观察家精选系列：巴尔干五百年+浪漫主义革命+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现代社会的形成（套装共4册）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浪漫主义革命：缔造现代世界的人文运动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版权页

目录

巴尔干年表

地图

引言 名称的由来

第一章 土地和其居民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注释

进阶阅读指南

巴尔干年表

（请注意，若干年份为大约或推测）

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堡建立。

395年 罗马帝国分裂。

6世纪至7世纪 斯拉夫人入侵和定居。

865年 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

1071年 曼齐克特（Manzikert）战役：塞尔柱土耳其人征服安那托利亚。

1204年 君士坦丁堡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遭洗劫。

1243年 蒙古人击败塞尔柱土耳其人。

1352年 奥斯曼土耳其人夺下加利波利（Gallipoli）。

1402年 埃迪尔内（旧称亚德里亚堡）成为奥斯曼帝国新首都。

1453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

1463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

1476年 瓦拉几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1512年 摩尔达维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1526年 莫哈赤（Mohacs）战役：奥斯曼击败匈牙利人，夺得布达。

1571年 奥斯曼海军在勒班陀战役中战败。

1573年 威尼斯人割让塞浦路斯给奥斯曼帝国。

1669年 奥斯曼由威尼斯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

1683年 奥斯曼进攻维也纳失败。

1699年 签订卡洛维兹（Karlowitz）条约。

1711年至1715年 法纳尔贵族（Phanariot princes）开始统治多瑙河各公国。

1718年 签订帕萨洛维茨（Passarowitz）条约。

1736年至1739年 俄、奥对土耳其战争。

1768年至1774年 俄土战争。

1770年 伯罗奔尼撒半岛起义。

1774年 签订库斯丘克—开纳吉（Kutschuk-Kainardji）条约。

1787年至1792年 俄、奥对土耳其战争。

1797年 威尼斯共和国灭亡。

1804年 塞尔维亚人第一次起义。

1815年 塞尔维亚人第二次起义。

1821年 希腊独立战争开始。

1827年 纳瓦里诺战役。

1830年 希腊独立。

1839年 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

1859年 多瑙河诸公国统一（成为罗马尼亚）。

1870年 创立保加利亚东正教地方主教职位。

1877年至1878年 俄土战争。

1878年 《柏林和约》取代《圣斯特法诺和约》；

保加利亚宣布自治；

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被承认为独立国家；

英国占领塞浦路斯；

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893年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成立。

1903年 伊林顿起义。

1908年 青年土耳其党起义；

波斯尼亚兼并危机。

1912年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阿尔巴尼亚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国界至1921年才确定）。

1913年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914年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建立。

1919年至1922年 安那托利亚发生希土战争。

1923年 希腊与土耳其签订洛桑和约并交换人口；

意大利轰炸科孚。

1939年 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1940年 罗马尼亚被迫割让领土给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意大利入侵希腊。

1941年 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1941年至1944年 轴心国占领时期：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

1944年至1945年 德军由巴尔干半岛撤退。

1946年至1949年 希腊内战。

1948年 铁托和斯大林意见不和。

1967年至1974年 希腊实行独裁政治。

1980年 铁托逝世。

1989年 东欧剧变。

1990年至1991年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发生战争。

1992年至1995年 波黑战争。

1999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发生战争。

2004年 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

斯洛文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007年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

2008年 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宣布独立，获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

2009年 希腊陷入财政危机。

2013年 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2015年 叙利亚内战升级，大量难民涌入巴尔干半岛。

地图

巴尔干半岛：地形图

奥斯曼帝国，155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87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91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93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95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200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地形图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egean Sea 爱琴海

Athens 雅典

Balkan MTS. 巴尔干山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rgas 布尔加斯

Carpathian MTS. 卡尔巴阡山

Constanta 康斯坦察

Cyclades 基克拉泽斯群岛

Danube 多瑙河

Dinaric Alps 迪纳拉阿尔卑斯山

Dniester 德涅斯特河

Drava 德拉瓦河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Edirne 埃迪尔内

Ionian Islands 伊奥尼亚群岛

Iron Gate 铁门峡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zmir 伊兹密尔

Jassy 雅西

Kavalla 卡瓦拉

Larissa 拉里萨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orava 摩拉瓦河

Nish 尼什

Patras 帕特雷

Pindus MTS. 品都斯山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Pruth 普鲁特河

Rhodope MTS. 罗多彼山脉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va 萨瓦河

Shipka Pass 锡普卡山隘

Siret 锡雷特河

Skopje 斯科普里

Split 斯普利特

Tirana 地拉那

Tisza 蒂萨河

Transylvanian Alps 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

Trieste 的里雅思特

Valona 发罗拉

Varna 瓦尔纳

Vienna 维也纳

Zagreb 萨格勒布

奥斯曼帝国，1550年左右

Aden 亚丁

Alexadria 亚历山大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Arabia 阿拉伯

Baghdad 巴格达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lack Sea 黑海

Cairo 开罗

Caspian Sea 里海

Chios 希俄斯岛

Crete 克里特岛

Cyprus 塞浦路斯

Cyrenaica 昔兰尼加

Dalmatian Coast 达尔马提亚海岸

Danube 多瑙河

Dnieper 第聂伯河

Don 顿河

Egypt 埃及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Fessan 费森

France 法国

Genoa 热那亚

Hejaz 汗志

Hungary 匈牙利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Jerusalem 耶路撒冷

Khanate of the Cremea 克里米亚汗国

Lepanto 勒班陀

Malta 马耳他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ecca 麦加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odon 默登

Mohacs 莫哈赤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nemvasia 摩尼瓦西亚

Morocco 摩洛哥

Naples 那不勒斯

Nauplia 诺普利亚

Naxos 纳克索斯岛

Nile 尼罗河

Persian Gulf 波斯湾

Portugal 葡萄牙

Red Sea 红海

Rhode 罗德岛

Rome 罗马

Rumeli 鲁米利

Sahara Desert 撒哈拉沙漠

Sharifate of Mecca 麦加领地

Sicly 西西里

Spain 西班牙

Syria 叙利亚

The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Tigris 底格里斯河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ripolitania 的黎波里塔尼亚

Tunisia 突尼斯

Venice 威尼斯

Vienna 维也纳

Volga 伏尔加河

Wallachia 瓦拉几亚

Yemen 也门

巴尔干半岛，1870年左右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Ankara 安卡拉

Athens 雅典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lack Sea 黑海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rsa 布尔萨

Crimea 克里米亚

Crete 克里特岛

Crotia-Slavonia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Cyprus 塞浦路斯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Drăgăşani 德拉加沙尼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Edirne 埃迪尔内

Greece 希腊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ail 伊兹梅尔

Izmir 伊兹密尔

Jannina 约阿尼纳

Larissa 拉里萨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nastir 莫纳斯提尔

Montenegro 黑山

Naples 那不勒斯

Navarino 纳瓦里诺

Novi-Sad 诺维萨德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hode 罗德岛

Romania 罗马尼亚

Rome 罗马

Ruse 鲁塞

Russia 俄国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rajevo 萨拉热窝

Serbia 塞尔维亚

Shkoder 斯库台

Skopje 斯科普里

Sofia 索非亚

Trikkala 特里卡拉

Varna 瓦尔纳

Venice 威尼斯

Wallachia 瓦拉几亚

Zadar 扎达尔

Zagreb 萨格勒布

巴尔干半岛，1910年左右

Aleksinac 阿列克西纳奇

Ankara 安卡拉

Athens 雅典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lack Sea 黑海

Bosnia-Hercegovina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rsa 布尔萨

Crimea 克里米亚

Cyprus 塞浦路斯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Greece 希腊

Ionian Islands 伊奥尼亚群岛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ail 伊兹梅尔

Izmir 伊兹密尔

Jannina 约阿尼纳

Larissa 拉里萨

Macedonia 马其顿

Mont. 黑山

Naples 那不勒斯

Nokopol 诺科玻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Patras 帕特雷

Pleven 普列文

Plizren 普利兹伦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omania 罗马尼亚

Rome 罗马

Ruse 鲁塞

Russia 俄国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rajevo 萨拉热窝

Serbia 塞尔维亚

Sheinovo 希诺佛

Skopje 斯科普里

Silistra 锡利斯特拉

Sofia 索非亚

Thrace 色雷斯

Varna 瓦尔纳

Veliko Türnovo 大特尔诺沃

Venice 威尼斯

Yeşilköy 雅西尔科伊

Zadar 扎达尔

Zagreb 萨格勒布

巴尔干半岛，1930年左右

Albani 阿尔巴尼亚

Athens 雅典

Austria 奥地利

Banat 巴纳特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Bosnia 波斯尼亚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lgaria 保加利亚

Chisinau 基希讷乌

Crete 克里特岛

Croatia 克罗地亚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Dobruja 多布罗加

Dodecanese Is. 多德喀尼群岛

Eastern Thrace 东色雷斯

Edirne 埃迪尔内

Fiume 阜姆

Greece 希腊

Hercegovina 黑塞哥维那

Hungary 匈牙利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ir（Smyrna）伊兹密尔（士麦那）

Jassy 雅西

Kavalla 卡瓦拉

Larissa 拉里萨

Macedonia 马其顿

Montenegro 黑山

Nish 尼什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omania 罗马尼亚

Salonika 萨洛尼卡

Scutari 斯库台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Skopje 斯科普里

Sofia 索非亚

Tirana 地拉那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rieste 的里雅思特

Turkey 土耳其

U.S.S.R. 苏联

Valona 发罗拉

Vienna 维也纳

Voivodina 伏伊伏丁那

Wallachia 瓦拉几亚

Western Thrace 西色雷斯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agreb 萨格勒布

巴尔干半岛，1950年左右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Athens 雅典

Austria 奥地利

Banat 巴纳特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osnia 波斯尼亚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lgaria 保加利亚

Chisinau 基希讷乌

Crete 克里特岛

Croatia 克罗地亚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Dobruja 多布罗加

Dodecanese Is. 多德喀尼群岛

Edirne 埃迪尔内

Greece 希腊

Hercegovina 黑塞哥维那

Hungary 匈牙利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ir（Smyrna）伊兹密尔（士麦那）

Kavalla 卡瓦拉

Larissa 拉里萨

Macedonia 马其顿

Montenegro 黑山

Nish 尼什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omania 罗马尼亚

Salonika 萨洛尼卡

Scutari 斯库台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Skopje 斯科普里

Sofia 索非亚

Tirana 地拉那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urkey 土耳其

U.S.S.R. 苏联

Valona 发罗拉

Vienna 维也纳

Voivodina 伏伊伏丁那

Wallachia 瓦拉几亚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agreb 萨格勒布

Zara 扎拉

巴尔干半岛，2000年左右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Athens 雅典

Austria 奥地利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Belarus 白俄罗斯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erlin 柏林

Black Sea 黑海

Bosnia-Hercegovina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ratislava 布拉迪斯拉发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lgaria 保加利亚

Chisinau 基希讷乌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Croatia 克罗地亚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Denmark 丹麦

Germany 德国

Greece 希腊

Hungary 匈牙利

Ionian Sea 伊奥尼亚海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Kos. 科索沃

Kiev 基辅

Latvia 拉脱维亚

Lithuania 立陶宛

Ljubljana 布鲁尔雅那

Macedonia 马其顿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insk 明斯克

Mont. 黑山

Moldova 摩尔多瓦

Prague 布拉格

Romania 罗马尼亚

Rome 罗马

Russia 俄罗斯

Sarajevo 萨拉热窝

Skopje 斯科普里

Slov. 斯洛文尼亚

Slovakia 斯洛伐克

Sofia 索非亚

Sweden 瑞典

Tirana 地拉那

Turkey 土耳其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Ukraine 乌克兰

Vienna 维也纳

Vilnius 维尔纽斯

Warsaw 华沙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agreb 萨格勒布

引言
名称的由来

一桩事物的名声、名称和外貌，常用的尺度和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起初几乎常有错误和武断……仅仅因为人们相信，这样的错误便一代一代流传扩张，直到渐渐成为这桩事物的一部分，变成它的本体。起初的外貌到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成了本质。

——尼采[1]

在20世纪末叶，人们谈起巴尔干半岛各国，仿佛它们早已长久存在。但两百年前，它们都尚未成形。那时它不被称为巴尔干，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鲁米利亚”，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苏丹治下受过教育的东正教臣民都称自己为“罗马人”，或只称作“基督徒”。对于熟悉马其顿、伊底鲁斯[1]、达契亚[2]和莫西亚[3]等传统地理名词的西方人而言，“巴尔干”一词几乎未能传达任何意义。一位旅人于1854年写道：“听说我们将要越过一个巴尔干国家，我兴起了许多期盼；但是我不久就发现，这个十分响亮的称号仅意味着一个分开水道的山脊，或一个山隘，并不一定有雄伟或浪漫的景色。”[2]

“巴尔干”一词起初是用来指称“古代赫默斯”山脉。受过传统训练的西方旅人非常熟悉这座“古代赫默斯”，他们由中欧到君士坦丁堡途中都会经过此处。19世纪早期，像阿尔比马尔伯爵这样的军官都勘探过山脉中尚不知名的山坡。一位普鲁士的外交官曾于1833年越过那里，他写道：“巴尔干的内部几乎没有被勘探过，它的高度也只经过少数几次准确的测量。”20年后，当约默斯中将的《巴尔干或赫默斯山脉旅行笔记》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被朗读时，这样的情况仍毫无改变。俄国军队于1829年及1877年向君士坦丁堡挺进时，也曾越过这些山脉。撰写1877年土俄通俗战史的一位作者写道：“横越巴尔干一定得看作这次战争中最了不得的一项成就。”[3]

到了这时，一些地理学家扩展巴尔干这个词的意义，用来指整个半岛区域。这大多是基于错误的假定，以为巴尔干山脉正好横越欧洲东南部的这个半岛，就像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的顶端一分为二。在18世纪，人们对于土耳其疆域的地理知识非常模糊。即使到了1802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平克顿也表示：“这块区域晚近的地图仍旧非常不完备。”大多数学者，包括这地区最早从事研究的希腊作家，都沿用更普遍的“欧洲的土耳其”一词，而且19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提及“巴尔干”。例如，大学者埃米·博伊的著作中就毫无记载，事实上，他对这整个区域有详细的勘探，记录在他1840年出版的《欧洲的土耳其人》，其正确和详尽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4]

19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少有人提到“巴尔干”民族。东正教的信徒包括希腊人与斯拉夫人，这些信徒中的人种差异和政治分歧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出来。1797年，希腊革命的煽动者里卡斯·维勒斯丁里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示，预言奥斯曼帝国必将败亡，同时宣布需要成立一个“希腊共和国”，鲁米利亚、小亚细亚、多岛海[4]、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所有居民都将是此共和国里的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在里卡斯这个未来的庞大共和国中，希腊文不仅是学习的语言，也是官方语言。晚至19世纪50年代，见闻广博的评论家仍旧嘲笑“那些肤浅的观察家，他们视斯拉夫人为‘希腊人’，只因为绝大多数的斯拉夫人信奉‘希腊’的宗教”。甚至有德国学者卡尔·李特尔提议，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区域称为“希腊半岛”。英国历史学家佛里曼于1877年写道：“直到最近，信奉东正教的土耳其臣民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仍像是希腊人。”[5]

斯拉夫民族主义明显地兴起之后，人们难以确认哪种形态的国家和民族秩序会继承土耳其帝国。有些评论家猜想，在奥斯曼帝国绝对宗主权的统治下，会出现众多自治的基督教政治组织；也有评论家预期，这个区域将分裂成一个希腊国家与一个南部斯拉夫联邦。几乎没有人正确预见实际的分裂过程。一位法国作家于1864年写道：“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还常听到人们问及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属于哪一国，俄罗斯、奥地利，还是法兰西？有些梦想家回答‘这些人属于他们自己’。这样的乌托邦思想真是何等有趣、何等可怜。”[6]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土耳其”是巴尔干最受欢迎的地理称呼；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一称谓显然余日无多。19世纪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等国家相继崛起，列强则瓜分剩下的部分。1878年到1908年之间，欧洲外交会议屡次削减奥斯曼帝国的疆土，并将剩下的版图交给强权国家看管。西方的旅人、记者和宣传人士纷纷涌到这个区域，使“巴尔干”这个词大为流行，获得新的、更加广泛的使用。到了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统治）时，巴尔干已成了通用的词汇。讲究用语纯正的人因此甚感不安。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怒气冲冲地谈到“东南部的欧洲——或者像人们时常说的、那个错了半个世纪的名词——巴尔干半岛”。一位保加利亚的专家对于“这个区域……（被）误称为巴尔干半岛”也不平地抱怨。但这样的腐论抵挡不住潮流。不到半个世纪，新的地理概念已在日常用语中扎根，而这主要起因于军事和外交上的突变。1917年，在有关“东方问题”的标准历史记载中已经描述“那片土地被上一代地理学家称为‘欧洲的土耳其’，但政治变迁让我们必须为它寻找新的名称。常见的名字是‘巴尔干半岛’，或只称作‘巴尔干’”。[7]

一开始，巴尔干就不只是个地理概念。这个名词像它的许多前身一样充满了负面含意，如暴力、野蛮、原始，我们很难找到与其匹敌的词汇。“为什么要称作‘野蛮的欧洲’呢？”新闻记者哈利·德温特在他1907年写的同名书中问道，“因为……这个词生动地形容了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一些荆莽未开、无法无天的国家。”叛乱和报复在此地已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更在1900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展开炸弹攻击，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被刺杀，以及巴尔干两次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之后达到了高潮。因为这样的历史形势，所以欧洲才很快地将这个区域跟暴力和流血联想在一起。战祸又起为时十年，1922年希腊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击败，有差不多两百万难民被迫背井离乡，但是情势仍无改变。没错，巴尔干的人民现在是自行统治了，一如许多为他们仗义执言的西方人士所愿。但结果如何呢？不能自给自足的、互相敌对的、内部冲突不断的小国家遍地林立。这种情形看起来简直像“小邦”，正是反对民族国家无限制出现的人所畏惧的。自由主义者觉得一个分裂又不稳定的现实世界很难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自决理想。在像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新国家里，19世纪的民族主义使原本的古代小邦能够结合成较合乎经济理性的大单位，但在巴尔干，结果却恰恰相反。[8]

在战争更迭之间，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将这个区域变成了一个舞台，上演着贪污腐败、动辄杀人、随手犯罪等异国情节。在安伯勒写的《狄米崔厄斯的面具》中，巴尔干象征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本身的道德败坏。在阿嘉莎·克莉斯蒂1925年写的《烟囱的秘密》中，巴尔干则为穷凶极恶的波里斯·安立科夫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他来自“巴尔干的一个国家……主要的河流，不为人知。主要的山脉，也不为人知。首都，伊卡瑞斯特。人口，大部分是盗贼。嗜好，刺杀君王和发动革命”。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在游记《黑羔羊与灰猎鹰》的开头写道：“暴力就是我对巴尔干所知的一切！我对南部斯拉夫人所知的一切！”雅克·特纳1942年执导的黑色影片《豹女》甚至更加过火，透过影片中备受煎熬的塞尔维亚女主角，将巴尔干变成了“古老的罪”的温床；这种罪恶将人类变成了杀人劫色的掠夺者，威胁要摧毁普通美国人“正常、快乐的生活”。[9]

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陈腔滥调已变得比较没有力量。冷战期间，“巴尔干”从西方人意识中消失，“铁幕”贯穿了东南欧，将希腊和它的共产主义邻邦隔开。阿尔巴尼亚让外人根本难以参透；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受到美国决策者和欧洲新左翼的偶像崇拜；南斯拉夫国内的国际不结盟和工人自我管理的口号，反而在国外更受关注。一般人知道的是，希腊成了“西方世界”的边缘，其他巴尔干国家则是共产主义东欧世界最少被研究的部分。大众旅游将数以万计的人带到了巴尔干的海滩和滑雪坡，将农民文化转变成餐后的余兴。明媚景色取代了暴力，大多数游客想象中最麻烦的问题不过是差劲的道路和匪夷所思的盥洗设备。

这些都是随着冷战而来的长期和平给欧洲的裨益。对今天许多人而言，这些和平景象看起来不但遥不可及，而且如梦似幻；也像个裂口，巴尔干各国的真正性格透过它若隐若现。自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我们比较容易将东南欧再度视为一个单纯的实体，但是它那根深蒂固的贬损含意却也重新出现。的确，南斯拉夫分裂而促成的战争大概已使这些含意较以往更深植于人民的想象中：现在受到西方谴责的不仅有专制主义，还有种族差异，以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长期历史鸿沟。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我写这本书的主要挑战，正在于能否以新的角度来看巴尔干，而不是透过我们长久习惯的有色眼镜看到一个扭曲的“巴尔干”。

* * *

西方人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应该发展了不止一个世纪，否则这些印象为何仍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就委实难以解释。这个名词虽然近来才产生，却是奠基于西方深层思想之上。其中一种刻板印象来自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紧张对立，形成于十字军1204年劫掠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时。当然，更重要的因素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那道互相不了解的鸿沟。这两个世界为了在欧洲争夺疆土和信徒，已缠斗了超过千年——开始于公元7世纪，至17世纪末叶仍不止息。

第一次“圣战”[5]将穆斯林文化拓展到一片广袤的区域，西至西班牙（和大部分非洲），东到印度和中国边境。“基督教国家”为了对抗，展开了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光复运动（reconquista）,收复南部意大利的运动，以及最为首要的“十字军东征”。借用历史学者埃立克·克理斯琴森的话，“地中海的神圣战争终究是时间、金钱和人命的可悲浪费”。话说回来，基督教对抗撒拉森人[6]两个世纪，虽未能重夺耶路撒冷，却加强了基督教欧洲对异端人士和异教徒在军事上不宽容的传统，尤其是不能容忍穆斯林。伊斯兰国家仍接受非穆斯林为臣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非穆斯林常是多数人口），反倒是基督教国家驱逐穆斯林（而且从中世纪起便严格控制犹太人小社群的居住地），视他们为威胁。[10]

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国家的第二次军事行动是以中亚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为前锋。11世纪到17世纪之间，土耳其人民逐渐侵蚀并击败拜占庭帝国，征服了基督徒在爱琴海东边的殖民地，占领黑海周边，最后他们经由匈牙利，挺进到中欧的日耳曼心脏地带。奥斯曼的军队还两度包围维也纳。基督徒认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证明了东正教已经衰亡，拜占庭的帝国体制走向毁灭，这是神对世人所犯罪恶的惩罚。当土耳其的船舰在意大利外海巡弋的时候，虔敬的天主教徒都听从教会指示要“祈祷伊斯兰教毁灭”。奥斯曼王朝也许将自己视为罗马和拜占庭普世帝国体制的继承者，是“神在地上的影子”。但对许多基督教徒而言，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理查德·诺尔斯，它是伊斯兰教威胁的最新化身，是“世人当前的恐惧”。[11]

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宗教上互相憎恶，16世纪的欧洲人仍很敬畏土耳其人的势力、领土和效率。“Gran Signore”（大人），即普为人知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视为或许是当时已知世界中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代的观察家形容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皇帝们的继承者，与基督教军队毫无军纪的状态对比鲜明。1525年，法兰西国王兼“教会的长子”费朗索瓦一世寻求与苏莱曼大帝[7]结盟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让基督教国家原本摇摇欲坠的联合阵线终于崩塌。这次“百合花与新月亵渎神明的结合”正是天主教法兰西和土耳其人长期联合的开端。威尼斯人也对奥斯曼帝国似乎无垠的疆土和无限的人力印象深刻，这帝国机器为战争而建。他们的大使马可·密尼欧在1521年已经警告：“大人”已掌握通往所有基督教国家之钥。[12]

英国作家富勒在1639年写道，苏丹的帝国是“太阳之下最庞大、最固若金汤的帝国。将大海和陆地加在一起……由西方的布达到东方的陶瑞斯，它延伸之地大约有3000英里……它位于世界的中心，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向他所有的边境居民挑衅，并掌握着欧洲、亚洲和非洲最富饶的国家”。它的两个大都会君士坦丁堡和开罗规模之大，让访客敬畏不已，也使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罗马如小巫见大巫。它的壮丽让邻近纷闹的基督教国家黯然失色。它的权势吸引欧洲人，也令他们退避三舍。针对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亨利·布朗特爵士曾评论说：“看见那么多人离开我们而投入他们，而他们只有那么少人归向我们，仿佛目睹对面有一场兴盛的运动，吸引人们共襄盛举。”[13]

后来，这种对奥斯曼政权的尊敬论调开始渐渐消失。从17世纪的下半叶，远在孟德斯鸠论及专政体制的著作出现之前，奥斯曼的统治便日益被描述成“暴政”或“专制”。早先对它宗教宽容的描述减少了，人们愈来愈强调它缺乏合法性，它严重的贪污、苛捐杂税、司法不公，并预言它终究要灭亡。

这样的观点转变，正当土耳其人及其对手之间的权力均衡发生明显的变动之时，此时奥斯曼的军事扩张仿佛已到了极限。由于贸易和帝国组织横越了大西洋，商业资本主义兴起，而且三十年战争后新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愈来愈强盛。尤其是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后，奥斯曼饱受军事威胁，因而基本上改变了东欧和黑海区域的权力均衡。1683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利，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从此时开始式微：哈布斯堡的军队攻下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及其附近地区，让基督徒大量移居至此，构成了军事前哨区。奥斯曼内部国力也愈来愈虚弱，帝国官员已经注意到中枢对于行省的控制日益无力。悲悼16世纪的黄金时代成了奥斯曼政治文学中的惯用主题。帝国大部分地方，当然也包括巴尔干，人民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14]

价值观的大幅度变动，伴随着这些政治和经济进程。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兴起为欧洲带来了新的政教分离主义，并统合了精英文化，使奥斯曼的政治—宗教结构似乎显得过时。也是从此时，西方开始谴责过分自负的宗教势力，包括腐败的东正教教士与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并延续至今。在旅人、博学者和哲人的著作中，出现了强力的、新的两极论，例如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爱好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欲望的、缓慢的、梦幻的——对于关心自己的西方游客而言，东方的一切都像镜中之花。[15]

巴尔干本身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过渡文化区——位于欧洲却又不属于欧洲。19世纪的旅人比前人有更敏锐、更注重价值的辨别力：他们一踏上奥斯曼的土地，便意识到自己已离开欧洲来到亚洲。1875年，年轻的伊文斯[8]站在哈布斯堡王朝克罗地亚和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的界河萨瓦河岸边，开始“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新世界里。波斯尼亚人说萨瓦河的另一边是‘欧洲’，他们说对了：事实上，五分钟的航程就能将你载到亚洲。见识过土耳其辖下叙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及等行省的旅人，当他们来到波斯尼亚，都会立刻惊讶地发现这个欧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亚洲和非洲景色”。西方人士还注意到，私人财物在这里并不安全，奥斯曼法律奥秘难测，而且统治者与臣民信奉的宗教有极鲜明的区别。总之，当地给西方人留下的美学的，乃至戏剧性的印象，让西方人大为惊艳——那些出人意料的颜色、气味，混杂的民族。1812年，年轻的亨利·荷南在伊奥尼亚群岛对面的普勒维扎登陆，他写道：“进入这些区域，景色突然一变，你看到眼前有新的生物，带着富有东方意象的所有华丽装饰，它们长久以来就在我们对东方故事的想象里，乐趣横生。由于宗教等背景环境，土耳其人有全然一致的习惯，所以这样的景色变化在你可能进入的第一个土耳其城镇，跟那些更远离欧洲边境的土耳其城镇一样，几乎同样引人注目。”一个世纪以后，一位年轻的俄罗斯记者，即后来成名的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夕乘火车由布达佩斯前往贝尔格莱德，他由车窗望出去，不禁高兴得大喊：“东方！东方！一个有不同面孔、服装、种族和文化水平的混合物，多么奇妙！”[16]

这种令人惊惶的欧亚之间或东西之间的文化互相渗透，在现代对巴尔干的多数描述中都有体现。欧洲被看作一股文明的力量，在消极的东方文化中埋下一颗震撼弹。旅人惯常对“欧洲式”的生活迹象发表高见，例如有玻璃窗的房子、金属餐具、夜总会，或有台球室的大饭店。巴尔干的城市则都被形容成有欧洲的门面，门后却是东方的现实景象——意味着景色如画，但是肮脏不洁、臭味四溢、没有生气、缺乏规划。铁路是欧洲的，但马车道不是；科技铁定是欧洲的，宗教仪式却不然。社会结构几乎总是被分成现代化的表面和传统的本体。东方的种种现实，如宗教的势力、普遍的农业贫困等，都被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不曾改变。由许多记述中可看出，到了19世纪末叶，西方旅人实际上已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看待巴尔干——他们接触的都是文学中东方醉人的欢愉和感官的享乐，就像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描写的那样。

在外交方面，尽管奥斯曼帝国和法兰西有联系，它长久以来仍不被视为欧洲强权集体行动的一分子。例如，它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没有代表权，也被国际法的评论人士排除在“基督教国际大家庭”之外。是现实政治[9]——奥斯曼帝国明显的衰亡，与令人担忧的俄罗斯的崛起——将奥斯曼带上国际舞台。欧洲列强帮助土耳其打赢了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终于在1856年宣布“允许‘高门’[10]参与欧洲的公法与制度”。但高门也被要求推行财产、司法与宗教平等的改革，信奉基督教的列强坚持这些制度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需的。[17]

土耳其人本身却从来没有被欧洲人接纳。在19世纪日益种族化的词汇中，土耳其人是统治“欧洲文明诞生之地”的“亚洲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约翰·罗素勋爵[11]于1828年写道：“土耳其人显然在各方面都不同于欧洲其余的民族。”甚至连莱瑟姆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头脑最清楚的民族志学者都表示：“若不严格来看，土耳其人就是欧洲人，就像新英格兰人是美国人一样。”莱瑟姆完全不认同土耳其人是“欧洲的新来者”或“亚洲人”，大肆嘲笑这类的观点，同时觉得土耳其人的宗教使得他们成了“欧洲体系中难以对付的成员”。穆斯林普遍被西方人误认为比基督教臣民更“好战”。一位美国外交官于1842年写道：“没有任何古代或现代的战争像土耳其人对抗希腊人的战争那样狂暴和残忍。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能够长期缄默，冷眼旁观它的暴行，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尽管有作家反驳，如乔治·芬利曾写作《希腊独立战争史》，不遗余力地抨击双方的“灭种战”，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暴力只会来自战争双方中的一方。格莱斯顿[12]公开谴责“保加利亚恐怖事件”[13]时，便曾有效地利用这种单方暴行的观点，这也证明了尽管有证据显示基督徒也从事暴行，或屡次故意挑起暴行，保持此观点的人却完全不为所动。伊迪丝·杜韩[14]如此总结西方人的态度：“当穆斯林杀穆斯林，那不算一回事。当基督徒杀穆斯林，是正义的行为。当基督徒杀基督徒，那是判断失误，最好不要谈论。只有当穆斯林杀基督徒时，我们才认为是十足的残暴。”[18]

基督教欧洲对于穆斯林受害者视而不见，因此忽略了奥斯曼帝国衰亡所引发的巨大人口迁移。奥地利地质学家埃米·博伊于1854年写道：“在西方，人们时常谈到要将所有的土耳其人（即穆斯林）迁到亚洲去，以便让欧洲土耳其变成一个独尊的基督教的帝国。这就如同以不人道的命令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或将新教徒逐出法兰西一样，而且事实上几乎行不通，因为欧洲人常常忘了，在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权利，跟其他基督教同胞的权利一样由来已久。”根据一项估计，在1821年之后一个世纪内，大约有500万穆斯林从奥斯曼在巴尔干和黑海区域的土地上被赶走；光是在巴尔干，就有170万到200万之间的穆斯林于1878年至1913年自愿或非自愿迁往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所在地。土耳其语因此衰退成区域性的语言，殖民城市被信奉基督教的新来者接收，奥斯曼的建筑都遭到恣意破坏或任其坍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杰作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遭到炸毁，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极端去伊斯兰化的延续。[19]

1912年到1913年间，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崩溃，许多西方人士都将此视为“亚洲的”强权终于被逐出欧洲的标志，是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力量和种族力量的胜利。当时的美国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报道，亚洲土耳其人强行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统治其欧洲的臣民，摧毁他们的意志。土耳其人设法让欧洲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增强自己的种族势力，却终究无法胜过自己统治之下的欧洲人种。现在，“‘土耳其人’将循许多世纪前他们来时的路返回亚洲，与欧洲人的来往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对欧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古时期欧洲的野蛮，欧洲的美丽和污秽，欧洲轻率的信仰”。至于未来，摩尔预测土耳其帝国以前的统治者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预测，这些已扩大的巴尔干国家会沿着现代路线快速发展，因为我们已见到它们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至少部分实现了采取欧洲文明制度的热望”。[20]

摩尔的预测完全符合一般自由派的期望，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民的文明能力有高下之别。不少欧洲人士因为相信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应自奥斯曼统治中解放，而在欧洲其余地方奔走游说：摩尔的说法则揭示了支持这些说客的观念。但正是这种论调导致了随后几乎不可避免的失望。早在1836年，在巴尔干民族主义首次得胜之后，一位前往希腊的法兰西旅人记录下他情绪上的变迁。他写道：“成为土耳其人奴隶的希腊人是受人怜悯的。希腊人一旦获得自由却使人恐惧。他们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偷窃和袭击，纵火和暗杀成了他们的消遣。”于是，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在1912年被迅速甚至是粗暴地粉碎了。刚刚才打败奥斯曼军队的几个巴尔干国家立即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彼此兵戎相见。不时传出的新闻透露，他们的正规军以残暴的方式对付平民，尤其是在马其顿、科索沃和黑山。托洛茨基曾报道说：“当你靠近看它，会看到这一切。肉正在腐烂，人肉和牛肉都一样；村庄变成了群立的火柱；人们要杀光‘12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变成了野兽，失去了人性。”[21]

然后，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被信奉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卜刺杀身亡。20世纪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和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变成了欧洲大陆的浴血惨剧，终于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就因为这样，巴尔干从此在欧洲人意识中受到诅咒。只有那些对这些小国怀抱最热烈希望的人才继续力争，说它们值得援助。愿意主张不把欧洲的文化设想强加给巴尔干，从其自身理解巴尔干的人就更少了。

* * *

若想对巴尔干半岛有更真实、较少偏见的了解，一定得设法解开人们对这个区域看法的形成方式；这些看法不但受到当地事件的影响，也受到欧洲自我认同和文明发展的宏观叙述的影响。基本的史学挑战是如何将奥斯曼统治时期的巴尔干纳入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对许多著名的欧洲学者来说，答案一直很明显。约翰·马里奥特爵士在谈及东方问题的严肃历史论述中，一开始便明确地断言：“这个问题首要且最重要的因素，是异族本质的存在，那个异族便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个问题深植在欧洲人的血肉之躯内。”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断绝了巴尔干与欧陆其余国家的联系，并且为这个区域带来了新的黑暗时代；借用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哈勒基的话，这是因为“在欧洲历史过程中，欧洲实际上等同于基督教世界”。在土耳其人出现以前，巴尔干只是受蔑视程度稍轻的拜占庭帝国的一小部分，这项事实更加强了上述看待东方问题的方式。[22]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欧洲等同于基督教世界的笼统说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尼古拉·伊欧加两人都主张，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才是拜占庭东正教“普世之国”的继承者，其实这正是延续征服者穆罕默德[15]的看法。伊欧加特别提出，曾有一个“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在苏丹们的统治下存活了下来。但是这种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绑在一起的亲密论不被大部分人接受。更多的学者，大概是一伙持通俗之见的人，追随的是哈勒基的想法。哈勒基坚称：“由欧洲观点来看，我们必然会注意到，在血统、传统和宗教上完全不同于其欧洲臣民的奥斯曼帝国，并不能以新形态的文化统合境内的欧洲人，反而带来落后的异族统治，使这些欧洲人对欧洲历史的参与中断了大约400年。”

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国家就是顺着这种逻辑，回头向中古或古典时期寻找民族的根，并且鼓励历史学家尽可能快速地略过奥斯曼统治时期，仿佛那些岁月中不会冒出什么美好的事物。日夫科夫[16]在1981年宣称：“当保加利亚在14世纪末落入奥斯曼帝国统治，它历史发展的自然路线便中断而且倒退。”日夫科夫的这般看法产生于他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前，并且延续至该政权倒下之后。塞尔维亚关于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传说，[17]反映出对于历史遗绪的同样迷恋。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迹维护人士更倾向钻研古代、拜占庭或现代的历史，而较少研究奥斯曼时期。英国历史学家并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国家有多少传承自盎格鲁—撒克逊、诺曼或汉诺威王朝，但巴尔干就无法逃避有关持续、断绝和历史遗绪的问题，因为哈勒基所称的“欧洲视角”已经在巴尔干的学者和舆论中制造了先入之见。这并不表示巴尔干人民容易在时间的迷雾中迷失自己，而是既为欧洲人，就要否定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合法性。帮助民族主义者奋斗，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正是欧洲俱乐部的成员觉得有必要去做的受人尊敬之事。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和焦虑，表现出他们为了承接欧洲历史渊源所做的努力。[23]

巴尔干在欧洲长久以来恶名昭彰，若干学者因此总想挖掘出这个区域的优点。巴尔干国家的近代史呈现为民族国家相对其敌人不可避免、理所当然的胜利。不过最近，由于对民族主义感到幻灭，许多人开始缅怀帝国的盛世：新的奥斯曼史学趋势是强调苏丹治下的种族共存和宗教共存，将这个帝国视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乐园——虽然彼时这一理念尚未诞生。但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虽然对旧的负面观点做出了修正，却没有多大改进。真相是，虽然许多世纪以来奥斯曼比多数基督教国家更能接受宗教共存，但这跟宗教平等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巴尔干没有种族冲突，并不是因为“容忍”，而是因为苏丹的臣民没有民族的概念，以及因为基督教强调“信徒的同心”而非种族的团结。[24]

规范性的历史是将某个历史演进形态设为标准，然后解释该历史形态以外的偏差。19世纪的人认为历史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它描述的乃是某个社会由落后和野蛮迈向文明的进步路途上的成败情形。20世纪学者谈论的是由传统到现代的途径，他们虽然改变了术语，但仍保留了相当多同样线性的看法。他们利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一般假设模式，去了解巴尔干的国家和社会何以依然贫穷不安定，不曾达到它们应当达到的境界。然而东南欧的相对贫穷或种族暴行是否真能解释成落后的标记，仍是疑问。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混合在许多世纪里都相当稳定，在绝大多数时间中，根本没有种族冲突，那为什么就在最近这一两个世纪中，这里的种族秩序在政治上变得骚动不安呢？当代事件如大众政治、城市化与工业化生活、新国家结构的兴起，以及识字率普及和科技传播，都对巴尔干半岛产生影响，且重要性不逊于长久以来认定的宗教派别、农民安土重迁意识和种族裂痕。然后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口中的历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推翻任何的欧洲优越论。因为欧洲不但给予巴尔干各国定义其民族的方式，也给予它们意识形态上的武器——主要是现代浪漫的民族主义——来毁灭它们自身。换句话说，要了解巴尔干就必须去注视历史本身，历史并不是一面让我们掩饰过去、自照美德的镜子。

[1] 伊底鲁斯（Epiros），希腊与阿尔巴尼亚交接地带。——译者注

[2] 达契亚（Dacia），古代多瑙河以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罗马尼亚。——译者注

[3] 莫西亚（Moesia），在今天的保加利亚。——译者注

[4] 多岛海（Archipelago），爱琴海的旧称。——译者注

[5] 圣战（jihad），阿拉伯语意为“斗争”。——译者注

[6] 撒拉森人（Saracen），中世纪欧洲对横亘东方的伊斯兰世界的称呼，含有贬义。——译者注

[7] 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Great），即苏莱曼一世（1495？—1566），奥斯曼帝国苏丹（1520—1566），在位时对外进行战争，扩张领土，对内改革行政制度，颁布法律，使奥斯曼帝国达到极盛。——译者注

[8] 伊文斯（Arthur Evans，1851—1941），英国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发现“迈诺斯文明”。——译者注

[9] 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或外交政策，视维护国家利益为制定国际政策的主要依据。——译者注

[10] 高门（Porte），指1923年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政令皆由此出。——译者注

[11] 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英国政治家，曾两次担任首相。——译者注

[12] 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任首相，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出兵侵占埃及。——译者注

[13] 保加利亚恐怖事件（Bulgarian horrors），奥斯曼帝国于1876年镇压保加利亚人民的暴动，格莱斯顿以此名称显示其血腥程度。——译者注

[14] 伊迪丝·杜韩（Edith Durham，1863—1944），英国人，中年时因身体因素而移居阿尔巴尼亚，并爱上了这块土地，撰有阿尔巴尼亚的游记。——译者注

[15] 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1432—1481），奥斯曼帝国苏丹（1451—1481），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吞并了塞尔维亚大部、希腊全境和几乎全部的爱琴海岛屿。——译者注

[16] 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保加利亚领袖，1956年执政，在位长达35年。——译者注

[17] 科索沃境内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两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历经数个世纪。自1389年塞尔维亚传奇领袖拉萨尔因抵抗土耳其军队在科索沃被杀后，此地就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圣殿。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科索沃大批塞尔维亚人遭屠杀或被迫离境，阿尔巴尼亚人则大量移入。——译者注

第一章
土地和其居民

先考虑山脉。

——布罗代尔[1]

数百万年以来，地球的地壳板块移动着，在沿着欧亚两洲之间地层边界的地中海推挤出一连串山脉。它们由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东边的东南欧山脉，最终连上小亚细亚和中亚的山系。在它们北边，从加莱[1]至乌拉尔山之间，有大片绵延不断的欧亚低地。那里降雨丰沛，耕地众多，还有无数可供航行的河流联络内陆和海洋。在它们南边，景象则完全不同：沃野良田少见，土地支离破碎，雨量也很稀少。

巴尔干山脉不像盘踞伊比利亚和意大利半岛颈部的山脉，它未能提供防御的屏障，以致这个区域门户大开，易受东、北两方的攻击。另一方面，巴尔干山脉不规则的地形妨碍人们在山谷间移动。与半岛外面的来往常较半岛之内的联系更方便，因此像杜布罗夫尼克[2]，它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与威尼斯的联系就比贝尔格莱德来得密切。于是，山脉使得此区域内的经商成本高昂，也使政治统一过程变得复杂。

由天上到海上，每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山脉的影响。雨影[3]使巴尔干半岛无法享受欧洲大陆性气候区所享有的充足湿气。黑山的科拉辛，每年平均降雨量为2600毫米，但它东边一点的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每年平均降雨量却只有46毫米。由达尔马提亚迤逦往希腊西部的狭长海岸带，享有足够的雨量能抵挡地中海的酷热夏日。科孚岛[4]上的植物很繁盛；对比之下，基克拉泽斯群岛[5]则燥热干枯。前者能够自给自足，后者却要仰赖进口粮食维生（由战时人民的饥馑状态得知）。一般来说，巴尔干山脉以东每年的降雨量至少比西边少250到500毫米，甚至导致肥沃的平原会一再发生干旱。在19世纪中叶一位勇敢的英国妇女的眼中，瓦尔达尔河谷是“干燥又多沙的平地。这片原野上几英里内都看不到任何树木”[2]。

在地中海型气候区，水道会在夏季干涸，留下满是岩石的河床和峡谷。丘陵上水源短缺，土地干枯龟裂，不宜人类居住，只宜耐旱植物。亚瑟·伊文斯于1875年走过黑塞哥维那的喀斯特地形时，他表示：“我逐渐痛苦地领悟到这片山脉的奇怪特征。”他继续描述：“没有水源，景象苍凉……到处升起低矮的山，都仅是一堆堆碎裂的石灰岩，寸草不生……恰可比石化的冰河或月球表面。”在夏雨充沛的地方，山林茂盛——大多是榉树、橡树和西洋栗——显示了流水常年不绝。尽管如此，巴尔干半岛仍比欧洲其他地方（除了西班牙南部和马耳他岛）遭受更多的干旱。晚至1917年时，黑山境内还有人因缺水而死亡。[3]

巴尔干半岛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此干燥。在洛多皮山脉，[6]河水常年流淌；阿尔巴尼亚的丘陵地会让旅人想起阿尔卑斯山的草原。往东一点看，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北部都享有接近中欧的气象形态。漫漫寒冬和大雨滋生出人类无法通行的橡树密林，它一度覆盖着塞尔维亚低地的大部分地区。金雷克在他写的《日升之处》一书中，描述他1834年骑马前往君士坦丁堡：“两边有一望无际的高大橡树林包围着我们。要通过这片密林，得走上超过100英里的路。” [4]

在巴尔干东方，多瑙河入海口与南边大草原和黑海拥有共同的气候特色，但因它位于喀尔巴阡山的雨影区，仍受缺乏降雨之苦。山脉使得地中海气候区和北部与东部气候区之间有异常鲜明的对比，由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科托翻山越岭到黑山的旧都策廷耶的路上，任何人都能感觉出气候的变化。一位旅人曾越过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境内的巴尔干山脉，他写道：“天气突然改变了。暖和的空气围绕着我们。从赫默斯山的南坡开始，整片欧洲土耳其都徜徉在令人愉快的气候中；有热带的所有魅力，也有稍高纬度的活力，却不必承受这两种气候的不快。” [5]对这位鲜少晒到阳光的北方人而言，只要离地中海愈来愈近，即使是瘟疫也不足以夺去他的温暖幸福之感。

河流是繁荣与否的关键因素，因为在现代以前，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容易且成本较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有很多联结海洋与内陆的通行河道造就了“欧洲奇迹”。但类似西欧的莱茵河、罗讷河河流系统，或东欧的维斯瓦河—第聂伯河贸易航道，却没有出现在欧洲大陆的东南部。巴尔干的河流在冬季会形成凶猛的急流，而且有的下切得太快不利航行，有的缓慢蜿蜒，从最近的出海口曲折地流走。重要的河流，例如萨瓦河、瓦尔达尔河和阿里亚克门河，因此在贸易与交通用途上都很有限。1867年亨利·托铎由瓦尔达尔河南下旅游，他描述：“这条内陆交通大动脉的沿岸完全没有城镇，没有什么比这更惊人了……河流本身若只是在一道河流中奔驰，景色非常之美，但是……使它有利于航行的工作现在却成了困难的任务。” [6]甚至连多瑙河对巴尔干的贡献也不如预期，因为它被山脉阻断，到不了地中海，只能往黑海北行——从商人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错误的方向。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水位较浅的多瑙河每年结冰达两三个月之久。而19世纪早期之前，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争夺着多瑙河，当时它几乎根本无法供作商业用途；来往于巴尔干和中欧的贸易商旅都是走陆路，前往奥斯曼帝国都城的旅人和外交人士则是只在多瑙河走了一半，再借由陆路完成旅程。

阻碍河流入海的山脉同样使人们无法建设运河。英法两国的运河却在18世纪使两国的商业繁荣昌盛。山脉也让铁路建设变得复杂。铁路缓慢、渐进地由欧洲大陆西、北两方铺向东南，就像拓荒城镇从木造改建为砖造一样。德国基本的铁路网到了1870年已经完成，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末延伸至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领地，但多瑙河以南的铁路干道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以后才铺设。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当局都决心将它们在巴尔干半岛的版图现代化，但是政治、战略和地形上的种种因素干扰了铁路建设。即使铁路能让货物由海岸地区运至内陆市场，也无法帮忙建立更统一或协调的区域经济。巴尔干半岛的铁路网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7]以西的欧洲来得稀疏：20世纪20年代的希腊每1000平方公里只有21.9公里的铁路，战前的旧罗马尼亚王国只有31.5公里，而法国有97公里，德国有123公里，比利时有370公里。[7]

奥斯曼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在各区域间铺设的广大道路网，并借由客栈、商旅客店和驿站发展出有效的邮政服务，让中亚突厥政府信使必要时能每隔几个钟头就找到替换的新马和住宿之所。不过，这个系统到了18世纪面临瓦解：邮递时有延迟，马匹并不足够，虽然仍有旅人在1841年认为它发挥得不错：“或许是这个国家中唯一有合理组织的公众服务。”到了19世纪中叶，道路路况变得很差，有人因此怀疑土耳其当局是故意使公路失修。有一位作家断言：“所有野蛮的王侯都自觉欣喜，认为道路情况不良可以加强他们领土版图的自然防御力量。”山里的村民对不良的道路也有自己的打算——它们使政府难以前来征收赋税。差劲的路况当然也增加了贸易成本。肥沃的莫纳斯提尔平原在19世纪中叶出口极少，有人判断便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以外就没有公路，使得出口近乎不可能”。同时期的保加利亚的道路都处于“自然状态”，据说“在夏天还相当管用”。20世纪30年代，比萨拉比亚[8]的道路在欧洲恶名最著。在塞尔维亚亲王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下令修补之前，由贝尔格莱德到克拉古耶瓦茨的100公里路程竟然要花上一星期。

从19世纪中叶起，巴尔干半岛上都在进行道路修补计划。不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总督所做的修补在其调任之后常被轻易中断。例如，19世纪60年代塞瑞斯附近铺设的一条新公路因为缺少维护，五年以后就无法让有轮的车辆通行。19世纪末成立的萨洛尼卡[9]自行车俱乐部无法到城外旅游，便是因为路况实在太坏。铁路的兴起虽然曾受到奥斯曼政府关注且着手建设，但由于货物和商业都转给火车运输，使地方公路的状况甚至变得更差。[8]

如果说维护良好的公路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形态并非必要，那主要是因为帝国境内的驮兽比与帝国竞争的地方更为优良，例如水牛、骡、驴，还有最重要的特别武器——骆驼，后者的新奇和重要性让同时代的人大感惊讶。1684年，即土耳其人在维也纳被击退后一年，约翰·克里斯多夫·瓦格纳在他对奥斯曼版图的彻底调查报告中对这种“奇妙有用”的动物有长篇的称颂，他说骆驼“名声显赫”，是“上帝最好的创造物”。蒙塔古夫人[10]于1717年写信给她的朋友说：“我该告诉你什么呢？你一生从未见过骆驼，或许你对它的描述会感到陌生。”每当奥斯曼大军在军事攻势季节之初，要由埃迪尔内或君士坦丁堡快速挺进时，都特别依赖这种性情沉稳的动物：它们能够背负重担走过泥泞道路，毫不在乎烂泥，比马匹更不觉得累或渴。康斯坦丁·米海诺维奇在15世纪末见识过奥斯曼军队的后勤状况，他表示：“有300只骆驼载运武器。加上因为没有车辆，所以他们行军作战时不会受到拖累。”在奥吉尔·德布斯贝克[11]敏锐的眼里，“依我之见，土耳其人由两件东西得到最大的好处和利益，那就是五谷中的米和驮兽中的骆驼，两者都很适合他们从事路途遥远的征战……骆驼能够背负极大的重担，忍饥挨饿，只需要极少的照料”。在英雄时代远去了之后，巴尔干区域仍然继续使用骆驼。1884年，阿格尼丝·史密斯发现德尔菲附近有农夫还在使用——它们或许是60年前希腊独立战争之际，革命人士由驻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部队所抢来的骆驼的后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骆驼已成了吸引好奇游客的景观[9]。

对比之下，商人在由马其顿前往维也纳的50天旅程中所使用的马匹，应付粗糙步道与不平整石地的表现就很糟，19世纪都还有约1000个这样的商旅车队由巴尔干到中欧。保加利亚多瑙河南岸的拉斯切克所产的马，因能忍受岩石地形而受到重视，在19世纪早期是特别饲养供军中骑兵使用，但喂养、给水和照料马匹均所费不赀。在平原上，水牛和牛都用来拖车、耕种，甚至拉客车；在山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骡子仍是主要的驮兽。当时有千百只骡子组成的辎重队携带德制和英制武器，于战时穿越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山岭，骡夫流利地操着现已消失的行话。

于是，在欧洲这块边境区，想施行威权的代价会因为地形本身的特性而大幅提高。社会不安全是此区长久以来的特色，也妨碍了人们的经济生活。1997年夏天，阿尔巴尼亚南部发生暴动后，武装帮派会拦截越过希腊边境的汽车，人们在夜间行动非常不安全，对当地警察来说也一样。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老故事的新发展：一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同样也无法保证旅人在天黑之后的安全。当然，在有些地区，帝国即使在白天也无法提供保护。冯·蒂兹于1836年写道：“关心我们安全的帕夏[12]，不聆听我们讲述从休姆拉越过巴尔干的情形，那里的抢劫和暗杀层出不穷。他们只建议我们改道特尔诺沃，虽然比较不便，但是比较安全。”在海上，旅人则面对着海盗的威胁。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对立与动荡，使海盗船和海盗得以从15世纪猖獗至19世纪早期。海盗在爱琴海一直都是威胁，直到1839年才被奥斯曼和希腊联合扑灭。[10]

奥斯曼帝国向来能应付这类事情。面对那些太强大或狡猾而无法惩罚和消灭的不法之徒、叛徒和盗贼，它惯于与对方谈判，且常予以赦免和招安授予官职。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国家的兴起（依定义，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一方面坚持保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一方面有野心控制人民），奥斯曼才开始搜捕和追剿这些挑战官方威望的组织。1925年一伙盗贼抢劫萨摩斯岛并占据岛上的首府长达数天，雅典的报纸都大声地谴责。有一家报纸写道：“我们应不惜任何牺牲，采用任何方法，以彻底消灭这些暴行制造者。他们的行为羞辱了这个国家，更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国家不但有责任，而且有至高的利益去阻止这些不幸，不做最小的拖延……同时表明它的权力高于每个人和每件事。”现代的治安措施、官僚政治和公路建设让中央政府的权力更有优势，因此盗匪和海盗行径在20世纪已不再危害商业和旅游。仅在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短暂而敏感的不稳定时期，人们才稍微想起曾经存在的长期性社会问题。[11]

* * *

看看历史上的人口数字，你会很快产生种种猜测，但是得不到事实。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口绝对数目，在18世纪以前大多是猜测臆断。即使到了19世纪，保加利亚人口的估计还有50万到800万的高低误差。巴尔干半岛的统计数字长久以来因为政治目的而受到操纵，另外，奥斯曼的官方数字都不是为了学术目的而设。不过，巴尔干的长期人口统计趋势仍十分明显。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欧洲这块东南之地是片荒野，有大量未曾开垦的土地以及稀疏的人口，在低地尤其如此。人口减少大概源自于拜占庭帝国最后几个时期中的长期政治动荡，而且显然没有因为奥斯曼努力迁移游牧的土耳其殖民者过来而重新增加。1600年奥斯曼国势兴隆时，巴尔干的人口密度虽然远高于奥斯曼亚洲版图的人口密度，但仍只有法兰西或意大利的一半，是低地国家[13]的三分之一。维也纳派往高门的大使本尼迪托·兰伯提曾说：“由拉古萨[14]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几英里的区域大多未经开垦且很恐怖，那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于居民的疏忽，以致遍布危险的森林和可怕的悬崖，盗贼横行而不安全，食宿设备残破不堪。”威廉·利思戈[15]也在1632年写道：“在奥斯曼境内，到处是参天密林、荒凉乡野，人口稀少而不宜居住。” [12]

尽管如此，17世纪以前半岛上的人口仍随着欧洲平均人口趋势而快速增减。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的征服没有中断这种趋势，16世纪则显然是巴尔干人口高速增长的繁荣时期，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当地研究得出的证据显示，即使基督徒曾因逃避土耳其人侵略而离开，后来还是从威尼斯共和国归来，要求收回财产。[13]

真正的危机于17世纪到来。欧洲各地生活都很艰苦，在欧洲东南部，由于政治动荡、战争不断，时有瘟疫和饥馑，更是度日如年。特别是瘟疫，可以将一个城市的人口削减过半，巴尔干半岛又偏偏位在由近东至西欧的疫病传播路线上，极易招来灾祸，有些城市几乎每年中标。托马斯·罗爵士[16]1625年逃离君士坦丁堡时说：“疾病猖獗，仿佛要将城市人口赶尽杀绝。”他估计死亡人数高峰时每天超过千人，总共则“接近20万人”。1781年至1783年的几次瘟疫中，萨洛尼卡一天死亡超过300人（驻威尼斯领事说那里“几乎变成了沙漠”），萨拉热窝则死了1.6万人。瘟疫所造成的受害者数目，在巴尔干就像在欧洲其余地方一样，各地差距很大，并非全是悲惨的结果。伦敦和马赛在17世纪也被瘟疫拖垮，马赛在1720年可能就失去半数居民。死亡率的变化来自18世纪开始时，西欧与中欧大多数城市已做好严格有效的检疫措施（常针对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旅人）。确实如此，所以传染病的控制和管理才能刺激现代官僚国家的崛起。相反，在黎凡特[17]，瘟疫在往后的一个半世纪仍反复发生，最后一次严重的瘟疫晚至1835年至1838年。[14]

人口的整体数字虽不可信，趋势却很清楚。一直要到19世纪初，巴尔干的人口才再度接近16世纪晚期的水准，并且开始持续增加。奥斯曼帝国于1831年做第一次人口调查时，巴尔干人口大概是1000万；若包括塞尔维亚和未来的克罗地亚及罗马尼亚在内，则是接近2000万。当巴尔干各国赢得独立之后，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到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人口不足的老问题，已被前所未见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新压力所取代。巴尔干在20世纪20年代的人口大约为4250万，且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增长更快。根据1940年的一份报告：“主要的事实是，‘巴尔干各国’都从事农耕、人口过多而且贫穷。” [15]

人口施于土地的压力可说是史无前例。19世纪方始，一位前往瓦拉几亚的游客深感当地“土壤肥沃得令人难以置信”——青草长及他的肘部，杂草高与人齐——并且注意到“瓦拉几亚的一点点人口（大约100万）还不及土地能够供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随着各国独立，人口密度快速增加：塞尔维亚从1834年每平方公里18.1位居民增加到1905年的55.7人，摩尔达维亚则从1803年的11.8人增加到1859年的36.1人。聚落和土地使用的形态因此有了大幅的变动。[16]

人口数目像火箭般上升之际，绵羊的数目却减少了，牧羊业开始衰退。于是，（19世纪的）沦为盗贼与（20世纪的）背井离乡成了这个人口难题的两种回应。两位英国旅人于1910至1911年来到马其顿西部，他们写道：“居民靠农业维生，荒年时则沦为盗贼，后来青壮男人开始移民到美洲。”离开乡下去城镇寻找工作，或专门种植经济作物，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政府扑灭了（或试图扑灭）盗贼，美国削减了移民人数，经济萧条更使得经济作物无利可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快速的经济成长、移民重新恢复以及工业化，才解决了巴尔干半岛的不充分就业问题。1960年之后，除了最贫穷的地区之外，经济繁荣使半岛上的出生率降到欧洲的平均水准。换句话说，巴尔干都市人口的崛起达到了接近欧洲平均水准，加上其小家庭、高消费、工业和服务业等的形态，完全是最近五六个世代的演变结果。在20世纪前半，农民都还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城镇生活的人少之又少，住在其中的那些少数人都和土地缺乏密切联系。[17]

* * *

外来游客注视着农民穿着他们别具一格的服装，都被农民坚持其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打动。1921年，在马其顿的两位英国学生写道：“自圣经时代以来，当地人似乎在很多方面就鲜有改变。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观察现代马其顿人就等于在研究圣保罗旅行和传道时代的那群人。”他们的观点——“当地农民的原始性格是他们最显著的特色”，也是旅游作家以及战后主张现代化的理论家与社会人类学家共同持有的观点。民族志学者着迷于19世纪视农民为民族传统宝库的浪漫看法，他们描绘出自认的农民信仰、装饰和习惯的异教来源。例如美国的古典学者，就从塞尔维亚的古斯勒琴演奏者的口述史诗中，听出他们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嫡传后代。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现代性观念中，人们的时间感是匆促前进的，因此对照出且助长了将巴尔干看成“时间静止”之地的看法。[18]

确实，许多农耕和食品制作技术几乎未随时间改变。17世纪后期，罗伯特·德卓尔在塞瑞斯看到的保加利亚农舍，是在编好的树枝上覆上树叶而盖成，几乎与1000年前的茅屋没有分别。19世纪罗马尼亚农民的小屋更是简单，一位旅人描述：“肮脏、破败到极点，那只是在地上挖个洞，勉强撑起一片屋顶——屋顶铺的很少是稻草，通常是草皮。”农具如木制的犁和车轮、石杵，都比欧洲其他地方进步得慢，仿佛人们衡量时间不是用分钟和小时，而是凭太阳的起落和圣徒的纪念日。东正教徒不能接受天主教徒采用新的格列高利历[18]。巴尔干引进公用大钟晚于欧陆其余地方，直至1868年，黑山都还没有钟表。[19]

然而这永远不变的原始农民形象却是西方的浪漫想象。尽管与西欧商业性的农耕有巨大且一直扩大的鸿沟，巴尔干的农民仍有快速的适应、行动和改变能力。他们的历史并非停滞不前，而是经常改良和实验新作物（如玉米、烟草、柑橘、马铃薯和番茄）。当19世纪中叶官方的服装规范失掉了合法性，城镇居民首先穿起新的“法兰克”装束时，农民还未放弃古老的特色服装，但他们后来也改变了，伞具、缝纫机和黑色长袜传至最偏僻山区的速度，比传至奥斯曼帝国的宪兵那里还要快。

从事农耕的男女没有停留在当地，反而时常外迁到距离遥远的地方，不是到牧场从事畜牧，便是去寻找季节性的差事，如客栈伙计、筑路工或石匠、木匠。20世纪20年代，保加利亚务农的男性会带着够吃两星期的自制面包，到中欧的麦田收割。维也纳富翁席纳男爵是瓦拉基人[19]的后裔，瓦拉基人来自品都斯山区，他们的村庄北迁是为了政治、经济或环境因素。边境的改变，天灾如干旱，或谷物价格剧烈波动，等等，都足以促成集体迁移。聚落可能移到山坡地，避开来自海上或陆上的危险，等到生活安定后才又搬下山。有些基本的农民组织如斯拉夫人的“杂住盖”[20]，被早期学者认为源远流长（或许他们倾向认定家庭制度在乡村社会中很少改变），但其实是新近才出现。简而言之，小农成为巴尔干世界的支柱超过了1000年，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寿命还长，但他们并非停滞不前。讽刺的是，当西方人200年前发现这群活化石时，农民正在努力求变以迎合资本主义和商品化生产。[20]

土耳其人的到来常被视作带来新的黑暗时代，且巴尔干的基督徒从未完全复原。事实上，奥斯曼的统治对农民很有裨益。有200多年的时间里，拜占庭世界晚期的政治不安定，以及领主和雇主的内讧，都令农民饱受折磨。基督徒地主——希腊人、斯拉夫人、法兰西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以日益严苛的手段统治他们，而奥斯曼帝国赶走的正是这一作威作福的阶级。只有在多瑙河各公国（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由于奥斯曼的统治比较间接，当地的地主阶级才存活下来，也因此，到了20世纪，那里的农民竟是东南欧受到最多剥削的农民。除此地之外，巴尔干的农民都发觉（因为土耳其人的到来）旧的迫害者走了，并且（由于山脉阻隔）自己获得了普鲁士、匈牙利和俄罗斯农奴都没有的行动自由。几个世纪之后，巴尔干各国赢得独立，建立了没有贵族阶级的“农民民主政体”，跟欧洲其他的民主政体基本上完全不同。[21]

当然，新的主子取代了旧的主子。奥斯曼士兵（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被赏以地产，拜占庭以往的劳动职务有些也仍旧维持着。希腊和塞尔维亚有声望的家族改信伊斯兰教，跻身奥斯曼精英，部分家族则还掌握手中的产业一段时间，没有改信教。与过去最重要的差别是在法律层面：在新的帝国政权之下，几乎所有可耕种土地都属于统治者。奥斯曼文献记载：“农民（reaya）在帝国征服前所掌握的土地，产权归穆斯林社群所有，并托付给当地居民管理。”[22]

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模式里，中央政府通过宫廷和官僚，监视和规范农民与雇主的关系。因为新的地产所有者无法轻易将财产传给继承人，所以永远无法形成贵族阶级来威胁统治者的权力。他们压迫底下的农民，但是从来无法占有这些人，他们拥有的只是征收农产品的权利。而且，他们像农民一样被国家无情而有效地登记在案。农民的整体税赋大概不会比奥斯曼统治之前来得高。农民能够对自身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比欧洲大多数地方来得好。在14世纪蹂躏巴尔干各地的连绵战祸终于消失，因为有组织的帝国政府谨慎地实施增加人口的计划，带来了稳定。被土耳其人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内，土地开垦增加了。所谓有“政治敏感性的作物”在半岛上散布开来，例如柑橘、番茄、桑葚和后来的棉花及杏树（都需要投资昂贵的灌溉设备），显示出这块土地上的局势已经稳定。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小城市）的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增长的基础是健全的农业经济，同样也证明了社会稳定。[23]

不过，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两到三个世纪之后，开始遭遇新的困难。它在扩张时面对更顽强的武力反抗，而且越来越难征税以应付不断的战争支出。和欧洲其他强权相比，如法兰西、西班牙，甚至威尼斯，奥斯曼的租税包收制度其实是阻碍而非帮助扩张。西欧的经济正发展出新商业银行制度、殖民地贸易，并推广财产私有制、推动制造业成长。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精英中也出现一些私人企业家，但是旧的指令经济体系仍主导着大多数重要商品的贸易和生产，并且阻碍了私人投资。对这个步履蹒跚的政治巨物而言，巴尔干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提供了帝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税收，而这些税收绝大部分来自农民。

在18世纪奥斯曼官员萨里·穆罕默德·帕夏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官僚政治力主善待农民和留意地方士绅的传统论调。他说：“我们不要压迫贫苦的农民，也不要让他们在每年习惯缴纳的赋税之外，又为了新税而烦恼。诸圣先贤都指出，向农民索取超过他们能忍受的不必要的金钱支出，就好像取走一栋大厦的基石来盖它的屋顶……果真如此，贫苦的农民就不会为任何不当的改革而苦恼了。”[24]

然而，巴尔干的土地上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地方精英正在崛起，他们大多数是穆斯林，还有一些有名的基督徒。精英们拥有村庄和田地，并将这些财产传给下一代。奥斯曼政权正在消逝，被新的政权取代，新政权中，私有产业侵犯了原有的公地，还霸占农民财产。这些世袭地产兴起的原因，它们的性质和范围，是奥斯曼帝国史学中争议最烈的议题。不论世袭地产是否归因于（如一度被认为的）国际经济中商业机会的增加，或者（现在看来似乎更有可能）是专事剥削的包税地主的政治权力提升，结果都是农民遭殃。[25]

不过，巴尔干农民仍比中欧和东欧平原的农奴来得幸运。许多乡村在乡绅领导下保持着自治，这些乡绅负责征税，但不会让农民有太重的财政负担。因为若负担太重，会有愈来愈多的农民由平原逃往城镇，逃往村庄以外的土地，甚至是逃到山上。然后，选择留下来的人会发现自己仍要帮离开的人缴税，最后也不得不逃离，听任村子荒芜。另一方面，历史学者麦克内尔发现，玉米耕种的引进和迅速散布对于山区有革命性的影响，因为它让山上的村庄能养活更多人口。而家族式的农耕方式保证了有足够的人手可以开辟山林和耕种小片的丘陵地。女性虽然只有带着嫁妆才能嫁出去，但也能提供相当于一头驴子一半的载货量，从而被视为便宜的驮运劳力。她们的身体时常反映出她们艰困的社会地位。伊迪丝·杜韩表示：“妇女在很年轻时就筋疲力竭。尤其在黑山，男人和女人的身高差别非常大。我发现妇女通常都比我（160厘米）矮，男人身高超过180厘米却很常见。”[26]

山上的人们不受海盗、疟疾、瘟疫、税吏和行劫民兵的侵扰，能和帝国政府谈判出较有利的赋税条件。在偏远的地区例如“阿格拉法”（Agrafa，即“未曾登记的土地”）、阿尔巴尼亚山区与黑山，自治的（事实上是很自由的）农民社群多多少少能够不理会他们名义上的雇主。迪米屈厄斯·坎特米尔[21]曾描写18世纪早期苏西亚瓦附近的摩尔达维亚山中“共和国”：“他们每年纳贡。如果王侯决定严厉地对付他们，他们就不浪费时间谈判，会全体拒绝纳贡，并且退避到更难进入的山区。因此，王侯从来不敢要求过多的贡金。”有些乡村则因为同意当对付盗贼的“关隘防卫者”，保证行路通关的安全，而争取到了税赋豁免权。1715年8月，土耳其人在伯罗奔尼撒成功击败威尼斯人之后，大维齐尔[22]阿里·帕夏就曾跟来自多山的曼尼地区的希腊代表谈判税收问题；根据这次军事行动的史官所载，那些希腊人的村庄“形成了一种共和国”。[27]

然而政治上的自治是为了谋生而不断奋斗挣来的。19世纪时，山中的社群开始首次面对人口过剩的问题。他们的基本饮食都很健康，人们的平均身高高于平原人口。但干旱贫瘠的山区无法生产足够一整年的粮食——在梅索佛，当地的收成仅够用一两个月——逼得居民去寻找其他生计来补充。森林提供了浆果和蘑菇可供采摘（这是现正消逝的另一项觅食技术），还有木炭和木材以供销售。山民们也将雪卖到低地。晚至20世纪20年代，在冷藏技术普及之前，阿尼纳[23]仍有人在卖雪。尽管雪有65%会融化，这项买卖依然有利可图。村民需要卖出一些货品才能在山下买到盐，只要有盐这些缺乏食物的社群就能维持下去。

沦为盗贼另外提供了一种有“英雄气概的”赚钱方式。根据一位历史学者描述，19世纪中叶的典型盗贼是“年纪在二三十岁之间或更年轻的山地人，而且常是流浪的牧羊人”。他们常因自己的暴行而变成不法之徒，总想设法弄到大赦，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在政府中搞个一官半职，例如地方上的巡逻员。另一方面，他们谈起话来语气强硬，使自己尽可能看来盛气凌人。“你们的咖啡是我们的，你们的钱是我们的，你们的血是我们的，”一名阿尔巴尼亚的盗贼恐吓被他逮住的英国肥羊，“每个人都欠着强盗的。我在这里便是苏丹，我在这里便是英国国王”。[28]

强盗与偷羊贼是18世纪和19世纪日益严重的问题。随着奥斯曼帝国版图萎缩与瓦解，边疆地区激增，于是盗贼流窜其中，逃避追捕者，还时常享受邻国的政治庇护，自称是爱国人士。实际上，他们可能鱼肉贫苦的基督徒农民和穆斯林，并且自私和自以为是地认为受土耳其人统治的基督徒不会比土耳其人善良多少。19世纪30年代到阿索斯山[24]旅行的勇敢的大卫·厄克特[25]说：“各地对强盗都非常惊恐。他们犯下可怕的暴行，多次攻击农民，因而使人们很反感。”这些盗贼不是劫富济贫的侠盗，也不是民族英雄，而是高度贫穷的象征与设法摆脱这种贫穷的方式。他们发展出高度的荣誉感，抢劫牛羊比传统固定的谋生方式更像英雄行径。然而除去了神秘的面纱，盗贼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帮希腊盗贼曾抓过大卫·厄克特，他们的首领设法为自己辩白：“看看那些人，他们有的光脚，衣服粗陋不堪，烟袋里空空如也，肚子也空空如也。是什么让他们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像在田里被人驱赶的牛，像山里被人追猎的熊，你又能限制他们什么呢？”[29]

忍受盗贼的肆虐、深受其害的是牧羊人，有时他们也加入盗贼一伙。牧羊人的生活方式得益于平原农耕制度的崩溃。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是巴尔干半岛上畜牧经济的黄金时代。根据1609年鲁米利亚[26]的文件记载，军人接收了被遗弃的地产，用来安置奴隶，并将这些地变成家畜牧场。牧羊人带着大批大批的羊群，于圣狄米崔斯日（10月26日）到山谷中过冬，再于圣乔治日（4月23日）拔营到山中牧地度夏，在这过程中时常跋涉数百英里。他们必须用现金付税，于是逐渐熟悉货币经济的运作。他们在乡村市场或年度大集市卖出家畜、羊皮、羊毛制品和乳酪，这些集市直到20世纪早期都还是巴尔干的商业活力来源。渐渐地有些人定居下来成了商人，像在品都斯山脉中的小山城梅索佛，由于经营商业，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累积出令人惊讶的财富。[30]

山中聚落偶尔能同时享有隐秘、水源和原料的优点，得以出现经济学家所谓的早期工业化。利克写道：“土壤一点都不肥沃的乡村，却有棉花和羊毛的制造资源……一般认为有三分之一的阿格拉法居民靠纺织维生，也有许多采金挖银的矿工。在斯卡提纳，则有制作刀剑、炮管和手枪枪机的组织。”希腊，以及尤见于保加利亚山上聚落的小型工厂的纺织生产，在此区赢得独立之前的几十年间散布开来。但是到了19世纪早期，它们遇到西方进口货激烈竞争的严重打击，原先繁荣的山间制造商如安贝拉奇亚开始不景气。此后这些生产活动便由山间移到城镇去了。[31]

* * *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对城镇居民的冲击也许大过对农民的冲击。在征服时期，高门通常禁止洗劫不战而降的城镇，只是首都以下的许多拜占庭城镇仍受到征服者的毁坏和蹂躏。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知道城镇对于帝国的行政至为重要，征服者穆罕默德就认为，城镇的振兴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比，前者才是“最庞大的战争”，而后者是“规模较小的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强迫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迁移聚落，在重要的都市如君士坦丁堡迅速地重新增添人口。15世纪末期，巴耶塞特二世苏丹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欢迎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南部被驱逐出来的赛法地犹太人[27]。赛法地犹太人社群于是在帝国的城镇中生根。[32]

到了15世纪末期，高门已经决定要努力恢复都市生活。宫廷高官们被鼓励资助公共建筑群的建设，例如商队旅馆、有棚的市场、公共澡堂、清真寺和学校、医院、沟渠，以提供都市居民使用。许多拜占庭的旧城市都恢复了元气，不少新聚落也冒了出来，包括波斯尼亚境内的波斯纳塞拉（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和摩斯塔、地拉那（后来阿尔巴尼亚的首都），以及艾巴申和雅尼沙等小城镇。这些城镇的人口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乡村人口则主要是基督徒。根据1520年至1530年税收登记簿上的记载，巴尔干有80%以上的居民是基督徒，但在巴尔干的主要都市聚落，穆斯林的人数都超过基督徒的人数。[33]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代表了城市生活的断裂还是持续呢？历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不过有件事是很明显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全盘衰退。因为苏丹们的统治，贝尔格莱德等城堡才得以发展为较大的商业及行政中心，周围还有广大的郊区。主要的都市计划，例如大清真寺，依当时欧洲标准来看都是迅速完成的，由此证明了帝国甚至在小城镇如塞瑞斯和普利兹伦都能有效地动用劳力。整体而言，巴尔干半岛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加深了都市化，同时，沿海的贸易城市如萨洛尼卡和杜布罗夫尼克（实际上是奥斯曼的附庸）也繁荣了起来。到了1600年，君士坦丁堡已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即使我们采信较低的居民估计值25万人，也比伦敦（约20万人）、巴黎（约22万人）和罗马（约10.5万人）多。柏林（约2.5万人）、马德里和维也纳（约5万人）则是不起眼的中型城镇。另一方面，根据利思戈的比较，开罗甚至比帝国首都还要大——“地球上人们所见最令人佩服和最伟大的城市”。至于帝国宫廷的临时所在地埃迪尔内，蒙塔古夫人曾于1717年去过，她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倒是进入过“365家商店，它们都备有各式各样的商品出售，物品齐备完全就像伦敦的新证券交易所。人行道保持得更加干净，所有商店十分清洁，看来像刚上过新的油漆。各类有闲之人在这里散心漫步，或者喝点咖啡和果汁奶冻来消遣”。在这些事物移入西欧城市之前，它们就已是奥斯曼都市生活中的主要部分。[34]

城镇备受宠爱，是因为帝国政府无法缺少它们。它们是行政中心，国家通过它们收税、监督贸易，并从盐类等重要商品的专卖权来榨取钱财。城镇生存在君士坦丁堡的阴影中，通过粮食购买配额和储备制度，它们喂养着这个位于奥斯曼帝国心脏地带的都城。即使当奥斯曼中央政府在17世纪变弱之后，人们想要依照西欧模式来累积私人资本仍有很高的障碍。贸易与资本渐渐由穆斯林和犹太人转移到基督徒商人手中，后者构成了早期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基督徒商人深知他们在帝国中其实很脆弱，因此会在帝国势力以外之地建立会员组织，例如维也纳、敖德萨或马赛，让资金可以安全移往那里。城市本身仍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它们很容易受到瘟疫的袭击，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平均十几年就出现一次历史学者斯托亚诺维克所谓的“罕有的时疫”。另外，砖石造屋的技术很慢才由北欧传到东南欧，因此巴尔干的房子大部分仍是木造的，迟至20世纪初期，还常发生大火烧毁城镇的事。[35]

到了19世纪早期，西方游客很惊讶土耳其城镇竟仍如此静谧——看不到教堂的大钟，也见不着装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和马蹄铁。这一切都证实了当地没有铁匠、金属加工者和机械。英国画家威廉·泰纳于1812年写道：“在欧洲人印象深刻的新奇事物中，没有什么比那么大一个都城中弥漫的静谧更令人感到惊讶。”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没有让城镇进行真正的工业化，其原因必定跟帝国中少有商业性农业的进展相同：公路交通欠缺维修与保护，官僚政治阻挠，印刷媒体和科学知识的散布遭到宗教反对，社会失序随着针对马其顿的政治斗争而日益加剧。乡村人口缺乏安全感长久以来一直是个问题。托马斯·罗爵士于1622年说：“大苏丹的所有领土上人口减少，是因为缺少正义，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极端的压迫。”这个问题后来并没有消失。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尼亚有“幅员辽阔的地产，但几乎没有居民”。一位英国游客曾听希腊农民说他们如何受到土耳其政府虐待，才了解他们怎样防卫自己。“我们发现狗都很难缠。”贝斯特船长于1842年写道，“居民们受到那样的对待，怪不得他们要养那么凶猛的狗。”但狗却无法对付税吏。某个当地人写道：“一位希腊主教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掠夺。”由于农民容易受到谷价波动的影响，面对武力时又求助无门，包税者和放贷者便利用这些来剥削他们。一位观察罗马尼亚乡土的人写道：“瓦拉几亚人无所事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辛劳的成果会被别人以什一税的名义勒索走，根本享受不到。”随之而来的人口减少导致土地废弃、农业粗放，以及可耕地被用作牧地。由于山上人口压力提高，森林遭到滥伐，因此加快了土壤的流失、泥沙淤积在冲积山谷，以及疟疾的蔓延。[36]

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种令人沮丧的景象。在摩拉瓦河谷，“玉米田丰收……经过良好的耕作……肥沃的田野一望无际”。18世纪和19世纪时，那些开始累积土地的大地主包括了一些“逐渐开明的”地方统治者和乡绅。阿尼纳的阿里·帕夏[28]将蚕、桑和稻米耕种引进他的领土内。在他被苏丹推翻前，他“以极严厉的手段”对付骚扰他土地的大群强盗，而且“由于开放通商、保障商人与货物的安全，不但增加了他自己的岁收，还改善了他臣民的生活”。18世纪阿尔巴尼亚另一个著名的家族布夏利斯则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稻米和棉花，将它们输往意大利。在塞瑞斯附近，棉花种植也散布得非常快。有些改革派的奥斯曼公仆也设法将乡下和城镇现代化。米德哈·帕夏大概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中最伟大的公仆，土耳其人认为他偏袒基督徒而称他为“邪教徒[29]帕夏”。他在保加利亚境内增加了税收和农业生产。但米德哈·帕夏在位并不长久，他因政局不稳而垮台，伟业也因此未竟。

即使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从未经历像西欧和中欧地主改革的全面冲击，它们也无法逃避西方资本主义的逐步逼近，尤其当贸易联结起该帝国与中欧、法兰西和更远地方的市场之后。其实18世纪早期以来，改革也曾断断续续进行，但要当奥斯曼政府眼前的危机愈来愈大时，高门显然才觉得有必要立即改革。几乎有一个世纪的时间，苏丹王室的权力因为无力控制新军（the janissaries）而衰退。禁卫新军本是构成奥斯曼征服机器的重要部分，随着时间演进，由精英的、忠心的军事队伍变成了待遇恶劣、独立且难以驾驭的利益团体，有时甚至会推翻苏丹。到了18世纪，他们对自身特权的维护已经威胁到帝国居民，而且还大于对敌军的威胁。新军的基督徒邻居惧怕他们，因为他们会在街上攻击基督徒而不受惩罚；穆斯林居民，甚至高门也都惧怕他们。在拿破仑战败，以及主张分裂的穆罕默德·阿里于埃及崛起之后，奥斯曼中央政府重申它的权威，企图将军队现代化并恢复它的威望：首都的禁卫新军在1826年遭到屠杀，被职业军人取代。不久，英国政府逼使高门将贸易自由化并承诺帝国所有的臣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19世纪50年代时，买卖土地终于成为可能，至少理论上如此（应当注意的是，这项改变不会比匈牙利乡下开始土地买卖晚太多）。这一切意味着干扰经济、规范经济旧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商业性农业——棉花和烟草、塞尔维亚的猪和罗马尼亚的小麦——得以在国际市场中拓展。外国资本、货物和投资者于是接踵而至。

大多数农民仍维持着自给自足，不信任货币。理由很充分：他们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更贫困。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政府设法更有效地征税、给予地主更多合法的权力，并削减农民对土地和农产品惯有的权利。资本主义正在逼着奥斯曼帝国变革。变革的解决办法会消解传统上的公正观念，而这一观念支持着巴尔干农民心中的自然秩序。于是，这导致农民渐渐采取斯托亚诺维克所谓的“要求废除地主、同时废除那些拒绝废除地主的政府的策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以及奥斯曼政府的现代化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如同在奥匈帝国和帝制俄国，在土耳其帝国中，货币经济与现代政府组织瓦解了旧的社会关系，并为政治变革铺好了路。[37]

只有先理解这种戏剧性的经济和社会崩溃，我们才能了解19世纪巴尔干半岛上集体民族主义如何崛起。民族主义是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牵涉农民，然而就农民而言，重要的不是民族或其他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他们对于土地、生计和公平税赋的权利。当农业改以货币交易，传统缴税方式也换成用现金缴纳的时候，乡下的阶级冲突便开始加剧了。1875年触发奥斯曼势力在巴尔干崩溃的黑塞哥维那叛乱，便是由于谷物歉收，以及随后士兵和包税者恶待农民而挑起来的。法国驻萨拉热窝的领事写道，叛乱始于“各宗教的臣民抗议严苛的赋税”。另一位目击者说得更清楚：“它主要是一场土地的战争……它的起源与土地有关，而不是政治。”阶级对立和民族主义是一同崛起的。[38]

农民基本上是对的：政治独立能创造生活的平静和财产的安全，因此对他们有利。独立并未结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没有让盗贼绝迹，事实上，这两个难题仍然阴魂不散，缠着独立后的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常使这些新国家的领袖无颜面对人民。但是它的确立即增加了大多数基督徒的安全保障。布朗基1841年时曾正确地预言：“当保加利亚享有一个安稳的政权时，今日任由山羊破坏的广大区域和差劲牧地都将被人开垦。”有一位同情土耳其的旅人曾在1853年由奥斯曼领土进入半独立的塞尔维亚，他惊讶地发现：“我们似乎来到一个新的地区：整个山谷作物繁茂，公路细心筑好……每样事物都显示出勤奋和舒适，这一切均来自充分的安全保障。”而真正独立之后，山上的居民又再搬到平原，人口增长快速，未曾开垦的土地也很快地消失了。[39]

重新获得自由的农民，仿佛陷入了“永不满足的追求土地的欲望”，开始砍伐古老的森林，拓展自己的土地。一位于1900年到罗马尼亚的德国游客写道：“在过去十年间，一大片林地被完全清除。”塞尔维亚橡树密林在几十年内消失无踪。随着牧地开垦，政府划分土地给小农，过去300年繁荣的畜牧经济陷入了危机。20世纪2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土地改革，以及1945年之后的第二波土地改革，将大片土地分配给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人，并剥夺了传统的绵羊冬季牧地。新的政治边界切断了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随着季节移动的牧羊人正在绝迹，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便很少见，现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在1964年写道：“1922年以前，一个人拥有2000头羊是很常见的，现在500头羊就很可观了。”[40]

因此独立给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新的困难。一位研究农民生活的克罗地亚学者于1935年表示：“土地正在变成商品。”农民们无法避免且常常是不情愿地被拉进现金交易网络，但交易条件却让他们愈来愈难以避免负债。他们将土地划成块分给继承人，以致几个世代之后，耕地愈分愈细，耕作也没有效率。人口高度成长更加速了这种不能独立发展的小块土地的形成。更糟的是，旧式集体农耕（斯拉夫人特别盛行）开始消失，集体生活组织“杂住盖”也因成员家庭自立门户而瓦解。土地细分使得农人愈来愈无法自立，要更依赖农耕来赚钱。但几乎没有农作物能让农民家庭兴旺超过一两个世代。出口商品像是烟草或醋栗、塞尔维亚的李子和猪，都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独立的罗马尼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成为世界谷物主要出口国，但极端贫困的佃农与犹太商人互相对立，造成了社会上的紧张，农民在1907年终于爆发了起义。这场巴尔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农民起义后来被罗马尼亚的军队镇压，但也赔上了大概1.1万条人命。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土地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1%的地主拥有近50%的耕地和牧地，而85%的农民仅能勉强甚至无法温饱。高生育率和土地碎化的压力同样也发生在巴尔干其他地区，使农人日益贫困。[41]

集体迁徙，尤其是移民海外，表明新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很难让农民愿意继续农业生活。在纽约市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里，游客可以看到许多黑山、克罗地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犹太乡下人的画像，证明了当初由巴尔干前往美国的移民潮有多巨大。移民潮于奥斯曼帝国最后几十年开始加速，而且此后一直进行着。到了1912年，已有25万希腊人前往美国，几乎是希腊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希腊也是1900年以后移民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乡村完全依赖海外的汇款，有些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遭到劳工短缺之苦，然后是美国的移民限制，切断了这种人口外流。20世纪50年代，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农民又开始一波移民，这次是前往澳洲和德国：因为土地已无法承受极高的生育率。

农民们设法抗拒现代事物的侵袭。他们对待旅人慷慨亲切（常内化成习惯），但同时又对邻居、邻村居民，当然也包括地主疑心重重。山上与谷地的居民彼此仇恨，远近都知名。17世纪早期，达尔马提亚低地的世故女孩们这么嘲笑来到市集的高地牧羊人：“我宁可嫁给土耳其人，也不要身着黑衣、戴着头巾逛来逛去。”黑山人吉拉斯[30]写道：“平原一直都属于山居人眼中的异族；山居人渴望着面包和土地，厌倦了家乡寸草不生但很美丽的险崖。”吉拉斯在回忆录中鲜明地传达出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相互的嫉恨：“如果从前身为农民的镇民轻视农民，农民便会反过来恨他们……农民看不起镇民，觉得他们懒散、狡猾、爱扯谎，食量很小，只吃烹调精致的羹汤、牛肚和糕饼，在潮湿拥挤的小房间里日渐消瘦。”[42]

许多世纪以来，村庄是主要的政治、行政、财政及军事单位，负责管理巴尔干乡村居民的集体生活。乡村居民认为乡村是他们的“故土”，乡村的代表们负责在国家的达官要人和其他闯入者面前为乡民代言。19世纪时，这种孤立的集体生活开始以乡民难以理解的方式改变。农民早已习惯了城镇是土耳其人、外国商人和店家居住的行政兼贸易中心，认为自己才是民族的精神核心。卡拉杰[31]在19世纪初说过：“塞尔维亚民族没有成员而只有农民。”金钱意味着剥削，商店和商业则暗示堕落。有些农民抱怨年轻人受到引诱“从他们的家中偷取食物，以便去商店购买无用、廉价的货物”。[43]

但他们现在发现，独立并没有让他们躲开这些邪恶。他们赶走了土耳其的地主和官吏，只换来拥有新的致富手段和野心的新管理阶级。一位年轻的英国外交人员曾这样评论19世纪末的塞尔维亚：“在分析他们的民族性格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你要探讨——政府官员和商人，他们穿着大衣、长裤和靴子；其次是农民，他们喜欢穿夹克、衬裙和凉鞋。”[44]专横又贪婪的奥斯曼包税者下台了，现在台上的是受薪的现代化官僚，他们急于以单一通货取代旧的“混乱货币体系”，并派遣宪兵、教师、测量员和人口调查员去做土地分类、登记、绘图，并教育那些土地上的劳动者。这一切听来像是更多的干预和剥削，而不是更少。无疑，巴尔干半岛的现代国家比奥斯曼帝国政府更多地闯入了农人的生活；巴尔干的人均公务员比起德国或英国人都还要多。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听到马其顿一位农民说：“土耳其的子弹也好过希腊的笔。”这句话无疑是该农民在巴尔干独立时代的祖先的肺腑之言。

然而，农民无力改善这种情形，他们在新国会中表达出的不平很少有成效。他们因为没有政治组织能力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尽管有压倒性的人数，却在政治上受到忽视。其他的团体通过主顾关系的网络拉拢他们，国家则动用宪兵、教师和税吏监视乡村。结果独立成了巴尔干农民的最后胜利。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改革或许可说是一次农民的成功，它反映出巴尔干政客们的恐惧：若不收买农民，可能就无法防止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颠覆社会。只是单单凭土地改革不能保证农民的生计。事实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土地较以前更四分五裂，土地持有形式更没有效率。农民在政治上的胜利导致他们在经济上一败涂地。逃离家乡是很无情，但能阻挡他们的也只有难行的泥路和茫茫的前途。

更深沉的问题是，当这些新巴尔干国家面对人口和经济困境时，农民的价值观却无法提供任何解决之道。小农地根本无法创造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崇尚消费的新社会，即使在丰年也一样。乡村缺乏电影院、镜子、留声机以及其他迷惑年轻人心智的娱乐设备。20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农村少女们“叽叽喳喳谈论着化妆、新奇的皮鞋和高跟鞋”。她们告诉游客说宁可要更美的衣裳，不要更好的食物，因为“没有人能看见我吃了什么，但所有人都说得出我穿什么衣服”。但经济萧条使她们得不到新衣，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所有农作物价格下跌，农民陷入了负债。当时的经济学家估计，在接近3000万的乡村劳动人口中，有600万到800万的人没有真正的工作，原因是“人口压力、贫穷与缺乏工业的恶性循环”。[45]

在战争岁月中，农民终于能报复镇民：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粮食生产者再度掌控了经济活动。但当和平重返，政治活动和创造财富的场所又回到了城市。1974年，历史学家斯蒂芬·朗西曼曾悲叹，巴尔干的现代“特大都会”为他在半世纪前初次造访的寂静小城带来了公寓高楼、交通阻塞和空气污染。山上不再像两个世纪前一样提供一种公众生活的选择，森林被摧毁后已无法再生。品都斯山上的乡村人口由19世纪的数千人减少到今天的几百人。这些地方只能依靠观光事业和移民汇款来继续生存。以前人们由山上搬到平原，现在更进一步搬进城镇。50年内，保加利亚土地上的劳动人口由80%降到37%，南斯拉夫则由78%降到29%，罗马尼亚从77%减为29%。所以，现在面对巴尔干半岛，我们不再讨论它的农民社会了，而是讨论后来的新社会形态。[46]

[1] 加莱（Calais），法国海港，濒临多佛海峡。——译者注

[2] 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克罗地亚最大旅游中心和疗养胜地，位于亚得里亚海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半岛上。——译者注

[3] 雨影（rain shadow），山脊背风面的少雨区。——译者注

[4] 科孚岛（Corfu），希腊西海岸爱奥尼亚群岛北端的岛屿。——译者注

[5] 基克拉泽斯群岛（the Cyclades），在爱琴海南部，属希腊。——译者注

[6] 洛多皮山脉（Rhodope），绵亘于保加利亚西南和希腊东北的山脉，是保加利亚中部与爱琴海地区之间的主要气候分界线。——译者注

[7]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的旧称。——译者注

[8]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苏联靠近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大部分属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土耳其和俄国曾长期争夺此地。——译者注

[9] 萨洛尼卡（Salonika），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区首府和海港，希腊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10] 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英国女作家，曾随身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丈夫于1716年到东方殖民地任职，开当时女性旅游风气之先。——译者注

[11] 奥吉尔·德布斯贝克（Ogier de Busbecq，1522—1592），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一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将中东许多植物引进欧洲。——译者注

[12] 帕夏（Pasha），土耳其高级官员的尊称，置于姓名后。——译者注

[13]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

[14] 拉古萨（Ragusa），克罗地亚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之旧称。——译者注

[15] 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1582—1645），英国旅人，宣称其一生徒步走过36000英里，著有多部游记。——译者注

[16] 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1581—1644），英国外交官，1621年被派往奥斯曼任大使。——译者注

[17] 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岸希腊以西至埃及沿海地域的旧称。——译者注

[18] 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即现行的公历。——译者注

[19] 瓦拉基人（Vlach），巴尔干一带零散分布、讲罗曼土语的民族。——译者注

[20] 杂住盖（Zadruga），家长制家庭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译者注

[21] 迪米屈厄斯·坎特米尔（Dimitrius Cantemir，1673—1723），摩尔达维亚亲王、学者，逃离土耳其领主而奔往俄罗斯，撰有关于摩尔达维亚之著作。——译者注

[22] 维齐尔（Vezir/Vizier），阿拉伯语“辅助”之意，大维齐尔即指首相。——译者注

[23] 阿尼纳（Jannina），约位于今天的希腊西北部。——译者注

[24] 阿索斯山（Mount Athos），位于希腊东北部，建有许多独立的修道院，是希腊东正教的圣地。——译者注

[25] 大卫·厄克特（David Urquhart，1805—1877），英国外交官、作家，曾帮助希腊进行独立战争。——译者注

[26] 鲁米利亚（Rumelia），曾是奥斯曼一省，位于巴尔干山与洛多皮山之间。——译者注

[27] 赛法地犹太人（Sefardic Jews），犹太人的一系，原居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于1492年被驱逐，逃往非洲北部、土耳其和意大利，后又迁移到北欧和美洲。他们保持自己的礼仪、习俗、方言（拉迪诺语）和希伯来语的发音。——译者注

[28] 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Jannina，1741—1822），曾任奥斯曼鲁米利亚省总督，后于阿尼纳自立为王，人称“阿尼纳之狮”。——译者注

[29] 邪教徒（giaour），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特别是基督徒的贬称。——译者注

[30] 吉拉斯（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政治家、作家，生于黑山。他是铁托的终身挚友，曾直率批评当时南斯拉夫奉行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被罢官入狱。著有《新阶级》《与斯大林的谈话》。——译者注

[31] 卡拉杰（Vuk Karadzic，1787—1864），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者。——译者注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这些堕落区域的教会地理学当然只能丢给收古董的人，因为它无法阐明历史，更不能交代地形。

——约翰·平克顿《现代地理》（1802），
第二册，第450页

我们教会是神圣的，但我们的神职人员都是贼。

——拜伦[1]的仆人

20世纪初，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争夺着奥斯曼马其顿基督徒农民的忠诚，结果出乎意料地困难。一位希腊的参与者写道：“我到达萨洛尼卡时，希腊农民和人们搞不太清楚正教和保加利亚主张教会分裂者之间的实际差异。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只要我问他们究竟是Romaioi（指希腊人）还是Voulgaroi（即保加利亚人）时，他们便茫然地看着我。他们互相询问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我：‘嗯，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说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是什么意思呢？’”[1]

同样地，被英国同伴描述为“出身于城镇的现代爱国人士”的亲保加利亚的达尼尔，他对于“乡村民众的冷漠感到很烦恼”。在普利斯帕湖区一带，他设法对乡民解释，说他们被迫用希腊语做礼拜，而不是用自己的斯拉夫语，简直是被反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利用。“但他们却大口吃着生菜，配着乳香酒吞下去，说那样并没有关系。他们许多人都说希腊语。神职人员舔了一点酒，也持同样见解。他自己为了普通的目的说当地的斯拉夫方言，却是用希腊语来学成所有的礼拜仪式。礼拜做得很好，难道还会有什么关系？达尼尔感到不自在，跟我说他们非常无知。他们都是保加利亚人，应当有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但他们却不知道。就我所见，他们也不在意。” [2]

苏丹治下的基督徒臣民对于民族界线漠不关心，反映了他们对于宗教社群的归属感。在那样的社群中，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语言上的差别，没有他们对于东正教的共同信仰来得重要。这也显示了在这个时刻，具有现代种族政治思想的人已来到乡下，遇上的是民族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东南欧民族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多样状况，至少早至斯拉夫人入侵时就已经存在。不过，种族在政治上一直不是重要的因素。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体。许多世纪以来，只要肯改变信仰、适应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展开精英生涯。

由于巴尔干的历史大部分是由上述的民族主义爱国人士的后裔所写，他们设法启蒙的农民又没有足够坚定的发言力量，于是农民很少被写入历史。但即使到了晚近，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早在种族政治得势以前就已长存的农民思想状态。英国记者布雷斯福德于1905年写道：“我询问奥克瑞达附近一个遥远山村的男孩们，那里没有老师也没有牧师，没有任何居民看得懂书。我是想知道他们拥有多少传统知识。我将他们带到保加利亚皇帝城堡的废墟，它位于一个圆丘顶上，可以一览湖泊和平原。我问他们：‘这个地方是谁建立的？’答案很有意思——‘自由人’。‘他们是谁呢？’‘我们的祖父。’‘好的，但他们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呢？’‘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基督徒。’由此似乎可看出他们的知识程度。” [3]

他们是否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对于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农民孩子而言几乎没有意义，正如穆斯林鲜少关心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在伊斯兰教内，从来没有分离主义的活动，不管是有关民族还是教义的。”1912年，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因为见到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的新奇而惊讶地表示：“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族，在户籍簿上全登记为‘穆斯林’。”大多数苏丹臣民的意识不是由学校或军队塑造成的，而这两个主要机构却正是现代国家宣扬民族认同的工具。奥斯曼政府是以宗教而非语言为基础来对待臣民，因此，后者并不必然遭遇布雷斯福德那些问话中所隐含的新鲜的人种分类，尽管他们的子孙视其为理所当然。[4]

* * *

我们不需要回顾遥远的历史，就能够看出人口迁移如何塑造出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与文化。单单在20世纪，就有数百万人由一个国家搬迁或被搬迁到另一个国家去。在战后时期，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工人为了寻找工作，到澳洲、美国和西欧定居；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或逃避战火而有新的迁徙，构成了这数千年来不断迁徙的历程中的最新一章。不过，尽管人口经常来去，巴尔干半岛上基本的种族结构早在公元7世纪便已建立。在那之前，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各行省因遭到日耳曼民族和匈奴人的侵略而分裂。尽管这些入侵很频繁，具有毁灭性，但都为时短暂，通常随着侵略者迁往他处而告终。而斯拉夫人带来的冲击则非常不同：在大约两百年之内，他们大批地在巴尔干半岛永久定居，开垦田地，放牧牛羊，远至南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的到来象征着古代世界的结束，并且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罗马帝国东西两半之间凿出了裂痕，最后促成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5]

这个地区原有的居民和新来者争地也争权。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山里找到藏身之地，在主要说斯拉夫语的聚落中将自己独特的语言保存了下来。希腊人——称自己为“罗马人”而不是以前说的“希腊人”（此时已转指“异教徒”）——被赶入孤立的地区，如岛屿或有城墙的城镇和人口稀少的城市，在那里保存着帝国的希腊-罗马市民文化。在多瑙河下游的汗国，统治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人原本是说突厥语，但正像英格兰、诺曼底和俄罗斯瓦兰吉人的[2]统治精英一样，他们最后也采用了被统治者的语言。直到20世纪早期，说斯拉夫语的乡村和说希腊语的城镇还是马其顿人口分布的基本形态。

起初，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语言界线等同于宗教界线。但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斯拉夫人像之前的希腊人一样改信了基督教。完成这项宣教使命的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都来自萨洛尼卡，他们在那里无疑和说斯拉夫语的当地农民有过接触。在那个大部分东欧和北欧地区仍信奉旧神的时期，两兄弟和他们的继承者发展出斯拉夫字母和祈祷文，将斯拉夫人带入基督教的势力之下。教会为这种成功而付出的代价，是在崛起中的东正教巴尔干境内牺牲希腊语的特权地位。东正教会的这种态度与罗马教廷日益坚持使用拉丁语的立场大相径庭。语言众多，但教会只有一个，这正是拜占庭东正教的秘密。

巴尔干半岛群山起伏，地形支离破碎，防卫性脆弱，以致在宗教或语言上不易统一。想方设法保护山地文化的不只是阿尔巴尼亚人。从事牧羊的瓦拉基人虽处于大多数说希腊语和斯拉夫语的社群之间，但他们直到这个世纪仍保存着自己的罗曼语[3]；萨拉卡萨尼人是人数更少的游牧民族。东正教占据优势，但没有普及四方。克罗地亚的国王有斯拉夫人的背景，却奉行拉丁仪式、信奉天主教；在波斯尼亚，第三个波斯尼亚基督教会曾于土耳其人统治之前普及又消失；一位保加利亚皇帝在1204年接受罗马教皇加冕。天主教与后来的新教传教士都积极劝人皈依真正的信仰，但却在阿尔巴尼亚和爱琴海岛屿以外的地方鲜有收获。巴尔干半岛上也有犹太人的小社群。

希腊语是拜占庭时期的统治语言，也是奥斯曼时期的福音书、基督教文化和古典学术的语言，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年轻瓦拉基人或斯拉夫人，就像后来人们想通过学威尼斯语、德语和法语未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一样。根据奥斯曼一位官员的回忆录，晚至19世纪60年代，“所有高贵的罗马尼亚人”仍然熟悉希腊语，奥斯曼与罗马尼亚的显贵会面时也都用希腊语而不用土耳其语。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犹太社群就以希腊语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连西欧人都可以变成希腊人。1833年，有数百名巴伐利亚的佣兵随同奥托国王[4]前往雅典；一个世纪后，纳粹党卫军官员在欧洲四处搜寻珍贵的日耳曼血统时，发现这些人的曾孙辈还生活于他们位在阿提卡[5]的农庄。大多数人都已经忘了德语，只说希腊语并信奉东正教。当然，希腊化有它的极限。在旧的伊格那莎大道[6]的北边，说斯拉夫语的乡村极少有人使用希腊语。在阿尔巴尼亚北部和多瑙河各行省中，希腊语的使用也仍旧限于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在后来纳入希腊的地区，许多农民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用阿尔巴尼亚语。不过一般而言，在拜占庭帝国期间，通晓希腊语仍是通往学术、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6]

* * *

希腊文化对巴尔干基督徒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因为拜占庭帝国在13世纪至15世纪的崩溃而结束。它只是随着一支新民族的到达而转化，而且在一个后来延续了5个世纪的帝国里，巴尔干的政治和经济得到了统一，实现统一的新民族是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他们击败了东南欧众多基督教势力，包括拜占庭、塞尔维亚、热那亚、匈牙利、威尼斯等王朝。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之前在这个区域就很活跃，是各基督教势力的盟友和附庸，之后，他们继续使用基督徒士兵，尤其是在安那托利亚和中东的军事行动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因此是基于许多世代的互动，他们彼此征服与合作的形态比较像英国对印度的占领，而不像德国对波兰的侵略。

甚至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一些基督徒就因种种理由而皈依了伊斯兰教。15世纪的一位希腊大主教曾表示，厌恶那些“渴望获取财富、成为显贵、生活豪奢”而自愿改变信仰的人。到了16世纪初，可能已有数十万人改信伊斯兰教。波斯尼亚和拜占庭的贵族，其中包括一些帕雷奥洛格皇室成员，都在苏丹朝廷中以基督徒或愈来愈多是以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身份而担任高官。当奥斯曼的大维齐尔马哈木·帕夏·安杰洛维奇于1457年和塞尔维亚宫廷的军队总督迈克尔·安杰洛维奇谈判时，事实上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打交道。后来，他也和表兄弟、拜占庭的哲学家乔治·阿米洛齐兹一起商谈过特拉比松帝国[7]的投降事宜。信基督教的阿米洛齐兹随后在奥斯曼宫廷里寻得庇护，受到苏丹的宠信，他两个儿子都改信伊斯兰教，当上了朝廷的高官。出身名门的马哈木·帕夏有塞尔维亚和拜占庭的背景，穆罕默德二世[8]任内的其他大维齐尔则是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这些人有许多是基督徒贵族的子女，在宫廷受过训练；其他人则是因征收儿童税而来，出身于卑微的巴尔干基督徒农民家庭。[7]

在17世纪早期以前，奥斯曼宫廷主要依赖招募而来的奴工。穆斯塔法·阿里于17世纪写道：“在罗马土地[9]上，大多数居民的身世都很复杂。回溯名人的家世，几乎都有改信伊斯兰教的记录，他们的母系或父系常是邪恶的异教徒，尽管名人本身已成长为正直又杰出的穆斯林。”欧洲人赞赏帝国的统治精英具有真才实干，观察家也惊讶地表示大多数的资深官员都出自寒门。奥斯曼并没有世袭的贵族——“没有贵族血统”。乔治·桑兹[10]于1610年谈道：“土耳其人有如凤毛麟角，这通常是责备之辞。”的确，若将奥斯曼视为土耳其人的帝国，与实情完全不符。19世纪时，“没有穆斯林会自称为土耳其人，这样称呼他简直就是侮辱他”（土耳其人这个词通常指安那托利亚的农民）。在高门，由于改信者人数众多，以致有一段时间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同时成了宫廷语言。威廉·利思戈观察道：“上流人士使用斯拉夫语。平民说的土耳其语原本是鞑靼语，他们由波斯人那里借用讨论国家大事的字眼，由阿拉伯人那里借用谈论宗教的语言，由希腊人那里借用谈论战争的词汇，由意大利人那里借用航海术语和职称。”蒙塔古夫人则发现，在首都，“他们说土耳其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斯拉夫语、瓦拉几亚语、德语、荷兰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更乱的是，光在我的家中就用了其中十种语言”。[8]

即使改变信仰是个人在政府中晋升和发展事业的先决条件，但也只有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才观察得到集体伊斯兰化的情形。在奥斯曼初期征服的行省（色雷斯和马其顿）境内，安那托利亚的村民被重新安置于此，与基督徒居民混居。但这项安置行动并不是最重要的促成伊斯兰化的力量。在波斯尼亚、保加利亚部分地区，以及后来在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和克里特岛，基督徒农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数都相当多，有时还是集体改信。保加利亚的文献记载有“一个乡村中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奥斯曼的一项宗教裁决描述：“一个大村子里的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渐渐改信伊斯兰教。”因此，该裁决下令建造新的清真寺来服务信徒。萨格勒布[11]的主教于1536年11月惊惶地写道：“超过四万人放弃了基督教。愈来愈多民众也这样做，以图在余生能享受到更和平的岁月。” [9]

集体改信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在阿尔巴尼亚，基督徒于18世纪信奉伊斯兰教。15世纪中叶的一位旅人观察到，在德里纳河河谷一带，多数罗马天主教的村民“近年来受到严重的迫害，所以很多人都变成了穆斯林[10]”。

改信伊斯兰教的一个较有力的论据是：在奥斯曼世界里，非穆斯林只具有二等身份。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视为“圣经的子民”而获得容忍，但也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而受到歧视和虐待。他们不可以骑马，不能穿着绿色的服装或建造超过某个高度的教堂。在奥斯曼宫廷中，他们的话不如穆斯林的话有分量。他们还担负比较重的税，据称是因为他们不服兵役的缘故。不过，尽管有这些难处，巴尔干半岛仍保留着基督教和非土耳其语系的特性，与奥斯曼在安那托利亚的版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塞尔柱人统治安那托利亚以来，土耳其语和伊斯兰教已普及了许多世纪。[11]

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主要的人口（大概是总数的80%）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在被伊斯兰教侵入的乡下地区，人们也很少讲土耳其语：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仍说当地的斯拉夫语；阿尼纳的阿里·帕夏说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不说土耳其语；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农民说希腊语，并且像基督徒一样欣赏这个岛上的史诗《情爱宝典》，毕竟他们多数是这些基督徒的后裔。在埃迪尔内核心地带之外，土耳其语仍是限于巴尔干都市中心所使用的行政通用语。在主要是基督徒的土地上，帝国统治下信伊斯兰教和说土耳其语的波斯纳塞拉、斯科普里和索非亚[12]等城市就像大海中的岛屿——正如同时期的德语城市处于说斯拉夫语的东欧之中。[12]

如果巴尔干没有成为另一个伊斯兰土地，原因之一是苏丹没有兴趣让这件事发生。基督徒比其他人缴纳更高的赋税，因此他们集体改信伊斯兰教会使帝国变穷。17世纪的旅人说：“非常多的（希腊人）无法再忍受这种残酷的暴政，希望变成土耳其人，但许多人都被驳回了，因为（他们的领主说），接纳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所缴的贡金就会大大减少。”跟物质层面较无关的一些因素也有影响。高门曾两次（1517年及1647年）认真地考虑强迫巴尔干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但都遭到基于《古兰经》立场的宗教意见的反对。一般而言，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有驱逐不信者和异教徒的冲动。相反，伊斯兰法律明确规定容忍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徒。它禁止穆斯林改信其他的宗教，但并不要求他教的信徒改信。事实上，许多改信者都很感激地现身说法，表明信奉这种真正信仰不是出于物质或卑劣的动机。

因此，对东正教而言，伊斯兰教的统治远不如天主教那样具有伤害性。天主教的军队在1204年和1444年的十字军东征中，为巴尔干的基督徒带来了大浩劫；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严苛且频施镇压。1694年，威尼斯人短暂占领希俄斯岛之后，岛民都说：“被土耳其人统治还比较好过。”一位东正教僧侣在1641年告诉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我宁可变成土耳其人，也不要变成你们拉丁人，因为你们痛恨又迫害我们。”事实上，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在帝国之内常比帝国之外来得和谐。例如，在17世纪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天主教人口很少，天主教和东正教居民时常参加彼此的礼拜，教堂也建在一起。到了1749年，东正教主教甚至曾训斥西夫诺斯岛和米科诺斯岛的居民未能认清两教仪式的差别。不过整体说来，尽管耶稣会会员和其他传教士在巴尔干半岛从事传教活动，但由东正教改信天主教的农民寥寥可数。土耳其人的统治使东正教主教和罗马教皇之间的权力均衡倒向前者，但这倒不是因为前者是高门的仆人。[13]

18世纪中叶，因安条克[13]地区主教的任命而引起的争端，使东正教宗主教突然间明白了忽视帝国内天主教的活动的危险。于是在高门致力行政改革同一时间，宗主教加强了对信徒的控制，替中央集权式教会制度［后来为人所知的“御谷”（millet）制度］奠定了基础。不过，广义而言，东正教教会其实早就被纳入了奥斯曼政府体系，至少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为他的基督徒“羊群”建立新的管理方针时就已开始。基督徒，像犹太人一样，都被认可为“被保护的庶民”（zimmi）。只要他们保持忠诚、缴纳赋税，就被容许按自己的信仰习惯行事。东正教的主教——最尊贵的即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这两方面都算是保证人，并且在后来被视为“异教徒团体”的首长。他们得到授权，可以为了公共目的向东正教教徒收税，也能通过宗教法庭为基督徒主持正义。他们的代表享有官方的特权，譬如派遣土耳其士兵陪他们去收税。苏丹借此赋予教会组织一个新角色：除了在拜占庭世界原有的宗教功能之外，教会现在还渐渐融入政治和行政功能，作为帝国东正教臣民的喉舌。[14]

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种怀柔征服的方式（而不是摧毁东正教），为它带来了许多益处，而主教及其敌人和对手也都明白这一点。在经过拜占庭最后四分五裂的混乱阶段之后，教会现在终于能在巴尔干半岛和安那托利亚恢复并拓展它的权力。由于土耳其人的缘故，东正教教会大体上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东部带来的天主教威胁。许多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首次实际统一了巴尔干半岛。16世纪晚期，奥斯曼首都有官员报告，那里的基督徒“宁可让土耳其人统治，不想被其他人宰治”。当土耳其部队于1715年重新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伯罗奔尼撒半岛时，希腊的农民都很欢迎并支持他们。[15]

奥斯曼的统治带给巴尔干基督徒的不只是宗教自治，还有日益繁荣的经济。从一开始，基督教在若干税收上的节制便让少数人能聚集起庞大的财富。15世纪时，据说大富豪米夏尔·坎塔库齐诺斯与帕夏们及大臣们来往频繁，并且受到他们的尊敬，他拥立与废黜了多位宗主教。后来，东正教商人利用贸易对手（如威尼斯）的崩溃，以及中欧和俄罗斯南部新市场的兴起，通过贸易建立了财富基业，组织起相当大的船队。君士坦丁堡受过西方教育的有钱的希腊家族——即法纳尔人，因居住于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而得名——成了奥斯曼行政高层的中间人，并且开始在宗主教的俗人职司中占据主导。在17世纪中叶奥斯曼和威尼斯人谈判交出克里特岛时，以及在1698年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卡尔洛维茨和平会议中，希腊的翻译都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在卡尔洛维茨和平会议中，杰出的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就随侍在主谈判者雷米·穆罕默德·埃芬迪一旁。马伏罗科达托的儿子还曾被任命为多瑙河自治省的侯王，是首位在18世纪将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变成希腊学术及文化中心的希腊诸侯，这两地也是奥斯曼、俄罗斯、意大利和中欧等文化的重要交会处。法纳尔人出身希腊基督徒，对奥斯曼忠诚，他们由于自身利益，（借用他们一位杰出人物的话来说）“尽可能做个希腊人”。他们认为当希腊人意味着从服侍苏丹中获得声望、财富与荣耀。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写道：“我们遵守《福音书》的指示，‘将恺撒的归给恺撒’。身为基督徒，我们绝不会将短暂、易腐败的事物跟神圣、永恒的事物混为一谈。”[16]

有关贪污腐败，法纳尔人可说经验丰富。他们的崛起跟宗主教教区内部日益严重的财政和道德问题时间相同。在1495年之后的100年中，宗主教经历了19次的更换；在接下来的那100年，却有61次更动。由于教会最高职司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官员的高额贿赂来买卖，腐败的教会于是臭名远扬。教会职司的候选人常向有钱的法纳尔人借贷，他们要还钱只能凭借教会向基督徒农民抽税。宗主教之下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高，增加了教会资源，可能也让这个问题更加恶化。一位英国旅人描述：“希腊农民常说，乡下的劳工受到三种诅咒，即牧师、当地基督教显贵（cogia bashis）和土耳其人，人祸总是依此顺序而来。”在19世纪的波斯尼亚，“希腊宗主教会确保当地的主教职位只由法纳尔人担任，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波斯尼亚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东正教基督徒，被血统、语言和性情都不同于他们的牧师所管辖。这些牧师和土耳其官员联手压迫他们，树立了更坏的道德堕落的典范”。理由很明白：“他们每年必须送巨额的贿赂给上面。”如此这般的勒索和贪污事件终于让旧的东正教普世教会主义成为历史，也导致基督教会和教徒彼此怨怼，挑起非希腊语系农民被“希腊的”教会剥削的感觉——正是这种感受为巴尔干的民族主义铺好了道路。[17]

然而，正当贪污腐败侵蚀教会组织时，巴尔干东正教的世界却仍旧兴盛了起来，范围由地中海扩展到黑海，从意大利北部延伸至俄罗斯。我们可以从约西波·莫西俄戴克斯的生涯和旅游中，看出在这个东正教巴尔干境内，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可能拥有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此人是杰出的教师兼学者，为瓦拉基人，来自今日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南岸。他生于1725年，在萨洛尼卡（即今之塞萨洛尼基）、士麦那和阿索斯山的学校接受教育、学习希腊文化，到帕多瓦做研究，然后在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文化中心——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贵族学院执教。他也曾到威尼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旅游，声称看到了“所有的希腊移民社群”。康士坦丁·达彭提斯与他同一时代，在斯科佩罗岛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广泛游历奥斯曼帝国。1757年，达彭提斯带着他修道院的真十字架，开始越过巴尔干半岛，旅程长达八年。他由阿索斯扬帆出发，越过未来保加利亚的土地，抵达多瑙河和摩尔达维亚，然后南行回到君士坦丁堡——根据他自己的记述，他将这个城市自瘟疫中拯救出来——于1765年荣归圣山。[14]

达彭提斯的游历是在他的“故乡”——他故土岛屿的世界中发生的。对他而言，“希腊”这个词没有政治或领土的含义。东南欧，并不是由民族国家而是由东正教界定出来的区域。这里的时间遵循着东正教教会的韵律，而不是任何世俗的历史概念。日常生活到处都有属于神和超自然的事物。当然，巴尔干东正教也提供了物质方面的报酬：萨摩斯岛和塞浦路斯的甜酒，阿勒坡的开心果，士麦那的无花果，摩尔达维亚的苹果和瓦拉几亚的乳酪。当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问及为什么拜占庭帝国未能在它的欧洲领土上巩固文化与宗教方面的控制（如西方的罗马教廷一般），他搞错了。拜占庭文化其实仍在东正教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不断演进。它在苏丹首都内的希腊法纳尔人夸张的著作中存活发展。法纳尔人虽然一会儿对高门忠诚，一会儿又对拜占庭帝国的重生怀着希望，但他们始终是东正教和希腊文化的虔诚支持者。拜占庭文化也在尤金奥斯·伏加里斯这样的教会知识分子手中演进。他可能是18世纪晚期东正教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在被威尼斯人统治的家乡科孚、在土耳其的阿尼纳以及在帕多瓦大学受教育，然后将他的学识带到阿索斯、君士坦丁堡，最后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他游说女王，声称新的天主教进入东欧会带来种种危险。[18]

* * *

独立却与政治体制平行的宗教机构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是很重要的。苏丹的臣民都根据信仰分成不同的社群，主要由他们自己的教会组织来管理，拉比[15]、主教和卡迪[16]主持各自的法庭、监督公共事务，并负责向教徒收税、协调经济事务。但是，当宗教如此区分，甚至分割出各自的群体和个人时，同时也建构起对生命难题和困境的共同看法。特别的是，这是在一个宗教容忍程度远大于欧洲其他地方的统治制度之下——借用利思戈的话：“在他所有的领土上，信仰自由无处不在，各种宗教都有。” [19]

宗教权力是各种宗教信徒都惧怕、尊敬和求助的共同资源。基督徒懂得利用穆斯林的智慧，从清真寺或圣殿搜集护身符或圣土。在某位基督教殉教者的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穆斯林妇女如何被宗主教治好病痛。主教最初拒绝治疗，理由是“接纳那些对我们信仰陌生的人是不妥的”。可是，他终于动了怜悯之心，说：“到我面前来的，我一定不会将之抛弃。”穆斯林会拜访基督教牧师，基督徒也会拜访犹太教的拉比。例如，有文献记载，16世纪伊斯坦布尔有一个人在发烧陷入险境时，发誓说如果他恢复健康，就会放弃对男童的爱好。等到病治好了，他却改变主意，但仍犹豫是否要毁誓。伊斯坦布尔的乌理玛[17]劝告他，说他无法挣脱誓言。于是他便向萨洛尼卡的犹太教拉比们请益，看他们是否能找到教规漏洞（他们建议他试试女人）[20]。

有的人需要面对特别危险，如海员，时常会表现出一种普遍的虔敬。德布斯贝克表示：“当（土耳其人）做好航行准备时，他们会去找希腊人，问海洋是否已得到赐福。如果希腊人说没有，土耳其人就延后航海；如果已举行过祝福仪式，他们就登船，扬帆起航。”各种信仰的水手——尤其是海盗——都尊崇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曾有一位法国人在海上遭到了暴风雨，土耳其的水手劝他向圣母祈祷，因为这位水手在维也纳被囚时曾听说她能助人脱困。在这个世界上，人需要来自各方的帮助：不虔敬远比属于不同的信仰来得严重。土耳其战舰上的一个英国奴隶述说：“在他们首次上船时，被问到信什么宗教。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于是有人温和地劝他们放弃原有信仰，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但因为他们坚定地拒绝，结果土耳其人说，由于他们拒绝接受真正的信仰，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服侍上帝，求得次佳的救赎机会。他们立刻被分配到一间小舱，被要求打点成小礼拜堂，不得不每天定时地祈祷。”[21]

瘟疫、干旱、洪水、地震、海盗、战争和火灾，这些都是奥斯曼时代巴尔干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凶险，它们强迫不分宗教领域的人们尊敬天上的力量及神学家的智慧和知识。例如，圣徒由于保护特定城市而知名，基督徒和穆斯林同样承认这些圣徒有阻挡危险的能力。当美特索文的圣尼古拉的遗骨减轻了崔卡拉镇的瘟疫、避开了蝗灾时，“基督徒和土耳其人都欣喜若狂”。塞浦路斯也曾有一次蝗灾，“像黑云蔽天，阳光几乎无法穿过”，后来被圣米迦勒的右手击败，人人感到欣慰。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承认东正教殉道者遭到处刑时会发生神迹——尸身发出“无法描述的”甜美芬芳、不属于尘世的焕发容光、尸体不会腐烂。宗教也无力阻挡吸血鬼侵袭城镇所带来的惊惶，例如在亚加，有人看到吸血鬼“手提大灯笼四处滑翔”。1872年在亚德里亚堡，穆斯林霍加[18]和基督教牧师都无法将镇上的吸血鬼赶走，后来召来土耳其的术士，经过适当的作法，才减轻人们的惊恐。[22]

奥斯曼的巴尔干半岛因此是看不见的恶灵和善灵密集的世界。有些家族很令人惧怕，因为人们认为其成员是具有人形的吸血鬼。甚至传闻说有些人会将尾巴藏在内衣里面。各个宗教的信徒都会用符咒来抵御邪恶，其他还有大蒜、有绳结的绳子、野猪獠牙之类的兽角以及某些浆果。牧师忙着回应信徒的要求，在护身符上书写经文。若基督徒发现自己的护身符没有作用，会去借用穆斯林的。许多这样的信仰仍存留到今天，只不过人们因为害怕被嘲笑而很少说出来。[23]

然而，正是嘲笑吸引了许多非信徒，他们注视着信徒们充满迷信的无知行为，同时也有迷惑、兴味、超然和恐惧。天主教的观察家厌恶东正教的乡村神职人员对教徒的严密钳制，特别想强调这些牧师的无知。1762年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受过高等教育的耶稣会学者鲁吉洛·朱西普·博斯柯维奇（出生于拥有斯拉夫及意大利文化的杜布罗夫尼克）被跟他交谈的保加利亚乡村牧师吓倒，他说：“他以及这些贫苦民众的无知真令人无法置信。除了禁食和节日、十字架记号、对某个形象的崇拜和基督徒的名字以外，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一无所知。那个晚上我居然发现……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天父，也不知道使徒信条和基本教义。”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瓦陵顿·史密斯旅行经过瓦拉几亚，他也发出类似的哀叹：“人们普遍极端无知……牧师的智识几乎不高过村夫俗子，我们可见到教区的主教身穿兽皮，像他最卑微的教徒一样跟在犁后面工作。”[24]

这些对乡村牧师的描述用在他的教徒身上更为真切。森治的天主教主教于1615年谈到他的新加入的教徒：“他们信奉神圣罗马教会，却完全不懂教义。”三个世纪之后，一位希腊民族志学者表示：“农人都很虔诚，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信服基督教根本教义，而是因为恐惧。”根据圣人会如何惩罚蔑视他们的人，巴尔干的农民将圣人分成“重量级”和“轻量级”两种。塞尔维亚人普罗塔·马提雅·尼纳多维奇曾在18世纪晚期接受乡村牧师的入门训练，他回想起：“某些老妇人，甚至有些男人会对我母亲说：‘我的姊妹，你可真有福气，家里有这样一位有学问的儿子，他能够为你说出圣人的名字，让你在不应当工作时便不用工作。’”[25]

然而，这种对教义无知的强调，通常阐明了旁观者——西方的游客、学者、寻找教义谬误的资深神职人员、专业的异端追猎者——对于基督教（以及宗教本身）所持的特定概念，而未必是表露巴尔干普通民众和牧师的宗教观。20世纪早期，一位法国学者认为，农民似乎没有受到“很多启蒙”。这样的评论是假设宗教也应该是“启蒙”的一环，且要以清晰的教义为前提。但其实，这对识字的都市精英比对不识字的东正教乡民来得更有意义：对于乡民而言，实践远比教条来得重要。该法国学者的评论也假设宗教是私人良心的反省，是神学的而不是集体信仰和实践的问题；宗教与科学世界划清界限，也跟魔法和超自然事物泾渭分明。如果说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比天主教少受文化训练，也不够懂得神学的微妙之处，那是因为在巴尔干半岛上，虔诚和道德方针不如适宜的仪式来得重要。[26]

另一个研究巴尔干民间宗教的途径是对那里的农民采取比较同情的立场：信教是为了避免生命危机，以及去解释困难和悲剧的成因，如果可能的话更要预先阻止。换句话说，民间宗教是农民的一种理性观点：用大蒜来隔开邪眼；以适当方式搜集圣土和圣骨，并在牧师或霍加说出某个家人的名字时集中在一起，就可以留作那位家人生病或出意外时救急之用。对这种民间宗教更极端的解释是，它其实是一种保险。它的优点是肯定农民本身坦然承认的事，也就是教义上的差异对他们而言通常不重要。在有教会的贫穷乡下地区，这种情形甚至导致外来者（包括奥斯曼政府）认为不同宗教的差异性正大幅下降。20世纪初，阿尔巴尼亚的一位土耳其电报员说：“这里的伊斯兰信徒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信徒，基督徒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同蒙塔古夫人所言：“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间生活的人们并不擅长处理争议，他们说自己实在无法判断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宗教。但为了确定不会背弃真理，他们极慎重地服从两教的旨意，在星期五上清真寺，也在星期六到教堂做礼拜。”如果被问到信哪种宗教，马其顿西部小心翼翼的农民会在他们胸前画十字，说：“我们是穆斯林，但是，是服侍圣母玛利亚的穆斯林。”几个世纪之前，德布斯贝克曾在利姆诺斯岛见到土耳其人参加希腊仪式并感到吃惊，他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如果你问他们为何这样做，他们会回答许多风俗由来已久，长期经验证明了它们很有用。他们说，古人比他们懂得也能够见到更多，因此他们认可的风俗不应当任意打乱。”[27]

