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与书私奔

BOOK LOVER

张悦然 主编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鲤·与书私奔

张悦然 主编

DNA-BN：ECFP-00103786-121206

最后修订：2012年12月6日

由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制作与出版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目　录

CONTENTS

观点

- “打开我的图书馆”

- 偏偏不喜欢　文 | 张佳玮

- 电书迷乱　文 | 严锋

- 一个电子文青的逆袭　文 | 老王子

- 穿越迷装逼犯之书房装修守则　文 | 李舒

- 图书馆之死　文 | 唐克扬

镜子

- 梦叙事　摄影 | Miro Švolík

沙龙

- “或许被错误评估的小说家”

- 被低估的小说家巴尔扎克 文 | 乔纳森

- 《冬日笔记》：被低估的与被误解的 文 | btr

- 波拉尼奥之旅：1976 到《2666》 文 | 范晔

- “逆流读书”

- 世界的灰度 整理 | 鲤编辑部

- 走了这么久，才来到这里 整理 | 职烨

- “精神恋爱”

- 在外过冬 文 | 包慧怡

- 低温 文 | 周嘉宁

- 一纸漂泊 文 | 陶立夏

- 轮船复活之夜 文 | 绿妖

小电影

- 上海作家流水　摄影 | 陆杰

小说

- 偷书人　文 | 路内

- 履历　文 | 张楚

- 大蒜之歌　文 | 张冠仁

- 文学　文 | 何曼庄

卷首语

EDITOR'S NOTE

张悦然

投稿信箱

newriting@vip.163.com

大雨滂沱的傍晚，和L坐在车里，等一个漫长的红灯。外面是胡椒色的天空，行人匆匆穿过马路，我们望着挡风玻璃上摇摆的雨刮器，各自分着神。这时，忽然看到L并没有握在手刹上的右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用力拉住手刹的动作。我问他：“这是在做什么？”他说：“每次想起做过的那些难堪、窘迫、后悔莫及的事，一步步沉入坏情绪的时候，都会立即做这样一个动作，向自己宣布：现在，打住，不要再继续想下去了。就好像是拉下了情绪的闸门”。“管用吗？”我问。他点点头。我跟着他练习了一遍，以备不时之需。要在坏情绪刚来的时候立刻这么做，他叮嘱道：“如果已经陷得太深，恐怕就无效了”。

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不仅想要摆脱当下的情绪，甚至渴望从眼前的生活中逃离。那些时候，闸门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个安全出口，还要有一个可以逃往的世界。阅读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安全出口。到书里去，那里有可以栖身的地方，让人暂时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

不同的书，就像不同形式的住处。读《庄子》可能像住进一座远离尘嚣的寺院，而读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则像是住进一座人员混杂的汽车旅馆。倘若想要获得内心的安宁，就应该去听听寺庙里的钟声。如果想要速度和钟声，去汽车旅馆投宿再合适不过。

对我来说，最适合逃生避世的书还是小说，某些散文或许也行，总之那里要有些事情发生，有些人走动，有气味和人声，有闪闪发光的细节散落在当中。很奇怪，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小说里的事情都是假的，现在反倒越来越不确定了。小时候，看到书中写到的美好事物，总会因为它们无法来到眼前而遗憾，读到主人公特别的经历，奇妙的感情体验，也因为它们不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而难过。可是现在却觉得，它们在那里挺好的，比在当下、在此刻、在自己身上还要好，因为它们很安全，不会有遭受攻击和被摧毁的危险，将恒固地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里。小时候只有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才是我的生活，而现在，我却相信那些发生在书中的事，通过阅读进入我的生命，它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逐字逐行穿过那些文字，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事件，探寻背后微小或重大的意义的时候，那些事情已经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说到底，是“发生”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发生”不再是一种物理性的位移、挤压或变形，它也可以是化学性的，缓慢地，无法察觉的氧化和生成。

我时常觉得，现实生活不过是一个与我同枕而眠的伴侣，有时候相处得愉快，感觉到温暖和爱意，有时候发生争执，变得疏远，甚至想要离他而去，但就算是在最亲密的时候，我们也无法融为一体。因为我还有一个完全与他无关的，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就像母家的秘密嫁妆，藏在某个盒器里，上了锁，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打开看一看，是末路的财富，但永远无法拿出来接济别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顺利地进入书里的世界，参与主人公的生活。有人或许可以，这大概就像有人可以一沾枕头立刻睡着一样，是一种能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与彼时的心境有关的。

如果太执着于眼前的生活，被过于激烈的情绪绑缚着，大概就无法脱身。这就像L对我的叮嘱一样，如果已经陷得太深的话，就无效了。近日在《天真的与感伤的小说家》里，随帕慕克一起重温了《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一段：安娜第一次见到渥伦斯基之后，在回圣彼得堡的列车上，摊开一本书阅读。但她烦躁不安，不断分心，无法沉入到书里的世界去。因为现实生活里潜藏的火种被那个陌生的男子点燃了，使她充满期待，渴望着发生一点什么。这种渴望如此真实和强烈，令她对书上写的事失去了兴趣。她一点都不关心发生在别处、别人身上的故事。她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守在自己的生活里，等着。在这个毫无回还余地的毁灭的故事里，那本书的出现，可能是唯一一次微小而善意的努力，试图将安娜从她眼前的生活中带走。假如——一个完全违背托尔斯泰的意志的假如，安娜当时还能静下心来阅读，碰巧遇到的是一本动人心魄的小说，她是否会与她身临的现实稍稍拉开一点距离，变得清醒一点呢？又或是在她最后一次坐在列车上的时候，忽然兴起打开了一本书，深深地沉入到一个故事里，她的耳边还会有那个可怕的农民敲击铁轨的“铿铿”响声吗？她还会无法抗拒地走下月台，让呼啸的列车从身上碾过去吗？当然，托尔斯泰绝对不会答应这个营救安娜的计划，在他看来，任何书都改变不了安娜的命运，她是无药可救，必死无疑的。

但有一个可能存在的悖论：托尔斯泰是怀着拯救更多像安娜一样的女人的初衷而写这本书的。而且他的心愿最终达成了。无可救药的安娜拯救了一些人。在《安娜·卡列尼娜》面世以来的那么多年里，应该的确有人因为读了它而改变了命运。安娜的存在，或许也真的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些其他的安娜。

那些读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而改变的人，已经都在安娜的身上活过了一次。或者说，在她的死里死过了一次。有些时候，阅读是一段人生，蜕一层皮，然后崭新地活了过来。

观　点

Opinion

- 偏偏不喜欢

文 | 张佳玮

- 电书迷乱

文 | 严锋

- 一个电子文青的逆袭

文 | 老王子

- 穿越迷装逼犯之书房装修守则

文 | 李舒

- 图书馆之死

文 | 唐克扬

打开我的图书馆

瓦尔特·本雅明在1931年时写下《打开我的图书馆》，表达了自己面对满屋落满灰尘的藏书时的痴迷以及慷慨激昂。他每每在得到书的时候，都会觉得是“旧世界的复原”。

80年后，在大伙儿或欢呼、或担忧纸质书消亡的时代，这个标题却正好用来形容电子书。一部分人在挽留纸墨香，另一部分人却觉得电子书的出现是博尔赫斯梦中图书馆的实现。新事物的产生总是伴随着拥护与诋毁同时带来的迷惘，更何况阅读是如此私人的体验，承载着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梦想、时光，或者情感本身。因此阅读习惯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或许会随着时间流逝，从更深的意义层面上反渗出来。

偏偏不喜欢

文　|　张佳玮

对男人来说，世上最漫长的时光，无过于出门前夕那会儿，等着女孩子在镜前端详整妆。看她迁延不走，一边满嘴“来了来了”，一边上下左右360度回转自我挑剔如花美眷，罔顾似水流年。嘴损一点又好为人师的男人，就会忍不住开口教育：从挑剔是种变相的自我强迫症，说到心灵美才是真谛——但通常这些河汉大论还没来得及展开，就会被姑娘一句话噎住：

“你出门前挑书，不也是这样的？”

好读书者出门前挑书，和女孩子出门前挑衣服颜色、选手包款式，其实差不多。人在程途，未必来得及看书；一如女孩子提着包，不为装东西。但手里有书，你多少有个寄托，知道准不会在等位、排队、坐车、等女伴试衣试鞋讨价还价时感到无聊。挑剔点的人，会对阅读本身挑得精。书中自有颜如玉，选书如选美人。比如，有些书跟赫本似的，适合陪着喝下午茶；有些书跟梅根·福克斯似的，适合带出去飙车。老一辈的翻译作品，圆润温和些；近几年的翻译作品，锐利寒削些。民国时过来的诸位散文，鲜而不腻的鳝鱼汤面；香港台湾几位上年纪前辈的历史小说，瘦而不柴入味三分的大肉。好诗集如茶盏，妙短篇似糕点。所以最后总是叹恨：你们带随身听的可以把千把首歌揣裤兜里，偏我们只能带一本书！

这种苦痛，料来如博尔赫斯这样以书为饭的人物，体会得最深刻。他老人家这辈子写过许多梦，大多数梦里都有图书馆。他著名的短篇《沙之书》里，描绘了一本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拿起来有形、翻起来无限的书。意思姑且不论，但如果我跑去告诉他：老先生，现在学生我就有这么面镜子，灰色如您眼眸、大小如您手掌，这里有无限辽阔的图书馆，繁密如水中倒映的星星……我料他决然抵抗不了这诱惑。绝大多数爱读书的人，都受不了这诱惑。

但如果我说出答案——电子阅读器，比如亚马逊Kindle——的话，那些闪烁如星的眼睛，多半又会黯淡下来。

热爱纸阅读的人对电子阅读器，有种奇妙的反抗意识。其第一理由，莫过于“它没有读书的感觉！”感性的爱书人会如痴似醉地跟你解释，一本好书的书脊、花纹、题字可以如何触动眼睛，一本好书的书页可以抚慰你的手指，书页翻动的“唰啦”声如何必不可少，书本身的香味仿若蘅芷清芬。一本翻熟的书又如何和新书不同，熟书的书页会不那么挺括，但衬贴手指，就像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总之，买书如同找女朋友，而电子阅读器简直是充气娃娃。理性的爱书人会展示他们密密麻麻、浩如烟海的读书笔记（实际上，9月底之前，巴黎先贤祠的卢梭遗物展上，能看到他老人家在书页侧栏铺排扬厉、措词凶猛的笔记，笔尖几欲戳穿书页、化龙而去）。对热爱健康的人来说，读电子阅读器简直是对眼睛的慢性施毒。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对许多附庸风雅之辈来说，电子阅读器有可能剥夺他们炫耀满壁藏书的机会，“再也没法故作不经意、摸出几本作者签名题赠本来了！”

重度纸阅读爱好者会尝试聆听你谈论电子阅读器的好处，听到“这么一本东西里可以藏一辈子看的书”，又如“可以随意变换字体大小和排版方式，还能全文检索”，也会偶尔眉宇一动。他们或者会勉为其难、不好意思拒绝似地接过你的阅读器，满脸表情像特级点心师却不过好意地尝一口邻居兴致勃勃送来的糕点。他们会优雅而客观地承认，这玩意确实有些好处，但是……

你总会看到这样那样的挑剔言论：手机读电子书？屏幕太小了，伤眼睛；iPad读电子书？功能太多了，让人分心；看着眼睛累；太重了；Kindle读电子书？嗯，视觉上还挺像书的，但读PDF格式的可以么？还有，支持漫画么？当然，最后，你总能听到这样的理由：这个再好，毕竟不是读书！

《六人行》里，Ross曾经试图在两个姑娘——新欢Julie、旧爱Rachel——之间取舍。他做了个很书呆子的举动：拿两张纸，分别列两位姑娘的优劣。列罢Rachel一堆缺点后，他转向Julie，只想出一个缺点：她不是Rachel。

你可以说，这种从一开始就不公平的取舍，就是爱。

对电子阅读器的大多数缺点陈列，其实都来自一个基础：即，电子阅读器不是纸书，无法百分百提供读书的感觉——这本身是阅读器们的原罪。当下最好的阅读器kindle之所以被认为出色，大半是因为，它是电纸书——换句话说，好的阅读器，都在竭力制造纸的质感。这没法子，就像电影里女主角如果恰好长得像男主角的旧情人，那其他女配角只好自认倒霉——这种事，没什么道理可讲。

电子阅读器爱好者的论据，就像那个在门口挑剔女孩子化妆太拖沓的男人。他们会强调电子阅读器的雄厚容量，强调电子阅读器的检索方便，强调“我们看的是文字，不是书香！”从实用主义观点看，这些理论堂堂正正、无可挑剔。然而，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就像金庸《白马啸西风》所说的：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因为阅读与饮食、散步和世上大多数需要感受的事情一样，永远没法子客观。一个餐厅的装修色调、播放的音乐、器皿是否整齐、桌子的材质，可能让人食欲变化——这不连鲁智深这样豪迈的汉子，去吃酒也一定跟店小二“要个齐楚阁儿”。走在路上，云的形状、树的排布、墙的颜色、身旁疾驰过的车子频率疏密、耳机里播放的是木管乐还是大提琴，都可能影响你的心情。阅读亦然：这个行星上的这代人，都是在纸阅读时代过来的。人生里所有最美妙的阅读体验，都来自于纸阅读。所以，人们总会停在令自己舒适的地方，每个看似无用的细节，比如书页的抚触、书本的分量、可以用来打折做记号的页角，都会成为仪式般的温暖慰藉。人心既是如此敏感，所以阅读器们总得试图假扮成书的样子，一如安眠音乐总会模仿空山鸟语，让你放松心绪，走回到自己记忆里最熟悉、最安适的那把座椅里，一切才能开始。

有必要改变吗？没有。

每个时代都拥有一个“已流逝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健康唯美、优雅知性，大家都崇奉一些古老的艺术，能诗善画、书法古玩、香茶竹舍、文采风流。那个时代轻而且慢，像一片色彩斑斓、风里流转的羽毛。相比起那个时代，现在的一切虽然便利，但太机械、太快、太现实，诸如此类。对纸阅读爱好者来说，纸阅读就是那黄金时代的产物，而电子阅读器就是功利而机械的现在。但事实上，世界大势许多时候，总是无趣而又现实。偶尔会绕弯路，去花园看看蝴蝶与鸢尾，但最后总还是会回来，回到务实与效率这条路上来。世界依然留恋笔墨纸砚、钟王张褚的风神，但时代自顾自沿着铅笔、钢笔、圆珠笔、键盘、虚拟键盘一路前行。习惯的力量再强大，总敌不过千磨万蚀、缓慢流逝的时间。电子阅读器，或者说，非纸类阅读器，最后总会站到那里的。它们千变万化，它们可以模仿纸，它们轻而且快。当一代又一代Ross们慢慢褪去对Rachel的爱，总会放弃纸阅读的第一视角。就像赞美纸阅读的人们，不会去为更古雅的竹简和刀笔做辩护。

所以，只需要等待时间流逝。

很多年后，当一些新东西，比如全息投影空气阅读，比如脑内晶片阅读出现时，还是会有那么一批人站出来。他们会抱怨这些阅读方式不行：它们没有电子阅读器的手感，没有按翻页键或手指点触的细腻，没有实体屏幕的视觉厚实，没有电子阅读器皮套那种温存的感觉……就像现在，已经有人抱怨触屏键盘如何不如机械键盘打起来爽脆，一如20世纪初，饱学宿儒们纷纷念叨，叹恨钢笔不如毛笔顺手。电子阅读器总有一天，也会像今时今日的纸阅读，因为承载过情感、记忆、味道和许多人最闲适美好的心情，于是变成一种习惯，一件关联爱、梦想或纯粹时光的信物。而那时，必然还有一些人坚守着纸阅读，为着一些无法言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受的理由——说到底，阅读就是这么件私人的、主观的、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事情。“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电书迷乱

文 | 严锋

1.

