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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5-5161

Prehi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3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Chris Gosden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黑暗：人类史前史探秘／（美）戈斯登（Gosden, C.）著；陈炳辉，陈星灿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44-8

Ⅰ．①走…　Ⅱ．①戈…②陈…③陈…　Ⅲ．①原始社会－世界史－研究　Ⅳ．①K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7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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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图目

绪论

第一章　何谓史前史？何时为史前史？

第二章　史前史的诸多问题

第三章　人类的技能和经验

第四章　各大陆的史前史

第五章　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

第六章　未来的史前史

作者简介

克里斯·戈斯登，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馆长，并且在牛津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太平洋史前史和欧洲的晚期史前史。

译者简介

陈炳辉，台湾大学人类学学士及硕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表论文20余篇。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论著有：《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考古随笔》等。

图目

图1　博克斯格罗夫原人猎马图

图2　正在叙述的翁卡

图3　B类线形文字示例及其翻译

图4　公布布里克瑟姆洞穴中考古发现的首次报道，该洞穴中后来发现石器与灭绝动物伴存的证据

图5　史前史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

图6　过去500万年间的人类进化系谱图

图7　戴着项链的宋格海尔墓葬人骨

图8　胜利者的进化

图9　人类散布全球的迁徙过程

图10　智利青山遗址的复原

图11　典型的克洛维斯石矛

图12　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人类活动年表

图13　世界各地被驯化的部分主要动植物

图14　尤芬顿的白马山

图15　斯堪的纳维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燧石匕首

图16　塞浦路斯的德黑尼亚出土的红色板状磨光陶制的双头人形塑像，展现出了个体的面部特征与首饰装饰

图17　下维斯特尼采遗址的三人墓葬

图18　太平洋地区

图19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爱尔兰岛上，正在发掘中的马顿库普库姆洞穴

绪　论

史前史如此漫长，要为其撰写一个简短的导言确非易事。人类的起源目前可追溯到600万年前，这段时间涵括了许多不同的史前时代和地质时代。史前史是现在的我们试图去理解过去的诸多遗迹遗址、人工制品和地形地貌，并将我们已掌握的考古证据置于其同时代的自然和社会双重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在讨论到过去的各个时代时，难免涉及一些常用术语，为了避免在文中一一解释，我先在这里进行一下概述。

现在我所坐的位置处于英国南部的中心地域，脚下的地层中包含许多沉积物和考古学证据，按照下列大致顺序排列。在表土层和底土最上面1米厚的土壤中的考古证据来自过去1万年间的各个时代。首先是被当地称为“中石器时代”的时期（公元前8000—前4000年，“公元前”意为“基督前”，指传说中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当时人们生活在现代气候条件下，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接下来是新石器时代（公元前4000—前1800年），这时出现了最早的农民；再后来是青铜器时代（公元前1800—前800年），是人类开始广泛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最后是铁器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43年），史前史于此结束。比1万年以前更早的时期，我们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向前可一直追溯到人类直系祖先的出现。在过去的200万年间，地球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的气候冷暖交替的时期，一般称为“冰川时期”。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谈到，这一时期的古迹主要在河流的砾石层、洞穴沉积物和其他相对罕见的古老沉积物中发现。目前来说，我们认为旧石器时代开始于600万年前的非洲。约180万至100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直系祖先从那里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地区（请参阅图6中人类进化的系谱图）。在英国，年代最久远的考古证据也没有早于这个时代。人类演化到这个阶段时被称为“直立人”——一种拥有有限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身躯粗壮、脑袋较小的早期人类（不过他们的生活可能并不像我们描述的那么乏味）。由于过去200万年间所谓的“冰川时期”的气候波动幅度大，在我脚下的泰晤士河的砾石层中的遗迹既包含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群（如猛犸象、长毛犀等），也有喜欢温暖气候的生物——其中也包括可能只在温暖时期才在欧洲居住的早期人类。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肇始于4万年前，在1.8万年前达到顶峰的最后一次冰期。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欧洲生活着两种人类——即我们这种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后者是一种可适应严寒气候的人类，从英国到中亚地区都曾发现过。其灭绝的原因已经成为人类演化史上的最大悬案之一：到底是我们直接消灭了他们？还是与他们的竞争间接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抑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环境变化而最终灭绝？在最后一次冰期的冰盛期，北极的冰盖一直往南扩张到了泰晤士河流域，其南部变成了冻原，而开阔的热带草原则接着向南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被冰雪覆盖，南半球冰原的扩大则导致塔斯马尼亚、澳洲大陆和阿根廷等地形成了冰川。由于地球上大部分水都结成了冰，导致全球海平面下降，使得英国和欧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婆罗洲和马来半岛等地连接了起来。此时热带地区的干旱使得沙漠、热带草原面积扩张，并在赤道雨林地区造成植被缺失。随着地球气候在公元前1.4万年后开始回暖，冰川消退，南北半球的植物、动物、昆虫和鸟类皆移居到更高纬度的地带，并重新占据了以前的沙漠地区。陆地消失在海平面上升的海洋之中，这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明显，而延绵的雨林则在热带地区形成一些屏障。这种气候冷热交替的循环在过去200万年间重复发生了好多次。

虽然现代智人的历史只占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却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焦点。我们的祖先大约于12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约9万年前迁徙到中东，7万前又迁徙到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区。欧洲和澳洲在大约5万年前被现代人占据，这也是人类第一次移居澳洲。人类向大片陆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2万至1.5万年前的美洲。在此之后，人类最后一批较大规模的迁徙的目的地是岛屿地区——加勒比海和地中海群岛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被人类永久占据；公元前1500年之后，人类到达遥远的太平洋群岛，而在距今大约1000年前，北半球的冰岛和南半球的新西兰成了人类到达的最后一片面积较大的陆地。

史前史的年代学框架，即所谓的“三期论”，主要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石器时代由于农业的起源被划分为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期）及紧接其后的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在青铜器和铁器这两个金属时代里，部落社会得以发展，既拥有了复杂的农业生产模式，又具备了建造山丘堡垒之类遗迹的能力，还可以制造出既能用来使用又可用作远途交换的金属器物。三期论适用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日本除外），但东南亚地区却不尽然。澳洲和太平洋地区只经历过石器时代，其第一批金属物品是欧洲人引入的。非洲的青铜时代可能在铁器时代之后才出现，而美洲只生产了铜器，却略过了青铜器和铁器。美洲人为了说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发明了他们特有的专门术语，有时专门用于分析中南美洲的文明与国家的发展（如远古时代、成形时代、古典时代等）或北美洲各地的发展时序（如森林期、阿纳萨齐期）。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在确定精确年份方面，尤其是通过放射性碳定年法取得巨大进步，为史前史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使我们得以探究公元前1.8万年或公元前5000年时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精确年代的测定并未解决我们所有的年代学问题，但已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事件的发生时间转移到了发生原因上面。

精确年代的测定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看法。例如，在世界许多地区，农业的出现以往常被视为戏剧性的突发事件，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农业的发明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公元前1万至3000年间，欧亚大陆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逐渐完成了对绵羊、牛、猪、小麦、大麦和燕麦的成功养殖，其间过程缓慢，手段复杂。水稻可能是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由中国最先栽培，历数千年才传到了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非洲的小米和高粱、美洲的玉米和豆类作物的传播也无不如此。实际上，现在许多人认为农业的起源已不再是一个关键问题，了解人类整个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历史及其变迁过程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包括动植物的驯化，也包括对石器、陶器、篮篓、纺织品和金属的生产和使用。在过去的1万年间，人类利用更古老的技术和资源为自己创造了一连串纷繁复杂的世界，但这些问题已超出了导言的范畴，我将留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讨论。

第一章

何谓史前史？何时为史前史？

平原上有一匹马倒毙在地。一群原始生物紧紧将其围住，他们有的狠狠盯住绕着死马转来转去的鬣狗，不时扔石块驱赶它们，有的则紧握木矛，全都专心致志，不敢稍有懈怠。

还有6个成员正埋头打磨燧石。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不错的燧石块，是从当地不远处的海蚀崖上剥落下来的薄石片，然后将它们粗略打磨成了手斧的形状。而此时，他们每个人都在打磨一个准备好的石块，手法娴熟，技艺精湛。其他食腐动物和食肉动物都离他们远远的——它们之前曾与这些原始人打过交道，学会了要保持距离。待有人第一个将如剃刀般锋利的、被我们现在称为“手斧”的人工制品打磨完毕后，他们就迅速爬上马的尸体，开始分割马肉。他们从马的腿部和臀部割下大块的连骨肉，等骨头一露出来，就会把它们敲碎以吸食骨髓。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大人帮忙喂小孩，年轻人照顾老年人，不过那些较为羸弱的成员可能只能抓住什么就吃什么了。有些肉当场就已吃掉，而精选出来的大块肉则被他们扛到悬崖顶上的营地里慢慢享受。让我们再想象一下接下来的情景：他们可以休息上一两天，换一把新的矛，挑选一块合适的马骨头来制作用于打磨燧石的新锤头，或者陪他们的孩子玩耍。

图1　博克斯格罗夫原人猎马图

上述情景发生在一个50万年后被称为博克斯格罗夫的地方，靠近当今英格兰南部的奇切斯特。故事的主人公们绝不会想到他们的踪迹会因被坍塌下来的悬崖沉积物迅速掩埋而保存至50万年后。没有任何口口相传至今的故事可以为我们讲述这个过程和数不胜数的其他事件，但我们还是能给出不少问题的答案。由于博克斯格罗夫是一处极为与众不同的遗址，我们从中能够确切了解的事物多得出人意料。精细的考古发掘和遗址记录已经揭露出6处（或许7处）打磨燧石、制作手斧的不同地点。考古学家的工作好比拼合一幅三维拼图，但工作顺序跟早期原始人恰好相反。早期原人是将一大块燧石敲去多余的碎石片，制成一柄大手斧，而考古学家则是把碎石片重新拼凑在一起，以拼成一块完整的石块，只不过它的中心部分——手斧本身不见了。石块中心的空洞让我们想到，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生活年代更近的石器制造者已经不再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制造一件石器，而是将石器从四周包裹的石头中解放出来。这些手斧自从被“解放”出来，就躲过了考古学家的探寻，至今未能寻得。也许它们就躺在同一处遗址的其他地方，被一个饱食完肉食的原始人在寻找安全的歇身之所时随手丢在了那里。事实上，在博克斯格罗夫出土了许多近乎崭新的手斧，其中一些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出曾用作屠宰的痕迹。

马骨头本身则道出了它们自己的故事。首先，这种马是迄今为止在英国境内发现的体型最大的真正的马种，对于当时的狩猎群体而言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猎物。而那些散布在燧石碎片之中的马骨显示出了屠宰的证据：原始人在剔骨割肉的过程中，在骨头表面留下了细微的划痕。为了取出骨髓，骨头也被砸碎了，可能是用燧石锤子砸的。显微镜下的观察显示，骨头上还有动物的啃咬痕迹，说明在原始人离开之后，鬣狗就凑上了前来。我们可以得知不同动物来到马尸旁的先后顺序，因为动物的齿痕交错出现在既有的燧石屠宰划痕之上，这说明鬣狗是在原始人离开之后，才上来咬啮骨头（在此期间还不经意地把一些燧石碎片弄散了）。在生活在海岸地区的生物群体里，鬣狗并不占绝对优势。虽然它们也是有组织结构的社会性动物，但仍不是拥有工具、智慧和组织的原人的对手。

我们是怎样知道他们使用了矛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推测带有一丝不确定。我们在一块马的肩胛骨上发现了一个浑圆的孔洞。将其与在现代骨骼上进行实验所做出的孔洞进行比较，可判断该圆孔只可能是由高速飞行的尖状物穿刺而成，而这与从远处以极快的速度投矛击中该马的推测并不矛盾。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呢？一个无关紧要的原因是，马骨在历经50万年的埋藏之后，骨质变得疏松，使我们对于孔洞的性质和成因有些疑问，但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这是一处伤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些早期人类是否狩猎。很多人认为狩猎是于大约5万年前在充分进化后的现代人类中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早期人类没有足够的社会协作力、技术或才智从事狩猎，而只能拣食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猎物，或采集植物充饥。要弄倒一匹高大健壮的马匹，将其杀死并屠宰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让我们禁不住思考他们究竟具备怎样的团队组织、身体技能和敏锐头脑。如果只具备石器时代的技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去做的。

我们的人性存在于社会协作中，也存在于身体和头脑对外界作出的灵活反应之中，而所有这些能力的起源都令我们着迷。由于5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似乎就已拥有人类的很多特质，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有关人类存在的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早期人类在体型上与我们大不相同，那么身体和大脑的本质（简言之，即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他们的物质文化内容似乎缺少装饰和风格方面的元素（至少留存至今的的确如此），而这些元素却是过去5万年来已知的现代人类物质文化所具备的。这个问题重要吗？这是否意味着早期人类对于物质和社会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他们的物质文化缺乏明显的风格和象征性内容，这是否表示他们缺乏最为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他们之间是否只靠肢体动作、咕噜做声与分享食物进行沟通？或者他们之后会坐下来讨论一下这次猎马行动，说上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并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确切地知道，但却是最让我们兴趣盎然的。

考古发掘经常被描述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过程，或是基于遗址区域中已了解透彻的沉积物和层序去研究待解谜团的工作过程。创立史前史的推理过程也遵循了类似的顺序。我们从分析打制石器的行为实质和被屠宰猎物的残骸开始，过去一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再现技术让我们对这方面的分析有相当把握。接下来，我们由那个已经复原、中心缺少了手斧的燧石石块分析出手斧是如何手工制作出的，分析这件失踪的工具曾用于切割马肉的功用，继而分析出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和身体技能的本质，以及对个人与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为了对自己及他人负责，史前学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决定自己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跨越“某事比较确信”和“某推论的证据不够确实”之间的界限。我们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永远属于最不确知的范围，因而如果研究方法过于谨慎，我们就会困在研究石器技术和屠宰方法这类虽然有趣却琐碎无比的问题上止步不前。或许我们可以把谨慎拋到一边，尤其是在像本书这样的综论性著作中，可以追求更宏观的思考，逐渐偏离那些石头和骨头分析者所能提供的可靠证据，激起他们理所当然的鄙视——“你绝对没有办法证实那么荒谬大胆的想法。”

撰写史前史的关键在于掌握“平衡”。漫长的史前史（目前已知大约有600万年的时间）向我们抛出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们这些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成员的人类呢？证据的缺乏和搜集难度使我们尴尬地认识到，了解过去所需的想象力很容易会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很容易就会让我们把对当今世界的常识观生搬硬套进史前史的大背景中去。撰写史前史，一方面要基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基于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来并研究透彻的出土物，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要对自身的偏见和想当然的思想具有批判意识。史前史研究的核心矛盾就是，我们之所以对过去感兴趣是因为它不同于现在，因此研究史前史可以让我们对过去与现在的人类获取一些至关重要的新见解；但也正是因为史前时代的不同，我们就无法像认识当今世界那样去解读史前史。

假如有一台时光机可以将我们带回到50万年前博克斯格罗夫的海边浅滩上，我们会为自己目睹的一切震惊不已。这些原人群体的行为方式并不是我们马上就能理解的（他们的行为既不同于猿类，也与完全进化的现代人有别），而我们可能更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是对他们进行研究。他们会让我们加入其群体，还是视我们为威胁？对此我们如何能在不招致杀身之祸的前提下获知呢？双方是否都会认识到彼此之间具有一些相同的人性，从而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呢？或者他们是否会觉得与我们相比，鬣狗作为他们生活中一直存在且彼此熟悉的一部分，与他们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如果我们加入了该群体，我们能掌握什么造福群体的有用技能吗？我不敢肯定我可以学会用一支紫杉木矛射倒一匹奔跑的马，或制作一把好的手斧，或是在鬣狗靠近之前切割马肉，但也许我有能力照看小孩。马肉中的石砾对我们嘴里的补牙材料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对这个群体应该担负什么责任？我们是否应该告诉他们，英国史上最严酷的冰川寒流会迫使他们的后裔离开这片土地？或是建议他们食物烧熟了会很好吃？当我们回到现在后，媒体和学术界成员一定都会冲上前来，观看我们详细的实地记录和录像片段，但50万年前的生活片断就一定能比考古学家提供的断断续续却更为长久的历史说明更多的信息吗？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博克斯格罗夫遗址把我们带回到了欧洲史前史的早期阶段。它一度称得上英国年代最早的遗址（现已发现有些遗址的年代可能要比它早一倍）。《时代》杂志还把该遗址出土的一根胫骨描述为“第一个欧洲人”存在的证据。当然，迄今为止，它还是如此早期的年代中保存最好、发掘技术最高的一处遗址。显然，那个年代没有任何语言和文字的记录留存下来（在我们假设的时光旅行者缺席的情况下），这就是史前史的定义。史前史就是语言和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史前史是我们对实物证据分析得出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像有了语言和文字之后那样对史前史进行各种详细描述，那么史前史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出来呢？史前证据在年代上的跨度和内容上的宽度，是否能够弥补我们由于无法了解史前人类的日常生活、思想与感受而对他们的了解所缺乏的深度呢？这些就是接下来我要努力阐明的核心问题。

终结史前史

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史前史的可能面貌，但尚未明确它的时间问题。博克斯格罗夫遗址为我们了解英国的远古时代打开了一扇窗。尤利乌斯·恺撒在距离博克斯格罗夫不过几英里远的英国南部海岸登陆，无意间宣告了英国史前史的结束。在《1066年及以后》一书中，两位作者在记述令他们记忆深刻的英国历史（只包括大多数人能够记住的时间和事件）时说道：“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份是公元前55年。那一年，尤利乌斯·恺撒（一位值得纪念的罗马皇帝）和成功入侵这片群岛的其他人一样，在赛尼特岛登陆。”恺撒当时并非皇帝这个事实并不影响这一说法总体上的正确性，即英国历史断断续续地开始于恺撒对其此次入侵的描述。英国这一原史时代只有到了后来的罗马时期才有了更为全面的历史记载，但即便那时仍有很多生活领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叙述。虽然与美索不达米亚这种在早于恺撒入侵3000年前就已经有历史的地方相比还是很晚，但英国史前时代的终结要远远早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在一些地方，譬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史前史的结束仍存在于如今最年长的老人的记忆中。

翁卡当时被吓坏了。我应该让他亲口描述（通过翻译）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原话能保留下来的意义非同一般。

当白人的第一批飞机到来时，我正在小溪边上。当时我身边还有几个人，有老人也有小男孩，大家都在打制石斧。我以为听到了某种有袋类动物呼啸而过，长着蜥蜴一样的尾巴。我们穿过矮树丛追踪那个声响；它好像一直就在我们前面，但我们却追不上它。然后我们抬头看，发现它在天上。这时我们说道：“这是一种巫术，是来攻击我们，把我们吃掉的！”大家开始议论纷纷：真是巫术吗？还是一只大犀鸟或老鹰呢？还有人说，那是发疯的雷电从天而降。然后它消失了，大家说过后一定会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结果过后我们遇见了吉姆·泰勒本人（泰勒是陪同米克·莱希和丹·莱希这两位黄金勘探者进入新几内亚高地的一名政府官员）。他一路走过来，希望我们能给他为数众多的搬运工们提供一些补给。大家纷纷拿来了甘蔗、甜薯、香蕉和猪。他从长裤口袋里掏出一枚大大的带斑点的货贝给大家看，那是我们觉得非常珍贵的一种贝壳。大家说：“啊！他有一枚很大的货贝，是从他的屁股里拿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初次与白人打交道的情形。

对于翁卡和卡韦尔卡部落的其他成员来说，他们的史前史终结于1933年3月8日上午10点。那一刻，莱希的探险队正坐着一架租来的德国容克双翼飞机，首次飞过新几内亚高地上空，探寻潜藏的金矿地点。

两周之后，他们走进了人口密集的新几内亚高地，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白人，并在此过程中终结了该地区的史前史。翁卡从事的石斧制造业恐怕要在卡维尔卡部落中消失了，因为石器不再是砍伐工具，已经被钢制品代替；也不再当做一种婚娶聘礼，已由现今普遍的海贝所替代。米克·莱希用一台16毫米镜头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这个史前史终结的全过程。他不仅拍了数小时的影片，还用35毫米镜头的莱卡相机拍摄了不下5000张照片。这些影像资料，连同当地土著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后来被安德森和康诺利加工成了一部名为《第一次接触》的电影。

