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Chapter_1

本书由TXT小说电子书下载网站http://www.txtbook.com.cn提供.

声明：本书仅供读者预览,请在下载24小时内删除，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

推荐使用TXTBOOK Reader 电子书阅读器V2.0阅读电子书，下载地址：http://www.txtbook.com.cn/reader/

在线小说阅读:http://www.vip265.com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绪言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1)

三国历史以其特殊的魅力素为国人所喜爱。历年来，无论是通俗性的三国史话，抑或研究型的三国论著，都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物。尤其是最近，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问世以后，更是引发了轰动效应。一时间，神州大地似乎出现了一股“三国热”。巧合的是，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我的一部三国书稿也在近期出版。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在赶时尚，迎潮流，其实非也。

首先，拙著并非急就章，而是我十余年来对三国史潜心研究的成果，大致由近二十篇发表在众多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组成。其次，我研究三国的方法、“路数”不仅与易中天先生的通俗性“讲史”大相径庭，迥然不同，甚至与传统的三国史学术研究也大异其趣。

为了使读者能开宗明义，故我在绪言中对本书的各个专题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经过历朝历代的颂扬，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其足智多谋而“近妖”（鲁迅语），其忠于汉室之高风亮节，以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更是被历代统治者以及普通民众抬到了“昆仑”般的高度。

然而，我通过多年对三国史，特别是对诸葛亮的研究，深切地感到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诸葛亮被后人大大地神化、圣化了。

近年来，我相继在《文史哲》、《史学集刊》、《东岳论丛》、《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多篇评价、论述诸葛亮的论文，其中的观点确实是突破传统，发人之所未发的。例如在《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年第５期）一文中，我对诸葛亮的忠君思想提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见解。我认为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诸葛亮竭尽全力进行北伐，其目的并非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曾言：“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这番话实可视做诸葛亮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注: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自王莽迄五代十国，权臣篡位，必先受九锡，然后皇袍加身，此为改朝换代的惯例。）

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先主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又掌握了蜀汉的全部军政大权，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天厌汉德久矣”，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了。在此背景之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不无可能。当然，“诸葛一生唯谨慎”，在功业未建的情况下，他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北伐成功，汉室“光复”，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凭借盖世之功，实现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我在《论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中指出:诸葛亮投奔刘备，看中的正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对兵败麦城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最终导致关羽丢失荆州，身首异处。诸葛亮又巧妙地运用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诸葛亮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拙文发表后，《北京科技报》记者张星海先生为了吸引读者，将我的《论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一文易名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百度、新浪等网络媒体以及众多刊物纷纷转载。此后，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邀请专家对此作了两次专题讨论，并对我进行了采访。由于网络等媒体的传播，有关诸葛亮的讨论引起广大三国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有大量读者在网上发帖与我商榷、探讨，有些学者则撰文提出了质疑。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我又相继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二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三论蜀假吴人之手除关羽——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等文。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2)

在拙著定稿的过程中，我对关羽失荆州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感到“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襄樊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所以，我在书稿中对这一问题重新作了补充说明，并将原题改为《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由于受宋、元以来的“说书”及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最受人关注、最为人熟悉，也最为国人所喜爱的一段历史，而诸葛亮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人物。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均被后人无限夸大，在当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文化”。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诸葛亮既非神，也非圣，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把他高高供奉在神坛与圣坛上。重新解读诸葛亮，就应该将他从神坛、圣坛上请下来，去掉其头上耀眼的光环，以理性的目光看待之。

千秋功过后人评(1)

经过小说《三国演义》甚至《三国志》的渲染，三国中的不少著名人物在世人的头脑中都已基本定型。

例如，魏延就被指天生脑后长有反骨，是蜀汉的叛贼。故成都武侯祠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塑像。而事实上，魏延的形象被极大地扭曲了。蜀汉名将魏延文武兼备，勇略过人，其军事才能堪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相比。魏延提出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谋，看似弄险，其实奇妙无穷。诸葛亮对魏延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故其北伐未能成功。魏延“谋反”说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虽是杨仪，但同诸葛亮的临终遗命亦有密切关系。

再如，吕布在《三国演义》中被诬为“三姓家奴”，但此说亦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吕布传》而来。陈寿对吕布的评价是“轻狡反覆，唯利是视”，如此评判与“三姓家奴”亦相去不远矣。我认为，陈寿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吕布叛丁原投董卓，事出有因，应置于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吕布为人豪爽，性格直率，并无自立为王之野心。吕布还深得部下爱戴，例如，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慷慨赴死，都说明他颇得人心。吕布在大难临头之际，“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亦足以说明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不然就先降了曹操，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呢？至于他后来“下降”，是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吕布对操言道：“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可见其在言辞间还是有一股霸气的。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他们之间只有利益，没有诚信。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至于对三分归一统作出巨大贡献的司马昭，更是被后世目为千古之“罪人”。魏晋禅代没有酿成社会动乱，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却被后人斥之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野心家、阴谋家。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基于儒家“君为臣纲”的传统理念，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实际上，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氏取而代之，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另外，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夺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所以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1957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认定曹操是三国时期的头号大英雄，此说不无道理。然而，我觉得今人对曹操的评价似乎有过高之嫌。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另一方面却又是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曹操性格上的二重性、用人上的“二律背反”比比皆是，因此重新审视曹操的功过，给他一个确切的定位，仍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千秋功过后人评(2)

“功盖三分国”是后人对诸葛亮的称颂，然用在陆逊身上也不为过。在历史上，“诸葛大名垂宇宙”，而陆逊的知名度则远不及之。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陆逊在孙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助吕蒙取荆州、擒关羽；夷陵之战，击败号称“天下英雄”的刘备；石亭之战，大破曹魏十万大军，为孙吴建立三分天下的王霸之业立下赫赫战功。陆逊反对孙权对辽东用兵，他主张吴国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待机北伐，这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陆逊的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相较毫不逊色，堪称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之一。

我在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魏延等人作了重新评述，这些新观点、新看法有时会被视做对历史人物的翻案。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曾国藩而言，对他的评价不是被颠倒了数次吗？所以对三国人物的重新评价也是很正常的。当然，本人的分析评判是否公允，还请专家与读者批评赐正。

九锡、禅让制度与两重君主观

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一次翻版。此后，南北朝及隋、唐、后梁、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权臣既谋夺位，又欲逃避篡弑之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胁迫傀儡皇帝主动逊位，然后故作姿态揖让一番，将夺位美化为禅让。帝制社会之禅让虽同上古唐虞时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盖篡弑，但皇位与皇权的更迭相对比较平稳，一般都不会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故汉魏时期的禅让制颇有研究之必要。

更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帝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是汉魏晋之际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探索、改进与渐趋完善的过程。秦汉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了皇权统治，但毕竟刚从三代社会脱胎而来，不仅皇帝独裁及忠君观念还未深入人心，而且其专制政体也不够完善，皇权的加强有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白钢先生认为：“划分中国皇帝权力形态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可以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赵匡胤以前我们姑且称之为皇帝的相对独裁时期，赵匡胤以后，可以称之为皇帝的绝对独裁时期。”在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宰相受到皇帝的特殊尊重，可谓位高权重，在诸多方面享受崇高的礼遇。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宰相、大将军，一旦出现昏君庸主，失去对兵权的控制，抑或天下动乱，名教式微，宰相或大将军就有可能成为权臣，其加九锡、夺神器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九锡制从周代滥觞，汉魏之际形成，一直延续到五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受禅前的“九锡文”，然而由于史籍记载极其简略、零星，故历代史家对九锡制甚少关注，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立“九锡”专条，作简要论述。当代史家虽偶尔提及九锡，然皆语焉未详，未有专文论列。本书详细考察了九锡制的缘起及其与汉魏禅代之关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皇权政治及易代鼎革的运作轨迹。

皇权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强调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忠君，但忠君的伦理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稽考史籍，笔者发现，先秦社会士的忠君观绝非如此，甚至到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局面已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唯一的君主。他们的忠君观具有两重性，即不仅认为皇帝是君，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是周秦汉魏时期的普遍现象。

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两重君主观的影响下，袁氏门生故吏皆奉袁氏为主，他们宁可不忠于朝廷，也要尽忠于袁氏，以致后来袁绍一度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而袁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汉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时，仅据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称皇帝。三国时期，士人为图富贵，或背叛朝廷，或弃旧主，犹如脱屐。正如赵翼所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而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由此可见，传统的“君臣大义”与“三纲五常”已荡然无存。

三国时期，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亮与司马昭，虽然都对历史作出杰出贡献，但后世却有截然不同的评判。前者因忠君“忠”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名垂宇宙，后者却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遭世人唾骂。千百年来，诸葛亮与司马昭几乎成了人们衡量忠良奸雄的典型人物。我认为所谓诸葛“忠”、司马“奸”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极为偏颇，是对古代社会的忠君观念以及皇权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跌宕起伏缺乏深度探究的结果。因此，本书就两重君主观的起源、嬗变、特征作一论述与辨析。

金戈铁马定三分：三国军事战略新探

我不太同意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所谓“南北经济均衡”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观点。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建立于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还先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一度问鼎中原，连北方晋、齐等强国都向其屈服。可见长江流域的开发并不始于汉代，所谓“南北经济均衡”才导致天下分裂的理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详细探讨。不过，我认为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谋”，“人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之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其实，不仅曹袁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本章的三篇论文都与“人谋”有关，但又从新的视角探究了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关羽失荆州以及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凉州兵团难成气候的原因。

赤壁之战胜败原因后人多有评说，几成定论。但鲜有从夏口的地理位置、战略形势的视角上检讨曹操失败之因。夏口“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是荆、扬二州的“心喉”。曹操赤壁之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夺取江陵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不纳程昱之良谋，没有乘胜追击势单力孤的刘备，占领夏口这一战略要地，致使刘备得到喘息之机，并与孙权联合，大破曹操于赤壁。曹操亦因此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语）。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我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这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学者也表示赞同，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蜀汉丢失荆州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刘备、关羽、诸葛亮的“人谋”失误，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东汉末年，冀州、兖州、荆州、、益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以董卓为首、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曾一度席卷关洛京畿，对东汉帝国的中枢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董卓、李傕对二京的破坏，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行为。此风一开，影响恶劣，军阀屠城、滥杀无辜的现象层出不穷。凉州兵精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然凉州武将性多疑忌，反复无常，不善“人谋”，其部又“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加之“凉州寡于学术”，得不到士大夫的有力支持，故最终导致凉州军事集团的灰飞烟灭。

三国政治文化散论

本章名为三国政治文化散论，既为散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尽管笔者所涉及的内容仅为冰山之一角，但读者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解三国时期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貌。

东汉末年，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闻名遐迩，盛极一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月旦评评人之确、察人之准为世人折服。在曹操尚未入仕前，许劭便评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其目光如炬，料事如神。月旦评的盛衰消长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汉朝廷阉宦专权，皇权削弱，社会控制力下降，政治趋于多元化，这是包括月旦评在内的“清议”兴起的重要原因。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控制力逐渐增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社会清议遂成为由官府控制的规范化的制度。这样一来，民间的、分散的人物品评逐渐湮灭，月旦评从此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月旦评虽为时不长，但在史坛和文坛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连。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汝颍与谯沛二大集团的斗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

张角同张鲁、张燕分别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形同而实异，由于各自的出身、立场不同，三个人走的是两条路。以张角为首的广大黄巾军将领，前仆后继，慷慨殉难，显示了崇高的气节。张角不愧是杰出的农民领袖。五斗米师—刘焉部将—东汉郡守—曹操上宾，这是张鲁走的人生道路，他的一生与宗教领袖、割地称雄的诸侯是紧密联系着的。而张燕则经历了山泽群盗—黑山首领—曹魏功臣这样一个过程，游民意识始终支配着他的行动。张鲁与张燕一个是五斗米师，一个是游民首领，他们都以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为资本，先后投降东汉、曹操，拜将封侯，可谓殊途而同归。

三国时期，我国的航海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向东拓展到日本，向北至朝鲜，向西远达印度洋，还建立了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当时大规模航海次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大，造船业之先进，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和造船史上的辉煌篇章。后人对汉魏时期的航运作诗形容道：“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乃三国航运面貌的真实写照。

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控制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史研究的领域，前人辛勤耕耘，成果颇丰。笔者从事三国史研究有年，既对前贤高山仰止，又觉这一研究的诸多方面仍有商榷之必要，姑且大胆尝试，另辟蹊径。本书旨在为研读三国史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至于是否言之成理，还有待学界与读者的品评。

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1)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彧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2)

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的刘备？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云：“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的才干与抱负皆高于庞统，当然更不愿任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两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甘心辅佐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同②。，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三国志》卷三十八《糜竺传》。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3)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同上。。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4)

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5)

关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谈”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1)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视，喻强盛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做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视为诬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词；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廿二史劄记》卷七“九锡文”条。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史记·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2)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有关九锡制度的具体内容及考证可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九锡与汉魏禅代”。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3)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至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同①。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同①。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4)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玉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地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5)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1)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道：“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1986。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2)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两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同上。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诸葛亮在北伐前已经接受了部分九锡。后主刘禅“诏赐亮金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九锡乃九件器物所组成。《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秬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钺”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若以《礼纬含文嘉》所云九锡名称计算，齐桓公仅受了其中的二锡。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3)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

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鲜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孔明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同上。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

Chapter_2

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4)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按：此语为赵云谏阻刘备伐吴时所云。魏强于吴，故蜀魏“兵势一交”，则更是“不得卒解也”。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胡三省一语道破天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广拓境土”《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及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5)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廿二史劄记》卷六“荀彧传”条。，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视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同上。，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1)

《光明日报》“史学”版（2004年12月14日）等报刊曾摘录过我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辽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按：二人谓曹仁、吕常也）’。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由上述史料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2)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但曹魏大将徐晃就是凭借其优势兵力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史载，关羽军“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三国志》卷十七《徐晃传》。。关羽军伤亡惨重，只得撤襄樊之围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渔翁之利，才停止追歼羽军。胡三省评曰：“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①。王夫之也指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然而无吕蒙从中扰，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真是智者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也。

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为“斥堠”。《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孔传：“侯，候也。斥堠而服事。”孔颖达疏：“斥堠，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史记·李将军列传》：“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司马贞索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亦指侦察敌情的士兵。《三国志·诸葛恪传》云：“远遣斥候。”《三国志·孙韶传》曰：“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可见魏、吴两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信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典略》。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3)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236～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我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我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狢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同①。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4)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蜀汉是否讨论过发兵营救关羽。我感到这里或许还有某些隐情。上文曾提及《三国志》及裴注无只字提及此事。这对后人而言，自然成了千古之谜。其实，恐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也无从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陈寿出生（公元233年）时距关羽遇害（公元219年）已有十余年。当然这还是其次，问题的关键是有蜀一代不设史官。故陈寿修《蜀书》所搜集的资料远不如魏、吴（按：魏、吴皆设史官，有自己的国史）。在蜀国没有保存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亦不可靠的情况下，陈寿修《蜀书》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蜀书》在《三国志》中卷数最少，也最为简略。此事的关键，即《关羽传》的篇幅极短，使后人无从窥探其中的细节。蜀汉为何不修国史，其因不详。我认为，作为开国之君刘备的责任不大，因为他当皇帝时间极短，不足三年就驾崩白帝城了。刘禅继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所以蜀汉不设史官，与诸葛亮大有关系。至于葛氏为何要违背汉家故事，就难以探究了。余大胆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按：有关关羽失荆州的详实分析请参阅第四章第二节“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补记

随着山东电视台对我的采访，以及同某些学者的商榷，使我对关羽“临沮之败”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并不同意某些媒体擅作主张、刻意炒作，将我所撰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有关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部分单独抽出来，改头换面成《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并以此来哗众取宠，说是“专家抖猛料”、“惊人的大发现”云云。其实，诸葛亮不救关羽并非我一人之发现，而是由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的，我仅在章氏的观点上作了更为详实的考证。

其次，“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这就好比关羽落水，危难之际，诸葛亮却不肯施以援手，坐视其自生自灭。而“借刀杀关羽”的含义则成了诸葛亮是元凶，是杀害关羽的刽子手，这与“不救”大异其趣，余以为两者断不能混淆。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1)

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盛先生认为我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我认为盛先生的指责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罪名”。虽然《三国志》中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军事行动是何人决策并无提及，但事关蜀汉北伐曹魏的军国大计，在其时都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汉中王刘备亲自决策当是毫无疑义的。关羽虽和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是刘备麾下的一员战将，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与部下皆已结成了君臣关系。关羽戎马一生，典军数十年，他难道会不懂得听令行事？没有成都蜀军统帅部的授意，亦即刘备发出的最高指令，作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刘备所命”，岂非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作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盛先生的“逻辑推理”似乎太离谱了吧！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我对秦汉三国有关职官的史料掌握不全，这里想请盛先生赐教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案：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之谬。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师仅是丞相、将军府的属官，位居第五品？事实上，朱然、全琮两人因战功显赫，已被孙权擢为吴军的主帅，其“军师”身份已相当于吴主孙权的“总参谋长”了。

三国时，军师一职干系重大，皆为朝廷重臣所担任，如《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干宝《晋记》云：“吴丞相军师张悌帅众三万济江。”《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大破（郭）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足见，三国时期，军师之职极其崇高，其常与丞相、大将军等最高军政职务相连。另外，所谓军师之职“为第五品”，亦是盛先生所犯的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汉代官员是以禄秩来定等级的。如三公为万石，九卿为中二千石，郡国守相为二千石等。而用做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制。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的时间是在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时三国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怎么会有九品官制呢？

盛先生既然知道诸葛亮担任过“军师将军”，又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硬要把“军师将军”和“军师”划清界限，不知其史据何在？凡治汉史者皆知，汉代将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重号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皆位比三公，地位尊贵。其二为杂号将军，地位略次于重号将军，位比九卿。杂号将军之名往往依事、因地、因性质或依所率兵种等而定，多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时，公孙敖率领骑兵进击匈奴，故被封为“骑将军”，杨仆率领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军征讨南越，故被封为“楼船将军”。东汉末年，孙坚因起兵讨伐国贼董卓而被封为“破虏将军”；孙策起初依附于袁术，后因袁术僭号称帝，“孙策与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这样，孙策就成了征讨“逆贼”袁术的将军。可见，“杂号将军”之杂号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蕴涵其意义的。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2)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并无官职，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备取益州后，又加封亮为“军师将军”。毫无疑问，“军师将军”亦是杂号将军。其因乃刘备此时尚未即位称帝，他自己也只是个“左将军”（且是个轻量级的重号将军），所以不可能授予诸葛亮更高的“军衔”。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将，但东汉末年乃军阀争战厮杀之时，故谋臣文官大都有将军名号。诸葛亮一生“事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其出草庐至刘备白帝托孤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并未执政，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刘备出谋划策，创立基业。诸葛亮以“军师将军”身份“署左将军（刘备）府事”，不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军师”之职吗？而且从“署左将军府事”这个职务来看，诸葛亮其时的权力相当大，他全面掌管处理刘备左将军府军政之事的重任，相当于刘备的总参谋长。奇怪的是，盛先生不知依何为据，竟然得出了“军师将军”不是“军师”的结论。

抑或我的考证尚不能令盛先生心悦诚服，这里我不妨再举两例，以资佐证。其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分册第268页“军师将军”条云：“官名，军师，掌监军务，三国蜀汉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其二，《辞海》第372页“军师”条曰：“古代官名，常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盛先生一再强调“莫把小说充历史”，言下之意，本人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这似乎把玩笑开大了。在我看来，盛先生自己倒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似乎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内容。盛文云：“刘备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谓“两川”就是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东、西两川都是《三国演义》的地理概念。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云：“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巴蜀之地称之为益州，《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称，而绝无“两川”及“东川”、“西川”之词。

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两川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置节度使。”可见，“两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肃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载：东汉益州共有十二郡国，而汉中仅是益州的一个郡。以汉中为东川亦是唐代之事，且东川的地域远不止汉中之地。唐代剑南东川辖有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合十二州，约当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东，和剑阁、青川等县地。参阅《辞海》“剑南东川”条，1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总之，以“两川”来代替益州，罗贯中写小说可以无所顾忌，但学者在撰写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似不便使用。在下揣测，盛文中的笔误，恐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吧！