1999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远居异国，备感寂寥。何以解忧？对我而言，惟有秋叶原电器街，当时号称世界电器之都。收入所得，一大部分投在购买各种电子器材上面。有一回看到一只巴掌大小的卡西欧电脑，爱不释手，当场拿下。这台型号为PV-100的掌上电脑，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指标极为低下：3寸多大的单色屏幕，120×120的超低分辨率，1MB内存，只能使用固化的内置程序，没有任何扩展功能。但是它有个无与伦比的优点，那就是可以装进口袋。而且在反复折腾之下，我居然发现了许多操作手册上没有标明的功能。比如说，手册上根本没有说明它可以和PC联机，还可以把PC上的文件拷贝进去，甚至可以阅读文本文件。也就是说，它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一台随身手持阅读器。

随身手持阅读器！今天的朋友会觉得这很稀松平常，谁的裤兜里没有一两只可以用来阅读的家伙？但在1999年，电子阅读还是一个外星科技一样遥不可及的概念。没错，我们已经开始趴在台式电脑前上网了，偶尔还会读个PDF文件什么的，但是模拟显示器低下的刷新率对人眼堪称巨大的蹂躏。我还清晰地记得我那AOC显示器上的干涉条纹，总是如一道道水波，缓慢而沉着地掠过，令我头晕目眩，意马心猿。但是PV-100的液晶屏就稳定多了，而且它还有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可以像传统的书那样捧着读，甚至是躺着读。作家陈村在“榕树下”开过一个专栏，叫“躺着读书”。“捧”和“躺”，是千百年来形成的阅读的本真状态。据此类推，不能“捧”和不能“躺”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人对坐在电脑面前阅读的反感，也就一目了然了。确实，那是违反人性的。

那时候，一些早期的网上书屋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有名的如“文学城”、“青少年读书网”、“黄金书屋”等，各种免费资源令人眼花缭乱，对于远在异国，购买中文书不便的我，更有特殊的意义。当时下载阅读的一些作品，今天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有黄永玉的《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妙子的《林斗在1977年》，谭竹的《一生有多长》。我也记得曾经在从东京港区白金台开往文京区本乡的红线地铁上，掏出PV-100，重温从网上下载来的王朔的《顽主》。环顾四周，日本的通勤族也大多在埋头阅读，不过他们拿的可都是再生纸的口袋书，顿时心中升起一股身怀利器、与狼共舞的豪情壮志。

10年以后，我回到东京，发现曾经和我一起坐过两年通勤地铁的这帮人终于鸟枪换炮了。他们手上开始出现索尼PRS-900电子书，还有……手机。手机小说在日本横空崛起，大行其道。2007年日本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中，有5名是手机小说，每部销量都在40万册以上。用他们的说法是：手机小说救活了整个日本出版业。热门的《恋空》，销量已达200万部，还被拍成电影。一想到在阅读媒介上领先了鬼子差不多10年，我就笑了。

2.

用PV-100来看书，除了随处可看、还有可以躺着看以外，就没有任何优点了。那种粗糙丑陋，不是任何一个热爱书籍的人所能忍受的。有更好的屏幕，更精美的字体，更舒适便利的操作吗？有的。早在1993年，苹果公司就生产了代号为“牛顿”的随身个人电子助理。今天iPad上的一切功能，在“牛顿”身上一应俱全。它唯一的缺点，是太大、太贵。还有，就是问世太早。1998年，“牛顿”黯然退世，留下一批狂热的粉丝，拥戴至今。粉丝们热爱“牛顿”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可以成为一个相当理想的电子书阅读器。5英寸的屏幕，320×480的分辨率，超长的待机时间（据说可以达到一个月），足以让当年的我大流口水。

但是“牛顿”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神器，至今我也没有搞到一个。2002年，我在PV-100上写字的时候，用力过猛，液晶屏幕竟被我戳成冰裂状，迫使我升级购入一台国货精品，联想天玑XP210。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Windows CE系统的掌上电脑，3.6英寸、320×240分辨率的彩色屏幕，全金属外壳，四角圆润，轻薄而富有质感，与全塑料的PV-100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第一次把玩XP210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是：我们真的崛起了。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uBook的免费阅读软件。这是唯一一个在PPC上能真正彻底更换“皮肤”的程序，可以把阅读界面改造成自己喜欢的任何形状。我想，这个uBook的设计者，除了是个编程高手以外，真的很懂书、很爱书。我最喜欢的，是羊皮封面的“皮肤”，左侧是乌木卷轴，暗黄的内页，可以看出纸张的纹理。暗黄的颜色对我很重要，因为在我最热爱图书的少年时代，图书是稀缺之物，当时我们最喜欢读的书，是那些被禁的、纸张暗黄的“毒草”。

XP210还可以装上一个叫ComicGURU的软件，用来看漫画。我曾经一口气装上60本上世纪60年代上美版的《三国演义》小人书，可怜我小时候只从同学那里借到过其中的一本缺张少页、纸质暗黄的《李郭交兵》，多少无奈，多少渴望，多少梦想，从《李郭交兵》，到我看到《三国演义》小人书的其他分册，这中间跨过了30年，跨过了文革，跨过了模拟与数码的分界。

2003年，我带着XP210来到波士顿。几乎每一个周末，朋友都要驾车带我到郊外去远足。他们喜欢带上我，不仅是因为我会做一种极香、极适合野餐的卤肉，更因为我的XP210可以插上CF口的GPS全球卫星定位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怕迷路。我喜欢秋天新罕布什尔的白山，当朋友去爬山的时候，我挑一棵又大又红的枫树，坐在树下的山石上，掏出与我小时候最热爱的小人书一般大小的XP210，打开ComicGURU，在满山的红叶中，把我小时候没有看完的《三国演义》小人书接着看下去。

3.

再往下，事情就越来越失控了。我不断地升级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而升级的时候总是会很执著地想：这个东西看电子书效果怎么样？我需要更精细的字体，更大的屏幕，更时尚的外形，更优雅的界面……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iPad问世之初，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作家孙甘露向与会者描述了一个视频，里面演示了一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iPad版电子书。这本书里面有声音和图画，更有各种能动能玩的物品，唯美到极致。说到动情处，甘露连声赞叹，艳羡不已，并声称已托美国朋友购买。在我印象中，甘露是沉稳而充满传统人文色彩的老克勒，绝非赶时髦的数码潮人。如果连他也坐不住的话，那事情肯定就是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事不宜迟，我果断地决定抢在甘露之前下手。我知道iPad很好，可是开箱之后，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期待。四射啊，这完全是件艺术品！我买了一本iPad版的电子书叫《元素》，目录是世界上的118个元素，3D的，在旋转。你点每一个元素，又会得到这个元素的全屏3D图，可以从各个角度观看。文字、数据、图像、视频……展现每个元素在世上的来龙去脉和表现形态，包括实时行情。这是史上最疯狂、最华丽的书，大小为1.7G！

但是且慢高兴，我已经成为电子阅读的吸毒成瘾者。除了iPad外，我手头还拥有专用的电子阅读器5台。我每天在网上花很多的时间去搜索、下载、复制和整理各种文档。我拥有比过去的王侯还要丰富的（数字）藏书，这样的想法让人产生虚幻的满足感，但真正的后果是：没有时间来读书了。

即使真的有时间，用iPad来读书也具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色彩，因为这个平台可以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你刚看两行可能那个Email或QQ的图标就亮了，甚至极有可能还伴随着“当”的一声巨响，把你那好不容易安静一会的心一下子搅乱。收完信，顺手打几下祖玛，大战几回僵尸，切几盘水果，那不也是水到渠成吗？再去校内网窥视几个三观不正的小組，猫扑灌两下水，发两条微博，好啦，今天的阅读到此结束。我相信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读书上投入这么多的时间，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书店和图书馆渐行渐远。

更可怕的是，Google正在计划把全人类所有的图书做成一个知识的终极数据库。贝佐斯也梦想把以往所有出版过的书都做成Kindle格式来卖钱，这样可以永无缺货之虞。人类会到最后只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Google吗？人类最后会只有一个书店，它的名字叫Amazon吗？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吗？

一个电子文青的逆袭

文 | 老王子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封Email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用笔写作，人人都说你写得好，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用笔的时候写得更好，那时你只不过是字写得好，与你那时的文字相比，我更爱你现在用键盘敲出的诗意。

说前朝永历年，有一人，特别爱好文学。有俩表现，一是天天吭哧吭哧写，二是四处扎堆参加派对。一次在张岱家轰趴上听了句话，一箭中心了。回去夜不能寐。快死了，子孙们问他：“小主啊，你这是怎么了？”

他鼓憋了半天，幽怨地说：“半年前张家轰趴，来了个江南才子，长发过肩，烟只抽Caster，黑框眼镜，满面孤傲，一看就是大师，忙上前讨要写作秘笈，人问我看什么书，用什么写东西，我说看电子书，用Word写东西。人当时就把我给睥睨了，说电子书和Word里能有什么好东西，我们都是看线装书，用纸笔创作的。”

子孙们问：“他没说为什么？”

“说了。说电子书和Word太虚幻，是速朽的，还是纸笔的速度感更真实。”

子孙们说：“怎么听不懂啥意思？”

我也听不懂，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从初中就鸡巴教着让我们用电脑，到最后告诉我们电脑太虚幻，用电子的东西阅读和写作不入流。我觉得自己完蛋了。毋宁死。

再说回本朝，本朝的习惯是从永历年传下来的，文艺界刻古非今，崇尚返璞归真。大作家们都是半截入土的老年人，用笔写字，只看纸质书，线装书，提起电子版权就脑溢血，还不断地放出诸如“最伟大的思想产生于竹简时代”或者“在丝绸上写字儿比用纸更环保”之类的言论。这些言论都非常折磨年轻人。

我记得我和气死的那位一样，也是初中开始学着用电脑，学的是该死的五笔字型，后来每次写作前，先背“王旁青头戋五一”，写出来的东西都像“三句半”，后来聪明人发明了智能ABC，算是拯救了我的文笔。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我们交作业，交周记，都要用手写的。我写字儿慢，经常脑子已经高潮了，手还在前戏。现在想想，非常痛苦。但那时，有一种不知从何而起的观念一直影响着我。

就是用笔写字儿，用纸质书阅读，比用电脑来得高级。具体哪里高级，当初说不清。就是脑子里有如下这么几个场景。

有一天，我真成作家了，百年之后，人家帮我整理手稿，从旧衣服底下拿出厚厚的一叠黄草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楷，那叫一个酷啊，大师！有没有？

如果这手稿还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竖排，从上往下写，从右往左写，那我就是国宝啊！有没有？

另一个场景是写信。大师写信。年过半百了，勾引小姑娘，有Email偏不用，用手写，写在有淡淡木纹的厚纸上，墨水湮过纸纤维，边缘变得像树的根须，也像小姑娘白皙面庞上透出的毛细血管，内容是情话和诗句……姑娘还没收到，自己先感动了一把。然后折成纸如意，装在有檀香味的信封里寄出去，走的是中国邮政的平信，有可能一直到小姑娘临死才收到，生生把奸情逼成了佳话——不过老婆要是查起来，就一抓一个准。人证物证俱在，离婚！有没有？

因此，尽管觉得电脑方便，我心里却一直没放下用纸笔这件事。我是狠狠地练过几年字儿的，钢笔临庞中华，毛笔临魏碑，还买了很多漂亮的纸张和本子，但居然越练越差，本子也都浪费了。遂放弃，觉得为往圣继绝学完全不是我的任务。不过我大学的头几年，还是老老实实地用着纸笔，写小说从没超过5000字，诗都写在作业本的背面。因为不是大师，这些手稿就没有红袖姑娘帮我保管，最后全丢了，我就觉得，自己大学四年仿佛什么都没写过。但我觉得这是时代的悲剧，我那时要是懂得硬盘恢复，用过Time Machine，何以至此。

没错，说到这里，可以打开天窗了。我觉得时至今日，要是还用纸笔来完成基础写作，或者只看纸质书，就是脑抽（为了避免伤及前辈，上了年纪，小时候没用过电脑的，不在此列）。

你知道文艺青年都嘴贱，见面喜欢问，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我认识一些个文艺青年不少都出过书，而我现在只看电子书，由于电子书版权保护有些问题，所以我看过他们的书也不敢说，因为往往看的都是盗版，而且家里书架里也没摆着他们的作品，面对着他们，我常常有一种欠了钱的感觉。所以我一般都瞎答，海明威马尔克斯福楼拜菲茨杰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净找一些死得早没版权的。

然后人家肃然起敬，只读经典啊，有品位。

其实我走到目前这一步并不容易。我也晓得我是激进派，因为我一直从事互联网相关行业，借着对这个行业的一些了解、思考，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先说版权。我觉得版权一定要保护。电子版权保护不完善，是不对的。这是时代的悲剧。但这一点，国外有现成的经验，只是国内缺乏整合这一块的公司，领导上也不重视。所以给了我这种只看免费书的人以机会——但我始终觉得这不能怪读者。指望读者高尚是没道理的。老外在中国待久了还闯红灯哪！

传统出版行业不懂互联网，看着它不断冲击实体书，非常恐惧，也没研究透怎么盘活、怎么赚钱，一些走得快的又才刚动手。而互联网行业更是刚起步，像个年轻小伙子，饭还没吃饱哪，出版业是个大江湖，积习太多，搞互联网的这些青年人，面对着这块蛋糕，总有老虎吃天的感觉。起点搞了很多年，豆瓣阅读刚刚搞起来，我觉得唐茶做的电子书也非常漂亮……但这些东西总还是有一种野狐禅的感觉，缺乏那种大干一场的格局。这两个江湖，看起来未来是必须合作、必须整合的，否则，只有两败俱伤。

再说载体。竹简、丝帛、羊皮、纸张，都是人类找出来写字儿用的载体，因其古老，而成就了神秘的力量。就像普通的言语重复上千次就会变成咒语。围绕着这些载体的崇拜，其实从来未曾停止过。

但人类发明了互联网之后，一个新的载体诞生了，就是电子化。电脑上可以看，iPad上可以看，Kindle上可以看，手机上也可以看……而旧的载体尚未死去。《易经》上说，新的事物刚刚诞生，旧的事物尚未消亡，这个时候，天地一片混沌，“君子以经纶”。就是说，知识分子要负起解释的责任，告诉大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人们不能被载体绑架，首先，纸质书不会消亡，它仍然具有那种神秘的力量，古代书珍贵，可以兴灭国继绝世，统治者常常要烧它，所以每一本质地、重量、触感完全不同的书落在你手上，你还是会有莫名的敬畏、感动，恨不得沐浴更衣、热泪盈眶地读。这种敬畏和感动，姑且让我们保留。去除这个部分，读书的核心目的就是获取信息。

在我看来，纯靠纸质书来获取信息，来得太慢，效率太低了，就像竹简不如纸张一样。现在我们说造纸是四大发明，很伟大，但我相信它刚要取代竹简的时候，文艺界一定也是爆发过讨论和冲突的。毋庸置疑，电子阅读是一种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检索更方便、更环保、更随时随地的阅读方式。事实上，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已经在证明着这一点，只是我们的产业发展还没有跟上。地铁上、公交上、餐桌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扑在自己面前的手机或者其他一些电子阅读器上——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仿佛饥饿的俄国人扑在面包上。