大多数地区的史前史并不像新几内亚高地的那样戛然而止。新几内亚内陆的各个族群属于世界上最晚一批被载入史料的群体。人类史料的记载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了。人类已知的最早文字形式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的恩娜神庙遗址（在今伊拉克境内）。这种文字以“印章”的形式呈现，就是表面刻有印记的中空泥球，通常还会有若干小的泥土圆币。不久后，这种印章记号就改刻到了泥土平板上，虽变化多端，但依然可以辨认出就是诞生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楔形文字的前身。这种印记最初是象形的——按照某种格式来表示其指代的事物的小图画，且指代的大多为动植物。最早的文字源于影像而非声音。表音的音节文字以语音音节为基础，诞生过程缓慢，却不仅能够表达图像所不能表示的抽象概念，也能够表达语音。直至公元前2300年，阿卡得语取代苏美尔语成为主要的口语形式后，表音文字才真正开始流行。最早的文字书写并非用于诗歌创作或其他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而是出于会计工作的需要，比如记录动植物产品和手工艺品从生产到交易的各个环节。这也正是史前史让人一见倾心之处——要知道这可是在会计这个行当风靡全球之前的事情。再后来才出现文字记录下来的史诗，其中《吉尔伽美什史诗》堪称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诗篇。其他地区的文字也大致在相同的时代发展起来，不过可能都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埃及的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形式迥异，但有证据显示其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字的影响，且并无任何迹象表明还有比美索不达米亚“印章”文字诞生时期更早的文字。伊朗的埃兰语文字曾受到楔形文字的启发，而这两种文字或许都给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的早期文字带来了影响。中国的文字显然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但亦使用了象形文字；中美洲地区的一些群体，如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也一样。历史并非始于一个单一事件或过程，而是出于多种原因才逐渐拉开序幕。

图2　正在叙述的翁卡

史前史缓慢结束的原因不一而足。由于最初的文字是为了记录来往账目，大部分生活内容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少真正进入史料记载。家务安排、童年情境、男女关系、人神关系、日常工作和休闲等方面都只能根据后来时期的情况加以重构，再用来理解早期历史的情况。早期象形文字缺乏抽象概念，这意味着在文字出现后的最初1000年里，我们试图通过文字理解抽象的哲学概念或爱恨等情感表达方式的愿望皆无法得到满足。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文字的时代还穿插着人们不能读写的“黑暗时代”。大约公元前1600年开始出现的米诺斯象形文字最初是由迈克尔·文特雷斯利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密码破译技术破解成功的。这种文字是象形文字，看起来像希腊文字的一种早期形式，这表明从青铜时代晚期一直到现代，文字一直长期存在着延续性，这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生活在克诺索斯之类的宫殿里的米诺斯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也痴迷于列出物品清单，把生产和交易方面的琐事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下来，记录的形式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并惊叹不已。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很多有关饲养绵羊、纺织和锅碗瓢盆等方面的内容，却难以一窥人们的生活状态。

后来，大约公元前1200年，这里的文明中断了。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上的宫殿倒塌，文字记录的需求也随之消逝。人们又重新回到史前时代。

图3　B类线形文字示例及其翻译

到公元前8世纪，文字又重新出现。不过这次延续下来的是希腊音节文字（从腓尼基文字而来），虽历经发展演变，但成功流传至今。与之前出于会记工作需求写下的B类线形文字不同，我们终于听到了诗人的吟颂。有关诗人荷马本人及其作品仍存有不少争议。比如，历史上荷马是否确有此人，还是只是为了将诸多传统诗歌成集而冠以的虚构人名？《荷马史诗》中的故事究竟从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早先青铜时代的世界观？还是更多反映了写作时期的观点？但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流传至今，并和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一道，成为构建西方文化的基石。虽然古代历史传统后来历经罗马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和革新，虽然亚里士多德对欧洲的诸多影响是借助阿拉伯世界产生的，但从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直至今日，文字确实得以代代相传地延续下来，这种情况在更早的时期并不存在，因此那时的文字也就需要重新发现和破译。文字系统的延续和中断使我们认识到文字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并非所有历史时期留下的历史记录都是同一类型。在文字出现后的大部分时期里，唯有精英阶层才有读写能力，因而文字记述下的多是他们的旨趣和世界观。对于芸芸众生，我们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历史时代开始前有一些模糊的历史时期，介于其与史前时代之间，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原史时代”。例如，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55年和54年对英国发起的两次入侵期间均以失败告终，他在此期间对英国南部的记述即属于这样的时期。虽然“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听起来是一位艺术大师发出的令人动容的华丽感慨，却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也缺乏精准的历史信息。因此我们不必对这位（未来的）胜利者的豪言壮语的字面意思煞费苦心。更有意思的可能是古希腊地理学家皮西亚斯于公元前3世纪由高卢到达英国的旅行记录。虽然他的记录并没有存留至今，但人们已煞费苦心地通过间接资料成功重现。另外，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印加人没有文字，只靠结绳记事的传统（被称为“结绳语”）呢？结绳语在西班牙人入侵后不久便消失了，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在绳上打结很可能是一种知识体系的记忆术，主要是由专业人士在头脑中记住，并通过不同绳子、不同位置的绳结费力地唤起自己的记忆。一旦这些专业人士消失（西班牙人入侵的毁灭性后果），绳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印加帝国也许是罕见的唯一一个没有文字和记账方法却依然存在的国家机构，既不符合历史时代也不符合史前时代的定义，因此应定位于二者之间。

如果史前史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我们又为何自寻烦恼研究它呢？研究它又有何用处呢？“史前史”一词最早出现于1832年，但直至1865年约翰·卢伯克的《史前时代》一书出版后，才被广泛使用（1912年该书仍在版，是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真正畅销书）。其他如“前历史”之类的同类词汇却没有流行开来。史前史的概念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19世纪人们的想象空间大大拓展，再就是生物学和人类历史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增大了。19世纪初，对史前史毫无概念的人多数都信仰《圣经》中的年表，把《创世纪》视为信史。18世纪末，厄舍主教推测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出来的。现在看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结论滑稽可笑，不仅仅是因为时间过于短促，也因为它过于精确。若不是现在坚信地球年代如此之短的风潮又有所重视，这种说法似乎只是更古老的人类思想史上一个略显滑稽的副产品（但我们也都能意识到，我们自己现在犯下的错误，百年之后也会被后人取笑）。神创论的思想核心是既强调《圣经》是世界历史的指南，认为这一点不容置疑，又鼓吹上帝作为神圣的造物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考古学家与神创论者之间的争论被视为科学与宗教之间一直持续进行的论战的一部分——神创论者责难乏味的科学动摇了人们的信念与信仰的根基；考古学家则强调科学概念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并对外界质疑、批评和重新评估持开放态度。史前史彷佛是一个不同世界观之间论战的战场——考古学家认为人类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60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神创论者则相信人类的全部历史已经被《创世纪》囊括殆尽，否定任何史前史的存在。

史前史常常受到文盲般的不能言明之苦。文明意味着要能读会写，因此为使我们成为文明和敏锐的人，阅读和写作是对我们进行的教育和培养的基础和大部分内容。缺乏读写能力的人会被隔绝于有关想象、教育和经验的世界之外。这不仅因为我们没有有关史前时代的充足证据，还因为史前时代的人类生活由于缺乏文字的文明影响而存在缺陷。这些看法隐晦地体现在我们对于过去的态度上，虽然并非直接表达出来的偏见，但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当然，文化价值观有别的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例如，对于澳洲土著居民来说，史前史这一概念是大有问题的。他们对于人类和人类诞生以前的历史的认识全被囊括在一个叫“梦幻”的概念里。“梦幻”指一段时期，可以无限追溯到过去。那时，各种生物的原始祖先跨越过大地旷野，使其初具雏形并富有了宇宙论的意义。一片树林、一块岩石或一条小河皆由蛇、鲨鱼、巨蜥或其他原始生物创造出来，不仅由此具备了外形，还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有些地方很危险，有些地方可施惠于人，而有些地方的作用则模糊不清。当今人类有责任保护这些自然景观，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它，而这种责任则通过故事、舞蹈及其他艺术形式记录和体现了出来。社会的启蒙便是通过这些形式来教授这些知识而实现的，其中最有效力的知识形式仅限于少数人掌握。在1788年白人到来之前，这里并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但是所有的重要历史都以适当的文化形式记录和传承了下来。史前史讲述的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需要考古学家去发掘的、被遗忘了的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令人困惑，也容易冒犯土著居民，因此造成土著居民与非土著的考古学家之间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史前史乃是关乎过去的辩论和知识的竞技场，且最终与我们对现世生活的掌控息息相关。

史前史是沉默无声的，是剔除了文字的历史。对许多人而言，这样的历史缺憾太多，因为他们渴望得到可以了解史前人类的思想、情感和经历的直接证据。然而去追寻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不仅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还会丧失领略史前史风采的机会。文字仅仅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作为本书的读者和作者，你我都是“拜文字主义者”——我们喜欢文字，喜欢它们的发音和意涵，尤其是它们的书写形式。我们接受的所有学校教育和大部分人生经验都将文字放在我们生活的中心，但生活的内涵远非仅此而已。我们的许多身体技能以及我们感知和欣赏物质世界及他人的能力并非源自文字；此外，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困扰或烦恼的种种感受也难以诉诸文字。正是这些文字以外的、我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体验将我们和史前史连接起来，这种体验的本质才是我要探索的目标。

史前史之谜（一）

在继续下面的讨论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史前史”。“史前史”是生活中文字无法触及的层面。大多数史前史都属于“过去时”，但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有许多难以诉诸文字的元素，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细节。熟悉身边事物并掌握使用它们的技术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能力。熟悉容易导致视而不见，但熟悉也能塑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行为。我曾在墨尔本某大学教授过一门有关物质文化的课程。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并让他们思考一下个人层面的物质文化，我要求学生们在一个想象出来的1立方米大的空间里填满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既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又对他们具有特别的意义。有两个学生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个学生说，他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这样做过了。1983年，他家里在位于墨尔本郊区的房子受到了圣灰节引发的火灾威胁，他和家人被要求撤离出他们的房子。一家四口只被允许用一辆车装载要带走的所有东西。他们必须立即选出那些可以讲述他们个人生活与家庭回忆的物品——一把小提琴、一套绘画工具、珠宝、小孩们最喜爱的玩具和家庭相册，还有每人一套换洗的衣服。他说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他们都知道如果失去了某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再也无法恢复正常，而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最后决定要带走的。幸好，他们的房子最后并没有被烧毁，但是经此事变，他们对房子及房内物品的情感却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第二个讲故事的学生，她的父亲不久前才刚去世安葬。她说葬礼上最感人的时刻莫过于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在父亲的墓穴里放上一件最能让他们想起父亲及父亲与他们之间亲情的物品。墓穴被填埋起来，那些物品也随父亲一起被埋葬。她说在挑选那些物品的时候，他们深深地怀念父亲以及与父亲的亲情并为失去父亲感到痛苦，为父亲的意外死亡感到悲哀。

假如你也来做相同的实验，结果会是怎样的呢？生活中哪些部分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且主要源于对物品的情感，而又部分超越了文字所及的范畴？你会在1立方米的空间中放些什么？或者怎样用它来总结与某位亲近人士的关系呢？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史前史”，即便在这个记录手段完备的时代亦复如此。它对于我们的情感、心智与社会幸福感都至关重要。

第二章

史前史的诸多问题

“史前史”这一概念滥觞于16至19世纪初叶之间，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出现在有关进化论的辩论中才得以广泛传播而卓有影响。确定人类拥有漫长的史前史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300年前的航海大发现。美洲的发现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引导他们去探询美洲人从何而来，因为这在《圣经》中并未提及；去思考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的诞生和分布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发现远古的史前史与发现新大陆具有同样的冲击力，因为二者都是发现了形形色色的“异己”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某些大陆上的史前居民确是后来撰写史前史的人的祖先而已。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地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祖先的起源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英国人的祖先是应该追溯到诺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罗马人还是目前认为的凯尔特人，或实际上可能是“前凯尔特人”？如果英国人的祖先是由不同的民族混血而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定古往今来混杂了不同民族元素的语言、基因、手工艺品和地形呢？尼日利亚人、巴西人、美国人和中国人身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民族认同和个人认同方面都存在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方面亦复如此。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认同问题在19世纪的争辩中浮出水面后，就从未销声匿迹过。1860年6月30日的那个星期六，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过一场具有传奇色彩的会议，由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举办。在该次会议上，牛津教区的主教——人称“油腔滑调的萨姆”的萨姆·威尔伯福斯在大约700名观众面前，与号称“达尔文之牛头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上演了唇枪舌战的对决。这是一次让人情绪高涨的会议，巴克斯特女士当场晕倒，观众们时而惊叹，时而大笑，时而鼓掌喝彩，大家口无遮拦、如痴如醉（至少在记忆最清晰的传奇般的叙述中的确如此）。“油腔滑调的萨姆”的确问过赫胥黎，到底是他的祖母一方还是祖父一方起源于猴子？但“源自猴子总比源自主教要好”这一回答并非来自于赫胥黎，而是另一位达尔文主义者胡克。

这场存在于部分人记忆中的论战点出了贯穿整个世纪的争论的实质，即人类起源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有关远古的事情，实际上则关系到当今人类的身份认同。达尔文在完成《物种起源》一书后，因担心引发争议并有可能影响其学术地位，将该书推迟到1859年才出版。但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引发的反响还是比他预期中要复杂得多，不光被持有各种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加以利用，还成为了检验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拥护经验主义还是宗教信仰的试金石。对于我们来说，史前史起源之谜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承认漫长的史前史的存在，就意味着拒绝接受声称世界是从公元前4004年开始的《圣经》年表，从而也就意味着理性战胜了迷信，科学战胜了宗教。人们现在对1860年那场论战仍感兴趣，并视其为体现了当时各种社会价值冲突的一个缩影。然而，当时的科学家常常具有某种非传统的宗教背景，比如可能是公谊会教徒，就会强调实证考察和个人独立获得真理的重要性，这与其他很多笃信《圣经》才是绝对真理的保守的宗教派别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19世纪是宗教盛行的时代，故所有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宗教派别间的争论。只有到了20世纪，在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才得以以比较单纯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宗教一边的极端看法中，进化论和史前史都已是习以为常的概念，但在涉及儿童教育时依然是重要的试金石。史前史学家被认为是站在猿猴一边，而不是天使一边，而且他们通常都以此为荣。

1858年，布里克瑟姆洞穴的发掘是从科学层面接受人类有远古时代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经典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兼变传衍”的概念，认为世世代代经过不断的变异，后世子孙要么会更加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要么会更不适应，亦或不会有什么改变。若变得更加适应环境，则增加了他们可存活至繁衍后代之时的机会，使他们能将自身优点传承下去；若变得更不适应环境，则更有可能在繁衍后代之前便已死亡。因此，“适者生存”是了解资本主义竞争精神的生物学密码。根据达尔文理论，变异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细微变化循序渐进的，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以实现。当考虑到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复杂的人体结构所需的整个变化过程时，就更能体会到这一点。在《圣经》年表中，地球在6000年前才被创造出来，因此上述变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可能符合这一年表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为人类历史的时段更长提供了大量实证。19世纪上半叶，用当时的流行术语来说，就已有关于“人类古老性”的争论围绕一些考古遗址展开。这些遗址可能存有可证实人类曾与已灭绝动物（比如猛犸象和长毛犀）共存的确凿证据，而这一点在《圣经》中并未提及。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眼见才为实，而布里克瑟姆遗址的确为远古人类的存在提供了切实可见的证据。1858年7月29日，彭杰利——这位托基博物学会的创始成员和后来被称为“骨骼洞穴”的布里克瑟姆裂隙的考古发掘组织者，在石笋下方3英寸处发现了第一件打火工具，且有犀牛和鬣狗骨骼与之伴出。来自地质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学会的学者们纷纷前来参观。彭杰利缜密精确的发掘和记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无疑出自人类之手的人工制品与生存于地球历史中更早期的另一阶段的灭绝动物曾经伴存的事实更令他们感到震惊。其他遗址也迅速被重新评估，例如在法国索姆河的阶地砾石层（那里后来曾发生过战争），也曾在地表下若干米处发现石器与犀牛骨伴存，但此前却被英国人讥讽为法国式的夸张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图4　公布布里克瑟姆洞穴中考古发现的首次报道，该洞穴中后来发现石器与灭绝动物伴存的证据

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在参观了布里克瑟姆洞穴和法国北部的阿布维尔遗址之后，打消了早先对于“人类时代”的怀疑，并于1859年9月18日在阿伯丁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大会上就此发表了演讲。莱尔在这一问题上观念的转变，标志着英国的权威学者开始意识到史前史极为悠久漫长的可能性，并打算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近代人类生活方式。在该次演讲中，莱尔还提到了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他认为此书对于人们思考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都将带来一定影响，这本书就是当年11月24日出版的《物种起源》。

应用达尔文思想的成就之一就是现代遗传学。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尝试测定出人类基因的整个序列，断定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3万个遗传基因，只是先前预估数量的大约三分之一。从许多方面来说，人类基因数量之少是对达尔文思想的明确体现，即强调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大多数基因与其他物种相同。在一位读者写给《卫报》的一封信中，他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人还是老鼠，因为两者之间的基因差别小得惊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基因的相似性反而突显了我们之间的差异。由于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大多数遗传基因相同，也就难以认定人类文化的形成是由基因决定的。人类独有的遗传基因的数量亦不足以解释人类文化的复杂性。我认为人类是有文化的，原因并不来自生物学方面，而是我们把物质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中的缘故（参阅第三章）。有些人认为文化与自然有重大差异，因为人类的生活全都是创造家园、种植植物、驯化动物和制造人工制品，处处留有人类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把以上这些成绩全部归因于文化而非自然。而自然是“血腥和野蛮”的代称，属于并未受到人类行为影响的世界的一部分。但自然并非完全是身外的世界，也存在于我们身上，赐予我们生活的本能和天性。当个人（或其基因）为了生存下来而与其他生物（人类或其他物种）进行斗争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会本性尽显，展现出“自私”的一面。但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将自然和文化完全区分开来。

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既有其社会基础，又通过人类行为进行构造，而行为本身让我们认识到了世界的各种特质。所有人都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有先入为主之见，通过个人行为展现出时就会面临风险。毫无疑问，我们都以自己的视角认识世界，事实却证明我们可能是错误的。当个体作为遴选和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基本单位时，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对于西方人来说不言自明，因为在过去200年间，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都鼓励他们将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独立个体，但并非所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完全一致。

比如，生活在非洲扎伊尔的伊图里热带雨林中的姆布提矮人认为，森林是他们的“母亲”或“父亲”，因为森林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温暖、衣服和藏身之所，也像父母一样赋予了他们爱。马来西亚的巴特克矮小黑人认为，他们与植物、动物及“哈拉”（创造并守护人和森林的造物精灵）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蒂姆·英戈尔德认为，为了理解这种对世界的感觉，我们不应把社会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视为首要关系，并将其投射到自然界（森林）中去，而应该把所有这些概念和关系视为一体。社会并不先于自然存在，反之亦然，两者都存在于一个通过行动展开的完整严密的关系网络里。人类必须意识到森林也有想法和情感，所以在森林里打猎和采集不仅是要运用恰当的技术和训练的问题，还需要学习尊敬和理解人类牵涉的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若沿着这条思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有必要或可能性的话）去创建一门进化生物学，那么它不会是从“自私的基因”或“个体”开始的，因为“自私”和“个体”之类的概念是很难和姆布提矮人之类的群体搭界的。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2万年前欧洲的狩猎和采集群体，我们能否假定他们与现今的狩猎和采集群体有着相似的意识和世界观？很明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进行这样的假定。同样，我们显然也不能假定我们研究世界的方法，即宇宙论是完全恰当的，但许多人的分析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宇宙论展示了人与人或人与世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展开的种种可能性，也具体说明了这些关系应该如何运作，是应通过尊敬、敌视、关心还是回避的态度。宇宙论兼具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方面，一方面描述世界如何运作，一方面也讨论世界在道德层面上应该如何运作，以及人们必须为此承担的责任。西方科学，比如生物学，都具有宇宙论的基础，源自更为普世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具备富有想象力的理解能力，才能欣赏他者的宇宙论；我们还需要清醒意识到想象与幻想之间的界线，这是在研究史前史时一直存在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些心智工具去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没有文字资料辅助的情况下去理解人工制品、遗址和景观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是“关系”这个关键词。我们所理解的实体，比如人或物，并非透过他们（或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透过他们（或它们）与其他人或物的关系而存在。我们都清楚，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要进行某些角色变换。比如，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会跟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不同；我们会和一些朋友谈论体育和政治，也会和其他一些朋友探讨我们的心理状态或家庭关系。与一群朋友聚会时，你可能会感觉不自在，因为他们会以特定的关系和性格对你有所期待。如果我们同意“关系会改变人”，并将这个说法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社会形式珍视不同的关系，并将其重要性置于其他关系之上。当个人处于不同的关系网络中时，他也会发生改变。一个社会由其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关系网所组成，而人的一生就是经历这些关系的过程。我们不应该期待男性总要展现其阳刚（各地定义的）之气，而是在某些情形下，也应具备某些女性特质，而女性亦可培养阳刚气质。性别的特质从不全然是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的其他方面亦然。这要视人们是以个体还是群体成员的身份出现而定。比如，当我们必须在公众场合发言，或在法院出庭作证，又或以派对的主角出现时，我们作为个体的身份就会突显出来。在这样的场合，个体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必须承担起个人行为的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例如看一部好电影或和家人交换圣诞礼物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与他人分享着情感，并通过分享加深了这种情感。