2.陈寿的春秋笔法及关羽兵力辨析盛文说：“关羽北征，乃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襄樊，拟讨伐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认为这场战争是曹魏发动的，而关羽是被迫应战，故根本谈不上关羽是“孤军北伐”，破坏《隆中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建议盛先生应仔细审阅《三国志》中的《武帝纪》、《曹仁传》、《先主传》、《关羽传》。《武帝纪》云：“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曹仁传》云：（建安十四年）“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先主传》云：“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从这些史料中可知，曹仁驻扎襄樊已有十年之久，对关羽始终处于守势，从未出一兵一卒进攻江陵。那么，陈寿为何写“曹仁讨关羽，屯樊城”呢？其实，熟悉《三国志》产生历史背景的人皆知，这是陈寿所用的“回护”春秋笔法。陈寿本蜀人，蜀亡后，入仕于晋，晋承魏统，故陈寿必须以魏为正统，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关羽攻襄樊，如陈寿写曹魏“拒”之，就有贬意，故必须用“讨”字，众所周知，“讨”乃“伐”也，必须是攻到敌国的地盘上，才用词恰当，那里有在自己的辖区内抵御敌方的进攻，用“讨”字的呢？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作为亡国之臣的陈寿情非得已的苦衷。盛先生之所以因“讨”字而得出这场战争是曹魏方面主动挑起的结论，或是对“春秋笔法”不太熟悉的缘故。在下斗胆，不妨请盛先生读一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3)

盛文又说“关羽有雄厚的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故无须益州出兵援助，而且认为关羽的总兵力远远超出我所估计的三万人左右。在这里，我想就关羽及整个蜀汉政权的兵力问题和盛先生一起算一笔细账。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至刘备取益州后，已初步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然而就三国实力相比较，蜀汉最弱是毋庸置疑的。天下十三州，曹魏占有九州及荆、扬二州之一部，而蜀汉在丢失荆州后，仅有一州之地，故当时人就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当然，这是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北伐时的状况。

或许，盛先生认为蜀汉在关羽未丢荆州前，军事实力并不弱。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看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前的兵力。《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刘备与刘琦合在一起，亦不过只有两万人。诚然，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获胜后，攻占江南四郡，兵力会有所增加，增加多少呢？史无明文。我大胆推测，估算刘备兵力会增加三至四倍，但最多达到七至八万，不可能再多了。因为荆州地区虽为“用武之国”，但经过赤壁大战及周瑜与曹仁争夺江陵的苦战后，亦大受破坏。《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记庞统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宋书》卷五十四传论亦云：“自汉氏以来，民户雕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交，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可见，荆州的人力、财力资源已将近枯竭，刘备已不可能再从荆州获得更多的兵力补充了。要成就“鼎足之计”，必须另谋出路，那就是攻取益州。然而，益州牧刘璋虽然“暗弱”，但要攻占“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的天府之国亦绝非容易。所以刘备丝毫不敢轻敌，“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可能还是刘备兵力不足的缘故，荆州军遭到刘璋的顽强抵抗，刘备连连坐挫，甚至连军师中郎将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由于雒城久攻不克，刘备进退失据，故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蜀，“先主自葭萌还攻璋，（诸葛）亮与张飞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此次被调往益州的荆州军有多少呢？《三国志·法正传》所载郑度说刘璋曰：“今张翼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刘备的七八万荆州军经过二次分兵入蜀，剩下来还有多少，盛先生不妨算算。我想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我满打满算，认为最多只会给关羽留下三万之众。

其实，三万兵力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关羽失荆州后，刘备震怒，起倾国之师以雪耻复仇，然伐吴之蜀军有多少呢？《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条记载得很清楚：“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夷陵之战为三国时期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刘备倾其全力，亦只能调动数万之众，可见其兵力资源之匮乏。蜀汉国小，人口不多，全蜀人口总计亦只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兵与户籍数是成比例的，蜀汉兵力最盛时亦不超过十万人。关羽仅镇守部分荆州地区（案：荆州七郡，南阳郡属曹魏，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吴，仅零陵、武陵、南郡属关羽），又哪里会超过三万兵力呢？

至于曹魏一方，兵力雄厚自不待言，据《三国志·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载：“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又据杜佑《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景元四年，与蜀汉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扣除蜀国人口数，魏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按三国时期人口与士兵8∶1的比例数，魏国就有五十多万军队。《晋书》卷二《文帝纪》载司马昭上表讨伐诸葛诞时称：“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4)

襄樊是曹魏的军事重镇，魏明帝曹睿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清人顾祖禹也说：“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可见，曹魏始终以重兵戍守襄樊。所以曹仁驻守襄樊部队至少与关羽的荆州军相当，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盛文云：“关羽的荆州部队实力雄厚，仅俘虏、关押于禁败兵就有数万众。”关羽水淹七军，确实俘虏了不少曹家兵将，但是否能用这些降兵反戈一击确实是个大问题，盛文也认为关羽“骄横过甚”，试问，这样一个刚愎自用，连傅士仁、糜芳、黄忠、马超、刘封、孟达等自家人关系也协调不好的狂妄之人，怎么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做好俘虏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迅速掉转枪口，攻打樊城呢？如果关羽能迅速取胜，抑或这些降兵还能为其所用，但关羽久攻樊城不克，反为徐晃所败，这些迫不得已归降关羽的曹家兵将还不赶快归队，乞求曹操宽恕！盛先生不知是否熟悉曹魏的士家制度，其制规定：“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三国志》卷十三《王朗附子肃传》。，作为人质，士兵如果降敌或逃亡，家属就会沦为奴婢。由此可见，使用降兵并非易事。正因为如此，白起才会活埋赵兵四十万，曹操才会在官渡之战后坑杀袁绍降兵八万之众。

盛文又云：“关羽为徐晃败后南撤，转战当阳地区长达一个多月，说明仍有实力，根本不需求救。”我认为盛先生似乎没有细看《吕蒙传》，才会得出这样奇怪的结论。实际情况是，关羽败退返回江陵时，前有兵不血刃而得江陵、公安二城，士气正旺，张网以待的东吴大军，后有随时可能乘胜追击的曹仁、徐晃的魏军，关羽的这些残兵败将人心惶惶，疲惫不堪，已处于四面楚歌中。关羽黔驴技穷，只得使出如此拙劣的计谋，“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返回，私相传闻，关羽部将士卒“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最后败走麦城，全军覆没。试想，如果关羽军有实力，成都援兵能及时赶到，关羽智商再低，也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何况关羽平日骄横跋扈惯了，连吴主孙权都不放在眼里，而公然骂其为“狢子”（案：豺狼一类的禽兽），难道他会在兵力雄厚的情况下，低声下气地向孙权手下的将领吕蒙“乞和”。

盛文云：“刘备对于关羽北征，后来并非不知或等闲视之。”盛文举送玉玺、封关羽为前将军，以及刘封、孟达有悖于刘备安排，不发援军为例。其实前两事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上庸不发援兵其责任在谁，在我看来，这是刘备造成的，孟达本刘璋部属，刘封则是刘备养子，刘备令“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明显是以亲统疏，以新统旧，由此造成了封、达关系的不和。关羽和刘封叔侄之间的矛盾，刘备无论从国事、家事的角度都有必要从中调解斡旋，但刘备没有这样做。再之，刘备平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同上。，宜都属荆州之南郡，属于关羽的管辖范围。孟达必须听从关羽调遣，否则以违军令处置。但上庸却属于益州之汉中郡，已不属于关羽的辖区，刘封、孟达没有义务一定要增援关羽，刘备将孟达从宜都调至上庸，实际上就是使孟达摆脱了关羽的直接指挥，而且刘备又没有下死命令一定要封、达增援关羽，关羽败亡后，刘备只是惺惺作态地处死了刘封，充其量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3.关羽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吗？

盛文云：“关羽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其理由有二，“一是忠于刘备”，“二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我认为这又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蜀汉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刚而自矜”，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对此，诸多治三国史专家均持一致意见。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5)

我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张飞、赵云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绝对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当起重要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刘备因攻蜀受挫，调诸葛亮入益州，留关羽守荆州，似乎出于无奈。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即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蜀，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猛，再加上谋士法正之智计，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蜀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守江陵，而北攻襄、邓，攻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同上。

最后，还将指出盛文中的明显错误。盛文云：“刘备后来为了争夺荆州所有权，带兵出川来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因曹操威胁事，才与孙权以湖水为界。”其实，刘备与孙权在建安二十年中分荆州不是以“湖水为界”，而是以“湘水为界”。《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建安二十年”条载：“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与权，权令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又如将万斯同误抄成“瓦斯同”，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则写成“费观”。

关于诸葛亮对关羽走麦城作壁上观，确实是个千古之谜，笔者只是在依据仅存史料的基础上，作了大胆揣测。盛先生提出质疑，这是正常的。但我的这个观点并非“孤家寡人”之见，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发表过他的看法（前文中已述），治魏晋史著名专家田余庆先生在其大著中也论述了这一问题。田先生说：“《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还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怀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想到刘、葛。特别是刘，但于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他无所避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210页，中华书局，1993。

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1)

盛巽昌朱子彦教授在《文史哲》、《东岳论丛》相继发表了有关诸葛亮以及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论文，近日又著述《二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4期），就史料极其缺乏的关羽故事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创见，对本人颇有启发。然而，笔者也提出一些疑问，与朱子彦教授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莫把小说充历史陈寿《三国志》（以下简称“陈志”）叙事简练，后虽有裴注和《三国志集解》等书，但仍感不足。此中尤其是《蜀书》，但蜀汉不重视记史，至陈寿修史时，即使是传说和口碑都甚缺乏，如《关羽传》，对他到涿郡（河北涿州）前的一段始末，就语焉不详。依我看就是他孙子关彝辈都不清楚了，所以陈寿就采访不了，只有用“亡命奔涿郡”一言了之。由此不免扑朔迷离，但对于朱文提出的诸葛亮与关羽诸问题，还是清楚的，有脉络可连的。

此处切不能以小说替代历史，对此盼望与朱教授取得共识。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因为有刘备的命令，诸葛亮自知关羽北伐必败，却听之任之，送他进鬼门关。

这两件史事，不见于陈志、裴注和有关魏晋笔记（如《殷芸小说》）碑记，而广见诸元明平话杂剧，以及由此嬗成的《三国志演义》。

《三国演义》述刘备三顾茅庐后，“待孔明如师”（第三十八回），“更要诸葛亮为军师”（第三十九回），诸葛亮的军师权力极大，调兵遣将，所有刘备时期发生的火烧博望坡、新野，赤壁鏖战，取四郡以及后来取西川、东川，全是诸葛亮挂帅，处置所有军机。这大概就是朱文所称诸葛亮的军师权力能“劝阻”关羽北伐，而有意让他倒霉，借吴人之刀杀之的一大理由。

有关“关羽北征”，仅见自《三国演义》，乃刘备由汉中回到成都，“忽听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忙请孔明商议。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人胆寒，自然瓦解矣。’刘备大喜，就命令关羽率军北上攻襄樊。”（第七十三回）

此两条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而为朱文史据，以至产生不必要的误区。

2.诸葛亮“军师”说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诸葛亮从未任“军师”，他在刘备取四郡时，为军师中郎将。建安十九年取成都后，直到刘备做皇帝前的五六年，诸葛亮始终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刘备）府事。斯时，他的权力虽大，但是属于行政和后勤。凡征战事宜全由刘备一手而定，如远征东川和西川，以及后来刘备称帝后大伐东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有关关羽出兵北征和由襄樊前线撤退时的进退维谷，诸葛亮是做不得主，也是不能替代刘备作任何决定的。所以在刘备生前，诸葛亮是刘备最称职最合格的“秘书长”、“后勤部长”，但绝非“司令官”或“参谋总长”。

3.关羽北征情事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和上庸（湖北西北部），曹操大军退扎长安（陕西西安）。就在此前不久，襄樊地区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究竟是谁挑起的，诸说不一。《三国志·关羽传》，“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但同书中《于禁传》作“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如据同书中《曹仁传》推理排比，参照有关文字，是在建安二十三年九月，曹操到长安后，宛城（河南南阳）守将侯音、卫开与关羽勾通，据城反叛，延及周边诸城，而在以北的豫西更甚，所谓“梁（河南汝州）、郏（河南郏县）、陆浑（河南嵩县东北）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此间场景，如火如荼，由是引起关羽注视，即由荆州（湖北江陵）引军北上接应；但在关羽还未至襄樊时，曹仁已会同由长安来的庞德先遣部队攻复宛城，诛杀侯音等人。庞德即会同曹仁“遂南屯樊，讨关羽”《三国志》卷四十五《庞德传》。。

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2)

此时关羽行动日程，参照清瓦斯同《三国大事年表》和谢钟英《三国年表补正》可列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因曹仁等将南下荆州，七月，关羽军先发制人，北上，与曹仁军相持于襄阳、樊城。曹操由长安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

八月，关羽围吕常于襄阳，围曹仁于樊城，擒于禁，覆其全军；本月，关羽游骑至郏。曹操命徐晃救曹仁。

十月，曹操还洛阳，拟南征；徐晃破关羽。

闰十月，吕蒙袭取江陵。

十二月，关羽走死。

以上可见：（一）关羽北征，乃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拟讨伐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刘备所命，破坏《隆中对》，孤军伐曹；（二）关羽前期三个月征战迅猛，势如破竹；（三）关羽为徐晃败后南撤，转战当阳地区长达一个多月，说明仍有实力，根本不须求救，这里确实有个时间差，即由荆州到成都路程，山险路遥。朱文在此谴责“关羽不断破坏诸葛亮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但以史实佐证，诸葛亮“联吴”，也是旨在保荆州地区（包括南郡等郡县），而东吴却是以索回荆州（南郡）为条件，才能贯彻此项战略方针。如此，刘备、关羽对待荆州取舍，和诸葛亮并不相悖，他们都是一个目的，无论强硬或柔和，都是以荆州据有为前提的。所以关羽与鲁肃比邻，打交道，谈判；刘备后来为了争荆州所有权，带兵出川来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因曹操威胁事，才与孙权以湖水为界，目的也是为避免“内讧”，继续联手抗曹，对此关羽也是忠诚执行了的。所不同的是，关羽的个人素质，对待孙权缺乏外交手腕，骄横过甚，不像诸葛亮那样刚柔并济，在农耕社会领袖起决定作用的三国时期，易引起吴蜀两国的矛盾激化。

4.刘备因何未出兵援关羽刘备是非常重视荆州的，他的骨干成员很多是荆州籍人士，“豫州入蜀，荆州人贵”。刘备当然要紧紧拿住荆州，所以在初进东川时，在荆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和赵云等主要成员，后来诸葛亮等入川，由关羽主持。这是因为关羽是最佳人选：一是忠于刘备，“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尊威，祸福共之”《三国志》卷四十《费诗传》。；二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刘备起家，关羽就常独掌一路，如镇守下邳、统率水军，等等。关羽于荆州得失兴衰有决定性作用，刘备集团，包括诸葛亮在内，都知道这个道理，有关羽镇守才有荆州，没有关羽在，荆州其余人员谁都代替不了的，哪里有“借刀”杀了关羽，而能继续保留荆州的事呢？关羽举足轻重，退一步说，诸葛亮确有“借刀”之计，或者“借刀”得逞，那么关羽被杀了，还能有荆州吗？诸葛亮的“联吴抗魏”既定方针，以及“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隆中对》精髓处，也不都是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诸葛亮不是聪明过了头了吗？有如朱文所称“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难道这样的“借刀”算谨慎的？令人费解。由此看来，诸葛亮这把“刀”借不得，也极不划算，是有失无得的蚀本生意，况且他也没有做。

刘备对荆州重视，即使在诸葛亮、张飞等入川后，在荆州地区仍留有能臣良将，以至他入川转战，攻城掠地，长达三年，仅雒城（四川广汉）就攻打了一年，可见带走的兵士不多。关羽的荆州部队实力雄厚，仅俘虏、关押于禁败兵就数万众。朱文引《吴书·甘宁传》称：“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不确，如以全句读，是甘宁“后随鲁肃镇益阳，扼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这是说关羽在资水北岸的兵数，且用“号”称，实际当少于此数，它是不能囊括关羽的总兵力的。如此等等。

按：关羽失败，原因多多，天时地利，但关键之一还是在发挥人才的优势不当，诸如其时荆襄地区人士多不放在重要位置。而孙权、吕蒙却是展开政治攻势，争夺如潘濬之类人才。相比之下，关羽是差得多了。

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3)

刘备对于关羽北征，后来并非不知或等闲视之。《三国志·蜀志》仍有若干记录，如关羽围樊、襄阳时，就送来一块汉水底发现的玉玺《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而与此同时，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观前来授关羽为前将军。关羽围襄樊，因为上庸刘封、孟达不协调，遂令关羽失败。“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显然，上庸军本是可作关羽荆州军的援军，上庸地与襄樊毗连，但他们在关羽围襄樊，尚占上风时，多次拒绝命令；关羽军由襄樊败退，又不出援，更是有悖刘备的安排，由此为刘备痛恨、严责。你能说上庸军不是援军吗？

当然，刘备在成都没有发兵，除了上述关羽有雄厚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有上庸军在，他们的不救，是刘备甚至诸葛亮预计不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刘备戎马半生，做了汉中王后，还要创造条件筹备登基；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更有甚之就是他的将士需要较长时间休整。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未久，又在汉中打了一年仗，将士疲乏。这也是一个原因。此文载《探索与争鸣》，2005（6）。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1)

附录2：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采访纪实尊敬的朱教授：十分感谢您对我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的采访耽误了您许多宝贵时间，我们十分抱歉也十分感激。以下是我们的播出稿，期待您的指正。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一）

记者、通讯员：史天舒2005—02—22放言天下导语纵论天下新闻时事，共睹世界风云变幻。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放言天下”，我是曹丽。2月18号我们播出过一期节目：《历史谜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介绍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关于诸葛亮的观点，朱教授认为诸葛亮在襄樊之战中借刀杀死了关羽。节目播出后，在广大观众朋友特别是文学圈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历史名相诸葛亮。朱教授提出的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襄樊之战前后持续半年之久，而蜀军却没有派一兵一卒的援军，这让人不能不联想深谙兵法、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是故意借襄樊之战除掉关羽——这一仕途上最大的障碍。然而，我们山东省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则认为，襄樊之战在开始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羽在军事战略、战术上十分有利，因此诸葛亮没有必要派援军。

播出文稿山东大学王教授：其实这个事情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从关羽这方面来讲，他的军事形势非常有利，在这半年当中，他首先打败了曹操的大将于禁率领的军队，用水淹的方式把他打败了，把于禁俘虏了，然后他把曹仁围在樊城，所以当时整个形势对关羽非常有利。那么从诸葛亮那一方面来讲，他远在成都那边，当然他没有必要长途跋涉地派军队来援助他。因为只有当战争形势非常紧张，关羽才需要诸葛亮的援助，而且关羽是一个文韬武略都非常全面的将才。所以，我觉得并非要派兵援助他，这是诸葛亮用兵一贯谨慎的表现。（记者：作为当时战争的形势来说，关羽这方是非常有利吗？）非常有利。他当时防范得非常主动，因为他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他把曹仁围在樊城；第二，打败了曹操派去援助曹仁的于禁部队；第三，孙权那边没有什么举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关羽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记者：也就是说关羽根本就不需要援军是吗？）对。不需要援军。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二）

记者、通讯员：史天舒2005—02—22放言天下导语王教授补充说，关羽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由顺利到失败的转折是在不长的时间内产生的。那么上海的朱子彦教授对此又是怎样解释的呢？我们电话采访了朱教授。