你自己注意下就会发现，这些人并非都是在刷微博、发消息，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是在看书！有看英语的，有看《论语》的！我以为，这些年轻人，是值得被表扬的，就像古人表扬那个凿壁偷光的！我一些出版业的朋友常忧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看书了”。这话是有问题的。年轻人们并未丧失阅读的能力，并未停止对新知的追求。真正应该改变，或者在发生改变的是，他们不再以传统的方式阅读。你知道，在那些场合，带着一本纸质的书，是多么不方便——东方朔写一个奏折，要花掉近百斤的竹简，得四﹑五个人抬去给汉武帝看，汉武帝看完手也残废了，这是何苦？一套《罗马帝国衰亡史》要六大本，一本《金枝》要四指厚，放在电子阅读器里也就几兆，我们何必做汉武帝呢？

再上升一步说，电子阅读，就是纸张发明后的又一次革命。迟早有一天，它也会形成自己那种咒语般的魔力。况且，人怎么能被载体绑架呢？普罗泰戈拉说，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世间万物，皆是人命名的，我们从自然中挑选万物，创造了人类世界，原本就是极其伟大的创举。如果电子阅读，电子写作能让我们更方便，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纸质书也许有一天会变成歌舞伎，束之高阁，完全小众，成为一种纯粹审美的存在。就像我们再也不会有书法大家，因为我们不像古人那样天天写毛笔字儿。我们可以为之伤怀，为之纪念，但我们也一定要告诉下一代，世界会更好，会有更美好的替代品出现，进而延伸出全新的艺术形式。面对新事物，我们不能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说一些不经思考的话，那不叫“经纶”，那叫乡愿。

况且，纸张多么的不环保，就像竹简不环保一样，也许过去满中国都是熊猫，最后就是竹子生生被汉朝人砍光，给它们赶到了四川（两汉绵延四百年啊，这真不是没可能）。我想，本着与天人合一的原则，为了长江里的江豚，为了吕四的渔场，逐渐弱化，放弃污染巨大的造纸行业，也是个道之所在的事情啊……元芳，你说呢？

穿越迷装逼犯之书房装修守则

文 | 李舒

酸文假醋的书生最见不得老爷们家中的大书房，窗明几净下可见紫檀木的桌子、花梨木的椅子（好几次看到的是圈椅）、不知道哪次拍卖会拍下的青花瓶、不晓得哪个名家酒后题字送出的条屏……当然，不可少的靠墙处一溜桃木书橱里放着的那些金光闪闪的大部头名著，每次都怀揣着阴暗心理想要把那些书抽出来，看究竟是不是石头外面包着书皮。主人们还会指着书橱左上方漫不经心地说：“那一格子，是别人送的毛边书，没办法，他们都知道我的小爱好！”

穿越迷和装逼犯们，你们必须感谢我前两天看见的某位金融界“巨子”的书房，因为这，激发了我写下这篇小文，如果你穿越回了古代、要成为某位王公贵族地主老财家的贤内助，你该怎样替你的夫君装修书房呢？如果你刚刚发了笔不义之财，或制造了起车祸拐骗回一个亿万身价的郎君/富婆，你又该怎样布置一个合格的装逼犯书斋呢？往下读，该指南一定能“传道授业解惑”。

首先，快点放弃那种好像跳舞练功房一样的大书房吧。明末著名公子哥、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在他的“怎样做一个有范儿文人”著作《长物志》中反复强调：“堂屋宜大，书室宜小”，在江南文人的书房审美概念里，精致是首要的，一个合格的书房，应该是刘姥姥看到的潇湘馆，而不是西门庆的藏春阁。最有用的装修参考来自李渔，他的《闲情偶寄》里不仅教你古代泡妞戏果法，还告诉你，书房的装修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按照这位清代当之无愧第一装逼犯的想法，装修书房时，四壁可以“用纸糊”，并且把房柱、窗框等一律贴覆以纸，让读书的场所浑然一色，素雅清心，所以墙纸是书房的必备材料。千万别看不起这种“纸阁”，它有着悠长的历史，在唐宋时，文人们便喜欢这样装饰他们的书房，整洁之外，更有一层深意，因为纸壁与纸顶对于香芬有较强的吸附能力，焚香于纸阁内，芳氲可以持续得较久，不信？请看范成大的证据：“席帘纸阁护香浓，说有谈空爱烛红”。

其次，还把书橱靠墙放么？那太不符合古装Fashion了，古代的书房，你几乎看不到书柜书橱倚墙而设的案例。朱家缙先生在《明清室内陈设》中告诉我们，古人的书房，书橱和书箱是用来做隔断用的，这样当然是考虑到书房的面积不大，同时拿书的时候较为方便：走到这边可以拿，走到那边还可以拿。当然，书橱不靠墙放的前提是，你要有个擅长掸尘的老妈子。书房最好是有些开放式的，若窗外种梅、窗内供兰，则是最佳境界。书房里忌讳金银，那些金佛银菩萨的就别拿进来了，实在想要多一点的色彩，你可以像西门庆那样，买个“彩漆描金书橱”，糊个“绿纱窗”，放张“黑漆琴桌”，买把“螺钿交椅”，倒也算是及格书房。

装修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一个合格的书房，应该有哪些文房用具呢？你还是得好好看文震亨的《长物志》，这位藏书甚富的书房大家会给你一张让人头晕的文具单：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数珠、扇坠、镜、 钩、钵、琴、剑……头疼了？别忙，这些只是基础设施，要是你没有诸如灵壁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这样的文房清供，那别带别人来参观你的书房。

文震亨的单子虽然长，却并不太具备指导性，因为他没告诉你那些笔墨纸砚的具体品牌信息；没关系，另一位公子哥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里给了更加详细的书斋陈设标配：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鸟兽人物不与也。

上奉乌斯藏佛一，或倭漆龛，或花梨木龛居之。否则用小石盆一，几置炉一，花瓶一，匙箸瓶一，香盒一。

壁间当可处悬壁瓶，四时插花，坐列吴兴笋凳六，禅椅一，拂尘、搔背，棕帚各一。竹铁如意一。右列书格一，上置《周易》备览书，书室中所当置者：画卷各若干轴，用以充架。

厚道的高濂甚至连书房中插的花都给你想好了，牡丹海棠十姐妹，季季不同，另外附送书房冬日养花秘籍：“冬间插花，须用锡管，不坏磁瓶，即铜瓶亦畏冰冻，瓶质厚者尚可，否则破裂。如瑞香、梅花、水仙、粉红山茶、腊梅，皆冬月妙品。插瓶之法，虽曰硫黄投之不冻，恐亦难敌。惟近日色南窗下置之，夜近卧榻，庶可多玩数日”，要是插梅花，你还可以“用肉汁去浮油，入瓶插梅花，则萼尽开而更结实”，真是贴心。

特别要告诉穿越迷中最大量的清穿迷，你们的玄烨、胤禛、弘历最爱的便是书房内的文玩清供，所以，这招是必杀技，一定要学会。比如，你们可以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件精美绝伦的紫檀木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格，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此外还设置了棋子、棋盘和小蜡盏等小玩意，最让人叫绝的是，其中还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书灯，“灯挡和烛台可以分开装入箱子里，使用的时候，把撑架上的圆环套在烛插上，灯挡就形成了一个竖向的挡光板，让蜡烛的光更集中地投向夜色中读书人的眼前”（孟晖《雍正的创意》）。

书房布置好，别忘了取一个牛气冲天的书斋名，这可是关键之所在，要知道在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的老外们了。如果你的书房面积实在太小，你可以模仿明代归有光，他给他那个“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的小书房起了个完全脱胎换骨的名字“项脊轩”；如果你不像司马光那么有名，千万别和他一样，给书斋取“读书堂”这种过于平白的低级名字。有一些不错的案例可供你选择：比如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这些基本上知道的人不算多，直接拿来用足够吓死一般人了，不过，“聊斋”、“阅微草堂”这样太著名的书斋名就算了，听着耳熟不说，一不小心还能招来聂小倩。

图书馆之死

文 | 唐克扬

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是值得一提的。后来成为建筑师的迈克尔·索金津津乐道地说，在图书馆的日子是他本科阶段最幸福的时光——他说的是大学始建时留下的哈伯（Harper）图书馆。他应该还记得这里宽大阅览室橡木桌面上讲究的阅读灯，在高高飞扶壁支持的灰色穹顶笼罩的广大空间里，它们是一小片一小片异常温暖的光的小岛……那情形好像人们不是来这里查找资料，而是来参加哈利·波特的集会。

现在这座图书馆主要给本科生使用，来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和它打照面的不多。但当年使用过这座图书馆的不乏中国名人，穆旦（查良铮），杨振宁（他的父亲当年也是这里的常客）和李政道，余英时……更不要说中国早期的几位图书馆学博士都是芝大的毕业生。作为研究型大学的芝加哥大学对图书馆确实情有独钟，它的地盘本有限，但建校近百年，它决定要盖一座全校最大的建筑物的时候，这座建筑物毫无悬念地是一座新图书馆——盖成的时候，约瑟夫·雷根斯坦（Joseph Regenstein）图书馆也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当地报纸介绍说，“……这是一座把大学（最大）的足球场拆掉盖图书馆的大学”——要知道对于美国很多大学生来说，体育明星的魅力可是远远超过诺贝尔奖得主。

我对芝大包括哈伯、雷根斯坦在内的图书馆都很熟悉，原因是我借的书遍布学校的主要图书馆。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这里的借阅制度和国内的差距很大，差不多所有图书都是开架阅览自由借阅的，愿拿哪本全凭你乐意，看不完还可以借回家去接着看，只要没有人“Recall”就可以一直保存，上限一年才需要拿回图书馆续借——突然发现背后没有任何一个管理员大妈身影的时候，我就像一个闯入宝山的贪心汉，每次总是跌跌撞撞地抱着一大摞各式各样的书从书库回来，实际上又看不了那么多。那时还没有汽车，每逢续借的时候，就只能用小推车吃力地推着比我还高的书，雨雪泥泞地过去，看上去甚是狼狈。有一次正好碰到我的系主任，他笑眯眯地向我打招呼，从此还时不时借他的私人藏书给我，也许是奖励我表面上喷薄的求知欲吧。

当时也觉得有点好笑，自己这是抽的哪门子疯呢？坐拥一个私人图书馆的梦想现在也算实现了，可坐在好几排实木大书架面前的时候，不知为何，我的目光反而常常略过这些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书，往窗子外面看了。人到中年，突然，发现“读书”其实只能解决读书的问题，它并不能帮我们应对真实人生的烦忧，至多只是帮我们建立起一套自欺欺人的“信念”，而一旦迫切的烦扰来袭，这些“信念”就像钻进意识中的小虫，不能帮你舒纡反而让人头疼了——每到这时我就会时不时地想起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诗人穆旦晚年的诗篇《智慧之歌》：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

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过早地走到了“幻想底尽头”，但金黄的智慧之叶确实是秋天的颜色，它留有上个季节火热的烙印，虽然美丽依然，却已失却了生命最初的鹅黄嫩绿，是走向衰亡的症候——不知为什么，我常把这些落叶和我在大学图书馆中看到的那些古老的书页联系在一起，几乎只要用手捻一捻，就知道它们各自的出品日期，转而有不同时代的怀想——那时的人对于“书”的执念就好像现在琢磨iPad这些东西一样，除了几乎是艺术品一样精工细作的用纸、装订，还有倒回头看很新潮的图形设计。和国内把大多老书放入藏本书库的做法不同，这里很多书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出于充分使用的考虑，并没有采取什么限制性的措施。有时仅仅是偶然看到这些不同寻常的书，摩挲下考究的装帧，就有一种将它们借回去赏玩的冲动。

但是研读这些枯萎的书页却并不像翻看它们那样乐趣盎然。幽深晦暗的思想闻起来就像积满陈年腐叶的森林（它们曾经也是生命啊），每日读了大半天古书和理论后，我最终感到的只有——头疼，我觉得那和书页里散发出的气味有关。这大概是我最终离开艺术史专业博士学习的原因之一。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也就是穆旦在他的诗歌中预言的，如果将来“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它一定是“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心理潜层的迷信？有一年夏天，我坐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同样暗无天日的阁楼里整理Edward and Louise B. Sonnenschein的中国收藏，也总怀疑玉器缝隙里的汞化物没有清理干净，因此对我的头脑造成了伤害。图书馆给人的这种暗示总是有的，尤其是那座只能埋在书库深处阅读的雷根斯坦图书馆更是如此，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步出大门，见到光的一刹那通常是头晕目眩，同时在瞬间怀疑已经度过的一天的意义。人们传说图书馆的紧西边就是物理学家费米1942年建起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的地方，当时这里是运动场看台下的一座壁球馆。自从校园里有了这威力无比的玩意儿之后，怪人频出，成就非凡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正常心智造成了不易估计的损伤。

把运动场和反应堆都踩在脚下的雷根斯坦图书馆是一座威严的“新哥特式”堡垒。建筑师声称它冷酷粗野的混凝土外挂板是回应校园的经院风格，狭窄的长条窗则是为了保护里面的图书。谣言则说，图书馆遮掩得这么密实，是因为里面有个惊天的大秘密，地下深处埋藏着“曼哈顿工程”以来的核废料，40年来每个在这里苦熬论文的学生都成了残余放射线的牺牲品。我不知道我的头痛是否和这件事有直接关系，但是我的同学中先后有好几位莫名其妙地英年早逝，却是个蹊跷的事实——也许谣言终究是个谣言，但图书馆的威力确实是在那里的，在图书馆中成为“学者”的道路是一条使人望而生畏的漫漫之路，它绝不是冬日午后沏一杯清茶，在膝头轻拂书页那般轻松；它是一座幽暗而泥泞的森林，在林中漫步并没有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浪漫。

和雷根斯坦比起来，老式的哈伯图书馆阅览大厅的大部分体积都不可使用，人视以上的高空间不是留给肉体，而是留给心灵的——它因此看起来更像一座教堂。而雷根斯坦图书馆的设计师瓦尔特·尼采（Walter Netsch）说——他那时的——当代图书馆应当是一座实事求是的知识的宝库，这样结结实实的宝库不应该有个刻意的门脸儿或是别的什么先入的秩序，像古典建筑常有的大门厅、轴线、各部分之间的反差和对比；相反，它可以由一系列的“基本型条”（basic pslip pform）交错着展开，这样，按照他的场域理论（field ptheory），宝库就可以自由地向四方延展了，它的各部分和各部分之间并没什么轻重区别，以便适应将来扩展的需要。尼采设计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书库成了图书馆的主角，而其它传统图书馆中人性化的部分：阅览室，借书处，接待室……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配角。现在这些空间也都或多或少地列着大排的书架，旁边放几张桌子就可以就近坐下来学习了，人们坐在这些书架旁阅读并不比坐在书库里更舒适，反正两者都没什么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

无论是教堂或是宝库，都离不开芝加哥大学的教育思想。工商巨子洛克菲勒1891年创立这所大学的时候，它还是一所填补空白的大学，它为芝加哥市带来了起码的“文化”。可是，40年之后，它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慢慢变得疏远了，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意的选择：到底是要一所能深入这座蓬勃崛起的大都会生活的本地大学，还是一所能和业已有数百年历史学府比肩的尖端机构？很显然，大学的奠基者们选择了后者。更有甚者，它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主动将自己封闭起来，成为剑桥大学那样不折不扣的“学术修道院”——连它们的建筑风格也都神奇地趋于一致了。

芝加哥大学新老图书馆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维系了中世纪寺庙的标准形象，滴水不漏的厚实立面围合成莫测高深的天地，和外界仅有最基本的联络，同时严实地把守住了自己的边界。

其实“哥特式建筑”的外表徒然是种假象，它是石油大王的金钱动力，遵照“学术修道院”的标准像用钢筋混凝土搭起来的舞台布景，但是现在常青藤已经密密地爬满图书馆的水泥墙，诺贝尔奖的得主也像蘑菇一样一茬茬地从庭院里长出，没有人再计较这修道院的真实来历了。

