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收藏版【自由选择、生活中的经济学、增长的极限】（套装三册）

[美]贝克尔（Becker,G.N）;[美]兰德斯（Randers, J.）;[美]梅多斯（Meadows,D.）;[美]弗里德曼（Friedman, M.）;[美]弗里德曼（Friedman, R. D.）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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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选择（珍藏版）

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珍藏版序言

初版序言

引言

■注释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通过自愿交换进行协作

■价格的作用

传递信息

激励

收入分配

■更为宽广的思路

■政府的作用

■实践中的有限政府

■注释

第2章 管制的专横

■国际贸易

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自由的国际贸易和国内竞争

■中央经济计划

■管制与自由

经济自由

人类自由

■注释

第3章 危机的解析

■联邦储备体系的起源

■联邦储备体系的早期岁月

■萧条的开始

■银行业危机

■事实与解释

原因还是结果

萧条始于何处

对联邦储备体系的影响

■注释

第4章 从摇篮到坟墓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

■福利国家的后果

社会保障

公共援助

住房补贴

医疗护理

■福利国家的谬误

■我们应当做什么

■结论

■注释

第5章 生而平等

■上帝面前的平等

■机会平等

■结果平等

■赞成结果平等的是哪些人

■实行平等主义政策的后果

■资本主义与平等

■结论

■注释

第6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所在

■中小学教育的代金券计划

教会与政府问题

财政成本

欺诈的可能性

种族问题

经济等级问题

对新学校的怀疑

对公立学校的影响

■实行代金券计划的障碍

■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

质量

平等

■高等教育的解决办法

政府出资的替代办法

高等教育代金券计划

■结论

■注释

第7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州际商务委员会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环境

■能源部

■市场

■结论

■注释

第8章 谁在保护工人

■工会

谁受益

工会权力的来源

■政府

■没有这样的部门或组织

■其他雇主

■结论

■注释

第9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各种类型的货币

■通货膨胀的诱因

■为什么超量供给货币

■通货膨胀带给政府的财政收入

■通货膨胀的对策

■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缓解负面效应

■案例分析

■结论

■注释

第10章 潮流在转变

■理论界观念导向的重要性

■民众的观念和行为

■为何少数利益集团占优势

集中在华盛顿的权力

利益集中与利益分散

官僚机构

■我们能做什么

■对税收和政府开支的限制

■其他可选的宪法条款

国际贸易

工资和价格管制

颁发职业执照

多管齐下的自由贸易修正案

税收

健全货币

防治通货膨胀

■结论

■注释

附录A 1928年的社会党纲领

附录B 限制联邦政府支出的修正案草案

译后记

增长的极限

推荐序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如何读这本书

系统思考的基本原则

阅读地图与学习指南

译者序

献词

前言

背景

1972年：增长的极限（第1版）

增长的终结

1992年：超越极限（第2版）

1970~2000年：人类足迹的增长

将会发生什么

增长的极限这一观点对吗

为什么要再版

模拟与预测

书籍的力量与向可持续发展过渡

实践中的过冲和崩溃

未来的计划

第1章 过冲

第2章 驱动力：指数型增长

■指数型增长的数学原理

■呈指数型增长的事物

■世界人口增长

■世界工业增长

■人越多越穷，越穷人越多

第3章 极限：源与汇

■可再生资源

食物、土地、土壤

水

森林

物种与生态系统服务

■不可再生资源

矿物燃料

物质

■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汇

■超越极限

■靠资本而不是收入来生活

第4章 World3模型：有限世界的增长动态

■World3模型的目的与结构

World3模型的建模目的

World3模型的结构

■极限与无极限

■极限与时滞

■过冲与振荡

■过冲与崩溃

■World3模型：两个可能的场景

■为什么会发生过冲与崩溃

第5章 从超越极限中返回：臭氧的故事

■增长

■极限

■初始征兆

■时滞

■过冲：臭氧洞

■下一步反应：行动的滞后

■适应没有CFC的生活

■故事的寓意

第6章 技术、市场与过冲

■“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与市场

■在World3模型中用技术来扩展极限

■一些未考虑进来的因素

■为什么单有技术和市场仍无法避免过冲

■市场不完全的一个例子：石油市场的振荡

■技术、市场和渔业的破坏

■总结

第7章 向可持续系统过渡

■对增长有意加以约束

■约束增长并提升技术水平

■20年的差异

■多高是太高了

■可持续社会

第8章 向可持续状态过渡的工具

■前两次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下一次革命：可持续发展

■想象

■网络

■说真话

■学习

■爱

附录A 从World3模型到World3-03模型的变化

World3-03的新结构

World3-03的模拟场景规模

附录B 人类福利指数和人类生态足迹

背景

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

World3模型的人类福利指数

瓦科纳格尔生态足迹

World3模型中的人类生态足迹

生活中的经济学

致谢

推荐序 这才是我们要的经济学

引言 走出象牙塔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我俩的学术背景

架起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

我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我们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了吗

洞察过去的专栏文章

我们的预判有多准确

撰写专栏带给我们的收获

政府管制与民营化

管制

■在自由市场，宗教也兴旺（1996）

■解决过度捕捞的最佳方法，就是针对捕鱼量征税（1995）

■国会，请给电信业松绑（1994）

■残疾人法案将如何削弱企业（1992）

■美国不应该插手国内油价（1990）

■不必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汽车保险（1990）

■事实证明：政府过度干预会扼杀经济增长（1987）

■燃油效率标准：一个过时的观念（1985）

民营化

■邮政系统沉疴难治，民营化是唯一的解决良方（1994）

■为什么国营企业应该改为民营企业（1986）

政府与税收问题

政府

■要遏制腐败，得先精简政府（1995）

■是缩减政府规模的时候了（1995）

■以不当的研究为依据，只会制定出不当的政策（1995）

■别管国会，真正的改革行动在各个州（1995）

■要根除贪腐，就得精简政府（1994）

■政府的支出规模实在不容易控制（1993）

■改革国会：为什么限制任期不能解决问题（1990）

■联邦工资改革的唯一标准：民间工资水平（1989）

■正确看待平衡财政预算的政策（1987）

■与流行观点相反，经济繁荣的确福泽底层（1988）

■实行短期补救措施，未来可能会有麻烦（1986）

税收

■实行更扁平的税制就可以留住球队（1996）

■警告：调高香烟税不会增加税收反而会带来不少副作用（1994）

■税收在起作用，只是在起反作用（1990）

企业

■不该强迫企业增加支出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1988）

■慈善成本加大，没有必要为之感到寝食不安（1986）

■应该调高的是酒的税率，而不是饮酒年龄限制（1985）

法院

■最高法院的提名审查不应局限于法学修养（1991）

■法官终身制的理念已经过时了（1990）

■法院不应该成为解雇行为的裁判（1989）

利益集团和政治决策

利益集团

■无家可归的游民“危机”被过分渲染（1994）

■削减养老开支（1994）

■新总统上任，政策不会改变（1993）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污染问题只是幌子（1993）

■农业补贴等平权行动的效果如何（1992）

■道路破损及警力不足等问题备受冷落，原因何在（1988）

产业政策

■给克林顿的备忘：日本的强大，并非源于产业政策（1993）

■美国企业仍具国际竞争力，政府不必过度干预（1993）

■产业政策的迷思（1992）

■不制定产业政策，就是最好的产业政策（1985）

军费问题

■让义务兵役制回归历史的故纸堆（1991）

■国防开支没有阻碍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991）

■为什么义务兵役制只会对军队造成危害（1991）

股市与衰退

■你认为日本股市受到操控了吗（1990）

任重道远

从业女性

■股价涨跌通常和市场心理有关（1989）

焦虑心理

天气预报

■为什么不可能出现萧条（1987）

经济依然强劲

自我实现效应

■下一次的经济衰退究竟会有多严重（1989）

经济表现，实难掌控

未来走势，仍需谨慎

国际贸易与国际协议

国际贸易

■放弃货币联盟——加强欧洲各国货币的竞争（1995）

■竞争是独联体国家的必由之路（1992）

■用美元汇率贬值来解决贸易赤字（1988）

■所谓的“公平”贸易，就是为国内厂商谋利（1987）

■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应该赞扬，而不是惩罚（1987）

小国问题

■国际贸易的扩张推动了小国经济的蓬勃发展（1994）

■民族独立声浪高涨，但全球市场正走向整合（1991）

■小国也能发展得不错（1990）

环境问题

■以市场经济制度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难题（1994）

■处理全球变暖的问题需要冷静的头脑（1992）

■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总是不攻自破（1996）

反垄断与卡特尔

■棒球联盟：如何制定合适的政策（1994）

扣人心弦的竞赛

更富或更糟

■问题不在于CEO的薪酬，而在于把他们撵走（1992）

真实的自己

沉重的降落伞

■如果高校实行价格垄断，就该启用反垄断法（1989）

货比三家

自以为是的鬼话

■是时候废除那些过时的劳动法了（1988）

工会的作用值得怀疑

工会的影响力渐弱

■反垄断唯一合理的针对对象：串谋（1987）

掠夺性定价

严峻的挑战

■全美大学体育协会——披着羊皮的卡特尔（1987）

非法串谋

很难相信

■低油价依然是一件好事（1986）

有些组织深受其害

放松心态，乐享其降

■大学生运动员理应得到应得的工资（1992）

减薪

大型体育赛事

■管理者为什么会在乎股东的利益（1985）

强大的影响

黄金降落伞

人力资本与学校教育

人力资本投资

■收入差距未必是坏事（1995）

■第三世界要提高经济实力，更应关注基础教育（1994）

■克林顿的助学贷款计划应该得“不及格”（1993）

■有关人力资本的辩论：布什胜出（1992）

■高中辍学者，应该接受完整的职业训练（1989）

■为什么美国不能像亚洲国家那样重视教育（1988）

■为什么候选人在大学成本问题上不得要领呢（1988）

■用免税债券来解决学费问题是错误的（1988）

■上大学难道不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吗（1986）

教育券与学校之间的竞争

■教育经费改革：不要放弃教育券（1993）

■教育券：一张摆脱贫困区的通行证（1992）

■公共资金用于宗教学校，无可厚非（1991）

■竞争是学校教育健康发展的良药（1989）

■让所有家长在择校问题上有话语权（1986）

劳动力市场和移民问题

劳动力市场

■道理很简单：提高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1995）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惨痛经验，美国应引以为戒（1993）

■让家庭购买医疗健康保险（1993）

■长期失业者需要得到长期救助（1991）

■员工持股制度不能做到一劳永逸（1989）

■劳动力市场也应该推动自由化政策（1986）

移民问题

■加利福尼亚187法案不错，但联邦移民法应该修改（1995）

■非法移民潮：如何扭转（1993）

■是野蛮人登门，还是经济的福音（1991）

■为技术新移民大开方便之门（1990）

■香港顶尖人才：为我所用（1988）

■为什么不让移民为快速入境付款（1987）

■真正的移民改革错过了一次良机（1986）

家庭问题

家庭行为

■为什么人们应该减少对政府补助的依赖（1995）

■让逃避责任的父亲承担起子女抚养义务（1994）

■挑错“无过错离婚”（1992）

■孩子的幸福应该是改革福利制度的出发点（1992）

■儿童抚养理当加大投入，但要理性为之（1989）

■通过婚姻契约来降低离婚率（1985）

老年问题

■如何保证社会保障的未来（1993）

■老年劳动力就业困难，原因何在（1990）

■只有贫困老人才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金（1989）

■破坏老年人就业市场的罪魁祸首（1986）

歧视问题

对黑人的歧视

■平权行动计划应该取消（1995）

■证据对银行不利，但并不能证明银行有歧视（1993）

■改善生产率是最佳的平权行动计划（1987）

■南非在黑人经济斗争中的重要角色（1986）

■美国黑人终究会有更多的机会实现“美国梦”（1986）

女性问题

■家务劳动：应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1995）

■市场供求法则能真正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1991）

■市场如何对女性实行平权行动（1985）

犯罪和上瘾问题

犯罪问题

■加重惩罚，是震慑持枪犯罪者的最佳方法（1994）

■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才能打击犯罪（1993）

■根据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来惩罚企业犯罪（1989）

■根据实际情况惩罚白领犯罪（1985）

■打击犯罪的经济分析（1985）

上瘾问题

■赌场经营应该合法化，但目的不在于增加政府收入（1993）

■提高“道德”税，是对穷人的无耻盘剥（1989）

■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毒品合法化（1988）

■应该让毒品合法化吗（1987）

资本主义及其他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

■民主是资本主义繁荣的最佳土壤（1991）

■亚当·斯密眼中的世界奇迹（1992）

经济制度

■阿根廷转轨，受到世界欢迎（1993）

■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伤害（1988）

转轨乃大势所趋

■实现转轨的头号法则：行动要快（1995）

■苏联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外国援助（1991）

■苏联的最佳选择是彻底转轨（1990）

■作为榜样，瑞典还不够格（1990）

■为什么团结工会必须在经济改革上发挥重要作用（1989）

经济学家

■来自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叫醒电话（1992）

芝加哥大学响起了惊雷

犯罪与婚姻

■反垄断的先驱者（1991）

探求真理

永恒的遗产

■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或缺（1987）

微观经济领域

对法律的影响

华章经典·经济

自由选择（珍藏版）

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

[美]弗里德曼（Friedman， M.）;[美]弗里德曼（Friedman， R. D.）　著

张琦　译

ISBN：978-7-111-42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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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导我们，每当政府用心良善准备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来保卫我们的自由。人是生而自由的，因此，对那些用心邪恶的统治者，人们自然能够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反击统治者对自由的侵犯。然而，更大的威胁却来自那些用心良善、热情似火的人，他们笑里藏刀、口蜜腹剑，对自由的侵犯表现得更为阴险。对此，人们似乎并不理解。

——大法官　路易斯·布兰代斯[1]

（Louis Brandeis）

《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案》

（Olmstead v.United States）

277 U.S.479（1928）

[1]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犹太人大法官，一生为弱势群体奔走，并开创了“布兰代斯诉讼方法”，深受人民爱戴，享有崇高威望。——译者注

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曾经是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卷入海啸漩涡中的人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尽管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中央银行确实做出了努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投放，避免了流动性短缺，从而避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我们岂可因其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如同《自由选择》第3章所分析的，美联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负有主要责任，弗里德曼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再次出现重大失误，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却竭力掩饰，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根据这一学派的说法，斯密所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如果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起码也可减少灾难的损失，这个理性力量就是政府，当然，必须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这一学派主张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这交易合算吗？事实证明，这不是等价交换，而更像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在逻辑原点上就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社会”，就像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人民”或者“民族”。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什么是“社会利益”？无法定义“社会利益”，如何制定“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即使当人们的利益一致时，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在臆造了抽象的整体利益和抽象的利益主体后，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就必须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社会没有思考和决策能力，社会的代表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权的压制。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假设了一个全能和仁慈的政府，“全能”的含义是无限的认知和执行能力，“仁慈”意味着以救民水火为己任。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政府干预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可能垄断，政府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成本等于零，一句话，政府是完美的。在这短短的序言里，我们无法一一解释这些经济学名词，读者只要对照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不对等假设，就知道“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结论来自哪里了。完美的政府当然是我们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拯救者，不需要什么理论，不需要数学推导，让我们在全能的人间上帝面前跪下祷告，让我们虔诚地假设……

然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和凡夫俗子一样，既有理性计算的能力，也不乏“动物精神”。在计划经济的1959~1961年，政府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极高的投资率导致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极度匮乏，以至于在和平年代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2001~2007年，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制造了二战之后美国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的破灭引发2008年的金融海啸，这又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电信业被称为“自然垄断”，于是在中国内地只有政府经营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个行业，电信服务的价格也由政府决定，结果是中国内地的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比其他国家或地区高得多的费率，远远高于私人公司提供电信服务的香港。市场上的“自然垄断”厂商唯利是图，政府垄断就可以保护公众免受垄断之害了吗？

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为什么人和人就不一样呢？莫非官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莫非他们从小接受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莫非政府的办公室有着神奇的魔力，进去的是饮食男女，出来的是智者圣贤？如果官员也和贩夫走卒一样，最大化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那么凯恩斯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的理论大厦立即倾覆崩塌。

《自由选择》一书考察了现实世界中的政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设想的全能仁慈政府。在现实世界中，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利用职权，批给商人丁书苗铁路建设和设备采购合同，丁则用金钱为刘维护政治和商业关系网。至于官员借审批、监管、检查、收税之机，索贿、受贿的腐败比比皆是，几乎每天都可见诸于报端。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也是《自由选择》一书的基本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决定了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低下，基于同样的道理，官僚体系管理下的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经营效率。除了激励，信息是另一问题，官员没有足够的信息以完成公众赋予他们的任务。环境污染是经典的“外部效应”，企业排放污染，公众健康恶化，但企业不必为此支付成本，于是就过度生产和过度污染，市场不能引导企业实现“最优产出”，市场失灵了。对此，凯恩斯主义者为美国政府开出药方：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后来美国环境总署采取另一方式，让企业在市场上交易“污染配额”，交易价格表明，实际减排成本仅为企业上报数的十分之一！读者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自由选择》一书描述了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张大千、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弗里德曼夫妇引用生动的案例，说明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福利，从而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比刻意为社会着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用我们不很严格的话讲，利己是比刻意利他更有效的利他，这是《自由选择》的一个中心思想。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仅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那就误解了两位作者的本意。在本书的引言中，作者摘录美国《独立宣言》，给出了本书的另一中心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追求自由和幸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方式禁止他这样做，自由就是他的人生目的。

确立自由作为目的有着重要的意义，所有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手段都不具备正当性，特别是那些以抽象集体的利益为名压制和牺牲个人自由的手段。现代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论证，就连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个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当然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人们也许会问，自残进宫的奴才难道不是让渡了他的自由吗？自由人和宫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为了维持和平秩序，自由人需要并服从政府的权威，这与匍匐在主子脚下的奴才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许小年

2013年5月14号于北京

珍藏版序言

10年前，《自由选择》一书首次出版时，我们充满了乐观主义情怀，将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当时我们认为，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信仰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我们未敢奢望这一潮流转变得如此迅猛。

10年前，世界上许多人认为，计划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和增进人类自由方面，是一种可行的，甚至是最有生命力的体制。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这么认为了。当然，在意识形态上信仰计划的情形仍然存在，但仅限于西方世界的一些大学以及其他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当中。10年前，许多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建立在私人自由市场机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大有缺陷的制度，它既无法创造出为人们广泛分享的物质繁荣，也无法提供广泛的人类自由。但到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繁荣和自由。

既然《自由选择》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今天已成为人们惯常的看法，那么本书是否过时了呢？是否没有出版的必要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惯常的看法是改变了，但惯常的做法却仍未改变。

在过去10年里，尽管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在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践（近几十年来涌现出大量这样的实践）方面，各国政府，都进展得十分缓慢。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支出（假设这些支出真的是为了公众利益）的份额，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许多国家的这一份额甚至仍在继续上升。就美国而言，这一比例在1980年为40%，1988年为42%，其间的1986年曾一度高达44%。无独有偶，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联邦纪事》记录了全部的管制活动，这部文献在1980年新增了87012页，1988年新增了53376页。用《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我们的政府仍然在继续设立“新官署”，并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资料”。[1]

关于国际贸易的种种限制，我们在《自由选择》第2章中曾经分析过，近来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尤其是对汇率的管制，目前已经消除或者有所减少，但又增添了其他方面的管制。美国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成本更加高昂，因此亟待改革（第4章）；对学校教育体制来说也同样如此（第6章）。旨在“保护消费者”和“保护工人”的各种机构，其实际效果还是适得其反，对那些真心实意支持这些机构的人而言，可谓是事与愿违（第7、8章）。在上述这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过去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惯性冲力，以致相反的观念和舆论仍然占不到上风。

要说美国在哪个领域有所进步的话，那就要数通货膨胀了；当然，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率都普遍降低了。就美国而言，通货膨胀率从原来的10%以上降到了5%以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克服，因而，我们在第9章分析过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后果以及治理等内容仍然有意义。要想确保当前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不是昙花一现，很有必要读一读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目前已取得的各项成就，还谈不上有什么大的飞跃，要说真正的大转变，应该是在未来。自由市场体制在未来几年内的扩张可能要快得多，这在10年前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一部阐述自由市场机制如何运作、自由市场的优势何在、如何消除妨碍其有效运作的障碍的著作，与10年前相比，可能和眼下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书中引用的某些数据以及参考文献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做根本的修改。对这部书进行彻底的修订，并将这一期间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囊括进来，使其与时俱进，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已无力再做这一工作。与其做一些表面上的修订，还不如一仍其旧，原样付印。书中偶有陈旧之处，希望不至于影响读者对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对10年前的读者而言，书中的有些内容像是乌托邦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我们相信，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可能正是一幅指导未来实践的美好蓝图。《自由选择》能够重新出版，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潮流已经转变了，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当的滔滔洪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丝D.弗里德曼

1990年1月4日

[1]这几句译文转引自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第27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注

初版序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我们早些时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二是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我们考察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作用，竞争性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自由市场体系中的私人企业来组织大规模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手段，它是一种经济自由体制”。书中明确阐述了，在一个自由社会当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道：“通过严格的自愿交换机制所无法实现的目标，或者很难实现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应通过政府这一机构来实现？我们提出的原则，并不是要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来标明这一程度。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每提出一项政府干预计划，我们都应该列表陈其利弊，之后进行比较权衡。根据我们提出的原则，便可明白哪些是利哪些是弊，以及各项利弊条目该被赋予多大的权重。”

为了说明这些原则的实质，同时给出其具体应用，我们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考察了一些具体问题，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应该起什么作用，资本主义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缓解贫困等。

如果说《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内容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自由选择》的内容则更为具体。读过《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朋友会发现，贯穿在这两本书中的思想会在《自由选择》中体现得更加完整，更加充分。本书更多地考察了各种现实问题，纯理论框架式的论述较少。此外，本书借鉴了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新成果大多来自经济学家，像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等等。他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进行研究，其工作是令人振奋的。在本书当中，我们将以同一视角来看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们将二者均视为市场，其结果均由追逐其自身利益（广义的自身利益）的个人间的相互作用来决定，而不是由那些人们宣称为有益的社会目标来决定。这一点是暗含在全书当中的，在最后一章我们会明确提出。

同名电视系列片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完全相同：本书的10章内容与10集电视节目一一对应，且各自的标题也完全相同（最后一章除外）。但是，书籍和电视节目毕竟不同，二者各有各的特色。由于节目时间所限，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只能删掉或点到为止。因此，书中的内容系统性更强，也更加全面。

电视媒体这一表现形式是富于感染力的，它可以触动你的情感，吸引你的注意力。但在我们看来，若用来教化人和说服人，那么印在纸面上的文字则更为有效。在一本书籍当中，作者可以从容地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不必顾忌墙上的挂钟走了多长时间。读者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可以随时停下来进行思考，也可以随时回过头来重读某段文字，更不会因电视画面对情绪的感染而分散注意力。

要说有谁能在一夜之间（或者连续10个晚上，每晚1小时）便被说服，那么他绝不是真的被说服了。因为一旦遇到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两人聊一个晚上，他的观念可能又转变回去了。真正能说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在闲来无事的时候，必须反复琢磨这些问题，不断思考、比较各种观点，如此长期坚持下去，你对某一观点一时的偏爱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的信念。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丝D.弗里德曼

佛蒙特州　伊利

1979年9月28日

引言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后，美洲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这些移民来到美洲的目的各异，有的是来探险，有的是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迫害，有的纯粹是为了自己和子女们生活得更好。

移民潮开始时不过是涓涓细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移民速度逐渐加快，到19世纪终于汇集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千百万人横渡大西洋而来，另有少部分人横渡太平洋而来，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不堪忍受贫穷和专制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是因为对美国的自由和富裕心向往之。

移民们来到美国时，并没有看到金砖铺地，也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自由和机遇，从而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艰苦奋斗、精明强干、勤俭节约，外加一点运气，他们大多实现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梦想，给亲朋好友树立了榜样。

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

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当中，正是这部书把苏格兰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推上了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地位。书中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能够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经济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合作和协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关键的洞见是：只要协作是完全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交易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有人都能通过协作获益，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1[1]

第二套思想观念体现在《独立宣言》当中，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这一宣言，表达了那一代人的普遍看法。《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

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一种更为极端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2[3]

可以说，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围绕着《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和理念而展开，是努力将这些原则和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才解决这一问题）到追求机会平等，再到近来的追求结果平等，都反映了这种努力。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导致专制、暴政。

19世纪，经济和政治自由结合在一起，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岁月。相比之下，美国甚至比英国更加繁荣，它的历史非常简单、清白：等级和阶级的历史残余较少；政府的束缚较少；土地更加肥沃，人们更有动力和活力去开发、去创造；并且还有一片广袤的大陆等待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生命力，在农业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清二楚。《独立宣言》发表之时，美国只有不到300万人口，他们的祖先均来自欧洲和非洲（不考虑印第安土著），这些人都居住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活动；要养活本国居民，并且要有一定的剩余农产品出口以换取外国商品，就需要9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今天，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不足5%，但却养活了2.2亿国民；并且，其剩余农产品之多，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命令。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央命令；在这些国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1/4到1/2不等，然而它们到头来还是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由此才能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就美国来说，在其农业生产迅速扩张的大部分岁月里，政府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确实开发了不少新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先前都是极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世纪下半叶，政府划拨出一些公地，成立了若干农学院；这些农学院靠着政府的资助，传播农业信息和农业技术，以此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但是，农业生产创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主观能动性，自由市场是面向所有人（除了奴隶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耻辱）开放的。奴隶制废除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最快的增长。数百万人从世界各地移居至美国，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可以选择为自己工作，做一名独立的农场主或独立的商人；也可以选择为别人工作，只要双方都同意工作协议的内容。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新技术，尝试失败就自担风险，尝试成功便可获利。他们很少受到政府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极少受到政府的干预。

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萧条，在萧条期间和萧条之后，政府在农业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由此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较高水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由自由激发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机械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工业革命又有赖于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于是工业、农业便相互促进，齐头并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集权政府的权力视为对普通公民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保护公民免受专制政府的暴虐统治是必需的，而且永远都是必需的。这正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美利坚合众国权利法案》的宗旨所在；正是《合众国宪法》规定权力分散化的意图所在；也正是英国的法律结构自13世纪颁布《大宪章》以来至19世纪末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之所在。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杰斐逊心目中的政府，在其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1801年）表述得清清楚楚，他说：“政府应当是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防止人们之间互相伤害；但在其他方面，它应当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允许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事业。”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带来的成功，使它们对后来的思想家的吸引力日趋减少。到19世纪末，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几乎没有什么集中的权力可以威胁到普通公民。但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使那些心地善良之人大显身手，做一番善举。然而这个世界并非完美无瑕，仍然有许多恶人恶事。实际上，社会愈加进步，恶人恶事就愈加显眼，愈加可憎。人们总认为社会进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去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进步。他们已经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给自由带来威胁。相反，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为。

到了20世纪初，这些思想观念就开始对英国的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接受这些思想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它们对美国的政府政策并未产生多少影响。我们在本书第3章将会看到，美国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败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其实自建国以来，政府在货币领域就一直在行使权力。然而，不论是当初还是现在，人们都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大萧条的爆发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正是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失败所导致的。这种谬论使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一道，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此前，人们普遍强调个人责任，强调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现在却强调，个人不过是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无足轻重，只能听凭外界力量的摆布。此前人们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其作用是防止个人之间彼此伤害、相互强制；而现在却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家长，既是家长，就有义务强迫一些人帮助另外一些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思想观念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从地方到联邦，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在扩大，权力都在扩张；同时，权力和权限不断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政府逐渐承担起了收入再分配这一任务，打着保障、平等的旗号，从一部分人手中拿出钱来转发给另一部分人。为了“管理”我们“在工业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政府接二连三地制定各种政策。这样做，其实是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过来了（见第7章）。

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但是，即便是最支持福利的父爱主义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践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就像在市场上一样，在政府领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作用方向与亚当·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个人若想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他便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来增进私人利益，而这却是“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结论，将在本书各章中得到确凿而彻底的证明。我们将详细探讨政府运用其权力进行干预的各个领域，诸如追求社会保障（见第4章）、追求平等（见第5章）、促进教育（见第6章）、保护消费者（见第7章）、保护工人（见第8章）、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见第9章）等。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到目前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3[4]迄今为止，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强有力的，其强大足以消除政治领域里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

近年来出现了增长放慢、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即如果我们继续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继续授权给公仆这一“新阶层”，把我们的钱财更多地交由他们支配的话，那么私人的创造力能否一如既往地消除政府管制带来的削弱作用呢？或者说，能否一如既往地克服其恶果呢？我们的答案是，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迟早会毁掉《独立宣言》中以雄辩庄严的口吻宣告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

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美国国民，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究竟要不要在“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此为其著作命名，该书见识深刻、影响深远——上减速慢行；或者，究竟要不要对政府权力施以更加严格的限制，从而更多地依靠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协作来实现我们的目标。长期以来，人类大多陷于集权专制的苦难深渊，即便是今天，饱受集权专制之苦的人仍不在少数，难道我们还要再次陷入这一深渊而结束我们的黄金岁月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远见和勇气来改弦更张，从经验当中学习，从“自由的重生”中获益呢？

如果我们想要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必须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经济体制的原则即亚当·斯密提出的原则，它说明了一个高度复杂、高度组织化且运行平稳的经济体制，为何能够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发展繁荣起来；它说明了如何在不依靠强制的前提下实现人们之间的协作（见第1章）。政治体制的原则即托马斯·杰斐逊提出的原则（见第5章）。我们必须明白，用中央命令来代替自愿协作为何会带来种种弊端（见第2章）。我们还须明白，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值得庆幸的是，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政府的危害所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先前采取的种种政策表示不满。这一转变并不仅限于观念上，现实政治层面也开始有所转变。对议员们来说，持不同的论调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对其政治生涯越来越有利了。舆论导向也在发生重大转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促成其事，说服民众更多地依靠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彼此间的自愿协作，而不是依靠极端、彻底的集体主义。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探讨了在民主政体之下，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为何还会凌驾于人民普遍利益之上。此外还探讨了，为了矫正这种后果，我们应当如何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既对政府施以限制，同时又使其能够履行基本职能（即保卫国家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略和破坏；保护每一位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强制；裁决国内各种争端；使大家能够一致认可应当遵循的准则等）。

■注释

1.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All page references are to the edition edited by Edwin Cannan，5th ed.（London：Methuen＆Co.，Ltd.，1930）.

2.On Liberty,People's ed.（London：Longmans,Green＆Co.，1865），p.6.

3.Wealth of Nations,vol.I,p.325（Book II,Chap.III）.

[1]此段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译者注

[2]此段转引自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第26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注

[3]此段转引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著，许宝驺译《论自由》，第10~1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译者注

[4]此段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译者注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人们每天都会为了吃、穿、住，或者干脆为了享受而消费数不清的商品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想买这些东西就总能买得到，而从未停下来想一想，究竟有多少人为了提供这些商品和劳务，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努力。我们从未思考过，街角的小卖店（或今天的超市）如何能将我们想买的物品都摆上货架，也从未思考过，我们大多数人如何能够赚到钱去买这些物品。

人们很自然地假定，必定有某个人在发号施令，以确保“适当”数量的某种“适当”的物品被生产出来，并摆在“适当”的地点。发号施令确实是一种协调众人活动的方法，通常在军队里就是如此。在军队中，将军下达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给士兵。

但这种下达命令的方法，仅在很小的群体中才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或主要的组织方法。即便是家中最具家长制作风的一家之主，也无法完全通过命令来控制家庭成员的每项活动。也没有哪支庞大的军队可以完全通过命令来运作，军队里的将军显然无法掌握指挥最底层士兵的每一项行动所必需的信息。在军队命令体系的每一环节，下级军人（不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形做出审慎的判断，而这些关于具体情形的信息，却是下达命令的长官所无法掌握的。命令必须辅之以自愿的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也很微妙，但却是协调众人的活动所必需的更为根本的手段。

苏联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命令组织起来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即中央计划经济，但这其中虚构的成分远多于现实。在苏联经济的每个层面上，都有自愿的协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是抵消其刻板僵化的规定，当然，这些自发的举措有时是合法的，有时则是非法的。1

在农业方面，国家农场中全职工作的农业工人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家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庄稼、饲养家畜，其收获或用于自家消费，或拿到相对“自由”的市场上出售。这些私人的小块土地在整个苏联的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但据说其产出却占全国全部农场产出的1/3（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很可能有部分国家农场中的产出，像私人小块土地上的产出那样，私下里在市场上进行了交易）。

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很少被命令去从事某一特定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鲜有对劳动力的实际指派。并且，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工资水平，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主动申请，这一点很像是资本主义国家。受雇之后也可能被解雇，当然也可以主动辞职去做自己更喜欢的工作。实际上有数不清的限制条件决定了谁在哪里工作，虽然有无数的地下工厂为广泛存在的黑市服务，但毕竟法律上是禁止任何人开业做老板的。主要依靠强制手段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分配是行不通的，况且也无法将个人的经营活动完全压制下去。

在苏联，各种工作的吸引力大小常常在于其能提供多少法外的或非法的兼职工作的机会。一位莫斯科居民家中若有哪个设备坏了的话，等国营的维修公司来修理，可能要好几个月。但他可以找一位兼职的修理工，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在国营维修公司工作的。这样一来，自家的设备马上就可以修好，兼职的修理工也可以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如此对双方都有好处。

尽管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些自发的市场因素还是日渐繁荣起来，因为要彻底灭绝这些因素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私人的小块土地是可以被禁止，但只要想想20世纪30年代严酷的大饥荒就足以使人明白这样做的代价。现在，苏联经济很难再说是高效率的典型了，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市场）因素的话它将在更低的效率水平上运行。近来在柬埔寨发生的状况令人痛心地表明，试图完全取消市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正如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依靠命令原则来运作一样，也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依靠自愿的合作来运作。每个社会都有一些命令的成分，当然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军队征兵就是命令原则最直截了当的表现，禁止买卖海洛因或甜味素也是命令的一种表现，再有诸如指定被告终止或采用某种特定的行为这样的法庭秩序，都属命令之列。或者，在另一极端情形下，命令也可以表现得十分微妙，如通过对香烟课以重税来劝阻人们减少吸烟，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命令也至少是一种暗示，是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暗示。

究竟是由于专断命令的刻板僵化导致了自愿交换活动的繁荣兴盛，从而使其主要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还是以自愿交换作为主要的组织原则，而以或多或少的命令成分为补充？二者不同比例的搭配，相应的结果也大不相同。私下自愿交换的存在可以使一个命令经济体免于崩溃，勉强运行下去，甚至还能有所进步。但对一个主要以命令为特征的经济体所赖以建立的专制基础来说，私下的自愿交换并不能对这种专制有多大的削弱。相反，一个主要以自愿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体，内在地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质。可能在这两方面（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它都未必能充分发挥出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除非自愿交换成为组织的首要原则，否则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得到繁荣和自由。当然，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自愿交换并非繁荣和自由的充分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换为首要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既没有得到繁荣也没有得到自由，即便它们在这两方面比许多专制社会取得了多得多的成就。但是，自愿交换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通过自愿交换进行协作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作《铅笔的家世：讲给伦纳德E.里德先生的故事》，2它以寓言的形式生动地说明了自愿交换如何使成千上万的人相互协作。“铅笔——所有能够读写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制铅笔”，里德先生用铅笔的口吻讲述了这个小故事。他以“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这样奇特的语句开始他的讲述，随后他详尽地介绍了制作铅笔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工作。首先，必须得到所需的木料，“一棵生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纹理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将原木运到铁路货站需要“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的其他工具”。制造这些工具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技艺：“要有人开采铁矿、炼铁炼钢，然后制成锯子、斧子、发动机；要有人种麻，然后通过各种工序将其制成结实的绳索；要有伐木场，伐木场里有工人的床铺和脏乱的食堂……伐木场的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不知道又包含了多少人的劳动！”

之后里德先生又讲到将这些原木运往木材加工厂之后的故事。要将原木加工成木板，再把这些木板从西部的加利福尼亚运到东部的威尔克斯巴瑞，也就是故事中的铅笔的制作地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有了铅笔外面的木制笔杆。铅笔中的“铅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而是斯里兰卡产的石墨。经过许多道复杂的工序，石墨才最终变成铅笔中的铅芯。

还需要一点金属，即铅笔顶端的金属圈，那其实是黄铜。“想想要多少人吧！”里德先生写道，“他们开采锌矿铜矿，用自己的技艺把这些天然物炼成明光可鉴的黄铜。”

我们称作橡皮擦的那个东西在铅笔生意里叫作“插头”，一般认为那是橡胶做的，但里德先生告诉我们，橡胶仅仅是用来起黏合作用的，真正起擦除作用的是“硫化油胶”，它是用硫氯化物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籽油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

在叙述完所有这些过程之后，“铅笔”说道：“现在还有谁敢否认我前面的话呢？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人之所以参与到制作铅笔的过程当中来，没有一个是因为他自己想要铅笔。他们当中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用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手段而已，我们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铅笔而生产了那些商品和劳务。我们每次去商店里买铅笔，便是用自己的一点点劳动来交换那些为制作铅笔出过力的千百万人的每一份极少量的劳动。

更加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铅笔居然被制作出来了！没有人坐在指挥中心里对那些成千上万的人发号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从未发出的命令。那些人生活在世界各地，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甚至还相互敌视，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协作起来生产铅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

■价格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给出的极为重要的洞见便是：如果交易是自愿的，那么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能从交易中获益，否则交易便不会发生。可能是这个道理过于简单了，以致会对人产生误导。大多数经济学上的谬误源自对这一简单洞见的忽视，即认为馅饼就是那么大，一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

这一重要洞见在两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很明显的，但是要想搞明白它如何能够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为了提高各自的收益而进行协作就困难得多了。

价格体系正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既不需要中央指令，也不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沟通或相互喜爱就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当你买铅笔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铅笔是白人造的还是黑人造的，是中国人造的还是印度人造的；当你买面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磨成面粉的小麦是白人种的还是黑人种的，是中国人种的还是印度人种的。总之，价格体系使人们在生活中的某一方面和平地协作，而在其他方面则各走各的路。

亚当·斯密天才的灵光之处便是，他认识到价格产生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简言之，产生于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着千百万人的活动，他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通过这种途径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经济秩序产生于许多人行动的无意识的结果，而他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在当时就是个令人感到惊讶的观点，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价格体系运作起来如此有效、如此良好，以致大多数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直到价格体系运行受阻，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好处，不过即便这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所在。在1974年欧佩克实行石油禁运的时候和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后的春夏两季，美国都曾出现过排队买汽油的现象，这便是价格体系运行受阻的显著例证。这两次事件中，美国进口原油的供给都发生了剧烈的波动。而同样的事件却没有导致德国人和日本人排队买汽油，而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是完全依赖进口的。但是在美国，即便美国自己生产大量的石油，也无法让人们不排长队，这其中仅有的原因便是，政府部门管制下的法规不允许价格机制正常运作。在某些地区，油价通过命令被强行压到低于能使加油站可供的油量与消费者想买的油量均等的价格之下。供给是通过命令在国内各地区之间进行分配，而不是对价格中反映出的需求压力做出反应。结果便是，有的地区出现了过剩，有的地区则出现了短缺并伴之以排长队的现象。平稳运作的价格机制多年来保证了每一位消费者只要等待片刻就能够在任一加油站方便地买到汽油，但这一机制却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决策取代了。

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价格机制可以发挥三种功能：第一，价格可以传递信息；第二，价格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把可用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标；第三，价格决定了人们从产出中获得多少，即收入分配。这三方面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传递信息

现在我们假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可能是由于生育高峰导致学校的招生数量增加）。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量越来越大，于是便会从批发商那里订购更多的铅笔，然后批发商也会向厂家订购更多的铅笔，之后铅笔生产厂家也会订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以及各种制作铅笔所需要的投入品。为了使各种原料的供给者生产得更多，铅笔生产厂家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更高的出价诱使各种原料供给者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以满足更高的需求，而为了雇用更多的工人，他们就只能提高工资水平或改善工作条件。信息的传递如同涟漪一样一环一环地扩散开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们都知道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这究竟是何原因。

价格体系只传递重要的信息，并且只传递给需要这些信息的人。例如，木材制造厂商不需要知道铅笔需求的增加是因为生育高峰，还是因为14000多份政府表格需要用铅笔来填写，甚至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木材，并且这种高价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得满足这种需求有利可图就行了。这两条信息都来自市场价格，前者来自现价，后者来自期货价格。

有效率地传递信息的关键问题在于，确保每个能够利用这一信息的人都能够无障碍地得到它，而不要被那些对其毫无用处的人所阻滞。价格体系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传递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寻找那些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并且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得到这些信息，并且他们也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铅笔生产厂家与那些出售木材的人打交道，并且总是试图找到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更好的木材的人。同样，木材生产者与各个顾客打交道，也总是希望找到更好的买主。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并不从事这些生产活动并且在将来也不打算从事的人则不会关心木材的价格，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如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各种专业化的通信设施，通过价格进行的信息传递变得大为便利了。浏览一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都发布的物价行情表便可感受到这一点，更不必说为数众多的专业化的贸易出版物了。这些价格几乎同步反映了全世界的行情。在某个遥远的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者出于其他某个原因铜的生产突然中断，那么铜的时价自然会马上飙升。若想进一步知道熟悉行情的人所预期的铜的供给受到的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你只要看看同一版中的期货价格就可以了。

即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而对其他的价格置之不理。《华尔街日报》之所以提供这些信息，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也不是它意识到这些信息对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使它提供这些信息的，正是那个它为其运作提供便利的价格体系。它发现，发布这些价格可以给它带来更大的发行量和更多的利润，而这一信息是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

价格并非仅在从终端消费者到零售商，再到批发商、生产厂家、资源拥有者的途径中传递信息，它也以其他的途径传递信息。假设一场森林火灾或工人罢工导致了木材供给的减少，由此木材的价格自然会上涨。这使得铅笔生产厂家明白，减少木材的使用量是划算的，并且除非铅笔能卖到更高的价钱，否则生产与以前同样的数量是不划算的。铅笔产量的缩减使零售商能索要更高的价格，这更高的价格会告诉终端消费者，他只有把铅笔用到尽可能短才划得来，或者干脆改用自动铅笔。在这里，消费者仍然不必知道铅笔为何会涨价，他只要知道铅笔涨价了足矣。

任何阻碍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的因素都将影响到信息的准确传递。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私人垄断，即只有一个生产者或几个生产者串谋结成卡特尔从而对某一商品实行控制。这并不妨碍价格体系传递信息，但是它歪曲了所传递的信息。1973年，石油卡特尔控制下的油价翻了4倍，这一价格就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然而，这一信息并不表明原油供给的突然减少，也不表明突然发现了某种会影响到未来原油供给的新技术，也不反映任何能影响到石油或其他能源供给的自然或技术因素的变化。这一价格传递的信息仅仅是，一些国家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一次冻结价格和瓜分市场的活动。

接下来美国政府实施的对石油和其他能源的价格操纵，使得有关欧佩克卡特尔所造成的影响的信息无法准确地传递到石油消费者那里。结果是，一方面由于阻止石油涨价从而使美国的消费者没有及时节省使用石油，这进一步强化了欧佩克卡特尔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引入了命令因素以分配稀缺的石油供应（1979年单是一个能源部就花掉了100亿美元，雇用了20000多人）。

当前对自由市场体制进行干涉的主要是政府，其对价格体系的扭曲像私人导致的扭曲一样严重。政府通过关税或其他种种限制来干涉国际贸易，运用种种手段冻结或影响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价格（见第2章），对某些特殊行业实行政府管制（见第7章），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见第9章），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干涉途径。

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导致的主要消极后果之一，便是使价格在信息的传递上变得呆滞而不再灵敏。比方说，木材的价格上涨了，但是木材生产者却无法搞清楚这究竟是通货膨胀导致的所有物价上涨所致，还是当下对木材的需求增加了，或是在价格上涨前与其他产品相比木材的供给不足所致。对于组织生产来说，最重要的信息首先是相对价格，即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的价格之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极度不稳定的通货膨胀，却使这种相对价格的信息变得毫无用处。

激励

除非人们有动力根据信息采取行动，并且采取正确的行动，否则确切信息的有效传递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在前面的例子里，除非木材生产者有某种动力对木材价格上涨做出反应，即生产更多的木材，否则单单告诉他木材的需求增加了是没有用的。自由价格体系的好处之一便是，它传递的信息既提供了做出反应所需的激励，也提供了这样做的方法。

价格的这一功能与它的第三种功能（即决定收入分配）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功能就无法得到解释。木材生产者的收入（也就是生产活动的所得）取决于销售额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他会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生产处于如下状态：再多生产一点产品带来的收益与带来的成本相等。而产品价格的提高改变了这一边际状态。

一般来说，生产得越多，生产成本也就越高。比方说，为了扩大生产，不得不去采伐那些难以接近或者长在荒僻之处的树木，或者不得不雇用技艺生疏的伐木工人，或者只好开出更高的工资从其他行业吸引熟练工人。不过，现在较高的木材价格使他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也就是说，价格既提供了增加产量所需的激励，也提供了相应的方法。

价格不但能够提供激励使木材生产者对木材需求增大做出反应，也同样能够提供激励使铅笔生产厂家采取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假定某种木料变得稀缺从而比其他木料更加昂贵了，铅笔生产厂家通过该种木料价格上涨的现象得到了这一信息。由于铅笔生产厂家的收入同样是由销售额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决定，于是便有动力节省使用该种木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伐木者使用链锯还是手锯，取决于这两种工具的价格、各自相应的劳动量以及两种不同劳动的工资水平等因素。于是伐木企业便有动力去获得相关的技术知识，并将其与各种价格传递的信息综合起来考虑，以使成本最小化。

不妨再举一个更加奇特的例子来看看价格体系的微妙之处。1973年，欧佩克卡特尔发动的油价上涨提高了使用链锯的成本，从而使人们略微倾向于使用手锯。如果读者觉得这二者之间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不妨考虑一下油价上涨对木材运输卡车的影响，一种使用柴油内燃机，另一种是汽油内燃机，其影响不言而喻。

再进一步，在允许的范围内，油价上涨使那些消耗石油较多的产品与消耗石油较少的产品相比，相对成本提高了。消费者自然有动力转而使用消耗石油较少的产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从大型轿车转向小型轿车，从使用石油产品加热和取暖转而使用煤炭和木柴。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来看看油价上涨更为深远的影响：由于木材生产成本的提高，或者由于将木材作为一种能源替代品而对其需求增加，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使木材的价格上涨，由此导致的铅笔价格上涨，这将激励消费者节省使用铅笔！如此下去，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不断延伸，以至无穷……

至此，我们仅讨论了价格变化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的激励作用，实际上它对工人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者也同样起作用。对木材需求增大会使伐木工人的工资上涨，这便是一个信号，即这种劳动力的需求较以前增大了。眼下，某些认为伐木与做其他工作相比无甚差别的工作者便会选择当伐木工，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也可能会成为伐木工。在此，政府干预（如最低工资）或行业工会干预（如进入限制）都会扭曲价格传递的信息，或者说使个体无法根据这一信息自由地采取行动（见第8章）。

价格有多种表现形式，各行各业中的工资、土地的地租、资本投入各种用途所得的回报等都属于广义的价格，但是价格所传递的信息并非我们决定如何使用某种资源所需的唯一信息。甚至它传递的也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信息，尤其是在决定如何使用劳动力这种资源时更是如此。在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力的时候，除了考虑工资水平之外，我们还会考虑个人兴趣和个人能力等因素，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所谓的“权衡某个职业的全部利弊，包括钱的因素也包括钱之外的因素”。如果对某项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比较满意，那么工资低一些或许也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工作本身并不能使人满意，那么可能就要较高的工资才能够加以弥补。

收入分配

正如我们所知，每个人通过市场交易赚得的收入，取决于他出售商品和劳务所得的毛收入减去为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所花费的成本。销售毛收入的绝大部分直接支付给了各种生产要素，给工人的工资、使用土地或房屋的租金以及其他资本的投资回报。在企业家（比方说铅笔生产厂家）的例子当中情况也是如此，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是一样的。企业家赚得的收入同样取决于他拥有各种生产要素之多寡，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当然在这里他拥有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能就是组织一家企业、协调各种生产资源、承担风险所需的“企业家才能”。他可能也拥有一些其他的生产要素，那么他赚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便来自那些要素的市场价格。类似地，现代公司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平常随意地说“公司收入”或某个“企业”有收入之类的话，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公司仅是一个中介，将公司所有者（股东）和所有者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除股本之外的要素）联系起来。最终真正获得收入的还是人，他们通过市场从其各自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中获得报酬，生产要素可能是公司股票、公司债券，也可能是土地或个人才能。

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即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在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约有3/4体现为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和补贴），剩下的1/4中约有一半是农业和非农企业所有者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既包括其资本所得也包括其个人劳务所得。

诸如工厂、矿山、写字楼、购物中心、公路、铁路、机场、轿车、卡车、飞机、轮船、堤坝、炼油厂、电厂、住房、电冰箱、洗衣机等不胜枚举的实物资本的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积累的话，我们现在享受到的经济增长就绝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持续不断地对实物资本积累的继承，那么一代人所创造的财富就会被下一代挥霍殆尽。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提高、身体更加健康、人均寿命延长都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表现形式。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实物资本的积累，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实物资本提供了生产工具，使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使人们能够发明新型的实物资本，能够学会如何使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实物资本，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整合利用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这反过来又使实物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都应加以重视并注重更新换代。谈到更新换代，这对于人力资本而言要比实物资本更为困难，代价也更加高昂，这也是人力资本回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实物资本回报的主要原因。

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数量之多寡，部分是运气使然，部分是我们自己或他人选择的结果。运气决定了我们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的文化环境，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发展自身体力和智力的机遇；运气也决定了我们从父母或慈善家那里能够继承而来的其他资源。不同的运气，可能使我们手中的初始资源得到增强，也可能使之毁于一旦。但是，选择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如何利用我们手中的资源，比方说，是努力工作还是得过且过，是进入这个行当还是进入另一个，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从事另一种，是储蓄还是消费等，不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究竟能使自己的资源增强增多，还是使其消耗一空。同样，我们的父母、其他慈善家，以及千千万万与我们并无直接关系的人都会做出决定——如何利用其手中的资源，而这些都会对我们所继承的资源产生影响。

我们拥有的资源的市场价格同样是由运气与选择共同决定的，而且这两种因素常常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嗓音在20世纪的美国深受欢迎，但如果他碰巧生在20世纪的印度并在那里生活的话，他还会同样受欢迎吗？在美洲，捕猎是十八九世纪备受推崇的技艺，但到了20世纪，人们对它的推崇就远不如前了。在20世纪20年代，棒球运动员凭其技艺获得的报酬要比篮球运动员多得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形就颠倒过来了。在上面这几个事例当中，都是既有运气的因素也有选择的因素，不过决定各种技艺的相对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的选择。但是，我们通过市场从手中的资源获得的收入同样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比方说，我们选择在何地居住，选择如何利用我们的资源，选择将手中资源所能提供的服务售与何人，等等。

在任一社会里，不论其采取何种组织方式，总有人对收入分配感到不满。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挣得少？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该挣那么多；或者，我们为什么比许多人挣得多？他们想要的和我们一样多，而且他们似乎也不该比我们挣得少。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到很难理解。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我们就责怪现行的制度体系。在命令体系中，我们的嫉妒与不满直接瞄准统治者；在自由市场体系中，就瞄准市场。

由此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试图将价格体系的收入分配功能与另外两个功能（传递信息和提供激励）分割开来。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国家，许多政府措施致力于改变由市场导致的收入分配状况，旨在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体系。关于向这方面努力的呼声很高，势头依然强劲。我们将在第5章仔细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又不希望用它来影响（即便不是完全决定）收入分配，不论我们如何想望，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的所得并不取决于他手中资源所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那么他又有何动力去寻找价格传递的信息，并根据这一信息采取行动呢？如果雷德·阿代尔（Red Adair）冒险去堵塞泄漏的油井所得的报酬和他不去做这件事所得的报酬一样多，那他为什么要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呢？当然他也可能出于寻求刺激去做一次，但是会将其作为主要从事的工作吗？如果你无论努力工作与否都挣得一样多，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不能从中获利的话，你为何还要努力寻找愿意出价最高的买主将手中的资源卖给他呢？如果人们并不能从积累资本中获得好处的话，为何要将现在就能实现的享乐推后呢？人们为何要储蓄呢？现存的实物资本是如何靠人们的自愿节制而积累起来的呢？如果持有资本并不能带来任何回报的话，人们为何不把他们积累或继承而来的资本挥霍一空呢？如果我们不让价格体系发挥其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的话，那么它也就无法发挥其他的作用。如果不要价格体系，那么除了命令体系之外我们别无选择。那样的话，只能由某个权威机构来决定由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能由某个权威部门来决定谁该去清扫大街，谁该去管理工厂，谁该去当警察，谁该去当医生。

在一些国家里，价格体系的这三种功能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全部意识形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受到了剥削；二是按照马克思“人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无法使一个纯粹的命令经济得以运行，因此就不可能把收入分配功能从价格体系中剔除出去。

在土地与房屋等实物资本的占有上，一些国家实行了由政府所有的公有制。但是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缺乏激励和动力去维护和改善实物资本。如果某种资源为全民所有，也就没有人有兴趣去维持或改善它的状况。因此，苏联的建筑物（就像美国的公共房屋一样）在落成后一两年之内就变得破旧不堪；国营工厂里的机器设备总是出故障，需要不断地维修；老百姓个人所需的资源也十分紧缺。

在人力资本方面，这些政府则允许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占有自己”，允许人民做出自己的决策，同时也让价格来影响和引导人民的决策并决定收入分配。政府可以扭曲价格，使其无法成为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却无法消除市场的力量。

计划经济导致了明显的经济效率低下，于是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者们对更好地利用市场来组织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在一次东西方经济学家的学术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精彩的演讲。他自己又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成就，不过可能显得有些多余。然而，他试图改进这只“看不见的手”，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并有效率地组织生产，但是不要它来决定收入分配。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他在理论上失败了。

■更为宽广的思路

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买卖商品和劳务。但是经济活动绝非人类生活的唯一领域，无数个人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协作，这种协作的无意识的结果，便是在人类生活中建立起错综复杂的结构。

语言便是一例，它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构。语言有明确的规则，然而却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对其进行规划。谁都无法决定哪些词汇应该进入语言当中，语法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哪些是形容词，哪些是名词。法兰西学院确实试图控制法语的发展变化，但这一做法也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在法语早已成为一种结构复杂的语言之后，该学院才成立，而且它也主要是对法语所发生的变化表示认可，却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其他语言很少有类似的机构。

语言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很大程度上，语言的发展和经济秩序的发展模式是一样的，经济秩序是从无数个人经由市场的自愿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同样，语言就是从无数个人交换思想和信息当中，或者干脆就是从闲聊当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某个词汇被赋予某种义项，随着需要的发展，不断加入新的词汇；语法逐渐发展起来，之后被人们整理编纂为语言规则。想要相互交流的两个人会发现，如果他们对词汇的含义有一致的理解，那么彼此交流起来就会很方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种一致的理解有助于交流，那么这些词汇的用法就会传播开来，随后就被收入字典当中。在这一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强制，也不存在一个有权发号施令的中央计划者，尽管近来政府的学校教育体系对语言的规范使用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科学知识。诸如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类，各种学科的结构并非某个人精心决策的产物。科学知识是“长成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感到这样很方便；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需要发展变化。

任何学科的成长都与经济中市场的成长极其相似。学者们相互合作，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发现其他人工作中的某些内容对自己有用，他们就会接受；他们通过口头交流，相互传阅未经发表的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出版学术著作等方式来交换各自在学术上的发现。学术上的合作是世界范围的，正如经济市场中的合作一样。在学术研究上希望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和敬重，就好比在经济市场上希望获得金钱报酬一样。学者们渴望赢得他人的尊重，渴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同行们的认可，这就促使他们沿着科学上有效率的方向来从事学术研究。学者们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由此整体便大于部分之和。正如汽车是商品自由市场的产物一样，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观念自由市场的产物。特别是近来一段时期，和语言遭遇的境遇一样，科学知识的发展再次受到政府介入的影响，政府的介入既影响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也影响了所需要的知识门类。不过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次要的。实际上，这种情形具有讽刺意义的一点是，很多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央政府对科学知识的规划给科学进步带来的危险，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首先来自上级部门的指示，而不是来自科学家们自发的研究和探索带来的危险，而这些学者，正是强烈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中央计划的。

一个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文化、社会习俗等，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协作成长起来的，都是通过试错过程及接纳和拒绝的过程演化而来的复杂的结构体系。没有哪位君主曾颁布谕令，要求加尔各答的居民所欣赏的音乐类型应当和维也纳居民所欣赏的有根本区别。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以一种类似于生物演化的社会演化方式发展起来，并没有谁对其发展进行“计划”。当然，个别君主甚至某些民选政府确曾像一些有钱人那样对某个音乐家进行赞助，或对某种音乐加以倡导，以此来影响音乐的社会演化过程。

无论是语言、科学发现、音乐形式，还是经济体制，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是经由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协作产生的，并且都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情形下，它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自愿交换在某些方面可以产生一致性，同时在其他方面则产生多样性。这种演化是一个微妙的过程，对其大概的运行规律我们很容易把握，但其中详细的结果却鲜有人能够预知。

上面这些例子不仅表明自愿交换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还表明“私利”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应当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理解。狭隘地专注于经济市场，导致了对私利一词狭隘的理解，即理解成缺乏远见的自私自利，仅仅关注直接的物质回报。经济学也受到了批判，因为它声称仅从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出发，便可得出一长串结论，而“经济人”比一台计算机强不了多少，仅对金钱的刺激才有反应。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私利并不是目光短浅的自私，凡是人们感兴趣的，凡是人们所珍爱的，凡是人们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科学家希望自己在学科中的前沿领域取得进展，传教士希望将异教徒转化为虔诚的皈依者，慈善家希望能给需要帮助的人带来舒适的生活，他们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以他们自身的价值观来判断，他们认为这就是其利益所在。

■政府的作用

政府是从哪里走进我们的视野的？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是自愿协作的一种形式，是人们选择的用来实现某些目标的一种途径；之所以选择政府，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是实现那些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便是地方政府，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何处居住。当你选择在某地居住时，可能会考虑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如果当地政府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你不赞成或者不愿为之纳税，而且这些活动的数量比你赞成并愿意为之纳税的活动还要多，那么你就可以“用脚投票”——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只要有其他“备选的”政府，那么它们之间便会有竞争，尽管这种竞争有限，可毕竟是实实在在的。

实际上政府却并非仅限于提供服务。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是唯一合法地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机构，换言之，政府在合法使用暴力上有垄断权，而我们中的某些人对另一些人通过暴力合法地施以限制正是通过这种垄断权来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绝大多数社会中的政府在其更为根本的作用（即提供服务）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且每一时刻在各个社会中也大不相同。本书余下的大部分篇幅将讨论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如何变化的，并讨论政府的各种活动所导致的后果和影响。

在此粗略的框架下，我们先来考虑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成员（可以是个人、家庭、自愿结成社群的成员或有组织的政府治下的公民等）渴望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权，那么应当让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要想比他回答得更好，恐怕很难，斯密的回答是：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怕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他们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3[1]

政府的前两项义务是清楚且直接的：保护社会中的个体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其他成员的强制。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我们不可能真正自由地选择。比方说，手持利刃的匪徒问我“要钱还是要命”，这也是让我选择，但谁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自由选择，也不会认为我与匪徒接下来的交易是一种自愿交换。

当然，说某一机构（尤其是某一政府机构）“应当”为何种目标服务是一码事，而客观地描述其实际上为何种目标服务则是另一码事，关于这一点读者将在本书中多次看到。负责建立某一机构之人与实际操纵这一机构之人，其意图往往相去甚远；同样重要的是，不同的意图导致的不同结果往往也大相径庭。

军队和警察是保护我们免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强制所必需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总能成功地保护我们，并且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有时也被用于实现其他完全不同的目的。确切地说，达到并保持一个自由社会的主要问题便是，怎样才能确保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授予政府的强制力量仅为保护我们的自由服务，而不致成为对自由的威胁。美国的建国者们在起草宪法时曾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而我们对此却渐渐忽略了。

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的第二项义务，不仅仅是指公安部门保护人们免受身体的强制，而且还包括“严正的司法机关”。任何复杂的或历时较长的自愿交换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含混不清之处，而世上又没有足够多的文字材料，能够把每次交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提前交代得一清二楚，或者把每次交易中各方的义务描述得分毫不差。因此必须要有某种方法来调解争端，这种调解本身可以是自愿自发的，并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在当今的美国，大部分源自商务合同的争端由私人仲裁者来决断，而这私人仲裁者的选择程序是事先就明确了的。由此广泛的私人司法体系便应运而生。但是上诉的终极法庭则是由政府司法体系提供的。

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还包括，通过采纳并批准某些一般性的规则——即一个自由社会里的公民们进行经济和社会博弈的规则，来促成自愿交换的顺利进行。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明确私人财产权概念的含义。如果你驾驶着飞机从我屋顶上空10英尺[2]的地方飞过，那么你是否“擅自闯入”并侵犯了我的财产权呢？若是1000英尺呢？3000英尺呢？在此，我的财产权止于何处，你的财产权始于何处，并没有一个“天然的”界限。社会对产权的一般规则达成一致，主要是靠普通法的成长和发展来实现的，当然，近来立法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

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的第三项义务，引起的麻烦最多。斯密本人认为该项义务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孰料自他提出这项义务之后，就有人用它来论证极其广泛的政府活动是合理的。在我们看来，斯密提出的这一点道出了旨在保护和增进一个自由社会的政府所负有的正当义务；但它也可以被解释成是为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而辩护。

由于依靠严格的自愿交换生产某些商品或劳务的成本过高，因而政府在这方面的义务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从斯密本人对第三项义务的描述中直接演绎出来的：城市的街道和人人皆可使用的公路是可以由私人的自愿交换来提供，通过收取过路费来弥补其成本。但是，与修建和维护街道或公路所需的成本相比，收取过路费引发的各种成本往往更为巨大。这是一项“公共工程”，即它可能不会“对任何个人有利……虽然这”可能对“一个大的社会”来说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经典的“烟尘污染”案例或许更为隐晦，它涉及对“第三者”的影响，所谓第三者，是指那些并未参与某项具体交易的人。其大意为，你家烟囱喷出的烟尘弄脏了某个第三者（如过路的行人）的衣领，而这并不是你有意要做的，你并不想给他带来某种成本（如清洗成本）。当然，如果你肯赔偿的话，可能他会愿意让你弄脏他的衣领，可问题是你无法弄清究竟有哪些人受到了这种影响，而他们也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家的烟尘弄脏了自己的衣领，从而也就无法要求你个人对此进行赔偿，也无法和你达成某种协议。

当然，你的行为对第三者产生的影响也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而非坏处。比方说，你把自己的住宅装饰得很漂亮，从而每个过路的行人都能享受到这一美景。可能他们是愿意为享受这一美景而付出些什么的，但你同样无法因为人家看了你院子里漂亮的鲜花就向他们收费。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由于存在“外部的”或“邻里的”影响，即我们无法（也就是说，成本太高）向受到影响的人赔偿或收费，从而出现了“市场失灵”，第三者被强加了并非出于自愿的交易。

几乎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会产生某些第三方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有多么微小或多么遥远。于是，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的第三项义务首先便遇到了尴尬的局面：它似乎可以用来支持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但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因为政府措施同样会产生第三方影响，由“外部的”或“邻里的”影响导致的“政府失灵”并不比“市场失灵”少。并且，如果这种影响对市场交易而言很重要的话，那么它对那些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政府措施而言可能同样重要。私人行为之所以会产生第三方影响，主要是因为确定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是很困难的。如果能够很容易地确定是谁受到了伤害或得到了好处，受到了多少伤害或得到了多少好处，那么将非自愿交易转化为自愿交易就会很容易，至少很容易要求个人补偿。比方说，你开车不小心撞了人，那么人家就可以要求你赔偿损失，虽然这种交易并非出于自愿。再比方说，如果能够很容易地知道谁被你家的烟尘弄脏衣领，那么你就能够对其进行补偿，或者，他们就能够要你进行补偿以求你少排放些烟尘。

如果说，对于私人而言，确定谁对谁强加了成本或提供了好处是很困难的，那么对于政府而言，这同样困难。因此，政府旨在纠正这种状况的尝试最终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要么给无辜的第三方强加了成本，要么给幸运的旁观者带来了好处。而且，政府要开展这些活动就必须靠征税来解决资金问题，而征税会使纳税人受到影响，这本身又是一种第三方影响。此外，不论出于何种意图，政府权力的每一次扩大都增加了一分危险，即政府逐渐变成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而不是为大多数公民服务。可以说，每项政府措施都背着一个会弄脏第三者衣领的“大烟囱”。

其实，自愿的安排能够容纳的第三方影响的能力比乍看之下要大得多。不妨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即付小费。在餐馆里给服务生付小费是一种社会习俗，这种做法能使拿了你小费的服务生也会给他人提供更好的服务，而那些人你可能并不认识也从未见过；反过来，另一些你并不知其姓名的第三方顾客付了小费，你也会因此得到更好的服务。不过，私人行为产生的第三方影响确实很重要，足以使政府为此采取措施。我们从滥用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种义务来为政府行为辩护中得到的教训，并不是说一切政府干预都是不合理的，而是说那些支持政府干预的人要为其观点负责。我们应当大力发展检验手段，以对拟议的政府干预措施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考察，在采取某项措施之前，应对其成本收益平衡有明晰的了解。我们之所以建议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政府干预中的许多隐性成本很难估算，而且还出于一些其他的考虑。经验表明，某项政府活动一旦启动，就很难停下来；这项活动很可能不会“寿终正寝”，却极有可能不断扩大而非逐步废止，不断增加而非削减预算资金。

关于政府的第四项义务，亚当·斯密并未明确提出，即为那些我们认为其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社会成员提供保护。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一样，这一点也很容易遭到极大的滥用，但这却是无法避免的。

自由，仅对那些负责的个人来说，才是合理的目标。我们并不认为疯子和小孩应当拥有自由。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办法在负责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画出一条明晰的界限，然而这么做会给我们最终追求的自由这个目标带来更为根本的模糊性。对那些被划归为不能为其行为负责的人来说，我们不能不为其提供家长般的照顾和管教。

对于儿童，我们把他的责任首先划归给其家长。家庭（尽管其力量受到了明显的削弱，这是日益增长的政府包办行为所导致的最为不幸的后果之一）而非个人，过去一直是且现在也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然而，将儿童的责任划归给其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能说是一种原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家长，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关心其子女；我们也相信家长会保护自己的子女，并教导其成长为负责的成年人。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家长有权任意处置其子女，比方说，殴打、杀害子女，或把子女卖作奴隶。儿童在其成长阶段就是负责的个体，他们拥有关于自身的终极权利，而非父母的玩物。

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的三种义务，或者我们提出的四种义务，确实“很重要”，但远不像亚当·斯密认为的那样“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这四条义务来决定某项实际的或拟议的政府干涉措施该要还是不该要，但是它们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原则来权衡利弊。即便是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理解，这几条原则也排斥了现存的大多数政府干预行为，即亚当·斯密反对过的一切“特惠的或限制的制度”；当年，经由亚当·斯密的反对，这些制度被摧毁了，但在今天又重新出现了，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关税、政府制定的固定价格和固定工资、对各种行业的进入限制，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这些都是对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偏离。（本书后面各章将有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

[1]此段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53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译者注

[2]1英尺=0.3048米。

■实践中的有限政府

当今世界，大政府似乎遍地都是，我们应当仔细考察一下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主要依靠市场中的自愿交换来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而且其政府活动限于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之内。

可能该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中国香港地区。香港面积约400平方英里，[1]人口约有450万，其人口密度之大让人难以置信。中国香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是日本的14倍，是美国的185倍，然而香港居民却享受着几乎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可能略低于新加坡）。

在国际贸易方面，香港并无关税和其他限制条件（除了少数由美国和其他主权国家加给它一些“自愿的”限制之外）。在香港，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法，也没有对物价的管制。香港居民想买谁的东西就买谁的，想把自己的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在哪里投资就在哪投资，想雇用谁就雇用谁，想为谁工作就为谁工作。

即便我们对政府的四项义务从相当狭窄的角度来理解，香港政府的活动也并未越雷池一步，而且在范围之内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并维持社会秩序，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则提供支持，裁决各种争端，促进交通与通信设施的发展，监管货币的发行，等等。尽管随着经济的增长，香港的政府支出也日益增长，但其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很小，在全世界属于最低的水平。较低的课税保持了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家可以从其成功的经营活动中获得利益，当然他也必须为其失误承担代价。

尽管香港目前是一个出色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社会的范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就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例子。为此我们必须到19世纪去寻找。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30年内的发展可说是一例，我们把它留到第2章讨论。

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和美国。当年，人们为废止英国政府对工商业活动的限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便是这场斗争中率先发起的一击。然而，直到70年之后的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才标志着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所谓《谷物法》，是英国政府对小麦及其他谷物（统称谷物）的进口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条件所制定的法律。这场斗争的胜利给英国带来了完全的自由贸易，并且保持了3/4个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标志着英国政府几十年来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转变基本完成；这一高度有限的政府，用前面引用过的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让每个不列颠王国的居民“完全自由地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2]

由此英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相比之下，那些贫穷凄苦的地区就越发显眼了，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当时其他小说家对这种贫苦都有过感人至深的描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也随之增长。不列颠王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英国的政府支出却下降到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世纪初的近1/4下降到1897年的约1/10；1897年正是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在位60周年庆典，此时的不列颠王国达到了其光辉与力量的巅峰。

美国则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当时的美国是有关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曾为此辩护，在报告中他试图反驳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他的辩护无疑是失败了。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初的关税也不算什么，而且在内外贸易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政府的限制条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向美国移民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对从东方国家来的移民有限制条件）。正如自由女神像上的铭文所说的：

把你，

那劳瘁贫贱的流民，

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

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

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

全都给我！

我高举灯盏伫立金门！[3]

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美国，成千上万的移民被接纳。合众国政府对他们不加干涉，由他们自由发展，他们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有人把19世纪的美国描绘得极其荒诞不经，说那是一个不法奸商横行无忌，个人主义无法无天的时代。有人声称，那时的垄断资本家冷血无情，对穷人百般剥削；他们鼓励人们移民到美国，之后对他们敲诈勒索。华尔街则被描绘成对中西部农民进行压榨的操控中心街，幸好那些农民身体还算结实，尽管饱受苦难历尽艰辛，总算是活了下来。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们不断地移民到美国来，就算早些到来的那些人上当受骗了，但是要说几十年下来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美国就是为了受剥削，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人们之所以要来美国，是因为那些比他们早来的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纽约的大道并不是用金砖铺成的，而是用雄心壮志和辛勤劳动筑成的；美国企业给他们带来的报酬之丰厚，在旧世界里是无法想象的。新来的人们从东部走到西部，所到之处，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片片荒地变为良田。美国变得日益富饶，其生产力越来越强大，这种繁荣也为移民们所分享。

如果农民们受到了剥削，那么他们的人数怎么会越来越多？农产品的价格确实下降了，但这是成功的标志，而非失败。农产品价格下降反映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通信设施的进步，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农业产量的快速增长。还有一点，农田的价格一直稳步上涨，这很难说是农业萧条的迹象吧！

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冷血无情，典型的例子是铁路大亨威廉H.范德比尔特（William H.Vanderbilt）曾对一位记者说“老百姓都去死吧”。但这只是个别的例子，美国的慈善事业在19世纪发展得如火如荼。私人赞助的中小学和大学的数目成倍地增长，到外国的传教活动更为活跃，非营利性的私人医院、孤儿院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各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到基督教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到救世军，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或公共服务机构都是在那一时期成立的。自愿协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丝毫不比组织营利性生产活动时的效率差。

在慈善活动发展的同时，文化事业也日益兴旺发达，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边陲小镇，各种艺术馆、歌剧院、交响乐团、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纷纷成立。

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小是一种衡量政府作用大小的尺度。除几次战争时期之外，1800~1929年，美国的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未超过12%。而政府支出的2/3都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大部分花在了学校教育和道路交通上。直到1928年，联邦政府的支出才占到国民收入的3%。

人们常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资源富足和幅员辽阔，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绝不是关键的原因。如果是关键原因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解释19世纪英国和日本的成功以及20世纪中国香港的成功呢？

还有人坚持认为，对于人烟稀少的19世纪的美国来说，不干涉和有限政府政策是行得通的，但对于当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来说，政府就必须发挥更大的、主导性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要在香港待上一个小时，便会放弃他的主张。

社会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塑造各种制度；当然，物质的和人的各种特性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建立一个主要依靠自愿协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社会，一个保护并扩展人类自由的社会，一个政府安分守己的社会，一个政府做我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社会。

[1]1平方英里=2.58999×10^6平方米。

[2]为求统一，此处基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53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个别文字有所改动。——译者注

[3]自由女神像基座上铭刻的是犹太女诗人Emma Lazarus（1849—1887）的十四行诗《新的巨像》（The New Colossus）中的诗句。此诗的中译文在国内有多个版本，此处是引自在国内流传较广的一个版本，但不知其译者是谁。——译者注

■注释

1.See Hedrick Smith,The Russians（New York：Quadrangle Books/New York Times Book Co.，1976），and Robert G.Kaiser,Russia：The People and the Power（New York：Atheneum，1976）.

2.Freeman,December 1958.

3.Wealth of Nations,vol II,pp.184-185.

第2章　管制的专横

在讨论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条件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向他们购买……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1[1]

这些话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也同样正确。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从要价最低者那里购买商品，向出价最高者出售商品，都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诡辩”却引出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限制条件，限制我们购买何物出售何物、向何者购买向何者出售、在何种条件下买卖、雇用何人又为何人工作、在何处生活，等等，甚至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都受到种种限制。

亚当·斯密指出了“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所处的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导致种种限制的罪魁祸首；但是今天，他们有了很多同党。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某一领域参与了这种“自私自利的诡辩”。正如波哥（Pogo）的不朽名言所说的：“我们遇到了敌人，这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对“特殊利益”口诛笔伐，而一旦涉及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就缄口不言了。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也就对国家有好处，因此我们自身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如此一来，出现了大量纷繁杂芜的限制条件，几乎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状况都比没有这些限制条件时更为糟糕。为他人“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自己“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是典型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便是国际贸易。大体上来看，关税及其他贸易限制条件给某些生产企业带来的好处，抵不上给其他企业特别是消费者带来的损失。自由贸易，不仅可以增进我们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可以促进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促进国内企业间的竞争。

对外贸易上的管制措施也延伸到了国内贸易上，并且和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常常认为这些管制措施对发展和进步是必要的。要检验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把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的经验和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的经验进行对比即可。正如许多其他事例一样，这一对比表明，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自由贸易政策都是不发达国家得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最佳途径。

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兴起的大量经济管制措施不仅限制了我们运用经济资源的自由，而且还影响到了我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国际贸易

人们常说，坏的经济政策表明经济学家们意见不一致；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给出同样的政策建议，那么这样的经济政策必定是好的。确实，经济学家们常常意见不一，但在国际贸易方面并非如此。事实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达成了一种共识，不论其在其他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大家都一致认为国际自由贸易对于各贸易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最有利的。然而长期以来关税却一直存在。仅有的几个主要的无关税时期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之后的大不列颠王国，有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时期；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30年的自由贸易时期；还有就是中国香港，现在实行的就是自由贸易政策。至于美国，关税在整个19世纪都存在，并且到了20世纪还有所提高；尤其是在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后就更是如此，而有些学者认为正是该法案部分地加剧了随后经济萧条的严重性。自那以后，通过多次国际磋商，美国的关税有所降低，但仍然很高；现在国际贸易的项目和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我们无法对现在和当时的关税做出精确的比较，但是现在的关税可能仍然要比19世纪高。

如往常一样，今天仍然有许多支持关税的言论，并且委婉地打着“保护”的旗号，这显然是挂羊头卖狗肉。钢铁企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限制从日本进口。电视机生产企业和工人们游说政府，希望达成“自愿协议”以限制从日本进口电视机或从日本、中国香港等地进口零部件。纺织企业、制鞋企业、牛养殖企业、制糖企业以及无数其他企业，纷纷抱怨说它们受到了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的”竞争，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它们。当然，任何集团都不会赤裸裸地声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谁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普遍的利益”，是为了保护工作岗位和提升国家安全。近来，除了这些传统的理由之外，又加上一条——加强美元对马克或日元的地位。

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关于自由贸易，我们很少能听到消费者的声音。近年来，各种所谓的消费者特殊利益群体纷纷出现。尽管消费者是进口关税以及其他各种进口限制措施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就算你查遍各种新闻媒体或是国会的听证会记录，也查不到任何材料表明曾对这些限制有过全力的攻击和责难。那些自称是为消费者请命的人，实际上另有所谋，在第7章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个别消费者的声音，被“商人和制造业者（及其雇员）自私自利的诡辩”的嘈杂声淹没了。结果是这一问题遭到了严重的歪曲。例如，那些支持关税的人认为，不管我们雇用员工来干什么，创造工作岗位本身就是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的只是工作岗位，那我们想要多少就能创造多少，比方说，让人们去挖坑，然后再填平，或者做其他的无用功也可以。当然，有时工作本身就是目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只是我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我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工作岗位，而是具有生产性的工作，即能够带来更多的商品和劳务以供我们消费的工作。

另一个很少有人反驳的谬误是，出口是好事，进口则不好。事实并非如此。出售到国外去的那些物品，我们吃不到，穿不到，享用不到。我们吃的香蕉，来自中美洲；我们穿的鞋子，来自意大利；我们开的轿车，来自德国；我们看的电视机，来自日本。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便是我们进口的这些东西；而出口不过是我们为进口所付出的代价。亚当·斯密看得明白，一国公民以一定的出口换回尽可能多的进口，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或者，为一定的进口付出尽可能少的出口，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

我们使用的具有误导性的术语，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所谓的“保护”，实质上意味着对消费者的剥削。“有利的贸易平衡”实际上意味着出口多于进口，即我们出售到国外的商品总价值要比我们从国外购买的商品总价值高得多。在你自己持家购物时，你一定会花尽可能少的钱购买尽可能多的物品，但这种做法在对外贸易时居然被称为“不利的支付平衡”。

在支持贸易关税的论点中，对大部分公众最具情感号召力的便是，我们需要贸易关税来保护美国工人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免他们遭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这些地区的工人只要很低的工资就愿意工作。这种说法难道有错吗？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吗？

这种论点的谬误在于对“高”工资和“低”工资这种提法使用得太宽泛了。高工资和低工资是什么意思？美国工人赚的是美元，日本工人赚的是日元，我们如何能比较分别以美元和日元计算的两种工资呢？多少日元等于1美元？决定二者兑换比率的是什么？

我们不妨来看一种极端的情形，假定在开始的时候，360日元兑换1美元，这也是多年来的实际汇率。假定在这一汇率下，日本人能以低于我们美国人的价格（以美元计算）生产和销售一切物品，电视机、轿车、钢铁、大豆、小麦、牛奶、冰激凌等概莫能外。如果我们实行的是自由的国际贸易政策，那么我们就会尽力从日本购买一切物品。而这恐怕正是贸易关税的支持者们描绘的最恐怖的情形：日本货在我国泛滥成灾，而我们却没有可以卖给日本人的东西。

且慢恐惧！我们将此分析再进一步。既然我们向日本人购买一切物品，那么拿什么向日本人付账呢？答曰：给他们美元。问题是，他们要美元干吗？我们已经假定，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情况下，一切物品在日本都比在美国更便宜，那么日本人在美国市场上就不会买任何东西。如果日本的出口商愿意把美元烧掉或是埋掉，那我们美国人简直高兴死了！用这种绿色的纸片就能换来我们想要的一切物品！这种纸片的生产成本非常低，那还不是想要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这样一来我们将拥有最了不起的出口行业，要多棒有多棒！

当然，事实上日本人不会为了烧掉或埋掉这些毫无用处的纸片而卖给我们那么多有用的物品。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想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作为自己工作的回报。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情况下，如果一切物品在日本都比在美国更便宜，那么日本的出口商就会尽力抛掉手中的美元，就会按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比率用美元购得日元，然后用日元去买较便宜的日本货。但是这样一来有谁愿意要美元呢？日本的出口商不愿意要美元，同样，任何日本人也都不愿意要美元。道理很简单，如果360日元在日本能买到的东西要比1美元在美国能买到的东西多，那就没有人愿意用360日元来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商一旦发现没有人愿意按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价格买他手中的美元，就会降价处理。这样一来，以日元衡量的美元的价格便会下降，可能降至300日元、250日元甚至200日元兑换1美元。反过来说，这样就意味着购买一定数量的日元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元。日本货是以日元标价的，这样一来以美元标价的日本货的价格便会上涨。反之，美国货是以美元标价的，为得到一定数量的日元所需要的美元越多，也就意味着对日本人来说，以日元标价的美国货就越便宜。

以日元衡量的美元价格会一直下降，直到日本人从美国购买物品的美元价格大体上等于美国人从日本购买物品的美元价格为止。在最终的汇率水平上，任何想用美元购买日元的人都会发现有人愿意卖给他日元以换取美元。

当然，实际的情形要比这个假想的例子复杂得多。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参与了国际贸易，而且贸易路线往往是迂回的。日本人可能把他们赚来的美元在巴西花掉一些，然后巴西人可能把赚得的美元花到了德国，德国人可能又把它花在了美国，如此等等，可至无限复杂的情况。但是不论多么复杂，其原理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想要美元首先是想用它来购买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把它囤积储藏起来。

美元和日元不仅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还可用来投资或馈赠，这一点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整个19世纪，美国几乎年年都是支付赤字平衡，这似乎是一种“不利的”平衡，但却对大家都有好处。当年，外国人都想在美国投资。英国人便是一例，当年他们生产各种物品送给美国人，为的是换回一些纸片——不是美元钞票，而是债券，这些债券在之后的某个时间能连本带利兑现给他们一笔钱。英国人之所以愿意把他们的物品送给我们，是因为他们认为购买债券是一种很好的投资。这么做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由此从这种储蓄中获得的回报比其他途径要高。而我们也从外国投资中获得了好处，因为这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要比单靠自己的储蓄发展快得多。

到了20世纪，情形就倒转过来了。美国人民发现，到外国投资能比在国内投资获得更高的回报。结果便是，美国把各种物品送到外国去，换回一些债权凭证，即债券或类似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在海外以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各种对外援助计划的形式开展国际馈赠。我们把各种物品和劳务送到外国去，表明我们相信这样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这些政府馈赠是对各种私人（各种慈善团体、支持传教活动的教堂、支援海外亲属的个人等）馈赠的补充。

不论情况如何复杂，都不能改变我们从那个假想的极端例子中得出的结论。在真实世界里，与在假想世界里一样，只要以日元或法郎衡量的美元价格是由一个自愿交易的自由市场决定的，就不会有支付平衡的问题。说拿高工资的美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了来自国外那些拿低工资工人“不公平”竞争的威胁，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如果国外发展出某种新产品或改良产品，或者国外生产者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产品，那么国内的某些工人确实会因此受损。但是，如果发展出新产品或改良产品的，或者能以更低成本生产它们的不是国外的生产者，而是美国国内的生产者，那么国内某些工人同样会因此受损。两种受损其实没有区别。这只不过是实践中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而美国工人之所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正是拜这种竞争所赐。如果我们想从一个生机勃勃、动感活跃、富有创新性的经济体制中获得种种好处的话，我们就必须接受其不断的运动和调整。可能人们都希望这些调整来得平和一些，为此我们也做出了各种制度上的安排，如失业保险制度等；但是，我们应当尽量在不破坏经济体制的能动性和适应性的前提下来实现各种目标，否则无异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都应对内外贸一视同仁。

现在的问题是，进口哪些物品、出口哪些物品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目前，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比日本工人要高，具体高多少不大容易确定，因为各种估计都不一样。我们姑且假定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是日本工人的1.5倍。这样的话，美国工人的工资购买力大体上就是日本工人工资购买力的1.5倍。我们如果让美国工人去从事其他的工作，从而其生产率不及日本同行的1.5倍的话，那就是一种浪费。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比较优势，这一概念在150年前就提出来了。即便我们生产任何物品都比日本人有效率，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自己生产所有的物品。我们应当集中全力去做我们最擅长做的事，去从事我们最有优势的工作。

举个最普通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师打字的速度是他秘书的2倍，他是不是就该把秘书辞掉自己亲自打字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如果一位律师作为打字员的工作效率是其秘书的2倍，而作为律师的工作效率是其秘书的5倍，那么他就应当从事法律工作而让秘书来打字，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有人说，“不公平竞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外国政府对其生产者给予补贴，以使他们能够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现在假定某个外国政府提供了这种补贴，实际上确有某些政府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谁将受损谁将受益呢？为了支付这种补贴，该国政府只能向人民征税，所以支付这种补贴的其实是该国人民。而美国消费者是从中受益的，我们因此能够买到更便宜的电视机和小汽车，以及一切得到补贴的产品。难道我们还要抱怨这种外国对我国的逆向援助吗？我们美国在马歇尔计划援助及随后的对外援助中，把各种物品和劳务当成礼物赠给其他国家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而其他国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把各种物品和劳务卖给我们，这种间接的馈赠难道就不是高尚的行为吗？其实，真正会抱怨的，倒极有可能是该国人民，为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也为了那些受补贴的企业主或在这种企业工作的同胞们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忍受较低的生活水平。当然，如果某个外国政府突然对其国内的某些企业给予补贴，那么对于美国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主和工人们来说，无疑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然而，这对于从事企业活动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风险而已。从事企业活动的人对突发事件带来的飞来横财是绝不会抱怨的；同样，对于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他们也没有理由抱怨。自由企业制度本来就是一种有赚有赔的制度。我们已经说过，针对突发情况进行调整，如果要采取措施使得调整能够平和一些，那么不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应对内外贸一视同仁。

一般来说，任何情况下的扰动都是暂时的。假定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日本政府决定对钢铁行业予以大力补贴。如果美国没有关税或贸易配额等限制条件，那么从日本的进口必将大幅上升。这将使美国的钢铁价格下降，并且迫使钢铁企业缩减产量，由此便会引起钢铁行业的工人失业。另一方面，钢铁制品的价格也会下降，由此购买钢铁制品的消费者便会有额外的钱花在其他物品上。于是对其他物品的需求就会上升，从而生产其他物品的企业就会增加就业量。当然，要想充分吸纳目前失业的钢铁工人尚需时日。然而，之前其他行业的失业者现在就能找到工作了，这样就抵消了这种影响。总就业量可能不会有净减少，而且，由于以前从事钢铁生产的工人现在可以从事其他产品的生产，国民总产出可能还会有所提高。

有人认为，征收贸易关税是旨在增加本国的就业，这种观点犯了同样的错误，都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比方说，对纺织品进口征收关税，这确实能够增加国内纺织品行业的产量和就业。不过，那些因关税而无法继续在美国销售其纺织产品的外国企业所能赚得的美元就减少了，也就是说，他们能在美国消费的货币就减少了。这样一来，为了平衡进口的减少，美国出口也会相应减少。纺织行业的就业是增加了，但是出口行业的就业减少了。这种就业结构的转变，会使得生产效率降低，由此会导致国民总产出的下降。

至于所谓的对某些行业的保护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论点，同样也没有更好的论据。以钢铁产业为例，有人说保持钢铁产业的兴旺发达对于国防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在美国，国防对钢铁的需求仅占全国钢铁消费的一小部分而已。至于说如果对钢铁业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就会摧毁美国的钢铁产业，这更是匪夷所思。接近原材料和燃料的来源，接近市场等诸多有利条件足以保证美国拥有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钢铁产业。事实上，面对并接受来自国外的竞争而不是躲在政府的庇佑之下，很可能会造就一个比现在更加强大、更有效率的钢铁产业。

假设美国的钢铁行业果真被摧毁了，假设我们所需的全部钢铁从国外购买果真更加便宜，即便如此我们也有其他的办法来保护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囤积钢铁，这很好办，因为钢铁所占的空间相对较小，而且也不会腐烂。我们可以将一些钢铁厂像封存船只那样封存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再投入生产。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一家钢铁公司在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钢铁厂时，会充分考察各种可行方案和备选厂址，以便选择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方案。然而，当钢铁产业人士声称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向政府请求补贴时，他们从未对各种能够确保国家安全的方案分别给出成本估算。因此，除非他们给出这种成本估算，否则我们可以肯定其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提法就是在为其行业自身的利益辩护，而绝非要求补贴的正当理由。

钢铁产业及钢铁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在诉诸国家安全这一论据时，无疑是真诚的。但是人们把真诚这种品德看得太高了。我们都能够使自己相信，凡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就必然对国家有好处。所以，我们不应该埋怨钢铁企业这么做，要怪就只能怪我们自己居然相信了这种说法。

有人说，我们应当保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坚挺，即应当防止以其他货币——日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衡量的美元价格下跌，这种说法又如何呢？这个问题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如果汇率是由一个自由的外汇市场决定的，那么它就会停留在任何使外汇市场出清的水平上。从理论上来说，以其他货币如日元衡量的美元价格，取决于以美元计价的美国货的成本与以日元计价的日本货的成本之比。当然，美元价格可能会暂时降至这一水平之下。这样的话，看到这种形势的人就会有动力购买并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元，以期美元价格升高时出手获利。降低以日元计价的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会刺激美国的出口；提高以美元计价的日本货的价格，会减少我们从日本的进口。随着这种态势的发展，将使对美元的需求不断提高，由此便矫正了美元的初始低价。美元的价格如果自由地决定，将和其他各种价格一道发挥同样的作用，即传递信息，并且由于会影响市场上各交易方的收入，从而提供激励使大家对各种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

既然如此，那些因美元“疲软”而发生的骚动又当如何解释呢？为何屡屡出现外汇危机呢？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正是汇率并未由一个自由的外汇市场来决定。为对其货币价格发挥影响，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

政府为何要干预外汇市场呢？这是因为汇率反映了国内的政策。美元与日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相比变得疲软，首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通货膨胀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通货膨胀意味着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越来越低，那么美元在国外的购买力同样降低难道我们还会感到意外吗？日本人、德国人、瑞士人现在不愿意用那么多的本国货币来兑换美元，难道我们也要感到意外吗？可是各国政府，就像我们当中某些人一样，都尽力隐瞒这一事实并且不遗余力地试图消除它，而这一令人不满的后果正是他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从而，一个造成通货膨胀的政府往往试图控制汇率；而一旦干预失败，它就把通货膨胀归咎于汇率的下降，而不承认其中的前因后果完全是另外一种关系。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关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仅有三种支持贸易关税的论点有所进展，从理论上来说，这三种说法或许还有些合理性。

第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安全论。虽然该理论往往是为某些特殊的贸易关税辩护而不足成为征收关税的正当理由，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有时我们必须维持一些不经济的生产部门。姑且不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假设我们现在真的遇到了某种特殊的局面，即便如此，要证明此时关税及其他的贸易限制条件对国家安全而言是必要的，也必须比较一下各种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方案的成本，而且应当证明（哪怕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证明）征收关税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案。而现实当中几乎没有人给出这种成本比较。

第二个是所谓“幼稚产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的就是这种论点。这种观点认为，某个具有潜力的产业建立起来之后，如果我们帮它克服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困难，那么它就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参与竞争。按照这种理论，为保护处于幼稚期的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就应当实行暂时的贸易关税政策，这样才能使它成长起来从而实现自力更生。但是我们认为，即便某个产业在建立之后能够成功地和对手竞争，也不能说明开始时对其进行关税保护就是合理的。要说消费者对某个产业在初始阶段予以补贴（征收关税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贴）是值得的，那只有当他们因此能以某种方式得到不低于补贴额的回报才行，比方说，今后该产业的产品价格比世界价格低，或者拥有这一产业可以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等。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有补贴吗？那些最先进入该产业的企业经受了创业时的损失，并且企盼着随后能够得到补偿，如果没有对其给予补贴，是否其损失就真的得不到补偿了呢？说到底，大多数企业在创业的最初几年都会经历亏损过程，不论其进入的是一个新行业还是已有的行业，都是如此。即便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对某些产业进行原始投资是值得的，那些最先进入该产业的企业还是无法使其初创时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这其中可能确有某种特殊原因。当然，这种推测是另外一回事了。

幼稚产业论实际上是一种烟幕。所谓的幼稚产业总是成长不起来，而且关税一旦开征，几乎就不会取消。此外，该理论很少用来支持某些尚未诞生的产业，而这些产业一旦建立，只要给予暂时的保护便能生存下来，可惜没有人替这种产业说话。幼稚产业论为之争取关税保护的，是那些发展了多年却仍然幼稚的产业，这些产业已经能够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了。

第三个支持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对此我们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如果某个国家是某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或者该国能够和少数几个生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控制某种生产的绝大部分，那么它就可以用提高产品价格的方法从这种垄断地位中获得好处（欧佩克卡特尔是当前最明显的例子）。为了从垄断地位中获得好处，除了直接提高产品价格之外，它还可以通过对产品出口征税，即出口关税来实现这一目的。从总体上来看，该国由此获得的好处抵不上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损失，但是从该国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确有所得。与此类似，如果某国是某种产品的主要购买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即该国拥有买方垄断力量，那么它就能够要求卖主大幅削价并强加给对方过低的价格，由此从中获益。从这种买方垄断地位中获益的另一种方法是对产品进口征收关税。在这种情况下，卖者的净收益是销售价格减去关税，所以说对买方来说就相当于以低价购买。事实上，关税是由外国人支付的（我们想不出现实的例子）。实践当中，这种趋向民族主义的做法极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此外，就幼稚产业论而言，现实的政治压力导致的关税结构，实际上使我们无法从任何卖家垄断或买家垄断的地位中获益。

第四种论点，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有人不断重提。这种论点说，如果其他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那么我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好事；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那我们美国也就不实行。这种说法纯属一派胡言，不论在原理上还是在实践上。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施加各种限制条件，这确实会使我们受到损害，但同样也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害。暂且抛开前面提到过的三种情况不论，如果我们反过来也施加贸易限制条件，那我们在损害它们的同时也损害了自己。在这种虐待与被虐待中恶性竞争，对敏感的国际经济政策而言绝非什么好办法！这种报复性行为不会使其他国家减少其限制条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限制。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不应当要求中国对其纺织品实行出口配额，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中国工人的利益，并以此来“保护”我们的纺织产业。我们对自由贸易大加颂扬，而同时却运用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劝诱日本对其钢铁和电视机出口进行限制。我们应当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不是要一蹴而就，而是假以时日，比方说，以5年为限并按照事先宣布的步骤进行。

除了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促进国内外贸易自由的发展。我们不应该一方面以经济援助的名义对外国政府予以馈赠（这样会促进其政府的发展），同时又对其产品加以贸易限制（这样会妨碍自由企业的发展），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原则明确而又一以贯之的立场。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声明：我们信仰自由并将实践自由。我们不会强迫你们走向自由。但是，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对你们所有人开放，没有关税，也没有其他限制条件。在这里，你们想出售什么、能出售什么就出售什么；你们想购买什么、能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这样，个人间的协作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协作。

[1]此段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8页，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译者注

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当今世界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相互依赖无处不在：在严格的经济领域，一套价格与另一套价格相互依赖，一个产业与另一产业相互依赖，一国与另一国相互依赖；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社会活动、慈善活动彼此相互依赖；在组织社会方面，各种经济制度安排与政治安排相互依赖，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相互依赖。

就是在国际领域，各种经济制度安排也同样和政治制度安排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自由的国际贸易可以使文化和制度各异的国家更加和谐地共处，正如自由的国内贸易可以使信仰、态度、兴趣各异的不同个人之间更加和谐地共处。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正如在一个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的国家里，交易发生在各种私人实体之间，如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慈善组织之间等。能够实现交易活动的各种条款是被交易各方一致认可的，除非各方都认为自己能从交易当中获益，否则交易便不会发生。结果便是，交易各方的利益都能和谐共存。这里的法则是合作，而非冲突。

而政府一旦干预进来，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在一国内部，各企业纷纷向政府寻求补贴，要么干脆直接伸手，要么要求政府实施贸易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条件；这些企业为了规避那些威胁到自身利益或生存的竞争对手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诉诸政治压力，从而将各种成本强加给竞争对手。某国政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对贸易进行干预，使得其他国家的企业也转而向本国政府寻求援助，以此来应对他国政府采取的各种干预措施。由此，私人间的纠纷上升为各国政府间的纠纷，每一贸易协定都成了政治事务。各国政府的高官纷纷奔走于世界各地，忙于参加各种贸易会议，贸易摩擦由此产生。各国人民对谈判结果都感到失望，总觉得自己吃了亏。这里的法则是冲突，而非合作。

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年时间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时期，它表明自由贸易对国际关系发挥了有益的影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在整整100年里，它几乎实行了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可能在形式上略有不同。当时的人们可以按照双方同意的任何条款自由地与任何人买卖物品，不论他们在何地生活，交易双方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不同国家。或许使我们今天感到更为惊讶的是，当时的人们无须护照和反复的海关检查就能够游遍欧洲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并且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国，他们都能自由进入并成为当地的居民或公民。

自由贸易带来的结果便是，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年时间，是人类历史上西方各国之间最为和平的时期之一。其间仅有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略微玷污了这一和平时期，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当然，还有较为重要的美国南北战争，它的主要原因正是奴隶制这一背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制度。

在当今世界，关税以及其他各种贸易限制条件，已经成为各国之间产生摩擦冲突的根源之一。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条件会扭曲价格体系传递的信号，但是至少还允许个人自由地对这些扭曲了的信号做出反应。而集体主义国家却引入了影响更加深远的命令因素。

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和集体主义国家的公民，要想进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是不可能的。其中一方必然是由其政府官员代表的。贸易中的政治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能给本国公民留下尽可能大的余地去和集体主义国家政府进行交易，那么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就能降至最小。试图将贸易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或政治手段，希望以此来增进与集体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只能使原本就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进一步恶化。

自由的国际贸易和国内竞争

国内竞争的范围与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二者密切相关。19世纪末期，公众反“托拉斯”及反“垄断”的呼声导致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建立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通过，随后又有一些旨在促进竞争的立法活动进一步补充了该法案。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颇为复杂，在某些方面它们确实促进了竞争，但在某些方面却适得其反。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达到了其支持者所期望的效果，也达不到完全根除所有国际贸易壁垒这样能够确保有效竞争的程度。美国仅有的三个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其中一个还处在破产的边缘，让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垄断定价的威胁。但是，如果让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者都来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争夺美国的买主，那么垄断定价的幽灵便会烟消云散。

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任何产业，如果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手段予以或明或暗的帮助，都很难在一国之内建立起垄断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要想建立起垄断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我们所知，唯有德·比尔斯公司（De Beers）对钻石的垄断似乎取得了成功。而且我们还知道，没有谁可以不依靠政府的直接支持而能长久地保持垄断地位，欧佩克卡特尔和早些时候的橡胶与咖啡卡特尔便是依靠政府支持保持垄断地位的最明显的例子。其实绝大多数政府扶持的卡特尔没能持续很久，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纷纷破产，我们相信欧佩克也难免同样的命运。若是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国际卡特尔消失的速度会更快。即便在一个存在种种贸易限制条件的世界里，美国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必要的时候哪怕单方面实行），也能够基本消除国内一些重大的垄断威胁。

■中央经济计划

漫步于不发达国家，现实与观念之间鲜明的对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那些观念却正是这些国家以及西方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持有的。

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以及自由市场都是用来剥削大众的工具，而中央经济计划是大势所趋，只有它才能使他们的国家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应该忘记，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当中的某位经济学家曾评论说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就遭到了一位著名的、事业上非常成功而且学识修养极高的印度企业家反唇相讥，从体态上来看，他正是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他说我们的评论是一种批评，这一点倒是理解对了。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像印度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政府必须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投资的分配，并且还暗示我们政府必须授予他在这些领域种种特权（正是他发财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各种优先需要压倒那些自私自利的个人需要。他还说，他这只不过是在附和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而已。

事实本身完全不是这样。凡是那些个人享有较大的自由，普通公民能够支配的物质享受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普遍地对未来的进步充满信心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靠自由市场来组织的。凡是那些国家对其公民的经济活动事无巨细地加以控制，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我们发现其公民深受政治束缚，生活水平较低，而且几乎没有力量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这些地方，国家可能很富有并且创造出各种丰功伟绩，特权阶级也能拥有充足的物质享受；但是普通民众只是用来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国家要求他们既温顺听话同时又具备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东、西德国之间的对比，二者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撕成了两块碎片。人们流着相同的血脉，属于同一种文明，拥有相同水平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却分别生活在两片土地上。

在柏林墙的一面，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和商店里挤满了欢乐而忙碌的人群。有的人正在购物，商品来自世界各地；有的人正在前往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各种场所多如牛毛；报纸和杂志上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人们可以自由地购买；人们彼此之间甚至和陌生人都可以谈论任何话题，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完全不用小心翼翼地看看背后有没有人。走上几百步，排一个小时的队，填完一堆表格，然后再等着把护照拿到手，你（我们也一样需要办理这些手续）就可以到墙的另一面去看一看。那边，街道上显得空空荡荡，城市一片灰白，商店的橱窗呆板而毫无生气，建筑物上满是污垢和灰尘。30多年了，战争时期的破坏仍然没有得到修复。在对东柏林短暂的访问中，我们发现唯一气氛欢乐活跃的地方就是娱乐中心。只要在东柏林待上一个小时，就足以明白政府当局为何要竖起一堵墙来。

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西德这个战败并被摧毁的国家便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的经济体之一，这似乎是个奇迹。这正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奇迹。一位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经济学家，当时正担任德国的经济部长。在一个星期天，即1948年6月20日，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即今天的德国马克，同时废除对工资和物价的一切管制。他总喜欢说，他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当局在星期天不办公。考虑到占领当局凡事都倾向于管制的态度，他确信如果在他们的工作日采取行动的话，占领当局一定会撤销他的命令。他采取的措施似乎具有魔力，短短几天之内，商店里就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物品；几个月之后，德国的经济便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照，尽管不那么鲜明。苏联是由中央机关密切控制的，它未能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却尽可能地把它们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南斯拉夫在开始时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但是，当它在铁托的领导下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就遽然改变了发展路线。南斯拉夫有意识地促进非中心化的进展，并开始运用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大部分农田是私有的，其产品也在相对自由的市场上出售。小型企业（不到5个雇员的小企业）可以为私人拥有并管理运作。尤其是在制作手工艺品和发展旅游业方面，这些小企业发展得很不错。稍大些的企业其实是工人合作社，这是一种低效率的组织形式，但至少能使个人具有一些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与相邻国家奥地利的居民或其他类似的西方国家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要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还是给我们这样刚从苏联过来的旅行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苏联相比，这里就是天堂了。

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尽管声称自己坚持而且政府的确对经济进行了广泛的干预，但是其市场领域仍然富有活力，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带来的一个间接后果。以色列实行的干预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不过比起埃及人民来，以色列人民享有的政治自由程度和生活水平都要高得多。埃及的政治权力要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严格得多。

远东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还有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广泛地依靠私人市场来发展经济，因而都很繁荣。人民对未来满怀信心，经济高速增长。年人均收入是最好的衡量方法，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和地区年人均收入从马来西亚的约700美元到日本的约5000美元不等。相比之下，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都是严重依赖中央计划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并存，其年人均收入还不到250美元。

有一个事例极富启发性，值得加以详尽考察，这便是印度和日本的对比。我们指的是将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之后30年内的经历与1867年日本明治维新后30年内的经历进行对比。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假说在物理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少能像物理学家那样来做可控制的实验。不过，这里提到的印度和日本的经历非常接近于可控制的实验，可以用来检验各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方法之差异的重要性。

印度独立和日本明治维新之间相差80年。不过，在两段经历的开始时期，这两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形都十分相似。两国都拥有悠久的文明和高度复杂的文化，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一个由大名（即封建领主）和农奴组成的封建社会；印度实行的是严格的种姓制度，人人都按照英国人所谓的“预先排好的等级”从高到低排列，最上面的是婆罗门，最下面的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由此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制度安排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两国分别由一群精明能干并且愿意为事业献身的领导人掌权。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立志改变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并使其快速增长，决心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

两国之间的所有差别，几乎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明治维新前的统治者几乎使日本完全与世隔绝，一年一度有一艘荷兰船只光顾日本，这就是日本仅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联系。几个少得可怜的西方人，日本人也只允许他们待在大阪港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长达300多年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界一无所知，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能够讲或读汉语之外的其他任何外语。

而印度则幸运得多。它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印度为脱离英国获得独立而进行斗争，因而经济增长转为停滞，但是并未倒退。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结束了反复出现的地区性饥荒。许多印度领导人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受过教育。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给它留下了大量技艺娴熟而训练有素的公共服务人员、许多现代化的工厂和一个高质量的铁路系统。而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和西方世界相比，印度的技术是比较落后，但是这差距和1867年日本与当时发达国家的差距相比要小得多。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要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唯一拥有的物质上的优势就是海洋，海洋提供了便利的运输和丰富的渔产。但是在其他方面，印度的国土面积几乎是日本的9倍，而且境内多是地势相对平缓、交通便利的土地。而日本境内多是山地，仅有沿海岸线一带狭窄的土地可供居住和耕种。

最后，日本的发展靠的是自力更生。当时，并没有外资投向日本，也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基金会组成财团向日本提供低息贷款，或给予馈赠。日本只得依靠自身的资本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其间仅有一次侥幸的机会，那是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一段时间，欧洲的丝织品产业经历了严重的萧条，由此日本得以借助丝织品出口赚得了更多的外汇。

印度的境遇则要好得多。自1947年获得独立之后，印度从世界各国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其中大部分是无偿赠予。时至今日，这种资源仍然持续不断地流入印度。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有着相似的境况，但二者的发展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打破了封建秩序，大大拓展了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即便人口激增，普通百姓的命运也得到了迅速的改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虽然日本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

印度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废除种姓制度的藩篱，但在实践中却进展甚微。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与财富方面的差距未见缩小，反而越拉越大。正如80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也出现了激增，可是单位资本的经济产出却未增长，其经济几乎停滞不前。事实上，印度最贫穷的1/3人口的生活水准可能还有所下降。在经历了英国的统治之后，印度认为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对此还颇为自豪，但没过多久它就滑向独裁专制，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目前它再次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

两国的发展结果不同，对此应如何解释呢？许多观察家提到，两国的社会风俗不同、国民特性不同。宗教禁忌、种姓制度、宿命论哲学——据说所有这些都将印度人禁锢在传统的桎梏之中。人们还说，印度人懒散怠惰，没有创业精神。相比之下，人们却称赞日本人，说他们吃苦耐劳，精神饱满，对外国的各种影响积极热切地做出反应，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能够巧妙地吸收从外部世界学到的各种知识为己所用。

今天，对日本人如此描述可能是准确的，但在1867年却并非如此。当时在日本居住的一位外国人曾写道：“我们认为，它（日本）永远不可能变得富强。除了气候之外，大自然赋予日本的各种优势和日本人游手好闲、耽于享乐的禀性都使日本无法富裕起来。日本人是一个快乐的民族，他们知足常乐，似乎并非不厌求索。”另一位写道：“在这里，西方世界确立并认可的各种原则，似乎完全失掉了它们原有的功能和活力，不幸地日趋杂芜、败坏。”

同样，对印度人的描述，可能对今日的某些印度人而言是准确的，甚至对大多数印度人也是准确的，但这只是对居住在印度本土的人而言；对于那些移民到其他地方的印度人，这样的描述完全不正确。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在最近的大不列颠，印度人都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还构成了企业家阶层的中流砥柱。他们常常是发起并促进经济进步的动力之源。在印度国内，凡是政府管制较弱之处，就存在进取心和事业心、创业动力、首创精神。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进步都并非取决于群众的品性和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小一部分人设定前进的步伐，决定事态的进展。在那些发展得最迅速、最成功的国家里，都是极少数积极进取、愿意担风险的人率先前行，从而给仿效者创造了机遇，继而使得大多数人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许多外界的观察家为印度人的国民性感到痛心疾首，而这些特性与其说是妨碍进步的原因，毋宁说是缺乏进步的表现。当努力劳作和甘冒风险不能带来回报时，懒散怠惰、不思进取的情绪才会泛滥。而宿命论哲学正是对外部世界停滞不前的一种自我调适。印度并不是没有人才来激发并促进经济发展，就像1867年之后的日本所经历的那样，甚至像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经历的那样。事实上，印度真正的悲剧在于，我们认为它本来能够发展成一个繁荣昌盛、生机勃勃、日益富强的自由社会，而它却仍然是一个穷人遍布的次大陆。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日本在1867~1897年的经历与印度在1947~1979年的经历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呢？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与导致西德与东德的差异、以色列和埃及的差异的原因是一样的。日本主要依靠的是自愿合作和自由市场体制，仿效当时英国的模式；而印度主要依靠的是中央经济计划，也是仿效当时英国的模式。

明治政府确实以多种途径干预经济事务，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派出很多日本人到外国去接受技术培训，并且从外国聘请专家。在许多产业中，政府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且给予其余企业大量补贴。但是明治政府从未试图控制总产量、投资方向或产出结构。国家仅在造船业和钢铁业持有大量股份，它认为这对军事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之所以要保有这些产业，是因为私人企业不愿在这些领域经营，况且还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这些补贴耗费了日本的经济资源，因此妨碍而非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最后，根据当时的国际条约，在明治维新后的30年内，日本无法将关税提高到5%以上。事实证明，这一限制虽然在当时曾为人诟病，而且关税在条约期满之后便提高了，但在当时对日本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而印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印度领导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语，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他们着手实施一系列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对投资计划进行详细的擘画。政府保有某些生产领域，其他领域虽然允许私人企业经营，但必须与国家计划相一致。国家通过关税和配额来控制进口，通过补贴来控制出口。印度领导人理想中的状态是自给自足。不用说，这些措施导致了外汇的短缺，因此只能通过琐细而又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加以弥补，而这正是导致经济无效率和经济特权的主要根源之一。工资和物价也受到管制；开办工厂或进行任何投资都需要经过政府批准。各种税收多如牛毛，纸面上写得有板有眼，实践中偷税漏税屡见不鲜。走私活动、各种黑市、形形色色的非法交易像税收一样无处不在，这些虽然削弱了法律的尊严，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刻板僵化并可能满足某些紧急的需求，从而发挥了有价值的社会功用。

日本依靠市场体制，使深藏于国民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得以释放，其活力之强、创造力之大谁都不曾料到。同时，日本防止了既得利益者阻挠制度变革，并使其经济发展接受效率准则的严格检验。而印度则依靠政府管制，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国民的创造性，或者说，将国民创造性白白耗散于无用之途。同时，印度保护各种既得利益，使其免遭变革之侵害；在印度，决定何者生存的准则不是市场效率，而是官僚们的认可。

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在日本与印度的不同经历，可以说明两国政策之区别所在。当时，可能是日本在生丝生产上本就具有优势，加之欧洲生丝产业萧条，因此国际竞争对日本家庭丝织品生产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国际竞争几乎完全消灭了日本的家庭棉纺业，继而便是家庭手工织布业。之后，日本的工厂纺织业便发展起来，最初只能生产最粗劣、最低档的纺织品，但随后其产品档次不断提高，最终成为日本的主要出口产业之一。

在印度，政府却对家庭手工纺织业提供补贴，并保证其产品有销路，这样做据称是为了稳妥地过渡到工厂生产方式。正因为政府要对家庭生产进行保护，所以工厂生产虽然逐渐发展起来，却受到政府故意的阻挠。保护就意味着规模扩大，1948~1978年，印度手工织布机的数量大约翻了一倍。在今日印度的万村千乡，手工织布机的声音从清晨一直响到深夜。其实，只要能和其他产业公平竞争，手工纺织业也没什么不好。日本就是这样，现在日本仍然有家庭纺织业，尽管整个产业规模很小，但却很兴旺。其产品是奢华的丝织品或其他织物。而印度家庭纺织业的兴旺靠的却是政府补贴；为了使那些手摇织布机的人赚钱比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多一些，其他人就要为此多纳税，而后者过得并不比前者好。

英国在19世纪早期面临的问题，与几十年后日本面临的问题和100多年后印度面临的问题完全相同。当时，繁荣兴旺的家庭织布产业面临着被动力织布机毁灭的危险。为此，英国专门委派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对纺织业进行考察。该委员会确曾考虑过对家庭纺织业提供补贴，并确保其产品能有销路，后来印度采取的正是这种政策。但委员会马上就否决了这种政策，因为这只能使最根本的问题更为恶化，即手工织布者已经过多了，后来印度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英国采取的办法和后来日本采取的一样，即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这是一种暂时严酷但终能获益的政策。2

日本和印度两国的经历的对比是饶有趣味的，它不仅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方法所导致的不同后果，还表明了在所追求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政策之间相去甚远。其实，明治政府领导人心中的目标倒是和印度采取的政策更加合拍，因为他们一心想要自己的国家强大辉煌，不把个人自由看得很重；而印度领导人心中的目标却和日本采取的政策更为合拍，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希望促进个人自由。

■管制与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采取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的50年里，经济活动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多了。政府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对我们的经济自由强加的种种限制，使两个世纪以来的经济进步面临终止的危险。政府干预使我们在政治上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它大大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当然，美国仍然是一个主要的自由主义国家。然而，就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其著名的“分裂之家”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家不和，则不立……我并不希望这个家垮掉，我希望它不要再分裂。它要么完全统一，要么就面目全非。”这里他谈的是人的奴役，但这种先知般的预言同样适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果政府干预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分裂之家”就会倒向集体主义一边。幸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决心组织并扭转这种“大政府”的发展趋势。

我们大家都受到现状的影响，越来越觉得这种状况本该如此，觉得这就是各种事务的自然状态，特别是当这种状态是经由一系列细微渐进的变化形成时就更是如此。很难估计这种日积月累起来的效果有多大。要想跳出现在这个局面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它，需要很大的想象力。进行这样的想象是很有意义的。想象的结果即便不能说是令人震惊，可能也足以令人感到惊讶。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我们给自己花多少钱，花在哪些方面；存多少钱，以何种形式存钱；给别人花多少钱，给谁花；等等。当前，我们收入的40%以上都被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替我们花掉了。我们当中有人曾提议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节日，“个人独立日——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不再为了给政府开支买单而工作，而是为了支付我们几个人或自己喜好的东西而工作”。3在1929年，这个节日可能就定在亚伯拉罕·林肯的生日2月12日这一天；现在的话，可能定在5月30日这一天；如果目前的趋势照此发展下去，那么大约在1988年的时候，这个节日可能恰好和另外一个独立日重合，即7月4日。

当然还是要说一说，我们的收入当中到底有多少是政府替我们花掉的。经由我们亲自参与的政治活动，使得政府开支高达我们收入的40%还多。多数通过原则是一种必要的、可取的权宜之计，但这与你在超市购物时所享有的自由大不相同。每年一度你到投票室投票的时候，几乎总是对一揽子决议而不是各项具体决议投票。如果你是多数之一，那么最好的情况便是，你赞同的决议和反对的决议都得到通过；你之所以愿意对一揽子决议投票，是因为你觉得你反对的那些决议相比之下不是很重要。一般来说，你最终得到的内容和你先前打算为之投票的内容总有些不同。如果你是少数之一，那么你只能接受多数人的投票结果，等待下一次投票机会。但当你每天在超市投票选择商品的时候，你得到的正是你为之投票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投票箱产生的结果是被迫一致而非自愿一致，而市场产生的结果则是自愿一致而非被迫一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仅在需要被迫一致才能做出决策的时候才选择投票箱这种办法，而且能不用就不用。

作为消费者，我们甚至连自己的税后收入都不能自由选择其用途。我们不能自由地购买甜蜜素和维生素B_17，可能用不了多久，连糖精也不能买了。很多药品，即便是那些在国外广泛使用的药品，医生都无法为我们开，尽管他们认为这些药品对我们的疾病是最有效的。我们无法自由地购买没有安全带的汽车，虽然目前我们还能自由地选择系还是不系。

经济自由当中另一重要的部分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支配手中资源的自由，即选择职业的自由、经营企业的自由、与人交易的自由等，只要我们从事这些活动时严格遵守自愿原则，不诉诸武力强迫他人。

今天，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许可或者他们颁发的证书，有许多职业你都无法自由地选择，如律师、内科医生、牙医、管道工、理发师、殡仪人员等。即便你和老板达成自愿协议，你也无法自由地选择加班，除非你们之间的协议符合政府官员颁布的规章条例。

如果没有得到政府官员的允许，你无法自由地开办银行，从事出租车业务，开办电力公司或电信公司，经营铁路、公路、航线。

你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自由地筹资，想筹资的话，你必须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填写一大堆表格；并且为了使委员会满意，你必须在募债说明书中把项目前景描绘得极为惨淡，让他们觉得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投资者看了你的说明书都不会投资。此外，为得到证券委员会的批准所需的花费可能高达100000美元，这无疑会使那些小公司只能望洋兴叹，而政府声称是要帮助这些小公司的。

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中另一重要的部分。当然，我们确实拥有广泛的财产所有权。我们半数以上的人拥有自己居住的房子。但涉及机器设备、厂房以及类似的生产工具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自由的私人企业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就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来说，我们大概有46%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你拥有某家公司1%的股权，意味着你有权获得其利润的1%，并且必须用你的全部资产价值来承担其亏损的1%。1979年，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为：100000美元以上的收入缴纳46%的所得税（1979年之前要缴纳48%）。也就是说，企业赚1美元的利润，联邦政府就可以得到46美分，当然如果企业亏损1美元，联邦政府也须承担46美分的损失（前提是此前获得的利润可以抵消这些损失）。事实上对每家企业而言，联邦政府都拥有46%的股份，只不过它不能作为股东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直接左右公司各项事务。

单是把加诸我们经济自由的种种限制全部列举出来，就比本书厚得多，更不用说详尽地描述这些限制了。上面举的这几个例子，仅仅旨在说明这种限制是多么广泛。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种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一般的自由，甚至影响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下面这段文字是从李·格雷斯（Lee Grace）1977年写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他当时是一个石油煤气协会的执行副总裁。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大家知道，真正的问题并不是1000立方英尺[1]的煤气应该定多高的价格，而是保障言论自由，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延续。管制愈加详细、严格，就像一位老大哥似的把我们盯得死死的，我们就越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实事求是，不敢戳穿谎言和谬误。国内收入署的审计、官僚主义的钳制或政府的烦扰都让我们深感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正是反对言论自由的强大武器。

1977年10月31日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传闻”栏目中指出：“石油产业的从业人员声称他们收到了能源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牒：‘要么就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税，要么就接受更严厉的管制，甚至被解散。’”

李·格雷斯的这些话被石油产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在一次会议上，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斥责石油产业赚取了“肮脏的利润”，在场的众多石油产业经理中竟没有一个人敢反驳他，甚至都不敢拒绝再受人身攻击而离开会议室。私底下，不论是对当前限制公司运作的复杂的联邦管制结构，还是对卡特（Carter）总统提出的扩大政府干预的做法，石油产业的经理们都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却都发表措辞温和的言论，自称赞成政府管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哪个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提出的所谓自愿工资和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且有效的办法。然而，各家企业、各位企业家都纷纷表示赞成该方案，到处是一片颂扬之声，并且承诺愿意合作。只有少数人有勇气对此表示公开的反对，一位是前国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还有就是那位虽然年已耄耋却老而弥坚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

当然，人们要想言论自由，应该要付出一些代价；如果代价仅仅是不受欢迎和招来批评，那么此类代价就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言论自由的代价绝不能是“令人胆寒的后果”（套用一句最高法院的著名判词）。然而当前企业经理们的自由言论的确存在这样的后果，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令人胆寒的后果”不仅发生在企业经理们身上，所有人都会面对这样的后果。拿我们自己最熟悉的学术界来说，许多从事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同行，会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同行，会得到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所有在州立大学任教的教师，其薪水都有一部分是从州立法部门那里得到的。我们认为，设立国家科学基金、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以及对高等教育给予税收补贴都是不可取的，都应当予以废除。当然，这种观点即便在学术界也还是少数意见，但即便是少数，也要比人们从各种公开言论中所能搜集到的多得多。

出版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政府，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它依赖政府，而且在大量日常事务中它也依赖政府。且看来自英国的一个例子，它足以让人感到震惊。像伦敦《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几年前居然被自己的一家工会干涉而不能正常出版，原因是它打算刊登一篇报道，说工会企图影响报纸的内容。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它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特殊的豁免权。在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形成某种圈内人士的职业联盟，威胁说如果哪家报社雇用了非联合会成员做记者的话，他们将集体抵制那份报纸。这一切居然发生在英国，而英国正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主要发源地。

再来看宗教自由。美国信仰安曼教派的农民，其住房及其他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既拒绝缴纳社会保障税，也拒绝接受社会保障。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法院传讯，罪名是旷课并违反义务教育法，其实是因为教会学校的教师没有必需的资格证书，来证明自己符合州政府的要求。

尽管以上这些事例仅仅触及问题的表面，但也足以说明一点：自由是一个整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减少某一方面的自由，很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之所以必须对我们的自由加以限制，是为了避免更坏的限制。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走得太远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些限制，而非再增加限制。

[1]1立方英尺=0.0283168立方米。

■注释

1.Wealth of Nations,vol.I,pp.422 and 458.

2.See George J.Stigler,Five Lectures on Economic Problems（New York：Macmillan，1950），pp.26-34.

3.“A New Holiday，”Newsweek,August 5，1974，p.56.

第3章　危机的解析

爆发于1929年年中的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至1933年，美国经济跌入谷底，以美元衡量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出下降了1/3，失业率史无前例地上升到25%。对美国之外的世界来说，大萧条同样是一场灾难。萧条所到之处，无不导致产出减少、失业率升高，到处是饥荒和苦难。在德国，经济萧条使希特勒得以篡权，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铺平了道路；在日本，经济萧条使军国主义势力增强，他们一心想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思想观念领域，大萧条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不稳定的体制，它注定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危机。于是，人们转而接受了另一套早已被知识分子日益接受的观点：政府必须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此来消减无序的私人经营活动所导致的不稳定；政府应当发挥摆轮的作用，促进经济稳定，保障经济安全。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府力量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力量得到了快速增长，而人们对私人企业和政府各自应扮演的适当角色的认识发生的转变，正是促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

在经济学专业理论当中，大萧条也引起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此前，经济学家一直相信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这种信念在20世纪20年代还一度得到强化；但是，经济崩溃将这种信念击得粉碎。由此，经济学理论几乎完全走向另一极端，即“货币根本不起作用”。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另外一套理论。经济学领域当中的“凯恩斯革命”不仅征服了经济学家，并且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证明，开出了一整套处方。

公众和经济学家观念的转变，均源自对实际情况的误解。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而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萧条并非私人企业的失败所导致的，而是因为政府并未成功地履行它被赋予的责任。这些责任用《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的话来说，便是“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1]不幸的是，在第9章我们将会看到，政府在管理货币方面的失败不仅是历史上的一桩怪事，而且仍是今日之现实。

■联邦储备体系的起源

1907年10月21日，星期一，其时大约在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后5个月，纽约市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波克信托公司开始遭遇金融困难。第二天，人们对银行的挤兑导致了它的破产（后来的情况表明这只是暂时的，该公司于1908年3月重新开业）。尼克波克公司的倒闭，一下子引发了人们对纽约其他信托公司的挤兑，之后挤兑风潮蔓延全国，一场银行业的“恐慌”便开始了，这种恐慌在19世纪也时有发生。

一个星期之内，全国各地的银行纷纷针对“恐慌”采取行动，它们的办法是“限制支付”，即宣布不再向想要提取存款的储户们支付货币。在某些州，州长或司法部长采取措施，对限制支付的做法给予法律上的支持；在其他州，政府对限制支付的做法干脆隐忍不究，即便银行在操作上违反了州银行法，但仍获准继续营业。

限制支付的办法遏制了银行倒闭，刹住了挤兑风潮，但却使企业经营活动大为不便。这种做法导致了铸币和通货短缺，木制硬币以及合法货币的其他临时替代品开始在私人交易中流通起来。在通货短缺最严重的时期，购买100美元通货需要104美元存款。恐慌加上限制支付，对人们的信心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且迫使货币数量减少；这两种影响分别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使得那次衰退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所经历的衰退中最为严重的一次。

不过，衰退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不是很长。至1908年初，各银行便开始支付提款；几个月之后，经济开始复苏。衰退从头到尾仅持续了13个月，而其最严重的阶段大概只有半年左右。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是促成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得以通过的主要原因，由此人们觉得在货币和银行领域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很有必要。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所代表的共和党主政时期，成立了一个国家货币委员会，并由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W.阿尔德里希（Nelson W.Aldrich）来领导。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代表的民主党主政时期，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后来也成为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重新起草整理了国家货币委员会的政策建议。后来因此成立的联邦储备体系便成了主要的国家货币管理机构。

可是，“挤兑”、“恐慌”、“限制支付”这些提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提法为何会按照我们赋予它的含义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呢？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联邦储备法案》的起草者又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对银行的挤兑是指，大量的储户在同一时刻要求“提取”其存款。挤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储户担心银行可能要破产从而无法履行其偿付的义务，这种担心可能就是事实，但也可能纯属谣言。说到底，挤兑就是人们试图在其存款消失之前从银行里取出“他自己的”钱。

不难理解，挤兑会使那些本无偿债能力的银行加速破产。可挤兑为什么还会给那些具备偿债能力，愿意履行其义务的银行带来麻烦呢？这是因为，当我们对银行提出某种要求权时，使用了“存储”一词，而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是极其错误的。把货币“存储”到银行之后，你很自然地认为银行只不过是把你的一沓钞票“存储”在保险柜里，随时等着你来取。可事实绝非如此，要真是这样的话，银行靠什么来支付其运营成本呢？又靠什么来为存款支付利息呢？事实是，银行只把一小部分钞票锁在保险柜里作为“储备”，剩下的大部分都拿去放贷并收取贷款利息，或者拿去购买生息证券。

另外一种典型的情况是，你存入银行的根本就不是货币，而是其他银行的支票。这样的话银行手头根本就没有货币，也就没什么可锁进保险柜的，它所拥有的只是对其他银行的货币要求权。但一般情况下它不会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其他银行往往也对它有同样的要求权。对100美元的存款来说，所有银行加起来也只有几美元的现金放在保险柜里。我们的制度是“部分准备金银行体制”。只要人人都相信他随时能够从银行提出现金，并且仅当他确实需要现金时才这么做，那么这种体制运行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通常情况下，银行新吸收的现金存款额大约和取款额相持平，因此少量的准备金就足以应付当前的取、存款缺口。然而，若是人人都想马上就取出存款，那情形就大不同了，很可能就会发生恐慌。那情形，就好比在一个满是观众的剧场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着火啦”，于是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夺路逃生。

如果仅有一家银行受到挤兑，那么它尚能应付得了，办法是向其他银行拆借，或者要求贷款者还贷。贷款者可以从其他银行提出存款来偿还这家银行的贷款。可要是挤兑风潮蔓延开来，那么整个银行业就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应付了。原因很简单，所有银行金库里的货币加起来也不足以应付储户的提款要求。此外，动用金库现金来应付挤兑风潮，只能使银行存款进一步减少，除非这样做能够迅速提升储户的信心并结束挤兑风潮，从而人们愿意重新把钱存入银行。1907年，对每100美元的存款来说，各家银行保有的现金平均只有12美元。这样的话，银行若想保持原先的准备金与存款比率，每支付1美元的提款就要额外减少7美元的存款，如此才能把现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交给储户，储户才能够拿回家去压在床垫下。正因为挤兑的结果是公众手中囤积了大量的现金，由此经济中的货币总供给就减少了。所以，如果挤兑风潮不能及时刹住，我们就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各家银行为了拿到足够的现金来应付储户的提款要求，纷纷向其贷款者催促还贷，并声明不准续借也不再发放新的贷款。但是，那些贷款者却求助无门，因而结果便是银行破产，企业倒闭。

如果恐慌来临，怎样才能使其立即停止呢？或者，怎样才能提前避免恐慌发生呢？制止恐慌蔓延的办法之一是，银行业联合起来一致采取限制支付的策略，1907年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各家银行仍然开门营业，但彼此达成一致：储户提款时不支付现金，采用记账、转账的办法来应付。如果甲乙二人都是在本银行开户的，那么接到甲开给乙的支票时，本银行并不兑换现金，而是按照支票数额减少甲的存款账户余额，同时等量增加乙的存款账户余额。如果甲是在本行开户的，乙是在其他行开户的；或者甲是在其他行开户的，乙是在本行开户的，那么接到甲开给乙的支票时，两家银行都不兑换现金，而是像往常一样“通过票据交换所”来操作，即用本行接到的其他行储户的支票，冲抵其他行接到的本行储户的支票。与往常不同的是，本行对他行的应付账款，与他行对本行的应付账款之间的差额，是用支付保证来解决，而不是以现金偿付。银行也支付一些现金，但不是对所有要求提款的储户，仅有银行的老客户才有这般待遇，以供他们发放工资或类似的应急之用；同样，银行也能从这些老客户那里得到一些现金以解燃眉之急。即便在这种体制下，某些“不殷实的”银行仍然可能倒闭。但这些银行的倒闭，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未能把殷实的资产转换成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慌逐渐平息，公众对银行的信心渐渐恢复，银行又可以向提款的储户支付现金了，这样便不会引发新一轮的恐慌。当然，这种制止恐慌的办法颇为严厉，但确实管用。

还有一种制止恐慌的办法是，让殷实的银行能够把其资产迅速转换成现金，当然这种办法不是以损害其他银行为代价的，而是通过创造额外的现金——也可以说是通过应急印钞机来转换的。这正是《联邦储备法案》提供的办法。据说这一方法甚至连限制支付引起的暂时混乱都能避免。根据该法案建立的12家地方银行，直接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下营业，委员会授权给这几家银行，使其充当各商业银行“可求助的终极放贷者”。它们以两种形式发放贷款，一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即联邦储备券，它们有权印刷这种储备券），一种是以银行账目上的存款信贷形式发放（它们也有权创造这种信贷资金，只要记账员笔尖一动即可）。这几家银行可谓是其他银行的银行；美国的这几家地方银行，其地位就相当于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最初人们认为，联邦储备银行主要是采取直接贷款给各家银行的方式来运作，以各家银行自己的资产——尤其是它们的期票（即提供给企业的贷款）——为担保。但在许多贷款行为中，各家银行却对期票进行“贴现”，即支付的额度比面值额度少，其贴现额权当银行收取的利息。于是联邦储备银行便反过来对期票进行“再贴现”，由此从各家银行收取贷款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市场业务”（即买卖政府债券）取代了再贴现，成为联邦储备体系放松或收紧银根的主要手段。当某家联邦储备银行购买政府债券时，它便以联邦储备券（可能是金库里的存货，也可能是新印刷出来的）来支付；不过更典型的做法是，在其账簿上为某家商业银行增加存款。这家商业银行可能本身就是政府债券出售者，也可能是其他债券出售者开立存款账户的银行。由此增加的额外通货和存款，就可作为商业银行的储备，使它们能够在此基础上成倍地扩大其存款额，这正是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和存款被称为“高能货币”或“基础货币”的原因。当某家联邦储备银行卖出债券时，整个过程正好相反：商业银行的储备下降，整体上趋于收缩。直到晚近，联邦储备银行创造通货和存款的能力，还受到联邦储备体系掌握的黄金储备量的限制。但现在这一限制已被取消了，所以我们除了指望联邦储备体系负责人审慎明智的品性之外，再也不能指望其他任何有效的限制了。

20世纪30年代初期，联邦储备体系未能成功地完成它的使命，最后只能在1934年采取了一个防止恐慌的有效方法，这便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此来保证存款最大限度地不受损失。该公司给存款人以信心，使其相信存款是安全的。由此，不殷实的银行倒闭或发生金融困难，就不会对其他银行造成挤兑。如同在拥挤的戏院里，观众们相信再不会发生火灾了。1934年之后，虽然也曾有银行倒闭，也有过对个别银行的挤兑，但再没有发生过先前那样的银行恐慌。

此前，银行就经常采取对存款进行担保的办法来防止恐慌，只不过不是全部担保，效果也不很明显。当某家银行遇到金融困难，或是因为谣传而面临挤兑风险时，其他银行就自愿联合起来筹集一笔资金，为遇到麻烦的银行提供存款担保，这样的事已发生过多次。这种机制防范了许多假想中的恐慌出现，也大大缩短了许多真实恐慌的持续时间。当然，这一机制并非总是有效，有时是因为各家银行没有达成一项令大家彼此满意的协议，有时是因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没有立即恢复。稍后，我们将考察一个失败的案例，这个案例很重要，而且颇有几分戏剧性。

[1]此句译文转引自《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第54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注

■联邦储备体系的早期岁月

联邦储备体系于1914年年底开始运作，就在几个月之前，欧洲爆发了战争。因这场战争，联邦储备体系的角色和重要性大大改变了。

该体系建立之时，英国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人们常说当时的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其实完全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建立联邦储备体系，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其次才是担当政府的银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联邦储备体系会在一个金本位制的世界中运作，它仅是对外部事件做出反应，而不会对外部世界进行重塑。

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却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整个世界实际上建立在了美元本位制上，虽然战前的金本位制重新得以确立（只不过有所弱化），但我们还是可以说世界建立在了美元本位制之上。此时的联邦储备体系已不再无足轻重，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外部事件做出反应的机构了。它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足以塑造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

战争的几年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起的作用是好是坏，联邦储备体系都展示了其巨大的力量。像在以前的（和以后的）一切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军费，联邦储备体系恢复了其类似于印钞机的功能。不过，它发挥这一功能的手段，要比以前的手法更为老练和微妙。只有当联邦储备银行用联邦储备券向财政部购买债券，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应付一些开销时，它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钞机。但在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并不真的支付联邦储备券，而只是在财政部开立的账户上记下一笔存款。财政部便用这笔存款的支票来应付自己的开支。当收到支票的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开立账户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如此一来，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各家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体系的规模得以扩张，在当时扩张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自己亲自购买政府债券，二是贷款给他人，使其能够购买政府债券。通过这种迂回的途径，财政部便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以支付战争费用，但货币的增加大多采取商业银行存款增加的形式，而不是采取通货增加的形式。当然，这种途径虽然巧妙，却也未能避免通货膨胀；但它的运作过程确实非常平稳，将实际发生的情况掩盖起来，由此减轻、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战争结束之后，联邦储备体系继续快速地增加货币供给量，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但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并非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战时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有1/3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同时也是在政府战争赤字结束之后。联邦储备体系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为时已晚。随后它马上做出激烈的反应，从而使国家在1920~1921年陷入萧条之中，这次萧条虽然为时不长但是很严重。

联邦储备体系最为成功的时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剩下岁月里。在那几年当中，它的作用确实像一个效果显著的摆轮，当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时，它就提高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当经济扩张过快时，它就降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联邦储备体系并没有防止经济波动，但它确实使经济波动得不那么剧烈。此外，由于它行事十分公平，因而防止了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和经济形势稳定，由此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当时的人们都吹嘘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被一个高度警觉的联邦储备体系消除了，一去不复返了。

20世纪20年代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银行家；他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在1928年突然去世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在他去世之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执行联邦储备体系对内对外政策的主力军和急先锋；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人能力非凡，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称其为“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体系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圈内圈外金融界领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他的个人魅力能够使大家接受其观点，而且他也有勇气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践。

斯特朗之死在联邦储备体系内部引发了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必然是影响深远的。正如为斯特朗作传之人所说：“斯特朗死后，联邦储备体系再难找到一位魄力非凡、深孚众望的核心领袖。联邦储备委员会（位于华盛顿）决定，不再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扮演其先前的角色。但委员会自身又没有那份魄力，扮演不了那个角色，它当时仍然四分五裂，不够坚强……而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也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样，都不愿接受委员会的领导……因此，联邦储备体系陷入了遇事难以决断，各方意见不一的尴尬境地。”1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成了权力迅速转移的第一步，此后，权力从私人市场转到政府、从地方政府和州政府转到了联邦政府。

■萧条的开始

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始于黑色星期四，即1929年10月24日，这一天纽约股市发生了大崩盘。经过几次上下波动，最后大盘指数在1933年跌落到仅有1929年的1/6，这一水平足以令人昏厥。

股市大崩盘固然很关键，但大萧条并非始于此。在1929年8月，即股市发生崩盘前两个月，企业经营活动就达到了其最高点，到10月份已经大幅回落了。股市崩盘是经济困难不断积累的后果，同时也反映了投机经济泡沫的破灭。当然，在企业家以及那些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厚望的人当中，证券市场崩盘必然会引发焦虑的情绪。由此消费者和企业家都不愿支出，都希望增加自己的流动性储备以备不虞。

联邦储备体系随后的所作所为，使股市崩盘所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危机进一步加深。崩盘发生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了缓和这一冲击，几乎是出于斯特朗主事时期形成的条件反射，当即亲自买进政府债券，从而增加了银行储备。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上市公司提供额外贷款，并从它们和其他受到崩盘影响的公司手中买进证券，以此来缓和冲击。但斯特朗已经去世，联邦储备委员会希望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来约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体系的所作所为，与它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中的作为大不一样了。它没有采取积极的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量以应对经济萧条；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里，听任货币数量的逐渐减少。从1930年末到1933年初，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1/3；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显得比较温和，仅仅减少了2.6%。但与过去相比，这个幅度仍然是比较大的。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股市崩盘与20世纪30年代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次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便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衰退很可能不会发生），它也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之一。

■银行业危机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直到1930年秋为止，衰退虽然很严重，但银行业还没有发生困难，也没有发生对银行业的挤兑。当中西部和南部一系列银行发生倒闭，使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大为降低，从而普遍想把存款转化成通货时，衰退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银行倒闭的浪潮最终波及了全国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这一天美国银行宣布倒闭。这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有史以来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而且，虽然它不过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但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一家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对公众信心的打击尤其严重。

美国银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是纯属偶然的。由于美国的银行体系的结构是非中心化的，并且联邦储备体系听任货币存量减少，没有对银行倒闭做出积极的应对，所以若干小银行的倒闭迟早会引发对其他大银行的挤兑。即使当时美国银行不倒闭，也会有另一家大银行来引发雪崩似的银行倒闭。美国银行而不是其他银行倒闭，也可说是纯属偶然。该银行其实颇为殷实，虽然是在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进行资产清算，但最后还是为储户的每1美元存款偿付了83.5美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它经受得住突如其来的危机，那么储户是一分钱也不会损失的。

各种有关美国银行的谣言开始散布开来，纽约州银行业主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协会，曾试图制订若干计划来挽救这家银行，办法是为其提供保证金或将其与其他银行合并。这些办法是原来发生恐慌时的标准做法。直到银行倒闭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些努力一定能成功。

但计划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银行自身的特点，其次还有人们对银行界的偏见。别的银行十分嫉恨它的名号，因为这一名号对到美国来的移民很有吸引力。更主要的是，美国银行为犹太人所拥有，也是犹太人经营，并主要为犹太人提供服务。它是少数几家犹太人拥有的银行之一；而且同其他行业相比，银行业的服务对象几乎都是显贵名流。对它的救助计划之一便是，使美国银行同纽约市内另外一家主要为犹太人所有和经营的大银行，以及两家小得多的犹太人银行合并，这并不是偶然的。

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最后一刻退出了先前的协议（据说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界领导人采取了反犹主义立场），于是便导致了计划的失败。在银行家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纽约州银行业总管约瑟夫A.布罗德里克（Joseph A.Broderick）曾试图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后来在法庭作证时他说：

向它（美国银行）借钱的人成千上万，许多小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都得到它的资助，它若是倒闭，就可能使大批存贷款人破产。我警告说，它的关闭会使市内至少另外十家银行关闭，还可能影响储蓄银行。我还告诉他们，美国银行若是倒闭，其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纽约市以外。

我提醒说，两三个星期之前，他们还援助了纽约市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心甘情愿地为其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我回忆说，不过七八年前，他们曾帮助过纽约市最大一家信托公司，为其提供的资金量比挽救美国银行所需的资金量要多许多倍，而且是几位主要领导人仓促地碰了碰面就议定下来了。

我问他们是否还是要放弃援助计划，他们告诉我说是的。于是我警告他们说，这样做将是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大的错误。2

美国银行的倒闭，对它的所有者和储户来说都是悲剧。其中有两位所有者在审讯之后被判刑，从而身陷囹圄，人们一致认为他俩违反了法律，构成了技术犯罪。储户的存款后来虽然得到部分偿还，但却被套牢了若干年。对整个国家来说，其影响更为深远。零零散散的挤兑行为早就开始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存款人担心其存款的安全，也加入了挤兑活动。由此银行纷纷倒闭，仅1930年12月那一个月，倒闭的银行就有352家之多。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体系的话，那么一旦发生挤兑风潮，人们自然就会采用1907年用过的办法，即限制支付。而且，这种限制要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限制更加严厉。然而，限制支付可以防止一些优秀的银行发生储备流失，因而几乎必然能避免后来1931年、1932年和1933年的大批银行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支付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果真如此的话，美国银行也许就能够重新开业，就像尼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重新开业一样。如果恐慌结束，公众信心恢复，那么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年初就开始复苏，就像在1908年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体系的存在，避免了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原因是，它使一些大银行不那么担忧了，这些银行相信，一旦发生困难，它们就能向联邦储备体系借钱，从而能够平安渡过困难时期；间接原因是，它使全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有联邦储备体系对付挤兑风潮，再不必采取那种严厉措施了。

联邦储备体系本可以拿出一种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即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债券。这样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来满足储户的要求；也能防止银行的大量倒闭，至少是大幅减少倒闭银行的数量；也能防止公众把存款转化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体系优柔寡断，没有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它基本上袖手旁观，听任危机发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它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此行事。

1931年春天，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来临时，联邦储备体系就是这样行事的。1931年9月，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它采取的政策甚至更为反常。在严重的衰退持续了两年之后，联邦储备体系采取的应对是，将其提供给银行的贷款利率（贴现率）大幅提高，提高的程度可谓史无前例。它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是为了防止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来汲取它的黄金储备，这正是它担心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一举措在国内引起的后果却是高度的通货紧缩，这使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当时的经济本就步履维艰，联邦储备体系本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券，以此来抵消剧烈的货币冲击所带来的后果，但它没有这么做。

1932年，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储备体系终于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债券。人们刚刚尝到点甜头，国会却休会了，结果联邦储备体系立刻废止了这一活动计划。

这一惨痛经历的最后，是1933年的银行业恐慌，这次又是以一系列的银行倒闭为开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卸任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就任之间的过渡期使这次恐慌的程度更为加剧。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但直到1933年3月4日才就职。胡佛不愿在未得到新当选总统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也不愿在就任之前承担任何责任。

恐慌在纽约金融界蔓延开来，联邦储备体系自己也乱了阵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试图说服胡佛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但未能成功。于是他便与各家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纽约州银行业主管一道，说服纽约州州长莱曼宣布全州银行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那天休假。联邦储备银行与各商业银行一起歇业，其他各州州长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最后罗斯福总统于3月6日宣布全国休假。

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原本是为了使商业银行不必实行限制支付，但后来它却同各家商业银行一道，对银行支付实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限制，其程度之严重是美国前所未有的，从而使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胡佛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归结起来，它（联邦储备委员）在国家危难之际，根本就指望不上。”3对此说法人们必会深表赞同。

1929年中期，经济活动处于最高点时，美国有近25000家商业银行。到1933年初，银行数量缩减至18000家。罗斯福总统于银行开始休假10天后宣布其结束，此时只有不到12000家银行获准开业，后来陆续获准开业的银行也只有3000家。因此，在1929~1933年这段时期里，由于倒闭、合并或资产清算，在原有的25000家银行中，消失的银行总计约有10000家。

同样，货币存量也急剧减少。如果1929年公众手中的存款和通货总计为3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了不到2美元，这可谓是一次空前的货币锐减。

■事实与解释

今天，这些事实已经没有人会怀疑了。不过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内，当时大多数观察家却并不了解这些事实。但他们很可能会对这些事实给出不同的解释。货币崩溃是经济崩溃的原因还是结果？是联邦储备体系本来能够防止货币锐减，还是像当时许多观察家得出的结论那样，联邦储备体系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货币锐减仍然不可避免？萧条是始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国外，还是源自国外，传入美国后把国内原本可能是相当温和的衰退加重了？

原因还是结果

联邦储备体系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没有任何怀疑。联邦储备委员会自认为能力非凡，竟然在其1933年的年度报告中大言不惭地说：“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应付危机期间对通货的巨大需求，这显示了我国根据《联邦储备法案》建立的货币体系的效能……若非联邦储备体系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购进政府债券，很难说萧条会发展成什么样。”4

货币崩溃既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货币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邦储备体系所采取的策略，当然它也加剧了经济崩溃，否则经济崩溃也不会这么严重。然而经济崩溃一旦开始，又使货币崩溃更加严重。银行贷款在比较温和的衰退时期可能是“好的”贷款，但到了严重的经济崩溃时期，就变成“坏的”贷款了。拖欠偿付贷款的行为，使发放贷款的银行更加脆弱，更促使存款人开始对它进行挤兑。企业倒闭、产量下降、失业增加，这些都使人们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加严重，由此对未来的担忧也就更为严重。于是人们普遍渴望把资产转化成流动性最强的形式，即转化成货币持有；再把货币转化成最安全的形式，即转化成通货持有。“反馈”是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就防止货币崩溃而言，联邦储备体系不仅得到了法律授权，而且如果它明智地运用《联邦储备法案》赋予它的权力，本来也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联邦储备体系的辩护者找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该体系的创始人建立它时希望它能完成的那些任务，它却未能完成，对于这一失败，任何借口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联邦储备体系不仅有权力防止货币崩溃，而且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在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体系，希望它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地购进政府债券，这是联邦储备体系本应采取的关键性举措，但它却没有这样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之所以被否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正确或行不通，而是因为联邦储备体系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位于华盛顿的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接受纽约方面的领导。结果表明，由优柔寡断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来领导，各项决策都混乱不堪。体系外的智识之士也呼吁采取正确的行动。伊利诺伊州议员A.J.萨巴思（A.J.Sabath）在议会上说：“我认为，解除金融界和商业界的困苦，完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学者们的批评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卡尔·鲍普（Karl Bopp）。在一次联邦储备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国会的直接压力下批准了1932年的公开市场购买），财政部部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奥格登L.米尔斯（Ogden L.Mills）在说明他之所以赞成买进政府债券的举措时指出：“一个拥有70%黄金储备的中央银行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袖手旁观，不采取积极的举措，这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恰恰就是联邦储备体系前两年的做法，而且在几个月之后国会休会时，以及在1933年3月银行危机最终达到顶点时，它又采取了这种做法。5

萧条始于何处

萧条是从美国蔓延至世界各地而不是从外国蔓延至美国，这可以从黄金的流动得到明确的答案。1929年，美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根据所需买卖黄金时，是按照一个官方的黄金价格（每盎司20.67美元）来进行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实行的是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它们也给黄金规定了按本国货币计算的官方价格。用本国货币计算的黄金官方价格除以美国的官方黄金价格，便得出官方汇率，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本国货币价格。它们可以按照也可以不按照官价自由买卖黄金，但是把汇率固定在两种黄金官方价格确定的水平上，需要时按此汇率买入或抛出美元。在这种体制下，如果美国的居民或其他持有美元的人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数量，比接受这些美元的人愿意在美国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数量多，那么后者就会用多余的美元兑换黄金。于是黄金就会从美国流向外国。如果这一差额方向相反，持有外国货币的人想在美国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持有美元的人愿意兑换成外国货币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他们可以向其中央银行按官方固定汇率购得更多的美元。其中央银行将把黄金送到美国以换得更多的美元。（当然，实际上这种转换无须真的远渡重洋运送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有很大一部分锁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打上所属国家的“标记”即可。转换的时候，只要将盛放金条的箱子上的标签改写一下就行了，这些装满金条的箱子就在华尔街地区自由大街33号银行大厦的地下室里。）

如果萧条起源于外国，而美国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国外经济状况恶化就会减少美国的出口；而外国商品价格降低，会鼓励美国进口。这样一来结果便是，人们想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要比美元接受者想在美国花费的多，于是黄金就会从美国流出。黄金流出便会减少联邦储备体系的黄金储备，从而促使联邦储备体系减少货币供给量。固定汇率制就是这样把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当时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它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应对来自国外的压力。

反过来，如果萧条起源于美国，那么其最初的影响将是，持有美元的人想在国外花费的美元数量减少，而其他人想在美国花费的美元数量增加。于是黄金就会流入美国，这又会迫使各国减少其货币供给量。这样，美国的通货紧缩就转移到了外国。

事实是很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紧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是增加的。铁证如山，美国才是大萧条的始作俑者。如果联邦储备体系遵循金本位制原则，那么它就应当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应对黄金流入。然而，实际上它却听任货币数量减少。

萧条一旦爆发并蔓延至其他国家，就必然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这再次说明在任何一个复杂的经济中，都普遍存在着反馈作用。一个国家引领了一场国际潮流，并不代表就永远担当领头羊。法国在1928年重新实行金本位制后，所规定的汇率使法郎贬值，因而积聚了大量黄金储备。所以在应对来自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上，它本来是游刃有余的。然而法国却实行了比美国更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不仅继续增加本已十分巨大的黄金储备，而且从1931年年末起还开始从美国汲取黄金。美国经济在1933年3月停止支付黄金时跌到了谷底，法国经济直到1935年4月才跌至谷底，这就算是担当领头羊的好处吧。

对联邦储备体系的影响

联邦储备委员会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好心劝告当成耳旁风，继续采取乖张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的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之一是，在同纽约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斗争中，委员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都失败了，既然人们断言自由市场体制本身是不稳定的，那么政府就需要更多权力以消除市场的不良影响。这种说法也就意味着，联邦储备体系的失败所导致的政治环境，有利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地方银行进行更多的管制。

这种变化的象征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从美国财政部大厦里那几间不起眼的办公室，搬到了宪法大道一座宏伟的希腊庙宇式建筑里（自那之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这场权力转移最终完成的标志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名称和地方银行负责人员的称号改变了。在中央银行体系内，最受尊敬的称号是主管而不是总裁。在1913~1935年，地方银行的领导人都被称作“主管”；华盛顿的中央机构叫作“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该委员会的主席被称为“主管”，其他成员就叫“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但1935年的银行法案把这些称呼都改了。地方银行的领导人不再叫“主管”而改叫“总裁”；“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紧凑的称呼也改成了冗长的“联邦储备体系主管委员会”，这只不过是为了使每一位委员都能被称为“主管”。

可惜，权力和威望的增加、办公地点的粉饰并没有带来工作上的进步。自1935年以来，在联邦储备体系的统辖（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导致的）之下，发生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自此经济总是剧烈波动，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通货膨胀的波峰点和短暂的波谷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失业率也逐渐升高。联邦储备体系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所犯的错误（听任甚或促进货币锐减），但它犯了相反的错误，也就是使货币量增长过快，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此外，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促进经济繁荣，有时却使经济萧条；有些萧条比较温和，有些则十分剧烈。

只有在一个方面，联邦储备体系始终如一。这便是，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超出自己控制能力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合意的结果都归功于自己。由此它继续维持着那个谬传，说私人经济是不稳定的；而它的所作所为却不断证明这一事实，即政府才是导致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注释

1.Lester V.Chandler,Benjamin Strong,Central Banker（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58），p.465.

2.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310.

3.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vol.III：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41（New York：Macmillan，1952），p.212.

4.Annual Report，1933，pp.1 and 20-21.

5.For a fuller discussion see Friedman and Schwartz,Monetary History,pp.362-419.

第4章　从摇篮到坟墓

1932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政治上的分水岭。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希望能够连任总统，但严重的大萧条使他深感困扰。当时，数百万人失业，购买食品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失业者在街角摆摊卖苹果，这正是这一时期的标准景象。就大萧条来说，独立的联邦储备体系固然难辞其咎，因为正是它错误的货币政策使一次普通的衰退变成了灾难性的萧条；但作为一国元首，总统也不能推卸责任。公众对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丧失了信心，人们普遍感到绝望，需要一个能够摆脱困境的承诺。

具有超凡魅力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民主党候选人。对公众来说，罗斯福是一张新面孔，他满怀希望并洋溢着乐观主义情怀。罗斯福确实也按照旧的章程参加竞选，并承诺说，他如果能够当选，将改变政府的浪费行为，平衡政府预算。他还抨击胡佛政府开支无度，任由政府赤字上升。另外，在选举之前以及就任前的过渡时期，罗斯福经常在其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与他的“智囊”们碰面。他们帮助他制定的就任后拟实行的措施，正是罗斯福在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时，向美国人民许诺要奉行的“新政”的雏形。

1932年的总统大选，仅就其政治意义来讲也堪称分水岭。1860~1932年的72年中，共和党执政56年，民主党16年。在1932~1980年的48年中，情形就完全倒转过来了，民主党执政32年，共和党16年。

之所以说这次总统大选是分水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自此以后，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论是在公众心目中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还是政府实际上扮演的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这一变化之大。自美国成立以来到1929年，各级政府的开支（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除有重大战事外，平时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12%；而且，其中有2/3都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联邦政府的开支通常只占国民收入的3%甚至更少。然而自1933年以来，政府开支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20%，而目前已超过40%，其中2/3是联邦政府的开支。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时间不是冷战就是热战。然而自1946年以来，单是非国防开支就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16%，目前大约占国民收入的1/3。仅联邦政府开支就已超过国民总收入的1/4，其中用于非国防方面的开支就已超过了1/5。以此来衡量的话，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约扩大了10倍。

罗斯福是在1933年3月4日，即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就任总统的。很多州宣布了银行放假，各地银行纷纷歇业。就任两天之后，罗斯福总统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银行。不过罗斯福向全国公众发表了一通鼓舞人心的就职演说。他说：“唯一使我们感到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后来他马上就发起了一场风风火火的立法活动，即国会特别会议“100天”。

罗斯福智囊团的成员主要都来自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思想表明，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信仰早已发生了变化，即从信仰个人责任制、自由放任、分权的和有限的政府，转而信仰社会责任制、集权的和强有力的政府。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能应当包括保护个人免受时运不济的影响，并按照“总体利益”来控制经济的运行，为实现这些目标，即便需要政府亲自拥有和运用生产资料也无所谓。其实，这两条思路早在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87年出版的著名小说《回顾》中就已提出来了。在这部乌托邦式的幻想小说中，有一位名叫瑞普·范·温克的人物。他从1887年开始睡觉，一觉醒来已是2000年，他发现世界变了样。在温克“回顾”时，新伙伴们向他解释了，令他感到惊讶的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预言中的时期）的乌托邦社会，是如何从19世纪80年代的苦难生活中产生的。这个乌托邦社会承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还制订了详尽的政府计划，其中有一项计划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为国家无偿服务一段时间。1

罗斯福的顾问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所以自然会把大萧条看作资本主义的失败；他们相信，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才是恰当的举措。在他们看来，仁慈的公仆和无私的专家，应当从狭隘、自私的“经济保皇派”手中接管他们滥用的权力。用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来说，“货币兑换商从我们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走了”。

在为罗斯福制订施政计划时，智囊团不仅从学院派，而且还从以前俾斯麦的德国、费边主义的英国以及走中间道路的瑞典等国的经验中汲取营养。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新政”，明白无误地反映了这些观点。“新政”当中的一些计划，旨在改革基本经济结构。其中有些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于是只能放弃，放弃的计划中最著名的有建立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的计划。有些计划则付诸实践，著名的有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此外还在全国规定了最低工资。

“新政”还包括一些针对天灾人祸的保险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有社会保险（养老和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和公共援助。本章将讨论这些措施及其后果。

“新政”还包括某些临时性计划，以对付大萧条导致的紧急情况。不过某些临时性计划后来都变成了永久性计划，因为政府计划的结局往往如此。

当时最重要的临时性计划有：在工作促进署的指导下“创造就业”；由平民环保队调动失业青年改造国家公园和森林；联邦政府直接向贫民提供救济。这些计划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到处弥漫着悲观沮丧的情绪，因而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迅速采取某些措施来消除这种情绪，对那些陷于苦难中的人们提供帮助，并使其恢复希望和信心。这些计划制订得很仓促，无疑是不完善、不经济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在消除当时的沮丧情绪和恢复公众信心方面，罗斯福政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新政”，但同时也极大地夯实了它的基础。战争导致了庞大的政府预算，而且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颁布法令冻结物价和工资，实行消费品配给制，禁止生产某些民用品，分配原材料和制成品，控制进出口，等等。

失业现象的消除、战争物资的大量生产（由此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军火库”）以及德国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都表明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超强，与“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相比，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使经济运行起来。战后通过的第一批重要法令之一便是1946年制定的《就业法案》。该法令表明政府在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负有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了。

战争对公众态度的影响，几乎是大萧条影响的翻版。萧条使人们确信资本主义是有缺陷的；而战争则使人们相信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实二者都不正确。萧条反映的是政府的失败，而不是私人企业的失败。在战争时期，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巨大的权力；因为几乎全体公民都认同这一目标，且都心甘情愿为其做出重大牺牲。但是，政府声称为了促进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对经济进行永久控制，这就是另一码事了；因为“公共利益”的定义含混不清，它是由全体公民各式各样、变化万千的无数个人目标构成的。

战争结束时，中央计划经济似乎成了未来的潮流。有些人对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后果满怀激情地表示拥护，他们将其视为新世界的黎明，新世界富裕繁荣，大家平等共享。而另外一些人，包括我们在内，则是同样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中央计划经济是通往专制和苦难的转折点。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前者的希望还是后者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

政府确实扩大了许多。不过，这种扩大并不是那种制订详尽的中央经济计划，并将工业、金融业和商业日益国有化的扩大形式，这种形式正是许多人所担心的。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再制订详尽的经济计划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未能成功地实现其宣称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样做是与自由相冲突的。当英国政府企图控制百姓找工作的时候，这一冲突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公众的反抗，政府最终放弃了这种企图。在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国有化之后的工业，其效率极其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很多人曾认为国有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现在他们的幻想破灭了。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有国有化，如美国的铁路客运和部分货运业务、英国的利兰汽车公司以及瑞典的钢铁行业，都实行了国有化。但实行国有化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有的是由于市场的具体情况本应削减其服务供给量，但消费者却不希望削减这些需要政府补贴的服务；有的是由于行业虽然不盈利，但其工人们害怕失业，这些都是实行国有化的理由。不过，即便是那些支持这种国有化的人，至多也将这种做法视为“必要的恶”。

要求扩大政府的压力仍然存在，计划和国有化的失败，并没有消除这种压力，只是改变了压力的方向。政府的扩张现在采取的形式是，福利计划和管制活动。正如W.艾伦·沃利斯（W.Allen Wallis）从另一种不同的视角所阐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论据接二连三地被戳穿，在理论上破产了，现在又开始谋求生产结果的社会化。”2

在社会福利方面，压力方向的改变使得近几十年来福利事业发展得十分迅猛，特别是在1964年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宣布“向贫穷开战”之后更是如此。“新政”时期的一些计划如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直接救济等，均有所扩大并惠及更多的人群；这方面的开支增加了；而且还新增了医疗保障、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另外一些多如牛毛的计划。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也扩大了。到目前为止，共有数百种政府福利和收入转移计划。1953年，为把零散的福利计划合并集中起来，成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开始时其财政预算为20亿美元，还不到国防开支的5%。而到了25年后的1978年，其预算达到了1600亿美元，为陆海空三军总开支的1.5倍。预算之大在全世界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政府的全部预算和苏联政府的全部预算。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辖着一个庞大的帝国，渗透到全国的每个角落。国内每100名雇员中就有1名以上受雇于该帝国，或者直接为该部服务，或者为由该部负责的、由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执行的计划服务。其活动影响到了我们所有人。（1979年年底，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分离出了一个独立的教育部。）

大家都承认，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貌似矛盾的现象：人们一方面对福利事业激增的后果普遍不满；一方面却又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张福利事业。

目标都是崇高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社会保障开支剧增，社保体系在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尽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公共援助的名单却越来越长。人们普遍认为，福利计划搞得一团糟，充斥着欺诈和腐败。全国大部分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后，病人和医生却都抱怨开支剧增，抱怨医疗行业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在教育方面，随着联邦政府干预的扩大，学生的成绩却不断下降（见第6章）。

这些原本出于好心的计划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单单是执行过程中的错误造成的。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坏的手段来实现好的目的。

尽管这些福利计划失败了，然而要求扩大这些计划的压力仍然不断增长。有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国会在拨款时过于吝啬，因此呼吁规模更为宏大的计划。某些特殊计划的受益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大这些计划；特殊利益者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实施计划的大批官僚，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计划过活的。

有一个办法可以取代当前的福利制度，这便是实行负收入所得税制度。这一主张颇具吸引力，得到了具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个人和集团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三位美国总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在政治上可能是行不通的。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

第一个大规模推行福利措施的现代国家，是在“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主宰下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当然这些措施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19世纪80年代初期，俾斯麦提出了一个综合而全面的社会保障方案，向工人提供事故、疾病和养老保险。他这样做的动机颇为复杂，既是对社会底层人民表达家长式的关心，同时也是一种精明的政治手腕。这些措施是为了削弱当时刚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吸引力。

一个本质上由贵族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右翼独裁国家），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竟然率先实行了通常只有左翼才会采用的措施，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这实际上并非悖论，即使我们不考虑俾斯麦的政治动机也是如此。不论是赞成贵族专制之人，还是左翼人士，都信奉中央集权，信奉靠命令而非自愿协作来进行统治。二者的分歧在于让谁来统治：是让那些由出身决定的精英来统治，还是让那些理论上择优选拔出的专家来统治。二者都非常真诚地宣称，他们想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他们都声称自己比普通人更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也比普通人更知道如何才能实现“公共利益”。因此，二者都宣称某种家长式的哲学。然而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本阶级谋取利益。

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保障措施更为接近的先例，是英国采用的措施。1908年通过的《养老金法案》和1911年通过的《国民保险法案》，标志着英国的社会保障措施开始实施。

根据《养老金法案》，任何年过70岁、收入低于某一具体数额的老人，每周都可以领取一次养老金，领取金额视其收入之多寡而定。养老金不是集资性质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直接救济，即以各种形式在英国存在了数百年的《济贫法》的延续。但在A.V.迪塞（A.V.Dicey）看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养老金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用《养老金法案》中的话来说，不能因为领取养老金而“剥夺人们的选举权、公民权或原有的特权，也不能因此而使人们丧失任何资格”。该法案开始实施的时候，养老金的发放还比较适度，可后来就越来越离谱。《养老金法》实施满5年时，迪塞评论道：“凡是明智仁慈之人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领取养老金也即救济金的人依然有资格参加两院议员的选举，这样做是否对整个英国有利？”3可是现在，如果接受政府的慷慨赠与就意味着丧失选举资格的话，那么无论第欧根尼（Diogenes）打着多么明亮的灯笼，他也找不到一个有选举资格的人。

《国民保险法案》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给所有受雇于联合王国的、年龄在16~70岁之间的人上健康保险，保证他们有钱看病；第二，给受雇于该法令规定的那些特定行业的人上失业保险，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生活上有保障。”4与养老金不同的是，国民保险是集资性质的，它的资金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

由于国民保险是集资性质的，并且主要针对意外事故，因此与养老金比较起来，它对其最初实践的偏离更为严重。迪塞写道：

实施《国民保险法案》，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而工薪阶层则得到了新的、很广泛的收益……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管有钱没钱，究竟要不要为自己的健康上保险，完全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他的决策就好比穿黑色上衣还是棕色上衣一样，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从长远来看，《国民保险法案》给国家即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比英国选民所预期的要沉重得多……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案》与自由主义，甚至与1865年的激进主义之间的矛盾几乎是无法调和的。5

1904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脱离贵族的保守党，转而加入了自由党。作为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内阁的成员，他在推动社会改革的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改投其他政党（后来的情况表明这只是暂时的）并不需要改变政治信仰，当然距此半个世纪之前是需要的，那时自由党对外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也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丘吉尔发起的各项社会立法，虽然在范围和种类上与以前的立法有所不同，但仍然继承了家长式《工厂法》的传统。6各种工厂法案主要是在19世纪所谓的激进派保守党人的影响下通过的。这些激进保守党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贵族阶层，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深表关切，认为这是义不容辞之事；而且要通过工人的认同和支持来实现，而不是靠强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主要是得益于19世纪保守党的原则。

无疑，对罗斯福的“新政”产生影响的另一样板，是瑞典的中间道路。“中间道路”是马奎斯·切尔兹（Marquis Childs）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瑞典于1915年出台了强制性的养老金法案，养老金是集资性质的。根据该法案，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凡年龄超过67岁的人均可领取养老金。能够领到多少养老金，要看你出资多少；另外，政府也会拨付一部分资金。

除了实行养老金和后来的失业保险制度外，瑞典还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兴建公共住房以及建立消费者合作社。

■福利国家的后果

英国和瑞典两国，长期以来每每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成功典型，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公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

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使英国不堪重负，税收成了公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通货膨胀更是给这种不满情绪火上浇油（见第9章）。国民卫生事业，曾经是福利国家皇冠上的明珠，且至今仍被许多英国百姓视为工党政府的伟绩之一，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饱受罢工、成本上涨和病人等候时间过长等问题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们转向个体医生、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院来寻求医疗服务。虽然私人成分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但这部分却在迅速增长。

在英国，伴随着通货膨胀一起增长的，还有失业，因此政府只得背弃充分就业的诺言。最糟糕的是，英国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至多也只能说是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欧洲大陆的邻国。公众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便是，保守党在1979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向公众许诺彻底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向。

瑞典的情况要比英国好得多。两次大战均未给它造成任何负担，瑞典恪守中立地位，由此也确实获得了一些经济利益。尽管如此，近来瑞典也经历了与英国同样的困难：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很高；高税率使一些最有才能的人移居国外；人们对各种社会计划普遍不满。瑞典的选民同样以投票选举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976年，选民们结束了社会民主党长达40多年的统治，代之以其他政党的联合执政。当然，政府的施政方向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美国，企图通过政府规划来为百姓办好事的最生动的例子，便是纽约市。纽约是美国最注重福利的城市，按人均计算，纽约市的政府开支比美国其他城市都要高，是芝加哥的两倍。纽约市市长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1965年的预算演说中，明确表达了指导该市各项活动的基本原则，他说：“我认为，政府为满足市民基本需求所许下的承诺，不应受到财政问题的干扰。”7瓦格纳及其继任者对市民的“基本需求”定义得非常宽泛。但是，再多的金钱、再多的规划、再多的税收都无济于事。这些做法导致了财政上的灾难，不要说瓦格纳讲的广泛需要，就连狭义的“人的基本需求”也未能满足。依靠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的资助，纽约市财政才免于破产。这种资助的代价是，纽约市交出了各项事务的控制权，从而接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密切监管。

纽约市民自然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外界势力的影响。但是，正如肯·奥雷塔（Ken Auletta）在新近的一本书中写道，纽约市“并非出于被迫，才去建设规模庞大的市立医院和市立大学体系；也没有谁逼着它实行免费教育和自由入学制，不顾预算限制，征收国内最高的税负，大举借债，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严格控制房租，给城市工人以优厚的养老金、薪水和各种福利待遇”。

奥雷塔讽刺说：“纽约的官员们，一方面出于自由主义的悲天悯人情怀，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又坚持财富再分配的理念，从而把大量税基和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分配给了纽约之外的地方。”8

幸运的是，纽约市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因此它不能利用通货膨胀来征税，这才推迟了灾难的到来。不幸的是，它并未正视自己面临的问题，只是一味地求助于纽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我们来仔细地考察下面几个例子。

社会保障

在美国，联邦一级的主要福利项目是社会保障，包括对老年人、遗属、残疾和健康的保险。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发现，社会保障既是一头圣兽，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对其有半点微辞；同时又是各种抱怨批评的对象，可谓是众矢之的。领取津贴的人抱怨说，津贴太少根本不足以维持期望的生活水平；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人抱怨负担太重；雇主们抱怨说，多雇一名工人就要多发一份工资，但这份工资并不等于工人的净收入，各种赋税就像一枚楔子一样插在二者之间，由此引发了了失业；纳税人抱怨说，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不够充裕，负担总额已达数百亿美元，虽然目前的税率已经很高，但这样长久下去也难以为继。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政策，是为了使工人自己能够维持暂时失业和退休之后的生活，而不必依靠慈善救济。公共援助也只针对那些穷困潦倒之人；而且原本打算的是，一旦就业情况好转并且社会保障将这项任务接过手来，就逐步取消公共援助。这两个计划开始时规模都很小，但后来却日渐扩大，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社会保障已将公共援助的职能接过手来。而且，社会保障和公共援助的开支都高得惊人，领取救济的人群也十分庞大。1978年为退休、残疾、失业、医疗保健和遗属抚恤支付的社会保障金总计超过1300亿美元，领取人数超过4000万。9公共援助救济金发放了总计400多亿美元，领取人数超过1700多万。

为便于讨论，本节的探讨将仅限于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即对老年人和遗属的补贴上。他们领取的津贴几乎占全部支出的2/3，人数占领取福利金总人数的3/4。我们下一节讨论公共援助计划。

《社会保障法案》于20世纪30年代通过，自那时以来，社会保障事业便贴着假标签，通过骗人的广告宣传，到处推销自己。如果是一家私人企业进行这种骗人的宣传活动，必然会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批判和斥责。

一直到1977年，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发行的一本名为《你的社会保障》的匿名小册子上（发行了数百万本），每年都载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保障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就是在就业期间，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员为社会保障集资，用这些钱设立特殊的信托基金。当工人由于退休、残疾或死亡而没有收入或收入减少时，每月就能领到一笔现金补贴，以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10

这是一种同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的奥威尔式（Orwellian）的双重信念。

工资税被称为“集资”（像在《一九八四》11这部书中，党便会说，“强制即自愿”）。

人们推断，信托基金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其数额向来很少（1978年6月，养老和遗属保险基金为320亿美元，按当时的支出情况，不足半年之用），而且只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答应向另一机构付款。当前按《社会保障法案》已经许诺给退休或尚未退休的人的养老金的总值，已高达数万亿美元。要证明小册子里说得正确，就需要这么多的信托基金（用奥威尔的话说，“少即多”）。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工人的“福利”是靠自己的“集资”来支付的。实际上，支付给退休工人、退休工人家属和工人遗属的福利金，是从就业工人那里征收的税款。根本就没有设立真正的信托基金（也就是奥威尔所谓的“我即你”）。今天纳税的工人从信托基金那里无法得到保证说，他们退休时将得到福利金。任何保证都取决于未来的纳税人，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为现在的纳税人许诺给自己的津贴纳税。这种单方面的“隔代契约”被强加给一代代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这与“信托基金”是两码事，倒不如说更像一封连锁信。

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小册子还说：“在美国，在社会保障制度之下，每10名就业者中有9名都是自己为自己挣得保障。”12

还有更甚的双重信念。现在每10名就业者中，有9名在为非就业者的津贴纳税。向私人养老金机构捐款的人可以说是在为自己“挣得”保障。而向政府机构纳税的人则不能说是在为自己和家庭“挣得”保障。他只是在政治意义上“挣得”保障，即满足政府一定的要求以取得享受福利的资格。现在接受补助的人们所得到的，要比他们自己缴纳的税款和别人为他们缴纳的税款的总值高得多。而许诺给现在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年轻人的，要比他们将要缴纳的税款和别人将为他们缴纳的税款的总额少得多。

社会保障并不是一种交多少钱就能拿到多少津贴的保障计划。连它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承认，“个人所捐的钱（即工资税）与他所得到的津贴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13社会保障毋宁说是一种特殊的税收和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计划的混合体。

有意思的是，我们没有发现有人（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为税收制度或福利制度本身辩护。如果把这两种制度分开来考虑，哪种制度也不会被人们采纳！

至于福利方面的赋税，虽然最近做了一些小的改革（即根据收入情况给予贴现），但仍然是对所有等级的工资按统一比率征税。因而这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者负担最重。这是对工作征税，从而雇主不想雇用工人，工人也不想找工作。

至于津贴的安排，它既不由领取者所付钱之多寡来决定，也不由他的收入情况来决定，既不能公平地偿还原先所付的钱，也不能有效地帮助贫困者。在所付的税款和所得到的津贴之间虽然也有某种联系，然而它最多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以使人们能大言不惭地把这种结合叫作“保险”。一个人能够得到多少津贴完全取决于各种偶然因素。如果他恰好在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可得到津贴；如果他恰好在一个没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得不到津贴。如果他在一个有保险的行业中干的时间不长，那么不管他多么贫困，还是什么也得不到。而一位从不工作的妇女，如果她是一位可以享受最高津贴的人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话，那她得到的津贴会和一位同她情况相同的劳动妇女除工资外得到的津贴相等。一位年过65岁的人，如果决定去工作，而且每年挣得中等以上的收入，那他不仅得不到津贴，更倒霉的是，还要额外纳税——可能是为了补偿那没有支付的津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计划是“新政”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计划把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赋税和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补贴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比这个计划取得更大的成功。

纵观社会保障方面的各种文章和书籍，我们对那些用来为该计划辩护的论证感到震惊。一些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朋友或同事撒谎的人，一些在日常的私人交往中最让人信得过的人，竟然会在社会保障这一问题上宣传错误的观点。他们的才智和对相反观点的揭露，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是出于无意和无知。他们显然把自己看作社会的精英，最知道什么对别人有益，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去说服选民为那些会对他们有益的法律投票，为此，即使欺骗他们也在所不惜。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计划的财政困难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比可以为福利津贴纳税的人数增长得快，而且今后还将更快。1950年，每一个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有17个人为其纳税；到1970年只剩下了3人为其纳税；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21世纪初，最多将只有2人为其纳税。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保障计划把收入从青年人那里转移给了老年人。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了，以往青年人总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确，在许多像印度那样婴儿死亡率很高的贫穷国家，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障和早先供养父母的习惯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障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事情，而供养父母则是自愿的个人私事。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事情，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出于爱或责任感。现在，他们为供养别人的父母解囊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制和出于恐惧。早先的那种转移加强家庭的纽带，而强制的转移则削弱这种纽带。

除了从青年人向老年人的这种转移，社会保障还包括从不很富裕者向比较富裕者的转移。福利津贴的发放确实是偏于照顾工资较低的人。然而，这种照顾被另外一种情况大大地抵消了。穷人家的子弟开始工作因而开始纳税的年龄都比较早；而富人家的子弟则晚得多。另一方面，就生命周期而言，低收入者的平均寿命比高收入者的平均寿命短。结果，穷人纳税的年头比富人长，领取福利津贴的年头比富人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穷人。

社会保障的其他一些特征更加强了这种反常的效果。福利津贴领取者的其他收入越高，从所得税中扣除的福利额就越大。对于年龄在65~72岁（1982年将改为70岁）之间的老人，发给的津贴数额完全取决于他在那些年的工资收入，而不看其他方面的收入——有100万美元的股息收入也不妨碍领取社会保障津贴；而年薪超过4500美元的人，却要为他所得的每2美元收入损失1美元的津贴。14

总之，社会保障是“董事法则”实际运作的极好范例，即“公共支出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基本福利，而作为公共支出来源的赋税则主要由穷人和富人来负担”。15

公共援助

讨论“一团糟的福利”要比讨论社会保障简单得多，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我们现行的福利制度的弊病已被广泛地认识到了。尽管富裕程度在增长，但领取救济金的人数也在增加。庞大的官僚机构主要忙于来往公文的处理，而不是真正为人民办事。人们一旦靠上救济，就很难脱离救济金而生活。国家日益分化为两类公民，一类人领取救济，另一类人为救济出钱。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就不想再挣钱了。救济金在国内各个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这鼓励了人们从南方和农村地区向北方特别是城市中心移居。尽管经济情况可能相同，但是，正在接受救济或受到过救济的人与没有受过救济的人（即所谓穷工人）却往往受到政府的不同对待。贪污腐化和欺诈行贿行为，以及大肆报道的福利“皇后”驾着用多种救济券买来的凯迪拉克轿车到处周游的新闻，一再地激起公众的愤怒。

在对福利计划的抱怨增加的同时，遭到抱怨的福利计划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已经通过的帮助穷人的联邦计划，乌七八糟地有100多个。其中主要的计划有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对穷人的医疗补助、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保险收入补助、食品券；还有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无数小计划，如对古巴难民的援助、对妇女及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补助、对婴儿的特别照顾方案、房租补助、城市灭鼠方案、综合治疗血友病中心等。许多计划是重叠的，有些设法得到多项福利补助的家庭，其最后的收入肯定要比全国平均收入还高。而另一些家庭或则由于行动得慢了些，或则由于不太关心这种事，往往申请不到补助来减轻他们真正的贫困。然而，每项计划都需要有官僚机构去管理。

社会保障每年耗资1300多亿美元，除此之外每年还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开支大约900亿美元（10倍于1960年的开支）。这显然是太多了。1978年的所谓贫困线是，一个非农业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7000美元以下。据人口普查估计，当时大约有2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这是个粗略的过高的估计，因为它仅仅根据工资收入来画线，全然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收入，如房产、花园、食品券、医疗补助、公共住房。有些研究报告认为，算上这些收入的话，“人口普查”的数字可以减少一半或3/4。16但是，即使根据人口普查的估计数字来计算，福利计划的开支分给每个贫困线以下的人，也合3500美元左右，分给每个四口之家合14000美元左右，约为贫困线水平的两倍。如果这些福利资金确实都花在“穷人”身上，就不会还有穷人，至少他们也可以舒服地过富裕的生活了。

显然，大部分福利开支没有用在穷人身上。其中有些被行政开支挪用，以优厚的薪金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些到了那些绝不能被认为是穷人的手中。这些人中间有领取食品券或其他补助的大学生，有收入相当不错而又领取住房补贴和其他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补贴的家庭。还有些则到了骗取福利金的人手中。

我们有必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多费些口舌。同领取社会保障津贴的人们不同，靠这一巨额福利款项补助的人们的平均收入，可能比为补助他们而纳税的人们的平均收入要低，不过即使这一点也很难确定。正如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所说：

我们的福利计划可能效率很低，弊病很多，管理质量很差。有些计划彼此重叠，福利金的分配很不公平，而且没有能够在物质上刺激人们去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倒退一步，按照以下两个基本标准来考察各色各样的福利计划，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标准是：福利计划服务的对象之广泛和人们得到的服务之全面。按这两个标准衡量，我们的福利制度是辉煌的成就。17

住房补贴

政府提供住房的计划在“新政”初始之时规模不大，后来迅速扩大。1965年新设立了一个部，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现有近20000名雇员，每年开支100亿美元以上。联邦住房计划得到各州和市政府计划的补充，特别是在纽约州和纽约市得到了大力补充。开始实行该计划时，政府只是为低收入家庭建造住房。战后，又增添了城市复兴计划。许多地区扩大了住房计划，向“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提供公共住房。最近，又增加了“房租补贴”计划，政府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按最初的目标来看，这些计划显然是失败了。遭到破坏的住房，比建造起来的住房要多。住在享有房租补贴的公寓里的家庭，得到了好处。而那些由于自己的住房毁坏，无处栖身而被迫迁入更差的住宅的人家，住房情况则有所恶化。今天美国的住房和分配情况胜于公共住房计划开始实行之日，然而，这全赖私人企业之力，跟政府补贴没有多大关系。

公共住房常常沦为贫民窟和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最明显的例子是圣路易斯的普鲁特·艾戈公共住房工程。该工程是一个占地53英亩[1]的巨大的公寓群。其设计曾荣获建筑奖。然而，它已损坏得如此严重，以致不得不炸掉其中一部分。那时，它的2000个单元中只有600个住了人。人们说，它看上去像是个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1968年游历洛杉矶市瓦茨区时遇到的一件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一位管理完善的自助工程的负责人，该工程是由工会倡议的。当我们赞扬这一地区的一些公寓时，他气愤地打断了我们的话，说：“瓦茨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正是那些公共住宅。”他接着又说：“你怎么能指望那些住在完全由破裂家庭组成的开发区里，几乎完全靠福利救济为生的年轻人，养成良好的品德呢？”他还慨叹开发区对少年犯罪和附近学校产生的不良影响，那些学校的孩子很多来自破裂的家庭。

最近，我们从纽约南布朗克斯的一个叫作“血汗资本”住房工程的领导人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议论。该地区看上去像是被轰炸过的城市。许多建筑由于房租控制而被抛弃，另一些则毁于暴乱。“血汗资本”团体同政府商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复那些被废弃的住房，修好后，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开始时，他们从外界只得到少数私人捐款的支援，最近，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当我们问他人们为什么不直接搬进公共住宅而费这么大的力气去修复旧房时，他的回答与我们在洛杉矶听到的一样，不过又添了一句说，建造并拥有自己的住宅会使参加这一工程的人具有一种自豪感，这会使他们精心维护住宅。

“血汗资本”团体得到的政府援助，一部分是工人的劳务。这些工人根据《综合就业训练法》由政府支付工资，被派到各种不同的公共工程去接受训练，以便获得技能后能在私人企业中就业。当我们问他，“血汗资本”团体是愿意让根据《综合就业训练法》雇用的工人来帮忙，还是宁愿得到支付给工人的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宁愿得到钱。总之，人们在这种自助工程上表现的自力更生精神和干劲，与他们在公共住宅工程上表现的那种明显的冷漠、无谓和厌倦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看到这些是令人鼓舞的。

纽约市实施的据说可以防止“中等收入家庭”逃离城市的住房补贴计划，情景大不一样。宽敞豪华的公寓以补贴的方式租给那些勉强称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对每套公寓的补贴平均每月在200美元以上。“董事法则”又在起作用。

城市复兴计划旨在消灭贫民窟——“城市枯萎病”。对于需要重建的地段，政府出钱征用和清除，清理了的地皮大多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城市复兴计划“要拆迁4座住宅，才能建造1座住宅，拆迁的大多是黑人居住的房屋，而建造好的房屋大多供中等或上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居住。”18原先的住户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常常又使新的地段患上“枯萎病”。某些批评者把城市复兴计划称为“贫民窟迁移计划”和“黑人迁移计划”，倒是名副其实。

公共住宅和城市复兴计划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穷人，而是某些房地产主（他们的财产被政府征购来建造公共住房或者其财产正好位于要重建的地段）、中等和上等收入的家庭（它们能在高价公寓中或者在那些常是靠拆除低租房子重新盖起的市内公寓中找到住房）、市区商业中心的开发者和占有者以及能够利用城市复兴计划改善自己附近环境的大学和教会等公共机构。

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指出的：

联邦贸易委员会考察了政府的住宅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该委员会的一份政策简报发现，联邦住房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似乎是那些靠盖房发财的人，如承包商、银行家、工会、建筑材料商等。一旦住宅建成后，政府和上述各色各样的“赞助人”就对它不那么感兴趣了。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常常听到人们抱怨住宅的质量，指责根据联邦计划建造的房子屋顶漏水，管道不足，地基不牢，等等。19

另外，由于政府实行房租管制等措施，即使不是由于故意毁坏，一些低价出租的住宅也因无人修缮而日益破旧。

[1]1英亩=4046.856平方米。

医疗护理

医药是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扩大其作用的一块福利阵地。在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传染病等）以及提供医院设施方面，州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联邦政府也在较小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另外，联邦政府还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但直至1960年，政府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即不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开支仍然不到50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的1%略多。自1965年实施《医疗照顾法案》和《医疗补助法案》后，政府在保健事业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1977年达到680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5%。政府在全国医疗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25%增加到1977年的42%。然而，要求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仍然越来越大。卡特总统已对实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表示赞同，但限于财力，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来搞。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Kennedy）没有这种顾虑，他主张立即通过法律由政府对全国公民的保健负完全责任。

政府在医疗上的额外开支与私人健康保险的开支齐头并进。在1965~1977年，医疗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医疗设施也增加了，但费用没有增加得那么快。其必然结果是医药费和医生以及其他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的收入猛增。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曾试图管理医疗服务并压低医生和医院的收费。这是它应当做的事。政府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自当关心花了钱得到了多少好处：这叫作出资者做主。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其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是医疗社会化。

国民健康保险是使人产生误解的另一个例子。国民健康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在你所交的钱与你可能得到的福利总额之间没有联系。另外，国民健康保险并不是为了给“国民的健康”（一个毫无意义的词）保险，而是为本国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它的倡议者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著名的瑞典医学教授、瑞典一家大医院的内科主任根纳·俾奥克（Gunnar Biörck）博士曾写道：

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是病人作为医生的顾客和雇主。今天，国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自命为雇主，要由它来规定医生工作的框框。这些框框可能不会——最后一定不会——限于工作小时、薪金和药品的规格；它们可能影响病人和医生的所有关系……如果今天不打这一仗并取得胜利，明天就没有仗可打了。20

美国提倡医疗社会化的人们，为了使其事业名正言顺，过去总是引用英国，最近总是引用加拿大的例子作为成功的样板。加拿大最近才实行医疗社会化，还不能对它下结论，因为新扫帚总是扫得特别干净，但它现在已经出现了困难。英国的国家卫生局已经建立了30多年，对其作用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下一结论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被举出来代替英国作为样板的原因。英国医生马克斯·甘芒（Max Gammon）博士用了5年时间研究国家卫生局。他在1976年12月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国家卫生局）实际上使全国所有医疗服务都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由中央政府进行控制。在过去200年中发展起来的民间医疗事业几乎已完全被消灭。现行的强制性医疗制度经过改组实际上已成为普遍的医疗制度。”

另外，“在国家卫生局建立的最初13年中，实际上没有新建一座医院，而现在，1976年，英国拥有的医院床位比1948年7月刚建立国家卫生局时还要少”。21而且，这些床位中的2/3是设置在1900年以前由私人医生和私人资金建立起来的医院里的。

甘芒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他所谓的官僚替代论：即机构越官僚化，无用工作取代有用工作的程度也越大，这可以说是帕金森定理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他用英国1965~1973年医院服务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理论。在这八年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和协助办事人员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来计算的产量却下降了11%。而且正如甘芒博士赶忙补充的，这并非由于缺少病人去使用床位。在任何时候，总有60万左右的人等待医院的床位。许多被保健机构认为是可收可不收或可以等些时候的病人，要等几年才能得到手术治疗。

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约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近来，私人行医、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迅速增加，也是对国家保健事业不满的结果。

在美国，实行医疗社会化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第二个论据可以立即排除，除非有人能找到一个政府管理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的事例。至于第一个论据，可以说人民总是要这样或那样支付医药费用的，问题只在于，是人民直接自行支付这些钱，还是通过政府官僚来支付。这些官僚们会从中抽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他们自己的薪金和开支。

无论如何，大多数美国家庭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他们可以买私人保险，以应付意外的特大开支。住院费用的90%已经由第三者偿付。人们有时肯定会遇到特殊困难，这时应该由私人或政府提供某种帮助。但偶尔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不能证明强加给全国人民一套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比较感觉到医疗费用的巨大：私人和政府花在医疗事业上的费用，总共为住房建设费用的2/3，汽车制造业开支的3/4，烟酒制造业开支的2.5倍。烟酒业的开支无疑增加了医疗费用。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实行医疗社会化。相反，政府在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太大了，其作用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违反病人、医生和保健人员的利益。在第8章，我们将讨论医疗的另一方面，即发放医生执照和这一措施对美国医学会的权力的影响。

■福利国家的谬误

为什么这些计划都如此令人失望呢？它们的目标肯定是人道的和崇高的，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新纪元初始之时，一切看来都很好。要救济的人很少，能资助他们的纳税人很多；这样每人只需支付很少的数额，就可以为少数穷人提供相当可观的救济金。随着福利计划的扩大，这些数字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个口袋里掏出钱，又把它（或它可以购买的东西）装进另一只口袋里。

把开支做一简单的分类，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当你花钱时，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是别人的钱，你可能是为自己花，也可能是为别人花。把这两组可能性编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四种可能性。22

第一类指的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如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尽可能合算。

第二类指的是你为别人花你的钱，如你买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你会像第一类中那样希望省钱，但并不同样想要花得最划算，至少根据接受人的爱好来判断是如此。当然，你要买接受者喜爱的东西，只要它能产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假如你的主要目的是让接受者能获得尽量多的价值，那么你就会送给他现金，将第二类中由你花钱变为第一类中由他花钱）。

第三类指的是你为你自己花别人的钱，如可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想使钱花得划算。

第四类指的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例如，你用报销单替另一个人付饭费。在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省钱，也不会想让客人吃得最为满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话，那么，这顿饭就成了第三类和第四类的混合体，你就会有强烈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口味。

所有福利计划不是属于第三类（如社会保障，福利金领取者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随便花他领到的钱）就是属于第四类（如公共住房）；只是在第四类中带有一点第三类的特征，即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们分享这顿午餐；而在第三类的所有计划中都有官僚们混在津贴领取者中间。

我们认为，福利开支的这些特点是其缺点的主要根源。

立法者投票表决时，是决定如何花别人的钱。选出立法者的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投票决定如何为自己花自己的钱，但不是在第一类那种直接花费的意义上。在个人缴纳的税款与他投票赞成的花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选民同立法者一样，倾向于认为是别人在支付由立法者直接投票赞成、由选民间接投票赞成的计划。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也花别人的钱。因此，开支数目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们为别人的需要花别人的钱。只有用良心，而不是用那强烈得多和可靠得多的私利的刺激，来保证他们以最有利于福利金领取者的方式花钱。这就造成花钱上的浪费和不求效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拿别人钱的诱惑是十分强烈的。包括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在内，许多人都设法为自己搞钱，而不让钱落到别人手里。贪污和欺诈的诱惑也是十分强烈的，而且并不总是会遭到反抗或制止。那些不愿进行欺骗的人，会用合法的手段把钱搞到手。他们会怂恿议员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案，制定出他们能从中获利的规章。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员们会力求为他们自己得到更高的薪水和额外的好处——这正是较大的福利计划可以帮助达到的目标。

人们试图把政府开支归入自己的腰包，产生了两个不大容易被人察觉的后果。首先，它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多的计划施惠于中等和上等收入者，而不是那些本应得到好处的穷人。穷人变得不仅缺少市场上所看重的本事，而且缺少在政治斗争中成功地争得资金的本事。的确，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的劣势看来比在经济市场上的劣势更大。一旦好心的改革者帮助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转入下一项改革时，穷人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他们几乎总是被那些已经表明更善于见机行事的集团所压倒。

第二个后果是，福利金领取者得到的净额，往往少于转移金的总额。如果有别人的100美元可以攫取，那么为得到它你花上自己的100美元也值得。花钱运动立法者和制定规章的当局，为政治运动和无数其他事项捐款纯属浪费——既损害出钱的纳税者，又无益于任何人。必须把它们从转移总额中除去，才得到净所得——当然，它们常常超过转移总额，结果剩下的不是净所得，而是净损失。

争取补贴的这种结果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人要施加压力来增加开支和福利计划。最初的措施未能达到提倡它们的好心的改革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做得还不够，并谋求增添福利计划。他们同那些希望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以及相信能从福利开支中捞到油水的人们结成了同盟。

第四类开支还容易腐化接触到它们的人们。所有福利计划都使一些人处于决定什么对别人有利的地位。结果是，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自己像孩子那样需要别人照顾。被救济者的独立自主能力由于弃而不用而萎缩了。除了金钱的浪费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外，其最终结果是腐蚀了维持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结构。

第三类或第四类开支的另一副产品具有同样的效果。除了人家白给你的钱外，如果你要花别人的钱，就只有像政府那样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因此，福利国家到头来总是要使用强力，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良好的愿望落空。这也是福利国家会极其严重地威胁我们的自由的原因。

■我们应当做什么

大多数现行的福利计划，当初就根本不应该制定。如果没有制定这些计划的话，许多现在依靠福利救济的人很可能就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不是靠国家和政府的庇护来过活。从短期来看，这对某些人可能显得有些残酷，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只能从事那些报酬低微而枯燥乏味的工作。但从长远来看，这却是非常人道的。不过，福利计划既然已经实施，就不是一夜之间便能废止的。我们应当想想办法，从目前所处的状况平稳、顺利地过渡到想要达到的状况，为现在依靠福利计划的人提供援助，同时鼓励人们有序地从领取福利金转而领取工资。

这样一个过渡期规划可以增强个人责任感，结束目前把国民划分为两个阶层的状况；缩减政府开支，精简当前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保障国民的安全，争取不让任何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不幸的是，眼下要通过这样一个规划似乎只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因为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多了，有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等，这些都是改革的拦路虎。

尽管如此，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个规划的主要内容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并不奢望它很快就被采纳，只想指明努力的方向，引导我们进行渐进式的变革。

这一规划有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改革现在的福利体系，以一个综合的现金收入补贴计划（一种与正所得税制相联系的负所得税制）取代目前纷繁芜杂的单项计划；第二，在确保履行当前各种义务的同时，逐步弱化社会保障制度，要求人们自己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出安排。

这样一种综合性改革，将使我们目前实行的既不人性化、又无效率的福利制度，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有效率。它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而不过问他们需要帮助的原因。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尽量不损害他们的名誉、独立性或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积极性。

只要我们透过烟幕看一看正所得税制的本质特征，那么负所得税制的基本理念也就一目了然了。在现行的正所得税制之下，你有一定数额的收入是不必纳税的。确切数额究竟是多少，取决于你家庭人数的多少、年龄大小以及你是否清楚地列举了各种扣除额。这个数额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个人限额、低收入补贴以及标准扣除额（最近被重新命名为零级数额），三项之和相当于一般赋税信用额。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总有一些“人才”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加进许多款项，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上占一些小便宜。为便于讨论，我们用“个人免税限额”这个比较简单的英国术语来指称这一基本数额。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限额，超出的部分要按累进税率（税率高低要看超出多少）纳税。如果你的收入低于限额，那么在现行制度下，限额对你来说就是无意义的，你只是不必纳税而已。23

如果你连续两年每年的收入都恰好等于限额，那么这两年当中你在哪一年都不必纳税。假设你这两年的总收入还是这么多，但有一多半是第一年赚得的，那么你的应税收入就是正值，也就是说你第一年的收入超过了限额，因此你必须纳税。而到第二年，你的应税收入就是负值，也就是说限额超过了收入。但一般来说，此时的限额对你没什么用，你无法从中得到好处。最后的结果是，你这两年缴纳的税款，要比总收入一年一半时缴纳的更多（因为这种情况下是不必纳税的）。24

但若实行负所得税制，你便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未使用的限额的一部分作为补贴。如果你得到的这一部分与收入为正时的税率相同，那么，无论你的总收入在这两年中如何划分，你所缴纳的税款总额都是相等的。

当你的收入高于限额时，你就要纳税，纳税多少取决于收入多少。当你的收入低于限额时，你将得到补贴，补贴率取决于未使用限额的多少。

在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下，负所得税制考虑到了收入的波动，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毋宁说是要提供一种简便的方法，以确保每个家庭都有一份最低收入，同时避免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都具有一定的责任感，都有动力去工作，去赚钱来纳税而不是领取补贴。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数字。1978年，一个四口之家（家庭成员均在65岁之下）的免税限额是7200美元。假定当时存在负所得税制，其补贴率为未使用限额的50%，那么一个无收入的四口之家就有资格获得3600美元的补贴。如果这个家庭当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那么补贴额将会减少，但是，这个家庭的总收入（补贴加上挣得的收入）将会增加。如果收入为1000美元，那么补贴将减少为3100美元，而总收入上升为4100美元。实际上，挣得的收入可划分为两部分，一半用来弥补减少的补贴，一半用来增加总收入。一旦家庭所挣收入达到7200美元，补贴就降为零。7200美元是均衡点，位于均衡点的家庭，既得不到补贴，也用不着纳税。如果该家庭所挣的收入继续增加，就要开始纳税了。

我们没必要在此纠缠行政操作上的细节，比方说补贴是按一星期、按两星期还是按月发放，如何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等等。可以说，对这些问题人们都已进行过彻底的研究，并拿出了详尽的计划，提交给了国会（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如果负所得税制能取代现行的诸多专项福利计划，那么我们的整个福利制度将会发生令人满意的变革。如果到头来，它又成了纷繁杂芜的福利计划垃圾堆里的一件破烂，那就还是弊大于利。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么由此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对那些接受帮助的人来说，这种制度采取的形式是最好的，即直接给予现金补贴。这一制度是普惠性的，之所以发放补贴，不是因为接受帮助的人年龄大、有残疾、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总之，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有资格得到救济的种种理由，在这里统统不予考虑。之所以给人以资助，就是因为他收入低。该制度明确规定，由纳税人承担全部费用。当然，与其他任何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使那些接受帮助的人减少自助的动力。不过，只要把补贴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自助的动力，毕竟每多挣1美元，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不仅如此，实行负所得税制，还可以省却庞大的官僚机构，目前这些管理大量福利计划的官僚机构都已臃肿不堪。负所得税制可以直接融入现行所得税制当中，从而可以一并管理。这样一来，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因此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避税行为。实行负所得税制，可能要增添一些职员，但增添的人数绝不会比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职员多。

实行负所得税制，可以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度与税收制度合二为一，从而可以清除当前的腐败现象，即一些人（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掌管着他人的生计。当前国民被划分为两个阶层的状况，即纳税阶层和依靠公共资金救助的阶层，也将因负所得税制的实施而得到缓解。只要均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的运行成本将比我们现行福利制度的成本低得多。

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无力处理自己事务的家庭，除了社会援助之外，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如果用负所得税制来维持贫困家庭的收入，那么所需的资金完全可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它不仅削弱、破坏家庭，而且妨碍私人慈善活动的发展。

这样的梦想无疑是美好的，但在政治上却行不通，社会保障如何才能实现它呢？

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实行负所得税制，一方面逐步减少社会保障，将二者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当前的各种义务。具体方法如下：

1.立即废除工资税。

2.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向目前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发放救济金。

3.赋予每个已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疾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津贴，根据现行的法律，是工人迄今为止的纳税额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津贴数额。允许工人选择他领取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政府债券，其价值与他目前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4.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资本金（同样采取政府债券的形式），数额相当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所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5.不再继续积累养老保险金，让个人按他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6.从税收总额与政府债券中为上述第2~4项开支提供资金。

这样一个过渡性规划绝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负债。相反，由于不再向未来领取福利津贴者许诺，这样的规划还可以减少负债。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如果实施上述措施，那么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将会立即撤销。

逐步减少社会保障，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将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什么是政治上可行的

上面提到的办法确实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不幸的是，在目前根本不可能实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任总统都考虑过，甚至推荐过含有负所得税制性质的改革计划。但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他们提出的计划只能作为现行福利计划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在他们的计划当中，补贴率都定得很高，从而使计划对领取津贴者努力赚钱起不到激励作用。这种畸形的计划只会把整个福利制度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尽管是我们最先提出用负所得税制代替目前的福利制度，但我却在国会作证，反对尼克松总统根据负所得税的想法提出来的“家庭援助计划”。25

一项可实施的负所得税制，在政治上往往遇到两种互相关联的障碍。较为明显的障碍来自现行福利计划的既得利益者，即福利津贴领取者，以及认为自己可以受益于福利计划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而首先是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26不那么明显的障碍是，福利改革的鼓吹者，包括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所要达到的各种目标互相冲突。

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的著作中，有一章写得非常好，题目是“彻底改革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他写道：

彻底的福利改革计划，都由三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基本部分组成。一是改革后基本的福利水平，例如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多少福利津贴；二是改革计划在激励领取津贴者寻找工作和努力赚钱方面会起什么作用；三是改革是否会给纳税人带来额外的负担。

……改革计划要在政治上实现，必须在改革后仍然为当前的津贴领取者提供适当的补助，必须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这三者必须同时兼顾。27

问题在于，怎样才算是“适当的”、“强烈的”和“合理的”，特别是怎样才算是“适当的”。如果“适当的”补贴意味着，津贴领取者没有因为改革而比现在领得少，那么，无论“强烈的”和“合理的”做何解释，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会绝不会通过任何实际上会减少数百万福利津贴领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我们再来看前一节中介绍的简单的负所得税制：一个四口之家的免征点是7200美元，按50%的补贴率，凡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可以得到3600美元的补助；50%的补贴率将给人以足够强烈的激励去工作，而运行成本要比目前纷繁芜杂的福利计划少得多。但这种补贴标准当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现在（1978年年初），美国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贴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约6000美元的劳务和现金。在纽约这样开销较大的州里，某些享受福利津贴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贴在7000~12000美元之间，有的甚至更多。”28

如果免征点定在7200美元，即便是收入6000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补贴率。但如此之高的补贴率会严重地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使支出剧增。补贴率可以通过提高免征点来压低，但这样又会极大地增加支出。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要缩减从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领取津贴者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29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则可能行得通。在预言什么将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绩非常糟。他们的预言一再被事实所否定。

受人尊敬的伟大导师弗兰克H.奈特（Frank H.Knight）喜欢用大雁由一只带头按人字形排队飞行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领导方式。他常说，当头雁一个劲儿地向前飞时，后面的大雁可能会飞向其他方向。头雁回头发现没有大雁跟随时，会赶紧掉头，重新带领人字形队伍朝前飞。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无疑，美国政府就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设想，不仅因为它是可以指导我们逐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因为我们希望它终将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结论

直到最近仍由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治的王国，每年为我们的健康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其主要结果只是增加医疗和保健费用，而医疗质量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改进。

教育经费也一直在激增，但普遍认为教育质量在下降。费用的上涨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使我们不得不推行种族合校，而我们的社会看来却更为分崩离析。

我们每年在福利事业上耗资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美国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的时候，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社会保障的预算大得惊人，但社会保障却在财政上陷于严重的困境。年轻人颇有道理地抱怨，为接济老年人而要他们付的税款太高。而老年人也颇有道理地抱怨，说他们无法维持被许诺的生活水平。制订的计划是要保证老年人不再成为救济对象，而看到的现实却是靠福利津贴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计算，该部每年由于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损失的资金，足可以建造10万栋以上每栋耗资5万美元的住宅。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注释

1.应该把出现这些词语的整个句子引录下来，因为它十分精确地描述了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并无意中暗示了由此造成的后果。原话是这样说的：“再也没有人为自己的未来或是儿女的未来担心了，因为国家为每个公民一生担了保，他们将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并将过舒适生活。”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New York：Modern Library，1917；original date of publication，1887），p.70.