播出文稿朱教授：在当时情况下，关羽一方的军事形势并非很有利。战役的前期比较顺利，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蜀汉的关羽的军队兵力比较少，根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蜀军号称三万，也就是说实际上还不到三万人，所以兵力很少。而孙权的兵力至少有五六万，曹操的军队则更多，孙、曹两家的兵力加起来远远超过蜀军。关羽三万人马，还必须分出一部分人马驻守江陵、公安，所以不能集中全部主力围攻樊城，这就使得樊城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攻克。关羽虽然消灭了于禁的七军，但曹操前后共派出包括徐晃、张辽在内的五路援军，曹操自己还亲率十余万大军作为后援，在兵力上关羽已处于绝对劣势。即使东吴不偷袭荆州，关羽在徐晃与曹仁的夹击下，当时已面临失败的危险。十二月份大约十二月底至一月份，关羽走麦城被杀，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一月份，整个过程将近半年时间，成都方面未发一兵一卒。而且宜都、秭归（靠近蜀国的边境城市）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到成都。同时，当时成都方面掌握军政大权的是刘备而非诸葛亮，这点我在文章中早有提及，诸葛亮并非有意置关羽于死地，而是在关羽情势危急时未向刘备进言，发兵援救，可以说诸葛亮是在放任关羽败局的发展。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2)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三）

记者、通讯员：史天舒2005—02—22放言天下导语另外，朱教授认为关羽在刘备集团中对诸葛亮的地位构成威胁，因此诸葛亮才想除掉关羽。对此省内的王教授认为，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谋士，而关羽是将军，他们各司其职，并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朱教授对诸葛亮和关羽矛盾的猜想，是对他们两人人品的贬低。

播出文稿王教授：诸葛亮的地位是稳定的，刘备死后他又是相父，要说夺权他有条件，不需要铲除哪一个，诸葛亮不是这种人。因为刘备把诸葛亮请出来之后，他为知己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整个历史记载上找不出他有野心的任何动向来。而关羽作为“义”的代表，你翻遍历史也找不出他争权夺位的记载，这点不存在。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四）

记者、通讯员：史天舒2005—02—22放言天下导语然而远在上海的朱教授却认为诸葛亮在蜀中的地位并不稳固，他的官职要低于关羽。至于刘备托孤给诸葛亮，则是因为到那时跟随刘备的许多开国元勋都已去世，刘备不得已而为之。

播出文稿朱教授：关羽人品并不高尚在史学界早有公论。王教授说关羽是“义”的代表，这实际上是受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记载，关羽年轻时就因为杀人而亡命江湖。关羽不仅好色，和曹操争夺美女，且屡战屡败，只因历代统治者的需要才不断被神化起来。如果诸葛亮深谋远虑的话，他就会考虑到，在刘备政权内部，关羽的地位其实比他要高。刘备称帝前，诸葛亮在文官中的地位还在许靖、糜竺等人之下。我在文章里也谈到，关羽的官职始终比诸葛亮高。我觉得，如果说将来刘备死后，考虑到易代以后谁来掌握大权，我认为按照常理来推断，应该由关羽来继承。这是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说有可能由关羽来任大将军或者宰相，轮不到诸葛亮。另外，联吴抗魏是诸葛亮一贯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关羽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甚至表示等到夺取樊城后就要灭掉吴国，这就完全破坏了《隆中对》的战略方针，对此诸葛亮也是不能容忍的。

（记者：那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诸葛亮呢？）

朱教授：那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关羽死了，张飞死了，法正也死了，蜀汉的那些元勋、开国功臣、跟随刘备南征北战的这批元老辈的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刘备临死的时候托孤给诸葛亮，那实在是没办法了。另外，诸葛亮是否有野心，也必须要用史料来证明。诸葛亮自己也曾说过，如果北伐成功，他便要受九锡。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诸葛亮自己说要受九锡，这说明什么？实际上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刘备死前，他就夺了法正的权。刘备死后，他更是大权小权一手抓，夺李严的权，打击魏延，把蜀汉军政大权牢牢控制在他自己手里。而且汉末称王称帝的人比比皆是，后主又是个阿斗皇帝，他诸葛亮作为一个权相，对皇位这个普天之下最大的权力宝座有觊觎之心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诸葛亮是个城府极深之人，在功业未建，自己势力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他是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的。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北伐成功，汉室“光复”，诸葛亮以盖世之功而登上皇帝宝座，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惊讶呢。

山东电视台新闻中心史天舒

千秋功过后人评

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1)

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谋反而被诸葛亮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虽然曾有人替魏延写翻案文章，但《三国演义》塑造的反贼魏延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很难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杀。

笔者最近去成都开会，顺便去武侯祠瞻仰，见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像。问其缘故，讲解员云：因魏延是叛臣，故无其像。我正欲找武侯祠的有关领导，对其言明历史的真相，然有人告诉我，邓小平同志于1963年亦曾来到武侯祠，面对文臣武将廊，他发表这样的见解：“这些塑像，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又有了，比如魏延就该有，但没有塑像。”参阅《小平同志，武侯祠职工想念您》，载《四川日报》，19970227。余听闻此言，不由喟然长叹，打消了找武侯祠领导的念头。返沪后，心犹不甘，决计撰此文替魏延辩冤。

1.军事奇才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云：“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2)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及此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楙（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3)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楙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3）。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4)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难得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其实，对于魏延的军事才能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丞相。在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诸葛亮若要“自取”，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亦无人敢阻止其代汉称帝。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参阅朱子彦：《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5）。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同③。对陈寿此言，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亦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

Chapter_3

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其实，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附弟谡传》。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如此一来，他的北伐大业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乃是为“尊者讳”罢了。

2.千古奇冤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5)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6)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1)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与曹操相媲美，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司马昭被世人视为篡夺皇位的奸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们描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头禅。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对儒家纲常伦理、君臣名分不可颠倒观念的完全肯定，是极不公允的，因此很有必要来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

1.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昭字子上，乃曹魏名臣司马懿之子。青年时期追随其父司马懿西拒蜀汉，东御孙吴，北伐辽东。长期的戎马生涯，造就了他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执政后，政绩卓著，甚得民心。下面，我们将他的主要政绩分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

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司马昭继兄辅政。他励精图治，对魏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改定律令。“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他“皆奏除之”《晋书》卷二《文帝纪》。，并且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科网本密”，令贾充、郑冲、羊祜、杜预等十四人，本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原则，《晋书》卷三十一《刑法志》。正式制定新律。到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完成，颁布全国。《晋律》的内容比《汉律》大为精简，从汉律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就相对减轻了人民动辄触犯刑律、处置轻重无准的弊端。同时律文“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同上。在某种程度上，《晋律》可以说是“刑宽禁简”《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在经济上，司马昭关心农业生产，注重民心，“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晋书》卷二《文帝纪》。。他还提倡节俭，“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劝分”同上。，使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开始废除民屯制度。屯田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屯田客的地租负担很重，到魏末租率提高到“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因此屯田客生活十分困苦，生产情绪日益低落。而且屯田客的身份地位很低，是被用军事编制强制在土地上的劳动者，故在屯田初期，就有屯田客逃亡之事。为了缓和屯田客的反抗和逃亡，整齐划一编户，便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在新的情况下，司马昭罢掉屯田官，废除民屯制度，将民屯的国家佃农改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使他们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身份地位有所提高，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

二、平淮南，“能以德攻”。

司马懿消灭曹爽集团后，曹魏政权虽已归司马氏控制，但曹爽集团的垮台，不等于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斗争在酝酿、在发展。特别是淮南地区在司马懿、司马师执政时期就先后爆发了两次叛乱。司马昭执政不久，诸葛诞据淮南再次作乱。诸葛诞是忠于曹魏的军事将领，公元257年，他杀死扬州刺史乐琳，起兵反对司马昭。同时又遣其子入吴为质，“称臣请救”，吴国派将军全怿等，“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诸葛诞与孙吴联合，声势甚大，对司马氏集团构成很大威胁。司马昭闻变，当机立断，亲自督军二十六万南征。

由于诸葛诞镇守的寿春是曹魏的军事重镇，城防极其坚固，再加上诸葛诞位据方面，握有重兵，又有吴军为援，故欲取胜，绝非容易。根据这一情况，司马昭制订了围而不攻、使其坐毙的作战计划，他认为“寿春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因此他决定“坚守三面，若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也，吴贼破，钦等必成禽也，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司马昭的这个战略方针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吴国的援军被司马昭击败，只得退归江东。诸葛诞外无救兵，内乏粮草，寿春成了一座孤城。司马昭又乘机展开攻心战术，他遣廷尉何祯“使淮南，申明逆顺，示以诛赏”《晋书》卷二《文帝纪》。，以瓦解叛军。又行反间计于驻守在城中的孙吴将领，结果吴将“(全)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同①。。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2)

在司马昭重兵围困下，叛军内部又发生内讧，诸葛诞杀死同党文钦。钦子文鸯、文虎走投无路，请降于司马昭。文钦是司马氏政敌，其子投降后，“军吏请诛之”，司马昭不但不杀，反而“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同①。叛军见“文钦之子犹不见杀”，纷纷投降，已呈土崩之势。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发动猛攻。诸葛诞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淮南悉平。

战事结束后，有人建议“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司马昭不同意，他说“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结果“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司马昭此举确有政治家的气魄，和曹操采取的“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的屠城暴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以德攻之”的怀柔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使得“吴众悦服，江东感之”《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附《唐咨传》。，对争取吴国民心的归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为以后晋武帝平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对司马昭平淮南的用兵方略和采取的宽容政策甚为钦佩。他赞道：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同①。

可见司马昭是一位智勇兼备，特别是以谋略见长的军事家。司马昭迅速平定淮南之乱，不仅巩固了司马氏集团的统治，而且使人民免遭兵灾战祸，其功绩应予肯定。

三、灭蜀，为统一全国奠定基础。

司马昭“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晋书》卷二《文帝纪》。，积极准备消灭蜀、吴，统一天下。对司马昭来说，统一天下的关键是消灭蜀国。蜀虽偏据西南一隅，军事、经济力量均不如曹魏，然而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前期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治国，他内修农战，严明法令，外伐曹魏，以攻为守。故蜀汉乃曹魏之劲敌，当诸葛亮北伐中原之时，连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司马懿也“畏蜀如虎”，“闭军固垒，莫敢争锋”。《晋书》卷一《宣帝纪》制曰。但自诸葛亮死后，蜀汉国力日趋衰落。姜维对魏连年用兵，败多胜少；刘禅不理朝政，昏庸无能，以致“蜀人愁苦”，“百姓疲弊”《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与蜀汉情况相反，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比较清明，而且大力推行军事屯田，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不仅洛阳地区垦田增多，而且边缘地区荒田亦被开垦。淮河流域到司马懿执政时已是“仓庾相望”，关中地区到司马师掌权时已有大批余粮，这就为司马氏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敢不敢于发动战略进攻，趁蜀汉衰弱之际，发兵消灭之呢?曹魏朝廷中很多人没有看出灭蜀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对蜀汉军事力量估计过高，又认为巴蜀天险难以逾越，故“朝臣多以为不可”伐蜀。《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甚至连名将邓艾也“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同上。。但司马昭力排众议，他知己知彼，洞悉局势，看出蜀汉已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同上。。在对吴、蜀二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地形、气候条件作出全面分析后，他及时把握战机，制订了先灭蜀后平吴的战略计划。其部署是“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晋书》卷二《文帝纪》。。可见司马昭对伐蜀战役，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3)

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司马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来迷惑吴、蜀二国。他下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这就使孙吴不敢轻举妄动，发兵救蜀。公元263年，司马昭派智勇双全、善于用兵的大将钟会和邓艾率兵伐蜀。魏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按照司马昭的战略步骤。结果姜维被邓艾牵制在汉中，钟会就乘机“出其空虚之地”，一举攻克蜀汉战略要地——汉中。接着，魏军势如破竹，直逼成都。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汉这时“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晋书》卷二《文帝纪》。，朝野上下一片慌乱。最后刘禅投降于邓艾，蜀汉至此灭亡。

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一举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注引《袁子》。。这是因为他看准了形势，及时组织了战略进攻，故取得了胜利。正如吴人张悌所分析的，“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疲，兢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传》。。事实证明，张悌的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何来评价司马昭的灭蜀战争呢?我认为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要好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所以当邓艾兵“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人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人民的迫切要求。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司马昭灭蜀是继承了曹操的事业，它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过去有些论者对司马昭的灭蜀功绩评价不高。他们分析三国统一的原因，往往比较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吴、蜀，这就为统一创造了条件。其实客观条件即使已经具备，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积极作用，统一还是不能实现。例如，战国后期尽管秦对东方六国已占绝对优势，但如果不出现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统一进程也势必延缓。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昭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也是不可能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综观三国历史，习氏的这一见解确是中的之论。

四、迅速平定钟会的叛乱，防止蜀地的重新割据。

钟会伐蜀成功后，“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面对钟会叛乱的严重局势，司马昭毫不惊慌。他对此事其实早有估计。早在司马昭遣钟会伐蜀时，谋士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晋书》卷二《文帝纪》。，建议司马昭另选伐蜀元帅。司马昭答道：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同②。

可见司马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已把钟会控制于手掌之中。当钟会除掉邓艾后，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昭对他十分信任。但这时司马昭已亲自率军十万屯驻长安，并令中护军贾充领军入斜谷，随时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4)

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只得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困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魏兵得知情况，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措手不及，和姜维一起被杀。这场叛乱遂以失败而告终。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钟会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如其谋一旦得逞，势必重建割据政权，分裂局面又将延续。但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亡之后，遗民宁肯归于晋，也不会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会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

五、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蜀以后，面临如何治蜀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遭覆灭，但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的力量；而且此时蜀之南中、巴东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降服。“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孙盛曰”。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懂得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采取军事压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因此他根据蜀中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社会矛盾。蜀中百姓在刘禅统治下，赋役负担极其沉重，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这样沉重的剥削，当然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司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以苏民困。他还“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用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士民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府卵翼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满足益州土著集团驱逐外来势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区，给他们官做，有的还赐以爵位，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势力已随着蜀汉的灭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5)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6)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濬、卫瓘等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吕布的冤案(1)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曹瞒传》。，这是人们对三国时期吕布盖世武功的称颂。然而吕布的操行所为却为后人所不齿。《三国志·吕布传》（以下引文皆省略《三国志》）中陈寿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九中对吕布也大加鞭挞，认为“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吕布殪，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我认为，陈寿、王夫之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首先，吕布并非导致汉末大乱的罪魁，吕布死，天下之乱也并没有终止。其次，吕布的“轻狡反复”也是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一定由吕布来承担，汉魏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合聚散是当时社会运作的常态。为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被认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历来评论者在这一点上紧抓住吕布的小辫子不放，认为吕布忘恩负义。吕布杀丁原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矛盾日益尖锐，势如水火。少帝初立，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从，何进遂“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资治通鉴》卷五十九。，何进所召的“四方猛将”，主要包括董卓与丁原所控制的凉州与并州两大军事集团。丁原任并州刺史，利用一些以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一支势力强劲的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事集团。吕布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吕布传》云：“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虽以并州牧的官职率兵进京，但其所率的武装是从凉州带到并州的，因此属于凉州军事集团。

在何进的召唤下，丁原、董卓各自率自己的地方武装进京，获得了干预朝廷中枢的机会。但董卓较丁原抢先一步进京，并且将少帝、太后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然而，董卓初入京师时，兵力有限。据《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可见，董卓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同其他地方武装相抗衡的优势。虽然在何进被宦官杀死后，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无所从属，皆归董卓，但毕竟不是董卓的嫡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董卓也不一定十分相信他们。董卓要扩充军事势力，必须拉拢或兼并并州军事集团。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虽分属不同的集团，但由于所处的地域都是“边鄙”，凉、并二州在东汉末年是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的地区，“习于夷风”，长于勇武而短于“学术”，在时人看来，并、凉将士属于“天下之权勇”，为“百姓素所畏服”。《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两个集团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习俗及军事实力。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董卓为何要诛杀丁原，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董卓杀丁原很可能是因为丁原不愿意合作或臣服。然而董卓兵力有限，与同是劲旅的并州兵团开战并无胜算。如果两败俱伤，反而让关东军事集团得益，这是董卓不愿看到的。因此董卓决意使用阴谋手段诛杀丁原并控制其武装。董卓能否铲除丁原，关键在于吕布。因为吕布“骁武，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是并州军集团中首屈一指的猛将。同时，吕布又深得丁原的信任，丁原“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如何诱使吕布杀死丁原，史籍的记载十分简略，“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三国志》卷七《吕布传》。。问题的关键是要探讨史籍中没有披露的内容，即吕布为何会倒戈，叛丁原而投董卓。我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其一，董卓当时官拜前将军，封斄乡侯兼并州牧，丁原初为骑都尉，后迁执金吾。以官位而论，董卓在丁原之上，而且董卓进京后迅速挟持了少帝、太后，掌控了朝廷中枢，具有政治上的优势。董卓以上令下，命吕布诛丁原，吕布是不能违抗的。因为吕布并非丁原的私人武装——部曲，而是汉官吏。其实归顺董卓的也不止吕布一人，史载“（何）进、（何）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吕布的冤案(2)

其二，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借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但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吕布等并州将士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吕布投董卓后，“卓以布为骑都尉”同①。。丁原在河内时曾为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概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揣测，这可能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

其三，吕布投靠董卓，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是“羌患”蔓延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与吕布皆“习于夷风”，史载“卓有才武，臂力少比，足带两鞬，左右驰射”。《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可见董卓与吕布皆以骁勇善战闻名乡里。最初又担任低级军职。吕布、董卓早年经历相似，因此气味相投，有共同语言并非偶然。另外，董卓曾在并州作战，又担任过并州刺史，吕布是五原九原人，五原郡属于并州，因此很可能两人不但认识而且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否则，董卓为何对吕布“甚爱信之，誓为父子”。董卓甚至“行止常以布自卫”《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托付给吕布，应该是最好的证明。

其四，董卓初入洛阳，其暴政恶行并没有即刻显现。相反，董卓进京后所做的头几件事，名声还是相当不错的。据《后汉书·董卓传》云：“卓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所选拔的人，基本上都是名士和名门之后，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也颇有人望。而他自己的部属却都被任命为低级职位。《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又曰：“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陈蕃、窦武乃天下名士，声望极高，在党锢之祸时为宦官所枉杀，当时天下士人百姓皆冤之，此等天下大冤而今在董卓手上一朝得雪。

大儒蔡邕，因得罪权贵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进京后，马上予以重用。蔡邕赴京后，“署祭酒，甚见敬重”，随之“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这时的董卓俨然是一个贤臣模样，不但能够礼贤下士，还能纳谏——“（蔡）邕亦每存匡益”《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谁又能知道他后来会如此暴虐无道呢？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昏暗，董卓的到来甚至使一部分人对其抱有革新政治的幻想，故吕布其时叛丁原投董卓并不一定是见利忘义的行为。

吕布投靠董卓后，便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因吕布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故常被人当成工具加以利用。《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吕布传》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说明在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王允的心目中，吕布不过是一名“剑客”，而他之所以厚加接纳，目的在于实现他的政治图谋，即利用吕布来刺杀董卓。

吕布杀董卓是人心所向，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他也得罪了凉州军事集团。“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李傕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打败了吕布，攻克了长安。吕布被迫东走。吕布投奔袁术，袁术拒而不纳，于是改投袁绍。袁绍收留吕布是为了对付黑山军张燕。吕布作战英勇，助袁绍大破张燕。但“外宽内忌”的袁绍反而嫉恨吕布勇猛，恐日后难以驾驭。吕布察觉后“求去”，袁绍却“阴遣壮士夜掩杀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布求还洛，绍假布领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布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砍布床被，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吕布有功于袁绍，袁绍却如此对待他，孰是孰非，可谓不言自明了。

吕布的冤案(3)

吕布离开袁绍后，便去投奔张杨，张杨曾是丁原旧部，与吕布算是旧友。并州军的吕布、张杨、张辽集合在一起，对凉州军的李傕、郭汜来说，当然是严重威胁。李傕试图进行分化，诱使张杨及其部曲诸将诛杀吕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张杨及部曲诸将，皆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吕）布。”在张杨看来，这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因为不但可与凉州军暂时和解，而且还可兼并吕布部队，以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吕布知道后，下出一着颇为高明的棋。他对张杨说：“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吕布的这番话，指出他与张杨同属并州军事集团，唇齿相依，如果内部火并，吕布被杀，张杨也必然势孤，无疑将为凉州军所攻灭。权衡轻重，张杨不得不放弃这个如意算盘。“（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张杨表面上敷衍李傕、郭汜，实际上却大力保护吕布。在这种情况下，李傕、郭汜只得反过来笼络吕布，任命他为颍川太守。《三国志》常谓吕布“勇而无计”、“勇而无谋”，其实也并不尽然。吕布在对付袁绍的谋害，以及拉拢张杨的策略上，难道是一勇之夫所为吗？