在这个共享的世界里，虔诚的仪式超越了神学的分水岭，不仅在超自然事物的领域中，也在奥斯曼世界的日常世俗生活中。例如，伊斯兰教的法庭和土耳其的行政当局，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可以接触。非穆斯林可以将它们当作上诉法庭，有时也借此绕过他们自己的宗教当局或习惯法庭。因此穆斯林官员能依照伊斯兰教的法律，帮助基督徒和犹太人处理税赋、商业和土地事务。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各省总督有时甚至会插手处理基督徒社群中关于任命主教的争执。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行会的成员，他们利用拜占庭的行会制度，让自己能受到圣徒、教长或圣人的保护。即使没有涉及穆斯林，东正教的男女信徒有时也利用伊斯兰教的教法法庭。有个塞浦路斯基督徒农民在一位伊斯兰法官面前陈情：“我缺钱。他故意拖延不还。根据伊斯兰教教法，我要他还钱。”[28]

个人生活最私密的部分都受到这种宗教并存的影响。例如在婚姻方面，基督教教会的态度便遭遇了始料未及的竞争。依照伊斯兰教，一夫多妻和各种暂时性婚姻的契约都是可行的，离婚很容易（妇女尤其容易）。哪一种宗教拥有更佳的吸引力因此是毫无疑问的。基督教会的管理阶层看来一直未容许一夫多妻制（无论如何，一夫多妻在巴尔干穆斯林中也不常见）；但暂时性的婚姻另当别论。1600年，威廉·比达夫曾注意到，以一些金钱包下与一位妇女在某期间内的关系，对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自然的吸引力。最后，教会被迫默许这种到了18世纪已十分流行的做法。在有些地区，这种做法变成了赚取嫁妆的手段，一种合法化的人肉买卖。“假如有个陌生人期望与一位年轻未婚女性欢爱”，基克拉泽斯的沙勒蒙勋爵表示：

他会立即把注意力放在她的父母身上，要求和这位少女结婚。这项交易马上成交，这对新人被带到地方行政官面前。他们在那里宣誓，两人在新郎居住岛上的期间互相忠实对待，新郎并保证在离去时付一大笔金钱，以及目前的预付款……这笔钱留作少女的财产，在她的配偶离去时，她会立刻用这些钱在同胞中为自己找一个真正的丈夫。此人一点也不因为她前面的婚姻关系而不尊重她，事实上把她视为寡妇。

这是基督徒岛民为了自己方便而采纳的伊斯兰做派，并且得到了土耳其官员的准许以及乡下牧师的容忍[29]。

撇开这种特定的制度不谈，在奥斯曼统治期间，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男人和基督徒女人一直有互通婚姻：结果许多穆斯林的母亲是基督徒，因此私下很熟悉母亲的宗教，有时还心向往之。塞尔维亚的专制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于1435年将女儿玛拉嫁给苏丹穆拉德二世，大概是想获得后者的青睐，可惜没有成功。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有个信基督教的希腊妻子，他曾因替她盖了间小礼拜堂而出名。后来，阿尔巴尼亚出生的奥斯曼官员伊斯梅尔·凯末尔·贝想娶一名希腊妇女，为了克服她继母的阻挠，在她的同意下将她诱拐走。在精英阶层之下，也有无数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关系的例子。[30]

改变信仰为陷在不愉快婚姻的基督徒妇女提供了特别的好处。借着改信伊斯兰教，她们的婚姻便自动无效，除非她们的配偶也改信。这有个特别的模式。一个伊斯兰教教会法庭（或卡迪法庭）听人陈述：“卡蔻（Cako）当着穆斯林的面表示信奉伊斯兰教，并且取名为法玛（Farma）。她丈夫也有机会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他婉拒了。”在另一个类似的例子中，阿布杜拉的女儿法玛（Farma bint Abdullah）登记她改信伊斯兰教，据称“我的丈夫、曼诺雅的儿子杨诺（Yanno bin Manolya）受邀信奉伊斯兰教，但他并没有成为穆斯林”。他承认他不再拥有法玛。引人注意的是，只要有任何一点背教的蛛丝马迹，穆斯林的婚姻关系就会受到影响。18世纪伊斯兰法律概要便提及：

问：齐德（Zeyd）和他的妻子辛德（Hind）去上教堂，并赞成异教徒的某些行为。齐德和辛德必须重新入教和重新结婚吗？

答：是的。[31]

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93年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看到一场“文明的冲突”，并且认为巴尔干半岛位于这场冲突的一条全球断层线上。不论以这种方式来看巴尔干的未来有哪些优点，很明显，它并无法解释过去。奥斯曼政府及其宗教领袖在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划下明确的区别，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区别并没有那么显著。在这个欧亚权力均衡的游离区域中，许多潜在的摩擦——不论是固有的或由外人带进来的——都被当地共有的风俗减弱或消除掉了。

随时间演进的风俗提供了超越宗教的安全和保险。在兄弟结拜的仪式中，来自不同家族、甚至不同宗教的年轻人会宣誓忠于彼此。在利夫诺的边界地区——也就是威尼斯、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的权力冲突的地方——流传着一篇土耳其人对17世纪中叶一场战争的记载，当时许多基督徒在战后成了阶下囚。当胜利的帕夏依习惯下令处决他的战俘时，他手下一个士兵求他饶过一名战俘的命。帕夏问原因，该士兵解释：“作战时，我让这个异教徒接受我的宗教，我也接受了他的。我们互称兄弟。如果您将他处死，他就会带着我的宗教上天堂，那对可怜的我来说，真是情何以堪。”这位被弄糊涂的帕夏请教其他部队的意见，他们为他澄清了这项习俗：

若我们的一位在前线的辅助兵被异教徒俘虏，当他们一起吃饭、饮酒时，某位异教徒也许会发誓将他救出牢笼；而这位穆斯林辅助兵也会承诺，若对方被我们俘虏，会将他自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他们立了个约，说：“你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我的宗教就是你的宗教。”他们互舔对方的血，异教徒和穆斯林便成了“同一宗教的弟兄”……当然，在穆斯林或异教徒的经书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但这种异端之说在前线地区非常普遍。

感到厌恶的帕夏于是将两人（士兵与俘虏）都放了。[32]

三大一神教信仰的界线变得模糊，是17—18世纪巴尔干成长最快速的一项宗教运动的特色之一。此宗教运动即是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贝克塔西教”。贝克塔西教义与逊尼派伊斯兰教相反，主张“圣徒属于全世界”。19世纪晚期一本小册子记载：“贝克塔西教信奉天父，信奉真圣徒如穆罕默德·阿里、卡迪杰、法蒂玛、哈山和胡珊……他们也信奉所有古代和现代的圣徒，因为他们信奉善、崇拜善。他们这些信奉与爱戴令他们也信摩西、米利暗姆、耶稣及其仆人。”贝克塔西教徒改建基督教圣徒的圣殿，依自己的圣徒之名来重新为它们命名；基督徒也前往贝克塔西教徒建立的圣殿，当作他们自己圣徒的圣殿。在这样的环境里，宗教界线很轻易地消失。一位英国旅人在一间贝克塔西圣殿问神职人员：“我以为你们这里全是穆斯林。”他们告诉她：“我们是啊。但我们也庆祝圣乔治日。”许多世纪以来，贝克塔西教和奥斯曼宫廷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颇有关联，随着该帝国的拓展而传遍东南欧，流行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大部分地方，即使在当代，它在那里仍根深蒂固。[33]

由宗教来看，阿尔巴尼亚或许是个特别的案例。一位显贵告诉伊迪丝·杜韩：“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有很独特的观念。我们信奉任何让我们自由持枪的宗教。因此，我们绝大多数是穆斯林。”19世纪的许多人都很熟悉“阿尔巴尼亚人对待宗教的轻松方式”，为了“真正的信仰”而脱离“异教的无知世界”在现代人眼里是很重要或突然的举动，但对奥斯曼世界里很多人而言却非如此。现代人提到改信，总会唤起叛教、苦恼以及背叛个人和民族的形象。投入新的宗教通常是将新信仰添入旧信仰，而不是放弃旧的、只拥抱新的。的确，改信者时常留下旧的宗教仪式和习惯，只是必须保密，以免别人怀疑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爱慕不是真心诚意（他们仍在复活节涂红蛋），而由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土耳其语称为Donmeh）据说仍在家里偷偷维持旧的宗教仪式。[34]

保密也见于取双名的风俗——苏莱曼（Suleiman）变成了康斯坦丁（Constantine），侯赛因（Hussein）变成了乔吉（Giorgi）。双名可以让人周旋于官方的敏感类别之间，也可以用来隐藏真正的姓名。阿尔巴尼亚的方济会修士遇到受监护者坚持不用基督教教名、要用穆斯林假名自称时，都感到惊恐莫名，但他们也劝不了这么做的年轻人放弃用假名。年轻人强烈地为自己辩护：为了防止女巫对人施咒，还有什么方法比隐藏真名更好呢？不论是对付巫术、包税者，或威尼斯宗教法庭的调查官员，多重姓名都是弱者抵抗强者、个人抵抗宗教和世俗强权的一大武器。因此，透露自己的真名真姓就表明了此人决定在面对强权时仍坚持做自己。圣伊莱亚斯的生平里有一段他在殉道前的重要对话。据说这位圣徒因为想逃避重税而改信伊斯兰教。别人问他：“你难道不是穆斯塔法·阿都瑞斯吗？”他回答：“是，那是我。但我并非穆斯塔法，而是伊莱亚斯，东正教基督徒。”[35]

* * *

不过，宗教之间的界线并非能完全渗透，共存也不表示容忍。19世纪晚期，主流宗教的信徒便时常在日常言论中轻蔑“异教徒狗辈”。旅人们对各式各样的侮辱词汇都印象深刻。

基督徒则无法随便抱怨。他们许多教堂都改成清真寺，显示了他们是二等身份。他们很少获准兴建新的教堂，有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样的地区，他们不能敲钟，只能用响板击打木板来召唤信徒。一位从黎凡特返回的法国旅人在1836年提到：“在塞尔维亚，基督教完全没有在黎凡特那样的限制。我们听到长久以来未曾听到的钟声，又惊又喜。”但敲钟有时也被认为是挑衅性的“不信神”的行为而遭到禁止。[36]

在乡下，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差别不是什么禁忌。两个社群毗邻而居，他们日常的互动也不总是剑拔弩张。一位保加利亚人回想起他19世纪70年代的生活：

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相处甚欢。与土耳其人住家为邻的保加利亚村妇，和土耳其妇女密切愉快地来往。保加利亚小孩把土耳其小孩当成玩伴玩在一起。土耳其妇女和儿童的保加利亚语都说得不错，保加利亚成人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努力学土耳其语，结果形成了一种混种的土话。在保加利亚人家里工作的土耳其人都被视为亲近的朋友……我们很习惯土耳其人。当然，我们保加利亚人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服装、自己的习俗并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不同的习俗和服饰，他们的信仰也不同。但我们习以为常、各得其所。[37]

在城市里，穆斯林人多势众，人们互动的模式就很不一样。非穆斯林总是被谣言所扰，被描述成盲目信仰和暴行者。在19世纪早期之前，君士坦丁堡对非穆斯林一直都是危险的地方，在伊斯兰斋月[19]，谨慎的非穆斯林会避开街道。17世纪和18世纪时，土耳其禁卫军常常攻击基督徒和犹太人而能安然无事。禁卫军被取缔后，这种威胁减退了，现代化带来了共享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再度超越了宗教的界线。都市的聚落形态首次是以阶级而不是以宗教为基础。在自由化的坦吉马改革[20]之前，富裕的基督徒常故意把房子外表弄得不吸引人，到了19世纪后几十年内才愈来愈宏伟豪华。在萨洛尼卡的工会、行会和中产阶级俱乐部里，都同时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足迹。阶级区别或许不曾消除宗教的类别，但创造出了另一种合作和利益关系。

其实，如果帝国更稳定，这种合作关系可能早已形成。社群之间的关系跟时间和空间都有关。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兴起后，为奥斯曼内部各宗教带来了新的紧张关系。东正教与天主教会的关系自18世纪中叶起显著地恶化，在那之前，它们其实有很真诚、密切的合作。到了19世纪，希腊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更让奥斯曼帝国对于东正教的态度有所动摇。于是，这段帝国宪法表面上趋向自由主义的时期，也是穆斯林感受基督教敌意而日益不安之时。数十万激愤的鞑靼和索卡西亚[21]的难民，在俄罗斯朝黑海挺进途中逃亡，抵达奥斯曼的国土，并在多布罗加[22]和保加利亚定居下来。

在阿布杜·哈米德自1876年起的统治时期内，奥斯曼开始反抗西方国家干预帝国事务。1876年制定的宪法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民间与官方对于强权干预愈来愈愤怒，导致了群众暴动，最后在1895年爆发了对亚美尼亚人以及次年对克里特岛上希腊基督徒的大屠杀。如近代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奥斯曼面对西方要求“宗教自由”时，有意地防卫自己的宗教以免被基督教侮蔑。奥斯曼权力的衰退也加强了穆斯林在这个新的基督教世界中的防御性意识。于是，在帝国统治最后阶段，现代化加深了社群之间的宗教分化，并赋予他们新的政治武器[38]。

那正消逝的旧有宗教态度，可从17世纪拉里萨主教殉道的故事中看出。据说他“心地和行为都很邪恶，被某些欧洲人的言语和承诺所骗，和魔鬼合作，聚集了足够的群众，向当时统治的土耳其人宣战……不久他被捕了，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应付的代价，被土耳其人在上帝的应许下将他处死。他做了与他教会职务不相称的事”。[39]

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反叛的基督教主教和无情的土耳其人的世界。不过，在（信奉基督教的）说故事者的眼里，这位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并不是英雄（跟后来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看法不同），而是被魔鬼引入歧途的人。土耳其人或许残忍，但他们是遵照神的意旨杀害这位主教。这个故事并不是描述一个没有冲突或宗教敌对的社会。它描写的是充满暴力、动荡不安的世界，也是一个基督徒对伊斯兰政府效忠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中，人的行为仍以宗教而非民族的观点来理解。

* * *

基督徒农民的信仰、兴趣和仪式也许深受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仍保留着有关基督教帝国重生的民歌和传奇。自从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那个不幸的星期二陷落以来，相关的预测、怀古和预言就已在他们之中流传。塞尔维亚的东正教主教们和曼尼欧特的酋长们经常跟威尼斯和奥地利的外交人员密谋反叛土耳其人。1657年，有一位主教因为轻率地预测伊斯兰衰亡和基督教恢复统治，而被处以绞刑。俄罗斯崛起成为欧洲第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强权后，曾引发了新的预言：一支来自北方的金发战士部族会将穆斯林逐出君士坦丁堡。1776年，有个人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女皇不幸死去的丈夫），他在黑山现身，带领氏族的联军抵抗土耳其人。这位冒充者的活动使叶卡捷琳娜女皇亲派特使前往那里，宣布支持这场将会反攻到“君士坦丁堡，古希腊帝国之都”的起义。黑山人当然没有兴趣夺回君士坦丁堡，但叶卡捷琳娜女皇确实有兴趣，她派宠臣奥洛夫伯爵去煽动东正教信徒反叛高门。希腊当地1770年起义的策划者也提供了帮助，虽然他们把奥洛夫看作“想象力来自阅读古代历史和神话故事”的人。[40]

奥洛夫宣布俄国有意“扶助和解放……整个希腊民族”。虽然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的基督徒农民回应很热烈，但这场叛乱终究被奥斯曼军队轻易地平定。1770年，有4万人被杀、变成奴隶或逃走。这是一场原始民族主义的叛乱吗？可能是。东正教修道院院长瓦伦便曾写信给女皇，说她的成功“无疑将让我们期望甚殷的完全解放时刻提早到来”。但在1779年，希腊的酋长们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军队合作，并跟法纳尔人尼古拉·马佛鲁叶尼协商，镇压一直在该区域劫掠的阿尔巴尼亚非正规部队。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许多基督徒（特别是精英阶层）将俄罗斯的失败视为警告，尤其是因为它证明广为人相信的苏丹必败的预测属于无稽之谈。康士坦丁·达彭提斯写道：如果上帝——希望他原谅我胆敢这样说——考虑到我们的罪，制止神谕断定的那件事在指定的时间发生。

如果，我说，上帝认为那么多天文学家、学者和圣徒的预言都是徒劳；如果他认定不能把帝国乃至生命本身托付给不值得的人，那罗马帝国又怎么可能复苏呢……既然如此，希腊人和俄罗斯人都不可能统治这座城市，直到世界末日。愿慈悲的上帝怜悯我们，将天国赐给我们，而永远不要管地上的国。[41]

说来奇怪，达彭提斯本人正是那些将欧洲启蒙运动的观念传入巴尔干的东正教知识分子之一，他们为后奥斯曼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语汇。起初，他们的贡献根本与民族主义无关。他们受过中欧的新人文主义学识的训练，渴望将这些学识与东正教结合，宣扬科学知识、古典学识和哲学的优点，并批评他们自身文化的落后和野蛮。随着印刷文化的普及，希腊人的著作快速增加：是18世纪末希腊人印的希腊文书籍数量的7倍。几乎所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由教会培植出来，成为神职人员而获得学识。不过，他们因为热衷科学理性主义，加上采取世俗历史观而非圣经历史观，因此不自觉地掏空了宗教当局的传统基础。[42]

当奥斯曼绝大多数基督徒仍停留在原来的精神世界时，这一小撮有学识的精英开始钻研关于民族和种族的新语言。历史学家派夏里斯·奇卓米里德曾描述，他们的目的是整合“欧洲周边被遗忘的民族，纳入欧洲大陆共同的历史命运”。巴尔干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用世俗的新民族史观取代东正教的基督教时间观，来为现代民族主义铺路。18世纪初，法纳尔人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曾将上帝创世之初到耶稣再临之间的历史分成六段时期，接着是“在永恒的华厦中长眠”的第七个时期。正是这种《圣经》的时间观——一般相信历史纪元的划分与一星期各天吻合——被文明和文化的新进展所淘汰。古希腊和拜占庭成了最先被重新认识的历史阶段（前者在18世纪被重新认识，后者在19世纪），并通过政治运作而改写。历史获得了新方向。

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知识分子梦想着有位开明的专制君主前来拯救人民、实现政治解放（正如伏尔泰的想法）：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国王，一个进行现代化的人物，或许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或约瑟夫二世[23]一样。俄罗斯人仍旧是潜在的助力，尤其在1806年至1812年俄土战争之际，俄军抵达多瑙河南岸，仿佛“伊凡祖父”真的将解放巴尔干的土地。不过，直到法国大革命，人们才首次发现解放可能将通过群众本身的行动而到来。法国君主政治被推翻、拿破仑崛起，尤其是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奥斯曼治下的埃及，让巴尔干基督教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日益激昂。[43]

在新的政治煽动者中，有一位是里卡斯·维勒斯丁里斯，他自维也纳印行希腊文宣传品，呼吁推翻奥斯曼王朝，建立以人权为基础的新共和政体。里卡斯所著的《鲁米利亚、小亚细亚、爱琴海及多瑙河各公国居民之新政体》（1797）是一个新“希腊共和国”的蓝图：人民独立自主，不论语言或宗教。习惯现代人种区分方式的现代人，会惊异于里卡斯认为新国家将以希腊文为官方语言的想法。但更让同时代的人吃惊的是，此书根本没有提到教会。里卡斯认为，为了支持仍然定义不明的“民族”，奥斯曼王朝和东正教教会都应当被清除。[44]

由于主张无神论和平等主义，这样的激进主义将许多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都吓坏了。奥斯曼官员同声谴责“几年前法国爆发的邪恶与煽动的革命之火，朝四面散布灾祸和动乱的火花”。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当局也不见得更高兴，他们逮捕了里卡斯，将他交给奥斯曼土耳其人，后者于1798年将他处决。东正教教会也很担忧。许多主教认为，政治自由的概念是魔鬼授意的，引诱信徒不对苏丹尽忠职守。在里卡斯死亡那一年，宗主教发表的《父亲的告诫》严厉谴责“虚夸的自由制度……那是魔鬼的陷阱，是致命的毒药”，并且提醒基督徒上帝如何“从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建立起这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取代背离了东正教信仰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他让这个帝国的地位高于任何王国，表明它的出现无疑系出于神的意旨”。大约在同时，一篇用希腊文写的反知识分子的讽刺文章在君士坦丁堡流传。它嘲笑亲法分子是“浪漫的青年，文明的显贵，口里说着‘我已经启蒙，我说法语，我穿着欧式服装’”。换句话说，精英分子和一般民众都反对新知识的政治派别[45]。

随着强调农民语言的文化价值的浪漫民族主义传入巴尔干，希腊文（有如西方的拉丁文）是通往学识的途径的旧有假定正慢慢受到质疑。19世纪早期，（常在希腊学校受教育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首次开始以文化社群来界定自己。他们对于希腊文化的独霸情形感到愤怒，公开怀疑希腊语是否是他们的语言或者“希腊”是否是他们的祖国。佩西·希南达斯基在他写的《斯拉沃尼亚—保加利亚史》中说：“有些人不关心自己的保加利亚民族，反而学外国生活方式和外国语言。他们不关心自己的保加利亚语言，反而努力去读、去说希腊语，羞于自称保加利亚人。” [46]

但希南达斯基的目标读者中，会阅读保加利亚文的人有如凤毛麟角。政治与文化的新关系需要时间，慢慢由知识分子、书籍和城市传到小市镇和不识字的乡民，由维也纳、的里雅斯特、雅西和敖德萨的移民社群传入苏丹版图的心脏地带。大多数人仍不识字，对于书籍和书里的新学说一无所知，生活在深受限制的乡村世界。例如，1810年时，（未来塞尔维亚中心的）贝尔格莱德的帕沙利克区只有两所小学，而且教学语言都是希腊语；黑山在1834年才开办第一所小学；罗马尼亚化起因于当地贵族期望摆脱希腊王侯，却让农民感到心寒；至于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崛起，是19世纪中叶纯保加利亚语学校开办以后的事[47]。

随着民族主义开始吸走信徒，东正教宗主教努力想回应。其传统的立场是接受不同基督教团体的差异，并坚持他们要有共同的宗教忠诚。依那爵宗主教如此说明这种立场：

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基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各自有其语言。不过，所有这些人民，和那些居住东方的人民，被他们的信仰和教会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团体和一个以希腊人或罗马人为名的民族。因此，奥斯曼政府通称它的东正教臣民为罗马人，宗主教则是罗马人的宗主教[48]。

但是，“罗马人的宗主教”的地位却正遭到来自各方力量的推翻。希腊的知识分子视宗主教为卖国贼，对他口诛笔伐，因为“他不是笨蛋便是由牧羊人变成的狼”。愈来愈多斯拉夫人认为他是希腊人。土耳其人也不信任他，认为他是高门的不忠仆人。1821年，尽管宗主教格列高利奥斯五世已发公文将希腊革命分子逐出教会，但他自己仍被处死。[49]

巴尔干各民族国家在1830年之后崛起，更进一步削弱了宗主教的权力。自治的东南欧民族无法像17世纪的俄罗斯一样再忍受奥斯曼官员掌握他们的最高宗教权威。“自拜占庭时代以来，各地的东正教教会就与官府密不可分，一直臣属于君主。”此话出自一位新东正教教会的坚定信徒。1833年，新东正教教会于雅典成立，但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认可。其他的教会纷起效尤：保加利亚人为了争取能用斯拉夫语做礼拜的神职人员，与宗主教经过长期争吵，1870年终于成立了自己的教会（甚至在建立独立国家之前）——就是所谓的“地方主教”。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教会则于次年成立。设立土耳其东正教教会的法律草案在1921年提交给安卡拉的国民大会——这是此波新教会的高峰。阿尔巴尼亚随后于1929年也有了自己的教会。只有塞尔维亚人根据教规在1879年得到宗主教授权，成立自己的教会。这些新教会最终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决裂，宗主教的信徒日渐减少，也不得不向新的政治现实低头。在正好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宗主教的信徒从巴尔干和安那托利亚的全部人口大幅萎缩到只有几万，多数都住在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里最有权力、最富有和最成功的基督教组织，实际上被基督教民族国家的兴起所摧毁了。[50]

不过，巴尔干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如其所愿。拥抱民族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许抨击过教会以支持民族的形成，但实际起义、创造新民族国家的是农民，他们仍坚定地依附着教会。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成功吸走巴尔干的东正教农民，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20年代花25万美元印了100多万张宣传单，教育了数十名小孩，却只有三个人改宗。18世纪，巴尔干许多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得不到民众回响，这几乎不令人吃惊。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东正教（和其他宗教）仍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政治因素，但它的本质改变了。宗教以过去不为人知的方式成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因此跟邻近宗教的差距变得更大。它变成了小说家乔治·西奥托卡所谓的“民族宗教”，因此，在西欧和意大利跟天主教抗争的反教会世俗主义并没有机会在巴尔干出现。今天，天主教教皇仍旧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势力却日薄西山，只对土耳其稀少的东正教居民有管辖权。在东南欧，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不超过两百年的政体——已经完全战胜了东正教的旧价值观。[51]

[1] 拜伦（George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出身落魄贵族家庭，反抗专制压迫，追求民主自由，在投身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中病逝。——译者注

[2] 瓦兰吉人（Varangian），9世纪至10世纪左右进入俄罗斯建国的北欧人。——译者注

[3] 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等都是。——译者注

[4] 奥托国王（King Otto，1816—1867），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之子，1832年，伦敦会议把希腊的世袭主权交给他，让希腊在英国、俄国与法国的保护下成为“君主政体与独立”国家，1862年退位。——译者注

[5] 阿提卡（Attica），希腊中部突出于东南方的半岛，雅典即位于此。——译者注

[6] 伊格那莎大道（Via Egnatia），古罗马大道，连接亚得里亚海港口与君士坦丁堡。——译者注

[7] 特拉比松帝国（Trebizond，1204—1461），位于现今土耳其黑海海滨，1461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译者注

[8]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即征服者穆罕默德。——译者注

[9] 罗马土地（land of Rum），指原来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尤其是巴尔干地区。——译者注

[10] 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1578—1664），英国旅行家、诗人，写有关于中东的游记。——译者注

[11] 萨格勒布（Zagreb），即现今克罗地亚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12] 斯科普里和索非亚分别为今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首都。——译者注

[13] 安条克（Antioch），土耳其南部一城市，靠近叙利亚边界，古叙利亚首都，也是早期基督教中心。——译者注

[14] 圣山（Holy Mountain），即阿索斯山。——译者注

[15] 拉比（rabbi），犹太教律法专家。——译者注

[16] 卡迪（Kadi），照伊斯兰教教法进行宗教审判的法官。——译者注

[17] 乌理玛（ulema），伊斯兰教国家有名望的神学家或教法学家。——译者注

[18] 霍加（hodja），穆斯林学校的教师。——译者注

[19] 斋月（Ramadan），指伊斯兰教历书上的九月，斋月内教徒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译者注

[20] 坦吉马（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革新”，是1839年至1876年奥斯曼帝国改革时期的称谓。——译者注

[21] 索卡西亚（Circassia），位于高加索地区，索卡西亚山脉以北，临黑海。——译者注

[22] 多布罗加（Dobruja），位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之间。——译者注

[23]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以其现代化计划被誉为“革命的皇帝”。——译者注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全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展开

黄金岁月重返

……天堂微笑，信仰和帝国闪耀

像消逝梦境的残骸

——雪莱[1]

如果我们探讨土耳其帝国内部衰败的原因，观察它们最普遍的征候，我们一定会知道，这是因为帝国在抗拒势力比它庞大到无法衡量的另一个世界。那另一个世界能在刹那间将它粉碎。它为了自身不为人知的理由而忍辱负重地生存，却也对另一个世界发挥了不可见的间接影响。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2]

从法国大革命到1923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经过了漫长的19世纪，巴尔干的现代政治地图终于浮现。奠基于民族主义而形成的独立国家，取代了那个自封为罗马人继承者、“上帝的奴仆和世人的苏丹”的人，和他的历时长达500年的帝国。民族主义的胜利有部分是由于巴尔干人民本身的努力，经由起义和抵抗而摆脱奥斯曼的统治，但他们的努力若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也是徒劳无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巴尔干解放运动抗拒欧洲国家制度的高峰。

外国为了结束土耳其人对巴尔干的统治而拟定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直到基督教国家开始攻击高门，计划才变得可行。奥地利在1699年之后征服了匈牙利—克罗地亚。俄国势力抵达了黑海，于1774年击溃土耳其海军，在签订条约后，有权干预奥斯曼政府事务以确保多瑙河各公国的安定，并成为高门治下基督徒的保护者。不过在18世纪末成为奥地利和俄国这两个强权（以及普鲁士）的受害者的不是土耳其，而是波兰（一个无心的后果是，民族国家在东南欧的崛起比在东欧其他地方崛起要早上好几个世代）。只是波兰被瓜分并无法满足这些强国君主的胃口。[3]

在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分割巴尔干半岛的计划中，奥地利将接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分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与黑山，俄国则控制其余的地方。女皇的孙子——故意取名为君士坦丁——最后将登上在伊斯坦布尔重建之拜占庭帝国的宝座。1787年，奥地利和俄国的君王共同出巡俄国刚赢得的黑海领土，穿过刻有“往拜占庭之路”的凯旋门。但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希腊的大计”从来就不曾实现，因为太多其他的强国有意拦阻，最后她只能兼并克里米亚半岛。[4]

这些开明的专制君主根本不想支持巴尔干半岛的独立运动，而是打算建立基督徒帝国来取代穆斯林帝国。不过，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许多想法。希腊战士西奥多·柯洛柯特罗尼斯[1]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我的判断，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作为开启了世人的眼界。这些民族以前什么都不知道，人们认为君王是地上的神，对君王的一言一行只能称赞。经过现在这种变迁，统治人民就比较困难了。”的确，当俄国人继续支持东正教徒抵抗土耳其人时，哈布斯堡王朝却日益保守，自梅特涅[2]时代以来，便不喜欢斯拉夫人在家门前进行解放抗争。法国和英国则犹豫不决，不知是支持被压迫的基督徒抵抗穆斯林的专制政治，还是为了维护奥斯曼而对抗俄国。巴尔干半岛对自治的渴望因此遭到强权利益冲突的抑制。俄国外交部长聂索洛得[3]于1829年写道：“对土耳其帝国灭亡这个庞大的问题想得愈多，便会愈陷入困难和纠葛的迷宫。”国际上对这种奥斯曼衰退和民族叛乱的不可预测过程的处理，成了所谓的“东方问题”。[5]

尽管奥斯曼正在衰败，但巴尔干的基督徒仍太软弱，没有外来支援便无法争取到自由。他们缺少组织、领导力与意志去战胜土耳其强权。在拿破仑时代，对伊斯坦布尔政府构成最严重的内部挑战的不是无武装的异教徒，而是现在大多被人遗忘的穆斯林精英——波斯尼亚的诸侯、黑塞哥维那的镇守使、阿尔巴尼亚的总督、北边维丁境内的军阀。18世纪中叶，波斯尼亚常有叛乱，导致苏丹商讨要“重新征服”该省，但情况愈来愈糟。1803年6月，一位英国人写道：“苏丹手下的帕夏（总督）比封建基督教王国的君主手下的贵族更为独立。土耳其在欧洲的部分几乎是可怕的混乱、暴动和野蛮。” [6]

当苏丹努力想控制维丁的军阀时，在哈布斯堡领土对岸的贝尔格莱德省的附近，不服指挥的穆斯林新军军官也正为自己夺取领地。兰克写道：“在帝国所有的新军当中，没有谁比贝尔格莱德的新军更反对苏丹。”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杀害苏丹的代表——贝尔格莱德的维齐尔——只因他亲基督徒，然后他们开始屠杀支持他的基督徒亲王。后者以苏丹之名执戈反抗，也就是说，起初他们挺身而出的动机是自卫，不是追求独立的梦想。但是苏丹犹豫着是否要接受他们的支援。帮基督徒武装对抗穆斯林的念头总是让高门不太放心，不论前者有多么忠心，后者又多么叛逆。[7]

于是，塞尔维亚的亲王们于1806年向俄国人求助，将原属地方的叛乱变成了解放抗争。俄国人很重视东正教信徒的忠诚，但他们不想使奥斯曼帝国分裂、落入拿破仑之手。况且，一旦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人分身乏术，土耳其的军队便会重新控制贝尔格莱德周边土地。因此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以失败收场，主要就是列强在欧洲斗争的结果。但奥斯曼帝国为了对抗武装不足、组织散漫的基督徒农民和商人，却花了九年时间来铲平那小小的边境战争。这不是个好兆头，它加强了伊斯坦布尔主张现代化的人士要求奥斯曼政府全盘改革的论调。更糟的还在后面。

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像叛党领袖卡拉乔治[4]一样逃往海外。有个叛乱者决定留在家乡，听命于奥斯曼的官员，他如此推断：“若领土荒芜，苏丹能有什么好处？若塞尔维亚人都被屠杀，塞尔维亚又有什么价值呢？”狡猾的塞尔维亚领袖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也留下来为苏丹效力，被任命为大亲王以便平定该区。但两年后，他又领导第二次起义。1815年春天，他首次将他的穆斯林结拜兄弟阿斯钦·贝带到安全之所，然后宣布开启新的“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开战的讯息传遍塞尔维亚：居民应当杀掉他们遇到的任何穿绿衣服的人——那种衣着正是穆斯林的标志。[8]

塞尔维亚人这次起义的时机比上次好：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让俄国人得以照顾他们在巴尔干的附庸，在俄国的压力下，土耳其人被迫对塞尔维亚人让步。一支土耳其的驻军留在贝尔格莱德，但是穆斯林被限制在帕夏管辖的城镇活动。为了确保米洛斯重新对苏丹效忠，苏丹让他成为塞尔维亚的实际统治者。他就像帕夏一样管理塞尔维亚人，还抓住他的政敌卡拉乔治送交苏丹，暗杀质疑他的权威的其他政敌，吊死叛乱的农民。对高门而言，这种安排倒是为这小小的省份带来了安宁。因为此时奥斯曼帝国正遭到伊底鲁斯和波斯尼亚更严重的挑战，那里武装精良的诸侯都在质疑苏丹的权威。当希腊发生叛乱，米洛斯谨慎地袖手旁观，以表示仍忠于高门。他的报酬于1828至1829年来到，当时另一次俄土战争导致奥斯曼帝国再行让步：他被承认为塞尔维亚的世袭亲王，内政完全自治。从此时开始，塞尔维亚开始被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在1878年于柏林会议上赢得正式独立之前，塞尔维亚比较像是土耳其帝国内的自治基督教公国——正如多瑙河各公国或是新建立的萨摩斯公国一样，各有不同的自治方式。民族国家的最后胜利仍有一段路要走。[9]

19世纪早期，苏丹治下不顺服的总督中最顽强的或许要算阿里·帕夏。他是个面容庄严却残忍无情的阿尔巴尼亚人，势力范围从他在阿尼纳的基地往东延伸至瓦尔达尔河，往南则至科林斯湾。在与高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和英、法两国外交人员复杂欺骗的交涉中，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利用希腊人。他知道敖德萨、维也纳等地的希腊革命圈子长期策划着解放抗争，而且半秘密的友谊社正在阴谋叛乱。阿里·帕夏说希腊语，有位信奉东正教的妻子，他雇用一群希腊顾问，他们劝他皈依基督教，他则鼓励他们恢复“罗马人的帝国”。他的都城阿尼纳是重要的基督教学术和教育中心，希腊语文学校非常兴盛。[10]

1821年，高门为了粉碎阿里·帕夏的势力，派部队去阿尼纳征讨他。同一时间，希腊有两处相隔几百英里的地方都发生了起义事件。第一桩起义比较不成功，发生在多瑙河各公国，靠近黑海周围的繁荣希腊世界。领袖是法纳尔人、前俄国军官亚历山德罗斯·伊普西兰提斯。俄国已是希腊人获得支援的主要来源——希腊人是高层外交圈中一个财富、阴谋与同情的汇集之所。伊普西兰提斯曾是俄国将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而后来成为独立希腊第一任总统的爱奥尼斯·卡波迪斯特里亚拒绝领导叛乱，他是当时俄国外交圈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俄国诗人普希金曾写道：

（希腊人如何）印制宣言书，很快散布到各处——据说里面提到希腊的凤凰将自灰烬中升起，土耳其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还有一个强权认可了这项有气魄的壮举！希腊人已成群聚集在三种旗帜下。其中一支旗帜是三色旗；另一支招展着用月桂枝叶缠绕的十字架，上面的文字是“靠此记号征服”（上帝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应许）；第三支旗帜描绘自灰烬中升起的凤凰。[11]

倘若俄国如伊普西兰提斯期望的给予支援，多瑙河流域的起义就可能带来法纳尔人梦想的拜占庭帝国的复兴，但事实上沙皇急于保持欧洲的和平。卡波迪斯特里亚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皇帝很不赞同伊普西兰提斯亲王希望用来解放希腊的那些（手段）。当欧洲各地受到革命的威胁时，有谁会认不出这两个公国的革命的同样颠覆模式会造成一样的后果，有引起战争灾难的同样阴谋……有煽动性的专制政治的最可怕祸害。”当罗马尼亚的农民也拒绝对叛军的支援后，叛军便被土耳其军队轻易地剿平了。罗马尼亚的叛乱领袖都铎·瓦拉迪米里斯楚说：“我并不准备让罗马尼亚人为希腊人流血。”这次失败主要的后果是，法纳尔人完全丧失在多瑙河以北的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希腊学术中心也因此消失。[12]

一个月后，春天揭开了新的战斗季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遥远南端发生了希腊人的第二次叛乱。那里的农民多数说希腊语，因为俄国人的唆使，早在1170年就有过一次重大叛乱，并以流血收场。这次起义比伊普西兰提斯的起义成功，而且该事件意味着当希腊人真的建立新国家时，它并无法成为横跨欧洲和安那托利亚的新拜占庭帝国，而只是一个小王国，首都位于雅典这个奥斯曼小市镇。而此次起义仍谈不上完全成功。

起初，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高门与北方狡猾的阿里·帕夏之间的斗争。在帕特拉斯[5]，希腊人仍期望阿里·帕夏会“打胜仗”，将他们从奥斯曼的统治中“解放”。事实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官员在为同样的事担忧。他们为了先制伏阿里·帕夏的基督徒支持者而囚禁当地的显贵，无意中触发了希腊人的叛乱。许多希腊人面对被捕或反叛的抉择时，都选了后者，开始攻击穆斯林的聚落。“长年遍布在西天的黑云，现在似乎开始在这个地方投下它荒凉和恐怖的阴影。”一位英国人在马其顿听到叛乱消息时说，“这种争取独立的革命精神似乎也在希腊其他地区风起云涌。”最初几个月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4万名穆斯林居民大约有1.5万人遭叛党杀害，幸存者都逃往城镇和要塞避难。当年夏天，希腊军队围攻、最后洗劫了省都特里波利斯。一个希腊人回忆：“大伙进城拼命砍杀，将男人和妇孺由星期五一直杀到星期天。据称有3.2万人被杀……另有约百名希腊人被杀。后来终于结束，有告示出来说屠杀必须停止。”[13]

1821年年底，希腊的叛乱领袖聚在一起，宣布新宪法并向欧洲求助。他们的同情者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是“文明政府的永久耻辱”。但希腊人像早先的塞尔维亚人一样漫无组织、争吵不休，他们彼此攻打，浪费了曾赢得的战役。1825年以后，组织严明的土耳其—埃及部队联手蹂躏伯罗奔尼撒。若不是欧洲前来施救，巴尔干历史上恐怕又有一次叛乱失败的记录。英国首相坎宁担心易卜拉欣·帕夏的军队会奴役伯罗奔尼撒的基督徒，便提出警告，表示他“不会准许实行让人口减少的制度”。他告诉易卜拉欣“要拒绝或正式放弃……将那里的人运往亚洲和非洲，再将亚洲和非洲的人运来，使摩里亚[6]变成巴巴利国家[7]”。奥斯曼帝国三年前在希俄斯岛的报复使数千希腊人丧命，更多人被卖为奴隶，已使欧洲自由派的良知大为震撼。这次列强为了监视状况，便派了一支小舰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毁了土耳其的海军。埃及军队随后在法国远征军的监视下撤退了。多亏这样的外在干预，希腊终于在1830年成为独立的国家。两年后，列强选上一位17岁的基督徒、年轻的巴伐利亚亲王奥托担任希腊的国王。[14]

历史学家常要解释为何已经发生的事必然会发生。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兴起这个案例中，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成功必须归因于商人移民社群的出现，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但若非奥斯曼帝国军事和行政的软弱无力——尤其在帝国边缘地区——以及国际权力均衡的变动，这些原因全不值得一述。塞尔维亚人于1810年军事失利，希腊人则在1827年被击败，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争取到了建国地位。有位学者写道：“如果没有一个或更多强国的全力支持，塞尔维亚人能否从奥斯曼手中争取到独立，实在值得怀疑。”就希腊人而言也是如此。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的结局是换来微小且不安定的政体，远不及那曾激励巴尔干革命分子的梦想中的伟大帝国。

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强权仍是奥斯曼帝国。丢掉希腊（和埃及）之后，高门终于废除碍事的新军，将军队现代化并进行一连串的改革。阿里·帕夏于1822年被杀，波斯尼亚的诸侯在1831年兵败，奥斯曼帝国得以实行中央集权。诸多改革减轻了地方诸侯压迫巴尔干基督徒的专横情况。183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谴责地主强迫农民在星期天干活：“非穆斯林农民迄今备尝艰辛。苏丹之意是他们应受到保护，让他们全心信奉自己的宗教。”[15]

“欧洲的病夫”仍旧生气蓬勃：晚至1897年，土耳其仍能打败希腊的军队。其在经济上也很有活力：许多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仍是奥斯曼公民，一点也不想迁入他们新的“母国”，反而是有些人为了逃避新希腊王国的高税率和灰暗前景，搬到奥斯曼的安那托利亚或黑海港口。帝国的市集持续吸引基督徒商人，东正教信徒还是为高门效力，担任大使和顾问。[16]

这两个新国家都是贫困的农村国家。借用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家拉马丁的话，塞尔维亚是“一片林海”，国内的牛比人还多。哈布斯堡领土内的塞尔维亚人的学识发展远比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先进。住在新希腊王国的希腊人可能有80万，但仍为高门臣民的却超过200万。希腊的都市都比不上奥斯曼城市如士麦那、萨洛尼卡及首都本身的结构与财富。当然，对那些心系复兴的人而言，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征兆。例如在雅典、帕特拉斯、特里波利斯等地，都有依现代格局而建筑的新城镇，它们快速扩张，取代了奥斯曼的旧聚落；另外还有新政府所委托兴建的新古典宅第和公共建筑。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布朗基于1841年写道：“依我们自己模式而建的一些军营、一间医院和一所监狱，都宣示了一个新兴文明的存在。”事实上，类似的城镇计划与欧洲建筑的趋势也正在改造奥斯曼城市。[17]

新国家的居民在和平时期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彼此凶恶地划分界线。在塞尔维亚，卡拉乔治派和奥布瑞诺维奇派的拥护者互相争权，当地人与所谓的“日耳曼人”（来自哈布斯堡领土的塞尔维亚移民）相争，亲土耳其者对抗亲俄人士。在希腊也是一样，区域派系之间、外国列强的支持者之间，以及“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间，都有数不清的斗争。这些分裂一开始就制造了政治上的怨恨。新国家虽摆脱穆斯林统治而拥有自由，但它们刚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所带来的自尊，却在面对列强时转为强烈的自卑。它们的胜利也不表示巴尔干人民立即开始以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思考。相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830年时还不过是一撮知识分子和行动派所倡导的观念，“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也尚未成形。在东南欧，并没有“民族”自立为独立国家（如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新国家的领袖必须由沉浸在奥斯曼世界观的农民社会中创造出“民族”。布朗基表示：“塞尔维亚应当感谢米洛斯为它找到穿过森林的首批路线，财政秩序得以重建，塞尔维亚民族得以确立。”[18]

* * *

多瑙河的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合为未来的罗马尼亚——是极贫苦的说罗马尼亚语农民的家乡。他们被土生土长的地主波雅尔[8]支配，也受到向苏丹效忠的希腊亲王统治。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两公国被土耳其和俄国争来夺去的处境，显示了那些自治省在完全并入帝国和赢得独立之间不断挣扎。希腊人于1821年起义失败后，法纳尔人权力衰退，让各省的亲王能自罗马尼亚波雅尔阶级中脱颖而出，形成各地的统治精英。在俄国的刺激下，高门不得不在1826年接受这种转变。1829年一场军事行动之后，俄国军队已抵达离君士坦丁堡三天行程的距离之内，于是强行推行军事统治，但有些行省（如塞尔维亚）名义上仍属苏丹。根据《亚德里亚堡和约》第五条，所有公国都将“享有它们的敬拜仪式、完善的安全防卫、独立的国民政府与充分的商业自由”。[19]

然而，民族独立的承诺却无法抵挡俄国军事占领的现实。进行现代化的俄国官员受到同时代英国和法国农地改革理论的影响，常干预各省内政，且远比土耳其人或法纳尔人频繁。教会受到政府的管辖，就像在俄国一样。城市规划者改变了布加勒斯特，房屋都编上门牌号码，街道有了名称（正好比柏林晚20年），路上添了街灯，也有新的下水道。如同巴伐利亚人奥托管理的希腊王国，俄国人以开明的保守官僚作为他们改革的基础。他们利用1832年的“组织法规”将现金经济引入不动产，推动谷物生产，合法化波雅尔的土地所有权，却也让农村的阶级冲突日益恶化。[20]

不久，罗马尼亚人的新主子就像旧主子一样失去人心。在1848年这个革命年份，俄国和土耳其军队联手镇压了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起义。俄国人跟之前的希腊人一样逐渐失去影响力，罗马尼亚人开始接纳拉丁语系，尤其是他们的拉丁“姊妹国”法兰西的文化。在时尚圈里，法语取代了希腊语，正式公报也使用法文。有些人梦想着将瓦拉几亚的都城布加勒斯特变成“巴尔干半岛上的巴黎”。[21]

俄国于克里米亚战败后，法国人就鼓吹让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个公国合并，以便抵挡沙皇进一步染指君士坦丁堡。法国的支持加上罗马尼亚当地精英的巧妙运作，让这个想法得以实现。1859年，两个省议会都选出同一人当统治者——亚历山大·库扎，“一位宁要牙买加朗姆而不想插手公众事务的牌戏好手”——而且也都赞成统一。罗马尼亚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诞生了（但要到1878年才获得国际正式承认）。库扎像巴尔干新国家的多数统治者一样在位非常短暂，不过他至少逃过了暗杀之祸。他因为推行土地改革而与许多地主为敌，在1866年被推下权力宝座。如同早先的希腊，罗马尼亚的地方精英无法接受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元首，只好从国外搬个王室回来。普鲁士国王的表亲、霍亨索伦王室[9]的西格马林的查理亲王在被选为罗马尼亚的国王之前，据说从未听说这个国家，不过他跟同时代的希腊国王乔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他是一个“好孩子，才华不出众的平凡青年”——一样长期在位，安享太平，直到1914年驾崩。

* * *

保加利亚的独立比较晚——在1877年俄国最后一次入侵奥斯曼的欧洲领土之后——而且有高度的争议性。尽管19世纪时已有少数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以及民族主义形式的文化和经济复兴，但因为接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和大主教比较容易控制保加利亚斯拉夫人。1841年的一场农民起义被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快速无情地镇压，许多保加利亚人向北逃往多瑙河各公国、俄国，后来更逃往塞尔维亚。小型革命的密谋只发生在布加勒斯特和布莱拉[10]的咖啡店和客栈里。奥斯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越过多瑙河的保加利亚武装部队打得溃不成军。保加利亚的显贵大多在文化上亲希腊，并且忠于苏丹。当罗塞尼亚[11]学者尤里·维内林1830年到保加利亚，为他对保加利亚民族的历史及种族的开创性研究搜集资料时，他发现他们对他的询问很冷漠，没有什么回应。称呼一个人是保加利亚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1900年有人写道：“甚至在40年前，保加利亚人这个名称几乎不为人知，每个来自那里的人都很自然地称自己是希腊人。”[22]

由于农民和商人缺乏爱国情绪，以及武装起义终究失败，保加利亚的革命人士都感到理想幻灭，转而采取非军事策略，希望建立一个自治的东正教联盟，和苏丹分享权力。匈牙利于1867年成功脱离哈布斯堡帝国掌控，共同建立起二元君主制[12]，示范了和平抗争的好处。有一阵子，高门底下似乎也能进行改革：许多保加利亚人生活在改革派米德哈·帕夏管理的多瑙河省，此人对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给予他们立足点平等的官员地位。但这些基督徒事实上多为波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移民，不是保加利亚人，而米德哈本人也在三年后被撤换，成了奥斯曼长久不稳定的官僚政治的牺牲者。[23]

宗教变迁比爱国的行动主义更成功地塑造保加利亚意识。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曾将《新约圣经》译成保加利亚农民能了解的文字，借此开始渗透希腊文化独霸的圈子。尽管如此，传教士发现很少有农夫能读自己的文字，因此认真思考印制用斯拉夫字母写的土耳其语圣经！1849年，由于君士坦丁堡众多的保加利亚行会施加压力，著名的萨摩斯亲王斯蒂芬·波哥里迪的家乡建起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波哥里迪也是苏丹的顾问，有部分保加利亚血统。后来又有人反对希腊人对宗主教职位的独霸以及希腊大主教在乡间的横征暴敛，导致1870年另外新建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然而此后很久一段时间内，仍有许多说保加利亚语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在马其顿尤其明显。这种心态不表示他们支持南方的希腊王国的扩张计划，而是说他们要在宗主教主持的教堂里做礼拜。说保加利亚语等于保加利亚人的意识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24]

1876年，保加利亚一系列叛乱中的最后一次并没有争取到农民或城镇居民的支持。杰拉维奇写道：“四月起义后来虽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神话中的重大事件，但它是一个完全失败的革命。”欧洲人并不十分在意叛军杀死了100多名土耳其平民。但当苏丹得知接近帝国中心之地竟发生动乱，不免感到心惊，于是下旨进行迅速残暴的镇压。奥斯曼非正规军犯下“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大概有1.2万至1.5万名基督徒遇害）的消息终于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甚至成为英国大选的焦点。当苏丹拒绝欧洲人要求他进行国内改革后，俄国于1877年入侵巴尔干。起初俄国遭到土耳其令人讶异的顽抗，后来终于攻向君士坦丁堡。那一年列强向土耳其人提出的和约帮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取得了独立，也标示出奥斯曼丧失了已拥有数世纪的欧洲领土。不过，引起最大骚动的是另一项和约，它产生了一个国土广大、自治的新保加利亚国，往西到斯科普里和瓦尔达尔河流域，往南则到萨洛尼卡和爱琴海。这就是所谓的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13]，即得名于《圣斯特法诺和约》[25]。

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只存活了几个月。列强，特别是英国认为它是俄国势力向巴尔干延伸的结果，令人无法接受。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坚持新保加利亚国的版图必须削减到小于原先的一半。马其顿交还给奥斯曼统治。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缓冲国——东鲁米利亚。这个新行省不久就并入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仅用了30年就从向苏丹进贡的自治公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但保加利亚人从来没有忘记俄国人原先承诺给他们的国家，马其顿的“失土”更成了他们扩张梦想的标的。

* * *

建国的过程占据了整个巴尔干19世纪的历史。那是一段实验性质浓厚的漫长历程，而且此区的许多“小民族”仍是列强的臣民，隶属于奥斯曼（如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或哈布斯堡王朝。况且，自治并没有像奥斯曼帝国内外的许多联邦主义者所希望的是达到民族全面独立的另一种选择，反而是它的预备程序：由自治迈向独立的过程，多瑙河诸公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花了几十年，希腊则只用不到三年。曾在帝国内争取到自治的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则在一次大战前成了希腊的领土。

欧洲列强强力干涉新国家的内政。它们从欧洲王侯之家的失业后裔中挑人来当新国家的国王，草拟新的宪法，并组织军事和文职顾问。例如，巴伐利亚人于19世纪40年代在奥托国王底下管理希腊，俄国人则于19世纪80年代治理保加利亚（包括军队和作战部）。列强在外交会议上划定边界、调整领土，并通过炮舰外交和经济威胁，强迫与会各方接受其要求。然而，它们对于新国家的控制并不是很成功，俄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均是如此。列强已经对民族主义的力量退让，帮助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此后它们便力图保住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而阻碍列强力量的是它们亲手造就的这些国家的扩张野心，扩张也是那些新国家中普遍的政治焦点。巴尔干半岛上的新局势并不安定，便是起因于此。

巴尔干政治的使命感是由扩张领土的梦想所驱动的。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希望取回在列强划下疆界之外的“未收复的”兄弟或故土。例如，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14]的罗马尼亚人，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和奥斯曼土地上的塞尔维亚人，在被哄骗而瓦解的圣斯特法诺土地上的保加利亚人。沉湎于新拜占庭帝国“伟大构想”的希腊人则企图在奥斯曼帝国中救回希腊文化。这些民间的光复主义激起了舆论的响应，资助非正规军越过边界入侵，且时常迫使毫无意愿的巴尔干君主们不顾列强劝告而冒进。米兰·奥布瑞诺维奇[15]在1876年被迫违背自己意愿而对土耳其宣战，支持在波斯尼亚起事的东正教信徒，又在1885年入侵保加利亚。但塞尔维亚这两次行动都不成功，而且仅因列强干预才免于再受羞辱。1854年至1897年，希腊人对奥斯曼领土发动了一连串入侵，但也都失败，1922年进军小亚细亚是这一系列失策的军事远征的最后一次，希腊人最后归咎于缺乏列强的支持。[26]

如果说巴尔干国家是过分高估自己恢复领土的能力，列强则是未能认真地看待这整件事。列强瞧不起自己的新创造物，常视这些国家为傀儡。1873年，奥地利的外长安德拉西曾说，奥地利的近东邻国全是“野蛮的印第安人，只能待之如未驯服的马，我们应该一手喂以玉米，另一手执鞭作势要打他们”。斐迪南大公则描述塞尔维亚是个“窃贼、杀人犯和盗匪出没，只有少数李树”的地方。哈布斯堡的军队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之后，与塞尔维亚只隔着一条很长的边境。此时维也纳的外交圈都相信他们已经抑制住塞尔维亚的扩张，并将腐败的奥布瑞诺维奇家族收为己有。但巴尔干民众痛恨对列强卑躬屈膝，行为太像强邻傀儡的君主都难免落得如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16]的下场。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在1903年遭到塞尔维亚的陆军军官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对头——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亲奥地利的彼得国王。[17]

俄国也相信自己牢牢掌握着斯拉夫人的忠诚。尽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确实感激俄国帮忙建国，但两国仍很快就开始痛恨这个北方强邻的干预。俄国过度的自信也许在1912年表现得最明白：俄国外交人员鼓励巴尔干国家结为巴尔干同盟[18]，对奥匈帝国施压。事实上，该同盟后来对付的是土耳其，将它逐出了欧洲——这是俄国始料未及的事——后来更因内讧而分裂。斯拉夫人或东正教的团结从不曾如此有力地影响巴尔干与俄国的关系，并让紧张的西方人非常担心。

如果1878年是列强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高峰期，那么随后30年就是此控制力的瓦解。只要奥地利和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欧洲便能确保安定。德国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担任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斡旋者。而这三个强国的结盟使得巴尔干的政客不可能利用它们之间的敌对而得利。当俾斯麦1890年下台后，他在柏林的继任者都愈来愈反俄。当其他列强瓜分非洲、在海外扩张帝国版图时，奥地利则是觊觎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尽管如此，奥地利和俄国仍于1897年达成协议，以“消除在巴尔干骚动土地上破坏欧洲和平的敌对危险状态”。接着，俄国的外交政策转向远东而非巴尔干半岛。直到1905年日俄之战被打败后，俄国才回到东南欧，与奥匈帝国的冲突开始加剧。冲突点则是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心脏——马其顿。

* * *

马其顿是一个没有明显边界的区域，甚至不是奥斯曼帝国内的行政实体。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四周是新建立的国家——在南边有希腊，北边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19世纪结束时，马其顿成了这些新国家扩张野心的焦点。但它的人种结构对大多数热切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分子构成了挑战：自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以来，人种结构已经大幅改变而不易辨识。马其顿的农民主要是东正教教徒，而且大多数是斯拉夫人；说希腊语的人都住在沿海地区和城镇里。马其顿的都城萨洛尼卡，一个“令人垂涎的城市”，是奥斯曼帝国内能使用数种语言的典型港口，连街头擦鞋童都会说六种语言。萨洛尼卡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在它的种族万花筒中，最大的族群不是希腊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或斯拉夫人，而是赛法地犹太人。在这个城市的里里外外，没有哪个族群能占到优势。于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民族主义只能靠着极端暴力和许多的一厢情愿提供统治的基础。

英国外交家查理·艾略特爵士于1900年写道：“就某种意义而言，马其顿境内的一支种族就只是一个政党。”为了争取斯拉夫东正教农民的忠诚，亲希腊和亲保加利亚的党派之间发生不少斗争。双方都设立学校宣传自己的民族理想，建立忠于自己“主教”的教堂，制作地图及民族志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有理，还资助爱国者组成军队——有些是当地人，有些是外地人支持——期望能获得农民的认同：在马其顿，和平的方法不保证有成效。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也为自己宣传，只是不那么积极。希腊人花了一段时间组织自己，保加利亚人则因自身阵营发生严重的分裂而力量削弱：一派人要为“大保加利亚”而战；另一派人则属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想为马其顿争取自治。土耳其当局通常选择旁观这些基督徒的争战情况，只有在事态似乎快不可收拾时，才会调来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进行干预。[27]

民族性是这种动荡局势下的结果，也是原因。革命暴行制造出民族联系，民族联系也反过来制造出革命暴行。不幸的农民更关心生活重新安定，不愿意为民族主义牺牲生命。有一个人自白：“我们的父亲是希腊人，没有人提到保加利亚人。若我们成为保加利亚人，那自然再好不过；如果一定要做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当保加利亚人比较好。”夹在强硬派革命分子和天威难测的奥斯曼政府之间，许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前往保加利亚、希腊、中欧，或者越过大西洋。留下来的人成了政府斗争的工具，斗争双方都为了抓紧他们的忠诚而日益依赖暴行。[28]

当亲保加利亚的革命分子在朱马雅筹划起事，当地村民的反应是漠不关心，但换来的结果却是他们的房子被奥斯曼政府烧掉，牲畜也被卖掉。次年春天，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员在萨洛尼卡制造炸弹袭击，又在秋天发动伊林顿叛乱[19]，触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和另一次土耳其人的报复。他们的目的跟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叛乱分子一样，是想将列强拖下水，支持他们对自治的要求。但他们并未得逞：俄国沙皇尼古拉[20]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最后一次达成协议，在这个奥斯曼行省实行改革计划。[29]

“莫兹泰格改革”是这两个涉入巴尔干事务的强权最后一次真正的合作。塞尔维亚在亲奥的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国王遇害之后开始独断独行，令奥地利感到震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曾于1905年建立秘密的关税同盟，但奥地利逼使他们解散。次年，塞尔维亚人向法国而不向哈布斯堡购买武器，双方因此又起争执。在“猪只贸易战”中，奥地利人再度设法胁迫塞尔维亚人，不过这一次是通过经济制裁。因为塞尔维亚有80%至90%的货物要经由奥匈帝国出口，所以奥地利人预期塞尔维亚人可能会屈服。但塞尔维亚人却改道南方进行贸易，更贴近俄国。奥地利人开始担忧——借用索雷尔[21]的话——“当东方问题看起来已经解决时，欧洲将不可避免面对奥地利的问题。”19世纪中叶，独立小国皮埃蒙特借由占领奥匈帝国的部分意大利行省而逐步建立了意大利；现在，维也纳当局担心塞尔维亚人会如法炮制，利用帝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而建国。

1908年，马其顿的改革派军官因为对于奥斯曼的懦弱无能和西方的持续干预而气愤难平，率领部队反抗高门。当苏丹阿布杜·哈米德宣布，他正在恢复1876年的宪法，兴奋的浪潮横扫马其顿行省。奥斯曼帝国此时看来很有可能在革命的带领下转化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人人享受宗教平等和民权。马其顿因此庆祝了一阵子。7月有一个城镇报道：“毛拉[22]在做祷告，希腊主教与团结暨进步联盟的代表发表演说。”7月23日，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在叛乱的中心萨洛尼卡报道：“军官和平民在政府大楼的台阶上一直向群众热烈演说。他们主张支持自由和代议政治，说宪法已经正式公布。”[30]

但也有些人有理由不欢迎奥斯曼帝国得到拯救。奥斯曼政府担心改革更可能失去穆斯林人口的支持，而不是得到基督徒的支持。当阿布杜·哈米德首次乘火车旅行时，旁观的穆斯林的反应都很刻薄：“土耳其皇帝（Padishah）已经变成了邪教徒。”宪政就像铁路一样，代表了基督教价值观突兀地闯入奥斯曼的伊斯兰阶级世界。与此同时，奥地利也对这种宪政改革感到同样的恐惧，并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行省。维也纳当局因为担忧青年土耳其党[23]会设法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投票权，于是很快地将该省吞并。[31]

至少有一位哈布斯堡帝国的南斯拉夫专家看出其中的麻烦。1908年时，许多波斯尼亚农民认为哈布斯堡的皇帝仍旧是“我们的老父亲”（stari otac），但是这种对于帝国当局的顺从正在消退。奥地利人在刚吞并的新行省里建设公路、铁路和学校，却反倒帮助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波斯尼亚东正教的社群中散布。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又和土地问题有关联。当时，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农民已是自由之身，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五分之四的农民仍等待解放，他们生活于被奥地利人保存的奥斯曼封建秩序之下。“显然没有人曾停下来思考，当人民知道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的对岸并没有次级将官会为士绅或地主剥削农民三分之一的年收成，他们会怎么想……”因此，哈布斯堡王朝虽努力灌输一种波斯尼亚的民族意识，却终归失败。[32]

让哈布斯堡帝国挽救波斯尼亚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将南部斯拉夫人世界的中心安置在奥地利之内”。在整个19世纪，匈牙利对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统治愈来愈专制，促使了南部斯拉夫人合作运动的兴起。维也纳两院制议会[24]议员斯特罗斯梅耶主教曾与其他人设法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南斯拉夫学院和萨格勒布大学等机构，为以后南部斯拉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底下争取权利的运动奠下基础。但是，甚至在帝国之内，这个政策也遭到匈牙利人坚决反对，因为他们不希望和南部斯拉夫人分享权力。

在帝国之外，塞尔维亚人将自己视为巴尔干半岛上负有使命的皮埃蒙特，要将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自奴役中解放。他们认为，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是故意对付他们的动作。俄国人也反对此举，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奥地利人想要建一条往南通到爱琴海的铁路。一位英国外交人员评论：“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的斗争现在显然已经开始。”俄国和塞尔维亚都要求奥地利人赔偿，但两者都未如愿。塞尔维亚人盼望俄国支援，甚至不惜向奥地利宣战。奥地利的（外交）部长由贝尔格莱德回电说：“所有人都想要复仇，而这复仇只有在俄国人的协助下才能完成。”但是德国人警告会动员兵力帮助奥地利，俄国人只好打退堂鼓。俄国外长通知塞尔维亚人：“俄国军队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无法作战。”直到1914年，塞尔维亚人才得到俄国人不同的回答。[25][33]

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境内，许多秘密会社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迅速崛起；其中之一是“死亡会社”，涉及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击事件。1913年10月，一位亲塞尔维亚的奥国观察员在波斯尼亚境内报道，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成功将“一年前仅仅属于希望的事”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运动”。奥匈帝国愈来愈进退维谷。一位分析家说：“我们一定得消灭塞尔维亚，如果我们办不到，就必须学着去爱它。”斐迪南大公被人刺杀，使奥地利政府采取第一个选择，展开了与1908年吞并时几乎同样的军事动作。不过，1914年时，俄国人觉得自己不能再打一次退堂鼓。于是，欧洲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4]

但那时巴尔干的版图已经有了剧烈变动，因为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乎快崩溃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并未能使巴尔干的臣民甘心接受奥斯曼的统治，反而加速了这个帝国的瓦解。民族主义挣开了旧帝国的束缚，哈布斯堡王朝自己也将发现这一点。土耳其民族主义本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革命分子期望将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基础，到头来却只让基督徒添增仇视。到了1911年，已经有两百支以上的游击队在马其顿活动，巴尔干的前途看来比许多年前更严峻。

尤其严重的是，奥斯曼政府为了将帝国现代化而做的努力，使得传统上忠于其政权的一支民族——阿尔巴尼亚人——愈来愈疏离。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曾为苏丹效力，担任非正规军和侍卫，由于高门愿意让他们持有现代武器并自治，因此他们甚为忠心。伊迪丝·杜韩描述村庄的男丁“应召服兵役时……时常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应免役，后来又用枪驱逐那些去收兵役税的人，理由是自己是穆斯林，不用付那种税”。1910年阿尔巴尼亚北部发生起义事件，奥斯曼帝国出动了两万兵力才剿平。次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在利比亚交战，并打算入侵阿尔巴尼亚——一次规模更大的叛乱发生了，叛军首次呼吁各界承认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并要求实际的自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在迪布拉[26]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考虑在户口名簿上将阿尔巴尼亚人登记为‘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依‘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来区分，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组成委员会的显贵本身显然是穆斯林，他们会考虑接纳人民对民族地位而非宗教地位的要求，这真是值得注意的全新发展。”[35]

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预示了巴尔干的权力均衡将发生激烈变化。它显示出武装对付土耳其政府是能成功的，因此引发巴尔干各国纷纷要求拿回属于它们的奥斯曼领土。它也表明了有组织且好战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已经崛起。塞尔维亚和希腊都对此感到惊惶，因为它们声称拥有广大的阿尔巴尼亚语人口所居领土的权利。使巴尔干各国更惊恐的是，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鼓励了奥地利和意大利梦想在东南欧得到新的立足点。

因此，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协议“团结起来捍卫它们的独立和完整，并且反抗列强入侵奥斯曼巴尔干领土的企图”。希腊和黑山很快就加入塞、保两国的阵营。俄国外交人士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但是他们直到巴尔干同盟攻击土耳其时才幡然醒悟。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俄国想踩刹车，但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她。”另一位法国外交官表示：“在东方问题的历史中，小国首次获得列强那样独立的地位。它们觉得完全没有列强也能行动，甚至控制列强。”[36]

在1912年至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周之内就烟消云散。塞尔维亚和希腊是主要的胜利者，都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保加利亚赢得的领土小得多，而且因为它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对昔日盟友宣战，落败之后被削去更多领土。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得到了列强的承认，对抗着它虎视耽耽的邻国。从许多方面来看，最大的输家除了奥斯曼帝国之外就数奥匈帝国了，它现在面对着成功独立且实行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奥地利试图让阿尔巴尼亚成为平衡的力量，却阻止不了科索沃等附近地区被划给塞尔维亚与黑山。[27]

话说回来，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已经没有能力应付第三次。但在1914年夏天的维也纳，主战派人士相信一次消灭塞尔维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知道自己有德国人撑腰。此外，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使俄国人坚决支持塞尔维亚，因为他们不想丢第二次脸。于是，列强注定要发生冲突。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刺之后，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人的要求几乎全部让步，但这还不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到三年，奥地利便发动了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一个星期之内，在欧洲各盟国的复杂牵连下，所有列强都卷入了这场纠纷，冲突的规模扩大至全欧洲大陆。

单独来看，奥俄协约在1878年破裂后，几十年过去，两国仍然会兵戎相见，实在是毫无道理。奥地利与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本来互不相容，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两个强国也自觉势力日渐下滑。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成长，以及奥斯曼帝国衰落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使奥俄两国难以巩固它们的重要利益——南部斯拉夫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顺服；在俄国一方则是对黑海及往地中海的通路的控制。奥俄两国需要巴尔干的盟友和代理人，于是被拖入当地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更糟的是，它们缺少判断力，时常低估这些盟友的军事及外交技巧。巴尔干各国在这种“摇摆政治”中已驾轻就熟。1914年，这些巴尔干小国终于逼使列强开战，而我们知道，这种以小撼大的状况不会是最后一次。

* * *

黑盗客、希腊游击队员、希腊民兵和土匪是巴尔干民族群英会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了传奇和口述史诗。但实情并不那么传奇，常规的陆军和海军其实更能决定政治局势。1877年俄国发动16万兵力渡过多瑙河，他们比任何黑盗客或游击队员更能为巴尔干基督徒争取自由。直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1999年干预科索沃，最近两个世纪内，正规军总是胜过非正规部队，后者只有在获得更强军力支持时才发挥作用。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显示，巴尔干的军队已经符合了现代战争的种种要求。巴尔干各国的武力竞赛一直进行到1914年。奥斯曼军队也依西方列强的意见而整编，并由波兰、匈牙利的流亡将领以及英、美、德的佣兵所率领。例如，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他是奥斯曼在柏林会议的代表，原来是普鲁士士兵，改信伊斯兰教之后成了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巴尔干的军队也引进西方知识和武器，对这些新成立的穷国而言，实在所费不赀。

正规军在随后的战斗中首当其冲。1914年，塞尔维亚的武装部队人数达到惊人的45万，但到了1916年已不到15万，阵亡者就有10万。虽然塞尔维亚曾成功抵御哈布斯堡王朝两次非同寻常的入侵，但两军实力悬殊，在坚强的抵抗后，终于还是被逼退到海上，放弃了领土。土耳其加入了战争，站在德国这一方。巴尔干其他国家则看到了保加利亚外长斯丹科·托多罗夫所说的“勒索”机会：加入战争，以便能够在日后的和平调停中要求以领土为报酬。保加利亚选择站在同盟国[28]这边，希望能获取塞尔维亚和希腊领土的保证。保加利亚最终共动员了80万人。

希腊和罗马尼亚都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决定支持后来的获胜者。罗马尼亚政府在1916年夏天加入协约国[29]，却迅速对同盟国投降。一位俄国的指挥官抱怨：“让罗马尼亚的军队打现代战争，等于是叫驴子跳小步舞曲。”罗马尼亚擅长讨价还价，不擅长战斗。几个月之内，罗马尼亚的军队就宣告瓦解，布加勒斯特还被安插了一个亲德国的政府。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斯通说：“罗马尼亚的搅局使德国能将这场战争拖到1918年。”但罗马尼亚人的运气很好，因为其他协约国更优良的军队打了胜仗，让他们能从巴黎和会捞到不少好处。[37]

至于希腊，赞成参战和反对参战者在国内造成了分裂，后来是由总理维尼泽罗斯领导的前者得势。希腊、塞尔维亚、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所谓的“萨洛尼卡园丁”——占据了马其顿前线，和同盟国对抗。1918年秋天，协约国成功的攻势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事实上，保加利亚在9月底的崩溃更让德国军事领袖断定战局已经大势已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痛切地评论道：“遗憾的是，就好像有许多人无法想象巴尔干半岛上的事件能够引发世界大战，也有很多人不肯相信那般偏僻地区的事件能结束一场大战。”[38]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于1918年结束，东南欧的战事却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比欧洲其他多种族帝国更早开始瓦解，但它最后的崩溃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30]都走下王座之后。希腊军队1919年在小亚细亚登陆，在士麦那附近建立了桥头堡，也得到列强的支持，维尼泽罗斯发现，这正是实现领土恢复并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拜占庭帝国的大好机会。但是，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冒险终以灾难收场：土耳其军队逼使希腊人退回地中海岸，最后全部离开陆地，安那托利亚的大批东正教信徒被迫逃亡。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是在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塔图克”（土耳其之父）——的领导下，于1921年至1922年的战事后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乘英国战舰逃离君士坦丁堡，1926年逝世于圣里摩[31]；他因为负债累累，债权人拖了两个星期才让他得以入土为安。另一方面，阿塔图克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艰巨任务：将从前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变成土耳其民族国家[39]。

1915年6月，英国外相说：“同盟国希望这场战争能让巴尔干的政治均衡建立在更宽广、更有民族性的基础上。”不过最后的实际结果并非万事如意。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的强制人口交换——穆斯林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安那托利亚人则“返回”希腊——增加了这两国的种族同质性。也因为这样，1914年以前不到希腊—马其顿地区半数人口的希腊人，此时已占了将近90%。犹太人的萨洛尼卡变成了希腊的塞萨洛尼基，从小亚细亚来的数千难民落脚于此。另一方面，罗马尼亚获得以前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大片土地，也得到新的少数民族。至1922年，罗马尼亚的土地较战前大上三分之一，却只有三分之二人口算是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均为数众多。[40]

最重要的是，战后出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这是个在凡尔赛宫创立的国家，后来以南斯拉夫[32]之名而广为人知。战争方起时，协约国当中没有国家意图分割奥匈帝国以创造一个“新欧洲”，也很少有南部斯拉夫人期望这种事。但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和来自意大利的威胁（意大利要求在达尔马提亚拥有领土）使得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别无选择，只有加入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王朝领导下的南部斯拉夫人联盟。但猜疑一开始就蠢蠢欲动：人们怀疑他们得到的不是联邦制度，而是来自贝尔格莱德、服膺大塞尔维亚主义[33]的中央集权统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领袖在战时讨论中就数次爆发冲突，1918年之后，由克罗地亚到黑山的农民也都曾武装反对并入新国家。1921年的宪法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塞尔维亚的文武官员此后控制了新的南斯拉夫国。[41]

东方问题至1923年告终。十年来的战争终于摧毁曾统治巴尔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达数世纪的几个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带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期望的和平。新兴国家以民族主义之名，宣称拥有邻国土地的主权：光复主义继续存在，巴尔干的边界鲜少没有争议。更甚者，民族主义带来了两种影响。第一，所有新国家内都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存在削弱了各国以民族之名进行统治的主张。第二，1918年以后，欧洲列强没能成功弥合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它们在一战中大打出手，战后它们之间的对抗反而因为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兴起而更加尖锐和剧烈。因此，20世纪如同19世纪一样，巴尔干由于区域性争执和强权竞争，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意识形态的时代初见端倪，民族主义则跨越了两个时代。

[1] 西奥多·柯洛柯特罗尼斯（Theodore Kolokotronis，1770—1843），希腊独立战争领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中担任总司令，后因谋反入狱，终获赦，恢复将军军阶。——译者注

[2] 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曾代表奥皇参加维也纳会议（1814—1815），参与组织神圣同盟，镇压奥、德的民主运动，被1848年革命推翻，逃亡英国。——译者注

[3] 聂索洛得（Count Karl Robert Nesselrode），代表俄国出席维也纳会议，是神圣同盟最活跃的外交家之一。他支配俄国外交政策达30年。他制定的巴尔干政策试图抑制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因而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译者注

[4] 卡拉乔治（Karageorge，1766—1817），塞尔维亚独立运动领袖，领导反土耳其人民起义，1808年任总督，苏丹承认他是塞尔维亚亲王。1813年土耳其重新侵入塞尔维亚，他逃亡国外，回国途中被政敌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派人杀害。——译者注

[5] 帕特拉斯（Patras），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港市。——译者注

[6] 摩里亚（Morea），即伯罗奔尼撒半岛。——译者注

[7] 巴巴利国家（Barbary State），指16世纪至19世纪埃及除外的北非伊斯兰教国家。——译者注

[8] 波雅尔阶级（boyar class），罗马尼亚旧时贵族。——译者注

[9]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室（1415—1918）。——译者注

[10] 布莱拉（Braila），多瑙河三角洲上一河港，与布加勒斯特一样是现今罗马尼亚城市。——译者注

[11] 罗塞尼亚（Ruthenia），乌克兰西部喀尔巴阡山脉以南一地区。——译者注

[12] 这种二元君主制（Dual Monarchy）标志着奥匈帝国的开始。——译者注

[13] 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San Stefano Bulgaria），又称“大保加利亚”（Greater Bulgaria）。——译者注

[14] 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东欧一地区，原为罗马尼亚北部、中部旧省。喀尔巴阡山脉将特兰西瓦尼亚分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初为公国，后并入奥匈帝国。1918年划归罗马尼亚。二次大战时部分地区被希特勒划归匈牙利。——译者注

[15] 米兰·奥布瑞诺维奇（Milan Obrenovic，1854—1901），塞尔维亚国王（1882—1889）。——译者注

[16] 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ic，1876—1903），塞尔维亚国王（1889—1903），米兰·奥布瑞诺维奇的儿子。——译者注

[17] 彼得·卡拉齐欧杰维奇（Peter Karageorgevich，1844—1921），改革塞尔维亚的宪法、军队与教育制度，是后来南斯拉夫王国的第一任国王。——译者注

[18] 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译者注

[19] 伊林顿（Ilinden），保加利亚语，意指希伯来的先知以利亚（Elijah）。此次叛乱因发生在圣以利亚日而得名。——译者注

[20]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俄国末代皇帝（1894—1917），二月革命中退位，十月革命后被枪决。——译者注

[21] 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记者和社会政治思想家。——译者注

[22] 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徒对神学家的敬称。——译者注

[23] 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正式名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20世纪初力促奥斯曼帝国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改革者，1908年起义反抗苏丹阿布杜·哈米德，1909年夺取政权。——译者注

[24] 两院制议会（Reichsrat），奥匈帝国时期（1867—1918）奥地利的议会。——译者注

[25]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皇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刺，触发了战争。同年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至30日，俄国全国动员支援塞尔维亚。8月1日，德对俄宣战，8月3日，德又对法宣战，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26] 迪布拉（Dibra），阿尔巴尼亚长久以来对抗外族占领的基地。——译者注

[27]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1913年《伦敦条约》的协定结果。——译者注

[28] 同盟国（Central Powers），1914年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结为同盟国。——译者注

[29] 协约国（Entente），指联合起来与同盟国对抗的英、法、俄诸国。——译者注

[30] 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s，1613—1917），俄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随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退位和1918年7月被处决而告终。——译者注

[31] 圣里摩（San Remo），意大利西北部靠近法国边界的港市，1920年一次大战中的同盟国曾在此召开会议。——译者注

[32]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承认并确定该王国的主权和边界，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Yugoslavia）王国。——译者注

[33] 大塞尔维亚（Greater Serbia），联合所有塞尔维亚人组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塞尔维亚民族国家”。——译者注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我们像鹰一样振翅高飞在云端，现在却掉到尘土中、泥沼中打滚……如果这是自由人所过的生活，那么这样的自由是徒托空言。我们播种玫瑰，长出来的却是荆棘。

——米卡拉奇·乔吉夫[1]

“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奥地利的外交部长于1853年如此警告，“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巴尔干的新民族国家在半个世纪内就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了1918年也烟消云散。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国家秩序，已经被凡尔赛会议所建立的取代。但如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奥斯卡·贾西1925年的文章《民族观念的无法抗拒性》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民族的问题，因为民族自决无法在每一个民族内成为政治现实。的确，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证明了另一种国家形式仍继续存在。在巴尔干这个种族万花筒中，民族主义更成了炮制暴行的秘方。[2]

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而言，基督教在东南欧胜利的影响长久以来都很明显。哈布斯堡王朝于17世纪末征服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后，那里的穆斯林生活和遗址都破坏殆尽。1826年，针对希腊，列强一致认为：“希腊人应当买下土耳其人的产业，为了让这两个民族的个体之间能完全隔离，并防止长久以来的竞争所必然造成的冲突。”1830年，土耳其人被勒令撤出塞尔维亚乡村，移居至有驻军的城镇。30年后，另一项协议规定，所有不住在这些城镇的土耳其人将被驱逐出境，他们的地产则会被卖掉。[3]

1876年至1878年，尼什附近的战事导致塞尔维亚领土扩张，使一批新的难民越过了奥斯曼—塞尔维亚边境逃回土耳其。俄国军队1877年入侵保加利亚时，有数以万计的穆斯林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走，其他人则都遭到俄国军队与基督徒农民屠杀。色萨利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1881年被希腊兼并时约有45000名穆斯林居民，到了1911年只剩下3000人。在克里特岛，穆斯林人口由1881年的73000人降至1911年的27850人。有些人为了躲避战火而逃亡，其他人则是为了躲避强盗或平民的迫害，或单纯不想在基督徒军官底下服役而受辱。有组织的官方人口交换是20世纪巴尔干政治的特点，但当时还没有出现。1878年奥斯曼政府曾提议交换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人口，就被打了回票。[4]

但是民族问题远比巴尔干穆斯林跌入低谷的命运还更深刻。民族国家的自由概念是要使多数种族的统治与个人权利的保证并行不悖。这两个因素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罗马尼亚宪法诞生过程中非常明显：当时宪法因为明确排除犹太人的公民权，而招来列强的愤慨。理论上说，少数应该会受到多数的同化，最后导致人口的均质化。但此理论完全不符后帝国时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族群之间充满紧张、仇恨和猜疑。[5]

1912年至1922年这十年中的战事说明了这个民族问题有多严重。在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团体的冲突中有不少受害者，但其人数还远少于巴尔干战争期间正规军冲突的死伤平民数目。1912年，巴尔干历史上首次有现代国家想利用军事冲突来达到长期的人口目标。在前奥斯曼帝国的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地区，胜利的塞尔维亚军队杀死了大概上千的平民。尽管有些塞尔维亚军官曾不经意谈到要“消灭”阿尔巴尼亚人，但这多半是因为报复心，而非有意的种族灭绝。不过射杀的惨状仍然吓坏了目击者和调查人员。“土耳其人在基督徒面前逃亡，保加利亚人在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逃亡，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人面前逃亡，阿尔巴尼亚人在塞尔维亚人面前逃亡。”1914年，卡内基委员会调查后表示，“希腊人对付保加利亚人的手段，土耳其人对付斯拉夫人的手段，以及塞尔维亚人对付阿尔巴尼亚人的手段，都不再是灭种或移民，而是用改信和同化来间接达到同样的目的。”强迫改信、集体处决和数万难民的逃亡，都导因于根据民族主义对奥斯曼的残余欧洲行省所进行的清算。[6]

巴尔干平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受到军方的猜疑。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的斗争漫无休止。保加利亚人占领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南部，极尽残暴之能事，随时可能引发起义。但被牵连的不只是巴尔干的民族，帝国列强也比过去更强力地镇压。例如，奥地利的政治家约瑟夫·雷德利克在他1914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匈牙利记者约瑟夫·戴纳—丹斯的来访。这位记者描述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南部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战争”：“数百个塞尔维亚人遭到拘禁，许多人都是无辜的。”一个多月后，戴纳—丹斯带给雷德利克更多消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境的斯雷姆，有一万名塞尔维亚人被当作卖国贼杀掉，边境地区的人口都已经减少。”雷德利克把这情形解释为“有计划的灭种政策已经颁布，用来对付塞尔维亚人”。[7]

这种用语预示了德国纳粹党将来的术语，尽管哈布斯堡王朝镇压的规模，比不上30年后希特勒的国防军在同一地区的毁灭行动。话说回来，集体处决、集中营和放逐塞尔维亚精英这些手段，其实都曾被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军队用来在占据的领土上维持秩序。在安那托利亚，一战爆发时，奥斯曼政府也曾将数千名希腊人由小亚细亚海岸驱逐到内陆。然后，1915年至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一次有组织的计划性屠杀中杀害了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一些人是遭到处决，其他人则是在强行军中饿死。希特勒在1939年提出的著名问题——“现在谁记得亚美尼亚人呢？”——指的便是数年前的这些事件。犹太作家魏菲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反纳粹寓言小说《穆萨·达的四十天》也同样提到过那场大屠杀。

另有些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比较不那么极端。其中有一项政策被专家宽厚地称为“人口转移”。此政策最戏剧性的例子是希腊和土耳其于1923年协议的强迫性双边人口交换，当时旧的奥斯曼世界已确定告终，100万以上的希腊东正教徒由小亚细亚迁至希腊，38万穆斯林则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事实上，如果算入黑海沿岸和东色雷斯的希腊难民，以及曾由巴尔干其他地方逃走的许多穆斯林，难民总数大概接近200万。没有迁走的只有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社群，与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于是，希、土两国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口（希腊至少有五分之一）都如此经历了放逐、流亡和贫困，而政府则必须解决由此牵扯出来的社会救济、公共卫生、重新安顿和经济失序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的主宰人物——凯末尔和韦尼泽洛斯——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为，人口交换是至为重要的，可帮助他们建立种族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希腊的马其顿省有大多数人是希腊人（1912年时还只占43%，1923年已占了89%），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沿岸则几乎全是穆斯林人口，以前因为基督教人口众多而被称为“异教徒的”伊兹密尔，也从一个没有生气的土耳其港口复苏起来。

虽然希、土两国的人口交换常常被国际权力掮客视为增进国际和平的理性手段，它也的确帮助改善这两国在1930年后的关系，但在两次大战的中间期，人口交换却没有持续实施。相反，巴尔干各国被列强在国际联盟监督下逼迫签订少数民族权利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超出了昔日19世纪对个人的保护，进一步纳入了集体权利；后者的重要性已由战争的结果凸显出来。1918年，罗马尼亚不但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也接纳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德国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族群；全国人口中只有72%是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即南斯拉夫王国）有接近15%的人口完全不属于这三个族群。保加利亚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是保加利亚人。总人口正好超过600万的希腊辛苦地安置100多万的难民，它拥有的少数民族包括斯拉夫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甚至境内只有少数希腊族群的阿尔巴尼亚，也被纳入了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新体制。[8]

不过，这新制度既不能满足少数民族，也未能满足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发现他们的抗议被忽视，而原因是国际联盟没有可供调度的有效执行机构。多数民族则因为其他国家可以干预其内政事务而感到气愤。在经济发生危机、政治又不安定的时期，巴尔干各国必须解决重建和发展的巨大难题，因此不可避免会憎恨任何提醒它们自身弱点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读到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迫使阿尔巴尼亚政府容许少数希腊族群建立自己的学校时，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制度是如何不符期望。[9]

事实上，巴尔干各国能够按自己的期望来自由对待少数民族。迅速的领土扩张意味着这些国家时常以殖民强权来施展威权，派遣宪兵、教师、屯垦农人和税务官前往说不同语言的人民所住的偏僻行省。希腊人在他们的“新土地”，罗马尼亚人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塞尔维亚人在他们的“新南方区域”以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山，都是在对自己根本不友善的族群当中，建设新的国家。波兰在两次大战之间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对抗时，曾焚烧村庄和派遣军队，前述这些国家固然不如波兰激进，却同样采取了系统的镇压。少数民族在地产争执中常受到歧视，他们也被迫要公开使用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则只能躲在家里说。亨利·波齐1935年写道：“所有马其顿人必须将姓名塞尔维亚化，字尾必须是‘itch’而不是‘off’。”在希腊，人名的字尾则是用“os”或“is”。[10]

正如新统治者所猜疑的，少数民族中都有许多人有修正主义历史的想法：他们曾见过巴尔干边界在1912到1922年间迅速和戏剧性的改变，现在希望重新改变它们。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移民组织密谋推翻《凡尔赛和约》的调停结果，并与抱有同样想法的强国密切合作，如奉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马其顿的自治论者实际上控制着保加利亚西部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封地，割据扰乱了保加利亚政局，直到军队介入才得以平息。匈牙利境内，还有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被人视作潜伏的“第五纵队”[1]——纳粹曾在海外利用纯种的日耳曼人进行外交工作，证明这种猜疑不无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南欧的地图上可以见到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计划的实现轨迹：南斯拉夫再度消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从罗马尼亚和希腊获得更多领土。

然而，种族压迫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们探讨它时，必须同时考虑20世纪巴尔干精英分子更广泛的统治理念。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倾向支持对少数民族采取容忍最少的政策。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制定国家现代化的政策，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权力会通过积极的社会及经济改革，将国家慢慢带入20世纪。毕竟，从所有指标来看，如识字率、谷物产量或寿命长短，巴尔干都落在欧洲各地之后，进行现代化的任务因此非常艰巨。他们反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学校，以免制造文化分裂，但赞成建立更多国立学校，让少数民族能学习多数民族的语言。他们猜疑的对象不只是少数民族，可能脱离掌控的群体都是他们的目标，不管这些群体是自治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盗贼还是可能叛乱的工人或农民。他们也赞成工业化、农业改革和进入海外金融市场，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有具备都市技能和语言的人参与，如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换句话说，自由派的国家建立计划虽不在乎少数民族的意愿，但也并不完全排外。镇压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目的。

此处所述与纳粹根据人种优劣论来界定和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不同，巴尔干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事迹。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在希腊的瓦拉基人和斯拉夫人，在罗马尼亚的乌克兰人和马其顿人，都可能借由学习语言或修改名字而同化；犹太人和穆斯林等宗教上的外来者，如果改变信仰也可以同化。只有罗马尼亚的反犹政府纵容集体屠杀和抵制，并限制犹太人进入大学。极端主义的反犹运动，如民基党和铁卫队[2]，在罗马尼亚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1940年年底，在铁卫队进入政府之后，暴行终于演变成了一连串屠杀，几千人因此死亡。不过在其他地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反犹主义仍只是基督教大众文化里的一个方面，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一般而言，巴尔干的国家并不特别在法律上界定少数民族，更少有国家会禁止种族互动，并非像1933年后的纳粹那样隔离少数民族、没收他们的土地或驱逐他们。这些措施必然要以对科学的信仰和官僚政治为前提，而在东南欧管理不善的贫困乡村社会中，根本不会有这些前提。[11]

然而，1941年后，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让种族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同时也给了少数民族扭转局势的机会。现代的克罗地亚首次争取到独立，成了轴心国的傀儡国，并且由战前没有赢得太多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乌斯塔沙党统治。该政府禁止使用西里尔字母[3]，迫害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它还建立一党国家，目的是“确保只有克罗地亚人永远统治着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对克罗地亚民族的定义很模糊（具有雅利安人血统，且从其行为可证明他没有从事反对克罗地亚人解放的活动），比较不强硬的文官在判定种族时还是可以钻漏洞。但是，行人道监督之责的天主教会鞭长莫及，使得这个政权可以毫不含糊地放手滥杀无辜，大多数是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这种做法导致数十万人遭到监禁和杀害，在雅瑟诺瓦集中营尤其惨绝人寰，这些暴行大大助长了游击队的抵抗行动。[12]

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触发了范围更广的种族内战。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4]谈到他们意图“清除波斯尼亚境内一切非塞尔维亚之物”，杀害了数万非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军队吞并了希腊色雷斯一部分地区，杀死数千平民，禁止使用希腊文，还试图将保加利亚人移来定居。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也推行过同样的政策。不过这两个战时的殖民行动都失败了。游击队的报复和战争生活的艰苦远超过自由土地和财产的吸引力。边境的土地重划在和平时期就很少成功（两次大战之间南斯拉夫在马其顿以及20世纪50年代希腊在北部边界都实施过，但几乎留不住农民，农民常迁往能提供安全和财富的城市），在战争期间会失败当然不足为奇了。重要的是，土地重划确实进行过，它显示对某些巴尔干国家而言，就像对纳粹德国本身一样，战争不仅关乎军事胜利，也跟新领土上的长期人口变化有关。[13]

种族内战也没有随着德国人撤军而告终。阿尔巴尼亚人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在科索沃的战争长达数月，在若干地区甚至历时数年。纯种日耳曼人被逐出沃伊沃迪那和罗马尼亚，他们的土地也被重划。1944年至1945年，阿尔巴尼亚人被逐出希腊西北部。从1946年持续至1949年的希腊内战则部分成了雅典政府和北部说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少数民族希望争取到某种形式的自治，也可能想跟在边境崛起的国家搭上关系。[14]

到了1950年，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结构已经有了大幅变动。它的犹太人口在1930年大约有85.6万人，此时减至不足5万人。数十万纯种日耳曼人被赶出南斯拉夫或从罗马尼亚逃走。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逃离希腊北部，塞尔维亚人逃离科索沃。因为20世纪上半叶充斥着总体战[5]、种族灭绝及大批难民迁移，增加了巴尔干各国的种族同质性。但是，各国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如在保加利亚、希腊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以及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

在南斯拉夫，铁托试图以共产主义下的多民族统治，取代塞尔维亚人和卡拉乔治王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统治体系，以此来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问题。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试图利用共产主义联邦的概念来领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这个梦想后来随着南斯拉夫和莫斯科于1948年夏天决裂而告终，但联邦主义仍是铁托处理南斯拉夫境内民族的策略。南斯拉夫的“手足团结”也许没有实现，但它可不只是口号：甚至在铁托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后，莫斯科在东欧的霸权统治保证了少数民族问题和光复主义不会破坏巴尔干各国的关系。巴尔干在1940年之前深受这些问题困扰，之后问题的隐患也始终存在。冲突没有从此消失，在东欧共产主义运动解体后又重新浮现。[15]

* * *

20世纪前半叶，巴尔干土地是由多数民族耕作的，外交人员垂涎这块土地，军队也争来夺去。巴尔干各国都渴望欧洲其他的土地，相信自己有扩张的需要——不论是要解救未被救赎的“兄弟”，或要重新获得它们自称有历史权利[6]的省份，或只是想显示该民族在达尔文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该有的活力。在1914年之后的十年内，希腊的领土和人口都增加了几乎四分之一；罗马尼亚的土地由13.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1.7万平方公里，人口由750万增加到1760万人。失去领土的保加利亚梦想重建曾在1878年被承诺的圣斯特法诺大国；阿尔巴尼亚的国界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过正式协议，却也指望从希腊和南斯拉夫找回“失地”。[7]

然而十年战争之后，这些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都是如何使这块土地能喂饱土地上的人民。1912年之前，大规模的越洋移民已经显示出这项任务有多困难：数百万农民因为对贫困的农耕生活感到绝望，由东南欧——从斯洛文尼亚到伯罗奔尼撒半岛——逃往美国。1921年之后，随着战前的移民路线关闭，东南欧的新国家必须开始展现它们该有的健全经济的功能。

战争教会了每个人自给自足的必要性，但它也使自给自足变得异常复杂。除了战争刚结束之后的救济难题之外（近东基金会、国际联盟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被请求施予援助），还有更深层的结构问题。1918年，进行战争的开销已导致战前货币制度的崩溃。因此战后国家的优先事务是稳定通货与改革银行，然后才能自海外货币市场举债。但还债意味着要增加税收和减少消费。

从某一方面来看，农民因战争终结而受益匪浅：各国政府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俄国散布到东欧，所以都着手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从政者创造出小农阶级，希望能借此换来社会平静，防止革命。因此小农的增加让本来就在巴尔干处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群体更为庞大，大地主的数量相应地缩减。但这一措施产生的政治利益却被经济成本抵销了：土地细分迫使农民种植现金作物、更依赖市场力量，最终掉入负债的火坑。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的负债已成了土地改革者肩上的重担，乡村现代化看来也遥不可及。农民的收入随着世界谷物价格直线滑落而减少，但他们却继续背负着国家大部分税务，因为巴尔干所有国家的税收几乎都来自对消费品课间接税。1923年罗马尼亚税法的前言提出了警告：“当乡村的大地产都消失时，如果一个国家还容许少数人从贸易和工业累积财富，却同时让大众处于昔日农奴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称为民主。”[16]

为什么农民不利用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来选择亲农民的政党担任官职呢？这有部分原因是：巴尔干议会制度外表开明，实际上却是腐败又专制，权力都掌握在宫廷、军官集团和都市精英的手中。农民政治的孱弱是两次大战间欧洲的一项明显特色。今天谁还记得将欧洲农民团结起来的“绿色国际”呢？理论上，一个大型的农民社会应当有能回应农民需求的议会政府，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仍不会读写、行动缓慢、安土重迁的农民很难为政治动员起来。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农民团体确实曾崛起，却被其他力量压制住了。例如，保加利亚农业联盟，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后在一次政变中被赶下台。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掌权有两年之久，直到它的党魁马纽在与国王争执后辞职。颇孚民望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两次战争间的大多数时期被一群塞尔维亚精英边缘化。在希腊，各个农业团体处于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两极政治生态中，大多显得无关紧要。[17]

更重要的是，农民团体对于自己国家面对的经济难题都提不出真正的解答。减轻农民的税务以及鼓励信用合作社的普及，无法解决巴尔干各国人口过剩和工业落后的结构性危机。小农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也无法撤退到19世纪和仰赖自给自足，因为他们还要偿付债务，喂养快速增多的家人。尽管都市的知识分子和政府新成立的旅游局都在提倡理想的农民生活，但很显然，乡村里找不到成长和繁荣之道。农民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涌入城市，但城市里也没有足够的工作。

在20世纪20年代乐观主义盛行的短暂时间内（介于战后重建结束和华尔街崩盘之间），巴尔干多数国家都选择重新加入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来重建。它们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加入金本位制度，并设法通过紧缩预算、还清债务来吸引外国投资者。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资金都涌入这个区域。但是，国际资本主义可是个严格的教师。1930年之后，巴尔干的出口呈现枯竭，债务危机逐渐逼近。英国或法国政府都限制了巴尔干国家的进口数量货物，让后者赚不到外汇。于是到了1932年，各国普遍无法还债，外汇交易暂停，1918年后煞费苦心重建的开放国际经济也随之瓦解。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巴尔干的经济又被打回原形，必须依靠自身的资源聊以为继。各国政府抬高关税壁垒，配给外汇，被迫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方式：首次打算有计划地分配资源，为了保护农民而买进全部收成并一笔勾销农民的债务。巴尔干的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有几年恢复了成长，但其市场体制崩溃后却只跟第三帝国[8]维持易货贸易。此外，通过定期巴尔干会议来协调区域贸易政策的成效十分有限。有些政治人物试图推动巴尔干联盟，也几乎毫无进展。[18]

经济危机也侵蚀了议会政体的脆弱基础。即使在1930年以前，两次大战之间成立的民主制度都未能争取到合法性。希腊苦于无止息的军事政变和阴谋。1921年南斯拉夫宪法争执暴露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主要政党之间的裂痕。克罗地亚农民党党魁雷迪克在国会席上被刺之后，这条裂痕不可避免地更为扩大。在保加利亚，身为农业联盟成员的总理史丹波利斯基在一次政变后惨遭刺杀。在阿尔巴尼亚，阿默德·贝·索古于1924年率佣兵入侵，宣布自己是第一任总统，后来竟登基为国王，建立起永久的统治。共产党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得到广大支持，短暂地威胁政府，后来在大多数国家都遭到禁止。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民主制度受到的主要威胁，毋宁说来自右翼。

1929年之后，右翼独裁在巴尔干各地取代了民主制度，但这种独裁不是法西斯主义——即群众政党[9]经由民主程序取得统治权力——而是由国王及其亲自挑选的大臣所组成的独裁政府。东南欧群众政治的弱点从以下这个事实最能显露出来：左翼，甚至流行的法西斯运动（如罗马尼亚的铁卫队）都轻易地被政府击溃和压制。亚历山大国王在1929年解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议会，然后通过个人独裁统治着这个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的国家。保加利亚的波里斯国王在1935年如法炮制，将议会变成了咨商团体，并在警察严密监督下进行选举。希腊的乔治国王于1936年废除议会。罗马尼亚不受欢迎的卡罗国王逮捕并枪决了颇孚民望的法西斯领袖科德雷亚努，然后建立他自己的新的民族党（被当时人认为“完全失败”），主持民族团结政府。[19]

于是，尽管巴尔干早有民主政治的经验，左翼和右翼的群众政党却都无法存活下来。至20世纪30年代末，曾对议会制度和政党寄予厚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兴致。几乎没有人哀悼它们的消逝。不过，皇室独裁者和他们的亲信也不确知自己的使命，几乎得不到爱戴。很显然，他们是主要秩序的捍卫者，对于彻底的社会经济变迁毫无准备，而想要使巴尔干国家走出农业人口就业不足的死胡同，这些变迁都势在必行。由于人们对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和之后保守分子的作为都感到幻灭，才使得1945年后左翼的经济复兴计划在苏联协助下出现。

* * *

20世纪40年代，总体战及其劫后余波完全扫除了战前的政治精英。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清楚地暴露出各国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免于暴行、营养不良和贫困之苦。希腊政府无法控制食物供应，使国内遭到严重的饥荒；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平民遭到报复性劫掠，国内陷入内战和社会失序，使得几十万人死亡。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国家元首都走上流亡之途，和自己的臣民日渐疏远。到了1943年至1944年，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抵抗运动似乎已准备在德国人撤军后立即接掌政权。

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针对战后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希腊将受英国和美国管治，其余国家则都交给苏联。不过，希腊的共产党拒绝承认国土已遭瓜分，他们在长期内战之后才被击败。内战在1949年结束，人民遇害、下狱和无家可归者远比德国占领期间更多。希腊的这次危机延续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来是靠着英、美两国在军事和财务上大力支持反共武装才得以消弭。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很快就取得政权。虽然红军[10]曾穿过南斯拉夫追击撤退的德军，但铁托能上台纯属国内事务，是因为他的游击队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等对手都在一年内被他剿灭。

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战争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没有战后余波来得大。这两个国家都站在轴心国一边，虽然逃过了邻国的悲惨经历，但德国的战败却导致昔日的统治精英垮台和丧失名誉。两国都被苏联部队占领，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保加利亚，昔日的国家行政组织尤其遭到严厉的整肃，战时的通敌者和战前旧政治阶级都作为敌人遭到处死、监禁或流放。在罗马尼亚，政府也向过去的种族敌人——显然是德国人——算账。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数都在战后急遽增加，例如保加利亚，1944年9月到1946年9月之间，由1.4万人增加到42.2万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都不曾在战时反纳粹过程中扩张。原因很显然：两国都属于轴心国。

战火至1950年熄灭，巴尔干半岛转变成了西方世界和苏联社会制度展开竞争的实验室，双方都想带领该地的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必须工业化，为迅速成长的人口创造工作，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也都需要追上欧洲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准。铁幕两边的对比使得同时代的观察家为之着迷。经验丰富的英国观察家伊丽莎白·巴克问道：“普通的男人或女人，我指的不是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而是身为人类的普通男人或女人，他们会觉得在边境的东面还是西面生活更好呢？”巴克留意到，希腊的政策混乱和希腊北方国家的严格管控之间有明显的对比，“一边是牺牲人类自由来确保最低程度的社会安全，另一边是个人受社会寄生虫摆布而失去社会安全”，这两者间也有很大的不同。[20]

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共产党对巴尔干有正确的经济策略。他们不见得钦佩共产党的方法，而是觉得这些政策不仅让巴尔干走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萧条，也可能使巴尔干经济结构有永久的改变。历史学家休·西顿—沃森1954年写道：“这些影响深远的计划激起了想象。即使是外国人也一定会被规划者的热诚和乐观所感动。而且确定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公共设施和农业机械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过剩和贫穷的良方，同时可以改善东欧一向缺乏制造品的状况。”[21]

他继续写道：“希腊比任何东欧国家更需要有计划的工业化方案。”他警告希腊在不久的未来会依赖外国援助。虽然工业化方案没有实现，他的后一项预测倒是很准确：1947年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11]之后，希腊成了世界上个人平均获得美国最多赠予的受惠国——至1963年，它收到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超过了30亿美元。之后，希腊与共同市场[12]签订的联合协议让它可以进入西欧市场贸易。在有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希腊的经济成长率可说很高，但并不惊人，而且是建立在纺织品出口、在西德工作的数千希腊人的汇款之上，后来则有大众观光的兴起。1974年，希腊一年已有200万游客，1980年更有600万。工业投资少于房地产、消费品和服务业的投资。希腊政府在经济方面扮演主角，建筑公路和改善通讯，但对制造业或其他产业几乎没有作为。

铁幕另一边的经济成长起初远胜希腊。共产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着重在重工业进行投资。它们控制消费，加上不像希腊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于是将国内的可用资金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它们采行较不极端的苏联模式，设法将农场集体化（只是成就有限），并以各种方式征用民间劳力。它们努力宣扬“乡间的阶级斗争”，却在20世纪50年代初遭到农民坚决的反抗。尽管如此，快速的电气化、新的机械工业以及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延伸，都显示了共产党决心完成他们前辈的未竟之业，使巴尔干民族国家的经济能够自立并现代化。1939年，保加利亚有24%的国民所得来自工业，56%来自农业；到了1952年则分别是47%和34%。罗马尼亚有76%的战前劳动力是用在土地上，只有11%用于工业；到了1968年，分别成为28%和45%。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与苏联，而是跟西欧进行贸易，它们的成长或许还会更快。[22]

在几年之内，铁幕两边的社会变迁有很明显的革命性发展。经济增长率之高史无前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萧条似乎远去，农村社会已经跃进为现代都市生活。“全部都变了，而且变得很快。”时代生活图书公司1966年一本谈论“巴尔干”的书说，“昔日的巴尔干——那个热情的、有近乎神秘的民族主义与极高民族忠诚的世界——将不会延续到这个世纪末，甚至在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偏僻山区也是如此。西方的科技像饥饿的植物一样将它的卷须伸到各处。辛勤不倦的工人们用炸药炸出山隘……牵引机和圆耙开辟出集体农场……牧人每天早晨被卡车载到牧场。在黑海沿岸，政府观光信托机构用玻璃幕墙和混凝土预制板建造度假饭店。”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1947年到1974年间多次造访希腊，他更直率地写道：“如果将满足人类欲求和期望当作进步的标准，那么过去30年希腊的发展就必然是非同寻常的成功故事。对于数百万的希腊人而言，1945年似乎不可能的事真的都实现了。”[23]

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拓展：1960年到1991年，雅典人口由190万上升到300万，布加勒斯特的人口由140万增加为220万，贝尔格莱德的人口从58.5万上升到110万。小城市（如塞萨洛尼基、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的人口更增加了一倍以上。从布加勒斯特到拉里萨，高楼大厦将19世纪的老旧市中心围了起来，甚至在乡间，小城镇也变成混凝土森林，有钢筋和玻璃的办公大楼，柏油马路上的交通问题日益严重。乡村开始变成空地，丘陵上人去村空。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最遥远的贫穷地区之外，就已再难看到农民穿着传统服装。农民从乡下搬走，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他们发展出消费和休闲的新概念，赚取足够的钱以便到黑海、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海边去度假。

另一方面，农民即使搬入城镇和改变生活形态，仍对乡村和土壤保持着依恋。宗教情感时常胜过无神论。或许更重要的是，乡村仍旧供应新鲜食物、猪肉和水果，比官方的配给配销和零售制度来得可靠和低廉。乡村或家庭的社会网络移植到了政府、军队和经济体中。换句话说，都市化时常意味着乡村被带入城市，或者说乡村以某种方式接管了城市：个人的互动、赠礼和帮忙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能发生润滑作用，是对于现代政府不讲人情的机制所起的自然回应，但可能被不知个中奥秘的人误解为“贪污”。

在某些方面，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没有原来想象的重要。各自的增长形态不同，但增长率都一样。希腊的收入分布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平均，但它的平均收入比较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乡村工人和都市工人都有很大的收入差距。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已普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如大众教育和大学教育、医院和农业合作社。战后的罗马尼亚有26500名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至1957年则达到15.7万人。同时，巴尔干的乡村经济已被城市经济取代，文盲绝迹，新的公路消除了农民的隔离，乡村停止自我复制。

铁幕之后有许多人都在讨论一党国家中实施经济改革的种种后果。在南斯拉夫，改革派共产党员力图调和中央计划经济和供需定律，（借用他们的话）来创造“现代的、有高生产力的、稳定和理性的市场经济”。但这几乎无法实现。物价像失业率一样急剧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下滑。私人企业的规模受限，对于竞争性产业缺乏管理经验则阻碍了国营企业的现代化和效率提升。南斯拉夫经济权力下放和放松管制之后，工人特别痛恨有钱有势的党员，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相较之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改革很少，对公开反对的压制也十分严峻。[24]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希腊和社会主义的北方国家有更明显的对比。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萎缩迫使各地进行改变。曾大力建立重工业以自给自足的共产党政权虽成功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难题，现在发现问题已经变了。20世纪末，由国家政府保护的劳动力密集的重工业无法与海外的资本主义对手竞争。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也无法拯救它们。只有极端的压迫才能偿付日益增长的外债。齐奥塞斯库使用秘密警察——其庞大体制与复杂特务网络令盖世太保都相形见绌——牺牲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准来偿付罗马尼亚的债权人，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太弱小以致无法这么做。保加利亚政府则强过南斯拉夫政府，它在战前就有集中资源的经验，它向外国举债也比较少，部分是由于苏联曾慷慨援助。[25]

至于希腊，政府虽然长期积弱不振，但由于三点原因而不致经济衰退：私有经济运作有弹性，拥有丰富经验的个人知道如何不让自己的钱流入政府手中，此外希腊于1981年加入欧洲共同体而获取不少资源。上校政权（1967—1974）垮台后，重新引进的民主政治容许人民有表示不满的空间，不过不会威胁整体政治制度。1974年后，希腊享有稳定的两党民主制度，由社会党和保守党轮流掌权。相比之下，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存续的挑战。

这些挑战在南斯拉夫发生最为严重的后果。铁托在1980年的去世已使南斯拉夫联邦走向崩溃。国际货币基金（IMF）对南斯拉夫政府伸出援手，但只是暂时的：“稳定”还是需要政府做出艰难的政治抉择。冻结薪资让工人不满，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精英尤其抗拒压榨。因此，经济危机削弱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力量，使民族主义分子得以在区域和联邦政府层级进行斗争，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

* * *

“马克思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调和，”列宁一度主张，“为了取代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国际主义，合并所有民族而达到高度的团结。”但事实上，战后的共产党政权很快就发现，不论它们喜欢与否，都必须向巴尔干半岛上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势力让步。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论家所希望的让民族国家纳入一个更大的联邦。1918年之后，巴尔干国家大体上都各自保持完整。[26]

少数民族势力大多萎缩。罗马尼亚对待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人时就偏离了1922年宪法中明白昭示的自由主义。1922年宪法承诺成立匈牙利自治区，但几年后施行的却是强迫性的同化政策。同时共产党也采取了更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宣扬民族孤立主义的行为”。

保加利亚数次压迫国内的土耳其少数民族，使数千人于1950年以及1968年逃往海外。20世纪70年代早期，许多穆斯林村民被迫交出旧身份证，还要公开感谢官员给予他们新的保加利亚姓名。1984年的同化运动抨击“斋月”期间的禁食行为是“破坏性的迷信”。斯丹科·托多罗夫于1985年评论道：“洛多皮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已经摆脱他们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将自己由保守主义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并加强他们对保加利亚的爱国意识。”托多罗夫认为保加利亚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其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1989年，保加利亚在东欧剧变之际触发了另一次集体大流亡——30万穆斯林逃往土耳其。不过保加利亚军队在1990年遏止了这种人口外流，有将近13万人返回。同年，新政府同意让穆斯林恢复原来姓名，并且逮捕了日夫科夫，在他众多罪行中就包括“煽动民族敌对和仇视”。[27]

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崩溃的后果截然不同，它非但没有改善少数民族所处的困境，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维系这个联邦共和国的两股力量是政党的权力和铁托本人。在铁托的领导下，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是在国家及党机构的联邦层次上得到解决。即使在1980年铁托去世之前，因为共产党干部内部兴起了民族主义，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两地的情势仍然都很紧张。波斯尼亚的政党是当时各共和国中立场最强硬的，在支持联邦政府对付民众的离心趋势上有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然而铁托去世之后，被长期经济危机所拖累的联邦政府已无力协调不同民族的要求。随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联邦体制开始崩溃。

铁托的政权是建立在由法定民族所构成的高度详尽体系之上的，它甚至创造出几个“新”民族。早在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承认马其顿是单独的共和国，并宣布它的居民属于“马其顿”民族。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也在1971年首次被承认是单独的民族。南斯拉夫是最后几个仍保留昔日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国民”（nation）和“民族”（nationality）区别的国家之一。民族人数最多的当数阿尔巴尼亚人，大多数聚居在自治的科索沃省。阿尔巴尼亚人人数渐渐超过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族群，大概占科索沃全部人口的85%，或毗邻的马其顿共和国人口的20%。

甚至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前，米洛舍维奇[13]已开始在科索沃和沃伊沃迪那[14]重申塞尔维亚人的权力。他的政策原本是要助长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力。但当各共和国纷纷脱离，大家才发现原来米洛舍维奇不是为南斯拉夫奋斗，而是要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使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能继续是政治社群的一分子，就像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塞尔维亚人一样。1991年之后，国际上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独立的支持最终导致这项政策宣告失败：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被逐出克拉吉纳，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被逼放弃自治并接受他们是波斯尼亚的一员。20世纪90年代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派兵与塞尔维亚作战，这使得米洛舍维奇遭到进一步挫折。到了1999年，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界几乎退回跟1878年米兰·奥布瑞诺维奇统治时代一样。米洛舍维奇失败了，他唯一的成功是他仍在贝尔格莱德掌权。

用集体驱逐的方式保证永久的种族独霸，这曾是1992年之后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的政策目标，6年后，也有人担心它会是塞尔维亚对付科索沃的政策。历史学家回顾欧洲过去的历史，常可见到那样的政策。政治学家担心它们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但是，南斯拉夫的数次战争是否（像许多人预见的那样）确实预示了新的“种族民族主义”[15]的兴起，这是值得怀疑的。在黑暗中，事物很容易被夸大。最可能令局势不稳的，是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境内的战争对邻近地区的影响。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紧张情势升高，只是黑山对米洛舍维奇的猜疑以及真正独立的梦想总是被冲淡，因为那里的人不确知一个小小的黑山国（南边有阿尔巴尼亚，北边有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会带来何种生活。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科索沃终于脱离塞尔维亚——这种事似乎极有可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稳定会受到什么影响。阿尔巴尼亚人怀有的光复主义似乎比东南欧多数民族更坚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很久了。

不过，在其他地方，过去的扩张主义似乎已经消失。只有在美国、澳洲或加拿大的少数海外民族主义分子，还梦想为一个大希腊或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而奋斗。巴尔干几乎没有人实际怀着那样的期望。巴尔干对土地和领土扩张的态度就像战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已经改变了。而且，乡村社会至都市社会的变迁已经转化了少数民族的角色和当局对他们的态度。人们由乡村搬到城镇意味着离开军事敏感的边境地区，来到更不具特色和较不敏感的政治空间。巴尔干的国家不是已加入欧洲的组织，便是期望加入，这些组织都要求成员国能保障一定的人权及赋予少数民族权利。此外，经济增长表明以前是劳动力出口的国家现在正变成劳动力进口国：希腊是第一个发现来自菲律宾、巴基斯坦和乌克兰的新移民社群正将它变成多文化社会（不管它愿不愿意）的巴尔干国家。

于是，就像欧洲其余地方，巴尔干各国看到民族主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议题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变成了边境、治安与都市共存的问题。为建立民族国家而从事的长期斗争——南斯拉夫战争可看作最后的阶段——已在整个20世纪延续。讽刺的是，当这场斗争结束时，国际上经济及政治的变迁却让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了疑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显示了“纯以国内政策来进行社会、经济转化的旧观念”碰到了最戏剧性的危机。虽然希腊（和未来可能有意愿的巴尔干国家）以比较低调和间接的方式进入欧洲联盟，但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撤消关税、保护国家产业以及遭遇全球竞争，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巴尔干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再受到昔日帝国的威胁，甚至不会受到邻国的敌对和仇视。它的主要威胁现在来自国际经济。

[1]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原指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部下进攻马德里时在城市里做内应的人，现泛指敌人派入的间谍或通敌的内奸。——译者注

[2] 铁卫队（Iron Guard），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党，二次大战后解体。——译者注

[3] 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被认为由神学家圣西里尔创造的一种字母，是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字母的来源。——译者注

[4] 切特尼克（Chetnik），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运动游击队员。——译者注

[5] 总体战（total war），指不同于有限战争的军事冲突，双方为了获得完全胜利，都愿在人力和其他资源上做出一切牺牲。——译者注

[6] 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法令制定之前约定俗成取得的权利。——译者注

[7] 受他国统治的失地（irredenta），指根据居民的种族应属某国而受他国统治的土地。——译者注

[8] 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译者注

[9] 群众政党（mass party），由一般党员组成，最大特色在于发展出上下层级组织，借此组织争取支持者、教育党员，进而伸张主张、影响政治。不同于骨干政党经费常有工商企业或私人捐助，群众政党经费多半仰赖党费收入，因此发展组织与经费需要密切关系。——译者注

[10] 红军（Red Army），苏联陆军。是打败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支陆军。——译者注

[11] 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向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国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译者注

[12] 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之贸易取消关税限制，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管理政策，此处是指欧洲共同市场。——译者注

[13]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南斯拉夫前总统及塞尔维亚社会党领袖。——译者注

[14] 科索沃和沃伊沃迪那，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的两个自治省。——译者注

[15] 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要让种族从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实体进一步变为政治实体。——译者注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当我在欧洲旅行时，到处都有我并不特别喜爱的事物。嗯，我不是说“那样子不好”，我只是想知道事物为什么会是那样子。

——1848年奥斯曼官员与法国神职人员的谈话[1]

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让巴尔干重新成为欧洲地图的焦点，并唤起了人们对一次大战的不安回忆。当欧陆其他地方正在应付集体移民、新的区域差异与“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委婉的名词）的议题时，东南欧仿佛退回到早期有关领土战争与种族同质化的历史逻辑。这是欧洲的过去，还是它的未来呢？

那些反对西方国家干预巴尔干半岛的人较少责备米洛舍维奇，他们怪罪的是行为模式背后的长期文化因素。他们认为在巴尔干这个有数个主要宗教交会之处，种族差异才是当地冲突的长期来源。他们并未将种族净化看作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式逻辑的一部分，而是一连串屠杀和反屠杀的最新形式；巴尔干的历史正是由这些屠杀构成的。英国前首相梅杰于1993年说：“波斯尼亚境内的冲突是无关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力量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控制。”这段话并不陌生。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外长阿诺托就同样将安那托利亚境内的反亚美尼亚人屠杀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数千次斗争中的一桩”。[2]

然而如同本书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较大多数国家更能容纳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对于曾目击奥斯曼末日的汤因比而言，冲突的来源显然在这个区域之外。他于1922年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种族净化”——不论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亚，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发性爆发，而是宪兵和军队故意以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平民。它代表着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打破社会结构所必需的极端力量，若是没有这一力量社会本可以忽视阶级和种族的裂痕。[3]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看法。有位奥地利读者看过我在1994年写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内幕》，说我对于德军20世纪40年代在巴尔干的行径下了过于严厉的断言。依他之见，最近的冲突事件再度证明了巴尔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倾向。而我认为，从茂特豪森[1]的战时奴隶劳动营即可看出，奥地利人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并没有差距太远。但我们真正争论的与其说是暴行，不如说是残忍；与行为有关，而与人数无关。毕竟，产生古拉格[2]、灭种集中营或恐怖主义的人既不是巴尔干人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纳粹国防军——尚且不必提其他纳粹情报机构——在巴尔干杀死的人民远胜过被巴尔干人民所杀的德军人数。而写信给我的那位读者反对的，是巴尔干游击队的杀戮方式。[3]

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意识形态也将“必要的”、无关个人的暴行与残忍或病态的行为区别开来，只有情绪或行动失控的人才会做出后面这些行为。1943年，慕尼黑的党卫军法庭审讯一位军官时，便将有条理及合宜的杀害跟被告的“过度残忍”、“病态”和“恶毒野蛮”的行径拿来比较。这样的态度是西方长久以来为了界定文明战争的规则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强调个人自我控制的理想形式。纳粹党人就像其他秉持这种传统思考的人一样，在巴尔干半岛看到了原始、东方的残忍好杀习性。[4]

我们可以回头谈一谈蒙田讨论残忍的文章。他严厉批评当时拿别人受罪取乐的人，同时描写他因为人们和动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时所感到的忧伤：

若非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人居然能够如此铁石心肠、野蛮成性，仅仅为了乐趣就杀害他人，切、割、砍成碎块，并竭尽思虑去发明未曾使用的酷刑和未曾听说的折磨……我也从不忍心看到那些可怜、无知的野兽被追逐杀害。[5]

痛苦和惩罚这种朝“人道的”概念的转变，与人们对人性看法的改变有密切关系，并且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渐进发展而来。但接着突然间，1820年到1860年，西欧死刑犯人数锐减，一些古老的刑罚如肢刑、火刑和斩首都遭到废除，同时现代监狱出现，不再以公共场所作为国家处刑的主要地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于1836年写道：“对于痛苦的景象，甚至痛苦的观念，那些充分享受高度文明利益的人愈来愈无法忍受。”由于“高度文明才得以实现的完美的机械安排”，对他人施加痛苦的事可以假手于“法官、士兵、外科医生、屠夫和刽子手”。密尔继续写道：“为了避免实际的痛苦，同时也为了避免任何冒犯或不愉快的想法，人们才会有那许多文雅的行为。”[6]

几年之后，这样的想法打动了一位英国旅人威京逊爵士，他力图干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与黑山之间的边境战争。由于双方都有砍下敌人头颅来示众的习惯，他感到非常不安，写信给黑山的主教国王彼得·尼哥希[4]，力称“震惊人们的”习惯会激起复仇的欲望，实际上会使仇恨没完没了。他试图解释“文明战争引发的情绪和复仇形式的战争之间的差别”。如我们所知，加图街阴谋分子[5]才刚于1820年在伦敦被公开斩首示众。[7]

19世纪中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都已减少公开处决的次数，反映出新的“文明的情感”和新工业设备的兴起，也显示政府担心不守秩序的群众和他们易被挑起的激情。东南欧的农民社会则是一个道德观、机械观和政治观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奥斯曼当局并不担心暴民，会进行公开惩罚，他们认为欧洲人使用人体做外科实验和解剖才是亵渎神明和不道德的。因此，因为亲人被土耳其人杀害而刚刚决定报仇的黑山国王彼得二世，当然认为威京逊的提议不可行而礼貌地拒绝。[8]

针对农民的艰难生活和社交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位年长的黑山妇女最近对访谈者说：“我们也许贫穷，但是我们拥有荣誉。”西方人肯定个人自我控制的价值，非西方人则比较关注家庭荣誉的维护。自从拜占庭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巴尔干农民社群便依集体责任和赏罚的精神来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生活准则。处罚，甚至包括由政府国家执行的刑罚，长久以来反映着一般人的观点：家庭应当对个别成员的不当行径负责。例如，19世纪塞尔维亚的农民提议将罪犯及其家人一起流放到特别的受刑区域，以根绝日益猖獗的罪行。防治盗贼法时常将盗贼和他们的亲人共同驱逐出境或课以罚款。[9]

然而，现代化的政治人物都被节制暴力的新规范所吸引，也就是个别的、私密的和非人格的规范，不再采取集体的、家族的和公开的规范。建立新国家（在巴尔干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意味着从所有无公权的人手中夺取暴力、刑罚和地方立法的权力，集中让公职人员管理。借用20世纪20年代一位希腊记者的话来说，国家有“责任表明它凌驾于每个人和每件事”。正规军取代了自行武装的团体，司法和刑事官僚取代了农村法院和习惯法，政府追捕盗贼。在黑山，部落法本来有无上权力，但是彼得二世的继任者达尼娄在1851年强行颁布新的法律规范——时间距威京逊首次建言不到十年——并且阻止斩首的行为。他也将世族血仇定为非法，因为世仇使得各部落不可能团结为一体。[10]

新价值观并无法立即或完全地普及。二战时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屠杀（尤其是在雅瑟诺瓦死亡集中营），或者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于1940年至1941年进行的大屠杀，正是新旧形式的心态与技术的一种混杂。1947年希腊内战期间，气愤的《每日镜报》曾在头版刊出一张武装保皇人士骑马校阅希腊叛军头颅的照片。它的标题是“头不值钱”，凸显正规军警手段的“残忍和凶暴”。事实上，英国政府早已颁令禁止展示被砍下来的脑袋，并建议以照片来指认已死的游击队员。私底下，英国官员对于“凶暴”这个字眼的使用都感到遗憾。他们指出：“并不只有希腊会展示罪犯的尸首。即使在太平时代，为了使惊恐的人民深信恶名昭彰的杀人犯已经就地正法，也会这么做。”在治安不良的社会，砍头能证明犯人已死，并且肯定处决者的胆识或国家的权力。运送全尸是很笨重的工作，摄影机又所费不赀，连美国的赏金猎人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头绝非不值钱，事实上还很有价值，悬赏的价码早就定好了。[11]

那么，巴尔干半岛上是否真有喜好残忍的倾向而且残留至现代？或许答案视残忍的定义而定。毕竟每个人说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样。美国从1880年到1920年期间暴民动用私刑的种族暴行，或者劳工抗议在各地所引起的阶级暴行，在巴尔干半岛都找不到类似的事例。西欧自有一种关于革命暴力的神话（始于索雷尔[6]）。此神话在西欧的影响力远远大过在东南欧。革命暴力一般被视为英雄行为而非野蛮行径。1930年和1960年之间，巴尔干半岛上的政治暴行（从左翼到右翼）并不会比其他地方严重。不论我们比较战后保加利亚的监狱和苏联的监狱，或比较希腊和西班牙各自内战后的俘虏营，结果都一样。

在政治领域以外，巴尔干国家也不曾较其他国家杀害或监禁更多平民。美国有1100万嫌疑犯和200万囚犯，苏联有庞大的在囚人数，相较之下，当代的东南欧看起来人道多了。1994年，美国每10万人中身陷囹圄的有554人，罗马尼亚为195人，马其顿为63人，希腊则为16人。后面这些国家的囚犯都不会面对司法处决，而美国每年却让数十名囚犯坐上电椅或被注射致命毒剂。如果我们很难证明现在的巴尔干国家比其他国家残忍，我们同样也很难对他们的社会作相同的指控：他们的犯罪率并未超出欧洲水准，暴力犯罪更是欧洲最低的。酗酒和种族仇恨都没有像在新教欧洲一样在巴尔干引发人身攻击。[12]

但在寻找巴尔干凶残嗜杀的证据时，西方人却时常将19世纪浪漫的民族主义分子编织出来的神话误作真理。欧洲——由爱尔兰到波兰——的幻想家梦想着复活、牺牲，以及为了国家前途而溅洒热血。以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山间花环》为例，它赞扬了传闻中一个半世纪之前穆斯林在黑山被灭绝的事，但它其实是主教国王彼得二世的想象诗作，并非史实。穆斯林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慢慢离开黑山，这篇史诗却将这段不怎么血腥的事实赞美成颇有英雄式的残暴。科索沃传奇在20世纪的出现也同样会误导人，它显示了现代的而非中世纪的偏见。这两个例子都是描述巴尔干流血冲突和民族团结的史诗，而它们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们都发生在巴尔干19世纪以来建国过程遭到特别压力的时候。这一点，而非过往的历史，才是这股种族偏见的根源。[13]

此外，海湾战争中首次证明了西方愈来愈将战争本身视为一种奇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时，动用了不用人员且能在远方操控的科技，为的是向西方大众保证现在的军事行动可将交战双方的死伤减到最少。或许，战争本身正以这种方式失去了个人化的特色，就像早先的社会暴行一样。将巴尔干的暴行轻易地描述成原始和非现代，已成了西方与它保持适当距离的一种方式。然而，事实上种族净化不是特定的巴尔干现象。在希特勒进行战争时及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欧和东欧很多地方都曾发生“种族净化”：20世纪40年代有超过50次的强迫性人口迁移，使数百万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等死亡或变成移民。种族净化凶残的根源并不是巴尔干人民的心态，而是利用现代科技资源的内战的本质。不同于民族战争，内战无法团结社会，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帮助英国社会走向团结。相反，内战恶化了潜在的紧张和差异，社会和政府机构在战时会统统瓦解。[14]

如果暴行的外衣能够暂时卸除，巴尔干看起来会是怎样呢？当然，东南欧所遭遇的威胁仍然存在，或许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因为争夺塞浦路斯而结怨更深）需要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才能改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的轰炸虽然解决了一个难题（即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迫害），却又制造出其他难题（即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迫害，以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新关系）。正因为巴尔干各国的建国历史较短，过程较仓促，因此民族主义仍比其他地方强势，民间传统比其他地方脆弱。不过，虽然南斯拉夫于20世纪90年代因为自身的缘由陷入战争，巴尔干其他国家却沿着和平的路途前进。希腊偶尔对于“伊底鲁斯北部”（即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提及，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梦想，罗马尼亚对于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的乡愁，今日已经式微且失去了意义，尽管这些议题曾在一个世纪以前挑起战争和侵略。巴尔干各国的政治已经停止绕着扩张主义和民族荣耀打转。或许只有某些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仍未放弃这种梦想吧。

冷战期间，一场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转变了巴尔干半岛。朝向都市化、工业化——现在是后工业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使得日常生活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改变，并为国内的政治精英带来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让巴尔干得以参与一个不同的欧洲，此时欧洲的价值观显现在它举足轻重的跨国机构，如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冷战的结束也改变了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巴尔干现在位于一个大肆扩张的市场的中心，市场广及黑海、苏联和中亚，远大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换句话说，东南欧的问题和前途已今非昔比，他们现在面对的困境跟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如何调和旧式的社会福利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如何提供能源而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不受污染，如何阻止乡村生活方式全面衰退，以及如何建立繁荣的经济，减少组织性犯罪，让民主制度昌盛。或许，了解巴尔干的历史就能进一步扫清眼前障碍，发现未来的种种机会。

[1] 茂特豪森（Mauthausen），过去纳粹集中营所在地，曾有10万人在那里丧生。——译者注

[2] 古拉格（Gulag），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缩写。该局对政治犯进行强迫劳动以作为惩罚。——译者注

[3] 二次大战时纳粹占领南斯拉夫，残忍地压制人民的抗争。当时的规矩是一名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害，就要枪毙10名南斯拉夫人偿命，数十万人丧命在侵略者的枪口下。——译者注

[4] 主教国王彼得·尼哥希（Vladika Petar Njegos），亦即彼得二世（1830—1851），也是有名的诗人。——译者注

[5] 加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由西斯尔伍德（A. Thistlewood）带头，欲谋杀所有英国国会议员、推翻英国政府的一项计划。——译者注

[6] 索雷尔在他著名的《暴力论》中提到，经过算计、危险且报复心强的暴力是令人厌恶的。倒是自发性的暴力、自然产生的暴力，举例来说，某一阶级为追求正义公理而发动造反，这种暴力则是纯粹且受到祝福的。——译者注

注释

引言 名称的由来

1.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cited in Stanko Todorov, 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1997), p.19.