2.An Over-Governed Socie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6），p.235.

3.A.V.Dicey,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2d ed.（London：Macmillan，1914），p.xxxv.

4.Ibid.，pp.xxxvi.xxxvii.

5.Ibid,pp.xxxvii.xxxix.

6.Cecil Driver,Tory Radica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7.Quoted in Ken Auletta,The Streets Were Paved with Gold（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255.

8.Ibid.，p.253.

9.数字只包括老年人、遗属和伤残卫生保险以及州失业保险，不包括铁路公司和政府雇员的退休金、退伍军人津贴和工人抚恤金，这些被视为自愿就业合同制下的补偿费的一部分。

10.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Your Social Security,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ation No.（SSA）77.10035（June 1977），p.24.我们所见到的这本小册子的最早版本是1969年版，不过我们猜想这小册子最初发行的日期还要早好多年。在1978年2月版里，字句有了改动，那时，关于“信托基金”起重要作用的神话已被看穿了。修改后的版本写道：“社会保险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在有工作的年代里，雇员、雇主和自由职业者捐助社会保险费。这钱只用于支付3300多万受益人的福利津贴和这个计划的管理费用。当今天的工人的收入终止或因退休、死亡或伤残而减少时，将用当初从事被保险的职业和自由职业的人捐助的资金支付福利津贴。这些福利津贴将弥补有关家庭的收入损失。”这肯定是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不过它仍然把“赋税”称作“捐款”。当我们最初发现这一改动时，我们曾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进行批判的结果。我们在1971年的《新闻周刊》上曾发表过批评文章，而且同年与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威尔伯J.科恩（Wilbur J.Cohen）进行辩论时重复了这一批评。然而，过了6年才做此改动，否定了我们的猜想。

11.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9）.

12.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Your Social Security,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ation No.（SSA）79-10035（January 1979），p.5.This sentence was changed in 1973，the word“earning”replacing the words“now building.”

13.J.A.Pechman,H.J.Aaron,and M.K.Taussig,Social Security：Perspectives forRefor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68），p.69.

14.John A.Brittain,The Payroll Tax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2）.

15.George J.Stigler，“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3（April 1970），p.1.

16.See Martin Anderson,Welfare（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8），Chap.1，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the poverty estimates.

17.Ibid.，p.39.

18.Ibid.，p.91；based on his earlier book,The Federal Bulldozer：A Crit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newal，1949-1962（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64）.

19.“The FTC Discovers HUD，”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1，1979，p.22.

20.From an unpublished paper，“How to Be a Clinician in a Socialist Country，”given in 1976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1.Max Gammon,Health and Security：Report on Public Provision for Medical Care in Great Britain（London：St.Michael's Organization,December 1976），pp.19，18.

22.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述方式，是我们和电视节目的制片人埃本·威尔逊（Eben Wilson）共同讨论产生的。

23.但是，一种新方法是，有一个以上孩子要抚养的家庭有资格得到一种叫作“劳动所得收入优惠”的款项，它类似于负所得税。

24.有一项关于如何计算若干年内的平均收入的规定。但条件相当严格，因此一个收入高低不定的人，要比一个平均收入一样但收入稳定的人缴纳更多税款。而且，收入不定的人大多完全享受不到它的好处。

25.We proposed it in 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Chap.12；for Milton Friedman's testimony,see U.S.Congress,House,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Proposals,Hearings，91st Congress，1st session,November 7，1969，part 6，pp.1944-1958.

26.关于掌管福利事业的官僚机构在挫败尼克松总统的计划方面所起的作用，参看Daniel P.Moynihan,The Politics of a Guaranteed Income：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amily Assistance Plan（New York：Random House，1973）.

27.Anderson,Welfare,p.135.

28.Ibid.，p.135.

29.Ibid,p.142.

第5章　生而平等

“平等”、“自由”，《独立宣言》中的这些字眼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这些词汇所表达的理想状态能成为现实吗？平等和自由是相互兼容的，还是相互冲突的？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早在《独立宣言》诞生之前，就对美国的历史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的先辈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其答案的求索，不仅塑造了美国作风、美国气派的知识观念，而且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也曾引发过血腥的战争。时至今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然主导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争论；它曾经塑造了我们的历史，也必将塑造我们的未来。

在合众国成立之初的早期岁月里，“平等”意味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意味着个人可以自由地左右自己的生活。当时，《独立宣言》所表达的理念和现实中的奴隶制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因此这一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后来，美国南北战争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于是人们的争论又转变到另外的层面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意即任何人都有权运用自己的各种资源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受任意的干涉。今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然是这样理解平等的。

不管把平等理解为上帝面前的平等还是机会平等，都不会和左右自己生活的自由相冲突。其实，这二者恰是相辅相成的。平等和自由是同一基本价值理念的两个方面，这一基本价值理念便是，人本身就是自己的终极目的。

近几十年来，平等这一概念在美国出现了另一种含义，即“结果平等”。这种观念认为，人人都应当享有相同的生活水平或拥有相同的收入，同时应结束彼此之间的竞争。显然，结果平等与自由是相互冲突的。人们为促进结果平等做出了种种努力，这正是导致政府日益膨胀并对我们的自由强加越来越多的限制的主要原因。

■上帝面前的平等

当年，年仅33岁的托马斯·杰斐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时，包括他在内的那一代人并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词汇的。他们并不认为“人”在身体特征、情绪反应、技艺和智力等各方面都完全相等。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26岁的时候，就自己设计了一幢漂亮的房子，位于蒙地舍罗。在建造过程中，他自己当起了监工，据说还亲自参与了部分施工。一生当中，他做过发明家、学者、作家、政治家、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总统、美国驻法国大使、弗吉尼亚大学的缔造者……恐怕很难说他是个普通人吧！

托马斯·杰斐逊及其同时代人对于平等一词的理解，可以从《独立宣言》中的一段文字看出来：“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的价值就在于人本身。人拥有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侵犯这些权利；人有权追求自己的目标，不能被当作用来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自由”正是平等概念的一部分，与平等并不冲突。

上帝面前的平等即个人平等^1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人人各不相同。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喜好和不同的能力，由此人们的生活也就各不相同。个人平等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各行其是的权利，不能把别人的价值观和评判强加给他。杰斐逊当然明白，有些人确实比别人优秀，社会当中确实有精英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就有权统治其他人。

如果说，某个精英分子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么任何社会集团（即便是多数分子）也无权这样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他不干涉他人同样的权利。人们之所以组建政府，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不受本国其他公民的侵犯，也不受国外势力的威胁；政府绝不能是多数人对其他人想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杰斐逊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镌刻他一生当中所取得的以下三项成就：一，在他任州长时，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宗教信仰自由法案（这是旨在保护少数不受多数统治的《合众国权利法案》的先声）；二，起草了《独立宣言》；三，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当年，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设计并起草了《合众国宪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来保卫祖国并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但同时也对其权力加以严格限制，以避免联邦政府对公民个人和各州政府的支配与主宰。民主，指的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民众进行广泛的参与，而不是指在政治上接受多数人的统治。

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在19世纪30年代到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之后写出了不朽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同样认为，平等而非多数人的统治，才是美国最突出的特点。他写道：

在美国自始就一向薄弱的贵族因素，今天即使没有完全被摧毁，至少也一筹莫展，以致难以对事态的进程发生任何影响。与此相反，时间、事件和法律却使民主因素不仅发展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因素，而且变成独一无二的因素。在美国，无论是家庭还是团体，现在都毫无影响可言……

因此，美国在其社会情况方面呈现出一种非凡的现象。人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都显得在财产和学识方面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2[1]

托克维尔对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但绝不是盲目称颂，他同样担心民主发展得过于泛滥，从而损害公民道德。他补充道：“实际上，有一种要求平等的豪壮而合法的激情，在鼓舞人们同意大家都强大和受到尊敬。这种激情希望小人物能和大人物平起平坐，但人心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3[2]

我们之所以说“自由”、“平等”这些词汇的含义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是有根据的。最明显的证据便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民主党在加强政府权力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在杰斐逊那一代人看来，政府权力恰恰是民主最大的威胁。民主党打着“平等”的旗号，不遗余力地扩大政府职权，加强政府权力，而他们所理解的“平等”的含义，几乎和杰斐逊及托克维尔所理解的正好相反。因为，在杰斐逊看来，平等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与民主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美国开国元勋们在实践中的作为和他们所宣扬的理念并非完全一致，二者之间最明显的矛盾之处便是奴隶制。就拿杰斐逊本人来说，直到1826年7月4日去世，他一直拥有奴隶。对于奴隶制的问题，杰斐逊深感痛心，他曾在笔记和信件中提到废奴计划。但是，他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出废奴计划，也未曾发起过反对奴隶制的运动。

奴隶制如果不废除的话，杰斐逊为之奔走多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岂不是与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所宣扬的理念大相径庭了吗？所以，在合众国成立之初的早期岁月里，奴隶制所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一争议后来以美国内战的形式得以结束，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内战考验了“这个国家，一个孕育了自由理念并奉行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国家……能否长存”。美国经受住了这一考验，但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千上万的人在内战中丧生，财产被毁，社会动荡。

[1]转引自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译者注

[2]同上，第60页。——译者注

■机会平等

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由此“平等”一词的含义，即上帝面前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也日益成为现实。因此，不论在学术讨论当中还是在政府及私人政策当中，人们强调的重心又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上来了，即机会平等。

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机会平等，即人人都完全一样，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儿童甲生来就是盲人，而儿童乙却明眸善睐；儿童乙的父母对他的幸福极为关注，为其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发展他的智力水平，而儿童甲的父母却沉湎酒色，及时行乐，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儿童乙生在富足之地，儿童甲则生在穷乡僻壤。显然，甲乙从一生下来面对的机会就是不一样的，而且也没有任何方法能把他们的机会变得一模一样。

个人平等的概念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机会平等这一概念同样不能。机会平等的真正含义，用一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句话来表达最好不过，即前途向人才开放。只要他的才能足以胜任，他自己认为值得，人人都有权追求任何社会地位而不应受到随意的干涉。一个人所拥有的机会之多寡，不应该取决于出身、国籍、肤色、性别、宗教信仰等毫不相干的特征，只应该取决于他自己的能力。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机会平等的话，那么它只不过是对个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个人平等的概念一样，机会平等之所以意义重大，正是因为人与人在遗传基因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特征各不相同，由此希望追求各自能力所及的事业。

与个人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与自由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社会仅仅因为某人的种族背景、肤色、宗教信仰就不准他从事那些能够胜任的工作，那就是对他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进行干涉。这样做就等于否认了机会平等原则，同时也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自由。

正如人类的各种美好理想一样，机会平等的原则也不可能彻底实现。美国对这一原则最为严重的背离，便是黑人问题，这一问题南北方都存在，但在南方更为严重一些。当然，黑人族裔以及其他群体的地位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常把美国称作“大熔炉”，这一概念正是机会平等的目标所在。同样，在美国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中，“免费”教育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机会平等的理念；当然，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这并不完全是好事。

内战之后，机会平等这一原则在美国公众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在各种价值理念中居于首位，这在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流行的用语是自由企业、竞争、自由放任。那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任何行当，从事任何职业，购买任何财产，只要他遵守与对方达成的协定即可。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成功带来的好处，当然，他也必须承受失败的代价。每个人都不会受到任意的干涉，决定其成败的不是出身、国籍，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其个人努力。

由此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一些自诩为文化精英的人物却对经济发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强调金钱万能，把物质财富视为成功的象征和标志，这是庸俗的物质主义。其实，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美国人民对物质财富的重视，正反映了他们不愿意接受封建社会和贵族社会的那一套传统标准，即看重出身和门第。人们转而看重个人努力，而物质财富积累之多寡，正是衡量个人努力最为方便的标准。

由此产生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人的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美国成为一个高生产率并充满活力的社会，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已成了家常便饭。另一个必然结果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即慈善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这当然是拜物质财富高速增长所赐。慈善活动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非营利性医院，有私人赞助的大学和学院，还有数不清的慈善组织打算帮助穷人。慈善事业之所以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正是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包括了促进机会平等。

当然，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实践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政府的职权确实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企业经营活动也没有遇到重大的壁垒障碍；直到19世纪末，政府所采取的积极政策都是为了消除那些妨碍竞争的民间障碍，比方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法律之外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仍然干扰着个人自由，妨碍人们自由地进入某些行当，从事某些工作。不用说，在社会现实当中，那些出身于“正统”家庭，拥有“正统”肤色，信仰“正统”宗教的人，仍然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无论如何，各种鲜有特权的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这就表明通往机会平等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

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当中，背离自由市场原则的一个主要举措，是在对外贸易中设置关税保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把关税保护视为国内产业的守护神，认为这是美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一部分。但是，关税保护的做法和真正的机会平等原则是不相容的（参见本书第2章），并且和迁徙自由的原则也是不相容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东方人之外，世界各地的居民都可以自由移民到美国来。然而，人们总能为设置关税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人说这是出于国防安全的需要，有人说我们和其他国家做生意没必要讲究平等。这些说法毫无道理可言，但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他们所坚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平等理念。

■结果平等

结果平等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先是影响了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各国的政府政策，继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对结果平等的渴望已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同时停止相互竞争，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只渡渡鸟所说的，“大家都是胜利者，人人都应该得奖”。

“平等”一词在这里和在前两个概念里（即个人平等和机会平等）一样，都不能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完全同一”。实际上，说人不分男女老幼高矮胖瘦，吃饭穿衣的定量标准都应该完全一样，现在谁都明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结果平等的目标，与其说是“人人一样”，还不如说是“公平”。不过公平这个词汇的含义更为含混不清，要想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当前，“公平分配”已经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

但是，结果平等的概念与前两个平等概念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促进个人平等或机会平等的政策措施，同时也是增进自由的；但那些促进“公平分配”的政策，却会损害我们的自由。如果用“公平”准则来衡量人之所得，那么究竟公平不公平，由谁说了算呢？正如大家异口同声地问渡渡鸟：“由谁来颁奖呢？”其实，如果“公平”不再意味着“完全同一”，那它就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了。“公平”，就像“需要”一样，人们各有各的看法。若要保证人人都得到一份“公平的份额”，那么就必须由某个人或一群人来决定多大的份额才算是公平的；而且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别人，对其超过“公平份额”的那一部分所得予以没收，转给那些所得不足“公平份额”的人，即“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是，这些制定决策发号施令的人，与他们为之做主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吗？我们保证不会身处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之中吗？在那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此外，如果人之所得都要由“公平”准则来决定，而不是由其劳动生产来决定，那么发给他们的“奖品”又从何而来呢？在此，人们从事工作和生产的动力从何而来呢？我们又该如何决定谁来当医生，谁来当律师，谁去捡垃圾，谁去扫马路呢？我们又靠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并尽心竭力地完成任务呢？显然，只有靠暴力强制和恫吓。

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实践和理想之间有差距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存在，就像在前两种平等的概念中也存在一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理想的“公平分配”（或者其前身“按需分配”）与理想的个人自由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欲使结果平等成为组织社会活动的首要原则，处处都会受到这一冲突的困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国家笼罩在一片恐怖当中。而且，即便采取了恐怖统治，还是达不到结果平等的局面。在此类国家当中，不管以什么评判标准来看，都存在着大量不平等现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不平等的，不单单是在权力上不平等，在物质生活条件上也是如此。4

同样，西方各国打着结果平等的旗号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没有那么极端，但其结果也差不多，只不过程度较轻。这些政策措施同样限制了个人自由，并且同样没有达到其目的。其结果表明，要想找出一个为大家广泛接受的“公平分配”标准，要想让那些得到“公平”对待的人感到满意，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越是贯彻结果平等的政策措施，人们不满意的程度就越大。

那些呼吁结果平等的人，其内心深处有着深厚的道德热忱，这种道德热忱主要来自这样一种普遍信念：有些儿童仅仅因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就比其他儿童优越得多，这是不公平的。这当然不公平，但是，不公平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比方说，人们在财产继承方面是不公平的，如继承债券、股票、房屋、工厂等；在天资继承方面也是不公平的，如继承音乐才能、体力资质、数学天赋等。只不过，对财产继承进行干预要比天资继承容易得多。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二者之间有区别吗？然而，很多人对财产继承深恶痛绝，对天资继承却并不耿耿于怀。

我们再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你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较高的收入，有几种不同的办法。你可以花钱供他上学接受教育，这样他将来就能找到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你可以花钱给他开一家公司，这样他就能比那些拿工资的雇员赚得多；你也可以给他留一笔财产，这样他也能过得不错。你采取的这几种支配财产的方式，在伦理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吗？进一步，难道说国家在征税之后还应该管你怎么支配税后所得吗？难道说国家应该只允许你把钱用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上，而不允许你留给子女吗？

这里面涉及微妙而又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靠“公平分配”这个简化了的公式就能解决的。如果我们真要生搬硬套这一公式的话，我们就应该让那些没有多少音乐才能的青年接受更多的音乐训练，以弥补他们天生的不足；而对那些颇有音乐天赋的青年来说，不让他们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对于其他各种继承而来的资质，我们都采取这种办法来对待。这对那些缺乏天分的青年来说，或许是“公平”的；但对那些具有天分的人来说，也是“公平”的吗？要拿出钱来培养那些没有天分的青年，必定要有人为此辛勤工作而纳税，对他们来说，这“公平”吗？若把钱用来培养那些具有天分的青年，这本来是对很多人有好处的，但若把钱花在没有天分的人身上，这些人便无缘享受这种好处了，对他们来说，这“公平”吗？

人生本就是不公平的。大自然造物，本就是各色人等参差不齐。想靠政府来抹平矫正，这种想法确实很诱人。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平，我们从中受益良多！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生就一双修长的美腿，人人爱看，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天生神技，成为一代拳王，这当然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千百万人喜欢看玛琳·黛德丽的美腿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拳击比赛，他们之所以能够大饱眼福，正是因为大自然是不公平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公平才造就了玛琳·黛德丽和穆罕默德·阿里。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阿里打一晚上的比赛就能赚几百万美元，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若是我们单单为了追求一种抽象的平等理念，就不允许阿里打一晚比赛（或备战一天）比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干一天粗活赚得多，这对那些喜欢看阿里拳击比赛的人来说，公平吗？这样做也并不是办不到，但是人们再也没有机会观看阿里的拳击比赛了。如果让阿里和码头工人挣得一样多，那他恐怕就不愿意为了比赛进行艰苦的训练了，或者干脆就不打比赛了。

公平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其另外一面，可以用冒险投机的事例来说明，不妨以赌博中的巴拉卡纸牌游戏为例。开始时，各玩家的筹码可能是一样多的，但是玩过几局之后，各家的筹码就不一样多了。一晚上下来，有的人可能赢了不少，有的人却输得精光。若按照理想中的平等理念来看，赢家是不是应该把钱退还输家呢？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游戏也就索然无味了，即便是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可能在他输钱的时候，他希望退给他钱；但如果从此以后不管是输是赢，他的钱赌完之后和没赌的时候一样多，他还愿意再来玩吗？

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赌博当中的情形，其实，这个事例涉及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大量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的时候，都会涉及冒险投机的问题。有时涉及的还是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比方说，选择干哪一行，选择跟谁结婚，选择买房还是做一笔重大的投资，等等。当然，更多的时候涉及的都是些琐碎小事，比方说，打算去看哪部电影，要不要在车流不息的时候横穿马路，是买这种保险还是买另一种，等等。上述情况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或者机遇，究竟由谁来决定？当然应该是谁承担结果就由谁来决定。如果是自己来承担结果，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自己来决定。但如果是别人承担结果，那么还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吗？人家允许我们来决定吗？如果你是替别人来玩巴拉卡游戏，用的是人家的钱，他会让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吗？难道说人家应该放手不管吗？你替别人打牌，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会完全让你自己做主，总要给你订一些规矩，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与上面的例子完全是两码事，但道理有相通之处。如果政府（其实也就是其他纳税人）承诺，你的房屋一旦被大水冲毁，它将给你补偿损失，那么你想在一片水灾频仍的土地上自由建房，政府会由着你自作主张吗？一面是“公平分配”的呼声甚嚣尘上，一面是政府对个人决策的干预越来越多，二者可谓携手并进，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人们自己做主自己决策，并且自己承担其大部分后果，这种体制占据了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是这种体制，激励着亨利·福特家族（Henry Fords）、托马斯·爱迪生家族（Thomas Edisons）、乔治·伊斯特曼家族（George Eastmans）、约翰·洛克菲勒家族（John Rockefellers）、詹姆士·潘尼家族（James Penneys），他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是这种体制，也激励着其他人，他们愿意为这些发明家和工业巨头所开办的风险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当然，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人失败了，可能失败者比成功者要多，而且他们的名字也为人所遗忘。不过，大多数失败者不是看不明白，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在冒险赌一把。不论他们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他们肯冒风险，整个社会便由此获益。

这一体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便是产生了新的产品和服务，或是产生了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新途径，或是大范围地配置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新方法。如此一来，整个社会财富增长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虽然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发明家、工业巨头的财富也会增加，但与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相比，后者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亨利·福特本人确实发了大财，但整个国家也因此拥有了更加便宜、更加可靠的运输手段，拥有了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财富最终还是造福于整个社会。美国有难以计数的私人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不过是其荦荦大者。大量私人慈善机构的兴起，正是因为美国的体制长期以来秉承了“机会平等”和“自由”的理念；直到晚近，人们对“平等”、“自由”的理解才偏离了其本来的含义。

仅举一例，便可一窥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美国慈善活动勃兴之风貌。海伦·霍洛维茨（Helen Horowitz）在一本描述“19世纪80年代至1917年芝加哥文化慈善事业”的书中写道：

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这座城市呈现出种种彼此矛盾的发展趋向：它既是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工业社会的各种基本商品都在此交易；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芝加哥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可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存”。

芝加哥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建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文化机构。如艺术学院、纽伯利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瑞尔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芝加哥出现的新事物，不管其成立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它们大多是由一批商人和企业家来组建、维护和管理的……尽管是由私人资助和管理，但这些机构都是为整座城市设计建立的。其领导班子致力于文化慈善事业，使其不仅仅满足个别人的艺术或学术追求，更主要的是满足一系列社会需求。那些商人和企业家，一方面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羁绊（对这些力量他们无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充满理想主义的文化情结，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大学等文化机构视为涤荡净化城市风气，促进城市文化昌明的手段。5

当然，慈善活动绝不限于建立文化机构；正如霍洛维茨在另一处写道，（慈善活动）“是一种多层次的全面勃兴”。而且，慈善事业兴盛之处，也绝不限于芝加哥一地，霍洛维茨还说“芝加哥可以说是美国的缩影”。6在文化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其他慈善活动也广泛展开。芝加哥市在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所贫民讲习所——赫尔讲习所，对穷人进行文化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之后，这种讲习所在美国各地迅速建立起来。除此之外，医院、孤儿院等各种形式的慈善机构也纷纷建立。

实行自由市场体制与追求各种社会、文化目标之间并不矛盾，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妨碍人们同情那些不幸的人，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同情。只要体现了人们帮助穷苦人的愿望，任何形式皆可，可以像19世纪那样开展私人慈善活动，也可以由政府出面对其给予援助，当然，后者日益成为20世纪的主要形式。不过，各种政府援助形式之间的差异可能极大，以下两种形式便是一例：第一种是，我们当中90%的人同意政府向我们课税，以此来帮助那10%的社会底层人民；第二种是，我们当中80%的人投票通过，要求政府对那10%的社会上层人士课税，以此来帮助那10%的社会底层人民，而这正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所谓“由B和C共同决定D应当为A做些什么”7的著名案例。就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第一种方法可能明智也可能不明智，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但它和机会平等与自由的信念还是不矛盾的。但第二种方法，却是在寻求结果平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赞成结果平等的是哪些人

虽然，在很多知识分子当中，对结果平等的信仰几乎具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在许多政客的演说和各种法律的序言当中，结果平等也被屡次提及，但实际上，真正有助于实现结果平等这一目标的因素却寥寥无几。政府、公众以及那些最具平等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并未实现他们口头上的目标。

就政府行为而言，最明显的一例便是其针对赌博和博彩的政策。人们普遍认为纽约州（尤其是纽约市）是一个充满平等主义情怀的根据地，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纽约州政府就亲自经营彩票，并且还为赛马赌博这种出格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政府对这些活动大肆宣传，诱使老百姓购买彩票、参与赌马，由此给自己带来巨额利润。同时，政府还对数字彩票活动进行压制，因为其中奖概率要比政府彩票大，而且中奖者也更容易逃税。而英国呢，即便不是平等主义情怀的发源地，也同样是一个平等主义的堡垒。英国政府也同样允许私人赌博机构存在，允许人们对赛马和其他体育运动进行赌博活动。事实上，赌博成了一种全国性娱乐活动，同时也是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显然未能成功地实践自己所宣扬的理念。我可以对他们说，要想实现结果平等，你们不妨亲自动手试试看。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所谓的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在美国国内追求平等，还是选定若干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追求平等？还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平等？你用什么来评判平等？用人均收入还是家庭平均收入？是年均收入、十年的收入还是一辈子的收入？要不要包括其他非货币收入？自家房屋的租金、自种自食的农作物、并非花钱雇来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主妇所提供的劳务，这些非货币收入形式要不要算进来呢？身体和智力方面的优劣又当如何计算？

不过，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不管你怎么来斟酌确定，你若是个平等主义者，就总能估算出一个大概的收入水平，这个水平正好符合你的平等理念。那么，你的实际收入若是高于这个水平，你就应该把多余的部分拿出来，分给那些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准则放之四海皆准（大多数平等主义的花言巧语都认为本该如此），那么，年人均收入低于200美元（以1979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可能正符合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谓的平等收入水平。这也是1979年全世界的人均收入水平。

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谓的“新阶层”，即各级政府官僚、由政府资助的各种学术机构当中的科研人员、由政府豢养的“智囊团”中的幕僚谋士、各种所谓的“总体利益”和“公共政策”部门当中的工作人员、通信传媒产业当中的记者及其他工作人员，正是平等信条最狂热的鼓吹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恰使我们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贵格派谚语：“他们来到这个新世界，本为行善而来，却以作恶而终”。当然，这样说似乎有失偏颇，但总的来说，“新阶层”的成员往往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人群。其中很多人不遗余力地鼓吹平等理念，通过立法手段将其理念转化为各种法律法规，并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这些都是他们获得高收入的有效手段。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这样想，即自己的幸福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幸福。

当然，每个平等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得到的那点好处不过是九牛一毛，若其收入超出了所谓的“平等”收入水平，只要其他平等主义者被迫把多出的部分拿出来分给他人，那么他自己也愿意拿出来。但是，这种依靠强迫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一者，就算其他平等主义者都被迫捐出自己多得的部分，他自己捐出的部分仍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论是唯一的捐献者，还是众多捐献者之一，他个人的贡献就是那么大。其实，他还不如把自己多得的部分捐给受赠者中最贫苦之人，这样捐献才更有价值。二者，若靠强迫来实行捐献或财富再分配，将使势态发生根本变化。依靠自愿捐献的社会与依靠强迫捐献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而依照我们的标准来看，前者远胜于后者。

有人认为，一个依靠强制手段推行结果平等的社会，较之依靠自愿捐献的社会更为可取，那么，他们不妨亲自实践一下。他们可以加入各种推行结果平等理念的公社，这样的公社在美国已有很多；也可以另起炉灶组建新的公社。当然，只要他们想过这种公社生活，那么谁也无权干涉，因为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与个人平等、机会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并不矛盾。但是我们认为，大多数人对结果平等的支持，不过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只要看一看，自愿加入公社的人数何其之少，组建起来的公社又何其脆弱，便可知我们所言不虚。

美国的平等主义者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他们反驳道，推行结果平等理念的公社之所以如此之少，又如此脆弱，是因为美国本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这些公社极尽攻讦诬蔑之能事，从而使公社饱受歧视。在美国可能确实如此，但罗伯特·诺齐克^8（Robert Nozick）曾指出，有一个国家就并非如此，在该国，平等主义公社备受推崇，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集体农庄（基布兹）先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聚居地，继而在以色列国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色列的领导人，很多是从集体农庄发迹的。在以色列，基布兹成员的身份，不仅不会遭到非议，而且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备受称颂。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基布兹，而且，基布兹也确实是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方法。然而，自愿加入基布兹的犹太人，其数量从未超过以色列人口的5%（今天也毫不例外）。若说有人自愿选择一种强制推行结果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不愿选择一种不平等、多样化并充满机会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些人在全部人口当中的比例，可能至多就是5%。

对于累进所得税制，公众的态度也是不明朗的。近来，有些原本没有累进所得税制的州对实行州累进税制进行了全民投票表决，其他州则对扩大累进范围进行了全民投票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未获通过。另一方面，联邦所得税的累进范围很大，累进率也很高，尽管在实践中有大量条款限制了累进范围，但至少在纸面上还是很大。这表明，为实现收入再分配而征税，如果额度适中的话，公众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我们还要大胆地指出，只要看一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雷诺城、拉斯维加斯还有大西洋城这些赌博盛行之地便可明白，人们对于这些城市非常喜欢，其程度丝毫不亚于对联邦所得税的拥戴，不亚于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书评》所刊登的评论文章的喜爱。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真实偏好。

■实行平等主义政策的后果

在制定政策方面，美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而且美国的许多价值观念也来源于西方国家。也许英国正是我们最可借鉴的样板，英国在19世纪努力践行机会平等理念，在20世纪又努力践行结果平等理念，一直以来都是率先垂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国内政策的主导方向，便是更加追求结果平等。各种旨在“劫富济贫”、“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政策措施，接二连三地为政府采纳。所得税不断加重，最高财产边际税率达98%，最高个人所得边际税率达83%，无独有偶，遗产税也有所加重。由国家提供的医疗、住房以及其他福利项目，其规模日益扩大，对失业者和老年人，政府也给予救济。可惜天不遂人愿，这些政策带来的后果，与一些人的初衷大相径庭，而他们正是对主导英国几百年的社会结构最为不满之人。可以说，英国确实进行了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但还是未能达到平等分配。

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由此产生了新的特权阶层，有的是取代了先前的特权阶层，一跃成为新贵，有的干脆就是另起炉灶，与原有的特权阶层并行不悖。各级政府官僚，他们的工作可谓是“铁饭碗”，不论任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均有保障，免遭通货膨胀之苦。五花八门的工会组织，个个声称自己代表的是广大受压迫工人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其成员往往都是英国薪水最高的工人，都是各种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贵。形形色色的暴发户，最擅长从各种政策中寻找漏洞，不论是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还是各级政府颁布的规章条例，都成了他们钻空子发财致富的手段；他们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甚至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令本国税收官束手无策望洋兴叹。若说英国各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结构经历了大规模的调整，这确实是真的；但要说调整之后更加平等了，那大概就错了。

英国追求结果平等，之所以未能成功，不是它采取的办法不对（有些当然不对），也不是办法执行得不好（有些当然执行得不好），也不是所用非人（有些当然所用非人）。英国追求结果平等之所以失败，原因很简单，这违反了一条人类最基本的本性特征。这一人之本性，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便是“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间断的努力”，9[1]也包括为改善其子孙的境况所做的努力。亚当·斯密所谓的“境况”，当然不仅仅是指物质福利，物质福利只是境况的一部分。在他的思想里，境况是一个包罗甚广的概念，凡用来评判自身成就的价值标准，都属于境况。其中的某些社会价值标准，如乐善好施，恰恰促使慈善事业在19世纪的美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人总是要努力实现其人生价值，如果法律对此进行干涉，人就会另觅他途。他可能会规避法律，可能会以身试法，也可能远走异国他乡。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成果，拱手让给素不相识的人。不管这样做意义如何重大，只要当事人不赞成这种意义，我们就不能强迫他们捐献。几乎没有人认为强迫捐献是一种合乎道德规范的做法。只要法律条文的规定与大多数人认为是道德的、正当的行为相互抵触，那么人们就会违反法律，不论此法律是体现了高贵的理念（如平等），还是体现了赤裸裸的剥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不是出于正义感和道德感，而仅仅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

人们一旦违反了某种法律，那么所有的法律都必然遭到践踏，即便是那些人人都认为是道德的、正当的法律，如防止暴力、偷窃、毁坏公物的法律，也难逃厄运。在英国，各种粗暴的违法犯罪行为，近几十年日益增多，而这可能正是追求结果平等的后果。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

不仅如此，追求结果平等，使一些能力很强、受过良好训练并充满活力的英国公民远走异国他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因此受益良多，而这些国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其为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发挥个人才干。最后一点是，追求结果平等给经济效率和生产率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恐怕谁都不会有异议吧？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这正是英国的经济增长大大落后于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原因所在。

在追求结果平等方面，美国还没有像英国那样走得那么远。但是，一些类似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了：平等主义政策没有成功地实现其目标；财富确实进行了重新分配，但却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变得平等了；犯罪率上升；经济效率和生产率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1]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译者注

■资本主义与平等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可谓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大多数人对此深恶痛绝。一面是阔人们锦衣玉食挥霍无度，一面是穷人们食不果腹备受煎熬，此情此景，谁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

几个世纪以来，渐渐流传起了一种说法，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也就是我们阐述过的机会平等体制，加剧了世间种种不平等现象，还说，这一制度是富人剥削穷人的制度。

这种说法实在值得商榷。现在，凡是自由市场制度顺利运行的地方，凡是有接近机会平等的因素存在的地方，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之高，是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相反，凡是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制度运行的社会，其贫者之贫，富者之富，贫富之间差距之大，皆为世界之最。在中世纪的欧洲、获得独立之前的印度、当代南美洲大多数国家，情况就是这样，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在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社会里，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能否进入政府部门便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甚至，只要引入了中央计划因素，情况便是如此。

苏联的国民可以分为两类，一边是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各级政府官僚、科技人员都属此类；另一边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先辈们强不了多少。上层阶级可以到专门的商店里购物，可以到专门的学校里上学，可以享受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广大群众却只能消费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在莫斯科旅行时，看到一辆大型轿车，于是就问当地的导游买这辆车要多少钱，导游答道：“哦，这个不卖，这是政治局委员专用的。”近来，有几位美国记者的著作，详尽地描绘了苏联的社会风貌，其上层特权阶级生活之优越，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之贫苦，恰成鲜明的对照。10即便同处底层水平，苏联工厂里一个工头的平均收入，也要比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出好几倍；而且，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比美国工厂里的差距大得多。这也很正常，毕竟，美国工头最担心的也不过是被解雇，但苏联工头却要担心被枪毙。

其实，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以及当代一切伟大的“奇迹”，对富人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对古希腊的富翁来说，现代化的自来水管道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他的仆役小厮们自会跑去为他打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用处不大，古罗马的贵族们在家里就能欣赏一流的音乐家和艺人们的表演，他们也能把大艺术家豢养在家中。成衣、超市以及各种现代发明，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现代交通和医学方面的进步，他们可能会感兴趣，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其他各项伟大成就，主要是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好处。而这些成就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在过去只是有钱有势者才能享受的特权。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写道：“到目前为止，机械方面的各种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每天繁重的劳动，仍很值得怀疑。这些发明使更多的人过上了同样艰苦和贫困的生活，使更多的制造商和其他人得以发财致富，并提高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发明却至今未按其性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使人类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11[1]

可如今谁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了。走遍整个工业化世界就会发现，如今只有那些进行体育训练的人，才会因为工作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若想看看究竟还有哪些人仍未从机械发明中获益，仍未摆脱艰苦的体力劳动，你只有到某些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找到；或者到那些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如非洲、中东、南美以及近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

[1]转引自胡企林、朱泱等译《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2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译者注

■结论

一个社会若是把平等（即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运用强制力量来追求平等，只能摧毁自由；而且，强制力量，即便最初是为了实现良好的意图才使用的，最终也会为一小撮人所攫取，他们以之来牟取私利。

相反，一个社会若是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那么最终不仅会增进自由，也会增进平等，后者可谓无心插柳之作。虽说平等的增进不过是无心插柳之作，但这绝非偶然。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人们的精力和才能得到了释放，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标。自由的社会防止了专断的压迫，当然，它确实不能防止某些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但是，只要坚持自由，这些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就不会变成制度化的安排，成功者的地位和特权，时时面临着有能力、有雄心的竞争对手的挑战。自由意味着多样性和流动性，只要有自由，今日之穷困潦倒者就有机会成为明日之飞黄腾达者；在此过程中，几乎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能受益，都能享受更加健全、更加富裕的生活。

■注释

1.See J.R.Pole,The Pursuit of Equality in American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51-58.

2.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2 vols.，2d ed.，trans.Henry Reeve,ed.Francis Bowen（Boston：John Allyn,Publisher，1863），vol.I,pp.66-67.（First French edition published in 1835.）

3.Ibid.，pp.67-68.

4.See Smith,The Russians,and Kaiser,Russia：The People and the Power.Nick Eberstadt，“Has China Failed?”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pril 5，1979，p.37，notes，“In China，……income distribution seems very roughly to have been the same since 1953.”

5.Helen Lefkowitz Horowitz,Culture and the City（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6），pp.ix.x.

6.Ibid.，pp.212 and 31.

7.“The Forgotten Man，”in Albert G.Keller and Maurice R.Davis,eds.，Essays of William G.Sumn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vol.I,pp.46-66.

8.Robert Nozick，“Who Would Choose Socialism?”Reason,May 1978，pp.22-23.

9.Wealth of Nations,vol.I,p.325（Book II,Chap.III）.

10.See Smith,The Russians,and Kaiser,Russia,The People and the Power.

11.John Stuart Mill,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9th ed.（London：Longmans,Green＆Co.，1886），vol.II,p.332（Book IV,Chap.VI）.

第6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教育从来都是“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清教徒来到新英格兰之后，便迅速建起各式各样的学校，这些学校开始时附属于教会，后来才为世俗政权接管。伊利运河开通之后，新英格兰山区的农民们纷纷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肥沃的平原地带，他们所到之处，建立起一座座学校，不仅有小学、中学，还有大学。19世纪后半叶，从大西洋彼岸来到美国的那些移民，很多人渴望接受教育。他们大多定居在大都市、大城市里，几乎不放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最初，学校都是私立的，并且上学完全是自愿的。后来，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先是在财政上予以支持，随后便开始建立并管理公立学校。1852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案，不过直到1918年，美国各州才全部推行了义务教育。在20世纪之前，主要都是地方政府对学校进行控制，地方办学，并由地方学校理事会来管理。后来，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里，所谓的教育改革运动便开展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学校所在地，其居民种族构成和社会构成方面的差异过大；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职业教育者应当在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政府规模扩大和政府权力集中已是大势所趋，教育改革运动也随之愈加深入。

广泛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众多公立学校，在培养新移民的认同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避免了社会分化和分裂，具有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因此能够和谐共处。对此，我们一直深感自豪。

可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的教育却出现了问题。家长们抱怨说，孩子接受的教育质量每况愈下，许多人甚至担心子女的身体状况会遭到损害。老师们也在抱怨，说他们面临的教学氛围，往往不利于学生学习。越来越多的教师，都担心自己在学校里甚至课堂上的人身安全。纳税人也在抱怨，说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要说我们的学校教会了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这么认为了。实际上，我们的学校并没有增进人们的认同感，也没有促进社会和谐，相反，却日益成为社会分裂的源头；而社会分裂，却正是学校在早年间竭力防止的。

中小学的教育水平，可谓参差不齐：在一些主要城市的郊区，由于多为富人居住，其学校教育水平也颇为出色；在许多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学校教育水平也差强人意；在一些大城市的市区内，教育水平却极其糟糕。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最为低下，他们甚至根本无法接受教育，这可以说是公共教育最大的败笔。按照政府一贯的本意来说，贫困和受压迫的人群本该是公共教育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这对政府和穷人来说，都是悲剧。”1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已经探讨过一些福利计划的利弊，在后面各章中我们还将继续探讨，我们担心的是，公共教育和那些福利计划一样，都患了同一种病症。早在40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将这种病诊断为“政府过度管制之症”，其病因在于“信念的转变，从前人们认为，若任由那些智慧有限却自以为是的人随意使用无限的权力，那么很快就会出现压迫、反动和腐败……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限制，不论其能力如何超群，品德如何高尚”，而现在人们却认为，“若是一个人统治他人的能力超群，那么就不必对其权力进行限制，而且也不该对政府权力进行任何限制”。2

就学校教育而言，其病症的表现形式便是，学生接受什么样的学校教育，家长根本无法掌控，既不能通过直接向学校交学费的方式来择校，也无法通过参与地方政治活动来干预教育制度。相反，职业教育者的权力却日益扩大了。同时，学校管理日益集权化、官僚化，使教育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尤其如此。与中小学教育相比，大学教育当中，私人市场制度安排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但是，既然整个社会都患了政府过度管制之症，高等教育领域也未能幸免。1928年，高等教育方面，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比上私立学校的还少；到了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就几乎是上私立学校的4倍。由于高等教育的学费主要是由学生自己支付，因此政府运作高等教育进展虽快，但政府为高等教育直接筹资进展得还相对较慢。但即便如此，1978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拨款，还是占了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总经费的一半还多。

政府威权日大，不仅给初等和中等教育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就是对高等教育，其影响也同样消极。政府干预气氛日浓，不论是献身教育的教师，还是一心向学的学生，都认为这对教学来说十分不利。

■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所在

在美利坚合众国刚成立的年代，学校的分布就很广泛了，不仅城市里有学校，而且几乎每个乡镇乃至广大的农村地区都有学校。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都颁布法律明文规定当地必须有一所“公立学校”。但当时大多数学校是靠学生家长出资开办的。当然，各州、县和地方政府也会提供一些辅助性的资助，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家长无力支付学费，一方面也为了弥补学生家长出资之不足。虽然那时的学校教育既非义务教育也非免费教育，却是一种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教育（当然，奴隶除外）。1836年，纽约州公立学校主管在其一份报告中写道：“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年龄在5~16岁的少年儿童，都有学可上，不论他上的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还是专业学校。”3当然，各个州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不论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白人）儿童基本上都有学可上。

到了19世纪40年代，一场学校教育领域的改革便开始了，改革的内容是用免费学校取代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而所谓免费学校，就意味着学生家长不必为其直接支付学费，而是通过纳税这种间接的形式来支付学校的办学成本。E.G.韦斯特（E.G.West）曾对政府在学校教育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考察，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这一改革的发起者并不是那些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的学生家长，而“主要是教师和政府官员”。4力倡免费学校的改革者中，最著名的当数霍勒斯·曼（Horace Mann），《大英百科全书》中曾专门记述其生平，称其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51837年，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成立，霍勒斯·曼担任第一任秘书长；之后的12年里，他领导了一场热火朝天的改革运动，一心要把学校教育转变为由政府资助、职业教育者管理的教育体系。他认为，教育是一件大事，为所有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政府责无旁贷；学校应当推行世俗化的教育，所有儿童不分宗教、社会、种族背景，都应该有学可上；普及性的免费教育，能够使那些家境贫寒的儿童有机会接受教育。“霍勒斯·曼在其向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反复强调……教育是一种很好的公共投资，其回报大于投入”。6不过，这些说法虽然冠冕堂皇，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教师们之所以如此热心地拥护公共教育改革，是因为他们怀有狭隘的利己之心。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更加稳定，薪水更有保证，而且，若由政府而不是家长来出资的话，他们对于学校也将有更大的控制权。

“尽管困难重重，反对的呼声也很高”，但霍勒斯·曼所倡导的教育制度的“主要框架，还是在19世纪中期基本实现了”。7自那以后，大多数儿童便开始在公立学校上学了。只有少数人仍然在所谓的私立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大多是由天主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开办的。

学校教育体系，从主要靠私人办学，转变到主要靠政府办学；其实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有。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教育就应该是国家的责任。”人们看法的转变，在他看来是19世纪的“重大趋势，并且在20世纪后半叶仍然对西方各国的教育事业有所影响”。8有意思的是，这一趋势，在普鲁士始于1808年，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也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但这一趋势在英国开始的时间要晚于美国。“英国沉湎于自由放任主义之魔力，在允许政府介入教育事业这一问题上一直逡巡不前”，但到了1870年，英国还是建立起了一套公立学校教育体系，尽管其初等教育实行义务教育体制直到1880年才建立，而学费直到1891年才普遍取消。9在政府接管教育事业之前，英国与美国一样，其教育也几乎是普及性的。E.G.韦斯特教授力图使大家明白，与美国的情形一样，英国政府之所以接管教育事业，其原因同样不是来自学生家长，而是来自教师、政府官员以及那些好心却办了坏事的知识分子。他的结论是，政府接管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并且使学校教育变得千篇一律。10

美国建立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只不过略微反映了早年间知识分子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体制的不信任。最主要的是，这反映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机会平等这一理想的重视。霍勒斯·曼及其同僚正是触动了人们心中这种深层的情感，因此才得以在教育改革中获得成功。

显然，人们并未将公立学校教育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而仅把它看作“美国式的”。决定这一体制运行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其分权化的政治结构。《合众国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使其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各个州也都把公立学校的控制权留给地方社区、乡镇、小城市以及大城市的区级政府。因此，学生家长能够对政府控制学校进行密切的监督，这就使学校之间原本削弱了的相互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升；同时，这种监督也使广大学生家长的意愿得以贯彻实现。

但是，在大萧条的前夕，这种局面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学校区愈加巩固，教育区愈加扩大，而职业教育者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大萧条之后，广大公众也和知识分子一道，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种种优点，表现出无限崇拜，从而，小规模的学校和地方校务委员会便走向全面衰败。学校控制权从地方社区委员会迅速转移到上级政府部门，由县到市，由市到州，直至不久前转移到联邦政府。

1920年，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当中，83%来自地方资金，联邦政府的拨款不足1%，但到了1940年，地方资金的比重就降到68%，近来更是降到不足50%。而其余的资金主要来自州政府：1920年为16%，1940年为30%，近来则上升到40%多。联邦政府的拨款所占比重仍然不大，但其增长速度很快：1940年不到2%，而近来大约已达8%。

职业教育者既已获得对学校的控制权，那么学生家长对学校的控制自然减弱了。而且，学校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仍然希望学校传授学生读、写、算的基本技能，并向学生传授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除此之外，人们还希望担当起促进社会稳定、促进种族融合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责任，这些责任与学校的基本功能比起来，实在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第4章我们曾经谈到过马克斯·甘芒博士的官僚替代理论，这是他在研究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业的时候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在“官僚体制下……与成本支出增长相伴随的是产出下降……如果整个经济是一个宇宙的话，那么官僚体制就像是宇宙中的‘黑洞’，在吸入资源的同时，其‘释放’的产出却日益收缩”。11

他的这一理论，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美国公立学校日益官僚化和集权化的体制所产生的影响。从1971~1972学年到1976~1977学年这5年当中，美国公立学校专职教师的人数增加了8%，以美元计，平均每名学生负担的费用上升了58%（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为11%）。也就是说，投入显然增加了。

但就在这一时期，学生的人数却下降了4%，学校的数量也下降了4%。如果我们说学校质量方面下降得比数量上更严重，那么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提出异议。事实就是如此，因为从这一时期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来看，其平均成绩下降了，且降幅大于学校数量下降百分比。也就是说，产出显然下降了。

每单位投入的产出下降了，我们是否应该把这归咎于公立学校官僚化、集权化的组织形式呢？确有证据表明，在1970~1971学年到1977~1978学年的7年当中，学校区的数量减少了17%。至于官僚化，同一时期的数据不太容易找到，我们来看略早几年的数据，在1968~1969学年到1973~1974学年的5年当中，学生人数增加了1%，但从事教育的人员数却增加了15%，教师人数增加了14%，而学监的数量却增加了44%。12

学校的问题，并不单单在于其规模大小，不在于学校区的扩大，也不在于各校学生平均人数的增加。毕竟，在产业当中，规模较大通常意味着较高的效率，并且还会带来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改进。美国的产业发展从大规模生产当中得益甚多，大规模生产正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规模经济”。那么，教育产业怎么会是例外呢？

其实教育产业也不例外。问题并不在于教育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有什么区别，而是在于其制度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由生产者做主而消费者无从选择。如果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那么，只有其产品物美价廉，才能为消费者所喜爱，由此企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并且，如果消费者并不认为产品物有所值，那么就算企业的规模很大，它也无法把自己的产品强卖给消费者。通用汽车公司的规模很大，照样生意兴隆；格兰特公司的规模也很大，却难逃破产之厄运。只要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那么企业要想维持其较大的规模，就必须使其生产活动在经济上有效率。

但一般来说，在政治制度安排中，规模的大小就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每个公民都感到他对政府部门决策的控制力量，在较小的社区中要比在大社区中大一些，事实也确实如此。当然，即便在较小的社区中，他的自由选择权也不像购买商品时那么大，但他至少还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且，许多小社区并存的话，他还能选择在哪个社区居住。当然这是一种复杂的选择，会牵扯到很多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部门必须向其公民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务，否则就会被其竞争对手所取代，或者丧失一部分纳税人。

但决策权如果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此时，每个公民都感到他对那些遥远而冷漠的中央政府机关几乎没有什么控制权，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种情况下，若想迁徙到其他社区居住，虽然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就大得多了。

在教育产业当中，家长和学生就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就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权化就意味着企业规模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能力减弱了，生产者的市场力量增强了。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与我们一样，可能也是做家长的，也衷心地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但是，其作为教师、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的利益，与作为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与他们学生家长的利益也是不一致的。教育体制的集权化、官僚化，即便使家长的利益受到损害，却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实际上，正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控制力量，他们才获得了更大的利益。

每当政府官僚集团以牺牲消费者选择权为代价来接管某种事业时，上述现象就会出现。比方说邮政事业、垃圾回收服务，还有我们在其他章节谈到的各种案例等，莫不如是。

在学校教育方面，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人们仍然拥有自由选择权。我们可以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上学，不过这时候我们交了两次学费，为政府开办公立学校纳税算是交了一次，给私立学校交学费时又交了一次。或者，我们可以看看哪里的公立学校比较好，然后搬到那里居住。一些优秀的公立学校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13

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等大都市的城区之内，情况最为糟糕。在这些地区，虽然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学（于是就要交两次学费），但是他们交两次学费确实很困难。他们想到有好学校的地方去住，却没有搬家的经济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主管公立学校的有关政府部门施加影响，不过一般来说很难成功，况且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大城市城区内的居民在教育方面所能享受的服务水平，较其他方面可能更为低下，只有在防止犯罪方面可能还差强人意，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种“服务”形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立学校教育体系本想让所有的孩子掌握同样的语言，接受美国公民社会同样的价值观念，并给所有的孩子以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实际上却加深了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而且导致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市区内每个学生上学的费用往往和较富裕的郊区一样高，但市内的教育质量却相当低。在郊区，所有的钱几乎都花在了教育上；但在市内，大部分经费却用来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为破坏活动做善后工作。某些市内学校的氛围倒更像是一所监狱，而不是一个学习的地方。郊区的家长从其纳税行为中所得到的回报，要比市内的家长多得多。

■中小学教育的代金券计划

即便在大城市的市区之内，学校教育体系也不一定非要是现在这个局面才行。家长控制权略大之处，或者家长仍有控制权之处，学校教育体系也不必非要是现在这个局面。

美国人具有自发行动的深厚传统，这可以提供许多精彩的例子，来说明家长在拥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初等教育方面就有一个例子，这是一所名叫圣约翰·克里索托姆的教会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内最贫穷的地带之一，我们曾到这所学校参观访问过。它的经费来源，一部分来自一个慈善组织（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自愿捐赠，还有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会，剩下的就靠收取学费。学生们都是听从父母的选择，来这里上学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贫苦的家庭，所有的家长差不多都交一定的学费。学生品行良好、渴望求知，教师也都爱岗敬业、尽职尽责，校园里的氛围宁静而祥和。

一些修女担当了学校的义务教师，提供免费的教学服务，但就算是这部分也收取费用，该校每个学生平均支付的费用还是大大低于公立学校的收费水平。但是，学生们的平均成绩比那些公立学校同年级的学生们高出两个等级。这正是因为老师和家长都能够自由选择教学的方式方法。而且，其办学经费不是纳税人的钱，而是来自各种私人渠道。学校的控制权不再由官僚来把持，而是还给了本应拥有控制权的人。

还有一个例子是中等教育方面的，故事发生在纽约哈莱姆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哈莱姆区经常发生暴乱和骚动，由此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十几岁的少年辍学了。对此，一些有心的家长和老师都想设法改变这种现状。他们筹集了一部分私人资金，买下了一些闲置的商店，随后建起了所谓的店面学校。其中最成功、最出色的一所叫作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那些不能用传统方法来教育的学生。

哈莱姆预备学校在硬件设施上并不完善。该校的许多教师没有资格证书，不能在公立学校任教，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教学工作。尽管许多学生行为乖戾，并曾有辍学的经历，但在哈莱姆学校，他们还是得到了自己所期望的教育。

该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有些还考上了名牌大学。不过，哈莱姆预备学校的结局却不尽如人意。最初的危机阶段过去之后，学校便开始面临着缺乏资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随后向该校校长、创始人之一卡彭特（Carpenter）提供资金支持，条件是他要服从委员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卡彭特为坚持办学的独立性和教育委员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后还是屈服了，学校终于为官僚所接管。卡彭特先生说：“我认为，像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办学模式早晚都会失败，并且，在教育委员会僵化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之下，它也无法发展起来……前途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我对其前景并不感到乐观。我说得没错，自从我们归属教育委员会以来，就不是事事如意。当然也不是事事不如意，但不如意之处总要比如意之处多。”

像兴办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私人风险投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面。

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想让知识的学习重新回归课堂，方法之一便是给予学生家长以更大的控制权，让他们向我们这些高收入阶层人士一样，对学校教育拥有控制权。这对当前经济状况较差的父母来说，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与他人相比，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子女所接受的教育更为关注，对子女的能力和需要也更加了解。社会改革者特别是教育改革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学生家长，特别是那些贫穷而又没有多少文化的学生家长，往往对子女的教育漠不关心，并且也没有能力为他们选择教育。这完全是一种无端的侮辱。这样的家长确实很少有为子女做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为了儿女们的幸福，他们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并且也会做出明智的抉择。

当然，有些家长确实对子女的教育不是很关心，而且也缺乏进行明智抉择的能力和意愿。不过这样的家长总归是少数。不幸的是，我们现行的体制在帮助其子女上学这一问题上，无论如何都做得太少了。

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方法便是代金券计划，它既能保证学生家长拥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仍然可以保持目前的教育资金来源。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小学或中学，而且上的是一所公立学校。就全国范围来看，1978年每个纳税人平均要为公立学校里的一名学生支付2000美元。如果你的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改上私立学校，那么你就为所有纳税人省下了2000美元。但你并不能得到这笔省下来的费用，除非这笔钱在所有纳税人当中均分，这样的话分到你手里可能只有几美分。现在你除了为孩子在私立学校交学费之外，还是要纳税，这样算起来，你恐怕还是愿意让孩子上公立学校。

但是，假如政府对你承诺：“如果你的孩子不上公立学校，我们不必为他支付教育费的话，就发给你一张代金券，当且仅当你用它来为孩子交学费的时候，它才能作为一笔现金来使用，当然，你为孩子选的其他学校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的。”代金券上的数目可能就是2000美元。当然，若要你和其他纳税人分享这笔省下来的钱，那么每张代金券的数目就可能少一些，1500美元或者1000美元。但不管是全额退还还是部分退还，这样至少可以减轻家长的资金负担，正是这种负担限制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14

这种代金券计划所体现出的原则，与退伍军人凭着士兵福利券领取教育补贴所体现出的原则是一样的。军人退伍后便可领到一张代金券，虽然只能花在教育上，但他可以自由地选择愿意去的学校，只要该校符合政府部门的规定即可。

我们可以允许也应该允许家长们既能在私立学校也能在公立学校使用代金券，并且，使用代金券也不应该仅限于他们所在的区、市、州的学校，只要学校愿意接受代金券，那么就应该不拘何处皆能使用。这样一来，家长们可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公立学校也就只能通过收取学费来自筹资金（若其全部资金都可用代金券来满足，那就是完全自筹资金；若代金券只可满足部分资金需求，那就是部分自筹资金）。因此公立学校之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便可展开竞争。

代金券计划实行之后，大家还是照样要为教育纳税。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社会有责任提供教育服务，但该计划使家长在子女接受教育这一问题上选择范围更广。目前，为确保人们到私立学校读书符合义务教育法，政府对私立学校设置了许多规章制度，但代金券计划并不影响这些规章发挥作用。

在我们看来，代金券计划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它既不影响学校的筹资，也不影响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我们认为应当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大体说来，一个社会越富裕，其内部收入分配越公平，则政府就越没有必要资助学校教育。除非学校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活动有本质上的差异，否则的话，学生家长总是承担了大部分的费用；而且，家长们为得到同等教育质量所付出的代价，通过纳税这种间接形式，要比通过直接向学校交学费这种直接形式高得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实际上，随着美国的人均收入不断增长，收入分配愈加公平，教育总支出中政府资助的比重却越来越大了。

据我们的推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自然就想在教育上为子女多花点钱，但由于学校是政府管理的，所以大家就难免在政府管理的公立学校上多花钱了。而代金券计划的好处之一便是，它可以促使家长直接出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样一来，人们要是想在教育上多花钱，就可以在代金券不足以交学费时直接以现金来补足。对那些贫困生提供公共资助仍然可以进行，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同于90%的学生都要靠公共资助来上学的情形，因为实际上仅有5%或10%的学生属于贫困生。

义务教育法正是政府对私立学校进行管制的依据。但这义务教育法本身实在是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观念也曾发生过变化。在25年前泛泛地探讨该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这样一部法律，理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没有最起码的文化知识水平，那么就很难使一个民主社会保持稳定”。15我们对此一直坚信不疑，但关于这一段时间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学校教育状况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并不需要义务教育法来保证人们拥有最起码的文化知识水平。因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在实施义务教育法之前，教育几乎已经普及了；英国在实施义务教育法或政府资助学校教育之前，教育也几乎普及了。如同其他大多数法律一样，义务教育法也是有利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它利大于弊了。

我们知道，这种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义务教育法的观点，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显得过于偏激。正因如此，我们在此仅仅给出这一观点，并未寻求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回过头来看代金券计划，这种做法对当前的实践背离得还不很严重。

当前，若想替代地方公立学校，唯一可行的就是教会学校。因为只有教会才有能力对学校提供大规模的资金补贴，而且只有这些得到补贴的学校才能和那些“免费”学校展开竞争（其实是把人家丢掉的产品捡起来再出售出去）。不过，只要代金券计划不会被政府关于“批准”制定的种种烦琐僵化的规章制度所扼杀，那么它就能够提供公立学校的多种替代途径。这样一来，人们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余地就大大增加了。由此，公立学校规模的大小，就取决于它吸引的顾客之多寡，而不再由政府按照地域或生源指标来确定。若是家长们建立非营利性的学校（已有少数家庭这样做了），政府就应当确保他们得到资金援助。各种自愿的组织机构，如素食主义者联合会、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都可以建立学校以招徕顾客。最重要的是，各种新型的私立学校将会兴起，它们能够开发出广阔的新兴市场。

下面我们来简要地看一下代金券计划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对该计划所提出的异议。

教会与政府问题

如果学生家长可以用代金券来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那么这样做是否会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不论这样做是否违反第一修正案，我们采取一项政策，它会加强宗教机构在教育方面的作用，这合适吗？

一般情况下，对各州旨在资助家长把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的法案，最高法院都予以否决；当然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机会对一个既覆盖公立学校也覆盖非公立学校的成熟的代金券计划予以否决。但是，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否决这样一个计划，因为它显然愿意接受一个不包括教会学校在内，却适用于其他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计划。这样一个受限制的计划，要比我们目前的体制好得多，而且与一个完全不受限制的计划相比，也不会差很多。这样的话，与教会有关的学校分成两类便可满足政府的要求：一类是世俗的、独立的学校，可以接受代金券；另一类具有宗教性质，可以看作课余时间的礼拜活动，其经费由教会资金资助或由家长直接支付。

至于其中牵涉到的有关宪法的问题，可交由法院来解决。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代金券应该发放到家长手中，而不是学校手中。根据士兵福利券计划，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上天主教学校或是其他院校；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从未牵涉到违反第一修正案的问题。那些领取社会保障金和福利津贴的人，也可以在教会集市上自由地购买物品，甚至可以将其领取的公共援助捐献给教会，这也从未涉及违反第一修正案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认为，对那些不肯把子女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的家长们进行惩罚（既向私立学校交学费，又照章纳税），这才是真正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精神的，不管律师和法官们如何咬文嚼字搬弄辞藻，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公立学校也在传播宗教思想，虽然不是一种正式的、有神论的宗教信仰，但它灌输的那一套价值观和各种信条实质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宗教。目前的做法剥夺了一些家长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相信公立学校传授的那种宗教，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交纳学费，而要让孩子逃避这种宗教教育则必须花更多的钱。

财政成本

反对代金券计划的第二条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会使纳税人为学校教育负担的成本有所上升，因为对目前正在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上学的孩子们来说，可能要为这部分孩子中的10%提供代金券，这就会带来成本。其实，这只对那些忽视了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的家长所受的歧视的人才成为“问题”。代金券计划的普遍实行，将结束那种用税款来为一部分儿童提供教育，而不管其他儿童的不平等现象。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下面这种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代金券金额大大低于每个公立学校学生的费用，以保持公共费用总额不变。在竞争性的私立学校上花少量的钱，很可能带来比在公立学校上花大量的钱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可以由教会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之低来说明。（名牌贵族学校收费高昂也不值得奇怪，正像1979年“21俱乐部”对它的第21只汉堡包收费超过12.25美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麦当劳以45美分出售汉堡包，或以1.05美元的高价出售一只“大麦克”就赚不到钱。）

欺诈的可能性

谁能确保代金券一定用来给孩子交学费，而没有用来给爸爸买啤酒或给妈妈买衣服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把代金券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已获政府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当中，只允许在这类学校中将它兑换成现金。当然这不能防止所有欺诈行为（因为政府可能把它作为“回扣”送给家长），但是可以把欺诈行为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种族问题

有一段时期，南方一些州为防止白人和黑人享有同等待遇而实施了代金券计划，后来因被判为违宪而废除。防止公立学校在实行代金券计划时采取歧视做法也是非常容易的：政府将只兑换那些没有歧视行为的学校的代金券。研究代金券计划的学者遇到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持有代金券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就有可能增加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从而加剧种族冲突，形成一个日益分裂和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

我们认为，代金券计划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缓和种族冲突，促成一个黑人和白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社会，同时，又将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强迫的种族合校，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这种担心也是很有理由的。如果种族合校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自由选择产生的话，那才是最成功的。非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常常站在消灭种族隔离的前列。

一些公立学校发生暴力行动，仅仅是由于政府强迫人们上指定的学校造成的。只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自由，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无论是穷人家的学生还是富人家的学生，无论是北方学生还是南方学生，都会离开那些不能维持纪律的学校。那些培养无线电和电视技术人员、打字员和秘书或无数其他专业人才的私立学校，很少发生纪律问题。

让其他学校像私立学校那样专业化，共同的利益就将战胜肤色的偏见，实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种族平等。种族平等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代金券计划的实行，将废除为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共同反对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制度。也许人们还会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接送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但这将是自觉自愿的，正像今天接送孩子上音乐课、舞蹈课那样。

黑人领袖不支持代金券计划的态度，是我们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其实，他们的选民从代金券计划中得到的好处最多。这将给予他们控制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力，摆脱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摆脱教育机构的顽固控制。黑人领袖们通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帮助别人也这样做呢？我们怀疑，这是因为代金券计划将使黑人摆脱其政治领袖的控制。这些领袖通常把教育控制看作获得政治支持和权力的来源。

然而，由于向广大黑人群众的子女开放的教育机会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黑人教育家、专栏作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领袖已经开始支持代金券计划。争取种族平等会议已把支持代金券计划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经济等级问题

代金券计划将对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许是研究该计划的人们分歧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立学校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像是一个熔炉，使富人和穷人，本国人和外国人，黑人和白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小社区内，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在大城市里，却几乎全然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和收取的学费同所在地区关系很大，因而造成了居民的分化。所以毫不奇怪，国内大多数名牌公立学校设在高收入居民区之中。

在代金券计划下，大多数儿童很可能仍将就近上小学，而且就近入学的人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因为该计划实施后将不再用校车强迫接送学生。但是，由于代金券计划将使各居民区的组成更加参差不齐，因而某一地区内的学校种类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中等学校的等级几乎肯定要比现在少。侧重某一方面的学校，如艺术学校、理科学校或外语学校，将广泛吸引来自不同居民区的学生。当然，自愿选择仍将严重地影响学生的阶级组成状况，但这种影响将比今天的小得多。

对于代金券计划，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家长是否能够并乐意“添补”代金券金额。如果代金券金额为1500美元，家长可能要另外添上500美元，把孩子送到学费为2000美元的学校。但有人担心，由于广大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家长愿意添补不足的学费，而收入低的家长拿不出钱，结果，代金券计划可能在提供教育机会上造成比现行制度更大的不平等。

这种担心致使一些支持代金券计划的人提议禁止“添补”。16

孔斯（Coons）和修格曼（Sugarman）写道：

私人添补学费的自由，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能接受弗里德曼的计划……无力添补学费的家庭将不得不去上那些代金券之外不再另收学费的学校，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在学费高昂的学校中进行选择。今天全靠私人资金和个人财富进行的选择，明天将会变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反感的特权……这违背了一项基本的价值准则，即任何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必须保证所有家庭的孩子享有同等的上某一所学校的机会。

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在一项允许添补学费的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下，穷困家庭的处境可能要比他们今天的处境强一些。然而，不论该计划将使这些家庭的教育得到多大改善，政府有意识地资助经济分离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计划，那我们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热情。17

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平等主义的一个例证：宁让父母把钱花在放纵的生活上，也不让他们把钱用在改善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这种观点在孔斯和修格曼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曾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以牺牲个别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的平等的许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腐败，不论其本质上有任何好的东西。”18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代金券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代金券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混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从而赞成有限的代金券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尝试无限制的代金券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代金券制度将导致“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往往小看贫穷家长的又一证明。即使最穷的父母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攒几个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尽管这笔钱不足以支付目前公立学校的全部学费。我们估计，穷人家庭也会像其他人家一样添补学费，尽管添补的数额可能较小。

如前面指出的，我们认为一项无限制的代金券计划将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制度非改革不可，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注定了市内的许多孩子过贫穷悲惨的、行凶犯罪的生活。这项计划还将摧毁现行经济分离的大部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提供这种见解的全部根据，但只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早先的一个论断，就能显示我们的看法的合理性：在各经济集团所获得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除防范犯罪行为的保护措施外）中，有比教育质量差别更大的东西吗？对各种不同经济集团开放的超级市场，是否像学校一样在质量上差异那么显著？代金券计划几乎丝毫不会改善为富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却可以适当地改善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同时极大地改善为穷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穷人得到的好处，将大于某些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能够避免为孩子缴纳双重学费而得到的好处。

对新学校的怀疑

代金券计划会不会只是一种空想呢？现在的私立学校几乎都是教会学校或精英子弟学校。代金券计划会不会只补贴了这些学校，结果把大量的来自贫民窟的学生留在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会出现新的学校呢？

理由便是，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目前，市、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中、小学上的支出将近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比人们每年在餐馆和酒吧里消费食品和饮料的钱多出1/3。花在餐馆和酒吧里的钱，就足以为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人开办足够的、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那么花在学校教育上的钱（甚至它的一部分）必定足以开办足够的、各式各样的学校。

代金券计划将开辟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来自公立学校或其他职业的许多顾客。在同各类人谈论代金券计划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说，“我一直想去教书（或办一所学校），但我不能忍受教育机构的官僚主义、烦琐的办事程序和公立学校普遍的思想僵化。如果实施你的计划，我愿意试着办个学校”。

很多新学校将由非营利组织来办，其他的则由营利组织来办。对于未来学校工业的最终结构，现在尚无法预言。这将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只有那些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学校才会生存下去，正如只有满足顾客需要的餐馆和酒吧间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样。竞争将确保它们满足顾客的需要。

对公立学校的影响

把管理学校的官僚的花言巧语同实际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宣称，代金券计划将会断送公立学校体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公立学校体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和基石。但他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没有列举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公立学校体制取得了预想的结果——不管早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办得那样好的公立学校会害怕私立学校的竞争；如果公立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它“垮台”。

其实，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来自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目前，在共同利益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小地方，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小学，还是办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最全面的代金券计划也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多大影响。公立学校将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或许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而使它有所改善。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办得十分糟糕的城市贫民窟内，大多数家长无疑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

这将引起一些过渡性的困难。那些最关心子女幸福的家长很可能首先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去。尽管他们的孩子并不比剩下的孩子更聪颖，但他们将受到更多地鼓励去念书并有着更有利的家庭支持。结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公立学校只剩下一些“渣滓”，他们受到的教育从质量上来说可能比目前还要糟糕。

随着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整个教育质量将极其迅速地提高，以致最差的学校在绝对质量上也会有所改善，尽管相对水平还是低的。正如哈莱姆预备学校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所表明的，在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不是使人们互相仇视，对一切都淡漠无情的学校，许多原来的“渣滓”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正如亚当·斯密在200年前所说的：

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哪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的干涉……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19[1]

[1]此段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24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译者注

■实行代金券计划的障碍

在25年前，我们首次提出代金券计划，以之作为解决公立学校体系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自那以后，支持这一办法的人不断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对此表示赞成。20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研究会，都对代金券计划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和资助，并且为试行代金券计划提供资金。1978年，密歇根州为通过一项有关代金券计划的宪法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支持在1980年对有关代金券计划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代金券计划。21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一些法案，要求对家长交给非公立学校的学费纳税额给予某种程度的信用赊欠待遇，这些法案好几次都差点通过。尽管这些法案本身并非代金券计划，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代金券计划的变体；之所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是因为赊欠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法很难把没有能力（或几乎没有能力）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要在学校教育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马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正是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障碍。正如E.G.韦斯特教授所说，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特殊利益集团在建立公立教育事业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对代金券计划进行任何研究、探索或试验，他们都坚决反对。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B.克拉克（Kenneth B.Clark）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起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效率所必需的改革似乎很难有所进展，尽管从道理上来说这种改革绝对应当进行……要想知道教育部门为何能拥有抵制这种改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公立教育体系是一个受保护的垄断领域，来自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竞争极为有限。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像我这样的严厉批评者，几乎没有谁敢对目前公立教育的组织状况提出任何质疑……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与规则提出质疑，不敢过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无须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仍然能够得到州政府的补贴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贴，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那么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了极限——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22

虽然联邦政府对代金券计划提供资助，但教育部门随后做出的反应，恰恰证明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很多地区采取了初步的行动，而且都颇有成功的希望。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地区的计划获得了成功。我们最为了解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因为我们亲历了这一过程。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P.比特本德（William P.Bittenbender）全力推行这一试验。各种条件似乎都很有利，联邦政府拨了款，计划定得很详细，进行试验的地区也选好了，家长和行政官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各个学校的负责人（还有其他头头脑脑）却开始挨门挨户地进行游说，说服各地区退出这一试验，于是整个探索便宣告失败了。

阿卢姆罗克地区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一场试验，但要说它是检验代金券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的一场试验，恐怕不合适。这是因为，试验仅限于少数几所公立学校，而且在资金来源方面，除政府拨款外并未接受家长或其他人的资助。建立了许多所谓的微型学校，其课程设置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3年学。23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Don Ayers）所说：“可能最有意义的事情便是，教师第一次拥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学生所需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克科兰学校的课程设置不予干涉。对于学校事务，家长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他们经常出席学校的各种会议。此外，如果家长看中了另一所微型学校，那么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十分有限，但由于家长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因而还是对教育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克科兰学校在当地的排名从第13名上升为第2名。

但是现在，这场试验已经结束了，像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正是教育部门的百般阻挠使其半路夭折。

在英国，改革也遇到了同样的抵制。英国有一个叫作“选区教育代金券试验之友”的组织，其影响力非常大，该组织在英格兰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花了4年的时间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教育部门却极力反对。

肯特郡阿什福德学校校长、当地教师联合会秘书长丹尼斯·吉（Dennis Gee）的一番话，明白地道出了职业教育工作者看待代金券计划的态度。他说：“在我们看来，这项计划是设置在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手里拿着这张汗津津的小纸片（即代金券）来找学校，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我们之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事，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为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种市场上的交易哲学，恰恰是我们反对的。”

换句话说，丹尼斯·吉反对让顾客（在这里便是家长）决定孩子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希望让官僚们来决定。

丹尼斯·吉说：

我们通过管理机构向家长负责；通过巡视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陛下的检察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都是内行和专家，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家长并不完全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这些人接受的职业训练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做我们的工作。

不用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对此持有异议。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儿子到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上学，竟与官僚们斗争了整整一年。莫里斯·沃尔顿（Maurice Walton）说：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家长丝毫没有选择的自由。究竟怎样才对他们有好处，居然要听老师们的话。有人对他们说，教师从事的是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我认为，如果实行代金券计划，将使教师和家长走到一起，使他们结合得更加紧密。为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孩子从办学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学好的学校去……如果一所学校校风不正，纪律松弛，学生无心读书，专事破坏公物，那么它便会因此而倒闭；但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教师们都说，代金券计划就好比一把架在脖子上的刀，对此我能够理解，但此前他们又何尝不是把这把刀架在家长的脖子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工作很不满意。教师就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烦我！这可能就是某些教师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代金券计划以后）情形颠倒过来了，家长们能够气势汹汹地对教师说话了：你们要卖力地工作，别让我们的钱花得不值，学校事务我们也要管得多一些。

尽管教育部门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代金券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某种方式得到采纳。我们认为，教育事业的前景要比福利事业乐观得多，因为教育关系到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与消除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相比，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在我们看来，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给予家长以更大的选择权。虽然代金券计划一再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

■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

当前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问题一样，也是双重的：既有质量问题，又有平等问题。当然，由于高等教育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从而质量和平等两个方面的问题与初、中等教育也大不相同。法律没有规定某人必须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对那些愿意继续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决定读哪所大学方面，他们可以进行广泛的选择。广泛的选择减轻了质量问题，但加剧了平等问题。

质量

由于没有人会违背自己的意愿（或其家长的意愿）去一所不愿意去的大学读书，因此，任何一所大学要想开办下去，就至少要在最低限度上满足学生的要求。

这里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官办学校收取的学费较低，其学生就是二等顾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纳税人花钱资助的，是一种慈善救助对象。这一特点，对学生、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行为都会有所影响。

收取学费较低就意味着，市立或州立高校吸引的年轻人当中，除了那些真心实意想接受教育的学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男女青年。这些人来这里是因为学费较低，解决住宿、伙食还有补贴，最重要的是，能够和许多年轻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前一段愉快的休憩时光；上课、考试和混过及格线，仅仅是为获得其他好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来上学的主要理由。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退学率很高。例如，在国内公认的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被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完成了全部学业，而这个比例在官办大学中还算是比较高的。当然，有些学生退学后又上了其他院校，但这对整个局面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导致的另一结果是，课堂上的气氛往往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能激发学习的热情。当然这种情况也并非千篇一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和教师。无论在哪个学校，真心实意想学习的学生和真心实意想教书的教师，总可以想办法凑到一起来实现彼此的目标。但是，同上述情况一样，相对于学生浪费的时间和纳税人浪费的钱来说，这种情况产生的积极作用极为有限。

在市立和州立大学中，不是没有勤奋好学的学生，也不是没有优秀的教师。但是，在许多卓有声望的官办大学当中，对大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奖励制度是不利于本科教学的。大学教师们要靠科研活动和出版成果来获得提升，行政管理人员要靠从州立法部门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拨款来获得提拔。由此结果便是，甚至连最有名的州立大学，如洛杉矶和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都不以其本科教学质量闻名。这些大学的声望是靠培养研究生、科研和体育运动得来的，因为只有这些活动才能给它们带来回报。

私立大学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些学校的学生需要交纳很高的学费，这些学费即使不足支付绝大部分教育费，也足可支付相当一部分教育费。学生交学费的钱有靠家长给的，也有靠自己打工挣的，还有靠贷款和奖学金的。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是一等顾客，他们要想得到教育就必须花钱，而且花钱就要花得值。

学校出售的是教育服务，学生购买的也是教育服务。与大多数私人市场的情形一样，买卖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来为对方服务。如果某所大学不能提供学生所期望的教育服务，那么学生就会转而上别的大学。学生想得到他们所付学费的全部价值。正如达特默思学院（一所颇负盛名的私立高校）的一位大学生所说：“平均下来，听一次课就要花35美元，而35美元可以做许多事情，想到这一点，你肯定会去上课的。”

由此一个结果便是，私立大学完成学业的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率，远高于公立大学。这一比率，达特默思学院为95%，而洛杉矶加州大学仅为50%。达特默思学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学中可能是较高的，正如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比率在官办大学中也是较高的一样。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差距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如此描述私立大学有些过于简单了。除教育服务之外，私立大学还出售另外两种产品：纪念物和科研工作。私立大学的大部分建筑和教学设备都由私人个体和私人基金会捐助，而且教授的薪金和奖学金也多由他们捐助。大部分科研经费来自捐赠、联邦政府拨下的专款或其他各种来源。捐赠者之所以愿意捐款，是因为想促成某件事情，他们认为促成这件事是值得的。另外，以个人命名的一栋建筑、一个教授职位、一种奖学金都可以用来纪念某个人，因此我们称其为纪念物。

出售教育服务和出售纪念物结合在一起，恰说明了自愿协作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被人们大大低估了。通过市场上的自愿协作，可以驾驭人们的自利之心，使其为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亨利M.莱文（Henry M.Levin）在谈到高等教育的筹资问题时写道：“是否真的能靠市场来资助古典文学系，或其他各种艺术及人文学科的教学活动？这恐怕是值得怀疑的。当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学科可以促进知识和文化进步，从而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广泛的影响。但是，使这些学科教学活动得以开展下去的唯一办法，或许只能依靠直接的社会补贴。”24他所谓补贴指的就是政府拨款。莱文先生显然错了，因为广义的市场，一直在支撑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只是对出资者当下的私利有益，才使其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太太欲使其丈夫更有声望。她（或旁人）是否会认为，以其丈夫的名字为某一大型企业（可能这正是其丈夫真正的纪念物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新建的工厂命名，就足以使其更有声望呢？显然，她和旁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如果这位太太出资，为某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使其丈夫真的更具声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做相当于提供了一种社会服务。

私立大学就好比是一个合资企业，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与生产教育服务、纪念物和科研成果。他们当然是顾客，但同时也是雇员。在纪念物和科研成果的出售方面，学生们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而也就间接为学校赚得了教学资金，当然他们也以获得教育服务的形式享用了部分教学资金。这又是一例，说明自愿协作的方式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微妙。

许多名义上的官办高等学校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它们收取学费，之后向学生出售教育服务。它们也接受各种捐赠资金用以建造教学楼或图书馆，同时也出售纪念物。它们也同政府部门或私人企业签订科研协议。很多州立大学得到了大量的私人捐赠，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的印象是，一般来说，凡是办学质量越高的学校，市场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

平等

在说明为什么应该用税收资金来资助高等教育事业时，理由通常有二。一个就是前面说过的，莱文先生提出来的，高等教育除了给大学生本人带来好处之外，还能够产生“社会收益”。再有一个理由便是，之所以要政府来资助高等教育事业，是为了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社会收益　当初，我们第一次探讨高等教育问题时，对上面第一条理由曾深表同情，但现在我们不会再同情这条理由了。一直以来，我们都力图引导人们搞清楚其所谓的“社会收益”到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答案几乎总是很蹩脚的经济学理论。人们都说，如果更多的国民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训，那么整个国家便会因此受益；为获得这种技能的提升而进行投资，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受过良好的训练，那么其他人的生产率也会因之提高。这些说法当然都不错，但哪一条都不足以成为对高等教育给予补贴的正当理由。因为这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实物资本（即机器、厂房等），但是，没有谁会据此推论说，应该用税金对通用汽车公司或通用电气公司的资本投资给予补贴。如果说接受更高的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某人要想提高自己的经济生产率，完全可以努力赚更多的钱来购买高等教育，个人的自利之心足以激励他去接受更多的教育。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自会使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人们的个人利益，这样做是违背社会利益的。只有大学里那些多余的学生，即那些只愿意到有补贴的大学上学的学生，才觉得自己得到的收益小于所付出的成本，得不偿失。否则的话，他们就愿意自己掏钱交学费了。

关于什么是“社会收益”，偶尔也有比较符合经济学理论的答案，但支持其结论的往往都是些主观臆断，而非客观的论据。最近的一个答案，见于一系列研究报告中，这些研究报告来自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一个高等教育委员会。在一份题为《高等教育：谁出钱？谁受益？该谁出钱？》的研究报告中，该委员会对所谓的“社会收益”进行了归纳总结。报告所列举的社会收益中，有一项我们在上面一段文字已经讨论过了，即受教育者本人得到的收益似乎便是旁人的收益，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经济学论点。但报告中也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好处，声称如果这些好处确实存在的话，将会给那些并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带来收益，由此便可证明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是有道理的。所谓的好处有：“普遍的知识进步；民主社会的更大的政治效能；由于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能；对文化遗产更有效的继承和发展。”25

不过，卡内基委员会至少简单地提到了“高等教育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这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了，尽管所列举的例子不过是“当前博士学位泛滥所引起的个人挫败感（当然这只是一种针对个体的影响，还未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影响），过去校园里的骚乱引起的公众不悦”之类。26大家应当注意的是，报告中列举的好处和“消极后果”，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并且都带有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一大批找不到专业对口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源。同样的道理，在美国，“校园混乱”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恐怕不能说仅仅是（或主要是）“公众不悦”吧？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对大学的治理、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以及对“通过……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但这些居然都被该委员会一古脑地说成是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任何公共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27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耗资巨大的专项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估计它们的重要性；也没有粗略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金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该委员会心安理得地做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算出个人和社会从私人与公共成本中得到了多少收益。”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而明确地主张继续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这种补贴早已非常庞大了）。

在我们看来，这一主张纯属特殊利益集团为自己谋私利的借口。卡内基委员会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领导，包括科尔在内，共有18名成员担任委员会委员。其中，有9人现任或曾任高校校长，有5人任职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相关部门，其余4人曾在大学董事会或评议会里工作过。若是企业家们打着自由企业的旗号，向华盛顿当局请求关税、配额或其他方面的优惠条件时，学术界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生意人是在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请愿，从而会对其嗤之以鼻。假如一个钢铁产业委员会的18名成员中有14人来自钢铁产业，而它又建议政府对钢铁产业增加补贴，学术界将会做何评论呢？但我们至今还未听到学术界对卡内基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发表过任何言论。

教育机会均等　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是通常为使用税金资助高等教育辩护的主要理由。卡内基委员会就说：“为了使教育机会尽可能地均等，我们赞成让公众暂时为教育多付一些钱。”28卡内基基金会也说，“高等教育是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它越来越为出身贫寒的人、妇女和少数群体所拥护。”29

这一目标很不错，所阐述的事实也都符合实际，但是二者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卡内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的一组简单统计数字说明了问题：1971年入私立大学的学生中，20%来自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家庭；17%来自收入在5000~10000美元的家庭；25%来自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换句话说，私立大学为来自家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青年男女提供了比官办大学更多的机会。30

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出身于中、上等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两三倍，而且，这些人往往都去读那些耗资较多、学制较长的大学（通常读四年制的学院或大学，而不读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结果便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受益最多。31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较好的人。

这里有两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份是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它们说明了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从面向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的程度。

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把四个收入阶层中的每个阶层在1967~1968年度中从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与他们以纳税形式所花的钱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得到了净收益，这个阶层得到的好处比他们付的钱多60%。最下面的两个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40%；中等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20%以上。32

1964年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令人吃惊的重要结论，不过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它所比较的是有子女在公立大学读书的家庭和没有子女在公立大学读书的家庭。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得到了相当于他们平均收入1.5%~6.6%的纯收益，得好处最多的是那些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而且平均收入最高的家庭。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平均收入最低，而且还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8.2%资助高等教育。33

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产阶级’……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34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即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

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法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高等教育的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钱。如果是政府经营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虽然确实应该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但目前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将附带论述一项代替政府出资的、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方案——高等教育代金券计划。

政府出资的替代办法

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的做法是有缺陷的。有些人干得很好，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最终只能挣得有限的收入，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教育上花钱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新建立的小企业进行投资。资助这种企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提供固定数额的贷款，而是对其股本进行投资，即“买进”某企业的股票，将来按股分红。对于教育来说，就是“买进”某人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规定部分还给投资人，投资人就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采用这种方法，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按这种方式签订个人合同虽然在法律上似乎没有障碍，却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我们猜测，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的期限很长，实施起来费用高，困难多。

在25年前（1955年），我们提出过一项计划，建议通过某一政府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所谓“资本投资式的”资助：

该机构可以向任何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或帮助他们筹集上学所用的资金。它将在规定的年限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条件是所提供的资金必须用于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反过来，个人将同意从他未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偿还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偿还给政府的钱可以很容易地与所交纳的所得税结合在一起，因而额外牵涉到的行政管理费是非常少的。偿债基额应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平均收入相等；每年应偿还的数额要仔细计算，以使整个方案能自给自足。这样，实际上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投资金额就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了。35

最近（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作“教育机会银行”。该小组是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组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拉德R.扎卡赖亚斯（Jerrold R.Zacharias）教授。它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和为使其能够自足自助所需要的费用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36该计划遭到了“州立普通大学及农业大学联合会”的猛烈攻击，想必本书读者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的谬说”的一个极好例证。37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13条建议，其中第13条提议建立一所“全国学生信贷银行”。该银行将提供长期贷款，偿还条件将部分地取决于届时的收入情况。该委员会说：“……我们认为，全国学生信贷银行不同于教育机会银行，它为学生提供补助金，而不是全部教育费用。”38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高等教育代金券计划

在用税金补贴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就是前面谈到的在中小学采用的代金券计划。

让所有官办学校根据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全部费用来收学费，从而在平等的条件下与非官办学校竞争。用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的人数除以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全部税金，所得的数目便是每一张代金券的金额。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教育机构使用代金券，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需要补贴的学校。如果申请得到代金券的学生人数超过现有代金券的数目，就以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来分配代金券，如根据考试测验的成绩、体育才能、家庭收入或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标准来分配。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大致上与美国军人法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的做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军人法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所有退伍军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做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绝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代金券计划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39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订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项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大变化是，联邦政府在为高等教育筹资方面的作用增大了，特别是，对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教育机构的管制活动增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管制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这些管制活动是打着增进公民权利的旗号采取的所谓“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高等教育的前途居然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真可以说是“果报不爽”。学术界曾极力主张政府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自己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如成本高昂，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干预活动自身固有的反动性等。此时，他们成了自己早先的信仰的受害者，成了从自身利益出发继续仰仗于联邦政府的受害者。

■结论

通常，我们习惯于把“受教育”和“上学”当成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一下这两个词的含义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仔细揣摩一下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非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开国先贤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位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自由的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代金券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代金券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金的分配更加公平。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而非实施和管理这些计划。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加完善的意义。

■注释

1.Leonard Billet,The Free Market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Reform,Rand Paper P-6141（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1978），pp.27-28.

2.From The Good Society,as quoted by Wallis in An Over-Governed Society,p.viii.

3.Quoted by E.G.Wes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Public School Legisl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0（October 1967），pp.101-28，quotation from p.106.

4.Ibid.，p.108.

5.注意这里有个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公共的”和“政府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公用事业”“公共图书馆”等，意思并不一样。在学校教育方面，哈佛大学难道哪方面不如马萨诸塞大学那样“公共”吗？

6.Ibid.，p.110.

7.R.Freeman Butts,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7（1970），p.992.

8.W.O.L.Smith,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7（1970），p.988.

9.Ibid.，pp.988-989.

10.E.G.West,Education and the State（London：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65）.

11.Gammon,Health and Security,p.27.

12.我们要感谢赫勃特·洛布森兹（Herbert Lobsenz）和辛西亚·萨沃（Cynthia Savo），他们整理出了《市场数据汇集》，我们从《市场数据汇集》的“教育数据库”中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

13.确实，许多这种公立学校可以说实际上是赋税漏洞。如果上私立学校，学费是不能减免联邦所得税的。公立学校是用地方税收资助的，因而不必纳税。

14.One of us first proposed this voucher plan in Milton Friedman，“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in Robert A.Solo,ed.，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5）.A revised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is Chapter 6 of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5.Ibid.，p.86.

16.See Christopher Jencks and associates,Education Vouchers：A Report on Financ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by Grants to Parents（Cambridge,Mass.：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December 1970）；John E.Coons and Stephen D.Sugarman,Education by Choice：The Case for Family Contro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17.Coons and Sugarman,Education by Choice,p.191.

18.Ibid.，p.130.

19.Wealth of Nations,vol.II,p.253（Book V,Chap.I）.

20.例如“争取教育自由公民会”、“全国争取个人教育权利协会”。

21.“教育代金券研究会”1979年5月正式成立于密歇根州。

22.Kenneth B.Clark，“Alternative Public School Systems，”in the special issue on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of the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38，no.1（Winter 1968），pp.100-113；passage cited from pp.110-111.

23.Daniel Weiler,A Public School Voucher Demonstration：The First Year at Alum Rock,Rand Report No.1495（Santa Monica,Calif.：The Rand Corporation，1974）.

24.Henry M.Levin，“Aspects of a Vouch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Occasional Paper 72-77，School of Education,Stanford University,July 1972，p.16.

25.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Who Pays?Who Benefits?Who Should Pay?（McGraw-Hill,June 1973），pp.2-3.

26.Ibid.，p.4.

27.Ibid.，p.4.

28.Ibid.，p.15.

29.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More than Survival：Prospect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 Period of Uncertainty（San Francisco：Jossey Bass Publishers，1975），p.7.

30.Carnegie Commission,Higher Education,p.176。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Table 14，U.S.Census Reports Series P.20 for 1971，no.241，p.40.我们在计算时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不包括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5000~10000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入高于10000美元的家庭为25%。

31.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1971年在校的18~24岁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10000美元家庭，虽然在这一年龄组，来自这些高收入家庭的人只占40%。以上数字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它们计入了同配偶生在一起的已婚学生。在公立院校学生中，只有9%来自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家庭，虽然在18~24岁的人口中，有18%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将近65%的未婚学生来自收入高于10000美元的家庭，虽然在18~24岁的人口中，只有50%多一点的人属于这些家庭。顺便提一下，关于本注释和前一个注释，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卡内基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列举数字时，甚至没有说明它把已婚的和未婚的学生无区别地混在了一起，而这样做显然使结果偏低，未能充分说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实际上是使收入从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

32.道格拉斯M.温德姆（Douglas M.Windham）曾两次估算了四个收入等级在1967~1968年从公共高等教育中得到的好处和由此遭受的损失。按他的估算，收入转移的程度较小，其估算结果如下：

33.W.Lee Hansen and Burton A.Weisbrod,Benefits,Costs,and Finance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Chicago：Markom Publishing Co.，1969），p.76.表中第5行的数字是我们计算的。注意：第3行有关赋税的数字，与佛罗里达州的数字不一样，包括所有赋税，而不只是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赋税。

34.Carnegie Commission,Higher Education,p.7.

35.Originally published in Milton Friedman，“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and reprinted in slightly revised form in Capitalism and Freedom；q uotation from p.105 of the latter.

36.Educational Opportunity Bank,a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o the U.S.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August 1967）.Supporting material was presented in K.Shell,F.M.Fisher,D.K.Foley,A.F.Friedlaender（in association with J.Behr,S.Fischer,K.Mosenson），“The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Bank：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 Contingent Repayment Loan Program for Higher Education，”National Tax Journal,March 1968，pp.2-45，as well as in unpublished documents of the Zacharias Panel.

37.For the statement of the association,se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versities and Land Grant Colleges,Proceedings,November 12-15，1967，pp.67-68.For the Smith quotation,Wealth of Nations,vol.I,p.460（Book IV,Chap III），where the reference is to traders seeking government protection from foreign goods.

38.Carnegie Commission,Higher Education,p.121.

39.Quoted from Capitalism and Freedom,pp.99-100.

第7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我们要生存、要吃饭，当然不能仰仗他人的恩惠，但是我们能否全然仰仗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呢？对此，许多经济学家、哲学家、改革家和社会批评家给出了他们的回答：不能。因为，卖主出于利己之心，会欺诈消费者；他们利用消费者的良善和无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他们还会劝诱消费者购买那些本不需要的东西。而且，有些批评家还指出，如果我们完全依赖市场的话，那么其后果不仅会影响到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之人，而且还会对交易之外的人造成影响。比方说，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我们的食品安全，等等，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这些批评家提出，必须以其他制度安排来弥补市场之不足，由此才能保护消费者免受自身单纯无知之害，保护消费者免受唯利是图的卖主之害，并且保护我们所有人免受市场交易活动的外溢毗邻效应（即经济学中所谓的外部效应）之害。

这些对“看不见的手”进行的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们在第1章中也谈过这一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提出或采用的各种旨在弥补市场之不足的制度安排，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其目的；或者换句话说，人们所提出的救治方案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否真的要比问题本身带来的后果更加可取。

这一问题与当前的形势尤为密切相关。在过去的20年里，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参议员埃斯特斯·凯佛威尔（Estes Kefauver）对药品行业进行了调查；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批评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科维牌轿车“无论开得快慢都不安全”，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一场政府干预市场的运动。打着保护消费者的旗号，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在1824年成立了陆军工程兵团，1887年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1966年又成立了联邦铁路管理局，这些由联邦政府建立的、旨在监管经济活动的管理部门，尽管在其规模范围、重要程度和目的意图方面各有不同，但几乎都是对某一行业进行监管，并且拥有明确的权力。自从州际商务委员会建立以来，保护消费者（首先是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便成了社会改革家们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

罗斯福新政之后，政府干预市场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截至1966年，32个政府监管部门当中，有一半是1932年（这一年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建立起来的。不过总的来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是比较温和的，并且仍然采取分行业干预的模式。美国在1936年设立了《联邦纪事》，记录所有的管制条例、听证实录，以及与监管部门相关的其他事宜。刚开始的时候，《联邦纪事》的内容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后来就迅速膨胀起来。1936年时，它只有3卷2599页，放在书架上有6英寸[1]宽；到1956年，变成了12卷10528页，放在书架上有26英寸宽；到了1966年，它又增至13卷16850页，在书架上占到36英寸。

随后，政府在管制经济活动方面，出现了真正迅猛的扩张。接下来的10年当中，新成立的监管机构至少有21个之多。而且，这些管制和干预不再局限于某一行业，而是涵盖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环境问题、能源的生产与分配、产品安全、职业安全等。新近成立的各种监管部门，除了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保护其免受卖主的剥削之外，最主要的是关心消费者的身心安全和健康，使其不仅免受卖主之害，而且免受其自身的善良和无知之害。1

政府用于新老管制机构上的支出也出现了迅猛的增长，1970年这些支出总计不到10亿美元，到1979年便增长到大约50亿美元。在这一时期内，物价总体上大约翻了一番，但政府在管制机构上的支出却达原来的5倍还多！各种管制机构中政府官员的数量，达原来的3倍，从1970年的28000人增至1979年的81000人；至于《联邦纪事》，则从1970年的17660页增至1978年的36487页，放在书架上有127英寸宽，足足占了10英尺！

在这10年当中，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大幅放慢。1949~1969年，私人企业的人均小时产出（这是衡量生产率的一个简便而又全面的指标），年均增长率超过3%；在接下来的10年里，该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不足过去的一半；而且，到这10年末尾的时候，生产率实质上是下降了。

我们为何要把这两种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呢？一种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持空气和水的清洁；一种是如何有效地组织我们的经济活动。二者既然都是好事，怎么会相互冲突呢？

答案是，过去20年来所开展的各种运动，如消费者运动、生态运动、回归田园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品运动、保护野生动物运动、人口零增长运动、“小即美”运动、反核武器运动等，尽管其宣称的目标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反增长的。这些运动都反对新的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然资源。在这些运动的影响之下，各种管制机构应运而生，从而给各行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各行业只能为满足政府日益烦琐而又广泛的各种要求而支付成本。在这些监管部门的干预之下，某些产品不准销售，或根本就不准生产；监管部门还要求各行业在一些非生产性领域投资，并且由政府官员来规定投资方式。

到目前为止，政府干预已经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而今后可能会更加严重。正如伟大的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制造第一台核动力发电机只用了18个月，而现在却要12年，这就是进步。”对纳税人而言，由管制导致的直接成本仅占管制总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各行业中的企业和消费者为了遵守监管部门的管制规定，要支付大量的成本，相比之下，政府每年支出的50亿美元就显得非常捉襟见肘。据保守的估计，这些成本大约为每年1000亿美元。而且，选择范围受限、产品价格升高这些后果，也是管制活动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这些成本我们还没有考虑进来。

政府角色的转变，是伴随着公众日益接受政府干预的理念而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说，正是因为公众日益接受了这样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又如此冠冕堂皇罕逢敌手，才导致了政府角色的转变。大家不妨想一想，当前究竟是哪些产品或服务令我们最不满意，究竟是哪些产品或服务多年来一直无甚改进，那么邮政服务业、中小学教育、铁路客运这些服务业就可能高居榜首。大家不妨再想一想，哪些产品或服务最令人满意，改进程度最大，那么名列前茅的产品和服务恐怕就是日用器具、电视机、收音机、高保真音响设备、计算机，还有超市和购物中心。

凡质量低劣的产品，都是由政府或政府管制的行业制造出来的。凡是优质产品，都是由私人企业生产的，而它们都很少受到政府干预，或者干脆就没有政府干预。然而公众（或公众中的大部分人）被灌输的却是这样的理念，即质量低劣的产品是由私人企业生产的，因此我们永远都需要警惕性极高的政府工作人员替我们把关，免得某些企业利用消费者对产品的无知、对商家的信任和容易上当受骗的特点，把那些不甚安全、华而不实的产品兜售给消费者，并且寡廉鲜耻地索要高价。这种政府对公众进行灌输和说服的公共关系运动开展得十分成功，从而对那些提供邮政服务的人，我们居然打算把生产和分配能源这项更为重要的任务也交给他们去做。

拉尔夫·纳德对科维牌汽车的批评，可能是这场不信任私人产业产品运动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该事件向人们表明了这场运动的实际情况，也使人们认识到这场运动是多么荒谬。纳德对科维牌汽车进行抨击，说它以任何速度行驶都不安全，应广大公众的呼吁，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成立了。纳德发出批评之后大约过了10年，该机构终于开始对科维牌汽车的性能进行检测，由此揭开了整个事件的序幕。该机构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对科维牌汽车和其他同类交通工具的性能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检测结果表明，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1960~1963年间生产的科维牌汽车的性能相当不错”。2如今，科维车友俱乐部已经遍布全美，科维牌汽车已经成了收藏家们的收藏对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那些消息灵通人士，仍然认为科维牌汽车“以任何速度行驶都不安全”。

要想知道政府管制下免受竞争的产业，与竞争激烈的私人产业之间有何不同，只要看一看铁路业和汽车业即可，这两个行业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例证。铁路业和汽车业都服务于同一市场，并且最终提供的是相同的服务，即运输。但铁路运输业发展落后，效率低下，且长期以来在技术上并无重大革新，唯一值得一提的改进便是以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就货车车厢来看，如今以内燃机车拖动的车厢，与早先蒸汽机车拖动的车厢相比，几乎毫无差别。至于火车客运服务，与50年前比较起来，其列车时速更慢，服务质量更差。目前铁路运输业处于亏损状态，面临着被政府接管的命运。相比之下，汽车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得以自由地推动技术创新，从而迅速发展起来。汽车业经历了几次大的技术飞跃，接二连三的技术创新，使得50年前的汽车早就退出历史舞台，只能进入博物馆供人缅怀了。汽车业的发展，首先受益的是消费者，当然产业工人和投资者也会受益。这些变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目前汽车业也正迅速地成为一个政府管制的产业，这无疑令人感到悲哀。我们将会看到，那些阻碍铁路业发展的因素，会在汽车业中再次出现。

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会受到其自身法则的约束，这些法则不是人为的立法法则，而是科学的法则。这种干预会受某种强制力量的支配，其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可能与干预发起者或支持者的本意大相径庭。福利活动中出现的这种局面，我们已经考察过了。在这里，政府仍然干预市场，那么不论是出于保护消费者的动机实行价格管制或质量管制，还是保护消费者安全或保护环境等，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只要有干预就会确立起某种权力地位。这种权力如何运用，用来实现何种意图，很少取决于最初支持干预的那些人，很少取决于他们的目的和目标，而主要取决于实际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取决于掌权者的意图。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历史可追溯至1887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监管机构，主要是通过一场政治运动建立起来的；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正是当时自称为消费者代表的那些人，即拉尔夫·纳德之流。从其成立到现在，已经度过了好几代人的时光，对它的研究和分析也已十分详尽。要想知道政府干预市场的真实历史，州际商务委员会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例证。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成立于1906年，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过了几代人的时光，由于乌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出版了一部名为《丛林》的小说，揭露了芝加哥各个屠宰场和肉铺不卫生的状况，从而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于是该机构便应运而生。除了关注其自身范围内的问题之外，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某种意义上还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将早期的分行业管制模式和近来的职责管制或跨行业管制模式连接起来；因为自1962年《凯弗维尔修正案》之后，它的活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环保局这些部门，采取的都是新近的管制模式，即跨行业管制，且相对而言不大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对这些机构进行全面的分析，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我们可以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些部门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将来引发的问题，其发展趋势和现存于州际商务委员会、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趋势是一样的。

虽然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能源进行干预是一贯的做法，但自1973年欧佩克实行石油禁运从而原油价格涨至原来的4倍之后，政府对能源的干预还是发生了量的飞跃。

如果我们不能依靠政府干预来保护消费者，那么我们应该靠什么呢？市场能有什么方法来保护消费者呢？若有，这些方法又如何得以改进呢？

■州际商务委员会

美国内战之后，铁路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1869年5月10日，犹他州的海角点钉下了一枚黄金铸成的道钉，标志着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接轨，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竣工了。接下来便有了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1865年，已经有35000英里[2]的铁路投入运营；10年之后，铁路运营里程增至75000英里；到1885年时，铁路运营总里程已超过125000英里。截至1890年，已经有超过1000条独立的铁路线。美国国土上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可谓是路网密布、四通八达，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皆有铁路通行。其铁路线的总长度，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铁路线加起来还要长。

当时铁路业的竞争很激烈，结果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其运费都很低，可能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低的。铁路运营商自然多有抱怨，说铁路业是“惨烈的竞争”。每逢经济波动、处于周期性下降时，便会有铁路运营商破产，要么为他人所接管，要么干脆退出这一行业。而经济一旦复苏，又会掀起兴建铁路的高潮。

铁路运营商希望通过彼此联合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组成联营公司，按照协商好的利润水平收取固定的运费，然后大家瓜分市场。令其感到沮丧的是，种种协议总是得不到遵守，往往是虎头蛇尾。原因很简单，只要其他人遵守协议，按照协定来收取运费，那么自己背叛协议，以低于协定的水平来收取运费就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别人的生意抢过来。当然，采取降低收费的办法不能公开进行，只能在暗地里操作，尽可能地把其他伙伴蒙在鼓里。其手法通常是让托运人拿回扣，并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之间实行差别定价。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削价竞争的行为迟早会露出马脚，于是联营公司也就解散了。

当时，像纽约和芝加哥这种相距遥远、人口稠密的地区之间铁路运输线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不管是托运人还是乘客，都可以在大量线路中自由选择自己的路线，这些路线分属不同的铁路运营商；不仅如此，大家还可以选择水路运输，纵横交错的内河航道早就覆盖了这一地区。但是，这些长途运输线上相距较近的两地之间，往往只有唯一一条铁路线，如哈里斯堡和匹兹堡之间就是如此。这种短途铁路线往往具有某种垄断地位，除非大家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如走运河或其他内河航道。自然，这样的路线运营商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其垄断地位，将其运费定为顾客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

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若干短途运输所需的运费总和，甚至一次短途运输所需的运费，有时会比相距遥远的两地之间长途运输所需的运费还要高。当然，长途运费较低，消费者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但短途运费较高，消费者肯定就要抱怨。同样的道理，在运营商秘密削价相互竞争时，那些拿到回扣得了好处的托运人是不会抱怨的，但没拿到回扣的人就会吵闹起来，抱怨说他们受到了“价格歧视”。

当时，铁路业可说是美国主要企业集中的行业。这一行业极为引人注目，其竞争也极为激烈，它与华尔街和东部金融区联系密切，许多金融操控和欺诈行为的报道都是关于铁路行业的。自然，一时间铁路行业成了众矢之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场主，更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铁路行业。19世纪70年代发起的格兰其运动，攻击铁路行业为“铁路垄断”。农场主们纷纷加入绿币党、农民联盟等组织，在各州议会大厅里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要求政府对货运方式及货运运费进行管制，而且常常能够获得成功。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赖以成名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则不仅要求政府对铁路行业进行管制，而且还要求政府对这一行业实行彻底的政府所有、政府经营。3当时的漫画讽刺作家曾经辉煌一时，他们将铁路业描绘成一只邪恶的八爪章鱼，说它在扼杀这个国家的生命力，而且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反对铁路业的运动不断发展，由此一些颇有远见的铁路运营商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将这种运动为己所用，可以利用联邦政府来加强自己制定固定价格、瓜分市场份额的能力，可以利用联邦政府来强化运营商内部达成的各种协议，并且，利用联邦政府来对抗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于是他们便和改革家们一道支持政府管制。结果便是，1887年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

该委员会从建立伊始到完全运作起来，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到此时为止，改革家们已经开始着手发起另一场改革运动，而铁路业只不过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是偶尔才会关注一下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具体事务。但是，在铁路运营商那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铁路业就是他们的事业所在，就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在铁路上，他们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就铁路方面的专业事务而言，谁都没有他们熟悉；除了他们之外，谁还能在州际商务委员会任职并管理它的具体运作呢？因此，铁路运营商们很快就学会利用该委员会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了。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第一任专员是托马斯·库利（Thomas Cooley），作为一名律师，他曾多年担任铁路行业的代表。库利及其同僚们向国会索取更大的管制权，国会便授予他们这些权力。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6年后，斯蒂芬·格罗佛·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总统的首席检察官理查德J.奥尔尼（Richard J.Olney）给铁路巨头伯林顿和昆西铁路公司董事长查尔斯E.铂金斯（Charles E.Perkins）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当前，因委员会的职权受到各级法院的限制，它或可成为对铁路业非常有利的机构。人们吵嚷着要政府对铁路业进行监管，该机构的出现正好堵住了众人之口，同时，监管几乎完全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委员会将更多地从企业界和铁路业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此一来，该委员会就会变成某种障碍，横亘在各铁路公司和公众之间，并保护铁路公司的利益免受轻率、粗暴的立法干扰……因此，明智之举不是破坏该委员会，而是把它利用起来。4

该委员会解决了长、短途货运问题。它采取的办法是提高长途运费，使之等于各短途运费之和，这一点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结果便是，除了消费者之外，大家可谓皆大欢喜。

随着时间的推移，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其管制内容涉及铁路业的方方面面，管制也愈加严格周密。而且，权力也从直接代表铁路业利益的人那里，逐渐转移到机构官僚手中。不过这对铁路业倒没有造成什么威胁，因为许多官僚是铁路业出身，他们每天的工作便是和铁路业的人打交道，其日后的飞黄腾达也离不开铁路业。

直到20世纪20年代，铁路业才真正受到威胁，因为此时卡车也开始从事长途运输业务。州际商务委员会专门为铁路运输业制定的运费十分高昂，由此卡车运输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卡车运输业并无管制，竞争十分激烈。无论是谁，只要有钱买辆卡车，就可以跑运输。因此，当年用来反对铁路业，呼吁政府管制的那一套论点（即铁路是垄断行业，政府必须对其进行管制，以防其剥削大众云云），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反对卡车运输这一行业。卡车运输市场，恐怕最接近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完美”竞争了。

即便如此，铁路运营商却照样煽动公众，要求把卡车长途货运也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监管之下，他们最终如愿以偿。1935年通过的《汽车运输法》便将卡车运输业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监管之下，但这是为了保护铁路运营商，而不是保护消费者。

接下来，当年在铁路业发生的故事在卡车运输业又重演了一遍。该行业同样组成了卡特尔，运费也同样固定下来，并且运输路线也都事先划定。随着卡车运输业的发展，卡车运输商代表在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终逐渐取代了铁路运营商代表的统治地位。委员会最后变成了卡车运输业的利益代表，保护其免受铁路业和未受管制的卡车运输商的竞争，一如其当年保护铁路业免受卡车运输业的竞争。而这一切，只不过将保护机构官僚们的利益掩盖起来罢了。

要想从事州际运输业务，卡车运输公司必须从州际商务委员会那里弄到一张许可证，证明其能够为公众提供便利且实属必要。1935年《汽车运输法》通过之后，州际商务委员会收到了约89000份申请，要求颁发许可证，但委员会最终只批准了约27000份。“自那以后，委员会基本不再发放新的许可证，不希望新企业进入该行业参与竞争。此外，原有卡车运输企业经历了兼并和破产，由此企业数目从1939年的25000家减少至1974年的14648家。同时，受管制企业在各城市间的运输量从1938年的2550万吨增至1972年的69810万吨，达到原来的27倍之多！”5

运输许可证是可以买卖的。“运输量的增长、运输企业数目的减少、运费管理局和州际商务委员会对运费竞争的干预，这些趋势都使得许可证越来越值钱。”据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估计，1972年时，所有许可证的总价值在20~30亿美元之间，6这正是来自政府授予的垄断地位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许可证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笔财富；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正是政府干预带来的损失，而不是一种生产能力的表现。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如果取消州际商务委员会对卡车运输行业的管制，那么托运人需要支付的成本将会大幅降低，据莫尔的估计，可能会降低3/4。

俄亥俄州的一家卡车货运公司，代顿航空货运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该公司拥有州际商务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获准独家经营代顿市到底特律市的货运业务。但要想在其他路线上运营，就必须从别人手里购买许可证来获得运营权，而那些手中拥有许可证的人可能连一辆卡车都没有。为了得到某些路线的运营权，该公司每年大约要花费100000美元。公司老板一直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许可证能够多覆盖一些路线，但至今都未能成功。

代顿公司的主顾马尔科姆·理查兹（Malcolm Richards）曾说：“说实话，我真搞不懂州际商务委员会为何会袖手旁观坐视不管。据我所知，这是我们第三次支持代顿航空货运公司向委员会申请许可证了，我们希望能够少花点运费，希望企业可以自由经营，也希望国家能够省些能源……不然的话，这些代价到头来都得由消费者来承担。”

代顿航空货运公司的所有者之一泰德·海克（Ted Hacker）也说：“让我说，州际贸易领域是没有自由企业的，自由企业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给定的价格你只能接受，而且只能接受高昂的价格。不仅是我们要为这种价格付出代价，消费者更要为这种价格付出代价。”

当然，我们不能只听这些只言片语，但代顿航空货运公司的另一位所有者赫谢尔·维默（Herschel Wimmer）也说：“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州际商务委员会许可证的人来说，我不想和他们争论，我想说的是，我国是一个大国，但从1936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开始运作以来，总共也没有几家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他们不允许新企业加入进来，和行业内原有的企业展开竞争。”

据我们的推断，铁路运输业和卡车运输业中企业的态度可能是一贯的，这便是：要么给我们许可证，要么允许我们不遵守各项规定，这都是可以的；但要停止颁发许可证或废除政府管制，这是不可以的。原因很简单，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因此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铁路业的情况，政府管制造成的终极影响仍未结束。铁路业的各种规章制度日益严格、死板，因此企业很难做出有效的调整，来应对不断涌现的小汽车、公交车和飞机这些长途客运竞争对手。所以铁路运输业只能再次求助于政府，这次干脆将客运业务实行国有化，成立了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目前货运业务也正在实行国有化。先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经历了戏剧性的破产，接着便成立了美国联合铁路公司，美国东北部的许多货运铁路线路实际上也国有化了。铁路业里剩余的部分，其前景恐怕也是如此。

在铁路业和卡车运输业发生的故事，在航空运输业又重演了一遍。1938年民用航空管理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它管制下的国内主要航空干线运营商仅有19家。但是，尽管长期以来航空运输量大增，尽管有数不清的人对“方便公众且实属必要的许可证”提出申请，目前委员会管制下的企业数目反而减少了。不过，航空运输业与铁路运输业和卡车运输业相比，有一个方面确实不同。颇有魄力的英国企业家弗莱迪·雷克（Freddie Laker）是一条主要国际航线的运营商，他成功地削减了横越大西洋航线的运费；民用航空管理委员会的前任主席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具有优秀的品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这些当然不能说不重要，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使得近来的航空运费管制在管理层面和立法层面都有所松动。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从政府管制到自由的第一次重大进展。

航空运输业取得的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成功，即运费降低了但航空公司的利润却上升了，也促使人们开始想办法放松对地面运输的管制。可惜的是，各种势力集团是反对放松管制的，在卡车运输行业中尤其如此，因此地面运输放松管制的希望十分渺茫。

近来，航空运输业中也出现了长、短途运输问题，而且还颇有几分讽刺意味。与铁路运输业的情况非常类似，区别在于长、短途运费正好颠倒过来了，在这里是短途运费较低。事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该州的面积很大，足以支撑几条仅在州内飞行的航空干线，由此便可不受民用航空管理委员会的管制。旧金山到洛杉矶之间的航线竞争很激烈，由此州内运费要比委员会管制下的州际同一航线收取的运费低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拉尔夫·纳德，即自称为消费者利益守护者的那位先生，却向民用航空委员会抱怨起了航空运输业与地面运输业的这种区别。而在此之前，纳德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恰好发布了一份关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做得很出色，着重强调了如何解决长、短途运输之间的歧视问题。而关于如何解决航空运输业的这一问题，纳德本人可能几乎没有任何思路。民用航空委员会的决策是，要求州内航空公司提高它们的运费，以达到委员会许可的运费水平，关于这一点，任何一名学习了政府管制的学生都能预料到。随后，这一决策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好在，这一决策由于立法上的各种细节问题而未能执行，而且对航空运费管制的废除也可能使这一决策变得毫无意义。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历史，恰可说明政府干预的必然命运。为防止某种真实的或是空想的邪恶出现，人们便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它。真心实意品德高尚的改革家，以及同样真心实意的利益各方便会结成某种政治联合体。联合体各个成员的目标可能互不相容、彼此矛盾（比方说，消费者希望产品低价而生产者却希望产品高价），但都被诸如“公众利益”、“公平竞争”之类冠冕堂皇的辞藻掩盖起来了。联合体常常能够成功地说服国会（或州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案，法案的序言部分尽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但其主体部分便是授权给政府官员使其“有所作为”。品德高尚的改革家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之后又转而关心起其他事务来。利益各方开始开展工作，以确保权力的运用符合自身的利益，一般来说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成功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进一步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一旦政府官僚掌握了利益的搜刮和分配，就连最初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受益了。最后的结局和改革家最初的目标恰恰相反，而且特殊利益集团的目标也常常无法实现。然而，政府的这种干预活动确立得如此牢固，与此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如此之多，因此要想废除最初的法案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人们会要求政府通过新的立法，来解决过去立法所导致的问题。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

上述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在州际商务委员会这里清晰地体现出来了。先是一个奇特的政治联盟导致了委员会成立，之后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的成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美国铁路客运公司证明自己应当存在的唯一借口是，自称很大程度上不受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制，因此可以做一些委员会不准单个铁路企业做的事情。当然，冠冕堂皇的说法也有，该公司所谓的目标是改进铁路客运业务。美国铁路客运公司之所以得到了各铁路企业的支持，是因为它将允许取消当时的许多客运业务。在20世纪30年代原本服务上乘利润丰厚的铁路客运业务如今却日渐萧条，并且由于飞机和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竞争最终变得无利可图，然而州际商务委员会却不允许各铁路公司削减运营业务量。现在，美国铁路客运公司只能一方面削减运营业务量，一方面对尚存的企业给予补贴。

如果我们没有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而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那么今日的美国将会拥有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交通运输系统。那样的话，铁路行业就不会像现在这般庞大臃肿，而会精简得多，但效率也会更高；这是因为，在竞争的驱动之下会出现更大的技术革新，而消费者对交通运输需求的改变，也会使铁路行业加快调整自己的运营路线，这些都会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客运列车的服务人群可能会缩小，但列车的设备设施将比现在精良得多，提供的客运服务也会更加方便、快捷。

同样的道理，若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话，卡车运输企业的数目可能比现在要多，但卡车的数量可能比现在要少。之所以如此，同样是因为效率更高、浪费更少。目前州际商务委员会管制下的卡车运输业，车辆返程跑空率很高，且常常走冤枉路，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表现。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卡车运输业的成本会降低，而提供的服务质量会提高。若是哪位读者曾经让州际商务委员会许可经营的某家运输公司为自己运送过物品，那么他将完全同意上述判断；而且，我们猜测商务托运人也会同意上述判断，虽然我们自己并没有做过商务托运人。

若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整个交通运输业的面貌将与现在大不相同，也许更多的是联合运输形式。近年来铁路运输业真正盈利的业务并不多，但其中一项盈利业务便是列车将乘客与其私家车同车运送。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那么采用背负式运输的日程无疑会大大提前，而且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联合运输形式。

之所以要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我们不知道市场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消费者认为不值得为某种服务付费，或者支付的价格不能使提供服务者获得的收入高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获得的收入，那么这种服务就不会有人提供。如果某种服务不满足这一条件，那么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不能从别人腰包里掏钱来维持这种服务的存在。

[1]1英寸=0.0254米。

[2]1英里=1609.344米。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联邦政府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第二项重大举措，是在1906年通过了《食品与药品法案》。与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同的是，这项举措并非旨在对付高物价，而是关注食品的卫生状况。当时曝光丑闻的风气浓厚，到处都是猎奇打探的记者。乌普顿·辛克莱尔正是受一家报纸委派，到芝加哥去调查牲畜饲养场的状况。调查的结果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小说《丛林》，本来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想引起读者对饲养场工人的同情，结果因揭露了肉食加工中的不卫生状况而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在当时就连辛克莱尔本人也说：“我本想触动公众的心，不想却触动了他们的胃。”

早在小说《丛林》出版并激起人们要求制定有关法律之前，诸如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全国禁酒协会等组织在1898年就已经成立了全国食品与药品卫生代表大会，以此来推动立法，消除各种不规范的偏方、秘方药物。因为当时的这些偏方、秘方药物都掺有大量的酒精，因此各种烈性酒都被当成药品来买卖和消费；面对这种情况，各种禁酒组织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再次加入了改革家的行列。肉制品生产者“对这一行当的历史早就谙熟于胸，如果消费者吃了这些肉引起食物中毒的话，那么自己就别想赚钱了；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就更是如此，因为消费者可以转而购买别的厂家的产品”。当时欧洲各国声称美国的肉制品都带有病菌，因此对进口美国肉制品实行种种限制。美国的肉制品生产者对这些限制条件最为关注，由此迫切希望抓住机会，请政府出面证明自己的肉制品是没有病菌的，同时愿意承担肉制品检验的全部费用。7

另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是制药商和医生，他们通过形形色色的职业联合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当然，与肉制品生产者相比，或与铁路运营商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相比，他们的动机比较复杂，单纯的经济方面的动机要少一些。制药商和医师的经济利益很清楚：如果游方药贩或其他人将专利药品和偏方、秘方药物直接卖给消费者，那自然就会和他们抢生意。此外，从其职业兴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会关注市面上的各种药品；有些药品实际上毫无疗效，但却自称包治百病，不论是癌症还是麻风病一律药到病除起死回生，这些药品对百姓的危害，制药商和医师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因此，就他们的动机来说，公益精神和自利之心统一起来了。

1906年通过的法案大体上仅限于对食品进行检查，再有就是为专利药品提供标签认证；当然也对处方药进行管理，不过这一权力直到晚近才开始运用，而且这种管理主要是出于偶然的考虑，而并非事先设计出来的。当时的管制机构，即今日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前身，是隶属于农业部的。不论是其前身还是今日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其实对药品行业一直没有太大的影响，直到距今约15年前，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

在1937年磺胺问世之前，几乎没出现什么重要的新药品。但紧接着就出现了“万灵磺胺”灾难，其起因是由于一位药剂师希望改进磺胺，使其能对那些无法服用胶囊的病人也有疗效。他使用的溶剂和磺胺的混合物足可致人死命。这出悲剧的结局是“共有108人死亡——其中107名是服用了‘万灵药’的病人，还有1名就是畏罪自杀的药剂师本人”。8“有了这种惨痛的经历，制药商们认识到，销售类似的药物会面临社会责任问题；而一旦涉及社会责任问题，就可能给公司带来损失，由此他们开始在投放市场之前对药品进行安全性检验，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9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政府保护可能是有好处的。结果便是，1938年通过了《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该法案将政府管制的范围扩大到广告和商标，并要求所有新药品在进入州际贸易之前，都必须在安全方面得到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批准，管理局应于180天之内批准或驳回申请。

长期以来，制药工业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之间一直保持着和谐的共生关系，直至发生了另一悲剧，即1961~1962年的镇静剂事件。根据1938年的法案，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一直不准镇静剂在美国市场上销售，当然，医生们为了实验之用，可以使用少量的镇静剂。但这种少量的使用后来也被禁止了，原因是一系列报告披露说，欧洲的一些妇女在怀孕期间服用镇静剂，结果却产下了畸形婴儿。接下来舆论一片哗然，直接影响到了1962年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由参议员凯弗维尔（Kefauver）提出的，他在1961年对制药工业进行了调查。这一悲剧的发生，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修正案的重心。凯弗维尔最初关注的是价格问题，即药价过高，可能严重偏离了其真实价值；这也是一种最常见的抱怨，即消费者抱怨说受到了垄断企业的剥削。但实际通过的修正案则更多地关注质量问题而非价格问题。这些修正案“在1938年法案规定的安全检验之上，又加上了功效检验要求，同时取消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处理新药申请方面所受的时间限制。一种新药只有得到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批准，也就是说，只有当管理局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药品符合1938年法案的安全要求，并且在使用中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时，该药品才能在市场上出售”。10

1962年通过的修正案与下述事件是步调一致的：镇静剂悲剧；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环境保护运动）；拉尔夫·纳德所谓的“以任何速度行驶都不安全”所引发的争论。这些事件导致了政府干预活动的数量剧增，同时也改变了政府干预的方向。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也参与了这一政府角色的转变，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积极、活跃。管理局禁止了环己基氨基磺酸盐的出售，并威胁说还要禁止糖精的出售，这些都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但这些绝不是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最重要的举动。

对于立法活动（1962年的修正案可谓是这种活动的巅峰）旨在达到的那些目标，没有谁会表示不同意。保护公众，使其免受那些既不安全又无疗效的药品之害，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促进新药品的开发，并且使那些需要这些药品的人能够尽快得到它们，同样也是一件好事。然而通常的情况总是，在众多良好的目标当中，某一目标与其他目标相冲突；对一方来说意味着安全和谨慎，对另一方来说很可能就意味着死亡。

问题的关键在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能否将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调和起来，并且以最好的方式调和起来。这些问题都已经研究得很详细、很透彻了。到目前为止，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管制行为是“反生产效率的”，也就是说，因阻碍有价值的药物的生产和销售所造成的损失，大于因禁止有害或无效的药物的销售所造成的收益。

而且，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管制，对新药品的创新率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自1962年以来，每年发布的“新化学药品”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还多。同时，现在一种新药要想获得批准，所需的时间更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开发新药的成本。据估计，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开发一种新药品并将其投入市场，所需的成本大约是50万美元，所需的时间大约是25个月。如果考虑自那时起的通货膨胀因素，那么现在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也不过是100万美元多一点。但实际上，1978年“开发一种新药并将其投入市场，其成本大约是5400万美元，要花费的时间约为8年”，成本是原来的100倍，花费的时间是原来的4倍，而一般物价水平只上升了一倍。11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美国的制药企业无法再为那些疑难杂病的患者研制药物了，它们必须依靠大批量地生产和销售普通药物才能生存，且这种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一直以来，美国在新药品开发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但现在却大大落后了。并且，我们甚至不能从国外新药品研发当中获得好处，因为通常情况下，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国外的药物有效性鉴定并不认可。如此下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和铁路客运行业一样，即对新药研制实行国有化。

由此导致了所谓的“药品时滞”问题，这一点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可供药品的种类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罗彻斯特大学药品开发研究中心的威廉·沃德尔（William Wardell）博士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有些药品在英国有但在美国却没有，当然，有些药品在美国有在英国却没有，但是，前一种情况要比后一种更为常见。而且，即便某种药品在两国都有，一般来说它在英国上市的速度也要比在美国快。在1978年，沃德尔博士说：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某些很有疗效的药品在美国买不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英国却可以买到，结果，许多美国患者正是因为缺乏这些药品而在忍受病痛的折磨。例如，有一种称为贝塔封阻剂的药物在美国就买不到，现在人们发现，它能防止心脏病发作导致的突然死亡，也就是说，能够防止冠状动脉因心肌梗塞而导致病人死亡。假如在美国能买到这种药物，那么在一年中大约可以挽救上万条生命。在美国，1962年修正案通过后的10年当中，没有一种医治高血压（即控制血压）的药物得到过批准，而英国却批准了好几种。在1967~1972年的5年期间，所有心血管类药物当中，仅有一种得到了批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组织结构上存在的各种问题是难辞其咎的。

患者受到的牵连还不止于此。在治疗方面，过去，医疗方案通常是由医生和患者共同议定，但现在却愈来愈多地由联邦一级的专家委员会来确定。这些委员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行事决策从来都是偏重于避免风险。避免风险当然是好事，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药品比以前要安全得多了，但是这种做法带来的弊端是，很多有效的药品我们却买不到了。最近我从上述一些咨询委员会那里听到一些言论，很值得我们注意。这些委员会在考虑某些药品应不应当得到批准时经常说：“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的人不多，因此不必在市场上广泛出售这种药品。”如果你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考虑，致力于将药品的毒害性最小化，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碰巧是“人数不多的病人”之一，也就是说你患上某种极为严重的疾病或某种极为罕见的疾病，那么你就自认倒霉吧。

如果上述情况均属实，那么，禁止某些危险药品上市，避免镇静剂悲剧的重演，由此带来的好处足以超过我们付出的代价吗？萨姆·佩尔兹曼（Sam Peltzman）从客观事实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为仔细的研究，而且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种做法带来的害处远超过好处。他指出：“在1962年以前，市场机制对无疗效药物的出售者进行的惩罚似乎已经足够严厉了，几乎无须管制机构来除恶务尽。”12毕竟，生产镇静剂的各制药厂家最终支付了几千万美元的赔偿费，这么高的代价，对于类似事件的重演可以说是一种足够强的抑制力了。当然，我们以后还会犯错误（镇静剂悲剧即是一例），只不过是在政府管制之下犯错误。

一般推论的正确性，在事实当中再次得到了证明。尽管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动机是良好的，但它实际上妨碍了那些可能非常有效的新药品的研制和销售，这绝不是偶然的。

假如你是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一名官员，负责审批某种新药，那么你可能会犯两种大不相同的错误：

1.批准一种新药物，结果其副作用出乎意料，导致了大批人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

2.拒绝批准一种药物，而事实上这种药物能拯救许多生命，或者能够缓解巨大的病痛，并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如果你犯的是第一种错误，即批准生产了一种类似镇静剂那样的药物，那么每家报纸就会在头版头条公布你的名字，使你颜面尽失。但如果你犯的是第二种错误，那又有谁会知道呢？生产和推广这种新药的制药厂商当然知道此事，但他们会被谴责为铁石心肠唯利是图的商人；研制这种新药的药剂师和医师也知道此事，但他们也不过就是发发牢骚表示失望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对这类错误，那些本可以被这种新药挽救生命的人不可能提出抗议；其家属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导致亲人丧命的原因，居然是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一名素不相识的官员的“谨慎”。

事实是，几家出售镇静剂的欧洲制药企业受到了谴责和批判，而阻挠在美国批准使用镇静剂的那位女士——即弗朗西斯O.凯尔西（Frances O.Kelsey）博士，因其在政府服务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总统授予一枚金质奖章——则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而声名鹊起。面对这样的结果，你愿意犯哪种错误，恐怕也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不管是你还是我，假如处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官员的地位上，我们就必定会倾向于拒绝或推迟批准许多好的药品，以避免批准一种具有副作用的药品而招来新闻媒体的批判，即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种倾向可以说是必然的，而制药工业的反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标准过于严格了，要想得到政府批准，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和更长的时间，也要冒更大的风险。研制开发新药品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就算竞争对手在药物研发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自己也不像以前那么焦急了。现有的厂商和现有的各种药品，相当于受到保护而免受竞争，也没有多少新厂商愿意进入这一行业了，各家厂商的研发工作可能集中在那些争论最小、从而创新也最少的药物上。

一位同仁在1973年1月8日出版的《新闻周刊》的某一专栏上撰文指出，由于上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应该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取消。随后该栏目收到了一些来自药厂工作人员的信件，信中谈到了许多令人苦恼的经历，他们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阻碍药品发明这一说法表示认同。不过，大部分人仍然说道：“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不应该取消，但是我确实认为它的权力应该”这样或那样地加以改变。

紧接着，该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汪汪叫的猫》的文章（1973年2月19日），答复说：

如果有人说“如果猫能汪汪叫，我就愿意养一只猫”，对这种说法你会怎么看呢？这就好比是你说：如果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做法符合我的意愿，那么我就支持它。决定猫的特征的生物学法则，比起决定政府机构在其一旦建立后的活动的政治法则，并不更为严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活动的方式及其有害的后果，并非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人们容易改正的某种错误所造成，而恰好像喵喵的叫声同猫的本能有关系一样，是该管理局成立本身的结果。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你承认不能任意把特征归因于各种化学和生物的实体，不能要求猫发出汪汪的叫声，也不能要求水燃烧起来。那你为什么假定在社会科学中情形就不同了呢？

人们总是认为，各种社会机构的行为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这是一种流布甚广的谬见，也正是大多数所谓的改革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正是这种错误，常常使改革家们认为过失在于人而不在于“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赶走坏人”，让好人掌权。正是这种错误，使得各项改革措施仅能获得表面上的成功，随后便会荒腔走板。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带来的害处，并不是主管人的过失造成的（除非人类本身就是无能的）。他们大多是有才干的和忠实的公务人员。然而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主管某一政府机构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要比他们对该机构活动的影响大得多。无疑会有例外，但例外是极少的——差不多像汪汪叫的猫那样稀少。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有成效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使改革成功需要考虑支配政府机构活动的政治法则，而不要单纯责备政府官员效率低、浪费严重，或者怀疑他们的动机，觉得他们没有真正努力工作。《凯弗维尔修正案》改变了对公务人员的压力和刺激，在此之前，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虽然也带来害处，但要比现在少得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作为例子说明了管制活动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变化。这个委员会跨越各个产业部门。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价格或成本，而是安全。它拥有广泛的处理权限，并仅在最一般的授权条件下活动。

1973年5月14日正式成立的上述“委员会，被授予特别权力，保护公众不因消费品具有过大危险而遭受伤害，帮助消费者评价这些产品的安全，制定有关消费品安全的标准，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把上述标准相互抵触的地方减少到最低限度，并调查研究消费品造成死亡、疾病和伤害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13

该委员会的权限适用于“任何物品及其构成部分，其生产和分配是为了卖给消费者……或是为了消费者使用、消费或享受”。不属于该委员会管制的是“烟草及烟草制品；汽车及汽车备件；药物；食品；飞机及飞机部件；某些船艇；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所有这些差不多都属于其他管制机构如酒、烟和火器局；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海岸警备队等的权限之内。14

虽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刚刚建立不久，但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机构，这一机构对我们行将购买的产品和劳务说来，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各种产品，从安全火柴到自行车，从儿童们的玩具砸炮枪到电视接收机，从垃圾箱到圣诞树上的小灯泡，该委员会均进行检验并颁布安全标准。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显然是个很好的目标，但将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又将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安全或不安全呢？“过大的危险”不能说是一个很科学的词，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对于儿童（或成年人）的听觉说来，砸炮枪发出多大分贝的声响构成“过大的危险”，我们认为砸炮枪的声响有危险，是因为有时看到训练有素而拿高报酬的“专家”在玩砸炮枪时戴着耳套，这根本不能使纳税人相信他们的钱花得是地方。同不够“安全”的自行车相比，一辆“较安全”的自行车可能速度较慢、较笨重又比较昂贵。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颁布标准时，根据什么尺度来决定自行车的最大速度和应有的重量，根据什么决定应花更多的钱来达到更大的安全？较安全的标准能带来较多的安全吗？还是只会促成使用者不太注意和不太留神？毕竟大部分自行车事故和类似的事故是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大多数这类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可是，在制定和颁布标准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无疑必须加以回答。这种回答将会部分地反映有关公务人员的任意判断，偶尔也反映消费者或消费者组织的评价，他们碰巧对有关产品具有特殊兴趣，然而多半是反映产品制造者的影响。一般说来，只有产品制造者对拟议的标准具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发表有见解的意见。的确，制定产品标准的工作大部分已移交给了各同业公会。毫无疑问，制定的标准将增进同业公会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他们不受国内外可能出现的新生产者的竞争。结果将加强现有的国内工厂主的竞争地位，使得研制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花费更大，困难更多。

当产品按照事情的正常发展进入市场时，就有机会进行反复的试验。无疑，会生产出劣等产品，会犯错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缺点。但是，所犯的错误通常是小错误——不过也有一些大错误，如最近生产的燧石500号涂料车胎——而且可以慢慢纠正。消费者可以亲自进行试验，看自己喜欢哪些产品，不喜欢哪些产品。

当政府通过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介入时，情形就不同了。在产品得到广泛试用和在实际使用中出差错之前，必须做出许多决定。产品的标准不能适应于不同的需要和爱好。它千篇一律地对待一切需要和爱好。消费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试验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产品的机会。仍然会犯错误，一旦犯错误，就是大错误。

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有关的两个事例可说明这一问题。

1973年8月，该委员会刚刚成立三个月，“就宣布某些牌子的雾喷粘胶剂具有直接的危险，禁止人们使用。该决定主要是根据某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的初步发现，这位研究人员认为粘胶剂会使孕妇生下有缺陷的孩子。由于更为彻底的研究无法证实最初的论断，该委员会在1974年3月解除了禁令”。15

这样迅速地承认错误是值得大加赞许的，并且对于一个政府机构说来是极其难得的。但最初的决定已经带来了危害。“看来至少有9名使用过雾喷粘胶剂的孕妇，做了人工流产，对该委员会的初步决定做出了反应。她们害怕生下有缺陷的孩子，因而决定停止怀孕”。16

一个严重得多的事例是所谓特里斯化学药品事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负有实施1953年通过的《易燃纺织品法令》的责任，该法令企图减少因产品、纺织品及有关原料意外燃烧而引起的死亡与伤害。该委员会的前身于1971年颁布了有关儿童睡衣睡裤的安全标准，这一标准在1973年年中被该委员会固定了下来。当时达到这一标准的最经济的方法是把一种名叫特里斯的能防止燃烧的化学药品加入布料之中。不久，在美国制造和销售的儿童睡衣睡裤约99%含有特里斯。后来发现这种化学药物是一种很厉害的致癌物质。1977年4月8日，该委员会宣布禁止在儿童服装方面使用这种化学药品，并且要求从市场上收回用这种化学药品处理过的服装，要求消费者退货。

不用说，该委员会在其1977年的年度报告中，并没有承认正是它以前的行动造成了这种危险局面，没有承认它对此应负的责任，而是装出一副面孔，好像是它发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由它来加以解决。最初的要求使千百万儿童面临得癌症的危险。最初的要求和其后禁止使用特里斯，两者都把大量费用强加给生产儿童睡衣睡裤的厂商，归根结底，意味着把费用强加给消费者们。可以说，最终一切费用都要落在消费者头上。

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全面管制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区别。要是当时允许市场发挥作用，某些制造商无疑也会使用特里斯，使其产品具有抗燃性，从而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但采用特里斯的进程将是缓慢的。在大规模采用这种化学药品之前，人们会发现它的致癌性质，因而停止使用。

■环境

联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程度和范围近年来发展得尤为迅猛，对此，各种各样的环保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环境保护局于1970年成立，旨在“保护和改善物质环境”，自成立以来，该部门被赋予的权力和权限越来越大。1970~1978年，其预算翻了7倍，目前已超过5亿美元，拥有职员约7000人。17环保局要求各工业部门及各州、各地方政府达到它制定的各种标准，由此给它们带来的成本达每年数百亿之多。目前，在企业新增的资本设备净投资额中，大约有1/10~1/4用于防治污染。这还不包括为满足其他部门的种种要求所需支付的成本，如旨在控制交通工具尾气排放量的部门带来的成本，土地使用规划或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带来的成本，以及联邦、州、地方政府以保护环境的名义给企业带来的成本。

保护环境和避免过度污染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政府确实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当某种行为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以及受益者或受损者容易确认时，市场机制可以非常有效地确保人们只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一行动对市场参与各方来说，都是收益大于成本。但是，当成本和收益不明确或受益者或受损者不易确认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对此我们在第1章已经谈到过，这是“第三方”或毗邻效应造成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说某个居住在上游的人污染了河水，这实际上意味着，他是用脏水与居住在下游的人交换洁净水。住在下游的人很可能愿意根据某种条件进行交换，问题是，这种交换不可能是自愿的，因为我们无法确认究竟是谁得到了脏水，而且无法要求上游居民事先征得下游居民的同意。

政府确实是一种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较为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生产出所需要的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地。不幸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因素，也同样使政府难以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一般而言，政府同市场参与各方相比，并不能比后者更容易确认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也不能比后者更容易估算出损益双方的收益和成本。利用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往往是以政府失灵代替了市场失灵。

公众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往往容易感情用事，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在许多讨论中，好像问题是要么有污染，要么没有污染，似乎应该有而且可以有一个不存在污染的世界。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想。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就不会认为完全无污染的局面是可取的，也不会认为这是可行的。我们可以彻底杜绝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只要废弃所有的汽车即可。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拥有现有的工农业生产力，由此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许多人可能就会因此而活不下去。再有，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终止这一污染源（大家都不要呼吸），但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正如我们要想得到其他好东西都要付出成本一样，得到清洁的空气也是要付出成本的。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在减少污染带来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此外，“污染”并非一种客观现象，对甲来说是污染，对乙来说则可能是享受。对我们某些人来说，摇滚乐不啻是一种噪音污染，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享受。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灭污染”，而在于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污染水平“适当”，“适当的”污染水平是指：在这一污染量之下，减少污染得到的收益刚好大于为减少污染而必须放弃其他好东西（如房屋、鞋子、上衣等）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污染水平之下，如果我们继续减少污染，付出的代价就会大于得到的收益。

此外，人们往往从道德善恶的角度来考虑污染问题，这是妨碍我们理性地分析环境问题的又一障碍。人们认为，似乎总有一些怀有恶意的坏人，他们心肠很黑，故意把污染物排入大气当中。因此，污染是一个与动机有关的问题，只要我们当中那些高尚的人愤怒地站出来制服这些坏人，一切就会好起来。指责和谩骂，总是比理性而细致的分析要容易得多。

就污染问题来说，人们往往把“工商企业”（即生产商品和劳务的企业）斥为邪恶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应该对污染负责的人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正是消费者创造了对污染的需求。对于从发电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尘，应该负责的是用电的人。如果我们既要用电又要减少污染，我们就必须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付很高的电费，以此来补偿额外的成本。获得更加清洁的空气、水和其他一切资源所支付的费用，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来承担，没有人会为此付账。企业只是一种中介，它只是协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活动。

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往往落在不同的人身上，从而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例如，从生态保护区面积的增加、江河湖泊水质再生能力的改善或者市内空气污染物的减少等方面得到收益的人，通常和那些因为食品、钢铁或化学制品的成本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人不是同一群人。我们一般的感觉是，因减少污染而得益最多的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养上，都比因允许较多的污染，从而使物品的成本较低而得益最多的人要强。后一种人宁愿要较便宜的电力，也不要较清洁的空气。董事法则在控制污染方面仍然起作用。

总地说来，政府在控制污染方面采用的方法，同政府在管理汽车运输、食品和药物，以及增进产品安全等方面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控制污染，建立了一个拥有处置权力的政府管制机构，该机构颁布了私人企业、个人以及州和地方团体必须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上述机构和各级法院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

这种控制污染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确保成本与收益相等。由于完全依靠强制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面是，谁违反规定谁受惩罚，而不是买与卖；是对与错，而不是多与少。而且，它具有和其他领域中的管制方法相同的缺点。受管制的人或机构卖力去做的，不是花费人力物力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而是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以获得对他们有利的规定。另外，管制人员的自身利益同保护环境的基本目标关系极少。正如官僚统治下的一般情况那样，广为分散的个体利益受到漠视，集中起来的利益则备受照顾。过去，所谓集中起来的利益一般是指商业企业，特别是规模巨大、有权有势的企业。最近，除大企业外，又增加了一些组织得很好、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这类集团自称代表某类群体的利益，而该群体可能对它们的存在一无所知。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和现有的专门的管制与监督方式相比，一种有效得多的控制污染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费用，让市场规律起作用。举例来说，可以对排出的每单位废物征收特定数额的税金，而不是要求各厂商建立专门处理废物的工厂，也不是要求它们排入江河湖泊的水必须达到特定的标准。这样一来会刺激厂商采用最经济的方法减少排出物。同样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减少污染的费用。如果低额税率导致污染大量减少，那将明确告诉我们，允许排出污染物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征收高额税仍有大量污染物排出，那将表明相反的情形，但高额税将提供足够的金额赔偿受损失的人或者消除损失。税率本身应随着费用和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和管制一样，废物排放税将自动地把费用加到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产品使用者身上。那些减少污染花费大的产品，相对于减少污染花费小的产品，价格将上升，正如现在那些因管制活动而被征收重税的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上升一样。前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上升，后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下降。废物排放税和管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废物排放税将以较低的费用更有效地控制污染，而且给不造成污染的活动带来的负担较少。

A.迈里克·弗里曼三世（A.Myrick Freeman Ⅲ）和罗伯特H.哈夫曼（Robert H.Haveman）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写道：“我国不采用经济刺激的方法，是因为该方法行之有效，这样说并非完全开玩笑。”

正如他们所说的，“结合环境质量标准建立污染税制度，会解决有关环境方面的大部分政治冲突，而且将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解决这些冲突，让这一政策的受害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制定政策的人们力图避免的正是这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作风”。18

上面我们非常简要地论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影响深远的问题。最后我们指出这样一点也许就够了：在政府根本不应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如在汽车货运、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价格确定及路线分配中——政府管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政府应发挥某种作用的领域中也出现了。

建立污染税制度也许还会导致人们重新看待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机制起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毕竟，不理想的市场可能和不完善的政府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在控制污染方面，重新看待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假如我们看一看现实而不是书本上的词句，那么同100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空气一般说来要清洁得多，水也比较卫生。现在，比起落后国家，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空气较为清洁，水也较为卫生。工业化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但是它也提供了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手段。汽车的发展确实增加了一种污染形式——但它却基本上结束了人们更不喜欢的一种污染形式。

■能源部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卡特尔）对美国实行禁运，由此引起了一系列能源危机，加油站也常常发生排队的现象，从那时起，能源问题一直让我们很伤脑筋。政府的反应是，接二连三地成立官僚机构以控制和管理能源的生产及使用，最终在1977年成立了能源部。

政府官员、报纸报道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都惯于把能源危机的归咎于石油工业的贪得无厌、消费者的铺张浪费、气候的恶劣或者阿拉伯各国的酋长们。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对能源危机都没有责任。

石油工业毕竟早就诞生了，并且一向都是贪得无厌的；消费者也没有理由突然变得浪费起来；我们过去也有严酷的冬天；至于阿拉伯各国的酋长们，自从阿拉伯世界出现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追逐财富。

用上述那些愚蠢的解释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大放厥词的人一向精明世故，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71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当中（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能源危机，没有发生过汽油短缺，没有发生过关于燃油的问题？

出现能源危机的原因是由政府造成的，当然，政府并非故意要造成这一危机。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从来没有授意国会，请求其制定导致能源危机和使人们排长队买汽油的法案。但凡事总要看其两面，自从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冻结工资和物价以来，政府就对原油、零售汽油以及其他石油产品强行制定了最高限价。令人遗憾的是，正当我们取消对其他所有产品的最高限价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却把原油价格翻了两番，这妨碍了美国对石油及其产品取消最高限价。对石油产品规定最高法定价格是一个关键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71年以来都出现过。

经济学家可能并非万事通，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很清楚，即怎样能够造成产品过剩和产品短缺。你想要产品过剩吗？只要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低限价，使这一价格高于在没有政府干预下的市场价格即可。我们曾多次采用这种方法使小麦、食糖、黄油以及其他许多农产品出现过剩。

你想要产品短缺吗？只要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高限价，并让这一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下的市场价格即可。这就是纽约市以及近来其他城市对出租住宅的租金采取的管制办法，并且，这也正是这些城市正在遭受或即将遭受住房短缺之苦的原因。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各种产品短缺的原因，也是目前出现的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的原因。

只需一个简单的方法，即可在明天就结束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注意，我们指的是明天，不是6个月之后，也不是6年之后。这方法便是，废除对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一切价格管制。

政府的其他误导性政策，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行为，可能使石油产品继续保持高昂的价格，但不会导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漫无组织、一团混乱的局面。

这一解决办法还能降低消费者的成本，我们指的是实际成本，这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每加仑[1]汽油的价格可能会上涨几美分，但消费者再也不用为排队和寻找加油站浪费时间和汽油了，也不用为能源部每年的预算付款（纳税）了。1979年，能源部的预算高达108亿美元，平摊到每加仑汽油上，约合每加仑9美分。

这一解决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有效，为何没有被采用呢？在我们看来，是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一般的原因，另一个是特殊的原因。要使接受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以外的大多数人了解价格机制的作用原理，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无疑会使每一位经济学家感到失望。记者和电视台评论员，似乎对他们在大学一年级学过的那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尤为抵触。其次，废除价格管制无异于戳穿了皇帝的新装，将会使人们明白，能源部20000名雇员的所作所为，原来不仅无用，而且有害。有人甚至可能会想：要是压根就没有能源部该多好！

卡特总统宣称，政府必须制订一项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计划，否则到1990年美国的能源将被耗尽。这一主张又如何呢？这还是一种谬见。正是由于政府对自由市场机制这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处处加以阻挠和压制，才使人们觉得只有政府制订计划才是一种解决办法。

根据长期贸易协议，我们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购买价格是每桶约20美元，在现货市场（立即交货的市场）上，我们支付的价格甚至比这还要高，可政府却强迫国内生产者按每桶5.94美元的低价出售石油。政府对国内的石油生产征税，用来补贴从国外进口石油。我们从阿尔及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购买价格，比政府允许国内天然气生产者所收取的价格要高出一倍还多。在环保问题上，政府对能源的使用者和生产者都加以严格的限制，很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成本。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和行政过程中的繁文缛节，使建立发电厂（不论是以原子核、石油还是煤炭为原料）所需的时间一再拖长，也使充足的煤炭投入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一再拖长，并且使成本成倍地上升。种种“反生产率的”政府政策，严重地压制了国内的能源生产，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石油进口，尽管卡特总统说过：“仰仗一条跨越半个地球的油轮运输线是很危险的。”

1979年年中，卡特总统提出了一项为期10年、耗资880亿美元的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政府计划。让纳税人为产自油页岩的石油直接或间接支付每桶4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同时却禁止国内油井所有者对某些种类的石油收取高于每桶5.94美元的价格，这样做合理吗？或者，正如爱德华J.米切尔（Edward J.Mitchell）在《华尔街日报》（1979年8月27日）上发表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倒要问一问……就算我们花了880亿美元，能在1990年生产出一定数量每桶40美元的合成石油，这又怎么能够‘保护’我们当前（或是1990年）免受欧佩克每桶20美元的石油之害呢？”

从油页岩、含油砂层等提炼燃料，当且仅当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加便宜的时候，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当然，前提是把全部成本都考虑进来。确定上述方法是否便宜最有效的机制便是市场机制。如果这种方法果真便宜的话，那么谋求自利的私人企业对此进行开发就将是有利可图的，前提是它们既能获取利益同时更要承担成本。

仅当私人企业确信将来价格不会受到管制的时候，它们才能够期望获取收益。否则私人企业就相当于是在赌博，而且“左右都是输”。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假如价格上升，各种管制措施和“暴利税”便会悄然出现；假如价格下降，私人企业就要两手空空。正是这种前景削弱了自由市场机制，从而使卡特总统的政府计划成了唯一的选择。

仅当私人企业不得不为破坏环境而付出代价时，它们才会承担所有的成本。达到这一效果的正确方法是对排放物征税，而不是让某一政府机构任意制定各种标准，随后又建立另一个机构来杜绝前一个机构的拖沓作风。

对于私人企业发展各种替代性燃料来说，价格控制和管制的威胁是唯一重要的障碍。有人说，发展替代性燃料风险太大，资本成本太高。这纯属无稽之谈，冒险正是私人企业的本质所在。把风险强加给纳税人而不是资本家，并不能消除风险。阿拉斯加的输油管表明，私人市场完全能够为有前途的工程筹集巨额资金。派遣税务员到处征税，并不能增加国家的资本金，与其这样还不如让股票市场使这些资金运作起来。

说到底，最后还是人民为我们消费的能源付账。假如我们采取直接付账的方法，并能够自己决定怎样使用能源，而不是通过纳税和通货膨胀等间接形式付账，也不是由政府官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使用能源，那么，我们为所消费的能源支付的总金额将会少得多，得到的能源将会多得多。

[1]1加仑=3.78541立方分米。

■市场

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总会有质量低劣的产品、庸医和骗子。但总地看来，如果允许市场竞争机制起作用的话，与日益强加到市场机制上的政府机制相比，市场将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我们在本章开头引用过亚当·斯密的一段话，正如他所说，竞争保护消费者不是因为商人比官僚们心肠更软，不是因为商人有更多的利他主义思想，或更加慷慨大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才能，而只是因为为消费者服务正是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

假如一名店主向你出售的商品比其他店主出售的商品质量低或价格高，你就不会继续光顾他的商店了。假如他买来出售的商品不合你的需要，你就不会购买。因此，商人们会在全世界搜寻能满足你的需要、受你欢迎的各种产品。而且，他们会极力推销其商品，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破产。你走进一家商店，没有人强迫你买什么。你可以随便买哪一样东西或者到另一家商店去。这是市场和政治机构之间的本质区别。你能够自由选择。没有警察从你口袋里掏钱去为你不想要的某样东西付款，没有警察要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然而，鼓吹政府管制的人会说，如果没有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怎么能防止企业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有危险的产品呢？其实，正如万灵磺胺、镇静剂以及其他许多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故所表明的，出售这类产品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是一种非常低劣的做生意的手段，而不是招揽忠实而可靠的顾客来做生意。当然，如果没有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会出现各种差错和事故，但正如特里斯事件所表明的，政府管制并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区别在于犯严重错误的私人企业可能会破产，而犯严重错误的政府机构则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预算。

只要无法预测不利情况的出现，就肯定会出现一些差错和事故，但同私人企业相比，政府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测不利情况。防止差错和事故的唯一方法是停止前进，但停止前进也就消除了出现意想不到的有利情况的可能性。

鼓吹政府管制的人还会说，没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各种复杂的产品的质量呢？市场的回答是，消费者无须自己做出判断。他有一些可以依赖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中间人。例如，百货公司的主要经济职能是根据我们的利益检查质量。我们购买的东西很多，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东西都懂行，即便是衬衫、领带或鞋子等最平常物品，我们有时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其质量。如果我们买了一件不好的东西，我们多半会退给出售商品的零售商，而不会退给工厂主。在判断产品质量上，零售商所处的地位远比我们优越。同百货公司一样，西尔斯公司、娄巴克公司和蒙特文梅里·沃德公司不仅是销售机构，而且是为消费者有效地检验和证明产品质量的机构。

另一种可以依赖的市场手段是商标的声誉。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西屋电气公司、劳斯莱斯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获得生产安全可靠的产品的声誉。这是它们“信誉”的源泉，作为一家公司，这种信誉甚至比厂房设备更有价值。

还有一个手段是私人检验组织。这样的检验组织在工业部门中是很普遍的，并在证明大量产品的质量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像消费研究会一类的私人组织，该研究会创立于1928年，并仍在它每月出版的《消费研究》杂志上评价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还有1935年建立的消费者联合会，它出版《消费通讯》。

消费研究会和消费者联合会都很成功，有充足的资金雇用大批人员，其中包括工程师以及经过训练的检验人员和办事人员。可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它们至多只能吸引1%~2%的可能的追随者。这两个组织中规模较大的消费者联合会现在拥有大约200万名会员。它们的存在是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一种反应。它们的规模很小，而且没有出现其他类似的机构，这表明只有少数消费者需要这类机构，并愿意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付钱。大多数消费者一定正在从其他方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并愿意为此支付费用。

有人宣称消费者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这一论断又如何呢？正如许多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的可耻失败所表明的，我们的回答是消费者不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埃德塞尔牌汽车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最不受欢迎的汽车，但该公司却开展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运动推销这种汽车。从根本上说，广告是做生意的一种成本，企业家都想从付出的钱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设法满足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和愿望，比起试图制造人为的需要和愿望，不是更为合理吗？的确，同制造人为的需要相比，向消费者出售满足他们现有需要的商品，一般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所谓人为制造出来的要求改换车型的愿望。可是，尽管开展了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运动，福特汽车公司终究没能使埃德塞尔牌汽车成为畅销货。市场上总是有一些不经常改换车型的小汽车，如美国制造的苏珀巴牌小汽车（这种汽车是奇克牌出租汽车的仿制品）以及许多外国小汽车，但它们所能吸引的顾客一直不过是很少的百分之几而已。如果不经常改换车型的汽车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则制造这种汽车的公司就会兴旺起来，同时其他公司也会仿效它的做法。多数批评意见都反对广告，不是因为广告操纵了人们的嗜好，而是因为一般公众具有浮华庸俗的嗜好，即同批评意见不一致的嗜好。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光凭想象下结论，应该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一番比较，即要货比货。如果商业广告是骗人的，那么，不要广告或者政府对广告加以控制，是否更为可取呢？至少私人商业方面有竞争，你做广告，我也可以做广告，而一牵涉到政府，就比较难于做到这一点了。政府也从事广告宣传。政府拥有数以千计的与公众联系的代理人，他们用最动听的语言介绍政府的产品。同私人企业的广告宣传相比，政府的广告宣传更具欺骗性。我们只要看一看财政部为出售其储蓄债券进行的广告宣传就够了。美国财政部为了出售储蓄债券特地印制了一种宣传卡片，由各家银行分发给广大顾客，上面印有以下劝人进行储蓄的话：“美国储蓄债券……多么伟大的储蓄方式！”可是，在过去十几年里，凡购买储蓄债券的人都上了当。他在债券到期所得到的金额，同他购买公债所付出的金额相比，只能购买更少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得为不利的“利息”纳税。所有这一切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而通货膨胀则是向他出售债券的政府造成的。然而，财政部却继续散发上述宣传卡片，为储蓄债券做广告，宣称储蓄债券可以“增进个人安全”，是“自行增值的礼物”。

有人说垄断的威胁导致了国会颁布各项反托拉斯法令，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垄断的确是一种威胁，消除这种威胁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司法部下面设立更为庞大的反托拉斯机构或者给联邦贸易委员会拨更多的款，而是废除阻碍国际贸易的各种现有的关卡。这样，来自全世界的竞争将比各项反托拉斯法令更有效地削弱国内的垄断。英国的弗雷德·莱克无须从美国司法部取得帮助就可以破坏航空公司的卡特尔。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汽车制造商迫使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生产较小型的轿车。

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要想使消费者不受单一的卖主的剥削，就必须存在其他的卖主，消费者能向他购买，而他也希望卖东西给消费者。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可供选择的办法要比全世界所有的拉尔夫·纳德之流提出的办法有效得多。

■结论

“流泪的日子即将过去。贫民窟将只是昔日的回忆。我们将把牢房变成工厂，使监狱变成仓库和粮仓。男人挺起胸膛，女人面带微笑，孩子蹦蹦跳跳。地狱将一去不复返”。19

著名的福音传教士和禁酒运动的领导人比利·桑戴（Billy Sunday），就是以上面一段话迎接1920年禁酒运动的开始的。这场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人们突然发现真正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目前的道德觉醒，即目前开展的保护大家不受自身侵害的运动将向何处发展。

禁酒运动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开展起来的。酒是一种危险物，每年饮酒过度而丧生的人数，往往超过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管制的所有危险物毒死的人数。但是，禁酒运动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谁喝酒谁就犯有违反国家法令罪，从而政府只能建造新的牢房和监狱以收容罪犯。艾尔·卡彭（Al Capone）及巴格斯·莫兰（Bugs Moran）二人可谓臭名昭著，他们谋财害命，敲诈勒索，拦路抢劫，并且非法酿酒卖酒。那么，谁是他们的顾客？谁买他们非法供应的酒呢？向他们买酒的正是一些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绝不会赞同或参与艾尔·卡彭及其同伙干的那种罪恶勾当，他们只是想喝一点酒。为了喝上一点酒，他们不得不违反法律。禁酒运动没有能阻止人们饮酒，它只是使许多在其他方面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违法者，给饮酒这件本来很平常的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从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它压制了许多具有制裁作用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通常可以保护消费者不受质量低劣的、弄虚作假的以及有危险的产品的损害。它腐蚀了向法律谄佞之徒，并使道德风尚败坏，但并没有阻止酒的消费。

目前，在禁止使用环己基氨基磺酸盐、DDT和苦杏仁苷等问题上，还远未造成上面那种状况。可是，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禁止出售的药品，其交易已经出现了某种灰色市场；在美国不能合法购买的药品，人们已开始到加拿大或墨西哥购买，就像禁酒运动期间人们为了购得一点合法的酒一样。许多认真负责的医生感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使用解除病人痛苦的药品而违反法律，要么不使这种药品而严格遵守法律。

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么终点就是十分明确的。如果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免受危险物质的侵害，那么照此逻辑，烟、酒均应在禁止之列。如果应该由政府保护我们在骑自行车和玩砸炮枪时免遭危险，那么照此逻辑，滑翔、骑摩托和滑雪等更加危险的运动就更应禁止。

甚至主管各管制机构的人想到这种前景，也会感到震惊。就其他人说来，对于控制我们行为的更为极端的尝试，如要求汽车安装拉环锁、禁止生产糖精等，公众的反应充分证明：我们丝毫不需要这种政府管制。假如政府真的能够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食用的东西或从事的活动的利弊的信息，那么政府就应该向我们提供这些信息。不过，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注释

1.Marcia B.Wallace and Ronald J.Penoyer，“Directory of Federal Regulatory Agencies，”Working Paper No.36，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Business,Washington University,St.Louis,September 1978，p.ii.

2.Evaluation of the 1960-1963 Corvair Handling and Stability（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July 1972），p.2.

3.See Mary Bennett Peterson,The Regulated Consumer（Los Angeles：Nash Publishing，1971），p.164.

4.Matthew Josephson,The Politicos（New York：Harcourt Brace，1938），p.526.

5.Thomas Gale Moore，“The Beneficiaries of Trucking Regul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1（October 1978），p.340.

6.Ibid.，pp.340，342.

7.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quotation from p.99.

8.Richard Harris,The Real Voice（New York：Macmillan，1964），p.183.

9.William M.Wardell and Louis Lasagna,Regulation and Drug Development（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5），p.8.

10.Sam Peltzman,Regul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4），p.9.

11.Estimates for 1950s and early 1960s from Wardell and Lasagna,Regulation and Drug Development,p.46；for 1978，from Louis Lasagna，“The Uncertain Future of Drug Development，”Drug Intelligence and Clinical Pharmacy,vol.13（April 1979），p.193.

12.Peltzman,Regul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p.45.

13.U.S.Consumer Products Safety Commission,Annual Report,Fiscal Year 1977（Washington,D.C.，January 1978），p.4.

14.Wallace and Penoyer，“Directory of Federal Regulatory Agencies，”p.14.

15.Murray L.Weidenbaum,The Cos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Publication No.12（St.Louis：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Business,Washington University,February 1977），p.9.

16.Ibid.

17.Wallace and Penoyer，“Directory of Federal Regulatory Agencies，”p.19.

18.A.Myrick Freeman III and Ralph H.Haveman，“Clean Rhetoric and Dirty Water，”The Public Interest,No.28（Summer 1972），p.65.

19.Herbert Asbury,The Great Illusion,An Informal History of Prohibition（Garden City,N.Y.：Doubleday，1950），pp.144-145.