我们已经提到，关系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物之间。想象一下生活在1.8万年前宋格海尔的一位女士吧！她戴着由3,000颗珠子串成的一条项链，站立在位于现今俄罗斯北方的雪原上（参阅第三章）。她可能穿着针脚齐整的毛皮大衣，大衣上可能缀有装饰；也许她还戴着护目镜，以遮挡雪原的刺眼光芒；她脚蹬雪鞋走来走去，可能会使用雪橇和其他器具。她定居的聚落里随处可见石头、骨头和鹿角制成的工具，房屋则由猛犸象骨搭建而成。有两个小孩被埋葬在宋格海尔的聚落里，他们的帽子和衣服上缝着象牙珠子，还陪葬有小雕像和象牙矛头。在最后一次冰川时期，在远达北极圈这样的边缘环境里，人们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物质文化形式建构起来的。让我们再想想6000年前还没有翁卡居住的新几内亚高地的情景吧！那里的热带温度只随海拔升高才略有降低，而此地也是一个独立发展农业的地方。住在中部山脉高地的人们为了种植芋头之类的大型根茎作物和香蕉之类的乔木作物，学会了排除沼泽地的积水。那些有机会开垦并已学会有效利用沼泽地的人就能更好地参与交换斧头、贝壳和天堂鸟羽毛的活动，而所有这些交换活动最终都得在食物生产的保障下进行。人们通过他们制造和使用的物品在社会中创造和定义着自己，从而不断探索人性的新维度。人性的多种维度才是我们的终极关怀，而史前时代正是这些维度被开发和拓展的时期。

要了解过去，也许就要部分忘掉现在，要质疑甚至拋弃我们熟知的价值观。研究史前史既为一种实证研究，又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行为。我们需要进行发掘和调查，以获取有关远古的可靠信息；同样，我们也必须质疑自己的生活、思考和感知方式，借此打开我们的想象力，去了解赋予同一个世界以不同意义的其他生活秩序。

史前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探究像“我们”一样的人的起源。当史前史在19世纪兴起的时候，从事史前史研究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他们似乎都对自己的身份满怀信心且优越感十足。然而，他们在参与针对进化论和人类古老性的早期争论时所表现出的高涨热情，足证这些参与者毫无安全感。在那个时期，宗教与科学对峙，国际帝国主义阵线重新定义了阶层问题与民族国家的角色，且利用“原始”之类的概念努力与工人阶级和殖民地民众划清界限。达尔文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不过他长期多病的身体状况却反映了他本人对于进化论给人类造成的影响及他的同辈是否接受进化论等问题的忧虑。史前史被认为是人类一步步从“他们”——生活在恶劣环境里、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可怜的野蛮人，逐步进化到“我们”——能够享受城市生活方式的文明人的一系列过程和阶段。这些过程和阶段的实现是通过逐步运用理智的力量，使人类能够通过发明农业（野蛮时代）、城市（文明时代）、工业主义或帝国主义而得以征服自然界。

不过，即使对于欧洲人来说，被人类用来炫耀胜利的史前史故事也一直遭到更黑暗的故事的挑战——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是以精神贫乏为代价的；韦伯悲叹专业分工、制度规范和官僚体系使世界丧失了其原有的魅力；弗洛伊德分析文明及其令人不满之处；伍迪·艾伦则干脆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生不逢时”。史前史连起了“过去”和“现在”这两极的叙事主线，而拉紧连线的拉力则取决于我们对这两极的理解。今天仍在讨论的史前史概念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革命性时刻，那时人们要迅速对过去和现在都进行重新评估，因此那时两极间连线的绷紧状态显而易见。到19世纪末，人类已经塑造了一个通过运用思维能力，具体来说是科学技术把自己从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故事，成功掩盖了我们在得知自己具有动物本性时的惊骇。到20世纪末，人类文明的合理性变得更难被接受。帝国的分崩离析使得以西方优越性为前提来书写历史的做法受到质疑，而且人们开始加速探索人性的其他方面，而不仅仅是其思维能力。因此“过去”和“现在”的紧张关系再次被书写到史前史之中。不过，当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因世界各地学术和政治氛围的不同，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状态，而这种多样化正是我要在下文中进行探索的。

图5　史前史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

史前史之谜（二）

考古学被称为研究垃圾的科学，而史前史就是我们赋予这些垃圾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初，一群考古学家成立起一个所谓的“图森垃圾研究项目”。他们在比尔·拉思杰的领导下，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市开展研究工作，目的是查明人们丢弃的东西如何反映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图森市大约有36万居民，其中四分之一有墨西哥血统。该研究从该市66个城市人口普查区域进行抽样调查，以挑选出包括不同种族背景、经济状况和年龄层次的人群的区域。

图森环境卫生部门和300多个学生志愿者（已注射防疫疫苗）最终对来自于19个调查区的垃圾进行了分析，并将它们分为食品和生活垃圾等不同种类。他们还对其中3个调查区的居民进行了访谈，以核查人们的说法与垃圾箱中的垃圾在内容和数量上是否吻合。结果表明，“门前”（口头所说）和“门后”（垃圾箱中所见）的垃圾存在相当大的出入。有些差别完全在意料之中，比如，虽然中产阶级家庭的说法比工人阶级家庭更准确些，但啤酒消耗量显然都被低估了。有33个家庭表示他们从来不买啤酒，但其中只有12个家庭的垃圾里没有发现啤酒罐。还有一个说“从不喝啤酒”的家庭，它丢弃的啤酒罐足以填满3个半箱子。与事实不符的部分原因是，许多贫穷家庭依靠领取政府食品券过活，而食品券不允许用来买啤酒，所以他们不想让政府注意到他们买啤酒的习惯。

贫穷家庭的消费模式较富裕家庭更不经济。因为收入少的关系，他们买不起大包装的、更为划算的洗涤液或粮食，因此在购买时往往只买他们买得起的东西。而在收入较多和较稳定的家庭，购物往往具有规模效应。在1973年牛肉短缺期间，牛肉被丢弃的数量不降反增。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当牛肉有货时，人们会大量购入牛肉，但最后却不能全部吃掉，因而丢弃的数量比平日更多。拉什杰和他的团队估计，在1974年间，约有9500吨可食用的食品最后被送到了垃圾掩埋场，而这些食品以1974年的价格计算，总共价值900至1100万美元。随后，拉什杰又对一个垃圾掩埋场进行了考古式研究，发掘了垃圾层，以助其完整地了解废物的处理周期。

你有没有想过你丢入垃圾箱的东西从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你的年龄、收入和阶级等情况？你如何才能精确估算出你消费和丢掉的东西？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我们制造的垃圾一旦离开垃圾箱后会归向何方？又需要有什么样的公共策略和个人行为来处理我们制造出来的堆积如山的垃圾？

“图森垃圾研究项目”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的“言语”与“我们和物的关系”之间存在出入，尽管有些出入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嘴上、脑中的消费情况是一回事，我们实际制造出的垃圾却是另一回事。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垃圾就是全部的证据；而当文字可以被保留下来的时候，垃圾则又展现出了有意识的思维、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章

人类的技能和经验

变化多端的发型、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对时尚的热衷——贝克汉姆身上这些特点可能令许多人难以接受或欣赏他的智慧（如果你不熟悉贝克汉姆或足球的话，也可以换成其他运动员，比如迈克尔·乔丹或大威廉姆斯，亦能说明这个问题）。而我关心的只是贝克汉姆的正职，也就是他在足球场上的专长。他的身体能展现出许多人无法完成的超群技艺；一场比赛下来，他的奔跑距离能达到差不多16公里；他还能把球准确地传给60米开外的奔跑中的队友，之后又能恰到好处地跑到球场的另一个位置，接回他刚刚传出的球，然后腾挪躲闪，最后晃过守门员把球射入球门。一个人需要拥有哪些才能才会成为大卫·贝克汉姆？那就是最为基本但要超出常人的体能、身体柔韧性和力量，还要对自己的身体技能和赛场局面了如指掌，这不仅对赢得比赛至关重要，对于说明我的观点也同样要紧。贝克汉姆很清楚他该用脚的哪个部位和什么力道踢出他想要的球来。虽然他并非总能做到天衣无缝，但他确实能在非常泥泞或狂风突起的球场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更重要的是，他能判断队友和对手的动向，甚至预测他们希望出现的局面。当赛事顺利的时候，他会一边带球，一边冷眼观察敌我双方的位置变化，踢出使训练有素的对手措不及防却能让队友心领神会的妙球。这种快速移动的足球比赛将诸多社会和身体技能天衣无缝地巧妙结合了起来，每种技能都可以不假思索就立即体现出来。当然，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运动员们每天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射门、跑步、再射门，以增强肌肉的记忆——即肌肉以恰到好处的力道和准确度完成连续动作的能力。甚至连休息一两周都会使一名运动员落伍。他们还要讨论战术，比如对手的强项和弱点是什么，上次比赛有哪些情况，从以往比赛的录像中能够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都是不能回避的话题。但是，战术讨论只是准备工作的次要部分，它的意义或许在于给予队伍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备而来。而球场上的失误、有如神助的临场发挥和意外情况的发生才是扭转整场赛事的关键。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博克斯格罗夫的原始人类，他们正手握长矛，偷偷靠近一群马（这里我们是要迅速沿着一条可说明某个问题的思路思考）。他们和足球运动员一样，要想狩猎成功，也需要掌握好身体与社会技能的平衡。马群正在开阔的草地上吃草，猎人们匍匐在旷野四周的矮树丛里。他们看不见所有同伴的位置，也看不见所有的马匹。他们必须预知同伴和马匹可能会采取的行动，而且要迅速完成这一判断。一旦整个群体从隐蔽处跳出，要将其中一匹马包围起来，他们就要奔跑过高低不平的土地，随时准备投掷长矛，一切都要在瞬间完成——那可是一匹高大、危险、敏捷的马。个人的勇猛会有帮助，但作为群体行动，知晓其他成员的意图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动才是真正不可或缺的。群体行动是成功的基石。正如大卫·贝克汉姆和许多其他运动员那样，当他们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发挥作用时，他们的技能和才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些都是生活中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比如长矛的重量、考虑风的因素以及马匹奔跑时会突然转向，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口头传授，但却只能通过实践掌握。我们可以指导小孩学骑自行车，但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练习才能真正学会，比如塑造正确的肌肉记忆，知道如何掌握平衡，懂得要用多大劲儿才能登上山顶，更不要说还要注意其他司机、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需要亲身实践而不是停留在言语表面，包括我们亲身体验物体的物理特性，也包括通过行动去理解他者（可以是植物、动物或人）的社会行动。我们可以谈论骑自行车，但谈论永远无法真实反映出实际的体验。这种技能不是我们了解的知识，而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

西方在智力方面的观念是强调抽象思维。如果贝克汉姆能把一场足球比赛抽象简化为一系列方程式，用以描述足球在不同条件下的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式的话，大概很少会有人怀疑他的智力，但不会有很多人愿意花钱看他踢球。他在没有预先计算的前提下能够做到使足球以很多不同的方式飞行的这一事实，并不符合我们对高智商的定义。但我想说的是，要了解世界如何运作以及人们在其中的行动方式，是构成我们日常技能和智能的基础。没有这些技能，我们就不配做人类。

身为人类，我们能做事，也能思考、说话、写下我们所做的事或者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有关智力的传统观点强调语言对于塑造和表达思想的重要性。我并不想否定有意识的思维或语言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把行动的重要性凌驾于两者之上。更确切地说，我认为人类生命的真正奥秘在于惯常而技能熟练的行动与有意识的思维结合之时。例如，早上骑自行车上班时，我很少会意识到自行车本身的存在，但会想起刚刚在家里发生的事，想起工作上即将发生的事，还会考虑当天打算或不打算做的事。只有当自行车掉链子时，我才不得不停下来并注意到它的存在，还会因为满手油腻、思路中断而顿生烦恼。如果我必须考虑骑自行车的事，我便不能关心许多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其他事情。我的日常生活也和其他人的一样，是由不怎么需要有意识思维的行动和需要进行有意识思维的行动所组成的。我们的注意力徘徊于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为什么那个该死的打印机这么慢？”）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认真考虑的世界（“我怎样才能让琼斯明白他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让论文通过？”）之间。只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给我们带来麻烦（比如打印机在关键时刻坏了）或是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比如琼斯同意立即去图书馆，让我多拥有了四分之三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时，我们才会有意识地考虑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事。

史前史因为缺乏文字记载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们对于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人们的技能熟练的习惯性行为缺乏了解，因为没有此类证据存留下来，但人们很少意识到这方面的不足。要制作一把手斧，你需要考虑石块的形状、为最终打造成手斧的样子而剥离石片的次序，以及随着石斧的塑形而调整动作等等。这项需要打去形状和大小准确的石片的技能，通过考古学家对石片的分析（假如他们方法得当的话）是可以直接被破解的。但要重现手斧制造背后的思维模式则是难度更大的事情，需要进行更多的假设，但仍然是有可能的。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曾一度被认为是使用工具造成的。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类拥有黑猩猩、大猩猩或猴子所没有的诸多技能，而这被认为是人类进化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起，简·古多尔就发现非洲坦桑尼亚的黑猩猩会把小树枝或草当作工具，伸入白蚁穴并钓出小昆虫来吃。西非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黑猩猩每天会花两个多小时把坚果敲开。它们会把坚果插进树根里，然后用石头或树枝把它砸开。敲开坚果并非易事，只有成年黑猩猩才做得到。年幼的黑猩猩则由母亲教导应该怎样制造和使用工具，但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这种技能。一些好用的石锤被藏在坚果树附近，黑猩猩能记住好几个隐藏石锤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当坚果树和合适的石锤在附近都能找到，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黑猩猩群也并非都会敲坚果。一群黑猩猩的某个个体在某个历史时刻获得了敲裂坚果的技能，并将其传给后代，但这并没有在所有群体中发生。不同群体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人类已观察到，不同地区黑猩猩之间的文化差别，体现为完成同样的任务却使用不尽相同的工具。如果黑猩猩在自然环境下掌握了技术，它们和人类的区别就荡然无存。但是，我认为两者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黑猩猩从未将物质文化作为它们社会关系的基础，而人类在建立社会关系时极少未用到过物质文化。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其一篇名为《礼物》的经典论文中，将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礼品馈赠称为“全部的社会事实”，意指人类的全部生活都根源于赠送和接受礼物的义务。莫斯发现从礼品馈赠行为衍生出来了三个义务——赠与的义务、接受的义务和回报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向他人赠送礼物（如成年仪式、婚礼或葬礼，以及为了进行正式交换活动而建立的交换伙伴关系）。如果我送你一份礼物，你很难做到拒绝它却不带有任何侮辱我的意味；而你一旦接受它，回报则是必须的。至于什么时候回报（太快看起来像是对关系的拒绝，太迟又像是你已经忘记或漠不关心），回报什么（必须好好考虑恰当的质量和数量），采用什么样的礼节，都必须做出巧妙的安排。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的翁卡就置身于新几内亚高地的仪式性交换体系里。当地人要举办盛大的公众仪式，赠送猪、贝壳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啤酒、钱和丰田越野车等。在这样的场合中，当地的“大人物”会熟练地运用花言巧语和表演天分来展示他们能够赠送得起的财富，以彰显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有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名为《翁卡的大摩卡》，就拍摄了一个这样的仪式性交换过程，这是整个交换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当地称为“摩卡”）。有时候人们也会进行同类物品的交换，比如斧头与斧头的交换。这种互惠的交换形式显示出关系远比交易物品本身的用途更为重要。礼品馈赠确实已被看成建立社会关系的一套系统，而并非直截了当的经济行为，它的意义可理解为：人们通过交换去维系与他人的联系，更为要紧的是巧妙地操弄权力关系，而不是去获得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许多社会里，交换物品的形式很多样，小到家庭内部的食物分享，大到群体内常见但社会意义不大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交换，更远及群体间大型的仪式交换（或偷窃）。对于这种交换，我们已经把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关系加以考虑了，但是物质的交换和积累对于许多社会互动来说依然至关重要。所有社会关系首先都是物质关系，但这对于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来说，就不见得正确。梳理毛发、交配和暴力冲突才是它们大多数社交活动的基础。它们的食品是分享的，但很少会交换。

50万年前的博克斯格罗夫人已能掌握非常复杂的技术（远远超过黑猩猩所能制造的任何东西），但这些技术有多少被他们用作社会生活的基础呢？我们不应该指望他们的社交活动看起来和我们的一样，也不会像黑猩猩的那样，让我们更想去发掘很久以前英国南部边缘地区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真相。近来有一种权威理论提出，社会生活是灵长类动物的智力基础。艾洛和邓巴已经发现了大脑尺寸与群体大小之间的相关性——群体越大越复杂，大脑的尺寸也就越大（或更精确地说，大脑占身体的比例也就越大）。大脑尺寸和群体大小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是因为灵长类动物的生活里最复杂且最需要思考的领域就是其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这比处理物质世界的任何当务之急都更为错综复杂。用这个思路去观察人类进化问题，就可以发现人类脑容量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根据人类身材的增长所对之预期的速度。在过去的100万年里，人类大脑的尺寸大大增加，正如它的构造愈加复杂一样，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艾洛和邓巴认为，大脑尺寸的增加是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全面，语言和物质文化两者结合起来，才使人类祖先拥有的身体与智力技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语言只是这个变化里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的要素，甚至也不是决定性的要素。据我们所知，工具的使用早在25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语言的起源时间还在热烈争论中，但肯定比工具的出现要晚得多。

物质文化已表明史前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也是我们的社交功能所需的各种社会与身体能力的历史。为了适应社会生活，我们需要具备一些技能和才智。我们认为比较聪明的其他物种大多数亦具备发达的社交模式（如灵长类、海豚和鲸鱼），但只有人类同时通过两条密不可分的途径——既操控物质世界也操控社会世界来发展其社会生活。为此，我们还融入了一系列人类特有的身体技能和心智能力。我们的生活是有双重维度的，有行为习惯也有需要考虑的事；我们有行动能力，也有思考和谈论的语言能力。思想和习惯并非完全对立，反而是以复杂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意识流。我们可以琢磨怎样骑自行车，怎样用更新颖、更好的方法骑；我们也能一边骑车一边思考我们的生活、宇宙和天地万物，只是要不时注意过往的汽车、交通信号灯和行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技术精湛的博克斯格罗夫的石器制作者是否会一边聊天，一边翻转燧石块，为群体内的人际关系悄悄忧虑，抑或为使用什么样的木材制造长矛而犯愁？还是她必须对石块全神贯注，除了打磨什么也不想，感觉身边的整个世界似乎都消失匿迹？手斧或长矛是否会被当成礼物？他们会不会像许多现代社会的人那样把某些肉块切给某些特定的人？这些原始人类彼此间会交流思想吗？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混合了意识思想和行为习惯的人类社会生活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成为人类

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我刚刚已经给出了答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是唯一一种通过物质来创造社会生活的动物。有些能力是现代人类共有的。所有人都生活在社会中，生活由必要的社会责任塑造而成——虽然社会责任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但是如果人们希望保留社会成员的身份，他们就必须接受、给予和回报。人们用物质文化创造社会生活，不单只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换，还通过食物、衣服、住房等各种形式的财富去创造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人类都有音乐和舞蹈这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也都会尝试通过药物、催眠和跳舞来调节他们的意识和情绪。人类创造并使用语言。尽管世界各地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差异显著，但人类的共性使我们联合成为一体，也使跨文化沟通成为可能。我们推测，但并不确定，这样的能力在4万年前已经存在。人类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博克斯格罗夫人及更早时代的人类祖先，且距今越遥远，就愈加模糊不清；人类生活的具体轨迹及世界各地之间的差异，亦复如此。

图6　过去500万年间的人类进化系谱图

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真正的人类呢？请不要为这样宏大的问题有不同答案而感到意外。我们对身体的使用，对物体的创造和掌控，还有我们的语言能力，对于了解我们的人性都至为重要，下面我将逐一阐释。