有一位美国学者告诉我，美国只有两类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其它大学。这不仅是一所研究性的大学，在大学“共同核心课程”，它比一般所谓通识教育还要走得远得多。永恒主义（perennialism）的教育并不相信自己要成为生活的模仿，至多只是生活的准备，因此在这里教授的东西是和专门化的培训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推广“核心课程”的著名芝大校长哈钦斯恰恰是在大萧条的前夜做出他影响深远的决定的，当领救济的队伍排得很长的时候，学生们依然在讨论色诺芬的《希腊史》——当然，那个时代上得起大学的学生大多数人并不为面包发愁。学术上的精英主义，就像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政治学实践一样，也许给人阳春白雪的印象，但他们并不就此觉得自己脱离实际。

至今想起来，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气氛还是很珍贵的。诸如雷根斯坦那种地方的有趣之处，在于你完全可以在其中待上整整一天，在智识的海洋中遨游而“无论魏晋”。冬日的图书馆偶然也有阳光杀进来，但它照亮的是内心，不是外在：换一本书，再换另一本书……生活在这里是绝对静止的。图书馆的管理者恐怕也意识到这一点，企图在阴暗的室内创造出一种欢快的气氛，冰冷的，甚至是有点简陋的水泥地板上，铺着上世纪60年代常见的橘黄/墨绿色的地毯。

这种生活的合理性同时也在于室外的严酷。芝加哥“风城”的外号使人差点忘却了它最显著的特征：严寒。大雪埋没到膝盖以上，外面伸手不见五指的冬日，你只有读书了——这里的条件至少比大多数人的住处要好，饮水机，上网，“懒汉沙发”，艺术图书室的画册……到了每天结束的时候，地下室的小餐吧甚至有免费的硬面包圈可以领——如果你终究能找到办法离开和到达图书馆的话——事实上，大学确实也有全美最发达的校车系统，可以在深夜把你脚不沾地送回治安不好的住区。

在设计新的图书馆的时候，大学明确地提出，一切不是为了取悦学生团体而是鼓励学术研究。校方一直不鼓励招收那些总是傻乐的本科生，似乎是因为这些小年轻对于研究既不能领悟，也缺乏足够的兴趣，他们的存在反而把研究型大学的水“搅浑”了。因此大学里常是一些成熟而严肃的面孔，不用鞭策，他们也会在图书馆里工作到深夜，校方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开通宵图书馆。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在图书馆中发生了真正的死亡。我的同学造访雷根斯坦五层书库最深处的厕所间的时候，透过隔板的下方，他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以后书库里有一声沉闷的响声，坐在角落里依然在冥思苦想的几位研究生谁也没有在意。过了很久他再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依然还在，只是下面已经有凝固的血迹了。

后来，学校的报纸讨论这件事的时候，着重讨论了它发生的地点。虽然这位吞枪自杀的研究生不大可能是看了一本书之后产生厌世的念头的（他可能是有些个人财务问题），但是他为何选择此处作为人生的终点却符合图书馆给人们的一般印象。在我去芝大读书的时候，大学研究生的结构已经早不是哈钦斯的黄金时代，因为那些“无用”的学科普遍就业前景不好，拖家带口在图书馆中苦熬的老研究生毕竟还是要为前途着想的。就算是没有这件事，芝加哥大学也是到了改革这种气氛的时候了——如果没有良好的监控措施，大家恐怕不知道黑黝黝的“永恒世界”里最终会发生什么。

仿佛是预见到这样的局面，在这之前学校就开始大规模地整治校园，改革计划的名字就叫做“更有趣”（More Fun），和学校教育改革的方向一致。学校新建的建筑中包括另外一座图书馆，新的科学图书馆比起雷根斯坦人性化得多了——但这举措中有些错位，科学家其实是不常去图书馆的，他们更熟悉的物理空间是实验室，参考书报都从实验室墙边的一溜书架上取阅。新的科学图书馆人少得多，反倒是那些要面对和感悟真实人生的社会科学学生、人文学科学生，他们没有更多的自习室可去，终日里还是只能面对雷根斯坦光线晦暗的墙壁。

后来……后来的结局大家想必都很清楚，很多资料都上网了，大家手里的便携式设备都很普及，图书馆又再一次变成了书库，去的人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如果有一天深夜图书馆的人突然增多，他们一定是在看那些“傻乎乎”的本科生的裸奔——对于图书馆曾经有过的辉煌而言，这是另一种消亡。

我还依稀记得，图书馆里的自杀者是一位国际政治系的学生。

镜子

Mirror

- 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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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在罗马尼亚

当我回家时

离开敌人

回到妻子身边

再次回到妻子身边

我甚至到过埃及

无题

当我长大成人

沙龙

Salon

- 被低估的小说家巴尔扎克

文 | 乔纳森

- 《冬日笔记》：被低估的与被误解的

文 | btr

- 波拉尼奥之旅：1976 到《2666》

文 | 范晔

- 世界的灰度

整理 | 鲤编辑部

- 走了这么久，才来到这里

整理 | 职烨

- 在外过冬

文 | 包慧怡

- 低温

文 | 周嘉宁

- 一纸漂泊

文 | 陶立夏

- 轮船复活之夜

文 | 绿妖

或许被错误评估的小说家

所有的小说家都会面对被误读，这是他们必须经历的考验。一部分的小说家像斗士一样站出来夹枪带棒地争辩到底，而另一部分则干脆置若罔闻地隐遁。无论如何作为，误读总是不依不饶地存在，并且随着时代变迁，那些被低估的和那些被高估的也常常会突然掉转个头。因此争论本身与争论者的各种姿态变成了最有趣的事情。小说不会因为被过度阐释而变质，它们是静默的、肃立的、永存的。而仔细瞥一眼被误读的内容，却大致可以知道一个个时代对文学的需求是如何的。

被低估的小说家巴尔扎克

文 | 乔纳森

不不不，题目并没有写错，不是“被高估的小说家巴尔扎克”，而是“被低估的小说家巴尔扎克”。

被低估？我们不是一向、普遍、几乎不假思索地称他为19世纪的文豪、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吗？那么，被低估又从何谈起？

我说巴尔扎克被低估，是因为他被与中国当下的写作现实割裂开来，他已经是被供奉在神龛里承接灰尘的存在了，他的小说是我们都在口头上漫应之曰“好”而事实上决不想去翻开哪怕一页的东西了。当我们得知某位年轻的中国小说家以卡夫卡、杜拉斯、马尔克斯或卡佛为模仿对象时，我们不会有丝毫讶异，那简直太理所当然了，然而，巴尔扎克？不，他既不是一个被模仿的对象，也不是一个要与之竞争的对象，他是一个与我们无关了的对象。

我说他被低估，自然意味着，我认为他不应该被低估。那么，他为什么不应该被低估呢？

宣称他与我们无关，有一条理由是：他是19世纪的小说家，而我们是21世纪的人，因此，他与我们无关。证明完毕。然而，证明没有完毕，因为我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人）仍是、还是、恰恰是19世纪的人。

我们与巴尔扎克不在同一条时间轴上。今天的法国人或许有资格说，巴尔扎克是19世纪的小说家，而他们是21世纪的人，我们（中国人）却不能这么说。我们同时生活在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生活在巴尔扎克的19世纪、昆德拉的20世纪和齐泽克的21世纪。我们至少还有大半个身子生活在别处已经完结的历史里面，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没法来谈中国的现实。

巴尔扎克当然是19世纪历史的书记员，可是，我们检视一下他记录的林林总总，不管是守财奴财富积累的过程、外省精神状态的空洞化，还是文人受商业化潮流的裹挟、大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合流……总不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尽管衣冠、行止、风习有种种差异，可是我们还是不难从他们中间找到我们自己当下的面影。我们的大船并没有驶离巴尔扎克的19世纪，正相反，我们向着它一头扎过来。

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所特有的丑陋、凶残与粗俗，正与我们的时代臭味相投。巴尔扎克将人与环境共同的、相互传染般的腐败描写得特别令人生厌，足以令有着小资产阶级趣味的雅人君子们遮面掩鼻，然而它是高超的艺术创造，同时也是精妙的社会解剖。

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特别强调了这种巴尔扎克式的描写的形而上的一面：“人与环境相一致的主题牢牢地掌握着巴尔扎克，对他而言，构成环境的物与人常常有其第二重意义，一种虽不为理性所理解，然而更为重要的意义。用‘妖气’（demonic）一词来形容这第二重意义再贴切不过。”（《Mimesis》第十八章，Doubleday，1957年版，第416页，译文是我自己的）我们今天的现实的丑陋、凶残与粗俗，也正有一种“妖气”。也就是说，这丑陋、凶残与粗俗，仅就其表象来看已经是不够的了，超乎其上的，有一种近于着魔、中蛊的气息，一种与本雅明所谓“灵晕”（aura）正相对立的“妖氛”。而描摹这种气息，刚好是巴尔扎克的擅长，假如我们当中真有人能从巴尔扎克学来这一本领，那么将中国分歧杂多、处在不同时段和速率下的现实组织到同一个巨大剧场中来的企图或许就不再是一种奢望了。

没准儿这时听众中已有人按捺不住，要起身问道：今天我们还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么，既然我们在社会、历史与美学的诸层面已经经历和扬弃了那么多？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样问，倒好像说，这只是个意愿问题，好像说，我们当然有能力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但我们已经不愿意那样写了。在我看来，它恐怕首先是个能力问题。问我们还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么，就像问我们还能像维吉尔、莎士比亚、拉辛那样写作么一样，首先是，你没那个能力。就历史的可能性而言，我看不出当下的中国现实有什么地方在排拒巴尔扎克式的小说，而从巴尔扎克的认识、造诣、技巧来说，我也看不出有哪些地方驾驭不了当下的中国现实。我甚至认为，当下的中国与巴尔扎克乃是绝配。

有一点似乎不能不加以强调，那就是我们要学巴尔扎克，不是要学一种照相机式的自然主义，也不是学一种“钻穴隙相窥”的猎奇主义；所谓现实主义，总是建筑在对社会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证明，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当代创作出来的自然主义、猎奇主义的作品了。小镇青年的困顿无聊，也被我们这一代人写滥了。然而，那还不是现实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庸俗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要处理社会生活中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精神变化，它必须同时是现实的和精神性的。巴尔扎克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他对今天中国的青年作家的感召理应是巨大的才对。

我们反对一窝蜂地描写小镇青年，并不是反对表现拉斯蒂涅，也并不是主张一定要把江泽民或三峡大坝写进小说里，才算现实主义了。事实上，巴尔扎克在评论欧仁·苏的文章中，就曾以瓦尔特·司各特为例，说明为什么伟大人物不适合当小说的主角：“小说只允许伟大的历史人物作为次要的角色而出现。当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者所编制的戏剧结构要求克伦威尔、查理二世、苏格兰玛丽女王、路易十一、英格兰的伊丽莎白、狮心理查等伟大人物登场时，他们只出场短暂的片刻，而且是在读者已经认识了一大群次要角色，并且已具有了和他们一样的，对马上要出现的伟大历史人物的反映之后才出场的。在未出场的时候，读者已经通过故事中的小角色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人物。”（转引自卢卡契《巴尔扎克——司汤达的批判者》，《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196页）我们的现实主义所渴望的人物，依旧是那些在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精神的领域里活动的人，就此而言，拉斯蒂涅当然要比作协主席更有代表性。而问题的症结始终在于，你的拉斯蒂涅在哪儿，你如何去表现。

不能深刻理解现实，现实主义就始终只能是空话而已。巴尔扎克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理解了属于他的19世纪的现实以及作为历史除不尽的余数的属于我们的现实。

《冬日笔记》：被低估的与被误解的

文 | btr

今年8月，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最新回忆录《冬日笔记》出版。从1982年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1993年刊登于《Granta》杂志的《红色笔记本》到1997年讲述年轻时代拮据生活的《穷途，墨路》，《冬日笔记》可视为奥斯特30年内的第4本回忆录。要知道奥斯特去年写作此书时还只有64岁，尚未到欧美国家通常的老年公民标准，大部分同样年纪的作家都还没开始写回忆录呢。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直到75岁才写了《活着讲故事》，纳博科夫68岁才写了《说吧，记忆》。于是，欧美书评界传来一种声音，认为奥斯特一次又一次把关注焦点转向自身，实在是太过自恋。英美报章也针对《冬日笔记》发表了数篇持保留或负面意见的书评。

奥斯特的“自恋”与“琐碎”？

在这些评论文章中，观点之偏激、措辞之激烈，尤以《卫报》刊登的J.Robert Lennon的书评为甚。他近乎尖刻地写道：“这本书感觉像是死后出版的，就好像是奥斯特死后从故纸堆里发现的，急匆匆拿去出版，以便赶上恰好到来的某个周年日或纪念日一样。”照他看来：“《冬日笔记》是一本糟糕的书——那种自我沉溺的、未经仔细思考的、编辑得很糟的灾难，令人怀疑你是否还能真正喜欢他此前的作品。”

J.Robert Lennon的论据，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他认为奥斯特在《冬日笔记》中的回忆太过平常，“他向我们讲述了从童年早期到中年后期的人生印象，试图以天真的修辞语言来弥补其日常性，显然自信地以为只要他拍手拍得够响，我们也会跟着拍。”其次，他对书中的那些琐事被组织成“冗长而静态的清单”表示不满。Lennon甚至戏仿奥斯特在书中的风格，列出了一张关于清单的清单：“四页作者最爱的童年食物。三页他的妻子上过的学校。两页他的手作。三页他旅行过的地方。五十页他曾经住过的房子或公寓。两页伤痕。”最后，他道出吐槽的焦点：“这本回忆录最教人倒胃口的特质：一种天真的、令人眼睛湿润的、近乎自恋的自我吹嘘”。他认为，“奥斯特赞美身外之物，几乎与赞美自己的观察能力并无二致。”他指出奥斯特对自身外貌的极度迷恋（举了年轻时代巴黎召妓为例），又嘲讽地说，奥斯特列出那些他畅销书的写作地点，就好像“在邀请读者开始一场自助旅行。”最后，他总结道：“奥斯特的文学自我神化能力是史诗级的。”

虽然J.Robert Lennon的措辞显得过分激烈，但他的观点却颇有一些代表性。《冬日笔记》出版后，英美报刊登出的几篇书评不约而同地以“自恋”及“琐碎”作为吐槽点，奥斯特看着自己持笔的手，想起济慈的段落也被屡屡引用：“望着你的右手，当它握着你正用来书写这本笔记的黑色水笔时，你想起了济慈在相似的情境中望着他自己的右手。”

阅读保罗·奥斯特的方法：将其所有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读

但《冬日笔记》果真如此不堪吗？当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视之时，他就一定是自恋吗？当回忆录的作者以一种近乎随意而散乱的逻辑来组织60多年的人生碎片时，那一定会导致文本的琐碎吗？该怎样评断一本书的优劣及其价值？当我们谈论保罗·奥斯特的时候，这些问题显得尤其吊诡。因为奥斯特从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小说家：没有人像他一样，以一本非传统的回忆录开始整个写作生涯；没有人像他一样，在此后的十几本小说里屡屡回到创作的原点，一次次重返其自身的母题；更没有人像他一样，用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切入点，近乎执着地延续着对于自我的检视，并且——照西班牙小说家Enrique Vila-Matas的说法——因此成为了“附魔师一类的作家”。他检视自我，不仅发现了自我，更在其中找到了整个世界。