第8章　谁在保护工人

在美国以及其他经济发达的社会中，普通工人的工作条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有了显著的提升。如今很少有人还在从事那些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这在一个世纪前，以及目前全球的大部分其他区域仍旧是一个普遍现象。工作环境日益改善，工作时间逐渐缩短，休假以及其他相关福利都不再是种奢望。收入的显著提高使得普通家庭也可以过上曾经那些达官贵人才能享有的富裕生活。

如果进行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问及“是什么部门或组织的努力使得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得以改进”，虽然有人会回答“没有这样的部门或组织”或者“不知道”抑或“不曾想过”，但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两个答案，必然首先是“工会”，其次是“政府”。可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前的两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这两个答案是错误的。

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工会在美国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在1990年，工会成员只占工人总数的3%。直至今日也只有不足1/4的工人加入了工会。所以，工会显然不是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以改善的原因。

至于政府，情况类似。在罗斯福新政实施之前，美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对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方面几乎没有发挥过作用。虽然政府在自由市场体系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很明显，工人生活和工作水平的普遍提升并不能归功于它的直接领导。

当今，对于究竟“谁是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得以改进的功臣”，大部分工人赞同的答案是“没有这样的部门或组织”。

■工会

将“劳方”作为“工会”的同义词，是一种目前在生活中很常见的、严重的词语误用，例如在一些报告中使用“劳方反对”这样的词语，或者在拟定法律时以及立法的程序中使用“劳方”的提案如何如何。这样的做法，犯了两种错误。首先，在美国有3/4以上的工人并非工会成员。即便是在工会势力远远强于美国的英国，大部分的工人也没有加入工会。其次，把工会会员的价值取向认定为整个工会的价值取向也是一种错误。虽然对于大部分的组织来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组织成员的期望目标与组织本身的期望目标是相关的，甚至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有足够多的案例表明，工会中的高层常会通过一些合法的程序或者滥用、挪用工会基金的方式谋取私利，这警告我们不要不自觉地把“工会”的利益同“工会会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更不用说把工人整体的利益与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了。

目前，工会的作用和影响被普遍高估了，而这种词语上的误用既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也是这一趋势的结果。工会每次采取的措施或行动都会受到普遍关注并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他们常常会成为夜间电视新闻的头版头条或者整篇报道的对象。而决定美国大多数工人工资的“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亚当·斯密），则明显缺乏透明度，并不怎么引起关注，鉴于此，其重要性也被严重低估。

这种词语上的误用同样使得人们误以为工会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其实并非如此。相反，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前的封建时期，城市和城邦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特有组织形式，即行会。事实上，现代工会的一些特征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例如2500年前希腊的医生们达成的协议。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世界公认的现代医学奠基人，于公元前460年出生在科斯岛，一个距离小亚细亚海岸几英里的希腊小岛。科斯岛在当时经济繁荣，同时是希腊的医学中心。在研学了一段时间的医学之后，希波克拉底一面游历，一面行医，以其卓越的医术获得极高的声誉，尤其是他在治愈瘟疫和传染病方面的显赫功绩。在此之后，他回到科斯岛，在那里建成并亲自管理一个收治病人同时开展教学的医学院校。他接收所有愿意学习医学同时缴纳学费的学生。这个医务教学中心很快就享誉整个希腊，吸引了各方的学生、病人和医务工作者。

相传，希波克拉底在104岁时病逝，当时他的学生和追随者遍布科斯岛，他们全部是从医人员。所以对病人的争夺越发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出现某种协同运动——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将规则“合理化”，以消除“不公平竞争”。

同样，相传在希波克拉底死后的20年左右，医疗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一份行为准则，并命名为希波克拉底誓言。此后，在科斯岛以及越来越多的世界其他地方，每一位接收完医学培训的医师在从医之前必须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一习俗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美国绝大部分医学院毕业典礼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类似于其他的职业法规、商业贸易协议以及工会合约，希波克拉底誓言充满了对于保护病人的美好愿望：“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

但是该誓言中也包含着一些同上述精神不相符的内容，例如：“对于我所拥有的医术，无论是能以口头表达的还是可书写的，都要传授给我的儿女，传授给恩师的儿女和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人；除此三种情况外，不再传给别人。”现在，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作封闭式雇佣制度（即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前身。

在面对饱受结石困扰的病人时，有这样一条誓言：“即便是结石患者，我也不会为他做手术，但是我会把手术留给治疗结石的医生去做。”1一份典型的内外科医生之间分割市场的协议。

我们可以猜想，当医学院的毕业班宣誓时，希波克拉底在九泉之下定然不得安宁。当年，他曾经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对医学感兴趣并且愿意交付学费的人。而从那个年代至今，医生们逐渐通过采用限制工作领域的方式避免竞争从而自我保护，对于此，大概希波克拉底本人也会强烈反对吧。

很少有人将美国医学会认定为一种工会。人们认为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会的范围。它为自己的成员以及整个医学界提供重要的服务。但是，它的确就是一个工会，并且以我们现有的判断标准来衡量，它可以被认定为全国最成功的几个工会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缩减了医生的数量，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费用，以帮助病人的名义阻止了来自其他领域的人同“发誓遵守本誓言的学生”之间的竞争。对于此观点，本书不必重复，医学界的负责人对于“该行业的高准入门槛可以帮助病人”这一信念是多么的忠贞不渝。现在，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必须相信凡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就是符合社会利益的。

随着政府对医疗事业的影响日益加大，并且在为其大部分的成本费用买单，医学会逐渐失去了它的控制力和地位，并最终由另一个垄断性机构——联邦政府——所取代。我们认为这一结果的出现可部分归因于医药行业自身为进行组织化而采取的措施。

医疗行业的这类发展非常重要，并且对于将来我们可能面对的医疗服务种类和费用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鉴于本章主题是工会，并非医疗，所以仅讨论与工会活动这一主题相关的医疗经济的个别方面，而暂不涉及有关医疗保健组织目前的发展状况方面的问题。

谁受益

医生在美国是一种高收入的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从工会受益的人来说并不稀奇。尽管工会通常展示给众人的形象是保护低收入人群免受雇主的剥削，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工会最擅长的事就是为那些有特殊技能的高收入人群打掩护，而无论他们是否加入了工会。这些工会只是使得高收入人群能够始终保持他们的收入优势地位。

例如，美国的航空飞行员在1976年的平均年收入是50000美元并且还在不断上涨，同时他们每周只工作3天。乔治·霍普金斯（George Hopkins）在他的一份名为《航空飞行员》的调查中写道：“现在飞行员惊人的高收入水平并不是基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抑或是他们所掌握的技能，而是得益于工会方面对行业的保护。”2

在美国历史最为久远的工会是手工业者工会，由木工、铅管工、泥水匠以及其他具有高技能水平和高收入的工种组成。这些年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会，事实上也是唯一处于发展状态的工会，就是政府雇员工会，由中小学教师、警察、清洁工以及其他各类政府雇员组成。在纽约，市政工人工会几乎将整个城市拖到破产的边缘，可见它们的强大。

中小学教师和市政雇员在这方面的消极影响在英国得到了更好的例证。他们的工会不直接与纳税人接触，虽然是纳税人在支付它们成员的薪水。这些工会只是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而这些政府雇员与纳税人的联系越不紧密，政府雇员和工会就越有可能勾结起来滥用纳税人缴纳的税金，这就如同某些人在将另一些人的钱花在第三方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市工会在诸如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要比在小城市中显得更为强大，也是为什么工会中的中小学老师开始脱离当地的社区，在对学校事务和教育经费方面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大，同时越来越集权化。

在英国，国营的行业数量远多于美国，包括煤矿开采、公共事业、电信和医院。而在国营的行业中，工会的势力最为强大，工人问题也最为严重。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美国的邮政业工会。

假使一个强大工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高收入人群，那么自然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工会的强大，他们才有高收入，还是因为他们都有高收入，工会才得以强大？工会的维护者声称其成员的高额薪酬是工会强大的结果，所以如果所有的劳动者都加入这个工会，那么大家都能享有丰厚的报酬。

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由高级技工组成的工会毫无疑问具备为其成员提高工资的能力；然而，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拿到高工资的人也同样具备增强自己工会势力的优势。此外，就算工会具备为工作者提高待遇的能力，也并不说明所有的工会可以联合起来为提高工作者的待遇而努力。相反，那些强大工会为自己的成员争得的大部分好处，是以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理解这种情形的关键是了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需求法则——价格越高，买者越少。某种工作的报酬越高，那种工作的需求数量就越少。木匠的要价越高，人们对家具的需求量就会越低，对于那些必须制作的家具，人们则会选择那些尽可能少使用木匠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提高飞行员的工资，机票价格就会上涨，购买机票的人数就会减少，进而对飞行员的需求就会降低。相应地，如果减少木匠和飞行员的数量，他们就可以要求高工资。所以控制医生的数量，就赋予了他们进行高额收费的权力。

一个成功的工会减少了其所控制行业的工作岗位数量。结果，有人愿意以低于工会规定水平的工资就职，却不能如愿，只能转向其他行业。其他行业劳动力供应量的增加，会拉低该类岗位的工资水平。即便是普遍工会化，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某些人获得高工资，就必然意味着另一部分人要失业。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会力量有强弱之别，强大的工会其成员可获得更高的工资，正如他们现在所做的，当然是以弱小工会的成员失业为代价的。

工会领导人常常建议企业以放弃利润的方式增加员工工资。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利润。美国每年要将80%的国民收入用于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薪金和其他社会福利。剩下的部分中有一半以上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利息。工会领导人所言的企业利润——税前利润——还不到整个国民收入的10%，而企业的税后利润差不多只占国民收入的6%。即便是所有的企业利润都用于提高雇员的工资，也不可能出现明显的工资上涨，而且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这种小额的边际收益使得企业更愿意在厂房、机器和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方面进行投资。而这些投资和创新行为则不断地提高工人的产出水平，进而提供了满足工资上涨的资金需求。

一部分人工资的上涨，必然是来源于另一部分人创造的价值。大约30年前有人估计，在美国相对于正常的工资上涨率，如果工会或者其他类似机构（如医学会）使得10%~15%的人员工资平均上调10%~15%，那么则会有大概85%~90%的人员工资会下降4%。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估计仍然基本符合对工会作用的评定，3也就是使高收入人群的工资越来越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越来越低。

工会成员的高额工资意味着高额的产品成本，进而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于是作为消费者，所有人，包括那些工会会员都因此而间接地受到利益伤害。对每个消费者来说，包括木匠，房产的价格高得没有道理。工会阻挠工人运用他们的技能生产价值最高的东西，工人被迫从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对于我们全体说来，可得到的物品的总量，比应有的数量要少。

工会权力的来源

工会如何为自己的会员涨工资？工会权力的基本来源是什么？答案是：他们可以缩减就业机会的数量，换言之，他们可以缩减某类工作从业人员的数量。通过政府的协助，工会可以对某类工作实行高工资率，以此缩减此类岗位的数量，同时通过颁发执业许可证的方式，缩减从业人员的数量。工会有时也通过与雇主勾结，对其成员生产的产品形成垄断地位，从而获得上述权力。

实行高工资率　如果工会可以设法对承包人支付给水管工或木匠的工资设定一个最低限额，例如说每小时不少于15美元，那么对这类工种的需求就会减少，同时，愿意从事这类工种的人数又会增加。

假设在某段时间内可以实行高工资率，那么针对这类高收入岗位的求职人员总数，就一定需要通过某些方法确定出最合理就业机会数量限额。目前已采用的各类方法包括：裙带关系，即把工作保留给家庭成员；按照资历和学历招工；超额雇用工作所需要的人员；以及单纯的行贿受贿。由于牵扯太多的利害关系，因而对于工会来说，采用哪种方法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某些工会不允许在公开会议上讨论有关资历方面的规定，因为这种讨论常常引起极大的争议。通过给工会工作人员一些财物来确保获得工作的优先权，是一种普遍的腐败方式。虽然目前采取的种族歧视措施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它仍然是工会分配工作的另一种方法。如果对于某类工作求职人员多于岗位数量限额，则采用招工方法必定是武断的。通过采用偏见的方式以及其他类似的不合理措施来确定谁该被排挤在大门之外，常常会得到那些“已进入者”的大力支持。就连医学院在招生问题上也会涉及种族和宗教歧视，理由是一样的：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太多，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分类。

回到高工资率的问题上，为什么工会可以针对行业实行高工资率？一种方式是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宣称如果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付给工会会员的工资低于工会指定的工资率，又或者有工人愿意接受低工资待遇，那么他们的财产就会被毁坏，他们本人也会被殴打。这就是为什么工会在进行工资调解和谈判时，经常伴随有暴力行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简单方法就是向政府求助。这也是为什么工会都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国会的附近，并且总是在政治活动上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霍普金斯在其有关航空公司飞行员工会的研究报告中特别提出：“该工会得到了联邦立法的充分保护，使职业航空公司驾驶员实际上成了受国家保护的人”。4

政府帮助建筑工人工会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戴维斯-培根法案》，该联邦法令规定，凡是同联邦政府或者哥伦比亚区签订工程价值超过2000美元合同的承包人，对工人支付的工资率不得低于当地“由劳工部长决定”的“同等工人和技工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实际上，“在决定工资的绝大多数场合……不论建筑面积和种类如何，普遍享有的工资率”5往往就是工会的工资率。后来，这一有关工资率的条款又被写进了诸多其他联邦政府援建项目的条款，以及35个州（截至1971年）颁布的有关建筑开支的条款中，从而扩大了上述法案涉及的范围。6实施这些法令的结果是，政府对于大量建筑活动实行了工会的工资率。

甚至对于暴力的使用都可能存在来自政府的支持。一般来说，在劳资争议中公众在情感上总是偏向工会的，这导致了政府当局总是能够容忍工会的各种行为，而这种容忍度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在劳资争议过程中，某人的私家车被掀翻，或者工厂、商店、住房的窗户被砸碎，甚至或有人遭到殴打并严重受伤，肇事者都不大可能被处以罚款，更不用说去坐牢了。但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样了。

政府实行工资率政策的另一套措施是制定最低工资限额法令。政府声称颁布这项法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低收入人群。而事实上，它反而损害了低收入人群的利益。这项法令之所以颁布，是因为有部分人向国会施压，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些人不是贫苦民众的代表，他们主要是一些工人联盟、劳联-产联以及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在这些工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会员挣得的工资接近最低工资标准。尽管有一套关于帮助穷人的漂亮话，但他们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其会员免受竞争的危害。

最低工资法令要求雇主对于低技能水平的工人采取歧视的态度。虽然没有人这样明确说过，但这的确是一条潜规则。举个例子，一个没受过太多教育、没什么特殊技能的青年人，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2.00美元的服务，那么他也可能很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以便挣得工资去接受更好的培训，进而获得更好的工作。而法令要求，只有当雇主愿意为这份工作支付每小时2.90美元（1979年）的报酬时，他才能被雇用。也就是说，除非雇主愿意仁慈地为该青年价值仅为2.00美元的服务增加90美分的回报，否则他是不会被雇用的。青年人从接受每小时2.00美元收入的工作状态变为因不能得到每小时2.90美元的收入而失业的状态，居然还宣称其生活状态得到了改善，真令人匪夷所思。

青少年特别是黑人青少年的高失业率，既是一种耻辱，也是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根源。而它正是最低工资法令的严重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40美分。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使得这个工资标准低到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此后最低工资急剧上升，1950年升至75美分，1956年上升到1美元。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的总体失业率大约为4%，青少年的失业率平均为10%——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10%的失业率也许比人们预料的稍微高了一些。白人和黑人的青少年失业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资率大幅提升之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也扶摇直上。更为重要的是，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之间出现了差距。目前，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15%~20%之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则在35%~45%之间。7我们认为，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资率法令是最歧视黑人的一项法令。首先，在政府开办的学校里，许多年轻人，大部分是黑人青年，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不能掌握高工资工作所要求的技能。然后，为了防止雇主对他们进行在职培训，政府通过不允许他们为低廉工资而工作的方式再一次惩罚了他们。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进行的。

限制从业人员数量　实行工资率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限制可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数。当某个行业的雇主较多，推行工资率会存在较高难度时，工会常常采用这种方法。医疗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工会的各种举措就是以限制从业医生的人数为目的。

如同推行工资率，想要在限制人数方面获得成功，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协助。在医疗行业，医生的职业执照是工会成功控制医生数量的关键——每个希望“行医”的个人都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当然，只有执业医生才有资历判定医生候选人的能力，因此各州（在美国，发放许可证的工作在州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而非联邦政府）签发执照的评审组一律由医生组成，或者医生至少占多数，而这些医生一般又都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

评审组或州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批准行医执照的各项具体条件，而这实际上是让美国医学会拥有控制行医人数的权力。每位医生必须受过长期的训练，必须毕业于某一“政府认可”的学校，并在某一“政府认可”的医院担任过实习医生。而那些“政府认可”的学校和医院的名单，与美国医学会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公布的名单，无一例外地相同。除非具备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的“认可”，否则没有一所学校可以建成，即便是建成了，也不可能维持很久。得到认可的学校有时需要遵照委员会的旨意限制招生人数。

在经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医疗行业的工会在限制从业人员数量方面显示出了极强的控制力。尽管当时从德国和奥地利（那时属于世界医学的发展中心）涌入了大批受过严格训练、医术精良的医生难民。但希特勒上台后的5年中，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外国医生，并不比前5年多。8

颁发从业执照被广泛地用于限制行业从业人数，特别是医生这类行业，它们的从业人员为大量的独立顾客服务。与医疗行业类似，签发执照的审批组，主要是由该行业持有从业执照的人员组成——不论他们是牙医、律师、整容专家、航空公司飞行员、水管工，还是殡仪业者。没有哪个行业会萧条到不必考虑通过从业执照的颁发来限制人员数量。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说：“在某州议会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行业协会纷纷要求为自己的行业制定从业执照制度，其中有拍卖人、采矿者、房屋改建承包商、宠物饲养人、电学家、性病医生和性生活顾问、数据处理者、估价人以及电视机修理人。夏威夷州推行了文身艺术家执照，新罕布什尔州推行了避雷针推销员执照。”9推行各种执照的理由总是一样的：保护消费者。然而，要探究真正的缘由，我们得看一看在各州议会里是谁在为实行或巩固从业执照制度进行游说。游说者无一例外是有关从业人员的代表，而非普通消费者代表。水管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该如何保护他们的顾客，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当水管工就谁可以成为水管工这一问题在竭力谋取法律权力时，很难以把他们对顾客的无私关心作为其行为的根本动机。

为了加强对本行业就业人数的限制，同时增加具备执业资格人员的业务数量，个个组织化的职业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尽量使其业务活动范围被规定得宽泛一些。

通过签发执照限制从业人员数量，其结果之一是创造出了一些新的行业分支，例如在医学中出现了整骨术及脊柱按摩疗法。反过来，这两种职业又开始试图通过颁发执照的办法，限制人数。美国医学会已针对一些脊柱按摩医生及整骨医生提起诸多诉讼，指控他们非法开展其他医疗业务活动，企图把他们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营业许可范围之内。而脊柱按摩医生和整骨医生则控告其他医生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就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

由于新型的高精度手提设备的出现，最近在许多社区中新增了一项医疗服务，即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急救服务。这类服务有时由市政府或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提供，有时完全由私人企业提供，并且进行急救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医务辅助人员，而不是持有执照的医生。

乔·多尔芬（Joe Dolphin）是提供这类服务的私人企业老板，他的机构附属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城市消防队，乔·多尔芬这样描述自己企业的作用：

我们所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地区，是一个拥有58万人口的县，在提供急救服务以前，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在送入医院之后康复出院的比例不到1%。提供急救服务以后，仅在前6个月中，23%的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被成功地救活了，他们病愈出院并且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我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事实说明了一切。然而，很难将其与医学界联系起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通常，管辖范围是引起工人罢工的主要的因素。所谓管辖范围争议，即关于各职业领域业务活动范围的争议。有个采访过我们的广播电台记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强调整个采访会很短，不会超过他录音磁带一个单面录制的时间，因为反转录音带的工作是属于电工工会人员的工作范畴。他说，如果他自己翻转了录音带，那么在回到电台之后，整盘磁带会被洗掉，采访内容也会全部丢失。医学界对待医务辅助人员的方式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同，而且目标动机也相同，即为某个特定职业的服务增加需求数量。

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勾结　工会有时通过帮助商业企业之间联合定价或者分配市场的方式，增强自身的势力。而在反托拉斯法的规定中，商业企业间的这种串谋属违法行为。

在这方面，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煤矿开采业。当时的两个格费伊煤炭法案试图为煤矿经营者共同指定价格的卡特尔行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30年代中期第一个法案因被认定违反宪法而废除时，约翰L.刘易斯（John L.Lewis）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矿工联合会开始替代该煤炭法案发挥作用。每当煤炭的开采量过剩，以致煤炭价格即将下跌时，刘易斯就与采煤工业进行默契的合作，通过号召工人罢工或停工，控制产量从而控制价格。一位煤矿公司的副董事长在1938年写道：“他们（美国矿工联合会）为煤矿行业的稳定运营做了大量事情，并尽全力使该行业保持盈利的状态。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的确比起煤矿经营者自己的努力……还要更加有效。”10

这种合作带回的收益往往在煤矿经营者和矿工之间进行分配。矿工获得了高工资率，但这也意味着矿主会通过加深机械化的方式降低雇员数量。对于这种结果，刘易斯明确承认，而且其实他也很愿意接受——假如受雇者全部是其工会的成员，那么他认为高工资带来的好处完全可以补偿低雇佣水平带来的坏处。

矿工联合会之所以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工会不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限制。其实真正在利用这一豁免权从事非法活动的不是工会，而是那些试图形成卡特尔集团的商业企业。关于这一观点，卡车司机联合会是最值得一提的工会。有一个或许不足凭信的，关于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戴维·贝克（David Beck）的故事，在他之后，由詹姆斯·霍法（James Hoffa）担任该工会主席，两人最终都入狱了。当贝克与华盛顿州的各啤酒厂就啤酒厂卡车司机的工资进行谈判时，对方告诉他，他所要求的工资是不可行的，因为“东部啤酒”的价格会因此而低于华盛顿州的啤酒价格。他就问对方在东部啤酒的价格为多高时，他所要求的工资水平才是可行的。假设说，每箱的价格应该为X美元，这时贝克许诺道：“从今以后，东部啤酒的价格就是每箱X美元。”

工会有权而且的确也经常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例如，就会员的雇佣条件与用人单位进行谈判，反映会员的疾苦，以及使会员感觉到有所依附、有所作为，等等。作为自由的信仰者，我们赞成给予工会等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充分的机会，让他们为自己的会员提供会员希望享有的，同时愿意付费的任何服务，只要工会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而且不使用暴力。

然而，工会以及职业协会等组织，并不是依靠绝对的自愿的活动和全体会员来达到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提高会员的工资。工会及类似的组织成功地获取了政府给予它们的特权和豁免权，这些特别权利使他们可以通过牺牲其他工人和全体消费者利益的方式，让自己的会员和管理人员受益。最重要的是，受益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受害者的收入。

■政府

除了保护工会会员之外，政府还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条款，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以保护工人一般权益，例如，向工人提供补偿费的法规，禁止雇用童工的法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和最长工作时间的法规，为保证就业的公平性而建立相应的委员会，加强监管和奖惩力度，为规范就业市场而建立联邦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等等。

其中的一些举措对于工作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大多数，如工人补偿费法令和童工法，在它们颁布以前，就已体现在人们的自觉行动中了，颁布这些法令也许只是对边远地区具有实际意义。其余的，多少有些不尽如人意，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害处。它们为个别工会和特定的人群谋得了权力，为一些官僚提供了官职，而同时却减少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机构，人们对它怨声载道。正如最近流传的一个笑话所说：目前在美国安装一只灯泡需要几个人？答案是需要五个人，一个人安灯泡，另外四个人填写环境影响测评表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种报告。

政府的确保护了一部分人员的利益，而且保护得十分到位，这部分人就是政府雇员。

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半小时路程的马里兰州的蒙特戈梅里县，居住着许多高级文职人员。在美国所有的县中，该县的家庭平均收入最高。蒙特戈梅里县每四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他们不担心失业，获得的薪资与当地生活成本直接挂钩。退休后，他们享有文职人员养老金，这种养老金也同当地生活成本直接挂钩，并且不受社会保障条款的限制。许多人又具备领取社会保障金的资格，成了拿双份养老金的人。

上述文职人员在蒙特戈梅里县的邻居中，有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都与联邦政府有着某种联系。他们有的是国会议员，有的是院外活动人员，又或者是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大型公司的董事长。与华盛顿周边的地区相同，蒙特戈梅里县的发展十分迅速。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已变成了一种十分可靠而且发展很快的行业。

所有的文职人员，无论职位的高低，都可以得到政府的良好保护。大量研究表明，他们的平均收入高于同等规模企业中雇员的收入，而且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享有大量的额外福利，以及高度职业安全感。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曾这样写道：

当（文职人员）管理规章越来越细化，整整21卷，堆起来大约高达5英尺的时候，政府主管人员愈发感到难以解雇他们了。与此同时，升职和加薪则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没有激励、不受控制的官僚统治机构……

去年符合增加工资条件的100万人当中，只有600人的工资没有增加。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解雇；去年丢掉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不到人员总数的1%。11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事例：环境保护局的一名打字员上班一贯迟到，1975年1月，他的上司要求将他解雇。而整个程序历时19个月，如果把全部步骤记录下来，足有21英尺长。为了满足所有规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满足所有劳资协议上的要求，缺少哪一步骤都不行。

全部程序涉及的人员有：被解雇人员的直接上级、局长和副局长、人事处长、局内该部门的主管人、两名雇员关系专家、一位相关调查办公室的职员和该办公室的主任。不用说，这一大群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来自于纳税人的税金。

在州和各地方政府中，上述情况在地区间有所差异，在许多州以及像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中，情况或者同联邦政府相类似，或者比联邦政府还要糟糕。目前，由于市政雇员工资的急剧增长，更准确的说法是，给提前退休人员过高的养老金，纽约市几近破产。在各大城市所在的州中，政府雇员的代表常常是州立法机关中的主要利益集团。

■没有这样的部门或组织

有两类工人得不到任何保护：一类是只有一位可能雇主的人，另一类是没有任何可能雇主的人。

那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一般是一些掌握了某项特殊技能的人，因为技能特殊，所以极具价值，他们的收入也会很高，而且最多也就只能有一个人作为老板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20世纪30年代我们学习经济学时，教科书中的标准例子是棒球大王巴比·鲁思（Babe Ruth）。通常人们直接称呼他为“最佳击球手”，他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棒球选手。当时有两个大型的棒球俱乐部，不论他为其中的哪一个打球，比赛场上都是座无虚席。纽约扬基俱乐部拥有当时最大的运动场，因而也有能力支付给他最高的酬劳。结果，扬基俱乐部就成了他唯一的可能雇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比·鲁思无法再要求更高的薪水，但确实意味着没有人保护他；在他跟俱乐部讨价还价的时候，以不再打球相威胁是他唯一可用的武器。

那些无法选择雇主的人是政府保护措施的最主要受害者。其中的一类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而失业的人。如前所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属于政府行为的双重受害者：低劣的初级教育和因为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失去的在职培训。

依赖公共援助的人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当雇主提供工资水平高于领取的救济金时，选择去工作才是明智的。然而他们所能做的工作大概很难有那么高的价值。对于72岁以下的受助者来说，如果他们的工资收入超过政府规定的限额，他们就没有资格继续领取社会保障津贴。这就是近几十年来，65岁以上就业人员所占比例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对于男性，这一比重由1950年的45%下降为1977年的20%。

■其他雇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存在较多的可能雇主，他们才能得到最可靠和最有效的保护。如前面所言，当一个人只有一位可能雇主时，他基本上是得不到保护的。保护工人的是那些愿意雇用工人的雇主。对工人劳务的需求，使得雇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向工人支付合理的工资，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有别人这样做。所以，真正保护工人利益的是竞争——争夺工人劳动成果的竞争。

当然，雇主之间这样的竞争时而激烈，时而不激烈。一些人力资源的争夺是无价值的，而一些有价值的工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让雇主找到合适的雇员，或者让雇员找到合适的雇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因而竞争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说来，竞争是迄今人们所发现的或者说发明的，优点最多、缺陷最少的保护方式。

竞争的这种作用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自由市场的一种特性。

其他雇主的存在保护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伤害，因为他可以到别处干活。其他工人的存在保护了雇主免受工人的伤害，因为他可以雇用别人。其他卖主的存在保护了消费者免受某一卖主的伤害，因为消费者可以到别的商店买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邮政服务质量、长途火车服务质量、中小学教育质量总是如此差劲？因为在这些服务领域，我们总是没有第二个选择。

■结论

当工会通过限制从业人数的方法使自己的会员获得高工资时，这种高工资代价就是其他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高工资的代价就是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雇主为雇用优秀员工而开出高工资时，当表现优异的工人获得高工资时，这种高工资的实现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它来自于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资本投入以及更加先进的技术。蛋糕被做大了——不仅是工人得到了好处，还有雇主、投资人、消费者，甚至是政府官员。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整个社会分配经济利益的方式，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得以巨大改善的原因所在。

■注释

1.There are many alternative translations of the oath.The quotations in the text are from the version in John Chadwick and W.N.Mann,The Medical Works of Hippocrates（Oxford：Blackwell，1950），p.9.

2.George E.Hopkins,The Airline Pilots：A Study in Elite Unioniz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

3.Milton Friedman，“Some Commen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r Unions for Economic Policy，”in David McCord Wright,ed.，The Impact of the Un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1），pp.204-234.A similar estimate was reached more than a decade later on the basis of a far more detailed and extensive study by H.G.Lewis,Unionism and Relative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5.

4.Hopkins,The Airline Pilots,p.2.

5.John P.Gould,Davis.Bacon Act,Special Analysis No.15（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November 1971），p.10.

6.Ibid.，pp.1，5.

7.See Yale Brozen and Milton Friedman,The Minimum Wage Rate（Washington,D.C.：The Free Society Association,April 1966）；Finis Welch,Minimum Wages：Issues and Evidence（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78）；and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January 1979，p.218.

8.See Milton Friedman and Simon Kuznets,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45），pp.8-21.

9.Michael Pertschuk，“Needs and Incomes，”Regulation,March/April 1979.

10.William Taylor,Executive Vice-President of the Valley Camp Coal Company,as quoted in Melvyn Dubofsky and Warren Van Tine,John L.Lewis：A Biography（New York：Quadrangle/New York Times Book Co.，1977），p.377.

11.Karen Elliott House，“Balky Bureaus：Civil Service Rule Book May Bury Carter's Bid to Achieve Efficiency，”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6，1977，p.1，col.1.

第9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钞票与同样大小的彩色纸片相比，拥有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如购买商品，进行各种交易。为什么会如此？只因它是合法货币。合法货币的含义是：政府可以接受它作为偿债和纳税的工具，法院承认它可以清偿以美元计算的债务。可是凭什么在个人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时也要接受货币的这种媒介作用呢？

简单地说，那是因为每个接受它的个人都绝对相信，别人也已经接受货币的这种作用了。这些特殊的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而大家之所以都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在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中，它们总是被别人认定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或者哪怕这种媒介的数量不够多），美国就无法发挥它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这个交易媒介的存在又有赖于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然而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观念不过是一种虚幻。

只是，不管是约定俗成还是虚幻，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事实上，拥有一种通用货币的意义是极为巨大的，以致即便当人们的这种信念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时，人们依旧对此深信不疑。下文中，我们将会谈到，这里所言的挑战就是货币发行人可以利用通货膨胀获得利益，从而它也就有理由制造通货膨胀。但也不能说这种虚幻是坚不可摧的，“不值一张大陆币”这个短语总是能够提醒人们，当初为了进行独立战争后的重建工作，美国大陆会议是如何超量发行大陆币，导致虚幻破灭的。

尽管货币价值的存在依赖于一种虚幻，但是货币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职能作用，当然这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其公民的能力、勤劳和智慧、所能利用的资源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方式等。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一百多年前写道：“在社会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比货币更不足道；它不过是一个用来节约时间和劳动的发明。有了它，事情能处理得更便捷，没有它，同样能办事，只是不那么便捷罢了。而且它同其他许多机器一样，一旦出了毛病，就只能发挥它特有的、独立的作用。”1

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在我们现有的社会经济产物中，没有什么在失控的情况下能比货币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这样描述货币的作用就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相关的事例：在大萧条时期，货币供给量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失控。本章将讨论一种更为常见的、相反的情况：由于货币供给量的急剧上升而导致的货币失控。

■各种类型的货币

历史上，有很多东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过货币的角色。“金钱”（pecuniar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ecus”，意为“牛”，因为牛也曾是一种“货币”。其他充当过货币的东西还有盐、丝、毛皮、鱼干甚至是羽毛，另外，在太平洋的雅浦岛上，人们还曾把石头作为货币来使用。在原始时期，贝壳和珠子是流通性最强的货币。在纸和笔（可用来记账）被发明之前，社会经济较原始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那时人们开始广泛使用金属货币——金、银、铜、铁、锡。

所有这些曾用来充当货币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普遍接受性，即在特定的地方和时间，人们普遍认可它在换取商品和服务时具有的经济价值。

美洲早期的定居者在与印第安人做交易时使用的“瓦姆庞普”是一种贝壳，并且当时在非洲和亚洲的经济生活中，人们也使用类似的贝壳。在美洲殖民地，人们使用过的最有趣、最耐人寻味的货币是烟草。当时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人们都用烟草充当货币：“1619年7月31日，即在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上尉登陆美洲并在詹姆斯敦建立起新世界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之后的第12年，弗吉尼亚州第一届议会通过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关于烟草的，它规定‘上等烟草的价格为3先令1磅，次等烟草的价格为18便士1磅’……”2由此烟草成了当地的货币。

在多个历史阶段，烟草都被指定为唯一的合法货币。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甚至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很多年，烟草一直是弗吉尼亚州及其周边殖民地的主要货币。殖民者用它购买食物、衣物、纳税——甚至是做彩礼：弗吉尼亚州的作家，威姆斯（Weems）牧师说，“每当有船从伦敦到达的时候，是弗吉尼亚那些帅小伙们最开心的事，他们一个个挟着一捆上好的烟草跑到岸边，然后每人都带回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年轻妻子。”3另一位作家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这些小伙子一定不仅帅气，而且高大，否则不可能每人挟着一捆100~150磅重的烟草飞跑。”4

后来，烟草和实际货币同时流通。但是按照英国货币来确定的烟草价值高于它的实际种植成本。所以种植者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产量逐渐加大。这就意味着，货币的供给量在不断增加。通常情况下，当货币的增长量超过可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增长量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所以当时按烟草计量的物品的价格急剧上涨。这场通货膨胀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在它结束时，物价上涨了40倍。

烟草种植者对这场通货膨胀极为不满。按烟草衡量的物价在上涨说明烟草的购买能力在下降——商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是按货币计量的商品价格的倒数。于是，烟草种植者开始向政府求助。结果，政府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关于限制烟草种植的法律：禁止一部分人种植烟草；要求毁掉一部分已收获的烟草；禁止种植烟草一年，等等。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人们自己行动起来，结帮成伙，去毁坏田里的烟草：“破坏行为达到极为严重程度，以致议会在1684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这些破坏分子的行动极其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的目的是颠覆政府。同时宣布，如果有8个以上的人纠合在一起毁坏烟草田，就以叛国罪论处，处以死刑。”5

烟草货币生动地说明了一条最古老的经济学法则，即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烟草种植者在纳税或者支付其他按烟草计算的债务时，自然用质量最差的烟草，而保留质量最好的以供出售，从而换回“硬”货币，比如说英镑。结果作为货币而流通的往往是质量低劣的烟草。当然，人们还是会尽可能地把表面工作做好：“马里兰州在1698年发现有必要通过法律来惩治弄虚作假的行为——人们经常在承装烟草的木箱顶层铺上一层好烟叶，而下面塞的却是甘蔗叶。弗吉尼亚州在1705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6

这个问题得以基本解决是在“1727年烟票合法化后”，当时，国家规定“烟票在性质上同存款单相类似，由验收人员签发。法律规定它可以在签发烟票的库房所在地区流通，并可以用它偿还一切债务”。7尽管实行烟票制的弊病很多，“但直到19世纪前夕，这种收据却起到了通货的职能”。8

历史上，这并不是烟草最后一次充当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日本的集中营里，烟草作为交易媒介，再次被广泛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军当局对德国的法定货币规定了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最高限价，结果使德国的法定货币丧失了作用。人们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做交易，小额交易用香烟作为媒介，大额交易用法国白兰地酒作为媒介——无疑，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所知道流通性最强的货币。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货币改革结束了货币历史上这一段富有启发意义，又具有破坏性的小插曲。9

尽管在当今社会，纸币和记账分录取代了过去的基本货币和商品库房收据，但是弗吉尼亚的烟草货币向世人说明的基本道理对于当代社会仍然适用。

与过去相同，只要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商品和服务供给量的增长速度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按这种货币计量的物价就会上涨。至于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初衷，则与此无关。在弗吉尼亚州，烟草货币数量增加，导致了按烟草计算的物价的上涨，是因为以劳动和其他资源计算的烟草生产成本显著低于它的价值。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银是主要的货币，当时按金银计量的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是因为西班牙从墨西哥和南美洲运来的贵金属充斥欧洲市场。19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按黄金计量的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是因为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后来，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4年，物价上涨是因为人们将氰化处理法成功地运用于商业——可以从产自南非的低廉矿石中提取黄金。

■通货膨胀的诱因

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一种如果处理不及时就有可能毁灭整个社会的疾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有时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为纳粹主义奠定了基础。1954年在巴西，100%的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军人政府的产生。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的倒台，两国都由军人政府接管了政权。

即便不是恶性通货膨胀，也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承担制造了通货膨胀的责任。政府官员总是能够为通货膨胀的发生找出种种借口——企业家的贪得无厌、工会的无理取闹、消费者的奢侈挥霍、阿拉伯的酋长（提高了石油价格）、气候问题，或者其他一些更不着边际的理由。的确，企业家很贪婪，工会总是得寸进尺，消费者常常挥霍浪费，阿拉伯酋长们不断提高石油价格，气候也总是不好。但是这些原因都只能导致某一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不会造成物价的普遍上涨。它们可以造成在短期内有所涨落的通货膨胀率，但不会形成持续的通货膨胀。理由很简单：这些被指控的“罪人”全都没有印钞机，去印制那些装在我们口袋里的钞票，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迫使银行随意更改他们的账户金额。显然，在当今世界上，通货膨胀是印钞机引发的现象。

意识到通货膨胀的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只是正确理解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找寻对策的第一步。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的政府总是急于增加货币的数量？为什么它们明知有潜在的危害，还是要制造通货膨胀？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就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一观点再做些讨论。尽管这一论断意义深远，尽管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目前它还是受到了普遍的否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在放烟雾弹，试图掩盖它们制造通货膨胀的行为。

如果可供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简言之就是产量——能够与货币的增长量同速增长，那么物价就可以保持稳定。甚至，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存款的积极性增加，物价又可能还会下降。通货膨胀发生于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产量增长速度的情况下，而且每单位产量的货币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在经济学里，也许没有哪个论断比这个论断更为正确。

产量受到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也受到科技水平和先进技术普及度的限制。所以，产量的增长相当缓慢。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年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即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每年产量的增长也只是在10%左右。商品货币的数量也受到类似的限制，不过正如烟草、近代的贵金属和19世纪的黄金等例子所表明的，商品货币的增长速度有时比普通商品产量的增长速度快得多。现代货币——即纸币和账目——是不受限制的。货币数量，也就是美元、英镑、马克或其他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按任意的速度增长。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的增长速度有时高得惊人。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数量的增长速率平均每月在3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物价也以同样的速度上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数量的增长速率平均每月在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物价甚至涨得更多，每个月上涨近20000%。10

1969~1979年，美国发生了温和的通货膨胀，流通货币数量的增长速率平均每年在9%左右，物价平均每年上涨7%，这两个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反映的了在这10年中，产量的平均增长率大约在2.8%。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一般远远超过产量的增长；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讲到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时，没有附加任何与产量有关的条件。这些例子还告诉我们，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历史上还没有哪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相应的货币供给量的高速增长，也不曾有过在货币供给量急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发生通货膨胀的先例。

图9-1至图9-5表明，近些年中，通货膨胀率与货币数量增长率之间始终保持同向变动的关系。图中的实线是有关国家在1964~1977年，每年每单位产量的货币价值，虚线是消费品价格指数。

为了便于比较，两条线都用占整个时期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只要数字计算精确，两条线并不会在每一年都是重合的。

在图9-1中，美国的两条曲线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从其他几张图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并非美国特有的。尽管在其他国家，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差异要比美国的情况明显，但是总体来说，两条线的走势还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国家有很不相同的货币增长率。但无论是哪个国家，总有与之相称的通货膨胀率。巴西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图9-5），它的货币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其通货膨胀率也高于其他国家。

图　9-1　货币与物价，美国（1964~1977年）

注：纵坐标上的数值为对数值。

图　9-2　货币与物价，德国（1964~1977年）

注：纵坐标上的数值为对数值。

图　9-3　货币与物价，日本（1964~1977年）

注：纵坐标上的数值为对数值。

图　9-4　货币与物价，英国（1964~1977年）

注：纵坐标上的数值为对数值。

图　9-5　货币与物价，巴西（1964~1977年）

注：纵坐标上的数值为对数值。

究竟谁是因，谁是果？是由于物价的快速上涨而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还是相反？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在大部分图中，表示某年货币量的点总是要比表示那一年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在时间上早6个月。如果能够对这些国家在这些年有关货币供给量的制度安排做一些调研，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做一些了解，就能清楚地知道到底谁是原因，谁是结果了。

南北战争是一个有说服性的例子。南方主要是靠印制钞票来资助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从1861年10月到1864年3月，通货膨胀率平均每月为10%。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南方实施了货币改革：“1864年5月，货币改革生效，货币量减少了，一般物价指数显著下降……尽管当时北方军队侵入，战争几乎要失败，对外贸易减少，政府陷于混乱，军队士气低落，但是货币量的减少对物价稳定产生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原因对百姓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11

这些图中所示的信息彻底反驳了各政府当局一直宣扬的通货膨胀理论。在它们对之所以发生通货膨胀的解释中，工会是一只最大的替罪羊。政府指责工会常常利用其强势地位提高工资，进而拉动成本上升，导致物价上涨。可是，如果当真如此，那该怎样解释日本和巴西的情况呢？在日本，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微乎其微；在巴西，工会完全是政府的一个傀儡机构，可是这两个国家的图中，两条曲线的走势关系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一致，而在后三个国家中，工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工会的确可以为自己的成员谋得利益，也的确通过限制就业机会的方式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但是工会没有能力制造通货膨胀。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产出水平的上涨幅度是通货膨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其产生的原因。

同样，企业家也不是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他们提高产品价格是客观经济环境造成的结果，或者说是对其的一种反映。企业家贪婪的本性是不分时间和区域的，也与国家通货膨胀的程度无关。所以，该如何用企业家的贪婪去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会有所差异？

另一个常被政府官员用来推卸通货膨胀责任的解释是，通货膨胀是从国外输入的。在多个大国都实行金本位制度的时代，这个解释还可以说得通。当各个国家将本国每单位的货币价值都与一定数量的某一特定商品（例如黄金）的价值挂钩的时候，通货膨胀就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这种特定商品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就这些年的国际局势来说，这个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否则，为什么目前在不同的国家里，通货膨胀率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达30%以上，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左右，德国的不到5%。只有当通货膨胀在多个国家同时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它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就如同现在我们可以说政府的巨额开支和严重赤字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一样。但是通货膨胀并非如此，因为每个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控制发生在本国的通货膨胀——就如同现在每个国家政府巨额开支和严重赤字绝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一样。

另一种常见的对发生通货膨胀的解释是，生产效率低下。可是想想巴西的例子，在它的产出增长率排在世界前列的同时，却正在经历着世界罕见的通货膨胀。虽然，每单位产出的货币价值的确能够影响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产出量的变化幅度远远低于其货币价值的变动幅度。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福利来说，没有什么比提高生产效率更重要的了。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3.5%，那么20年后，产量就能增长一倍；比较而言，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5%，那么仅仅14年后，产量就能增长一倍。但是生产率对于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影响，货币才是罪魁祸首。

至于阿拉伯的酋长们和石油国输出组织，情况又是如何呢？他们使我们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减少了我们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因为我们必须要增加出口数量才能进口原油。供给量的降低会导致价格的升高。但是这种影响只是一次性的。它不可能通过高层次的价格水平对通货膨胀产生持久的影响。在1973年石油危机过后的5年里，德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逐渐得到缓和，在德国，通货膨胀率从7%左右下降到5%以下；在日本，从30%以上下降到5%以下。美国在石油危机过后的一年中，通货膨胀率达到峰值12%，然后在1976年下降到5%，接着到1979年居然又上涨到13%。难道这些大相径庭的情况仅用一条石油危机的理由就能解释得清吗？德国和日本使用的石油全部来自进口，美国仅有一半依赖进口，英国是个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可是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德国和日本做得却比美国和英国要好得多。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那个论断：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主要诱因是货币供给量的激增，并非产出的增加。或者说，货币量是关键原因，产量只是次要因素。很多事件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率的短期波动，但是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为什么超量供给货币

在探寻通货膨胀的起因和对策时，理解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至关重要，但这只不过是探寻过程的一个开始。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指引我们找出通货膨胀的根本起因，同时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说它只是一个开始，是因为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货币的超量供给？

不论对于烟草货币或者是金银本位币制度下的货币来说情况如何，就当今的纸币来说，货币供给量的激增以及相应的通货膨胀，都是由政府造成的。

美国在过去15年中，货币数量的增长无外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政府支出的快速增长；第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第三，联邦储备局的错误政策。

如果政府通过征税和向公众借款的方式，为政府支出进行融资，就不会导致货币数量的快速增加以及相应的通货膨胀。在那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多，而公众开支减少，政府的高额支出与私人在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少量支出相匹配。但是从政绩方面考虑，以征税和向公众借款的方式为政府的额外支出筹集资金，并不是可取的做法。绝大多数人希望政府增加支出，可是很少人希望政府增加税负。政府经常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向公众借款，这样做的结果是私人在贷款购房或者企业在贷款投资时，成本和难度都会增加。

除此之外，能够为政府的高额支出进行筹资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数量。例如我们在第3章中提到的，美国政府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分支机构（财政部）向自己的另一个分支机构（联邦储备局）售卖债券从而达到增加货币数量的目的。对于这笔交易，联邦储备局要么就直接支付联邦储备金，要么就在账目中为财政部记下一笔存款。然后，财政部就可以利用这笔现金或者记录在联邦储备局里的银行存款来偿付账款。当这笔高能货币被其所有人存入商业银行时，它就成为这些商业银行的储备金，成为货币供给量得以大规模增长的基础。

对于国家总统和国会议员来说，通过增加货币量来解决政府巨额支出问题是最具吸引力的办法。这使得他们不用加大税负，也不用向公众借款就可以增大政府支付，还可以给选民提供福利。

近年来，美国货币流通量增长较快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政府来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都做了大量的努力，只是效果甚微。“充分就业”这个目标的实际含义远比它的字面意义复杂得多。在这个始终处于变化状态的世界里，新产品淘汰旧产品；需求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技术创新改变生产方式……变化永不停息，所以，存在一定量的流动劳动力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人们时常会更换自己的工作，在这之间自然会有一段时间。有部分人在没有找到新工作之前，就辞退了旧工作。年轻人在刚开始工作时，希望尝试不同的工作岗位，积累各种经验，这也需要花很多时间。此外，工会的干扰、最低工资率等这些阻碍劳动力市场自由运作的因素，加大了劳动者找到合适岗位的难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有多少人找到工作才算得上是充分就业呢？

与政府在处理支出和税收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一样，对于就业问题，政府是有政策倾向的。凡是有助于提高就业率的，就是可取的政策；凡是可能导致失业率增加的，就是不可取的政策。结果是政府在观念上存在一定偏见，以是否有助于实现不切实际的充分就业目标作为制定政策的大方向。

实现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两层关系。首先，大家普遍认为政府支出有助于增加就业，而税收政策会导致失业增长，因为它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所以，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政府会尽可能地增大支出，同时减少税收，至于由此而引发的财政赤字问题，则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方式来解决，而绝不会通过增加税负或者向公众借款的方式。其次，即便政府不增加支出，联邦储备局也可以增加货币量，用新印制的高能货币购买已发行的政府公债。这使得银行可以发放更大量的私人贷款，进而促进就业。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局的货币政策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一样，都具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些政策的实施最终都没能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却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发生。正如1976年9月，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我们曾经一度认为，只要增加政府支出，同时减少税收，就可以克服经济的衰退，而且提高就业率。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我们再也没有这种选择了，或者说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过这种选择。这种做法的代价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紧随其后的高失业率。这就是在此之前的20年中，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近年来，美国货币流通量增长较快的第三个原因是，联邦储备局采用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处于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之下，联邦储备局的政策不仅具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倾向，而且由于它试图同时完成两个相对立的目标，极大地恶化了这种倾向的消极影响。联邦储备局有能力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但是它却很少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就如同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描写的狄米特律斯，总是冷落深爱自己的海丽娜，而跑去追求爱慕别人的赫米娅，联邦储备局不是把心思放在控制货币量上，而是放在控制利率上，而它根本没有能力对利率进行控制。结果是两败俱伤，货币量和利率都出现大幅度震荡。这些震荡同样可能引起通货膨胀。1929~1933年，联邦政府在面对这些震荡的时候，总是更急于解决低水平层次上的货币量增长率问题，而对于高增长率则表现得相当冷静，这样的态度倾向最终为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一场巨大灾难。

政府增加财政支持、充分就业政策以及联邦储备局对利率的干扰，最终使得通货膨胀率好像轨道上的过山车一样，时高时低。在上升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总是能再创历史新高，而在下降的时候，又总是能不断创造出历史新低。无论何时，随着货币量的增大，政府的支出不断加大，税收收入也不断上升，但是支出的增长速度始终大于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财政赤字也在不断恶化。

这些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不仅仅发生在最近的几十年。早在远古、封建时代，无论是国王、君主还是国会都试图通过增加货币量的方式解决战争、工程或者其他事项的资金问题。尽管每次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爆发，但是政府总是抵御不了这些利益的驱使。

大约2000多年前，罗马帝王戴克里先（Diocletian）曾通过“降低铸币成色”的方式，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当时，他下令将足值的银币换成看似像银币，但其实含银量极低，基本没有价值的合金币。于是，流通的所谓银币只不过是“贱金属表面镀了一层银而已”。12现代政府的做法是印制纸币，同时将账目记录在案——与古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美国曾经的足值银币，现在变成铜币，而且表面镀的那一层甚至已经不是银，而是镍。

■通货膨胀带给政府的财政收入

通过提高货币量来为政府筹资看似是种聪明的做法，但其实是一种徒劳的努力。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为了新建一条公路，通过增印货币来支付所有的费用。看起来每个人都获得了更高的效用，筑路工人得到酬劳，可以购买食品、衣服和住房，没有人需要为此缴纳额外的税金。可是，毕竟有一条新的公路建成了，到底谁在为此负担成本？

答案是所有为此条公路间接付费的人。如果那些工人不是修路，而是从事其他生产活动，那么就不会有额外货币的出现，进而不会引起物价的上涨。这部分上涨的物价形成一种资金流，沿着消费渠道不断循环，从筑路工人流到消费品的卖方，然后从这些卖方手中再流到其他卖方的手中，依次往复。价格上涨意味着，消费者原来持有的货币量的购买能力下降了。在相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拥有与以前购买能力相同的货币量，消费者就必须节省开销，增加储蓄。

那些新印制的货币，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相当于个人所得税。因为，假使这部分货币量使得物价普遍上涨1%，这就等同于每个货币持有者都必须为他们持有的财物缴纳1%的税金。人们为了保持原有的购买能力就必须增加存款数量（或者说增加收入记录），可是我们无法分清其现有的存款总额中哪部分是具备原先的购买能力的（或者说账目中已计入的收入），哪部分是已经发生贬值的，但是实际上它们全部是计税基础。

与这部分税金相对应的实物，就是那些用来筑路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所能提供的其他商品和服务。正是那些为了保持自己购买能力而减少开支，增加存款的消费者，放弃了对这部分商品和服务的购买，从而使得政府拥有可以修建公路的资源。

由此，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写下这样一段话：“颠覆现有社会的最有效，同时最不易被察觉的方法就是，大量印制流通货币。这样做既不会违反各种经济法规有关扰乱经济秩序方面的条款，又不会被大众所察觉——100万人中也不会有1个人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13

增加的货币量和记入联邦储备局账册的存款，只占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入总额的小部分。

通货膨胀可以自动提高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为政府增加收入。由于通货膨胀的发生，人们的收入水平随之增长，进而符合了更高一级所得税税率的要求。公司的收入水平由于无法扣除更多的折旧费用和其他相关成本，也出现了虚增的情况。一般说来，如果在通货膨胀率为10%而相应的收入增长率也为10%的情况下，联邦的税收就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人为了跟上大部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从而，总统、国会、州长和议员们就能够做出一种试图减税的假象，而他们真正在做的不过是避免税负过快增长。每年，国家都在讨论怎样“减税”，但是税负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实际税负其实是在不断增长——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964年的22%上涨到1978年的25%；各州及地方政府的这一比例从1964年的11%上涨到1978年的15%。

通货膨胀为政府增收的第三种方式是，帮助政府偿还部分债务——或者说，自动免除了部分债务。虽然政府借入的和偿还的都是美元，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发生，它所偿还的美元的购买能力要低于它借入的那些美元的购买能力。如果在借款期间，政府为通货膨胀而支付给债权人足额的利息，那么政府就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获得收益。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不会这样做。储蓄国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假设你在1968年12月买进一份储蓄国债，持有至1978年12月兑现。在1968年，你可能以37.5美元的价格购入面值为50美元，期限为10年的储蓄国债，然后在1978年兑现时获得64.74美元（因为在此期间，政府为了抵消部分通货膨胀的影响，提高了利率）。但是1968年37.5美元的购买能力相当于1978年70美元的购买能力。你不仅仅是损失了5.26美元的购买能力，此外，你还要为名义收入和支出的差额（27.24美元）缴纳税金。所以整件事的结果就是，你不仅向自己的政府借了钱，还要向政府支付额外的费用。

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同样意味着，尽管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和债务危机一年比一年严重，但是从购买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些债务的增长量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多，而且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其实是在不断下降的。1968~1978年，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高达260亿美元，但是其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从1968年的30%下降到1978年的28%。

■通货膨胀的对策

通货膨胀的对策，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很困难。既然流通货币量的超额增长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那么降低货币量增长率就是消除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的方法。问题不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这很明显，政府必须降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而是如何让政府采取这些必要措施。通货膨胀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再采取这些措施就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而且代价惨痛，因为有明显的负面效应。

举两个医学病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患有闭塞性血栓性脉管炎的年轻人，这种疾病会使人体供血机能出现异常，从而导致皮肤与皮下肌肉及骨骼的坏死。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发生了病变。治疗方法很简单：戒烟。可是由于烟瘾太大，这位年轻人始终没有毅力戒烟。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他的病是可以治愈的，而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无法医治。

第二个例子更具针对性，是关于酗酒。酒鬼在开始喝酒的时候，最先感受到的必然是畅快淋漓，至于宿醉后的不良反应要到第二天早晨才能体会得到，每当这时，酒鬼们的选择往往是“以毒攻毒”，用再次喝醉的方式来缓解醉酒的不适。

通货膨胀问题与这两个例子完全类似。当一个国家经历通货膨胀的时候，其最初的效果似乎是令人称赞的。货币量的增加使得任何可以支配这些钱的人——目前来说，主要是政府——都可以在不减少他人可支配收入的前提下，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同时，就业机会增多，经济繁荣，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但是，所有这些美事都只发生在通货膨胀的初期。随后，消费的增加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人们发现虽然他们的工资涨了，但是他们有能力买到的东西却少了；企业家们发现，由于成本的上升，销售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利润增加，除非他们能以更大的幅度和频率提高产品价格。这时，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物价上涨，需求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发生。与那个酒鬼的选择类似，我们也选择“以毒攻毒”，加快货币量的增长速度，由此，我们就坐上了前文所说的过山车。在这两个情景中，都是通过加大用量——酒或货币——的方式，满足酒鬼或者社会经济的“嗜好”。

酗酒和通货膨胀的病理相似，治疗方案也相同。对于酗酒来说，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戒酒。而戒酒之所以难以做到是因为，这一过程需要先经过炼狱，才能进入天堂。戒酒的初期，戒酒者需要忍受种种不良生理反应，才能最终克服对酒的依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放慢货币量增长率，在一开始也会带来各种痛苦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率却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只要经过一两年的时间，人们就能看到治理的成效：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开始复苏，呈现出非通货膨胀性的快速增长的潜力。

对于酗酒或者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来说，之所以难于消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戒除嗜好的决心，至少在初期阶段，这一点要比第一个原因还显得重要。在酒鬼享受一瓶瓶烈酒的时候，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酗酒者，所以他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戒酒。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情况，它更愿意相信通货膨胀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是由外部经济环境引起的正常现象，而且会自行消失——这个愿望从未实现过。

此外，其实很多人是很欢迎通货膨胀的。虽然人们都希望自己要买的消费品价格能够下降，或者至少不会上升，但是，人们更乐于看到自己要卖的东西在涨价——无论是生产的商品，还是可提供的劳务，抑或是自己拥有的住房等其他东西。农民在抱怨通货膨胀的同时，却聚集到华盛顿要求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至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在面对通货膨胀的时候，也往往是以不同的方式做本质上相同的事情。

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是一部分人获得巨大利益的代价是另一部分人失去了相应的利益，从而出现了得利者和失利者的社会分级。得利者将他们获得的收益归功于其自身的远见、谋略和资本的初始积累，而将那些不好的现象，诸如物价上涨，归咎为他们无法掌控的外界力量。几乎每个人都宣称自己反对通货膨胀，而大家真正反对的，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好的现象。

举一个确切的例子，在过去的20年中，几乎每一个有房产的人都从通货膨胀中获得了好处，因为房产在急速增值。即便是贷款购房，利率水平也总是低于通货膨胀率水平。结果就是，在支付了所谓的“利息”或者“本金”之后，也就同时偿还了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某年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7%。此时你借入一笔当年只偿还利息的，10000美元的贷款。那么一年后，这笔钱的购买能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9300美元，所以实际上你就少欠了700美元——正好等于支付的利息。换句话说，你没有为这笔10000美元的借款支付任何费用。（事实上，由于利息支出降低了你应交所得税的计税基础，所以本该为借钱而付出代价，但你却因此而获得了部分收益。）对于房产主来说，通货膨胀的这种效应更加明显，因为房产在迅速增值。而与此同时，小储户们则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将钱存入银行，为那些发放抵押贷款的储贷协会、互助储备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来源。而这些小储户们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政府以保护储户的名义，对银行的存储利率限定了很低的最高利率标准。

因为高额的政府支出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重要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放慢货币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这一点，人们的想法也常常是非理智的。只有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的时候，我们才愿意看到政府缩减开支。也只有为别人增加税赋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是件好事。

然而，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迟早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危害，造成各种不公平现象和社会问题。到那个时候，每个公民都会醒悟过来，希望能为消除通货膨胀而做些贡献。至于通货膨胀发展到什么程度公民意识才能觉醒，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在德国，因为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经历，所以通货膨胀不用太严重，人们就可以觉醒；在英国和日本，通货膨胀要严重一些才可以；而在美国，民众还不曾有过这种意识。

■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在以往的报道中，我们总是能够读到这样的内容：高失业率和经济的低增长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途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之间进行抉择，政府也正在调节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以治理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放慢了，平均失业率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越来越严重。我们既有高通货膨胀率，又有高的失业率。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经济的低增长速度和高失业率并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而是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时才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我们所实施的一些政策不仅妨碍了经济的正常增长，而且增加了失业，甚至还加重了通货膨胀。比如，对物价和工资进行管制的政策，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政府支出和流通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疗和负面效应的区别。假如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但是开始卧床休息，认为这是轻松治疗阑尾炎的好方法。虽然这看起来很荒唐，但是人们在看待失业率究竟是一种治理途径还是治理产生的负面效应时，总是会犯一样的低级错误。

既然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是具有严重危害的，所以有必要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负面效应，以及怎样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它们的危害。我们早在第1章就阐述过产生这些负面效应的原因，即政府不断更改货币量的增长率，对价格系统的信息传递产生干扰，进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做出了错误的反应，而对这些错误的纠正需要花很长时间。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量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增加货币的印制量来解决高消费的问题，对于商品的出售者、劳动者或者其他需要付费的服务提供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例如，铅笔零售商发现，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销售量有所增长。所以起初他不会提高价格，而是会多从批发商那里购进铅笔，接着批发商又会向厂家多订货，然后厂家再向原材料供应商多订货，依次沿着供应链级级向上。假设铅笔需求量的增加是以其替代品需求量的减少为代价的，例如圆珠笔，而非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那么整条铅笔供应链的增值，必然伴随着整条圆珠笔供应链的贬值。最终，铅笔以及制作铅笔所用的原料会依次涨价，而圆珠笔以及制造圆珠笔所用的原料就会依次降价，但是平均物价水平不会发生变化。

然而，如果铅笔需求增加的原因是货币量的增长，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铅笔、圆珠笔以及绝大部分商品的需求量会同时增加，消费总额（按美元计算）会增长。但是铅笔零售商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重新订货之前，他还是会保持铅笔价格不变，希望以此增加销售量。然而此时，铅笔行业需求量的增长，是与圆珠笔行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需求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为生产出足够的商品来满足社会需求量的普遍增长，就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工人和原料供应商最初的反应与铅笔零售商相似——加班工作和生产更多的产品，然后，由于相信社会对他们提供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所以会提高价格。可是这一次不会发生抵消效应，不会有与某行业需求量增长基本匹配的另一行业需求量的下降，不会有与某种商品价格上涨相匹配的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下跌。当然，这一点在变化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需求总是在变化，一些物价在上涨，另一些在下跌。我们常常无法辨别到底是社会需求在普遍增加还是仅仅个别商品的需求在增加，我们总是会把这两种需求增加信号混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货币量快速增长的负面效应会被误认为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加。但是，负面效应就是负面效应，其本质迟早会显现出来。

一旦这种本质显现出来，工人、厂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当他们对于自己销售的那点商品的增长需求量做出反应的时候，误以为只有自己的商品卖得好，至于自己需要购买的其他商品，价格并不会变动。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会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是对需求的增加做出反应，也是因为他们所需商品的价格在上涨。此时，我们就陷入一种价格——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是通货膨胀的后果之一，而不是诱因。如果此时政府不继续推进货币量的增长速度，那么通货膨胀对就业形势和产出的影响，就会由最初的积极作用转为消极作用，就业人数和产出量都会因为工资和物价的循环上涨而逐渐下降。宿醉的痛苦感终究会胜过最初喝酒时的惬意。

这些变化的依次发生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平均需要6~9个月，货币量的增加才能影响到社会经济，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人数增加。再经过12~18个月，才能对物价水平有明显影响，产生或者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这一过程在这些国家中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战争期间）都不曾出现过明显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平均批发价格基本与200年前差不多，美国的与100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存在明确的发展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则不具有这种优越的历史条件。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对其近年来的经济过热进行调控，而是任由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动，那么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也会逐渐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会出现的情况，与上文所描述的恰好相反。最初，开支的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需求的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出总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得以缓解，同时出现就业的人数增加和产量的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自我克制期后，终于戒酒成功。

上述这些调整变化都是随着货币增长速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发生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定，物价就会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就能够自我调整，从而与此相适应；工资每年也只会以10%的速度增长；利率同样每年也只会以10%的速度增长——为了补偿债权人因为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会为适应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诸如此类。

虽然这样的通货膨胀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但是也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它不过是让经济的正常运转多走了几条弯路。问题是，一旦这种情况稍有恶化，经济就不会继续保持稳定。如果从政府的角度看，制造一个10%的通货膨胀率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可行的，那么一旦通货膨胀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政府的野心也会水涨船高，希望通货膨胀率涨到11%、12%，甚至15%。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通货膨胀才是可行的政治目标，而非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0%。

■缓解负面效应

每次通货膨胀都会历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失业率升高这两个过程，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反例。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这些负面效应，降低它们的危害性，还是有可能的。

缓解负面效应的最可取的办法是，通过事前颁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执行，使之取信于民，从而渐进地、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之所以要逐步推进而且要事先通知民众，是为了让他们有时间调整、纠正自己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为了诱导他们这样做。因为多数人会依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订立各种长期合同，包括人事合同、借款贷款合同、生产建设合同等。这些长期合同加大了快速降低通货膨胀的难度，同时也意味着，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会使很多人蒙受损失。而如果提前告知民众政府的政策倾向，那么为了适应新形势，民众可能就会提前终止这些合同，或者对其进行修改，又或者重新谈判具体条款。

缓解负面效应的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长期合同中加入一些“伸缩条款”，即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会依据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自动进行调整。最常见的伸缩条款是在薪酬合同中常有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每小时的工资将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譬如说2%）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低，工资增长幅度就低，通货膨胀率高，工资增长幅度就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资的购买能力保持不变。

伸缩条款的另一大用处是在财产租赁合同中，该类合同不是确定一个长期固定的租金，而是规定每年的租金按照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就常常用商店的总收入乘以一个固定百分比，来计算当期的租金。这种合同看似不包含伸缩条款，但实际上却有，因为商店的收入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同向变动。

此外，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贷款合同。通常来说，贷款的基本特点有：本金固定；按事前确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在一定期间内还本付息。例如，一笔1000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为10%，期限为一年。另一种做法是不将利率固定成10%，而是用通货膨胀率加上某一个确定的利率百分比，比如2%。这样的话，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利率就是12%。还有一种效果相同的做法是，不事先确定还款数额，而是将其与通货膨胀水平相联系，对本息总额进行调整。继续用上述的例子来说明，假设借入1000美元的贷款，还款时按当时通货膨胀率计算相应的应还本金数，再加上以2%的利率所计算的利息。那么，当通货膨胀率是5%时，其应还本金数就是1050美元；当通货膨胀率是10%时，其应还本金数就是1100美元，然后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薪酬合同以外，在美国人们很少用到伸缩条款。但是它的使用范围正在扩大，尤其是在抵押贷款业务中，人们常用它规定可变动利率。几乎所有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以及通货膨胀率波动较大的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对伸缩条款的使用。

伸缩条款的使用可以缩短放慢货币量增长率后调整工资及物价所需要的时间，从而缩短过渡期，减少中间过程的负面效应。然而，尽管伸缩条款很有效，但也算不上是灵丹妙药。想要以此调整所有的合同是不可能的（例如纸币就不能这样调整），而且调整成本与调整的数量成正比例增长的关系。使用纸币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以最经济、最便捷的方式进行交易，而伸缩条款的普遍使用将削弱这种优势。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没有通货膨胀，也不使用伸缩条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只有当私营经济在运行中发生了通货膨胀，为了缓解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时，才应使用伸缩条款，而不要把它当成保持经济稳定的永久性措施。

在联邦政府部门里，伸缩条款则是一种备受欢迎的永久性措施。社会保障和其他的退休人员福利、联邦雇员包括国会议员的工资，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开支项目，现在都按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但是，仍然存在两项明显的，而且不可原谅的遗漏：所得税和公债。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物价上涨10%就应使税率提高10%，而不是目前的状况，税率平均提高了15%以上——那么，不用通过听证会就可以消除高额税金给民众带来的负担，也不会非得经历一次示威抗议才终止不合理的课税制度。此外，如果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所得税税率，还能减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兴趣，因为政府能够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了。

政府公债的利率也完全应该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这些年来，美国政府自己制造的通货膨胀，使得购买长期公债成为非常不理智的投资。所以，出于对公民的公正和诚实方面的考虑，政府在发行长期公债时，有必要采用伸缩条款。

人们有时把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当成治理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然而这些年的经验事实表明，控制工资和物价并不能治理通货膨胀，于是人们又转而主张用它来缓解治理通货膨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据称，只要公众相信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那么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就能发挥这种作用。反过来，政府也希望在公众订立各种长期合同时，它能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计水平。

然而，就这一目的来说，控制工资和物价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它会扭曲价格结构，降低价格制度运行的效率。由此造成的产量下降会进一步恶化治理通货膨胀的产生的负面效应，而不是缓解负面效应。控制物价和工资还会浪费劳动力，因为一方面它扭曲价格结构，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要用于建立、执行和逃避这种管制。不论工资和物价的控制是强制的还是标榜为“自愿的”，这种效果都是一样的。

在现实生活中，物价和工资控制基本上是作为减少货币量和财政支出的替代措施，而不是辅助措施。这种印象会使经济活动参与者，把物价和工资管制的实施视为通货膨胀率在上升的一种表现，而不是通货膨胀率在下降的信号，进而导致他们的预期值会偏高，而不是偏低。

通常，物价和工资控制在实施后的一个较短期内是有效的。商品报价（计入价格指数的商品价格）看似降低了，然而实际上是抬高了，因为人们有变相抬高物价和工资的方式——如降低产品质量，取消售后服务，提供过量晋升机会，等等。但是，当这些规避管制的简便办法用尽之后，价格结构的扭曲状况日益恶化，由管制引起的经济压力达到极点，消极作用越发严重，最终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回顾400年来的历史，物价和工资控制的实施，没有哪一次不是由政治家和选民的短浅目光所造成的。14

■案例分析

日本这些年的经验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如图9-6所示，从1971年开始，日本的货币量增长率逐年升高，到1973年中期，年增长率超过了25%。15

在货币量大幅度增长的前两年，经济运转并没有出现明显异常，直到1973年初才爆发了通货膨胀。其后，通货膨胀的快速恶化迫使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政府将关注的重点从日元的外部价值——汇率——转向它的内部价值——通货膨胀。于是，货币量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从每年25%以上下降到10%~15%之间。这样的状态保持了5年之久，其间几乎不曾出现过例外。（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较高，所以这个范围内的货币增长率有助于保持物价稳定。比较而言，能保持美国物价稳定的货币增长率应在3%~5%的范围内。）

在货币量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大约18个月，通货膨胀率也随之下降，但是直到两年半之后，通货膨胀率才降到两位数以下。在此后的两年中，虽然货币量增长率略有上升，但是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恒定。最终，随着货币增长率进入新的一轮下降阶段，通货膨胀率开始快速地向零趋近。

图　9-6　通货膨胀随着货币量的增减而变化：日本的情况

资料来源：Japanese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图9-6中的通货膨胀曲线是依据消费品价格水平描绘出的。实际上，如果按照批发价格来表示，经济状况会显得更好，因为在1977年中期的时候，批发价格就开始下降了。战后，日本的劳动力开始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进行转移，例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这就意味着，相对于日常消费品来说，服务行业的价格会上涨得更快。所以，消费品价格会高于平均批发价格。

日本在放慢货币量增长率之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197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对低货币增长率做出明显反应之前。在1974年，整体经济状况处于最低迷的阶段。此后，经济开始复苏，接着增长——虽然增长率略低于20世纪60年代繁荣时期，但仍然相当可观，每年增长5%以上。在治理通货膨胀率的过程中，日本从未对物价和工资实施过控制。而其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时，正是日本在为适应原油价格上涨而对国内经济进行调整的时候。

■结论

从我们对通货膨胀所做的上述讨论中，可以归纳出以下5条要点：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加引起的，而不是产出的增长所引起的（当然，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货币量的急速增长）。

2.在当今的社会里，由政府决定，或者说政府有权力决定，货币的数量。

3.治理通货膨胀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即放慢货币量增长速度。

4.通货膨胀的发展，和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都很耗时——至少是几年，不会是几个月。

5.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发生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曾经4次加快货币量的增长速度。每次增加货币供应量之后，首先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紧跟着就是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政府又不得不再次放慢货币量的增长速度，由此，又会引发国内经济的衰退。再然后，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经济也进入复苏期。到目前为止，每次事态的发展顺序都与日本在1971~1975年的历史经验完全相同。然而，我们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把对货币量的限制作为长期的政策主张，而这一处差别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由于对经济衰退过度紧张，于是加快货币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使民众遭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折磨。

我们被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引入歧途，我们以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样的抉择观念显然是一种错觉。真正的选择是：要么把高失业率作为高通货膨胀率的后果，要么把它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注释

1.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II,p.9（Book III,chap.VII）.

2.Andrew White,Money and Banking（Boston：Ginn＆Co.，1896），pp.4 and 6.

3.Robert Chalmers,A History of Currency in the British Colonies（London：Printed for H.M.Stationery Office by Eyre＆Spottiswoode，1893），p.6 in.，quoting from a still earlier publication.

4.A.Hinston Quiggin,A Survey of Primitive Money（London：Methuen，1949），p.316.

5.White,Money and Banking,pp.9-10.

6.C.P.Nettels,The Money Supply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before 172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34），p.213.

7.White,Money and Banking,p.10.

8.Paul Einzig,Primitive Money，2nd ed.，rev.and enl.（Oxford and New York：Pergamon Press，1966），p.281.

9.See Chapter 2.

10.See Phillip Cagan，“The Monetary Dynamics of Hyperinflation，”in Milton Friedman,ed.，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26.

11.Eugene M.Lerner，“Inflation in the Confederacy，1861-65，”in M.Friedman,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p.172.

12.Elgin Groseclose,Money and Ma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61），p.38.

13.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New York：Harcourt,Brace＆Howe，1920），p.236.

14.Robert L.Schuettinger and Eamon F.Butler,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Washington,D.C.：Heritage Foundation，1979）.

15.原因是一项试图维持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的政策。日元受到升值的压力，为了对付这种压力，日本当局用新创造的日元购进美元，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从原则上说，日本当局可以用其他办法抵消增加的供应量，但并没有那么做。

第10章　潮流在转变

由于西方各国政府从未实现过自己所宣称的执政目标，所以当这些大政府试图再次执行某项政策主张时，总是会激起民众普遍的逆反心理。在1979年的英国，这种对政府的逆反心理成就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首相生涯。在1976年的瑞典，这种逆反心理导致了社会民主党在连续执政40多年后，在大选中落败。在法国，这种逆反心理迫使政府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管制的新政策，同时也大幅度减少了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在美国，横扫全国的反纳税运动是这种逆反心理的鲜明体现，此次运动以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第13号提议”为标志，此外，其他许多州也通过了对州政府的税收进行限制的宪法修正案。

可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与政府的对抗行为都是短期的，而且在此之后的很短时期内，就会形成一个更具规模的大政府。人们普遍热衷于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费用的改革，但是对于如何废除政府的各种项目计划——当然，利于民众的项目计划除外——则缺乏相应的热情。由于公众对于政府的反抗行为通常都是由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引发的，同时只要政府认为治理通货膨胀是利大于弊，它们是完全有能力进行控制的，所以只要政府这样做，民众的反抗行为就完全有可能自动减弱甚至是消失。

其实，与其说这种反抗行为是由一时的通货膨胀触发的，不如说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反抗行为引发的。因为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通过征税为政府支出募集资金实在不算是上策，所以立法者就转向通过利用通货膨胀解决资金问题，这样的话，不用通过表决程序就可以变相增加税负，而且这种隐蔽的赋税甚至可以没有明确的征税客体。这种方法在18~20世纪，一直颇受政府的青睐。

此外，那些用于掩人耳目的政府计划目标与这些计划在执行后所取得的最终实际结果总是相差甚远，在前几章中，我们对这些鲜明的差异也做过讨论。由于这种目标和结果之间的反差太过明显，以致有时连大政府的绝对拥护者们都不得不承认政府的失败——不过他们的结论永远会是，只有继续扩大政府的职能领域才能解决问题。

一种观念潮流一旦传播开来，就可以排除万难，势不可当。同样，当一种思潮达到其鼎盛时期时，就会有对立的思想在社会中萌芽，然后迅速高涨。

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斐逊极力主张的经济自由和限制政府干预的思想，在19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随后，一种对立的思想主张开始萌发——部分原因是经济自由和限制政府干预的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公众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反而使得那些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病（当然，这类社会问题很多）显得更为突出，于是激起了人们的一种普遍愿望：想要做些变革以消除这些弊病。所以，推崇费边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高涨，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彻底改变了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政策的大方向和大萧条后美国经济政策的大方向。

到目前为止，这种新主张已经在英国持续了3/4个世纪，在美国也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相似地，它也基本上达到了顶峰。由于人们对它寄予的期望一次又一次落空，这种主张正在逐渐失去它的学术追捧者。它的支持者在争论中开始处于防守状态，而不是进攻。他们对于目前的社会问题已经给不出新的解决方案。他们也不再能激起年轻人的共鸣，现在的年轻人转而认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思想要远比费边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有意义得多。

虽然费边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达到顶峰，可是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表明替代它的新思想，会是更深程度的斯密和杰斐逊主张的自由经济和限制政府干预，还是马克思主张的全能的、一体化政府体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政策的实际运用方面，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以往的经验表明，一般是先有理论界的主导思想，才会出现与之配合的政策主张。

■理论界观念导向的重要性

第2章中讨论的发生在日本和印度的例子，可以证明理论界的观念导向非常重要，这种观念导向可以决定大部分人以及他们的上级对某种新事物的最初印象，或者说是成见、偏见，也可以决定他们对于一种政策主张和另一种政策主张的不同反应。

在1867年取得日本执政大权的明治时期的领导人，致力于增强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或者政治解放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同时信奉贵族统治和统治阶级应由社会精英组成。但是，他们同时采用了自由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给民众带来了大量的致富机会，并且在执行的最初几十年中，还为很多人带去了人身自由的权利。相反，印度的领导人则致力于推行政治自由、人身解放和民主社会。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增强国家实力，而且还要改善大众的经济条件。可惜，他们却采用了集体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严重束缚了印度民众的经济行为，就连曾经在英国的鼓励下已经在个人自由和政治解放方面取得的成就也遭到削弱和破坏。

政治倾向上的差异如实地反映了两个时代中，理论界持有的两种相反的主流思想。在19世纪中期，人们认为，现代经济只能通过自由贸易和私人企业才能建成，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当时日本的领导人可能从没想过还会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到了20世纪中期，人们认为，现代经济只能通过政府集中管理和不间断的5年计划才能建成，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当时印度的领导人可能从没想过还会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有趣的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都起源于英国。只不过日本采纳了亚当·斯密的主张，印度则采纳了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主张。

我们自己的历史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观念导向的重要性。1787年，一群人聚集在独立大厅，为由他们一手建立的国家起草了一部宪法，而这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工作正是在当时理论界的观念导向下完成的。这一群人历史知识渊博，并深受当时英国思潮的影响——正是后来影响日本政策的那股思潮。他们认为集权政策，尤其是把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是对自由的巨大威胁。他们在起草宪法时，始终牢记这一点。美国宪法力图限制政府权力，保持权力下放，同时赋予个人支配其生活的权利。与宪法原文相比，此特点在《人权法案》和10项宪法修正案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不得用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取消或轻视人民的其他权利”；“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保留。”（摘自修正案的第1项、第2项、第9项及第10项。）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由于受英国学术界的影响，即后来影响到印度政策制定的那次思潮，美国学术界的观念导向开始出现转变。从相信个人责任和依靠市场转向相信社会责任和依靠政府。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即便不能称为大多数，也至少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高校教授在对待如何处理公共事务的问题上，都积极推崇社会主义观点。《新共和》杂志和《民族》杂志在当时的理论界是最具权威性的两份期刊。由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领导的美国社会党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它的中坚力量就是各大高校的师生。

我们认为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在美国，社会党是最具影响力的党派。由于它没有希望在全国大选中获胜（事实上也有少部分社会党人士出任地方官员，尤其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所以就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支理论性的党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则与此相反。为了能够尽可能拉拢各类不同派别和各种利益集团，民主党和共和党致力于平衡各方关系，求得折中的权宜之计。他们必须避免出现“极端主义”，同时保持自身的中间立场。虽然不能说它们是两支完全一样的政党，但是它们的相似之处的确很多。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支大党最终都采取了社会党的立场。在总统竞选中，社会党代表得到的选票数量从未有哪次超过总数的6%——1912年，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获得过6%的选票。在1928年的大选中还不到1%，1932年的大选中也仅仅只有2%（诺曼·托马斯获得的）。但是，几乎社会党在1928年总统竞选中颁布的每一条经济政治纲领，如今都已制定为法律条款。这些经济政治纲领列示在本书的附录A中。

历史证明，当理论界的观念导向开始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影响范围在逐步扩大时——如同大萧条后发生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截然相反的观念导向下制定的宪法不可能削弱政府的权力，最多是能够延迟政府扩大其权限的时间。

按杜利（Dooley）先生的话来说，“无论是否符合宪法精神，最高法院都可以随意解读宪法。”宪法的内涵被重新解读而且赋予了新的含义。所有旨在阻止政府进行权力扩张的条款最终都成为无效的。正如雷奥尔·伯杰（Raoul Berger）在研究了最高法院对一项宪法修正案的阐释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最高法院对于第14项修正案的阐释可以清楚地表明法院方是如何“行使”哈兰（Harlan）法官所言的“修正权”的，也就是以阐释内涵的名义不断地篡改宪法的权利范围……

可以负责任地说，最高法院无视宪法制定者的初衷，对宪法的阐释往往与其本意相冲突……

此类行为只能使民众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法律。1

■民众的观念和行为

之所以说费边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达到顶峰，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文献中表示出的观点态度，也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家们在竞选演讲中提及的政策倾向，而是因为普通民众的行为方式。当然反过来说，他们的行为选择必然会对理论界的观念导向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正如A.V.戴西（A.V.Dicey）凭借其超凡的预测能力在60年前写下：“如果社会的立法进程受到了阻碍，原因不会是思想家们对公众的影响，而是一些引起大众关注的，有深刻社会影响的举措，例如增加赋税，税收就算不是社会政策的永恒产物，至少也是常见的辅助手段。”2如今，通货膨胀、高额税率、明显的低效率、官僚统治以及来自大政府的过量干预都在如同戴西所预言的那样，发挥着各自的社会效应。这一切迫使民众不得不自谋出路，想办法避开政府设置的各种障碍。

帕特·布雷南（Pat Brennan）是一位在1978年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的重要人物，因为她和她的丈夫与美国邮政局开展了业务竞争。他们的创业地点是纽约州罗彻斯特市里的一间地下室，他们的业务特色是，保证当天将包裹和信件投递到罗彻斯特商业区的指定地址，而收费标准低于国家邮政局。很快，他们的业务量就开始飙升。

可惜，他们违反了美国法律，国家邮政局把他们告到法院。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但还是以他们的败诉告终。期间，很多地方商人都给过他们经济上的支持。

帕特·布雷南说：

我想美国即将会爆发一场平静的反抗，而我们就是这场运动的先行者……你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反对官僚统治，而在若干年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会受到镇压……人们决定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交给那些不在乎人民生活的华盛顿的官僚们。所以，这不是一个提倡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们在反思官僚权限和如何限制他们权限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中，出现了有关自由的困惑——你是否有权利从事某种职业，以及你是否有权利决定你要怎样做你的工作。自由问题同样存在于他们对廉价且质优服务的选择权方面，根据目前的联邦政府法规和相关的私人快递法律，我们没有权利开展业务，消费者也没有权利选择服务——在我们这样一个以自由和自由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让人感到困惑。

当有人试图控制我们的生活，而这一切又与他毫不相干时，估计每个人都会做出与帕特·布雷南一样的反应。最初的反应就是愤恨，然后是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手段绕过这些障碍，最后就是，从此不再信任法律。这种结局让人遗憾，但是不可避免。

在英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就是人们对没收性征税制度的强烈不满。英国的一位权威人士格雷厄姆·特纳（Graham Turner）说道：

我认为，公平地说，在过去的10~15年间，我们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弄虚作假的民族。

人们是如何作假的呢？通过各种极为类似的方式。让我们从社会的底层阶级谈起，以一个农村的杂货铺为例，店主是如何挣钱的呢？他发现如果在正规批发商那里进货，他就得使用发票，但是如果他通过现款取货商店进货……那么这部分商品带来的利润就可以逃税，因为税收人员根本不知道他买了这些商品。这就是他赚钱的方法。

至于社会高层阶级，我们以公司的管理高层为例，他们能够弄虚作假的方式就更多了。利用公款吃喝，以出公差的名义度假，安排自己的妻子成为公司的董事，哪怕她们连工厂都没考察过。在公司建造厂房时，他们偷用公司的材料为自己建住宅。

从下到上，从做着卑贱工作的社会底层人员到社会上层阶级——企业家、高级政治家、内阁成员、影子内阁成员——全部都在作假。

我想，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现行的税收制度有失公平，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在想办法避税、漏税。现在，一旦人们就税收制度很不公平这一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实际上国家就多少有些像个阴谋集团——大家在勾结作假。

想要在这个国家作假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都会协助你。而15年前的国情就很不一样。如果那时的人看到当今的社会，一定会感叹地说，嗨，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局面。

《华尔街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瑞典人的抗税运动”的文章（1979年2月1日，第18页），作者是梅尔文B.克劳斯（Melvyn B.Krauss），这篇文章也很有代表性，以下是其主要内容：

发生在瑞典的，反抗西方国家最高赋税的运动是由个人发起的。瑞典民众没有依靠政府，而是依靠自己掌控事态，简单地说就是拒绝缴税。要达到这一目的有很多种方法可供选择，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合法的……

瑞典人拒绝纳税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工作时间……在斯德哥尔摩美丽的海面上总是有坐船游览的瑞典人，这恰能生动地描绘出这个国家正在和平进行的抗税运动。

瑞典人通过自己的方式逃避纳税……

以物易物是瑞典人逃避税赋的另一种方式。想要说服一位正在看网球比赛的牙医放弃比赛，回到诊所给病人看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个患有牙疼的律师也许可以做到。因为律师可以为牙医提供法律服务作为回报。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可以为牙医节省两种税负：他本人的所得税和向律师付费时包含的消费税。尽管以物易物是原始经济的一大特征，但是瑞典的高额税赋却使得它在这个福利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些高技术含量的领域中，成为一种流行的交易方式……

瑞典的抗税运动不仅仅只是有钱人热衷的运动，各个收入水平的人都参与其中。

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目前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它的意识形态迫使政府不断地扩大支出……但是对于民众的税收负担承受能力来说，存在一个极限，一旦超过这个限度，民众就会团结起来反对增加税负……瑞典人抵制高额税负的所有办法都是在损害经济的发展。所以，增加公共支出就是在削弱社会福利所依赖的经济基础。

■为何少数利益集团占优势

如果说在费边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之后，我们所迎接的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而是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体制和权力相对有限的政府，那么，我们必须要做的不仅是要认清现有体制的缺陷，还要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缺陷以及我们如何改正这些缺陷。为什么政策的最终结果总是与其宣称的目标背道而驰？我们能采取怎样的方式来阻止或者扭转这一趋势？

集中在华盛顿的权力

无论何时参观首都华盛顿，都会感叹：这座城市到底掌控着多少权力。漫步在国会大厦中，很难见到那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名，因为这里有18000名政府雇员——平均每65人为一名参议员工作，每27人为一名众议员工作。此外，还有15000名专职的“游说通过议案者”（即政治说客）在国会大厦里来回走动，找寻机会进行他们的游说工作——每个人还会带着秘书、打字员、调查研究人员或者自己利益集团的代表们。

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联邦政府雇用了近300万的文职人员（不包括武装部队）。其中，超过350000人分布在华盛顿以及周边的郊区工作。剩下的则是在间接地被政府雇用，有的是签订政府雇佣合同，但实际上是为私人机构工作；有的是被劳方或者资方组织雇用，或者被其他少数利益集团所雇用，而所有这些机构或组织都将总部设在华盛顿，或者至少在华盛顿有一个办事处，因为那里才是政府的所在地。

华盛顿对律师有巨大的吸引力，全国最大的、收益最高的律师事务所都在这里。据说仅联邦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每年就需要7000名律师为其服务。超过160家城外的律师事务所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3

当然，聚集在华盛顿的权力并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分散在许多不同的部门中。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小的利益集团都尽可能地争取所有与他们相关的权限。其结果就是，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在处理方式上政府的态度是一致的。

例如，在华盛顿的一栋大型办公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整天忙着制定措施或者执行什么计划，试图用我们的钱来劝阻我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栋，可能距离这栋楼几英里而已的办公楼里，另一些政府雇员也在同样努力地工作，想方设法用我们的钱去补助那些种植烟草的农民。

在一座大楼里，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的人员正在全力以赴，试图通过游说、施压，甚至是以欺骗的方式让厂家降低商品价格，让劳方降低工资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楼里，农业部的一些下属机构正在制定各种计划，目的在于稳定或者提高蔗糖、棉花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在另一座大楼里，劳工部的官员正在依据《戴维斯-培根法案》制定所谓的“普遍工资”，以此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资率。

国会设立的能源部，雇用了20000名工作人员开展保护能源方面的工作。此外，国会还设立了环境保护局，雇用了超过12000名的工作人员，制定和颁布有关环保的规章制度和一些需要强制执行的要求，而其中大部分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毫无疑问，在每一个机构里都存在工作目的相互矛盾的不同工作部门。

这样的局面，即使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至少是荒唐可笑的。各种相悖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会产生相互抵消的结果，可惜它们所造成的花费并不能抵消。每一项政府计划所需的花费全部来自于我们这些纳税人，而我们原本可以用这部分税金购买任何商品或者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一项计划所耗用的那些能干的、高级人力，原本也可以从事一些其他更高效的生产活动。每个机构尽其所能制定出的那些要求、规则、办事流程、填报的表格，只是让公众大为困扰。

利益集中与利益分散

无论是权力的无限细分还是各项政策的自相矛盾，都根源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就是通过颁布各种详尽和具体的法律条款而运作。这种系统倾向于赋予那些高度集中的小型利益集团过多的政治权力，也更重视那些能够产生明显、直接、即时效果的政府举措，而那些意义深远、造福子孙，但是短时期内看不出明显效果的政策往往不会被采纳，这种系统常常通过牺牲公众利益来实现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在这种体系下，政治家们也掌控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作用与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恰好相反。那些一心一意想要提升公众利益的人，往往会被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误导，最后提升的只是他们原本不想理会的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

一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本质。例如，政府有一个偏袒海运业的计划，即对造船和出海运营进行补助，同时针对沿岸的水路交通状况为本国的商船提供便利条件。据估计，执行这一计划给纳税人造成的税收负担是每年6亿美元——换种方式说，对于这一产业的40000名纳税人来说，每人每年要交15000美元。船主、船长和船员都十分希望政府能够实施此项计划。为此，他们在游说政客和政治捐款方面花费巨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将6亿美元平均分给两亿人，也就是每人可得3美元，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也就只有12美元。有谁会为这12美元的负担就给国会议员的竞选人投反对票？又有多少人会认定为了取消这项计划，继续花些钱也是值得的，甚至是会认为花些时间来熟悉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值得的？

还有一个例子。那些钢铁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公司的执行官以及所有钢铁工人都知道，如果美国增加钢铁的进口量，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挣钱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都在减少。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政府实施减少进口的措施，就能使他们受益。而此时那些处于出口行业的工人们却并不知道自己正受到失去工作的威胁，因为减少从日本的进口商品数量，就同时意味着向日本出口的商品数量也会减少。这些出口工业的工人大概只有到失业的时候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对于汽车、厨房用具和其他钢铁制品的购买商来说，他们可能只是会抱怨自己的进货价格在不断上涨。可是有多少购买商会把这种高价格和政府的限制进口政策联系起来：是因为政府减少了对国外的低价钢材的进口数量，才导致生产商必须使用本国的高价钢材。这些买家很可能只是会指责“贪婪的”生产厂家和“得寸进尺的”工会会员。

农业是另一个例子。农民们开着自家的拖拉机来到华盛顿，要求政府对提高农产品价格予以支持。在政府做出决定之前，为了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乎常理，农民们常常以气候太差，或者修建教堂为理由，而不会直接指责白宫的政策。可是，即便是对食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来说，也不会有消费者采取游行的方式反对价格保护。至于农民自己，尽管农业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业，也不会意识到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涉与他们面临的问题到底有多紧密地联系。他们大概永远不会想到政府对钢材进口的限制对他们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我们再举一个非常不同的例子，美国邮政局。每次政府想要削弱邮政局的垄断地位时，就会受到来自邮政部门工会的强烈抗议。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向私人企业开放邮政服务业务，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业。所以他们要尽一切可能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可是发生在罗彻斯特的案例却证明，如果推翻了邮政局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就会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私人行业，可能由上千家小型公司构成，同时雇有数以万计的员工。其实目前邮政局的一部分人知道自己极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新行业中找到更有发展前景的机会，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去华盛顿向国会委员会说明这一点。

个人可能会对政府的某一计划有特殊的偏好，因为能够从中受益，同时个人也可能会反对政府的某些计划，因为会使他的利益受损，而且这两者之间，收益可能大于损失。但是支持一项计划的实施能给他带来直接的收益，而反对某一计划的实施却不行。此时，个人会欣喜地发现他和与他有着相同价值偏好的人群完全有能力为更改某一计划而承担相应的财力和精力的投入。如果没能让政府采用对他们有利的计划，那么被采用的计划就可能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个人愿意为利己计划的采用付出多少代价，就会愿意为反对其他计划的实施付出多少代价。而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

市民们通常都关注税收——但即便是这种高度关注也会被绝大部分税种的隐含税负本质所蒙骗。企业税和消费税都是价内税，我们在购买商品交付货款的时候就交纳了，但是并没有独立核算；大部分的所得税在我们得到收入前就已经被扣除了。通货膨胀是性质最为卑劣的隐性税，但是它的这一本质也最难被发现。只有营业税、财产税以及超过抵扣金额的那部分所得税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税负——人们抱怨的也只是这几个税种。

官僚机构

政府的职能部门划分得越细，同时对其职能权限的限制越多，政府就越有可能代表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就这一点来说，新英格兰镇会议称得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值得我们牢记。普通公民意识到他们能够控制政府职员；每一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议事日程简单明了，使得每个人不仅可以详尽地了解大事件，也可以获知各种小事件。

不论是从政府管辖的地域范围、人口数量来说，还是从其发挥作用的各种领域来说，政府的职权范围在日益扩大，然而随着这种权限的扩张，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众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弱。在合理的情况下，政府的议程安排应该是对外公开，让民众了解所有的政府项目，但是目前这一点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连政府的大型项目计划都不为民众所知。管理政府所需的官僚体制正在不断地壮大，而且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普通公民和政府所选出的公民代表之间。这种官僚机构既是特殊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目标的一种工具，同时其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在第5章所说的新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的美国，也就只有在山村、乡镇、小城市或者郊区县，才能出现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具体而有效的监管——而且即便是在这些地方，也仅限于那些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没有对地方政府授权管理的事务。在各大州、城市和华盛顿，政府并不是由政府官员掌控，而是由那些幕后的官僚机构在控制。

没有一个联邦立法委员能够通读一遍他将投票表决的法律条文，更不必说去研究分析这些法律。他必须极大程度地依赖他的众多助手、游说通过议案者、同事以及其他信息来源，才能决定如何表决。那些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官僚们，如今在具体法律条款的制定和通过方面，已经和那些选举出的议员代表们具有同样大的影响力。

在政府执行各项计划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官僚们存在于各种政府部门和其他独立机构，他们的言行完全不受议员代表的控制。那些经选举产生的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断地换届，但是政府的文职人员却保持不变。高级官僚们很擅长通过延长办事流程的方式来延误或者取消他们反对的计划，他们也擅长通过“阐释”法规的方式暗中地，有时甚至是明目张胆地篡改法律条文的原意。他们对于符合自己利益的法规会催促施压，以求立即执行和通过，而对于自己不赞成的法律则尽可能地拖延。

近来，面对日益复杂和意义深远的立法，联邦法院一改往日法律条款客观阐释人的传统角色，开始积极参与到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工作中。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周旋于政府及其分支机构的一个独立部门。

官僚们并没有篡夺权力。他们没有故意参与到任何试图颠覆民主进程的阴谋中，是权力找到了他们。除了直接授权外，没有其他任何可行的方式可以用来处理政府的繁杂事务。当对两个职能不同的官僚机构的授权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时——例如，最近被委任进行环境保护和改善工作的官僚机构与被委任进行能源维护和有效利用工作的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唯一可取的解决方式就是再对第三个官僚机构进行授权，让他们去处理争议。据说，尽管矛盾的本质在于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并非繁文缛节的办事流程，但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还是简化办事流程。

被赋予上述职责的高级官僚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所写的和收到的报告、所参与的会议、与其他重要人物一起进行的冗长的讨论、所颁布的规章制度，全部都是诱发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认为自己比那些无知的选民或者自私自利的商人更清楚应该做什么。

官僚机构在规模和权力上的扩张，会影响到市民和政府关系的各个方面。如果你对政府的某种举措有所不满，或者发现了从中获得好处的机会，那么你的第一选择极有可能是拉拢某位官僚，让他做出有利于你的行为。也可以求助于你所投票支持的议员，但是真正目的也是让他能够代表你的利益，在某位官僚面前美言几句，而不是希望这位议员支持某条法案。

逐渐地，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有赖于是否在华盛顿有人脉，能够与某个议员或者官僚有联系。政府和商人之间也出现了所谓的“旋转门”。在华盛顿当一段时间的政府文职人员，成了商业巨子在成名前必经的学徒期。在政府谋职并不是因为想要为从政迈出第一步，而是因为在将来的事业中可能受到政府的管制，所以提前建立起有用的人脉关系，同时了解政府内幕。虽然旨在防止公务员徇私舞弊的法规越来越多，但是它们只能是防止那些明目张胆的违纪行为。

当一个少数利益集团试图通过某个高度透明的立法程序为自己谋利，那么它不仅需要给自己的请求安上公众利益的假名，而且必须说服一大批与此无关的人，让他们相信这份请求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那些被认定为有明显自利倾向的议案很少能通过审批——例如，最近由于卡特总统在各种竞选运动中得到了一些工会的大力支持，于是同意给海运业更多的特权，但是这一申请最终还是被否决了。保护钢铁业不受国外同行竞争的影响，被说成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考虑；对农业进行补贴，被说成是为了保证食品的充足供应；邮政局的国有垄断地位，被说成是有助于国家团结，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A.V.戴西解释了为什么当特殊利益集团打着公众利益的幌子进行游说时，会那么有说服力：“州政府的干预行为，尤其通过立法进行干预时，产生的正面效应总是直接的、即时的，甚至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而其负面效应却往往是间接的、逐渐显现的，甚至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大部分民众必然会过分偏爱政府的干预行为。”4

当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试图通过行政程序而不是立法手段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时，戴西所说的政府干预行为的“自然偏心”特性就会大大加强。就连一家货运公司在向州际商务委员会求助，以期获得某种有利于自己的行业规则时，都会以公众利益为借口，当然自始至终也不会有人想要拆穿这个谎言。这种谎言除了官僚们，不会有别人相信。那些真正关心公众利益的，与货运公司无关的第三方群体也很少提出反对意见。只有其他的利益相关群体，比如海运公司或者其他货运公司，才会提出自己的想法。整个事件基本不需要其他华丽的谎言。

法院在职能上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官僚机构的发展，而这一切对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马萨诸塞州宪法草案（1779年）中所表达的愿景——“建立一个由法律支配而不是由人支配的政府”——来说，是一种嘲弄。凡是从国外回来，在海关接受过细致安检的人，凡是被国内税务署重新审计过税单的人，凡是被联邦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或者联邦机构的任何工作人员调查过的人，凡是因任何事件求助过官僚机构，希望他们予以仲裁或者批准许可的人，凡是在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做出决策之前，就为某种高额物价或者工资进行保护的人，总之，凡是和政府接触过的人，就会知道我们离依法治国到底有多远。政府官员原本应该是我们的公仆。然而当你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办公桌的那一边坐着来自国内税务署的正在审计你税单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

再举一个例子。最近《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1979年6月25日）的标题是：某公司“前任经理付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费用”。据报道，这位名叫莫里斯G.麦吉尔（Maurice G.McGill）的前任经理谈道：“问题不在于我个人是否从整个交易中获得了好处，而是在于一个卸任的经理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将整件事情诉诸于法律可能会比较有趣，但我决定直接付钱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与证券交易委员会打官司，成本投入会是个天文数字。”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麦吉尔先生都需要支付诉讼费，而那位受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则至多是在单位内部名誉受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损失。

■我们能做什么

毫无疑问，凡是想要阻止或者扭转目前这种局势的人，都应该对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和职责范围的措施持坚决反对意见，强烈要求废除目前的标准并进行改革，同时选举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出任议员和行政官员。但是这并不是扭转目前政府不断壮大势力这一趋势的有效途径，所以注定会失败。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地维护我们的特权，同时尽可能通过牺牲别人的特权来实现对政府职能的控制。我们要对抗的是一条九头蛇，砍去它一颗脑袋的速度总是没有它长出一颗新脑袋的速度快。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早已为我们指出一条更有希望的出路：通过一揽子交易。我们应该采用自我约束的法律，以减少我们试图利用政界渠道才能达到的目标数量。我们不能以利益作为考虑各种事件的唯一出发点，而应该为政府的职责范围制定广泛且具体的规章条例。

宪法第一修正案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方法的优点。大部分的议员和选民会赞成对言论自由施加一些限制，大部分人会赞成禁止纳粹分子、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耶和华见证人教徒、三K党成员、素食主义者，或者其他任何你能想到的小组织成员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讲。

第一修正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一揽子交易的方法处理这一系列问题。它采用的普遍原则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而不是按照每个事件的特殊性质，按情况予以考虑。当时，大多数人支持这项条款，而据说，目前大多数人还是在支持它。当我们是大多数中的一员时，看到少数人的自由受到干涉，并不会有怎样的感同身受，然而当我们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时，这种感受才会深刻——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迟早会有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的时候。

我们认为，美国需要类似于宪法第一修正案那样的法规来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职能范围，一项能对原始人权法案起到补充和加强作用的经济权利法案。

把这样的权利法案加入宪法中，并不能扭转目前政府不断扩张的趋势，也不能放慢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它的作用肯定不会超过宪法本身。而宪法也没能阻止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大和集中，以致目前政府权力的强大和集中已经超出了当年宪法制定者所规定的或设想的范围。对于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一部成文宪法并不是充要条件。如同英国，尽管只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却造就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宪法时，其实就是在一字一句地抄袭美国宪法，而它们迄今都未能建成一个自由的社会。无论是一部成文的宪法，还是相对来说不成文的宪法，但凡能够发挥其社会效力，就必须受到普遍大众及其领导人在思想上的支持。它必须能够体现出那些人们坚信不疑的处事原则，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法院在遵照这些原则办事。就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当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时，政策也会随之变化。

然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制定并采用经济权利法案可以有效地扭转目前政府扩张的这种趋势，主要基于以下两大原因：首先，制定修正案的过程对于社会观念的定形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次，与目前的立法程序相比，修正案的制定能够更加直接且有效地将人们的观念转变为实际的政策。

假如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达到其顶峰，那么对于这样一部权利法案的制定必然会引起全国性的争论，而这场争论一定会让人们在观念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而不是集权主义。这场争论也将暴露大政府的各种弊病，并让大众了解可行的避免方法。

采纳这种修正案所历经的政治流程，将比我们目前的立法和行政结构显得更为民主，因为它使得大众具备了决定事态最终结果的权力。在解决各种问题时，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每次民意调查都显示，绝大多数人反对通过强制乘坐校车的方式整合学校资源——可是校车制度不仅在继续，还在不断地推广。在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施的各种计划，以及为了实现人人平等而执行的各种措施，也都具有类似的情况。据我们所知，目前还不曾有哪位民意调查员问过公众这样的问题，“政府以代表您的利益为由，每年花掉您收入的40%以上，你认为这些钱花得值得吗？”那么，对于民意调查到底应该体现怎样的民意，难道我们不该有所质疑吗？

在前文所述的那些情况，就是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习惯于通过牺牲大众利益来达到自己目标的原因。那些在高校、传媒机构，尤其是官僚机构中涌现出的新阶层，已经成为一个最有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无论公众的抗议有多强烈，也无论法律有多么具体的限制约束，这个新阶层总是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修正案的采用对于权力下放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它要求3/4的州政府可以独立采取行动。这样，提议更改修正案甚至不必经过国会的批准：宪法第五条规定“国会……应2/3州议会的请求，就应当为修正案的更改召开会议”。到1979年中期，已有30个州议会要求国会召开会议，就如何要求联邦政府保持预算平衡制定修正案。只要再有4个州议会提出这种申请，就达到宪法规定的2/3的数目要求，这一状况在华盛顿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准确地说，是因为这样一来，整个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可以被架空。

■对税收和政府开支的限制

采用宪法修正案来限制政府行为的运动已经在一个领域展开了——税收和政府支出。到1979年初，已经有5个州采纳了关于限制州政府可征收的税金总额的宪法修正案，有的州还对政府支出总额进行了限制。其他一些州已经做好了采用这些修正案的准备工作，还有一些州政府计划在1979年的选举中提出采纳议案，然后进行投票表决。除此之外的各州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正在积极筹措，为这类修正案的采纳做着准备。国家税收限制委员会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级组织，目前在好几个州都发挥着票据交换所和经济活动协调人的作用。到1979年中期，该组织在全国拥有约250000位成员，而且成员数量正在快速增加。

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有两件重要的事件正在逐步取得进展。一件是个州议会被迫向国会施压，为有关政府预算平衡的修正案提议召开一次国家级会议——这件事最初是由全国纳税人联盟发起的，这个联盟1979年中期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过125000位会员。另一件是国家税收限制委员会的资助商们正在起草有关限制联邦政府开支的修正案。起草委员会包括了律师、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州议员、企业家以及各种团体组织的代表，我们两个也是其中的委员。该委员会起草的这份修正案已经提交给了国会的参众两院，国家税收限制委员会将在全国发起一场运动来支持这份草案。附录B就是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存在于州和联邦修正案背后的基本思想就是要纠正我们现有结构中的缺点，在目前的结构下，议员们投票支持的政府开支额度要高于民众认定的合理数额，可是这些议员们，又是我们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结果就是由追求特殊利益的政府干预的自然偏心造成的。政府预算是通过把各个已通过审批，正在执行项目的支出加总而得出的。与某个特定项目有特殊利益关系的那一小部分人，总是会花费精力、财力，想方设法让项目通过审批，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人，可能每个人都会因为该项目的批准而上缴几美元的费用，但他们不会因此就反对该计划，因为哪怕这些人还想详细了解它，也还是会认为继续为此花钱或者奔波劳累是不值得的。

国家还是在被大多数人统治着，但是这些大多数也并非只是普通人，它不过是由多个特殊利益集团组成的。要当选议员，就要把你2%或者3%的强势选民组织起来，形成几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会高度关注某一特定问题，而该问题与其他选民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承诺会解决某个集团关注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为你投票，而不管你会如何处理其他集团关注的问题。只要你能召集起足够多这样的集团，那么你就能拥有超过51%的选民，他们就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那份提交给国会的修正案将通过限制议员——无论是州议员还是联邦议员——受权拨款的总额，来调整他们的工作权限。该修正案要求政府事前制定详细的、有限额的预算，如同我们每个人的预算都会受到限制一样。虽然但凡与特殊利益集团相关的立法都是不值得推崇的，但是它们的弊端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有时也并非一无是处。相反，每项立法都被认定成某一崇高社会目标的护航者。问题在于这类社会目标实在是不计其数。目前，议员在反对某个“崇高的”社会目标时，往往处于劣势。因为假如他的反对理由是，该社会目标的实现会提高税负，那么他将会被判定为，由于个人的唯利是图就视人民的需求而不顾的反动分子——毕竟，这个崇高的社会目标只会给每个公民增加几美分或者几美元的税负。假如这名议员当时说：“不错，这是一个高尚的目标，但是我们的预算是固定的。为你的这个目标多花钱，就意味着在别人的目标上少花钱。那么我们应该减少哪些项目上的开支？”那么这名议员所处的地位将会有利得多。修正案的目的是要让特殊利益集团们，为了从一个确定大小的蛋糕中分得较大的一块而展开竞争，而不是通过相互勾结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将蛋糕做大。

由于州政府没有印制钞票的权力，所以可以通过限制其征税总额的方式控制政府预算，目前大多数的州宪法修正案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这些修正案不是已经被采纳，就是已经提交审批了。联邦政府有印制钞票的权力，所以对它来说，限制税收总额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修正案限制的是联邦政府的支出总额，而不是收入总额。

无论是对税收还是对支出的限制，只要支出等于限额，都可以看成是对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总收入的限制，因为政府的支出与收入的比值应当保持恒定。这能够阻止政府不断扩张的趋势，却不能起到逆转趋势的作用。但是，这种限制又有可能引起逆转，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在某一年的支出超过了限额，那么以后年度的实际限额就会更低。此外，在提交的联邦修正案中要求，如果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大于3%，那么政府必须降低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其他可选的宪法条款

我们的收入中由政府支配的那部分所占比例在逐渐减低，这对于建设一个更自由和更强大的社会来说，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但这也只是向目标迈进的第一步。

政府在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管控时，采用的许多极具破坏性的措施并不需要政府资金，比如征收关税、进行价格工资管制、颁发职业执照、制定行业规则、执行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例。

对付这些管制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制定能够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性法规。可是迄今为止，如何制定出合适的这类法规，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任何一条法规被正式采用之前，都应该由有着不同利益倾向和教育背景的人对其进行细致的考察检验，有关限制政府税收和支出的修正案则已经接受了这种检验。

作为整个过程的第一步，在这里对几个修正案的例子进行概述，在我们制定修正案的过程中，这些例子是很有选用价值的。需要强调的是，在修正案这个亟待开发的领域中，这些例子都是尝试性的，主要是用于激发人们的思考并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

国际贸易

目前，美国宪法明确规定：“无论何州，未经国会许可，不得对任何进口商品或者出口商品征收进口税或者间接税，为执行该州检查法令而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相应的修正案就可制定为：

国会不得对任何出口商品或者进口商品征收出口税或者间接税，为执行国会检查法令而绝对必要者，不在此限。

认为现在就可以采用这项修正案，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而认为通过废除个别关税制度就可以实现自由贸易，则更是一种空想。作为消费者，对所有关税加以限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而作为生产者，则会损害我们的利益，这一利一弊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

工资和价格管制

正如我们在几年前所写的，“如果有一天，美国向集体主义妥协，向我们生活中各种类型的政府管制妥协，那并不是因为集体主义宣扬者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而是因为工资和价格管制在间接地发挥着作用”。5如同我们在第1章中谈过的，价格传递信息——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对此有极为恰当的描述：价格是一种演讲形式。凡是由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都是一种自由演说的方式。就此，我们需要一条与宪法第一修正案相配的条款：

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商品和劳务供应者对其商品和服务进行定价的自由。

颁发职业执照

与从事的工作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要扩大我们择业权的自由，就必须对州政府的权力加以控制。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么就得在国会宪法的正文中明确禁止各州相关行为的条文，要么就制定第14项修正案。对此，建议如下：

各州不得制定和执行任何法律，使得合众国的公民从事其自选工作或职业的自由受到限制。

多管齐下的自由贸易修正案

上述三项修正案完全可以由一项修正案替代，该修正案类似于我们现行的宪法第二项修正案（保证公民具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公民在买卖双方均可接受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的自由，不得受到国会或者各州的限制。

税收

公众一致认为，个人所得税制度亟待改革。这个税种被宣称为根据“个人能力进行征收”，即对有钱人会多征税，对穷人会少征税，而且还会具体考虑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税率完全是政府以纸上谈兵的方式确定的，从14%到70%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是整部税法漏洞百出，各种特殊规定五花八门，于是高额税率基本上形同虚设。其实，如果对高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收入实行统一的低税率——低于20%，那么比起现行不实用的税收结构来说，将会为政府创造更多的税收收入，注意，那部分应税所得除了个别明确规定的费用外，不得有其他抵扣项目。纳税人会因此而受益，因为他们可以节省为避税而支出的花费；经济状况会因此而好转，因为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对税收方面的顾虑会越来越少。唯一因此而蒙受损失的是律师、会计、文职人员和议员，他们必须转而从事一些更繁杂的工作，而不是填写纳税申报表，发现税收体制的漏洞，然后尽可能地填补漏洞。

公司所得税制度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它是一种隐性税，顾客在为商品或服务支付价款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交了税。它对公司的所得进行了两次征税，一次是针对公司所得征收的，一次是在分配红利后，针对公司股东征收的。这种税制不利于资本投资，从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应该予以废除。

尽管左派和右派一致认为，应该降低税率，减少税收体制的漏洞，取消对公司所得的重复征税，但是这些改革的完成却不能通过立法程序。左派们担心的是，就算通过采用了降低税率和减少税率等级的方式弥补了一些税收漏洞，新的漏洞很快又会出现——事实上，他们是对的。右派们担心，就算通过采用各种弥补税收漏洞的方式，最终降低了税率，也减少了税率等级，一种更不合理的税率等级很快就会出现——事实上，他们也是对的。

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宪法修正案是唯一能够公平分配利益，使利益相冲突的各方达成一致的途径。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修正案应将现有的涉及所得税的第16项修正案取而代之：

国会有权就个人收入进行课税，且不对收入来源进行区分，所得税收不与其他各州进行分配，也不必参考人口普查或统计资料，所得税起征点中不包括规定数额的职业费用、商业费用以及个人津贴，对于超过起征点的个人所得实行统一的税率。所谓“个人”，不包括公司和其他类型的法人。

健全货币

当初颁布宪法时，国会被授权“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和国外货币的价值”，这里所说的是商品货币：确定一美元等价于多少重量的白银或者黄金。在独立战争期间，以及早期的殖民地，纸币的大幅度贬值使得宪法制定者取消了各州“铸造货币；发行信用凭证（即纸币）；使用金银币以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债媒介”的权力。而至于国会是否有权批准政府发行纸币，宪法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人们一直认为，根据第10项修正案的内容，政府擅自发行货币是违反宪法的，第10项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的……权限，由各州或者人民保留”。

南北战争期间，国会批准了新版的美钞，并宣布美钞为可偿付一切公私债务的合法货币。在南北战争之后，有关美钞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最高法院宣布发行美钞是违反宪法的。“让人困惑的是，这个裁决是由首席法官萨蒙P.蔡斯（Salmon P.Chase）公布的，而在发行第一批美钞时，他正是当时的财政部长。而他不仅宣布了这项裁决，而且还以首席法官的身份，宣布自己应当对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违反宪法的行为负责。”6

后来，经过扩大和重组后的最高法院以5:4的多数票推翻了这个裁决，申明将美钞作为合法货币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对于这一决议，首席法官蔡斯是反对者之一。

虽然恢复金币本位或者银币本位制，既不可行也不合理，但是我们的确需要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来稳健货币制度。目前最可取的办法是，要求货币管理当局将货币量的增长率保持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这是一项最难起草的修正案，因为它与相关的制度结构联系得太过紧密。大体上可以表述为：

当流通中的美元总额的增长率介于3%~5%之间时，国会有权批准政府以贷款或者记账的形式发行无息贷款。

如果同时附带下面的补充规定，可能更为合适：

如果爆发战争，以致在没有续签合同的情况下，政府就终止或延期支付每年应清偿的债务时，只要参众两院各有2/3的议员，或者具有同等资格的人员通过表决，就可以免除上述要求。

防治通货膨胀

如果前文所说的那项修正案被采用，而且得以严格执行，那么它就可以结束通货膨胀并确保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这样的话，就不必采取其他措施来防治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来增加赋税。但是，这是一个可能性很低的假设。凡是可以打消政府制造通货膨胀兴趣的修正案，都会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与一项技术性更强、争议性更大的健全货币修正案相比，防治通货膨胀的修正案更容易被采用。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将第5项修正案的内涵扩展开来，该项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权和财产；在没有等价补偿的情况下，不得将私有财产划为公有”。

就算某人的收入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保持同步，但是由于收入的增加使得他应缴的个人所得税也水涨船高，他的个人财产还是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利用通货膨胀来降低政府公债的实际价值，就是在没有等价补偿的情况下，将私有财产化为公有。

相关的修正案应该规定：

所有与美国政府和其他方面签订的，以美元为计价货币的合同，以及联邦法律中规定的美元总额，每年都应依据前一年的一般物价水平进行调整。

与上一项货币的修正案一样，这项修正案由于有很强的技术特性，也很难起草。国会必须规定明确的参考标准，包括什么样的指标能够合理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尽管如此，修正案还是可以说明基本的原则。

很难穷尽这类修正案的例子，我们计划根据《人权法案》原有的10项修正案提出10项新的修正案，目前还有3项没有完成。而新修正案在措辞上不仅需要研究宪法的法学专家仔细审核，也需要其他各领域专家们的技术支持。但是我们坚信，这些修正案至少表明，通过宪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很有希望的。

■结论

人类自由和经济自由这两种思想的结合，在美国结出了最为丰硕的果实。目前，这些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它们是我们得以如此生存的重要原因。可惜，长久以来我们都在偏离它们。我们忘记了一条基本的真理：对人类自由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权力的集中，而无论是集中在政府手中还是任何个人的手中。我们让自己相信，只要初衷是正确的，那么权力的授予对我们来说就是安全的。

幸运的是，我们顿悟了。我们再次意识到了一个过度管制的社会存在怎样的危险，我们开始理解好的初衷也可以被错误的途径所歪曲，我们终于懂得让人们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自由地支配他们的生活，才是让一个强大社会发挥它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途径。

同样幸运的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然可以对自己的道路进行自由选择——是沿着目前这条政府不断扩张的道路继续前行，还是悬崖勒马，及时回头。

■注释

1.Raoul Berger,Government by Judici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408.

2.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1914 ed.），p.302.

3.“Boom Industry，”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2，1979，p.1，col.5.

4.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1914 ed.），pp.257-58.

5.Milton Friedman，“Monumental Folly，”Newsweek,June 25，1973.

6.Friedman and Schwartz,Monetary History,p.46.

附录A　1928年的社会党纲领

以下是1928年社会党纲领中有关经济政策的条文，括号中的文字说明了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以下列举的条文囊括了其全部的经济政策，但并非每一条都是原文的全部内容。

1.“从煤矿和水资源领域开始，将自然资源国有化，尤其是博尔德水坝和马斯尔肖尔斯。”（博尔德水坝，现改名为胡佛水坝，它和马斯尔肖尔斯目前都是联邦政府负责项目。）

2.“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协作下，建立一个公有的大型电力输送系统，同时按成本价向民众收费。”（已建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3.“铁路以及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属于国有部门，由国家进行民主管理。”（铁路的客运服务完全由美国铁路公司提供，一些货运服务也通过联合铁路公司实现了国有化。联邦电信委员会控制了电话、电报、广播和电视通信。）

4.“在防洪、抗洪、造林、灌溉和垦荒方面实行统一的国家规划。”（目前，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开支高达几十亿美元。）

5.“通过进一步扩大公共工程的规模，同时制定一份公共工程的长期规划，达到能够及时给予失业者政府补助。”（在19世纪30年代，工程进度管理署和公共工程管理局是该计划的主要执行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因此，所有雇员均按小时计酬，工资标准由其真正的工会决定。”（《戴维斯-培根法案》和《沃尔什-希利法案》要求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承包商支付“普遍享有的工资率”，通常情况下即是最高的工会工资。）

6.“为实施公共工程，可向州政府和市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要为减轻民众困难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目前联邦政府每年下拨给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补助费用高达几百亿美元。）

7.“建立一个失业保险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的一个分部。）

8.“通过与各城市的劳工联合会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增设由政府创办的职业介绍所。”（美国就业局及其管辖的各州就业局目前拥有一个由25000家职业介绍所构成的服务网络。）

9.“建立一个健康和意外事故保险系统以及养老和失业保险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的一个分部。）

10.“缩短工作日”和“确保每个雇员每周有不少于两天的休假。”（工资和工作时间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则按加班计算额外工作时间的工资。）

11.“采用一项全面禁止雇用童工的联邦修正案。”（不是以修正案的形式采用的，但是诸多法律中已有相关规定。）

12.“出于对囚犯及其家属利益的考虑，废除对囚犯进行残酷剥削的合约系统，取而代之为在监狱内设置用于劳教的生产车间。”（尚未完全实现。）

13.“增加对高收入人群的课税，同时增加公司税和遗产税，所得税收用于养老保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1928年，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5%，1978年上涨到70%；1928年最高的公司税税率为12%，1978年上涨到48%；1928年最高的联邦地产税税率为20%，1978年上涨到70%。）

14.“对所有商用土地的年租金征税，所得税收用于政府拨款。”（此改革目前尚未开展，但是财产税的确大幅度上涨。）

附录B　限制联邦政府支出的修正案草案

第1项　为了保护人民免受政府施加的过重负担，促进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美国政府的财政总支出加以限制。

（1）任何财政年度的总支出增长百分比，不得超过该年度与其前一个日历年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比。总支出应该包括预算支出和超预算支出，不包括应偿还的公债和处理意外紧急事件的支出。

（2）如果某财政年度的前一个日历年度中，通货膨胀率高于3%，则该财政年度总支出增长百分比应按照通货膨胀率超过3%的部分乘以1/4的数量降低。通货膨胀应按照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来计量。

第2项　在任何一个财政年度中，只要美国政府的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差额部分必须用于偿还政府公债，直至该公债偿清为止。

第3项　在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当参众两院有2/3的多数表决通过，国会可以对超出该财政年度政府支出限额的、确定数额的紧急事件支出进行授权批准。

第4项　当参众两院有3/4的多数表决通过，同时多数州立法部门审核批准，则总支出的限额可以进行确定数额的更改。新限额应自批准后的财政年度生效。

第5项　在本修正案批准后的第一个6年中的每一个财政年度内，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拨款总额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不得小于本修正案批准前的3个财政年度。在此之后，如果拨款总额占总支出的比例降低了，则总支出限额按相应数额减少。

第6项　在不给予必要财政补偿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州政府或地方政府从事额外的或附加的活动。

第7项　当国会中有一位或多位议员（其他人不具有此权利）向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时，本修正案就可能被强制执行。该诉讼应以美国财政部长为被告，在法院下令执行本修正案时，该财政部长有权控制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机构的财政支出。法院的指令中不得明确某项支出的确切限额或者削减额。遵照法院指令对支出限额进行的调整，不得迟于该指令下达后的3个整财政年度。

译后记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自由选择》一书的主要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众所周知，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76年荣获经济学最高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是弗里德曼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的重要原因，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自1969年瑞典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截至2007年，荣获这一奖项的总人数已达61人；但是，即便是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全部61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如果非要列举，大多数人也只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几个最著名的人物：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斯蒂格利茨……其他的，可能就要想一想了。当然，专攻计量经济学的肯定最先想起克莱因，专攻博弈论的肯定最先想起纳什，专攻国际金融的肯定最先想起蒙代尔……但是，只要是学过经济学的，肯定不会想不起弗里德曼。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可称作经济学“大师”的话，那么，弗里德曼无疑属于极少数“大师中的大师”。

或许有人会说，弗里德曼曾于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这是中国人对弗里德曼不陌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与其他到中国访问、讲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比，弗里德曼访问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早的，那时我们的思想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而且他本人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动辄便对广大中国学生做演讲。关于三次访华的细节，可参阅《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再者，近年来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纷纷到中国来访问、讲学，其访问次数、讲学规模，较之弗里德曼都更多、更大，若就此而论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这些经济学家应比弗里德曼更大。

从学术上来讲，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贡献，毋庸我在此赘言，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弗里德曼颁发诺贝尔奖时已对其贡献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对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

但是，弗里德曼在世界上获得巨大的声誉，似乎也不应单单归因于他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认为，弗里德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所以会获得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一位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总会或多或少地持有某种信念。持有某种信念、坚持某种信念并不难，难就难在“一以贯之”。一以贯之，不仅意味着不能屈从于政治权威或学术权威，而且也不能屈从于某种“风气”，不能“跟风”，不能“赶时髦”；一旦认定某种信念，就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和决心。不“跟风”，不管是“政治之风”，还是“学术之风”，都不去跟，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毅力的。不“跟风”，轻者招致学界同仁的白眼、冷落、误解；重者，可能生活上窘迫、精神上孤寂。弗里德曼在美国便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学术界冷落。从20世纪50年代起，弗里德曼便开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正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一统江山”的时代，弗里德曼的主张无疑属于异端，因此他称自己常常在“充满敌视的气氛中演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滞胀”的尴尬局面，奉行已久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低增长与高通胀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在此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念重新获得了声望，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接二连三地授给自由主义经济学家。1974年获奖的哈耶克与1976年获奖的弗里德曼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

一般认为，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两个学派对经济现象的认识、所用的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在坚持自由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方面，两派是一致的。哈耶克的经历与弗里德曼颇有几分相像，两人都对自由市场制度“一以贯之”地坚持，并且都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两人都十分长寿，哈耶克活了93岁（1899—1992），弗里德曼活了94岁（1912—2006）。

如果说哈耶克在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偏离纯粹的经济学而转向政治哲学、法学、心理学等广阔的研究领域，从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哲学家的话，那么，弗里德曼则自始至终都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因此，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在150位经济学家的投票中，弗里德曼被评为“20世纪仅次于凯恩斯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毫不过分的。

2006年11月16日，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逝世，享年94岁。

关于《自由选择》一书的基本情况，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缘起是同名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的拍摄，而它的写作过程则与电视片《自由选择》同步。弗里德曼夫妇称，《自由选择》是他们写过的唯一一部有截稿期限的书，而且是用口语而非书面语写成的，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它比他们写过的任何一部书都畅销。1980年，《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分别于1981年和1990年再版。该书出版后当年便成为畅销书，据作者估计，在美国各种版本的《自由选择》销量超过了100万册。而且，《自由选择》迅速被译为各种文字，中国内地也在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中译本。

在《自由选择》中文版面世20多年之后，以出版经管类图书闻名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拟重新翻译出版该书，并由我这个经济学后学来翻译，我的心情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翻译这样一部出自经济学大师之手的名著，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忧的是，深恐自己学力不逮，若不能准确、传神地将本书译成中文，则不仅有负出版社重托，而且对读者也是一种抱愧。几个月以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电脑前翻译《自由选择》，个中甘苦，只有译者自知。

此次翻译是译自1990年版《自由选择》，并且，针对国内读者的需要，以页下注的形式加了不少译者注。翻译过程中，参阅了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选择》，受益良多，在此，我对前辈译者胡骑、席学媛、安强等致以深深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自由选择》一书的部分内容，由于受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等方方面面的局限，难免观点偏颇。但是，为尊重原著起见，基本上不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删节。个别观点激进之处，做了少量的处理。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有所取舍，因为我们的读者是成熟的读者。

为了本书能够顺利翻译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编辑做了大量辛苦、细致的工作，我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如有翻译不确之处，尚祈学界师长、同仁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张琦　谨识

2008年6月于北京

华章经典·经济

增长的极限

Limits to Growth

[美]兰德斯（Randers，J.）;[美]梅多斯（Meadows，D.）　著

李涛　王智勇　译

ISBN：978-7-111-42426-0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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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2012年冬天，长时间的雾霾、不断爆表的PM2.5指数以及地下水被污染的传闻，让很多居住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生存环境的压力。

其实，这只不过是整个地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一个缩影，是人类活动水平逐渐逼近或超出生态负荷承载限度的一个表现而已。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位身处北京污浊空气之中的居民，当我因受邀为再版的《增长的极限》作序而再次阅读这本书时，那种感触与震撼格外强烈。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2012年，本书第一作者德内拉·梅多斯的遗著《系统之美》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受到了普遍关注，曾长时间位居各大网上书店经管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那本书并不是什么轻松的快餐读物，为什么能得到如此重视呢？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是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复杂系统性问题，已经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模式来处理，人们愈发感受到需要掌握一种新的方法，以应对动态复杂系统的挑战，更好地与系统共舞。而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更是一个几乎无法超越的经典。

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杰伊·福里斯特教授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系统动力学，70年代，享誉全球的国际组织——罗马俱乐部资助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动力学小组，利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技术，对地球生态系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本书就是该项研究的成果，最早发表于1972年。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长达数十年的争议。支持者有之，后来甚至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环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运动；批评者有之，无论对建模方法还是研究结论，一直都有批评和争议的声音。尽管如此，这门新科学的威力和这项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真知灼见、远见卓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日益光华烁人。

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动力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非常迅猛，不仅具备了完备、健全的理论体系，而且有了简便易用的方法与工具，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微观的企业管理到宏观的环境生态系统、社会经济体系，都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就是福里斯特教授的弟子，他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创造性地整合了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而其基石就是“第五项修炼”，即“系统思考”。

同样，对于本书，尽管一开始争议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的极限》这项研究一些结论陆续得到验证，国际社会也行动起来采取一些措施，以应对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全球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尽管会议成果不容乐观，但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该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和数据也得到持续的改进与更新，陆续出版了20周年纪念版、30周年纪念版等，并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均引发广泛关注。

但是，任何一门新科学的普及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系统思考所倡导的思维模式与社会上主流的思维模式有着显著差异，因此它的成长尤其显得困难。举例来说，虽然《第五项修炼》书卖了很多，但真正读完、弄懂并且会用的人很少。对于本书，我相信也大抵如此。

那么，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如果你是企业家或管理者，本书将有助于你重新审视你的企业所在的经营环境，发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实现与企业周围各种系统的和谐，包括与你的顾客、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更大的社区和环境。

如果你是研究者或学生，本书将使你了解新的研究方法、经典的模型、翔实的数据，帮你培养出富有远见的洞察力。

如果你是政府公务员或公共事务管理者，本书更是你获取新知、了解系统运作内在机理与规律的最佳读物之一，是你提升决策水平、在面对复杂局势挑战时找出“高杠杆解”的催化剂。

即使你不属于上述人群，也不带任何功利性目的，简单地打开这本书，随意地读上三五页，我相信也是有益的，因为我们都是地球公民，我们有共同的家园，我们只有地球一个家。只有更加深入地了解它，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爱护它，与它和谐相处，子子孙孙，世代相传。

如何读这本书

我国台湾出版人郝明义曾说过，阅读是大脑的饮食。正如饮食有主食、肉食、果蔬与甜点一样，阅读也可分为四类：①出于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目的而阅读一些实用指南性图书，如同主食，可以快速填饱肚子，却很难说有多少营养；②一些快餐读物或小说，如同甜点，虽然美味可口，却只能当作点缀或闲暇时的娱乐消遣；③一些思想境界很高，深具启发性与洞察力的经典著作，如同肉食，营养丰富，但不易消化；④与工具、方法相关的书，如同果蔬，虽不足以裹腹，却也有益健康，不可或缺。正如饮食平衡乃养生之道，阅读也是如此。因此，读书也要从自己的实际和目的出发，有所选择和侧重讲究，但同时注重均衡。

按照上述区分，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本书既不是主食，也不是甜点，而是有益大家身体健康的肉食与果蔬。

首先，本书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震耳发聩的洞见，用科学方法论证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堪称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有深刻哲理的巨著（本书数次更新、重印、发行数百万册、畅销不衰的事实，可资佐证），读本书将是滋补思想、强身壮体的一道美食盛宴。从这种意义上讲，读本书要细嚼慢咽，好好品味。

其次，本书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与地球生态的宏观层面上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的典型范例，无论是对关键变量的界定、因果关系的分析，还是对工具（存量流量图）的使用、系统动力学专业建模软件的仿真模拟，都是高度专业的。实践证明，经过学习与练习，大家也可以掌握这种方法。而结合书中的分析，大家进行方法的学习、工具的使用练习，无异于让大家有机会与“武林高手”切磋，对于个人学习应用系统思考技能提升大有裨益。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读这本书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知道了”或“看懂了”的层面上，而是要更深一步地琢磨作者对方法、工具的使用，并且动手练习（包括下载免费的系统动力学建模软件进行建模与模拟，这真的不难）。

系统思考的基本原则

对于很多想学习系统思考与系统动力学建模的朋友来说，常常感到无从下手，或认为这玩意儿高深莫测。我认为这些都是误解。以我的经验来看，系统思考并不神秘，也不高深，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掌握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勤加练习并养成习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会系统思考。

简言之，系统思考的基本原则包括：

·考虑问题要全面，不能遗漏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或构成实体，更不能仅从自己的本位出发；

·考虑问题要有深度，不能就事论事，要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明白影响系统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关联关系（被称为系统的“结构”，“结构影响行为”是系统思考的一项基本原理）；

·考虑问题要有动态眼光，不能只看到眼前和当下的状况，要在洞悉系统结构基础的一定程度上“预见未来”；当然，也要考虑到动态关系中广泛存在的“时间滞延”，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使得系统行为复杂多变，甚至难以预测。

如果把我们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拿一个实物来打比方，以上三个基本原则恰如一个“魔方”，要求我们从三个方面实现思维的转变（如图0-1所示）。当然，具体说起来，内容很多（详情请参见邱昭良著，《系统思考实践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图　0-1　“思维的魔方”示意图（邱昭良，2009）

事实上，本书中所述的核心问题也是应用了上述三个原则：

（1）本书提出的“世界模型”包含了很多系统实体，包括生产者、消费者、自然环境、资本等，全面周到；

（2）在上述实体之间，存在非常微妙而复杂的相互连接、反馈与影响，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正是系统的内在结构产生了各个变量纷繁复杂的变化形态；

（3）通过借助存量流量图和专业建模软件，本书对上述系统中各种各样的反馈及时间延迟进行了仿真模拟，不仅与历史的拟合度很高，而且具有很高的预见性。

虽然实际应用的复杂性远大于此，但如果化繁为简，或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我认为这三项原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基本规则。当然，毫无疑问，要想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应用系统思考，还需要更为深入地学习、探究。

阅读地图与学习指南

系统思考作为一门科学和彼得·圣吉所称的“修炼”，也不是非常简单、一蹴而就的。相反，要想掌握这项思维技能，既需要勇于创新，打破自己固有的心智模式和思维定势，又需要大家持续深入地学习、练习并加以应用。

根据我的经验，最为快捷有效的踏上系统思考修炼之旅的方式，是参加一次2~3天的“系统思考应用实务”培训，不仅能通过专家的讲解、互动体验，快速领悟系统思考的原理与精髓，还能够借助大量的实际案例，学会系统循环图等基本方法与工具，进行大量的动手练习，更能现场获得如何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应用系统思考的“内功心法”。

对于没有机会参加上述培训的读者来说，想要通过读书来学习系统思考，也是有迹可循的。图0-2是我整理的“系统思考阅读地图”，仅供大家参考。

图　0-2　系统思考阅读地图（邱昭良，2012）

在入门阶段，我为大家选择的这几本书基本上是实践导向的或寓言故事类、通俗易懂的读物；在进阶阶段，我为大家推荐的主要是面向实践者、讲述系统思考的方法以及应用的书籍；在深入阶段，主要推荐的是较为学术性或有一定深度的经典读物。

最后，再次郑重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并希望大家通过阅读本书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更加深入地认识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所处的这个唯一的地球系统，践行和谐可持续发展；第二，举一反三，学会系统思考，应对工作与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复杂性挑战，做出睿智决策。

邱昭良

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学习型组织研修中心·中国学习型组织网创始人

2013年5月15日于美国旧金山

译者序

《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第1版面世于1972年，甫一出版就受到极大的关注，也引起极大的争议，后被陆续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发行数百万册。

我最初接触这本书是1993~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全球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刚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闭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迅速传到中国，正是可持续发展研究最热的时候。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经济系统分析，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了系统动力学方法并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也阅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

初次阅读此书给我带来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此前，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在校大学生，我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国家、对世界、对民族、对人类充满着关怀，喜欢思考、谈论这一类的“大”问题，总的来说充满着乐观的情绪和美好的憧憬。虽然偶尔也谈论诸如“地球末日”“人类灭亡”这一类话题，但总觉得，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那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完全是一种假说。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经济上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充满着期望。

但是，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之后，我突然感觉到世界真的是有末日的，并且这个末日竟然离我们并不遥远。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研究生，我突然发现原来经济增长也并不完全是件好事，不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还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甚至可以说，增长并非如同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将把人间变成天堂，相反却可能带入地狱。

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从一种盲目的乐观一下子走到了极端的悲观，并且这些想法本身也充满了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误解（这些误解后面还要谈到）。在这里回忆这些只是想说明这本书当时对我个人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并且我相信，这种巨大的冲击绝不仅仅体现在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上。当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我也常常能听到一些同学对此书的争论，反对者的观点正如那些主流观点一样，有人认为“零增长”的观点荒诞不经，将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贫困中，也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所谓的“极限”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许多年过去了，硕士毕业后的我很少再想这方面的问题，《增长的极限》对我思想的冲击也慢慢淡了下来。当偶然听到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准备翻译出版2004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时，我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主动请缨翻译此书。这大概也是一种情结吧。

《增长的极限》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当时正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达到这一轮增长的顶峰，也正处于“石油危机”的前夜，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所弥漫的乐观情绪远比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时的乐观情绪更为强烈。《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问世不啻当头棒喝，本该把人们从梦中惊醒。然而，随之而来的更多是各种批判和质疑，经济学家更是对此大加鞭挞。即便是石油危机的爆发和随后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没有被视为《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注脚，经济学家更愿意根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做出解释。其实，当时作者只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极限状态，并且对达到极限和增长终结的时间，也做出了相当乐观的估计——最悲观的估计也在2015年之后，也就是《增长的极限》面世四十多年之后。

然而，世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放慢了脚步（当然这不是由于《增长的极限》的警告，而是出于增长乏力的无奈），但逼近极限的速度却出乎作者原先的意料。在1992年版中，作者已明确指出，人类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已经超越了极限，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这次的警告不再被当作危言耸听，因为当时的世界的确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危险征兆，例如粮食短缺、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等。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1992年召开了第一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峰会，尽管会议没有取得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成果，但从那以后，国际社会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忧患意识明显增强，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作为第3版，正如英文书名的副标题所表达的那样，本书是对第1版问世30年后所做的更新。从核心思想和主要结论来说，这一版和第2版一样，没有对第1版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做出多少补充或发展，也没有做什么修改。那么出版本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第一，对数据进行了更新，大部分统计数据截止到2000年左右。第二，对模型技术也做了一些改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更加精致并且便于运行。第三，使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和研究成果，例如借用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出来的生态足迹概念，并且将其作为本书的一个核心工具。当然，第一点是本书最重要的“更新”之处，作者利用这些新数据向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的实际状态，并给我们提供了距离极限还有多远或者已经超出极限多远的直观认识。

也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本书还进一步阐明了作者一贯坚持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再次澄清了人们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一些误解。正如前面所说，我也曾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一些基本观点产生过误解，也听到过许多人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错误理解，所以我在这里愿意帮助作者再次澄清一下。

需要澄清的第一个误解是，《增长的极限》是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或者说，《增长的极限》是不是预言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崩溃”？乍看起来，作者所做的工作的确是关于预测的，他们使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基于当前和历史上的实际数据，对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人口、经济增长、生活水平、资源消耗、环境等变量都做了“精确”的预测，为我们勾勒出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并做出了“崩溃”的预言。但是，仔细阅读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作者并非进行单一的预测，并没有预言“崩溃”一定会发生，而是“模拟”了未来世界发展的各种可能“场景”。的确，在多个模拟场景中，如果人类社会照目前的模式发展下去，如果国际社会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过于迟缓，“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者也模拟了避免崩溃发生的情形，前提是国际社会及时采取行动、对增长加以约束并有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因此，《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主要工作是“模拟”人类社会的各种未来可能，而不是预测或预言地球和世界的某种必然结局。作者也多次强调，他们从模型中计算出的各种“精确”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这些数据反映出的发展趋势却是我们理解和展望未来发展必须关注的。

要澄清的第二个误解是，增长的极限是不是仅仅基于一些资源趋于枯竭的现实可能？这是批评者对极限是否存在质疑最多的地方，而那些相信技术力量将使极限不复存在的乐观派观点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如果说极限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某些资源会消耗殆尽的话，那么人们或许有理由相信技术的进步会为我们找到替代资源，甚至是发明不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技术。事实上，作者对增长的极限的关注绝不仅仅是出于资源枯竭这样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明显并日益迫近。作者注意到了人口的几何增长，注意到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注意到了自然环境所遭到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等等。即使某些破坏是可以逆转的，例如恢复土壤肥力，或者是通过技术可以弥补的，例如通过生物技术的进步来弥补土壤肥力下降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但是由于更多的资本将不得不转向满足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工业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进而形成负反馈循环，导致人类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这是书中所模拟的崩溃发生的最主要路径。况且，还有些东西的破坏和失去是不可逆转的，例如臭氧层的破坏和全球变暖的趋势，至少目前看来不是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的，人类只能通过减少自己的生态足迹来避免进一步的恶化或放缓恶化的速度。技术绝非是万能的。

第三个误解是，作者是否在鼓吹“零增长”？零增长是人们对于《增长的极限》一书之结论和主张最简单的也是最普遍的解读，也是颇受人们诟病之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这种主张无异于在扼杀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努力，甚至被视为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贫困状态的国际阴谋。事实上，作者的确提出要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以减缓向极限逼近的速度，但这种主张更主要的是针对那种增长高于一切、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的观点，也是对人类在贪婪地无限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这一现实的反思。在作者看来，如果能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如果能让全人类共享增长的成果，那么人类社会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增长就可以维持一种合意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本书所描述的所有场景中，作者模拟了各种可能性，如人口增长会保持在何种速度，如果资源的消耗速度能降低到多少，如果技术进步能达到什么水平……指出在这些可能的各种状态下，人类的经济增长会不会持续，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作者并没有提出零增长的主张，但在大多数场景中，模拟结果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如果人类不能对自己的贪婪欲望和增长的速度加以约束的话，最终的崩溃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本书的翻译工作最终由王智勇博士和我共同完成。王智勇翻译了第3~6章以及附录，我翻译了文前和第1、2、7、8章，最后由我统校。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先后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充分利用这些地方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丰富的研究资源从事自己研究领域的工作，翻译工作说是“挤”时间完成的一点也不为过。对于翻译上遇到的问题，特别一些关键词的翻译，例如“过冲”（overshoot）、“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等，我与王智勇博士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反复商讨，在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地方最后大多是按照我的想法敲定的。例如“overshoot”一词，本意就是“过度、过头、超过”的意思，但作为本书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必须找到一个词来突出体现它在这里的特殊涵义。我们绞尽脑汁考虑了各种译法，例如王智勇提出可以翻译为“超载界限”或简称为“越界”，但总觉得不尽如人意。最终我决定还是采用“过冲”这一物理学上的译法，以体现其作为一个术语的特殊性。所以，对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失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把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我们，更感谢他们在本书的翻译由于我出国而拖延时所表现出的宽宏和耐心。感谢华章诸位编辑的辛勤工作，尽管我们从未谋面，但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对译者的尊重的确让我感动。

最后，我要借本书中文版的问世向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于2001年不幸辞世的德内拉·梅多斯女士致敬。她对世界与整个人类未来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思考、对地球公民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和坚定信念，是我们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时代最需要也最缺少的。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和学习。

李涛

献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有许多个人和组织帮助我们理解了物质增长的极限将使地球的未来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将本书献给做出基础性贡献的三个人。

奥雷利奥·佩切伊（Aurelio Peccei），罗马俱乐部的创建者。他对世界的深刻关切和对人类的永恒信念激发了我们以及其他许多人关注并研究人类未来的遥远前景。

杰伊·福里斯特（Jay W.Forrester），我们的老师、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退休教授。他设计了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模型的原型，并且用他深邃的系统洞察力帮助我们理解了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的行为。

最后，我们带着哀伤，荣幸地把本书献给它的主要作者——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丹娜（Dana），所有尊敬她的人和赞赏她所做工作的人都这样称呼她。她是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善于与人沟通、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和服务意识，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并仍在激励着我们和千千万万的人们。这里的许多分析和论述都是她做出的，但本书却是在丹娜2001年2月去世后才完成的。我们希望借本书向她致敬并继续她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告诉全世界的公民并说服他们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前言

背景

您现在读到的是本书第3版。第1版是1972年面世的。[1]1992年出版了修订版，[2]在该书中我们讨论了第1版面世后第一个20年的全球发展情况。本版包括了我们早先分析的核心部分并总结了我们在过去这30年中所得到的一些相关数据和观点。

本书源自1970~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动力学小组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组使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计算机模型对世界人口和实物经济增长的原因及其导致的后果进行了分析。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目前的政策将导致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还是走向崩溃？该怎么做才能创造一个能为所有人提供充足所需的人类经济？

我们受罗马俱乐部（一个由著名商人、政治家和科学家组成的非正式的国际团体）的委托来考察这些问题。德国的大众基金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资助。

当时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梅多斯组织并领导由以下人员组成的项目组花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初的研究工作：

Alison A.Anderson博士（美国），Erich K.O.Zahn博士（德国），Ilyas Bayar（土耳其），Jay M.Anderson博士（美国），Farhad Hakimzadeh（伊朗），William W.Behrens III博士（美国），Judith A.Machen（美国），Steffen Harbordt博士（德国），Donella H.Meadows博士（美国），Peter Milling博士（美国），Nirmala S.Murthy（印度），Roger F.Naill博士（美国），Jorgen Randers博士（挪威），Stephen Schantzis（美国），John A.Seeger博士（美国），Marilyn Williams（美国）。

该研究项目的最主要基础是我们建立的World3计算机模型，它能帮助我们将与增长有关的数据和理论整合起来。[3]借助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内在逻辑一致的世界发展情形。在第1版中，我们公布并分析了从World3模型中得出的12种模拟场景，这些模拟场景显示了1900~2100年这200年间世界发展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模式。在第2版中给出了根据一个稍作更新的World3模型版本得出的14种模拟场景。

本书在许多国家成为最畅销的书之一，最终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第2版也以多种语言出版并被广泛采用为大学教材。

[1]Donella H.Meadows,Dennis L.Meadows,Jorgen Randers,and William W.Behrens III,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2）.还有两本工具书：Dennis L.Meadows et al.，The Dynamics of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Cambridge,MA：Wright-Allen Press，1974），和Dennis L.Meadows and Donella H.Meadows,Toward Global Equilibrium（Cambridge,MA：Wright-Allen Press，1973）。第一本书是关于World3计算机模型的全部资料，第二本书给出了第13章的辅助研究和纳入到全球模型中的子模型。这两本书现在都由Pegasus Communications发行，地址：One Moody Street,Waltham,MA 02453-5339（www.pegasuscom.com）。

[2]Donella H.Meadows,Dennis L.Meadows,and Jorgen Randers,Beyond the Limits（Post Mills,VT：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1992）.

[3]是的，也有过World1和World2模型。World1是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杰伊·福里斯特教授应罗马俱乐部的要求设计出的模型原型，描绘出了全球趋势和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World2是福里斯特教授记录下的最后一个模型，在Jay W.Forrester,World Dynamics（Cambridge,MA：Wright-Allen Press，1971）一书中进行了描述。这本书现在也由Pegasus Communications发行。World3模型是从World2模型发展出来的，主要是细化了其结构并扩大了数据量。福里斯特教授是World3模型及其承载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之父。

1972年：增长的极限（第1版）

本书报告，全球生态约束（与资源使用和废弃物排放有关）将对21世纪的全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书发出警告，人类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资本和人力去打破这些约束，这些约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的平均生活质量将在21世纪的某些时候出现下降。该书并没有具体指出何种资源枯竭或何种废弃物排放会因治理所需资本超出所能得到的资本而导致增长停止。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对组成这个世界的庞大、复杂的人口-经济-环境系统做出这种很具体的预测。

本书呼吁，通过技术、文化和制度上重大、前瞻和社会性的创新来避免人类生态足迹的增加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尽管全球性挑战使得前景暗淡，但本书的基调是乐观的，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如果早点采取行动，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因逼近（或超出）地球生态极限所造成的危害。

在本书中，World3模型所给出的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使用增加是如何在各种限制下相互作用的。在现实中，增长的极限表现为很多种形式。在我们的分析中，主要是关注地球的物理极限，表现为日趋枯竭的自然资源和地球有限的吸收工业和农业废弃物排放的能力。在World3对现实的每一个模拟场景中，我们都发现这些限制将迫使实物增长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停止。

我们的分析没有去预测那些某一天会突然出现的极限。在我们给出的模拟场景中，人口和物质资本的扩张会逐渐迫使人类拿出越来越多的资本去应对那些由一系列约束产生的问题。最终，由于太多的资本被用于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足以支撑工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当工业出现下降时，社会也就无法支撑其他经济部门的更多产出：粮食、服务和其他消费。当这些部门都不再增长时，人口增长也将终结。

增长的终结也会以很多种方式出现。它可能以一种崩溃的方式发生：人口和人类福利不可控制地下降。World3模型给出的模拟场景描述了由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崩溃。增长的终结也可能以一种人类足迹逐渐适应地球承载能力的方式出现。通过对当前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我们可以使World3模型产生出一种增长有序终结而人类福利将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场景。

增长的终结

增长的终结，无论以何种方式，在1972年时看来都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本书中，World3模型给出的所有场景都表明，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将很好地持续到2000年以后。即使是在最悲观的模拟场景中，物质生活水平也将持续提高，一直到2015年。因此，本书将增长的终结放在了该书出版近50年以后。如此看来，人类有足够的时间，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思、做出选择并采取行动进行矫正。

当我们撰写本书时，我们希望这种反思将促使人类社会采取矫正行动以降低崩溃发生的可能。崩溃并不是什么诱人的未来。人口和经济急剧下降到地球自然系统不能够支撑的水平无疑将伴随着健康恶化、冲突、生态灾难以及严重的不平等。死亡率的迅速上升和消费水平的迅速下降将导致人类足迹走向无法控制的崩溃。如果做出恰当的选择和行动，这种不可控的下降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做出自觉的努力来减少人类对这个星球的需求，过冲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在后一种模拟场景中，人类足迹的逐步向下调整可以通过成功降低生育率和更平等地分配可持续的物质消费速度来实现。

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崩溃；但是如果增长导致了过冲、导致需求的扩张超出了地球资源所能维持的水平时，崩溃必然紧随而来。1972年时看起来人类人口和经济还是令人欣慰地处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下。我们认为只要做出具有长远眼光的选择仍然有安全增长的空间。在1972年时这么想是正确的，但到1992年时就并非如此了。

1992年：超越极限（第2版）

1992年，我们对早先的研究进行了20年来的更新。我们研究了1970~1990年的全球发展，并利用这些信息对本书和World3计算机模型进行了更新。书中重复了原来的观点，在1992年我们得出结论认为，20年来的历史发展总体上支持了我们20年前所得出的结论。但1992年版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我们在书中指出，人类已经超出了地球承载能力的极限。这一事实是如此重要，因此我们选择将它反映到该书的书名中。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正在走进无法持续的恐怖之中。例如，有报告说热带雨林正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被砍伐；有人推断粮食产量将不足以维持人口的增长；有人认为气候正在变暖；还有人关心最近出现的臭氧洞。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累加起来也不足以证明人类已经超出了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的观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已经无法再通过明智的政策来避免过冲的出现，过冲已经成为事实了，主要任务已经变成将世界从陷入到无法持续的恐怖中拉回来。书仍然保持了乐观的语调，通过许多模拟证明，通过明智的全球性政策、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变化、通过设定政治目标和个人热情，过冲带来的破坏能够减少多少。

第2版出版于1992年。在这一年，“全球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高峰会议的举行显示国际社会最终决定严肃对待重要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没有能够实现“里约会议”的目标。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里约+10”会议所产生的成果甚至更少，它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经济争吵，被追求各自狭隘的国家、企业和个人自身利益的努力搞瘫痪。[1]

[1]见联合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报告》（A/CONF.199/20，New York，2002），其中在“行动计划”中包括了共同目标，例如，在2015年之前将缺乏清洁水源和卫生条件的人口数量减半，到2010年减少全球生物物种的消失，到2015年之前把全球鱼类的数量恢复到最高的可持续水平。在这些承诺中除了反映出关注的层次提高了，在许多非政府组织眼里这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没有取得多少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比10年前里约会议所做出的承诺还后退了。

1970~2000年：人类足迹的增长

在过去的30年里有许多正面的发展。与持续增长的人类足迹相对应，这个世界采用了新的技术，消费者改变了他们的购买习惯，一些新的制度也创立起来，一些多边协议也已经达成。在一些地区，粮食、能源和工业产出的增长率已经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在这些地区大多数人都变得越来越富裕。人口增长率下降了，相应的收入水平却提高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也比1970年时要高很多。在大多数国家都有环境事务部，环境教育已经普遍开展起来。在富裕国家，大多数大气污染问题和工厂排污管道的污染问题已经消除，并且领先的企业正成功地取得更高的生态效益。

这些明显的成就使我们很难在1990年左右谈论过冲问题。困难来自缺乏基本的数据甚至缺乏关于过冲的基本词汇。我们差不多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建立起足够成熟的概念体系（例如，把GDP的增长同生态足迹的增长区分开来）从而使得关于增长极限问题的智力沟通成为可能。然而，国际社会仍然在试着理解“可持续”的概念，在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铸就这一名词16年之后，对它的理解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并被广泛滥用。[1]

在过去10年中又有许多新的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在第2版中关于世界已经处于过冲状态的判断。现在看来，全球人均粮食产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海洋鱼类的捕捞量会显著增长的前景已经不复存在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在不断提高，并且对重新分配清洁水源和矿物燃料的争夺也在不断加剧，甚至导致冲突。尽管科学上的共识和气象数据都表明全球气候正在因人类活动而改变，但美国和其他大国却仍在继续增加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在许多地方和地区已经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1990~2001年的十多年间，占世界人口12%的54个国家都出现了人均GDP的下滑。[2]

在过去的10年间也出现了新的词汇和数量方法来讨论过冲问题。例如，马西斯·瓦科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和他的同事测度了人类的生态足迹并将其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相对比。[3]他们把生态足迹定义为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粮食、饲料、树木、鱼类和城市用地）和吸收排放物（二氧化碳）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与能够得到的土地相比较，瓦科纳格尔得出结论认为人类资源的使用目前已经超出了地球承载能力的20%（见图0-3）。用这种方法来衡量，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还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上，但现在已经过冲了20%。

图　0-3　生态足迹与承载能力

注：本图给出了1960年以来每年提供给人类使用的资源和吸收其排放所需要的土地的数量。人类这种需求与我们这个地球所能提供的供给相比，人类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超出了自然的供给能力，到1999年已经过冲了20%。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尽管在技术和制度上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人类的生态足迹仍然在扩大。更为严峻的是，人类“已经”处于无法持续的恐怖之中。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对这种困境的总体意识还是非常有限的。想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去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和公共政策，进而扭转目前这种趋势并将生态足迹带回到地球的长期承载能力之下，需要很长的时间。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这一委员会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布伦特兰委员会，以其领导人、挪威前首相Gro HarlemBrundtland的名字命名。在书中我们使用的词汇是“均衡”而不是“可持续”。

[2]The World Bank,World Bank Atlas-2003，Washington,DC，2003，64-65.

[3]Mathis Wackernagel et al.，“Tracking the ecological overshoot of the human economy，”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99，no.14：9266-9271，Washington,DC，2002.同时可查阅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142033699.

将会发生什么

地球面临的挑战可以简单概括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提高这个世界上穷人的消费水平，同时减少人类总的生态足迹。因此必须要有技术的进步、个人的转变以及长期规划的视野；必须要有超越政治疆界的更高的尊重、关切和分享。这即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也需要付出几十年的努力才能达到。当前没有一个政治团体对这样一个计划给予广泛的支持，更不要说让富国和强国通过减少自己的足迹给穷国让出发展的空间了。相反，全球的生态足迹却在日益扩大。

因而，我们对地球的未来比在1972年时更感到悲观。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过去的30年中人类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吵之中，只是对全球生态挑战做出了半心半意的反应。我们不可能再有30年的时间去犹豫不决了。如果不想让正在发生的过冲在21世纪演变成崩溃，有许多事情必须要改变。

在丹娜于2001年年初去世前，我们答应她我们将完成她深爱着的本书第3版。但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再次感觉到三位作者在希望和预期方面的巨大差别。

丹娜永远是个乐观派。她对人类充满关怀和同情。她整个一生的工作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如果她能把足够多的正确信息传递到人们手中，人们最终会选择明智的、有远见的、无痛苦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采取全球性的政策来使过冲逆转（或者，即便做不到这一点，也能把世界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丹娜整个一生都在为这一信念而工作。

乔根是那种愤世嫉俗的人。他相信，人类会一直追求提高消费、就业和金融安全等短期目标而忽视那些日益变得明显和强烈的信号，直到最后一切都为时已晚并以悲惨的结局收场。他为人类自愿放弃追求一个本来可以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感到悲哀。

丹尼斯介于两人之间。他相信人类最终会采取行动以避免全球崩溃的最坏情况发生。他预期世界最终会选择一个相对可持续的未来，但这只有在爆发严重的全球危机而被迫采取行动之后才会发生。并且，这种滞后很长时间才采取行动的结果将比早些采取行动所得到的结果大打折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星球上许多奇妙的生态财富将被破坏，许多诱人的政治和经济前景将会失去，将出现的是巨大的、长期的不平等，社会的日益军事化以及四处蔓延的冲突。

我们不可能把这三种不同的展望合并成一个关于地球最可能的未来的共同愿景。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所希望的可能会发生。我们在第8章中描述了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变化，这一章是在丹娜在第2版中给出充满希望的结论一章的基础上稍加修改而成的。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如果我们坚持我们说教式的努力，世界人民就会更可能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在失去爱心和尊重同一星球上的伙伴之间、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在人性和非人性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热忱地希望他们能及时做到这一点。

增长的极限这一观点对吗

我们经常被问道：“关于增长的极限的预测对吗？”注意，这是一家媒体的语言而不是我们的话！我们仍然把我们的研究工作视为探究各种可能的未来的一种努力。我们并不想去预测未来。我们在勾勒人类迈向2100年的不同场景。尽管如此，对过去30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一下总结还是有益的。那么，自从1972年3月本书第1版面世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刚开始，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跟许多实业家、政客以及第三世界的创业者都站出来对增长极限的观点表示愤怒。但是，事实最终证明了关于全球生态制约的观念并不是荒诞不经的。这些的的确确限制了实物增长，并且对我们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选择的政策能否成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只有有限的能力能在短期内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利他的但却是对一些重要角色不利的措施来对这些限制做出反应。

1972年以来，资源和排放约束已经制造了好多次危机，这些危机让媒体感到兴奋，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也唤醒了政治家们。一些重要产油国石油产量的下降、大气同温层中臭氧层的变薄、全球温度的上升、四处蔓延的持续饥荒、对有毒废物处置地点的争吵升级、地下水水位的下降、物种的消失、森林的退化等，这些还只是已经引发大量研究并成为国际会议和全球公约议题的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或与我们的结论相一致，就是说，物质增长的约束应当是21世纪制定全球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那些相信数字的人，我们可以报告一下，World3模型高度总量化的各种模拟场景在30年以后仍然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精确。2000年世界人口的数字（从1972年的39亿增加到大约60亿）跟我们1972年从World3模型标准运行中预测到的数字完全一样。[1]并且，模拟给出的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情况（谷物从1972年的每年18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30亿吨）也与历史数据相当吻合。[2]能否说这种与历史的吻合证明了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呢？不能，当然不能。但是，这的确证明World3模型并不完全是胡说，其假设和结论今天仍旧很能说明问题。

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不需要每个人都把World3模型输入到计算机中来理解其基本结论。我们大多数关于可能会产生崩溃的重要论断也不是对World3所产生的曲线的盲从。这些论断仅是从对地球系统的三个明显、持久和普遍的特征所产生的动态行为模式的理解中得出来，这三个特征是：不断被侵蚀的极限、对增长的不懈追求以及逼近极限时人类社会反应的滞后。任何一个被这些特征所主导的系统都注定会出现过冲和崩溃。World3模型的核心假设包括了极限产生、增长和滞后的因果机制。假定这些机制无可辩驳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中，那么，世界沿着一条与本书所模拟的主要特征一致的路径走下去就毫不奇怪了。

[1]参见Meadows et al.，The Dynamics of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第501和第57页增长极限的数据，与Lester Brown et al.，Vital Signs 2000（New York：W.W.Norton，2000），第99页中的数据相吻合。

[2]参见Meadows et al.，The Dynamics of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第501和第264页。关于LTG数据，从1972年到2000年增加了67%，刚好和Lester Brown et al.，Vital Signs 2000第35页中给出的世界粮食产量63%的增长相吻合。

为什么要再版

如果所得出的结论跟前两版基本一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力来再版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用一种更容易理解并且更能得到过去几十年的数字和案例支持的方式来重申我们1972年的观点。此外，我们还希望为使用我们的早期版本作教材的老师们提供新的材料。尽管书中对未来给出的观点仍然是有用的，但对任何一个老师来说，在21世纪的时候仍然使用截止到1990年的数据来授课在实践中是有问题的。并且，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来重写这本书。我们希望，再次：

·强调人类已经处于过冲状态之中，通过明智的政策可以大大减少它所带来的破坏和灾难。

·提供数据和分析来批驳那种盛行的认为人类正处于21世纪的正确发展轨道上的政治性宣传。

·提醒全世界的公民思考他们的行动和选择的长期后果，并凝聚他们的政治力量支持并采取行动以减少过冲所带来的损失。

·让World3计算机模型引起新一代读者、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注意。

·显示自1972年以来我们在理解增长的长期原因和结果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

模拟与预测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预测在21世纪实际上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是在预言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将会发生。我们只是给出了一些不同的模拟场景：在纸面上21世纪可能会演变出的10种不同画面。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你学习、反思并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也不相信目前所能得到的这些数据和理论能让我们对世界将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会发生什么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我们确信已有的这些知识能让我们剔除一些不切实际的未来场景。现有的事实已经使许多人对未来持续增长的模糊预期破灭——这些只是一相情愿的愿望，很有吸引力却是错误的，可望却不可求。如果我们的分析能让国际社会的公民们重新思考，并使他们对将在他们的未来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球物质极限有更多的了解和尊重，那么这种分析就是有益的。

书籍的力量与向可持续发展过渡

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斗争中，书籍看起来是一种比较无力的工具。但是，我们所做工作的历史经验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本书前两版卖出了几百万册。第1版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而第2版又重新点燃了这种争论。我们的确在环境保护运动的早期提高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警觉和关注。许多学生在本书的引导下确立起新的人生目标并致力于研究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有益的。

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也显得有些乏力。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引起人们对地球生态过冲现象的注意而使人们对增长是万能的观念产生质疑。我们的确使“增长的极限”一词被广泛使用，然而这一词汇却经常被错误理解并以一种过分简化的方式被使用。许多批评者认为我们对增长的极限的关注来自于认为矿物资源或其他一些资源将很快被耗尽的观念。事实上，我们的理解要更精细一些，我们担心的是，目前的政策将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和处理生态极限而导致全球性的过冲和崩溃。我们相信，目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一些重要的极限，这种过冲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会大大强化。我们在此前的两本书中没能以更明晰的方式传递这一理念，我们没能让“过冲”这一概念成为公众讨论的主流概念。

拿我们的结果跟那些在过去的30年中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理念的集团（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做比较是有益的。与我们不同，他们已经成功地让他们的理念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与我们不同，他们已经成功地让无数政客为自由贸易而争斗。但是，当自由贸易政策也迅速导致个人或地区蒙受包括失业在内的损失时，他们也得面对因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而出现的广泛质疑。对于因追求自由贸易目标而导致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会有许多错误的理解。生态过冲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在21世纪比自由贸易更为重要，却远远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和重视。这本书就是为消除这种差距而做的最新努力。

实践中的过冲和崩溃

当一个社会没有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时，就会出现过冲并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例如，如果没有为不断减少的石油储量、越来越短缺的野生鱼类以及越来越昂贵的热带木材准备好替代品，一旦这些资源开始枯竭，福利受损的情况就会发生。如果在过冲过程中这些资源的基础遭到侵蚀或破坏，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其结果，社会就可能会经历崩溃。

全球过冲和崩溃的一个生动例子就在人类迈入新千年的时候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全球股票市场上的“dot-com”泡沫。在本书中我们给出了有关这个泡沫的利率变化动态，尽管这是在金融世界而不是在物质世界中发生的，但遭受侵蚀的资源则是投资者的信心。

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就是股票价格从1992年起到2000年3月一路直线上升，达到了一个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无法维持的高峰。从这一峰值，股票价格整整下跌了3年，直到2003年3月达到谷底。而后，股票价格重又开始逐渐回升（至少到2004年1月，本书写作时，一直在回升）。

就跟人类超过了资源或排放的极限将发生的情况一样，在股票价格长期向上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困难。相反，每当股指达到一个新的高点时，都会激发出更多的狂热。最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无法持续的恐怖高点（事后看来在1998时就已经发生）之后，在达到峰值很长时间并且进入崩溃好几年之后，投资者才开始承认出现了“泡沫”——这是他们用以描述“过冲”的词汇。一旦进入崩溃，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下滑。在股价崩溃已经持续了3年后，许多人还对它是否会结束持怀疑态度。投资者信心完全被侵蚀掉了。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相信世界将会在资源使用和排放方面经历跟“dot-com”泡沫非常相像的过冲和崩溃，并且将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即便是在已经进入不可持续的恐怖状况（我们知道，这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之后，人们仍会欢迎和庆祝所取得的阶段性增长。崩溃将到来得非常突然，大大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并且，等到它已经持续了几年之后，人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原来早在崩溃之前就已经达到完全不可持续的状态了。在经历更多年的下降之后，很少会有人相信崩溃将会终结，很少会有人相信能再拥有足够的能源和丰富的野生鱼类。我们真希望这些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未来的计划

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崩溃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它已经进入公众谈论的话题，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假设性的和学术化的概念。我们猜测，可能要再过10年过冲的后果才能被更清楚地观察到，可能要再过20年过冲的事实才会被普遍承认。本书中的模拟场景表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仍将处于增长的阶段，这跟我们30年前给出的模拟场景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对1970~2010年这一时期的预期跟我们的批评者的预期没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所有人必须再等10年才能得到结论性的证据来证明谁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计划在我们的本书第1版出版40周年的时候，再次进行更新。到那时，我们希望有更充足的数据来验证过冲的现实。我们将能够援引一些证据来证明，究竟我们是正确的，还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证据表明技术和市场的确使地球的极限扩大到超出人类社会的需求之外；究竟是人口和经济的下降正在逼近，还是世界正准备经历另外几十年的增长。在此之前，你也将不得不就人类生态足迹增长的原因和结果形成你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你能发现本书提供的信息能为你的这种努力提供一个有用的基础。

丹尼斯·梅多斯

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拉谟

乔根·兰德斯

于挪威奥斯陆

2004年1月

第1章　过冲

未来不再是……它本应成为的那样——如果人类早些知道该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头脑和曾经得到的机遇的话。但未来仍将是我们合理地、切合实际地所期望的那样。

——奥雷利奥·佩切伊（Aurelio Peccei），1981

过冲（overshoot），意思是走过头了，意外而不是有意地超出了界限。人们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过冲的情况。当你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可能会瞬间失去平衡。淋浴时如果把热水龙头开过了头，你就会被烫着。在结冰的路面上，你的车可能会因打滑而越过停止线。你可能会因为在宴会上喝了太多的酒，超出了肌体的代谢能力，而在第二天早晨感到头疼。房产公司可能会因为所建的公寓数量大大超出了需求，被迫以低于成本价出售而面临破产。由于有太多的渔船，捕鱼的船队过于庞大以至于捕鱼量大大超出了鱼类的繁殖量，从而导致鱼类资源耗竭，最终使得这些船不得不闲置在港口中。由于化学工业产出的氯化物超出了大气同温层所能吸收的安全范围，导致出现臭氧层在今后几十年中有被耗尽的危险，除非同温层中氯的含量降低。

小到人体大到星体，导致过冲的原因大致相同，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因为有增长、加速或快速的变化。第二，是因为有某种形式的界限或阻碍，超出这种界限或阻碍，运动中的系统就会变得不安全。第三，是因为在感知或反应上存在滞后或失误，无法努力将系统控制在其界限之内。这三个原因就是产生过冲的充要条件。

过冲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几乎以无穷多的形式存在。这种变化可以是实物的，如石油使用量的增加；也可以是组织上的，如所辖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可以是心理上的，如人们消费目标的不断提高；或者，也可能是金融、生物、政治或其他形式等多方面的。

界限同样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是固定的空间、有限的时间，也可能是人体的、生物的、政治的、心理上的或系统其他方面一些天然的局限性。

同样，滞后也会由于多种原因出现。可能是由于不注意、数据错误、信息滞后、反应迟钝、笨拙或争论不休的官僚主义、对于系统如何反应给出了错误的理论，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使得系统无法马上停下来，除非做出最佳的努力。例如，当一个司机没有意识到车的制动力会因路面结冰而下降时；当开发商使用当前的价格来对未来两三年的建筑活动做决策时；当捕鱼船的船主基于近期的捕捞数据而不考虑未来鱼类的繁殖速度等信息来做出造船的决定时；当化学品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会从使用它们的地方转移到生态系统中它们会造成严重危害的地方时，都会出现滞后。

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冲几乎不会造成危害，越过很多界限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严重损害。大多数过冲情况经常发生，这使得人们学会了在潜在的危险出现之前就避免它或将其危害程度降到最低。例如，你会在踏入淋浴池之前先用手试一下水温。有时可能会出现危险，但这种危险能很快被纠正。例如，如果头天在酒吧喝酒到很晚，大多数人会在第二天早晨多睡一会儿。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带有潜在灾难性的过冲。地球上人口和实物经济的增长就会使人类面临这种可能。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

贯穿整个这本书的难点是我们如何理解和描述大大超过地球承载量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复杂。有关的数据常常是质量很差并且残缺不全。能够取得的科学性迄今也无法在研究者中取得共识，政客之间的共识就更少了。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指代这个星球上的人类需求和地球能提供的容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使用这样一个词——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这个术语的流行始于马西斯·瓦科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及其同事在1997年为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cil）所做的一项研究。瓦科纳格尔计算了多个国家可用以供其人口消费并吸收所产生废弃物的土地的数量。[1]瓦科纳格尔的术语及其数学方法后来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所采用。在该基金会所出版的《地球生命力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中，[2]提供了150多个国家每半年的生态足迹数据。根据这些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人们每年消耗的资源已经超过了这个星球当年的资源再生量。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生态足迹相对于地球所能提供的容量来说已经出现过冲。有许多信息来支持这一结论，我们将在第3章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这种过冲的潜在后果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局面是史无前例的：它使人类面临许多过去我们这个物种在全球层次上从未经历过的问题。我们缺乏应付这种局面需要的观念、文化、规范、习惯和制度。并且，这种破坏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几个世纪甚至上百万年来矫正。

但是，这种后果也不一定是灾难性的。过冲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某种形式的毁坏，另一种则是一种有准备的转向、一种矫正、一种小心谨慎的缓解。我们考察了人类社会及支撑人类社会的地球发生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我们相信某种矫正是可能的，并且将引致某种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合意的、可持续的、充裕的未来。我们也相信，如果不能很快做出有力的矫正，某种毁坏也是注定要发生的。并且，它将在我们这些今天还活着的人的生命时光里发生。

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和许多同行都致力于解释人类人口及其生态足迹增长的长期原因和后果。我们使用了四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即有效使用四种不同的镜头用不同的方法来透视这些数据，就如同用显微镜的镜头和望远镜的镜头会给出不同的看法一样。其中三种审视工具是被广泛使用并且很容易描述的：①关于地球系统的标准科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②世界资源和环境的数据；③用计算机模型来帮助我们整合这些信息并探究其含义。本书的许多地方都使用这三种镜头展开讨论，描述了我们如何使用它们以及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的第四种工具是我们的“世界观”，它是信念、态度和价值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一个组合，是一种范例，是观察现实的一种基础性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它影响一个人从哪个角度看问题以及看到什么。它的作用就像一个过滤器，接纳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性质的看法（往往是下意识的）相一致的信息，而排斥那些挑战或不能证实自己的看法的信息。当人们通过一个过滤器（例如镶着有色玻璃的窗户）向外看的时候，他们通常是透过它去看，而不是看到玻璃本身。世界观也是如此。没有必要向已经具有某种世界观的人去解释这种世界观，然而却很难向不接受这种世界观的人去解释。但是，很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一本书、每一个计算机模型、每一个公开陈述，既是由那些“客观的”数据或分析形成的，也至少同样是由作者的世界观形成的。

我们无法避免受到自己的世界观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向我们的读者描述事物的本质特征。我们世界观的形成受到我们成长于其中的西方工业社会的影响，受到我们的科学和经济学训练的影响，也受到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旅游和工作时所得到的知识的影响。但是，我们世界观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与大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系统观念。

跟任何一个视角一样，例如从山顶上观察，系统观念可以让人们看到一些从其他任何一个位置都看不到的东西，但视线也会被挡住从而看不到其他一些东西。我们所受的训练更关注动态系统——一组随时间变化的、相互关联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我们所受的训练教我们把世界视为一组展开的行为模式，如增长、衰退、波动、过冲。它教我们不要过多关注单个事物而应当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我们把人口、经济、环境等众多元素视为一个具有很多互动关系的地球系统。我们在这种联系中可以看到存量、流量、反馈以及阈值，所有这些都将影响系统的未来行为方式，并影响到我们可能采取的改变其行为的行动。

系统观绝不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惟一有用的方法，但我们发现它是信息特别丰富的一种方法。它使我们用新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并发现预想不到的选项。我们有意在这里分享系统观的一些观点，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且就这个世界的现状和未来选择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本书的结构跟我们的全球系统分析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阐述了我们的基本观点。过冲产生自以下因素的组合：①快速的变化；②变化的界限；③突破这些界限或控制这些变化时所发生的错误或滞后。我们将按以下顺序观察全球局势：首先看导致发生全球性快速变化的驱动因素，其次看地球的极限，然后再看人类社会了解这些界限并对其做出反应的过程。

下一章我们从变化的现象入手。当然，目前全球变化的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人口和实物经济的指数型增长驱动的。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经济系统的主导行为。例如，图1-1给出了人类人口的增长情况，尽管出生率在下降，但人口增长曲线却仍在急剧上升。图1-2表明，尽管不断遭受石油价格冲击、恐怖主义、传染病以及其他短期冲击的影响，工业产出仍在增长。由于工业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结果人类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图　1-1　世界人口

注：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开始呈现指数型增长。注意图中曲线的形状以及随时间不断提高的变化率，这些都体现出指数型增长的特征。然而，增长率现在已经下降了，曲线也变得不再那么陡峭，但这种变化几乎无法看到。2001年世界人口增长率是年增长1.3%，相当于55年翻一番。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咨询局（PRB）；联合国；D.Bogue。

图　1-2　世界工业生产

注：以1963年为基础年份，世界工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指数型增长，尽管其间有石油价格的冲击和金融衰退引起的波动。过去2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2.9%，25年的时间翻了一番。然而，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增长率要慢得多，只有1.3%的年增长，要55年才翻一番。

资料来源：联合国；美国人口咨询局（PRB）

人口和工业增长的一个结果就是改变了地球系统的许多其他特征。例如，许多污染物的污染程度也在增长。图1-3显示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例，即大气中二氧化碳（一种温室气体）的累积，这主要是矿物燃料燃烧和森林遭到人为砍伐的结果。

图　1-3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由约270ppm提高到370ppm以上，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二氧化碳的生成来源主要是人类燃烧矿物燃料和森林破坏。其结果是全球气候的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美国能源部（U.S.DoE）。

本书中的其他一些图表列举了食物生产、城市人口、能源消费、材料使用以及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活动的其他许多物质现象。并非所有东西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或方式增长。正如你从表1-1可以看出的那样，增长率是大不相同的。一些增长速度已经降了下来，但它们的基数每年仍在显著增加。当一个较小的百分比乘以一个很大的基数时，常常是不断下降的增长率仍产生出不断增加的绝对增加量。在表1-1的14个变量中有8个就是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已经成倍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数量、财富以及所使用的物质和能源流量，2倍、4倍、10倍，甚至更多，并且他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增长。

每个个体都是支持增长导向政策的，因为他们相信增长会给他们带来不断增长的福利水平。政府把寻求增长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在富裕世界里，增长被视为增加就业、提高流动性以及技术进步所必需的。在贫困世界里，增长被视为摆脱贫困的惟一出路。许多人相信，必须依靠增长来为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提供必要的资源。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来追求越来越多的增长。

正是因为这些，增长已经被当成加速的原因。只要看一下它的一些同义词就清楚了：发展、进步、上升、收获、提高、繁荣、成功等。

这些都是增长的心理和制度原因。还有人们所说的结构性原因——植根于人口-经济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第2章讨论了增长中的这些结构性原因并描述了其含义。在那里我们将说明为什么增长是世界系统的主导行为。

增长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它同时又会产生其他一些问题。这是因为有许多极限存在，这是第3章的主题。地球是有限的，任何实物的增长，包括人类人口及其拥有的汽车、房屋和工厂，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增长的极限不是人口、汽车、房屋和工厂的数量的限制，至少不直接是这样。增长的极限是“吞吐能力”的极限——维持人类、汽车、房屋和工厂持续运转所需要的能量和物质流的极限。这些极限是人类在不超出地球的生产能力和吸收能力的情况下，消耗资源（粮食、草、数目、鱼类）和排放废弃物（温室气体、有毒物质）的速度的限制。

人口和经济依赖于空气、水、食物、材料以及地球上的矿产资源。他们又将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回地球。所需物质的“源”包括矿产储量、蓄水层和土壤中的养分含量；而吸收废弃物的“汇”则包括大气、地表水体和填埋。增长的物质极限是地球的“源”提供所需物质和能量的能力及地球“汇”吸收污染物和废弃物的能力的限制。

在第3章我们将考察地球的源和汇的状况。从我们在这一章给出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坏消息，另一个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许多重要资源的“源”正在枯竭或下降，而许多“汇”则正被填满或正在溢出。照目前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由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吞吐流量不可能维持太久。一些源和汇已经紧张到开始通过诸如成本提高、污染负担加重以及死亡率上升等因素对增长产生限制。

好消息是，目前这么高的生产能力并不是支撑世界上所有人都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标准所必需的。生态足迹可以通过降低人口、转变消费模式或应用更多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等得到缓解。这些变化是可能的。人类已经拥有必要的知识来维持充足的最终食物和服务水平而同时大大减轻地球的负担。在理论上有许多可能的方法将人类的生态足迹带回到其极限以下。

但是，理论不会自动变成实践。这些可以放缓生态足迹的变化和选择目前并没有发生，至少是不会这么快就能减轻源和汇日益增加的负担。它们没有发生既是因为眼前还没有压力使它们发生，也是因为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实施。这就是第4章的主题。在这一章我们讨论了对人类社会的过冲征兆发出警告的信号。我们还考察了人和制度能够做出反应的速度。

在第4章，我们转向我们的计算机模型——World3模型。它可以让我们对许多数据和理论加以组合，将增长、极限、反应滞后等纳入到一个清晰、连贯的全景图中。并且它给我们提供了根据我们当前所知来预测未来结果的工具。我们给出了在假定没有深刻的变化、没有特别努力去展望未来、去改善信号或在情况变得危急前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计算机模拟系统演变时会发生什么。

这些模拟的结果是，几乎在每一个模拟场景中，都会发生经济和人口的过冲和崩溃。

但不是所有的场景都出现崩溃。在第5章我们讲述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人类有能力进行前瞻、觉察到极限并在灾难出现前勒马的最好的故事。我们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对臭氧层遭到破坏的消息的反应。这个故事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普遍认为，公众、政府和企业绝不可能在解决需要远见和自律的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而发生的事实给这种有点愤世嫉俗的观念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证。第二，它具体列举了过冲所需要的三个特征：快速增长、极限和滞后反应（既包括科学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

关于臭氧层损耗和人类对此的反应的故事现在看来是成功的，但其末章可能需要几十年后才能完成。所以它也是一个告诫式的故事，是一个表明依赖不完全的信息、滞后的信号，在一个具有无穷要素的系统中，引领复杂的人类企业在错综复杂的地球系统中走上可持续之路是多么复杂的故事。

在第6章，我们使用计算机来实现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预测当前政策会导致什么后果，而是探询如果我们做出各种变化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在World3模型中加入了一些关于人类创造力的假说。我们集中考察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机制，两个被人们寄予极大信任的机制——技术和市场。这两个显示人类非凡反应能力的机制的主要特征本来都已经被纳入到World3模型中，但在第6章我们对它们进行了强化。我们探究，如果国际社会开始认真地配置资源以达到控制污染、水土保持、人类健康、物质循环并极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从World3模型所模拟的场景中发现这些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帮助。但仅仅靠它们自己还不够，还达不到目标。因为技术-市场反应自身就是滞后的并且是不完善的。它们需要时间，需要资本，需要物质流和能量流，它们会被污染和经济增长所压倒。技术进步和市场灵活性对防止崩溃和将世界带入可持续状态是必需的。是必需的，但不是充分的。需要一些更多的东西。这就是第7章的主题。

在第7章，我们使用World3模型来考察如果工业世界变得更智慧而不仅仅是聪明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假定工业世界采纳两种“充裕”的定义并开始在此基础上行动：一种是不得不考虑物质消耗，另一种是考虑家庭规模。这些变化，加上我们在第6章所假定的技术变化，让一个80亿人口的虚拟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所有这80亿人口都可以达到大致相当于目前欧洲低收入国家的富裕水平。对市场效率和技术进步做出合理假定，该虚拟世界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生产就可以依靠地球无限维持下去。在这一章我们证明过冲是可以逐渐回到可持续状态的。

可持续性在我们目前这种“增长崇拜”文化中是一个很“外国”的概念，我们在第7章中花了一些时间来对它进行定义，并举例说明一个可持续的世界会是什么样以及它不应该是什么样。我们认为，在一个可持续的世界中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一个人生活在贫困中。相反，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世界能为所有人提供物质保障。我们不认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应该是停滞的、单调的、千篇一律或僵化的。它不应该是、可能也不会是中央集权控制的或独裁的。它应当是一个有时间、有资源并且有意愿来纠正错误、进行创新、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世界。它可以更专注于用心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没脑子地拼命扩张物质消费和扩大物质资本存量。

作为结论性的第8章更多的是从我们的心智模型中而不是从数据或计算机模型中推导出来的。这一章给出的是我们个人对哪些事情必须现在就做的理解。我们的世界模型即World3模型给出了对未来既应当悲观也应当乐观的基础。在这方面，作者们产生了分歧。丹尼斯和乔根相信平均生活质量的下降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了，甚至全球人口和经济也可能将被迫下降。德内拉毕生坚信人类会产生所需要的远见、制度和道德规范来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可持续的社会。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三个人在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这将在第8章中进行讨论。

最后一章给出了为将对地球和社会的破坏降低到最小程度所应采取的行动的优先顺序，描述了能够帮助全球社会走向可持续状态的五种工具。

不管我们上面列出了什么，我们知道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将会出现的诸种主要情况。由于全球经济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可持续的水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来幻想地球的无穷无尽了。我们知道这种调整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有一场跟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具有同样深远意义的革命。我们认识到找到解决诸如贫困和就业等问题的方案非常困难，截至目前增长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能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的希望所在。但是，我们知道依赖增长将会陷入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盲目追求物质增长最终将会使大多数问题恶化。找到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是可能的。

30年前我们所写的许多东西仍然是正确的。然而，科学和社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又前进了许多。我们所有人都学到了许多东西并获得了新的观念。数据、计算机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走向未来的可能道路自我们1972年第一次强调增长的极限以来已经变得更窄。我们原本能够不断对全球公民施加影响的水平已经不可能再达到了，我们原本可以保持的生态系统也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些原本可以给未来几代人带来财富的资源也已经被消费掉了。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选择，并且这些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图1-4列举了我们相信仍然存在的、范围广泛的可能性。这张图是将9种相关的计算机模拟场景所产生的人类人口曲线和人类福利曲线叠加而成的，这9种场景我们在本书的后面会给出。[3]

图　1-4　全球人口和人类福利的各种不同模拟场景

注：该图是由本书中出现的World3模型的所有有关模拟场景叠加而成的，用以说明两个最重要变量——人口和人类平均福利（用人均收入及其他一些福利指标合成的指数来衡量）的诸多可能路径。绝大部分模拟场景都显示出下降的趋势，但也有一些反映的是一个达到了稳定的人口并具有较高的、可持续的人类福利的社会。

未来的可能组合包括大量不同的路径。可能会是突然的崩溃，也可能是向可持续状态的平稳过渡。然而可能的未来不包括物质生产能力的无限增长。这不是一个有限星球的选项之一。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通过人类的选择、技术和组织将支撑人类活动的生产活动降低到可持续的水平，或者让大自然通过食物、能源或物质匮乏，或通过日益恶化的环境迫使人类做出这种决定。

1972年我们在第1版的卷首引用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的话：

我不想夸大其词，但我从我作为秘书长所得到的信息中能够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或许联合国会员国只剩下十年的时间来减少他们之间古老的争吵并结成全球伙伴关系来制止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避免人口爆炸并提供必要的动力致力于发展。如果这样一个全球伙伴关系无法在未来十年里铸就，那么我非常担心我所提到的问题将会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以至于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4]

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全球伙伴关系仍旧没有实现。但是人类正陷入不可控制的问题中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并且，大量的数据和许多新的研究都支持这位秘书长的警告。

例如，吴丹的关切在1992年由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1600名科学家，其中包括102位诺贝尔奖得主，签署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的报告中得到了回应：

人类和自然世界正处于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对环境和重要资源带来严重并且经常是不可修复的破坏。如果不加以阻止，我们目前的许多行为会对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社会、地球和动物王国的未来带来严重威胁，并将改变人类生活的世界以致无法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方式延续生命。如果要避免我们目前进程所带来的冲突，就迫切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变。[5]

这一警告甚至得到世界银行2001年的一份报告的支持：

……环境正以一种令人担忧的速度恶化，并且在某些方面正在加速……在发展中世界，环境问题严重增加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成本，威胁到增长，并将最终威胁到生存所依赖的基础。[6]

吴丹所说的是正确的吗？世界目前面临的问题真的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力吗？还是他太“早熟”了，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做的充满自信的声明才是正确的？

人类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未来几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7]

没有人有全部把握能为你解答这些问题。然而每个人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这些回答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必需的，并且会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和选择。

我们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参与下面对我们在过去的30年中所积累下来的这些数据、分析和观点的讨论。这样，你就会有了一个基础来得出你自己关于全球未来的结论，并做出可以指导你自己的生活的选择。

[1]M.Wackernagel et al.，“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Nations：How Much Nature Do They Use?How Much Nature Do They Have?”（Xalapa,Mexico：Centro de Estudios para la Sustentabilidad[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Studies]，March 10，1997）.也可参见Mathis Wackernagel et al.，“Tracking the Ecological Overshoot of the Human Economy，”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99，no.14（Washington DC，2002）：9266-9271.同时也可以从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142033699中获得。

[2]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Living Planet Report 2002（Gland,Switzerland：WWF，2002）.

[3]比较包括了除两个场景之外（场景0和场景10）的全部场景，那两个场景纯粹是描绘假想的世界。

[4]U Thant，1969.

[5]“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1992年12月，可以从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教堂大街26号的良知科学家联合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中获得。也可查阅www.ucsusa.org/ucs/about/page.cfm?pageID=1009。

[6]“Making Sustainable Commitments：A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for the World Bank”（discussion draft）（Washington,DC：World Bank,April 17，2001），xii.

[7]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8.

第2章　驱动力：指数型增长

我自己很恐怖地发现，我也不曾例外地对指数函数抱有纯真的幻想……而当我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遭砍伐、北半球森林枯萎以及气候变化这些相关联的问题也在呈指数型增长时，我才真正切身感觉到这些现实威胁的加速是多么的快。

——托马斯·洛夫乔伊（Thomas E.Lovejoy），1988

过冲的首要原因是增长、加速和快速的变化。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地球系统的许多物理特征都在迅速发生变化。例如，人口、粮食生产、工业生产、资源消耗以及污染都在不断增长，并且常常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这些增长是以数学上所说的“指数型增长”的方式进行的。

这种增长方式是极其普遍的。图2-1和图2-2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一个是每年的大豆产量，一个是生活在欠发达地区城市中的人口数量。天气变化、经济波动、技术进步、传染病或者文明中断都会导致平滑的曲线上下小幅波动，但是从整体上说，指数型增长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主导性特征。

图　2-1　世界大豆产量

注：世界大豆产量自1950年开始以每16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观察研究所；联合国粮农组织。

图　2-2　世界城市人口

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欠工业化地区的城市人口呈指数型增长，而工业化地区的城市人口则几乎是呈线性增长的。欠工业化地区的城市人口倍增的平均时间是19年。这种趋势还要继续几十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

这种类型的增长具有奇怪的特征使其非常难以控制。因此我们将首先通过对指数型增长进行定义、描述其成因并讨论影响其进程的因素，来分析其长期趋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实物增长一定会最终走向终结。但它什么时候终结？什么力量将导致其下降？在它终止后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理解促使人类人口和经济不断走向增长的系统结构。这一系统是World3模型的核心，并且我们相信，这也是地球社会的定义性特征。

■指数型增长的数学原理

取很大一块布，把它对折一下，这样它的厚度就增加了一倍。再对折一下，厚度就变成了4倍。再对折，对折四次，现在它的厚度就变成了原来的16倍，大约会有1厘米或0.4英寸[1]厚。

如果你照此再继续折叠这块布29次，即总共折叠33次，你想象一下会变成多厚？不到1英尺[2]？1英尺~10英尺之间？还是10英尺~1英里[3]之间？

当然你不可能把一块布连续对折33次。如果你能做到，这卷布的长度一定能从波士顿铺到法兰克福，也就是3400英里或约5400公里。[4]

指数型增长，也就是翻倍、翻倍、再翻倍的过程，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它能如此之快地产生如此巨大的数字。数量的指数型增长很容易愚弄我们，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增长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数量呈“线性”增长是指“在每一个给定的时间段里增加一个固定的数量”。如果一个建筑队每周铺设1英里高速路，那么这条路是呈线性增长的。如果一个孩子每年往储钱罐里放7美元，那么他的储蓄也是线性增加的。新增的铺好沥青的路面的长度不受已经铺好的路面长度的影响，每年新增的储蓄量也不受罐里已有多少钱的影响。如果一个变量呈线性增长，那么在给定的一个时间段里它增加的量总是一样的，它不依赖于该变量已经积累了多少。

当一个数量以其已有的一个比例增加时，它就是呈指数型增长的。一个母细胞群以每10分钟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细胞的速度繁殖时，它就是呈指数型增长的。对每一个细胞来说，10分钟后它就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再过10分钟就变成了4个，再过10分钟就变成了8个，然后16个，等等。母细胞群的数量越多，每段时间产生的新细胞就越多。一个公司如果能每年都成功地使其总销量以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增加，那么它也呈指数型增长。当一个变量呈指数型增长时，其每个时间段的增加量都会比上一个时间段有所提高。它依赖于该变量已经积累了多少。

线性增长和指数型增长的最大区别，我们可以用100美元的两条不同增值途径来举例说明：你可以把钱放在银行账户里来获得利息，你也可以把钱放在罐子里每年增加一个固定的数目。如果你在银行里存放100美元，每年可以得到7%的利息，并每年计算复利，让得到的利息收入也在这个账户里累积，那么你投入的钱就会呈指数型增长。每年你的钱在原有的基础上都会增加一个数额，增加的比例是固定的，每年都是7%，但每年增加的绝对额是不断提高的。第1年年底的增加额是7美元，第2年的利息是107美元的7%，也就是7.49美元，那么到第3年年初的账户总额就是114.49美元。再过一年的利息是8.01美元，总额将增加到122.5美元。到第10年年末，你的账户就增加到了196.72美元。

如果你把100美元放在罐子里，每年增加7美元，那么这个钱就呈线性增长。在第1年的年末，罐子里的钱也是107美元，跟放在银行账户里是一样的。但在第10年年末，罐子里的钱是170美元，比放在银行账户里增值要少，但也不是少得很多。

起初，两种储蓄策略看来会产生非常相似的结果，但持续的指数型积累的指数效应最终变得非常明显（见图2-3）。20年以后，罐子里的钱是240美元，而银行账户里的钱却达到将近400美元。在第30年年末，储蓄在罐子里的钱呈线性增长将达到310美元，而储蓄在银行账户的钱，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将超过761美元。因此，在30年的时间里，每年7%的指数型增长产生了超过线性增长2倍的结果，尽管开始时是同样多的储蓄。在第50年年末，银行账户里的钱将比存放在罐子里的钱高出6.5倍，几乎多出2500美元。

图　2-3　储蓄的线性增长与指数型增长的比较

注：如果一个人放100美元在罐子里并且每年增加7美元，储蓄将呈线性增长，如图中的虚线所示。如果一个人存放100美元在银行里并以每年7%计息，那么这100美元将呈指数型增长，在10年的时间里会翻一番。

指数型增长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已经让人们着迷了几个世纪。一个波斯传说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聪明的大臣献给国王一个漂亮的棋盘，他请求国王这样跟他交换：在棋盘的第1个格子里放一粒大米，在第2个格子里放2粒大米，在第3个格子里放4粒大米，以此类推。国王同意了，命令从他的粮仓里取出大米。棋盘的第4个格子需要放8粒大米，第10个格子需要放512粒大米，第15个格子需要放16384粒大米，而第21个格子里需要给这个大臣放上不止100万粒大米。到第41个格子，需要放上1万亿（10^12）粒大米。照这么个放法是无法继续到放满64个格子的，因为所需数量比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大米还要多！

一个法国谜语给出了指数型增长的另一面：显示一个呈指数型增长的数量会突然达到一个固定的极限。假设你拥有一个池塘，一天你注意到池塘里长出了一株荷花。你知道这种荷花的大小每天都会增加一倍。你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植物生长，它会在30天内完全覆盖整池塘，会使水中的所有其他生命种类窒息而死。但起初这种荷花看起来很小，所以你决定不必担心，你将在它覆盖了一半池塘时再来处理它。你知道你给了自己多少时间来防止你的池塘遭到破坏吗？

你只给自己留了一天的时间！在第29天这个池塘被覆盖了一半。第二天，最后一次翻倍之后，这个池塘就被全部遮住了。开始时，看起来推迟到池塘被覆盖了一半时再采取行动是很合理的。在第21天，这种植物只覆盖了池塘的0.2%；在第25天，也只覆盖了池塘3%。但是，再等下去，就只有一天的时间容许你拯救你的池塘。[5]

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出，在反应滞后的情况下，指数型增长就会导致过冲。在很长一段时间增长看起来不是那么显著，也没什么问题。突然，变化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当你最后一两分钟还在迟疑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了。池塘最后一天发生的明显危机并不是由于进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引起的，荷花的百分比增长速度在这一个月中都保持绝对稳定。然而，这种指数型增长的积累会突然产生出无法控制的问题。

你个人也可以体验到这种从不明显到超量的突然变化。设想你在一个月的第1天吃1粒花生，第2天吃2粒，第3天吃4粒，以此类推。起初你只需购买并消费非常少量的食物，但离这个月底还有很多天时，你的银行账户和你的健康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以这种每天翻一倍的速度，你能维持这种呈指数型增长的食物摄取量到多久？在第10天你要消费差不多1磅[6]重的花生，但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这种每增加一天就要成倍增加消费量的政策将迫使你购买并吃掉500吨花生！

其实这种吃花生的试验不会真正带来严重的危害，因为到某一天你不可能吃下一大堆花生时你就会简单地选择退出。在这个例子中，在你感觉到已经吃饱和你采取行动之间没有明显的滞后。

一个单纯依照指数型增长公式增长的数量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倍增。真菌繁衍，其倍增的时间是10秒钟；存在银行的钱，按7%的年利率，其倍增的时间大约是10年；莲属植物和吃花生试验，其倍增的时间是恰好1天。在百分比增长率和倍增的时间之间存在一个简单的数量关系，倍增的时间大约等于72除以这个百分比增长率，[7]如表2-1所示。

我们可以用尼日利亚的例子来说明持续倍增的后果。尼日利亚在1950年时的人口大约是3600万，到2000年其人口为大约1.25亿。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尼日利亚的人口翻了将近2番。据报道2000年其人口增长率是2.5%，[8]那么相应的倍增时间就是72除以2.5，或者说是大约29年。如果未来这种人口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尼日利亚的人口数量将按照表2-2给出的路径增长。

一个2000年出生的尼日利亚孩子进入的是4倍于1950年时的人口。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在2000之后保持不变，那么当这个孩子活到87岁时，她将看到人口数量又翻了3番。到21世纪后期，尼日利亚人是2000年时的8倍，是1950年时的28倍。将有10亿人生活在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一个正遭受饥荒和环境破坏的国家，显然其人口不可能再扩张8倍。我们进行表2-2中所示的这种计算的惟一目的，是说明倍增的速度并证明“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有限星球上指数型增长是永远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那么，为什么这种增长现在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进行呢？什么可能让它停止呢？

[1]1英寸=0.0254米。

[2]1英尺=0.3048米。

[3]1英里=1609.344米。

[4]这一计算在Linda Booth-Sweeney and Dennis Meadows,The Systems Thinking Playbook,vol.3（Durham,NH：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2001），36-48有描述。

[5]感谢Robert Lattes告诉了我们这个谜语。

[6]1磅=0.4536千克。

[7]这种近似估计只有在以同一速度连续发生时才会给出倍增的有用数值。例如，如果每天的增长率是100%，那么倍增的时间就是0.72天，也就是17小时，这相当于数量以每小时4.17%的增量连续增长。但是如果这种增加只是每天才发生一次，例如上面给出的吃花生的例子，那么倍增的时间就是一天。

[8]World Bank,The Little Data Book 2001（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1），164.