2. Warrington W.Smyth, A Year with the Turks (New York, 1854), p.169.

3. Earl of Albermarle (George Kepp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Across the Balcan (London, 1831); M.von Tietz, St Petersburgh, Constantinople and Napoli di Romania in 1833 and 1834(New York, 1836 ed.), p.91; Lt-Gen.A.Jochmus, “Notes on a Journey into the Balkan, or Mount Haemus in 1847”,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4 (1854), pp.36-86; E.Ollier, Cassell’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usso-Turkish War (London, n.d.), vol.2, p.15.

4. P. Vidal de la Blache and L.Gallois, Geographie Universelle, vol.7, no.2 (Paris, 1934), pp.395-396; J.Pinkerton, Modern Geography: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s, Kingdoms, States and Colonies, with the Oceans, Seas Isl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2 vols. (London, 1802), vol.1, p.461; Jochmus, “Notes”, p.64.The earliest indigenous account is probably D.Filippides and G.Konstantas’s 1791 Geografia neoteriki:see the edition edited by A.Koumarianou (Athens, 1988).

5. Rhigas in R.Clogg, ed.,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London, 1976), pp.157-163.E.A.Freeman, ‘Race and Language’, Contemporary Review, 29 (1877), pp.711-741.

6. Cf.Ami Boue, Recueil d’itineraires dans la Turquie d’Europe (Vienna, 1854), vol.2, pp.327-332; H.F.Tozer, Researches in the Highlands of Turkey (London, 1869), vol.2, pp.393-397; Saint-Marc Girardin cited in T.G.Djuvara, Cent projets de partage de la Turquie (Paris, 1914), p.496.

7. F.Crousse, La Péninsule greco-slave(Brussels, 1876); T. Fischer, Mittelmeerbilder (Leipzig, 1906), p.44; D. M. Brancoff (Dimitur Mishev), La Macédoine et sa population chrétienne (Paris, 1905), p.3; J.R.Mariott, 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 Diplomacy (Oxford, 1917), p.21.

8. Harry de Windt, Through Savage Europe (London, 1907), p.15; M.Todorova, 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1997), p.122.

9. R. West,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London, 1943), vol.1, p.23.

10. E. Christiansen, The Northern Crusaders (London, 1997), .p.2; on the two phases of Muslim Holy War against Europe, see B.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ew York, 1982), pp.20-28; K.M.Setton, Prophecies of Turkish Doom (Philadelphia, 1992), p.4.

11. K. M.Setton, op. cit., and Europe and the Levan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London, 1974); Knolles cited in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p.32; on Muslim and Turk as synonyms, N.Matar,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Cambridge, 1998), p.21.

12. L. Valensi, Venezia e la Sublima Porta: La nascita del despota (Bologna, 1989), pp.41, 44; L.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 1965), pp.74-75.

13. N. Matar, op.cit., 14, p.22.

14. See A. Pippidi, “La Decadence de l’empire ottoman comme concept historique,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Revue des E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xxxv, 1-2 (1997), pp.5-19.

15. 如同A.Pippidi说的, 同时代的欧洲社会中也有反潮流、亲土耳其的批评人士(但较弱势), 孟德斯鸠是其中之一: A.Pippidi, op.cit., pp.18-19。

16. A. J. Evans, Through Bosnia and the Hercegovina on Foot (London, 1877), p.89; H. Holland, Travels in the Ionian Islands, Albania, Thessaly, Macedonia etc.during the Years 1812 and 1813 (London, 1815), pp.69-70; The War Correspondence of Leon Trotsky: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New York, 1981), pp.58-59.

17. E. A. Freeman, Ottoman Power in Europe (London, 1877), p.1; A.Oakes and R.B.Mowat, eds., The Great European Trea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18), p.177; N.Sousa, The Capitulatory Regime of Turkey (Baltimore, 1933), p.162.See also J.C.Hurewitz, “Ottoman Diplomacy and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Middle East Journal, 15 (1961), pp.141-152.

18. Anon.(Lord J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ish Empire (London, 1828), p.27; R.G.Latham, The Ethnology of Europe(London, 1852), p.6; The Nationalities of Europe (London, 1863) vol.2 , p.69; E.Joy Morris, Notes of a Tour through Turkey, Greece, Egypt, Arabia Petraea to the Holy Land (Philadelphia, 1842), vol.2, p.48; Edith Durham, The Burden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05), p.104.

19. Ami Boue, op. cit. p.331; on the expulsion of Muslims from Balkan states, see A. Toumarkine, Les Migration des Populations Musulimanes Balkaniques en Anatolie (1876-1913) (Istabul, 1995), a useful source to set against the less balanced J.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Princeton, 1995); on shrinking of Turkish usage, see B.Lory, “Parler le turc dans les Balkans ottomans au XIXe sièicle”, in F. Georgeon and P.Dumont, eds., Vivre dans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97), pp.237-245; on destruction of monuments, see M.Kiel, Studies in the Ottoman Architecture of the Balkans (Variorum, 1990).

20. F.Moore, “the Changing Map of the Balkans”,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February, 1913), pp.199-226.

21. J. V. de la Roiere, Voyage en Orient (Paris, 1836), p.23; Trotsky, op.cit., p.272.

22. O.Halecki, 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1962), pp.47, 77-78; Marriott, Eastern Question, p.3.

23. T. Zhivkov cited in M.Kiel, Art and Society of Bulgaria in the Turkish Period (Maastricht, 1985), p.34 n.1.

24. 笔者感谢狄米垂·利凡尼奥(Dimitri Livanios)协助拟订这些议题。

第一章 土地和其居民

1.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London, 1972), vol. 1, pp. 25-53.

2. M. Newbigin, The Mediterranean Lands (London, 1924), p. 46; M. Adelaide Walker, Through Macedonia to the Albanian Lakes (London, 1864), p. 87.

3. A. J. Evans, Through Bosnia and the Hercegovina on Foot (London, 1877), p. 359; M. Djilas, Land without Justice:An Autobiography of His Youth (New York, 1958), p. 79.

4. A. Kinglake, Eothen (Oxford, 1982), p. 22.

5. M. von Tietz, St Petersburgh, Constaninople and Napoli di Romania in 1833 and 1834 (New York, 1836), p. 96.

6. H. F. Tozer, Researches in the Highlands of Turkey, vol. 1 (London, 1869), p. 382.

7. T. Stoianovich, Balkan Worlds:The First and Last Europe (New York, 1994), p. 107.

8. M. Zdraveva, “The Menzil Service in Macedonia, Particularly around Bitolj, in the Period of Turkish Domination”, Etudes Balkaniques 2 (1995), pp. 82-88; J. A. Blanqui, Voyage en Bulgarie pendant l’année 1844 (Paris, 1845), pp. 102-103; Kinneir cited by H. F. Tozer, Researches, vol. 1, p. 150; Walker, Through Macedonia, p. 131; D. Warriner, ed. , Contrasts in Emerging Societies:Reading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5), p. 242; J. Baker, Turkey (New York, 1877), p. 389; the best study is B. Gounaris, Steam over Macedonia, 1870-1912: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the Railway Factor (Boulder, Co. , 1993), esp. pp. 71-74.

9. J. C. Wagner, Delineatio Provinciarum Pannoniae et Imperii Turcici in Oriente (Augsburg, 1684), pp. 119-120; R. Halsband ed. ,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vol 1:1708-1720 (Oxford, 1965), p. 340; K. Mihailovic (translated by B. Stulz), Memoirs of a Janissary (Univ.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75), p. 163; E. S. Forster, ed. , The Turkish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Oxford, 1927), p. 108.

10. M. von Tietz, op. cit. ; J. K. Vasdravellis, Klephts, Armatoles and Pirates in Macedonia during the Rule of the Turks (1627-1821) (Thessaloniki, 1975), pp. 98-100.

11. Messager d’Athènes, June 9, 1925.

12. K. Karpat, Ottoman Population, 1830-1914 (Wisconsin, 1985), pp. 4-5, 22-23; J. Lampe and M. Jackson, Balkan Economic History, 1550-1950 (Bloomington, Ind. , 1982), p. 281; B. Ramberti, in L. Villari, The Republic of Ragusa:an Episode of the Turkish Conquest (London, 1904); W. Lithgow, Rare Adventures and Painefull Peregrinations (London, 1928 ed. , original ed. 1632), p. 105.

13. On returning Christians, H. Lowry, “The Island of Limnos:a Care Study on the Continuity of Byzantine Forms under Ottoman Rule”, in Lowry, Studies in Defterology (Istanbul, 1992), pp. 181-209.

14. The Negotiations of Sir Thomas Roe in His Embassy to the Ottoman Porte from the Year 1621 to 1628 Inclusive. . . (London, 1740), p. 427; K. Kostis, Ston kairo tis panolis (Heraklion, 1995); D. Panzac, La peste dans l’empire ottoman, 1700-1850 (Louvain, 1985), esp. pp. 64-66.

15. The best account is M. Todorova, “Les Balkans” in J. -P. Bardet and J. Dopaquier, ed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 l’Europe, vol. 2 (Paris, 1998), pp. 465-487; long-run population figures in C. McEvedy and R. Jones,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London, 1978), pp. 19, 95-99, 110-115. On Balkan populations see also M. Palairet (for 19th century), The Balkans Economies, c. 1800-1914:Evolution without Development (Cambridge, 1997), pp. 6-14; H. Inalcik and D. Quataert, eds. ,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 1994), p. 652;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outheastern Europe (London, 1940), p. 85.

16. Warriner, Contrasts, p. 142; K. Hitchins, The Romanians, 1774-1866 (Oxford, 1996), p. 173.

17. A. Wace and M. Thompson, The Nomads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14), p. 33.

18. A. Goff and H. A. Fawcett, Macedonia:A Plea for the Primitive, xiv-xv, p. 8.

19. My thanks to Heath Lowry for information about Ottoman clocks; also Stoianovich, Balkans Worlds, pp. 248-249; on Wallachian hovels, von Tietz, St Petersburg, p. 78.

20. T. Stoianovich, “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 in his Between East and West:The Balkan and Mediterranean Worlds (New Rochelle, 1992)vol. 1, pp. 1-15; on Bulgarian huts, see H. Pernot, ed. , Voyage en Turquie et en Grece de Robert de Dreux (Paris, 1925), p. 95.

21. P. Sugar, “The Least Affected Social Group in the Ottoman Balkans:the Peasantry”, in S. Vryonis, ed. , Byzantine Studies:Essays on the Slavic World and Eleventh Century (New York, 1992), pp. 77-87.

22. B. McGowan, Economic Life in Ottoman Europe:Taxation, Trade and the Struggle for Land, 1600-1800 (Cambridge, 1981), pp. 54-55.

23. S. Vryonis, “Byzantium and Islam:Seventh-Seventeenth Century”, IX:pp. 234-235, for Ottoman continuation of Byzantine land taxes; Inalcik and Quataert, ed. ,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59.

24. Cited by S. Fisher-Galati, ed. , 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1970), p. 73.

25. See G. Veinstein, “On the Ciftlik Debate”, in C. Keydar and F. Tabak, eds. , Landholding and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Middle East (SUNY, New York, 1991), pp. 35-57; Stoianovich, “Balkan Peasants, Landlords and Ottoman State”, op. cit. pp. 15-39; Inalcik and Quataert, op. cit. , p. 45; for a Greek Christian case, see G. Veinstein, “Le patrimoine foncier de Panayote Benakis, Kocabasi de Kalamata”, in his Etat et société dans l’empire ottoman, XVIe-XVIIIe siècles (Variorum, 1994), III, pp. 211-233.

26. J. R. McNeill, 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1992), pp. 89-90; M. E. Durham, Some Tribal Origins,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28), p. 273.

27. B. Brue, Journal de la Campagne que le Grand Vezir Ali Pacha a faite en 1715 pour la Conquête de la Morée (Paris, 1870), p. 38; Cantemir quoted in Warriner, ed. , Contrasts, p. 128.

28. J. Koliopoulos, Brigands with a Cause (Oxford, 1987), p. 239; 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Illustrated in a Journal of Travels through Roumeli during an Eventful Period (London, 1838), vol. 2, p. 150.

29. 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ii, pp. 157, 162-163.

30. McGowan, Economic Life, p. 65; F. Adanir, “Tradition and Rural Change in Southeastern Europe during Ottoman Rule”, in D. Chirot (ed. ),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1989), p. 135.

31. Leake cited in Inalcik and Quataer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689.

32. H. Lowry, “‘From Lesser Wars to the Mightiest War’:the Ottoman Conquest and Transformation of Byzantine Urban Center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Lowry, Studies in Defterology (Istanbul, 1992), pp. 47-65.

33. S. Vryonis, “Religiou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Balkans and Anatolia from 14th through the 17th Century”, in Vryonis. ed. , Islam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Middle Ages (Wiesbaden, 1975), pp. 130-132.

34. Cf. M. Kiel, Studies on the Ottoman Architecture of the Balkans (Variorum, 1990), introduction, and S. Curcic and E. Hadjitryphonos, eds. , Secular Medieval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1300-1500 and Its Preservation (Thessaloniki, 1997). For population figures, see“Istanbul”,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 4, pp. 226-246; other cities from J. de Vries,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Cambridge, 1984), pp. 270-287; Lithgow, Rare Adventures, p. 179; R. Halsband, ed. The Complete Letters, vol 1. 1 p. 354.

35. T. Stoianovich, “Model and Mirror of the Premodern Balkan City”in his Between East and West:The Balkan and Mediterranean Worlds, vol. 2,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New Rochelle, 1992), p. 108; see also his“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in ibid. , pp. 1-77.

36. T. Stoianovich, Balkan Worlds, p. 75; The Negotiations of Sir Thomas Roe in His Embassy to the Ottoman Porte from the Year 1621 to 1628 Inclusive (London, 1740), p. 67; von Tietz, St Petersburgh, p. 79; J. J. Best, Excursions in Albania (London, 1842), p. 188; Warriner, ed. , Contrasts, p. 146; H. Andorov,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Skopje, 1968), I, p. 287.

37. T. Stoianovich, “Balkan peasants and landlords”, p. 30.

38. Ibid, p. 38 n. 80; Evans, Through Bosnia, pp. 334-336.

39. Blanqui in Warriner, Contrasts, pp. 216, 244; Smyth, Year with the Turk, p. 224.

40. J. K. Campbell, Honour, Family and Patronage (Oxford, 1964), p. 15.

41. R. Bicanic, How the People Live:Life in the Passive Regions (Dept. of Anthropology, Univ. of Mass, Amherst, Sept. 1981), p. 52; Lampe and Jackson, Balkan Economic History, pp. 193-194; H. L. Roberts, Rumania: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Agrarian State (New York, 1969 ed. ), pp. 3-9.

42. C.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driatic (Ithaca N. Y. , 1992), p. 31; Djilas, Land without Justice, pp. 142, 201.

43. Warriner, Contrasts, p. 298; Palairet, Balkan Economies, p. 122; on the village, see N. Iorga, Etudes Byzantines (Bucharest, 1939), vol. 1 , p. 172.

44. A. Hulme Beaman, Twenty Years in the Near East (London, 1898), p. 121.

45. Bicanic, How the People Live, pp. 121-123; K. Mandelbaum,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Backward Areas (Oxford, 1945), p. 2.

46. S. Runciman, “Balkan Cities-Yesterday and Today”, in D. W. Hoover and J. Koumoulides, eds. , Cities in History (Muncie, Indiana, 1977), pp. 1-13.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1. M. Avgerinos, Makedonika Apomnimonevmata (Athens, 1914), p. 10.

2. E. Durham, The Burden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05), pp. 143-144.

3. H. N. Brailsford, Macedonia:Its races and their Future (London, 1906), pp. 99-100.

4. H. Lowther to E. Grey, 2 October, 1912, in B. Destani, ed. , Albania and Kosovo:Politic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1867-1946 (London, 1999), p. 292.

5. P. Charanis, “Ethnic Changes in Seventh Century Byzantium”reprinted in his Studies o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ollected Studies (London, 1972), pp. 36-38.

6. D. Zakythinos, “Byzance et les peuples de l’Europe du Sud-Est:La synthèse Byzantine”, in his Byzance:Etat-Société-Economie (London, 1973), vol. 6, p. 13; on Greek in Romania, S. Story, ed. , Memoirs of Ismail Kemal Bey (London, 1920), p. 21; A. Smith, Glimpses of Greek Life and Scenery; A. Ducellier, Oi Alvanoi stin Ellda (130s-150s aion. ) (Athens, 1994).

7. See T. Stavrides, “The Ottoman Grand Vezir Mahmud Pasha Angelovic, 1453-1474”, Harvard University, D. Phil. dissertation, 1996.

8. Symeon in M. Balivet, “Aux origines del, Islamisation des Balkans Ottomans”,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66:4 (1992), p. 13; C. H.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Ottoman Empire:the Historian Mustafa Ali (1541-1600) (Princeton, 1986), pp. 158-159; Sandys in S. Purchas, ed. , Purchas, his Pilgrime, vol. 8 (Glasgow, 1905), p. 123; H. C. Barkley, Bulgaria before the War (London, 1877), p. 179; W. Lithgowm, Rare Adventures, p. 101; Halsband, Complete Letters, p. 390.

9. R. Gradeva, “Ottoman Policy Towards Christian Church Buildings”, Etudes balkaniques, 4 (1994), pp. 14-36; A. Handzic, Population of Bosnia in the Ottoman Period (Istanbul, 1994), p. 21.

10. H. F. Tozer, Researches in the Highlands of Turkey, vol. 1 (London, 1869), p. 202; on Crete, see now M. Greene, A Shared World (Princeton, 2000).

11. S. Vryonis, “Religiou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Balkans and Anatolia from the Fourteenth through Sixteenth Century”, in S. Vryonis, ed. , Islam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Middle Ages (Wiesbaden, 1975), pp. 127-141; P. Sugar, “The least affected social group in the Ottoman Balkans:the peasantry”, in S. Vryonis, ed. , Byzantine Studies:Essays on the Slavic World and the 11th Century (New York, 1992), pp. 77-87; N. Sousa, The Capitulatory Regime of Turkey:Its History , Origin and Nature (Baltimore, 1993), pp. 36 ff. ; R. Jenning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Ottoman Cypru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1571-1640 (New York, 1933), p. 143.

12. N. Filipovic, “A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Islamicisation in the Balkans under Ottoman Rule”, in Ottoman Rule in Middle Europe and Balka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Prague, 1978), pp. 305-359; N. Todorov,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in the Balkan Peninsula (late 15th-early 16th century)”, in Todorov, Society,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the Balkans, 15th-19th Centuries (Variorum, 1998), VI.

13. On Catholic-Orthodox interaction see L. Hadrovics, Le Peuple Serbe et son eglise, esp. p. 25; K. T. Ware, “Orthodox and Catholics in the 17th Century:Schism or Intercommunion?”in D. Baker, ed. , Schism, Heresy and Religious Protest (Cambridge, 1972), pp. 259-276; G. Hoffmann, Vescovadi Cattolici della Grecia, vol. 2-5 (Rome, 1937-1941).

14. T. H. Papadopoullos, Studies and Documents, pp. 10-26; Hadrovics, Le Peuple Serb, pp. 95-96. For an important reassessment of the millet system, see P. Konortas, “From Ta’ife to Millet:Ottoman Terms for the Ottoman Greek Orthodox Community”, in D. Gondicas and C. Issawi, eds. , Orthodox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rinceton, 1999), pp. 169-181 and B. Braude and B. Lewis, eds. ,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5. Crusius cited by S. Runciman, The Great Church in Captivity (Cambridge, 1968), p. 180; Stavrianos, Balkans since 1453, p. 181.

16. P. Mansel, Constantinople, p. 148; R. Abou-el-Haj, “Ottoman Diplomacy at Karlowit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7:4 (1967), pp. 498-512; C. Mango, “The Phanariots and the Byzantine Tradition”in R,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1973), p. 51.

17. Runciman, Great Church, p. 391; Stavrianos, Balkans since 1453, p. 225; A. J. Evans, Through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n Foot, pp. 267-268.

18. P. Kitromilides, “Cultural Change and Social Criticism:the Case of Iossipos Mosiodax”, in his Enlightenment, Nationalism, Orthodoxy, IV:p. 671, and his“‘Balkan Mentality’:History, Legend, Imagin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1996), pp. 163-191; C. Dawson, The Making of Europe (London, 1946), p. 147; S. Batalden, Catherine II’s Greek Prelate:Eugenios Voulgaris in Russia, 1771-1806 (Columbia, 1982); C. Mango, “The Phanariots and the Byzantine Tradition”, in R.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1973), pp. 41-67.

19. Lithgow, Rare Adventures, p. 76.

20. New Martyrs of the Turkish Yoke (Seattle, Washington, 1985), p. 321;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pp. 62-63.

21. Foster, Busbecq, p. 136; Dreux, 62; W. B. Standford and E. J. Finopoulos, eds. , The Travels of Lord Charlemont in Greece and Turkey, 1749 (London, 1984), p. 39.

22. New Martyrs, pp. 185-187 (on Nikolaos of Metsovo); Jennings, pp. 179-181 on Cyprus; Tozer, Researches, vol. 2, p. 80; S. Lane Poole, The People of Turkey, vol. 2 (London, 1878), p. 225.

23. M. E. Durham, Some Tribal Origins, pp. 244-261.

24. Boscovich cited in L.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1994), p. 175; W. Smyth, A Year with the Turks (New York, 1854), p. 22.

25. D. Loukopoulos, Georgika tis Roumelis (Athens, 1938), pp. 163-164; Bracewell, Uskoks, pp. 158-159, n. 12; Tozer, Researches, vol. 1, pp. 206-207; L. Edwards, The Memoirs of Prota Matija Nenadovic (Oxford, 1969), p. 17.

26. G. Rouillard, La vie rurale dans l’Empire Byzantine (Paris, 1953), p. 199; cf. for useful methodological remarks, V. Shevzov, “Chapels and the Ecclesial World of Prerevolutionary Peasants”, Slavic Review, 55, no 3 (Fall 1996), pp. 584-613, and C. Chulos, “Myths of the Pious or Pagan Peasant in Post-emancipation Central Russia (Voronezh province)”, Russian History, 22, no 2 (Summer, 1995), pp. 181-216. My thanks to Laura Engelstein for these references.

27. Cited in Balivet, “Aux origins”, p. 18; see the work of W. Christian, esp. Local Relig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Spain (Princeton, 1981). My thanks to Ken Mills for this reference. Foster, ed. , Busbecq, pp. 136-137.

28. A“shared world”is the title of M. Greene, A Shared World (Princeton, 2000); N. Todorov, “Traditions et transformations dans les villes balkaniques avec l’instauration de l’Empire Ottoman”in his Society,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the Balkans, 15th-19th Centuries (Variorum, 1998), vol. 3, p. 99; Jenning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pp. 134, 142.

29. B. F. Musallam, Sex and Society in Islam (Cambridge, 1983); S.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es vol. 8 (Glasgow, 1905), p. 276; N. Pantazopoulos, “Church and Law in the Balkan Peninsula during Ottoman Rule”, Epistimoniki epeterida:Anticharisma ston Nikolao I. Pantazopoulo, vol. 3 (Thessaloniki, 1986), pp. 327-329; Stanford and Finopoulos, Lord Charlemont, pp. 48-49. The practice of kepinion is also described in the 17th century accounts of Thevenot and Rycaut ［History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Greek and Armenian Churches］.

30. F.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p. 16-18; Memoirs of Ismail Kemal Pasha, p. 38.

31. Jenning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p. 29; Greene, A Shared World; C. Imber, “‘Involuntary’ Annulment of Marriage and Its Solutions in Ottoman Law”in Imber, Studies in Ottoman History and Law (Istanbul, 1996), p. 226.

32. R. Dankoff［translator］, The Intimate Life of an Ottoman Statesman Melek Ahmed Pasha (1588-1662), as portrayed in Evliya Celebi’s Book of Travels ［Seyahat-name］ (Albany, New York, 1991), pp. 249-250; see also,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p. 181-182.

33. F. W. Hasluck, Christianity and Islam under the Sultans (Oxford, 1929), ii, p. 554; Durham, Burden of the Balkans, p. 356.

34. Durham, Burden of the Balkans, p. 51.

35. New Martyrs, p. 39; Durham, Some Tribal Origins, pp. 290-291.

36. R. Gradeva, “Ottoman Policy towards Christian Church Buildings”, pp. 14-35; J. V. de la Roiere, Voyage en Orient (Paris, 1836), p. 273.

37. D. Warriner, ed. , Contrasts in Emerging Societies, p. 234.

38. S. Deringil, Well-Protected Domains: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76-1909 (London, 1999), p. 115.

39. New Martyrs (Martyrdom of Holy New Hieromartyr, Serafim, Bishop of Phanarion), p. 361.

40. F. Venturi, The End of Old Regime in Europe, 1768-1776 (Princeton, 1989), pp. 10-29.

41. G. Finlay, The History of Greece under Ottoman and Venetian Domination (London, 1861), pp. 323-324; Varlaam cited by T. Prousis,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reek Revolution (Dekalb, Illinois, 1994), p. 6; T. Blancard, Les Mavroyeni, vol. 3 (Paris, 1909), pp. 84-85; Dapontes in Mango, “Phanariots and Byzantine tradition”, p. 55.

42. Numbers of books in print cited by C. Koumarianou,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lligentsia towards the Greek Independence Movement, 1798-1821”, in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p. 70.

43. P. Kitromilides, “The Enlightenment East and West: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alkan Political Traditions”, in his Enlightenment, Nationalism, Orthodoxy, pp. 51-70; Clogg, “Aspects of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in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p. 26.

44. Text in Clogg, ed. ,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pp. 157-163.

45. Clogg, “Aspects”, pp. 25-29; Clogg, Movement, pp. 58-61, 89-90.

46. Paisii cited by Clogg, “Aspects of the Movement”in Clogg, ed. , Struggle, p. 21; On the Romanian enlightenment, see K. Hitchens, The Roma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ransylvania, 1780-1849 (Cambridge, Mass. 1969).

47. P. Sugar and I. Lederer, eds. ,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Seattle, 1969), pp. 105-106, 373-379, 401-402.

48. P. Kitromilides,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Balkans”, in his Enlightenment, Nationalism, Orthodoxy, XI:p. 158.

49. C. Frazee,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Independent Greece, 1821-1852 (Cambridge, 1969), p. 31.

50. Frazee, Orthodox Church, p. 188; P. Ramet, ed. , Eastern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1988), pp. 10-11.

51. On missionaries, J. Clarke,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of Bulgaria (New York, 1971-reprint of 1939 thesis), pp. 233-234; Runciman, Great Church, p. 396.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1. Percy Bysshe Shelley, Hellas.

2. L. von Ranke, The History of Servia and the Servian Revolution (London, 1853), p. 365.

3. T. G. Djuvara, Cents projets de partage de la Turquie (Paris, 1914).

4. Djuvara, Cents projets de partage de la Turquie, pp. 278-305.

5. Kolokotronis cited by Stavrianos, Balkans since 1453, p. 212; H. Temperley, England and the Near East:The Crimea (London, 1936), p. 57.

6. A. Suceska, “The 18th Century Austro-Ottoman Wars’ Economic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of Bosnia”, in G. Rothernberg et al. , eds. , East Central European Society and War in the Pre-Revolutionary 18th Century (Col. UP, 1982), pp. 339-348; H. Andonov-Poljanski,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I (Skopje, 1968), p. 180.

7. Ranke, History of Servia, p. 66.

8. L. Edwards, ed. , The Memoirs of Prota Matija Nenadovic (Oxford, 1969), p. 192.

9. Ranke, History of Servia, pp. 188-199; W. Vucinich, ed. , The First Serbian Uprising, 1804-1813 (New York, 1982).

10. D. Skiotis, “The Greek Revolution:Ali Pacha’s Last Gamble”, in N. Diamandourous, ed. , Hellenism and the First Greek War of Liberation (Thessaloniki, 1976), pp. 97-109; K. Fleming, The Muslim Bonaparte:Diplomacy and Orientalism in Ali Pasha’s Greece (Princeton, 1999).

11. Cited in Prousis, Russian Society, pp. 139-140.

12. B. Jelavich, Russia’s Balkan Entanglements, 1806-1914 (Cambridge, 1993), pp. 49-75.

13. (Translated by H. A. Lidderdale), Makiryannis:The Memoirs of General Maliryannis, 1797-1864 (Oxford, 1966), p. 14; H. Andonov-Poljanski,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I (Skopje, 1969), p. 221; T. Kolokotronis, Memoirs from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33 (London, 1892), p. 157.

14. Prousis, p. 51; Marriott, Eastern Question, p. 214.

15. H. Andonov-Poljanski,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I (Skopje, 1969), p. 264.

16. Vucinich, The First Serb Uprising, p. 251.

17. Blanqui, Voyage en Bulgarie, p. 67; on urban planning in the Ottoman Balkans, see A. Karadimou-Gerolympou, I anoikodomisi tis Thessalonkis meta tin pyrkaia tou 1917 (Thessaloniki, 1995).

18. Blanqui, Voyage en Bulgarie, p. 93.

19. B. Jelavich, Russia’s Balkan Entanglements, 1806-1914 (Cambridge, 1993), pp. 75-90; B.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I (Cambridge, 1983), p. 265.

20. K. Hitchins, The Romanians, 1781-1866, pp. 161-166; C. Giurecsu, History of Bucharest (Bucharest, 1976), pp. 48-51.

21. F. Kellogg, The Road to Romanian Independence (Purdue UP, W. Lafayette, Ind. , 1995), p. 5.

22. M. Pinson, “Ottoman Bulgaria in the First Tanzimat Period:the Revolts in Nish (1841) and Vidin (185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1:2 (May, 1975), pp. 103-146; Odysseus (Sir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 (London, 1900), p. 347; M. Macdermott, A History of Bulgaria, 1393-1885 (London, 1962), p. 124.

23.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vol. 1, pp. 340-341.

24. J. F. Clarke, Bible Societies,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of Bulgaria (New York, 1971, reprint of original PhD 1937); Macdermott, History of Bulgaria, pp. 194-195.

25.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I , p. 347.

26. On the political pressure exerted by irredentists, see J. Koliopoulos, Brigands with a Cause: Brigandage and Irredentism in Modern Greece, 1821-1912 (Oxford, 1987).

27. Sir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 p. 271.

28. D. Livanios, “‘Conquering the Souls’:Nationalism and Greek Guerilla Warfare in Ottoman Macedonia, 1904-1908”,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3 (1999), pp. 195-221.

29. A. Rappoport, Au Pays des Martyrs:Notes et souvenirs d’un ancien consul général d’Autriche-Hongrie en Macedoine (1904-1909) (Paris, 1927), p. 18.

30.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1, series B, vol. 19 (USA Public, 1985), pp. 500-507.

31. H. C. Barkley, Bulgaria before the War (London, 1877), p. 272.

32. J. Baernreither, Fragments of a Political Diary (London, 1930), pp. 22-27, 51, 136.

33. B. Schmitt, The Annexation of Bosnia, 1908-1909 (Cambridge, 1937).

34. V. Dedijer, The Road to Sarajevo (London, 1966); J. Baernreither, Fragments of a Political Diary, pp. 244-246.

35. Lowther-Grey, 2 Oct. 1912, in B. Destani, ed. , Albania and Kosovo:Politic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1867-1946 (London, 1999), p. 292.

36. L.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London, 2000 new ed. ), p. 535.

37. N.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1975), pp. 71, 264, 277; R. W. Seton-Watson, A History of the Romanians (Cambridge, 1934), ch. 16.

38.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ii (London, n. d. ).

39. Mansel, Constaninople, p. 408.

40. K. Calder,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w Europe, 1914-1918 (Cambridge, 1976), p. 16.

41. I. Banac,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 (Ithaca, 1984).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1. Cited in J. D. Bell, Peasants in Power:Alexander Stamboliski and the 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 1899-1923 (Princeton, UP, 1977), p. 4.

2. V. Dedijer, The Road to Sarajevo (London, 1966), p. 73; O. Jaszi, “The Irresistibility of the National Idea”, in his Homage to Danubia (Lanham, Md. , 1994).

3. M. S. Anderson, The Greek Powers and the Near East, 1774-1923 (London, 1970), p. 32;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Yugoslavia, ii (n. p. , 1944), pp. 104-107.

4. A. Toumarkine, Les migrations des populations muslmanes Balkaniques en Anatolie (1876-1913) (Istabul, 1995), pp. 27-50.

5. On the Romanian constitution, K. Hitchins, Rumania, 1866-1947 (Oxford, 1994), pp. 16-17; P. Michelson, Conflict and Crisis:Roman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61-1871 (New York, 1987).

6.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and Conduct of the Balkan Wars (Washington, DC, 1914), pp. 154-155.

7. F. Fellner, ed. , Das politische Tagebuch Josef Redlichs, I (Vienna, 1953), vol. 1,pp. 280, 289; HMSO, The Yugoslav Movement (London, 1920), pp. 21-23.

8. M. Mazower, “Minoriti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Interwar Europe”, Daedalus, 126:2 (Spring, 1997), pp. 47-65.

9. For Greek documents on this dispute, see B. Kondis and E. Manda, eds. , The Greek Minority in Albania:A Documentary Record (1921-1993) (Thessaloniki, 1994).

10. H. Pozzi, Black Hand over Europe (London, 1935), p. 181.

11. O. Janowsky, People at Bay:The Jewish Problem in East-Central Europe (Oxford, 1938).

12. R. Lemkin,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Washington, D. C. 1944), pp. 612, 626-627; A. Djilas, The Contested Country:Yugoslav Unity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1919-1953 (Harvard, 1991), ch. 4.

13. On Chetniks, see I. Banac, “Bosnian Muslims:from Religious Community to Socialist Nationhood and Post-Communist Statehood, 1918-1922”, in M. Pinson, ed. , The Muslims of Bosnia Hercegovina (Harvard, 1994), pp. 142-143.

14. N. Malcolm, Kosovo: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98), p. 312; J. Koliopoulos, Plundering of Loyalties:World War II and Civil War in Greek West Macedonia (New York, 1999).

15. R. King, Minorities under Communism:Nationalities as a Source of Tension among Balkan Communist States (Cambridge, 1973); P. Shoup, Communism and the Yugoslav National Question (New York, 1968).

16. D. Mitrany,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Chapel Hill, NC, 1951), p. 118.

17. H. Tilman, Peasant Europe (London, 1937).

18. For a case study, see M. Mazower, Greece and the Interwar Economic Crisis (Oxford, 1991).

19. Hoare to Halifax, 5 July 1940,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ol. 21, 23:5 (Bethesda, Ma. , 1998), ch. 5 no. 55. I am indebted to Kate Thiroff for this reference.

20. E. Barker, Truce in the Balkans (London, 1948), p. 255.

21. E. Barker, Truce in the Balkans (London, 1948), p. 255; H. Seton-Watso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London, 1954), pp. 254-255, 335, 388.

22. R. L. Wolff, The Balkans in Our Time (New York, 1978), ch. 14; M. E. Fischer,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Romania”, in G. Augustinos, ed. , Diverse Path to Mondernity in South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91), p. 149.

23. E. Stillman, The Balkans (New York, 1966), p. 146; W. H. McNeill, The Metamorphosis of Greece since World War II (Oxford, 1978), p. 247.

24. F. Fejto,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Harmondsworth, 1974), pp. 376-377.

25. J. Lampe, “Belated Modernization in Comparison:Development in Yugoslavia and Bulgaria to 1948”, in Augustinos, ed. , Diverse Paths to Mondernity in South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91), pp. 32-45.

26. Cited in R. King, Minorities under Communism:Nationalities as a Source of Tension among Balkan Communist States (Harvard, 1973), p. 21.

27. G. Stokes,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1991), pp. 232-233; H. Poulton, The Balkans:Minorities and States in Conflict (London, 1991), pp. 112-113, 126, 131, 153-165.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1. An Ottoman official cited in J. Mislin, Les Saints Lieux:Pelerinage a Jerusalem, 3 vols. (Paris, 1876), vol. 1, p. 72.

2. Both quotes from Mark Levene“Introduction”to Levene and P. Roberts, eds. ,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New York, 1999), pp. 1-2.

3. A. J. Toynbee, 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London, 1922), pp. 17-18.

4. “Verdict against SS-Untersturmfuehrer Max Taeubner, 24 May 1943”, E. Klee, W. Dressen and V. Riess, eds. , “Those Were the Days”:The Holocaust as Seen by the Perpetrators and By-Standers (London, 1991), pp. 196-207; on rules of war, G. Best, Humanity in Warfare (Oxford, 1980); o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classic work is N. Elias, The Civilising Process (Oxford, 1978).

5. Montaigne (translated by John Florio), “Of Crueltie” in The Essayes of Michael Lord of Montaigne (Oxford, 1906), ii:134.

6. V. Gatrell, The Hanging Tree:Execu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 1770-1868 (Oxford, 1994), p. 598; also T. Hask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2-3 (April/June, 1985), pp. 339-361 and 547-566. My thanks to Liz Lunbeck for this reference.

7. J. Gardner Wilkinson, Dalmatia and Montenegro (London, 1848), ii, pp. 80-82.

8. P. P. Njegos, The Mountain Wreath (translated by V. Mihailovich) (Irving, Ca. , 1986), and also M. Sells, The Bridge Betrayed:Religion and Genocide in Bosnia (UCLA, 1996), pp. 40-42. The Vladika’s brother and cousins had been decapitated by Turks in 1836 before suitably avenged four years later:M. Aubin, Vision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dans l’Oeuvre Poetique de P. P. Njegos (Paris, 1972), pp. 175-178; on Turkish attitudes to dissection, see the memoirs of an American surgeon in Ottoman service, J. O. Noyes, Rumania:the Borderland of the Christian and the Turk (New York, 1857), p. 263.

9. Z. Milich, A Stranger’s Supper:An Oral History of Centenarian Woman in Montenegro (New York, 1995), p. 47; G. Stokes, Politics as Development: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Serbia (Durham, NC, 1990), p. 147.

10. See also C. Boehm, Blood Revenge:The Anthropology of Feuding in Montenegro and Other Tribal Societies (Kansas, 1984).

11. Daily Mirror, 10 November 1947; correspondence in PRO, FO 371/67011, R 15110, Norton-London, 12 November 1947; R 15227, Norton-London, 15 November 1947. I am greatly indebted to Polymeris Voglis for this information. J. Axtell and W. C. Sturtevant, “The Unkindest Cut, or Who Invented Scalping?”,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7:3 (July, 1980), pp. 451-472.

12. Figures from United Nations (G. Newman, ed. ), Global Report on Crime and Justice (New York, 1999); R. Hood, The Death Penalty:A World-Wide Perspective (Oxford, 1996), p. 74.

13. On Njegos, Aubin, Visions Historiques, pp. 232-235.

14. My thanks to Polymeris Voglis for this point. See also M. Ignatieff, Virtual War (London, 2000); on the Second War as a civil war, and forms of violence, see C. Pavone, 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ulla moralita nella resistenza (Turin, 1991).

进阶阅读指南

通史读物：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1958; repring, New York, 1965; London, 2000).

G. Castellan, History of the Balkans (New York, 1992).

R. L. Wolff, The balkans in Our Time (New York, 1956; rev. ed. 1978).

B.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2 vols. (Cambridge, 1983).

eds. , 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Essay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lkan Life and Politic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1963).

C. and B. Jelavich, The Establisbment of the Balkan National States, 1804-1920 (Seattle, 1977).

T. Stoianovich, Balkan Worlds:The First and Lsat Europe (New York, 1994).

巴尔干地理：

F. W. Carter,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77).

J. Cvijic, La Peninsule balkanique:Geographie humaine (Paris, 1918).

M. Todorova, 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1997).

J. Lampe and M. Jackson, Balkan Economic History, 1550-1950 (Bloomington, Ind. , 1982).

M. Palairet, The Balkan Economies, c. 1800-1914:Evolution without Development (Cambridge, 1997).

T. Stoianovich, Between East and West:The Balkan and Mediterranean Worlds, 4 vols. (New Rochelle, N. Y. , 1992-1995).

N. Todorov, The Balkan City, 1400-1900 (Seattle, 1983).

巴尔干早期历史：

J. Fine, The Late Medieval Balkans:A Critical Survry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Ottoman Conquest (Ann Arbor, Mich. 1987).

P. Kitromilides, Enlightenment, Nationalism, Orthodoxy:Studies i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Southeastern Europe (Aldershot, Eng. , 1994).

P. Kitromilides, The Enlightenment as Social Criticism:Iosipos Moisiodax and Gree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Gentury (Princeton, N. J. , 1992).

R. Clogg, ed. , Balkan Society is the Age of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1981).

D. Warriner, ed. , Contrasts in Emerging Societies:Reading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5).

关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尔干民族：

P. Sugar,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Seattle, 1977).

Odysseus (C. Eliot), Turkey in Europe (London, 1900).

H.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1973).

H. Inalcik and D. quataert, eds. ,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 1994).

F. Adanir,“Tradition and Rual Changein Southeastern Europe during Ottoman Rule, ”in D. Chirot, ed. ,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1989).

W.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1801-1927 (Cambridge, 1936).

C.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driatic (Ithaca, N. Y. , 1992).

关于塞尔维亚：

M. Petrovich, A History of Modern Serbia, 1804-1918 (New York, 1976).

关于南斯拉夫：

J. Lampe, Yugoslavia as History:Twice There Was a Country (Cambridge, 1996).

Ivo Banac,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 (Ithaca, N. Y. , 1984).

Noel Malcolm, Bosnia: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94).

Noel Malcolm, Kosovo: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98).

关于保加利亚：

R. Crampton, A Short History of Bulgaria (Cambridge, 1987).

R. Crampton, Bulgaria 1878-1918 (New York, 1983).

Mercia Macdermott, A History of Bulgaria, 1393-1885 (New York, 1962).

关于马其顿：

H. N. Brailsford, Macedonia:Its Races and Their Future (London, 1906).

关于希腊：

R. Clogg, A Concise History of Greece (Cambridge, 1992).

J. Campbell and P. Sherrard, Modern Greece (London, 1968).

关于罗马尼亚：

H. Roberts, Rumania: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Agrarian State (New York, 1951).

K. Hitchins, Rumania, 1866-1947 (Oxford, 1944).

关于阿尔巴尼亚：

S. Skendi, ed. , Albania (New York, 1956).

S. Skendi, The Albanian National Awakening, 1878-1912 (Princeton, N. J. , 1967).

各类游记：

S. Hyman, ed. , Edward Lear in the Levant:Travels in Albania, Greece and Turkey in Europe, 1848-1849 (London, 1988).

The Turkish letters of Mary Wortley Montagu, and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as well as the writings of the great Victorian travelers, among whom may be mentioned Edith Durham, the Misses Mackenzie and Irby, Colonel W. M. Leake and the Reverend Henry Tozer.

M. Djilas, Land without Justice:An Antobiography of His Youth (New York, 1958).

M. Djilas, Wartime:With Tito and the Partisans (New York, 1977).

R. G. Waldeck, Athene Palace (New York, 1942).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理性时代的危机

去万塞讷路上的卢梭

卢梭的恋人：从模仿的美学到表达的美学

自然与自然的法则

天才崇拜

艺术与艺术家独享的殿堂

庸俗大众

第二章 明月的阴面

梦与噩梦

神奇的夜世界

理性的昏睡

艺术家的鸦片

大智慧一定与疯癫相连

浪漫主义的男女主人公

第三章 语言、历史与神话

人民的语言

人民的历史

中世纪精神

风景与神话

保守派与革命派

结论 消亡与变迁

注释

译者后记

导论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欧洲发生了快速而剧烈的变化，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一时期当作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那些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们不断用“革命”一词来抒发这种感情，于是就有了“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或者“工业革命”。对此，历史学家又添加了另外一些词，比如“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通信革命”和“消费革命”。变革的步伐之快、种类之多样，令当时的人们惊叹不已。比如在1818年，德国出版商弗里德里希·佩尔特斯感慨说：“从目前活着的三代人来看，我们的时代综合了不可能综合的：出生在1750年的一代、1789年的一代和1815年的一代，他们之间差别巨大，没有连续性可言。”[1]一位1784年出生的比利时音乐批评家弗朗索瓦·费蒂在1838年写道，在他的一生中，世界发生了数不清的改变，变化之多样超过了之前人类历史的总和。[2]

受到影响的不只是物质世界。雨果、透纳[1]、瓦格纳的世界，接替了伏尔泰、雷诺兹[2]、海顿[3]的世界。活着见证了这一传承的人们认识到：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发生了。这就是“浪漫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有资格与其他的革命并肩而立。它没有一个清楚可辨的起点，不像美国革命有《独立宣言》、法国革命有巴士底狱的陷落，但当时的人确乎意识得到，文化世界一个里程碑意义的剧变正在酝酿。即使是那些不愿承认与文化革命有关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受到了影响。比如德拉克洛瓦曾写道：“说到浪漫主义，如果理解成我的个人记忆的自由呈现、我对学校教条的反感、我对学院程式的不屑，那我必须承认，我不仅浪漫，而且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浪漫了。”[3]仅仅两三代人的时间里，过去古典时代的规则被撕了个粉碎。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另一套规则，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艺术创作的方式，现代世界的美学原则也来源于此。不过浪漫主义的定义依然难以捉摸。

* * *

1923年12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亚瑟·洛夫乔伊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论不同浪漫主义之区辨”[4]。让听众饶有兴味的是，他列举了一些曾被提名为“浪漫主义之父”的人选：从柏拉图到圣保罗，再到弗朗西斯·培根、约瑟夫·沃顿教士[4]、卢梭、康德，还有不少其他的人。亚瑟·洛夫乔伊回顾了好些种类的浪漫主义，其中每一种内部也包含难以调和的方面，最后他精疲力竭地总结道：“任何尝试，想综合评价哪怕一种时间上准确界定的浪漫主义，都将是徒劳——更遑论评价整个浪漫主义时代了。”[5]纵观整个20世纪，这一裁定被人们在不同的激烈程度上重申了多次。比如，《浪漫主义者，反叛者与守旧者》这本颇有影响力的书里，作者玛丽琳·巴特勒虽然在题目里采用了“浪漫主义”一词，但她在书的第一页便解释说，“浪漫主义”的用法是时代错置：被后世称为浪漫主义者的诗人，生前从未自认如此。[6]

同样繁杂的是人们认定的浪漫主义革命的起始点。这些标志性的起点包括（括号内是相应观点的提出者）：意大利画家皮拉内西1748年的著作《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古迹》（米歇尔·弗洛里逊），1755年里斯本地震（肯尼斯·克拉克），卢梭1761年出版的小说《新爱洛漪丝》（莫里斯·克兰斯通），赫尔德1769年的法国之旅（吕迪格·萨弗兰斯基），威廉·布莱克写于1789年的诗集《纯真之歌》（莫里斯·博拉），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与路德维希·蒂克[5]1797年的散文集《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心迹剖白》（Heart-Felt Effusions of an Art-Loving Monk）（汉斯-乔基姆·舍普斯）。[7]关于浪漫主义革命的起点还有一些比较大众的说法，如：浪漫主义开始于卢梭1749年在去万塞讷（Vincennes）的路上的顿悟[6]；始于1764年霍勒斯·沃波尔受噩梦启发写出的哥特小说《奥特兰托城堡》；或者始于1770年歌德关于斯特拉斯堡教堂写的热情洋溢的回信。

学者也花了很多心思来确定“浪漫的”（romantic）一词首次出现的时间。根据现有记录，该词首次使用是在一本小书的古怪题名中。这本书出版于1650年，题为：

《虔诚的草木：伦敦的“新门监狱”中的石室，墙面上生长着花朵：一部半真实、半浪漫的历史，宣扬圣德：令真实和想象结姻，并在神性中升华》

本书是一个忠诚于天主教的人，托马斯·贝利，“写于这所监狱中”。[8]“浪漫的”一词首次有思想意义的运用发生在1657年，这使得该词值得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里。这次的使用者是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圣公会牧师亨利·摩尔；在一篇讨论灵魂不朽的论文中，他有句话说：“我尤其指的是最为自由的想象力，这是我们在浪漫的创作中经常使用的。”[9]在17世纪中期，“浪漫的”在英语中被用于形容如画的风景或者建筑。在塞缪尔·佩皮斯[7]眼中，温莎城堡是“世界上最罗曼蒂克（romantique）的城堡”。不过，当时这个词的用法常常是贬义的，用来轻蔑地形容那种想法光怪陆离的小说，表示“写得像老式的罗曼史小说（romance）一样”；这个含义也是“romanesque”一词首先出现在1694年《法语学术词典》中的含义。[10]最晚至18世纪30年代，德语刊物中也出现了“浪漫的”（romantisch）这个词。[11]

整个18世纪的进程中，“浪漫”逐渐演化成它如今的意思。一个较早的迹象出自英国桂冠诗人托马斯·沃顿1774年的一篇论文，题为“欧洲浪漫小说的起源”。文中，他把传统的古典文学与他所谓的“浪漫”文学区分开来。举例来说，他把但丁的《神曲》称为“一部完美结合了古典的想象与浪漫的想象的作品”。[12]不过，沃顿仅仅把这一术语用于描述和年代划分。第一场明确的、真正称得上“浪漫”的事业发生在19世纪之初的德国。冲在最前面的是施莱格尔兄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创于1789年的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aeum）是二人的喉舌；德国浪漫主义的一首诗歌杰作也是在这本刊物上首次发表的。这首诗题为“夜之赞歌”（Hymns to the Night），署名“诺瓦利斯”，是萨克森贵族弗里德里希·冯·哈登柏格的笔名。

这些创作正好处于德国哲学和文学快速传播的时期。18世纪70年代，德国发生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是初创时期的浪漫主义，如果说这场运动是从英格兰作家、尤其是莎士比亚那里得到的启发，那么德国在19世纪初又回敬了英国：英国出现了众多热衷传播德国文化的文人，包括沃尔特·司各特[8]（18世纪90年代，他自认是一个“德国狂”）、亨利·克拉博·罗宾逊[9]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0]。[13]而德·斯戴尔夫人所著的《论德国》（De l’ Allemagne）产生了更为重要的传播效应。这不仅仅是因为此书是用受教育的人的通用语言（即法语）写成的；1813年，《论德国》在伦敦用法语首次出版，立即被翻译成了英语。[14]书中，德·斯戴尔夫人比较了法国和德国的文学。其中前者是“所有文学中最古典的（classical）”，从而也是最精英的[11]，而德国文学是“浪漫主义的”，面向大众的，从而渗透了广阔的欧洲社会，从莱茵河到巴尔干都大受欢迎。[15]此时，浪漫主义已经有了丰富的含义，很快传遍欧洲。1817年，俄语中“浪漫的”（romantiki）被传统卫道士们斥为“文学的分裂派，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托付给了可鄙的浪漫主义缪斯”。[16]第一个自认为“浪漫”的法国学者似乎是司汤达。在1818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是一个激烈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支持莎士比亚，反对拉辛[12]，支持拜伦勋爵，反对布瓦洛[13]。”[17]同一年，波兰诗人卡西米尔·布罗津斯基写了一篇对比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文。此时，在欧洲的另一端——西班牙，同一种对比也出现在一些刊物中。一样是在1818年，歌德谈及意大利时写道：“公众分成了两派，互相之间剑拔弩张。我们德国人把‘浪漫’的形容词用得很温和，但是在意大利米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意味着两个无法调和的派别。”1823年，葡萄牙诗人也讲过“我们浪漫主义者”。[18]这些是一部分最早论述浪漫主义的学者。

并非所有人都确知“浪漫主义”是什么意思。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虽然是俄国最先锋的浪漫主义者，但他在1824年坦白说：“浪漫主义就像一个幽灵。很多人相信它存在，但是它有什么抓得住的特质呢？怎么定义它呢？”[19]浪漫主义不是一种风格。罗马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这些都有形式上明晰的界定，但是浪漫主义从未发展出类似的界定。[20]尤其在建筑领域，几乎所有能想到的风格都被尝试过了：新哥特、新古典、新文艺复兴、新埃及风格、新巴洛克——“新”的任何东西。实际上，德国建筑师海因里希·胡伯舒在1828年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问了一个可悲的问题：我们应该造什么风格的建筑？[21]浪漫主义者的风格多样性充分体现于他们的差异之中，比如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和欧仁·德拉克洛瓦的画之间的差异，诺瓦利斯和华兹华斯的诗之间的差异，或者瓦格纳和威尔第（这两个人正好是同辈人，出生在同一年）的音乐之间的差异[14]。法国首位浪漫主义史学家F·R·德·托兰，把他的领域定义为“那些正好定义不了的东西”。波德莱尔则写道：“浪漫主义恰恰无关于话题的选择，也无涉于真实，而在于一种感受的方式。”[22]

类似的模棱两可的说法还有很多，这不应该让我们就此放弃探索，绝望地耸耸肩了事。我们需要的是，毅然地沿着浪漫主义者为自己选择的道路，进入浪漫主义者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海市蜃楼，坐落在怎样的流沙之上。浪漫主义的本质令其定义、解释和分析很难落实。只有借助声音与形象、梦境与幻境，才能打开“理解的大门”（这种有感召力的语言正是浪漫主义者钟爱的）。使用语言的同时也应意识到语言的界限，正如英国诗人丁尼生在《悼念集》中所写的：

把心中哀伤用文字表出——

我有时认为这近乎罪愆；

因为文字也宛若大自然，

对内里的灵魂半遮半露。[15] [23]

正是这个“内里的灵魂”构成了浪漫主义的核心关切。在17世纪和18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人类内心的黑暗中移开，让人们走出了对于上帝的畏惧，来到外部世界的阳光下。以神为本的世界变为以人为本的世界，人们的普遍关切从“入土以后”（德语中叫作Jenseitigkeit，即彼岸），转为在这个世界中做到尽善尽美（Diesseitigkeit，即此岸）。此时，人们意识到“人类研究的合适对象是人本身”（亚历山大·蒲柏语）。自然科学的发现证明，世界是可以探究的，可以理解的，可以掌控的，而且还是可以改善的。

这一世俗的社会改良论受到时代大潮的推波助澜，一切陈腐的学识与文化都被冲刷干净。但就在这时，潮流逆转了。在人类活动的很多领域，变革的步伐已经如此之快，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都心怀忐忑。更令人不安的是，很多理性主义者踌躇满志，认为进步的速度将不断加快，最终一切旧宗教、旧文化、旧社会的成就都会被一扫而空。随着一个又一个统治者接纳了启蒙的事业，看样子这些高歌猛进的野蛮人不仅出现在了体制内，而且完全控制了体制。勇敢的新世界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在伏尔泰讽刺愚昧与偏见时，很多人跟着嘲笑，很多人也得益于剔除迷信后的宗教。但是，在伏尔泰给了一碗启蒙稀粥之后，很多人渴望更能果腹的食粮。他们不愿回到旧的制度与价值中，并且寻找替代物；旧观念被推翻之后，留下了一片信仰真空。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希望去填补的。

这样，浪漫主义为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之间无休止的争讼揭开了新的篇章。在巴洛克时代（17世纪初到18世纪上半叶），感性文化一直处于上风，后来因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法国古典主义兴起，理性文化占得先机。[24]巴洛克风格与浪漫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视觉艺术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类似于鲁本斯[16]和德拉克洛瓦的相似性。理性和感性两个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彼此回应的，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你进我退。浪漫主义者不是单纯地重提先辈的观点；他们掀起了一场文化的革命，其激进程度和社会效应毫不输给同时代的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他们推翻了自然法的观念，并且把关注重点从艺术作品转到艺术家。这样，他们撕毁了过去艺术的规则手册，和雅各宾派摧毁旧社会制度一样彻底。德国哲学家恩斯特·特洛伊奇说：“浪漫主义同样是一场革命，一场真正的、彻底的革命，一场同时反对资产阶级情调和普遍平等主义伦理的革命；总而言之，这场革命反对在西欧盛行的算术化、机械化的科学精神，反对混淆功利与道德的自然法，反对将人性过度抽象为普世与平等。”[25]

黑格尔真正把握了这场革命的精髓，他把浪漫主义简洁而贴切地定义为“绝对的向内性”（absolute inwardness）。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会具体讨论。我们也可以说浪漫主义的先知是让-雅克·卢梭；在18世纪所有思想家中，卢梭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英国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在1917年曾切中肯綮地评价过卢梭的特质：“在18世纪那些思维敏捷、意志强大、作风凌厉的人群中，卢梭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特质是：怀疑、犹豫、自我意识、神秘的忧郁、私密的内心喜悦、在大自然的孤独中长久的思索、在心的孤独中无限的自省。”[26]雪莱把哲学家都鄙夷地视作“纯粹的理性人”，却把卢梭当作“一个伟大的诗人”。[27]

本书并不试图为浪漫主义书写一部通史。罗列那些可以归类为“浪漫主义者”的艺术家，将会产生一部比这本书厚得多的大部头。本书中，我将力图辨明浪漫主义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并且用实例说话。启蒙时期的观点认为，把人类所有的知识收集出版会推动人性的完善，而之后的浪漫主义者觉得，他们比启蒙主义者更懂得人性。

[1]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1775——1851），著名英国画家。——译者注

[2]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1723——1792），英国画家，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创始人。——译者注

[3] 约瑟夫·海顿（1732——180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被誉为“交响乐之父”与“弦乐四重奏之父”。——译者注

[4] 约瑟夫·沃顿（1722——1800），英国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5] 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1773——1798）与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都是德国浪漫文学的代表人物。本书会多次提到他们。——译者注

[6] 当时卢梭意识到，人类本性是善良的，而科学导致了人的道德退化。本书第一章中会有具体的解释。——译者注

[7] 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作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8]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译者注

[9] 亨利·克拉博·罗宾逊（1775——1867），英国律师、作家。——译者注

[10]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著名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湖畔派诗人的一员。——译者注

[11] 艺术上的新古典主义追求端庄、理性、严谨，排斥艺术家的主观感情，在理念上接近启蒙精神，和浪漫主义是对立的。这一对立在全书中非常重要，望读者牢记。——译者注

[12]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译者注

[13]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14] 以上作者列举的艺术家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下文中都会讲到。——译者注

[15] 译文引自“中国诗歌库”网，丁尼生《悼念集》第5首，飞白译。http://www.shigeku.org/xlib/lingshidao/yishi/tennyson.htm。2016年10月20日检索。——译者注

[16]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地区著名画家，巴洛克时代艺术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第一章
理性时代的危机

去万塞讷路上的卢梭

在1751年6月28日的巴黎，由让-勒朗·达朗贝尔和德尼·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第一卷正式发行。这部作品有一个更具体的名字《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但“百科全书”的名称更为常用。最初，编辑们只是想翻译伊弗雷姆·钱伯斯于1728年编著的《百科辞典》（Cyclopaedia）；然而《百科全书》很快便不仅仅是一本译作，而是变成了拥有10卷内容的编纂项目，并且这个篇幅一直在增加。在1780年这部作品完成时，共有两卷索引，正式内容有35卷，共计超过两千万字。它不仅是一个参考的工具，还承载着推动现代化的使命。一旦人们汇总知识，并定义其中最为基本的原理，那么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将变得更加明朗。在编撰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需要一双批判的眼睛，去审视已经存在的制度、风俗和价值观。就像狄德罗在序言里写的那样：“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检查，辩证，研究，杜绝特例与个人感情……我们要用完全客观的态度查看一切自古就有的事物，推翻那些阻挡理性的障碍，把自由还给人文与自然科学，自由在此间弥足珍贵。”[1]虽然当时的书籍审查机构目光敏锐，编书不得不小心谨慎，但是狄德罗批判“过时的不健全理性”（ancient puerilities）的矛头首先就指向了天主教会。

《百科全书》带来的冲击立竿见影，而且经久不息。它立即成了全欧洲的畅销书，截至1789年，这本书成套的销量超过了25 000本，超过一半都是在法国以外销售的。[2]任何参与写作的人，自然都出了名。伏尔泰写道：“过去，文人不会被上层社会接纳，现在他们却必不可少了。”[3]来自保守媒体的尖锐反对，还有政治当局不时的迫害，最终酿成大祸，《百科全书》于1759年被教皇和法国国王直接禁绝。这反倒让作者们与支持者们之间更加团结一心了，法语里从而出现了“百科全书派”一词，象征进步知识分子。但是当时他们被迫转入地下，直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成功在体制内为他们的启蒙计划创造了一席之地。[4]同样在1759年，达朗贝尔在他的论文《哲学的元素》中宣称：“我们的观念中发生了一次最了不起的变革，这一变革的飞快速度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变革……我们的世纪可以骄傲地自称为‘哲学的世纪’。”[5]

这种胜利的信心来自18世纪中期出版的大量哲学著作，《百科全书》只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孟德斯鸠于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布封在1749年出版的《自然史》第一卷，同在1749年，孔狄亚克出版了《论体系》，伏尔泰于1751年出版了《路易十四时代》。时代大潮似乎不可阻挡地向他们期望的方向前进。但就在此时，一个逆潮流而动的人出现了，激起了强劲的水花。这个人就是让-雅克·卢梭。

1749年，卢梭前往靠近巴黎的万塞讷，探望正在那里坐牢的朋友狄德罗。路上，卢梭突然转变了信念。当时他付不起马车钱，就走路去，一路上边走边读《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打发时间。他被杂志里一则广告吸引住了，那是第戎学院举办的一场有奖征文比赛。征文的话题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到底是腐蚀了道德，还是促进了道德？”在1782年他死后才出版的《忏悔录》中，卢梭回忆说：“在我读到这个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6]在另一处他透露了更多的细节，他的反应非常极端：“我当时晕头转向，眼冒金星……脑袋晕乎乎的，像喝醉了一般。”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接下来一个小时都六神无主，等到他抽抽搭搭地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外套都被泪水打湿了。[7]

卢梭之所以灵感喷涌，是因为他意识到第戎学院的问题并非说说而已。卢梭整理了他的才思，把他顿悟的所得写成了《论科学与艺术的道德影响》。这篇文章获得了征文大奖，并且在次年出版。卢梭带着转变信念之后的狂热宣布：人们的期望都是错的，文明开化的过程通向的终点不是解放，而是奴役；文明用“花束掩盖了拖累我们的枷锁”，而“艺术与科学进步了多少，我们的心智就退化了多少”。根据卢梭的观察，每个种类的自然科学都源自一种恶：天文学源于迷信，数学源于贪婪算计，机械源于野心，物理学源于愚蠢的好奇。甚至绘画也不是什么良师益友，因为绘画辅助了一些伤害道德的言论的传播，尤其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小册子。在论辩的最后，卢梭预言，人最终会彻底地疏离于现代世界，以至于他们将祈求上帝让他们回到从前“无知、天真、贫瘠的状态，只给他们留下那些令人快乐、值得珍重的东西。”[8]

卢梭带着复仇的心理，把启蒙运动的计划完全颠倒了过来。他千方百计地和之前的朋友划清界限，完全把谨慎待人之事丢在一边。他控诉他的旧友，认为当他们寻求将“民众中的神圣事物贬为世俗、彻底摧毁”的时候，颠覆了效忠关系与宗教中的传统价值。启蒙哲学家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卢梭的背叛是多么的彻底。他们宁愿把他的《论科学与艺术》[1]所表达的看成一个道德悖论，而非卢梭的新信仰。[9]启蒙哲学家们踌躇满志，坚信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对卢梭先是困惑，继之以不耐烦，最后则报以敌视。即使是狄德罗和伏尔泰也痛恨卢梭。虽然他们可以把卢梭当作疯子不予重视，伏尔泰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们没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卢梭的反现代观念确实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共鸣。而且卢梭因为单打独斗，不属于任何组织，所以更加危险。1752年，卢梭高调拒绝了一份王室提供的年金，更证明了他的刚正不阿是实至名归的。[10]他反对启蒙运动，这使他比启蒙者们更为激进。

卢梭的恋人：从模仿的美学到表达的美学

1761年，卢梭发表了一部书信体小说——此时即使是最迟钝的启蒙哲学家，也该清醒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威胁了。小说第一版的题目是“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小镇里两位情人间的书信集”，但很快就以“朱莉，或名新爱洛漪丝”（Julie, or The New Héloïse）的题目称名于世。伏尔泰的反应是，他宁死也不肯看这本“愚蠢、小资、无聊、不检点”的书，这本书根本不值得分享给欧洲的大众读者。[11]但到18世纪末，这本书再版了70多次，成了该世纪最畅销的书。有时候印刷厂印书的速度赶不上公众买书的速度，巴黎的大书店转而开辟了租书业务，把《新爱洛漪丝》按日、甚至按小时出租。[12]卢梭已经火了，《新爱洛漪丝》让他成了一个宗教领袖。粉丝的邮件如海水一般涌来，不仅数量多，每封邮件的体量也很大，卢梭都一一小心保存。有一个名叫让-路易·勒柯安特的骑兵长官，他来信中的情感宣泄很典型。他的信是用一句带歉意的感叹开头的：“又是一个你素昧平生的人的来信！”不过，他还是继续往下说：他有一肚子话，必须克服愧意，来打搅他敬爱的哲学家。他说，同样是讲道德，卢梭的书比布道有效多了，书还向人展示了如何获得俗世的幸福。[13]

在《新爱洛漪丝》中，卢梭装作只是偶然遇到了一批信件，充任了它们的编辑。这样，卢梭试图让小说带上一种私密性，就像如今好一点的肥皂剧那样。但卢梭只能用书面形式表现，他的成功反射出他杰出的文学技巧。他需要同时扮作几个不同的人物：朱莉，历尽艰辛，最终走向毁灭的女主人公；她的情人，善解人意的圣普乐；爱德华·博姆斯通，一个富有而热心的贵族；沃尔玛，一个贵族运动员；等等。很多给卢梭写信的人把这些事当真了，他们认为卢梭描写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还写信来问小说后续发生的事情。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的例子并非个案，她写了一封信表达她对朱莉之死的愤怒之情：“我都不敢向你讲它对我的影响。我的心都碎成渣了。朱莉不是默默无闻地死去的，我觉得我就是她的妹妹，她的克莱尔。我被这本书死死攥住了，要是我不把它放远点，我就得忧郁成疾，就像那些为这个善良的女人送终的人们一样。”[14]

这不是18世纪的读者第一次打开泪水的闸门了。比如在18世纪40年代，塞缪尔·理查森[2]的伤感小说也引起了类似的响应。产生这种超凡的情感张力的，是书中的自传成分。根据卢梭自己的观点：

我之所以受到女性的青睐，是因为她们相信我写的是自己的故事，我自己就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她们的这一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甚至拜托维尔德林夫人求我要朱莉的画像。每个人都深信，若非一个人的亲身感触，绝不可能写得如此真切；不拿自己的真心当模板，如何写爱人分离。说到这个，她们是对的，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一直在激情燃烧的状态中。[15]

这段话来自卢梭的《忏悔录》。此书一开篇，就郑重宣告个性的首要性：“我正在从事一项前无先例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人仿效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真真实实地展示在我的同胞面前；我要展示的这个人，就是我。只有我才能这样做。我深知我的内心，我也了解别人。我生来就不像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人；我敢断言，我与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迥然不同；虽说我不比别人好，但至少我与他们完全两样。” [3] [16]

这宣告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作者，而非作品，被置于美学活动的中心。被卢梭颠覆的美学模仿说，其提出者最早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述了模仿说。他用日常物件举例，比如床：“我们设有三种床，一种是自然的床，我认为大概得说它是神造的……其次一种是木匠造的床……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神、木匠、画家，是这三者造这三种床。”[4]所以画家、诗人或者其他艺术家，和理念上的床隔了两层，也就是与真理隔了两层。柏拉图还用了另一个比喻帮助人们理解艺术家的所为，他说艺术家是一种随身带着镜子的人，所以他们能模仿外部世界和其中所有的物体。[17]

后世的理论家可能不赞同柏拉图对艺术和艺术家的鄙薄之意，但是他们继承了“模仿”这一核心概念。启蒙时代，这一思想主流的代表人物是杜博神父，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把他赞誉为“一个有伟大判断力的人”。[18]杜博神父的《诗与画的批判反思》在1719年首次出版，到该世纪50年代仍在重印。他说：“绘画模仿自然的特质与颜色，同理，音乐模仿人的声音、腔调、叹息和转音，还有大自然表露自己的感受与激情的声音。”[19]当然，模仿不代表简单照抄，也不代表一个特定物体的机械复制。模仿意味着趁自然在最美的状态时，寻找其中最好的元素，然后用绘画、雕塑、诗歌、音乐或者别的什么来复制。选择自然中美的元素并且组合起来，这样艺术家可以创作出连自然本身都从未发生过的完美景色。这种追求需要佐以希腊、罗马经典的阅读，因为那些作品最好地例示了什么是理想化的美，这也得益于希腊、罗马宜人的气候和精致的文化。所以，温克尔曼[5]在他富有新意的论文《论希腊绘画与雕塑的模仿》中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律令：“现代人想要成就伟大和超群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模仿古人。”[20]

对于温克尔曼这样的新古典主义者来说，像万神殿这样的建筑，还有观景阁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这样的雕塑，它们的辉煌展现出主宰艺术创作的一套法则的存在。而且这些法则是可以传授的，并且应该纳入教学。戏剧创作要遵守时间与地点的同一，而绘画要遵循经典的比例。1769年约瑟夫·雷诺兹爵士[6]也这样说：“我首先建议‘艺术的规则’必须被默认遵守，这些规则是大师在实践中确立的，应该用以规范年轻的学生。范例都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检验，应该被看作是完善的，不可撼动的；它们应该是学生们模仿的对象，而非批评的对象。”[21]雷诺兹爵士在创立不久的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做首次演讲时便提出了以上苛刻的建议。18世纪，人们创立了很多类似的学院；该世纪本身就是艺术学院的世纪。1720年全欧洲只有19所，其中只有4所是真正在运作的；到了1790年，欧洲的艺术学院的总数超过了100所。[22]到了这个时候，有才华的画家的授课中心当属艺术学院，而非画家私人的画室。

在画院这样的环境里，卢梭那种“对强迫的全心厌恶”[23]之情可不会找到归宿。画院中的学究风气当然是压抑的。在维也纳，教授枝叶的画法时，用的不是真的树叶，而是教师用纸裁好粘在一起的树叶，“这是多刺橡树叶的风格”，“这个是圆形芒果树叶子的风格”。[24]值得铭记的是，这种教法在瓦格纳的剧作《纽伦堡的歌唱家》中被戏谑地模仿了一番。剧中，才华横溢的歌手瓦尔特·冯·施托尔金被要求学唱“纸的”旋律，还有“黑墨水”“山楂花”“锋利的草叶”的旋律，“玫瑰”“短命的爱”和“忘却”的调子等种种奇特的模仿。弗里德里希·席勒也在1783年的一封信里说：“学院精神统治的地方，你期望会有热情存在吗？” [25]在所有关于学院的不屑言论中，有两句短小精悍，最值得推荐：“规则就像贞女一样，除非被侵犯了，否则也无关紧要”（约翰·格奥尔格·哈曼[7]），“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就像瘸子的拐杖”（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舒巴特[8]）。[26]舒巴特所说的后一句话，正反驳了雷诺兹爵士演讲中的观点。规则只能束缚人的才华。反对学院权威最惊世骇俗的言论，出自德国画家阿斯穆斯·雅各布·卡斯滕斯之口。当普鲁士教育大臣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黑尼茨要求他回到他在柏林画院的教职时，身在罗马的卡斯滕斯回话说：

我属于人性（humanity），不属于柏林画院。只有人的灵性，才有权要求我把我的感知发展到最高的高度。我将全力以赴，用我的作品向世界证明自己。所以我不慕荣利，但求清贫、不稳定的未来，可能还有漂泊无助、病痛缠身的暮年，以此履行我对于人性的使命、对于艺术的天职。我的能力是上帝托付给我的。我必须做一个忠实的仆从，当祂说，“历数你作为仆从的所为”，我将不必回答：“主啊，您托付给我的才华都被埋葬在柏林了。”[27]

卡斯滕斯死于三年之后，终老于罗马。从风格上说，他的画属于新古典主义；他被描述为“成熟古典主义最富代表性的德国画家”。[28]然而他也是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激烈反对学院精神。十五岁父母双亡，那年他放弃了成为著名画家约翰·海因里希·蒂施拜因（卡塞尔的宫廷画师）的学徒的机会，因为他不能忍受学画的同时还要做仆人，在师傅安坐在马车里面时，自己还得在车头站着。他后来不得已成了一个制桶学徒。[29]在另一封给冯·黑尼茨的信中，他写道：“每当天降英才（这很少发生），而且若他想排除万难，寻找光明，他就理应得到支持。一位君主会因为支持天才而得到后世的赞誉，其荣耀丝毫不亚于赢得一场战役或者征服一个省邦。”[30]卡斯滕斯的评论表明，用对待画院的态度来区别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不可行的，反对学院并非意味着浪漫主义。在各个思潮中，有像雷诺兹这样的学院派，安逸地待在体制的怀抱中，也必有像卡斯滕斯和福塞利（后面将会讲到）这样的独行侠。[31]很多启蒙思想家即使支持模仿的美学，也会怀疑学院的价值。狄德罗认为学院使创造力僵化，伏尔泰认为：“不论在何种形式中，能称为学院作品的都不会是天才的作品。”[32]

革命性并不是对学院的反对，甚至不是对规则的反对，而是对崇尚模仿“美丽的大自然”的古典美学的反对。卢梭在《新爱洛漪丝》和《忏悔录》中都表明，真正激进的，是背离以艺术品为中心的“模仿的美学”，走向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表达的美学”。“我写忏悔录的真正目的是表现我在所有生活状况下的内心想法。我许诺要讲述的是我灵魂的历史。这样的写作不需要其他的记忆；我只需要进入我自己的内心，这就足够了；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33]这说出了浪漫主义革命的精髓：从此，艺术创作成了“从内而外”的。在黑格尔的简练定义中，浪漫主义是“绝对的内向性”。黑格尔进一步解释说，浪漫主义把“本来各司其职的诸神熔于一个纯粹的、无限的自我认知之中。自我成为一个内在的万神殿，但其中所有的神都被夺去了神位，被主体性的火焰烧毁了。艺术中灵活的多神观如今被唯一的神取代，唯一的精神、唯一绝对独立的存在，它的觉知和意志也是绝对的，在其自身中获得自由与统一”。[34]艺术家不再随身带一面镜子，反照自然。创作过程的一个更好的比喻是灯，光亮发自内心。[35]

自然与自然的法则

亚历山大·蒲柏于1730年写的关于一位自然科学家的诗经常被引用：

自然和自然律在黑暗中潜藏，

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就有了光。

这句诗精炼概括了启蒙运动对牛顿的看法，他的贡献在众多科学家中是最伟大的。他推翻了古希腊“天上和地上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认识，证明天和地都遵循同样一套不变的运动法则；牛顿开辟了用机械运动解释天地运行的道路。在牛顿之后的宇宙中，上帝应该还是有一席之地的：他为宇宙上紧了发条，是宇宙运行机制的创造者，宇宙按此法则自动运转。伏尔泰认为：“牛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最伟大的，古代的知识巨人站在他身边，也只是玩玻璃球的小孩而已。”[36]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作品涉及广泛的哲学话题，花了大量时间探索《启示录》中的秘密。但是这都无济于事了，在启蒙哲学家看来，牛顿力学是对宗教和启示的致命一击。他完成了由另一位英国智者弗朗西斯·培根开创的事业。至此，一切都弄清楚了：科学知识是唯一真实的知识形式；这也就是说，知识必须建立在结合了经验主义和数学方法的基础上，任何不能通过科学方法验证的都根本不是知识。[37]另外，科学开启了控制自然、无止境进步的道路。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9]在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0]的信中所说：“真正科学的进步如此之快，我有时后悔自己出生得太早了。我想象不到科学在一千年后能将人类提升到怎样的高度。”[38]

但是，启蒙之光虽然给人光明，却不给人温暖，虽然驱走黑暗，却不能照彻人心——卢梭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据说伏尔泰曾评论道：“我就像山间的溪流，清澈、激奋，却不深邃。”[39]随着18世纪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反对独尊理性。科学可以解释所有的事，但是无法理解所有的事——这一对科学根本性的控告，被用多种方式演绎。一个宇宙，若是上帝被夺去了“第一钟表匠”的位置，那将是一个冷酷的宇宙。歌德的朋友、狂飙突进运动圈子的成员约翰·海因里希·默克曾写道：

如今我们有自由公开表达符合理性的信仰。他们已经从宗教中剔除了所有感性的成分，所有有滋味的元素。他们把宗教大卸八块，削减到没有光鲜色彩的骨架……现在它被装进罐子里，不再有人愿意品尝。[40]

哈曼说得更直接：“上帝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个数学家……这备受称赞的理性，普遍适用、确凿无疑、唯我独尊，只不过是一个被思考的客体（ens rationis）、草填的干尸罢了，哪里有什么神性？”[41]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1]讥讽牛顿说，牛顿看女孩的心只能看到其中的腔室，看女孩的胸脯看到的也只是一条几何弧线。[42]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施莱格尔兄弟中的兄长）认为，启蒙运动的局限最能体现在数学家的一句问话里：“一首诗能证明什么？”[43]在《浮士德》序篇中，歌德借梅菲斯特之口，在天堂向上帝这样说：

那个地上的小神仍然坚持他的老做派，

这真是荒唐始终，一如他的少年时代。

如果您当初没为他投下天堂的一线光，

他说不定还会有所改良。

他把那道光叫作理性，

但那只令他比野兽更具野性。[44]

当然，不仅仅是德国人在寻找理性主义的不足。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用同等的雄辩表达了他们的不满。1800年，威廉·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写道：“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12]威廉·布莱克讲得更为简练，他关于拉奥孔群像写过一些讽刺小诗，其中一首说：“艺术是生命之树。科学是死亡之树。”[45]

在叙事长诗《弥尔顿》中，威廉·布莱克给出了一段更长的控诉：

要否定的是一个幽灵，是人的理性能力：

这只是一副假的身躯，是我不朽灵魂上的壳

一个必须推开、必须消灭的自我

自我反省以净化我的灵魂

在生命之水中浸洗，洗去非人的污秽

我带着自我否定，还有灵感的伟岸

信仰救主，抛开理性的自夸

拥抱灵感，丢弃记忆的敝履

将培根、洛克和牛顿抖落阿尔比翁的衣衫[13]

为他脱去肮脏的衣裳，披上想象的轻纱

针对机械的自然科学最富深思熟虑的批判，可能来自柯勒律治。1797年，在写给一位叫托马斯·普尔的朋友的信中，他说：“我认识一些接受理性教育的人……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很敏锐，但是当他们看到宏伟的事物，却都头脑空洞、无话可说。”[46]四年以后，柯勒律治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看法，发表了一段不负其盛名的话，值得全段引述：

我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作品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敢于向你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我相信500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弥尔顿。不过，如果上帝乐意给我健康、希望、恒心……我30岁之前就可以完全理解牛顿的所有著作。但目前我必须攻读一下他比较简单的作品——《光学》——就罢手。他简洁而精彩的实验，在我看起来很是愉悦，我也很欣赏他从实验中所做的直接推论。但是，建立在这些推论之上的观点，乃至他的整个理论，是如此的浮于表面，以至于把它们当作是假的也并无不妥（so exceedingly superficial as without impropriety to be deemed false）。牛顿仅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的体系中，心灵总是被动的，只是一个慵懒地注视着外部世界的看客。[47]

然而，对柯勒律治、布莱克和其他很多浪漫主义者来说，罪魁祸首不是牛顿，而是约翰·洛克。他的情感心理学排除了心智的内生观（innate ideas），从而成了“整个启蒙运动哲学的第一定理”[48]：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时的心智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性格与观念”，纯粹通过经验获得知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的心智最终也是产生于经验”。这是对原罪的摒弃，是从以神为本的生命观转向了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从神转向了人。这一理论也为无止境的社会形态构建敞开了大门：如果人是感官与环境互动的产物，那么若要改变一个人，只需改变他所在的环境即可。柯勒律治完全不能接受洛克的认识论[14]：人的心智不是被动的，不是“一个慵懒地注视着外部世界的看客”，而是主动的，创造的。在那封给普尔的信中，他在前面引用过的那段之前还提到：“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深刻的思想只能从深刻的感悟中获得，全部的真理都是启示的一种。”另一方面，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则选择把牛顿重塑为一个准浪漫主义者，“他驶过未知的思想之海”。的确，正如理查德·霍姆斯[15]所揭示的，如果心性中有一种恰当的探寻姿态，自然科学也可以为浪漫主义者提供灵感。[49]

柯勒律治还针对经验科学提出了另一个有名的批判。他把洛克称作“小家”（Little-ist）；这是因为，理性主义思想家们钟爱的批判方法是把宏大宇宙瓦解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直到剩下一堆无意义的残砖碎瓦。他对普尔如是说：“除了思考这些小碎片，他们不想别的，而且碎片必须小——宇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大团细小的碎片。”[50]柯勒律治解释说，他自己从来没有丢掉过童年时代获得的习惯，用想象力从童话故事里读到知识。这样，“我的心习惯了宽阔广远，而且我并没有把我的想象当作我信仰的标准”。他承认，这样会有弘扬迷信的风险，但他坚称想象比经验更好：“如果不是有感官的佐证，经验主义者是不是会宁愿相信疯狂和荒谬的事情，而不是那些宏大的真理？”

浪漫主义者把感情与“冰冷荒岛上的理性王座”（诺瓦利斯语）[51]对立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强调，需要逃离单调乏味的现实世界，进入自我的内在领域。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告诫说：“要警惕冰冷现实的表面知识，警惕有罪的理智推论，因为它们会扼杀心灵。而艺术是不可能安居于已死的心中的。”[52]一样的观点，布莱克是这么说的：“只有精神的才是真实的；而所谓的物质，无人知道它的居所，它的存在只是一场骗局。”[53]在歌德的畅销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著名的主人公维特在应对“人的行动和探索的力量非常有限、束缚众多”这一现实时，他惊叹道：“我反求诸己，发现了一个世界！”[54]他发现的是一片热带的土地，远比荒岛的冰壁要炽烈。维特和他的情敌阿尔贝特同时追求绿蒂，阿尔贝特出身望族但性格乏味，曾经一本正经地评说：“一个任由自己的激情左右的人，会失去专注的能力，和疯了、醉了无异。”对此，维特回答说：

你们这些理性主义者！激情！疯癫！醉酒！你这副样子，镇定，冷漠无情，你们这些道德君子！你们嘲笑醉酒的人，憎恶非理性者，你们四处张扬，像牧师一样，像法利赛人一样！感谢上帝没把你变成疯子和醉汉。我不止一次喝醉过，我的激情也近似疯癫。不论大醉还是近于癫狂，我都不后悔，因为按照我的理解，一切出类拔萃的人，一切建立过伟大业绩的人和一切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人，总是被人骂作醉汉和疯子。[16] [55]

雪莱更加冷静地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写道：“诗歌不是心智力量主动控制的对象，诗意的产生与重现，同意识、意志没有关系。据说，这就是诗歌和逻辑的不同之处。”[56]

这些针对理性、逻辑、碎片化、唯物主义及其他理念的批评，都是建立在一个与牛顿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念的基础上的。“自然的物质是有惰性的，只能通过拆解、实验和分析来理解”——这一认识比其他任何观念都更能激怒浪漫主义者。相对地，他们宣告，一切自然物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有生命的有机体，一个“普遍的自然或世界的灵魂”（Universal Nature or World Soul）。“世界灵魂”的概念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的哲学的核心。他的哲学可以简短地用一句回文的句子来总结：“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Nature is visible Spirit; Spirit is invisible Nature）通过自学物理、医学和数学，谢林确信，物质中存在诸多主动力量，这些力量互相对立，维持着物质之中的力量均衡，这显示了“世界（World）的神圣、永远在创造着的原真能量，这种能量不停地产生物质，并促进物质的演化”[57]。这种“超验理想主义”的核心是美学的创造与演化，这为谢林在浪漫主义艺术家中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以及广泛的声望。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直接受到谢林的第一手影响，他们更乐意接受谢林的追随者们的更加易懂的学说。菲利普·奥托·朗格（1777——1810）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很可能是通过挪威科学家、诗人亨里克·斯蒂芬斯（此人还论述过地球的“内在生命”）间接了解谢林的。[58]朗格是一位勤勤恳恳、匠心独运的画家，他也善于书写自己的想法。1802年，他在写给其兄长丹尼尔的信中说：

当我头顶的天空中群星璀璨，当劲风扫过长空，每当广阔的夜色中涛声激昂，每当林梢上朝霞初现，太阳点亮世间；雾气氤氲的山谷，我身下的草叶上闪烁着露珠。每一片叶子，每一片草中都喧嚣着生命，大地是有生命的，在我脚下脉动，万物在拨动着同一根琴弦，自然之魂欢笑着，翩翩飞舞在我周身无法丈量的广阔空间里。这里已经没有了上与下，没有时间，没有开始与结束。我听到、感受到了上帝的呼吸，祂的气息承载着世界，推动着世界，世界里的万物生活、劳作；这里有我们感受的极致——上帝。[59]

同样，透纳和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用不同的方式“从自然中除去了物质”（罗伯特·罗森布拉姆语），以此揭示它的内在力量与秘密。[60]因此，自然不再是牛顿的实验室，而是“基督的圣经”（弗里德里希语）。[61]和很多浪漫主义者一样，弗里德里希是一位基督教泛神论者。他在评论自己的画作《芦苇中的天鹅》时写道：“神性无处不在，哪怕是在沙粒中；这里，我把神性画在了芦苇里。”[62]华兹华斯的诗中也常常玩味这一主题，正如他在《远足》一诗以下诗行中所写的那样：

孤独的山巅行走着一位牧人，

此形此状，与天地相交通，

他常常将自己的存在紧握。

啊，那书写在天地之间的信诺！

多么美好，光明！牧人早早领悟过

他敬畏那铺展在面前的书卷，

上面讲述着秘密，不朽的生命；

但在山间他感到的是他的虔诚。

自然之书在万事万物之上，

不朽之下，生命生长，

一同延伸的是广袤本身，无穷无尽：

没有什么是渺小的；即使最小的物体，

也是无尽的；正是那里，牧人的灵魂，

是自然的视野。牧人不是相信——而是看到，

这是怎样的奇迹，他的存在从此变得

崇高，包罗万象！[63]

天才崇拜[17]

直接影响到朗格的是路德维希·蒂克的小说《弗兰茨·施特恩巴德的游历》，尤其是主人公的心中呐喊（cri de coeur）：“我想描摹的不是这些树，不是这些山，而是我的灵魂、我的情绪，此时此刻它们正主宰着我。”[64]内在的自我就是一切：如果内心没有光芒闪烁，人将会一事无成。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也是一位伟大的自然画家，他说：“画家不能只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还要画他在内心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从内心什么也看不到，那么他也不应该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否则他的画，将会像诊所的屏风一样，后面只会藏着疾病甚至死亡。”[65]弗里德里希亲身践行了他所宣扬的观念。1816年他记录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什么也做不了。内心停止了流动，泉水干涸了，我流空了；外界不再有什么对我说话，我无动于衷，所以我认定我最好还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注定不会有什么成果，工作又有何用呢？”[66]弗里德里希是一个资深的远足客，常常在萨克森州的巨人山（Riesengebirge）中远足，花很多时间在户外，但是当他回到画室，他就会尽可能断绝和外界的联系。他的画室在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当时有一些画描绘他在画室工作，百叶窗是半遮上的，用的是最简单的工具。[67]他的画家同僚威廉·冯·居格根如此描述他的画室：“弗里德里希的画室近乎徒有四壁……屋里摆着画架、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方挂的一把T形尺算是屋里唯一的装饰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人弄得明白这间画室为何如此受世人推崇。甚至本该放在画室里的画具箱、小油瓶和画布，都被丢在了隔壁屋；因为按弗里德里希的观点，所有不相干的外物都会搅乱画家的内心世界——这正是被描绘的对象。”[68]华兹华斯在《内心视野》一诗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如果思想和爱情都遗弃了我们，从那天起

让我们断掉与缪斯的所有交易；

不论要接受或者放弃哪些意义，——

让思想和爱情伴我们一同栖息——

心灵中的天堂会将灵感的雨露

洒给最谦逊的凡夫俗子。

但是，既然艺术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个人的内心世界，那么画家之间的截然分化就是难免的了。一个画家不论如何善于遵行学院规则，要是他没有神性的灵光，那他画下来的一定了无趣味，也不要提有什么价值了。并不意外，这个时期的天才艺术家开始成为模范；不仅是艺术家群体，整个社会都把他们视为楷模。当然，过去也有公认的天才，但丁、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都被当世和后世的人们敬重着。不过，这次不同了——此时，人们开始对天才顶礼膜拜。[69]

关于这一改变，最早、最有影响力的说法是爱德华·杨写于1759年的《对原创性作品的猜想》。爱德华·杨评论说，现代作家需要选择，“他们可以在自由的领域翱翔，或者带着软镣铐，简单地模仿”。杨强调的一点后来成了浪漫主义创作的金科玉律——原创性（originality）。“原创是最美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得更快，但是花开得却黯淡。”[70]杨也提出了一个天赋的定义，难以驳倒：“多数时候，我们说的天赋是什么，不用通常的必要手段就能成就大事的能力？一个天赋之不同于一个好的理解力，正如一个魔法师不同于一个好的建筑师；前者用无形的手段立起他的大厦，后者则需要依赖对普通工具的熟练使用。因此，天才一直分享着某种神性。”[71]杨尤其喜欢比较“学问”和“天赋”，前者因为其本身特质而可贵，而天赋：“我们感谢学问，而敬重天赋；学问带来快乐，天赋带来狂喜；学问使人充盈，天赋使人灵光；学问来自人，天赋来自天堂；学问让我们超越卑贱与无知，天赋让我们超越博学和礼数。学问是借来的知识，天赋是内生的知识，是我们自己的。”[72]当然，规则对天才毫无用处，规则“就像拐杖，是瘸子才需要的辅助，却是强者的羁绊。荷马就丢掉了拐杖”。[73]

在杨的出生地英格兰，最开始他的论述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在德国却被很快传开，出版两年内就有了两个译本。[74]对于爱德华·杨，没有人比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的回应更强烈、更有影响力，哈曼自况为“北方的博士”（Magus of the North）[18]。[75]哈曼于1757年到1758年住在伦敦，对于英格兰的知识分子圈有直接的了解。正是在伦敦，他经历了激烈的宗教转变，并受到启发形成了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世界观。他抛弃了整个古典遗产。在哈曼1759年出版的《苏格拉底回忆录》（Socratic Memorabilia）中，他问道：是什么让荷马不顾规则，让莎士比亚摒弃规则？他一个词的回答便是“天赋”。另外，天赋的先决条件是原创性、激情与恒心：“激情给你去往抽象和猜想的手、脚与翅膀，为图像和符号赋予灵魂、生命与语言。”[76]

哈曼的“受争议的烟火制造术”（“polemical pyrotechnics”，尼古拉斯·波义耳为哈曼的天赋观起的诨名[77]）太过无法自圆其说、晦涩难明，不能激发一场运动。哈曼的洞见能成为主流，还多亏了他的学生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以及赫尔德的朋友歌德。歌德在自传中回忆说，每一个不敢苟同于盛行的时代精神的人都受到哈曼的巨大影响，他们都向哈曼“绝伦的伟大与深刻”（Großheit und Innigkeit）致敬。[78]歌德自己的顿悟发生在1770年的斯特拉斯堡，是由城里的哥特教堂带来的心灵冲击造成的。他在《论德国教堂》一文中表达了他的反应；这篇文章是要献给教堂的主建筑师欧文·冯·施泰因巴赫的，并被收在赫尔德编辑的一本文集中，于1773年出版。文中，歌德着重否定了任何认为美感可以习得的观点，他认为不论是去学校学习、采纳某些原则或是遵循某些规范，对于寻找美来说都无济于事：种种这些都是束缚着洞察力和能量的锁链。在文章最重要的段落里，歌德定义了他心目中的替代选择：“唯一的真正艺术是个性的艺术。如果影响来自深藏于内心的和谐、独立的感情，来自因为自身而独特的、忽视一切外物的感情，那么由此产生的艺术将会是完整而鲜活的，不论这个心灵是蛮荒、不开化的，还是文雅、敏感的。”[79]未经规训、自然而然的原真性就是一切：“对于一位天才来说，原则比榜样还要有害。”[80]

歌德在发展他的新美学时深受卢梭影响。1779年，卢梭死后的第二年，歌德前去瞻仰了卢梭的故地，瑞士比尔湖上的圣皮埃尔岛。这是卢梭当年被逐出日内瓦之后避难的地方。在卢梭曾居住的卧室墙上，歌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还借机探访了一些被用作《新爱洛漪丝》里的场景的地方；每到一处，都难掩激动，涕泪纵横。卢梭死后，1782年《忏悔录》出版，歌德从母亲那里得到一本，那是一套装帧奢华的新版卢梭集中的一本。歌德激动地说：“即使我只翻看了几页，就发现里面星光闪耀；想想看，这样的文字有好多卷！我真是如临天堂！一个伟人对全人类来说是多大的福佑啊！”[81]在卢梭1768年出版的《音乐词典》的“天赋”词条中，歌德可能会找到这样的情感流露：

年轻的艺术家呵，不要找寻天赋的含义。如果你受天赋的启发，那么这天赋一定是从你内心油然而生的；要是你缺乏天赋，那么你永远无从熟知它。一位音乐家的天赋，让他的艺术拥有整个宇宙。他用声音描绘每一片星空，他甚至让寂静说话；他用感伤表达观点，用声音的抑扬表达感伤；他表达依赖的激情来自他的心底。观感的沉溺通过他的才华获得了新鲜的魅力；他为话语添上忧伤之色，催人泪下；他一直在燃烧自己，却从不获取。[82]

诚然，卢梭对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冲击是巨大的，远大过他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直到1789年，卢梭的政治著作才在法国得到承认。约翰·海因里希·坎培有一个卢梭胸像，上面刻着“我的圣人！”；赫尔德的未婚妻卡罗琳·弗拉施兰为了阅读“这个圣人与先知”的书，专程学了法语；赫尔德本人还曾呼唤说：“来吧，卢梭，导引我的前路！”；弗里德里希·麦克西米连·克林格相信“卢梭为世人带来了一本新的《启示录》”。卢梭在德国的崇拜者，不可胜计。甚至康德也曾承认，卢梭曾经修正了他。[83]

艺术与艺术家独享的殿堂

天才崇拜成了现代文化大观之中不变的风景；重要的是，这改变了以创造为业的艺术家的地位。到了1800年左右，“天才”已经不单单是众多品质中的一种，而是进一步包裹了整个具有这一品质的人：“拥有天才”只是说一个人有优异的禀赋；“是个天才”则是说一个人是超人。[84]一个天才，他的（在这一情境下，使用男性特指可以不必抱歉）出现同时有赖于欧洲社会的世俗化，以及欧洲文化的神圣化。如果说18世纪是“信仰的社会”和“理性的社会”，它也同时见证了有组织的宗教及其牧师群体的消亡。对于欧洲逐渐壮大的受教育阶层来说，传统教条和传统宗教机构已经捉襟见肘。为了寻求填补宗教留下的超验空缺，他们转向了艺术的诸形式。

不过，这所谓的艺术是一种特定的艺术：严肃、深刻（至少意图如此）、自足的艺术。正是在这个时期，“艺术”获得了它现代的含义。对于约翰森博士[19]来说，“艺术”仍主要指技艺，比如“蒸馏糖的艺术（技艺）”（the art of boiling sugar），乃至在他的定义“一门科学，正如各种人文技艺”（a science, as the liberal arts）中，他主要强调“艺术（技艺）”是“一种与自然本能相对的行为力量，就像‘走’是自然的，而‘跳舞’就是一种艺术（技艺）”[85]。一代人之后，艺术被抬高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形式。艺术不再能够臣服于某些外在的赞助人，王公、教会说的不算。所以说，神圣化的艺术不仅排斥自命不凡的凡尔赛宫、教会的巴洛克教堂，也排斥沉溺享乐的洛可可风格。这方面温克尔曼赫赫有名，他结合了虔信派的自省语言与注重感官享受的异教思想，以此创造了一个实质上是美学宗教的思想体系。温克尔曼在描述古希腊雕塑《观景阁的阿波罗》时，已经不单纯是在欣赏一件雕塑，而更像在进行宗教崇拜；对他来说，那尊雕像不是表现神，它就是神。[86]温克尔曼虽然情感丰富，但他的理论都还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他的著名呼吁“高尚的简洁、平静的宏伟”是新古典主义的最好总结。只有当外在约束完全被放开以后，艺术家才终于从模仿论的束缚中破茧而出，成为美学宗教完全独立的最高牧师。

这需要为艺术开辟一个新目的，以及一种新空间。神圣化的艺术不再能和牧师分享教堂，不再能和王公分享宫殿，艺术要求自己的庙宇。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歌剧院。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自1740年即位伊始，便下令修建这座歌剧院。剧院采用了古典寺院的自主经营模式，是欧洲第一家独立剧院。[87]剧院门廊上的题词宣示“由腓特烈国王献予阿波罗及众缪斯”（Fridericus Rex Apollini et Musis）。与此同时但并非巧合的是，腓特烈把基督教斥为一系列恶意的虚构，并转向艺术以满足他对于超越的需要：“从童年开始我就喜爱艺术、文学和科学，如果我可以帮助它们的传播，我将会为此倾注我全部的热情，因为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它们，就没有了真正的快乐。”[88]另一位德国伟人歌德也有同样的美学观点。在参观了萨克森选帝侯在德累斯顿的画廊之后，他写道：“这间庇护所带有一种独特的庄严感，很像当人走进教堂的那种感觉；就像众多庙宇中的装潢一样，这里可敬的展品似乎只为艺术的神圣目标而陈列。”[89]

现在，画作被摆放在只属于它们的建筑里，只因为它们本身的美而受到尊崇。欧洲首座独立博物馆是腓特烈希安农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建于1769——1779年间，容纳了黑森-卡塞尔伯爵弗里德里克二世的艺术与图书收藏。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音乐也找到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公共音乐会在18世纪后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处举办。随着音乐从酒馆转移至专门的音乐厅中，它对听众的尊重态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范妮·伯尼[20]1778出版的小说《伊夫莱娜》中，女主人公伊夫莱娜说得好：

8点钟左右我们去了万神殿音乐厅。我被这幢建筑的美深深震撼了，远远超越了我所能企盼或者想象的。不过，它虽然是一个多元的地方，但是更像是一座小教堂；虽然我为这间大厅的壮美深深迷恋，但在那里我感觉不如像拉尼拉乐园里那样快乐、无牵无挂，因为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激发的是敬畏和肃穆，而不是欢笑与快乐。[90]

像教堂一样的音乐厅，像圣事一样的音乐会，这样的景象成了浪漫主义的一个常见主题。《作曲家约瑟夫·伯格灵格伟大的音乐人生》是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和路德维希·蒂克影响力巨大的《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心迹剖白》（1796）中的一篇，文中两位作者回忆道：“每当约瑟夫赶赴一场重要演出，他会找一个可以不看身着盛装的观众的角落坐下，听音乐时那种专注仿佛他是在教堂里——静默、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前方的地面。”[91]

法国大革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剧了社会的世俗化，而社会的世俗化又鼓励了各种形式的艺术的神圣化。1832年，法国刊物《艺术家》称：“在我们的19世纪，人们不再笃信任何事物；但音乐成了一种宗教，整个社会死命攀住这个最后的信仰，虽然它已经被教条和经典耗得精疲力尽了。”[92]虽然有些夸张，但这话即使说的只是巴黎，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代的人有很多看法都能引为佐证，其中赫米欧那·基内的话最有代表性：“我总是忘记音乐学院（Conservatoire）不是教会，乐团[21]里上百位音乐家分散住在巴黎的20个区里，而不是集体住在一所神学院里，不是一个院的牧师每周日聚起来办圣事。”[93]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死后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意味深长。葬礼演讲词由当时的流行诗人弗兰茨·格里帕泽主笔，演讲者是当时的著名演员海因里希·安舒茨，地点在维也纳韦灵公墓（Währing cemetery）的大门口。演讲稿一次也没有提到基督教上帝。格里帕泽（还有贝多芬）致敬的神是艺术：“生命的荆棘伤他至深，就像随波逐流的人会紧紧抓住海岸，他寻求庇护来到你（艺术）的臂弯；啊，你是我们荣耀的姊妹，是真与善的同侪，你为受伤的心涂上香脂，降于天堂的艺术啊！”[94]舒伯特的一位友人，加布里埃勒·赛德，把贝多芬“世俗的救赎者”（secular redeemer）的角色完好写入了一首怀念诗中：“他教会了我们新的节庆，新的悼词，新的祈祷和新的玩笑。”赛德还说：“他用头脑去感受，却用心灵去思考。”[95]这句话仿佛预言了后来理查德·瓦格纳心智情感化的断言。

在人们的想象中，贝多芬是浪漫主义的典型人物：历经孤独、苦难、挫折，坚强不屈、完全原创的天才；如贝多芬的友人贝提纳·冯·阿尔尼姆所说，“他与上帝平起平坐”。[96]理查德·瓦格纳在自传中回忆说，他十四岁时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在莱比锡音乐厅，他完全被倾倒了；“同样震撼的是贝多芬的面容，时间的刻痕，耳聋人的深刻，还有他远离尘嚣的孤寂。很快我心中升起了一个画面，那是最崇高、最超然的原真才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比拟。”[97]弗兰茨·李斯特评价说，对所有音乐家来说，“贝多芬的作品就像引导以色列人走出沙漠的云柱和火柱——云柱在白天为我们引路，火柱在晚上为我们引路，我们从而能够不舍昼夜地前行”。[98]

李斯特对贝多芬的热忱不止停留在嘴上。贝多芬死后，人们计划在他的出生地波恩树立一尊他的雕像。因为该计划一直进展缓慢，1845年李斯特干预了此事。雕像落成时，数以万计的狂热者涌入波恩这个莱茵河畔的小城，参加贝多芬的祭典，其中包括柏辽兹、贾科莫·梅耶贝尔、施波尔、查尔斯·哈莱、珍妮·林德，以及一支记者和批评家大军。[22]虽然祭典的组织混乱（委婉地说），但能很好地证明贝多芬死后的地位。这次活动已经超出了音乐的领域，而王室的到来更是为事件的戏剧性煽风点火。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普鲁士的国王及王后都莅临现场，开幕式上还下水了一艘名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号”的汽船。李斯特在庆典的宴会上发言，他把所有参与者从各处赶来波恩的旅程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朝圣。[99]

除了有钢琴家的高超技艺，李斯特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经常为各种音乐刊物供稿，涉及的话题也非常多样。《论艺术家的处境与他们的社会环境》是他相当好的一个文章系列，1835年在一本名为《巴黎音乐观察家》（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的杂志中连载。系列中的文章激昂地批判了现代文明。李斯特认为，宗教、政治、艺术和科学的分野导致了文明的衰退，只有当这些领域在艺术（尤其是音乐）的庇护之下重新统一起来时，人的异化才可能得到解决。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急需意识到他们肩负着一个“伟大的宗教与社会使命”[100]。在写给诗人路德维希·埃卡特的信中，李斯特说：“对我们来说，艺术正是从人间通往天堂的神秘阶梯：从有限到无限的阶梯，从人到上帝的阶梯。艺术是灵感与动力的不竭源泉，令我们通过爱走向救赎！”[101]

艺术被奉为神明，精心供奉；在这一美学宗教里，艺术的创造者也跟着升格为高级牧师。早在1802年，约瑟夫·海顿就觉得，“对于神圣的艺术，自己是个并非一无是处的牧师”。[102]直到19世纪中期，用准宗教的词汇描述音乐家的天职变得很普遍，比如一本英国刊物就把门德尔松和施波尔称为“挥舞着智力神杖的艺术大祭司”，而施瓦岑贝格亲王，哈布斯堡王室最伟大的贵族之一，把李斯特誉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君王，真正的‘大贵族’（grand seigneur）……艺术的牧师”。[103]虽然音乐家们尤其受到尊敬，但这种赞扬并不限于他们。1842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看到本杰明·海顿所画的肖像画《赫尔维林山上的华兹华斯》，颇受触动，吟诗一首：

华兹华斯在赫尔维林山上

云落的潮声与山风齐响

在岩石上击碎了云浪

这才显出了山谷中的农乡。

他看着这齐聚的美好

眼睑半开，垂下面庞

大自然在眼前，他陷入思量

谦逊的人因为灵感而骄傲。

他是名副其实的诗人牧师

雄伟的祭坛上把祷文吟唱

向着崇高的天堂。[104]

庸俗大众

艺术的牧师们当然乐意提升自己的地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快速扩张的公共领域让艺术家陷入某种矛盾的境地，他们急需逃避。在18世纪的进程中，经济发展、人口膨胀、城镇扩张、民众文化水平提高，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赞助源。越来越多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放弃了来自皇家、贵族和教会的资助，这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尤其普遍。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单靠出版作品就可以养活自己（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不欠任何王公或者是活人的债”[105]）。在18世纪最初的25年，有这种能力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但到了该世纪的最后25年，就不少见了。1781年以后，莫扎特在维也纳也顺利做起了自由职业的音乐家，但在1788年，因为奥地利与土耳其开战，妻子患病，他也遇到了一时的困难。[106]

公众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财源，还带来了一种新的合法性之源。公共领域中的媒体和设施得到扩展，报纸、刊物、咖啡馆、画廊、音乐厅、文学社、读书会等机构蓬勃发展，艺术家作为文化（与政治）裁决人的角色意识也应运而生。这都是意料之中的发展。1782年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在他的刊物《巴黎浮世绘》（Tableau de Paris）上写道：

过去的30年里，一场伟大的革命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如今，法国的公众舆论在欧洲有强大、不可阻挡的力量。……文人对此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们在一些事关重大的危机中唤起了公共舆论。有了他们的努力，公共舆论才得以对事件的发展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他们似乎正在创造一种民族精神。[107]

不幸的是，无名大众可能和任何贵族、教士一样苛刻。寻常人和美第奇或者哈布斯堡家族的主顾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花钱请了乐手，就想自己定调子。对于艺术家来说，麻烦的地方就是同时获得公众的钱与赞誉，而且不用把自己的创作自由搭进去。这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公众的鉴赏力并没有随着公众人数的增加而变得更深刻，所以赚钱与创作自由之间的权衡变得越来越难。一首海顿的交响曲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不一样。但是大众不管这些，他们想要听起来舒畅的音乐，要多样的、调子好听的、节奏规则的、不太长的，而且最好弹起来比较容易，在家里的钢琴上就能弹的，毕竟钢琴越来越成为中产家庭客厅的必要物件。[108]讽刺的是，这种在所有艺术领域都在发生的“文化的迟滞”，正逢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比如平板印刷术、蒸汽驱动的印刷机，以及降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这些技术把更加多样、更加高质量、更加便宜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109]

想要走出这一困境，避免从贵族暴政的油锅直接跳进庸俗大众的火坑里，就要把艺术从社会的糟粕渣滓中捞出来，置于一个未被污染的神坛上（我又用了一层比喻）。所以，各种派别的艺术家都热情欢迎美学家将艺术神化。可以引证的例子非常多，以下三段话因为既优美又简洁，值得一提。首先，诺瓦利斯：

不论是谁，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感觉不快乐，找不到他所追求的，那么就让他进入书、艺术和自然的世界吧。这个永恒的领域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就让他在这个神秘教堂里吧，这个教堂属于一个更好的世界。那里，他一定会找到一位爱人、一位挚友、一方故土，以及一位真神。[110]

其次，济慈在《恩底弥翁》的开头写道：

凡美的事物就是永恒的喜悦；

它的美与日俱增；它永不湮灭，

它永不消亡；它永远

为我们保留着一处幽亭，让我们安眠，

充满了美梦、健康和宁静的呼吸。[23]

最后，歌德：

真正的诗歌知道如何把我们从世俗的重压中解放出来，因此才成为诗歌。诗歌可以成为立于尘世的圣堂，创造发于心的欢喜和流于外的满足。诗歌就像热气球一样，把我们提升到更高的空域，让我们用飞鸟的视野看待这个迷宫一样令人迷惘的世界。[111]

歌德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和启示宗教分道扬镳。不过，被神化的艺术吸引的不只是不信教的人，诺瓦利斯和弗兰茨·李斯特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李斯特甚至加入了一些小教团，被称作“李斯特神父”。他们不把献身艺术看作信仰的替代品，而把两者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李斯特如是说：“应该总是只谈论神性的艺术。人们从年轻时就获知，是上帝给了他们理性、自由意志和良心，这里必须再加上艺术——艺术是具有神性的！”[112]

在所有领域的艺术家中，音乐家最容易实现艺术的神性，因为他们的艺术直接对人的心灵说话，不必借助文字或图像。这一点，莱纳德·威洛比说得尤其精到：“浪漫主义者希望通过音乐来达到绝对真理，因为从音乐的形式与内容表面上看，似乎来自原始的混沌，未经人类心智功能的整理。正是音乐中这个戴奥尼索斯式的原始、自然的元素，备受浪漫主义者的喜爱，常常被强调。”[113]艺术的神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必须退回象牙塔中，与普通大众的下流喜好绝缘；而是说，神圣化的艺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自我保护，让他们与市场中最坏的出格行为保持距离。

弗里德里希·席勒把符腾堡的统治看作是暴君，在逃离时他发布了一则响亮的独立宣言：

发此言者乃是一位世界的公民，而不效忠任何王公贵族。从现在起，我解除我的一切效忠关系。从此，大众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关注、我的主君，以及我的朋友。从此以后，我只属于大众。我只想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审视之下。大众是我唯一敬畏的。一种崇高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唯一的枷锁就是世界对我的裁决——我上诉的唯一主君就是人的灵魂。[114]

这是在1784年。十年之后，他效忠了萨克森-魏玛公爵，坚决地背弃了他从前的“主君和朋友”，而且当时他正在钻研一种非常精英主义的神圣化美学。贝多芬是席勒的崇拜者，他也认同席勒对公众的鄙视。贝多芬批评罗西尼[24]大众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他向胡梅尔[25]叹道：“有句话说‘人民之声就是神之声’（vox populi，vox dei）——我从来不信这个。”[115]他的弟子柏辽兹同意他的观点：“多数公众甚是愚蠢，缺乏理解力和想象力，没心没肺，喜爱陈腔滥调，他们本能所接受的旋律和节奏俗不可耐，还非要把演奏者也拉到他们这条路上。”[116]既然最重要的是艺术家而非他创造的艺术品，观众的回应应该无足轻重。歌德的一篇评论约翰·格奥尔格·苏尔泽[26]古典美学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772年）十分有名，文中歌德总结说：“唯一重要的就是艺术家自己。他只有通过他的艺术才可以感受生活的快乐，他的生活必须沉浸在他的艺术中，倾注全部的情感与力量。谁会关心呆头呆脑的大众？谁关心他们什么时候能停止犯傻，还能说得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傻？”[117]

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也认同这种看法。汤姆·摩尔抱怨：“想找更多的裁判，就必须降低标准。”济慈宣称：“面对大众时，我没有丝毫耻感。”而雪莱则告诫说：“不要接受任何来自头脑简单的人的忠告，时间会证明庸众的判断是完全错的。”华兹华斯批评道：“总是有人会认为，社会中有一小撮擅长叫嚣的人像神一样不会犯错社会是处于人为影响之下的，这种影响总以大众的名义，把自身强加给那些不思考的人们”。[118]

一句话，大众就是俗（philistine）。正是在这个时期，“非利士”（philistine，原本是《圣经》中一个民族的名字）一词有了它现代的意思。按《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非利士”指“未受教育、未经启蒙的人；对艺术和文化无动于衷甚至敌视的人；不是鉴赏家的人”。这种意义是一些德国学生发明的。1668年一位学生被镇民杀害，在该生葬礼的演讲中，学生们拣出了这个词。牧师的葬礼演讲词取自《旧约》：“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士师记》，xvi：9）从此以后，学生们把自己当作参孙，把镇民当作非利士人。到了1800年左右，镇民和学生的对立扩大到学者与其余社会，尤其是与中产阶级社会的对立。

在1854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创造出葛擂硬先生（Mr. Gradgrind）的形象之前，那种学术讨厌鬼（bête noire）的刻板印象已经在欧洲形成。按照人们的刻板印象，很多学者觉得每个人都忙于俗务，动机完全是功利的，而他们自己却只为艺术献身。路德维希·蒂克在他的《弗兰茨·施特恩巴德的游历》（1798）中对这种社会意识奋起反击，小说的主人公怒斥了一个工匠和一个商人认为“艺术无用，艺术家都是蠢货”的想法。他说：

你说的有用是什么意思？必须每件事最后都要和衣食住行有关吗？……我再说一遍：每一件崇高的事物不可能、也必须不能拿用处来判断；艺术的神性与有用完全是两码事，坚持艺术有用，就是让艺术失去崇高，把它降格到人类基本需要的水平上。当然，人需要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他的精神不应该退化到为肉体服务的地步——肉体本应为精神服务。人就要像一个好家长一样，必须关注物质需求，但是也不能让物质关切成为他全部存在的内容与目的。艺术保证我们的不朽。[119]

本书出版的时候蒂克25岁。尽管对于只知道赚钱的庸众，并不是只有年轻男女心怀浪漫主义的愤怒，但是这些人确实尤其痛恨庸俗。颇具代表性的是克莱门斯·布伦塔诺[27]1799年末在耶拿的《反对庸众的讲话》，那年他21岁。当时，小小的图林根大学城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中心，在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32岁）和他的妻子卡罗琳（36岁）的家里，聚集了奥古斯特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27岁）、费希特（37岁）、谢林（24岁）、蒂克和布伦塔诺，还有一个常客是萨克森矿业官员弗里德里希·冯·哈登柏格（27岁），他更有名的名字是诗人“诺瓦利斯”。布伦塔诺对于庸众切中要害的批判主要是说，他们无聊、目光短浅，他们在生活中只追求家庭、安稳、平静和秩序——布伦塔诺评价说，“一个庸人从不期望铤而走险”（a philistine can never wish to become a tight-rope walker）[120]。不只是德国人有这种态度。泰奥菲尔·戈蒂耶[28]在《莫班小姐》（1835）的前言中写道：“只有无用的东西才会真正美丽；有用之物都是丑陋的，因为它们是欲求的表达，而人的欲求总是不高尚、令人恶心的。人的本质就是如此，下作、不堪。”[121]

而对于18世纪晚期德国的葛擂硬先生们（当时的人数确实不少），弗里德里希·席勒提出了一个哲学上的回应。席勒认为，艺术不是边缘化的活动，而是人类存在的核心：“人类只有在完全实现了‘人’的意义时才会游戏，而且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122]既然法国大革命只会带来国家恐怖、战争和帝国政府，人类的政治出路已经破产，唯一的出路在于美学：“如果人想要在实践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以美学问题为必要途径，因为只有通过美，人才能实现自由。”[123]他的朋友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1795——1796）中，借威廉的姐夫沃纳之口，无情地讽刺了庸俗大众。沃纳这样建议说：“我的快乐信条是这样的：做你的生意，赚你的钱，乐享天伦；别去打扰别人，除非这么做对你有用。”[124]但是威廉不听劝，只想当演员。歌德在《浮士德》第一卷中重提了这个话题。瓦格纳是浮士德的助手，是一个迂腐的学者，相信知识的实用价值：

唉！我们整天关在书斋里面，

连节假日也难得把世界观看，

只是从望远镜中将它遥望，

如何说服世人，将世人引导？

浮士德回答说：

你要无所感觉便无所获得；

若是想征服所有观众的心，

须先有原始而强烈的喜悦

发自你自己的深深的心窝。

什么能把所有的心融为一体？

只有灵魂的语言方能做到。[29] [125]

歌德从18世纪70年代就开始写作《浮士德》，等到1808年第一部分出版时，他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德国年青一代作家的脚步了。在18世纪80年代期间，他逐渐远离了“狂飙突进”的日子，在美学上更趋向于古典而非浪漫。随着年龄渐长，他也越来越不喜欢浪漫主义强烈的内心关注。1829年在与他的朋友埃克曼的著名谈话中，歌德把古典主义呼为“健康”，把浪漫主义称作“有病”。[126]三年后歌德去世，《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很快就出版了。书的最后似乎在暗示，浮士德最后屈服于庸众的功利精神，因为让他说出“太美了，请停下来！”从而输给梅菲斯特的，是一个成功填海造陆的未来图景。[127]不过，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关切，也伴随着浮士德从开始追寻时就有的内心煎熬（对歌德来说也是如此，《浮士德》是他“伟大忏悔”的最重要部分）。在浮士德表达最后的满足之前，他宣告说：

是啊，我完全沉迷于这个理想，

它是智慧的最后结论：

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

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

于是少年、壮年和老年人

不惧风险，在这里度过有为的年辰。

我愿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一群——

在自由的土地立足的自由之民。[30]

德国人对于庸俗尤其敏感，因为在欧洲的德语区没有大城市。哪怕维也纳（1800年时的人口大约22.5万）和柏林（1800年人口大约17.5万），与人口是它们的四五倍的伦敦和巴黎比，也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没有大城市，前工业时代的德国是一个小镇和小镇心态的国度。[128]虽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正因为小镇心态，浪漫主义才最先出现在德国。而法国到了1830年以后，才用“艺术（技艺）”（art）一词指代艺术本身。在此之前，“艺术（技艺）”用来指代某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总是伴随这个描述性的形容词，比如“音乐的艺术（技艺）”或者“美的艺术（技艺）”。“艺术”一词在法国的兴起是对“产业化的文学”（圣伯夫一篇文章的标题）的反应，因为“产业化的文学”似乎在败坏美学的准则。不过有一个例外：连载小说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受欢迎，也成为“产量多”的作家的主要成绩。有人批评查尔斯·诺迪埃风格过于雕琢，他辩解说，一个词虽然长达八个音节，但是八个音节的长词能算一行诗的啊——他每行诗的稿费是一法郎。[129]

为反对这种文学，浪漫主义者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或art for art’s sake）的观点。关于谁最先创造了这种说法，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是最可能的人选应该是亨利·克拉博·罗宾森。他是一名英国的不奉国教者，很多年时间都同德国学者交游，包括歌德、席勒和施莱格尔兄弟。1804年初，邦雅曼·贡斯当[31]曾赴魏玛拜访过罗宾森，他之后在2月10日的私人日记中记录：“我和罗宾森进行了一番谈话，他是谢林的学生。他对康德《美学》的研究中有不少激动人心的观点。为了艺术而艺术，没有别的目的，因为任何形式的目的都是对艺术本质的背离（dénature）。”[130]也就是说，“为艺术而艺术”本是一个德国的概念，被一个英国人变成了一句口号，又被一个法国人记录下来了。

可能是因为“为艺术而艺术”在法语中听起来比在英语或者德语（die Kunst für die Kunst）中更流畅，这句口号在法国得到更特别的反响。维克多·库赞[32]从德国回法国以后，用这个口号讲了一系列的讲座。后来他还将这些讲话集合成书出版，这就是他的《论真、善、美》（1836）。书中他认为：“除了提供愉悦与功用，艺术不再能为宗教或道德服务……必须为了宗教而宗教，为了道德而道德，为了艺术而艺术……让我们接纳这一观念：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上帝通过真、善、美来向我们揭示祂自身。”[131]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过后，戈蒂耶[33]坚决否定任何关于艺术应当扮演政治角色的观点：“艺术既不是红色也不是白色的，更不是三色旗的颜色；只有当流弹打破工作室玻璃的时候，它才意识到革命的发生。”一首诗只能服务于美——否则还能是什么？因为“当一件事物开始有用处时，它就不再美了。”[132]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并非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尤其并非所有的法国浪漫主义者）认同浪漫主义是没有政治情结的。

这种自为的美学特别能吸引音乐家，以及评述音乐的人。司汤达（亨利·鲍尔的笔名）因为太热衷反讽的手法，不太适合被归于浪漫主义者之列，但是他与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态度。在传记《罗西尼[34]的一生》中，他写道：“社会本身，或者说社会的二十分之十九，不论是底层的还是小资，都围绕着一个轴心转来转去，即虚荣。”他看到，文化环境就是这样的，在这里罗西尼那种轻浮、庸俗的才华得以繁荣昌盛。“轻盈、活跃、逗笑、从不疲倦，但是很少高贵——罗西尼似乎正是为此目的而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在庸人们乏善可陈的灵魂中召唤出一幅欢乐的景象。”罗西尼的音乐尤其吸引“听众中的俗人群体……他们想要的是俗人从来喜闻乐见的花拳绣腿。”书的结论中，司汤达评论说，巴黎不仅是欧洲的文明中心，还是庸俗世风的大本营。“如果你能保守秘密的话，我会凑到你的耳边说：罗西尼的音乐并不是法国的化身，而是巴黎的化身。它并不欢乐，但是能让人徒增激动之情；它并不激昂，但是总有诙谐之风；如果说它不无聊，那么从中也非常非常难找到崇高之情。”[133]