在吕布同刘备的关系上，人们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完全站在刘备的立场上，指责吕布如何背信弃义。其实，这大大有悖于史实。吕布被张邈等人推为兖州牧后，便开始与曹操为敌，吕布虽然骁勇善战，但终非杰出的军事家曹操的对手。吕布在兖州争夺战中被曹操打败，只得投奔刘备。吕布同刘备初次见面，对刘备是敬重有加。《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就吕布来说，他对刘备应该说是尊敬的。吕布与刘备同是北地人，再加之在军中，所以他在军帐中请刘备入后室，应该说是表示亲密无间的意思。吕布长刘备两岁，他称刘备为弟也不为过。哪知道刘备却不以为然，大概是觉得吕布来投靠自己，却喊自己为“弟”，又看不惯吕布命妻子“向拜，酌酒饮食”的举止，所以觉得吕布“语言无常”，因此“外然之而内不说”。

吕布后来夺取刘备所占据的徐州，也是事出有因。刘备与袁术作战，后方下邳空虚，城中出现内乱。于是就有人来请吕布入城。“备中郎将丹阳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阳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从这段史料中可知，下邳城不是吕布夺取的，而是刘备部将请吕布入城的。徐州兵将开门迎吕布自有其道理：一是说明张飞等人统治徐州，不得人心；二是徐州人仰慕吕布之名声，不然不会有“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之说。

吕布占领徐州后，刘备陷入了困境，“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面对刘备的狼狈处境，吕布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以刺史之礼相待之。“（吕）布令（刘）备还州，并势击（袁）术，具刺史车马僮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吕布这样做，手下人不是没有反对意见。《先主传》注引《魏书》载：“诸将谓布曰：‘备数反复难养，宜早图之。’布不听，以状语备。备心不安而求自诧，使人说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可见，吕布还是颇有容人之量的，说他对刘备是英雄相惜也不为过。当然，吕布此举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利用刘备来抗衡袁术。当袁术派大将纪灵率军三万来进攻刘备时，“备求救于布，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诸将，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灵等闻布至，皆敛兵不敢复攻。布于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铃下请灵等，灵等亦请布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支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吕布不用一兵一卒就调停了袁、刘二家的冲突，这体现了他具有运用巧妙的政治手段来处理军事斗争的智慧。

吕布的冤案(4)

当然，在汉末三国时代，群雄并起，智谋之士云集。以吕布这样的小智小谋并不足以应付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局面。吕布在和曹操的较量中，时常上当受骗。但从中我们仍可看出吕布的器量和性格。例如，陈珪、陈登父子暗中与曹操勾结，出卖吕布。吕布并没有察觉，反而被陈登的几句花言巧语所蒙蔽。“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还，布怒，拔戟砍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公，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一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为卿所卖耳，卿为吾言，其说云何？’登不为动容，徐喻之曰：‘登见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同上。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吕布的胸襟器量，还说明了此人是个直肚肠，动辄发怒，人言有理便意解。而且他对曹操的“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一说是认同的。

那么，吕布求“用”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认为吕布身处汉末天下大乱之际，但并无称帝称王之野心，而只是企图割据一方，作一个诸侯罢了。例如，他答琅玡相萧建的一封信颇能说明其抱负。“（吕）布与（萧）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从中可见，“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乃当时的实情，但吕布并不想割据称王，这和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确实非常相似，操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当然，吕布所拥有的地盘和政治军事实力并不能同曹操相比，但他其时身为徐州牧，也是一方诸侯，其势力并不逊于袁术。而且袁术称帝时，吕布“止之，而使不通章”同上。。这说明吕布的理想是做个汉朝的臣子，并无不臣之心，而且他还力图恢复汉朝一统天下的局面。

当吕布为曹操所擒，命在旦夕之时，吕布曾向曹操建议：“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吕布自视甚高，有不把天下诸侯放在眼里的傲气。在不经意中说出，他欲为朝廷重臣，助操平定天下。对吕布的这番话，“太祖有疑色”《三国志》卷七《吕布传》。，说明曹操颇有几分赞同。

吕布的为人亦有不少可取之处。可以说，还是深得部下爱戴的。例如，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慷慨赴死，都说明他颇得人心。当曹操兵围下邳城时，“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资治通鉴》卷六十二。从“左右不忍”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吕布和部下的关系是融洽的，否则当此危急关头，手下人何不卖主，将吕布的人头献给曹操，以获取荣华富贵。吕布在大难临头之际，“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亦足以说明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不然就先降了曹操，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呢。至于他后来“下降”，是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吕布对操言道：“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可见其在言辞间还是有一股霸气。

其实，曹操本不想杀吕布，“布缚急，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语，而诉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宽缚”。《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但刘备却在旁言道：“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刘备为何主张杀吕布呢？一是吕布曾夺取刘备的地盘，备当然怀恨在心；二是刘备担心如果吕布为曹操所用，则使曹操如虎添翼。刘备最大的敌人是曹操，当然不愿看到曹操势力的强大，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形成更大的威胁。曹操一向主张唯才是举，善于选拔人才，再加上“操之驭将，自古少有”《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如果操不杀吕布，让其为己效力，也许会使吕布成就一番功业。

吕布的冤案(5)

吕布为何会失败呢？我认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吕布盘踞的徐州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政治、军事斗争错综复杂。自曹操为父报仇，大肆屠戮徐州士民后，长期的战乱使徐州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缺乏巩固的根据地及可依靠的后方，制约着吕布集团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看，吕布行事优柔寡断“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同②。。部将高顺忠心耿耿，吕布不能用；谋士陈宫屡出奇策，吕布不肯信。高顺常谏吕布：“‘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陈宫被俘后也对曹操说：“但坐此人（指吕布——笔者注）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擒也。”《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鱼氏典略》。二人的确说出了导致吕布败亡的致命伤。

总体来看，吕布为人性格直爽，不拘小节，颇得人心，有容人之量，又无割地称王之野心。其一生行事并无大恶，从未有过类似于曹操的屠城坑卒残暴之事。所以我认为陈寿作出的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的评价并不十分公允。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他们之间只有利益，没有诚信。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公孙渊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1)

三国时期曹操以善于用人而著称，他提出的“唯才是举”政策，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并得到大多数治史者的首肯。然考察曹操一生，其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杀害贤士之事，于史也屡见不鲜，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故要客观地评价曹操的用人政策，必须同时对其用人的另一侧面进行探讨。

1.拒谏饰非，轻慢谋士曹操在提出“唯才是举”政策的同时，常有拒谏饰非、轻慢贤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之举。特别在他平定河北、消灭袁绍后，更是骄横狂妄，自封为“天下英雄”《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颇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之概。以致在和孙权、刘备等人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

赤壁之战前，曹操错误估计了战争形势，他把孙权、刘备看做袁绍、袁术、刘表、吕布之徒，把诸葛亮、周瑜、鲁肃当做审配、逢纪之辈，又不正视南方的自然条件、生活习惯，企图以新收的刘表狐疑之众和疲惫不堪的北方之卒一举荡平江南，统一中国。谋士贾诩根据客观情况，向操劝谏道：“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三国志》卷十《贾诩传》。他认为当时统一全国的条件尚未成熟，要曹操暂且按兵不动，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待机破敌。然而这一远见卓识，却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曹操置之不理。

曹操倚仗自己兵多将广，欲施当年借公孙康之刀杀袁尚、袁熙之故伎，迫使孙权杀刘备投降。程昱分析形势，认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对程昱的判断，曹操不以为然，作书恫吓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不出程昱所料，曹操此举反而促成孙权与刘备的联盟抗曹。“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由于曹操不听谋臣劝谏，在军事战略上造成一系列的失误。结果火烧赤壁，“困于周郎”苏东坡：《前赤壁赋》。，遭到惨败。然而操并不引咎自责，他反而旁敲侧击地谴责众谋士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注引《魏书》。其实郭嘉即使在世，其奇计良谋能否为操所纳，亦很难说，因操此时位尊权重，已不像初期那样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了。

公元211年，曹操统率人马攻马超于潼关。谋士们都认为“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当也”。但操却不以为然，以为“战在我，非在贼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似乎这次战争的主动权全由他掌握了。结果全军溃败，自己也险些丧命长矛之下。事后他不但不承认其战术之错误，反而在众将面前自我解嘲道：“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一些贤士本准备归附曹操，亦因操骄矜自伐，轻视人才，结果反把他们推向敌方。如益州牧刘璋的使者张松原打算把西蜀献给曹操，但由于曹操对张松简慢无礼，“松还，疵毁曹公，劝（刘）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结果刘璋转与刘备相结，使得曹操丧失了唾手可得的益州。无怪习凿齿在评论曹操拒纳贤士张松时指出：“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注引《汉晋春秋》。

东汉末，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是魏、蜀必争之地。公元215年，曹操率大军平张鲁，定汉中，因而使“蜀人望风，破胆失守”。当时刘备得蜀日浅，蜀人尚未归附，而又惧曹兵来临，一日发生几十次骚动，刘备斩之，亦不能安定。刘晔献策道：“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司马懿亦力劝曹操：“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晋书》卷一《宣帝纪》。然而曹操既不接受这一建议，又不慎选良将固守汉中，作日后图蜀之准备，竟用“但知任勇”、不能“行之以智计”的夏侯渊为征西将军《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委以镇守汉中之重任，结果为刘备所乘，拱手将汉中送予刘备。故裴松之言：“（曹操）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2)

曹操在军事中屡遭挫折，不但不自省，反而斥责谋臣：“频年以来，不闻嘉谋。”《曹操集·求言令》。其实并非谋士没有奇策良谋，而是曹操骄矜自信，轻视人才，使良谋奇策无所用也。

2.嫉才害贤，剪除功臣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政策，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在其起兵之后，贤才奇士争奔归附。但在曹操统治地位确立之后，他就开始嫉才害贤，甚至采取血腥的屠杀手段，在他的屠刀下，许多士人惨遭杀戮。综合被害士人，大致可分三类。

其一，通过暗杀或罗织罪名以剪除功臣。

荀彧是曹操打天下最得力的谋臣之一。曹操出外征讨，常以荀彧主持中枢大政，做到足食足兵。官渡决战，曹操粮尽欲退，独彧献奇策，使曹军转败为胜，大破袁绍。故曹操赞叹他是“谋殊功异”、“略不世出”、“吾之子房也”。建安十八年，董昭等拟劝曹操进爵魏公，受九锡，就商于荀彧，荀彧认为现实政治对曹操称公很不利，主张暂时维持东汉朝廷。但曹操此时功业日隆，想取汉而代之。荀彧的反面意见使他“心不能平”，曹操南征孙权，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荀彧终被置于死地。

娄圭（字子伯）年轻时和曹操交厚，“后归曹公，遂为所用，军国大计常与焉，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诈，曹公以问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曰：‘大善’，遂进兵。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吴书》。后来娄圭只因跟随曹操父子出游时，看到曹操车马仪仗甚隆，故讲了一句“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的戏言，曹操“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许攸本为袁绍谋士，官渡之役，弃袁归曹，并献袭乌巢粮仓之奇策，助操破绍，“得冀州”。然“许攸自持勋劳”，不拘小节。“时与太祖相戏”，曹操就“内嫌之”，加上人进谗言，“遂见收之”。同上。

杨修为人“谦恭才博”，他任曹操主簿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称得上是曹操的左右手。后仅因和曹植关系较好，就被操以“交关诸侯”罪收杀之。《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传》注引《典略》。再如崔琰为曹操典选举，“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这位“伯乐”在和杨训通书信时，写了一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其“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对曹操并无不恭之意，然曹操却大发雷霆，认为“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曹操遂下《赐死崔琰令》，理由是“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故陈寿叹惜道：“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

其二，诛戮恃才不羁与不愿为己服务的士人。

陈留人边让，“素有才名”，曾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著名学者蔡邕、孔融、王朗等对其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太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史载他“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后汉书》卷八十下《边让传》。，遂成了曹操开刀的第一个名士。北海相孔融名噪当时，因其“好士”，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曹操专横跋扈惯了，岂能容忍“处士横议”，便以“大逆不道”之罪，把孔融杀了。祢衡才气横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操遂用借刀之计，把他放逐于刘表处，为表将黄祖所杀。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3)

名医华佗医术超群，“太祖闻而招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后由于华佗不愿在曹操左右长期充当侍医，遂“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曹操一再派人传令追逼，仍遭华佗拒绝。曹操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假”，便将其逮捕治罪。结果查得华佗确系推托。曹操遂将华佗“传付许狱，考验首服”。大臣荀彧认为华佗是一代名医，世罕其匹，故向曹操求情道：“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但曹操仍坚持要将华佗处死，他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华佗临刑前，将“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传》。华佗被曹操杀死后，他的医术也就此失传。可见，曹操对中国古代医学的摧残。

其三，屡兴大狱，滥杀大批无辜士人。

建安二十三年，耿纪、韦晃、吉本等人因反对曹操而被诛。但曹操并不就此罢休，欲趁机树威，杀戮大批士人。操下令“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大狱，株连被戮者达一千余家，其中功臣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二子都在这次大狱中被杀。

有些贤士虽没有被曹操所杀，但亦被操借法所废，终身禁锢。如毛玠对崔琰之冤有些不满，发了“使天不雨盖此也”的牢骚，结果“太祖大怒，收玠付狱”。《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又如杨彪为人“海内所瞻”，“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幸孔融不避斧钺，与曹操理论，“操不得已，遂理出彪”，然彪出狱后即被免官，还殃及宗族子孙，“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彪传》。

曹操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和废黜了大批功臣、贤士，削弱了自己的实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许多奇才，或行权诈之术，以保其族，善其身，不为操献良策；或遁迹林泉，坚拒操之征辟，不愿为其所用；或另投新主，与曹操为敌。使操之事业遭受损失。就三国实力而言，曹操所占的地盘要比吴、蜀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军事、经济实力强得多，但三国鼎峙局面却延续几十年之久，终曹魏之世始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曹操统治后期出现的人才难尽其才的局面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曹操用人的“二律背反”

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但另一方面却又嫉贤妒能，雄猜极测。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曹操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呢？笔者认为：其一，曹操从初起兵到自称魏王，建立曹魏政权，前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用人政策也随之而变化。曹操出身“赘阉遗丑”《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宦官之家，故为世族所不齿。他在群雄并起互争霸权的斗争中，一开始势单力薄，无资以凭。而和他争天下的袁绍、袁术兄弟，是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大贵族；“八俊”之一的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益州牧刘焉是汉室宗亲；枭雄刘备则是汉景帝苗裔，中山靖王之后，汉献帝之皇叔。曹操的身世使他既不能像袁绍、刘焉那样制造“天意实在我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的舆论，又没有条件像袁术那样“捏造符瑞，刻玺称王”。所以曹操打天下所能争取的唯一资本就是延揽英才，为其臂助。《三国志·武帝纪》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可见，曹操估计到自己的力量远未足与袁绍相敌，身世所决定的号召力也不能与袁绍可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任“天下之智力”，争取不同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归附，使大批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为其所用，才能实现“统御海内，芟夷群丑”的目的，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大，到了北方统一的“治平”之时，曹操就冀图建立专制统治，并因时势的变化改变了策略。就曹操统治的前后期的用人政策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4)

曹操起兵伊始，仅有兖州一隅之地，兵微将寡，这时曹操求贤心切，唯恐因害贤而使天下英雄裹足不前。“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群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忧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为吕布所败，投依曹操，程昱屡谏操：“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亦明知备乃人杰，但终不肯下手，原因就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又如官渡战后，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有人建议严加追究，但操却“皆焚之”。同上。其实这并非他发善心，而是操知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故假作仁慈，以收揽人心。但在曹操平定冀州，北方统一局面稳定后，曹操胆子壮了，腰杆也硬了。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以免大权旁落，于是对士人发出一道杀气腾腾的《整齐风俗令》。在用人政策上也采取了“以刑为先”、“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的极端手段，来剪除一些不合己意的人。一些名士恃才而骄，不肯唯命是从，就成了曹操动刀的借口。

由此可见，曹操在其统治的后期并未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而是以他自己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①。作为其用人标准的。曹操的“赏功能”不过是他用人的权宜之计，并且仅仅是在“有事”时用之，但在定天下后的“治平”之时，曹操就要“尚德行”。华歆、董昭、陈群等阿谀奉承、望风顺旨的所谓“清正之士”就被重用，而昔日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就受到排挤和打击，他们“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并且一旦和曹操意见不合，或成为操专制独裁的阻力，就难免要遭杀身之祸了。正如赵翼所说：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当然，定天下后残害功臣、贤士，并非曹操一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社会里不乏其例，这是帝制社会的一大通病，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曹操在天下并未真正统一前，就开始诛戮功臣贤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权思想的恶性膨胀。

其二，从曹操个人的性格、品质来看，其气度恢弘、赏罚分明、用人不究小过之例固然不少。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凶残、嗜杀、阴险、狡诈的封建统治者。正如孙权所说，曹操“所行，其唯杀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报仇，他能屠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他斩袁绍八个大将，坑杀降卒七八万，还自鸣得意。

曹操的残暴行为不仅反映在他和敌对势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而且处处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缉逃难时，经过吕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又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曹操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又如曹操因“常讨贼，廪谷不足”，管粮官征得曹操同意，用小斛发放军粮，曹军因此大哗，操却对管粮官说，不得不借你头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5)

曹操一面杀人，一面还假作慈悲，瞒心欺人。“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还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同上。杨修被杀，从表面上看，是他“交关诸侯”之故，其实并不尽然。杨修才气横溢，聪明过人，如汉中之役，操受挫于刘备，进退维谷，出军令曰“鸡肋”，杨修知其用意，“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结果不出其所料，“操于此回师”。《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蔡邕所题曹娥碑的八个字，也是杨修破译为“绝妙好辞”，使操自叹弗如。殊不知才高遭人忌，杨修又不能大智若愚，结果为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

论者皆谓曹操“能用度外之人”，并举操释陈琳为例，其实这件事并不足为证。陈琳虽骂及曹操之祖宗三代，但曹操亦知道陈琳时为袁绍谋士，桀犬吠尧，身不由己，故释而用之。而以他事为例，就可看出操之度量亦很有限。如“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曹操对这两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后“（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曹操还是不肯放过，而“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又如毛玠得罪曹操，操虽贷其不死，然终身禁锢，废黜不用，可见其心胸之狭，正如孙盛所说：“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注引孙盛评。

总之，当我们分析评述曹操用人政策的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功过同在，或曰功过集于一身。“历史行程二律背反”现象在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曹操身上集中的种种悖论，还是许劭的那句名言“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最能概括曹操之所作所为。这个“能臣”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这个“奸雄”又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处世准则。从这里也可找到曹操求贤又杀贤的另一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应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汉以来专讲“阀阅门第”、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按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标准来实行的。换言之，曹操之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对此，后世史学家颇多评议。王夫之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赵翼则把三国之主的用人作了比较，他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

Chapter_4

，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其语鞭辟入里，道出曹操用人政策的真谛。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1)

陈寿著《三国志》，除三国之主外，凡将相大臣诸人物皆数人合为一卷。唯诸葛亮、陆逊单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之地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孙吴四英将”条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并称为“一时英杰”，誉为孙吴立国之柱石。周瑜、鲁肃、吕蒙三人诚为超世之杰，然他们大功初建之时，即患重疴，不幸英年早逝。“孙吴四英将”中唯有陆逊出将入相，享年最永，卒时已六十三岁，在三国时代可谓长寿。顾雍死后，陆逊代之为丞相。孙权拜逊为相时，下诏曰：“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故将其誉为商汤之伊尹、西周之吕尚，可谓推崇备至。实事求是而言，陆逊在孙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孙权之言绝非虚妄。众所周知，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余以为，陆逊实乃三国时期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其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相较而毫无逊色。笔者研究三国史有年，并未见及全面评论陆逊之文，三国史的研究中涉及陆逊的论文并不多见。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魏晋吴姓陆氏门风》，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3）；《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论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关系之演变——兼析陆逊之死》，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夷陵之战二题》，载《襄樊学院学报》，2000（4）。这些论文仅从某一方面评述了陆逊，有的考察了陆逊与孙权的关系，有的论述了陆氏家族的门风，有的则探讨了陆逊之死的原因，也有的在分析夷陵之战时提到了陆逊的军事才能。本文将对陆逊一生的主要事功，即他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作一探讨,并兼论陆逊与孙权之关系。