■呈指数型增长的事物

指数型增长的发生有两种不同的渠道。如果一个实体是自我再生的，那么这种指数型增长就是天生的；如果一个实体是在什么东西的驱使下呈指数型增长的，那么这种增长就是衍生出来的。

所有的生物，从细菌到人，都属于第一类。生物是由生物产生出来的。我们用图2-4来说明一个自我再生的人口的系统结构。

图　2-4　人口母体增长的反馈图

上面这个图取自于我们的系统动力学原理，并且它是相当精确的。围绕人口母体的这个环形表示人口母体是一个存量——一个积累量，是过去所有增加和减少的母体的净值。箭头表示原因或结果，它们会以多种方式施加影响。在这个图中，上面的箭头代表物质流动的结果，表示新繁衍的细胞流入并增加到存量，即人口中。下面的箭头代表影响信息，表示存量的大小影响到新繁衍人口的数量。只要增长率没有什么改变，存量越大，新产生的细胞就越多。（当然，有些东西肯定会改变增长率。为简单起见，我们在这个图中忽略了这些变化因素。我们在后面会对此进行分析。）

环形中央的“+”号表示这两个箭头一起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或者说是加强型反馈圈。正反馈是一种自我闭合、自我增强的因果关系链。这种反馈使得对环中任何位置任何要素的改变都会导致沿着这个因果链依次传递下去，最终在同一方向上再次改变最初发生变化的因素。一次增加会引起更多的增加，一次减少会最终导致更多的减少。

在系统动力学中，正反馈这一标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循环会产生好的结果。它只是指沿着这个循环方向是不断加强的因果关系。同样，负反馈圈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负反馈常常是稳定的。说这种反馈是负的是指在这个循环圈上是相矛盾的、相反的或是平衡的因果关系。

一个正反馈圈可能会是一个“良性循环”也可能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取决于它所产生的增长是它所希望的还是不希望的。正反馈会使发酵的面包呈指数型增长，同样会使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钱以指数型增长的方式产生利息，这些都是有益的。但是，正反馈也会使农作物爆发病害，或使你咽喉上的感冒病毒增多，这些都是无益的。

只要一个系统存量处于一个正反馈圈中，这个存量就具有指数型增长的潜在可能。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呈现指数型增长，然而，如果没有什么约束，它就有这种指数型增长的能力。增长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缺乏营养（在繁衍的例子中）、温度过低或出现其他物种（在病害的例子中）。在人类人口增长的例子中，鼓励、不鼓励、目标、目的、灾害、疾病、意愿等都是制约的因素。增长率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会由于地点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如果没有受到某种约束的限制，繁衍、病害或人口的增长都会呈现指数型。

工业资本存量是另外一种会呈现天然的指数型增长的东西。机器和工厂会制造出新的机器和工厂。一个钢厂生产的钢材可以用来建另一个钢厂；一个零部件工厂生产出的零部件能把生产零部件的机器连接起来；一个赚钱的生意可以把赚到的钱再投入进去以扩大生意。在工业经济这种自我再生产、增长导向的生产方式中，无论是实物资本还是货币资本都能产生出更多的资本。

在一个工业化的世界中，产生经济每年以自身一定百分比增长（例如3%）的期望不是偶然的。这种期望是在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不断产生更多资本的经验之上演化而来的。进行储蓄并为未来投资已经成为惯例，把总产出的一部分拿出来进行投资以期望它能在未来产生更多的产出。只要资本的这种自我再生产没有受到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原材料、能源、投资基金或其他可能限制这种复杂工业系统增长的因素的限制，一个经济就会呈指数型增长。像人口一样，资本具有产生出指数型增长“行为”的天然系统结构（一个正反馈圈）。当然，经济不可能像人口那样总是增长，但是，经济体就是为增长而构建的，并且一旦被构建出来，它们就会呈指数型增长。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也具有指数型增长的能力。暴力或许就是天生指数型增长的，腐败看来也是自我繁殖的。气候变化也呈现一种正反馈关系。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更高的温度，更高的温度又引起北极冻土的加速融化。当冻土融解时，它会释放出甲烷。甲烷是一种强烈的温室气体，它使得地球的温度进一步升高。一些正反馈在World3模型中清楚地反映出来。我们把影响土壤肥力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技术种类也呈指数型增长，我们在第7章对此进行了试验。我们确信，主导人口和工业增长过程的力量也是驱使整个人类社会超越其极限的主要力量。我们后面将集中讨论这些。

在人类社会中，人口和生产资本是指数型增长的发动机。其他东西，如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以及污染，它们呈指数型增长不是因为它们在自我倍增，而是因为它们为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驱使。地下水中的杀虫剂不会自我再生出更多的杀虫剂，地下的煤炭也不会自我再生出更多的煤炭，这里不存在正反馈。从物理和生物角度看，1公顷土地能生产出6吨小麦，但要在1公顷土地上生产出12吨小麦却不容易。在某一点上，当达到极限时，不容易再将粮食产量或矿物开采量翻一番，比过去翻一番要困难得多。

因而，长期以来粮食生产、材料和能源使用已经在呈指数型增长，但这种增长不是由于它们自身在结构上具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人口和经济的指数型增长需要更多的食物、材料和能源并且成功地生产出了这些。同样，污染和废弃物的增长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具有正反馈结构，而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所消耗的材料和所使用的能源的量在不断增长。

World3模型的一个核心假定就是人口和资本在结构上具有指数型增长的能力。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这一假定得到了地球社会经济体系的可观测特征以及历史变化模式的支持。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必然导致人类生态足迹的增长，除非或直到人类的消费倾向发生深刻改变或资源的使用效率戏剧性地得以提高。迄今为止这些变化都没有发生。人类的人口、资本项目以及支撑它们的能源流和物质流都已经呈指数型增长了至少一个世纪，尽管这种增长不是平滑的、简单的、也不是没有受到过来自其他反馈圈的强烈冲击。世界比这要复杂得多。World3模型也是如此，这我们后面会看到。

■世界人口增长

在1650年时，人类的人口数量大约为5亿左右，其年增长率约为0.3%，按照这一速度大约要240年才会翻一番。

到1900年时，人口数量达到16亿，年增长率在0.7%~0.8%之间，大约需要100年才会翻一番。

到1965年时，人类的人口数量达到33亿，年增长率已经提高到2%，只需要36年就会翻一番。因而，1650年以来人口的增长不仅仅是指数型的，而事实上是“超”指数型的，增长率本身也在增长。增长率的增长是由于一个令人高兴的原因：死亡率在下降。虽然出生率也在下降，但要更慢一些。因此人口就膨胀了。

1965年以后，死亡率继续下降，但平均出生率下降得甚至更快（见图2-5）。在人口从33亿增加到2000年的刚刚超过60亿的同时，人口的年增长率也从2%下降到1.2%。[1]

图　2-5　世界人口变迁

注：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决定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在1965年之前，人类的平均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要快，所以人口增长率是不断提高的。1965年以来，平均出生率下降得比死亡率要快，所以人口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尽管这一增长仍然是呈指数型的。

资料来源：联合国。

人口增长率的转向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它表明，文化因素上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使得人们开始选择家庭的规模，而技术因素上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使人们能够有效地实现这种选择。全世界每个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5个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2.7个。在欧洲，当进入21世纪时，一个完整家庭的规模是平均每对夫妇拥有1.4个孩子，明显低于人口更替所需要的数量。[2]据预测，欧洲人口将缓慢下降，从1998年时的7.28亿下降到2025年时的7.15亿。[3]

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世界总人口的增长会停止，或指数型增长会停止。这只意味着人口倍增的时间延长了（从年增长2%需要36年延长到年增长1.2%需要60年），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延长。2000年地球上人口净增加的数量事实上比1965年时要高出很多，尽管增长率降低了。表2-3给出了原因：2000年时较低的增加率要乘以更大的人口基数。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人口的年增加量最终不再增加了。但是，2000年增加的7500万人口仍然相当于在这一年中每星期都要增加超过9个纽约市那么多的人口。更精确地说，由于几乎全部增长都发生在南方国家，相当于在一年中又增加了一个菲律宾的人口。即便是对未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做出乐观的预测，仍然会有巨大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那些非工业化国家（见图2-6）。

图　2-6　世界的年人口增长

注：直到最近，世界每年新增的人口数量才不再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年增加量将很快出现急剧下降，这种预测基于假定非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会迅速下降。

主导人口系统的核心反馈结构如图2-7所示。

图　2-7　出生反馈圈与死亡反馈圈

图2-7中，左边是产生指数型增长的正反馈圈。人口基数越大，每年出生的人口越多。右边是一个负反馈圈。在正反馈产生失控的增长的同时，负反馈会制约这种增长，把系统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或者让系统回到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系统存量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值。当某一要素发生变化时，负反馈会沿着圆圈不断传递这种变化的结果，直到回过头来沿与最初的变化相反的方向来改变这一要素。

每年死亡的人数等于总人口乘以平均死亡率——可能的平均死亡率。每年出生的人口等于总人口乘以平均生育率。人口增长率等于生育率减去死亡率。当然，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取决于经济、环境以及诸如收入、教育、保健、节育技术、宗教、污染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学因素。

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如何变化以及为什么全球人口增速会下降的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是所谓的人口过渡学（demographic transition），这一理论也被纳入到我们的World3模型中。根据这一理论，工业社会之前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是比较高的，人口增长也比较慢。当营养和健康服务得到改善后，死亡率就会下降。在经过一两代的滞后之后，生育率与死亡率之差，也就是出生率提高了，并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最后，当人类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完全进入到工业社会模式后，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增长趋缓。

图2-8给出了6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人口变动的统计。可以看到，在很早就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地区，例如瑞典，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得非常慢，它们之间的差距始终不是很大，人口的年增长率从来没有超过2%。在整个人口过渡过程中，绝大多数北方国家的人口最多增长5倍。到2000年时，很少有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生育水平能超过人口更替的要求，大多数都面临着未来人口数量的下降。那些人口仍然在增长的工业化国家/地区或者是因为移民涌入，或者是因为处于人口高峰（进入生育年龄的年轻人口比退出生育年龄的老龄人口要多），或者二者兼备。

在南方国家/地区，死亡率下降出现得要晚一些，并且下降得很快，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扩大。这一部分世界所经历的人口增长率要比任何一个北方国家/地区（北美除外，它从欧洲吸收移民的增长率很高）曾经经历的要高得多。许多南方国家/地区的人口已经增长了10倍并且仍然在增长。它们的人口过渡还远没有完成。

图　2-8　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与非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过渡

图　2-8　（续）

图　2-8　（续）

注：在人口过渡过程中，一个国家先是死亡率下降，接着是出生率下降。瑞典的人口过渡经历了差不多200年，其出生率一直与死亡率相当接近。在此期间，瑞典的人口数量增长了不到5倍。日本的例子是一个国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实现了人口过渡。与现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相比，20世纪后期非工业化国家经历的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差距要大许多。

资料来源：N.Keyfitz and W.Flieger；J.Chesnais；联合国；美国人口咨询局（PRB）；英国国家统计局（ONS）。

人口学家解释了为什么数据显示人口过渡与工业化是相关联的。驱动因素比单纯的收入增长要复杂得多。例如，图2-9给出了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以每人每年的国民总收入计算，即GNI[4]）与出生率的相关性。很明显，在高收入和低出生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同样明显的是，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地区，存在显著的例外。例如中国，其低出生率与其收入水平的关系就很反常。在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其高出生率与其收入水平的关系也很反常。

图　2-9　出生率与人均国民总收入（2001年）

注：对于一个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国家来说，其人口出生率是趋于下降的。在最贫困的国家，出生率从每年每千人20~50个不等。但没有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出生率超过每年每千人20个。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咨询局（PRB）；世界银行。

有观点认为，导致出生率降低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经济的规模或富裕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真正触及到所有家庭的生活的程度，特别是妇女的生活。比人均GNI更重要的解释变量是诸如教育与就业（特别是妇女的）、节育、低婴儿死亡率以及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和机会的平等。[5]中国、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当绝大多数家庭都能得到文化教育、基本的健康保健和节育措施时，即便是在中等收入水平，出生率也会下降。

在出生率方面，World3模型中包含很多相互抵消的力量。我们假定一个更富裕的经济体会提供更好的营养和健康保健，这些会导致死亡率的降低；同时，它也能提高节育水平并降低婴儿死亡率，这些又导致出生率的下降。我们假定，经过较长一个时期和一定的滞后之后，通过提高孩子成长的成本和降低他们给父母带来的即时经济利益，工业化能降低家庭的合意规模。我们假定，短期的收入提高可以使一个家庭在合意的范围内抚养更多的孩子，但如果出现短期的收入增长停滞，结果会相反。[6]

换句话说，通过假定对收入增加和下降只有较小的、短期的反应，该模型通常能产生出长期的人口过渡。一开始，模型中人口的指数型增长趋势是很强的，接着，在压力、机会、技术以及一些工业革命变量的作用下，人口增长变得缓和起来。

现实世界中，在新千年来临的时候，人口增长仍然是指数型的，尽管增长率在下降。导致这种下降的原因比单纯用人均收入来解释要复杂得多。经济增长并不能确保人类福利的改善，或给妇女更大的选择自由，或降低出生率。但增长的确有助于这些目标的达到。除了个别明显的特例外，世界上最低的出生率的确更多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此，无论是在World3模型中还是在现实世界中，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结果都显得更加重要。

[1]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1998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2]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1998 Revision：World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1998）.

[3]美国公共道路局，1998年数据表。

[4]国民总收入（GNI）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加上从海外获得的国民收入。GDP是在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

[5]比如，可见Partha S.Dasgupta，“Population,Poverty and the Local Environment，”Scientific American,February 1995，40；Bryant Robery,Shea O.Rutstein,and Leo Morris，“The Fertility Decli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cientific American,December 1993，60；and Griffith Feeney，“Fertility Decline in East Asia，”Science 266（December 2，1994），1518.

[6]详细可见Donella H.Meadows，“Population Sector，”in D.L.Meadows et al.，Dynamics of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Cambridge,MA：Wright-Allen Press，1974）.

■世界工业增长

公众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常常充斥着混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没能把货币同货币所代表的实物区分开来。[1]我们这里需要很小心地做出这种区分。图2-10给出了我们在World3模型中是怎样代表经济的、我们在本书中将怎样讨论它，我们相信这对于如何思考一个有自然制约的经济是有帮助的。我们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也就是地球的极限将作用于的那些实物上，而不是放在社会创造的、不受地球物理规律制约的“货币经济”上。

工业资本在这里实际上指硬件——能生产出工业品的机器、工厂等。（当然是在劳动力、能源、材料、土地、水、技术、金融、管理的辅助下以及在自然生态系统和地球的生物化学流的服务下。我们将在下一章回过头来讨论这些生产的辅助要素。）我们把工业资本所创造出的实物产品流称为“工业产出”。

有些工业产出是以医院、学校、银行、商店等的设备或建筑形式出现的，我们把这些称为“服务资本”。服务资本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流，它们是非物质形式的但也具有实际价值，例如健康和教育。

另外一种形式的工业产出是“农业资本”，如拖拉机、粮仓、浇灌系统、收割机等，它们生产出农业产品，主要是粮食和纤维。

有些工业产业是以钻头、油井、挖掘设备、管道、水泵、油轮、炼油厂、熔炉等形式存在的。所有这些都是“获取资源的资本品”，它们生产出其他所有形式的资本运行所必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流。

最后一种形式的产出是“工业资本”，我们称它为投资——钢厂、发电机、机床和其他机器。这些投资用来冲抵折旧，也可以提高工业资本存量以使未来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提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而不是货币。在现实世界中，货币的作用是传递有关材料的相对成本和价值的信息（价值是由生产者和有市场购买能力的消费者决定的）。货币是实物资本和产品流动的中介和推动因素。在图2-10中，一年中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实物产出的货币价值被定义为GDP，即国内生产总值。

图　2-10　World3模型中模拟经济的实物资本流动

注：在World3模型中，工业产出的生产和配置是经济行为模拟的核心。工业资本的数量决定了每年有多少工业产出被生产出来。这些产出根据人口的目标和需要在5个部门中进行配置。一些工业产出被消费掉，一些进入到资源部门以生产出原材料；一些进入农业部门以开发土地并提高土地产出，一些被投入到社会服务部门中；剩余的被投入到工业部门中以抵消折旧并提高未来的工业资本存量。

我们将在各种图表中提到GDP，因为世界经济数据主要是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来表达的。然而，我们的兴趣在于GDP所代表的东西：实际资本存量、工业品、服务、资源、农产品以及消费品。是这些实物而不是货币，在使经济和社会运转；是这些实物而不是货币，被从地球上攫取出来并最终通过排放到土壤、空气或水中而回到地球。

我们已经说过，工业资本能通过自我再生产而呈指数型增长。代表这种自我再生产的反馈结构跟我们所画出的人口系统的反馈结构是相类似的（见图2-11）。

图　2-11　工业资本的反馈结构图

只要有足够的其他必要投入，一定数量的工业资本（工厂、卡车、计算机、电厂）每年就能够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工业品。每年一定比例的产品被作为投资品（织布机、发动机、传送带、钢铁、水泥等）用以提高资本存量以扩大未来生产能力。这就是资本的“出生率”。投资比例的变动，跟人口生育的变动一样，取决于决策、意愿和约束条件。在正反馈圈中也存在一些滞后，这是因为一些重大资本设备，如铁路、发电厂、炼油厂等的计划、融资和建设时间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

资本跟人口一样，在存在“生育圈”的同时也存在“死亡圈”。当机器或工厂出现损耗或技术老化时，它们就会被关闭、拆除、报废或丢弃。资本的折旧率与人口系统中的死亡率相类似，现有的资本越多，每年损耗掉的也就越多。除非新流入的投资足以取代折旧的资本，否则来年剩余的资本量就会减少。

正如人口在工业化过程中会经历人口过渡一样，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存量也同样以一种可被广泛观察到的方式经历着增长和变动。前工业经济是一种初始的农业和服务经济。当资本增长循环圈开始运行时，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在增长，但在一段时期内工业部门增长最快。后来，当工业基础建立起来后，进一步的增长主要发生在服务业部门（参见图2-12）。这种转变被作为默认的经济增长方式建立到World3模型中，除非有时故意做一些变化来试验其他可能性。[2]

图　2-12　美国的各部门国民收入总值

注：美国经济产值在服务业、工业和农业各部门之间的历史分布表明了向一种服务经济的过渡。注意，尽管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最大，工业和农业部门在绝对意义上也继续在增长。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高度发达的经济有时被称为服务经济，尽管事实上它们仍然需要坚实的农业和工业基础。医院、学校、银行、商店、餐馆和宾馆等都是服务业部门的一部分。看看送货的卡车带来的食物、纸张、燃料、设备和运垃圾的卡车拖走的废弃物，测测排水管道流出去的污水以及烟囱中冒出来的烟，你就会明白，服务业企业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巨大的从地球的源到汇的物质吞吐流。服务业部门同工业部门一样，对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非常显著。

钢铁企业和煤矿可以位于距离信息经济的办公室很远的地方。所使用的材料的吨位不会像其产出的美元价值那样增长得那么快。然而，图2-12表明，即使是在后工业经济时代，工业基础也不会下降。信息是一种奇妙的、有价值的、无形的物品，但它一般都要存储在一个用55磅[3]重的塑料、金属、玻璃以及硅材料造出的（1997年时是这样）计算机中，这种计算机的耗电量是150瓦、在生产它的过程中要产生139磅废弃材料。[4]而生产、加工、使用这些信息的人们不仅要吃饭，还要驾驶小汽车，住房子，工作在有暖气、有冷气的建筑中，并且，即便是在电子信息时代，还要使用和丢弃大量的纸张。

导致世界资本体系增长的正反馈圈的运行使得工业的增长要比人口增长得快。1930~2000年，世界工业产出的货币价值增长了14倍（如图1-2所示）。如果同期世界人口数量保持不变，那么物质生活水准也会同样增长14倍。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产出增长了5倍。1975~2000年，工业经济的规模大致翻了一倍，但人均产出只增长了30%。

[1]这种混淆可以通过大地质学家M.King Hubbert在20世纪70年代初给我们讲述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知道日本人将入侵马来半岛——那是世界橡胶产地，于是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把所有能找到的橡胶都转移到印度的一个安全储存库。他们只是想设法在日本占领前能在印度储备足够的橡胶，以希望在战争期间供生产轮胎和其他重要橡胶产品所需。但是，一天晚上橡胶储存库发生了大火，所有的橡胶都烧光了。“这不要紧，”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听到这个消息时说，“这些橡胶已经上过保险了”。

[2]See William W.Behrens III,Dennis L.Meadows,and Peter M.Milling，“Capital Sector，”in Dynamics of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

[3]1磅=0.4536千克。

[4]John C.Ryan and Alan Thein Durning,Stuff：The Secret Lives of Everyday Things（Seattle：Northwest Environment Watch，1997），46.

■人越多越穷，越穷人越多

想要消除贫穷，增长是必要的。这道理看起来很明显。但是，照目前的这种结构，经济体系的增长并不能消除贫穷，相反，当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反而会使贫穷永远存在下去并且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这一点对于众多的增长支持者来说并不是很清楚。1998年，地球上45%以上的人靠平均每天2美元甚至不足2美元的收入生活。这比1990年时的贫困人口还要多，虽然人们看到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人取得了令人惊讶的高收入。[1]自1930年以来已经翻了14倍的世界工业产出增长使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但这并没有消灭贫穷。也没有理由期望再有翻14倍的增长（如果在地球的极限之内可能的话）就能消除贫穷，除非全球系统被重构以直接让那些最需要的人获得增长。

在当前系统中，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发生在那些已经很富裕的国家并且不成比例地流向这些国家中最富有的人。图2-13给出了世界上10个最大的国家（按人口）加上欧盟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增长曲线。这些曲线表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是如何系统地扩大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

图　2-13　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以及欧盟的人均GNI增长情况

注：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那些已经富裕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六国的人口几乎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当把这些国家跟富裕国家的人均GNI增长画到同一张图上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NI增长几乎都没有离开横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根据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报告，1960年全世界20%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人的人均收入是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20%的人的30倍。到1995年，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20%的人的人均收入之比已经从30：1扩大到82：1。在巴西，最贫穷的一半人口所获得的国民收入在960年时占18%，到1995年时仅占12%；巴西10%的最富裕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60年时为54%，到1995年提高到63%。[2]1997年非洲家庭的平均消费与1972年相比减少了20%。[3]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图2-14给出了两个指标来说明这一点，即不同收入组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和能源使用份额。

图　2-14　全球贫富分化

注：全球财富和机会的分布是极端扭曲的。世界上最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世界总产出的80%以上并消耗了近60%的商业能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作为系统动力学家，当我们看到一种模式在一个系统的多个部分中都存在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时，我们就假定其在系统反馈结构中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如果不改变系统的结构，更努力地或更快地运行这一系统都不会改变这种模式。增长总是扩大贫富差距，继续增长也跟过去一样无法消除这种差距。只有改变系统的结构（因果关系链）才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即便在出现巨大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这种结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两种常见的结构在发挥作用。第一种是与总是系统地给予特权阶层以权力和资源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多特权的社会制度安排相联系的，这在许多文化中是通常的做法，但在一些特殊的文化中却显得更独特。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明目张胆的或隐蔽的种族歧视到对富人的税收漏洞，从贫困家庭孩子的营养不良到专为富家子弟提供的贵族教育，从利用金钱获得政治地位（甚至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也可以这么做）到利息支付总是系统地从那些入不敷出的人流向那些钱多得花不了的人这样的简单事实。

在系统学的术语里，这些结构被称为“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反馈圈。[4]这些正反馈圈总是对成功者进行奖励以便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功。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这些都会成为一种病态，不可能自觉地采取一些平衡结构来拉平竞技标准。（平衡结构的例子包括反歧视法、累进税率、普遍的教育和保健标准、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安全网、对财产征税以及使政治不受金钱影响的民主进程等。）

在World3模型中，这些“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反馈圈都没有被明确地反映出来。World3模型不是一个反映收入、财富或权力分配动态的模型，它所关注的是世界经济同增长极限之间的总体关系。[5]所以它假定当前的分配模式将继续下去。

但是，在World3模型中有一个结构是反映人口和资本系统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在本章前面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这种结构使得贫困、人口增长都处于永不停止的状态并使得世界系统有超出其极限的趋势。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证明，如果要想达到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这种结构就必须改变。

这种永续贫困的结构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富人比穷人更容易进行储蓄、投资并使他们的资本倍增。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富人支配市场条件、购买新技术并调动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且使他们建立起很大的资本存量来实现自我增值。绝大多数基本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了，所以在不剥夺当前人口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实现较高的投资率成为可能。较低的人口增长允许配置更多的产出来实现经济增长，而较少用以满足快速扩大的平民人口的健康和教育需求。

相比之下，穷国的资本增长很难赶上人口增长。可用于再投资的产出更多被要求用于提供学校、医院和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由于这些迫切的要求使得几乎没有什么剩余产出可被用于工业投资，所以经济增长很慢。人口过渡长期停留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差距很大的中间阶段。当妇女们看不到有什么比生孩子更有吸引力的教育或其他经济选择时，那么孩子就成了极少可以得到的投资形式之一。于是人口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富。正如有句话说的那样，“富人越来越富，穷人的孩子越来越多”。

在一些国际场合，常常会因为这样的激烈争论而陷于瘫痪：在如图2-15所示的反馈圈中到底哪个箭头是最重要的——是贫穷导致了人口增长，还是人口增长导致了贫穷？

图　2-15　贫困与人口

事实上，这个正反馈圈的所有部分都会对最贫困地区的人口行为产生强烈影响。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陷阱”，一个“不成功者愈发不成功”的反馈圈，导致穷人总是穷而人口总是增长。由于用于投资的产出被抽走用于消费，所以人口增长使得资本增长放慢。在没有教育、没有健康保健、没有节育措施、没有选择、没有权力、除了寄希望于孩子能带来收入或增加家庭劳动力之外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贫穷反过来又促使人口无限增长。

图2-16给出了这种陷阱的后果。南方国家的任何一部分在过去的20年中粮食产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地方都出现两三倍的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粮食产量却很少得到提高，在非洲还出现了稳定的下降。粮食产量明显超过人口增长的少数地方是在欧洲和远东地区。

图2-16中所给出的图形显示了双重悲剧。第一个是关于人类的。农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粮食产量的巨大增长，大部分不是被用于更好地养活人们所吸收，而是被不得不很差地养活更多的人所吸收。第二个悲剧是关于环境的。粮食产量的增长是通过破坏土壤、水源、森林和生态系统的政策取得的，这么做的代价是未来产量提高变得更加困难。

图　2-16　各个地区的粮食产出

注：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上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其粮食总产出指数（以1952~1956年为100）翻了两三倍，但是人均粮食产出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因为人口也几乎以同样快的速度增长。以非洲为例，人均粮食产量从1996年到2001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但是，任何一个可以使系统向下沉沦的正反馈圈也同样可以反过来使系统向上提升。更多的贫穷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意味着更多的贫穷。但是，减少贫穷同样意味着人口增长放慢，人口增长放慢又意味着减少贫穷。如果有足够的投资并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如果对产品和劳动力有更合理的定价，如果把日益增长的产出更多地直接分配给穷人，特别是用于妇女的教育和就业以及计划生育，那么人口-贫困反馈圈的效果就会反转过来。社会进步会降低人口增长率，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投资投入到工业资本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提高会进一步帮助减少人口的增长。

在世界某些地方，在那些对全体人民的福利特别是贫困人口非常关注的地方，这种转变的确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口增长率在下降而人口过渡在进行的原因之一。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在不平等成为一种文化风尚的地方，在缺乏公共福利投资的资源或意愿的地方，或者在由于金融失败带来的强制性“结构调整”使得教育和健康保健投资被转移的地方，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广泛改善。这些与贫困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仍然在快速增长的人口，会陷入人口增长不是因出生率下降而是因死亡率提高而终止的危险境地。的确，在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斯威士兰这些地方，预计人口在21世纪会因为悲剧性的原因而出现零增长——死于艾滋病的青少年和儿童的增加。[6]

人口和工业产出的指数型增长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构成了“现实世界”社会经济系统自生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使得世界的一些地方趋于缓慢的人口增长伴以较快的工业增长，而另外一些地方则趋于缓慢的工业增长伴以较快的人口增长。但在这两种情形中，人口和物质资本都是不断增长的。

那么，这种现实中的物质增长能永远持续下去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增加了人类的生态足迹，这是人类给世界生态系统增加的负担，除非能成功地努力避免这种增长。从原则上说，不可能使人类活动的每个单元的生态足迹（通过技术以及其他手段）迅速减少到足以允许人口和工业资本持续增长的水平。但是我们相信，这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的。当然，目前从世界范围内可以得到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有效减少并没有发生。人类的生态足迹仍然在增长，尽管其增长的步子比经济增长慢。

一旦生态足迹的增长超出了可持续的水平，正如已经发生了的一样，它最终必然会下降——或者是通过一个可控的过程（例如通过生态效率的迅速提高）或者是通过大自然的力量（譬如说，森林消失迫使木材的使用下降）。生态足迹的增长是否会停止是毫无疑问的，惟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

人口增长从本质上说将停止，或者是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或者是由于死亡率的上升，或者二者同时发挥作用。工业增长从本质上说也将停止，或者是由于投资率下降，或者是由于货币急剧贬值，或者二者兼具。如果想要阻止这些倾向，我们可以对它们施加一些合理的控制，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选项。如果我们忽略这些，那么自然系统就会无视人类福利而选择某种结果。

出生率与死亡率、投资率与贬值率，都会因人类的选择或由于地球的源或汇压力过大所带来的反馈而实现平衡。指数型增长曲线会变缓、变弯，或者变平或下降。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以及地球在那时都可能损失惨重。

仅仅把事物以“好”“坏”来区分并把这种区分固定化是很容易的。在过去几代人看来，人口增长和资本增长都是绝对的好事。在一个资源丰富的星球上只有些许人口居住，人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正面的评价。但是现在，随着对生态极限的了解越来越清晰，也会诱使人们把所有增长都划分为坏事。

一个极限时代的管理工作需要更加精细、更加小心地进行区分。一些人拼命想得到更多的食物、住所和其他实物。另外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拼搏方式，想通过实物增长来满足另外一些需求，这些需求也是非常现实但却是非物质的——渴望被认可、自尊、沟通或获得某种身份。因而，单纯以毋庸置疑的肯定态度或毋庸置疑的否定态度来谈论增长都是毫无意义的。相反，需要问一下：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谁在付出？什么是这儿的现实需求？什么是满足有这种需求的人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需要多少才够？有什么义务要分担？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为迈向一个充裕的、平等的社会指明道路。另外一些问题为迈向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指明了道路：在一定的生态足迹下，一定的投入产出流能养活多少人？在多高的物质消费水平上？能持续多久？人类人口、经济和所有其他物种赖以生存的物质系统面临多大压力？在什么样的压力和多大的压力下该支撑系统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多少才算多？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增长的原因转向增长的极限。这就是我们第3章的目标。

[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1（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1），4.

[2]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29.

[3]同上，第2页。

[4]例见Peter Senge,The Fifth Discipline（New York：Doubleday，1990），385-386.

[5]我们通过假设给定世界当前的分配模式来隐含模拟“从成功走向成功”反馈圈，除非我们有意干预来改变它们。

[6]Lester R.Brown,Gary Gardner,and Brian Halweil，“Beyond Malthus：Sixteen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Problem，”Worldwatch Paper 143（Washington,DC：Worldwatch Institute,September 1998）.

第3章　极限：源与汇

我们所采用的能维持资源成本不变或递减的技术，经常要求不断增加直接和间接燃料……这种奢侈品已经成了昂贵的必需品，它要求把我们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转而用于资源处理部门，以便提供同样数量的资源。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

我们对于崩溃的担心并不是来自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世界将要耗尽这个星球上存储的全部能量与原材料。World3模型产生的每一个模拟场景都表明，到2100年时世界依然会拥有它在1900年时所拥有资源相当大的部分。在分析World3模型的预测结果时，我们的担心更多来自于不断增加的利用地球源与汇的成本。由于有关这些成本的数据不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当激烈的争论。然而我们有证据表明，可再生资源的获取、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以及汇的填充的增长虽然缓慢却正无法扼制地形成合力，为维持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物质流的数量与质量所要求的能量和资本不断提高。这些成本的产生综合了物理、环境和社会因素。最终它们将提高到工业增长无法持续的水平。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促使物质经济扩展的正反馈圈将逆转方向，经济将开始收缩。

我们无法证明这一断言。我们只能努力使它令人觉得可信，并进而指出该做出哪些建设性的反应。为达到这些目的，在本章我们给出了大量关于源与汇的信息。我们概述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维持世界经济与人口增长所必需的源的现状与前景。必要投入品的清单很长而且内容繁多，不过它可以划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大类包括了支持所有生物与工业活动的物理必需品——肥沃的土地、矿产、金属、能源以及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它们吸收废物并调节气候。原则上来说，这些要素是可触摸、可数的东西，例如数公顷可耕地和森林、数千立方米淡水、数吨金属、数十亿桶石油。然而，这些要素实际上又是难以估量的。它们的总量并不确定。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其中一些可以用来代替另一些，然而生产其中一些的过程却使得获得另一些变得更加困难。资源、储量、消费和生产的定义是不一致的；科学并不完备，官僚们出于自己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经常扭曲或隐瞒这些数字。而且有关物质现实的信息总是用经济指标来表达的，例如货币价格。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它们遵行的是与物质资源规律非常不同的一套规则。不过，我们在本章中将关注这些物质必需品。

增长所需的第二个大类由社会必需品构成。即使地球的物质系统足以支撑一个更大规模和更加工业化的人口，经济与人口的实际增长也依赖于诸如和平与社会稳定、平等与个人安全、诚实与有远见的领导、教育与新观念的开放、承认错误与进行试验的意愿以及稳定而适合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

这些社会因素不好估量，很可能无法精确地进行预测。本书和World3模型都无法以一种详尽而有用的方式去分析这些因素。我们缺乏正式分析必需的数据与因果理论。但我们知道，尽管肥沃的土地、充足的能源、必需的资源和健康的环境对于增长是必要的，然而它们却不是充分的。即使它们在物质上是丰富的，然而它们的可获得性却有可能因为社会问题而受阻。不过我们在这里假设可能的最佳社会条件将会持续。

人口与资本培育所使用的原料与能源并不是无本之木。它们取自于这个星球。它们并不会消失。当它们的经济用途完结之后，原料会循环成为垃圾和污染；能源会耗散成为无用的热量。原料与能源流通过经济子系统流出星球源（planetary sources）进入星球汇（planetary sinks），最终成为垃圾和污染（见图3-1）。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可以显著地减少垃圾和污染，但无法根除每单位消费带来的垃圾与污染。人们总是需要食物、水、清洁空气、居所和许多其他原料来生存、维持身体健康、过富足的生活以及维持和生育新的人口。机器和建筑总是需要能源、水、空气以及大量的金属、化学物质和生物材料以生产出商品和服务、并生产出更多的机器与建筑。源所能够生产以及汇所能够吸收这些物质流的速度总是有极限的，才不至于对人口、经济或是地球再生和调节的过程造成损害。

这些极限的性质很复杂，因为源和汇自身都是一个动态的、相互联系的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是通过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来维持的。既有短期极限（例如，提炼和存储在库中的石油的数量）也有长期极限（地下可获得的石油的数量）。源和汇可以相互作用，同样性质的系统有可能既作为源也作为汇。例如，对于土地的开发，既有可能作为食物的源，也可能作为因空气污染而导致的酸雨的汇。它作为这两种功能之一的能力将依赖于它作为另外一种功能的程度。

图　3-1　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人口与资本

注：人口与资本都通过石油和地球上其他不可再生资源流而得以维持，它们产生出热量和垃圾，从而污染了地球上的空气、水和土壤。

资料来源：R.Goodland,H.Daly,and S.El Serafy.

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曾经提出了用于定义物质和能源吞吐能力的可持续极限的三个简单规则。[1]

·对于可再生资源（土壤、水、森林、鱼）而言，可持续的使用率不能高于它们的再生率。（因此，例如，当鱼的捕捞量以高于剩余鱼群数量的增长率这样一种速度来进行时，这种捕捞就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矿物燃料、高等级矿藏、地下水）而言，可持续的利用率不能高于用以代替它们的可再生资源可持续的利用率。（例如，石油矿床的利用，如果源自于它的部分利润系统地投资于风力发电厂、光电阵列和种植树木，那么它的利用就是可持续的。当石油没有了的时候，依然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可再生能源流。）

·对于污染而言，可持续的排放率不能够高于污染物被循环利用、吸收以及在汇中无害分解的速率。（例如，污水可以可持续地排放进入河流、湖泊或地下蓄水层，只要其速率不超过细菌和其他有机物吸收其营养而不至于导致它们过度生长从而破坏水生态系统的速度。）

任何导致可再生资源存储量下降、污染汇增加或者不可再生资源存量下降并且没有可预见的可再生资源替代的活动都是不可能持续的。在许多关于戴利规则的讨论中（在学术、商业、政府和公民圈内）我们从未听到有任何人挑战这些规则。（不过我们也很少发现有人尝试严格地按照这些规则来生活。）如果存在可持续性的基本法则的话，那么这些规则必在其中。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正确，而在于全球经济是否尊重它们；如果不尊重的话，又会发生什么。

我们将用三个戴利标准来对人类经济使用的各种源与汇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从可再生资源开始，我们要问：它们被利用的速度是否快于它们再生的速度？对于不可再生资源，根据定义，它们的存量必定在下降，我们要问：高质量的原料正以何种速度被使用？为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能源与资本的真实成本会提高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转向污染和垃圾，并且要问：它们是否正以足够快的速度在无害分解？或者它们是否正累积于环境中？

这些问题并不能用World3模型来进行回答（本章中的任何内容都不是依赖于该模型的），而需要用全球数据（目前已有的数据）一个源一个源地、一个汇一个汇地来回答。[2]在本章中，我们将只提及一种源或汇与另一种源或汇诸多相互作用中的一部分（例如，种植更多的作物需要更多的能源，或者生产更多能源中产生的污染可能导致气候变化并影响农业收成）。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极限只是全世界科学家迄今所知道的极限中的一些。我们无法保证它们在实际中是最重要的。往后将会有许多意外发生，无论是否令人高兴。例如，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这里提及的技术在未来必定会提高；但另一方面，今天完全没有认识到的新问题也会变得显著起来。

我们将比较详尽地讨论全球物质必需品的现状与前景。我们的分析无法给你一个简单而明了的观点，即人类自身就是增长的极限。不过却可以帮助你形成自己的观点，关于极限的现实以及现有政策对其影响的观点。即便人类对极限的理解有再大的差距，我们认为本章所给出的证据也会说服你形成四个结论。

·人类现在正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在利用许多关键的资源并生产出垃圾。源正在衰竭，汇正被填满，甚至在一些情形中已经溢出。即使是在现有的流速下，大多数生产流从长期来看并不能维持；如果流速提高，则能够维持的时间更短。我们预期它们中的许多将在本世纪达到巅峰，然后开始下降。

·这些生产能力增长的高速度并不是必需的。技术上、分配上和制度上的变化能够显著地降低这些速率并且维持甚至提高全世界人民的平均生活质量。

·人类给自然环境造成的负担已经超过它的可持续水平，它无法再维持超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因此，已经有了许多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的显著的负面影响。

·原料的真实成本正在日益上升。

人类对于环境造成的负担这一概念极其复杂并且很难加以量化。当前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方法，就是生态足迹的概念。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总体影响：资源提取、污染排放、能源使用、生态多样性的破坏、城市化以及物质增长的其他后果等所有效果的总和。这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概念，不过在过去的十年之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进展会继续下去。

我们在前言中提及的一种有前途的方法，是将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所有提取都转化成用以无限维持“生态服务提供”所必需的相应数量的地球土地公顷数。地球上的土地公顷数量是有限的。因此这种方法就提供了对于人类是否超过了可获得资源供给问题的一个答案。按照这种测量生态足迹的方法，在进入新千年的时候，人类需要的土地数量已经超过1.2倍于地球可获得的土地数量。简言之，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极限的20%以上了。幸运的是，有许多种方法来缓解这一压力，以便回到极限之下，促使人类的需要与希望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这些方法。[3]

■可再生资源

食物、土地、土壤

大多数高质量的农业用地已经在使用之中，将剩余的森林、草地和湿地转化成可耕地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大多数剩余的土壤都是相对贫瘠且脆弱的……对于全球土壤侵蚀的一种分析方法估计，在不同的区域，表层土如今正以16~300倍于其能够再生的速度流失着。

——世界资源研究所，1998

1950~2000年，世界谷物产量增长超过了3倍，从大约每年5.90亿吨增长到每年超过20亿吨。1950~1975年，谷物产量平均每年增长3.3%，快于每年1.9%的人口增长率（见图3-2）。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谷物生产的增长率已经放慢，它已经降低到人口增长率之下。人均谷物产量大约在1985年达到巅峰，从那以后就缓慢下降。[4]

图　3-2　世界谷物生产

注：2000年全世界农民生产的谷物是1950年产量的3倍多。然而，由于人口增长，人均产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就一直在缓慢下降。不过，世界人均谷物产量现在依然要比1950年时高出40%。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人口咨询局（PRB）。

不过，依然有足够的食物（至少在理论上）可充足地供应每个人的需要。大约在2000年前后，全世界生产的谷物总量可以让80亿人保持在生存的水平，如果这些谷物均匀地分配，不用于喂养动物，也不因害虫而受损或从收获到消费的过程中不让它腐烂的话。谷物大约构成了世界农业产出（以卡路里[5]来衡量）的一半。如果加上每年的茎块作物产出、蔬菜、水果、鱼以及源自于放牧而不是谷物喂养所获得的动物产品，那么它们将足够给进入新千年时的60亿人口提供多样化和健康的饮食。[6]

收获过后的实际损失依据谷物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范围为10%~40%。[7]食物的分布远不是均匀的，大量的谷物被用于喂养动物，而不是供人食用。因此，在理论上充足的同时，饥饿依然持续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约有8.5亿人所获得的粮食长期低于他们身体需要的数量。[8]

这些饥饿的人群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在发展中国家，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营养不良。[9]在印度，大约2亿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在非洲这一数字超过2亿，在孟加拉有4000万，在阿富汗有1500万。[10]每年大约有900万人死于饥饿或是相关疾病。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死亡25000人。

到目前为止，饥饿人群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尽管人口已经增长。估计每年死于饥饿的数量已经缓慢减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一个人口不断增长而极限的压力不断加大的世界里，饥饿并没有恶化。不过依然存在令人绝望的饥饿，长期营养不良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

饥饿的持续并不是因为地球的物质限制——无论如何都绝不是这样。更多的食物是可以获得的。例如，图3-3给出了几个国家和全球的谷物产量趋势。由于土壤和气候方面的差异，每一公顷土地并不能生产出像在最适宜土地上生产的最佳产量那么多的谷物。然而，凭借着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广泛运用的技术，谷物产出在许多地方确实可以得到提高。

图　3-3　谷物产量

注：小麦、稻米和玉米的产量在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里产量较高。在一些正经历工业化的国家里，例如中国、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产量正迅速上升。在其他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产量依然很低，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为了平滑每年的气候变化，这些图中的产量已经以三年为基准加以平均。）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在对拉美、非洲和亚洲117个国家的土壤与气候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之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为，如果能够使用每公顷潜在可耕种的土地并获得技术上可能的最高产出的话，其中只有19个国家无法利用自己的土地来养育它们2000年时的人口。根据这一研究，如果所有的可耕地都用于粮食生产，没有因侵蚀而导致的损失，气候良好、管理完善以及不受限制地使用农业投入的话，所研究的117个国家将能够将其粮食产量扩大为现在的16倍。[11]

当然这些假设都是非常不现实的。给定实际的气候与耕作实践，给定用于非粮食生产的土地需求（诸如森林、牧场、人类居所、水域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护等），给定化肥和杀虫剂溢流，粮食生产的实际极限被认为应显著低于理论极限。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人均谷物生产自1985年以来就一直在下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实践见证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显著增长。尽管在许多耕种区域这种增长显然是可持续的，然而在其他地方它却源自于两个不可持续的过程：开垦低生产潜能或高危险性的土地，通过开采或破坏土壤资源基础的方式来强化生产。[12]

最显著的极限是土地。[13]地球上潜在宜耕地的数量估计为20亿~40亿公顷（50亿~100亿英亩），这取决于可耕种的定义。大约有15亿公顷的土地实际上一直都在种植，这一数字已经有三十多年几乎没有变化了。粮食产量的增长几乎完全来自于产出的增长，而不是来自于土地的净扩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耕作土地的区域是可持续的。新的农业用地正源源不断地被带入到生产中，而曾经富有生产力的土地正因侵蚀、盐碱化、城市化和沙漠化而丧失。由于最好的土地通常是最早开发的，因此先前的主要土地正在衰减，而更多的边际土地正被带入到生产之中。[1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1986年进行了估计，认为在过去的1000年里，人们已经把大约20亿公顷的富饶农业用地转变成了垃圾场。[15]这一数字比现今耕种的土地总数还要多。大约有1亿公顷的灌溉土地因为盐碱化已经流失，另外1.1亿正经历着生产力的退化。腐殖质损失率正在加速，从工业化革命之前的每年2500万吨到过去几个世纪的每年3亿吨，再到过去50年的每年7.6亿吨。[16]这种腐殖质的丧失不仅侵蚀了土壤肥力并且也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累积量。

第一个基于比较研究的全球土壤流失评估报告由数百位区域专家们完成并于1994年发表。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现今使用的农业土地的38%（5.62亿公顷）已经退化（加上21%的永久牧场和18%的林地）。[17]退化的程度有轻有重。

我们无法获得有关将农业用地转变成公路和住宅用地的全球性数据，不过这种损失一定是相当可观的。据估计，雅加达市正以每年20000公顷的速度不断地向耕地扩张。由于城市的发展，越南每年丧失20000公顷的水稻田。泰国在1989~1994年已经将34000公顷的农业用地转变成为高尔夫球场。1978~1992年，中国损失了650万公顷宜耕地用于发展经济，不过在同期也把380万公顷的森林和牧场转成耕地。美国每年大约有170000公顷的农地被用于铺路。[18]

由于这种发展，两种可再生资源正在退化。第一种是耕地土壤的质量（深度、腐殖质、肥沃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损失在粮食产出方面也许是不明显的，因为土壤营养可以由化肥的营养来代替。[19]化肥可以掩盖土壤滥用的特征，但并不能永远如此。它们本身是农业系统的一种不可持续投入，带来土壤肥力特征的滞后，这是一种可能导致过度使用的结构特征。

第二种不可持续的使用源是土地本身。如果数以百万公顷计的土地正在退化和放弃而耕种面积大致保持稳定的话，那就意味着潜在宜耕地（大多数是林地，这一点我们在本章后面部分将会看到）面积正日渐缩减，而没有生产力的荒地面积正日益扩张。维持人类群体的粮食流正通过不断地移向新增土地的方式来加以生产，而留在后面的则是枯竭、盐碱化、被侵蚀或是被铺路的土壤。显然这种做法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人口日益以指数型增长而耕种土地面积则保持已经形成的大致面积的话，则人均耕地面积就会日益减少。事实上，这一数字已经从1950年的人均0.6公顷降低到2000年的人均0.25公顷。以较少的人均土地去养活日益增加的人群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土地产出在不断提高。1960年平均每公顷土地稻米的产量为2吨，1995年为3.6吨，而最高产量（在实验田中）是10吨。在美国，玉米产量持续提高，从1967年的平均每公顷5吨上升到1997年的8吨多，最好年份里最优秀农民的产量达到20吨。

这些数据对于未来土地稀缺的农业潜能有何意义？图3-4给出了在未来一个世纪里的数个土地模拟场景。该图说明了总耕种地、人口增长、平均产量和饮食标准之间的相互作用。

阴影区域表明可耕地总量从现有的15亿公顷到理论上限40亿公顷。在阴影区域顶端的土地将远不如底端土地那么富有生产力。当然总耕种土地数量将会下降，但在图3-4我们假设再没有土地的流失。在每个情形中我们都进一步假设全球人口将以联合国的中值预测增长。

显然，产量的增加将会变得越来越慢并且成本越来越高昂。一些美国农业专家在1999年的时候已经在担忧“产量高地”了。[20]土壤侵蚀、气候变化、昂贵的燃料、日益降低的地下水位和其他一些力量也会降低现有的产量水平，不过我们在图3-4中假设产量在21世纪保持稳定或是翻倍。

图　3-4　可能的农业用地展望

注：在21世纪可耕地有可能保持在15亿~40亿公顷之间，标示于以上阴影区域。这里假设人口的增长遵循联合国的中值预测增长。2000年之后的模拟场景给出了，以2000年典型西欧国家的营养水平作为全球平均营养水平，分别按现有的每公顷土地产量和现有产量的两倍计算，生产人类所需粮食所需要的土地数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联合国粮农组织（FAO）；G.M.Higgins等。

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模式。总体而言是稳步提高，然而在顶端（最佳中的最佳部分）没有迹象表明在过去的25年间玉米的产量有任何变化。玉米的年平均产量以每公顷土地每年增加90公斤的速率增长，不过在玉米种植研究上的投资却是翻了四番。当每向前一步都变得越来越难时，那就是收益递减的征兆。

——肯尼斯·卡思曼（Kenneth S.Cassman），1999

我无法告诉自己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即下个世纪后半期粮食产量的增长将来自何处。

——弗农·拉坦（Vernon Ruttan），1999

稻米的最高产量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没有变化。我们正在努力提高单位生物量，然而对此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罗伯特·卢米斯（Robert S.Loomis），1999

假设现有的产量水平可以维持，A线预测了以西欧2000年的平均水准来供养人口所需要的土地公顷数量。B线显示了21世纪世界人口维持现有这种的不充足的饮食所需要的土地。假设产量翻倍，C线预测了以西欧2000年的平均水准来供养人口所需要的土地公顷数量。D线显示了21世纪世界人口维持现有这种不充足的饮食所需要的土地。

从图3-4中可以看到，指数人口增长如何迅速地把世界从土地充裕状态带入土地稀缺状态。

不过图3-4也表明可能存在多少适应性的反应，这取决于资源基础、技术的弹性和人类的社会灵活性。如果再没有更多的土地流失，如果产量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翻倍，如果退化的土地能够恢复，那么现有60亿人口中的每一位都将有足够的粮食，而且可以在21世纪中叶以前维持几乎90亿人口。然而如果侵蚀扩大，如果灌溉率不能够维持，如果开发或是恢复土地被证实成本太高，如果产量的另一个全球平均翻倍太困难或是存在环境障碍，如果人口增长并不是按联合国预测那样渐退，则粮食就会变得严重短缺，不仅仅是局部，而是全球性，并且是迅速地变化。这种稀缺可能看起来很意外，然而它只不过是指数趋势的延续。

农业资源基础的不可持续使用是许多因素的结果，包括了贫困和绝望、人类居所的扩展、过度放牧和过度开垦、无知、关注短期生产的经济报酬而不是长期管理，以及管理者对于生态学，特别是对于土壤生态系统的无知。

除了土壤与土地，粮食生产还有其他一些极限，这其中包括水（这个我们很快就会谈及）、能源、农业化学物质的源与汇。[21]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这些极限中的一些早已经被突破。土壤正在被侵蚀，灌溉正降低水位，农业用地的流失正在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例如，全世界水体中有61个大的死水区——在这些区域里由于化肥污染和土壤侵蚀而导致营养流失，实际上已经杀死了所有的水生生物。其中有一些发生于全年，另一些只发生在夏季，春季上游农地的化肥残留由于土壤流失而被冲入下游水体。密西西比河的死水区覆盖了21000平方公里（8000平方英里），相当于马萨诸塞州的面积。[22]受到如此巨大规模生态破坏的农业耕作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必要的。

在许多地区土壤并没有被侵蚀，土地并未被弃荒，农业化学也没有污染土地和水域。保持和加强土壤的耕作方法——例如梯田耕种、等高耕作法、堆肥法、遮盖耕作法、多样化养殖法、轮休耕作法已经广为人知并使用了数个世纪。其他方法特别适用于热带地区，例如农林带状间作系统、农林业耕种法，这些正在试验站和农场里进行试验。[23]在所有类型的农场里，无论在温带还是热带地区，无需合成肥料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高产出仍然可以可持续地获得。

请注意，前面一句说的是高产出。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有机”农民们并不需要原始的农业方法或者说退回到100年以前的低效率农业方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使用了高产出的品种、节约劳动的机器以及施肥和虫害控制的复杂生态学方法。他们的产出趋于和使用化学物品的同行们的产出相等；他们的利润趋于更高。[24]如果致力于化学投入和基因改良的研究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转向于有机生产方法的话，那么有机耕作将会变得更加有效率。

与传统的、高度密集的农业方法相比，“有机”农业方法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并减少残留对环境的影响。这些方法可以生产出与传统方法相同的作物产量。[25]

可持续的耕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在实践。世界各地成百万规模的农民利用了生态农业技术，他们发现随着土壤退化的逆转，产量在持续提高。消费者，至少是富裕地区的消费者，越来越强烈地需要这种方法获得的食物，他们愿意为此多支付价钱。在美国和欧洲，有机食物市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以每年20~30个百分点增长。到1998年，有机食物和有机饮料在世界主要市场销售额总计达到130亿美元。[26]

为什么我们没有提及基因改良作物的前景？因为有关这项技术的评估还没有形成——事实上有关这项技术的评估存在极大的争议。基因工程对于养活整个世界是否是必需的或者这种方式是否是可持续的，这一点还不清楚。人们并不是因为食物少而饥饿，人们之所以饥饿是因为他们无力购买食物。生产出更多高成本的食物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帮助。此外，尽管基因工程可能会提高产量，但是依然有许多其他未认识到的机会去提高产量，而无需基因干预。基因干预既是高技术（因此对于普通农民而言难以获得），生态上也是冒进的。生物技术作物的冒进已经产生了生态的、农业的和消费者的问题。[27]

按现有的粮食产量，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也可以以更小的污染代价、以更少的土地、使用更少的能源来生产这些食物——这使得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可以恢复到自然状态或是用于纤维、草料和能源的生产。这些原本可以按充分报答农民们养育世界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迄今为止实现这些结果的政治意愿还相当缺乏。今天的现实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土壤、土地和食物的营养源正在缩减，农业经济与农业社区也在缩减。在这些地方，以现有的方法，农业生产已经突破了许多种极限。除非有迅速的变化（完全可靠的变化）否则人类群体将不得不以更少数量的农民在日益缩减的农业资源基础上工作来养活自身。

[1]Herman Daly，“Toward Som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cological Economics 2（1990）：1-6.See a further elabora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erman Daly,Beyond Growth（Boston：Beacon Press，1996）.

[2]关于地球最逼近的增长极限的最近、最透彻、最系统的回顾，见Lester Brown,Eco-Economy（New York：W.W.Norton，2001）第2章和第3章。关于地球的宽泛的回顾和数据，见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2000-2001：People and Ecosystems：The Fraying Web of Life（Oxford：Elsevier Science Ltd.，2002），part 2，“Data Tables”。

[3]关于有助于和加速向可持续性转变的道路在Brown,Eco-Economy，第4~12章中有系统的描述。

[4]Lester R.Brown，“Feeding Nine Billion，”from Lester R.Brown et al.，State of the World 1999（New York：W.W.Norton，1999），118.

[5]1卡路里=4.1868焦耳。

[6]由我们计算的数据，假定每人每年维持生存需要消耗的粮食是230千克，也就是506镑。

[7]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The Sixth World Food Survey（Rome：FAO，1996）.

[8]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The Sixth World Food Survey（Rome：FAO，1996）.

[9]P.Pinstrup-Anderson,R.Pandya-Lorch,and M.W.Rosengrant，1997，The World Food Situation：Recent Developments,Emerging Issues,and Long-Term Prospects（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1997）.

[10]Lester R.Brown,Michael Renner,and Brian Halweil,Vital Signs 1999（New York：W.W.Norton，1999），146.

[11]G.M.Higgins et al.，Potential Population Supporting Capacities of Lan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Rome：FAO，1982）.这份技术性的研究在Paul Harrison,Land,Food,and People（Rome：FAO，1984）的非技术性报告中得到概括。这个16倍数是基于非常乐观的假设，而且只适用于产量很低的发展中国家。FAO并没有为工业化国家的土地做过相似的研究。

[12]Sara J.Scherr，“Soil Degradation：A Threat to Developing-Country Food Security by 2020?”IFPRI Discussion Paper 27（Washington,DC：IFPRI,February 1999），45.

[13]源自于海洋的食物比源自于陆地上食物更加有限，对它的使用更是超越了可持续的极限。对于非土地食物，包括水产业、大桶培植等，它们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们需要能源和资金，并且产生污染。并非根植于土壤并且主要靠太阳光的光合作用的食物只会比现在的食物体系更不可持续。转基因食品，至少在目前看来，它们主要是在发展抗虫性和抗除草剂性，以降低成本，而不是提高产量。

[14]关于全球土地流失情况的优秀总结，见Scherr，“Soil Degradation”。

[15]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Farming Systems Principles for Improved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Control of Soil Degradation in the Arid,Semi-Arid,and Humid Tropics，”proceedings of an expert meeting cospons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Hyderabad,India，1986.

[16]B.G.Rosanov,V.Targulian,and D.S.Orlov，“Soils，”in 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Over the Past 30 Years,edited by B.L.Turner 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See also Brown,Economy，62-68.

[17]L.R.Oldeman，“The Global Extent of Soil Degradation，”in Soil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edited by D.J.Greenland and T.Szaboles（Wallingford,UK：Commonwealth Agricultural Bureau International，1994）.

[18]此段的数据来自于Gary Gardner，“Shrinking Fields：Cropland Loss in a World of Eight Billion，”Worldwatch Paper 131（Washington,DC：Worldwatch Institute，1996）。

[19]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资源1998-99》。估计1945~1990年的土地恶化导致粮食比如果没有恶化情况的发生减产了17%。

[20]Cassman,Ruttan,and Loomis的引言来自于Charles C.Mann，“Crop Scientists Seek a New Revolution.”Science 283（January 15，1999）：310。

[21]关于所有的因素和它们对将来的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杰出综述，见Rosamond Naylor，“Energy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on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nual Reviews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21（1996）：99-123.

[22]Janet McConnaughey，“Scientists Seek Ways to Bring Marine Life Back to World’s‘Dead Zones，’”Los Angeles Times,August 8，1999.

[23]例见Michael J.Dover and Lee M.Talbot,To Feed the Earth：Agro-Ec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ashington,DC：WRI，1987）。

[24]关于“有机”“低投入”和“生态”农业的专著非常多，想要知道世界范围的事例，可访问有机农业运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www.ifoam.org/。

[25]David Tilman，“The Greening of the Green Revolution，”Nature 396（November 19，1998）：211；see also L.E.Drinkwater,P.Wagoner,and M.Sarrantonio，“Legume-Based Cropping Systems Have Reduced Carbon and Nitrogen Losses，”Nature 396（November 19，1998）：262.

[26]FoodReview No.24-1.（Washington,DC：Food and Rural Economics Division,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July 2001）

[27]参见D.H.Meadows，“Poor Monsanto，”in Whole Earth Review,Summer 1999，104。

水

在许多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现有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常常是不可持续的……世界面临着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当地和区域水资源数量与质量问题……水资源的约束和水质的退化正在日益削弱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资源基础。

——联合国淡水资源综合评估委员会，1997

淡水并不是一种全球资源。它是一种区域资源，只在特殊的流域范围内可以获得，因此极限就有了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在一些流域里，极限是季节性的，依赖于旱季存水的能力。在其他一些地方，极限是由地下水的恢复率、雪水融化率或者森林土壤的存水能力决定的。由于水并不仅仅是一种源也是一种汇，它的利用也可能受上游或地下水层污染程度的限制。

水的天然区域性质并不妨碍人们对其做出全球性的声明——越来越反映出深谋远虑的声明。水是最不可能替代的和最基本的资源。它的极限约束了其他一些东西的产量——食物、矿产和林产品等，这些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约束水的数量和质量。在世界越来越多的流域里，极限已经毫无争议地被突破了。在一些最贫困和最富裕的经济体里，由于环境影响、经济成本或是稀缺性等原因，人均水抽取量已经在下降。

图3-5只是说明性的，因为它是许多区域性流域的一个全球概览。然而，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区域描绘出类似的图形，依据同样的一般特征——极限，大量能够拓展或是缩减极限的因素，以及正在逼近（在一些地方超越）极限。

图形的顶端是人类水资源利用的物理上限，即世界河流的年总径流量（包括了所有地下蓄水层的储量）。人类经济中所使用的几乎所有淡水投入都源自这种可再生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水体总量：每年40700立方千米，足以每四个月灌满五个北美洲的大湖流域。事实上目前人类提取水的数量只是这一总量的1/10：每年4430立方千米。这看起来离极限还很遥远。[1]

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淡水径流都可以利用。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季节性的。每年多达29000立方千米在洪流中流入海洋。那也就剩下了11000立方千米的淡水可以算作全年的资源，即河床径流和地下径流的总和。

图　3-5　淡水资源

注：全球淡水供给与使用图示表明了可获得的水资源总量在消费与污染的方面如何迅速地增长以及基础大坝建设如何稳定供给。

资料来源：P.Glick；S.L.Postel et al.；D.J.Bogue；UN.

图3-5表明，人类通过修建大坝以拦截洪水正在提高径流极限。到20世纪末，大坝已经以约每年3500立方千米的速度提升了可用径流。[2]（当然，大坝沼泽地经常是主要的农业用地。而且它们能够发电。它们也增加了来自河床的蒸发，减少了净流失并改变了河滨生态系统和水生态系统。迟早它们会淤塞，变得无效率，因此它们并不是一种可持续流的源；在来自极限的反馈中，它们也产生了另一种非常长期的滞后——许多正面和负面效应。）

除了大坝外，还有其他一些方式用以提高水的极限，例如海水的脱盐化或长距离的水运输。这些变化对于某些地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它们却是能源密集型的并且成本高昂。到目前为止，它们的总量太小以至于还无法在全球规模的图示上有所表现。[3]

并非所有的持续径流都发生在人类居住的地方。亚马逊流域占全球径流的15%，然而那里只居住着全球人口的0.4%。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最北边的河流每年径流1800立方千米，然而这些地方很少有人居住。不容易为人类获取的稳定径流加总起来每年大约有2100立方千米。

11000立方千米的可持续水流，加上大坝增加的2500立方千米，减去2100立方千米不可获得的，每年就剩下12400立方千米可获得的可持续水流。这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人类可获取和利用的可再生淡水供给的上限。[4]

人类对水的消费性提取（抽取的水不再返回到河流，或是地下水蒸发，或是已经融入作物或产品之中）加起来每年有2290立方千米。另外的4490立方千米主要用于稀释和排放污染。这两类影响加总起来每年有6780立方千米，刚好超过总可持续淡水径流量的一半。

这是不是意味着还有余地来使水的利用量翻倍？有可能会有另一个翻倍吗？

如果人均需求根本没有变化，而人口正如联合国目前预测的那样在2050年增长至90亿，那么人类每年将会提取10200立方千米的水，是全球可持续淡水径流量的82%。如果不仅仅人口增长，而且人均需求也增加的话，那么在2100年到来以前就会存在严重的全球淡水极限。纵观整个20世纪，淡水的提取量增加的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5]不过随着稀缺性的日益加强，很有可能人均消费将会稳定甚至下降。提取曲线目前已经开始显著减缓，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下降。世界范围内水的利用只是30年前基于外推指数曲线预测量的一半。[6]

整个20世纪里，美国对于水的提取大约每隔20年就要翻倍，这一提取量在1980年达到顶峰，从那以后降低了10%左右（见图3-6）。这一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有原因都与这一问题相关，即当经济开始面临水资源极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工业用水下降了40%，部分是由于重工业转向世界其他地区；也因为对于水质的管制，它使得排放在经济上有吸引力或者法律上符合要求（或者两者都如此）之前对于水的利用、循环和处理都更有效率。灌溉用水的下降部分是由于效率的提高，也因为城市的拓展把水从农民那里把水抽走了（因此也把土地从粮食生产中抽走了）。市政用水在增加，但仅仅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人均消费在下降，特别是在该国的干旱地区，在这些地方，水价的提升鼓励了更多节水装置的使用。[7]

图　3-6　美国水资源利用

注：在美国，水的提取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平均以每年3%的速度在增长。自那以后，水的提取略有下降并逐渐稳定。

资料来源：P.Gleick.

美国人均用水量可能已经下降，然而它依然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每年人均1500立方米。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平均只用这一数量的1/3；撒哈拉南部非洲地区，这一数字仅为其1/10。[8]10亿人口依然难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人类群体的半数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9]他们对水的需求自然会而且也应该上升。不幸的是，他们居住在世界最缺水的一些地方。

大约1/3的世界人口都居住在正经历中等至高强度水资源压力的国家，这种压力部分地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和人类活动的日渐增长的需求。到2025年，多达2/3的世界人口都将生活在水资源的压力之下。水的短缺和污染正在导致广泛的公共健康问题，限制了经济和农业的发展，破坏了范围广阔的生态系统。它们可能使全球粮食供给处于危险境地，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导致经济的停滞不前。[10]

科罗拉多河、黄河、尼罗河、刚果河、印度河、湄南河、锡尔河和阿姆河由于灌溉取水和城市用水而变更流向，以至于它们的河道在一年的部分时间甚至全年都是干枯的。在印度的农业省旁遮普和哈里亚那，储水层正以每年半米的速度下降。在中国的华北地区，过度提取井水达到每年30立方千米（这也是黄河断流的一个原因）。灌溉区域占美国灌溉土地1/5的奥加拉拉地下蓄水层每年过度抽取12立方千米。这种消耗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100万公顷农用土地无法再继续灌溉。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峡谷种植着美国一半的水果和蔬菜，平均每年过度提取地下水源约1立方千米。整个北部非洲和中东地区，水正从沙漠储水层中提取，但它们却没有或者鲜有机会得到恢复。[11]

以比恢复储量更快的速率去提取地下水是不可持续的。依赖于提取水源的人类活动或者将降低至恢复率能够持续的水平，或者由于过度抽取破坏了储水层导致海水倒灌或是地层塌陷，则所有的活动都将停止。起初，对于水资源短缺的反应主要都是局部的。然而随着它们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构成威胁，其后果就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感受到。这种局面的第一个征兆可能是水价比谷物价格还高。

地下水的过度抽取正在加速。不可持续的地下水利用发生于南极洲以外的每个大洲。

——彼得·格雷克（Peter Gleick），《世界水问题》，1998~1999

水资源稀缺的国家经常通过改变灌溉水的用途来满足城市和工业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并通过进口谷物的方式来弥补因此而导致的耕作损失。由于1吨谷物相当于1000吨水，进口谷物就成了最有效的进口水的方式……尽管因水而引起的军事冲突总是可能的，未来对于水的竞争似乎更有可能发生于世界谷物市场……伊朗和埃及……现在进口的小麦比传统上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日本的进口量还多。在这两个国家中，进口供给占谷物总消费量的40%或者更多。无数其他缺水国家也进口大量的谷物。摩洛哥进口谷物数量约占其总量的一半。对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而言，这一数字超过了70%。也门进口谷物数量几乎占到其总量的80%，而以色列则超过90%……中国不久也不得不转向世界谷物市场。[12]

一个国家突破用水极限的后果取决于该国是富裕还是贫困，它的邻国是否有富裕的水资源以及它与邻国的关系如何。富裕的国家可以进口谷物。富裕国家和有意愿的邻国，例如加利福尼亚南部，可以修建运河、管道和水泵来进口水。（尽管在这种情形下一些邻国正开始要回其水资源。）拥有大量石油储备的富裕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可以用矿物能源来淡化海水（当矿物燃料能持续时。）两者都不具备的富裕国家，例如以色列，可以凭借独创的技术来使每一滴水都实现最大效率的使用并将其经济转向对水需求最少的活动。一些国家可以利用军事力量来征用其邻国的水资源或是确保对于这些水资源的使用。不具备任何一种优势的国家必须推行严格的配给和管制方案，或者是经历饥荒和/或针对水资源的国际冲突。[13]

和粮食一样，有许多种方式来提高水资源的可持续性，不是通过生产更多，而是通过更有效率地更少使用水来实现。以下给出各种可能性的简单罗列，包括：[14]

·把水质与用途关联起来。例如，冲刷马桶或浇灌草地使用来自排水管的废水，而不是使用饮用水。

·采用滴流灌溉技术，这可以减少用水30%~70%，同时提高产量20%~90%。

·安装低流速的水龙头、抽水马桶和洗衣机。美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使用0.3立方米的水，如果使用有效率的用水器具的话，可以削减至一半——而这些既是可以获得的也是能够支付的。

·补漏。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许多市政水管理部门花钱来增加水的供给，然而只需成本的一小部分，他们通过补漏就可以获得同样数量的水。美国城市因泄漏而损失的水平均约占其管道运水量的1/4。

·种植适宜气候的绿植，例如不要在沙漠里种植紫苜蓿或玉米，采用无需浇灌的本地植物来绿化环境。

·循环用水。一些行业，特别是在缺水的加利福尼亚的一些行业，已经作为先驱，采用了有效率的、有效益的回收、净化和再使用水技术。

·在城市区域收集雨水。蓄水池或从屋檐中收集雨水的系统可以存储和利用多达相当于一个主要大坝径流水量的水，而且是以一个极低的成本来实现。将这些经验付诸实践的多种最佳方式中的一种就是停止对水的补贴。如果水价开始包含或部分包含运送这些水全部金融、社会和环境的成本，则更加明智的用水就会自动实现。在丹佛和纽约，人们都会发现，只需监测用水，水费的收取随着使用量的上升而增加，这样就可以将居民用水减少30%~40%。

接着是气候变化（下面会有更多信息）。如果人类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它将改变水循环、洋流、降雨和径流模式、大坝和灌溉系统的功率，以及地球上任何地方其他形式的水的存储与传输形式。没有气候的可持续性，水资源的可持续性也是不可能的，而前者意味着能源的可持续性。人类正在面临一个巨大而相互联系的系统。

[1]Sandra Postel,Gretchen C.Daily,and Paul R.Ehrlich，“Human Appropriation of Renewable Fresh Water，”Science 271（February 91996）：785-788.图3-5的数字均来自于此出版物。

[2]人造水库的总储水量大概是5500立方千米，但是仅有一半多一点的水是可持续发展的水流。

[3]1996年全球从咸水中提取淡水的能力是每年6.5立方千米，仅相当于人类用水量的0.1%。从咸水中提取淡水非常耗资本也非常耗能源。提取能力占前十名的国家有七名位于海湾地区，那里淡水稀缺，而不可再生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很廉价。Peter H.Gleick,The World’s Water 1998-99（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9），30.

[4]极限可以也可能由于更多水库的修建而提高，但是大量的适合建大型水库的地方已经被开发出来了。现在反对修建水库的呼声也很高，因为它影响农田、人类的居住地和野生动物。参见世界大坝委员会的最终报告Dams and Development：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London：Earthscan，2000）（www.dams.org）

[5]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资源1998-99》，第188页。

[6]Gleick,Water，第14页。

[7]Gleick,Water，第1~2页。

[8]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210.

[9]Gleick,Water，第2页。

[10]U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Freshwater Resources of the World，1997.

[11]这些例子和其他一些例子可见Sandra Postel.Pillar of Sand：Can the Irrigation Miracle Last?（New York：W.W.Norton，1999）。

[12]Lester R.Brown，“Water Deficits Growing in Many Countries，”Eco-Economy Update（Washington,DC：Earth Policy Institute,August 6，2002），2-3.

[13]一些案例分析见Malin Falkenmark，“Fresh Waters as a Factor in Strategic Policy and Action，”in Global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edited by Arthur H.Wes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4]下面的事例和数据来自于Postel,Pillar，以及Paul Hawken,Amory Lovins,and Hunter Lovins,Natural Capital（New York：Little,Brown，1999），chapter 11。

森林

林地的大规模损失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全球趋势……当前的趋势是朝着加速化发展，林地的损失、剩余原始森林的损失以及剩余森林群落内在质量的逐渐缩减……大多数剩余森林正在逐渐枯竭，所有森林都面临威胁。

——世界森林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1999

森林本身就是资源，除了经济价值外，还有着许多重要的功能。森林调节气候、控制洪流以及存储水源以防干旱。它们缓冲了降雨的侵蚀作用，将土壤固定在斜坡上，使河流和海岸、灌溉通道和大坝水库免于淤积。它们成了许多生命物种的栖居场所。仅热带雨林而言，它们只覆盖了地球表面7%的面积，但人们相信它至少是50%的地球物种的家园。这些物种中的许多，从藤蔓植物到蘑菇再到药物、染料和食物的来源，都具有商业价值，如果离开了形成它们栖居所的掩体林木，它们就无法存活。

森林吸入并储存大量的碳，这有助于平衡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存量，从而改善了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效应。最后，但远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未受破坏的森林是美丽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可用于娱乐和人类灵魂的重建。

在人类农业社会到来之前，地球上曾经有60亿~70亿公顷的森林。现在，如果我们将2亿公顷的种植森林也包括进来的话，只剩下了39亿公顷。世界自然森林损失的一半以上发生于1950年以来。1990~2000年，自然森林的面积缩减了1.6亿公顷，约4%。[1]大多数森林损失发生于热带：温带森林的破坏发生于远在1990年以前的欧洲和北美工业化时期。

森林的损失是不可持续性的一个明显标志——一种可再生资源存量正在缩减。不过经常发生的情形是，在明显的全球趋势下存在着复杂的地区差异。

我们需要区分森林资源的两种尺度——面积和质量。在未被破坏的树木年龄在数百年以上的森林，与重新萌芽并且明显在50年内不可能具备经济价值的林木而且有可能再不会有原始森林那样的生态多样性的森林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过，许多国家有关森林的数据并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分。

森林质量远比森林面积更难衡量。最没有争议的质量数据实际上是与面积相关的。它们是有关从未被砍伐的森林（称为原始森林、原野森林或者天然老龄林）的剩余面积的数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有价值的森林正在被迅速地转化成低价值的森林。

只有1/5（约13亿公顷）的地球原始森林面积依然保持着广阔区域相对未被破坏的自然森林状态。[2]这其中的一半是位于俄罗斯、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北部的森林，剩余的大多数是位于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大面积的森林受到来自木材需求、开矿、农业开垦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威胁。只有大约3亿公顷的森林得到正式保护（其中的这类保护只是字面保障；在这些森林中的许多区域，木材和/或野生动物被系统性地偷窃）。

美国（不包括阿拉斯加）已经丧失了其95%的原始森林覆盖。欧洲已经基本上没有留下原始森林（参见图3-7）。被砍伐但重新生长（次生）温带森林的面积正在逐渐增加，不过许多已经在土壤营养、物种构成、林木大小、木材质量和生长速度等方面逐渐下降，它们并没有得到可持续的管理。

图　3-7　剩余的原野森林

注：只有一小部分原始地球森林区域在1997年时仍保持为原原本本的“原野”森林。

资料来源：WRI.

不到一半的剩余天然森林位于温带（16亿公顷）；其余的部分位于热带（21亿公顷）。1990~2000年，温带的天然森林缓慢减少，大约900万公顷，相当于这10年损失森林的0.6%。这种天然森林的半数被转化成管理密集的森林种植区域以提供纸张或是木材。此外，大约同样面积的森林得以重新种植。

尽管温带森林区域基本上是稳定的，然而热带森林区域却正在急剧缩减。1990~2000年，世界粮农组织（FAO）报告认为超过1.5亿公顷的世界剩余天然热带森林——相当于墨西哥国土的面积——被转化成其他用途。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损失似乎每年大约1500万公顷，或者说10年间每年损失7%。

这是官方数据，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热带森林正以多快的速度被清除。数据每年都在变化而且一直有争议。就其自身而言（即资源丧失率并不清楚这一事实）是过度开采的一个结构性原因。

对于热带森林破坏率的首次权威评估是由世界粮农组织（FAO）于1980年进行的，得出的数字是每年损失1140万公顷。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估计的损失率已经攀升至每年超过2000万公顷。经过一些政策调整后，特别是在巴西，损失率到1990年已经明显下降至大约每年1400万公顷。1999年世界粮农组织对森林年损失率进行了新的评估，几乎所有损失都发生在热带，这一损失率为每年1130万公顷。此外，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末最终的估计是每年1520万公顷。

这一数字只计算了把森林转成永久保留的其他形式土地使用（主要是农业用地和牧场，其次是公路和居住用地）。数据并未包括伐木林地（因为伐木林地依然被算成森林）。也没有包括林火损失，1997~1998年林火使巴西损失了200万公顷林地，印度尼西亚损失200万公顷林地，墨西哥和中美洲损失150万公顷林地（烧毁的土地依然归入森林）。如果我们加进被标为热带森林区域正在变得光秃秃的净损失率的话，总损失量每年肯定超过了1500万公顷，接近于森林覆盖面积1%的量。

尽管数据并不确切，但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大致的数字来得到天然热带森林可能命运的一种猜想，前提是如果现有系统并没有变化的话。图3-8以2000年估计的21亿公顷热带森林总面积为基数。我们假设现有损失率为每年2000万公顷，高于FAO的官方估计数字以考虑到林火、不可持续的砍伐和低报等因素。图形中的水平线表示如果现在10%的热带森林处于被保护状态（这大概是处在某种形式保护下的热带森林状况大致百分比[3]）的话，森林砍伐的极限。

如果清除率稳定在每年2000万公顷的话，则未保护的原始森林将在95年内消失。这种可能性在图3-8中的直线中予以展示。它反映了导致森林破坏的力量在即将来临的世纪里既不加强也不削弱时的情形。

图　3-8　热带森林破坏的一些可能路径

注：热带森林未来损失的估计取决于有关人口、法律和经济趋势的假设。在本图形中展示了三种场景。如果每年损失2000万公顷森林，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的典型数据，继续以每年2%的速率增加，则未被保护的森林到2054年将会消失。如果损失率稳定在每年2 000万公顷的话，那么未被保护的森林到2094年将会消失。如果损失率是剩余未保护森林的1%的话，那么森林将每隔72年缩减一半。

如果清除率以指数方式增长的话，例如热带国家人口增长率（大约每年2%），那么未保护的原始森林将在大约50年内完全消失。这一曲线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人口增长与森林加工行业增长的综合迫使森林损失率以指数方式增长的情形。

如果清除率保持在剩余森林（例如，每年1%的清除率）的一个固定百分比的话，那么与上一年份相比较，砍伐就会渐渐减少，因为每年森林的数量都在减少。如果这种情形一直持续，那么半数的热带森林面积将在72年以后消失。这一曲线反映了每次砍伐都使得下次砍伐数量可能更少时的情形，也许是因为最近的、最有价值的森林总是被首先砍伐掉。

实际的未来将很可能综合了所有这些可能性，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促使对于森林产品和清除土地需求的上升，日益增加的偏僻性和质量的日渐下降将使得木材生产越来越昂贵。与此同时，环境和政治的压力将有可能增强保护剩余森林的压力并把林木生产转向高产出的林木种植。然而这些冲突趋势相互交织，一种结局似乎不可避免：现有主要来自于热带森林的产品流是不可持续的，这些森林是由自然来加以种植与管理的，对人类经济而言没有任何成本，它们有时间长成具有巨大尺寸和价值的林木。

热带的土壤、气候和生态系统非常不同于温带。热带森林具有更加丰富的物种，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成长，不过却更加容易受损。假如土壤和生态系统没有严重退化的话，在经历一次彻底的清除或是焚烧之后是否能够恢复这一点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尽管在进行实验以寻找某种有选择的或是呈带状的砍伐方式以允许林木的再生，然而大多数现有的热带林木砍伐方式，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有价值物种的砍伐，都是按不可再生资源来加以对待的。[4]

热带森林丧失的原因依国家不同而有差异。动机包括了跨国木材经营和追寻高销量的纸业公司；政府扩大出口以便偿还外债；牧场主和农民把森林转化成农业用地或放牧场；无地的人们争夺柴火或是地块以耕种粮食。这些活动的主角往往是相互配合的，政府邀请公司介入，公司开发木材，穷人沿着伐木道路寻找居住的场所。

无论在温带还是热带，都有一个不可持续的森林利用动力。在一个即将消失高质量木材的世界里，一棵老龄树木可以价值1万美元或者更多，而这又极具诱惑。公共拥有的森林资源让位于私人获利，砍伐许可证的秘密销售，错误的核算，砍伐品种、数量或区域的虚假证书，规则的马虎执行，私下交易，回扣——这些做法并不仅仅发生于热带地区。

委员会发现在林业部门最明显察觉到的问题——最普遍、最明目张胆但也是最少讨论的问题……就是腐败的存在。[5]

即使是腐败最少、最令人关注的热带国家，森林也在缩减，不过要知道以何种速率在缩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本书1992年的版本里，我们给出了一个小国家哥斯达黎加森林损失的地图。为了更新这一数字，我们与哥斯达黎加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联系过，只了解到早些年的数据必须随着更好测量技术的采用才能得到调整。

综合森林缩减的问题，主要是对于森林产品的需求正日益增加。1950~1996年，世界纸张消费增长了6倍。世界粮农组织的专家们预测需求将从2.8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4亿吨。[6]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使用330千克的纸；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平均每人使用160千克的纸；在发展中国家，则只有17千克。尽管纸的循环正日益增长，然而对于用于纸浆的原始林木需求则以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速率持续上升。

各种用途（建筑木材、纸产品和燃料用材）对于木材的总消费正日益增加，尽管增长率日渐下降（见图3-9）。20世纪90年代增长率放慢的一个理由似乎是亚洲和俄罗斯经济的下降。因此对于圆木需求的平稳可能是一个暂时现象。如果世界每个人都消费同工业化国家今天人均消费的各种用途木材同样多数量圆木的话，那么总圆木消费量必然会翻倍。[7]

图　3-9　世界木材使用

注：木材的使用量依然在增长，尽管以一个更低的速率。大约半数从世界森林中砍伐的木材被用来作为燃料。

资料来源：世界粮农组织（FAO）。

然而，也有减少木材需求的趋势，例如循环利用和更有效地利用森林产品。如果这些趋势加强，则世界就能够以源自森林生产量的一个更小比例更容易地满足木材的需求。例如：

·纸张循环。在美国，大约一半的纸张都源于再生纸；在日本这一数字超过50%，在荷兰为96%。世界范围内41%的纸张和纸条都得到循环利用。[8]如果世界能够效仿荷兰，那么纸张的循环使用率将会翻倍。

·加工效率。现代锯木厂将它们所吸收伐木的40%~50%转化成适于销售的木材（剩余的转化成燃料、纸浆或是由粘在一起的木屑构成的复合木材）。缺乏效率的工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只利用了每根伐木的25%~30%。如果无效率的工厂能够更新设备，那么每砍下一棵树就可以生产出多达两倍数量的木材。[9]

·燃烧效率。从森林里砍伐木材的一半以上都被装备很差并且经常效率极低的木材燃烧炉或者以敞开式燃烧的方式用于做饭、加热和小加工业（烧砖、酿酒、烤烟）。更高炉火效率或其他燃料能够以更少森林消耗、更少空气污染和更少用于收集燃料的劳动力来满足人类需求。

·纸张使用效率。世界纸张和纸板的一半被用于包装和广告。美国居民平均每年要收到550封主动提供的邮件宣传品，其中的大多数未经阅读就被扔掉。尽管在电子时代，或者说正由于在电子时代，从1965年到1995年美国人均纸张消费翻了一番。邮件宣传品和过度包装可以根除；只能单面打印的激光打印机和传真机以及许多其他不经济的技术可以加以改进。

·完全成本定价。政府对于伐木行业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应该取消，应该征收反映现存木材损失价值的伐木税，从而使林木产品的价格更加现实地反映它们的实际成本。

工业化国家的这些技术进步很可能以至少两倍的因子将源自森林的木材生产流量降低——也可以在丢弃端降低浪费流量，同时在生活质量上几乎没有什么牺牲。

与此同时，源自于森林的有价值纤维能够以远小得多的破坏代价来加以生产。全部砍伐，特别是在陡坡上的全部砍伐方式能够以选择性砍伐或带状砍伐的方式来代替。沿着河流的未砍伐缓冲带将减少侵蚀，保护水生态系统免受阳光的破坏。一些枯树，无论是立着的还是倒下的，都可以留作生物的栖居地。

提倡“绿色认证”的运动正日益高涨，这种认证能够让消费者识别出那些精心砍伐和实行了森林管理的森林产品。到2002年年末，森林监管委员会已经认证了总量为3000万公顷的森林为“可持续管理”。尽管很小，不过这一数字正迅速增加，表明了市场的力量——在本例中，就是消费者对于认证木材需求的力量。

高产出的森林种植可以扩展到已经被清除或者处于清除边缘的土地上。林木种植每公顷可以生产出令人惊诧数量的木材，为天然林缓解了伐木的压力。

举个例子，最高产出的热带雨林种植每公顷每年可以生产（姑且先这么说吧）出多达100立方米的木材。这一数字以40倍的因子超过了温带天然林的平均生长速率，后者每公顷每年产出2.5立方米木材。以一个高种植率来种植，那么只需要3400万公顷（大约是马来西亚的国土面积）的林地就可以满足当今世界对于原纸浆、建筑木材和燃料木材的全部需求。如果产出率只有一半高，也就是每年每公顷产出50立方米的话，那么就需要6800万公顷的土地来满足现今世界的需求。可持续地维持热带森林种植的巨大生产力必然需要一个更加“有机的”森林种植演化：综合或者轮种不同的物种，采用比当前使用的施肥和虫害控制方法更加自然、对环境造成破坏更少的方法。

许多方法可以将森林砍伐率降低至可持续的极限以下。没有一种必要的衡量是不可能的。它们中的每一种正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实践着，然而却不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范围内。因而森林在继续缩减。

尽管公众对于全球森林破坏的影响的意识在近些年来已经得到增强，然而这并没有明显地放慢森林被破坏的速度。[10]

[1]关于世界森林的研究，不同的作者应用了非常不同的数据。这是因为，一方面存在各种由什么来构成森林的定义，另一方面，数据的提供者世界粮农组织（FAO）在它的2000年评估报告中改变了定义。在这部分，我们采用了FAO的新数据，取自于森林资源评估委员会（www.fao.org/forestry/index.jsp）。

[2]Dirk Bryant,Daniel Nielsen,and Laura Tangley,The Last Frontier Forests：Ecosystems and Economies on the Edge（Washington,DC：WRI，1997），1，9，12.

[3]这个判断来自位于英国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世界保持监测中心（www.unepwcmc.org/forest/world）。包括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的保持目录I~VI的森林，它是一个全球平均数。在温带和北部受保护的部分大概与在热带的受保护森林比例相当。原始森林的覆盖率，也就是未受人类破坏的森林英亩数估计减少了一半。

[4]见Nels Johnson and Bruce Cabarle，“Surviving the Cut：Natural Forest Management in the Humid Tropics”（Washington,DC：WRI，1993）。

[5]WCFSD,Our Forests，48.

[6]FAO,Provisional Outlook for Global Forest Products Consumption,Production,and Trade to 2010（Rome：FAO，1997）.

[7]Janet N.Abramovitz and Ashley T.Mattoon，“Reorienting the Forest Products Economy，”in Brown et al.，State of the World 1999，73.

[8]Brown et al.，State of the World 1999，65.

[9]Abramovitz and Mattoon，“Forest Products，”64.

[10]World Resources 1998-99：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health（Washington,DC,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1998）.

物种与生态系统服务

生命地球指数是世界自然生态系统状态的一个指标。它……与森林、淡水和海洋物种的丰富程度相关。这一指数在1970~2000年总体下降了大约37%。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2

土壤、水和森林显然是人类为维持生命和经济进行生产必须依赖的源。另外一系列源，至少同等重要却远不明显，因为人类经济从未给它们以货币价值。它们是非商业化、非市场化的自然物种，它们形成了生态系统，它们提供着支撑功能，它们捕获、动员和循环所有生命必需的能源与物质。

针对这些生物源所做出的不可估量的日常贡献而出现的术语就是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净化空气与水源；

·水的吸收与存储，减轻干旱和洪涝；

·废物的分解、去毒和隔离；

·土壤营养的再生，土壤结构的重建；

·授粉；

·虫害控制；

·种子和养分的散布；

·风和气温极限的调整，气候的局部稳定；

·品种丰富的农业、医药和工业产品的提供；

·完成以上所有任务的生物基因群与生物多样性的演进与维持；

·得到超过30亿年时间考验的生存、适应、进化与多样性策略的经验；

·美学、精神和智力的不对称提高。[1]

尽管这些服务的价值是难以衡量的，不过人们确实试图去衡量它。以货币概念对自然服务进行估价的所有尝试都得出估计认为其价值在每年数万亿美元以上，远远超过人类经济每年产出的货币价值。[2]

上面所引用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指标数字意味着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已经丧失了其生态系统服务的一个显著部分。然而，以数量概念去详述这些是相当困难的。最常用的方法，尽管并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试图计算物种的数量以及它们消失的速率。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是不可能进行的。在10倍因子范围内科学家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物种：这一数字被估计为是300万~3000万之间的某个数字。[3]只有大约150万种已经被命名和归类。它们通常是比较大而容易引人注意的物种：绿色植物、哺乳动物、鸟类、鱼类和爬行类。科学对于无数的昆虫物种了解得极少，对于微生物而言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由于无人知道存在多少物种，因此也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有多少物种正在消失。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物种的数量在急剧下降。大多数生物学家们会毫不迟疑地说“大规模消失”正在进行中。[4]生态学家们认为自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恐龙灭绝事件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灭绝浪潮。

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根据栖居环境消失率得来的。例如：

·马达加斯加是生物宝藏之地，其东部的森林里生活着1.2万种已知植物种类和19万个已知动物种类，它们中的至少60%是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这一森林90%以上的面积已经被清除掉，主要用于农业。

·西部厄瓜多尔曾经包括了8000~10000种植物种类，其中大约一半都是当地独有的。每种植物都支撑着10~30种动物种类。自1960年以来，几乎所有西部厄瓜多尔森林都已经被转变成香蕉种植园、油井和人类居所。

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大多数灭绝发生于最多物种聚集的地方。这些主要是热带森林、珊瑚礁和湿地。全世界至少30%的珊瑚礁都处于危急状态之下，1997年世界范围内曾经核查过的珊瑚礁中，95%都表明存在退化和物种消失的现象。[5]湿地甚至处于更危急的关头。它们都是生物活动密集的地方，包括为许多种鱼类提供食物的场所。只有6%的地球表面面积是湿地——或者曾经是湿地。大约一半的湿地已经因为挖掘、填充、排泄和筑渠而消失。这并没有包括因污染而退化的部分。

全球灭绝率的估计开始于栖居环境损失的度量，后者相当准确。接下来要假设在已经消失的栖居环境中可能会有多少物种；这些假设必然是不确切的。接着他们假设在栖居环境消失与物种消失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经验法则表明，即使90%的栖居环境都已经消失的话，50%的物种将会保留下来。

这些计算受到相当多的质疑。[6]不过当我们把本章中的其他数据都放到一起时，它们的总体方向是清楚的。在已经得到相对详尽研究的大动物群中，科学家们现在估计世界4700种哺乳动物中的24%、25000种鱼类中的30%以及世界将近10000种鸟类中的12%都处于灭绝的危险境地之中。[7]对于270000种已知植物种类中的34000种而言，情况也是如此。[8]现在估计的灭绝率是没有人类影响条件下的1000倍。[9]

物种消失并不是衡量生物圈可持续性的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因为没有人知道极限是什么。在整个系统崩溃以前有多少物种以及哪些物种会从生态系统中消失？已经做过的对比是假设乘一架飞机，然后把将飞机铆在一起的铆钉去掉（一个一个地去掉），看看在飞机停止飞行之前能够去掉多少铆钉。至少在飞机里的铆钉并不是每个都相互关联。在生态系统里，物种却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其中的一种消失，那么它将引发与它相关的其他物种的一长串反应。

考虑到地球物种以何种数量在缩减的衡量难度，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生命地球指数中选择了衡量生物财富减少的一种不同方法。世界自然基金会没有去追踪物种数量的减少，而是追踪大量不同物种种群的规模。接着把这些趋势加以平均以获得“典型”物种种群规模随时间变化的一个数量估计。通过这种方法，世界自然基金会得出结论认为，自1970年以来，“平均”物种种群规模已经下降了超过1/3。[10]换言之，动物、植物和鱼类的数量急剧下降。很显然，生态系统服务源正被不可持续地利用着。这一观点在1992年的一次呼吁——“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中得到强烈的表达。它是由大约1700位世界顶尖科学家们发起的，包括了在科学领域里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多数人。

我们大规模地损害了世界相互依赖的生命网络——加上因森林破坏、物种消失和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可能触发大范围的负面效应，包括关键生物系统不可预知的崩溃，而我们只是不完全地了解其相互作用和动态关系。在面对这些威胁时，对于这些效应程度的不确定并不能作为自满或耽误的理由。[11]

[1]这个清单来自于Gretchen C.Daily,editor,Nature’s Services：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7），3-4。

[2]见Robert Costanza 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Nature 387（1997）：253-260。Costanza和他的同事保守地估计了自然服务的价值大约为每年33万亿美元，而当时的全球经济产品大概是每年18万亿美元。

[3]Robert M.May，“How Many Species Inhabit the Earth?”Scientific American,October 1992，42.

[4]Joby Warrick，“Mass Extinction Underway,Majority of Biologists Say，”Washington Post,April 21，1998，A4.

[5]Don Hinrichson，“Coral Reefs in Crisis，”Bioscience,October 1997.

[6]例见“Extinciton：Are Ecologists Crying Wolf?”Science 253（August 16，1991）第736页。同期的其他文章，同样表达了对生态学家的深切关注。

[7]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2000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Gland,Switzerland：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2000），as quoted in Brown，“Water Deficits，”69.

[8]Constance Holden，“Red Alert for Plants，”Science 280（April 17，1998）：385.

[9]SSC,IUCN Red List，1.

[10]WWF,Living Planet Report 2002.

[11]“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1992年12月份，由1600多名科学家签署，包括102名诺贝尔得主，可以从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教堂大街26号的良知科学家联合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获得。

■不可再生资源

矿物燃料

我们对于世界范围内油田发现与生产的分析表明，在未来10年内，传统石油的供给将无法满足需求……全球（石油）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从那以后就一起稳定下降……世界只有这么多原油，而且工业已经发现了它储量的90%。

——科林·坎贝尔（Colin J.Campell），让·拉赫艾尔（Jean H.Laherrere），1998

目前而言，对于石油的供给很少有短期的担心……然而，世界石油资源是有限的，而全球生产终将会在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更加保守的估计表明，全球生产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不会达到顶峰，而是在2010~2025年的某个时点上。

——《世界能源展望》，1997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在石油生产顶峰的时间定位方面只是差了数十年而已。然而取得广泛一致性的一点就是石油是最有限的重要矿物燃料，它的全球生产将会在21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点达到最大值。1950~2000年，人类经济年能源使用量以平均每年3.5%的速率在增长。通过战争、衰退、价格不稳定和技术变革，世界能源消费不平衡却无情地攀升着（见图3-10）。大多数的能源被用于工业化世界。西欧平均使用了5.5倍于非洲国家平均使用量的商业能源。[1]北美的平均使用量9倍于印度平均使用量。不过那是商业能源，如果没有的话，许多其他能源就是必需的。[2]

超过1/4的世界人口并没有接触过电，2/5的世界人口依然主要依赖于传统的植物材料来满足他们基本的能源需求。尽管没有电力供应的人口数量在未来10年内将下降，然而预计到2030年有14亿人口将仍然生活在没有电力的环境里。使用木材、作物秸秆和动物粪便来作为做饭与取暖燃料的人口数量实际上将会上升。[3]

大多数能源分析专家预计世界能源使用量将继续上升。国际能源机构在其出版的《世界能源展望2002》，即上面引文出处中，给出了“参考”情景，指出从2000年到2030年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将增加2/3。即使是“其他”（更加生态化）情景也意味着在这30年期间世界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将超过50%。专门为丹麦能源机构而做的一项详细分析计算认为，为了给93亿的稠密人口（这很可能是2050年的世界人口数）提供他们所需的基本能源将需要6倍于2000年世界提供的终端能源数量的能源。[4]

图　3-10　世界能源使用

注：1950~2000年世界能源使用翻了一番。矿物燃料依然主导着基本能源供应：大约在1920年前后，煤炭所占份额达到顶峰，那时候它提供了所有消费燃料的70%以上；石油的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达到稍稍超过40%的水平。比煤炭和石油的污染都更少的天然气被预期在未来全球能源使用方面有更多作为。

资料来源：联合国；美国能源部。

在2000年，超过80%的商业能源使用量都来自于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燃料的地下储量正在持续而无情地下降。为了确定就流的源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在稍后将会讨论汇那一方面）它是否是一个可持续性问题，我们需要问这些源正以多快的速度被消耗以及是否有可再生资源正在以足够快的速度被开发从而弥补这种下降。

关于这一问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在关于这些天然不可再生的燃料事实上是否正在被消耗这一问题上。争议源自于对错误信号的关注。资源是与存在于地壳中某种物质总量相关的一个概念。储量是与已经发现或者推论认为存在并且在有关技术与价格的合理假设前提下可以利用的该物质数量相关的一个概念。资源必然随着使用而减少，但随着发现的进展、价格的上升和技术的进步，储量数字却有可能上升。一直以来的一种趋势是基于对储量的观察来做出对于资源的描述。

1970~2000年，世界经济燃烧了7000亿桶石油、870亿吨煤炭和1800万亿立方英尺[5]的天然气。然而，在同样的30年时间里，发现了新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旧的储量得以向上重新评估）。结果，已知储量对生产量[6]的比例（如果生产持续以现有速率进行，可利用资源已经利用的年数和将持续利用的年数）实际上却上升了，如表3-1所示。

尽管天然气（从1970年至2000年增长了约120%）、石油（增长约60%）和煤炭（增长约145%）显著增长，储量-产量比例的提高却发生了。然而这种提高是否意味着在2000年地底下用于支撑人类经济的矿物燃料比1970年时要多呢？

不，绝非如此。经过30年的消耗，已经少了7000亿桶石油、870亿吨煤炭和1800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矿物燃料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它们燃烧时，它们就转化成二氧化碳、水蒸气、二氧化硫和大量的其他物质，这些物质并不会在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尺度内重新以矿物燃料的方式再次恢复。相反，它们是进入地球汇里的废弃物和污染物。

那些把过去30年的发现看成是矿物燃料没有临近极限的人们看到的只是能源系统的局部（见图3-11）。

图　3-11　已知储量之于加工燃料

发现过程中使用了开发资本（钻探设备、飞机、卫星、测深和探测器的复杂阵列）去发现地球中的矿物燃料矿床，因此增加了已经被探明但尚未开采的已知储量。开采过程将这一存量挖出地面，使用了开采资本（采掘、抽吸、提炼和运输设备）并把它们运送到用于存储已加工燃料的地方。燃烧资本（熔炉、汽车、发电机）燃烧已加工燃料，产生有用的热量。[7]

只要发现的速率超过生产的速率，已知储量的存量就会上升。然而图3-11只是系统的局部。更加完全的图形应该包括矿物燃料的终极源与汇（见图3-12）。

图　3-12　未被发现的储量之于污染

当生产减少了已知储量的存量时，人类投资于勘探以补充储量。然而每一次勘探都来源于地球上矿物燃料的终极存量，后者是不可能予以补充的。未探明储量可能很大，但它是有限的并且是不可再生的。

在流的另一端，燃烧产生污染，进入最终汇——地球的生物化学过程，它回收污染物，或将它们弱化成无害物质，或者因它们而污染或退化。在矿物燃料流的其他每个阶段也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污染，从勘探到开采、提炼、运输和存储。尽管在过去10年间生态效率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已经把经常性的排污行为减弱了许多，然而在美国，能源生产依然是地下水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

没有人真正知道在矿物燃料流的哪一端将会更成为极限，源还是汇。30年前，在欧佩克提高石油价格的前夕，源这一端似乎是显然的瓶颈。如今焦点更多地集中于气候变化，因此汇这一端似乎理应限制。存在如此大量的煤炭以至于我们相信它的使用会受到大气二氧化碳的汇一端的限制。石油在两端都会受到限制。它的燃烧产生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而且它显然将会成为在源这一端首先被消耗掉的矿物燃料。天然气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能够维持能源生产的源，直到大范围可持续能源来源的采用。然而，从传统上说，社会需要50年时间去实现从一种主要能源源向另一种源的转变。与此同时，世界可能会有福利损失：或者来自于气候变化，或者来自于矿物燃料使用的限制。

对于未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估计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永远都无法确定，不过我们在表3-1中包括了一系列估计。这些估计是以较宽泛的区间形式给出的，这是由于储量固有的不确定性。这些估计表明，以2000年的使用率而言，剩余石油资源（定义为当前和未探明储量的加总）能够持续50~80年，而天然气则能够持续160~310年，煤炭则更加丰富。获取资源的成本显然将会随着资源消耗而上升。政治成本也需要加进开采成本之中：在2000年，世界石油产量的30%都来自于中东，11%来自于苏联地区；这两大区域加起来占所有已知石油储量的2/3。

石油枯竭将不会以完全停止，即油管突然干涸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它将会以越来越低的勘探投资回报率的方式出现，剩余的储量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产量最终达到一个顶峰然后逐渐下降。美国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其巨大的原油资源禀赋中的一大半已经消耗。其新油田的勘探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到顶峰，其国内石油产量在1970年前后达到峰值，其石油消费越来越多地由进口来满足（参见图3-13）。

图　3-13　石油开采与消费

注：美国国内石油开采在1970年达到顶峰，自那以后南部48州的产量下降了40%。即使是阿拉斯加的新发现也未能够挽回这种下降。

资料来源：美国石油研究所（API）；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EIA/DOE）。

这种情形在全球范围内即将发生。图3-14展示了全球石油生产的两个情景，这基于在表3-1中展示的类似资源假设之上。预计石油消费将绝不会在现今水平上增加太多，接着，在数十年之后，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内逐渐下降。这种场景得到这一事实的支持，即全球勘探率确实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达到顶峰，而且越来越难以获取——导致目前正在开采的资源的成本越来越高昂的，不仅仅在阿拉斯加，而且在北冰洋的深海和遥远的西伯利亚也是如此。

图　3-14　全球石油开采场景

注：世界石油开采至2000年由实线给出。地质学家M.King Hubbert的方法被用来估计最有可能的未来开采情形。右边的虚线给出了可能的开采率，如果最终可勘探石油为1.8万亿桶（曲线下面的区域）的话。

资料来源：K.S.Deffeyes.

天然气在许多方面显然是石油的替代品。在所有的矿物燃料中，每能源单位的天然气释放的污染最少，包括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因此人们显然有极大的兴趣迅速地用它来取代石油和煤炭。这将加快天然气资源的消耗，快得让那些没有充分理解指数型增长动态的人们感到惊讶。图3-15和图3-16表明了为什么会这样。

2000年天然气的世界储量-产量比例为65年，这意味着如果现今储量持续以2000年的消费率来加以使用的话，它们将持续到2065年。两件事情将会发生以使得这一简单推理有误。其一是更多的储量将会被发现，其二是天然气的使用将会以超过2000年使用率的速率增长。

因此，最好是从估计剩余天然气资源（也就是，现今储量与未探明储量的总和）开始。为方便说明，假设最终的天然气资源最终能够以2000年使用率提供世界使用260年。这是表3-1中给出160~310年估计数的某个中间值。如果2000年使用率保持稳定，那么天然气资源将会直线下降，如图3-15中的对角线所示，它们将持续260年。但如果天然气消费继续以自1970年以来那样以大约每年2.8%的速率增长，那么260年的资源保有量将以指数形式迅速减少，如图3-15中最粗曲线所示。它将不是在2260年，而是在2075年枯竭；它将仅仅持续75年而不是260年。

图　3-15　世界天然气消耗的一些可能路径

注：如果剩余天然气的“最终可勘探资源”能够以2000年的使用率供世界使用260年的话，那么这一消费率可以一直持续到2260年。然而石油的稀缺加上煤炭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加速天然气的使用。如果天然气持续以它现今每年2.8%的速率增长，那么假定的资源基础将在2075年耗尽。如果以每年5%的速率增长，那么世界天然气资源将在2054年消失。

如果为了减少气候变化和减缓石油枯竭，世界号召天然气承担现今由煤炭和石油肩负的能源负荷，那么增长率就要快于每年2.8%。如果增长率为每年5%，那么“260年的供给”将会在54年内耗尽。

图　3-16　为了维持增长所需的天然气勘探

注：如果天然气消费持续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那么每隔25年就必须探明相当于此前所有探明储量的新天然气储量。

图3-16显示为了允许天然气消费以每年2.8%的稳定速率增长需要增加多少探明储量。通过指数型增长的数学算法，可以得出需要探明并开采的储量将每隔25年翻一番。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世界就要耗尽天然气资源。剩余的相当可观的资源从根本上说将作为走向更加可持续能源源泉的过渡燃料。问题的关键在于矿物燃料是如此令人吃惊的有限，特别是当以指数型增长方式来加以使用时，而且它们不应该被浪费。在人类历史的时间段里，矿物燃料时代将只是过眼云烟。

由于有对矿物燃料的可再生替代品，因而全球能源短缺并不是必然的。有两种可获得的能源选择从源泉、环境保护、技术可行性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性来看都是可持续的。其中之一，就是更高的效率，可以迅速得以实施。另外一种，即基于太阳能的可再生资源，将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付诸实践。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原子能属于世界能源问题潜在解决方案。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它未解决废料的处理问题，也因为另外两种方案更加可行。它们更迅速、成本更低廉、更安全以及更容易在贫困国家推广。

能源效率意味着可以使用更少的能源来提供同样的终端服务——光、电和冷藏室、客运与货运、抽水、驱动发动机等。它意味着同样或者更好的物质生活质量，通常以更小的成本实现——不仅更少直接能源成本，而且更少污染、更少对于国内能源的提取、更少工程选址的冲突，以及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更少的外债和更低的军事成本去维护对外国资源的获取或控制。

节能技术，从更好的绝缘材料到更精确的发动机，正进步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对于完成给定任务所需能源的估计不得不每年都下调。节能型日光灯能够提供与白炽灯一样的光亮，但只需使用后者1/4的电量。把美国全部建筑里的超大窗户都绝缘化就可以节省下两倍于现在源自阿拉斯加石油的能量。至少10家汽车公司已经开发出使用1公升天然气就可以行驶30~60公里的车型，而最前沿技术正在开始触及每公升70公里的汽车。与一般观点相反的是，这些高效汽车通过了各项安全检测，而且其中的一些制造成本并不比现有车型高。[8]

有关通过提高效率能够节约多少能源的计算取决于进行计算的人的技术与政治倾向。在这个区间的保守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凭借当前可获得的技术，以现有或者更低的成本，使用一半的能源量，美国经济可以做它现在做的任何事情，这将使得美国的效率水平高于目前西欧的水平[9]——这将使世界石油提取量减少14%，煤炭减少14%，天然气减少15%。类似或者更大幅度的效率提升在东欧及在低工业化国家也是可行的。

乐观主义者认为那仅仅是开始。他们相信已经拥有世界上最节能设备的西欧和日本能够凭借已有的技术或者是20年内比较容易预见的技术以2~4倍的因子提高效率。如此大规模的效率提升将使得这一点成为可能，即基于太阳能的再生资源——光能、风力、水力和生物能满足世界大多数或者全部的能源需求。太阳每天倾注给地球的能量超过人类当前使用能量的1000倍。[10]

在捕获太阳能方面的技术进步一直落后于提升效率方面的技术进步，不过它们却一直很稳定地进步着。太阳光电发电和风力发电的成本在过去20年间已经显著下降（见图3-17）。1970年，光电（PV）电力是以每瓦120美元的资本成本来产生的。到2000年这一成本已经下降到每瓦3.5美元。[11]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里，光电电力已经成为那些无力负担连接远程电网成本的村庄和灌溉项目成本最节约的选择。

图　3-17　风力和光电系统的电力成本

注：1980~2000年，风力和光电系统的发电成本急剧下降。风力发电现在正变得与使用矿物燃料的发电厂一样具有竞争力。

资料来源：美国风能协会（AWEA）；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EIA/DOE）。

就现有已经取得的成本控制而言，风能具有迅速增长的潜力。2002年年末全球已经安装的风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31000万亿瓦——其当量超过30座核电反应堆。这代表自2001年年末以来装机容量增长了28%，自1997年年末以来的5年间增长了4倍。[12]如此巨大的变化鼓励了关于未来能源的各种各样猜想。

我相信我们正在度过传统石油公司的最后日子……当你停好车接着用它的燃料电池来给你自己家里发电的时候，世界经济本身也变化了。整个国家的电力网开始看起来更像是互联网而不是主机。事实上。如果美国公路上的所有汽车都使用燃料电池的话，将会有5倍于当今装机容量的电力。[13]

再生能源的源并不是对环境完全无害的，它们也不是没有极限的。风车需要土地和连通的公路。一些种类的太阳能电池包含了有毒物质。水电大坝冲毁田地并破坏自由流淌的河流。生物能只有当农业或林业耕种能生产生物群时才是可持续的。一些太阳能来源稀薄并且具有间歇性，因而需要较大的收集区域和复杂的存储机制，[14]所有这些都需要物质资本和细致的管理。再生能源的源也是有比例限制的；它们可以永远流动，但只是以一个固定的速率。它们无法支撑无限大的人群，资本设备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然而它们可以为未来可持续社会提供能源基础。它们是充裕的、广袤的和多样化的。与它们相关联的污染流与矿物能源和核能产生的污染相比要更低，危害也更少。

如果大多数可持续的、最少污染的能源能得以开发并高效率地加以利用，就足以满足人类需求而无需超越极限。这只需要政治意愿、一些技术进步和适度的社会变革。

由于（未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似乎相对充裕，看起来（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能源使用方面最受限制的约束在于汇这一方。由于能源使用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而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将在本章稍后部分讨论。

[1]商业能源指的是那些在市场上出售的，并不包括那些由个人通过拣拾树木、动物粪便和其他东西以自用的能源。非商用能源来源大多数是可再生的，但并不必然是可持续获得的，估计占所有能源消耗量的7%。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资源1998-99》，第332页。

[2]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3，table A1，“World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by Region,Reference Case，1990-2025（Quadrillion BTU），”www.eia.doe.gov/oiaf/ieo/.

[3]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World Energy Outlook 2002（Vienna：IEA，2002），www.worldenergyoutlook,org/weo/pubs/weo2002/weo2002.asp.长期场景可以从世界能源委员会的“Global Energy Scenarios to 2050 and Beyond.”1999，www.worldenergy,org/wec-geis/edc/中获得。

[4]Bent Sørensen，“Long-Term Scenarios for Global Energy Demand and Supply，”Energy＆Environment Group,Roskilde University,January 1999.

[5]1立方英尺=0.0283立方米。

[6]生产是一个对将矿物燃料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的过程有着误导作用的词。自然经过亿万年的时间生产了这些燃料。人类并没有生产它们，他们只是在提取、开采、收获、抽吸、挖掘、取走它们。然而，生产这个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用在诸如储量-产量比这些术语中，所以我们只有用这个词。

[7]当然开采、挖掘、抽吸、运输和提炼染矿物燃料的资本工厂也要燃烧燃料。如果没有其他的限制，对矿物燃料的使用的最终限制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即我们可能提取它所包含的所有能量。见Charles A.S.Hall and Cutler J.Cleveland，“Petroleum Drilling and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Yield per Effort and Net Energy Analysis，”Science 211（February 6，1981）：576。

[8]这些信息和大部分数据来自Amory Lovins和Rocky Mountain研究所。关于在交通、工业和建筑方面的节能方案的详细信息，见Scientific American 263，no.3（September 1990）。

[9]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3/indicator/index.html.

[10]现在人类总的能源使用量大概相当于5个万亿瓦的能量流。太阳到达地球表面的恒定的能量是80000万亿瓦。

[11]Lester Brown et al.，Vital Signs 2000（New York：W.W.Norton，2000），58.这两个数据以1998年的美元计算。

[12]Americ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Record Growth for Global Wind Power in 2002”（Washington,DC：AWEA,March 3，2002），1.

[13]Peter Bijur,Global Energy Address to the 17th Congress of the World Energy Council,Houston,September 14，1998.

[14]最有希望的能量储存机制可能是来自水分子太阳能电解后的氢。氢也可能是将来解决汽车动力问题的答案。相关的评述，参见Brown,Eco-Economy第5章。

物质

提炼和获取基本天然资源经常要求移动或处理大量的物质，后者可能改变或是破坏环境，尽管它们没有经济价值。例如，为了获得金属矿藏、矿床或是煤层……需要移掉大量的覆盖物质或覆盖层。一般而言，原矿石必须经过处理或者提炼才能成为商品，于是留下大量的废弃物需要处置……所有这类物质流都是一国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然而经济核算通常并不包括它们。于是相应的统计数字就低估了工业经济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性。

——世界资源研究所，1997

全世界只有8%的人口拥有汽车。数以亿计的人口居住在狭窄的房子里或者根本就居无定所，更不用说冰箱或是电视机了。如果世界上将有更多的人口，如果他们要有更好的住所、健康服务、教育、汽车、冰箱、电视，就需要更多的钢铁、混凝土、铜、铝、塑料和许多其他物质。

源自于地球的物质通过经济回到地球的流程可以以与矿物燃料流同样的方式加以描绘，只有一处例外。与矿物燃料不同，诸如金属和玻璃等物质并不需要在使用之后转化为燃烧气体。它们或者在某个地方以固体垃圾累积起来，或者被回收和循环利用，或者被分解、被研成粉末、被蒸发或其他方式散入土壤、水或空气中（见图3-18）。

图　3-18　未知储量之于循环

图3-19展示了1900~2000年全球五种重要金属的消费历史。消费数据表明在该期间金属的使用翻了4倍。

图　3-19　五种重要金属的全球消费

注：铜、铅、锌、锡和镍的消费在20世纪急剧增加。

资料来源：Klein Goldewijk和Battjes；美国矿产局；美国地质调查（USGS）；美国商品研究局（US.CRB）。

即使是供富人使用，每年铜、镍、锡和其他一些金属的使用量还是有限的。然而这一极限却比较高，至少如果美国生活方式具有代表性的话。就金属而言，在工业化国家里人们的平均使用率是非工业化世界里人们平均使用率的8~10倍。如果最终90亿人口都以20世纪末期美国的平均使用率为标准来消费物质的话，将要求全世界的钢铁产量增长5倍，铜的产量增长8倍，铝的产量增长9倍。

大多数人会有一种直觉，即这样的物质流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由于地球的源与汇的限制，它们是不可能的。从源到汇的路途中物质的处理、制作、搬运和使用都留下了污染的痕迹。它们也不是必需的，因为20世纪末富裕国家的人均物质生产量，与其食品、水、木材等的生产量一样，都是奢侈的。好的生活本应以对地球造成更少破坏的方式来支撑。

各种迹象表明世界正在吸取教训。图3-20展示了近代世界钢铁生产历史。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事情中断了一直以来平滑的指数型增长趋势。有数个理论去解释这一增长率的下降。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

·日益明显的“非物质化”趋势是由经济诱因和以更少物质做更多事情的技术可能性驱使的。

·1973年石油价格冲击及1979年的再次冲击使得能源密集的金属价格急剧上升，强化了在所有领域中节约能源与物质的诱因。

·同样，更高的价格加上环境法和固体废物处置问题鼓励了物质的循环使用。

·所有这些压力加速了技术革新。塑料、陶瓷和其他物质被用来取代金属。用金属制造的产品（汽车、软饮料铁罐和许多其他产品）都变得更轻了。

·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重工业部门受冲击最大，因此基本金属需求在不成比例地减少。[1]

图　3-20　世界钢铁消费

注：钢铁消费呈现S型增长。

资料来源：Klein Goldewijk和Battjes；美国矿产局；美国地质调查（USGS）；美国商品研究局（US.CRB）。

尽管物质消费缓慢增长的经济原因可能是暂时的，然而技术变革将可能是持久的诱因，环境压力也将减少金属流量。有意思的是，金属价格在过去数十年里持续下降，表明供给超过了需求。[2]

由于物质源的稀缺，贫困社会总是回收并再使用物质。而富裕社会因为物质汇的稀缺也正在重新学习如何循环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循环正从一种劳动密集型活动转向资本和能源密集型活动，后者利用了机械化的堆肥搅拌翻堆机、粉碎机和筛选系统、蒸煮器、矿泥混合器、饮料废瓶回收机（用于回收在瓶子上残留的任何物质），并设立了针对工业或是居民生活的废物回收管理公司。

有远见的制造商在开发从茶壶到汽车等一系列产品时，考虑到了产品最终的分解与回收利用问题。例如，新的宝马车已经有了塑料车体，可以很容易地回收。塑料制品正在日益以树脂塑料而闻名，更少类型的成分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它们能够分解和再使用。

细微变化如果扩大几倍的话就会构成巨大的差异。1976年铝质汽水瓶上的易拉罐开罐拉环的发明意味着拉环可以和瓶子一起，因而在回收过程中就可以回收，而不是被丢弃。在进入新千年的时候，美国每年大约使用1050亿个铝罐，其中约有55%得到了回收。这意味着每年这些小拉环的回收节约了16000吨铝和大约2亿千瓦小时的电力。[3]

分离和回收用过的物质是朝向可持续发展迈出的一步。它开始以物质在自然界相同的移动方式（在一个封闭的循环里）在人类经济系统中移动。在自然界，从一个过程出来的废物变成了另外一个过程的投入品。生态系统的所有部门，特别是土壤，其功能是将自然界的废物分解，将它们分离成有用的部分，然后将它们送回到生物体内。现代人类经济最终也会发展成为一个循环部门。[4]

不过循环垃圾只是处理了物质流的最末端和最少问题的一端。经验法则表明，物质流消费端的每1吨垃圾要求在产品加工制造阶段产生5吨垃圾，而在资源初始提炼（开采、抽取、搬运、种植）阶段产生20吨垃圾。[5]削减这些废物流的最佳方式是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并从源头减少物质流。

通过更好的设计、再修理和再使用（例如，将杯子洗干净而不是用完扔弃）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比循环更有效率，因为它并不需要粉碎、研磨、熔化、提纯和重新制造回收的物质。任何产品平均使用寿命的加倍延长将减少一半的能源消费、废弃物和污染以及用来制造该产品的所有物质的终极消耗。然而，要得出有关怎样最小化生态足迹的最终结论需要做充分的生命周期分析，而后者往往会给出令人惊讶的结论。

源的削减意味着寻找一种能够以更少物质执行同样任务的方式。它是能源效率的等同物，其可能的方式是相当多的。1970年时一辆典型的美国车的重量在3吨以上，几乎全部都是金属。如今，普通车辆要轻得多，它的许多部件都是塑料的。计算机电路是在一块很小的硅片上运行的，而不是在笨重的铁磁芯片上。一个能放进你口袋的小闪存盘可以存储多达20万页书的信息。一根头发丝这么细的超纯玻璃线能够以更好的声音质量承载数百根铜线承载的电话信息。

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高温、高压、刺眼的化学物质和强力成了制造过程的特征。与此不同，科学家们正开始理解如何利用分子机器和基因编程的智慧。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破开始允许工业以自然的方式来进行化学反应，通过分子与分子之间的精细配合。

循环利用、更高的效率、产品生命时间的延长以及物质世界源的缩减，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令人激动不已。然而，就全球规模而言，它们并没有缩减经济中流动的大量物质流。至多，它们只是降低了增长的速度。数十亿人口依然需要汽车和冰箱。相对于物质生产的源的极限，尽管大多数人更注意到汇的极限，然而物质需求的持续增长将最终受到源的限制。许多对人类社会最有用的物质很少以聚集的方式存在于地壳之中。它们的开采需要日益上升的成本——以能源、资本、环境影响和社会混乱来衡量的成本。

地质学家艾尔·库克（Earl Cook）证明了大多数可开采的矿床是如何不同寻常地聚集，又是如何的稀少。[6]自库克在大约三十年前完成了他的分析之后，技术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然而他研究中的一般结论依然有效。一些矿藏，例如铁和铝，相当丰富。它们将不会受到源的限制，并且它们可以在许多地方开采。其他的一些，例如铅、锡、银和锌等，都是相当有限的。对于它们而言，枯竭是一种非常迫近的前景。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最近关于全球矿业的一份研究所提供的资源储量数据给人们提供了相对稀缺性的一些印象。表3-2给出了八种重要金属的数据。以2%的年增长率（对某些物质而言比较高而对其他物质而言比较低）总的来说并不是太坏的一种平均，当前储量能够支持的生产期限在15~80年。当然，技术将会改进而价格也将上升，厂商会开拓新的区域，发现新的可开采物质。因此这些储量的寿命估计是偏低的。那么有多低呢？关于地壳丰裕程度的估计表明其生产寿命为500~1000年。实际可获得的生产期限性介于两者之间。资源能够进入到储备之中的数量取决于能源与资本成本，而厂商也不得不面对他们经营的社会与环境成本。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的研究指出了汇在限制我们使用矿产方面的潜在角色。

尽管矿产的开采和使用趋势以及资源基础的估计趋势已经降低了世界“即将用尽”矿产这一顾虑，然而环境和社会因素对于矿产可获得性的潜在限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矿产可获得性方面的限制包括：

·能源的可获得性，或在较低等级的矿床中单位产出所用能源的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矿产开采中水的可获得性，或在较低等级的矿床中用水量日益增加对环境的影响；

·社会基于矿产开发以外的原因对使用土地方面的偏好，无论是生物多样性和原始野生保护还是文化价值，或者是农业与食品安全；

·社区对于矿业影响的容忍度；

·利用模式的变化；

·对于矿产品或者矿业副产品（特别是金属）在空气、水、表土层或者绿地里堆放的生态极限。[7]

图3-21以铜为例展示了矿产消耗过程是如何逐渐削弱其矿床聚集度的。

图　3-21　美国铜矿床开采质量的下降

注：在美国，等级介于2%~2.5%之间的铜矿床都早在1910年以前就开采了。从那以后，平均等级就持续下降。20世纪30年代的顶峰以及80年代的稍稍反弹都是由于经济衰退导致的，那个时候处于边际位置的矿床都倒闭了，剩余经营的只是那些最富的矿床。

资料来源：美国矿产局；美国地质调查（USGS）。

图3-22展示了日益弱化的矿床聚集度的结果。随着矿床里可用金属数量的减少，每吨矿产品必须挖开、运到地面和处理的岩石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随着蒙大拿州巴特市铜矿床的平均等级从30%下降到0.5%，每生产一吨铜所产生的尾料从3吨上升到200吨。废料的这种上升曲线与生产每一吨最终物质所需能源的上升曲线是密切关联的。金属矿床的开采加速了矿物燃料消耗的速度，并且给地球的汇增加了更重的负担。

图　3-22　矿床的消耗极大地增加了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料

注：随着矿床的平均等级在开采过程中从8%或者更高下降到3%，每吨金属成品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几乎没有明显的增加。在3%以下时，每吨成品所产生的废料开始急剧上升。最终处理废料的成本将超过所生产金属的价值。

[1]对这些可能性进行系统的分析，见John E.Tilton,editor,World Metal Demand（Washington,D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90）。

[2]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Critical Issues（Paris：OECD，2001），278.

[3]来自于挪威的废物再生公司Tomra ASA（www.tomra.no）的Aleksander Mortensen的私人交流。2001年世界基本的铝产量是2.1亿吨多。另外，2200多吨的铝的废品被恢复使用（www.world-aluminum.org/iai/stats/index.asp）。关于易拉罐的信息来自www.containerrecycling.org。

[4]WRI.Resource Flows：The Material Basis of Industrial Economies（Washington,DC：WRI，1997）有四个工业经济体的材料使用密集度的减少的总结。

[5]各个国家的废品生产的总体情况参见OECD,Environmental Data：Compendium 1999（Paris：OECD，1999）。

[6]Earl Cook，“Limits to Exploitation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Science 20（February 1976）.

[7]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reaking New Ground：Mining,Minerals,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ondon：Earthscan，2002），83.

■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汇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人类已经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出现。我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以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更大的空间规模、用新的方式去调整物质、化学和生物系统。人类在无意中着手对我们的地球进行一项伟大的试验。这一试验的结果是未知的，但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杰姆·拉布钱科（Jame Lubchenco），1998

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时候，设有环境部或者环境机构的国家不超过10个。如今，很少有国家没有环境管理机构。大量的环境教育项目也同期出现，与此同时，数量庞大的特定兴趣团体正推动着各种不同的环境事业。这些相对较新的环境保护机构的记录交织在一起。但是，如果得出结论认为世界已经解决了其污染问题——或者在这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进展，都是错误的。

最大的成功在于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特殊毒素已经被单列出来并加以禁止。例如，图3-23表明，禁止在汽油中使用铅已经就使得美国人血液中的含铅量有所下降。一些地方的其他特殊污染水平，例如芬兰的铯-137和波罗的海国家的DDT在最近的数十年间也都在下降。

图　3-23　人类健康与环境污染的降低

注：在一些地方，一些污染物的水平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在下降。最显著的提高来自于对诸如含铅汽油和杀虫剂中DDT等剧毒物质的彻底禁止，以及停止在大气层内进行核实验。

资料来源：瑞典环境研究所；北极监测与评估项目（AMAP）；美国环保署（EPA）。

在工业化国家，付出了坚决的努力和可观的费用之后，在减少最常见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方面，但并不是全部方面，已经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图3-24显示，通过洗刷烟囱和转向低硫燃料，七国集团[1]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经降低了几乎4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污染物的洗刷在化学上是很困难的；尽管经济在不断增长，但主要由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它们的使用量已经大致保持稳定了20年。

图　3-24　一些空气污染的排放趋势

注：工业化国家在提高能源效率和控制排放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自1970年以来它们的经济（以GDP来衡量）已经翻番，然而它们的二氧化碳和氧化氮排放几乎保持稳定（主要是能源效率提高），它们的氧化硫排放已经下降了40%（由于能源效率和积极的减排技术）。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莱茵河污染的历史提供了对水污染控制的胜利与失望的最好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益上升的污染水平逐渐剥夺了莱茵河中维持生命的氧分。氧分水平在1970年前后达到最低值，在这个水平上没有生命能够维持。但到1980年氧气水平却显著提升，这主要是由于在废水处理系统方面的巨额投资。然而，有毒的重金属，例如汞和镉，却并没有被废水处理厂清理掉，它们的下降只是在沿岸各国就以更加严格的管制制止污染达成一致意见以后才开始。结果，到2000年，大部分重金属已经被从水中清理出来。然而它们依然渗透进底部的沉积物中，由于不可能以化学的方式分解，它们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莱茵河三角洲。氯化物的水平也持续保持较高。下游国家并没有找到针对氯化物的主要源头——阿尔萨斯的盐矿形成有效压力的方法，尽管它们最终会被关闭。源自农田化肥使用的氮污染水平也同样较高。由于其源头太分散而无法收集进某个废水处理系统，惟一能够降低污染的方法就是在整个莱茵河流域改变耕作方式。即便如此，仍然值得庆祝的是，1996年在莱茵河上游巴登-巴登峡谷重新出现了第一条鲑鱼——它们已经消失了60年。[2]

类似地，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改进主要河流和水道的水质方面也都进行了大量投资。通过对废水处理厂的数百亿美元投资，以前的污水坑现在已经提升到可以存活鲑鱼的水质。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泰晤士河。即使是在纽约港，水质自1970年以来也都变得更加清洁了（见图3-25）。[3]事实上，更清洁的水意味着每单位活动的排放以比已经很快的人类活动水平增长还要快的速度被冲走。水道的生态足迹已经下降。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里，空气质量的情形也是如此。通过严格的管制、投资于过滤技术以及改变清洁产品技术等多因素的综合，过去的数十年里，空气污染水平（例如，尘埃、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铅等）在美国和在英国已经显著下降。即使是很难对付的污染物，例如大气层底部的二氧化氮和臭氧，也都已经减少。[4]注意，这种情况是在诸如发电、加热和客运与货运等活动都有相当大增长的条件下发生的。甚至在消除现代毒素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包括聚氯联二苯（PCB）、DDT和其他杀虫剂。[5]在这里，这种成功更多是区域性的，总体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许多这种持久的、具有生物累积性的物质是在全球范围内传输的，并在遥远人群的身体脂肪内累积。

图　3-25　被污染水体中的氧分

注：有机污染会降低水体中维持生命的氧分水平。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废水处理系统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已经使得莱茵河、泰晤士河和纽约港水体中的氧分含量得到提高。

资料来源：A.Goudie；P.Kristensen和H.Ole Hansen；经合组织（OCED）；英国就业和生产率部（DEP）。

这就是富裕国家花钱以减少污染的记录。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现在被发现位于东欧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花费上十亿美元来进行降污努力简直是无法想象的。2001年一场雾霾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天空变黑这一事实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就是最明显的污染物记录——人们能够直接体验到的污染物，因而也是引起政治关注的污染物。可见的水和空气污染也日益被关注，并且是相当成功地被关注——在当前世界的领先公司对于日益提高的生态效率关注的背景下。然而这种关注需要持久性，以便平衡持续增长的人类活动。

至少到目前为止，最难以对付的污染物是核废料、危险废物以及威胁全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废物，例如温室气体。它们在化学上最难以隔绝或解毒，在生理上也最难以为我们的感官侦测到，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上最难以规制。

没有一个国家解决了核废料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废料对于所有形式的生命而言都是危险的，无论是其直接毒性还是诱发毒性。掌握在坏人的手里，它们就可能变成恐怖的工具。自然界并没有办法以无毒的方式消解它们。它们依据自己内部的时间表来分解，这个过程可以是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作为核电生产的副产品，它们正稳定地累积着，放在核反应堆容器内储存于地下或者水池中，寄希望于有朝一日人类的技术创造性和制度创造性能够想出别的地方来安置它们。结果，就有了对于核能大规模使用的安全性的广泛质疑。

另一个重要的废料类别是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它们以前从未在这个星球上出现过，因而没有有机体已经进化到能从根本上将它们分解从而使它们无害化。超过65000种工业物质目前正用于日常商业之中。但我们只能获得其中少数物质的毒性数据。每天都有新的化学物质进入市场，其中许多都没有经过充分的毒性检验。[6]世界每天产生数千吨的危险废料，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中的许多逐渐地有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努力恢复被数十年不负责任的化学堆放而毒害的土壤和地下水。

可是，有的污染已经成为地球整体的污染物。这些全球性污染物，无论它们是谁产生的，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一个富有戏剧性效果的例子就是名为含氯氟烃的工业物质对于臭氧层的影响。臭氧的故事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因为它说明人类第一次明确面对一个全球极限问题。我们认为它是如此重要、如此富有希望，因而我们将在第5章里详细讲述它。

大多数科学家，以及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人类必须解决的下一个全球极限问题就是温室效应，或者说全球气候变化。

地球气候系统已经变化，无论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这些变化中的一些可以归因于人类活动。

·自1860年以来，地球已经变暖了0.6±0.2摄氏度，过去的20年成为上个世纪最暖和的时期。

·对于北半球而言，20世纪地表温度的上升可能比过去1000年里任何一个世纪的上升幅度都要大。

·降雨模式已经变化，在一些地区暴雨发生的数量上升。

·自1900年以来，海平面已经上升了10~20厘米；大多数非南北极的冰川正在消融，夏天北冰洋冰雪的范围和厚度正在缩减。

·人类活动提高了导致大气升温的温室气体的聚集度以及在某些地方能够使大气变冷的硫酸盐悬浮微粒的聚集度。

·过去50年间大多数可观察到的变暖现象都可以归因于人类活动。[7]

数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测量来自矿物燃料燃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累积数量。在我们的第一本书中，我们已经概要给出了关于二氧化碳的数据。[8]二氧化碳截住热量因而提高了地球的温度，就像是一个只让太阳能进来而不让其出去的温室一样，人们知道这一点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了。过去的30年里，越来越明显的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也会在大气中以指数形式堆积：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同样威胁着臭氧层的含氯氟烃（见图3-26）。

图　3-26　全球温室气体聚集

注：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含氯氟烃都减少了热量从地球向外层空间的散发，因此提升了地球温度。这些气体的大气聚集度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上升，氟氯化碳（CFC）除外，它是在20世纪中期首次合成的。

资料来源：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全球气候变化并不容易被迅速检测到，因为每天之间或者每年之间的天气都会自然变化。气候是天气的长期平均；因此，它的测量也只能在长期中进行。然而，气候变暖的证据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可察觉了，自那以后一直以一种令人担忧的速度累积着。去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这一点正在成为老生常谈，如果考虑到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速度的话，这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如图3-27所示。

图　3-27　全球气温上升

注：过去数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大约0.6摄氏度。虚线代表了年平均值，实线则代表5年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

卫星监测表明在北半球冰雪的覆盖面积在缩小，北极冰盖正在变薄，在一艘俄罗斯破冰船上的西方旅行者最近很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到达北极时居然有露天水域。1980~1998年，共报道了100例“珊瑚礁白化”现象，即世界范围内的珊瑚礁变白而死，相比而言，在此前的100年里，同样的现象只有3例。白化是由于海洋温度的不寻常上升而迅速引发的珊瑚礁反应。[9]

即使是一些经济学家（以对“环境保护论者的危言耸听”持怀疑态度而出名的团体）也正在被说服相信在大气层中发生着一些不同寻常而又显著的事情，而它有可能是人类造成的。在1997年，至少由2000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团体，包括了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了一份声明：

有证据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以察觉到的影响。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相信，伴随全球气候变化而来的是明显的环境、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危机，因此采取预防措施是必要的。[10]

经济学家们日益增强关注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可以观察到的源自于气候相关灾害而导致的可测量经济损失的一种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大约开始于1985年（见图3-28）。

图　3-28　因气候相关的灾害而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损失

注：20世纪最后20年的特征是因气候相关的灾害而导致经济损失日益增加。

资料来源：世界观察研究所。

上述观察没有一个证明了目前这种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即使有的话，全球气候变化对于未来人类活动或者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也无法确切地给予预测。一些人已经发现不确定性会努力创造一种混乱状态，[11]因此重要的一点是要清楚地阐述我们确切知道什么。在这方面，我们依靠的是构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数百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该委员会大约每隔5年发布一次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12]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活动，特别是矿物燃料燃烧和森林破坏，推动了温室气体在大气层的聚集。

·可以肯定，二氧化碳（主要的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的聚集是以指数方式增加的。二氧化碳聚集已经被监测了数十年。其历史聚集可以从南北极冰盖钻取冰层中存留的气泡来加以衡量。

·温室气体拦截了原本会从地球中逃离而进入太空的热量。这是它们分子结构和分光镜吸收频率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性。

·被拦截的热量将提升地球的温度，若非如此，地球的温度不会有此变化。

·气候变暖将会不平衡地分布，在极点附近受到的影响比在赤道附近受到的影响要大一些。因为地球天气和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极与赤道之间温度的差异而导致的，风、雨和洋流将在力度和方向上有所转变。

·地球变暖之后，海洋将会扩张而海平面将上升。如果气候变暖到足以把南北极的冰大规模融化的话，那么海平面将会显著上升，不过这需要较长的时间。

有三个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是，如果没有人类干预的话，全球气温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与温室气体增加无关的长期气候因素恰巧正在使地球变暖，那么温室气体将强化这些因素。第二个不确定性是，日益变暖的地球对于气温、风、气流、降雨、生态系统以及在地球每个特定地点上的人类经济将意味着什么。

第三个大的不确定性不得不说与反馈有关。地球上的碳流和能量流都极其复杂。可能会有自我校正机制，即负反馈过程，它们将稳定温室气体或者温度。其中的一种机制已经在运作之中。海洋正吸收人类排放的过剩二氧化碳中的大约一半。这一效应并没有强到足以阻止大气中二氧化碳聚集程度的上升，不过却足以减缓其上升。

也有可能存在破坏稳定的正向反馈圈，即随着气温的上升，它将使气温进一步上升。例如，随着气温上升削减了雪和冰的覆盖量，地球将反射更少的太阳热量，因此进一步使气温上升。融化了的冻土地带的土壤可能释放大量的冰冻甲烷，它是一种温室气体，这将导致进一步的变暖，更多的融化，因而更多甲烷的释放。

没有人知道由于温室气体增加而导致许多种可能的负反馈和正反馈将会如何相互作用，或者究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起主导作用。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这些问题的科学探索的大规模增长，计算机模拟正使得对可能的气候效应有更好的预测。[13]其结果，“2050天气预报”足够令人担忧而吸引公共的关注。

问题并不在于未来气候是否会由于人类活动而进一步变化，而在于变化多少（幅度）、在哪些地方变化（区域模式）和何时变化（变化速度）。同样清楚的是，气候变化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负面地影响到社会经济部门，包括水资源、农业、林业、渔业和人类住所、生态系统（特别是珊瑚礁）以及人类健康（特别是媒传疾病）。事实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多数人口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14]

科学家们确切地知道地球过去也有气温上升的现象，它们并没有迅速地或者有序地自我纠正或者平滑。事实上，它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图3-29展示了地球气温和二氧化碳及甲烷这两种温室气体16万年的历史。[15]气温和温室气体一起变化着，尽管并不清楚是谁引起了谁的变化。最有可能的是每一方都以一系列复杂的反馈环导致另一方的变化。

然而，图3-29中最重要的信息在于当前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聚集程度要远高于它们在16万年以前的情形。无论后果可能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正以比地球能够清空它们的速度快得多的速度突然地填满了大气的汇。全球大气显著失衡，而且这种情形正以指数方式变得更糟糕。

图　3-29　过去16万年的温室气体和全球气温

图　3-29　（续）

注：冰芯指标表明，地球上曾经有显著的气温变化（冰期和间冰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水平也随同全球气温的变化而变化。这些温室气体最近的聚集程度已经远远高于早在人类出现以前时的聚集程度。

资料来源：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

以人类时间尺度来衡量的话，由这种失衡而导致的运动过程可能缓慢地变动。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知道正在融化的冰、正在上升的海平面、正在变化的气流、正在转移的降雨、更大的风暴和正在迁移的昆虫或鸟类或哺乳动物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也有可能气候突然变化，通过我们尚无法理解的正反馈圈来实现。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

最近的科学证据表明，重大而广泛的气候变化已经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发生着。例如，自上个冰期以来北极变暖的大约一半是在最近10年间发生的，与它相伴随的是覆盖全球大多数地方的显著气候变化……过去突然的变化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16]

无论这种变化是慢是快，我们知道的是它将需要数百年、也许数千年才会使消极影响逆转。

我们在本章中所讨论的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必然的，它们都是可以避免的。日益强烈的是，污染不再被视为进步的象征，而是作为无效率和疏忽的象征。随着各行各业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正迅速地找寻办法来减少排放和资源使用，通过从头到尾重新考虑制造过程，从“末端管理”（从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减少排放量）到“清洁生产”（为了最小化排放和资源使用而设计产品和生产过程）再到“工业生态学”（把从一个工厂的流出物当成另一个工厂的原料）。一个电路板制造商投资于离子交换柱以回收重金属废料，最终从回收金属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少得多的水费和更低的责任保险。一个制造公司减少了其空气污染排放量、水污染排放量、降低了对水的需求量、减少了固体废料生产并在经营成本上节省了数亿美元。一个化学厂商决定降低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避免可预见的排污费，与此同时在能源成本上节省了大量的金钱。

许多这类工作（也许有些令人吃惊）已经被证明，即使是在短期，通过这些变化在公众关系方面所取得积极成效，也是有利可图的。毫无疑问，这些经济利益将对持续减少每单位消费的生态足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果任何产品在人类经济中所停留的平均寿命能被延长一倍，如果能循环利用的材料再多一倍，如果从一开始生产每一件产品所需要采集的材料减半，那将降低物质生产量至1/8。[17]如果能源使用变得更有效率，如果再生能源得以使用，如果土地、木材、食物和水都以更少浪费的方式加以利用，并且森林得以恢复，那将会阻止温室气体和许多其他污染的上升。

[1]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2]先前部分信息来自于Urs Weber.“The Miracle of the Rhine，”UNESCO Courier（June 2000），以及来自于国际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网站的数据库（www.iksr/org）

[3]Bjørn Lomborg,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Measuring the Real State of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03.

[4]同上，第167~176页。

[5]Bjørn Lomborg,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Measuring the Real State of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第205页。

[6]WCED,Our Common Future，224.

[7]Robert T.Watson，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主席，他于2001年7月19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六次成员会议宣读了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1）的关键结论。该报告在www.ipcc.ch中可以获得。

[8]D.H.Meadows et al.，Limits to Growth（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2），79.

[9]WWF,Living Planet Report 1999（Gland,Switzerland：WWF，1999），8.

[10]R.T.Watson et al.，Climate Change 2001：Synthesis Report,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Geneva,Switzerland：IPCC，2001）.同样在www.ipcc.ch中可以获得许多说明。

[11]关于气候和其他环境问题的怀疑者的比较生动的表述，见Lomborg,Environmentalist。

[12]参见英国诺里奇（norwich）东英格兰大学气候研究小组网站的丰富信息（www.cru.uea.ac.uk）。

[13]例见“Global Warming.Stormy Weather，”Time,November 13，2000，35-40，它还提供了直到2050年的欧洲区域气候预报。

[14]Watson et al.，Climate Change 2001.

[15]这些数据来自南极冰原深处的冰核。极地的冰积一层一层地积累了几千年，在每一层都有微小的气泡，保留从史前开始的记录。同位素分析能够追踪冰核层的年代并且提供以往年代温度的一些线索；对气泡的直接分析会提供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

[16]Committee on Abrupt Climate Change,Abrupt Climate Change-Inevitable Surprises（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2），1.

[17]这些可能的方法在Ernst von Weizsäcker,Amory Lovins,and L.Hunter Lovins,Factor Four：Doubling Wealth,Halving Resource Use（London：Earthscan，1997）一书中做了更有深度的探究。

■超越极限

粗略估计……表明现今对于自然资源和服务的占用早已超出了地球的长期承载能力……如果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享受与北美同样的生态标准，那么在目前技术水平下我们就需要三个地球来满足总的物质需求……为了可持续地适应未来40年人口和经济产出的预期增长，我们需要另外6~12个星球。

——马西斯·瓦科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和威廉·里斯（William Rees），1996

我们在本章中给出的证据，加上更多包含于世界数据库中的证据，再加上日常的报道，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经济并不是在可持续地利用地球的存量和汇。土壤、森林、地表水、地下水、湿地、大气以及自然界的多样性正在退化。即便在可再生资源存量看上去还算稳定的区域，例如北美的森林或是欧洲的土壤，存量的质量、多样性或健康状态都处在问题之中。污染正在累积；它们的汇正在溢出。整个地球大气层中的化学成分以已经可以衡量的气候扰动的方式正在改变着。

■靠资本而不是收入来生活

如果一种或者数种资源存量正在下降而其他的保持稳定或是上升，人们也许会争辩说，通过用一种资源来替代另一种资源的方式（尽管这种代替也是有极限的），传统的增长依然可以持续。如果只是少数汇正被填充的话，人类可以用一种（例如海洋）去代替另一种（例如空气）。然而，由于许多汇都正被填充，许多存量也正在下降，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可持续水平，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清楚地看到，存在的极限并不是以世界总产出来衡量的人类经济活动水平的极限，而是人类活动的生态足迹。这些极限在短期并不是绝对的。超越极限并不意味着进入死胡同。最简单的类比是普通渔业，年捕捞率可以超过年再生率一段时间——实际上一直可以持续到鱼的存量被消耗掉。类似地，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可以持续增长一段时间，即使当可持续极限被突破，一直到来自气候变化的负反馈迫使排放量下降。然而，下降是生产量过度之后将最终必然走向的方向，或者通过人类的选择，或者通过自然的极限。

许多人从局部上意识到人类足迹已经超越了当地极限。雅加达排放出的空气污染物比人的肺能够容忍的量还要多。菲律宾的森林几乎都消失了。海地的土壤已经严重损耗，一些地方只剩下裸露的岩石。纽芬兰的鳕鱼渔业已经关闭。巴黎人不得不在夏天忍受着更低的速度限制以减少他们冒烟的汽车所造成的污染。许多欧洲国家都见证了数千人早产而死，2003年夏天的高温创造了新的记录。莱茵河里承载的化学物质含量许多年来如此之高，以至于从荷兰港挖掘出来的淤泥现在仍然必须以危险废料来加以对待。2001年冬季到奥斯陆旅游的滑雪者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可用的雪。

在一些特殊问题情形下，例如腐蚀臭氧层的氟氯化碳，不仅已经有了对于过冲的认识，而且也有了坚决的国际努力去采取矫正行动。尽管总会受到同他们所代表的目光短浅和自私的纳税人同样自私、目光短浅的政府的坚决阻挠，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努力正艰难前行着。京都议定书的进程显然说明了从过冲返回时遇到的挑战。

关于过冲的一般问题依然很少被讨论，很少有急迫而必需的技术革新压力以使生产更有效率，而且几乎没有意愿去解决人口与资本增长的驱动力问题。对于过冲问题缺乏关注也许在1987年时还有理由。那时候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团体，例如曾把世界发展趋势看得很严峻并声称“已经不可持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都没有在政治上找到机会去说人类世界已经超越了极限，更不用说做出严肃的努力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有可能他们并不相信那是事实。不过现在，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再去否认过冲的现实和漠视后果的话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回避过冲问题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是政治性的。有关降低速度的任何对话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关于分配的激烈争论——关于可获得资源以及关于当前现状责任的争论。一般而言，富人的生态足迹要远大于穷人的生态足迹。有一种说法，一个德国人的足迹要10倍于一个莫桑比克人的足迹，而一个俄罗斯人从地球上获取了和一个德国人同样多的资源，却不能从这些资源中获得哪怕是一种体面的生活水平。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正在超越其极限，那么应该由谁来就此做些什么事情呢？浪费的富人还是在数量上多得多的穷人？只要考虑到地球，答案就是以上所有人。

地球上大多数居民的持续贫困和少数居民的过度消费是环境恶化的两个主要原因。当前的进程是不可持续的，而推迟采取行动不再是一种选择了。[1]

环境主义者有时候用一个他们称为IPAT的公式来总结环境恶化的原因：

影响=人口×富裕程度×技术

任何人口或国家对于地球的源和汇的影响（生态足迹）是与其人口（P）乘以其富裕程度（A）再乘以为了支撑这种富裕程度而使用特定技术所造成的破坏（T）这三者之乘积相关的。为了降低人类的生态足迹，每一个社会都应该在最有可能改进的地方加以改进，这一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南方国家最有余地在P（人口）上改进，西方国家最有余地在A（富裕程度）上改进，而东欧国家最有余地在T（技术）上改进。

改进的总余地是令人惊讶的。如果我们更加精确地定义IPAT方程中的每一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会有多少方式去降低生态足迹，以及会有多大的降低可能性（见表3-3）。[2]

富裕程度是由较高的消费率决定的，例如，花费在看电视、驾车和在房间休息上的小时数。富裕的生态足迹是与这种消费相联系的物质、能源和排放而产生的影响或吞吐量。例如，如果一个人每天需要喝三次咖啡，那么依赖于使用的杯子是传统的瓷器杯还是塑料杯，其足迹就会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维护瓷器杯需要水和肥皂去清洗它们并需要用少量的杯子去替代每年破损的杯子。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使用并扔掉聚苯乙烯材质的杯子，那么维护流就包括了一年中使用的所有杯子以及生产它们和把它们运送到使用地点所使用的石油和化学物质。

在表3-3中，技术的影响被定义为形成和输送每一种物质流所需要的能源乘以每单位能源造成的环境影响。挖掘用以制造陶瓷杯子的黏土、煅烧黏土、把杯子送到居民手中、把水加热以清洗它们都需要能源。发现和抽取用以制造掉聚苯乙烯材质杯子的石油、运输石油、进行提炼、形成聚合体、塑造杯子、运送杯子以及把用过的杯子运到堆存处都需要能源。每一种能源都有其环境影响。生态足迹可以在技术上加以改变，凭借污染控制设备、凭借能源效率改变或者通过转换至另一种能源源泉。

表3-3中的任何因素变化都将改变生态足迹并把人类经济带入离地球极限更近或者更远的境地。减少人口或者每个人累积的物质存量都将有助于把人类世界保持在地球极限范围之内。能有同样效果的还有更高的生态效率，也就是对于能源或物质的更低消耗率（和更少的排放）每单位消费的排放。表中列出了一些工具，它们可能有助于降低方程中的每一个因子，也对每个因子的影响贡献度可能被削减的程度以及需要的时间跨度给出一些猜测。

显然，如果以这种方式的话，会有许多许多的选择。人类对于地球源和汇的影响可以以令人惊讶的程度得到降低。即使假设在每一个可能改变的区域只有微小的成绩，把它们放到一起的话，它们就可以把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以数百倍或者更多倍的因子降低。

如果有如此多的选择，那为什么我们不费点周折去追求它们中的一些呢？如果我们做了又会如何？如果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趋势开始逆转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又将如何？如果技术变化降低了生态足迹，但那时人口和资本却进一步增长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如果生态足迹根本就没有任何降低的话又会如何？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都不单单是关于资源存量或污染汇方面的，而是关系到整个生态足迹与人口和资本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口和资本的相互作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静态的、单一因素、单一时间段的分析步入一个动态的、全系统的分析。

[1]UNEP,Global Environmental Outlook 2000（London：Earthscan，1999）.

[2]我们采用的这个公式改编自Amory Lovins原创的公式。

第4章　World3模型：有限世界的增长动态

如果当前对人口增长的预测被证明是准确的，并且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模式保持不变的话，那么科学技术可能也无法防止不可逆转的环境退化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持续贫困。

——伦敦皇家协会与美国国家科学院，1992

影响人口增长和工业增长的因素中包括了许多相互强化或相互冲突的因素。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比预期的快，然而人口却依然在增加。许多人口正在变得更加富裕，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业化产品，然而他们也希望更少的污染。用以维持工业增长所需要的能源与物质流正在耗尽不可再生资源存量以及恶化可再生资源。不过在开发探明新储量和更有效地使用物质方面，技术已经取得了稳步进展。每个社会都面临着资本短缺，要发现更多的资源、生产更多的能源、清洁污染、改进学校、健康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都需要投资。然而这些投资必须与日益增长的对于更多消费产品的需求相竞争。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这些趋势将如何相互作用和演化呢？为了理解它们的含义，我们需要一个比我们的早期模型更加复杂的模型。第4章讲的是World3模型，也就是我们创建和使用的计算机模型。我们在这里将概括World3模型结构的主要特征并介绍该模型给我们提供的有关21世纪的一些重要见解。

■World3模型的目的与结构

当某人给出一个模型以作为谈论未来的基础时，确切了解有关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普遍愿望可能导致误解和沮丧。自从30年前我们出版了本书的第1版以来，我们确实遇到过此类麻烦。这一问题在一本经典科幻小说中通过在一个名为瑟尔登（Seldon）的建模者和国王之间的对话得以说明：

“据我所知你相信预测未来是可能的。”

瑟尔登突然感觉到很疲倦。看起来对他理论的这种误解是注定要发生的。也许他不应该提交他的论文。

他说，“事实上，不全是这样。我所做的远比这要有限得多……我所做的……是想表明……有可能选择一个起点并做出合理假设来消除干扰。这将有可能用于预测未来，当然，不可能是全部细节，只是一个宽泛的轮廓；也不确切……”

一直在仔细倾听的国王说道，“这不就是说你还没有证明如何去预测未来吗？”[1]

在本书的剩余部分里，我们将经常使用World3模型来做一些模拟以帮助我们谈论有关未来“宽泛的轮廓”的部分。为了将对我们目标的混淆降到最低，我们先从几个定义和关于模型的严谨注释开始。

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单表述。如果它能完全复制现实，那么它将不会有多大用处。举例来说，如果一张公路地图包含了所有景观的每一个特征，那么它对于司机而言就没有多大用处了——它关注的是道路，而省略了沿线建筑和植物的大多数特征。一个小的飞机模型对于研究定机翼在风洞中的动力学很有用处，但它无法给出在真实的飞机里有关乘客舒适程度的信息。一幅画可以传递某种情绪或某个景观上的物理布局信息，然而它无法回答有关它所描绘建筑的成本或是绝缘情况的任何问题。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就需要一种不同的图形模型——建筑结构蓝图。由于模型总是简化的，它们不可能完全有效；没有模型是完全正确的。

相反，建立模型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对于特定目标有用的模型，以回答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接着，人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模型是有局限性的并且要意识到它并不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努力集中于使World3模型有用——针对有关地球长期物质增长的一系列仔细限定的问题而言。不幸的是，这意味着World3模型将不会给你所关注的大多数问题提供有用的答案。

模型可以采取许多种形式，通常的形式是智力的、文字的、图像的、数学的或者物理的。例如，本书中的许多言语都是文字模型。增长、人口、森林和水都只是符号，用简单的文字描述来代表非常复杂的现实。每一幅图、表、地图和照片都是图像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文章中对象的出现和位置来表达的。World3模型是一个数学模型，它所包含的关系是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方程来表述的。在我们努力去理解增长与极限的时候并没有使用物理模型，尽管它们对于许多其他目标而言是很有用的，例如规划社区与设计产品。

心智模型是精神上的抽象。它们并不能被其他人直接接受，它们是非正式的。正式的模型是以一种其他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的，有时候可以由其他人来操作。这两种模型可以完美地相互作用。利用正式模型，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现实以及有关其他人的智力模型。这样也丰富了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型。随着理解的加深，我们能够创建更多有用的正式模型。这种反复过程我们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而本书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为编写这本书，我们已经将文字、数据、图像和计算机模拟场景都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本书就是一个具有我们思维内容的模型，构建这个模型也改变了我们的认识。这些文字是对我们有关未来世纪里这个星球物质增长的当前思考与理解的最佳表征。不过本书只是关于这些想法的一个模型，它们本身，就像每个人的想法一样，只是“现实世界”的模型而已。

因此我们也遇到了困难。我们将谈论一个正式模型，一个基于计算机模拟的世界。为了使这个模型有用，我们将不得不把它与“现实世界”加以比较。我们所有人都对通常称为现实世界的实体有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型。有关周围世界的心智模型是由客观证据和主观感受来获得的。它们使得人类成为极其成功的物种。它们也使人们有了许多的麻烦。不管这些心智模型有多强或是有多弱，它们与它们试图表述的巨大、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宇宙相比而言却是令人可笑的简单。

由于我们对于模型不可避免的依赖，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和你们，我们将把World3模型的参照物——“现实世界”用引号标注起来。我们这里的“现实世界”或者“现实”仅仅是本书作者们共同的心智模型。现实这个词的含义绝不可能超出使用该词的人的心智模型。我们也无法逃避这个事实。我们只能说，通过对计算机模型的不断调试，我们的心智模型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加严格、更加综合并且更加清晰。这就是我们计算机模型的优势：它们加入了一些方法、逻辑和基本算法，这些对于单纯的心智模型而言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它们为改进心智模型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基础。

World3模型是复杂的，然而其基本结构并不难理解。它追踪着一些存量，例如人口、工业资本、持久污染和耕地。在模型里，这些存量的变化是通过一些流量来体现的，例如出生和死亡（在人口情形里）；投资和折旧（在每个资本存量情形里）；污染产生和污染同化（在持久污染的情形里）以及土地流失、土地开发和用于城市和工业用途的土地占有（在宜耕地情形里）等。只有一小部分宜耕地用于耕作。耕种土地数量乘以平均土地产出就得到了总粮食产量。粮食产量除以人口就得到人均粮食量。如果人均粮食量降低到某个临界值的话，则死亡率就会开始上升。

如果逐个看的话，World3模型的构成与关系都是很直观的。例如，World3模型考虑了人口增长要素、污染累积量、资本项目的生命周期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对投资的竞争。它特别关注导致一个事件发生变化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流的滞后以及物理过程的缓慢演变。它包含了许多许多的反馈圈。这些圈是因果关系的封闭循环，一个因素经常是它自己未来行为的局部原因。例如，人口的变化可能导致经济的变化。随着经济产出构成的改变，它将影响到出生率与死亡率。这些速度的变化又会进一步改变人口。反馈圈是使得World3模型呈现复杂动态的一个因素。

另一个因素是该模型的许多非线性关系。这类关系无法用直线来表示；它们导致相关变量在一定范围内不成比例地变化。假定A影响B。在线性关系情形下，如果A的翻番导致B也翻番，那么你就会知道A减半也会导致B减半。A增加5倍将导致B也增加5倍。线性关系趋于产生相对容易理解的行为。然而线性关系很少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例如，在World3模型中我们必须分析人均粮食对于人类预期寿命的影响。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在图4-1中给出。如果营养不良的人得到更多食物的话，那么他们的预期寿命会显著增加。如果社会设法把人均每天的平均食物消费量从2000增加到4000植物热当量，那么就会发现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可能会增加50%，从40年增加到60年。然而如果把食物消费量再翻倍，到8000热当量，就会发现预期寿命增加得并不多——也许只增加了10年。如果食物消费再进一步增加的话，可能实际上会降低预期寿命。

图　4-1　营养与预期寿命

注：人群的预期寿命是其所获得营养的非线性函数。图形中每一个点都代表着1999年一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和营养水平。营养水平以每人每日的植物热当量来表示，从动物中获取的热量乘以转换因子7来加以衡量（因为大约7卡路里的植物饲料才能生产出1卡路里的动物热量）。

资料来源：世界粮农组织（FAO）；联合国（UN）。

诸如此类的非线性关系贯穿于整个“现实世界”因而也贯穿于整个World3模型。图4-2给出了World3模型中使用的一种非线性关系的例子：把开发新农业用地的成本作为依然未使用的潜在宜耕地的函数。我们假设最初的农民进入最肥沃并且灌溉良好的平原开始以很低的成本进行耕作。如曲线最右边所示，在这里几乎百分之百的潜在宜耕地依然保持着未开垦的状态。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开垦用于农业（移向曲线的左边），剩下的只是较为干旱或是更加陡峭的地块，或者土壤较为贫瘠或者温度更不适宜的地块。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提升了土地的开发成本。与消费者总是购买成本最低的商品的经典经济学原理一致，World3模型假定最后一批购买的耕作用土地事实上将花费巨额成本——成本非线性地飙升。

图　4-2　新农业用地的开发成本

注：World3模型假定将新土地转入农业用途的成本随着宜耕地的减少而上升。

资料来源：D.L.Meadows et al.

一件事情推动着另一件事情并且产生某种效应。如果这种推动力再稍大一点，则会不成比例地产生更大效应，或者可能没有变化，或者有更大的变化，或者是反方向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些非线性，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World3模型中，有时候都会产生出令人吃惊的行为，这些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加以描述。

World3模型中的延迟和非线性以及反馈循环都导致了复杂的动态，不过模型依然只是现实的极大简化。它并不区分世界不同的地理区域，也不分别代表富人和穷人。污染在模型中被高度简化。生产过程释放了数以千计的不同污染。它们可能在环境中以不同的速度移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植物和动物种类。World3模型用两类加总变量来描绘这些污染物的影响——一类代表了短期的空气污染，另一类则代表其他长期毒性物质。该模型区分了粮食、纤维等可再生资源和矿物燃料、矿产品等不可再生资源，而没有单独给出每一种粮食、每一种燃料和每一种矿物的产量。World3模型省略了暴力的原因与结果，在该模型中没有明确表述军事资本与腐败。

这种简化的程度令一些人感到惊讶，他们原以为一个世界模型应该包含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了解的一切，特别是所有的区别——它们是如此的令人着迷，从每个学科的观点来看，又是如此的关键。然而，包括进这么多的区别却并不一定会使模型更好。它将使得模型更难以理解。尽管其相对简单，World3模型却比大多数用于对地球长期未来进行判断的模型更加综合、更加复杂。

如果你试图理解一个社会系统的未来行为，那么你需要一个平衡的模型。如果创建的模型对一个部门描述得极其详尽而对另一个部门则是非常简单的假设，这样的话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例如，一些人口模型追踪了两代人并记录了大量国家或地区的许多年龄段数据，不过它们却简单地假设出生率和死亡率将遵循既定的路径并且彼此相互独立。[2]一些经济模型包括了数十个甚至于数百个经济部门，然而它们假定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者假设市场迅速使供给与需求平衡；或者假设人们做出决策是基于纯粹的经济优化和信息完全可知。

如果一个模型想要就一个系统的未来行为给出有用的见解，那么它应该明确地描绘出所有其重要变量的原因。一些模型有数百个方程用于描述对于某个变量或者某个部门的各种影响，而把其他的变量（例如能源使用）作为由模型以外的因素驱动的外生变量，这些因素事实上是源于历史数据或者是建模者的直觉。模型（就像是金属链条一样）可能受限于它们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努力来避免做简单化的假设、遗漏掉关键的因素或者把重要的变量建立在外生投入之上。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说明这些。我们已经创建了包含World3模型和文档的CD光盘。你可以得到该光盘的副本，重新生成我们的所有模拟场景，对它们进行比较，进而评估我们对于它们蕴意的阐述。[3]

World3模型的建模目的

为了避免建立一大堆无法接受的假设，建模者们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他们不能把所有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加入到模型中去，而只能把与模型目标相关的东西加进来。建模的艺术，就像诗歌、建筑、工程或绘制地图一样，就在于包括必要内容以达到目标，而没有冗余。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此，理解一个模型并评判它的效果，重要的一点在于理解它的意图。我们开发World3模型是为了理解未来的一个宽泛片段的可能方式或者行为模式，在未来的世纪里，通过这些模式人类经济将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相互作用。[4]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长期全球问题需要问：何种政策能够最大化非洲的工业发展可能性？在一个存在许多文盲的地区里计划生育的最佳设计是什么？社会如何能够缩小一国之内及国际之间富人与穷人的差距？在解决国与国争端时作为主导方式的是冲突还是协商？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因素和关系大部分在World3模型中是没有的。其他的模型，包括其他计算机模型，可能有助于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然而如果它们要成为有用的模型，那么这些模型必须考虑到我们对World3模型核心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是：未来数十年里日益扩张的世界人口与物质经济将如何相互作用以适应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

具体一点地说，承载能力就是极限。任何超出其承载能力和突破极限的人口增长都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有任何人口在承载能力之上，则它将恶化它所依赖系统的支撑能力。如果环境的再生是可能的，那么这种恶化是暂时的；如果再生是不可能的，或者它需要数百年才能够完成，则这种恶化实际上将成为持久的。

一个增长的社会可以以四种普通方式来运用其承载能力（见图4-3）。[5]首先，它能够以不中断的方式增长，只要它的极限还很远或者它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更快。其次，它可以在承载能力之下平滑地实现某种均衡，以一种被生态学家称为逻辑斯蒂，或者S形，或者C形增长的行为来实现，如图4-3b所示。这两种选择对地球社会都已经不再有效了，因为它已经处于其可持续极限之上。

图　4-3　人口对于其承载能力的可能处理模式

注：World3模型面对的中心问题是：这些行为模式中的哪一种最有可能作为人类人口与经济达到地球承载能力的结果？

对于增长社会的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超越其承载能力而没有大规模和持久的破坏。在这种情形下，生态足迹在达到平衡之前将围绕着极限振荡。这种行为，如图4-3c所示，被称为阻尼振荡。第四种可能性是超越极限，并且对资源基础形成严重而持久的破坏。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那么人口与经济将会被迫迅速下降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而迅速降低的承载能力则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我们用超越和崩溃来表示这种选择，如图4-3d所示。

广泛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全球社会现在已经处于其承载能力之上。何种政策将增加平稳转回到地球极限之下的机会——如图4-3c那样而不是如4-3d那样地转变？

“全球社会”的概念融入了人口规模及其消费的规模与构成这两种影响。为了表达这一观念，我们使用了由马西斯·瓦科纳格尔及其同事们定义的“生态足迹”这一术语。[6]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生态足迹是人类给地球带来的总负担。它包括了农业、矿业、捕鱼、森林砍伐、污染排放、土地开发和生物多样性缩减的影响。生态足迹通常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因为当消费增长时它也就增长。不过它也可以降低，当合适的技术得以利用来减少每单位人类活动的影响时。

驱使我们开发World3模型的原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既然全球人口的生态足迹目前已经在地球承载能力之上，那么当前的政策会不会把我们引向一个相对和平、有序的振荡，而不至于导致人口与经济的强制性剧烈下降？或者国际社会会不会经历崩溃？如果很可能崩溃，它将会何时发生？何种政策现在可以实施以便减缓这种下降的步伐、规模以及社会和生态成本？

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宽泛的行为可能性，并非准确的未来状况。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不同于做精确预测时所需要的模型。例如，如果你把一个球垂直向上抛入空中，你有足够的知识来描述它的一般行为会是什么。它将以递减的速度上升，接着逆转方向然后下降得越来越快，直到落地。你知道它将不会永远持续上升，也不会开始绕地球转，也不会在着地之前弹跳三次。

如果你想准确预测球会上升到多高或者精确地预测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候它会着地，那么你需要有关球的许多特征信息、纬度、风力和初始抛力的信息以及物理学定律。类似地，如果你试图要预测2026年的世界人口规模，或者预测世界石油生产何时达到顶峰，或者准确地知道2070年的土壤侵蚀率，那么我们将需要一个比World3模型复杂得多的模型。

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曾经构建过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也相信没有人会最终成功构建出来这样一个模型。这仅仅是因为对数十年以后的世界人口、资本和环境进行准确的“点预测”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有足够的知识去这么做，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将永远不会这么做。地球社会系统是如此令人恐惧而又令人惊叹的复杂，它的许多关键参数仍未能够测量，其中的一些很可能是无法测量的。人类对于复杂生态循环的理解是相当有限的。此外，人类观察、适应与学习、选择和变换他们目标的能力使得这个系统内生地不可预测。

因此，当我们正式构建我们的世界模型的时候，它的目标就不是进行点预测，而是去理解该系统的宽泛未来和行为趋势。我们的目标在于告知和影响人类的选择。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并不需要精确地预测未来。我们只需要确定将会增加系统行为可持续性和减弱未来崩溃严重性的政策。把对于灾害的预测告诉那些聪明而有能力行动的读者，从理论上讲，将通过引导避免灾难的行动而击败预测或者宣告预测的无效。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选择了聚焦于模式而不是个体数量。凭借我们构建的World3模型，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自我击败的预言。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在World3模型放入了可能用来理解抛球（或者日益增长的经济与人口）行为趋势的各种信息，而不是描述某个特定球的特定抛掷的准确轨迹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我们考虑了在数十年时间内将逐渐产生的变化。因此我们把我们对污染的忧虑主要聚焦于持久性的物质——那些将在环境中保持许多年的物质。我们把持久污染表述为农业和工业产生的能够影响人类和作物健康的长久存在的化学复合物和金属的集合。我们考虑到了污染找到合适的地方以能够造成可测量的损害之前的时滞，因为我们知道杀虫剂进入地下水需要的时间，或者氯氟烃分子上升并对臭氧层造成破坏需要的时间，或者汞进入河流并在鱼肉里累积需要的时间。我们表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过程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阻止大多数污染物的损害；我们也表述了另外一个事实，即这些自然清污过程本身可能会受到损害。有关持久污染物的广为人知的动态特征被包括在World3模型中，然而模型并不区分PCB、CFC、DDT、重金属和放射废物的独特性质。

在World3模型中我们使用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数字，不过我们承认我们的许多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对于重要数字存在怀疑时，建模者会大范围地检验各种可能性。他们期望看到在不确定范围之内的任何估计是否会导致显著不同的结论。例如，我们从地质学家的数据中做出了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好判断——关于依然保留于地下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数量。接着我们一分为二，对这些数字加以质疑，看看它对于我们模型系统行为会有何种不同的影响，假如地质学家们是错误的，或者假如我们对他们的数据理解有误的话。

由于我们知道在模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简化（以及其他一些我们认为模型必须包括的因素，尽管我们还没有了解它们），我们并不信任模型产生的有关人口、污染、资本或者粮食生产的精确数字路径。然而，我们认为World3模型中的主要相互联系是人类社会重要因果机制的良好表述。这些相互联系，而不是精确的数字，决定了模型的一般行为。因此，我们将给出未来直至2100年的11个不同模拟场景，我们相信这些场景包含了关于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未来人口、工业、污染和相关因素将会增长还是保持稳定、是振荡还是崩溃的重要的启示和原则。

[1]Isaac Asimov,Prelude to Foundation（New York：Doubleday，1988），10.

[2]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实例来自于Wolfgang Lutz,editor,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What Can We Assume Today?一书的修订与更新版本。

[3]CD中有World3的STELLA的流程图，这是Scenario1的完整模型，也可以通过这个界面重现和检查书中11个场景的细节。要获取订购信息，可查看www.chelseagreen.com。

[4]承载能力概念的界定最初是适应相对简单的人口资源系统。举个例子，它用来谈论一块草地能供养而又不会使土地恶化的牛的数量。用到人类人口上，承载能力这个词就比较复杂了，现在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它比较复杂是因为，人们从环境中获取各种不同的资源；人们制造各种废物；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受各种各样技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关于一个系统为了可持续发展而要坚持的最少的时间，现在有不同的说法。对于如何将其他物种的需求考虑进去，人们也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承载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总是随着天气、技术进步、消费模式、气候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比较宽泛地使用这个词，来指定在普遍的环境下，也就是在地球上可以存在很多年而又不至于恶化地球的总体生产力的人口数量。见Joel E.Cohen,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New York：W.W.Norton，1995）。

[5]其他的作者发现这种分类法在思考人类未来时比较有用。例见William R.Caton,Overshoot：The Ecological Basi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2），251-254。

[6]M.Wackernagel et al.，“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Nations：How Much Nature Do They Use?How Much Nature Do They Have?”（Xalapa,Mexico：Centro de Estudios para la Sustentabilidad[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Studies]，March 10，1997）.

World3模型的结构

什么是主要的相互联系？主要的相互联系涉及我们在第2章中所描述的人口与资本的反馈圈。这些反馈圈在图4-4中予以复制。它们表明，如果正的出生和投资反馈圈占主导的话，那么人口和资本就会有指数型增长的趋势；如果负的死亡和折旧反馈圈居于主导的话，那么就会有下降的趋势；如果这些反馈圈是平衡的，那么就会有保持稳定的趋势。

在我们所有的反馈图中（例如图4-4）箭头只是表明一个变量通过物质或者信息流影响到另一个变量。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顺序划出每一个反馈圈并阐述我们的假设。例如，“随着工业资本的增长，它将影响工业产出；工业产出的变化导致投资变化，随着投资变化，它将影响到工业资本存量”。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并没有在图中给出，虽然它们当然必须在构成World3模型的数学方程中精确地给出。影响流的方向，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根本没有分别，其意义在于是反馈圈的构成部分。

图　4-4　主导人口与资本增长的反馈圈

注：World3模型中的核心反馈圈主导着人口和工业资本的增长。两个正的反馈圈（包括出生和投资）导致了人口与资本的指数型增长。两个负的反馈圈（包括死亡和折旧）趋于抑制这种指数型增长。许多反馈圈的相对力量取决于系统中的许多其他因素。

图示中的方框表示的是存量。这些可能是物质数量的重要积累，例如人口、工厂或污染。或者它们代表了无形的积累，例如知识、渴望或者技术能力。一个系统中的存量趋于缓慢变化，因为它们对应于生命时间相对较长的事物或者信息。在每一时刻，存量的规模都代表了流入存量的速度减去流出存量的速度在所有过去历史中的净效应。适当的工厂、人口数量、污染数量、地下剩余的不可再生资源数量、开发土地的面积——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都是World3模型中的重要存量。它们决定了模型系统在每一个模拟时点上的极限与可能性。

图示中的反馈圈标以（+），表示它们是正的反馈圈——自我加强的循环，即能够产生指数型增长或者指数型下降的环。如果它们被标以（-），则表示它们是负的反馈圈——目标搜寻环，即变化的逆方面或者试图把系统拉回到平衡或者均衡状态。

World3模型中人口与资本相互影响的一些方式在图4-5中给出。工业资本生产工业产出，后者包括了许多类的产品，包括那些作为农业投入的产品，例如化肥、杀虫剂和灌溉水泵。如果人均粮食水平降到人均期望水平以下的话，那么农业投入将会增长。后者是市场需求加上非市场的粮食提供计划的一个测度，它会随着社会工业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农业投入和已耕种土地面积有助于决定粮食产量。粮食也受到污染的影响，污染来自于工业和农业活动。人均粮食和污染都影响到人口的死亡率。

图　4-5　人口、资本、农业和污染的反馈圈

注：人口与工业资本之间的一些相互联系是通过农业资本、耕种土地和污染来实现的。每个箭头都代表某种因果关系，它可能是立即起作用的，也可能是具有滞后作用的，可能是大的也可能是小的，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取决于每个模型模拟时包括的假设。

图4-6显示了World3模型中人口、工业资本、服务资本和不可再生资源之间的主要联系。一些工业产出采取了服务资本的形式——房屋、学校、医院、银行以及它们包括的设备。这些产出投资于服务部门，提高了服务资本的水平。源自于服务资本的产出除以人口就得到人均服务水平。健康服务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降低了生育率从而降低了出生率。提高人均工业产出也降低了生育率，这种影响来自于就业模式的变化（有滞后）。随着工业化，社会经历了养育子女成本的上升和大家庭收益减少的过程。因此期望的家庭规模缩小，这也降低了生育率。

每一单位工业产出都需要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将会在其他情形不变的条件下逐渐降低每单位工业产出所需的资源数量。不过模型并不允许工业不使用任何原料而生产出物质产品。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递减，资源资本的效率也在下降——每一单位的资本将会把越来越少的资源应用于工业部门。随着资源的消耗，剩余储量的质量被假定为是下降的。储量被假设为需要从越来越深的位置上去发现，需要在它们现在的位置上越来越深入地挖掘。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本和能源用于从地球内挖掘、提炼和运输一吨铜或是一桶油。短期来看，这些趋势可能被技术进步所抵消。长期来看，它们将会减弱物质增长能力。

剩余资源与获取它们所需要的资本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高度非线性的。曲线的一般形状在图4-7中给出。该图表明了在各种不同等级的矿中开采和提炼铁和铝所需要的能源。能源也是资本（在挖掘过程中实际使用的资本数量是很难度量的），不过为执行某项任务而需要的能源数量给出了计算所需资本的重要线索。随着矿床等级的下降，每吨最终资源的开采需要先挖出越来越多的岩石；岩石必须粉碎成更加细小的颗粒，必须对它加以更加精确的归类以整理出它的构成矿种，更大规模的尾矿堆需要加以处理。所有这些都需要机器。如果在资源生产部门内需要更多的能源与资本，那么经济中用于其他用途的投资也就更少了——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

图　4-6　人口、资本、服务和资源的反馈圈

注：人口和工业资本也受服务资本水平（如健康护理和教育）及不可再生资源的影响。

我们用一张图表描述了World3模型中的所有相互关系，也描述了模型中的所有假设。这张图表被复制在World3模型光盘上，该光盘对11个模拟场景中的每一个都有更加详细的信息。

图　4-7　在矿床中生产纯金属需要的能源

注：随着其含金属成分的下降，矿床需要越来越大数量的能源来用于提纯。

资料来源：N.J.Page and S.C.Creasey.