从解剖学角度来说，现代人身体的进化过程已广为人知。多数人认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12至15万年前首先在非洲出现，但此说法仍存争议。“晚近非洲起源说”（此处“晚近”为进化术语）认为，现今世界上所有人都起源自非洲同一个祖先群体，并在稍晚于10万年前的时间，从非洲大陆扩散至中东，然后从那里进入欧洲、亚洲等地。现代人发现了许多古老的人类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安德特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一种遍布欧亚大陆的适应严寒的古人类，可能是和博克斯格罗夫人类似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后裔。两者在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尼安德特人逐渐消失了（到底是被我们的祖先彻底消灭，还是无法和他们在相同的环境中存活无从得知，但已成为电视节目和小说猜测的主题），使我们成为唯一的古人类。而“竞争假说”，即“人类多地起源说”则认为现代人是由直立人（Homo erectus）直接演化而成。大约180万年前，他们从非洲迁出，进入欧洲（很可能）、亚洲和东南亚，甚至远达如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直立人与现代澳大利亚土著在头骨形态方面的相似性，比如都有突出的颧骨，使该假说得出了局部进化的结论，认为后来传入的现代人类在基因上只有很少的贡献。

上述两种学说——“晚近非洲起源说”与“人类多地起源说”，和其他讨论人类起源和多样性的理论一样，都鼓励对人类共性、人种差异和区域历史进行不同思考。“多地起源说”强调人类的差异，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同类型的种族——正如在欧洲和亚洲发现的那些一样——都各自拥有悠久的历史，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及其历史都各自独立并各具特色。但是要将土著人群与作为人类祖先的直立人联系起来也是很危险的做法，这样就会使土著人比其他群体更显“原始”。这一观点流行于19世纪的欧洲，在今天却备受质疑（参看第四章）。虽然倡导者仍顽固地为多地起源说辩护，但以化石和基因为主的种种证据都可以推翻该学说的说法。如果全人类都起源于非洲，那么非洲人的基因应该比其他地区人类的基因更显多样化。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非洲以外地区的现代人的基因变异性只相当于非洲人基因谱系的一个分支。这不仅表明我们都有共同的非洲祖先，而且所有非非洲地区的人类的基因很可能都要追溯到现今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期望会发现人类迁离非洲大陆的证据的地点所在。总之，人类基因的变异性是非常小的，远低于黑猩猩和大猩猩。有些人非常强调人类肤色、头发和脸形的差异，而这些方面只由非常少数的基因控制，而且很容易遮蔽更深层的人类共性。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证据也可以否定多地起源说，那就是从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出土的3个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中提取的古代DNA显示，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并没有基因上的关联，表明它们不可能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所有欧洲人都是从非洲迁移而来的，而这对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群而言也同样适用。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年代最早的“完成进化的现代人”的化石就是在非洲发现的，其他地区则相对较晚。与我们的直系祖先相关的一些石器工具的出土可能也能说明同样的事实。

大多数史前学家相信，完成进化的现代人全都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是我们合理解释现有证据的唯一方法。另一个难度更大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是：我们从行为上何时变成了真正的人类？我猜测，如果可以克隆出10万年前的现代人，给他们穿上现代服装，为他们洗澡和理发，让他们坐在公共汽车里，大概没有人会看出我们和他们在外形上的不同，但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古怪的行为举止。即使年代最早的现代人祖先也与我们有着相近的身高、体重和大脑容量，他们的四肢、眼睛、耳朵和大脑的活动方式也和我们没有区别。虽然他们还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身体能力和心智能力，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已学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们。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的关键论点上。所有完成进化的现代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和我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文化能力，却不一定已经学会或者需要锻炼这些能力。变成真正的人类不只和身体的能力有关，还关系到身体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是后者使身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展了许多能力。现在，所有人都与植物、动物和其他许多物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关系已经有数千年之久了。我们可以将克隆出的祖先带离公共汽车，教他们骑自行车。骑车事关身体和社会技能的学习，判断其他司机和行人的动向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他们原本不具备的技能，所以能让他们得到新的发展。人类历史是通过运用与生俱来的身体能力而不断得以扩展的过程，且由于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需求和价值观，人的身体也就被赋予不同的技能而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能力。我记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曾跟一个本地人努力学习过风帆冲浪，却以失败告终。这个本地人一生都与独木舟为伍，平衡感极强，又了解如何操纵风帆，这些都是我完全不具备的能力。他一踏上风帆冲浪板，就利落而惬意地越过海湾，而我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风帆拉离水面，却又马上跌落了下去，还抱怨风力太厉害，不给我这个新手面子。我们之间在这方面能力上的差距给这位老兄平添了许多乐趣。

史前史学家要学习的重要一课就是避免年代误植——不要以为过去的世界与现在的很相似，也不要以为虽然完成进化的现代人有能力做我们能做的所有事，他们就确实做了。因此，如何判断现代人运用能力的方式何时能让我们判定他们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都已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就成为一个经验问题。目前为止，答案一般是在6万至2万年前之间，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时期。正如克莱夫·甘布尔所说，此事关系到“他们变成我们”。甘布尔还认为，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变化是人们逐步从生活的琐事中解放出来，使得时间和空间在社会层面得以扩展。博克斯格罗夫人制作出了漂亮的手斧，证明他们具有生产极为实用的手工制品的高超技巧，也证明他们有了不起的审美诉求（对我们如此，对他们可能也是如此）。这些手斧由本地材料制成，也经常掉落在使用过的现场附近。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万至前1万年），制作石器时要先从很远的地方取得石料，甚至远达数百公里外。不仅如此，制造、保存、使用和交换石器等活动的链条也更长。那时的社会互动与用以建立社会关系的物质文化并不仅限于此时此地，手工制品也包含了一些与地点和重要人物相关的意义。“象征”一词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定义是“代表其他的一种事物”——比如红色代表血，“猫”这个词代表动物。象牙和骨头被雕成了人和动物的形状，黏土和石头被用来制成所谓的“维纳斯女神雕像”。现今俄罗斯北部宋格海尔遗址出土的一条项链是最后一次冰川期（大约在1.8万年前）的人工制品，由3000颗珠子串成，很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提升或改变了穿戴者的社会地位（图7）。

图7　戴着项链的宋格海尔墓葬人骨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制品包含的意义远超此时此地所限，使人类的社会关系跨越了时空。物质文化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若无他人的存在，一个人就无法以同一方式永恒存在。地点和人物很可能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和情感。

意义和象征不只依附于事物，也和语言——现代人类最后一个要素——有着密切关系。人类的语言是从尼安德特人或更早的人类开始，还是从现代人开始？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争论很多。20世纪60年代，教导黑猩猩讲话的尝试遭遇挫折。事实上，黑猩猩缺乏合适的口部和喉部构造，不具备我们的发声条件，根本无法说话。但是当研究人员改教它们学习手语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黑猩猩和大猩猩都能通过手语去表达关于自己、它者、物质世界、过去和将来的复杂概念。有关尼安德特人语言的许多讨论是他们能否像我们一样发声，但是由于缺乏咽喉区长度、舌头或上颚等方面的直接证据，讨论一直踌躇不前。不过即使尼安德特人不会说话，他们或许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和声音来实现彼此间的沟通。而这实际上不仅仅是身体能力的问题，也是社会需要的问题。旧石器时代中期似乎缺乏长久而深刻的一系列活动，使得人与物事之间的关系无法获得跨越时空的扩展和深化。出于某种原因，尼安德特人的社会也没有发展出进行语言沟通的复杂形式的需要。他们可能不认为需要进行类似于“记得5年前，我们杀了一头长毛象，现在我还用那头象的骨头打制石器”之类的讨论，然而一个现代人可能会说：“我珍视这张弓，因为它是我母亲用长毛象的筋键做成的。那头长毛象是她在5年前杀死的”。当然，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任何一个尼安德特人或者现代人的情感依附，但可以猜想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对人与物的依附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更甚，也更有能力通过语言去表达这种依附。对人工制品和人的深刻依恋来自于事物本身及其意义，同样也来自于谈论人和物事的语言。这使得生活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和那些虽然直接却只能部分表达人们感受的语言之间产生了某种冲突。这种存在于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在其他物种中却可能并不存在。

全面的人性是通过身体技能、物质世界和语言特殊结合而成的，这三项因素在大约4万年前初次以现代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

大卫·贝克汉姆当然并非舞文弄墨之辈，但他确实展示出了人类才智的关键要素。他在足球场上把身体与社会两方面的技能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很少人能够望其项背。正如萨拉·伯恩哈特所说：“如果我能说出舞蹈，我就不需要跳舞了。”舞蹈不会认为自己是比戏剧低下的艺术形式，只不过完全不同而已。足球也是通过一系列动作来表现的一种戏剧形式，评论员只能对它进行不充分的描述。史前史关系到这些良莠不齐的“表演”，也关系到人类在创造对我们有意义的世界时对身体的使用，而我们迟至现在才试图用语言把它们捕捉下来。古往今来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是吸引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动力所在，而这种多样化和差异的本质才是史前史谜题的核心所在。

第四章

各大陆的史前史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每个大陆都有其自身的史前史。正如我接下来要描述的那样，已有证据表明每个大陆的人类起源都可追溯到1.5万年前，且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人口没有出现大规模增加。人类存在的这种连续性为其文化与历史的连续性奠定了基础，甚至在历史极为短暂的生活领域，如神话中也体现了这种连续性。如果这种长期连续性的论点站得住脚（的确很有争议），那就意味着被普遍视为人类史前史上的一大变革——农业的发明并没有引发人口的大量增加或迁徙，各地区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发生迅速而重大的改变。在本章中，我首先会谈论一下能证明人类连续性的遗传学证据，这些证据源于全球人口迁徙过程和末次冰期的影响；接下来会对认为农业出现后人口增加而导致人类大规模迁徙的证据进行批判性分析；最后再提出一些分析考虑不同大陆上人与动植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多样化表现形式的新思路。以讲故事的方式解说史前史是要冒点风险的，更不要说许多史前学家对于这些证据本身就有不同解释。不过，强调大陆之间的差异其实也就是承认人类的同一性和多样性。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两条基本思路来理解人类的多样性和同一性。第一条思路来自19世纪中叶的社会进化论，它强调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相似性，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如何经过诸如采集、狩猎、农耕等阶段，进而发展成为不同国家和文明的整个进程。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赫伯特·斯宾塞、皮特·里弗斯到爱德华·泰勒，无不深受达尔文观点的影响，且被人类研究的诸多方法共有一个理论基础的可能性所吸引，这与他们想要把考古学和民族学建成科学学科的目标遥相呼应。史前史“向前向上发展”的观点的提出，原是建立在进步的信念之上，但其中隐含的一层意思是人类并非以相同的速度进步或达到同样的发展程度。只有欧洲人的后裔完整经历了全部历史阶段，成为理性、文明、民主和奋发向上的强者，剩下其他欠进步的群体停留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抱残守缺——比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个体农民或亚洲各地的“停滞”文明。

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上述有关人类生活的发展理论和同一性的观点对于许多人，包括某些欧洲人的后裔在内会没有吸引力了。

20世纪初，美国的博厄斯发表了一套与上述意见不同的理论观点，它们脱胎于德国的传统理论，强调不同地域的特殊性和人类文化的整体性。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后来将文化定义为经常重复出现的一组特征，例如人工制品、房屋、墓葬、食品等等，其背后则存在着很难通过考古学加以辨识的人类相似性，比如亲属关系、语言和习俗。这种文化历史观把世界视为一幅由多种文化形式拼合成的马赛克般的图画，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活习惯、世界观和历史；每种文化都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人类生活的特点表现为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布鲁斯·特里格尔的考古学发展史观强调在同一性和特殊性的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寻求折中，前者如19世纪的早期进化论，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得以复兴。博厄斯和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观强调不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卷土重来，对进化考古学在科学领域的雄心提出质疑，对西方可能出现的客观看法大加挞伐，强调要根据各自情况去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图8　胜利者的进化

今天我们的问题已经从为何某些人没有攀上进步阶梯的顶端，转变为人们如何为自己创造出了对其有内在意义的世界了。的确，现在很多人怀疑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单用一个框架结构能否全部囊括，尤其是用为了理解欧洲的过去而建立的这样一个框架。同样，人们之前对于技术发展的重视，现在亦多少由探究人类如何通过将各种各样的技能和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习得特定种类的社会、身体和心智技术，以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世界所取代。人类潜能存在于各方各面，范围宽广；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历史在发展出某些技能的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方面。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为人类心智的艺术大师，因为他们创造和保留下来大量的人类系谱和宇宙论方面的知识，却很少重视物质文化的创造和使用。这种文化形式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这种看法向以人工制品为主要考察依据的史前考古学家提出了挑战。但这确实提醒了我们，文化不能以单一尺度去衡量谁高谁低，孰优孰劣，而无视它们之间的不同。跨地域文化有比较的必要，但重点是比较彼此的不同，而不是用同一把标尺比较短长。

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书写史前史一直至关重要。我在这里试图采用一种取巧的说法：全人类既有共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能把我们区分开的东西。为了有助于理解我这样做的意图，让我们先来简短地讨论一下语言。所有人类群体都有语言。在人类社会里，儿童会自发地学习语言——我们能在学习过程中鼓励他们，但这个过程无需成年人助其启动；不论如何，它总会发生。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语言学界仍有争论）认为，语言不只是我们用以表达对于世界的想法和感觉的手段，也是用以形成这些想法和感觉的手段。如果语言作为一种“概念的工具”的形式，在全球各地不尽相同，那么人们不仅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谈论和书写世界，实际上还居住在自己的思想、感觉和信仰的世界里。因此，如果我们将两个语言不同的群体，例如说英语的人与澳大利亚土著放在相同的环境里，那么这个环境对于他们而言也截然不同。这是殖民地历史已经进行过的一项实验，结果使土著人群遭受重创。我们明白了这两群人专注于世界的不同方面——白人对金属资源、能否放牧绵羊和耕种小麦感兴趣，更不用说优质的冲浪和海洋环境；土著则生活在一个图腾世界中，但凡岩石、河流、沙漠、动植物等都是由梦幻时代的祖先所创造，因此在开发利用它们的同时，还要加以细心照料。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那样，人们不是仅仅通过语言在生活，而是通过熟练的行为模式；他们不是被动地感知世界，而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模式去塑造世界，正如世界塑造他们一样。人类的同一性在于我们通过物质这种媒介建立起彼此间关系的能力，以及我们创造语言的能力。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张力无处不在，那正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不同的语言、人类和文化形式，都有其自身更具本地特色的历史。这些历史，从大陆范围细化到各地，在不同层面上展开。而我要在这里探讨的，是各个大陆在塑造人类差异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人们普遍对与自己不怎么相同的人满怀恐惧和不信任的世界里，从时间和文化的角度去强调人类差异的程度，是一种危险可能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认可各种不同的语言、风俗、信仰、思想和感觉都有其自身漫长而深刻的历史，可能会使那些差异显得无法逾越。毫无疑问，差异可以引发不信任。同时，我们又都能做出同情理解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可以进入并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我们的探索精神至关重要，如果它始于跨文化交流的需求，则能够引导我们去探讨人类多样性的历史，而不是试图征服、否定或杀戮异己；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激励和挑战，迫使我们（无论我们是谁）扩展我们的概念范畴和人类的感受力。对我来说，这无疑就是史前史研究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目标。

各个大陆的史前史有何不同？这些不同是如何造成的？又是从何地何时开始的呢？在开始回答这些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到上一章中留待讨论的人类殖民历史上去。在所有大陆上都生活的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就是现代人。人类的扩张是独一无二的，且在过去的1.5万年或略少的时间内才完成（图9）。

图9　人类散布全球的迁徙过程

在第三章中，我们了解到现代人的祖先大约于12万年前在非洲出现，9万年前离开非洲大陆，公元前4万年前即遍布欧洲和亚洲。这一扩张的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人类至少于4万年前就已迁移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地区（也有可能早至公元前6万年前，年代还有争议）。虽然直到公元前6000年，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海平面较低的时期合并成一个被称为“萨胡尔”的巨大地块，这个地块一直被海洋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分隔开来。与达尔文同时代的生物学家华莱士提出过一个类似于进化论的生物演变理论，发现东南亚与澳大利亚的动植物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他提出的“华莱士线”将东南亚的有胎盘哺乳动物（猴子、象、虎等）与萨胡尔的有袋动物划分开来。大陆漂移的过程形成了华莱士所称的“超大陆”（由南极洲、南美洲、非洲南部、印度和萨胡尔组成），使得有袋动物在这块大陆上繁衍起来。随着这块大陆瓦解，南极洲漂移到南方，变得天寒地冻，导致全部动物死亡；其他的大陆碎片则撞入北美洲、非洲北部和亚洲大陆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原有的大型肉食动物迅速捕食了新来的所有有袋动物。大约在1000万年前，澳大利亚到达了它目前所处的位置，由于北部海域使其完全孤立，从而使得有胎盘哺乳动物无法进入。

人类是跨越这个巨大的生物地理障碍而进入到一个充满完全陌生的动植物（胶树、金合欢树等等）的世界的第一个物种。萨胡尔从赤道地区向南延伸到塔斯马尼亚南部的次南极地区，包括喜玛拉雅山以东最高的山脉群——新几内亚高地和面积广阔的中部沙漠，人类的新鲜感必因其南北纵深的宽广而变得更加浓厚。萨胡尔简直就是一个检测现代人能力的实验室。我们的祖先从容地在此通过测试，终于在4万年前，踏上塔斯马尼亚中部的冰河向北挺进，进入澳大利亚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温带地区，深入到沙漠和热带北部，采集狩猎，繁衍生息。不久，他们又到达了离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不远的群岛上。我曾经在那里发掘洞穴，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捕鱼证据和最早的人类岛屿居住证据，其年代比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岛屿上发现的人类活动遗迹都早得多。

与人类进入和穿越萨胡尔相比，人类对美洲的占据则有许多待解之谜，既无法确定确切的年代，也不知是否否同样轻而易举。跟其他大陆相比较，美洲的人类历史存在更多争议。有人说8万年前即有人类到来，但这并不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因为它本身就缺乏讨论的依据。如果说人类是从西伯利亚进入美洲的，那么南美洲出土的两个遗址则称得上是意外发现——巴西的佩德拉·弗拉达和智利的青山，可能比北美洲发现的任何一处遗址都要早，在大概3万年前就开始被人类使用。青山位于智利中南部，1.3万年前无疑是一个露天地点，物证都在泥炭沼泽中得以保存了下来，包括木屋的地基、一块乳齿肉、一个人类脚印、动物毛皮、植物化石以及木制和石制的工具等（图10）。

图10　智利青山遗址的复原

这一人类定居遗址使人开始怀疑早期居民都是游动的采集狩猎者这一观点，也显示出了该地居民与其他群体的贸易关系。但是，将该地认定为可能是一个2万年前的居住地会引发争议和麻烦，而且该遗址的发掘者汤姆·迪雷亥似乎越来越怀疑一点——在主层位之下可能是一个灶台和3万年前制造出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判断愈发受到重视。巴西东部的佩德拉·弗拉达遗址的年代测定为3.2万年至1.7万年之前。很多人（特别是北美的考古学家）对这个测定持怀疑态度，因为用以判定年代的木炭可能是自然火灾的遗物，而所谓石器则可能是从遗址上方悬崖顶上冲刷下来的石头，自然破裂后与人类制作的工具相仿。当然，这里也牵涉到考古学家的自尊心问题。他们花费了巨大的气力在北美洲寻找早期遗址，却没有得到公认的成果，而北美洲的专业考古学家的数量可能比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对于所有这些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来说，找不到潜在的早期遗址实在令他们很难接受。不仅如此，由于我们的常识表明人类是从北方进入美洲大陆的，我们自然期望看到文物古迹的年代是从北向南渐次递减的，而不是相反。

1932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镇附近，出土了大量石矛和灭绝动物骨骼。迄今为止，克洛维斯矛头在美国各州都有发现，北面远达北极圈，向南则直至南美洲。

图11　典型的克洛维斯石矛

放射性碳定年法将这些古物的年代定为距今1.2万年前，另外一个以矛头为代表物的福尔松文化则晚了约2000年。克洛维斯遗址代表着美洲大陆首次被人类真正占据。当时的美洲大陆被巨型动物群主宰，包括长毛象、剑齿虎、巨型驼鹿和一种与现代熊大小相仿的海狸，是一片对猎人充满了诱惑的大陆。人类是从现在的西伯利亚走进美洲大陆这一说法似乎再合理不过了。西伯利亚至少在2.3万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到1.5万年前，叶状矛头遍布在西伯利亚东北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部。在过去的6万年里，冰川作用造成海平面下降，在白令海峡至少形成4次陆桥（即所谓的“白令陆桥”），导致多种动物得以从亚洲迁到美洲。白令陆桥猎物稀少，阿拉斯加的一片荒凉和巨大冰原可能把人类吓住了。他们原本也可以选择沿着海岸，像人类最初进入澳大利亚一样，走海路南下，这样就能使青山等遗址的年代更早具备了合理性。如果南美洲遗址的年代更早，我会为他们感到高兴，但目前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根据叶状矛头在加拿大东部的分布情况，以及1.3万年前的青山不太像是人类早期迁徙时代的遗址的事实，我会把人类进入美洲的初始年代定在大约1.5万年前，这样就留出了人口增长的时间，因为3000年之后，以克洛维斯石矛为代表的遗址变得随处可见。