无关“自恋”，因为“自我”恰恰是奥斯特文学创作的原点。《冬日笔记》距奥斯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82年的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恰好30年。在这30年间，奥斯特一共出版了15部虚构作品——从使用后现代小说技法写的侦探小说《纽约三部曲》（奥斯特因此被称作“做侦探的卡夫卡”）、获1991年笔会／福克纳奖的《机缘乐章》、获1993年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的《巨兽》、21世纪初创作高峰期的《幻影书》及《神谕之夜》，到近期的《黑暗中的人》、《隐者》及《日落公园》，奥斯特的小说总是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他们经常彼此关联、相互指涉，又每每重返那些非常“奥斯特”的主题：身份及主观性、巧合与偶然、小说里的小说（元叙事）或父亲之缺席等。最有趣的是，若将奥斯特所有小说的标题串起，你会发现这些标题的总和几乎就道出了奥斯特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个走向日落公园的隐者，一个黑暗中的人，着迷于机缘的乐章，在自己的写字间里旅行，在神谕之夜，在对于自我的审视中写下一部部幻影之书。或许，阅读保罗·奥斯特的唯一正确方法是阅读他的所有作品，将之作为一个整体。那时，你就会发现这几本回忆录的重要性——它们与奥斯特的虚构作品形成互文，读者因此得以在奥斯特真实的人生故事里，找到虚构故事的原点、虚构人物的原本形象。

《冬日笔记》：呼应与补辍

《冬日笔记》在奥斯特的创作谱系里的地位在于呼应与补辍。

如果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着力书写的是他与“隐形人”一般的父亲之间的关系的话，《冬日笔记》则由自身渐趋年老，引出对于2002年5月去世的母亲的怀念。

奥斯特写道：“有三个她，三个看起来彼此不相关的不同的女人，而当你变老，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她，将她视为不仅仅是你母亲的某人时，你永远不会知道在特定的某天，她会戴上哪一个面具。”首先，她是一个“Diva”，“在公众面前令世界炫目的、打扮华丽的魅惑者，有个迟钝的、心不在焉的老公，渴望目光落在她身上，不愿让自己——或不再让自己——囿于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之中。”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一个“坚强的、有责任感的存在，一个聪明而有爱的人，她是那个在你小时候照顾你的女人，去工作、多年来做了很多小生意的女人，四星级的笑话专家，填字游戏的王牌，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政治上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自由派，一个充满智慧的意见提供者。”最后，第三个版本的母亲，是其最为极端的一面，那个“恐惧而虚弱的神经质的人，屈服于焦虑来袭的无助的生物，随着年岁渐长恐惧愈来愈多”——从恐高到各种形式的其它恐惧：害怕自动扶梯，害怕飞机，害怕电梯，害怕开车，害怕走近顶层住宅的窗边，害怕孤独，害怕开放的空间……“换而言之：害怕死，最终很可能与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同：害怕生活。”奥斯特借由身份的疏离——即不把她仅仅看作自己的母亲——手术刀般地精确描摹了母亲的多重自我之后，又回溯了她的几段婚姻史——几乎都不成功，但多少有些快乐的片断，如同在一片漆黑的海面那零星的光。结局也感人：奥斯特将母亲的骨灰撒在了展望公园的树林间——那是母亲童年时玩乐的地方。

在《冬日笔记》里，奥斯特也详述了自己创作生涯的源始。那是1978年的时候，奥斯特与第一任妻子Lydia Davis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而自己的创作——当时的奥斯特是一位诗人——也陷入了僵局。是他观看的一场舞蹈排练救了他。1978年12月的一个冬日夜晚，奥斯特受美国艺术家David Reed之邀，去观看其绯闻女友、编舞师Nina的舞蹈排练。令奥斯特惊讶的是：这场舞蹈排练竟然没有音乐！然而，他渐渐发现“音乐的缺席非常给力”，因为“舞者听见了他们脑海里的音乐，头脑中的节奏，听见了那些无法被听见的东西”。但Nina的讲解却总是不得要领，奥斯特写道，“这并不是因为她使用了你不熟悉的术语，而是由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她的言语终究是无用的，并不足以描述你所看见的无言的表演，因为没有言语能够传达舞者的身体语言。”奥斯特由此获得了神示一般的启示，在那个同样大雪纷飞的夜晚，他回家次日便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白色空间》：“有什么事发生了，而从它开始发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再一样。有什么事发生了。或者，有什么事没有发生。身体移动。或者，它没有移动。而如果它移动了，就有什么事开始发生。甚至假如它没有移动，也有什么事开始发生了。”而《白色空间》这样结尾：“在冬日的夜晚，大雪无止境地下着。”——就是在白色与大雪的蒙太奇一般的呼应里，奥斯特巧妙地在时隔30多年的两篇文字之间构建了互文，而阅读奥斯特之乐趣之一，便是发掘并欣赏类似的互涉。正是这些互文，令奥斯特的各本著作彼此勾连，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叙事层面的魔法

《冬日笔记》与奥斯特前作的呼应与互文，同样发生在叙事的层面。“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奥斯特曾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这样写道：“A把自己想象成那另一个人的某种鬼魂，那另一个人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他的书既是、又不是他正在翻译的这本。因此，他对自己说，可能在同一时刻既孤身一人又不孤身一人。”虽然奥斯特在这段话里谈论的是翻译，但它同样适用于他的创作——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创作也是一种翻译：把事件翻译成文字，把表象翻译成直指核心的内心世界，把自我的内心世界翻译成对于广袤的外部世界的投射。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一书的第二部分《记忆之书》里，奥斯特成为了一个“他者”，他写自己的故事，用的却是第三人称。“A意识到，当他坐在房间里写作记忆之书时，他把自己视为另一个人，以便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为了在那儿找到自己，他必须使自己缺席。”他以第三人称叙事呼应着兰波的诗句“Je est un autre”（我是他人）以及《圣经》里“唯一一个以第三人称书写的段落”《约拿书》。

仿佛是有意的呼应，在《冬日笔记》里，奥斯特大胆地使用了第二人称书写回忆——这在传统的回忆录里相当少见。通过这个仿佛具有魔法一般的“你”，奥斯特从回忆录的书写对象之中抽身而出，变身为那个仿佛是“他者”的写作的自我。就好像，他成为了他自己人生的翻译者一样。也正是这第二人称所带来的距离感，使奥斯特得以从局外人的、愈加明晰的视角，审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令“将她视为不仅仅是你母亲”成为可能。

从读者的角度而言，这第二人称“你”同样具有催眠师一般的魔力：它让人产生一种冲动，将自己代入其中的冲动，就好像当奥斯特冷静地成为了“他者”、书写自己人生的时候，读者却反而成为了奥斯特，感同身受地过了一遍他的人生；又或者，触动了自身的回忆之键，在他人的记忆之镜中看见了自我。

清单的意义

保罗·奥斯特青年时代曾旅居法国多年，以翻译法语诗作谋生，他的写作也深受法语文学的影响——至少在潜在的层面如此。在《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 书评人Marie Arana指出：《冬日笔记》与奥斯特的其它几本回忆录一样，具有法语文学中的“Recit”的传统——即那些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的回忆，会渐渐增强，具有了强度和多义性。

《冬日笔记》里的那些清单有着类似的叙事效果。按照法国评论家让－克洛德·勒布伦的说法，物件的大量出现以一种“表面无意义的存在暗中织就了文本的意义，这些平庸物体的小画面连辍起来搭成了一个广阔的背景”。当奥斯特花了4页的篇幅例举他最爱的童年食物时，那个年代的气味便自然浮现了出来。这些物件是记忆的锚，是往昔时光的坐标。另一方面，正是那碎片一般的、非线性的描述——如例举他的旅行经历时——令读者获得一种印象派画作般、在自身大脑中才交叠在一起的效果。

在这些清单之中，最长的一张莫过于奥斯特以52页的篇幅列举了自1947年出生直到写作本书的2011年这64年间住过的所有房子及公寓。然而这张繁复的清单并不是简单的旅游指南，而是记忆的容器——是奥斯特回忆的落脚点和超级链接般的触发区；另一方面，这也恰恰契合了奥斯特写作的一个经典意象——一个人在一间房间里，孤身一人。正是这些房子、这些公寓，成为奥斯特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一切的大背景及见证地。

清单式的写作也与《冬日笔记》的行文中那绵长而流动的感觉相契合。与《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使用大量短句不同，《冬日笔记》使用了大量的长句，全书的风格是悠长、流动、绵延的，在讲述与妻子的相识相恋时甚至变得抒情而不再节制，而在全书末尾又流露出暮年将至的感伤：“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打开。你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冬天。”

波拉尼奥之旅：1976到《2666》

文 | 范晔

据说在1976年的墨西哥城做一个诗人，必须在两大对立阵营中选择其一：一派以诗人埃弗拉因·韦尔塔（Efraín Huerta）为精神领袖，另一派是围绕在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主编的杂志《复数》周边的诗人群体。韦尔塔和帕斯都生于1914年，与半神级的小说家胡安·鲁尔福是同一代人，有着同样的文学偶像，比如智利诗人文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他们之间的巨大分歧或许更多出于文学之外的原因，比如对斯大林和古巴革命的态度。但根据亲历者诗人卡门·布略萨的描述，两大阵营的成员似乎并不像表面那样水火不相容：

“年轻的埃弗拉因派诗人上街走路或坐公车，蔑视旧传统，参加创作班，朗诵，在书店里潜心读书及偷书，背背包，留长发，穿平底皮凉鞋，到处发表作品，整天泡在市中心的咖啡馆（特别是“哈瓦那”咖啡馆）和糟糕的小酒吧。而年轻的帕斯派诗人就在埃弗拉因派咖啡馆附近的咖啡馆里猛烈攻击对方的诗歌，在书店里买书或者偷书，背背包，留长发，几乎都穿皮凉鞋，上街走路或坐公车或开自己的车，在帕斯派杂志或增刊上发表作品。”

从埃弗拉因派中又分出一个在外人眼中更激进好斗的小团体，“下现实主义者”（这里把“Infrarealismo”译作“下现实主义”是为了与超现实主义对称），墨西哥版本的达达主义者，一切首发、揭幕、朗诵会及其它文学艺术集会上的混世魔王。这一名称来自罗伯托·波拉尼奥起草的同名宣言，其中夸张地痛斥帕斯“为国际法西斯效劳的罪行，堆积劣质词语还可笑地以诗歌自命，一意孤行地向拉美知识界挑衅，以及他乏味之极的所谓文学杂志、令人作呕的什么《复数》”。在一次公众活动中，诗人帕斯衣着光鲜，风度翩翩地登场，突然一个“下现实主义者”把整整一杯酒泼在他身上。而帕斯，这位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只是抖了抖领带上的水珠，依然谈笑自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时的墨西哥城在亲历者的描述和追忆中令人无比神往。你有机会与帕斯交谈，或者和韦尔塔辩论，还可能在咖啡馆里遇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阿尔瓦罗·穆蒂斯。今日文学史上光芒万丈的星辰，在彼时彼处都触手可及。不过波拉尼奥选择离开。1977年，他用两篇文章的稿费买了机票，离开他在已小有名气的圈子，就像他在《下现实主义第一宣言》中用大写字母写就的结束语：

再一次，丢下一切

奔向条条道路

因为要“活在文学之外”。他在访谈里是这样说的：“我在墨西哥的生活与文学紧密相连。我生活在作家之间，我的世界里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到了巴塞罗那我开始在一个没有作家的世界里活动。我有作家朋友，但慢慢地也开始有其他的朋友……感觉好极了。”波拉尼奥来到另一片大陆另一个城市，做过洗碗工、服务员、守夜人、卸货工、清洁工……他还以“头皮猎手”自诩，四处参加文学竞赛，劫掠各种中小型文学奖项，偶有斩获就能在一段时间内极大改善个人生活水平。

波拉尼奥曾经把文学本身比作旅行，它跟尤利西斯之旅一样，都是没有归路的旅行。他又把文学比作决斗，武士的决斗，只不过对手不是另一位武士，是妖魔，因而是必败的决斗。他的《荒野侦探》里有一段决斗的情节，小说家阿尔杜罗·巴拉诺（Artulo Belano）——这位主人公从姓名上就能看出是波拉尼奥（Bolao）本人的分光化影——向某著名文学评论家挑战，决斗地点选在巴塞罗那的海滩。熟悉西语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在巴塞罗那的海滩上曾发生什么：“愁容骑士”堂吉诃德在那里的一场决斗中败于白月骑士。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游侠骑士如此宣告自己的失败：“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是天下第一美人，我是世上最倒霉的骑士；我不能因为自己无能而抹杀了真理。”在文学评论家布林克看来，堂吉诃德在认输的同时仍坚持心上人的美貌无双，意味着他终于将杜尔西内娅从自己的信念和想象中释放，赋予她独立的存在。当波拉尼奥把文学比作必败的决斗，我们在这位智利小说家身上看到“拉曼却奇情异想的绅士”之衣钵传人：波拉尼奥的小说就是他的杜尔西内娅。巴塞罗那也是他旅途的终点，他骑士/武士生涯告终的地方。

《荒野侦探》出版后波拉尼奥声名鹊起，从无人问津的波西米亚流浪汉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新星。当被问起成名后的感受，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太晚了。”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开始准备身后事。所以他后来才会要求将《2666》拆成几部小说陆续出版，只为保证妻儿生活无虞。2003年7月2日，卡门因迟迟没有收到波拉尼奥的回信又写信抱怨，第二天收到波拉尼奥妻子的回复：“亲爱的卡门：波拉尼奥托我写信告诉您他已住院……他很快就要去键盘的另一边了。卡洛琳娜”。十余天后，《2666》的作者“再一次丢下一切”上路，去了他的2666，或“键盘的另一边”。武士已死，文学万岁。作家波尔塔在怀念波拉尼奥的文章里感慨：“我们其他人也写作，不过我们总有些东西难以抛下。但对他来说，写作占第一位，和第二位，和第三位……。”

某次访谈中记者曾问，若有来世，他最想变成什么。波拉尼奥首先选择了蜂鸟：“那是世界上最小的鸟，最轻的种类只有两克”。他没有继续解释，但我们知道蜂鸟也是唯一能靠翅膀高速振动在空中停留的鸟类：以极速运动达到瞬间静止。小说诗学的迷人隐喻：时间的空间化形态。在拉美古文明的各种传说中，是蜂鸟引导托尔特克人走过朝向图拉圣城的漫长朝圣路，是蜂鸟为阿兹特克人带去太阳的光热，也是蜂鸟用纤长的喙衔起盛放灵魂的花朵杯盏，将瓜拉尼人夭折的婴儿送往“无玷乐土”。

蜂鸟振翅，旅行继续。他有两句诗很适合印在《2666》的扉页，可以成为小说中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对研究自己作品的学者们的留言，也可以当作波拉尼奥向我们这些出于各种动机翻开《2666》的人所传递的信息：

La aventura no termina jamás

Y tus ojos me buscan.