不过，要理解模型是如何运转和理解它的模拟场景，并不一定要理解所有这些联系中的每一个。这里只要求理解模型中最重要的特征：

·增长过程；

·极限；

·时滞；

·侵蚀过程。

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描述了人口与资本的增长过程。在第3章我们给出了有关“真实世界”里环境极限的更多信息。下一步，我们将按它们在World3模型中出现的方式来描述极限。接着，我们将描述在我们的计算机模型中包含的时滞和侵蚀过程。

在以下的整个讨论过程中，你需要保持头脑清醒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在我们讨论的计算机模型和你通过自己的心智模型所知道的“真实”人口与经济之间有重叠或者分歧的地方。当存在分歧时，你将面对建模者们一直面对的各种问题。你的模型和World3模型这两个模型哪一个看起来对于思考未来更有帮助？如果计算机模型看起来更有用，那么它的哪些特征需要在你的心智模型中加入进去？这样你对于全球问题的表述会更有用，你的行为将更有效。

■极限与无极限

指数型增长的经济消耗了资源、排放废物并把用于可再生资源生产的土地予以转化。随着它在一个有限的环境内运转着，日益扩张的经济将会开始产生压力。这些压力远在社会达到根本无法再进一步增长的顶点之前就已经开始增长。作为对压力的反应，环境开始给经济传递信号，这些信号是多种形式的。越来越多的能源需要用于从日益下降的水层里提取水，开发一公顷新农业用地需要的投资开始上升，源自于我们曾经认为无害的废物排放所造成的损害突然变得明显起来，在污染的侵袭下，地球自然系统自愈的速度越来越慢。实际成本的上升并不一定立即通过上升的货币价格表现出来，因为市场价格可以通过法令或贴补而降低，也会以其他的方式加以扭曲。无论它们是否通过上升的市场价格来强化，这些信号和压力都是负反馈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试图把经济维持在环境系统的框架之内并与之相称。也就是说，它们试图阻止正日益给地球的源和汇施压的生态足迹的增长。

World3模型只是包括了与地球的源与汇相关的一些极限（“现实世界”包括了更多的极限）。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技术、行动、目标变换和模拟世界范围内的选择来加以提升或者降低。在标准或者当前的World3模型版本里，以下这些是源和汇的极限：

·耕地是用于各种形式农业生产的土地。我们假设其最大可能值为32亿公顷。耕地通过土地开发方面的投资而增加。如图4-2所示，新土地开发的成本假设在最可能获得和最有利于耕作土地最先开发之后随之上升。通过侵蚀和转而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土地的用途被从耕作方面转移。通过投资于水土保持，侵蚀可以减少。

·土地肥力是土壤支持植物生长的内在能力——营养成分、土壤深度、保水能力、气候和土壤结构的综合。我们假设在1900年时土地初始肥力足以在无需添加化肥的条件下每年每公顷生产出600公斤的谷物或等量产出。土地肥力随污染而下降，污染部分来自于工农业投入。假设肥力降低的土地在休耕20年之后恢复其一半的肥力，或者当投资被用于恢复肥力（例如施肥、种植豆类或者复合作物）的时候，肥力恢复的速度会相当可观。

·每单位土地的可获得产出取决于土地肥力、空气污染、诸如化肥等工业投入的密集度和技术的水平。工业投入增加了产出，不过它们的收益是递减的——每增加一公斤的化肥比前一公斤化肥产生的产出增加更少。我们假设最初工业投入的应用可以按至多7.4倍增加自然土地的肥力（注意这是740%，并且它适用于所有的土地，并非仅仅是最有生产率的田地！）——我们可以通过把它提得更高来检验这一数字的不确定性。

·不可再生资源包括矿物、金属和矿物燃料。我们特意把模型模拟的开始时间设定为1900年，那时候这些资源的供给等于1900年开采率的7000倍以上。[1]寻找和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所需的投资假设在最丰富最方便的储量首先开采之后会随之增加。

·地球吸收污染的能力是World3模型中描述的另外一个极限。这代表了把长期存在的、有毒的物质加以隔绝或转化使它们不再造成危害的各种不同过程的净效应。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诸如有机氯杀虫剂、温室气体和放射性废物等物质。我们把这一极限表述为环境的同化半衰期——把现有污染的一半变得无害的自然过程所需的时间。当然，一些有毒物质，例如钚的一种同位素，半衰期几乎是无限的。不过我们在这里使用了非常乐观的数字。我们假设在1970年半衰期是一年。如果持续的污染上升至1970年水平的250倍的话，那么半衰期将上升至10年。从数量上说，即使是对于个别污染而言，这也是所有极限中的最不被理解的极限。因此有关这一极限的大小对于复合性持久污染物而言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幸运的是，我们有关持久污染物消失的假设在模型中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物质对World3模型中其他部分参数的影响并不显著。我们假设如果累积污染物上升至2000年的5倍，则它将以不到2%的比例缩短人类的预期寿命。在我们的11个模拟场景中，持久污染很少上升至它2000年水平的5倍。在极端情形里，如果它确实如此，那么它将每年降低土地肥力10%或者更多。然而这种降低可以通过保持对土地的投资来加以抵消。我们在模型中检验了其他的估计以观察它们的结果将会如何。

在“现实世界”里会有许多其他的极限，包括管理和社会的极限。其中一些在World3模型的数字中蕴含着，因为我们模型的系数来自于过去100年中世界的“实际”历史。但是在World3模型中没有战争，没有工人罢工，没有腐败，没有吸毒，没有犯罪，没有恐怖主义。它所模拟的人口会尽其最大努力去解决已察觉到的问题，而不会受到政治权力斗争、种族歧视或者腐败的影响。由于它缺乏许多社会极限，World3模型对于未来的描绘的确是一幅过于乐观的图景。

如果我们的判断有误的话会发生什么？例如，对于地下剩余的有待发现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数量判断有误的话。如果实际的数量只是我们假设的一半，或者两倍或者十倍的话，那又会如何？如果地球吸收污染而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的“真实”能力并不是1990年排放率的10倍，而是50倍或者500倍（或者0.5倍）的话，又会如何？如果降低（或者增加）每单位工业产出的污染排放的技术得以发明的话又会如何？

计算机模型就是回答这类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迅速而廉价地进行检验。所有这些“如果……会如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检验的。例如，可以把World3模型的数字极限设定得如天文数字般高或者以指数的方式增长。我们已经这么尝试过。通过某种潜能无限、具有即时影响、没有成本、没有差错的技术，当所有的物质极限都有效地从模型系统中移除之后，模拟的人类经济会得以极大的增长。图4-8中的场景0展示了将会发生什么。

图　4-8　场景0：无限输入则无限输出

注：如果World3模型系统中所有的物质极限都移除，那么人口将会在接近于90亿以后在人口转型过程中缓慢下降。经济持续增长至2080年，它将生产出30倍于2000年工业产出水平的产量，同时每年使用同样数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并仅产生出1/8的污染。

专栏4-1：如何解读world3场景

在本书的第4章、第6章和第7章里我们将展示11种不同的“计算机结果”，即World3模型产生的模拟场景。每一次模拟都采用了同样的World3模型结构，不过在每一个场景里我们都改变了一些数字以检验对“真实世界”参数的不同估计，或者加进对于技术发展更加乐观的预测，或者看看如果世界选择了不同的政策、道德规范或目标时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做出一些改变以希望在新一轮模拟中检验其变化结果时，我们会发出指令让World3模型重新计算它的两百多个方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它们在整个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在对1900~2100年期间进行模拟时，计算机会对每一个变量每6个月计算一个新值。在每一个模拟场景中，该模型都要产生出8万多个的数字。在这里没有理由再去复制所有这些信息。孤立地看，几个单独的数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对此进行了极大的简化，这样既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更好地理解模型的结果，也是为了把这些信息传递给读者。

我们通过把诸如人口、污染和自然资源等一些关键变量的值以时间曲线的方式加以描绘来实现简化。在本书中，我们将对每一个模拟场景都提供三条这样的曲线。每一个场景的格式都是一样的。顶端左边的图形，称为“世界的状态”，将会展示如下全球范围的总量信息：

·人口；

·粮食生产；

·工业产出；

·污染相对水平；

·剩余不可再生资源。

中间的图形，称为“生活的物质标准”，将展示以下全球平均值：

·人均粮食生产；

·人均服务；

·平均预期寿命；

·人均消费物品。

底部的图形，称为“人类福利与足迹”，将展示以下两个全球性指标：

·人类生态足迹；

·人类福利指数。

所有纵轴刻度都从零开始。为了便于比较，我们确保对所有模拟结果而言每个变量的纵轴刻度都是一样的。然而，我们省略了这些变量的纵轴数值，因为它们在模拟时间内每一个点的精确值并不是十分有意义。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图形中的变量是以不同的单位和比例来加以描绘的。例如，人均粮食的尺度是每年每人0~1000千克谷物当量，而预期寿命的尺度则是0~90岁。

既然数值并不是十分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应该关注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曲线的形状是如何变化的。然而，请注意，在那些描绘崩溃的场景里我们并没有对曲线在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之后的行为赋予任何意义。每一个场景都最多描绘至2100年。但是我们并没有描述所有模型元素在某个显著因素已经开始崩溃之后的行为。很显然，“真实世界”里人口或者工业的崩溃将会改变许多重要关系，从而使得我们在模型中已经建立的假设都失去意义。

每次我们产生出一个模拟场景时，计算机都会创建出一份详尽的数据表，它给出了1900~2100年每隔6个月每个模型变量的数值。这些表格给我们提供了极为庞大、非常详尽的数据。例如，我们从场景0的数据表中可以看到，全球人口在模拟年份2065.0年时达到其最大值8879186000。在这个场景里持久污染指数从2000年的3.150530达到了2026.5年的最大值6.830552——它在这段时期内增长了2.1680倍。然而大多数数字并没有包括很有意义的信息。我们的World3模型所产生出来的未来数字或者数据并不能以5位数的精度来得以保证。记住，我们感兴趣于宽泛的未来。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一些关键变量，只提出一些关键问题。哪些变量在未来世纪里会停止增长？它们会增长或下降得多快？产生这种行为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在某个模拟场景中融入的假设是否导致了某个变量增长得更快或者更慢，达到的顶点更高或者更低？哪些政策改变可能会产生更加理想的结果？

当我们以逐个模拟场景的方式把这些问题的答案传递给你时，我们将通过两个规则来简化计算结果。任何最大值或者最小值的时间选择将只以最接近的10年年末（我们将从5.0年至下一个10年进行四舍五入）来加以标示，例如，并不是2016、2032.5或者2035年，而是2020、2030或者2040年。特定参数的每一个值和两个数值之间的每一个比例都将只以最接近的显著数字来加以标示。因此，我们将采用这个规则来向读者报告以上关于场景0的信息，“全球人口将在模拟年2070年达到最大值90亿。在这个场景里的持久污染指数从2000年的3到模型年2030年达到其最大值7——这段时期内它增长了两倍”。这些规则有时候看上去会有一些细小的不一致。无需受它们的干扰，它们是由于四舍五入的误差造成的，它们对于我们要从模型中得出的核心启示没有任何影响。

图4-8中的计算机模拟（场景0）是在我们根据以下假设改变数值后由World3模型产生的。

·只要社会努力去提高其资源效率，生产一单位工业产出所需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数量就以每年5%的速度以指数方式无限下降，那么每隔15年将下降50%。

·每单位工业产出造成的污染数量每年以5%的速度以指数方式无限下降，如果合意的话。

·只要社会努力增加粮食生产的话，每单位工业投入产生的农业收益每年以5%的速度以指数方式无限上升，那么每15年将翻一番。

·所有技术进步在整个世界经济中都是有效的，并且没有额外的资本成本；一旦社会决定需要某种技术时，其实施将只有两年的滞后（而不是初始模型中的20年）。

·人类住所占用农业用地的速度为World3模型中正常假设的1/4，并且人类并没有因为过于拥挤而对他们的预期寿命造成负面影响。

·农业产出不再显著地受污染的影响而减少。

在这次模拟中，人口降低了其增长速度，在近于90亿的水平上稳定，之后开始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全世界人口已经足够富裕从而开始经历人口转型。平均预期寿命在世界范围内稳定于接近80岁。平均农业产出到2080年时提高到相当于2000年产出值的6倍。工业产出迅速上升到图形的顶峰，但是由于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它最终停留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因为这时候管理和运营的工业资本是2000年的40倍之多，然而人口却只是1.5倍。（我们甚至可以去掉这一限制，假设劳动力利用资本的能力以指数形式增长。）

模拟到2080年时，与2000年相比，全球经济生产出30倍的工业产出和6倍的粮食。为了取得这些成就，在21世纪的前80年时间里，全球经济积累的工业资本量几乎是它在整个20世纪所积累的资本量的40倍。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图4-8中描绘的世界比2000年降低了其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并减少了污染的排放，降低和减少的系数为8倍。人类福利从2000年到2080年上升了25%，生态足迹则减少了40%。到模拟的末期，也就是2100年，（生态）足迹安全地恢复到可持续水平以下。

一些人相信这种场景，期望这样并为此着迷。我们知道在一些特定国家或者经济部门或工业过程中令人惊讶的效率提升的故事。我们在第3章里也提到过这些故事中的一些。我们希望并相信进一步的效率提升是可能的，甚至会有多达100倍的提升。然而，第3章中给出的数据表明，整个世界经济要迅速取得这样的成就并非易事。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妨碍如此迅速的变化，那么资本项目的使用寿命（对全球经济中的车队进行替代或者样式翻新、建立储备和安装机器所需要的时间）和现有资本快速生产新资本的能力，使得这种“非物质化”的场景对我们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实现这种无限增长场景可能遇到的困难将会在“现实生活”中被许多政治-官僚制约所放大，从而阻碍了价格系统发出所需技术能够有利可图的信号。

我们在这里介绍这一轮模拟并不是想向你展示“现实世界”的一个可信未来，而是通过它告诉你们有关World3模型的一些情况以及有关建模的一些信息。

证据表明，World3模型在其结构中已经内建有对人口的自我限制和制约，但对资本却没有自我限制约束。模型中以这样一种方式构建以至于当人均工业产出增加到足够的水平时，全球人口数量最终将会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然而，我们在“现实世界”里很少看到富人或者富国无法变得更富的现象。因此，World3模型中内建了这样的假设，即资本拥有者将会无限地追求财富收益，而消费者将总是希望增加他们的消费。这些假设可以并且将在第7章给出的政策模拟中做出改变。

图4-8也印证了一个著名的建模原则：胡乱输入则胡乱输出，或者简称GIGO。如果你把不现实的假设放到你的模型中来，那么你将会得到不现实的结果。计算机将告诉你有关你的假设的逻辑结果，但它并不会告诉你你的假设是否正确。如果你假设经济能够增加资本积累40倍，物质极限不再适用，技术变革可以在两年内无成本地在全球资本工厂内发生，那么World3模型将给你一个实际上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同时生态足迹则不断减少。对于这一轮计算机模拟和其他每一轮模拟，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其初始假设。

我们并不相信图4-8背后的假设。我们认为这一场景描绘的是一种不可能的技术乌托邦的场景。因此我们把这一轮模拟标题为无限输入则无限输出，或者简称IFI-IFO。在我们认为更加“现实”的假设条件下，模型开始表明持续增长的系统行为遇到了来自物质极限的抵制。

[1]只有在场景0和场景1中，我们假定不可再生资源最初的禀赋是这个数量的一半。

■极限与时滞

一个持续增长的物质实体，只有它得到准确的、及时的信号告知在哪些方面它需要尊重其极限，并且只有当它迅速而准确地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时，它才会放慢步伐，然后在一个平稳地适应极限的条件下停止（见图4-9b）。

想象一下，假如你正在驾驶一辆小汽车，而你看见你正前上方的交通信号灯变成红色。正常来说，你可以很平稳地在红灯前把车停住，因为你有迅速而准确的视觉信号告诉你灯在何处，因为你的大脑对信号反应迅速，因为在你决定踩刹车时你的脚移动得够快，也因为汽车以一种你在不断实践中理解的方式立即让车闸做出响应。

如果你那边的挡风玻璃有雾气而你不得不请乘客告诉你信号灯在什么位置的时候，沟通带来的短暂时滞可能会导致你越过红灯（除非你降低速度以适应这种时滞）。如果乘客说谎，或者你否定了你听到的信息，或者车闸需要两分钟才能生效，或者路面变得很滑，从而使汽车意外地又向前行驶了几百米才停住，那你就闯红灯了。

如果反馈信号被延迟或者扭曲，如果这些信号被忽略或者被否认，如果在适应过程中出现错误，如果系统只能在一定时滞之后才会做出反应，那么一个系统无法进入一种与其极限相协调的准确而有序的平衡状态。如果符合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的话，那么日益增长的实体在校正自己时会太迟而可能会有过冲的情况发生（图4-9c和图4-9d）。

图　4-9　World3模型四种可能行为模式的结构性原因

a）持续增长的结果（如果物质极限非常遥远，或者物质极限自身也以指数方式增长）b）S形增长结果（如果源自物质极限对于经济的信号是即时的、准确的并迅速得到响应，或者人口或者经济极限自身会受到约束而无需注意来自外部极限的信号）c）过冲及振荡的结果（如果信号或者反馈有时滞，以及极限是不可超越的，或者能够在被超越之后迅速恢复刚性）d）过冲并崩溃的结果（如果信号或者反馈有时滞并且极限是可超越的，当被突破之后就不可逆转地削弱了）

我们已经描述了World3模型中的一些信息和反应时滞。其中一点就是在污染释放进入空气的时间与它对人类健康或者人类粮食供给造成可观测到的损害的时间之间的时滞。一个例子是，在含氯氟烃分子释放进入地球表面使得臭氧层退化之前会有10~15年的滞后。政策的滞后同样重要。当一个问题被初次注意到而产生的争论，到当所有重要的争论参与者们都达成一致意见并接受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这两者之间通常会有数年的时滞。这些时滞在下一章里予以描述。

对这些时滞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聚氯联二苯（PCB）对环境的浸透。自1929年以来，工业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亿吨稳定的、油滑的、不可燃烧的物质，这种物质被称为聚氯联二苯。[1]它们主要用于在电容器和变压器中散热，但也作为液压机液体、润滑剂、抗热物质以及颜料、清漆、墨水、无碳复印纸和杀虫剂成分。40年来，这些物质的使用者们把它们丢弃于垃圾堆、路边、下水道及水体之中，而没有考虑过它们对于环境的后果。后来在1966年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原本只是为检测环境中的DDT，但丹麦研究人员索伦·詹森（Soren Jensen）的报告指出除了DDT以外，他还发现了大量的PCB成分。[2]从那以后，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PCB成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地球生态系统之中。

PCB几乎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每一个部分中。水气是大气PCB的一个主要来源……PCB残留成分也同样在河流、湖泊和海洋沉积物中被检测到……一项对于大湖地区生态系统的全面研究清楚地表明了PCB在食物链中的选择性生物聚集。

——加拿大环境署，1991

DDT和PCB是在北极海洋哺乳动物中以系统方式监测到的仅有的两种有机氯……因纽特的妇女乳汁中PCB含量在所有曾经报告过的检测中是最高的……对鱼和海洋哺乳动物的经常食用很可能是PCB摄入的主要渠道……这些结果表明，像PCB这样的毒性物质可能在破坏免疫力和因纽特儿童较高的感染率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德万（E.Dewailly），1989

（在荷兰沿海的瓦登海地区）食用具有较高含量PCB成分食物的海豹生育成功率显著下降……（这表明）普通海豹的生育失败与食用该污染区域的鱼类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发现印证了对貂进行的试验，该试验表明PCB破坏了生育率。

——P.J.H.赖纳斯（P.J.H.Reijnders），1986

大多数PCB相对不溶于水，却溶于油脂，并且它们在环境中具有相当长的生命周期。它们在空气中迅速移动，而通过土壤、溪流或湖泊的沉积物时缓慢移动，直到它们被某种形式的生命摄入，在那里它们累积于脂肪组织，并且随着它们向食物链的顶端移动，它们的积聚程度也在提高。人们发现它们在肉食鱼类、海鸟以及哺乳动物、人类脂肪和人类乳液中具有最高的聚集度。

PCB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健康的影响仅仅正在被缓慢地揭示出来。这其中的故事很难讲清楚，因为PCB是209种密切联系的复合物的综合，每一种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如何，越来越明显的是，一些PCB充当了内分泌失调剂。它们模仿了一些荷尔蒙的行为，例如雌性激素，阻止了其他成分的作用，例如甲状腺激素。在鸟类、鲸、北极熊、人类以及任何具有内分泌系统的动物身上的影响，就是干扰了掌管新陈代谢和行为的精密信号。特别是在发育的胚胎之中，即使是内分泌干扰的微弱集中都可能带来灾难。它们可以直接杀死正在发育中的组织，或者损害其神经系统、智力或性功能。[3]

正因为它们迁移缓慢、持续时间非常长、并且在食物链中的累积水平相当高，PCB已经被称为“生物定时炸弹”。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PCB的制造和使用都已经在许多国家被禁止，[4]然而巨大的存量依然存在着。在所有已经生产出来的PCB总量中，许多依然在使用或者存储于废弃的电子设备之中。在制定有危险废物法律的国家里，这些旧PCB中的一些正在被填埋或处置，通过有控制的焚烧来进行，这样就可以破坏它们的分子结构从而破坏它们的生物活性。1989年，人们估计所有曾生产出来的PCB中有30%已经释放进入到空气中。其中只有1%进入到海洋。另外29%未计算在内的PCB分散于土壤、河流和湖泊中，在这些地方，它将持续数十年缓慢地移动进入生灵体内。[5]

图4-10展示了污染时滞的另外一个例子，即化学物质通过土壤进入到地下水的缓慢传输。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也就是土壤消毒剂1，2-二氯丙烯（DCPe）最终禁止的年代，在荷兰它被频繁地用于马铃薯和花球的种植。它包含了具有污染性的1，2-二氯丙烷（DCPa）成分。据科学家们目前所知，后者在地下水中具有无限生命时间。临界点计算估计认为已经在土壤中的二氯丙烷（DCPa）将会流入地下水，而且只有在2010年以后才会表现出明显的浓度。因此，人们预计它将污染地下水至少一个世纪，其浓度高达欧洲饮用水标准的50倍。

图　4-10　1，2-DCP（二氯丙物）缓慢浸透入地下水的过程

注：在20世纪70年代，土壤消毒剂DCP在荷兰使用很频繁，接着它被限制使用，最终于禁止使用。结果是，农业土壤上层的DCP浓度迅速下降。然而，1991年时的一项测算表明，地下水中的DCP浓度在2020年之前都不会达到其峰值，并且21世纪之后在水中依然会有显著数量的这种化学物质。

资料来源：N.L.van der Noot.

这个问题并不是荷兰独有的。在美国，DCP的农业使用于1977年被禁止。然而，华盛顿州杀虫剂监控项目于1988~1995年在11个研究区域的243个监控点监控地下水时，发现了以对人类健康造成伤害的浓度存在的化学物质。[6]

World3模型中另外一个部门存在时滞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的。近些年有着较高出生率历史的人口包含了远多于老年人的年轻人。因此，即使生育率下降，随着年轻人达到生育年龄，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数十年。尽管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但家庭数量却增加了。由于这种“人口动力”，如果整个世界人口的生育率到2010年时达到更替水平（大约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两个孩子）时，人口将持续增长直到2060年，并且将稳定于大约80亿的规模。

在“现实世界”系统里还有许多其他的时滞。不可再生资源在它们枯竭并造成严重经济后果之前可能会持续减少数十年。工资资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建成。一旦它用于运营，则它会有数十年的使用寿命。炼油厂无法轻易或者迅速地转变成拖拉机厂或者医院。甚至于使它变成更有效率、更少污染的炼油厂也需要一段时间。

World3模型在它的反馈机制上也有许多时滞，包括以上提及的那些。在这里，我们假设在污染的释放与它对系统形成可观察到的影响之前会有时滞。我们假设夫妇们充分信赖并调整他们关于家庭规模的决定以适应变化着的婴儿死亡率之前大致会有一代的时滞。在World3模型里，作为对食品或服务短缺的反应，投资被重新配置、新资本工厂建成并投入运营，在正常情况下也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土地肥力的再生或者污染的吸收也需要时间。

最简单和最无争议的物理时滞已经足以否定平滑的S形曲线作为世界经济系统的可能行为方式。由于来自自然极限信号的时滞，过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自我强化的极限的话。然而，这种过冲，从理论上说，可能导致振荡或者崩溃。

[1]有209种这样的化学物质，都是通过添加不同位置的氯原子到被称为二联苯分子的两个联合苯环上制造出来的。它们是人造的，在自然界中没有。

[2]Sören Jensen,New Scientist 32（1966）：612.

[3]有关于内分泌破坏物的流行和综合的描述，见Theo Colborn,Dianne Dumanoski,and John p.Myers,Our Stolen Future（New York：Dutton）1966，书里还有几百个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日益增长的参考文献。

[4]苏联到1990年才停止生产PCB。

[5]J.M.Marquenie and P.J.H.Reijnders，“Global Impact of PCB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ctic，”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ite Arctique Internationale,Oslo,September 18-22，1989（Lillestrom,Norway：NILU）.

[6]A.Larson，“Pesticides in Washington State’s Ground Water,A Summary Report 1988-1995，”Report 96-308，Washington State Pesticide Monitoring Program,January 1996.

■过冲与振荡

如果源自于极限对增长实体的警告信号被延误，或者如果反应滞后，并且如果环境在超载的时候并未被侵蚀，那么日益增长的实体将突破其极限一段时间，然后做出相应的校正，回到正常范围之内，接着又一次突破极限，在一系列的振荡过程中，通常会逐渐减弱回归到极限范围之内的某个均衡水平之上（见图4-9c）。

过冲与振荡只可能发生于环境在超载时遭受了不显著的破坏或者能够足够迅速地修复自身从而能够在低负载时期完全恢复。

可再生资源，例如、土壤、鱼类和可再汲取的地下水，都是可侵蚀的，然而它们也有自我再生能力。只要对于营养源、繁殖群或者储水层的破坏不是非常严重或者持续时间非常长从而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它们就能够从过度使用中恢复过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土壤、种子和适宜的气候，那么森林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鱼群也可以再生，如果它们的环境与食物供给并没有被破坏掉的话。特别是如果农民们积极帮助的话，土壤也可以再生。如果环境的自我吸收机制并未被严重干扰的话，许多种形式的污染积累都能够被削弱。

因此，过冲与振荡显然是世界系统的一种可能行为模式。它已经在一些局部地域和资源身上得到印证。例如，新英格兰有过数次有据可查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建立的锯木厂数量超过了该区域森林的可持续产量供给。每次这种情形发生时，商业木材树群最终被耗竭，工厂不得不关闭，于是该行业等待数十年直到森林成长回原来的样子后，锯木厂的过度建立过程又可以开始。挪威沿海渔业已经至少经历了一次鱼类耗竭的循环，直到政府买断并让渔船休渔，从而使鱼类种群可以再生。

度过过冲和振荡的下降阶段并不是令人愉快的时期。对于依赖于某个滥用资源的行业而言，它可能意味着艰苦时期；对于暴露于高度污染水平的空气之下的人口而言，意味着糟糕的健康状况。最好是避免振荡，然而它们对于系统而言并不是最终致命的。

如果过冲导致的破坏无法逆转的话，就很可能演变成灾难。没有办法可以挽回灭绝的物种。在每一次使用矿物燃料的过程中，它们都被永久地破坏了。一些污染，例如放射性物质，任何自然机制都无法使它们变得无害。地质数据表明，如果气候显著改变，气温和降水模式可能在对人类社会有意义的时间段内将不再可能恢复到正常模式。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和污染吸收过程也可能由于持续或者系统的滥用而被永久地毁坏。当热带雨林以各种快于其再生长速度的方式被砍伐时，当海水以盐水渗透到淡水储水层时，当土壤被冲刷而只留下基岩时，当土壤的酸性被改变得足够多以至于刷去了它所储藏的重金属时，那么地球的承载能力就会永久地或是至少在对人类而言具有永久意义的一段时期内被削弱。

因此，过冲与振荡模式并不是随着人类接近增长极限而可能发生的惟一模式。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

■过冲与崩溃

如果来自于极限的信号或者反馈被延误，并且如果环境在超载时被不可逆转地侵蚀的话，那么日益增长的经济将会超越其承载能力，从而降低其资源基础，并走向崩溃（见图4-9d）。

过冲与崩溃的结果是永久枯竭的环境以及远比环境未超载情形下低得多的物质生活水准。

过冲与振荡和过冲与崩溃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系统中侵蚀反馈圈的存在。这些是最坏的正反馈圈。正常情况下，它们处于休眠状态，然而当形势变坏时，它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系统向下引导从而使它变得更坏。

例如，全世界的草原上都有着吃草类动物在共同进化，例如水牛、羚羊、骆驼或者袋鼠。当草被吃光时，剩余的茎和根会从土壤中吸收更多的水和营养并供给更多的草。食草类动物的数量是由肉食类动物的数量、季节迁移和疾病决定的。生态系统并不一定会被侵蚀。但如果肉食类动物减少、迁移受到阻碍或者草地过度放牧的话，那么食草类动物的过量生长会把草吃尽到连草根都不留。这样的话，就会有迅速的侵蚀。

绿色植物越少，对土壤而言其覆盖物就越少。随着覆盖物的减少，土壤开始被风吹走或者被雨水冲刷走。土壤越少，则能够生长的绿色植物也就越少。绿色植物的丧失使得更多的土壤被侵蚀掉。诸如此类……于是土地肥力呈螺旋式下降直到牧区变成沙漠。

在World3模型中有许多侵蚀反馈圈。例如：

·如果人们变得更加饥饿，那么他们会加大对土地的利用强度。这在短期内会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其代价是土壤维护的长期投资。土壤肥力的降低从而使得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

·当问题似乎是要求更多的工业产出时（例如，污染要求更多的减少污染的设备，饥荒要求更多的农业投入，或者资源短缺刺激新资源的勘探与开采）可用的投资可能被分配用于解决紧迫的问题，而不是维持现有工业资本防止因折旧而减少。如果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资本工厂开始削减，那将会使得未来可用的工业产出数量进一步减少。产出的削减可能导致进一步推迟维护和工业资本存量的进一步下降。

·在日益削弱的经济里，人均服务可能下降。家庭计划生育方面的支出减少会最终导致生育率的上升。这促使人口进一步增长，进而又进一步降低了人均服务。

·如果污染的水平上升得太多，它们可能侵蚀污染吸收机制本身，从而降低了污染吸纳能力并使污染的累积速度进一步提高。

上面最后一种侵蚀机制，即对于吸纳污染的自然机制的损害，尤其具有迷惑性。三十多年以前当我们第一次设计World3模型时，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在那个时候，我们头脑中有着这样一种相互作用，即随着杀虫剂大量进入水体，杀死了正常而言能够清理有机垃圾的组织，或者释放出二氧化氮和其他易挥发的有机物质进入空气之中，它们就会相互作用形成更具破坏性的光化学雾。

从那以后，地球污染控制设施退化的例子也就为人所共知了。其中之一就是短期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碳，明显损耗了空气中羟基放射物作为清理剂的能力。这些羟基放射物通常情况下会与温室气体甲烷相互作用并破坏它们。当空气污染使它们在大气中减少时，甲烷的浓度就会上升。通过破坏污染清洁机制，短期空气污染会使长期气候变得更差。[1]

另一个这样的过程是空气污染弱化或者破坏了林地的吸纳能力，因而减少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汇。第三种过程是酸化来自于化肥或者工业排放对于土壤的影响。在正常的酸度水平上，土壤是污染的吸收剂。它们吸纳并隐匿毒性金属，使它们远离溪流和地下水，从而远离有机生命体。然而这些吸附功能在酸性条件下却被破坏。斯蒂格利阿尼（W.M.Stigliani）1991年描述了这一过程：

随着土壤变成酸性，长时期内（比如说几十年或者一个世纪）累积和存储起来的有毒重金属可能被激活并迅速潜入到地下水和地表水中或者被植物吸收。由酸性分解而导致的欧洲土壤的持续酸化已经成为对重金属泄露的实际担忧的一个明显根源。[2]

除了在World3模型中我们已经包括的那些之外，在“现实世界”里，还有许多其他的正反馈圈具有产生迅速侵蚀的潜能。我们已经提及了物质系统和生物系统的潜在侵蚀。一种不同类型的例子是社会秩序的崩溃。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们相信其国内各个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可接受的，那么他们就会利用权力在他们与大多数民众之间形成更加悬殊的收入差异。这种不平等可能导致中产阶级的沮丧、愤怒和抗议。抗议可能会招致镇压，而镇压使精英们进一步从大众中隔离出来，并且使强权者更认为在他们和大多数民众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具有合理性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收入不平等上升着，愤怒和沮丧增长着，而这些可能导致更强有力的镇压。最终，可能导致革命和垮台。

对任何种类的侵蚀机制加以量化都是困难的，因为侵蚀是与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相关的一个全系统现象。它只表现于存在压力的时期。等到它已经变得明显起来时，想要阻止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尽管会有这些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可以自信地说，任何包含了潜在侵蚀过程的系统也同时包含了崩溃的可能性，如果它被过度压制的话。

从一个局部规模来看，过冲与崩溃可以在沙漠化、金属或地下水耗尽、农业土壤或者林地被长期存留的毒性垃圾毒化以及某个物种的灭绝过程中被人们注意到。废弃的农场、荒芜的矿场和孤独的工业垃圾堆都证实了这一系统行为的“真实性”。从一个全球的规模来看，过冲与崩溃可能意味着气候控制、纯化空气与水源、再生生物群落、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把废物转变成养分的这一巨大自然支撑循环圈的瓦解。当我们1972年第一次发布我们的研究结果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在全球规模上对于自然过程的破坏是无法想象的。现在它已经成为新闻头条的标题、科学会议的焦点和国际谈判的对象。[3]

[1]参见“New Cause of Concern on Global Warming”New York Times,February 12，1991。

[2]W.M.Stigliani，“Chemical Time Bombs，”Options（Laxenburg,Austri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september 1991），9.

[3]除了第5章描述的对臭氧层破坏进行的研究和谈判、第3章提到的全球气候变化外，还有很多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和世界气象组织（WMO）资助的关于全球变化的研究项目。它们包括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做出了很多努力，如美国气候变化研究计划。

■World3模型：两个可能的场景

在World3模型模拟的世界里，主要的目标是增长。在World3模型里，人口将只有在已经变得非常富裕的时候才会停止增长，经济只有当它已经进入极限时才停止增长，其资源会减少并随着滥用而恶化，连接并告知决策的反馈圈包含了一定的时滞，其物质过程具有相当巨大的能量。因此，得出以下结论并不令人意外，即模拟世界最可能的行为模式就是过冲与崩溃。

图4-11中的图形展示了World3模型当它“照现在的样子”运转时的行为，我们认为其中的数字是对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平均情形的“真实”描述，没有做异常的技术或者政策假设。在1972年我们把它称为“标准模拟”。我们并没有把它视为最可能的未来，我们自然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预测给出。它只是一个开始的地方，一个用于比较的基础。不过许多人对“标准模拟”的深刻印象比后面的模拟场景重要得多。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再度发生，我们将把它称为是“参考点”，并用数字来指代每一个模拟场景：这是场景1。

图　4-11　场景1：参考点

注：世界社会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发展着，没有对于20世纪大多数时期内所执行政策的任何重大偏离。人口和生产不断增长，直到被日益难以获得的不可再生资源阻挡而停止。越来越多的投资需要用于维持资源流。最后，经济中其他部门投资资金的缺乏导致了工业产品产出和服务的减少。随着它们的下降，粮食和健康服务也会减少，降低了预期寿命并提高了平均死亡率。

在场景1中，只要没有重大的政策变化，社会会沿着跟以往一样非常传统的路径前行。场景1跟踪了正同我们所知道的贯穿整个20世纪历史的宽泛概略。粮食产量、工业产品和社会服务的增加对应于明显的需求并受制于资本的可获得性。没有非同寻常的付出，即超出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意义之外的付出来减少污染、保存资源或者保护土地。这一模拟世界试图把所有经历人口转型的人们都带入一个繁荣的工业经济社会。场景1中的世界随着服务部门的增长而得到了普遍的健康医疗和生育控制；随着农业部门的增长而获得了更多的农业投入并得到了更高的产出，随着工业部门的增长而排放出更多的污染，需要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并变得具有更高的产出能力。

在场景1中，模拟的人口从1900年的16亿增长到2000年的60亿，到2030年时超过70亿。总工业产出在1900~2000年之间扩张了几乎30倍，并且从那以后到2020年每年增长10%。1900~2000年，人类仅使用了地球不可再生资源总量的30%，到2000年时，这些资源的70%以上都保存着。污染水平在模拟的2000年已经开始显著上升，超过1900年水平的50%以上。2000年的人均消费品高出1990年15%，几乎高出1900年水平的8倍。[1]

在场景1中，如果把图形的右半部分盖住，你就仅可以看到2000年以前的曲线，模拟的世界看上去非常成功。预期寿命日渐提高，人均服务和产品正在增加，粮食总产量和工业总产出正日益提高。平均人类福利正日益持续增长。不过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污染水平持续上升，人类生态足迹亦是如此。人均粮食量正停滞不前。然而总体上说，这一系统依然在增长，主要变化的一些指标已经在前面给出。

接着，突然间，在进入21世纪的数十年之内，经济的增长出现停滞并且相当突然地发生逆转。增长趋势的这种不连续性主要是不可再生资源迅速上升的成本导致的。这种成本的上升是通过各个经济部门以投资资金日益稀缺的形式来表现和起作用的。让我们来跟踪这一过程。

在模拟的2000年里，地下剩余的不可再生资源若以2000年的消费率来计算的话可以持续60年。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严重的资源极限。然而到了2020年，剩余资源只能够维持30年的供给了。为什么这种短缺会上升得如此迅速呢？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工业产出和人口的增长提高了资源的消费，同时降低了资源的存量。2000~2020年，人口增加了20%，而工业产出增加了30%。在场景1的这20年间，日益增长的人口与工业工厂所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几乎相当于全球经济在此前一个世纪的使用量！自然地，于是需要更多的资本用于发现、开采和提炼剩余的不可再生资源——以不断的努力把世界进一步向前推动。

在场景1中，随着不可再生资源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资本就转而去生产更多的资源。这就使得越来越少的工业产出投资于维持较高的农业产出和进一步的工业增长。最终，大约在2020年，投资于工业的资本将无法再赶上折旧。（这是物质投资和折旧，换句话说，磨损并过时，在账本上已经没有货币折旧了。）其结果就是工业产出的下降，而这又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经济无法停止把资本用于资源部门。如果经济确实停止把资本用于资源部门，那么材料和燃料的稀缺将会更加迅速地限制工业的生产。

因为维护和保养被耽搁，工业工厂开始减少，与之相伴的是维持资本存量增长和经济中其他部门生产率所必需的各种工业产品产出的下降。最终，日渐萎缩的工业部门强迫服务和农业部门萎缩，因为它们依赖于工业投入。在场景1中，工业的萎缩对于农业有着特别严重的影响，由于土地肥力在2000年以前由于某种程度的过度使用而退化，其结果，粮食生产就主要由诸如化肥、杀虫剂和灌溉设施等工业投入来弥补这种退化的方式加以维持。随着时间的变化，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因为人口持续在增长，这又归因于年龄结构和社会调整生育标准过程中的内在时滞。最终，大约于2030年，人口达到峰值，然后，随着粮食和健康服务的缺乏而导致死亡率的上升，人口开始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在2010年的时候是80岁）也开始下降。

这一场景描绘了一场“不可再生资源危机”。这并不是一种预测。它并不意味着去预测模型变量中任何一个的精确值，也不预测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我们并不相信它代表了“现实世界”最可能的结局。一会儿我们将展示另一种可能性，在第6章和第7章中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关于场景1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强烈的结论就在于它描绘了系统可能的一般行为模式——如果影响未来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政策类似于在20世纪后占主导地位的那些政策的话，如果技术和价值继续以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方式演化的话，以及如果模型中的不确定数字大致正确的话。

那如果我们的假设和数字不正确的话又会怎样呢？举例来说，地下有待于开发的不可再生资源实际上是我们在场景1中假设的两倍的话，这又会产生什么差异呢？这一检验在模拟场景2（见图4-12）中予以展示。

图　4-12　场景2：更加丰富的不可再生资源

注：如果我们把场景1中的不可再生资源翻番，并进一步假设资源提炼技术的进步能够延缓成本上升的到来日期的话，那么工业能够再多增长20年的时间。人口在2040年达到80亿的峰值，消费水平则更高。然而由于污染水平飙升（超出了图形范围！）降低了土壤收益，要求在农业恢复方面有更大规模的投资。由于粮食短缺和污染导致的负面健康影响，人口最终会下降。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相比于场景1，资源耗尽在这次模拟中发生的时间要晚得多，允许增长过程持续更长的时间。扩张持续了另外20年，足以使工业产出和资源使用量成倍增长还多。人口的增长也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在模拟的2040年达到最高峰，超过80亿的规模。尽管有这些扩张，模型的总体行为依然是过冲与崩溃。崩溃现在主要来自于全球环境的密集污染。

更高水平的工业产出导致污染大规模地增长，场景2中的污染水平相比于场景1要晚50年时间达到峰值，污染水平大约是后者的5倍。这一上升的部分原因在于更高的污染发生率，部分原因是由于污染吸纳过程正日益受损这一事实。约在2090年的峰值水平上，环境中污染物的平均生命时间相比于它在2000年的数值已经翻了三番。化肥、杀虫剂和其他农业投入的大规模投入进一步提高了生态足迹。

污染对于土地肥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场景2中，经过21世纪前半期的演变，土地肥力已经急剧下降。尽管用于对付这种损失的投资在日益增加，然而对于土地肥力恢复的影响并不足以防止2030年以后收益和粮食产量的急剧下降。由此导致死亡率上升。同样，更多的资本被分配用于农业部门，目标在于制止饥饿——尽管这是徒劳的尝试。最终，由于缺乏再投资，工业部门停止增长。

场景2描述了一场“全球污染危机”。在21世纪的前半期，污染水平上升到足以影响土地肥力的程度。在“现实世界”里，这是可能发生的，其途径可能是通过重金属或者持久化学物质对土壤的污染，或通过气候变化改变增长模式，并且改变的速度快于农民们能够适应的节奏，或者通过由于臭氧层消失而导致紫外线辐射的加强。土地肥力在1970~2000年只有轻微的下降，然而这种下降幅度从2000~2030年增加了20%，到2060年，土地肥力值只是它2000年水平的一小部分。同时，土壤侵蚀水平也很高。到2030年，总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导致经济把更多投资转移到农业部门以维持粮食的充足。然而，由于污染的破坏太严重，粮食生产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到21世纪的后半期，由于污染水平上升到如此高的程度，与粮食稀缺影响相伴而来的是平均预期寿命被迫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人类生态足迹相当大，直到崩溃的发生使它缩回到与20世纪近似的水平上。

哪一种是更有可能的未来？场景1还是场景2？如果说有回答这一问题的科学方法的话，那么这将取决于有关地下未被发现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实际”数量的证据。然而我们却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数字。在任何情形下，总是有许多更不确定的数字需要检验，总有许多技术和政策变化需要尝试。我们将在第6章和第7章中谈论到这些。World3模型迄今为止告诉我们的是模型系统有过冲与崩溃的倾向。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在我们尝试的数千种模型模拟过程中，过冲与崩溃是最为频繁出现的（但却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对于导致这一行为模式的各种原因应该是相当清楚的。

[1]人均消费品这个词代表的是工业产出中的一部分——消费商品（如汽车、家电或服装）。它大概占工业总产出的40%。它不包括食物、服务或投资，这些都是另外计算的。在模型中，消费商品、工业产出和服务代表的是真实的物质的东西，它们按美元计算，因为这是经济数据的惟一标准。在最初的模型中，我们以1968年的美元来衡量每样东西，而且我们发现没有必要去改变这种方法，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福利度量。考虑到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以1968年美元而得出的度量（价值是2000年美元的4倍），我们将本书的讨论限制在相对经济条件上。

■为什么会发生过冲与崩溃

如果人口和经济以某种不可持续的速度不断提取资源或者排放污染的话，那么它们会处于过冲的边缘，不过却还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情形，即施加于支撑系统之上的压力强大到足以降低提取或者排放的速度。换言之，当人类生态足迹高于可持续水平时，人类就处于过冲状态，但这种过冲状态并没有高到足以导致产生人类生态足迹下降的变化的程度。

过冲来源于反馈的滞后。系统中的决策制定者并没有立刻得到或者相信极限已经被突破的信息并基于该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过冲是可能的，因为还有累积的资源存量可以用来提取。例如，如果你在银行账户上已经存有一些钱财，那么你每个月可以花得比你当月挣的还多，这至少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你可以让浴盆放水的速度快于从水龙头补水的速度，至少直到你已经耗尽了浴盆中的最初存水量。你可以从森林中砍伐木材，砍伐速度快于森林的年生长率，只要你开始砍伐的森林具有一定木材存量，也就是说已经生长并且积累了数十年的木材量。你可以也蓄养足够多的牧群直到过度放牧，或者建造足够多的渔船直到过度捕捞，只要有初始积累的牧草和鱼群储量并且过去并没有得以开发利用。初始存量越大，则过度的水平可以越高，持续时间可以越长。如果社会只是从存量的可获得性而不是从再生率来获取相应的信号，那么它就会步入过冲状态。

物理要素也会造成预警信号的时滞，它是对预警信号反馈滞后的另一个来源。因为森林再生长需要时间，人口达到一定年龄需要时间，污染物通过生态系统达到某种状态需要时间，污染的水源再次变得洁净需要时间，资本工厂折旧需要时间，人们受教育和再培训需要时间，系统无法一夜之间变化，即使在它察觉并且认识到问题之后亦是如此。为了正确地引导，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系统需要被提前关注，至少远在其动力能够承载它之前。船只转弯花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雷达就必须看得越远。全球的政治系统和市场系统却看得并不够远。

过冲的最后一个根源在于对增长的追逐。如果你正驾驶一辆汽车，车窗有雾或者刹车失灵，那么你为了避免过冲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速度降下来。显然你不会坚持要加速。反馈方面的滞后是可以处理的，只要系统并不是运行得太快以至于在它达到极限之前无法获得信号和做出反馈。持续的加速会把系统带入某个它无法及时反应的时点上，无论系统是多么聪明、多么富有远见以及设计得多么精巧。当一辆汽车高速行驶时，即使是有着极为娴熟驾驶技术的司机也是不安全的。增长得越快，过冲水平就越高，则跌落得也就越厉害。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系统都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尽可能高的增长率。

最终把过冲转化成崩溃的是侵蚀，辅之以非线性因素。侵蚀是在没有迅速加以补救的条件下能够使自己倍增的一种压力。非线性就像在图4-2和图4-7中展示的那样，等同于临界线，一旦越过之后，系统的行为就会突然变化。一国可以开采铜矿深入至越来越低的等级层，然而在达到一定的等级之后开采的成本会突然剧增。土壤在刚开始被侵蚀的时候可能对作物没有影响，直到土壤变得比作物的根系区域还要浅的时候。接着，进一步的侵蚀就将迅速导致沙漠化。临界的出现使得反馈滞后的后果更加严重。如果你正驾驶着一辆车窗起雾并且刹车失灵的汽车，那么转弯较急的道路意味着你需要驾驶得更慢一些。

任何人口-经济-环境系统，如果存在反馈时滞并且物理反应较慢，如果有临界和侵蚀机制并且增长迅速的话，那么它实际上是难以驾驭的。无论其技术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其经济多么有效率，无论其领导人多么聪明，它都无法引导自己远离灾难。如果它经常试图加速的话，那么它将会过冲。

顾名思义，过冲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即来自于环境的滞后信号并没有强烈到足以强制实际增长停止。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能否知道自己是否处于过冲状态？资源存量的下降和污染水平的上升是最初的线索，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征兆。

·用于补偿先前由自然界无成本提供的服务（例如，污水处理、空气净化、水的净化、洪涝控制、害虫控制、土壤养分的恢复或者物种的保留）的损失的资本、资源和劳动力。

·从最终产品生产到发掘稀缺资源，各种资本、资源和劳动力都将从更远、更深、更稀疏的地方去获取。

·使用更低质量、更少、更分散、更没有价值的资源的技术发明，因为更高价值的资源已经用尽。

·自然污染清洁机制的削弱，污染水平的上升。

·资本折旧超过投资，因此资本存量在下降，特别是具有较长持续时间的基础设施。

·军事或工业部门旨在获取、保证和防御日益集中于更少、更偏远或者日益具有冲突性的地区的资源，而对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了满足紧迫的消费、投资或确保需求，或者用于偿还债务，而延缓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教育、健康医疗、居所）。

·债务占年实际产出百分比日益上升。

·损害健康和环境方面目标的实现。

·日益上升的冲突，特别是有关源和汇方面的冲突。

·随着人口无法再购买到其实际想要的东西，相反，只能购买到其能够支付的东西，消费模式正日渐转移。

·随着精英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集权政府的政策工具来保存或者增加他们对日益减少的资源基础的占有份额，这些政策工具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欢迎。

·自然系统日益增加的“混乱”，“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严重，因为环境系统的弹性越来越弱。

在“现实世界”里你是否观察到了此类征兆？如果你观察到了，那么你就应该怀疑你的国家正处于过冲的较高阶段。

一段时期的过冲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导致崩溃。然而，如果想要避免崩溃，却需要有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资源基础必须迅速加以保护，对于资源的消耗必须急剧缩减。过高的污染水平必须下调，排放率必须削减至可持续的水平之下。也许并不必然需要减少人口或资本，或者降低生活水准。必须迅速降低的是物质与能源的吞吐量。换句话说，人类的生态足迹必须降低。幸运的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观点来看），当前全球经济中有如此多的浪费和无效率，以至于还有巨大的潜力在降低足迹的同时依然维持甚至提高生活质量。

总之，在World3模型中有许多中心假设都使得它具有过冲与崩溃的倾向。如果你不赞同我们的模型、我们的理论、我们的表述或者我们的结论，那么以下这些是争论的要点：

·物质经济方面的增长被认为是必需的，这是我们政治、心理和文化系统的核心。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一旦开始，就会趋于是指数型。

·维持人口和经济的物质与能源是有物理极限的，吸纳人类活动垃圾产品的汇是有极限的。

·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经济获得了许多有关物理极限的扭曲的、有噪声的、滞后的、混乱的或者被掩盖的信号，而针对这些信号的反馈存在时滞。

·系统的极限不仅仅是有限的，而且当它们过度负荷或者过度使用时是可侵蚀的。此外，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越过临界线之后损害程度会急剧上升并且变得不可逆转。

探讨过冲与崩溃的这些原因也给出了避免它们的一系列方法。为了改变系统从而使它变得可持续并且可控制，同样的结构特征必须加以扭转：

·人口与资本的增长必须放慢并最终停止，这要通过人类基于对未来问题的预期而不是通过已经被突破的外部极限的反馈来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

·能源和物质的吞吐量必须通过急剧地提升资本的效率来加以缩减。换言之，生态足迹必须通过非物质化（更少地利用能源和物质来获得同样的产出）、公平程度的提升（把利用能源与物质的收益在富人和穷人间重新分配）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降低需求或者把消费转向对物质环境负面影响更少的商品和服务）来加以缩减。

·源和汇必须保留，只要可能，都要恢复。

·信号必须加以改进，反应速度必须提高；社会必须看得更长远一些，并使现有的行动基于长期的成本与收益之上。

·侵蚀必须加以预防，已经存在侵蚀的地方，需要使其放慢并加以逆转。

在第6章和第7章里我们将表明这些类型的变化是如何能改变World3模型过冲与崩溃的倾向的——而且，我们相信并且希望世界如此。然而，首先，我们将在第5章短暂地偏离，看看我们已经在本章中给出的说明所有动态原则的故事——这是提供了希望基础的一个故事。

第5章　从超越极限中返回：臭氧的故事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以这样或那样方式置身于改变大气同温层化学构造的大规模试验之中，尽管我们对于可能导致的生物或者气候结果是什么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F.谢尔伍德·罗兰德（F.Sherwood Rowland），1986

在本章，我们将提供一个有用的故事，一个关于超越了重要的极限、观察到其后果、然后艰苦斗争并成功地把人类活动恢复到可持续水平之下的故事。这个故事所关注的是同温臭氧层吸纳人类制造的氟氯化碳（CFC）化学物质的有限能力。[1]这一故事的最后结局至少在数十年之内不会写就。然而，迄今为止，讲述这个故事给出了希望的基础。它表明，不同的人群和制度，在面临共同的人类失败时，可以在全球规模上走到一起，来诊断一个过冲问题，然后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社会将能以相对更小的牺牲来接受生活于极限之内的必要性。

臭氧故事的主要情节如下。科学家们拉响了关于臭氧层正在消失的第一波警告，接着人们跨越政治界限组织起来开展了有效的研究工作。然而他们能够这么做仅仅是在他们设法超越了自己的观念盲区和对于政治过程的陌生之后。消费者们迅速组织起来以扭转有害的趋势，然而仅有他们的行动并不足以形成对于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政府和公司起初充当了绊脚石和唱反调者的角色，然而随后它们中的一些人作为有胆识并且无私的领导者出现。环境主义者们常常被认为是极端的杞人忧天者，不过在这个情形里他们被证明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个故事里，联合国展示了它把关键信息向世界传递和提供中立的平台以及作为老练的协调者的能力，各国政府都在围绕着一个不可否认的国际问题共同努力。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的国家发现臭氧危机是争取其自身利益的一种新力量，在它们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得到保证之前，它们拒绝合作。

最终，世界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已经超越了一个严重的极限。冷静下来后，尽管不愿意，它们还是同意放弃一系列有利可图并且颇有用途的工业产品。在任何经济、生态或者人类损害被观察到之前，在完整的科学定论出来之前，它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可以说它们行动得比较及时。

■增长

氟氯化碳（CFC），最早发明于1928年，是有史以来人类合成的最有用的复合物中的一些。或许因为它们在化学上是如此的稳定，它们看起来对任何生物都没有毒害。它们不会燃烧或者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侵蚀材料。它们有着较低的热传导性，因此当它们被吹塑成泡沫塑料来做热饮料杯、汉堡容器或者墙体绝缘板时，它们就成为优良的绝缘体。一些CFC在室温下蒸发并重新凝固。这一特性使得它们成为冰箱和空调的优异制冷剂。（用于这一用途时，它们最为人所知的商业名称是氟里昂。）CFC对于清洁金属而言是良好的溶剂，从电路板精细的微观空间到把飞机固定起来的螺丝钉。CFC制造起来并不昂贵，它们也可以安全地废弃（或许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只需把它们以气体的方式排放到空气之中或者通过在垃圾场把包含它们的产品加以焚烧就可以了。

正如图5-1所示，1950~1975年，世界CFC的生产以每年超过11%的速度在增长——几乎每隔6年就翻一番。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部门每年生产100万吨的CFC。仅仅在美国，CFC冷冻剂就在1亿台冰箱、3000万台冷冻箱、4500万台家用空调、9000万台汽车空调和数十万计的用于饭馆、超市和冷藏车上的冷却器里发挥它们的功效。[2]北美人或是欧洲人平均每人每年用掉0.9公斤的CFC。中国或印度的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用掉的CFC则小于0.03公斤。[3]对于在北美、欧洲、俄罗斯和亚洲的许多化学公司而言，这些物质是重要的收入来源。数以千计的公司把它们视为自己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投入。

图　5-1　世界氟氯化碳生产

注：CFC的生产增长迅速，直到1974年当有关推测它们对臭氧层影响的第一批论文出现时。随后的减少是由于环境激进主义者们抵制含有CFC的气溶胶喷涂罐，后者在美国于1978年被禁止。在1982年之后，CFC其他用途的扩展导致生产短暂上升。1990年，随着国际社会分阶段停止CFC行动的开始，其产量开始下降。HCFC依然允许作为替代品，这类化学物质的分阶段停止一直被安排到2030~2040年期间。

资料来源：另类氟氯化碳环境认可研究。

[1]各种含氯元素和溴元素的化学物质可以破坏同温臭氧层，如作为土壤薰剂的溴化甲烷和作为清洁溶剂的四碘化碳。但最大的威胁来自氟氯化碳（CFC），一种含氟、氢和氯的化合物家族。它们是很多研究的主题，也是国际上控制措施的焦点。我们会继续关注。

[2]Arjun Makhijani,Annie Makhijani,and Amanda Bickel,Saving Our Skins：Technical Potential and Policie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Ozone-Depleting Chlorine Compounds（Washington,DC：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September 1988），83.可以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获得，218 O Street SE,Washington,DC 2003.

[3]同上，第77页。

■极限

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是一种被称为是臭氧的不可见气体——三个氧原子结合在一起（O_3），它不同于普通的由两个氧原子构成的氧（O_2）。臭氧是如此容易起反应以至于它会攻击并氧化它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东西。大气层的底部给臭氧提供了它能够起反应的相当密集的颗粒和表面。其中令人关注的是植物组织和人类的肺。接近地球表面的臭氧是一种具有破坏性但持续时间较短的空气污染物。然而，在大气层的顶端，臭氧分子正常情况下能够遇到的东西非常之少，它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通常是50~100年。臭氧是不断地通过阳光对普通氧气的作用而在大气层较顶端位置产生的。因此“臭氧层”已经在地球上方累积了6~20英里的高度。

臭氧层富含臭氧，这只是与大气层中其他地方这种气体的稀缺相对而言的。在臭氧层中，只有十万分之一的分子实际上是臭氧。然而这种浓度已经足以吸收大多数源于太阳光照射中一种特别有害的被称为UVB的紫外线（见图5-2）。UVB射线是一小束能量弹，它所具有的频率正好能够拆散有机分子——构成所有生命的分子，包括承载了生命复制代码的DNA。因此，臭氧层是具有重要功能的薄纱。

图　5-2　大气层对光的吸收

注：源于太阳光照射的紫外线几乎全部被大气层中的氧气和臭氧吸收。臭氧特别吸收被称为UVB范围内的辐射，它对于生命体而言是有害的。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如果生命有机体被UVB击中，一种可能性就是产生癌症。很早以来人们就通过实验得知UVB能导致动物患皮肤癌。几乎所有人类皮肤癌都发生于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部位。它们尤其发生于那些具有金色皮肤的人们身上，这是因为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户外活动。澳大利亚人皮肤癌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按照现在的发病率，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半数在他们的生命时间内都会患上某种皮肤癌。最致命的一种叫恶性黑素瘤，是年龄在15~44岁的澳大利亚人最常见的癌症。[1]科学家们估计，臭氧层每减少1%，就会导致地球表面UVB辐射增加2%，皮肤癌发生率则提高3%~6%。[2]

UVB辐射使人类皮肤置于双重危机之下。它不仅可以诱发癌症的产生，并且还会抑制免疫系统与癌症、疱疹和其他感染性疾病抗争的能力。

除了皮肤，身体暴露于阳光之下最多的就是眼睛。UVB射线能够灼伤眼角膜，导致一种被称为“雪盲”的痛苦症状，这一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影响到在海拔地区的滑雪者和登山者们。偶尔的雪盲是相当痛苦的，重复的雪盲会永久性地降低视力。UVB射线也能破坏视网膜并在眼球体内产生白内障。

如果更多的UVB射线到达地球表面，那么任何把眼睛和皮肤暴露于阳光之下的动物都会遭受与人类同样的影响。有关UVB其他影响的详细研究刚刚开始，不过其中的一些结论已经很清楚：

·单细胞和非常小的有机体比大的有机体更容易受到损害，因为UVB只能穿透数层细胞。

·UVB射线只能够穿透海洋顶层数米区域，然而这正是大多数水生微生物有机体生活的区域。研究表明，这些小的、浮游的植物和动物对于UVB辐射很敏感。[3]现在尚未达到一致意见的是UVB对于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后果以及大致的影响有多大。然而这些微生物有机体是大多数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UVB的增加能够影响到许多海洋物种。

·暴露于UVB射线下会减少绿叶面积，降低植物高度和削弱绿色植物中的光合作用。不同农作物对于UVB辐射的反应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然而就已经研究过的一些农作物而言，60%会随着UVB辐射增强而产量减少。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臭氧层缩减25%，那么大豆的产量会相应减少20%[4]。

·紫外线辐射显著地使户外的聚合物和塑料制品降解，它是低水平臭氧形成的一个因素，而后者又是城市烟雾的组成部分。

生命体在进化过程中已经产生多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紫外线的伤害——色素沉淀、毛发或者鳞片覆盖、修复受损害的DNA以及促使敏感的生物躲避强烈光照的行为模式。由于这些保护措施在一些物种身上发挥得比另一些物种身上更好一些，因此臭氧层削弱的一个后果可能是一些物种数量的减少或者灭绝，而另一些物种数量则增加。食草动物的增长可能会超过草料的供给而导致平衡的破坏，类似地，会导致虫害之于它们天敌的失衡，寄生虫之于它们宿主的失衡。每一种生态系统都将以无法预料的方式来感受臭氧层消失的影响，特别是如果其他变化（例如全球变暖）也在同时进行的话。

[1]B.K.Armstrong and A.Kricker，“Epidemiology of Sun Exposure and Skin Cancer，”Cancer Surveys 26（1996）：133-153.

[2]例见Robin Russell Jones，“Ozone Depletion and Cancer Risk，”Lancet（August 22，1987），443；“Skin Cancer in Australia，”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May 1，1989）；Alan Atwood，“The Great Cover-up，”Time（Australia），27 February 1989；Medwin M.Mintzis，“Skin Cancer：The Price for a Depleted Ozone Layer，”EPA Journal（December 1986）。

[3]Osmund Holm-Hansen,E.W.Heibling,and Dan Lubin，“Ultraviolet Radiation in Antarctica：Inhibition of Primary Production，”Photochemistry and Photobiology 58，no.4（1993）：567-570.

[4]A.H.Teramura and J.H.Sullivan，“How Increased Solar Ultraviolet-B Radiation May Impact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Washington,DC：Climate Institute，1989），203.

■初始征兆

1974年，两篇科学论文独立发表，它们都表明存在对臭氧层的某种威胁。一篇认为同温层中的氯原子可能是臭氧的强有力破坏者。[1]第二篇则认为CFC正涌向同温层并且正在分解释放出氯原子。[2]把它们综合起来，这两篇论文预测认为，人类的CFC使用可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由于它们的惰性和不可溶性，CFC并不溶于雨水之中或者与其他气体发生反应。抵达大气层底部的阳光波长部分也不能拆分结构稳定的碳氯和碳氟复合物。恐怕CFC分子能够从大气层中被清除的惟一方式就是上升到足够高以让它遇到短波长的紫外线——这种光线由于臭氧和氧气的过滤作用而从未抵达地球的表面。这种辐射拆分了CFC分子，释放出自由的氯原子。

这正是麻烦的开始。自由的氯（Cl）能够与臭氧发生反应以生成氧和氧化氯（ClO）。接着，ClO与氧原子发生反应再次生成O_2和Cl。氯原子接着能够把另一个臭氧分子变成氧，然后再一次被生成（见图5-3）。

图　5-3　CFC是如何破坏同温臭氧层的

注：位于同温层较高位置的CFC分子被紫外光线拆分而释放出自由的氯原子（Cl）。这些原子与臭氧（O_3）发生反应生成氧化氯（ClO）。ClO接着能够与一个氧原子起反应再次释放出Cl，后者能够与另一臭氧分子起反应——以此类推。这一循环被一再重复下去，极大地降低了大气层中臭氧的浓度。

Cl原子能够通过这一系列反反复复的反应而得以循环，每次都会破坏一个臭氧分子。平均每个Cl原子在它最终从反应中被清除（通过与某种物质相反应，例如甲烷或者二氧化氮，它们固定住Cl原子并把它带回到地球）之前要破坏大约10万个臭氧分子。

[1]Richard S.Stolarski and Ralph J.Cicerone，“Stratospheric Chlorine：A Possible Sink for Ozone，”Canadian Journal of Chemistry 52（1974）：1610.

[2]Mario J.Molina and F.Sherwood Rowland，“Stratospheric Sink for Chlorofluoromethanes：Chlorine Atomic Catalysed Destruction of Ozone，”Nature 249（1974）：810.Molina和Rowland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

■时滞

过冲需要时滞，在臭氧系统中也存在许多时滞。Cl的持续再生意味着在它到达同温层一直到Cl原子最终停止分解臭氧这期间就已经过去了数年时间。另一种时滞是长期时滞，指在工业合成CFC原子到它达到同温层的顶端这段时期。对于一些用途而言（例如，气溶胶喷射剂），CFC在生产之后很快释放到空气中。对其他的一些用途而言（例如制冷剂或是泡沫绝缘体），CFC通常在其生产数年之后才释放进入到空气中。被释放之后，对所有的CFC分子而言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够被大气流带入到同温层。因此，在任何时间测量到的臭氧层的变薄都是许多年或者几十年以前制造的CFC带来的后果。

产生新知识和最终达成科学共识的过程也是充满了时滞的，尽管在这种情形下一些政治因素会缩短所涉及的时间。

预测臭氧层枯竭的两篇论文引发了对大气氯化研究的高潮。在美国，科学信息也迅速地把自己带入到政治过程中。这种情况的发生部分地是由于最初一篇论文的作者是美国人，他们忧心忡忡于他们的结论，因而非常热衷于使它们引起公众的关注（特别是谢尔伍德·罗兰德，他把这一问题带到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国会）。另一种在美国引起某种关注的因素是组织良好的环境运动。

当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理解了CFC-臭氧关联的含义后，他们就很快投入行动。他们通过谴责CFC在气溶胶喷涂上的使用作为他们行动的开始。他们认为，仅仅为了喷洒除臭剂和剃须膏的便利而威胁地球上的生命是极其愚蠢的。对气溶胶罐的描述是过于简单了，因为非CFC气溶胶喷射剂也同样在使用之中，而且CFC还有许多其他用途。然而气溶胶罐被作为臭氧破坏者而被禁止，消费者们也对此做出了反应：气溶胶罐的销售急剧下降了60%之多。你可以在图5-1中看到结果；增长大约于1975年短暂停止。政治的压力启动了立法，以禁止CFC作为气溶胶使用。

当然，工业企业会抵制。1974年杜邦公司的一位董事在国会作证时说：“就目前而言，氯-臭氧假说纯粹是推测，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支持。”然而，他又说，“如果可靠的科学数据……表明任何含氯氟烃都无法在不对健康造成威胁的前提下加以使用的话，那么杜邦公司将停止这些复合物的生产。”[1]一直到14年以后，作为世界最大的CFC制造商的杜邦公司才尊重这一请求。

禁止CFC作为气溶胶使用的法律在美国于1978年通过。加之消费者们已经降低了气溶胶罐销售的行动，立法的禁止使得CFC制造量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度下降。然而，在大多数世界其他地方，气溶胶喷雾依然含有CFC，而且CFC的其他用途，特别是在电子行业的用途，依然持续上升。到1980年，世界CFC使用又回到其1975年的峰值并继续攀升（见图5-1）。

[1]引自Richard E.Benedick,Ozone Diplomac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2。

■过冲：臭氧洞

1984年10月，英国南极考察的科学家们在他们位于南极洲哈雷湾的观测站上测量到同温层中的臭氧已经减少了40%。每年10月份的臭氧测量值已经近十年处于持续下降（见图5-4）。然而科学家们一直不愿意相信他们所看到的。40%的下降似乎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基于对大气化学知识的计算机模型预测至多只有百分之几的下降。

图　5-4　南极洲哈雷站臭氧观测

注：南极洲哈雷观测站上方大气层臭氧的浓度，以南半球每年春天也就是太阳转向的10月份来测量的话，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持续下降，直到1985年宣告臭氧洞存在的论文发表。自那以后，10月份的臭氧读数仍在继续下降。

资料来源：J.D.Shanklin.

科学家们重新检查了他们的设备。他们寻找其他地方来验证他们的测量结果。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西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的一个观测站同样报告了同温层臭氧的大规模减少。

1985年5月，宣告南半球“臭氧洞”存在的历史性论文发表。[1]这一消息震惊了科学界。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就证明了人类已经超越了地球的极限。CFC的使用已经越过了可持续的极限。人类早就已经处于破坏他们的臭氧防护罩的过程之中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们慌忙检查由风云7号气象卫星产生的大气臭氧信息，该测量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着。风云7号气象卫星从未表明有过臭氧洞。回过头检查，NASA科学家们发现他们的计算机程序被设计成拒绝读入非常低的臭氧信息，因为它假定如此低的读数信息必然是设备误差。[2]

幸运的是，被计算机丢弃的测量信息是可恢复的。它们证实了哈雷观察站的各种观测值，表明10年来南极的臭氧水平一直处于下降过程。此外，他们提供了臭氧洞的详尽地图。它相当巨大，大约是美国大陆的面积，而且它每年都在不断变大、变深。

为什么会出现臭氧洞？为什么是在南极洲？这一发现对于整个地球对UVB辐射的防护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科学家们为此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一份关于氯是事实上的罪魁祸首的证据于1987年9月被收集，当时科学家们乘坐飞机从南美洲直接飞往南极并进入到臭氧洞中。随着他们的飞行，他们对臭氧和ClO进行了测量，结果如图5-5所示。臭氧的上升与下降几乎正好与ClO的下降与上升相对应。[3]此外，在“洞”内测量到的ClO浓度数百倍于能够正常被大气加以化学解释的水平。这正是通常被称为是“烟枪”的图形，即便对于CFC制造商来说，它也证明了臭氧洞并非是正常现象。它是大气受到高度干扰的一个标记，它是由人类生产的含氯污染物造成的。

图　5-5　随着活性氯的增加，极地臭氧则在下降

注：当NASA的ER-2科研飞机从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南纬53度）飞向南纬72度时，位于飞机上的设备同时测量了一氧化氯和臭氧的浓度。上面显示的数据收集于1987年9月16日。随着飞入臭洞，一氧化氯的浓度提高到许多倍于正常水平，而臭氧水平则急剧下降。这一发现有助于证明这一事实，即含氯污染物导致了臭氧洞。

资料来源：J.G.Anderson et al.

科学家们花了数年的时间去寻找臭氧洞形成的解释。扼要地说，以下就是解释。

由于南极洲被海洋包围着，风可以环绕大陆流动而不会受到陆地的阻挠。在南半球的冬季，它们形成了一个环绕极点的漩涡，这一漩涡把空气截留在南极洲上空并且使它们无法与大气的其余部分混合。漩涡创造了极地大气的化学“反应通道”。（在北极附近并没有如此强烈的漩涡，因此北半球的臭氧洞并不那么突出。）

在冬季，南极洲的大气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低达零下90摄氏度）。在这极度的寒冷状态下，水分蒸发，以细小冰晶形成的冰雾形式悬于空中。冰粒充当了催化剂，这些数不清的冰晶的表面促进了把CFC分解以释放破坏臭氧的氯的化学反应。

在南极洲冬季的黑暗中形成的氯原子并不马上进入到破坏臭氧的反应链中。事实上，每个氯原子只与臭氧反应一次形成ClO。两个ClO分子走到一起形成相对稳定的二聚物ClOOCl。这些二聚物累积起来，阻止了阳光的照射。[4]

每年的9月或者10月，是南极洲的春季，太阳辐射拆散了ClOOCl分子，释放出数量庞大的Cl，它们进入到臭氧中发挥作用。臭氧的浓度急剧下降。

渐渐地，回归的阳光驱散了环极点漩涡，允许南极的空气再次混合。臭氧枯竭的空气分散到地球的其他部分，南极上空的臭氧水平则几乎恢复到正常水平。

在北半球的春季，北极上空观测到更小的臭氧洞。人们预期这些离散的洞在其他地方不可能被找到，然而随着大气中气体的混合，整个地球之上的同温层的臭氧浓度都会下降。由于CFC和Cl在大气中较长的持续时间，这种下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一个世纪。因此，一旦人类越过了极限（定义为CFC的最大可持续排放率），即使排放立即停止，也注定会有很长一个时期低于臭氧保护免受UVB辐射的正常水平。过冲已经（并且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现实。

[1]J.C.Farman,B.G.Gardiner,and J.D.Shanklin，“Large Losses of Total Ozone in Antarctica Reveal Seasonal CIO/NO_2Interaction，”Nature 315（1985）：207.

[2]科学家看到比较低的臭氧读值而没有“看到”它们的这段时期很详尽地描绘于Paul Brodeur,Annals of Chemistry，71。

[3]J.G.Anderson,W.H.Brune,and M.J.Proffitt，“Ozone Destruction by Chlorine Radicals within the Antarctic Vortex：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CIO-O_3Anticorrelation Based on in Situ ER-2 Data，”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4（August 30，1989）：11，474.

[4]Mario J.Molina，“The Antarctic Ozone Hole，”Oceanus 31（Summer 1988）.

■下一步反应：行动的滞后

1985年对臭氧洞存在的宣告是否如同它激发科学家们那样激发了政治家们的关注，这在参与全球协商的人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限制CFC生产的国际争论已经在进行之中，然而它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在臭氧洞被宣布发现之前的两个月，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份给人印象良好的声明，即各国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臭氧层，然而它却没有设定时间表，也没有规定制裁措施。工业部门也放弃了对CFC替代品的研究，因为似乎并没有迹象显示在不久的将来会需要推出这些替代品。[1]南极的臭氧洞并没有明确地与CFC联系起来，一直到3年以后。

1985年3月的维也纳会议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到1987年蒙特利尔会议，47个国家的代表们签署了第一份国际臭氧层公约。这两次会议之间，在政治上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南极上空的臭氧洞显然具有心理作用，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被完全理解所以反而具有更加显著的作用。毫无疑问，臭氧层正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尽管还没有证据，然而却已经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去指责CFC是可能的罪魁祸首。

无论有没有证据，但如果不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话，很可能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UNEP主持并促成了国际政治协商过程。它的工作人员汇集并阐述了科学证据，并把这些证据向各国政府展示。它创办了一个中立的会议场所供高层讨论，并扮演了居间调停者的角色。当时的UNEP主任穆斯塔法·托尔巴（Mustafa Tolba）展示了相当高超的环境外交能力，在许多引起争论的场合中他保持中立，耐心地提醒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短期自私的考虑能够比得上地球臭氧层的完整这么重要。

谈判的过程远非轻而易举。[2]世界各国政府正面临着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尽管它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它尚未对人类健康或者经济造成任何可衡量的损害。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主要的CFC生产国试图阻止对于CFC使用的削减。关键的决策有时候依赖于非常细微的政治事件。例如，美国充当了强有力的领导者角色，这一角色曾经数次因里根政府内部激烈的分歧而几乎被削弱。美国内政部长唐纳德·霍德尔（Donald Hodel）公开说，只要人们愿意在外出时戴上宽边帽子和太阳镜的话，臭氧层将不再是个问题。这时这种分歧才进入到公众的关注视野。针对这一声明的国际嘲讽（包括那些描绘戴着帽子和太阳镜的牛、狗和树以及谷类植物的各种漫画）有助于管理当局的成员们说服总统认真考虑臭氧问题。

与此同时，UNEP继续施压。在欧洲和美国的环境团体对其政府进行督促的同时，科学家们也举办各种讨论会来对记者、国会议员和公众进行教育。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各国政府最终（而且令人意外地迅速）于1987年在蒙特利尔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议定书》，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

《蒙特利尔议定书》首先规定世界五种最广泛使用的CFC产品的产量应该冻结于1986年的水平，接着到1993年应缩减20%的产量，到1998年再进一步缩减30%。这种“20-30冻结”协议由所有主要的CFC生产商签署。

《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的缩减规模远比环境主义者们当时认为的政治上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然而，不久之后事实变得很明显，即它所号召的CFC缩减并不够。图5-6表明了如果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随后每一种议定书，伦敦、哥本哈根、维也纳和再一次的蒙特利尔，此后更多）的排放缩减程度的话，同温层中破坏臭氧的Cl的浓度将会有何种变化。尽管产量缩减了，然而已经生产却还没有释放出来的大量CFC存量，以及已经释放但却还没有到达同温层的CFC都将继续提升Cl的浓度。

协议脆弱性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并没有签署协议。大多数CFC工业制造商依然希望至少部分地维持它们的市场。

然而，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签订不到一年，人们测量到更大规模的臭氧消耗，“烟枪”证据也得以公布。此时，杜邦公司宣布它将彻底地逐步停止其CFC生产。1989年，美国和欧盟宣布到2000年之前，它们将停止所有五种最常用的CFC产品的生产。它们号召世界支持已经写入蒙特利尔文件中的限制，要求定期对臭氧形势加以重新评估，如果必要的话加以更加全面的测量。

进一步的协商之后，再一次由UNEP主持，来自9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于1990年相聚伦敦并同意到2000年逐渐停止CFC产品的生产。他们在分阶段停止清单中还加入了甲基氯仿、四氯化碳和氟哌丁苯，这些也都是破坏臭氧的化学物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拒绝签署这份协议，除非建立国际基金用于帮助它们获得向CFC替代品转换的技术支持。当美国不愿意捐助这笔资金时，协议几乎陷于失败，不过最终该基金还是建立起来了。《伦敦协议》中预期的同温层中氯（以及另外一种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溴）的变化情况如图5-6所示。

图　5-6　根据CFC排放而预测的同温层中无机氯和溴的浓度增长

注：过去以及预测的在不同政策条件下同温层中氯和溴的丰裕程度：没有协议时的情况、在原始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保障下的情况以及在后来附加的协议条件下的情况。继续以1986年水平生产CFC将会导致同温层氯的浓度到2050年提高8倍。最初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了更低的排放率，然而它依然允许了氯的水平以指数方式增长。《伦敦协议》逐渐停止了大多数但并不是所有的CFC使用，它依然将导致氯的水平大致于2050年开始上升。后续的已经渐渐强化了的对于与氯排放相关的化学物质使用的限制，促成了同温层中氯水平自2000年以后逐渐下降的预测。

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WMO）；美国环保署（EPA）；R.E.Bendick。

1991年春，北半球上空的卫星测量到新数据显示臭氧消耗比预期的要快两倍。在北美、欧洲和中亚这些人口过密的地区，缩减了的臭氧水平第一次被拓展至夏季，这个时候的辐射破坏很有可能对人类和作物造成伤害。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报告指出低于平均值的臭氧水平已经向南移动到西班牙的位置。

作为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的结果，以德国为主导的许多国家提出动议，以快于《伦敦协议》要求的速度来分阶段停止CFC和氟哌丁苯的生产。许多跨国公司，特别是电子和汽车行业的公司，也有同样的呼声。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宣布它们将不再利用它们的10年缓冲期，而是遵循与工业化国家同样的缩减方案。逐渐地，所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做出了同样的配合，当时所有的生产都计划于2010年停止。

在另一个协商过程中，即在1992年的哥本哈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字方同意把分阶段停止方案再一次推进——到1994年消除氟哌丁苯的新生产，到1996年停止CFC，并且对土壤薰剂溴化甲烷的排放要加以限制，这种对臭氧构成强有力破坏的物质在《伦敦协议》上并未加以讨论。根据那时候可以利用的大气模型，人们相信哥本哈根“紧缩”方案将比伦敦方案早10年把臭氧水平带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到2045年而不是2055年）。这将累计减少臭氧损失约28%，防止450万例皮肤癌和35万例目盲症。[3]后来这一点变得很清楚，即为了从根本上降低氯/溴的浓度，哥本哈根“紧缩”方案事实上是必要的（见图5-6）。

到1996年，157个国家已经成为这一紧缩协议的成员。能进一步做的已经很少了。1997年，也就是第一个议定书签署十周年之际，在蒙特利尔对协议做了细小的调整。臭氧层科学评估小组-1998（在世界气象组织和UNEP的领导下开展工作）[4]注意到，“基于臭氧消耗物质的过去排放情况和《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于未来最大许可量的预测，估计臭氧消耗的最高峰将介于至未来10~20年之间”。4年之后，在2002年的科学评估会议上，“南极洲臭氧水平到2010年将持续提高，预计在本世纪中期臭氧数量将恢复到1980年之前的水平”。[5]要对臭氧消耗的高峰年份（1995~2010年）施加影响已经为时太晚，因为那些引致它们消耗的物质已经慢慢飘向同温层。为了确保这一高峰确实是一个高峰并且臭氧层能够最终恢复，主要的任务就在于执行并强化议定书的内容。《蒙特利尔议定书》成员国会议继续召开并对协议做出了一些改进，例如，1999年在北京，与会者同意增加多边基金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限额方面的努力。当前，其他物质也正在被加入到这一体系中来，而与臭氧消耗相关物质的贸易正在被禁止。

到2000年，世界“CFC气体”的生产已经从1988年时超过100万吨的峰值水平下降到低于每年10万吨的水平（见图5-1）。[6]在国际协商开始的时候，工业部门已经以远低于任何人能够猜测到的费用和纷扰进行了调整，以配合分阶段停止这些重要化学物质的生产。最终的价格（包括了协商和实施的成本）据估计为400亿美元。[7]由于CFC也是温室气体，在这方面它们数千倍于二氧化碳，它们的分阶段停止也将有助于降低全球气体变化的速率。一种称为HCFC的具有更小破坏性的替代物，依然以每年50万吨的产量生产着（见图5-1）。

一直以来，有关同温层的信息不断出现——零零碎碎地出现。在1995年和1996年，北极上空臭氧浓度达到了历史新低，包括在西伯利亚上空出现45%的急剧下降。1998年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臭氧层冬季和春季的损失平均为6%~7%。在1998年秋季，南极上空的臭氧洞比以往测量到的更加大并且更深[8]——直到2000年和2003年又出现同样的声明。尽管臭氧洞增大的速度在逐渐降低，然而2002年世界气象组织的科学评估小组依然认为不能“断定（南极的）臭氧洞面积是否已经达到最大”——虽然他们坚持认为“臭氧层将在未来50年内逐渐恢复”。[9]

在21世纪的最初20年内臭氧层将处于最为危险的状态。如果《蒙特利尔议定书》和随后的协定得到尊重，如果非法制造得以停止，如果没有重大火山爆发（这也能够在短期内消耗同温层的臭氧），那么臭氧层将大约在2050年恢复到其初始状态。

而其障碍之一是CFC走私的上升。尽管美国和欧洲政府都禁止CFC的生产和新产品的进口，然而许多居民却愿意以较高的价格给他们的汽车空调或者制冷设备重新充氟。在美国，较高的特许权税被应用于新生产的CFC产品，旨在鼓励循环，然而却把价格抬得更高。那些条约允许可以继续生产CFC直到2010年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发现很难抵制如此有利的一个市场的诱惑。走私者们使用诸如把新生产的CFC贴标为循环生产等伎俩。美国司法部的报告指出，非法进口CFC的利润比非法进口海洛因的利润还要高——估计范围为每年2万~3万吨。[10]然而，这些却并没有足够多到打断总CFC生产的下降趋势。

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微小问题，世界已经大体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且已经在实施解决方案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虽然已经花了超过25年的时间，然而对过冲的成功反应显然是可能的。

[1]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时，杜邦公司放弃寻求CFC替代物的努力。

[2]J美国首席谈判代表Richard Benedick清楚而全面地描述了整个政治过程。见R.E.Benedick,Ozone Diplomacy：New Directions in Safeguarding the Planet，2nd ed.（Cambridge,MA,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同上，第215页。

[4]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Synthesis of the Reports of the Scientific Assessment Panel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Panel on the Impact of HCFC and Methyl Bromide Emissions，”Nairobi,March 1995，section 4.

[5]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Ozone Depletion：2002，”Global Ozon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Project Report 47，它可以从网站上获得（www.unep.org/ozone）。

[6]到那时为止，收集这项信息的联合国环境署停止形成整合的时间系列数据，因为它每年报告的水平都不一样。参见“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under the Montreal Protocol 1989-2000”（Nairobi：UNEP，2002）它可以从网站上获得（www.unep.ch/ozone）。统计数据的形成位于表1、表2、表18以及随后的表。

[7]F.A.Vogelsberg，“An Industry Perspective：Lessons Learned and the Cost of the CFC Phaseout，”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zone Protection Technologies,Washington,DC October 1996.

[8]Richard A.Kerr，“Deep Chill Triggers Record Ozone Hole，”Science 282（October 16，1998）：391.

[9]WMO，“Scientific Assessment，”xiv and xv.

[10]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orld Resources 1998-9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78.See also Tim Beardsley，“Hot Coolants，”Scientific American,July 1998，32.

■适应没有CFC的生活

外交在继续的同时，工业上的创造性正在推出缩减现有CFC释放和利用替代物的不同方式。这一问题的1/3已经通过保护得到解决，简单地减少了对于这些物质的需求。例如，增强了的绝缘能够减少对于制冷的要求；循环利用化学物质可以减少排放。1/3的解决方案依赖于替代品的临时使用，例如被称为HCFC的氢化CFC，它对于臭氧层的破坏只有CFC的2%~10%。在按计划到2030年逐渐停止之前，它的利用使人们有时间发现更加持久的解决方案。其余的1/3已经通过转向对臭氧层根本无害的替代物来完成。

由于1978年美国的禁止，制造商们已经采纳了其他种类的气溶胶喷射剂，它们的大多数被证明成本要低于CFC。正如大气化学家马里奥·莫林纳（Mario J.Molina）所说的那样，“1978年，当美国禁止把CFC作为喷雾器的推进剂时，专家们认为这种禁止将把大量的人置于失业的境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

当冰箱和空调中的制冷剂在起作用或者被丢弃时，它们被释放进入空气之中。现在循环设备捕获、净化并重新使用这些制冷剂。在美国，CFC循环（还有缺漏的修补）通过税收补贴而得到鼓励，这使得循环利用有利可图。当前的挑战在于在循环过程中把这种安全的替代物质从其消耗臭氧的前任中分离出来。

电子行业和航空业的厂商们想出了清洁电路板和飞机部件的替代溶剂，其中的一些包括了简单的水溶方法。它们也改进了制造流程以彻底消除清洗步骤，这也是相当可观的经济节约。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公司形成了联盟，无需付费便可以让全世界的电子制造商们来分享其采取对策方面的研究成果。[2]

化学公司开始推销氢化CFC和用于替换CFC特定用途的其他新复合物质。汽车空调现在包括了一种名为HFC-134a的CFC替代品。这种新制冷剂的额外成本并不是预测的每辆车1000~1500美元，而更有可能是50~150美元。

绝缘塑料泡沫现在注入的是其他气体。汉堡包现在用纸或者纸板包装，而不是含有CFC的塑料；有着环境意识的消费者们使用要清洗的瓷咖啡杯而不是要抛弃的塑料杯。

哥伦比亚的切花种植者们发现他们可以运用综合虫害管理技术而不是用溴化甲烷来对土壤进行消毒。肯尼亚的农民们开始使用二氧化碳而不是溴化甲烷来为他们存储的谷物进行熏蒸消毒。津巴布韦的烟草种植者们尝试用轮作方法而不是采用溴化甲烷。一项UNEP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90%的溴化甲烷使用可以用其他虫害控制措施来加以替代，并且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1]The Industrial Coalition for Ozone Layer Protection，1440 New York Avenue NW,Suite 300，Washington,DC 20005.

[2]Mario J.Molina，“Stratospheric Ozone：Current Concerns，”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emistry-Challenges and Initiatives，198th Nation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September 10-15，1989，Miami Beach,Florida.

■故事的寓意

来自35个国家的350位科学家们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协调下于1999年提供的一份报告给出了关于臭氧层前景的一致意见：

由人类生产的氯和溴复合物而导致的臭氧消耗有望在21世纪中期逐渐消失，因为这些复合物正通过自然过程缓慢地从同温层中消除。这一环境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旨在控制臭氧消耗物质的生产与使用的国际协议的重大影响。[1]

从臭氧故事里可以得到许多的教训，这取决于你的世界观和政治偏好。以下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教训：

·经常对环境的重要属性加以监测是相当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对监测结果做出迅速的、如实的汇报。

·政治可以在国际范围内用于把人类活动保持在地球的极限以内。

·避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破坏的国际协议通常既需要工具也需要意愿来制定长期规划。

·为了有效形成针对困难问题的国际合作，并不要求人们和国家都成为完美的圣人，采取行动也不需要得到全部知识或者科学证据。

·解决全球问题并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然而却有必要有一个全球性的科学合作、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系统、一个用于形成特定协议的全球论坛以及用于执行这些协议的全球合作。

·当科学家、技术人员、政治家、公司和消费者们了解到这么做的必要性时，他们能够迅速地但不是马上做出反应。

·关于因满足环保要求而对工业部门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可怕预测可能是夸张的。这或许是为减缓政治变革而故意扭曲事实而造成的后果。更可能的情形则是源于对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系统性低估。

·当所能得到的知识还不完全的时候，环境协议需要留有余地并定期加以修订。需要经常监测以便跟踪问题，必要时做出调整，以及描绘取得的成就。决不要假设一个全球问题已经永远解决了。

·臭氧协议的所有参与者都是重要的并且将再次需要：诸如UNEP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愿意充当政治领袖的几个国家政府；灵活而有责任心的公司；能够并且愿意与政治制定者们交流的科学家；施加压力的环境激进主义者；基于环境信息而愿意变换产品选择的消费者；以及带来创新的技术专家，这些创新即使是当它被用来把人类影响带回到极限范围之内时也能使生活成为可能、便利并且有利可图。

·当然，我们也从臭氧故事中看到了一个过冲与崩溃系统的所有成分——指数型增长、可侵蚀的环境极限和长期反应滞后，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政治的。从1974年第一份科学警告到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署，用了13年的时间，而从第一份协议的签署到2000年全面执行强化议定书又用了13年的时间。可能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聚拢剩余的非合作者、欺骗者和走私者。从2050年以后，将需要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完全清除同温层中的氯。

这就是一个关于过冲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退回到可持续行为的故事。每个人都希望它不是关于崩溃的故事。未来它是不是（崩溃的故事）取决于臭氧层受破坏的逆转程度如何以及未来大气层的意外是否会出现。它也取决于保持警惕和阻止特殊利益团体及其政党做出努力的能力，以确保对破坏臭氧的化学物质的禁止不会失效。如果这些条件得以满足，那么同温层臭氧洞的升与降，就能够作为面对其他全球极限的努力的一种激励。

[1]WMO，“Scientific Assessment，”xxxix.

第6章　技术、市场与过冲

所有证据都表明，我们一直都夸大了技术天才的贡献而低估了自然资源的贡献……我们需要……找回在匆忙改造世界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对极限的意识，对于地球资源重要性的意识。

——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1988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已经100万年了。人类开垦土地并把自己组织进城市中也已经约1万年了。他们经历的人口与资本的指数化迅速增长已经有约300年的时间了。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激动人心的技术与制度创新（蒸汽机、计算机、公司、国际贸易协议以及许多其他变革）已经允许人类经济跨越了明显的物质与管理极限并保持增长势头。特别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扩张的工业文化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中灌输着对于永远持续的物质增长的渴望与预期。

增长可能存在极限这一观念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极限在政治上是隐晦的，在经济上是不可想象的。文化上也趋于否认极限存在的可能性，其方式是通过深信技术的力量、自由市场的运作和经济的增长来作为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使是那些由增长导致的问题。

最初的World3模型最经常受到的批评是它低估了技术的力量，并且没有足够的代表自由市场的适应弹性。的确，我们在初始的World3模型中并没有加入以能够自动解决与人类生态足迹的指数型增长相关的所有问题的速度发生着的技术进步。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相信（而且现在依然不相信）如此巨大的技术进步会自发地产生，也不相信会通过“市场”无助的运作来实现。令人印象深刻的、甚至足够的技术进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它只是作为确定了的社会决策以及以行动和货币来支持这些决策的意愿的结果。即使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人们渴望的技术也只会在显著的时间滞延之后才会出现。这是现今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30年前我们的理解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反映在World3模型中。[1]

20年前有一些关于增长极限的讨论。现在我们都知道增长是变化的引擎。增长是环境的朋友。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1992

这是我长期预测的概要：大多数时间，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物质条件将毫无疑问地持续变好。在一两个世纪之内，所有的国家和大多数的人将处于现在西方的生活水准或者更高。然而，我也推测，许多人将继续思考并认为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糟糕。

——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1997

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质疑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增长的极限》估计认为，到现在我们将开始看到粮食生产、人口、能源可获得性和预期寿命的下降。这些趋势没有一个开始发生，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将很快发生。因此罗马俱乐部是错误的……

——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e），2002

技术进步和市场在模型中的体现有许多种方式。我们在World3模型中假设市场运作在于把有限的投资资本分配于各种竞争性的需求之上，特别是没有时滞地。[2]一些技术进步内建于模型之中，例如生育控制、资源替代和农业的绿色革命。在数个模拟场景里，我们检验了超出这些“正常”的改进之外的加速的技术进步和可能的未来技术飞跃。如果物质几乎完全被循环的话，会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如果土地收益翻番然后再翻番的话又会如何？如果在未来的世纪里污染排放以每年降低40%的速度进行的话又会如何？

即使有这些假设，模型世界依然趋于越过极限。即使采用我们相信可能的最有效率的技术和最大可能的经济弹性，如果这些是仅有的变化，模型仍将趋于产生崩溃的场景。

在本章里，我们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然而，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们要承认我们在这里处理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信条。如果我们说技术或者市场有问题或者有极限，一些人将认为我们是异端，他们将会说我们是反技术的。

事实并非如此。德内拉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她的博士头衔；丹尼斯和乔根都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两所学院都是新技术开发的领先者。我们都对科学解决人类问题的力量有着深深的敬意和巨大的热情。关于技术进步的强大力量，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就能得以体现。1971年我们在电子打字机上写作本书第1版时，我们手工绘图，需要一个巨大的大型计算机来运行我们的World3模型。单独一个场景就需要花10~15分钟的时间去产生。1991年，我们修订了模型，写了一本新书，在台式计算机上准备图形和表格以及编辑页面。产生World3模型模拟200年的一个场景需要3~5分钟。2002年，我们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World3模型，通过网络来集体修订本书，并把我们的结果存储于CD-ROM上。现在，运行模型仅需要4秒钟。我们依赖于技术的效率来帮助消减人类生态足迹，使其回复到地球极限以下，并尽可能以优雅和最小代价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也不是反市场者。我们理解并尊重市场的能力。我们中有两个人从一个著名的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乔根在挪威管理学院做了8年的院长。丹尼斯曾经作为达特茅斯的塔克商学院教师长达16年之久。我们参与了高技术公司的管理层。我们依赖于市场信号和技术的改进来实现一个富有效率并且繁荣昌盛的可持续社会。然而我们并不相信，我们也没有客观的基础去预期，技术进步或者市场，在没有对可持续性的理解、尊重与承诺的指导和变革条件下，依赖它们自身就能够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

我们对技术与市场有条件的信赖是基于我们对于系统的理解。这种理解来源于与非线性表达、基于反馈之上的模型相关的知识，准确地说，什么是技术以及市场能做什么。当人们不得不具体地为这些系统建模，而不是对它们做出泛泛的一般性的声明时，人们就会发现在经济系统中它们的功能与力量，当然还包括它们的极限。

在本章中，我们将：

·以我们理解的并在World3模型中构建的方式来描述技术与市场的反馈过程。

·展示计算机运行结果，在这期间我们假设有越来越有效的技术来克服极限。

·解释在这些运行中为什么过冲与崩溃依然是主导的行为模式。

·以两个简短的个案研究作为结束（一个关于石油，另一个关于渔业），它们说明在现今的世界上技术和市场何以无法保证向可持续性的平滑过渡。

■“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与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技术？是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人类创造性天才的物理展示？是从数量上讲一小时劳动或者一单位资本能够生产的产品的稳定指数型增长？是对自然的掌握？它是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控制、利用自然作为他们的工具？[3]人类心智模型包括了所有这些关于技术的概念，甚至更多。

什么是“真正”的市场？一些人可能会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场所，在这里买方和卖方走到一起建立了表达商品相对价值的交易价格。有些人会说自由市场是经济学家们创造的一种虚幻。市场是私人拥有资本并确保收益的权力和能力吗？或者是最有效地分配社会产品的方式吗？或者是一些人利用货币作为其工具来控制其他人的手段吗？

我们相信以下过程都应包含在模型之中，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说技术和市场能够消除增长的极限时头脑中有的过程：

·与极限相关的问题出现：资源变得稀缺，或者污染物开始堆积。

·市场导致稀缺资源的价格相对于其他资源而言的上升，或者污染物开始提取成本，反映在产品或者产生污染物的服务的价格的日益上升上。（在这里通常认为市场需要显著的校正以反映诸如污染物的“外部性”。）

·日益上升的价格产生了反馈。它给地质学家支付报酬以便寻找更多的资源，或者给生物学家支付报酬以便培育更多的资源，或者给化学家支付报酬以合成资源。它促使制造商们用一种更加丰裕的资源去替代稀缺的资源并且更加依赖于循环。它迫使消费者们使用包含更少资源的产品或者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它促使工程师们开发污染控制设备，或者寻找用于隐藏污染物的地方，或者发明从一开始并不生成污染物的制造工艺。

·这些反馈既针对市场的需求方也针对供给方，在这个过程中，买方与卖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用哪些技术和消费模式来以最快而且最小代价的方式解决问题。

·最终，问题得以“解决”。系统已经克服了特定的稀缺或者减少了来自污染物的损害。

·以某种社会愿意支付的代价而言，所有这些都是可行的并且发生得足够迅速从而避免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该模型并不惟一地依赖于技术或者惟一地依赖于市场；它假设两者之间存在着平滑而有效的相互作用。人们需要市场来传递问题信号、把资源引向其解决方案以及选择和回报最佳解决方案。人们需要技术来解决问题。整套组合必须运作得很好才行。没有市场给出的信号，技术将不会来临。没有技术的精巧，市场信号将不会有结果。

也需要注意到这一模型采取了负反馈圈的形式——一种逆向变化、校正问题和恢复平衡的因果链条（见图6-1）。资源稀缺被克服、污染物被清除或者填埋、社会能够持续增长。

图　6-1　负反馈环

我们相信像这些调整反馈圈确实存在并且也是重要的。我们已经在World3模型中的许多地方包括了它们，然而并不是作为单一的、加总的和创造奇迹的被称为是“技术”的变量。技术出现于模型的许多地方并有许多影响。例如，在World3模型中健康护理的改进是自动的。只要模拟的世界服务部门能够为它们支付报酬，它们就会产生并提高预期寿命。当健康护理系统能够支撑并且当对更小家庭规模的渴望要求它时，生育技术就会出现于World3模型中。土地收益的提高在World3模型中也是自动的，只要粮食需求未被满足并且资本可获得。

如果不可再生资源变得稀缺，那么World3模型经济会配置更多的资本用于发现并开采它们。我们假设初始不可再生资源基础可以彻底地加以利用，尽管随着资源的消耗，需要用越来越多的资本去发现并发掘那些剩余的部分。我们也假设不可再生资源是可以毫无成本地或者没有时滞地完全相互替代的。因此我们把它们都集中到一起来计算而不加以区分。

通过改变模型中的数字，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削弱这些假设的市场-技术调整。如果我们不调整数字的话，那么这些技术就在模拟的世界里演进，并与当今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人均工业产出相当。

在World3模型中，对于内建技术（健康护理、生育控制、农业改良、资源发现和替代）的需求完美而无时滞地向资本部门发送信号。资本立刻朝着这一需求配置，只要有足够的工业产出或者服务使得它成为可能。我们并没有明确地表达价格，因为我们假设价格是在运作迅速并完美的调整机制中的中间信号。我们表述了这种机制（“稀缺产生技术反馈”），却没有用价格作为中介。这一假设略去了发生于我们“真实”市场体系中的许多延时和不准确性。

在World3模型中，大量的其他技术并没有成为有效的，除非我们在模拟场景中把它们变得有效。它们包括了资源效率和循环利用、污染控制、土地收益的非传统增加以及土地侵蚀控制。当我们初始建模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技术，而是把它们当成在技术上已经被证明并且已经被世界上任何能够付得起钱的人所采用。[4]因此我们在编程时，把这些技术视为在任何对模型使用者来说合理的模拟时间里可以以某种不连续的方式被激活的。例如，人们可能假设全世界将于2005年就循环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承诺，或者在2015年为反对污染而一致努力。在当前版本的World3模型中，这些技术被构建成“适应性技术”，当模拟世界中存在对更多资源、更少污染或者更多粮食的需求时，这些技术就会逐步演进。[5]然而，这些技术反馈的力度是留给模型使用者来决定的。“启用”这些技术要求资本，而且它们只有在某种开发和实施时滞之后才会出现，这种时滞通常被设定为20年。

构建一个计算机模拟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试验不同的假设、探究不同的未来。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场景2，也就是我们在第4章中展示的最后一次运行。当增长以污染危机而结束时，我们就可以问，如果在污染控制技术方面更早地做出决定、做出更加确定性的投资的话，模拟世界对于日益上升的污染曲线又会如何反应呢？场景3（见图6-2）展示了这一变化所发生的情形。

图　6-2　场景3：更多可获得的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控制技术

图　6-2　（续）

注：在这个场景里我们假设有着与场景2同样丰富的资源以及日益增长的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它可以自2002年起以每年高达4%的速度减少每单位产出而带来的污染量。这允许自2040年以后更多人有更高的福利水平，因为污染方面的负面影响减少了。然而粮食生产最终确实下降了，吸纳了工业部门的资本并引发了崩溃。

[1]这当然是真的，如果你充分假设快速的技术进步，并且这些新技术能瞬间得到应用，所有与增长的生态足迹有关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我们在第4章场景0中描述了取得这种进步的变化。

[2]市场有暂时的过冲和下冲，这些我们在许多其他的情景中做过模型了。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World3中没有将短期的价格不稳定因素考虑在内，它们与多年的全球变化没有很强的联系。

[3]有关以自然为手段而加以控制的语句，我们取自于有史以来有关技术的文章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篇，C.S.Lewis，“The Abolition of Man，”收录于Herman Daly,Toward a Steady-State Economy（San Francisco：Freeman Press，1973）。

[4]这个假设是在1970年做出的，在那时我们把那些技术作为断续的步骤以应用于模拟的1975年。到真实的1990年，有些技术开始结构性地融入世界经济。所以我们对World3中的数据做了一些永久性的调整，比如，显著地降低了每单位工业产出的资源消耗量。这些数据的变化在Donella H.Meadows,Dennis L.Meadows,and Jorgen Randers,Beyondthe Limits（Post Mills,VT：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1992）一书的附录中有详细的解释。

[5]我们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增长的极限》研究的技术报告中就使用了适应性技术这一提法。参见Dennis L.Meadows et al.，Dynamics of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Cambridge,MA：Wright-Allen Press，1974），525-537。

■在World3模型中用技术来扩展极限

在场景3和本书后面的所有计算机模拟中，我们继续使用我们在场景2中的假设作为基础的更多不可再生资源和提炼技术的进步。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假设在2000年时按当年的消费率计算有足够的不可再生资源来供应150年的消费。这些资源是以每年社会工业产出的约5%为成本来获取的。因此场景2将成为后续技术与政策变化比较的基础。

我们以一个时期一个的方式来进行这些变化——最初是污染控制技术，接着是土地收益技术，然后以此类推。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世界更可能一个时期只适用一项技术，而是因为这种进程有助于让模型的反馈更容易理解。在我们从事World3模型的工作中，即使我们想尝试三种同时的变化，我们也是以一个时期一个的方式来加以适用的，因而我们可以在尝试理解综合的相互作用的突然效果之前独立地理解各个变化的效果。

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技术是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某种形式变化的单一指数发展，它自动地起作用，不会有时滞，没有成本，不受限制并且只产生想要的结果。难怪经济学家们对技术解决人类问题的潜力会如此乐观！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无法发现具有如此奇妙前景的技术。我们看到的技术与特定问题高度相关，它们耗费钱财并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开发。一旦它们在实验室里被证实，还存在进一步的时滞，用于开发资本、劳动力、销售和服务人员以及必要的营销和融资机制以促成它们的广泛使用。通常而言，它们有负面的、滞后的和不可预期的副影响。最好的技术被那些令人妒忌的拥有专利权的人们所保有，经常以较高的价格并有限制的扩散协议方式加以传播。

在World3模型中，以所有可能性来代表技术是不可能的，也不会非常有用。事实上，我们以每个部门中三个概要性的参数来代表在污染缩减、资源使用和土地收益方面的技术进步过程——终极目标，在最成功实验室中的年提高率和在实验室可获得性与在该领域的广泛使用之间的平均时滞。当我们描述每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将告诉你哪些技术已经被激活。对于其余的模拟，我们将假设当存在需求时，实验室的技术能够以每年4%的速度加以改进。我们假设平均来说需要20年的时间来使某种新技术能力完成从实验室到全球生产资本存量的广泛传播。表6-1给出了场景3中这些假设对于持久性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假设在2000年给定存量的农业和工业资本排放出1000单位的持久污染。如果技术以每年4%的速度提高，并且扩散时滞平均为20年，那么到2020年同样的资本存量只产生900单位的持久污染。（污染）排放到2040年将下降到几乎一半的水平，到2100年达到只有它们初始值的5%。在World3模型中，当各种技术都激活时，土地收益和资源使用效率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就。

在场景3中，我们假设在模拟的2002年，在全球污染水平上升达到足以对健康或者作物造成损害的程度之前，世界决定把污染水平降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因而系统地把资本配置向那一目标。它选择了“末端控制”的方法，在排放端缩减污染而不是在源方面缩减吞吐量。排放的缩减如表6-1所示，同时伴随着资本投资成本上升达20%。到2100年污染水平已经降低至21世纪初期较普遍的较低水平之下。

在这个场景里，尽管有缩减计划，但污染依然持续上升了近50年时间，因为有实施的时滞和工业生产的持续基本增长。然而相比于场景2，这里的污染水平要低得多。它从未高到足以影响到人类健康的水平，因而这种“全球反污染努力”从根本上把高人口和高福利时代延伸了一代以上的时间。好日子结束于2080年，比场景2推迟了40年时间，这一点以人类福利指数来加以衡量，在那个时候它突然下降了。然而污染在本世纪更早些时候对土地造成负面影响。但收益却并没有立刻下降，因为土地肥力的下降部分地通过额外农业投入的使用来得以弥补。这种现象在“现实世界”的例子可以是用石灰来弥补酸雨的破坏，用化肥来代替因杀虫剂毒死土壤微生物而导致其营养生成能力的下降，以及利用灌溉来弥补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异常降雨。

在场景3中，土壤肥力的反方向发展和农业投入的日益增长共同导致了模拟的2010~2030年基本上稳定的粮食生产。然而，人口持续增长，因此人均粮食开始下降。不过数十年间工业产出和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依然足以维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准，尽管有在农业和后来在污染控制方面的资本投资需求。在21世纪的最后1/3时期里，污染水平已经下降了很多，使得土地肥力得以恢复。然而人口压力巨大，而且由于城市扩大和侵蚀导致宜耕地数量减少。除此之外，在21世纪中叶以后工业产出迅速下降，因为太多的资本已经被吸收进农业和污染部门以至于不再有足够的投资来弥补折旧。经济下降，崩溃开始，在21世纪后期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稀缺而导致崩溃过程的加速。

场景3中的社会极大地降低了污染水平并成功地把人类福利指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然而最终粮食成了问题。场景3可以被描述成是“粮食危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采取措施保证粮食的可获得性维持在想要的水平之上。如果社会把它的技术力量转向提供更多粮食的话，会发生什么？一种可能的结果展示于场景4（见图6-3）中。

图　6-3　场景4：更多可获得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控制技术和土地产出增加

注：如果模型世界在提高污染控制技术的同时加入一系列极大地提升每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农业技术的话，那么较高的农业密集度会加速土地的损失。全世界的农民们最后试图从越来越少的土地里争取越来越多的粮食产量。这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次模拟中，场景3中的污染缩减计划再一次被激活。与此同时，模型社会于2002年决定逐渐地对停滞不前的人均粮食做出反馈，这种现象曾经出现并贯穿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模型系统中。投资被转向旨在提高农业产出的技术。新技术假设平均需要20年的时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农民田地里实施，并且当有需求时，将以高达每年4%的速度提高产出。技术方面的投资提高了资本成本，2040年提高6%，2100年足足提高了8%。一直到2050年粮食产出都没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因为依然有足够的粮食。然而在21世纪的后半期，平均产出急剧提高，这归因于假设的技术进步以指数型增长的性质。

结果就出现了以21世纪中期为中心的较长时期的高人口与高人类福利状况。新的农业技术帮助提高了2050年以后的粮食产出（相比于场景3），然而并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土地肥力的下降以及宜耕地因侵蚀和城市工业扩张而导致的损失最终压倒了新技术在产出方面的积极效果，总粮食产量在2070年以后开始下降。在模拟世界中较高的农业密集度诱发了土地侵蚀过程的加速——不仅是土壤的损失，还有营养损失、土壤板结、盐碱化和其他降低土地生产力的过程。

由于土地减少，农民们努力耕作以从剩余土地中取得甚至更高的产出。利用密集度的提升导致了更多的侵蚀，以一种正反馈的方式把土地系统带入每况愈下的境地。场景4可以称为是“土地侵蚀危机”，在达到全面鼎盛时期的2070年之后宜耕地数量出现灾难性的下降。这种下降无法及时由高产出的农业技术来加以弥补，而粮食短缺则引发了人口的下降。压力重重的农业部门从经济中牵制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与人力资源，在这个时候递减的不可再生资源基础也同样需要资本。几乎是总体性的崩溃在2100年之前发生。

显然，没有哪个明智的社会会推行某种增加农业产出的同时又破坏土地的技术。不幸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存在这种行为的例子（例如，加利福尼亚中央河谷因为盐碱化而失去土地，然而同时附近的土地却被推到产出越来越高的境地）。但是让我们假设未来几代人具有更高程度的理性思维。在污染控制和产出增加技术之外，让我们增加土地保护技术。场景5（见图6-4）展示了所有这些变化同时发生的结果。

图　6-4　场景5：更多可获得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控制技术、土地产出增加和土地侵蚀保护

注：现在一种土地保持技术增加到已有的农业产出增加和污染缩减措施中来。结果是在21世纪末期崩溃被稍微推迟。

这里我们假设，开始于2002年，除了已经描述的污染缩减和产出增加技术以外，还有一项减少全球土地侵蚀的计划。你还记得，我们假设前两项计划要求额外的资本投资。然而我们假设第三项并不需要，因为它主要要求更加精细的耕作技术以延长土壤保持生产力的时间。

这项计划并没有显著的积极效果，直到2050年以后，作为更好耕作技术的结果，土地侵蚀率才急剧降低。这一结果使得较高人类福利时期自2070年往后稍微延伸。然而结果并不是可持续的。场景5结束于由资源、粮食和高成本综合导致的迅速崩溃。大约一直到2070年平均人类福利依然相对很高，尽管其不同的组成部分上上下下令人不愉快地变动着。粮食大致是足够的（尽管在21世纪60年代左右较低），污染是可忍受的（尽管在21世纪的60年代左右是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着（至少一直到2050年），服务变得更加容易获得，而且预期寿命依然在70岁以上。然而，在2070年以后，各种技术成本的上升，加上从日益耗尽的矿床中获得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的日益上升，要求的资本数量超过经济能够提供的数量，结果是相当迅速地下降。场景5可以被描述成多个危机的叠加。

这些社会所强调的优先权中哪一个可以首先放弃，对此，人们可能会有争议。要让土地侵蚀、让污染上升或者习惯于越来越少的原材料？World3模型假设物质和燃料将被赋予较高的优先权，以便继续生产出其他经济部门持续投资所要求的工业产出。这种特定的选择，以及当投资资本变得无效率时这种特定的模型行为并不重要。我们不必装作能够预测世界真正遇到这样的一个隘口时能够做什么；我们也不关注当一个重要的变量开始迅速下降的这个时点之后的模型运行情况。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预测是可能的，它也会很好地适用于社会。

如果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是场景5中导致崩溃的最后一击的话，那么资源节约的技术计划（如果加进来补充所有其他假设的话）将有会所帮助。场景6（见图6-5）展示了结果。

图　6-5　场景6：更多的可获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控制技术、土地产出增加、土地侵蚀保护和资源效率技术

注：现在模拟的世界正在同时开发强有力的污染削减、土地产出增加、土地保护和保持不可再生资源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都被假设为需要成本并且需要20年时间去充分实施。综合在一起，它们允许了一个相当强大而繁荣昌盛的世界，一直到由于累积的技术成本过高而导致福祉开始下降。

开始于模拟的2002年，一项计划旨在以每年高达4%的速度缩减每单位工业产出所需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数量。我们保留了提高污染控制、增加土地产出和减少土地侵蚀的技术计划。简言之，这等同于一项令人敬畏的21世纪提高经济效率的计划——成本高昂（资本成本到2050年时提高了20%，在接近2090年时提高了100%），但是显著缩减了人类生态足迹，后者正是其目标。

这种强大的技术联合有助于避免场景5在21世纪最后1/3时期的崩溃。然而该技术计划出现并与其他技术综合在一起稍稍晚了一些，以至于无法避免在最后1/3世纪里人类福利的逐渐下降。人口并没有显著下降，但预期寿命大约在2050年出现骤降。与此同时，当污染水平高得足以抑制土地生产力时，粮食生产水平也下降了。然而，这种影响最终会通过提高农业产出的技术和污染缩减技术被克服。不可再生资源被更加缓慢地消耗；它们的成本依然很低。到艰辛的21世纪末期，大约不到80亿人口生活在一个高技术、低污染的世界里，人类福利指数大致相当于2000年的世界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均粮食更多，可获得的服务基本相同，然而人均消费品低于21世纪初。工业产出大约于2040年开始下降，因为保护人口免受饥荒的成本日益上升。人均服务产出和物质消费水平在此后不久也开始下降。最终，这个模拟的世界无法维持其生活水准，因为技术、社会服务和新投资同时变得太过于昂贵——一种成本危机。

■一些未考虑进来的因素

在讲述了一系列的模型（无论是计算机模型还是心智模型）之后，一个好的主意是从那些模型中退出来一会儿，记住一点：那并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世界”，而是在某些方面“真实”而在另一些方面“不真实”的某种表述。我们的任务在于通过这些看起来“真实”的场景特征去发现模型中有价值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要判断模型的不确定性或者故意的简化如何限制了其意义。紧随着前面的一系列计算机模拟结果之后，我们需要停下来重新思考。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World3模型并没有把世界的富裕部分同贫穷部分区分开来。所有饥饿、资源稀缺和污染的信号都被假设成传递给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并且引起的反馈利用了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应对能力。这种简化使得模型显得非常乐观。在“现实世界”里，如果饥荒主要位于非洲，如果污染危机主要位于中欧，如果土地退化主要位于热带地区，如果那些最早遇到问题的人们是那些做出反馈的经济与技术能力最差的人们，那么在问题得到校正之前会有非常长的时间延迟。因此，“真实”系统可能并不像World3系统反馈得那么强烈或成功。

模型中完美运行的市场与平稳成功的技术（没有令人意外的副效应）也同样非常乐观。因此假设政治决策的制定没有成本也没有时滞。我们同样必须记住的是，World3模型并没有军事部门从富有生产力的经济中吸纳资本与资源。它也没有种族冲突、罢工、腐败、洪灾或者令人惊讶的环境失效。因此，在许多方面，该模型是极度乐观的。模型表达了“真实世界”可能性的最高上限。

另一方面，一些人会说模型中的技术太有限了。这些批评者们会把模型中的技术变革设定得更加迅速或者甚至于没有极限（就像场景0中的情形一样）。我们关于可发现资源、可开采土地和可吸收污染的假设可能是太低了。但也可能它们太高了。我们已经试图使它们“真实化”，根据我们可获得的数据以及我们关于技术可能性的自我评判。

由于有这些不确定性，我们显然不会研究在不同场景中曲线的数量准确性。我们并不把它视为重要的，例如，在资源危机到来之前粮食危机已经出现。它很容易以另外一种类似的方式发生。我们并没有像场景6那样预测开始于2040年的工业下降。对于World3模型或者任何其他模型而言，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对它们加以阐述的话，可获得的数字只是不够好而已。

■为什么单有技术和市场仍无法避免过冲

此前的各种检验可以概括为人类生态足迹趋于提高到超过其可持续的水平，而这反过来又触发了足迹的被迫下降。正常情况下，这种下降总是与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相联系的，通过更低的粮食可获得性、更少的世界平均工业产品或服务产品或者人类环境中更高的污染水平来实现。正常情况下人们的反应是试图移动这些限制，借此希望继续人口与经济的增长。

从前面六次计算机模拟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在一个复杂的有限世界里，如果你试图移去或者消除一种极限而继续增长的话，那么你将遭遇到另一种极限。特别是，如果增长是以指数形式进行的，那么下一个极限将会令人惊讶地迅速出现。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极限，World3模型包含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现实世界”包括更多层次的极限，它们中的大多数是独特的、具体的和区域化的。只有少数的极限，例如那些与臭氧层或者地球气候相关联的，才是真正的全球性的极限。

我们预期，“现实世界”中不同的部分，如果它们持续增长的话，会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顺序遭遇不同的极限。同时我们认为，相继发生而多重的极限经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与World3模型中相同的方式在任何一个地方展开。在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体里，任何处于压力之下的社会发出的信号都能够被世界所有地方感知。此外，全球化也增强了那些积极参与彼此间贸易的世界区域或多或少同时达到多个极限的可能性。

先前的试验也表明通过开发和使用降低工业与农业所需物质与能源的技术来降低人类生态足迹是可能的。当这些技术能够在广泛范围内实施时，它们就允许在同样（生态）足迹范围内有更高的平均生活标准。这就是备受吹捧的现代全球经济的非物质化。

第二个教训是，社会通过经济和技术适应的方式越是成功地摆脱了某种极限，那么它就越有可能同时遇到多个极限。在World3模型的大多数模拟中，包括许多我们并没有在这里展示的模拟，世界系统并没有完全耗尽其土地、粮食、资源或污染吸纳能力。真正耗尽的是它的应对能力。

World3模型中的“应对能力”过于简单地通过每年用于解决问题的可获得工业产出数量来加以表述。在“现实世界”里，应对能力有许多其他决定因素：培训的人数；他们的动机；政治关注和意愿的多少；能够加以处理的金融风险；开发、传播和服务新技术的制度能力；管理能力；媒体和政治领袖对关键问题保持关注的能力；选民对于重要优先取向的一致性；人们看待问题高瞻远瞩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如果社会投资开发它们的话。然而在任何一个时间里，它们都是有限的。它们可以处理和应付的问题只有那么多。当问题以指数方式上升并且以多维的方式出现时，那些理论上可以逐个加以解决的问题就会超出人们的应对能力。

时间是World3模型中实际上的终极极限，并且我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如此。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们相信人类拥有近乎于无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增长，特别是指数形式的增长，之所以如此难以对付就是因为它缩短了有效行动的时间。它给系统施加压力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应对机制最终失效，而这些机制在更和缓的变化速度下本来是足以应对的。

还有另外三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原本可以运作得很好的技术与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因为社会以指数速度趋向相互关联的极限而产生的问题。它们与目标、成本和时滞有关。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和技术只是服务于目标、道德规范和作为整体的社会时间范围的工具。如果一个社会隐含的目标是利用自然、使精英富裕并且忽略长期效果，那么该社会将开发毁坏环境、扩大贫富差距以及最优化短期收益的技术与市场。简言之，该社会开发的技术和市场加剧而不是防止了崩溃。

第二个原因是调整机制是有成本的。技术和市场的成本都依赖于资源、能源、货币、劳动力和资本。这些成本在接近极限的时候趋于非线性地上升。这一事实是系统行为出人意料的另一个根源。

我们已经在图3-22和图4-7中说明了随着资源等级的下降，废弃物的产生和提炼不可再生资源所需要的能源是如何以令人惊诧的速度上升的。图6-6展示了另一种上升的成本曲线：每减少一吨二氧化氮排放的边际成本。减少近乎50%的排放量的成本相当低。减少近乎80%的排放量的成本在逐渐上升但依然是可承受的。然而，接着出现了一个极限、一个门槛，一旦跨越，那么进一步削减排放量的成本就急剧上升。

图　6-6　污染削减的非线性成本

注：空气污染物NOX可以以一个较低的成本从排放中移除，然而在某个要求的水准之上，进一步移除的成本急剧地上升。NOX移除的边际成本计算的是2010年的OECD欧洲国家和苏联地区，以欧元/吨计算。

资料来源：J.R.Alcamo et al.

进一步的技术开发可能最多把两条曲线都向右移动，使得更加完整的清除变得可承受。或许某种彻底消除烟雾的不同技术会引入另一种排放，而后者又与另一条削减成本曲线相连。同样地，污染削减曲线将总是有着同样的基本形状。在100%削减（也就是零排放）时成本急剧飙升存在着基本的物理原因。烟囱或者排气管数量的逐渐上升促成了成本的上升，这种情形将会经历到。把每辆车的污染物削减一半是可以承受的，但如果汽车的数量接着就翻番，每辆车的污染物必须再次减半才可以维持同样的空气质量。两次翻番将要求75%的污染削减水平。三次翻番将要求87.5%的污染削减水平。

因而，在某个时点上以下断言将失效，即增长会允许经济变得足够富裕从而能够承当污染削减。事实上，增长把经济带到某段非线性成本曲线之上，在这个时点上，进一步的（污染）削减变得无法承受。在这个时点上，一个理性的社会将会停止其活动水准的扩张，因为进一步的增长将不再增加其公民的福利。

技术和市场无法自动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它们的运作是通过具有信息扭曲和时滞的反馈圈来进行的。市场和技术反馈的时滞可能远比理论模型或是心智模型预期的要长得多。技术-市场反馈本身也是过冲、振荡和不稳定的源泉。为全世界所感知的一个不稳定的例子是1973年之后数十年间石油价格的波动。

■市场不完全的一个例子：石油市场的振荡

1973年的“石油价格冲击”有许多原因，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石油生产资本（油井）相对于石油消费资本品（汽车、壁炉和其他燃油机器）的短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油井正以超过90%于其生产能力的负载工作着。因此，中东地区的一场政治剧变导致世界石油生产哪怕是一小部分的削减都无法通过其他地方增加的供给来加以弥补。这就给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提高价格的机会，而它们恰恰这么做了。

那次的价格上升以及出于同样原因于1979年的第二次价格上升（见图6-7），引发了一系列疯狂的经济与技术反馈。从供给方来看，在OPEC地区以外，更多的油井被挖掘，具有更强抽取能力的设备被安装。边际石油储存忽然之间变得经济因而被引入生产。发现、建设和开放石油生产设备（从油井到提炼厂再到油轮）需要时间。

图　6-7　OPEC石油生产能力利用与世界石油价格

注：20世纪70年代OPEC生产能力的大多数都已经在使用之中，因此在石油供应方面的小扰动都会引发突然而急剧的价格变化。油价的振荡持续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扰动，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波动。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EIA/DoE）。

与此同时，消费者们通过节约的方式对高价格做出反应。汽车公司开发出更加有效率的车型。人们把他们的居所加以绝缘化。电力公司关闭了它们的燃油发电机并投资于燃煤发电机或者核设备。各国政府要求各种形式的能源节约并促进其他能源源泉的开发。这些反馈也需要数年时间。它们最终导致了世界资本存量的长期而持久的变化。

市场的鼓吹者们似乎相信它总是会迅速行动。然而在全球石油市场上，在许多反馈最终开始重新调整供需平衡（较高的石油价格总是与较低的消费率相关）之前，却经过了几乎十年的时间。到1983年，全球石油消费相比于1979年的顶峰已经下降了12%。[1]依然存在太多的石油生产资本，于是OPEC不得不进一步降低其抽取能力，降低了几乎50%。世界石油价格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先是缓慢下降，然后于1985年迅速跌落。

正如价格上升得太离谱一样，接着它下跌得也太离谱。随着石油生产设备的关闭，有的产油区由于衰退而导致罢工，节约的各种努力也都弃之不用了。更高效率的汽车设计也被束之高阁。用于其他能源源泉的投资也很快耗尽。最终，随着这些调整机制聚集在一起，为下一次不平衡和下一次石油价格上升准备了条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我们在新千年到来的头几年里所看到的相对较高的石油价格。

这些过冲与下冲都是石油市场上不可避免的反馈时滞的结果。它们导致了大量的国际间财富转移、庞大的债务与富余、繁荣与破碎以及银行倒闭，所有这些都是试图调整石油生产资本与消费资本相对规模的结果。这些价格的上涨与下降与实际地下石油储量（它正稳定地下降）或者石油的探钻、运输、提炼和燃烧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没有任何关联。市场价格信号主要提供了关于可获得石油相对稀缺或者富余的信息。

由于多种原因，石油市场信号还没有为世界提供过关于临近物理极限的有用信息。产油国政府干预市场以便提升石油价格，有动力去掩盖其储量的信息，高估它们以便达到更高生产配额的目的。消费国的政府付出各种努力以保持低价，也可能掩藏储量信息，高估它们以便削弱各个生产商的政治力量。投机者们加大了价格的波动。准备供使用的地上石油数量对于价格的影响远大于埋藏于地底下作为未来资源的数量。市场看不到长期，对终极资源的源和汇不加关注，直到它们已经快要耗尽，到那时候再拿出富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已经太晚。

经济信号和技术反馈都可以激发强有力的反馈，正如石油价格例子中说明的那样，然而它们只不过没有与地球系统在恰当的位置相连接，从而给社会提供关于物理极限的有用信息。

最后，我们想回到技术与市场被摆出来的意图上。它们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它们并没有比创造出它们的人类群体拥有更多的内在智慧、远见、节制或同情心。它们在世界上产生的结果取决于谁在利用以及出于何种意图在利用它们。如果它们被用于追逐琐事、不平等或者暴力的话，那么那正是它们将产生的结果。如果它们被要求用来服务于不可能的目标，例如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中顽固地进行物理扩张，那么它们将最终失败。如果它们被召集来服务于可行并可持续的目标，那么它们能够有助于带来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展示这种情形将会如何发生。

技术与市场，如果加以规制并朝着长期共同利益的方向加以利用的话，将会有巨大的帮助。当世界决定要适应没有CFC的生活时，技术使得这种变革在数十年间成为可能。我们并不相信在没有技术创造性、企业家和相对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可能带来一个富足、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但我们也不认为这些就足够了。需要其他人类能力来使人类世界可持续。离开了这些能力，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的可能协调作用可能会抑制可持续性并加速重要资源的崩溃。这恰恰是海洋渔业发生过的情形。

[1]Lester Brown et al.，Vital Signs 2000（New York：W.W.Norton，2000），53.

■技术、市场和渔业的破坏

我记得过去只需要用8张渔网来捕捞5000磅的鱼。今天可能需要80张。当初，春季里鳕鱼的平均个头可能在25~40磅，但现在只有5~8磅。

——乔治沙洲捕鱼基地的一位渔人，1988

你想知道鳕鱼吗？那我告诉你，不会再有更多的了。

——加拿大渔人戴夫·莫洛伊（Dave Molloy），1997

世界渔业的近代史是技术与市场对于极限日益临近的反应有多么不充分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全球渔业情形里，否认极限、为维持传统捕捞数量日益加强的努力、排斥外国捕鱼者、补贴本地捕鱼者以及对捕渔业最终犹豫的社会规制这种“正常”的组合在发挥着作用。在一些情形中（正如在以上引文中提及的加拿大东海岸鳕鱼渔业）社会干预来得太晚以至于已无法挽救资源。

限制活动逐渐扩展到大多数渔业，“开放海洋”时代显然也就结束了。极限最终很明显并且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渔业的一个主导方面。作为资源稀缺和规制的结果，全球对于野生鱼类的捕捞已经停止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商业海洋捕捞总量在每年8000万公吨以下徘徊（见图6-8）。[1]并没有办法知道这一高捕捞量是否是可持续的，或者是崩溃的开始。一直到许多年过去之后，大约在199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相信世界海洋无法维持从传统资源中进行的每年超过1亿公吨的商业捕捞——这刚好稍稍超过我们看到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图　6-8　世界野生鱼类捕捞量

注：世界野生鱼类的捕捞总量1960~1990年急剧增加。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总捕捞量停止增长。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同一时期渔业养殖业迅速成长起来，现在每年生产出接近4000万吨的鱼，而1990年只有1300万吨。现在世界鱼类消费的1/3都是养殖的。我们不应该为市场与技术的这种反馈感到高兴吗？鱼类养殖的增长是不是恰恰说明了技术与市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尽然。有三个理由。鱼的生产过去是一种食物的源，现在它成了一种食物的汇。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种过去是穷人的食物，现在它们日益成为富人的食物。鱼群是环境的一个中立部分；渔场对环境而言却是破坏性的。

第一，海洋鱼类是人类的真正食物来源。它们把简单的植物转化成鲜美的鱼肉。渔场养殖却不是净食物来源；它只不过把一种形式的粮食转化成另一种而已，每个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失。典型的养殖鱼类吃的是谷类或者从其他鱼类转变而来的鱼食。第二，鱼类过去是穷人的一个重要营养源，当地就可以获得，只用少量货币成本或者无需货币成本。村落利用业余时间用简单的工具协同作业就可以捕获他们自己的所需。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鱼类养殖业是服务于利润最高的市场。养殖的鲑鱼和小虾走入了富人的餐桌，而不是供穷人食用。沿海渔场的破坏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许多本地鱼群已经被破坏，剩余部分的价格也被远方市场上的消费者提升得很高。结果，鱼类正变得对穷人而言越来越不可及。第三，鱼、虾和其他水生物种的养殖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养殖物种逃脱进入到野生水域、食物垃圾和抗生素扩散进入海洋水域、病毒的扩散以及海岸湿地的破坏，所有这些都与这项新技术相关。这些有害的影响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它们源自于市场的运作，因为它们是并不影响任何重要鱼类市场的价格或者利润的“外部性”。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认为世界海洋鱼类的大约75%都以超过其繁殖能力的方式被捕捞。[2]在世界19个捕捞区中的9个，鱼类的捕捞都超过了估计可持续产出的下限。

数起引人关注的事件说明了世界渔业的巨大压力。如前面提及的，1992年加拿大政府关闭了所有东部沿海渔业基地，包括鳕鱼渔业。2003年它们依然保持被关闭状态，因为鱼群并未充分恢复。1994年，美国西海岸鲑鱼的捕捞被严厉限制。[3]2002年，里海周围的四个国家最终达成了一项计划开始保护作为著名鱼子酱来源的鲟鱼，其年捕捞量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22000吨降低到20世纪90年代的1000吨。[4]金枪鱼的数量，在1970~1990年的20年间下降了94%，它们正常情况下能活30年时间，长到700公斤。挪威水域的总捕捞量只能通过捕捞不那么被人所喜欢的商业鱼类来加以维持，因为更令人喜欢的鱼类正在消失。

另一方面，长达十年之久的渔业休渔期已经在挪威水域重建了青鱼和鳕鱼群，这证明通过公共政策干预是可以逆转负面趋势的。对于试图降低其捕捞舰队能力的欧盟而言，这证明了更加困难。欧盟舰队已经越来越把它们的现身地从欧洲水域转移到那些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域，从当地人口中剥夺有价值的工作和蛋白质。总而言之，毫无疑问的是，全球渔业正努力推进以应对全球极限。

到1990年时世界范围内的捕捞行业都一直享受着相当自由而繁荣的市场，该行业经历了异常的技术发展。冷藏处理船只允许舰队停留于遥远的渔业基地而无需在一天的捕捞之后及时返回。雷达和声呐以及卫星定位技术越来越有效率地把船只带到鱼群之中。30英里长的漂网允许更经济的大规模捕捞，即使在深海里。其结果便是在越来越多渔场里的捕捞量都跨越了可持续的极限。这种正在被利用的技术寻求的是捕捞住每一条最后的鱼，而不是去保护鱼类或者增加鱼群数量（见图6-9）。

图　6-9　金枪鱼数量的下降

注：西太平洋产卵的金枪鱼（超过8岁）数量在过去30年时间里已经减少了80%。由于这些鱼的高价值，捕捞的努力依然在继续。

资料来源：大西洋鲔类资源保育委员会（ICCAT）。

尽管大多数人直觉上明白这会导致对于鱼群的过度捕捞，然而市场却没有给出正确的反馈以促使竞争者们不再过度利用海洋鱼类等共同资源。恰恰相反，市场积极地奖励那些第一个到达那里和获取的最多的人。[5]如果市场通过提高鱼类的价格来发出稀缺的信号，那么最富裕的人将愿意支付这样的价格。20世纪90年代的东京，金枪鱼在寿司市场的售价高达每磅100美元。[6]2002年在斯德哥尔摩，曾经是穷人最普通的食物的鲑鱼的价格，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磅80美元。[7]反过来，这些高价格鼓励了生产商更多的捕捞努力，而鱼类数量则持续被耗尽。然而高价格确实表明了需求的增长，而它确实把鱼类分配给那些能够支付得起的人——令人悲哀的是，却并不是那些最需要食物的人。

那些正忙于削减资源的市场参与者们完全是理性的。就他们从他们在系统中所处位置看到的报酬与约束而言，他们所做的事情完全有意义。错误不在于人，而在于系统。一个未加规制的市场系统控制着一种共同的、具有较低再生率的资源，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过冲和共同资源的毁坏。

或许你认为捕鲸行业是一个对维持鲸鱼数量更感兴趣的组织，事实上更恰当的看法应该是把它视为尝试挣取最高可能收益的巨大（货币）资本。如果它能在10年内捕尽鲸鱼并挣取15%的利润，但在可持续的捕捞量上它可能只能挣10%的利润，那么它将在10年内消灭它们。在那以后，货币资本将转移到消灭其他资源的过程中去。[8]

只有某种形式的政治约束才能保护资源，而这些政治约束却并不容易达到。规制也并不一定会很有效。最近的研究指出，当不可再生资源完全为私人所有时，过度利用也很可能会发生，并且这样也就没有了发生“共同悲剧”综合征的机会。[9]过冲情况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关于资源基础的信息（例如存量估计、捕捞数量和增长率）是不确定的，是有噪声的，而且并不适合于传统管理决策规则。典型的结果就是在资本方面过度投资而在资源方面过度开采。

传统的市场与技术已经把全球的海洋渔业带到崩溃的边缘。再这么继续下去将无法使它们恢复到健康状态。如果没有极限的概念，那么市场和技术都是过冲的工具。然而，如果在极限范围内，由制度来加以引导，那么市场的力量和技术开发的力量将有助于提供给世界一个具有丰硕收获且可以持续数代人的渔业。

[1]Brown et al.，Vital Signs 2000，41.

[2]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02，”www.fao.org/docrep/005/y7300e/y7300e00.htm.

[3]Lester Brown,Eco-Economy（New York：W.W.Norton，2001），51-55.

[4]Fact sheets of the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Endangered Seas Campaign，2003，www.panda.org/campaigns/marine/sturgeon.

[5]对这种现象的经典分析见Garrett Hardin’s“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62（1968）：1243-1248。

[6]Audubon（September-October 1991），34.

[7]Dagens Naeringsliv（Norwegain business journal），Oslo（December 9，2002），10.

[8]Japanese journalist to Paul Ehrlich,in Animal Extinctions：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edited by R.J.Hoage（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85），163.

[9]Erling Moxness，“Not Only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Misperceptions of Feedback and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ystem Dynamics Review 16，no.4（Winter 2000）：325-348.

■总结

人口、资本、资源使用和污染的指数型增长在地球上持续着。它是由解决人类敏锐地感觉到的问题的尝试而推动的，从失业和贫困到对地位、权力和自我接纳的追求。

指数型增长可能迅速地超越任何固定的极限。如果某种极限被推到后面，那么指数型增长将很快会遇到另一个极限。

由于对极限做出反馈存在时滞，全球经济系统很可能跨越其可持续水平。事实上，对于许多对世界经济有重要意义的源和汇而言，过冲已经发生。

技术和市场只对不完全信息起作用并具有时滞，因此它们可能会增加经济过冲的趋势。

技术与市场通常只服务于社会中最强有力的阶层。如果主要的目标是增长，那么只要有可能，它们就将带来增长。如果主要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它们也可以服务于这些目标。

一旦人口与经济超越了地球的物理极限，那么只有两条路可以返回去：通过日益升级的短缺与危机而导致的非自愿崩溃，或者通过精心的社会选择而带来的生态足迹有控制的缩减。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当技术改良与限制增长的精心社会选择相结合时将会发生什么。

第7章　向可持续系统过渡

静止状态将对减少环境资源的需求，但对我们道德资源的需求会更大。

——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1971

人类社会可以以三种方式对资源使用和污染排放超出其可持续极限的信号做出回应。一种方式是否认、掩盖或混淆这些信号。这么做有许多形式，有人声称没有必要去担忧什么极限，市场和技术自然会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些人声称在进一步进行大量研究之前不必费力去减少生态足迹。还有人会想办法把过冲的成本转嫁到那些在空间和时间上距离比较远的人的头上。例如，可能会：

·建更高的烟囱使空气污染飘到更远的地方，让其他人来呼吸这些空气；

·把有毒化学品和核废料运到远方去处理；

·以需要保持工作岗位或还债为借口继续过量捕捞鱼类或砍伐森林资源，这么做恰恰减少了工作岗位和还债最终依赖的自然资源储备；

·对因资源短缺而亏损的萃取工业进行补贴；

·在寻找更多资源的同时仍在低效率地使用已发现的资源；

·通过更多施肥的方式来弥补土壤肥力的下降；

·通过法令或补贴来保持低价格，使价格不因短缺而上升；

·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确保对那些购买成本太高的资源的使用。

这种回应方式非但远不能解决由于生态足迹过度而产生的问题，反而只能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

第二种回应方式是通过技术或经济手段来减缓来自极限的压力。例如，可能会：

·减少汽车每英里行驶或每千瓦发电所产生的污染；

·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或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

·用能源、人力资源和劳动力替代大自然过去承担的职能，例如污水处理、洪涝控制和保持土壤肥力。

这些措施是迫切需要的。其中的许多措施提高了生态效率，并且假以时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但是，这也不能消除压力产生的根源。如果每英里汽车驾驶的污染减少了而车辆越来越多，或者污水处理能力提升了而污水排放增多，那么这些问题只是被推迟而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种回应方式是着手解决背后的根源，向后退并承认当前人类社会经济的系统结构是难以控制的，已经超出了极限，并且濒临崩溃，进而寻求改变这种系统结构的办法。

改变结构这个词常常带有贬义。在革命中它被用来表示要剥夺某些人的权力，有时在这个过程中甚至采取扔炸弹的手段。人们会认为改变结构的意思就是改变物理结构，破坏旧建筑并建起新建筑。或者被解读为改变权力结构、阶级关系或命令链。如果这么理解，那么改变结构看来是困难的、危险的并且会对那些拥有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人构成威胁。

然而，在系统语言中，改变结构极少有让人出局、破坏什么东西或推翻官僚制度的意思。事实上，如果做任何一件事情而不真正改变结构，其结果将是不同的人浪费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新的建筑或组织中追求同样的目标，并产生同过去一样的结果。

在系统术语中，改变结构的意思是改变一个系统反馈结构，改变信息链：系统成员不得不处理的数据的内容和时间；激发或制约其行为的思想、目标、激励、成本和反馈。如果系统成员发现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并且他们有自由、或许甚至有动力来做出改变，那么同样一群人、同样的组织和物理结构的组合，其行为方式或许会截然不同。在时间上，一个具有新信息结构的系统也很容易改变其社会和物理的结构。或许会发展出新的法律、新的组织、新的技术、拥有新技术的人、新型的机械或建筑。这样一种转变不需要中央的指挥，它可以是没有计划的、自然演进的、激动人心的并且是快乐的。

普遍、深入的变化会从新的系统结构中自发展开。没有人需要做出牺牲或采取高压政策，除非（可能需要）防止有既定兴趣的人忽视、扭曲或限制相关信息。人类历史已经见证了多个结构变革。农业和工业革命是其中最深刻的例子。它们都是从发现种植粮食、利用能源和组织生产的新思想开始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正是过去那些成功的变革为世界的下一场变革创造了必要条件，我们把下一场革命称为可持续革命。

World3模型不可能一开始就给出一个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构自己的系统的演变动态。但是，它可以用来检验当一个社会决定从过冲状态后退并追求比实物增长更合意的和可持续的目标时可能带来的一些最简单的变化。

在上一章我们使用World3模型分析了如果世界发生数量的而非结构性变化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更高的限制、更短的延迟、更快和更有力的技术反应以及更弱的侵蚀链。反过来，如果我们假定完全没有这些结构特征（没有极限、没有延迟、没有侵蚀链）那么我们就能完全消除过冲与崩溃（就像我们在模拟场景0所做的那样）。然而，极限、延迟和侵蚀是这个星球的物理属性。人类可以减轻或强化这些，利用技术操纵它们或通过生活方式的变化适应它们，但是人类无法让它们完全消失。

在导致过冲的结构性原因中，人们最有能力控制的是我们在第6章中没有改变的那些，即那些导致人类人口和物质资本呈指数型增长的正反馈。它们是导致人们生育的孩子数量超过了人口替代所需数量的那些规范、目标、期望、压力、激励和成本。它们是导致自然资源的使用比金钱使用更为浪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平、让人们把自己首先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社会地位与实物或资本积累相联系以及把目标用获得更多而不是给予更多或够用即可来定义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

在本章我们将改变导致世界系统呈指数型增长的正循环。我们将探讨如何从过冲状态缓和下来的问题。为此我们将采取一种新的视角，更加关注驱动增长的目标和激励而不是着眼于改变极限的技术。我们从正反馈循环的变化开始，而暂不考虑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检验的技术变化，然后再把这两种变化合在一起讨论。

■对增长有意加以约束

假设，从2002年开始，世界上的每对夫妇都理解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对他们自己及其子孙的福利的影响。假设所有人都从他们的社区得到保证，不管有没有孩子，在他们年老时都将得到接纳、尊重、物质保障和照料。进一步假设全社会分担抚养每个孩子并使他们得到足够的营养、居所、健康保健和受教育的目标。作为结果，假设所有的夫妇都决定把他们的家庭规模限制在只抚养两个孩子（平均）并且他们都已经掌握节育措施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这种变化将使现在对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向对其他孩子的福利的关注。这将带来新的力量、新的选择和新的责任。这种系统重构相当于，但不是等于，在富裕世界里已经实现的出生率下降到或低于人口替代水平的状况。这绝不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变化。可以设想，在最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大约10亿人口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出了这种生育选择。

如果在World3模型中只做出这种改变而没有其他的变化，场景7（见图7-1）给出了模拟结果。

图　7-1　模拟场景7：世界从2002年开始追求稳定的人口增长

图　7-1　（续）

注：这一场景假定从2002年之后所有的夫妇都决定把他们的家庭规模限制在只要两个孩子并且他们能够得到有效的节育技术。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人口将继续增长一代人的时间。但是较慢的人口增长将使得工业产出的增长加快，直到由于处理不断增加的污染的成本的上升而中断——这与模拟场景2是一样的。

在这种模拟场景中，我们将人口模型中2002年以后的平均合意家庭规模设定为两个孩子，并且节育有效率为100%。模拟的结果是，世界人口增长放缓了，但是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在2040年人口数量达到75亿的高峰。这个高峰人口比模拟场景2中的峰值少了5亿。因此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效果，从2002年引入两个孩子的政策将使高峰人口降低10%。可以这样理解，即使没有这种政策，在进入新千年之初模型模拟的人口会迅速达到这样一种生活水准，即小规模家庭都是合意的并且节育有效率达到100%。

当然，高峰人口的减少具有正面效果。由于人口增长变缓，人口消费品、人均食物和预期寿命都高于模拟场景2。在2040年的人口高峰期，消费品的人均产出提高了10%，人均可获得的食物多出了20%，而预期寿命比模拟场景2提高了近10%。这是因为满足较少人口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只需要较少的投资，更多的投资可以注入工业资本的增长中。其结果，工业产出增长也快于模拟场景2。到2040年时人均工业产出将已经达到2000年时水平的两倍。模型中的人口也明显比21世纪初时要富裕，2010~2030年可以称为一个“黄金时代”，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并具有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平。

然而，工业产出在2040年达到高峰后就会如同模拟场景2所显示的那样，因为同样的原因、以几乎相同的速度下滑。更大规模的企业排放出更多的污染物，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负面效应。一些资本不得不转而投入到农业部门中以维持粮食的生产。再到后来，2050年之后，污染水平将高到足以对人类的预期寿命产生负面影响。总之，模型中的世界将经历一场“污染危机”，高污染导致土壤被毒化，并进而导致食物短缺。

因而，按照模拟场景7所给出的限制和技术水平，并假定物质欲望没有任何约束，世界将无法养活75亿人口。如果我们仅仅是稳定世界人口规模，那么也将无法避免崩溃的发生。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本的不断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加以约束，每个人所产生的生态足迹都将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

但是，如果世界人民决定不仅要改变对养儿育女的需求，并且要改变他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自己设定一个充裕而不是过分奢侈的生活标准，又会怎么样？在当今世界，这里所假定的这种结构变化还很少像人们决定少生孩子那样被观察到，但这绝不是闻所未闻的。[1]这是一种几乎在所有宗教书籍中都提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物质或政治世界中，而是发生在人们的头脑和心中——在他们的目标中，在他们对生活目的的理解中。实现这种变化将意味着地球上的人们不再将他们的地位、获得满足以及自我挑战的目标建立在不断提高产出和不断积累物质财富上。

模拟场景8（见图7-2）给出的模拟世界仍然假定合意的家庭规模为两个孩子并且具有完善的节育措施，并且仍然对“充足”给出一个定义。这一世界把目标确定为“对每个人”来说人均工业产出水平比2000年时的世界平均水平提高大约10%。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世界上的穷人来说将向前迈出一大步，而世界上的富人的消费方式也将发生显著改变。模拟世界进一步被假定将以更少的投资取得这样的产出水平，因为投资的设备被设计为可以延长25%的寿命。平均工业资本的使用寿命假定从14年提高到18年，服务资本的寿命从20年提高到25年，农业投入的使用寿命从2年提高到2.5年。

图　7-2　模拟场景8：从2002年开始世界寻求稳定的人口和稳定的人均工业产出

注：如果模拟社会同时采纳只养育两个孩子的合意家庭规模并为人均工业产出设定一个固定的目标，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模拟场景7所展示的2020~2040年人类福利比较高的“黄金时代”。但是污染的增长使农业资源变得紧张，人均粮食产量下降，并最终带来预期寿命和人口的下降。

正如从计算机所给出的结果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些变化导致人均消费品和服务在2002年之后的第一个10年出现可观的增长。事实上，它们比上一轮模拟增长得更高、更快，而在上一轮模拟中工业增长也没有出现萎缩。这是因为，假定资本的使用寿命更长，只需要较少的工业产出被用于投资以实现资本的增长和替代折旧。因此马上有更多的产出可以被用于消费。其结果，2010~2040年，这一假想社会为所有人都提供了一个十分充足、舒适但并不奢侈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是，这一经济并不是非常稳定的。它的生态足迹也超出了可持续的水平，并且在2040年之后被迫进入长期衰退。模拟世界8可以将70多亿人口维持在一个充裕的生活水平上近30年，即2010~2040年。人均消费品和服务比2000年时提高了大约50%。然而，粮食产出总量早在2010年就达到了高峰，从那之后就由于污染的加剧而呈现平稳下滑，而污染程度却将在数十年中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投资被用于农业中以放慢粮食产量下降的速度。在一段时期之内这些资本是可以得到的，因为它们没有被用来获得更高的工业增长。但这种负担会逐渐增加到超出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之上的一个水平，于是衰退发生了。

计算机这一轮所模拟的社会设法达到并维持一个合意的物质生活水平近30年，但在此期间环境和土壤却在不断恶化。在系统已经过冲出其极限之后，有限的消费、有限的家庭规模以及社会自律也无法确保可持续发展，因为采取这些措施已经太迟了。要保持可持续发展，模拟场景8中的世界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控制其自身增长。它需要将其生态足迹降低到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之下。它需要随着技术的进步协调地、合理地推进社会重构。

[1]参见Duane Elgin,Voluntary Simplicity,revised edition（New York：Quill，1998），以及Joe Dominguez and Vicki Robin,Your Money or Your Life：Transforming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oney and Achieving Financial Independence（New York：Penguin USA，1999）。

■约束增长并提升技术水平

在模拟场景9中（见图7-3），模拟世界仍然决定从2002年开始平均家庭规模为两个孩子，具有完善的节育效果，并且跟模拟场景8一样，为实物生产设定适度的限制。进而，从2002年起它开始发展、投资，并且采用的技术跟我们在第6章模拟场景6中所检验的完全相同。这些技术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单位工业产出的污染排放，控制土地侵蚀，并且能提高土地的产量直到人均粮食达到合意的水平。

图　7-3　模拟场景9：世界寻求稳定的人口增长和稳定的人均工业产出，并且从2002年开始加入污染防治、资源使用和有关农业的技术

注：在这一场景中，人口和工业产出同上一轮模拟一样受到限制，并把技术加入进来以减轻污染、保护资源、提高土地产量并保护农业用地。结果所给出的社会是可持续的：近80亿人口生活在较高的福利水平下并且生态足迹不断下降。

正如我们在模拟场景6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在模拟场景9中假定这些技术只能在发展出20年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并且它们也有资本成本。在场景6中，在应对由快速增长导致的各种危机的同时，没有足够的资本用来购买和安装这些技术。在模拟场景9所给出的受到更多约束的社会中，人口增长更加缓慢，资本无需过多投入到进一步增长中或用以应对呈螺旋式上升的问题，新技术能够获得充分的资本支持。在平稳运行一个世纪之后，它们使单位工业产出所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量减少了80%，使单位产出所产生的污染减少了90%。由于工业产出的增长受到了约束，这些成效的积累所带来的是人类生态足迹的真正减少，而不仅仅是允许实现更多的增长。

土地产出水平的稳定增长在21世纪前半期随着污染的增加而有所后退（这是由于20世纪末污染排放的滞后效应——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可能例证是全球变暖的出现）。但到2040年时，一些更高技术的应用使污染的累积量又出现下降。土地产出水平得到恢复并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缓慢上升。

在模拟场景9中，世界人口维持在不到80亿的规模并在整个世纪都保持在一个满意的物质生活水平。他们的预期寿命很高，尽管在粮食产量波动时稍有下降。他们人均获得的服务比2000年时提高了50%。模拟到21世纪末，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污染水平在其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之前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速度也非常缓慢，模拟到2100年时还有近50%的原始资源得以保留。

在模拟场景9中，人类社会在2020年之前就开始设法减少给环境带来的负担，从那时起人类的生态足迹总量确实开始下降。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速度在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2002年起土地侵蚀的情况很快减少。永久污染物的产生在10年之后达到高峰。系统自己把自己带回到其极限之下，避免了一场不可控制的崩溃，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水准，并把自己维持在非常接近于均衡状态。模拟场景9显示了可持续发展状态，地球系统达到均衡。

在系统语言中，世界的均衡状态意味着正反馈和负反馈达到平衡，并且系统中的主要存量（在这里主要是人口、资本、土地、土地肥力、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都保持在相当稳定的状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和经济处于静止状态或停滞状态。它们在总量上大致保持不变，就像一条河流在流量上保持大致稳定，然而水流却总在不断流过。在模拟场景9这样一个“均衡社会”中，一些人降生了而另外一些人正在死去；新的工厂、公路、建筑、机械被建造出来而旧的在退役并被回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几乎可以肯定人均物质产出流也在不断改变形式，内容更加丰富，质量更高。

正如一条河流会围绕其平均水位出现上涨或下降一样，一个均衡的社会也会有波动，或者是由于有意的选择或者是由于不可预见的机遇或灾难。正如河流会自我净化并当污染物含量减少时会承载更多数量、更多种类的水生族类一样，一个社会自身也会对污染进行净化，获取新的知识，使自身的生产过程更有效率，转换技术，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使分配更加公平，学习，进化。我们认为，当增长的张力得到缓解并且其变化速度慢到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决策的后果进行全面理解、做出反应和选择时候，人类社会会更愿意来做这些。

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地球系统的所有知识，我们相信模拟场景9所显示的可持续社会是现实世界确实可以达到的。它拥有近80亿人口，有足够的食物、消费品和服务来保证每个人都生活得舒适。它通过深思熟虑的努力、通过应用不断提高的技术来保护土地和土壤、减少污染，并高效率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物质增长很慢甚至处于停止，由于其技术进步快到足以将生态足迹降低到可持续的水平，它有时间、有资本也有能力解决其他问题。

我们认为，这样一幅世界图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合意的。它当然比前几章所给出的那种不断增长直到被各种危机所终止的模拟世界更有吸引力。然而，模拟场景9并不是World3模型能够给出的惟一一种可持续的结果。在系统的极限之内可以有一些权衡和选择。可以有更多的食物和更少的工业产出，或者相反；可以是更多人生活在更少的人均生态足迹中，也可以是更少的人生活在更多的生态足迹中。但有一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向可持续均衡状态转变的开始时间每向后推一年，转变实现后实际可获得的权衡和选择的吸引力就会降低一些。假如产生模拟场景9的政策早20年开始实施，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

■20年的差异

在下一轮模拟中我们要问：如果模拟世界从1982年而不是2002年就开始采用模拟场景9所给出的可持续政策（合意的家庭规模为两个孩子、适度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先进的技术保证资源有效利用和污染控制），会怎么样？早20年会带来什么差异？

模拟场景10（见图7-4）与模拟场景9相比除了做出改变的时间是1982年而不是2002年以外都完全一样。早20年走向可持续发展可以产生一个更加安全和更加富裕的世界，农业部门也极少面临调整问题。在这一场景中，人口规模刚刚超过60亿而不是近80亿。污染高峰提前20年在一个低得多的水平上达到，并且其对农业的影响也比模拟场景9要小得多。预期寿命超过了80岁并保持很高。到21世纪末时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被保留下来，并且发现和开采它们所要付出的努力也要小一些。预期寿命、人均粮食、人均服务以及人均消费品都最终达到比模拟场景9更高的水平。

图　7-4　模拟场景10：可持续政策在1982年实施，比模拟场景9早20年

注：这一模拟场景包括了模拟场景9中所发生的所有变化，只是政策的实施时间是1982年而不是2002年。早20年走向可持续发展对所有人来说意味着较低的最终人口水平、更少的污染、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和稍稍高一些的福利水平。

模拟场景10中的人口能够保持其生活水准并毫无问题地支撑技术的进步。这一社会拥有更美的环境、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自由；它离达到极限还很远，不像模拟场景9那样处在边缘上。这种未来图景曾经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1982年时国际社会并没有抓住这一机遇。

我们已经用World3模型模拟了许多其他场景，不仅仅是重印的这11种。我们试图发现为使人口和物质经济回到可持续水平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全球性政策建议的可能效果。当然在模型中有许多简化和遗漏，所以所有这些模拟所得出的具体数字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我们确信，从这些努力中得到的两个一般性启示是有效的、可靠的。我们这些实验的第一个启示是，一些根本性改变的引入越往后拖，人类远期所面对的未来选择就越少。减少人口增长和稳定生产资本存量的努力越往后推，人口规模就越大，就有更多的资源被消费掉，污染水平也更高，更多的土地被破坏，同时又要求有更多粮食、服务和商品量来用以养活人口。需求更高了，问题更大了，而空间却更小了。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将模拟场景9中在2002年所实施的政策再拖后20年很好地显示出来。到那时要避免衰退已经太晚了。拖后20年将使人口达到80亿的时间比模拟场景9中要提前好多年。由于晚了20年去做出改变，工业产出的增长要比模拟场景9高出许多。增加的工业生产活动，加上污染控制技术的采用也滞后20年，会带来一场污染危机。污染导致土地产出能力下降，从而导致人均粮食减少，进而导致预期寿命降低，并进而导致人口的减少。晚20年走向可持续发展使得我们的模拟世界的选择余地变小，并把它带上一条混乱的、最终不可能成功的道路。曾经足够的政策手段变得不再充足。

■多高是太高了

我们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的第二个启示是，如果从地球系统中要求更多的消费也同样会导致失败。我们用World3模型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跟模拟场景9所做出的假定完全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把合意的人均工业产出水平加倍。在这种情况下World3模型所描绘的世界也从2002年开始缓和人口和经济压力，并采用保护资源和减少污染的技术。然而，这一次，即便是采用了所有能获得的技术，模拟世界的人均工业产出目标也无法在70多亿人口的水平上维持。

人均工业产出在202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达到其设定的目标，最高点在2030年左右出现而后就慢慢下降。同一年人均粮食拥有量也从最高点快速下降。这是因为需要太多的资本来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目标并用来弥补环境所遭到的破坏。模拟到2050年，在这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世界上，人均能得到的粮食和工业品的量都比模拟场景9中的世界要低，模拟场景9更满足于设定比较温和的目标。

那么，这一轮模拟对生活水准的估计是一个在拥有75亿人口的“现实”世界中能维持的可信水平吗？绝对不是！模型中的数值及其假设都是不可信的。没有模型能对未来30~50年的世界做出精确的、正确的估计。或许实际上会有更多的人口能够生活在比模拟场景9更高的生活水平上，或许，即使在World3所做出的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腐败、没有失误的乐观假定下，模拟场景9所给出的消费水平在实际中永远都是无法持续的。

在某些方面，World3模型的作用就像是一张建筑师画的草图。它给出了一些重要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帮助我们思考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希望生活的未来是什么样。但是，它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与构建这一过程相关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心理学问题和个人问题的任何细节。规划这些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可能需要试验、需要谦卑、需要开放所有关于错误的信息，并且需要有在这一过程中进行调整的意愿。

从利用这一模型所做的实验中，我们并没有断定如果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就一定能带来一个有吸引力的未来，而再滞后10年或20年人类社会就注定会走向失败。但是我们的确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滞后会降低我们最终能持续享有的富裕水平。从这些模拟中我们也没有断定一个相当于今天或高出10%或20%的消费目标就是可持续的，而一个两倍于今天的消费目标就是一剂导致灾难的药方。但是我们的确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所提供的消费水平对今天世界上的多数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从另一方面说，它也不可能为60亿~80亿人口持续提供无限的、甚至是很高的物质消费水平。

World3模型无法用来把人类世界调谐到刚好找到并生活在可持续的极限上。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模型，或许未来也不可能有这种模型，能做到这种数字精度。所以说，把人类的生态足迹最大化是一个危险的政策，因为实际增长的物理极限是变化的、不确定的，并且我们认识到这些极限并对它们做出反应总是滞后的。同样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们学会安全地生活在低于地球预期极限的一个满意的生活水平上，而不总是试图达到可能的最大物理极限，将是更加安全的，并且也是更可取的。

World3模型的设计是用来发现一个内部相联系的、非线性的、具有反应迟滞的有限系统的行为模式，而没有想用它来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或给出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但是，本章所展示的这几轮模拟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但在公众谈论中尚未被完全认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以下一些信息被广泛知晓并被接受，那么所做出的决策、资本配置、新闻报道以及有关的法律争论会有多么的不同。

·不必减少人口数量或工业产出，全球向可持续社会过渡或许也是可能的。

·然而，向可持续发展过渡需要行动来减少人类的生态足迹。进而，这又要求个人做出决策来减小家庭规模、降低工业增长目标、提高地球资源的使用效率。

·一个可持续社会有许多种构造方式，人口数量、生活水准、技术投资、资源在工业品、服务、食品和其他物质需要之间的分配等都有许多种选择。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人不必都以同样的方式做出选择，但这些选择必须尽快做出。

·在地球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和能为每个人提供的物质生活水平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权衡。权衡的准确数量是不可知的。它们会随着技术、知识、人类的应对能力以及地球支撑系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便如此，仍然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更多的人口数量意味着可持续的物质生产能力更低、每个人的平均生态足迹更小。

·世界经济减少其生态足迹和迈向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最终可支撑的人口数量和物质生活水准越低。在某些时点，滞后意味着崩溃。

·人类社会所设定的人口和物质生活水准的目标越高，超过并侵蚀其极限的风险也就越大。

根据我的计算机模型、我们的心智模型、我们对数据的掌握以及我们在“现实世界”的经验，在缓解极限和设定可持续目标方面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推迟削减生产能力和向可持续过渡，从最好的结果说，意味着减少了未来几代人的选择，从最坏的结果说，是陷入崩溃。

也没有理由去浪费时间。可持续对许多人来说是个新观念，许多人很难理解它。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人已经开始在实践中设想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并把它变为现实。他们把它视为一个非常高兴地而不是不情愿地迈入的世界，是一种冒险的感觉而不是一种牺牲的感觉。一个可持续的世界会比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好很多。

■可持续社会

可持续的定义有许多种。最简单地说，可持续社会是一个可以世代相传的社会，是一个有非常长远的眼光、非常有弹性、非常聪明而不会去破坏支撑它的物质或社会系统的社会。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的理念用一段铭言进行了表述：

可持续的社会是一个“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社会”。[1]

从系统的观点来说，可持续社会是一个具备足够的信息机制、社会机制和制度机制来抑制导致指数型人口增长和资本增长的正反馈循环的社会。这意味着，除非或直到技术进步和社会决策对人口或资本水平做出深思熟虑的、有限的改变，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当，投资率大致与折旧率相当。为达到全社会的可持续性，人口、资本和技术的组合必须加以配置以使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是富足的、有保证的并且是公平分配的。为达到物质的和能量的可持续性，经济总量必须满足赫尔曼·戴利的三个条件：[2]

·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速度不能超过它们再生的速度；

·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速度不能超过可持续再生的替代资源的发展速度；

·污染排放的速度不能超过环境的吸收能力。

这样一个具有可持续的生态足迹的社会，与目前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人类的思维还是被持续贫困或快速物质增长的图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决心不计一切成本地去努力保持增长。在追求自主增长和避免停滞的意识主导下，人类的普遍觉悟还很难想象一个有目的的、充裕程度刚刚好的、可持续的社会。这里，在我们着力解释可持续“是”什么之前，我们需要从它“不是”什么开始说起。

可持续并不意味着“零增长”。一个非常关注增长的社会一般倾向于避免对这一目标提出任何质疑。但是质疑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增长。正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雷利奥·佩切伊在1977年指出的那样，这将只会是用一种过于简单化代替另一个：

所有那些曾帮助解开增长的秘密的人……被增长至上的忠诚辩护者们所嘲弄，形象地说是要被他们绞死或五马分尸。其中一些人……谴责《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是在鼓吹零增长。显然，这些人对罗马俱乐部、对增长根本就不了解。零增长这一提法是如此粗糙（在这一点上正如无限增长的提法一样）并且是如此不准确，因此在一个活的、动态的社会中谈论它在概念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3]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将对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物质扩张感兴趣。它把物质增长视为一个可考虑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永久的使命。它既不追求增长也不反对增长，而是开始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增长和增长的不同目的。这一社会甚至可能会合理接受有目的的负增长理念，缓解过度需求，以回到极限之下，在全面核算自然和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停止做那些实际成本高于所获价值的事情。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在对任何一个有关增长的建议做出决定之前，会先问一下增长的目的是什么？谁会收益？成本是什么？能持续多久？这种增长是否能为地球的源和汇所容纳？这样一个社会将应用自己的价值观和对地球极限的所有知识，只选择那些能满足重要社会目标并能强化可持续性的增长类型。一旦物质增长完成了其目标，社会就会停止追求增长。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不会对目前这种不均等分配模式的永久化麻木不仁。它当然不会把穷人永久锁定在贫困之中。这些做法不可能持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穷人不会也不应当忍受这些；第二，任何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之中都不可能稳定人口增长，除非采取可怕的强制性措施或提高死亡率。无论是出于实践还是道德的原因，任何一个可持续社会都必须为所有人提供丰衣足食和安全。从现在到达到可持续发展，任何剩余的增长可能性（无论有多少更多资源消耗和更多污染排放的空间，无论有多少空间通过提高效率和调整富人的生活方式被释放出来）都应当合乎逻辑地并且，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愉快地配置给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

可持续状态将不会像当前经济系统所经历的那样当增长被打断时社会就会出现萧条、停滞、失业和破产。可持续社会同今天的经济衰退的区别，就像有目的地通过踩刹车让车停下来同车撞到墙上而停下来之间的区别一样。当目前这种经济出现过冲时，它就会突然转向，转向速度之快出乎人们和企业的预期，令其无法总结教训、重新配置资源或做出调整。而有意识地向可持续过渡将发生得很慢并事先提出充分警告，以让人们和企业能在新经济中找到位置。

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可持续社会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必然是原始的。在远离焦虑和贪婪之后，人类仍然有创新的无限可能。没有增长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高成本，技术和文化都会繁荣起来。约翰·斯图阿特·米尔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严肃地提出经济应当与地球的极限相适应的想法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发现他所称的“静态”（stationary state）能够支撑一个不断进化、不断进步的社会。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他写道：

我所说的……资本和财富的静态不同于老派古典经济学家通常所证明的那种令人厌恶的自然状态。我倾向于相信，从整体上说，它将是对我们目前状况的一个非常可观的提升。我承认我不认同那些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不断奋斗，就是相互蹂躏、相互挤压、相互推搡、相互践踏的人所声称的那种理想生活……对大多数人类来说最愉悦的……也不应当认为资本和人口的静态就意味着是人类不再进步的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的进步空间都跟过去一样广阔，生活的艺术提升的空间也同过去一样广阔，并且提升的可能性更大。[4]

一个可持续的世界不会是也不能是僵化的，以至于人口、生产活动或其他事物都保持一种病态的恒定。当前一些心智模型的一个最奇怪的假定就是认为一个适度世界必然就是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统治的世界。对一个可持续经济来说，这种控制是不可能、不合理也是不必要的。（从系统的观点来说，它是严重短缺的。）

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同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一样，当然也需要有规则、法律、标准、界限、社会协议和社会公约。可持续世界的一些规则会与目前人们所习惯于遵守的规则不大一样。一些必要的控制措施目前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例如国际社会关于臭氧层保护的协议和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谈判。然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规则的建立，正如任何可行的社会规则一样，都不能损害自由而必须创造自由或保护自由。禁止银行抢劫限制了小偷的自由却是为了保护其他人存款或取钱的安全。同样道理，禁止过度使用可再生资源或禁止有害污染物的产生是为了保护更重要的自由。

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提出一组最小的社会结构，即承载着新的成本、后果和制裁信息的反馈环，这一结构仍然包含了进化、创新和变革，并且比一个可能不断逼近或者超越其极限的世界具有更多的自由度。最重要的是，这些新规则与经济学理论是十分吻合的：所有的知识和制度都是为了将市场体系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使一个产品的价格能够反映出生产它的全部成本（包含反映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成本）。这是几十年来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在提倡的方法（尽管是徒然的）。它会自动指导投资和购买行为，以使人们在货币经济范畴内做出选择后不会在现实物质范畴或社会价值范畴中感到遗憾。

一些人认为在一个可持续社会中就必须要停止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因为这些资源的使用必定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想法是对可持续的含义的一种过于僵化的理解。当然，一个可持续社会在使用不可再生资源方面要比目前世界的做法谨慎得多、有效率得多。它将对这些资源进行更合理的定价，以便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但是没有理由不使用它们，只要它们的使用满足可持续所定义的标准，即它们不会填满大自然的“汇”并且能开发出可再生的替代资源。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也没有理由是单一模式的。正如自然界的情形一样，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一些曾经思考过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人们把可持续社会视为高度分散化的社会，一个区域更依赖于当地的资源而较少依赖国际贸易。他们会设定一些边界条件以使每个社区不会危害到其他社区或整个地球的生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文化多样性、自治、自由和自主只会是更多而不是更少。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也没有理由是不民主的、令人厌恶的或缺乏挑战的。今天一些愚弄人和消耗人的游戏，如军备竞赛或无止境地积累财富，或许将不再是合理的、受人尊敬的或不再使人感兴趣。但是，仍然会有很多游戏、挑战和问题等人们去解决，仍有很多方式让人们去证明自己、检验自己的能力、互相服务并生活得更好——或许生活得比今天的任何可能都更满足。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不是”什么是个很长的名单。在我们把这个单子列出来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比已经隐含着给出了我们所认为的可持续社会是什么。但是关于这样一个社会的细节不可能通过我们这一小组计算机模拟者给出来，这需要几十亿人们一起贡献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才智。

通过我们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对世界体系的结构分析，我们只能对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系统重构给出一组简单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我们把这些原则列在了下面。每一个指导原则都可以在各个层次上（家庭、社区、企业、国家和整个世界）以成百上千种方式表现出来。人们可以看一下如何在自己的生活、文化、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实施这些指导原则。朝这些方向所迈出的任何一步都是在迈向可持续发展，尽管所有这些步骤终将必须得到实施。

·拓展规划的时段。当前的选择要更多建立在对其长期成本和收益的评估而不只是看到它今天所产生的市场结果或明天的选举。要为媒体、市场以及选举提供必要的激励、工具和程序，以让它们报道、思考或负责解决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问题。

·改进信号。更多了解并监控人类人口的实际福利状况和人类活动对世界生态系统的实际冲击。[5]要像报告经济状况那样连续、即时地向政府和公众通报环境和社会状况。把环境和社会成本纳入到经济价格中；重新建立经济指标体系，例如GDP，使它们不再混淆成本和收益、生产能力和福利，也不再混淆自然资本的恶化和收入增长。

·加快反应速度。积极观测反映环境或社会紧张程度的信号。提前拟定当出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的方案（如果可能，要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做出预测），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和技术安排以采取有效行动。教育要提高人们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教会人们批判性思考和重新设计物质和社会系统的能力。计算机模型在这一步能提供些帮助，但在教育中普及系统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

·最低程度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矿物燃料、地下水和其他矿物必须最高效率地进行使用，并尽可能回收利用（燃料是不可回收的，但矿物和水可以），并且只作为向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资源过渡的一部分加以使用。

·避免破坏可再生资源。土壤肥力、地表水、可利用地下水以及所有生物，包括森林、鱼类和野生物种，都应当尽可能加以保护、恢复和强化。这些资源只能以它们能够自我再生的速度进行采伐和捕获。这就需要具有关于它们再生速度的信息，并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制裁或经济激励来制止滥采滥用。

·最大效率地使用所有资源。在给定的生态足迹下所能得到的人类福利越高，在极限之下的生活质量就会越好。获得更大效率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也合理的。[6]如果当前世界人口和经济要回到极限之下而不导致崩溃，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慢慢地、逐步地停止人口和物质资本的指数型增长。要实现前面所列出的六条原则都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最后这一条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制度和哲学方面的改变和社会革新。它需要对合意的、可持续的人口和工业产出水平进行定义，它需要围绕发展的理念而不是增长的理念来定义目标。它只是，简单却意义深远地，要求建立更大的、更加真正令人满意的人类生存目标而不仅仅是物质扩张和积累。

我们可以把这最后一条，也是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扩展到对增长文化背后所掩盖的诸多紧迫问题的认识：贫困、失业和未被满足的需求。目前这种增长模式要么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要么只能缓慢地、无效率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除非有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出现，否则社会将不会从沉溺于增长中拔出来。因为人们是如此强烈地需要看到希望，或许增长是一个错误的希望，但它总比完全没有希望要好。

要重建希望，要解决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有三个领域需要全新的思考。

·贫困。共享在政治语言中是一个禁语，或许是因为害怕现实的共享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得不到足够满足。“充裕”和“团结”是能够帮助找到结束贫困的新方法的两个概念。我们所有人都处于过冲之中。如果我们处理得好，就有足够的资源让所有人共享。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么任何人，无论多富有的人，都无法逃脱承担后果。

·失业。人类需要工作，需要通过工作去检验自己、锻炼自己、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通过工作从个人参与中得到满足，需要通过工作被认可为一个成年人并成为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这种需要不应当得不到满足，也不应当通过低级或危险的工作得到满足。同时，就业也不应当被视为生存的需要。这里需要跳出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创造”工作机会的狭隘观念，更要跳出工人是应当被削减的成本的狭隘观念。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利用和支持所有能做出贡献的人，能平等地分享工作、闲暇和经济产出，不会抛弃那些因为某种原因暂时或永久不能工作的人的经济系统。

·未被满足的非物质需求。人们不需要拥有很多辆汽车，但需要尊重和尊敬。他们不需要总有新衣服穿，他们需要感觉到别人认为自己有魅力，他们需要兴奋、花样和美丽。人们不需要电子娱乐，他们需要有一些感兴趣的事情来占据他们的精神和情绪。如此等等。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这些现实的却是非物质的需求（如身份、友爱、自尊、挑战、爱情、欢乐等）是只会导致无止境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错误办法。一个能容许并清楚表达人类的非物质需求、并且想通过找到非物质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社会，只需要低得多的物质和能量产出而提供更高水平的人类满足。

在实践中，人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世界如何进化到一个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这就是创造和选择的机会。我们呼吁生活在21世纪初的几代人不仅要把自己的生态足迹降低到地球的极限之下，并且在重建他们的内部和外部世界时也要这么做。这一过程将触及生活中的每一个舞台，需要每一种人类智慧。它需要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创新，也需要公众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以及精神的创新。50年前刘易斯·芝福德（Lewis Mumford）就认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及其所需要的独特人类特性，它将挑战和发展每个人的“人性”。

一个扩张的时代正被一个均衡的时代所取代。达到这一均衡将是未来几个世纪的任务……新时代的主旋律既不是武器与人也不是机器与人：其主旋律将是生活的觉醒，机械将被有机体所取代，而人的重建将是所有人类努力的终极目标。文明、教化、合作、共生：这些将是新的世界范围的文明口号。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将记录下这种变化：它对教育和科学进程的影响不亚于工业企业组织、城市规划、区域发展和世界资源的交换。[7]

将工业世界带入到下一个进化阶段不是灾难，而是难得的机遇。如何把握住这一机遇，如何把人类带入到一个不仅是可持续的、功能齐全的、平等的并且也是非常合意的世界，是一个关系到领导能力、道德规范、见识和勇气的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心灵和精神而不是计算机模型的性质。说到这里，我们（本书的作者）要结束本章了。我们需要关闭电脑、把数据和模拟放到一边，进入第8章，在那里我们将把我们从心中、从直觉中以及从我们的科学分析中得到的启示做一下总结。

[1]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赫尔曼·戴利是少数几个认真思考过何种经济制度可能对保持一个合意的可持续状态起作用的人之一，他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市场与制度结合的设计。参见Herman Daly，“Institutions for a Steady State Economy”，in Steady State Economics（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1）。

[3]Aurelio Peccei,The Human Qualit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77），85.

[4]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John W Parker,West Strand，1848）.

[5]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由设在瑞士格兰德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每隔两年出版的《地球生存报告》中给出的，该报告给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各国生态足迹的数据。

[6]Paul Hawken,Amory Lovins,and L.Hunter Lovins,Natural Capitalism（Boston：Back Bay Books，2000）.

[7]Lewis Mumford,The Condition of Ma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44），398-399.

第8章　向可持续状态过渡的工具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要屈从于绝望。

——爱德华·萨乌马（Edouard Saouma），1993

我们能让世界各国和人民走向可持续发展吗？这一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规模上只有另外两大变革能与之相媲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农业革命和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这两大变革都是自发的、渐进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而这一场变革将是在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优秀科学见解的指导下的完全有意识的运动……如果我们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这在人类的地球上生活史上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D.Ruckelshaus），1989

我们撰写、谈论并朝可持续发展努力迄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同行们的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智慧、在各自所处的社会，为走向可持续发展进行着各种努力。当我们在政府、制度层次做工作时，当我们聆听政治领袖的演讲时，我们常常有挫折感。但当我们跟普通人一起工作时，我们却总是感到鼓舞。

在每个地方，我们都能发现一些人们关心地球、关心他人、关心子孙后代的福利。他们认识到人类的悲剧和周边环境的恶化，他们质疑那种沿着过去的老路不断提高增长的政策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许多人都有一种感觉，一种他们很难表达清楚的感觉，就是世界在走向错误的方向，要防止灾难的发生必须有一些大的变化。他们愿意为这些变化贡献一些力量，只要他们相信他们的努力能带来正面的效果。他们问：我能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企业能做什么？学校、宗教、媒体能做什么？居民、生产者、消费者、父母们能做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比给出具体答案更为重要，尽管答案有很多。至少“有50件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做来拯救地球”。买一辆节能的小汽车，并且只买一辆；回收使用过的酒瓶和罐头盒；在选举中聪明地进行投票——如果你也是这个世界上正享受小汽车、美酒、罐头和选举的人们中的一员。也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为自己找到简朴、优雅的生活方式；最多要两个孩子；要求提高燃料价格（鼓励高效率使用能源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用爱心和合作帮助一个家庭走出贫困；找到自己的正确谋生手段；爱惜每一寸土地；尽自己所能反对那些压迫人、滥用地球资源的制度；亲自参加竞选，等等。

所有这些行动都将是有帮助的。然而，这些当然还不够。可持续发展、充裕和平等的实现需要进行结构性的变革，需要进行一场革命。这种革命不是法国大革命那种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那种具有更深远意义的。

循环利用很重要，但单靠这不可能带来一场革命。

那什么能带来革命？为找到一个答案，我们发现，从历史学家们已经发掘出的史料中，了解一下人类文明的前两次伟大革命将是很有帮助的。

■前两次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大约1万年前，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人口已经达到了1000万的巨大规模（在当时来说）。人们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狩猎群居的生活。但在一些地方，人口已经开始超出所能获得的庄稼和猎物所能供养的数量。为解决越来越少的野生资源问题，他们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些人开始迁徙，从非洲和中东的祖居地迁移到其他猎物丰富的地方繁衍生息。

其余的人开始蓄养牲畜、种植庄稼并定居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主意。就靠这么简单的定居劳作，第一代农民以他们从来都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改变了人类的思想，也改变了社会的形态。

第一次，拥有土地变得有意义了。那些不再需要背负所有家当迁徙的人们开始积攒一些东西，其中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积攒得多。于是财富、地位、遗产、贸易、货币、权力等观念就产生了。一些人可以靠其他人所生产的剩余粮食来生活，他们就成了全职的手工业者、音乐家、作家、牧师、士兵、运动员或国王。于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就出现了行会、乐团、图书馆、寺庙、军队、运动会、王朝和城市。

作为后人，我们认为农业革命是人类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在那时它或许是一种混杂的快乐。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农业并不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却是人类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一种必要方式。定居下来的农民从一公顷土地中得到粮食比群猎时代要多许多，但是粮食的营养含量却比猎物要低很多，种类也要少得多，并且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来进行劳作。并且，农民比游牧民族更容易受到天气、疾病、病虫害、外来入侵的侵害以及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的压迫。而那些无法远离自己所产生的废弃物的人们经历了人类最早的慢性污染。

不管怎样，农业是人类对野生物种匮乏的一个成功应对。它允许有更多的人口增长，经过几个世纪后达到一个巨大的数字，从1000万增加到1750年时的8亿。更多的人口产生了新的短缺，特别是土地和能源。于是，另一场革命成为必然。

工业革命起始于英格兰，丰富的煤炭资源替代了不断消失的森林。煤炭的使用带来了土地挖掘、矿井建设、抽水、运输以及可控燃烧等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其结果就是劳动力大量集中到煤矿和工厂周围。这一进程将技术和商业活动提高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显著地位上——超过了宗教和道德。

于是所有的事物再次以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机器，而不是土地，成为生产的核心手段。公路、铁路、工厂、烟囱在地平线上冒了出来，城市也在不断膨胀。这种变化也是一种混杂的快乐。工厂劳工变得更加辛苦甚至比农业劳动力还要低贱。这些新工厂周围的空气和水污秽的程度难以用语言表达。绝大多数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农田已经无法再得到了，他们只能到工厂去工作。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很难评价工业革命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因为这种思想仍在支配着我们的观念。1988年，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描述了工业主义对后世及其实践者的哲学影响：

资本家们……承诺，通过技术对地球的主导，他们能为每个人带来更公平、更合理、更有效率、更丰富的生活……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私人企业从传统等级制度和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论这种束缚是来自于其他人还是来自地球……这其实就是教导人们用一种直白的、积极的、自信的方式对待地球并相互对待……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想着赚钱这个词。他们必须把周围的所有东西（土地、自然资源、自身劳力）视为能在市场上换来利润的潜在商品。他们要求取得不受外部规则约束或干扰地进行生产、购买和出售这些商品的权力……随着欲望的扩张，随着市场变得越来越广阔，人类同自然界其余部分的结合就变成了最赤裸裸的工具主义。[1]

这种赤裸裸的工具主义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生产力和一个目前以各种不同的满足水平养活着60亿人口的世界——比农业革命前多出了600多倍。广阔的市场和膨胀的需求导致从极地到赤道、从高山之巅到海洋深底的环境破坏。工业革命的成功，同此前的群猎和农业革命的成功一样，最终也给自身带来了短缺——不仅仅是猎物，也不仅仅是土地、燃料和金属，而是整个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可持续的水平。这种成功孕育了新一轮革命的必要性。

[1]Donald Worster,editor,The Ends of the Ear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1-12.

■下一次革命：可持续发展

正如公元前6000年的农民无法预见到今天艾奥瓦州的谷物和大豆种植量或公元1800年时英国煤矿的矿工无法想象今天的丰田汽车生产线一样，今天的任何人也无法描述世界从一场可持续革命起会怎样向前演进。像其他伟大革命一样，即将到来的可持续革命也将改变地球的面貌，改变人类个性、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像此前的革命一样，它将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全部展开——尽管今天它已经开始了。

当然，也没有人知道怎样带来这样一场革命。也没有一个单子列出来“要实现一个全球的范式改变，应按照以下20个步骤”。像以前发生的伟大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不是计划好的或有指导的。它不会遵循政府的一系列法令或计算机模型给出的预测。可持续革命将是有机的，它将从数亿人的想象、洞察、实验和行动中产生出来。使其发生的重担不会落到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肩上。没有人会受到这种托付，但每个人都会做出贡献。

我们所受到的系统训练和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让我们确信复杂系统的两个特性与我们这里所谈论的这种意义深远的革命是相关联的。

第一，信息是转变的关键。这里所指的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信息、更好的统计、更大的数据库或互联网，尽管所有这些都会发挥部分作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关的、强制的、筛选的、有力的、即时的、准确的信息按新的路径流向新的受体，承载新的内容，提出新的规则和目标（规则和目标本身就是信息）。当其信息流动发生改变时，任何系统的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旧体系靠严格控制信息来维持，一旦取消这些控制就会引发全面的体制变革（狂风暴雨式的、预想不到的，却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系统会强烈抵制自身信息流的改变，特别是改变自己的规则和目标。这并不奇怪，那些从当前系统中受益的人当然会积极反对这种改变。当权的政治、经济、宗教集团会扼杀个人或小集团试图运用不同的规则来达到不同于现存体制所支持的目标的所有努力。改革者会被忽略、边缘化、嘲弄、剥夺提升或获得资源甚至公开说话的权利。他们会被有形地或无形地扼杀掉。

然而，也只有改革者，认识到需要新的信息、规则和目标并就此进行交流、尝试，才会让系统做出改变。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清楚地表达这一点的重要性，“永远不要忽视一群负责任的人组成的小集团所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事实上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么发生的”。

我们已经认识到要在一个渴望消费、劝人消费甚至奖励消费的系统中要保持物质生活的适度是多么困难。但是人们可以沿着一条很长的路走向适度。在一个生产能源的经济中要有效率地使用能源并不容易。但是人们可以找到或必要时发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做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有效方式更容易被其他人所接受。

以上所有这些说明，要在一个结构设计上只容许听到陈旧信息的系统中提出新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你可以尝试一下在公众场合质疑更多增长的价值，或仅仅是对增长和发展做一下区分，你就会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挑战现存系统需要勇气和清晰的思路。但这是可以做到的。

在寻找能在一个本能地抵制自身变革的系统中采用和平手段重构这一系统的办法时，我们尝试了很多工具。其中最明显的一些工具就是通过本书所显示出来的——理性分析、数据收集、系统思考、计算机模拟和找到最清晰的话语来表达。这些工具是任何受到过科学和经济学训练的人都能主动掌握的。但就像循环利用一样，这些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还很不够。

我们也不知道要多少工具才够。但是我们想以介绍我们已经找到的另外五个有用工具来作为本书的结论。我们已经在本书的1992年版中第一次介绍并讨论了这个工具单。从那以后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确信这五个工具不是随意提出来的，它们是任何一个想长期存在的社会的本质特征。我们在结论性的一章把它们“作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方法而不是‘全部’方法”再次提出来。

在1992年的书中我们说，“我们在讨论这些工具时有一丝犹豫，因为我们不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专家，同时也因为讨论它们所使用的词汇并不容易从科学家的嘴里或文字处理器中找到。它们会被认为太‘不科学’而无法严肃地在世俗的公共场合进行讨论”。

我们如此谨慎地提出的这些工具是什么呢？

它们是：想象、网络、说真话、学习和爱。

相对于要发生的巨大变革来说，这一工具单看起来有点羸弱。但是，它们其中任何一个都存在于一个具有正反馈的网络中。因此，最初由少数人对它们的一贯、一致的应用具有产生出巨大变革的潜力——甚至对当前系统提出挑战，或许有助于产生一场革命。

“向可持续社会过渡会从中得到帮助”，我们在1992年的书中说道，“只要我们在世界信息流中带着真诚而无需辩解地经常使用这些简单词汇。”但是我们还是带着辩解来使用这些词汇，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让绝大多数人接受它们。

当人类文明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时仅仅依赖于这样一些“软”工具，对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都感到不安，特别是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向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发出号召。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些而把话题转向循环利用、排放许可交易、野生物种保护或其他一些对于可持续革命是必要但却并不充分的领域——但至少其中一部分我们知道如何去应对。

所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该怎么使用的工具，因为人类必须尽快掌握这些工具。

■想象

想象的意思就是想象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可能开始比较笼统，到后来会不断细化。这里我们所说的是“你真正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教你去要什么，也不是你学会乐意满足于什么。想象意味着跳出“可能性”、怀疑以及过去的失望的约束，让你的思想驻留在最高尚、最崇高、最珍视的梦想上。

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往往是带着激情和轻松来进行想象。他们发现所想象的东西在现实中却是可怕的或是痛苦的，因为与想象中的那种“应当”生机勃勃的情景相比，现实情景几乎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有些人从来不都承认自己的想象，因为害怕被人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或“不现实的”。这些人会发现我们这段话让他们读着很不舒服，如果他们愿意读到底的话。还有些人已经被现实的经历所打垮，所以他们只愿意谈论为什么任何想象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好，怀疑有时也是需要的。想象需要通过怀疑论的锤炼。

首先我们要说，跟怀疑论者一样，我们也不相信想象的事情都会发生。不付诸行动的想象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没有想象的行动是也没有方向的和虚弱的。想象在指导行动和激发热情方面绝对是必要的。不仅如此，如果被广泛分享并得到坚定支持，想象一定会带来新的体系。

我们可以引用文献来说明这一点。在有限的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约束下，人类的想象力不仅能给人类带来新的信息、新的反馈、新的行为、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并且还能带来新的制度、新的物质结构和新的力量。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早在150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深刻道理：

每个国家以及每个人都会马上被与其道德境界或思想境界完全对应的物质形式所包围。看看每一个真理和谬误、人脑子里的每一个想法是如何通过社会、房屋、城市、语言、仪式、报纸等包裹起来的。看看今天的这些观念……看看每个观念是如何浓缩在加于社会的物质形式上的，看看木料、砖瓦、石灰、石头等是如何变成方便使用的形状，服从于支配多数人头脑的主体观念的……

接着，人自身的微小改变当然都会改变他周边的事物，观念的最微小的放大，对他人的感觉的最微小的变化……都会带来外部事物最显著的改变。[1]

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如果不能被充分地想象到，是永远都不会完全实现的。这种想象必须通过许多人的设想才能完全成型并引起关注。为鼓励其他人加入到这一过程中，我们在这里列出一些我们自己在想象一个我们乐意居住（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居住在那里）的可持续社会是什么样时所看到的景象。这个名单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定义性的，我们在这里把它列出来的目的只是想请你发展和扩大它。

·可持续、有效率、充裕、平等、美好和共有是全社会最高的价值观。

·所有人都能得到物质的满足和安全。因而，低生育率和稳定的人口数量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社会的规范。

·工作给人们带来尊严而不是贬低身份。有一些激励措施让人们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社会并对此予以褒奖，同时保证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得到满足。

·领袖们更加诚实、睿智、谦逊和受尊敬，并且他们更有兴趣干好自己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保住自己的工作，更有兴趣服务于社会而不是赢得选举。

·经济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结果，是为环境福利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有效率的、可再生的能源系统。

·有效率的、闭合循环的物质系统。

·技术设计能把污染排放和废弃物减少到最低程度，并且全社会约定不产生技术和自然界无法处理的污染排放和废弃物。

·可再生农业能改善土壤，使用自然手段来保持肥力和控制病虫害，并生产出充足的、未被污染的粮食。

·保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人类文明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因而自然界和文明都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并且人类欣赏这种多样性。

·具有弹性、创新力（社会以及技术）和智力挑战。科学繁荣，人类知识库不断扩大。

·对整个系统的更大了解是每个人教育的核心。

·分散经济权力、政治影响和科学专长。

·政治架构能保持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的平衡；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现在就以某种形式施加政治压力。

·市民和政府都具有很高的技巧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

·媒体能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同时在历史的和整个系统的背景下，用可靠的、准确的、及时的、公正的和智能的信息来整合文化。

·活着的原因和想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原因不再涉及物质的积累。

[1]Ralph Waldo Emerson于1838年3月于波士顿发表的关于“战争”的演讲。重印于Emerson’s Complete Works,vol.11（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7），177。

■网络

离开了网络我们就没法工作。我们所属的大多数网络都是非正式的。它们都只有很少的预算——如果有的话，它们也很少出现在国际组织的花名册中。[1]它们几乎是无形的，但它们的影响却是不能忽略的。非正式的网络承载信息的方式跟正式的组织机构是一样的，并且常常更有影响力。它们是新信息的自然家园，离开它们新系统结构就无法演进。[2]

一些网络是非常地方化的，而有些却是国际化的。有些是电子形式的，而有些其中的人们每天都面对面。不管它们是什么形式的，它们都是由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组成的，他们保持联络，互相传递数据、工具、思想并互相鼓励，他们喜欢、尊敬并支持对方。网络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只是简单地让其成员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立的。

一个网络是没有等级的。它是平等连接起来的网，它不是靠强制、义务、物质激励或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而是靠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他们知道有些任务只能共同努力来完成，而靠单个的力量是永远无法完成的。

我们所知道的网络有农民分享使用有机方法控制病虫害的网络，有环境新闻业者的网络，有“绿色”建筑师的网络，有计算机模型制作者的网络，有游戏设计者的网络，有土地信托的网络，有消费者合作的网络。有千千万万的网络是由有相同目的的人互相发现而发展起来的。有些网络变得如此繁忙而实质上变成了有办公地点、有预算的正式组织，但绝大部分都是根据需要建立或解散。互联网的出现当然推动并加速了网络的形成和运转。

无论是在区域层次上还是在全球层次上，要建立一个在保持区域生态系统和谐的同时也保持在地球极限之内的可持续社会，都特别需要这些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网络。对于区域性网络我们这里能说得很少，一个区域的问题跟另外一个区域的往往不同。区域性网络的角色之一就是帮助重建自工业革命以来很大程度上失去的群体感和与地方的联系。

当我们来谈全球性网络时，我们首先要辩解一下这些网络的确是全球性的。参与国际信息流的手段的分配跟生产手段的分配一样是非常糟糕的。前面已经说过，东京的电话数量比整个非洲的电话数量还要多。在电脑、传真机、航线连接和受邀参加国际会议方面更是如此。但是，现在看来，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再次通过发明互联网和廉价接入设备的方式为此提供了神奇的解决方案。

有人会争辩说，非洲以及世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地方应当首先满足他们其他方面的许多需求而不是电脑和网络接入。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除非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否则社会最下层的需求不可能得到有效表达，世界也无法从他们的贡献中受益。物质和能源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最大进步就是得益于通信设备的设计。在可持续的生态足迹下，完全有可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全球网络和区域网络中来。我们必须消除“数字鸿沟”。

如果你对可持续发展革命的某一部分感兴趣，你可以找到或组织一个网络跟他人一起分享你的特殊兴趣。这种网络能帮助你发现到哪里寻找信息，能得到哪些出版物或工具，到哪里找到行政和财务支持，以及谁能帮助你完成特定的任务。好的网络不仅能帮助你学习，并且还能让你把学到的东西传播给别人。

[1]作者所知道的以及作者感兴趣的领域的网络例如巴拉顿集团（Balaton Group；www.unh.edu/ipssr/Balaton.html）、东北地区有机农业联合会（NOFA）、新美国之梦中心（CNAD；www.newdream.org）、绿色站点列表（Greenlist；www.peacestore.us）、绿色建材（Greenclips；www.greenclips.com）、北方森林联盟（www.northemforestalliance.org）、土地信托联盟（www.lta.org）、国际模拟与博弈协会（ISAGA；www.isaga.info）、环境与发展高级培训项目（LEAD）。

[2]举例来说，ICLEI，一个由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目前已经有450个）组成的国际联合会，已经在这方面进入中间阶段。

■说真话

我们并不比别人更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我们听到什么时常常能辨别出谎言。有些谎言是故意的，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说谎是为了操纵、哄骗或诱惑，是为了推迟行动，是为自私行为找借口，是为了攫取或保持权力，或者是为了否认某个自己感觉不舒服的现实。

谎言会扭曲信息流。如果信息流被扭曲，一个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转。系统理论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信息不应该被扭曲、延迟或被隐瞒，其原因希望我们已经在本书中说得很清楚了。

“人类将处于危险之中，”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说，“如果我们每个人现在和将来都不敢只说真话、不敢说出全部真话，并且不敢马上这么做——马上。”[1]当你跟别人说话时，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工作中，无论是对一群人还对一个孩子，你都应当尽力驳斥谎言或肯定真话。你应当否定那种认为得到的越多就会变得越好的观点。你应当质疑那种认为富人得到的越多越有助于穷人的主张。你对错误信息驳斥得越多，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好管理。

在谈论增长的极限问题时，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偏见、简单化、话语陷阱和普遍流行的谬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指出来并加以避免，以对人类经济及其与这个有限地球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思考。

否：对未来提出警告就是对世界末日的预言。

是：对未来提出警告是建议走不同的路径。

否：环境是一种奢侈品，或是一种竞争性的需求，或是一种日用品，人们在有能力购买时就可以购买它。

是：环境是所有生命和所有经济的源泉。调查显示公众愿意为得到一个健康的环境付出更多。

否：改变就意味着牺牲，应该避免。

是：改变是挑战，是必要的。

否：停止增长将把穷人锁在贫困之中。

是：是富人的贪婪和冷漠使穷人被锁在贫困之中。穷人需要富人以新的态度来对待，然后才会有特别向满足穷人的需求倾斜的增长。

否：每个人都应当达到最富有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

是：把每个人的物质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富人所享有的水平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每个人都应当被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超出这一水平的物质需求只有当所有人都保持在可持续的生态足迹下时才有可能被满足。

否：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无需辩解或考究。

亦否：所有的增长都是坏的。

是：所需要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到目前为止的发展都是物质的扩张，它应当是公平的、供应充足的、可持续的，并且所有实际成本都应当考虑在内。

否：技术将解决所有的问题。

亦否：技术除了带来问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是：我们应当鼓励那些能够减少生态足迹、提高效率、强化资源、改进信号和终结物质匮乏的技术。

亦是：我们必须以人类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采取更多的办法而不仅仅是依赖技术。

否：市场机制将自动给我们带来我们所希望的未来。

是：我们必须自己决定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未来，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以及其他工具来实现它。

否：工业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或解决办法。

亦否：政府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或解决办法。

亦否：环保主义者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或解决办法。

亦否：其他集团（马上想到经济学家）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或解决办法。

是：所有的人和制度都在这个巨大系统结构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在一个其结构必然导致过冲的系统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意或无意地对过冲负有责任。在一个为可持续发展而构建的系统中，企业、政府、环保主义者、特别是经济学家，都将在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否：挥之不去的悲观情绪。

亦否：过于乐观。

是：下决心说出真相，无论是关于当前的成功或失败还是关于未来的潜力或障碍。

并首先是：要有承认和忍受当前痛苦的勇气，同时继续放眼憧憬更美好的未来。

否：World3模型或其他任何模型，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

是：所有的模型，包括我们头脑中的，都只有少数是正确的，很多太简单，而大多数都是错误的。该如何找到一种办法来检验我们的模型并发现哪里对、哪里错呢？我们作为构建模型的伙伴该如何以一种既尊重又怀疑的合理态度来彼此沟通呢？我们该如何停止互相玩那种对和错的游戏而开始检验我们的模型设计与现实世界相比对还是错呢？

这最后一个挑战，即模型选择和检验，把我们带入学习的话题。

[1]R.Buckminster Fuller,Critical Pat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1）.