定下这个年代，就可以将其与欧亚大陆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虽然现代人在9万年前进入亚洲西南部，并由此进入欧洲，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在欧洲）表明，从最后一次冰期的冰盛期到大约1.45万年前，人类曾经和整个动植物群落一起迁移到了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和巴尔干半岛–乌克兰地区，只是在气温开始回升后才再次迁移回大陆。有趣的是，近来的遗传学证据显示，百分之八十的欧洲人都能够通过母系一方将血统追溯到大约1.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线粒体基因是后来融入的。这个研究结果十分惊人，因为有很多人认为，在大约1万年前，由于农业的发展使得食品供应变得更为稳定，人口数量增多，导致人口从早期的农业中心地区（不仅包括欧亚大陆的近东地区，还有中国、中美洲、南美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向外扩张，四面八方地迁往采集狩猎群体所生活的地广人稀地带。

这样，语言发展史方面的证据就变得相关起来，这方面最初的相关工作是由柯林·伦弗鲁完成的。1796年，印度首席大法官及皇家亚洲学会的创始人威廉·琼斯爵士发表了一篇有关印度文化的著名论文。他在其中介绍了印度的古老语言梵语和欧洲、亚洲发现的许多古老语言，如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性。

例如，“火”字在梵语中是agnis，在拉丁语中是ignis，而英语中的ignite一词就来源于此。欧洲的所有语言（除巴斯克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等为数不多的几种语言以外）、一部分亚洲语言（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和绝大部分印度语言一起被统称为“印欧语系”。琼斯认为这些语言的起源可追溯至诺亚方舟着陆之后人类的迁移，这种说法在今天很多人看来难以接受。但是，人们还是基于现今词形之间的相似形和词形随着时间发生的系统变化，努力致力于重建原始印欧语。历史语言学构建于一个令人惊奇而又无可否认的事实之上，即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存在系统性的语音变化，例如希腊语中的ph有规律地转变成了日耳曼语族中的b，因此希腊语中的phrater（意为“氏族成员，族人”）就演变成了英语中的brother（意为“兄弟”）。这种系统性变化使得寻找语言间的关联和重建历史成为可能。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继威廉·琼斯后差不多200年，伦弗鲁开始关注是否能将印欧语系的起源与考古学证据的变化联系起来。实际上，伦弗鲁期待着有一种能将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遗传学分析融合在一起的“广义综合理论”。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后，他相信在最近的几千年里，只有一个事件或过程能够成为这些相互关联的语言广泛分布的主要原因，那便是农耕的传播和农民的扩散。伦弗鲁及其他学者继而将这一“农业起源”假说加以扩展，用来解释其他分布广泛的语系的起源和传播，取得的主要成果有：认为遍及非洲西、中、南部地区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是通过班图农学家的迁移从西非扩散开来的；东南亚地区（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系，也就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和更加遥远的太平洋深处的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等地的岛屿语言最初是经由中国台湾的农民扩散开来的。

语言通过农业扩散的理论只是几个互相矛盾的假说之一。这个假说早在现代分子遗传学提供大量证据之前就已提出。它预测早期农民扩散到不同大陆的活动应会留下清晰的基因证据。但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至今并未拿出新石器时代迁移的重要证据，而伦弗鲁本人是首先承认这个事实的学者之一。欧洲人口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体现出的惊人的连续性促发了语言起源和传播的新途径的诞生，且这些新途径均与农业无关。欧洲人口的出现可能要远远早于农业的诞生，且欧洲在过去1万年间都没有新基因融入这一点就能证明。但这种连续性也不能向前延续至现代人初现的公元前4万年。1.5万年前，人类从冰川时期的避难所中走出，开始向外扩散，这使大多数欧洲人与首批迁移到美洲大陆的美洲人有长度大致相同的历史。虽然类似的人口扩散在亚洲也有可能发生，但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有人认为澳大利亚人由于沙漠面积扩大而被迫进入避难所，且在1.5万年前再度出现，但目前的证据也同样不足。随着末次冰期的气候变化，非洲也可能发生过类似的人口缩减和扩散。如果这样的扩散的确在所有大陆都发生过（目前还仅仅是如果），那么这些居民的祖先均可以追溯到末次冰期的结束时代。虽然晚近时期人口变动多有发生，但在过去500年期间，这种变动的规模都不大且局限在很小的区域范围内。

印欧语系的语言有没有可能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扩散，那时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物质文化有广泛的相似性，随后由于文化间的接触而得以强化甚至导致某种程度上的重新组合呢？这个设想会使遗传学的解释更合理，与考古学的证据也不矛盾，却无法在语言学界觅得知音（部分原因是如此久远的事情已远超出历史重构的范畴）。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设想能使这三个学科的大多数学者满意。同样，在南岛语系的分布区，遗传学亦未能提供中国台湾是南岛语系老家的证据。虽然中国台湾被认为是农业群体的来源地，但遗传学的证据却将该语系的发源地指向了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而该地区毫无农业起源的任何依据。语言学、遗传学和考古学之间的联系看起来丝毫不清晰，而且农业传播的假说也不太受欢迎，甚至在非洲都是如此。有些考古学家并不接受班图人迁移之说，遗传学的证据亦未得到很好理解，但显然是错综复杂的。澳大利亚的语言与澳大利亚大陆以外地区的语言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新几内亚高地），表明它们与其他所有语系之间自古以来就有差异。美洲土著的语言仍然众说纷纭。北美洲的纳–德内语系自成一个紧密联系的语言群体，据推测可能是晚近起源的缘故；但是美洲大陆其余的多种语言混为一团，完全无法进行分类，也没有清晰的一致性。

史前史没有文字可考，但是史前语言并非完全不能了解，以后来语言之间的相似处和差异的分布情况为基础的历史重构工作就可以发挥作用。从现代语言特征的分布可以追溯语言的历史，同样的推理过程也能应用到遗传学中，不过从古代骨骼中提取和分析DNA还存在诸多困难。但通过对现代人类遗传学特征的分析显示，各大陆的人类群体都有贯穿古今的明显的连续性。最大的例外是欧洲人大规模地取代了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土著居民。直至更新世晚期，各大陆的居民都生息繁衍起来，自此以后一直稳步发展，直到500年以前鲜有来往。基因的研究有效证明了人类的长期连续性，也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但语言的历史状况却依然莫衷一是。无论如何，在过去1.5万年里，有关连续性的普遍证据都为假定各大陆的史前史存在差异提供了基础。

农业的发明使人口扩散至整个世界的假说并没有得到遗传学和考古学的有力支持，这促使我们转向研究更久远的历史。这也有助于人们将一直以来对于农业的本质及其起源进行的重新思考继续进行下去。

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意指某种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的共同生活过程。现代人的生活就包含了与某些动植物和物质的紧密关系。在欧洲，人们以食用谷物和牛羊肉为生，但是这些被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依赖我们得以繁殖、生长和生存。这种相互关系常常潜滋暗长，而不是被突然创造出来。以特定动植物为食物的行为促成了烹调和消费等特殊物质文化形式；人类与其他物种的长期关系也促生了特殊的饮食、起居、器具组合，比如陶罐、石器、炉灶和房子等。与动植物生活在一起也意味着会创造新的人文景观，而且这些景观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田野和树林、沙漠和绿洲、热带雨林和人工清理出来的林中空地等等。共生关系也是人类为自身创造世界的过程，包括特殊的社区结构、人文景观、人工制品及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地方景观能够通过地方发展来创造，但是也有许多景观在过去的1万年里，会在人类之间迁移和散播。

在各个大陆上，人类和动植物都有着相互依存的历史。如果没有人类的技能和照料，牛羊群容易生病或遭受食肉动物的袭击；如果没有人的帮助，被栽培的谷物也难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单靠它们自己，苹果、豆类或胡萝卜的繁殖也难以为继。同样，密集的人口也需要这些物种来养活。作用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诸如老鼠、鸟、昆虫和肠道寄生虫之类的亲密的共生者。它们寄居在房子、田野和人体里，与人类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生关系亦以权力的形式存在，表现在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孩童、神灵与人类、群体的核心力量和边缘人物之间等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共生关系也关系到审美和情感，关系到身体的感官运作，即赋予某种人和事物以价值，从而形成互相信任的基石。不消说，各大陆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是不相同的，每个大陆的共生关系都有其特殊变化范围，对于共生关系的反应方式也是如此。

正如杰瑞德·戴蒙德指出的，由于在植被、温度、日照和季节方面的相似性，一块大陆上同纬度地区之间的粮食作物在建立联系时要比南北走向的地区之间更容易些。从乌克兰到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其间自然景观上的相似性远胜它和北方的森林地区或南方的沙漠地带，可能这就促成了这些地区间的旅行、交流和动植物及商品的流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在过去1000年里，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技术与资源的交流错综复杂，已经完全无法将亚洲与欧洲分隔开来。无论在哪个大陆，从别处引入新的作物或新的物质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必须在当地既有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被接受。

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食物。在20世纪，关于食物的思考重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强调食物生产转变为强调食物消费。戈登·柴尔德认为，人类历史上有3次大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无论是公元前3500年前开始的城市生活，还是晚近工业化之后的城市生活，都是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后农业发展的结果，因此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柴尔德把新石器时代的发生视为革命，是因为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栽培为人类提供了更加可靠的食物保障，使得环境变得可控，人类也不必像采集狩猎者那样听任环境的摆布。稳定的食物供应使得人们安顿下来，而定居生活则衍生了闲暇和需求，从而使人类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物质文化——陶器、纺织品、磨制石器和房屋，冶金技术稍后也应运而生。“人类从蛮荒的死胡同中逃脱出来是一场经济和技术上的革命，从此人类成为大自然积极的合作伙伴，而不再是它的寄生虫”（柴尔德）。农民不仅仅是通过对动植物的驯化来改变自然，同时也“创造了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新事物”（柴尔德）。陶器、羊毛和亚麻纤维便是人类对自然及其特性的认识更为理性的明证。柴尔德思想中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创新是其性别视角。“根据人种志的证据判断，上述所有发明（各种农业技术、酿酒术等）都是女性的贡献。制作陶罐用到的化学、纺织的物理学、织布机的力学和亚麻与棉花的植物学知识可能也都带有同样的性别标记”（柴尔德）。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重要性简直难以言表，它改变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柴尔德提到的所有发明都集中在生产上，他相信各种发明的好处不言而喻，一经出现即能得以广为接受。

我们现在知道，迈向农业生活之路并非一蹴而就，也没有表现出与之前生活方式的完全决裂。下面让我们仔细考察一番近东地区的一个遗址，柴尔德相信近东是欧亚大部分地区农业活动的摇篮。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发生在西亚，即从土耳其东部到黎凡特地区（指地中海东部附近诸岛及沿岸诸国）。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个水坝下面有一个大湖，湖水下面埋藏着一个被称为“阿布胡赖拉”的遗址。在建设水坝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这里曾进行过考古发掘。遗址的原居民可能拥有丰富的粮食资源和生活材料，包括来自幼发拉底河潮湿的河谷、附近的绿洲、草原林地和距离稍远的山边开阔林地的动植物。阿布胡赖拉有两个叠压的聚落遗址，前者的居民以作物栽培辅助狩猎采集，后者的居民则以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为主。这个遗址早在1.5万年前即为狩猎羚羊的人们所占据。

每年春天，波斯羚羊群都要从它们过冬的叙利亚南部迁往北方，经埃尔金关口到达幼发拉底河。阿布胡赖拉正是羚羊群转向西面时呈扇形散开扑向大草原的所在地。在至少3000年的岁月里，年复一年如期光临的羚羊群是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关键。

该遗址的居民住在由木头和茅草搭建的小屋内，制作燧石和骨质工具，用研磨石和杵加工处理野生植物。大约从1.1万年前起，也就是气候从末次冰期晚期的温暖变得更冷更湿润的那个阶段，人们开始种植栽培黑麦，可能还有其他谷类作物。伴随耕作而大量增加的草籽，正是田地耕作的一个可靠的间接标志。在1.15万年至9000年前之间，人们的生活可能有很明显的季节性。4月里，羚羊群的到来意味着这是一个密集屠宰的季节，有些肉可能会被腌制或贮存。同时，这也是需要采摘大量野草的季节。到了6月，黑麦就要收割。在7至11月之间的盛夏，人们则到山谷采摘谷粟和灯心草种子，到草原采摘各种野草和植物根茎，当然也不放过偶尔捕猎鹿和野猪的机会。有证据显示，女人比男人更多从事植物食品的加工工作，因为从女性背部和脚部骨骼的磨损可以判断她们生前多以跪姿承担繁重的碾磨工作；但有些男人亦会参与这类工作。在12月至次年4月之间，人们依旧采摘植物根茎，猎捕野兽。

图12　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人类活动年表

被驯化的动植物渐渐加入到人们年复一年的生活周期中，却并没有取代先前的采集狩猎生活。每年，人们要先把土地准备妥当，夏天播种，冬天除草，春天收割并加工食物。到1万年以前，该遗址的常住人口约为300人，形成了一个全新类型的聚落。在这个人类早期阶段，燧石和骨器都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说明日常生活相当稳定。炉灶固定在屋内的一个地方，从不改变，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而也都以近似的方式，围绕在它的周围生活度日。很显然，大规模定居的出现先于农业的发生，农业也并非突然间的发明，而是点点滴滴逐步融入并扩展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年度的季节变化规律为像黑麦那样的作物塑造了种植和收割的固定模式。栽培作物的种子可以用来做成粥和面包，跟以前所用的野生种子一样。正是基于这种工作和消费的连续性，新鲜事物才更容易融入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中。人、动物和植物在许多个世代里一起成长，对于彼此的习惯和需求都了如指掌。

然而，就其规模和延续性而言，阿布胡赖拉确是一个革命性的遗址，堪称末次冰期西南亚地区（或世界任何地方）为数不多的大型村落遗址之一。大量人口生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遇到新的社会问题。低密度的不断移动的狩猎采集者能够透过疏散来化解冲突和危机，有了争端，可以一走了之。而数百人互相依赖地住在一起却不能如此行事。伊恩·霍德认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驯化对象不是动植物，而是社会本身。他相信，如果新石器时代革命确曾发生过的话，那么它便是符号的革命，因为不同类型的房屋、石刻、墓葬、陶器（当它出现之后）等无不具有相当复杂的装饰和意义，而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其目的在于帮助处理男女之间的紧张状态。定居使性别关系具有一种全新的形式，也赋予生和死新的意义，因为生与死意味着个体进入和离开一个社区（关于前者我们所知甚少，关于后者却有许多来自墓葬的证据）。我们因此怀疑，这些居民拥有复杂的仪式活动周期，部分活动的周期是按年份计算的，也有的可能因偶发事件，比如死亡所引起。凡此均体现在器物的装饰、炉灶的位置和墓葬上。

阿布胡赖拉一期是一个大型村落形式的生活中心，由多所房屋组成，每所房屋又各自以炉灶为中心。人类的相互关系从这些新的中心，首先延伸到周围地区，然后发展至遥远的外地，正如海贝、黑曜石和其他舶来品的流动痕迹所表明的那样。这已经够令人称奇的了，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距今9400年前往后建造起来的聚落却又变得完全不同。房子用土坯建造，房屋之间几乎没有间隔，建筑物的布局、排列方式和建筑形式已经持续了差不多2000年。假如一所房子每50年更新一次，那么在整个聚落的历史中大约会更新400次。这个聚落相当庞大，在距今8300年至7300年前之间，占用了大约16公顷土地，容纳了大约5000至6000人，需要约1000至2500公顷的田地。他们种有5种栽培谷物（黑麦、二粒小麦、单粒小麦、面包小麦和二棱及六棱大麦）和扁豆、豌豆及野豌豆，从距今7300年前开始，蚕豆和鹰嘴豆也开始流行起来。房子的地板下面是人类的墓葬，妇女的墓葬远比男人的多。正如这个时代的许多遗址那样，人们重视头骨，经常将头骨从躯体上取下来，有时还会把它们包裹起来。的确，有许多证据显示，墓葬不过是在人死之后对其身体精心处理的最后一个阶段。死者通常会有随葬品，包括动物骨骼、骨珠和黑曜石，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距今7000年前后，陶器出现了，很可能引发了烹调和食物享用方式的全新变化。再加上陶器本身具有可塑性，通过塑型和器表刻画也能传达各种符号。房屋的墙壁和地面也被彩绘，这可能是定期举行的活动。此外还发现用黏土和石头做成的动物小雕像，这在亚洲西南部地区也非常普遍。

阿布胡赖拉这个庞大的土坯屋村落只是从欧洲东南部到亚洲中部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原始社区中的一个。每一个这样的社区都有许多共同因素，比如建筑物、陶罐、农作物和石器等等，但每个地区又都有把这些因素组织起来的特殊方式。我曾经在今土库曼斯坦地区发掘过一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村落，遗址位于伊朗高原脚下的卡拉库姆沙漠边缘地带，沙漠由此向北延伸了1000公里。这是一个由20至30间同时期的房子组成的小聚落，生产漂亮的彩陶，以单粒小麦为主要农作物，也驯养绵羊和山羊，却没有人类墓葬的任何证据。这可能是因为遗址上的建筑虽然是永久的，但人们并不在此定居，而是在低地和山脉之间来回移动，定期修建和重建他们的房屋，以至于到距今7000年前，遗址的房屋迅速了聚积，导致最高与最低的房屋之间的年代难以区别。目前由伊恩·霍德及其同事发掘的卡塔·胡玉克遗址是土耳其境内的大型聚落，从许多方面均能显示出其与阿布胡赖拉遗址的相似连续性，但它在房屋装饰、器物和墓葬方面表现出了更明显的象征性因素。人们在欧洲和亚洲各地建立起共同的文化基础，却又以当地的特殊方式来运用这些共同因素，以满足各自通过发展人与动植物及物质世界之间的新关系而产生的愿望和需求。

关于农业起源的传统观点强调发明的重要性，而现在则认为调整更为重要。任何新事物必须先融入原来的文化规范，才有可能被接纳。在许多情况下，调整意味着器物和动物物种的外形或功能要被改造，以求得与既有实践方式的调和。人与动植物以各种不同方式共同生长。农业与其说是一种发明，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彼此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杰瑞·戴蒙德估计，全世界约有148种重达45千克以上的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其中只有14种被驯化，这使我们对其他134种没有被驯化的动物感到好奇。更令人惊奇的是，全世界有20万种高等植物，只有大约100种被驯化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利用。尽管在现代农产品生意的刺激之下，近年来涌现出许多研究项目，但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新增的食用动植物种类。今天我们食用的大多数动植物都是在史前时代被驯化的。

戴蒙德站在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待驯化，关注的是食物生产。斑马躁动不安，灰熊大而凶悍，大象的繁殖又过于缓慢，均不易于驯服或作为高产量的食物来源。这些因素确实需要考虑，就好比非洲的食草动物很多，无需加以驯养一样。但是，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双方都应该加以考察，而不能单以非人类的要素为讨论基础。人类的婚姻偶尔也会因为一方的差错而破裂，但这比较罕见，更为普遍的是双方对成败均负有责任。在每一个大陆上，人类和动植物都共同生活了数千年。驯化是一个有用的词汇，因为它抓住了这个过程的相互性。驯化通常是指通过人工手段，使动植物在形态和行为上发生改变，以使它们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资源，更易于控制、饲养和加工处理。

我们已经详细考察过中东，现在让我们粗略地看看其他地区。关于非洲有一个争论，部分是由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所引发的，那便是：到底有多少事物是在非洲发明的，还是说生活中的所有要素都是从外面引进的？当人们去解释事物的时候，这些疑问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欧洲起源论的先入为主有多么严重。但是，最近有关牛和绵羊的基因分析表明，它们都可能是在非洲东部被驯化的。不过牛可能至少有两个驯化中心，另一个在印度某地，那是瘤牛的发源地。在东非，对牛的复杂的利用方式为人们如何独特地使用物品提供了绝佳的例子。虽然牛奶和牛血均很重要，但牛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还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表现象征意义的关键因素。这对古往今来的努尔人、丁卡人和马塞人等等来说无不如此。尽管绵羊是非洲大陆南部的主要家畜，但绵羊从没有获得与牛同样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公元前3000至4000年间，马、驴和骆驼均在西亚地区被驯化，其后引入非洲；水牛则在1000年前由阿拉伯人传入非洲。小米（珍珠小米和指形小米）首先在东非洲被驯化，然后传到亚洲。我最喜爱的水果香蕉是现今非洲某些地区的主粮，有很复杂的历史。香蕉首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地区被驯化，可能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即从东南亚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