冒险永不结束

你的双眼寻找我

逆流读书

信息量繁杂的时代，虽然书店里铺满了想要阅读的书籍，却无法感受到石子沉入水底的平静。读书这么好的事儿变成了一桩奢侈的事情，因此如何读书，如何获得沉到底的平静变得尤其重要。

被齐邦媛的一段话打动，她说：“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所依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我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世界的灰度：

张悦然与止庵的谈话

整理 | 鲤编辑部

每个小说都是一个另造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是作者眼前的，也不是读者眼前的。它或许有点像互联网时代盛行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在那里，作者和读者完成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传递。这样间接而曲折的方式传递来的情感，有时候真实和强烈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感觉到的。小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真诚的魔术。作者在其中倾注了情感，袒露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观存在于小说的每个细节中。不过在小说的情绪基调和故事走向里，它就像一根隆起的脊椎骨，显露出清晰的轮廓。我们从中体会着作者的希望和失望。事实上，希望与失望永远是交织在一起的，除却少数乌托邦理想国的小说之外，每个小说里都有失望和希望，如果将希望定义为白色，失望定义成黑色，那么可以说所有的小说都是灰色的，只是它们的灰度不同。

在这次的谈话中，止庵先生和我以作者眼中的“世界的灰度”作为入口，将《恶棍来访》、《蒂凡尼的早餐》、《革命之路》以及《好人难寻》四本书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我们会发现，在这四本美国小说的背后作者迥异的世界观。

——张悦然

《恶棍来访》：关于时间的治疗之书

张悦然：

在一个长篇小说中，从结尾部分的处理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出作者的世界观。现在我们由《恶棍来访》的结尾谈起，看看它的作者珍妮弗·伊根眼睛里的世界的灰度。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女主人公萨莎的故事已经讲完，没有再出现，可是伊根却不想让她那么轻易地在读者的视线里消失，于是让两个与她有关的男人，一个是曾与她共事的本尼，另一个是和她有过露水情缘的阿历克斯，共同完成了一次对她的追忆和怀念。

止庵：

我说过，时间是《恶棍来访》真正的主人公，而在这里，阿历克斯实际上是承担完成时间的角色。但他还是有一点弱，因为阿历克斯在小说人物序列里只是一个小辈，似乎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由他来追忆往昔。这小说里的时间是打乱的，如果把内容按照时间序列排序，本尼和阿历克斯走上萨莎原来的公寓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点，虽然在这个地方，有某种终结的感觉。

张悦然：

我们读到他们一起走上萨莎原来住的公寓，按响门铃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温情。这种温情的确略微有一点过头，似乎是作者加诸到人物身上的。

止庵：

你看全书最后一段话是：“阿历克斯猛地睁开眼，他和本尼迅疾扭头——动作迅速，凝视灰暗中的萨莎，但那是另一个女孩，年轻，刚进城，正胡乱摸索着她的钥匙。”阿历克斯其实是代表作者在感慨，但他在整部书的关系网中是比较疏离的一个人物，所以可能在人物的选择上有些问题。但如果不是他来做这个事情，谁来做呢？也比较为难。

另外说到温情，要说我对这本书有什么不满，那么就在于斯科蒂这个人物的塑造。在这本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里，六十多岁、贫穷潦倒、早已放弃音乐的斯科蒂最终完成了一场盛大的演出，获得了迟到的成功，而帮助他实现这一切的正是少年时代乐队的另一成员本尼。可是事实上，斯科蒂这个人物在之前的那个《X’s和0’s》的故事里已经完成得非常好了，最后他把本尼给他的名片给了一对吸毒的乐手，还说“这种事我只能做一次；我再也不可能有第二张名片”，这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就是要把他和本尼之间的关系断绝。可是到最后又让他和本尼和好，并且让他成功，这就破坏了先前的塑造。美国小说似乎都是这样写的，总要留些余地。这些在我看来，其背后体现了美国一种所谓“好莱坞式”的精神，就是不想让人走投无路，还是要有些希望，基本的价值观是正向的。这一点我不认为是高明的。这让我想到弗兰岑的《自由》，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分手，他隐居在一个湖边，文中花了很大笔墨写他们要分手的事情，最后他们又和好了。这和《恶棍来访》是一个意思。实际上是作者们向美国主流意识的趋同。

张悦然：

我觉得这可能不仅仅是美国小说的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上扬的结尾，无论在什么国家，可能都是符合大众读者心理期待的。我猜会有超过80%的读者认同它，感到满意。

止庵：

回到《恶棍来访》，其实还是和《自由》不一样。因为《自由》只是一个故事，而《恶棍来访》讲了一群人。回到当时的这四个人，有几个问题：第一，斯科蒂，他需不需要这个结尾。他递送名片，他的成功到底和之前的部分有没有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是否是对的。另一个是本尼这个人物，他多年后借助斯科蒂成功，这个逻辑性比较强，斯科蒂实际上是在迁就本尼。第三个是阿历克斯，这个人的成功，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互联网的缘故，所以他的成功也是有逻辑的。第四是璐璐，她是策划人多莉的女儿，女承母业，有这么一个人物关系。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在于斯科蒂，显然为了其他几个人物，作者把他牺牲了。就算这几个人都成功，但其实对故事本身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也许是惯性使然。

张悦然：

最后这个故事，我觉得，可能是为了那80%的读者设置的。我们可以先考虑80%的读者从这个故事里面获得了什么。第一，本尼和斯科蒂的重修旧好。这个重修旧好不是没有感情回应的，因为他们曾经在第三个故事《我才不管呢》里，在同一个乐队，是很多女孩竞相追逐的两个男孩。他们是情敌，是乐队里的重要人物，经过时间，经过本尼的浮沉，斯科蒂的浮沉，最后两人共同完成一个事情。这个对大众读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这两人挑起了这个事情，最终两个人和解了，这是有个逻辑在里面的。阿历克斯和本尼共同对萨莎的追忆，也是有感情的回应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音乐界的变化，这种起起伏伏，实际上有作者的讽刺在里面，这样的成功与上世纪60年代的成功比起来，是有些滑稽可笑的。如果没有这种成功，可能不能给我们一种反讽或者滑稽的效果。全书这最后一个故事，我觉得有一种失真的感觉。所以一方面最后一个故事需要完成很多任务，另一方面它还要对80%的读者有一个交代。所以这样来看，它确实完成了任务。这里面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时间的观点，作者认为时间是恶棍，它会把一个人打倒、击垮，但是这个人能够慢慢修复，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在修复时间带给他的损耗。这是符合大众读者的心理期待的。

止庵：

在这里，作者不肯告诉你的是：时间过去后将一无所有。小说里，阿历克斯极力去追忆萨莎，这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不光是前面我们说的对时间的描述，还有时间过去，会有些东西留在记忆里。这在最后一章里表述得很充分。但这恰恰使得小说在层次上弱了一点，就像《自由》似的。可能它还不够孤绝吧。我个人认为，文学不是写给80%的人看的，或者说它就是要打击那80%的人。我可以强调说，它是要让大多数读者读了不那么愉快，甚至是扫兴的。它不应迎合那80%的人，或者说自然地与那部分读者产生共鸣。其实美国的小说80%是畅销书，这跟欧洲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小众读物。

张悦然：

确实，美国出版业的状况是，如果你不按照那些出版的条条框框来写，你就没法出版，编辑的判断和选择，是从80%的读者的接受角度来考虑的，而不是少数精英读者。这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引导作者的创作。

止庵：

所以总的来说，《恶棍来访》还是一本感伤之书，一本昭示希望之书。作者没有跳出这两点。

张悦然：

在《恶棍来访》这样一本关于时间的小说里，感伤不可避免地要存在。我们略微不满意的可能是，这种“感伤”最终还是得到了慰藉，不是落空的。时过境迁之后，留在记忆里的碎片，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的，是需要被记起还是可以被忘记的，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持有比较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止庵：

其实《恶棍来访》本身不是一本感伤的书，前面的章节很少有感伤的成分，但是结尾却是温情感伤的。如果与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几本书——杜鲁门·卡波蒂的《蒂凡尼的早餐》，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相比，都有一个“感伤和希望放在一起，感伤里面承载多少希望”的问题。到耶茨那里，已经没有希望了，到奥康纳那里，连感伤也没有了。

张悦然：

《恶棍来访》里对“时间”的处理，是感伤而温暖的，而不是残酷的，它是一本对时间的治疗之书。大多数读者读完之后，会有一种得到疗治的感觉。

止庵：

对，虽然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时间的书，但是它对于时间的意义，并没有揭示太多。但是对这个也不能要求太多。这个书的“正能量”太多，特别结尾一章，这种希望是有些没来由的。

张悦然：

也可以说，每个小说里面暗藏一个弹簧，这个弹簧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读者承受多么大的一个力是不同的。《恶棍来访》最终释放了弹簧中的一部分力，让它在读者比较容易承受的范围内。

止庵：

这里我们还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区分：当感伤与希望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指向其实是正向的。所谓正和负，最简单的区分就是好结局和坏结局。

张悦然：

我觉得是两层吧，一个是单纯就人物结局而言，另一个是就人物的关系而言。两个人到最后，是否走近了﹑是否有交流﹑有共鸣。如果有，哪怕结局不好，可能我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希望。

止庵：

这里涉及一系列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第一，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有没有可能比现在变得好一点，即使是经过了很多不好之后。第二，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和解的关系，而不是互相伤害的关系，可能中间经过一系列相互伤害，但最终有没有可能和解。第三，他们的生活，是否可能有继续有活下去的希望。

张悦然：

还有一点：这些痛苦是不是有意义的。如果最终赋予痛苦和伤害一个意义，一个价值，那么就还是一种希望，一种正能量。

止庵：

还有就是，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对于这个世界，这个人物是否能够通过小说所描写的一段人生旅程，能够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把握，能够抓住哪怕一点点。

张悦然：

不过，我们虽然对这本小说结局的处理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还是都同意，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小说。独特的形式使它充满活力，在碎片化的﹑无中心的文本中，竟然也能塑造起让我们难忘的人物，这些都是很可贵的。

止庵：

是的，特别在构思和结构上的用心，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包括很多大作家，像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他们后期的作品的结构都是比较简单的，好像在构思上没有花太多功夫。

《蒂凡尼的早餐》： 一种疏离的感伤

张悦然：

现在可以来谈谈《蒂凡尼的早餐》。这是一部典型的感伤小说，在我们讨论的这几本书里，它的感伤成分是最重的。

止庵：

但是作者采用了一种杀伤“感伤”的手法。在我们要谈的几本小说中，这是叙述者与人物最疏离的一本。小说虽然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但是这个“我”与女主人公的关系却是微妙的，暧昧的，卡波特为叙述者设置了一个困难：爱慕的距离。他们虽然住在一栋楼，但是在不同楼层，很多时候“我”并不在场。这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方便，它规避了很多东西。

张悦然：

没错。作者的叙述一直很克制，剔除多余的情感表露。正因为如此，结尾的感情恰到好处的释放，才让人特别感伤。

止庵：

这部小说的感情以及调子的把握都非常好。说点题外话，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写作时，他的状态一定是要饱满的，思想和感官的触角必须张开，必须听到，看到比平常人更多的东西。在《蒂凡尼的早餐》中，“我”作为作品的叙述者，作为女主人公郝莉的旁观者，显然都是饱满的。此外，郝莉的语言也是一个亮点。

张悦然：

郝莉这个人物的塑造，几乎是通过她自己说的话完成的。她说话的那种虚浮，那种煽动性，与人亲密时之甜蜜，与人疏离时之刻薄，都非常生动。在《蒂凡尼的早餐》里，可以看到两种叙述，一是“我”的一种有距离的叙述，但他基本没有表明态度；二是郝莉自己的语言表述。她的语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靠叙述。

止庵：

这个故事很大部分是建立在郝莉的不可靠叙述上，而叙述者“我”用两种方式对抗它：一种是“嘲讽”，这抵御了一部分的不可靠叙述；另一种是“爱慕”，这将不可靠叙述变得不那么不可信。

张悦然：

郝莉其实具有很极端的力量，作者把这个力量往回拉了一些，中和了一些。郝莉这个人物本身的性格太强烈了，如果不这么写，郝莉可能会显得很不真实、很浮，并且让人讨厌。

止庵：

我们回到感伤这个话题，感伤在这部小说里贯穿始终，而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有希望的感伤。这种希望不是表现在“我”与郝莉的关系上，而是在郝莉本身的命运上。

张悦然：

小说最后对那只猫的安排，“我”找到了那只猫，它站在别人家的窗台上，“肯定它已有了名字，肯定它已找到了归宿。”然后写道：“不管是非洲的茅屋还是别的什么，我希望郝莉也找到了她的归宿。”实际上这只猫就是郝莉的化身。一方面，这个结尾本身给人了希望；另一方面，叙述者是怀有善意的，他本身也是抱着希望的，希望郝莉有个好的结局。

止庵：

当然，我们可以将此归于爱。在这只猫身上，也体现了郝莉的善意。她一再说：“它没有名字，……我们谁也不属于谁，它是独立的，我也是独立的。”最后郝莉在出逃的路上要把它扔掉，猫不走，她就把它赶走。但是坐的车子遇到红灯，停了，郝莉跳下车回去找猫，没有找到。“我”就说，我会回来找那只猫的，“我也会好好照顾它的，我保证。”这实际上是对于未来的一种温情。

张悦然：

这里有一个我们对于人物认知的小小的颠覆。在结尾处，我们发现郝莉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点。猫的细节使我们进入了郝莉的内心世界，让郝莉变成了一个重感情的人。小说的前半部分，她是无所谓的。在郝莉想把猫找回来的这个过程中，“猫”象征着即将告别的生活，也象征着即将告别的“我”，郝莉对那只猫的不舍，暗示着她也会怀念“我”，也会怀念与“我”的一段生活。“猫”像一个媒介，在它的身上，郝莉和“我”达到了一种感情的交流。无论是人物的认知的颠覆，还是感情交流的实现，都是一些积极的因素。

止庵：

故事中，“我”又找到这只猫，借此暗含着希望郝莉也能生活好这层意思，是大多数人看到这里所需要的，没有它，大家可能会觉得太冷酷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成长小说。这有点像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对“我”来讲，这是一次情感的洗礼，可能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张悦然：

可能她在“我”的世界里很重要，但是“我”对于她来讲，或许没那么重要。这不是对等的关系。正如小说中几次提到的郝莉挂在门上的牌子上写的“郝莉小姐旅行中”所暗示的，她时刻处在一种不安分的，不断变动的状态里，她会不断进入别人的生活，短暂地逗留，然后离开，在别人的心里留下难忘的记忆，但那对她来说，却可能是生命里一个非常寻常的段落。

止庵：

但是对于“我”来讲，感伤之处在于，“我”不再拥有，但她确实始终对“我”有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里回忆可能是“我”的想象，“我”的愿望，但是作者写得非常克制。

张悦然：

这部小说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最主要的空间，就是作者与郝莉的关系，它是非常纯洁，没有情欲的。所以在这样的感情与这样有距离感的叙述之间，才有合理性。另外，这部小说能够流传下去，也在于卡波特描写这种微妙的感情关系的把握。

《革命之路》：做梦的代价

张悦然：

与《恶棍来访》，以及《蒂凡尼的早餐》相比，《革命之路》在形式上是最简单的。它从头到尾在讲一个故事，小说使用第三人称，在视角上极其贴近男主人公弗兰克。在这本书里很明显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这个故事非常传统，也很美国，除了结局可能不太符合美国小说的要求。

止庵：

从叙述来讲，它是那种认同于某一人物（多数情况下是认同于弗兰克，但有时也认同于其他人物，如爱波，或别的人物，只有个别人物如弗兰克的爸爸和老板例外）的视野受限的第三人称写法。这种写法当认同于某一人物，就把此时此刻的他或她完整地呈现出来，与《蒂凡尼的早餐》那种第一人称的写法是完全不同的。在《革命之路》中，作者处处跟着人物，就像随时把人的脑子打开，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也是我稍微有些质疑的，就是弗兰克这个人物有点太明白，或者说作者太明白，他使得弗兰克太明白。

张悦然：

作者对这些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分析非常到位。他在弗兰克每一次面临新的刺激、新的抉择时，都会有非常多的分析。这个人物心里所有阴暗的小角落，都揭示得那么充分。在这种传统的叙述下，作者必须把人物剖析清楚，比别人看到更多，所以作者严格上说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写，小说的所有深刻之处都来源于这一点。

止庵：

这个故事讲了一对夫妇，丈夫弗兰克刚过30，妻子爱波二29，有两个孩子，生活很无聊。爱波参与了一次演出，还演糟了。她就和弗兰克大吵了一架，想要离开这样的生活，到欧洲去。弗兰克也同意了，他也想要打破原来的生活。但是当他发现还有升职的可能时，他退却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希望是那么容易满足。而女主人公，想要更彻底地离开这样的生活。