■学习

想象、网络、说真话，如果不付诸行动，是毫无用处的。要带来一个可持续的世界有许多事情要“做”。新的种植模式必须要找到，新的商业活动必须开始而旧的商业活动必须重新设计以减少其足迹。土地要恢复，园林要保护，能源系统要转型，国际协议要达成。新的法律要通过而其他的要废止。孩子们要接受教育，大人也是如此。电影要拍摄，音乐要播放，书籍要出版，网站要建设，人们要协商，集团要引导，补贴要取消，可持续指标要建立，还有，价格要修正以体现全部成本。

所有人都能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最佳角色。我们无法为某个人也无法为我们自己预先规定一个角色。但我们可以先提个建议：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谦恭地去做。不要把它当成不变的政策去执行，而是要当成实验来做。用你的行动（不管是什么行动）去学习。

人类无知的程度之深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水平。当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整体比过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当这一经济正在逼近这个神奇的复杂星体的极限时，当需要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时，更是如此。现在没有人充分了解这一点，也没有一个领导人理解这种形势，无论他们装成多么权威的样子。没有一个政策应当囫囵个地加于整个世界。如果你输不起，就不要下赌注。

学习意味着愿意慢慢向前走，愿意尝试着做，愿意收集关于行动结果的信息，包括极其重要但不大受欢迎的关于行动没有奏效的信息。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地学习，应当说出错误的真相，然后继续前进。学习意味着用活力和勇气探索新的路径，并对其他人探索其他路径持开放态度，并且当发现能更直接通往目标的路径时愿意转换路径。

世界领袖们丧失了学习的习惯和学习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体制已经演进到了投票人期望领袖们能对所有的问题都给出答案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只指定少数人去当领袖，并且如果对他们开出的药方不满意就很快把他们拉下马。这种不合理的体制损害了人们的领导能力，也损害了领袖们的学习能力。

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说点真话的时候了。世界领袖们在如何把世界带入一个可持续社会方面知道得并不比其他人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这么做的必要性。可持续革命需要每个人都像一个善于学习的领袖一样在某个层次上采取行动，从家庭到社区到国家到世界。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支持领袖们，允许他们承认不确定性，允许他们真诚地进行实验，并允许他们犯错误。

没有耐心和宽容，就没有人能自由地学习。但是在过冲的条件下，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耐心和宽容。在紧急与耐心、责任和宽容的明显对立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需要同情、谦卑、头脑清楚、忠诚以及最难的、看来也是所有资源中最短缺的一个词——爱。

■爱

除非是在最罗曼蒂克或最轻浮的语境中，在工业文化中是不允许人们说爱的。一个人如果号召人们去给予他人兄弟姐妹般的爱，号召人们爱整个人类、爱大自然和哺育我们的地球，往往更可能受到嘲弄而不是被认真对待。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他们在人类是否能在爱的基础上采取集体行动的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在一个系统地发扬个人主义、竞争和短视的社会中，悲观主义者占绝大多数。

我们认为，个人主义和短视是当前社会系统的最大问题，也是不可持续的最深刻原因。把爱和同情制度化于集体行动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不相信、不讨论、不发扬人类的这些优秀品质的文明会遭遇一个悲剧性的有限选择。“人类天性能容纳一个多好的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问道，“一个社会又能容许多好的人类天性？”[1]

可持续革命将首先是集体转向容许人类最好的天性而不是最坏的天性得到表达和哺育。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和机遇所在。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2年写到：

短缺和贫困问题以及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争斗，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一种可怕的神志不清，一种暂时的和不必要的神志不清。由于西方世界已经有了这种资源和技术，如果我们能把它们组织起来加以利用，完全能把目前消耗我们的精力和物力的经济问题降低到一个次要的位置。

因而，经济问题退居它本属末席的一天并不遥远，并且……人的心灵和头脑将被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所占据——生命的问题、人类关系的问题、创新、行为方式和宗教的问题等。[2]

奥雷利奥·佩切伊，这位在增长与极限、经济与环境、资源与管理等问题上笔耕不辍的伟大工业领袖，总结出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应始于“新的人道主义”。1981年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

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相一致的人道主义必须被取代，必须改变那些我们迄今认为是碰不得的、却已经变得不适用或与我们的目标不协调的原则和规范。新的人道主义必须鼓励产生新的价值体系来矫正我们的内部平衡，鼓励产生新的精神的、伦理的、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和艺术的激情来填补我们生命的空虚；它必须能让我们重新找到爱、友谊、理解、团结、牺牲精神和欢乐；它必须让我们理解到，这些品德让我们与其他形式的生命以及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们联系得越紧密，我们将得到得越多。[3]

在一个规则、目标和信息流都导致人类品德下降的系统中，要践行爱、友谊、宽容、理解或团结并不容易。但我们要尝试，我们也鼓励你去尝试。当你或其他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遇到困难时，要对自己、对他人有耐心。对不可避免遇到的抵触要理解、要宽容，我们中的每个人心中都会有抵触，有些是与不可持续之路是相连的。找到并相信你自己和每个人最好的人类本性。对周围人的冷嘲热讽要洗耳恭听并对那些玩世不恭的人要抱有怜悯之心，但自己不要相信。

如果没有全球合作的精神，人道主义也不可能在把人类足迹降到可持续水平的征程上取得胜利。如果人们不学会把自己和其他人都视为这个一体化的国际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崩溃就无法避免。不仅是此时此地，远处和将来也都需要同舟共济。人类必须学着喜欢这个观点：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生机勃勃的地球。

我们在本书中所致力于讨论的所有问题，从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到更多的同情，真的有可能吗？世界真的能缓解到极限之下并避免崩溃吗？人类的足迹能及时降低吗？在全球水平上有足够的想象、技术、自由、团结、责任、远见、金钱、自律和爱吗？

我们在本书所提出的所有假说中，这些是最难回答的，尽管许多人会装作能回答的样子。即便是我们——本书的作者在讨论成功的几率时也意见不一。沉浸在欢乐庆典中的许多无知的人，特别是世界领袖们，会说这些问题甚至都是无关痛痒的，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极限。许多有见识的人也受到在这种普遍的欢乐情绪掩盖下很深的玩世不恭思想的影响。它们会说问题的确已经很严重了，以后还会更糟，却没有任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

这两种答案当然都是基于心智模型。实情是没有人知道。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世界面临的不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未来，而是一个选择。这种选择是在合乎逻辑地导致各种不同情形的各种不同心智模型之间进行的。一种心智模型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没有极限。选择这种心智模型将会同过去一样鼓励榨干地球而使人类经济超出极限更远。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崩溃。

另一种心智模型说极限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在逼近，但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并且人类不可能做到适度、负责任和同舟共济，至少是已经来不及了。这种模型是自我实现型的，如果全世界人民选择相信它，那这些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其结果也是导致崩溃。

第三种模型认为，极限是真实存在的、正在逼近并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目前的生产能力已经越过了它。但如果不浪费的话还有足够的时间，还有足够的能源、足够的物资、足够的环境张力和足够的人类美德来有计划地降低人类的生态足迹，可持续地演进到一个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三种设想很可能是错的。但是从我们已经看到的证据来看，从世界数据到计算机模型，都表明它是可信的、是可以达到的。没有办法能确信这一点，除非做出尝试。

[1]Abraham Maslow,The Farthest Reaches of Human Nature（New York：Viking Press，1971）.

[2]J.M.Keynes,foreword to Essays in Persuas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1932）.

[3]Aurelio Peccei,One Hundred Pages for the Future（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1），184-185.

附录A　从World3模型到World3-03模型的变化

为了准备本书中展示的各个场景，我们使用了计算机模型World3-91的一个更新版本。

最初构建的World3用于本书第1版，即1972年版。这些在我们研究的技术报告中有详细的描述。[1]该模型最初是由一种名为DYNAMO的计算机模拟语言写成的。到1990年时，一种新的语言STELLA，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当我们准备本书第2版的场景时，World3模型已经从DYNAMO语言转换成了STELLA语言，并且更新到一个新的版本，称为World3-91模型。我们为这种转化而做的各种调整都已经在第2版的附录中予以描述。[2]

当我们准备当前这本书的场景时，对World3-91模型稍微做了些更新，事实证明这些更新是有用的。更新之后得出的模型，称为World3-03模型，在我们提供的CD-ROM中可以得到这个模型。[3]这里简单总结一下从World3-91模型到World3-03模型转换过程中所做的几个必要的变化。其中三个变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计算了技术的成本；一个变化使得合意家庭规模对工业产出增长的反应更加强烈一些；其他变化对于模型的行为没有影响，它们只是使得其行为更加容易理解。这些变化如下：

·改变了三个部门中新技术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资本成本应该是由资源、污染和农业部门中实施的技术而不是可获得的技术来决定。

·改变人口部门的展望表以使得所希望的家庭规模对于较高水平的人均工业产出有稍微更强的反馈性。

·增加了一个称为人类福利指数的新变量——反映普通地球居民生存状况的一个指标。这一指数的定义在附录B中提供。

·增加了一个称为人类生态足迹的新变量——反映人类对地球造成的总环境负担的一个指标。这一指标的定义在附录B中提供。

·改变了人口的绘图比例——这是为了简化阅读。

·定义了一个新图形，它显示了1900~2100年期间人类福利指数和人类生态足迹的变化情况。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们在这里提供了新结构中的STELLA流程图。我们也描述了在本书中用于各个场景的绘图比例。World3-03的全部STELLA方程和其他信息在CD-ROM中予以提供。

World3-03的新结构

图A-1展示了新技术形成的STELLA流程图，并以土地收益技术为例加以说明。这种形成过程被复制用于资源和污染部门。位工业单位产出所造成的污染超过合意水平时，模型会提供改进的技术手段。

图　A-1

当模型的变量——食物比率（每人的食物拥有量与和每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食物量之比）处于合意水平之下时，World3模型开始发展旨在提高土地产出量的技术。类似地，当每单位工业产出所需要的资源量超过合意水平，或当每单位工业单位产出所造成的污染超过合意水平时，模型会提供改进的技术手段。

图A-2是关于人类福利指数（HWI）的STELLA流程图，其中的逻辑关系在附录B中予以描述。

图　A-2

图A-3是关于人类生态足迹（HEF）的STELLA流程图，其中的逻辑关系也在附录B中予以描述。

图　A-3

[1]Dennis L.Meadows et al.，Dynamics of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Cambridge,MA：Wright-Allen Press，1974）.

[2]Donella H.Meadows,Dennis L.Meadows,and Jorgen Randers,Beyond the Limits，（Post Mills,VT：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1992）.

[3]要获取订购资料，请咨询www.chelseagreen.com。

World3-03的模拟场景规模

在本书中，World3-03模型模拟每个场景所给出的11个变量的值域都在表A-1、表A-2和表A-3中进行了描述。我们并没有在其纵轴上标出数字规模，因为我们认为每个场景中变量的精确数值并没有很大的意义。然而，我们也为那些对模拟过程更有技术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这些变量的范围。11个变量是以非常不同的尺度来进行描述的，但这些尺度在全部11个场景中都是保持固定的。

附录B　人类福利指数和人类生态足迹

背景

当讨论地球上人类的未来时，定义两个概念——“人类福利”和“人类生态足迹”是很有帮助的。这两个概念分别在其最广泛意义上描述了普通地球居民的生活质量，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成分，以及人类对于地球资源基础和生态系统施加的总环境影响。

这两个概念在原则上很容易理解，但是很难对它们进行精确的定义。可获得的时间序列数据的限制迫使我们在用数学方程推导来表达它们时采取显著近似的方式。但是，总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在不降低他人的个人满足感的前提下提高了个人的自我满足感，那么人类的福利就在提高。如果资源的提取、污染排放、土地侵蚀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方面的加剧并没有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其他方面影响的减弱，那么人类生态足迹会增加。

为说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让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在本书中所追求的理念，那就是：增加“人类福利”的同时确保“生态足迹”尽可能小，并且，至少是在地球的生态系统可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承受能力的水平线以下。

很多分析人士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为人类福利和人类生态足迹提供可操作的指数。尽管人均GDP这个标准有它的缺陷，但是它还是经常被用做衡量福利的简单尺度。World3模型的上一个版本——World2模型里就包括了有强烈争议的“生活质量指数”，[1]该指数考虑了影响人类福利的四个因素：拥挤度、食物、污染和物质消费。

考虑了各种方案后，我们选择了在下面要描述的指数。我们选择了定量化的指数，因为他们最适合数学性的World3模型。我们选择采用现有的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指数，而不再去定义自己的指数。

[1]Jay W.Forrester,World Dynamics（Cambridge,MA：Wright-Allen Press，1971）.

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

我们选择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人类福利的一种尺度。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多年以来都用HDI来衡量大多数国家的人类福利状况，并每年在《人类发展报告》[1]中公布HDI。在2001年的报告中UNDP是这样定义HDI的：

HDI是对人类发展状况的总体衡量，它衡量了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层面上所取得的平均成就：

·长寿而健康的生活，以出生时的寿命预期来衡量；

·知识，以成人识字率（赋予2/3的权重）和小学、中学及大学的总入学率（赋予1/3的权重）来衡量；

·体面的生活水平，以人均GDP来衡量（以PPP-$，即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2]。

UNDP把HDI计算为三个指数（寿命预期指数、教育指数和GDP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以上的引文中一一列举了这三个因素。

寿命预期指数和教育指数随着寿命预期、识字率和入学率而呈线性增长。当GDP上升的时候，GDP指数也在上升。但是在有关GDP指数的例子里，UNDP认定，一旦人均GDP超过了前东欧国家1999年的水平，收益会呈现显著递减现象[3]。

[1]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同上，第240页。

[3]HDI的计算细节在上述文献的第239~240页中给出。

World3模型的人类福利指数

作为World3模型人类福利的一种衡量手段，我们提出我们称之为“人类福利指数”（HWI）的变量。HWI接近于UNDP的HDI，这种接近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在World3模型中只使用这些变量是可能的。相应的STELLA流程图在附录A中，详细的模拟可以从World3-03的CD-ROM中取得。

World3模型中的人类福利指数是寿命预期指数、教育指数和GDP指数的加总再除以3。相应的HWI从1900年的大约0.2增长到2000年的0.7。在最成功的场景中它将于2050年前后达到最大值0.8。这三个数值都分别等同于塞拉列昂、伊朗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1999年的HDI。

1999年我们的HWI非常接近于UNDP实际计算的同期HDI，它的世界平均值为0.71。[1]

[1]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44.

瓦科纳格尔生态足迹

作为对于“人类生态足迹”的测度，我们采用了由马西斯·瓦科纳格尔和同行们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生态足迹（EF）概念。瓦科纳格尔等人计算了许多国家的生态足迹，[1]在一些情形中，时间序列表明了各个国家生态足迹随时间的变化。与这一工作高度相关的是，瓦科纳格尔也计算了1961~1999年的全球人口及其发展的生态足迹。[2]世界自然基金会每年发布两次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生态足迹值[3]。

瓦科纳格尔将生态足迹定义为提供现有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土地面积。他的EF值以（全球平均）公顷来计算。他加总了维持给定人口（国家、地区、世界）的给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谷物地、放牧地、林地、渔场以及建筑用地的面积。他加上了世界用于吸纳源于人类使用矿物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所需的林地面积。接着，所有类型的土地都转化成平均生物生产力的土地。通过使用比例因子来计算得出“平均公顷”数，比例因子是与土地的生物生产力（土地生产生物种群的能力）成比例的。瓦科纳格尔希望拓展其框架以包括进中和其他气体或有毒物质排放所需的土地以及淡水使用所需的土地，然而他未能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计划。

一块土地的生物生产力取决于采用了何种技术。密集地使用化肥将确保从同样公顷的土地中获得更多数量的谷物。因而更多的化肥将降低EF值——除非源于化肥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要的吸纳土地多于通过增加产出而节省的土地。由于技术是持续变化的，瓦科纳格尔的土地生产力也是如此——与当时使用的“平均技术”保持一致。[4]

因此当人类使用更大规模的土地面积用于粮食或者纤维生产时，或者排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时，EF值会上升。即使后者的排放并不吸纳于森林（而是堆积于大气层），通过计算如果二氧化碳不在大气层积累则吸纳它所必需的土地面积，生态足迹也将会增加。这也就是过冲为何可能出现，直到温室气体的堆积迫使人类改变行为以降低EF值。

[1]Mathis Wackernagel et al.，“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Ecological Economics 29（1999）：375-390.

[2]Mathis Wackernagel et al.，“Tracking the Ecological Overshoot of the Human Economy，”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99，no.14（Washington,DC，2002）：9266-9271.参见本书前言中的图。

[3]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Living Planet Report 2002（Gland,Switzerland：WWF，2002）.

[4]生态足迹计算的更多的细节在以上文献的第30页中给出。

World3模型中的人类生态足迹

作为World3模型中人类生态足迹的一种衡量手段，我们构建了我们称之为“人类生态足迹”（HEF）的变量。HEF近似于瓦科纳格尔的生态足迹，这种接近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在World3模型中有限数量的变量范围内是可能的。相应的STELLA流程图展示于附录A中，详细的构建过程在World3-03模型的CD-ROM中可以获得。

World3模型中的人类生态足迹是对以下三个组成部分的加总而得的：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宜耕地；用于城市-工业-运输基础设施的城市土地以及中和污染物排放所需要的吸纳土地数量，它被假定为与持久污染发生率成比例。所有的土地面积都以10亿（109）公顷为单位来加以测量。

HEF指数采取了标准化的方式，以1970年的值为1，相应的指数从1900年的0.5变化至2000年的1.76，一直到一些场景里所展示的在过冲与崩溃的短暂时期里超过3的高度不可持续值。在最为成功的场景里，表明在21世纪大多数时间内把HEF值保持在2以下是可能的。HEF的可持续水平可能约为1.1，相当于1980年的水平。

华章经典·经济

生活中的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Life

[美]贝克尔(Becker，G.S.);[美]贝克尔(Becker，G.N.)　著

章爱民　徐佩文　译

ISBN：978-7-111-42200-6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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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书献给

我的好兄弟：

英年早逝的马文·贝克尔（Marvin Becker）和埃米尔·纳沙特（Amir Nashat）

致谢

本书得以付梓，首先要感谢默纳·海克（Myrna Hieke）又一次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感谢杰米·约翰逊（Jamie Johnson）为本书编排了索引并提供了其他帮助。同时，我们的好朋友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对各部分导言的修改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还要感谢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的精诚合作，特别要感谢苏珊·巴里（Susan Barry）、帕蒂·阿莫罗索（Pattie Amoroso）及丹尼尔利·穆恩利（Danielle Munley）等人的支持与合作。

推荐序　这才是我们要的经济学

市场归市场，生活归生活，恐怕是世人对经济学最深的误会。他们以为，只要不涉及商品、价格和市场，那么人的行为和选择，就只与亲情、道德和文化相关，而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的制约。所以不难想象，当本书作者加里·贝克尔教授最初提出“生儿育女”可以与“购买耐用消费品”相提并论时，别说经济学的门外汉，就连专业经济学家，绝大部分都坐不住了。

令人坐不住的论述，在本书里比比皆是：政府不应该管制油价、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不扶持任何产业、义务兵役制只会对军队造成危害、应该废除保障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同工同酬法”只会伤害妇女权益、资源将要耗尽的预言只是庸人自扰、政府不应该直接资助公立学校、毒品应该合法化……这些似乎都不是“经济”问题。

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这些题材不仅都变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典型领域，上述观点也逐渐构成了自洽和相联的体系。换言之，本部文集所讨论的种种话题，成了检验市场经济信念的试金石。一位读者，如果反对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经济学思维一无所知的；如果他赞成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那他很可能已经融会贯通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如果赞成和反对各半，那他很可能还需要加强举一反三的练习。

这是说，本书精彩纷呈的观点，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需求之间的取舍，哪里就适用于经济规律，哪里就自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地盘。在这种逻辑的驱使下，经济学本身，还有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都经历了视角和方法的革命。这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革命，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而加里·贝克尔教授本人，正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1955年，加里·贝克尔以论文《种族歧视经济学》取得博士学位。他认为歧视者必须付出代价，而市场竞争能减少种族歧视。作者深信，人们总是以稳定的偏好，根据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在谋求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有鉴于此，他继续把经济分析用到犯罪、毒瘾、执法、刑罚、家庭、离婚、生育和教育等领域，从而引发了经济学对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革新，而他的贡献也在1992年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嘉许。

本书是加里·贝克尔教授（在其夫人吉蒂·贝克尔的协助下）在长达10年时间里对日常经济现象做深刻思考和浅白解释的结晶。它尤其适合三种读者：一是数学训练有余、世事所知甚少的经济学学生，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不是乏味的维生素，而是香甜有肉的苹果、鲜橙和香蕉；二是道德感有余、分析力不足的时事评论员，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基于数据和逻辑的因果规律；三是对经济学怀有戒心的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他们在这里感受不到咄咄逼人的气势，有的只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新范式。但不管是谁，看完本书都会说：这才是我们要的经济学。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2013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引言　走出象牙塔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加里很早就是公认的学术权威，但十多年前，他毅然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开始从业“记者”。1985年初，加里接到《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编辑西莫·扎克（Seymour Zucker）的电话，扎克问他是否有兴趣为该周刊定期写稿。此前，加里从未给报刊或其他大众期刊写过只言片语，而且，他的著作和论文是专门写给专业人士的，充斥着数学术语，所以我俩对扎克的邀请感到非常吃惊。

《商业周刊》希望加里每隔三个星期为他们写一篇专栏稿，和另外三位已同意写稿计划的作者轮着写。他们是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以及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人们认为，这四个人当中，库特纳和罗伯茨的政治立场分别代表左派和右派，而布林德和加里则站在学术的中间立场，前者是中间偏左，后者是中间偏右。

对于这份邀请，加里知道很多经济学家会欣然应允，但他本能的反应是拒绝，因为他觉得为普通读者写稿可能会占用大量时间，何况他缺乏相关经验，而且这可能会分散他从事诸多研究项目的精力。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定期为报纸或杂志撰写经济评论的人都对宏观经济问题感兴趣。这些议题包括：经济将持续改善还是将进一步恶化而陷入衰退，失业率和利率在未来数月里会出现何种变动，如此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加里研究的兴趣所在，其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经济学在短期经济波动的预测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因为上述疑虑，加里起初并不愿意为《商业周刊》赐稿，他最大的担心是会失败。除此之外，专栏稿要求不长也不短，必须刚好一整页，这更容易导致他失败。不少优秀作家说过，写短文要比写长稿难得多。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在1656年道歉说：“这封信写得比平常长了些，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写得短一点。”而从事学术写作的人又是最会滥用版面空间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说过，教授们写文章的时候，光是开场白就要用上5页的篇幅。加里对于学术界的这种传统已经烂熟于心，因此他自认为无法在一篇800多字的专栏稿中就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

于是，加里征询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泰德·舒尔茨（Ted Schultz）和斯蒂格勒三个人的意见，他们与加里亦师亦友，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认为，弗里德曼会鼓励他写稿，因为弗里德曼多年来一直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开专栏，极其成功；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蒂格勒（他的密友之一）和舒尔茨两人也都认为他应该接受邀请，不过，斯蒂格勒提醒他说，两三年后可能就找不到好题目来写了。

当然，加里也征求了太太吉蒂（Guity）的意见，她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历史学副教授，也是对加里的决策影响最大的人。她的想法是，为《商业周刊》写专栏既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好方法，也是向更多的人传达思想的好途径。为了安抚加里畏惧失败的情绪，吉蒂答应帮他审阅初稿，并提供修改建议，让这些文章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事实上，吉蒂对每篇专栏文章都数易其稿，她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意见。在选题方面，尤其是与当前公共政策有关的题目方面，她提出了很多建议。因此，她被列为本书的合著者是名副其实的。虽然这些专栏稿是以加里的名字发表的，但如果没有吉蒂的鼓励、批评和建议，这些文章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就算写出来，效果也会逊色许多。

1985年5月，加里接受了扎克的提议，答应试试看。扎克表示，《商业周刊》也把这项计划当成实验，有可能中途搁浅。《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帕德（Stephen Shepard）发来的合同规定，任何一方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就可以终止这份合同。这样的规定俨然不同于保护大学教授的无限期终身教职，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清醒面对现实世界。

我俩的学术背景

加里和吉蒂夫妇俩对公共政策发生兴趣的路径各不相同。加里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时，主修经济学和数学的原因是“想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学期间，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弗里德曼及其他知名经济学家。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将基础经济理论全面应用于当代重大实际问题，这种研究极具原创性。作为年轻的研究生，加里耳濡目染，逐渐相信经济学是解决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良方。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有关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受到歧视的问题，而这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忽略的主题。加里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写了一本书之后，继续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其他议题上，包括教育及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家庭行为、犯罪行为等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争夺等。

加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得到太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议题留给社会学、政治学和其他领域里的专家去研究。直到加里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这样的争议才算平息下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肯定了他在种族歧视、人力资本以及犯罪方面的研究。不过，该委员会也指出，他在家庭问题方面的研究仍然“具有争议性”。

面对外界多年来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十分恶毒的攻击，加里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吉蒂和两所大学的同事的支持与鼓励。先是哥伦比亚大学，后是芝加哥大学，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该校不少经济学家所做的原创性研究和校外学术界是格格不入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研究上的活力，正是该校在重新界定经济学研究领域上所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也是该校经济系在过去20年来获诺贝尔奖次数能超过其他院系的原因。

吉蒂出生于伊朗，但其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则源自其他中东国家。她考入埃及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后就开始对政治及时事产生兴趣，于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她在开罗的时间并不长，曾在伊朗当时最大的日报（Ettela'at）担任记者，同时也为埃及广播服务公司（Egyptian Broadcasting Service）主持波斯语节目。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出于了解西方文化的目的，吉蒂转到巴纳德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毕业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就读，延伸她在新闻方面的兴趣。后来她在伦敦待了五年，为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波斯语节目担任自由记者。

由于吉蒂不愿意回到伊朗，遂决定返回美国，并选修历史。中东的政治动荡使她相信：困扰该地区的诸多问题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中东历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期间，她认识了加里，两人共结连理。在学术研究方面，她认为要进一步了解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包括各国妇女所受到的待遇等，必须先了解这些问题过去的演变过程才行。

架起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

显然，这些专栏应该以经济分析为基础，否则，表达的就只是个人意见而已。而且，经济市场和公共政策对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不计其数，连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经济学分析的是市场、公共政策以及其他事件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的问题。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团体，都会尽其所能地想要改善所处的环境，具体途径就是在收入、工作机会、客户甚至地位及权力等方面展开竞争。个人和组织改善自身的欲望是无穷的，但能掌握的资源却相当有限，而市场及价格有助于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从这个角度看，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例如，在商品价格或服务成本提高的时候，一般家庭就会减少开支；而在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厂商便会增加产出。动机对行为构成这种影响的事实，在多数情况下凭常识就能看出来。遗憾的是，当人们讨论公共政策的影响的时候，总是会将常识抛诸脑后。我们不是经常听说，罪恶不会因为坏人遭到逮捕并受到惩罚而受到震慑吗？不是也有人常说，政府通过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计划而对医院及医师所提供的补贴并不是造成医疗支出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吗？

所谓“市场”，通常指的是商品及资产进行交易并且确立显性价格的一种正式渠道，如普通股票及债券等金融市场，或是国际石油及小麦市场等。不过，我们也将市场视为一种资源分配的非正式方式。在这种非正式的市场里，资源的流向不是通过显性价格而是通过隐性价格来决定的。加里在为《商业周刊》撰写专栏之初，并未开宗明义，但事实上，每篇文章都强调动机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这种关联性。经验告诉我们，虽然读者不会对每篇专栏文章形成长久的记忆，但如果连续有几篇文章讨论相同的主题，读者是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的。

加里的专业研究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研究揭示了理性选择和市场机制不仅在经济领域里很重要，而且在社会及政治方面也有其重要性。我们希望这些专栏文章能反映出这种行为的宽泛视角。事实上，加里的第一篇专栏（刊登于1985年5月）分析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及社会因素对美国妇女的就业和收入所造成的影响。本书还收录了讨论宗教之间的竞争对宗教信仰的影响的专栏。其他文章讨论的是结婚和离婚、生育率、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教育、酒驾、犯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以及信仰自由、政治人物的任期以及利益集团在政治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

我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不少人在读过几期专栏后，怒气冲冲地写信指责加里是个保守反动派。我们相信行为动机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采取的是保守派立场吗？我们的确支持亚当·斯密及大卫·休谟等18、19世纪的思想家所创立的个人自由及私有企业经济观念。这些思想家青睐于建立一种容许个人有权对多数事情自行决策的制度。这种青睐并没有假设人们永远是理性且很少犯错的，而仅仅假设绝大多数人在提升自身权益的问题上，会比善意的政府官员更加理性，而且更少犯错。在当前，这样的看法比以前更具有针对性，这是因为，在20世纪，不管是税收、法令法规，还是政府的行政权力等，都已经大大扩增了。

因此，从古典或欧洲学派来看，我们是自由派，我们比较支持分散化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只要个人不对他人构成明显的、重大的伤害时，个人就应该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的自由派立场和传统意义上希望维护现状不变的保守派不同。虽然古典自由派认为，能生存下来的事物通常具有某种功能，而且对社会有利，但他们也知道，在法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某些长期延续下来的做法及传统，完全是因为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为了想从公共政策里得到好处而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我们在专栏中积极倡导打破现状，以提高效率或增加穷人的机会。对某些读者来说，我们的建议有时候是过于激进，而不是过于保守了。

我们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任何政党，因为在个人与动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是否比政客和官员更清楚自身利益之所在的问题上，没有哪个政党采取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当然，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多数政治人物承认动机的重要性。不过，一旦这样的看法不能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会忽视这个因素。例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时候，就忘了曾经鼓吹过自由竞争的好处。同样，不少自由派人士也不承认现代福利制度可以人为刺激人们移居到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的富有国家。而保守派人士是因为宣称支持人们自由迁徙的原则，也故意不提人们因为能得到那些好处而移民的事实。

同样，自由派人士在鼓吹调高烟草税来抑制香烟消费，或减免公立大学学费来鼓励家境一般的孩子就学的时候，就会记起动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这个因素对自己的看法没有帮助，他们往往会变得比保守派人士更忽视动机的重要性，例如，社会福利是否会导致婚姻解体，并鼓励女性自我独立，以及所得税过高是否会降低就业、减少投资等。

虽然加里认为自己属于古典自由派，但他希望在专栏里所表达的看法是以研究结果为基础，避免在政策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他在写头几篇文章的时候，的确尽量这么做，但他很快发现，读者希望专栏作家在评论时事的时候，能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立场。

斯蒂格勒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个结论。加里为《商业周刊》写了几年专栏后，另一家财经杂志（《商业周刊》的竞争对手）也邀请斯蒂格勒为他们写稿。斯蒂格勒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也是优秀的经济评论家。他的专栏不仅机智诙谐，笔触敏锐，而且文笔极佳。不过，他的专栏以分析问题为主，在政策上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议。一年之后，他就决定不再写了，因为他几乎没得到读者的反馈，这让他觉得文章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他在政策问题上没有采取鲜明的立场。

加里很快就决定要在专栏里为所谈的问题提供改进意见。不过，这些政策建议大致上还是以针对一系列行为的动机及选择为分析基础，然后自然地让政策建议在这种行为视角下自行浮现出来。

因此，本书所收集的专栏文章包含了他对有争议性且重要的议题的看法，他明确反对大政府和中央计划的政策模式。他也反对非法移民、对少数族裔实行就业机会配额和保留、工会豁免反垄断法、在公立大学对家境中上等的学生提供高额的就学补助、美国大学运动协会（NACC）对大学运动员的限薪、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员工持股计划（ESOPs）、对公司雇员提供其他补贴、关税及进口配额，等等，即使其他国家实施这些措施，他也不赞成。

当然，加里的专栏不只是提出反对意见而已。他倡导以合法的方式将移民权利出售给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支持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让某些毒品合法化[1]，以自给自足的原则来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另外，他也认为不能支付小孩教养费用的父亲应该受到惩罚，赞成强制执行婚姻契约，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制，对重大犯罪实施重罚，特别是持枪抢劫罪。同时，他也认为社会福利的关注重点应该从母亲及社会工作者身上转移到对小孩的帮助上。

[1]吸毒在我国是禁止的行为，它触犯了我国的法律，因此，我们不能苟同作者的观点。——出版者注

我们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了吗

这些专栏文章所提出的理念及所做的分析有没有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及读者的看法构成很大的影响呢？我们相信这些文章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往往是滞后的、迂回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影响的话，就不会饶有兴趣地将当代问题付诸笔端，而且，也不会有兴趣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提出改革意见。

知识分子喜欢夸大理念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望是由理念的质量和独创性决定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凯恩斯声称“有些实际的人，虽然认为自己在思想上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却往往会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好是坏，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那些理念和想法”。

有些知识分子甚至期待，政治家、选民以及读者会很快接受论述清楚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立论分析。但在我们看来，在理念对政策及民意的影响方面，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认识。政治决策并非主要根据对观点和理论做出理性评估后来做出的，而是在相互竞争的特殊压力集团和一般压力集团之间，以务实的态度取得力量平衡之后的结果。当理念和实际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很好地证明了利益对理念的胜利。两个世纪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专业分工和国际间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经济学家从此便普遍宣扬自由贸易的理念。但是，为了不让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竞争，大多数国家实行高额关税和配额限制的政策。知识分子倡导自由贸易，但理念却无法抵挡国内产业因为害怕外国竞争而对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压力。

虽然如此，理念在长时间里还是能对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即使在短时间里，理念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利益集团认识到某些理念有利于增进其利益，就可能会接受这些理念。政治团体不可能公开承认：提倡某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牺牲他人权益的基础上让自己得到好处。虽然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强势领袖萨缪尔·高普斯（Samuel Gompers）可以直陈工会和资方私下谈判的目的不过是想获得更多好处而已，但对谋求政治利益的团体来说，如此坦白会对其野心构成致命打击。相反，他们的说辞必须让人相信：帮助他们就是在支持国家。

因此，国内各产业从来不会公开称，征收关税和实行配额是因为外国生产者更有效率；相反，他们会试图说服选民：外国生产者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竞争的，或者，进口外国商品会减少国内就业。还记得，佩罗（在1992年竞选时）所提出的“巨大的吸食声”（great sucking sound）论调曾打动了他的支持者，因为这些人害怕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向墨西哥，而这种担心是全然错误的。

在政治权力的平衡过程中，有些团体实现了重大转变，开始具有影响力。它们也许会发现某个学者数年前随意提出的观点有利于获得公众的更多支持，于是就将这些观点重新包装，然后宣扬推行这些观点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这些观点或许能在获取民众支持上起到重要作用，但它们绝对不是权力平衡过程中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如同专家出庭作证并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之间打官司的原因一样。

本书所提出的建议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经常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之所以把它们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些理念从长远来看还是会造成影响的。我们并不认为政策趋势会快速而轻易地得到急剧转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转向也不容易。但是，政治权力和思想潮流是会发生改变的，对当前政策做出大幅度改革的时机也终会到来。

对于本书提出的其他建议得到采纳的可能性，我们同样持长期的观点。我们不会幻想实现以下事情的时机已经成熟：毒品合法化；修改宪法来取消联邦法官终身制；根据反垄断法全面引入工会；大幅度精简政府规模；美国大学体育总会（NCAA）取消对大学运动员的限薪，等等。但我们相信，在将来，当现行政策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本书所提出的建议还是会被接受的。

洞察过去的专栏文章

报纸和杂志的专栏所谈论的是当代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之所以同意将本书所收集的专栏文章重新付梓，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文章比较有保存的价值，即使是在讨论那些人们已经忘却的问题时，也是如此。这些文章所做的分析将有助于学生、企业主管、企业家及其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任何时候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经济学教科书在说明经济原理如何应用于真实世界的时候，往往举不出足够多的例子，因而让学生遇到诸多不必要的困难。当然，要理解经济学原理，绝对有必要研究其实际应用的问题。教科书展开的是基本分析，本书则提供了很多从经济学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例子，诸如，体育场应该公有还是私有，政府的助学贷款应该采用固定利率还是视学生的未来收入多寡来决定，这些都是对教科书的有益补充。

有关公共政策和商业实践的讨论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和行为，因此，公司主管及其他商界人士更能从中受益。我们谈论的主题包括：“黄金降落伞”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水平和企业利润的影响、美国残疾人法案（ADA）及其他法律法规强加给企业的成本，等等。

我们相信，读者如果想更好地了解经济及社会状况发生变化的根源，也会对这些文章感兴趣。例如，我们谈到，已婚妇女就业率与离婚率逐年“双高”以及缺乏经济自由度的国家经济表现差劲等问题。这些文章应该也能帮助读者分析目前具有争议性的公共政策的问题，例如，宗教是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还是应该与私募基金及成员展开竞争，某项“产业政策”是否合理可取，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减缓移民入境等问题。

我们的预判有多准确

为了帮助读者判断这些文章提供了多少通过经济分析来理解行为模式的“真知灼见”，我们要考察一下这些文章对公共政策及经济和社会变动所做过的分析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早期刊登的一篇文章（1985）预测美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另一篇文章（1990）指出，日本股市并没有受到“操纵”；还有其他文章认为，“产业政策”是件可怕的事（1985、1992、1993）；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设置任期限制（1990）；美国黑人的经济情况已得到大幅度改善（1986）；志愿兵役制非常成功（1988）；以及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不是件好事（1990）等。

在国际问题方面，我们认为：瑞典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因此转轨中的东欧国家不应该照搬瑞典的政策（1990）；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错，而是白人主导的工会及其他组织害怕黑人劳工的竞争而发挥政治影响力所导致的结果（1990）；原油价格下降对西方世界是有利的（1986）；所谓“温室效应”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被明显夸大（1991、1992）；南斯拉夫和捷克等多民族国家可能会分裂解体，因为规模较小的国家现在已经可以在世界经济中立足（1990、1994）等。

虽然有些结论和分析目前还得不出真假的定论，但以我们自己的判断标准来说，正确的几率是很高的。美国妇女的收入水平在持续上升；日本政府虽然付出很多努力，但一直无法以操纵股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复苏；南非曼德拉政府一直在采取偏向于资本主义的政策；与杞人忧天者所担心的情况相反，世界人口自50年代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而且全球人均收入还有所增加；另外，没有几个国家把所谓的产业发展政策真当回事。

当然，并不是每项预测都那么准确。虽然黑人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了，但黑人男性的表现却稍逊一筹，因为技术水平较低者的工资收入在8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另外，日本经济复苏的速度没有我们原先预测的那么快，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测到日本央行会采取那么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在温室效应方面，虽然现有的证据还不完备，但对这问题的关注在持续升温。我们坚持认为，《美国残疾人法案》大大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但这一点很难做到有稽可查。

我们相信这些专栏对问题分析的准确度很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不过，这些文章可以证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确能让人更深入地理解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思维方式认识到，人们做出何种选择，是与不同行动的成本和效益密切相关的，而仅仅从政治、社会或心理等角度来看问题的人，是看不见这个层面的。

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到具体的主题，这些专栏文章被分成了若干大项，其中包括：政府管制、人力资本投资、国际贸易、移民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犯罪问题、环境保护、毒品及其他上瘾药品管制、劳动力市场、家庭行为、政治与政府、股市与管理以及老人与社会保障问题等。

撰写专栏带给我们的收获

《商业周刊》邀请加里定期撰写专栏文章，我们对此深感荣幸；加里接受了这项差事，我们也很高兴。在过去10年里，总共有130多篇专栏文章刊发出来，而且我们在写稿过程中也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不过，当交稿日期已到而加里却人在国外的时候，或是有了题材却无法完成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不好受了。但我们并没有放缓脚步，因为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不断有令人激动的新鲜题材涌现出来，让我们有米下锅。

撰写这些专栏文章，可以和读者互动，这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乐趣。互动的形式通常是读者来函，有时是赞成，但更多时候是批评我们的某个见解。有些读者的脾气不好、态度恶劣，但大多数的态度是客气的。有时我们希望在稿子写好之前就有读者表达意见，这样就能在文章里把他的看法也体现出来。加里试图做到来函必复，因为他们既然花时间写信过来，出于礼貌也应该得到回复。而且，有时候在我们回信以后，读者会回复更好的意见和看法，良好的互动关系就此形成。

加里经常会碰到读过他的文章而且表现出喜欢这些文章的人，这令我们感到惊喜。有些人甚至说就是因为想读他的文章才去订阅《商业周刊》。我们觉得加里的笔墨心思并没有白费，因为读者在看完一篇专栏后，会盼望读到下一期。这种和学术圈外的人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是大多数学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很幸运能拥有这种经验。

从一开始，加里就从《商业周刊》的编辑部及其他编辑和特约撰稿人那里得到很大的帮助。头几年由杰克·帕特森（Jack Patterson）来负责处理这些专栏稿，后来由杰克·普鲁恩柯（Jack Pluenneke）接手，偶尔其他人也会进来帮忙。他俩及其他人给了我们宝贵的建议，也让加里知道在为大众读者写稿时，怎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最近改由布鲁斯·努斯鲍姆（Bruce Nussbaum）来处理我们的稿子。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以及对我们的一贯礼遇。

还要感谢《商业周刊》的斯蒂芬主编。他不断地给我们鼓励，《商业周刊》也提供了很好的政策，让加里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写作；即使加里的看法和该刊的社论或其他评论文章的立场截然不同，也从来不会对加里的文章或意见持任何成见。能够在卓越的《商业周刊》上获得一个小小的空间，幸甚。

政府管制与民营化

政府的管制措施会对企业、消费者以及员工所受到的激励造成扭曲的效果，本部分所考察的就是这些管制措施的相关影响。我们所讨论的实例包括：由政府经营的邮政系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政府的多方限制，保险公司无法让那些容易出事故的司机多付保险费费用，结果导致车祸数量增加。

另一篇文章则呼吁政府对电信业采取完全自由化的政策，其理由是，互联网及光纤电缆等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该产业应对竞争及继续创新的潜力。有些电信公司认为，政府的管制措施制约了它们针对这些根本性的科技变革做出反应的能力；如果政府放宽管制，它们会表现得更好。这些公司支持对电信业实行自由化的政策，而这种来自业界的压力使得政府放松管制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产业竞争也因此加剧。在此潮流之下，美国必须通过立法来放宽对电信业的管制。

我们强烈批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做法：当地政府为了防止人们在科德角外海附近过度捕捞鲈鱼及其他鱼类，对每年的捕鱼总量设定了上限。该措施本意是要减少鲈鱼捕捞量，却无意中鼓励人们提前在初夏之时，就赶在别人之前先行大肆捕捞。其结果是，刚到夏天捕鱼旺季，就已经达到全年的捕捞上限。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到科德角去避暑，希望每天都有鱼可吃。为了让消费者在想吃鱼的时候有鱼可吃，同时改善渔民的经济状况，我们提议：对个体捕鱼者的捕捞量进行征税，以此来取代当前设置上限的措施。

我们的建议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不少人写信给我们，特别是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还有冰岛的经济学家。渔业是冰岛最重要的产业，该国当时刚好在热烈且颇为尖锐地讨论，究竟应该对每艘渔船设定渔获上限，还是以征税的方式来管制滥捕的现象。尽管赞成设定渔获上限的人在信里提出了不错的见解，但我们仍然认为征税是更好的办法，尤其是，有了这些额外的税收，政府还可以想办法降低其他方面的税率。

管制

■在自由市场，宗教也兴旺（1996）

要求宗教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安。但我认为，只要各个宗教在争取信徒方面是自由竞争的，而且没有哪个宗教得到政府的特殊关照，那么这一现象就不值得担心。

在竞争的环境中，福音派基督教、正统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组织要想吸引新教徒入教的话，它们只有在满足精神需求和道德需求方面比主流教派做得更好才行。大多数人认为，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是在困难的环境下长大的，也是如此。他们希望通过宗教的布道来重申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主流教派没有强调人们需要发挥自我约束力和责任感，这些主流教派正在流失信徒，而这些信徒正在流向那些宣扬更多传统教义的原教旨主义团体。原教旨主义者也一直战斗在攻击那些分裂家庭、色情和藐视权威等行为的前线。

美国等一些国家形成了开放的宗教“市场”。不同的教派和宗派通过精神引导和其他诱惑来为争夺新信徒而展开竞争。竞争对宗教是有益的，就像对普通商品有益一样，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宗教团体不得不学会比在他们处于垄断地位时更好地满足信徒的需求。

保持竞争的态势

早在200年前，亚当·斯密就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到了竞争对宗教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章。他列举的大量证据表明，英国国教在英国政府赐予的特权地位的庇护下，已经开始对英国民众的宗教需求变得漠不关心了。斯密言之凿凿地声称，结束教会领袖的懒惰和冷漠的唯一途径就是解除他们的特权，让英国国教和其他新教派之间展开竞争。

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明白，建国后的教会和政府应该分离。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既不能立法支持宗教的建立，也不能禁止宗教的自由活动。”政府和宗教之所以要分离，一个原因就是要强迫各个宗教在和竞争者争夺信徒的过程中保持竞争的态势。

圣塔克拉拉大学的劳伦斯（Lawrence）利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新教国家中的宗教虔诚度作为证据，检验了斯密-杰斐逊原则。他以定期去做礼拜的人数和宗教信仰的忠诚度作为衡量标准，结果发现，与单宗教国家的情况相比，在拥有多个宗教且宗教之间相互竞争的国家，宗教对人们的重要性更大。比如，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宗教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当地的路德教会拥有特权地位，且大部分资金由政府提供（当然，宗教和政府在瑞士已经开始分离）。相反，在美国，不同宗派和教派之间为了争夺信徒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宗教在那里也很繁荣兴盛。

受到压制的宗教组织

在南美，天主教逐渐失去其强大的垄断地位，而原教旨主义新教正取而代之，发展迅速，原因就在于太多牧师在一门心思追求政治目标的同时，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政府补贴神道教（日本宗教教派的起源），并歧视其他教派。战争结束后，神道教的保护地位被废除，现在有成百上千个新教组织在日本兴盛起来。这些宗教团体满足了神道教明显未能满足的精神需求。

在当代，可以用来证明宗教需要竞争的最好例子来自东欧国家和苏联。然而，自从苏联解体以后，宗教开始兴盛起来。接受采访的俄罗斯人中，超过22%的人承认自己以前是无神论者，但现在信“上帝”了。俄罗斯的6000多所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重新开放，而且许多其他宗教已经开始吸收信徒。

这些例子表明，当宗教团体不得不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争夺信徒时，不论是自由的还是严格的宗教团体都会更加有活力。健康的竞争要求宗教市场保持开放，在这个市场中没有哪个宗教团体享受政府给予的特权或特殊保护。

■解决过度捕捞的最佳方法，就是针对捕鱼量征税（1995）

每年我都会到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海滨去消夏，因此我知道，对当地民众来说，捕鱼这件事，不仅是食物的重要来源，也是当地居民维持生计及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不过，该地区正为应该如何控制滥捕鲈鱼而伤脑筋。鲈鱼是一种味道鲜美的白鱼，长期以来深受当地食客喜爱。从这一实例，可以看出政府要做出智慧的管制，总是存在磕磕绊绊。

20世纪70年代，从缅因州到马里兰州外海一带的鲈鱼数量严重枯竭，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气候干旱、繁殖海域的环境受到污染、过度捕捞等。针对这种状况，马萨诸塞州及该地区其他各州决定对商业性捕鱼和休闲性捕鱼设定严格的配额。过度捕捞未必是鱼类供应逐渐减少的主因，但环保主义者鼓吹，只要对捕鱼量设定配额限制，就能恢复鱼类的数量。

马萨诸塞州对鲈鱼的商业性捕获量设置了上限。遗憾的是，以此来控制捕获量是个很糟糕的方法：它鼓励每艘渔船在捕鱼季节开始之初，就抢在其他渔船之前先行大肆捞捕，以免当年的配额先被用完。

“无鲈鱼可售”

1994年就发生了这样的状况——马萨诸塞州政府为商业性捕获设定的上限是20万磅，但这个配额在7月底以前就用完了，往年渔季通常要到9月才会结束。人们提前大量捕捞鲈鱼的结果是，在配额用完之前，渔民手上有大量鲈鱼待售，鲈鱼批发价格大幅度滑落；但在配额用完之后，市场上没有足够的鲈鱼可售，价格自然急剧上扬。这种对捕鱼量设定上限的做法提供了不当的激励，给当地渔民的生计增加了困难。

近年来，该地区外海的鲈鱼数量快速增加，可能是因为捕捞受到限制后，鱼类的繁殖率上升了。因此，马萨诸塞州在1995年决定将商业性捕获的上限提高到75万磅，几乎是1994年的4倍。虽然配额的上限提高了，但预期还是很快就会用完，所以，该州规定在市场上无鱼可售的那段时期，禁止商业性捕捞，希望能以这种方式让渔民把捕捞行动平均分散到整个渔季。但这样一来，鲈鱼价格在这几个星期里变得特别昂贵，而且还不容易买得到。

既想对鲈鱼捕捞加以管制，又不想让市场上出现无鱼可售的状况，有一个比设定配额更好的方法，这个方法理应受到消费者、渔民、休闲钓客以及纳税人的欢迎，即由各州根据捕获量的多少来对捕鱼者征税，其税率可以根据鱼的重量及大小加以调整。如果捕到过小或还没有长大的鱼，则应给予严厉的处罚。目前的规定是，如果捕到过小的鱼，则必须把它们放回海里去。

每天捕一条

税收额度将控制捕获总量，这是因为，在税率较高的时候，鲈鱼的捕捞数量越多，所付税额也越高，为了降低税费，捕捞量就会减少。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渔民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趁早出海，急于大肆捕捞，因为他们是根据捕捞量来缴税的，没有理由抢在别人之前下手。相应地，渔民会在整个渔季分散捕捞，会在鲈鱼价格上扬时争取多捕捞一些。

休闲型渔民捕捞的鲈鱼数量也许超过总捕获量的一半，因此应该把他们也纳入管制范围。马萨诸塞州目前允许每人每天捕捞一条鲈鱼。休闲型渔民和商业型渔民一样，在所征税率上应该是一视同仁，因为对海里的鲈鱼来说，不管捞捕者属于哪种类型，其结果都是相同的。

目前是通过对捕获总量设定上限来监控捕捞行为，但从执行方面来看，对两种鲈鱼捕捞方式都进行征税的制度不会比前者更困难。征税制度还有增加政府税收的好处，可以把这些额外的税收用来研究造成鲈鱼数量变动那么大的原因，也可以把税收用来改善当地的海洋生态。

对鱼类捕捞进行管制是很有必要的，但就连鲈鱼捕捞这样的小规模产业，政府都不容易制定出合理的管制措施来。很难想象，如果政府要对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实行管制，而且管制的好处尚且存疑的话，会出现何种状况，特别是对那些深受媒体关注的全国性大产业，管制起来难度会更大。最近政府为了民众的健康及安全而在环保方面所制定的各种规定，也引起了社会争议。这是科德角鲈鱼事件带给我们的主要教训。

■国会，请给电信业松绑（1994）

经过漫长的法律诉讼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于1982年同意让该集团旗下的22家地方电话网络公司自立门户。该案的主审法官哈罗德H.格林（Harold H.Greene）裁定，剩下的7家地方电话公司在各自归属地拥有垄断权。AT＆T的业务则主要限制在长途电话方面，另外作为给该公司的一点甜头，允许它进入电脑业。

但此后，随着电信业的快速发展，相关这些限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电话公司曾提议更改业务上的限制，可惜遭到了格林法官的否决，但它们是可以提起上诉的。格林只是法官，不是生意人，不了解电信业的迅猛发展，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他的判决却阻碍了电信业的重新整合。

格林法官1982年做出该项判决，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由单独一家电话公司在城里架线，接通电话线路，是比较经济的做法，因而，区域性电话公司本身属于“自然垄断”。事实上，该诉讼案之所以被提出来，就是因为AT＆T被控利用这种垄断权来阻碍长途电话业务的竞争。法官决定对地方电话业务设限，就是要防止它们利用这项垄断权在其他市场上进行不公平的竞争。

除了其他限制以外，格林法官还禁止电话公司在本地以外的地区销售电话服务及其他相关产品。事实上，虽然地区性电话公司在当地滥用垄断权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到其他地区扩展业务，则不大可能滥用垄断权，因为那是别人的地盘，它们必须和当地的电话公司竞争才行。

神奇电缆

当AT＆T的部门由集团分裂出来的时候，滥用垄断权的可能是存在的，因而政府对话费标准施加一定的控制是有道理的。然而，大多数其他方面的限制是没道理的。自电信业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以后，现在连话费控制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这是因为，有线电视系统以及移动电话的出现已经打破了地方性电话公司享有的垄断地位。大约90%的美国家庭都安装了有线电视系统，而电视的缆线可以用来进行双向的电话通信。不过，现行的法令规定，有线电视公司不得经营电话业务，而电话公司也不能提供有线电视的服务。如果这些公司能将技术整合在一起，市场的竞争一定会更加白热化，并且能够同时提供长短途电话以及有线电视的服务。

境外竞争

几个月前，格林法官终于同意了AT＆T和美国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麦考（McCaw Cellular）合并的计划。固定电话公司、移动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之间的其他合并也在快速进行，因为它们都想在未来新增广播频道许可证的拍卖中占得先机，以便同时提供移动电话、传呼、电子邮件及诸多其他服务。

在长途电话及有线电视方面，美国的竞争一向都很激烈，但在其他服务方面，则落后于英国和新西兰。目前，英国允许有线电视公司兼营电话业务，在争夺当地客户方面与电话业务的龙头老大——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 PLC）展开竞争。同时，美国的有线电视公司及地方电话公司（Baby Bells）也参与到竞争中，它们在国外可以同时提供有线电视和电话服务，但在美国国内却做不到，真令人匪夷所思。

纽约、加州以及其他几个州，已经开始允许其地区性的电话公司及有线电视公司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他各州。不过，在联邦法令对电信业务的限制方面，则因为两党所提的法案相互冲突，以致目前未能做出较大的改动。在国会会期即将结束之时，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鲍勃·杜尔（Bob Dole）首先在参议院呼吁大幅度放宽对电信业的规制。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共和党取得新国会的主导权以后，国会应该会很快取消原来在价格及经营范围（固定电话、移动电话、视频、有线电视）上的限制，消费者也终将全面享受到因新科技的开发所带来的好处。

电信业发展那么快，没有哪一位法官能够预见这种快速发展的产业的未来，监管者或经济学家也做不到。因此，应该由市场竞争而不应该由官员或行政官僚来决定电信业的发展前景。

■残疾人法案将如何削弱企业（1992）

近些年最具深远影响力的一部劳动法案从7月下旬开始生效。但遗憾的是，这部《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与其说是帮助残疾人的法律措施，不如说是帮助律师就业的计划。

该法案中所定义的残疾人，不仅包括那些在听力、视力和行动上有残障的人群，而且还包括那些患有精神疾病、阅读障碍、艾滋病以及有吸毒史的人或酗酒成性者。正因为此，一些支持者声称该项立法将帮助4000万美国人。但是，该法案覆盖了美国约40%的劳动力，这未免扭曲了“残疾”的本义。

对于200多万家员工数量不低于25人的企业来说，向求职者或推荐人询问其残疾情况的做法已不再合法。广义而言，残疾情况可通过过往病史、过去因病旷工时间和酗酒治疗史等情况来判断。雇主们必须做出“合理的”努力来安置残障人士。此外，若医学检查发现雇员残疾，雇主不能撤销工作邀约，除非这种做法实属工作需要。

新法案对残疾的定义如此模糊，以至于我们经常很难有把握地判断出一个没能得到工作的人是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难道仅仅因为残疾人不能在有压力的条件下工作，或者他们反感任何针对他们工作的批评（这些批评也许意味着他们会重新酗酒或吸毒），残疾人就应受到不公平对待吗？新法案实施后，可能会出现很多围绕这些问题的法律诉讼，以及很多奇怪的立场。民权立法漏洞百出，但对其覆盖人群界定不清的问题并不算在内。基于种族、性别或信仰等这类通常易于识别的特征上的歧视是被禁止的。

突击立法

依据1991年修订的民权法案，残疾人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补偿性的和惩罚性的损失赔偿。因此，残疾人法案的附加条款有望成为诉讼的福音。美国司法系统堆积了大量诉讼案件，数量多得惊人，再出台这样一部覆盖范围极广的糟糕草案，实在是没有道理。

对于那些有轻微听力障碍、精神障碍或是有酗酒或毒品滥用前科的人，国会议员等人只要是真心想帮助残疾人且认为美国商界没有能力确定他们的就业资格问题，就可能会支持这种突击立法的做法。但是，这种看法在当前环境下是不太可能的，现在的公司在国际、国内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那种认为陪审团和法官比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有资格确定一个人是否适合一个职位的想法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美国当然有足够实力来帮助那些先天或后天身患严重残疾的人；而有偿工作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自尊，因而，要提供帮助，就应当帮助残疾人找到有用的、令他们满意的工作。国会针对残疾人采取各种行动的成本本该由纳税人承担，但国会通过的这部新法律却把这种成本强加给了企业，这是近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显然，这使得国会可以把合规成本（costsofcompliance）隐藏起来，而不会增加财政赤字。

自私卑鄙

美国商界面临着全球竞争，这使得它很难在不丢失市场份额、不削减就业的情况下，还能做好充分准备来承受更高的成本。绝大多数的成本会转嫁给工人、消费者，最终由残疾人自身来承担。自幼失明的沃尔特Y.奥伊（Walter Y.Oi）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他认为许多企业会寻找漏洞来避免雇用有残障应聘者，因为他们害怕昂贵的诉讼。谁要是质疑这项旨在帮助残疾人的立法，谁就可能会被贴上自私卑鄙的标签，或者，被认为太吝啬以至于不愿花费分文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这就是新法案在国会上得到总统的全力支持并顺利通过的原因。虽然该法案获得通过，但它仍然是一部极有可能弊大于利的糟糕法案，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就如残障的客观定义所概括的那样，我认为残疾人的人数应限定在三四百万人左右，这些人在视觉、听力或行动方面患有严重残疾。国会不应该把责任转嫁给企业和法院，而应该给雇用残疾工人的雇主一份可观的补贴，补贴金额与雇员残障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这个方案会把重担直接加在纳税人身上，也会把帮助集中在那些真正残障的人身上。

该计划的总成本将是可控的。举例来说，有300万残疾工人，每人年均工作1200小时，平均每人每小时3美元的补贴（这个数额也许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加起来总共是每年110亿美元。对于政府支出来说，这笔支出简直微不足道，但它却远远低于当前这部模糊法案可能需要的总成本。

■美国不应该插手国内油价（1990）

在石油价格一路攀升，接近40美元/桶之际，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赶紧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稳住油价。但是，政府所执行的方案是有害而不是有利于经济。下面是在制定石油政策时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

最重要的措施是，要避免对石油及其他能源市场进行干预，因为这样才能根据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如果预期石油价格会因供给减少而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那么企业和家庭就会担心预算支出而想方设法去减少能源的使用，例如开更小的车、增加对核能发电的依赖，以及增加房屋隔热设备等。毕竟，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1980年间，石油价格跳升了三倍，这导致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里，生产相同一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石油消耗量已经下降了。

自1970年以来，日本的石油消耗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工业产出却大大增加。日本的石油完全要依赖进口，但在发生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比美国调整得更快，部分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允许国内油价扬升到国际市场的水准；而美国政府则以油价管制及实施配额制度等方式，试图缓和油价骤涨所带来的冲击。

痛苦的回忆

各国政府都应该抑制对石油及天然气采取限额配给措施的冲动。油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上扬以后，美国有不少应对政策都错了，而其中最明显的错误就是采取了石油限额配给制。选民都还记得当时排长队加油的痛苦经历，美国政府应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同样，控制石油的特定用途，如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也非明智之举。实际上，我坚持认为，国会应该彻底废除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即CAFE标准）。该标准规定，每个生产商所生产的新车，平均每加仑行驶里程至少要达到27.5英里。油价很高的时候，车主们可以在省油的小型车和安全性较高、跑起来平稳、内部空间较大但却比较耗油的大型车之间进行选择。

对汽油的使用征收联邦税是另一种控制石油特定用途的方法。这对降低联邦预算赤字来说，也许是个好主意，但就降低石油需求而言，却是个差劲的办法，因为它人为地降低了某种特定用途的用油量，却未必降低了所有用途的用油量。所以，这种做法扭曲了把石油分配到汽油及其他石油产品之间的比例。

另外，对进口石油征税，会让市场需求转向国产石油，这不是什么好事，原因在于这会更快地耗尽美国的石油储藏量，长期来说，会增加（而非降低）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区别对待，对来自中东地区的进口石油征税。这种选择性征税的做法会使进口需求转移至委内瑞拉、墨西哥或印尼等更加安全的供油来源。如此征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从中东各国筹集到资金，以帮助美国支付在这些国家的防务开销，应付在当前及其他时刻的海湾危机。

布什的错误

政府不应该以所谓“道德劝服”的方式，要求石油公司将汽油及其他油品价格压低到市场出清的价格水平以下。人为压低价格，会让市场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会刺激过度需求，也会打消炼油厂增加供给或寻找新油田的动机。

当然，美国也不应该再对石油公司的“超额”利润征税，这会降低公司在开发新油田或增加现有油井产量上进行投资的意愿。石油公司在石油供给稀缺、油价高企时所获得的高利润，有助于弥补它们在供给充裕、油价低迷时期所蒙受的损失。

布什[1]总统屈服于压力而决定把作为战略性石油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的油卖出去，虽然只是少量卖出，但也是个错误的决策。美国和别国政府都不应该试图稳定石油价格，就像没必要稳定经常大幅度波动的铜、白金或塑胶等的价格一样。民营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因而它们比联邦政府官员更清楚如何根据对油价波动的预期来调整石油库存量。不过，民营企业在对库存量的调整做理性判断前，必须先确定政府会怎么处理其石油储备。只有在发生战争、禁运或其他导致石油供给严重短缺的时候，政府才能动用战略性石油储备。

东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能会经历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因为当苏联不再以补贴的价格把石油卖给它们时，国际油价已经大幅度攀升。不过，即使油价达到40美元/桶，只要不实行在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时所采用过的那些愚蠢的政策，石油也不会对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如果各国政府能抵抗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对石油及其他能源价格进行干预，那么全球经济有可能只是受到轻微的伤害，安然度过目前的危机。

[1]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美国第41任总统。由于历史上存在过两位布什总统，因此又被称为老布什，以便与其同样担任过美国总统的长子乔治·沃克·布什做区别。因为本书作者所写文章为1995年之前的事情，故本书布什均指老布什。——译者注

■不必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汽车保险（1990）

在过去几年里，人们对车险费率居高不下叫苦不迭，导致政府出台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法规。实施这些法规后，有很多州屈从于政治压力，利用价格及其他监管措施对某些团体提供补贴。

在1966年以前，除加利福尼亚以外的所有州都对车险费率实行了监管，但70年代有15个州取消了监管。到了1988年，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选民态度发生急转，轻松就通过了一项监管决议。该决议规定，加州不再让市场自由决定车险费率，并要求保险公司削减诸多费率。在加州，一些公司已经决定不再承保汽车险，近日最高法院也驳回了加州保险局长的提案并认为保险公司可以放弃这个州，而不必事先找到其他保险公司来接管它们的客户。

20世纪80年代初，新泽西州为那些不能在自愿保险市场以调控后的保险费买到保险的司机建立了一个“最后关头可仰仗的保险公司”（insurer of last resort）。纽约政府则根据性别、婚姻状况等特征来确定保险费率。其他很多州要么恢复、要么加强了对汽车保险的监管。

竞争受限

尽管人们抱怨未受监管的车险费率过高，但对大多数车主来说，监管并没有降低车险费率。经济学家理查德A.伊波利托（Richard A.Ippolito）现供职于美国联邦退休金保障公司，他在10年前所做的研究对于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研究发现，不管是否实行了监管，各州在平均保险费率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相反，理查德还发现，监管阻碍了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提高了行车记录良好的司机的保险成本，而降低了有不良记录的司机的保险费率，同时还增加了享受补贴的汽车的数量，这些补贴本来针对的是那些不能在自愿保险市场上购买到保险的司机。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泽西州有12%高风险驾驶的司机被要求买各种保险。但自从该州在1983年重新“改革”了对汽车保险的监管并加强了对汽车保险费率的控制后，该州400多万辆汽车中，将近一半的汽车得到了政府的补贴。

因此，“最后关头可仰仗的保险公司”面临超过30亿美元的巨额赤字是不足为奇的——尽管在这个花园之州里，没有得到补贴的汽车车主所承担的保险费率算是全美最高的。州长詹姆斯J.弗罗里奥（James J.Florio）最近提出，要取缔这类投保公司，降低自愿保险市场上的保险费率，并要求其他汽车保险公司帮忙弥补赤字。他说：“无论新泽西州做出何种决定，我认为，如果新泽西州不对大多数高风险司机放开保险费率，那些安全驾驶的司机的保险费率是不可能降下来的。”

在无监管的市场里，那些更容易发生汽车事故的司机必须支付高出平均水平的保险费率来弥补对他人和财产造成的更大的预期损失。他们可能会不给汽车投保，从而绕开那些刚性的保险成本，但是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实行强制性的汽车保险，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越高的保险费率会使那些越容易发生事故的人打消买车和开车的念头，这样也会减少汽车事故的数量。人为拉低车险费率的话，会导致更多高风险的司机上路开车，进而对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这就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成本。

对无管制的保险费率的常见批评是，那些行车记录良好的司机之所以不得不支付高额保费，只是因为他们被划分到一个含有大量不良记录司机的评估团体中了。在无管制的市场里，即使是在旧城区小心驾驶的司机通常也要支付很高的保险费用，因为在那些地方，车祸和偷车的现象到处都是。

安全存放

但是，保险公司之间的自由竞争也确实给有着良好记录的司机提供了一些保护，以免他们承担高车险费率。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能够分辨出哪些人群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较低，并且只对他们收取较低的保费的话，保险公司会得到更多的利润。正因如此，与年轻的未婚男士相比，女士、已婚男士以及那些已经修完驾校课程的司机的保险费率经常会更低。我住在芝加哥，这里汽车被盗的现象司空见惯，但我把车停在车库里，因此享受到一定的车险费折扣。然而，由于保险公司缺少具有相关特征的司机的信息，一些开车小心的司机被划分在高风险团体中，所以他们要支付高额的保险费。

即使做出让高风险司机获得帮助的政治决策，所需的补贴也应该来自于税收收入，而不应该通过对驾驶谨慎的司机和那些居住在事故发生率与盗车率都很低的地区的车主提高车险费率的方式来获得。目前保险费率的管制办法是，对低风险司机提高保险费率，而对高风险司机降低保险费率，这显示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要求增加个人支出，以此来节约公共支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支出来自于某些车主群体。

现在有人提议恢复联邦政府对航空及其他工业的全面监管，对这些提案来说，汽车保险的监管经验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正如监管降低了汽车保险市场的效率，监管同样会降低其他产业的效率。

■事实证明：政府过度干预会扼杀经济增长（1987）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平均水准，而有些则相反？虽然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显然，民营企业和开放竞争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相反，当利益集团发挥其影响力来捞取各种好处时，例如，政府对出口给予巨额补贴，或者，对竞争性的进口实施高配额和高关税等，增长的速度就会慢下来。一旦政府管制过度，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会完全停止运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非洲国家就是不错的例子。那些国家的领袖以干预主义者的心态来治国。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理想。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和阿兰W.海斯顿（Alan W.Heston）曾为世界银行做过一项研究，他俩将70多个国家在1950～1980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状况，拿来和1950年的水准做比较，结果发现这些非洲国家的平均年增长率不到1.5%，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对比之下，奉行自由市场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则出现了很高的增长率。他们的研究显示，在1950～1980年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达7%，而中国台湾的则为5.5%。

经济表现平庸的国家

诚然，萨默斯和海斯顿在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中，以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平均水准。不过，他俩没有将这些国家的所得估计值往下调整，以反映不实的商品消费和经济中的其他扭曲状况。另外，阿尔巴尼亚以及古巴等国的经济表现很是平庸，而且因为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资料，而没有包括在研究里。

中国已经在占经济比重很大的农业方面实现了私营化，目前正在工业生产方面推行私营化措施。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也想学习中国的模式，希望能让停滞的经济活跃起来。这些例子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要继续增长，就必须大力削减中央计划经济的比重，并扩大私营化生产的范围。

经常有人称，日本及其他新兴工业国家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比美国和欧洲国家快，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历史过长而且太过富裕，从而无法和这些急于表现的小老弟竞争。以人的年龄来进行类比很新鲜，只可惜，与事实并不相符。

美国的建国时间长，且国力雄厚，但经济增长并没有因此而慢下来。罗切斯特大学的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人的研究显示，美国的历史越久，累积的财富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而不是越慢。例如，美国在1950～1970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就比19世纪大多数时期以及20世纪初要快。美国在1973～1983年间的增长速度的确慢了下来，但如果还记得30年代的痛苦经验的话，就知道这10年的缓慢增长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黄金岁月

除此之外，也没有证据显示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一定比贫穷国家的要慢。即使是国民收入水准差不多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有极大的差异。在萨默斯和海斯顿所研究的国家里，自1950年到198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2.8%。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个数值比过去的增长率都高出很多。根据他俩的研究数据，最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财力雄厚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在1950年，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是不相上下的。

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1950年时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而在1950～1980年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2%，这与过去的增长速度相同，但却比各国的平均增长率低。这似乎表明：富裕国家不像贫困国家那么容易增长，但最富的其他10个国家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3%，与所有国家的平均值并没有相差太多。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某个国家不会因为现在是富国，就意味着未来的经济表现一定平庸。同样，现在贫穷的国家，并不能肯定其未来就一定会走向繁荣。穷国如果想迎头赶上，的确有其优势，例如会比先进国家更容易获得资金及技术等。而先进国家如想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当然也有占便宜的地方。事实上，富裕国家的好处和坏处都有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富裕国家通常拥有丰富的熟练劳动力资源。在开发新产品或者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熟练工人是必要的因素。

如果富裕的国家表现不好，应该怪罪的是政府政策和人民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历史和财富。如果这些国家不志得意满，而且不试图过度干预经济生活的话，那么它们的增长速度是不会减缓下来的。

■燃油效率标准：一个过时的观念（1985）

400年前，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说：“一个人的获利即为另一个人的损失。”到今天，人们仍然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在当今社会，企业及其顾客处于零和博弈当中。零和博弈的观念显然也说明了为什么对于通用和福特两家汽车公司成功说服交通部长放宽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标准（CAFE）一事，会有人持反对意见。然而，放宽这些标准不仅符合那些汽车公司的利益，而且符合国家的利益。其实，如果彻底废除这些标准的话，国家的确会受益。

1975年的能源危机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国会要求汽车制造商必须满足规定的燃料经济性标准，并且标准不断提高，一直到1985年。当年每个汽车制造商生产出的每台新车的平均燃料消耗至少为27.5英里/加仑（1美制加仑约为-0.0038立方米）。在那个时代，这些标准可能是合理的，因为价格管制扭曲了汽车购买者的选择。

在1973～1981年间，汽油的实际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在其中某些年份，消费者购买汽油还有限额。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汽车购买者们转向了更加节能的汽车，尤其是体型较小的日系车型。到1982年，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基本都达到了CAFE标准，原因是他们不得不增加小型车和节能车的产量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安全性和排场

自1981年之后，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降和价格管制的废除，用于生产汽油的实际石油价格下跌超过30%。这增加了对车型更大、油耗更高的汽车的需求，因为消费者发现这样的汽车更加舒适，更加安全，也更有排场。为了提高自家汽车在1983～1985年间的平均燃料效率，通用公司和福特公司通过相对提高大型车的价格和为购买小型车提供其他优惠等手段，来抑制对大型车的需求。但在此期间，这两家公司还是没有达到CAFE标准，因为它们以大型车为生产导向。显然，通过减少了高油耗汽车的可获性，CAFE标准现在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

在不受燃料经济性标准约束的条件下，我们不应该满足消费者对此类汽车的需求吗？有一些人会说不，因为消费者没有充分考虑到高能耗汽车会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和其他环境危害。但是燃料经济性标准忽视了由老款车型造成的破坏，并且没有区分哪些人开得多，哪些人开得少。开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要让司机承担赔偿责任，最好的方法就是征收汽油税来抵消社会成本。目前，联邦汽油税是9美分/加仑，州汽油税平均约为12美分/加仑。也许应该提高联邦汽油税和州汽油税，但是，作为对环境污染及其他驾车危害的补偿，21美分/加仑的汽油税并不算少。

供给危机

《纽约时报》以社论形式支持CAFE标准，旨在减少石油需求并降低“供给危机的风险”。但是，在过去10年里，世界石油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集中度也下降了，所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或者任何其他少数几个国家越来越难以压缩石油的供给，由此引发石油危机了。欧佩克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几乎减半，从1973年的60%下降到1984年的30%。如果欧佩克再次向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就会从其他生产者手中购买石油。除此之外，由于美国的汽油消耗量占世界汽油消耗量的20%不到，所以，美国提高燃料经济性并不能大幅度降低世界石油价格。进一步讲，燃料经济性标准是一个糟糕的应对“危机”的方式。政府和民间的石油和汽油储备才是更有效的应对方式。

1979年，享有盛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题为“变革中的能源：1985～2010年”的报告，报告称消费者“更多地受到初始成本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未来的运行成本”，因而他们支持对燃料及其他能源的利用制定效率标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称汽车购买者没有充分考虑高能耗汽车具有更高的燃油运行成本，不过，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例如，由哈佛大学教授兹维·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和日本筑波大学教授太田真琴（Makoto Ohta）合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汽油价格上涨后，二手车购买者减少了对燃油能耗较高的汽车的需求，这说明消费者充分考虑到了未来的运营成本。

1973年后出现的能源恐慌，催生了很多不明智的能源政策：CAFE标准、石油价格管制、石油配给、各种税收优惠以及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等。这些政策有的已经被撤销，其他的有很多也应该被废除。如果废除CAFE标准，美国将会更好，因为燃料经济性标准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而这个限制是没有道理的。哪怕是把标准放宽，通用和福特两家公司也会从中受益，这就证明了对企业有利的事情也总是对国家有利。

民营化

■邮政系统沉疴难治，民营化是唯一的解决良方（1994）

与废除那些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相比，制定出糟糕的政策要容易得多。人们把这条古老的但经常遭到忽视的政治学规律称为“现状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它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有些政策明明是错误的，却能长期执行下去，有时甚至还能扩大执行。

某些团体可以从某些特定的政策中得到巨大利益，它们当然要竭力把现状维持下去，不管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因此，对这些团体来说，维持政治现状是十分重要的事。与此同时，反对力量通常是弱小而又分散的，这是因为这些政策带给他们的高税收或劣质服务等形式的危害，会分摊到很多小团体身上，从而没有哪个单独的团体会特别想要奋起反抗。有的时候，某个政策所造成的伤害，要到政策改变以后才明显呈现出来。例如，在推动民营化以后，才知道国营企业以前的效率有多低；在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和进口配额后，进口商才会加大外国好商品的进口力度。

政府在邮政服务上享有垄断权，这就是既得利益者运用特权来维持现状的例子。过去，大部分国家由公营机构来垄断送信业务。美国宪法并未规定政府在这方面享有垄断权，但的确授权国会“设立邮局以及邮政路线”。

无效信件

不过，经过过去50年的发展实践，几乎没有人会赞成让政府继续垄断收发信件的业务。有些国家的邮政服务质量还算差强人意，有些则糟糕得骇人听闻。在加拿大、意大利、以色列、阿根廷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人指望邮件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对方。美国的邮政系统要超出平均水准，但还是有很多人感到不满意。在我的家乡芝加哥，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丑闻，邮局有一大堆信件不是被烧毁，就是被丢弃，要不就是堆了好几年根本没有送出去。

邮政系统因为享有垄断权，因而变得死气沉沉，缺乏创新能力。虽然邮件及小包裹实现了隔夜送达，但这项服务是由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克服重重障碍率先推出的。另外，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及其他公司因为能提供更快速、更可靠、更方便，有时收费更低廉的服务，而抢走了大宗包裹的市场。在传真、电子邮件和互动式电视等业务的开发方面，邮政系统完全没有参与其中。如果管制没那么严，它们理应尝试着把业务扩展到这些领域里的。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针对邮政垄断的改革都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对收送信件等实行民营化改革，会在政治上遇到各种顽强的阻力。邮政系统员工会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当中很多人会因此而失业，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美国邮政系统的领导通常都是政府任命的，因而政治已深入到邮政系统的骨髓里。领导们担心，一旦经营效率更高的民营邮政公司进入，他们的饭碗就会保不住，因而也反对大幅度改革。同样，政府监管机构也担心，一旦市场竞争取代了政府规制，其权力就会削弱。另外，政府目前对偏远地区的期刊类杂志和报纸等第三类邮件的投递提供补贴，享受这些邮件补贴的企业和家庭担心改革会提高邮件服务的成本，所以，他们也反对改革。

民营化浪潮

幸好，一旦维持现状所造成的坏处变得足够大、足够明显，现状的根基就开始动摇了。某些作风强悍的政治领袖（例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当权后推动大规模的民营化政策，并削减政府制定的政策和管制措施。另一些政治人物[例如，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在当政一段时间后，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发现不好的政府政策会对民众权益造成影响，如果能改善现状，对自己的政权会有好处。

过去15年来，对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实行民营化已成为全球性的趋势。不少国家已经把国营的电话公司、炼油厂以及航空公司等企业出售，连国有的邮政服务也受到这股民营化浪潮的影响。荷兰政府4月份宣布，很快便会将其邮政和电话等垄断公司中的大部分股份售出。另外，虽然英国的邮政服务是比较有效率的，但最近也提议把大部分股权通过公开上市的方式让公众持有。瑞典也同意让民营公司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经营信件收送的业务，以便和国营邮局展开竞争。我相信会有其他国家效仿瑞典的做法，让民营企业和国营邮局相互竞争。

如果人们普遍把现状的暴政视为一条可靠的政治学规律，那么，即使那些现有的糟糕政策是临时性的，而且规模也不大，但反对的声浪还是会越来越强。这时，要废除那些明显弊大于利的政策，也就会容易一些。

■为什么国营企业应该改为民营企业（1986）

我当年念大学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在电力生产及分配方面，是个最佳典范。因而，最近听说出于提高该局的效率，打算把它卖给民营机构的时候，实在感到吃惊。联合铁路公司（Conrail）可以卖，而包括联邦政府经营的铁路客运公司（Amtrak）、邮局、公共房屋乃至大部分公共土地等，面临的压力已越来越大，必须走向民营化。

有些人认为，出售国营企业，只不过是为了削减政府预算赤字而情急之下想出来的招数。不过，目前要求政府精简规模的压力实在很大，因此这样的说法很难解释得通。举例来说，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都强烈支持民营化政策，但在他们主政期间，政府总支出还是出现了明显的成长。

事实上，民营化已经成了世界趋势。英国的情况最为人所知，撒切尔政府把成千上万间公共房屋卖给民间，也将原来由政府经营的航天、汽车以及电子通信等大企业转归民营。另外，英国政府还打算把英国航空、劳斯莱斯汽车及英国天然气等诸多国营企业出售出去。

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也声称要跟上民营化的潮流。西班牙社会党政府在1982年开始当权后，立即将一家大型民营公司收回，由国家经营。不过，之后，社会党政府又把这家公司的大部分经营权退归民营，并且还将数家其他国营企业改为民营。法国密特朗总统领导下的社会党政府，在1981年当政以后，也是先将好几家银行及企业收归国营，但现在法国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营化和自由化浪潮。除此以外，墨西哥、巴西、印度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已经将部分企业转归民营，并打算把其他的国营企业出售给民营企业。

大胆的转型

中国在民营化方面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广大的农民实行了人民公社等形式的集体生产制。但是，由于在1955～1977年间的人均粮食产量没有增加，之后政府做出了解散人们公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胆决策。中国目前正在对部分服务业和制造业实行民营化，因而普遍降低了中央对国民经济的控制。

普遍认为，国营企业发展迟缓且效率低下。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国在农业方面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生产开始快速增长，而同期，苏联的集体农业生产却仍然停滞不前。由于很少有人认真比较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大部分证据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我依然相信，政治因素干预到经济决策，会严重妨碍国营企业的正常运转。

以英国为例，在撒切尔夫人推动民营化政策6年以后，政府在1984～1985年间对国营钢铁、煤炭和铁路运输等产业的补贴金额，仍然高达50多亿美元；而在1979～1980年间，政府补贴的额度还不到30亿美元。美国邮政总局在1958年亏损了2.5亿美元，而前4年的累积亏损则超过了20亿美元。很明显，有时候民营企业也会亏钱。近几年来，美国的钢厂都不赚钱。不过，民营企业如果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通常就会宣告破产，要不就会被其他公司兼并，还有些不赚钱的公司则以出售资产的方式来解脱困境。

易受压力影响

国营企业在政治上会有各种考虑，这会对其雇用政策和定价策略等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国营企业主管的工资所得，通常都远低于民营企业的水准，因为如果他们领取的工资过高，可能会被指责享受“天价薪酬”而承受到政治压力。举例来说，邮政部长的年薪大约为8.6万美元，而多数规模差不多的民营企业主管，每年除了固定工资外，还有奖金和股权可拿。相比之下，邮政部长的薪水只能算是他们的零头而已。有能力的企业主管既然能在民营企业拿那么多钱，又有多少会选择到国营企业发展呢？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不能轻易辞退员工。国营企业往往屈服于工会的压力，给予员工大幅度的加薪；而且迫于消费者的压力，将产品售价调低。难怪这些企业的工会及那些得到好处的消费者，都强烈反对民营化及自由化的措施。

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动民营化，也应该做得到。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显然更加缺乏效率，也更加缺乏弹性，因为他们无法将政治因素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通过考察教育民营化来阐述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一般过程。

政府与税收问题

在现代生活里，政府应该对人们的基本需求负起主要的责任。例如，政府应该保护民众，防止犯罪行为和外来侵略；对某些因外在因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政府也应该适时提供帮助。然而，目前政府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很好地尽到责任，因为政府的责任范围扩张得实在太大了：不仅要支持农产品价格，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补助，还得规范劳动力市场。额外的责任这么多，政府反而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去履行其主要职责了。

政府的权力扩大以后，政治人物和官员更有可能会滥用权力，从而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很多国家爆发的腐败丑闻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政府官员所做的决策往往会对企业或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些人会对官员们大肆行贿。官员并不是圣人，有些人抵制不住诱惑而收受贿赂，利用职务之便来为他人谋取不义之财。

有人认为，政治人物的任期应该受到限制，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贪污，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民意代表更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过，我们认为，限制任期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任期一旦受到限制，政治人物更可能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进而更大胆地以权谋私。而且，如果把代表们的任期限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储备相关的知识来争取在国防、税务以及环境保护等复杂的政府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政府规模扩大后，也大幅度增加了法官的权限，因为有一大堆模糊不清的法律必须由他们来解释。如果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法院主要解决的是宪法层面的基本问题，那么，为了让法官能独立行使司法权而规定法官实行终身制的做法就是个不错的构想。但目前，法官是在按照自己的见解来解释法律，这等于是在制定法律。在这种情况下，终身制的规定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因此，我们建议把联邦法官的任期改为固定任期制，使任期可以定得长一点，而且可以续任。这样的话，法官就会更注意选民和立法者的反应而不至于屈服于他们的压力。

政府

■要遏制腐败，得先精简政府（1995）

目前，几乎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有杰出政治家和一流企业涉嫌腐败的新证据浮现出来。回扣、行贿受贿等丑闻似乎层出不穷，在韩国、日本、墨西哥和尼日利亚等国正在上演，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得以幸免。不存在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然而，规模更小、决策更民主、像企业那样注重效率的政府会大有作为。

人们总是认为自己国家里的贿赂是特有的——他们的政治人物、官员和商人都是特别贪赃枉法的。但其实，任何地方的官员腐败从根源上讲都是一样的：政府规模大，政府有权向不同群体派发好处。

任何一项规则、法律和政府计划，不管是政府合同还是出口补贴，都能被操纵来照顾某一个利益集团。企业试图通过合法游说、为获取政府帮助而进行情况申诉等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但也有一些企业受到诱惑，以巨额资金贿赂或其他的非法手段来影响政策制定的结果。

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为获得政府的好处而竞争的过程被称为“寻租”（rent-seeking）。寻租由来已久，只要政府影响到企业的命运，寻租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公共支出和政府管制现在已经变得极为广泛，寻租现象也大大增加了。政治人物和官僚也许与其他群体一样，都不是唯利是图的，但他们却受到“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的极大诱惑。一些企业很乐意提供这样的诱惑，它们也许认为，其他企业也在这么做，因而自己这么做也就无可厚非了。

监管须严格

腐败让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因为腐败导致政府官员不为公众利益做事。腐败甚至会打击诚实经营的企业家，并大幅度地、任意地提高企业成本，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独裁政权看似不存在腐败，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是对异议和媒体进行压制的结果。在阿根廷、巴西、韩国和墨西哥，当反对党形成气候且媒体获得自由后，广泛的贿赂证据浮出水面也并非偶然。通常来说，民主体制比封闭体制里的腐败要少得多：反对党有动机和能力来曝光执政党的不良行为。

然而，由于寻租的巨大收益，民主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包括日本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民主国家，已经大面积出现了政府官员收受钱财来为商界朋友谋利的腐败事件。尽管大幅度削减政府规模是减少腐败的不二法门，但是，即使是倡导精简政府的美国共和党领导人也很少提及这一点。强调腐败的不良影响，会让精简政府得到更多支持，甚至得到那些认为庞大的公共部门将使世界更完美的人的支持。比如，日本的腐败丑闻就增加过政府放松管制的压力。

拍卖宜推广

当然，如果不对政府实行大幅度的精简，一些改革可能会更加平稳。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下，对大企业或小企业提供补贴性贷款是不必要的，而且这种补贴等于在引诱官员腐败。很明显，从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中可以得到低成本的贷款是韩国丑闻迭出的主要原因。

无论何时，当重要资产从公共部门转移至私营部门时，都应该要求进行公开拍卖。特别地，通过广播电台进行广播的权利以及利用公共土地进行石油开采和木材生产的权利都应该归出价最高的竞拍者，他们只需遵守环境保护及其他安全生产规定即可。生产配额也应该全部进行公开销售，而并不是赠送给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比如，捕鱼量（《商业周刊》，9月18日）、环境污染、进口或者农作物等方面的生产配额。

遗憾的是，所有国家在处理有价值的公共财产时，继续采用的是赠送而不是公开出售的方式。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政治人物和官僚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方式增强了他们控制企业的权力，同时，选民也尚未要求企业必须以竞拍的方式去获得配额及其他特权。

政府民主化的全球性趋势有助于让政府腐败更快得到曝光；但是，只要政府继续拥有控制企业财富的权力，腐败就会继续维持在触目惊心的高水平上。

■是缩减政府规模的时候了（1995）

共和党在1994年11月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后，权威人士表示：实际情况不会因为选举结果而得到什么改善；政治人物总是说得好听，却不能落实到行动上；政治形势差不多还是老样子。不过，他们这次弄错了。

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同意了一项未来几年内推行减税的计划，并建议大幅度削减政府在医疗保险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同时，很多两院议员呼吁，政府要么实行更扁平的所得税率制，要么干脆以消费税来取代所得税。采取这些立场的国会议员为数不少，真是出人意料。除此以外，国会也正要求政府对重要的联邦法令进行系统的成本评估。而国会显然也能够顺利地推动电信和银行业的自由化政策并对民事诉讼案件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定出上限。

共和党在这些方面正起到带头作用，但不少民主党人士也意识到选民的确希望政策能有所转变。有些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支持共和党的提案，而克林顿总统打算在未来10年里削减联邦税收和支出的提议也和国会的构想差不多。

不过，虽然选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但我怀疑这种愿望能否战胜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力量。毕竟，目前复杂费解而又漏洞百出的税法以及政府对各种利益集团的补助计划，包括政府对老年人和海运业的补助等，都是过去数十年来各方利益激烈斗争所产生的结果。这种通过长期复杂的政治过程演变而来的局面，怎么可能因为一次选举就完全扭转过来？

轻松当选

有人认为，美国之所以出现目前的情况，是因为宗教权力不断扩大，并要求政府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采取保守政策所造成的。也有人说，美国之所以不再信任政治人物及他们所创立的大政府，是因为政界不断发生丑闻而导致的。还有人认为，从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到约翰逊总统提出创建大社会，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男性白人终于背弃了这种社会试验。

不过，这些说法以宗教权力及美国社会独有的发展现实为基础，它们都不能解释在其他国家里，大政府理念相继受挫的原因。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向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温床，但在这次的选举里，虽然进步保守党被执政党新自由民主党取笑为共和党的翻版，但前者还是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属于法国保守党的希拉克也轻松登上了总统宝座，使得社会党执政14年后让贤。在巴西，前社会主义者卡都索也利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执政理念，一举击溃了左派推出的候选人而当选总统。而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在位6年中，推动经济自由化政策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及货币发行，因而轻松获得连任。

惨痛的教训

南非总统曼德拉推行的合理政策或许最能体现民众对大政府机制的反应。虽然曼德拉曾被极端歧视黑人的南非白人政府监禁长达27年之久，但令人惊讶的是，曼德拉当选总统后一直推行的政策却是对工商界有利的。他显然明白，当初政府实施歧视政策，并不是因为实行了资本主义，而是由各种法律所造成的；政府出台这些法律，是为了保护白人员工在工作方面不受黑人劳工的竞争威胁。

全球各国的选民在经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后，或许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过度的政府支出和政府管制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并破坏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学到这个教训，似乎令人有点意外。不过，在这期间，不少学者、官员以及媒体不断凭借各种说辞，要么嘲笑那些反对大政府的人缺乏同情心，要么就说他们是企业争夺利益的工具而已。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下，普通民众慢慢才能看清楚大政府所带来的坏处。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应该会大幅度降低。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依靠大政府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趋势会在美国走向终结，不仅如此，在很多其他国家也会走向终结。如果原来的趋势继续转向，我很乐于看到这个结果的出现。

■以不当的研究为依据，只会制定出不当的政策（1995）

经济学家没办法拟定研究计划，来一锤定音地解决重要的政策问题。对于政府政策等事件所造成的效果，他们能掌握的信息并不多，但却必须依赖这些资料来进行研究。然而，有些政治人物却迫不及待地把这些研究的初步结果用作政府制定法令法规或实行其他干预的理由。而这些政府措施有时候是会对经济造成破坏的。

有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在1992年针对抵押贷款申请人所受歧视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该报告由当时担任该银行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艾利西亚·穆内尔（Alicia Munell）执笔。他最近被克林顿总统提名担任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这项研究针对1990年波士顿地区的大约4500位贷款申请人所遇到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结论称：有证据表明，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在申请贷款时普遍受到了歧视。

这项研究结果被报道后，货币监理署曾密切监视各家银行，看看在放款时是否真的存在歧视，而且司法部及马萨诸塞州检察总长也针对各家银行展开了调查。在这种严密监视和政治压力之下，部分银行遭到了起诉。其中有个案子是马里兰州某银行1995年8月被控在市区故意“拒绝提供”贷款，法院下达了同意判决书。另一个案子是芝加哥的北方信托公司控告某银行为争取获得抵押贷款资质的白人申请人提供了更多的资助，也得到了法院的判决。

如果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能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银行的确存在歧视行为，那么这些政治行动才有道理。不过，尽管有人称赞该项研究得出了定论，但事实上研究本身却存在诸多纰漏和数据上的错误。一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旗下的经济学家，仔细比较了这份研究所用的实际放款纪录，结果发现数据相当不准确（部分原因是影印时出现了错误），因此根本没办法判断银行到底有没有歧视黑人及拉丁美洲裔人。另外还有一项分析发现，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结论是以两家银行的数据为主要参考依据的，而这两家银行对少数族裔的贷款申请的拒绝比例相对较高，只是因为这两家银行本来就是专门向那些勉强符合借款条件的少数族裔申请人提供贷款的。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找到的部分证据和该报告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这项研究显示，黑人及拉丁美洲裔人口较多的地区所发生的银行呆账率和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差不多。但假如银行真的歧视少数族裔的贷款申请人，那么他们的呆账率应该比白人低才对，因为只有过去信用及就业纪录相当好的人才能申请到贷款。如果银行歧视少数族裔，那么，勉强符合申请条件的黑人及拉美裔人应该会被拒绝，而同样条件的白人则应该被接受。我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里，就谈到了歧视理论对银行呆账率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这篇论文已经在1993年发表。

对最低工资的错误认识

我并不是说，其他所有人的研究都表明银行并没有歧视申请人，也不是说，这些研究“证明”银行普遍没有歧视行为。我想说的是，有些分析的结论是根据不完整的数据以偏概全后得到的，实在不应该拿来对有争议性的问题形成政策建议。

最近，有人针对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加以讨论，更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劳动力、资本及其他投入因素的成本上升时，其需求就会降低。世界上成千上万家企业的经历都证实这条规律是正确的。不过，劳工部部长罗伯特B.瑞奇最近却引用了一份很具争议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宣称，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后，有时候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还可能会提高低技能员工的就业。针对这些说法所存在的相关问题，我在1995年3月6日的《商业周刊》里进行了讨论。

不论是银行歧视少数族裔，还是提高最低工资不会降低就业水平，这两种说法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济学者可以把这个现象当成一个教训：不能根据不完整的数据而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因为政治人物有时候为了吸引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支持，会毫不犹豫地把实际上没什么事实根据的说法拿来大肆宣扬。

■别管国会，真正的改革行动在各个州（1995）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正在轰轰烈烈地履行“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各州、各市提出的革命性建议则相形见绌，但其影响也许比国会最终发生的事情来得更大。

有30个州正在计划减税，而新泽西、密歇根及其他几个州已经开始减税了。在过去30年里，加州、纽约和马萨诸塞州率先扩大政府支出并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现在，这些州都由共和党人领导——加州州长是皮特·威尔逊，纽约州州长是乔治·帕塔基，马萨诸塞州州长是威廉姆·维尔德，他们大力支持减税、减少官僚作风。

我曾是加州州长智囊团税收改革与减免工作组的成员，是1994年由威尔逊州长任命的。威尔逊赞同我们提出的建议：在未来三年内，分阶段将加州的个人所得税、银行及公司所得税全面削减15%。纽约的税收多年来一直在增长，最近也看到了减税的希望：新当选市长的帕塔基承诺，在其四年任期内把州所得税削减25%。马萨诸塞州的维尔德州长也对削减所得税的提案进行了修改，该提案有望以州立法的形式得到通过。民主党的各位州长也倾听了选民的心声，有些正在提倡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

必须工作

从总额上讲，州政府和市政府的税收与联邦政府的税收已经不相上下，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也难分伯仲。但是，各州的政府支出出现增长，其中一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推行医疗救助等计划所导致的。正因如此，来自两党的州长都在敦促国会不要对他们施加增税的压力。

地方政府正限制当地的税收改革。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新泽西及其他州正在推进福利制度的大变革。弗吉尼亚州的立法部门近来效仿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部法律，这部在马萨诸塞州已经得到实施的法律规定：受助人必须参加工作；福利领取期限达到两年的父母不得再享受福利；对于已经领取救济款的母亲，其孩子不再享受救助。

在削减法规并大幅改革侵权制度（tort system）方面，有一些州已经走在国会的前面。威尔逊州长的想法是，把侵权案件中对原告遭受的直接损失的赔偿上限提高到三倍，并鼓励当事人采取私人仲裁而不是法院诉讼的方式。威尔逊同时也希望，制止一些针对被告随意提出的起诉，这些被告一是很有钱，二是宁可接受调停也不愿走花费不菲的诉讼道路。

加州正计划在保护环境方面削减政府的监管负担。加州将提出宪法修正案，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得到2/3的支持率，方可通过法律来征收新的遵从成本。同时，加州还要求对所有的环保监管提议进行成本收益方面的经济分析。

煽风点火

纽约面临着高额的预算赤字，该市的共和党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正在削减城市支出，他打算对几个市立医院实行民营化，并削减医疗补助支出及其他社会服务。

有些政治家和在国会煽风点火的联邦政府引起了一些选民的不满，这些州和城市的减税和减支计划是对这些选民做出的部分回应。不过，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特殊动机：各地之间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方面的竞争在不断加剧。计算机、电子产品、生物技术、保险、工程、科研及其他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自由度很大，在选址时不需要考虑原料产地、港口和交通设施等因素，主要考虑的是税收和管理大环境等因素。

加州工作组之所以提出减税建议，部分原因在于，犹他州、俄勒冈州及其他西部各州拥有更好的商业环境，这对加州形成了竞争压力。如果加州不降低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并减少监管的话，这些州的招商引资步伐可能会加速前进。其他州也在重新审视本州的税收与监管制度是否有利于与相邻和较远的各州展开商业竞争。

联邦政府体制中的分权财政支出形成了对人才和企业的竞争，在这种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推出的计划必须要比国家计划更能满足人民的愿望和需要才行。

■要根除贪腐，就得精简政府（1994）

我去年访问过的几个国家近来都发生了重大丑闻，并且大部分和高层官员及企业领袖被指控贪污有关。我所到之处，当地人都说他们的商界大佬都唯利是图，而他们的政治制度也特别容易引发贪腐。但其实，只要政府规模很大，而且对经济的影响无孔不入的话，那么贪腐就会形成常态。

在现代经济中，企业的赢利状况与其说是由传统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来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府的补贴、税收和法令法规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公司能否赚大钱，主要取决于企业能否赢得政府合约、政府是否调高关税和配额、企业能否得到政府补贴、外在竞争是否受到压制以及企业是否设法让政府放松监管以降低运营成本等。

由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企业界就会想尽办法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通常情况下，对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就能达到效果。不过，企业界有时候也会利用人性的弱点，以贿赂官员的方式来得到政府的照顾和实质性的利益。

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为自己谋得好处的做法，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依靠政府救济或谋求得到政府其他照顾（好处）的任何团体，都算作寻租。不过，吊诡的是，寻租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寻租过程有时候可以避免一些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危害的政策，有时候则会鼓励政府制定出一些提高经济效益的政策。比如，如果美国各大城市的建筑法规都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守，那么整个建筑业的发展可能都会停滞下来，因为合规成本实在太高。

道路崎岖

不过，贿赂等非法的寻租方式通常会带来很严重的危害，因为企业界总是要把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转移到能量巨大的游说者身上，而不是用来生产有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通过这种手段制定出来的政策，通常会扭曲经济的效率。

犯罪集团往往以贿赂和恐吓等手段，让他们所操纵的商品和服务获得垄断价格。如果官员在为道路修建计划做决策的时候，受到了建筑商和土地所有者的影响，那么为了让这些商人有所回报，这些道路的质量一定很糟，要不然就会故意绕道。另外，国营银行和政府机构发放的贷款通常都会流向有政治影响力的企业，而不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巴西、意大利、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近来所发生的丑闻，都是政府官员利用这些方式来贪污的例子。

在过去一年里，好几个国家的官员和政党因为被查到贪污的证据而下台。意大利民众对这些案件的反应相当强烈，连该国最大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都受到重创。

日本的情况也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在位的执政党，也因为类似的事件而分裂成几个相互对立的团体。巴西30年来第一位民选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也因为政府里面普遍发生贪污事件而遭到国会的弹劾。

切断联系

如果让贪腐官员在选举中被赶下台，而且那些以非法方式影响政策的企业人士也遭到处罚，那么，贪腐问题将受到一定的遏制。改革力量上台之后，会在一段时间内信守当初做出的整顿吏治、消除腐败的承诺。在此期间，企业界等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寻租者，只得利用选举捐款等合法方式来达到目的。

不过，只要政府有权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贪污问题就会再度出现。原先推动改革力量上台的动力会逐渐削弱，而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和企业人士等又会再度冒着曝光的风险，开始收受贿赂及其他不法行为。

要减少企业对政府决策的不当影响，只有一个长期适用的办法，那就是削弱政治与商业之间的联系。要这么做，就必须把很多规范企业行为的相关法令加以简化、标准化，或干脆取消。可以肯定，这正是日本和韩国最近新上台的政府发誓推动自由化政策的原因；而意大利也围绕推动民营化进程并增加市场竞争等民意诉求组成了新的政府。

如果大面积的贪腐行为促使政府大幅度减少对经济领域的控制，那反倒会因祸得福。但是，如果宣扬自己会比前任更干净、更勤政的新政府仅仅因为民众对贪腐问题深恶痛绝而上台，但后来并没有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控制，那么，由过去的经验来看，贪腐行为很快就会再度抬头。

■政府的支出规模实在不容易控制（1993）

克林顿总统最近提议要增税，民众虽然感到不安，但大致上还是支持这个构想，因为克林顿让民众相信，增税将大幅度削减预算赤字。不过，由过去12年的经验来看，当政府税收增加的时候，联邦支出可能会扩大。

在卡特总统任期结束时的1980年，联邦支出为5910亿美元，而税收收入为5170亿美元，因此预算赤字是740亿美元。国会通过了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照理讲，如果联邦支出不出现更大幅度的增加，该法案应该会产生较大的政府预算盈余的。哪曾想，在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时的1988年，政府税收增加到9090亿美元，但预算赤字也上升到了1500亿美元。

过去四年来的趋势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卡特总统启动的军备重建计划在里根任期内得到了加速推进，但过去四年里，国防支出已经减少了。然而，虽然国会和布什总统1990年达成的预算协议让布什违背了当初不加税的誓言，但预算赤字还是大幅度上升到3000亿美元。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增长比税收的增长更快。

在这段时期内，在政府支出出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政府还把大量的支出负担推给了企业：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必须对残障员工给予补贴，还必须提供老年劳工更多的福利以及分担医疗保险支出等。

压力重重

克林顿总统表示，他将在增税的同时减少政府支出。不过，他的提案所强调的重点是增税，而不是减支。政府支出的净减少额仅达到1000亿美元多一点。而且，这还必须把克林顿和国会之间的交换条件算在里面：如果国会同意在就业培训以及道路建设等方面增加投入，那么克林顿就同意削减55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根据克林顿政府的估计，如果按照计划提高能源税和所得税，未来5年内将为政府带来大约2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而在未来2年里，克林顿政府根本不打算减少政府支出，因为虽然1992年第4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增长了4.8%，该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在2%以上，但政府还是打算额外增加300亿美元的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

克林顿总统的预算计划特别依赖于增税措施，而预算赤字在过去12年不减反增，这些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也不只是反映了两党在立场上的冲突。为了照顾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必须推动成千上万个计划，这让国会和克林顿政府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这些计划里，医疗保健和退休福利计划是支出最大的。除此之外，还包括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训计划、猪肉业者的补助、道路维护、公交系统、机场维修、环境保护、对残障者和少数族裔及贫穷家庭的补助、改善都市生活、打击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支持重要的科技发展和大学研究计划以及协助产业开发有商用价值的科技成果等。若列出全部清单，恐怕要占掉好几页的篇幅。

希望渺茫

克林顿总统为了减少反对的声音，让更多的人支持他的增税计划，因而把所得税调高的对象限定在所谓的有钱人身上。克林顿说，这些人所负担的税赋比例并不公平。不过，白宫明显夸大了对这部分人增税会对政府税收造成的影响：如果把提高医疗保险税率及限制某些减税项目等因素都算进去的话，从31%税率到40%以上的有效税率，已经算得上是大幅度调整了。高收入家庭会使更多的收入逃避税收，而那些配偶收入很高的员工则可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不管提高所得税和能源税究竟能为政府增加多少税收，但这么做一定会在国会以及总统的政策顾问之间引发如下论战：面对势力强大、想要到更多政府补助的利益集团，是去满足它们的要求，还是去享受削减预算赤字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过去12年来，赞成政府增加支出的一方始终占上风。

我并不是说，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政府支出一定要比税收增长得更快；我的意思是，的确有很强大的力量把政府的决策往那个方向推。举个例子来说，克林顿政府曾经组织一个研究小组对目前政府推行的计划加以评估。结果在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里，他们认为只有11项计划的执行状况不佳，或没有必要继续实行下去。由此足以看出，推动政府增加支出的力量有多大。除此以外，克林顿政府的增税计划故意夸大了国防支出可能削减的额度，也把某些增税措施故意弄得像是削减支出的样子。同时，他们还试图刺激共和党提出会被大幅度削减的支出计划，以这种方式来把削减政府支出的责任转移到共和党身上。

看起来，国会已经对上次选举释放出的民意趋向有所了解，因此下定决心要大力削减支出，而且削减的额度要大大超过克林顿的计划。我当然希望如此，但考虑到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对政府支出无比热衷的事实，我实在不敢对此抱太大的希望。

■改革国会：为什么限制任期不能解决问题（1990）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评论家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国会目前的运作是有问题的。国会议员去年投票通过为自己加薪且加薪总额高达1200万美元的议案，引起了公愤。在非总统选举年的国会改选中，投票率会大幅度降低。以上两个方面反映了民众对国会的不满情绪。

经常有人认为，国会之所以问题丛生，主要是因为现任者在竞选的时候拥有优势。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希望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来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参议员任期应限制在一届或两届，而众议员的任期则限制在3～6届。我赞同国会的确需要改革（《商业周刊》，4月16日），但是，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在过去50年里，现任者获得连任的几率大幅度升高：众议员连任几率高达90%以上，而参议员则超过70%。当然，这些数据过分夸大了现任者的优势，因为现任者认为胜算不大的话，通常就不会再参选。1986年，在即将到任的33位参议员中，就有6位不再参选，而众议员决定不继续参选的人数则超过50位。

掌握窍门

话说回来，现任者显然还是拥有诸多优势的：他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有机会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或参加广播节目，有更多的渠道接触上流社会，也可以利用职权来拉拢选民及利益集团。除此之外，现任者也比首次参选的人更容易获得选举资金。

在美国等现代化国家，员工在同一家公司长期供职已成为普遍趋势，国会议员的任期也体现了这种趋势。拥有技术的员工在工作几年以后很少换工作，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训练和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经常换工作的话，可能会大大降低他们的生产率。

国会议员也一样，他们需要好几年的经验才能掌握窍门。例如，要通盘了解国防议题以便和戎马倥偬的高级将领对答时应付自如，这就需要长时间投入才做得到。另外，国会议员在面对环保主义者或化学工业的发言人时，也需要足够的知识背景才能分辨这些人究竟是为公众利益讲话，还是只为自己争取利益。因此，就算现任者和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没有其他优势，选民或许还是会让现任者连任下去。

批评人士也承认，担任国会议员的时间越长，议事能力就会越强。他们认为，对现任者来说，比起这些真实存在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为竞选筹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利益集团的有害影响。限制国会议员任期的做法，反而可能会增加这些团体的政治影响力，因为没办法靠各种在任优势获得连任的国会议员为了选票和选举经费，可能更需要对这些利益集团做出政治承诺，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除此以外，国会议员如果不能指望长期干下去，那么为了替自己找到后路，就会看哪些团体在他们任期结束后可以提供职位或顾问费用等，从而在任内利用职权为这些团体谋利。有些原来担任公职的律师和官员在离开政府部门后，会受聘于任期内打过交道的团体。假如两院议员在短暂的任期结束后就必须退职，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政治利益

限制任期的支持者也说，如果国会议员不必担心竞选连任的事，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有关社会公众利益的事情上，而不会在政党立场上大做文章。但是，那些不能指望长期留任的国会议员，不是更有可能对待工作马马虎虎，拿出更多的时间来为自己安排后路吗？只有没有正确认识人性且不懂得个人行为会受到诱惑影响的人才会认为：剥夺留任原职的权利会改善工作绩效。

国会运转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现任者拥有明显的竞选优势，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团体想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政治利益。在其他民主国家里，两院立法机构的代表也面临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但其他国家的候选人通常更多地受到政党的约束，而且也不必像美国这样依靠利益集团来提供竞选经费。

与其他国家的民意代表相比，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的言行举止也许显得愚蠢、可笑得多。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在进口关税和配额方面的规定以及农业政策等法律规范上是否比其他国家糟糕？我不认为如此：至少美国并没有征很高的所得税，也没有普遍实施国有化计划等，而这些都是欧洲民主国家所制定出来的坏政策。

要有效地改革国会问题，就必须减少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这样的话，国会才能把精力集中在各州及民间无法恰当处理的议题上。我认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很明显，减少现任者的竞选优势并不能大幅度改善国会的运作，而且很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联邦工资改革的唯一标准：民间工资水平（1989）

联邦工资结构需要进行全面改革。联邦工资不应该由预算赤字的规模来决定，而应该看是否能够吸引合格的人才。四年一度委员会（Quadrennial Commission）建议提高政府高层主管的工资水平，这个建议大体上是很靠谱的，但从长期来看，如果能根据民间企业的工资水平来调整联邦工资结构，将降低政府的支出。

其原因在于，比起在地方工作，大多数联邦雇员的收入更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克鲁格最近所做的研究显示，联邦雇员的薪水大概比同等教育和培训水平的地方员工要多出5%～10%。另外，政府官员的离职率低，而且很多人等着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也都显示出政府的工作有优于民间的地方。不过，联邦雇员不会因为享有这些优势而更努力工作，因为他们几乎不会被解聘，也不会遭到降职。

我认为，大多数联邦雇员之所以工资较高，是因为他们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他们操纵国会法案和总统行政命令的执行，因而能够拥有政治影响力，这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联邦政府高层主管的工资则比民间企业主管的要差得多。没有哪个政府主管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但根据《商业周刊》（5月2日）的统计，民间企业高层主管的工资加上红利平均为96.5617万美元。就算是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主管收入也比同等职位的政府主管高出很多。

诱惑

很多政府高层主管的职务很难招聘到合适的人才，而且这些位置的流动率也很高。司法部就留不住那些雄心勃勃且经验丰富的律师，因为他们的收入还赶不上很多刚从学校毕业而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年轻人。在民间工作有更好的赚钱机会，因此，就连最富有奉献精神的政府主管也不免会心动。

有些保守派人士担心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因而认为政府官员应该接受低工资及高流动率。官员滥用权力的问题的确值得担心，不过，让官员得到合理的工资才能改善其工作绩效。官员的收入太低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利用职权，对其权责范围的某些企业给予特别照顾，希望能获得金钱等方面的好处，包括卸任后的工作机会等。

比起大牌律师的收入，地方及联邦上诉法官的10万美元年薪的确相形见绌，但这并不表示法官的收入过低。法官们能够拿到大笔退休金，享受到大量特权，而且，随着联邦法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法官们的职权（也包括工作量）也会越来越大。因此，虽然法官的薪水相对较低，但在过去10年里，联邦法官的素质应该说还是提高了。这是因为政府任命了不少优秀的上诉法官，他们也都在职位上留了下来，其中包括斯蒂芬G.布雷耶（Stephen G.Breyer）、弗兰克H.伊斯特布鲁克（Frank H.Easterbrook）、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等等。

该委员会建议应该大幅度调高联邦法官工资的理由是，在1974～1988年间，法官的离职人数是前15年的10倍之多。不过，那段时间大批法官离职，可能是法官总人数大量增加所致；另外，在那段时间里，年轻人担任法官的比例也比较高，他们换工作的频率本来就比资深法官的要高。

权力

该委员会所提的理由虽然没有说服力，但对法官大幅加薪似乎是有必要的。原因是，联邦法院的权限变大，因此必须把法官的工资调高才能吸引能力好而又精力充沛的律师来担任这个职务。

有些人对委员会的建议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委员会提议把国会议员的年薪调高46000美元。不过，委员会也建议禁止国会议员接受任何来自民间的酬谢金；如果这条禁令能够落实，那么国会议员的实际收入增幅就不大了。当然，有些为了得到政府好处的利益集团让国会议员有额外的收入来源，这是不允许的，这就好比，没有哪家恪守伦理道德的企业会容许公司职员接受供货商或顾客的礼物。

目前国会议员的薪水是89000美元，这样的水平能不能吸引合适的人来竞选国会议员呢？有才华的人在民间可以赚到很高的薪水，而在国会任职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从这一点上看，该委员会认为国会议员工资过低的说法或许是对的。不过，就算维持当前的工资水平，国会议员的位置仍炙手可热。最近举行国会选举之前，在535位现任者里面，自愿放弃参选的人不到20位，而获选连任的比例则高达95%。

国会目前正想尽办法要削减预算赤字，但该委员会的提案则可能会增加联邦支出。如果依照我的建议来全面改革联邦工资结构，政府支出会得到削减。如果能根据民间的薪资标准来调整目前工资过高的官员的工资水平，那么，从长期来讲，这不仅能够削减政府预算赤字，还能够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

■正确看待平衡财政预算的政策（1987）

（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后，美国民众纷纷呼吁削减预算赤字。削减赤字是个不错的理由，但是我担心的是，过分要求平衡预算，所滋生的问题可能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尽管没有丁点儿证据表明崩盘与赤字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经济学家、商界人士和媒体要求削减预算赤字的呼声却不绝于耳。

美国的赤字在1986年熊市的时候也绝不比1987年的小。1929年股市崩溃时的预算还略有盈余。在预算赤字小于美国的其他国家（如英国），股市跌幅更大。就连熟悉上述事实的人也认为，只要是为了削减赤字，蹩脚的观点也可以拿来作为理由。

赤字不是由不称职的政治人物引起的，而是那些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它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较多的好处，却没有缴更高的税。如果《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等限制赤字的措施能有效控制政府支出的话，立法者将通过对私营部门实行管制和征收隐性税的方式来尽量满足权势群体的要求。

在过去几年里，国会已经对压力做出了这种回应：国会强制企业提高享有宽松的医疗保险的职工人数，从而增加了医疗支出。老年退休员工的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导致老年职工受到歧视的说法受到了过分的强调，而且加大了私人养老金计划规模方面的立法力度。同时，为平息为儿童护理提供补贴的呼声，联邦立法者努力起草法案，要求公司为怀孕妇女和新生儿父母提供休假。

在提交给国会的议案中，这些休假不是带薪的，但是当提议者举出瑞典和德国这类休假都是带薪的例子后，此类休假在美国成为带薪假期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如果法律规定护理儿童的假期属于带薪假期的话，各家公司将不太愿意雇用或者提供要职给年轻的已婚女士，因为一旦她们怀孕，公司就不得不提供带薪假期。

潜在的伤害

如果预算缩减导致军队的待遇相对下降的话，将导致自愿参军的人数不足，这将让一些人认为志愿兵役制无法运转，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恢复义务兵役制的呼吁。义务兵役制强迫一些年轻人参军，而这些人如果从事民间工作的话，会有更高的生产率。军队待遇差，使得实行义务兵役制成为必要，而且打击了那些本来有可能成为好军人自愿参军的积极性。

为了让财政预算平衡看起来更平衡，卖掉政府资产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法。因为在政府账户上，政府资产的价值并不从未偿付债务中扣除，所以，出售政府资产会在不改变政府负债的情况下，提高政府收入。不过，这算得上是政府会计制度的缺陷，不应该以此作为对很多政府资产和政府活动实行民营化的理由，因为这种民营化的理由实在有很多，而且很充分。

我赞成对很多政府活动实行民营化，也赞同邮政系统等政府机构向公众收取足够的费用来弥补成本。但是，我强烈反对通过管制和向私人公司及个人实行管制与征收隐性税的方式来达到削减政府支出的目的。

假象

上述政策通常会大大降低私营部门的生产效率并且让无辜的百姓遭殃。比如说，国会强制性地要求私营企业加大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的支出力度与覆盖面，这也许能够提高部分老年员工的福利，但同时，这些政策也使得一些年龄稍长的失业者更难找到工作。企业不想雇用那些在养老和医疗方面有高额间接支出的员工。

通过管制和隐性税的方式而实现的政府支出削减，造成了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有所下降的假象，而且还扭曲了人们对联邦支出在不同类别间分配的看法，因为只有特定类别的支出容易转移给私营部门。比起武器装备或对未婚先孕的年轻女性的援助等方面的支出，医疗保障、养老金、儿童护理和平权行动等方面的支出更容易转移出去。其结果是，在其他不容易转移给私营部门的支出类别上，政府支出的相对重要性增加了。

有些经济学家反对削减财政赤字，对此我不敢苟同。赤字是一种由未来几代人承担的税，而这几代人对税收的承受能力或许还不如当前这一代人。遗憾的是，任何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都不能真正控制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利益集团总是在呼吁得到政府救助并享受低税率，如果追求更加平衡的预算赤字并非出于更强烈地抵制这些利益集团的目的，那么平衡预算的政策可能比财政赤字本身的危害还要大。

■与流行观点相反，经济繁荣的确福泽底层（1988）

人们普遍认为，里根当上总统后，受益的是中产阶级和富人，而不是穷人。这种看法大概反映了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杂志上的著名指控——供给学派经济学应该视作为富人减税的特洛伊木马，该学派认为，这种减税的效果会向下渗透，从而惠及贫困阶层。

但劳工统计局和普查部门提供的有关就业和黑人、青少年及女性在1976年（福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1980年（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和1987年的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数据显示，对过去八年里的经济表现的这些印象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与年长的、有技术背景的白人员工相比，年轻的、非熟练的员工和少数族裔更容易失业。然而，不仅仅总体失业率在下降：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是7%，1988年7月则下降到5.4%，而且黑人和青年人的失业率也比当时低了很多。例如，黑人的失业率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已经从14.3%降到了1980年的11.4%。

快速增长

黑人员工的收入增长趋势一直不太乐观。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快速增长后，黑人男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工资水平与白人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在过去三年里，黑人男性的收入一直增长得更快，而且失业率也出现了急剧下降。

就业困难挫伤了部分失业者的求职积极性，有的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失业率可能会有所下降。

但相关记录显示出相反的结果：失业率下降了，而就业率上升了。从1980年到1988年7月，1500万人找到了工作，黑人的就业率上升了4.5个百分点，超过了所有员工就业率的增幅（3.1个百分点）。

失业率的下降和就业率的上升是因为这一时期实际工资出现下降，从而促使雇主雇用更廉价劳动力所致吗？在1980～1987年间，实际时薪并没有任何上涨。在任何情况下，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率下降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证明。在1976～1980年间，虽然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幅度超过5%，但是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里根政府一直遭到许多妇女团体的批评，部分原因是里根政府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可比价值法律。矛盾的是，女性员工过去八年里表现得非常好。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失业率都有所下降，而且，全职的男性和女性员工的中间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39个百分点下降到1987年的32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愈发清楚地看出，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善。要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资的性别差距一直维持在4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许多人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缩小，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广泛帮助。

但是，对一个反对平权行动的政府来说，政府的帮助作用其实没那么大。充分就业的环境、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培训的增加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等因素都促进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

批评里根政府的一些人承认，工作机会大大增加也是一个因素，但他们辩称，新增加的工作一般不需要什么劳动技能，工资水平也很低。在他们看来，美国正在成为一个烤汉堡包的国家。

然而，在《公共利益》冬季那一期的一篇文章中，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马文·科斯特斯（Marvin Kosters）仔细考察了近年来的就业机会创造问题，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工作在高、中和低收入水平之间的分布情况和上一个10年的情况一样，大体上没有变化。

争议颇多

事实上，在里根任期内，经济增长的受益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员工，而不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熟练工人。当前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近年来上大学的收入回报比20世纪70年代增加了不少。

芝加哥大学的墨菲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韦尔奇教授研究发现，30年来，现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回报是最高的。

这些研究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黑人、女性、青少年及其他弱势群体都充分参与到过去六年的经济繁荣中了。这个结论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和下面这个颇有争议且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没有关系：经济繁荣是不是减税、预算赤字、美元贬值等因素所致。或者，墨菲和韦尔奇所做的如下估计是否正确：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出口的结构及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妇女、黑人、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的工资构成了极大的影响。

■实行短期补救措施，未来可能会有麻烦（1986）

有些公共政策和私人行动在执行之初会起到一定作用，但随后常常会引起槽糕的后果。政府特别容易在诱人的短期利益面前屈服，但政府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大大改变个人和企业的长期行为。

新移民法就是一个例子。新移民法对1982年以后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大赦。该法律将提高这些移民的福利，但代价是，其他非法移民会因此而受到鼓励，寄希望于未来再度出台特赦法令。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削减了政府公债的真实价值，也减轻了政府以往的财政赤字负担。长期贷款的利率上升，是我们为当时的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贷款人现在要求提高利率，因为他们预计，未来政府会利用通货膨胀来减轻过去几年里的财政赤字负担。

政府为保护借款人所做的努力也是一个例子。许多家庭因为高估未来的收入或低估他们的支出而积累了高额债务，超出了他们的偿还能力。我们很容易同情这些处于财务困境的家庭，并希望化解它们的困境。在这方面，破产法就特别吸引人，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摆脱因过去失误而积累起来的债务负担并东山再起的机会。

感恩节礼物

1978对破产法做出的重大修订大大提高了通过破产可得到豁免的个人债务的价值。更进一步，为了缓解农民的困境，在感恩节生效的破产法案的附加条款大幅提高了农民可以通过破产来一笔勾销的债务的额度。最近几年，农业经营者的收入很低，但他们却背负着20世纪70年代那个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申请破产的农民人数显著增加。

如果实施更加宽松的破产条款，似乎会进一步减少因过去的失误而造成的阴影。有证据表明，更宽松的破产法加大了债务人选择破产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两位教授威廉J.博伊斯（William J.Boyes）和罗格L.菲斯（Roger L.Faith）在1986年4月期的《法律经济学杂志》上指出，1978年个人破产的数量有所上升，在1978～1985年间尤为明显。最新修订的破产法必然会增加申请破产的农民的人数。

但是，宽松的破产法虽然让借款人短期受益，但总会带来很高的长期成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银行和其他贷款人正在修改高风险贷款和有固定资产但收入较低的借款人的借款准入条款。他们提高利率，缩短贷款期限，而且，与1978年放宽限制之前相比，贷款申请遭到拒绝的现象更加频繁。因此，长期来看，这些宽松的破产法或许正好对那些在短期获利最多的人带来了伤害——这些边缘借款者更有可能遭遇财务困境。他们获得贷款的难度会加大，并且获得贷款的条件也会将更加苛刻。

贷款减少

博伊斯和非斯的研究发现，在破产法1978年修改通过后，破产者的抵押担保债务与无担保债务的比率下降了。对其貌似可信的解释是，新规定降低了对高收入者及其他高信誉度的借款人的抵押要求，而加大了对高风险贷款人的抵押要求，从而降低了高风险贷款的比例。

对于西方债权国的高额债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最近成功地实现了部分拒付，类似的长期后果将随之而来。这次拒付虽然在目前帮助了这些国家，但这将减少西方国家对这些贫穷国家的贷款额度，还会导致未来贷款的利率上升、期限缩短。

已经有人提议，为了让破产的罪犯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应该允许通过破产法来撤销那些罪犯必须缴付的赔偿款项。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区在1985的一次判决中支持了这一观点。幸运的是，最高法院11月重申了以下原则：罪犯承担的赔偿和罚款不得通过申请破产来豁免。如果不这样的话，经济处罚对罪犯就构不成什么威慑，而且法院将不得不更加依赖监禁来惩处罪犯。

特赦计划、通货膨胀以及宽松的破产法会带来短期收益，在这些巨大的诱惑面前，政治家们往往把持不住。不幸的是，由于私人行为会对公共政策做出反应，这些短期收益都会带来长期成本。因此，应该鼓励政策制定者抵制这些诱惑。更为明智的做法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决策，以避免最初的短期收益和最终的长期痛楚。

税收

■实行更扁平的税制就可以留住球队（1996）

克利夫兰布朗队是一支在伊利湖畔经营了数十年的职业橄榄球队，该球队因打算近期搬到巴尔的摩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揭示出，城市为争夺职业大联盟球队而展开的竞争非常激烈。这方面的竞争不仅仅关系到争办城市的居民，因为全国各地的纳税人都要为此买单。

由于新建体育场、公路及配套设施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免缴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政府债券，因此争办城市的纳税人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凯西·莫里根（Casey Mulligan）做出一项计算，这项计算得出了芝加哥与附近的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争夺芝加哥熊队这支久负盛名的职业球队的预期成本。尽管熊队不太可能迁至加里市，但这种威胁还是迫使芝加哥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Daley）承诺斥资近两亿美元扩建熊队的主场——所有权归该市的军人球场（Soldier Field）。而加里市方面则提出，要投入更多资金来新建一座体育场，并修建公路及配套设施。

两个城市都打算通过免税的政府债券来筹措资金。当前，长期、优质的免税政府债券的利率远低于6%。如果熊队不得不自行筹资来新建或扩建体育场的话，他们所负担的利率要高得多。由于对球队体育场拥有所有权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熊队，因此，争夺战中胜出的城市每年将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利息。

多种所有权

戴利市长声称，军人球场的扩建不会花纳税人一分钱。他表示，熊队缴付的体育场租金以及拉动公共消费效应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可以弥补增发城市债券的额外利息。此类预想往往过于乐观，而无论他最终正确与否，政府取代熊队进行硬件设施更新，就意味着美国财政部的所得税收入会因发行了政府债券而减少。

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1958年迁至洛杉矶，拉开了各地政府争夺职业球队的白刃战的序幕。当时大联盟球队使用的体育场几乎均为私有。通常，橄榄球队和棒球队会共用一个球场，比如，芝加哥熊队当时使用的瑞格利球场就是芝加哥小熊队（棒球）的主场，该球场至今仍为私有。如今，几乎所有的大联盟橄榄球队和棒球队，以及绝大多数的篮球队和冰球队，使用的都是公立球场。

为争取球队入驻本市，各地政府陷入白热化的鹬蚌之争，从而使得国家美式橄榄球大联盟（NFL）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坐享渔人之利：要求使用公共资金为球队兴建专用的体育场。然而，这些豪华体育中心通常是不划算的财政投资。他们太过庞大、太过奢华，而且几乎总是处于闲置状态。即便是大联盟的棒球队，也仅有81场主场比赛。像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之类私立的室内体育馆，则通过接纳多支球队的方法来分摊成本，而最受欢迎的就是大联盟的冰球队和篮球队。

本土忠诚度

拥有专用体育场及其他专门配套设施的职业球队迁往另一城市的倾向较小。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大联盟球队常驻使用，专用体育设施将会变得一文不值。体育场国有化的发展是与垃圾回收及其他政府服务项目的私有化趋势背道而驰的。即使是私有化程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也开始将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橄榄球队的主场——穹顶球场（RCA Dome）收归国有。

低利率政府债券，尤其是免税政府债券的市场不断扩张，致使城市为争夺职业球队而不惜兴建并不经济实用的市属体育场成为可能。免税政府债券与同类的应税债券之间的税率差额，取决于税负水平和个人所得税制结构中的累进度这两个因素。应税级别高的人最愿意持有免税债券，他们拉低了免税政府债券的利率，从而在收益上比应税债券更为可观。

如果国会和克林顿总统能够就税改方案达成一致，实行更扁平的所得税制，那么免税资产市场将会萎缩。这样就会削减地方政府为争夺职业球队而兴建新体育场的动机，也会使体育场重归私有，还其本来面目。

■警告：调高香烟税不会增加税收反而会带来不少副作用（1994）

有些国会议员赞成大幅度调高香烟的联邦税率，认为这样有助于为政府推行的医疗保险计划提供财政支持。医学界及其他反烟团体也支持这种做法，但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增加政府税收，而是希望借此来降低吸烟的人数。近期有研究显示，大幅度提高香烟税并不会为政府增加多少税收，但的确会明显减少吸烟的人数。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1994年6月期的《美国经济评论》，相关文章由迈克尔·格罗斯曼教授（Michael Grossman）、凯文·墨菲教授和我共同撰写。我们在文章中针对香烟的零售价格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会对美国的吸烟人数造成何种影响进行了估计。根据这份研究，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出联邦提高香烟税后，到底能够增加多少政府税收。

我们假设，每包香烟的联邦税上调25美分，而零售价格也提高那么多（事实上，研究显示，零售价格的涨幅应该会稍微高于税率的增幅）。香烟的零售价格上升以后，抽烟的人数会减少，主要是有些人会因为价格上涨而不想学抽烟，有些则会提前戒烟。当然，继续抽烟的人每天也会少抽几包。其中，烟价的变动对吸烟的青少年影响最大。

刚开始的时候，抽烟人数不会因为烟价调高而大幅度减少，因为很多烟枪并不能很快地戒掉抽烟这个习惯。但时间越久，影响的效果会越大，抽烟人数会加速减少。我们在文章里估计，如果烟价调高10%，那么1年后，抽烟人数会减少4%左右，但3年以后，吸烟人数减少的幅度会增加到8%左右。

面对香烟税，政治人物欲罢不能

目前每包香烟的联邦税是24美分，每年大约可以为联邦政府带来60亿美元的税收。根据我们的估计，要实现长期税收收入的最大化，每包香烟的联邦税应该是95美分，这样每年将增加60亿美元的税收。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吸烟的人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适应新的烟价，因此在这段时间，政府是逐渐增加税收的。

我们对税收收入做出的上述估计要远远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所做的估计，其原因是，后者认为，如果每包香烟的价格调高10%，那么吸烟人数减少的幅度会一直维持在4%左右，而我们认为减少的幅度是8%。

有些国会议员甚至提议增加增税幅度，对每包香烟的联邦税增加1美元，使每包烟的总税额达到1.24美元。但从长期来看，政府这样每年能征税90亿美元，只比现在多出30亿美元，但吸烟人数则会减少70%左右。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每包香烟的联邦税提高到95美分，那么政府税收会增加，而吸烟人数会减少。但如果税额超过95美分，则吸烟人数和政府税收都会减少。

政府税收和吸烟人数之间的消长状况或许会对政府的烟草政策构成很大的影响。假如联邦决策者对香烟税的财政贡献欲罢不能的话，那么国会可能就不会对吸烟行为制定严格的限制法令了。从各州政府发行彩券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效果。尽管目前还有很多人从道德的角度等方面来反对赌博，而且中奖的比例事实上也相当低，但不少州政府仍然大张旗鼓地鼓励穷人多买彩券。

调高香烟税会刺激走私

另外，调高联邦税以后，从邻近国家走私香烟到美国的现象一定会增加，这会减少联邦政府的税收。加拿大最近被迫将香烟的税率由原来的每包2.69美元调低到1.82美元，原因就是来自美国的香烟走私太猖獗了。如果美国大幅增税的话，将会刺激埃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走私香烟进来，而且原来打算用于出口的美国香烟也会被非法卖到国内市场。

此外，烟瘾最大的人大多是收入最低且教育程度最差的人，因此香烟税主要是由穷人来承担的。假如每包香烟的联邦税增加1美元，使得零售价格从1.80美元上涨到2.80美元，那么很多原来不会吸烟的人就不会想学吸烟。但对无法戒掉烟瘾的人来说，假定每天要抽一包半，那么一年所缴的香烟税是1533美元。这对依赖社会福利过活或那些收入不高的人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医疗保险计划加大了财政压力，想通过香烟税来缓解，香烟税主要落在那些吸烟最多的人头上，但他们是收入最低且教育程度最低的，也正是医疗保险计划最应该帮助的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没什么道理。

鉴于税收的累退性质，大幅度调高香烟税的理由很难站得住脚：一方面增加的税收有限，另一方面又会鼓励跨境走私，而且联邦政府又很可能为了增加税收而鼓励民众吸烟。

■税收在起作用，只是在起反作用（1990）

在最近的选举中，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新泽西州民主党）及许多其他现任者以令人惊讶的微弱优势胜出，这戏剧性地显示出纳税人和以往一样，对政治已经厌倦了。有些政治家逐渐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美国选民已经对他们失去了信任。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很容易得到政府的补助金。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27%上升到了1982年的37%。非军费支出增长得更快，但受益最大的还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食品券、社会福利及其他权利计划，这些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几乎占到了联邦政府支出的一半，但国防开支在联邦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在1960年尚占40%，但到了1982年，却下降到了稍高于25%的水平。

愤怒的爆发

大多选民或许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劳动时间中，将近40%是在为政府工作。但他们已经认识到，不论劳动量的大小，相对于他们承受的负担而言，他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问题在于，成千上万的利益集团在争取政府援助时不需要考虑成本，因为负担被强加到别人头上了。因此，政府支出的社会效益往往赶不上帮助政府实现支付的那些税收和法规的社会成本。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为了迎合如此众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政府的注意力和支出发生了分散或偏离，政府本该做的是私营部门不能有效应对的那些事情，其中包括：为修建道路、机场、学校及基础设施融资；为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提供保障制度；预防犯罪、外敌入侵；负责管理政府预算以达到收支平衡等。

很难判断国防开支的效果如何，但美国的政府部门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失败。道路崎岖不平，机场拥挤不堪，桥梁总是岌岌可危。对犯罪的恐惧占生活主导地位的城市远远超过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教育支出大幅度增加，但大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低，在大城市的少数族裔更是如此。即使在穷人身上的投入巨大，但社会保障的缺口并没有越来越小，反倒在拉大。20世纪80年代的联邦预算赤字，以及包括费城、纽约、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等地的财政问题，都清楚地表明，各级政府未发挥出应有的职能。

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如此之大，但国会和媒体把预算“危机”归咎于税收不足，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其实，政府财政分配是不合理的：在糟糕的计划方面投入太多，对基本的社会计划却重视不够。政府实施农产品价格补贴等支持计划，并调查石油产业的价格“欺骗”，这些做法使得改善大量穷人的生活和维修破败不堪的努力变成了政府的“副业”。政府在做它该做的事情上效率如此低下，而同时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不令人惊讶吗？

在试图削减赤字的过程中，国会和总统本该集中精力去减少支出，并做到理性支出，而不是去对富人和其他人增税。总统候选人提出的削减计划包括对农场和市民的补贴与国防、对各行业的扶持以及让中层和上层阶级受益等方面。布什总统背弃了他不增税的诺言，既是犯下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又是重大的政治错误。

人民获得权力

不过，美国开始大力控制政府支出，这算是一道微弱的希望之光。纳税人得到了更好的组织，有了更大的抵制力量。这始于第13号提案和70年代末期加利福尼亚州的叛乱。此后，纳税人的反抗开始蔓延到其他州、其他城市以及出台了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和《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的联邦政府。虽然在上周，一些限制政府支出的提案未获通过，但发行新债券的各项动议几乎都遭到了否决。

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存在的预算赤字也标志着纳税人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权力。在此期间，利益集团要求增加支出的压力和过去的几十年一样大，但纳税人的反对则意味着，通过增税来增加支出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纳税人的反抗也可能迫使政府支出增加的速度慢下来。事实上，自1982年以来，在政府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和其他转移支付）方面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没怎么增长。现在相信政府支出已经得到了永久性的遏制还为时尚早。但只要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预算增加，学校和基础设施得到大幅改善，在消除贫困和打击犯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政府在主要领域里的表现得到全面提升。

企业

■不该强迫企业增加支出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1988）

为了强迫企业在某些方面增加支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制定的法令越来越多。举例来说，《清洁空气法》规定，电力公司和其他使用燃煤的工厂都必须安装过滤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另外，不少城市规定，有线电视公司如想获得营业许可，就得对贫民区的设备安装给予补助。国会也正在审查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企业在员工生育或领养孩子后，必须让他们请假在家照顾小孩。除此以外，在马萨诸塞州州长杜凯吉斯的推动下，该州最近也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企业每年必须为每位员工缴纳1680美元给州政府成立的基金，以给员工的健康保险提供补助。

在发生民众抗税事件后，政治人物都不愿意公开呼吁增税。有些自由派的政策研究机构正在为下一任民主党政府准备政策纲领，就连他们也不敢公开要求大幅度增税。不过，这些机构在提出政府支持计划的时候，建议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增加社会计划方面的支出，以此来掩人耳目。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保证政府的支出，到头来还是得提高税率。只不过政府有时候会把收税的时间往后延，或征收隐性税，有时候则会改头换面来达到征税的目的。比如，近几年来出现了高额的预算赤字，政府将来就不得不提高税率。另外，政府规定民间企业增加支出的做法，等于在征收隐性税，因为企业运营的成本必须增加，这和显性税没什么两样。

需求下降

经常有人提议，企业应该在工作场所安置育儿设施，以方便妈妈照顾幼儿。有些公司并未主动安置这些设备，因为这种规定会增加雇用这些妇女的成本。还有些法令规定，企业必须依据女性劳工家中的幼儿人数来缴税，然后政府再用这部分税收替公司安置育儿设施并加以维护。

有了这些规定之后，企业如果雇用家里有小孩的女性员工，就会增加运营成本。因此，虽然法律规定民间企业在用人的时候不得歧视妇女，但公司还是会尽量不雇用她们。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妇女在就业市场里的需求会降低，因而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这些妇女最后还得自己负担部分安置育儿设备的成本。妇女运动团体对于这些提议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因就在此。

如果法令规定公司必须提供育儿设施，那么导致年轻妇女必须接受较低的工资，这算恰当的做法吗？或许政府应该从一般税收里拿出钱来补助这些设施？或者父母应该想办法自行解决这个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一件事：在工作场所设置育儿设施，主要对谁有好处。是对家里有小孩的父母，还是因孩子的身心健康得到改善，从而对社会整体都有好处？

直接提供

马萨诸塞州为了提供健康保险而设立州政府基金的计划，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该州规定，既然公司本身已经为员工提供健康保险，这笔支出就能从缴付给基金的数额里扣除，那么，对某些原来就制订了很好的员工保险计划的大公司来讲，这项法令不会产生什么直接效果。但对没有制订员工保险计划或规模不大的小公司来说，这项规定会增加其运营成本。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就相当于在对小公司征税，然后把税收拿来为公司员工投保。其结果是，小公司在市场上与大公司竞争的能力降低了。这正是大公司普遍支持而小公司一致反对这项法令的原因。

如果该州是想为本州居民提供健康保险，为什么不直接提供，而要通过公司把钱缴给政府基金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呢？直接提供保险的话，受惠的是每位居民，而不仅仅是公司员工。而且，直接提供保险的话，就不会让人产生目前的这种感觉了：政府是在以牺牲小公司为代价来偏袒大公司。

根据目前的《清洁空气法》，就算企业使用的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很低的煤，还是得安装减排设备。因此，虽然这种煤排放的硫气本来就很低，电力公司及其他工厂还是得花这笔费用。更为合理的法令应该是，把是否安装减少硫气排放量的设备的决定权交给企业，而政府根据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来直接征税。不少位于东北部的企业平常使用的是硫气排放量很高的煤，这些公司就比较喜欢目前的法令，因为对于硫气排放量较低的企业来说，添置减排设备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因而原本享有的市场优势不复存在。

对政治人物来说，以法令的形式要求企业增加开销是求之不得的事。但这些措施会对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构成很复杂的影响，任何人都很难弄清影响到底有多大。因此，这种做法是令人不安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要求企业增加支出等于是在征收隐性税，同时，也让政府借机避开了幼儿护理、健康保险和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难题。

■慈善成本加大，没有必要为之感到寝食不安（1986）

通过税收制度来鼓励慈善行为的国家为数不多，美国是其中之一。国会会议委员会正在协调参众两院的税收改革法案，二者均坚持不对慈善捐款征税。最终的税务改革法案可能会保留这种税收减免的规定。不过，一旦新税法生效，慈善捐款的数额一定会下降。我的看法是，这不应该引起过分的关注。

预期捐献金额会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新税法将大大降低高收入纳税人的边际税率。高税级大大降低了慈善成本（cost of giving）。例如，在现行税制中，50%的最高税率意味着，逐项扣税后，富裕的纳税人每捐献出100美元的善款，他只需支付50美元。事实上，其他纳税人贡献了余下的50美元。参议院法案中的最高税率由50%降至27%，这样一来，每捐献100美元，将需要支付73美元。从50美元增加到73美元，使高收入纳税人的慈善成本增加了40%多。

教堂与政府

一些研究估计了慈善成本的变化对慈善捐款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共识是，税率的变化对捐款有很大的影响。杜克大学教授查尔斯T.克洛特菲尔特最近出版了《联邦税收政策与慈善捐赠》一书，该书做了一些证据调查。个体纳税人的慈善成本每增加10%，其捐款金额也明显降低10%左右。由于在慈善组织收到的私人捐款总额中，个人捐款占到80%左右，因此，如果按照参议院法案的规定，捐款总额可能大幅度减少。在慈善捐款中，遗赠约占18%，企业捐款仅占5%，余下的是各种基金会的捐款。

慈善捐款大幅度减少，这是坏事吗？如果捐款主要流向了需要得到救助的人，那么答案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应该得到纳税人的财政支持。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慈善捐款几乎没有提供给穷人。虽然美国传统上是不赞同政府支持宗教的，但在所有捐款中，仍有将近50%给了基督教堂、犹太教堂及其他宗教机构，这就相当于政府是在通过税收制度来补贴宗教。另有15%的捐款给了高等教育。鼓励纳税人向高等教育捐款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学毕业生和教师的收入大多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还有10%的捐款给了博物馆、交响乐团及其他艺术和民间团体，主要的受益者却是那些有钱人。资助这些组织的人几乎不需要政府做出任何慈善行为。事实上，一般纳税人没有理由去补贴这些团体。

纳税人支持向慈善组织捐款，还有一个不同的、更有可信度的理由。纳税人之所以支持捐款，并不是捐款接受者有实际需要，而是捐款的私人动机不足。很多人希望某些大学、教堂、博物馆和医院获得蓬勃发展，但他们可能没有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希望由别人来承受这个负担。这将造成这样一种倾向：每个相关的人都试图“搭便车”，由别人来捐款。降低慈善成本的税制将有效地抵消这种趋势。

不过，虽然搭便车的说法有其可取之处，但现行法律规定的50%的税率可能会过度激励富人进行慈善捐赠。当前对慈善捐款的减免税额很高，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它们迫使所有的纳税人向天主教会大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捐款，其中也包括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显然，大多数纳税人根本就不关心这些机构的福利水平。

竞争

当然，美国的这种通过税收制度来提供间接扶持的制度比欧洲模式要好。在欧洲，由政府来开办大学和医院，同时对私人艺术机构和慈善组织提供补助。美国的做法有利于私人慈善机构之间的竞争。这也实现了慈善的分散化，因为慈善捐款是许许多多的个人和企业决策的结果。在慈善领域，竞争和分散的优势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一样具有吸引力。

通过税收措施来鼓励私人捐款，虽然美国的这种制度比政府直接补贴要好，但高边际税率的确会激励富人过度捐献。而且，也可能促进捐款错误地流向一些富人们光顾的非营利性组织。税制改革可能导致慈善捐款大幅度减少，但基于以上原因，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担惊受怕的。

■应该调高的是酒的税率，而不是饮酒年龄限制（1985）

1984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各州必须在1986年以前将最低饮酒年龄限制提高到21岁，否则就会削减拨付给该州的联邦公路经费。很多州已经贯彻落实，其他各州也打算跟进。不过，这项法案提出了一个事关公平的重要问题：这些年轻人已经达到投票年龄，而且多数已经开始浅酌几杯了，现在不准他们以合法的方式买酒，这种做法合适吗？

支持该法案的人指出，很多严重的车祸和年轻人酒后驾车有关。不过，在因喝酒而引发的工伤事故中，年轻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几乎所有的公交车司机、飞行员、航空调度员等都可能因为喝酒而导致无辜者受到严重伤害，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是年纪较长的人。这些人掌握着很多人的生命安全，但国会并没有制定法律来禁止这些人喝酒。

酒后驾车和工作的时候喝酒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加以制止，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要减少这些状况的发生，没有必要以立法形式来限制年轻人或成年人的行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是在取消1984年有关喝酒年龄限制的法案的同时，提高酒类的联邦税；第二步则是逮捕并严惩那些因喝酒而导致严重车祸或工伤事故的人。

烈性酒的税率在10月份有小幅调升，但除此以外，联邦政府对烈酒、啤酒以及葡萄酒等所征收的消费税自1951年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在过去15年里，通货膨胀的因素大幅度降低了这些消费税的实际税率，这使得酒类价格相对于其他的消费品来讲也下降了。如果酒类的消费税加倍，那么实际价格也只能提高到1951年的一半而已。但这么做的话，政府对每瓶烈酒所征的税会由2.50美元提高到5美元，而啤酒和葡萄酒的税收也会大幅度提高。

酒的消费会下降

大量证据显示，调高酒类价格会降低其消费。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迈克尔·格罗斯曼教授及其同事所做的研究表明，酒类价格上扬对年轻人饮酒的抑制效果最为明显。由此看来，调高酒类的税率所达成的效果和提高饮酒年龄是一样的，都能减少酒的消费。每罐啤酒的价格如果增加10美分，就相当于把饮酒年龄的限制提高1岁。

调高税率的做法不仅能减少正常饮酒行为，而且能减少过量饮酒行为，而过量饮酒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格罗斯曼教授等人的研究显示，提高啤酒等酒类的价格，会减少青少年和年轻人大量饮酒的状况。杜克大学教授菲利普·库克和乔治·陶臣的研究也显示，酒类税率提高可以降低因肝硬化而导致死亡的比例，而肝硬化主要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他们在研究报告里指出，假设烈性酒的税率调高1美元，那么因肝硬化而导致死亡的比例就会减少5%以上。原因是，过量饮酒者会因为酒价调高而减少饮酒量，而且原来酒量不大者也不会让自己成为酒鬼。

当然，提高消费税还会增加税收收入。目前联邦政府每年征收的酒类消费税大约是60亿美元。如果把消费税提高一倍的话，虽然会减少酒类的消费，但政府每年会增加4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这对目前高额的联邦预算赤字来说，可谓不无小补。

酗酒属于一种疾病

虽然调高消费税可以减少过量饮酒的问题，也能为政府增加税收，但对少量或适量饮酒者来说，同样会增加他们的费用。因此，消费税调高的幅度应该加以限制，免得对这些人造成无谓的负担。同时，除了增税以外，政府还应该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因为酒后驾车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凡因酒醉而发生车祸或其他意外事故的人，都应该逮捕并予以严厉的惩罚。美国迟迟未能立法严惩酒鬼，部分原因就在于，有人认为酗酒是一种病，非惩罚所能遏止。

可以把酗酒当成一种病，但如果对酒后驾车和工作时饮酒的人实行逮捕并加以惩罚的话，是可以减少这些行为的。新墨西哥大学教授劳伦斯·罗斯（Laurence Ross）搜集了很多国家的资料，这些证据清楚地显示，如果酒后驾车受到惩罚的比例足够的话，类似的现象就会大量减少。挪威和瑞典就对这种行为予以严惩。我去这两个国家访问时得到的印象是，过量饮酒者通常都不开车，以免被罚。

一条存在已久且诱人的司法原则是，必须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加以处罚，而且不能让无辜者受到不当的惩罚。提高酒类的消费税，同时提高酒醉肇事者的逮捕比例和惩罚力度，是完全符合这条司法原则的。

法院

■最高法院的提名审查不应局限于法学修养（1991）

布什总统提名克拉伦斯·托马斯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强调他是担任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不过，大家都知道，布什之所以提名托马斯，除了种族因素以外，他对平权行动、堕胎等政治敏感问题的态度也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对托马斯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不过，整个审查过程会出现不少唱高调的问题，例如他是否尊重过去的判例，是否注重隐私权和社会公平等。这些问题会让听证会的时间拖长，很多人会觉得拖沓繁琐，而白宫也一定会提出抗议，认为参议院故意整人。其实，国会在接受任命之前要召开冗长的听证会，这是美国建国者当初没有料到的，因为原来最高法院的任务很单纯，就是解释宪法而已。然而，目前法院的判决对民众影响很大，因此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了。

在19世纪和20世纪头20年里，最高法院扮演的角色并不像现在这么重要，因为当时政府的规模比现在小得多。但后来在联邦法令和州法令大量增加后，生活里每个层面的问题几乎都会拿到法院来处理。宪法在很多方面（如法定诉讼程序）本身就模糊不清，而且联邦和各州所制定的法令也常常模棱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立法监管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宪法反倒成为法学院里的一个重要科目。

于是，最高法院实质上可视作未经民选而产生的上议院。为了不让它长期背离民意，我曾建议通过修宪的方式，把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制度由目前的终身制改为固定任期制，而任期结束后或许可以续任（《商业周刊》，1990年9月3日）。实行这种变革，有助于让那些年迈且不称职的法官以及不了解民意的法官及早退职。

程序有漏洞？

当然，这种制度上的大变革是不可能很快实现的。因此，国会听证会依然是唯一通过公开程序对被提名者的资格、过去记录以及判断原则等加以审查的机会。以托马斯为例，如果国会接受了他的任命，那他就会在法官的位置上坐很长的时间。从1950年以来，参议院拒绝过几个提名人选，除了罗伯特H.博克以外，还有尼克松总统提名的哈罗德·卡斯维尔（Harold Carswell）以及克莱蒙特·海恩斯沃斯（Clement Haynsworth）等。另外，约翰逊总统曾经想把阿贝·佛特斯（Abe Fortas）升为首席检察官，但也遭到参议院的否决。

总统在决定提名人选的时候，会很注意这个人被国会接受的可能性。最近的几个最高法院提名人选在才识方面受到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像芝加哥上诉法院的理查德·波斯纳、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以及博克等人虽然在法律思想方面的贡献令人瞩目，但这些人不大可能会被参议院接受，因为他们被认为过于保守。同样，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H.特赖布（Laurence H.Tribe）等自由派人士得到参议院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他们又被认为不够保守。

遗憾的是，由于国会听证会的过程是政治性的，因此组织严密且媒体关系又好的利益集团所关心的议题反而会成为听证会的询问重点，而某些更重要的议题则会被忽略掉。在意见团体的压力之下，被提名者对于堕胎等问题的立场就成了是否有资格进入最高法院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情绪性的争议很吸引眼球，但对多数民众来讲，犯罪问题、企业监管、员工权利以及其他由法院来判决的议题显然更为重要，其中犯罪问题在法院判断的所有案子中占到1/4强。

嘴上说说而已

有个重要的商业议题关系到，联邦法律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优于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6月份法院做出一项判决，认为联邦政府在农药使用方面制定的法规并不影响地方政府额外制定的其他法规的效力。化工产业对该项判决感到不满。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剧增的情况下，保险业及行业组织开始以自己在判决过程中没有受到正当程序的保护为理由寻求司法保护。然而，最高法院尚未找到限制赔偿金额的宪法依据。

自由派团体质疑托马斯和最近被提名的几个人选是否对过去的判例有足够的尊重。在最近的几次判决中，法院推翻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延续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这些人对此其实是很不满意的。因此，这些人嘴巴上说是要尊重判例，但多少有点出于政治方面的酸葡萄心理。不过，沃伦法院（The Warren Court）推翻了那些已经主导刑事诉讼程序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先例。最高法院一直没有打算要推翻有关商业和劳工方面的判例。在这些领域里，过去的判例可以维持稳定的法律环境，以利于企业对未来做规划。

只要政府有能力影响民众生活的每个层面，最高法院在经济议题和社会议题方面就仍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国会审查法官提名人选时，多问一些和司法训练及法学原理不相关的问题是非常合适的做法。

■法官终身制的理念已经过时了（1990）

法官目前面临的压力很大，他们必须阅读过去的判例、法律规定以及宪法条文等，然后根据自己的看法加以解释，这等于是在制定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法官终身制的做法是明智的吗？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警告说，如果司法部门“喜欢以意志（Will）取代判断（Judgment），结果势将以自己的好恶取代立法机关的好恶”。他认为，如果实行任职终身制，法官就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以诠释宪法为己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判案。在19世纪，汉密尔顿的见解似乎没有错，因为法官在当时很严格地限定了自己的职务定位。

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联邦政府的大幅度扩张，法官的行为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当代，很多团体通过向政府伸手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大量增加支出、提高税收，同时密集出台了很多法令，结果导致联邦法院里各种诉讼层出不穷。

如今，法官必须对堕胎、公民权利、劳工解雇、财产侵占、艾滋病检测及其他议题进行裁决，而美国民众对这些议题大多持有强烈的见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岂能小瞧自己的责任？指望法官去抵制民众的压力，并做到恪守职责，未免不太符合人性。

在乎民意？

博克在最近出版的《美国的诱惑》（The Tempting of America）这本书里，就劝诫联邦法官“要认识到自己是受到法律约束的，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诠释法律……同时，不论是制定政策或执行政策，都必须在宪法或相关法律里能够找到合理的依据”。他在书中有力地驳斥了某些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的想法，他认为法官应该根据宪法来判断什么是公平正义以及什么是适当的经济制度等，而不应该牵强附会地解释宪法来顺应当代的想法。不过，作者虽然说得理直气壮，但他却没有进一步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的环境下，法官是否能采纳他的上述建议？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原因是，法官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都希望受到朋友和媒体的欢迎。同时，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才算合适的问题，法官们也会受到社会主流想法的影响。除此以外，他们在学生时代以及从事司法工作后所接触到的思想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而目前舆论的看法是，一旦社会上出现了问题或纷争，马上就会想到政府（包括司法机关在内），认为政府应该出面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法官必然会努力做出回应。由于他们的职务是终身制，因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就不必担心再度任命或被迫辞职等问题了。

法院的判决对每个人都会构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参议院在审查最高法院法官或其他联邦法官提名人选时，都会针对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仔细询问他们的看法。这是适当的做法，过去虽然少见，但由于法院现在的影响力扩大，法官有时候也得根据自己的意见来做出判决。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情况下，参议院对法官的提名严格审核是有必要的。

正因如此，大卫H.沙特（David H.Souter）在获得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时，不得不把他对重要的社会议题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想法讲出来。但光是对提名人选严格审查还不够，我认为有必要推动更大幅度的改革。根据宪法规定，联邦法官的职务是终身制，但在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小布雷纳辞职以及几位年迈法官也可能辞去职位的情形下，是重新思考这个宪法规定的时候了，因为司法部门事实上已经成了第二个立法机构。因此，应该考虑以修改宪法的方式，将联邦法官的职务改为固定任期制，而在任期结束后，可以续任，也可以不续任。

从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里所做的讨论来看，倘若美国建国者料到法官日后会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判案，他们应该也会支持固定任期制的做法的。

对这种大幅度改革的细节必须进行仔细规划。但联邦法官的任期可以规定为12～16年，或许最高法院的法官任期可定为16年。就算是定在12～16年，也远比连任两届的总统任期来得长，通常也会超过下届总统的任期。法官的任期必须够长，让法官的判案不至于受民意短期变化的左右。但同时，对于某些健康状况不佳、能力不足的法官，或大放厥词、胡乱判案的法官，以及那些对法令或宪法做出不合理的解释而长期违背民意的法官，总统也应该有权不让他们续任。

担任联邦法官的人数不多，但对美国民众的生活影响力很大，因此对他们的权力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

■法院不应该成为解雇行为的裁判（1989）

蒙大拿州出台的《蒙大拿州不当解雇法》近期得到了该州最高法院的支持。[1]这是全美唯一的一部禁止公司在不具备“合理缘由”（good cause）的情况下辞退员工的法律。一家企业是否可以辞退员工，得在被辞退的员工提起诉讼后由法院来决定。

尽管这部法律对解雇赔偿金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并规定雇主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2]但从总体上看，这部法律的出台是个错误。除非受到明确的工会或非工会合同的限制，解雇员工应该继续由雇主说了算——用法律术语说，就是“任意雇用”或“无过失责任”。毕竟，如果合同没有规定任职期限，员工是可以辞职的，而无须证明雇主行为不当。

美国大部分行业的企业和工人面临着其他地区的产品生产商所带来的激烈竞争。用如此低效率的雇用制度来增加企业负担特别不合时宜，从短期来看会增加企业成本并降低企业利润，从远期来看，主要损害的是员工的利益。

经济效益要求管理层基本上能决定哪些员工最能满足企业的需要，并且能辞退那些不合群或做不到物有所值的员工。如果雇主不得不为争夺员工而展开竞争的话，通常就会出现雇用和薪酬都达到合理水平的结果。有了竞争，如果员工得不到应得的报酬，他们就可以跳槽到其他公司。同样，如果企业获得了待遇公平的名声，就能够吸引到素质更高、忠诚度更高的员工。

罕见的情形

一些员工遭到解雇的原因是经济不景气或企业陷入困境，其他一些人遭到解雇则是因为在他们刚开始工作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研究表明，绝大部分人失去工作后很快就找到了报酬差不多的新工作，他们很少与辞退他们的人对簿公堂。

不当解雇的诉讼案更有可能出现在下列情况中：新任主管解雇跟自己合不来的资深员工；管理层决定重新雇用员工；新任老板认为某些员工的工资过高。提起诉讼的总是那些长时间内未找到工作或者为了获得一份新工作而不得不大幅降薪的被解雇员工。他们往往是资深老员工。管理层担心陪审团会对那些被辞退的老员工抱有同情心，因而大部分人提请诉讼，是希望跟管理层达成庭外和解协议。

在蒙大拿州的案子中，一家养护中心的负责人称，原告是因为单位重组而遭到辞退的，然而这个提起诉讼的46岁老员工则声称，雇用方违反了一种默认的共识：他可以在这家单位一直待到退休。这名员工的想法并不现实，试想在未来极不确定的高度竞争环境下，有多少家小公司能够做出如此长期的雇用承诺？

但是，在该案的背后，存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状况：许多非法解雇案都源于员工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所签的雇用合同默认他们会持续工作下去。然而，大多数行业处于瞬息万变、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这种默认的共识应该从什么时候让位于这种环境的需求？法院并不是解答这个问题的好地方。

糟糕的替代

在劳资关系方面，法官主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维持雇主间的正当竞争并执行劳动合同。法庭应该做到的是，发现是否违反了劳动合同，或是确定合同在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方面是否存在明显歧视。本来应该由相互竞争的雇主来评价员工的生产率，但陪审团和法官却替代雇主来做这件事，实在勉为其难。为什么要把大量的资源耗费在那些不符合经济原理且会加剧劳资关系不确定性的诉讼上呢？

不是法律要求雇主证明雇员“无过错”，而是一旦遭到解雇，员工就得对有关离职条件，尤其是报酬方面的规定做出清晰的说明。目前，这些东西在大多数大企业里是有明确规定的；也许，让所有企业都制定出相关规定是有用的。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和州立法者急于更进一步，针对不当解雇出台一些在政治上有吸引力却含混不清的法律。一些欧洲国家的法律甚至更为极端，彻底禁止雇主解雇员工的权利，除非员工的行为特别过分。

不当解雇法证明，美国的立法机构倾向于把责任推给法官，而法官必须解释和实施一些从经济上讲不通且不适合法院裁决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摸清依靠竞争而非规则来管理经济的重要性。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反倒忘记了呢？

[1]应该是指“蒙大拿州最高法院根据专家证人的意见支持了一项支付给原告28年未来工资损失的赔偿”，参见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62326。——译者注

[2]根据该法，劳动者有权获得的损害赔偿限于自解雇之日起不超过4年的工资收入和利息以及其他有关收益。如果雇主违反公共政策而解雇员工，或者雇主解雇行为存在事实上的欺诈或恶意，则员工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但是，不能获得因精神痛苦、情绪沮丧引起的精神性损害赔偿及其他补偿性损害赔偿。参见http://data.110.com/a285063.html。——译者注

利益集团和政治决策

本部分讨论的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推动立法的方法，来为本团体成员争取利益。例如，大多数发达国家里的老年人，都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的医疗补助和养老补助，正是因为老年人群体发挥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样，某些产业支持政府制定的所谓“产业政策”，是因为这些政策有助于减少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政府补贴。另外还有个例子：有些人为居无定所的美国游民争取权益，他们一度故意夸大游民的数量和生活上的困难，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并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效率和福利，不过，上述及其他例子表明，这些经济学家实在是太天真了。然而，以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各项公共计划及政府法规，即使短期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但长期而言，还是可以发挥不小的影响力的。

加里多年前研究过义务兵役制，他发现，这种制度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着关联。1957年夏，加里为兰德公司写过一篇题为《反对义务兵役制的案例研究》（The Case Against Conscription）的论文，文中强烈呼吁实行志愿兵役制。作为兰德公司当时的主要赞助方，美国空军禁止兰德公司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空军认为义务兵役制帮助空军征募到了高素质的“志愿兵”。通过这次经历，加里认识到，实行志愿兵役制当时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将文稿束之高阁。

但是，越南战争开始后，很多年轻人强烈反对被征召入伍，于是征兵方面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反对迫使尼克松总统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来建议美国转而实行全志愿兵役制。1979年废除了义务兵役制，取而代之的是全志愿兵役制，这种改变在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此后，志愿兵役制一直运行良好，很多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并废除了强制兵役制。

利益集团

■无家可归的游民“危机”被过分渲染（1994）

为游民而奔走的玛丽·杭伯丝（Mary Hombs）和米奇·史耐德（Mitch Snyder）在1982年合著的《美国游民》一书中，估计美国当时的游民人数大约在200万～300万之间。他们提出的数字那么大，让人觉得游民问题实在是美国社会政策的一大败笔。

按他俩的话说，在20世纪80年代，100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一个是无家可归者。但这样的估计根本就是不可信的。事实上，那本书出版几年以后，史耐德本人就坦白当初估计的数字并没有事实依据，是有人逼他们在书里说个明确的数字，因而只好信口胡编。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人相信他们瞎编出来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城市的居民可能会相信这些夸大的数字，因为他们自己就经常看到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人，晚上睡在走道上或公共建筑里，而到了白天，就把全部家当放在超市的购物车内，推着它们在街头到处流浪。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住在大城市里。而在美国那么多的小城小镇里，并没有看到那么多的游民。

杭伯丝和史耐德胡编乱造的数字固然不足信，但却刺激了更多人想弄清楚更精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当时任职于芝加哥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彼得H.罗西（Peter H.Rossi）就是领头人物之一。他派访查员深夜走上街头进行实地统计，以此计算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芝加哥的游民人数。结果发现，芝加哥大约有3000个游民，与当地某些为游民争取权利的团体所宣称的人数相比，还不到1/8。但这些团体后来反过来抨击罗西，说他不关心别人的生活，故意压低游民的估计数字。不过，与批评者相比，罗西所采用的估计方法要科学得多。

都市印象

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夫·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在其新作《游民》（The Homeless）一书中，对罗西等人所做的估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的看法是，游民的界定本已很困难，要估计这些人的数量就更困难了。不过，他在1990年3月进行了最后的预估，结论是，晚上必须睡在公车站、人行道或废弃屋等原来不是给人居住的地方的人，在美国大约有30万。

詹克斯的研究的确表明游民的人数越来越多。在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里，无处栖身的人随处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游民的数量似乎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或许也增加了不少，但增加的幅度似乎比不上80年代中后期那么大。

与电视报道以及为游民争取权利的团体所宣传的情况不同，在这些游民中，有小孩的家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5，其余的大多是单身男性，而几乎所有的游民家庭都是在能够挡风遮雨的地方过夜的。就算是平常睡在路上或公共场所的人，如果需要遮风避雨的地方，虽然住起来不舒服，但想找个这样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的。

对于游民人数不断增多的原因，詹克斯做了很好的分析，而且也提出了不错的建议来减少游民的人数。不过，我在这里想谈的，不是游民人数增多的原因，也不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所关心的是，为游民争取权利的团体是如何让公众及媒体误以为美国的游民已经变成了大问题的。

常识问题

事实上，可信的估计表明，虽然美国游民人数的增加令人不安，但这些人所占的比例却很小。相对地，有很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却是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关注的，其中包括：城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抢劫及其他人身攻击犯罪的发生率节节攀升、高中辍学者的收入在过去20年来急剧下降以及贫民区的学校教育质量明显下降等问题。

除了游民人数被不恰当地夸大以外，一般民众还经常因为很多过分渲染的数字而深受影响。例如，可能会得艾滋病的人数，健康医疗制度大幅度改革会为个人储蓄带来的好处，某些食品添加剂会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以及世界人口到2050年会变成多少等。对于复杂的问题，有时候并不容易分清哪些说辞是真实的。不过，有两个可以用常识来判断的方法，倒是可以让人把问题看得更清楚。第一个，就是看看提出这些说辞的人，会不会因为故意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得到好处。第二个，就是看看这些说辞有没有事实根据。有时候只要稍微查证一下，就知道有些说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如果过去有关游民数量的估计，也能用这些方法来加以检验的话，那么史耐德等人就不可能那么严重地误导美国民众了。

■削减养老开支（1994）

俗话说得好，人要服老。尽管变老如今依然存在诸多不利之处，但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反年龄歧视立法的完善以及对社保、残疾、医疗支出投入的加大，老年人的护理负担已然减轻。显然，社会应当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伸出援助之手，但美国等富有国家仍为那些相当富有的老年人提供补贴，这未免有些太过头了。这给年轻一代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不久之后还可能引发公开的代际冲突。

社会保障福利和政府在老年健康方面的总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7%，从1970年占联邦财政支出的20%增加到今天的30%。德国、瑞典等其他富有国家也是如此。福利支出方面的增长是引发美国及欧洲诸国财政预算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人护理方面的支出一定程度上导致医疗费用在过去10年内迅速增长。即将实施的医疗改革能否减弱这一影响，结果不得而知。尽管60岁以上的老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2%左右，但他们的医疗花费却占到医疗总支出的40%。老人更易患致命的疾病，因此，即使在理想的医疗体系中，他们也会占用大份额的医疗支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一些健康专家指出，保健预防方面的支出太少，垂延生命方面的支出过度。

老龄人口比重加大

如果一国的老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那么对这些老人慷慨些是没什么困难的。但是，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出生率不断下降，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使得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不断增加。1960年，美国老年人的比重尚不足10%，而到202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至20%。到2020年，日本的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30%，而德国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突破1/3。

老龄人口比重加大的趋势意味着，为了给老人提供医疗福利而日益加重的税负负担将由占总人口比例更低的一部分人来承担。最近发布的美国联邦预算报告估计，刨除社保及其他联邦支付项目外，1920年生的人所缴纳的税占其平生收入的比例不到30%，而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比例接近37%。这些人口统计上的趋势肯定会持续下去，因此，该报告估计，现在正当年的劳动者在未来20年内所缴纳的税额将超过其收入的66%。其他估计显示，不久以后，德国的社会保障税将上升至占工资30%的水平，才能维持先前的养老金水平。

将财富从年轻人转移给老年人，这并不是产生代际矛盾的唯一原因。1967年颁布的反年龄歧视法引发了一系列诉讼，上了年纪的员工控诉自己遭遇到不公平的解雇，在收入、晋升方面受到了歧视。这类诉讼已经成为联邦法院中数量增长最快、最容易胜诉的一种诉讼类型。即使老年职工这个群体的失业率最低，报酬最好，拥有最好的工作，但陪审团还是极为同情他们。

游说的影响力

尽管那些需要强健体魄和年轻人特质的行业都有免责条款，但1986年，国会仍通过了反年龄歧视修正案，取消了强制退休机制。该修正案的目的在于，让经济能继续受益于老员工的熟练技艺，并通过保留更多的老年劳动力来减少社保系统中的浪费。但讽刺的是，尽管60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状况整体有所提高，但其他法律，尤其是社会保障和残疾人法案，却使得劳动力市场中老年员工的人数急剧下降。

在大多数国家，老年人游说团体发挥了这种政治影响力，尽管纳税人怨声载道，但政府也不敢轻易削减老年人福利。当然，英国最近终止了几项固定津贴的发放，德国也希望稍微削减其庞大的财政转移数额。克林顿政府虽然正在急切寻找途径来为福利改革和扩展后的职业培训计划提供资金，但似乎已经有意回避了适度削减社保福利的提议。

我认为年轻人最终会对税收及其他重负说“不”。他们会要求对财富向老年人的转移实行限制措施，甚至会要求对反年龄歧视法和退休法做出大幅改动。为避免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反目，政治家们现在就应该减少这些提供给老年人的津贴和特权。

■新总统上任，政策不会改变（1993）

克林顿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战胜了布什，联邦政府的政策会有什么变动吗？历史经验表明，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民主国家里，政党间的权力更迭通常不会对公共政策造成什么影响。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过首相职务的麦克米伦、希斯及其他大多数保守党领袖，其施政方针和艾特礼、威尔逊等工党领袖没有多大的区别。撒切尔夫人是个例外，但她是在保守党事先没有防范之下，才有可能在政策上出奇制胜。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过去50年中的状况也差不多。尼克松总统宣称要支持自由市场，但他却成了第一个在和平时期实施工资和物价管制的美国总统。同时，在他任内，联邦政府有关商业监管法令的出台速度也无人能及。后来里根总统的确为取消监管和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做出了贡献，不过这两件事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就已经开始了。

布什总统的状况，是最好的例证。在他的任期内，各种有关劳动力、市场以及环境保护等法令，都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增加，而联邦政府支出也跟着快速上升。我不禁怀疑，如果1988年的总统选举是杜卡基斯胜出的话，这些趋势的演变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另外，虽然布什否决了33项由国会通过的提案，但控制国会多数的民主党，反倒是靠布什总统动用了否决权，才不致让人以为民主党的提案是在哗众取宠。

中庸之道

对于这种两党“各吹各的号，却吹同一调”的现象，实在不用感到烦恼，如果每逢换党执政，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政策都出现大幅度变动的话，那么政治制度将会变得一团糟，经济和社会政策也会变得难以收拾。而且，如果每次由新的政党执政，关税政策、环保法规等方面就大幅度改弦更张，那么企业就无法在投资和用人政策上进行长期规划。

如果各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在权力分配上能够维持稳定，而民众的投票行为也不会忽然转向，那么政治制度就能维持平稳。布什在位期间，面临着各种压力：继续维持宽松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计划，继续维持社会福利和食品券计划，支持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削减来自日本汽车的市场竞争。相信就算是民主党执政，这些压力也一点都不会减轻。

中间立场

民主党内的干预主义者认为，应该扩大联邦政府的规模；不过，克林顿明智地认识到这并不是选民所要的。到目前为止，他任命的财经官员，除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外，在立场上都算是温和派。虽然克林顿让主张政府支出应该扩张的人来负责转移支付和社会服务等事务，但我认为，民主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应该不会对克林顿所做的决定感到不满意。同样，布什总统也知道，鼓吹自由市场理念的共和党人士，认为应该大幅度缩减政府自主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并不会获得全面的支持。

事实上，两个人的政治主张都稳稳地站在中间立场，主要的差别只是体现在细节上。因此，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政府政策都不会有太大的不同，特别是有关国内的事务，而国内事务正是这次竞选中最重要的议题。

历史学家在分析重要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时，会以更宏观的层面来看问题。当然，像罗斯福、里根、撒切尔以及戈尔巴乔夫等关键人物在位时，个人的因素就相当重要了。他们能够掌握并推动民意趋向，也能够掌握政治势力的分合。当然，有时候他们认清某些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只需顺水推舟，因势利导就行了。不过，大多数时间能够真正决定事情的，并不是在位的那个人，而是潜在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用股票术语来说，就是政治的“基本面”。虽然布什和克林顿两人都有相当的才华，但他们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旷世奇才。

但这并不表示，有特定政党认同的人都受到了误导。执政党的确会有所不同。与布什比起来，克林顿会更愿意把联邦预算用在道路等基本设施上，更在意环保团体对温室效应的呼吁，更愿意对工业产品的开发提供补贴，更可能会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限制，更宽松地对待堕胎问题，更支持那些不太赞同自由市场理念的法官。不过，这些不同之处，并不容易从联邦政策的统计趋势上看出来。

布什也好，克林顿也罢，抑或是佩罗特，不管是谁当选总统，对政策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不过，那些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感情支持某位候选人的人，是无法接受这种看法的。但是，如果竞选热心人士和选举捐助者的热情就能让选举获胜后的公共政策发生大幅度改变的话，那么这种制度是远远比不上西方民主国家以稳定为重的制度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污染问题只是幌子（1993）

美国有些人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他们认为，墨西哥的环保及劳动力市场的法规都不完善，这导致墨西哥的生产商得不到公平的竞争优势。尽管从政治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具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法规不完善并不能证明贸易限制的合理性。

全球消费者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实行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就能更容易购买到发达国家生产的高质量产品。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能从欠发达国家进口更为廉价的产品，只要产品安全，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环保方面的相关法规是否尚不健全。

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加大了环保及其他方面法规不健全国家的出口，从而导致国家间出现了“人为的”劳动分工。但是，贫困国家在清洁空气、最低工资法及其他相关法令上的投入比富裕国家的少，它们在教育和培训上的投入也较少，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没有人抱怨说，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大大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分工。

环保效应

研究发现国家人均收入与其在环保投入上有着积极紧密的联系。在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的管理下，墨西哥的环保投入急速攀升，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NAFTA能够使墨西哥受益，也就会使其能够在环保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美国很重视对墨西哥过境污染进行立法限制。这也是为什么NAFTA含有如此之多环保限制，堪称史上最为“绿色”条约的原因之一。这种跨国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1980年墨西哥美资工厂计划所导致的大范围污染。该方案允许墨西哥一方的工厂向美国自由出口。一个减少边境污染的好处是，一些边境加工厂会迁往墨西哥内地，他们无须再为了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紧靠边境。

白宫和众多国会议员希望成立NAFTA委员会，去调查来自于墨西哥的进口污染是否归因于环境保护和劳动力市场法规的欠缺。但是政治行动不能客观地判断出，究竟是哪种商品成功渗透进了市场。因为所有出口国环境及其他相关体制都相对欠佳。美国和欧洲对外国生产商的反倾销调查就不那么让人信服，因为调查结果的产生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基于对相关证据的详细分析。

出于对NAFTA或其他贸易协议的考虑，我们必须认识到发达国家人力资源市场，乃至一些环境相关法规体制已经过于严格。自由贸易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体制，因而发达国家无须再煞费苦心，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处处设防。美国工会和几家实力雄厚的游说团体反对NAFTA，部分原因就是该协议削弱了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

在独裁者或独裁政党统治下的发展中国家，多数市民渴望的法规得不到实施。削减与这类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许并无大碍，就像许多国家拒绝与采取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进行贸易一样。而在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以及许多东欧国家，民主政治已经取得胜利，并且许多其他发展中地区也在积极寻觅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所以迎合大众需求的法规体制在这些地区应该能够得到通过。

民主国家的工人及消费者应该自主决定所需法规体制的管制范围和类型，而不应受制于外部经济强势国家所施加的过度的压力。这在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双边谈判中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过去美国会时不时地将本国民主政策强加于人。

空穴来风

毋庸置疑，NAFTA会对美国特定经济领域造成冲击。因为当美国市场对墨西哥进一步开放后，一些工厂将会南迁。长久以来，商界和工会就对不正当竞争抱怨不断，而从法规管制相对宽松的经济体进口商品，会使得这种抱怨更具政治影响力。

然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发现，400多个被检行业中，只有11个因NAFTA而易受环境法规、降低关税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法规体制之间的差异带来的影响。尽管人们对这一结论嗤之以鼻，但这项调查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清楚地表明，自由贸易协议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小而全面的积极影响。NAFTA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而不会助长来自于墨西哥的不正当竞争。美国应该尽快签署该协议，而无须对其再做修改。

■农业补贴等平权行动的效果如何（1992）

保守党的很多知识分子强烈反对平权行动计划中的配额及其他内容，但自由党成员们却狂热地鼓吹这些计划。然而，当人们思考肯定性法案的本质的时候，内心深处的情感似乎发生了错位：与很多其他计划相比，这种联邦规定造成的损害较小，但它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因为它迎合了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少数族裔。

我不喜欢平权行动计划对某些群体制定配额及其他规定的做法，但有些反对者，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平权行动计划感到绝望和愤怒，这让我感到困惑。尽管很少有人粗略地估计过这些方案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但我却非常怀疑某些其他补贴和法规会造成更多伤害。例子包括：房地产行业在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社会保障福利税所导致的老年人就业参与率的降低，因对进口汽车、纺织品、电脑芯片实行配额以及最近出现的钢铁配额等导致的消费品价格上涨，等等。

反对平权行动计划的力量可能非常强大，因为这些方案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这些计划实施后，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得以进入法学院、医学院和一流大学就读，少数族裔可以晋升到高层职位，而其他更具有资格的人则被拒之门外。当然，大多数其他计划的危害是间接的，或者说是看不见的。

伦理诉求

一些反对者认为，平权行动法令不如其他政府计划，因为其标准有与之俱来的特性，如种族、性别、民族血统等。但其他与内生特性毫无关系的计划往往只是惠及了一小部分人。例如，不是在农场长大的人成为经营性农场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样说来，城里长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享受不到农业补贴。

支持者们否认平权行动计划只不过是政治权力的结果，他们认为，从公平的角度看，过去受到歧视的人就该得到补偿。反对者们同样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配额违背了我们文化中的同等技能同等报酬的原则，他们反对让当前的这一代人为过去发生的歧视行为负责的观点。

在这次辩论中，双方都提出了有效的论点，但是有关利益的论据却大部分集中在道德和伦理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得到其他选民的支持。你上次听到有人支持政府方案，理由是想从政府方案中得到好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尽管共和党人反对配额这一举动帮助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治进展，包括得到了原来支持民主党的白人男性蓝领工人的支持，但是，平权行动计划如果只得到了黑人、妇女和其他受益人的支持，那么显然是没有政治可行性的。

怀疑的阴影

对于大多数其他政府计划而言，有些人并没有过多地受到某种影响；要是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这些计划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的确，克莱斯勒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自身在10年前是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获得联邦财政的高额救济款的。在过去70年里，美国一直对蔗糖进口实行严格的进口限制，为数不多的蔗糖种植户如果单枪匹马，是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把自身利益上升到更广的道德角度和伦理角度是必要的，正因如此，没有哪位企业管理人员会以自己可能会丢掉工作或遭到大幅减薪为由来申请政府补贴，相反，他会抱怨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竞争，或者，编造谎言来吓唬选民，说如果得不到补贴，国防将受到威胁，就业机会和股东权益都会受损等。

反对者充分利用的一点就是，平权行动如何贬低了那些最符合条件的少数群体成员所取得的成就。这些能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有人怀疑，如果没有平权行动计划，他们还能否取得成功。耶鲁大学法学院黑人教授斯蒂芬L.卡特（Stephen L.Carter）在他的《对平权行动的思考》（Refections of an Affrmative Act ion Baby）一书中，满腹心酸地描述了他遭遇这种态度时的经历。

当然，对于那些取得成功的少数群体成员，怀疑他们的条件和资格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有据可查的研究表明，政府实施的每一项计划都会伤害一些人，甚至经常伤害到受益群体中的一些人。例如，在农作物种植面积方面的限制计划有时会让富农受益，但牺牲的却是贫农的利益，因为他们在土地分配时没有得到公平的份额。

平权行动计划属于政府法令，有着复杂的成本和效益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并没有平息它们是否可取的争议，但有助于我们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真正的问题上：与那些几乎没有产生争议的政府计划相比，平权行动计划是造成了同样多的伤害，还是带来了同样多的好处呢？

■道路破损及警力不足等问题备受冷落，原因何在（1988）

连保守派人士都承认：政府在基础建设上的支出是经济能否健康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政府的功能，既要保护民众免受外敌入侵，又要打击犯罪，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政府也有责任提供道路、桥梁、下水道以及学校等设施。

50年以前，各级政府预算支出中，有一半以上是花在学校、道路建设、卫生设备、警力维持、消防设备以及国防军费上面。不过，虽然冷战期间的国防支出有大幅度膨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明显削减，目前只占政府支出的30%左右。其他的预算，都用到社会保障、医疗补助、社会福利、对农业及住宅的补贴以及数千个其他一些利益集团收益的社会计划上去了。

当然，富裕且公平的社会应该开展一些社会计划。但是，有人能怀疑美国对犯罪提供了不当的保护吗？有人能怀疑美国的公立学校让很多年轻人几乎得不到什么教育吗？有人能怀疑大城市里的道路、桥梁以及很多州际公路的维护做得很糟糕吗？

坎坷之旅

最近我和我太太从芝加哥开车到科德角海湾度假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知道车里满载着东西，车子停在餐厅或汽车旅馆外的时候，很可能会成为小偷下手的对象，于是在车上装了防盗器。我们也知道如果发生意外的话，目前法院待审案子堆积如山，打个官司都得花上好几年，所以也核查了汽车保险是否够用。开出芝加哥后，路上到处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短短的路程倒成了一趟紧张刺激的探险之旅。印第安纳州的公路维护得还不错，但宾州的80号州际公路和以往一样差劲，让人觉得坎坷难行，简直不可救药。而康乃迪克州的公路，也好不到哪里去。

老实说，政府的很多重要职能都被忽视了，这很糟糕。除了道路无法令人满意外，法院审理案件时拖延成风，使得民间为了绕开法院而私下进行仲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另外，由于警力不足以及管教制度的欠缺，私人警卫、报警设备及其他保安系统等设施也得以快速增长。很多普通市民不相信他们能依靠警察的保护而免于遭到抢劫和暴力攻击的威胁，而这个事实已经成了某些人强烈反对政府实施枪械管制的理由。

美国的军费支出在20世纪70年代大幅度下降，现在也只不过是略有增加而已。美国的军方有没有能力应对突然发生的核战争、能不能打赢长期的传统战争？专家们对此意见不一。不过，我这个门外汉倒是持悲观态度。

有人选择在郊区或小镇上居住，理由有很多，但美国大城市里的高犯罪率及令人担忧的公立学校，倒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如果纽约市的犯罪率像20世纪40年代那么低，公立学校也像当时那么好，而且街道和人行道也能一样好好维护的话，那么家里有学龄孩童的人，一定会更加愿意搬到纽约去住的。

负面效应

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支出几乎占国民收入的1/3。政府支出这么大，基础设施却弄得这么糟，这看似矛盾，却很容易解释。基础设施薄弱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都在忙于其他事情，而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负责基础建设的官员身上；同时，政府在社会福利和照顾利益集团方面的支出快速增加，激发了要求政府大幅度改革税制并降低边际税率的浪潮。近年来政府面临着巨额的预算赤字，这进一步加重了削减支出的压力，而削减的正是那些在政治上可行的方面的支出。

糟糕的是，在预算赤字和反对加税的双重压力下，政府不仅削减了很多次要计划的支出，而且还削减了在道路、学校、法院、警力以及军事等方面的支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是由利益集团资助的，在政府削减其预算支出后，它们的情况会更糟。

不过，私人部门在管理学校、医院、仲裁、监狱道路等多种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要比公共部门来得高明，因此当政府支出面临预算压力的时候，民营化的措施倒是应运而生。不过，主要的经费还是由政府提供。例如，虽然民营的监狱越来越多，但仍然受到州政府的财务支持。而民众如果在私人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也能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因此，如果公共资金不足，民营基础设施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利益集团不断地对政府施压，要求对农产品价格给予补贴，也要求继续推动社会保障等大型政府计划。如果有人以为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会减弱，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道路问题、打击犯罪以及其他重要的政府职能等，大幅度改善的机会并不大。在其他政府计划的规模缩小之前，只怕这些基础建设项目还是会一直遭到忽视。

产业政策

■给克林顿的备忘：日本的强大，并非源于产业政策（1993）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有很多书籍和文章为日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大唱赞歌，认为政府和企业联袂造就了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创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日本人也开始相信这些媒体对他们的赞誉，以为日本超越美国，在经济上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家已经指日可待。

认为国家应该制定产业政策的人，把日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归功于通产省（MITI）和财务省（MF）在工业及金融发展上所提供的政策指导。通产省的做法是，先选出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产业，然后在民间推动这些产业项目的发展。不过，为什么在推动科技突破方面，日本官员能做得比西方国家好得多？这还是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官员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而民营企业的资金则是自己的钱，要不就是从银行或股东那里募集到的资金。因此，官员在投资决策方面的表现往往不如那些死人投资者。比如，英、法两国政府为了开发商用超音速喷气客机，都造成了巨额的资金浪费。同样，美国政府为了开发石油和煤炭的替代能源，创立了一家“合成燃料公司”，但后来不得不将其关闭。[1]

消失的地平线

不过，不管日本官员过去受过多好的训练，多么具有专业能力，日本人现在显然已经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来主导经济发展了。他们承认，通产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创建新产业项目的计划已经失败了。他们也认识到，正是由于通产省制定的政策，导致日本在通讯和生化领域里发生技术革命后，没能做出调整，及时跟上。连日本通产省大臣最近都说，日本应该放弃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念头。

有证据显示，日本官员出现大面积腐败，并且日本经济长期处于最严重的衰退之中，因此日本选民最近把在位长达30年的执政党赶下了台。新一届政府认为，政府对零售业及其他产业的干预，只会事与愿违，因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这些领域里推动自由化政策。

遗憾的是，克林顿政府认为，由联邦政府推动新科技开发的产业政策有助于提高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最近高调宣布，打算和汽车业合作，共同开发油耗低于80英里每加仑的汽车。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都失算了，所以我实在看不出这个计划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欧洲甚至日本都已经失败了。

日本的模式还包括财务省对金融市场实行控制的做法。不过，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时候已经承认，当日本金融市场面对来自纽约和伦敦的竞争时，很多政府法令不仅没能助上一臂之力，反而还制约了发展。日本目前已开始实施自由化政策，并且向外国的银行和投资机构开放这些市场。

打碎泡沫

不过，还是有人过度夸大了财务省对金融市场的操纵。东京股市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度上涨之时，有些美国基金经理因为对市场做空而造成了巨额亏损。这些经理认为，日本政府在背后操纵股市及不动产市场，特别是财务省的嫌疑最大。不过，日本的金融市场分散度那么高，认为日本政府或任何政府可以加以操纵的想法是有悖常理的。我曾在1990年5月期的《商业周刊》上撰文表达过这种怀疑。后来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相继崩溃，政府实施了几个振兴计划也都未能奏效，等于是给这些人泼了盆冷水。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就像南海泡沫一样，出现了过度膨胀。几年前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就陷入衰退，一直持续到目前。

我最近到东京访问的时候，发现当地民众的情绪由原来的乐观转变成悲观且担忧，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这让我感到吃惊。日本的确需要对某些市场放松监管并做出其他改革，但要谨慎为之。毕竟，虽然近几年日本的经济增长有所减缓，但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表现不俗。另外，在这次经济衰退期间，由于日圆相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出现大幅度升值，所以日本的出口部门的状况会尤为艰难。不过，日圆未必会持续升值。

目前对日本经济情势的看法太过悲观了，因为日本过去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神话。日本的经济成就是以传统的方法获得的，是劳动力技术水平高、员工吃苦耐劳，再加上由民营企业占主导的创新型企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开创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上述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推动日本经济继续前进。

尽管日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绝没有某些专家所宣扬的那么强大，但日本不需要做出大幅度改革，就能维持其强大的经济地位。

[1]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卡特创造了合成燃料公司（Synthetic Fuels Corp.），卡特指望通过培养这一行业使美国成为一个能够利用国内生产的页岩和煤合成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以摆脱对欧佩克的依赖。但是当石油价格暴跌后，这一产业计划也随之崩盘，这一计划耗费了纳税人40亿美元。——译者注

■美国企业仍具国际竞争力，政府不必过度干预（1993）

有人认为，美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尤其是对阵德国和日本的时候，完全没有胜算。有人甚至还认为，连IBM、西尔斯（Sears Roebuck＆Co.）等不久前还属于市场领导者的大公司，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也会哀鸿遍野。这简直是荒谬。