法国著名音乐批评家约瑟夫·多尔蒂克赞同司汤达的分析。他有很多作品，而且是柏辽兹的朋友及其第一位传记作者。他描写一位经常光顾巴黎安顿堤街时尚商店的女士，借此讽刺了小市民的庸俗。那位女士给她女儿买一架钢琴，送她上钢琴课，那种新鲜感就像是给自己买件羊绒衫，或者给儿子买一件外套一样，因为她把音乐当作“一个时尚物件，作装潢门面之用”。[134]李斯特对这一讽刺也会颔首赞同，他在巴黎住了将近三十年。在一本音乐刊物的一篇文章里，他写到自己受邀参加一个私人聚会，虽然“只是一个艺术家”，他在席间感到深深的沮丧：在一位大师的作品演奏完毕时，席间一片“无知的寂静”，而一首糟糕的庸俗小曲儿却能令听众欢天喜地。[135]当李斯特赴米兰的史卡拉歌剧院举行独奏会时，他发现在其他的音乐重镇也是上述情况。米兰听众喜欢的，是从一些熟悉歌剧中选出的音乐大杂烩，听的时候他们还会跟着哼调子。当李斯特试图提高一点格调，弹些更难的曲目，一位听众喊了出来：“我来剧院是来放松的，不是来受训的！”[136]

这就是公共领域扩张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们应该亲身体会文化，但是他们接纳的文化似乎越来越低俗。对此，艺术家群体感觉文化受到了污损。有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1843年一本巴黎刊物上描述的典型中产小市民的音乐品位。这位小市民现在有了一点钱，文化上有了向上的资本，不再喜欢摇一摇就自动奏小曲的手摇机械风琴。如今，他买了最新的“罗曼司”（romances）乐谱，想在家里的钢琴上弹奏，以显示自己是怎样的音乐爱好者。不必说，钢琴是他女儿的，当然又好又贵，所以他就可以吹牛说：“我的乐器真是极好的，任何英国厂商都造不出这样的乐器——我掏了3 000法郎呢。”这位小市民把自己不能欣赏的音乐都斥为“学者的音乐”，他喜欢精短的钢琴曲，把喜剧里的咏叹调放在一起，最好是流行的卡德利尔舞曲（quadrilles）。说到其他种类的艺术，他喜欢那种“上等奶油”式的画——他这意思是说，人像要有一种粉扑扑的表情，场景的描绘风格要多愁善感的。他喜欢他的建筑上装满了雕塑，“因为如果建筑上装饰得满，人们就能看出，他的钱花得挺到位的”。总之，此文的匿名作者总结说，知识界认为中产小市民不懂得美，只喜欢又俗又蠢的东西。[137]

* * *

在描绘浪漫主义革命的进程时，有一种自然倾向的影响，会使论者依照先例把浪漫与启蒙之间的对立看得过于简单。实际上，启蒙运动像一栋有很多房间的大楼，不少思想家会同时占据不止一间房间。看看下面这首亚历山大·蒲柏写的《人论》，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盲目乐观的吗？

整个自然都是艺术，不过你不领悟；

一切偶然都是规定，只是你没看清；

一切的不和谐，是你不理解的和谐；

一切局部的祸，乃是全体的福。

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

凡存在的都合理，这就是清楚的道理。[35] [138]

这首诗发表于1733年。四年后，蒲柏在模仿贺拉斯的第二本书的第二节时，祝贺了一位战胜了贪欲的朋友，但他接着说：

一位暴君已经离开，我愿你愉快，先生；

但是其他狂野的暴君们此时何在：比如权力欲？

愤怒是否不再让你怒火中烧，恐惧不再让你心焦？

死亡的黑暗忧愁不再让所有人悲上心头？

恐惧当道，理性在它的宝座上还能否坚持？

还能否驾驭已知，而且不惧怕未知？

还能否探寻这两个世界，勇敢且整全，

哪怕有巫婆、恶魔、幻境和火？[139]

牛顿释放出的光芒虽然照亮了这个世界，但是仍然留下很多黑影；大量非理性的情感爆发撑起了上面第二首诗中更悲观的人生观。最猛烈的一次爆发发生在1755年11月1日，上午9点30分，里斯本发生大地震。地震中幸存的建筑，位于海边的那些被一场大海啸彻底推平，位于内陆的则被火灾吞噬。人员的死伤也同样惨烈。当然，里斯本大地震并不是最强烈的地震，但却是让民情最激愤的地震。首要的原因是伏尔泰影响巨大的诗作《里斯本灾难》，11月底之前就传遍了。第二年又出版了多个版本，而且一系列赞成或反对的小册子也紧随其后。[140]

1759年出版的伏尔泰的《老实人》中对大地震的描写，影响力甚至更大，这本书是伏尔泰作品中读者最多的一本，也是18世纪可以位列前三名的超级畅销书。书中的老实人甘迪德、庞格罗斯博士和一名残忍的水手是一场船难的三位幸存者，他们艰难地在里斯本登岸，此时正好大地震发生。甘迪德惊叹说世界末日一定是降临了，水手冲出去趁乱抢劫，而庞格罗斯博士则问：充分的理性怎样既解释这场灾难，同时又不违背博士自己的行事原则（即我们的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善的，一切都应服务于推动世界的至善）？描写博士这种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时，伏尔泰暗中讽刺的是莱布尼茨，以及“凡存在的都合理”（whatever is, is right，即蒲柏《人论》一诗中的最后一句）的认识。博士出于自己的一套原则，想制止水手的抢掠、嫖娼和酗酒行为，于是他说：“朋友，这是不对的。你冒犯了普遍理性，而且在滥用你的时间。”他还用一个乐观的念头来安稳幸存者：“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世界，因为如果里斯本有火山爆发，那这件事就避免了在别处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应该发生在别处：因为一切都是合理的。”[141]

可怜的甘迪德和庞格罗斯经历了很多挫折与苦难，终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安顿下来。苦难过后，庞格罗斯昏庸的乐观主义丝毫未改、不变当初：“毕竟我是一个哲学家，我如果否定自己，那我就不是我了。”而在另一边，甘迪德看清了，在这个残酷、恣意、没有章法的世界，唯一的适应办法是收起自己的锋芒，务实地寻求有度的、实际的进步。书中，他最后的话是对不可理喻的庞格罗斯说的：“我们必须打理我们自己的花园。”

卢梭就不可能写这样的句子了。[142]反讽（satire）、讽刺（irony）、明抑暗扬（understatement）并不属于他的惯用手法，全是因为卢梭本人并非像这些修辞手法一般拐弯抹角。把他与伏尔泰及其他启蒙哲学家区分开来的（并且把卢梭变成他们最仇视的敌人的）并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行事的方式。彼得·盖伊说的好：“卢梭身上有某种东西，单纯用行事风格、观点或个人怪癖中的一个是解释不了的，而要综合三者来解释。还有一个奇怪的元素，令同辈人感到不安。”[143]这个独特元素就是卢梭对于万事从心的坚持——遵从他自己的内心。他在自己内心发现的是各种感情、神经症、偏执，混沌如一锅女巫的魔汤。正如卢梭一度的朋友、最终的敌人大卫·休谟的说法，卢梭是如此的敏感，就好像他“不仅脱去了衣服，还脱去了皮囊”。[144]而且这种极度敏感的心智结合了自我表达的杰出才华，以至于他常常对别人有所启发。如果说伏尔泰对人们的头脑说话，那么卢梭则进入人们的心里。卢梭告诫他的情妇华伦夫人，“她并不倾听她的内心，即使心给她善的劝告；她听取的是她的理性，理性告诉她作恶”。[145]50年后，约翰·济慈给他的朋友本杰明·贝利写信说：“我对任何事都不确信，但除了心中情愫的神圣和想象力的真实——想象力所把握住的美一定是真的。”[146]

关于卢梭的成就的一些特质，里顿·斯特拉奇的《法国文学的里程碑》（1912）中介绍得很到位。“卢梭的独特在于他的独创性……他既不代表他的时代，也不引领他的时代；他反对他的时代。他对世界的展望着实是革命性的……他是一位先知，有先知身上独特的灵性。”在卢梭的预言的核心，是“他本能的、出色的洞察力，能够觉知灵魂尊严的重要性。卢梭的独创性正蕴藏在这种洞察力之中。他的反叛是一种精神的反叛……卢梭率先统一了两种观念：首先，他复活了中世纪的灵魂理论，却没有触发它的神学根基；其次，他相信——这可能一半是无意的，一半又带有深刻的考量——俗世的、自在的（in himself）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147]接下来的一章将要探讨卢梭之后的一代人对以上洞见的发展。

[1] 即前文中《论科学与艺术的道德影响》一文成书后的标题。——译者注

[2] 塞缪尔·理查森（1689——1761），英格兰作家、画家，书信体小说的先驱作家之一。——译者注

[3] 译文引自《忏悔录》，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译者注

[4] 译文引自《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0——391页。——译者注

[5] 约翰·约阿西姆·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史学家。——译者注

[6]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1723——1792），英国画家，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创始人。——译者注

[7]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8] 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舒巴特（1739——1791），德国诗人、作曲家、风琴演奏家。——译者注

[9]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的开国元勋、物理学家、作家、出版商。——译者注

[10]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英国化学家。他对化学有重大的贡献，发现了氧气、氨气。——译者注

[11]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译者注

[12] 译文引自曹葆华所译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译者注

[13] “阿尔比翁的衣衫”，原文是Albion’s covering。在布莱克的《弥尔顿》中，阿尔比翁的形象代表原始状态下的人。这句话意在把人从“理性”的侵扰中解放出来。培根、洛克和牛顿都是理性时代的奠基人。——译者注

[14] 不熟悉该术语的读者可以把“一种认识论”（an epistemology）简单理解成一种规定知识的本质、来源、范围与认识方式的哲学学说。洛克认识论的重点是“人的认识都是来自后天经验的，丝毫没有天生的成分”。——译者注

[15] 理查德·霍姆斯，生于1945年，英国作家，对英法浪漫主义历史很有研究。——译者注

[16] 译文引自《少年维特之烦恼》，关惠文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17] 现代英语中的genius一词（以及法语中的génie）对应在汉语中，“天才”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天赋的才华，有时两种意思兼有。读者可以依语境理解，当原文只有“天赋才华”的意思时，译文直接翻译为“天赋”。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意义上的“天才”并不强调“先天”的意思，而注重“并非外在、从内心寻找”的意思。——译者注

[18] “博士”最初指的是《新约》中朝见新生的基督的“东方三博士”。——译者注

[19] 约翰森博士，即塞缪尔·约翰森（1709——1784），英格兰作家、文学批评家、诗人、词典编纂家。——译者注

[20] 范妮·伯尼（1752——1840），又称达布莱夫人，英格兰小说家。——译者注

[21] 音乐学院（Conservatoire），全称Conservatoire de Paris，即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乐团（Société des Concerts），全称Orchestre de la Société des Concerts du Conservatoire，即巴黎音乐学院管弦乐团。巴黎音乐学院及其管弦乐团都有悠久的历史，享有盛名。——译者注

[22] 贾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歌剧作曲家。路易斯·施波尔（1784——1859），德国作曲家、提琴家、指挥家。查尔斯·哈莱（1819——1895），旅英的德国钢琴家、指挥家。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女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23] 译文引自网络，译者不详。——译者注

[24] 焦阿基诺·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译者注

[25] 约翰·尼波默克·胡梅尔（1778——1837），奥地利作曲家。——译者注

[26] 约翰·格奥尔格·苏尔泽（1720——1779），瑞士数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27] 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德国诗人、小说家，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译者注

[28] 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3），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评论家。《莫班小姐》是他的第一本小说。——译者注

[29] 译文引自《浮士德》，杨武能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30] 译文来源同前，第678页。——译者注

[31]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政治活动家、政治作家。——译者注

[32] 维克多·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33] 即前文提到过的《莫班小姐》的作者，法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34] 焦阿基诺·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下文中仍会提到他。——译者注

[35] 译文引自《英诗的境界》，王佐良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6页。——译者注

第二章
明月的阴面

梦与噩梦

一个温暖明媚的夏夜，康沃尔的马克王的宫廷中，狩猎的号角声渐渐沉寂，伊索尔德王后在焦急地等待她的情人——特里斯坦骑士的到来。她不顾侍女的警告，下令熄灭了自己宫门前的火炬，发出了周遭无人的信号。不一会儿，两个恋人已经紧紧相拥在一起，爱意交融，同时响起了激烈的音乐伴奏。这样，在理查德·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二幕中，一场二重唱开始了，其长度在所有歌剧中名列前茅。在20分钟左右（具体取决于指挥的速度）的时间里，两位恋人在他们的缠绵中加入了对日光的发难：

日光啊！日光啊！

我们最卑鄙的敌人，

就让所有的仇恨和纷争都在白天发生吧！

白天意味着欺骗、幻觉、失望与沮丧，而对“夜晚的神奇世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如此赞扬道：

啊，永恒的夜！

甜蜜的夜！

壮丽的、崇高的

爱情之夜！

紧接着这几句台词是漫长二重唱的最后阶段，一连串管弦齐奏的高潮响起，并随着女佣的一声尖叫结束；接着，受到了羞辱的马克王带着他的随从入场。真是“爱极生悲”（post coitum triste）。特里斯坦的反应是：“乏味的白日，最后一次诅咒你！”[1]和济慈一样，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赴死之心沉入爱情”（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1]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写于1857至1859年间，在1865年首演于慕尼黑。此时浪漫主义的多数艺术分支都已经衰亡、过时，只有音乐在维持浪漫主义之火不灭——这个火的比喻完全合适，因为瓦格纳的不止一部音乐剧都在赞美黑夜。当时他是最新一位（但不是最后一位）夜的崇拜者。一百多年前的1742年，英国的教士爱德华·杨发表了一首很多节的诗，题为“对于生命、死亡与永生的抱怨或静夜思”（The Complaint, or, Night-Thoughts on Life, Death, and Immortality）。杨不断地想迅速弄明白生、死、永生，结果洋洋洒洒写了10 000行左右的无韵诗。这部作品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好评，在接下来的50年中出版了大约一百多个版本。[2]打头一行是“温婉的睡眠！疲惫自然的回复之手！”很常规的开头。不过，杨很快就别开生面地欢迎夜晚的到来，因为这是放飞想象力的时间：

灵魂在白天是被动的，她所有的思绪

拘谨、小心、间断、沉稳；而到了晚上，

灵魂去外物而得自由，去激情而得冷静，

思绪不受牵绊，不受压抑，

在无疆的世界里甄选自己的所爱。

虽然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可能不会同意说夜晚让他们“失去激情变得冷静”，但他们会赞同这一点，即杨不喜欢白天“虚饰的浮华”。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在关于天才的论述上，杨和德国学者互相唱和。在对夜的偏好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到了1759年，《静夜思》已经有十种不同的德语翻译，很多德语文学舞台上的大腕都是他的仰慕者，包括博莫尔、克洛普施托克（他给杨写过一首颂诗《致杨》）、盖勒特、维兰德、格斯滕伯格、哈曼和赫尔德。[2]赫尔德曾经说，他发现阅读杨的诗歌的最佳时间是在被星光照亮的夏日夜晚，在教堂旁边的花园中。“那里长着古老的柠檬树，在晚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灵魂也跟着摇晃。哲学的猫头鹰[3]不时发出空旷的叫声，叫声来自一座中世纪古堡的废墟，或是一座古老的哥特高塔。”[3]他还给予了杨最高的荣耀，赞美他是“一个天才”。[4]哈曼告诉赫尔德，自己曾经历过一种可怕的感觉，“好像自己所有的思想只不过是‘静夜思’的一个翻版，而且自己的各种念头永远摆脱不掉杨的比喻”。[5]

这种白日与黑夜的对立成为浪漫主义革命一个备受喜爱的主题。在更大的尺度上，这当然是对启蒙运动偏爱光明的反抗。查尔斯-尼古拉·柯升所画的《百科全书》卷首图，用图像概括了这一长达数卷的写作工程；他画的是一位光芒环绕的美女，她象征着真理，理性与哲学正温柔地揭开迷信之面纱，显露出她的光彩。诺瓦利斯在《基督教还是欧洲》（1799）里抱怨说：“光成了哲学家最钟爱的主题，特别是它在数学上的可测性，以及它的运动不受限制。相比光的色彩变化，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光线的折射，所以他们用‘光’命名了他们的伟大事业[4]。”[6]那种明亮但是乏味的环境就犹如病房一样，在那里诗性的想象力是不可能繁荣：“我知道所有的想象力是怎样的像梦一般，是怎样地喜爱夜晚，孤寂，而无意义。”[7]

与柯升的乐观主义画作相对立的是亨利·福塞利于1781年创作的《噩梦》。一个睡在床上的女人，两腿微分，胳膊垂在床边，嘴半闭着，鼻翼张开。使她做噩梦的，是她肚子上坐着的一只精灵（或者一只梦魔）。这个可怖的情境被画中一匹疯马[5]强化了：它的眼睛突起，嘴巴张开，从红色帘子后面探出头来。[8]1781年该画在伦敦皇家画院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又在整个欧洲大陆广受欢迎，被制成镌刻画[6]传播，很多还是地方上的盗版品。[9]歌德的赞助人，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在1781年莱比锡书展上看到一幅该画的复制品，反应很是热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能让我如此高兴的画了。”于是他开始收集所有福塞利画作的镌刻画。[10]在同时代没有别的画像这幅画一样，如此频繁地被讽刺画家模仿。

比较不为人知的是福塞利留在同一张画布背面的画。这是因为，直到20世纪中期底特律艺术学院得到《噩梦》时，《噩梦》背面的图像才被发现。这是一幅肖像，画的是一位容貌姣好、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摆着一个常规的端庄姿势。虽然福塞利没有透露她的身份，但她很可能是安娜·兰多特；1779年福塞利返回在苏黎世的家乡时，与她有一段热烈的恋情。福塞利意识到自己无德无能，结婚无望，难以当着姑娘的面一表衷肠，但却不惮向自己的朋友吐露真情。安娜的叔叔是著名作家约翰·卡斯帕·拉瓦特，福塞利给他写信说：“她现在在苏黎世吗？我昨天夜里和她上床了。我把睡衣乱糟糟扔在一边，用我发烫的手环住她，紧扣住她，我在她的身体和灵魂中融进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倾入了自己的气息和力量。现在，胆敢再碰她的人都犯了通奸与乱伦之罪！她是我的，我是她的。我会拥有她。”“每一个没有她的夜晚，我都躺在她的床上。”[11]根据艺术史学者H·W·詹森的观点，正反两面中的女人都是安娜·兰多特。伊拉斯谟斯·达尔文[7]在《噩梦》的一副镌刻画上加上了四行诗：

骑着他的午夜疯马，穿行在夜雾中，

掠过小群的野鬼，沼泽、湖泊和泥塘，

寻找昏睡不醒、为爱迷失的少女，

下马，微笑，坐到少女的胸脯上。[12]

在今天，福塞利虽然不如同时代的雷诺兹和庚斯博罗[8]出名，但是他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十分有影响力。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他被敬为和布莱克、歌德一样广博的天才。[13]虽然他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无偏无党的人，不能被当作任何艺术派别的代表人物，不过他确实把很多种可以侵蚀启蒙古典主义的力量统一在他奇怪的人格中了。他厌烦约束、均衡、和谐的观点，在生活和艺术中唯恐避之不及（虽然他把生活和艺术看作不同的两件事）。21岁时，他勇敢但有失明智地袭击了一位腐败的城市官员，从而被迫逃出苏黎世。之后他在欧洲漫游，过着一种吉普赛式的生活方式，因此他获得了一个“野生瑞士人”的绰号。拉瓦特如此向赫尔德形容他：

他是我所知的最具创意的天才。无他，只有能量、丰盈与镇定。有种战士的野性，那种极为崇高的感觉！……他的精神是暴风，他的行事如火焰！他行走在风的羽翼之上。他的笑是对地狱的嘲讽，他的爱情如致命的闪电。[14]

赫尔德对福塞利的评价，是“如山间激流一般的天才”。[15]自然，福塞利敬重卢梭，乃至写了一本论卢梭的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正义与自由业已被黜，伏尔泰驾着‘人性’的怪兽，而卢梭奋起迎战”。[16] 1776年，他和卢梭共度了几个小时，让他“高兴到了人的极致”，不过他们后来起了分歧（这确实是卢梭式的作风）。[17]同样自然的是，福塞利敬重往昔一切不经雕饰的、行不由径的天才，尤其是莎士比亚：这个莎士比亚属于暴力、神秘和梦境，属于麦克白的女巫、仙后的情色幻想。[18]正是莎士比亚的那些在古典主义者看来是不规范的品质，却是最受福塞利推崇的。就像他在一句格言（他很多名言说的都关于天才的本质）里说的：“莎士比亚之于索福克勒斯，就相当于风暴之夜中的闪电之于白天的日光。”[19]而他在罗马遇到的来自欧洲各地的学院艺术家，福塞利把他们当作“蠹虫”。[20]

福塞利从自己的内心寻找灵感。从他大量的自画像中，我们能看到频频出现的忧思，这说明他的内心所获是令人不安的。《噩梦》中的色情暗示在其他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不那么疯癫，但是表现得更明显。比如，一幅作于1809年的情色群像，画了一个斜躺着的男人，三个裸体的女人正在与他寻欢作乐：第一个女人正在帮助第二个女人与男人交合，而第三个女人正要将下体坐在男人的脸上。[21]虽然看不出画中的男人是否情愿参与，但在福塞利20年前画的一幅类似的作品中，男人的双手显然是被捆住的。福塞利有某种情结，关注饥渴女性与被压制的男性。最明显的一幅画题目正是“女人的狠心”（Female Cruelty），还有一幅画叫作“布伦希尔德看甘特被吊在天花板上”（Brunhild Watching Gunther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换句话说，福塞利不认为他阴暗内心中的幻想需要隐藏起来，而是正当的灵感源泉。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梦是最少被探索的艺术领域。”[22]

但是，一个男人的美梦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噩梦。福塞利意识深处的黑暗角落，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赞同（虽然他明显带有色情描写的画作在他生前并没有被公开）。1786年，在杂志《公共广告商》中，有一个匿名的评论家坦言，关于福塞利作品的优点，他没什么想法。他认为“图画表现的是，或者说应该表现自然景物，描绘得细致、有品位，”但是福塞利呢，“似乎画的所有主题都来自想象，这让他的作品几乎不可理解，从而也没有标准可以评判他的画，除了想象”。[23]在1785年皇家画院的展览中，霍勒斯·沃波尔站在福塞利的《曼陀罗：一个魔咒》前，在笔记本的边沿记下：“极端迷狂，从没有这样迷狂过：癫狂。”[24]这是一个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写这句话的可是《奥特兰托城堡》的作者，这本魔性的哥特小说是噩梦启发的产物。

福塞利把他色情的一面展现在公众的目光下，这是在追随他的先师卢梭的脚步。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说，在他能记得的岁月里，淫欲都在“我的血液中燃烧”。他写了一段激情澎湃的话回忆他的年轻时代，“我血管中无止息的骚动”，“我癫狂的臆想、狂野发作的意淫”，结果是卢梭变得“天性热忱、好色、早熟”。幸运的是，“我的敏感结合了我的怯懦和浪漫本性，”没有让卢梭陷入“最野蛮的纵欲”。[25]害怕违背道德，却有旺盛的性欲驱使，两者的紧张在卢梭的自传和文学创作中得到表达。谈到1757年《新爱洛漪丝》写作的最后阶段，他说：“春天归来，我的性欲狂乱严重了一倍，我写《朱莉》最后几段时，有几个词暴露了我当时饥渴的心境。”[26]

因为来自社会的压力，很少有作家敢像卢梭这么坦诚。不仅如此，卢梭的内省也成为界定浪漫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性从不遥远，不论用多么冠冕堂皇的语汇来掩饰。事实上，浪漫主义的色情由来已久。在启蒙的古典主义主导时代，出现了很多情色书，比先前的时代都多。而且这些都是淫书，经常针对教会，像狄德罗的《修女》（La Religieuse）、让-巴普蒂斯特·德·波义耳[9]的《哲学家特莱丝》（Thérèse Philosophe）。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露辛德》（Lucinde，1799）则不属于淫书那一类；它将性视作通向心灵沟通的道路，而非通向心理满足的法门。《露辛德》的出版揭露了一部丑闻，因为该书所以闻名，是因为它以描写作者和多萝特雅·维特的通奸为原型。多萝特雅·维特是摩西·门德尔松[10]的女儿，施莱格尔与她同居了多年，才最终“让她成了一个坦诚的女人”（making an honest woman of her）——用一种最近才过时的说法说。那时的读者群虽然是由《少年维特之烦恼》培养起来的，但他们看了《露辛德》中的一些淫荡片段还会感到很震惊。比如这一段所描写的朱力亚斯（露辛德的情人）的爱欲之梦：

微妙的火焰流遍了我的血管；我梦寐以求的不只是一个吻，不只是你双臂的一个拥抱；不只是辟开忍耐的荆棘，不只是甘愿臣服，冷却那甜蜜的火焰；我欲求的不仅仅是你的唇、你的眼或你的身体。不如说，我要的是所有这些浪漫地混合在一起，是最丰富的记忆与渴望的奇幻交融……我们之间，机智与欢喜此起彼伏，成了我们合二为一的生命的共同脉搏。我们彼此相拥，像宗教一样忘我。我乞求你，把身体完全交给疯狂吧，哪怕就一次；我乞求你，打开你难填的欲壑吧。[27]

令丑闻变得更严重（非常严重！）的是，朱力亚斯和露辛德之间的不合法关系最后并没有归于不幸、追悔莫及或纠缠难解的结局；相反，他们的结局幸福美满。施莱格尔的一句格言同样不守常规：“爱的权利高于祭坛上的仪轨。”[28]

爱人“像宗教一样忘我”地相拥震惊了正统的基督徒，但宗教和爱情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讲没什么矛盾——或者至少其中的德国人会这样想；对他们来说，浪漫主义是“宗教在美学上的延续”。[29]这种美学既包括肉体的诉求，也包括精神的诉求。确实，两者互相纠缠，很难解开。正如施莱格尔的朋友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其小说《哥德维》（Godwi）中说的那样，只有纵欲的人才真正是宗教的人，而且“人如果天性上倾心于欲望的快乐，但却不放纵其中，那才是腐化的。没有什么人比一个喜爱肉欲享受的贞女更不贞的了”。耶拿聚会的另一个成员诺瓦利斯，习惯把宗教启示和性爱经验混为一谈；他曾写道，触到了人体就是触到了天堂。[30]在他1799到1800年间写的《夜之颂歌》中，他糅合黑暗、死亡和性，给出了终极的诗性表达。

神奇的夜世界

夜与梦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比喻。为之诠释的绘画很多，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因为其原创性与感染力而独树一帜。从视觉上不难佐证，他的创造精神展翅飞翔的时间主要是夜晚，或者至少在黎明或黄昏：《月光下的海景》《月光下的海岸》《月光里的北海》《海上月升》《巨人山上的月》《格雷夫斯瓦尔德在月光中》《小镇月出》《沉思月亮的男女》《月出海边的两个人》《波罗的海的夜晚》《夜中的星》，不必说还有一幅画就叫《夜》（描绘的是一只被风暴打翻的船）。[31]在弗里德里希的画里，阳光普照的机会很少，即使有阳光，也是太阳将要落下的时候。他的作品多是内向、沉思的，最有代表性的是1824年创作的《墓地大门》。根据一个到访过弗里德里希画室的俄国客人的说法，他画中描绘的是一对丧子的夫妇，他们的孩子白天刚刚被埋葬在这个墓园里，到了傍晚他们又回来探望。夫妇在墓园的大门口张望，看到婴儿的灵魂飞落下来，徘徊于其他坟头上的先灵在问候他。[32]不过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弗里德里希表达从此岸望向来世的高超技巧，我们可以直观地欣赏。正如我们不必信仰来世，就能欣赏他的创造力。1840年他去世时，时年65岁；当时他的声名久已衰微，在19世纪的后半叶也毫无起色。但到了20世纪，他再次魂归浪漫主义绘画艺术的风口浪尖，因为他的图画有了一种新的感召力。受到感召的已经不仅是画家：塞缪尔·贝克特[11]在柏林观赏《思考月亮的男女》时评论说：“要知道，这就是《等待戈多》的源头。”[33]

对夜晚的看法的转变是浪漫主义的核心，这在音乐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8世纪，任何以“夜曲”（意大利语中的notturno或德语中的Nachtmusik）为题的音乐都是欢快的曲子，由管乐或铜管乐合奏，用作夏季室外晚宴的背景音乐。莫扎特1787年创作的《一首小夜曲》（Eine kleine Nachtmusik）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它的开头一段是所有音乐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一听立马就能认出来。这导致它在很多不合适的场合被过度播放——从飞机上到购物广场里——播得太多，以至于人们听而不闻。

约翰·菲尔德在1812年创作的“夜曲”（nocturne）则完全是另一种东西。[34]这是“夜曲”一词首次出现在法语中，并且首次应用于钢琴独奏的形式。菲尔德是爱尔兰的侨民，1782年生于都柏林，曾在伦敦于穆齐奥·克莱门蒂[12]门下学习（而且被他无情剥削了）。1802年移居俄国。菲尔德结合自己大师级的钢琴技艺和对意大利歌剧（在他客居的国家非常流行）的直观了解，创作出了真正有特色的音乐。[35]很多现有的录音显示，这种音乐有一种直接的、魔法般的感召力。即便李斯特这样有造诣的音乐家也对他敬仰有加：“菲尔德发明的‘夜曲’（nocturne）的名称非常适合这些曲子。因为它们一开始的一段旋律就能立刻把我们带入夜晚的时光，灵魂不再受日间琐事的烦扰，变得孑然一身，飞升到神秘的领域、群星闪烁的天堂。”[36]李斯特还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听菲尔德的音乐让他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常被那种“醉人的温柔”诱入一种恍惚的心境。

很多音乐家模仿菲尔德，以此体现对他的恭维。肖邦在1829年到1847年间写了21首夜曲。他探索出的深度和变化，令夜曲这一风格在钢琴曲中牢牢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他的降E大调夜曲Op. 9 no. 2几乎和《一首小夜曲》一样为人熟知。能在普及程度上与它竞争的大概是李斯特的夜曲no. 3，发表于1850年，它更著名的名字是《爱之梦》（Liebestraum）。整个19世纪，其他作曲家更充实了这一曲式，他们包括舒曼、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斯克里亚宾、格里格、德彪西、福莱、萨蒂、丹第、普朗克。[13]

菲尔德和肖邦的夜曲中的夜，是温柔的、忧郁的、沉思的、渴望的、倦怠的时光——浪漫的时光。最开始，菲尔德把他的夜曲叫作“罗曼思”（romance）。[37]节奏是不变的柔和，大多数曲子标的都是“中板”、“行板”或“慢板”。若偶尔有白云穿月，那总是春天或夏天的夜晚。夜曲适合为咏夜诗伴奏，这种诗在法国浪漫主义者中很流行。比如阿尔弗莱·德·缪塞在《五月之夜》一诗中，借缪斯之口说：

诗人，拿起你的琴；细草坪上的良夜

在它香的纱幕里轻轻摇荡着春风。

玫瑰花儿还正在含着苞，春心未泄，

它准备着拼一死醉倒那钿色狂蜂。

你听呵！万籁俱寂；该想到你的爱人。

今夜那菩提树下，荫棚儿密叶森森，

夕阳给它留下了渐转温和的别意。

今夜是百花齐放：长生不老的自然，

充满着幽香、软语，到处是情爱缠绵，

像一对少年夫妻喜气洋洋的床席。[14]

但是在夜中也会有痛苦、忧愁和苦难，也会是天气转冷、风暴骤起的时间。这就是弗兰茨·舒伯特在《冬之旅》（Winterreise）中描绘的。他在短暂生命的倒数第二年，谱了这部声乐套曲。而其中所配的24首诗，全部出自普鲁士诗人威廉·米勒之手，他与舒伯特从未谋面，却同样死于1827年。不论后世怎么评价米勒毕生的诗作，单是为舒伯特两部最伟大的声乐套曲［另一部是《美丽的模仿女》（Die schöne Müllerin）］作词，就足以令他名正言顺地永垂不朽了。他诗中无名的主人公在夜中绝望地穿过冰封的土地，只为了逃避一段不美满、无回报、完全不值得的爱情。在死寂的夜里，他路过那棵椴树，树干上刻着他曾经的爱情。想要看春日暖阳、亮丽的花，只有夜宿烧炭人住的茅舍里，做个梦才有可能看到。旅人在黑暗中看到的灯光，原来只是鬼火而已。他穿过沉睡的村庄，狗对着他吠叫，扯动着锁链。他忽视指向城镇的路牌，专挑荒废的小道走，因为他知道他要走向一个无法回头的地方。在套曲快要结束之前，有一段名为“勇气”，旅人从未纾缓的悲惨心境被一个决然的愉快决定中断了：他要停止逃避，回到世界，不论有多大的风雨。他叹道，即使人间不能找到神，至少他可以自己做一个神。这一阵欣喜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后一段词中，他来到一个荒村，唯一陪伴他的是一位老乞丐，他的脚和手都冻僵了，端着一只空碗。

虽然身患梅毒让舒伯特在死前忍受了漫长的煎熬，但此时他的创造力却空前绽放。他死前18个月创作了30多部作品，包括降B大调（D898）和降E大调（D929）的两首钢琴三重奏[15]，一首C大调弦乐四重奏（D956），一部他死后以“天鹅之歌”（Schwanengesang）为题发表的组歌（D957），三首钢琴奏鸣曲（D958-60），以及一部最为雄心勃勃（也是最伟大）的组歌《岩石上的牧羊人》（Der Hirt auf dem Felsen，D965）。即使有如此多的作品，舒伯特为《冬之旅》谱的曲还是因为情感强烈而脱颖而出。不论是由男高音（伊恩·波斯特里奇）、男中音（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还是女中音（碧姬特·法丝宾德）演唱，[16]七十余分钟的《冬之旅》用音乐最好地回应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叮嘱：艺术家要搜寻自己的内心，“把你在黑暗中看到的带到日光下，从而它就能影响到其他人，从外在进入内心”。舒伯特自己坦诚说，米勒的诗作深深触动了他。他的老朋友约瑟夫·冯·施鲍恩有如下记录：

有一天他对我说“今天来一趟肖博家，我给你唱一套超赞的歌。我非常想知道你听了以后会怎么说。其他任何歌曲都没有像这一首那样感动我。”于是，我去听他唱了，他的声音饱含感情，为我们唱完了全部《冬之旅》。这套歌的感情如此阴郁，我们听完都默然了。肖博说他只喜欢其中一首，《椴树》（Der Lindenbaum）。对此，舒伯特只是说：“我喜欢这些歌超过任何其他的歌，你也会逐渐喜欢它们的。”他是对的，很快我们就热烈喜欢上了这些忧郁的歌……德语中没有比这更美妙的歌了，这是他真正的天鹅之歌。[38]

1815年，米勒在日记里写道：“我既不会演奏，也不会唱歌，不过当我写诗的时候，毕竟还是要歌唱。如果我可以写一些旋律，我的歌词会比现有的更好。但我敢于写！可能某处藏着一个精灵，听取了文字背后的旋律，并把它告诉了我。”[39]

理性的昏睡

菲尔德的夜是舒缓、温暖的，舒伯特的夜是冰冷刺骨的。但在戈雅著名的蚀刻画《理性的昏睡催生怪物》（El sueño de la razón produce monstros，1799）中又描绘了什么呢？他画了一位艺术家在他的书桌上睡着了——该画三个版本中的第一个画得很清楚，其中的艺术家正是戈雅自己。[40]在艺术家的左肩上蜷着一只黑猫，右边地板上一只猞猁冷漠地看着他。左边书桌侧面写着本作的名字。给出画名的西班牙文是必要的，因为“sueño”既可以指“睡”，也可以指“梦”。这不是要抠字眼。画名通常的理解为“理性的昏睡催生怪物”，而且一般认为这幅画“并没有为一种提倡不羁想象的暗黑艺术张本，而是一个警示，暗示了如果艺术家任由他被想象力左右，会发生怎样的后果”（乔治·列维京）。[41]戈雅自己对该画第二个版本的评论也使得列维京的观点更加可信，戈雅说：“画家已经入梦。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革除人们普遍迷信的有害观念，《狂想集》（Caprichos）[17]发出了永恒的真理宣告。”当时他就希望用《理性的昏睡》来推介他的蚀刻画集《狂想集》（西班牙语中caprichos意思是幻想、想象力之发挥）。

画中出现的动物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幅画的旨意本质是启蒙的。在第一版中有一只驴，象征愚昧；一只舌头垂在嘴边的狗，象征贪婪；一群蝙蝠，象征虚伪；猞猁，一本当代西班牙语词典说“它视觉敏锐，十分精明，能认识细微的事物，会不顾困难地探索”[42]。在最后一版中，驴和狗不见了，出现了一只黑猫，它是猞猁的恶的对立面。但是，几只猫头鹰又是什么意思呢？它们是和雅典娜（或密涅瓦）有关系的生物，象征着智慧吗？抑或它们是西班牙语中象征愚昧和黑暗力量的猫头鹰（Búhos）？在第三版、也就是最后一版中，猫头鹰给戈雅叼来了粉笔，这意味着一个好的灵感来源吗？是在鼓励他运用从潜意识中生发的想象力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sueño”就更适合理解为“梦”。或者，它在诱导邪恶，想让他走上疯癫的不归路，沉溺于不受理性控制的想象中？要是这样的话，“sueño”就应该是“睡”的意思了。

戈雅自己并没有把意思说明。那条据说是出自戈雅之口的评论其实是别人写的（比如他的朋友、剧作家莫拉丁[18]）[43]：“被理性遗弃的想象力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怪物；如果与理性结合，她是所有的艺术之母，是所有奇迹的源头。”另一种完全可能的说法是：戈雅无疑是启蒙运动的人。戈雅的一部分友人是西班牙启蒙哲学家（ilustrados），如加斯帕尔·梅尔乔·德·霍贝拉诺斯，戈雅最伟大的肖像作品画的就是他，两人的深厚友谊因此永垂不朽。[44]戈雅绘画生涯的前半段比较平常：在萨拉戈萨学艺，在意大利侨居，从那里回西班牙以后得到国家的赞助（为皇家制毯厂绘图或为王室画像）、教会的赞助（为祭坛或墙面作画）和贵族的赞助（画像）。1780年，他成为马德里皇家画院的成员，5年后任主管代理，又一年后任国王的御用画家。[45]

不过，在1792年，46岁的戈雅染上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最后完全聋了。突发昏厥、间歇的失明、幻觉，这些都是令他苦恼的并发症状。[46]另一面的并发症是，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突变。他告诉他的朋友（也是皇家画院的副院长）伯纳多·德·伊利亚特，他准备画一些压箱底的画，描绘一些“受委托而作的画不能画的主题，发挥一下狂想和捏造的力量”。应运而生的12幅画中，有6幅表现的是斗牛（戈雅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剩下几幅画的是一场夜间大火之后的幸存者、一场船难后的幸存者、一伙巡回演出的伶人、一场公路抢劫、一所监狱的内景、一所疯人院。[47]疯人院那幅画是基于戈雅的真实经历，他向伊利亚特描述说，那是“一个装满疯子的农村院落，两个裸体男人正和他们的看守打架，看守操着一只麻袋打败了他们，还打了其他的人（此情此景是我在萨拉戈萨亲眼见到的）”。[48]不过，那幅画与其说是对疯人院场景的再现，不如说表达了戈雅不正常的心境。

此时，戈雅已经逐渐离开了他之前工作的画院环境。1792年，在他染病前不久，还在皇家画院关于授课改制做了演讲。虽然他宣称坚守模仿性美学的核心准则，把“对自然的准确模仿”认定为绘画的唯一目标，但是他也坚决反对学院教条主义。他说：“画院不应限制过严。”任何涉及强制和奴役的因素都应革除，必须废除所有学生统一修习的必修课表，因为“绘画是没有统一规则的”。即使是最伟大的画家，也无法解释“他如何获得对事物的精深领悟与鉴赏，而这是伟大的艺术的必要条件”。自然确实需要模仿，但是模仿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深刻的、参不透的谜！”[49]

7年之后，当他为《狂想集》撰写广告时，进一步走向了表达性美学：

作者没有跟随任何前辈作者的脚步，也没有复制自然本身。模仿自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一个成功的模仿值得崇敬。与自然分道扬镳的人一定极高地看重尊严，因为他需要的艺术形式与布局，只存在于一个不理智心灵的黑暗与迷惘之中，产生于不羁的激情之中，现在却要他摆在公众的眼前。[50]

虽然说起来不够前后一致，但戈雅还是强调他的首要目标是道德进步：“诗歌和散文可以批评人类的错误与罪恶，绘画这么做也是合适的。”他的目标是讽刺“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不清的缺陷和愚行，以及被习俗、愚昧和自利推崇的偏见与欺骗”。他用一番巧妙的话为广告做结，为模仿式艺术给出了一个想得到的最好的定义：“和诗歌一样，绘画从永恒之中找出最适宜的。绘画采纳自然中不同事物上的各种品质与境遇，把它们汇集在一个想象的造物上。这样，画家巧夺天工，不仅进行了忠实地呈现，也做了一个创造者，而非被动模仿者。”[51]

在《狂想集》的80幅蚀刻画中，有一部分确实将讽刺的锋芒指向了同时代的人，比如僧侣、修士、宗教裁判所和女王的情人曼纽埃尔·戈多伊。但如果噩梦般的画面一个接着一个，再怎么有说教意义也会令人捉摸不透。戈雅让自己的理智陷入昏睡，在梦里他进入了自己潜意识的心智。他从内心带回外部世界、并以独特手法画出来的东西，完美印证了亚历山大·蒲柏的恐惧：

恐惧当道，理性在它的宝座上还能否坚持？

还能否驾驭已知，而且不惧怕未知？

还能否探寻这两个世界，勇敢且整全，

哪怕有巫婆、恶魔、幻境和火？[52]

戈雅的艺术世界没有牛顿力学，居住着残疾人、罪犯、娼妓、怪物、恶鬼、巫婆、魔法师和疯子，互相之间做着说不清的事。比如，第十九幅画，《他们全部都将坠落》[53]，该怎么理解呢？画中一棵树上站着一只诱鸟[19]，长着荡妇的脸和前胸。她的周围，翻飞着很多长着男人脸的鸟。画面下方展示了他们最终的下场：两个妓女和一个老妇拔光了一只怪鸟的羽毛，正把一根木棍插入他的肛门里，呕吐物从他嘴里流出来。确实，理性的昏睡会产生怪物。戈雅可能也会同意哈曼，认为梦“是通往认识自我内心的炼狱之旅”。[54]戈雅本人就写过，他“画的是他的梦”。[55]戈雅对女巫很感兴趣，近乎迷恋，《狂想集》有四分之一画的是女巫。戈雅也并未理会伏尔泰式启蒙哲学家对女巫的批判和不屑一顾。他写道：“当白日初升，他们就各自飞散：女巫、地精、幻影、幽灵……他们在白天躲在哪里，把自己关在哪里，没人找得到。”[56]所以说，即使戈雅果真按启蒙运动的章程行事，那他也用浪漫之语言行启蒙之事。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戈雅见识了拿破仑的军队——军队装备上启蒙主义，如虎添翼——但它却为戈雅创造更黑暗、更引人入胜的画面提供了素材。

同样在《狂想集》发表的这一年（1799），歌德正在写作《浮士德》的“瓦普几斯之夜”（Walpurgis Night）这一章。五旬节的前夜，浮士德和糜非斯托登上布罗肯峰，哈尔茨山的最高处，去众魔女那里度安息日。在去撒旦王座的路上，他们看到了奇幻的生物，和戈雅想象中那些很像。歌德描写了鬼火、蝾螈，当然还有猫头鹰；树木伸出根须想缠住路过的人；不同模样、不同身形、不同年龄的魔女，包括骑母猪的女巫“包诺妈”；还有一位将军、一位大臣、一个新贵，一只从年轻漂亮的魔女嘴里钻出的红老鼠，等等。这一章好像在呼唤着费德里科·费里尼[20]将它拍成电影，单单是其中暗示情色的描写就很有料：

浮士德（带着年轻女子跳舞）

我曾做过一场美梦，

梦见了一棵苹果树；

两只苹果闪耀枝头，

引诱我向树上爬去。

美女

打从在乐园的时候起，

你便对苹果馋涎欲滴；

因为高兴我十分激动：

苹果也长在咱园子里。

糜非斯托（带着老婆子跳舞）

我曾做过一场噩梦，

梦见一棵裂开的树；

树上有一个大窟窿，

窟窿再大我仍受用。

老婆子

对于你这位马脚骑士，

我要致最诚挚的敬意；

你要是不嫌弃窟窿大，

就请把粗塞子准备起。[21] [57]

歌德不但让他的想象力自由驰骋，而且借机报复了柏林启蒙运动的老前辈弗里德里希·尼可莱，他曾经非常不明智地发表了一篇文章，笨拙地讽刺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魔女的安息日聚会那里，尼可莱作为“Proktophantasmist”出场；在英译本里，这个词被恰当地翻译成“Mr Arsey-Phantarsey”（即“用屁股思考的先生”），英语译者大卫·卢克很有想法。

臀部思想者

该死的东西！竟敢胡为妄行！

鬼怪的腿脚永远正常不了，

我不是早就向你们作过证明？

你们竟跳起舞来，像我们其他人！

……

你们还在跳！真是闻所未闻！

快滚！经过启蒙咱们眼亮心明！

……

我可早已开始清除迷信愚妄，

但总除不干净，真太不像样！[22] [58]

艺术家的鸦片

歌德和戈雅都不需要用人工刺激释放藏在他们潜意识中的魔鬼。济慈不仅不需要，还在《忧郁颂》中建议戒掉它们：

不呵！不要到忘川去，也不要拧绞

根深的乌头，把它的毒汁当美酒[59]

令他进入恍惚入迷的境界的是诗性的敏感，正如他在《夜莺颂》开始几行中写的：

我的心疼痛，困倦和麻木使神经

痛楚，仿佛我啜饮了毒汁满杯，

或者吞服了鸦片，一点不剩，

一会儿，我就沉入了忘川河水。[60]

四节诗之后，他明确地反对刻意地辅助艺术创作：

去吧！去吧！我要向着你飞去，

不是伴酒神乘虎豹的车驾驰骋，

尽管迟钝的脑子困惑，犹豫，

我已凭诗神无形的羽翼登程。[23] [61]

另一些人则更喜欢借助触手可得的致幻剂。这些药剂在药店就可以买到，没有任何限制；常用的是“鸦片酊”，即溶在酒精中的鸦片。当时在英国，这种药每家每户的药橱里都会放一瓶，当作止痛剂用。[62]最热衷使用鸦片酊的是托马斯·德·昆西，他最初为了缓解胃痛开始服用，然后不可救药地上了瘾；1821年他出版了《瘾君子自白》一书。不过，这本书的标题与其说是一个糟糕的成瘾警告，不如说是在表达一个本来就惯于自省的人，因为吸毒而更加仔细地审查自己的内心生活。德·昆西表示，他的主要目的是“揭示潜在的属于梦境的某种宏大的东西”，包括“那种恍惚、最深沉的白日梦，这都是鸦片能为人性做的贡献——把它推上巅峰”。[63]

另一个使用者是埃克托·柏辽兹。幸运的是，他只是偶尔有瘾。他性格上有很多浪漫主义的特质，其中一个就是认真自省。1830年，26岁的他给父亲写信说：“我希望我能找到一种特效药，能够缓解那种始终折磨着我的疯狂的兴奋感。但是我永远也不会从别处找到它，我生来就带着这种药。我一直习惯观察我自己，这意味着没有什么感受会被我遗忘——我通过镜子看自己。我经常经历最不凡的感受，然而没什么让我明白这些感受；神经兴奋无疑是原因，但是其效果就像服了鸦片一样。”[64]他确实很敏感，当他听说最喜欢的格鲁克[24]的歌剧《伊菲姬尼在陶利德》（Iphigénie en Tauride）即将开演的消息，他就会激动地双腿发抖，牙打战，头发昏，甚至流鼻血。[65]

柏辽兹很可能读过1828年法文版的《瘾君子自白》。而这一版本的译者就是阿尔弗莱·德·缪塞；缪塞还在译本中加了一段，写一个主人公在毒品的作用下，幻想他犯下了一个可怕的罪，而且听见他背叛死刑。这正是柏辽兹《幻想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题，这一乐章写于1830年，标题为“一个描写艺术家生活的章节”。[66]他在笔记里写道：“在一阵绝望之中，他（这位艺术家）想用鸦片毒死自己。但毒品没有毒死他，却引发了可怕的幻觉，让他相信自己亲手杀了他的爱人，被判死刑，并且见证了自己被处死。他走向断头台，看到刽子手、士兵和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末尾，旋律重复，犹如最后的爱之提醒，但被骤然落下的铡刀斩断。”[67]虽然断头台的铡刀突然落下由一个着重音强调，但这还不是交响曲的结尾。在接下来最后的乐章“魔女的安息日之梦”，这位艺术家“被一群丑陋的恶魔和女巫环绕，他们汇聚一堂欢度安息日”。

我们有相当的理由把《幻想交响曲》当作法国浪漫主义的巅峰。这部交响乐直接的灵感来源于柏辽兹对爱尔兰女演员哈里特·史密森无果的爱情。柏辽兹看了她饰演英语《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虽然基本听不明白，但他还是爱上了她。《幻想交响曲》也标志着柏辽兹艺术独立的宣言：“现在我既已打破了庸常之锁，我看到一片广袤的领域在我面前展开，学院规则曾一直禁止我进入这片土地。”促成这一解放的是“令人敬畏的巨人，贝多芬”。[68]在他写给妹妹饱含深情的信中，他甚至给他的叛逆染上了一层香艳的色彩：“你想象不到，当一个作曲家可以自由地依自己的意志而动，那是一种怎样的欢喜。当我的乐谱第一次得到了赞扬，当我把我的乐器列队排好，当我顾念着那一片学院偏见禁止触碰的处女地；自从我的解放，我把她当作自己的领地，我莽莽撞撞，慌忙地想将她收获。”[69]除了莎士比亚、缪塞、德·昆西、贝多芬和歌德，其他对《幻想交响乐》产生影响的人是一连串的法国浪漫主义者：夏多布里昂、维克多·雨果、阿尔弗莱·德·维尼[25]，以及热拉尔·德·奈瓦尔[26]。[70]

柏辽兹之所以能一直保持法国巅峰浪漫主义者的地位，同样也因为他激起了传统卫道士的反对。1832年，法国音乐批评的老前辈弗朗索瓦·费蒂斯（其实他生于比利时）大肆鄙视了柏辽兹自谓的革命性。他认为，柏辽兹自称发现的秘密禁地，其实都纯属无稽之谈；费蒂斯觉得柏辽兹只是还不会走就想跑罢了，而且柏辽兹也学不会什么了，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年轻了。[71]两年后，费蒂斯的儿子埃都阿重提父亲的批评，他质问道，一个如此庸常的作曲家，怎么就被公众赞美为一个崇高的天才而与贝多芬和韦伯[27]比肩？埃都阿自己的答案是，柏辽兹一直十分狡猾；他意识到在浪漫主义者与古典主义者的论战中，年轻人是站在浪漫主义一方的，所以柏辽兹就与青年结盟，使用他们的语言，而且自觉地把自己的作品用浪漫主义的意象包装起来。所以柏辽兹便被无知庸众推崇为伟大的创作人；人们意识不到，柏辽兹所谓的创造力，无非是对音乐的一些经典形式加以夸张；人们也意识不到，让柏辽兹把一个旋律拓展到哪怕20小节，他都做不到。[72]罗伯特·舒曼[28]对《幻想交响曲》提出了一个更中肯的评价。他说他看过谱子很多次，“先是困惑，继而畏惧，最后才感到惊奇与崇拜”。[73]

大智慧一定与疯癫相连

不论嗑不嗑药，去往心灵潜意识的内省旅途会跨入一个异常黑暗的领域；这个空间里已经不仅仅是个性、怪癖或反常，而且有纯粹的疯狂。在18、19世纪之交，人们看待疯癫的方式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这并非偶然。当然，早在古希腊，人们就相信有创造力的头脑一定是古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会表示赞同。柏拉图认为：“带着清醒的头脑注定叩不开诗歌之门。”而亚里士多德说：“诗歌需要有天分的人……或者有点疯的人。”[74]在近世，约翰·德莱顿曾写道：

大智慧一定与疯癫相连，

它们差隔只在一线之间。[75]

相反的是，从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对理性的重视，并不鼓励人们去同情精神异常者。一方面，人们不再认为疯子是被恶魔附体了；但另一方面，他们被边缘化，被视为动物，因为他们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宝贵财富：他们的理性能力。启蒙运动是精神病人的黑暗时代。甚至像罗伊·波特这样的修正主义[29]史学家，费尽心思想为启蒙运动脱罪，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故事真是可怕。在法国，疯人被用链子拴在地窖里；在德国，被鞭打；在伦敦的疯人院，挤眉弄眼的看客嘲弄他们——这全是真的。铐着、一丝不挂、肮脏，睡在草席上，拥挤、臭烘烘的环境。疯人被夺去了做人的资格。”[76]

波特也意识到，“浪漫主义运动刷新了人们对疯子天才的兴趣，文艺复兴的柏拉图主义培育了这样的天才，继而在理性的时代受到了压抑”。[77]歌德笔下想自杀的维特、华兹华斯的《智障男孩》、骚塞的《傻瓜》、布莱克的尼布甲尼撒、福塞利的《疯狂凯特》、拜伦的《塔索的悲叹》、德拉克洛瓦画的塔索肖像，[30]还有其他很多对精神失常者的描写——这个时代不缺乏疯癫，艺术家用各异的方式诠释了疯癫的魅力。自省，结合个人至上的信仰，令很多浪漫主义者不仅对疯狂大感兴趣，而且对疯人也报以同情。看到自己不平静的内心后，福塞利和戈雅同时选择了去描绘疯人院：前者凭记忆画过罗马精神医院的一个真实场景，后者有画作《萨拉戈萨疯人院》。[78]同样关于精神病，有一些例子之间的反差十分耐人寻味。比如威廉·贺加斯[31]的《浪子生涯》组画（1735）中描绘疯人院场景的那幅，以及近一个世纪之后泰奥多·席里柯[32]对精神失常人群的五次研究。贺加斯的作品展示了汤姆·拉克维尔（即《浪子生涯》的主人公）正被铐起来的情景，他周围有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似的人在闹腾：有疯数学家、疯音乐家、一个自况为国王的裸男，四周还有看客在围观。而在席里柯这边，他受朋友艾蒂安-让·乔热医生之托，为他的病人画像；这位医生是精神病学治疗的先驱，执业于巴黎萨彼特里耶医院。画出来的疯人肖像与霍加斯的疯子图相比较，风格大相径庭，但是一样令观者不适。[79]

对有些浪漫主义者来说，对疯人的同情与理解可能会上升到近乎尊敬、甚至嫉妒的地步。他们相信，疯人找到了一种返回卢梭所谓的自然纯真状态的方法，他们将自己从压抑的文明、道德的律令中解放出来。那些精神摆脱了社会羁绊的人，将会拥有对更高形式真理的神秘洞察——这在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有所显示，比如威廉·柯珀、荷尔德林、约翰·克莱尔、威廉·布莱克、克莱斯特、理查德·达德、克里斯托弗·斯马特[33]、布伦塔诺和舒曼。[80]约翰·加斯帕·施普茨海姆[34]有本书叫《心智紊乱或疯癫症状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Deranged Manifestations of the Mind, or Insanity，1817），威廉·布莱克买了一本，书里有一页的边角上还写着：“柯珀来对我说：‘噢，我其实一直是疯的；我永远也安生不下来。你能把我真正弄疯掉吗？我会永不休止直到疯掉。噢，那样的话我将回到上帝的怀中。我将重获健康，与我们所有人一样疯狂——所有人——不因为失去信仰而受到伤害——不受到培根、牛顿和洛克的伤害[35]’。”[81]曾经很多看似平凡的时间，一去不返了，却又有很多人回望过去，陷入忧郁与迷狂之中。比如查尔斯·兰姆[36]对他的朋友柯勒律治说：“我回顾过去，心里充满了阴郁的嫉妒。曾经那一段时间，我享受着纯真的快乐。老柯，如果你没疯，就别梦想体味到想象力的所有宏伟与苍茫。现在，一切对我来说都了无生气。”[82]热拉尔·德·奈瓦尔说得更简练：“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把疯癫当作病——我感觉更健康了。”[83]

在所有对疯癫的浪漫主义描绘中，歌剧舞台上的疯癫形象产生了最为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原因之一是歌剧是结合了视觉、诗和音乐的艺术形式。现代音乐理论家艾伦·罗桑德认为：“疯狂是歌剧中一种怪异的状态，因为它许可逼真性的悬置（the suspension of verisimilitude）[37]。这么说的话，歌剧算得上是一种本质上疯狂的体式，因为歌剧里歌唱和说白的双重语言模式，为分裂的、破碎的人格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表达方式。”[84]疯癫主题的歌剧并不是前无古人的，活跃于17世纪意大利的两位作曲家蒙特威尔第[38]和卡瓦里[39]，就创作过有疯癫情节的歌剧。但是在19世纪的前半段，明显有一大波疯癫剧涌现出来。说一些最著名的，有温琴佐·贝利尼的《海盗》（Il Pirata）、《梦游女》（La Sonnambula）和《清教徒》（I Puritani）；葛塔诺·多尼采蒂的《安娜·博列那》（Anna Bolena）、《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托尔卡托·塔索》（Torquato Tasso）、《玛利亚·帕迪拉》（Maria Padilla）和《村女琳达》（Linda di Chamounix）；威尔第的《拿布果》（Nabucco）和《麦克白》（Macbeth）；梅耶贝尔的《北方的星》（L'étoile du Nord）和《迪诺拉》（Dinorah）；昂布鲁瓦·托马的《哈姆雷特》（Hamlet）[85]。[40]以上歌剧也是最受大众欢迎的，在全欧洲有非常广泛的观众。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歌剧风靡欧洲。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退出过舞台，而且它们从没有像今天那样为人耳熟能详。多亏了录像的技术进步，人们得以欣赏琼·萨瑟兰[41]1982年在大都会歌剧院演绎《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第三幕的发疯情节——还有，观众们狂喜的反应，欢呼、叫喊、跺脚，使得表演不得不中断了几分钟。[86]

在描写露琪亚失去理智、无法自控的状态时，多尼采蒂借鉴了他自己的经历。1835年创作其中的音乐的时候，他受梅毒各种症状的折磨已经很多年了。直到1848年，他最终因为梅毒丧命。两位查看过他的病历的专家总结说，他可以在“音乐上、肉体上、心理上、生物上和戏剧上描述精神失常对一个人的毁灭性影响”。[87]可悲的是，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罹患这种可怕疾病的音乐家。同样遭此不幸的音乐家有舒伯特、帕格尼尼、舒曼、胡戈·沃尔夫[42]和弗里德里克·戴留斯[43]。

疯狂被歌唱了出来，演了出来，舞了出来——最有影响力的一出是在《吉赛尔》中，该剧在1841年首演。《吉赛尔》的编剧是儒勒-亨利·韦尔努瓦·德·圣乔治和泰奥菲尔·戈蒂耶，配乐是阿道夫·亚当，并由让·科拉利和儒勒·佩罗编舞，[44]总之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的芭蕾舞剧。剧的场景设在莱茵兰，讲述了一个农村女孩发现她的爱人实际上是一个乔装的贵族，当他和一个公主订婚时，农村女孩发疯了。在第二幕中，她死而复生，用她爱意的原谅救赎了她不忠的恋人。在所有种类的表演艺术中，芭蕾舞是受到浪漫主义影响最长久的一种。就如学者马利昂·康德所写的：“浪漫主义给舞蹈以独特而持久的面貌。”[88]

浪漫主义的男女主人公

内省将浪漫主义者带入人类心智阴暗的深处，也催生了各种艺术创作中多样的男女主人公。在启蒙时代众多的虚构人物中，最合适的代表人物要数鲁宾逊·克鲁索了，他的声名经久不衰。他生在社会的中间阶层——按他父亲的说法，这是最容易幸福的阶层了。克鲁索把英国货物销往巴西，经商的生涯一开始就实现了400%的利润，赚到了第一桶金；他打算用这些钱买一个黑奴，再雇一个白人仆人。在他遭遇船难、流落荒岛以后，克鲁索立即着手利用岛上的资源：“因为理性是数学的源头，也是数学的实质，所以如果理性地计算、规整所有事物，做出最理性的抉择，任何人都可以很快掌握任何一种技艺。”很快，他开始忽略礼拜天的祈祷，因为他数不清楚日期了，理由充足。他发现一个地方突然长出了大麦，以为发生了奇迹，一定是上帝眷顾；但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宗教热情，因为他发现大麦只不过是从他扔掉的鸡食中长出来的。当他发现食人族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杀死他们，但很快又有了更深思熟虑的想法：“把他们留给上帝来判决吧，祂是所有民族的统治者，知道如何惩罚一个民族，公正地处理民族间的暴行。”他不用强迫，就让“星期五”皈依了新教；允许“星期五”的父亲继续信奉他的异端神祇；他和“星期五”搭救的一个西班牙人，也可以仍然信他的天主教。克鲁索自豪地说：“在我的统治下，允许良知的自由。”也难怪，这个理性、宽容、有事业心、多才多艺的男人，一定会存活下来，并最终回到英国的家里，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再说歌德在1773年至1774年间创造的两种典型主人公，他们的世界相比克鲁索的世界，实在是相去甚远。第一，歌德塑造了古兹·冯·伯利辛根[45]的形象，该人物出自著名的剧作《铁手古兹·冯·伯利辛根》。故事的时间设在路德宗教改革时期，讲述了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骑士的败落。伯利辛根面对的是野心勃勃的王公贵族、利欲熏心的小镇居民和揭竿而起的农民，不必说还有一个诡计多端的蛇蝎美人。结果，凭着骑士的诚实、沉着和忠心，完全应付不暇。就如他对妻子慨叹的那样，他们生活在衰退的年代，欺骗已经开始了它的统治。他后来被人以诡计击败，被背叛，死的时候还叨念着一个词：“自由！”[89]

自由，是这出戏剧的核心主题。剧中最重要的一句台词出自叛逆人物阿德尔贝特·冯·维斯灵根：“有件事是确然的：只有那些既不命令别人、也不需要服从命令的人，才是幸福、伟大的人。”[90]权威若不是艺术家自己赢得的，而是外部强加的，便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规矩是不可接受的：部分出于这一原因，歌德十分激进地背弃了古典戏剧。时间、地点、情节的统一（戏剧“三一律”）本是法国戏剧的典型范式，如今不仅是被抛弃了，人们甚至用完全相反的格式写剧：情节跨越好几个月，场景换十几个，线索也至少有两条。这引起了当时古典主义传统十分愤怒的回击。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还写过一本小册子，《论德国文学；它的弊病、病因，以及修正方式》，指责歌德的《铁手古兹·冯·伯利辛根》是对“糟糕的英国戏剧的可鄙模仿”。说到英国戏剧，国王指的是莎士比亚写的“荒唐闹剧”。[91]

接下来的1774年，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创造了另一种非常不同的主人公。当时的歌德已经是一代人中诗歌和戏剧创作的佼佼者，小说成了被他征服的又一个文学形式。《少年维特之烦恼》借用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书信体的格式，具有私人通信中所有的亲密和不假思索的感情。不过，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形式框架中，歌德却放入了一个拥有过度敏感的病态心灵，而且男主人公的热烈激情只能从语言中得到抒发。这本小说只有40 000字，却成就了一部惊艳之作。小说的情节很容易说清：维特，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让人尊重的地位。他遇见了绿蒂，并且爱上了她。绿蒂也一样爱慕他，但是她已经和另一个男士订婚。维特无法排遣他受挫的激情，最终用枪自杀。

《少年维特之烦恼》激起的反响，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对文化常规提出的挑战如此猛烈，社会各界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在保守势力一方，教会的保守主义者十分厌恶小说对自杀的美化；在激进势力一方，启蒙的进步主义者觉得它对理性的轻视不可轻饶。[92]但是，这本书的支持者们用深情的颂歌淹没了批判的声音，其中很多赞美是直接献给维特的。诗人、记者、批评家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舒巴特告诉他的读者：“我坐着，心感动得要融化，热泪盈眶，心脏猛跳，感到喜悦的痛苦。亲爱的读者，我还用说吗？我在阅读敬爱的歌德所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用说吗？我在贪婪地吞噬着这本书。”[93]一年之内，该书出版了11个版本，其中大部分都是盗版；到1790年，已经有了30个版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一问世，很快被翻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到了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译本。[94]小说还打开了一个维特主题的纪念品市场，有关维特的画像、服装和各种工艺品，很快就被商人摆上了货架。这之中最畅销的是一些精美的餐具套装或类似的瓷器，上面装饰着小说里的人物或者场景。这些瓷器产自麦森城的皇家萨克森瓷器厂[46]。[95]

这就是歌德的两种主人公：长于行动却失之章法的粗人，以及忧郁、过度敏感的有识之人。这两种主人公在各种艺术形式中一再出现。而且此外还有第三种主人公，即作者本身。在尼克·迪尔为电视节目《英雄交响曲》（Eroica，2003年BBC首播）写的剧本中，描绘了1804年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在奥地利的洛克维茨宫第一次排练的场景。演奏到一半，年迈的约瑟夫·海涅来了。排演结束后，有人问海涅的看法，他说：“太长，听上去太累。”但是洛克维茨亲王不同意：“不过乐曲已经很不寻常了，不是吗？”这个海涅是同意的：“是不寻常——他做了其他作曲家从未做过的事。他把自己摆在了作品的中心，让我们得以一瞥他的灵魂——这可能也是这首曲子所以那么嘈杂的原因吧，我觉得。但是，它非常、非常新颖——艺术家可以当主角，这非常新颖。从今往后，一切都将不一样了。”[96]

上面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言之有理。贝多芬确实把自己写成了作品的核心，以此将表达的美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802年，贝多芬开始创作《英雄交响曲》的前一年，他写了一封遗嘱，把一切财产都留给自己的两位兄弟。这不算是一个法律文件，但却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内心呐喊，贝多芬因为失去听力而哀怨命运的残酷。至于艺术，他在遗书中写道：他内心发生的一切急需抒发，这令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遗书的最后是一个痛苦的请求：“啊，上帝，请允诺我至少一天；何时啊何时，神圣的上帝，何时我能感到自己在自然的圣堂里，与人类同在？永不？不，那就太严酷了。”[97]这份“海利根施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文章以维也纳城外的一座小村命名，贝多芬正是在此地写了这篇文章）发现于贝多芬死后，成为浪漫主义最有启发性的文件之一。他成功结合了歌德的两种主人公，古兹·冯·伯利辛根和维特，同时居住在贝多芬的心中。音乐中，他是真正的打破桎梏者，树立了一个作曲家的新模样：勤奋、不幸、原创、不妥协的天才，立于所有凡人之上，直接与上帝沟通。即使在贝多芬生前，大众出版界也有很多他的逸闻本子流传于世，折射出“一个合二为一的人像：一方面是一个为艺术献身的烈士，一方面又是一种新的世俗圣者，取代了老式的基督教圣徒，成了公众仰慕的新对象”。[98]

公众之所以不仅仅把贝多芬看作一个音乐家，不光是因为他的革命性创新和他超凡的钢琴技艺。他比音乐家要丰富太多了。人们关注他的行为、他的生活、他的衣着，甚至有人会说还有他的容貌。真正亲眼见过贝多芬的人很少，但他的图像流传得很广。他是第一个受万人景仰的音乐家，生前就已经是一个传奇。

在1810年的一篇评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连载文章（分两期发表于莱比锡的《大众音乐杂志》）中，E·T·A·霍夫曼写道：

贝多芬的音乐带起了一套复杂的机械，转动了敬畏、恐惧、痛苦的齿轮。他唤醒的无尽的渴望，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精髓。贝多芬创造了音乐领域的浪漫主义，这是通过他的作品的原真与威严表达出来的，从他灵魂的深处流露出来的——我们能从这部《第五交响曲》中无比真切地感受到。这部交响曲在曲终处达到高潮，将贝多芬的浪漫主义全面展开，超越了他所有其他的作品。交响曲不可遏止地把听众带入了宏伟无垠的精神领域。[99]

后来，霍夫曼又写了一篇关于贝多芬的器乐的文章，其中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宏观的评论，此论成了他最著名的格言：“在所有形式的艺术中，音乐是最为浪漫的。因为它唯一的主旨就是无穷（infinity），几乎可以说音乐本质上就是浪漫的。”[100]在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感官少不了智力的中介；只有音乐，可以不经思虑直接进入人的心里：“音乐为人揭示了一个未知的领域，截然不同于我们周围的感官世界。在音乐带来的世界里，人抛弃了所有被智力界定的感受，只为拥抱那些无法言喻的精妙。”[101]

一句话，贝多芬是那个时代一位无可挑剔的主人公。他生于1770年，进入壮年时正值法国大革命颠覆了世界之时。拿破仑·波拿巴（生于1769年）与他完全是同辈人，他们同样撕毁了旧规则，亲身示例了何为天才的生涯。两人都向世人昭示：虽然大革命没能确立自由的统治，但却成功创造了一个珍视个人魅力的文化。最近，“个人魅力”（chrisma）一词愈发贬值了，因为用得太多太滥：任何公共人物，吸引了一些媒体的关注，就说有“个人魅力”，其实意也就是“光鲜亮丽”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自己，最初“个人魅力”指的单单是一种“上帝的恩赐”。个人魅力崛起为一种政治和文化合理性的重要来源，这是公共空间长期发展的结果；一个多世纪以来，公共空间不可阻挡地扩展，但到了1789年以后，公共领域的力量才盖过了与之竞争合法性——传统和社会契约——的力量。当旧制度被动摇了，它往日的利齿都掉光了，政治和文化才得以谋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天才可以前所未有地发展、繁荣的空间。[102]

把一个皇帝和一个音乐家放在一起比较，这实际上不像初看上去那么异想天开，至少当时的人也经常这么比较。而且人们不止拿贝多芬和皇帝比。司汤达的《罗西尼的一生》，一开篇就如此盛赞罗西尼：“拿破仑死了，但是一个新的征服者向世界展露了自己；从莫斯科到那不勒斯，从伦敦到维也纳，从巴黎到加尔各答，他的名号回响在每一个人的舌尖上。这位英雄的声名不受拘束，没有文明之累；而且他年龄未及三十二岁！我为自己设立的目标，就是追寻他往昔的场景与足迹，探讨他如何如此年轻便登上了荣耀的王座。”[103]这并不是夸张。1815年以后在整个欧洲，作曲家罗西尼如巨人一般凌驾了整个乐坛。他了不起的成功再清楚不过地印证了音乐公共空间的发展成熟。拜伦勋爵（他的个人魅力与罗西尼相比也不分伯仲）在1819年写道：“最近圣贝纳戴托上演了一出绝佳的歌剧，罗西尼写的，他本人还现身来演奏大键琴。人群都尾随着他，顶礼膜拜的，剪他的头发‘留作纪念’。人们为他欢呼，为他写十四行诗，盛情宴请他，把他说得比皇帝还要永垂不朽。”[104]

罗西尼需要一层中间人去接触自己的听众，即歌剧的歌手，而歌手们也有为自己喝彩的支持者。但有一位音乐家可以和公众建立直接的联系，他就是罗西尼同时代的同胞，尼柯洛·帕格尼尼（1782——1840）。他真正展示了一个享有个人魅力的音乐家可以获得的成就。虽然每个人都认为他琴艺一流，他仰仗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造诣。经过仔细经营，他为自己打造了一圈光晕，神秘，危险，甚至是魔性的。他的生涯起飞得相当晚，所以他的案例有些深长的意味。有流言说，他的琴艺是在服刑期间磨炼完美的，他杀了自己的情妇，拿她的一段肠子做成了自己提琴的G弦。[105]其他一些流言更不着边际：有人坚信，没有超自然力的帮助，没人能把小提琴拉得那么好；所以有不止一个人的报告说，帕格尼尼把撒旦藏在了自己的音箱里，或者说他与撒旦签订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契约，用他的灵魂换取无匹的技艺。有人还证实说，帕格尼尼从来都是穿鞋见人的，因为要藏住他的魔鬼蹄子[47]以免让人看到。在维也纳，有一部分听众声称看见魔鬼在引导他的琴弓，使他能以超越常人的速度演奏。[106]人们也常常把他和拿破仑摆在一起。例如，一个乐团在巴黎演出，其中一个成员在帕格尼尼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谱子上写道：

在我们这个世纪，

大自然想展示她无尽的力量；

她为了震动世界，创造了两个人：

波拿巴和帕格尼尼！[107]

在他短暂却充实的一生中，帕格尼尼如耀眼流星划过音乐的天空，但很快他烧尽的残壳就落回了地面。但距离1840年他的死还有相当长时间的时候，一颗更耀眼、更长久的星就已经升起了。这就是弗兰茨·李斯特，他作为钢琴家的天分和帕格尼尼作为小提琴家的天分一样超群。1834年，门德尔松摇着头从巴黎的厄拉德琴房里走出来，说他刚刚见证了一个奇迹：他新创作的一个炼狱难度的钢琴协奏曲，被李斯特不看琴键盲弹了出来，没有一处弹错。[108]与帕格尼尼一样，无可挑剔的技艺只是生涯的开始。李斯特有一种能力，可以让听众相信他是一位超人，带给听众一种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学体验。论及李斯特个人魅力的言论数不胜数，提一下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说法就足够了：“当李斯特走进沙龙的时候，整个房间好像闪过了电流一样……李斯特的全部外表和举止，对于他这种人，我们单单因为他们的特立独行就赞不绝口；上帝之手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令人可以在茫茫人海中一眼看到他们。”[109]

李斯特成就的名望登峰造极，超越了之前的任何艺术家。从爱尔兰到乌克兰，李斯特的足迹遍布整个欧洲。不论他到达哪里，当地的王族及其朝臣都趋之若鹜，拜访他，奉承他，赠他金银首饰。1842年他离开柏林的时候，座驾是一辆六匹白马拉的马车，后面跟随着30辆马车的仪仗，还有一些学生做荣誉护卫。同时，弗里德里克·威廉四世国王和他的王后从皇宫里向他挥手告别。音乐批评家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博说得对，李斯特不是“像国王一样”离开，他离开时“就是个国王”。[110]也许李斯特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完全让音乐家从仆人转变为主人。对此，李斯特的传记作家阿伦·沃克说：“贝多芬借助他独特的天赋和不妥协的性格，迫使维也纳的贵族至少对他平等相待。接下来就留给李斯特了。他促成了一种观念，让人们认为艺术家是更高等的造物，受到神的恩赐。而余下的人类，不论是哪个社会阶级，都必须尊重艺术家，甚至向他们效忠。”[111]

在帕格尼尼这里，他的个人魅力的很大成分在于他的男性魅力。他的巨大声名中，有很重要一部分是他名副其实的“少女杀手”角色，而且中招的主要是最上流社会的女性。有几位最早被他征服的，比如阿戴勒·拉普鲁纳莱德女伯爵（后来她成了弗勒里公爵夫人）和保琳·普拉塔女伯爵。后来有人问保琳·普拉塔，席勒[48]、肖邦和李斯特这三位曾在她的沙龙中演奏过的钢琴家，他们的高下几何？她回答说，席勒可以做最好的朋友，肖邦会是最好的丈夫，而李斯特则是最好情人。他们钢琴演奏水平的高下，她似乎并不在意。[112]

也许与李斯特同一时代，在个人魅力上唯一能与他比肩的就是拜伦了，李斯特本人也对他保有“难以置信的热情”。[113]与拜伦不同，李斯特是个彻头彻尾的（而且很主动的）异性恋，但这并不妨碍他一次又一次向诗人倾诉他“美好而又不渝的衷肠”。[114]布莱辛顿夫人[49]评价李斯特说：“你很像波拿巴和拜伦勋爵！！！”这让李斯特一阵欣喜。[115]拜伦可能也会对此感到受宠若惊，因为他一直迫切地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人。当他还是哈罗公学的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拿自己的英雄的一尊胸像当作宝贝，全然不顾当时熊熊燃烧的战火。[116]拜伦和拿破仑也经常从反面被联系起来。1831年，也就是拜伦死后7年，拿破仑死后10年，麦考利写道：“在我们的记忆中，两个人死去了。在那个时代，很少人能够完成他们的教育，而他们两人在各自的领域升到了荣誉的顶峰。他们一个死在了朗伍德，一个死在了迈索隆吉。[50]”[117]拿破仑和贝多芬、拿破仑和罗西尼、拿破仑和帕格尼尼、拿破仑和李斯特、拿破仑和拜伦：那时一个又一个人把军事征服者和文化英雄相比较。法国大革命为前者开辟了道路，而浪漫主义革命为后者创造了舞台。

那些倾泻在英雄身上的溢美之词，显示出这场双重革命中精英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公共关系。Fans（追随者）这个词来自fanatic（疯狂的），这并非巧合。性吸引力越发重要，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女性（也包括一些男性）想对帕格尼尼、李斯特和拜伦以身相许，这显示了艺术家与其受众之间的一种亲近关系（哪怕是虚幻的亲近）变得可能而且必要。这一趋势受益于技术的进步：图像复制技术，尤其是巴伐利亚人阿罗斯·塞尼菲尔德于1796发明的平板印刷术，贡献尤大。在莫扎特的时代，似乎没人在乎他长什么样，但每个喜爱音乐的人都想要一幅贝多芬的图像。他是第一位掀起狂热崇拜的音乐家，在生前就已经成了一个传说。

在这大众追星的第一代人之后，艺术大师有更广泛影响力的时代来临了。虽然贝多芬只在私人圈子里表达自己的激进观点，但很多其他的浪漫主义大师开始利用自己的个人号召力，向公众表达自己关于一些公共话题的意见。这样，我们就从个体艺术家的心灵世界，移到外部世界的政治、生活变迁。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1] 剧中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过于忘情，缠绵之中不觉夜色已尽，两人被天明回家的马克王抓到。——译者注

[2] 约翰·雅各布·博莫尔（1698——1783），德国、瑞士作家、学者、批评家、诗人。弗雷德里希·戈特里布·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福西德格特·盖勒特（1715——1769），德国诗人。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1733——1813），德国小说家、诗人。海因里希·威廉·冯·格斯滕伯格（1737——1823），德国诗人、批评家。——译者注

[3] 西欧传统中猫头鹰象征智慧。——译者注

[4] “启蒙时代”在英语（Age of Enlightenment）和法语（le Siècle des Lumières）中的名称都和“光”有直接的关系。有中文译者尝试改“启蒙时代”的说法为“光明时代”。——译者注

[5] 噩梦的英文nightmare中的mare是“母马”的意思。——译者注

[6] 镌刻画是在金属板上通过蚀刻线条创作出来的视觉艺术形式，通过用线条的疏密对比来再现画面空间与色彩的对立关系。刻出的金属板本身可以用于艺术装饰，也可以用于画作的复制与印刷。——译者注

[7]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1731——1802），英国医学家、作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译者注

[8] 托马斯·庚斯博罗爵士（1727——1788），著名英国画家。与约书亚·雷诺兹同为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创始成员。——译者注

[9] 让-巴普蒂斯特·德·波义耳（1703——1771），法国哲学家、作家。——译者注

[10] 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11]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剧作家，《等待戈多》的作者。 ——译者注

[12] 穆齐奥·克莱门蒂（1752——1832），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指挥家、音乐教师、钢琴制造商。——译者注

[13] 罗伯特·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米哈伊尔·格林卡（1804——1857），俄国作曲家。尼可莱·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柯萨科夫（1844——1908），俄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作曲家、钢琴家。爱德华·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福莱（1845——1924），法国作曲家、钢琴家。埃里克·阿尔弗雷德·莱斯利·萨蒂（1866——1925），法国作曲家。樊尚·丹第（1851——1931），法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弗朗西斯·普朗克（1899——1963），法国作曲家、钢琴家。——译者注

[14] 译文引自《法国近代名家诗选》，范希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译者注

[15] 一种乐曲体裁与演奏形式，由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组成。——译者注

[16] 伊恩·波斯特里奇（1964—— ），英国歌唱家。演唱过很多舒伯特的歌曲，曾将《冬之旅》拍摄成音乐视频。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1925—— ），德国男中音歌唱家，以演唱舒伯特和莫扎特的歌曲闻名。碧姬特·法丝宾德（1939——），德国女中音歌唱家。——译者注

[17] 戈雅的画集包括80幅蚀刻画，《理性的昏睡催生怪物》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幅。——译者注

[18] 莱昂德罗·费尔南德斯·德·莫拉丁（1760——1828），西班牙剧作家、诗人。——译者注

[19] 即猎人为了引诱其他鸟落入陷阱而放置的鸟（或假鸟）。——译者注

[20] 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电影导演，电影作品风格独特，擅长表现梦境。——译者注

[21] 译文引自《浮士德》，杨武能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页。——译者注

[22] 译文来源同前，第251——252页。——译者注

[23] 以上三段文都引自《济慈诗选》，屠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译者注

[24] 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冯·格鲁克（1714——1787），德国歌剧作家。——译者注

[25] 阿尔弗莱·维克多·德·维尼伯爵（1797——1863），法国诗人、翻译家。——译者注

[26] 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法国作家、诗人、翻译家。——译者注

[27] 卡尔·马利亚·冯·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位先驱。——译者注

[28] 罗伯特·舒曼（1810——1856），德国著名作曲家。——译者注

[29] 历史修正主义，即用后来出现的历史观、价值观来解释在前的历史主题。——译者注

[30] 罗伯特·骚塞（1774——1843），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样是“湖畔派”诗人。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国王，在圣经中因为受到神罚而变成疯子。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最著名的作品是《耶路撒冷的解放》。生前一度精神失常。——译者注

[31] 威廉·贺加斯（1697——1764），英格兰画家、社会批评家。——译者注

[32] 泰奥多·席里柯（1791——1824），法国著名画家。名画《梅杜萨之筏》的作者。——译者注

[33] 威廉·柯珀（1731——1800），英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约翰·克莱尔（1793——1864），英国诗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理查德·达德（1817——1886），英国画家。克里斯托弗·斯马特（1722——1771），英国诗人。——译者注

[34] 约翰·加斯帕·施普茨海姆（1776——1832），德国医学家，颅相学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35] 培根、牛顿、洛克三人的学说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推动力，也是启蒙学者挑战宗教权威的思想武器。——译者注

[36] 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格兰散文家。查尔斯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年轻时都有精神问题。玛丽在一次发作时失手杀死了他们的母亲。——译者注

[37] 逼真性（verisimilitude）是古典主义戏剧中一个创作原则，要求戏剧情节的创造需要如生活、现实一样真实可信。与书中所说的“模仿的美学”含义类似。所谓“逼真性的悬置”，指疯癫主题的戏剧创造可以不追究情节的逼真性。——译者注

[38] 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师。——译者注

[39] 佛朗切斯科·卡瓦里（1602——1676），意大利作曲家。——译者注

[40] 温琴佐·贝利尼（1801——1835），意大利歌剧作家。葛塔诺·多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家。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昂布鲁瓦·托马（1811——1896），法国作曲家。——译者注

[41] 琼·萨瑟兰（1926——2010），澳大利亚女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42] 胡戈·沃尔夫（1860——1903），奥地利作曲家，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家。——译者注

[43] 弗里德里克·戴留斯（1862——1934），英国作曲家。——译者注

[44] 儒勒-亨利·韦尔努瓦·德·圣乔治（1799——1875），法国剧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1），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阿道夫·亚当（1803——1856），法国作曲家、音乐批评家。让·科拉利（1779——1854），法国的芭蕾舞者、舞蹈编导。儒勒·佩罗（1810——1892），俄国舞蹈家、舞蹈编导。——译者注

[45] 古兹·冯·伯利辛根（1480——1562），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德国的骑士、诗人。——译者注

[46] 德国麦森瓷器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欧洲瓷器生产商，至今仍然是影响力巨大的瓷器奢侈品牌。麦森瓷器与中国也有着深厚的渊源。——译者注

[47] 欧洲神话里的魔鬼时常长着羊一样的蹄子。——译者注

[48] 约翰·亚当·席勒（1728——1804），德国作曲家、指挥家。——译者注

[49] 布莱辛顿伯爵夫人（1789——1849），本名玛格丽特·加德纳，爱尔兰小说家，以经常举办文学沙龙而闻名。——译者注

[50] 朗伍德（Longwood）是拿破仑死时在圣赫勒拿岛上的住所名，迈索隆吉（Missolonghi）是拜伦参加希腊革命时病逝的希腊城市。——译者注

第三章
语言、历史与神话

人民的语言

维特在给深爱的绿蒂写绝笔书时，写到末段他陷入了语焉不详、神志不清的状态。他说：“我没有做梦，没有幻觉！越是接近坟墓，我的心里越是明亮。”[1]维特与那个他难以忍受的社会总是脱节，他依靠反观内心来寻求慰藉。正像维特给他的朋友威廉的信中所云：“我反观我自己，发现了一个世界！”嚯，他的内心世界可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地方：“这个世界满是模糊不清、捉摸不透的欲望，没有清晰的轮廓和积极的力量。”[2]很多浪漫主义者也有同样的困境。把因袭下来的规矩和传统一层层地剥去以后，艺术家被解放了，也被孤立了。纯粹的自我自由了，也变得脆弱了。

很多性格内向的天才被抑郁压垮，企图自杀，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不是唯一一个。[3]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顿（1752——1770）17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英年早逝被别的人传为神话。这些人包括柯勒律治、雪莱、华兹华斯（他说查特顿“这个神奇的少年，他不休的灵魂在骄傲中逝去”），还有但丁·加百利·罗塞蒂[1]。约翰·济慈的《恩底弥翁》（1818）就是为查特顿而写，另有一首颂也是献给他的：

查特顿！你的命运竟这样悲惨！

呵，忧患的宠儿，苦难的爱子！

你两眼很快蒙上了死的阴翳，

那里，刚闪过天才和雄辩的光焰！[2]

查特顿死后，他因为被人当作浪漫主义的先知而名声赫赫，甚至名扬海峡对岸。阿尔弗莱·德·维尼的剧作《查特顿》（1835）将温情、唯美的主人公查特顿与粗犷、物质的市侩对照起来，一位是工厂主约翰·贝尔，另一位是名叫贝克福德大人的贵族商人。年轻诗人在阁楼里自杀了，好像这还不够浪漫，维尼编了一段查特顿和贝尔夫人的爱情，让他们可以来一段《爱之死》（Liebestod）的咏叹调双双殉情。虽然这部剧如今已经很少演出了，但它还称得上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中构思最巧妙的，有些批判家甚至会认为它是最好的法国浪漫主义剧作”。[4]

要想从孤独中得救，可以把自己与一个更大的实体联系起来；对很多浪漫主义者来说，民族是具有中心位置的。在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两年前，歌德有一篇《论德国建筑》的文章中透露了一二；该文是受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启发写成的。正是在这座教堂下，歌德第一次“感受到了德意志”，当时是1770年3月，他21岁。[5]唤醒他的民族自觉的地方，没有比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更合适的了。斯特拉斯堡一度是帝国的自由市、路德宗教改革的早期中心。1681年它被法国路易十四夺取，并且在1697年的《雷斯威克条约》中被正式并入法国。所以歌德看到的是一片说德语却被法国统治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歌德找到了文化的归宿。1811年歌德发表了自传《诗歌与真理》，书中他回忆了他面对哥特建筑奇观内心的狂热，他认为斯特拉斯堡教堂是属于德国的。[6]

歌德在1773年出版的文集《论德国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中宣告了他的文化归属。这本书由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编订，两人三年之前相遇成为朋友。这本小薄书被奉为“狂飙运动的宣言与章程，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真正起点”。[7]这一系列的赞誉放在赫尔德所作的《论语言的起源》（写于1770年，1772年发表）上也同样合适，因为该书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在文化和政治革命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或者应该讲，民族特有的语言至关重要。赫尔德认为，对人类来说，部分与整体之间、个人与他人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就是语言。语言是赫尔德思想体系唯一的核心概念。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知识，也不会有自我意识、他者意识，也就没有社会性的存在，历史也无从谈起。语言不是直接由上帝创造的，巴别塔不曾存在过。同时，语言也不是人类理性的创造，而是理性的前提，是人类最自然、最必要的机能。[8]在所有维持一个社会群体的条件与力量中，语言是最为基础的：“每一个民族按照其思考方式说话，按照其说话方式思考……没有语言，我们就无法思考。”[9]

赫尔德看来，是语言的力量形成了民族（Volk）——人类存在最基本的单位。在德文所有不好懂的词汇中，Volk是最难解释的词之一。在英语中，people（民族、人民）似乎显然是最好的翻译，因为Volk不仅仅指一群人的聚合（德语中与此对应的词是Leute），还包含了“一个由种族或文化联系的社群”之意，比如“德国人民”；同时也有平民主义的意味，如“人民大众”。《牛津-杜登德英字典》尝试用nation（国民）来翻译Volk。民族组成国民，国民来自民族[3]。人民的语言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中发展而来，而这个环境中的一切都可以在该语言中得到表达：“气候、水和空气，食用的和饮用的，都会影响语言……这样看来，语言是一个壮丽的宝库，收集了芸芸众生的思维想法。”[10]这种宝藏也总是特别的，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打上了其民族群体的特有印记”。[11]

这种平民视角下的语言观在历史上有持久的影响力。比如沃尔特·司各特有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古董家》（1816），在为这本小说做宣传时，司各特解释了他为什么把一些平凡的人选作小说的主要人物：

我同意我的朋友华兹华斯的看法，这些平凡的人总能用最强有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民尤其是这样，我于他们已经是老相识了。他们语言中的传统力量和简洁形式，充满了东方经文一样的流利晓畅；这种语言如果令头脑更通达的人也使用起来，就能让他们的悲伤更受同情，让他们的愤恨更有威严。[12]

确实，司各特是第一个试图将通俗语言纳入写作的著名小说家。[13]

自决（self-determination）是个人与群体应该同时遵行的。在赫尔德1773年写给他的未婚妻卡罗琳·弗拉施兰的信中，他总结了狂飙运动的美学和伦理：“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应当是由自己决定的，与我们内心最深的性格保持一致——我们必须真诚对待自己。”[14]民族也应该如此行事：“一个民族最好的文化……不可能是操着外语的异族强加给他们的，只能生发于民族自己的土壤，在民族代代相传的语言中延续。”[15]真诚对待自己，意味着真诚对待自己的民族，反之亦然。内省的主观主义，不是必然走向毁灭了少年维特的那种存在的孤独，而是可以通往民族群体的创造性生活——这也是内省的主观主义应有的结局。

赫尔德在文化上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他坚信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只能以其自身标准来理解，从其内部寻找解释，而不是用某些据称是客观的价值标准来判断。[16]借用兰克[4]的一句名言，对赫尔德来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化都和上帝相距不远。但是这并不妨碍赫尔德进而为自己的语言开特例，他认为德语是最为“原真”的，和古希腊文最为接近，而且“比其他任何正在使用的文字更适合哲学”。[17]赫尔德这种自豪感，部分上也解释了他对自命不凡的操法语者的敌视。在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1643——1715）期间，经过军事力量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推动，法语从几个互相竞争的语言中脱颖而出，在全欧洲成为文明话语的必要媒介。在太阳王[5]去世前一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6]第一次在用法语而非拉丁语起草的国际条约（《拉什塔特合约》）上签字——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时刻。[18]当时，当若侯爵（marquis de Dangeau）在法兰西学院吹嘘道：“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更加美化我们的语言，使它扬名国外。太阳王所成就的奇迹使我们的邻国熟知了法语，就如同他们熟知自己本国的语言一样。法语确确实实在过去的几年里跨越了世界上所有的大洋，成为旧世界和新世界不可缺少的部分。”[19]

与法国语言相伴而来的是不同形式的法国文化。1689年，一个德国作家曾经悲叹他的同胞太过着迷于“法语、法国服饰、法国菜、法国家具、法国舞蹈、法国音乐、法国痘[7]……可能还会有‘法死病’[8]吧！小孩子还没有从娘胎里生出来，大人就已经开始盘算找一个法语家教了……想取悦女孩子，即使再丑陋、畸形的男人，只要穿一身法国衣服就行了”。[20]这个流行趋势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又加速了。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全然是一个说法语的法国迷，他说德语的时候都是在教训他的士兵，辱骂仆人或者吩咐官员。他曾记录说，任何一个社会上体面的德国人都必须去凡尔赛宫走一趟，照着法国风尚邯郸学步：“法国品位统治着我们的厨房、家具、服饰，以及所有被潮流左右的小玩意儿。到了极致的时候，法国热退化成一种疯狂；女人通常会陷于浮夸，把法国热推到了穷奢极侈的境地。”[21]

这种流行的模仿，与个人和国家的自决相去十万八千里。不难想象，赫尔德会愤怒地谴责这一潮流。1768年，赫尔德年仅25岁的时候，一趟法国之旅让他成了一个反法民族主义者。他在南特[9]待了几个月，在那里，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兼导师哈曼说：“我现在在南特，在这儿我进一步了解了法语、法国习俗和法国人的思维习惯——我是进一步了解了，但是一点没有接纳。对这些东西了解得越多，我心理上与它们的距离就越远。”[22]他讨厌巴黎，说那个地方“到处垂饰着奢侈、浮华，以及法国特有的虚无”，是一个罪恶的腐朽窟穴。[23]在一首题为《致德国人》的诗中，他呼吁自己的同胞：

看看别的民族！他们何曾四处漫游，

熟悉了世界，却疏离了自己？

他们对待别的国家高傲而轻蔑。

而你，德国人，漫游归来，

你打算用法语问候你的母亲？

噢，把它吐在门口再进去吧，

吐掉来自塞纳河的痰，

说德语，你这德国人！[24]

赫尔德从来不因为在外国旅行而增加对他国的同情。1788年到1789年他在意大利旅行，写回家的信说自己了解当地人和他们的生活越多，就越热爱自己的祖国德国。[25]

希望推行德语的不止赫尔德一人。很多促进德语的社团从17世纪以来就存在了。18世纪末，它们又获得了新的动力，这得益于德国文化成就的又一个高峰，尤其是在音乐领域（巴赫、海顿、莫扎特）、哲学领域（康德、赫尔德、费希特）和文学领域（克洛普施托克[10]、歌德、席勒）。骄傲一旦膨胀，对他们认定的外国人的冒犯行径就愈发敏感，特别是法国人。伏尔泰在畅销书《老实人》中，通过描写森特·登·脱龙克男爵（Baron Thunder-ten-Tronck），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德国人的本性粗犷。而这只是众多讽刺作品中最知名的一个。在法国普罗旺斯人艾雷阿扎尔·德·茂维伦1740年出版的《法国与德国书信》中，德国人的形象是过度贪婪、嗜酒、粗暴对待穷人、迂腐、愚蠢、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他还说，德国的菜和酒难以下咽。茂维伦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德国糟糕的语言：“所有的民族都难以理解德语，这很能证明该国的野蛮。我认识有法国人虽然在德国住了40年，还是不懂得哪怕两个德语词。”他别有用心地问道：这是这个法国人的错，还是一个声音难听、语法和句法笨拙的语言的错？难怪即使是最优秀的德国作家也是迂腐而少智的。[26]“我们的语言已经成了欧洲的语言，”一本1773年的法国音乐刊物如是说。而安托万·德·里瓦罗尔则称，就像有个“罗马的世界”一样，人们也可以说有个“法语世界”。他还说，人类在一个语言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国。[27]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法语的倡导者都曾强调法语的明确性，从而使其成为表达开明真理的不二媒介。比如，狄德罗曾吹嘘说：“法语天生就是用来教导、启迪和阐明的；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英语是用来劝说、打动和欺瞒的。对大众说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对智者说法语。”[28]他甚至没有提到德语。语言爱国主义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这反过来又加强了语言爱国主义。伯特兰德·德·巴雷尔[11]在1794年的国民公会上告诉人们，法语是“欧洲最美的语言，是第一个诞生了人权和公民权理念的语言，也肩负着把最崇高的自由思想和最伟大的政治构想传遍世界的使命”。[29]意味深长的是，他接着认定少数群体操持的语言在意识形态上是可疑的：“布列塔尼语是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的语言；德语是移民与共和国的仇人说的语言；意大利语是反革命讲的语言；巴斯克语是疯子的语言。这些被顽劣和错误所利用的工具，让我们捣毁它们！”[30]

当法国大革命的军队横扫欧洲的时候，也带去了法语的语言帝国主义。按照梅西耶[12]的观念：“外语，哼！我相信未来的欧洲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语言！”[31]法语的对手被如此一并否决了：“意大利适合娘炮的骄奢淫逸，德语是封建制度和军国主义的喉舌，西班牙语是宗教裁判所的行话，英语曾经光荣、自由，但现在是独裁者和股市交易的黑话。”[32]需要提醒的是，当时没人知道法国对欧洲的控制转瞬即逝。被强制推行的法语，不出意料地引发激烈的反抗。最有影响力的是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十四次《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他在1807年到1808年间每隔一周在柏林的科学院讲一次。当时柏林还在法国的占领下。有一种特殊的恐惧笼罩着他们，因为就在一年之前，一位纽伦堡的书商约翰尼斯·帕姆，因为销售反法册子被拿破仑下令立即处死。费希特说：“我非常清楚我在冒险，和帕姆一样；但我不因此感到害怕，为了我的事业我将欣然赴死。”费希特开始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外面街上响起了法国军鼓声，这无疑让当时的场景极具象征意味。[33]几乎在每次演讲的同一时间，演讲内容被大量印刷发表。《致德意志民族》引发了巨大反响，成为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一个意义重大的文件。[34]

费希特想让德国人重新振奋起来，他的事业的核心就是语言，因为“语言对人的塑造力比人对语言的形塑力要大得多”。[35]在这方面，费希特一如既往地追随着赫尔德的脚步。但是，费希特全然不赞同赫尔德的文化多元主义；费希特认为德语是独特的，因为只有德语是保持了纯洁的语言。其他所有欧洲语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污染，一定程度上曾被罗马帝国的拉丁文化同化：“日耳曼人说的是活生生的语言，源头活水，从未干涸。而条顿的其他支族说的语言，可能表面上灵动，但根源上已经死了。”[36]正因为如此，德语的特殊使命就是把人类从瑟瑟深渊中拯救出来：“在所有现代人中，正是你，承载着人类完善的种子，领导人类发展的任务落在你身上。如果你失去了你的精髓，那么全人类脱离苦海、获得救赎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了。”[37]虽然因为出版审查，费希特没讲明“你”是谁，但柏林的法国占领军的存在无疑让每个人对他所指为何心知肚明。1806年战争爆发的时候，费希特志愿随普鲁士军队做了一名随军牧师，他承诺要用“剑和闪电”来向士兵布道。[38]

费希特对德语优越论的信仰兼具民族主义和平民主义的立场。他宣称：“在德国，所有的文化都经历了民族（Volk）的检验。”[39]在这里，费希特也是跟从了赫尔德的指引，把一切社群中的文化价值从精英阶层移到普通大众那里去。大众构成了人类“最伟大、最感性的部分”。[40]受教育的阶层为了证明自己，拿出经典的知识，但那只不过是过分雕饰的天堂鸟而已，纯粹为了装潢，没有实质，浮于半空，从不脚踏实地。而人民的文化则更像是一棵橡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万古长青。民间艺术、民间舞蹈和民间歌谣，不能蔑视它们的粗鄙，而必须珍重它们的原真。它们是“民族性的档案馆”“民族魂”，以及“民族性的活的声音，乃至是人性本身”。[41]威廉·格林[13]说得更绝对：“只有民间诗歌才是完美的，它们出自上帝之手，就像《十诫》出自上帝之手一样；民间诗歌不像凡人的作品那样是东拼西凑而来的。”[42]

启发赫尔德的不是直接读民间诗歌的经历，而是一个英国人的先例，托马斯·珀西。1765年，珀西一部三卷本的诗集，题为“古代英国诗歌的遗迹，包括古英雄歌谣、歌曲和我们较早诗歌（以抒情诗为主），以及一些晚近的诗”[14]。他出版此书是心怀歉意的，在前言中为该书内容的“极度粗浅”表示抱歉，这说明这些诗“只是写给平民看的”；因为朋友不断敦促，才说服他同意出版此书。他希望这些诗“不矫饰的优雅”可以补偿读者对“更高层的美感”的需求。[43]而赫尔德，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民间歌谣不像复杂世故的人蔑称的那样，是“神话故事、迷信、民歌和粗话构成的渣滓”。相反，如果没有平民和平民文化，就“没有公众、没有民族、没有语言，也没有诗歌，这些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生命与事业”。[44]

这种平民主义的文化观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歌德就写道：“赫尔德教会我们将诗歌当作全人类的公共财产，而非少数受教育、有文化的人的私产。”[45]歌德自己也写诗印证这种观念，比如这首1771年的《野玫瑰》：

男孩看见野玫瑰，荒地上的野玫瑰，

清早盛开真鲜美，急忙跑去近前看，

愈看愈觉欢喜，玫瑰玫瑰红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说我要采你，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说我要刺你，使你常会想起我，

不敢轻举妄为，玫瑰玫瑰红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终于来折它，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他也不理，

只好由他折取，玫瑰玫瑰红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15]

对此，新近一位歌德的传记作家的看法是：“歌德做了几乎不可能的事，写了一首民谣。” [46]赫尔德于1773年发表了这首诗，声称是自己凭记忆记下了歌德的诗，以此暗示他知道这首诗是通过口耳相传，增强了它的“民间”意味。该诗循环往复的结构和每节最后两行的重复，确保了它可以配上各种乐曲，其最著名的配乐出自弗兰茨·舒伯特之手。那年是1815年，舒伯特18岁。

不论是收集民歌还是按民歌的风格仿写，平民主义成为浪漫主义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的民歌采集早早就有丰硕的成果。早在1735年，宫廷诗人瓦西里·特列迪亚科夫斯基就呼吁人们注重“朴实的人们古老、自然的诗歌”[47]。米哈伊尔·楚科夫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了几部规模庞大的民间故事与诗歌集。[48]因为对欧洲诗人的影响巨大，俄国民俗学得以进入欧洲的主流。亚历山大·普希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鲁斯兰和柳德米拉》（Ruslan and Lyudmila，1820）借鉴了传统的语言材料。这些材料来源广泛，从斯拉夫东正教会到俄罗斯俗语，为普希金的精彩故事提供了完美的语言媒介。故事中，英雄鲁斯兰把基辅公主柳德米拉从邪恶的矮人魔法师切尔诺莫手上解救出来。[49]

在德国，路德维希·阿基姆·冯·阿尔尼姆[16]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1805年至1808年间收集出版了民歌集《男孩的魔法角》（Des Knaben Wunderhorn），很快成了浪漫主义者们顶礼膜拜的“神书”。[50]书的编者后记中，两位编者告诉读者，他们整理歌集的目的是唤出“老日耳曼时代崭新的晨星”。他们还添了一个政治意味的注释，认为法国的求新浪潮实际上导致了民歌的绝迹，这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发生了，而且正是这股浪潮很可能导致了大革命。[51]阿基姆·冯·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所做的某种称得上是“创造性编辑”的工作，改变了民歌中的节律、拼写，甚至重写了一部分诗行。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民歌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音乐家们为民歌集中的200多首诗配了数百支曲子，说一说一些比较著名的音乐家，有博拉姆斯、布里顿、布鲁赫、艾斯勒、艾维斯、古诺、勋伯格、施雷克尔、舒曼、施特劳斯、韦伯、策姆林斯基[17]等。[52]

这些平民主义艺术家中至少有一位大受平民欢迎，这就是卡尔·马利亚·冯·韦伯（1786——1826）。他沉溺于民歌不能自拔，自己用吉他伴奏着演唱。[53]他最为成功的民歌作品是浪漫歌剧《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1821年首次在新落成的柏林音乐厅（Schauspielhaus）演出。韦伯用一首又一首歌诠释了如何使艺术显得未经雕琢、浑然天成。一位匿名作者给柏林一家音乐刊物投稿，解释了韦伯成功的原因，他说：“人民内心最深处的情感造就了民歌，所以人民视民歌如自己的孩子一般，会全身心地爱它们。”[54]事实上，《魔弹射手》中的旋律没有一段是取自民歌的；韦伯依靠他对民歌的领悟，使作品听上去与民歌类似。他确实非常成功，《魔弹射手》成了19世纪最出众的歌剧之一，并且经久不衰。至1822年末，已有30种不同的演绎被搬上舞台。而到了1824年的伦敦，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在同时上演。[55]1841年，理查德·瓦格纳在一家莱比锡报纸上评论一次巴黎的演出时，很好地阐明了《魔弹射手》的大众吸引力所在：

噢，我伟大的德意志祖国，我如此情不自禁地热爱你，景仰你，哪怕仅因为《魔弹射手》是在你的土地上写就的。我如何热爱德国的人民，德国的人们就如何热爱《魔弹射手》；他们仍然相信天真童话中的奇迹，但今天他们已经成熟，却仍然经历着年轻时候甜美、神秘的心跳！啊，德国的梦是如此迷幻，令人们欣然的是森林，是夜晚，是星辰，是月亮，是村中的教堂敲响七次晚钟！有人可以理解你，和你一同信仰、感受、做梦，一同欢喜，这是多么幸福！我作为一个德国人多么幸福！[56]

瓦格纳还告诉读者，当乐团奏起第一幕结尾的舞曲时，他热泪盈眶，心好像“被毒匕首戳了一下”。舞台上，响起听似民歌、实为精心谱写的华尔兹，几位农夫跳着舞进入酒馆，留下满心困扰的主人公（而台下是心情复杂的瓦格纳）。

在英语世界，平民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要数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了。《抒情歌谣集，以及其他诗作》由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合写，出版于1789年。华兹华斯表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华兹华斯“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到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这是因为平常的人们“很少受到社会上虚荣心的影响，他们表达情感和思想都很单纯而不矫揉造作”[18]。[57]不过，诗集中最著名的两首诗，即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yent Marinere）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登高数里所作》（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是否是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创作的呢？我相当怀疑。

人民的历史

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同一时代，罗伯特·彭斯（1759——1796）的诗歌则听起来更加具有原创性。他无疑用苏格兰语写作，但是英格兰人也读得懂。《罗伯特·布鲁斯进军班诺克本》一诗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该诗不仅展示了一个民族的语言，也呈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苏格兰人，血曾与华莱士一起流淌

苏格兰人，也曾随布鲁斯打过大仗

来吧，要么我们血洒疆场

要么，让胜利的旗帜飘扬！

时机已到，决战就在眼前

前线战况，形势无比凶险

看那骄横的爱德华在进犯——

那是奴役和锁链！

有谁想当临阵脱逃的叛徒？

有谁想钻进胆小鬼的棺木？

有谁愿做下贱无耻的奴仆？

我放他一条生路！

为捍卫苏格兰国君和法规！

拔出自由之剑，奋武扬威！

生做自由人，死做自由鬼

跟我冲锋不后退！

为受压迫的人们脱离苦难！

为子孙后代不受奴役摧残！

我们愿把一腔热血全流干

换回他们自由权！

把骄狂的侵略者统统撂倒！

杀一个，就是少一份残暴！

攻一次，自由早一刻来到！——

生死成败在今朝！[19]

Scots, wha hae wi' Wallace bled,

Scots, wham Bruce has aften led,

Welcome tæ yer gory bed,

Or tæ Victorie!

Now's the day, and now's the hour:

See the front o' battle lour,

See approach proud Edward's power-

Chains and Slaverie!

Wha will be a traitor knave?

Wha will fill a coward's grave?

Wha sæ base as be a slave?

Let him turn and flee!

Wha, for Scotland's king and law,

Freedom's sword will strongly draw,

Free-man stand, or Free-man fa',

Let him on wi' me!

By Oppression's woes and pains!

By your sons in servile chains!

We will drain our dearest veins,

But they shall be free!

Lay the proud usurpers low!

Tyrants fall in every foe!

Liberty's in every blow!-

Let us do or dee!