张悦然：

耶茨笔下一直在写一类人物，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总觉得比别人高一点点。但这高一点点往往是他们的痛苦所在。所以最后，弗兰克俨然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带着两个孩子，这其实是他无法忍受的：他变回到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普通人，淹没在人群里。弗兰克就是太在意自己那个与别人不同的形象，为了维系它，不肯承认自己在现实面前的屈服，假如他能承认，这场悲剧根本不会发生。

止庵：

《革命之路》这本书充满了感伤。但是这种感伤不是人物抒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一种氛围。感伤来自人物理想的破灭，来自因此而造成的人物的毁灭或沉沦。

张悦然：

这本书其实是关于弗兰克一个人的一本书，女主人公爱波更像弗兰克灵魂里的一部分，更高尚的那一部分，理想化、纯粹、彻底。她是理想的象征物，而她最后的死，代表着理想的破灭，灵魂中高尚的一部分，与众不同的那一部分离开了弗兰克，然后弗兰克变成了与他父亲、他瞧不起的那些邻居一样的人。

止庵：

对，爱波可能是个影子，她所象征的理想，实际上就是离开你现在的生活，而小说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去法国的计划，完全是一个虚幻的梦。按道理来讲，这个梦应该醒的，但是作者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梦只有一种醒法，就是不能醒。最后爱波的死，是弗兰克付出的做梦的代价，或者说试图摆脱平庸的代价。所以耶茨就是想说，平庸就不是人生，但是不甘平庸也是死路一条。

这本书是非常现实主义的。现实真是容不得我们加进去一点希望。或者这么说：前面两本书其实都可以看作《革命之路》的一个起点，如果各自真实地往下写，都会走到《革命之路》上去。这世界上有的作家说半句话，有的作家说完整的一句话。而耶茨是要把话说完，要把人生和生活的底牌揭开给你看的。

张悦然：

同样在写幻灭和绝望，或许我们可以把菲茨杰拉德和耶茨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在菲茨杰拉德的盖茨比身上，理想是更远大的，更华丽的，承载着煊赫的美国梦。到了耶茨这时，他笔下的人物只是希求自己和别人有一点不一样，只想证明这一点点不同。理想不断缩小，生活的意义不断贬值，要是再往后看，到了卡佛的小说里，没有人还在想着理想这回事了，生活的意义也已经不会再折磨到谁的心了。如果把这些美国小说放在一条时间线上来，主题的变化与时代的更迭之间，有着呼应的关系。

止庵：

这个过程，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类对自身的生活化，真实化的认识。恐怕要承认，耶茨和卡佛其实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异端。耶茨一再被人说低估，很大一个原因，我觉得和这有着一定的关系。就像你看完《革命之路》，你要读者回到哪里，还能回到革命之路吗?做梦也不对，不做梦也不对。你应该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底线，能够得到保障，还有出路，但是耶茨的这本书是很让人窒息的，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时常要透口气，因为它让你不太舒服。这正是因为对于日常生活或普通生活的质疑。英雄、豪杰、理想，当然都是虚幻的东西；但是把弗兰克作为普通人的身份都给剥夺了，实际上是有点残忍的。

张悦然：

没错，读《革命之路》会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想这还因为它离我们那么近，弗兰克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它在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撼动的是我们每天过着的日常生活。

《好人难寻》：终极的黑暗

止庵：

耶茨虽然写了一个充满绝望的世界，但是他没有写恶意。严格上，《革命之路》不存在善恶问题，大家所面对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但是在《好人难寻》中，所面对的是我们世界之外的一个世界，它要根本毁掉我们的世界。这里不存在是否让你平庸的问题，而是彻底要你的命，你连做行尸走肉的权利也没有。前面我说奥康纳笔下已经没有感伤了，因为感伤还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

张悦然：

耶茨的绝望还讲“原因”和“理由”，但是在奥康纳那里，恶意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你没有办法追问。我们可以回到小说集中《好人难寻》这个故事。

止庵：

在这篇小说里，老太太一家遭遇了强盗，她努力想让这些强盗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是同一种人，不会自相残杀。而强盗根本不理会她这一套。在杀害了老太太全家之后，两个强盗还说：“她废话可真多，对吧？”“她可以变成个好人的，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显然老太太至死也不能理解这是什么逻辑，以及自己一家为什么归于毁灭。

张悦然：

如果说《恶棍来访》、《蒂凡尼的早餐》最终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近了一点，达成了某种有意义的沟通与和解，《革命之路》则是一场沟通的失败，到了奥康纳这里就是根本无法沟通。老太太和强盗是完全不能对话的，就好像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这种境遇，不亚于变成卡夫卡笔下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利失去了人的语言，无法再与人类沟通一样。

止庵：

回到耶茨，其实弗兰克对自己有一个把握，他为什么不能离开，是因为他有了升职的可能。严格来说，这些人的存在都不成问题，只不过存在的意义有问题。而到了奥康纳这里，存在都有了问题。《好人难寻》是最极端的，有着明显的终结的意味。在她其它一些小说里，那些活着的人，我们也无法想象他们怎么活下去。《善良的乡下人》里的残疾姑娘本来已经很可怜了，而那个推销员在骗了她的感情之后，还把她的假腿给拿走了，而这个人竟然是来推销《圣经》的。再比如《人造黑人》，颜面和良心尽失的爷爷，怎么面对那个孩子呢，而那个孩子又怎样面对这个已经全无尊严的爷爷呢。奥康纳笔下的人物，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张悦然：

在《善良的乡下人》那个故事里，残疾女孩试图抓住一点他人的善意和爱，最后却连支撑行走的假腿也被人抢走了。在奥康纳的笔下，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你抓住的把手的，人是无所依傍，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无法掌控，并且随时都有遭受外来暴力袭击的危险，滑入深渊。

止庵：

所以我说，奥康纳在美国也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好多作家都没有，或者说达不到她笔下这一点。她是南方作家，但是也和福克纳等人的写作相去甚远。她的长篇小说如《暴力夺取》，里面的人可能更绝望。如果我们不按照时间，而是按照对世界的看法的光明与黑暗，或者说按照希望与绝望来将世界上的作家排个队，可能奥康纳还要排在比卡夫卡更靠后的位置。

张悦然：

按照我们所说的每个作家眼中世界的灰度来看，奥康纳眼中的世界，完全是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亮。这种极端，让她的小说有一种纯粹性。她的故事不是贴着读者的皮肤的，但是她让你看到那个深不可测的洞口，某个在远处存在的巨大的危险。但是耶茨是贴着你的皮肤的，他就是在说你呢。

止庵：

奥康纳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类作家，她更像是一位哲学家，俯瞰着整个人类，同时也最深切地体验着他们最后的感受。耶茨则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自己觉得没意思了，自己受不了了。

张悦然：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奥康纳的背后有一个宗教的背景，使得她能够把善恶的对立作为终极的问题。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注定不会太多。而且对奥康纳来说，她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多产作家，她的小说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去的，追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程度不一样。

止庵：

还是回到你那句话，离我们最近的还是耶茨的《革命之路》，而奥康纳的书摆在那个地方，确实标志着文学作品可能达到的某种极致。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作家，至少能让我们看到那最可怕的标签贴在哪里。

走了这么久，才来到这里

与齐邦媛对谈

整理 | 职烨

下午快要5点钟的时候，台北的天光尚亮。台北的天母区域，跟这个城市的其它地方不太一样，它不太杂乱，有一种整齐的洁净感，绿化很好，车少人不多。不属于市中心，却也没有那种城市郊区的偏僻感。安静又不至于冷清，总之是宜人且舒适的生活区，让人待着便懒懒的不想再走动。

我们要采访的齐邦媛先生就住在这里。

在咖啡馆的窗边坐着等她，手边的那本大陆简体版《巨流河》已经翻了很多遍，心躁不安的时候，就拿出来看几页，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人立马就沉静了，仿佛石子沉到冰冷的水底。书的前勒口上有齐老师的照片，大约是50多岁时照的，头发吹得齐整，穿一件扣到脖子的碎花布衫，戴着眼镜，很温和地笑着。是知识分子的模样。

被台湾的文人们称作“永远的齐老师”的齐邦媛先生，一生念书。出生于东北辽宁铁岭，前半生颠沛流离，1947年之后在台湾念书教书，一辈子未离开书本，即便儿时换过7所小学，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始终勤勤恳恳，手不释卷。如今台湾的许多知名学者、读书人都曾经是她的学生，许多作家也经由她手被介绍翻译到海外。

《埃涅阿斯纪》中，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英雄埃涅阿斯率众移民奋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后到达命中注定的泰伯河，建立罗马帝国基业。

这是齐邦媛最喜欢的一本文学作品，对于她来说，这似乎是自己半生漂泊的写照。自己虽没有像英雄那样浴血奋战，但流亡时家国始终在身后的情愫却一模一样。她在80多岁高龄将自己一生经历写成回忆录《巨流河》，从出生地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巨流河写到台湾南端的垭口海，一个人，几个家庭，埋藏着一整个世纪的巨大伤悲。

她说，60年在台湾，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书写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让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扎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全部伴随她由青壮、中年，一并步入老年，沉甸甸压在心头，无法不说，不能不说。

这部书写得艰难，从2002年开始，先接受访谈17次，随后丈夫住进加护病房，齐邦媛夹带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去投奔住在美国的儿子“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每日晨昏独坐时，便尝试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文字，常常精疲力竭，不能尽叙心中所忆万分之一。之后因机缘于2005年于台北桃园觅得一处安静的书桌，重新构思，一字一字从头再写。

书出版后，轰动两岸，得奖无数。大家被这个20世纪充满苦难却异常温暖的故事所感动，这部诚恳的自述作品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读书人是如何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坚守住心中的阵地，又如何一点一点在十万分的艰难中拔步向前。

没多久，老师拄着一把长柄伞被家人送到咖啡厅。她穿得干净得体，头发花白，像个普通的慈祥的老奶奶。她说话不快，吐字清晰异常，讲一口北方口音的普通话，思路很清楚，全不似一个近90的老人。

她说她喜欢在这个咖啡馆里见朋友，坐在这个位置，太阳刚好晒在身上，外面的人不急不忙地走来走去。咖啡馆里嗡嗡的说话声让她觉得高兴，她喜欢喝不加奶油的拿铁，喜欢听大家说话。

整个采访过程，她一直侧着身子努力听清我的话。说到伤心之处，便拿手帕擦擦眼睛，再继续讲下去。她有老家东北人的那种直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直截了当地说，就像她书里写的，不怕得罪人。

她在书的首页一笔一划地写，“祝福你年轻的岁月和一生顺利。”

难免觉得唏嘘，经过怎样的炮火岁月、念过多少书才这样艰难地行进到淡泊的境地里来，只为寻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万件困苦都经历了，到头来最满足的时光，不过是在这街边的咖啡馆里，坐在玻璃后面，晒一会儿暖洋洋的日光。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然而，北方已不是熟悉的北方，这窗外南国的阳光，一点点收尽在夜色里，火萎了，曾经在一起的人也都一个一个走了。

访谈结束时，送齐邦媛去来接她的家人车中，她吃力地蹬上座位，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特地扭过头来握住我的手，“你们都要好好读书，好好活着。我真的希望是这样。”

这就是她要在这本书里努力留下的话。

东北天津北平南京，7所小学

齐邦媛出生在1924年的元宵节，家乡辽宁。铁岭的冬季天寒地冻，有零下40度的极端天气。她的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她生下来便先天不足。快满周岁时，她发高烧，气若游丝，母亲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半夜从10华里外的镇上找来一位大夫，捡回她的命。

这个温和的大夫给她取名“齐邦媛”，意同《诗经》句子，“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这个名字，仿佛预示齐邦媛后来的读书生涯，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贤德清扬。

因为战争，也因为父亲齐世英的特殊身份，齐邦媛的小学读得辗转不已。“齐”姓过于惹眼，父亲不得不常常改姓，每改一次，齐邦媛就要跟着换一所学校，改一个不同的身份和名字。她先后在天津、北京、南京都念过书，印象最深的南京鼓楼小学，在上学的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不知名的杂色小花。

1934年，齐邦媛得肺炎，父亲带着她从浦口坐火车去北平的西山疗养院治病，有一个女病人的屋子里有许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1935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齐邦媛记得有一本林琴南译的《茶花女》，她很喜欢那个笔调。

她在疗养院里住了一整年，读书是唯一的消遣，也渐渐成为终身的兴趣。

鲤：

你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齐邦媛：

一直在换学校。我从疗养院回鼓楼小学之后，小朋友都不理我，后来才知道是家长告诉他们不要跟我玩，怕传染。后来我家搬家，我去了山西路小学，那个学校在新区，所以有很多转校生，我作文又写得好，身体也慢慢康复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我念了7所小学，一直在搬家。

鲤：

对你住的什么地方比较喜欢？

齐邦媛：

我喜欢南京宁海路的那个房子，我母亲经常在家里招待爸爸带回来的学生吃饭，那条路也很干净，有很多花，房子都整整齐齐的，大家的家里也都很干净。

鲤：

后来你有没有回去找过那个房子？

齐邦媛：

都找不到了。南京完全不成样子了。我走在那条街上，那是最大的一条街，旁边都是一层楼的那种简陋的铁皮房子，做小买卖的，换玻璃换车胎的。我很伤心。我找到原来家的那个路，找到我们家房子那一带，很多的学校，都被大杂院包起来了。很多人家门口都点煤球炉，我很伤心。那是1993年。

长沙桂林重庆沙坪坝，周南中学到南开中学

之后，便是惨烈的抗日战争。

1937年，日本人正面攻击中国，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创立的中山中学的所有师生在老师的组织下，一批批从南京往西南迁徙。月台上黑压压成千上万挤满穿棉袍大衣扶老携幼的人，各种呼喊声将车站变成沸腾的大锅。高中生帮助初中生，男生帮助女生，大家就互相挤着，一站一站往外面走。敌人不断轰炸铁路，换上船之后，不断有人落水，惊呼哀嚎声在漫长的一生常常萦绕心头。

刚出生的小妹妹就离开了人世，齐邦媛看得愣神，一旁的修女过来说，“你的眼泪滴在她脸上，她上不了天堂”。

小学毕业后，父亲表示齐邦媛必须上学。将她一个人送至长沙的周南女中，先念一年级。书念了没多久，长沙又遭遇两次大火，只能先接回湘乡，随时准备再往前逃。齐邦媛被送至桂林女中读初一，读一点算一点，白天只要天晴便有日机轰炸。之后，中山中学离开桂林往贵州走，齐邦媛也跟着离校。

一路流亡，逃过半个中国。流亡在重庆中止，大家又复学，弦歌始终不辍。

1938年11月，齐邦媛被爸爸带着坐车从重庆上清寺出发，沿嘉陵江往上走20公里，到达沙坪坝。之后，在这里念完6年中学，这就是由张伯苓校长创立的赫赫有名的南开中学。那6年奠定齐邦媛一生进修的基础，南开吸引了很多从平津去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响应张伯苓校长的号召，住在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8年间少有人离开。

烽火烧得炙热，炸弹声伴随读书声。不跑警报，就用功读书；跑警报，课本还带在身边，躲在防空洞里，还准备明天的考试。

齐邦媛开始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了6遍，而孟志荪老师教的国文课，则让她印象最深。有一次老师讲杜甫诗时，竟然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孟老师的诗词课上了两年，齐邦媛就如痴如狂地背诵那些古诗句，那些句子在少女的心中，久久激荡。