事实上，战胜IBM和西尔斯的，不是外国公司，而是诸如苹果、微软、宾恩（L.L.Bean）和斯比格尔（Spiegel）等国内的竞争对手。它们衰败的原因是，未能及时掌握市场的主要发展趋势。西尔斯当初是依靠创造性地把商品目录寄到市区外的家庭，而发展成为百货业巨头的。但该公司却一直未能成功地把市场定位提高到比较富裕的市区家庭。而IBM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控制了全球大型电脑的市场，但该公司却没有预见到个人电脑和工作站会变得日趋重要起来。

不管在哪个国家，成功的企业最终都会失去当初的开创力。“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常被拿来描述家族的兴衰，事实上，这句话对企业也适用：公司迟早都会走下坡路。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Great Atlantic＆Pacific Tea Co.）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该公司在美国杂货业独占鳌头，连美国司法部都曾经颇费周折地花费大笔经费来控告该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但后来大量商店在购物中心设立起来，渐渐吃掉了该公司的市场，而公司自身又未能迅速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结果现在已经成了同行业中的一个小角色。

并未落后

如果光听批评者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德国和日本已经遥遥领先于美国。当然，不少德国和日本企业经营得非常棒，否则这两个国家就不可能那么成功。日本在生产汽车、消费性电子产品等方面，已经强过其他国家，而德国在机械等高品质产品方面也是蜚声全球的。

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一直没有美国快。而近几年来，在制造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方面，美国与日本的差距也大为缩小。美国的服务业生产率居世界前列，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所占的比例都在50%以上。

的确，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面临的困境，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德、日两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已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不过，我们也没必要以贬低别国的企业前景，来彰显美国公司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事实上，在很多产品和服务方面，例如航天、化学、软件、通信、制药以及证券市场等方面，美国公司仍然是全世界的龙头老大。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每个工业国都会专门从事几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因为本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生产效率最高。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每一个制造和服务业项目里都取得主导地位，但说美国企业的实力已江河日下，纯属言过其实。

在10年前，美国中西部还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制造业中心。但该区域厚积薄发，在过去10年里成为带领美国制造业出口大幅度增长的重镇。另外，虽然有人声称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灵动地位已经被日本所取代，但从商务部所称的几项“领先优势产品”的贸易顺差来看，1986年为160亿美元，到1991年跃升至360亿美元，翻了一番多。

插手干预

美国企业在其他方面也受到批评，包括有人说美国公司管理层过于重视短期利润，而忽略了长期规划。也有人说公司高层主管的薪水过高，未能让基层员工充分参与决策。还有人批评说，美国公司已经开始不注重研发投资了。不过，不管别人怎么说，美国企业有些地方一定是做对了，因为他们在外国市场的竞争中表现得还不错。

在我看来，对美国企业构成最大威胁的，既不是国际竞争，也不是管理不善。美国企业的整体纪录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有些美国公司的经营的确很糟，需要加以改革。不过，虽然国际市场的竞争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激烈，但不少美国公司在面对国外强劲对手时，还是能够应付自如的。

真正的威胁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经常有人说美国的企业没有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但我们肯定也不需要政府为了监管企业或支持企业而出台更多的错误政策。遗憾的是，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里面，有些决策者认为，为了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应该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给予补贴，应该规定企业为劳工安排更多的在职训练，也应该在环保问题上设定更严格的标准等。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只要政府不过度干预，那么美国的企业就会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有不错的表现。

■产业政策的迷思（1992）

目前在美国，要求出台这样一项新产业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某项科技有助于提升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就对其早期开发提供补贴。但我怀疑，政府部门到底有没有能力发挥指导作用，把应用研究计划引向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上。不少企业家和投资人急着想开发出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不过，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钱而不是纳税人的钱来冒险。

著名的国家科学院成立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政府在民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该报告支持出台产业政策，由政府来扶持科技开发。该小组在报告里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包括联邦政府成立一个“民间科技公司”，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应用项目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也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但我并不赞同这个建议。当然，该小组进行的讨论要比大多数其他的相关构想更加明智。

我认为，由政府来支持科技发展的做法注定会失败。因为这会鼓励手头上有新计划的企业或产业在政治上展开角逐，以争取到纳税人的钱来支持自己的计划。这样一来，政治人物会青睐于那些比较讨好的计划，而对那些研发周期较长的科技计划避而远之。

亚洲模式

西方国家曾经由政府扶持新科技的开发，但相关经验并没有有效支持这种产业政策的理念。美国在1980年，也就是能源危机发生几年以后，成立了一家合成燃料公司，希望能开发出石油和煤炭的替代能源。但是，国会并没有料到油价后来会大跌，也没有想到支持替代能源政策的政治力量会迅速消失。该公司在1986年就黯然停止营运。

英、法、德三国也曾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来成立空中客车公司，希望能靠这项合作计划提高其生产先进飞机的科技基础。在连续几年亏损运营后，该公司终于可以卖出数量还算合理的飞机了。不过，这项计划到底对这些国家的科技基础有多少贡献，则令人怀疑。法国和英国此前也曾经合作开发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客机，但同样很糟糕。

支持新产业政策的人会说，不要管这些失败的例子，应该看看亚洲国家成功的范例。新加坡就因为把高科技开发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轴，而受到不少赞许。新加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率，就达6%以上，这是毋庸置疑的。

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制造业基地。当时只有简单的纺织业，但后来便快速升级，先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等基本电器开始，然后进入电脑半导体等高科技电子产品。最近几年，新加坡在金融市场上取得了重要的国际地位，而生化科技已成了新的发展目标。

说得好听

主导新加坡的制造业项目快速转变的是政府政策：政府为推动高科技的发展，明确规定，凡是属于重点产业的外商公司，都将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新加坡政府还向外商公司提供长期的税赋减免，降低税率，控制工会组织，并帮助解决劳资冲突，同时还提供其他一些优惠措施解决劳资争议。

不过，在这些傲人的数据和炫目的产业背后，却有个不怎么起眼的现实：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温·杨（Alwyn Young）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自1960年以来，新加坡整体制造业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该国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虽然快速增长，但几乎完全是由于政府对在当地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优厚的补贴后，股本扩大所造成的。这些外商公司经营得都很不错，但对提升新加坡经济的生产率，却帮助不大。

中国香港是亚洲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商港，它过去并没有什么产业政策，但人均收入的增长却同样快速。杨的研究显示，香港即便没有产业政策，但近年来不仅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本地制造商的数量也快速增加。

倡议出台新产业政策的人，一定会提到日本。不过，日本在研究开发方面所投入的资金里，有70%是来自民营企业，这个比例比英国、法国以及美国都要来得大。我相信日本通产省及其他政府单位，在主导科技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过分渲染。日本政府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大，如同日本政府对东京股市没有多大的操纵力一样。

很多人提出倡议：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上述新产业政策就是这些倡议中最新的理念。有人认为，政府所支持的研发计划应该侧重于不具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方面，而民营企业则应该把资金投入到具有获利能力的科技上。这种说法颇为动听，但我们可不能上当受骗。

■不制定产业政策，就是最好的产业政策（1985）

自1973年以来，全球经济大多是处于衰退状况。在这期间，利益集团得以动用其政治影响力来获得政府补贴、有利的法令及其他方面的政府协助，从而做出调整来适应不利的经济环境，这些集团包括农场主、实业界人士、企业主管及劳工等团体。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这些利益集团都能对政府政策造成影响。不过，政府对经济活动拥有控制权的国家，往往也是利益集团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这样的结论，让人怀疑政府大量干涉经济决策，尤其是通过产业政策来主导产业发展的做法到底是否明智。很多人建议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政策。里根政府倒不怎么信这一套。但是，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制造业的表现又疲弱不振的话，那么支持制定产业政策的呼声会再次响起。不过，美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一旦政府出台产业政策，那么劳方、资方或其他利益集团都会想要操控这些政策，以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不会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

缓慢死亡

美国的钢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在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度中，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政府行为的。美国大多数的联合钢铁厂如今竞争不过国外的钢铁厂。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这些工厂开始缩减编制，但速度不够快，因为工厂管理层和工资较高的员工结合起来，游说联邦政府执行一系列计划，包括对进口钢铁实行配额并征收关税、为钢铁公司提供贷款担保，而且在政府主导下对工厂的利润进行再投资等。这些计划导致国内钢铁价格上扬，而这些工厂在就业和产量方面的缩编速度也因而放缓。

英国的国有煤炭业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当政府直接干预某个产业的管理时，该产业会变得多么没有效率。在煤矿工人的压力下，政府被迫让很多效率低下的煤矿继续运营，政府所实施的政策包括对进口实行限制，对产煤业提供大量补贴，要求英国的国有电力公司优先使用英国自己产的煤等。20世纪70年代初期，保守党政府因为煤矿工人罢工而被迫下台。最近的这次罢工事件整整持续了一年多，最后工会才答应关闭大多数完全没有效率的煤矿。

以色列的情况，则显示在民主国家里，政府对利益集团的压力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以色列的经济从1948[1]年建国开始到70年代初期，一直在快速增长。但在70年代初期之后，增长开始减缓，直至近乎停滞的状态。同时，通货膨胀却大幅度高涨，成了全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地方。显然，以色列政府这个时候应该大幅削减各种补贴，取消不当的法令，减少社会转移支付，甚至还应该大量削减国防支出。不过，得到好处的利益集团发挥了政治影响力，使得该国的两个主要政党迄今为止都没有采取这些必要的措施。

利益集团也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苏联的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快速扩张，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却明显地衰退。集体农场无法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工业产品也一直没什么起色。斯大林以后的每个苏联领导人，都知道农民、工人以及工厂主管欠缺足够的生产动机，但他们谁都无法加以改善。虽然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了解不多，不过，在位的官僚、党员以及军队首脑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显然成功地压制住了改革力量。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能够得到政府帮助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和平时期通常表现得不错；但当外在环境恶化之后，其自我调整的速度往往会比不受政府照顾的民营企业慢得多。

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们来看看电子游戏产业的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到个人电脑的冲击，该产业几乎完全崩溃了。可以想象，由于缺乏政治力量的足够支持，业者不得不做出调整，以接受市场的竞争。有些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只好关门大吉，有些则转做其他的相关产品。例如，有一家小公司就放弃了电子游戏机的生产，转而开始为电脑制造驱动设备。

证据显示，严重依赖政府保护的产业，在碰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调整的速度会比较慢。因此，联邦政府过去50年来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扩大，必然削弱了美国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现在想以产业政策的方式，来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做规划的话，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应付环境变动的能力。毕竟，产业政策只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对国家整体利益没有好处。

[1]原书作者认为以色列是1949年建国，疑有误。——译者注

军费问题

■让义务兵役制回归历史的故纸堆（1991）

美国在对伊拉克入侵伊朗做出回应后，出现了很多要求恢复义务兵役制[1]的声音；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应该会让这些声音沉寂一段时间了。

主导海湾战争的是配备了先进的计算机和制导系统的尖端武器。为了成功地使用这些武器，包括步兵在内的几乎所有军队岗位，无论男女，都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并掌握丰富的经验。

仅接受几个月训练的新兵是不能操作这些复杂而昂贵的武器的。正因如此，即便是在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顶峰时期，高技术性的军事任务大多数是那些服役时间较长的志愿兵去完成的。而且，随着对精密武器的依赖性不断增加，需要经过长期训练的岗位也在不断增加。

士气高昂

20世纪80年代初，国会投票通过给应征入伍人员大幅加薪的提案，这是里根总统发起的加强军备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提高待遇并提供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军队得以在随后的10年里征召了很多特别出色且斗志昂扬的男兵和女兵。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高中毕业生比例尚不足80%，而新招募的士兵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几乎达到100%，而且军队会选择那些在能力测试中分数较高的毕业生。在义务兵役制年代，由于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和许多高中毕业生有能力逃避义务，因而军队不得不征召许多高中辍学者。与越南战争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队里的吸毒现象比民间的少得多。

军方一直受到这样的指责：过度依赖少数族裔，没有在各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内公平分配国防任务。军队中黑人所占的比例超过20%，而社会劳动力中黑人的比例仅占12%，这是事实，但是，军队的主要构成人员并非来自较低阶层，证据包括：高中毕业生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以及接近半数的应征士兵来自收入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家庭。

我认为，在为黑人男女提供工作机会方面，军队比私营部门做得更好，所以军队应该受到称赞而不是指责。约有1/3的士官是黑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是黑人。与此相比，处于公司高层的黑人则屈指可数。

一些人批评现行的兵役制，他们想要的是，通过服兵役来降低文盲率，灌输爱国主义精神，并引导迷失青少年找回自我。显然，服兵役实现不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目标。

这些目标与军队的主要目标是不一致的。军队要以最小的生命财产损失来抵抗入侵。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证明，带有不满情绪的低素质应征者是无法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的，更不要说文盲了。

社会问题

同军队一样，教育部门也面临着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的压力。再次重申，那些实现种族和社会平衡或替代父母履行教育义务之类的目标虽然值得赞扬，但教育的目标却不在于此，教育的目标是：教会学生阅读、写作、分析。这些压力虽然出于善意，但却会影响自身根本目标的实现；幸运的是，军队的领导在过去的10年里成功地抵挡住了这些压力。

有人批评志愿兵役制，如前海军部部长詹姆斯H.韦布（James H.Webb Jr.），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义务兵役制在获得民意支持方面具有优势：义务兵役制使得发动不得人心的战争更加困难，因为这种战争会遭到征召对象及其家庭的抵制。越南战争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观点。但这个观点还有一层意思：在追求民众利益的同时，义务兵役制可能会因为提供了廉价且充足的人力而激发更多的战争甚至无谓的牺牲。说白了，这个观点认为，只要志愿兵训练有素并且待遇和工作条件很有吸引力，那么志愿军的将领会更加关注其部队士兵的生命安全。不管原因如何，与越南战争相比，“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的高官们更在意的是把联军伤亡人数降至最低。越战中的大多数士兵是义务兵役制下的被征召者。当然，在意国内的批评也是一个因素。

在闪电战初期，最需要的是志愿部队的战术：闪电战的最初几天，甚至是前几个小时，可能至关重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全面发动的持久战中，需要的是成百上千万的士兵。以高工资去吸引如此众多的自愿应征者，将会大幅度提高税收并对预算形成巨大压力。在这种征兵动员中，义务兵役制把这些费用中的大部分转嫁给了年轻人，从而缓解了在预算和税收方面的压力。

显然，海湾战争让一些苏联的军事改革家相信：志愿军部队或许会比义务兵部队有着更高的士气、更强的战斗力。如果俄罗斯人比那些急于恢复义务兵役制的美国人更好地学到了这个经验，那真是咄咄怪事。

[1]有关美国的兵役制，可参见：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29178/204761。——译者注

■国防开支没有阻碍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991）

美国充当世界警察这个角色会威胁美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领先地位吗？作为美国主要的经济对手，德国和日本在弥补伊拉克战争的开销方面只是勉强做出了微不足道的贡献，这个问题便摆到了台面上。在多年前出版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这本畅销书中，作者保罗·肯尼迪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我不清楚美国在国防及新武器研发方面的开支是否适当。也许，负责防范侵略的责任应该更多地转嫁给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但是，国防支出已经严重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相关数据的支持。

包括哈佛大学的罗伯特B.瑞奇在内，很多评论家特别关注联邦政府在研究新武器方面对私营部门提供大力支持的消极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更大，不过，在过去的15年里，这两个国家也增加了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美国约有1/3的研发投入用在了军事方面，而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军事方面的花费很少。

要武器还是要食物

美国将重要的资源运用于研发新武器，这看似会妨碍民间生产率的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削减军事研发的投入，不管削减多少，也仅有一小部分该用来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由于这种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用于研究新武器的政府支出占联邦预算的4%左右，不足GNP的1%。美国的军费支出还没有大到足以妨碍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来提高民营部门生产率的程度。

美国的国防支出占GNP的6%左右，而日本仅为1%。如果美国把军费支出降低到日本的水平，那么所有节省下来的开支会进入到投资领域，这种推断是愚蠢的，但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相反，我们需要做出如下更加合理的假设：从国防军费中节省下来的资金，流向消费和投资这两个领域的比例和GNP的流向比例大致相同，基本保持在4:1不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国防支出降低到日本的水平，那么削减的军费开支中，每一美元只有20美分从军事领域流向了投资领域。即使在支付这笔额外的资本支出后，日本的投资在GNP中所占的比例仍比美国的要高出一大截。

通常的做法是比较一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但实际支出金额可能更为重要。美国的研发支出几乎是德国和日本的总和，也比法国和英国的投入大。美国的行业规模很大，美国经济体大致相当于德国的四倍、日本的两倍。要实现生产率的同等提高，大型经济体在研发上不必比小型经济体投入更多。无论产业规模大小，一项创新就能让成本下降10%。

军工研究的副产品

军工技术的发展进步也可能会渗透到私营部门。计算机、喷气发动机、雷达以及统计学上的序列分析等技术的进步就是来源于由军队赞助的研究项目，尼龙搭扣、特氟龙等很多产品起初是为了军用而研究出来的。政府资助的军用研究开发出很多产品，这无疑让美国很多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得了先机。

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一方面确实给美国产业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包括对敌对国家实行的出口限制、恐怖主义的威胁、市场的流失等。但另一方面世界警察的角色有助于为美国的商品和市民争取到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有助于在全球出现紧张局势时让美国成为避风港，这就增加了外国对美国的货币、房地产以及公司股票和债券的需求。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J.巴罗在对60多个国家1960年以来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进行了比较后，他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国防开支并没有解释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缓慢的原因。他发现，有些国家的国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占很大比重，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他国家一样快，即使比较一些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或者教育水平相近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

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另有原因的。日本特别善于适应和接受那些在其他地方（主要指美国）形成的生产理念和生产工艺。这两个国家都拥有一流的教育体系，提供广泛的实习和在职培训，而且两国人民的职业道德观都很强，一直追求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表现好，并不是因为国防支出少。

■为什么义务兵役制只会对军队造成危害（1991）

美国与苏联签署核武器协议的前景看好，这增强了美国陆军及其他常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之际废除了义务兵役制，目前实行的全志愿兵役制非常成功，但是削减政府支出的预算压力，以及陆军和海军所面临的征兵困难，导致恢复义务兵役制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平衡国会预算的压力作用下，出现了隐性税，国会也加大了对私营部门支出的控制。由于国会不断出台措施来削减赤字，将来军队的待遇可能赶不上公务员的待遇，由此导致志愿军数量下降，从而会有更多人呼吁恢复义务兵役制。有些政治家已经对此表示了支持。

不幸的是，像其他隐性税一样，义务兵役制并不会降低征召新兵入伍的真实成本，而只是把成本转嫁到了新兵头上。比如，如果被征召入伍者每年的报酬是4000美元，而他从事其他工作的收入是10000美元，那么这个新兵就得放弃6000美元的收入。实际上，这位入伍者为其服役支付了每年6000美元的隐性税。年轻人的经济实力若缴不起如此高的税。更糟糕的是，通常情况下，被征召者缴纳的税收远远超过志愿兵缴纳的显性税，因为志愿军吸收的都是那些愿意服兵役的人。同时，在义务兵役制下，被征召者不情愿放弃从事民间工作的良机。

能实现目标

在大型的持久战中，军队全部由志愿兵组成的状况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战争中，需要通过高税率来为庞大的志愿兵队伍提供资金支持，这将大大降低人们长时间工作和高储蓄的热情。因此，在大战中宜实行义务兵役制，让年轻人承担更多的负担。但是，一支应对有限冲突的中等规模队伍，用志愿兵比用义务兵更好。

在实施志愿兵役制的头几年里，志愿兵受教育程度低、毒品滥用、士气低下等现象着实对志愿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不过，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志愿兵在报酬、训练以及教育收益等方面都有所增长，从根本上改善了这一局面。现在，陆军、海军以及更有吸引力的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很容易就实现征募新兵的目标。

在经济繁荣时期，应征入伍的人数通常会有所下降；在过去几年里，虽然经济蓬勃发展，年轻人失业率也急剧下降，但依然实现了征兵目标。提高志愿军的报酬及其他福利待遇，会对志愿入伍者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有益的影响，这证实了各种研究尚未得出的证据：志愿兵的应征数量对待遇和部队条件相当敏感。

复杂的武器

过去几年里，高中毕业生在新兵中的比例超过了90%，超过了在年轻平民中的比例，而且远远高于在军队待遇得到提高之前的比例，也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比例。尽管目前武器已经变得极度复杂，甚至是过度复杂，但年轻的士兵运用起来，表现得得心应手。

那些无形的素质方面，新入伍者的情况也比较乐观。在过去几年里，新兵吸食毒品的比例大幅下降，现在或许已经低于年轻平民吸食毒品的比例了。擅离职守和脱队的比率也降到了近些年的最低水平，这反映了新兵士气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样，认为志愿军的爱国精神不如义务兵的爱国精神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军队的待遇不错，升职的机会似乎也不输普通工作，因此，与白人相比，黑人更愿意服役并延长服役期。不过，入伍新兵占全部年轻人的比例为15%，而黑人在新兵中的比例还没达到20%。大约6%的军官是黑人。入伍者之间的种族冲突得以缓和；在黑人和白人共同工作这个方面，美国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做得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把黑人的高入伍率和高延期服役率理解成反对志愿兵役制的证据。如果黑人在军队中的机会更好，难道我们不应该直接关注黑人在普通工作中的机会，而不是去关注他们在志愿兵役制下的入伍率吗？

30年前我任兰德公司顾问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反对义务兵役制的案例研究》的报告。我的研究是空军赞助的，但空军支持义务兵役制，因此拒绝资助我发表这篇报告。义务兵队伍和志愿军随后的发展经历极大地改变了军方的想法。现在，军方都认识到：体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将会吸引那些在很多方面都比义务兵强的高素质志愿兵。倘若现在写出这样一份报告，将得到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强力支持。

股市与衰退

本部分篇幅不长，其中有一篇写于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后不久，预言股市崩盘并不会导致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不过，《商业周刊》唱起了反调：在标题为“情况究竟会有多坏”的封面故事和当期其他文章里，把当时的市场惨状拿来和1929年的大萧条状况进行了比较，担心这次股市崩盘可能也会把整个经济拖垮。

我们做出这种相反的预测，是基于这样的简单计算：虽然股价重挫24%，但对民众的总财富（包括民众的人力资源）来说，只稍微减少一点而已。我们根据这种算法而做的预测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美国经济几乎没有受挫，而且股价也在几个月以内就又回到了先前的高点。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日本经济景气，股价屡创新高。西方很多人认为，日本政府官员已经知道如何确定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产业，然后通过政府补贴等方法来给予支持。他们还认为，日本政府一定积极干预了股市，人为地把股价维持在高位。但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说法的可能性都很小。原因是，其他国家也有聪明的政府官员，但他们不论是在挑选具有开发潜力的产业，还是在防止股市因利空消息而下挫两方面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前面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些人把日本的产业政策想得太过美好，我们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本部分另有一篇文章强调的是，不论是日本政府还是大企业，都没有操纵股票市场。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从那以后，对日本股市受到操纵的指责越来越少，因为日经股指从1990年高点一路下挫到1993年的低点，整整跌了60%以上；日本政府虽然一再试图振兴股市，但都功败垂成。

■你认为日本股市受到操控了吗（1990）

日本股价在过去几个月里大幅下挫，有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经济遇到了麻烦。我不以为然。

从1985年开始到1989年年底，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已经飙涨了好几倍，而市盈率（price-earnings ratios）也涨了一倍多。1990年初，日本股价报收的市盈率几乎达到60倍，而美国及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的还不到15倍。以日本股票的市盈率来判断，股价的确是太高了，而且也到了向下调整的时候。

我的看法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肯尼思R.弗伦奇（Kenneth R.French）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M.波特巴（James M.Poterba）所做的研究的支持。他们发现，由于日本的会计制度和其他国家不同，会少算公司的实际利润，因此日本股票的市盈率被明显夸大了。例如，日本公司就少算了子公司的利润，也大大低估了企业的资产价值。但这两位教授指出，就算是以西方国家的会计制度来计算日本企业的收入和资产，也让未来收入的增长有合理的调整空间，但以1989年年底的股价来算，日本的股票市盈率还是比西方国家的高得多。

任重道远

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在1987年10月全球股市大崩盘期间的股价跌幅也有限，不少华尔街权威专家就认为日本政府一定在背后操纵股市。他们也会认为日本的不动产价格在过去几年里大幅度攀升，同样是日本政府操纵的结果吗？事实上，日本政府无法控制股价，就像政府不能控制房地产价格一样。原因在于，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人数都太多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中，大约30%是由日本及外国的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其他的多数股票则由数百家上市公司持有。无论如何，日本股价从1月初到3月底之间暴跌了30%，此后，有关日本政府操纵股市的说法就开始减少了。

日本股票的市盈率长期上扬形成了一个越吹越大的“泡沫”，而企业股东只是赚取到巨额的账面利润而已。我知道所有的价格泡沫最终都会破灭，我也相信日本政府操纵股市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于是我在2月初拿出一些稿费通过美国证券交易所买了少量对日经指数的看跌期权，然后在3月底完全脱手。运气不错，泡沫究竟会什么时候破灭却并不明确，日本股价恰好在这段时间重挫，于是这笔投资让我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虽然股价大幅度挫低，但日本股市的基本面依然强劲，未来走势也相当不错。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日本男性员工的工作时数比其他成员国的都要多。日本员工的年均工作时数超过2200小时，而美国大概是1800小时，西欧各国则更少；而且，日本员工在工作期间的休息时间也比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要短。

从业女性

的确，日本员工的老龄化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但65岁以上员工继续工作的比例则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日本已婚妇女的就业参与率已经从低点开始快速上升。除此之外，日本企业也开始让妇女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升迁渠道。

日本员工的教育程度很高，而且都接受过很好的训练，其中90%以上念完高中，而美国员工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不到80%；日本的学校教育强调数学、自然等基础学科知识，学生家庭作业量是美国的四倍。双方差异使得日本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国际测验中都名列前茅，而美国学生的表现则接近垫底。日本企业招聘员工的时候，也比较认真谨慎，并且提供给员工相当完整的在职培训。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日本的储蓄率大幅度下降，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在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快速上升期后，也慢了下来，但是日本人把收入拿来储蓄或投资的比例仍然大于欧美各国。不过，各国对储蓄的定义并不一致，也拉大了这种差距。

有人认为，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归功于通产省及其他政府机构所谓的卓越领导，但我对此不以为然。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在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制定出来的，只要看看日本政府扶持国内农业的政策以及不断发生的官员贪污案件，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当然，日本的犯罪率低，诉讼案少，而且政府支出和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比西方国家的小，这些因素的确对日本的发展有利。

过度投机之后的股价暴跌是对日本股市必要的修正。这也证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日本股市同样是按照正常的供求规律运行的。但是，股价泡沫的破灭并不表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被削弱了。

■股价涨跌通常和市场心理有关（1989）

金融市场的暴涨暴跌通常和经济的真正变革没有什么关联，但起因却往往是一些小型事件，例如，联合航空（UAL Corp.）整体收购计划在10月13日宣告流产等。其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羊群心理（herd instinct）。根据羊群心理，投资者会先判断别人会怎么做，然后根据这个判断来决定自己要采取什么行动。

华尔街对投资者的这种从众效应早就耳熟能详了。约翰·凯恩斯在好几年前就说过：“专业投资者和市场投机者把精力和技术都用来预测一般投资者认为别的投资者到底会怎么想。”但我认为这句话在现代金融理论中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无论当前的股价是高是低，投资者对股价水平总是没有多大的信心，因为他们对其他交易者的意图没有把握。因此，即使股价只出现微小的波动，也会被放大成判断别人意图的信号，于是，股价下跌的时候，投资者通常不会积极跟进；股价上扬的时候，也不会把手里的股票卖掉。也就是说，当股价出现波动的时候，大部分投资者不是留在场外观望，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一直要到股价跌下去很多以后，才会有人开始逢低进场，要不就是要到股价大幅上涨后，投资者才愿意抛售手里的股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教授加纳德·盖诺特（Gerard Gennotte）和海恩·利兰德（Hayne Leland）最近根据这些原理对股价波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果假设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决策时总是临时起意，那么就容易解释羊群心理了。不过，如果把这种从众效应和理性预期及逻辑决策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分析方法是不是真能抓住决定股价的关键之所在，但他们在研究中把羊群心理的从众效应和理性投资行为结合起来，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焦虑心理

羊群心理不仅仅出现在股票市场。社会学家早就强调，很多商品，特别是和时尚及潮流沾边的东西，在消费数量上的快速增减也可以用群体互动的行为模式来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时尚领袖把自己的裙子剪短后，不少女性也开始效仿，因为她们相信流行趋势的设计者更加清楚什么是“新潮”，而且她们也不想让人觉得她们跟不上潮流。

投资者会先预测其他投资者的行为，这种预期有时候会具有某种自我实现性，导致股价真的就因为这种预测心理而出现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与企业的获利状况、利率及其他基本因素没有多大的关系。过去60年里，股价多次发生大幅波动，从中就可以看出这个道理。在这段时间里，纽约股票交易所当日平均股价的波动幅度有38次超过7%，有960次超过2%。一项研究表明，股价最容易发生大幅波动的月份是9月、10月和11月，而在股价重挫前后，都会有跌势出现。很多人认为股价大跌的原因是引起恐慌性抛售所致，但其实，股价大幅度波动的主要原因并非如此，而且在股价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中，约有半数是上涨的。

通常，在股价大幅度波动之后，经济并不会跟着出现萧条或繁荣的状况。一个不错的例子就是，股价在1987年10月19日崩盘，重挫20%。崩盘期间，有些投资者或许感到惊慌，但媒体和政府官员肯定更加恐慌，因为他们搬出1929年的情况来做比较，表明他们担心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状况。

天气预报

股市崩盘后不久，我就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预测股价重挫只会带来很小的影响，根本不会引起经济萧条（《商业周刊》11月9日）。当时美国在就业、赢利及其他经济指标方面的表现相当强劲，根据这些指标来判断未来的趋势，要比根据股市的表现来判断好得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当时拿1929年来比较的做法反倒显得愚蠢了。

如果说股价涨跌是信息有限所致，那么信息多一点，股市的表现应该会有所改善。例如，大型机构购股行为要在进场前对外公布，即实行阳光交易，这样一来，投资者就能掌握更多有关价格波动根源的信息了。再比如，美联储或政府官员股价崩盘的时候能释放明确的信号让投资者安心，也可能会避免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丧失。

目前有很多要求规范股市交易的提议，其中包括：对股市交易征收重税；禁止证券组合保险；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理查德C.布里登（Richard C.Breeden）建议在股市大幅震荡期间禁止电脑程式交易；财政部长尼古拉斯F.布雷迪（Nicholas F.Brady）建议证券管理委员会在发生金融“危机”时，有权暂停股市交易等。遗憾的是，大部分提议可能会动摇投资者本来就很脆弱的信心，反倒会增加股价出现大幅度波动的频率。

在过去几年里，股价曾经出现了很大幅度的波动，但经济却仍然表现强劲。这有力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不应该对金融市场采取任何新的规定，除非能证明它行之有效且不会对市场造成伤害。

■为什么不可能出现萧条（1987）

很多人记得，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他们怀疑同样的灾难会不会再度上演。我不知道这两次股市崩盘的原因何在，但我相信，只要经济政策不发生彻底转向，即使股市遭遇此番重挫，也不会出现严重萧条。股市暴跌的确令人不安，但没有理由夸大它在就业、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所造成的后果。

在过去两个月里，股价跌幅达25%，总市值几乎蒸发掉1万亿美元。这当然数额巨大，但对一般人的总财富而言，实际的损失并不大，因为大多数财富体现为个人掌握的劳动技能和所受到的培训，这些才是当前收入和未来收入的来源。在美国拥有的总财富中，75%以上是属于这种“人力财富”。其他的财富则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的企业资本、不动产、耐用消费品、政府资产以及现金等。

商务部估计，美国的非人力财富总值大约是13万亿美元，因此，股票市值蒸发1万亿美元，非人力财富损失不到8%，总财富的损失不到2%。这个跌幅会对民众的消费行为构成明显的影响，也会大幅度降低民众对豪华住宅和高档汽车的需求。不过，总财富损失2%以下所导致的消费下降并不会引发严重的经济萧条。

经济依然强劲

民众预期的改变会拖累股价，也可能会打击资本投资新计划的信心。不过，美国经济在过去5年的表现相当优异，经济发展依然强劲，因此股价下挫对企业支出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美国目前强劲的经济表现显然和1929年不可同日而语。目前的产出水平增势喜人，第三季度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达3.8%，而且通货膨胀压力不大，失业率处于近年来的最低点，产能使用率也很高，制造业正在重振雄风。

国会和总统可能很快会就政府预算赤字问题达成一致：一方面提高税收，另一方面适度削减联邦支出。同时，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看来这是无法避免的事，但贸易逆差会因此而减少，从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令人不安的是，即便如此，但目前的股价波动趋势并不符合“有效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在公司的赢利现状和前景、利率及其他决定股价的基本因素等方面所拥有的任何信息，都应该在公司股价中完全反映出来。这个理论在财经理论方面备受重视，而且在期权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定价方面也大有用武之地。该理论认为，当有关股市基本面方面的信息出现变化的时候，股价也会跟着改变。

然而，股票、不动产或外汇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似乎都超过了信息变动所能解释的范围。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股价在10月19日当天重挫20%以上。而股价从1985年年底一路上扬至今年8月25日的高点，同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种股价大幅波动的现象等于对有效市场理论泼冷水，因为在股市的基本面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出来足以解释股价的迅猛波动。在股价大涨大跌的时候，联邦的预算赤字都是一样大。通货膨胀率及利率的上升速度也很慢，无法解释为什么股价在“黑色星期一”会跌得那么厉害。同样，美国虽然陷入两伊战争，但也不至于造成市场崩盘，因为没有多少投资者认为中东地区会爆发严重冲突。

自我实现效应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些差异似乎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有关。很多投资者在决策的时候并不是以基本面为根据，而是尽力去揣测别人会怎么做，然后抢在别人之前下手。凯恩斯说过：“专业投资者和市场投机者把精力与技术都用来预测一般投资者认为别的投资者到底会怎么想。”有些投资者试图破解股价波动的模式，或者依靠与基本面没什么关系的其他因素来做出投资决策。

不幸的是，投资者根据这些无关因素并通过揣度他人行为而形成的预期心理，能产生某种自我实现效应，从而一度造成股价的大幅波动。这种自我实现性质的预期不能说是非理性的，但的确会减弱股价水平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

怎么办呢？当股价大跌，特别是在出现恐慌性抛售的时候，总统、美联储主席及联邦其他高级官员出来讲讲话，会有助于让投资者冷静下来。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为了缓和价格的波动，联邦政府应该对指数期权、电脑程式交易及其他新兴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方法加以限制。不过，从大部分政府监管法令对金融市场所造成的伤害来看，我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不管实施什么管制措施，都会是严重的错误。

■下一次的经济衰退究竟会有多严重（1989）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周期中的增长和衰退都变得越来越温和了，因为目前的增长期已经进入到第76个月了。除了越战期间的那次经济增长外，这次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简称“二战”）持续最久的。不过，正如“只燕不成春”，单凭这一次长得不同寻常的繁荣期并不能说明美国的经济走势会如何。事实上，我认为美国的经济周期并没有变得比过去温和。

令人遗憾的事实是，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周期方面的专家都不知道繁荣期为什么到最后一定会终止。而且，他们也不清楚不管是严重的还是温和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总会终结。虽然经济学家们过去几百年里投入了很多努力来进行理论上和统计上的研究，但还是找不到答案。

经济学家们甚至不能确定商业周期到底是不是自行产生、依据市场或经济体系内在的逻辑来继续往前推进的。情况很可能是，每一次经济周期都是经济对外在冲击所产生的反应。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价格飙升，糟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都是这种外在冲击的例子。

经济表现，实难掌控

其实，“商业周期”这个术语本身就用词不当，因为经济状况总是在变动，不会以相似的波长和振幅来进行周期性的重复。经济的扩张期和衰退期在持续时间上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二战后，经济出现了9次扩张期，平均持续时间仅为48个月，包括当前的这一次在内，有两次超过55个月，另外有两次则不到25个月。

这次经济增长开始之前，美国刚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从1981年7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11月。后来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各方面的状况都很疲软：失业率超过10.5%，工业设备空置率也很高。因此，接下来出现长期的、强劲的经济反弹，并不令人意外。

很多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增长之所以持续那么久，也与美联储制定了明智的货币政策有关。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美联储在遏制日趋高涨的通货膨胀的斗争中不做出过度反应，那么当前的增长差不多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当然，没有理由怀疑美联储不会这么做，但问题在于，美联储并不知道怎样才做得到。

也有人以里根政府实施的种种政策来解释这次经济长期增长以及他们认为未来经济变动会比较温和的原因。他们特别提到了几项政策，包括大幅度调低个人税率及其他供给政策、放松监管政策、实行美元贬值、削减预算赤字等。在这些政策中，很多的确有助于改善经济的表现，但谁也无法解释这些因素和经济的强劲有多大的关联。

过去，当经济发生不寻常的状况之后，人们总会无端地生出乐观或悲观的情绪。大萧条让很多3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相信：要不是政府在支出方面提供了大范围的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当时哈佛大学著名的教授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就创造出“长期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一词来强调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也没有人提及长期停滞的说法了。

大萧条结束后，美国的物价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前半期一直相当稳定，于是有些经济学家预测在和平时期不会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但不久之后，美国偏偏在70年代就遭遇了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未来走势，仍需谨慎

最近有一个例子证明，在发生重大事件后，人们普遍会做出错误的反应。在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后，很多人认为投资和消费会大幅度降低，从而导致经济陷入萧条。有人把3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拿来做比较，因为大萧条就是1929年股市崩盘后随之出现的。但这次股市重挫后的经济增长势头丝毫未减，很多人早已忘了当时的悲观气氛。

包括我个人在内的一些经济学者，当初就不同意多数人的看法，我们预测的是股市暴跌不会对经济构成严重影响。后来证明我们预测对了，但并不是因为我们（至少我个人绝对没有）对商业周期的根源或股市的运行有什么真知灼见，而是因为我们认为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对1987年的状况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因为它未必就是造成30年代大萧条的根源。何况1987年10月的经济表现仍然很强劲，虽然股价跌幅达25%，但绝大多数员工和消费者的总财富只略有减少而已。

从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经济周期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下次的经济紧缩会来得格外温和。我们学到的教训是，美国还是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此前的扩张期的期限长短并不足以说明接下来的衰退会有多严重。但我还是要再次提出警告：在预测经济周期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国际贸易与国际协议

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贸易的快速扩张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大幅度减少了小国所处的劣势，因为这些小国虽然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但可以用巨大的国际市场来取代。这意味着，在政治或经济等方面长期对立的民族，已经没有必要为了扩大经济规模的好处而被迫共同生存在同一个国家里。

我们看到很多规模很小的国家利用国际市场来销售产品，从而取得了相当杰出的经济成就。这些小国家的成功鼓励了几个面临严重民族问题的国家走向分裂，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分裂成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及塞尔维亚等小国。除此以外，很多国家的民族也因此而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力，甚至于要求独立，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东北地区的加泰隆尼亚以及库尔德民族等。

欧盟计划用欧元这种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共同货币来取代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及其他成员国的货币，本部分有篇文章对此提出了批评。在目前的国际资本市场中，各国货币已经可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因此，我们建议欧盟应该反向而行，也就是增加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借单一货币的实施而减少彼此的竞争。

要提高欧盟各国货币的竞争，第一步就要让所有成员国都接受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为法定货币。加剧这种竞争之后，某些国家通过滥发货币来增加政府收入的现象会减少，从而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如果各成员国的货币相互竞争，那么货币发行控制很差的国家就会发现自己不再因为拥有货币垄断而受到保护。当本国货币开始大幅贬值的时候，该国的家庭和企业就不会继续持有“自己”国家的货币，而会转而持有别国的货币。西欧各国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很多人在看了之后也写信把意见告诉我，赞成和反对的人都有。

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的问题，最近几年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来讨论如何保护世界资源，其中有些是由联合国组织召开的。虽然生物学家保尔·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等人不断针对人口增长的问题向世人提出警告，但人口增长到底有多严重的不利影响，至今没人加以证实。毕竟，虽然世界人口在过去50年当中快速增长，且翻了一番，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达到几个世纪以来最快的水平。而且，在经济持续增长且民众教育程度提高之后，无须采取人口恐慌论者所鼓吹的强制节育或其他法律措施，生育率很快就降了下来。

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环境灾难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不过，环境保护运动往往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下就预测会有重大的环境灾难发生，像埃尔利希就曾经预测20世纪70年代会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而出现大饥荒。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这些做法反倒降低了环保运动的可信度。

还有一个可以说明环保问题遭到过分渲染的例子——有人不断宣称，地球大气层因为二氧化碳的污染而产生了严重的温室效应。尽管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后，工业制造二氧化碳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有效限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真的会有大灾难发生。我们的看法是，目前还没有理由在这件事情上着墨太多，最好的做法是继续监测全球气温的变化，并且留意其他可能出现的证明全球气温大幅上升的证据。

国际贸易

■放弃货币联盟——加强欧洲各国货币的竞争（1995）

我最近到西班牙访问的时候，经常有记者和企业界人士询问我对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的看法。欧盟打算在1999年1月开始实行欧洲统一货币，很可能命名为欧元（Euro）。我不是货币问题专家，但我强烈反对这项计划。我认为，加强各欧共体国家货币之间的竞争要比取消这种竞争的做法好得多。

如果欧盟15个成员国的大部分民众相信欧洲中央银行未来的作为能和目前德国央行一样，那么他们都会支持货币联盟的计划。然而，民众担心的是，目前各成员国的财政需求和货币需求并不相同，因此欧洲货币联盟制定出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是各成员国在经过政治较量后折中妥协出来的结果。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德国人“并不认为”欧洲共同货币会像马克那么稳定。德国前总理科尔不愿冒着政治风险在德国对货币联盟的计划举行公投，原因可能在此。英国保守党内部也有人反对欧洲货币联盟，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英国似乎要到2002年以后才会考虑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权力分散

事实上，有些德国人已经通过转移资产的方式对货币联盟计划投了反对票。瑞士法郎相对于德国马克来说在不断升值，这是因为德国人宁可接受较低的回报率，也要把以德国马克计价的资产转成由瑞士法郎计价的资产。瑞士决定不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因此瑞士法郎将维持其独立的地位。另外，1999年以后到期的德国公债利率目前的市场行情也看好，原因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实施还具有不确定性。

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最欢迎货币联盟计划，因为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比较高，而且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太稳定。还好，有个方法既可以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众，又不会损害实施强硬货币政策的德国等国家的利益。这个较好的方法是不把权力集中在某个单一央行的手里，而且鼓励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分散给各个成员国。

如果政策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必须实行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各成员国在征税的时候，允许有货币选择权，既可以用自己国家的货币，也可以用马克、英镑、法国法郎以及其他成员国的货币来缴税。同时，也要允许店主、雇员和供货商接受上述任何一种货币来进行商品和劳务方面的支付。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则由市场供需来决定，因此不受欢迎的货币自然会贬值。

赤字控制

各国货币保持竞争态势，有助于约束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它们增加货币供给、弥补预算赤字的动机会因此而减少。这些政府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可疑的支出项目，例如补贴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等，从而造成严重的预算赤字。如果政府试图以增发货币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汇率就会贬值，因为个人和企业都会改用比较稳定的货币来进行交易。

按道理，各国的民众还是更喜欢使用本国货币的，但在慢慢适应新的制度之后，不论消费者、员工或生意人，都会越来越经常地使用购买力比较稳定的货币。因此，只要马克持续表现良好，德国人就会继续主要依靠本国货币来从事交易。

同时以多种货币进行交易会产生一定的交易成本，但经过一段调整期以后，大概就只会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毕竟，国际机场里的很多商店现在就接受十多种货币，而这与使用美国运通卡、欧洲信用卡等支付方式比起来，也只会稍微麻烦一点而已。而且，如果企业界人士只选择使用一种或两种货币来交易，也可以节省这方面的成本。由于不同国家的人们能自由选择使用哪种货币，他们会以最稳定的货币来进行交易，不管是马克、英镑，还是意大利里拉，只要汇率稳定，都有可能成为主导货币。

全世界的国家都已经发现，在钢铁、电信和航空等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市场竞争比垄断经营具有太多的优势。欧盟在推动共同货币计划时，完全忽略了这个教训。不过，现在改变方向或许还不迟，可以通过加强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来惩罚和打击那些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不负责任的政府。

■竞争是独联体国家的必由之路（1992）

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竞争机制将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建设带来重大机遇。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最重要、最持久的收获莫过于在不同政策和制度之间前所未有地引入了竞争机制。竞争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感受到压力，促使其改善国内秩序，以吸引国内外投资、提高民众满意度。

正如企业间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抢夺市场份额会使消费者受益一样，如果独联体内的各类民族团体可以在拥有各自独立政策和方案的国家间自由选择其所属国，那么他们也将获益良多。

成员国间政治经济政策的竞争机制将会是高效的，当然，这要以独联体允许成员国间商品、资本、人口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如果这些成为可能，那么在独联体的某些地区因错误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时，该地区人口和资本将会同时流失，流向经济成就显著的其他成员国。同时，采用高压政策限制人民自由的国家的移民迁出量将会变得异常大；因而，自由移民政策将会保护少数民族免于大多数野蛮歧视的侵害。例如，如果阿塞拜疆歧视其国内的亚美尼亚少数民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有可能干脆移民到亚美尼亚或其他成员国。

开放边境？

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严厉限制移民权利，尤其是年轻技术工人的移民权利，这绝非偶然。这些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了民众“用脚投票”的威力。东德首次取消迁出限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青年上演了一场疯狂的“出埃及记”[1]，直接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尽管成员国可能同意，然而在整个联邦内实行商品和资本自由交易、人口自由流动，并同种类繁多的其他相关政策协调一致，一时之间不太可能完成。成员国害怕被俄罗斯主导，而且其他民族团体间也存在敌视矛盾。在斯大林主义政策下，不同地区间大量人口的迁入迁出，导致这些摩擦愈发加剧。但是，过去交恶的西欧国家之间如今正在加强协作的例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成员国也可能强化彼此间的合作。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欧共体已经签署协议在20世纪末统一欧洲货币。他们哀叹民族对抗与恐惧使得独联体无法把旧卢布换成新卢布。但我认为一种统一的货币应该经历一个自然演变的成型过程，而不可在形成伊始便横加干涉。统一货币政策的簇拥者们经常声称新货币会在有效的管理之下，降低通货膨胀率且便于与硬通货进行兑换。但倘若管理不善，就像阿根廷比索那样，实施了同样统一政策的新卢布又会有何遭遇呢？实际上，失败的货币经营案例要远比成功先例普遍得多。

自主发行货币

如果成员国愿意，最好让它们独立发行货币，然后从各种货币的竞争中获益。于是乎，如果俄罗斯的卢布比乌克兰的货币更加稳健，那么乌克兰的公司和家庭自然会在进行一些交易时使用卢布。

民众对政府发行的货币的弃用促使其更负责任的作为，同时本国货币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好处也鼓励政府更多地制定明智的货币政策。成员国甚至可以通过将其货币与一些硬通货绑定的方式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像港币依附于美元那样。

显然，成员国间的核武器竞赛百害而无一利。对于新独联体来说，为其国土上数千颗核弹头设立有效的控制与安全保障措施至关重要。西方国家希望看到这些核弹头被销毁，也愿意对拥有核武器的成员国提供相应的裁军措施和其他补偿。

如果独联体不能对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进行允诺，一些小的成员国，如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可能将很难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立足。但一些语言、货币独立且人口稀少的单一民族国家平均来看却做得相当好。近几十年来，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要好于平均水平。国际贸易和资本流通为小经济体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世界各地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大量的产品。

小国经济发展的可行性，为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具有强烈国内民族矛盾的国家解散成为松散的邦联，或完全分裂为两个国家的现象提供了解释。他们也将因不同国家间的竞争机制而受益，因为民众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

[1]出自《圣经·旧约》，以色列人因不堪埃及人的压迫而逃出埃及。

■用美元汇率贬值来解决贸易赤字（1988）

近几年来有很多人认为，美国贸易失衡的问题不能再凭借美元汇率贬值等传统方法来解决。在他们看来，高额的预算赤字、过高的工资水平、日益薄弱的制造业，再加上其他国家设立的贸易壁垒等，都削弱了美元贬值所能发挥的效果。

我早前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倡导自由贸易政策（《商业周刊，7月20日》），但是，就连一些经验丰富的企业主管都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要我举出几个国内企业从美元贬值中获益的例子来。还好，这个经济世界还没有发生错乱。生产者和消费者，包括国外的消费者，依然会对刺激做出反应。现有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过去的观点现在仍然是正确的：如果美元大幅贬值，很多美国厂商销售到外国的产品数量就会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美元贬值对贸易逆差的改善效果，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在1984年是800亿美元，在1986～1987年，则增至1500亿美元左右，而在此期间，美元兑日元和马克等外国货币是大幅度贬值的。不过，美国的贸易赤字终于在近几个月开始下降，而且由于美国公司在过去这段时间提高了市场营销技巧，并增加了销往海外的专有技术，因此贸易赤字应该会继续减少。

错误观点

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过去几年里呈下降趋势，但这个趋势已经得到扭转。目前的出口量与1983年最低点的时候相比增加了60%；同时，进口已经停止增长，从1月份的数据来看，出口已经开始下降。连日本的贸易顺差也已经连续10个月降低，而来自美国等地的进口则逐渐攀升。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制造业出口的降幅高达25%，而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则增长迅猛。据此，有人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病入膏肓。不过，美元在1980～1984年间升值了40%，这大大提高了美国相对于日本等国的生产成本。美元在过去两年里出现贬值，这已经抵消了过去的升值幅度，因此，现在很多国内厂商在面对国外强劲的对手时，就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有些贸易保护主义者支持格普哈特（Gephardt）对贸易法案所提的修正案及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他们声称，美国贸易之所以出现逆差，主要是因为外国的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受到剥削，以及外国厂商在美国市场进行倾销，同时又对进口美国商品实施限制措施所造成的。不过，美国现在的工资水平比西德低得多，但和日本差不多，而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位居前列，日本则是最大的顺差国。尽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工资水平远低于美国，但过去几年里的工资快速增长，而同期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却急速上升。

倾销指控

如果外国公司想要在美国市场以倾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把东西卖给美国——的方式来“援助”美国，那么美国人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有种解释是，一旦外国产品以低价手段将国内厂商逼出市场之后，这些公司就会大幅调高价格。然而，每当外国竞争者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的时候，就会有人控告其倾销，但这种掠夺式定价策略，鲜有获得成功的例子。

在过去10年里，增你智电子公司（Zenith Electronics Corp.）一直指控日本电视制造商在美国市场倾销，但始终没有指控成功。的确，几乎所有的国内电视制造商都因为价格竞争不过进口产品而不得不退出了市场，但进口电视的价格并没有上升。原因在于，外国制造商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而且国内厂商随时都有可能参与到竞争中，外国厂商根本没有机会掠夺性地抬高价格。日本电脑存储芯片制造商也受到倾销指控，为了遏制这种所谓的倾销，里根总统于1986年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以压低日本制造商的产量。结果是，美国厂商买到的储存芯片在价格上反而上涨了一倍多。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德国及其他大多数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确运用了进口关税、出口补贴以及进口限额等手段来限制进口并刺激出口。这些措施既伤害了美国企业，也伤害了本国的消费者。但日本或德国实施的贸易壁垒或许比美国的高不了多少。美国也对汽车、钢铁、纺织品、糖等商品的进口设立限制，通过进出口银行来补贴出口，并实施了把农产品销往国外的计划。同时，美国也不应该把贸易赤字完全怪罪到外国的贸易壁垒上。比如，日本在过去几年里就减少了贸易壁垒，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持续增加。

过去30年来，由于国际贸易的快速扩张，世界各国的消费者都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相当丰富多样的商品。国际贸易的增长可说是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互合作的极佳例证，而且，有些国家制造的商品是美国消费者所需要的。国会将会制定出额外的法案来破坏各国合作的成果，并惩罚这些国家吗？

■所谓的“公平”贸易，就是为国内厂商谋利（1987）

我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里呼吁美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并且不赞成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对美国享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实施惩罚性措施（《商业周刊》，1987年5月25日）。很多人反对我的看法，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本身就实施了关税等限制进口的措施。韩国和中国台湾运用进口限额及其他不易觉察的手段，一方面将进口商品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也鼓励自己的厂商出口。比如，韩国仍然不准汽车进口，而中国台湾则严格禁止大米进口。

毫无疑问，如果韩国及中国台湾在美国的威胁下减少进口壁垒，那么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以及美国的出口厂商都能够得到好处。但遗憾的是，政府针对“不公平”贸易措施所采取的报复政策，通常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这种政策往往会成为保护国内业者的借口，使他们不用面对外国厂商的激烈竞争。

国内企业往往会以国外厂商进行倾销和剥削廉价劳动力为名，要求政府实施报复措施，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掩饰其提高利润和收入的欲望而已。造成的结果是，国内消费者要接受更高的价格，而国内效率低下的产业却受到保护，它们不需要和外国生产商在产品开发和效率提升方面展开竞争。

我们来看看增你智公司长期控告日本电视厂商的例子。增你智公司声称，日本公司在美国销售电视机及其他电子商品时，故意把价格定得比成本还低。这种做法似乎对美国消费者有利，但原告公司称，最终的结果将是美国厂商被逐出市场，而日本公司再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美国最高法院在1986年驳回这种说法，并且表示，事实上日本厂商在这些产品的生产方面更有效率。国内还有很多公司也指责外国业者进行倾销，或以掠夺性定价策略来逼退国内业者，大部分的说辞不比增你智公司的好到哪里去。不幸的是，有些案例真的让美国对进口设定限制。

利益被忽视

忽略国际贸易的多边性，而通过双边协议来实现与个别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这是民主党众议员格普哈特的提案内容，我们可以认为，该提案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所谓的“公平”贸易。同时，如果强迫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得向日本购买工业用化学原料、货柜车以及设备等，而必须向美国购买这些产品，这种做法也不能说是公平贸易。更何况日本的产品价格更便宜，质量也更好。

当经济问题必须从政治角度来做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消费者的利益，而顾及的是劳动者及生产者等特殊团体的利益。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理由很简单：某些商品的价格调高的时候，一般消费者只会受到轻微的伤害，但公司及其员工在其产品价格大幅度调升的时候，则会大获其利。其中，贸易政策又特别容易忽视消费者的权益，因为外国厂商通常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很小。美国对汽车、钢铁、电视机、服饰等产品的进口都制定了很苛刻的配额限制，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产业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而对进口商品设定配额的措施，会大幅度提高美国消费者所必须支付的价格。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国家的生产商对其他国家实施的不公平贸易夸大其辞，就是为了获得法律的庇护，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发展空间。亚当·斯密在200多年以前就在《国富论》这本书里对报复性的贸易措施提出了批评。他说：“为了补偿某些人（因为别的国家征收进口关税）受到的伤害，而采取措施让自己再度受到伤害，而且不只那些人受到伤害，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受到伤害，这似乎是一个很坏的做法……”

历史的教训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加迪什·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最近以“贸易的互惠和公平”为题发表了一篇相当好的论文。他把英国在19世纪末的状况，很巧妙地拿来和美国现在的情形做对比。英国的保护主义者当初攻击自由贸易政策的说辞，就和现在用来要求在贸易上实施报复措施的借口一样。英国当时的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则为自由贸易政策提出辩护，并且对报复措施背后的动机大力抨击。然而，即使他具有滔滔雄辩的能力和崇高的社会声望，也只能暂时维持现状而已，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最后还是宣告结束。很多英国产业后来成功地要求政府对海外竞争者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并设置了其他进口壁垒。

因为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重要的工业大国。但到了20世纪，英国的经济实力出现了衰落，原因纵然有很多，但员工和资本家显然脱不了干系：他们以实施贸易报复措施为名来掩盖自己希望获得政府保护的意图。美国应该从英国经验中得到教训，拒绝以公平贸易为名所提出的要求。只要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利益和经济效益，就算别的国家不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美国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来实施这样的政策。

■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应该赞扬，而不是惩罚（1987）

如果众议院通过了格普哈特贸易修正案，那么对美国享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就会面临压力，必须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同时得增加进口。这项修正案当然会影响日本，但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伤害可能最大。我最近到韩国和中国台湾访问，发现他们对美国以这种方式施压感到大为不满。强迫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并不能解决美国贸易失衡的问题，但可能会严重影响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中国台湾和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各自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接近50%和40%。美国1986年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分别是7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与韩国、中国台湾的贸易金额来比算是不小，但和美国1986年整体贸易赤字1500亿美元比起来，则只能算是个小零头。

在1982年以前，没有人抱怨韩国从事不公平贸易，当时韩国对美国的贸易通常是逆差。当然，韩国和中国台湾并不是在这几年学会如何把商品倾销到美国市场，或为了在价格上和美国商品竞争而故意剥削当地劳工。事实上，1990年以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实际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了35%以上，而美国的工资水平则没什么变动。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增长，绝不是因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剥削了廉价劳动力，也不是因进行倾销等不公平贸易措施而造成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突出的表现，而且还继续快速地往前迈进。过去25年来，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都超过6%。虽然他们的石油等能源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但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价格急速上涨的时候，中国台湾和韩国却应付自如。中国台湾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排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前头，而韩国也从原来十分贫穷的国家变成富国。同时，中国台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而韩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也不算大。

这些卓越的成绩，一方面验证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明智的外国援助计划所带来的效果。在20世纪50年代初，韩国经历了朝鲜战争，百废待举；中国台湾则必须安置200万名从中国大陆撤退来的士兵和官员。在接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之后，中国台湾和韩国在50年代后期由原来政府严格控制的内需经济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当时，这种转变在第三世界国家属于首创，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为主，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因为要依赖于民间企业，所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界人士和劳动力得以利用国际市场扩张之际而得到发展的契机。

当然，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文化都强调勤劳和自制，但不能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就完全归因于这些品质。毫无疑问，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民间企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1960年，朝鲜与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相差不多，但现在韩国比朝鲜高出了两到三倍。虽然媒体广泛报道韩国在推动自由选举和实施民主化措施方面显得犹豫不决，但和朝鲜政治上比起来，韩国的政治气氛则让人觉得轻松得多。

惩罚消费者

朝鲜、古巴以及印度等很多国家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但没有哪个国家会把他们的过度出口和不公平贸易当成问题。当然，美国也不会对朝鲜和古巴等经济表现不佳而又经常从苏联和中国得到援助的国家特别有好感。相反，韩国和中国台湾已成了经济巨人，并且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步。而且，为什么只因为韩国的现代集团生产的新车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进口车以及中国台湾能制造便宜而受人喜爱的录像机和服饰，就必须让美国的消费者跟着他们一起被罚？

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傲人成就，已经让发展中的国家都知道了民营企业的好处。这样的结果比美国大力宣传或经济理论的传播都有效得多。美国国会和总统当然应该拒绝接受《格普哈特修正案》。除此之外，强迫韩国和中国台湾降低对美国出口所施加的压力，也应该予以放松。否则，这两个凭着民间企业和国际市场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成功榜样，可能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瓦解。

小国问题

■国际贸易的扩张推动了小国经济的蓬勃发展（1994）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独立国家已经达到191个。在解读国家数量加倍增长的原因时，通常都会提到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但往往会忽略一个主要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建立独立国家的经济成本大大降低了。

从1950年以来，全球进出口的年增长率高达10%左右。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期间，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依然维持在5%。结果是，经济的发展不用再看国内市场有多大，连小国都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了。

事实上，现在小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反倒享有优势。经济效益原则要求小国只专注于生产若干类商品和服务，因此能够在某些大国无法填补的领域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由于小国经济的同质性较强，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也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小国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也不容易成为进口配额等限制措施的打击对象，因为其规模还没有大到会对大国制造商构成影响的程度。同样，欧盟等国际组织也愿意接纳小国加入，因为它们的生产量并不会对原来的成员国构成太大的竞争威胁。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国家和地区规模小并不是个问题。毛里求斯是个印度洋上的岛国，面积只有720平方英里，该国专门从事服饰的出口和旅游业，从而得以繁荣发展。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也是只靠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然后转卖到其他亚洲国家而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奇迹。目前，这两个地区的进出口量仍然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因为在加起来总共730万个居民里，有很多人积极从事商品贸易和金融工具的交易。

摩纳哥王国只有5000位公民，居民人数大约3万人，国土面积只有368英亩。它在国际贸易上开创出不少特殊的项目，也成了全球知名的赌城。另外，很多国际知名的职业网球明星和企业家等高收入者，也为了逃避所得税和财产税而搬到这个国家。在几年里，外来人口就已经将这里的不动产价格哄抬到比法国高出6倍的水平。

中国香港、新加坡、摩纳哥以及毛里求斯等地，并不是因为小而享有好处的特例。从1950年以来，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略高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我认为，有这么多小国和地区在经济上表现那么好，是让某些有增无减的种族冲突公开爆发的原因之一。例如库尔德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间的问题以及加拿大英语及法语区之间的冲突等。很多类似这样的群体认为，如果他们能成为独立国家，并且专门在某几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上求发展，在经济上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成功故事

一两年前，捷克分裂成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原来拥有共同的货币、贸易以及相关的生产网络。在各自独立以后，两国都曾经面临一些适应上的问题。但现在捷克共和国已经开始发展了，失业率低、增长快，并且成功地将出口市场转向西方国家。很多捷克人原来反对分裂，但和较为贫穷的斯洛伐克分道扬镳之后，经济实力变得更强。而斯洛伐克在推动民营化政策后，企业被迫学习如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经济自然也会走向繁荣。

捷克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很多在民族和文化差异上面临严重冲突的国家。举例来说，一般人认为，如果魁北克从加拿大独立出来的话，经济方面的表现可能会变坏。显然，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或许在经过一段艰难的调整期后，魁北克就能通过和加拿大、美国以及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在国际经济里找到自己的发展根基。如果魁北克独立的话，对加拿大的经济或许也有帮助，因为一方面可以减少文化上的冲突，另一方面也不用再为了政府收支的分配问题产生争执。

在现代社会，各国经济通过贸易而相互联系，因此国家规模较小反而成为分工国际化过程中的一种资产。而民族主义也不过是在国际贸易持续扩张的情况下，利用机会成立新国家罢了。

■民族独立声浪高涨，但全球市场正走向整合（1991）

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伊拉克等国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彼此对峙的气氛紧张。在混乱的形势之下，有些国家不久可能被迫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国家，或由几个相当于独立的共和国共同组成联邦。但明年，西欧的12个长期以来政治冲突不断的国家，反倒将整合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这种在政治上走向分裂但经济上迈向整合的发展动向，反映了两大趋势：一是单一民族大国的优势在渐渐减少；二是扩大市场范围的好处越来越多。

从传统上看，规模庞大且由中央政府掌管事务的国家，更有能力应付外国侵略，增加税收来支付政府开支，并提供开放的国内市场，以利于商品交易及人口流动。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就以这些因素为由，支持新获独立的美国废除《联邦条例》，然后制定新宪法，让联邦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密尔顿当初考虑的所有因素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新型武器不断开发，加上美国在全球扮演警察的角色，因此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已经减退，而政府在税收及提供补贴方面所拥有的经济规模，有时候反而变成剥削弱小民族等团体的工具。

同一个世界

由于独立国家间制定的贸易协定以及所有国家间贸易的快速增长，庞大的国内市场所带来的好处已经被抵消了。同时，由于货物和民众的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通信方式又便宜又快速，国际贸易自1960年以来获得迅猛发展。同时，各国通过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展开降低关税的多边谈判，也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在这些发展之下，企业在寻找产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的时候，就可以超越国家界限来向外寻求发展。美国的国内市场纵然庞大，但不再能够独力支持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例增长了三倍，原因便在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成立的国家就超过了70个，其中大多数是规模相当小的国家。不过，这些国家虽小，自然资源也相当有限，但在国际贸易机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某些不依赖国内市场并大力推动进出口的国家却得以繁荣发展。

新加坡的人口不到300万，但从20世纪60年代迄今，其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都超过7%。这是相当难得的纪录。该国的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等的出口值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1%。中国台湾的出口也占总生产的一半以上，同样在经济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

不过，国际贸易还是不能完全取代自由贸易区，因为出口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必须面对大量的进口配额等贸易限制。各国之间如果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就能克服这些障碍，并让主权国家能够得到更大的市场。这种贸易协定比政治整合要容易达成，因为不会让人担心强大的国家可能趁机扩张势力。

长期的紧张关系

在1994年年底之前，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将组成一个共同市场，总人口达1.9亿人，而生产总值则占了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半以上。美国和加拿大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还打算和墨西哥以及智利就类似的协定进行谈判。不过，反对的声浪却很强。这些协定的签订，几乎可以消除所有产品和服务项目的贸易壁垒，同时又不会牵涉其他国家的政策。例如，美国和墨西哥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时候，就不会讨论美国取缔墨西哥非法移民的事情。事实上，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也做不到。

欧共体不久将对除农产品以外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实行自由贸易，在12个会员国里，人口流动也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各国在某个范围之内也会在税收和政府补贴政策上采取一致的做法。不过，虽然很多推动欧洲统一的人希望欧洲能实施单一货币制度，成立单一的中央银行，并实施共同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但这些目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海湾危机就暴露出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英国和法国都派兵前往波斯湾，但德国等其他国家则持观望态度。长期以来，法国和英国之间以及德国及其邻国之间就存在着紧张关系，这是根深蒂固的，不会因为几十年来彼此的善意就消弭于无形。

我认为，不论是南斯拉夫、捷克、苏联、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或伊拉克，还是其他地区，各民族要求自治的压力并不会有所缓和。相反，政治上寻求自治而经济上走向结盟的趋势，直到21世纪还会继续下去。

■小国也能发展得不错（1990）

当魁北克、立陶宛、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西班牙等地的分离主义者要求独立的时候，常常有人会指责他们说，就算真的实现了独立，这些国家也会因为规模太小而在经济上无法生存。不过，大国在经济方面是不是普遍享有绝对的优势，结论仍然未定。

按照人口规模来划分的话，从1960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较多的半数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并不比人口较少的另一半国家来得高。按照土地面积来比较的话，小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大国略快一点。就算把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在1960年相差不多的国家拿来比较，大国和小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也没有明显的差别。

这些令人讶异的结论是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萨默斯等人所做的研究得来的。大国不仅在经济增长率上没有占到上风，连人均国民收入也不比小国强。事实上，不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国土面积来比，大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比小国还稍逊一筹。

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显然，小国会因为国内市场规模不大而受到限制。对它们来讲，在汽车、钢铁或飞机等诸多产品的生产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太小，根本实现不了规模经济。不过，这些国家还是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扩大市场。近几十年来，由于国际商务快速增长，国际贸易变得更容易了。小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的确更大，其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比大国要大。

长焦距

不过，国际市场纵然大，却无法完全替代国内市场，因为国际贸易会受到关税及进口配额等的限制。人员的跨国流动所受到的限制就更加严格了。相对而言，不论是商品还是人口，在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流动都要自由得多。

举例来说，魁北克居民可以搬到多伦多去住，也可以把东西卖到温哥华，但如果目标地换成美国或墨西哥，就得担心关税、移民配额及其他限制措施了。同样，乌克兰把产品卖到苏联，也比卖到西欧容易。有些产品不需要很大的国内市场，小国通常会专门生产这些东西。所以，智利出口蔬菜及水果，以色列销售小型武器，毛里求斯外销纺织品，科威特则生产石油，它们都不把精力用来生产汽车或飞机。

但是，大国在经济上也会碰到各种问题，这抵消了其国内市场的优势。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大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为了得到补贴或影响立法会对政府进行游说或施压，这对经济构成了很大的危害。同时，众多不同的部门享受到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会增加其他部门的税收并提高其生产成本。因此，如果加拿大政府对西部的谷物耕种者提供补贴，那么就会提高魁北克及东部各省的小麦价格。同样，假如政府对东部石油和汽油厂商提供补贴，那么就会牺牲西部生产商的利益。

棉花王

在大国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候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内乱。毫无疑问，美国当初关于农奴制度的冲突是造成内战的直接原因。不过，南部诸州希望降低欧洲产品的进口关税并扩大棉花的出口市场也是造成南北方决裂的起因，因为这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制造业者发生了利益冲突。后者希望以关税来保护自己，免遭欧洲产品的竞争威胁，同时希望压低南部的棉花价格，因为那是北方纺织业必须用到的原料。

而对小国而言，由于经济的同质性较强，因此制定出的政策会增加其他部门成本的机会要小得多。如此看来，如果政府法令规范较少的往往都是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也就不令人觉得意外了，例如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智利等。

东西德的统一在经济上所能得到的好处，会不会比这两个国家各自独立但容许民众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做法来得多？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东德经济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规模小，而在于中央计划体系和国营制度。事实上，统一会让东西德的某些团体发生冲突，这将延缓东德势在必行的改革进度。东德希望西边有钱的老大哥能提供补助，让他们继续维持劳动力和资本的低效率运作。事实上，东德已经有人擅自组织了数次罢工，要求放慢改革步伐并增加救济额度。

当然，各地区谋求独立的原因通常都和民族主义及民族冲突有关，而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盘算。但不管动机如何，有人警告小国在独立之后会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从独立后的实际表现来看，这纯属无稽之谈。

环境问题

■以市场经济制度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难题（1994）

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似乎是复活了，而且就住在联合国里。人口不断增长，而维持生命的食物等资源的增长有限，两者会互相冲突。这听起来像是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里的话，但事实上，它是联合国最近刚闭幕的一次会议的主题。联合国1995年9月将在开罗就人口问题召开大会，这次会议算得上是前期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有个提案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辩论。该提案要求，为帮助穷国实行计划生育，联合国应该把对穷国的补助金额提高到现在的四倍，即增加到40亿美元以上。不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在1994年3月期的《人口及经济发展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贫穷国家，人们多生孩子并不是因为不懂得控制生育，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大家庭。

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孩子们很早就得出去工作，所以每个家庭通常还是会生6个以上的孩子。不过，假如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穷人家庭还是会少生孩子的。随着国家的发展，民众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父母会希望少生几个孩子，让他们接受比较好的教育，能够在现代经济社会里获得发展空间。因此，减少生育率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计划生育，而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妇女的教育程度。

增长迅猛

不过，很多生物学家和环境生态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以更激进的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那么未来一定会有灾难发生。他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心，是因为从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目前已经达到55亿，而且预期到2055年还会加倍，达到110亿。和过去比起来，这样的增长速度实在太快。从1850年算起，人口增加一倍用了100多年。而从1700年算起的话，更是用了150年以上。这些学者还担心，从1950年以来，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特别快。非洲人口从2亿增加到将近7亿，而亚洲总人口（即使不包括日本）也由13亿增加到30亿以上。

增幅惊人

不过，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对此感到大惊小怪。毕竟，非洲的人口密度仍然远低于日本、荷兰以及中国台湾等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些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或许不知道，第三世界国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已经比40年前好了很多。虽然有些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以前的确有所下降，但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民收入有不错的增长速度。同时，这些国家的人口之所以快速增长，是因为与几十年前相比，大人和小孩的寿命都大有延长，并不是生育量增加所造成的。现在，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反而减少了。如果是因为营养不良或疾病传染造成死亡的人数减少而导致人口增加的，我们又何必为此感到悲哀呢？

第三世界国家有时候也会发生可怕的饥荒，但大多数国家的营养状况已经大为改善。同时，耕地面积固然减少了，但粮食价格反倒比以前更便宜，粮食的供给也比以前更充裕了。由于农耕科技和提炼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加了粮食、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供给。

教育推动

悲观主义者认为，过去发生的那些情况无法持续下去，而粮食的和矿物燃料的生产将赶不上21世纪可能出现的人口大幅度增长。人口增长或许会长期对粮食及能源的供给构成潜在的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显然是被那些恐慌论者过分夸大了。过去，有关粮食和自然资源的预测可谓不计其数，但事后都证明太过悲观了。举例来说，虽然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预期在20世纪，人口和工业产出的快速增长会大幅度提高粮食和能源的价格，但没有人料到科技的进步反而降低了粮食生产和自然资源的成本。

有关人口增长的估计也同样不可信赖，而且很多不过是根据过去的趋势所做的推论而已。例如，自1950年以来，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墨西哥、中国台湾及其他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就比预估的快得多。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幅度提高了民众的教育程度，并增加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同样，如果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能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并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实施出口导向型的政策，那么人口增长的速度一定不会像目前估计的那么快。

联合国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降低人口增长率并减轻他们的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向这些国家提出明智的政策建议。实施自由市场并普及基础教育，有利于降低他们多生孩子的欲望，这方面的讨论理应成为明年秋天在开罗举行大规模的人口研讨会的主要议题。

■处理全球变暖的问题需要冷静的头脑（1992）

当一国的产业活动破坏了他国的环境时，就需要通过国际协议来解决。这次在巴西召开的国际环境峰会，为了对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问题加以控制，各国大多赞成实施严格的规定。不过，布什总统是唯一反对这种做法的与会元首，并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不过，美国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使用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氟氯碳化合物等气体究竟会对大气层的温度造成什么影响，至今尚无定论。

二氧化碳等气体被排放出来后会停留在大气层，然后把热气反射回地球表面，造成陆地和海洋的温度升高。由于不可能通过普通的科学实验来判断地球表面的温度是否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的说法是根据大气层的理论模型而推论出来的。这些模型本身相当复杂，但连强烈支持温室理论的科学家也承认，这些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度简化了。例如，这些模型通常并不注意气体在升到大气层之后会如何改变云层的结构。

说法很可怕

在这个领域里，自然科学家所面对的情况和经济学家是相同的，也就是只能从过去发生的状况来测试自己的理论。不过，认为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损害的人，却不能由过去地表温度的变化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二氧化碳等气体增加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来得快。然而，地表的温度虽然从20世纪开始就不断上升，但最明显的却是在1940年以前。因此，这个现象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如果目前还看不出二氧化碳等气体大幅度的增加会对地表温度造成明显的影响，又怎么能说除非这些气体的产量递减，否则温度还会大幅度上升呢？

当然，经济及科学方面的政策不能总是等到证据充分之后才来制定。有些人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应该严格控制，因为温度升高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到了让人担忧的程度，所以现在就采取某些措施来加以制止。他们的说法是，如果等到更为明确的证据出来后才采取对策，只怕到时候会被迫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才行。

不过，很多科学家还是很难接受全球变暖的理论。我认为，美国等国家应该考虑这些人的看法，并且在严格限制碳排放之前，不妨先等上一段时间。未来几十年里，有些大气层模型的重要参数会有新的信息出现。到时候，大半的疑虑就可以解决了，也可以清楚地判断究竟这些气体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害。温室效应当然有可能是被过分渲染了，也有可能根本不需要大幅度降低煤的产量及使用。

举例来看，二氧化碳等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在进入大气层后会变成什么状况，仍然相当不明确。每年都有部分气体会被泥土、树木以及水域等自然物质所吸收，并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这些被自然吸收的比例每年估计大约是0.5%～2%。假定实际的吸收比例接近2%的话，那么在未来数十年里，大部分的工业生产活动都不会造成未来温度的升高，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这些气体会被自然物质所吸收。

头脑要冷静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科技发展会不会减少工业对煤炭等燃料的需求。不过，这次在巴西参加环境峰会的国家可以通过奖金等方式适当花点钱，就能加快技术突破和方法创新，以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就算温室理论是正确的，如果科技进步足够快的话，就不需要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重税了。

假如现在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事后证明温室效应的确对环境构成严重伤害，那么情况会有多可怕呢？芝加哥大学教授伊安·帕里（Ian Parry）比较了两种减少燃料使用的做法对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一种做法是在未来大幅减少燃料的使用；另一种则是适度减少燃料的使用，但时间比前者延长很多。两者的差异主要是根据资金从高消耗产业转移出去的成本、气温升高对谷物收成的破坏作用等相关因素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的。

帕里的研究并没有把技术进步的因素考虑进去，但他依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算温室效应很重要，但在未来几十年内不采取行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许并不大。如果因为政府暂时按兵不动而使得全球气温发生灾难性变化，以致海岸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水泛滥等情况时，才能说问题真的严重了。不过，发生这些情况的可能性相当低。全球变暖的现象虽然有可能成为紧急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并没有理由惊慌失措。现在应该做的是，通过某些奖励措施来研究如何减少废气的排放。在对温室效应理论的正确性有更多的把握之前，应该避免采取太大的动作。

■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总是不攻自破（1996）

人们总是过度担心会发生危机，有时连最有智慧的人物也免不了。威廉S.杰文思（William S.Jevons）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865年写成的《煤炭问题》一书中表达了他的担忧：英国的煤炭储量快被开采光了，英国的工业增长可能会因此而停顿下来。不过，英国目前的煤炭储量，足以让煤炭业维持下去，并保证10多万名矿工的饭碗不会因进口产品的竞争而丢掉。杰文思当时还预测，由于越来越稀缺，煤炭的价格会上涨。但其实，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煤炭的实际价格几乎没有上涨。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煤的替代品、新型发动机及其他技术会被开发出来，这些都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

在人口方面，牧师马尔萨斯所做的可怕预测广为人知。他在1803年提出警告说，除非年轻男女推迟结婚并减少生育，否则，人口的不断增长会长期压低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然而，在之后的150年里，英国的人口虽然快速增长，且平均结婚年龄也有所下降，但实际工资水平反倒在大部分时期里呈上升趋势。马尔萨斯未能预料到，科技水平在产业革命之后会进一步提高，也没有想到现代的民众会更喜欢小家庭。

清醒的判断

这种过度的危机意识不只是19世纪人类的专利，也不是只有悲观派的经济学家才有的问题。得州A＆M大学教授查尔斯W.莫里斯（Charles W.Maurice）及查尔斯W.斯密森（Charles W.Smithson）在其合著的《世界末日的迷思》一书中，考察了过去对经济危机所做的种种预测。例如，17世纪的英国面临着木材不足的问题，当时就有人预测可能会严重削弱海军战斗力，提高家庭的取暖成本，让民众无法承受得起。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木材价格在长达一个世纪内不断上涨，这种情况反而加快了煤炭业的发展，煤炭成了更好的替代品。

像杰文思和马尔萨斯这种杰出的思想家都无法预见未来的实际发展，这对那些想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教训。然而，不少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还是经常提出惹人眼球的论调，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最容易让人对未来感到悲观的年代，因此清醒的判断反而会被淹没。很多人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老调重弹，预测说世界人口增长失控的话，会破坏生态环境，会妨碍经济增长。同样，很多人也担心矿物燃料即将用罄，听起来犹如杰文思再世一般。还有不少人提出警告说，可能会出现环境危机、核子危机以及都市危机等。

但是，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些预测。举例来说，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对人口增长所做的预估都向下修正了。而发达国家则开始担心家庭人口太少的问题，以及由于生育率过低导致的人口减少的问题。另外，矿物燃料表面上存在的短缺问题，不过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刻意哄抬价格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被迫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率，并开发替代产品，结果打破了产油国的卡特尔，也打消了人们对能源紧缺的担忧，至少暂时是如此。

实力在削弱

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虽然没有前20年那么严重，但也有不少人不断抛出危机论调。过去四年来，联邦预算赤字居高不下，某些人预测会有灾难发生。同时，有人说欧美等国的产业实力正在削弱，太平洋各国大有迎头赶上之势。也有人说，美国制造业产品无法在国际市场竞争过其他国家，这是导致对外贸易出现大量逆差的主要原因。

不过，强大的现代经济似乎并没有要求制造业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在1947～1975年间，美国经济表现得非常强劲，但在这段时间里，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35%降到了23%。事实上，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绝对数字只是在缓慢增长而已。而最近几年的贸易赤字显然与外国人对美元资产的需求（的增加）有关，而与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状况没有关系。在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而言，实际上已经升值了。

和其他所谓的危机不同，高额的预算赤字如果持续下去，最终将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例如，未来的政府可能会通过增发货币的通胀方式来减轻愈发沉重的债务负担。在过去四年里，美国的经济发展强劲，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却不大；在这段时间里，每当预算赤字上升就有人大惊小怪，这该如何解释？

我们应该坦然面对现实：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是无法预测出美国对来自日本或韩国的竞争究竟会做何回应，也无法预测出美国会如何应对石油等能源供给明显减少的状况。不过，过去数百年来的实际情况证明：在价格等方面出现明显变化的时候，只要个人和组织都能自由地予以回应，就算经济上的困境再难克服，最后也都能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高明解答。

反垄断与卡特尔

美国的反垄断法过于关注合并和价格歧视等商业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被指要么会造成垄断，要么反映了垄断力量的存在。但是，法官和立法者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各种常见的商业行为到底会促进竞争还是会妨碍竞争。要控制垄断力量，更有效的办法是鼓励竞争者的进入，其中包括外国竞争者。

现行的反垄断法的悖论之处在于，很多价格串谋，即使明显暴露出垄断企图，也可以不遭到反垄断起诉。比如，全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对大学体育方面的规定，它基本上就属于用来降低大学生运动员（尤其是橄榄球和棒球运动员）薪酬的串谋。大学生运动员一般都来自贫困家庭，而运动队成绩斐然的高校在收入和宣传方面都受益匪浅，但NCAA却以“公平”为由，认定自己做出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我们将证明，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公平”。

■棒球联盟：如何制定合适的政策（1994）

自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开始罢工，提前结束本赛季后，体育记者、电视评论员以及众多的球迷一直忙于归咎责任方和偏袒自己所支持的一方，却不去解决潜在的经济问题和棒球等团体体育项目中存在的特殊问题。

人们认为，球队老板们在罢工期间所表现出的顽固和团结，特别豁免权难辞其咎。这项豁免权是1992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垄断法授予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项特殊待遇。但棒球联盟并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豁免反垄断法的：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反垄断法》对所有的联盟都授予了豁免权，其中就包括体育联盟。而其他的体育联盟，甚至是那些受反垄断法约束的联盟都经历过类似的冲突：1987年全美橄榄球联盟球员罢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棒球最显著的经济学特征与反垄断没有任何关系：像其他团体运动的球迷一样，相对于棒球球员和球队自身的优秀表现，棒球球迷们往往更加关注球队相对于竞争对手所取得的成绩——他们所支持的球队是否会赢得更多的比赛，成功进入季后赛，甚至可能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他们所支持的击球手是否会引领整个联赛，或者一个明星投球手将会赢得20多场比赛吗？这种考虑模式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其他的产品和服务。

扣人心弦的竞赛

现场门票和电视直播的收入对于球队的相对表现具有敏感性，这表明，比赛越是势均力敌，赛事越是紧张，或者是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球队或其他运动项目的锦标赛冠军的更换越频繁，球队收入就会越多。球队老板反对自由转会和自由选秀，他们认为比赛不会因为市场庞大或财力雄厚的球队买断最佳自由球员和最佳新秀就变得势均力敌。不过，研究发现，自1976年棒球实行自由球员制度以来，赛事的紧张程度和输赢记录的差异并没有多大改变。

相对成绩很重要，这也意味着各支球队的支出可以演变成“军备竞赛”。每支球队自身都愿意为获得竞争优势多付出一点，但是如果所有的球队都增加支出的话，就没有哪支球队会获得竞争优势。正如国家在不改变武力均衡的条件下增加武器支出一样，当所有的球队在球员、梯队、球探、管理者和其他各方面支出更多时，他们在体育赛事中的排名并不会改变。

老板和球员们应该在基本保持劳资平衡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规则，以限制支出，鼓励竞争。老板认为，解决方案是给球员的工资规定一个最高限额，但是球员们则认为这种限薪的做法太过刻板。球员的看法是正确的。

由于球员和球队在体育收入分配上互不相让，即使是完全出于好意，罢工和停赛也可能会发生。尽管球员年薪的中位数在50万美元左右，但是，即便是高薪雇员也会想要罢工并且运用其他手段来获取更多收入，对于那些职业生涯仅有几年时光的球员来说，更是如此。尽管老板常常是一些特别热衷于体育运动的成功商业人士，但他们仍然想要降低成本，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更富或更糟

棒球联盟应该向大联盟各支球队在球员薪水、球员培训以及任何其他可能提高球队成绩方面的总支出进行征税，而不是实行工资上限制。例如，可以向为了提高比赛成绩而总支出超过4000万美元的球队征收33%的税，这是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在这些方面的平均支出水平。在老板和球员的谈判结束之际，联盟提出老板应该缴纳这种税。

征收这种税，将遏制球队在“军备竞赛”方面过度开支的现象。另外，联盟会把收缴的税收收入分发给各支球队，这将对小球队的老板形成一种补偿，让他们也能享受到纽约扬基队、洛杉矶道奇队等传统大球队的更多资源。

但是，只对球队的支出征税是不够的，它并不能让经营不善的球队获得额外的经济激励来提高球队的比赛成绩和精彩程度。对表现低于平均水平的球队征收第二项税，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球队在头一两年里输得越多，缴付给联盟的金额就会越大。第二项税收将鼓励弱队更加努力，但棒球职业联盟的新秀选拔规则及其他规则却是要扶持而不是惩罚那些表现不好的球队。弱队一旦受到扶持，就会缺乏通过自身努力（比如，提高决策质量和管理水平）来提高球队竞争力的动力。

可预见的结果是：取消工资上限并维持老板间的势力均衡，势均力敌且精彩纷呈的比赛指日可待。

■问题不在于CEO的薪酬，而在于把他们撵走（1992）

正值经济衰退期间，布什总统携一群高薪首席执行官造访日本，引发了太平洋两岸对执行官高薪问题的关注。尽管部分企业领导者的薪酬确实过高，但是我认为关注薪酬问题只是在混淆视听。企业领导阶层以及企业竞争力的主要问题在于，难以摆脱那些经营不善的首席执行官。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们签订固定期限的合同。

一些表现不佳的首席执行官难以被取代，是因为他们的任期通常都是无限期的，只有董事会或死神才可以终止他们的任期。但是首席执行官们往往控制着董事会的大多数人事任命，从而保护自己不被免职。在超过99%的董事会选举中，管理层的提名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即使在极少数遭遇反对的情况下，管理层也会有3/4的把握击败反对派。其结果是，除非被另一家公司收购，否则，即使该公司运营状况不佳，高层管理人员也很少会被解雇。

对立法者、州长、大学院长、大学和专业运动队的教练等人员的任命可以勉强采取长期任用的政策。对大学教授来说，这可能是个好办法。但是，对于首席执行官来说，用一份可以续约的固定期限（也许3～5年）合同来替代无限期合同可能会更好。续约之前，董事会要评估首席执行官的表现（最好是在外部顾问的帮助下），并向股东们报告得出的结论和一些分析结果。

对于表现糟糕的管理层，签订短期合同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因为首席执行官会继续在董事会行使更大的控制权。当然，签订短期合同的话，会要求对首席执行官的业绩进行系统、定期的审核，从而有助于股东和员工掌握管理层不称职的证据。

真实的自己

我并不主张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国会立法来强制推广固定期限合同：监管企业治理的联邦法规已经够多的了。相反，我希望看到公司董事会采取主动，或者迫于股东和公众的压力，与首席执行官签订固定期限合同。这些公司此后的业绩可用于研究判断限期任用是否真的是个好主意。

批评人士抱怨说，当公司的赢利和股价暴跌时，高管的薪酬通常不会大幅下降。但是，即便大幅度削减那些使公司发生亏损的高管们的薪酬可能让股东满意，也可能提升那些在薪酬和工作方面蒙受损失的员工的士气，但是这样做对公司利润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通常情况下，高管的薪酬在总成本里只占很微小的部分。而且，将薪酬和业绩更紧密的联系起来不会奇迹般地让执行官做出更好的决策。不过，把二者紧密关联起来，可能会给公司吸引到更多的企业高管。

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和一些国会议员提议：如果公司支付给高管的薪酬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特定倍数，那么应该对这一公司进行惩罚。这一建议是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它引发的问题——高管薪酬与平均工资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平民主义者的关注，但不是特别重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最近提出了一项建议：公司让股东投票决定高管薪酬，尽管他们的选票将不会被绑定。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史蒂文N.卡普兰（Steven N.Kaplan）对大型日本公司和大型美国公司的高管薪酬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美国公司领导层的薪资水平相比，日本公司的领导人的工资貌似更低，但是他们的报酬和工作表现关系不大。而且日本的首席执行官们一般只能任职6年，而在美国差不多可以任职10年。这是因为日本高管登上高位时年龄较大，他们更可能会因为表现不佳的股市和低利润而被迫退位。

沉重的降落伞

通过友好接管或敌意接管来取代高层管理人员的现象，在美国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常见。很显然，通过恶意接管来取代经营不善的管理层是不经济的。一个备受批评但更经济的解雇首席执行官的方法是将恶意接管转换成一种更加经济友好的接管，这就要利用到黄金降落伞制度：付给那些被迫离开的高层主管一笔可观的遣散费。

让一位经营不善的首席执行官得到数百万美元的奖金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往往是最经济、最快捷、最有效的办法。不然，要撵走这样低效的首席执行官并取代其病入膏肓的管理，就得经过殊死搏斗才行。显然，如果签订的是固定期限的任命合同，不用借助收购战和“黄金降落伞”，就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罢免掉那些无能的首席执行官。

要求员工和股东做出利益上的牺牲，自己却不降薪，只有糟糕的领导者才会这样做。但是，一个公司经营不善，与高管的薪酬关系并不大，关系更大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当领导者表现不好时，高层如何做出调整。

■如果高校实行价格垄断，就该启用反垄断法（1989）

司法部最近针对20所一流私立大学的学费和助学金情况进行了调查。很显然，这只是对那些最好的学校可能通过串谋来操纵学费和奖学金而展开的广泛调查中的一部分。如果那些竞争最优秀生源的近50所院校（包括我任职的芝加哥大学）已经成功地提高了学费并限制了奖学金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反竞争行为，类似于公司之间的价格垄断协议。

过去10年，法院已经推翻了医院、医生和律师之间的各种串谋协议。政府的方针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像学校、医院这样的非营利组织，还是像医生和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都没有理由再继续享受反垄断法的豁免。这些团体和营利性的公司一样，都想通过签订限制竞争协议来提高收入，降低成本。

企业经常声称，限价是为了防止“毁灭性”的竞争，但是从来不说这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是不好的。非营利性组织和专业团体利用这个话题的若干版本来捍卫它们自己的行为。它们声称需要避免竞购战，学生以及客户应当根据服务的质量进行选择，限制优秀学生的奖学金以及向富有的客户收取高额的费用是为了帮助穷人。

这些狡辩之词与企业以前提出的借口一样的肤浅和荒谬。“竞购战”只是为了争取最优秀的学生、病人以及汽车购买者的一个委婉的说法而已。尤其，学校之间的竞争性招标有助于确保学生不会少缴学费，也不会被迫多缴学费。

货比三家

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学生仅仅根据学术质量来选择学校，而不考虑奖学金和学费的问题。如果哈佛大学的教育质量是其他学校的两倍，但学费却是四倍的话，学生可能会更明智地选择相对便宜的学校。毕竟，相对于更好的私立学校，很多学生会明智地选择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享受政府补贴，学费会便宜很多。

正如人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会考虑工资，在买房子的时候会考虑价格，在选择学校、医生和律师时，我们同样要谨慎地考虑成本。我既关注学术质量，又在乎钱财，对此我从未后悔过：多年前，因为芝加哥大学给我的钱更多，所以我拒绝了位于东北部的一所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

迫使高校最需要的那些学生去承担为其他申请人提供资助的负担，这似乎不公平。这些资金应该来源于所有学生、政府贷款和津贴以及捐款所贡献的一般性学费收入，而不是来源于一个阻止争夺最优生源的共谋。

那些对限制生源争夺战进行辩护的教师和院长，往往会大声抱怨各个院校之间的协议并不是为了争取得到他们的专业服务从而让他们根据学术质量来选择工作单位。这样一来，对抗这种“不公平”做法的会议及请愿将会没完没了。事实上，这些抗议活动很快就会开始，因为司法部很显然也在检查一流院校是否在串谋以削弱争夺教员的竞争。

自以为是的鬼话

著名院校为了操纵学费、奖学金和教师的工资而做出的所有努力，与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行为相比，显得有些小儿科。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公然限制对学生运动员的援助，并且对不合作的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如果说，对争夺最优生源实行限制的做法得到了一些自私、自以为是的鬼话的辩护的话，那么，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行为也得到了类似的辩护——运动员应该考虑的是可以得到的教育，而不是他们可以得到多少援助；对于年轻人来说钱多了并不是好事；为了给长曲棍球、田径运动等低收入运动项目提供补贴，必须压低橄榄球和篮球运动员的奖学金，等等。

如果司法部当前所做的调查表明政府已经不再将高校排除在反垄断法的范围之外，那么，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有组织地、成功地削弱了近800所学校对学生运动员的竞争，又怎能不遭到起诉呢？几年前，美国最高法院首次驳回了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制定的有关高校橄榄球和篮球比赛的电视转播规定，这算是确立了一个判例。

反垄断政策已经将人们的关注焦点从企业规模转向了那些削弱竞争的限价行为及相关阴谋，这是很明智的。为什么大学及其他一些非营利性组织的反竞争行为应该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没有人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相反，它们应该接受反垄断法的约束，理由倒是很充分。

■是时候废除那些过时的劳动法了（1988）

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规定，工会发起的工资谈判可以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互相竞争的公司通过串谋而形成垄断价格则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各家公司的工会做出的各种努力同样是为了把工资（价格）提高到竞争性工资水平以上，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

在没有人情味的大公司里工作的人，通常更愿意通过工会而不是单打独斗去争取工资和工作守则方面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多年的员工也许会发现，工会在保护员工权益、对抗管理层上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对抗新管理层，因为他们知道老员工在跳槽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并因此而刁难老员工。

然而，要实现这些合法且正当的谈判目标，同一家公司里的员工联合起来就足够了，并不要求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采取联合行动。例如，通过公司工会的谈判，日本的工人就大幅度提高了工资水平，改善了工作条件。

工会的作用值得怀疑

有人担心公司工会会屈服于管理层，为了减轻这种担忧，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可以加强那些限期让工人加入工会的“工会企业”[1]的权利，并加强对公司工会成员的保护措施。比如，倘若规定公司工会必须全面遵守反垄断法的话，那么，工作权利法便无可取之处了，即使它们是员工与把全行业和职业组织起来的工会的权力之间的有效屏障。

讨论工会的时候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因为工会在备受信任的同时，却又备受指责。有些工会已经成为工人反抗管理层压迫的屏障；推动普通员工收入增长和工作条件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进步，而不是工会的发展。工会在1930年之前的美国经济中并不重要，然而，在1870～1930年间，尽管有大量非熟练的移民涌入美国，他们比本土工人更有可能遭受剥削，但员工的平均收入却是大幅度增长的。

工会通过减少非工会部门的就业来把工会成员的工资提升到竞争性水平之上，这样做会降低经济效益，而且，工会成员收入的提高通常是以压低非工会成员的工资为代价的。大多数的工会成员收入的增加，主要不是来自利润，因为公司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然而，尽管有这些不良影响，也不该指责工会引起了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工会的力量正值巅峰，但当时通货膨胀率也很低，经济增速也很快。工会不是货币流通量过大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引起生产率进步缓慢且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源。

[1]有关“工会企业”，请参见：http://www.wisegeek.com/what-is-a-union-shop.htm。——译者注

工会的影响力渐弱

在过去的30年里，工会力量的衰退是出乎意料的显著。1955年，美国每三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属于工会，而到了1987年，这一比例为17%。工会人数减半，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国际竞争加剧了。同期，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矿业的衰退减少了工会成员的比例，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工人难以组织起来。在过去30年间，国际贸易大幅度扩张：美国的进口由195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上升至近些年的12%。钢铁、汽车以及其他制造工业的产量不敌来自亚洲等地的进口量，部分原因是强大的工会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

但是，自1955年以来工会成员不断减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台了一些保护工人免遭不公平解雇的相关法律，以及提高了失业赔偿金、社会保障金、医疗费用和其他政府转移支付。企业员工不再需要依靠寻求工会的保护，以应对失业、医疗和养老方面的花费。

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工会依然比美国的工会有着更强大的影响力，但其中一些国家，工会的力量也开始迅速衰退。例如，在过去8年中，英国的工会成员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50%左右下降到了40%以下，因此，撒切尔夫人果断地解决了由好战的矿工工会发起的长期罢工。

曾经，工会领袖是有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掮客，两党成员都要讨好他们，但是现在，在企业及其他团体的挑战面前，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大打折扣。10年前，全联盟几乎所有正选队员都在罢工，如果不是担心罢工纠察员的暴力和声援性罢工的话，全美橄榄球联盟就不可能利用替补球员来继续维持运转。目前，推动立法的政治时机已经成熟，这样就可以从法律上保护社会，反对工会的反竞争做法，同时加强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对劳动法做出这种方向上的调整，对普通员工和整个社会都将是有帮助的。

■反垄断唯一合理的针对对象：串谋（1987）

20世纪80年代，政府与民间的反垄断案都急剧减少，然而关于玩忽职守、产品责任及其他商业诉讼案件却迅速增加。反垄断法这个领域一度繁荣，但现在却步入了艰难时期，因而该领域里的专业人士纷纷转行，进入到其他商业领域。

导致反垄断领域衰退的直接原因是，针对竞争和商业惯例的经济分析对法官和政府官员的思想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经济分析结果表明，竞争通常会提高效率和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反竞争的行为主要产生于不明智的公共政策以及竞争对手在价格和产量方面串谋的本性。

如果不积极执行反垄断政策，限制交易的串谋最终会失败。参与串谋的企业常常会在其产量配额上作弊，而且，串谋后的高价格会吸引新企业加入它们的行业。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经历就说明了一起凌驾于反垄断法之上的公开串谋的自发瓦解。然而，反垄断政策无疑是能够通过实行高额罚款及其他惩罚措施来阻碍企业串谋的。

掠夺性定价

政治上的压力经常将反垄断政策的执行重点转移到谴责那些能够提高效率但却伤害低效率公司的商业惯例上去。美国最高法院在1962年对著名的布朗鞋业公司案（Brown Shoe case）做出判决时说道：“谢尔曼法要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国会通过保护小企业来促进竞争的意愿。国会理解，维持分散的企业和市场，有时会导致成本和价格上升。”

对于掠夺性定价的抱怨喋喋不休，说明有人把竞争性行为与不公平做法混为一谈了。实力雄厚的大公司首先把价格定在低于成本的水平，把小公司驱逐出市场后再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来弥补此前的损失，这就是掠夺性定价。尽管美国政府在1911年针对标准石油公司提出的反垄断诉讼引发了人们对掠夺性定价的长期抱怨，但我没听说有记录在案的掠夺性定价案例。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掠夺性行为，真正发生的是高效率的公司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交易而抢走了低效率公司的生意。掠夺性定价很少发生的原因是，以低于成本价格出售所造成的损失得通过事后的高价格来弥补，而高价格会引来国内外的新竞争者，从而又迫使价格回落到竞争水平。

竞争对手可能通过合并的方式来削弱竞争，在法律阻止他们串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但通常，更重要的合并诱因来自于提高组织效率。更大规模生产、更完备的生产线或者不太明显的协同效应都可以提高组织效率。因此，经济分析表明反垄断法应当对企业合并放宽尺度。如果反垄断法能够有效地摧毁或明或暗的串谋，那么出于反竞争的原因而实施合并的动机就没那么强烈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F.巴克斯特（William F.Baxter，时任反垄断法案的助理总检察长）几年前提出了一个更具灵活性的合并政策，放宽了同一个产业里的公司在不遭到司法部反对的情况下可以合并的条件。

严峻的挑战

即使公司不能证明它们的做法提升了效率，明智的反垄断政策也会容忍诸如独家特许经营之类的商业做法。无须政府干预，竞争自然会淘汰那些无效率的行为。反垄断的措施应当只是挑战那些明显鼓励串谋的行为，例如，对手生产商签订协议把市场分割为独占性的区域。

对于国内串谋，最严峻的挑战常常来自于外国生产商。日本等国的公司成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后，美国汽车市场和钢铁市场上的竞争就会加剧。由于国内生产商试图发挥其政治影响力来实施关税或进口配额等政策，从而削弱来自外国的竞争，因此，在打击串谋和反竞争行为方面，开放的贸易政策和反垄断法同样重要。

遗憾的是，一些组织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获得实行串谋的特权。因此，各大学可以通过NCAA实行串谋来压低大学生运动员的薪酬。把成员工资提升到竞争水平之上的工会组织受到《克莱顿反垄断法》保护，可以免受起诉。

法官罗伯特H.博克（Robert H.Bork），他的著作《反垄断悖论》，推动了反垄断政策的经济学研究。如果让他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得到国会的批准（事实上应该得到批准），那么他所带来的对经济问题的认识高度将超越近几十年来任何人对司法问题所掌握的高度。

强大的经济分析帮助我们明确了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对于产品责任及其他引爆起诉热潮的商业活动，经济分析同样适用。

■全美大学体育协会——披着羊皮的卡特尔（1987）

要理解卡特尔组织的行为，你不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卡特尔通过在成员间分配配额来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从而增加各名成员的利润。一些卡特尔组织打着“美好意愿”的旗号，实则夸大其辞，隐瞒自己的真正目的。对手生产商声称它们联合起来只是为了避免混乱或保护消费者和员工的健康与安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独立医生和其他一些医疗专家联合起来对抗健康维护组织（HMOs）的扩张。毫无疑问，许多医疗人员的确很关心HMOS在病人护理方面的效果，但是，当这些专业人士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对来自HMOs的激烈竞争产生了想法。

带有教育性质及其他非营利性质的组织非常善于用自以为是的说辞来伪装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政府经常难以有效对付这样的组织形成的卡特尔。一个极好的证明就是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CAA）——一个有将近800所高校及100多个协会和相关组织的团体。一些大学的教练、教员和管理者的确很关心大型体育项目对学术质量和运动员所受教育的影响。然而，NCAA的监管制度，通过削弱争取运动员、电视转播合同和锦标赛等方面的竞争，来增加成员学校的利润或减少它们的损失，利润和损失均来自体育项目。

1984年，美国高级法院在某种程度上看穿了NCAA所宣称的美好意图，因而宣布它在大学橄榄球比赛电视转播上实行的限制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法院称，“单凭良好的动机尚不足以证实反竞争手段的合法性”。

非法串谋

电视转播市场的反应证实，最高法院对NCAA的垄断权力所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自从该判决生效后，在一线网络和有线电视上播出的橄榄球比赛的场次大幅增加，而每场比赛支付给学校的平均转播费用大大降低。此外，一些颇受欢迎的学校，比如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圣母大学，增加了学校比赛的电视转播场次，而那些不太受欢迎的大学则减少了电视转播场次。

与多数人意见不同，司法部大法官拜伦R.怀特（Byron R.White）认为：最高法院对NCAA做出了否决裁决，但又同意NCAA保留对大学生运动员的补偿权利，法院的大多数人对此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我同意怀特法官认为的多数人意见不统一的观点，但是怀特法官本该要求废除补偿金方面的限制，而非保留NCAA在电视转播上的权利。

不管是否出于好意，NCAA限制运动员的薪水，明显削弱了对这些运动员的竞争。如果法院判定这些限制也属于非法串谋的话，那么无疑，运动员的奖学金及其他补偿金会有所增加，其涨幅对于那些顶级运动员来说会非常大，他们一般都来自贫困家庭。

很难相信

当今学校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开、公正，运动员薪酬方面的猫腻及其他欺骗NCAA的行径将会消失。如此一来，就不会发生所谓的破坏NCAA声誉的丑闻了，比如最近牵涉奥本大学的丑闻。

现有体系的捍卫者认为，如果大学在招收运动员时是自由竞争的话，那么运动员的培养效果会大打折扣，高收入会把他们毁掉，而且许多体育项目的财务稳定性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很难相信，哪怕是NCAA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也会把这些反对意见当回事。在现有体系下，许多最好的运动员根本毕不了业，而那些经常靠作弊手段过关或是被操作进入体育队的低水平运动员却没有什么培养价值。劳伦斯·泰勒（Lawrence Taylor）曾是纽约巨人队伟大的中后卫球员，他在最近所写的一本书中承认自己在治学严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考试中作弊了。高薪不会伤害到年轻的专业运动员或者其他年轻人，同样也不会对学生运动员构成伤害。有人赞成给年轻的华尔街交易员设置工资上限来避免他们陷入因为太有钱而产生的麻烦吗？为了支持大学的体育赛事，为什么要强迫最好的运动员接受低薪，而不让校友和学生通过捐款和多花些门票钱来实现呢？

经济学家在对很多问题上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但他们高度一致地认为：卡特尔抬高价格，降低产出，对社会是不利的。像欧佩克这种公开的卡特尔组织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而打着“美好意愿”旗号的卡特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难以发现，尤其是当非营利性组织形成卡特尔的时候，就更难发现了。NCAA就是这种卡特尔的极好例子。NCAA在竞争运动员和体育收入等方面设置了很多限制，是时候宣布这些限制违反了反垄断法，属于非法串谋的时候了。

■低油价依然是一件好事（1986）

正如自然界厌恶真空，利益集团和怀疑主义者也同样憎恶好的经济新闻。最近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针对油价下降，怀疑情绪已经替代了最初的喜悦之情。重申一下与最近世界原油价格变动所带来的后果有关的简单经济学道理可能会帮助人们减少一些疑惑。

1985年，美国每天进口300万桶原油和200万桶石油产品。世界油价在过去几个月内每桶下降了14美元，如果美国进口数量不变、石油产品的成本每桶也降低14美元，那么美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将增加260亿美元，这个增量还不到GNP的1%。相反，石油输出国组织设法使原油价格在1973年每桶上涨了9美元，导致美国在1973年的石油进口量和进口石油产品每桶上涨9美元的基础上，GNP下降了2%。

与1973年油价上涨导致的损失相比，近期油价下跌所带来的初期收益在美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要低得多，原因在于，1973～1981年间油价飙升，降低了石油进口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油价飙升刺激了美国国内石油生产，并降低了石油消费。同样，世界油价走低将抑制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促进家庭和企业的用油。生产和消费方面的这些反应将增加对石油进口的需求。美国会扩大石油进口的预期反映出美国将有利可图：用成本较低的进口石油来代替高成本的国产石油；用汽油、煤炭和其他资源来代替价格更低的国外石油。

有些组织深受其害

油价暴跌很明显有利于全部依赖进口的大多数国家。然而，即使是日本这种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按照它现在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进口水平，油价每桶下降14美元，GNP也仅仅增加2%。这意味着，虽然油价下降对石油进口国和贫穷国家有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这些国家的通胀率或者真实的收入水平。

显然，油价下跌已经对工业国的一些组织造成损失。但即使是同一个行业内部，影响也是参差不齐的。例如，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商损失惨重，但精油炼者却因为主要原料价格下降而受益。那些大量贷款给美国国内石油生产商或者墨西哥及其他产油国的银行将会遭受损失，然而那些贷款给使用重燃料的行业或者巴西及其他石油进口国的银行将会获利。某些组织遭受令人惋惜的实际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忘记工业国家从能源降价中获得的全部收益。并且，美国的国内石油生产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油价暴涨的时候曾获利良多，目前油价的真实价格仍然高于1973年的时候。

放松心态，乐享其降

曾经有一段时间，石油输出国组织比大多数卡特尔组织做得更成功。但是，如果组织成员不遵守卡特尔协议，外部生产商提高产量且价格上升压制了消费，即使是成功的卡特尔，最终也会瓦解。在这些压力面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最终屈服了。卡特尔组织有时候会在瓦解之后又重新形成，但很少能完全恢复当初的经济影响力。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不相信当前油价暴跌是沙特阿拉伯实行的短期策略，如同我不会相信最近锡卡特尔组织的崩溃是马来西亚和其他主要锡生产商的权宜之计。沙特阿拉伯也许认为，15美元一桶，每天出口450万桶油要比28美元一桶，每天出口200万桶更好。

美国应该采取措施来维持甚至扩大从低油价中所获得的利益。对国外生产商越来越依赖确实会激起一些针对国家安全的立法考虑。有人担心，在将来的石油禁运、中东冲突等威胁面前，美国会不堪一击；但是，美国可以通过增加石油战略储备，也可以通过鼓励继续勘探国内石油储备等手段来消除人们的担心。对石油公司征收的所谓的暴利税应该取消。最重要的是，对天然气的定价和销售实行的各种残留的、异常复杂的控制也应该取消。

里根总统反对征收石油进口关税的主张是正确的。正如“稳定世界油价”只不过是通过提高全球油价来帮助石油生产商的一种委婉说法，征收关税不过是补贴国内石油生产商的一种巧妙的借口罢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油进口配额、控制国内油价、定量配给和暴利税等措施破坏了美国对高的燃料价格的适应能力，但是却维护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原油市场的控制力。与其重复这些错误或者继续犯下新的错误，我们为什么不放松心态，好好享受低油价带来的好处呢？

■大学生运动员理应得到应得的工资（1992）

春天，小伙子们的幻想或许会化成一次热恋，而到了秋天，这种幻想几乎注定会转向橄榄球赛场。年轻人期待大学生橄榄球新赛季的比赛精彩纷呈，但是，有些学校受到公开指控，说它们违反了NCAA制定的运动员薪水方面的相关规定。这无疑给小伙子们的期待蒙上了阴影。

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NCAA违反了反垄断法，因为它对会员院校举办的橄榄球赛的电视转播实行了种种限制。那当然属于垄断行为，但至少，大学橄榄球比赛面临着观众方面（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的竞争。NCAA真正的垄断力量体现在对运动员的控制方面。

正因如此，该联合会对大学生运动员实行的薪酬规定比它对橄榄球赛事转播做出的限制性规定更严重。NCAA不仅限制了运动员奖学金的奖项和额度，而且限制了身为高中毕业生或有资格打比赛的转校生运动员参加暑期比赛的薪酬等问题。做出这些规定，主要就是为了削减大学之间在争夺橄榄球和棒球运动员方面的竞争，而这两项运动是最赚钱的大学体育项目。

有些公司组织成一个联盟，来限制员工报酬并惩罚违反工资约定的公司，这种联盟通常会被视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卡特尔。而NCAA有近800所院校要在运动员方面展开争夺，为什么这种限制竞争的措施会得到不同的对待呢？特别地，既然这些限制措施首先影响的是在大联盟橄榄球比赛和篮球比赛中占主导地位的低收入运动员，其中大多数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

减薪

一种答案是，如果必须对运动员支付市场薪水的话，有些高校将不得不放弃橄榄球等运动项目。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要保证很多学术计划的顺利进行，就得降低教授的薪水并增加教授的教学任务。

但是，要保证某些计划的进行，不应该通过人为压低对运动员、教授等其他人的薪水的方式来实现。为什么要把体育赛事的生命力与从运动员身上节省下来的补贴捆绑起来，而不是寻求其他途径呢？比如，获得更多的校友捐助，提高学生的学费，获得纳税人的更多补贴，或者提高门票价格等。

为NCAA辩护的第二条理由是，运动员选择大学的时候，应该以教育质量为标准，而不应该考虑这所大学将给自己支付多少比赛报酬。按道理，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得到的奖学金，以及教员和校长得到的薪水，都应该压低且保持统一，以保证人们在择校的时候以学术质量而不是以经济报酬为依据。有人武断地认为，大学生运动员不如其他学生，他们不能结合经济报酬和教育质量这两个因素来选择最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兴趣爱好的大学；当然，也不应该认为大学生运动员比其他同学的水平更高。

大型体育赛事

这种说法还表明：学校为运动员的教育付出了很多。尽管有些大学在这方面的表现的确很不错，但很多开展大型体育项目的大学似乎并不太关心运动员的教育问题。事实上，根据美国东北大学的体育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理查德E.拉普齐克（Richard E.Lapchick）的研究，参加比较赚钱的大学体育项目比赛的运动员中，大学毕业率不到1/3。

大法官怀特本人就曾经是一位大学生运动员，他在1984年对大学橄榄球比赛的电视转播的判决中提出了异议。怀特指出，应该限制对大学生运动员的竞争，以保存大学体育运动的业余性质。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大学生运动员都应该是业余的？目前，常春藤大学对运动员的成绩要求比体育顶尖大学（DivisionⅠschools，即举办有大型体育运动赛事的大学）的严格。芝加哥大学属于从本质上讲完全禁止颁发运动员奖学金的学校。如果放开对运动员的竞争，只会对这些学校及诸多其他实际上使用业余运动员参赛的大学产生轻微的影响。

放开竞争的话，还会扩展大学体育运动的项目，也会使学校在让那些可能也拥有学生身份的专业运动员参赛时不必再遮遮掩掩。事实上，很多学校已经让专业运动员参赛了。它们经常违反NCAA规定的字面意思或隐含意图，所采取的途径包括：向运动员的父母送礼物，为运动员提供轻松却又待遇丰厚的工作，说服老师让运动员考试及格等。

NCAA努力证明其对争夺运动员的竞争实行限制是合理的，这么做是值得怀疑的，原因在于，这些努力增加了大学在橄榄球、棒球等体育运动方面所得到的经济效益，却降低了运动员的收入。我本以为，国会及法院会强烈地反对一项削减年轻黑人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收入的政策的，因为他们的机会本来就很有限。

■管理者为什么会在乎股东的利益（1985）

目前的收购浪潮让人们愈发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大公司的高管们到底是要增加他们自身的利益还是股东的利益？阿道夫A.伯利（Adolf A.Berle Jr.）和加德勒C.米恩斯（Gardiner C.Means）在1932年合著的《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一书中认为，广泛分散的股权使得高管在追逐与股东权益相违背的目标时，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早期的经验研究发现，公司的利润和收入与高管的收入之间只有很微弱的联系，这支持了伯利-米恩斯命题。但是近来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做出了强有力的反驳，伯利和米恩斯严重夸大了管理人员与股东之间利益的冲突，而当代经济学家仍继续撰文夸大这种冲突。

1985年4月期的《会计学与经济学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对这项新研究做了很好的介绍，这一文章中所做的研究把关于法人股定价的重要的理论发展以及减少高管和股东之间冲突的契约考虑了进来，因此要比早期的研究有更坚实的基础。

将经理人激励和股东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把管理人员的奖金和公司业绩联系起来，而公司业绩可以用其股票市值来衡量，同时还要鼓励高管人员大量投资于这些股票。研究表明，高管的总收入来源于与公司业绩有关的红利以及他们对公司股票的投资收益。然而，根据伯利-米恩斯的理论，通过强大的股票市场来调节经理人激励与股东利益却使得管理人员更加独立。

强大的影响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教授凯文·墨菲做过一项研究，他考察了管理层报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证据，该研究观察了1964～1981年间70多家制造企业中400多名主管赚取的总薪酬，而后发现卓越的公司绩效对高管的薪酬有很大的影响，公司股票回报率增长10%会使给予高管的奖金增加12%，销售额增长10%也会使高管的收入提升大约10%。薪酬的数额甚至和那些同处一个行业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回报率也有关。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如果公司股票业绩表现不佳的话，会加速高管在65岁之前离职。

如果高管人员用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而使自己获益的股利发放制度，那么在引入新的奖金制度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将会下跌。然而，《会计杂志》却持相反的观点，即当新的奖金制度公之于众时，股票的市值总体看来会上涨。

兼并、收购以及代理权争夺战也会有助于制约那些地位稳固但又未能让股东满意的管理者，近年来有很多研究表明，公司将要被收购时，其股票通常会在被收购之前大幅升值。被收购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么多，以至于高昂的收购战只有在公司的表现远低于其潜在水平时才会打响。

黄金降落伞

的确，管理层有时候会抵制那些看起来是为了股东利益而进行的合并或收购，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管理层通常大力投资于本公司的股票，他们有动机接受那些能够使公司股票升值的交易。黄金降落伞进一步阻止了对合并或收购的反对意见，同时为那些长期服务于本公司却即将离职的管理人员提供了补偿（那些服务在其他公司里派不上太大的用场）。尽管黄金降落伞受到了批判，但《会计学杂志》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公司宣布与其高管签订黄金降落伞的合约时，其股价通常会上涨。

要评估伯利和米恩斯对于持有公司股票会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管理层的独立性这一观点，有一个很明显的办法：看那些持股更分散的公司的高管们是否能得到更优厚的奖金补偿。有关这一主题的少量现有研究，包括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格勒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奖金补偿所做的一项研究，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可以合理地假设：在过去20年里，管理层相对于股东的独立性已经降低了，因为随着养老基金及其他持有大量股份的机构的增长，股权的集中度已经提高了。

简言之，尽管有关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紧密相连的情况尚未得到证实，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冲突没有很多公司所设想的那么严重。

人力资本与学校教育

在教育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投资，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大部分的教育支出由政府来承担，因此本部分侧重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策问题。

在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一直在增长，其原因主要在于，现代经济的运转靠的正是知识的有效运用，因此在这些国家，知识广博的人可得到应有的报偿。然而，大部分国家制定出的教育政策却是有利于富家子弟的，因为他们比穷人家的小孩更有可能去公立高等院校就读，也就更有可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高额学费补助。这是一种不当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因为政府提供的补助给了那些富有家庭的学生，而他们未来的收入，又普遍比平均水准高出许多。我们所讨论的是，政府应该以提供学生贷款的方式来取代政府补助的做法；同时，还比较了学生贷款在以下两种利率情况下的效果：事先确定一个固定利率，或根据学生未来所得决定利率。

在本部分，还有几篇文章讨论应该如何加强中小学之间的竞争，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尤其是满足来自较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教育方面的需求。我们认为，促进竞争的最好方式就是政府给家庭提供教育券，以帮助他们缴纳孩子的学费，学校由他们自己来选择，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都行，教会学校或普通学校也行。遗憾的是，在教师工会强烈反对之下，教育券的提议至今还没有被采纳。教师工会有理由担心：政府提供教育券以后，工会对教育政策的控制力量会削弱。

人力资本投资

■收入差距未必是坏事（1995）

在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任内，民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但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选民并没有就此反对共和党，其原因可能是选民知道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与经济增长有关。如果收入不平等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提高所造成的，那么这种现象反倒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自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完成《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1755）一书以来，不少人在谈到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时，几乎都是强调不好的一面。但是，在现代经济里，增长离不开受到良好教育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不论是电脑及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还是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需要知识丰富的员工。当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上升，或是教育投资增加时，经济增长就会加快。

过去20年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训练的投资报酬率提高了。这不是因为总统或国会制定了什么政策，而是企业为了争取熟练劳动力而提高这部分员工工资所造成的结果。

学历越高，收入越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末，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的周薪差距由原来的40%上升到70%，而完成中学学业者与中学辍学者的薪水差距扩大到40%以上；同样，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员工工资，也比年轻、没经验的员工增长得快。虽然在过去几年里，收入随着知识的积累而增加的现象有所减缓，但整个趋势并没有转变。

大多数西欧国家也出现相同的趋势，收入差距受到教育水平及劳动技能高低的影响。不过，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不如美国的弹性大，因而知识水平较高者和较低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并没有扩大得那么快。而在美国，年纪轻而又较少受过训练的员工，其失业率上升的幅度则大得多。

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市场对熟练员工需求旺盛的现象，也间接刺激了经济增长，因为年轻人更觉得有必要进行自我投资。正因如此，官方数据显示，美国黑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就大幅度上升，现在已经接近白人的水准了。

就读大学者越来越多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的学费一直在快速上涨，但高中男生毕业后继续念书的比例却增长了好几个百分点，而女学生就读大学的比例增加得更快。联邦政府在80年代削减了大学教育补助，这对贫困学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J.凯恩（Thomas J.Kane）的研究显示，黑人就读大学的比例虽然在80年代初期有所下降，但到了后期就大幅度回升了。

遗憾的是，伴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提高的是，底层员工的收入状况不断恶化。相对受过更多教育和培训的人而言，中学辍学者和没有什么技术的人不仅相对收入下降了，而且绝对收入也下降了许多。因而，虽然7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机会大大增加，但欠缺技术者的劳动参与率却明显下降了。

由此可见，要想帮助家境不好的年轻人克服种种人为的障碍，改善教育及培训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不需要大幅增加公共支出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州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来提高低收入地区的中学教育质量。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为贫困学生提供教育券，让他们自己选择在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

联邦政府在提高劳动者技能方面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还是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应该扩大大学生助学贷款的覆盖范围。但与此同时，过去学生贷款的拖欠率高得令人难堪，有必要下大力气把它降下来。

从政府到学者，大家都要对收入不均的好处和坏处重新加以评估。

■第三世界要提高经济实力，更应关注基础教育（1994）

墨西哥的恰帕斯州一直饱受贫困之苦，最近发生了叛变。这个国家热切地期盼经济快速增长，但生活水平不平等的问题，却因为这个事件而呈现出来。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不重视穷人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这个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且有可能摧毁整个社会结构。

我最近在巴西举办的一次教育研讨会上指出，如果国家忽视占人口很大比例的贫困民众的基础教育，其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下去。接受教育，可以让出身贫穷的年轻人获得劳动技能，从而出人头地。同时，上一代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延续到下一代的趋势，也会因为教育而减缓下来。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的例子，就很具有参考价值。他们在发展初期，大量消除文盲，并明显地提升了社会底层人员的教育水准。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J.巴罗（Robert J.Barro）的统计资料显示，25岁以上的巴西人，有2/3以上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不足4年，另有1/4则是根本没有学过；墨西哥的情形几乎同样糟糕。虽然两国在过去20年里，穷人接受教育的状况已经大有改善，但即使是现在，10来岁的巴西青年的就学比例也不到1/3。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没在学校念书而在街头游荡的小孩，有些不是偷就是抢，让当地居民及外来访客都感到异常恐怖。

由于教育机会不平等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往往会因为种族差异而变得更为复杂。在巴西、墨西哥及其他很多国家，财富分配、教育机会以及就业状况等问题，都因为种族隔离而呈现两极化的差异。墨西哥的穷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而巴西的穷人则大多为非洲农奴的后代。

校园营养餐

父母亲不识字、家境又贫穷的小孩，必须针对特别的需要来接受学校教育。里约热内卢市长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曾经邀请我和我太太去参观一所专门为穷人家的小孩而建起来的学校。像这样的学校在巴西有数百个，都是在过去10年里设立的。学生三餐都在学校里吃，上课和游戏的时间加起来将近10个小时。功课大多是在学校里做，不用带回家。不过，每所这样的学校的造价高达100万美元，而管理的费用也很可观，对穷人家的小孩来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帮助第三世界（及其他地方）的贫穷家庭，学费代用券制度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低收入的父母拿到学费代用券后，就可以向孩子就读的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支付学费。按规定，参与学费代用券计划的学校得提供营养餐并对学生进行体检。学费代用券制度能够刺激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以改善这些需要得到救助小孩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中上收入阶层的家庭不太需要学费代用券，因为不管他们住在哪个地区，都能为子女找到不错的学校。

贫困的家长通常都希望下一代能比他们过得更好，因此很多人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会特别慎重。不过，有些父母即使关心家人，还是会强迫小孩提早辍学以帮助家计，有时候甚至不惜违反禁止雇用童工的法律和义务教育法。

不要再浪费

如果政府能给这些家庭一笔补助金，以抵消小孩不去工作而造成的收入损失，那么这些贫困的家长就更能照顾到小孩的利益了。如果小孩能定期去上学，补助金可以提高；如果小孩取得了好成绩，补助金会增加更多。

支持现行政策的人声称，贫穷国家的资源有限，不足以把每个公民的教育都提高到一定的水准。他们还认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应该负担落后国家的教育费用。不过，贫穷国家的政府在弥补经营不佳的国企亏损并维持过于昂贵的大学运转等方面，通常就要花掉1/4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之，很多时候政府把钱浪费掉了。

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大在基础教育、打击犯罪及其他重要公共活动等方面的政府支出，真正的障碍不在于资源有限，而在于政府没将钱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这些政府所做的事，要么是根本就不该做的，要么是应该让民间来做的。

巴西和墨西哥等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经济潜力，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忽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和健康问题，那么想跻身于第一世界，只怕时间还得往后顺延。

■克林顿的助学贷款计划应该得“不及格”（1993）

克林顿总统最近提议，要改变目前联邦政府对大学生的补助方式。他的建议包括：不再让银行参与助学贷款业务，为承担所谓社区服务的学生提供报酬，让学生以其他方式来偿还贷款。不过，从几个重要的方面来看，他的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

为了削减贷款中间人的费用，克林顿总统想要绕过银行，由联邦政府直接放贷给学生。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已经核准了这部分建议。不过，如果政府在提供贷款方面能够比银行做得更好，那么企业投资贷款以及家庭购房买车贷款等，也应该全部由政府来包办。虽然民营银行经营出问题的报道不少，但在贷款方面，政府机构的表现还是差了许多，正因如此，在全球民营化的趋势下，不少银行及金融业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我不知道，哪一个由联邦政府负责的贷款计划在效率上是很突出的，包括面向小企业和农户的贷款计划在内。

银行在助学贷款对象的筛选和偿还贷款的监督方面，都能提供不错的服务。不过，在现行制度之下，银行没有履行这些职能的动机，因为任何助学贷款方面的亏损，都由联邦政府予以补偿，这是造成呆账比例高达10%，并且有更多借款人拖欠债务的原因。近期发生的银行存贷丑闻表明，当政府保证银行对不当放款不需要负责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银行往往会从事风险很高的贷款，因为如果顺利，所有的好处都归银行所有，一旦发生问题，责任则由纳税人来承担。

年轻的起步者

因此，这个方案不是要把银行排除在助学贷款计划以外，而是要求银行对不良的学生贷款承担更大的责任。事实上，银行很是觊觎学生贷款业务。如果助学贷款的呆账率上升，那么银行就该支付较高的保险金。

克林顿总统所提的另一项变革是，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如果愿意从事为期两年的社区服务工作，就能抵掉部分的助学贷款，最高的抵消额度为1万美元。而所谓的社区服务项目，则由州长及相关官员从教育、环保、公共安全以及人道服务等方面挑选出来。不可否认，这四个领域的确都有问题存在，但是这些年轻的毕业生为了拿到奖学金，而从事由政府官员选定的工作，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为什么仅限于这四个领域呢？其他的慈善活动，以及以赢利为导向的民间就业机会，为什么不能涵盖在内？

克林顿总统所提议的做法给年轻人发出了一个含糊而暧昧的信息，即把时间花在帮助无家可归者兴建房舍等所谓的社区服务上，要比当工程师、电脑程序设计师或建筑师等提高美国经济生产率的事，来得有价值。不管在什么时候，这对经济发展都是个危险的信息，特别是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挑战的时候，更是如此。

目前，接受联邦政府助学贷款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必须根据固定的利率来偿还贷款。克林顿总统希望在保留这种还贷方式的前提下，还能给学生提供另一种方式，即让收入较高者负担比较高的利率。

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

新方案旨在做出某种平衡：高收入者的偿还额度大，低收入者的偿还额度小，从而对收入在平均水准的人来说，其偿还额度和目前相差不多。该方案的本意是，面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确保贷款能如期偿还。但是，由于经济学家所谓的自我选择现象的存在，这个良好的愿望可能无法实现。因为，凡是想念法律或企业管理等未来收入较高专业的学生，一定会选择固定利率的偿还方式，这样利率较低。相反，如果学生念的是未来收入不高的专业，则会选择根据收入高低来决定利率的还贷方式。由于申请助学贷款的大多数人是选择了某个专业的学生或研究生，因此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未来的收入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

如果单独实施，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都是可行的方案，但同时实施，就不行了。整体来看，现行的制度很可能更好，原因在于，如果利率是根据未来所得来决定的，那么知道自己可以获得高薪的学生就不会加入这项计划。耶鲁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经实施过类似的方案，结果发现，选读法律、企业管理和医学等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向大学申请助学贷款。

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助学贷款改革方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或许是个不错的计划，因为它提出了社区服务、削减银行作为中间人的费用、让较低收入者较少偿还等理念。但从国家整体的观点来看，则未必是好的改革方案。

■有关人力资本的辩论：布什胜出（1992）

为了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布什总统和克林顿州长在总统竞选辩论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计划来增加对美国工人在技能、培训以及其他有关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谁的计划更完美呢？

双方都十分重视教育改革的问题。他们都认识到，许多公立的中小学校的情况很糟糕，在教育学生方面做得很失败，但是他们提出的补救方式却大相径庭。克林顿州长认为应该仅仅加强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而布什总统倡导的是政府资助的教育券制度，这项制度会把私立学校包括在内。

布什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看起来更胜一筹，这是因为，当前教育体制的最大缺陷就在于缺乏来自私立学校的有效竞争。仅仅加强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提高效率，但效果不会很明显；而私立学校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的利用对创新和学校生产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人对天主教学校所做的研究，都清楚地表明：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往往更好，但花的钱却更少。

收入差距在拉大

在进入高中的学生中，超过20%的人无法毕业，而且大多数中途辍学者不具备足够的工作技能，这也凸显了公立教育制度的失败。我主张在我为贫民区青年提出的“权利法案”（G.I.Bill）中，应该把对辍学青年提供补贴以提高其工作技能的规定写进去。布什总统要求出台“孩子们的权利法案”，其中包括一项向所有没念完大学的人提供学习指导和在职培训的实习计划。

克林顿州长对培训和实习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但他同时还要求公司支付不少于工资总额1.5%的资金用于员工教育和培训。他提出，政府要对包括健康保险在内的企业支出做进一步的规定和要求，这是一个大错误。过去10年里，诸如此类的规定不断增加，是对联邦立法危害最大的变化之一。他还提出，企业要对员工进行培训，这说明克林顿希望在许多领域里扩大联邦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辩论双方都赞成加大对大学生的资助力度并扩大学生贷款的受益范围，但是双方均未对政府增加补贴提供充分的理由。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一般是在60%左右，这在过去50年里是最大的。考虑到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对那些以往发展得更好的高收入群体增加津贴的做法是不适宜的。

家庭事务

如果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继续念大学的比例下降或者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比例，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关注帮助大学生的问题了。但事实上，美国有超过一半的高中毕业生继续念大学，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显著增加，在这一期间，甚至连大学入学率中的种族差距也略微缩小了。

从业人口的人力资本不仅由学校教育和工作培训决定，也取决于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在增强体质、培养习惯、数量价值观和增加技能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绝大部分家长做得很好，但也有小部分做得很糟糕，尤其是那些瘾君子、酗酒者以及孩子数量过多的父母，有的干脆对孩子不管不顾。为了强调家庭的责任，辩论双方提出了福利改革等措施，这些改革更加强调工作福利，而且对家庭享受福利的期限提出了限制。

让一些家庭享受不到福利固然有其道理，但目前最需要的改革是改变现行制度，从而让那些对孩子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家长得到奖励。现行的福利制度需要改革，不能主要根据孩子的数量而要根据父母对每个孩子的付出来决定福利的发放标准。如果孩子正常上学、定期体检，对父母的补助标准就应该提高。反之，如果父母吸毒，孩子在校表现差，补助标准就应该下调。这些并非不切实际的建议，包括威斯康星州和康涅狄格州在内的好几个州都已经参照这个思路提出了改革方案。遗憾的是，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不支持这一方案。

不过，两位候选人对美国民众的技能、培训、健康和价值观等方面都很重视，这是值得赞扬的。尽管双方的提案各有优缺点，但我认为，布什总统的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提案明显更好，原因就在于，它们更加坚定地支持私人的自愿选择，而不是强迫他们做出选择。

■高中辍学者，应该接受完整的职业训练（1989）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年轻的高中辍学者的实际工资水准已经降低了30%以上。对任何教育程度的人来说，这样的工资降幅都是20世纪最大的。在七八十年代，高中的辍学率一直维持在15%。不过，来自低收入地区的男性黑人学生的辍学率则要高得多，接近25%。

由芝加哥大学的凯文M.墨菲教授所做的研究显示，在过去15年里，在校成绩排在倒数25%的男性高中毕业生，工资收入的降幅和高中辍学者的不相上下。对比之下，高中毕业生的实际收入在这段时期内却是上升的。

对于这种趋势，有几种解释。其中之一是，目前的适应现代经济的生产方法以及产品服务明显有利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力。另一种解释是，来自国外商品的激烈竞争对美国的那些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员工造成了冲击。

美国，尤其是低收入地区的高中教育所面临的改革压力，正反映了人们对上述统计数据的担心。虽然很多城市和地区的高中教育可以得到大幅改善，但是，由联邦和州政府提供充足的经费，实施课程训练和实地操作相结合的职业训练计划，应该更为重要。

有用的模式

普遍认为，在校成绩排名在倒数25%的高中生，并没有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如果为高中辍学者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培训和就业计划，就能够大幅度改善其未来的经济状况。最理想的状况是，每位辍学者都能选中某种技能，接受长达两三年的就业培训。可由纳税人来负担成本；如果公司愿意雇用这些接受训练的年轻人，特别是在计划开始的阶段，则这些公司可以获得适当的补贴。

这项计划如果实施，则可以部分取代现行的计划，尤其是《职业培训伙伴关系法》（JTPA），因为有些现行计划从表面上看，能让参与者找到不错的工作，但却只有部分年轻的辍学者能参与其中。

在这一方面，西德当年的模式很值得参考。在该国，几乎3/4的年轻人可以从400多种职业中挑选出一种来接受课程训练，并接受实际的在职培训。这些训练通常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为期3年。而美国高中生差不多也就是自这个年龄段辍学。西德的政府负担学校课程的费用，大概每周上一天课，而由雇主支付实习的工资，平均每个月超过500美元。也许正是因为实施了这种职业训练计划，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西德年轻人的失业率最低。

如果美国也实施职业训练计划的话，参加者的比例可能会比西德的少得多，因为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比例要高出许多。不过，西德的经验明显表明，完整的就业训练的确可以大大改善高中辍学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

更好的选择

面临预算赤字的政府必须削减支出，因而这项计划可能会增加政府的支出。但显然，目前每年用于每个高中生的教育费用大约是4000美元，而用于高中辍学者培训就业的费用却只有一点点，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而且，如果学校不强行把一些学生留在学校里，则高中教育的开销还会降低。有些年轻人不想留在学校，宁愿接受职业训练，因为那样更符合他们的志趣和专长。

部分目前成绩处于下游、本打算把高中念完的人，会为了参加这种职业培训而选择退学。这是不必担心的，因为工资收入的相关证据表明，这些学生不会因为把高中念完就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最好能接受更适合就业的职业培训和工作锻炼。而且，他们提前退学还可以省下一部分经费，这样政府支出总额未必会因为推广职业培训而增加。

教育部部长劳罗F.卡瓦佐斯（Lauro F.Cavazos）最近也同意让学生有更大的自由来选择自己想念的公立学校。参加职业培训的高中辍学者中，大部分来自于低收入地区或是少数族裔，这些人目前不能自己选择上哪一所高中。不过，如果他们参加了职业培训计划，就可以自己选择去私立的职业学校就读，也可以选择去民营公司接受就业培训。虽然有些职业学校的培训质量的确很差，但我相信，在竞争的压力之下，这些职业学校和民营公司在为学生提供服务方面一定会比低收入地区的高中表现得好。

美国必须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是关系到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目前高中辍学者的前景黯淡，但如果他们参加完整的职业培训，并在大有可为的职业项目里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大加改善。

■为什么美国不能像亚洲国家那样重视教育（1988）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崛起，肯定是过去30年里最重要的发展成果之一。很多书籍和文章都对它们的崛起提出了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我认为，它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们比美国更注重教育、培训、工作态度以及其他提升员工劳动技能的途径。

美国一直没有重视人力资本的问题，不少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就反映出这一点。美国高中肄业生的比例超过14%，而日本的只有6%。另外，美国大城市里的男性黑人学生，辍学比例则超过20%。自1975年以来，美国高中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0%以上，而辍学者的工资降幅更大。这表明，不仅辍学者没有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连不少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从娃娃抓起

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学校相当注重数学等学科，这些是在现代工业、农业及服务业必须具备的知识。除此之外，亚洲国家的学生在做家庭作业以及平时上课的时候，也比美国学生要用功得多。难怪在1984年针对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高三学生所做的测验中，日本和中国香港学生的成绩排名靠前，而美国学生的表现则靠后。

日本父母除了送小孩到学校以外，还送他们参加私人开办的补习班（Juku），学习数学、自然科学、语言及其他学科。这些营利性补习班的数量在过去10年里快速增加，目前总数已经超过了35000家，都在争取生源。父母想通过这些补习班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从而挤进最好的大学。在所有的初三学生里，几乎半数参加补习班，这笔支出在每个家庭的教育总支出中约占20%。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虽然不如亚洲国家，但美国的大学却不差，顶尖高校更是明显优于亚洲水准。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到美国来念研究生，专攻工程、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事实上，由于有太多人涌入美国念研究生，美国国家科学院还曾经因为亚洲学生在这些领域拿到博士学位的比例过高而感到担心。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国提供的在职培训有多少，但由实际情况来推断，亚洲国家远比美国更重视这些培训。大多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员工在同一家公司里终其一生，因此公司愿意在员工身上投资时间和金钱。我最近造访韩国和中国台湾期间，看到很多员工在教室里上课，实在印象深刻。相反，美国员工换工作的比例很高，公司也就不愿意在员工身上投资那么多了。

请你留下来

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日本公司在美国设厂招工，也比美国同行要谨慎得多。可以想象的是，由于来美国设厂的日本公司会让员工长期为公司工作，而且打算下大力气培训他们，因此在招工的时候，会和在国内一样特别上心。

在日本和韩国，有经验的员工工资上涨速度要比美国快。由这种工资涨幅可以看出员工以前接受过多少在职培训及课程学习。年纪较轻的员工因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而不是生产上，因此工资比较低；较为年长的员工则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投资，因此工资要高出很多。

如果员工没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和使命感的话，那么培训和教育就没什么用。这是亚洲各国比其他国家强的地方。亚洲国家的员工通常都对工作相当投入，对雇主的忠诚度也很高，很多日本员工甚至不愿意休假。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男性员工平均每年工作时数远远多于2000小时，而美国则仅在1800小时左右。

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员工的工作时间普遍更长。不过，日本比不少欧洲国家更富裕，但日本员工的工作时间却还是长出许多。在过去10年里，日本员工的收入已经大幅度上涨，但工作时间却没有缩短。

人力资本投资属于非生产性投资；没有合适的激励，职业道德也将沦丧。无疑，民营企业的活力是亚洲国家在经济方面能有傲人成就的主要原因，但这些国家也知道人力资本才是现代化经济的根基。

■为什么候选人在大学成本问题上不得要领呢（1988）

大多数高校的学费及其他成本快速上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乔治·布什和迈克尔·杜卡基思（Michael Dukakis）对此的关注反映了这一点。然而与之矛盾的是，大学入学人数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对此需要进行解释。

事实上，自1980年以来，学杂费的增长比家庭收入的增长快得多。更糟糕的是，在学费快速上涨的同时，联邦政府对大学生的实际补助金额却没有增长那么多。联邦补助也从直接补助转向了依赖于学生贷款，并且新法律降低了中产家庭学生可以获得的贷款的最高额度。

拥挤的校园

鉴于学生费用的增长，有人可能会预测大学的入学人数会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白人高中毕业生继续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增长了10%，达到56%以上。在此前的70年代，该比例则一直在下降。黑人高中毕业生继续念大学的比例也上升到了48%以上，只是相对于白人高中生而言，增速较慢。

虽然现在18岁的学生人数比1980年的要少一些，但是许多高校的入学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由于入学人数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今年秋季学校一直报告说教室拥挤，师资短缺。在过去的20年里，大学适龄的年轻人数量已经成为了令人惊讶且糟糕的未来升学指标。

更高的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好处增加了，这就解释了高费用与高入学人数之间的矛盾。大学文凭所带来的货币性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降到了史上最低，而现在，货币性收入却比过去40年的任何时候都高。大学毕业生与有11～15年工作经验的高中毕业生之间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已由1980年的不足40%增长到了1987年的接近60%。对于有更多工作经验的人来说，收入差距更大，而对于较年轻的员工来说更小了。

遗漏的因素

此外，上大学的总成本要比学杂费涨得慢得多，总成本甚至已经降低了。由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学费上，人们就很容易忘记一点，那就是上大学的成本有一半以上是没有全职工作而放弃的收入。20世纪80年代，因为市场对高中毕业生的需求已经降低了，所以这些放弃的收入也随之下降了。因此，当从本科教育中获利的增长远远超过总费用的增长时，入学人数增长到出乎意料的水平还令人感到吃惊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收入和入学人数的话，参议员泰得·肯尼迪提出的教育储蓄公债计划或副总统布什提出的通过父母为他们孩子的大学教育进行奖学金储蓄的类似建议显得毫无意义。如果大学生最终要比普通工人挣得更多的话，为什么要给他们增加补贴呢？

我们先不强调提高补贴的必要性。学费上涨意味着值得需要贷款的学生应该更容易获得贷款。在现行的联邦计划下，来自中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学生都能获得更多的贷款。然而，在监督谁可以借款和谁可以收取到期未偿还贷款的利息等方面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自收取以前的学生的还款方面，可以让大学承受更大的压力，或者，可以采用官员杜卡基斯的建议，那就是依靠美国国税局（IRS）来收取这类款项，同时还连带收取所欠的所得税。现在，约10%的学生贷款处于拖欠状态，却没有让这些欠款人承受丁点压力，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与私立学校相比，公立学校的问题更大。两年制大学和私立职业学校的问题尤为严重，其贷款违约率超过了17%。

缺失的技能

由于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的收入跟高中毕业生的收入相差无几，因而他们的违约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预期收入适中的学生将会被一些计划所吸引，比如杜卡基斯提议的学生学费与偿还系统（STARS）。在这个系统里，收入水平决定偿还贷款的多少。但是诸如商科生、工程师、医学预科生和法律预科生等这类学生的预期收入会不错，因而必须偿还很多，所以他们不愿意参加该计划。

由于“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income-contingent loan）计划的主要参与者是那些预期收入较低的学生，所以关于违约率方面的证据让我相信该计划在财务上是不可行的。因此，增加贷款和对现有计划的其他改进很可能是帮助值得获得贷款的学生支付其高额教育费用的一个更好的办法。

不得要领者，不单单只有候选人。真正的学习危机不存在于我国的大学里，而是存在于由众多中小学所提供的教育里。在过去的10年里，高中毕业生的实际工资正在下降，高中辍学者工资则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这些都表明，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并不具备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其他知识。

■用免税债券来解决学费问题是错误的（1988）

大学教育成本过高的问题，已经成了这次美国总统竞选的一项议题。例如，副总统布什就承诺要提供免税债券，来帮助父母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

在过去10年里，美国大学学杂费的年均涨幅接近10%，远远超过6%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以四年制的公立大学来说，目前每年的教育费用平均超过1500美元，而私立大学则要7000美元。如果念顶尖的私立大学，则每年的费用为10000美元。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还有一笔更大的成本：待在大学念书而不去就业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如果把这笔机会成本也算在里面，那么在公立学校念四年书的成本超过35000美元，念私立学校的成本则为60000美元。

不过，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高额的教育成本，因为接受大学教育可以带来不错的经济回报。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文·墨菲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菲尼斯·韦尔奇最近所做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缩小了，但1979年以后就快速扩大，目前已经比30年前要高得多。这两位教授认为，80年代念大学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好处，主要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相对人数减少所造成的。另外，重工业的衰退也是原因之一，因为高中毕业生原来在这些产业干得还算不错。

在工作11年～15年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比同等资历的高中毕业生多出60%。如果以整个职业生涯来算，大学毕业生要比高中毕业生多赚60万美元左右。把这笔收入差额拿来和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成本相比的话，则其投资报酬率差不多在10%以上。因此，即使不考虑社会地位及知识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念大学本身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投资。这也是在大学学杂费急速上涨，而达到就学年龄的人相对不多的情况下，申请入学的人还会剧增的原因。

抵押不足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B.费里曼（Richard B.Freeman）在其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中说，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或许是接受了过多的教育，当时念大学的经济回报还不高。不过，到了80年代以后，这样的说法就不恰当了。现在大学教育的问题，不再是念大学的投资回报率低，而是在于，教育成本需要提前支付，而接受教育的好处则必须在未来的人生中才能逐渐享受得到。

虽然念大学可以享受到生活上的照顾，也可以获得优厚的奖学金和就业机会，但这些好处并不能满足很多未来的大学生的需要，对于来自小康家境，却没有资格申请高额奖学金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个问题，用商业术语来说，就是投资能力还未经过验证的人，想从事高额且长期的投资，但又无法提供太多的抵押品的时候，应该如何获得融资的问题。

过去20年里，联邦政府以提供培尔助学金（Pell grants）、实施半工半读计划、直接助学贷款以及保证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来帮助学生获得念书所需的资金。目前刚进入大学就读的一年级新生里，有一半以上或多或少都接受过联邦政府的资助。在里根总统任期内，联邦政府对学生的补助方式，由提供助学金慢慢转到提供贷款的方向。我认为这样的趋势应该持续下去，而布什提议给大学生家长提供教育补贴的计划，是不正确的做法。因为，大学毕业生未来属于高收入阶层，为什么还要通过免税的方式来获得纳税人的补贴呢？

转移负担

美国各州还把州立学校的学费压低至远低于实际成本的水准，这种做法等于对大学生提供补助。不过，很多学生在毕业以后就搬到其他州去了，对当初资助他们念大学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贡献。因此，州政府应该把补助学生的负担由纳税人转移到学生自己身上，应该把学费大幅度提高，以弥补教育成本。为帮助学生应对学费调高的状况，州政府可以提供贷款给学生，以此作为对联邦助学计划的补充。

就算为了念大学而必须向银行的借款高达25000美元，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是能够通过就业后的收入轻松偿还本息的，因为目前毕业生的平均借款额度还远低于这个金额。毕竟不少年轻人为了买房子或公寓，会毫不犹豫地向银行借50000美元以上。而买房子除了可能会有资本利得外，是不会有什么经济回报的。可以根据学生未来的收入情况来设定一些贷款条件，例如可以要求拿出收入的一部分来分批偿还，每次偿还5000美元的借款。而毕业后就业状况不佳，或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他们相对少偿还一点借款。

学生不应该因为父母经济拮据就念不上大学。不过，有些未来可以从大学教育获得很高的投资报酬率的人，例如工程师、企业家、律师、医生、电脑程序分析员及其他专业人士，则不应该从政府那里得到就学补助，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远远高于平均水准了。

■上大学难道不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吗（1986）

新学期的开始提醒许多家庭要为孩子上大学做出经济上的牺牲。上一流私立大学，每年学费高达12000美元左右。在食宿方面要花费，还有路费以及因读书而每年要放弃至少8000美元收入，算下来大学四年的总成本达到80000美元。

念公立大学的年均学费仅在1500美元左右，但是，无论上的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学生都要去兼职。而且很多公立学校还要求学生支付食宿费用。除此以外，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还要读法律、商务等专业的研究生，这又要花费一笔钱。

过去，高等教育成本并不是什么棘手的问题，因为那时送孩子上大学的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家，可是现在，有超过一半的高中生毕业后会继续读大学；在所有大学生中，黑人、西班牙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学生占到将近20%。使问题更严重的是，自1980年以来，大学的学杂费几乎翻了一番。

无须缴纳首付款

其实仔细想想，上大学的成本似乎并不是太离谱。在一流大学读四年书跟买一栋漂亮房子差不多，都不算贵。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最终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并且近来购买一栋单体住宅的平均价格超过了上大学所需的成本80000美元。而且，业主自用住房不产生经济收益，只是有时会实现资本增值，而高等教育通常会大大提高终身收入。典型情况下，投资于四年大学教育，收益回报率平均是7%～10%。

确实，上大学属于高风险投资。但是，如果精英高等教育的成本跟一栋好房子的价格差不多，而且上大学是有利可图的投资，为什么个人能买得起房子，却承担不起自己应缴的全部或部分大学学费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多数大学生还年轻，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攒够大学费用的首付款。更重要的是，房屋可以用来作为抵押品而得到抵押贷款，但大学学历不能用作抵押品而获得贷款。如果房屋抵押贷款持有人违约，贷款人可以接管他的房子。但显然，教育贷款违约人的大学学历是拿不走的，除非贷款人以某种方式要求他们从事非自愿的服务，但这是非法的。

为了支付大学学费，很多学生在暑假期间打工，在校期间兼职。此外，大多数家长以礼物或贷款的形式帮助子女支付学费，同时，所有大学都提供奖学金和工作机会。近年来，联邦政府已采取了积极措施，为大学生提供培尔助学金、直接贷款、联邦担保学生贷款、半工半读项目和教育机会补助金等。刚上大学的所有新生中，半数以上都享受某种形式的联邦直接援助。

这简直是在送礼

学历对于严格的商业贷款来说算不上合格的抵押品，因此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对学生提供帮助。但现行的计划存在严重的缺陷：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大学生，而大多数纳税人在收入上赶不上典型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这些补贴的形式包括：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直接赠与以及允许借款人无条件违约。目前，联邦担保学生贷款的违约率超过10%。

要消除补贴，有效的助学贷款利率应等于具有相似风险的商业投资回报率。要起诉那些贷款违约的学生，让学生贷款不再打水漂，并不再浪费纳税人的钱。

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学生收取的贷款利率与他们最终的收入没有关系。学生贷款计划要考虑到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点，可以要求未来收入较好的贷款人承担较多的还款（即接受更高的贷款利率）。试点计划可能会要求借款人在指定期限内，按固定比例拿出一部分收入来偿还贷款。实际上，政府要分担大学投资的风险，可以通过购买学生借款人的无投票权的普通股。发行股票通常是为大学教育之类的高风险投资提供资金的恰当方式。对于发展得不好的学生来说，偿还的贷款较少，而收入更高的学生则承担了较多的还款，这起到了平衡的作用。

联邦援助可以帮助大学生应对高额的且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且不会增加纳税人负担。为学生贷款制订出适当的固定利率，并根据借款人未来的收入状况来决定还款金额，做到这两点，就可以实现这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教育券与学校之间的竞争

■教育经费改革：不要放弃教育券（1993）

被称为《174号提案》的加利福尼亚州教育经费计划，原定将向全州每个学生发放价值2600美元的教育券，以帮助他们去他们所选的私立学校里就读。该提案遭到了两大全国性的教师工会、诸多政治家以及其他组织的反对，结果在11月的全民投票中遭到彻底否决。尽管相关提案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也遭到了排斥和拒绝，但教育经费大改革似乎势在必行。

尽管我支持《174号提案》，因为它对现状有所改善，但如果该提案想要吸引绝大多数选民的话，就必须修补其中的严重缺陷。教育券应该只提供给低收入家庭，因为他们的孩子几乎都是在贫困区里较差的学校读书。这些家庭没有经济能力去选择好社区，不能就读于那些社区里不错的公立学校，然而中产阶级和上层家庭在众多学校中有很多选择。他们可以搬到配备有好学校的郊区或城区，或者如果他们有能力，还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选民们的反对是有根据的：如果所有的家庭都能得到教育券，那么富裕家庭肯定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成为教育券的主要使用者。如果只向贫困家庭发放教育券，反对意见就站不住脚了。密尔沃基市已经开启了一项试点计划，即只向来自贫苦城区的孩子们发放一定数量的教育券，以供他们念私立学校。

当前公立学校的财政体系繁杂且低效，先是通过向家庭征税来为公立学校提供资金，然后又间接把这些税收返还给那些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加州的教育券提案是直接把税收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所有选择私立学校的家庭。更好的制度应该是这样的：不仅向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发放教育券，并且还要求公立学校通过收取所有学生相当于教育券水平的学费来实现部分自给自足。

学费收取有先例

比如说，如果教育券的价值是3000美元，那么公立学校的学费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税收应该只用来弥补公立学校支出超过学费收入的那一部分。公立学校收取学费是有先例的，例如，美国早期的公立学校就收，州立大学最近也进行了评估，要收取高额学费。

教育券具有公共融资的特性，因而一旦政府减少对公立学校的支出，学校将通过学费收入得到弥补。过去25年，公立学校在学生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目前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而学费收入也将使得这项支出的持续增长更加容易。

部分选民对公立学校不满，他们反对加州提案，因为他们担心，该提案的实施会增加加州的预算赤字。但是，如果教育券只发给贫困家庭，并且公立学校收取学费，那么州政府预算的财政需求就会不升反降。这样一来，给予那些最需要学费资助的贫困学生更多帮助的财政压力就会小很多，具体做法是，提升教育券的价值，使之超过加州提案中的2600美元的标准。这个数字还不及公立学校中学生的全国平均学费的一半。

减税

如果提案得到实施，继续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的贫困家庭在经济状况方面并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有所恶化，因为教育券将弥补这些学校收取的学费。而有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的中产家庭可能会因为他们得同时缴纳学费和税费变得拮据起来。但是，因为这些学校现在有了学费收入，所以会降低资助公立学校的税收需求。因而，应该先强制减少学校的税收，以便认识到学校也可以从学费中得到收入。

现行的公立学校经费体系容易导致学生因为收入、种族和其他特征而出现明显的隔离。只向贫困家庭发放教育券的做法将减少这种隔离，这是因为，在有些私立学校里，不少学生家境宽裕，如果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带来的教育券能弥补部分学费，这些学校是愿意多接受这些持教育券就读的孩子的。即使是现在，与公立高中相比，罗马天主教私立学校中因种族、收入和家庭教育不同而发生隔离的情况要少得多。

如果公立学校收取学费的话，那么家庭在决定送孩子到哪里就读的时候，会比较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及学费差异。这样不仅会让公立学校为争取那些有资格持教育券就读的学生而展开竞争，而且还会加强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

争夺生源将迫使公立学校改善教育质量。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世界最好的，主要就是因为竞争——私立大学和收取学费的公立大学之间的竞争使得双方的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教育券：一张摆脱贫困区的通行证（1992）

对于洛杉矶骚乱已经有很多种解释，但我还想再做补充。不管内在原因如何，骚乱都强调了一点：需要让更多的贫民区青年融入到经济体系中。我认为，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为他们出台一部相当于“退伍老兵权利法案”的法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经费。

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在符合条件的家庭中，所有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年轻人都将得到当地政府和州政府提供的教育券。等到了16岁的时候，年轻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中学念书，就可以使用这些教育券了，很多教育券几乎都是这样执行的。与贫民区的公立学校比起来，教区中学及其他私立学校的教育水平更高，因此，它们将有资格加入该项计划。

为了限制成本，这项计划起初只面向贫困家庭的孩子。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他们进入郊区和小镇的学校就已经接受了相当不错的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而且，他们更了解如何找到更好的工作。

通常的教育券提案即便能让众多来自贫困区的年轻人上更好的学校，但并不会对他们起到帮助作用，因为他们在高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这些提案不能保证学生读完高中就能学到有助于他们找到工作的有用技能。正是来自贫民区的青年工作技能有限，才使得他们在求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与种族歧视等因素相比，这方面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工资跳水

真实收入的统计数据呈现出令人沮丧的趋势：自1975年以来，高中辍学者和成绩排在倒数25%的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已经下降了25%以上。这个工资降幅不仅适用于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也完全适用于白人，不过，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辍学或者念完高中但成绩很差的比例却要大得多。人们总是将这一趋势归咎于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但下降趋势其实是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开始的。在很多欧洲国家，没受到良好培训的工人的待遇也不好。

按照我所提议的计划，高中没念完就辍学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可以在19岁之前使用教育券来接受私人企业的在职培训。那些高中毕业生也有为期一年的教育券来获得额外的培训，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职业学校，他们都会接收一些诸如计算机编程或木工等方面的技能培训。为了防止这些学校为了招收学生而夸大其辞，它们能否继续参与培训计划将取决于：它们的大部分学员在完成培训后，是否获得了小时工资超过一定水平的或者超过最低工资一定比例的工作。

计划中包括在职培训是必要的，因为在职培训对黑人区及其他贫困青年来说，尤为重要。他们面临着经济问题，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很难获得有前途的工作职位。有资格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公司需要提供有关其培训计划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成功的参与者可资利用的各种工作阶梯的信息。

经济上更划算

美国普通公立学校每年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花费超过5000美元。然而，许多教会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更好，但人均花费却要少得多，职业学校的花费通常也只有公立学校的一小部分。教育券制度对学生的资助力度很大，但花费仅仅占公立学校的花费的一半——甚至比那些工作培训和职业学校教育计划的花费还要低。

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杰克F.坎普（Jack F.Kemp）和纽约市民主党代表查尔斯B.兰热尔（Charles B.Rangel）等人主张由联邦政府提供补贴，帮助贫民区兴建企业园区。我认为，兴建企业园区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政府提供的补贴难免成为政治“猪油桶”[1]，而且不能解决贫民区年轻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贫民区的黑人男性普遍缺乏工作技能，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社区所建的工厂里，也得不到薪水不错的工作。相比之下，生活在贫民区的韩国人和其他许多移民，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宝贵的技能和良好的工作习惯，往往能得到好工作。

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很糟糕的情况下，向贫困青少年提供五年期的教育券制度将进一步加大政府的预算压力。然而，让学生使用教育券就读于私立学校、职业学校并接受在职培训的花费远比让他们就读于公立学校的花费少。这是因为，教育券的平均成本远低于公立学校学生的人均开支。

此外，即使会增加地方政府的预算压力，为贫困青年提供全面的学校教育和工作培训的计划还是值得一试的，它致力于解决年轻人在经济上面临的困难。没有哪一项计划能解决贫民区的所有问题，但这项计划的实施，将为迫切需要得到更好的工作技能的人员改善就业前景。

[1]pork barrel，俗语，指政府为讨好选民而用于地方建设的拨款。——译者注

■公共资金用于宗教学校，无可厚非（1991）

布什总统提议，给予私立学校与公共学校展开公平竞争的机会，以争取纳税人的资金。尽管一些州和城市已经出台了向私立学校提供有限资金的计划，但仍然有很多人不管计划的内容如何，而对是否应该允许由宗教组织主办的学校吸引公共资金的问题持有异议。

许多人认为，纳入教会学校会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政教分离的条款，该法案开篇即规定：“国会既不能立法支持宗教的建立，也不能禁止宗教的自由活动……”但我认为，只要具有宗教背景的学校能与其他所有私立学校平起平坐，它们就应该获得公共资金的支持。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拥护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显是想保护信仰自由，但他们的真实用意到底如何，宪法专家们持不同意见。我不是宪法专家，但我认为，开国元勋们认识到了宗教观念和信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处，从而在修正案中做了增补，以防止美国像当时的英国那样设立类似的国教。这样一来，那些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信仰就会在一个没有国教统治、开放竞争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第一修正案中“自由市场”的观点意味着，在教会学校与公立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教会学校可以将公共资金用于其非宗教活动。同时，这一观点还解释了一种矛盾现象：许多政府计划实质上允许将公共资金用于宗教团体的非宗教活动。例如，病人可以像在私立医院里那样，在宗教团体赞助的医院中使用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金。而且，任何宗教团体，只要符合起码的标准，即可获得非营利地位的认证，从而获得当地财产税及其他税种和管制法规的豁免。

在“学生选学校，纳税人出钱”的教育券制度中，也不乏宗教赞助的学校使用公共资金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由政府承担退伍军人进入教会学院或大学学习的学费。获得培尔助学金、联邦助学贷款以及其他社会资助的大学生，可把这些钱用于攻读由宗教组织资助的学院。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也表明，司法制度允许将公共资金用于教会学校。举例来说，在1983年穆勒诉艾伦（Mueller vs.Allen）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明尼苏达州的一项法律具有合宪性，该法律规定，父母送孩子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学费可以免缴州个人所得税，这明显属于一种间接补助。早前的一些判决则允许把公共资金用于教会学校学生的交通补助，还可用于购买非宗教类教科书。

尽管有过这些判决的先例，依然有人强烈反对在小学和中学层面上将教会学校纳入教育券计划。有人担心进入教会学校学习的学生会受到宗教教化。但是计划可以做出明确规定：如果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或接受某一特定宗教，将得不到公共资金的资助，而且公共资金也仅限于非宗教学科及学术性的宗教研究。

把教会学校纳入教育券计划的反对者也认为，这一举措会加深学生之间因种族和信仰不同而形成的隔阂。詹姆斯·科尔曼和他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在其合著的《高中学业成就》一书中做出了一项重要研究，发现在天主教高中里上学的孩子，90%都来自于天主教家庭。但研究也发现，这些高中因种族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隔阂比普通高中里来得要小。当然，参加教育券及择校计划的教会学校及其他私立学校，不得根据种族、宗教信仰和家庭背景来歧视性地选择学生。他们开除问题学生的权利也可能受到限制。

品学兼优的学生

如果宗教组织主办的学校质量较差的话，将它们纳入择校计划在教育方面的价值便值得商榷。但科尔曼及其同事的研究总结得出，平均来看，天主教学校的教育质量要好于公共学校。虽然天主教学校在学生身上的人均教育花费要低得多，来自不同种族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业测试中取得的分数要远远高于公共学校中的同类学生。这种优势在教育水平不高和家庭贫困的学生中尤其显著。天主教学校能做得这么好，部分原因是他们使家长和社区与学校活动联系得更紧密。

总有一天，提升中下阶层教育质量的需求会迫使美国的社区将私立学校纳入择校计划。宗教学校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却被拒之门外，实在令人遗憾。

■竞争是学校教育健康发展的良药（1989）

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总是要在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后，才会丧失其政治影响力。许多年来，正是因为有很多美国学生接受了恶劣的学校教育，才刺激各州及地方政府在制度上大幅度改革，迫使公立学校必须接受竞争，以争取学生。

明尼苏达州正逐步推动一项计划，只要学校愿意接受，而且又不违反有关取消种族隔离的法令规定，学生就可以进入任何一家公立学校就读。另外，在东哈林区、马萨诸塞、密尔瓦基以及西雅图等地，也在推行类似的计划。除此之外，目前大约还有20个州的议会在审查相关计划，以便让学生在确定学校时，能拥有更大的选择权。

让学生在择校时拥有更大的自由，主要的受益者是来自低收入城区的小孩。中上等收入家庭如果不喜欢辖区内的公立学校，本来就有很多替代方案可以选择。不少人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就读，有的人则会搬到学校较好的地区去。贫困家庭则既负担不起私立学校的花费，也没有钱搬到昂贵的学区里去。

失去控制

反对扩大择校权的人，主要是教师工会、校方主管、学校董事会成员以及担心大量差等生涌入的社区居民。他们担心到时候无法控制局面。教师和校方也对未来必须面对竞争感觉不舒服。劳工部所属的劳工素质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最近提出了一份报告，对各校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发表意见，因为有好几位委员本身就强烈反对这个想法。

让学生在选择公立学校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是很正确的重大举措。不过，应该也让家境较差的学生有机会选择到私立学校就读。整体而言，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好，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针对全美公私立学校所做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天主教学校的花费远低于大都市里的公立学校，但它们的教育却办得更成功，原因在于，它们相对不受政治力量的干预，因而在纪律维持方面受到较少的管制。另外，它们也让学生的父母及社区更多参与学校活动。

虽然教师和校方管理人员等很多团体坚决反对将私立学校纳入自由择校的计划，但有几个州却已经在这方面走在前面。明尼苏达州推行了中学后选择计划，让学生在高中最后两年可以自己选择到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或职业学校就读，学杂费由政府支付。而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G.汤普森（Tommy G.Thompson）也在去年春天的时候提议，密尔瓦基低收入家庭的小学生如果去私立学校就读，政府可以代缴学费，人数最多1000名，学生可以从参与计划的学校里自己选择学校。

密尔瓦基实行的计划是正确的：政府应该只为私立学校的贫困生代付学费。至于哪些人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则应该依家庭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就像决定谁有资格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及居住援助计划一样。家境较为贫困的学生，最需要拥有可以选择私立学校的自由。

次要问题

反对这项计划的人说，私立学校只有先遵守各种有关民权的法令，才有资格获得政府资金，但即使如此，他们依然声称，这种制度会加重学生之间在种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隔离问题。但这项计划是由政府出钱，让贫困生到私立学校就读，怎么会让隔离问题不减反增呢？当然，某些私立学校原来是以有钱人家的白人学生为主，只要政府愿意帮他们出钱，它们应该是会参与这项计划，并多收一些属于少数群体的学生的。

无论如何，不管学生的种族、家庭收入等状况如何，学校制度都应该努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如果像东哈林区等地的状况一样，自由择校计划能让家境较差者得到更好的教育，那么肤色及家庭背景等因素，难道不就成为次要问题了吗？有些很棒的学校就只有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东哈林区的学生现在已经可以到区内的任何一个公立的中小学就读。在实施这项计划之后，该地的学生成绩已经从原来的最差水平提升到纽约地区的中等水平了。

我并不指望学校之间的竞争会产生奇迹式的效果。不少报告表明，如果学生的家庭不稳定，或父母对教育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即使是最好的学校，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不过，科尔曼教授的研究显示，天主教学校就成功地提升了贫困生的在校表现，并降低了他们的辍学率。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将会让更多学校变成好学校。家长会把子女由较差的学校转到更好的学校来。想改善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教育质量的话，这种制度会比大量委员会或学术团体所提出的任何提议都更有效果。

■让所有家长在择校问题上有话语权（1986）

实施医疗保险、医疗补助以及其他联邦和州的健康保障计划后，政府用来帮助穷人和老人支付住院费用的总支出已经超过了800亿美元。该款项直接拨付给了数千家医院，其中大约2/3属于私营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机构。穷人和老人们得到了相当于教育券的凭证，这些凭证可以在公立或私立医院用于支付医疗费用。

最近，教育部长威廉J.贝内特（William J.Bennett）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更受限的财政教育补助方案。参与该方案的学生家长将每年获得价值600美元的教育券，这些抵用券在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均适用。贝内特的提议迈出了正确的一小步。在未来的9年中，他预计以提供在私立与公立学校均可兑现的等值教育券的方式，向每一所公立学校在校生每年提供超过3000美元的教育补助。那些希望孩子接受更加昂贵教育的家长，可自己出资来补足教育券的不足部分。

目前，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家庭对他们孩子的学校教育施加了许多控制手段。如果这些家长对公立学校不满意，他们有办法让孩子进入私立学校就读。或者他们可以搬到他们更喜欢的公立学校所在的社区去居住。事实上，城郊的社区正是将该区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作为吸引居民的亮点之一。

生源竞争

不富裕的家庭负担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也不能搬到设有好的公立学校的社区。通常，他们只能接受眼前可上的公立学校，不管那所学校有多糟糕。教育券制度可以给予这些家庭一些择校机会，去选择目前只有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才上得起的学校。只有少数家庭意识到了这一点。1985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对比白人的43%，有59%的非白人赞同教育券制度。

一个全面的教育券制度要求公立学校竞争生源，通过学费收入自负盈亏。公立学校只能通过扼制校园暴力、灌输纪律、引入家长参与、开设具有挑战性的课程以及控制成本等方法来保持竞争力。如果一所公立学校生源匮乏、入不敷出，那么要么关门大吉，要么被出售给私人老板。强制公立学校提升竞争力，对旧城区的家庭尤为有利，因为他们目前必须面对公立学校的教育垄断。

那么，通过实施教育券制度，政府可以帮助旧城区居民和其他贫困家庭的孩子去上那些没有公共补贴的私立学校。诚然，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公立学校应该是对所有学生开放的，无论种族差异、宗教信仰、家庭收入如何。但是贫困黑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家庭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比例要比私立学校的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负担不起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教育券制度将使选择私立学校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数量大大增加。

减少隔离

此外，因种族、收入和其他因素而造成的地理隔离也延伸到了公立学校之中。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和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在他们所著《高中学业成就》一书中指出，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的学生尽管更多因为宗教信仰而分裂隔离，但因为种族和收入分裂隔离的情况更少。

这项研究还表明，家庭越贫困，孩子在私立学校的表现比起在公立学校的表现就越好。尽管考虑到越是贫穷的家庭越想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日后出人头地这一趋势，情况依然如此。实际上，穷人家的孩子在私立学校中学习，要比在公立学校中收获更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进步效果要比富人家的孩子更为显著。

一些人担心，教育券制度的实施会导致学校设立无价值的课程。然而，芝加哥大学教授菲利普·杰克逊对同样属于精英级的一所公立学校和一所私立学校做了一份调查，该调查发现私立学校的课程设置结构更为合理。大部分因教育券制度而获得择校机会的贫困家庭，应该会理性地使用手中的教育券。为了防止无价值课程数量过多，更多的州和当地政府可以根据具体形势，为一些科目设置基本能力测试，并要求所有在校生通过。

大约30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针对学校教育的教育券制度。尽管类似的体制已经在医疗系统付诸实施，而且加拿大的卑诗省正在筹备采用教育券制度，弗里德曼的提议依然遭到了许多非议，称其过于狂放、不切实际。如今看来，比起邮政、监狱、公共住房、联邦土地的私有化政策，教育券制度显得温和多了。教育券制度的构想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

劳动力市场和移民问题

本部分研究的内容包括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及其他劳动税收、员工认股、移民以及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其他问题。6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最低工资对就业、利润和贫困等构成何种影响的问题。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压力持续影响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人物。尽管法国的失业率超过11%，但保守派政府仍然在1995年夏把最低工资调高到每小时7美元（合36法郎）以上。同期，美国也在讨论是否提高联邦最低工资，因为每小时4.25美元的最低工资水准已经维持了数年。在美国大选年，把最低工资调高1美元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不想让人觉得他们和穷人之间是对立的。

最近有些研究最低工资问题的美国学者宣称，小幅提高最低工资不仅不会降低，相反还有可能会提高就业率。这些研究结果增强了欧美等国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呼声。不过，有人针对这些研究在证据上的瑕疵而提出了严厉的（我们认为是致命性的）批评。在本部分中，有一篇文章对这些批评意见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不应该提高最低工资。

有关移民问题，有一篇文章最具争议性，它提倡各国政府以拍卖的形式把移居至本国的移民权卖掉。这个提议起初受到了一些人的抨击，因为他们认为向公民出售权利是一种貌似“无情”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样的做法，甚至包括克林顿总统成立的移民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授权企业雇主替外国技术工人购买美国签证，就是部分接受了这种做法。

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多的人想移居到更富有的欧美等国。面对人数众多的申请移民者，欧美国家在筛选时的取舍标准一直是自相矛盾的。

出售移民准入权的做法可以让这个取舍过程变得合理化、秩序化。这种做法对年轻而又有技术的移民申请者有利，他们愿意以较高的代价来购买移民权，因为在富裕国家工作，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这种做法让人难以提出这样的批评：移民享受优厚的社会福利和其他好处，这样是不公平的。由于这些移民实际上是花了钱才得到移民权的，因此有资格享受一些社会福利。

劳动力市场

■道理很简单：提高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1995）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减少就业。正因如此，克林顿总统打算调高联邦最低工资的计划不应该被接受，因为提高最低工资将进一步减少低技能员工的就业机会。

克林顿总统提议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5.15美元。事实上，对十几岁的青少年、中学辍学者、外来移民及其他低技能员工来说，时薪通常是低于该水准的。他们在比较小的店里，尤其是在快餐连锁店和其他零售店里找到工作。如果真如总统所愿，提高了最低工资，那么有些人就会因此而失去工作，因为雇主会认为他们的生产率没那么高，不值得花那么多钱雇用他们。

过去几十年来，很多研究证实，提高最低工资的确会减少青少年及其他低技能员工的就业机会。不过，最低工资法一直是某些工会及政治人物之间的热门话题。同时，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偶尔会对调高最低工资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提出质疑。

严重的缺陷

最近由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阿兰B.克鲁格（Alan B.Krueger）所做的几项研究，就经常被拿来作为反对上述看法的依据。其中，克鲁格是现任劳工部部长罗伯特B.瑞奇（Robert B.Reich）所任用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显示，在低工资员工比例较高的几个州里，就业状况并没有因为提高最低工资而出现较大的变化，而低工资员工是最容易受最低工资提高这个因素的影响的。

瑞奇和其他官员也经常拿另一项研究来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不会减少就业的论调。该项研究比较的是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快餐店的就业变动情况。卡德和克鲁格认为，在1992年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新泽西州和没有提高最低工资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就业都下降了，且降幅相同，因而两州的就业减少必定另有原因，与最低工资的调整无关。

有些人认为这些研究存在严重的缺陷，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得州A＆M大学的唐纳德R.迪尔（Donald R.Deere）教授和菲尼斯R.韦尔奇（Finis R.Welch）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凯文·墨菲教授等人，在提交给美国经济学会一月会议的研究报告中，就指出这些研究本身犯了严重的错误。

他们举例表示，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1991年提高之后，新泽西州的青少年就业减少的幅度，就已经比宾夕法尼亚州的大了许多，因此，新泽西州在1992年自行提高最低工资后，就业的降幅没有比其他州来得大。新泽西州的资方在联邦最低工资提升之时，就预料到该州的最低工资还会再次调升，因而先行大幅度削减了工作机会。

相矛盾的研究

很多研究证明，提高最低工资会对就业状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是有缺陷的，不能拿来作为反证。相反，由迪尔、墨菲和韦尔奇所做的研究显示，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1991年分两次由3.35美元调高到4.25美元以后，青少年、中学辍学者及其他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的确是降低了。

这些降幅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特别是在这三位经济学家已经考虑到当时的经济衰退因素后，更应如此。在最低工资提升27%后，青少年男女的就业机会分别减少了12%和18%。而中学辍学者的就业机会，则大约减少了6%。根据这些数据来看，如果国会将最低工资提高18%，达到每小时5.15美元，那么低技能员工的就业机会，可能还会减少5%以上。

克林顿总统认为，之所以有必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准，是因为目前的最低工资尚不足以让最低工资标准线上的贫穷家庭享有适当的生活。不过，连卡德和克鲁格都不能证明“提高最低工资，就能有效地改善贫穷的问题”。事实上，对这些贫穷家庭来说，个人所得接近最低工资的家庭成员，其收入通常只占整个家庭所得的一小部分而已。

同时，克林顿总统也希望增加低技能员工在就业培训方面的政府补贴。但是，倘若克林顿总统没有倡议提高最低工资的话，那么这些补贴或许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提高最低工资后，低技能员工会降低在职训练的意愿。“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还没有那么高的功力，就不应该试着提高最低工资。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惨痛经验，美国应引以为戒（1993）

美国及亚洲国家的众多学者认为，各国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应该以欧洲国家的做法为仿效蓝图。不过，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是建立在高税率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强迫企业界承担不少义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失业率出现大幅度上扬，与这些福利政策不无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德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失业率都在4%以下，而现在平均都超过了10%。其中，年龄在25岁以下者，失业率更是几乎达到20%。相反，美国的失业率在过去15年里并没有上升多少，现在仍不到7%，而日本的失业率增长也很缓慢，目前还不到3%。

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欧洲失业率之所以大幅度上扬，不能简单地说是欠发达国家加剧了竞争所致，也不能归因于那些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其他因素。事实上，整个欧洲的劳动力成本快速增加，似乎与失业率的爆炸性增长大有关联。

德国目前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是每小时27美元，其中大概有一半来自于社会保障、健康医疗、失业补助、残疾救济以及其他税赋项目的支出。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瑞典等国，劳动力总成本中必须缴给政府的比例也与德国差不多。相对而言，这个比例在日本和美国还不到25%，在韩国及中国台湾则更低。

欧洲国家在解雇员工和法定假期以及带薪休假等方面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这些措施使得欧洲的劳动力成本远超过原本就已经很高的员工工资和税赋水准。在瑞典，员工很容易以生病或其他理由申请到假期，结果缺勤率竟高达10%，而德国也达9%。比较之下，日本及美国则分别只有2%和3%。

地下经济

很多欧洲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喜欢聘用临时工，因为临时工容易解聘，而且不用为他们负担福利和缴税。在西班牙，把正式员工解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而目前有1/3的员工都是临时工。即使是在法国和德国，临时工所占比例也超过10%。

欧洲的地下经济之所以出现大幅增长，部分原因就是规避因政府的种种规定而强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成本。虽然没有可靠的数据，但粗略估计，意大利及西班牙也许有25%的员工至少曾以兼职的方式从事这种地下经济工作。而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及瑞典等国，该比例则在10%左右。

如果劳动力成本很高，解雇员工又很难，那么公司就算有人离职，也只是会慢慢找人来填补空缺。即使在经济有起色的时候，企业也不愿扩大规模。所以在欧洲，如果你是首次出来找工作，或是生过小孩再想回到就业市场，或者你是外来移民的话，那么找工作所花的时间，会比10年前长得多。这是为什么年轻人失业率那么高，而且失业人口中失业超过一年的比例超过1/3的原因。过去20年来，欧洲共同体的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增加，多数的就业增长是出现在官方机构里。但美国和日本的状况则相反，民营企业的就业大幅度增长，但政府部门的聘用人数则增加不多。

吸取教训

长期失业者、年轻人、临时雇员以及从事地下经济的工作者，都没有接受任何专业技术训练的机会。而这些人的数量急剧增加，正说明为了要在现代社会中找工作，接受适当训练的人越来越少。但现代社会对员工技术和知识水准的要求却很高；因为缺乏适当的训练，他们要找到满意的长期工作可谓难上加难。

值得庆幸的是，有些国家已对此做出了反应。瑞典的保守党政府已经对带薪病假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不过新规定仍然过松，是个错误的决策。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希望能降低失业津贴及社保补助，也打算废除女性休产假还继续领取薪水的做法，以及建筑工人在临时性解雇期间享有工资给付的规定；另外，法国政府冻结了社会保险优惠措施，并提高了员工申请退休金所需的年限；而荷兰的基督教民主党则希望能暂缓制定最低工资法；西班牙的社会党政府也正在想办法让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可以更容易一些。

可惜的是，克林顿总统提议资方必须为员工支付医疗税，新出现的这个例子，表明美国政府再次想通过行政手段来要求企业额外增加支出。其他类似的例子还包括过高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健税，以及为了雇用伤残人士而设立难以达到的高标准等。另外，政府还规定女性员工生育时，公司必须主动给假期等。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欧洲的经验应该是个教训：政府如果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就业市场就会活跃起来。希望这个教训不要等到付出了高失业率的代价后，才能学到。

■让家庭购买医疗健康保险（1993）

联邦和州政府的预算吃紧，导致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对很多企业行为指手画脚，比如，要求企业在工作场所设置托婴设施，或要求给予特殊群体就业照顾等。然而，让企业承担责任的做法，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东西来，不过是把负担转嫁到雇主和员工头上，让企业去从事它们并不擅长的活动罢了。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Kennedy）提出的一项提案要求，企业得为员工提供健康保险。全面的健康保险是可取的，但我认为，应该由家庭而不是企业来购买健康保险。

如果健康保险的目标是为尽可能多的市民在重大医疗费用方面提供保障，那么，要求企业来提供健康保险是做不到的。那些失业人员、退休人员以及其他没有工作的人将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来得到保险。而且，对于并非自愿提供保险的企业来说，那样做会提高其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低工资员工的成本。

尽管团体健康保险有助于分散重大疾病的风险，但是很多公司还没有大的实力，能给员工提供足够的保险。对于小公司而言，哪怕只有一个员工提出一笔高额的索赔，也经常会导致保险费用的大幅度增长，有时候还可能导致保险被取消。正因如此，雇主都不愿意雇用那些可能出现大额医疗费用的人。

搭便车

目前在美国，健康保险主要由企业老板提供，但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国内税收署（IRS）并没有把这部分费用计入员工的应缴税收当中。它只是一种补贴。如果对企业的健康福利征税，会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收入每年增加600亿美元左右，并取消企业过度投保的税收优惠。而且，会有更多雇员会从工会、教堂、专业协会以及俱乐部等渠道得到保险，这些组织将会跟小公司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能提供更低廉的保险。

在发达国家，人们生病需要长时间住院并需要大量医生照顾时，他们即使没有保险或者支付不起医疗费用，也会得到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交保险费也不缴税的人会产生搭便车的想法，为了消除这种现象，联邦政府应该要求所有有支付能力的家庭购买基本保险，保险范围包括重大医疗费用和一些预防保险费用。当然，任何家庭都有权选择范围更广的健康保险。

对于无力支付保险费的家庭，将由联邦政府来承担保险费。家庭是否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是根据家庭的收入和获得私人保险的成本来决定的。长期患病且没有加入定价合理的团体健康保险计划的人，将被统一纳入到政府计划中，因为不这么做，他就只有支付很高的费用才能获得私人保险。

收入增加

目前，美国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他们要么得自己买保险，要么符合社会资助的条件。但是这些无保险人群的问题，其实并没有总人口显示的那么严重。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的数据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年龄在15～40岁之间、患严重疾病概率很小的员工。如果适当增加个人及政府在健康保险上的支出，他们是可以被纳入所提议的健康保险计划中的。

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往往在小企业里工作。这些小企业被排除在医疗保健市场以外，一个原因是保险费过高，另一个原因是州政府要求所有健康保险计划都必须涵盖一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如按摩和针灸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保险公司拒绝给最弱势的人群提供保险，导致没参加保险的人如此之多，保险公司对此难辞其咎。据说保险公司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们拒绝为体弱的人投保以致很多的人没有保险。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一指责有些夸大其辞了。

对于经济状况不错的老年人，也应该要求他们购买私人保险以防范重大疾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超过3/4的人已经购买了个人保险和医疗保险。尽管很多老年人需要社会的资助，因为个人重大疾病健康保险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贵的，但是，与工作无关的团体保险计划的增加应该会降低他们购买保险的成本。

如果联邦政府的帮助范围包括60%的老年人、目前享受医疗补助的家庭以及一半当前没有个人保险的家庭，那么，占总人口20%的人将享受到健康保险补贴。这和目前享受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的人数比例是相同的，因此联邦政府的健康保健支出并没有增加。如果对雇员的健康保险征税的话，联邦政府的收入还会增加。

我所提倡的健康保险办法并不是要联邦政府加强干预。现行体系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干预得太少，而在于干预的方式不对。联邦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确保所有的家庭在重大疾病面前得到保障！

■长期失业者需要得到长期救助（1991）

美国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不能保障工人应对长期失业的风险。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超过26周没有工作的失业者增加了一倍之多。这次长期失业的爆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失业者没有资格获得福利。1988年，在这些失业者当中，失业时间超过半年的比例占1/4强。

根据现行法律，员工失业一个星期后福利制度就开始启动。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会得到最长可达26周的失业补助款，其金额通常略少于他们从前薪水的一半。但除非该州投保的失业人口高于总就业人口的5%左右，福利即停止发放。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而且，由于全国失业率至今仍维持在7%以下，仅有几个州在当前经济缓慢衰退的形势下扩大了福利政策的覆盖面。

许多短期失业人员通过提取存款，从亲戚朋友那借钱，或延迟返还按揭贷款及其他账单等方式勉强度日，不会遇到太大的难关。那些季节性失业或被临时裁员的人经常期待着重返工作岗位。

常识表明，长期失业是很难应付的，因为失业者会耗尽积蓄，失去信用，连基本的日常所需都不能应付，更别说其他的了。

反对增税

显然，现行的失业补助制度没有履行它应尽的职责：保护那些最需要受到保护的失业者。正确的做法是把失业补助的领取期限从26周延长到一年。而那些失业持续时间超过这一期限的失业者是不太可能再次找到固定工作的，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帮助他们，例如社会福利制度。

目前，失业补助金由各州的信托基金负担，这个信托基金是通过抽取薪水中的头7000美元的工资税而建立起来的。有些国会议员要求提高税率或大幅度提高当前7000美元的工资基数来延长目前为期26周的失业补助领取期限。但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也有很多人反对提高工资税。

然而，如果取消一些短期失业者获得福利的资格，现行体制在不新增税收的情况下，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所有长期失业者的福利需求。因为那些仅仅失业数周的失业者通常都能安然度过失业危机，这笔钱将能更好地用于那些更需要援助的人。

如果福利发放的等待期从当前的一周延长至五周，那么所释放的税收就足以使福利领取期限从现在的半年延长为整整一年。如果不给那些失业6～8周以内的人发放福利，该信托基金将有足够的资金来让一些本没有资格获得福利的人也获得福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期内，领取福利的失业者比例为60%，现在，这一比例下降了很多。现在许多没有资格获得福利的失业者正是那些已经失业数月且可能入不敷出的低技术工人。

从哪里开始

失业后仅仅一周就有资格领取福利的制度往往遭到滥用。有些公司更愿意解雇那些几周后就可召回的员工，因为他们知道此时将由信托基金承担失业补助的负担。季节性就业也平添了一份虚假的吸引力，因为该制度照顾到了定期性的失业。如果在失业几个星期之后才有资格领取失业补助的话，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对该制度的滥用。尽管福利延长至一年可能会使一些长期失业者干脆不去找工作，但是绝大多数工人为了避免自己的技能生疏，仍然尽快找工作。

政府的其他安全保障计划在早期都非常大方，但在后期较为困难的阶段就不会这么大方了。福利制度应该让家庭等待更长一段时间才有资格领取，给那些长期贫困且未来条件也得不到改善的家庭提供更多的福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目的在于，为老年人在晚年面对长期疾病和其他严重的老年风险提供保障。相比之下，对那些富裕的长者和那些短期疾病患者，我们太慷慨了，而对病人和穷人，我们却又太吝啬。

在寻找更有效的政策时，税收和预算方面的压力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政府的所有计划。在失业补助制度中，取消对短期失业者的补偿并加大对长期失业者的帮助力度，这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失业保险基金应该减轻这些工人的经济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着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贫困，而这些贫困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

■员工持股制度不能做到一劳永逸（1989）

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员工所有权的概念。有些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对国有企业制度不再心存幻想，但对资本主义能否保护员工权益仍持怀疑态度，这些人就很赞成员工持有公司股票的做法。有些保守派人士为了推动“全民资本主义”的理念，也喜欢这个制度。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未必经得起严格的分析。员工持股的好处被夸大，其缺点却被忽略了。

过去10年里，在西欧、南斯拉夫以及中国等地，实施员工持股的企业数量快速增加。美国在1974年实施这种制度的公司还屈指可数，现在则超过了5000家，原因是政府在这期间对实施这种制度的公司给予了税率优惠。公司如果借钱成立“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ESOP），就能以税率优惠、低成本的方式给员工提供福利。

支持减税的普遍看法是，当员工持有公司股票时，会更加努力工作、更加本着良知投入工作。员工持股的做法，的确可能会间接地激励员工，但是直接激励员工的好处却很有限：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所创造的新增利润几乎都分散到其他员工及股东身上去了。

更大的风险

员工持股是不是比利润分享和其他激励工资的做法更能激励员工，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持否定态度或许更能让个别员工依据他们对公司的贡献，直接享受到利润增加所带来的好处。有些公司已经部分地以员工持股计划来取代或补充利润分享的做法，完全是为了享受税率优惠等好处而已。