这首诗更常用的名字是它的开头一句，“Scots, wha hae”（苏格兰勇士）。它配上《嘿，嘟嗒嘀》（Hey Tuttie Tattie）的传统调子，成了苏格兰非官方的国歌。彭斯在1793年8月写给友人乔治·汤姆森的信中说，当他听到《苏格兰勇士》随着《嘿，嘟嗒嘀》一起唱响的时候，感到“逐渐温暖，一直升到自由与独立的热情之巅。我全心沉入了苏格兰的颂歌，在咏叹调中仿佛听到了英勇的苏格兰王族激昂的讲话，来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早晨，成了英雄的追随者”。[58]这首曲子后来被更悠扬的《勇敢的苏格兰》（Scotland the Brave）取代，而后者又被橄榄球歌《苏格兰之花》（Flower of Scotland）替代，但是《苏格兰勇士》始终保持着准官方的地位，被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偏爱。在诗的六节中，出现了浪漫民族主义的几个主题：“异族”（英格兰入侵者，“骄横的爱德华”）；像受难的殉道者一般的民族（“受压迫的人们！”）；内部敌人（“有谁想当临阵脱逃的叛徒？”）；解放（“攻一次，自由早一刻来到！”）；妄想（“生死成败在今朝！”）；以及历史（“苏格兰人，血曾与华莱士一起流淌；苏格兰人，也曾随布鲁斯打过大仗”）。这里的历史涉及1305年被英格兰人处死的骑士威廉·华莱士，电影《勇敢的心》和他有关系——一点点关系；还有罗伯特·布鲁斯，他在1314年班诺克本之战中取得胜利，维护了苏格兰的独立。

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则不那么激进，却更加流行。从1814年到他1832年去世，他写了23本小说，其中只有3本没有历史背景。特罗洛普认为，司各特成功使小说写作受人尊重，他在不严肃的小说形式中加入了严肃的历史。[59]他能够结合个性鲜明的人物、引人入胜的背景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这令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者。而且他的名声冲出英伦，走向了世界。他的叙事诗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到了1818年，他在小说上的年收入是惊人的一万英镑巨款[20]。[60]到了他去世时，他的第一本小说《威弗利》已经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瑞典语、丹麦语和俄罗斯语七种语言。[61]19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在法国以一套六卷本出版，在六年之中卖了50万套。[62]

司各特的盛名在文学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司汤达在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给予司各特的带有讽刺意味的致敬。小说中，司各特化身为法布里奇奥·德·东戈。为了重拾别人的信任，东戈在流亡途中必须找保皇人士倾诉自己的忏悔之心；避开与他心智相类的人；不去咖啡厅；从不读报；向有魅力的贵妇问好（以示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阴谋家）；不读1720年以后写的书（沃尔特·司各特男爵的书除外）。[63]这些无不表明，司各特不挑战现存秩序。他是一个保守的“英——苏”统一论者，用自己的小说倡导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21]、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和解。司各特希望在此过程中创造“一个有低地头脑但身着高地裙的苏格兰人[22]”。[64]因此，他大多数的小说都是以较晚近的时代为背景，尤其是詹姆士暴动（Jacobite insurgencies）[23]的时代。学者彼得·弗里切认为：“沃尔特·司各特的伟大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在小说中创造了历史感；而更在于，他让那些被人们淡忘的年月带上了一些‘曾几何时’之感。”[65]

这种使用历史的方式显然并非浪漫主义者首创。举例来说，在1740年首演的假面剧《阿尔弗莱德》中，就可以找到类似的历史元素。该剧的歌剧剧本作者是詹姆斯·汤姆森和大卫·马利特，音乐由托马斯·阿恩所写。和司各特的历史思路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阿尔弗莱德》纪念的是英格兰历史，而非苏格兰历史。[66]而且之前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纯”历史。据称，启蒙运动本质上与历史无关，但是这很难自圆其说，因为伏尔泰有《风俗论》，吉本有《罗马帝国衰亡史》，休谟有《英国史》。[67]在休谟生前，他的名气更多来自他写的历史书，而非他的哲学。他曾说：“我相信这是历史的时代，是历史的国度。”[68]关于吉本，约翰·普鲁姆爵士[24]曾写道：“吉本之后历史学方才羽翼丰满。”[69]

而在浪漫主义这边，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者，确实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历史。吉本解释历史的时候可能“用了纯粹人文的术语”（普鲁姆），但是，他是从启蒙的、批判的、文雅的学者视角出发的，采用他高高在上的人文技艺，讥笑基督教的迷信与不宽容，还指出了通向理性秩序的路在何方。他这样说：“在罗马世界流行着多样的信仰，这些神祇在人民眼中是一样地真实，在哲学家眼中是同样地虚假，而在官员眼中是一样地有用。这种宽容不仅使人们互相纵容，也产生了宗教间的和谐。”[70]浪漫主义史学不是非理性的，他们认为启蒙运动从外部接触历史，把当代的标准和目的强加给过去。上文提到过歌德“个性的艺术”的观念[25]，此一观念对浪漫主义史学也有所启迪。[71]浪漫主义者认为，像吉本提出的那些一般观点，都是主观偏见产生的大而无当的标签。不从历史本身的视角看待历史现象，将招致一些误解；历史应从内部以其固有的方式审视。“从内到外”是唯一的方向。利奥波德·冯·兰克有一句名言：“每个时代都各自与上帝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对于这一本质上浪漫主义的立场，休·特雷弗-罗珀[26]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同时也反驳了科学的史学：

我只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也只为之存在：为什么我们要评判我们的先辈，好像他们不如我们自足似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己的社会情境和思想环境，我们应接受它们，一如接受我们自己的情境一样。正因为它们是被认为理所应当的，所以当时的历史记录里没有清晰的记载：历史情境需要被推测出来并重新构建。同样，它需要得到尊重……探知过去时代的思想环境是历史学家最为困难的任务之一，但也是必要的任务。忽略它——使用“理性的”“迷信的”“进步的”“反动的”一类的概念，好像只有这样，历史才遵从我们的理性规则，只有这样，历史才是朝我们的时代不断进步的——这不光是错误：更严重的是，这样是庸俗的。[72]

启蒙运动敌视历史，这种信仰在法国大革命中必然得到强化。启蒙激进地否定过去、热情拥抱普世情怀；对此，《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可以为证。革命让全欧洲的知识分子都为之狂热。华兹华斯不止一次用最令人刻骨铭心的语言赞颂大革命：

它是天福，在那片晨光中降临，

它正是天国，却又如此年轻！

啊！在横行着传统、戒律清规的时代，

贫瘠、腐朽、万事不可为，

举世瞩目的，是传奇的国家！

当理性为她的权利呐喊最力，

当多数人希望推举她，

让她成为最尊贵的圣女，

为以理性之名开展的事业推波助澜！[73]

华兹华斯写作此诗的时间是1804年，此时发生的事，反而是年轻、热情的法兰西用和大革命一样的激进推翻了大革命的事业。弑君、内战、恐怖统治、去基督教运动、保王党的征服、劫掠全欧洲。所有这些加起来，把圣女解放者变成了兴风作浪的恶魔。“历史上所谓的真理，并不比宗教里所谓的真理更真实”[74]——大革命的首席理论家西哀士[27]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埃德蒙·伯克[28]的观点：“没人会期望一个先辈不受尊重的未来。”[75]阿克顿男爵[29]指出，大革命的核心理念就是“谴责历史”，以及“和1794年的侵略[30]同时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是被激怒的历史在奋起反抗”。这些观点见于他富有新意的文章《历史学的德国诸学派》，此文刊登在1886年第一期《英国历史评论》上。[76]阿克顿还认为，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31]“倍增了欧洲的眼界”，因为历史主义通过接纳“人类的全部遗产”，极大拓展了自己的眼界。[77]关于这种地位升华后的历史，托马斯·卡莱尔[32]在1830年的《论历史》一文中总结得很好：“史学是所有科学的根基，是人的精神特质首要的本能产物；历史是人最早能被称为‘思想’的表达。”[78]

1789年的革命者们勇敢出发，希望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他们将旧制度的规则弃之如敝履：“让我们不要胆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找不到什么能适用于我们当下的情况”——这是西哀士在《什么是第三等级？》一书中说的。[79]而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他们永远更喜欢自然传续的、而非人为生造的东西，只有过去才能为未来指明方向。要是说存在一套亘古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自然法则，浪漫主义者会认为这纯粹是天方夜谭。法则不是先定的，而是由传统确定的，是一个群体表达其身份的方式，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说得简洁有力：“世界不是体系，而是历史。”[80]法则的这种历史表述在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33]的著作《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中得到了更权威、更高影响力的反应。这本小册子发表于1814年，书中他认为，法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一如宗教、语言等其他人类精神的果实那样。[81]

中世纪精神

这种历史主义通过重新评价历史上的时代来表达自身。启蒙时代推崇古典世界[34]，那是因为美学的自然法则是在那时发现并得到实践的。很多浪漫主义者也会敬仰希腊人，却不是因为他们“高尚的简洁和平静的宏伟”（温克尔曼），而是他们对狄俄尼索斯[35]的崇拜和对酒神神话的重视。浪漫主义者反对普世主义，信奉历史演化，这让他们可以从其他时代中找到有价值的事物，尤其是备受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者鄙视的中世纪时代。正如肯尼斯·克拉克[36]所说：“对18世纪的人来说，中世纪是一片雾的海洋，其中孤零零耸立着一座地标，即诺曼征服，周围像不系之舟一般漂浮着一些中世纪教堂。”[82]温克尔曼只是看了一眼维也纳圣史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尖顶，就感觉“像巨大的针刺入他的眼睛”。[83]我们说到过，同样引人入胜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曾经给了歌德类似的体验；对很多德国浪漫主义者来说，这座大教堂成了德意志统一论的象征。[84]对哥特艺术的热情从而成了浪漫主义者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所有被古典主义者贬低的时代特质，无规则、雕饰、阴郁、教权主义、宗教超越，都公然成了浪漫主义的灵感源泉。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在这方面尤其能言善辩，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他重新皈依了天主教。在18世纪90年代流亡英国之际，他写了《基督教真谛，或基督教之美》一书，1802年将该书出版。书中他写道：“一个人进入一座哥特教堂，心中不可能不感到一阵敬畏、一种隐约的神圣情感。”他把哥特的这种吸引力归于它和历史与自然的关系：

高卢的森林成了我们祖先的庙宇，那些橡木也因此保留着它们神圣的起源。斗拱上雕着树叶纹饰，支撑墙壁的扶壁突然中断像被摧折的树干；冷峻耸立的斗拱，隐蔽的圣所，阴暗的走道，低矮的门廊：哥特式教堂的这一切都可以回溯到迷宫般的森林，激起宗教的惊惧心、神秘感和神圣感。[85]

结果这本书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大卫·凯恩[37]写道：“该书在作者和一代法国年轻男女之间建起了同情的桥梁，点亮了人们的想象，产生了很宽泛的感受和想法……这本书是早期法国浪漫主义的入门书，超过了其他的书。”[86]

“哥特”成了个被滥用的词，就如“噢愚昧更比哥特！”（“O more than Gothic ignorance!”这是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摩尔人斯凯尔·维斯特恩被姐姐赐的诨名）。“哥特”还成了一个骄傲的徽章，霍勒斯·沃波尔用在了他1749年的小说《奥特兰托城堡：一个哥特故事》里。这本小说是此次文化潮流兴起的标志之一。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噩梦（这个缘起本身就很浪漫），其中的夸张情节包括一个从画框里走出来的肖像、一尊流血的雕塑、一柄要50个大汉才能挥起来的巨剑、破碎的巨人肢体、各种各样的法师作法、妖精、托钵修士和其他超自然物。沃波尔的梦和小说都产生于一个理想的环境：在那之前的十五年间，他把他在特威克南附近的草莓山的住所改造成了一个哥特狂想风格的建筑。草莓山庄被一个建筑史学家斥为“一个机巧的冒牌货，把大量奇特的建筑碎片堆在一栋房子里”。[87]即使这样，草莓山庄仍然启发了一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建筑潮流。[88]

肯尼斯·克拉克在《哥特的复兴》（1928）一书中认为，哥特复兴“是一个英国的运动，可能是造型艺术领域唯一的一个纯粹英国的运动”。[89]全书只提过一次歌德，是在一个脚注中，关于吉尔伯特·斯科特[38]在19世纪40年代对德国哥特风格的研究。克拉克评论道，“德国在这场哥特复兴中还未醒来”。[90]克拉克如此大范围的无知可能是因为年轻不经事（他刚刚从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事实上，德国人搭上了这班车；不仅如此，比起英国的一些别墅和冒牌城堡、一些尖顶和城堡风格的墙，德国的哥特复兴可谓深入得多。在吉尔伯特·斯科特展开研究的20年前，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发表的众多演讲中就有一场题为“何为哥特或日耳曼建筑？”演讲中，他认为是歌德把哥特风格从粗糙与野蛮中拯救出来的。[91]而且黑格尔还总结了哥特的吸引力所在：“古典风格的建筑主要水平卧在地面上，而基督教堂有一种与前者相反的浪漫主义气质——它们从地面生长出来，升入天空。”[92]

这个观点足以写成题词，献给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39]的画《河上的中世纪城市》（1815）。申克尔基本是黑格尔的同代人，同样是柏林人。画中的大教堂自然地耸立，仿佛是从四周的橡树林中生长出来的。为了强调教堂的生长特征，画中它的第二座尖顶还在建造当中。这幅画和很多浪漫主义艺术一样，是一个体现“成长”而非“完成”的作品。在画的前景中，一位君主从战场归来，正骑马返回他的城堡（城堡在画面中位于教堂左侧），他忠实的臣民赶来欢迎他。理想化的中世纪城市上空散布着乌云，而一条彩虹的出现预示着未来更好的时代。[93]创作时间显示，这幅画暗喻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从拿破仑战争中归来，他把普鲁士从法国的占领中解放了出来。

一座未落成教堂的意象对德国人来说有独特的意味，因为他们最伟大的中世纪教堂，科隆大教堂，当时就尚未完成。教堂的建造从14世纪中期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到了16世纪中期就完全停止了，只完成了唱经楼（本身就有一座大教堂的规模）、两侧翼廊和南塔的两层。中世纪的起重机一直遗留在南塔上，无声地控诉着后来一代代的人们。但正是中世纪灵感与现代成就之间的断裂，给浪漫主义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针对科隆大教堂上的这种历史断裂，自然主义者格奥尔格·福斯特回应得最早，也最有道理。福斯特是一位有新教背景的自由思想家（他一生多有了不起的经历，其中之一是参与了库克船长的第二次南太平洋远航），去科隆大教堂为的不是信仰而是美学上的目的：“每次到科隆，我一定会去瞻仰这座非凡的殿堂，只为了体验那种崇高得令人战栗的兴奋感。”[94]唱经楼里林立的纤细柱子，在他看来像“原始森林中的树”。福斯特比黑格尔早了一代人（前者写这些话的时间是1790年），他认为在希腊建筑中可以找到人性的所有真髓、人的此时此在（the here-and-now）；而科隆大教堂中那些穿行于哥特式阴郁的立柱，则展示着另外的世界，见证着人类创造力的“神话世界”。[95]

如此恢宏的建筑竟然没有完成就停工了，福斯特在最后表达了他深深的遗憾。四年后他死于巴黎，弥留之际对他长久以来热情支持的法国大革命深感失望。他没能活着看到，后来的德国浪漫主义者铸成了一项事业，共同呼吁大教堂的建成。走在运动最前面的是另一个大失所望的“德国雅各宾派”[40] ——约瑟夫·戈勒斯，他放弃了政治激进，转向了天主教和民族主义。在1814年11月的《莱茵兰信使》杂志中，戈勒斯发出了他的首次呼吁；此时正值拿破仑败于莱比锡战役，德国因为脱离了法国统治而高奏凯歌。[96]人们拟了无数个修建胜利纪念碑的计划。戈勒斯辩称，未完成的大教堂仍是一个赫然的耻辱，在完成这座建筑之前，胜利纪念碑一个也不能开工。他获得了德国浪漫主义领袖们的大力支持，包括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本人在1805年的文章《哥特建筑原理》中也为科隆大教堂谱写了赞美歌）[97]、祖尔皮茨·布瓦塞雷和梅尔基奥·布瓦塞雷兄弟（他们为推广中世纪绘画贡献巨大）。[98]虽然歌德对浪漫主义者一些过火的做法出名地反感，这回他也经不住大势，贡献了一臂之力。

最终他们成功了，一部分原因是布瓦塞雷兄弟争取到了普鲁士王储。[99]他当时远未继承王位（这要等到1840年），但已经着手启动教堂的修缮工作。1842年9月2日，在一场盛大的典礼上，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为续建工程奠基。他还抓住时机，做了一次他最擅长的演讲。他将续建计划赞美为德国力量与统一的象征：“修建了这些大门的那种精神，就是在29年前打破了我们的枷锁的精神。它终结了外族对祖国的占领与羞辱。它是德意志的统一与力量的精神。……我向上帝祈祷，科隆大教堂将矗立于这个城市的上空，矗立于德意志的上空，矗立在和平洋溢的岁月里直到时间的尽头。”[100]即使是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人们也花了38年才完成修建。1880年，大教堂才得以由腓特烈·威廉的弟弟、德国的新帝[41]威廉一世之手献予上帝。

风景与神话

1842年大教堂奠基的时候，它脚下的河流本身也成了崇拜的对象。莱茵河在启蒙运动时期被称为“教士的走廊”（Pfaffengasse），是一片声名狼藉的落后地区，被科隆、特里尔、美因茨、沃尔姆斯和施派尔的教会贵族管控着。到科隆来的旅行者会嘲笑迷信的当地人，尤其是他们妙趣横生的圣物收藏：包括三博士的遗物；古罗马的马克西米安努斯皇帝治下被屠杀的一千个烈士的遗物；更匪夷所思的是，传说公元383年，11 000个从不列颠来的贞女想让当地人皈依基督，却被匈人屠杀——当地还有她们的圣物。[101]威廉·贝克福德是一位眼光挑剔的旅行者，他在1783年写道：对虔诚的科隆市民来说，“他们的房屋即使阴湿难耐，居室设计糟糕，他们也一毛不关心；哪怕他们的人行道长满了杂草，商铺污秽不堪，只要加斯珀（Caspar）、梅尔基奥尔（Melchior）和巴尔撒泽（Balthazar）三人（即东方三博士）的尸骨被妥善保存就万事大吉”。[102]但是，当贝克福德沿莱茵河向上游旅行，他的鄙视就变为了崇敬：“就让那些钟情于如画风景的人重归莱茵河畔吧，沿着从波恩到科布伦茨的路漫溯。在有些地方，道路是高悬着的，如飞檐翼然临于水上；在另一些地方，道路蜿蜒于高耸的峭壁和断续的陡坡之间，在森林的荫庇中，掩映于万紫千红的植物和花朵中。”[103]有人把贝克福德称为“第一位莱茵河的浪漫主义者”，因为正是从他那里开始，莱茵河成了英国游客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104]

他们饱含激情地描写莱茵河。在有关的作品中，有两个脱颖而出，成了当时的畅销作品。其中第一个是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这首长诗让拜伦一夜之间名利双收。1812年3月，他给朋友汤姆·摩尔的信中说，他“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火了”。摩尔自己的说法是：“他的名声等不及那种聚沙成塔的过程，而是平步青云，像童话故事里面一夜建起的城堡一样。”[105]拜伦在1816年的春天去了莱茵河，为那里“完美糅合起来的美丽”所倾倒。风景从波恩延伸到美因茨，他看到的是“美——远超过我的期待……景色的任何一点都无可超越”。[106]《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在同年的晚些时候发表。在第三章中，他把上面的感受用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真正的智慧国度，

总是在营造着自己；

或者啊，它就在你的怀中；

自然母亲！如你那样喷薄而出的，

可是那宏伟的莱茵河岸？

河边的哈罗德凝视着这神的造化，

所有的美融合在了一起；溪流与洼地，

硕果、繁叶、碎石、林木、藤蔓、玉米田、远处的山峦，

无主的城堡吐纳着坚决的告别，

青葱的叶覆了灰白的墙，废墟碧绿且安详。[107]

1818年，另一部畅销书用不同形式传达了同样的观点。这就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其中关于莱茵河的段落，源自四年前她和珀西·雪莱一同游览的经历。虽然雪莱夫妇必须忍受同行的一些“恶心的德国人”，他们“趾高气扬，大吵大嚷，还亲嘴，在英国人看来实在不堪入目”；但是，她对看到的风景大加赞美，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天堂乐土”。[108]在她的小说中，同样一番话让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和他的瑞士旅伴亨利·克莱瓦尔重复了一遍。克莱瓦尔惊叹于莱茵河的美超越了自己的故土：“他感觉自己仿佛被带到了童话的国度，享受着世人不曾体味过的幸福。”[109]

19世纪中间的几十年，德国风物日渐受人追捧，而且英国游客争先恐后地去见识“地球上最浪漫的地方”。[110]矛盾的是，人们想体验不加雕饰的自然和荒草萋萋的城堡，但让他们的欲求得以满足的，却是铁路和汽船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些工具让旅行日渐快捷、舒适、廉价。很快，莱茵河成了德国文化特质的典型比喻。比如爱德华·鲍沃尔-利顿在小说《莱茵河的旅者》里有一个人物，对于从科隆乘船逆流而上的旅程，他这样评价：“莱茵河在流淌，这个国家的才美天赋一同在流淌。流过高山深谷，流过狂野与寂寞，流过古城突兀的尖塔，流过颓圮的城堡，流过沉默的修道院，流过卑微的茅草房。宏伟与简朴、历史与迷信、现实与神话，一个接一个，相融为一体。”[111]

法国人对莱茵河的看法更暧昧不明一些。究其原因，从1794年征服一直到拿破仑帝国覆灭的20年时间里，整个莱茵河左岸是法国领土。在1815年的最终和约中，莱茵河大部分地区被归还普鲁士，这让法国的爱国者们群情激愤。不过，虽然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姗姗来迟，他们最终还是拜倒在莱茵河的石榴裙下。1842年，雨果这样的大牌作家也出版了一本完全写莱茵河的游记。“我喜爱莱茵河胜过其他河……这条骄傲、高贵的河流，湍急而不激怒，狂野却又傲岸……一条高贵的河流，即封建，又共和，还有帝王气象。”[112]接下来的一段话，雨果用的辞藻在自己的标准上都过于浮夸了：“莱茵河汇集了河流的一切品质。她有罗纳河的湍急，卢瓦河的宽广，莫兹河的石滩，塞纳河的曲折，索姆河的清澈，台伯河的历史韵味，多瑙河的帝王威严，尼罗河的神秘感召，金色的河沙一如新大陆闪光的溪流，河畔的神话仙踪仿佛东方的山泉。”[113]

莱茵河只是众多能让浪漫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景点之一。得浪漫之精义的风景，最具竞争力的地点是莱茵河之源——阿尔卑斯山。曾几何时，阿尔卑斯山仅仅被旅人当作一个障碍，越快通过越好；到了18世纪末，正是因为阿尔卑斯山脉崎岖难越的地形才令它魅力倍增。和通常一样，这方面最前卫的是卢梭。他总是排斥城市，喜爱乡村，越是不开化就越好：“我的意思明白指的是真正的乡野。一片平原，无论怎样瑰丽绝伦，我也不会看在眼里。我要的是湍流、石滩、冷杉林、黑森林、山峦；有陡峭的道路供我攀登，有无底的深渊让我恐惧。我享有这些快乐，细致入微地品味它们，我在尚贝里（Chambéry）[42]时就是这样。”[114]阿尔卑斯山最令卢梭喜爱的地方，是它代表了自然最少受人类污染的一面。正是在山中，书信体小说《新爱洛漪丝》的男主人公圣普乐经历了一种神秘的感受，并且写信给他将死的爱人朱莉说：“它的存在仿佛超越了人的社会，抛去了所有低微的、尘世的感伤。一个人接近天界的时候，他的灵魂也沾染了一点它永恒的纯净。”[115]

《新爱洛漪丝》是18世纪的第一畅销书，[116]它对阿尔卑斯山显赫名声的贡献比任何出版物都多。这本书促进了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业。在整个18世纪，跨国旅游发展步伐十分迅速。战事依然频仍，但是更多局限于一国之内，并且破坏性不大。道路即使崎岖，但也在逐渐改善。旅行仍然有风险，但已经不至于赌上性命。所以“周游列国”逐渐成为绅士的学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托马斯·霍比爵士是第一个游览欧洲大陆并且留下记录的英格兰旅行者，他的行程更像旅游观光而非朝圣之行。他在1549年游览了意大利。[117]但到了18世纪，英格兰旅客的涓涓细流变成了一条湍流，一股洪流。1768年，据朱塞佩·马克安东尼奥·巴列蒂[43]估计，在过去的17年中，总共有大约10 000名英格兰人到访过意大利。[118]到了1770年，一位匿名人士写道：“在早先两位乔治国王[44]统治的时候，每有一个来旅行的英格兰人，如今增加到十个来漫游欧陆的。”而十五年后，爱德华·吉本推测有40 000英格兰人正在欧陆旅行（不过这应该是一个猜测，几乎肯定猜得太多了些）。[119]

这些人大部分经由阿尔卑斯山去往意大利。“外国人总是成群结队地前来，”瑞士画家卡斯帕·沃尔夫在1779年写道——这句话出现在他的蚀刻画集的前言中，画集题为“瑞士盛景详描”。[120]这本画册意在向人们展示他们朝思暮想却又不能亲历的景色。很多旅人自己也从事这样的活计，如著名画家约翰·罗伯特·科泽斯和弗朗西斯·唐恩——两人同在1781年画了阿尔卑斯山的风景。[121]正是科泽斯的水彩风景吸引了透纳，后者赶在1802年亚眠和会对英国旅客开放欧洲大陆以后（虽然这次开放时间很短暂），去了一趟阿尔卑斯山。归途中，透纳在卢浮宫遇见画家约瑟夫·法林顿，对他夸赞说阿尔卑斯山“非常浪漫”。[122]

阿尔卑斯山拥有一切为浪漫主义者喜爱之物——独特、崇高、野性、可畏、不合章法、神性十足。瑞士自然科学家奥拉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绪尔于1786年成功登顶勃朗峰[45]，是历史上第三个。他写下了自己在高峰上的感受：“灵魂上升，精神的视野拓展。人在这片宏伟的寂静中，可以听见造化的声音，成为它最神秘的运转的一部分。”[123]这种情怀被英国的浪漫诗人一再唱和，他们发现瑞士“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这是拜伦说的。1816年，他在日内瓦附近的赛雪隆遇见新朋友雪莱，两人继续登船旅行，随身带的不是旅行指南，而是一本《新爱洛漪丝》。[124]

柯勒律治在夏蒙尼[46]见识了阿尔卑斯山的风采，赞不绝口：“在这种神迹之谷，谁还会、谁还能不相信神的存在？”雪莱是无神论者，不过他也倾倒于那样的美景：“我之前从未想象过这些山峰的样子……当这些耸入云霄的峰峦突然出现在你眼前，它们的宏伟壮丽激发出一种不亚于疯狂的错愕狂喜。”应运而生的是《勃朗峰颂》，登山是陪伴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德索绪尔：

令人目眩的深谷啊！当我望着你，

在崇高和陌生之感中我陷入恍惚

沉浸在自己的玄想中，灵感盎然。

雪莱在为夫人玛丽·雪莱的《一趟六周的旅程》（1817）写的序言中说：“这首诗是直接有感而发的，它所吟诵的事物激发出深刻而强烈的感情；不加约束的灵魂流露，想要模仿那不可驯服的野性，和不可接近的庄严——那些原初的情感就是由此而生的。”[125]

在一些浪漫主义者往南去阿尔卑斯的同时，另一些往北去往苏格兰高地。后者同样在追随着野性、崎岖、不羁的风景。在詹姆士起义[47]失败后，1745年的苏格兰终于奠定了和平，人们得以不用军人护卫就能在该地安全地旅行。18世纪60年代，一部史诗的“散文式翻译”的成功震动了社会各界，使得苏格兰的魅力大增。这部史诗相传为公元3世纪的莪相所作。他是芬格尔之子、古苏格兰（Caledonian）的伟大英雄，他的人马击退了一支入侵的军队。译本由一位名叫詹姆斯·麦克弗尔逊的学校教师发表。他从这项伟业中取了一个谦逊的名分，从第一卷便可看出：《古代诗歌残编，采集于苏格兰高地，译自盖尔语》（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Galic or Erse Language[48]）。该书前言毫不讳言地保证说，“读者完全可以把正文中的诗歌碎片当作真正的古苏格兰的诗歌残章”。虽然具体时间已经无法确定，但“一个国家所书写的传统，指的是最为古老悠远的那个时代；这个传统被英灵与诗歌本身的纽带支持着”。这些诗据说是游吟诗人代代传习下来的。[126]第一首残章这样写道：

温薇拉：

我的爱人是丘峦之子。

他追赶飞奔的鹿。

灰狗在他身边喘气；

他的弓弦在风中低吟。

不论你躲在泉边的岩石，

还是山间的溪畔，

风拂过，灯芯草频频点头，

山岚掩住了你的身形，

让我悄悄接近我的爱人，

在大岩石上和他幽会。

我看到你在布兰诺老橡树旁，

多么可爱，

你狩猎归来，趾高气扬，

众友人中你最英武。[127]

特雷弗-罗珀不以为然地觉得莪相的作品“完全读不下去……不可胜言的枯燥冗长；人物像行尸走肉一般，用超自然力行事”，[128]虽然如此，很多和特雷弗-罗珀同时代的人把莪相誉为苏格兰的荷马。而且热情欢迎莪相的不只是苏格兰本土。一次最早的轰动是由歌德这样的大作家推波助澜的。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在绿蒂的请求下为她念了几篇他自己翻译的莪相的诗歌。这成了他们最后一次相聚。这些诗震撼人心：“绿蒂泉涌般的泪水，稍稍缓解了她心头的压抑；但她这一哭，却使维特的朗诵停顿下来。他把诗稿丢在一边，抓住绿蒂的手，哀伤地痛哭起来。绿蒂把脸俯在另一只手上，用手帕捂住双眼。两人的心情万分激动。”[129]维特继续读下去，绿蒂很快就情绪失控了：“她的神志迷乱起来，一把抓起维特的手拉过去按在她的胸脯上。她怀着忧伤而激动的心情向他俯下身去，热烈地跟他脸贴脸偎依在一起。周围的世界在他们心里已不复存在。”[49]不久，唉，绿蒂就慌张地跑进屋，告诉维特他们不能再见面了。第二天，维特开枪自杀。

18世纪末，莪相的诗歌已经被翻译成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波兰语、俄语、丹麦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或者换句话说，在整个18世纪，莪相的诗是除了《鲁滨逊漂流记》之外流传最广的英语作品。[130]马修·阿诺德后来评论道，“它像熔岩一般涌遍了欧洲”。[131]1770年赫尔德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假如哪一天我去了不列颠，我会匆匆走过：参观一些盖瑞克剧院[50]，顺道向休谟问好，接着就北上苏格兰和威尔士，然后登上西部群岛[51]，麦克菲森、莪相的幼子，就坐在其中一座岛上。”[132]不过从一开始，诗集的真实性就受到一些强劲、有影响力的声音的质疑。约翰森博士对诗集的耻笑可能只是又一次印证了他对任何苏格兰的东西的厌恶。一些爱尔兰学者的恶意批评，也可能是看到自己的民族英雄被移植到苏格兰，因此愤愤不平，他们的批评也许有所偏颇。但是，大卫·休谟一改之前的支持态度，告诉他的苏格兰同胞詹姆斯·博斯维尔说，这些诗都是假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休谟还说，即使“五十个光屁股的高地苏格兰人”[52]一起发誓，他也不相信《芬格尔》（Fingal）是一首真正的古诗。[133]

《芬格尔》确实不是一首古代诗。《芬格尔》和《帖木拉》（Temora，诗集中另一首史诗）并不是麦克菲森“采集”的，而是他自己创作的——或者，更有可能是从他的堂兄拉克兰·麦克菲森［斯特拉斯马什（Strathmashie）的领主］写的盖尔语诗歌翻译过来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尤尔特·麦克菲森的帮助。[134]莪相诗集的真伪问题一直困扰着文学研究界[135]，但我们不必在此迟疑。重要的是，莪相在欧洲流传甚广，经久不衰。这样的现象本身可能就证明了麦克菲森的诗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至少有三幅画能印证诗集的感召力：热拉尔的《莪相用竖琴之声召唤魂魄》（1801）、吉罗代的《莪相迎接法国英灵》（1802）、安格尔的《莪相之梦》（1813）。[53]三幅画都是受拿破仑之托创作的，他在首次远征（远征埃及）和最后一次“远征”（流放圣赫勒拿岛）时，都随身带着莪相诗集。[136]拿破仑还非常喜欢让-弗朗索瓦·勒叙厄尔的歌剧《莪相，游吟诗人》，该剧在1804年首演，正逢拿破仑加冕为皇帝不久。歌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下来的10年中演了70场，勒叙厄尔也确立了拿破仑治下第一剧作家的地位。[137]

莪相诗集在1777年有了法语译本[138]，这极大帮助了莪相扬名欧洲。古代民间史诗的发掘、复兴成为一个民族必需的工作，必要的话，编造也是可以的。《伊戈尔远征记》（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是一部用古代东斯拉夫语写成的史诗，1791年发现于一所修道院中，1800年出版。史诗的发现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文化根源。该作的年代可以追溯至1180年代，讲述了诺夫哥罗德王子伊戈尔（Prince Igor of Novgorod）征讨突厥游牧部落的故事。虽然不时有人质疑，但这部史诗基本可以认定是古已有之。[139]它得到当时读者的热情欢迎，同样受到赞赏的还有克尔沙·达尼洛夫四年后发表的《俄罗斯古诗》（Ancient Russian Verse）。[140]

哈布斯堡的帝国宣布在波西米亚土地上也有新的发现。发现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但远不像之前的案例那样令人信服。在19世纪前期，日耳曼人和捷克人之间的文化竞争日益激烈。1818年，波西米亚总督弗兰提谢克·科罗弗拉公爵创建了捷克民族博物馆。他的开馆宣言用德语写成，其中把他的建树称作“爱国博物馆”（vaterländisches Museum），但约瑟夫·容格曼用捷克语翻译成了“捷克民族博物馆”（Národníčeské museum）。[141]一年之前，民俗学家伐科拉夫·汗卡宣布，他在皇宫镇（Dvůr Králové）的一所教堂地窖里发现了一份古代斯拉夫文献。发现时，它被压在一束箭下面，虽然后者能追溯到伟大的胡斯战士扬·杰氏卡的时代，但这份文献可能更为古老。[142]它是一部篇幅更为宏大的史诗的碎片；史诗的情节捷克人本来就知道，但是总也不会听得烦腻：那是捷克民族悠久的文化，他们的过去闪耀着英雄反抗日耳曼侵略者的功勋。比如，有一首诗题目就叫“爱国情”，诗中伟大的战士扎博伊（Zaboj，毁灭者）和斯拉沃热（Slavoj，荣耀者）联手打败了卑鄙的日耳曼暴君鲁迪克（Ludiek），扎博伊在一场战斗中手刃了他。[143]

这部诗集被称为“皇宫镇手稿”（Královédvorský Manuscript）。此外，还有一份更重要的文件，《莉布丝的裁决》 ［The Judgment of Libuše，后来又称“泽列纳霍拉手稿”（Zelenohorský Manuscript）[54]］，在1818年被汗卡匿名地寄给了科罗弗拉公爵。[144]有人批评说两部手稿都是汗卡捏造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赢得读者的广泛好评。它们确实引发了一系列不足挂齿的伪作。[145]有一家很不明智的报纸质疑了汗卡手稿的真实性，汗卡在成功告赢了这家报纸以后，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他去世的时候，参加他葬礼的有两万人，此外还有400位火炬手和捷克社会各界的杰出人物。[146]汗卡的民俗学同道还厚脸皮地宣称，即使是“那些创造‘忠诚的谎言’的人，对我们的文化的贡献也远大于那些肆意批评、企图掏空我们多少个世纪的历史的人”。[147]

与此同时，汗卡的收获成了“捷克民族主义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148]汗卡死后，送葬的队伍中有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捷克民族主义领导人，弗兰提谢克·帕拉茨基。1819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年初夏我第一次读《皇宫镇手稿》，感到溢于言表的欢欣……啊，祖国母亲啊，在荣耀之中你的变化是多么大啊！又一次，你高扬骄傲的头颅，让所有的国家都肃然起敬。”时间没有淡化这种感情。40年后，帕拉茨基写道：“1817年之前，我们老一代见证了、参与了文雅捷克语的创造与完善；我们可以告诉你，《皇宫镇手稿》曾突然之间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们深信不疑的世界。”[149]

这些手稿提供的素材惠及画家、音乐家、诗人和小说家。1881年6月11日布拉格国家剧院落成时，用来庆祝这个时刻的作品是斯美塔那[55]的《莉布丝》（Libuše），配以约瑟夫·温齐格创作的歌词，后者深受伪造手稿的影响。与其说这是一部歌剧，不如说是个用来庆祝9世纪捷克创立神话的音乐盛会。歌剧中的女主人公莉布丝公主找到一个强健的农夫培密索尔作丈夫，开创了伟大的捷克王朝，这个王朝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将会统治波西米亚的土地。在最后一个场景中，莉布丝描述了她看到的捷克的未来景象，有荣耀，但也有坎坷。当她说到迫害胡斯党人的时代，台上烟雾升起，她的眼睛黯淡无光，但是她总结说：“这是我内心深处能体会的、能明晓的：我亲爱的捷克人民将永不消亡，他们能抵抗所有地狱的恐惧！”——“也包括抵抗野蛮的日耳曼人和他们的奥地利哈布斯堡主子。”观众在听到莉布丝前面的话并起立鼓掌时，自己心里一定加了这么一句。[150]

当然，德国人也有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在浪漫主义时代被发扬光大，这也并非历史巧合。神话传说故事汗牛充栋（格林兄弟收集了500多个），其中有三个尤其流行。第一个关于伟大的中世纪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1122——1190）。故事说，巴巴罗萨其实没有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溺水而死。他被奇迹般地冲到图林根的屈夫霍伊瑟山（Kyffhäuser Mountain）中的一个洞穴里，沉沉睡去，等待着有一天德意志民族在需要时唤醒他[151]。德国最终获得了统一，尽管巴巴罗萨对此没有提供什么明面上的帮助，一个心怀感激的老兵组织还是在屈夫霍伊瑟山上为他树立了一个80米高的巨大纪念碑。

第二个传说更曲折一些，是关于切鲁西的赫尔曼（拉丁文名叫作阿米尼乌斯）的。他是日耳曼切鲁西部落的首领，传说公元9年他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粉碎了瓦卢斯率领的罗马军团。这个故事在16世纪初首次名声大噪，那同样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1529年，路德派的爱国者与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滕写了一个对话录，题目就叫《阿米尼乌斯》。其中主人公在死者世界的审判庭上为自己辩护，赢得了“日耳曼的布鲁图斯”（Brutus Germanicus）的荣誉称号，他是一个反抗异族统治的自由斗士。[152]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饱受内战和宗教冲突之苦，人们对这个传说的兴趣随之消退了。传说一直到18世纪中期还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弗里德里希·戈特利普·克洛普施托克受到莪相的启发，创作了一个著名的戏剧三部曲：《赫尔曼的战斗》（1769）、 《赫尔曼与王子》（1784）、《赫尔曼之死》（1787）。克洛普施托克为作品赋予了各种日耳曼的美德：谦逊、纯洁、虔诚、人性、道德，以及投身正义、荣耀和自我牺牲。[153] 这种结合了尚武精神和自得情绪的写法让观众欲罢不能，令克洛普施托克版本的故事一炮而红，并且长盛不衰。18世纪末几乎所有文集都会收录来自三部曲的选文；后来在1813年捷克摆脱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克洛普施托克三部曲还是会被用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154]

克洛普施托克和其他赫尔曼的作者们构建出的一套符号，勾勒出了德国的民族认同。在城市秩序和罗马人的世故的对立面上，德国人钟情于日耳曼森林那种粗犷、不羁的野性。在克洛普施托克的《赫尔曼的战斗》中，自然本身也加入了日耳曼人一方，用滂沱大雨和闪电风暴阻碍罗马人的前进；食腐的乌鸦铺天盖地，发出嗜血的啸叫，老鹰唱着复仇的歌；罗马人最终被森林和河流吞噬了。[155]在这些自然意象中，最普遍的就是橡树了，这是德国力量、历史和毅力的象征：

祖国啊，祖国！

你就像那强壮的、

庇护一切的橡树，

生长在森林的最深处，

最高峻、最年长、最神圣的橡树。

啊，祖国！[156]

像这样，文学作品经常和德国有地形上的关联。1772年，赫尔德在条顿堡森林游览时，写信给自己未来的妻子，信中把地理、历史和德国民族性都联系了起来：

我现在在乡下，在世界上最优美、最崎岖、最德国、最浪漫的地方。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赫尔曼浴血战斗，瓦卢斯惨遭败绩；仍然是这一条崎岖、浪漫的山谷，被一座座山环绕着。德国人的英勇气概和克洛普施托克的崇高道德理想多多少少会消逝，但是单单凭借这美丽、崎岖的德国天物，德意志独有的风发意气之中就能保存着不灭的灵魂。[157]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尤其是普鲁士在1806年耶拿会战中惨败的羞辱，人们开始用更为激进的方法讲述赫尔曼传说。最极端的版本出自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56]之手，他在1808年写下了《赫尔曼的战斗》。他吸纳了之前版本所有的元素——自由、仇恨、复仇主义、嗜血、日耳曼美德和罗马之恶的对比——并且把它们强化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罗马军队在切鲁西的领地上行进的时候，关于他们烧杀掳掠的报告频频传来。比如，一个罗马士兵和一个刚刚生产的妇女发生了口角，他把孩子从母亲的怀里夺过来，用作棒子锤死了母亲；当他的上司听到这一恶行，也只是耸了一下肩而已。另一个目击者报告说，罗马士兵砍倒了一棵一千岁的圣橡树，而这棵橡树是属于日耳曼的主神沃坦的，胆敢反抗的切鲁西村庄都被烧成了灰烬。赫尔曼听了这些恐怖的事，不但不震惊，还添油加醋，让这些事传播开来，说罗马人让切鲁西人跪下来崇拜罗马的神祇。不过，接下来他确实让切鲁西人假扮成罗马人，出去做了一些罗马人没有做的坏事。

这说明，克莱斯特笔下的赫尔曼会不惜一切去羞辱并彻底击败敌人。一个切鲁西的处女被一队罗马兵强暴之后，不忍心看下去的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赫尔曼听闻这件事后命令这位父亲：

把你被侵犯的贞女带到你的小屋！

日耳曼人有十五个的部族，

所以拿起你锋利的剑

把她的尸体分成十五块，

派十五个信使

给每个部族一块尸骸。

我会给你提供十五匹马。

为你复仇，

向整个日耳曼振臂高呼，

暴风将席卷森林，

呼喊着：起义！

巨浪将拍打石滩，

怒号着：自由！

切鲁西的人们啊

起义！复仇！自由！[158]

这最刺耳的一端的对立面，是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812的画作《古英雄之墓》。这幅画描绘了一个人迹罕至、荒草萋萋的山谷，无序地散布着一些坟墓。石棺上的铭文传达了爱国的意思：“这里长眠着救国于危难的人，就让安静笼罩你的坟”；“高贵的青年，祖国的救星”；还有“为了自由和正义曾光荣地牺牲”。在画面的前景有一块破碎的墓碑，上面写着“阿米尼乌斯”，残碑上绕着一条和法国三色旗一样颜色的蛇。不论赫尔曼的墓是被刻意捣毁的，还是自己坍塌的，画面的深意已经很明了了：在画面远处看得到的两个擅入的法国猎人，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159] 1812年弗里德里希创作这幅画时，他无从得知拿破仑将在俄国遭遇的灾难，他的帝国也因此倾覆。不过，到了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被联军击败，大势已去。即使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也没有改变他隐晦的风格。在1814年《林中的猎人》这幅画中，他直观地画了一个法国猎人迷失在松林里，在象征死亡的松树脚下，他显得十分渺小；一个树墩上立着一只乌鸦，嘶哑地唱出了他的终曲。[160]

第三个伟大的德国传说，也是启发了最多艺术创作的一个，就是《尼伯龙根之歌》（The Song of the Nibelung）。这部史诗的作者是12世纪末期的一位匿名诗人，来自帕绍和维也纳之间的多瑙河流域。史诗使用了更古老的传统口述史的材料。无法认定作者，这正应了浪漫主义者的意愿。正如雅各布·格林在一篇论述《尼伯龙根之歌》的文章中说的那样，作者的缺失，“是所有民族史诗共有的特点，而且这类作品也必定没有作者，因为它们是属于整个民族的”。[161]1755年，尼伯龙根的手稿在奥地利的一座图书馆里重见天日；史诗一经发现，几乎立刻从中古高地德语被翻译成现代德语，但世人接受它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手稿的真实性至少没有异议，在最终浮出水面的35份不同手稿中，11份是完整的。腓特烈大帝向来鄙视本民族的文学，觉得《尼伯龙根之歌》“还不如一发火药有价值”，但是到了1790年代，《尼伯龙根之歌》被赞为德语的《伊利亚特》。[162]史诗有无数个版本出版，有诗歌形式的，也有散文形式的，甚至还有一个袖珍本，以供士兵在行军打仗时随身携带。[163]《尼伯龙根之歌》很快成了除《圣经》以外付诸绘画最多的文学作品，吸引了海因里希·福塞利、彼得·科内利乌斯、卡尔·菲利普·富尔、朱利亚斯·斯诺·冯·卡洛斯菲尔德，[57]以及很多其他的人。[164]

在所有受《尼伯龙根之歌》启发的创作艺术家中，最雄心勃勃的当属理查德·瓦格纳了。他的四幕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巅峰成就。这部剧作创作与谱曲花费的时间从1848年直到1874年，1876年才在拜罗伊特首次完整地演出。读者不需要像W·H·奥登那样，把瓦格纳尊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音乐天才”[165]，就完全可以领略这部作品的感染力。需要强调的是，《尼伯龙根的指环》并不是用音乐来直接重现《尼伯龙根之歌》。“我很少直观地读我眼睛看到的东西，我会深入我所阅读的东西之中。”[166]1857年瓦格纳认真而直率地对玛丽·维特根斯坦公主如是说。实际上，瓦格纳借用更多的是冰岛的英雄史诗，尤其是《埃达》（Edda）——既有《诗体埃达》，也有《散文埃达》——和《沃尔松格传》（Volsung Saga）。但是，最后的作品无疑是瓦格纳原创。

这些文字最吸引瓦格纳的，不是它们的情节或者人物，而是它们作为神话传说的地位。他逐渐认为，神话“在所有时代都是真的，它的内容不论多么精简，都能经得住年月的消磨”。[167]神话传说因为具有象征性，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真实有效的，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不会失色：“神话传说不可比拟的优点，是它总是可信，它的凝练经得住时间的流逝。解释它是诗人的工作。”[168]“那些只能用抽象理性解释的寻常人际关系，在神话中统统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永远直白、纯粹的人，他们有着后世无法企及的具体情态。”[169]从结果来看，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瓦格纳寻求的是实现诺瓦利斯的愿望（瓦格纳也大量借鉴了诺瓦利斯的作品），即有一天这样一个时代将会实现：“那时世界将会回到一种自在自由的生活之中……人将会在神话和诗中找到真正的、永恒的世界历史。”[170]

保守派与革命派

喜爱神话传说的浪漫主义者，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也为数不少。主要原因是神话的深刻、独特、大众化，既是民族的，也是普世的。对此，华兹华斯找到一个完美的诗歌表达，在《远足》里他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

形式虽虚构，但它们的以真理为实质，

绝对的真理！对久远过去的人们来说，

真理耳熟能详，对我们也并非陌生。[171]

这种对历史和神话的亲和，往往意味着对现实事务采取保守的态度。浪漫主义反对启蒙运动的激进态度，而法国革命者的过激行为更加强了这种反对。格奥尔格·福斯特是一位科隆大教堂的仰慕者，原则上也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1792年法国革命政府攻占美因茨时，他提出“吾心安处是吾乡”（ubi bene ibi patria）的口号抨击新的共和政府。军事占领造成的困局让他开始对大革命感到幻灭，而他在一次巴黎之旅后便彻底幻灭了。1794年1月，福斯特死于巴黎；死前不久他写道：“这个世界正面临着理性的暴政，所有暴政中是最为无情的……行使它的是高贵和优秀的人，做出的却是恶魔一般的暴行。火灾和水灾——火与水能造成的一切损害——都不比理性带来的浩劫。”[172]

革命者花言巧语中说的法国大革命，和实际上的法国大革命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很多人描绘了这种差距，但最善此道的是戈雅。我们已经看到，戈雅对启蒙运动的态度暧昧不明。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的军事占领，从中获得的题材和激情让他画了两幅史上画面最暴力的作品，《一八零八年五月二日》和《一八零八年五月三日》，借此记录反法起义和随之而来的暴力镇压。戈雅写下了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我的画笔纪念反抗欧洲的暴君的光荣革命，让那些最重大、最英勇的行为与事件永垂不朽。”[173]《五月二日》画的是在马德里的太阳门，一群起义者在袭击法国士兵。在画面前景中，一个起义者正把一个马穆鲁克骑兵[58]拖下马来，用刀刺向他，此时另一个正把剑刺进马的前胸里。《五月三日》更为人熟知，第二天，画中一队法国行刑队正在处死一批起义者。在左边，已经堆起一些尸体，而在右边，另一批起义者正等着行刑。画面强调了一种宗教意味：中间赴死的起义者张开着双臂，他的旁边跪着一个牧师，而且背景上黑暗的天际线上是一座大修道院。这里并没有什么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只有痛苦、绝望、愤怒和对死亡的恐惧。比较同时代的雅克-路易·大卫[59]，大卫对拿破仑和他发动的战争描绘得极尽荣耀，他与戈雅的差别再鲜明不过。[174]戈雅的一组镌刻画的表达更明确、更残忍，叫作《战争的灾难》。戈雅在其中展现的都是扭曲、杀戮与奸淫的恐怖景象。

那些没有机会直接见证大革命后果的人，还有可能支持大革命的原则。康德安全地在科尼斯堡大学做着一个舒服的学者，这是德语世界的最东边缘。他始终坚持认为革命的法国代表着整个人类，目的是摆脱人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过，他也一如既往是他的主顾——普鲁士国王——的忠实臣民。黑格尔和革命的距离更近，但是他也很容易地把他的哲学和行动区分开来。1822年有一次，黑格尔一面要求普鲁士当局修理一个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刊物，一面又盛赞法国大革命，说那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类意识到自己有用理念重塑现实的能力。每逢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纪念日，黑格尔都会喝一杯红酒庆祝，多年从未间断。[175]

当然，虽然康德强调自决，黑格尔说明了浪漫主义的“绝对的向内性”，两个哲学家都不属于浪漫主义一类。多数德国浪漫主义者都反对大革命，对有关的著作也全盘否定。最活跃的是一批“拿撒勒画家”（Nazarenes），在1809年的维也纳，他们组成了一个故意守旧的“圣卢克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t. Luke）。第二年他们迁至罗马，但不是古典文明的中枢罗马，而是作为基督教世界首都的罗马。事实上，他们搬进了一座废弃的修道院，圣伊西多罗修道院，在那儿过集体生活。1813年，画派的领袖约翰·弗里德里希·奥韦尔贝克皈依了天主教，这使得他们对现代世界的拒斥显得更加有模有样。[176]奥韦尔贝克的画作都是这样的：《拉撒路的复活》《基督和门徒在以马忤斯》《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拿圣经的自画像》《基督和玛利亚与马大》《教廷王座前牵着手的丟勒与拉斐尔》 《宗教在艺术中的胜利》等。[177]拿撒勒画派和新古典主义主要画家的差异再明显不过。弗兰茨·普佛尔的《哈布斯堡公爵和牧师》可以代表拿撒勒画派对待艺术和生活的态度。王位和祭坛需要合一，正像画中的统治者把马送给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正要渡过一条涨水的河，去给一名将死的信徒做最后的圣餐礼。[178]

拿撒勒画派的艺术大受欢迎。石版印刷术的发明让他们的画作很快传到了德国和奥地利。1818年，奥韦尔贝克的父亲骄傲地告诉他：“你的名字传遍了每一片说德语的土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所有政界报纸和其他的刊物上都有你的名字。你在法兰克福画的画，还有科内利乌斯的那些，人们越来越关心画的细节，把它们当作了不起的国家成就。”[179]

拿撒勒画派开始是从维也纳画院中分离出来的，这代表欧洲绘画中第一次分裂运动，不过这次运动结果圆满，画家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1818年，他们在罗马的画室受到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的光顾，第二年又迎来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的大驾。[180]前者的到访启发弗兰茨·路德维希·卡特尔画了《路德维希王储在罗马的西班牙酒馆里》，这可能是史上描绘王子赞助人的画中，场面最不正式的一幅。[181]1818年，拿撒勒画家已经为普鲁士驻罗马领事馆画了一幅壁画（这种介质也是拿撒勒画家钟爱的，因为它的古朴特性）。紧接着，一大批来自日耳曼诸侯的求画委托源源不断地涌来。拿萨勒画派中最成功的是彼得·冯·科内利乌斯，他当了慕尼黑画院的院长。在那里，他事务繁多，还受路德维希一世国王之托，为慕尼黑路德维希路上的路德维希教堂画巨大的壁画。[182]

亚当·海因里希·穆勒同样在政界走得很远。他开始的时候为普鲁士服务，但生平最多的时间在为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亲王当宣传官。穆勒在德国浪漫主义者中是数一数二的政治理论家，他为国家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付出了莫大的努力。他在1808年的一次公共演讲中宣称：“在国家之外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国家是人心中所有需求的具体体现……没有国家，人就无法听，无法看，无法思考、感受，也无法爱；简言之，人在国家之外是不可想象的。”[183]《柏林晚报》（Berliner Abendblätter）中刊有一批文章，是穆勒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合写的，并由穆勒独自编辑——穆勒在这些文章中认为，学者必须摒弃他们过度挑剔的消极态度，丢掉“陈腐、没有餍足的求知欲”。他还说，在基督教信仰的全盛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宗教上的航标，这个点让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有了意义；但是在如今的世俗世界，学问只有在自愿服务国家时，才会获得必要的形态与生命力。[184]不必说，他代表知识分子伸出的这只橄榄枝很快被德国王公们接住了。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科隆大教堂南门奠基时，他也强调了王位、祭坛和知识界的统一。[185]

在莱茵河的另一侧，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打算青睐一个革命政权，因为革命政权千方百计让这个世界不再神秘，还把新古典主义当作自己的官方绘画风格。保守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俗不可耐的暴发户，比第一共和国的革命者还要没有品位。法国愤怒的浪漫主义青年都是愤怒的年轻保皇党、保教党。阿尔方斯·德·拉马丁[60]、阿尔弗莱·德·维尼和维克多·雨果开始都是贵族制、君主制和天主教的忠实支持者。[186]当1804年拿破仑政权司法谋杀了波旁家族的当甘公爵（Bourbon duc d’Enghien）时，夏多布里昂辞去了拿破仑手下的公职，流亡国外。[187]拿破仑的“百日王朝”期间，欧仁·德拉克洛瓦甚至当过路易十八的“皇家随身护卫”（Camelot du roi）。[188]

在复辟后的法国，王座和祭坛的联合并没有持续多久。这种联合禁不住复辟的波旁家族的坏脾性；一如德塔列朗[61]的著名评判所说的，波旁家族“该学会的都没学会，该忘记的都没忘记”。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那些曾经反对拿破仑、支持路易十八复辟的浪漫主义者逐渐开始倒戈了。在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1821——1822）中，一位来自昂古莱姆的年轻诗人卢西安·夏尔登，一来到巴黎就被告知要在一场文学兼政治的激烈较量中站队：其中“保王派是浪漫主义者，自由派是古典主义者；另外，建议把宝押在前者上，因为浪漫主义者都是年轻人，而古典主义者都是戴假发的老朽，浪漫主义者会赢的。”[189]在1824年，浪漫主义者维克多·雨果仍说文学是“宗教与帝王社会的表达方式”。[190]但就在那一年，战斗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王座和祭坛抛弃了浪漫主义。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接替他的是没那么聪明、更加反动的弟弟查理十世。如同要宣示文化的气候转冷，法兰西学院的院长在一个公开场合公然谴责浪漫主义文学。巴黎大学的校长（他同时也是一位主教）在一个颁奖仪式上坚称，一旦一种国民文学臻于完美——正如在路易十四治下处于黄金时代的法国那样——作家就应该按照这种文学的规则创作。[191]这对于浪漫主义来说不啻是落井下石。

雨果从拿破仑崇拜中找到了慰藉，逐渐转变成了激进的左派。他父亲正是在拿破仑麾下高升到将军位置的。雨果在1827年写的《旺多姆广场圆柱颂》（Ode à la Colonne de la Place Vendôme），标志着他与波旁王朝的决裂。三年之后，他写成了剧作《欧那尼》（Hernani）。在该作的前言里，雨果最后总结说：“浪漫主义，总而言之，是自由主义在文学中的体现。[62]文学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同样关注民主。艺术的自由（freedom in art）和社会的自由（liberty in Society）是所有逻辑周全的思想者都会一并追求的一对目标。”[192]同年，雨果写给拉马丁的信中，他补充说：“我们的问题同样是自由的问题，自由也是一场革命；艺术的自由将和她的政治姊妹并肩而行。并进的革命就像狼群，它们从不手足相残。”[193]

这个信念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接受了考验，波旁王朝被彻底终结，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成为国王。浪漫主义者通过了这次考验，至少“看上去”如此，因为巴黎的巷战启发了所有革命绘画中的巅峰之作——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法国艺术评论家奥古斯特·雅勒对浪漫主义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浪漫主义在绘画中一定是政治的；它是1789年革命炮声的回响。”[194]《自由引导人民》是对这个定义的完美诠释。德拉克洛瓦在1824年的沙龙[63]上展出了《希俄斯岛大屠杀》，已经显示了他的浪漫主义绘画对革命的戏剧化描绘。这幅画反映的是1822年土耳其人在希俄斯岛上犯下的罪行。这是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的一次轰动事件。在画面的左边，一批犯人等着被卖为奴隶；在右边，一个孩子吮吸着已死母亲的乳房；画面的最显要的部分是一个土耳其骑士，他的马上捆着一个年轻女孩，骑士正要抽出弯刀砍向女孩哀求的母亲。这幅画因为和安格尔的画并排展览，它的冲击力被加强了。安格尔的画是《路易十三的誓言》，和德拉克洛瓦的画之间产生了人们能想象到的最大的反差。三年后的1827年沙龙上，两位画家又一次有了比较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机会。这次他们展示的作品分别是《萨丹那帕露斯之死》（德拉克洛瓦）和《荷马成神》（安格尔）。

同样是1827年，德拉克洛瓦从希腊独立战争中选取题材，创作了另一幅震撼的画作，《迈索隆吉废墟上希腊的终结》。这幅画没有在沙龙上展出。它不仅声援了希腊为独立所做的挣扎，很可能也是对拜伦的哀挽。1824年，拜伦正是死在迈索隆吉。[195]

致敬拜伦的不只德拉克洛瓦一人。对于欧洲浪漫主义的激进情怀，拜伦的贡献巨大无朋。1809年至1810年的地中海之旅让他如痴如狂，并开始为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独立而奔走呐喊。这种转变并不新奇，但他能用诗的有力语言表达对希腊的热爱之情，这令他的希腊之爱博大而绵长。《恰尔德·哈罗德游记》里面的几行诗讲述了个中缘由，诗句一经发表立马家喻户晓：

美丽的希腊!财富不再，只剩萋萋荒草，

不朽，却已死；隳堕，却伟大!

现在谁将引领你四散的子民继续前行,

谁来打破羁绊人们已久的桎梏？[196]

更有名的是九年后发表的《唐璜》里的几句：

起伏的山峦望着马拉松——

马拉松望着茫茫的海波；

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

梦想希腊仍旧自由而欢乐；

因为，当我在波斯墓上站立，

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64] [197]

那时，拜伦已经在羞耻与激昂的民愤中离开了英格兰；关于他的性丑闻的传言甚嚣尘上，最终把他逐出了国门。据传，他还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有过不伦之恋。但即使去国离乡，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没有减弱。一路上，人们总觉得他是危险与可耻的，对他退避三舍。但同时欧洲人也把他变成了一个传奇。在阿尔方斯·德·拉马丁1820年出版的《诗学沉思》中，他用一种近乎崇拜的方式反对了拜伦的玩世不恭：“世界仍然不能说出你的名字。你是神秘的精灵，又或是神秘的肉体凡胎；你是天使或者魔鬼。不管你是什么，拜伦，灵魂是善是恶，我喜欢你的旋律中狂野的和谐，就像我喜欢风暴中狂风闪电、怒涛轰鸣！”[198]各路知识分子都对拜伦的鬼才表达过敬意，包括歌德、海涅、普希金，以及密茨凯维奇[65]。其中歌德的说法最权威：“拜伦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他既不古旧也不现代；他就属于当下。”[199]

拜伦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但莫里斯· 博拉[66]认为他根本就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一个18世纪的遗老，与蒲柏（甚至德莱顿）之间的共同之处比济慈或华兹华斯多。[200]如博拉所说，如果对想象力的重视是浪漫主义者的独特之处，那么拜伦便不在此列，因为他特别讥讽过：“所谓的‘想象’和‘创造’被大力强调，这是如今的流行。这两种品质其实再普通不过：一个爱尔兰农民喝一盅老酒，迸发出的想象写一首现代诗就绰绰有余了。”[201]1822年济慈给弟弟写信说：“你把拜伦勋爵和我放在一起——其实我们之间有巨大的不同。他描述他看到的，而我写我想象的——我这样最最难做到的。你看，这是巨大的不同。”[202]拜伦惯于反讽、挖苦、批判、愤世嫉俗，要找和诺瓦利斯最不同的诗人，就数拜伦了。

但是，拜伦确实热情地信仰希腊的事业，而且正是他把希腊独立主义变成全欧洲的运动。[203]所以，当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欧洲的舆论早已准备好给予它热情的支持。1824年4月19日拜伦死在迈索隆吉；虽然他死于发热而非战斗，但还是被盖棺定论为英雄人物。生前他的画像就已广为流传，他死后，其画像的流行程度，除了拿破仑，无人能敌。[204]即使我们无法衡量拜伦对1832年希腊独立的影响，他的贡献无疑也是巨大的。希腊独立运动的学者曾写道：“对希腊独立运动，他是个实实在在的鼓舞；对于希腊人来说，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英雄，一个神。他对希腊解放的贡献无法估量。”[205]

拿破仑的皇朝倾覆之后，复辟的王朝越发地保守反动，把浪漫主义推向了左翼。即使在偏向自由派的英国（或者说是1801年之后合并了爱尔兰的联合王国），对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压制还是在年轻些的浪漫主义者中引发了激烈的反应。卡苏里子爵[67]是一个众矢之的，雪莱在《暴政的假面游行》中写到了他：

路上遇到戴着假面的谋杀，

活像是那位卡苏里子爵，

貌似温和，其实残忍可怕；

七条凶猛的恶狗紧跟着他。

七条恶狗膘肥体壮，

看来处境优裕值得羡慕，

他常常一个个一双双，

把人心从斗篷里掏出，

投给它们填充饥肠。[68] [206]

1822年子爵自杀之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拜伦这样写他的墓：

后人可能没有福分

再瞻仰比这更高贵的坟墓了：

这里埋葬着卡苏里的骨骸：

请留步，旅行者，撒泡尿吧。[207]

介入政事是英国浪漫主义者的常事。华兹华斯对一位客人说，“虽然他以一个诗人的身份闻名于世，但他每花一个小时思考诗，相应地就有十二个小时用于思考社会的状况与前途”。而雪莱也曾对一位朋友写道：“我把诗当作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附庸，而且如果我身体好的话，我会投身于政治科学。”[208]虽然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69]都从激进派转变成了保守派，但是年青一代的浪漫主义者对既有制度的批评永不停息。雪莱1820年作的《自由颂》中说：

喔，愿自由的人把君王这邪恶的名义

踏入粪土! 也可以就写在那里，

让这荣誉篇章上的污点有如蛇行遗迹，

任轻风去擦拭，平沙使它湮灭![70] [209]

乔治四世至少还是英国本国人。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当政体和外族统治相联系时，政府就尤其不得人心。1815年，奥地利驻意大利的军事统帅海因里希·冯·贝尔格莱德公爵就已经警告梅特涅，“有魄力、有涵养的人都在为一个共同目的奋笔疾书，学术外表掩盖了其政治目标——要让意大利成为它自己的主人；这种想法，虽然是乌托邦，但也让我心神不宁”。在意大利，梅特涅的个人形象象征着奥地利的占领，这样的情况是浪漫主义的极端反面，所以（如诗人西尔维奥·佩里柯[71]所说）浪漫主义者意味着自由派，“只有极端保守派和间谍才敢说自己是古典主义者”。[210]1819年，奥地利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查封了一本浪漫主义的主要杂志，《调解者：科学与文学论文》（Il Conciliatore： foglio scientifico-litterario）。[211]

地理上，意大利临近希腊，希腊从土耳其的统治中挣扎着争取自由，给了意大利很大的勇气。1818年被详尽报道的一个事件尤其刺激了意大利人：英国将希腊的帕尔加城交还给土耳其，城中的居民因此被迫背井离乡。这个事件至少启发了两部重要的作品。第一部是乔凡尼·贝尔谢[72]的长诗《帕尔加难民》，写于1821年客居伦敦时，1824年出版。贝尔谢还创作了《格瑞索斯托莫致儿子的一封半认真的信》，此文成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第一份宣言。[212]第二部作品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最值得铭记的画作，弗朗西斯科·海耶兹的《帕尔加难民》。这幅画是受布雷西亚的保罗·托西奥公爵之托创作的，他本来想要一幅古典主义的画，海耶兹说服他接受了一个现代的主题。海耶兹后来评论说：“很多的主题挤在我的脑海里，最后我挑选了帕尔加难民的话题，因为它有一种爱国情感在里面，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状况。”[213]

这都说明，海耶兹和他的同胞不难将自己和被压迫的希腊人联系在一起，并把他们的奥地利主君和土耳其的压迫者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传递虽然简单，作为一个逃避审查的方法却出奇地有效，常被用于意大利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歌剧。在1815年到1869年之间的意大利，上演的歌剧之多，欧洲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历史时段可以比拟。米兰有6座歌剧院，定期上演歌剧；那不勒斯有5座，外加一家不定期演出的剧院。[214]一个当时的人在1869年回顾说：“如果没有在1848年之前的意大利生活过，任何人都想象不出歌剧院在当时意味着什么。那是公共生活唯一的情感发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一个镇子若有幸欣赏一部成功的新歌剧，满城都会闹得沸沸扬扬，消息能传遍整个意大利。”[215]当意大利歌剧的观众看到高卢人反抗罗马人（贝利尼[73]的《诺尔玛》），或者以色列的子民反抗巴比伦人（威尔第的《拿布果》），他们知道舞台上上演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英雄争取解放的故事。[216]我们已经说过，波西米亚的捷克人也为一样的事业努力，反抗他们感受到的来自奥地利的压迫。[217]

在欧洲的德语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距离要近一些。梅特涅制定的政策，日耳曼贵族用或多或少的热情付诸实施，在国内当然引发了一些愤恨。但不满情绪至少是本民族内生的，涉及的最主要还是政治领域；很多日耳曼国家有和政治政策并行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赞助，也只得到知识阶层的响应。不论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为王储买下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还是路德维希一世委托拿撒勒画派画一些重要作品，或是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任命理查德·瓦格纳当他的音乐总管，德语地区总有一些积极的事情让当局多少有一点民心。自由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达尔曼总结得最好，把普鲁士政府比作“既能伤人又能疗伤的魔法长矛”。[218]很多日耳曼浪漫主义领袖都吃国家的赞助，舒服地安居在国家温暖的怀抱中，包括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施莱格尔、亚当·海因里希·穆勒、彼得·冯·科内利乌斯。当然，其他人也有在内部流亡的，比如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还有人甚至在1830年至1848、1849年之间的起义里去守街垒。在活动家群体里面，瓦格纳因为他独特的激进主义而出人头地；他参与暴力革命的密谋、购买手榴弹、煽动萨克森军队兵变、为起义招募人手。[219]他能流亡逃到瑞士是非常幸运的了，多亏了他慷慨的朋友李斯特的帮助。

1849年5月德累斯顿革命计划的流产，让瓦格纳彻底放弃了和现存政权合作的念头。在他1848年完成的歌剧《罗恩格林》中，他描绘了一个仁慈但无趣的旧王朝，由捕鸟者亨利国王（King Henry the Fowler）统治着；他因为魅力超凡的英雄罗恩格林的到来而活跃起来。《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一稿同样写于1848年，其中瓦格纳让主神沃坦存活下来，不过因为他的孙子齐格弗里德的死和女儿布伦希尔德的自杀，沃坦得到了合适的惩罚。在1849年之后的版本中，沃坦、其他的神连带整个旧制度在最后的大火中同归于尽。

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现代世界最激烈、最彻底的批判。它反对所有形式的权力滥用，不仅包括剧中的阿尔贝里希赤裸裸的专制，还有沃坦的似乎不那么有害的契约型权威。两种情况都是对自然的劫夺——前者偷走了莱茵的黄金，后者从世界之树上折了一根树枝，制成长矛，上面刻着他作为统治者为世界立下的规矩。前一桩罪行使莱茵河陷入黑暗，后一桩导致自然世界的缓慢凋零——树叶飘落，世界之树腐朽，水井干涸。[220]在两种情况中，获得权力必须以牺牲挚爱为代价。背弃爱情的不仅是阿尔贝里希[74]。在《女武神》[75]的第二幕中，沃坦对布伦希尔德说：

当年轻的爱情淡退了欢愉，

我内心中渴望着权力：

受到欲望冲动的愤怒之驱使，

我为自己赢取了世界。[221]

沃坦本希望通过利用一个受控的革命，靠他的儿子齐格蒙德从阿尔贝里希那里夺回指环。是爱挫败了他的计划。齐格蒙德和他失散已久的妹妹齐格琳德之间不伦的通奸，让沃坦的妻子——可畏的富丽卡——以法律的名义插手，让齐格琳德的丈夫洪丁杀死了齐格蒙德。瓦格纳的激进略为有迹可循——他应该写到了不伦的性爱，即使没有在舞台明面上，也明显暗示了不伦性爱的发生：在《女武神》第一幕结尾的舞台说明中说：“他激情燃烧，把她拉入自己的怀中，她尖叫一声投入了他的怀抱。”随后“幕急落”（“也差不多是时候了！”亚瑟·叔本华似乎颇为愤怒，在瓦格纳送给他的书的页边上如此写道[222]）。更引人注意一些的可能是瓦格纳对于同性恋的纵容。瓦格纳的朋友保罗·冯·久柯斯基和他的那不勒斯男仆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瓦格纳的第二任妻子柯西玛轻率地批评了他们，此举招致了瓦格纳的反驳：“这种事我可以理解但不偏袒。世事种种，在所有的情感羁绊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愿投入其中的情谊。”[223]

在瓦格纳的一生里（1813——1883），世界的变化比人类历史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剧烈。关注手段和目的的理性思维改变了物质世界。和其他多数浪漫主义者一样，瓦格纳相信科学研究和理解自然不会导致人类的解放，只会招致征服和剥削。1873年，关于法国人，他对柯西玛说：“何时我们能够不在从他们身上寻求思想的灵感！……他们妄想依靠理性原理解决问题，一看就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何等可悲的境地。就好像理智真的可以成就什么似的！……只有宗教和艺术可以教导一个民族——科学，分析一切，却什么也解释不了，有什么用？”[224]在这句话中，以及瓦格纳很多其他的字迹中——确实，也在所有其他的浪漫主义者的作品中——卢梭的话余音绕梁，不停地告诉我们日趋盛行的理性只是“用花束掩盖了拖累我们的枷锁”。[225]如果他们可以来到21世纪，看看科学理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后果，他们应该会觉得最坏的担忧已经成为现实了。

[1]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1828——1882），意大利画家。——译者注

[2] 译文引自《济慈诗选》，屠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译者注

[3] 这里的原文是The Volk constitutes the nation, while the nation is völkisch. 在中文中很难完全忠实地翻译。简单说，作者的意思是“民族”（Volk）的范畴要大于“国民”（nation）的范畴。——译者注

[4] 列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译者注

[5] 即路易十四。——译者注

[6] 即德意志第一帝国皇帝查理六世。——译者注

[7] French pox，即梅毒。——译者注

[8] French Death，这位作家类比“黑死病”（Black Death）创造出来的词，意在讽刺法国文化的流行就像黑死病瘟疫一样。——译者注

[9] 南特，卢瓦尔河大区首府，现法国第六大城市。——译者注

[10] 弗雷德里希·戈特里布·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为德国文学脱离对法国文学形式的依赖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译者注

[11] 伯特兰德·德·巴雷尔（1755——1841），法国政治家。——译者注

[12] 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1740——1814），法国剧作家、作家。——译者注

[13] 威廉·卡尔·格林（1786——1859），德国作家。是创作《格林童话》的格林兄弟中的弟弟，其兄是雅各布·格林（1785——1863）。——译者注

[14] 这部题目超长的诗集一般简称为《古代英国诗歌的遗迹》。——译者注

[15] 译文引自网络，译者为民国时期的歌德研究专家周学普。——译者注

[16] 路德维希·阿基姆·冯·阿尔尼姆（1781——1831），德国诗人、小说家，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一样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人物。——译者注

[17] 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1913——1973），英国作曲家。马克斯·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布鲁赫（1838——1920），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师。汉斯·艾斯勒（1898——1962），奥地利作曲家。查尔斯·爱德华·艾维斯（1874——1954），美国作曲家。夏尔·古诺（1818——1893），法国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画家。弗兰茨·施雷克尔（1878——1934），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师。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1871——1942），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师。——译者注

[18] 以上译文引自曹葆华所译的《〈 抒情歌谣集〉 序言》，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译者注

[19] 感谢晚枫向我提供了这篇优秀的翻译。——译者注

[20] 在1813年出版的《傲慢与偏见》中，非常富有的达西先生，年收入也是一万英镑。当时英国人均年收入大约是20英镑。——译者注

[21] 苏格兰与英格兰在1707年统一，但是苏格兰人一直努力维持自己不同于英格兰的民族认同，两个民族和地区之间时有政治冲突发生。在构建苏格兰的民族认同方面，司各特的贡献卓著。——译者注

[22] 苏格兰主要人口与城市都集中在低地地区，比起高地更为开放、更加现代化，而高地地区则保留了优美的风景和传统的民族文化。所以司各特希望苏格兰人即拥有现代素养，又不忘苏格兰的民族精神与传统。——译者注

[23] 1688年至1746年间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区域发生的一系列暴动。这些暴动企图帮助在“光荣革命”中被驱逐的詹姆士一世和詹姆士二世国王复辟。这一时期是英国地域间、教派间、政治派别间关系剧烈变革的时代，也见证了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译者注

[24] 约翰·普鲁姆爵士（1911——2001），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25] 本书第32页提到，歌德反对用外在准则规范艺术：“唯一的真正艺术是个性的艺术。如果影响来自内心深处和谐、独立的感情，来自因为自身而独特的、忽视一切外物的感情，那么产生的艺术将会是完整而鲜活的，不论这个心灵是蛮荒、不开化的，还是文雅、敏感的。”——译者注

[26] 休·特雷弗-罗珀（1914——2003），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27] 艾玛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1748——183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28]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家，对英国保守主义政治传统影响深远。——译者注

[29] 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1902），第一代阿克顿男爵，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译者注

[30] 1794年，法国军队侵入并占领莱茵河左岸，20年后该地区才被归还德国。这次入侵是法国大革命转向对外侵略的开始。——译者注。

[31] 上文第147——148页中休·特雷弗-罗珀的话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历史主义的要义。——译者注

[32]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著名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讽刺作家。——译者注

[33]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1779——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34] 即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代。——译者注

[35]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象征醉酒、狂欢、非理性。——译者注

[36] 肯尼斯·克拉克（1903——1983），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作家。——译者注

[37] 大卫·凯恩，1926年生于英国劳顿，英国作家，柏辽兹的著名传记作者。——译者注

[38] 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1811——1878），英国建筑师，哥特建筑风格复兴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39] 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1781——1841），普鲁士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画家。——译者注

[40]（法国的）雅各宾派即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后来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在1794年实行恐怖统治，因此失去了民心。雅各宾派于当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被推翻。——译者注

[41] 威廉一世即位时是普鲁士国王。他在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辅佐下统一了德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威廉一世成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一位皇帝。这个时期正是德国最为统一、最为荣耀的一段历史时期。——译者注

[42] 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的一座城镇。——译者注

[43] 朱塞佩·马克安东尼奥·巴列蒂（1719——1789），意大利文学评论家、作家、诗人、译者。——译者注

[44] 指英王乔治一世（1660——1727，1689——1727年在位）和乔治二世（1683——1760，1727——1760年在位）统治的时期，即1689——1760年。——译者注

[45] 阿尔卑斯山最高峰，海拔4810米。——译者注

[46] 法国旅游城镇。——译者注

[47] 即前文提到过的“詹姆士暴动”，其支持者的说法是“詹姆士起义”。——译者注

[48] Erse Language，即厄尔斯语，指的是苏格兰盖尔语。为了书名的简洁考虑，中文未译出。——译者注

[49] 译文引自《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19——120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50] 英国的一家连锁剧院，由英国演员和编剧大卫·盖瑞克（1717——1779）创立。——译者注

[51] 苏格兰西北方海上的一些岛屿。——译者注

[52] 穿苏格兰裙是苏格兰的传统文化，并且自古以来“穿苏格兰裙时要不要穿内裤？”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里“光屁股的高地苏格兰人”是讽刺莪相诗集的支持者的。——译者注

[53] 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1770——1837），法国画家。安·路易·吉罗代·德·卢西-特里奥松（1767——1824），法国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4），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巨匠。——译者注

[54] 后来人们得知手稿发现地点是捷克的泽列纳霍拉山。——译者注

[55] 贝德里赫·斯美塔那(1824——1884)，捷克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捷克民族歌剧的先锋音乐家。——译者注

[56]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译者注

[57] 彼得·冯·科内利乌斯（1783——1867），德国画家、教育家。卡尔·菲利普·富尔（1795——1818），德国画家。朱利亚斯·斯诺·冯·卡洛斯菲尔德（1794——1872），德国画家。——译者注

[58] 马穆鲁克是从9世纪以来服务于一些北非和中东哈里发国的奴隶兵。戈雅画作的历史背景中的马穆鲁克是拿破仑在远征埃及之后在埃及训练的一支马穆鲁克部队，又称为“皇家卫队马穆鲁克”。该部队参与了对西班牙起义者的镇压。——译者注

[59]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法国著名画家、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法国大革命的忠实支持者。——译者注

[60]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作家、诗人、政治家。——译者注

[61]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官。——译者注

[62] 这和上一段巴尔扎克《幻灭》中“保王派都是浪漫主义者”的说法截然相反。读者注意区分浪漫主义一贯的思想立场和不稳定的政治立场。——译者注

[63] 这里的沙龙指法兰西艺术院一个历史悠久的艺术年展（有时是双年展）。这一传统始于1667年，在18、19世纪是全欧洲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盛会。以下说到“某某年的沙龙”时，均指的是法兰西艺术院的沙龙。——译者注

[64] 译文引自《查良铮译唐璜》，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274——275页。——译者注

[65]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波兰诗人、剧作家、出版人、斯拉夫文学教授。——译者注

[66] 莫里斯·博拉（1898——1971），英国古典文学学者。——译者注

[67] 罗伯特·史都华，卡苏里子爵（1769——1822），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68] 译文引自《雪莱抒情诗全集》，江枫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18——719页。译文略有修改。——译者注

[69] 三位湖畔派诗人。——译者注

[70] 译文引自《雪莱抒情诗全集》，江枫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译者注

[71] 西尔维奥·佩里柯（1789——1854），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爱国人士。——译者注

[72] 乔凡尼·贝尔谢（1783——1851），意大利诗人、爱国人士。——译者注

[73] 文森佐·贝利尼（1801——1835），意大利作曲家。——译者注

[74] 剧中侏儒阿尔贝里西为了得到莱茵的黄金，抛弃了他对莱茵河女儿的爱。——译者注

[75] 《尼伯龙根的指环》共分四部：《莱茵的黄金》（Das Rhinegold）、《女武神》（Die Walküre）、《齐格弗里德》（Siegried）、《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译者注

结论
消亡与变迁

《死亡与变形》（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1]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于1888年创作的一部交响诗。60年之后，在他85岁逝世前，施特劳斯又在《薄暮时分》（《最后四首歌》中的一首）中重提了“变形”的主题。施特劳斯的漫长生涯说明了浪漫主义的音乐中的长久生命力。他真切地见证了老一辈浪漫主义音乐家，并且为之发声。1882年他18岁时，参加了瓦格纳的《帕西法尔》在拜罗伊特的首演。[1]还有很多作曲家带着浪漫主义的信念深入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他们证实了E·T·A·霍夫曼的断言，“音乐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是最为浪漫的，甚至可以说音乐本质上是浪漫的”。[2]

在除音乐之外的艺术形式中，浪漫主义革命在19世纪中叶就逐渐退潮了。当时，普鲁士小说家台奥多尔·冯塔纳[2]宣告：“浪漫主义在地球上的使命已经终结了；铁路的时代临近了。”[3]在1848年“革命之年”，激进诗人费迪南德·弗雷利格拉特作诗向浪漫主义告别：

你的统治结束了!是的，我不否认，

一个不同于你的精神主宰了世界，

我们感受得到，它辟出新的道路，

它在生活中脉动，在我们双眼中闪耀，

它左右奔突——所以，谁都别挡它的路![4]

似乎启蒙精神笑到了最后。不可遏制的现代化发生了。识字普及、交通方式改善、科技创新步伐加快、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公共领域拓宽——这些只是一部分正在进步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推进了一股可持续的世俗、物质进步。另外，技术进步预示着人类的交通不再依赖自己的双脚和四足动物。一位德国企业家，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在1847年这么说道：“动力机车是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灵车，载着它们去墓地。”[5]

伴随现代化进展的乐观态度的，也有对它的中、短期效应的悲观看法。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人口流动，让很多观察者确信穷人变得更多、更悲惨、更危险了。这虽然不意味着所有艺术家都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把此时此地的物质条件当作核心关切。所以不出意料，小说成了最适合新社会形势的文学风格；开始是“现实主义”，其后是“自然主义”[3]。现代都市的世界是平淡的，没有诗意的。这样的小说作品有狄更斯的《雾都孤儿》（1837——1838）、古斯塔夫·弗莱塔克[4]的《借方和贷方》（Soll und Haben，185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6）或者埃米尔·左拉的20部“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Rougon-Macquart”，1870——1893）；这些小说描绘了五光十色的城市商业社会，不过相比之下，更刺目的是随之而来的肮脏与紧张。这就是社会失范的时代，这种道德沦丧之感被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视为工业社会中人的本质特征。

绘画的形式也适合表现当时的社会现实。法国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成为这种新绘画的代言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艺术家。关于他的艺术本质，库尔贝有一些精到的评论：“绘画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只能展现真实存在的事物。”还有一句是本质上反浪漫主义的风凉话：“让我看看天使长什么样，我就画！”[6]虽然库尔贝从不张扬，但是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激进人士、一个共和派、一个1871年巴黎公社的支持者；他也因为这些信仰付出了代价，坐了两年牢，并且余生在流亡中度过。葬礼、行刑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手上长满老茧的土地之子——库尔贝和让-弗朗索瓦·米勒的画一同展现了现实主义的“英雄时代”。

支持现实主义潮流的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的积极信仰。关于1866年的沙龙，左拉评论说：“科学是大势所趋，我们被推入了物体与现实的严谨研究之中，身不由己。”[7]技术革新后浪推前浪，流通领域的发展尤其迅猛。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给了宗教致命一击，世界的祛魅[5]似乎业已完成。一同发生的，还有自由派的胜利。当时，意大利和德国获得统一，一个又一个国家被自由主义者接管了。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国，宏大的环城大道计划（Ringstrasse project）也促成了王朝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物质进步的新联合。[8]

理性和进步的思潮获得了新的胜利；但是很快，相应的侵蚀也开始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未尝不是这种侵蚀的一部分。左拉在1873年出版了小说《巴黎之胃》，小说中的克劳德·朗齐耶先指了指新建起来的玻璃和钢架结构的中央市场（即巴黎大堂，Les Halles），又指了指一旁的中世纪的圣厄斯塔什教堂，预言道：“这个将杀死那个，因为金属硬过石头。”他不是第一个被洞穴石壁上的影子所骗的唯物质论者：巴黎大堂在20世纪70年代被拆除，而圣厄斯塔什教堂耸立至今。就在左拉笔下的朗齐耶自以为是地预言未来时（1873年），一个长久的经济衰退开始了，这次衰退通常称作“大萧条”，但这种说法有一些误导性[6]。由于群众政治力量的勃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社会主义、教权主义、反犹主义思想也应运而生了。

结果显示，浪漫主义并没有消亡，只是沉睡了。随着老一辈的箴言又被重新提起，浪漫主义再度苏醒。1888年，20岁的法国画家埃米尔·伯纳德实际上重述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话——伯纳德说，艺术家不应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而要画他在想象中看到的东西。[9]一种被称为“象征主义”的核心信念出现了；放在两三代人之前，这种信念也会得到浪漫主义者认同。按照“象征主义者”的解释，“客观只是无用的表象，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再造这种表象”。旧浪漫主义钟爱的主题，死亡、黑暗、性，纷纷重获艺术家的宠幸；体现这些主题最多的，是古斯塔夫·克林姆为维也纳大学创作的天顶画。这些画的名声不怎么好。按照维也纳大学的想法和期待，画应该把学院表现为通往理性、知识和启蒙的凯旋门。但是它们最后得到的画，却把世界倒了个儿：《哲学》一画中，哲学被表现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法学》中，正义瑟缩着任凭法律摆布；《医学》中，希腊的健康女神海吉亚背后跟随的不仅仅是个人卫生和身体康健的意象，还有更有意思的，比如性和死亡。[10]

克林姆描绘的魔幻风景和戈雅的噩梦景象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不是后者的简单模仿。欧洲的文化并不循环往复、重复自己，而是在辩证地发展。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实证主义[7]不是启蒙主义的重演，而19世纪末的悲观、颓废（fin de siècle）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再临。比如，没有浪漫主义者会接受尼采的那种“观点主义”（perspectivism）；尼采不止偏爱主观主义，而且全盘否定了客观性的可能：“所以什么是真理？一队游移不定的比喻、转喻和拟人罢了；人的关系丛经过——尤其在诗学和修辞意义上的——阐释与变换，再经历人们长时间的言说，最后被确立为固定的、权威的、强制的，这才有了所谓的真理。真理都是一些被人当真了的幻象。”[11]

在19、20世纪之交，世纪末思潮（fin de siècle）中过火的新浪漫主义招致了一个美学简化的大趋势。在音乐领域，这种简化可以从阿诺德·勋伯格的作品中体现出来，他从《古雷之歌》（Gurrelieder，1900）那种雕饰丰满的后瓦格纳交响乐，转向了简朴、无调的《五首管弦乐小品》（1909）。在建筑领域，简化体现在安东尼奥·高迪的米拉之家（Casa Milà，1906——1910）与沃尔特·格罗佩斯的德绍包豪斯大楼（1925——1926）之间的反差之中。在雕塑领域，简化体现在奥古斯特·罗丹新巴洛克式的精致雕塑《巴尔扎克》（Balzac，1897——1898）和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简练雕塑《沉睡的缪斯》（1910）之间的反差之中。在绘画领域，简化体现在洛维斯·柯林斯放荡的情色画《莎乐美》（1899）和彼埃·蒙德里安用简单线条画的《灰和亮棕色的构图》（Composition with Gray and Light Brown，1918）的反差之中。针对所有的现代主义艺术[8]，T·S·艾略特曾说：“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是一种持续的自我牺牲、一种不断消减自己个性的过程。诗不是在抒发情感，而是在逃避情感；不是在表达个性，而是在逃避个性。”[12]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说法比这个更加反浪漫主义了。此说和艾略特创作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艾略特的诗文是发自内心的。

1945年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在东西方既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文化的胜利。纳粹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全面暴行被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更加信赖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绝对价值了；此中的自信，一如1789年法国革命者或19世纪中叶的自由派的自信的翻版。马丁·杰伊写道：“正因为20世纪中期美学的现代主义独立于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所以才被很多人当作人类解放的宏大进程的文化表达。”[13]战后，反法西斯联盟解体，两帮战胜国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冷战；冷战双方各自张扬自己的优点和对方的缺陷，这使得艺术中始终弥漫着战后的那种胜利气氛。现代主义的胜利最可见的、也是最突兀的证据，可能就是建造高楼大厦的潮流了。所有的大厦都是一种风格，瘦高、挺拔、理性的“国际范”，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各地拔地而起。这也清楚表明现代主义最终找到了一种合适的风格。在整个19世纪，人们尝试了几乎所有想得到的风格：新哥特、新古典、新文艺复兴、新埃及风、新巴洛克，新的任何东西。到了20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终于知道它想要什么了。“形势大好”——口才最好的一位现代主义代言人尼可劳斯·佩夫斯纳[9]如是说。他还带着反问说：“视觉艺术中一个实实在在的风格就此现身；它重新建立规则，绘画与雕塑艺术莫不首肯；它具有明显的普世代表性，预示着社会将重归统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接纳它呢？”[14]对比一下博采众长的建筑杰作巴黎歌剧院（由查尔斯·加尼叶[10]设计）和冷峻、简约的德意志歌剧院（位于西柏林，由弗里茨·波纳曼[11]设计，1961年开业)，方知佩夫斯纳所言有他的道理。

德意志歌剧院于1961年9月24日开业，这是柏林墙开始修建仅仅6周后。这堵墙试图保护东柏林能安全地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后人知道，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工程。28年后，很多因素形成合力推倒了柏林墙，包括经济不景气、军备竞赛、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而最强的一股力量可能来自通信技术的发展。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帝国所以能够维持，得益于他们的独裁目的与可用于控制的技术手段的匹配。没有扩音器、广播和电影，他们可能就无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胁迫那么多的人口。到了20世纪60年代，电视的势头盖过了所有其他形式的大众传媒，而且它更难被权力控制。柏林墙能把一个民族封闭起来，但是挡不住西方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声音和图像。所以当1989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几个媒体巨头立马出来邀功。1997年，时过境迁，泰德·透纳依然掌管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他回顾当年，吹牛说：“我们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自从CNN创立后，冷战结束了，中美洲的冲突停止了，南非也实现了和平。”[15]

但是，电视和其他通讯革命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对美国来说，电视能揭露苏联控制阿富汗的力不从心，也就能曝光美国控制越南的捉襟见肘。电视宣传了消费主义的好处，却对炫富挥霍不加节制。如果说电视激发了计划经济中贫乏的人们揭竿而起，它也能让习惯了消费的孩子反咬一口辛勤养育他们的人。生于战后、成熟于60年代的人，看到了现代主义的自满、衰退与无聊。这一代青年文化的爆发又把理性推到一边。1968年法国学潮让青年文化沾上了一点政治色彩，其成分总是模糊地偏向左派的道德姿态，但青年文化是以无政府的享乐主义为核心的，并且特别偏好音乐。另外，麻醉药剂也受到青睐，因为青年们想要逃离庸俗的现实。年轻人的购买力变得如此强劲（依某个记录，70%的购买者是14至25岁的人），[16]以至于在20世纪50年代还尚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群体，如今已经是消费文化的主要推力。

相应地，知识界也对理性文化做出了反应，表达了总体上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系列思想。幸好，这本书就要结束了，否则后现代主义的丰富与争议远非一两句话可以讲明。要言之，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是反对宏大叙述、目的论和理性主义。他们正是感觉文化一派，与19世纪末的颓废思潮和浪漫主义一脉相承（确实，追溯到再之前的巴洛克时代也不无道理）。一如从前，这不是情感、理性之间的风水轮流转，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接下来，历史去向何方？我们只能猜。不过确认无疑的是，浪漫主义那条核心准则——“绝对的内向性”——的历史角色没有完结。浪漫主义革命仍没有完结。

[1]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也是本章的题目，出于含义考虑，两处的翻译稍有不同。——译者注

[2] 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德国著名小说家、诗人。——译者注

[3] 文学自然主义和“天真自然”并没有关系。自然主义是一种严格的现实主义，讲究严格反映现实，对事件作尽可能客观、详尽的呈现；自然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常用的想象、象征的手法。——译者注

[4] 古斯塔夫·弗莱塔克（1816——1895），德国小说家、剧作家。——译者注

[5] 祛魅（disenchantment）指一种现代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宗教对世界神秘的、神圣的解释，被科学、客观的解释取代。“世界的祛魅”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先使用的说法。——译者注

[6] 为了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区分，这次经济衰退又被称为“1873年至1896年大萧条”。——译者注

[7]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认识论），主张用感官现象解释感官现象，知识是在可感的现实之间建立的逻辑、理性联系。实证主义轻视权威、信仰、想象等无关经验现象的概念。——译者注

[8] 根据译者理解，作者这里所说的现代主义艺术囊括了上文所有比较关系中的第二个，即《五首管弦乐小品》《沉睡的缪斯》《灰和亮棕色的构图》和德绍包豪斯大楼，以及所有类似的艺术作品。T·S·艾略特是反对这种趋势的，但他并非浪漫主义者。如作者所说，在欧洲文化“辩证发展”的历史中，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建议对现代主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专门的著作。——译者注

[9] 尼可劳斯·佩夫斯纳爵士（1902——1983），德裔英籍建筑史学家。——译者注

[10] 查尔斯·加尼叶（1825——1898），法国建筑师。巴黎歌剧院是他最著名的作品，1875年竣工。后来为了纪念加尼叶，巴黎歌剧院又被称作“加尼叶歌剧院”或“加尼叶宫”。 ——译者注

[11] 弗里茨·波纳曼（1912——2007），德国建筑师。——译者注

注释

导论

1. Joachim Whaley, “The German Lands Before 1815,” in Mary Fulbrook (ed.), German History Since 1800 (London, 1997), p. 15.

2. “Des tendances de l’art musical à l’époque actuelle, et de l’avenir,”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 VI, 17, April 28, 1839, p. 129.

3. Quoted in David Blayney Brown, Romanticism (London, 2001), p. 63.

4. Reprinted in his Collected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1948), pp. 228-53.

5. Ibid., p. 252.

6. Marilyn Butler,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 (Oxford, 1981), p. 1.

7. Michel Florisoone, “Romantisme et néo-classicisme,”Histoire de l’Art, vol. III, ed. Jean Babelon(Paris, 1965), p. 867; Kenneth Clark, The Romantic Rebellion: Romantic Versus Classical Art (London, 1973), p. 19; Maurice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Oxford, 1994), p. 1; Rüdiger Safranski,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Munich, 2007), p. 11; Maurice Bowra,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Oxford, 1961), p. 271; Hans-Joachim Schoeps, Deutsche Geistesgeschichte der Neuzeit, vol. 3: Von der Aufklärung zur Romantik (Mainz, 1978), p. 267.

8. Hans Eichner, “Romantic” and Its Cognates: The European History of a Word (Toronto, 1972), p. 501.

9.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0. 这个词在法语字典中的历史，最佳的记录是由芝加哥大学的ARTFL项目提供的线上资料。参见 http://artfl-project.uchicago.edu/node/17.

11. Eckart Klessmann, Die deutsche Romantik (Cologne, 1981), p. 10.

12. René Wellek, “The Concept of ‘Romanticism’ in Literary History, I: The Term ‘Romantic’ and Its Derivatives,”Comparative Literature I, I, pp. 3-4.

13. John R. Davis, The Victorians and Germany (Oxford, 2007), pp. 47, 59-62.

14. Wellek, “The Concept of ‘Romanticism’ in Literary History,” p. 8.

15. Germaine de Staël, De l’Allemagne, 2 vols.（Paris, 1968）, vol. I, pp. 211-24.

16. Sigrid McLaughlin, “Russia: Romaničeskij-romantičeskij-romantizm,” in Eichner, “Romantic” and Its Cognates, p. 423.

17. Wellek, “The Concept of ‘Romanticism’ in Literary History,” p. 10.

18. Ibid., p. 12. 歌德的话引自Olga Ragusa, “Italy: Romantico, romanticismo,” in Eichner, “Romantic” and Its Cognates, p. 293. 关于“浪漫主义”一词的传播，该书中也有一个非常有教益的年表，见 ibid., pp. 501-12.

19. Quoted in McLaughlin, “Russia: Romaničeskij-romantičeskij-romantizm,” p. 418.

20. Eckart Klessmann, Die deutsche Romantik, p. 7.

21. David Watkin and Tilman Mellinghoff, German Architecture and the Classical Ideal 1740-1840 (London, 1987), p. 178.

22. Blayney Brown, Romanticism, p. 8.

23. Christopher Ricks (ed.), Tennyson: A Selected Edition (London, 1969), p. 348.

24. 我在另一本书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见 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London, 2007), ch. 10.

25. 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 to 1800; with a Lecture on the Ideas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ity, by Ernst Troeltsch,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nest Barker (Cambridge, 1934), p. 203.

26. Lytton Strachey, “The Rousseau Affair,” in his collected essays Books and Characters, French and English (London, 1922), p. 174.

27. P. M. S. Dawson,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 Shelley and Politics (Oxford, 1980), pp. 263, 269.

第一章 理性时代的危机

1. Lester G. Crocker (e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1969), pp. 291-92.

2.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1979), p. 528.

3. Maurice Cranston, Jean-Jacques: The Early Life and Work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54 (Harmondsworth, 1987), p. 271.

4.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and London, 1994), p. 27.

5. Quoted in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trans. Richard N. Schwab (New York, 1963), p. xxiv.

6.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ed. J. M. Cohen (London, 1953), p. 327.

7. Maurice Cranston, Jean-Jacques, p. 228.

8.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the Arts, in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Victor Gourevich (Cambridge, 1997), pp. 16, 25-26.

9. Arthur M. Wilson, Diderot (New York, 1972), p. 181.

10. 这件事发生在卢梭的歌剧《村庄预言家》（Le Devin du village）取得巨大成功的演出现场。这在我的另一本书中有更细致的描述，见T. C. W. Blanning,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2002), pp. 363–64.

11. Ronald C. Rosbottom, “The Novel and Gender Difference,” in Denis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9), p. 481; Maurice Cranston, The Noble Savage: Jean-Jacques Rousseau 1754-1762 (London, 1991), p. 263.

12.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84), p. 242.

13. R. A. Leigh (ed.), 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vol. VIII (Geneva, 1969), p. 292. 在这一卷以及接下来两卷《让-雅克·卢梭书信全集》中，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方便起见，可以参阅一段总结性的描述，见Darnton,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42-43.

14. Ibid., p. 243.

15.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p. 506.

16. Ibid., p. 17.

17. Plato, The Republic, ed. G. R. F. Ferrari, trans. Tom Griffith (Cambridge, 2000), pp. 315-16.

18. Voltaire, The Age of Louis XIV, ed. F. C. Green, trans. Martyn P. Pollack (London, 1961), p. 370.

19. Béatrice Didier, La musique des lumières: Diderot-L’Encyclopédie-Rousseau (Paris, 1985), p. 19.

20. David Irwin (ed.), Winckelmann: Writings on Art (London, 1972), p. 61.

21. Sir Joshua Reynolds, Discourses on Art, ed. Robert R. Wark (London, 1966), p. 19.

22. Peter H. Feist, Thomas Häntzsche, Ulrike Krenzlin, and Gisold Lamme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unst 1760-1848 (Leipzig, 1986), p. 29.

23.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p. 115.

24. K. Andrews, The Nazarenes: A Brotherhood of German Painters in Rome (Oxford, 1964), p. 6.

25. Nikolaus Pevsner, Academies of Art-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1940), p. 191.

26. Quoted in Isaiah Berlin,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Berl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1979), p. 10；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 (ed.), Deutsche Chronik auf das Jahr 1774 (repr. ed., Heidelberg, 1975), Erste Beylage zur Deutschen Chronik, August 1774, p. 5.

27. Quoted in Hugh Honour, Romanticism（London, 1979）, p. 245.

28. Herbert von Einem, Deutsche Malerei des Klassizismus und der Romantik 1760–1840 (Munich, 1978), p. 45.

29. William Vaughan, German Romantic Painting (New Haven, 1980), p. 33.

30. Quoted in ibid., p. 45.

31. See below, pp. 64–69.

32. Pevsner, Academies of Art, p. 192.

33.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p. 262.

34. G. W. Hegel,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trans. T. M. Knox, 2 vols. (Oxford, 1975), p. 519.

35. 这一对比喻成了讨论浪漫主义美学极其重要的一本著作的题目——M.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xford, 1971; 1st ed., 1953).

36. Quoted in Theodore Besterman, Voltaire, 3rd ed. (Oxford, 1976), p. 246.

37. Cranston, Jean-Jacques, p. 248.

38. Quoted in Crocker (e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p. 294.

39. 这句话是已故的Robert Wokler推荐给我的，但是我没能找到它的出处。John Morley在《伏尔泰》（Voltaire, London, 1891, p. 120）一书中写道，“他的风范犹如最纯净的山泉中流出来的透明的溪水，在灿烂阳光中快速灵动地流淌。”但是这不大是一回事。

40. Quoted in Roy Pascal, The German Sturm und Drang (Manchester, 1953), p. 88.

41. Quoted in Isaiah Berlin,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Berlin, Against the Current, p. 8.

42. Joachim Maass, Kleist: Die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Bern and Munich, 1977), p. 70.

43. A. W. Schlegel, “Über Litteratur, Kunst und Geist des Zeitalters,” in Friedrich von Schlegel (ed.), Europa： Eine Zeitschrift, vol. II, 1 (1803), p. 82. 包括了施莱格尔1802年底在柏林的几次演讲。

44. Goethe, Faust, Part One, trans. David Luke (Oxford, 1987), p. 10.

45. S. Foster Damon, A Blake Dictionary: The Ideas and Symbols of William Blake (Providence, 1965), pp. 28, 234.

46.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Earl Leslie Griggs, vol. I (Oxford, 1956), p. 210.

47. Ibid., vol. II, p. 387.

48. R. R. Palmer, Catholics and Unbeliever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1939), p. 131.

49. Richard Holmes, The Age of Wonder: How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Discovered the Beauty and Terror of Science (London, 2008), pp. xvi–xvii.

50.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II, p. 387.

51. Quoted in H. S. Reiss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Oxford, 1955), p. 137.

52. Quoted in Werner Hofman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London, 2000), p. 269.

53. Maurice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Oxford, 1994), p. 53.

54.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he Sufferings of Young Werther, trans. Bayard Quincy Morgan (London, 1957), pp. 20-22.

55. Ibid., p. 63.

56. Quoted in Marilyn Butler,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 (Oxford, 1981), p. 168.

57. 更细致的总结参见Robert Stern为谢林这本书撰写的导言——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a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is Science, trans. Errol E. Harris and Peter Heath (Cambridge, 1988).

58. Timothy Mitchell, Art and Science in German Landscape Painting, 1770-1840（Oxford, 1993）, p. 77.

59. Quoted in ibid., p. 75. See also the acute analysis of Runge’s painting in Robert Rosenblum, The Romantic Child from Runge to Sendak (London, 1998), pp. 24-29.

60. Robert Rosenblum and H. W. Janson, 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inting and Sculpture (London, 1984), p. 87.

61.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p. 38.

62. Jens Christian Jense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Leben und Werk, 10th ed.（Cologne, 1995）, p. 181.

63. William Wordsworth, The Excursion, E. de Selincourt and Helen Darbishire (eds.), 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vol. 5（Oxford, 1949）, Book I: The Wanderer, pp. 15-16, lines 219-34.

64. Ibid., p. 82.

65. Quoted in Vaughan, German Romantic Painting, p. 68.

66. Jense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p. 210.

67. 他的朋友Georg Friedrich Kersting画了至少三幅他在简朴画室中作画的场景——Hannelore Gärtner, Georg Friedrich Kersting（Leipzig, 1988）, illustrations 29, 31, 32.

68. Quoted in Hofman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p. 101.

69. Von Einem, Deutsche Malerei, p. 13.

70. Edward Young, Conjectures on Original Composition, in a Letter to the Author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 (London, 1759), p. 26.

71. Ibid., pp. 26-27.

72. Ibid., p. 36.

73. Ibid., p. 28.

74.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p. 199.

75. Isaiah Berlin, The Magus of the North: J. G. Ha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rationalism (London, 1993). “北方的博士”只是哈曼用以自嘲的诸多自称中的一个。

76. Quoted in W. D. Robson-Scott,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in Germany (Oxford, 1965), p. 59. 可惜最近一本英译哈曼作品集只收录了《苏格拉底回忆录》的题词——Kenneth Haynes (ed.), Hamann: Writings on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2007).

77. Nicholas Boyle, Goethe: The Poet and the Age, vol. 1: The Poetry of Desire (Oxford, 1991), p. 38.

78.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ichtung und Wahrheit, Part 3, Book 12（Munich, 1962）, pp. 64-66.

79.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Von deutscher Baukunst,” in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ed.), 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1773), ed. Edna Purdie (Oxford, 1924), p. 129.

80. Paul Frankl, The Gothic: Literary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Eight Centuries (Princeton, 1960), p. 417.

81. Carl Hammer, Goethe and Rousseau: Resonances of the Mind（Lexington, 1973）, pp. 36-37; Eugene L. Stelzig, The Romantic Subject in Autobiography: Rousseau and Goethe（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2000）, pp. 138-39.

82. Jean-Jacques Rousseau, 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Music, consisting of a copious Explanation of all Words necessary to a tru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Music, trans. William Waring, 2nd ed. (London, 1779), p. 182.

83. 所有这些赞誉及其他，参见Raymond Trousson, “Jean-Jacques Rousseau et son œuvre dans la presse périodique allemande de 1750 à 1800,” Dixhuitième Siècle, 1 (1969), pp. 289-90.

84. Herbert Dieckmann, “Diderot’s Conception of Geniu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 2 (1941), p. 152.

85. John Brewer, “ ‘The Most Polite Age and the Most Vicious’: Attitudes Towards Culture as a Commodity 1660-1800,” in Ann Bermingham and John Brewer (eds.),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1600-1800: Image, Object, Text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 350.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which the words are deduced from their originals; and illustrated in their different significations by examples from the best writers; to which are prefixed,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an English grammar, vol. I (London, 1755), unpaginated.

86. L. D. Ettlinger, “Winckelmann”: The Age of Neo-Classicism, Fourteenth Exhibit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London, 1972), pp. xxxiii–iv.

87. Michael Forsyth, Buildings for Music: The Architect, the Musician, and the Listener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Mass., 1985), p. 104.

88. Quoted in Adolf Rosenberg, “Friedrich der Große als Kunstsammler,” Zeitschrift für bildende Kunst, new series, 4 (1893), p. 209.

89. Quoted in James J. Sheehan, Museums in the German Art World: From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to the Rise of Modernism (New York, 2000), p. 26.

90. Frances Burney, Evelin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s Entrance into the World, ed. Margaret Anne Doody (London, 1994), p. 116.

91. 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 and Ludwig Tieck, Herzensergießungen eines 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 ed. A. Gillies (Oxford, 1966), p. 92.

92. James H. Johnson, Liste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5), p. 269.

93. Ibid., p. 259.

94. Gerhard von Breuning, Memories of Beethoven: From the House of the Black-Robed Spaniards, ed. Maynard Solomon (Cambridge), 1992, pp. 109-10.

95. Ibid., p. 111. Cf. Christopher H. Gibbs, “Performances of Grief: Vienna’s Response to the Death of Beethoven,” in Scott Burnham and Michael P. Steinberg (eds.), Beethoven and His World (Princeton, 2000), p. 251.

96. Quoted in Paul Johns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Society, 1815-1830 (London, 1991), p. 117.

97. Richard Wagner, My Life (Cambridge, 1983), p. 30.

98. Quoted in Alan Walker, Franz Liszt: The Virtuoso Years, 1811-1847, rev. ed.（London, 1989）, p. 417.

99. 关于这次典礼，有一个非常精彩、有趣的描述，参见ibid., pp. 417-26.

100. Franz Liszt, “De la situation des artistes et de leur condition dans la société,”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 II, 19, May 10, 1835; 20, May 17, 1835; 30, July 26, 1835; 35, August 30, 1835; 41, October 11, 1835.

101. Adrian Williams (ed.), Portrait of Liszt by Himself and His Contemporaries (Oxford, 1990), p. 351.

102.出自一封写给吕根岛上一个音乐协会的成员的信——H. C. Robbins Landon, Haydn: Chronicle and Works, vol. V: Haydn: The Late Years (London, 1977), p. 233.

103. The Musical World XIX, 36, September 5, 1844, p. 291; Williams (ed.), Portrait of Liszt, p. 224.

104. The Work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ed. Karen Hill (Ware, 1994), p. 329.

105. Howard Erskine-Hill, “Pope, Alexander（1688-1744）,”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004; online ed., January 2008,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2526,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08.

106. Volkmar Braunbehrens, Mozart in Vienna (Oxford, 1991), pp. 316, 331, 349, 363, 368, 419-21.

107. Quoted in K. M. Baker, “Politique et opinion publiquesous l’ancien régime,” Annales： Économie, Société, Civilisation 42, 1 (1987), pp. 56-57.

108. Cyril Ehrlich, The Piano: A History, rev. ed. (Oxford, 1990), p. 17.

109. Klaus Lankheit,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1785-1855 (Cologne, 1988), p. 9.

110.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XXIV, 1 (January 2, 1822), p. 1.

111. Quoted in Jochen Schulte-Sasse, “Kritisch rationale und literarische Öffentlichkeit,” Aufklärung und literarische Öffentlichkeit, eds. Christa Bürger, Peter Bürger, and Jochen Schulte-Sasse (Frankfurt am Main, 1980), p. 30.

112. Williams (ed.), Portrait of Liszt, p. 581.

113. L. A. Willoughby, “Classic and Romantic: A Reexamination,”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6 (1952), p. 5.

114. Quoted in H. Kiesel and P. Münch, Gesellschaft und Literatur im 18. Jahrhundert (Munich, 1977), p. 98.

115. Nicholas Cook, Music: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1998), p. 28; Elliot Forbes（ed.）, Thayer’s Life of Beethoven, rev. ed. (Princeton, 1969), p. 1046; Stephen Rumph, Beethoven After Napoleon: Political Romanticism in the Late Work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2004), p. 195.

116. Quoted in William Weber, “Wagner, Wagnerism and Musical Idealism,” in David C. Large and William Weber (eds.), Wagnerism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1984), p. 44.

117.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Review of Johann Georg Sulzer,” Allgemeine Theorie der schönen Künste in einzelnen, nach alphabetischer Ordnung der Kunstwörter, auf einander folgenden Artikeln (Leipzig, 1771), first published in the Frankfurter gelehrten Anzeigen (1772), here in Goethes Werke, hrsg. im Auftrage der Großherzogin Sophie von Sachsen, vol. 37 (Weimar, 1896), p. 213.

118.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1958), pp. 33, 35.

119. Quoted in Rüdiger Safranski,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Munich, 2007), pp. 106-07.

120. Dieter Arendt, “Brentanos Philister-Rede am Ende des romantischen Jahrhunderts oder Der Philister-Krieg und seine unrühmliche Kapitulation,” Orbis Litterarum 55, 2 (2000).

121. Quoted in F. W. J. Hemming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France 1789-1848 (Leicester, 1987), p. 260.

122. T. J. Reed, Schiller (Oxford, 1991), pp. 68-69.

123. James J.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Oxford, 1989）, p. 329.

124. Book 5, chap. 2. Eric Blackall (ed.), Goethe: The Collected Works, vol. 9: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Princeton, 1995), p. 172.

125. Goethe, Faust, Part One, trans. David Luke (Oxford, 1987), p. 20.

126. 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1823-1832, ed. Ernst Merian-Genast, 2 vols. (Basle, 1945), vol. I, p. 309.

127. Goethe, Faust, Part Two, trans. David Luke (Oxford, 1994), p. 223.

128. Mack Walker, German Home Towns (Ithaca, 1971), pp. 29-33.

129. Albert Cassagne, La théorie de l’art pour l’art en France chez les derniers romantiques et les premiers réalistes (Paris, 1906), p. 23.

130. Benjamin Constant, Journal intime, précédé du Cahier rouge et d’Adolphe, ed. Jean Mistler (Monaco, 1945), p. 159. “J’ai une conversation avec Robinson, élève de Schelling. Son travail sur l’Ésthetique de Kant a des idées très énergiques. L’art pour l’art, sans but, car tout but dénature l’art.”在1910年3月的 Modern Language Notes杂志中，J. E. Spingarn正确地找到贡斯当在Journal Intime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但是他仅简单说“贡斯当总结了谢林的美学”，而并没有提到罗宾森的角色。

131. Ibid., pp. 38-39； Alfred Michiels, Histoire des idées littérair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vol. II (Paris, 1863), p. 113.

132. Cassagne, La théorie de l’art pour l’art, p. 53.

133. Stendhal, Life of Rossini, trans. Richard N. Coe (London, 1956), pp. 235, 371, 407-08.

134. Joseph d’Ortigue, “Des sociétés philharmoniques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 I, 48, November 30, 1824, p. 383.

135.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 II, 46, November 15, 1835.

136. Walker, Franz Liszt: The Virtuoso Years, p. 250.

137. A. Specht, “Vocabulaire artistique: Le bourgeois,”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 X, 53, December 31, 1843, pp. 440-42.

138. Alexander Pope, An Essay on Man, ed. Maynard Mack (London and New Haven, 1950), pp. 50-51.

139. Alexander Pope, Imitations of Horace: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ed. John Butt, vol. IV, 2nd ed. (London and New Haven, 1953), p. 187.

140. Theodore Besterman, Voltaire, (London, 1969), pp. 367-72.

141. Voltaire, Candide, trans. Norman Cameron (London, 1947), pp. 13-14.

142. Indeed, Rousseau wrote to Voltaire to criticize his treatment of the Lisbon earthquake——Nicholas Shrady, The Last Day: Wrath, Ruin and Reason in the Great Lisbon Earthquake of 1755 (New York, 2008), pp. 122-23.

143.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The Science of Freedom (New York, 1969), p. 531. 虽然彼得·盖伊在讨论卢梭的时候，展示出他一贯的文采与智慧，但是他高估了卢梭在启蒙主义方面的性格。

144. David Edmonds and John Eidinow, Rousseau’s Dog: Two Great Thinkers at Wa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2006), p. 163. 正如这本饶有趣味的书所揭示的，卢梭和休谟都没起什么好作用，但是确实是卢梭的偏执症直接导致了两人的翻脸。

145.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p. 190.

146. Hyder Edward Rollins (ed.),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21, 2 vols. (Cambridge, 1958), vol. I, p. 184.

147. G. L. Strachey, 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 (London, n.d.), pp. 184-86, 189.

第二章 明月的阴面

1. “Ode to a Nightingale,” Miriam Allott (ed.),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London, 1970), p. 529.

2. James E. May, “Young, Edward (bap. 1683, d. 1765),”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30260, accessed October 16, 2008.

3. Quoted in W. D. Robson-Scott,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in Germany (Oxford, 1965), pp. 37-38.

4. John Louis Kind, Edward Young in Germany (New York, 1906), p. 41.

5. Ibid., p. 29.

6. H. S. Reiss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Oxford, 1955), p. 134.

7. Quoted in Maurice Bowra,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Oxford, 1961), p. 4.

8. 从词源上说，“nightmare”中的“mare”和母马没有关系，但是两者总会被一起提到。

9. Ernst Beutler, “Johann Heinrich Füssli,” Goethe: Viermonatsschrift der Goethe-Gesellschaft, 4 (1939), p. 19.

10. Ibid.； H. W. Janson, Sixteen Studies (New York, 1973), p. 79. This chapter, titled “Fuseli’s Nightmare,” appeared originally in Arts and Sciences II, 1 (1963).

11. Ibid., p. 82. 第一句引文同样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Nicolas Powell, Fuseli, “The Nightmare” (London, 1973), p. 60. Powell并不愿意强调福塞利作品中的传统元素，他坚持说：“说这幅画（《噩梦》）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一个早熟的作品，甚至说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早熟的作品，这都是对这幅画的误解。”但是他低估了福塞利的创造性，并且也把浪漫主义的定义想得过于苛刻了。Michael Levey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个人的情感是最紧要的；从突破社会规范框架的意义上说，福塞利已经是浪漫主义的了”——Rococo to Revolution: Major 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inting (London, 1966), p. 202.

12. Janson, Sixteen Studies, p. 79.

13. Karl S. Guthke, “Introduction,” Henry Fuseli, Remarks on the Writing and Conduct of J.-J. Rousseau, reprinted in facsimile (Los Angeles, 1960), p. ii; Eudo C. Mason, The Mind of Henry Fuseli: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with an Introductory Study (London, 1951), pp. 13, 43-44.

14. Mason, The Mind of Henry Fuseli, p. 67.

15. Ibid., p. 69.

16. It is reproduced in Martin Myrone, Henry Fuseli (London, 2001), p. 14.

17. Henry Fuseli 1741-1825 (London, 1975), p. 39; Levey, Rococo to Revolution, p. 201.

18. Christoph Becker, “Friar Puck und Fairy-shot: Geister in Füsslis Kunst,” in Franziska Lentzsch (ed.), Füssli: The Wild Swiss (Zürich, 2005), pp. 115-42. 这本画册收录了一批福塞利画作的优秀复制品。

19. Heinrich Fuessli, Aphorismen über die Kunst (Basle, 1944), p. 132.

20. 艺术颂歌（其二，写于1772年至1775年间）：

啊，罗马，这四方的腥风

吹入你的宫殿，

那是些蛮邦，来自日耳曼、法兰西和不列颠

还有莫斯科、波兰

都是艺术的虫害——

整整一天，我迈着颤抖的脚步

逡巡于你的庙堂

心中不息的怒气

咒骂着开画院的伦敦和法兰西

A. M. Atkins, “ ‘Both Turk and Jew’: Notes on the Poetry of Henry Fuseli, with Some Translations,” Blake: An Illustrated Quarterly 16, 4 (1983), p. 209. 福塞利对学院艺术的反感并没有妨碍他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建立互惠关系。

21. 这幅画被广泛复制，这应该在意料之中。高质量的图像，以及另一个类似场景的画作，参见Rolf Toman (ed.), Klassizismus und Romantik. Architektur——Skulptur——Malerei——Zeichnung: 1750-1848 (Cologne, 2000), p. 341.

22. Quoted in David Blayney Brown, Romanticism (London, 2001), p. 316.

23. Quoted in Myrone, Henry Fuseli, pp. 46-47.

24. Ibid.

25.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ed. J. M. Cohen (London, 1953), pp. 27-28.

26. Ibid., p. 408.

27. Friedrich Schlegel, Lucinde and the Fragments, ed. Peter Virchow (Minneapolis, 1971), p. 44.

28. Quoted in Maurice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Oxford, 1994), p. 35.

29. Rüdiger Safranski,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Munich, 2007), p. 13.

30. Eckart Klessmann, Die deutsche Romantik (Cologne, 1981), p. 167.

31. Werner Hofman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London, 2000), pp. 86, 89-91, 152-53, 158-59, 164-65, 168-69, 173-75, 179, 194, 196-97, 233, 246-49.

32. Jens Christian Jense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Leben und Werk, 10th ed. (Cologne, 1995), p. 228.

33. James Knowlson,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 (New York, 1996), p. 342. 最近，在一次英国国家剧院组织的投票活动中，参与者从800位剧作家、演员、导演和记者中选出《等待戈多》为“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戏剧”，虽然它的第一个版本是用法语写的； http://www.samuel-beckett.net/BerlinTraffic.html.

34. Nicholas Temperley, “John Field and the First Nocturne,” Music and Letters, 56 (1975), p. 337.

35. Robin Langley, “Field, John,”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09603, accessed December 2, 2008; Michael Cole, The Pianoforte in the Classical Era (Oxford, 1998), p. 107.

36. Franz Liszt, “John Field und seine Nocturnes (1859),” in Franz Liszt,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L. Ramann, 6 vols. (Leipzig, 1880-83), vol. IV, p. 268. 虽然李斯特写到菲尔德的时候饱含同情与洞察，但是他写菲尔德生平的时候却犯了低级的错误，说他“1782年生于英格兰的都柏林……”

37. Steven Lebetter, untitled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rding of Field’s nocturnes by John O’Connor——Telarc CD-80199.

38. Otto Erich Deutsch (ed.), Schubert: Memoirs by His Friends (London, 1958), p. 138.

39. Quoted in Paul Lawley, “ ‘The Grim Journey’: Beckett Listens to Schubert,” in Angela Moorjani and Carola Veit（eds.）, Samuel Beckett: Endlessness in the Year 2000 = Samuel Beckett: Fin sans fin en l’an 2000 (Amsterdam, 2001), p. 260.

40. 三个版本最好的复制品参见Werner Hofmann, Das entzweite Jahrhundert: Kunst zwischen 1750 und 1830 (Munich, 1995), pp. 541-43.

41. Quoted in Alfonso E. Pérez Sánchez and Eleanor A. Sayre (eds.), Goya and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Boston, 1989), p. 115.

42. Ibid., p. 111.

43. Ibid., p. 115.

44. Robert Hughes, Goya (London, 2003), pp. 165-67.

45. Priscilla E. Muller, “Goya, Francisco de,” in Grove Art Online: Oxford Art Online, 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art/To33882, accessed December 9, 2008.

46. Hughes, Goya, pp. 127-28.

47. Ibid., pp. 130-31； Hofmann, Das entzweite Jahrhundert, p. 516.

48. Hughes, Goya, p. 140.

49. Nigel Glendinning, Goya and His Cri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7), pp. 45-46. Glendinning完整地引用了这一段以及接下来的材料。

50. Ibid., p. 49.

51. Ludwig Achim von Arnim and Clemens Brentano, Des Knaben Wunderhorn, 3 vols. (Munich, 1963), p. 861.

52. See above, p. 51.

53. 一幅小的复制品参见 Hughes, Goya, p. 192. 更大的复制品见 Camilo José Cela, Los Caprichos de 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 (Madrid, 1989), p. 51.

54. Blayney Brown, Romanticism, p. 316.

55. Quoted in André Malraux, Saturn: An Essay on Goya (London, 1957), p. 25.

56. Quoted in José López-Rey, Goya’s Caprichos, vol. I (Princeton, 1953), p. 102.

57. Goethe, Faust, Part One, trans. David Luke (Oxford, 1987), pp. 130-31.

58. Ibid., p. 131.

59. Allott (ed.),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p. 539. 这首诗和其他济慈诗作的精到分析，参见Robin Mayhead, John Keats (Cambridge, 1967).

60. Allott (ed.),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p. 525.

61. Ibid., p. 527.

62. Alethea Hayter, “Introduction,” in Thomas 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ed. Alethea Hayter (Oxford, 1971), p. 14.

63. Ibid., pp. 20, 48.

64. David Cairns, Berlioz, vol. I: The Making of an Artist, 1803-1832 (London, 1989), pp. 329-30.

65. David Cairns (ed.), The Memoirs of Hector Berlioz (London, 1969), p. 576.

66. Cairns, Berlioz, vol. I, p. 339.

67. Ibid., p. 332. Cf. Nicholas Temperley, “The ‘SymphonieFantastique’ and Its Programme,” The Musical Quarterly 57, 4 (1971), pp. 593-608.

68. Cairns, Berlioz, vol. I, pp. 327-28.

69. Ibid., pp. 328-29.

70. Hugh Macdonald, “Berlioz, Hector,” in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51424pg14, accessed December 12, 2008.

71. “Concert dramatique de M. Berlioz,” Revue musicale VI, 46 (December 15, 1832), pp. 365-66.

72. Édouard Fétis, “Concert donné par M. Berlioz,” Revue musicale VIII, 48 (November 30, 1834), p. 381. 170年后的2006年，Rodney Milnes在一篇写给《BBC音乐杂志》的文章中表达了一个与埃都阿几乎一样的观点。文章把柏辽兹的音乐斥为不堪忍受地冗长、了无生气，没有一点舞台时间感，并且无法支撑主题旋律。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724/is_200401/ai_n9359319, accessed December 12, 2006.

73. “Aus dem Leben eines Künstlers,”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III (1835), 3, 1, (July 3, 1835), p. 1.

74. These are two of four epigraphs provided by Frederick Burwick for his Poetic Madness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University Park, Pa., 1996), p. 1.

75. Absalom and Achitophel, lines, 163-4. in, The Poems of John Dryden, ed. John Sargeaunt (Oxford, 1925), p. 51.

76. Roy Porter, Mind-forg’d Manacles: A History of Madness in England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Regency (London, 1987), p. 10.

77. Roy Porter, “Mood Disorders: Social Section,” in German E. Berrios and Roy Porter (eds.), 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iatry: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London, 1995), p. 418.

78. Sander Gilman, Seeing the Insane (New York, 1982), p. 126. Gilman给出了这一时期许多其他的例子。

79. Ibid., pp. 84-89.

80. Daniel Berthold-Bond, Hegel’s Theory of Madness (Albany, N.Y., 1995), pp. 1-3, 14, 26-27.

81. George MacLennan, Lucid Interval: Subjective Writing and Madness in History (Leicester, 1992), p. 78.

82. Quoted in Charles Rose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New York, 1996), p. 646.

83. Ibid., p. 647.

84. Ellen Rosand, “Operatic Madness: A Challenge to Convention,” in Steven Paul Scher (ed.), Music and Text: Critical Inquiries (Cambridge, 1992), p. 287.

85. Stephen A. Willier, “Mad Scen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Opera, ed. Stanley Sadie;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o007556, accessed January 7, 2009; Sieghart Döhring, “Die Wahnsinnszene,” in Heinz Becker (ed.), Die “couleur locale” in der Oper des 19. Jahrhunderts (Regensburg, 1976), pp. 282-85.

86. Deutsche Grammophon DVD 00440 073 4109.

87. Enid Peschel and Richard Peschel, “Donizetti and the Music of Mental Derangement: Anna Bolena, Lucia di Lammermoor, and the Composer’s Neurobiological Illness,” 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65 (1992), pp. 189, 192. Cf. A. Erfurth and P. Hoff, “Mad Scene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Opera,”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02 (2000), pp. 310-13.

88. Marion Kan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allet (Cambridge, 2008), p. 184.

89.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Götz von Berlichingen, Goethes Werke, ed. Erich Trunz, 14 vols. (Munich, 1981), Dramatische Dichtungen, vol. II, p. 175.

90. Ibid., p. 101.

91. 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ie Mängel, die man ihr vorwerfen kann; die Ursachen derselben und die Mittel, sie zu verbessern, reprinted in Horst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ß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5), pp. 81-82.

92. For a good sample of contemporary responses, see Kurt Rothman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Erläuterungen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7), pp. 130-50.

93.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 (ed.), Deutsche Chronik I (1774), p. 574.

94. Nicholas Boyle, Goethe: The Poet and the Age, vol. I: The Poetry of Desire (Oxford, 1991), p. 175; Hans-G. Winter, “Antiklassizismus: Sturm und Drang,” in Viktor Zmegac (e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vol. I, pt. I, 2nd ed.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4), p. 228.

95. Angelika Müller-Scherf, Lotte und Werther auf Meißner Porzellan im Zeitalter der Empfindsamkeit (Wetzlar, 2009).

96. Eroica, Opus Arte DVD OA 0908 D.

97. 此文被多次引用发表，比如 H. C. Robbins Landon, Beethoven: A Documentary Study (London, 1975), p. 86.

98. Paul Johns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Society 1815-1830 (London, 1991), p. 125.

99. David Charlton (ed.), E. T. A. Hoffmann’s Musical Writings: Kreisleriana, the Poet and the Composer, Music Criticism (Cambridge, 1989), pp. 238-39.

100. Ibid., p. 96.

101. Ibid., p. 236.

102. “魅力型的领袖诞生于危急时刻。只有在危机之中，在战争和动荡成为常态的社会里，它才能够持久，”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Oxford, 1983), p. 121.

103. Stendhal, Life of Rossini, trans. Richard N. Coe (London, 1956), p. 1.

104. Johns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p. 126.

105. Alan Walker, Franz Liszt: The Virtuoso Years 1811–1847, rev. ed. (London, 1989), p. 168.

106. Joseph-Marc Bailbé, La musique en France à l’époque romantique (1830-1870)(Paris, 1991), p. 203.

107. Quoted in ibid., p. 202.

108. Adrian Williams (ed.), Portrait of Liszt by Himself and His Contemporaries (Oxford, 1990), p. 41.

109. Ibid., p. 146.

110. Walker, Franz Liszt： The Virtuoso Years 1811-1847, rev. ed., p. 374.

111. Ibid., p. 287.

112. Ibid., p. 149.

113. Adrian Williams (ed.), Franz Liszt: Selected Letters (Oxford, 1998), p. 96.

114. Ibid., p. 105.

115. Ibid., p. 141.

116. Fiona MacCarthy, Byron: Life and Legend (London, 2003), pp. vii–x.

117. Ibid., p. ix.

第三章 语言、历史与神话

1.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he Sufferings of Young Werther, trans. Bayard Quincy Morgan (London, 1957), p. 151.

2. Ibid., p. 21.

3. Jens Christian Jense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Leben und Werk, 10th ed. (Cologne, 1995), p. 114.

4. Robin Buss, Vigny: Chatterton (London, 1984), p. 12. 查特顿最新的一位传记作者主张，查特顿的死并不是自杀，而是一次意外，是因为他把用于治疗梅毒的砒霜和用来过瘾的鸦片一起服用产生的恶果。Nick Groom, “Chatterton, Thomas (1752-177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5189, accessed June 29, 2009.

5. Theo Stammen, “Goethe und das deutsche Nationalbewußtsein im beginnenden 19. Jahrhundert,” in Klaus Weigelt (ed.), Heimat und Nation: Zur Geschichte und Identität (Mainz, 1984), p. 119. See also above, p. 28.

6.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Munich, 1962), Part II, Book 9, p. 160.

7. W. D. Robson-Scott,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in Germany (Oxford, 1965), p. 92.

8.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4th ed. (Oxford, 1993), p. 57.

9. F. M. Barnard, 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Enlightenment to Nationalism (Oxford, 1965), pp. 56-57.

10. Ibid., p. 57.

11. Quoted in Reinhold Ergang, He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 (New York, 1931), p. 105.

12. Sir Walter Scott, The Antiquary, ed. Nicola J. Watson (Oxford, 2002), p. 3.

13. Sir Walter Scott, Old Mortality, ed. Jane Stevenson and Peter Davidson (Oxford, 1993), p. xxix.

14. Quoted in Hans-G. Winter, “Antiklassizismus: Sturm und Drang,” in Viktor Zmegac (e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vol. I, pt. I, 2nd ed.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4), p. 204.

15. Quoted in Ergang, Herder, pp. 153-54.

16. Isaiah Berlin, “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Earl R. Wasserman (ed.), Aspec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and London, 1965), p. 54.

17. Ergang, Herder, pp. 152-53.

18. Louis Réau, L’Europ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1951), p. 13.

19. Nicole Ferrier-Caverivière, L’Image de Louis XIV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1660 à 1715 (Paris, 1981), p. 371 n. 71.

20. Quoted in Adrien Fauchier-Magnan, The Small German Cour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8), p. 27.

21. Des mœurs, des coutumes, de l’industri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dans les arts et dans les sciences： Oeuvres de Frédéric le Grand, 30 vols.（Berlin, 1846–56）, I, p. 232.

22. Quoted in Rudolf Haym, Herder nach seinem Leben und seinen Werken, 2 vols. (Berlin, 1880, 1885), vol. I, p. 338.

23.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 Sämmtliche Werke, vol. IV, p. 435.

24. Ergang, Herder, p. 154

25. Ibid., p. 113.

26. Éléazar de Mauvillon, Lettres Françoises et Germaniques: Ou reflexions militaires, littéraires, et critiques sur les François et les Allemans: Ouvrage également utile aux officiers & aux beaux-esprits de l’une & de l’autre nation (London, 1740), pp. 247, 249, 303, 314, 336-37, 345, 349, 357, 365.

27. Journal de musique, par une société d’amateurs, continuation of Journal de musique historique, théorique et pratique, sur la musique ancienne et moderne, les musiciens et les instrumens de tous les temps et de tous les peuples (reprinted Geneva, 1972), p. 5; Antoine de Rivarol, “De l’universalité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in Œuvres choisies, ed. M. de Lescure, 2 vols. (Paris, 1880), I, pp. 1-2.

28. Quoted in Patrice L.-R. Higonnet, “The Politics of Linguistic Terrorism and Grammatical Hegemon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Social History 5, 1 (1980), p. 51.

29. Quoted in Maryon McDonald, “We Are Not French!”: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Brittany (London, 1989), p. 32.

30. Quoted in Higonnet, “The Politics of Linguistic Terrorism,” p. 57.

31. Quoted in Denis Woronoff, La République bourgeoise de Thermidor à Brumaire 1794-1799 (Paris, 1971), p. 159.

32. R. R. Palmer, Twelve Who Ruled: The Year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70), p. 320.

33. Johann Gottlieb Fichte,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Gregory Moore (Cambridge, 2008), p. xi.

34. Hagen Schulze, The Course of German Nationalism: From Frederick the Great to Bismarck 1763-1867 (Cambridge, 1991), p. 111.

35. Fichte,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p. 49.

36. Ibid., p. 58.

37. Ibid., p. 195.

38. Ibid., p. xix.

39. Ibid., p. 88.

40. Roy Pascal, The German Sturm und Drang (Manchester, 1953), p. 78.

41. Ergang, He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 p. 198.

42. Hans Kohn, The Mind of Germany: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 (London, 1965), p. 56.

43. Thomas Percy, 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consisting of Old Heroic Ballads, Songs, and other Pieces of our Earlier Poets (chiefly of the Lyric kind), together with some few of the later date, reprinted in facsimil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ick Groom (London, 1996), 3 vols., I, pp. ix-x.

44. Pascal, The German Sturm und Drang, p. 81.

45. Quoted in 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8), p. 4.

46. Nicholas Boyle, Goethe: The Poet and the Age, vol. I: The Poetry of Desire (Oxford, 1991), p. 113. This is the translation offered by Boyle.

47. Annalies Grasshoff, “Die Literatur der russischen Aufklärung der sechziger bis achtziger Jahre,” in Helmut Grasshoff (ed.),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1917, 2 vols. (Berlin, 1986), I, p. 180.

48. Rudolf Neuhäuser, Towards the Romantic Age: Essays on Pre-Romantic and Sentimental Literature in Russia (The Hague, 1974), p. 138.

49. John Mersereau J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omanticism,” in Charles A. Mos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1989), p. 150.

50. Rüdiger Safranski,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Munich, 2007), p. 182.

51. Ludwig Achim von Arnim and Clemens Brentano, Des Knaben Wunderhorn, 3 vols. (Munich, 1963), III, p. 75.

52. http://www.recmusic.org/lieder/w/wunderhorn/. 当然，不是所有这些音乐家都属于浪漫主义风格。

53. John Warrack, Carl Maria von Weber, 2nd ed. (Cambridge, 1976), p. 369.

54. “Feuilleton: Carl Maria von Weber und das deutsche Volkslied,” Gustav Bock（ed.）, Neue Berliner Musikzeitung (1851), IV, 27 (July 3, 1850), p. 213.

55. Ibid., p. 253.

56. Richard Wagner, 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Dichtungen, 5th ed., 12 vols. (Leipzig, n.d.), I, p. 220.

57. John O. Hayden (ed.), William Wordsworth: Selected Prose (Harmondsworth, 1988), pp. 281-82.

58. David Daiches, Robert Burns (London, 1966), p. 308.

59. Donald Sassoon, The Culture of the Europeans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6), p. 146.

60. Fiona Stafford, “Scottish Romanticism and Scotland in Romanticism,” in Michael Ferber (ed.), 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 (Oxford, 2005), p. 59; Paul Johns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Society 1815-1830 (London, 1991), p. 426.

61. Walter Scott, Waverley, ed. Claire Lamont (Oxford, 1986), p. xxiii.

62. Maurice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Oxford, 1994), p. 90.

63. Stendhal, 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 (Harmondsworth, 1958), pp. 102-03.

64. Hugh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Myth and History, ed. Jeremy J. Cater (New Haven, 2008), p. xiii.

65. Peter Fritzsche, Stranded in the Present: Modern Time and the Melancholy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2004), p. 211.

66. Tim Blanning, The Triumph of Music: Composers, Musicians and Their Audiences, 1700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8), pp. 241-43.

67. Peter Gay, The Party of Humanity (London, 1963), p. 273.

68. Paul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Oxford, 1989), p. 96.

69.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1969), p. 129.

7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t. 2, ch. 1.

71. See above, p. 28.

72. Hugh Trevor-Roper, “History and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42 (1968), pp. 15-16.

73.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It Appeared to Enthusiasts at Its Commencement,” composed in 1804 and first published in 1809 in Coleridge’s The Friend and later as lines 690-728 of Book Ten of The Prelude——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ed. E. de Selincourt, 5 vols. (Oxford, 1940-49), vol. II, pp. 264, 518.

74. Glyndon G. Van Deusen, Sieyès： His Life and His Nationalism (New York, 1932), p. 75 n. 3.

75.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 Conor Cruise O’Brien (Harmondsworth, 1968), p. 119.

76. Lord Acton, “German Schools of Histo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 1 (1886), p. 8.

77. David Blayney Brown, Romanticism (London, 2001), p. 198.

78. Thomas Carlyle, “On History,” in George Sampson (ed.), Nineteenth Century Essays (Cambridge, 1912), p. 1.

79. Emmanuel Joseph Sieyès,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ed. S. E. Finer (London, 1963), p. 117.

80. Quoted in Karl-Georg Faber,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79), p. 57.

81. Jacques Droz, Le romantisme allemand et l’état: Résistance et collaboration dans l’Allemagne napoléonienne (Paris, 1966), p. 218.

82. Kenneth Clark, The Gothic Revival: 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Tast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by J. Mordaunt Crook (London, 1995), p. 72.

83. Robson-Scott,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p. 16.

84. Frédéric Hartweg, “Das Straßburger Münster,” in Etienne François and Hagen Schulze (eds.),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3 vols. (Munich, 2001), vol. III, pp. 411-13.

85. Anthony Vidler, “Gothic Revival,” in Denis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9), pp. 610-11.

86. David Cairns, Berlioz, vol. I: The Making of an Artist 1803-32 (London, 1989), pp. 67-68.

87. Michael J. Lewis, The Gothic Revival (London, 2002), p. 25.

88. James Macaulay, The Gothic Revival 1745-1845 (Glasgow, 1975).

89. Clark, The Gothic Revival, p. 7.

90. Ibid., p. 180.

91. G. W. F. Hegel,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trans. T. M. Knox, 2 vols. (Oxford, 1975), p. 619.

92. Ibid., p. 686.

93. 参见Helmut Börsch-Supan对1991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申克尔作品展所做的评论。Michael Snodin (ed.), Karl Friedrich Schinkel——A Universal Man (London, 1991), p. 104.

94. Georg Forster, Ansichten vom Niederrhein, von Brabant, Flandern, Holland, England und Frankreich im April, Mai und Juni 1790, ed. Wilhelm Buchner, 2 vols. (Leipzig, 1868), vol. I, p. 24.

95. Ibid., p. 25.

96. It was reprint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book Der Dom von Köln und das Münster von Strassburg (Regensburg, 1842), pp. 1-4.

97. Reprinted in translation in Michael Charlesworth (ed.), The Gothic Revival 1720–1870: Literary Sources and Documents, 3 vols. (Mountfield, 2002), vol. III, pp. 642–77.

98. Robson-Scott,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pp. 131, 159, 213-15.

99. David E. Barclay, Frederick William IV and the Prussian Monarchy 1848-1861 (Oxford, 1995), p. 31.

100. Robson-Scott,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p. 300.

101. For example, Thomas Nugent, The Grand Tour, or A Journey Through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Italy and France, vol. II (London, 1756), p. 320.

102. William Beckford, Dreams, Waking Thoughts and Incidents, ed. Robert J. Gemmett (Stroud, 2006), p. 66.

103. Ibid., p. 68.

104. Gertrude Cepl-Kaufmann and Antje Johanning, Mythos Rhein: Zur Kulturgeschichte eines Stromes (Darmstadt, 2003), p. 115.

105. Fiona MacCarthy, Byron: Life and Legend (London, 2003), p. 160.

106. Leslie A. Marchand (ed.), Byron’s Letters and Journals, vol. 5: 1816-1817 (London, 1976), pp. 76, 78.

107.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3, stanza 46, in Byron, Poetical Works, ed. Frederick Page (Oxford, 1970), pp. 215-16.

108. Mary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Through a Part of France, Switzerland, Germany and Holland（1817）, in The Novels and Selected Works of Mary Shelley, vol. VIII: Travel Writing, ed. Jeanne Moskal (London, 1996), p. 36.

109.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ed. Nora Crook (London, 1996), pp. 119-20.

110. John R. Davis, The Victorians and Germany (Oxford, 2007), pp. 62-63.

111. Edward Bulwer Lytton, The Pilgrims of the Rhine (London, n.d.), p. 335.

112. Victor Hugo, The Rhine (New York, 1845), pp. 105-06. The first French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842.

113. Ibid., p. 106.

114.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ed. J. M. Cohen (London, 1953), p. 167.

115. Quoted in Andrew Beattie, The Alps: A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2006), p. 122.

116.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84), p. 242.

117. Edward Chaney, “The Grand Tour and the Evolution ofthe Travel Book,” in Andrew Wilton and Ilaria Bignamini (eds.), Grand Tour： The Lure of Ita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6), p. 95.

118. William Edward Mead, The Grand Tou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oston and New York, 1914), p. 104.

119. Christopher Hibbert, The Grand Tour (London, 1969), pp. 24-25. I have discussed this in “The Grand Tour and the Reception of Neo-classicism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Rainer Babel and Werner Paravicini (eds.), Grand Tour: Adeliges Reisen und europäische Kultur vom 14. bis zum 18. Jahrhundert (Ostfildern, 2005), pp. 541-54.

120. Quoted in Jean Clay, Romanticism (Oxford, 1981), p. 70.

121. Ibid., pp. 74-77.

122. Ibid., p. 73.

123. Ibid.

124. Beattie, The Alps, pp. 126, 130.

125.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p. 12.

126. James Macpherson, The Poems of Ossian, ed. Howard Gaskill (Edinburgh, 1996), p. 5.

127. Macpherson, The Poems of Ossian, p. 7.

128.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p. 103.

129. Goethe, The Sufferings of Young Werther, p. 147.

130. Fiona Stafford, Introduction to Macpherson, The Poems of Ossian, p. xv. See also Michael Ferber (ed.), 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 pp. 139-40, 184, 243, 315.

131. Fiona J. Stafford, “‘Dangerous Success’: Ossian, Wordsworth and English Romantic Literature,” in Howard Gaskill（ed.）, Ossian Revisited (Edinburgh, 1991), p. 50.

132. Ibid., p. 87.

133.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p. 118.

134. Ibid., p. 171. 特雷弗-罗珀的结论受到Colin Kidd的权威性支持，见Colin Kidd, “The Calvi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0, 10 (May 22, 2008).

135. See Gaskill (ed.), Ossian Revisited.

136. Sassoon, The Culture of the Europeans, pp. 81-82; Ilaria Ciseri, Le romantisme 1780-1860: La naissance d’une nouvelle sensibilité (Paris, 2004), p. 55.

137. Edward Dent, The Rise of Romantic Opera, ed. Winton Dean (Cambridge, 1976), p. 87; Jean Mongrédien, “Ossian, ou Les bardes,” in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Opera, edited by Stanley Sadie;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o004454, accessed July 22, 2009.

138. Fabienne Moore, “Early French Romanticism,” in Ferber (ed.), 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 p. 184.

139. Jostein Børtnes, “The Literature of Old Russia,” in Mos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pp. 16-18.

140. A. H. Sokolov, Istoriya russkoy literatury XIX veka, vol. I (Moscow, 1985), p. 50.

141. 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A Czech History (Princeton, 1998), p. 53.

142. A. H. Wratislaw, Introduction to Patriotism: An Ancient Lyrico-Epic Poem,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Slavonic (London, 1851), p. 3.