1.功盖三分国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人，本名陆议，世为江东大族。祖父陆纡官至城门校尉，父陆骏官至九江都尉。骏早死，陆逊幼时即跟随叔公庐江太守陆康。袁术与陆康有隙，遣孙策攻打庐江，陆康乃将陆逊及亲族家人送回吴县。陆逊辈分虽低，但年龄却比陆康长子陆绩大数岁，因此就成了吴郡陆氏家族的掌门人。

孙吴政权建立后，于内对山越用兵，对外与曹魏、刘蜀鼎足而立，大小战事连年不断。但关乎东吴立国及生死存亡的战役主要有三次，即赤壁之战、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赤壁之战的主帅为周瑜。陆逊其时年轻，且出仕未久，资望甚浅，故未能在赤壁之战中建功立业。尽管如此，“始仕（孙权）幕府”的陆逊已经在孙吴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中崭露头角。如赤壁之战前，“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擒，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皆获全胜。丹阳贼帅费栈响应曹操，煽动山越之民，扰乱孙权后方。由于周瑜、程普等大将忙于备战，故孙权只得派陆逊前往平叛。陆逊兵力虽少，但却乘夜色发动奇袭，大破费栈，并以招抚策略，“得精卒数万人”，结果“宿恶荡除，所过肃清”。在孙权与曹操赤壁决战之前，陆逊扫除了东吴的后方危机，使孙权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对付曹操。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2)

孙权杀关羽、夺荆州是三国时期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战役之一。以往论者皆把这次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吕蒙，其实，陆逊在这次战役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与吕蒙配合默契，共同上演了三国战争史上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兵攻襄樊，然他对吕蒙心存忌惮，故离开荆州时留下重兵镇守江陵、公安，以防吕蒙偷袭。吕蒙见“关羽讨樊而多留备兵”，一时难以下手，故上书孙权曰：“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取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孙权遂将吕蒙召还建业。吕蒙称疾休养是他与孙权密商之策，不仅关羽不知其中之诈，甚至连东吴诸将也被蒙蔽。唯有陆逊洞悉其中的奥妙。他亲自来到建业，拜见吕蒙，对其言道：“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吕蒙仍然诈病道：“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认为吕蒙装病正可麻痹关羽，引蛇出洞。他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同①。吕蒙见陆逊才干出众，用兵之道与己不谋而合，遂认为他是代理自己的最佳人选。

原来，吕蒙离任后，择选何人代理其职来对付关羽，孙权一直犹豫未决。“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于是拜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蒙领上流大军。吕蒙离任后，关羽仍迟迟不肯调江陵守军增援前线，吴军无机可乘。陆逊再施妙策，他写信给关羽，恭维备至。信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同上。

关羽览信后，洋洋自得，再也不把陆逊放在眼里。遂将留守后方之军尽数调至。因此，江陵就成了一座空城。陆逊见偷袭荆州的时机已经成熟，即上报孙权，“陈其可禽之要”。孙权亲统大军征讨关羽，他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同上。。初战告捷后，吕蒙与陆逊又作了分工。吕蒙在江陵张网以待，并采用攻心战，准备全歼羽军。而陆逊则乘胜扩大战果，他率兵进攻宜都，刘备所置的宜都太守樊友远非陆逊对手，弃城而走。接着陆逊又攻克枝江、夷道、秭归等长江上游之重要城镇，并以重兵扼守峡口，这就切断了荆州同益州的交通联系。关羽之所以最后被吕蒙擒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从江陵至峡口、秭归等通往蜀地的道路全被陆逊封堵。这对当时战局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切断了关羽西逃入蜀的必经之路，使关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另一方面，刘备若冀图从蜀中派出援军营救关羽，就必须顾忌在夷陵戍守的吴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就无法东进。吕蒙料定关羽兵败麦城后必从临沮方向突围，乃因羽仅此一条通往蜀地之路，故蒙预伏吴军，生擒关羽。由此可见，陆逊在攻取荆州的战役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陆逊在孙吴夺取荆州战役中还是配角的话，那么，稍后的夷陵之战，陆逊则成为吴国三军的统帅。此战的胜利奠定了陆逊的历史地位，使这位不为时人所重视的儒将成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3)

夷陵之战，陆逊能大获全胜绝非偶然，也绝不容易，这与陆逊的智勇兼备、审时度势、奇谋迭出、指挥得宜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胜败原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军事史和战争史中，均有具体深入的分析。这里无意重复，只是重点讨论吴军统帅陆逊在这次大战中的作用。

首先看陆逊的战前准备。孙吴攻占荆州后，针对“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有可能出现奔蜀投魏的情况。陆逊上书道：“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的提醒非常及时，于是“敬纳其言”。结果荆州大批士人被起用，这对网罗人才、迅速稳定孙吴在荆州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陆逊被任命为宜都太守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招抚当地蛮夷，结果是“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逊。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紧接着他兴兵讨伐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统率的夷兵，“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同上。。陆逊此举相当重要，它导致夷陵之战中支持刘备的蛮夷兵甚少，甚至奉命策动武陵蛮的马良也为之丧命。另外，陆逊在攻下宜都后，即刻“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可见，陆逊在夷陵之战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细致，这就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陆逊识大体，顾大局，以宽广的胸怀、非凡的气魄处理、协调他同诸将的矛盾。周瑜、鲁肃、吕蒙文韬武略，是孙吴政权中的一流人才，但在夷陵之战前已相继病故。尽管如此，吴国其时能征惯战的将领仍然不少。如孙坚时代的大将韩当，孙策、孙权时代的吕范、周泰、潘璋、徐盛、朱然等将领不仅智勇兼备，身经百战，且资历声望皆在陆逊之上。然而，孙权认为这些人皆非统帅之才。孙权慧眼识英才，当刘备大举伐吴之时，他毫不犹豫地任命陆逊为主帅。“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同①。陆逊虽然总督三军，但如何协调他与诸将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所指挥的“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其时，轻视陆逊者有之，口出怨言者有之，互相龃龉者有之，各怀愤恨者有之，违背节度者亦有之。对这些骄悍之将，陆逊采用恩威并用之策，他或摆出主帅的架势，宣称：“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或好言相劝道：“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战后，孙权曾问他为何不奏报诸将违背节度之事。陆逊的回答是：“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也就是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他宁愿忍辱负重，也要服从大局。陆逊不仅善于团结全军将士，甚至还考虑到吴主孙权同大臣们的关系。当刘备伐吴时，有人散布谣言，云“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意思是诸葛瑾要叛变投敌，而且“此语颇流于外”，弄得人心惶惶。陆逊即刻上表吴主，“保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希望孙权在对诸葛瑾是否信任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使流言飞语不攻自破。孙权接受了陆逊的建议，向大臣们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辞，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孙权还把陆逊来表送给诸葛瑾。孙权重用并信任陆逊，赋予指挥全权，陆逊如此对待诸将领、同僚，终于赢得君臣一心、将士同命的局面。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4)

夷陵之战初期，刘备统率大军大举进攻。刘备督令将军吴班、冯习攻吴将李异、刘阿所守的巫县和秭归。蜀军“攻破李异等，军次秭归”。同时，“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表示愿意配合蜀军。一时间，形势十分严重。章武二年正月，刘备进驻秭归，二月，刘备自秭归渡江东进，“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而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银爵赏诱动诸夷。”同①。面对刘备大军的来势汹汹，陆逊避敌锋芒，果断地作战略退却，把三峡险地让与刘备，示敌以弱。吴国诸将不解，以为陆逊胆怯，各怀愤恨。陆逊晓谕诸将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胜，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书》。刘备欲诱吴军主力决战，令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设伏兵八千于山谷，吴诸将皆欲进击，陆逊认定“此必有谲”，以军法制约，坚守不出。刘备见机关已被识破，乃引伏兵从山谷中出，撤水军于岸上结营，从巫县、秭归至夷陵，连营树栅数百里。

不出陆逊所料，蜀军入三峡五六百里，拉长战线，分散了兵力，在进攻中受到削弱，士气渐衰。反之，吴军退避三舍却蓄积了士气。战略退却，后发制人，改变了吴蜀强弱的对比。在两军相持的过程中，陆逊时时在捕捉战机，寻求克敌制胜的方略。《三国志·吴主传》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陆逊先以轻兵试敌，派部将宋谦等攻刘备五屯，“皆破之，斩其将”。通过实战，陆逊逐步找到了蜀军的弱点，一个完整的破敌计划渐趋完成。陆逊给孙权上疏，剖析敌我形势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徙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才，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陆逊所言，要在三“不”。一为夷陵不可失，失之荆州难保。二为刘备不可怕，因为他既违天时地利之宜，又乏用兵之能。的确如此，刘备戎马一生，堪称沙场老将，但打仗胜少败多。现在又舍船就步，处处结营，故破之不难。三要孙权不必忧虑，让他高枕无忧。

闰六月，陆逊决定反攻，诸将感到困惑，表示异议，齐声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对众将说：“备是滑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先令部队攻刘备一营，试探其兵力虚实，观察其营寨设施，结果“不利”，诸将皆表示不满说：“你这是白白让士卒送死。”但陆逊却从战斗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因而高兴地对大家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于是命令士兵“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吴军主力在陆逊号令下，齐集猇亭，大战刘备，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大将张南、冯习等及胡王沙摩柯战死，将军杜路、刘宁等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投降了东吴。

刘备退守，“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败得如此惨重，大为惭愤，不禁仰天长叹道：“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同上。三国时期，刘备号称世之枭雄，他久经沙场，多历戎阵，连曹操都声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对其畏惧三分。谁也未曾料到，枭雄刘备竟然惨败于书生陆逊之手。所以，陈寿禁不住称赞道：“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同上。夷陵之战的实践充分证明，陆逊作为三国时代超一流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5)

以国力而论，吴、蜀二国相差无几，故陆逊打败蜀国，取得荆州、夷陵之战的胜利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对付曹魏，孙吴则明显以弱抗强。曹魏大臣刘晔在分析三国鼎立的形势时指出：“今天下三分，中国（指曹魏）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诚然，刘晔之辞有夸大之嫌，但毋庸置疑，曹魏的综合国力是三国中最强大的。王夫之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证之于史，船山先生所言极是，吴国虽小，但与“势强”之曹魏、“义正”之蜀汉“角立”，从来就不落“下风”，其原因乃“吴有人焉”，孙吴“英杰”前仆后继，源源不断。赤壁之战周瑜大破曹操，孙权在江东的基业得到了巩固。接着，吕蒙又夺取了荆州，孙吴的疆域进一步得到扩大。但迫于“魏之势强，蜀汉之义正”，孙权迟迟不敢称帝。“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魏略》。故直至曹丕、刘备崩逝后，孙权仍未即九五之尊。孙权在等待时机，即吴国不仅能战胜蜀汉，而且要打败曹魏，在气势上完全震慑住魏、蜀二国。

公元228年，魏、吴石亭之战爆发，陆逊再立战功，大破魏国大司马曹休于淮南石亭。《三国志·陆逊传》载：“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此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吴国君臣，因为自孙吴夺取荆州时，为避免陷于同魏、蜀两线作战的困境，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纳贡。魏文帝曹丕一再胁迫孙权“质子”。夷陵之战刚结束，曹魏三路大军征讨吴国。孙权一面发兵抵御，一面“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声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权一时间被弄得狼狈不堪。由此可见，孙权在取得夷陵之战的大捷后，也十分需要在军事上同魏国决一高下，将曹魏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所以，陆逊在石亭之战中获得全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不仅进一步显示了陆逊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使吴国在三国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石亭之战后第二年，即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龙，表示与魏、蜀二国在名分上完全平等。

夷陵、石亭之战后，陆逊声名大震，魏、蜀二国皆视其为劲敌，不敢轻举妄动。如孙权称帝时，蜀汉群臣愤愤不平，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孙权乃“僭逆”，应“绝其盟好”，诸葛亮认为“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其实夷陵之战惨败，诸葛亮亦耿耿于怀，若有机会亦欲复仇，但以陆逊为代表的东吴“贤才尚多”，才使得诸葛亮不敢轻启战端，重蹈覆辙。

魏国也深知陆逊精通谋略，善于用兵，故时时加以提防。如石亭之战前，魏前将军满宠就反对曹休深入吴境。他认为“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很可能掉入陆逊所设的陷阱。嘉禾三年，孙权、陆逊、孙韶兵分三路，大举北伐。魏明帝曹睿御驾亲征，孙权退走。恰好陆逊派出的信使韩扁被魏军擒获。诸葛瑾急忙写信给陆逊：“大驾（指孙权）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陆逊却若无其事地安排将士们在营中耕地种豆，弈棋射箭。诸葛瑾不解其故，前来询问，陆逊答道：“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于是，他下令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襄阳，魏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因他们“素惮陆逊”，遂紧闭城门，不敢迎战。陆逊“徐整部伍，张拓形势，步趋船,敌不敢干”《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毫发无损地率全军安全撤退回国。这与诸葛亮五丈原病逝后退军，司马懿因“畏蜀如虎”，不敢前往追击，“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其相似乃尔。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6)

三国时期，吴之陆逊、蜀之诸葛亮，皆为超世之杰。作为超级大国的曹魏虽然兵多将广，三分天下占有其二，但也奈何不了吴、蜀两个小国。当魏文帝初即位时，曾问太尉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三国志》卷十《贾诩传》。由此可见，诸葛亮和陆逊在蜀、吴两国中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与曹魏形成相对均势的局面。

2.“乞息六师，以威大虏”——陆逊的保境安民之策陆逊不仅用兵如神，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他文武兼资，不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夷陵之战，吴军大获全胜，刘备率残兵狼狈逃窜。东吴大将徐盛、潘璋、宋谦纷纷上表孙权，意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生擒刘备。孙权对此犹豫不决，询问陆逊。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可不防。事实上，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要受鼎足之势的制约。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正因为如此，陆逊破蜀之后，就以高度的警惕，严密防范曹魏在其背后的突然攻击。对陆逊的建议，孙权深以为然，决计大军迅速撤回。果不出陆逊所料，夷陵之战刚结束，“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三路大军猛扑过来。吴国“三方受敌”，若不是陆逊高瞻远瞩，早作准备，东吴必然蒙受巨大损失。可见，陆逊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对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

据裴松之所引注《吴录》载：刘备驻跸白帝城时与陆逊还有书信往来。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录》。

这可能是夷陵之战后，吴、蜀双方最初的交往。两国间虽然为了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和陆逊都深深懂得，面对来自北方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吴、蜀两国在事过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结成相互利用的军事联盟。当然，由于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未熄尽，故双方在书信往复中的火药味还很浓。刘备所言尚带威胁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显出战胜者的姿态，但无论如何，陆逊已经给刘备带去“通亲”（即双方媾和）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亦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可见，吴、蜀关系得以恢复，陆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这也表明陆逊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陆逊虽善于用兵，在对魏、蜀二国的战争中屡屡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迷信武力。陆逊主张在敌我双方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吴国还是以“限江自保”为上策，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从吴国的实际利益考虑，孙吴政权以江东为核心经济、文化区，如大规模用兵，必然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江东士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其二是孙吴政权在综合国力上无法与曹魏相比，主动进攻明显处于下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逊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图大举。他上书孙权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称帝后，其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心想做中原的正统皇帝，当群臣劝他“修郊祀，以承天意”时，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为了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孙权加强了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联系。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遂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称这是“普天一统”的大喜事，于是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万人，携带大批金银珍宝，赶赴辽东首府襄平，将王位授予公孙渊，并冀图与之合力夹击曹魏。对于孙权的辽东决策，吴国群臣都不赞成，“自丞相（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特别是元老张昭更是以死相谏，然而孙权固执己见，一概不听。公孙渊在得到孙权的封赏后，当即诱杀张弥、许晏等人，并把他们的首级和孙权赐予的印绶、九锡一并送呈魏国，以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孙权对公孙渊的背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他怒气冲冲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盛怒之下，孙权下令亲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孙权此举是极为冒险的，稍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江东与辽东相隔万里之遥，孙吴征伐辽东，需耗费大量军力、物力，且海路艰险，风波难测，加之，曹魏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孙吴。对于孙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跨海远征，陆逊上疏作了翔实的分析。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7)

应该看到，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中，陆逊不仅军事谋略水平是超一流的，且事主之道也高人一筹。同样是上谏，陆逊的疏谏明显优于张昭。张昭苦谏孙权勿遣使臣前往辽东时说：“若两使不返，不亦取笑于天下乎？”这种嘲笑的口气怎么能使“雄略之主”孙权折服呢？张昭还倚老卖老，“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甚至“数于众中折孤（指孙权——笔者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这更使孙权愤愤不平。反观陆逊此疏则文辞委婉、贴切，条分缕析，言之有理。陆逊在疏中言道：“公孙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抗拒王师”，实在可恶。所以使得“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危而涉不测。陛下以神武之姿，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所以幺麽小丑公孙渊自然不是您的对手。然而，吴国总的战略目标是“荡平华夏，总一大遒，欲图四海，统一天下者”，不“怀细以害大”，当前东吴的大敌是北方的曹魏，“陛下乘桴远征，必致（曹魏）窥觎，若有不测，悔之无及”。陆逊又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打败曹魏，克复中原，区区公孙渊则可“不讨自服”，何必要“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所以他恳请孙权“忍小忿，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的这一番话，从东吴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着手分析，可谓高屋建瓴，在情在理，孙权深为之折服，他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由此放弃御驾亲征辽东的想法。对陆逊的这道疏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陆逊向孙权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并认为“陆逊关心的是‘江东万安之本业’，而批评孙权的行为是破坏这一局面”王永平：《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2005（1）。。我认为这一评述不太符合事实。无论如何，作为江东政权一国之君的孙权和“江东万安之本业”并无任何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他在盛怒之下才不顾一切地下令亲征辽东。而陆逊的规谏也是委婉而诚恳的，是在尽一个三军统帅的职责。在疏议中，陆逊还有不少吹捧孙权的话，如说孙权是“神武之姿，圣化所绥，万里草偃”等等。同①。实际上，陆逊规谏君主的措辞是很讲究艺术性的，这正是他比张昭等大臣高明的地方。平心而论，陆逊的疏文并无任何尖锐批评孙权的措辞，所以才为“孙权用纳焉”。

黄武七年，陆逊在皖城大败曹魏大司马曹休。奋武将军朱桓主张“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孙权与陆逊商议，朱桓之谋是否可行，“陆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为什么陆逊认为朱桓之策不可行，史书未有记载。我认为这是陆逊审时度势，对魏、吴两国的政治、军事深入分析的决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只有待“天下有变”，北伐曹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个“天下有变”的“变”指的是什么，诸葛亮并未言明，以余意度之，这个“变”是指曹魏国中发生内乱，或者是曹氏宗室争夺皇位，或者是曹魏开国之君死后，嗣位之主暴虐无道，导致君臣离心，民不聊生。唯有出现这种情况，才是吴、蜀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诸葛亮却违背了他自己亲自制定的隆中决策，在曹魏并未发生“天下有变”的情况下，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结果导致蜀国兵疲民弱，为蜀汉在三国中最早灭亡种下祸根。与诸葛亮比较，陆逊就要明智得多，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陆逊力主保境安民，反对大规模用兵。魏文帝曹丕死后，明帝曹睿嗣位，曹魏的这位新君是明主还是昏君呢，如果他是庸主昏君，就可能导致曹魏的“变”。对魏明帝曹睿，陆逊和孙权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孙权对诸葛瑾言道：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8)

孙权不冷静观察，自以为是地作出判断，认为曹魏的三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实际情况和孙权估计得完全相反。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例如他在位时，任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任用满宠、贾逵抗击东吴，都取得了成效，使吴、蜀的屡次进攻皆以失败而告终。曹睿既然是一代明君，魏国此时又有司马懿、曹真、陈群、满宠这样的杰出人才，因此“天下有变”的局面并未出现，故陆逊认为“其患更深于操时”，坚决不主张大规模北伐，其见识远远高出孙权。孙权讥刺“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结果反而被裴松之嘲弄，他在孙权此论后加注曰：“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君，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裴松之曰。