事实上，员工持有公司股票，会因公司经营状况的波动而让员工承担更大的风险。即使不持有公司股权，大多数员工的财富已经遭到分散，因为员工的财富表现为自己的人力资源，而其财富的多少是和公司的经营业绩息息相关的。对于那些还在公司上班的人来说，他们必须承担公司经营的风险，算不上是件好事；而对于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以及退休金的多寡，都取决于公司经营的好坏。同时，实施利润分享计划，在激励员工的同时，还可以避免让其退休后的收入与公司股价的涨跌相挂钩。

员工持股计划经常被管理阶层拿来当挡箭牌，以抗拒其他公司的强力并购，也可以用来抵制别人想把他们赶下台的企图。例如，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驾驶员所主导的67亿美元员工持股计划，就成功地对付了马文·戴维斯（Marvin Davis）所提出的并购案。不少大型的员工持股计划，是在有人想并购后才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经常与管理层联手抵抗收购，但事实上，有些收购计划对股东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有可能撤换现有的管理层，也可能调整公司的经营状况。当然，国会让实施员工持股的公司享有税率优惠，大大减少了政府收益，其目的自然不是让没有效率的公司管理继续维持下去。

国家会计局（GAO）在1987年10月发布了一份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员工持股的措施究竟能否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该研究显示，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企业的赢利状况和生产率几乎维持原状。另外，巴尔的摩大学教授迈克尔·康特（Michael Conte）以及匹兹堡大学教授简·史维尼雅（Jan Svejnar）最近针对不同国家的员工持股计划加以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

流失的收益

国家会计局估计，在1977年到1983年间，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税收减免使联邦政府的收益损失超过120亿美元。在1984年和1986年两度改革后，推出了新的税率优惠办法。公司若以借贷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在缴税时扣除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而贷款方对其放款收入缴税时也实行减半。与其他股东的股票分红不同，员工持股计划中的红利部分也可以抵税。这些新的税收优惠导致联邦政府自1983年以来，收益减少了数十亿美元，而在此期间，美国的预算赤字是相当庞大的。

员工即使不持有公司股票，不参与政策制定，也可以参与公司的某些决策。日本公司为了解决员工在工作时遇到的问题，而成立了所谓的“质量管理委员会”。这种做法很成功，促使越来越多美国及西欧的企业，也想办法让员工能够在生产方式、积怨发泄、产品开发及其他问题上有直接参与的渠道。国家会计局等相关的研究显示，员工参与决策过程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率。

去年（1988年）6月我到波兰首都华沙和团结工会举行会谈的时候，我就劝告那些支持员工持股的人，当波兰经济百废待兴、正走向民营化之际，不应该只顾及自己的好处。判断员工持股是否有利于企业员工和企业生产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它们和实施利润分享制度的私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展开公平的竞争。

基于现有证据，我认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在和其他公司展开全面竞争时，漏洞实在太多了。为了确保公平竞争，欧美各国应该取消那些鼓励企业实施员工持股的税率减免等优惠措施。

■劳动力市场也应该推动自由化政策（1986）

在过去10年里，美国曾在航空、货运、电话通信和金融业等领域推行了大规模的自由化措施，因而让人误以为美国的自由化运动方兴未艾。然而，政府对这些产业的管制虽然减少了，但在其他领域的管制却越来越多。以劳动力市场来说，政府通过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渠道所进行的干预都在急速增加，就是很好的例子。

英美等国的普通法传统推动了这样一条原则的发展：在自愿基础上签订劳动合同。根据这一原则，员工不需要提出什么理由，就能辞职不干，而资方也可以任意地解雇员工。不过，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该原则进行了改动——资方必须先和合法的工会组织进行集体谈判。最近，这项原则再度得到修正。目前，工作条件是由政府法规而非员工及雇主来决定的。比如说，政府要判定企业雇用行为是否违反平权行动[1]和反歧视政策的目标；同时，企业在雇用员工时，不得询问求职者有关过去的犯罪记录，以及是否曾经吸食毒品等问题。而且，雇主想解聘员工的话，必须提出“正当理由”才行。另外，政府也规定某些场所必须在工作地点设置非吸烟区，并要求企业在员工离职后继续提供健康保险，最长期限达离职后18个月之久。

政府在就业机会及工作条件方面设立某些规定，的确有其必要，但目前美国的做法已超越了合理范围，美国人忘记了自由化带来的教训。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提议美国政府规定企业在员工生孩子或领养小孩时，应允许他们带薪休假，并提议企业应该在工作地点设置托婴设施。在美国，多数企业在员工为了照顾小孩而请假后，并不保证一定能恢复原来的岗位。另外，美国经济咨询商会（Conference Board）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没有几家企业给员工提供托婴设施，也没有给子女仍然年幼的员工在其他方面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转移负担

有人认为企业应该提供这些福利措施，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有了相关规定。以瑞典为例，员工可以休整整一年的带薪产假，并且保证员工在18个月以内，都可以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赞成这些做法的人表示，这些政府规定能让子女年纪尚小的妇女，在找工作时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也能让职业女性在怀孕时不会遇到那么多困难，而职业女性的下一代也能获得较好的照顾。

有些人赞成法定休假和托婴设施，他们事实上是想把父母照顾子女的部分负担转移到雇主和纳税人身上。不过，这样的法令规定，使得企业在雇用子女年纪还小的妇女时，必须付出更大的劳动力成本。因此，雇主反而不愿意雇用她们，也较不愿意录用比较可能怀孕的年轻妇女。其结果是，年轻妇女的工资水平降低，失业率则提高了。因此，实施给假的措施，以及在上班地点设置托婴设施的负担，一部分会转移到每一个年轻妇女身上，这当然是和原来提出这些建议的用意不符的。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的想法而已。不过，英国、德国，以及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失业率，原来都远低于美国，但在过去10年里却不断上升，并且已经大幅度超越了美国。欧洲国家在有关所得和就业条件方面的法令限制，增加的速度也比美国来得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及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尼克尔（Stephen Nickell）在最近发表的“英国失业问题”研究报告里指出，英国男性员工的失业率由1975年的5.05%上升到1984年的15%以上，主要就是英国在就业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越来越多所造成的。

要采取更公平的办法

我们实在看不出父母照顾子女的责任，为何应该转移给别人来承担。但如果真要这么做，也应该把这些责任转给纳税者和离了婚的爸爸，这会比转给年轻的职业妇女要来得有效而公平。例如，针对照顾小孩的开销，可以增加免税额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税制改革法案里，就提高了工资所得的免税额度，这对职业妇女会有帮助。还有，目前离婚或处于分居状态的父亲，在支付子女教养费用上没有尽到责任的比例相当高，应该想办法让这个比例降下来。这可以让离婚的妇女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养。

政府在员工工资和就业条件上所设的限制越来越多，但不能因为有人对此趋势感到担忧，就说他们鼓吹政府实施放任政策。某些产业已经因为推动自由化的政策而享受到好处。由此可见，政府如果对劳动力市场过度干预，所带来的坏处会比好处多得多。

[1]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该计划是美国政府为了消除就业和教育等领域的种族和性别歧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政策。该术语有“反优先雇用行动”、“反歧视行动”、“平权行动”等多种译法。可参见：http://www.mzb.com.cn/res/Home/0911/1/53%E6%9C%9F.doc和http://stph.com.cn/my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8&id=165748。——译者注

移民问题

■加利福尼亚187法案不错，但联邦移民法应该修改（1995）

在近期的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加利福尼亚对第187号提案进行公民投票之事，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该项提案如获通过，非法居民将不再享有教育及医疗方面的福利。目前要求大量减少非法居民的压力实在很大，不过政府在评估哪些人可以合法居留时所使用的标准，则有必要加以修改。

在20世纪20年代，合法移民的数量得到了严格的控制。但最近几十年来，由于旅行成本降低，加上西方国家提供的福利措施等因素，使得移民倾向大幅度提高，从而造成了非法居留人数剧增的现象。不过，政府为了减少非法移民而采取的措施却非常少。

严格控制非法移民

非法入境者被抓到后，会被强迫搭飞机或巴士返回原籍地，其中大多数是回到墨西哥。不少人在遭到遣返之后，转身就会继续尝试非法进入美国——有些人被抓过十多次。这种象征性的惩罚，鼓励了外国人以非法方式入境，因为合法居留权通常要等上好几年才拿得到。

1986年通过的《移民控制及改革法》力图在合法移民及非法移民之间做个严格区分。该法案要求，国内企业在招聘员工之前，必须确定求职者是否拥有合法居留权。如果企业雇主明知求职者是非法移民而仍加以雇用，就可能受到高额罚款的惩罚，甚至要坐牢。不过，由于贩卖伪造移民文件的行为十分猖獗，使得这些惩罚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187号提案的起草人在加州的处罚条例中增补了惩罚条文，对使用或贩卖虚假居留文件者，不管是为了求职还是为了其他目的，都要接受很长的刑期或高额的罚款。

该项提案最有争议性的部分，还在于规定不让非法移民享有进入公立学校或接受非紧急性医疗救助的权利——非法移民仍然可以接受紧急性的医疗救助，并要求学校和医院主管检查学生及病人是否拥有合法居留权。在我看来，这部分规定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已经要求企业雇主做这些事，那么要求学校或医院主管做这些事，也就没有特别的反对理由了。而且，这些人原来在外国的时候无法享受这些权利，为什么在非法入境美国后，就有权享受这些权利呢？

虽然加州主要的报纸大多反对第187号提案，但在公民投票中，该提案获得了60%的民众支持率。有些反对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政府为了减少墨西哥移民人数使出的障眼法而已。我最近到墨西哥访问的时候，针对这项法案的提问比针对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议题的提问还要多。为了减轻这方面的疑虑，并抑制非法入境动机，美国可以在严格限制非法入境的同时，让申请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拥有特别优先权。

不过，虽然对非法移民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极有必要，但这并不表示应该减少移民的总人数。移民对美国及不少西方国家的文化及社会活力，都有很大的贡献。对美国而言，目前外来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比起50年或100年前都要小得多，因此实在不应该认为移民对美国文化构成了任何威胁。

给予更大的优先权

然而，我们应该对移民标准做出改变，使之有利于那些对经济贡献最大且不需要纳税人付出补贴的移民申请者。一个方法就是让年轻且有技术背景的移民享有更大的优先权——1990年移民法在这方面的措施太过平庸。在失业、领取福利、生病或养老方面，这些人都不太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

一些共和党籍众议员正在推动移民政策上的大幅度变革，改革完成后，入境移民必须等上数年，才有资格享受医疗救助及其他社会福利。不过，如果真能对现行移民政策进行大幅度改革的话，那么我在1987年3月2日的《商业周刊》专栏里所提出的建议是个更好的方法：把大部分移民许可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种政策自然会让具有技术专长的人享有优先权，因为他们往往会为了移居美国而出比较高的价钱。

如果非法入境得到遏制，而年轻又具有技术背景的移民申请者能直接或间接地享有优先权，那么，即使移民人数增加了，美国也会从中受益。

■非法移民潮：如何扭转（1993）

白宫提名检察长雇用非法移民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贫困国家的工人非法入境美国这个问题上。不仅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其他富裕民主的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我认为，大幅度提高合法移民的数量，同时加重对非法入境者及其雇用者的惩罚力度，可以有效抑制这类问题的出现。

鉴于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在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只要通过非法渠道或者持旅游护照进入发达国家仍然这么容易，非法移民问题就不会轻易消失。发达国家之所以吸引工人，是因为这里的工资比他们在自己国家里从事任何工作获得的工资都要高。即便他们入境后在餐馆端盘子，给人家当佣人，或在农业或制造业中从事一些低收入、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情况也是如此。

由于非法移民从事的大多是本国人不愿做的工作，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反对惩罚他们。相反，他们主张所谓的“善意的忽视”——如果这些移民尚没有资格领取由纳税人支持的社会福利，更应如此。但是民主国家发现，不让这些人享受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等由纳税人支付的福利的话，在政治上是行不通。而当一国的非法移民多到一定数量时，政治压力往往会给予他们大赦，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就发生过。一项政策，如果鼓励雇主和非法入境者违反法律，同时却让数百万苦苦等待合法入境的移民申请者无法得到移民机会，那么这项政策的道德性就该打上问号了。

很少受到处罚

正因如此，民主国家不能仅仅将非法入境者逮捕并遣返回原籍，而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对非法移民或者雇用他们的公司采取严厉的惩罚，非法入境的人数不会减少。雇主不会自己停止雇用非法居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1986年颁布的美国移民控制与控制法案中有条例规定，雇用非法移民的公司要受到处罚，但是家庭和小企业却很少受到处罚。有人认为，家政服务行业吸收了相当大比例的非法工人，但是佐伊·贝尔德（Zoe Baird）似乎是第一个受到罚款处罚的。

我提出要对非法入境者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其原因要与那些声称他们从本地人手中抢走工作或者经常受到剥削的错误说法区别开来。研究发现，当移民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时，当地员工的就业机会只是略有降低。尽管有些非法工人因害怕被驱逐出境而不敢抱怨待遇不好，但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大多数非法工人都能找到工作，并不存在普遍剥削一说。比如说，那些不给非法雇员缴纳社会保障税和失业补偿税的家庭和小企业，迫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一项对被关押起来的非法员工的研究中，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家巴里R.奇斯威克（Barry R.Chiswick）发现，他们的平均工资其实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理智的庇护

我并不主张竖立一面墙来阻止移民。相反，更宽松的移民政策应当与对非法入境者更严厉的惩罚措施相结合，包括罚款，甚至可能监禁。合法的移民措施在他的权力上不仅是可取的，而且还会降低非法入境者的数量。拥有更多的合法移民，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好事，而且还会减少非法入境的人数。如果一个国家压缩合法移民的人数时，非法入境者的人数通常就会增加，这不足为奇。

如果法国、德国等国家认为通过削减政治避难权利，或堵死其他合法入境渠道就能减少移民问题的话，那就错了。如果削减合法移民的名额，偷渡客或通过旅游签证留下来找工作的人数会增加——除非国家愿意对非法移民以及雇用他们的家庭或小公司都实行严厉的惩罚。

我在较早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最合理的办法是出售移民许可权，但是，如果采取改善现行政策并打击非法移民这种不太激进的做法，会吸引一大批有技术背景的年轻人合法入境。不过，为了防止移民从政府救济物中获得好处，在成为入籍公民前，他们没有资格享受福利、食品券、政府出资的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待遇。各执一词的政治家应该会支持这一要求，因为它不会把合法移民永久地排除在由纳税人支持的福利之外。与此同时，还会激励他们为尽快成为公民而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是野蛮人登门，还是经济的福音（1991）

如今，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不同，在西欧游荡的幽灵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北非、东欧解体国家及苏联的移民。

如果东方开始出现移民潮，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欧共体国家肯定会是移民们的第一站。而且，如果苏联共和国开放边界，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谋求移民西方国家，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虽然所有的国家目前依然对国籍问题实行严格的限制，但由于边境逐步开放，东欧与西欧之间旅游越来越方便，从北非进入意大利和法国越来越容易，这些都使得发达国家难以控制移民的入境。柏林已经大多是来自东德的移民，还有来自土耳其、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移民。美国也开始感到移民难以控制的问题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约有1100万非法劳工，其中大多数是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此外还有约100万左右的人因试图非法进入美国而被拘留。

这些国家里的非法移民以及很多游客身份的合法入境者是来找工作的。尽管没有人知道在美国从事非法工作的移民的准确数字，但可以确定有几百万。在柏林，建筑工程、家政服务、酒店餐饮以及工厂等越来越依赖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其中有很多是非法移民。

如果德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加强边境巡逻，严惩那些雇用非法劳工的企业和遭到逮捕的从事非法工作的移民，那么就可以阻止那些非法入境者的进入。但是，由于在西欧工作能带来经济上的巨大经济优势以及地下经济的强大实力的影响下，即使采取这些严厉的措施，也很难奏效。

有些非法移民从事的是不受欢迎的工作，对他们持宽容的态度才是明智之举。不过，也没有任何理由提供不必要的激励措施来吸收这方面的非法移民。非法移民除了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和其他的社会资助外，还不得通过定期的特赦程序获得合法的移民身份。与此同时，由于东欧剧变，接受政治难民的数量应该大幅度减少。

不让非法入境者享受社会福利而且拒绝对他们的身份合法化，这可能显得残酷，带有剥削的味道。但是，如果阻止他们入境，或者把他们找出来并大面积遣返，对他们来说境况会更好吗？这正是我所主张的可能采取的替代途径，因为许多西欧人不仅仅反对非法移民所带来的外来文化，还反对移民享受了纳税人提供的福利。如果东欧经济不出现繁荣的奇迹，无论我们怎么做，移民问题在西欧都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诸如法国的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和德国的新纳粹组织等极端主义者主张封锁边界并阻止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呼吁将得到很多选民的支持。

极端主义者的部分呼吁是因为误解了移民对当地人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普遍看法是，没有技术背景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抢走了当地人的饭碗并降低了他们的工资水平，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这些移民普遍从事的都是当地人不愿干的工作。圣地亚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乔治·鲍哈斯（George Borjas）在其1990年出版的《朋友或是陌生人》（Friends or Strangers）一书中对若干研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无论对当地居民的收入和还是对就业来说，美国移民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善意忽视

非法移民会格外遭到雇主等人的剥削的观点也是非常荒谬的。从美国被捕的非法劳工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最低工资水平，而且失业率很低。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打拼，只是因为他们这样比回到墨西哥、加勒比、拉丁美洲或者亚洲能挣到更多的钱。他们只有在长时间失业或积累了一笔积蓄可以买房子，或者创业时才会回家。

如果对技术移民实施开明的政策，同时对非法入境者善意忽视，这样将使欧洲可以更好地应付大规模移民的压力。西欧国家允许大量年轻且有技术背景的人才入境，可以更好地利用来自东方的人才。年轻的移民不仅仅会带来很高的生产率，而且能更快地适应外国的文化。此外，当他们成为本国公民时，对社会保障、失业补助、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的要求也比较少。

如果蛊惑民心的西方政客没有竖立自己的铁幕，那么对于西方国家及其国民来说，东欧及苏联的开放是很好的福音。

■为技术新移民大开方便之门（1990）

1986年通过的法律惩罚了那些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但并没有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不过，美国政府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非法越境行为的发生，同时，还应该加大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据移民规划局估计，每年被逮捕的非法入境者超过750000人。其中大多数是被边境巡逻队发现的，然而只是把他们从边境遣送回原籍了事，那些在工作场所和其他场所被发现的非法移民也会被遣送回去，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再次非法入境。

其实，不用通过检查身份证件和无端侵犯个人隐私等手段，就可以遏制非法移民问题。具体做法就是，在遣返之前对他们进行惩罚。如果他们有钱，就应该接受罚款，有时甚至要入狱服刑。对于初犯，惩罚可以从轻，但对于累犯，要加重惩罚。这会让很多为了高工资而非法入境者打消念头。

现行法律已经失败了，部分原因在于，雇主通常会承认非法移民在黑市上购买的虚假证件。尽管美国总会计署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些公司在雇用外国人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会把那些明显有外国口音的人打发走，但显然，有大量雇主既不查看所招收雇员的证件也不详细询问相关情况。如果非法移民会受到惩罚的话，公司就没有理由不敢去雇用那些西班牙裔移民及其他有外国口音的员工了。因为，违反法律的责任将落在非法移民的身上。

伪造的文件

看起来，惩罚非法入境者的提议可能会让美国欢迎外国移民的传统毁于一旦。捍卫这一传统的人开始质疑，惩罚那些在美国求职却几乎不享受政府福利的男男女女到底是不是有道理。但是，这样的反对意见是把重视合法移民与鼓励非法移民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移民为美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是确定无疑的，但是，现行的移民制度对合法移民构成了歧视，他们为了得到一张绿卡（每年发放几十万张）要等待多年。

1986年移民法中的特赦条款让许多非法移民受益，结果使这种歧视更加严重。那些入境时间足够长的人可以根据该法律继续待下去，而其他移民则通过入境时提交虚假证明也获得了特赦。

移民新政策应该包含处罚非法入境者的规定，同时允许接纳很多更年轻的技术工人。这些新移民可以缓解在工程、护理、电脑编程及诸多其他领域里的人才短缺。由于他们将获得高出平均水平的收入，因而就会缴纳高出平均水平的税收，并且在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及其他转移支付计划方面不会提出什么要求。这些年轻的移民要经过多年才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福利，而在此期间，他们需要一直为这一体制做出贡献。

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更多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人，但是当前的移民几乎都没有什么技能。他们要么是没有技能的非法移民，要么是某些优惠待遇的受益人，这些优惠待遇本是提供给现有居民的父母、孩子或其他直系亲属的。1988年，在64万合法移民中，只有不到4%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技能而允许入境的。

无论如何，给予没有技能的非法移民优先权是一项很奇怪的政策。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接受移民时，会优先考虑那些有技术背景的申请人。由爱德华M.肯尼迪（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和阿兰K.辛普森（Alan K.Simpson，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发起的两党联合参议院提案规定，把每年接受技术移民的人数扩大到15万，这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还应该进一步加大技术移民的引进力度。

遗憾的是，由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布鲁斯A.莫里森（Bruce A.Morrison）发起的一项众议院提案却开了一把倒车。该提案若获得通过，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家庭成员所得到的优先权。要把技能考虑在内的话，劳工部将不得不确定特定地区或特定产业可以接受多少移民的问题。

拙劣的表现

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都想来美国。当前有将近100万名犹太人和苏联人提出了离境签证的请求，他们中很多人具有很好的技术背景，但是美国取消了他们的政治难民的地位，并严格限制了接受这些移民的人数。结果，其他不计其数的来自东欧、爱尔兰、南非、非洲等地的技术工人瞅准机会，移居到了美国。

美国政府应该运用惩罚措施来阻止非法入境，同时接受更多的技术移民。要制定一项明智的、对美国经济大有帮助的移民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顶尖人才：为我所用（1988）

英国同意归还整个香港后（仅新界仍租借给英国至1999年），财产价值的确出现了大幅缩水，但后来逐渐恢复，现在已经超过了1983年的水平，香港的土地价值一跃成为世界上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地区之一。财产价值的恢复也许会让人觉得，在经受最初的打击之后，香港居民相信政府会履行承诺。但是，也有很多证据与这种印象相悖。我最近一次访问香港的时候，发现许多本地商人正在通过实行资产多元化的方式把资产转移出香港。有些人在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而其他人则寻求与大陆的地方政府和其他组织建立合资公司，以寻求中国政府的保护。

经济仍然繁荣

香港的房价如今仍然保持高位，是因为大量的外国投资弥补了本地资本的流失。中国大陆、日本、美国等其他地区的外国公司正在购买土地、租用空间，并且积极参与香港的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公司希望香港成为一个联通中国内地和世界的更加重要的港口。在过去5年内，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贸易持续增加，并且有望继续增加。由于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外国公司同样相信中国政府会采用杠杆手段保护香港，使其免遭过度征税和其他干扰。

一些香港的经济学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香港房价保持高位，是因为香港未来的收入通常会因为高利率而大打折扣，而高利率反映了香港的投资回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从现在起到1997年一直维持这种高利率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9年时间并不算短。但是，高利率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大量的长期工程正在建设中，要知道，这些长期工程只能在1997年到来之前的那几年里产生收益。

这样的高利率也不能解释从香港向外移民的人数急剧上升的现象，从1985年的仅仅11000人到1987年的25000人，1998年预计会更多。许多当地居民已经大量投资于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这些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由于这种资本跟着人走，香港回归后，人力资本可能面临风险，移民是唯一的一条可以降低这种风险的途径——他们不可能把部分人力资本分散到国外。

绿卡情结

虽然相对于香港200万的劳动力数量来说，移民人数还不算多，但是移民主要是那些拥有市场所需的技能的人，如计算机程序员、工程师、英语教师、研究人员、中层管理者及其他一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短缺的人。如果其他国家，尤其是讲英语的国家愿意接受他们，会有更多人离开。

香港人也许是世界上对别国的移民政策了解得最详细的。美国一向是他们的首选，但是也是最难进入的国家，拿到绿卡需要5年的等待期。澳大利亚被当作第二选择，但有技术的话，移民的难度不太大，而且只需要等待两年就能拿到绿卡。拿加拿大绿卡需要3年的等待期，但是外国人可以购买当地的居民权，很多香港居民正在这样做，通过在某些类型的活动中进行足够的投资而获得居民权。在前一期的《商业周刊》上，我建议美国可以出售来美国的移民权。

等待期是有所谓的，因为那些打算离开的人计划的是拿到绿卡后再回来。这样他们就能在中国放弃“一国两制”政策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人力资本。

美国的移民政策对市民的亲属提供了优先权，这种政策严重限制了有技术背景的香港人移居美国。尽管有人称美国缺工程师、电脑专家及其他技术人员，但近年来美国接受的香港移民中，技术移民的比例不到4%。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办法就是，大幅度增加来自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技术人才移民的额度。通过这种途径，美国可以为本国增加许多有抱负、工作勤奋且拥有本国所需技能的人才。

■为什么不让移民为快速入境付款（1987）

在市场经济中，解决产品或服务供不应求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提高售价。这将减少需求并刺激供给。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类似的方法来帮助解决其移民问题。我的建议就是：只要愿意缴纳一定的移民费用，便可立即移民美国。

美国当前严格控制所接纳的移民数量，每年的额度接近50万。大多数的准移民者要等待多年，或者放弃希望，或者非法移民。按照新移民法，10000份特别入境许可的发放是基于任意的、先到先得的原则。已经收到了100多万份申请，请求得到这种为数不多的特别许可，这足以证明入境美国的巨大需求。对于这种进入美国的许可权，采取出售而非分发的方式将为一些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移民的人提供立即入境美国的机会。

抱怨少一些

按照我的计划，移民归化局（INS）每年都将对永久居留美国的许可设定一个价格。只要支付这笔钱并且不存在某种入境障碍（比如有犯罪记录，或者患有传染性疾病），任何人都将获得入境的权利。而那些不能或不愿购买这种居留许可证的移民申请人将继续通过正常的移民渠道按顺序来等待入境。

当然，我们还得制定出许多细节性规定。我们是否应该为有小孩的家庭制定特殊的价格呢？那些在美国短暂居住之后又返回原籍的移民是否应该收到退款呢？经验将会为这种入境权最终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假设是50000美元。每年愿意支付这笔费用的人可能有40000人，不到每年通过法定许可入境人数的10%。尽管这个建议的主要目标是改善移民程序，但每年几十亿的额外财政收入将是我们很愿意看到的，在目前的联邦预算赤字非常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与现行制度相比，出售居留许可证还有其他一些好处。美国不愿接受大量移民，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移民将享受到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救济。而那些能够花钱购买入境权的移民不太可能要求得到政府的援助。即使他们提出要求，但因为他们已经交过了入境费，因此相对于那些看似在搭便车花纳税人的钱的新移民来说，不会引起太多的不满。

那些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高技能人才在融入充满开放性和竞争性的美国经济之后，通常能够收获最多，而且美国也因他们的存在而受益。不过，这些人才却很难进入美国，因为合法入境者中，有超过3/5的人是当地居民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愿意花钱快速入境的移民中，有很多是非常值得拥有的新移民，因为他们用几年的高收入就能够弥补较高的入境费用。

对出售入境权的一种反对意见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国籍不应该拿来出售”。这种反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大多数早期移民都承受过沉重的负担。20世纪早期跨过大西洋的费用基本上相当于他们在殖民地一年的收入。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尽管相对于工资收入来说，交通方面的花费大幅度下降，但移民仍然要经受一段漫长的险途。除此以外，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了。在20世纪中期，快速和廉价的航空运输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心理负担，但是现在想要进入美国的人必须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所以说，不管以哪种方式，移民通常已经为获得这种入境权付出了很多。如果说我所建议的这种缴费即可入境的制度有何不同的话，只是在移民的负担为税收做了贡献这一点上显出了不同。

根本性改变

千百万贫穷但又雄心勃勃的移民让美国受益良多。幸好，出售移民权并不会把穷人阻挡在国门之外。一些中等收入的人，可以通过储蓄或者向亲戚朋友借钱等方式筹集到立即入境的资金。其他的人可能从那些愿意雇用他们的公司那里借款。商业贷款人可能资助那些可靠且有能力的移民。联邦政府也可以像现在给有需要的大学生提供贷款一样，针对部分费用，向有需要的移民提供贷款。政府贷款可以规定：借款人只有在还清贷款后，才能成为美国公民。穷人则仍然可以通过排队等候这一方式来获得绿卡。

出售移民权的计划可能在政治上看起来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加拿大已经开始这么做了。移民美国的现行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并且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出售移民权将发挥价格体制的优势，从而大大改善入境美国的移民市场。

■真正的移民改革错过了一次良机（1986）

国会在通过一项移民法案[1]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技巧简直让人惊叹。这部移民法案经过多次否决，并平息来自美国商会、墨西哥裔美国人等团体的反对声音后，才获通过。由于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存在缺陷，需要做出全面调整，因此，这部新法案受到了美国民众的欢迎。不过，这部法律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可能会恶化而不是改进移民政策。

数百万外国人之所以想来美国，是因为美国的工资水平高，白手起家的机会多，以及美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自由。但是，美国对合法移民的人数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接受的移民人数只有50万左右，而且，这些人中，美国居民的亲属就超过了40%。其他大量的未获批准的潜在移民，只得放弃移民申请，排队等上数年，或者，以非法渠道入境美国。

潜在移民之所以试图非法入境，美国诱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他们如果通过合法渠道入境的话，要冲破严格的限制条件。在合法移民问题上保持沉默，是这部新移民法的主要缺点。它没有考虑通过增加合法移民数量和改变移民选择标准等途径来缓解非法移民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美德没得到回报

这部法律让很多非法入境者获得了特赦的机会。能“证明”本人自1982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居住的所有非法移民者，以及1985年在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非法移民，都将获得合法的居民身份。这些人有资格获得特赦，但是，数百万遵守美国法律的潜在移民，却只得耐心等待移民的机会，或者干脆放弃移民申请。大量非法移民获得了特赦的同时，为数众多的学生及其他合法移民却因为不具备相关条件，而不得不离开美国。

遗憾的是，特赦计划往往会怂恿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当前的这次特赦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那么，理性人肯定会指望未来还会出现特赦，从而盘算如何非法入境。本来，很多的潜在非法移民害怕在美国生活、工作一段时间后遭到遣返。一旦被遣返，他们就得回到原籍，重新开始，或者，再度非法入境美国，抛掉此前在美国打下的基础，从头做起。但是，对于出新特赦的预期减轻了他们的这种害怕心理。

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非法移民问题，这部新法律做出了罚款和入狱的规定，针对的是那些因雇用非法移民而获罪的雇主。和有些批评者的意见不同，我认为相关规定原则上并没有错，只是，它们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非法移民。

把责任归咎于受害者

针对雇主的这种制裁违反了法律上的盎格鲁—撒克逊原则：避免非法行为的重任应该由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来承担。比如说，应该受到惩罚的对象是罪犯，而不是那些避免成为受害者的受害者。根据这部法律，雇主必须把非法的外籍员工和合法的居民区分开。如此一来，原本已经很火爆的身份证件（护照、出生证明、驾照等）伪造生意将变本加厉。其结果是，很多雇主将不愿意雇用有外国口音的员工，其中包括那些合法居民。

要打击非法入境，最有效的办法是逮捕并惩罚非法入境者。别忘了，还有谁比移民更了解他们是否属于非法入境的呢？在震慑违反移民方面，惩罚非法移民的做法要比任何制裁雇主的规定更有效。然而，美国历来的政策只是将非法入境者遣返回原籍而不进行罚款或入狱的处罚。美墨边境是非法入境者逮捕率最高的地方，那些人被逮住后，转身又企图再度入境。

这部移民法中的很多次要条款也不尽如人意。比如，迫于加州及其他各州的政治影响力，对季节性农业劳动力做出了特殊规定，但这些规定全无道理。还有，该法规定，获得特赦的非法移民将有资格立即享受医疗补助待遇，5年后将享受社会福利、食品券及其他联邦福利。这部法律会提高美国推出国民身份证[2]的可能性，并加强政府对居民的监督。

但该部法律的主要问题在于：强调的是制裁雇主，而不是非法移民；大赦非法移民；尤其重要的是，未能制定出能增加合法移民数量并改变移民准入标准的政策来。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这部法律很可能弊大于利，让美国错失了一次对移民政策做出合理调整的良机。

[1]指的是《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译者注

[2]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发放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3个证件（驾照、护照、社会保障卡），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证的作用。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07/14/6795100_258762327.shtml。——译者注

家庭问题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此，当家庭的稳定性和结构于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巨大变化以后，自然引发了极大的关注。这些变化包括：富裕国家里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未婚生育的现象快速增加，其中不少要靠社会福利来维持生活；离婚率飙升；女性婚后就业率迅速上升；老年人在社会养老金制度之下，得以和子女分开而独立生活，等等。

本部分针对这些变化展开讨论。例如，我们认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所有改革都应该以孩子的幸福为根本。不过，现行制度反倒可能会鼓励夫妻离婚，从而剥夺了儿童经常和父亲接触的权利。目前的制度也鼓励穷人家的太太多生孩子，从而减少了母亲花在每个小孩身上的时间和金钱。

要帮助那些依靠社会福利的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家庭可以领取救济金的时间加以限制。长期依靠社会福利，会渐渐养成一种“依赖心理”，让小孩和大人习惯性地依赖政府的救济。我们建议，为了让领取救济的妈妈们更加善待自己的子女，如果她们不定期送小孩去学校或带他们去接受健康检查的话，就要受到惩罚。

对于不积极承担抚养责任的父亲，我们提议由民间机构来收取他们对孩子的抚养费，这引来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些人是赞同该提议的离婚女性，但大多数批评意见来自离婚男性。他们反对增加抚养费的收取力度，是因为他们声称，自己几乎接触不到孩子，而且，他们还在其他方面受到法院和前妻的不公平对待等。

我们很同情这些离婚男性，但显然，他们的怨气以及与前妻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削弱了他们对孩子的关心。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矫正离婚家长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确保孩子得到更充分的经济保障。即便是充满爱心的父母，也经常会在相互之间的争斗中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有些男人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和表达沮丧，常常会以拖延支付抚养费的手段来惩罚前妻。

老人福利制度往往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1]，即由政府对在职员工征收社会保障或其他福利税，然后把钱拿来赡养已经退休的人员。不过，很多国家的现收现付退休制正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问题，这是因为，退休者可以享受的福利太多，而且，在低生育率和退休人员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影响下，付钱支持他们的劳动力人数在不断下降。

我们认为，如果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就要采用智利在15年前开创实施，此后受到躲过效仿采纳的政策。智利放弃现收现付制，而让员工在工作期间，慢慢把钱存在自己的账户里，以支付退休后的需要。这笔退休基金则由私人投资公司来代为管理，这些公司必须通过竞争来争取管理退休金的机会。智利员工热切地支持这项新的做法，而该制度也运作得很好。由于退休基金被拿来投资股市及债券市场，因此投资报酬率比原来的做法高出许多。而且，个人设立自己账户的制度，相对而言，较少受到生育率降低的负面影响。

家庭行为

■为什么人们应该减少对政府补助的依赖（1995）

以个人行为及市场竞争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要比政府实行全面控制的制度来得有效率。不过，自由市场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自力更生、积极进取等美德，长期来讲，这种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正是这个原因，19世纪的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制度的支持者，通常更加注重制度对价值判断标准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太强调制度对效率的影响。法国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长期旅行后，回到法国写成了著名的《美国民主》这本书。他在书中指出，“自利的原则……让不少人养成了守规矩、自我节制、慎重以及克己的习惯。如果人们不能靠着自我意志直接养成美德的话，也会因为习惯而逐渐养成”。

现行的社会福利计划会扭曲参与者的价值观，所以改革现行的政策，应该借鉴托克维尔在自力更生和良好习惯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这些真知灼见。两党领袖都认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执行状况不佳，需要有所改变，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领救济金的家庭，真正申请补助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大约有40%的家庭连续申领的时间超过两年，而且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救助。

如果人必须自行做出决策，且一切都要靠自己，那么他们通常会变得更节俭、更自立，从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相反，如果一直享受着政府的资助，他们反倒会丢掉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的习惯——就连按时上班这样简单的习惯可能都养成不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员工，在国家转变为自由市场制度后，很难把工作习惯调整过来，由此可以看出习惯的重要性。

申领时限过长吗？

很多家庭似乎知道靠救济金过活的坏处。若干研究显示，在有资格领取社会救济的家庭中，有1/4的家庭没有加入这个行列。我认为，众议院最近通过的社会福利法应该更大幅度地缩短家庭可申领救济金的最长时限。该项法案规定，家庭申领救济金的最长年限可以长达5年。还好，很多州政府将利用该法案所规定的分类补贴项目把领取救济的时限缩短。

克林顿总统已经表示会否决众议院的这项法案。原因是，该法案会像目前几个州的做法一样，对正领取救济金却又婚外生子的妇女，不提供额外的金钱资助。克林顿等批评人士认为，相关的规定等于让出生在贫穷家庭而父母又离异的小孩因上一代所犯的错误而受到惩罚，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这些父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好自己的子女的。

扭曲人们的价值观

在改革福利制度时，最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改革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批评该法案的人并不了解现行制度对一些传递给孩子的价值观造成了何种扭曲。如果改革能增强贫困家长的责任感和生活积极性，哪怕他们接受的政府补助大为减少，对小孩也是有益的。因为孩子们会把父母当成道德榜样，并且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这些从小形成的价值观，对他们未来就业及教育方面的影响，要比父母能拿到多少政府补助重要得多。

尽管我已经通过福利制度证明了政府计划会对参与者的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政府的其他措施不能顾及穷人的情况，通常也会渐渐消磨掉参与者的责任感和其他美德。相关的例子包括：政府制订的平权行动计划，使得参与者不是因为自己有好的表现，而只是因为自己属于受照顾群体就能获得就业或升迁机会；政府对大型或小型企业的利润补贴，保障他们不会发生亏损；制定法令，不让企业因为竞争而受到威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同样的情形，因为它鼓励很多家庭依赖政府来提供退休后的收入，而不需要在工作期间就为年老后的生活而提前储蓄。研究显示，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培养人民的储蓄习惯。

在选票压力之下，州议会和国会在制定政策及相关法令时，必须得让人们相信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好处大于成本。不过，如果这些政策会对民众的进取心及责任感等美德造成影响的话，在计算政策的成本效益时，也应该将这部分的效益算在里面。

[1]“pay-as-you-go（PAYG）system”：现收现付制，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是对在职劳动者征缴费用，以支付退休者的养老金；征缴费用的多少取决于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数量，即所谓“以支定收”，体现的是代际抚养的关系。——译者注

■让逃避责任的父亲承担起子女抚养义务（1994）

美国有1/5以上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母亲当家的单亲家庭数量急剧增长所造成的，同时，无监护权的父亲不支付或只支付极少的抚养费，更使得问题雪上加霜。对于这些孩子和未婚母亲来说，幸运的是，让更多的父亲承担起抚养责任是有办法做到的。

这年头，父亲把抚养孩子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转嫁到母亲头上简直太容易了。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很难逃脱抚养孩子的义务时，会有更多的男人犹豫是否要孩子。

如果得到父亲的抚养，孩子们会在情感上和物质上受益良多。而且，要是有更多的父亲不得不全额支付抚养费，他们将更可能花时间来陪孩子，因为这样他们将不会再被追查出自己没有尽到抚养义务。

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1993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估计，如果抚养孩子的义务得到全部履行的话，很多单亲家庭的收入将会上升到贫困水平以上。但是儿童抚养费支付组织——美国父亲联盟（AFC）指出，由于母亲们没有报告她们收到的款项，父亲不履行子女抚养义务的数字被高估了。该联盟还认为，父亲有时会拖欠子女抚养费，但原因是抚养费太高了。

该联盟也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意见，但是加强子女抚养义务的履行还是很重要的。国会在1984年、1988年通过立法，要求各州政府加大子女抚养费追缴的力度，所需费用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现在，即便一些父亲搬到其他州，扣缴工资和把那些拒绝付抚养费的人投进监狱也越来越容易。有了电脑系统，各州能更好地记录这些父亲的住所以及他们拖欠抚养费的金额。

父责难逃

作为克林顿总统福利改革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他最近提议要加强这些法律的实施，主要途径包括：建立全国性的清算所来跟踪跨州案件；对于那些没付清抚养费的父亲，不发放职业证和驾照（有些州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要求医院给每个新生儿的父亲建立相关档案。

尽管通过联邦立法和各州的努力，缴付子女抚养费的父亲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健康及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儿童抚养强制执行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表明：州政府机构收缴抚养费的比例不足19%，许多父亲仍然能够避免被查到，他们有的时候就是通过逃到别的州而避开的。

抚养费缴付比率如此之低，一个原因是州征收机构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帮助那些享受福利的母亲身上，包括确认父亲身份的努力。州政府之所以重视福利案件，是因为如果家庭接收足够的儿童抚养费后，就不再享受福利，这样就减少了政府支出。

但是，众多女性没有享受到福利，却也得不到她们应得的抚养费用。那些没有得到州政府机构帮助的妇女都去求助于私人机构来向孩子们的父亲追讨抚养费。这些私人追讨机构经常做得很成功：他们可以代扣孩子父亲的工资，也可以要求机关拘捕那些不付抚养费的父亲，直到他们付清抚养费为止。

赏金猎人？

私人收缴机构通常会收取一小笔费用，不予退还，但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是一些应急款项，通常为收缴金额的1/4～1/3。这看起来好像很离谱，但是这一比例与其他类型的债务追缴公司收取的比例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一些维护孩子权益的群体反对营利性收缴公司的介入，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那些公司把本该属于孩子们的钱瓜分走。不过，母亲们通常也只是在她们通过普通渠道不能获取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才向私人机构求助。毕竟，从私人机构那里得到67%，比什么也得不到强多了。

政府追缴机构做不到的地方，私人追债机构往往能做到，因为政府官员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追踪拖欠抚养费的父亲。因此，政府机构应该从一些母亲目前的做法中获得启发，进而雇用私人公司来找到那些违反法规的父亲们并向他们追缴抚养费。

由私人追债机构来帮助州政府寻找那些不付抚养费的父亲，这或许会让人联想起古代西方臭名昭著的“赏金猎人”制度，但是，在州政府机构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或许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对政府追缴抚养费的任务实行私有化，在其他类型的债务追缴方面是有先例的，比如，有些州政府已经通过雇用私人追债公司来清缴拖欠的交通罚款了。

国会应该采纳总统的大部分建议，来加强政府在儿童抚养费追缴方面的作用。但是，如果州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母亲雇用私人追债机构来追踪那些不付抚养费的父亲，那么，在减少贫困儿童数量方面，白纸黑字的法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挑错“无过错离婚”（1992）

在这次竞选中，总统布什和总统当选人克林顿都反复强调了家庭观念的重要性，但两人都没有提出可以明显改善家庭生活的方案。媒体都在大肆报道《墨菲布朗》这部喜剧，没有人去关注同性恋和《家庭与医疗休假法》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离婚法在过去20年里出现重大变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1970年，加州首开先河，开始允许“无过错离婚”，即夫妻在双方都没有过失的情况下，可以办理离婚。在此之后，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类似的法律。也就是说，夫妻可以在不征求对方同意的情况下离婚；也可以在尚未证明对方出现感情出轨等错误行为的情况下，结束婚姻关系。妇女团体等对加州的决定表示赞许，认为这是文明的做法，可以为遇人不淑的女性带来新的希望。

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不能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离婚率飙升的问题归咎于该条款（该离的总归会离），但很多离婚人士，尤其是带小孩的离婚妇女后来所遇到的诸多问题，还是与该条款有关系。

双方同意，方可离婚

根据现行法律，带小孩的已婚妇女并不能阻止先生和她离婚，不管她和小孩在生活上会碰到多大的困境。由于离婚后父亲承担的抚养费通常很少，因此这些妇女未来会面临极大的经济困难，必须长时间工作，或依靠政府救济才能勉强过日子。目前这样的家庭几乎占总数的20%。离婚妇女及其孩子所处的困境，在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国已然成了最严重的家庭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不能证明对方曾经感情出轨、恶性遗弃或故意虐待的话，大多数州是不准夫妻离婚的。当然，我们不想也不可能穿越到那个年代。那么，应该怎样做才能改善这些家庭的状况呢？我认为应该放弃目前的“无过错离婚”的有关规定，通过立法来要求夫妻只有在双方都同意的条件下才允许他们办理离婚。

这一改变将大幅度增加不少已婚者的谈判筹码，对婚姻中的女方尤其如此，因为现行的无过错离婚制度对她们构成了伤害。假定一位丈夫很想离婚，而且根本不管这么做会给妻子和孩子造成什么伤害，在现行的法律之下，妻子可以说是无计可施。但如果要妻子同意才能离婚的话，她就有了谈判筹码。她可以在先生同意付出大笔子女抚养费，以及合理分配双方财产等条件下，才同意离婚。也可以在确定先生真的会付子女抚养费后，再同意结束婚姻关系。而且，在这种制度下，丈夫相对来说也就无法以离婚为要挟而肆意地为所欲为了。

孩子在父母离异之后通常会因为不能经常和父亲接触而在心理方面受到影响，特别是男孩子，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根据我所提议的做法，妻子可以要求先生以书面保证会在双方共同监护的状况下，经常来探望小孩，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失败的改革试验

在“无过错离婚”制度之下，已婚妇女不愿意为了照顾孩子而好几年不工作，因为如果丈夫抛弃她们，她们必须要有好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如果双方都同意才能离婚的话，已婚妇女就相对能够在生完小孩以后，留在家里一段时间，因为不用太担心未来会受困于经济问题。

法官们目前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拥有很大的决定权。不过，他们有可能因为资讯不足，而没法将子女监护和赡养方面的法律条款很适当地应用在个案里。如果采取双方都同意才能离婚的做法，夫妻双方必须自己先谈好离婚的条件，那么法官所扮演的角色就小得多。有理由相信，由夫妻自行解决离婚的问题，会比通过法官裁决好得多，就像其他问题由民间自行处理，好处也比较多一样（《商业周刊》，8月17日，“经济视角”栏目）。

当然，没有任何离婚法律能够解决所有因婚姻失败而产生的问题。例如，不管对方开出的条件有多好，即使夫妇分居多年，婚姻中的另一方也可以因为心怀恶意而故意不同意离婚。要解决这个难题，可以规定在双方分居数年后，而其中一方仍不同意离婚时，允许将这个案子交付法院做终局性的仲裁。

家庭结构在过去50年来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大多是无法扭转的事实，因为它们是妇女就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及其他因素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在《家庭经济分析》（A Treatise on the Family）这本书里，已对这些因素做过分析。但是，普遍采纳的“无过错离婚”制度，是失败的做法。如果代之以“双方同意，方可离婚”的法律，那么高离婚率就相对不会对年幼的小孩造成伤害，而对不想结束婚姻关系的男性或女性来说，其负面影响也会减小。

■孩子的幸福应该是改革福利制度的出发点（1992）

虽然联邦福利计划名义上是专门为有小孩的家庭而制订的，但计划本身没有鼓励这些家庭对孩子提供帮助。这样的制度应该加以改革，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小孩，而不是家长。

过去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中，有些规定不仅没有考虑到小孩的情况，甚至还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在美国各州，有半数以上的州一直到最近还规定，如果孩子的母亲仍然和丈夫住在一起，就不能领取救济金。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果：鼓励夫妻分离，因为这样才能拿到政府的救济金。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只由母亲单独抚养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会因为这种成长环境而受到伤害。幸运的是，1988年通过的《家庭救助法》得到了修正，已经要求各州让父母没有离异的家庭也能得到政府补助。

我们需要认识到，贫困家庭会对各种激励做出适当的反应。这是现行制度所没有想到的。为了让福利政策的受益家庭得到正面的激励，凡是照顾到小孩利益的家庭，都应该得到额外的补助。例如，假如父母定期带小孩接受健康检查，或孩子保持很好的上学出勤率的话，父母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另外，如果父母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或孩子在校成绩优异的话，也能额外得到政府的资助。相反，如果出现父母吸毒或孩子高中期间辍学的问题，这笔补助款就应该减少，甚至于完全取消。

很多证据显示，如果学生按时到学校上课，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就能大幅度改善，特别是父母有兴趣参与学校活动的话，效果则会更好。由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来，就算是出身于最贫困的家庭，如果父母乐意参与学校活动，孩子在校的表现就会明显地改善。

不愿申请福利救助

最近在加州、康涅狄格、威斯康星及其他州，有人提议修改现行的法规，让未能照顾到孩子权益的家庭接受惩罚。而从总体上看，这几个州所给的社会救助金是最多的。新泽西州最近则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该州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妇女在领政府救济金期间如果又生了小孩，其救济金额度不会增加。

而原来的社会救助办法是，如果需要抚养的孩子数量增加了，那么政府救济金的额度也会随之提高。这种做法会让这些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多。新泽西州的做法则不再让这种状况出现。或许更重要的是，该州的做法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如果妇女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抚养子女，就不应该要孩子。当然，可能有些妇女在开始领救济金或暂时失业以前，就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

有些批评人士认为，各州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迎合的是中产阶级对贫困家庭和社会福利的偏见。这样的态度或许确实有助于让这些改革赢得支持，但是，很多贫困家庭显然也不喜欢现行制度，有统计数据为证：在符合社会救助金申领条件的家庭中，几乎高达40%的家庭没有提出申请。当然，有些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符合资格，但这方面的信息到处都有。我认为，这些不领政府救助金的家庭中，大部分是觉得向政府领救济金的话，情况反而会更糟。

无限循环

家庭每个月领取政府救济金，怎么会有坏处呢？看得到的缺点就是：法令规定，只有从事兼职工作的家庭，才有资格领取，而且收入较高的家庭，所领的救助金就会减少。而且，假如现在减少工作量，那么未来能自给自足的机会就会变小，因为当一个人长期失业或只是兼职或打些零工的话，以后赚钱的能力就会大幅度降低。要获得工作技能，只有靠长期投入某个工作或职业才行。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家塞思·桑德斯（Seth Sanders）研究证实，这些缺点是有些家庭不愿意申请领取社会救济金的缘由。同时，有些家庭在领了几年救济金以后，就变得离不开救济金了：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差。

另外，有些家庭之所以不申请社会救济金，是担心破坏家庭的价值观，失去自尊。这也许是因为，社会认为靠救济金过活是一种耻辱，但主要的原因是有些父母认为，向政府伸手要救济金的话，会严重影响自己和子女以后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意愿。他们觉得，为了得到政府的救助而必须付出那么高的代价，是不值得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申领社会救济金的家庭往往是最不关心下一代、最不愿意靠自己的力量过日子的。这些家庭最需要去承受一定的经济压力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辅之以适当的福利救济，才能让他们对自己的子女多付出一些关心。

美国人民希望能为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伸出援手，但他们也知道目前的福利制度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大胆改革，把福利政策的重心放在改善孩子们的就业技能和健康上，才能消除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成见或敌意。

■儿童抚养理当加大投入，但要理性为之（1989）

儿童抚养已经成了一个热门的政治议题。联邦政府已开始讨论，确实也应该参与其中。公众显然也十分关注美国的儿童抚育问题，尤其是那些来自贫穷家庭或无人照看的孩子。

遗憾的是，有些提案如果得到实施，会对父母有所帮助，但会牺牲孩子的利益，有些提案则帮不上那些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改善儿童抚育条件的提案有很多，其中包括：布什总统提出的，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可以得到税收抵免；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代表帕特里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提出的，小孩诞生或生病期间的父母和在公司做兼职的妈妈可以享受强制性休假，他还提出，政府要为儿童提供抚养补贴，那些职业女性的孩子，更应该得到补贴。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关注过去几年里在美国的孩子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孩子们在学业能力测试中语言以及数学方面的得分略有提高，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急剧下降的，在此期间，青少年和年轻人自杀率也是急剧上升的，而成年人的自杀率却一直保持稳定。

随着离婚率的飙升，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的孩子数量倍增，现在几乎20%的美国家庭是由参加工作的妈妈来维持的，而且大多数人的收入很低。未婚高中生的怀孕率也在上升，吸毒现象也在每一个社区蔓延，令人不安的其他统计数据也不断涌现，似乎没完没了。类似的现象在英国、瑞典及其他西欧国家也有发生，但没有这么严重。

关爱多一点

按照布什总统提出的税收抵免政策，贫困家庭每抚养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将得到高达1000美元的退税，但这些父母只会把这一笔额外收入的一部分花在孩子身上，因而这种做法对孩子们的帮助其实是很有限的。不过，这些孩子会看到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多了一点点，虽然这些父母主要在乎的还是他们自己。遗憾的是，由于总统的提案对离婚母亲的孩子的抚养问题提供了保障，这会诱使一些贫穷家庭解体。

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表明，在儿童抚育方面仅仅增加公共资金投入是不够的。在那几十年里，尽管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儿童抚养方面的支出急剧增加，但儿童的抚育状况却显著恶化。表面上看，似乎需要在儿童抚育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但在我看来，增加在所有这些项目上的公共支出，必须要针对具体的目标，比如，改善技能、培训、心理健康、价值观及其他人力资本。要降低这些支出惠及其他群体的可能性，这是最好的办法。

也许，要确保公共资金花得其所，最佳方式是采用一些类似教育券的制度，贫困家庭拿这些凭证抵值，来参加一些提升人力资本的活动，比如，凭证计划完全适用于医疗护理、咨询服务、儿童启蒙计划等服务。

如果说布什总统的税收抵免政策是有漏洞的，那么儿童抚育方面的其他提案也大抵如此：大多数提案既帮助了贫困家庭，又帮助了中等收入家庭和富裕家庭；或者，帮助了父母，却牺牲了孩子的利益。比如，政府对育婴设施提供补贴，受益的就不仅仅是那些贫困家庭，所有母亲在职的家庭都能受益。毫无疑问，那些母亲仍在职的孩子将从这些补助中获益，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护理设施。但很显然，如果母亲们是待在家里的，该计划就发挥不了作用：待在家里的话，不管原因如何，但结果只有一个——她们无法参与到儿童抚养计划中。

妈妈不在家

儿童抚养补贴鼓励更多的母亲去就业。美国当前正在谈及的计划，在瑞典几乎全部得到了实施，其中包括对有小孩的父母实行强制性带薪休假，补贴儿童保育设施，对夫妻分开征税，鼓励母亲做兼职等。瑞典的经验表明，这些方案对于已婚女性参与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瑞典已婚且有孩子的女性就业率超过80%，这个比例在美国是60%，而在西德，不足40%。瑞典实施了这些计划，而德国没有，因此此后两国在女性就业参与率方面的差距迅速拉大。

但是，鼓励母亲们参加工作是否对孩子们好，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许多精神科医生及其他儿童抚育方面的专家认为，年幼的孩子经常需要母亲的照顾，因此，关于是否有许多孩子因为得不到母亲的照顾而受到伤害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孩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要保护他们，显然需要政府制定并落实一些公共措施。但国会及总统应该确保，出台任何新法规的真正目的是要帮助孩子，而不是仅仅为了改善中产阶级女性和其他具有相当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的生活方式。

■通过婚姻契约来降低离婚率（1985）

离婚率上升是西方国家在过去20年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变化之一。如果这个趋势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在1975年以后结婚的美国夫妻，有40%会离异。有几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个现象：首先，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在外面工作，因此财务上越来越独立；其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育率不断降低，导致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了，因而减轻了妇女必须维持婚姻关系的压力。另外，在社会福利制度不断扩大之下，对经济状况欠佳的妇女来说，等于获得了一笔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

与此同时，有关离婚的法律也有大幅度修改。加州在1970年通过了美国的第一部规定夫妻双方无过错即可单方面解除婚约的法律。其他各州实际上也随之通过了同样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在未经对方同意且对方犯错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就能提出离婚。有人会想，对离婚法做如此改动，可能会提高离婚率。不过，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彼得斯（Elizabeth Peters）等人所做的系统研究却显示实际状况并非如此。我在《家庭经济分析》这本书里也指出，如果夫妻能以向对方提供金钱等方式来维持婚姻的话，这项法律的修改可能不会对离婚率造成太大的影响。

然而，单方面就能要求离婚的法律变更，的确会对离婚妇女的经济状况构成负面影响。彼得斯教授的研究表明，在相关法律修改以后，丈夫所支付的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都比以前要低。过去，离婚须经双方同意才行，要不然就得证明对方的确是犯了错。刚开始的时候，不少妇女团体很支持修改这项法律，但后来的实际发展状况却不应该令她们感到意外。因为，丈夫想离婚的话，再也不用提供优厚的条件来征得妻子的同意了。

有约束力的婚姻契约

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才能离婚，彼此在协议离婚之时，可能会先把金钱方面的条件谈妥。但在法律修改以后，法院里到处都是夫妻俩在离婚过程中，为了金钱而打官司的案子。过去10年来，专办离婚的律师大量增加，而法官也经常必须对一些复杂的问题做出判决。例如妻子离婚后在外工作，而丈夫去念医学院或商学院，如果未来收入增加了，妻子能不能分到一大笔钱？以及某个妇女曾经傍上一位大款，分手后她有没有资格从他那里得到很多钱？

每桩婚姻都有其独特性，每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都不同，显然法庭并不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判决的好地方。因此，通过法院判决程序来决定谁是谁非，并不是好办法，而应该以制定婚姻契约的方式，明确规定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在金钱问题和孩子的监护权等方面要如何安排。如果我们把目前无法执行的法律条文放在一旁，那么使用婚姻契约的现象一定会相当普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婚姻契约应被视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就像商业合伙人所订立的契约一样。未婚同居者之间订立的契约，也应该具有法律效力。社会学家列奥J.魏兹曼（Lenore J.Weitzman）在其所著的《婚姻契约》里就讨论了订立婚姻契约的种种好处，以及婚姻契约应该包含的内容。

恋爱中的人是盲目的

有人反对婚姻契约的做法，认为当两人准备结婚时，不太可能考虑清楚以后分手时在财务上应该如何安排。但在这样的状况下，两个人可以首先订立一个粗略的契约，具体细节可以等到以后再以书面形式写下来。当然，我承认人在恋爱的时候是盲目的，因此契约可能订得不公平。不过，如果等到两个人已经濒临离婚状态且双方都在气头上的时候，再来谈这些条件，难道就更好吗？

有些人反对婚姻契约，认为签订婚姻契约会让夫妻双方明确地把未来离婚的条件想清楚，因此可能会增加离婚的机会。然而，大多数现代夫妻都知道，将来离婚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很多研究表明，如果妻子知道婚姻很可能解体的话，她就更有可能继续工作，并延迟生育计划。婚姻契约会增加妻子的安全感，会鼓励不想在职业上求发展的妻子尽早要孩子，花更长的时间在家相夫教子，这样反而可能会减少离婚的数量。

“草率结婚，事后悔恨。”这是17世纪英国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婚姻契约可以当成经过双方同意而接受的长期协议，可以减少两人因为急着结婚而经常会尝到的苦果。这种方式也可以把每对夫妻的特殊情况都考虑进去。在婚姻契约里，双方的责任会讲得清清楚楚。这比法官在两人离婚时才来决定谁该给谁多少钱等问题，要可行得多。

老年问题

■如何保证社会保障的未来（1993）

在美国、德国及其他富裕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都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困境：问题未必会在今年或明年出现，但在21世纪初或之前，一定会出问题。一个问题是，劳动力人数锐减，而他们却必须为越来越多的退休者缴纳税款。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让受益人享受优厚的福利，却又不强制他们长期储蓄。

如果让社会保障制度回归其本意，这两个问题可得到一并解决。社会保障的目的是，退休之前把钱存放在基金里，退休之后再根据个人储蓄的多寡来决定能享受多少福利。这个革命性的理念发端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其想法是，劳动者在退休之前必须先把钱存起来，免得退休后因为储蓄不够，而必须依靠政府接济。如果当今的社会保障计划是根据精算原则来制定的话，那么退休后的收入以及社会保障税率，就不该由政治因素来决定，而是根据退休者的储蓄总额、退休年龄、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等来决定。

比如，如果某人在40年的工作期间把工资收入的10%存了起来，实际存款利率为3%。假设他在67岁退休，那么在此后15年里，他的退休金差不多等于过去收入的2/3。以这个比例来算，假如某个家庭的年收入为30000美元，每年储蓄3000美元，在40年后，每年可领到的退休金大概是20000美元。如果孩子都长大成人了，那么这个家庭应该可以过得和退休前一样好，甚至更好。

未雨绸缪

不过，即使实行这种强制性的储蓄，有些退休人员还是无法过上体面的日子，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长期失业或个人健康等因素，没赚多少钱。为了让这些人的生活能提高到大家都认可的最低水准，政府可以用税收收入来补贴他们的福利金。不过，在适当的强制储蓄制度之下，美国只有1/5的家庭需要接受政府的补贴。

发达国家都是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来制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亦即由工作者资助退休者的生活。因此低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备受关注。未来的工作人数会减少，而他们要支持的退休者会越来越多。不过，若根据精算原则来制定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了。其做法是，每个家庭必须从本身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做累积储蓄，以此来支付自己的退休福利金。

虽然这种方法有助于大力化解政治因素对保障制度的介入力度，但是这个做法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即，让民营企业通过竞争的方式，来为个人管理社保账户。不少国家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让民营企业为公司管理退休基金而竞争。我自己就选择了先锋集团（Vanguard Group）来管理我的大学退休金，因为这家公司提供相当多的投资选择，而且还提供月度绩效报告。

安全第一

民营企业在效率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对各种类型的政府事务实行民营化已经成了一种世界趋势，因此没有必要去怀疑将民营企业的效率机制引入社会保障制度里的种种好处。退休者如果不希望投资风险过大，可以要求民营基金公司先有足够的资本额，然后把投资限定在几种特定的证券投资项目内。

由民间投资公司来管理退休基金，并依精算原则制定老年退休制度，听起来或许让人觉得不切实际，也不符合政治现实。不过，智利在15年前就因为智利人民已经受够了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开始实施这种制度。另外，阿根廷也正打算效仿智利的做法。

很多民营基金公司积极争取为智利人管理员工的退休金。该国政府要求，为了应付员工老年以后的需要，员工在退休前必须把工资的一部分先预留出来，累积成一笔基金。这些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收益率相当不错，而他们所抽取的佣金比例也逐年降低。我最近出访智利，发现没有人想恢复旧的制度。过去个人要把25%以上的收入拿来缴税，但所能拿到的退休金不仅不够，而且也不能由自己来决定。

当然，年纪较大的员工，多年来一直在原来的制度下缴税，也得把他们纳入我所提议的制度里。智利的做法是，员工可以自己选择沿用原来的退休制度，或是转到新的制度里来。如果想转过来，政府就会发给他们一张债券，价值相当于该名员工过去所缴纳的累积金额。智利顺利地实现了制度转移，几乎所有的老员工都选择了退出旧制度。他们以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政府的管理能力缺乏信心。

社会保障的原始目的是强迫每个家庭必须把收入的一部分先储蓄起来，以备老年生活所需。这个目标应该和目前政府事务民营化的趋势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将会带来一个有效的养老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不会受到政治因素、低生育率或资金危机等因素的负面影响。

■老年劳动力就业困难，原因何在（1990）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老年员工的就业和收入主要由政府和法院来决定。相关法律的逐步出台，让雇主渐渐失去了辞退员工的权利。而在联邦及州级法院里，则有一大堆案子是由自认为受到歧视的老年员工提出的。不过，我认为歧视问题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政府的干预才是让很多老年人找不到工作的罪魁祸首。

年龄在60～65岁之间的劳动力参与率，在20世纪60年代为80%左右，但现在则大幅度降到55%以下。这个现象并非企业政策使然，而是政府法令及工资支付的规定所导致的。政府在残障给付及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放宽了申请退休的资格限制，因此不少60岁以上的员工便决定提前办理退休，因为退休后的所得和退休前差不多，又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福利金，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呢？

雇主在退休方面的规定，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65岁及65岁以上的员工参与率会在过去50年里大幅度下降。日本人比美国人更愿意一直留在工作岗位上：日本65岁及65岁以上的员工，有36%还在继续工作，而美国只有16%。事实上，很多日本公司要求员工在55岁或60岁时就必须退休，这比美国的规定要早得多。

老年员工老有所值

差别就在于，日本员工在强制退休后，还能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事实上，只要美国政府不规定企业在雇用老年员工时，必须缴付高额的医疗保险费及退休金，那么退休后的美国员工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通过出台有关人权和其他反歧视的政策，联邦政府广泛干预到老年劳动力市场。但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员工普遍遭到歧视。少数族裔群体面临着收入低、失业率高等问题，这的确让人怀疑他们受到了歧视，但这些现象却没有出现在老年员工身上。有些老人或许因为工资成本过高或生产率较低而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不会单单因为年龄问题就碰到挫折。60～64岁年龄段的全职员工，其工资水准和45～54岁年龄段的不相上下，但比24～44岁年龄段的高出许多。年纪在55岁以上而又想工作的人，其失业率也远低于年轻人的水准。事实上，资方会把年纪较长的员工视为精英看待，因为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而且可靠度和忠诚度都很高。

当然，有些老年员工的确会因为以下情况而吃亏：自身的生产率下降，无法和新老板和谐相处，或公司产品的需求下降。虽然被辞退的资深员工常常会被返聘到原来的公司，但如果必须更换新工作的话，其工资水准往往会遭到大幅削减。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威廉·卡林顿（William Carrington）所做的研究显示，老年员工如果在换工作时被大幅度减薪，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和专长通常不会马上在新的公司或工作派上用场，而不是因为受到歧视。

政府在立法和管理方面对老年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已经让问题变得很棘手了，而法院所扮演的角色，则让问题更为严重。由于法律并没有界定哪些情况构成歧视，法官和陪审团只好视当时的情况来做出判决。遗憾的是，这些人并不是特别清楚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确认原告员工是否真的受到不公平待遇，更无法判断其工资水准和生产率相比是否真的过低。

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员工的价值，尤其是年长主管的价值，有时候是由很多看不见的因素决定。这些因素使得法院所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以解决。特别是在法官或陪审团对那些忽然失业或遭到大幅度减薪的员工充满了同情的时候，这些因素很难解释清楚。有时候资深员工是因为生产率下降而被降职，有时候则是因为不适应新公司，或其技能在新工作上无用武之地，而没有得到雇用。在这些情况下，就算公司是对的，也不容易向戴着有色眼镜的陪审团解释清楚。

因此，公司在遇到年龄歧视之类的诉讼案件时，出于对法院做出偏颇判决的担心，就算没有做错，往往也会寻求私下和解。有时候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发生，则干脆不雇用年长者。不过，这些不获得聘用的老年人，倒是可以因为公司不录用他们而提出控告。这些原本是为了保护老年员工而制定的政策，到头来反而是害了他们。

政府帮助老年员工的最佳办法是，让他们能领到全额的社会保障金，即使他们仍在岗，也能领到这笔钱。同时，有些法令会让他们的工作机会发生扭曲，政府应该取消这些法令。如果老年员工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条件能通过工会和劳资双方自行谈判解决的话，相信市场的运作状况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只有贫困老人才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金（1989）

在预算赤字和税收负担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等国家迟早会以新的做法来取代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只让真正需要帮助的老年人获得政府援助。这个做法虽然目前在政治上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么做应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很多老年人的家庭收入和资产都不少，如果政府还要给他们社会保障金，这实在讲不过去。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严重背离了目标，已经成为一种糟糕的养老年金制度，而且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帮助贫困老年人的方式。

有些人反对把家境不错的老年人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以外，因为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养老年金制度。他们认为，每个人在退休之前，都必须根据工资收入来缴付社会保障税，因此在退休以后，算算利息，多少把这笔钱拿回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过，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的做法是，如果已婚老年人的家庭收入不高，且工作年限符合基本要求的话（10年左右），就可以分配到优厚的养老福利金。

在养老年金制度下，退休前缴付的金额越多，退休后所能领到的福利金就越多，差不多是成比例的。但社会保障制度并非如此。举例来说，根据1988年的福利金分发标准，年收入45000美元的员工，也就是所得税征收级数最高的人，如果在65岁退休，那么他所能得到的福利金，与同样在65岁退休，但年收入只有7000美元的人相比，只是多一倍而已。而前一类人每年必须缴付的社会保障税却是第二类人的六倍多。

可变卖资产

很多退休家庭的经济状况不错，事实上，被认定为贫穷家庭的比例还不到15%。以1985年社会保障金发放的情形来看，前40%的老年家庭所领取的社会保障金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还不到40%，因此即使他们不领社会保障金，经济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而且是远高于贫穷标准。

政府实施的医疗保险计划，已经大幅度减轻了老年人住院治疗等方面的经济负担。同时，不少老年家庭还拥有可以变卖的资产，可以应付紧急情况。而退休家庭的资产收入比，也远高于在职家庭。在退休家庭里，属于低收入而又没有资产的比例，还不到15%。虽然房子通常是这些人最有价值的资产，但不少老年人也拥有股票等金融资产。

如果只有更为贫困家庭才有资格申领社会保障金，那么政府的预算赤字和员工的纳税负担，都能明显地减轻，而且这些家庭也能得到更好的待遇。当然，到底哪些人属于“贫穷老人”，必须得到明确的界定，假定有一半的老年家庭领取社会保障金的话，联邦政府在1988年的支出就可以减少900亿美元以上。由于社会保障金和老年家庭的数目都不断在增加，因而这么做的话，未来支出会节省更多。

收入测试

如果只有贫穷老人可以申领社会保障金，那社会保障税就可以合并到收入所得税里。只要不把社会保障制度视为一种养老年金制，就没有必要分别征缴社会保障税和所得税了，这就好比，没必要为了给食品券计划筹集资金而单独征税。

那些反对通过“收入测试”（means test）来决定社会保障福利发放对象的人，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对贫困老人和其他不得不接受这一测试的贫困者实行区别对待。更何况，目前老年人必须符合一定的资格，才能领取额外的收入补助。当然，有些老年家庭可能会为了通过收入测试，而故意少储蓄一些钱，不过，通过某些方法，是可以把这些反应限制在可忍受的范围内的，比如，只提供一定的补助，使家庭达到贫困线标准即可。而且，很多老年家庭的经济状况实在很好，根本没办法达到领取贫穷补助的标准。

当然，将在未来几十年里退休的人，原本一直对社会保障金心存期待。因此，新制度的实施，必须循序渐进。

在过渡期间，会出现不小的政治阻力，因为年轻员工现在得帮忙付这笔账，但自己以后却享受不到好处。

不过，年轻的家庭至少还有时间可以在开销和储蓄方面做些必要的调整，以便应付退休后的生活所需。他们也可以更积极地参与民间的退休金和年金计划，或减少送给子女的礼物和遗产。有些人甚至可以大胆地等着在年老后让孩子来赡养。

现在要取消那么多老年家庭所领取的社会保障金，不管如何计划，显然在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不过，终究还是得找到方法来克服这些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并且修改现行的制度，只让真正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得到政府的补助。

■破坏老年人就业市场的罪魁祸首（1986）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政府在对航空、银行及其他行业放松管制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尤为重要的是，对老年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越来越多。例如，1978年颁布的《就业年龄歧视法案》修正法案规定，除少数例外情况外，美国的公司和其他机构不得强迫员工在70岁之前退休。近期提交给国会的一项议案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各种组织设定任何退休年龄的权力。

从诸如此类的法规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感觉：私人雇主不愿保留老年员工。但以往的证据却证明情况恰好相反。在20世纪初，美国有大约60%的老年人受雇于私人雇主。英国同期的比例也差不多，在65%以上。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老年人的就业人数逐年下降，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财富的增长。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和家庭责任的减少，有更多财富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退休。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65岁以上男性的就业率迅速下降，现在已经大大低于20%了。55～64岁之间的男性就业率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87%下降到目前的70%以下了。虽然许多年轻女性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劳动力大军的队伍，但是立法部门却在讨论怎样防止老年妇女就业参与率的上升。这些迅速变化的原因不是现代工业化经济对老年人歧视的增长，罪魁祸首是就业政策不鼓励老年人就业。

走向地下

目前，许多年龄在65～72岁之间的老人不想工作，是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工作赚钱，社会保障金反倒比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少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采用的法律把男性获得领取养老金资格的年龄从65岁降低到了62岁，这就解释了在这一年龄段就业人数大幅下挫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为延迟收入而推出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快速增加，这也降低了老年人在劳动力中的数量。然而，更低的边际税率和新税收法案的相关变化将通过削弱退休在税收方面的优势来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

社会保障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影响老年人就业市场中的供应方，同时还有其他法律影响到对老年劳动力的需求。比如最近的一项法律条款要求公司保持前雇员长达18个月的健康保险。这项措施增加了雇主雇用老年人的风险，因为当员工离开之后，可能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其沉重的医疗费用。这使得企业不愿雇用老年人，尤其是不能让他们在70岁之前退休。此外，联邦法律中有关雇员获得企业养老金计划资格的规定也降低了有明确福利计划的企业雇用将要退休员工的意愿。这些规定导致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在地下市场中找工作。因此，对于在职老年员工人数下降的实际数字，官方必须夸大，而且水分可能会很大。

许多大公司倾向于用固定的规则来管理行政人员和其他员工的退休年龄。这些规则肯定会伤害一些上了年纪但工作仍然富有成效的员工，尽管公司制定这些规则的动机不是歧视这些高效率的老员工。相反，这些规则认同了相当一部分的老年员工在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方面的下降，与此同时，也承认了大多数公司不可能在他们的老员工中进行挑选来保留那些效率高的人。

特别对待

追求利润的公司乐意雇用老有所值的老年员工。在传统的日本大公司中，工人在55岁退休，但55岁以上的老员工的就业率一直高于美国，因为很多人被一个公司辞退后又被其他公司雇用了。

小公司通常采取灵活的退休制度，因为它们更容易区分出可发挥余热的雇员和应该退休的雇员。例如，在1978年修正案做出禁止规定之前，大多数大学规定教授在65岁退休。但是，许多富有成效的教授在到了65岁的时候通过特殊安排得以留任。

加强政府管制无法克服老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事实上，这样的管制和其他一些公共计划正是感染这个市场的感染源。我们应该减少对继续工作的老年人的经济处罚，降低现在施加在雇用老年员工公司的额外财务负担，而不是施加额外的干预。总之，我们需要的是对老年人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管制，而不是进一步的管制。

歧视问题

本部分主要讨论的是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黑人和妇女在经济方面的进步。在这些国家，黑人和妇女在各方面都遭到歧视。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他们在教育和职业培训上获得了改善，所受到的歧视也减少了，因而在经济方面出现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人权方面的立法有助于减轻对这些人的歧视，但我们认为，政府实施的配额制和其他一些严格的平权行动计划，对他们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美国目前的经济体系究竟还存在着多少歧视问题？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很不统一。在本部分，有篇文章针对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所发表的报告，就其分析方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这份受到多家媒体报道的报告认为，黑人在申请银行贷款时，受到严重的歧视。如果银行在贷款给黑人的时候，因为歧视这些人而只把钱借给财务风险比较低的黑人，那么与白人贷款相比，黑人贷款的违约率应该更低，而收益率应该更高。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虽然在报告里引用了很多数据，却没有提供贷款违约率的数字，没有相对收益率的数字。由于这份报告缺乏最重要的数据，且后来有不少文章也把报告所犯的其他错误指了出来，因此该报告虽然广为人知，但人们知道的是，它证明了黑人普遍受到歧视的说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对黑人的歧视

■平权行动计划应该取消（1995）

平权行动计划成了这次总统竞选的热门话题。共和党候选人大多坚决反对，而克林顿总统则积极发言支持该计划。平权行动计划的实施，能够让来自不同背景的所有人都有机会公平地争取工资较高的工作；如果两党都支持这些计划的话，可能还来得及避开这场让彼此对立的争论。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很多少数族裔者，并不支持设定工作配额和预留岗位的政策。不过，他们还是支持人权立法的，因为这些法令能够降低少数族裔在学校教育、工作培训和就业机会方面所受到的歧视。

孩童时代的经历往往是长大后能否获得公平机会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恐怕连最有效的反歧视法律也派不上用场。有些孩子是在不稳定的家庭里长大的，而且社区环境恶劣，没机会接受好的教育和培训。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并不属于少数族裔。因此，如果政府想实施平权行动计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让他们获得有用的技能，以便在竞争的社会中立足。

犯罪无益

很多种类的人力资本投资计划能够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在长大成人后能有好的表现。例如，贫困家庭的小孩应该拿着教育券去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用非得去当地水平很差的公立学校里就读。另外，有些福利救助制度会让贫穷的家庭维持现状不变，必须加以改革。打击犯罪也应该持续进行，因为这会让生长在贫民区的孩子知道犯罪其实没有好处。让弱势群体的小孩能够得到好的饮食和医疗照顾的计划，长期来说也会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应该加强，而不应该削弱。

要想达到最好的效果，照顾弱势群体的计划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严重起来。政府为失业的成人所开展的再培训计划等，通常收效甚微，这是因为，过去养成的坏习惯和缺乏良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因为这些训练而消失。如果少数族裔自己没有打好基础，就算是最好的平权行动计划，也无法把他们提升到一定的水准。很多学生及员工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应有的地位的。

大学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些影响。《纽约时报》1995年6月4日报道的数据显示，平均来说，那些靠平权行动计划进入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就读的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学生的高中成绩和学习能力评估测验（SAT）的得分，都远低于白人和亚洲学生的水准。靠特别名额预留制而入学的黑人及拉丁美洲裔学生，也差了很多。这项数据显示，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学生在六年内毕业的比例分别仅为59%和64%，而白人学生和亚裔学生的则分别高达84%和88%。

白人不满

特殊的录取政策导致黑人和拉丁美洲学生的成绩低于平均水平，这种现象反而使得这些学生在信心方面遭到打击。这些计划不仅会让人们继续保持对少数族群的成见，而且，对于那些因为这些政策而未被录取的白人及亚裔学生来说，还会加剧他们的不满情绪。

不过，因平权行动计划而得到入学机会的学生，之所以表现不佳，并不是自卑心态所造成的，与所谓的“钟形曲线”没有关系。事实上，平均素质比不上别人的白人男性，在学校和工作上的表现也是低于平均水平的。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就是在我成长的三四十年代，能够当上医生、律师或企业主管的黑人、女性及犹太人等，都被认为是优于平均程度的人才。因为当时的额度有限，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这些行业。但平权行动计划的实施，反倒扭转了社会对其能力的评价。现在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些少数族裔及女性专业人士在平均水准上比不上同等职位的男性白人。这样的态度让表现优异的少数族裔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是在克服重重难关之后才获得目前的成就。黑人企业家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最近建议，加州政府应该取消让少数族裔进入公立大学就读的平权行动计划，或许原因就在于此。

现在的确是取消特别为少数族裔保留就学和工作机会的时候了。不过，美国政府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孩子的条件和机遇。

■证据对银行不利，但并不能证明银行有歧视（1993）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指出，银行在办理抵押贷款业务时，有歧视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申请人的现象。虽然在这项研究的推动下，货币监理署出台了计划，要对少数族裔是否真的受到歧视展开调查，但是，该项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有缺点的，而且也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少数族裔的确受到歧视。

市场上的歧视问题的确很严重，对少数族裔构成了伤害。不过，采用不正确的方法所做的研究无助于解决问题。我在《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一书中提出了几个原则，可以依据这些原则来判断少数族裔在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市场上是否真的受到了歧视。从本质上讲，如果有人因为偏见而自愿放弃利润、工资或收入，那就构成了市场上的歧视行为。如果某些人明明能为公司带来更多利润，但企业雇主却不雇用他们，反而去雇用别人，这算是雇主的歧视行为。如果有人明明在公司里能得到较高的薪水，但因为不想和某些人一起工作，就放弃这个工作的话，这算是员工的歧视行为。根据这个逻辑来看，如果某家公司不雇用某些人的原因，是别人的工资更低，或生产率更高，能为公司带来更多利润，那就未必构成歧视。

难以比较

在所有针对银行歧视贷款申请人这个问题的研究中，都存在一个错误：没有确定面向不同群体的贷款的收益率。相反，它们研究的是，与在收入情况和信用记录等方面都差不多的白人相比，少数族裔在贷款申请时遭到拒绝的比例是不是更高。这些研究一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黑人及拉丁美洲裔的贷款申请人的确受到歧视，因为他们被银行拒绝的比例较高。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中，黑人遭到银行拒绝的比例是17%，而条件差不多的白人遭到拒绝的比例仅有11%。不过，有些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遭拒的比例比白人低，如果银行会歧视少数族裔的话，那么这个现象便很难解释。

亚裔美国人的状况之所以不同，很可能和研究方法有关。这种“比较性”研究可能有助于找到确凿证据，而且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时，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其研究结论不能当成定论。很多因素并没有在研究时加以考虑，例如有人习惯性地延迟还贷，这些纪录就没有加以考虑。而这可能是银行针对不同群体的贷款人，在贷款利率上面会有差异的原因。

研究银行贷款的歧视问题的正确方法是，把贷款违约率、延迟还款率以及利率等可能会影响贷款收益率的因素都算出来。如果银行歧视黑人贷款申请人，那么银行在放款给他们的时候，应该会设定比较严苛的条件，而且只会把钱贷给能让银行获利最多的黑人。如果真是这样，银行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贷款收益率，应该高于对白人的贷款才对，而不应该比白人的贷款低，哪怕是银行对这两种人的贷款获利率相同，也说不过去。

似是而非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对歧视问题所做的研究，以传统方法来说，可说是最好的了。不过，它比较的只是最近的贷款申请，并没有太多的违约率及其他决定银行贷款收益率获利的资料。显然，该研究对波士顿地区不同族裔的平均违约率做了比较。结果发现，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贷款违约率并没有相对更高。

不过，有关歧视的理论包含着这样一种似是而非：如果少数族裔真的受到歧视，那么黑人及拉丁美洲裔的违约率应该要比白人低才对，而不是比较高。原因同样在于，银行如果歧视少数族裔，那么只有条件最好的申请人才能借得到钱。因此，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所做的调查结果，不仅不能支持其结论，反而让人怀疑波士顿地区的银行是不是真的对这些申请人有所歧视。

我并不是说，这项研究证明了黑人及拉丁美洲后裔在申请贷款时，没有受到银行的歧视。相反，在整个经济体系里，有很多例子说明这些人是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想表达的是，这些研究的方法出现了严重的缺陷，因此能否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实在值得怀疑。

简单的分析方法

而且，据我所知，某些由少数族裔所经营的银行，以及专门向黑人、拉丁美洲裔及其他少数族裔提供贷款的银行，其收益率并不是特别高。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能让银行获利的贷款申请人，只因为他们属于少数族裔就遭到普遍拒绝，是令人怀疑的。否则的话，那些专门给他们贷款的银行，收益率应该很高才对。

在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议题方面，经济学鲜能在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方面直接发挥效用。不过，有关歧视的经济理论的确能提供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但糟糕的是，有关银行是否歧视某些贷款申请人的研究并没有运用这些准则。

■改善生产率是最佳的平权行动计划（1987）

根据最高法院最近所做的判决，公司老板仍然有权让女性员工优先获得升迁机会，即使男性员工的条件比她们更好，公司还是有权这么做。这个案例清楚地表达了法院对就业问题所持的想法。不过，当对美国妇女群体发现这项判决不会对大多数职业女性的经济地位产生太大影响的时候，可能会让大失所望。原因何在？真正能够影响美国妇女工资水平和职业选择的，与其说是政府政策，不如说是她们在生产率方面的变动。

过去30年来的实际情形可以证明这点。职业女性的人数在近几十年来增长得很迅速。1950年的时候，妇女在劳动力总人数中占1/4，而现在则增至一半左右。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妇女主要还是从事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女性的职业，例如文书工作或小学老师等。鲜有妇女能够升到管理职位，也没有几个人成为工程师等被认为专属于男性的职业。而且，当时女性员工的工资水平也一直维持在男性员工的60%左右。

在收入水平和职业等级方面，已婚女性的也比男性的低得多，其主要原因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数妇女在生下第一个小孩后，就会辞去工作，并且不再就业。她们不去学校接受培训，也不会寻找能够自己有所发展的工作。相反，单身女性大多会继续工作下去，进而得到工作经验。她们的工资水平是同等年龄和同等学历男性员工的80%。

不平等现象在减少

当然，女性员工的收入水准较低，部分原因是受到歧视的结果。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7条规定，如果在就业及工资水平上因为性别或种族因素而歧视他人，是非法的。政府后来也陆续通过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方式，来减少就业市场上的不公平现象。

不过，大多数研究结果发现，该条款和政府的相关措施并没有对妇女的经济地位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该法案通过以后的10年当中，女性劳工的工资水平和职业选择，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在这样的状况下，又怎能预期最高法院最近所做的判决，真的能大幅度提高职业女性的地位呢？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罗伯特G.格里高利（Robert G.Gregory）教授等人所做的研究，政府为了提升妇女地位而积极采取的政策，做得最成功的国家，是政府在员工工资和就业条件的决定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例如，瑞典的妇女地位就上升得很快，而该国有一半以上的职业女性是在为政府做事。相对地，美国职业女性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比例只有20%。另外，在澳大利亚，职业女性的表现也很好，而该国几乎每个职业的工资水平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美国的情况则不然，薪水的高低往往是劳方和资方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除非美国政府大幅度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程度，否则平权行动可能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获取经验很重要

近几年来的发展状况再次证实了这个结论。里根总统在位时，在理念上是反对某些和民权有关的立法的，而里根政府也一直反对实施平权行动计划。在最高法院最近做出该项判决之前，政府甚至还曾经发出一份善意的答辩书，来支持那位男性原告的立场。不过，女性的收入水准和职务选择在过去7年来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增长——今年，职业女性平均每小时工资将首度超过相同年龄和学历的男性员工的75%；同时，女性在晋升至高级职务方面的进步也很快，而过去只有男性才能晋升到这些位置；另外，现在有15%以上的律师和医生是女性，在1970年的时候则还不到3%。

我并不是说，职业女性的地位快速上升是里根政府实施不干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多数女性现在都打算要工作好几年，也都是在家庭外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并且累积重要的工作经验。现在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有1/3以上是女生。由于女性的工作经验增加了，也接受了更多和就业相关的课程和培训，因此职业女性的生产率也相对提高。这是她们过去几年在工作上能够大步向前的主要原因。

我相信，美国职业女性的经济地位在未来几年里有望进一步提升，因为她们的工作经验和培训仍然不断在改善。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也许能够提升在政府部门或在重视企业形象的大公司里工作的女性的地位；但对其他多数女性来说，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的话，还是得靠自己才行。

■南非在黑人经济斗争中的重要角色（1986）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曾经担心，强大的政府可能会对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造成伤害。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种潜在的危害，他们设计出了一个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互相制衡的制度。开国元勋们认为，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争夺政治权力而激烈竞争的结果。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写：“（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必然在文明国家发展壮大，并分化成不同的阶级。对这些各种各样且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实行监管……需要在必要的、普通的政府活动中发挥政党和派别的精神。”在过去200年里，开国元勋们的智慧得到了无数次证实。

我们来考察一下美国黑人自从获得解放后在经济方面的发展经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经济的增长，黑人的收入和技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虽然黑人的经济地位甚至相对于白人来说都大有提高，但是兰德集团的詹姆斯·史密斯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是因为南方有关黑人的立法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他形式地放缓了在黑人的教育和培训方面的进步的话，黑人的进步会更为迅速。

暴露内情的涨幅

学界对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行动立法是否对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善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没有人能怀疑：与平权行动相比，大多数政府性歧视的取消与黑人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快速进步的关系更大。尤其重要的是，接受学校教育的黑人数量及教育质量都得到了改善，这提高了黑人的劳动技能，使其能在更加平等的条件下与白人竞争工作岗位。

与美国黑人相比，南非黑人的经济困境有相似之处，但更具戏剧性。在20世纪内，由于南非经济蓬勃发展，黑人与白人在收入和技能方面一起快速增长。事实上，南非黑人是非洲黑人中是最富有的。有大量移民从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涌入南非，便是明证。但是现在，相对于白人，南非黑人的收入上涨缓慢，涨幅不到30%，而美国黑人的收入涨幅超过了70%。

许多因素导致南非黑人的收入相对较低，但公然、普遍的政府歧视无疑是主要的。黑人被剥夺了受良好教育的权利。法律为白人保留了大多数的技术性工作，却限制黑人进入许多城镇。如果政府的政策能够平等对待黑人和白人，白人雇主之间争夺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将显著地提高黑人的经济地位。

不断增长的实力

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是造成美国、南非两国歧视黑人的幕后推手。在美国，歧视性立法在政治上得到了贫穷白人和白人纳税人的支持，因为前者希望削弱自己与黑人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而后者可以从减少黑人的教育支出中获益。在过去的40年，歧视性立法得到取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不断增长的黑人经济实力，它们为组织其成功的抵制、提出法律上的挑战以及推动其他有利黑人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手段。

在南非的立法历史中，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甚至更为明显。在矿区为白人保留技术性工作、加强白人工会的力量以及削弱黑人工会的力量，这一系列法律都是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实施，并且在最近几十年里不断扩展。种族隔离立法则通过限制可以在市区居住的黑人的数量来减少雇主用黑人劳动力来替代白人劳动力的可能性。

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试图向南非施压，以使其减少对黑人的歧视。这种压力是否会奏效，还有待观察。一股更有希望的力量也许是南非黑人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白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出现了分歧。现在，南非的黑人开始组织起来抵制白人的企业，呼吁罢工，并把其他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压力推给政府，促使政府改变其政策。有时候，黑人的利益与白人雇主和技术性强的白人员工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这两个白人群体都会因为种族隔离和其他对黑人工人的限制而受到伤害，因为雇主不得不支付更多工资给那些低技术工人——他们其中一些人是与高技术白人一起工作的。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些阻碍南非黑人经济进步的最为臭名昭著的政府法案会在由黑人、一部分白人甚至还包括世界舆论等联合起来的反对力量面前屈服。南非黑人并不需要平权行动计划，相反，他们需要的是把那些恶意针对他们的法律废除掉。

■美国黑人终究会有更多的机会实现“美国梦”（1986）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波接一波的穷苦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很快在经济上开创了奇迹。来自德国和爱尔兰的移民，在19世纪中期来到美国，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则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来。这些人都能在不到三代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经济地位大幅度提升，和其他美国人平起平坐。连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也都能在各方面遭到严重歧视的情况下，走出贫穷，在美国土地上开创自己的天地。

黑人最初到美国的时候，不是以移民的身份来的，而是农奴。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困境》一书中，就针对美国黑人的特殊处境，解释了为什么黑人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凭着自己的努力实现美国梦。的确，在1880年～1940年期间，黑人的收入水平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有大幅度提高。不过，我在1957年出版的《歧视经济学》中指出，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黑人的收入相对于白人来说并没有增长多少。

《吉姆·克劳法》

在1940年以前，在各级政府实施的歧视政策下，黑人小孩只能接受水平相当低的教育。而美国南方各州在20世纪初就开始制定一系列法律，如《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让黑人在其他方面备受压迫。除了政府在各方面实行歧视政策外，社会也普遍对黑人存有偏见，这些因素都压制了黑人在经济上获得成就的能力。经济学家可以证明，当商品及劳动力市场处于竞争状态时，如果有人因为种族、性别或宗教等因素而歧视别人的话，就必须担付较高的成本。然而，黑人长期受到歧视的问题表明，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并不会因为市场自由竞争而自动消失。特别是社会对他们的成见既深且广，不仅政府政策对他们不公平，民间也把他们踩在脚底，两者交互影响之下，黑人所受到的歧视益发深重。

不过，麦达尔发表研究的时间，却是值得注意的，因为20世纪40年代初期刚好是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转变的分水岭时期。兰德公司（Rand Corp.）经济学家詹姆斯·史密斯和菲尼斯·韦尔奇在最近的研究里指出，男性黑人的收入水准，在1940年时还不到白人的45%，但在1960年已经上升到60%，而1980年则达到70%。其他资料显示，女性黑人现在的收入水准已经接近白人女性的水准了。

男性黑人的经济地位在1940年以后开始快速上升，史密斯和韦尔奇将其原因归结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关键的是黑人能够在学校念书的年头大幅度增加，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也明显提高。在1940年的时候，男性黑人在学校念书的时间平均只有4.7年，而当时白人为8.4年。然而今天，黑人和白人平均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相差不到1.5年。另外，过去40年来，由于一般人的经济情况都获得了改善，因而已经有大量黑人不再继续留在南方从事农业生产。美国南部各州的经济也在这个时候快速增长，特别是在1970年以后。在1940年时，有70%以上的黑人住在南方，其中大约1/3务农。而现在，几乎所有的黑人都住在城里或郊区，并且有一半以上不住在美国南方了。

不过，并非所有有关黑人的消息都是好消息。男性黑人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白人的两倍左右，而且在1985年时，20岁以下男性黑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黑人家庭的收入，刚开始的时候是跟着黑人男女的收入一起快速增长的，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家庭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差异。到1984年的时候，在所有有孩子的黑人家庭中，有一半是由未婚女性当家的。相对地，这种情况在白人家庭的比例还不到20%。由于夫妻没有离异的黑人家庭数目锐减，因而相对于白人家庭而言，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降低了。

悲观的看法

显然，黑人在失业率和家庭收入方面所呈现的这些趋势，让人不得不对黑人的处境持比较悲观的看法，不像个人收入那样让人感到乐观。当然，黑人在过去40年里，经济上的收获还是很大的。而且，虽然夫妇离异的黑人家庭数量在过去20年里增加了，但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受到白人歧视所造成的。

没有理由怀疑黑人能继续在经济方面取得进步。实施由政府代缴学费的教育券制度（《商业周刊》，3月24日），能让那些住在贫民区的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黑人家庭之所以不稳定，部分原因是与社会福利金的支付方式有关，也与年轻黑人的高失业率有关系。目前，夫妻没有离异的家庭可领取的福利金反倒更少，这一现象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来消除。市场对黑人男女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会继续增加，如果经济增长率能维持在1940年以后的水准，那么黑人的失业率就会降低。

假如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美国人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应该就能结束了。同时，黑人也能在公平的起点上，一起来追求这个属于美国人的梦想。

女性问题

■家务劳动：应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1995）

家庭生产在所有国家中都是经济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并没有考虑家务劳动。这种做法贬低了女人的贡献，因为家庭生产主要是由她们承担的。

家庭实质上是小工厂，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家庭也能生产出很多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家庭养育孩子，提供膳食和住所，还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护理和赡养老人，完成诸多其他重要的事情。

女性70%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家务劳动，即使在瑞典这些主张人人平等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印度等欠发达国家里，女性几乎包办了所有家务。一些女权主义者主张把家务纳入GDP的衡量体系会提高女性的“意识”，在女性地位较低的欠发达国家里更是如此。这种主张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对女性的家务劳动赋予货币价值，很多妇女的“收入”将超过丈夫，这样有助于提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话语权。但其他的女权主义者却不想把家庭主妇的劳动明确视为生产项目，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与他们提出的让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的计划发生冲突。

家务劳动占用了很长时间

现在，是时候把家务劳动计入GDP了。家务劳动占用了大量时间，这表明家庭中的生产在所有国家的总产出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毕竟，如果家庭雇用别人来照看孩子、打扫房子、做饭，这些劳动是计入GDP的。而家里人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没有计入。

有多种方法来量化和衡量家庭生产。尽管GDP仅包含用以买卖的商品和服务，但私人所拥有的住房的价值也应包括在内，这种价值是参照在空间大小和配套设施方面差不多的租房成本计算出来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可以这样计算，如果去市场上购买家长提供的这些服务（比如照顾婴儿）需要花费多少，那么家务劳动的价值就是多少。

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艾依斯纳（Robert Eisner）在其著作《全部收入记账体系》（The Total Incomes System of Accounts）中，利用这些方法进行了严谨的研究。罗伯特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他进行估算的最后一年这一期间，美国家庭生产的估计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20%。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进行了更加粗略的估计，结果表明，家庭生产在全球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40%。

瑞典的补贴

在计算GDP的时候忽略家庭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衡量造成了扭曲。在过去几十年里，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出现大幅度上升，这主要是以女性削减在不计报酬的家庭生产上投入的时间为代价换来的。同期GDP的快速增长没有考虑投入到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为缩短这个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儿童保育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显然，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生产来替代了家庭生产所造成的。职业女性缩减了照看孩子的时间，而雇用其他女性来为自己照看孩子。她们照料的是别人的孩子。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研究了瑞典的情况。在瑞典，儿童保育产业极为普遍，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提供了补贴。他没有针对母亲参加工作是否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他证明了一点：政府提供补贴，会诱惑很多女性出去工作，从而造成了效率极为低下的局面。比如，补贴把妇女照看孩子的价格降到了真实成本以下。他的结论很有说服力，但在瑞典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瑞典的很多群体想要通过让政府负责儿童保育来实现家庭的“国有化”。他们鼓励母亲们出门工作，这样就不得不雇用别人来照看自己的孩子。

如果把家务劳动纳入GDP核算，会增强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做家务的男人和女人的自尊，有助于更准确地衡量GDP和经济增长，而且还会让人们对那些影响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的公共政策做出另一番解释。

■市场供求法则能真正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1991）

我们在对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参议员案举行的听证会[1]上已经见识到，职业女性在工作上遭遇到很多问题。但是，与这些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妇女不论在事业发展和所得水准方面，与男人的情况比起来，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美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可以在不考虑性别和家庭状况的情况下，越来越接近同工同酬的标准了。

已婚女性的就业比例一直持续上升。目前，超过60%的已婚且有孩子的女性在外工作。女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极快的速度跨入了很多行业。在大学主修法律、医学、企业管理、建筑以及新闻等科目的学生，大约40%是女生，念工程科目的女生比例较小，但人数也在快速增加。相反，从1970年开始，男学生在大学毕业以后继续念法学院的比例，事实上是降低了；而从事法律相关行业的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寥寥无几，现在则占了总数的25%。

在1960～1979年间，全职工作的女性员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维持在男性员工的59%左右。也就是说，男女性别所造成的工资差异，大约是41%。但根据人口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家庭、家族及个人的货币收入》来看，性别所造成的工资差距开始稳步缩小，1990年已经降至30%以下。预期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差距还会继续缩小。

不过，由于全职女性每周平均工作时数比全职男性要少10%，而且她们过去的工作经验也较少，因此，双方在工资上的真正差距应该不到30%。如果男女每周的工作时数相同，且过去的工作经验也一样的话，那么男女的平均工资差距应该远低于20%。

蹩脚的借口

在家庭结构转变后，就业机会增加了，这是职业女性的地位能够快速提升的最重要的原因。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生育率降低了35%以上，妇女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去带孩子。另外，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增加，也让妇女能够在带孩子之余，找个兼职性质且有弹性的工作。除此之外，离婚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剧增，有孩子的妇女不得不在外工作、自己养家。这也给已婚女性提出了警告：要有就业的准备，免得一旦婚姻触礁了，连生活都成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职场，或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年轻女性，也在公司里渐渐升到了更高的职位。不过，在某些无形的限制之下，她们还是不容易真正爬到顶峰。

不久以前，女性一旦结婚，就会失去工作机会。而女性职员的工资水平，也远低于男性员工。有时候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歧视。不过，有人会编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说她们并不是家里主要维持生计的人，因此薪水就给得比较低。但由于民权立法和女权运动所造成的气氛，使得这些做法引起很大的反对声浪。然而，这并不是她们的经济地位提高的原因，因为民权法案是在1964年通过的，而在该法案通过约15年以后，性别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才开始下降。女性地位在里根和布什担任总统期间进展最快。而在这段期间里，民权法案执行得并不比前几任总统来得积极。而且，并非所有少数团体的地位都在80年代得到了提升：男性黑人的情况，反而恶化了一些。

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这让那些希望通过立法来帮助她们的呼声缓和下来。现在认为政府应该根据“相对比较价值”来制定工资水平的人，比10年前要少得多。这种愚蠢的制度到头来一定会变成统计学者和政府官僚武断做出各行业的工资水平应该是多少的判断的依据。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具有社会声望的职业，这也平息了要求实行工作配额制的呼声。即便是支持者也承认，配额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母亲们的援手

事实上，政府帮助女性的主要意图是要以其他方式来干预劳动力市场。当前她们最想要的是在孩子出生后或孩子生病时，能够依法享受停薪留职，而且公司能按照规定在工作场所设置育儿设施。目前国会正在审议的法案如获通过，则父母当中的一个人将可以为了照顾孩子而请假不上班。不过，从瑞典的例子来看，虽然瑞典实行的是自由休假制，但后来几乎都是妈妈待在家里照顾小孩。

强迫公司必须给假的做法，既没有效率，也没有道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等于是歧视单身员工，也歧视已婚但没有小孩，或孩子已经长大的员工。有些人要求公司在决定加薪和晋级时，不应该考虑性别因素，而应该以生产率的测验成绩为依据。不过，这和要求公司让孩子还小的员工享有特权，是两码事。而且就算现在的这些要求还算温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一定会要求对照瑞典的做法，让员工在为照顾小孩而请假在家时，还能领取全额薪水。

市场供求法则，连同民权立法，正在稳步改善美国女性的经济地位。为了帮助她们而广泛干预劳动力市场，效果是无法保证的。而且，根据同工同酬和就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来制定政策的话，坏处会比好处多。

[1]1991年秋，美国黑人女法学教授希尔斯（Anita Hills）指控美国黑人大法官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对其进行性骚扰。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对簿公堂。——译者注

■市场如何对女性实行平权行动（1985）

在1979～1984年间，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增长速度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快的。然而在这个阶段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根政府坚决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雇用配额、比较价值以及大多数平权行动计划。政府的反对未能阻碍妇女在经济方面取得进步，这个事实表明，主要是沉默的市场力量，而不是引起公众极大关注的政治活动决定着妇女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就会搞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美国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所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出现了巨大增长。在20世纪初，已婚女性在外工作的比例很小。之后，这一比例稳步增长，到了50年代，增长突然加快。现在，一半以上的已婚女性在外工作。换句话说，已婚女性就业率在1890年大约是15%，在1950年略高于25%，在1980年超过40%，在80年代末将接近50%。

与男性相比，妇女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收入也较低。在1950年，美国男性的时薪比女性的高出50%左右。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有明显增长，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里，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偏见导致收入差距

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的收入要比男性的低。在校女生不指望长期参加工作，因而不愿意去学那些赚钱多的理科及其他学科，一窝蜂地选择主修家政学、英语等外语学科。女性通常只在结婚前工作，结婚后往往就成为全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其结果是，大多数女性并没有积累起赚取高收入所需的工作经验。同时，女性要承担起家庭责任，无法争取到那些要求经常出差、值夜班或者工作时间长且没有灵活性的高收入工作。当然，对职业女性的歧视以及认为妇女就应该待在家里的观点也是造成妇女收入低和就业率低的原因。

已婚女性20世纪之所以走出家门参加工作，首要原因就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所有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家里，参加工作的妇女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原因是，随着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她们在外工作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此外，要照顾家庭的妇女可以得到更多文书、教学、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性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对她们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些工作对体力的要求不高，而且工作时间比在工厂里工作要更灵活。花费在育儿和做家务上的时间缩短了，也是因为有着高知识水平的家庭相对来说子女更少，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身的教育上。

市场缩小收入差距

大体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证据表明，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大量涌入，缩短了男女收入间的差距。例如，在1960～1980年间，在瑞典、意大利、英国等诸多西方国家，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都有显著增长。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的收入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部分原因在于大量没有工作经验的妇女参加工作。但由斯坦福大学教授维克托·福克斯（Victor Fuchs）所做的研究显示，妇女的工资在20世纪80年代迅猛上升。过去10年里，有更多的女性进入医疗、法律、会计和其他高薪酬、高技术含量的职业。

这些事实如何解释了妇女在经济上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妇女就业率和工资收入的逐年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力量，而不是公民权利立法、平权行动计划，也不是妇女运动。这些计划很难解释妇女就业在1950年之前的稳步增长，也不能解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就业的加速增长，因为在当时，公民权利计划和妇女运动都还没有普及开来。单单同工同酬立法也不能解释男女之间收入差距在过去15年里的缩小。因为，像日本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并没有这种立法，男女收入差距依然缩小了。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坚定地投身于事业，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缩小，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所讨论的经济力量使然。现代女性比30年前的女性要花上更多时间在工作上，然而也正是她们的这个选择使得她们大大改变了她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角色。

犯罪和上瘾问题

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城市里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连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本部分的观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抢劫等犯罪案件迅速增多，但这并不是现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只要政府能够制定适当的政策，是能够遏制这些犯罪行为的。这些政策包括对严重犯罪者，特别是持枪犯罪者加重惩罚，还包括运用更多的资源来提高破案率，对犯罪嫌疑人尽早定罪等。最近的研究结果支持我们的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入狱比例比以前提高了很多，这是犯罪案件，特别是与抢夺财物有关的案件在过去15年里大幅度减少的原因之一。不过，本部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犯罪行为，不仅只关乎法律和秩序，因为经济学认为，为劳动技能不强的个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如果在合法的经济体系中，劳动收入能更高的话，这些人不太可能再去犯罪。因此，我们针对改善教育和培训问题的讨论也与此相关。

其中有几篇文章谈到了毒品合法化的问题，这也和犯罪问题有关。这些文章赞成让多数毒品合法化，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万灵药，而且本身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前几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毒品宣战，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因此，采取完全不一样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如果毒品能够合法化，那么毒品的交易价格会降低90%以上。这样一来，瘾君子就没有必要依靠犯罪来维持昂贵的吸毒习惯。而且，毒品价格大幅度降低后，基本上会消除大型毒枭的暴利空间；同时，还会降低贫民区的年轻人想靠贩毒为业的欲望，因为和其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比起来，贩卖毒品的收入不见得更高，而且也不见得更有吸引力。

犯罪问题

■加重惩罚，是震慑持枪犯罪者的最佳方法（1994）

民众对于枪支管制问题的看法，有相当的分歧。有人认为，合法持有枪支是宪法保障的权利；但也有人希望能大幅度减少枪支流通的数量。双方立场不同，互不相让。不过，在不影响合法持有枪支的权利之下，减少歹徒及罪犯所持有的枪械数量，既是可取的又是可行的。

行之有效的枪支管制政策必须具有震慑力，使人不再想拿枪去干坏事，或到处持枪恐吓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各州对于持枪犯罪的恶棍，施以更严厉的惩罚。如果有人在犯罪时使用枪支，那么除了原来的惩罚之外，还应该判他们入狱，并加长刑期。

比如，假设原来抢劫的刑期为一年，那么有人在抢别人东西的时候使用了枪支，刑期就应该加倍到两年。同时，对于这些持枪作案的人，也可以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比如到底有没有真的开枪，或有没有可能开枪等，来决定惩罚的力度。

很多赞成实施枪支管制的人，并不认为把持枪犯罪者关进监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种做法似乎过于间接，而且未必能有效遏止类似的行为。但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和理查德J.赫恩斯坦（Richard J.Herrnstein）在其合著的《犯罪及人性》一书中引用了很多例证显示，如果能够提高破案率和定罪率，是可以有效威慑抢劫等重大犯罪行为的。因此，我赞成大幅度增加警方和法院的预算，一方面提高破案绩效，另一方面也加快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过程（《商业周刊》，11月29日）。

明显的信号

为了提高对持枪犯罪者进行惩罚的确定性，各州或许可以规定延长这些人的刑期。这么做的话，留给法官、陪审团和检察官的自由裁决空间就几乎不存在了。目前，要求对这些罪犯延长刑期的州越来越多。的确，有些联邦法官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诸如贩毒或白领犯罪之类的犯罪行为属于联邦管辖的范围，不该由各州做出强制入狱的规定。不过，州法令做出的入狱规定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拿枪实施犯罪的后果很严重。

店主和其他人很容易受到坏人的攻击，但对持枪犯罪者施以更严厉的处罚并没有影响到这些人合法持有枪支的权利。相反，这种做法反而让他们在双方对峙时，能够占到上风。

民主党籍众议员丹尼尔P.莫伊尼汉（Daniel P.Moynihan）最近提议，对贩售枪支等武器征收重税。但这种做法并不能遏制枪支的使用，只不过提高了枪支的购买成本和使用成本而已。征收重税的做法不仅会降低店主等可以合法购买枪支者的购枪需求，而且也会鼓励非法买进枪支，因为这样会便宜得多。这种做法不会对罪犯产生直接效果，因为他们的武器都是非法买来的；相反，会产生不良的间接效果：有人为了避开合法销售所必须缴付的重税，而暗地里把枪支武器偷偷拿去卖，这样反倒让犯罪集团更容易通过非法途径买到更多的武器，而不能减少他们的货源。

抵抗会减少

就算政府课税不会增加犯罪分子所持枪支的数量，但这么做往往会使犯罪发生率上升。总的说来，罪犯会认为，店主和房主等人原来会买枪来保护自己，但现在政府征税降低了他们的购买需求，那么他们在犯罪现场所遇到的持枪抵抗的状况就会减少。

有几个州要求所有的武器都必须登记，国会最近也通过了《布雷迪法案》（Brady Bill），规定买枪的人必须先提出申请，一星期以后才会获得批准。政府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调查申请人的犯罪记录，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么做可以减少有人因为一时冲动买了枪而造成暴力事件的情况。

不过，要避免枪支流到青少年或罪犯手上，这样做的用处不太大，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以非法方式买到枪械，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非法武器正是通过这种渠道流入美国贫民区等地的。这些非法枪支通过国外走私、军队库存以及不正当的军火商等渠道不断进入美国。

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两个几乎完全没有关联的市场同时存在，依赖武器登记和审批的方法来管制枪械非常困难。在合法的市场里，主要的买主是为了打猎或防范窃盗或抢劫等目的而买枪的人；而到非法市场买枪的人，则是想持枪偷盗、恐吓、强暴妇女、参加帮派活动或贩毒的人。实行“冷静期”（提出申请后等待一周方可得到审批）或其他一些管制方法或许对合法交易有用，但对非法市场则不起作用，因为后者根本不予理会。

以正确的做法来管制枪械，应该会普遍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不会出现其他的争议。我们支持武器登记和“冷静期”的做法，不过，主要还是对持枪犯罪或恐吓他人者加以严厉处罚才行。

■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才能打击犯罪（1993）

对于在街头、家中或学校里的犯罪行为的担心，严重影响到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对郊区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政治家们直到最近才开始把犯罪问题当成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

众议院最近快速通过了打击犯罪法案，授权政府拿出220亿美元的预算支出——其中90亿美元将拨给各个城市，以增聘10万名警察协助维持秩序；另有60亿美元将会用在联邦的高警戒监狱以及惩戒感化所。除此以外，还包括其他条款：禁止民众使用攻击性的武器、对于某些累犯强制实施终身监禁以及扩大死刑的范围等。

威尔逊和赫恩斯坦在《犯罪及人性》这本书里，把很多人所做的研究结果归纳起来发现，适当的惩罚，的确可以减少抢劫、偷窃及强暴等犯罪行为。如果因为加强警力、加快审判、提高定罪率等途径提高了惩罚的确定性，遏制犯罪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不过，也有人怀疑真有那么大的效果。这些批评人士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被关进联邦及各州监狱里的罪犯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但在这10年间，暴力犯罪事件还是出现了明显增加。

联邦调查局（FBI）根据各地警察局所提供的资料做了统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暴力和抢劫财物等犯罪行为快速增加，而惩罚的确定性则明显下滑，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在这段期间里，嫌疑犯的权利扩大了。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最高法院在嫌犯享有的权利方面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犯罪案件似乎仍然不断地增多。

理想的陪审员

不过，在犯罪案件的计算方面，有些数据比警方的报告还要准确。人口统计局的全国犯罪调查中心，针对家庭调查统计有多少人曾经成为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数据显示，实际犯罪率比FBI公布的数字要高出许多。数据还显示，虽然暴力犯罪行为在过去几年又略有增加，但从1979年以来，这类犯罪的发生率已经下降了10%，而财物抢夺案件则减少了25%。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削减了嫌疑犯的权利，加上入狱人数增加，或许的确有助于减少犯罪行为。

在美国，很多政治人物现在不大敢要求政府对犯罪问题采取强硬措施，是担心别人会说他们是种族歧视者。在重大案件里，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犯罪的比例的确相当高；但事实上，犯罪案件不断增多，反而使得少数族裔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民意调查结果一再显示，这些人希望获得更多的警察保护，也希望政府能对罪犯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有位联邦检察官曾对我说，他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更希望由年纪较大、有工作且住在市区的黑人来组成陪审团，因为这些人在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犯罪事件后，相对不会对被告持同情的态度。

这些民意趋向已经在最近的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中体现出来了：候选人对犯罪问题的立场更强硬。竞选市长或各州州长的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承诺会增加警力以维护治安。华盛顿特区的选民还同意了一项提议，要求政府规定罪犯在第三次犯下重大罪行的时候，必须判处终身监禁。政治人物对犯罪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流氓有自己的圈子

目前，维持警力、法院及监狱等方面的支出仅占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预算的6%，在联邦政府预算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特殊利益集团要求政府拿出很大一部分预算来补助农业等计划，结果用于控制犯罪等重要服务的预算却少得可怜，而这才是影响到所有人的事。

有人认为，增加警力及加重处罚未必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因为罪犯在干坏事的时候，是不会顾及被抓获受罚的概率问题的。但这种说法把守法公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流氓的心理混为一谈了。当警方开展打击行动的时候，消息会在他们圈里迅速传开。他们都清楚，除非犯下大案子，否则年纪小的就算被抓，也不会被处罚。同时还会有消息来源告诉他们，哪个法官对犯罪案件的处理态度比较强硬，哪个法官则比较宽松。

有些学者和政治人物还是认为没有必要把那么多精力放在警力和处罚上，因为他们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让罪犯改过自新并改善他们的环境，以压制犯罪的根源：种族歧视、失业问题、家庭不稳定以及学校教育质量低等。但大量事实证明，对于习惯性的累犯来说，要改邪归正是很难的。

虽然消除犯罪的根源很重要，但社会政策实在很难在短期内就能减少离异家庭、种族主义者、差学校或低技能人员的数量。加强警力及加重处罚应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立即执行。这些措施不需要等上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奏效，它们直接就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根据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来惩罚企业犯罪（1989）

对于商业犯罪行为，应该怎样处罚才算合理？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德崇证券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Inc.），该公司受到邮件及证券欺诈的指控，在辩诉交易协议中，以接受6亿美元的付款而结案。这些案子应该如何处罚，实在不容易判定。如果牵涉罚款的话，就更难了。这类案子罚款金额的高低，往往会特别引人注意，因为一方面必须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另一方面也必须对罪犯加以惩罚。

对企业犯罪（其实，包括所有犯罪）的处罚应该包括罚款，而罚款金额由犯罪行为对个人、其他组织及整个社会所造成的伤害程度来决定。但是，由于有很多违法者并没有受到惩罚，因而罚款额度应该比他人所受到的损失多出好几倍才合理，不能简单地把造成多大伤害与罚多少款等同起来。如果被判有罪的公司所缴纳的罚金只相当于它所造成的损失，那么罚款的威慑效果就太弱了——因为如果逃脱惩罚的话，连一分钱都不用付。

当场被逮

被定了罪的公司不仅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负责，还要替没被抓到的公司接受处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举例来说，假定犯某种证券欺诈罪的人中，受到惩罚的比例只占1/3，那么被判定有罪的公司就应该缴付3倍于其所造成损害的罚款。

要这些公司为其他公司代缴罚款的做法看似不公平，但是，这些公司在从事犯罪行为的时候，显然是认为自己不会被逮到的。因此，根据这个公式所计算出来的罚款金额并不过分。在刚才那个证券欺诈的例子中，公司违法而被发现的几率是1/3，必须缴付的罚金是他人损害的3倍，而逃脱处罚不用缴付任何罚款的几率是2/3。

显然，要估计企业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很难，而确定被逮捕的几率更难。不过，任何一个根据罪行来决定惩罚额度的制度，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长期来看，由于法院在这方面不断积累经验，对损失程度及逮捕几率的估计也会变得容易起来。

罚款额度不是根据犯罪所得的收益来确定的，这或许会让人觉得奇怪，但这并非疏忽所致，因为处罚的目的是希望对犯罪构成威慑，而不在于进行报复。目标是希望能消除犯罪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超过了犯罪者本身所得到的好处。如果罚款是根据他人所遭受的损失来确定的，就能实现这一点。

举例来说，假设有家钢铁厂对附近居民的饮用水及整体环境都造成了污染。如果这家工厂每生产一吨的钢，就会对周边环境造成100美元的损害，而该厂因为污染环境被判有罪的几率是1/4，那么适当的罚款额度就是每生产一吨钢就罚款400美元。

只要有罚款，就总会出现违法所得高出罚款的情形，这未必是件坏事。以上面的例子来看，如果工厂每生产一吨钢可以获利500美元的话，那在缴清罚款后，每吨还可以赚100美元。但这些利润是来自市场上对钢有需求的人，而不是因为对环境造成损害而得到的。

我在20年前发表的文章里就提出了这种方法。美国法律判决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在1988年7月提交了一篇有关商业犯罪的讨论草案，其中也对这种方法表示了赞同。该委员会由国会创设于1984年，旨在为联邦案件的判决制定准则。最高法院最近承认了这个委员会的合法性。

在讨论材料中，该委员会针对各类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和适当的罚款金额做了初步的估计。这些罚款额度比目前联邦法院的判决要高出好几倍，而委员会为了不过度惩罚违法者，建议在民事案件判决过程中，能有个弹性调整空间。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批评该委员会把某些犯罪行为所可能造成的损害估计得过高了。

不用入狱服刑

如果针对企业犯罪处以适当的罚金，就没有理由让犯有证券欺诈、反托拉斯、偷税漏税等企业罪行的主谋入狱服刑了。相关公司的董事会因为公司主管犯下的罪行而付出了大笔罚金，因而公司自然会把这些人开除，或者要求这些人自己把残局收拾干净。入狱不如罚款，是因为管理监狱的成本很高。事实上，把这些人送到牢里，除了处罚他们之外，也等于处罚了纳税人。当然，如果这些犯罪涉及谋杀等重罪的话，还是必须依法判其入狱服刑的。

很多公司反对以这种理性的方式来处罚企业犯罪，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处罚会过于严厉。不过，与某些不会对他人造成太大损害的罪行比起来，这样的处罚还算是温和的。眼光长远的企业主管和民众都应该支持美国判决委员会的建议，因为其目的是想让违法的企业能够受到合理的惩罚。

■根据实际情况惩罚白领犯罪（1985）

虽然企业白领犯罪听起来不像暴力侵犯或抢劫那样，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也不应该因为处罚力度不够而间接鼓励此类罪行的发生。我建议以罚款的方式来补偿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就白领犯罪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仿效民事诉讼的做法，根据相关罪行对他人所造成的损害，来要求公司缴付罚金。

公司主管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除了要考虑被逮住后可能面临的处罚外，还要想一想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几率有多大。也就是说，适当的罚款额度应该等于这项犯罪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与起诉成本之和，然后除以被逮捕后遭到处罚的几率。举例来说，假设某个犯罪行为会造成100万美元的损害，而不被逮捕受罚的几率是50%，那么这个案子的适当罚金就是200万美元。以这么大的罚款额度来说，公司在打算作案之前，应该会三思而行。

一般来说，在决定案子的处罚力度时，会把犯案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反映出来。例如，在判决反托拉斯法的案子时，如果罚金是对他人造成损害的3倍，就表示大部分的违法事件都没有被发现。另外，根据1984年通过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如果企业的犯罪行为被查到了，那么这些公司受惩处的罚金可能为犯罪所得的2倍。这也等于承认有很多犯法的人并没有被抓到。

数十亿美元的罚款

针对白领犯罪，适当的罚金应该有上百万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幸好，法院及相关监督机构已经对处以如此高额的罚金做了心理准备。去年夏天，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对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 Corp）处以20多亿美元罚款的判决，因为该公司在1975～1981年间，违反了石油定价方面的规定。另外，几年前，惠好纸业公司（Weyerhaeuser）也因为一项民间反托拉斯法的案件，而被判处了10亿多美元的罚金。这个案子后来以5000多万美元的金额和解了。

如果白领犯罪给公司带来的好处比预期的罚金还低的话，那就无利可图了。这意味着，公司的高层主管会努力避免这些违法行为，因为公司利润降低也会降低其收入水平和财富数量（《商业周刊》，7月8日）。同时，公司股东也能以玩忽职守为由起诉这些高管。案子如果成立，这些高管就必须拿出个人财产来赔偿公司损失，也可能因而丢掉饭碗。因此，公司高管在面临适当的罚金和股东的起诉时，自然会想办法详尽掌握那些可能导致白领犯罪的各项决策，同时也会以各种做法来减少这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虽然适当的罚款能够减少白领犯罪，但如果这些案件能提高国家的财富水平，也就是说，如果违法行为给公司带来的收入大于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可能就无法发挥这个作用了。有些违反环境保护法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即便如此，适当的罚金还是会强迫这些公司顾及会对他人构成的损害的价值。此外，被定罪的公司还是必须对社会做出补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何必制止那些能够提高国家整体利益的白领犯罪案件呢？

违法公司也得偿债

只对违法的公司处以罚金，而不对相关员工予以监禁或监视，这似乎不公平。我之所以觉得处以罚金的方式更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司法制度的宗旨在于，当他人的故意行为导致无辜者受到损害时，要让受害人获得补偿。曾经有很多法律允许个人及公司缴付小额罚金就可以取代长期入狱的处罚，这的确是不公平的。但是，要求违法的公司足额补偿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这不能算是不公平的处罚。

对于一些白领犯罪而言，适当的罚金有可能是一笔巨额的钱款，甚至可能对某些大公司的财力都构成严重的影响，甚至不得不破产。法院在这个时候，应该像在处理公司破产案时协助其还清债权人的债务那样，帮助这些公司偿清对社会的欠债。但如果违法的公司主管和员工无法付清应缴的罚款的话，那么他们也应该接受其他方式的处罚，包括处以监视（缓刑）或限制未来的就业等，罪行重大的话，甚至可能要依法判其入狱。

这是企业白领犯罪有别于一般民事案件的地方。这些额外的惩罚可以迫使公司主管在无力缴付高额罚金之时，更全面地考虑违法行为会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因而是必要的。

在不造成公司破产的状况下，对相关案件处以适当的罚款，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可以阻止公司去做损人不利己的事；第二，在犯罪事件发生后，可以让社会获得补偿。公司最在乎的是自己的钱包。因此，当企业做了违法的事，而必须加以处罚的时候，也应该从他们的钱包下手。

■打击犯罪的经济分析（1985）

近几十年来，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如果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对犯罪行为将束手无策。据称犯罪行为的发生是源自于疏离感和不平等，这当然也包括监狱中恶劣的环境，因此犯罪行为并不会因定罪和惩罚的存在而减少。精神病学家卡尔A.门宁格尔（Karl A.Menninger）在《惩罚之罪》一书中坦承：“我怀疑，所有服刑罪犯所犯下的全部罪行在社会总危害方面与惩罚这些罪犯所犯下的罪行并不相等”。

这些观点让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感觉，企图遏制犯罪行为的增长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感觉似乎已经对政府政策产生了影响。被告的权利得到大幅度的扩展，法官和陪审团甚至不愿意惩罚那些明显有罪的人，而警察则逐渐被认为是压迫者而非保护者。

不管原因如何，确凿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犯罪行为迅速增加，而对罪犯的惩罚力度却大幅度下降。在1930～1980年间，美国人均暴力犯罪的数量就增长了两倍多。而财产型犯罪的增长幅度也不相上下。其他重罪也显示了相同的上升趋势。此外，在1950～1980年间，对于抢劫及其他犯罪罪犯的缉捕率下降了50%左右。对于被捕者的定罪率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诱人的“职业”

这是一个有关犯罪动机的较早的观点，它源于19世纪初期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其他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和扩展。经济学观点认为，罪犯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也对激励做出相应的反应。当商科或工科领域的收入和其他利益增多时，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这些学科。同样，近几十年来，由于惩罚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宽松，犯罪已经成为一种诱人的“职业”，因此诱使更多的人去犯罪，或犯下更多的罪行。

大量统计研究探讨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中犯罪与惩罚、失业及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定犯罪分子是否的确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些研究发现，通过实行更具确定性、更有力度的惩罚措施，激情犯罪和财产型犯罪的数量有所下降。这表明，自1950年以来犯罪率的增长多与惩罚力度的下降有很大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80年，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犯罪率的增长，因为年轻人更容易触犯法律。在这里，激励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年轻人遭到逮捕后不太可能受到惩罚。实际上，法院给每个青少年至少一次“免费”犯罪的机会。此外，不具备熟练技能的年轻人之所以去犯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劳资对等的工作，或者，只能找到低薪的工作。

制止犯罪

但是，现在的情形似乎正在好转。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犯罪率增长所引发的挫折感和恐惧感，以及开始兴起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或许已经在最近几年中成功地改变了政府政策。逮捕罪犯和惩罚有罪者的概率都开始攀升。自1980年以来，州监狱和联邦监狱里的囚犯数量上升了4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暴力犯罪和财产型犯罪的数量也都停止了上升势头，且开始下降。尽管最近几年2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不法分子是因为惩罚措施的改变而打消了犯罪的念头。这一观点和上述理论是一致的。

犯罪行为还可以进一步得到遏制。许多改变都会收到成效，但所有的改变都必须依赖于法官和立法者的心甘情愿，并得到公众的支持。这里给出了改变犯罪动机的几点建议。自1960年以来，相对于犯罪数量而言，警员的数量已经下降了50%以上。通过适度增加国家和地方扩建警察机关的支出，可以得到提高惩罚的确定性。

另外，我们可以顺应趋势，继续对严重的犯罪行为加重惩罚的力度，并且敦促法院对刑事诉讼程序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入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改变做出进一步的修订。

换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把年轻人排除在最低工资法的约束范围之外。这些法律规定使得技术不熟练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提高了他们的失业率。反过来讲，这种失业促使年轻人加入到犯罪活动中，尤其是财产型犯罪中。

上述经济分析表明，我们大可不必对当前的犯罪率水平感到无能为力。从减轻公众恐惧的角度来讲，通过落实这些建议来减少犯罪行为的做法是完全值得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

上瘾问题

■赌场经营应该合法化，但目的不在于增加政府收入（1993）

与联邦政府相比，很多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更大，必须考虑加税。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密西西比州、印第安纳州，还包括波士顿、芝加哥、新奥尔良和哥伦比亚特区等地，已经同意或者正在考虑让赌场合法经营或同意发展彩票等博彩业。我支持赌博合法化的趋势[1]，但我支持的理由和政府收入关系不大。

这些地方的市长或州长对赌场税收垂涎不已，认为政府预算就此有了着落。以内华达州为例，赌博业是该州最大的产业，每年贡献的税收超过2亿美元。而在新泽西州也超过3.14亿美元。还有好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区，特别是在康乃迪克和南达柯他州的保留区，也因为老虎机、扑克机以及二十一点赌桌等赌博设施而富了起来。美国最高法院在1987年判定，在其他各州允许设立的赌博设施，也能在这些保留区里设置。

但是，随着赌场在全国遍地开花，各地为了争取有限的赌博税收，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对新设赌场的地方来说，内华达州、大西洋城或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各州和地方政府必须认清一个事实：设置赌场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把戏。发展赌博业是不可能解决这些地方的财政困境的，只不过能增加一些额外税收而已。但有一点必须提出来：赌博合法化可以让很多想进场赌玩上一把的人，不用再去光顾黑道人物所把持的非法赌场了。

可原谅的小罪行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争议的：那些反对赌博合法化的争辩是可贵的，为什么不容许争辩呢？有些宗教等民间团体声称，赌博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应该得到鼓励。但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值得怀疑。赌博的罪孽程度肯定赶不上抽烟喝酒，因为吸烟有害健康，而醉酒则可能滋生出车祸、工伤或家庭暴力等事件。如果所谓的道德税是根据罪孽程度来决定税率的话，那么赌博的税率应该低于抽烟喝酒才对。联邦及州政府对香烟及啤酒销售所征的税率加起来是20%左右，而内华达州对赌场所抽的税差不多是其净利的5%。

目前已经有30多个州开始打出诱人的广告来，以此为各州的彩票发行造势。穷人会购买彩券赌赌运气，也会到非法赌场试试手气；而有钱人玩的，则是拿出大把的钞票来炒作股票、期权、房地产等高风险资产。当前对设立赌场及发展赌博业实行限制，主要影响的是中产阶级。不过，在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也没有几个真的会拿收入及资产去赌运气，看看能不能以小博大。

在有些反对者眼里，喜欢博赌的人就是一些为了满足内心的欲望而逐步散尽家产的滥赌之徒。不过，有人对彩券购买者及赌场进入者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染上赌瘾的人并不普遍，肯定比抽烟上瘾和酗酒成瘾的人要少得多。很少有人会因购买太多彩券而弄到没钱买菜的地步。进赌场的大多是想和朋友一起找点乐子的中年人。如果他们只是想小赌一把，以体验其中的乐趣或者说兴奋，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呢？

赌博合法化势在必行

很多反对赌博合法化的人根本不担心赌博到底是否道德，也不担心人们是否会因此而上瘾，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拉斯维加斯当初的确是由黑道组织创建出来的，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各大赌场及旅馆，都是由希尔顿、凯悦、百利等著名的集团来经营的。而最近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合法新建的赌场，也都是由这些世界级的饭店集团来负责管理。

黑道组织是靠操纵贩毒和六合彩等非法活动来维持的。与正经生意人比起来，这些犯罪分子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贿赂执法官员，也可以用暴力方式来讨债。因此，要是企业能在游轮及其他特别规划出来的区域经营赌场的话，黑道分子的影响力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很多合法的企业都想在赌博合法化以后，尽快投入这个行业。

出于对黑道组织的担心，不少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由政府来经营博彩业。不过，政府在提供其他服务方面做得就不成功，经营博彩业也同样不会成功。以纽约市政府所经营的外围赌马公司（OTB offices）来说，其获利率在全世界赌场中算得上是最差的。州政府发行彩票，往往缺乏创新，只拿出彩票收入的50%来派发奖金，而多数买赌博彩券的，是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相反，由民营企业在拉斯维加斯等地经营的赌场，由于竞争激烈，因此差不多会把客人下注的95%拿来作为奖金。

[1]赌博在我国是禁止的，它触犯了我国的法律，因此，我们不能苟同作者的观点。——出版者注

■提高“道德”税，是对穷人的无耻盘剥（1989）

联邦政府面临着庞大的预算赤字，州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经济学家呼吁政府对抽烟、喝酒以及赌博等行为征收更高的“道德”税。但我认为，目前对彩票和香烟征收的税已经过高，只有对啤酒征收的税是明显过低的。

对穷人来讲，彩票已经取代“六合彩”之类的猜数字游戏，成了最受欢迎的赌博方式。现在已经有33个州在发行彩票，其他州也在讨论是否发行彩票。不过，各州只拿出五成左右的彩票投注额来派发奖金。而各州的彩票收入中，有30%～45%是来自税收，各种比例有所不同。其他的收入则用在管理费用及征税成本上了。穷人买赌博彩券，只不过是想满足一下未来能过好日子的梦想，增加一点生活乐趣。政府对这些人又何必征收那么重的税呢？

政府对彩票征收那么重的税，没有公平而言。由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两位教授查尔斯·克洛特费尔特（Charles Clotfelter）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所做的彩票研究显示，穷人拿来赌博的钱占其收入的比例，比其他人高出许多。不过，他们也指出，低收入的赌客，平常的花费也不多。对家境不佳的白人来说，每周在赌博的支出很少超过10美元。但黑人的比例则要高得多。小赌不会对任何人构成伤害，而豪赌最多也只会伤害到自己和家人。

社会代价？

喜欢吞云吐雾的人，不会因此而引发车祸，不会影响到上班，也不会对社会构成其他很大的损害；但会不会对吸二手烟的人造成影响，有很多争议。目前政府对香烟所抽的税，大约是售价的30%。这不是进步的做法，因为教育程度低且收入水准不高的人，吸烟的比例比较高。也许，十几岁的年轻人如果不知道抽烟会对健康造成伤害的话，是应该限制其吸烟的。但如果大人抽烟伤害的主要是自己的话，为什么要对他们征收那么重的税呢？

但饮酒过度的确是造成很多车祸的原因，也让不少人无法到公司上班。最近埃克森运油船的漏油事件，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据说事件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就是船长喝酒所造成的。目前政府对烈酒所征收的税率，大约是售价的45%，但对于葡萄酒和啤酒，则差不多只有价格的10%。对啤酒所征的税似乎过低了，因为很多死亡车祸事件是年轻人造成的，而他们最喜欢喝的就是啤酒。

不过，对酒量很小的人以及虽然很会喝酒但能够自我控制、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来说，对酒类征重税就不太恰当了。因此，政府如果想要遏制不当饮酒，应该要对喝酒肇事者施以重罚，而不应该对酒类销售征收很高的税率。

虽然联邦政府及不少州政府指望通过这些额外税收来减轻预算压力，但政府也对征税有所忌惮，因为那些团体在政治上具有强大的反对力量。因此，大公司通常都会运用政治影响力来压低其产品的税率。

没有压力

从政治影响力的角度考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对彩票征收那么重的税了。民营公司不经营彩票，因此它们没有必要以游说的方式，来反对州政府拿走那么大比例的彩票收入。同时，彩票购买者没什么组织，而且花的钱也不多，还不至于在税率上对政府施压。

中产阶级及有钱人通常不买彩票，他们玩的是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金融投资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税率之所以低，部分原因在于股票债券市场除了满足交易者的赌博欲望之外，还有其他目的，比如筹集资金等，但纽约证券交易所等组织强大的游说力量，绝对是交易税率被压低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彩票而言，政府对香烟、啤酒和葡萄酒等征收的税率比较低，不是因为公众更能接受抽烟和喝酒，而对赌博持有更多的敌意；相反，有不少人通过相当有组织的方式来反对吸烟，因为吸烟有害健康。而且，每个人都知道醉酒可能会对他人构成的威胁。

事实上，倘若不是因为酒类生产商、香烟公司和烟草种植商等拥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只怕反对吸烟和过度饮酒的力量联手的话，联邦政府早就提高税率，以弥补预算赤字了。烟酒制造商以大量广告来促销，也把选民注意力转到主要的政治议题上，而他们的政治活动委员会也在各级选举中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给候选人。在国会对是否该调高香烟税率进行激辩时，烟草种植商反而能得到政府的大笔补贴。另外，在过去30年里，虽然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但联邦政府对酒类产品所征收的税率几乎没有增加。

在政府面临预算赤字的情况下，提高销量和税率是完全有道理的，不过，和其他消费项目的税率比起来，目前政府对彩票和香烟所定的税率已经过高了，而这是穷人花费较多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毒品合法化（1988）

虽然监狱里毒贩子人满为患，军方也多次对外国的毒品供货来源实施扫荡，但可卡因等毒品却仍然大行其道。里根政府以高姿态对毒品宣战，学校及媒体也一再宣传吸毒的坏处，毒品价格更比生产成本高出好几倍，这些都无法让美国的吸毒者戒掉这个成本高昂的习惯。

越来越多人承认这场仗是打败了。现在就连相当保守的人都开始思考毒品合法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久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在我撰文赞成毒品合法化（《商业周刊》，8月17日）之后的10个月里，许多城市的市长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连《外交政策》、《经济学人》以及英国医学专刊《柳叶刀》（The Lancet）等，也刊文表示支持。《纽约时报》最近也针对毒品合法化的问题，在头版做了相关的报道。

惩罚与罪行

在当前的反毒斗争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每次为扩大打击范围而采取新措施时，就会让其他问题更为恶化。例如，警方为了追踪毒贩的下落，大约要花掉他们1/4的时间，这样就没有时间来对付抢劫等犯罪事件。就在大家对军方能否适当保卫美国的战略利益而普遍感到怀疑时，国会最近又通过一项法案，扩大了军方的责任范围，把打击毒品走私以及外国毒品供应来源等也囊括其中了。

对毒贩处以重罚的呼声受到政治家们的欢迎，他们不断施压，要求尽快立法，以便采取行动。最近纽约有个有待通过的法案，就规定即使只拥有少量“可卡因”的人，也得入狱服刑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严厉的惩罚会使毒贩们对扫毒警员或其他人的暴力攻击升级，因为后者挡了他们的财富。司法圈里有句老话，“小罪受重罚，重罪又何妨”。

有些人反对成人吸毒合法化，是担心小孩会因此而容易接触到毒品。不过，目前的做法反而鼓励毒贩派小孩去贩售毒品，因为如果小孩被抓到的话，处罚不会那么严厉。因此，如果大人能合法买到毒品，警方和法院就能专心应付那些把毒品卖给小孩的人了，从而有助于减少把毒品卖给小孩的事情发生。

艾滋病是目前世界上最严重的病症之一。在美国所有的艾滋病病例里，有1/4以上并不是通过性行为受到传染，而是因为使用受到感染的针头来注射海洛因等毒品而染上的。在纽约市的因艾滋病致死的病例中，这一比例大约占一半。为了控制艾滋病的扩散，有人提出计划让吸毒者能使用消过毒的针头。不过，某些政治人物急于彰显自己的反毒立场，以致连这些计划都不予以支持。如果毒品能合法而公开地销售，有毒瘾的人很容易就能够拿到干净的针头了。

如果毒品合法化且市面上的价格也相应下降的话，吸毒的人数无疑会增加。美国1933年宣布解除禁酒令之后，喝酒的人数大幅度增多，主要原因就是酒类售价比以前便宜了很多。不过，在目前毒品价格那么高的情况下，不少毒瘾很重的人，不得不去偷、去抢或者自己贩毒，以此来购买价格不菲的毒品。但如果毒品合法化且价格下降，那么犯罪事件和吸毒之间的关系，应该就不会像目前那么明显。

其实，大部分的毒品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让人上瘾。这应该能够减轻吸毒人数增加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全国吸毒研究中心指出，在美国曾经尝试过可卡因的人大约有3000万，但其中95%的人，不是在上瘾前就停止吸食，就是后来成功地戒掉了毒瘾。同时，通常吸毒的习惯是因为受到别人鼓吹，或心情不好、情绪沮丧的时候染上的，因此毒品合法化，倒未必就会增加吸毒的人数。现在很多人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会以大量饮酒等自暴自弃的方式来暂时求得解脱。

社会补偿税

在我们的社会里，酗酒问题更为严重，但我们却能以相当开明的方式来应付它。酗酒的社会危害性比吸食可卡因、大麻和海洛因等行为的总和还要大出很多。酒驾以及在家或办公室饮酒过量所牵连的受害者人数，远远大于因吸毒后驾车或工作所牵连的受害者人数。为了尽量减少酒后驾车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对酒精类饮料的贩卖制定高税率，也对酒醉肇事者和向未成年人售酒者施以严厉的处罚。

我认为，毒品管制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政策。和酒类一样，对毒品买卖征税，在不对吸毒者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多少会对毒品的销售起到抑制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补偿税”，它与成功用于烟酒管制的方法差不多。如果有人在吸毒后开车或工作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或把毒品卖给小孩，就应该严惩不贷。这么做，毒品合法化的政策就显得既有道理，又通人性了，将大幅度减少吸毒问题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应该让毒品合法化吗（1987）

美国和很多国家一样，禁止很多毒品的销售和使用，如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等。政府一再对毒贩宣战，但还是无法禁止这些毒品的非法买卖。由此产生的问题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要认真考虑以其他方法来解决的地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提倡采用美国在大萧条时期所采用的废止禁酒政策的大胆做法：取消所有向成年人销售大麻、可卡因等毒品的禁令。因为这些法令限制所带来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当然，毒品还是不准卖给小孩。

当初以修改宪法的方式来取消禁酒令，等于承认美国禁止民众喝酒的做法是彻底失败的。但政府这样做，并不表示支持民众大量饮酒或酗酒。同样，我提议让某些毒品合法化，也不表示我赞同吸毒及上瘾行为。而是说，这是一种解决禁止吸毒所带来的很多严重问题的途径。

减轻负担

毒品买卖由犯罪分子把持着，包括非常有组织的黑道分子，这就好比禁酒政令实施期间，他们也把持着各种酒类的生产和分销一样。如果合法的公司可以掌控毒品的生产和分销，那么毒品业的暴利问题将会消失，就像禁酒政策取消后的状况一样。由于目前很多毒贩拥有垄断权，而吸毒者没有其他供货来源，势必会受到他们的支配。但如果合法的公司能进入这个市场来自由竞争，就会削弱这种垄断权。另外，有问题的毒品会令吸食者中毒，或导致超剂量使用；合法销售毒品的公司会担心这方面的起诉或损失商业信誉，因而问题毒品会大为减少。同时，由于目前吸毒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会加剧艾滋病毒的传播。吸毒者会因为使用受到感染的针头而染上艾滋病，然后又以同样方式传染给别人。

毒品之所以贵，主要原因在于，其价格反映了遭到逮捕及受罚的高几率以及贿赂执法官员的成本。毒品合法化后，价格会大幅度下跌，会大大减轻吸毒者的财务负担。他们再也不用为了买毒品而沦为妓女、抢夺他人财物或盗用公款了。现在这些人几乎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毒品了。

在现行制度下，吸毒者就算工作能力没受到影响，也可能会丢掉工作，也不容易找到其他的工作。有些球类的职业运动员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些人曾因为吸毒而被处以禁赛或取消比赛资格的惩罚。如果球员多次被发现吸毒，不管其在球场上的表现如何，都会遭到禁赛的命运。被禁赛的球员若是想继续吸毒，就得在收入锐减的同时，承担财务等方面的压力。在毒品合法化以后，吸毒者和喝酒的人一样，只有在做不好工作的时候，才会被球队或公司开除。

很多人认为，瘾君子或长期吸毒者并不会因为毒品价格的变动而改变吸毒习惯，但这种想法是错的。虽然没有完整且直接的证据，但从已知的其他具有高度上瘾性的东西来看，当毒品价格下跌的时候，需求是会扩大的，例如抽烟和喝酒上瘾的人，就很在意烟酒成本的高低。杜克大学的两位教授库克和陶亨（Tauchen）的研究显示，就算只对酒类征收少量的消费税，也会大大降低因肝脏硬化而死亡的比例，而这是一种和饮酒过量相关的病。

有些人反对毒品合法化，就是认为存在这种价格敏感性：价格明显降低的话，吸毒的人数一定会增加，届时因为吸毒而开车肇事或犯罪等伤及无辜的案子也会增加。不过，这种价格敏感性也正好表明，此类问题可以得到部分解决。

对合法销售毒品少量征税，可以把市场需求压低到可以控制的程度，而又不至于让毒瘾较大者承受财务负担，这些人恰恰是当前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征税也有助于增加联邦和各州政府的收入。

严惩不贷

目前因吸毒后开车而被逮捕的人，通常只受到轻微的处罚就没事了。许多国家的实际状况显示，对酒后驾车者予以严惩，会大大减少酒后驾车事件的发生。因此，我相信，对吸毒肇事者处以包括入狱服刑在内的严厉处罚，将让很多人在开车或从事其他具有潜在危害性的行为之前避免大量吸毒。

毒品合法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可行的解决方案里，它是最好的。我们应该效仿当初解除禁酒令的模式，让一直控制不住的大麻、可卡因等毒品的使用合法化。同时，利用征税和重罚双管齐下的办法，应该能将吸毒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也能让吸毒者在从事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活动前，不去碰这个东西。

资本主义及其他经济制度

阿根廷在过去100年里的发展变化证明，与政府集权相比，自由市场更有优势。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凭着开放的贸易政策及其他自由市场政策，阿根廷蓬勃发展了几十年。但后来，阿根廷政府开始全面干预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导致阿根廷人均收入排名由前10名下降到50名开外。幸好，梅内姆政府于1989年开始恢复以前的自由市场政策。自那以后，除了墨西哥货币贬值的“龙舌兰酒效应”（Tequila effect）所引起的困难时期以外，阿根廷经济都得以良好发展。

在东欧剧变的初期，许多人将瑞典视为“中间路线”的典范。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去当地旅行时，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写一篇专栏文章，以消除人们的这一错误认识。其实，瑞典并没有找到一条成功的中间路线，原因在于，瑞典经济自1970年以来，表现非常糟糕，这主要是由于税收和政府支出的迅速扩张所导致的。这篇文章在瑞典支持自由市场的群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那篇文章发表后的6年里，瑞典经济继续艰难前行。然而，许多中欧、东欧国家的选民显然还是渴望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因为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并没有彻底醒悟。

资本主义

■民主是资本主义繁荣的最佳土壤（1991）

在苏联、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一些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呼吁戈尔巴乔夫、瓦文萨等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推动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些人担心种族对抗、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利益集团等因素会阻碍新上台的民主政府实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市场体系在民主国家里更有可能发展壮大。

我认为，强制推行自由市场制度的专断措施会埋下转型失败的种子。上述国家转型的经验部分来自于智利、韩国。皮诺切特将军强力推行的自由市场改革，最终实现了智利的转型，智利一举成为南美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

广泛接触

60多个国家自196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定量证据进一步证实：独裁政治通常要比民主政治表现得糟糕。我自己进行计算的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得更快，即使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差不多的国家相比，结论也是如此。

显然，要拯救病入膏肓的管制经济，中央集权和独裁权力结合起来也不能做到手到病除。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可谓一语中的，揭露了独裁者讨厌市场经济的原因：市场经济竞争要求经济力量分散化，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现代经济以技术为基础，且具有相互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独裁政权加强竞争，推动市场自由化，就等于在政治上树敌。如今，有活力的经济是建立在高水平的教育、先进的技术、出口、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在本国设立子公司、与他国人们频繁接触等基础之上的。必须把学生派出国留学，学习工程、商业和经济学等。管理者必须走出国门，安排全球性的销售和融资，而外国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们必须来国内实地考察，安排商品的进出口买卖。这些以贸易和培训等形式的国家接触越来越广，有助于瓦解集权统治者的根基。

“第五纵队”

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于发达的经济体格外重要，他们想要表达出自己的愿望，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举。很多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出国留学后不愿归国，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国内限制自由的诸多做法感到不满。

独裁者也许会通过闭关锁国的方式来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力。

似乎是这样，在向现代经济转型，融入世界商业大家庭的演变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与独裁统治针锋相对的“第五纵队”。由此看来，匹诺切特和韩国全斗焕的下台绝非偶然，而智利、韩国等地政府的民主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也绝非偶然。同样，反对伊朗国王的反对派力量是由在美国和西欧学习、工作或流放的伊朗人领导的，以及，为了终结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截断外资和出口市场的国际禁运已经开始实施，这些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显然，当独裁政权推动经济进步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失去权力，这是因为，学生、知识分子和管理者将要求得到更大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亚当·斯密眼中的世界奇迹（1992）

席卷全球的民营化革命无疑是过去几十年里的显著经济进步之一。英国右翼的撒切尔夫人和智利的“芝加哥男孩”[1]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提出的政策，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得到采纳，不管执政党对经济的看法如何，这些做法都开始流行开来。各国的革命动机都差不多：消除巨额赤字，提高就业率并改善国营企业的投资行为。

民营化扭转了国有化的趋势，国有化在20世纪初肇始于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起初，主要对铁路和地方运输业实现国有化，但最终，电力及其他行业的公司也接受了国有化。容易忘记的是，英国只是在25年前才将钢铁业重新收归国有，墨西哥也是在80年代初才由国家接管银行业。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共企业的正统理论认为，国家应该经营多种行业，因为它们假设规模经济会形成“自然垄断”。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公共管理存在缺点和不足。例如，在国有企业大行其道的共产主义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其他经济体的不相上下。

世界实验室

但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却提供了的明确的结论。事实证明，表面良好的经济记录其实是用镜子造成的视觉上的错误，共产政权的倒塌揭示了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西德纳税人已经发现，东德的大多数工厂和共产集团认为的工业重地在现代经济世界都是毫无价值的，这让他们很失望。

民营化运动本身已成为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因为它为比较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公司在民营化前后的差别提供了可能性。世界银行旗下的经济学家最近发布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对英国、智利、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实行的12项民营化运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研究了三大电信公司、四家航空公司、一家赌博公司和四家其他行业的公司。

这12项民营化运动中，有11项提高了工人、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部门的福利总和。生产率的提高和更好的投资给其中9项带来了巨大收益。在各项运动中，利润都增加了，虽然有时候消费者利益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受损，但是他们有时也会因为价格下降而获益。由于在这项研究中很少有公司遭遇激烈的竞争，甚至不存在竞争压力，因此私有制似乎比公共管理的效率更高。

一般而言，大幅度裁员会促进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这印证了国营企业通常存在冗员现象的普遍观点。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工人群体通常在民营化中受益，这是因为留任者的工资得以上涨，离任者得到了大笔遣散费，而员工还可以参与公司股权计划等。

民营化障碍

尽管民营化项目在滚雪球式的增加，但来自工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阻止了许多仍然由政府运营的公司的出售。例如，所有国家都还保留着对普通邮件投递的国家垄断。这种做法从来就没有什么道理，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这是毫无道理的：报告显示，邮件服务民营化后，即使还存在相当大的垄断势力，但生产率有望得到提高。电子邮件和快递这两大竞争对手的发展意味着民营化后的邮件传递会面临激烈的竞争。第二个例子是：在全球各国，中小学校都是享受全面补贴的官办组织。美国的教育券运动旨在使学校民营化，但无论是布什总统还是克林顿州长，都不主张教育券或其他形式的学校民营化。

在意大利，效率低下的工业巨头“工业复兴公司”（IRI公司）仍然是一家公共企业，有许多国有控股。许多保险公司、银行以及能源公司也保持着公共企业的身份。法国政府掌管着主要的计算机公司和汽车公司，如布尔科技集团和雷诺公司，还包括法国的煤炭、银行和其他行业的公司，但法国政府的表现很糟糕。捷克斯洛伐克是前东欧集团中唯一迅速将国有部门私有化的国家。英国虽然售出了100多万套住房，但是政府仍然拥有住房存量的1/4。在墨西哥、挪威、委内瑞拉、所有的中东国家及其他地方，石油开采都属于国家垄断。

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就有力地论证了这样的观点：私有制是增进国家财富的重要条件。如今，证实这个观点的证据如此充分，只有铁杆社会主义者才会坚持认为，政府掌控各行各业，是各项事业的前提，不然就会引发经济灾难。

[1]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是指智利天主教大学（Chile's Catholic University）的一群经济学家们，他们曾经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们吸收了“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经济学观点，吸收了其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自由市场。——译者注

经济制度

■阿根廷转轨，受到世界欢迎（1993）

一个年轻人担心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的失败会把英国毁掉，亚当·斯密在试图安慰他时说道：“亡国之道何其多。”在过去的60年中，阿根廷彻底验证了这种说法——各个政治派别所推进的经济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受阿根廷一家民间基金会的邀请，我最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更好地弄清阿根廷带给我们的教训。

20世纪初，阿根廷因其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10而吸引了大量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欧的移民。但后来阿根廷的经济地位遭受空前下滑，现在已经排名70开外。

20世纪30年代，在民粹主义情绪和拉美籍杰出经济学家的建议的驱动下，阿根廷开始放弃开放的经济体系和自由市场政策，而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阿根廷的繁荣。高关税壁垒的实施让国内企业不再参与国际竞争。国家把大多数重工业收归国有，各种法令和价格管制开始渗透到各个行业，工会掌握着劳工政策的制定。连续好几任政府依靠印钞机而不是税收来支撑越来越多的公共支出，所以，恶性通货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摧毁阿根廷的经济。

美元时代

庇隆党的卡洛斯·梅内姆1989年当选总统时，阿根廷人和国际商界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然而，梅内姆总统却强烈支持卡瓦罗和其他经济部长为遏制阿根廷国内的通货膨胀及废除国有管理所做出的努力。为了开放经济，参与全球竞争，阿根廷大幅削减了关税。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包括电信、石油以及航空公司在内的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实现了民营化。并且，政府最近提出，要卖掉50%的大型石油国企。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管制已经消除，相关法令也已经大为减少。为了化解对通货膨胀的恐惧，阿根廷快意发行的比索数量已经与美元储备挂钩。交易货币不再仅限于阿根廷比索，美元也可以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自由流通了。

在一次私人会面中，梅内姆总统对我说，他会继续支持自由市场政策。尽管他有庇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但是他自豪地表示，阿根廷改革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在我看来，阿根廷的邻国智利实行的自由市场改革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投下了阴影，这可以解释梅内姆总统对自由市场持支持态度的原因。智利在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主义统治下，取消了过去和阿根廷相似的控制。国内企业不得不通过稳步削减关税的途径来参与国际竞争，关税目前已经达到11%的统一水平，这在任何地方都算是最低的了。智利卖掉了许多国有企业，包括航空、公交、电力以及电话公司等，还出售了大量的国有土地。在此我必须自吹自擂一下：这些改革中，有很多是由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学生实施的。

迅速增长

1989年民主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府继续维持了皮诺切特推行的自由市场改革。结果，智利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在拉美国家名列前茅。改革使经济多样化，所以现在铜在整个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80%。

智力和阿根廷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阿根廷往往自认为在文化上更具先进性。所以，许多阿根廷人总结说，如果智利能够实现市场经济，那么阿根廷也能做到，而且能够做得更好。矛盾的是，智利的商人和企业已经成为阿根廷新兴私有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

尽管阿根廷的经济已经开始增长，但是仍然没有走出困境。为了增加有待出售的国有企业的价值，很多国有企业享受着垄断市场的保护。落实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执行雇用税和相关法令的成本依然很高。对进口汽车及其他商品实行的严格的配额仍然让一些国内生产商免于竞争。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通货膨胀率使阿根廷比索相对于美元和世界货币被过高估计了。但实行货币贬值的话，又有可能破坏投资者原本就很脆弱的信心：他们认为阿根廷再也不会因为大量印钞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了。

梅内姆政府需要做出关键决策，而10月份将要举行的国会选举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大多数人似乎愿意为了让未来更美好而忍受当前的艰难时刻。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阿根廷的改革在目前就是要实现民营化、自由市场和民主。如果阿根廷继续顺着智利的足迹走的话，他们有机会使经济恢复到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水平。

■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伤害（1988）

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贫困？第三世界国家的福利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不是依赖于贸易及预算赤字或股市崩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促进增长的对策才是缓解经济困难的灵丹妙药。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同等长度的历史阶段。但是，在平均增速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增长速度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巨大差异。像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每年的增幅都达到6%以上，而孟加拉、玻利维亚、加纳、牙买加、波兰等国却几乎没有增幅，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牙买加就是一个例子，我最近访问过这个国家。30年前，牙买加表现得比中国台湾或韩国更有发展潜力。相比之下，1962年实现独立的牙买加发展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各个党派之间相互竞争，实现了和平选举，独立之初就成立了规模不大但效率颇高的政府部门。牙买加拥有漂亮的海滩，建立庞大的旅游市场指日可待。还有种植糖、咖啡、水果和蔬菜的天然优势，丰富的铝土矿储量，以及年轻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牙买加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但是自此以后，牙买加等许多有发展潜力的国家都发展惨淡。

职业道德

人们有时候把很多国家经济的衰落归结于加勒比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性情：他们随遇而安，不关注生活中的物质层面。我认为，把任何一种民族的或伦理上的“性情”（如果村子的话）视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未免有些夸大其辞。经济激励应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大的晋升空间。好工作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使萎靡不振的人变得勤劳肯干、雄心勃勃。牙买加人和波兰人在各自国家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雄心壮志，但同样是这批人，移民到美国之后，他们工作努力并且表现得很好。

人们有时候把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鼓励节俭和为未来储蓄的文化。但是，中国台湾1960年实行金融改革后，才放开利率并采取了额外的激励措施来鼓励储蓄，此前台湾人一直不怎么储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只有当经济环境稳定且资本市场支付和收取的利率富有竞争力时，大家才会愿意储蓄。

与性情和文化相比，政府的普遍干预和私人发展的机会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要重要得多。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很庞大，但也获得了发展；不过，在经济中广泛存在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对工资、价格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过度控制的确会像制动器一样阻碍经济的发展。

遗憾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接受了在很多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的思想：国家所有制、政府控制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政策最能促进经济增长。很多新独立的国家接管了经营失败的民营企业，对银行实现了国有化，保护国内的企业免遭进口产品的竞争，累积了大量外债，并对民营企业实行严格的管制。在牙买加，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25%激增到1980的将近50%，而在这一时期，政府的管制几乎无孔不入。

彻底转变

一开始，韩国和中国台湾接受了上述思想，但它们迅速做出了彻底转变，开始鼓励出口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到最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都摒弃了先前的政策，试着去激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挖掘、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正在实行经济转型的国家，既包括像印度和苏联等这样的大国，也包括牙买加这样的小国，经济进展比较缓慢，这证明了一点：实行管制和扩大国有范围要比实现自由化和削弱国有化容易得多。如果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事务，由官员、企业、劳动力和消费者群体等组成的各个利益集团会逐渐依赖于国家利益。当然，他们会积极反对削减其福利的改革。

在完成向自由市场的转变后，经济通常先变坏再变好，其部分原因在于，需要绕开反对力量。尽管牙买加的改革始于1980年，但是牙买加人的收入是直到最近才开始得到迅速提高的。面对改革初期的种种困难和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的选民和极权国家的政府是否有耐心坚持实现经济自由化，还有待于观察。

转轨乃大势所趋

■实现转轨的头号法则：行动要快（1995）

从中央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前社会主义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大相径庭，这是对如何实现中央计划经济转轨的大胆实验。从这些实验中获得的证据明确地显示：最好是迅速推进大规模变革，而不要等到弄清了“正确”的改革步骤才行动。迅速发起行动，转轨将主要由自发的、创新性的市场力量来主导，而不是受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或技术统治论者的指导。

不过，有很多经济学家鼓吹缓慢的、系统化的转轨步调。他们认为，有秩序地向市场经济迈进，会对转轨的长期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苏联解体后，要求进行空前规模的大面积改革，对于哪些步骤是适当的，历史经验提供不了什么指导。经济理论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改革蓝图。市场自有其动态性，而这往往是无法预料的。

捷克的转型非常成功，是在首相瓦克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的领导下完成的。在最近的一本论文集中，他强调转轨进程必须非常迅速地全面推开，而且要“结合意图和自发性”。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指出，重要公共政策的改变，不能像国际象棋大师落子时那样进行精确算计。

拖延迟缓

共产主义下的利益集团有效地减缓甚至阻止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快速改革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推翻旧政权后这些利益集团会持续抗衡一段时间。但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现任领导人是前共产党人，这些政治家们正通过呼吁老年人和其他受资本主义危害的人们来放慢改革步伐。

来自东欧国家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在通向自由市场的道路上来不得拖延和迟缓。可以看看这些国家在国有企业民营化方面的经验。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绝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把大中型企业的民营化拖延到其政府管理层“重建”了就业、会计条例之后，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利弊参半。由于让各家公司做好准备需要时间，而且遭到工人和管理层的抵制，政府主导的民营化进程就比较缓慢和低效。虽然波兰迅速实现了宏观稳定，并放开价格，但其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仍然留在政府手中，失业率仍然达到10%，只有少数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

绝妙主意

捷克则在政治反对派组织起来之前迅速推进，依托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力量，而不是依靠政府官员来重组国有企业。克劳斯和他的一个助手小团队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以一种虚拟价格向公众出售民营化凭证，可以用它们来竞买各家公司的股票。只用了3年时间，捷克就利用民营化凭证实现了2000多家企业的民营化，他们大体上已经完成了转轨过程的这一阶段。

虽然出了一些丑闻和其他问题，捷克的成功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很多共同基金及其他金融中介组织形成了，来收购凭证，竞买股份，并由此对实现了民营化的企业在重组和指导方面有了发言权。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成熟的股票市场发展起来，有上百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而中欧其他国家的股市上却只有几十家上市公司。捷克的失业率是欧洲最低的，尽管绝大多数实现了民营化的企业都经由其新的私有者进行了“重组”。

在捷克道路获得成功的鼓励下，俄罗斯1992年引入了捷克的凭证计划，当然略做了修改。结果，俄罗斯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1.4万家大中型企业的民营化，从而到1994年6月份，俄罗斯85%以上的产业劳动者都就职于私营部门。俄罗斯目前仍未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或货币稳定，但它已经实现了快速的转轨，从总体上看也已经成功地从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制度。

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在政府官僚机构精细地操控下向市场经济转轨，绝对是错误的道路，更好的途径是发挥商人、工人和市场自发的创造性。

■苏联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外国援助（1991）

西欧、美国、日本不应该迫于压力而给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它们也应该停止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和赠款，除非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经济援助会让政府获得喘息之机，危机得以推迟，在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发生的危机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不受欢迎的补救措施。因此，外国赠款延迟了民营化、削减补贴、减少进口壁垒、削减其他一些过度的误导性管制的进程，这些问题正是经济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

对苏联实行援助，受益的是中央政府，或俄罗斯及其他共和国的政府，而不是刚刚起步的私营部门和未来的企业家。经济援助通常是拨付给别国政府的，因为与政府协商要比直接帮助企业和家庭来得容易。

短期措施

政府插手过多往往是问题之所在，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经济援助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援助国政府把经济援助用作一个短期措施，以保持长期的经济压力。这让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也不利于化解长期困难。任何国家，只要发起重大改革并营造出健康的经济环境，在吸引西方企业和银行的贷款与投资方面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有经济学家建议，对苏联的赠款和贷款应该与苏联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条件捆绑起来。但苏联已经因为经济低迷而大规模裁军了。尽管以削减武器为援助条件，但是，如果外国援助减少了改革的经济压力，在武器方面的支出可能会更高。

经济援助的有害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苏联和东欧各国，这一点可以从埃及和以色列的例子中看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埃及和以色列曾是美国的最大援助国。极度贫困的埃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费多大力气就摆脱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统治枷锁。但是现在，埃及的政府部门依然庞大、腐败，对食品及其他商品提供巨额补贴，私营部门实力孱弱，受到保护的国有企业高枕无忧，无须应对外国生产商的竞争。

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色列的发展一直都很顺利，但此后，以色列就进入了失业、增长放缓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相对于经济规模，以色列很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部门最为庞大的，国营企业在多个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工资管制极为普遍，外国竞争受到限制。倘若没有西方（特别是美国）源源不断的、慷慨的经济援助，以色列在削减政府管制方面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以色列人已经被激怒了，他们要求大大降低对外国援助的依赖。

道路和桥梁

很容易就得到西方援助——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巴基斯坦及非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国家糟糕的经济表现也可归咎于利益集团提供的高额补贴和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诸多管制。

仅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年通过非洲发展基金、国际发展协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就超过了150亿美元。这些机构通常把钱借给或送给政府部门而非私营部门。显然，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赠款和贷款一部分用在对社会有用的基础设施上了，比如，道路、桥梁、机场及污水处理系统，但只是一小部分。而且，由于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在受援国预算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这些国家愿意，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他们会支出更多。

对东欧和苏联的经济援助，应该起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相同的作用。不过，当时的问题与现在有所不同。欧洲在战争中元气大伤，需要时间来恢复战前的基本私有的企业体系。

东欧目前所需要的则正好相反：需要持久的压力来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摆脱政府管制，走向更自由的市场。正如马歇尔计划推动了西欧原来的经济制度的恢复，向东方国家提供类似的援助，将会纵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

太容易得到父母帮助，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这个道路同样适用于经济。当国家不得不把国内事务处理好，不得不承受体制转型所带来的经济负担的时候，国家更有可能蓬勃发展。

■苏联的最佳选择是彻底转轨（1990）

我最近应邀去莫斯科给政府官员、年轻经济学家、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高管人员讲解市场经济的原理。我强调，市场体系依赖的并不是法规法令，而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除非双方都期待获利，否则，市场中的店主与消费者、劳方与资方以及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是不会自愿进行交易的。这与苏联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苏联，大多数反对“投机买卖”的法令也适用于普通的商业交易。

迄今为止，尽管有关改革的言论铺天盖地，但苏联的政府官员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要想迅速扭转局势，苏联政府必须取消对工资水平、工作环境、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以及汇率等方面的控制，让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外汇市场出现大量的自愿交易。

苏联领导人可以学习波兰。波兰的改革始于1990年1月，波兰政府大胆废除了对包括汇率在内的几乎所有价格的管制。遗憾的是，波兰政府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冻结了工资。这种工资政策与随后出现的波兰工业总产出下降以及近期出现的政府垮台有着密切的关系。波兰的改革者显然忘记了一点：就像价格一样，工资是需要由市场来自由定价的，如此才能让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本得到有效的配置。

国家所有制无孔不入是苏联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之所在。如果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购买权、拥有权和销售权，任何制度都无法提供合适的经济激励。当大多数资产由国家所有时，自我利益和自愿交易就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激励因素。但是，私有财产一直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心头大患，因此，许多苏联领导人是无法轻易抛弃他们心底里的“私有制是罪恶的”这个念头的。

简单的礼物

如果苏联庞大的资产不迅速实现民营化，实现快速增长就是一句空话。可以对土地、房产、零售店以及许多的服务立即实现民营化。可以把它们交给当前的所有者：农民、租户或者是雇员。对很多大型工厂迅速实现民营化也是可能的。可以向工人或者普通民众发放可自由买卖的所有权凭证，即股份。股份的原始分配不是太重要，因为过不了多久，有能力高效经营工厂的群体就会以购买股份的方式实现控股。

民营化计划往往不能一蹴而就，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民营化的抵制主要来源于那些担忧自己丢掉工作的管理者和员工、担心失去权力的官僚以及那些认为财产将被廉价出售给政治亲信或外国公司的消费者。

社会保障制度

在苏联及欧洲其他地方，有很多人担心，如果放开价格和工资的话，垄断价格欺诈会大行其道。鼓励产品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可以消除垄断问题。只要愿意，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权开办企业，从事生产，而无须办理繁琐的官方手续。工人们必须拥有搬迁、择业的自由，而无须得到官方的批准。如果政府实行开放的贸易政策，并且允许卢布收入可以按照市场利率转换成硬通货，那么外国的公司也可以通过向苏联出口产品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来与国内企业展开竞争。

为了化解因大量印制卢布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必须停止给国企赤字融资的做法，应该让这些国有企业自力更生，直到实现民营化为止。应该把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用在社会保障方面，帮助那些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安全度过这段转型期。

不费吹灰之力或者一夜之间就完成苏联的转轨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市场体系的要素得到合理配置，是可以减少痛苦并增加转轨收益的。接下来的12个月很是关键，我们将弄清楚苏联的政府及人民是否愿意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

■作为榜样，瑞典还不够格（1990）

中欧的新兴民主国家做好准备要抛弃国有制和中央计划体制，一些具有改革头脑的领袖正在四处寻找“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市场经济过于强调物质主义，遂打算寻找一条替代道路。经常被引用的榜样是瑞典。

以瑞典为榜样，我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错误。的确，瑞典一直被视为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平等现象极少，而且对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设立了政府保障计划。美国记者马奎斯（Marquis）1936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瑞典——中间道路》，书中把瑞典描绘得像天堂一样。我现在依然记得自己十来岁的时候对这本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如果说瑞典曾经是天堂的话，那么现在，瑞典似乎已经堕入凡间了。

瑞典人有着良好的习惯，且恪守职业道德，这些都是在19个世纪逐渐培养出来的；但在过去的25年里，不断增加的税收和监管对瑞典人形成了负面激励，逐渐消磨了这些优秀的品质。遗憾的是，东欧新上台的政府并没有这种缓冲效果，这是因为，过去45年来的糟糕管理已经让东欧国家里的人们丧失了良好的工作习惯。

在196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对于一个人口不足900万的国家来说，瑞典取得了了不起的经济成就。瑞典的经济增速居世界前列，而且几乎不存在不平等现象。瑞典通用点击公司（Asea）、沃尔沃公司以及爱立信公司等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

动作迅速的芬兰人

但是，在过去15年里，瑞典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增速。20年前，受高工资的吸引，很多芬兰工人来到瑞典。如今，芬兰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在20世纪结束之前，很有可能超过瑞典，因此，这批人已经打道回府。

在我看来，瑞典经济表现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条：监管法令的快速扩增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加大。这个比重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45%左右，仅仅略高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而1986年就上升到了67%，在西方国家中是最高的。对比之下，芬兰政府的支出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

瑞典庞大的政府部门对纳税人施加了沉重的负担。若干年前，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边际所得税率超过了60%，很多家庭甚至超过了80%。瑞典选民已经开始认识到税率过高的问题：政治方面的压力迫使瑞典政府支持通过立法，规定到1991年的时候，要把最高的边际所得税率降低到50%的水平，该法律已经把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到的60%左右。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典采取了非常慷慨的退休福利和健康福利政策、员工生孩子之后的长期带薪假期，以及诸多其他类型的转移支付项目。另外，工会和政府政策大幅降低了员工因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工资差异。

带薪假期过多

这些情况必然会伤害到员工的努力程度和人力资本投资。1988年，瑞典员工的平均病假时间接近一个月，而且所有病假都领取足额薪水。在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将近1/4的员工不上班，请假的理由五花八门：生病、照看孩子、学习及其他待在家里不用上班的借口等。瑞典妇女比美国妇女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小得多，瑞典男人比美国男人的工作时间也要短得多。既然可以享受带薪休假，既然好工作也不一定意味着高工资，既然加薪几乎都缴了税，瑞典人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

在最近一次造访瑞典时，我遇到了一个对激励构成影响的好例子。在瑞典，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平均需要用上8～10年的时间，而美国只需要4～5年的时间。原因在于：在瑞典，相当于助理教授职位的税后收入只比靠政府奖学金过日子的研究生的收入强一点；而在美国，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一旦获得博士学位并找到全职工作，收入会上涨两倍多。

瑞典政府对新企业征收很重的税，却给大企业留下很多可钻的空子。这就是一些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依然表现得可圈可点的原因。但是，如果瑞典的税收在国民收入中占到一半以上，且那些打消人们学习和工作积极性的法令和政府计划继续得到保留的话，那么瑞典的经济就不可能重新走上快速增长之路。

对于那些想要大幅度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国家来说，当前的瑞典的确算不上一个好榜样。

■为什么团结工会必须在经济改革上发挥重要作用（1989）

如今，几乎没有东欧人对要求大部分财产实现国有化的经济体制还抱有信任。6月份访问波兰期间，我与许多工会领袖见了面，他们想要构建一个主要以私人的主动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甚至很多波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高级官员也向我明确表示，“财产公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团结工会能够在新议会的蜜月期大幅推进波兰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匈牙利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以扩大其私有部门的范围。

如果不进一步解放外贸部门，国内改革很难在波兰、匈牙利这样的小国取得成功，因为这些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度很高。波兰兹罗提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为800:1，显然被高估了。我奉劝新政府放弃兹罗提的官方汇率，让兹罗提的汇率自由浮动。在一定程度上，非官方汇率已经算得上自由浮动汇率了，已经超过了4500:1，这说明官方汇率是多么的不靠谱。

辅以适当的关税及配额，浮动汇率迫使国内商品价格与世界价格接轨。特别地，进口商品的竞争会缓和波兰经济学家的担忧：他们认为，放开国内价格的话，会给如钢铁企业之类的重工业国有企业太多的垄断权力。

美国等国应该帮助波兰和匈牙利减少他们的硬通货债务，但是，布什总统和联盟领导人要求波兰人自行解决大部分债务问题的做法是正确的。兹罗提的非官方汇率在过去几年里的下降极大地刺激了波兰的出口。实行浮动汇率，再加上对民营企业的依赖不断加强，将会大大促进这两个国家的出口。由此产生的经常项目盈余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商业贷款，从而削减其外债。

艰难的选择

必须迅速削减波兰和匈牙利的国企赤字，以帮助控制公共支出及通货膨胀，特别是波兰，其年通货膨胀率最近超过了100%。即使最终许多国有企业将实现民营化或者被迫关闭，但通过减少补贴和赋予更多自主定价权和人事权，这些企业是会表现得更好的。

在波兰，仅有一些部门存在私营企业，主要包括农业和维修业，并且是小规模的私企。但是，应该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大多数产业、公开上市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员工规模。竞争将决定不同经济活动的适当形式和规模。

只有在国家放松对价格和生存方式的监管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大部分商品和材料的价格、工资和就业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不是国家调控。当政治上需要时，应该以明确的补贴来代替现有的排队制、配给制以及以免费租金或低利率等形式发给国企的隐性补贴。

对暴乱的担忧

在波兰和匈牙利，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激进的改革从长远看是可取的，但是许多人认为近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行的。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许多人失去工作，食品价格、租金飞涨，现有体制下的特权被迅速取消，将会导致暴乱和示威。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我认同团结工会领袖的看法：只有大刀阔斧地实现经济自由化，才能有成功的机会，渐进的改革会给反对派足够的时间来破坏改革。

缓慢的改革会给那些将要失去特权的利益集团更多的时间来发动对改革的抵制。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在东欧国家中处境最有利的国家，快速实现了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

团结工会的一些领袖认为，如果让员工和消费者相信新建立的制度将鼓励人们诚实劳动并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他们是会接受短期的高失业率和其他困难的。因为努力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许多有抱负的波兰人会离开波兰，去西柏林或美国等地工作，这是对原来的经济制度做出的令人悲哀的评注。

理性的人可以对波兰和匈牙利经济实现自由化的确切顺序和时间步骤持不同意见，但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经济自由化将会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东欧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学家

在本部分收录的文章中，头一篇对我们夫妇俩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1992年10月13日那天，我们得知加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天是星期二。因为事前并没有预期会得奖，所以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特别欣喜。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反应。

其实我们知道，虽然加里所写的每一篇论文或每一本书都存在争议，而且他还在《商业周刊》上写过批评瑞典经济制度的专栏文章，但是在过去至少10年当中，加里一直都是得奖呼声很高的人选。很多经济学家曾公开表示，加里应该很快就会得到诺贝尔奖。几位美国经济学家每年都会来个赌局，猜测当年会由谁荣膺诺奖。加里连续好几年都是押注者最多的人选。

所以有段时间，每到10月的时候，我们总会有点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秋天的来临：今年加里会不会得奖？但在1992年，我们并没有这种心理压力。主要原因是，前两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都是加里的芝加哥大学同事，1990年是默顿·米勒教授（Merton Miller）（和其他经济学家共同获得），1991年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他们不可能连续三年都把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让我们没把诺贝尔奖这件事放在脑子里：从10月初开始，加里就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医生劝他住院接受治疗，但我们两个人都不想这么做。

那是个星期二的清晨，吉蒂5点就起床了，她想把一大摞期中考卷批完，而加里则睡得很熟，几星期以来，他头一次能睡得那么好。吉蒂下楼到厨房里吃过早餐以后，便开始工作。5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吉蒂一听到电话铃响，就赶紧冲过去把电话接起来，以免第二声铃响把加里吵醒。她以为是哪个粗心的人拨错了号码。她把听筒拿起来，发现声音听起来像是长途电话——可能是她妈妈从伊朗打来的？不过，对方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说的是英语：“请问贝克尔教授在家吗？这是从瑞典打来的电话。”吉蒂告诉对方他还没起床，对方接着说：“这是件重要的事。”

吉蒂开始觉得这一定和公布诺贝尔奖评审有关，但我们并不知道经济学奖是在那天公布，或许打电话来的人，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别人的资料吧。“加里，起床！瑞典长途。”一开始没把加里叫醒，吉蒂叫了他好几次，才把他从熟睡中叫起来。后来他终于起床了，拿起话筒，开始听对方讲话。他脸上的表情仍然很平静，看不出对方究竟在说什么。到最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并且回答说：“阿塞·林贝克（Asser Lindbeck），请代为向委员会致谢，感谢他们给我这份荣誉。”到这个时候，吉蒂才终于确定加里获得了诺贝尔奖，她高兴地叫了起来。

■来自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叫醒电话（1992）

1992年10月13日清晨5点30分，星期二，太太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她说：“赶快起床，瑞典长途。”我咕哝着希望能多睡一会儿，但她仍不断叫我起床。后来我终于爬了起来，接了那个改变我人生的电话。瑞典皇家科学院通知我，刚刚宣布我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断接到恭喜我得奖的电话、电报以及传真。有些是亲戚打来的，有些则是朋友、未来的朋友、以前和现在的学生打来的。我不是个会轻易表达感情的人，但我试着让他们知道我有多么兴奋。后来在接受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电视节目采访时，他们总是要我把自己的想法概括出来。通常，他们的反应不是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就是对我的观点大加赞赏。

他们还要求我对各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突然间，大家把我当成了无所不能的专家。能成为一个万事通，当然很令人向往；但我努力坚守在自己所专长的领域里，虽然偶有逾矩。

过去有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会利用这顶桂冠的光环对他们所反对的政治人物讲一些大道理。对此，我感到不以为然。假如经济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而且值得被包括在诺贝尔奖的奖项里——我坚信这两点，那么就不应该利用这种机会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应该让公众感受到经济学所拥有的科学特质。

芝加哥大学响起了惊雷

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己是不是对得奖感到意外？我知道，我过去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且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在被问到谁最有可能得奖时，我一直是过去几年里得奖呼声最高的人。

不过，今年的情况不同。在获奖人名单宣布前一周里，我认为自己得奖的希望很小。原因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获得，而前年的诺贝尔奖同样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勒教授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连续三年都由芝加哥大学的人得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今年就算外面打雷，我也可以睡得很熟。

有人一再问我打算怎么处理这笔奖金——在美国政府狠狠地吃掉一部分（税）之前，奖金总额是120万美元。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在经济学里找到答案。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人的欲望总是会趁机扩大，这也是富国的消费者不会比穷国的消费者感到满足的原因。我和我太太要把这笔钱花掉，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同时，就算我们在花钱上还有些举棋不定的话，还有一大堆股票经纪人、汽车推销员等已经给了我们相当多的建议，多到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们非常乐于帮助我们解决奖金去向的问题。

我是因为将经济分析应用于社会问题而得奖的，特别是有关种族和性别歧视、教育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犯罪与惩罚以及家庭的组成、结构及解体等问题。大家都知道，大多数人在决定要花多少钱买水果、衣服或汽车等商品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成本及效益。我认为人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会用到这种基本的想法。

犯罪与婚姻

不过，有时候把这种理念运用在社会问题上会遭到强烈的排斥。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就表示罪犯的行为也会因为诱因而受到影响。因此，假定想干坏事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因为抢劫等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那么犯罪率就会上升，这不仅只是法律及秩序的问题而已。当合法的就业机会很少的时候，犯罪率也会上升，原因可能是失业率扩大，也可能是青少年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根本没学到什么技术。

按照我的思路，当人们预期婚姻生活会比单身生活能带给他们更多的乐趣时，他们就会选择结婚。另外，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也是根据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益来决定的。如果妻子是职业妇女而且收入可观，那么夫妻可能就会少生几个孩子。同样，如果政府的子女养育补助比较少，子女抚养费的免税额度较小，或者孩子的教育和培训费用上升的时候，夫妻也往往会选择少生孩子。

同样的道理，当夫妻不再觉得维持婚姻关系可以让日子过得更好的时候，就会离婚。特别是当女人的收入高于男人的话，离婚率就会上升，因为对这些妇女来讲，维持婚姻的好处减少了。除此之外，夫妻双方可以在谁都没有犯错的情况下离婚，这种情况已经相当普遍。这种做法对于已经离婚且有孩子的女性来说，生活可能会雪上加霜。

在过去6年半的时间里，我努力在这些专栏文章中做到，用同一种分析方法来研究民众都很关心的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希望在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不会自以为有能力解答所有的问题，也希望我的专栏能够继续分析这些问题，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生，的确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观点。

■反垄断的先驱者（1991）

乔治·斯蒂格勒教授在几个星期前去世了，享年80岁。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去世，让世界少了一位活力充沛、愈老弥坚且创造力强的经济学家。作为强调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反托拉斯方面的研究已经打上芝加哥学派的烙印，而且对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决策和法院判案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斯蒂格勒教授积极鼓吹反托拉斯政策。他呼吁政府把某些市场垄断者拆散，对可能削弱竞争的并购计划设定严格的限制。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转变，因为他发现，反托拉斯政策的执行者经常好心做错事。于是，他不再一门心思致力于加强市场竞争的研究。他说，政府监管机构做出攻击或保护“大”企业，以及保护小企业等决策时，会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同时，还要顾及到选民的利益诉求。

于是，他开始推动政府在最低限度内实施反托拉斯政策：除了合谋以外，允许企业采取所有其他行为来提高价格、瓜分市场。他认为，要防止市场垄断的话，就应该提高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而不应该由司法部制定严格的法令来规范企业行为。

他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不只限于反托拉斯的研究。他是第一个系统地分析消费者和员工在工资和物价方面缺乏意识的经济学家。他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各种就业机会和不同买主的商品价格等方面的信息不是免费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发现。他还研究了欧佩克（OPEC）等卡特尔组织的定价理论；分析了企业如何针对需求的不确定性来调整生产策略；他还研究过员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只需花少量的钱就能满足营养的需求。他在该篇研究报告里指出，民众花在食物上的钱大多和营养需求无关，主要都是为了满足食物的多样化和口味上的变化。

探求真理

虽然拒绝过联邦政府的多项官职，但斯蒂格勒并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只做学术研究，他并不排斥政策和现实议题的分析。从其反托拉斯政策理念的演变过程看，他具有开放的思想和探求真理的意识，他对大多数规范经济行为实行管制的法规的价值失去了信心，哪怕这些法规能够改善经济。

斯蒂格勒在反托拉斯政策上的观点发生转变，这使得他对其他政府管理机构的态度也显得格外不同。1962年，他和芝加哥大学同事克莱尔·弗雷德兰（Claire Friedland）针对州政府对电力公司的管制合写了一篇经典文章。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简单得不可思议的问题：州政府成立各种管理机构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发电的成本，那么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有？研究相关证据后，他们指出：“无法看到政府对电力设施的监管起到任何显著的效果。”他们后来也研究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新股上市的规定，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虽然后续研究反驳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但大部分是经得起严格检验的。他们的研究刺激很多人进一步去探究这些问题，看看民权立法、社会福利计划以及其他大量的政府法规到底有没有达到原始目的，并且在这方面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书籍。

斯蒂格勒也问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各种监管法规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的结论是：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反倒会被受管辖的企业给“俘获”，而这些机构往往会在牺牲公众利益的情况下让这些企业得到帮助。

永恒的遗产

他和学生们在研究中发现：前民用航空局曾禁止成立新的跨州航空公司成立；货运方面的法规提高了货物运输成本；环境保护政策通常歧视小公司和美国西南部各州的企业。总而言之，斯蒂格勒认为，政府法规通常会因削弱竞争而使问题变得更糟。

人们对政府集权和经济管制普遍抱有幻觉，打破这种幻觉，主要得益于斯蒂格勒的研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质及其他目标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其原因不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几乎经济没有得到尝试，这是一知半解的辩解；真正的原因在于，允许政治考虑主导经济生活的体质本身具有致命的缺陷。市场体质最具决定性的优势就在于它对全球各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实行了分散化，从而让企业家、员工和消费者成为了经济活动中的单个主体。

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研究和经济理论的贡献会一直流传下去，他的写作风格优雅、幽默，而且活泼生动，具有学者的严谨诚实的风范和难得的雅量。在任何时代，这样的知识精英都是少见的。我有幸和他合写过好几篇论文，也有幸彼此成为最知心的朋友。不论是经济学界、芝加哥大学或是他的朋友们，都会特别怀念这位“不受拘束的经济学家”——他的回忆录以此命名，实在恰如其分。

■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或缺（1987）

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多得不计其数。理由很简单，商界和政界都需要一些决策参考，而这方面只有经济学家能帮得上忙。尤其是在对某些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经济活动进行预测时，更需要经济学家出面，比如，通货膨胀、总就业和总产出以及税制改革与联邦预算赤字等。然而，经济学家在这些方面所做的预测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这也正是有那么多笑话嘲弄和批评经济学家的原因。事实上，经济学家预测短期经济变动的能力的确很不高明。

最近，美国经济学会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年会就让大家看到了当前人们对经济学家的局限和成就所持有的态度。与会的6000位代表可以从100多个小组讨论里面选择自己喜欢的议题来参加。有关宏观经济的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总产出及就业的变动等，最受与会者欢迎，不管演讲者是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

在这些讨论会里，各方面意见的分歧程度验证了宏观经济学本身的观点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在某个小组中，有4位杰出经济学家就联邦预算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结论可谓南辕北辙，有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有人认为稍微有些负面影响，也有人认为会对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可惜的是，由于可获证据的佐证力度不够，无法从这些观点里做出选择。宏观经济学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但我个人认为，如果预算赤字只持续几年，那么就算赤字规模很大也不会对经济构成伤害。

微观经济领域

我擅长的领域是微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是消费者、劳动者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购买什么、储蓄多少以及在既定工资水平下会到哪里工作、工作几小时等方面如何做出决策。虽然微观经济也会引发争议，但经济学家们总体上是认可其基本假设的，而且有大量证据可以支持他们的看法，那就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会做理性的选择。微观经济学不像宏观经济学那样吸引媒体的注意，但在过去10年里，微观经济学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产业自由化政策的推动等，但我想把重点放在这次年会上受到热议的两个主题，即金融和法律问题。

20世纪50年代，金融分析的思路出现了变革，理性选择模型取代了原来特有的一些规则。例如，有个模型就是对投资回报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此来解释投资者如何决定其投资组合中的证券类型。同样的模型也被用来分析企业债务对公司股价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选择权和套利工具等。

有了这些理性选择的运用，财务金融的理论基础就被重新纳入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目前财务金融的教学都是以这种研究方法为主。同时，这种方法也被用来分析共同基金的管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为等。

对法律的影响

法律和经济学的联合始于一些认为经济分析可以大幅度改善反托拉斯政策的经济学家和法学专家。现在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都用到了经济分析的方法，而法律实务也不例外。在法院判案过程中应用微观经济分析的情况迅速增加，要部分归功于部分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学者，例如罗伯特·博克、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以及理查德·波斯纳等，他们原来是在学术界，后来改行当了法官。

微观经济学还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刑法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罪犯是因为心理有毛病或与社会脱节等原因而从事犯罪行为的，因此不能凭借惩罚来阻止犯罪。这样的想法主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刑事判决。相反，微观经济学认为，大多数罪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理性选择。在过去10年里，这种分析方法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司法审判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如果法官和立法者对罪犯采取宽松的态度，就会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赞成恢复死刑。由此可见，很多人也开始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诠释犯罪行为了。

因此，不论是在公共政策的讨论还是在企业决策的分析方面，经济学家都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我强调微观经济学在理论和实务上的成就，并不是说宏观经济学没有任何进步。当前，宏观经济学家虽然对问题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但和四五十年代的状况比起来，要正常多了。当时，对于不切实际的经济模型，经济学家一致赞同，可谓毫无分歧。

虽然经济学在各方面都有成就，大众对它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学是没办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民众所要的超过了经济学家所能给的，这正是经济学家一方面受到政界、商界及媒体的宠爱，但另一方面却仍然不断沦为笑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