143. Ibid., pp. 7-20.

144. R. J. W. Evans, “ ‘The Manuscript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Forgery in Central Europe,” in Geraint H. Jenkins (ed.), A Rattleskull Genius: The Many Faces of Iolo Morganwg (Cardiff, 2005), pp. 51-68. See also Milan Otáhal, “The Manuscript Controversy in the Czech National Revival,” Cross Currents: A Yearbook of Central European Culture 5, 3 (1986), p. 249.

145. Ibid.

146. Andrew Lass, “Romantic Documents and Political Monuments: The Meaning-Fulfillment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zech Nationalism,” American Ethnologist 15, 3 (1986), p. 460.

147. Quoted in Otáhal, “The Manuscript Controversy in the Czech National Revival,” p. 253.

148. Lass, “Romantic Documents and Political Monuments,” p. 460.

149. Quoted in ibid., p. 254.

150. Václav Holzknecht, Libuše, in the booklet accompanying the recording conducted by Zdenĕk Košler, Supraphon 11 1276-2 633. See also John Tyrell, Czech Opera (Cambridge, 1988), pp. 41-49.

151. Jakob and Wilhelm Grimm, Deutsche Sagen, ed. Heinz Rölleke (Frankfurt am Main, 1994), pp. 55-56.

152. Hans-Gert Roloff, “Der Arminius des Ulrich von Hutten,” in Rainer Wiegels and Winfried Woesler (eds.), Arminius und die Varusschlacht: Geschichte, Mythos, Literatur (Paderborn, 1995), p. 214.

153. Robert Ergang, “National Sentiments in Klopstock’s Odes and Bardiete,” i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Essays Inscribed to Carlton J. H. Hayes (New York, 1950); Andreas Dörner, Politischer Mythos und symbolische Politik: Sinnstiftung durch symbolische Formen am Beispiel des Hermannmythos (Opladen, 1995), p. 133.

154. Ibid., p. 132.

155. Gesa von Essen, Hermannsschlachten: Germanen-und Römerbilder in der Literatur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1998), p. 128.

156. Ibid.

157. Caroline Herder, 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ed. J. G. Müller, 2 vols. (Tübingen, 1820), vol. I, p. 221.

158. Dörner, Politischer Mythos, pp. 156-70.

159. Ibid., p. 175; Werner Hofman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London, 2000), pp. 88-93.

160. Ibid., p. 95.

161.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 4.

162. Eckart Klessmann, Die deutsche Romantik (Cologne, 1981), p. 27. 腓特烈大帝的这句评语是在有人献给他一部中世纪德国文集（其中收录了《帕西法尔》和《特里斯坦》）时说的——Horst Steinmetz（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ß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5), p. 340.

163. Klaus Lankheit, “Nibelungen——Illustrationen der Romantik: Zur Säkularisation christlicher Bildformen im 19. Jahrhundert,” in Joachim Heinzle and Anneliese Waldschmidt (eds.), Die Nibelungen: Ein deutscher Wahn, ein deutscher Alptraum.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stoff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1), p. 95.

164. Ibid., p. 28.

165. W. H. Auden, Forewords and Afterwords, ed. Edward Mendelson (London, 1973), p. 245. Auden added that Wagner was also “a very bad hat indeed.”

166. Elizabeth Magee, Richard Wagner and the Nibelungs (Oxford, 1990), p. 13.

167. Robert Donington, Wagner’s “Ring” and Its Symbols, 3rd ed. (London, 1974), p. 32.

168. Dieter Borchmeyer, “Renaissance und Instrumentalisierung des Mythos. Richard Wagner und die Folgen,” Saul Friedländer and Jörn Rüsen (eds.), Richard Wagner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2000), p. 67.

169. Quoted in Mark Berry, Treacherous Bonds and Laughing Fire: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Wagner’s Ring (Aldershot, 2006), p. 21.

170. Ibid., p. 23.

171. 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eds. E. de Selincourt and Helen Darbishire, vol. 5 (Oxford, 1949): The Excursion, Book 6, lines 545-47, p. 203.

172. Quoted in Safranski, Romantik, p. 34.

173. Quoted in Hugh Honour, Romanticism (London, 1979), p. 218.

174. Michael Levey, Rococo to Revolution: Major 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inting (London, 1966), p. 204.

175. Ibid., pp. 32, 235-36.

176. K. Andrews, The Nazarenes: A Brotherhood of German Painters in Rome (Oxford, 1964), pp. 20-23.

177. Max Hollein and Christa Steinle (eds.), Religion Macht Kunst: Die Nazarener (Cologne, 2005), pp. 258-64. 这本画册收录了很多极好的彩色复制品。

178. Ibid., p. 130.

179. William Vaughan, German Romantic Painting (New Haven, 1980), p. 216.

180. Andrews, The Nazarenes, pp. 42-43.

181. Alexander Rauch, “Klassizismus und Romantik: Europas Malerei zwischen zwei Revolutionen,” in Rolf Toman (ed.), Klassizismus und Romantik: Architekur——Skulptur——Malerei——Zeichnung, 1750-1848 (Cologne, 2000), p. 421.

182. Frank Büttner, “Cornelius, Peter,” Grove Art Online; Oxford Art Online, 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art/t019643, accessed July 24, 2009.

183. H. S. Reiss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Oxford, 1955), pp. 145-46.

184. Heinrich von Kleist, Berliner Abendblätter vom Iten Oktober 1810 bis zum 30ten März 1811, facsimile reproduction (Wiesbaden, n.d.), 3, October 3, 1810, pp. 11-15.

185. Klaus Lankheit,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1785-1855 (Cologne, 1988), p. 68.

186. Barbara Johnson, “The Lady in the Lake,” in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p. 631.

187.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p. 83.

188. Walter Friedländer, David to Delacroix (New York, 1968), p. 94.

189. Honoré de Balzac, Lost Illusions (Harmondsworth, 1971), p. 240.

190.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p. 95.

191. F. W. J. Hemming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France 1789-1848 (Leicester, 1987), pp. 173-74.

192. Cranston, The Romantic Movement, p. 95.

193. Quoted in Sandy Petrey, “Romanticism and Social Vision,” in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p. 661.

194. Quoted in Honour, Romanticism, p. 217.

195. George Heard Hamilton, “Delacroix’s Memorial to Byr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94, 594 (September 1952), pp. 257-61.

196.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II, stanza 73.

197. “The Isles of Greece,” Don Juan, canto III, following stanza 86.

198. Quoted in Peter Cochran, “Byron’s European Reception,” in Drummond Bon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yron (Cambridge, 2004), p. 251.

199. Quoted in Maurice Bowra,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Oxford, 1961), p. 149.

200. Ibid.

201. Ibid., p. 153.

202. Ibid., p. 152.

203. William St. Clair,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The Philhellenes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Oxford, 1972), p. 19.

204. Jerome McGann, “Byron, George Gordon Noel, Sixth Baron Byron (1788-182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004,online ed., October 2008,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4279, accessed March 31, 2009.

205. C. M. Woodhouse, The Philhellenes (Cranbury, 1971), pp. 92-93. Jerome McGann也写到，“除了莎士比亚，没有其他的英语作者获得过像拜伦那样的伟大声誉和世界影响力。”“Byron,” as in the previous footnote.

206. Donald H. Reiman and Neil Fraistat (eds.), 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 2n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2002), p. 316.

207. Frederick Page (ed.), Byron: Poetical Works (Oxford, 1970), p. 108.

208. Quoted in P. M. S. Dawson,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 Shelley and Politics (Oxford, 1980), p. 1.

209. Shelley, Poetical Works, ed. Thomas Hutchinson (London, 1904), p. 603.

210. David Kimbell, Italian Opera (Cambridge, 1991), p. 392.

211. Piero Garofalo, “Romantic Poetics in an Italian Context,” in Ferber (ed.), 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 p. 250.

212. Roberta J. M. Olson, “Introduction: In the Dawn of Italy,” in Roberta J. M. Olson (ed.), Ottocento: Romanticism and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ian Painting (New York, 1992), p. 14.

213. Fernando Mazzocca, “Painting in Milan and Veni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in ibid., pp. 140-41.

214. David Kimbell, Verdi in the Age of Italian Romanticism (Cambridge, 1981), p. 22; John Black, The Italian Romantic Libretto: A Study of Salvadore Cammarano (Edinburgh, 1984), p. 5.

215. Quoted in John Rosselli, Music and Musicians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y (London, 1991), pp. 70-71.

216. 更细致的讨论，参见 The Triumph of Music: Composers, Musicians and Their Audiences: 1700 to the Present, pp. 264-72.

217. See above, pp. 144-46.

218. James J.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1978), p. 39.

219. Joachim Köhler, Richard Wagner: The Last of the Titan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4), pp. 225-30.

220. Stewart Spencer and Barry Millington, Wagner’s Ring of the Nibelung (London, 1993), p. 281.

221. Ibid., p. 149.

222. William Ashton Ellis, The Life of Richard Wagner, vol. IV (London, 1904), p. 442.

223. Martin Gregor-Dellin and Dietrich Mack (eds.), Cosima Wagner’s Diaries, vol. II： 1878-1883 (London, 1980), p. 631. Entry for February 25, 1881.

224. Ibid., pp. 623-24. Entry for April 19, 1873.

225. See above, p. 7. On Wagner and Rousseau, see my “Richard Wagner and Max Weber,” Wagnerspectrum 2 (2005), pp. 93-110.

结论 消亡与变迁

1. Bryan Gilliam and Charles Youmans, “Strauss, Richard,” in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40117pg1, accessed August 7, 2009.

2. See above, p. 95.

3. William Vaughan, German Romantic Painting (New Haven, 1980), p. 239.

4. Jethro Bithell, An Anthology of German Poetry (London, 1947), p. x.

5. Quoted in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vol. II: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8/49 (Munich, 1987), p. 207.

6. Quoted in Linda Nochlin, Realism (London, 1971), p. 23.

7. Ibid., p. 41.

8. Carl E. Schorske, Fin de 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1981), pp. 24-25.

9. Eugen Weber, France: 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Mass., 1986), p. 147.

10. Schorske, Fin de Siècle Vienna, p. 227.

11. Quoted in Ronald Hayman, 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 (London, 1995), p. 163.

12. Quoted in Martin Jay,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Oxford, 1996), p. 262.

13. Ibid., p. 267.

14. Nikolaus Pevsner, An Outlin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 5th ed. (Harmondsworth, 1957), p. 285.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43.

15. Quoted in Armand Mattelart, Networking the World, 1794-2000 (Minneapolis and London, 2000), p. 95.

16. Axel Körner, “Culture,” in Mary Fulbrook (ed.), Europe since 1945 (Oxford, 2001), p. 159.

译者后记

一

让我来告诉你屈原和玫瑰的浪漫与拜伦的浪漫有什么关系。

先从一段往事说起吧。当年，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向一位女同学借了一本书。应该是英文版的《荒原》。我们的关系很要好。她正要把书递给我，却迟疑了一下，又把手抽了回去。

我们都知道，再有半个月，毕业的我们各奔东西；这“借书”也属于有借无还的那种。

“不能就这样给了你了。”她说，“我们先去吃晚饭吧。我要想想给你在书上写点什么。”

我们大学的格局，校园中心有一片巨大的天然湖，教室在湖的南边，食堂在北边。学生们常常抱怨他们上完课要绕过半个湖去吃饭。也是在湖边，她对我说：“你别和我一起走。和你一起，我没法想事情。你绕湖西，我绕湖东。”

真是绝情。不过，想想看我应该感动才是：一路上，我看她在远远的对岸慢慢地走，在晚霞里，思考着写给我的临别赠言。就好像行走在永恒里。

20分钟之后，我们合起来绕湖一周。那位七步成诗的奇女子把书递给我，书的扉页上已经写好了：

这个世界夺去了我们的亲密无间。

前来朝圣的年代，又如潮水般散开。

我们并肩走着，海浪成了你的新娘，

而绯色的暮云，成了我的新郎。

离去的太阳就这样夺去了我们的永恒，

而留下的，是片刻仁慈的时间，

就像这里，水边苇中映着晚霞，

天鹅在游，幼雏挤在她翅下。

二

关于那种成为了“主义”的浪漫，学者会告诉我们，浪漫反对理性，关注想象力；反对教条，关注自我的表达。这些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都颇有助益。浪漫主义的精神形成于大革命时代的欧洲，虽然兴盛了一个世纪就渐渐消亡了，但是根据作者布莱宁的观点，浪漫主义的精神至今不死，“绝对的内向性”还是人们艺术与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不是欧洲人，相比布莱宁丰富而严整的讲述，我可能接触了太多似是而非的浪漫。我们常常用“浪漫”和“现实”来区分楚辞与诗经、李白与杜甫，区分爱情与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这些说法，卢梭知道吗？

中国人对于“浪漫”的初体验，应该发生在19世纪末的法国和20世纪初的上海吧——直观地说，那是一种贴在“现代社会”表面的华丽装潢。那可能是令真正的欧洲浪漫主义者不屑一顾的红酒、香水、音乐厅、社交舞会——这正是那些布莱宁笔下的庸俗市民的浪漫享受。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上海，我们也能找到真正的浪漫精神的只光片影。这让我想起了民国时代的一位作家，穆时英。

他有一篇小说《Craven “A”》，讲述了主人公和一位名叫余慧娴的社交女的一场无果而终的爱情。主人公眼中的余慧娴，有一种脆弱、孤独、疲倦的美丽。这是一种世纪末（fin-de-siecle）的美丽，就像她自己常常哼唱的歌里那样：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太息而太息！

这首歌叫《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也是酒吧的留声机里常播放的曲子。据余慧娴说，这是她很熟很熟的一只旧调子。六岁的一天傍晚，母亲把这首歌教给她，她把这首歌教给了无数的情人。现在，这些人全变成了她的陌生人。

机缘巧合，一次我谈论穆时英的时候，一位来自英国的友人正好在场。她说，这首歌并不是100年前上海的流行歌，而是200年前爱尔兰的一首更古老的歌《The Last Rose of Summer》，作者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1779——1852）。对应的原文是这样的：

'Ti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Left blooming alone;

All her lovely companions

Are faded and gone;

No flower of her kindred,

No rosebud is nigh,

To reflect back her blushes,

Or give sigh for sigh.

这确实是一首爱尔兰民谣风格的诗。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浪漫，归根到底也是有源头的，只是人们忘记了而已。

所以，这种关于玫瑰、孤独、哀愁的浪漫，是20世纪之初的中国接受的西方经验，但同时它也是一种从西方嫁接来的记忆——毕竟从《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上看，这首诗来自之前一个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爱尔兰。汉语所言说的浪漫感受，一方面带有那种“西洋物”中普遍存在的现代新潮感，另一方面却有质朴和怀旧的味道。这就使我们这群身处西方之外的“边民”，无法像欧洲本身那样在现代主义到来之时挥别浪漫主义。我们也可能抛却记忆，让所谓“浪漫”成为无源之水，成为大上海的灯红酒绿中的美丽与哀愁。

不过也有人从浪漫主义的西方诗歌中回想起了什么。人们完全可以在汉语传统本身中寻找这些情怀——忧郁、彷徨、孤独、自然、想象、神话、民歌……无不可以追溯到屈原，追溯到《九歌·湘君》中徘徊在江岸边的水神湘夫人：

那鸟儿聚集在芦苇里寻什么，

那渔网飘荡的树梢上做什么？

沅江有芷草，澧水有兰花，

思念夫君的我却不敢说话。

（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用于汉语传统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任何见证了这种人性的隐秘共通的人，都不免多多少少成为浪漫主义者。“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在谈论中国文学时歌德说道。[1]

三

关于浪漫主义，我无意重新定义它，但是我自己所知最有意思的定义，布莱宁在这本书里没有顾及。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浪漫主义者明白这样一种界限，这个界限之中他们允许观念的二律背反。什么意思呢？他们欣赏美，同时欣赏美的凋零；笃信宗教，但也明白宗教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崇拜想象，却明白改变现实的不是想象，而是具体的行动——他们看重一些价值，同时也明白它们的界限。最为重要的，是浪漫主义者对自然与自我的界限的新探索：他们把自我从理性的枷锁里解脱出来，从梦、疯狂，甚至毒瘾中寻找自我的新疆界；他们把自然从文明的牢笼中释放出来，从大海、湍流、险峰中寻找艺术的新表达。

浪漫主义者是在钢丝上行走的人。屈原、李白不也是这样的吗？被困于自己的无羁想象和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却都无法长久。“人生之多艰”，“在世不称意”。对他们两位来说，确实有两个流放地同时存在：政治上的流放与想象上的流放。现实中失意的他们同时踏上两个旅程，最终在流放的途中溺水而亡，同时淹死在现实与想象的河流里。济慈写给自己的墓志铭也像是为两位中国浪漫诗人写的一样：

“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四

那时，浪漫主义在我心里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宽广的水面两端，两位孤独的诗人遥遥相望。湖岸分开了现实与现实的倒影，而诗人就是在这个边界上行走的人。他们踽踽独行，品尝着自己的孤独与幻想。

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可以一直走下去。当时辰到来，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投入了漾着青波的湖水中。

五

毕业后，我们各自去进修。虽然也时常通信，但相互之间隔了更加浩淼的烟波，有时甚至是整个太平洋。我们是幸运的，曾合力在时空里画出一个整圆。

“那你要不要也给我什么东西呀？”当时，她问。

“有的，这本书。我在书的末尾写了字。”

<故事为虚构>

袁子奇

2016年11月10日

[1] 译文引自《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3页。——译者注

《观景阁的阿波罗》，120年—140年间

查尔斯- 尼古拉·柯升，《百科全书》卷首图，1804年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芦苇中的天鹅》，约1820年

亨利·福塞利，《噩梦》，1781年

亨利·福塞利，《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群像》，1809年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墓地大门》，1824年

弗朗西斯科·戈雅，《理性的昏睡催生怪物》，1799年

威廉·贺加斯，《浪子生涯》组画之一，1735年

泰奥多·席里柯，《疯女人》，约1819年

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河上的中世纪城市》，1815年

安·路易·吉罗代，《莪相迎接法国英灵》，1802 年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林中的猎人》，1814年

弗朗西斯科·戈雅，《一八零八年五月二日》，1814年

弗朗西斯科·戈雅，《一八零八年五月三日》，1814年

欧仁·德拉克洛瓦，《希俄斯岛大屠杀》，1824年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路易十三的誓言》，1824年

欧仁·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1831年

弗朗西斯科·海耶兹，《帕尔加难民》，1831年

弗兰茨·路德维希·卡特尔，《路德维希王储在罗马的西班牙酒馆里》，1818年

巴黎歌剧院，查尔斯·加尼叶设计

德意志歌剧院，弗里茨·波纳曼设计

目录

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第五章 革命战争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尾声 欧洲时代的终结

注释

序言

直到不久前，对战争的研究一直是说教式的、程式化的。也就是说，对以往战争的研究是为了演绎出一些不可改动的原则与发展规律，以便有效地指导未来的战争。只要战争仍是被组织起来的、具有威胁作用的力量，它就仍然是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工具，上述研究分析就仍是需要的，福尔斯教授的著作正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但是，把战争从它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不去研究技术的层面，必然会忽略应当掌握的重要方面——这不仅指战争本身，而且也无法深刻理解发生战争的社会演变。

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不应只去发掘一些行动准则而置理解历史于不顾，不应只做一名“军事历史学家”，因为，事实上，任何人文科学的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同战争有关。正如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所说，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战争是人类整体经历的一部分，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研究透彻。不说明战争的背景，是无法充分地描画战争的。

如今，以这种观点为基础来研究战争的书籍已大量涌现，我只不过是摭拾他们的某些观点，肤浅地加以归纳而已。我还从与数位同行的讨论中大大受益，其中有华莱士-哈德里尔教授（J. M. Wallace-Hadrill）和莱昂内尔·巴特勒教授（Lionel Butler），他们曾巧妙地纠正我有关中世纪的某些可笑的错误观念，芬纳（S. E. Finer）教授关于现代社会中武装力量地位的观点对我十分有用。我尤其感谢沃里克大学的副校长、相关的教员与大学生，他们不仅给我机会在1975年春季的拉德克利夫讲座中试讲我的某些观点，而且事实上还给我提供薪资。

迈克尔·霍华德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1975年11月

再版序言

这本书出版于30多年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史”都是交由专业历史学家（尤其是英国的专业历史学家）来研究的。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军事史刚刚开始摆脱这种孤立状态。战争研究则被留给了畅销作家和军事专家，但这些军事专家的关注根本上是教条的，目的是得出一些永恒不变的战争法则和发展脉络，以便作为未来更高效战争行动的指南。当书店用帷幕把“军事史”和通史分开的时候（哎，大部分书店依然如此），只有两所英国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最近的伦敦大学，认真对待对战争的研究。

不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那些亲自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的经验，已经逐渐清楚地表明：无论对军事史学者抑或对通史学者，这种区分都毫无道理。对军事史学者而言，将战争的行为从其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会忽略那些理解战争至关重要的维度。对通史学者而言，如果不理解裹挟了整个社会的战争如何塑造了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政治架构以及社会的整个文化，那么想要理解社会是如何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写这本书的（也是出版社委托的）原初目标，是提供一份欧洲战争发展的概览。但让我惊讶的是，我很快发现自己渴望致力于完成的是一个更具雄心的任务——描绘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社会的发展。幸运的是，“战争与社会”这个主题开始引起我那些在伦敦、牛津尤其是美国的同事的兴趣。与他们的谈话，让我获益良多。他们应得我的感激，即便我并没有在这里一一道谢。这本书能经受批评的考验，屹立3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冒着风险，不经大改地重印（我只是新写了最后一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默默的贡献。

迈克尔·霍华德
2008年4月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最近提示我们：“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1]的确，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欧洲大陆的历史，仍显太宽厚了。在这块大陆上，罗马帝国统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后，入侵者的浪潮席卷各地：哥特人与汪达尔人从东来，穆斯林从南来，最后，最最可怕的是维京人从北来。[1]在从最初野蛮人入侵的4世纪到10世纪末将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后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后轮到欧洲开始扩张，首先向东，然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向南、向西扩张。为此，在13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内，欧洲的“和平”，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诚心诚意地祈求的那个和平，只是在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出现的一些例外的、不稳定的绿洲上存在过。毫不奇怪，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模式——使欧洲在某种环境下得以生存的模式，后来数代历史学家称这种社会模式为“封建制度”。

若干半游牧好战部族相继而来，他们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动荡海洋中的汹涌波涛。紧随4世纪哥特人与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后，法兰克部族又闯入进来。这些部族松散地联合在墨洛温（Merovingian）家族的领导之下，于8世纪击退了穆斯林从南方对法兰西的入侵，于9世纪初在加洛林家族[2]统治时期创建了西部欧洲短暂的统一。当时，莱茵河以东地区面临马扎尔人[3]的屠杀近一百年。欧洲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内地，则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受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蹂躏——掠夺，火焚；有时维京人也以殖民者的身份定居下来。这种殖民活动最早始于10世纪初的诺曼底。此后二百年，诺曼底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为欧洲公认的出色战士，放手向外扩张，征服了英格兰的萨克森（Saxon）王国和南方意大利与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后在11世纪末把入侵之潮从欧洲转移出去，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渗入亚洲。同时，日耳曼的战士特权阶层在以同样的神圣名义把马扎尔人禁限于匈牙利地区之后，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边疆朝东推移，制服斯拉夫人，推行殖民化，并且强行使异教徒改变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产生，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为经济所必需。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贸易因穆斯林的入侵而衰落，这意味着在9世纪的欧洲，香料奇缺，土地成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再者，为了迎战驾大船的维京人与骑小马的马扎尔人的种种威胁，加洛林王朝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于机动状态。这只有骑马方能做到。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法兰克人的通用之物，马匹就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2]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长矛不必抛掷，可以夹在腋下作战并携回营地。有坐骑的人较步行的人大为优越；一千年后，装备后膛枪的人比手持长矛的敌人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样无可置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优势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在8至9世纪，有地位的作战者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也就是骑士（武士）。[4]公元866年，查理曼（Charlemagne）的孙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把他的佃农召集到分封的宅邸来，坚持要他们在他骑马外出时全部陪骑侍候，此后这便成了规矩。于是开始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级的昂贵惯例。在骑兵（后来是用坦克或战舰）的撞击中，优势来自攻击的有效范围、防御力与速度的组合。攻击的有效范围取决于矛的长度与重量。防御力由甲胄来提供。最初是一领从脖颈到膝头的锁子甲，这是一种昂贵的装备，除了战马外，这就是一位骑士最宝贵的财产了。速度则受到负载过重的制约，因此这类马匹都用特殊方法喂养，以便使它们既能负重又能保持威力，在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出来。在一场历时较久的战斗中，需要有这样的备用马匹，无论如何，一位骑士总需要有另一匹马来帮他运载越来越多的辎重——长矛、长剑、头盔、甲胄。至少他还需要一名携带甲胄的人，一名骑士随从，也可能是一名男仆；一名较轻装的骑士为他搜索与侦察；一名或两名步行的兵士负责护卫。为此，一位骑士扩展成一个“兰斯”（lance），即一组五六个人，就像一辆大型战车的一个组。事实上，全部装备的花费十分昂贵。

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进行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有钱人的职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依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由此他们便向领主回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他们被免除全部赋税，一年之中只需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领主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并且城堡四周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

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权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权直到18世纪，而其对社会的支配则一直延续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显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现实世界上来。[3]“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5]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于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6]——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对应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史诗人物帕尔齐法尔与加拉哈德身上，[7]我们看不到教士与骑士之分，他们都是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为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着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赐予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在抵制住野蛮人的入侵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并且屡屡得手。当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大陆时，基督教教士已无暇计较“战前正义”与“战中正义”这两个概念；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将这两个概念用于穆斯林，因为他们疯狂地决定依仗长剑来归化人们，否则就将其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8]发动了一次十字军东征，那简直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然而，在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被认为是“公正的”，简要说来，即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占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请求上帝裁决，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战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之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的。“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战胜者可以占有俘虏，也可以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免受劫掠。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援助与支持”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它最常见于围困战，如果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

到了14世纪，有关战争行为的限制与法律规定被精心炮制出来，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欧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当普遍的遵守。这些法律规定之所以能产生，部分来自教会的压力，部分是因为罗马法典的影响，部分得益于骑士团雇用的研究法律的专家（传令官）的努力，即对数百年来实践中的传统做法逐步进行编纂整理。有了遍布欧洲的名誉法庭后，法律的力量加强了。这些法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体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有意识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一些社会行为准则。即在骑士之间规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况下，屠杀俘虏是被容许的（如果在一场战斗开始前，说过“决心死战”这样的话或者做过这样的表示），否则就不被允许。杀戮俘虏不被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不允许的。如果一个要塞的防守部队拒绝投降，那么城破被俘后他们将被处死。他们的司令官因为拒绝投降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

编纂战争法律者日益增多，这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教义的、法律的或骑士的良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战争逐渐商业化。4勒索赎金与掠夺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奖赏，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战者来说，这已成为他们行动的主要目的。征募兵员的代价微小，而一场战斗的获益能使他们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须弄清：如果战争结束了，和平也照常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多少战利品以及如何分配战利品？可以要多少赎金，谁有权去要？由于忠心服役可望得到这些合法的奖励，即使要冒风险、要经受艰难考验，到了中世纪末，这样的动机也常常导致人们去参加一场战斗。甚至在一场纯属封建领主间的战争中，各个阶层都会有人去参加雇佣军。

无论如何，正如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着力提醒的，在欧洲，封建制度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种占有与服役关系。看看某些不同的情况也许是有益的。

法兰西是各种体制的发源地。由于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欧人入侵方面，历来只能提供象征性的保护，于是中央权威被所谓的从属的“伯爵”（即“亲兵”，类似古代日耳曼战士团的“伙伴”）攫取，他们可以世袭爵位，拥有真正的独立采邑，诸如埃诺（Hainault）、佛兰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罗旺斯（Provence）；他们逐渐不再理会对王室应尽的义务，王室已无力加强或削弱他们。王室为了保护自己，不仅要依靠自家的骑士，还要依靠发薪金的军队。这些领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骑士，随着欧洲和平逐渐到来，人口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多。或许是因为雇佣的骑兵在装备上远不如骑士讲究，因此被称为军士而不是骑士。或许是因为步兵已不被重视，甚至只作为听差使用，因此被称作“男仆”。也或许是因为雇佣使用机弩—12世纪的技术奇迹——的“专家”通常需要花大价钱，因此常常从意大利或普罗旺斯雇来。由于这种种原因，雇佣的骑兵军队便应运而生。

成立雇佣军队需要金钱。12世纪，因经济复苏，商人与教士手中的金钱越来越多；而且，某些贵族已过惯奢华生活，情愿出钱以避免去军中服役。为此，到了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Augustus）就能调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去对付他的表兄弟——安茹王朝的约翰王（King of England）。约翰王依靠王权与赋税来扩张军队，结果不是败于腓力，而是败于他自己的属下——几位兰尼米德（Runnymede）的男爵。

欧洲南部的情形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与南部意大利、穆斯林之间连年征战，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区域敛财有道，比任何地方复原得都快。因此，骑士更加独立化，更加雇佣化。南部法兰西的骑士们有自己的堡垒，不承认任何封建领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以该地为姓，国内城堡林立，恰如其名）在中世纪的欧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的伯爵们借助于便利的交通，能有效地把较远地区的诸侯置于附庸的地位，并在疯狂好战的教会的帮助下，以更坚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与南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

在意大利，城市居民以及农村贵族较少受到北方伦巴底来的加洛林王朝与南方海上来的北欧人广泛传播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商人、地主、市民与农民在面临马扎尔人从北方入侵与穆斯林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时，便同仇敌忾，武装起来。服兵役甚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卫。在别的地方，其安全状况取决于武装强弱；而在意大利，武装力量的强弱与其说取决于土地占有，不如说取决于财富。

到12世纪，入侵者已被一劳永逸地赶出意大利半岛，只剩下北欧人，他们仍在西西里与南部意大利实行着严厉的、有效的统治。但是，延续了五百年的动武的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11世纪末，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长期不和，这种内战为任人雇佣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个乐园。当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这种雇佣制度准备了条件。

在中世纪的德国，莱茵河谷地区封建制度的发展同北部法兰西一样深入，其骑士精神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盛行。但在其以东地区，军事服役制度推行较慢，骑兵的发展也同样缓慢。萨克森（Saxony）、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士瓦本（Swabia）这些日耳曼部族仍像他们塔西陀时代的祖先那样，还停留在用斧与矛步行作战的农民军队阶段，直到10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引起震动，以及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向西席卷了德国北部的广袤平原。日耳曼人急起直追他们的西方表亲，发展了骑兵部队，改进了社会制度以便支持武装力量，并在萨克森贵族亨利与奥托的领导下，于933年赢得了麦什伯格（Merseburg）战役的胜利，于955年赢得了莱希费尔德（Lechfeld）战役的胜利，其结果是，作为加洛林王朝继承者的奥托王朝建立了，奥托成为皇帝。有些新封的贵族追随他们的皇帝，在意大利从事灾难性的征伐。其余人则加入条顿骑士的十字军，向东征伐，以开拓疆土，拯救自己的灵魂。十字军遍及科兰（Courland）、波兰以及普鲁士的平原与森林，所有的掠夺与屠杀都被宽纵的教会认定是神圣事业。他们在那里自封为统治阶级，这类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

至于英格兰，9世纪与10世纪北欧的入侵导致萨克森的国王们纷纷充实国民军[9]，所有的自由民都有从军义务，这种军役制度有点类似海峡对岸的加洛林王朝。但是，只有在北欧人征服全欧洲后，这种封建军役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实施。北欧的国王们用自己的领主替代原来的萨克森大乡绅，这些领主作为敌对领土上的征服力量去执行任务，修建了不少至今仍旧可见的巨大城堡。

从军事上说，占领英格兰的北欧王朝及其继承人在疆土拓展方面走得很远，他们不仅要管住当地的英格兰人，把边疆扩展到苏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还要保住在欧洲大陆的权力。为领主们义务服役的军队组成北欧军队的核心骨干，后来成为11世纪和12世纪安茹军队的核心骨干。但是，每年服役期只有60天，这对于组成一支军队并带去大陆作战是远远不够的；更不必说还要镇压苏格兰与威尔士山民们的叛乱。总之，只靠封建关系组织军队已经不能为继。英格兰的国王们必须另寻良策。他们扩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4]他们利用“骑士的附庸性”加强封建制度下的义务服役制，然后允许他们用钱雇佣人来替他们服役。他们还签订契约——定期服务合同——来确定这种雇佣制度。尤其是在岛内发生战事时，领主们常常用这种办法从当地居民中征集步兵。

步兵中的弓箭手在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于威尔士山区进行的游击战中显示出威力。在这类战事中，重骑兵是没有用的。重骑兵习惯于在一个对手也同意选定的开阔阵地上横扫无防御的步兵。但在威尔士，他们要对付的对手既不是像他们那样的军事贵族，也不是一个应把他们赶回老家去的入侵部族，而是捍卫自己领土的山民，这些人既会很巧妙地骚扰他们，又善于使自己避开来犯者的锋锐。这更像是基督徒的追猎游戏：步兵就像猎人助手，把威尔士人从隐蔽处轰出来，然后由使用长弓的弓箭手远距离射杀他们。这些长弓手还在投掷战中起着炮兵的作用——在领兵的骑士开始发起“优雅的打击”之前，发射火把以扰乱敌阵。这些技术在14世纪初叶对付苏格兰人的战事中收到良好效果。机弩从12世纪以来就有了，长达6英尺的机弩一次可发出五支或六支箭。到了14世纪末，其致命射程延长到了400码。众所周知，没有摧毁力巨大的机弩，就无法穿透锁子甲。

无论如何，1346年著名的克雷西（Creçy）之战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7年前，爱德华三世就已发动入侵法兰西的战争，企图攫取法国王位——又一场没完没了的王位继承纠纷，这类纠纷使得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乐此不疲达四百年之久。爱德华三世费用昂贵的军队主要是诸日耳曼小侯国从汉萨同盟[10]的商人那里贷款雇来的雇佣军。法兰西国王谨慎避战，爱德华的盟军便因缺钱解散回家。到1346年克雷西战役时，爱德华三世只剩很少的骑士来对付比他优越数倍的法军。于是，他让骑士下马，像从前在苏格兰打仗时那样，依靠弓箭手来固守阵地。克雷西一战最重要的还不是长弓手施于法国骑兵的大灾难本身（据可信的历史记载，法军死亡1500多人，英军伤亡近100人），[5]而是它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再也不像中世纪的战争那样，敌人骑兵一攻击，步兵就立刻溃散了。克雷西一役还不是骑马的封建主被步行的兵士打败的首个战例。1302年，库特赖[11]自治市的自由民曾用长矛与梭镖抵御阿尔伯特伯爵的骑士，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家园。法国骑兵（西方世界时髦的标兵）在克雷西惨败后不得不重新考虑装备与战术。他们放弃了锁子甲，改用由金属片缀成的盔甲（这种盔甲很快成为显示财富与地位的装饰物），并且打仗时不再骑马。这部分是因为坐骑容易受攻击；部分是因为维持马队的费用越来越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纯属骑士气概的考虑，即一个不骑马的骑士无法逃跑，只能坚持下来作战到底。法国骑兵只要坚持下来，坚持作战，就会获得某些成功。但是，当他们进攻时，由于行动不便，视线不佳，难以抵御飞箭，遂使英国人又获两次大胜：另一次是1356年的普瓦捷（Poitiers）之役，一次是更著名的1415年的阿金库尔（Agincourt）之役，是役英国人大约杀死了5000名法国人（其中1000人是在被俘后被杀死的），英方只损失数百人。[6]

到了15世纪，一名装备齐全并有护兵跟随的“武装人员”已证明既在战场上无大效率，又难以以昂贵的代价来维持。他们的实用性消失了，矫饰性增强了。他们的甲胄越来越华丽，他们举办的马上比武大会越来越费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脱离军事作用，而同家族门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足以作为研究门阀、家谱的资料。新规定的骑士等级刻意模仿12世纪的光荣等级以及西班牙的光荣勋位——嘉德骑士是英国骑士的最高勋位，金羊毛骑士是西班牙骑士的最高勋位。最值得注意的是，圣殿骑士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令人想起最著名的收复耶路撒冷的战役。当时，前进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正得意于“松动”了十字军在东地中海最后的堡垒，如今开始威胁他们在西部的基地。法国的查理三世于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耶路撒冷的收复对他来说还只是浮现在他眼前的一桩模糊不清的事件。

把英国人最终撵回岛上去的不是法国的骑兵（毫无疑问地，圣女贞德曾经激励过他们），而是另一种专业兵种炮兵，他们不享有社会地位，仅仅具有与士兵相同的低微地位。

拜占庭军队在与穆斯林军队长期作战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某些易燃材料——俗称“希腊火”（Greek fire），通常是在攻城战中或海战中用石弩抛射火球。把顺序倒转过来，利用燃烧本身作为发射物发射火药，是一件更困难、更危险的事情，这要求有金属铸造专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欧出现的这类专家是为和平服务的——铸造球。从铸造球到铸造炸弹只有一步之遥，这大约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在头一批试验中，每尊臼炮每天只能发射一次，炮筒成管子束状，就像原始的机关枪。中世纪的手工艺匠人按照龙与魔鬼的形象精心制造出恶魔般的机器——最早印刷的书本曾对此有过描述，这一描述有时是高度想象的。到了15世纪，两种支配此后五百年战争的武器，即大炮与手枪开始成型。人们深深抱怨这些武器，就像我们今日抱怨凝固汽油弹；不仅因为它们的效果不人道，还因为它们贬低了战争，似乎把出身高贵的武装人员的生命交到了出身卑微的下人手里。但也如同今日一样，那些抱怨对手手里的武器的人，假使自己也拥有那些武器，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使用，是在15世纪复兴的法国军队对付英国人的战事中首先出现的。在英国，政治紊乱以及军事上的因循守旧阻碍了类似的创造发明。在战场上，开战时发几发炮弹就可打乱对方弓箭手的阵形，并使战士无法在对等条件下进行搏斗。更为常见的是，法国的国王们使用一长列用于攻城的大炮，在大炮面前，那些法国土地上拥戴英国王室的城堡纷纷坍毁，成为一堆堆废墟。曾在14世纪末主宰欧洲大陆的英国军事力量过了五十年后便消失了踪影，克雷西战役与阿金库尔战役中的弓箭手已成为历史。未来还有赖于另一种步兵。步兵能对付骑兵的最简单的武器仍是长矛。如果矛足够长，阵列足够密集，士兵的士气足够高昂，那么这样的阵式就是战无不胜的，除非有某种炮击，否则很难被摧垮。马其顿方阵是历史上首次记录下来的步兵阵形。中世纪不可一世的骑兵，除了技术因素外，主要在士气与社会影响方面咄咄逼人。由于机动性，并被赋予社会与经济的优越地位，数百年来，骑兵在军事活动中一直都是主力。步兵只是作为辅助力量。但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试图在威尔士山区推行这种作战方式时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一百年后，奥地利王室在瑞士山区遭到了更惨重的教训。

使瑞士山民出名的武器不是梭镖，而是斧子，斧柄有8英尺长，他们就用它来杀戮奥地利骑士，砍穿他们的甲胄，不仅1315年在莫加顿（Morgarten）的峡谷，而且1339年在劳本（Laupen）的开阔地、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都大获全胜。这证实了一种看法：步兵的重振雄风主要依靠士气以及社会的因素，而非技术的改进。后来有段时期长枪大显威风，1476年与1477年，瑞士人正是用它打败了勃艮第（Burgundy）的骑兵。当时，瑞士的长枪兵不仅学会了如何坚持防御，形成一座巨大的、不可摧毁的环形筑垒阵地，而且学会了进攻，他们的方阵滚滚前进，无情地消灭敢于阻挡他们前进的任何东西。后来，他们宣布几个州独立，并准备向邻近的军队出租他们的军事力量，因为他们自己弱小的畜牧经济养不起他们的人口。

瑞士的战术别人不会不学。它位于德意志与南部奥地利的邻居同样贫穷，也都好战，开始培植自己的军事势力，称作雇佣兵。与瑞士不同的是，他们是由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组成的，贵族责无旁贷，不仅出钱组织、供养军队，而且亲自参战，与士兵同伍。此后，在德国，贵族出身的人服兵役（to trail a pike）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军事活动；后来，英国亦复如此。至于西班牙，重骑兵从未成为基督教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西班牙缺乏军马草料；西班牙的国王们发现雇佣贫穷而傲气十足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去当步兵是毫无问题的。

这样，到了15世纪末，长枪兵成为各个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地，长枪换成手枪，尤其是那种带钩的手枪——木把枪或火绳枪。滑膛枪的出现还是在二百年以后。只有到那时，真正的步兵才算出现。

如上所述，大炮极为笨重，一尊炮需要由40匹马来拉动。在战场上，相对于步兵与炮兵来说，骑兵的处境很不同。自从克雷西战役以来，步兵依靠弓箭与密集队形便可使骑兵无法冲锋，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步兵或炮火来打破密集队形。只要时机得当，冲锋仍是能得手的，即使不行，配有火器的轻骑兵如今也有了可移动的火力。但是，这里提到的轻骑兵已非从前封建领主的旧式骑兵，那时的骑士是独来独往、单独作战的，他们视胜利为个人的荣耀；现在的骑兵则是根据指挥官的意愿，选用不同的武器，进行集体的战斗。

转变是缓慢的。1494年到1529年间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法国武装人员看他们自己就像是他们爱读的阿马迪斯·德·高尔（Amadis de Gaul）与阿里奥斯托（Ariosto）写的故事集里的骑兵。他们着意把仪表修饰得花里胡哨，完全不顾战争残酷与凶恶的本质。这种华丽的装饰成为欧洲轻骑兵的特征，沿袭了许多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还未完全消失。

尽管说1494年入侵意大利的法国武装人员是忠于封建制度的，可是他们的经济基础不是封建主义的。同步兵与炮兵一样，他们肯来打仗也完全是为了钱。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中世纪的军事服役中已有一些发薪饷的因素。对于那些历时长久、地点又远的战事，王侯们提供的给养是不够的，领主们及其下属人员需要更多的报酬。从为封建主服役同时接受一点报酬到靠服役来赚钱，这样的转变并不费事；对于一个除了打仗再也无所事事、除了打仗别的没什么好想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12世纪以来，欧洲的人口与财富开始增长。十字军的安全阀正在迅速关闭；最重要的是，采邑的数目急剧减少。在德国，财产可以无限地分割，不再向诸侯提供经济支持。英国实行了长子继承制，其他兄弟只得离家或参加十字军碰碰运气，又或者成为雇佣军。因此，中世纪后期发展起一个更大的军事阶级，有的是战争可以让他们去打；而如果没有战争，毫不奇怪，他们可以自己制造战争。

这些“自由兵”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剑来为出价最高者服务。最初，他们加强了王侯们的力量，只要王侯们肯出钱。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实际上已把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置于发薪饷的基础上。甚至他们最大的附庸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时，也要签订契约。如果一位王侯在一场战役甚至一系列战役中能负担得起一支军队的开支的话，那么他的对手也必须得做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钱也许来自“兵役免除税”，即由不服兵役的附庸出的免役钱，或者来自税收或教会的赠款。但其主要部分来自贸易，这其中既有王侯能完全控制的贸易，也有向商人预支的贷款，或来自特殊的赠予——通常是回报所提供的服务或特权阶级的赠予，以及市镇代表机构与其他工商阶级的捐款。议会的三个等级[12]，非军事的代表会议，社区的非贵族阶层对于一个王侯能否顺利备战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金钱早晚要用光的。战争一旦结束，士兵们（现在可以准确地使用这个术语了）即被遣散。这些人无产无业，甚至无家可归，只有一处“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们一份口粮，介绍他们就业。

在意大利，经过“授职权之争”[13]，教皇与国王之间因授职纠纷引起的战争自11世纪晚期便绵延不断。忠诚一词已荡然无存。这场战争包含多次小战争，这些战争不愁没有经费。那些受雇佣的团伙直到13世纪仍是独立的、很活跃的，他们有时直截了当，替愿意出钱的人去当兵打仗，有时被雇去从事敲诈活动（第二章将详细介绍）。在法国，一百年后，这些人的活动达到顶峰。“百年战争”[14]中，双方都使用雇佣军是一个显著特点。雇佣军既有出身高贵的也有出身微贱的，在战争间隙，他们就居住在乡下。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这些被称作“敲竹杠者”的人在法国各地恣意游荡，集体地或个别地从事抢劫、强奸、纵火等行为。在找到另一个雇主可以拿到薪饷之前，他们就不断地进行这类活动。法国国王对他们深恶痛绝，不惜在西班牙与匈牙利发动几场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直到百年战争结束，情况才开始好转。国王利用法国商人对他们的绝望情绪，获得权力征收一种特别税——按人头征收的战争税，这才把皇家武装建立在一个常规的基础上。15世纪末，人头税成为一项永久性税收，无须再次获得议会的授权。这样，皇家财政才走上正轨。

最初议会批准授权给查理七世是在1439年。1444年，查理七世颁布法令，将许多在国内滋事的雇佣军团伙永久纳入皇家军队，为其所用，同时强制解散其余部分。各个队长在拿到一大笔钱后，或基于封建制的义务，或根据协议性的“契约”，无疑完全可以找来一批人，养活这些人。官吏全部由国王任命；官吏与下属都由国王的政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国王指定的市镇。他们是一支纯粹的雇佣军，尽管不是国家军队。德国、苏格兰、意大利都有这样的军队。对于法国国王的对手、富足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后，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比葫芦画瓢”培植了一支军队，立即发动了一系列军事冒险，结果惨败于瑞士与法国人之手，断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来这个地区大有希望成为欧洲强国。

法国的国王们是深谋远虑的。在半个世纪内，他们聪明地以联姻的手段来巩固他们的疆域，增加他们的财富，积蓄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后，查理八世于1494年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带来的诱人的荣耀、冒险精神、威力与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有一支欧洲从未见识过的最优秀的军队：由瑞士长枪兵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垒都配备一支高贵、自豪的轻骑兵，一长列青铜铸造的大炮……这些都从富足的国库支取经费。这支军队同三百年后拿破仑带到同一战场的军队在组成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尽管武装人员自己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骑士的战争已成为过去。

[1] 哥特人，Goths，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汪达尔人，Vandals，属于日耳曼族。维京人，Viking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亦指北欧海盗。——译者注

[2] 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系法兰克王国第二个王朝。——译者注

[3] 马扎尔人，Magyars，系匈牙利的主要民族。——译者注

[4] 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骑士”只作骑士解释；而英文中的“骑士”又指现代德文中的“侍从”或“侍从官”。——作者注

[5] 11世纪到13世纪主要活跃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译者注

[6] 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译者注

[7] 帕尔齐法尔，亚瑟王传说中品格足够高洁，可以取得圣杯的骑士，最后找到“圣杯”。加拉哈德，Galahad，英国古老的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因他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唯独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指印度的高等“种姓”。——译者注

[8] 文德人，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译者注

[9] 原文fyrd，系指诺曼底人征服以前的英国国民军。——译者注

[10] 公元13世纪到17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译者注

[11] Courtrai，今属比利时。——译者注

[12] 欧洲封建时代的三个等级是：僧侣，贵族，平民。——译者注

[13] 教皇与国王之间因主教续任权引起的纠纷，始于11世纪晚期，以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为结束标志。——译者注

[14] 1337—1453年英法之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王朝战争。——译者注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把查理八世的军队称为最初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包含三种武装力量，它们相互密切配合，并且其中很大部分人员都由国家金库付给工资。历史学家通常把1494年由于法国入侵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但是，在15世纪末，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时期，无论是战事还是其他方面，都在发生改变。而绝大多数人并无此种意识。

第一章讲到中世纪晚期出现某些仿古风气，尤其是法国的轻骑兵，他们是皇家武装力量的中坚。这种仿古风气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至少直到两位君王——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与德皇查理五世对抗时才消失。这两位君王把仿古风气带给各自的下属，他们的争吵成了欧洲全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大小小的战争充斥着16世纪上半叶，1559年双方以卡托康布雷齐（Cateau Cambrésis）对峙的僵局结束战争，这些战争的起因完全是“中世纪式”的。也就是说，是为确保或捍卫某个人的财产权或继承权，为制服某些不忠的附庸，为捍卫基督教反对突厥人，或者为教会反对异教徒。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支持安茹王室（House of Anjou）对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权，反对阿拉贡王室（House of Aragon），由此引起一场十字军战争，重占了耶路撒冷。查理八世的继承人奥尔良的路易（路易十二）又把战争延长，以维护自己对米兰公国的统治权，反对斯福扎斯（Sforzas）王室及其帝国庇护人。德皇查理五世于1517年当选为皇帝后，把这些争执也都继承下来，首先是继承了其祖父阿拉贡的斐迪南的争执，其次是继承了其前任马克西米安留下的争执；这两桩争执结合到一起，又产生了第三场争执——一位祖母，也就是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想要争得纳瓦拉的王冠；还有第四场争执——勃艮第的玛丽要求收回她父亲“大胆查理”丢失给法国国王的土地。在所有这些争执中，查理五世的对手都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法兰西斯一世也是个争夺王冠的失败者，他曾帮助德国叛乱的清教徒诸侯反对德皇查理五世，试图以皇帝的威权驾驭局面；同时，他还同突厥人维持着一种暧昧的默契关系。法兰西斯一世还反对查理五世向地中海威胁性进军；查理五世企图集中武力予以反击，但未成功。这样，至少在16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战事仍只是个别诸侯间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个人之争，而不是省、州间的冲突，更不是国家间的冲突。迟至1536年，查理五世才认为向对手挑战、一决雌雄的时机到了，于是便向对方挑战。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暂时平息争执，在尼斯（Nice）举办了一场奢华铺张的显示友谊的比武大赛，两位国王信誓旦旦，就像一些基督教的王侯四百年前曾一再做过的那样，最后以共同参加十字军掩盖彼此的分歧。

然而，这些争执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意义是重大的。众所周知，查理五世和法兰西斯一世之所以能继承王位，主要是因为他们祖先深谋远虑的王室联姻。他们虽然拥有广阔的领土，但统治能力不强。查理打算把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继承下来的领土分成两国，即西班牙与奥地利，以便易于治理。1559年，法兰西斯一世的儿子亨利二世去世后，法国重新陷入内战，长达五十年之久。但是，统一的过程并未中断。在众多相互争夺的公爵与伯爵中，出现了几个有特色、有威望的王侯，他们建立了数个新的中心——政治、财政与军事的中心。等级的划分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在德国，等级跨度很大，上至重要的王侯，如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下到只有数英亩领地的封建领主，如士瓦本伯爵、法兰克尼亚伯爵。不过越来越清楚的是，在查理五世死后战事重起的那个世纪里，诸侯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取决于封建的从属关系或对立关系，而是取决于经济与军事实力，其中的较强者便能积累更多的力量。诸侯并立的局面只有在中世纪的德国才能维持下去；哈布斯堡王室则一直忙于同法国人与突厥人打仗。即使是意大利半岛上的诸城邦，经过16世纪以来的不断兼并，后来只剩下六七个，到16世纪末，它们中的大部分被哈布斯堡王室吞并，只剩萨伏伊、威尼斯与教皇领地，仅比象征性的政权稍强些。

到了16世纪，独立的代价变得很高。且不说要为壮观的系列大炮付出高昂代价，就是必不可少的职业步兵，其代价也不低。建造城堡需要更加精心的设计。只有具有政治权力、能增加税赋，或有信用能从新兴银行家如福格尔（Fugger）家族与威尔瑟（Welser）家族贷款的王侯们才打得起仗，把较弱小的对手撵得无处可逃。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查理五世同法兰西斯一世之间的几次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发动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原因是皇室破产，不得不经常停战。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王侯们对领土上的资源有了充分控制权之后，才能维持本国的常备军并发动较长时间的战争。到17世纪末，就像儿童已经成年那样，可以看清楚哪些王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哪些王侯则不能。

这种变化在有关战争的著作中亦有反映。从阿奎纳（Thomas Aquinas）以来，中世纪的作家总认为只有诸侯发动的战争才算正当，这一原则记录在14世纪专供武装绅士阅读的一本袖珍指南，即霍诺雷·博内特所著的《战争树》[1]中。博内特写道：“一个平民百姓不能去向欺侮他的人讨还公道，必须由诸侯来为他们主持公道。”接下来，他又无可奈何地承认道：“但如今的战争，甚至连普通的骑士也可以发动，而根据法律这本来是不被许可的。”法律的确说得很死，诸侯比他的主要附庸的权力稍大些，住在坚不可摧的城堡中的；较低级的男爵只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实行统治。诸侯权力得到巩固后，中世纪法理学家所称的“私人的战争”便告结束。16世纪与17世纪的作家严格区分开“成熟的城邦”发动的战争与私人组织发动的战争，这些私人组织已失去封建的约束，蜕化为私人的打手甚至土匪。

“城邦”变得“成熟”，君主出现并成为独立的最高权威，其法令在各省的土地上都有效，这就把意大利长期以来实行的政治原则推广到全欧洲，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已存在一百多年。马基雅维利十分犀利地概括了这些现象，强调指出，城邦能单独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战争是必要的，那便是正当的”。但事实上，没有更高的权威能判断战争是否必要。“国王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rincipis suprema lex）这一观点逐渐为欧洲著名的法理学家们所接受，如法国的让·布丹（Jean Bodin）、意大利的真提利斯（Alberigo Gentilis）、西班牙的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ctoria）。他们同意：虽然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以及充分与不充分的敌对理由，但最终诸侯是唯一的评判者，而通常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2]但是，这些观点应当同伟大的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研究基督教统一性的老概念调和起来。他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一书，此时正值西班牙与联合行省之间八十年战争的中期。联合行省虽已被承认是主权国家，但被看作松散的联合体，各行省并不忠诚于某个共同的领袖，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联合在一起。从自然法衍生出来的“国家法”依然认为它是松散的联合体，因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法庭。只有法庭才能单独判定战争的理由是充分还是不充分，以及战争行为中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格劳秀斯实际上创立了有关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的若干思路，至今我们仍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沿用。

格劳秀斯的论点是他从北欧、西欧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体验中得来的。到了17世纪初，一百年前的战事中那种骑士气概的魅力已完全消失。格劳秀斯在1625年写道：“我见到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着的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即使是蛮族国家也要为之羞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理由，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就可以引起战争；而一旦战争打起来，有关神圣与人道的法律便被抛到一旁，似乎人们只要一打仗就有权利犯各种罪行而不受限制。”[3]格劳秀斯希望为战争规定一些界限，他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研究的时候到了。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已在本章题目中有所暗示。无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不管是继承的争执，或是16世纪后半叶常见的宗教信仰的冲突，战争的实施都依赖一个基于纯粹商业基础、依靠签订契约组织起来的很大的国际性阶层。这已不是什么新事物，这是我们在第一章中见到的、中世纪晚期已出现的事物的继续发展，只是如今已更为系统化、更为完整。即使法国16世纪初期仍存在着封建制度规定的骑士服役现象，贵族们也已失去从军的嗜好，把更多的兴趣放在了商业利益方面。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正是首先在法国，这一模式初步成形，到了下一个世纪，便发展成为职业军队。但是，“受雇佣的武装人员”是15世纪才出现的。16世纪法兰西斯一世用皇家财库建立起来的步兵“军团”还只是零星小部队。法国也好，欧洲其他地区也好，这些军队建立起来以后，都由一群主办人带领去作战，主办人则只对能准时地、不打折扣地付给他们现金的雇主效忠。

这种军事契约在意大利半岛风行了二三百年，最后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扎根。在意大利，如我们在第一章已指出的，经过“授职权之争”，封建结构四分五裂，贵族们纷纷各行其是，各城邦很早发育起城市经济，完全具有支付雇佣军队的能力。德国皇帝们带到南方来的外国骑士团伙，以及14世纪十字军退潮留下来的一部分骑士，都随时准备听命于任何雇主，对不给钱的主人则要他们的命。其中最蛮横、最残暴的是“大帮”（Great Company），有接近一万名成员，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1338年至1354年的十五年间横行一时，帮会对其成员则实行保护。数年后，继之而起的是那么一群“劫道的”[1]，系英法百年战争1361年结束后被解雇的一帮人，在英国的约翰·霍克伍德爵士（Sir John Hawkwood）的旗号下，从法国南下，组成著名的“白帮”（White Company）。意大利人发现，这些野蛮的外国人虽然比可信赖的本国战士能打仗，但他们不仅欺骗雇主，而且还接管政治权力。到14世纪末，外国人也被吸纳进当地的贵族中去了，或者回老家，或者死去，而“雇佣兵”[2]这个名称却永久保留下来。

简单说来，雇佣兵就是“签约者”，服役契约包括：担任何种兵种、服役时间以及酬劳多少。签约的人各种各样，从小团伙的头头到重要的贵族，如贡扎戛斯、埃斯特、科隆纳斯，这些人都曾被赐予土地或采邑。有些人仿照蒙特费特罗（Montefeltro）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在厄宾诺（Urbino）所做的那样，自封为独立的诸侯。其余的或者成为城邦的政治首领，如维斯康蒂（Visconti）家族与斯福扎家族，或者成为城防专业顾问及服役新兵的教官或指挥官。

在“签约者”提供的武装力量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骑士，此外，至少有一名穿盔甲的武装人员，有一队扈从与一名小听差，一批持矛或弩的步兵，整整一队人。到15世纪末时，步兵装备了火绳枪。指挥战斗，到了尤其是像安德烈·勃拉其奥（Andrea Braccio）和弗朗西斯科·斯福扎那样的专家手里，就成了狡猾的游戏，他们玩弄种种假象，惯常保留一支力量直到最后决战时刻，这种谋略常常使敌方猝不及防。战略、战术成为战争的艺术。他们的雇主既然出了大笔金钱，就要求有决定性的战果，而“签约者”常常不甘心照办。马基雅维利曾讥讽他们打不流血的仗，这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小心谨慎地使用他们的职业队伍；尤其是在出了大价钱作为投资的情况下，一个鲁莽的决定就有可能毁掉这支队伍，再要恢复起来可能又要付出昂贵代价。当然，他们这种玩世不恭、优柔寡断的做法只能是拙劣的表演。15世纪末，瑞士长枪兵、法国和西班牙雇佣军在意大利战场上既带来了一场新鲜的全面表演，也带来了一场新的流血。

但是，这种状态为时不长。从1494年的福尔诺沃（Fornovo）战役到1525年的帕维亚（Pavia）战役，这中间有十多次重大战斗，此后差不多一百年，西欧几乎见不到大的战役。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包括筑城技术的改进与火力的运用（稍晚些）；意大利类型的军事企业向阿尔卑斯山北麓延伸并非是不重要的，很自然，他们的意愿当然是要保护这些昂贵的工场。人们情愿小心谨慎地保持着一支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以便借此得到财富、政治影响或土地的回报，而不再追求策划与指挥战争的荣耀。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需要勇气、毅力，偶尔还需要自我牺牲；懦弱胆怯或慌手慌脚在战争事业中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对职业士兵来说，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获得他们的目的物，就不一定非杀人不可；成功地结束一场战争的最好办法是设法延长这场战争，即避免战斗，在敌方的国土上吃住，直到把对方吃穷，等敌方的雇佣兵四处逃散，敌方就不得不慌忙乞和了。1525年，在帕维亚，法国国王的雇佣兵在瑞士人面前作鸟兽散；1547年，在穆尔堡（Mühlberg），德国新教徒诸侯被查理五世打败，这是这一时期的拉丁谚语“钱能搞活战争”（pecunia nervus belli）的最佳说明。

欧洲雇佣军中某个时期最吃香也最为声名狼藉的当属瑞士雇佣军。瑞士雇佣军在14世纪就配备了独立的大炮，并有戟与长枪。因为经济贫乏，他们只得靠军事技术维生，谁给钱为谁服务——逐渐地，在16世纪，其雇主多半是法国人。瑞士人是极其独具一格的。首先，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私人事业。签订契约的权力握在某个拥有大炮的权威人士手中，雇佣兵的挑选也由他来决定。打仗的时候，雇佣军内实行的是类似行业公会里吵吵闹闹的民主。其次，瑞士雇佣兵是高度专业化的。他们有很厉害的长枪方阵，阵中持剑与戟的兵士善于肉搏。后来，他们用少数火绳枪与手枪来保护自己的侧翼，但基本上不改变原来的战术。为此，等到射击变得越来越重要，队形越来越多变时，瑞士的长枪方阵便落伍了（如恐龙不能适应新环境），就像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弓箭手成了步兵历史上的摆设。16世纪步兵的作战形式主要是从德国与西班牙的职业兵那里沿袭下来的。

瑞士人的最大对手是德国南方的雇佣兵，他们较能适应战争条件的变化。德国雇佣兵的领导人认为，战争及其所需的技术是纯粹的生意经，而不应当是某种僵硬的规定；而瑞士人恰恰具有相反的倾向。德国雇佣兵以惯使长枪出名，当战场上更需要射击时，他们便雇佣枪手，雇佣范围从社会阶层与地缘角度来说，都比瑞士人更广。原先的德国雇佣军是从南德意志的小贵族及其家臣中产生的。16世纪早期，这些骑士中的一些人扩展了他们的活动并使之多样化，招募骑兵、炮兵、长枪手、射击手。尽管德国贵族仍是这种武装力量的中坚，而失去土地与税收的低级贵族却无法同财产不断增长、屡屡炫耀财富的邻居相颉颃，于是他们不得不去当兵，最终扯起了德意志雇佣军的旗帜。16世纪末，战争成为一项国际贸易，随着武装队伍的扩大，军队中贵族所占比例逐渐缩小，各阶层中爱冒险的人与生活绝望的人所占比例增大。由于当兵要自己准备武器与装备，最贫穷的人便被排除在外；但只要被录用，一名意志坚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青年人爬到社会阶梯上层去的前景是颇为光明的。报酬是有弹性的，如果他能在战斗、伤病中幸存下来，也未遭到同事的抢劫，也不酗酒、不赌博，那么，战利品、赎金、缴获物都有他的份，他可以攒一笔资金去经营一爿企业。

这种前景对青年人当然有诱惑力。因此，到了16世纪末，这种当兵的买卖成了不分阶级、不分国家，然而并不稳定的事业。雇佣军可以为任何主人服务：信奉新教的德国人可以愉快地在西班牙或法国的旗帜下打仗；意大利的专业雇佣军可以为英格兰或荷兰的女王服务；雇佣多长时间就服务多长时间。无人雇佣期间，他们便向宿营地的农民与商人征集日常所需的基本物品。1574年发生的“西班牙怒潮”（The Spanish Fury）就是一个最可怕、最惊人的例子：当时一些无人雇佣的西班牙军队一再洗劫安特卫普。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无数北欧与中欧的城镇与农村都遭遇过这样的厄运。这些军队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经常领到工钱，便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像蝗虫一样掠过地面，摧毁所有能碰到的东西。

能够获得巨大财富与权力的幸运士兵并不多。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只有干得最好的人才能到达顶端。17世纪早期，握有军队实力、自封为贵族的有：在荷兰替西班牙国王管理军队的热那亚人斯宾诺拉侯爵（Marchese Spinola）；1618年替不走运的帕拉丁选帝候（Elector of the Palatinate）组建军队，后来又投靠出价更高者的恩内斯特·曼斯菲尔德伯爵（Count Ernest of Mansfeld）；作为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家、最富有的人，来自波希米亚的阿尔布雷克特·华伦斯坦伯爵（Count Albrecht of Wallenstein）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波希米亚的领域，他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与军用物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供应着帝国军队；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亲王（Prince Bernard）先是为瑞典后来又为法国组建军队。伯纳德亲王具有特殊影响。他后来成为较小的德国诸侯的原型，他们的财富与政治影响依赖于向更有权势的邻居提供小型而有效的军队；17世纪稍后，勃兰登堡选帝侯和那些继承者——普鲁士国王们对此种活动最为热衷。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庞大的军事企业主从未掌握过政治权力。不过华伦斯坦最为接近，他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获得一大片土地。要是他能活得更长些，也许就能建立一个合法的王朝，其疆域足够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但战争连续不断，这些“演员”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永久性的角色。当1648年和平来到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王位只能归于三十年战争开始前就已是德国贵族的人，这一规定颇使人惊讶。

这些人领导的是些什么样的军队呢？从本质上看，与查理八世于1494年率领入侵意大利的军队没有很大的不同，即有轻骑兵、配备长枪或手枪的步兵以及炮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这三种武器都已有长足的改进。1648年欧洲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同18世纪马尔伯勒与腓特烈大帝作战时使用的武器更接近；而同法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在16世纪的战争中所使用的颇为不同。这些改进不仅是由于科学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经过反复试验校正，武器制造工艺已有了稳定的框架，直到19世纪产业革命以前，这一框架基本上保留未变。

火器——中世纪晚期最引人注目的创造——用于战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炮的创造与使用便是个明显的例子。在攻城时，大炮的确具有广泛持久的效果，但是因造价昂贵，有点得不偿失。这还不单是武器造价问题，还涉及战场上使用它们的人。1472年，米兰公爵以拥有18尊大炮为荣，但拉动它们需要1044头牛与227辆马车。法国人用马代替牛，用杀伤力更大的铁弹取代石弹，结果使整个炮队更加笨重。16世纪末，一般算来，拉运一门炮需要20~30匹马，还要有40匹马去拉运载弹药的马车。可以想象一下，军队行进中，这么大的运输量是如何确保马车在欧洲颠簸不平的道路上通过的。在冬天进行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炮拉到了战场，也还不能很快就绪。为了取得最好效果，必须把它们拉到军队的前面或者军阵的间隙中，给对方来个齐射，算是“见面礼”。这对敌方的步兵方阵来说，确实是可怕的威胁，瑞士兵往往不等炮弹落下就四下逃散。由于开炮的频率很低，以及强大的后坐力与瞄准误差，着弹点不准确，结果常常是根本造不成伤害。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大炮经常打不中步兵，因为步兵位置太靠前，大炮瞄不准。如果炮口高一点，炮弹就打到步兵后面去了；如果炮口太低，炮弹擦地而过，就打不到步兵跟前。”一位英国作家在一百年后的1604年写到同样的事情：“大炮很少伤人，或者从来没有伤过人”，只需要步兵“蹲下来，跪着，一直等（它）飞过去”。[4]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打算改变这种局面，但在整个16世纪，步兵仍旧是战场上不可轻视的王牌。

轻武器可以较快瞄准靶子。手枪生产成本较低，因此比机弩更易于使用，尽管还不能连发，但是对穿甲胄的骑兵的杀伤力可不小。早在16世纪，火绳枪已让位给长把笨重的滑膛枪。滑膛枪的不便之处是需要使用一个叉形支柱，而且装弹药与击发过程既长又麻烦，但它射出的子弹可以穿透300码以外的厚胄，对付轻骑兵是非常适用的。英国人仍紧紧抓住他们喜爱的长弓不放，直到16世纪末。对坚持用长弓的人说，长弓比滑膛枪轻，也好拿，并且易于连射。但要提高射箭的效率，弓箭手必须经过长期紧张的训练，这种训练即使在英国也已不易办到。因此，大家公认对付轻骑兵最有效的武器还是滑膛枪。

对付骑兵还不是射击的最初目的。最早的情形是，在机弩手的配合下，手枪手射击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进攻前起到扰乱、恐吓敌方的作用；当然，机弩手与手枪手都处于长枪手方阵（主攻力量）的掩护之下。实际负责作战的是长枪兵，也正是他们在抵挡轻骑兵冲锋，用长枪扎马匹，用戟头的钩子把骑兵挑下马来，然后用长剑结束敌人的生命。进攻时，也是长枪手方阵随着鼓点打前锋，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16世纪，各国军队，除了一个国家例外，都把最高荣誉给予被强大的长枪扎伤了的人。

这个例外的国家便是西班牙。16世纪与17世纪的前三十年，西班牙的步兵打算主宰全欧洲的战场，这些步兵在几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首先，兵士最初都是征募来的，1494年的瓦拉多里德法令（Drdinance of Valladolid）规定：12岁至45岁的男子中，12人抽一人，抽中的须在国内或国外服兵役（有工资）。这种模式多少是从法国学来的，但法国没有成功，而西班牙人成功地在军队中组建了一个由专业兵士组成的坚实核心，即便到15世纪末，军队在很大程度上由志愿者构成以后，他们的标准依然完好无损。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至少是西班牙不存在使用重骑兵的传统，而法国早从查理大帝时起就有这一传统了。西班牙荒芜的农村不适宜驯养骑兵用的马匹。西班牙光复战争[3]时期，最初专门从事侦察、搜索工作的兵士只能骑一些小的矮种马。西班牙贵族不像法国与勃艮第贵族那样讲究骑士风度，不少西班牙贵族常常充任队列里的步兵，尽管他自己还可能带一名仆人，还有两三匹马替他驮行李，或驮着他行军。

1495年，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向那不勒斯进军以求承认他对该城邦王位的继承权，他的军队不用长枪与火绳枪，而是用长剑与圆盾，像意大利诸城邦的军队那样。马基雅维利对此十分欣赏，但长剑与圆盾对付不了瑞士的长枪方阵。西班牙军队的司令官康萨瓦罗·德·科尔多瓦（Consalvo di Cordova）立即改用新武器。他不仅比他的对手更多地使用长枪与火绳枪，而且像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使用长弓那样，把火绳枪从辅助性的起骚扰作用的武器改作防御时的进攻性武器，并且把它同阵地壕堑结合起来使用。1503年的切里尼奥拉（Cerignola）之役创立了一个模式，这一模式以后常被使用。西班牙人让敌人（法国轻骑兵与瑞士长枪兵）徒劳地进攻他们的堡垒，用火绳枪逐个瞄准射击，直到敌人精疲力竭，以至于抵御不了其反攻。最辉煌的例子是1525年查理五世在帕维亚的大胜利，是役，法兰西斯一世本人成了俘虏。在1494年从福尔诺沃开始、1525年在帕维亚结束的二十一年间的大小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火力从单纯的辅助角色逐渐成为主要的、决定性角色，火绳枪不再是长枪方阵微不足道的附属品，但是长枪方阵仍主要起掩护射击的作用。西班牙人据此于1534年重新组织他们的步兵，每支雇佣军由3000名步兵组成，不再是每六名长枪手配备一名滑膛枪手，而是像意大利军队那样，长枪手与滑膛枪手各占一半，滑膛枪手的工资按专家待遇给付。这种变化过程发展到最后的结果是，长枪仅被用作步兵滑膛枪上的刺刀。

到15世纪末，军队大凡采取攻势的，就颇占优势。因为在长枪方阵进攻时，有大炮为之轰开缺口，同时又时兴用骑兵来进行冲锋。这是25年来火力武器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内也经常出现能动武装不吃香的状况。向敌方冲锋的骑兵发现自己受阻于一排排长枪或堑壕、路障，还受到滑膛枪手点对点的射击。这样，骑兵又从冲锋工具转变为可移动的火力。最初是骑兵在后鞍上带一名火绳枪手，后来发展为骑兵自己带一支已上好膛的火枪。有一段时期，骑兵扔掉了大砍刀，情愿用手枪，但当时的手枪只有在五步以内的距离射击方才有效。为使这些武器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用“马回转”的办法：一组组骑兵连续不断地奔向敌阵，在有效距离内不管瞄准瞄不准，开火后立即向左或向右散去……周而复始，轮番上前。但没有记载证明这种战术能收到很大效果。

所有这些为我们已讨论到的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从1534年穆尔堡之役到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Briedenfeld）之役之间的一百年间，欧洲战场上见不到重大的战役，只有1600年发生在荷兰的非决定性的纽波特（Nieuwpoort）之役、1621年的白山之战（White Mountain）是例外，经过这场战争，波希米亚作为一个独立角色从欧洲舞台上消失了。我们已见到的以及将要见到的另一个一百年处在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即使有战争，也仅仅是对包围要塞、解救要塞这样的大事的配合行动而已。

这并不新奇。城堡的确主宰着中世纪的战事。围攻城堡常用的办法都是那些经典的老古董，即石弩、撞墙锤、云梯以及最有效的手段——饥饿。大炮结束了这一切。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倒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对结束西方的一段历史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城墙筑得很高，以使云梯够不着，还有比城墙更高的瞭望台，以便指挥城堡四周的军队，但只要炮弹击中其底部，它们便可怜地坍塌。1494年，查理八世几次围攻意大利的几座要塞，未果，直到使用了大炮才使意大利人屈服。

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快就被找到。那就是，火只有用火来对抗。最初，防御一方只能临时凑合。他们通过墙垛的枪眼用火枪向外射击，不让敌人靠近；又在被大炮轰开的缺口筑起工事，派人把守。后来，他们放弃宝贵的“可见性”优势，但求防御的实用性。正如马基雅维利所写：“我们主要的考虑，是使城墙曲折、迂回，有几处地窖与藏身之处，敌人敢于前来，便会在正面与侧面受阻。”[5]这又导致修筑“棱堡通道”（The bastioned trace），使城墙突出部分的棱堡可以相互支援，并且可以从两翼或后面射击入侵之敌。城墙不能筑得过高，以免目标过大便于敌人轰击；墙内部分则用土方填实。城堡外围筑有护城河，河面受到火力掩护，或由河外的武装力量加以保护；碉堡前方筑起一个光秃秃的斜坡，使进攻者处于明显暴露的地位，以便防御者集中火力。

这样的城堡最初是意大利城邦在15世纪后十年“拼凑而成”的，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内被推广到全欧洲，这不仅为军事所必需，而且也是为了炫耀城市的显赫，尤其是能请到桑米歇尔（Sanmichele）或桑加罗（Antonio Sangallo）这样的意大利专家来设计的话。本来是为了当地城市的防御，到了17世纪，在法国的沃邦（Vauban）、荷兰的科霍恩（Coehorn），它发展为连续的边界体系。法国的国王们把梅斯（Metz）变成一座大堡垒，挡住了德国通往法国心脏地区的大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的祖先。联合行省[4]修筑了堡垒与河道，它们阻挡了西班牙的入侵长达八年之久，无疑起到了像英吉利海峡那样的防御作用。这些堡垒是攻不破的，军队想从它们旁边溜过去也办不到，因为军队的辎重、供应无法躲避要塞内驻军的出击。企图绕过去的军队必须掩蔽起来，即把军队拆散，或伪装或改扮，但这样做即使未被守军消灭，也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在16世纪，对军队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军队。

1529年意大利战争结束时，佩特罗·纳瓦罗（Pedro Navarro）与普罗斯佩罗·科罗纳（Prosrero Colonna）等专家勾勒出了攻城术的大致轮廓。攻城者用铁锹来对付守城者的火力。首先，他们在要塞四周挖壕沟，距离正好在炮火射程之外。由这些宽可容人的壕沟朝要塞方向挖成直角锯齿形的壕沟，其宽度刚好避开要塞方向来的纵向火力，并在沿线间隔地安置隐蔽的炮组。一旦挖到要塞前的斜坡边缘，工兵就将地雷埋到碉堡下面，连上引火装置，这样，守城军士一出来就会自己引爆地雷。到了关键时刻，攻城方撤去炮组的伪装，集中火力轰击他们选定的突破口，引发埋好的地雷，发动全面进攻。这种高潮的到来也许从开始挖壕起计算只需要数周。特里斯特拉姆·尚迪（Tristram Shandy）在佛兰德的“托比叔叔”（Uncle Toby）式的经历，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士兵的经历，同16世纪在意大利、17世纪在低地国家[5]打仗的士兵的经历不无相似之处。这种挖壕作业冗长乏味，并且危险，有害健康，但二百多年来一直都是欧洲士兵的主要工作。

所有这些——要塞的推广，防御方占尽优势，雇佣军代价昂贵，以及领导人常有的谨慎——说明了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欧洲的战争拖拖沓沓、零零星星，好像湿木头在焖烧，或者像是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只好自我调侃；战争已不能像催化剂那样起作用，动辄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秩序。三十年战争在野蛮性方面降到最低点，加洛特（Gallot）的蚀刻画与格里姆斯豪森（Grimmelshausen）的散文对此只做过乏味的描画。雇佣军为了生存，必须依靠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因房屋被焚，家人被杀，自己也变成了雇佣军。一个兵士必须以自己的死亡换取别人的生存。雇佣军的境况不比被他们折磨的农夫更好些。军队在不断地瓦解，因死亡、受伤、患病、掉队、遗弃而不断消失，指挥他们行动的不是战略性的谋划，而是无休止的领土掠夺。这个时期，战争似乎已不受理性控制，不再是因政治原因动武的“战争”本意，而是成为普遍的、无政府状态的、自我扩张的暴力。

在西欧，唯一的例外是联合行省的军队，这支军队有稳定的补给与酬金。如果一个人能整年供养一支军队，而不是一阵子雇佣一阵子解雇，他就能约束军队、训练军队、锻炼军队，并使之职业化。但是，这需要不断的、充足的金钱供应。必要数量的金钱只能来自贸易。因此，在军队职业化之前，还必须打仗，世界各地都在打仗，这就是凶残的毫不逊色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1] 原为法文routiers，指中世纪专事抢掠的武士团体。——译者注

[2] 原为意大利文condottieri。本书常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词汇，甚至荷兰文、瑞典文等，书中不再一一列出。——译者注

[3] 西班牙于中世纪时期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译者注

[4] 今荷兰。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西班牙战败，承认“联合行省”（后即演变为荷兰）独立。——译者注

[5] 佛兰德包括今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与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译者注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在第二章我们已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钱财搞活战争”（pecunia nervus belli），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人只对付钱的人效忠”（pas d’argent, pas de Suisses）。但是，到了17世纪初，诸侯们发现，筹钱支付瑞士雇佣军或继承瑞士雇佣军传统的多国雇佣军，是越来越困难了。殷勤、善于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1]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世纪持久的小型战争。因此，17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海外事业，同欧洲同胞相互残杀是相互作用的。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对抗，这一对抗充斥中世纪后期；实际上还被沿袭下来，直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诏书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1]这只有放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框架下才能充分理解，“航海者亨利”[2]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寻找居民、撒拉逊人、奴隶、黄金（用来“养家糊口”），以及那位同样与异教徒抗争的神秘的潜在盟友，也就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这位传说中身在非洲的基督徒国王或许在与异教徒作战时需要援军，又或许，至少“航海者亨利”希望，在得知欧洲的基督徒朋友到来时愿意伸出援手。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使卡斯提尔（Castile）的武士阶级名噪一时。对卡斯蒂利亚（Castilian）的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世纪与14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挤压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世纪末，摩尔文明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优美的格拉纳达——也被基督徒占领，时隔七百年，西班牙全境终于“光复”。几乎是在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贵族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持续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他们一旦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坚毅性、狂热性，以及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是1000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后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学会了航海。

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时他们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贸易的大门；到了15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成功实现这一目的。这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贸易系统长期以来由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垄断，不欢迎闯入者。如果葡萄牙人不是很不巧地装备有那些极具“说服力”的工具——“国王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regum），此刻也是“商人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mercatorum）——也就是枪炮的话，他们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一个据点来的，更不用说（随后二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在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小岛上得手了。

正如我们已见到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陆上战争中，大炮只是其中的一种武器，还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大炮便成为主要的武器。直到15世纪，海上战争仍仅仅是陆上战争的延续。战斗的目标是设法靠拢敌船，登上敌船，制服船员。从出土文物来看，最有效的战船是桨帆船，它由于自带动力所以能不依赖风向或海潮，可以运载着武装士兵登上敌船，打败并俘虏敌人。商船须有大容积的船舱，且由于使用风帆，比较不易掌握，因此不适于战斗，除非对方也是商船。为了防备相互间的遭遇战，14世纪时，商船开始装备小炮，后来这一做法普遍推广开来。但这种炮是后膛装填火药的，只能把1颗石弹射出100码，只能对机弩手起到一点辅助作用而已。机弩手能在船头与船尾高耸的船楼里射中敌船甲板上的敌人或已登上自己船只的敌人。

到了15世纪，大炮即铜铸的大炮出现，它能装更多的火药，射出更重的炮弹。1颗60磅重的铁弹能射出300码，不仅能杀死人，而且可以轰倒桅杆与索具，打穿甲板。如果全部舷炮齐发，甚至还可以轰沉敌船。大炮太重无法安置在船头或船尾的船楼里；何况，既然炮火已能阻止对手的船只靠拢来，那么，又何须把大炮安装在船楼里呢？所以，16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火力攻击开始替代战斗中的出击。17世纪，海上同陆上一样，火力成为主要武器。只要在平甲板上架起大炮，即使是商船也能对付只能在船头与船尾架炮的军舰。因此，一段时期内，战船同商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18世纪，炮火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一艘战舰如要取得优势，就必须在甲板上架起尽可能多的大炮；但同时要考虑，除非既能载货又能战斗，否则放船出海是不合算的。这个时期，战争、探险、贸易这几个术语几乎是可以互换的。

很自然的是，帆船不管是驶向未知的水域去发现市场，还是同未知的人民进行贸易，都必须拥有武装。同样自然的是，一旦探险者建立起贸易站，就必须武装保护它，既要对付欧洲来的对手，又要对付也许会改变主意的当地顾客。为此，他们便在贸易站上建起要塞，即使并无占领土地的意图。东方的葡萄牙帝国仅包括一些分散的贸易站。但它必须保护好它的通信，其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少于西班牙王国在“新大陆”占有大片陆地后所做的努力。而葡萄牙人对保护的需要更为迫切，以防他们的欧洲敌人在公海及以远海挑起敌对行动。既然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战争可以输出，那么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也可以输出。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可以因为寻找住民的宗教热忱和寻找黄金的贪婪之心而远赴“东方”与“新大陆”，那么他们的新教徒敌人也会这么做—16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王朝冲突扩大为宗教战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势同水火。

从欧洲西北部开始的探险，迟早会打破伊比利亚人的垄断。同样的社会因素驱使卡斯蒂利亚贵族去海外寻求财富。贵族内部的折冲、小贵族传统职业的被剥夺，以及社会人口的膨胀，使他们无法维持传统的生活标准。继承法使财产或者分成不符合经济利益的许多小块，或者全部归给长子，迫使年龄较小的儿子们靠自己的聪明或靠刀剑谋生。在中欧，这些人便去当了雇佣军。那些靠近海岸的人，那些诺曼底、布列塔尼、德文郡、康沃尔、荷兰、泽兰——远离皇室的省份的小地主们贫困得难以维生，便纷纷向海洋发展。也许是同样的历史因素的结合促使这些人倾向于新教，他们情愿求助“私掠船”，从而打破了罗马教皇授予的垄断权。法国的宗教战争、低地国家的反叛、对英国玛丽一世女王迫害新教徒的惨痛回忆，足以刺激胡格诺教派[3]的荷兰或英国士绅们装配战船——船上或许有“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或许没有，但肯定有大炮——驾船出海，要么在西属东印度群岛和西属西印度群岛（Spanish Indies）走私商品，要么干脆抢劫西班牙的货船。安德鲁（Andrews）博士在讲到英格兰西部地区的某些家族时说得好：“清教徒，爱国主义，掠夺，实际上成了同义词。”[2]这话同样可以用来说科兰的小贵族以及拉罗谢尔（La Rochelle）周围的地方贵族。殷实的商人、可敬的朝臣，甚至英国女皇本人都打算参加攫取16世纪后三十年内获利甚丰的意外之财。1580年，葡萄牙国王联合西班牙组成一个从西非直到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帝国，由此掠夺成为光明正大的行业。

从事如此“光明正大”的行业的，还得首推荷兰。联合行省要求独立的斗争屡屡被西班牙挫败而陷于绝望，而葡萄牙的财产保护也很差劲，这就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掌握了葡萄牙帝国的海外贸易，不仅可以剥夺西班牙王室急需的财富源泉，而且可以向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提供打仗经费。16世纪90年代，去东印度群岛贸易探险的红利高达400%。1602年，荷兰商人创立了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逐渐被排挤走，只剩下印度洋与东印度群岛上的五六个贸易站。对荷兰的冒险商人来说，同西班牙的十二年停战协定（1609—1621年）妨碍了他们恣意掠夺，的确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插曲。1621年停战协议一到期，荷兰人立刻建立了西印度公司，目标直指葡萄牙过去一个世纪在南大西洋建立的排他性贸易体系——从西非购买黄金与象牙，以恶劣的条件从非洲贩运奴隶到巴西的种植园去种甘蔗，然后把收获的蔗糖出口到欧洲。这就引致荷兰同葡萄牙在巴西打了一仗，由于判断错误，战事拖沓，荷兰人失去了大量财富。到了1640年，葡萄牙再次脱离西班牙王国，并请求媾和，但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都反对媾和。公司主要负责人辩称：“光荣的公司通过同葡萄牙人打仗已大大壮大了自己，因此，公司在亚洲大部分海事贸易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公司可望平均每年获利700万至1000万；如果公司仍被准许照此办下去，上述利润可望逐年增加。”[3]至于荷兰人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商人，战争让他们获利颇丰。

我们不能高估这些海外企业在17世纪对荷兰财富积累的贡献。仅有0.2%的荷兰商船参与到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中；而阿姆斯特丹处事稳重的摄政们总是对西印度群岛的冒险活动抱有疑虑。[4]荷兰的大宗贸易还是在波罗的海区域进行，这方面的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在同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仍持续不断，起到搬运海军补给品的作用，西班牙需要这些补给品来维持自己免受荷兰舰队的攻击。荷兰由此获得现金，用来给那些对付西班牙军队的要塞守军发军饷。这种安排无论是从暂时来看，还是从永久来看，都使人同样困惑，但各方倒都表示满意。当然，不容否认，荷兰的海外企业是有巨大吸引力的。1634年后，东印度公司通常的红利高达12.5%—50%。这对联合行省的繁荣起到很大作用，联合行省成了不毛之地中的一块令人愉快的绿洲，而欧洲其他国家因三十年战争而被大大削弱；这一繁荣使荷兰有钱修整河网、建造要塞，巩固自己的安全；有钱雇佣、训练军队，并使之专业化。繁荣的荷兰成为新兴的海上掠夺者的嫉妒对象，他们已经觉醒，正在积聚力量。

作为明智的商人，荷兰人更愿意去有便宜可捡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不会去菲律宾或西印度群岛跟西班牙日渐坚固的要塞硬碰硬呢。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一样，也不善于做生意。征服者来到墨西哥与秘鲁，在那里定居下来，改变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进行统治。为避免异教的海上闯入者入侵的干扰，他们多把领地置于内地。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探寻财富最高尚的源泉——黄金，正是黄金使患有“硬币饥饿症”的中世纪欧洲“寝食难安”。虽然他们找到的黄金还不多，却意想不到地找到大量银子，这使西班牙主宰欧洲三十多年，并改变了西方的货币体系。

商船队运载这宗宝物回到欧洲，惹得西班牙的敌人眼红大半个世纪；不仅仅因为这些极有诱惑力的贵金属本身，而且因为夺取这些贵金属是切断西班牙经济命脉的一个明显的方式。这正是霍金斯（Hawkins）与埃塞克斯（Essex）用来打动伊丽莎白女皇的战略。埃塞克斯进言道：“我政府应寻求的伤害他（西班牙国王）的办法，就是去截获他的宝物，如此我们即可切割他的肌肉，用他的金钱同他开战。”[5]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荷兰人皮特·海恩（Piet Heyn）运气好，1628年他在曼坦扎斯（Mantanzas）意外地俘虏了整个运输船队，这样就打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威风，破坏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的贸易系统达数年之久。除此以外，在对付西班牙人为保护财宝所做的刻苦的、专业的努力方面，霍金斯所组织的零零星星、杂乱无章、计划不周、也不走运的一连串海盗行动则被证明纯属徒劳。运宝船队再次覆灭是在三十年以后，英国海军上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经过极其专业化的策划，精心组织了海军力量，于1657年将其击溃。

在西印度群岛赚大钱的方法还是搞走私和当海盗。进入17世纪后，在加勒比地区，16世纪私掠船的活动便成了惯常行为。它们可以挂上任何国家的旗帜，从事交易与抢劫，不分青红皂白。英国与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头一批殖民地就是海盗船的据点。荷兰人向他们提供航海装备、技术指导与一个保险的市场供海盗出手货物。英国人与法国人还向北方发展，在加拿大、新英格兰、纽芬兰建立据点，他们在这些高纬度地区发生的争执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酿成更多的摩擦。但是，加勒比仍是注意的焦点，这种状况延续了又一个百年。此时英国人与法国人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走私转向耕作，转向争夺新的财富源泉——糖；英国人与法国人，以及他们同荷兰人，为此争得你死我活。

荷兰人曾经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现已打算同任何人（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分赃，只要他们可以从中取利。另一方面，英国人与法国人关心的是建立封闭的、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贸易体系，他们认为，只有击败对方，自己才能发财。1670年，法国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以一种坦然、轻松的口气向路易十四上书说：“（陛下）为了金钱同欧洲各国打仗，已征服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与其他一些国家，战争导致巨大的痛苦与匮乏，但法国因掠夺各国致了富。现在只剩下了荷兰……”[6]据他看来，法国只有在对手的废墟上才能强大、富裕起来。这成为一条理论，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成为一种流行病。

过去两百年来，宗教的热忱、掠夺的热望以及从正当贸易中获利的愿景结合起来刺激了欧洲的扩张和海上的冲突，而当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上述要素综合简化为一种直截了当的国家权势冲突，而冲突的目标就是扩张国家权势。尤其在荷兰、英国与法国之间，这种冲突最多。贸易是受到欢迎的，因为它不仅能增长商人的财富，而且能增长国家的力量，而国力的增长又可以做出贡献，保护并推进贸易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1651年第一部《航海法》颁布前后，一个英国人写道：“哪个国家能从事这么大的贸易，拥有这么多的船只，她就能获得并保持海上统治权，从而获得并保持支配世界的威权。”[7]而看来能从事这么大规模的贸易，拥有大量船只的国家，特别是在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同西班牙结束了“八十年战争”后能不受干扰地集中精力从事海上活动的国家，只有荷兰。

在那个时代，荷兰与英国为各自的利益大起冲突，无法抑制。为捕鱼与公海条约的争执仅仅是借口。根本原因正如蒙克（George Monck）将军在回答有什么理由可向荷兰开战时表达的：“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比荷兰现有的贸易更多。”[8]为此，荷兰同英国在北海这么有限的范围里打了三仗，双方舰队互撞，不分高下，于是各自采取措施钻研海战的战略战术：战术上，如何避免不会有结果的流血混战，而应保持舰队排成一列，以发挥炮火的最大效果；战略上，采取封锁的办法可以给敌方政府与民众带来直接的压力。

法国人也不甘落后。“只剩下荷兰”——科尔贝尔这么说过，那份备忘录我们已提到过：

作战有很大的保留余地：同北方的贸易给她带来很大好处，她在海上力量与航海事业上享有盛誉；东印度公司每年带来1200万现金；同加的斯的贸易，同几内亚以及其他无数地区的贸易使她的国力大大增强……这场战争，纯粹是一场聪智与能力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欧洲最强大的共和国的战利品一定是胜利的奖赏，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或者，说得更恰当些，这场战争应当是陛下终生实践的主要目标之一。

可能科尔贝尔过于夸张他在军事上的想象力了，他是想要引起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的看法是：战争就是“对君主而言最光荣也最享受的一件事”——这种说法在17世纪后期的政治家与商人当中很流行。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是商业（以及其他什么目的）的延续。18世纪初期，任何国家都比不上英国更强烈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当时，英国已取代荷兰成为欧洲贸易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商人1745年时看待同法国与西班牙媾和的前景，就同一百年前荷兰看待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媾和的前景一样惊恐。有个英国人说：“这些王国的真正利益在于：同对手保持战争状态（海上作战）比保持和平状态更好……一场激烈但控制得当的海战，比任何容许法西两国公然勾结的和平，更能繁荣我们的商业。”当时另一位作者督促政府“去损害我们无休止的敌人的商业与航海，让他们今后无法同我们在贸易上进行有利可图的竞争，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得势很久了”。[9]如果说，科尔贝尔把商业看作彰显国家威力的一个工具，那么，商人眼中的国家威力（尤其是海上威力）也就成为他们扩展商业活动的必要手段。

商人们的这些议论的确顺理成章、符合逻辑，并非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过证明（不像某些华丽的经济理论那样得不到证明）。贸易的确产生财富；财富如果由政府得去，便可转化为舰队与军队；舰队与军队如果装备适当、指挥得当，便可增加国家的威力。正如英国作家查尔斯·达文奈特于17世纪末所观察到的：“如今战争的全部艺术只取决于金钱；如今，最能找到金钱来雇佣军队、解决吃饭穿衣的王侯，不必非得是最勇敢的军队，就可以征服敌人，稳操胜券。”[10]1689—1713年，英国、荷兰及其大陆上的盟国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打了二十五年几乎接连不断的仗，这场战争既为争夺财富，又为争夺威势，结果证明有更大海上力量去征集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的一方最终获胜。对英国的银行与财政部来说，它们的全部机制在于能借来贷款，建立信用，支持战争（以及后来的所有战争）直至最后胜利，它们所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马尔伯勒将军的意愿，取决于陆上与海上专业的、精干的武装力量的需要。如果打赢一场大战——更别说有可能打不赢——之后没有任何资源留给来年的战役，那么打这场仗是没有意义的。

欧洲各国政府控制（或至少从中分得一份）社会财富的能力日益增长，据此建立各种机制——官僚机构，财政体系，武装力量——这些又使政府得以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这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题目之一，它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在18世纪，这种进程本该获得更大的发展势头，但这种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顺利进展必须要是政府逐步控制住发动战争的手段，控制住暴力因素（这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实际上已无法控制）。为此，历史学家讲到“战争”，总是用（借用乔治·克拉克的一个词）“混战”一词用得更多。[11]

这一术语用在海上和陆上的战争上是颇为恰当的。16世纪，供养一支海军比供养一支陆军更费钱。陆军可以雇佣或特别征召，在战役结束后付钱。普通水手也可以到时候雇佣或因某种原因将其解雇，但是，不管有没有战争，舰只总要建造，总要保养。投资是很大的，要求有一套基础设施：船坞、造船木工、领港员、制图员、军械专家——这些实际上是一支付工资的、永久性的专业服务队伍的核心。对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与科尔贝尔来说，在17世纪后期找到钱来建设这么一支海军，并支付工资是够困难的。一百年前，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美洲银币使西班牙建设海军较容易些，但是伊丽莎白女皇政府可就为此破了产。斯图亚特王朝试图通过重征造船税来振兴皇家海军，结果酿成政局上的大灾难。

在缺少财源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维持海上威力？所有的欧洲王侯都求助于同一种权宜之计：发行“特许证”，特许私人船只攻击敌人，获得奖赏，国家从中抽肥。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私掠船也相当于雇佣兵。但是，持有特许证、被允许攻击敌国船只的私掠船同只有枪炮、没有特许证、任意向碰上的船只开火抢劫的海盗船之间的界限是很单薄的。而后者是大量的。1595年，一位在西印度群岛任职的西班牙官员抱怨说：“近四年来……海盗船既多又猖狂，他们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海上入港的每一条船只都躲不开它们，出港的船只也一样。”[12]印度洋上的海盗也不少，常常劫持载着宝贵财物的荷兰或葡萄牙的大商船；北海与英法海峡有从敦刻尔克出来的海盗肆无忌惮；巴巴利（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沿岸的海盗则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在地中海而且包括大西洋，有时还去到英格兰南部沿海，到处掠夺财物与划船的奴隶。17世纪早期，事实上，“可见到残酷、混乱的战斗到处泛滥，只有武装良好的船舰或者不起眼的小船，才有点信心敢于驶行”[13]。由于政府逐渐控制了海盗基地，尽管十分缓慢，但这一问题还是得以解决。1650年以后，在西印度群岛任职的英国、荷兰、西班牙与法国官员抛弃前嫌，联起手来对付海盗，到17世纪末，西印度群岛的海盗几已绝迹。但他们控制不了北非海岸，该处的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对于欧洲商人，不管他们出去是不是有意找麻烦，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配备武器。

私掠船作为政府的助手，也延续到19世纪，但当海军的军舰变得航速更快、炮火更有力后，私掠船的价值便降低了。铁甲舰出现以后，私掠船实际上就消失了。但私掠船破坏通商的价值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战争，尤其是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法国大规模鼓励并支持私掠船袭击商船。科尔贝尔提出的“捕捉敌方商船”，允许政府动员私人商业力量的政策执行得颇为顺利、有效。另一位伟大的法国战略家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戴·沃邦（S. P. de Vauban）也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因此，法国的私掠船由政府组织起来，成立一些庞大的航运公司。这些公司由私人资本家提供金钱，由王室提供船只，配有皇家的武器弹药，雇佣的水手都经过军事训练。这些私掠船同法国皇家海军紧密合作。法国军舰攻击英国与荷兰的护航舰，迫使英荷两国的商船四散逃开，以便法国的私掠船猎取、捕食。英国与荷兰如果进一步采取保卫措施，其代价将非常昂贵，因此不值得再继续进行贸易活动。法国私掠船的主要活动区域是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但“他们远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以破坏荷兰人的捕鲸活动，去到亚速尔群岛拦截葡萄牙人同巴西人的贸易船，去到圣赫勒拿岛拦截荷兰与英国从远东运来的货物”[14]。一百年前德雷克与霍金斯的零星冒险活动，比起现在让·巴特、德·福宾、杜奎·特鲁因等计划周到、装备精良的多次冒险活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政府鼓励私人冒险以增加国家财富与威势最著名的例子是几家特许公司。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始建于1600年，是最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两年后，荷兰仿照创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17世纪早期，在北美成立了多种英国公司，这些公司有它们自己的理事会，有总督，有充分权力去同外国当权者谈判，决定战争与和平，有权修筑要塞、购买武器、建立军队与舰队。法国人适应得较慢，但一等科尔贝尔登上政治舞台，便开足了马力。荷兰与英国的公司主要同政府联合起来增长私人财富，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中取得巨额红利。而法国公司的业务则事无巨细都置于科尔贝尔的监督之下，公司成为法国政府明确的工具与代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664年，以马达加斯加为中转港，竞争区域是印度洋。法国西印度公司于同年建立，活动范围从西非起，穿越加勒比海，北到加拿大。北方公司（是一家法国1682年建于北美哈德逊湾的公司）打算把荷兰挤出波罗的海贸易圈；“勒凡公司”打算控制地中海。科尔贝尔公开地把这些公司描述为军队，也确实把它们真的变成了军队，力促路易十四向荷兰开战。法国公司也许正是因为公然充当国家权力的工具，受到中央事无巨细的控制，因此没有荷兰与英国公司发展得那么成功。

这些特许公司在海外、在世界舞台上作为独立角色赚钱、开战、停战，直到19世纪非洲大陆的开发，产生新一代的特许公司，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与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那样暧昧人物的指挥下，它们把那些特征几乎延续到了现代。可以想想“矿业工会”在加丹加[4]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们今天对这些东西也并非不熟悉。

到了18世纪，这方面属于战争性质的活动，例如小规模的私掠船之间的冲突，逐渐从属于或依赖于政府的控制。欧洲列强的海军已完全专业化了，舰只在皇家码头建造，由正规的军官指挥，军舰的种类已序列化、专门化，舰只行动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战略。当然，战略的主要点总是限制敌人的贸易以有利我方；遏制敌方贸易或保护本国贸易占用了皇家海军的大量时间与精力。但是，1741—1815年法国同英国的海军大战（其间只有很少的间断）就不能简单地归为又一场“商人的战争”了。像博斯科恩与霍克、罗德尼与纳尔逊这样一些人物也不会把自己看作雇佣军，被政府雇来服务，从中得一份好处，即使有大量“战利金”留给海军以供付薪水之用。他们（或者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专业的海军军官，而他们捍卫的对象（或者他们自认为捍卫的对象）是某种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事物：国家的声望、国家的财富、国家的伟大、国家的权势。18世纪末，“专业化”与“爱国心”已成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因素。

[1] 摩尔人，泛指公元8—13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也是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撒拉逊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译者注

[2] Henry the Navigater，即葡萄牙亲王（1394—1460年），酷爱航海。——译者注

[3] Huguenot，16—17世纪人们对法国加尔文教派的称呼。——译者注

[4] Katanga，扎伊尔国的一个省。——译者注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到了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由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那种专业军队来进行了。军队里的军官已不再是原先的骑士阶级成员为了荣誉与忠诚去打仗，也不是同人签订了付酬的合同。他们是国家的公仆，国家保证按常规雇佣、按常规发薪，他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他们都献身于各自的州或国家（一个更富感情的词）。只有这样的专业军队出现，才能在社会上明确划清“军人”与“平民”的界限。

这种演变是渐进的、不平坦的。在普鲁士军官团中间，出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概念，个人对“军阀”效忠的思想直到20世纪还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军官团里边仍有大量吵吵闹闹、任性放纵的贵族，政府官僚机器不得不为他们找出路——安排一场海上追逐战。英国军队从一群独立不羁、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发展成为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直至今日也还很不完善。然而，1700年，基本的轮廓已经出现：国家机器有责任、有能力维持一支全日制步兵，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发给工资，管吃管住，配备武器，发给制服。军人成为互抱成团、高人一等的一群人，自成一个明显的亚文化群体，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不仅因为职能不同，而且在生活习惯、衣着打扮、人际交往、享受特权以及职务所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方面都不相同。

政府权力的发展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固然使专业军队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实践与技术的发展。在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不能忽视另一个同时发展起来的因素：只有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才有可能发展一支专业的军队；反过来，专业军队作为服务工具，不仅能加强国防，而且也是对内镇压的力量。[1]军队的存在，可以胁迫不赞成发津贴的某些等级[1]投票赞成给军队发津贴；胁迫不愿多付税的国民顺从地付税，以便增加更多的军队，军队现已成为可供王室支配的吓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足够威吓1688年英国宪法的设计者，以及一百年后大西洋彼岸的模仿者，使他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敢大幅度缩减军队。此处可以顺便提一下联合王国，它不仅在宪法体系与政治制度方面有其特殊性，而且在整个文化模式上也有其特殊性，由于幸运的地理环境，数百年来它只把军队看作多余的奢侈品。至于普鲁士，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写道：“发展军队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2]

前面有一章已提到，联合行省在发展职业化军队方面曾起带头作用。荷兰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财富使它几乎成为17世纪早期的欧洲各国中能整年维持一支军队的唯一国家。又因为他们能按时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在两件事情上都超过了欧洲各国的雇佣军。一是可以让士兵挖筑战壕，二是可以使士兵接受训练，这两件事在增强防御能力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

头一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是防御工事的构筑与维护，加上护城河的天然保护以及科霍恩建造的永久性碉堡，才使联合行省维持这么长久。第二件事是训练，这主要是因火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16世纪末，奥兰治的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 of orange）头一个清楚地看到如今火力比冲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长枪只能掩护滑膛枪，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布阵时，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的威力，在实施上应确保能连续地、有控制地发射。16世纪通行的是，数千名壮汉组成长枪方阵，由少数几名手枪手掩护着往前行进。莫里斯一反这种阵法，他把滑膛枪手列成每十排一组，各组之间穿插着长枪手，长枪手是用来对付前来冲击方阵的敌人骑兵的，对滑膛枪手起保护作用；滑膛枪手开火后，即向反方向行进，以便重装弹药，这样，最前列的滑膛枪手总能向敌人不断开火。

指挥这样的战斗要求在战场上有高度控制的能力：控制行动，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如今军队已不再挤成易受攻击的乱糟糟的一团，而是排成一排排以便于发挥火力。因此，训练是必要的，再者，比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纪律。对于军队要守纪律这个概念，我们已习以为常，为此很难理解在17世纪的欧洲，它竟还是个新事物。封建武士是全然无纪律的，并以此为荣。雇佣兵也是如此，他们带着自己的武器来作战，相互视对方为同等的人，尽管分工不同，但等级上是平等的。纪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尽管联合行省付的工资不低，但军队中开小差的人也很多。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与许多同时代有教养的军人一样，莫里斯翻阅古老的军事教科书，尤其是多次重印的艾利安（Aelian）与韦格提马斯（Vegetius）的著作，从希腊人、罗马人那里寻找军队的组织与调度办法。他的一些更有学问的同事（特别是莱顿大学的贾斯特斯·利普西斯（Justus Lipsius）重新发掘斯多噶学派哲学家（Stoic Philosophers）有关自我控制、自我克制、服从权威等方面的教导，来作为罗马军队模式的必要补充，单是这些精神就能驱使士兵去为之服务。这种斯多噶式的自我牺牲与服从精神同新教徒的节制精神协调一致，被证明是更能使人接受，不仅荷兰人，而且瑞典人、苏格兰人、勃兰登堡人都比较接受；英格兰“新式军队”中的骑兵同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军队一样，也还能接受，尽管这些国家的军队中个人主义、光荣感、爱炫耀、追求荣誉等习俗继续在起着重要作用。尽管莫里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操演了各种队形，训练了军队，并在锡根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以教育该地的清教徒贵族接受新的学说，但是，会战实际上很少发生，军队的实习机会太少。莫里斯的学生中有一位瑞典贵族雅各布·德拉加蒂（Jocob Delagardie），他后来成为古斯塔夫·阿道夫亲王的军事顾问，阿道夫亲王于1611年继承瑞典王位，此后他把自己二十年的余生都用来打仗，首先同波罗的海几个邻国打仗，后来，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实行蚕食政策并把触角逐步伸向北方时，他又同哈布斯堡王朝打仗。为此，古斯塔夫有更多的机会去实际运用与发展他从荷兰学校中学到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用到不同种类的军队身上。

封建主义或多或少地把瑞典略过去了。在众多的湖泊与众多的森林中，瑞典人易于保留人人服兵役这一有效的军事组织形式，而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北欧人与马扎尔人大举入侵前的9世纪已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16世纪，瓦萨王朝曾恢复义务征兵制，以便支持对丹麦人与波兰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古斯塔夫登上王位后便建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从当时的眼光看，他是在复古，而我们今天则认为那是属于“现代化”的事情。古斯塔夫把这支军队变为高效率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服役期长达二十年，但居民中10名男子中只征召1人，其余9人则纳税供养军队。所以，实际上，瑞典军队已是一支由长期服役的正规军人组成的军队。地方社会有责任按定额找到合适的兵员，但也允许有例外（同后来欧洲的征兵法一样），即寡妇的儿子不征，已有人当兵的其余弟兄不征，矿工与军火工业的工人不征，贵族不征（反正他们要在军队里当官），教士不征。这支军队在国内期间不由国库付工资，由当地供应生活。一旦出国打仗便由国库出钱，麻烦也就多些。瑞典是个贫穷国家，工资常常拖欠。古斯塔夫发现较便宜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军队守卫国土，让各地的雇佣军去海外打仗。在他去世的1632年，他指挥着14万人，其中不到1/10的人是真正的瑞典人，其余的不是从德国当地雇来，就是来自出钱不出兵的同盟者如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亲王等处的半雇佣军人。这些军队都采用瑞典的战争体制并按此进行训练，它们的高效率在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一役中初次得以体现；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败涂地，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古斯塔夫于1632年被杀，他的军队也渐渐解散。但他提供了一种指挥战争的模式，欧洲各国在17世纪照此办理，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古斯塔夫建立起来的军队，包括军官与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资、发制服、装备武器，由君主亲自指挥或由君主的亲密助手指挥。他的军队纪律很严格，军法从严。供应与后勤被视作政府的责任，虽然瑞典政府感到维持庞大的军队出国打仗负担过重，他们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开拔时以及后来一个短时期内只需配备较少的后勤人员（从前，在一般情况下，后勤人员须数倍于士兵人数）。打仗时，他们用莫里斯的阵法列阵，滑膛枪经改进后本身重量减轻，并经不断操练，因而开火频率高，重装弹药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阵可由10排减少到6排或更少；滑膛枪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环境下连续进行射击。

骑兵与炮兵也有变化。瑞典骑兵不再搞华丽无用的“马回转”，而是回过头去重新练习使用大砍刀，练习如何整齐地挥剑冲锋，这种突击方式更能震慑敌人，因为这比中世纪的轻骑兵力量更能集中、更便于控制。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铁甲军在英国内战中把这种战术发展到极致。

至于炮兵，古斯塔夫不断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点：不便运转。答案在于发现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长度无关。的确，炮身可以缩减一半，重量也可相应降低，效率一点也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以及其他许多制造大炮技术的改进端赖伟大的瑞典铁器制造商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业家，在17世纪前半叶主宰了西欧的经济生活，是他创造了可移动的野战大炮——大炮可在战场上移动（必要时用人推），环境需要时，既可向步兵方阵发射实弹又可发射空弹；发射的频率从前是每小时两三发，如今已可赶上滑膛枪的频率。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发明是三种武器——其中两种已把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另一种则可以产生较大的攻击冲力——配合起来使用，这在战场指挥上有很大难度，不仅需要一批眼光锐利、聪慧敏捷的指挥官，而且需要一个严密的结构，即既要有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又须有瞬间整齐划一的行动反应。这样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当古斯塔夫本人不在场时，其实现的可能性就更小。但是，几乎自古代很简单的小规模的城市冲突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战役中而且在整个建军过程中，使军队成为一个工具，听命于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这都多亏了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发明创造，所以，在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出色将领，如图伦尼与卢森堡，萨伏伊的蒙蒂库科里与尤金；其中最伟大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这样，古斯塔夫提供了一种蓝图或草案（过高地估计是不明智的），即也许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广泛用过然而是无结果的暴力，把战争贬得很低，并且永远贬低；把充塞欧洲社会的战争活动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国家机器；把土匪、强盗变成士兵，把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变为可以控制、可以合理使用的力量，基于当时公认的价值体系，它被当局视为合法的。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局面，欧洲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体制。但是，只有政府大力改善自身机制，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一直到17世纪末，这种可能性才出现了一点眉目——欧洲国家有了领受军饷的专业军队，政府的仓库里供应军队的各种所需，教导军队不要互相打仗、不要骚扰百姓，一批有技术、懂节制的将军被指派来指挥军队。

武器技术方面又出现了两种变化。一个变化是用火绳引发枪机，装弹药既麻烦又无把握的滑膛枪被燧发枪所代替，这种枪的机制既简单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三颗子弹，三列士兵可以同时发射，已成为新的常用的步兵阵形。另一个变化是发明了管状刺刀，这使每个步兵都成为长枪手，也就是说，长枪这种武器从此在战场上消失。这两件事是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此，马尔伯勒的士兵于18世纪初就能用这些新武器打仗，一百年后威灵顿用的也是这些武器。当时马尔伯勒把士兵分散，将其排成同样长的细细的长列（法国人把它叫作“双列横队”），以便于保持阵式、连续开火，而且，只要他们能守住阵地，就不怕骑兵冲击。

但是，一旦双方交火打乱了队形，步兵就只能任凭骑兵摆布。为此，重骑兵，即持长剑或马刀或长矛（从东欧引进的）的骑兵，仍是一种颇有战斗力的兵种。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中从东欧引进的起侦察、搜索作用的轻骑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很有用。机动火力由这些能动的“龙”提供。骑兵配备了轻型滑膛枪后，便有了“龙”的名称；同时，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它也可用于国内的镇压行动。

大炮方面，古斯塔夫·阿道夫去世后，改革几乎陷于停滞，直到18世纪，才由法国接续。在炮兵总监让-巴蒂斯特·格里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管理下，大炮的部件实现了标准化，可以互换，增长了射程，改进了瞄准器，增进了准确性，减轻了炮架，大大减少了拉动大炮的牵引动力，使大炮成为战场内外真正机动的武器，能集中对付任何目标。而比一切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他们不再被看作一群对这种凶险手艺一知半解的民用专家，而成为全欧洲军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穿制服、受训练，并且必须掌握更多的战争科学知识。布里埃纳军事学校有一位优秀的炮兵军官候补生，他是一位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

光是武器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古斯塔夫·阿道夫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战事所发生的变化。真正意义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所持有的武器，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以及使用它的政府。的确，大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军官来指挥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政府官员做出正确决策来建设军队、供应军队，那么武器的改进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进展呢？

这方面的先锋是法国。正是波旁王朝于17世纪末把古斯塔夫的蓝图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军事体系，欧洲各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古斯塔夫于1632年去世时，法国王室的财库已经破产，法国社会刚开始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占有雄主地位。用欧洲的政治术语来说，法国几乎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法国之所以能复苏，端赖亨利四世结束了内战，黎塞留（Richelieu）[2]摆平了同外国的冲突，如果发现某个国家不听话，就找个代理人去攻打他。古斯塔夫正是最强大的代理人，他死后，黎塞留发现自己必须勉为其难，亲自出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奥地利来主宰欧洲。

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法国王室对其统治下的参差不齐的各省实际上很少有控制权。地方上争吵不休的显贵、要人只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他们在内战中养成的独立习惯几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没有文官机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王室的钱能养活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从不超过12000人，所以不得不依赖一批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自己豢养军队，负责支付军队工资，购置武器装备，自然也就既欺哄上边又欺哄下边。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小部队也因将领付不起工资而不断瓦解，高级军官们都是贵族，他们不愿向王室表示忠诚，也拒绝受别人指挥，把争执宣扬于大庭广众之下，甚至打仗时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在战争高潮时，他从法国国王一边转到了西班牙国王一边。这当然是一个例外，但这类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怪异的，甚至不受指摘。尽管这种做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于那些伟大的贵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30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辉煌的顶峰，能抵挡欧洲所有大国的联军达二十五年之久。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这项成绩要归功于两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员：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打好基础，接着由他的儿子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毕其功于一役。他们的成就并非完美，他们的事业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从未被彻底纠正，其中不少错误在他们死后仍一再重复，甚至变本加厉。尽管如此，到1700年，皇室仍宣称控制是有效的；军队不是独立不羁、毫无效率的散乱单位，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紧密结合的团体；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管理机构，它能把数十万军人投入战场并使之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

当然，他们的成功必须把法国财富增长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科尔贝尔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和工业都获得了进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有所增长；建立起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税收与货物税。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提高军事效率。除非军事管理部门得到改进，否则，钱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进各旅将领及军需供应商之手。勒·泰利埃与卢瓦让各旅将领做实际代理人，即由他们去培训军队、付给工资，并承担全部财政风险。勒·泰利埃父子进行监督，确保这些军队有充实的编制；同时把供应武器装备与行动指挥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为各将领指定副将负责作战指挥，还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挥其下属一些较大的分队。军官中不服从指挥的，将被褫夺皇家津贴，少数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想用辞职来逃避被不光彩地解职，结果以欺君罪被关进巴士底狱。官员在领到皇家津贴之前，须在皇家卫队里担任滑膛枪枪手。有一个模范旅为所有步兵的军事操练与纪律训练做出示范。该旅的将领即被任命为军队总监，法国与英国词汇中的一个词“军纪严格先生”（M.de Maritnet）就是由此产生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管理军队的文官机构。这是一个重大成就，因为考虑到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官方机构来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务。国王通常用现金来收买官吏，或者同一些个人或团体签合同让其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是征税、征兵，还是采购军需、制造武器，抑或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组织私掠船去打击国王的敌人。新建的机构即“总管”最初是从黎塞留时代开始的，当时是作为一个常设的监督部门，负责监督军队，检查征兵、食物和弹药供应，监督金钱的使用，回来向陆军部长报告。泰利埃把它的职权扩大，使其成为全面管理机构，后来为他儿子所用。该机构的官员们负责谈判签约与监督执行，包括食品、武器、装备（包括制服）。的确，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军服，政府是非有这么一个机构不可的。他们把法国分为几个区，各区的经济潜力同其幅员广度都是成比例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和弹药，各区都建有永久性的弹药库与炮库。官员每两月一次分头去巡视各自的管区，调查该区的兵力、军粮与工资。打仗时，他们配合军队组织后勤供应，仓库内的物资用完了就向当地索取。对于官员的征用，当地居民十分厌恶，但即便如此，也总比让士兵自己动手抢掠要好得多。完全可以理解，军中各层都嫌恶这些总管，高级军官感觉受到了侮辱，低级军官不满他们查账。但抱怨是无用的，因为站在总管后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卢瓦，在卢瓦背后支持他不理会军官们辱骂的是国王。

我们务必不要过高估计总管的成就。对法国军队效率的判断，离不开当时时代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德·沃邦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法国边境线上布置了一个完整的碉堡系统，这项成就同卢瓦伯爵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就同样重大。沃邦在17世纪末写到法国军队状况时曾说：“住的地方像猪圈，身体半裸着，快要饿死了。”他为君主的江山焦虑不安。单单一个有威势人的意志，或一群有威势人的意志无法克服19世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到极限仍不能解决的困难。贪污腐败到处泛滥，补给系统紊乱不堪，苦难最深的是为士兵提供住宿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农民与市镇居民。再者，欧洲社会现已更有秩序、更加繁荣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职业领域都出现了无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征兵的困难大大增加，愿意当兵的只有被社会淘汰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骗的人、半傻子，这些人只有用严厉的纪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机会他们便兽性大发，耍起蛮来。我们不可被洛可可时代[3]军队表面华丽的假象蒙骗；那都是些令人难受的、卑劣的摆设，而战争毕竟是一桩野蛮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尽管有不完善之处，但法国军队仍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国家工具。上述军事制度被西欧其他各国仿效（结合本国特点），英国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诸如法国建筑、法国艺术、法国时装、法国宫廷礼仪、法国烹饪，无不受到仿效。对于一些日耳曼小诸侯，他们的军队往往就是他们最有销路的财产，他们也处处模仿法国，一丝一毫都不走样。更没有人比得上经济上贫瘠穷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兰登堡选帝侯（Electorate of Brandenburg），他学习法国非常认真、非常成功；由于对德国皇帝的忠诚，他于18世纪初被授予普鲁士国王的称号。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往事，仍能感到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德国，一个世纪的胜利与悲剧之后，为什么这么弱小的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竟能在经历一个不短的时期后坐上世界强国的宝座？法国国王在17世纪初也许看起来很孱弱，但至少他的土地是完整的、肥沃的。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历经乱七八糟的继承关系，由一些零星土地缀并到一起，互不连接又无防御地散布在从维斯杜拉河到莱茵河的德国平原上，其自然资源无法同邻国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相比，更不用说在商业潜力上同联合行省与汉萨同盟诸自由城市相比。在战略上，霍亨索伦王室同欧洲的两个风暴中心——莱茵兰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如果一方是和平的，战争几乎肯定要威胁另一方。而且，一些最不听话的城镇以及欧洲几家最不顺从的贵族就据有这两个地方。说服这些等级可疑的代表为军队与地方防务提供金钱是困难的，更不必说选帝侯为平息因领土争端引发的冲突所进行的斗争了。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霍亨索伦王室是无法取胜的，它连自己的附庸也对付不了，更不用说旁的国家了。

回溯大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为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办法，他似乎是经过了长时间卓越、审慎的策划。而实际上，这都是（通常如此）即兴之作，急需什么就做什么。1653年，一次波罗的海战争的结果涉及选帝侯国土的北部与东部领土，他拿这个问题做文章，向议会中各等级的成员各征了一笔小款，凑起来建立了一支由几千名精兵组成的军队；作为回报，他再次确认这些议会成员现有的各种特权：贵族在他们的领土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保证世俗的与教会的管理机构都同样享有购置财产等方面的优先权；重申市民代表有司法豁免权并受行会的保护，但议会各等级必须同意王室派往各地估税、征税的官员的任命，也就是对设立军队总管表示支持。这样，他们用献纳来巩固自己的传统权力——这对他们保持独立是真正的保证。对于这件事，他们会后悔的。

当然，地方同意征税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的需要。第二年，选帝侯就采取了又一个行动，1654年，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组织（日耳曼的诸侯们看待这个组织就像是今天的主权国家看待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督促“帝国每一州的居民、臣民与市民，应当顺从地援助各自的王侯、领主与长官，住进并保卫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处所”。此一镇痛剂式的劝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采取的自我授权行动，以便强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为了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和平与安宁，所要求他们献出的一切”。[3]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条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结合起来，给了他所需要的全部机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军队。当1665年中央属地勃兰登堡与西方属地克利夫斯（Cleves）认为与己无关而拒绝参加波罗的海战争时，威廉就利用这支军队凭武力在这两处征税，并从此把这一做法沿袭下来。八年后，当联合行省同法国之间逐渐敌对时，普鲁士议会也想拒绝加入选帝侯保卫莱茵兰领土的战争，最后也只得被迫就范。他们被迫就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贵族（居民的天然领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农民与资产阶级来分担。由于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军队在1678年达到45000人，在他及其继承人统治期间，始终维持这个水平：军队的编制虽不是很庞大，但已足够达到他的目的——把勃兰登堡-普鲁士建成一个国际承认的强国。而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是军事力量说了算。

同时，这支武力也足够牢牢控制一个只有200万人口、自然资源贫乏的社会。皇家官僚机构负责征集贡物以支持这支军队，它们还发现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务。在市镇，钱是从商品来的，于是他们便控制住所有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在乡村，他们同样控制住收获、租佃与征税。就像法国的总管，这些普鲁士官吏建立起一张官僚网，使君主政权增加了几分控制经济活动和自然资源的权力，从而逐渐削减地方的权力与独立性，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实上，一个国家——普鲁士王国应运而生，普鲁士军队的国王心满意足了。

幸亏这些坚实的基础，大选帝侯的孙子——国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达8万人的军队，位居欧洲第四。建军过程极其小心，以避免本国的脆弱经济受到影响。城镇自由民、勤勤恳恳的纳税人都未被牵连在内。步兵尽可能从外国人和农民中招募；播种与收获期间，农民可以回农村；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少，作为补充，鼓励他们在营房里做生意。因为这种军队太宝贵了，所以极少把他们投入恶战。军官几乎毫无例外地选自贵族阶级，他们实际上是被征召来为皇家服务的——贵族家庭必须至少送一个儿子去预备军官团，由此组成军官队伍的主流。作为回报，皇家重申贵族的特权。所以说，普鲁士贵族是必定要为皇室服务的，经过两三代，那些同坚持要独立的邻居——波兰人打过仗的贵族便成为霍亨索伦王室的驯服的支柱，并长期沿袭下来，直到两百年后这个王朝倒塌。其中著名的贵族有冯·阿尔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s），冯·特赖瑙（von Tresckows），冯·法尔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fels），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s）。

普鲁士军官团也许是欧洲最封闭的社会群体，这是霍亨索伦王室有意养成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自成一体；部分是因为他们特别信仰荣誉与忠诚这些贵族习俗，在战场上表现十分英勇，平时对皇家的命令十分顺从。法国的贵族很容易获得官职。波旁王室同其他欧洲王室一样，用提供在朝廷、在军队、在教会任职的办法来阉割贵族的政治独立性。贵族们也认为拥有贵族门第不如当上一个团的指挥官，因为可以拥有很多钱财。有钱的城镇自由民可以买到一项职务，增加自己的流动性，并过上一种贫穷的外省贵族（相当于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地主）也过不上的优裕生活。18世纪的法国军队上层充满了富有的平民子弟与上流社会的皇亲国戚，这些渴望高升的年轻贵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财富又无名气，因此提拔无望。结果，许多人逐渐同朝廷疏远，热切盼望斯巴达的故事重演，当时贵族的势力已经达到莱茵河彼岸，他们甚至盼望更加激动人心的战争模式，1776年后，这种战争在大西洋彼岸发生了。

尽管如此，无论是法国富裕的军官团，还是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抑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是从欧洲各地雇来，依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命于由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他们对其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把他们训练得像个机器人：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以至职业士兵很难被取代，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Marshal 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Reveries de Guerre，1732年）中做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Instructions de Guerre）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分寸，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4]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7万人的军队，并不断补给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补给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因此在春末之前军队是无法开动的。前进的速度受到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运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的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概念。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需要做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耗时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但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这可能受制于敌人。胆大的司令官只有通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以及部队曾受过的急行军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人要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足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做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样，18世纪后期，欧洲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攻城术、筑堡垒、行军、补给，所有这些题目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被描写过。军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就像是“国中之国，其中暴力因素逐渐消失”。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在广泛的和平中度过。即使是在战时，每年也只打四五个月的仗。对外来说，他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一个有着自己的常规惯例、自己的礼仪、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装束与自己习惯的亚文化群体；这种既乏味又使人着迷的生活方式被称为“磨洋工”，在英国军队中，它一直沿袭到今天。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社会上其他阶层对他们的行为都不感兴趣，不让青年人学他们的样子。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其民众是支持战争的，尤其是海上战争，因为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而且战争涉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可以远去巴黎实现他的“伤感旅行”[4]而无须旁人提醒他：英国同法国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国应先搞到一份护照。大陆上，商业、旅游、文化与学术交流，即使在战时也在毫无妨碍地进行着。战争是国王们的战争。一个好公民只要按时纳税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与经济权威只要求他们挣钱，既不要求他们参与战争决策，开战以后也不要求他们参加战事，除非一些年轻人受到冒险精神鼓舞自愿参加。重大事情都由统治集团独自做出决定。

欧洲文明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正是因为有了受过训练的、顺从的猎犬——某些情况下是长卷毛狗——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民受到饿狼惊扰的危机大大减少了。然而，这一成功孕育了一种反作用。财富增多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富庶、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军队（包括出身贵族的军官与无家可归的平民士兵）毫无同情之心，说得好些，认为军队只是一群同他们无关的专业人员；说得坏些，简直就把军队作为嘲笑、轻蔑的对象。一些开明人士已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需要用耐心与勇气去承受的命运。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把战争看作理所当然的、明显不过的获取财富独一无二的源泉。人们逐渐相信，财富是从社会群体之间自由无障碍的商品贸易中产生的，在这些商品中，仁善的天意无处不在，以至于只要人们彼此交换，就会日益被和谐与和平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与英国伟大的亚当·斯密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会很快统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为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静的18世纪晚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持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克·德·吉尔贝（Jacques de Guibert）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一般战术》（Essaigenerale de tactique）中以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开篇：

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也征不到水兵，陆军再也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改旗易帜。冲突的起因仍未得到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他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5]

吉尔贝是见不到这一天了，因此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成为现实的。

[1] 议会由三个不同阶层的等级组成。——译者注

[2] 极有势力的法国大主教。——译者注

[3] Rococo age，洛可可是18世纪欧洲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译者注