图13　世界各地被驯化的部分主要动植物

我可以把这些驯化和迁移的物种名单一直罗列下去，但我不打算这样做。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东非的一群马塞人坐在树下，身后是当地驯化了的牛群，在吃过小米饭和烤香蕉之后，喝上一杯放了糖（一种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植物）的香茶。想想这顿饭中每一种要素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历史，其中只有最后两种是殖民影响下的产物（茶和糖）。世界其他地区也可以发现同样复杂的动植物驯化和迁移的历史，只不过时间和物种有所不同罢了。农业的很多发明并非出于实用的考量，而是听从味觉的支配。南美洲最早的驯化作物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前的沿海地区，既有葫芦、马铃薯和木薯等作物，也有鳄梨、胡椒和各种豆类等美味。这些美味食品与主要粮食作物一起，早在公元前4200年前即被引进到安第斯山脉的内陆遗址。每个山谷地区的居民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引进何种物种的选择。古往今来，食品都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不同山谷的人类群体在饮食方面形成了些许却相当显著的差异，从而标示他们之间的不同。正如安德鲁·谢拉特曾指出的，小麦、香蕉和马铃薯等后来成为主要粮食的作物最早可能是作为奢侈品被加入到饮食中去的，并以此形成多样化和社会差异。我们不能单靠面包来过活。在远古时代，面包可能只是正餐之外的一种特殊美味，那时候的谷物交易可能伴有某些社会仪式和影响。

无论是地方发展起来的还是由外地传入的，生活中的各种要素都会被人们组织搭配起来。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正如我们从晚近物种的引进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与本地生活逻辑相调适的过程。当茄属马铃薯（正如我们刚刚提及的，这种马铃薯约公元前8000年前首先在南美洲被栽培）在19世纪初被引入新西兰的时候，毛利人很快便接纳了它，这是因为甘薯（也是首先在南美洲被驯化，但至少1000年前就已横渡太平洋）已为人们所熟知的缘故。这与瓦尔特·罗利爵士把马铃薯（跟烟草一起）传入英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马铃薯起初在英国被当作观赏植物加以种植，因为种植、烹调和食用这种根茎作物的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更熟悉跟各种谷物打交道。当然，现在英国没有人会认为马铃薯是外来作物。虽然新的东西将来可能会把人们的生活引向意想不到的方向，但它们只有在打动了当地人民的心弦后才会被接受。被人类接受的新东西并非只有食物，陶器也是一样。陶器是一种极具可塑性的物质媒介，不仅因为其造型、彩绘和其他表面装饰形式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可能性，还因为其造型可与陶器内放置的物品的性质呼应起来，比如欧洲出土的鸦片形罐就可能是用来放置鸦片的。生活总是既包含了旧有生活方式的延续，又在探索着新的可能。

我把最有争议性的话题留到最后讨论：每个大陆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系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话在专业考古学家那里都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领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新时代及其精神旨趣，轻易地跨越了学术上的正宗与异端之间的界线。19世纪的思想家把历史视为沿神话、宗教和科学这个进化链条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且认为只有现代欧洲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实证性、客观性和有效性的科学。这种想法仍然挥之不去，使得人们相信如果考古学家对神话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就难逃包庇非理性信仰的嫌疑。针对仪式的讨论充斥在考古学著述中，但讨论更多的似乎是某些具有仪式感的行为模式，而信仰的内容通常被避开了。西方思想传统有两种看待神话的方式：第一种，神话与现实相对立，神话是虚构而不是事实；第二种，神话与理性相对立，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他们认为神话是比理性低下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研究非理性和不真实的想法与感觉，看起来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就好像我们期望自己的孩子从仙女或圣诞老人的故事里走出来，快快长大一样。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使我们研究世界的方法带有偏见，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许多非西方传统的人们而言，神话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更严肃地看待它。我用下列方式把神话与巫术联系起来。神话关心我们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神话无处不在地反映了人类时刻关注自身存在的价值；神话描述了人类、动植物和世界本身的起源，也可能论及世界末日及末日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神话谈论了人们应该怎样与他人及其他宇宙力量联系起来，也谈到了背离这些关系的危险性；神话时常使用夸张的语言和想象；它们不只是被讲述，也会通过行动来表现，使用各种道具帮助传达各种要素，还会借助舞蹈、灵魂出壳和药物等形式来增强表演效果。

巫术是神话的盟友，但它寻求调停和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和描述它。在许多地方，死亡都被认为是人为的，因此确认肇事者并将之绳之以法就需要占卜和巫术。同样，诸如金属冶炼或铸造这样的大动作也需要适当的条件才能进行，包括匠人的洗礼仪式、正确的符咒和咒文，这些跟控制火候和具备合适的设备同样重要。就像科学及其实践者的关系一样，对于巫师来说，巫术是一种客观力量，而不是一种主观条件，它具有调动世界潜能的力量。把科学和巫术相提并论，并不是要贬低科学或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而是把科学放在人类试图影响世界的更悠久的传统之中。科学与巫术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前者很少注意人类参与者的精神或道德条件，而这对巫术来说至关重要。将科学从令人困惑的道德观和宇宙观中剥离出来，大大促进了它的实践效率，这是巫术望尘莫及的。但这样做的代价也很明显，把道德问题与科学研究相分离，也就排除了对科学研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质疑。

每个大陆都有各自独特的神话和巫术形式。两者常常与某些物体相关联。例如，在北美洲，说阿尔冈京族、伊洛魁族和苏族语言的族群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与颜色以及表现这些颜色的物体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浅／深蓝绿色和黑色。红色代表反社会的行为，如暴力和战争；浅／深蓝绿色代表心智的意图、知识和存在的最广泛形式；黑色表示缺乏认知和自我。具有特殊颜色的物质——比如白色的海贝、做成珠子的豪猪刺、水晶、天然铜块、银块或彩石往往与地下或水下充当各个巫术社会的守护精灵（例如有角蛇、豹或龙等）关联起来。获得和使用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事物对于人类的福祉和自然界的繁衍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对待财富的观念也与欧洲人不同，他们更珍视药物，因为它能保证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必须妥善加以利用。当地人通过一种“置换”过程，把原来赋予地方物品的价值也转移到欧洲人的贸易品上。这个原史阶段的欧洲人通过他们带来的贸易品被吸纳进当地的关系网络中——物质性确是某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性的前提。从墨西哥远道进入北方地区的这些物质，暗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具有共同的信仰系统，甚至还包括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因为这正是美洲土著当初走过的地方。这些共同信仰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可能经由某些中心轴线把土地、水和天空等不同领域连接起来，巫师游走其间，以沟通各个不同领域的神灵。力量的概念至关重要，这也包括“药物”的力量，这是一套让人类受益的影响世界的方法。巫师与幻觉经验的重要性广为人知，同样重要的还有盛宴和礼物赠予，这些都是神灵赐福的明证。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力量和效能的概念处处隐藏在具体事物之中，因此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并没有西方思想中常见的水火不容。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整个澳洲大陆共同具有欧洲人所称的“梦幻”的信仰形式。在创世之初，祖先的神灵穿越地球表面，塑造出每个地区的特征，包括地貌在内，比如岩石构造、河流、树林、水坑、植物、动物（许多祖先以鲨鱼、野狗或蛇的面目出现，然后变成相关族群的图腾或神圣动物）和人类。“梦幻”不仅涉及创造环境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也包括指明正确对待其他物种和人类的创世神话。梦幻的踪迹遍布澳大利亚，体现在歌唱、绘画和舞蹈之中（布鲁斯·查特温的《行歌》一书为这种仪式活动提供了绝佳的例证），把相隔遥远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那些在欧洲人看来可能是纯粹务实的活动，比如打猎或采集，在这里却需要以尊重为前提和土地的神力联系起来。梦幻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遥不可及的古代。考古学证据显示，今天某些岩石艺术的主题至少有3万年的历史了。澳大利亚的主要考古证据——石器由于颜色、光亮以及原料的内涵力量，很可能被赋予了美学和精神的属性，因此给待在实验室里试图了解石器的加工和使用方式而非宇宙观的史前史学家带来了挑战。

欧洲、亚洲和非洲很少有这类广泛流传、普遍共享的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大陆之间业已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种宗教比如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交叉重叠。在欧洲，对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群是否共同拥有一个万神殿和共同的宗教与神话信仰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这方面的争论空间还很大。这里容我提出下面这个可能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传说由荷马书写的史诗——也许是最初记录下来的故事，并不仅限于希腊，也可能在广大的欧亚大陆流传。如果这是真的，伴随着文字发明而结束的史前史很可能就为我们了解欧亚大陆青铜和铁器时代的信仰系统打开了一扇窗户。

每个大陆上的人们都已经与当地的动植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羊驼、甘薯和辣椒构成了南美洲人的营养基础，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乐趣，这与非洲人依赖牛、小米和啤酒生活的情形并无二致，尽管内容并不相同。不同大陆见证了人们因地制宜地开发人类潜能的过程。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各个大陆的物质资源大异其趣，但也跟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巫术、神话和变形的逻辑分不开。每个大陆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相比，澳大利亚和美洲走上的道路与之完全迥异。各大陆在发展方向上的分道扬镳并没有阻止人、思想和事物在各大陆之间的流通，但这也意味着新事物能否被接受总是取决于是否符合当地的文化逻辑。

共生关系常常是缓慢、持续而非迅速发生和革命性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是说革命从不会发生。其连续性植根于自更新世以来人口的长期稳定性。就物质世界而言，我在本章中把重点放在了动植物方面，只附带提及人工制品。在下一章中，我将考察物质文化并开始讨论它与人类智能的关系，“智能”一词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全部技能和理解能力的简单综合表述方式。

第五章

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

河边站着一个人，冲对岸的人大喊道：“你是怎样到达彼岸的？”对岸的人回答：“因为你就在彼岸。”

身份取决于视角。“身份”的界定可能涉及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方面，可能还要用到某些微妙和不稳定的特性。身份亦由我们与其他物种和对象所形成的共生关系构成，因此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在任一关系的形成中发现起到粘合作用的社会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就人类而言，很少有什么东西比身份更重要，也很少有什么东西比身份更难定义。或许就是因为其重要性和定义难度，身份的议题对于撰写史前史来说一直非常重要。因此，人们一直专注于用图表绘制出人类进化成“我们”的过程以及测量我们与异类之间的距离。“我们到底是谁”或“他们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在面向他人和物质世界时采取什么行动的各种因素的混合，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源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身份和社会性这二者紧密相连，同时也与人类智能或感知力等概念紧密相关。下面我将以人类的身份认同问题为主线，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会将“身份”这个概念当作“经验行动”这一特殊意义来使用。首先让我们从“智能”这个关键的核心概念谈起。

人类智能的史前史

1832年12月18日，达尔文在南美洲南端火地岛附近的成功湾上岸。他乘着“小猎犬号”航船刚踏上这次改变了他一生的旅程后不久，就在这里生平第一次遇到了“野人”，感到震惊不已。他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有人的样子，在寒风中赤身裸体，对船只和船上的人粗鲁地咆哮着并做着手势。他怜悯道：“野人真是不幸的生物。”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崇拜，……各个不同的部落也没有政府或首领。按照我们的观念，这些人的语言几乎算不上连贯和清晰。他们的技能由于不能通过经验来改进，在某些方面可以比作动物的本能。”

导致野人缺乏这些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野性。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没有任何控制，理性因而难以推行；他们不能掌控自己，也就没有能力掌控周围的世界。火地岛居民可能在此之前就与过往船只关系不睦，他们的反应概缘于此，但达尔文全然不知，才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完全非理性的。增长理性，从而控制住了情感的野性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看待世界和人类进步的观念的核心。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了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类型学将人类的进化过程分为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层面，认为驱动巫术发展的是想要干预世界运转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期望，并以此达到干预世界的目的，在将其与科学过程进行比较时对期望的定位出现错误。

给智能下定义很难，智能的定义与给它下定义的人数一样多。不过，很多定义有其核心内容，从保存讯息、解决问题，到前所未有的创新的思想和行动，范围甚广。多数定义只关注心智，对身体的技术和能力方面的关注则比较缺乏。所以当你知道我要强调身体的技能和人类生命中诸如情感之类的所谓非理性的要素，并尝试用它们描绘人类智能的历史时，请不要感到惊讶。

我曾很幸运地在英国最著名的史前遗址之一——牛津郡南部尤芬顿的白马山进行过考古发掘。白马的形状由白垩石块堆砌而成，位于山脊之上，以其漂亮的外形和线条著称。

“白马”与其他大多数历史遗迹截然不同。古代遗迹一般因其形体巨大并具纪念性，能抵抗时间和天气的侵蚀而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构成白马的白垩石块需要照料，如若不定期清洗它，除去污损的石块和杂草，换上新的白石，它就会消失在英格兰南部雨水充沛的绿色植物里。人们对白马底部最后一次暴露在阳光下的沉积物进行测年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白马可能已有3000年的历史。从青铜时代晚期建造至今，若每10年需要清洗一次的话，至少已经清洗300次了。今天，该遗址为国家信托公司所有。他们为那些不堪都市生活重负的人开设了户外课程，人们可以付钱参加一门压力舒缓课程，当中可能就包括清洗白马。回到19世纪中期，洗刷工作由尤芬顿的村民完成，这是每年“五月庆典”的节目之一。村民还会进行把奶酪滚到山下、赛马和危险的“背后穿刺”游戏，即用木制武器把对手的头部刺出鲜血。在托马斯·休斯的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就有对清洗活动的生动描述。在他所著的另一本名为《清洗白马》的书里，对此有详细的细节描绘。新的铁路系统建成后，这些诞生于19世纪的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前来参与。相关的历史文献只能将清洗活动的历史追溯到16世纪，我们对更早期的清洗活动的本质只能加以猜测，而这一活动即便在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到来后也没有终止过。

图14　尤芬顿的白马山

白马与人类智能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创造白马或在3000年间每10年清洗一次，与任何解决问题的智能概念均不搭界，但它确实与通过物质世界的操作来悉心维持社会关系的一般概念相符合。清洗白马不是一种机械行为，而且马的意义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幻莫测——通过使用一个符号来建立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创造新的符号一样困难。不论青铜时代的人们创造白马的动机为何，我们可以相当肯定舒缓压力不在其中。

对于审美方面的考量，包括物质世界对感官的冲击大概是问题的关键。暴露在地面上的洁白无瑕的白马与周围的绿草形成鲜明对比，很可能是一套更广大的象征体系的组成部分。当早期铁器时代的人们紧挨着白马在山顶构筑堡垒时，堡垒的防护墙就是由白垩石块砌成。从远处眺望，白马和白色的堡垒相映成趣，蔚为壮观。这一景观经由在万绿丛中自堡垒向南挖进白垩地层数公里之长的一条白色沟得以强化。操纵我们认为是美感的东西，对于创造具有特殊价值归属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当然所谓“价值”是就比较宽泛的意义而言。就此案例看，我们虽不能肯定白马、山顶堡垒和线型沟槽的价值何在，但是从土地发散出来的权力与景观混合在一起的某种东西，对理解马的图案却具有决定性。景观的颜色和特质如何反映在衣服、房子和人工制品上，我们只能依靠推测，但住在不列颠这个地区的史前时代晚期的人们很可能生活在一个由陶器、金属制品、木制品和纺织品以及歌谣、故事和舞蹈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审美世界里——在当地家庭甚至更高的社会阶层中，这些物品的制造和交换大概有助于把价值依附到他们的人际关系里。的确，在史前时代晚期，不同的物品从外地涌入不列颠，如琥珀来自波罗的海，珊瑚来自地中海或红海，金属来自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区。人们的视野是开阔的，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地位取决于他们经营和操纵从不列颠到欧洲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取决于他们是否有高超的品味，从而在恰如其分的社会场景中陈列他们的青铜制品、黄金和琥珀。通过操作陶器、金属制品或纺织品以形成社会关系从而塑造世界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白马山上的集会不过是此地举行大型社会活动这一古老传统的孑遗。可以肯定这项活动的意义随时间会不断变化，但却都具有一套取悦宇宙力量和提升群体形象的复杂动机。

人类智能是人类与物质世界创造性的结合，这个说法可以关联到我在第三章中提出的关键论点：我们人类是会通过塑造物质世界来构建社会生活的唯一一种物种。清洗白马是一种没有多少技术要求的行为（连我都做到了），但我们却需要对这一持久的社会影响有深刻的理解。人类智能不仅包括技术上的复杂行为和社会创造性行为，还有可能是社会和物质的各种不同组合。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加尔用“迷人的技术”一词来强调人工制品及其制造过程可以使人们生起惊奇和敬畏之心。人工制品引发了人们惊奇情绪的力量，强化了制造者的威力，就好像一个有技术知识和通天能力的人能够把天地之精华注入他的作品中一样。尤芬顿的白马是一件令人着迷的物体，古往今来一直引人遐思也令人向往。从这个意义上看，制造者的力量还在持续之中，而他们最初的意图可能并非如此。

因此，我与达尔文的意见不同——过去的人们并不野蛮，他们并没有因为缺乏先进的理性能力而被无法自持的情感所控制。情感可能是强大的，偶尔会压倒我们；其实思想也是如此。正如思想是不可预测的、非线性的和不可控制的一样，情感也并非想来就来、无法预测或不受约束。我们可能会突然受到某些想法的震动，也可能会控制某种情绪。但是，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而言，人类历史就是理性逐渐战胜情感的过程，这种观点在今天多少还有些残留。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思想和感觉怎么办？灵感乍现是一种强大的智慧和情感体验，它来自于对世界的崭新感觉以及用言语和物质塑造世界的全新可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可预测的情感生活，而强大的情感，若不是由于突发事件，便是通过仪式行动中的刻意激发所引起的。“仪式”和“始料未及”的确相互关联，正如许多仪式的设置目的就是处理突如其来的死亡、传达诞生的喜悦或从少年向成年的过渡。

发生转变是智能的核心意义，转变的重点是要同时掌控物质与社会世界。转变也是伴有巫术和仪式的危险过程。西方强调因果关系的观点通过所谓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把物理过程与人类的社会关系分隔开来。金属制品的生产需要理解高温技术、矿石及其化合物的化学知识，以及生产青铜或钢所需的材料组合和正确步骤。西方人把生产者视为技师，他们对整个物理过程拥有或多或少的经验和技能，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们的宗教信仰或禁欲的程度对金属生产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于许多非洲锻工来说，金属生产不过是更大规模的生产和转变过程的一部分，不仅与其他形式的物质生产，如烧制陶器有关，也与怀孕和生孩子密切关联。许多非洲人的世界观是把人类的繁殖、食物的生产加工以及工艺制造视为一系列转变的循环，即通过人类和神灵世界的合作保证人类的福祉。西方人倾向于把技术和巫术分开，认为前者是对物理因果关系的经验理解，后者则纯粹是没有意义的戏法，而它的重要性不过是在心理上使锻工相信事情进展顺利。对于很多非洲铁匠来说，冶炼是一个类似妇女分娩的过程。许多高炉用女性符号装饰，男铁匠担当着父亲的角色，女性则被严格地排除在整个冶铁过程之外，其间也禁止铁匠和女性之间有性接触。他们通常都会认为性交会产生热，女人的血和男人的精液因加热而生育孩子。烹饪的时候，热的使用对人类生活也非常重要。由冶铁产生的热是温度极高极危险的。铁可做成武器和用于暴力，使其成为危险物质，所以对于铁匠来说，任何不和谐的暗示，比如在铁匠铺流下一滴血，虽然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小意外，但亦被认为能导致工作失败。虽然铁匠对于工艺的专门技术和仪式的常识不加区分，对于科学与巫术也不加区分，但必须对整个工艺流程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而西方人会对这些内容进行分类，认为它们要么可以给人们的其他生活领域带来影响，要么就是应被遗弃的无用之物。

我们从19和20世纪的人种志中了解了一些近代锻工的技能和知识，也了解过在工场和工具上常见的象征符号，因此能够根据某些相同的象征符号追溯到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事实上，和冶铁相关的各种信仰广泛分布在亚撒哈拉沙漠地区，并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我们已经知道，在史前时期的非洲西部和南部，炉膛内发现有乳房和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而某些地区的炊器上亦发现类似的装饰，它们在加工过程中也要承受热的作用。现代西方思想被认为是铁器时代初期以来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这对于至少1500年前就参与冶铁业的非洲人而言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冶铁术也许只是代表了创造新型人际关系的一种可能性，代表了“世界能够转变”这一理念的拓展。这并不是判断西方人和非洲人对于金属制造的认识哪个正确，或是把它区别为科学和巫术的问题；两者都有它们的效用。不过从某个方面来看，我认为非洲人的概念更为实际。如果人类是唯一一种通过操纵物质世界来建立其社会关系的物种，那么强调人和物的共同创造就使得物理过程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综合本质更显合理，因此生孩子和金属制造就有可能存在微妙的关联。人类利用智能来思考怎样将物质的和社会的关系共同转化，该过程包括对物质和社会过程的理解。西方科学只洞察物质过程，却丢掉了理解物质世界和人类怎样合作的“巫术”。学习史前史可以帮助我们找回某些已经消失的巫术。