实践证明，陆逊不主张东吴大举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孙权、陆逊死后，诸葛恪执政，此人略有才智，然狂妄自大。自东兴战役打败魏军后，“遂有轻敌之心”，他不顾文武大臣的联名反对，竟然倾全国之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是东吴历史上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结果诸葛恪大败，“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其实，陆逊在世时对孙权重用诸葛恪颇有微词，他曾劝谏孙权毋委诸葛恪以重任，又作书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幸的是，诸葛恪果为陆逊所言中，北伐失利，不仅使东吴国力大受损伤，且自身亦死于非命。

3.渐不克终的君臣关系陆逊之所以在三国纷争中建立如此卓越的功勋，除了他个人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外，同吴主孙权对他的极度信任，委以军国重任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时，陆逊虽已崭露头角，但毕竟资望甚浅，而其对手又是久经沙场，被曹操目为“天下英雄”的刘备。孙吴重将、旧臣、贵戚对陆逊这个年轻书生的能力皆表示怀疑，甚至不服从陆逊的指挥。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陆逊正是在孙权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大破蜀军，取得辉煌胜利。

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吴、蜀之间的联盟虽然重新恢复，然而双方皆有猜忌、防范之心，故对两国之间的外交策略十分重视。孙权将吴国的外交大权托付陆逊，凡“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同上。。孙权甚至把自己吴王的大印都放到陆逊那里，大小事情，是否可行，都要听取陆逊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这种君臣同心、肝胆相照的关系比之蜀汉刘、葛的“鱼水”之情毫不逊色。

黄武七年，曹休以十万大军大举攻吴，司马懿亦率军自汉水而下。形势十分严重。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三军。陆逊这次挂帅出征，仪礼规格之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陆机为逊铭曰：‘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吴录曰：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黄钺在商周时为天子所专用，周武王伐纣时曾用黄钺，《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可见，陆逊此时已享受了超乎人臣的礼遇。

孙权称帝后，拜诸葛瑾为大将军，而以逊为上大将军，汉代将军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孙权所置的“上大将军”之职并非汉制，而是其独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胡三省注。这是为了表彰陆逊的功绩，进一步提高他的官职而新设的。后世亦有相似之例，如唐高祖李渊因李世民平定天下，立下殊功，故封其为“天策上将”。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9)

孙权虽建都建业，但武昌位居长江上游，军事地位极其重要。故孙权将太子孙登、诸皇子及尚书等官员留在武昌，实际上是以武昌为其陪都。陆逊辅佐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吴国阃之外的军国大事，实际上都由陆逊裁决，其职责极为重大。顾雍死后，陆逊又代其为丞相。为了显示拜相之事兹关重大，孙权还派专人自建业将丞相印绶送至武昌陆逊处。陆逊任相后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孙权命他“内外之任，君实兼之，总司三事，以训群僚”，而且原来的“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同上。一般而言，位居丞相者，皆在中央朝廷任其职，且不主管军队。然而陆逊此时身在武昌，统率吴国上游大军，军职之外再兼任丞相，这是颇为罕见的。三国时期，唯有诸葛亮才能如此。然葛氏受先主托孤之重任，加之后主刘禅昏庸暗弱，无力主政。而孙权实为东吴开国之君，一代雄略之主，其能赋予陆逊如此之重任，这在三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陆逊最后的结局是不幸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陆逊是被孙权逼死的。然而个中之因仍然值得探究。关于孙权逼死陆逊的原因，学者大致有这样几种看法。其一，“孙权之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陆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马植杰：《三国史》，153页，人民出版社，1993。其二，孙权情愿依靠、重用毫无根基的淮泗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根植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陆逊是江东大族的主要代表，故孙权必欲剪除之。其三，陆逊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其政治思想与主张法治的孙权存在严重的差异。

对上述看法，笔者皆不敢苟同。《世说新语·赏誉》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陆逊传》中陈寿赞云：“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由此可见，三国时期陆氏家族的“忠”是著称于天下，传为美谈的。孙权“任才尚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知人之明，他怎么可能怀疑“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三国志》卷五十九《孙登传》。的陆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呢？至于孙权晚年欲重用淮泗集团，打击江东大族，其理由亦不充分。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为张昭，张昭为江东元老大臣，孙策临终时将其弟孙权托孤于张昭。然而孙权建立东吴政权时，“当置丞相”，朝臣商议，皆认为非张昭莫属。孙权却说：“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结果任命孙邵为相。“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孙权死活不肯用张昭为相，岂能证明他欲重用淮泗集团？其实，孙权用人同曹操基本相似，执行的是“唯才是举”的方针，而并无明显的地域倾向。

所谓陆逊代表的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而孙权推崇的是法术专制之道，故二人发生冲突，亦颇牵强。陆逊是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孙权誉为“有超世之功，怀文武之才”，其治国用兵之道乃法儒二家兼而有之，岂是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寻常儒生可比。

那么，陆逊真正的死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陆逊参与了“二宫之争”。孙权太子孙登死后，孙和继为储贰，然而孙权又十分宠爱其四子鲁王孙霸，鲁王礼秩等待遇与太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造成了孙霸夺嫡的可能。作为上大将军兼丞相的陆逊对东吴的“国本”大事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10)

大凡雄略之主，皆喜以“圣裁”的方式来独自决定立储大计。孙权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之后的明太祖、清圣祖在确立皇嗣问题上皆不许臣工插足。孙权在立嗣问题上亦复如此。他见“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分成太子党和鲁王党二派，遂“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于是就对党附太子的大臣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当孙权准备废黜太子孙和时，“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朱据、屈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接着，原丞相顾雍之子顾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还有骠骑将军朱据、张昭之子张承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杀，张纯弃市。可见，在对待太子党的问题上，孙权对陆逊的处理是最轻的。其他人不是被“族诛”，就是被“流徙”，而对陆逊只不过是“累遣中使责让”而已。要知道，在君主专制社会，君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陆逊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触怒了孙权，何况孙权晚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他能够如此对待陆逊，已经是够宽容了。数年之后，孙权对处理陆逊之事颇觉后悔，当他见到逊子陆抗时，对其“涕泣”言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子《陆抗传》。孙权此言，绝非惺惺作态，而是发自内心的忏悔。作为一个专制君主，能够向臣下道歉，反思自己的言行，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陆逊卒后，陆氏族人的权力并无丝毫削弱。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孙皓在位时，官拜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其父陆逊。陆凯是陆逊族子，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世说新语·规箴》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由此可见，陆逊一门长盛不衰，有吴一朝始终是执掌军政的重臣，为吴国历代君主所宠信。

综上所述，陆逊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其在三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陆逊以其杰出的才能、辉煌的战功、忠君的门风赢得了孙权的高度信任，他们的君臣关系在大部分的时间中是良好的。在治理吴国的政治、军事路线上二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孙权在立储问题上与陆逊的分歧，是因孙权晚年昏聩所致，且矛头所针对的也并不仅仅是陆逊，同时受到迫害的还有丞相顾雍、太常潘濬、骠骑将军朱据、太子太傅吾粲等众多大臣。

金戈铁马定三分：三国军事战略新探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1)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志在统一全国的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权、刘备联军，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孙权在江东的统治更加巩固，而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三国鼎立之势初步形成。古今学者在分析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原因时看法颇多，王夫之认为曹操有太多主客观上的不利因素。

赤壁之战，操之必败，瑜之必胜，非一端也。舍骑而舟，既弃长而争短矣。操之兵众，众则骄；瑜之兵寡，寡则奋；故韩信以能多将自诧，而谓汉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操之破绍，非战而胜也，固守以老绍之师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热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积此数败，而瑜之明足以见之；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献帝》。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是曹操一时的骄傲自满而招致赤壁之败：“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当代学者从“经济均衡论”的视角，提出曹操当时统一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5页，人民出版社，1965。。笔者认为以上各家说法皆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当时的战略角度考虑，曹操之所以在赤壁惨败，进而丢掉几乎整个荆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及时攻击屯驻于夏口的刘备残余势力，致使刘备得以与孙权结盟，并以夏口为据点向曹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忽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曹操的战略失误，并直接导致赤壁惨败。本文将以夏口的战略地位为重点，从新的视角对曹操赤壁之战的得失进行分析。

1.荆、扬二州之“心喉”——夏口的战略地位夏口，东汉时属荆州江夏郡，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口“汉为沙羡东境。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应劭曰：江别入沔为夏水，夏水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名曰夏。《水经注》：夏水本江之别出，自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谓之暑口。自暑口下沔水，通兼夏名，而南至鲁山下，会于江，谓之夏。”“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处，即夏口矣”，“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

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湖广方舆纪要二》。若依此说法，夏口城为孙权于赤壁之战后所筑，且城在江南，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关于夏口城的记载不符。根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臣讨黄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获其妻息男女七人，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此战后至孙权三攻黄祖之际，江夏郡的江南部分应逐渐为江东孙氏占据。根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在夏口，（甘宁）军不得过，乃留依祖……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又据同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从中可知，孙策于建安四年大败黄祖时，还未有夏口城，黄祖屯兵之所为沙羡县，而孙权于建安八年第一次征讨黄祖时，其城则名曰“夏口”。由此推知，黄祖筑夏口城的时间应是遭孙策攻击之后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第三次进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三国志》卷五十五《董袭传》。可知黄祖据守之夏口城应在汉水汇入长江的沔口一侧，即今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一带。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2)

关于“孙权筑夏口城”一说，《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相关史书中并无记载，只有《三国志·程普传》有程普随周瑜击败曹仁、占据南郡后“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的说法。周瑜败曹仁、据南郡的时间是在建安十四年，与《读史方舆纪要》中“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的时间、史实相符，唯独“孙权筑夏口城”之说无任何史料为佐证，可知此说应为顾祖禹之误。

夏口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是连接荆、扬二州的重要军事枢纽，也是占据荆、扬二州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正如张靖龙先生指出，夏口“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78～2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但夏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却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显现，这主要与各个时期的天下形势有关。春秋末年，吴、楚二国争霸之时，楚国地域已跨越江淮，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江北淮南一带，即使是“吴入郢之战”，吴国的军队也是“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战场主要在江汉平原。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80。此时的夏口处于楚国腹地，其战略地位尚未引起兵家注意。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版图东扩至海，楚国东方的威胁彻底消除。此后直至汉末，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大多时间较短，未发生较为激烈的争夺，夏口亦不可能显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平定江东。建安四年，孙策驱逐庐江太守刘勳，与占据荆州的刘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夏口是荆州东部军事重镇，且与孙吴所占据的江东接壤，遂成为孙氏势力进攻的主要目标。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并于最后一次攻破夏口，“遂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孙权在攻灭黄祖后便匆匆撤兵，并未占据夏口，这也使人误以为孙氏屡次进攻黄祖只是为了报孙坚被杀之仇。实际上，孙权及江东将领对夏口的战略地位早已有深刻认识。鲁肃在向孙权进立国之策时，就提出应“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大将甘宁分析形势时，也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西而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在鲁肃、甘宁看来，剿灭黄祖、占据夏口是成就王业的第一步。对鲁肃、甘宁的这一战略思想，孙权十分赞许，并坚决执行。其之所以在攻破夏口后未立即占领，大概是出于荆州刘表势力仍较强大，夏口失守后，刘表必全力反扑，孤城难守的考虑。且当时东吴内部尚未完全安定，不能分派足够的兵力驻守，所以孙权弃城不守，只是“虏其男女数万口”而归。

在荆州方面，继黄祖之后任江夏太守的是刘表的长子刘琦，这其中虽然有刘琦为自保而自荐的缘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但刘表以长子为镇将，亦非同寻常，显然是其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所作的决定，表必深知夏口对于荆州的重要意义，由此也说明夏口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已受到了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的足够重视。

2.重江陵，轻夏口——曹操重大战略失误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3)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亡，次子刘琮代为荆州刺史，“遣使请降”。驻守在樊的刘备闻讯欲退守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于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会合刘琦退守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曹操进驻江陵之后，并未乘胜追击刘备，而是着手安定荆州，首先“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同时任命金旋为武陵太守，派零陵人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样，曹操便占据了荆州七郡中的南郡、南阳、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郡以及江夏郡的北部，水陆骑兵二十万以上，声势浩大。占据益州的刘璋闻讯后“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同上。。在此之前，占据凉州的马腾受司隶校尉钟繇安抚，派军协助曹操进攻并州高干，大约与赤壁之战同时，马腾被征为卫尉，家属徙置邺城，只有其长子马超驻守凉州，这样，曹操东征已无后顾之忧。

刘备兵败于长坂之后，与刘琦退守夏口，虽占据战略要地，但毕竟势单力薄，“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两万之众守一孤城，与曹操的二十余万大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对刘备来说，此时最有效的对策无疑是采纳诸葛亮与鲁肃的建议，与孙权联盟共抗曹操。但联盟并非朝夕之间便可成功，且孙权对联刘或者降曹尚犹豫不决，刘备自然担心曹操会在联盟结成之前出兵进攻。“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因此，刘备不得不考虑其他出路，因备“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在此情况下，曹操若趁孙刘联盟尚未结成，江东水军不会西进参战的机会，以北方步骑兵、荆州水师及文聘驻扎在江夏的人马从水陆两线同时进攻夏口，刘备则难以抵挡，必弃夏口，南奔苍梧，投奔吴巨。如此一来，孙刘联盟势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势下，曹操并未及时出兵夏口进攻刘备，而是按兵不动。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奔夏口，曹操进驻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操一直着手安定荆州地方势力，并未主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安定荆州的同时，曹操还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对于曹操此举，谋士程昱曾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程昱的说法道出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但曹操却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后的志得意满，以为刘备已是釜中之鱼，不堪一击。

张靖龙先生在分析曹操此举时认为：“在当时曹操的心目中，目前刘备处境与当年的袁尚、袁熙相似，只要对江东孙权施加一些影响便可达到目的。”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87页。笔者认为，曹操未必会将孙权与偏安于辽东一隅的公孙康相提并论。辽东地处偏远，中央政府对其鞭长莫及，公孙氏久畏袁氏，故而斩送二袁首级以求安守辽东；江东孙氏则不然，其立业江东，在周瑜、鲁肃、张昭等贤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其实力正处于上升期，有觊觎“九五”之心。在曹操占据荆州之后，江东政权已经处于曹操军队的威胁之下，若降曹攻刘，势必难以保持其在江东的统治地位。正如鲁肃所言：“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曹操之所以对程昱“权必资之以御我”的看法不以为然，主要在于其并不担心孙刘联盟对自己的威胁。这是由于刘备此前依附于刘表，此时又与刘琦合兵一处，而孙权与刘表有杀父之仇，此前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也被认为仅仅是为报家仇。曹操很可能出于此种考虑而低估了孙刘联盟的可能性，且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故并未将孙刘可能联盟的数万兵力放在眼里。因此，曹操致书孙权多少有些先礼后兵的味道，但曹操如此做法，只能使孙权因感到严重威胁，加速与占据夏口刘备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曹操对荆州战略的考虑，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过于重视江陵，而忽视了夏口的地位。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4)

江陵属南郡，为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江陵是昔日楚国都城所在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记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又是荆州战略物资的储蓄地。江陵战略地位重要，“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方舆纪要四》。早在刘表初任荆州刺史时，荆州大族蒯越便提出：“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刘表采纳其建议，“江南遂悉平”。《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赤壁战前，刘备在闻听刘琮降曹之后，首先率军到襄阳，在无法与刘琮对话的情况下，又向江陵进军，同时“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刘备与曹操皆欲抢先占据江陵，可见其战略地位重要。赤壁之战后，曹操引军北还，留自己的从弟、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江陵，拒周瑜，足见其对江陵的重视。

江陵固然重要，但荆州要地绝不止一处。从后来爆发赤壁之战的地理位置来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亚于江陵。曹操没有乘胜追击，使刘备在夏口获得休整部队、调整部署的喘息之机，并使其得以从容地与孙权结盟，诚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与西晋统一在曹操留驻江陵、安定荆州之际，孙权采纳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建议，决意联刘抗曹，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军会合刘备。

关于赤壁之战前刘备的驻军地，有夏口和樊口两种说法。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方舆纪要二》。然而，陈寿所撰《三国志》中有九处提到刘备进驻夏口这九处分别为：卷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卷三十六《关羽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卷四十七《吴主传》：“备进驻夏口，使诸葛亮诣权。”卷五十四《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卷五十四《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范晔《后汉书》也提及“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认为刘备进驻樊口，“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的说法：“备用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显然亦是采用此一说法。事实上，由于《江表传》错误颇多，裴松之往往自己或者引用孙盛等人的评论对其提出质疑，故其史料价值并不太高；再者，刘备进驻樊口的说法与《三国志》、《蜀记》、《后汉书》等多家记载不符，又无其他史料作为旁证。从地理位置看，樊口位于长江以南，孙权三次征伐黄祖，逐渐占据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此时的樊口属于孙权辖区，刘备在孙刘尚未正式联盟的情况下，舍弃夏口这一战略要地，东进樊口而寄人篱下，万一孙权效仿公孙康投降曹操，其随时可能步二袁的后尘。所以，从战略角度及自身安全出发，刘备也不可能放弃夏口而进驻樊口。因此，笔者认为《江表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刘备战前驻地应为夏口。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5)

对于夏口的战略地位，曹操由于习惯性思维以及对荆、扬一带情况不了解而有所忽视，但江东君臣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鲁肃、甘宁在与孙权论及建国方略时，都将占据夏口作为夺取荆州、徐图天下的第一步，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周瑜在向孙权请战时曾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进驻夏口”既是破曹的前提，又可以保证江东水军与刘备军队会合。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水路切断曹军的进军路线，发挥江东水师的优势，毕竟在水军方面，“心怀狐疑”的荆州降军不足以与“以水军立国”的吴军相抗衡；另一方面，以夏口为据点，孙刘联军可以将战线推进到夏口以西，以减缓曹军对江东政权的压力。即使战事不利，退保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除前两路外，其余诸路大军必经夏口。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吴国战略要地夏口失守，孙皓势穷力竭，只得投降，西晋统一全国。

总之，夏口为荆、扬二州战略要地，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赤壁之战，曹操若于孙刘联盟之前占据夏口，便可沿江直下，直接威胁江东政权；即使在夏口以东为东吴水师击败，亦可退守夏口，转攻为守，依然可以保全整个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若占有荆州，则可以西攻刘璋，东迫孙权，曹操仍有统一全国的资本。可以说，错失夏口一地，曹操由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1)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本文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1.襄樊之役时机、战略、战术问题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全军覆没。故在论述关羽失荆州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发动襄樊之役的时机、战略、战术诸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形势对蜀汉发动襄樊之役是有利的，时机是可以的，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荆州之失，“主要的不是发动时机和关羽指挥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15页，1984（3）。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兹举三点看法，与上述观点商榷。

其一，关羽北伐曹魏的时机并未成熟。

北伐曹魏，匡复汉室，是诸葛亮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北伐要有充分的条件，还要看准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北伐的条件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是诸葛亮分析了当时整个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曹操其时已占有天下之半，“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充足的兵力和财力，以及外部条件的配合，确实是“不可与争锋的”。

但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举兵北伐的条件如何呢？笔者认为，无论从主客观各方面来看，都不符合《隆中对》规定的北伐时机和条件，兹据史实分析如下。

刘备从公元211年入川，取雒城，破成都，到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虽初步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但经前后九年的浴血奋战，士卒疲惫，亟须休整恢复，积蓄力量。且荆、益内部问题尚多，内政尚未修理，西南少数民族亦未宾服。后来荆州将士对关羽的背叛以及南中地区的高定、雍闿、孟获等大姓、夷帅的称兵作乱就是明证，而且其时孙、刘联盟已濒临破裂，江东孙权为了夺取荆州，早在公元217年，就向曹操请降，操亦“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关羽北伐时，孙、曹实际上已结成暂时的联盟，为着各自的利益同时觊觎荆州。