[4] 英国作家，《伤感旅行》一书未写完，即因患肺结核去世。——译者注

第五章
革命战争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18世纪，欧洲的各个国家均已自成体系，确定了疆界，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依据国际法的精确条文，各国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招募来，军官几乎都从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遭到质疑，在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后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被看作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使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辛勤地工作），它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联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了，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加洛林帝国，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1]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被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复枪队；三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单列改成了多列。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使军队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皮埃尔·德·布尔赛（pierre 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Princip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ues，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的做法，即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可以使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后勤补给方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各分队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这种组合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即小单位沿着辅路进军无须全部依赖补给线，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沿线乡村补给，这就能大大提高行军速度。18世纪晚期，西欧各国都比较富足，道路系统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军队如此行动的机会也进一步增多。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自信、反应灵敏且忠诚可靠的士兵，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2]、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他们主要是作为轻骑兵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入侵时使用了这些力量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3]与山地狙击兵[4]，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为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发现了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到了革命战争的前夜，轻装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了这种办法。[1]

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于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火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其准确性。对于大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爵士曾做过图解。让·杜·泰尔爵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De I’usage de I’artillerie nouvelle dans la guerre de compagne，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围攻战中类似使用大炮攻城的观念如何运用于战场。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斜射对直射的优势，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

对集中火力打破由正经作战方法导致的、代价昂贵的僵局的渴望，解释了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中为何持续主张步兵方阵进攻，即双列纵队。比起普鲁士人，法国人对要求铁的纪律和无懈可击的训练的双列纵队并不感冒。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使用步兵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其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慑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有深刻影响直至革命爆发。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18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很少被采用。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连成一线，后来成为1791年“法国军队规则”（French Army Regulations）的基础，至少是革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在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做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天然的作战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这在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尔密（Valmy），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营分为由志愿者组成的两个小队；新国家警卫队旧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相间。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全民皆兵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须像从前那样持久作战。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在革命战争最初的几年中存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存活下来。旧时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Law of August 23rd）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一年之内，敌人赶出法国，然而，无情的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续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3]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军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恐怖的断头台。各地的粮食都被征集起来，不考虑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面包房，生产“相同的面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被征调来供出口，以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国有化，以满足战争的需要。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了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第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并不等同于概念。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性和危险性消除，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它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以“恐怖与美德”著称的政府于1794年热月[5]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就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组成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6]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中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军需供应人员，有财富无荣耀。[4]

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就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始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率领一支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国，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待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大陆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的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用一个概念即光荣来概括。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再无限制。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

（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也会翘盼一个王国的王位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奖赏。[5]

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发现自己可以操纵这些概念与工具，于是运用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去使用它们。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7]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把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视其为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埃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攻打普鲁士，把这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6]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有在具体环节上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信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Karl Freiherr Mack von Leiberich）于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建立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在1801—1805年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在下一个半世纪中受到欧洲各国的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8000人；每个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每个团下辖两个营。1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了时间，它们一下子被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助猎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复杂的计算。至于关涉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的数据，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仅凭他的智慧就解决了。

这些战略谋划的目的在于使法国军队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去发起战斗——这种战斗不应只被当作无可回避的罪恶，而应成为整个战役的最高潮。为此，拿破仑采用并改进了革命军队的战术。在主力部队的前头，他派出大量散兵与狙击手去瓦解敌人的军心，用大炮轰击敌人的阵线；数千名列队的步兵反复冲锋同敌人拼刺刀，直到敌方出现弱点，拿破仑便集中火力攻击它并调出他的预备队。如果这种谋略运用得很笨拙，并且面对的是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布置妥善、镇定自若的英国正规军队，那么无疑是自杀。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在镇定与专业化方面一点也不比英国军队差，但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他们被来路不明的狙击手的枪弹弄得惊慌失措。普鲁士的阵线终于崩溃，拿破仑随即派出轻骑兵进行追击，意欲全歼敌人，摧毁其国家。法军长驱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毁了恢复生机的全部希望。

但是，随着战争继续下去，兵员的质量下降，拿破仑的战术变得直截了当，比进军竞赛强不了多少。1806年后，军队的训练既不讲行军，也不讲策略，只教如何使用武器。这种基本的技能，他们是在行军过程中向同伍的人学得的。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仑在准备不充分之下就贸然把步兵纵队投入战斗，活该被奥地利军打得大败。此后，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即使这样，他取胜的代价也很昂贵。数日后，为雪阿斯彭之耻，拿破仑决定在沃格拉姆（Wagram）实行报复，但损失了3万名兵员（奥斯特里茨之役只损失了8000人）。1812年在博罗迪诺对俄罗斯作战不用谋略只顾冲锋，最终损失了3万人（军队供应很差），摧毁库图佐夫[8]的计划彻底破产。滑铁卢一役中，法军笨拙的猛攻使25000人损失在威灵顿[9]的战线前，占法军总数72000人的1/3还多。

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虽然他并未忽略补给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做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补给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自己解决补给问题，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己解决补给问题。如果战争久拖不决，他们就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经过埃劳（Eylau）战役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后，补给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补给困难，而确保自己在这方面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使其补给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拿破仑只剩下3年时间来让自己在更传统的范围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以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根本上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不是对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给法国带来沉重的负担，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这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对补给线的重视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的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顶峰。

普鲁士在1792—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1796—1801年拿破仑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这不是什么瞬间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做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目的是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械地模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军事改革不可能被认真推行。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所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索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索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认为，正是他们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以暴制暴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已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被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和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士兵共计60万人之多。最初对他们的调度不灵，但随后他们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于1813年在莱比锡一役中击败拿破仑，于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于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在诸次战役中，它们的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为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它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一支编制很少的陆军，即便是维持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也是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以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7]。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的是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时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陆军只有不足4万人，1801年也才扩大到不足15万人，还是在有着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军队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设得可同欧洲大陆军队并驾齐驱，但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一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仍能有效地对它加以控制，其渠道有二，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选”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招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他们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的意图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须改变现状。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须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是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大陆国家的规模，它一定会采取比大陆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它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须建立一支规模与大陆国家相当的陆军，这是因为自18世纪末以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挑战过英国的这一优势。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它又能够连续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放弃了镇压造反的企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军官，革命的热忱也已被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补给系统脱了节。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即1784—1785年内，国家总支出5000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2000万英镑。海军部这个奥吉斯王牛厩[10]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Charles Middleton）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Charles Douglas）爵士引入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军舰上的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并摧毁敌舰，而无须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带给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这一模式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被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做。罗德尼（George Brydges Rodney）、豪（william Howe）、贾维斯（Jarvis），尤其是能力出众的纳尔逊（Horatio 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尔加之役[11]，使英国为击败拿破仑做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发生的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要继续上述的“商人战争”，复归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的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国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和约签订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制度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对于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其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联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ity）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控制权，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上要塞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回击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的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8]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兰西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导致其于1812年同美国开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困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是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中。

其结果是，欧洲人民逐渐淡忘了法国革命的影响给他们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而对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使自己强加的大陆封锁政策有效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国家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的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在整个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已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于五年前在提尔西特（Tilsit）加入大陆封锁体系，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是毫无损伤。战争已不再像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这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800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2000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抵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770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150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动与捣毁机器事件；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英国军队被征召来担负此后40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的军事事件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战争，不仅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

[1] Vistula，波兰境内的大河。——译者注

[2] 原文是法国字pandours，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译者注

[3] 原文是法国词chasseurs，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讲。——译者注

[4] 原文是德国词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讲。——译者注

[5]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译者注

[6] 1795年至1799年间法国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译者注

[7] 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1650—1722年），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译者注

[8] 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1745—1813年），俄军统帅，著名军事家。——译者注

[9] 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1769—1852年），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打败拿破仑受封公爵。——译者注

[10] 相传奥吉斯王养有3000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译者注

[11] Batlle of Trafalgar，特拉法尔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英国舰队大败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建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场。——译者注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在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政权后，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认为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革命化的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做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在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Army Law of 1814）建立起来的征兵制（服三年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无闻或已退休，边界堡垒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在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副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这一原则只适用于买不起免征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重建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专业人员，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军队存在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的圣西尔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的柏林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其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和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存在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von Willise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ntoine 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的著作中，他们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这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如何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旧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使其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其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塌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1]

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三十年来竭尽全力地阻止其发生。但是，他们在欧洲成功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同时，也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而最终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1854—1857年）的四十多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汽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讨论。在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要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1/10的人）。1830年，英国一个团的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34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利用铁路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它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它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接起来。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1859年法国同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12万人，只用了11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转移了，但补给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是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了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即使这样在1866年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不过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来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提供给军事的一个有利条件。首先，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以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状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在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是一项重要的考虑。最后，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以被快速地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轮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了许多，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使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细节，其结果是，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之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信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更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是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在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补给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其规模很少有超出8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超越，因此补充给养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1812年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进入俄国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是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通过铁路调动军队的管理上的复杂性得到控制（正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所做的那样），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适龄服役人员的数量、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其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国时的两倍：120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人数倍增至340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先后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和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的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所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它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带回欧洲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自1814年实行以来它已逐渐式微，但从未被完全放弃。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硬碰硬。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3年、后备役4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成为后备军人，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预备役军人，以及后备军人，并负责其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预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他们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被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补给问题和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扩大总参谋部的职权，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派到各支军队中去。铁路的发展导致军队规模扩大，也使平时准备与战时指挥和控制的困难大大增加。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中，参谋人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人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诞生）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对普鲁士来说，1870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的一年，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规模的殖民地战役中大放异彩。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湮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件关涉科学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技能的事情。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汲取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至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武器系统的改进是多么缓慢；渐进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更灵活、命中率更高，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把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年到1914年，正如交通通信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革命也改变了战术。

迟至1870年，火器经历了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复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复线，其射程和射击精度均提高了大约五倍之多。16世纪以来，来复线原理曾用于猎枪；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精确的武器，但显得太纤细，而对于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程度比射程与射击精度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有来复线的滑膛枪，其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可靠得多的击火帽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后，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莱赛“针枪”的效果才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复线的后膛枪——使用起来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发射者很不好受。但是，在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里，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步兵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须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火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1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复线的大炮，其射程在1000—3000码。在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1866年，各种火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火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场。普鲁士的将领们在用优秀的法国来复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无论是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还是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其伤亡都十分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火炮，部分原因是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以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见证了烈性炸药——立德炸药[1]、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2]——的发展，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可以瞬间充分燃烧，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这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其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复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1000码。枪管口径缩小，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相比于19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都相形见绌。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如何守得住阵地？

19世纪末的一些战术家全都同意，要想使攻击取得成功，只能依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大炮和某些新发明的出现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加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须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进行远距离射击；现在，已能从每间隔5英里的隐蔽处发射，无后坐力，开炮后无须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20英里——某些例外的“超级大炮”的射程高达50英里或60英里——并能轰塌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作为战争的焦点，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了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为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事实上，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其重要性比之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它的机动性也显露无遗。作为“马上的步兵”和古老的“龙骑兵”，其价值在南非的空旷地区一览无余，更不用提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但是，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此类的建议，即未来他们在战场上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决定性的，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步兵的火力将被压制。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得到部分弥补。为此，在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为其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在未构筑连续防线的东欧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到20世纪。在西欧，只需要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其在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代替。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为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1899—1901年发生在南非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强化。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作为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van 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既然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那么战争就不再是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事实上，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军队必须做好遭遇重大伤亡的准备；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军队只有兵源充足，才能占据决定性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订者。德国总参谋部计划两线作战：既打法国，又打俄国。年复一年，随着沙俄帝国于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这使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由此情势变得越来越严重。俾斯麦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色当模式的决定性胜利看来只有在西欧有限的空间内才能实现；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从侧翼包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线去对付规模庞大但是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他将这一想法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但他的继任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因为补给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兵员，必须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做出回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进攻的战术，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erdinand 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3倍于对方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能并不取决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与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在其他方面同别国一样，也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可得性及其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衡量军事力量的一个指标。看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后，法国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在对俄战争前，联合王国在其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已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士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同威灵顿的评论大不相同，他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这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也不是说高级军官笼统地说说意图、讲讲任务，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事实上，战争需要大量的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19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但地主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其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军官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中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事是绝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领导的。但是在德国，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如我们所见，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19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须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在政治文化方面不安分的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是麻烦制造者。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都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在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应征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

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3]继承下来的，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与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社会精英发动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代替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怕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国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的军队并未被颠覆，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以致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据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即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王朝统治者依靠尽可能地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通过军队游行、军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以获得各阶层民众的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是一种资产阶级现象。马克思曾写到“工人无祖国”，这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出生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回应至少是有准备的，能使这两种诉求合而为一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不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人阶级冲破国界进行联合的诉求就消失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其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4]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有组织的宗教衰落后，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国家才能量出自己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都很难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蜂拥至征兵处，以期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投入战斗；至于德国的预备役军人，他们在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在朗格马克（Langemarck）的英国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就像1789年，1914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1789年，弥漫于欧洲社会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见了。受到专业军事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无比充分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鞋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霞飞（Joseph Joffre）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便开始低落。至少在英国与德国是这样，这种热诚变为顽固的坚持。

这种热诚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产生军队的各个社会群体中广泛传播；报刊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就是机械的曲解。在战争初期，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们与维维安们掌握着军事大权，但后来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们与克莱蒙梭们毫不客气地排挤出去，后者能够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做出反应。[5]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他的继任者兴登堡（Paul van Hindenburg）与鲁登道夫（Erick von Ludendorff）的军事独裁受到“祖国前线”（Fatherland Front）这一强力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了中下层阶级的最大支持。

所有这些使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所有适龄服役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壮观的运动战也没有取得决定性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役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从1914年开始的战争具有的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威力巨大，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做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国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实现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古老目标——占领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足够的领土以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入鞘，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一见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从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到了这年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原则（Napoleonic principles）——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Niederwer-fungsstrategie），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1916年、1917年英国人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其区别只在于时间延续得更长。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支撑最久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交战中国家的代理人或拥护者。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上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London Convention）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对于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日用消费品极其短缺。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加强了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控制。要求广泛参与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为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深思熟虑的发明物，那么他们可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在欧洲的王朝国家，已存在了五百年的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一些国家，军队凭借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一旦和平来临，所有的军队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有技巧、更少地消耗资源，最重要的是如何更能速战速决。

[1] 由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译者注

[2] 由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译者注

[3]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系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译者注

[4] 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年），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译者注

[5]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Hebert Henry Asquith，1852—1928年），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年）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小说。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1863—1925年），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年），英国首相。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年），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译者注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亡1300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章，我们已叙述过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如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注意到，使这一阴暗的画面有所冲淡的是，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人们对战事的恐惧。1870年以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二者之比约为5︰1。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了过来。同样地，1815年以前，在战争中受伤的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落下终身残疾。此后，康复的伤员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免于陷入长达数周的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样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与恢复体力。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他们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定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更加人道。1859年法奥战争之后，国际红十字会成立。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待平民、伤员、战俘的原则，尽管对武器的致命性也做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野蛮时代。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战俘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另一个结果是，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法比的，只有嫉妒的份儿。士兵们按顿吃饭，享用着丰盛的饭菜。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于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后，许多人感到失望或乏味，有点怅然若失。同一个团的老战友们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回忆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这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1]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政治活动混乱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化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但在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因此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可行性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式的国家主义思潮进行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屈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被摧毁后人们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根本上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最早不承认这些观念的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的苏俄政权依据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为它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发生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保持暧昧的共存关系；反过来，西方邻国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它们政权的稳定，即它们国内共产党的活动，这比一个来自外部的严重的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挣扎。表面上看，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它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治原则”（Rule of Law），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做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从萌芽走向成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毁于战火，这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一千年国内与国际必然将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与此同时，战后右翼也大大加强了，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它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它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它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是，《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不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的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由年轻英雄、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组成的小队来指挥的战争，这些“超人”用他们的勇气与力量改变了人类变为一个穿着罩袍、步履蹒跚、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的老人的命运，塑造了一个更干净、更光辉的未来。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19世纪，技术曾经使广大民众参与战争变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看作一场广大民众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如果他们参与其中，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来说为数很少的军事技术人员，他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第六章里没有涉及。

19世纪技术的发展使武器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些武器不仅越来越有效，而且越来越容易掌握。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弹盒就可免去装火药、装子弹；后膛枪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弹带便可迅速发射；校准器使射击更准确：这些使一个新兵在数周内即可成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卫队中的有着多年经验的掷弹手所无法比拟的。炮兵方面，后装炮的出现减少了后坐力，免除了清扫炮筒等麻烦事，发射一颗炮弹后也无须等待很久才打第二发，而老式火炮即使由专家来操作，其发射效率也是极低的。只消稍加训练，就可以直接于里表中简单地运算；只要含有烈性炸药的炮弹能充分供应，1914年一个炮兵团在一个小时内瞄准一个数百平方米的目标区域发射的炮弹就比拿破仑战争年代双方发射的大炮炮弹总和还要多。对于所有这些，新兵只需要训练数月即可掌握。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自然要求有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人。

在人口与城镇如此密集的欧洲社会，技术先进的武器带来的有利条件只能是暂时的，很难成为决定性因素。从前主要看数量。然而现在，炮火的射程与摧毁力主宰一切；技术上落后的炮火，即使数量再多，也无机会显示它们的战斗水平。很明显，在战斗开始前，就可以知道结局将如何。

19世纪，欧洲列强将这一优势用于殖民地战争。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们已见到，16世纪初，由于只有自己有火炮，葡萄牙人得以打进并主宰了印度洋的贸易。但当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后，欧洲由枪炮获得的有利条件便丧失了。18世纪，是训练的专业性与纪律性，以及对补给系统的密切关注，赋予欧洲军队对印度（举例来说）的巨大优势，而这优势不是由武器形成的。但到了19世纪，天平决定性地朝技术先进的一方倾斜。技术先进的列强在非洲和亚洲修筑了铁路，以便于他们调动军队，弥补他们派出兵力较少的劣势。俄国在亚洲中部推行殖民化，美国开发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铁路这一重要因素，这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如出一辙。欧洲的大炮、后膛来复枪，以及机关枪，使任何一次战斗几乎在开始前就可知其胜负。[2]

欧洲有一个冲突地区，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使它开始出现不稳定。这个地区能不能产生一些有利条件，使其不仅足以赢得一场战役，而且也能赢得一场战争，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地位呢？——我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海上。

很难不去同情19世纪的海军军官们。他们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间里去调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舰只、他们的武器，以及把他们的战术从拿破仑时代转到冯·蒂尔匹茨（von Tirpitz）时代。战舰规模上，英国皇家战舰从“胜利号”发展到“无畏号”，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落后了，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世纪，所有的军种都遇到了这种困境。对于每一种新发明的技术，从蒸汽引擎到核裂变，都必须仔细研究、开发，将之应用到军事上来。军事专业不得不日趋多样化；同时，由于在新式大军中技术人员已成为骨干，因此必须设立技术与科学机构去开发新武器体系并为之服务——这些部门在20世纪几乎成为最重要的部门。吉尔伯特（W. S. Gilbert）曾这样描述一位现代化的少将：他对全部的现代科学知识了如指掌，这也许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窃窃傻笑，但如果军官们缺乏知识方面的适应性，不能使自己跟上技术的变化，并确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开发利用它们，那么高级别的职位就不会有他们的份儿。

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术可使一个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压倒性的优越地位——说压倒性是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而无须开战。19世纪，一个国家已有可能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制造等技术，在对方还来不及发一枪一炮前就摧毁对方的舰队。19世纪40年代，蒸汽引擎比起风帆来，在速度与操作上有极大优越性，尤其在狭窄的水道如英法海峡和地中海作战时，风帆的适航性已不很重要。忧心忡忡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纳尔逊建立的英国海军对法国海军的优势已成为过去。用铁来造船，就冲破了只能用木材来造船的局限性。纳尔逊舰队的总吨位至多也就2000吨，而19世纪60年代铁甲舰的吨位已达9000吨；19世纪末达到2万吨。重量的增加不仅说明了军舰的大小，而且说明了铁甲厚度的变化，这反过来又延长了舰上火炮的射程，使装填更多弹药成为可能；鉴于火炮太重不能安置在侧舷上，为此将之置于中央炮塔上，炮身可180度旋转，射程最远可达2万码。

从木帆船发展到铁甲舰，这曾在设计上引起一片混乱。俄国人曾设计出一种环形船。英国人曾制造一艘样船，试图把铁板、蒸汽机以及一整套风帆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亲眼看着船身倾覆下沉，同时也引起巨大的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人向世人显示，铁甲舰发射的炮弹可以摧毁整个木帆船舰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1862年，两艘铁甲舰“梅里麦克号”（Merrimac）与“莫尼特号”（Monitor）在汉普顿（Hampton）锚地相对抗的著名事件引发英国公众争论整个皇家海军是否已经过时。因此，在19世纪后半叶，可以看到以英国为一方，以帝国几个主要的对手——法国与俄国为一方，双方开始进行狂热的竞赛，竞赛内容包括火炮的大小、铁甲的厚度，以及行驶速度。到19世纪末，德国凭借其拥有的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威力随后加入进来。竞赛进行到第五年，即1904年对马（Tsushima）海峡之役时，日本海军以摧毁全部俄国舰队对此做出了最惊人的解释，说明海军如果在技术上落了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如今，真正的竞争不在海上，而在船坞。于是，德国人与英国人开始制造一艘比一艘更先进的装有大口径火炮的全新战舰，如“无畏号”“超无畏号”，想依靠它们来主宰海洋，并设想主宰世界。

战列舰的确是国家自豪感与力量的象征，在工业时代，它比陆军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了国家的整个技术水平，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其火炮具有巨大的摧毁力。一个关心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必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威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令英国人大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须暴露海上停泊点[1]也可以把50艘战列舰集合到斯匹特海德[2]来进行“钻石庆祝”[3]；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借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事地主）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恕、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法国人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国家主义逐渐增长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后一次海战与20世纪第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别出心裁，设计出潜艇，从而开辟了新的作战方式。从此，海战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羁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对决来完成。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行业与上页入侵者赶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能坐以待毙。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是这一信条的积极鼓吹者，他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的“圣经”。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17世纪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于敌人来说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享有的特权。

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然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其殖民地的自由来往（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德国同其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损害了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使之破裂。潜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这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力量。

尽管潜艇可以强行封锁海上，但根据航海时代订立的《捕获法》（Pize Law）这无法实施。该法律规定，如果怀疑一条船夹带走私货或违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许负责押送捕获船的一组船员派到被捕获的船上去，把船驶到最近的港口，那里的“捕获法庭”将判决没收船上货物。而潜艇至多只能对敌船进行搜查，并在击沉敌船前给船员时间乘小船离去。但如果潜艇全部浮出水面，那么它甚至抵挡不了最小的武装商船的攻击。为此，先把敌船击沉然后再问究竟的诱惑是很大的。但德国人毕竟对他们的潜艇指挥官加以限制，这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谨慎——例如1915年击沉的“卢西塔尼亚号”可能带有走私货，但肯定的是，它的确载有一些美国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对潜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现已不少的仇恨德国的美国人。但到了1916年底，似乎通过封锁彻底打败英国已大有希望，而靠陆地上作战取胜的前途又如此暗淡，为此德国统帅部决定这一风险值得一冒。但是，4个月后，美国参战了。

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其贡献主要不是人力上的，而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它会将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这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十分专业的工具，如测出潜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这还涉及完善通信联络技术和干扰敌方通信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使战争成为四维的。

对于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信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是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子专家与航海技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胜利最终属于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一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的发明便使这一做法成为可能。潜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他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关乎生死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性因素。

随着战争的发展，同样模式的冲突——一群群受过高度训练、操纵着复杂武器的战斗人员之间的冲突，相互竞争的技术专家之间的冲突，远距离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之间的冲突——也出现在空战中。

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时是作为陆战的补充，飞机一开始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随着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人们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来控制制空权的空军不仅可以作为炮兵的“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火炮，也许能使所有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方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作用的过程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军舰，甚至是战列舰，不管军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空军一直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鉴于技术发展的速度和高效复制和平时期现役情况的不可能性，这一情况是可以理解的。1941年后太平洋战争的经验说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弱化海战与陆战的作用。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大后方”（the Home Front）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因为战场上的获胜。

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若蠢蠢欲动，其所受到的打击将是它所无法抵御的？

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朱利奥·道赫特（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专著《制空权》（Command of the Air）在20世纪20年代十分畅销。持同样主张的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批创始人，特别是空军主帅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这一理论来校正一支新建的军种的宗旨，这一军种的战略作用完全独立于其他地面部队。欧洲大陆的空军人员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官方机构的压力：他们要服从陆军的要求，因为传统上国家的安全端赖陆军。在英国，和平时期原本是一支小型军事力量的帝国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为一个新的兵种，可以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经历，此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环境。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是很不情愿地拨给资源，重新武装了一支不是去打传统陆地战争的陆军，而是可以使敌人胆战心惊的空军，期望以此来吓阻企图发动战争的德国人。

但是，事实证明，英国的航天工业没法同德国竞争。正是德国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实施致命打击、摧毁对方城市的空军，希特勒用它来作为实现他政策的有效的威胁手段。斯坦利·鲍德温[4]遭遇过多次轰炸，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据认为，根据1917年7月德国空军两次轰炸伦敦的经验，大轰炸可以造成极大规模的破坏。但事实证明，上述两种估计即使不完全是错的，至少也是极力被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转的单翼飞机的发明以及雷达技术的发明可以及早警告敌机来袭，使己方做好防备，使敌机在白天俯冲轰炸时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如果在夜间轰炸，敌人就必须花费一些时日来学会使用雷达，依靠电子束投射，使盲目飞行尽可能准确一些，并学会使用扫描仪透过黑暗或云层探知地面的地形。即使这样，防御方也不是束手无策，他们发明出夜间战斗机，并学会扰乱对方进攻所依赖的电子指挥信号。就像海战一样，空战也成为对战术与技术独创性异常熟练的运用，职业战斗人员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术那样依靠科学家的才干方能完成任务。只有到了大战的最后年月美国空军全力参加进来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作战之后，同盟国才取得了制空权，制服了早先说大话的德国人，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破坏力量。但即使到了这时候，德国人的士气也仍未受影响。德国人民服从政府，勒紧腰带干活，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技术发展对陆地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数月内，内燃机开始应用于战车与运输工具。两年内，第一台坦克投入战斗。这些早年的装甲车是为适应堑壕战的需要而被设计和使用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它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于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并没有按习惯做法将持来复枪的步兵排成长长一列，而是将其分为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的一组组的突击队（Storm troops），他们穿过敌军据点，向敌军防守薄弱之处渗透，独立灵活地作战，自从法国大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火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突击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火炮，火炮要路过一片狼藉的战场，瞄准新的目标。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摆在面前：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关于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富勒（J. F. C. Fuller）、利德尔·哈特（B. H. L. Hart）；法国有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Marshal Tukhachevski）。这些战略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之间的空隙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悬而未答的问题。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补给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退路？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在反攻中有效地封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如无线电通信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关于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作为装甲战奠基人之一的英国专家哈特对其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设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装甲车等。

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于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以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高地（Ardennes）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由此战役可能继续下去，演变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那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德国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在3年前已遭到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已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

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做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那么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如果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装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在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过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就是炮兵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的补给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只有依靠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搬动它们，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

所以，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严重依赖应征士兵。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由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组成，后勤补给通过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火车只需在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变得相当复杂。一个步兵营不但配备有来复枪与手榴弹，而且配备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还配备有轻型坦克、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所以，在任何一支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服务、补给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信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5]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陆军仍然要依赖技术进步。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信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与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在被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未被征召入伍的人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做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在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留有残痕的士兵与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在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这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而且与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沟通、无法妥协的。这在东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与一千年前他们祖先的目标是一样的——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一点一点地动员起来，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使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像拿破仑一样，依靠猛烈的进攻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入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式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从而将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也就可能出现以下局面：他们与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西方盟国大舰队的相遇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钦纳的部队[6]。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摧毁了这两个中等城市，导致13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这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由哥伦布与达·伽马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结束了，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摧毁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1] 此句意指无须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译者注

[2] 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的水域。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士兵们将军官“礼送”上岸，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译者注

[3] “钻石庆祝”一般指60周年或75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100周年纪念。——译者注

[4]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译者注

[5] 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高得多：其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装备上接近西方水平。

[6]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bert Kitchener，1850—1916年），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年）曾挫败马赫迪（Mahdi Mulammad）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译者注

尾声
欧洲时代的终结

这本书是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而不是关于“战争的历史”。因此，在这样的篇幅下，在前面的篇章中，读者恐怕不能期望读到对20世纪下半叶战争的纵览。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国家不再彼此厮杀，以后也不大可能刀兵相向。不过就算不是这样，我们还是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将1945年视作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

首先，“欧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群”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在1941年12月的某一周，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的反攻中头一次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当珍珠港事件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历史”就已经终结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来自欧洲，但它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它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它们来做中心；它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加洛林王朝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果发生一场战争，那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也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群，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与世界上的许多其他体系同时并存，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扩散其地理知识，接着扩张其贸易，然后扩张其军事力量；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才建立起来，欧洲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旦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语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然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但它们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而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已被剥夺。这种异常敏感性就是把冲突冻结在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经被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顾问、训练或武器。

在20世纪最后十年，随着1990年苏联解体，欧洲结束了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附属关系。先前分裂的德国重归统一。摆脱苏联统治的东欧国家，赶紧加入他们的西方“兄弟”，分享西欧的繁荣，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以对抗任何俄罗斯威胁的复兴。欧盟提供了经济的繁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席次则保障了军事的安全。从1949年开始，“北约”为西欧国家提供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伞。然而，在世界舞台上，这两个组织的立意都不在于将欧洲复兴为一个世界舞台上的独立军事角色。那些以法国为主导的寻求赋予欧盟军事属性的努力屡屡失败，而北约的扩张——从14个会员国到26个会员国——只是创造了一个更复杂的决策程序，削弱了而非强化了这个组织。早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北约试图以军事干预恢复某种秩序，就已经暴露了它难以置信的臃肿和羸弱。现如今，北约主要作为一个美国的附属国家机构而存在，其贡献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

在这种军事衰落背后，是欧洲诸民族文化的深远变化。他们不再将战争看成重要的“政策工具”，更不会将它看成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在1939年，即便经历了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虽然极度不情愿，但想到燃起复仇念头的德国，还是拿起了武器。德国军队被苏联歼灭，德国城市遭受毁灭性空袭……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让德国人变得比他们的欧洲邻居更热爱和平。一生中经历两次恐怖的入侵，这样的经历让俄国人对任何战争都身怀恐惧，但对以美国核武器为后盾的德国复活的恐惧，让他们始终处于社会动员的状态。相应地，对苏联入侵的恐惧，让西欧国家在和平复苏的几年之内就重整军备；为了从美国那里获得保护承诺，哪怕付出代价也未尝不可。

核武器的发展，让欧洲保持常规军事力量的理论基础发生动摇。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相继发展出比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威力强大一千倍的热核武器。先是远程轰炸机，然后是洲际导弹，都能够搭载足够的核弹头，攻击对方领土，在瞬间就能毁灭其大部分人口，让幸存者也无法正常生活。对超级大国而言，战略上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高效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通过威慑阻止对手使用核武器。而西欧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美国城市易受苏联核报复的情况下，确保他们的美国盟友可靠地展示核威慑，以阻止苏联在欧洲发动常规军事力量的战争。英国和法国都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保护自己，而联邦德国则暴露在核攻击威胁之下。过去30年，战略家们的苦恼在于，如何让德国人对美国人的核保护不再怀疑，从而打消他们自主发展核武器的念头。德国人这样做的可能性比较小，但针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大量的书面文献，其中的思想达到了惊人的复杂程度。

欧洲大陆军队的角色退化，成了用来引发美国的核对策的“绊线”；如果依靠欧洲自身抵抗苏联的进攻，哪怕撑住几天也是奢望。军队对这种假设不抱多大热情，并且核浩劫的可能性本身在民众之间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尽管人们都在批判核威慑，却找不出更令人放心的替代方案。不管怎么说，核威慑还是起到了作用。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欧洲维持了和平状态（尽管这种“和平”来得并不那么稳定），并且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繁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要么强烈反对战争，要么对战争漠不关心。征兵制依然存在，但是不再出于军事考量，而是服务于社会和政治层面——绝大多数陆权国家都有充足的历史借口对职业军队怀有戒心——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可能来减轻这种征兵负担。征兵制度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培养公民的军事素质，不如说是为了培养军队的公共特质。的确，英国已经恢复了传统的常备军，但即使对他们来说，死一个军人都会引起公众的深切关注。

“二战”后，英国与其邻邦法国一样，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面对。两国都未解决其在海外殖民地的事务。英国在经济上消耗殆尽，缅甸抗日战争中因日本而蒙羞，即便后来重新占领缅甸，也无法抹去耻辱。英国很快接受了无法继续控制印度次大陆的事实，承认印度独立并且移交曾经帮自己获得世界军事大国地位的印度军队。英国的邻国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做了更多的努力，当清醒地意识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之后，他们也迅速撤退了。但是在东亚和中东地区，为了巩固帝国霸权，英国仍然做了一些尝试。得到美国支持时，他们还算成功；美国撤出之后，他们就不光彩地失败了。

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失败最为引人注目。他们试图维持中东现状，一方面为了继续控制该地区日益重要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为了抵制苏联的影响。巴勒斯坦爆发了一场猛烈的犹太复国运动（这场运动得到美国财力和政治上的支持）之后，英国意识到他们无力招架，便果断地放弃了巴勒斯坦托管地。但是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建有军事基地，苏伊士运河一直被视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1956年，阿卜杜尔·纳赛尔领导下的民族主义政府宣布收回运河。英国没有求助于美国，而是与法国联手发动了冒险进攻，试图推翻纳赛尔政权。美国认为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举动无益于抵制苏联的渗透，遂迫使英法撤军，之后迅速取代它们成为该地区的新霸主。在这之后，英国再没发动过与这次进攻规模相当的军事冒险，除了一次“奇特”的例外。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入侵了当时的英属殖民地福克兰群岛（今马尔维纳斯群岛），该岛距离阿根廷海岸只有大约250英里，阿政府一直宣称拥有该岛主权。尽管英国海军实力已经衰弱，英政府仍然派出一支舰队，跨越8000英里洋面之后，在不到24天时间里重新夺回了群岛。美国政府有所犹豫——阿政府坚定的反共立场使美国国会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盟友——但是国防部给了英国必要的军事支持。对于英国来说，他们在马岛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就过高的投入和特殊的外部环境来说，这场战争似乎难以成为英国未来事务的范例。

在远东事务上，英国取得了更为坚实的成功。像对待印度一样，他们也承认缅甸独立，但是由于马来亚殖民属地经济价值显著，英国不可能拱手放弃。英国的殖民统治地位不断受到地方运动的冲击（在其他英属殖民地，英国也面临过同样状况），这些运动有时受到反抗外国统治情绪的影响，有时受到中国而非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信念的鼓舞。前者带来的挑战可以由英国承认地方的完全自治来化解；在后者带来的挑战中，英国既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消灭共产主义势力的游击队，还必须通过公共制度的改革提供共产主义许诺的社会、经济利益。为了赢得这场马来西亚“攻心战”的胜利，英国倾注了20年的时间。相比英国在马来西亚以北取得的胜利，法国试图重新控制他们在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的殖民领地的遭遇，显得尤其悲凉。

作为“二战”胜利方，英国的战后所得或许使它变得更加慷慨、更加现实，英国领会到放弃殖民领地转而进行温和管理的外交智慧。可悲的是，法国的战时遭遇与英国不同。法国军队1940年败于纳粹德国之手，之后在维希政权统治的几年中处于尴尬处境，在远东还向日本做出过妥协——基于战时的种种委屈，法国军队觉得他们应该在其他地方寻回补偿。在越南，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领导了一场强有力且精心组织的独立运动，动摇了法国的威权。法国尝试重新对越南进行军事占领，但是它所使用的手段却进一步招致越南人民的反抗。越盟在杰出的政治领袖胡志明（Ho Chi Minh）和卓越将领武元甲（Vo Nguyen Giap）的带领下，不仅成功推翻了法国对越南领土的政治统治，而且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中重创法国军队。在这之后，法国放弃了这场国内强烈反对的战争，留下美国在越南继续挣扎了20年。

法国的困境并未终结。革命性的动荡波及它在北非的领地；虽然位于世界另一边的越南可以被放弃，但有着大量本土法国人口的阿尔及利亚却不能。阿尔及利亚同时也并非殖民地，而是作为一个省并入法国国家行政之中。在“二战”快要结束的几周之内反抗爆发了，并且在越南之败后升级。法国军队已经从越南吸取了教训，并且设计了复杂的“反暴动”（counter-insurgency）技术，然而它却不管用。原因之一是，法国政府不能够在不引起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口反感、不引起国内发生政治动乱的情况下保证阿尔及利亚独立。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军队的残酷手段所制造的不安，这种局面不仅发生在国内，也涉及军队中没有去越南的入伍人员。战争持续，痛苦加剧，直到1962年才通过夏尔·戴高乐的彻底改革得以挽回，虽然法国在此过程中几乎到了爆发内战的边缘。

出于完整性的考虑，需要提及以下几点。比利时于1960年放弃了它在刚果的殖民地，留下的混乱最后通过联合国才得以平息；而作为欧洲最老的殖民国家的葡萄牙，也于1975年放弃了它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领地。可以说欧洲一旦放开了它的殖民地，就成了更加幸福安康的地方。然而可叹的是，那些被放开的前殖民地却并不都是这样。

海外战争或许可以被相关涉的欧洲人视作为了保护其帝国主权而断臂求生的策略。但是在华盛顿，欧洲的海外战争却被视为抵抗世界共产主义的全球战争的前线；甚至美苏两国在欧洲的对抗尚未平息，战争就已经在东亚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让美国将自己置身于战争态势，并且也带动它的欧洲盟友如此行事。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世界冲突的焦点将会集中在东亚，而欧洲的重点是确保美国的注意力不要过度集中于那里，从而忽视了对欧洲的保护。

在华盛顿总是有一队强大的游说团体，对美国战略家在“二战”中给予欧洲优先地位深感不满。他们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太平洋势力的恢复，也不利于给美国的在华利益者蒋介石和战败的日本提供帮助。日本确实被打败了，但是随即中国也“失去”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将之前于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中使用的游击战术，转而用来对付蒋介石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于1949年将他驱逐到台湾岛。之前蒋介石的地盘上建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盛顿，这被视为一个灾难，但更坏的还在后面。曾为日本陆上殖民地的朝鲜，在北纬38度线上被美国和苏联占领军分割，两个占领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各自创造出一套本土政体。1950年，北部的朝鲜和南部的韩国敌意激化，朝鲜进攻韩国，朝鲜的领导人误认为美国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在莫斯科的赞助者也未加以阻拦。美国成功地呼吁联合国对这次入侵加以谴责；但是因为美军的准备不充分，武力介入后几乎被朝鲜逼出了朝鲜半岛。老道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次出其不意的反击，让美国挽回局势，直逼中国的边界，中国因此加入战争并迫使美国退回到北纬38度线。双方势均力敌，拥有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美国与他的联合国盟友（包括英国和英联邦的分遣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抵抗，后者更熟练地掌握了陆地战术，对于可能经受的重大损失也有充分准备。很多人都担心这次战役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如果麦克阿瑟将军的计划付诸实施，借助核武器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此次战争就完全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战事并未扩大。最终在1953年，在板门店签订的停战协议宣告了这场战争的结束。

在接下来的20年中，美国仍认为自己处于一场对中国的假想战争中。美国支持挣扎中的法国留住越南；当法国在1954年撤离之后，越南分裂成为依河内建立的共产主义朝鲜，和依西贡建立的亲西方体制的韩国。美国为后者提供支撑。然而西贡政府在维持越南人对它的效忠上，做得却并不如同样受到美国保护的蒋介石。到了20世纪60年代，韩国已濒临崩溃。将西贡政府视为对抗全球共产主义发展的防卫前沿的华盛顿当局，先是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接着又派去了军事顾问，最后是大规模的军事支持。美军试图通过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来控制越南领土。美国空军在战场和对抗朝鲜的行动中都使用了地毯式轰炸，其规模可比“二战”时期。然而美国却没有逃过法国的命运。空中轰炸也许能给一个西方的部队或者一个工业化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对依靠人力运送大米维持给养的部队而言，这就不一定适用了。美国军队不能给予语言不通的村民足够的保护，村民们自然也更多地同情自己的同胞。并且，即便有再大的热情，美国人也难以调动一个倦怠得无可救药的腐败政府的积极性。在美国国内，战争越来越得不到支持。1969年，美国人将战争“越南化”，将自己的指挥权留给韩国武装力量，并撤走自己主要的部队。接下来的五年中，美国同韩国政府协商，想要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但是当1975年韩国抵抗力量在一次大规模进攻前溃败之后，美国除了趁早放手之外，也没有别的挽回之策了。

这个结果并不像之前预计的那样是一个灾难。一旦越南重新统一，便出现了力量的地区性平衡。新局势中，越南把中国看成了它的主要对手，于是向苏联寻求保护以对抗中国。在20世纪末，越南又寻求被繁荣的资本主义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接纳。值得一提的是，越南的长期动乱给了这些国家喘息的机会，它们得以巩固自己后殖民时代的政权，致力于经济建设。尽管如此，对于美国插手越南事务，它的欧洲盟友如果不是直接反对，也表示出了担忧，并且拒绝介入此事。

随着1948、1956、1967年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击败了它的阿拉伯邻国，以色列国家权力得到强化，结果其国内大量阿拉伯裔人口遭到驱逐，这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广泛的仇恨。巴勒斯坦难民并没有被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接纳，他们停留在以色列边境拥挤的定居点中，筹谋着复仇的计划。年轻的激进分子诉诸恐怖主义，这是弱者的武器，以此令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困境。而欧洲成了他们争取解放的更大的战场。最可怕的恐怖袭击发生在1972年9月，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了以色列代表团，在营救行动进行中将他们杀害。1985年另一伙恐怖分子劫持了意大利游轮“阿基莱·劳伦”号（Achille Lauro），残酷虐待船上乘客，并将其中一人抛入海中。此时恐怖行动的目的已经从解放耶路撒冷扩展为推翻以色列的靠山美国——摧毁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在某些人看来还要终结美国在全世界的世俗霸权。

所谓的“反恐战争”时代可以说开始于1979年。该年，美国扶植的伊朗沙阿被推翻，伊朗建立起一个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统治下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紧接着号召整个伊斯兰世界和他一道肃清美国（“大撒旦”）的影响。不久之后世俗领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下的伊拉克（伊朗的邻国兼对手）入侵伊朗，美国选择了袖手旁观。两伊战争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又意图占有石油资源丰富的邻国科威特，并于1989年入侵并占领该国。但是他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几个月前苏联的解体使联合国恢复了效能，美国得以援引“集体安全保障”（collective security）的原则组织起一个多国部队——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首次。美国领导下的多国部队以闪电战的速度将伊拉克军驱离科威特领土。不过，在阿拉伯盟国的压力之下，他们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萨达姆从而能够继续在巴格达掌权。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渗透更加激怒了伊斯兰极端势力。这一次，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最忠实的中东盟友——的阿亚图拉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发布教令（fatwa），号令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人拿起武器，把美国和以色列从“伊斯兰圣所”中驱逐出去。自杀式袭击开始出现，并且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遇袭倒塌时达到高潮，近3000名平民在“9·11”事件中丧生。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之后，世界战争史（连带欧洲战争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残酷的时代。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即刻做出反应，发动了“反恐战争”，决意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应对恐怖主义。虽然此次事件暴露了美国以及整个欧洲基础设施面对恐怖袭击时的脆弱，但它也使得美国达到了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它对于“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苏联的终结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技术进步导致了美国的军事装备经历了一场所谓“战争革命”。此时的美国能够监控、阻断其对手的通讯，抢占对手的先机。正如对伊拉克作战所显示的，美国拥有的精确制导导弹可以从远距离精确命中敌方目标，并造成最小的波及伤害和最大的“震慑”。它只用了数周的时间，便在阿富汗及其边境地区追踪定位恐怖分子的根据地，并结合空中打击、特种部队和地方协同将敌对势力击溃。这时，总统布什怀着我们不难理解的自信心，决定彻底解决伊拉克的麻烦。布什的顾问建议他，如果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建立西方意义的民主政府，便可以在地区上整合美国的控制权，永远压制住不稳定因素。于是2003年3月美军入侵伊拉克。不出所料，他们在数日内摧毁了萨达姆的军队。

欧洲的民众满心恐惧地注视着“9·11”事件，而他们的国家领袖立刻宣誓支持美国。“9·11”的策划者曾在德国预谋这次袭击，这就揭示了事件的跨国性质，而且袭击的目标其实可以是任何国家。不过也有人不愿接受美国所宣布的“反恐战争”。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人们已经遭遇过本地区恐怖组织实施的袭击，只把“9·11”事件视为这种袭击巨大化的翻版：所以它们只是警察和情报机构需要应对的挑战，无须动用军队发动一场战争。欧洲国家就恐怖嫌疑人的追踪、预防工作提供协助——在它们的公民自由派看来，这种协助已经是非常雷厉风行了——甘愿支持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并且最终派遣自己的军事力量加入其中。但对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欧洲人持深刻的批判态度。这场战争的合法性有多少？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有多大关联？是否是一次政治上明智的行动？这都值得怀疑。英国即使国内承受着巨大的立场分裂，仍然忠实地支持它的盟友；可是它的欧洲邻居连同多数联合国成员都认为这场行动是欠考虑的，从而纷纷作壁上观。

结果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如同越南的历史重演，美国的技术优势和长远意图大部分被他们和伊拉克人的文化隔阂迅速抵消了；政治上大规模的错误决策又加重了事态。“军事革命”也许让美国能够赢得战争，但是其价值还是有限的：战争决策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的优势，同样也需要政治上的敏感。不能预料战争胜利的后果，导致伊拉克很快陷入内战。入侵者是推翻了独裁的统治，但带来的只有血腥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的局面引发了广泛的仇美情绪。结果，极端主义的力量自然得到了强化，而且其流散于欧洲的势力也被激发。极端主义对欧洲本地人口的渗透成为一个大问题。

信奉“反恐战争”之说的人会说，如今的欧洲已经再次卷入了战争。即使是那些不信此说的人，也不会确信欧洲享有稳定、持续的和平。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说：“你也许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感兴趣”——这是那些自认为已经远远摆脱了战争的欧洲人需要深思的。他们也许不再孕育自己的战争，也许不再向世界输出战争，但是他们无法把国际系统中更广泛的冲突关在国门之外。他们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1. R. A. Brown,The Origins of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2, P. 93.

2. 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66, p. 2.

3. J. 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37, passim.

4. M. H. 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 1965, p. I54ff.

5. Sir Charles Oma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vol. II, London, 1924, p. 145. Even the German historian Hans Delbrück, normally contemptuous of British claims, gives French casualties at 1, 283. （Geschichteder Kriegskunst, vol. III, Berlin, 1891, pp. 464-473.）

6. Oman, op. cit., vol. II, p. 384. Ferdinand Lot, L’Art Militaire et les Armées au moyen age, Paris, 1946, vol. II, pp. 8-15.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1. Honore Bonet, L’Arbre des Batailles, ed. G. W. Coopland, Liverpool, 1949. First written Circa 1382-1387, this rapidly became a standard work, passing through numerous MS and printed editions.

2. See the discussion in Ian Brownlie,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1963, pp. 8-12.

3. De Jure Belli ac Pacis, ed. William Whewell, Cambridge, 1853, vol. I, p. lix.

4. Niccolo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 book III, Chapter 7. Thomas Digges; Four Paradoxes（1604）, quoted in C. H. Firth, Cromwell’s Army, London, 1902, p. 145.

5.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 book VII, chapter I.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1. See R.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 and their Connections, London, 1938, passim.

2. K. R. 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1585-1603, Cambridge, 1964, p. 16.

3. C. 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p. 86.

4. See E. H. Kossmann. “The Low Countries,” in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V, Cambridge, 1970, p. 368.

5.引自Herbert Richmond,Statesmen and Sea Power, London, 1964, p. 9.

6.引自C. W. Cole,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New York, 1939, vol. I, p. 343.

7.引自Charles Wilson,Profit and Power, London, 1957, p. 46.

8. Wilson, loc. cit., p. 107. Dr. Maurice Ashley, who is preparing a biography of Monck, is doubtfu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attribution.

9.引自Richard Pares,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 dies l739-17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62-63.

10. Charles Davenant,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 London, 1695, p. 16. Quoted in Edmond Silberner, La guerre dans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u X VI au X VIIsiecle, Paris, 1939, p. 69.

11. G. N. Clark,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2. 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p. 171.

13. J. H. 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London, 1963, p. 324.

14. J. H. Owen,War at Sea under Queen An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61-63.

第四章 职业军人的战争

1. This idea has been elaborated by Professor S. E. Finer in his contribution to Charles Tilly（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5.

2. Hans Delbrüc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 IV, Berlin, 1920, p. 281.

3. Hans Delbrucdk,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 IV, p. 280.

4. Both works are translated and printed in T. R. Phillips, ed.,The Roots of Strategy：A Collection of Military Classics, London, 1943. See pp. 161, 173, 213.

5. 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 xiii.

第五章 革命战争

1. Revolution 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8-48.

2. Robert S. Quimby,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 296.

3. Marcel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Paris, 1950, vol. II, pp. 100-108.

4. 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érial, Paris, 1904, vol. I, p. 479 and passim.

5. 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31-1851, London, 1888, p. 81.

6.引自Yorck von Wartenburg,Napoleon as War Lord, London, 1902, vol. I, p. 38.

7. 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y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ook I ch. 13（4th edn., London, 1777, vol. I, p. 412）.

8. E. F. Heckscher,The 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 120.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 I. Carl von Clausewitz, Von Kriege, book VIII, chapter 3.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1. For examples of this see, for the Germans, 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 London, 1929; and for the British,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ity, London, 1933.

2.几乎，不是完全。希拉里·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满自信：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有

马克西姆机关枪，而他们没有

事情并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萨德尔瓦纳（Isandhlwana）被祖鲁（Zulu）人打败的英国兵，1896年在阿杜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证。即使是优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练，或对方领导英明果敢，就不一定能保证胜利。征服和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优越的内聚力、组织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他们的武器的自信心。——作者注

目录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第三章 技术革命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第五章 历史变革

注释及参考文献

致谢

在著书过程中深受众多亲友的帮助，在此谨表拳拳谢意。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的克里斯·库德摩尔，他对本书的构思深感兴趣，作为首位读者，给予我大力支持和鼓励。感谢维姬·霍尔和嘉玛·查普曼，她们在手稿的准备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帮助。感谢犬子汤姆和杰米，他们就现代世界的本质提供了不同见解，对本书诸多观点的浓厚兴趣给予我启发和激励。

序言

本书的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1]（Velazquez）1656年的画作《宫娥》（Las Meninas）。这幅画作就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所传达的信息远远胜过任何文字的表意：对现代世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人的自我意识。但鉴于该画作的创作年代，《宫娥》也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能从《宫娥》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少让我们觉得自己同17世纪的芸芸众生有着共通的历史。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构成了本书成书的前提。

乔治·奥威尔[2]（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涉及众多重要主题，极权主义社会会抹杀历史便是其中之一。本书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有意要消除历史，抹去我们对过去的集体记忆。这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但人们往往不再按时间顺序讲授历史知识，也不再将思想和事件置于历史语境下来看待。这种变化是作者创作本书的一个动因。我们被告知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风险”社会［乌尔利希·贝克[3]（Ulrich Beck）］，人类以及人们同自身和彼此的关系都发生了彻底变化［安东尼·吉登斯[4]（Anthony Giddens），布赖恩·特纳[5]（Bryan Turner），唐娜·哈拉维[6]（Donna Haraway）］。[1]在诠释21世纪时，包括这些学者在内的众多作者都强调该时期同以往各历史时期的差异。这些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作者在本书中构建的是一个尚未经历这些变革的世界，意图展现古今关系以及思想同社会语境的相互作用。然而，在读者开卷之前，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本书假定“社会”存在。英国首相撒切尔[7]（Thatcher）夫人发表过“社会”不存在的著名论断，众多社会学家［例如约翰·厄里[8]（John Urry）］进一步完善了该观点，提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而是身处同一个世界。[2]这种观点（在一个经历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的世界里）深受欢迎。但作者认为这种论断不妥，原因有二：其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其二，曾有观点认为，“历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如今即便是其主要拥护者弗朗西斯·福山[9]（Francis Fukuyama）[3]也已经摈弃该观点。很显然，充斥现代世界的文化与社会冲突——例如宗教在社会世界的定位——是我们传承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10]（Peter Laslett）曾论述过“失落的世界”，而另一位史学家帕特里克·科林逊[11]（Patrick Collinson）也曾在书中提到我们有能力重新获得、理解这些世界，并认识它们的重要性。[4]

其次，我们需要理清“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主义”（modernism）这三个术语。人们通常将这些术语混为一谈，但三者实际上存在明显差异。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并非特指某一固定时期（如第一章所述），但作者用“现代”一词指代1500年以降——即宗教改革以后——的历史时期。宗教改革在欧洲催生了新的基督教教派——新教。人们对该教派影响程度的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发展影响深远，而且还将在诸多方面继续产生影响。第二个术语“现代性”的用法和大多数语境下的用法相同，指19世纪中叶欧洲所形成的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经验。该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革以及随之形成的对人类可能性的新认识共同定义了“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又界定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第三个术语“现代主义”此处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文艺思潮。

本书主要聚焦英国，但我们现在认识到，对英国的认识应该超越文化和地域的限制。女权主义、性政治、“后殖民主义”和“属民研究”以及保罗·吉尔罗伊[12]（Paul Gilroy）之类学者的涌现，使得撰写历史比以往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5]因此，虽然英国是本书考察的焦点，但这个国家不断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读者还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这两个不同概念。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驱动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是独立于后者而存在。198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使人们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是社会组织的唯一方式这一观点（还推广了民主与市场经济“自然”关联的观念）。但我们只需简要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便知道这些观点都不可信。我们曾经（而且仍需继续）争取民主、捍卫民主。历史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事务很少有“自然的”。最后提醒读者，本书是对过往500年历史的概述，因此不可能涵盖所有“创造”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受到启发，提高对历史的认识。

[1] 委拉斯凯兹（1599—1660），17世纪西班牙宫廷画师，深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注重色彩的表现。代表作品包括《纺织女》《镜前的维纳斯》《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酒神巴克斯》《宫娥》等。——译者注

[2]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1984》《动物庄园》等。——译者注

[3] 乌尔利希·贝克（1944—2015），德国社会学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主要著作包括《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4] 安东尼·吉登斯（1938—），英国社会学家，提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当代社会的本体论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译者注

[5] 布赖恩·特纳，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现代社会》等。——译者注

[6] 唐娜·哈拉维（1944—），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以“赛博格”理论闻名。主要著作包括《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等。——译者注

[7] 撒切尔，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2013），英国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1990年在任。——译者注

[8] 约翰·厄里（1946—2016），英国社会学家，提出“旅游凝视”理论。——译者注

[9] 弗朗西斯·福山（1952—），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落后之源》、《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等。——译者注

[10] 彼得·拉斯莱特（1915—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洛克<政府论>导论》《失落的世界》等。——译者注

[11] 帕特里克·科林逊（1929—2011），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历史。——译者注

[12] 保罗·吉尔罗伊（1956—），英国学者，专攻种族研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种族和民族的文化政治》《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身份政治：从表层到小政治》《小行动：关于黑人文化政治的思考》《各种阵营之间：种族，身份和肤色之外的民族主义》等。——译者注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1314年 但丁创作《神曲》

1492年 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治下，西班牙收复格拉纳达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

1501年 米开朗基罗完成作品《大卫》

1517年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公布《九十五条论纲》

1547年 特伦托公会议；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开始

1564年 莎士比亚诞生

1605年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

1633年 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学说

对人类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开篇所接触的这个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均可被视为“现代的”。但在大众眼里，1500年的欧洲同21世纪的欧洲有着云泥之别。如果我们回到16世纪的话，会看到城镇和城市零星分布（这些城市空间在一些欧洲老城中依然清晰可辨），但那里的人们同21世纪的现代人有着千差万别。寿命超过50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天主教的创世学说；面对死和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大量人口目不识丁、食不果腹。人们终日为食宿操劳；大多数人因为年迈或迫于疾病，不得不依靠家人或教会的施舍度日。尽管好莱坞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舒适安逸的时代，但整体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虽然15世纪的建筑精致华美，手工制品精美绝伦，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充满危险和变数。

人们就该时期是否属于“现代”还存在分歧。部分史学家认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才进入现代；有史学家提出“现代”欧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一部分史学家主张欧洲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进入“现代”的。15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被看作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例如，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首次起航探索新世界，1501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完成作品《大卫》（David），1485年英格兰玫瑰战争结束。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标志，预示了社会世界新的发展。有关现代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早在14世纪，而非16世纪，欧洲就已经呈现了标志着社会在思维和认知方式上向现代转变的某些重要特征。到150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渡海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物理联系。与此同时，第一部旅行随笔问世［作者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1]（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h）1304年出生于丹吉尔，作品名为《游记》（Travels），14世纪50年代问世］。该书表明早在16、17世纪的“探索时代”之前，文化之间的相互往来就已经摆脱了距离的限制。事实上，伊本·白图泰的世界广袤无垠，涵盖了孟加拉至北非大片地区，连接非洲东部部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贸易和伊斯兰教将这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称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但伊本·白图泰是一位比波罗更坚毅的旅行家，尽管他是在波罗死后才踏上旅程的。对无数只是到访过邻村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知道，伊本·白图泰周游世界的事迹也只是遥远世界里的传奇而已。14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成书，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人口都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叙事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欧洲大部分人口而言，已知世界仍存在地域界线，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14世纪旅行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始于14世纪的观点。历史时期的划分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看作是现代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14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现代的”我们脱胎于这一时期。但这种判断将文化凌驾于医疗、科学和技术之上：出现以清晰可辨的“普通”人为题材的作品［乔叟（Chaucer）和但丁（Dante），二者均是14世纪诗人］，主张宗教和政治民主［罗拉德派[2]（the Lollards），约翰·威克利夫[3]（John Wycliffe）的拥护者］，完善或设立诸多著名的大学［位于科英布拉[4]（Coimbra）、巴黎、牛津、剑桥和博洛尼亚[5]（Bologna）］，形成有关人类境况的人文主义乐观心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事实上，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取决于每年收成的好坏。14世纪的“现代”人可能游走天下，挥毫畅书，抒发超越时空的情感，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这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理解范畴内的“现代”。因此，虽然14世纪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本书还是将从16世纪初谈起。

这些开篇观点——同本书一样——都聚焦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同欧洲其他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些社会同世界其他社会的关系。但如上文所示，本书无意将英国或是欧洲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或文化堡垒，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人类的好奇天性和贪婪本性必然促使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相互融合，其方式或暴力或温和。16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表明暴力关系占主导：诸多史书中提到诺曼“征服”、维京“入侵”和“玫瑰战争”。但到15世纪末，现代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从这些征战中脱颖而出，例如，法国、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联姻之后］以及英格兰形成同现代大致相当的边界。其他欧洲社会则以独立城邦（意大利）或公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共同语言实现统一。而对天主教的忠贞又胜过任何共同语言，将整个欧洲统一在神权统治之下——这种局面直到宗教改革才被打破。对天主教的信仰通过两条基本信念不断得到强化：笃信弥撒，以及笃信教宗是最高宗教领袖。如果教宗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受到影响（因1378—1449年教会大分裂，两名教宗对峙和三名教宗鼎立所致），对弥撒的信念就成为凝聚欧洲的核心力量。该信念在16世纪又将变成导致欧洲分裂的一个因素。

“弥撒”一词在西方是基督教会核心礼仪的别称。弥撒，或是圣餐礼，来源于耶稣基督受难前夕的最后晚餐，浓缩了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世界关系的各种信仰。在弥撒祭献时，日常生活中的面饼与葡萄酒在祝圣后变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信徒认为仪式有永生赎罪之效，能确保自己死后升入天国。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在14、15世纪备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给了在今生只有短暂生命的人们莫大的安慰。然而，基督教不单只是一种慰藉苦难众生的宗教，它还激发了反对其他宗教的极端暴力行为［例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驱逐犹太人——历史上发生的首次驱犹事件］，也是欧洲景观中哥特艺术和建筑杰作的灵感来源。此外，人们通常认为直到工厂制和工业革命出现后欧洲才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模式的限制。13、14世纪生活在本笃会或西多会修道院的僧侣一定会觉得这种观点荒唐可笑，因为在这些机构中，劳作、起居、祷告的模式都已经相当完善和规范。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6]（Max Weber，1864—1920）提出，这些机构孕育了16世纪在技术和知识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的种子。

16世纪以前的欧洲也许比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背后的文化凝聚力就是基督教。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以土地为生，很少远行，几乎没有经历过我们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但14世纪作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黑死病后封建制度瓦解，雇佣劳动出现。欧洲部分地区无疑仍保留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到16世纪，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现代模式——取代农奴制下为封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的模式——已经清晰可辨。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这一变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赋予法律新义，推动了自由民具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观念的最终形成。男人仍然——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也依然如此——被看作是人类的最佳形态。借用《圣经》的说法，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既比男人卑微，又该为男人被逐出伊甸园负责。但欧洲社会并没有实施僵化的男女模式，也没有禁止有足够资本和决心的女性参与政治文化生活。宗教改革之前，女性统治者、女性信徒以及众多平凡女性在塑造欧洲社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

15世纪初爆发的技术革命加速了欧洲天主教为主导的政教体系的瓦解，推动欧洲民众向民主和公民意识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场革命就是印刷术——更确切地说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15、16世纪的史学家一致认为——借用迪尔梅德·麦卡洛克[7]（Diarmaid MacCulloch）的话——“印刷术的到来改变了宗教的面貌”[2]。在麦卡洛克等人看来，《圣经》的普及推动了宗教改革，但印刷术的影响不止于此，它改变了欧洲关于知识和思想创新的观念。13、14世纪修道院内忙碌有序的僧侣可能认为“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写字。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才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除了抄写之外，还是一个创造过程。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一小部分有能力购买和收藏昂贵抄本的人“拥有”思想的局面。如400多年后的德国社会学家瓦尔特·本雅明[8]（Walter Benjamin）所说，此时任何思想和文本都可以被“机械地复制”。[3]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只是思想的传播是通过抄本和口头讨论的形式进行的。

有观点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强调印刷术给权威带去的必然冲击：正如专制政权所认识到的一样，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觑，因此推动潜在的危险思想广泛传播的技术自然不受欢迎。到16世纪末，欧洲一些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仍然诅咒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因为印刷术给世界留下的第一份遗产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成功挑战了天主教的宗教权威，其产物仍是我们现代世界的重要构成。对探讨当代世界本质的研究者而言，宗教改革塑造了我们思想和观念的诸多基本模式，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事实上，在众多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改革的产物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精神驱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4]

新教的宗教改革缘于16世纪早期天主教的内部矛盾。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内部分歧不断，冲突不绝（例如，亚里士多德派和奥古斯丁派的矛盾）。教条和教义并非千古不变，教宗直到19世纪也才被赋予绝对宗教权威。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期望教会能诠释世界，阐释世界的起源和合理秩序。欧洲各地纷纷质疑教会的做法，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马丁·路德[9]（Martin Luther）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据说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将它张贴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部分德语地区将这一天定为宗教改革日）路德讨伐教宗檄文的核心直指腐败问题（向有罪之人出售赎罪券），但这只是信仰及其在宗教和宗教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但对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5年）的作者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0]（John Calvin，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利希·茨温利[11]（Huldrych Zwingli，1484—1531）以及英格兰宗教改革家托马斯·克兰默[12]（Thomas Cranmer）——而言，他们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在于对人类堕落的理解存在差异：在路德和加尔文看来，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来实现救赎。（茨温利认为路德在耶稣基督的问题上没有摆脱天主教的影响。）该观点可以说是挑战了基督教中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信念，因此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3]（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是路德的反对派中最具影响力、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反对路德观点的理由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认为路德剥夺了人的“理性”能力。

1520年，教宗利奥十世（Leo X）将路德逐出教会，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焚毁路德早已广泛流传的作品，并宣布讨伐异端。这些极力拥护教宗的统治者中就包括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他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信仰的守护者”的称号。但路德等人的学说突破反对派的重重阻拦，在大量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深深扎根。路德主张教士可以结婚，赢得神职人员的支持。平信徒接受路德学说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尤其是对德语信众而言，其学说的吸引力在于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宗教。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能看到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民族意识不受地域限制，通过共同的文字得到强化，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例如，亨利八世于1537年下令英格兰所有教区的教堂都必须使用英译《圣经》。（需要说明的是，此举的社会影响令亨利有所不安。1543年，他说服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只有上流社会才可以读《圣经》。）

自1520年路德被逐出教会后，欧洲的宗教改革经历了诸多血腥战事，既有内战，也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到16世纪末，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欧洲大致分为两个阵营，南部信仰天主教，北部信仰新教。新教走进欧洲社会和历史。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新教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但宗教的变革不是人类世界观发生彻底变化的唯一诱因，这种转变还因14—16世纪的另一文化运动而起，即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相比，文艺复兴作为诱因的观点更为复杂，也更具争议性，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没有诸如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和1531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之类的标志性事件。文艺复兴的研究史表明，人们对历史的解读在20世纪经历了剧变：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14]（Jules Michelet）是研究文艺复兴的第一位重要史学家，首次提出了“文艺复兴”的概念。他在1855年写道：文艺复兴是指“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从14、15世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角度明确定义了文艺复兴[5]。米什莱深受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的影响，认为文艺复兴就是关于米开朗基罗（1475—1564）、蒙田（Montaigne，1533—1592）、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以及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等人明确的现代思想的运动。文艺复兴研究史上的第二位重要史学家是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15]（Jacob Burckhardt），他主张文艺复兴特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年出版）一书中歌颂了区分文艺复兴时期同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现代精神” [6]。第三位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史学家是19世纪的英国人沃尔特·佩特[16]（Walter Pater）。他认为文艺复兴横跨12—17世纪，颂扬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所唤起的对想象和理性的热爱[7]。

20世纪对文艺复兴的解读挑战了19世纪的诸多看法。约翰·赫伊津哈[17]（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年出版）一书中反对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同中世纪完全决裂的时代，同时还承认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8]。但对文化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者而言，影响更深远、意义更重大的是欧文·潘诺夫斯基[18]（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1939）。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的研究和解读就是对人性的探究[9]。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人类成就的巅峰，代表人类对人性的认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文艺复兴的解读又回归起点，将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摇篮［例如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Stephen Greenblatt）］，用格林布拉特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开始“自我塑造”[10]。不管人们如何解读文艺复兴，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欧洲文化版图在16世纪末已经发生了变化，使个人怀疑主义、著书立说和创新的可能性得到极大拓展。

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杰作琳琅满目（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该时期，有的是否属于该时期还具有争议）。同瞻仰欧洲大教堂时一样，21世纪的参观者游历博物馆时很少充分考虑艺术品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价值观。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一部分学者就文艺复兴开辟了“现代”历史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但该时期众多杰作的灵感来源却是宗教信仰。如果“现代”包含对个体的人的尊敬和赞赏，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基罗或是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精神。但现代属于世俗的范畴，并且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领域的伟人也都代表一种世俗传统这一预设本身就存在问题。

在探讨宗教是15、16世纪历史的核心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看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上文提到的那些研究文艺复兴的文化史学家一样，对历史深感兴趣，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在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至少在19、20世纪，现代社会的“形成”及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思想和价值观的根源始终如一的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注重对历史的认知，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上。该传统的三大奠基人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20]（Emile Durkheim，1858—1917），三者都审视了有关现代的思想，试图解释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强调思想变革同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这一点贯穿了韦伯对宗教改革的研究。

对文化史学家而言，文艺复兴是15、16世纪欧洲经历的重大文化变革。但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16世纪的资本主义同欧洲的新教及新教徒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韦伯也认识到，欧洲（及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货币经济、银行、贸易以及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在这些地方里产生。韦伯指出，路德等人的主张催生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强化了注重世俗成功和追求利润的观念。逐利是韦伯论点的关键。韦伯（和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积累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但二者都指出，以增加自己财富为目的的积累是资本主义欧洲（16世纪的欧洲）有别于此前欧洲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16世纪欧洲经历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解读，其重要意义也再次得到强调。一方面，有史学家认为“现代”思想和行为在16世纪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史学家认为新的行为方式代表新的世界观，即“新教伦理”。当然，这两种观点并非二元对立，而且不同类型的变革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尽管韦伯认为16世纪人们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人主张当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或是并没有发生转变。[11]然而韦伯的论点最显著的特征恐怕是新教内在的精神孤独感：加尔文的救赎先定论与禁欲主义。韦伯写道：

这一教义极其缺乏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带来一个后果，即每个个体的内心感到空前的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而言，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自己获得永恒的救赎。他只能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上帝早已为自己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2]

（除罚入地狱的恐惧之外）加尔文主义还主张简化新教的宗教仪式，提倡禁止个人享乐的清教禁欲观。由此，在新教伦理中竭力劳动成为获得救赎的手段。16世纪以后的数个世纪里，该观念逐渐世俗化，勤奋成为一种价值观，不携带任何宗教色彩。

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挑起了连年战事。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将此前一直控制在欧洲领土之外的宗教战争带到了欧洲本土。宗教冲突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宗教上不容异己的做法重新抬头：反犹太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卷土重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伊斯兰教社会的矛盾加剧。并非所有宗教迫害都因宗教改革而起：例如，西班牙于1492年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Granada），此时新教还未兴起，此次事件是宗教矛盾和领土纠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格拉纳达的例子也说明，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观念同民族意识息息相关。史学家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15、16世纪的欧洲，直到1789年之后，具有设防领土、统一语言和共同文化的国家兴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例如，英格兰在15世纪使用5种口头语言：英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马恩岛语和法语。）尽管如此，某些欧洲国家（像英格兰或葡萄牙这样具有明显“现代”轮廓的国家）已经存在一定的对国家（王朝，如都铎王朝）或是地方行会或团体的忠诚意识。归属感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必然导致对其他团体——外人——产生敌意。16世纪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民族意识的产生更多的是外部威胁，而非内部凝聚力的结果。事实上，英格兰的国教，即英格兰圣公会，也是出于摆脱外部势力对宗教控制的目的而建立的。

但英格兰国教的产生还涉及诸多韦伯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同新教禁欲主义的发起者是约翰·加尔文，入世禁欲主义的另外三种主要形式是虔信宗、循道宗和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教派[13]。同亨利八世一样，路德的初衷不是要分裂基督教。大部分研究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史学家都指出，亨利八世仍然笃信天主教教义。亨利本人并非宗教激进分子，但他确实希望得到一个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男性子嗣。亨利八世要求同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被拒后［在托马斯·克伦威尔[21]（Thomas Cromwell）的教唆和协助下］得出结论——走出困境［同安妮·博林[22]（Anne Boleyn）合法结婚］的唯一途径是拒绝承认教宗的权威。由此，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最高领袖，英格兰实现政教统一。但这有别于路德定义的新教，同加尔文的理念更是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精神”要等到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才慢慢形成。

如果英格兰出手援助欧洲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并且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话，也许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出于同情会批准亨利的请求。但亨利八世的离婚过程复杂、困难重重，是政治联盟、宗教信仰、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脱离教廷。亨利如愿以偿，同安妮·博林结了婚。但他未能预见到这次婚姻产下的是个女婴，而非盼望已久的男婴。当时的（及现在的）英格兰遵循长子继承制，女婴的出生不能给亨利带来任何慰藉。因此，脱离罗马教廷并没有解决都铎王朝的王位继承问题，但亨利的行为为英格兰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反天主教情绪和立法创造了条件，并对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6世纪，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面临亨利八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但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安定在该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的巨大冲击。站在21世纪西方世俗世界的立场，我们很难全面理解16世纪的人们对宗教、对不同教派的坚定信仰。人们不惜牺牲性命（而且面对异端时心狠手辣），捍卫各自教会的礼拜仪式、弥撒礼仪及其他组织事务。《乌托邦》（Utopia）的作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23]（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格兰宗教冲突中著名的天主教殉道者之一。无数无名之辈也同样愿意为世俗社会眼中微不足道或是仅仅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献出生命。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中有两个——玛丽·都铎（Mary Tudor）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同16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信奉“教随国定”的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决定国民的宗教信仰。该原则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中被首次提出，目的在于缓解德意志各公国之间因对路德的态度不一而出现的矛盾。为了避免连年战争，统治者们接受了宗教分裂，欧洲分裂成新教的欧洲和天主教的欧洲。只有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与玛丽和爱德华同父异母——才表现出现代的宗教观，声称（虽然有讹传之嫌）自己“无意窥探人的灵魂”。

伊丽莎白一世或许将宗教信仰视为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持相同看法的统治者不止一人，例如留下名句“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但16世纪持对立观点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主教会。自1547年第一次特伦托公会议[24]（the Council of Trent）起，天主教会便向新教“异端”发动猛烈反击。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最坚定、最狂热的当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他（及妻子玛丽·都铎[25]）将光复被新教占据的土地视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国王的使命。16世纪统治者对其臣民的绝对权威使这一想法的实施——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荷兰，或是在英格兰——成为可能。虽然臣民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英格兰的人身保护令），但统治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个人。尽管如此，16世纪诸多宗教迫害案例的一个特征是，被指控者并没有被直接送上断头台或是火刑柱，而是先接受宗教审判。如果接受审判的是一个重要人物，例如亨利八世治下的托马斯·莫尔，法庭就会给辩、控双方辩论的余地。其他宗教审判，尤其是西班牙境内对异端的审判，同20世纪的一些审判并无二致，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因此，16世纪欧洲民众同国家关系的画布上呈现的并非一幅绝对独裁者统治绝对顺民的图景。在众多欧洲国家，统治者获得权力的途径只是贵族阶层内部的王朝战争。权力和王位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同样也有可能通过暴力被夺走。尽管如此，直到欧洲君主的权力最后终结［1793年路易十六（Louis XVI）被送上断头台是该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欧洲民众才能够想象政治权力可以采取国家权力的形式。因此从这方面来看，16世纪显然还没有进入“现代”，因为一个人仍然能够通过继承权掌权，行使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是绝对至上的权力。但众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史学家也指出，欧洲诸国不存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绝对权威。绝对权威给这些社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遭受入侵的国家或是被殖民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为欧洲扩张提供了便利，征服统治者就意味着征服了那个国家。

16世纪的欧洲君主不仅要提防野心勃勃的贵族阶层，还要关注对维持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其他社会阶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国家通过税收、“贡品”和罚金的形式搜刮民财。自16世纪起，税收问题在欧洲的社会矛盾中日益突出，税收协商意识开始萌芽，在后期历史中影响深远。［但缺少足够资金蓄养军队往往会产生一种正面影响，即终止战争及武力冲突：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同西班牙于1559年缔结卡托-康布雷齐和约[26]（the Peace of Cateau-Cambresis）就是双方财政紧张的结果。］封建王权的崩解意味着蓄养军队的费用由国家承担，而捍卫宗教信仰、贸易利益和国家领土的战争耗资巨大。因此，各种社会和职业群体、行会、城市团体和城镇的杰出市民都开始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并期望自己的观点受到重视。君主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海上劫掠行为获得资金［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27]（Sir Francis Drake）因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截获大量财宝，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颇受青睐］，这些钱财再直接进入中央国库。但这种资金来源通常并不可靠，风险太大，君主们还必须通过更传统的税收方式来筹集资金——但他们现在需要经过协商，获得许可才能征税。

那些可供16世纪的君主筹集资金的欧洲社会都相对富足。尽管此时欧洲各国民众在生存问题上还没有摆脱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的束缚，众多欧洲国家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粮食和其他商品。食品种类繁多（即便只是供应少数阶层），有16世纪的食谱可以为证。同欧洲以外社会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可靠，欧洲市场出现粮食和香料的新品种。饮食不再只是出于饱腹的需要，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君主们出行也会带上他们的厨师。最著名的例子是凯瑟琳·德·梅第奇[28]（Catherine de Medici）。据说她不喜欢法式烹饪，所以成为法国王后之后，她带去了一批意大利厨师，还将使用叉子这一优雅的意大利就餐行为引介到法国。16世纪居家生活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力亚斯[29]（Norbert Elias）所界定的“文明的进程”。该进程始于16世纪，涉及社会规范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身体同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规范[14]。叉子只是居家生活发生变化的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例子，但它标志着现代心理和自我感知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在16世纪的英格兰，介绍礼仪的著作问世，新的行为规范形成，这些行为规范不再局限于接受骑士精神和乔叟在《序诗》（Prologue）中描述的“真正善良的骑士”[30]的行为举止训练的少数阶层，而是适用于社会各阶层。

16世纪初，欧洲还处于大一统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之下，而到16世纪末，情况已经发生急遽变化，当时欧洲因基督教的不同宗派而四分五裂。欧洲大陆仍然没有实现世俗化的飞跃——该进程要等到18、19世纪才能实现，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审视宗教的主要教义的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下令，所有教堂必须配备英语《圣经》。此举是英格兰向知识民主化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促使17世纪众多新教宗派在英格兰涌现。在亨利八世经历了各种麻烦之后，英格兰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尽管这个新教国家的国教仍保留了一些明显的天主教成分，例如“诸圣相通”[31]（the communion of saints）。由于天主教徒被有效地边缘化（在爱德华六世治下遭到残酷迫害），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这项措施没有在英格兰产生大的影响。绘画以宗教人物和宗教主题为中心，建筑呈现巴洛克风格，是天主教欧洲，而非新教欧洲的两大特征。但在16世纪末，一个自信、坚定的民族声音在英格兰响起。这个声音采用了戏剧的形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剧作家有克里斯托弗·马洛[32]（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和威廉·莎士比亚。从语言、题材和人物的角度而言，这些剧作家的戏剧作品开始呈现本土色彩。虽然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小说不是出自英格兰［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小说，而且在众多人眼中是欧洲最伟大的小说］，但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戏剧诞生于英格兰。这种文体既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又通俗易懂。一如既往，宫廷大力资助艺术创作，直到企业代替个人成为艺术创作的资助人。

到1600年，激烈的内战给欧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战争还将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但欧洲大陆也有喘息的时期。事实上，对众多16世纪的欧洲市民而言，这个世纪带来了繁荣和机遇：同欧洲以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对其他社会的财富掠夺加剧（尤其是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掠夺）。政府财政持续紧张，但一小部分人的个人财富急遽增长。一些人的室内生活变得舒适，房屋装上了壁炉、玻璃窗户和木地板。富人不再居住在堡垒里，而是开始建造宏伟的乡间别墅，成为欧洲的典型景观。阔绰的男人，偶尔也有富足的女人，继续通过漂亮的房子和室内陈设的工艺品来炫耀财富和教养。16世纪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热衷“文明”的时期，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热衷室内空间的时期。即使不太富裕的家庭也会雇用几个仆人，而对于殷实的家庭而言，打理一栋大房子则需要大量仆人[15]。

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使欧洲发生了蜕变，是中世纪向萌生清晰可辨的“现代”人格的18世纪的过渡。“现代”人格视理性为现代人的使命，通过认识世界和控制世界实现对世界的理性统治。因此，要判断真正的“现代”是否开始形成，我们有必要从社会世界中寻找证据，看人类是否在探求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方式，而不是假定在任何历史时期，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合理的方式。在17世纪，尤其是在英格兰，君权神授的观念受到强烈质疑。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君权神授说，但他面对的是在民众中迅速成长的一种共识，即统治者不一定是全能的上帝授命的。然而，整体而言，16世纪的民众还未接受这种看法。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16世纪实质上是过去的延续，而不是欧洲社会的未来。莎士比亚赋予统治君主“人性”，刻画了他们的嫉妒、愤怒、野心和挥霍无度，甚至偶尔还会展现他们的威严。但君主仍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即便受到挑战，也是受到贵族阶层的挑战，轮不到普通民众。16世纪还远没有形成人人有权参与政治的民主观念。史上不乏劝谏统治者的著述，例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33]（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和12世纪威尔士的吉拉德（Gerald of Wales）的作品，但这两位作者都认定，统治者应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或是更有效的）统治者，而不是学会如何分享权力。

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16世纪不属于21世纪现代欧洲的范畴，而是中世纪的延续，即个体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是从身体和心理两个角度而言的。（从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判断）16世纪的人们对人的内心有了深刻认识，但对人的身体缺乏现代人的认知，这也将16世纪同现代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16世纪的人们没有认识到男女的生理差异，或是个体之间没有爱欲。在这两方面欧洲人从来没有，也一直不会让人失望。确切地说，两者的差异在于，16世纪认为人的身体是男性的（女人是这个“正常”人的变体），并且这个身体很少受缚于18世纪以降形成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尽管所有社会都会监管其成员的个人行为。性欲被看作是男女都有的一种欲望：在莎士比亚的剧中，亨利四世的妻子问道：“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这半个月来我的哈利没有跟我同衾共枕”[34]。她的发问体现了妻子的性爱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将不复存在。

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造成的分裂释放了欧洲原本就已积蓄良久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同现代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韦伯认为16世纪不是同过去的决裂，也不是现代的开端。但他仍然主张，宗教改革宣扬的是思想的变革力量，尽管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会在16世纪加强了思想控制，不断颁布违禁书目。这一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书籍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认了文字具有决定人行为的力量。教宗保罗四世（Paul IV）于1557年在罗马颁布了《禁书目录》（Index）。这并非最早的禁书行动（16世纪时，巴黎、威尼斯和亨利八世治下的英格兰早就有过禁书行为），但这个书目却是第一个全面地、将强制执行的违禁书目。被列入《禁书目录》的主要著作显然包括路德的作品，还有伊拉斯谟的所有著作以及《圣经》。17世纪初，教宗保罗五世一本正经地呵斥威尼斯大使：“难道你不知道经文广泛流传会摧毁天主教吗？”（类似观点导致意大利半岛在1567—1773年间没有发行《圣经》的意大利语译本。）梵蒂冈显然强烈地意识到了思想改变行为的能力。

尽管包容异己的现代观念还要经历200年才能在欧洲得到普遍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变革已经开启了欧洲世俗化、宗教权力式微的进程。韦伯认为，在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包括追逐利润在内的世俗成功取代了宗教救赎，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所获利润用来再投资，而非用来享受或是炫耀。总而言之，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及其16世纪在欧洲的蓬勃兴起是一种自制、有序、规范的行为。韦伯将其定义为：“要谨慎、勤奋、专于自己的合法事业。不可懒散，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要节俭，不可将钱财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物上。最后，不可让金钱闲置，少量金钱通过合理投资能产生利润，利润周转再生的钱很快会越来越多”[16]。到16世纪末，这一思想在荷兰、英国以及德国北部众多地区深深扎根：新教伦理在欧洲北部诞生，即将把这些社会变成富足的贸易国家。相反，自16世纪初就主宰欧洲政治、文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将逐渐失去它们的统治地位。例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遵循新教准则方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统治一个日不落殖民帝国，来自美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王国，然而抵达塞维利亚[35]（Seville）的大量钱财都被挥霍殆尽，很少被用来投资。

渴望追求上帝的真理、革除教会积习和腐败是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也是16世纪欧洲走向分裂的大环境。与此同时，认识宗教的强烈愿望将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17世纪燃起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浓厚兴趣，开启人们对哲学和政治学的探求之旅，预示着启蒙主义的到来。澄清和阐明现有教义的强烈愿望当年激发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同样的愿望又成为托马斯·霍布斯[36]（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37]（John Locke）和勒内·笛卡尔[38]（Rene Descartes）等欧洲启蒙运动先驱的内动力。这些个人在智识上所展示的无畏使得他们能够思索新的思想和新的世界观：到17世纪末，新的“理性”宗教——新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人们的迷信思想，推动他们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新的可能性。但16世纪末和17世纪末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出现一个世界同另一个世界的决裂，文化也没有在短短的100年内发生彻底改变。有关16世纪英格兰的历史记载表明，新旧宗教和新旧思想依然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但人类能够认识世界、摆脱天主教教义束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有如燎原之火，不可遏制，这标志着现代历史的开端。

[1] 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穆斯林学者、旅行家，足迹踏遍44个国家，包括北非和东非诸国、伊儿汗国、金帐汗国、德里苏丹国和中国等。——译者注

[2] 罗拉德派，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西欧众多异端教派之一。——译者注

[3]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将《圣经》译成英文，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和“平民主权”。——译者注

[4] 科英布拉，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5] 博洛尼亚，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6] 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两位是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誉为“组织管理理论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译者注

[7] 迪尔梅德·麦卡洛克（195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基督教的最初三千年》、《都铎王朝的教会激进分子》、《宗教改革：欧洲的分裂》等。——译者注

[8]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德国悲剧的起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单向街》等。——译者注

[9]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创立了新教路德宗。他的核心思想是“因信称义”，即人获得救赎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译者注

[10] 约翰·加尔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主张“救赎先定论”，即人能否获得救赎完全是神所预定的。他认为基督徒的义务是虔诚的信仰和完美的德行，基督徒应该勤奋工作、荣神益人。其教义成为新教主流。——译者注

[11] 乌利希·茨温利，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与路德的观点相左，主张圣餐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纪念仪式。——译者注

[12] 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第6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注

[13]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思想家、神学家，主张人性本善，提倡通过学习古典文学培养明达善良之人。代表作品包括《愚人颂》《论自由意志》《论正确的教育方法》等。——译者注

[14]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法国史》《法国革命史》《女巫》等。——译者注

[15]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文化史家、艺术史家。主要著作包括《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等。——译者注

[16]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作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代表作品包括《文艺复兴研究》《鉴赏集》《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等。——译者注

[17] 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荷兰语言学家、文化史家，提出“均衡论”和“游戏论”。主要著作包括《我的历史之路》《游戏的人》《中世纪的衰落》等。——译者注

[18] 欧文·潘诺夫斯基（1892—1968），美国德裔犹太学者、艺术史家，在图像学领域造诣深厚。主要著作包括《丢勒的艺术理论》《丢勒作品中古代人物的姿势》《十字路口上的赫克利斯》《哥特建筑和经院哲学》《尼德兰早期绘画》《文艺复兴与其他文艺复兴》《墓地雕刻：从埃及到贝尔尼尼的变化》《视觉艺术的含义》《图像学研究》等。——译者注

[19]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造诣深厚。主要著作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莎士比亚式的协商》《炼狱中的哈姆莱特》等。——译者注

[20] 埃米尔·涂尔干，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译者注

[21] 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英国政治家，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身边的第一权臣。克伦威尔主持并草拟了《至尊法案》等一系列法令，宣布国王是英格兰的最高宗教领袖，使英格兰成为新君主制国家。——译者注

[22] 安妮·博林（1501—1536），英格兰王后，亨利八世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之母。——译者注

[23] 托马斯·莫尔，英国人文主义学者、政治家。代表作品包括《乌托邦》等。——译者注

[24] 特伦托公会议，1545至1563年间罗马教廷在意大利特伦托召开的公会议，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重要工具。——译者注

[25] 玛丽·都铎（1516—1558），玛丽一世，都铎王朝的第四任君主，父亲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母亲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丈夫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译者注

[26]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英国、西班牙为结束意大利战争分别与法国在卡托-康布雷齐（法国）缔结的两项和约。——译者注

[27]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英国探险家、海盗，被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爵士头衔，曾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译者注

[28] 凯瑟琳·德·梅第奇（1519—1589），法国王后，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梅第奇热衷艺术和奢华，还在宫廷推行束腰，对时尚影响深远。——译者注

[29] 诺贝特·埃力亚斯（1897—1990），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等。——译者注

[30] 译文引自《坎特伯利故事集》，乔叟著，王骥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9，第16页。——译者注

[31] “诸圣相通”，指所有教会成员——无论生者与亡者——之间藉着圣洗圣事存在生命的共融，相互帮助、彼此支持。——译者注

[32] 克里斯托弗·马洛，16世纪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迦太基女王狄多》等。——译者注

[33]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史学家，主张国家至上，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代表作品包括《君主论》等。——译者注

[34] 译文引自《亨利四世前篇》，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第46页。——译者注

[35] 塞维利亚，西班牙西南部古都和工商业、文化中心。——译者注

[36]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契约学说。代表作品包括《利维坦》等。——译者注

[37]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英国经验主义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另外两位是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对社会契约理论贡献卓越。代表作品包括《论宽容》《人类理解论》《政府论》等。——译者注

[38]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神学家，被誉为欧洲近代哲学奠基人之一、“近代科学的始祖”，是一个二元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代表作品包括《方法论》《哲学原理》《几何学》等。——译者注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1618—1648年 三十年战争

1637年 笛卡尔出版《方法论》

1649年 处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

1656年 委拉斯凯兹完成作品《宫娥》

1687年 艾萨克·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702年 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

1772年 曼斯菲尔德勋爵判决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

1776年 美国宣告独立

1776年 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1789年 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0年 埃德蒙·伯克出版《法国革命论》

1792年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

1818年 玛丽·雪莱出版《弗兰肯斯坦》

诗人兼牧师约翰·邓恩[1]（John Donne，1572—1631）在16世纪末曾写道：“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邓恩是在歌颂情爱，但该诗行往往被认为暗示了贯穿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一种精神，即探索和变革的精神。新世界和新人种的“发现”大大满足了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亘古不变的。17世纪早期，人们认识到世界是圆的，不仅旧世界之外还存在新的世界（人们一直以来就抱有这种猜想，还将其纳入神话体系），而且这些新世界正迅速成为欧洲国家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英格兰和葡萄牙的航海家都已经抵达美洲。西班牙占据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片地区，英格兰在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欧洲国家也在海外或是其他国家建立过殖民地（英格兰本身就曾处于罗马的殖民统治下长达近500年），但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社会态度正在改变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例如，16世纪时，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行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征服。满载财宝的船只从美洲出发，沿瓜达尔基维尔河[2]（the Guadalquivir）北上抵达塞维利亚，这些财宝被用来建造教堂以及资助西班牙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但到18世纪末（本章关注的是18世纪），某个殖民地的人民——即美国人民——已经重新思考他们同宗主国的关系，绘制了一幅新型民主宪制政府的蓝图。

然而，自16世纪末至1776年［是年，美国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近200年时间里，欧洲在思想上经历了同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一样剧烈的变革，这一变革通常被称作启蒙运动，其大致起止的标志分别为勒内·笛卡尔（1596-1650）——出生于法国，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荷兰——和伊曼努尔·康德[3]（Immanuel Kant，1724—1804）——18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德国——的著作。到康德的创作时期，知识界已经开始区分我们在21世纪所划分的不同学科。相比之下，在笛卡尔的创作时期，这种学科划分还没有出现，17世纪的众多重要人物很难将自己划归某一特定的知识领域。笛卡尔最初研究的是数学，后来又在1637年出版了《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这一著作被普遍视为现代哲学的开山之作。众多哲学家认为笛卡尔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现代知识理论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即“我是如何知道的？”以及“我能确定吗？”

笛卡尔的《方法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通过作品否认了上帝的存在或宗教信仰的意义，而在于他主张对信仰进行理性的分析。笛卡尔并没有说我们能够最终证实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我们可以审视论证上帝存在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在启蒙时期的历史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但至关重要的是，上帝仍对世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上帝的中心地位在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4]（Blaise Pascal，1623—1662）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布莱士·帕斯卡与笛卡尔同时，著有《思想录》。他在《思想录》（Pensées）中强调人类在这个由上帝统治的世界里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

将笛卡尔［启蒙时期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另外两位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5]（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6]（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的著作视为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标志，可能会令21世纪世俗社会的读者不解，因为上帝及对上帝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代哲学的一部分。上帝没有“死”，直到19世纪前都一直是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19世纪以前绝大多数关注哲学和政治问题的人而言，上帝一直存在。但这些人的基本信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上帝的信仰不再体现于恪守教义，而是体现在思维及理性的认识过程。这种变化使得人们形成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是它是人类迈向理性思维的运动。但这种观念否定了此前数个世纪思想界就上帝、创世及宇宙展开的意义深远的学术争论。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17、18世纪出现的不是欧洲思想界突然萌生的好奇心，而是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和教会权力）同知识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一转变为社会组织方式的讨论［例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作品］和自然世界的研究开辟了世俗空间。

17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些争辩，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众多市民而言，这是一个危机四伏、混乱动荡的欧洲。德国、法国及英格兰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内乱，瘟疫时常爆发（1666年的瘟疫夺走了伦敦大部分人的生命），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争斗一如既往，它们同信徒中的叛逆分子或是破坏分子的对抗持续不断。知识探索同教会权威之间最有名的“走过场的”审判当属1634年对伽利略（1564—1642）进行的审判，他被传唤至罗马宗教裁判所，为自己坚信的日心说辩护。伽利略利用自己研制的折射望远镜证明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即太阳是天体系统中心的学说。伽利略还提出，银河是一个巨大星系的一部分。伽利略做出这些推断的初衷并非是要威胁或是颠覆天主教会，尽管如此，这些推断还是被视为极其危险的思想。幸亏有人从中干预，伽利略才得以免受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惩罚。

伽利略同教宗的争论令21世纪的人费解的是，伽利略本质上只是希望——除了提出一套天体理论之外——提高航海的安全性。在我们看来，教宗（或是任何有可能登上船只的人）即便是出于最基本的自我利益，也应该竭尽全力保障精确的航海装置的研究。鉴于在16、17世纪航海一直是一个危险重重的行业，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还愿意打压一种有可能挽救自己和他人性命的研究。但这种想法忽视了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一，所有社会——20、21世纪的各种社会也不例外——并非一直毫无保留地鼓励对知识的追求。其二，众多社会在本质上认为，维护权威远比取得思想进步重要。斯大林时期苏联科学界的荒诞例子［最典型的当属1948年李森科[7]（Lysenko）的遗传理论取代正统的遗传学］以及当代美国创世论同进化论之间的较量都说明，做出启蒙运动的理念取得绝对胜利的定论，即使在今天也未免有些言之过早。

因此，17世纪和其他大多数时期一样，既有高度创新的思想，又存在各种同样强大的抵制形式。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指出，人类取得的知识进步不单只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或是推动知识进步的愿望，还出于解决人类生存和日常生活问题的目的。伽利略的例子恰好可以说明上文提到的科学探索和社会需求的关系。伽利略想要解决经度的问题[8]，并打算领取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Philip III）的奖赏。腓力三世在1598年宣布奖励能够解决经度问题的人，为其提供终生抚恤。尽管伽利略最终没有获得奖赏，但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出社会压力、宗教和求知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一个公认的天主教君主提出要奖励科学进步，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来自美洲的载满财宝的船只能够安全抵达西班牙。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腓力三世接受教宗的宗教权威，而教宗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对宇宙的诠释被推翻，也不能支持其他世界观。

伽利略的例子在研究17世纪以及启蒙时期历史和科学史的诸多作品中被引用，来说明16世纪新教的兴起不仅在宗教意义上打破了欧洲的统一，而且在对待知识探索态度的层面也使欧洲产生了分化。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罗伯特·默顿[9]（Robert Merton）的著作。他认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主张新教和科学探索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二者的关系同天主教和科学探索的关系迥异[1]。但默顿和韦伯都认为，17世纪时在新教欧洲或是统治者采用相对宽容的宗教态度的国家。尤其当中央政府在制度上认可并给予支持，科学取得的进步更迅速，也更显著。但这种将欧洲一分为二的做法——大体上分为科学／理性的北方和反科学／天主教的南方——忽视了文学或视觉艺术的发展。它们不属于科学探索的范畴，体现了人类的境况。西班牙诞生了欧洲第一部小说（塞万提斯于160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和可以称得上是最早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画作，即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绘于1656年）。既然我们将叙事体小说和自我意识视为“现代”的两个基本要素，那么将欧洲划分为所谓的进步的欧洲和阻碍进步的欧洲未免有些操之过急。同样重要的是，默顿和韦伯在阐述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时，并没有提出新教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科学的进步，而是认为新教和科学之间存在一种紧密联系，即进行实验和研究的意愿。这种紧密联系因特定形势的具体要求而得到加强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就催生了人类的好奇心或是探索自然世界的愿望。默顿如此写道：“但这不足以证明新教伦理催生了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态度……也不足以说明以现代科学——结合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认识自然规律的基本信念——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同新教态度之间存在必然的一致性。”[2]

就默顿和韦伯有关科学的论断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二者都认为每个个体的人和社会都有各自对上帝的信仰。但正是在17世纪，我们开始看到，对上帝（不管是天主教的上帝，还是犹太教的上帝，或是新教的上帝）的信仰可有可无的现代观念开始萌芽。伽利略和笛卡尔都没有走出以信仰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17世纪其他威望极高的思想家（例如霍布斯）和群体［例如英国的贵格会（Quakers）］对这种世界观的信念有所动摇，开始怀疑宗教，尽管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17世纪同时存在三种有关宗教和知识的传统。第一种是“旧”欧洲的传统，绝对接受天主教教义和一套可能带有大量迷信和巫术色彩的信仰。第二种可以被定义为“世俗的”或是进步的信仰，继续接受上帝的信仰，信奉特定的教派，但拒绝迷信，维护个人质疑和审视宗教的权利。第三种最激进、最富革新精神，完全拒绝上帝的存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对推动这一传统所做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他是17世纪欧洲诸多重要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的祖国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争，脱离了西班牙和西班牙天主教的控制，赢得了独立。斯宾诺莎出生于一个葡萄牙犹太家庭，他因犹太出身而被禁止进入传统大学接受教育。然而，他成功地自学了当时的哲学基本理论（包括笛卡尔的思想）。他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两部主要哲学著作［1670年出版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和《伦理学》（Ethics）］被视为上帝怀疑论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对荷兰而言太过激进。尽管这个国家有着奋力争取宗教自由的传统，但是斯宾诺莎的著作简直就是对荷兰当局的直接挑衅，因此最后被禁。

但斯宾诺莎没有被送上火刑柱，也没有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他的著作并没有在欧洲销声匿迹，两部主要作品在法国广泛流传，成为当时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和同时代的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为欧洲文化提出了上帝不存在的可能。霍布斯比斯宾诺莎更进一步，公开怀疑上帝的存在以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二者都体现了个人质疑基督教上帝的意愿已经萌芽——对众多人而言，对上帝的信仰曾一直是（而且当时仍是）欧洲文明的基石。斯宾诺莎一生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号称思想自由的荷兰人无法容忍他的著作，而且犹太出身的他在被某些批评家视为与纳粹大屠杀密切相关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斯宾诺莎的著作构成了17世纪遍及欧洲的宗教上的口诛笔伐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同新教兴起的16世纪相比，在17世纪，个人对宗教信仰的追求更狂热，对异端的讨伐也更猛烈。在英格兰，宗教成为导致1642—1651年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众多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为了寻求宗教自由被迫离开英国。在这个世纪，议会通过了各种法案将罗马天主教徒逐出市民社会，并在新教徒中进行宗教整顿。例如，1697—1698年，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亵渎上帝，试图维护三位一体的信仰。到17世纪末，新教在英格兰的宗教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天主教徒没有王位继承权。在一峡之隔的法国，路易十四（Louis XIV）于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重新点燃对胡格诺派的仇恨，再次确立了天主教的宗教统治地位。在德国和北欧及中欧的其他地区，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夺走大量人口的性命，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天主教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挑战，排除了爆发激烈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启蒙时期怀疑论和政教分离论萌芽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人们的宗教信仰极度狂热，导致内战和宗教迫害不断发生。16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冲突主要表现为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和争斗。但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历史还一直包括另一形式的冲突，即对犹太人的迫害。欧洲的反犹太主义由来已久，回顾过去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迫害和排除异端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只是反犹太行为的社会语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英格兰在12世纪反犹太主义方面尤显残暴，西班牙在15世纪也是如此。在不同时期的反犹太行为中，逐渐形成了犹太文化中心（例如17世纪的布拉格）和欧洲不同社会程度各异的宗教宽容和宗教融合。

17世纪欧洲在宗教上对异端的仇恨导致了宗教战争和冲突，毫无疑问这给人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艰苦不堪。对民众而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变得极其危险和困难。因此，我们看到17世纪出现了相当突出的迁徙和再安置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620年满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马萨诸塞州。这群形形色色的移民，有的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有的是出于更复杂的目的，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将成为第一个明确承诺将国家、民族和宗教分开的国家。这种非常现代的观念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在该文献中上帝仍是一个核心角色）起草时，才得以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萨诸塞州的定居地也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宗教上不容异己。但这些移民是各民族出于宗教原因被迫移民的典型代表。其他还有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移民英格兰，德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迁往该国接受特定基督教派的地区。然而，在谈论基督教分化问题时，我们也必须铭记，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既包含一种特定的文化，也是一种具体的宗教信仰。

本章开篇引用的约翰·邓恩的诗是英国文学中被引用最多的爱情诗之一。该诗写于邓恩年轻时期，在他43岁接受圣职成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任牧师之前。该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某些戏剧中心段落一样，表达了感官的欢愉，歌颂了肉体的各种可能性，这同我们想象中的17世纪初的新教文化相去甚远。诗中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元素，不能仅依据新教和天主教的鲜明差异来理解。英国历史上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认为宗教改革将英国人变成了新教徒，摧毁了传统理念和传统期待。但邓恩的诗却说明，文化对社会和政治变化具有免疫力，虽然我们能在17世纪的文化中看到清教的价值观，但我们同样也能在其中看到邓恩诗中体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人文主义的身影。而且，在17世纪的欧洲，沉迷于物质世界和创作世界的也不止邓恩一人。17世纪巴洛克艺术在德国的兴起、帕拉第奥[10]风格（Palladio）和意大利建筑风格在北欧的日益风靡以及戏剧的持续蓬勃发展，都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传承以及本土和流行文化日渐增长的自信。

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修建的宫殿堪称17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建筑。宫殿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并非罕见，但凡尔赛宫宏伟壮丽，是欧洲建筑史上新的里程碑。它在某种程度上——以建筑的形式——体现了对世俗权力的崇拜。但这种权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非只是国王对臣民的管辖权（当然，路易十四是17世纪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最佳象征），而是还包括君主在文化和思想上的权威。路易十四——和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认为，君主应该推动、支持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不过，资助艺术和科学在欧洲历史上并非一件新事物，但这些君主的贡献在于他们将精神生活同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出于这种目的，路易十四设立了法国科学院，查理二世设立了皇家学会。二者都自觉认识到知识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走在知识的前沿是彰显强国身份的因素之一。彼得大帝效仿了这种支持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做法，于1702年在俄国建立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也继承了该传统，支持艺术创作，并结识知名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思想家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即众所周知的伏尔泰[11]（Voltaire，1694—1778）。因此，这些君主不仅是在执掌权力，而且还在通过支持和联合艺术及社会科学来塑造民族身份。对法国和俄国的专制君主而言，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因为思想一经倡导和支持就会超出可控范围。但自17世纪以降，艺术及社会科学获得欧洲各国的广泛支持，欧洲文化史上的众多伟人都受到过君主的资助。这种对艺术及社会科学的支持为思想提供了除教堂之外的重要社会环境。

因此，到17世纪末，思想的世界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教派和教会，而是有了更多不同的领域。在17世纪和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物质世界整体而言并没有取得大的飞跃。英国杰出的史学家J·H·普拉姆[12]（J.H. Plumb）在描述18世纪初的英格兰时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大多数人生活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疾病肆虐。据普拉姆记载，虽然大多数人口以耕地为生，但仍有一些城镇保留了下来。然而，他写道：“这些城镇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恶臭……穷人住的就是一两间茅舍……疾病猖獗、不可遏制。天花、斑疹伤寒、伤寒和痢疾肆虐，死亡如家常便饭……在这个世纪早期，伦敦的儿童存活率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在北方迅速发展的城镇，夭折率可能更高”[3]。普拉姆记载的是英格兰的情况，但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而且在一些经济水平不及英格兰的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比普拉姆描述的更糟。

历史证据表明，整体而言，欧洲在17世纪末所取得的科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进步还鲜为人知，其影响也尚未显现出来。劳民伤财的宗教战争大抵已经结束，欧洲迎来了和平时期。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放异彩，启蒙运动的早期作品也在孕育之中。但欧洲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这种状况将在18世纪发生转变，知识创新的方向和力量也将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英格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两大历史变革使得这种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一个是1688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妻子玛丽继承英格兰王位，为某种程度上的代议型民主开辟了空间。另一个是实用科学的持续发展。在17世纪，威廉·哈维[13]（William Harvey，1578—1657）出版了关于血液循环的著作，艾萨克·牛顿[14]（Isaac Newton，1643—1727）出版了物理学论著。18世纪初取得的科学创新对物质商品的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些创新将逐步瓦解商品生产和人类劳动之间的传统关系，工业技术已经开始崛起。这样，在18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英格兰出现了纽科门[15]（Newcomen）的蒸汽机［1712年，是对塞维利[16]（Savery）1698年研制的蒸汽水泵的改进，使深层采矿成为可能］、焦炭炼铁（1713年）和丝线加工工厂（1716年）。

这些创新——诸如此类的创新将在18世纪的欧洲层出不穷——的初衷是尽可能地扩大生产和增加商人的财富。到18世纪末，如果说一些英国人的生活较世纪初有所改善的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卷入日益增长的基础建设之中，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得目的是为商业和工业提供支持。事实上，保障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一项组织原则，这些政府都认识到，物质财富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例如：彼得大帝想要在涅瓦河两岸建造一座城市，不仅是因为他痴迷于一切欧洲的事物，尤其是意大利的建筑，还因为他意识到一个相对的不冻港对自己国家贸易利益的重要性。彼得大帝的盘算——以及欧洲其他君主的举措——体现了欧洲向“商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形式的经济关系不单只将贸易视为获取某种商品的方式，而是将其视为创造利润、赢得市场的一种方式。到18世纪初，众多欧洲人已经认识到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

但有一种资本形式将给无数人民带来苦难后果，这就是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确切地说，是奴隶制。奴隶制是人类关系中由来已久的一种形式，到18世纪中期，已经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尽管这一直饱受质疑。英格兰、非洲西部和加勒比地区罪恶的“奴隶贸易”给被贩卖的黑奴造成无尽的苦难。虽然大部分黑奴被运往加勒比的种植园，但仍有一小部分被贩卖到英格兰。据估计，到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约有1万奴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是担任仆人。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17]（Lord Mansfield）做出了史上有名的判决，宣判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但奴隶制在大英帝国的全面废除还要等到1833年。

奴隶贸易反映了18世纪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贸易及贸易往来的合理方式的问题，人们就自由贸易的理念产生了严重分歧。亚当·斯密[18]（Adam Smith）在《国富论》（Enquiry into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有力地论证了自由贸易，但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是激烈的政治争论的焦点。奴隶贸易涉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同人民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这也是18世纪两大重要历史事件最主要的诱因：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西方政治生活重组过程中的这两个戏剧性的转变（二者的影响将持续数十年），部分是因启蒙时期的争辩和思想而起，但也是由具体的社会变革和政治环境造成的。

前文提到的17世纪启蒙时期的著作——笛卡尔、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作品——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转变，表明人们开始反思宗教和社会的关系。这些个人都没有刻意宣扬21世纪所理解的世俗社会（尽管霍布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样做了），但他们都对关于上帝存在的传统判断的权威提出了质疑。这本身并没有导致信仰的丢失，或是世俗社会的形成，但确实为审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开辟了社会空间和思想空间。在17世纪的众多领域中，科学首先占据了这个被开放的空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伽利略、牛顿及哈维等人都利用了这一空间，并通过这样做间接表明，他们认为《圣经》并非对物质世界起源的最佳诠释，《圣经》中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解释所有自然现象。此处需要强调的依然是意外结果的观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个人关注的是特定的问题（有些问题源于人类的普通经历），他们并没有参与现在被称为“启蒙运动”或是更具目的意味的“启蒙工程”的自我意识。

到18世纪初，科学和新生的工业技术进一步发展，再加上诸如1649年处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之类的政治事件突然爆发，人们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即世界不仅能被认识（这种观念自欧洲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还能被控制。英国人已经证明，政治世界可以被重新思考和改造，《圣经》不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普通人也能阅读欧洲文化的核心文本，科学也开始确立自然界——以及在自然界旅行等——可预测的观念。我们无法选定某一个人来代表17世纪末之后的“启蒙运动”（更不可能选出目的性更强的“启蒙工程”的代表人物），但英格兰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休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德尼狄德罗[19]（Diderot，1713—1784）和卢梭[20]（Rousseau，1712—1778），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一直被视为法国大革命前100年时间里的关键人物。其中，狄德罗可以算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一位。他（在伏尔泰的协助下）编撰的17卷《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既反映了18世纪对知识的热衷，又体现了这个时期对言论自由和批判性讨论等激进思想的信奉。但是，这些思想家（他们彼此了解，但并不一定认同对方的观点，例如卢梭和伏尔泰）都认为知识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开放的、自由的探究。

上文列出的杰出代表可能会给众多读者留下一个印象，即这些伟大人物都是男性。启蒙运动没有出现女性巨匠，直到18世纪末女性才成为艺术和思想领域的中心人物——例如，政治学领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21]（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和小说界的简·奥斯汀[22]（Jane Austen，1775—1817）。但是女性巨匠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女性直到19世纪获得“解放”才开始在思想生活中占据更显著的位置。无数学者已经证明，女性在提供思想讨论的平台和参与艺术和文学的创作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后来关于性别和知识的争辩中，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托马斯·拉克尔[23]（Thomas Laqueur）所界定的性别的“发现”[4]。拉克尔这样界定并不是说人们在18世纪才第一次认识到性别的差异，而是指在西方，直到18世纪男人和女人才首次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性别，女人不是男人的变体，有别于男人，是“女性的”。《圣经》诠释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权威此时再次受到挑战。只要创世故事视女人为“亚当的肋骨”，女性就必将受制于人类等同于男人的观念。人们对“人类”或是“人”的理解耗费了数个世纪（可能现在仍在继续）才超越“男性”的限制这种性别差异的意识在18世纪已经开始萌芽，在19、20世纪成为欧洲历史的一份。到18世纪末，“女性”作为一个类别已经得到欧洲文化和经济市场的承认：开始出现专门针对女性的文学、商品、社会指南和政治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在性别差异逐渐成为贯穿整个18世纪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的同时，性别在该时期最广为人知的社会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但并非无足轻重。美国革命系男人制造，美国宪法的制宪者是所谓的史上最伟大的制宪委员会［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24]（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杰斐逊[25]（Thomas Jefferson）］。宪法开篇写道：“人人生而平等”。同样，法国革命者的战斗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即便我们认识到“人”（men男人——译者）和“博爱”（fraternity兄弟情谊——译者）这两个词在18世纪的用法有别于21世纪，没有性别所指，也不能改变法国和美国所拥抱的政治理想都没有认识到性别问题这一事实。

但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如果我们抛开女性在市民社会中没能获得和男性相当的空间不谈，法美两国革命者的战斗口号都体现了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巨大变化。在17世纪初，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能够声称自己的君权系神授予，上帝之手将击倒反对自己权威之人，而且臣民也接受他的君权神授论。到18世纪末，这种信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边缘化。独裁政体无疑仍然存在（上帝和统治者的这种联系仍将贯穿俄国的整个19世纪），但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认识到，统治者的出生纯属偶然，政府和权威的社会组织需要在社会内部进行协商。即便是被法国革命政府送上断头台的倒霉君主路易十六，最终也认识到，君主必须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出于各种原因，路易采取的行动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没能满足突如其来的政治需求，但很明显，即便是在这个象征着欧洲专制主义崩解的案例中，也隐隐地存在一种意识，即“旧政体”无法永远持续下去。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都是西方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变。在法国，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都习以为常的一些方面（例如神职人员和贵族的权威）在10年之内冰解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新形式的社会规范，例如世俗的政府登记的结婚仪式，以及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同样，在新近独立的美国，人们之前还以为自己是英国殖民地的臣民，现在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全新国家的公民，这个新生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崭新的过程，制定自己的规则，谱写自己的宪法，该宪法不仅将体现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还将涵盖公民对国家的合理期待（其中最不同寻常的是对幸福的追求）。这两种文化——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即将在法国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26]（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笔下产生碰撞。德·托克维尔是最早探讨美国历史的最具洞见的学者之一。他于1835—1840年间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写道：“我眼前所见系世上绝无仅有”。德·托克维尔继续感叹美国社会的民主程度，这个国家并不存在社会等级观念，而在他看来这种观念在欧洲从未消失过。

从德·托克维尔（以及19世纪初横跨大西洋的其他旅行者）的作品来看，在美国形成的新社会确实有别于欧洲社会。众多学者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提出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的政治产物，因为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的革命政府很快就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及其继任者倾向于社会保守主义的政策所取代。波拿巴将欧洲诸多社会（尤其是英国）掷向恐惧和焦虑的深渊。事实上，他的军事行动明显威胁到英国的贸易利益。尽管如此，他对内并没有延续1789年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采用的较激进的政策，在法国当权期间也没有决意推翻社会等级观念，尤其是一个人——尤指他自己——可以掌控至高社会权力的观念。但是，拿破仑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国政府的组织形式，编纂法典［《民法典》（the Code Civil）现在仍是法国民法的基础］，倡导教育、科学和艺术。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及重组后的法国政府和军队）成为英国着实惧怕的对象，整整一代英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对抗他的军事行动中。但在回顾17、18世纪的历史时，我们需要考虑该时期标志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处决查理一世、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美国独立及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时期产生的伟大作品对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欧洲公民的生活所产生的实际冲击。在用来描述“普通”人的语言这一层面，思想运动和政治事件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民众”或是“臣民”成为“公民”。这种定义人口的方式既强调了个人同国家或是民族的关系，又突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本质。尽管不是所有人，但对众多人而言，成为“公民”是18世纪末欧洲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用一种全新的政治语言以最明确的方式在表达启蒙思想。随着这种政治语言的出现产生了各种期待，尤其是公民应该参与政治决策的期待。民众的“声音”在欧洲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尽管当权者一贯将民众定义为“暴民”），但自16世纪以降，尤其是在18世纪，一种逐渐崛起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就是“民众的声音”。一群群普通民众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的场景仍然可以用“暴民”一词来形容，但到18世纪末，暴民显然已经能够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了。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全新的政治语言并不是在研读约翰·洛克、伏尔泰或是康德的作品的过程中产生的。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识字率不高，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还要等到19世纪后期才能实现。对欧洲各国读写能力的评估各有差异，北欧的识字率整体高于南欧，但在19世纪初以前，欧洲各国低识字率的状况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很少有人接受真正意义的或是连贯的学校教育，而且波及大批民众的诸多重大社会运动，如英国的循道宗运动，都是口头文化的结果，而非印刷文化的产物。但是，印刷文化在18世纪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更多地是指人们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不是阅读的人数有所改变。尤其是在英国，人们开始为报纸和期刊撰写文章，出版和阅读报纸、期刊和小说。这些新印刷文化的出现一部分是因贸易发展和城市文化及城市生活的发展所致。18世纪相对和平，再加上航海装置的改进及其可靠性的提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复杂，随之而来的是需求的日益增长。这些需求包括对信息的需求、对合同的需求，以及对关于新企业工作和需求的新的沟通方式。沟通内容是关于新世界的工作和需求。从事贸易的人需要了解新的地方，商人和从事贸易的人需要知晓政府政策，城市居民既需要、也想要知道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件。传统的文学形式——约翰·弥尔顿[27]（John Milton）或是亚历山大·蒲柏[28]（Alexander Pope）的史诗——对于这个新世界而言已经极其不合时宜。英国和法国的剧院依旧生意兴隆，但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18世纪已经开始兴起，将表达对世界的全新认识。

上文已经提到，英国并非历史上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地。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的殊荣当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是，出于各种原因，18世纪小说在西班牙的发展没有像在英格兰那样走向繁荣。这一时期的小说开始表达一种社会生活中清晰可辨的新传统，再现并探讨了普通人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普通人”构成了英国18世纪经典小说中的人物，例如丹尼尔·笛福[29]（Daniel Defoe，1660—1731）、塞缪尔·理查森[30]（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亨利·菲尔丁[31]（Henry Fielding，1707—1754）及多比亚斯·斯摩莱特[32]（Tobias Smollett，1721—1771）笔下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各行各业诸色人等。莎士比亚同样也刻画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小说探讨了个人的行为动机，令读者能够同中心人物一起共同面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18世纪的英国小说也都探究了两性关系，尽管该时期的小说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发现性别差异的时代，但他们都认识到两性关系经常陷入困境，在家庭这一所谓的私人空间里每个人都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对个人“私生活”的讨论，使得小说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18世纪时，印刷文化在英格兰进一步拓展，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33]（Ernest Gellner）认为，印刷文化的多元化有助于“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随着印刷文化的多元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发生了变化[5]。到目前为止，探讨该问题的论著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34]（Jürgen Habermas）的著作。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逐渐出现了文学和政治的划分[6]。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或是政治领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自发地讨论政治的地方。而私人领域则是指个人思考的地方，现代社会从物理空间的角度将这个领域同私人关联，从概念空间的角度将其同审视、探讨人的内在自我的语境（在这一点上，文学显得至关重要）关联。这种做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贝马斯对文学和政治的划分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在探讨个人及世界事务时看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取得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涌现出了众多“政治”空间（咖啡馆和沙龙是两个被频繁引用的例子，社会范围再扩大一点的话，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堂和酒馆也可以列入其中），但这些场所只是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政治”空间的一部分。对哈贝马斯而言，空间不在于用砖头和砂浆砌成的实际空间，而在于他界定为“施为话语”的语言交流。换言之，词语具有含义，而且最重要的是，承载一定的内涵和后果。从这一层面来看，说话者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并非“私人的”，而是政治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座右铭是“言而有信”，它的提出者在甄选座右铭时认识到，口头约定具有契约功效。这样，哈贝马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18世纪除阅读群体增长这类显而易见的发展之外的变化。

如上文所示，几乎所有18世纪的英国小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史学家，尤其是菲利普·阿里耶斯[35]（Phillipe Aries）和劳伦斯·斯通[36]（Lawrence Stone）提出，自17世纪以降，欧洲逐渐形成对待儿童的“现代”态度，建立以爱情、而非社会功能为基础的婚姻的愿望也日渐强烈[7]。虽然这种观点目前遭到一定质疑，但18世纪印刷文化的证据表明，小说家（及读者）极其关心如何获得以及如何确保一段“幸福”婚姻的问题。男性作者的作品中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最详尽的是塞缪尔·理查森的长篇巨著《克拉丽莎》（Clarissa），女性作者的作品则是简·奥斯汀（1775—1817）的小说。二者的作品在结构和叙事形式上大相径庭，但二者都认为在婚姻中女性有权利被视为平等、理性的配偶，而且女性择偶的权利应该受到重视。女性的“解放”通常是从女性获得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角度来阐释的，但18世纪肯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权利的作品问世，强有力地表现女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宗法体系下的法律持批判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大肆抨击了20世纪之前的法律中女性权利缺失的现象。尽管父权制下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在个人层面的影响会被夸大，但18世纪小说发起了挑战男人统治女人合法性的抗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例如，塞缪尔·理查森揭露了社会规范就性道德问题存在的性别歧视，亨利·菲尔丁捍卫了女性的择偶权，简·奥斯汀倡导了婚姻应建立在理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这些作品对婚姻的建构和重新协商既传达了启蒙思想，又强调了思想的价值、对他人的理性认识以及更加强烈的社会民主意识。

在简·奥斯汀的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托马斯·伯特伦爵士责备一贫如洗的女主角范妮·普莱斯拒绝了一门极好的婚事。在对范妮的激愤斥责中，托马斯爵士指责她“个性独立，这种独立个性盛行一时，甚至在年轻女人中也很流行”。托马斯爵士的责备很好地概括了18世纪末欧洲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各种恐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年颁布的《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被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奉为自由、解放的新纪元的开端，但法国恐怖统治的野蛮行径以及1793年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37]（Marie Antoinette）的处决使得趋向保守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英国于1780年通过的《邓宁决议》（the Dunning Resolution）提出，“君主的权力已经扩大，并且仍在扩大，应该得到遏制”。曾支持该决议的哲学家埃德蒙·伯克[38]（Edmund Burke，1729—1797）对法国大革命深感震惊，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表述了上述观点。［伯克在1757年发表的《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还写道，“我们所乐于看到的悲惨场景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些罕见的、令人悲痛的灾难”。］ 虽然其他思想家［例如托马斯·潘恩[39]（Thomas Paine，1737—1809）在《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中］仍极力支持法国大革命，提倡在英国实现普选权和主权在民，但众多之前同情法国激进思想的思想家现在都摈弃了这些思想。托马斯爵士如此严厉斥责的“独立个性”在人们眼中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威胁。托马斯爵士很可能属于仍对1780年伦敦爆发的戈登暴乱心有余悸的富有市民之列，此次骚乱夺走了300多人的性命，给伦敦社会造成的破坏超过1789年巴黎爆发的革命。1780年的关键问题是宗教问题，但宗教问题的深层原因还是信仰在社会世界的定位的矛盾。

18世纪末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人们越来越无法无条件地接受贵族或是专制君主的权威。这并非因为英国人或是欧洲人的个人财富或个人权力遽增。如果粮食歉收，人们仍然会受到大规模饥荒的威胁（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饥荒），人均寿命仅约40岁，婴幼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到1800年，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城镇，这里的房屋通常用砖石砌成，受教育机会也超过乡村。但是，18世纪英格兰某些最著名的机构——例如托马斯·考勒姆爵士[40]（Sir Thomas Coram）在伦敦设立的孤儿院——都是为了应对极度贫困而设，并非是社会整体繁荣的产物。

自宗教改革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发生变化的与其说是物质生活条件，不如说是人们对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贯穿宗教改革和启蒙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男人和女人同世界的关系的反思，使得人们能够考虑认识和改造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对自然的态度，这种反思在分类学的伟大著作［例如物种分类法的创始人、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41]（Carl Linnaeus，1707—1778）的著作］中有所体现，也反映在农业生产在系统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发生的转变。这一系列观念的改变——不仅包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还包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在欧洲各地的历程千差万别，但到1800年，我们视为“现代”世界组成部分的诸多观念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确立，也在不用疲于生计的少数群体中扎根。首先，人们拒绝接受专制君主的政治权力。虽然在实践中，欧洲各地对专制君主政治权力的拒绝程度各有不同，但这种观念确实存在，例如加的斯城于1812年制定了西班牙第一部宪法。其次，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这一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实施还有待时日，但18世纪已经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并且写进了一些宪法中。（直到1861年俄国的农奴才得到解放，1865年美国才废除奴隶制。）最后，人们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做出了区分。宗教作为社会道德的源泉，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知识界普遍不再认为基督教能够诠释世界的所有事务。到1800年，烧死女巫的事件在欧洲绝迹，这片大陆也认识到了人类平等的可能性。

玛丽·雪莱[42]（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绝妙地概括了欧洲到1800年取得的概念上的飞跃。雪莱在小说中概述了关于权力、理性、科学和性别的各种论争，这些论争是18世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弗兰肯斯坦在创造一个人体的同时，跨越了“自然”世界的界限。他出于个人目的利用科学和知识，最终成为小说副标题所示的“现代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副其实的启蒙思想的继承人，在理性的驱使下拒绝承认自己之外的任何权威，否认自己计划之外的任何事情的重要性。《弗兰肯斯坦》提出了启蒙思想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但同时也清晰地预示了随后两个世纪即将出现的新问题，即新的生产方式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及社会倒退。

[1] 约翰·邓恩，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其诗具有高度的美感和强烈的理性，富于感官刺激，带有情欲色彩，反映了全部人性（包括肉体）。诗句“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出自《挽歌19·致上床的姑娘》（Elegy XIX. To His Mistress Going To Bed）。——译者注

[2] 瓜达尔基维尔河，西班牙南部主要河流。——译者注

[3]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其三大核心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译者注

[4] 布莱士·帕斯卡，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代表作品包括《圆锥曲线论》（提出帕斯卡定理）《液体平衡及空气重量的论文集》《算术三角形》《思想录》等。 ——译者注

[5]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荷兰哲学家，理性主义者和泛神论者，启蒙时期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另外两位为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代表作品包括《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译者注

[6]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提出了二进制。莱布尼茨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代表作品包括《神义论》《单子论》等。——译者注

[7] 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其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学说否定了基于基因的遗传学。其学说成了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给苏联生物学和农学等多个领域造成毁灭性打击。——译者注

[8] 经度的测量问题实质上就是确定地球上任意两点与地心对应的夹角投影在赤道面上的角度。这对航海的意义重大。但在16世纪，由于测距和计时工具的缺乏，经度的测量很难实现——译者注

[9] 罗伯特·默顿（1944—），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包括《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现代社会学》等。——译者注

[10] 帕拉第奥（150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师。代表作品包括《建筑四书》。帕拉第奥式建筑主要依据的是古罗马和古希腊传统建筑的对称思想。——译者注

[11]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和自由平等。代表作品包括《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天真汉》《老实人》等。——译者注

[12] J·H·普拉姆（1911—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18世纪的英格兰》《美国经历》等。——译者注

[13] 威廉·哈维，英国生理学家、医生，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代表作品有《心血运动论》。——译者注

[14] 艾萨克·牛顿，英国物理学家，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定义了万有引力定律，总结了物体运动的三个基本定律（牛顿三定律）。代表作品包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译者注

[15] 纽科门（1664—1729），英国工程师。他发明的常压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译者注

[16] 塞维利（1650—1715），英国工程师，1698年发明了用于矿井抽水的蒸汽机。——译者注

[17] 曼斯菲尔德勋爵（1705—1793），英国法学家，被誉为英国“商法之父”。——译者注

[18]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提出自由市场受到一双“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代表作品包括《道德情操论》《国富论》。——译者注

[19] 狄德罗，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百科全书》《怀疑者漫步》《哲学思想录》《私生子》等。——译者注

[20]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代表作品包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爱弥儿》等。——译者注

[2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国作家、哲学家、女权主义者。代表作品包括《女权辩护》《玛丽亚：女人的受罪》《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等。——译者注

[22] 简·奥斯汀，英国小说家，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代表作品包括《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劝导》等。——译者注

[23] 托马斯·拉克尔（1945—），美国史学家、性学家、作家。主要著作包括《孤独的性：自慰文化史》、《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译者注