转变不仅发生在人和物上，也表现在具有审美特性的各种人工制品上。在欧洲，史前青铜制品很可能做成了耀眼的外观以达到金银般的效果，只不过在埋葬了4000年之后，这种效果已难以再现。从青铜到黄金造就了一系列贵金属制品，这个系列甚至延伸到了模仿青铜器的陶器上面。在中国，青铜器的表面颜色常为绿色，这或许是玉器的重要性使然。他们对玉器的偏好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或更早。约公元前65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制造的萨麦拉时期的彩陶罐上，有模仿篮子的纹饰，说明篮子早在陶器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把粘土涂抹在篮子的内壁上加以使用可能促进了陶器的发明。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模仿红铜匕首的精致的燧石匕首，前者在遥远南方的德国北部平原和中欧地区很流行。

在西太平洋地区，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萨摩亚一带，在公元前1500年前的拉匹塔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复杂的齿状纹饰，可能模仿自人类皮肤上用齿状工具做成的纹身。一个有纹身的人，拿着带有同样复杂图案的陶器，一边是粘土，一边是皮肤，相映成趣。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在死后都和动物埋葬在一起，并且以相同的方式加以处理，表明动物和人可能存在意义深远的共通之处。物品、人和动物可能有天生的分解不开的联结，这些联结跨越了我们所定义的某种人工制品的范畴，开启了一个更大范围的联系网络，以考验人类的美感和技巧。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人类的审美各不相同，正如各个大陆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一样。

人类学者对物质世界各种区别——闭上你的眼睛，再摸摸你的衣服，看你能区分出多少种质地的布料。其他感官也是如此。透过嗅觉，你能知道有多少种饭菜吗？你能从楼梯上的脚步声区分出你的每一位家庭成员吗？你能看见多种蓝色吗？我会将这些区别称为美学，尽管这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它们是我们赋予世界的价值，使我们以特定的方式活在世上。价值需要通过感官的教育来学习。此类美感特质乃是人类通过和世界互动所激发的反应。我们的情感依附于感知——楼梯上的某些脚步声可能使我们放松或恐惧；蓝色可能具有某种奇迹或神圣的意味；某种气味可能会令人顿生厌恶。“感觉”一词有效地捕捉到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情感之间的某些连结——对某物的身体接触可能会与某些事情连接起来。没有感知到任何东西亦可有被伤害或沮丧的感觉。感觉可以是不确定的、试探性的和直觉性的，例如我们可能对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处境“就是感觉不对劲”。感觉是我们识别世界的智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与理性思考相当不同，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混杂了身体和情感的感受，这对引导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

图15　斯堪的纳维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燧石匕首

智能并不仅仅是人脑的运作，也涉及我们所有的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等单个或联合作用的感官。我们的感官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加以训练，才能懂得如何鉴识青铜的颜色变化或红铜匕首的质量。联觉是指把各种感觉混合起来的一种状态。对某些有这种状态的人来说，不同形状可能有不同味道，不同声音可能代表不同的颜色。这种跨越不同感官的状态既令人困扰，也可以是具有创造力的。有些文化就很重视用这种多重感觉感知世界，处处都可以进行类比推理，其中以中美洲文化最为明显。在前哥伦布时代的中美洲（墨西哥及其南面的近邻国家），只有铜、金和银等金属，这些金属都无法做成锋利的刀刃，所以人们就寻找其他替代物质。火山玻璃，即黑曜石，是用来制作切割工具的主要材料，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和传播，比如西太平洋地区从2万年前开始使用，中东地区至少从1万年前开始，东非也远在数千年前。黑曜石是玻璃的一种，与其他形式的玻璃同样锋利，今天仍用于精细的眼科手术。对于史前史学者来说，黑曜石的最大优点之一在于不同石材的化学特性是有区别的，从而使得我们可以追溯黑曜石工具的来源，可以重构长阶段的贸易模式。为了找出中美洲过去3000年间的考古遗址中黑曜石的来源，并探究黑曜石制作方法的变迁，学者们已花费了不少努力。黑曜石的功效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理解（接下来我会返回到经济方面讨论），但其他方面的要素亦需要考虑，其中有两个方面就值得强调。首先，它与火山有关，因而也与地下世界有关，这个联系因为较晚的史前人类向地下开采它这一事实而被加强。再就是庙宇时常设置在火山附近，认为它是靠近地球的毁灭性力量。神圣、创造与毁灭之间的联系帮助解释了形成社会关系的黑曜石的力量。至少从史前时代晚期开始，黑曜石刀就被用作杀牲和献祭的工具，用来杀死祭品，取其心脏。阿兹特克人用黑曜石镜子作为占卜的巫术工具，以便与神祇沟通。这种方法在更早以前及后来的殖民时期都在使用。

黑曜石的神秘力量部分来自其罕有的锋利特性，这种力量经由与宇宙的创造及毁灭的力量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黑曜石也因为比喻和玉发生关联，玉是统治者的财富，能为土地带来绿色和富饶；它还用来跟绿松石相提并论，可以沟通神明，释放烟雾，像云一样遮蔽蓝天。西方经济学概念有一套靠用途、劳动力或稀有程度等来衡量价值的尺度。假如你想用一个人的心脏来献祭神明，黑曜石就特别有用，但是它的价值来自于各种神秘的联系而非实际用途，它能赐予神秘而又强大的力量，能够从数英里之外影响人际关系。物质文化并非只能通过单一感官来感受，而是可以通过多重感官而形成，它让我们对世界作出联觉反应，输入各种感觉然后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皮肤能够感觉黑曜石刀片的锋利，眼睛可以看见它的颜色，耳朵可以听到刀锋的裂帛之声，放在手上可以感觉它的重量，所有这些都汇聚成我们对于这件物体及其潜能的感知。

经济学像科学一样将人和物分开，或者说只允许其在满足人类需求这个方面以特殊的方式结合。对物质需求的强调可以让我们理解到人类较晚近的历史是以人类的基本需求为首要动机的，这是由于某部分人将人口增长和资源不足的情况加诸于其他人身上。但是在更早的时代，当人口较少且权力结构不容易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者一贫如洗的时候，为人们提供食物和住所，满足每个人的热量需求反而相对容易。超出需求和功用之外的价值流行起来后，物物之间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重重叠叠、纠缠不清。在更广义的人类价值还没有那么重要，且尚未让位于赤裸裸的需求之前的史前时代里，纯粹进行经济分析的作用很小。许多在现代世界久经考验的分析工具，比如经济学方法，用于分析史前时代的价值时却变得愚钝无力。

性别与性

由物的感官特质所引发的审美价值影响着人们作为社会性生物的存在方式。上面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与事物有关的价值，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与身体有关的价值。所有人类社会的一个共通之处是性别的区分，但我们说所有人都会区分性别，并不是说所有人的区分都是相同的。近年来，一种性别分析的常见观点认为，文化上的性别是由生物学上的性别区分形成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在生殖器、身体大小和形态等方面的差别是建立性别的部分原材料，但并不意味着仅此而已。许多群体区分出了两种以上的性别（如印度的“海吉拉斯”或美洲土著的“双灵人”是两个非男非女的著名例子），对于某些人来说性别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由个人所处的情境派生出来的。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阴茎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分娩，使阴茎成为一个临时的雌性器官，而不是纯粹的雄性器官；在成年仪式上，从阴茎上抽取的血也被视为与月经血类同，对男人而言意味着生殖能力和女人不洁的危险。

纳普和麦斯乔尔曾经考察过塞浦路斯在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人形塑像的一系列身体表征。

他们认为这些小塑像提供了某种线索，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期作为个体的含义，检讨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经验是如何滋长出来的，自我的感觉如何通过年龄、地位、性别或族群认同而变化，以及身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或空间里积累的文化经验。虽然某些人形塑像既有阴茎亦有阴户，但有些研究人员还是将它们按男性或女性来分类。他们也对红铜时代的石坠饰与青铜时代泥土塑成的板状人形塑像之间的差别表示怀疑。一些人会将这些人形塑像视为母神，但是纳普和麦斯乔尔则认为很多人形塑像是为了试图去协调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特征，而不是强调差别。青铜时代的小塑像逐步强调个体装饰、首饰和面部刻画，后者被诠释为面具、纹身或脸部装饰。青铜时代大量的个体墓葬与较早时期的集体墓葬形成对比。对个体定义的提升亦与聚落规模和聚落数量的增加、工艺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的繁荣和社会精英的发展这个大背景有关。纳普和麦斯乔尔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个体性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提并论，更不要把人们看成按照性别、年龄和等级划分的固定不变的群体；相反，我们应该将它理解成一个社会流动性很强的时代，性别和其他认同因素都有很大的变化空间，人们可以从中选择发展他们各自的人格，甚至可能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重新检视和改变这个选择。人们通过首饰、衣服、化妆品或纹身在身体上留下物质世界的印记，但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灵活和巧妙的特点中汲取而来的力量对创建显著的社会范畴至关重要。

性别是被创造和表现出的特征，而不是通过生物学上的意外事件而遗传下来，也非一生不可改变的事实。性别认同的创造可以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且需要广泛的物质支持。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所谓的维纳斯女神小塑像广泛分布在现今的乌克兰和法国境内。这些制作精巧的泥塑或石制雕像被视为母神，与人们的生殖繁衍和文化景观密切相关。近年来，有人认为这些小塑像所表现的是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月经前和闭经后的状态，而且可能仅用于女性形式的教育和成年仪式，教导女孩认识女性的身体。小塑像可能由女性秘密制造和使用，因此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某些隔阂。还有一种可能，正如在当代世界的许多情况下一样，小塑像也可能在男孩的成年仪式中使用，其女性繁殖力和怀孕的内涵作为大众社会再生产教育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话，男性特质可能是通过与女性身体的关联而建构起来的，暗示了性别与性的互补性，而不是通过秘密的女性成年仪式塑像唤起性的欲望。无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性别关系是怎样的（把它确定下来显然是困难的），似乎性别角色和关系都是以物质形式如小塑像扮演，而不是通过身体的生物特征来直接解读。

图16　塞浦路斯的德黑尼亚出土的红色板状磨光陶制的双头人形塑像，展现出了个体的面部特征与首饰装饰

在如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下维斯特尼采遗址发现了一个维纳斯小塑像。这是一处末次冰期冰盛期的大型露天遗址，其中有许多人类居住遗迹和墓葬的证据。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浅坑状的墓葬，里面并排躺着3具人骨。

外侧的两具人骨在解剖学上表现为男性，而中间的一具则未能确定性别，但可能是女性。他们平躺在地上，身上有燃烧过的树枝。衣饰还有残存，包括穿孔的贝壳、狼和北极狐的牙齿。尸骸上撒着红赭石粉末，头部周围最为明显。中间那具人骨在她或他的大腿之间有一团赭石粉末。左边那具人骨将他的手伸至中间死者的裆部，有一根棒子穿过他的骨盆到达尾骨。虽然他看起来正注视着中间的死者，但她或他却转过身面向她左手边的人。体质人类学的分析揭示，位于中间的死者患有一种先天性的臀部疾病，称为“髋内翻”，会引致轻微的跛行。墓葬布局必然诱导人们视中间这个人为中心，其生理特征与众不同，模糊性和差异性使得人们对其更感兴趣。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墓葬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它可能是庆祝，也可能是对性侵犯的惩罚（按照如今的流行解释，这像是小报经常披露的某种三角恋爱关系）或者意外死亡。两具人骨的盆骨部位看起来非常突出，使我们联想到性，而大量红赭石粉末的存在可能与血、月经或其他方面有关系。正如《卫报》新闻记者南希·班克斯–史密斯在一个部分内容涉及这个墓葬的节目中聪明地说：“他们被埋葬在密码中，而我们已经失去解码的钥匙。”

下维斯特尼采的墓葬结合了性的暗示和性别的暧昧，强调这两方面在许多时空里对于赋予人类行动的价值来说至关重要。性和性别是身体的物理性质及其社会影响的结合点，混合着我们试图分开的身体的生物属性和文化活动范畴。以这种方法区分自然和文化过于复杂；两者都无法成为对方的基础。下维斯特尼采的墓葬表明当事人本身及整个社群都具有颇有影响力的经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是何种类型的社会背景会导致三人埋葬的出现，但是从人骨姿态来看，他们似乎是在尸僵消失后才被埋葬，暗示了整个埋葬过程不甚迅速的事实。该过程涉及的物质的物理特性在其造成的影响中至关重要：当为他们穿好埋葬的盛装时，身体刚开始腐烂，扮演沉默的哑剧角色对于生者来说相当重要；赭石的抛撒可能混合着真正的鲜血；一根木棒穿过其中一个死者的身体，而在葬礼尾声中火焰的忽然咆哮则可能让三位死者的姐妹、兄弟或父母们已经绷紧的情感神经更加紧张，而我们只能猜测这些情感——可能是快乐、恐惧、厌恶、解脱或所有这些情绪的混合，也感染着社群中的各个成员。我们的身体是快乐、幸福、痛苦和悲伤的场所，但身体并不完全是感觉的私人剧院。它们常常会通过性行为、身体接触或间接通过感觉和情感的教育而与其他人的身体发生联系。感官经验的运用往往是社会性的，如成人仪式经常包含着痛楚或舞蹈那样的表演形式。性和性别是身体存在和行动的两个层面，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极为重要。史前学家难以破解这些远古的身份密码，但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值得我们付出努力和心血。

图17　下维斯特尼采遗址的三人墓葬

探索

认识世界的智慧的途径部分是通过接触新东西或创造新事物达到的。对世界未知之地的探索和殖民扩展了人们的社会和自然知识，创造了各种新技能。正如我们所见，除了南极洲的部分地区之外，现代人在过去4万年里占据了整个地球表面。世界上最后一次大范围的人类迁徙并不发生在陆地，而是在太平洋。人类生活扩展到太平洋地区，创造出适应该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独特的身体技能和感官知觉，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欧洲人认为，海上航行和导航的能力是一系列技术发明和革新的结果，明确自己的经度所在的能力乃是综合定时器、天文观察和航海图的结果。在距今3500年到不足1000年间，史前人类是怎样横渡太平洋这个最大的海洋，占领了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等地的呢？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都有一段漫长的史前史。

1985年，我正在发掘一个名为“马顿库普库姆”的遗址，那是一个干旱的大洞穴，位于新爱尔兰岛的东岸，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面积较大的一个近海岛屿。洞穴位于受太平洋海浪冲击的暗礁之上的数米处，我在发掘时远眺洞外的风景，深知横陈在我前面的是地平线后面数千公里的大洋。下一块可着陆的地点是吉里巴提（以前称为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诸小岛，一不小心便会错过这些岛屿，然后又是一望无际的海洋，直到北美洲的西海岸地区。马顿库普库姆遗址位于高出现代海滩台地上的珊瑚灰岩的大洞穴里。它的名字可译为“雨燕洞”，因雨燕在洞顶的裂缝里筑巢而得名。此洞穴是雨燕在全球长途旅行的其中一站。马顿库普库姆洞穴的中央有一根钟乳石柱，据说其上附有一名妇女的灵魂，满月的夜晚可以在暗礁上看见她，但她是慈祥的灵魂，所以洞穴也不会被当地人视为危险所在地。随着发掘的进行，我想知道怎样将洞穴里的发现融入到人类占领太平洋的故事中去，人们当初又是如何跨越这个广阔无垠的大洋的呢？

图18　太平洋地区

图19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爱尔兰岛上，正在发掘中的马顿库普库姆洞穴

这个洞穴拥有许多令人瞩目的发现，其中一些与流传中的太平洋开拓故事迥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马顿库普库姆是沿海地区的一个武装地点，当时日本士兵曾在洞穴前面挖了一条沟，目的是保护一条连接不同作战中心的电话线。当我们从沟里清理出有柄平底锅、靴子、子弹和瓶子的时候，发掘工作多少变得有点哀伤。一位当地人还为我唱了一首日文歌，那是他在战时学会的，歌词是关于美国的灭亡。他看起来有点尴尬，不确定我会作何反应，而我也不确定我的感觉。这实在是让我们俩都倍感尴尬的时刻。

其他发现却大不相同。洞穴的上部地层出土了一个由大块珊瑚灰岩石板铺成的火塘，和今天许多人的做法一样。和我一起挖掘的当地人兴奋地推测，一定是他们的哪个祖先堆筑了这个火塘，不知为何没有把这件事传下来。火塘附近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包括沙袋鼠、斑袋貂（一种树居的有袋动物）和大小可供食用的老鼠，还有采自暗礁的数以千计的贝壳、鱼类及深海鱼类的骨头，以及包括细小的黑曜石片在内的许多粗糙石器。我们发掘的大部分沉积物都是火塘的灰烬。证据显示，这里曾是一个营地，之前人们曾在洞穴后面的草原和雨林中狩猎动物，但主要还是在下面的暗礁上采集贝壳和鱼类。黑曜石来自附近约350公里外的新不列颠岛的火山上，这一点我们在挖掘时就已十分肯定。尽管其他石料明显是当地出产，这一点依然暗示着长距离贸易的存在。在火塘下面约1米处，发现了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其中还有当地的石制品、鱼骨和贝壳，但陆地动物只有蛇和蜥蜴的骨头，也没有发现黑曜岩。出土遗物也不丰富，没有任何火塘或堆烧的证据。

午餐以鱼和饼干为食，这时候我会坐下来眺望海洋，脑海里思索着我们的考古发现。洞穴里没有发现任何陶器，表明这个洞穴要么在3000多年前陶器传入这里以前即被人使用，要么就是洞穴里的人从来没有使用过陶器（这好像不太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黑曜岩或火塘，但推测到数千年以前似乎是合理的。最底部地层的占用方式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底层的贝壳仍然保留着它们原本的颜色，像是在反驳那些暗示下层沉积物年代更加古老的证据。史前史学家常为出土遗物的年代操心。在这个人们知之甚少的地区进行考古工作，依靠其他年代已知的遗址的考古发现来推断马顿库普库姆出土遗物的年代，是我最初理解它们的方法。但我发现并没有可供直接比较的考古发现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遗址。

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1年之后在悉尼澳洲博物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此次考古发现的研究结果要在那里公开发表。马顿库普库姆洞穴的发掘是一个拥有14支不同队伍、发掘地点遍布巴布亚新几内亚各个近海岛屿之广大计划的其中一部分，该计划由吉姆·艾伦和我组织。这是我至今为止做过的最为辛苦的事情。悉尼会议是在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的第一次汇报，大家都非常兴奋。那天早上，我们听说新几内亚第一次发现了青铜制品，是由东南亚地区传播过去的，还听说发现了一组令人惊叹的拉匹塔文化遗址，年代约在距今3300年前。由于遗址埋在水里，使得在暗礁浅水区上建造的房屋遗迹、植物遗存、贝壳工具、黑曜岩及有错综复杂的锯齿纹的拉匹塔陶器得到很好保存。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不无夸张地说，当他看见那些复原的陶罐时，他感到背后的毛发竖了起来，因为这些陶罐可以如此强烈地激发远古人类的技术和鉴赏力。我们还听说在新爱尔兰岛发现了另外3个洞穴遗址，其中两个的沉积物的年代可上溯到距今1.5万年前，另一个则难以定年。第四个洞穴就是马顿库普库姆。当时由一个名叫诺兰的女学生介绍该遗址的发掘成果，她此次参与发掘是为写作学位论文准备材料。我知道她很紧张，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型会议上发表论文，下面的听众多是优秀且相当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更何况发掘结果也多有矛盾和难解之处，但她的报告还是完成得很出色。事前我曾考虑过是否由我自己来做报告，虽说我也不想让她暴露在观众的怀疑目光之下，但是既然她已经完成了那么多很好的工作，不给她发表的机会终归是一件遗憾的事。

马顿库普库姆遗址的年代可能会引起质疑，因为其底部地层测定为距今3.5万年。即便在海平面最低的时候，新爱尔兰岛仍旧是一个孤岛，所以人们一定是通过航行到达这里，这大概是世界上人类占据岛屿的最古老证据。位于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两大岛屿群，虽然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才被永久占据，但此前已有人类短暂停留。与此相似，马顿库普库姆遗址出土的鱼骨和贝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捕鱼和采贝证据之一。年代并不代表一切，但它的确证明了一套异常早熟的海事文化传统的存在，且为近代大规模的海洋殖民提供了一个长远背景。太平洋岛屿的证据很快就显得更为独特，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群岛北端被人类占据的时间可追溯至将近3万年前，这可是要穿过地平线，克服巨大心理障碍的旅程。