关羽北伐时，也并不具备“天下有变”的有利形势。公元218年，曹魏内部有过两次小骚乱，许都太医令吉本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发动反曹政变，可惜力量太小，旋被曹操镇压。接着曹魏宛城守将侯音起兵，“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洛阳的曹操急遣大将曹仁率诸军围宛，关羽军未能及时赶到，次年一月城破，侯音被杀。可见关羽北攻襄樊时，曹魏内部的叛乱已被平定，统治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已不存在“天下有变”的机会了。由此可见，关羽此时此刻只能根据诸葛亮的北拒方针，采取守势，以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方可出兵北伐，不顾形势，轻举妄动，贸然进兵则非败不可。

笔者认为，要实现《隆中对》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刘备据巴蜀后，应由主要对外征战、扩大地盘，转为安定内部、增强国力，以待“天下有变”，再大规模出兵，北定中原。此时对内应以发展经济、屯田积谷为主，让蜀中人民在战乱之后，有一定的喘息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机会，以便为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再灭掉吴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对刘备集团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蜀汉对外应以守为主，伺机蚕食雍州、凉州，同时对孙权要加强联盟，至少也要使之中立，不能站在曹操一边。假如关羽北伐能与东吴同步俱进，孙权是腾不出手来争夺荆州的，如果未能与东吴协同步调，就不易轻出，按兵守土，荆州是断不会丢失的。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2)

其二，关羽孤军北伐，在战略上是严重失误。

按《隆中对》拟定的战略，刘备集团在跨有荆、益之后，待时机成熟，荆州军北攻宛、洛，逐鹿中原，益州主力由刘备率领出秦川、取关中，东西呼应，以强大的钳形攻势夹击曹魏。但关羽北伐时，益州主力军竟按兵不动，这就违背了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使荆州军变成一支孤军。且关羽所部兵力严重不足，仅“号有三万人”《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我们认为，战争的胜负虽不能以兵力多寡决定，但兵力对比之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起主导作用的。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须留重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调遣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兵力更显单薄。当时关羽所部，与孙权西线兵力之比是一比二，同曹魏襄樊守将曹仁的兵力大体相当，但当曹操进驻摩陂、徐晃兵援樊城后，又陡然变化为一比三。曹、孙合流，南北夹击，关羽就处于一比五左右的绝对劣势。

从军事实力、将帅配备、地理形势来看，益、荆二军是蜀汉政权中主力军和偏师的关系，益州军起着主导作用。荆州军的作战乃至生存，都需要益州主力的配合和支持，而关羽征讨襄樊之举正是在没有益州军支援下的单独行动，面对曹、孙两大强敌焉能不败。

论者皆谓吕蒙偷袭荆州，致使关羽军败身亡。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樊城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但智勇双全的曹魏大将徐晃竟能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迫使荆州军撤襄樊之围而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使两贼（指孙权、关羽）相对衔持，坐待其弊”同上。，才下令停止追歼羽军。故胡三省评曰：“晃营破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上。王夫之亦认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扰，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两人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

论者又谓关羽麻痹轻敌，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荆州守兵，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樊城前线形势艰危，亟须增兵，他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呢？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实亦有难言之隐。

那么，为何会造成荆州兵力如此空虚的局面呢？笔者认为这是刘备违背了诸葛亮、庞统的战略部署而造成的恶果。刘备集团在占领荆州之后，必须分兵取蜀，“以定大事”。按照诸葛亮的军事意图，由刘备率军袭取益州，开辟新的基地。但必须留下重兵驻守荆州，即确保这块战略要地，又预伏以后北伐的兵力。所以在同刘备分兵时，刘备只带走黄忠、魏延等将领，诸葛亮自己则亲自镇守荆州，并留下关羽、张飞、赵云等大将。

因益州牧刘璋暗弱无能，故庞统认为可用奇兵袭取巴蜀，他先劝刘备趁与刘璋在涪城会合之机，一举擒璋，以收兵不血刃而定益州之功，但刘备不从，以致错失良机。继而庞统又在刘备进讨张鲁时，建议他“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因为“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这样也能达到“大军卒至，一举便定”《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目的，可惜又遭刘备拒绝，失去两次绝好的轻取益州的机会。最后刘备还得同刘璋兵戎相见，但由于时机延宕，益州人马已作了充分准备，结果进攻受挫，军师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此时刘备兵力受到损失，进退失据，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川。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3)

倘若刘备听庞统的谋划，用奇兵巧袭益州，则不仅壮大了入川这支军事力量，而且也使荆州军根本不用分兵入川，可惜由于刘备的迂腐固执，把第一步棋走死了，就迫使荆州大部分兵力西进，虽然救活了益州危局，却造成荆州军势单力孤的险境。但如果刘备对荆州局势有清醒的认识，收川后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亡羊补牢，大局仍可挽回。因为在刘备取巴蜀、定汉中后，势力达到鼎盛，益州蜀军总兵力估计已达十五万左右《夷陵之战确系以少胜多》一文对刘备收川后的兵力作了估算，笔者十分认同。此文载《北京师院学报》，1980（2）。，刘备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派张飞或赵云还师荆州，以实江陵之虚。倘若荆州军能增加到七八万左右，蜀国主要五员大将中能有两员或三员一起镇守荆州，再派法正这样的智囊为“谋主”，则荆州之守亦可稳如泰山，确保无虞了。正如后来孙吴镇守荆州的大将陆抗所言：“使臣所部足满八万，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其子《陆抗传》。可是，刘备对于荆州地区复杂的矛盾、紧张的风云，似乎无所觉察，既没有给关羽增添一兵一卒，也未向荆州加派二三猛将或谋士。相反，刘备还从荆州抽走了孟达，使其攻取房陵、上庸，这样荆州兵力更为空虚。更为失计的是，刘备明知关羽兵力不足，还要令他举兵北伐，关羽孤军悬远，且又倾巢北上襄樊，势必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势。

襄樊之役打响后，吴、魏双方的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蜀中的刘备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亦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外交的支援。更使人费解的是，当曹操亲率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兵遣将增援樊城时，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军事对策。最后，当关羽处境危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的援军却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议论纷纷。章太炎甚至推论，这是因为诸葛亮怕刘备死后无法控制关羽，故效法萧何杀韩信的伎俩，宁愿丢失荆州，也要假手吴军将他除掉。此说自然不足为据，章太炎后来又改变了看法，说是责任在于刘备，因为“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偏袒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这均因刘备的固执专断与疏慢轻敌，而造成一连串失计，从而夭折了隆中路线。

其三，关羽指挥不当，使蜀军由主动陷入被动，终至地失人亡。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使蜀军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有必破之势”，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县。使本来力量就不雄厚的蜀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关羽军在这两座坚城下耗费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士卒疲惫，士气低落。而曹操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派出大量部队，增援樊城。孙权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联络曹操，运送兵员、粮草，进占江陵、公安的准备工作。当蜀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巨大危险时，关羽“自恃二城守固”，居然置之不理，继续围攻襄樊，致使后方基地很快丢失。

如果说，关羽的第一个失误还有因孙、曹勾结，偷袭荆州这样难以逆料的客观因素，那么，他的第二个失误则是无法原谅的。因为关羽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有利条件下都没有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而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围里闻之，志气百倍”，《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魏军而不利于蜀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是毫无战术价值的，况且曹操已将孙权“讨羽自效”、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关羽如迅速返师回救，则荆州可保，蜀军可全。可惜关羽“犹豫不能去”，致使蜀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4)

关羽所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是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蜀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

Chapter_5

将投降所致，东吴大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其兵力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且据城为守，关羽以人心惶惶、疲惫不堪之师进击吴军，岂有得胜之理。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行军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回营，私相传闻，“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被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同上。，及至关羽醒悟，吴军已合围了前来自投罗网的蜀军。关羽慌乱中败退麦城，为时已晚，只得束手被擒。如果关羽不去复夺南郡，而是向西与驻守在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会合，则尚可保存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关羽父子也不至于成为潘璋、马忠的刀下之鬼。可见，所谓“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关羽在指挥襄樊之役时不断失误，才步入了失败的泥潭。

2.强权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敌国政治集团的斗争，着重军事自不待言，然而外交亦不容忽视。如果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的话，那么外交则是不流血的军事。敌国相争，争取奥援，无疑加强自身的力量。关羽失荆州，败死临沮，固然因素很多，然而其中刘备、关羽重军事而轻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化友为敌，则是一大原因。

联孙抗曹，这是诸葛亮《隆中对》路线的外交策略。是时天下未定，群雄逐鹿，曹操集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对刘备、孙权集团都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相对弱小，利在结盟，共为唇齿，方能与曹操抗衡，一旦天下有变，两国可同心协力北伐中原，刘备集团从汉中、江陵两个方向同时出师，孙权则由合肥方向北伐中原，曹操集团就会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这是诸葛亮所设想的消灭曹操集团的最佳方案。反之“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因此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但刘备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并不理解诸葛亮的苦心孤诣，反而怀疑诸葛亮“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由于刘备一味奉行强权外交，不把盟友放在眼里，故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一步步走向破裂，最后两家反目成仇。

建安十六年，孙权曾向刘备提出东吴打算攻打益州，刘备不允，声称：“备与（刘）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但不久刘备单独入川攻取益州，孙权闻之，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一气之下，召回其妹。刘备遂放妻回吴，而派张飞、赵云截江夺回阿斗。这就表明，孙权已不再相信“枭雄”刘备，刘备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顾不上秦晋之好了。

裂痕在双方利益发生矛盾的催化作用下，继续扩大。建安十九年，刘备定益州，孙权认为，既然刘备已得益州，就应还荆州予孙吴，即派诸葛瑾索讨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声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这分明是赖账，孙权不由愤愤地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同上。由于谈判不成，孙权只好诉诸武力，东吴大将吕蒙奉命领兵二万，夺取三郡。刘备闻之，引兵五万，从益州下公安，令关羽引兵下益阳，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火并。幸而曹操趁刘备主力东下之机，率兵进入汉中，刘备益州初定，唯恐有失，被迫承认既成事实。结果吴、蜀二国中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蜀国反而丢失了战略要地江夏郡，把荆州南郡暴露给东吴，这就为日后吕蒙袭取江陵敞开了大门。所以廖立批评到，刘备不从张鲁手中夺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三国志》卷四十《廖立传》。。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5)

孙刘结盟后，双方矛盾的焦点是荆州的归属问题，因为荆州不仅是军事要冲，蜀国北伐的战略基地，它对于吴国来说，还是上流门户，东吴屏障。孙权占据荆州，就可全据长江与曹操抗衡，故东吴必然用全力来争。不过，我们分析三国鼎立形成时期的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都是“人谋”的得失在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某些所谓的历史必然，例如吴、蜀争夺荆州的历史悲剧是否也有可能用“人谋”来消解呢？笔者认为，如果刘备具有战略眼光，外交上灵活一些，主动归还荆州南三郡，以延迟吴国对荆州的进攻。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至于如此之速，即使爆发也不至于如此之剧，形势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这一假设有无可能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赤壁之战后，孙权审时度势，把南郡借给刘备，树操之敌，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以后仅向刘备讨还南三郡，极有分寸。如果刘备也像孙权那样豁达一些，审时度势，主动把南三郡还给孙权，孙权则可能与蜀并力北图曹操，共伐襄阳，如此则曹魏危矣。可惜刘备见不及此，他在攻取益州后，不把盟友放在眼里，一味奉行强权外交，寸土不让，以兵戎相争，终于导致同盟的破裂，促使孙权下决心用武力夺回荆州。

和刘备相比，关羽更是刚愎自用，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外交。刘备西入蜀，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后来的事实证明，关羽根本没有执行诸葛亮“结好孙权”的战略方针，而依仗自己有“绝伦逸群”的武力可以定天下。

对东吴，关羽是骄横无礼，擅启衅端，关羽镇守的江陵与东吴鲁肃屯兵的陆口为“邻界”，“疆场纷错”，关羽不但不能与近邻鲁肃搞好关系，反而“数生狐疑”，在边界制造摩擦，幸赖鲁肃能识大体，顾大局，“常以欢好抚之”《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事态才未进一步恶化。公元215年，孙权因索讨荆州之南三郡不成，“遂置南三郡长吏”，但不料“关羽尽逐之”《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这就激起了东吴将士的敌忾。当时鲁肃屯兵益阳和关羽对峙，在约关羽“单刀赴会”中，气愤地呵责关羽道：“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济济？”《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可见，力主孙刘联盟的鲁肃到这时也无法容忍了。再如吴主孙权曾遣使为媒，欲求关羽之女为子媳，这无疑是带政治目的的联姻活动，无论于公于私，关羽都应允诺，至少也应以礼婉言谢绝，可他不但不允婚，还把孙权臭骂了一顿，这就等于示东吴以断交。

另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典略》载，关羽围曹仁于樊城时，孙权曾遣使见关羽，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但“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典略》。所谓“狢子”，这是中原人轻视江东人的侮辱性的语言。《魏书·僭晋司马睿传》说：“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狢子’，若狐狢类云。”即在中原人士的眼里，江东人是不齿于人类的。《世说新语·惑溺》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孙权的后代孙秀降晋之后，娶中原人为妻，其妻曾骂孙秀为“狢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说明这种侮辱性的语言，即使在夫妻之间也可以引起“不平”（愤慨不满）。关羽不但辱骂孙权为“狢子”，还露骨地表示，对曹操的战争胜利之后，将移师灭吴，完全将《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划置诸脑后。

关羽不仅如此说，而且还与东吴轻开衅端，他擒获于禁后，由于俘获了许多魏兵，时值淫雨大水，粮食异常匮乏，关羽便擅自派兵夺取东吴湘关的粮米。关羽如此骄狂无礼，这当然大大刺伤了东吴君臣的自尊心。无怪乎陆逊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吕蒙也认为：“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力谏孙权攻取荆州，“全据长江”。孙权也因此下了决心，与曹操联合，出奇兵偷袭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当然必败无疑。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6)

王夫之评论荆襄之战时说：“吴、蜀之好不终，关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国之离，无忌而急于篡，关羽安能逃其责哉。”又云：“（赤壁之战）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肃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虽然王氏此论亦有偏颇之处，但细思之亦未尝全无道理。

3.刘备、诸葛亮用人之失三国时期，刘备虽不失为一个善于招贤纳士、举才用人的人主，但他在用人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亲亲疏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义弟关羽“私其旧，骄其勇”宠信太过，后世史家甚至认为刘备待关羽之信胜于对诸葛亮之诚。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刘备集团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集团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性情孤傲，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个统率荆州大军的上将之责，诸葛亮并无意于关羽，其实他是愿意自己承担这副重担的，关羽则不过是诸葛亮帐前一员大将而已。笔者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关羽、张飞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决然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承担起主力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诸葛亮自己西征入川，但留下关羽镇守荆州亦非他本意，实际出于刘备内定。

有的论者认为，刘备因攻蜀受挫，不得已调诸葛亮入川，留关羽守荆州实出于无奈。其实此论并不令人信服，从当时刘备收川的形势来看，即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川，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略，再加上谋士法正的智计，应该说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川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而不知其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操。”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同上。其实王夫之此论亦有偏颇之处，关羽败亡，固然有刘备对其“骄之”、“私之”、一味宠信姑息的因素，但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亦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刘备安排关羽镇守荆州，鉴于刘、关之交关系密切，诸葛亮似有难言苦衷，自然不便阻挠，但如何教育、指导好关羽，使其扬长避短，坚定地贯彻联吴抗魏的方针，就是诸葛亮的责任了。据史而言，诸葛亮离荆入蜀之际，并没有帮助关羽出谋划策，亦未提及荆州固守的战略方针（《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关羽所言“北据曹操，东和孙权”八字，乃罗贯中虚构）。这对作为军师，又曾经作为荆州主帅的诸葛亮来说是一种失职。

再如，诸葛亮对关羽的骄横，不仅不加任何抑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安十九年，刘备平益州，西凉马超来投，这是一个东汉末年就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尤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明白无误地告诉关羽，你是天下第一，无人能与你媲美。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遍示宾客。不管诸葛亮当时是如何考虑的，这封信给关羽骄火加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致使关羽的头脑越来越热，最终因骄而坑害了自己，丢失了荆州。俗语“骄兵必败”，诸葛亮是深知其理的，他在《将骄吝》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诸葛亮集》卷四《将骄吝》。深明此理的诸葛亮为何在明知关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情况下不去加以制止呢？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碍于刘备的面子，二是怕刺伤关羽的自尊心。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7)

综上所述，荆州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单纯军事的原因或个人的失着。如要分清责任，恐怕刘备、关羽、诸葛亮都不能辞其咎。但由于刘备作为一国之主，总揽蜀汉政权的军事、政治、外交、用人之权，故荆州之失，他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关羽虽不失为可用之将才但并非帅才，他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评曰。。

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先生也表示赞同。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诸葛亮的失误是未能教育帮助好关羽，同时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提醒刘备，对东吴加强防范。总之，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历史上刘备、关羽、诸葛亮的责任问题，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1)

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五》作注时感慨地说：“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于此。”对于刘昭这一观点，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以东汉末年益州、荆州、冀州、兖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而言，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刘昭既论述“汉之殄灭”，却未涉及羌胡化的凉州兵团，实在是疏略得很。

1.羌胡兵与“习于夷风”的凉州将领羌胡化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然皇甫规之妻却斥其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卷八十四《皇甫规妻传》。，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来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与“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有关。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中平五年，朝廷“征卓为少府”，董卓不肯放弃兵权，拒不应召，他上书曰：“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灵帝纪》。翌年，朝廷又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何进召董卓进京时，董卓是以并州牧、前将军的身份率兵进京的，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在这百余战之中，董卓是打了不少胜仗的，被打败的羌胡兵投降了董卓，成了卓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平六年，董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冷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可见，“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至于“秦胡兵”，学者众说纷纭。方诗铭认为“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的“羌胡”，而台湾学者邢义田则释为胡化的汉人。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所以，无论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还是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明确的界限。董卓可以将所率领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之为“羌胡”方诗铭：《释羌胡》，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而且羌胡兵都是极富战斗力的精兵。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了她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其中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对董卓军中大量的羌族士兵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

名士郑泰曾对董卓言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这是在董卓与郑泰的对话中，郑泰对董卓武装力量的称颂。可见，董卓所部是一支汉胡混合队伍，除凉州汉人士卒、湟中义从、八种西羌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而这支军队是董卓长期对西羌作战精心培植起来的部曲武装，它的基干是湟中义从和关中秦胡，皆是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2)

董卓部下的主要将领亦大都与羌胡有密切联系。《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同书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所谓“习于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最主要的大将，当董卓为吕布所杀后，他即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其中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充实其军事力量。

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素所厚支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载：“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见其已十分习惯于“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及李傕等西凉大将的经历绝非个别现象，由此说明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为凉州人”，《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极具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习于夷风”或者具有羌胡血统的凉州大将在董卓、李傕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马超。《三国志·杨阜传》载：“杨阜言于太祖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这条记载十分重要，讲出马超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具有“信、布之勇”，如同西汉初年的韩信、英布那样；第二是“甚得羌、胡心”，在凉州为羌胡所拥护，这还与马超本人的羌族血统有关。马超号称扶风茂陵人，为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其实他是出生于羌胡杂居的凉州，血缘上与羌族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桓帝时，其（指马腾）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马腾即马超之父，说明马超具有羌族血统，其祖母为羌女。

建安十六、十八年，马超两次被曹操打败，失去了原来的凉州根据地、军队与家族亲人，与从弟马岱等亲信投奔汉中张鲁。他在向张鲁借兵反攻凉州失败后，受到张鲁部将的排挤，处境危险，于是决计投靠刘备。《三国志·马超传》云：“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同书《李恢传》则云，是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

马超投奔刘备，究竟是谁采取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备利用马超这张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成都。《马超传》云：“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在这段正文之下，插入的是裴松之的注。《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吾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在马超尚未抵达成都之前，暗中先拨一批兵来冒充马超带来的部队，这当然要比马超等数人到了战场以后，再拨兵给他攻打成都，在威慑刘璋的心理效果上要强得多。但问题是，刘备凭什么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而且，战事的发展完全在刘备的预料之中。马超兵到，“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攻益州，遇到了刘璋极其顽强的抵抗。且战事颇不顺利。在攻打雒城的战役中，刘备损兵折将，连军师中郎将庞统都战死沙场。刘备无奈，只得从荆州大本营调来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将，全力进攻成都。成都是益州的州治，不仅城防坚固，且“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足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其实，刘备的荆州军亦不过只有数万之众，若刘璋死守成都，刘备是否能拿得下来，还是疑问。时间拖下去，曹操、孙权若腾出空儿来打巴东或荆州，刘备势必弃成都而回师应战。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败兵之将的马超来到成都城下，“未一旬”，刘璋即“震怖”而降。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3)