[24]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作家、发明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25]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政治家、律师、建筑师，美国第三任总统，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26]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译者注

[27]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译者注

[28]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启蒙主义者，诗作多采用“英雄双韵体”。代表作品包括《批评论》《温莎林》《愚人志》等。——译者注

[29] 丹尼尔·笛福，英国小说家，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代表作品有《鲁滨逊漂流记》。——译者注

[30] 塞缪尔·理查森，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帕梅拉，又名贞洁得报》《克拉丽莎，又名一个少女的历史》《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的历史》。——译者注

[31] 亨利·菲尔丁，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英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丹尼尔·笛福和塞缪尔·理查森）。代表作品包括《汤姆·琼斯》《阿米莉亚》等。——译者注

[32] 多比亚斯·斯摩莱特，苏格兰作家。代表作品包括《蓝登传》《皮克尔历险记》。——译者注

[33] 厄内斯特·盖尔纳（1925—1995），捷克裔英国哲学家、人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民族与民族主义》等。——译者注

[34]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主要著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理论和实践》《交往行为理论》《知识和人类旨趣》等。——译者注

[35] 菲利普·阿里耶斯（1914—1984），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法国社会传统》《历史的节拍》《儿童的世纪》《面对死亡的人》等。——译者注

[36] 劳伦斯·斯通（1919—1999），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贵族的危机》等。——译者注

[37]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译者注

[38] 埃德蒙·伯克，爱尔兰哲学家、作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代表作品包括《法国革命论》《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等。——译者注

[39] 托马斯·潘恩，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理论家、革命家，被誉为“美国体制之父”。主要著作包括《人权论》《常识》等。——译者注

[40] 托马斯·考勒姆爵士，18世纪英国慈善家，在伦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独立孤儿院——弃婴收容院。——译者注

[41] 卡尔·林奈，瑞典博物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的创立者。主要著作包括《自然系统》《植物属志》《植物种志》。——译者注

[42] 玛丽·雪莱（1797—1851），英国小说家，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之妻，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代表作品有《弗兰肯斯坦》。——译者注

第三章
技术革命

1707年 《联合法案》，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

1738年 大卫·休谟出版《人性论》

1769年 詹姆斯·瓦特定义蒸汽动力的原理

1799/1800年 《结社法》禁止工人结社

1807年 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

1829年 斯蒂芬森展示，铁路机车的可能用途

1834年 托尔帕德尔受难者被流放澳大利亚

1846-1850年 爱尔兰马铃薯饥荒

1851年 亨利·梅休出版《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

1859年 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

1867年 卡尔·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1870-1871年 巴黎公社

1907年 第一辆福特汽车出厂

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David Hume，1711—1776）在《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738年著）中提出：“理性乃是，而且只应当是情感的仆人”。18、19世纪将无数次见证个体的人利用理性满足强烈的——甚至是炽烈的——好奇心，贯彻对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必要变革的坚定信念。理性的成功运用，尤其是在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方面的成功运用，使19世纪成为一个经历空前技术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可谓史无前例。如果将1500年的欧洲同1800年的欧洲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对多数欧洲民众而言，日常生活的变化甚微，并且特征鲜明。生活受到地域限制，生存本身有赖于收成的好坏，作息受到自然光和季节的影响。但到1900年，众多欧洲民众居住在城镇，作息依时钟和工作日程而定。人们——尤其是欧洲北部的人们——能够乘坐火车，进行相对轻松的旅行，而且可能已经见识过将自己国家同其他（遥远的）国家连接起来的这一伟大发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想和学说也已经确立和发表。到190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已经开始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诸多民众所依赖的权威不再是某个固定的地方教会或地主，而是某个诸如工会、政党或是利益集团之类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世纪。

这一转变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章资本主义兴起问题的继续。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工业社会，而且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因素繁多，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贯穿欧洲中世纪始末的政治分裂。欧洲各国的权力并没有集中在君主手中（简单回顾12世纪以降欧洲大部分君主制国家的历史，便可得出君主政体不稳定的结论），这又为王室之外其他人的权力——和财富——的增长提供了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精力充沛的个人能够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可能还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君主对个人财富心生妒意。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其后教宗在赚钱和花钱相关事务的权威的下降，都大大推动了这种逐利行为，但在诸多研究该课题的近代学者［如亨利·卡门[2]（Henry Kamen）］看来，对待赚钱的新态度的关键不在于新教的教义，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教义，而在于众多加尔文教徒的难民身份[1]。由于宗教迫害和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税赋苛严，这些难民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流放和边缘化的痛苦经历中形成了创造资本的信念。

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见证了技术革命兴起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形式上还混乱无序，有别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晚期盛行的资本主义后期形式，即管理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可以用混乱无序来描述，是因为个体的企业家的行为不受或是很少受到劳工组织或国家的干预。小作坊，亦即家庭作坊在欧洲各国盛行，人们更换工作地点，也就意味着更换住所和工作性质，而这种自由流动性到19世纪后期已经难得一见。不直接从事工业或制造业生产的利益个人潜心研究产品，他们的产品往往也是在家庭空间内生产的。伯明翰月光社[3]（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成员的工作就具有这种自由状态的特性，确切而言是典范性。珍妮·阿格罗[4]（Jenny Uglow）就这些月光社成员写过一部作品，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他们旺盛的精力和对科学技术的执迷[2]。月光社的成员中有10位后来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包括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进化论的先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5]（Joseph Priestley）、詹姆斯·瓦特[6]（James Watt）和乔舒亚·威基伍德[7]（Josiah Wedgwood）。珍妮·阿格罗指出，这些成员大部分是地方的非国教信徒，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区长大，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她引用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评价：“我们因对科学的共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我们认为这种共同爱好足以将各色各样的人联合起来。”[3]

在此，这个18世纪的社团实践的正是启蒙思想，尽管该社团对18世纪后期英国的制造业和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月光社的成员济济一堂，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开发能够赚钱的产品，但他们聚会的众多成果都以动力、产品和交通的形式为革命性变化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变化又成为创造巨大财富的基础。类似的社团在伯明翰以外的地方也出现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群贤毕集，探讨科学的各种可能性。同样，他们最初感兴趣的并非科学创造利润的潜能。正如E·J·霍布斯鲍姆[8]（E.J. Hobsbawm）所指出的，1750年以前的伟大科学家主要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但自那以后，“科学的世界拓展了，吸纳了此前贡献甚微的国家和民族”[4]。18世纪探索和研究地球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历史和自然世界形成的兴趣。《宇宙》（Kosmos）一书的作者、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9]（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这种执着探寻世界地理及其社会和物理现实的典型代表。

因此，1800年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也许和他们16世纪的祖先类似，但对那些能够并且决意探究世界的人而言，知识的前沿在17、18世纪发生了飞跃。缺乏形式上的文化知识并不是参与这项活动的障碍（现代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接受正规教育或是加入专门的专业社团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后来，拿破仑设立了学习科学和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1794年设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1795年设立巴黎综合理工大学（Ecole Polytechnique）］，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但这些机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17、18世纪，学科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远没有当代或是19世纪明确。某些类型的研究，例如数学，包含一种并未广泛普及或是不能迅速获得的专业知识，但在其他领域，人们受到普通的好奇心或是解决问题的需求的驱使，就能着手具体领域和具体形式的研究。现代社会对专业知识——以及对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即技术对于见多识广或是充满好奇的外行而言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的理解和经验，与18世纪大相径庭。

相比之下，17、18世纪教育机构的缺失，使得在19世纪知识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中被排斥在外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能够参与普通科学领域的研究。［拜伦勋爵[10]（Lord Byron）之女艾达·拜伦[11]（Ada Byron，1815—1852）就是女性在19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绝佳例子。艾达·拜伦师从玛丽·萨默维尔[12]（Mary Somerville）学习数学，在第一台“分析机”——现代计算机的前身——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19世纪，欧洲各国的女性不得不强烈要求获得进入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权利。这不单只是出于民主的原因，还因为这些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唯一场所。尽管如此，总体而言，17、18世纪女性参与科学研究，主要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家庭里参与观察，共同或是协助研究。但在某些案例中，女性的教育被视为和男性的教育同等重要，阿格罗在作品中提到，月光社的成员都致力于推动女性教育。但是与此同时还普遍存在一种文化预设，即女性将为人妻、为人母，性别的差异是在一个“自然的”、相辅相成的世界中，女性和男性具有不同类型的能力和不同类型的认知。挑战这种文化预设将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纲要之一。

对科学和知识的性别预设，以及关于女性和男性禀性的传统观念的主要挑战，首先来自一对非凡的母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玛丽·雪莱。除了她们的两部著名作品之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和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两个女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虽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家世并不显赫，但她（以及她的女儿）经历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诸多社会变革和社会事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59年出生在一个境况原本不错的家庭（她的祖父走出了重大的一步，将自己的纺织生意从家庭手工业变成由雇主雇用记件工人的工厂体系，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她父亲去世后，她就失去了保障。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去世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遗产，她的性别及家庭地位实际上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在这一点上，虽然这位女性被后世誉为现代女性主义之母，但她的经历浓缩了18世纪英格兰的诸多典型特征：工作场所的转变、允许个人创造巨大财富的足够开放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全缺失，以及普遍认为男孩和男人比女孩和女人更重要的社会观念的存在。女孩和女人的本质特征是依赖性。她们无需为衣食担忧，因为男人（父亲、兄弟、丈夫和其他男性亲戚）会照料她们。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其他无数女性——而言，以上预设和事实不符，玛丽向社会的这一方面发起了挑战。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谋生，这是无数女性一直以来都必须做的事。但她谋生的方式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某些工作是无偿的（照料生病的亲戚），某些工作是有偿的（虽然她为某所学校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家人完成的）。她所处的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特征，虽然没有这么普遍，但也同样典型，即同英格兰非国教徒的接触。这些非国教徒拒绝承认英国国教的基本教义，被牛津和剑桥拒之门外。（他们将牛津和剑桥的拒收行为转化成有利因素，在英格兰各地发展了自己的教育机构，教授历史、经济、科学等“新”科目。）玛丽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接触，并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旅行，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造就了《女权辩护》，一部向玛丽所熟悉的世界发起挑战的作品。玛丽猛烈批判的主题之一就是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首次用到“合法卖淫”一词来描述婚姻，提出如果不能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女性就无法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来行事。她产下女儿玛丽后死于产后综合症，这个小玛丽在19岁时写就了《弗兰肯斯坦》。该作品于1818年出版，可谓是史上对科学的狂妄探究得最彻底的作品。然而，和她母亲一样，玛丽·雪莱没有逃脱同时代诸多女性的命运：生产的凶险和幼童危险重重的生活。虽然玛丽·雪莱没有死于生产，但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夭折，唯一幸存的儿子也终日为自己和母亲的生计奔波。一个家庭约5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早期人们的生活普遍艰辛，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开放、影响深远。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强烈呼吁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这一愿望的满足与其说是通过经过协商的社会政策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工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变革和工业革命达成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起源于反国教思想、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以及她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女人的个人经历，而工业革命的根源在于技术革新和如何组织生产的新思想的诞生。这两种社会现象——一个是独具个性的杰出作家，一个是影响无数人生活的一系列变革——之间如果存在联系的话，这种联系也并不紧密。如果认为二者存在紧密联系，就有高度的思想起源决定论之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19世纪初形成之时，个体的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托马斯·马尔萨斯[13]（Thomas Malthus，1766—1834）直接针对卢梭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威廉·戈德温[14]（William Godwin）的观点，创作了著名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提出如果不控制家庭规模，将导致饥荒和贫穷）。然而，一旦工业革命发生（而且持续了数十载，并非在一年之内就完成），工业社会就开始替代农业社会，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关于性别平等的思想也逐渐在这个新环境中扎根。在这个新社会里，大部分女性和男性一样需要努力工作，但她们参与新劳动市场的条款和条件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来自女性依附男性和女性劳动在本质上具有更低货币价值的观念。尽管在英格兰，女性（大多未婚无子女）是兰开夏郡一些新兴的棉纺织厂的首批工人，但她们是在家长制文化下工作的。史学家芭芭拉·泰勒[15]（Barbara Taylor）记录了工业革命早期女性的历史，其作品的创新价值同E·P·汤普森[16]（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不相上下。她引用了一名女工的评论：“男人和他们的雇主一样坏”[5]。

男人——此处指的是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但同样有可能是矿井的矿工——认为女人的定位是家庭，养家糊口是男人的责任。“家庭薪资”的观念在19世纪的欧洲深入人心，这个观念在200多年之后才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同样，欧洲各地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男性并不希望女性参与工业革命。女性应该而且确实是在操持家务，或是通常在别人家当仆人。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城市工人阶级，这些人居住在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尔、里昂和汉堡等新兴的大城市。但构成这个新阶级的，是那些曾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后代，他们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居住地点和雇佣形式的变化而彻底改变。男人和女人纷纷前往新兴城市工作，因为他们在这些城市里能找到的工作同在土地上劳作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这些工作不受季节限制。农业耕种一直以来都有较长的农闲期，这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但工厂有瓦斯照明，不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一年到头都可以工作，影响工作的是时钟，而非季节。这种新的工作安排为工人提供了全年获得收入的希望（虽然由于市场整体上未加调控、变化不定，希望有时也会落空），因此远比摇摆于充裕和拮据之间的生活方式更受欢迎。

到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厂已经证明了组织工厂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到1833年，有150万工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棉纺织厂。正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金字棉”，是工业革命的基础。19世纪上半叶，针对棉纺织工厂的工厂条件，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合称《工厂法》（Factory Acts）。《工厂法》还影响到其他行业（如采矿业），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哪个行业像棉纺织业那样雇用那么多工人，给英格兰西北部的城镇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棉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一步发展，例如爱尔兰的酿酒业，但即便这些行业都在不断发展，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农业社会为主，直到20世纪之后才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工业化所带来的除了城市令人不堪忍受的肮脏之外，还有社会新秩序的形成和一个有组织、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一词本身存在一定问题，似乎在暗示19世纪之前，欧洲的大部分人口既没有工作，也不属于某个阶层。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19世纪出现的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阶级是有组织的，并非简单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而是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贫民那样，不仅是做出反应，还试图改造和引导环境。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劳工群体就有了组织起来，争取提高收入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尝试。在英国，这种尝试遭到当权者的极力阻挠。1799年和1800年颁布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阻碍了随后几十年工会的成长。这种打压行为后来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1813年，17名被指控为勒德分子[17]（Luddites）的示威者在约克接受审讯后被处决；1834年，在多塞特郡一个名为托尔帕德尔砝码[18]的小村庄里，有6名工人因为试图成立一个由农业工人组成的工会而被流放澳大利亚。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技术革新和工业领域的重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诸多政府和当权者都拒绝承认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到1850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已经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变化，适合农业大国的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新的经济形式和对很多人而言的新的生活方式。180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社会团体之间相互结盟，顺应时代要求的社会组织思想开始出现。

19世纪形成的新联盟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工业社会新兴阶级组成的联盟，包括中产阶级改革者、激进派和工人阶级。慈善并非19世纪的发明，整个欧洲长久以来都有以各种方式资助穷人、流浪汉和病患的传统。但是，19世纪城市贫民的生活极其悲惨，同城里的富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的阶级划分。在西欧，人们得出结论，个人的慈善行为和关怀已经不足以解决城市的贫困和匮乏问题。乡村的贫困问题不如城镇明显，同样也不像城镇的那样容易冲击富人的生活。19世纪爆发的严重饥荒——其中1846—1850年发生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造成的灾难最为严重——可以归咎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和自然灾害，但伦敦或是曼彻斯特的疾病、拥挤和贫穷则不能用这样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曼彻斯特提供了一个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应对和解决19世纪城市贫穷问题的例子。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9]（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以描述19世纪上半叶的曼彻斯特而闻名。前者是唯一神教会[20]牧师之妻，后者是社会主义思想家（不过他本人的生活来源却是制造业的利润）。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关注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生活条件——或是所谓的“饥饿的四十年代”，并对其做出了热情回应。在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恩格斯描述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场景，那里距离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会客厅不远：

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6]。[21]

尽管恩格斯的描写充满了同情，但他笔下的“人”没有姓名，没有身份：他们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尽管他们应该得到帮助。而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而言，居住在肮脏简陋的破屋里的这些人有自己的名字、故事和过去。她在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中描写了社会对贫穷和匮乏的反应：

在我看来，弗兰肯斯坦的行为代表了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行为。那个怪物具有诸多人类的特性，但没有被赋予灵魂，不能分辨是非。这些人觉醒了，让我们烦恼，让我们恐惧；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仇敌。然后，在我们的权力战胜他们的悲哀时刻，他们用谴责的目光默默地凝视着我们。我们为什么把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强大但又缺乏内心安宁和幸福的怪物？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宪章派，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人们眼中的狂人和空想家。啊！但是充满空想也是不错的。它体现了灵魂的存在，一个不完全是肉体的生命，一个为他人利益——如果不是为自己——向前看的生灵[7]。

在《玛丽·巴顿》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刻画了，他因家庭需要和孩子被饥饿折磨至死而被迫杀人。评论家们指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自己既无法证明约翰·巴顿是完全无辜的，也不能接受社会暴力作为改变导致贫穷的社会关系的手段。但她明白，而且在《玛丽·巴顿》和另一部反映“英国状况”的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中，描述了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贫穷之间的关系。她在《玛丽·巴顿》中指出，即使是在艰难时期，富人的马车照旧行驶在大街上，富人的孩子依然不用沿街乞讨。如上文选段所示，她也同样意识到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她提到制造充满力量却又缺乏良知的人造人的弗兰肯斯坦，表明她希望读者不单只是停留在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实际痛苦上，而是还要思考其原因。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上文选段中将弗兰肯斯坦［怪物——或是玛丽·雪莱小说中所称的创造物（Creature）——的制造者］同怪物本身合二为一。这种融合相当精妙，因为它表明弗兰肯斯坦自身和他的创造物都没有良知：那些创造了工业社会的剥削和人类苦难的人和体制本身，都不具备良知和人文关怀的能力。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的结尾中，都努力寻求个体的人之间，以及阶级之间的妥协。恩格斯就没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在二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20世纪政治的发展。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描述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时，她所指的并非这个概念后来的含义（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相关的含义），而是指其较早的一些含义，同建立相互帮助的共同体的主张相关，像新拉克纳工厂的创办人罗伯特·欧文[22]（Robert Owen，1771—1858）在作品中所提倡的一样。盖斯凯尔主张维持社会等级。她无意消除社会差异，但她确实希望结束这种贫民和无权势者没有机会获得足够支持，或是没有希望获得教育和安全保障的局面。

这一点成为19世纪欧洲各国社会改革者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对穷人、病人、老人和弱者肩负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在整个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和权威与日俱增的传统，它提倡社会改革，愿意接受向富人征税来救济穷人的做法。小说并非这种现象产生的唯一因素。恩格斯是最早如实记录城市贫困的作者之一（尽管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直到1892年才在英国出版），其他作者如亨利·梅休[23]（Henry Mayhew，1812—1887）在1851年出版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中也同样对城市贫民的境况做了描述，触目惊心。（例如，据估计1850年伦敦的妓院数量超过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总和。[8]）到19世纪末，英国同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已经形成救助贫困者的国家制度——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也力不胜任。

与此同时，在欧洲，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对公民负责，恩格斯于1844年提出的主张仍彰显活力，广受欢迎。因此，在那些逐渐形成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国家，也存在力量强大的组织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它们所提倡的解决方案远比建立基本福利国家要激进。社会主义者、劳工组织和共产主义者的这些观念都是来自和社会改革者相同的经历，但理论传统不同。恩格斯不仅出于对人类的同情，还受到了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他的合作伙伴伟大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更是如此。马克思受到两大影响。其一，经济学家李嘉图[24]（Ricardo，1772—1823）。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一书中指出，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其二，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25]（Georg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马克思称其著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是“其哲学的真正起源和奥秘所在”[9]。该观点反驳了仅仅将马克思同后来在东欧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相关联的看法。他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坚信社会不仅可以被认识，还可以被改造。在某种重要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定义的启蒙时期价值观——“敢于认知”（‘dare to know’），提出我们一旦获得知识，就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马克思在借鉴黑格尔的基础上，就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关系起初显得一成不变，由一方掌控权力和另一方缺失权力来界定，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极不稳定。在主人和奴隶之间存在一种黑格尔所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奴隶通过劳动改变世界，从而改变自己同主人的关系。这种观点承认人类关系（包括集体关系和个体关系）是动态的，这种动态关系成为马克思社会理论和社会论著的核心。但需要强调的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人关注社会变化的动态性。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如此激进的，是他在1846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提出的理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在当时语境下的观点。他在同一章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0]。[26]

即便是最坚定地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也无法反驳，在19世纪，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在欧洲随处可见。工厂烟囱林立，从前的村庄变成了城镇和城市，欧洲出现了大都市和国际化大都会的概念。新的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大大加速了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和新技术一样，工厂生产的组织形式使生产出现了机械化和程序化的特征。个体手工业者仍然存在，但购买其产品——例如服装或家具——的人只剩下富人。到20世纪末，“手工制作”一词表明该物品特殊、稀少，而且很可能比较昂贵。因此，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恩格斯关于19世纪新“机器时代”的论述中，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二者都准确认识到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存在争议的是，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用的、准确的。这仍然是一切社会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劳动被用来创造资产阶级的财富。初看之下，该理论生动、真实地描述了19世纪（及20世纪）的社会关系。粗略浏览一下19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看到一小部分个人从工业生产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大部分人却生活在不同程度的贫困和匮乏之中。在这个世纪，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健康状况逐渐改善，如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依然毫无保障、悲惨不堪。疾病和失业——几乎一夜之间——就能摧毁个人仅有的一点快乐。一些数据（例如，1899—1902年布尔战争期间，很多英国男子参加征兵体检，结果都不合格）极具说服力，表明这个国家整体的健康水平极低。同样发人深思的是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 sisters）［最著名的是安妮[27]（Anne，1820—1849）、夏洛蒂[28]（Charlotte，1816—1855）和艾米丽[29]（Emily，1818—1848）］一家人的健康状况。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七个孩子，没有一个人的寿命超过40岁。尽管这个家庭因其成员的著作获得永恒的声誉，但家庭成员早逝的经历并不罕见。夺走勃朗特家孩子生命的疾病（肺结核和各种形式的水媒传染病），直到20世纪公共卫生水平提高以后才逐渐消失。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表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将在这个新的社会世界中变得“一无所有”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然而，马克思认为的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并没有促成无产阶级的胜利，尽管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胜利即使不是必然，也是有可能的。其一，虽然“无产阶级”一词相当准确地描述了绝大部分人同有偿劳动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不为薪酬工作，就没有饭吃），但是在任何社会，不同工人之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巨大差异。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社会中存在“中产阶级”工人、“专业技术工人”和技艺精湛的手工劳动者。从事有偿劳动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动机。社会学术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义根本不同（尽管二者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相近），但这两组概念都涵盖了一个人群，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反映了马克思所假设的政治。19、20世纪聚集大量财富的工厂主在慈善方面并没有多少投入［尽管也有例外，如英国的朗特里家族（Rowntree family）］，而且整体而言，欧洲各地的富人都在维护能够保护他们财富的政府政策。但在其他社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致力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既有著名的医院改革者，也有无名的乡村教师），还有一部分人坚信工会的存在以及穷人对政治选举权的享有。欧洲各国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各种程度的社会利他主义，这对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某些欧洲国家，由于人们积极质疑将极少数人的特权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苦难之上的社会分工，无产阶级接管政权如果不是变得不可能，至少是被推迟了。

导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另一个因素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参与激进的社会运动的意愿。自19世纪末以降，诸多欧洲国家成立了活跃的共产党组织，这些组织在诸如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和1918年德国革命示威等历史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出于各种历史原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被动员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产阶级严重的“错误意识”使得他们倾向于选择资产阶级民主，而非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个例外，它是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但又通过不同的政治理解来实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尤其是列宁（Lenin，1870—1924）和托洛茨基[30]（Trotsky，1879—1940），坚决通过纪律严明和中央集权的政党来推进历史变革，又大大加速了这一历史过程。到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但在英国，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上，尤其是所谓的“威斯敏斯特民主体系”，即通过少数政党进行竞争的自由选举来管理国家。英国的工人阶级愿意参与威斯敏斯特民主体系，其结果是工党的建立，以及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31]（Ramsay MacDonald）领导的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最终成立。

尽管这种政治变革以及政治机构的模式在西方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西方政治的最终组织形式，但该模式在整个19世纪饱受激烈争议，然后才逐渐形成的。在1800年的英国，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参与选举，选举权本质上受到财产限制，而且仅限于男性。到1900年，几乎所有英国男性都能参与选举，虽然选举权直到1929年才向女性全面开放。（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的童年和童稚期比男性的持续时间更长：在英国，自1919年起，年满30岁的妇女获得选举权，自1929年起，年满21岁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因此，到19世纪末，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涉及政治过程中同意，以及此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某些阶级（乃至某个性别）的参与。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发生，而且同19世纪末相比，20世纪的英国从诸多方面来看，发生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更小。

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包含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因素。琳达·科利[32]（Linda Colley）等研究18世纪的史学家提出，英国人［1707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之后，英国本土可以说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了］在18世纪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认同[11]。支持这一“民族建构”观点的人认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君主和帝国等民族性的各种象征，逐渐成为共同身份认同的组织结构。激进的社会群体——以及激进的知识分子——共同存在，为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机构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社会支持。例如，尽管维多利亚女王长时期深居简出，但她仍备受爱戴，尤其是因为她承认——并且经常向自己的子女指出——君主有责任同自己的臣民建立关系。她的孙女、俄国末代沙皇的皇后却多少有些愚蠢，没有接受她的忠告。以《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闻名的19世纪政治学家沃尔特·白芝浩[33]（Walter Bagehot，1826—1877）提到，“民族建构”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这种建构民族认同的意识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建造的各种建筑物上都有所体现，所有这些建筑物都显示了特定民族的特定天赋。获得荣耀的不仅只有国家，几乎所有规模不等的城市中心都建造了某种建筑来展示其财富和荣耀。英格兰北部宏伟的市政厅就是一个地方及其人民自豪感的有形证据。

然而，国家和地方的这些象征并非只是为了实现象征性功能而设计的。它们还体现了19世纪的另一重大社会特征：官僚体制的成长以及国家对日常生活干涉的增多。如果我们回到1800年，会发现有序高效的政府很少干涉大多数人的生活。当时存在一套复杂的行政体系来履行政府职能：蓄养军队、征收赋税、处理海外财产的文件，这些职能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且涉及大量工作和专门知识。但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很少有法律规定生活或是参与日常生活需要书面证明。例如，家长可以不用送子女上学或是对孩子辍学负责。成年人可以不用出示参与有偿劳动的书面证明或是税务系统的书面证明。房屋的购买或是租赁通常通过口头协定的方式完成，在房屋收回或是裁员之类的情况下，大多数公民完全没有获得法律赔偿的权利。作为个人，1800年的欧洲公民还不具备已然是现在一大特征的“文件生活”。

这种对个人文件看似无休止的需求，至少部分是根源于19世纪新设立的大量机构。工业社会需要有文化的工人，社会革新者奋力争取更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住房，这些不同需求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政府投入。但这种政府投入是有偿的——因此出现了新的税收体系，而且还需要管理——因而产生了对权利及资格的书面证明的需求。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深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随之跟进，既扩大了政府对公民的投入，同时公民对政府承担起更多的义务。这种对个人生活的社会控制，被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福柯[34]（Michel Foucault，1926—1984）称为“监视”（surveillance），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官僚制度的“铁的牢笼”（‘iron cage’）。在福柯看来，19世纪的典型建筑是全景监狱（panopticon），这实际上是其所处社会的缩影。这种监狱的设计最初是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35]（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的。在边沁倡导的监狱里，从中央瞭望塔可以看到所有囚室，有效确保了建筑中所有人能够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种建筑设计并非只是用于监狱，它也同样适用于医院、学校和车间。在这些建筑中，各种人的生活都可以被评估并解释：更容易客观秩序和稳定，原本具有潜在的骚乱和威胁的群体可以成为一个温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可控的臣服群体。

在诸多社会理论家看来，这种秩序结构是19世纪主流思想的有形体现。在这些主流思想中，对社会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关注同对社会失范和社会崩解的担忧并存。这两种传统在整个19世纪普遍存在：既有社会革新者，又有惧怕社会动荡和自己权威被推翻的从政者和君主。当然，这种恐惧并非毫无根据：法国人在1870年再次推翻他们的君主，但在随后的血腥屠杀中，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被杀害或是放逐。随着中央集权政府日渐强大（对日常生活的干预也日益增多），它对挑战自己权威的报复变得越来越致命。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年，和平抗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现在这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政府学会了利用新的形式来保护自己，这种新形式就是警察制度。

事实上，在19世纪，“警察”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职业。数个世纪以来，政府就已经拥有各种形式的警察制度，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但19世纪出现的警察制度的范围及能力与以往有所不同。英国同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样，成功地治理着庞大的帝国，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电话和无线通信。这个世纪的欧洲强国利用政治和社会控制体系以及专门的军事技能，来维护它们在所征服领土的统治，殖民地的臣民没有精锐的军备，大多都是文盲，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最初的贸易关系（例如英国同印度的关系）到19世纪逐渐演变成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对欧洲强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从属关系。同19世纪其他欧洲殖民大国一样，英国也出于自身利益干涉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并用统治者“改善”被统治者状况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将基督教福音书带给殖民地国家，而这些国家原本就已经拥有自己复杂的宗教体系。各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出现了价值观和思想的交流，这种交流往往——但也有例外——是单向的，并且是通过不同程度的严厉措施实现的。但到20世纪初，英国的殖民地纷纷要求将国家和土地还给自己。20、21世纪的去殖民化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且尚未完成，但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这种殖民关系在每个阶段都受到质疑和反对。

大英帝国及其他欧洲帝国的缔造，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部分，结合了一个古老的历史事件（帝国的创建）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新形式。因此，尽管从臣服民族攫取财富已不是什么新的历史现象，但是19世纪新殖民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最终被卷入宗主国的经济。欧洲帝国的殖民地不只提供了原材料（甚至在奴隶贸易的流散关系中还提供了劳动力），而且成为欧洲产品的市场。19世纪形成了全球市场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国家变得“贫穷”，不是因为缺少人力资源或是物质资源，而是因为无法获得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制造能力。世世代代自给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的物质关系被颠覆，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文化观念（例如，男人是最主要的贸易从事者，所有社会都是按照父权制核心家庭组织起来的），以及这些社会本身治理一个工业社会所需的基本技能（读写技能）的缺失，这些社会和文化只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关系中占据低下的地位。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版图。同样，这反映的不是贸易关系的延伸——因为全球贸易关系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而是这些关系的规模和本质的变化。

在19世纪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肯定这种殖民行为的一个理由是，殖民统治“启蒙”和教育了那些显然在所谓的文明进程中落后的人。就这样，被定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在这个世纪的英国和欧洲诞生了。这些理论因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1859年首次出版的《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而得名。该书研究了动物和人类的进化，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它挑战了《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达尔文提出，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猿猴，对其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他在嘲讽《圣经》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但达尔文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那些只会对《圣经》进行字面解读的人。卡尔·马克思深受《物种起源》的影响，意欲将《资本论》（Das Kapital）的第二卷献给达尔文。马克思信服达尔文的学说，但达尔文却对马克思的理论抱有怀疑，因此谢绝了他的提议。同样，政治右派在著书解释非洲大部分地区，乃至任何生活贫困的地区的技术匮乏问题时，发现达尔文的著作极其有用：这些文化在智力上缺乏竞争力。社会生物学和遗传学是达尔文学说在知识领域的两个结晶，两个领域都随之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和理论工作。一些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解释了白人在智识上具有优越性，将他的学说视为是对社会世界的深刻的“自然”解释。的确，对于深信这种阐释的人而言，技术上先进的社会不是通过社会关系（尤其是同知识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通过公民在智力上的“自然”优越性来“进化”的。

达尔文带给19世纪的是对人类进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挑战了《圣经》的教义，冒犯了那些深信人类生活和关系在本质上与历史发展无关的人。那些从“适者生存”的层面解读达尔文的人认为，所有形式的剥削或是征服都不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而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根据这种看法，向贫困者提供社会援助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挑战已有的传统社会关系了。现在美国某些地区的某些学校仍然禁止教授达尔文的学说，这说明达尔文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依然深远：现在仍有人坚信《圣经》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解释是事实，尽管科学证据早已给出了相反的解释。

这种做法是抵制科学及对文本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的最新体现，这不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是。在整个19世纪，既可以看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可以看到对这种进步的强烈抵制。尝试捣毁威胁工人生计的机器是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重要特征：对技术采取行动的“勒德分子”就是因这些早期的尝试而出名（尽管有些有失公允），当然，这些尝试最终也以失败告终。19世纪中叶，约翰·罗斯金[36]（John Ruskin，1819—1900）等英国作家表达了他们对新的工业世界的厌恶。罗斯金在《时间与潮流》（Time and Tide，1867）一书中反对经济竞争，提倡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威廉·莫里斯[37]（William Morris，1834—1896）、爱德华·伯恩-琼斯[38]（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及但丁·加百利·罗塞蒂[39]（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自称拉斐尔前派，主张回归从前的生产状态，大体上就是工匠制作手工产品的状态。19世纪英国的哥特复兴既是厌恶新技术结果的产物，也是对过去，尤其是对中世纪进行选择性阐释的产物。哥特复兴的结果之一就是建筑师查尔斯·巴里[40]（Charles Barry，1795—1860）和奥古斯塔斯·普金[41]（Auguste Pugin，1812—1852）按照哥特式风格重建议会大厦，使之呈现出现在的样子。在罗斯金、莫里斯、普金等人看来，工业和技术加速了共同体的消亡。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42]（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1893）中进一步探讨了个人在工业社会的社会世界中异化的主题。

这些对过去不同程度的怀恋（尽管涂尔干和滕尼斯没有莫里斯和普金那么强烈），可能受到19世纪欧洲众多公民的反对，在这些人看来，这个世纪重新带来了和平、舒适和安定。19世纪存在诸多悖论，其中之一就是既有对过去的怀恋（可以说是比以往社会更甚，以往社会的变革没有这么迅速），又有对新秩序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广泛认识。新秩序的消极方面包括两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19世纪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跨文化叙事就是对一种破坏性的人类关系的描述。这种关系是19世纪女性和男性行为规范的产物，在这种行为规范下，女人和男人的社会行为应当遵循各自清晰明确的路线。列夫·托尔斯泰[43]（Leo Tolstoy，1828—1910）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含蓄地质疑了在19世纪的俄国离婚之困难（他完全可以包括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以及在人类复杂经验面前的刻板僵化的道德准则。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男性和女性作家都审视了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现实，并在作品中描述了社会世界往往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在这个社会世界中，女性除了择偶之外几乎不能发挥个人能动性，男性应当严格遵守个人行为准则。19世纪关于性道德的主流社会规范——欧洲各国都遵循的道德规范，包括所谓的性行为的“双重标准”。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女性的性行为比男性受到更加严厉的约束，而且对女性而言，违反公认的性行为准则的后果要比男性严重得多。双重标准的各种预设的根源是异性性行为的规范。同性恋行为在19世纪被日益边缘化，并且遭受越来越多的打压，这一方面被禁止，另一方面也是这个世纪男性性别角色建构过程的一部分。作家奥斯卡·王尔德[44]（Oscar Wilde，1854—1900）因同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同性恋关系，于1895年受到审判。19世纪英国对同性恋行为的憎恶显而易见，该事件只是诸多例子之一。

那些被维多利亚社会视为“堕落的”的女性，通常遭到社会的排斥，被社会所遗弃。但女性自身极力反对这种定性，新的技术世界大大改善了众多女性的状况。首先，医学提高了生产过程中母婴的存活几率。生产过程中疼痛的减轻、接生及治疗过程中杀菌剂的广泛使用，使母婴的死亡率得以下降。到19世纪末，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死于生产，以及她的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夭折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购买制成品——食品、服装，家务劳动和家居办公对于众多女性来说开始变得不像从前那样耗费精力。同样，配备自来水和煤气照明的砖墙房屋，替代了一部分恩格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描述的19世纪上半叶条件恶劣的住所。到19世纪末，对女性劳动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家庭服务或是工厂劳动的范围。技术基础设施需要文职人员和销售人员来满足新产业和新的消费场所的需要。这些场所，不管是百货商店，还是酒店，或是剧院，通常都希望能够吸引女性，她们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市场。到目前为止，都市给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全民都可以享有，不再只是富人和特权阶级的专利。到19世纪末，在公民权利存在明显歧视的方面，女性组织起来行动，获得了一些经验。19世纪女性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物权法的修订、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以及有组织的工会的代表权。

19世纪的技术创新和变革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可能超过了过去400年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组成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尽管教育支出使得子女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非经济资产，人们因此组合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但家庭成员的地位、分工没有本质的变化），或是人们背弃了传统的信念和行为方式，而是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文化和知识变革，虽然意义重大，但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及机器时代的到来和生产方式的重组深远。与此同时，社会的组织程度显著提高：自发和突发的社会事件变得令人反感，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种现象的社会后果——非理性行为在现代社会的消失，将成为20世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新兴技术使然的一种新的共同文化与启蒙运动留下的那些社会观念相结合之际，非理性行为的消亡也将是重要的一环。

[1] 大卫·休谟，苏格兰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英格兰史》《人性论》等。——译者注

[2] 亨利·卡门，现代西班牙学者。代表作品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译者注

[3] 活跃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社团，其成员包括一些发明家、自然哲学家。——译者注

[4] 珍妮·阿格罗（1947-），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编辑。主要著作包括《月光社成员：创造未来之人》、《大自然的雕刻师：托马斯·比维克传》等。——译者注

[5]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英国化学家，发现了氧气。——译者注

[6]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式蒸汽机，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译者注

[7] 乔舒亚·威基伍德（1730-1795），英国企业家，被誉为“英国陶瓷制造业之父”，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8] E·J·霍布斯鲍姆（1917—2012），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等。——译者注

[9] 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科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宇宙：物质世界概要》《植物地理学论文集》等。——译者注

[10] 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译者注

[11] 艾达·拜伦，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之女，对现代电脑与软件工程的影响深远。——译者注

[12] 玛丽·萨默维尔（1780—1872），苏格兰数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论物质科学的关联》、《物理地理学》等。——译者注

[13] 托马斯·马尔萨斯, 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品有《人口论》。——译者注

[14] 威廉·戈德温（1756—1836）, 英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政治正义论》《卡勒布·威廉斯》等。——译者注

[15] 芭芭拉·泰勒，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启蒙时期历史、性别研究。——译者注

[16] E·P·汤普森（1924—1993），英国史学家、作家、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运动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辉格党人与猎人》。——译者注

[17] 勒德分子, 指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为机器代替人力而被迫下岗的熟练工人。19世纪初，英格兰一位名叫内德·勒德（Ned Lud）的纺织工人，因新发明的织布机威胁到自己生计，便砸毁机器，抵制技术给工厂带来的改变。后来，“勒德分子”一词被用来指代害怕或者厌恶技术之人。——译者注

[18] 他们后来被称为托尔怕德尔受难者（Tolpuddle Martyrs）。——译者注

[19]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妻子与女儿》《夏洛蒂·勃朗特传》《克兰福德》《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等。——译者注

[20] 唯一神教会，是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的基督教派别。——译者注

[21] 译文引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102-103页。——译者注

[22] 罗伯特·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实业家、慈善家，被誉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代表作品包括《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译者注

[23] 亨利·梅休，英国记者、剧作家、社会研究者。代表作品有《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译者注

[24] 李嘉图，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代表作品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译者注

[25]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哲学史讲演录》等。——译者注

[26] 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525页。——译者注

[27] 安妮·勃朗特，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品包括《艾格妮丝·格雷》《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译者注

[28] 夏洛蒂·勃朗特，英国小说家，19世纪女性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作家。代表作品有《简·爱》。——译者注

[29] 艾米丽·勃朗特，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品有《呼啸山庄》《囚徒》《老禁欲主义者》等。——译者注

[30] 托洛茨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农红军、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缔造者之一。——译者注

[31] 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政治家，工党出身，英国首相，1924年，1929-1935年在任。——译者注

[32] 琳达·科利（1949—），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帝国及民族主义。——译者注

[33] 沃尔特·白芝浩，英国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宪制》《文学研究》《物理与政治》《经济研究》等。——译者注

[34]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主要著作包括《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规训与惩罚》等。——译者注

[35] 杰里米·边沁，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改革者，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贡献卓越。主要著作包括《政府片论》《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赏罚原理》等。——译者注

[36] 约翰·罗斯金，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代表作品包括《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建筑与绘画》《拉斐尔前派》《威尼斯之石》《艺术的政治经济》《时间与潮流》等。——译者注

[37] 威廉·莫里斯，英国设计师、诗人，拉斐尔前派重要成员，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奠基人。代表作品包括《地上乐园》《艺术与社会主义》等。——译者注

[38] 爱德华·伯恩-琼斯，英国画家、图书插画家、彩色玻璃和马赛克设计师，拉斐尔前派重要成员。代表作品包括《金色台阶》《黎巴嫩的新娘》《大海深处》《普西客的婚礼》《维纳斯的镜子》《野玫瑰》等。——译者注

[39]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英国画家、诗人，拉斐尔前派重要成员。代表作品包括《贝娅塔·贝娅特丽丝》《珀尔赛福涅》《白日梦》《维纳斯》等。——译者注

[40] 查尔斯·巴里，英国建筑师，以设计英国议会大厦而闻名。——译者注

[41] 奥古斯塔斯·普金，英国建筑师、设计师、设计理论家，英国议会大厦重建时哥特风格的内饰设计系其作品。——译者注

[42] 斐迪南·滕尼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共同体与社会》《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社会问题的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批判》《社会学引论》《舆论的批评》《新时代的精神》。——译者注

[43]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译者注

[44] 奥斯卡·王尔德，英国作家、艺术家，唯美主义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道林·格雷的画像》《温夫人的扇子》《莎乐美》《认真的重要性》等。——译者注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1900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著作《梦的解析》

1907年 毕加索首次展出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 俄国革命

1924年 列宁逝世

1929年 华尔街股灾

1933年 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元首

1939—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 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

1949年 乔治·奥威尔出版小说《1984》

1989—1991年 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众多史学家认为“现代”始于16世纪。在这个世纪，天主教在智识上的绝对权威被打破，欧洲人开始探寻对世界的新的解释及新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这种观点有大量理由可以支撑。同样，“现代”始于178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推翻法国君主的是“人民”意志坚决的行动，而非贵族的派系政治，这可以被视为欧洲民主政治的开端。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始于1900年。这个年份不仅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还可以说标志着对人类新认识的形成，这种认识通常被称为“现代主义”。在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Sigmund Freud）出版了《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书。该书探索了此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即每个人内心当中那些未知的、尚未揭晓的领域。七年之后，巴勃罗·毕加索[2]（Pablo Picasso）首次展出自己的画作《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该画作抛弃了所有对事物视觉表象的真实描写，是用抽象的、阐释性的绘画语言来描绘事物。叙事画成为上一个世纪的艺术，是上一个世纪描绘世界的方式。这些发展体现了20世纪早期知识界巨大的创作活力。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在后来集结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中）不无悲观地感叹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

无论弗洛伊德还是毕加索，都没有被他们所处的世界热情接纳。在1900年，欧洲的一些国家及地区已经步入工业社会，但这个社会仍然强烈质疑先锋思想。实际上，1900年的欧洲在诸多方面依旧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宗教仪式仍是所有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男性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依旧保有高于女性的巨大权力，社会差异——建立在社会等级观念之上——照旧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欧洲中产阶级仍然希望保留家仆，他们很少关注女性教育或是家仆的社会状况。非中产阶级占欧洲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上一个世纪得到改善，但失业、疾病和年迈带来的仍是贫穷和困苦。那些关注穷人福祉的欧洲中产阶级［例如英国的费边主义[3]者（the Fabians）］在报告中记录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金钱和物质上的匮乏。这种匮乏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或是2000年左右的普通家庭的殷实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个别国家已经朝着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迈出了步伐，但欧洲还没有出现福利国家。

虽然同1800年相比，1900年阶级分化的程度依旧严重，但社会主义政治和具有自我意识及坚定政治主张的工人阶级政治在欧洲逐渐兴起。诞生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工人阶级，其历史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思想家（如卡尔·马克思）和工人阶级出身的积极分子共同谱写的，这些积极分子在工作场所开展的日常斗争逐渐发展成以社会理论为指导的、以整体的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斗争。这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主要由男性构成，而且主要来源于制造业。欧洲的钢铁厂、煤矿和船坞都是男人共同劳动的场所，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基于社会关系中团结互助理念的世界观。这些因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团体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通常极端排斥女性，并且相当偏狭，但这为大部分人提供了政治代表的有效形式，使他们在这个原本残暴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了一些保护。21世纪的读者在阅读描述20世纪早期工作条件的文字时，看到的是一个危险、肮脏的世界。到20世纪末，造就欧洲工业革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大量产业都在欧洲停工，搬迁到世界其他地区。但在20世纪初，欧洲仍雄居世界制造业的首位，美国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0世纪早期产业工人组织工会的行为（大部分农场工人仍旧没有组成工会，同城里的工人相比，他们几乎没有政治力量）并没有受到欧洲富人的欢迎。虽然阶级分化明显，但这个世纪欧洲动荡、血腥的政治过于复杂，不能简单地从阶级分化或是阶级斗争的层面来认识。这是20世纪欧洲政治斗争的诸多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从富人（或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模式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致，但20世纪令无数人民遭受浩劫和苦难的欧洲政治剧变不但是争取阶级政治透明化的斗争，而且还是文化斗争。E·J·霍布斯鲍姆指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造成了空前的死亡和破坏。虽然在过去的1000年内，欧洲的版图一直都在变化，但20世纪欧洲各国边界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自称可以追溯至查理曼大帝的奥匈帝国，一批新的国家出现在欧洲版图上。1939—1945年间，欧洲很多地区遭受外部势力的占领，纳粹德国权力的终结使得另一外来势力——苏联——能够取而代之，控制欧洲相当大的一片地区。

20世纪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欧洲文化的不断变化，以及1900年之后新的世界观受到如此多质疑和关注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有必要提醒自己，新思想及其引发激烈的抵制和捍卫行为的能力，在欧洲并非什么新现象。我们在上文中看到，宗教改革在欧洲引发了100多年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在欧洲造成了高度戒备革命思想入侵的政治氛围，这种戒备在程度上堪比对法国举兵入侵的警惕。人们现在通常将过去的欧洲描绘成一个安宁、稳定的欧洲，直到法西斯主义将这片安宁打破。但在欧洲众多地区，这种安宁往往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憧憬。例如，粗略浏览18世纪晚期西班牙画家戈雅[4]（Goya）的画作，我们既能看到田园美景，又能看到死亡和残暴——如戈雅的一幅画作的名称所示，在这个世界里，“理性”着实是在酣睡。启蒙运动让大部分欧洲人“敢于认知”（康德语），但是敢于认知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和平与和谐。19世纪大部分叙事小说，无论是英国的、俄国的，还是法国的，都欣然接受了“新事物”这一概念。不过这个世纪所探讨的“新事物”主要是物质方面的——但有一个例外至关重要，即小说探讨了性别角色变化的可能性。19世纪的男性和女性作家都认识到男女关系的问题，以及在一个希望将所有阶级的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的世界中，女性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当然，如上文所述，对众多工人阶级女性而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物质条件迫使她们在公共的工作场所或是别人家里劳动。但社会观念（而且深深印在了无数人的思想之中）认为，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如果没有女人，家庭就会变得一团乱麻。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屋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

将性别关系同20世纪的动荡联系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毫无道理，而且显然偏离关注经济和政治制度运作的历史正统。强调性别关系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历史中，更传统的因素不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表明在所有欧洲社会中，性别关系的歧见导致了对社会变革和“新事物”的发展（及其结果）的普遍不安。罗伯特·休斯[5]（Robert Hughes）将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抽象艺术称为“新艺术的震撼”，对众多人而言，同样震撼的是19世纪后期关于“新女性”的思潮。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Jane Eyre，1847）中，简高声反抗自己被桎梏在家中，表达了对比家庭更广阔的天地和社会世界的渴望。简最终还是接受了家庭生活。（“读者们，我嫁给了他”成为简的结局，和她同一时期的众多女性的结局也跟她大致相同。）但其他简之类的女性没有——或是没能——做出同样的决定。“新女性”——阿诺德·本涅特[6]（Arnold Bennett）、D·H·劳伦斯[7]（D.H. Lawrence）和H·G·威尔斯[8]（H.G. Wells）等男作家所惧怕的女性——开始质疑婚姻生活是女性的全部和女性所有社会存在的终结的观念。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性别政治成为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被称为布卢姆茨伯里派（the Bloomsbury Group）的一群作家、思想家的生平及友谊。尽管这个群体备受嘲讽（尤其是受到乔治·奥威尔讥讽），但其中两名成员对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9]（Virginia Woolf）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0]（John Maynard Keynes）。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现在的我们在内，无数人的生活都受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直接影响。也许伍尔夫的影响没有这么广泛，但尽管如此，她的思想在构建20世纪文化和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布卢姆茨伯里派由一个朋友圈组成（除伍尔夫和凯恩斯之外），包括画家邓肯·格兰特[11]（Duncan Grant）、伍尔夫的姐姐瓦内萨·贝尔[12]（Vanessa Bell）、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13]（Lytton Strachey）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14]（Roger Fry），还有诸多其他名气或大或小的人物。但这个群体的核心是弗吉尼亚和瓦内萨两姐妹以及她们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15]（Leonard Woolf）和克莱夫·贝尔[16]（Clive Bell）。所有这些人都参与入20世纪早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视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为疯狂；伦纳德和弗吉尼亚夫妇是最早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成英语的人；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参与制定了《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极力反对对德国施加惩罚性的赔偿条款；罗杰·弗莱是将现代主义和抽象艺术引介到英国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他成员——如里顿·斯特拉奇——则将他们的审视目光投向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宗教虔诚和（对世界的）确定性：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Eminent Victorians）一书中表明，19世纪英国那些表面光鲜、伟大的人物其实只是时代的产物。过去——尤其是在弗莱和斯特拉奇的作品中——并非一个圣地，国家也不是不加辨别地一味捍卫和颂扬的对象。

因此，关于如何看待20世纪早期的文化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在布卢姆茨伯里派中盛行的态度是：拒绝接受传统社会生活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和观念。这种态度在他们的政治主张——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和社会态度上都有所体现。这个群体所接受的一些观念，在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实际上，在泛欧洲关系网和团体之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观念的身影，其中包括对国家的含义和作用的质疑，以及对性别的严格定义的质疑。对上帝的信仰很少成为欧洲先锋派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不同形式的反教权主义（法国），或是反英国国教（英国）的行为并没有为传统的宗教形式提供支持。宗教、性别和国家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不加区别地接受的事物，而是应该受到批判性的对待，多数情况下被视为认知的障碍，毫无疑问会产生严重后果。凯恩斯认识到，1918年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只会造成长期的悲惨后果。伍尔夫坚决维护女性的权利，不单只是获得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是远离正统的、主流的男性价值观的束缚。但是，他们在言辞上或是作品中都主张性取向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在欧洲文化史上，第一次有一群人向男性和女性的生理会产生必然的社会后果和性别认同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再次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性别模糊和性倒错都是欧洲文化史的组成部分。但在布卢姆茨伯里的这些资产阶级名人家的会客厅里及苏塞克斯的乡间出现的，是一种有意识地打破生理性别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的实践。布卢姆茨伯里派有时被充满敌意的评论者称为“布卢姆茨伯里鸡奸客”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群体大部分成员关于性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相去甚远。

近年对历史的著述向我们充分展示，历史写作会对历史做出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史学家想要呈现的真相，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真相。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欧洲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是被忽视的女性历史。如希拉·罗博瑟姆[17]（Sheila Rowbotham）的名作《隐匿于历史》的书名所示，女性被“隐匿于历史”。同样，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历史受到的关注，也不如更符合主流社会观念的群体和个人多。在这种语境下，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行为界定为20世纪早期英国或欧洲唯一离经叛道的行为会让人产生误解。事实并非如此，在整个19世纪，欧洲所有主要城市中都存在一种鲜明的不拘传统的文化[18]（bohemian culture）。这种文化汲取了后浪漫主义时期关于人类关系，尤其是创意生活的价值观。“不拘传统”的生活的产生是19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布卢姆茨伯里派是这部分历史在20世纪的延续。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历史有其特殊之处，即其历史及思想同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事件有着确切的联系。不拘传统的文化通常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而对于身处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而言，这正是其吸引力所在。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又十分关心自己圈子之外的世界，介入20世纪一些主要观念的争辩及社会运动。其中有三个观念值得特别关注：性别角色，殖民主义和政府作用。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基尼》（Three Guineas，1938）探讨了男性在教育和利益方面享有的优先权，她的小说刻画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世界之外的主观世界，二者都为她赢得了盛名。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男性成员还反对传统对男性的预设，尤其是认为中上层青年男子应该统率他人并规避想象和艺术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布卢姆茨伯里派所做的并不比数个世纪以来其他富有的年轻男子多：诗人雪莱（Shelley）[19]和拜伦厌恶自己阶层的期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个为情感辩护的世界。但布卢姆茨伯里派对男性性别角色抵制时，正处于男性气质及其表象在帝国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和维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之时。1910年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the Dreadnought Hoax），是布卢姆茨伯里派最广为人知的集体举动之一。在这次骗局中，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精心伪装，脸上涂上黑色涂料，身着飘逸长袍，以阿比西尼亚[20]代表团的身份访问无畏号战舰。这次伪装天衣无缝，圆满成功。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款待，在无畏号战舰上也受到了相应的礼遇。这次骗局结合了“颠覆的所有可能形式：嘲弄帝国、渗入国防、讽刺官僚程序、张扬性倒错和性别模糊”[1]。骗局完全获得了参与者想要的效果：对社会等级制度的虚伪进行了嘲弄，让这种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显得可笑。

但对访问无畏号战舰的骗局还有另一种解读，即这次骗局是一群具有激进思想的上层人士玩弄了另一群更具传统观念的上层人士。伪装行为涉及对一门非洲语言的戏仿（以致于在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中阿比西尼亚人总是同一门被描述为Bunga-Bunga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更多地体现了欺骗者对阿比西尼亚人——而非受骗者——的不敬。无论我们如何解读这次骗局，它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发生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无畏号战舰骗局中的冲突本身并不严重，但这些冲突的起因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伍尔夫认识到了较量的重要性。例如，她在1908年写道：“《每日电讯报》在讨论婚姻的神圣性。这个国家所有被抛弃的妻子和丈夫都在疑惑，婚姻仪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上帝的真言。这种愚蠢的做法真是令人难以置信”[2]。

伍尔夫在这些争辩中相当明确地表现了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支持后来被界定为“现代”：容许性别模糊（实际上是反对强势的性别确定论），开明对待其他社会团体的思想和影响，拒绝不加辨别地效忠国家、国教和君主。这一立场的对立方则认为，任何背离无条件热爱国家的行为准则、拒绝接受所有传统权威的行为都和背信弃义相差无几。伍尔夫和其他一些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如画家邓肯·格兰特和批评家罗杰·弗莱）所关注的主要还是现代审美，他们是用笔和画布在斗争。尽管伍尔夫在她的信札和日记（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现了自己对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的真实把握，但她很少参与公开、激进的政治活动。

这些问题——国家和社会问题，以及国与国关系的问题——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和两人的朋友凯恩斯进行了探讨。在同弗吉尼亚结婚之前，伦纳德·伍尔夫曾在锡兰[21]担任民政官。这段经历使得他同另一名年轻的公职人员——乔治·奥威尔——一样，对帝国和殖民主义产生了怀疑。两人都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因为他们都无法忍受自己身处其中的权力体系。他们都认识到帝国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在这一点上伍尔夫的认识比奥威尔更加强烈），但二者又都认为英国人带给殖民地的价值观也有其可取之处。在这一方面，伍尔夫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他含蓄而非明确地提出：“进步”和“解放”之类的事是有的，而且同沦为殖民地之前相比，殖民地能够从英国殖民统治的某些方面获得更公正、更人道的解决争端的方式。政府——这里是指英国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其对人类事务的干预也不应该一概受到讥讽。事实上，布卢姆茨伯里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凯恩斯也持这种观点。其政府投资经济的主张是大多数西方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受到保守主义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英国的文化出现了分化，无论在社会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上，布卢姆茨伯里派都坚定地站在了现代一方。史学家乔治·丹吉菲尔德[22]（George Dangerfield）（在他1935年出版的同名作品中）认为，这种分化是“自由主义英格兰的奇异消亡”。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出当时的传统观念在1914年之前消失有什么“奇异”之处，但丹吉菲尔德的作品让我们多少了解到变革的可能性。当时一部分人认可变革，另一部分人抵制变革。然而，在1914年，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突然转向现实：文化不再是不同观点的问题，而是战争的问题，并且这场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世纪的走向。E·J·霍布斯鲍姆就战争的爆发写道：

它就像一场雷雨，打破了紧密的云层，洗净了空气。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浅薄和轻浮即将结束，令人生厌的19世纪改良运动中的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安宁与和平秩序即将破灭。这种安宁与和平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同“官员苍白的虚伪”一起，遭到尼采[23]（Nietzsche）的批判[3]。

尼采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根源所做的预言性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19世纪社会进步理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它使我们不仅能够从1914年欧洲的协约联盟或是魏玛德国的经济崩溃的角度，还能够从个人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所做的阐释的角度，来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物质层面上的解释都指向了各种形式的竞争——1914年之前欧洲列强之间殖民地的争夺、商业领域的较量以及海上霸权的角逐，纵容军事行为的“空头支票”——1914年德国支援奥匈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致使有效外交无法实现的秘密外交体系。所有这些都是战争为何在这一刻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且都相当令人信服。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即战争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和文化需求，认可并实现颠覆分子和激进分子强烈批判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整个欧洲弥漫着极大的战争热情，这种热情存在于所有阶级之中。人们将战争视为解决欧洲竞争问题的方法、热情地欢迎战争，马克斯·韦伯就是其中的一员；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4]（Wittgenstein）毫不迟疑地奔赴了战场。就这样，在1914年的8月，英国、法国和俄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人们对战争充满热情，并抱有那种建立在“战争会在圣诞前结束”的假设。然而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战争的损失和残暴几乎立即就显现出来，触目惊心。保罗·福塞尔[25]（Paul Fussell）在《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反映出战争的影响迅速产生：1914年10月11日，英国军队将征兵的身高要求从5英尺8英寸（1914年8月）降至5英尺5英寸。随着索姆河战役、伊普尔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等一系列无谓的战役的继续，参战各方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英国损失共计37万人，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军队有一半人年龄不足19岁。但英国和法国战后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国家，不像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以这样或那样的革命方式失去了它们的君主和此前的政体。俄国军队指挥官的无能促成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战争留给德国的不仅是失败，还有政治混乱和政治困惑。

这是1919年聚集在凡尔赛决议德国和奥匈帝国未来的一帮人所为。会议基本上是由法国、英国和美国（1917年参战）主宰会议，决定对德国的和平条款，重新瓜分曾属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也参与了会议，但最终对与会者和会议结果深感厌恶，愤然离职，随后出版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这本书迅速获得成功，凯恩斯在书中提出了两点：和约的制定者是其偏见和文化的囚徒，他们所制定的和约不仅会破坏德国经济，还会影响整个欧洲的经济。他在评论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时，刻画了一幅无法理解任何自身经历之外的事物的领导人的肖像，这些人对世界的认识极其有限，不能想象传统之外的其他可能。凯恩斯将伍德罗·威尔逊描述成一个“又聋又瞎的堂吉诃德”，他的“愚钝在一群欧洲人中尤其值得注意”[4]。美国新增的巨大财富并没有造就强大的认知能力。相反，这个国家只是物质上富有，而理性思维上贫穷。

在20世纪发生的另一次大战（1939-1945年）中，凯恩斯又回到英国政府担任公职。但他在对凡尔赛会议的与会者进行描述时，体现的是文化造就人的思想，要防止受到社会规范和传统限制的人制定影响广泛的重要决定，难如登天。在凡尔赛会议进行之时，欧洲各国的社会学家、作家和评论家也在思索现代世界的本质，并且是在被1914年的战争打破的新框架下进行的思索。此时，弗洛伊德已经完成其部分伟大作品，毕加索也已经展出过自己的画作。整体而言，在人文艺术领域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即同过去的彻底决裂必然会带来各种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全新的一代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罗伯特·格雷夫斯[26]（Robert Graves）、艾萨克·罗森伯格[27]（Isaac Rosenberg）、西格夫里·萨松[28]（Siegfried Sassoon）和威尔弗雷德·欧文[29]（Wilfred Owen）］，他们对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但在诸多方面和这些做出激烈回应的人同样重要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30]（George Simmel，1858—1918）和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31]（Georg Lukács，1885—1971）等学者。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形象地再现了战壕里的恐怖和当权者对屠杀和死亡的漠视。尽管这种回应激烈而持久，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是反对人类苦难的怒号，是曾经出现过并且仍将继续出现的一种传统这一点尤为可悲。齐美尔和卢卡奇等学者［以及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32]（James Joyce，1882—1941）、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33]（Marcel Proust，1871—1992）和美国的辛克莱·刘易斯[34]（1885-1951）等小说家］所做的，是辨识他们所界定的20世纪“新”世界的特定特征，并尝试以各种不同方式（虚构的或纪实的）对其进行分析。这些作者在不同语境下以不同方式承认，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记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异化”。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及其同时代的齐美尔，进一步探讨并完善了这一主题。

在20世纪最初20年出版作品的所有作者中，可以说是齐美尔定义了身处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人们的孤独，这一点后来被众多作者和作家视为20世纪的明确特征。金钱对一切人类关系的主宰以及人们对金钱的算计，即马克思所描述的“金钱关系”（‘cash nexus’），导致人类的生活变得孤独，甚至是唯我。在欧洲的各种知识分子圈子内，无论是在布达佩斯、巴黎、维也纳，还是在柏林，这些思想及其内涵都是先锋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员的伤亡和如何防止类似灾难重演上，这些思想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直接，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知识界对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接纳程度不及欧洲大陆。但弗吉尼亚·伍尔夫显然认识到了金钱（的有无）在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地位，诗人T·S·艾略特[35]（T.S. Eliot）（这位美国诗人长期居住在英国）在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文明价值观的崩解和当代生活的无望。艾略特在后来的作品［如1948年出版的《试论文化的定义》（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拓展了他的主题，即现代世界的商业和市场压力摧毁了“高雅”文化这一主题。当然，在当时，20世纪的“文化战争”已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又一次致命一击。

一战结束后，欧洲（在科学、艺术、建筑和设计诸多领域）关于现代的自信日渐强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现代”认知与一战期间释放出来的大规模合法暴力并无关联——人们通常将关于现代的自信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现代”人（创立国际联盟的那些人以及推动世界和平和谅解的千万民众）不需要用战争来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懂得如何理性地规划城市、改善饮食、减少生理上的痛苦和治理城市。战争的可怕需求大大推动了19世纪医学的发展：整形外科、创伤的心理疗法、输血技术，尤其还有性病的防控。英国军队教授士兵如何使用避孕套：这是战争中学会的一课，这一课在和平时期也不能丢掉。1918年战胜而归的英国士兵（表面上是返回“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实际上并非如此）带回来的是平民生活中的一个深刻教训，避孕套的使用是20世纪20和30年代英国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一如既往，迎接士兵们的是高涨的爱国热情，但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城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变得司空见惯的世界：广告宣传、大众娱乐，以及女性“解放”的思想（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正如史学家所经常指出的，战争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引擎：家仆数量急剧下降是战争带给英国的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工人的额外需求是通过雇用女性来解决的：在战争爆发前，工人阶级出身的单身女性除了在富人家充当仆人之外别无选择，现在，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有了相对的个人自由。

对多数欧洲国家及众多欧洲人而言，一战刚结束后的几年，是重建时期，相对和平。德国建立民主政府，英国选出第一届工党政府，法国和意大利迈开走向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的步伐。在英国，中断这种国内和平的并非英国同列强的关系，而是国内的阶级政治关系。在1926年，英国工会试图迫使政府做出让步，改善其成员的极度贫穷状况：当时的矿井和铁路仍归私人所有，在工会组织各行业工人进行为期一周的总罢工时，它们顽固地站在了政府一边。矿工的境遇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这次罢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工会丧失了人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以恢复。“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富人、权势者，取得对工会的持久胜利，确定了接下来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的阶级划分。对英国的一些社会群体而言，20世纪20、30年代是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的时期：私家车的时代来临，在城市周边建设城郊住宅区的时代开启，这里的住宅售价相对低廉，家庭生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但和这种物质条件的逐渐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工业地区——英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威尔士的矿区——的持续贫穷。如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所描述的，这些地区并没有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获得有限的繁荣，令人生厌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等政府社会福利政策，让救济金领取者备感侮辱。

英格兰和苏格兰制造业地区的繁荣程度下降，部分是因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美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科学管理生产体系的国家，这套体系被称为“泰罗制”（Taylorism），因其创建者F·W·泰罗[36]（F.W. Taylor）而得名。泰罗将人体比作机器，对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进行研究，确定了其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泰罗制从此同大规模生产关联，尤其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37]（Henry Ford）的工厂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工人被分成了小组，每组工人只控制和参与一小部分生产过程。在福特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厂和美国各地的工厂里，工人生产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可谓惊人。没有几家欧洲工厂的生产力能够与之匹敌，也没有几个欧洲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内部市场。美国的国内生产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依托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然而，作为一个异常成功的经济体，美国同时还受到生产过度和资金匮乏问题的深深困扰，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the Wall Street Crash）——股价暴跌，美国和欧洲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

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连同数以千计的人自杀、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的凄惨画面，标志着滋生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开始形成。到1929年，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已经息息相关：美元贬值给欧洲和美国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在德国，德国马克一再贬值，恶性通货膨胀让储户的钱顷刻蒸发，投资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战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度呈现经济复苏，开始踏上繁荣之路，现在突然陷入大规模贫困和动荡。然而，尽管这次危机来势凶猛、影响深远，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美国经济主要由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开始走向复苏。政府支出开始慢慢恢复信心，世界市场似乎也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尽管如此，经济体系曾一度陷入混乱，欧洲和美国都看到了一个经济体系同与之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崩解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预言危机将永远伴随其左右）现在看上去显然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世界组织方式。就在欧洲人逐渐适应驾驭自然、确保效率的观念之时，世界上出现了另一种不确定性。但与对自然的不确定不同，关于这种新的不确定性，人们并未认识到他们对确保其可靠性无能为力。到1929年，欧洲有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稳定和可靠的经济制度，必然会引发各种危机。确保所有人物质富足、消除资本主义种种危机——这些危机似乎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的唯一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施计划经济。批判者认为，“自由”市场无一例外会让最弱势的群体遭受无尽的苦难，无法确保到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一部分——虽然不是所有——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延续下去。

社会主义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于1917年出现在俄国。尽管其初期爆发的饥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但到1930年，这个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管理计划。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政府制定经济决策，而且这些决策至少名义上是以公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众多欧洲人眼中，俄国代表了未来的希望，即一种有利于穷人和弱者的工业社会管理方式。和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其社会世界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思想。对众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热情的人而言，计划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还同现代主义的诸多价值观相符：住房作为“居住的机器”的理念、为保持健康而做的身体训练，以及家务劳动中机器的使用都间接体现了一种观点，即世界以及个人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不应是随意或是偶然的，而应是由理性决定，并相应组织起来的。

艺术、建筑和小说领域的各种现代主义主题，就这样同社会的理性组织和身体的计划管理观念交织在一起。例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计划”生育和规划婴幼儿保育问题的观念。诸多此类观念受到各种群体的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计划”的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虽说算不上是公然对抗，但这部分人的利益的确受到公有制的严重损害。到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看到的众多思潮既表现出对现代的极大热情，又流露出对现代政治的无限担忧，因为现代主义［无论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还是毕加索的画作，或是伍尔夫的小说，抑或包豪斯[38]（the Bauhaus）的建筑风格］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同社会进步关联，是对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民族观念和性别观念的挑战。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性：它承认（往往是间接地）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无论在何种民族语境下，它所建立的生活方式都是相似的。如二战结束后的那些年所示，工业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诸多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但是，与此同时，伴随工业资本主义而来的还有机器对人的控制、对地方性的侵蚀，以及官僚主义组织方式的“铁笼”（借用韦伯的术语）。

民族和文化失控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德国的希特勒（Hitler）、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和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上台的具体原因不一，文化根源各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个欧洲法西斯领导人中，只有西班牙的佛朗哥在上台时（并且在掌权期间）提出了重视宗教思想的诉求。实际上，一战之后，欧洲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世俗性：基督教的上帝在英国1914—1918年的战争宣传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并没有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时，利害攸关的问题都是世俗问题。此时，社会已经不单是“现代的”，还是世俗的。但在众多人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新社会问题重重：现代显然魅力无穷，但它同时又似乎打破了人们世世代代都习以为常的社会壁垒和等级。现代隐含一种能够控制世界和自我的意思，似乎没有给自发性、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以及存在差异的男女性特质留下什么空间。如果机器接手世界上的体力劳动，公共领域也鼓励女性参与，那么这个现代大都会留给男性的空间是什么呢？针对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答案。好莱坞在西部片中重塑了英勇男人的形象，当时一部极为热门的电影《金刚》（King Kong）讲述了城市受到女人和野兽的联合威胁：大自然的报复。英国奥登[39]（Auden）一代的诗人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40]（Christopher Caudwell）所称的“垂死的文化”（‘dying culture’）的典型代表，他们远离一切形式的传统行为和权威。未来似乎既是规划好的，又是中性的。

法西斯主义挑战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崇尚男性强大的体力，这种力量只存在于某些种族和男性身上。民族——以及民族观念——成为新的组织符号。它不再是过去勉强运行的无能的体系，而是一个全新的高效组织，通过中央经济计划，能够生产商品、保证就业，以及提供可靠服务。现代左倾、激进的一面转向了右倾。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并不排斥现代，而是与之一致。但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别政治和艺术存在分歧；在这些方面，其文化观点旗帜鲜明。法西斯主义宣扬父权和核心家庭的宗法秩序。（这两种社会组织方式在欧洲都实际存在过，但自18世纪以降，家庭已经呈现多元模式，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种主张并非只是停留在幻想层面：纳粹德国禁止已婚女性从事高薪工作，并严格限制她们的职业范围，甚至在额外劳动力最紧缺的时候，德国也没有征用女性。这种状况直到1943年1月才有所改观，但仍有诸多例外[5]。那些在欧洲北部逐渐盛行的节育手段——避孕，以及有钱人能够承担的堕胎——被法律明文禁止。众人向往的理想家庭——一个强大的男人挣钱养活自己的妻儿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法西斯主义恢复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同样，它也重塑了国家。颂扬国家权力的光辉时代成为法西斯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墨索里尼称颂罗马帝国的辉煌，希特勒赞颂一个神话般无所不能的德国的诞生，只有其种族的优越品质才能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犹太主义和现代主义。国家——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抵制现代的文化堡垒：“堕落的”现代艺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怀疑主义倾向严重的社会科学，以及一切同不明确区分性别的观念相关的事物，都被贴上了危险和可疑的标签。那些没有选举法西斯独裁者上台的欧洲国家，明显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文化堡垒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仿都铎式建筑风格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远大于现代建筑风格，创作侦探小说的女作家歌颂了一成不变的英格兰乡村生活，大多对女侦探进行了谴责——马普尔小姐[41]（Miss Marple）例外。尽管如此，文化依然在朝着特征鲜明的现代发展，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至关重要，远远高于其他一切价值取向。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为了迎娶沃利斯·辛普森[42]（Wallis Simpson）宣布退位，他在谈及自己的决定时使用的措辞是个人的自我实现，是同“自己所爱的女人”在一起的权利。他没有谈及涉及离婚的宗教问题［不像20世纪50年代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所做的那样］，但他维护的是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众多臣民都深深地祝福他，不单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还因为到1936年，英国已经出现了强调个人有权追求幸福的价值观。不论是通过个人关系，还是通过参与逐渐形成的消费社会，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粗暴地中断了这种文化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生活方式。战争给成千上万人口带来了灾难和悲剧。军事占领、强制移民，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将军队和平民都卷入了战争。苏联损失的兵力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强国，但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希特勒的军队，标志着战争发生了伟大转折。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加入战争，确保了美国资源（人力、装备及原材料）的供给，英国、美国和苏联短暂地结成同盟。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同荷兰部分地区、德国及法国一样，惨遭轰炸，经济破产。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进行重建，确保这场战争结束后，军人和平民得到的交待要胜过一战的结束。1945—1950年，广大民众要求工党政府实施能够建立有效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到1950年，这一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自由党上议院议员贝弗里奇勋爵[43]（Lord Beveridge）“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措施也已经得到落实。

英国能够成为福利国家，大部分基础工作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其间，政府控制了生产、就业和消费。政府征用未婚未育女性劳动力、定量供应食品和消费品，并限制旅行，这些措施对公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在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大力宣传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乔治·奥威尔创作《1984》的灵感。该小说于1949年出版，深刻刻画了现代世界的本质（为描述现代世界提供了一套词汇），启发了后世关于现代国家和公民生活的认识。然而，《1984》只是对1945年之后的世界的一种解读，它不仅强调国家控制，还突显了历史、公民自由及私人空间的消失。这种解读对民主和自由的未来深感悲观。其他叙述二战影响的作品也表达了与奥威尔类似的观点。例如，史学家保罗·艾迪生[44]（Paul Addison）提出，二战期间形成了一种倡导国家计划和社会工程的舆论。“战后舆论”（同时也是战时舆论）的观点虽然遭到批评，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即主张国家有责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物质保障。这一主张直到1979年才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挑战。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中，英国及英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1945年之后的几年中，英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其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也大大降低。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战争中形成的合作关系结束，英国站到美国一边，并一直严守这些政治界限直到20世纪结束。但在1945—2000年这段时间内，给英国公民的生活带来更大影响的是日常世界中发生的重大变化，而非全球政治。我们可以界定其中的两个变化，它们给普通公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可能最大，并催生了大批理论著作来为之解释或是辩护。这两个显著变化一个是工业的转型，从制造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公民成为“消费者”；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和性革命。尽管英国经历了这些变革，但其阶级不平等、财富分配不均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这个国家在日常行为方面变化巨大，但阶级的划分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在众多情况下，英国的制造业都曾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领军行业。然而，欧洲其他国家逐渐成长为重要的工业大国，更关键的是美国崛起，挑战并动摇了英国的领军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在制成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显然，如果英国想要参与来自工党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45]（Harold Wilson）所说的“白热化的技术革命”，就必须发展新的科技竞争力。可悲的是，这种白热状态似乎更适合其他国家，英国的制造业持续衰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各届政府仍继续支持英国的工业（如汽车制造业），但到7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诞生，质疑了政府的这种做法：米尔顿·弗里德曼[46]（Milton Friedmann）和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减少政府的作用和职责的呼声中上台。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凭借类似政策当选为美国总统。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地位受到挑战。

但是，如果说一个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的话，那么他们思想的其他一些方面则日渐成为日常世界的一部分。布卢姆茨伯里派一直以来都对同性恋及婚外性行为持包容态度，坚决反对社会生活的繁文缛节。这个群体绝不是第一个逾越传统社会障碍的群体，但即便是他们，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到1980年，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做出妥协：社会已经开始包容公开的同性恋行为，当然，歧视依然存在；“同居”这种传统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开始变得有些司空见惯；“私生”这个概念听起来仿佛已经时代久远。如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所言：“我们现在都是不拘传统之人”[6]。然而，这些变化也受到了质疑。在部分人看来，20世纪60、70年代的“性革命”是在迈向社会堕落，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方面的法律的修订也遭到强烈反对。但抵制并不能阻止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战后几年充分就业的情况让人们对社会世界充满信心，人们看到的是机遇，而非限制。推广高等教育等政府政策，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信心。在二战前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消费品（汽车及家用机械产品）逐渐普及。汽车的普及改变了城市景观。旅行的大众化、消费品的普及，以及流行文化的盛行，改变了整体社会生活的本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0世纪20、30年代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中描述了城市生活的本质，她实际上是在刻画现代主义的初期。她于1941年自杀，此时现代主义也明显表现出它不仅能带来宽容，还能引发冲突。欧洲法西斯势力掌权的原因复杂，但法西斯主义的部分心理动力就是要坚决抵制现代主义所代表的一切：民主、文化多样性、文化宽容，以及以理性、世俗的方式治理社会世界的观念。20世纪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悖论就是，法西斯主义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个传统：规训社会世界。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就是在启蒙主义的问题与对策的范式下进行的。启蒙主义削弱宗教权威，代之以将社会和人为建构的事物置于中心，这种做法使政治和政治决策超越了道德的约束。奥威尔在《1984》中探讨的，正是现代的这种道德缺失的本质：他认识到的是一个可以自证其合法性的社会，因为它已经摒弃了其他一切价值观。正是这种对“社会”形式或本质不予质疑的社会建构，构成了西方范式的一部分。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这种范式越来越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计划经济不存在了，也就没有了证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必要。

因此，在21世纪初我们所处的英国社会是一个无需替自己解释或是辩护的社会。尽管西方一直存在阶级的结构性不平等，但众多公民的生活较1900年已经得到大幅改善。人均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社会规范多元化，个人自由增多。同过去相比，个人和公共劳动的体力强度也降低了。人们同时还经常强调这些变化的另一面：家庭生活崩解；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明确界限遭受侵蚀；个人压力加大，从对身体的控制到囊括了此前自我认知盲区的高度自我意识，压力渗透了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但这样的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过往的确信，人们相信从前是安稳而自得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历史记载表明，20世纪并没有发生从信心满满的过去到忧心忡忡的现在的转变。例如，2000年社会生活的风险程度并不比1900年大。但现代主义带给我们的是对一个世俗的民主世界的生活体验：在人类历史上，宗教和宗教信仰第一次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事物，正如民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模式，这种平等模式不光体现在认知上，还体现在能动性上（尽管在实践中往往还存在缺陷）。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代表作品包括《梦的解析》《超越唯乐原则》《图腾与禁忌》《文明及其不满》等。——译者注

[2] 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代表作品包括《阿维尼翁的少女》《格尔尼卡》《拿烟斗的男孩》《斗牛士》《镜前的女人》《梦》《生命》等。——译者注

[3] 费边主义，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流，主张采取渐进措施改良资本主义。——译者注

[4] 戈雅（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代表作品包括《理性酣睡，心魔生焉》《少女们》《阳伞》《巨人》等。——译者注

[5] 罗伯特·休斯（1938-2012），澳大利亚作家、艺术评论家。主要著作包括《致命海岸》《我不知道的事》等。——译者注

[6] 阿诺德·本涅特（1867—1931），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品包括《老妇谭》《悠游度过一天的24小时》《平凡人和他的妻子》《里程碑》等。——译者注

[7] 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画家。代表作品包括《恋爱中的女人》《虹》《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译者注

[8]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以科幻小说闻名。代表作品包括《时间机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译者注

[9]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驱。代表作品包括《一间自己的房间》《奥兰多》《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三个基尼》等。——译者注

[10]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主要著作包括《概率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货币论》《货币改革论》《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等。——译者注

[11] 邓肯·格兰特（1885—1978），英国后印象派画家、图案设计师。——译者注

[12] 瓦内萨·贝尔（1879—1961），英国画家、室内设计师。——译者注

[13] 里顿·斯特拉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代表作品包括《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人物小传》等。——译者注

[14] 罗杰·弗莱（1866—1934），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艺术史家、美学家。代表作品包括《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视觉与设计》《贝利尼》《变形》等。——译者注

[15] 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英国作家、社会政治评论家。——译者注

[16] 克莱夫·贝尔（1881—1964），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代表作品包括《艺术》《自塞尚以来的绘画》《欣赏绘画》《19世纪绘画的里程碑》《法国绘画简介》等。——译者注

[17] 希拉·罗博瑟姆（1943—），英国理论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主要著作包括《隐匿于历史》《梦想的承诺》《女性、反抗与革命》等。——译者注

[18] 这里“不拘常规的”（bohemian）一词原指“波西米亚人”，即通常说的“吉普赛人”。在欧洲近代史上，他们是工业化社会中的游牧民族，不愿融入欧洲城市生活。19世纪，“bohemian”逐渐用来指称那些不愿融入主流生活方法的人及其亚文化。——译者注

[19] 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致云雀》《西风颂》《麦布女王》《倩契》等。——译者注

[20]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21] 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22] 乔治·丹吉菲尔德（1904—1986），美国记者、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英格兰的奇异消亡》。——译者注

[23]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思想家。代表作品包括：《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译者注

[24]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译者注

[25] 保罗·福塞尔（1924—2012），文化批评家。主要著作包括《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格调》《恶俗》《十八世纪的英语文学》《诗歌的音步与诗歌形式》等。——译者注

[26] 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向一切告别》《我，克劳迪斯》《克劳迪斯神与他的妻子梅萨利纳》《贝利萨里乌斯伯爵》《白色女神》《希腊神话》等。——译者注

[27] 艾萨克·罗森伯格（1890—1918），英国诗人、艺术家。代表作品有《战壕》。——译者注

[28] 西格夫里·萨松（1886—1967），英国反战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品有《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译者注

[29] 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英国战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为国捐躯》《武器与男孩》等。——译者注

[30] 格奥尔格·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包括《货币哲学》《社会学》《历史哲学问题》等。——译者注

[31] 格奥尔格·卢卡奇，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确立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主要著作包括《历史与阶级意识》《小说理论》《审美特性》《民主化的进程》等。——译者注

[32] 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代表作品包括《芬尼根的守灵夜》《尤利西斯》《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等。——译者注

[33] 马塞尔·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追忆逝水年华》。——译者注

[34] 辛克莱·刘易斯，美国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大街》《不会在这里发生》等。——译者注

[35] T·S·艾略特（1888—1965），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包括《荒原》《四个四重奏》《烧毁的诺顿》《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等。——译者注

[36] F·W·泰罗（1856—1915），美国工程师、发明家、科学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译者注

[37]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立者。——译者注

[38] 包豪斯，即德国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1919—1933），世界现代设计的发源地，以其设计风格著称。——译者注

[39] 奥登（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代表作品包括《看吧，陌生人》《无墙的城市》《染匠的手》《雄辩家》《西班牙》《阿基琉斯的盾牌》《谢谢你，雾》《迷人的洪水》等。——译者注

[40]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1907—1937），英国诗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家。——译者注

[41] 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一位乡村女侦探。——译者注

[42] 沃利斯·辛普森（1896—1986），因爱德华不爱江山爱美人成为一时佳话。——译者注

[43] 贝弗里奇勋爵（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福利国家的构想。——译者注

[44] 保罗·艾迪生（1943—），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著作包括《丘吉尔》、《战争已结束：英国社会史》等。——译者注

[45] 哈罗德·威尔逊（1916-1995），英国政治家，1964-1970年，1974-1976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46]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货币学派的创始人，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货币稳定方案》等。——译者注

第五章
历史变革

1821年 圣西门出版《论实业制度》

1851—1854年 奥古斯特·孔德出版《实证政治体系》

1846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1895年 埃米尔·涂尔干出版《社会分工论》

1897年 涂尔干出版《自杀论》

1900年 格奥尔格·齐美尔出版《货币哲学》

1904／1905年 马克斯·韦伯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12年 涂尔干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1922年 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出版（系作者死后出版）

1972年 米歇尔·福柯出版《知识考古学》

1972年 希拉·罗博瑟姆出版《隐匿于历史》

1976年 朱丽叶·米切尔出版《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

在大多数人看来，1500—2000年间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影响深远，我们只能怀着深深的敬畏（有时甚至是绝望）来仰视这5个世纪。我们一般会认为，一个生活在1500年的欧洲人穿越到2000年来时，眼前这个新世界一定会让他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但如果考虑到1500年和2000年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的话，我们就不会不假思索地下这样的结论了。对英国人而言，这几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的事物中就包括民族和君主。尽管英格兰和苏格兰直到1603年才实现王朝联合（而且这种联合后来也历经波折），但英格兰的王位经历数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期间短暂地中断过）。君主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但它仍是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的象征（而且并非完全多余）。我们只需从1500年往后再推数十年，到16世纪，就能发现1500年同2000年的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英国的君主仍是英国国教的最高首领。在英国，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从16世纪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如今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之中，这个国家本身仍同某一特定宗教紧密相关。1500年的民众在审视2000年时，可能会对人类创造的这个工业化的都市世界惊叹不已，但效忠国家仍是同笃信英国国教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些时空穿梭者把目光从那些诞生于工业化的城市和城镇移开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发现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大地主仍然在乡村和城市拥有大片地产。如大卫·坎纳丁[1]（David Cannadine）所提出的，尽管贵族阶层可能在19世纪就已经失去了社会权力，但过去的某些富有家族在21世纪依然富比陶卫[1]。例如，斯宾塞家族——因戴安娜·斯宾塞（Diana Spencer）嫁给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而为广为人知——在16世纪靠牧羊业赚取了巨额财富，到现在仍然富甲一方。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贵族阶层失去了地产和政治权力，从这一层面看，他们“没落”了，但对社会的某些群体而言，他们仍然具有吸引力，依然是这些人的人生目标。已故保守党下院议员兼日记作者艾伦·克拉克[2]（Alan Clark）的家族虽然是靠贸易发家（贩卖棉线），但他一直以“贵族”自居，到处炫耀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因此，我们应该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审视1500年或是16世纪至今发生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有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现代社会的伟大“主义”（isms）以及现代社会学的宏大主题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化、个性化和国家建构：所有这些都属于“现代”，在16世纪都还只是处于雏形阶段。但是，如德里克·塞耶[3]（Derek Sayer）在《资本主义与现代性》（Capitalism and Modernity）一书中指出的，到16世纪，自由劳动同市场相遇，而且这场相遇没有逃过300年后的卡尔·马克思的注意。塞耶在论及马克思的评论时写道：“《资本论》声称自由劳工和资产者在市场的相遇包含了‘一个世界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认为确实如此，最早创造世界历史的是资本主义”[2]。

关于16世纪的这种评论提醒我们，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产的诸多社会关系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生产关系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赤裸裸地野蛮，但财富的分配依然遵循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的模式。福利国家的出现和长达两个世纪的劳工组织历史缓和了资本主义最为极端的方面，但社会不平等仍是西方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认为它随着已经发生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变革消失了。正是在这一点上，1500年同2000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即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以下几个事实：人均寿命几乎增长了一倍，产妇的死亡率大幅降低，4岁以下婴幼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在西方，文盲率几乎为零，几乎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到16岁。同1500年相比，自然灾害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瘟疫和饥荒已经在西方灭迹，虽然悲观主义者会指出，以往的大瘟疫被根除之后，又产生了艾滋病之类的新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人类至少取得了一个进步，即不再用火刑来处决女巫，或是不再普遍相信迷信，尽管我们妖魔化的能力似乎没有减退多少。人们现在偶尔也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极少），例如，小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谋杀案[4]，这里体现的仍是人性恶的一面（似乎没有别的合理解释）。罗马天主教已经废除地狱和炼狱说（对1500年的众多民众而言可能算得上是好消息），但在公众意识里明显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世界，一个不再关乎女巫和迷信却又超越人类认知的世界。

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本可以让我们放弃世界不可知论——取而代之的观念是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物都能够找到解释。如前文所示，启蒙运动没有确切的起讫年代，只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它被普遍视为一个欧洲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发生变革的时期。众多作者认为，启蒙运动总是同“现代”关联，因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实质上是康德所说的“敢于认知”）与科学和“理性”的到来有关。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某些学科（尤其是数学）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二，在一些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5]（Zygmunt Bauman）——看来，启蒙运动催生了一种缺乏道德认识的理性观念[3]。在鲍曼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用来解释希特勒在1933—1945年间对犹太人的迫害）的数十年前，就已经有其他作者对理性的价值和现代世界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创作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得出结论，“现代”文化既是一种颓废的文化，也是一种受物欲驱动的文化。在他笔下的现代世界中，“匆忙是普遍的”，并且：

宗教的潮水正在退去，留下一片片沼泽和一滩滩死水。国与国之间再次变得势不两立，恨不得彻底摧毁对方。人们毫无节制地本着自由放任的精神盲目追求科学，动摇并瓦解了一切坚定的信仰。文化阶层和国家在可耻的货币经济中随波逐流。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世俗，这么缺乏爱与善……包括当代艺术和科学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在为即将降临的野蛮服务。文化人蜕变成文化的头号敌人，因为他想虚伪地否认这种疾病的普遍存在，从而阻扰医生进行治疗[4]。

机器时代的产品粗制滥造、生命周期短，面对产品这样的本质，英国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也提出了对现代世界的类似看法。但尼采的批评已经远远不只是从美学的角度表达对机器时代的产品的憎恶。他对现代的批评不仅仅是在哀叹传统手工业的衰退，而是在抵制“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一切预设，尤其是对利润的无休止的追逐，以及任何可被视为超越的价值观的缺失。和马克思一样，尼采的写作对象是现代所造就的文化——现代性。对二者而言，“现代”——有别于现代性或是现代主义——是指市场价值观取代其他一切价值观的时代。这些观点质疑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物质关系。在这种语境下，启蒙时期与其说是一个人类认知和解放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社会世界陷入更深的困惑的时期。因此，启蒙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甚至还有社会学这门学科，不是研究世界的全新方法，而是这种颓废文化自身的一部分。

尼采对19世纪欧洲社会表现出的深深敌意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他深刻影响了欧洲历史和哲学的发展，还因为他在作品中指出了后启蒙时期思想的断裂。启蒙运动促使——实际上是鼓励——人们研究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一点所有著书论述启蒙运动的作者都毫无异议。但某些人认为，这势必会导致自发性的丧失，这种自发性是非理性的，通常被人们称为“情感”。如果说，在18世纪末，思考并建构自身在社会世界的位置成为人类存在的新模式，那么那些很少进行理性思考、很少凭借理性行事的人又该如何呢？简·奥斯汀可以说是启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在她的叙事里，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进行缜密思考并做出理性判断。但奥斯汀本人非常清楚对情感生活的这种刻意控制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她在作品《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塑造了一个理性的女主人公和一个感性的女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奥斯汀对这两类人都提出了质疑，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恰恰就是在18世纪末困扰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这种划分——理智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6]（Coleridge，1772—1834）、华兹华斯[7]（Wordsworth，1770—1850）、拜伦（Byron，1788—1824）、济慈[8]（Keats，1795—1821）和雪莱（Shelley，1792—1822）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关注着这一问题。“有序的生活”这一概念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几乎排除了“感觉”、“情感”以及与理性相对的、强烈的非理性情感关系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在19世纪最初数十年看到的，不是对理性价值观的质疑，而是对富有创造力的自然生活被边缘化的质疑。这种思想的断裂成为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社会的核心张力：人们认识到世界可以被改变、被重构，世界的秩序可以重新建立；上帝变得可有可无，自然可以被掌控。但人们开始产生忧虑，形成一种上自浪漫主义诗人下至乔治·奥威尔的传统，即过多地强调社会世界的秩序会减少人类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把建构19、20世纪历史的诸多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置于这个传统之中进行考虑：不拘传统的社会风气的增长，对身处社会边缘的艺术家的膜拜，政治审美化，以及法西斯主义对领袖气质和卓越的崇拜。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商品的拥有越来越民主化，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简单自然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秩序和计划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繁荣，但在众多公民看来，它们似乎抹杀了情感和生活的真实性。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诸多研究20世纪的学者将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和青年文化中享乐主义的迅猛兴起——后者给社会带来的破坏较前者小。

在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不同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过去两个世纪历史的诸多不同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方都损伤惨重，高层指挥官的无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真正将平民和军队都卷入战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的死亡人数惊人。同样，二战爆发的部分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上文提到的欧洲文化的裂隙：这种文化裂隙将秩序与行动对立，为希特勒所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既有其强大的物质因素（德国经济的崩溃以及贫穷和失业的大面积蔓延），也有其强大的文化因素——一个能够表达集体意志的领袖人物的出现，这种集体意志能够祛除官僚主义和低效政治的惰性。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既能恢复秩序（就提供食品和就业而言），又能挑战秩序（反对那些似乎只会带来停滞的政治形式，主张建立新的政治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到达一个历史节点，即一场显而易见的经济危机因为经济与非经济的原因朝着某个特定方向发展。对于当时生活在德国、美国或是英国的人而言，现代世界的希望突然被夺走。在某些人看来，恢复那个现代世界的唯一可能似乎存在于回到过去的幻想中。现代与民主的关联在1945年得以恢复，但1933—1945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表明，机械化的现代世界有能力回到前现代状态。

研究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理论家中，最著名的当属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一群社会学家。这一学派集结了众多伟大学者，包括西奥多·阿多诺[9]（Theodor Adorno，1903—1969）、赫伯特·马尔库塞[10]（Herbert Marcuse，1898—1979）、利奥·洛文塔尔[11]（Leo Lowenthal，1900—1993）、玛丽·雅霍达[12]（Marie Jahoda，1907—2001）及马克斯·霍克海默[13]（Max Horkheimer，1895—1973）。所有这些学者都同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有关。该研究所系费历克斯·韦尔（Felix Weil）于1922年创建，但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研究所基本上解散，迁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个群体有时被称作“批判理论学派”，最初关注的是启蒙运动的深远影响。他们看到的是过度繁复的官僚制度可能产生的令人窒息的后果，以及现代社会控制其成员的能力。在这群学者看来，物质现实不能决定意识。他们并没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又确实对斯大林上台后在苏联成为正统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存在时间较长，历史复杂。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他们同欧洲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交锋繁多。同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14]（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争辩是其中最著名的争论之一（他们认为贝尔托·布莱希特是一个庸俗的唯物主义者）。然而，这个学派影响深远，他们确立了研究社会世界的伟大传统，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这一传统试图将社会分析与心理分析相结合。

法兰克福学派给欧洲社会理论研究留下的学术遗产是一种看待社会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类似，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世界自身所固有的。然而，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给文化留下巨大空间，他们的写作涉及大规模社会事件以及文学和音乐。他们同布莱希特和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研究现代的著名学者之一，因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描述早期现代城市生活的文集《巴黎拱廊街》（The Arcades Project）而闻名——的冲突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5]。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向来紧张：霍克海默否决了本雅明的毕业论文，并因此断绝了他的学术之路。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一样，本雅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因为本雅明最关注的问题——即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在西方仍没有衰退的迹象。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进一步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研究的主题。同样，哈贝马斯注重的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大量商品和提供大量服务的能力，而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在哈贝马斯看来，知识在现代世界已经失去独立性或客观性：知识已经和资本主义的利益息息相关，它不再为客观探索服务，而是为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延续服务。他提出，现代世界不是没有知识，相反，现代世界拥有海量知识。但知识不是用来启蒙或解放人类的，只有当对知识的追求和资本主义的利益偶然变得一致时，知识才会与启蒙和解放产生交集。哈贝马斯尤其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体合法性问题。他指出，大多数西方国家只是形式上接受了民主，但民主的运作经常面临一种尴尬，民主利益同市场利益存在冲突。他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1973）和《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1）中探讨了这些主题。然而，尽管人们对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可能抱有一定的悲观态度，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和思想还是值得捍卫的。与其他社会学家不同，他并没有放弃或者否定启蒙主义带给人们的希望。

因此，有关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理论当中，条理最清晰、影响最持久的理论诞生在德国，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法西斯政权也诞生在这个国家。在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曾经一度是欧洲现代主义诸多伟大人物的故乡——例如，包豪斯学派（the Bauhaus Group），现在仍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建筑和家居商品风格的代名词。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各自的现代主义成果，但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同过去和传统决裂的程度能够比得上德国。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逐渐盛行。好莱坞的“光辉”岁月将一种起源于欧洲的新的文化形式——电影——变成一种全球现象。大众文化的真正兴起是在1918—1939年间，这种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应该不仅包括人工制品和大众传媒，还包括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差异的缺失是这个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好莱坞创造了传奇——关于美国的诞生、社会流动性以及被表现得更加性感的异性恋形式，但它同时也向观影者展示了商品及生活方式，继而向他们传输了一种欲望。到这一时期，商品生产的数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的时空穿梭者一定会对当代世界日常生活的机械化感到惊诧不已。在这个世界里，大部分人无法理解众多普通日常消费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果21世纪的我们必须制造建构我们日常生活的商品——汽车、手机、电脑——的话，我们将无能为力。在21世纪，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能力，并且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认知范围。这并不意味着在16世纪就不存在专业能力，显然，这一时期有专业能力，而且生产了大量精美耐用的产品。问题在于，这种专业能力——无论是建筑能力还是造船能力——同其他语境下的技能并没有太大差别。艺术史学家和建筑史学家都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历史上诸多伟大的建筑并非出自我们今天所界定的建筑师之手，而是某些极具天赋的建筑工匠或是石匠的杰作。工业社会的职能专业化是过去200年间发生的众多社会变革之一，随之而来的还有职业种类的增加，以及所谓的“职业化”。新增职业的一个最佳例子就是医生。医治病患的技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医生这个职业的历史则没有这么久远，大体上是在18世纪，随着与外科手术或是治疗传染病相关的特殊技能逐渐发展，出现了医生这一职业。17、18世纪兼作外科医生的理发师是人们害怕的对象（这种恐惧确有它的道理）。到20世纪初，外科医生已经成为医疗行业的精英群体，受到职业监管和入行标准的严格控制。

如涂尔干等人所主张的，社会劳动分工（《社会分工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代表作之一）的社会影响不只是催生了工业社会的不同劳动模式。其主要影响在于，随着工作性质的区分日益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职能高度专业化，社会世界失去了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团结。一个在技能上相互依赖的群体组成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崩溃，是有关工业化的诸多重大社会主题之一，这让19世纪的诸多作者（从尼采到威廉·莫里斯）忧虑不已。不同作者对这一变革提出了不同见解。从尼采对超越价值的告别，到重建可以施展“传统”技能的村庄，每个作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对策。人们试图重建社会秩序，恢复从前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首先，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欧洲北部信仰新教的地区；其次，这些努力基本上都没有成功。但这些努力都缘起于一种失落感，即团结互助的时代不再的感觉，那时人类的关系更紧密。

如之前诸多作者所指出的，过去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但对过去的利用及认知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的范畴。自马克思起，研究工业社会的学者就已经指出，工业社会的本质对于那些身处其中的人而言具有迷惑性。马克思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商品拜物教；二是人们对机械化生产制造出的商品的类别和价值感到困惑。而其他人——例如尼采——则认为，令人们感到困惑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在整个19世纪，“新”的工业社会日益同变动不定的、一时的、短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稍纵即逝”之类的词语开始出现在对城市生活的描述中，时尚的风靡既是人们谈论的焦点，也是人们的忧虑所在。法国作家波德莱尔[15]（Baudelaire，1821—1867）通常被誉为第一位就现代都市生活的“条件”进行创作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于19世纪中叶问世，主要关注艺术家如何能在这个“现代”城市生活短暂而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成就伟大。波德莱尔酷爱哥特小说，超越现实世界的神秘虚幻同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形成鲜明对比，深深地吸引了他。波德莱尔在自己最负盛名的作品《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中谴责读者虚伪和自命不凡。他在序诗《告读者》中写道：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6][16]

这些观点——关于法国、现代及现代文化——属于19世纪中叶的观点。但此时说教者们已经开始提出，“现代”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堕落的。我们这里可以再次从尼采身上看到对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及成见的猛烈抨击。他写道，所有现代文化：

要求极其彬彬有礼的行为和最新的时尚，对短暂——实际上是瞬间——的事物的匆匆了解和利用：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结果，它体现为新闻记者的可恶秉性。这些人是三M的奴隶：瞬间（Moment）、舆论（Meinungen）和时尚（Modern）。一个人与这种文化越亲近，他看上去就越像一个新闻记者。[7]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尼采有关，但从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并看不出二者的联系。我们完全可以不把尼采当作纳粹主义的预言者来解读，而是将他视为19世纪关注新的城市世界的困惑和混乱的声音之一。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似乎都不安全，或是没有价值：变革的速度飞快，世界新的能力无穷，不断取代着旧时的确定性以及对一个安全而符合道德的世界的认知）。在这种语境下，有两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首先，这种深刻的文化变革感在何种程度上是普遍的，而非局限于某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其次，就像它们通常会建构一个乌托邦式或是救世主式的未来世界一样，众多社会和文化——并非特指19世纪的欧洲社会和文化——是如何将过去理想化的。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欧洲的众多个人和群体并没有畏惧变革和新的社会关系，相反，他们主动期盼二者的到来。例如，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就为女性祈求一个新世界的来临：

说人应该对平静感到满足，这是枉然的：人必须有行动，如果找不到行动，就要创造行动。千百万人的命运注定要比我的更加死寂，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同自己的命运抗争。没有人知道，除了政治反抗之外，在芸芸众生中还酝酿了多少反抗。人们认为女人普遍都极其安静，可是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情感。和她们的兄弟一样，女人也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一片可以让她们努力的天地。她们受到过于严格的束缚，她们的生活完全停滞不前，正如男人感到的那样。那些享有较多特权又心胸狭隘的同类却认为，她们应该只是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布包。如果因为她们超越习俗认定的女人必须遵从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情、学更多的东西，就谴责她们、嘲笑她们的话，那就是自私的。[8]

勃朗特并没有谴责现代，也没有谴责社会变革，而是在积极祈求新世界的到来，猛烈批判某些群体所欢迎的一切“传统”价值。勃朗特在即将到来的社会新秩序里看到的不是威胁，而是可能性：人类解放和社会限制放宽的可能性。自19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变化总是会带来负面影响，并会破坏现有的人际关系，所以上文引文可能就显得尤为有用和重要。勃朗特认为，众多现有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对人类有害的。《简·爱》刚一问世就被某些群体视为一部具有颠覆性和煽动性的作品，抨击了社会等级制度、英国国教和合理的性别关系。正是这种反应——再加上勃朗特变革社会秩序的呼声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强化了不应一概谴责变革的观念。勃朗特是在为女性发出祈求，但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产业工人——很可能也会赞同她的观点。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认识到，人们对待19世纪的变革和新的工业秩序的态度并不单一。

关于变革以及对变革的认知，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在大多数历史阶段，过去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而且通常是神话般的地位。数个世纪以来，整个西方都认为历史肇始于伊甸园，根据某些解读，世界自此每况愈下。这种历史建构——世界起源于绝对和谐——并非基督教所独有，其他宗教也采用这种说法，即人类历史是与一个完美世界渐行渐远的历史。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深深印刻在西方世界的社会意识里，我们在阐释现代时，很难不涉及关于这个失掉的乐园的观念。事实上，社会学中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是现代世界已经“祛魅”，该观点部分源自韦伯的研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

随着唯理智论对魔法信仰的压制，世界的进程开始祛魅，丧失其魔法意义，因此仅仅“存在”和“发生”，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而产生了一种日益迫切的要求，即世界和整个生活方式应该遵从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秩序。[9]

整体来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诸多学者对现代世界的本质流露出极度悲观的观点，表明他们对如今某些社会学家所谓的现代性“工程”缺乏热情。这就形成了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悖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世纪里，欧洲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对很多公民而言，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但那些见多识广、思维缜密的批判者们却对世界深感悲观。16世纪的欧洲民众对各种不可预测的灾难毫不陌生，对众多人而言，现代观念中的风险同真正的生存危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然而几乎没有社会证据表明，这个全然更加危险的社会被当时的人视为是“祛魅的”、稍纵即逝的，或是缺乏价值的。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并没有说社会世界或是人类世界没有失败，人类显然有能力让生活变得痛苦不堪，但这有别于一种普遍的悲观感。

对于19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其他研究社会世界的学者所表现出的这种极度忧郁，最常见的解释是，启蒙运动之后，世界失去了上帝，没有了上帝（主要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人类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因为行动或是判断已不具备真正的道德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审视16世纪时，关于在启蒙时期之前的欧洲，上帝或是对上帝的信仰实际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质疑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由其他社会传统、习俗和迷信所支配的。史学家凯茨·托马斯[17]（Keith Thomas）在《宗教与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即宗教改革之前，宗教在欧洲的地位被大大夸大了。他写道：

世俗主义的兴起这一话题并没有获得太多系统研究。那些研究该话题的权威们往往根据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分析来做出推断。他们认为，如果社会是通过宗教仪式来证实其统一性，那么这种仪式的衰落就反映了该统一性的消失。共同价值观的瓦解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得这种集体仪式越来越困难……传统解读无疑夸大了中世纪社会的道德统一性。涂尔干本人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将中世纪描述为一个人们以庄园、村庄和行会为单位，彼此依赖的和睦时期。那些缺乏历史观念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深受此类理想化思想的影响[10]。

这个观点让我们能够探讨上帝并非像尼采所宣称的那样在19世纪“死”了的可能性。相反，一批新的神出现了，一些关于世界起源以及如何塑造和重塑世界的新观念产生了——这些对21世纪而言依然至关重要。查尔斯·达尔文的研究动摇了《圣经》创世说的权威。他的研究表明，我们能够认识人类社会的演变；同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阶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证明，我们能够选择世界组织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根本上抨击的是一种观念，即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世界组织的唯一方式。他们的观点在历史上早已出现过，17世纪的激进宗教教派和1789年的革命者们也有过完全一样的想法，但马克思研究的广博之处在于，他质疑的是关于社会世界中“自然的”事物的一切预设。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是19世纪物质变革的两个关键进程，那么去自然化恐怕算是文化变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进程了，因为它挑战了此前对人类的所有分类，尤其是与性别和社会等级相关的分类。

人人平等思想的发展总是同18世纪及公民观念的兴起联系在一起。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第一次公开宣布国家法律应该保障人的平等权利。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人人”（all men“所有男人”）一词在1776年确实只是其字面所指，上文也提到了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女性的法律地位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更不必说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权利的问题了。此外，《独立宣言》针对的是白种男人，根本不包括保持奴隶身份的黑人男女，他们的奴隶身份直至1865年国内战争结束才得到解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400年时间里，尽管人人平等就现实而言甚为罕见，它在本质上却并非什么特别新颖的观念。不过，虽然平等思想在欧洲有着悠久传统，但推动其在晚近实现的，却是有关女人、儿童、全体工人阶级成员及非白种人应该具有的“自然”能力（或其缺失）的观念。因此，夏洛蒂·勃朗特在疾呼女性解放和女性享有同男性一样的自由之时，她也借简·爱之口谈到了自己教授的“衣着粗陋的小农民”。不过，勃朗特还提醒读者，这群“小农民”“同最高贵的家族的子孙一样，是由血肉组成的”。强大思想的激发了19、20世纪的社会变革者，在后面这一主张中，我们看到了有效的例证。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阅读18、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在阅读孜孜追求人类解放、不断改善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写作模式不同，传统的史学写作模式是一旦发现问题，就会有一个对策来解决它——例如，针对工业化早期工厂雇用童工的问题，英国通过了《工厂法》。这样，呈现在历史和社会史研究者面前的就是一部进步历程的叙事，这部叙事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性地中断过。在这种叙事背景下，出现了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研究，他对历史的描述挑战了有关历史变化过程的诸多理所当然的预设。福柯是在精神疾病史的语境下挑战社会变革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人类知识史就是人类不断迈向真理的历史这一观念。或许最重要的是，福柯并没有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的解放运动。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福柯对启蒙运动长久的价值观持悲观态度。

《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于1961年出版，福柯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疯癫治疗史的观点［尽管他在后来的著作，尤其是《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63）和《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中继续对诸多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该传统观点认为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对待“疯子”的方式，比禁闭更为人道。福柯引用了英国人塞缪尔·图克[18]（Samuel Tuke）的例子——他在约克创立了精神病患者“收容所”。多年来，图克（及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从事类似工作的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仁爱的价值观的驱动，他的工作基本上体现了启蒙主义对如何对待病患和穷人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图克同代表18世纪进步模式的其他人物是一脉相承的，例如慈善家托马斯·考勒姆收留弃儿的工作。另一方面，福柯则表达了一种相当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图克建立了一所精神病院，用责任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痛苦取代了对疯癫的无限恐惧。”

福柯解释自己的观点时用到了图克的例子，图克曾为精神病院的患者和受邀客人举办茶会。据图克所说，举办茶会的意义在于为患者提供一个接触“普通”人、参与社交场合的机会，在这样的场合里，所有参与者都彼此尊敬、礼貌相待。在福柯看来，这些场合对患者并非有益。相反，他提出：“精神病院现在必定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延续。家庭和工作的价值观——所有被普遍认可的美德——现在都支配着精神病院”。[11]那些疯子所得到的就是他们被囚禁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福柯在其他作品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命题，但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至关重要的是他对一种观点的质疑，这种观点始终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解放的一种形式。福柯意识到，理性实际上并非一种解放力量，而是一个禁锢人类的观念。这种意识相当重要。在福柯对世界的描述中，图克的精神病院的患者在茶会上的举止应该合乎传统，他们无处可以“发疯”，只能是清醒的“病人”。这样，启蒙时期以前关于“疯癫”的理解——疯癫状态下，人类的行为和认知基本上不能为理性所理解，就是关于一个理性不可及的人类行为与意识领域的理解，这种理解被疯癫与心智健全，或是理性与理性缺失的二元对立所替代。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和存在状态在启蒙时期之后便不再可取。

福柯对传统历史认知和叙事的最大挑战，是他对启蒙运动之后人类不断进步的正统观点的质疑。在对待疯子、罪犯和被监禁者的问题上，他反对普遍接受的观点，对启蒙运动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但福柯并没有摈弃启蒙主义的核心观念——理性和推理。他从来都不认同启蒙时期某些观念的制度产物，但也并没有成为“非理性”的代言人，尽管有人这样认为过。福柯一直认为，对一切有关世界的现有观念和预设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在福柯所有研究领域（疯癫、医学、性、监狱）的语境中，他始终拒绝将任何归类或定义视为一成不变的。例如，福柯本人是同性恋者，但他对涉足同性恋的政治持谨慎态度：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接受并实践一种被建构的身份。在他看来，这种被建构的身份并没有解放个体的人，而是将他们固化在一个社会定义中。

福柯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已经成为解读古代和现代领域极具影响的人物。其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而不在于对规训概念的强调：他为不同“话语”（discourses）的表达创造了空间，挑战了在知识和权力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传统观念。马克思主义就社会世界的认知存在一种预设，即思想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复杂方式）同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相关。尽管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大多数人都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但他们很少挑战这种分析，并且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福柯关注的并不是物质，他的研究是要建立一个思想占主导的理论模式。但他这样做也使自己卷入一场就社会行动的起因展开的更长久的争论。

如果回到这段历史的肇始——1500年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人们对社会世界和人类行为的解释相当有限，主要是基于自然主义对个体的人的解释：人们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某些特征“自然”和他们的生理性别相关。年龄、性别和种族对性格和行为有直接影响，并且个人应该遵从的社会规范都来自基督教教义。1500—1700年间的文献大量描述了人类的各种情感能力，人们还认识到人类具有犯下广为人知的七宗罪的巨大能力。这样，个人和个人行为受到关注，人们做出各种努力去解释人类的行为方式。但社会世界同个人行为——以及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未经探索的领域。对这个领域的探索成为18世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人们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究，而在此之前则人们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正如“自然”世界已经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社会世界也将步其后尘。

尽管如此，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紧密相连的，欧洲思想的这一特征仍保留到了21世纪。回顾18世纪的历史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作品，我们既能看到对世界的激进探究，也能看到对世界的绝对固化。在《人类理解与道德原则研究》（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77）一书中，休谟这样描述人与人（在这种语境下，“人”指男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自然加之于人身上的差异巨大，而且这种差异因教育、榜样和习惯作用仍在不断扩大……”。[12]这一评论的重要之处在于，造成人类最初差异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世界。尽管休谟认为自然是人类差异的根源，他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例如，在思考那些在他眼中明显属于古希腊人的某些不幸行为时，他提出：

希腊人的爱，我不想更具体地审视。我只想指出，不论这些爱有多么值得谴责，它们都起源于一个非常单纯的原因，即这个民族频繁的体育锻炼。这些爱被推崇（尽管不无荒谬）为友谊、同情、相互依恋和忠诚等品质的源泉，这些品质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都备受尊重。[13]

希腊人因过多的身体暴露而接受同性恋关系（休谟不愿“更具体地”审视的那种爱），这一命题在本质上相当现代。它承认人类行为可以被塑造，“自我”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与此同时，休谟仍是典型的18世纪哲学家，其作品的其他部分（包括上文引文）认为，个体的人之间存在“自然”差异，这种观点自那时起就一直备受争议。人与社会中同“自然”和“自然的”发生的联系不断变化、难以捉摸，这种联系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言论中依然会涉及“自然的”事物，而且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进步，承认环境和命运可以塑造人，但我们仍保留了一种强烈的意识，相信有些事是自然所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中，我们都能看到“自然事物”的权威。在19世纪，就有作者论及“女性的天性”，那些作者在我们现在看来相当激进，他们还提出，公众就人类行为存在一些理所当然的观念。在20世纪，弗洛伊德挑战并动摇了人类的性别气质绝对取决于生理性别的观念，但正如诸多批判者所指出的，他仍认为人类行为差异的根源在于“自然的”生理差异。

然而，尽管“自然的”事物在诸多重要方面依然是我们对世界认知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受到社会理论中两个传统的挑战。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它挑战了人类社会及其价值观是“自然所赋”的观念。如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所示，认识社会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这种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成为过去100年历史的一部分。即便在那些没有完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也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社会世界能够（而且往往应该）被改变。这个传统被称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现在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二是女性主义，这个传统的形成较晚，20世纪才出现，它拒绝接受女性在世界的“自然”位置。近年女性主义框架下的理论研究——例如，朱迪斯·巴特勒[19]（Judith Butler）的研究——提出，被建构的不单只关于是身体的理解，还有身体本身。[14]巴特勒的研究是至今与自然和“自然”逻辑偏离最远的一种：她认为（其观点与弗洛伊德一脉相承，强调自我的不稳定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所有行为和对世界的所有期待都是社会决定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的”自我并不存在。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的”自我，如果我们不能自安于男人或女人，或是母亲或父亲的身份，那么现代‘自我’的本质就成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现代“自我”的塑造一直以来都是20世纪的作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如何生活的问题，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在启蒙运动及工业资本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首先，西方社会已经放弃通过宗教来树立世俗权威：宗教基本上已经为世俗价值观所替代，尽管近年来宗教在基督教以外的较强硬的宗教中得到了更肯定的表达。其次，西方社会为众多公民（多数情况下约2/3的公民）提供了合理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关于个人生活的法律法规得到修订，既有废除的（例如，限制同性恋行为的法律被废除，同性恋行为合法化），也有增补的（例如，家庭暴力受到社会管控）。因此，同前人相比，我们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更加繁荣、形式上往往更加宽容的世界里。与此同时，我们还面对写作中有关现代自我的两个强大主题。一个是异化和失范的主题，是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20]（Dostoevsky）、卡夫卡[21]（Kafka）、加缪[22]（Camus）］和社会理论家［例如马克思、涂尔干、大卫·里斯曼[23]（David Riesman），以及近年的罗伯特·帕特南[24]（Robert Putnam）等研究“孤独”的美国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主题。[15]现代世界中“迷失”的人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另一个主题是现代自我具有性别、种族和阶层的多重身份，而且这些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或是恒久的。这两个传统共同传达了一种关于现代自我的观念，即现代自我是一个异化的、迷失的人，深陷波德莱尔所说的“这可怕、凄凉的画面”之中。[16]生活在现代的欧洲人同16世纪的欧洲人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一个生理性别和一个民族身份。但现代自我同16世纪的自我的区别在于，在进一步表达那些与生俱来的特征方面，现代自我有更大的个人选择空间。人们可以更换国籍（或是因被迫移民而不得不更换国籍），可以选择性别和性取向。（例如，避孕使生儿育女成为异性恋行为中的一种自愿选择，就像当代欧洲同性恋政治让同性恋成为一种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社会选择。）人的寿命更长，而且身体也能根据个人健康或是虚荣心的需要而进行各种改造。生儿育女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仍然大于男性，但除此之外，女性和男性的生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了。

因此，现代自我在个人身份的确定方面比16世纪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要求人们必须去教堂做礼拜。）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拓宽了个人的认知和研究的范围。然而，后启蒙时期的一个传统表明，它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世界的真实面目，而是对未来造成了负面影响。查尔斯·泰勒[25]（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写道：

这样，启蒙运动中的自然主义认为它是在揭露禁欲主义的代价，以此来驳斥基督教。尼采常将“道德”仅仅视为妒忌、弱者的手段或是怨忿，这样就剥夺了它成为我们价值取向的可能。福柯在其作品中似乎在主张一种（我认为）不大可能的中立，认为一切道德立场都不具备约束力。[17]

借用泰勒自己的话，此处他是在驳斥“一个基本错误，即认为如果一种善会招致苦难或毁灭，那么它一定是无效的”。事实上，泰勒维护启蒙时期的价值和理念，不是因为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20世纪发生的恐怖事件实际上与启蒙运动无关，而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启蒙运动开启的一种无限可能的意识。在这一方面，他对现代世界并非抱有悲观态度，也没有采用他在描述福柯理论时所说的对待历史发展的道德中立态度。

泰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20、21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一剂解药，这种研究（自韦伯以来）强调官僚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无法挽回地朝着一个冷酷无情、本质残暴的社会发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在20世纪晚期的社会学中，韦伯的影响依然强大。除了技术变革带来的整体的物质繁荣之外，人们对当代西方个人生活的本质普遍感到悲观。只有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一书中对当代公民的个人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加积极的解读，指出了男女关系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民社会民主化程度的相应变化。[18]除此之外，人们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预言的未来在诸多方面已经成为现实：无所不在的监视、粗糙而空虚的流行文化、政治差异的抹杀、对历史的整体摈弃，以及语言的退化。奥威尔所描述的极权社会在当代文化中能找到诸多例子。事实上，奥威尔创造的词语“老大哥”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文化的一部分。

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的极权社会通常被解读成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写照。但我们知道，奥威尔的小说旨在说明所有社会发展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不光是苏联，欧洲也一样。尼采和韦伯都是这种可能性的伟大预言家：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出，社会世界在向一个缺乏价值的世界转变，没有为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神对人的肯定”留出空间。韦伯同时代的学者［如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26]（Robert Michels）］强调了极权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可能。但除了这个传统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早在19世纪中叶它就界定了资本主义新的技术世界具有带来繁荣的潜力，这种繁荣只有通过对财富创造者的无止境剥削才能实现。然而，在这个等式中还加入了对利用自然的担忧，这种担忧本身对未来而言可能是个好兆头。启蒙运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控制自然世界的极端不利因素，资本主义将这种能力用于无止境的剥削之中。尽管如此，正是这种对自然资源有限的认识促使人们不断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又协调了自然和文化。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似乎可以变得不那么对立。如果这都有可能的话，那么在1600—2000年间塑造欧洲的那些分化也就有可能缩小了。

[1] 大卫·坎纳丁（1950—），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史、商业史、慈善史。——译者注

[2] 艾伦·克拉克（1928—1999），英国政治家、史学家。——译者注

[3] 德里克·塞耶（1950—），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之都布拉格：一个超现实的历史》。——译者注

[4] 詹姆斯·巴尔杰谋杀案，发生在英国利物浦市默西赛德郡克比镇（Kirkby, Merseyside）。1993年2月12日，2岁大的詹姆斯·巴尔杰跟母亲到当地一家购物中心购物。两名10岁的孩子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和乔恩·维纳布尔斯（Jon Venables）将他带走，途中对其进行殴打、恐吓，还将其推入河中。沿途绝大多数路人没有进行干涉。后来两人将詹姆斯带到沃顿小镇（Walton, Liverpool），将其慢慢虐待致死，还将其尸体置于铁轨上。14日，詹姆斯被火车碾轧的尸体被发现。——译者注

[5] 齐格蒙·鲍曼（1925—），波兰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伦理学》等。——译者注

[6] 柯勒律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与华兹华斯合作发表了《抒情歌谣集》。——译者注

[7] 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43年被任命为“桂冠诗人”，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一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代表作品包括《孤独的收割人》《序曲》《水仙花》《丁登寺旁》等。——译者注

[8] 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恩底弥翁》《伊莎贝拉》《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给拜伦》等。——译者注

[9] 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等。——译者注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主要著作包括《无产阶级的物化》《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爱欲与文明》《理性与革命》《辩证法的课题》《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论解放》《审美之维》《单面人》等。——译者注

[11] 利奥·洛文塔尔，德国批判理论家、文学社会学家、传播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等。——译者注

[12] 玛丽·雅霍达，英国社会心理学家。——译者注

[13] 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包括《理性之蚀》《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等。——译者注

[14] 贝尔托·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品包括《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阑记》《论实验戏剧》等。——译者注

[15] 波德莱尔，法国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品包括《恶之花》《美学珍玩》《巴黎的忧郁》《浪漫派的艺术》等。——译者注

[16] 译文引自郭宏安译文集《恶之花》，郭宏安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2，第200页。——译者注

[17] 凯茨·托马斯（1933—），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现代世界。主要著作包括《宗教与魔法的衰落》《人与自然世界》等。——译者注

[18] 塞缪尔·图克（1784—1857），英国慈善家、心理健康革新者。——译者注

[19] 朱迪斯·巴特勒（1956—），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消解性别》《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权力的精神生活》等。——译者注

[20]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散文集、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白夜》《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译者注

[21] 卡夫卡（1883—1924），捷克小说家、表现主义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变形记》《审判》《火夫》《乡村医生》《城堡》等。——译者注

[22] 加缪（1913—1960），法国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包括《鼠疫》《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等。——译者注

[23] 大卫·里斯曼（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教育家。——译者注

[24] 罗伯特·帕特南（1941—），美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资本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等。——译者注

[25] 查尔斯·泰勒（1931—），加拿大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自我的根源》《世俗时代》等。——译者注

[26] 罗伯特·米歇尔（1876—193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政治党派》等。——译者注

注释及参考文献

序言

1. 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身体与社会：社会理论的探索》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4).

2. 约翰·厄里John Urry,《超越社会的社会学：21世纪的流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3.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4. 帕特里克·科林逊Patrick Collinson, ‘De Republica Anglorum’, in Patrick Collinson, Elizabethan Essay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4), pp. 1-30.

5.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Black Atlantic: Heterogeneous Culture of Europe (London: Hutchinson, 1992).

第一章

1. 参考，例如奥尔文·赫夫顿（Olwen Hufton）的研究，《她眼前的希望：西欧女性史》The Prospect before Her: A History of Wome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5).

2. 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宗教改革：欧洲的分裂1490-1700》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 (London: Penguin, 2004), p.73.

3.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technical reproduction’, in Hanna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London: Fontana, 1973), pp. 219-53.

4.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6).

5. 米什莱Michelet（1798-1874）对文艺复兴最翔实的论述收录在《法国史》第19卷Histoire de France,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6.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9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first published in 1860.

7.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94）, 《文艺复兴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first published in 1873.

8.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first published in 1919.

9. 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 《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 first published in 1939.

10.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英国文艺复兴》Representing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1. 参考帕特里克·科林逊Patrick Collinson, Elizabethan Essay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4).

12. 韦伯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 104.

13. Ibid., p. 95.

14. 诺贝特·埃力亚斯Norbert Elias, 《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Vol.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 Pantheon, 1978),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2).

15. 参考Mark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 韦伯Weber,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 49.

第二章

1.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2. Ibid., p. 110.

3. J·H·普拉姆J. H. Plumb, 《18世纪的英格兰》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4), p. 12.

4. 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 《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遇见民族主义》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4).

6.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7. 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lipe Aries, 《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London: Cape, 1962); 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第三章

1. 亨利·卡门Henry Kamen, 《铁的世纪：欧洲社会变革1550-1660》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

2. 珍妮·阿格罗Jenny Uglow, 《月光社成员：创造未来之人》The Lunar Men: The Friends who made the Fu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2002).

3. Ibid., p. xiv.

4. E·J·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 《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2), p. 330.

5. E·P·汤普森E. P. Thompson,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1963) and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 《夏娃与新耶路撒冷：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Virago, 1975).

6. 珍妮·阿格罗在作品中引用的引文，Jenny Uglow,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London: Faber & Faber, 1993), p. 140.

7.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玛丽·巴顿》Mary Bar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pp. 219-20.

8. R·海厄姆R. Hyam, 《帝国与性》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0.

9.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5), p. 98.

10.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3), p. 160.

11. 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英国人：民族的缔造1707-1837》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四章

1. 赫米奥尼·李Hermione Lee,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London: Vintage, 1996), p. 283.

2. Ibid., p. 278.

3. E·J·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 《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Abacus, 2003), p. 326.

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0)

5. 吉尔·斯蒂芬森Jill Stephenson, 《纳粹德国的女性》Women in Nazi Germany (London: Longman, 2001), p. 55.

6. 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 ‘Bohemian Love’, in Mike Featherstone (ed.), Love and Eroticism (London: Sage, 1999), pp. 111-27.

第五章

1. 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 《英国贵族的没落与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德里克·塞耶Derek Sayer, 《资本主义与现代性》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An Excursus on Marx and Weber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2.

3.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4. 尼采Nietzsche, 戴维·弗里斯比作品中引用的引文，David Frisby,《现代性的碎片》Fragment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p. 30-1.

5.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London: Fontana, 1970), pp. 219-54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9).

6.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恶之花》The Flowers of Evi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

7. 戴维·弗里斯比作品中引用的引文，Frisby,《现代性的碎片》Fragments of Modernity, p. 31.

8.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简·爱》Jane Eyre (London: Penguin, 1994), p. 111.

9.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506.

10. 凯茨·托马斯Keith Thomas,《宗教与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205.

1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NewYork:Vintage,1965), p. 257.

12. 大卫·休谟David Hume,《人类理解与道德原则研究》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 of Mora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p. 170.

13. Ibid., p. 334.

14.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1990).

15. 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New York:Doubleday,1953) and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 (New York: Touchstone, 2000).

16. 波德莱尔Baudelaire,《恶之花》The Flowers of Evil, p. 21.

17.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19.

18.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观察家精选系列：巴尔干五百年+浪漫主义革命+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现代社会的形成（套装共4册）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