航行和导航技术只是岛屿殖民赖以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马顿库普库姆遗址的底层显示这种技术的发展历史极其古老。遗址上层的年代在距今2.1万至1万年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很不一样。一般来说，岛屿与大块陆地相比，植物和动物物种较少，粮食可能缺乏，因此单是到达岛上大概已属不易，留下来生活就更加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群岛只有在发展起与农业有关的土地密集利用方式之后，人们才得以从小块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粮食并永久定居下来。马顿库普库姆遗址最早的居民当然并非农民，而遗址最底层出土的骨骼表明，只有少量的蜥蜴、蛇和鸟儿是他们的陆生食物。人们似乎是通过在稀缺资源之间的辗转来克服这些困难，海洋作为人类食物和迁徙移动的重要资源，使游动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在距今2.1万年前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开始发现了灰斑袋貂和树栖有袋动物的骨头，也发现来自附近新不列颠岛的黑曜岩。我们知道黑曜岩是外来的，因为新爱尔兰没有这种材料，而灰斑袋貂看来也是外来的，与稍后出现的沙袋鼠一样，两者都来自新几内亚大陆。

物品进口代表了一种新的策略。与人们在资源之间的移动不同，现在是资源向人们移动。这些被视为采集狩猎者的群体终于不再消极地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是积极地通过移动各地的野生动物（可能还包括植物）和像黑曜岩那样的重要物品来加以克服。太平洋史前史学者在提及偏远的太平洋小岛在过去3500年间被人类占居的时候，往往会提及被移植的自然景观。当拓殖者航行到汤加、塔希提或复活节岛时，他们的独木舟上装满了薯蓣等根茎类作物、面包果树和香蕉树，以及猪、狗和鸡等。登陆几个世纪之后，明显可见本地植物被取代，本土鸟类灭绝（新西兰的恐鸟是最著名的例子），外来物种取代了本地动植物，人们时常模仿外来动植物群的原生方式对它们加以培植和使用，给脆弱的岛屿生态系统以某些保护。欧洲人会认为像塔希提或萨摩亚那样的地方是自然的天堂，实际上它们是地球上人类最为小心经营的人文景观。

这些移植景观的起源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2.1万年前的马顿库普库姆遗址；航海和捕鱼的证据同样也可以追溯到3.5万年前的这里。人们凭借在海洋中自由航行的能力和在岛屿上应付有限资源的能力，奠定了在岛屿生活的基础。这不仅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迥异，也显示地球不同地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生活传统。

夏威夷的史前史终结于1779年1月17日。当天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凯阿拉凯夸湾上岸，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大约有1万人在那里迎接他。他和他的船员们当时正致力于一项毫无结果的搜寻工作——沿着加拿大西海岸寻找西北航道，以期找到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捷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当严冬降临时，库克航行到南方的塔希提岛过冬。前两次航行已经让他熟知这个地方。出人意料的是，当他们向南方行驶的时候却遇到了夏威夷，成为首次到达那里的欧洲人，比起最早登陆这些岛屿的波里尼西亚殖民者大约晚了1000年。他们将夏威夷的部分大型岛屿绘成地图，并与当地人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接触。然后库克在1779年2月4日离开凯阿拉凯夸湾，重新展开通往塔希提的旅程，并向那些夏威夷人保证，他明年还会再来。在离开夏威夷数天之后，“决心号”探险船的前桅杆坏了，于是他们又返回到凯阿拉凯夸湾去替换桅杆，但此次他和他的船员们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偷窃和对抗逐渐升级，在2月13日夜晚因一双小艇被偷走而达到高潮。翌日早上，库克和一群海员上岸想捉拿夏威夷人的首领卡拉尼奥普为人质来换回小船。他们与首领回到岸边时被愤怒的武士包围。库克向一个攻击他的武士开枪，却没有射穿他的披甲。看见这个状况后，夏威夷武士飞奔向前，杀死库克和4名海员，或许使用的正是伯明翰制造的铁匕首，而这正是他的船员与夏威夷贵族的贸易之物。船上的人对于这位伟大探险家的死亡大为震惊，收回他的遗体时备极哀荣。

要理解库克之死，我们需站在夏威夷人的立场上。当库克和他的船员到达时，夏威夷人正忙于一年一度为时4个月的节庆活动，其间以神明“罗诺”为首的游行队伍以顺时针方向在夏威夷诸岛屿之间巡行。罗诺是祭司和百姓们的神明，而“玛卡希基”代表正常社会秩序被颠覆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酋长们会与他们的神明“库”待在一起并隐藏起来。在每一次玛卡希基的尾声，会通过仪式表现神明“罗诺”和“库”之间的对抗，结果是罗诺被赶走，直到8个月后下一个玛卡希基开始时再回来。这种对抗可以重建酋长们的权威。这一社会年会与农业周期紧密相联。随着神明“库”的复位和2月份的降雨，播种便开始了，而正是此时的暴风雨使“决心号”的桅杆遭到破坏。收获则在玛卡希基节庆的开始时进行。历法也是夏威夷人带着移植的景观横越太平洋的基础，它尤其强调如何利用动植物，以及不同季节对于人类和宇宙的重要性等等。这个仪式性的年节活动才是造成库克之死的根本原因。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提出，当时的夏威夷人试图理解与欧洲人的初次相遇，把库克看成是平民之神罗诺。当玛卡希基仪式正在举行时，库克来了。由于要测绘夏威夷诸岛屿的关系，他的船队跟罗诺游行队伍一样以顺时针方向行进。库克在1月17日上岸时，正好在游行队伍的末尾，他扮演成罗诺的形象参加了许多仪式，完全不知道正在经历与酋长卡拉尼奥普的仪式冲突。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库克启程去塔希提的时间稍微有点晚，但他承诺明年再回来的诺言，则确认了库克作为罗诺在仪式中循环出现的角色。问题出在几天之后，他出人意外地返回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由始料不及也不愿看到的意外事件引起的，但在夏威夷人看来，则像是罗诺挑战酋长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宇宙和社会的秩序。当库克把卡拉尼奥普抓来作为人质时，更加坐实了这个挑战。借用萨林斯的幽默说法，只有上帝其实是个英国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库克之死起因于两种社会逻辑的冲突。这两种逻辑都能自圆其说，但却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之下。夏威夷人的逻辑是其古老的太平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经由第一批拓殖者带到这些岛屿上，并与其他所有波里尼西亚群体分享，但在夏威夷又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夏威夷的史前史是当地神圣景观的创造物，庙宇、住房、田野和鱼池等已经过1000年的发展，在库克到来之前的400年前已经初具现代的面貌。仪式系统不仅规范了当地景观，也规范了人际关系。“华基亚”（天父）和“帕帕”（地母）是夏威夷群岛和人类子孙的父母，它们为禁忌系统奠定了基础，与男人的神圣性相对立，女人被看成是污秽的。两性不可一起进食，女人禁止食用某些食物，比如猪肉、椰子和香蕉，因为这些食物都具有男性的象征涵义。等级区分也构成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以保证平民与酋长之间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这种距离的基础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酋长较平民更接近神明，也更能影响神圣的权威。夏威夷的历史被建构成将哲学和行动联系起来的普遍戒律，成为人们的生活向导。

从许多方面来看，夏威夷人怀疑库克的不期而至乃是为了颠覆既有的秩序。1812年原有的禁忌体系被遗弃，人们转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与此同时，男女之间、酋长和平民之间以及人类和宇宙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被重新加以调整。今天夏威夷土著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既有对过去波里尼西亚文化遗产的继承，可以上溯到3.5万年前的新几内亚附近诸岛，也有自1779年以来的历史，同时还有作为具有多元文化的美国的一个州的现代生活。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土地却被欧洲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后裔所使用。“过去”被拿来为现今的政治服务，一方面波里尼西亚人的文化遗产得以强调，另一方面也和美国大陆上的美洲印地安人组织具有相同的事业，他们也正试图克服遭到种族灭绝和土地被剥夺的命运。

殖民与后殖民的身份认同均由神话的冲突所致。库克被视为伟大的探险家及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他曾被描述为亚当·斯密的全球代理人），运用和发展新的航海技术来游历和测绘地球表面的主要部分，系统收集太平洋居民的各种信息。这种在航海图和地图里表现为对世界的理性控制，却遭遇了波里尼西亚人的传统概念，由此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差别被混淆，一个人竟然变成了一尊神。欧洲人为一种新发现的、能在无边的海洋中航行的能力而欢欣鼓舞，却没有真正考虑到遭遇的这些所谓原始人的能力，更不用说他们通过对风和潮水的感觉、对星空的密切观察，以及对太平洋海上航道长久以来的知识的掌握也能做出相同的事情，并通过故事、歌谣和实际的航行把它传承下去。

我们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探索性的。不同大陆的人们进行了改变世界的试验，也因此改变了他们自己。像夏威夷的年历或非洲的冶铁工作一样，转变的循环是众所周知且被充分理解的。其他事件则无法预知，且会将普通常识置于无用武之地的危险处境。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库克的到来不过是一次极端事件，但是战争、猝死和自然灾害等都必须加以应付。探索世界同时也是探索人类的身体和存在，从而确定在此世界可能获得的感官经验的范畴，以及可能赋予这些经验的种种价值。撰写史前史是对过去经验的再现，也是对人类身体、物质及其各种文化逻辑之创造潜能的再发掘。

我们的身份和历史有些是以神话为基础的，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原则及想当然的假定之上。时代越远，神话越发达，越不受直接经验的制约。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一提”，深处于西方思想的核心，从而使逻辑的力量凌驾于神话之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既为他们的逻辑而自豪，也喜欢其他人的神话。在这方面，我们是他们的子孙。这种态度帮助我们搜集了大量神话，使神话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是一种信仰。史前史是使神话复活的神奇之地，这也是它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虚构了史前史或我们应该虚构史前史。“过去”最终是为了“现在”；过去对它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为了使过去在现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应该赞扬和提升它的神话特质，但要保证我们正在处理的神话是健康向上的。对过去的小心求证，并不和我们利用史前史去理解男人、女人和小孩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及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当下关系相矛盾。在库克死亡那天，要他理解夏威夷人的动机的确需要英雄般的同情的理解，对于卡拉尼奥普亦然。但一次成功理解外来者的社会逻辑的结果，可能就会改变1779年2月14日的历史，也可能因此将之后的文化冲突转化为某种同情的理解。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但是当今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这种理想。

史前史之谜（三）

在世界许多地区，生活中一个重要且备受争议的元素就是阶级，这在英国尤其突出。很多人会把阶级划分看成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议题。虽然阶级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事情，但也都知道给它下定义并不容易。收入是相当令人困惑的测量尺度，因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贵族式的富有之间有不少重叠之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关乎态度，但是态度也非常难以说清和定义。20世纪70年代，英国北部谢菲尔德的一名学者研究了厨房设备，觉得自己发现了一种毫不含糊的阶级标志——蒜头粉碎器，它可见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厨房，却从不在工人阶级的家庭里出现。一个简单但却重要的物品似乎使整个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因素落实、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如果30年后再作同样的调查，结果是否还是如此不得而知，但人们的口味已经大变，旅行的普及和经常品尝异国美味改变了人们的食谱。谢菲尔德有大量的南亚居民，只有少数移民来自地中海。在墨尔本（据说是世界上第三大希腊裔居民居住的城市）或纽约，蒜头粉碎器广泛分布在整个城市的各个家庭中，因此阶级的标志物需要另行寻找。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各种形形色色的物品。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它们是可以用以判定阶级差别的证据（各种不同类型的房屋、家具、书、音乐和社会化的种种形式）。这让我们禁不住思考，与通过面访可以获得的收入、职业和品位等方面的证据相比，从它们身上又能获得怎样不同的判断角度。

第六章

未来的史前史

时至今日，史前史依然鲜活。它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最难用文字表达的那一部分——我们与物体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往往并不是人，而是物；那些特别重要的物体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熟悉它们，喜欢它们，并与它们为伴。无论是炊具、汽车、床、电脑、锤子还是钢笔，每一件物品都有各种可能的内涵，熟悉它们的人一看就明了。史前史并不单指一个时期，更像是我们熟悉、意识到和感觉到却难以表达的种种可能性。意识到物质世界的潜能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史前史引导我们去追寻无声的那部分人类故事。无论是专注于史前史、过去或现在，我们都需要让人类经验中无声的部分发出声来。我知道这样听起来有点矛盾：语言只是我们人类故事的一部分，可是故事是要用语言讲述的。

对于当今世界的史前史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正在进行重组，且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与物体的关系。一种新型空间已经出现，它改变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并创造着新的神话，那就是网络空间。这个术语是作家威廉·吉布森在其小说《神经漫游者》中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人、机器与信息之间的互动关系，吉布森称之为“交感幻觉”。尽管这个词汇像是暗喻了某种空间，但追问“网络空间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却是毫无意义的。它是虚拟的，也就是概念性的，处于想象之中，没有形体，并不真实。当然，作为硬件、软件和湿件（也就是我们自己——充斥网络文学的新术语之一）之间的关系与连接，它又确实存在。

网络的连通在智能方面产生的成果之一，是从关注实体转变到定义各种关系。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人们为了研究世界而对其进行了划分。生物学家林奈的分类法被复制到了许多研究领域。作为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皮特·里弗斯创造了“类型学”一词，使得类型成为理解地区差异与年代差异的基础。欧洲史前时代正因为此才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几个时期。为了使众多不同的物质变得有意义，把它们分类为石头、骨头、陶器和金属，或将旧石器时代区分为早、中、晚期是很有益处的。学科也随着这些分类应运而生——比如考古学从民族学里分离了出来；第一批博物馆和学术系所相继成立，从而赋予这些学科以体制结构。现在我们有很多专家或是专注于新石器时代的陶罐研究，却对铁器时代的制陶业了解甚少；或熟悉新几内亚沿海地区的史前史，却对这个国家的高地史前史一无所知。这样的专攻和学术专长促成了无数成果的问世，但也确实导致了学科间的隔阂。

曾经支离破碎的部分现在要重新拼合起来，学科的分界正被打破，这样物质文化的研究就可由史前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来共同承担。研究物质文化的史前学家现在在学科内部进行分类时也变得小心翼翼，会琢磨将陶器研究与金属制品或编织物的研究分隔开来到底有多大价值，也会考虑如何将这些片断拼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人类的社会和感官经验。

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便不足为奇。网络空间里的关系造成了实体的改变。多用户虚拟空间是人们可以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或不同性别甚至物种的虚拟身份加入的群体。人们选用新身份时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例如，一位女士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一条腿，于是在多用户虚拟空间中创造出了一个独腿的角色。在建立了一系列令人满意的虚拟关系后，她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也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多用户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内容丰富的领域。尽管在虚拟空间里的创造可以无拘无束，充满各种可能性，许多新角色仍然让我们感到熟悉和沮丧；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已经主导了这一新型文化。

无论如何，实体唾手可得，通过新的虚拟关系加以重塑，并在思想领域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实体正受到网络文化中其他元素的威胁，如“半机器人”这一概念。所谓“半机器人”，是指部分是人，部分是机器，好像是属于科幻小说中的未来。或者也有可能并非如此，许多人认为我们自己就已经是半机器人。一些医学介入手段，如注射接种疫苗或通过试管受精创造人类，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化组成。我们的器官可以被移植和替换，还能以心律调整器或新的髋关节的形式将机器置入人的身体。人和物之间的区别在今后的几年里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与机器长时间联系起来。汽车、电脑、电话、工业机械和电视等对于我们的身体、思想和感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难怪许多物质文化的研究者对主客体的区分很不满意。变幻莫测的当今世界使许多史前学家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我们的过去，去查找人和物之间一直存在的密切关系。我们对过去的研究和对当下的理解密切地交织在了一起。

网络空间是错综复杂的，也是相互关联的；半机器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人。学术界现在不但倾向于强调学科之间和研究对象之间都没有清晰的边界，而且强调历史、思想和行动的非线性发展轨迹。维多利亚时代信仰的不断向前、向上的前进历史观已经逐渐被强调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单向发展的观点所取代。世界上许多地区已经开始排斥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的三期论，欧洲许多地区也逐渐变得如此。

网络空间还很新颖，但并非前所未有。作为一个虚拟系统，它处于一个系统发展链条的最末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系统就是语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至少在距今4万年前就已开始说话。许多话的内容可能无非就是家长里短，和我们现在说的话并无两样。至于尼安德特人或更早的人类祖先是否能说话，仍然备受争议，因为他们可能不具备像我们这样的可发声的口部和喉咙等结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他们是否具有幽默感，是否具有讽刺、幻想和创造神话的能力，但我们的确已经发现一条可以说明语言发展轨迹的重要线索。大约4万年前，象征符号大量涌现，表现为岩画、动物和人物雕像以及装饰物等。

符号的经典定义是“代表另一事物的某一事物”——比如红色代表血，后来可能被概括为代表危险的符号。史蒂文·米森在其所著的《心智的史前史》一书中，考察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各时期人类祖先身上发生的一种转变。这些人类祖先在特定领域都有诸多才智，每一种都与技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有关，但他们无法将这些不同的才智联系到一起。假如米森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博克斯格罗夫人就是用部分才智考虑马的行为，用一部分制作手斧，再用另一部分思考他们在群体中的位置。但他们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将这些不同领域思想联系起来。在过去的4万年里，我们看到了米森提到的所谓“认知的流动性”的发展，它能够把自然界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当代的采集狩猎者可能将某种动物视为他们的祖先，在杀死和吃掉这种动物时必须恭敬对待。他认为这样的联系对于博克斯格罗夫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认知流动性的基础是创造符号的能力。当某些事物能够被视为代表其他事物的符号时，各种各样的连接才变为可能，这样各个特定领域的才智之间的鸿沟也就消失了。

我对才智所持的观点与米森相当不同，我把它看作身体的特质，也是头脑的特质。凭借这种才智，我们的祖先将社会与自然界天衣无缝地连接了起来。假如博克斯格罗夫人的确能够狩猎，那么他们就必须对动物行为有深刻的了解，并具备集体行动的能力。像米森所说的那样把文化和自然划分成不同的思想领域只是在最近几百年才出现。但是，言词的虚拟世界与行动和关系的现实领域之间的对立早在4万年前就开始出现。现代人类行为的关键要素是我们不仅能做事情，也能思考如何做事情。直到4万年前，各种形式复杂的象征手法出现为止，只有少数的象征手法可以建构行动世界，所以人类祖先更易被周围的物质和感官世界所束缚。语言和表达的象征形式通过与世界的联系发挥作用（血→红色→危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亦发展出了自己的内在逻辑，使得这些联系变得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了。塞林在分析库克船长之死时，指出夏威夷人和欧洲人各自以自己的那套文化逻辑行事；他们的行动被一系列事件所驱使，同时也受到各自对于这些事件的理解的影响。现代人的行动和才智并不是通过将之前相互分隔的各个思想领域联系起来而发生（像米森认为的那样），而是通过在行动与思想之间建立一种紧张的关系而发生的。思想可以通过象征手段，把日常生活以虚拟的形式重新创造出来。例如，我现在正在创作的电子文字，之后会被转换成文本，从而（我希望）激发出读者的思想和感受。语言并不是世界本身，却代表着与世界的一种复杂关系。

虚拟世界最早产生于复杂的代码语言，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正如伦弗鲁指出的那样，不接触有重量的实物就很难理解重量的概念，而且重量不大可能是一种纯粹存在于头脑之中的概念。但是现在重量作为一种概念，不仅可以用于算术上的加减，还可以是一种与实际重量毫不相干的形式。重量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实际存在，既虚拟又真实。

网络空间是一个由关系组成的虚拟系统。它不能脱离计算机、区域网络线缆和操作键盘的人而独立存在。它既生活在我们的脑海里，也生活在我们的指尖上。网络空间创造着自己的神话，控制着我们的想象力（以网络为主题的书籍和电影日益增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从而破除一个我们坚信的谎言——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神话。史前人类与陶器，或是陶器与金属器皿之间的关系，对于现在的网络文化和半机器人文化并无直接的指导意义。但实物与虚拟之间的紧张状态至少在过去4万年里就已存在，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这种长久的关系和紧张状态中得到教训。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旧关系不断以新形式出现。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是谁，是半人半物还是什么其他形式？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向何处去，因为未来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奥斯卡·王尔德说过，我们对历史肩负的一项职责就是重写历史。不过，我们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历史也正在重写我们。

我们对人类起源的探究由来已久，但沉默无声的史前时代依然充满未解之谜。那时人类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而几百万年后的我们又如何用文字去讲述这个文字发明前的时代？“史前史”这一概念究竟诞生于何时，又怎样从19世纪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中脱颖而出，得到广泛的认可，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现代人类全都起源于非洲吗？各个大陆的史前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探索如此遥远的过去，对于理解当下的时代又有何意义？

本书结合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和遗传学等多门学科，从人类的流徙、农业的发明和语言的传播等角度，讲述了史前时代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议题。让我们穿越字里行间，跟随作者来一次跨度为600万年的时空之旅，去一探人类的史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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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图目

绪　论

第一章　何谓史前史？何时为史前史？

第二章　史前史的诸多问题

第三章　人类的技能和经验

第四章　各大陆的史前史

第五章　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

第六章　未来的史前史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