马超虽是败军之将，但三国时期实力最强大的曹操打他仍然很费力，还是先离间了马超的盟友韩遂，分化了他们的战斗力，才打赢的。诸葛亮说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曹操声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他在战场上惊人的战斗力，是刘璋害怕他的原因之一。

然而仅从这一方面来分析还是不够的，因为刘备部下的张飞、赵云的“雄壮威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并不亚于马超，再加之诸葛亮的谋略，但马超未来之前，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也不能迫使刘璋献城投降。刘璋害怕马超，除了马超的神勇之外，其实还有他的羌族血统以及在氐人、羌人中的崇高威望。马超离开汉中投奔刘备时，为了防止张鲁派人追杀，是绕道而行，“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的。《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说明马超在凉州起兵反对曹操时，曾与氐族贵族联合，关系密切，因而马超“逃入氐中”绝非偶然，很显然他是企图与氐族贵族继续联合。氐族分布在汉中与陇蜀交界地区，与羌族交错混杂，而羌族分布区中就有马超祖母的娘家亲人部落。马超绕道氐境再奔蜀，既摆脱了他原来败军之将的形象，又增加了“挟氐、羌自重”的新资本，使人更清楚地看到马超“甚得羌、胡心”，是得到氐、羌两个民族全力保护和支持的。所以，马超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刘备坚信，马超的到来为攻取成都增加了重要筹码，因此刘备能如此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深受羌、氐人的骚扰和侵犯，益州民众对之十分忌惮。在刘备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拥有氐、羌人作后盾的马超又归顺了刘备，所以刘璋觉得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遂开城出降”《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

马超投奔刘备，未建寸功，即被封为平西将军，这个官职比之关羽的荡寇将军还要高，关羽当然不服，故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无奈，只得作书安抚之。刘备称汉中王时，“拜超为左将军，假节”。左将军本是刘备任之多年的官职，竟然授予马超，可见其倚重之。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刘备自立为王，由刘备手下一百二十名臣工向汉献帝上表时，表文的第一名领衔者居然也是马超，而追随刘备多年、功勋卓著的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等人皆名列其后。马超的地位如此之高，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即马超“甚得羌、胡心”，其有羌、胡做靠山的政治背景。刘备称帝以后，封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所用的“策”文中有这样的话：“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使得“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獯鬻是古匈奴名，这是刘备以地处汉胡交杂的“汉中、巴蜀”帝王身份，正式宣布马超在种族战略地缘上的重要地位。马超死后，刘备再封其从弟马岱为侯，并为子刘理娶马超之女。可见，他是极其重视马超的羌胡背景的。

三国时期，最后一位羌胡化的将领是蜀汉朝廷后期的支柱——姜维。姜维是“天水冀人也”，被诸葛亮称之为“凉州上士”，《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深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先攻取凉州，然后再平定关中，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武侯之志，屡次领兵北伐。费祎曾劝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但姜维不听。为何不听从费祎之言呢？《三国志·姜维传》曰：“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所谓“西方风俗”，就是羌胡风俗，说明姜维亦是一名羌胡化的悍将。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4)

陈寿对姜维的评价是，“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凉州处于偏远边塞的文化落后地区，史称“凉州寡于学术”《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姜维能“粗有文武”，还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玩众黩旅”就不仅仅是姜维个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董卓及其四大部将，到张绣、马腾、马超、韩遂与姜维，“玩众黩旅”几乎是他们一脉相承的特征，而且“玩众黩旅”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必然联系。

凉州是汉武帝时才划入汉朝版图的，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氏人所居。匈奴被打败之后，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军事四郡而合成凉州，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口实际上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遣驻边的武装部队，这些戍边部队的生活方式日久必然当地化，即羌胡化，这就是羌胡化的凉州兵团的由来。

2.“关西兵精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东汉末年的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尚武之风盛行，成为天下精兵良将所在之地。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记载甚多。《汉书·地理志下》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矣。”《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即凉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后汉书·西羌传》云：“其兵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东汉永初四年，因羌胡作乱，朝廷军费开支吃紧，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虞诩反对，他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以“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的凉州人不仅男子剽悍好斗，即便女子亦能上阵打仗。郑泰云：“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是导致天下大乱、汉王朝崩溃最主要的原因。召董卓进京的主谋者是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他们的目的是借董卓之手诛锄十常侍。“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宦，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何进与袁绍的决策是极其愚蠢的。可谓引狼入室，自取其祸。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何进等人为何要假董卓之手诛灭宦官集团。我认为，这是因为董卓手中掌握着一支精锐的凉州军，凉州军是令人畏惧的天下“劲兵”，当是不争的事实。

董卓能在东汉末年擅权朝野，专断政事，除了其冠绝一时的武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招抚了马腾、韩遂、皇甫嵩、朱儁，使得满朝文武无可奈何外，更多的是因为董卓手握“凉州劲兵”，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故而能在关、洛横行一时，对东汉政权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凉州军阀主宰天下的局面并不能得到世家大族的认同。袁绍等逃离京师，迅速组织起关东十余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关东联军与董卓所部的兵力孰众孰寡，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仍可作大致推算。董卓初入京师，兵力有限，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故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当然，董卓掌握朝廷大权后，兵力有所扩充，如他通过招降吕布，兼并了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以及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尽管如此，董卓军的兵力仍少于关东联军。关东联军由十一路诸侯组成，“众各数万”，《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总数达数十万。但他们却分居河内、酸枣等地，不敢贸然进攻洛阳。曹操对袁绍等“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十分不满，对之言道：“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其实袁绍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是不想攻入京师，而是因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同上。，关东军虽然兵多，但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率领的西凉军战斗力相当强大，关东军远非其对手。正如郑泰所言：“袁（绍）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体长妇人；张（邈）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融）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无军帅之才，负霜露之勤；临锋履刃，决敌雌雄，皆非明公（指董卓）敌也。”《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董卓也曾对其长史刘艾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5)

既然如此，董卓为何要迁都长安呢？一些学者推断，董卓决策迁都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对此，我持不同见解，我认为董卓迁都长安，其主要目的是以关陇为依托，与其凉州旧部会合，并从关中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从而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然，除凉州军事集团之外，并州军事集团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如猛将吕布“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张杨“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三国志》卷八《张杨传》。。张辽“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三国志》卷十七《张辽传》。。并州刺史丁原以为有这几员猛将为其臂助，就足以与董卓相抗衡。然而未曾料到，吕布会突然倒戈，投靠董卓。我认为，吕布之所以背叛丁原不仅在于他的唯利是图、反复无常，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吕布认为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事集团的实力大大超过了并州集团。

董卓进京，专擅朝政，但不久即以失败而告终，但董卓之败并非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其在政治上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而造成的。有关董卓失败的原因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姑且不论。问题是董卓被杀后，凉州军事集团并没有由此而瓦解，反而聚结起更大的能量，进行疯狂的反扑。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等人因王允不肯赦免他们的罪行，本打算亡命归乡里。结果贾诩为李傕划策：“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李傕等“用贾诩策，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三国志》卷六《董卓传》。。长安当时由吕布统率的并州军镇守，并州也是产生“武勇”之士的地区，与凉州士卒一样，勇敢善战，当时并称为“并凉劲兵”。吕布刺杀董卓后，并州与凉州两支军事力量势同水火。《三国志·吕布传》云：“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李傕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打败吕布，攻克长安，杀死了王允。由此可见，并、凉虽同为“劲兵”，但并州兵的战斗力与凉州军相较，还是略逊一筹。

李傕等攻入长安，汉献帝遂成为其手中的傀儡。以后汉献帝流离颠沛，无处可依，惶惶如丧家之犬，直至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才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说，董卓进京是东汉王朝崩溃的开端，那么，李傕、郭汜率十万西凉大军攻入长安，才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彻底灭亡。因为在这之后，汉献帝“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

曹操其实是汉族政权的拯救者，假如不是他奋力崛起，打败李傕、郭汜，凉州兵团使“长安城空四十余日”，“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的局面将可能延续下去，那就会使“五胡乱华”提前一个多世纪到来。由此可见凉州兵团的恐怖。

李傕、郭汜的失败，并不等于说凉州军事集团力量已被消灭。实际上，它在凉州本土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甚至在曹操灭吕布、平二袁、降张绣、克刘表之后，以马超为首的凉州军依然是曹操的强劲对手。建安十六年，曹操派大将曹仁征讨马超、韩遂。两军相持于潼关，曹操对西凉军的战斗力素有耳闻，所以预先告诫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不久，曹操觉得曹仁不是马超的对手，于是他亲自领重兵西征。曹、马两军相持于潼关，以曹军的战斗力而言，如堂堂正正摆开阵地战，恐仍然难敌马超的西凉兵，所以曹操只能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待机破敌。“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公谓诸将，战在我，非在贼，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其刺，诸君但观之耳。”同①。可见关西兵精悍，善使长矛，如果强攻，打阵地战，曹军要付出沉重代价。可惜的是，西凉大将韩遂有勇无谋，《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云：“初，曹公军蒲阪，欲西渡，马超谓韩遂曰：‘宜于渭北据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由此可见，马超之神勇，连一向视天下群雄为鼠辈的曹操也对其畏惧三分。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6)

西凉军的战斗力虽强，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群龙无首，互不服气，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在曹、马决战之时，“贼每一部到，公（曹操）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马超、韩遂最后中了曹操的离间计，才被打败。马超率残部退回西凉。曹操“追至安定，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但谋士杨阜认为马超仍然会聚集力量，卷土重来。他对曹操言道：“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曹操虽然认为杨阜的话不无道理，但毕竟对马超和西凉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因此在“军还仓卒”的情况下，“为备不周”。不久，“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凉州重新为马超所占领。曹操只得再遣大将夏侯渊、张郃前往征讨，在杨阜、姜叙等冀城、历城将士的配合下，经过数次苦战，才将马超的势力逐出凉州。

马超退出凉州，但凉州却从此成为蜀、魏两国反复争夺的战场。刘备、诸葛亮深知凉州的重要，故在夺取益州之后，就将下一个战略目标定在凉州。“（孙）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虽然这是刘备不肯将荆州归还吴国的推托之词，但也足以证明凉州对于蜀汉的极端重要性。此后法正为刘备的北伐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他说，若攻克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北伐曹魏时，同魏延发生用兵方向的严重分歧。魏延主张兵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认为此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陇右即凉州，诸葛亮认为以蜀汉一州的兵力，还不足以拿下关中，唯有夺取凉州，才能逐步蚕食曹魏。而凉州的羌胡族正是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就派人联络羌胡的地方豪强，他们作好了积极的响应准备，“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应该承认，刘备、诸葛亮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道理的。凉州自秦汉以来就是用武之地，其兵多精，其将多勇。蜀汉若能拿下凉州，确实能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强大的曹魏进行持久的抗衡。

曹魏阵营中的谋臣智士也看出诸葛亮的战略企图是“断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群传》附子《陈泰传》。，故派遣智勇双全的大将郭淮、陈泰、邓艾等长期坚守陇右，寸土不让。曹魏固守陇右，不仅巩固了关中形势，还可从侧翼包围汉中。邓艾后来灭蜀正是以凉州为基地，以所统率的雍、凉精兵，出其不意地经阴平山路小道直捣蜀中腹地，迫使蜀后主刘禅投降。曹魏灭蜀为三分归一统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是凉州兵团在汉末三国历史上发挥的最后一次重大的作用。

3.凶残暴虐、性多疑忌、反复无常的凉州将领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兵团，其凶残暴虐确实令人发指。“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董卓又“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煮之”。董卓被诛杀后，李傕、郭汜等攻入长安，大肆烧杀掳掠。“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卷六《董卓传》。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同①。此种情景惨不忍睹。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7)

从公元189年八月董卓带兵入洛，到公元198年四月李傕覆灭，凉州兵团在汉末历史舞台活跃了整整十年，给神州大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长安、洛阳这两座城市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经营，无论经济文化，还是城市规模和手工业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董卓、李傕之乱使昔日繁华的帝京一朝化为“断墙残垣”、“无复人迹”，这就不仅是战争动乱时期不可避免的破坏，而且是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的野兽行径。此风一开，影响极其恶劣。曹操虽然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但他以儒雅文士自诩，其诗文堪称一流，曹操父子甚至还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但曹操为父报仇，在攻打徐州时，居然杀死十数万徐州无辜百姓，一时间“泗水为之不流”。《三国志》卷八《陶谦传》。曹操征战，凡遇顽强抵抗，就残酷地整座整座地屠城。建安三年“九月，公东征（吕）布。冬十月，屠彭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河北平定后，曹仁率军包围壶关，“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曹操部将夏侯渊“攻兴国，屠之”同②。。曹操还下令“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建安十三年，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征讨江夏太守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曹操、孙权如此野蛮，如此滥杀无辜，这大大有悖于汉族的高度文明，然而这种现象为何在汉魏之际竟频频出现，我认为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关，凉州军阀是始作俑者，其罪不可逭也。

东汉时已经用纸，但造纸术还不发达，不知书的凉州兵又把珍贵的简策帛书付之一炬，使两汉灿烂文化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凉州将领的另一特点就是性多疑忌。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员大将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很快攻克了长安，诛杀了王允，重新掌控了朝廷中枢。但为时不久，即遭覆灭。其败亡之因颇值得研究。前文已述，凉州兵极具战斗力，靠外部力量是很难将其打垮的。李傕、郭汜统率的凉州兵团主要毁之于持续不断的内讧。其因乃凉州将领性多猜忌，李傕在把持朝政后，很快就与樊稠发生冲突。马腾、韩遂攻长安不克，败退，樊稠在追赶中，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放走了韩遂。然而此事被李傕之侄李利获知，“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与坐杀稠”。《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樊稠被杀后，四大将中的张济驻军于弘农。朝中执掌大权的唯有李傕与郭汜。但不久，“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李傕与郭汜为何会“相疑”呢？《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典略》曰：“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间之。会傕送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李、郭两人，一人劫持天子，一人劫持公卿，大战长安城中，直杀得凉州兵团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最后，郭汜为部将所杀，张济出关攻穰城，战死。建安三年，段煨奉朝命讨灭李傕。自此，董卓、李傕这一派系的凉州兵团遂告覆灭。

马腾、韩遂属于另一派系的凉州兵团，但其内部亦是矛盾重重。马腾与韩遂先是“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建安之初，在司隶校尉钟繇的调解下，双方的冲突方才告一段落。

建安十三年，朝廷征马腾入京师，拜为卫尉。马超之弟马休与马铁分别被封为奉车都尉和铁骑都尉，其家属全部迁徙邺城。马超被拜为偏将军，统率留在关西的马腾部众。然而在建安十六年，马超竟然置老父马腾及亲兄弟马休、马铁等家属的生死安危于不顾，悍然起兵作反。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当然是导致“腾坐夷三族”，且不说君主专制社会株连制度和夷三族的做法对不对，只是就当时情况而论，曹操为了避免诸侯豪强割据，要各地诸侯抵押人质的措施显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而马超在曹操没有做任何对他不利举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疑（钟）繇欲自袭”这样子虚乌有的事，就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实在是极不明智的举动。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8)

曹操能够击败马超，并非操军实力强于西凉军，而是曹操利用了马超性格多疑的弱点，用了离间妙计。《三国志·武帝纪》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曹操用计的情节：“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这时曹操突然发起总攻。由于马超、韩遂有了隔阂，互相防范，不能合力形成拳头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

在三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轻狡反覆”的人物当然是吕布。《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斥其为“三姓家奴”，然而，凉州兵团中也不乏反复无常之徒。其中以马超、张绣最为突出。

马超失败，被逐出凉州，即赴汉中依附张鲁。《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马超“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说明对马超来投，张鲁是重视的，并欲以女嫁之。但马超遭到张鲁手下的攻击，认为马超“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即暗示马超连自己家属的安危都不顾，也就完全有可能背叛张鲁。张鲁终于接受谏阻，不予重用。《典略》又说：“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这里用了一个“逃”字，说明马超并非光明正大地离开汉中，而是其背叛张鲁的阴谋已经败露，这才匆匆出逃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另一条史料佐证。“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超仓皇出逃时，连自己的小妾和儿子都来不及带走，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张鲁当时因考虑到马超可能的报复，故没有对马超的家属予以惩治。等到曹操攻下汉中，张鲁投靠曹操时，张鲁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故手刃超子马秋。为何张鲁对马超充满刻骨仇恨，不能报于其本人而报于其子呢？这只有一个可能，即马超企图或者阴谋消灭张鲁，夺取汉中，马超之仓皇出逃，正是这个阴谋暴露的结果。

马超入蜀，刘备处于一种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要利用马超“深得羌、胡心”的优势，作为夺取凉州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马超“勇而不仁”，“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故刘备对马超采取的是予以高官厚禄，而不予重用的策略。马超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是“羁旅归国”，故“常怀危惧”。

然而马超以往反复无常的经历，仍然被人所利用。《三国志·彭羕传》说：“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所谓“老革荒悖”，裴松之注曰：“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从彭羕和马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都对刘备不满，彭羕甚至骂刘备为“老革”，同时也说明二人在背后议论，并不仅仅是这一次，而是经常的，“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直到彭羕提出谋反，让马超统兵在外作战，自己在内运筹帷幄，夺取刘备的天下。马超这才感到非同小可，不但当时“大惊，默然不答”，而且事后“具表羕辞”，抢先告了彭羕一状，为自己开脱。为何马超这次没有跟随彭羕反叛刘备呢？这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前两次反叛曹操、反叛张鲁，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除爱妾董氏被人霸占，幼子马秋被张鲁杀死外，其“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这个“背父叛君，强而无义”的西凉大将直至其晚年才表现出思维的清醒和理智，故最终得以善终。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9)

董卓所部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傕、郭汜、樊稠一一败亡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的就食问题战死于穰城，其侄张绣统率余部，并顺势依附于荆州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但不久即叛，不仅重创曹军，且杀死了曹操的儿子、侄子和爱将典韦。张绣之所以叛变，是因为曹操好色，“纳济妻（张绣之婶）”，使张绣感到耻辱，故不惜与操翻脸。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的关键时刻，张绣竟然再次投降了曹操，而这次降曹是他手下谋士贾诩出的主意。贾诩的理由是“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而“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一番话说得张绣心悦诚服，于是“率众归太祖”。《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张绣、贾诩等人叛曹又降曹的举动虽然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但毕竟与他们身上固有的凉州羌胡习气有关。羌人的那种“叛服无常”的习性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叛服无常”者终究难有好的下场。张绣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后又“破袁谭于南皮”《三国志》卷八《张绣传》。。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诸将封未有满千户”的情况下，曹操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算是对其最高的赏赐。然而，两年之后，在曹操率兵征讨乌桓途中，曹丕却对张绣言道：“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三国志》卷八《张绣传》注引《魏略》。张绣知道，此事的幕后指挥者是曹操，胜利后的曹操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他知趣地“自杀”了事。张绣死后，其子张泉继承爵位，然而因涉及魏讽的谋反案，“被诛，国除”。

最后要讨论的是，凉州军事集团为何有能力摧毁关洛京畿地区与东汉帝国的中枢，有强于其他军阀的战斗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或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以马超等人为代表的凉州将领长期受羌胡习俗的影响，反复无常，多疑易叛。其军队内部亦是“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故而暴起暴落，难以持久。其二，在中原士大夫的眼中，凉州军事集团在汉魏之际的活动，尤其是董卓进京后的暴行，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东立足，就变得愈加困难。其三，中原重礼乐，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凉州被当时人们视为“边鄙”。如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就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轻蔑的原因是因为凉州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与内地的格格不入，关东人认为“凉州寡于学术”，即凉州文化属于低文化层次。由于凉州武将的文化较为浅薄，故而能“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正因为得不到关东乃至整个天下士大夫的有力支持，凉州军事集团最终灰飞烟灭了。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Table of Contents

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