当时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办了进步杂志，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的地点租屋设立“时与潮”书店，齐邦媛每周从南开回家的路上都去借书还书。当时的译者都是一些中文根底深厚、西学又扎实的知识分子，那些西方名著的中译本给齐邦媛源源不断输入能量，至今能忆起多数。

鲤：

张伯苓校长是什么样子的？

齐邦媛：

他很高，住在校内宿舍。身板很硬，每天都在校园里拄着拐杖散步，我在书里写到过，他看到在读书的学生就拍一下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不吃得饱。他一直跟我们说，“中国不亡，有我！”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鲤：

我看您在书里写到很多的老师，每一个人都记得非常清楚。

齐邦媛：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文科的孟志荪老师。我们的国文教科书，从初一到高三，6年12册，很有名，都是孟老师亲自编的。由浅入深，文言白话并重，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这个基础打得很扎实的。

鲤：

除了书里写到的，还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课？

齐邦媛：

我很爱地理课，常常希望长大了，有一天能去看一下长江的发源地。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女孩子的痴心妄想吧。1947年到台湾后，我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留在大陆的那23年青春，那些历史冻结的、短短的上半生永远横亘在我心灵深处，从未消退。过了这么多年，这么遥远的山海隔着，我至少找到了生命巨流河的发源地和出海口。

鲤：

很难想象，在那样艰难动荡的时刻，你们的书读得那么扎实。

齐邦媛：

抗战8年，军费那么高，但是在教育上，战区的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都没有一点停止。我们的老师都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因为打仗，没地方去，就来教我们。我父亲办的中山中学，所有的老师都是大学老师。他们担心在战时小孩长大了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特别强调。他们很照顾小孩，很热情，他们觉得这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那些不是说说的，是切实在做的。在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得最好的一件事。

溯江而上，武汉大学

1943年8月底，齐邦媛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的哲学系继续念书，由重庆溯江往川西嘉定去。她至今记得那一天下着很大的雨，从朝天门码头走到船边，父亲穿的白色夏布长衫全部湿透，从头发往鞋上流成一条水柱。那些至今想来仍扑簌簌的水汽，淋满漫长的回忆。或许是被离别的情绪兜头罩住，她在船上哭个不止。

哲学系念了一年，离愁别绪念得痛苦，正要想办法转校的时候，齐邦媛碰见一生的恩师，朱光潜先生。朱先生时任教务长，看到齐邦媛的英语成绩突出之后，主动找她谈话，要她转入英文系在自己门下读书。

她开始跟着朱光潜学习英诗。《巨流河》里详细回忆了当年朱光潜先生的教书经历。有一回朱老师教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一诗，念叨最后两行，“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齐邦媛跟着朱先生读雪莱、读济慈，那些诗句老师教导都要一字一字背下原文。每天早晨，他们几个同学从宿舍出发，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天寒地冻，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一边背一边走路，齐邦媛说，那种心情，就像背过的诗句，“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她说，困苦难堪的日子，她一个劲只知道埋头背诗，同学嘲笑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恍惚者”，她只记得父亲教导自己，“做任何事，都要沉下心。”

鲤：

朱光潜先生教您念书的这一段，给人印象太深了！

齐邦媛：

我很想知道朱光潜先生的情况，1949年之后的那些事。你能不能帮我找资料？这些年很多人问我，你的老师怎么样？我说不出来。我很想知道。

鲤：

朱光潜先生后来在大陆带头搞美学，也在文革的时候做过很深刻的忏悔。

齐邦媛：

朱先生胆子小，他算是在那些知识分子里胆子比较小的。但他真的厉害，西学好，德文法文英文都好。朱先生在国外待了11年，是真正在念书的。他是桐城人，有桐城派的传统在。我听说他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去扫厕所，在厕所里发现自己的手稿。

鲤：

我看到您书里写到认识一个上海男孩俞君，这个人后来怎样了？

齐邦媛：

没有联系了，后来都不敢联系了。我想他应该过得不错，他家里有人在国外，他当时带我去上海见识到繁华。

从大陆到台湾，读书到教书

1947年10月，齐邦媛因为一纸台大助教的聘书，前往台湾。齐邦媛说，那时候台湾只是课本上的名字，不过故乡东三省三十五分之一的大小，她去时从未想过，这就是从今以后60年的家。

回忆到这里，与前半部跌宕起伏的紧张气氛不同，齐邦媛的口气整个缓和平淡下来。她认识了丈夫罗裕昌，之后结婚生子。在台中一中教英文，用当年朱先生教自己英诗的方法，叫学生背原文，一点点地精读课本。她做过口译，还去美国专门进修英美文学，之后进入中兴大学教书，又跟随丈夫的工作迁往台北。

在台北期间，齐邦媛有段时间在国立编译馆上班，她组织了一大批优秀的译者翻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将一大批优秀的中文作者介绍到海外。并参与了国文教科书的改革，将中学在大陆学到的那些读书的心得投入下一代的教育当中。齐邦媛说，她喜欢教书，喜欢那种走进课堂学生们用一双双眼睛渴望地看着她的感觉，她投入大量精力备课，琢磨如何把课上得有趣，让学生学得更扎实。

生活回到了本身该有的样子，不再有炮火，不再有斗争，平淡，飞快，令人珍惜。

鲤：

您到了台湾之后，有没有感觉到大陆的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本土文化带去很大的冲击？

齐邦媛：

这里的所有的中学老师，都是外省来的，80%都是外省人。那个时候小孩受的教育，就是大陆的教育，讲仁义道德，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日本人走的时候，这里有一些孩子还是讲日文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一年之内，就把日文废掉了，1949年之后就不允许用日文上课了。我想台湾人内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抵触吧，因为他们终于又可以用中文写作了。台湾本来的话并没有文字，福建话就是中文，发音不同而已。当时你如果写东西，可以发表的地方很多，有很多报纸，都有专副刊，一整页一整页的，只要你写得好，就可以登出来。

鲤：

书后半段你父亲常常哭，看得很揪心。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一直跟你说要沉住气。你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去参加革命？

齐邦媛：

他们那个时候在东北，看到的悲剧很多。年轻人都去当兵了，没有什么机会受好的教育。他小时候受过的教育很好，他懂的。所以他一生的重心都是办教育。他也没有去当兵，他就是被郭松龄将军请去做外事顾问，并没有领过兵。

鲤：

你父亲后来在台湾，被开除党籍，有没有跟你说过后悔的话？

齐邦媛：

他说没有什么感慨的，因为你所要做的都没有了，家乡也没有了，你在这么个小地方，也没什么可做的，等于东北的三十五分之一，东北比这里大35倍，是35个台湾。你争什么？你还能做什么？他想做的就是教育，而在台湾有很完整的教育系统，没有被中断。我教了那么久的书，我很高兴我们的老师一直跟以前差不多，大家都很认真。

鲤：

走了这么大一圈，您现在觉得自己是哪里的人呢？

齐邦媛：

很难讲了，我想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讲清自己是哪里的人。我父母有生之年如果回去东北，面临的只有死亡。政治的暴戾，无需多说，大家都已经了解。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用“乡愁”或者“惆怅”来形容我们一生铺天盖地的相思，实在是太温和了。我父亲那一代人，像张伯苓校长说的，“有中国，有我”，在他们心中，中国一直存在，但是他们抛完热血、洒尽热血，很多人却连容身之地都没有，许多人的历史都被掩盖了，后人连他们的故居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想我幸运地在台湾度过后半生，到淡水山上给父母上坟，面前是太平洋，右前方就是东北方。埋在哪里不重要，生者有时候会想，像他们那样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死后若有灵魂，也必然会往东北痴痴地望。

语录：齐邦媛谈读书

莫言写《红高粱》，很夸大，太夸大。我想莫言后来越写越写回人间了，《生死疲劳》后记里面，他写了很多那一代人的眼光看到的世界，写得很好，我觉得他突然变得能写了。

苏童的文字，看得我们一愣一愣的，那种想象力，有点突然。前几年大家还在那里怕死怕活的，突然间就变得这么华丽。你懂吗？昨天还在说没饭吃没法活，今天就穿上了金丝的袍子。我们这边的人写不出这么华丽的想象。白先勇也写这些，但他比较诚恳。我们刚来台湾的时候就是这样，很诚恳，80%就是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突然写一个完全用想象写出来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大陆的作家可能比较有野心，竞争心太强了。

以前的中国人写书不是这样。你看《老残游记》，一百多年了大家还是觉得尊敬。算什么呢？就像乡下老头说话一样。朴实。

我推荐张贤亮的一本书叫《绿化树》。很短，讲人性，非常好，每个人都能看。他后来写的有些长的没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知识在外面已经不是那样了，世界早就超过他了。但是《绿化树》非常好看，我给这里的很多读书的朋友看，他们都掉眼泪。

大陆年轻人读书的问题，对不起，我觉得是老师的问题。老师本身没有受过足够多的教育。教育是一步一步的，稳定渐进的，不是突然给你一个很高的，下面没有，上面的理解不了的。

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所依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我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精神恋爱

森山大道说：“极端看来，我没有，也不想拥有人际关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能拥有一个人静静发呆的时间，如此而已。然后，在生鲜超市、便利商店那小而安全的购物行为中感受一点微笑的喜悦，不多做无畏的思考，孤单而忘情地度日。 ”

这段话却正好用来描述阅读的感受。与人的交流值向零轴线靠拢的同时，却觉得精神世界正在无限放大。爱这种东西无以填满我们最终的需要，而书籍带来的宽慰又岂知爱那么简单。

在外过冬

文 | 包慧怡

1.

“在这里，我无心爱之人

亦无忠实的朋友，我心哀戚

……我被命令住在灌木丛中

在橡树下的地穴里

地洞寒冷，渴念攫住了我

山谷幽黯，峰峦险峻

牢房覆满石楠，将我咬噬

无欢乐的住所……

黎明时分我独自在橡树下

环绕着地洞，原地走圈。”

——十世纪古英语抒情诗《妻室哀歌》

翻译到上面这节诗时，我已经在海波尼亚岛住了大半年，“海波尼亚”是爱尔兰的拉丁文旧称，意思是“冬境”。这个名字实在贴切不过，大概从9月份下半月起，我就没有摘掉过羊绒围巾，始终套着在上海时只有大冬天才会穿的雪地靴、大衣，每天出门几乎都是一样的行头。这样偷懒当然好处很多，尤其在那段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在阴雨中走一个多小时路赶去导师办公室的日子里，最小化了搭配衣服的时间。代价是一种灰不落拓的自我认知，走在路上使劲把脸埋在围巾里，一心希望没有任何人看见自己，最好可以随时消失。

在冬境，一切都是极简的：衣、食、住，还有人。不夸张的说，在海波尼亚的第一年，我身边没有任何可称为朋友的人，其实，这也是自己主动“作”出来的。每年来爱的博士新生都有互助会，尚未出发前就会在群里一起商量租房，解决生活问题等，另外还有学者联合会这个固定的组织，负责定期给要在荒岛熬四年的苦孩儿们送去集体的温暖。出于一种也许很无聊的执拗，我小心地避开了这一切。我早早订下了位于郊区海边的、有独立卫浴的宿舍，我的室友是四个学商的爱尔兰硕士和一个搞仿生学的美国博士，我打算做个隐士。即使这意味着昂贵的房租（所以就有了“食”上的极简：做得最多的荤菜是炒鸡蛋）和每天花在走路上的两个半小时，那时候觉得，为了得到孤独，安静和孤独，这些完全不算什么。

然而，伏在桌前与《妻室哀歌》中扑朔迷离的属格、与格、离格以及交叉结构作斗争的同时，我还是产生了过于强烈的代入感：这说的，多像是我现在的生活。圣诞过后，室友们都回家过寒假了，连物业人员也不再每天上班，整栋公寓渐渐变成了一幢名副其实的空楼。除了周末去超市买菜时与收银员简短的交流，我已经数十天没有和现实中的任何人说过话。看书间歇我养成了观察对面公寓一排排窗帘的习惯：统一的脏兮兮的淡卡其色，以不同的幅度在风中鼓动，形成角形或者波形的褶皱，没有一副被拉开过。我甚至发现自己和诗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在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一边扳着手指喃喃自语，一边绕着客厅里的桌子走圈。我倒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假如多做些努力，打起精神出门社交，多半要在人群里碰到更大的疯狂，而待在原地，站在可以看到磁蓝色远山、满园枯枝、枝头蹦跳的灰喜鹊的落地窗前，至少我可以想象他们并不疯狂。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在外过冬，却是我在外度过的第一个，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只有书本和纸笔相伴的冬天。

2.

大概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养成了傍晚去海边散步的习惯。当时我住在城东郊的黑岩镇，普通都柏林地图上找不到它，从宿舍向东走15分钟就是爱尔兰海。这15分钟内，要经过每栋房屋都有着雪白墙壁和五彩大门的修道院巷和天使海巷（因为没有更好的事可做，我记下了小镇上每一处最隐蔽的窄巷的名字），穿过主街上连排烟囱从不升起炊烟的红砖屋、早已打烊的药店、有机食品超市、简陋的霓虹兀自闪烁却几乎永远没有客人的汉堡店、六点准时敲响晚钟的小教堂——暮色里的黑岩简直是一座空城，又像是《寂静岭2》中废弃的工业矿镇，如果街对面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微笑或打招呼，我恐怕会吓一跳的。

从主街再拐过两个巷口，眼前就会粼粼地铺展开一整片灰绿色的大海。海滩破败不堪，除了开裂的棕褐色岩石和滋生的水草，就只有叫声凄厉的海鸥和矶鹞在其间蹦蹦跳。如果赶上了日落，也可以看到冷峻的海水逐渐幻化成热烈的玫瑰紫与金黄，以一种或许只有海水才懂得的粗粝的温柔舔舐着屹立的礁石，这时候我就骗骗自己：看，君士坦丁堡！

除此以外，这真的是一片乏善可陈的海，更何况两个世纪以前竟然濒海修了火车站，吓退了大批来这儿度假的新贵。走上一座满是陈旧涂鸦的拱桥，下到一条狭长的甬道，左边是扭成大辫子的铁轨和四四方方的玻璃候车塔，在暮色中散发清冷的紫光，也照亮对面空荡荡的站台；右边是一堵高高的石墙，上面是同样设计平庸但色彩灼眼的涂鸦，还嵌着几扇阴森的铁门，也许是火车站的库房。再走几步，抬头可以发现几排废弃的看台座椅，也许在它的好时代里，这片荒凉的海滩曾布满巡回马戏团的帐篷。

每天晚饭后我就这样走路去海边，看看烂熟于心的礁石和远处若隐若现的岛屿，日落后翻动着银色手掌的波浪，还有青蛇般沿着海岸线呼啸而过的绿色火车。天晴的时候，有时我会看见一只白色的大船，它总是非常缓慢地朝着海中央那座说不清有多远的岛屿移动着，却似乎怎样也靠不了岸。有时候出门晚了，可以看到那座岛上亮起了暖黄的灯：不是一盏两盏，而是漫山遍野，像星的瀑布，也像一个巨人源源滚下的泪珠。就这样，从海边回家的路上，我大致知道自己并没有消失，也不配消失。海浪的节奏，连带着它所有泥沙俱下的动量，深深地渗入了我的身体，以至于当我在台灯下重新铺展开书页或稿纸，那些密密麻麻的花体字母——无论是英吉利规范体、卡洛林圆体还是岛屿杂交体——仿佛形成了语词的浪涛，从白纸那一端朝我一波、一波地涌过来。

3．

是的，我有一个略显奇怪的专业。在冬境的第一年，除了写课程论文和收集文献，多数独处的工作时段里我都举着一面放大镜，费劲地辨别着残篇摹真本上M与N勾结在一处的小腿、有三种形状的S（矛形、肾脏形和钻石形）、有十多种可能拼法的省略符号，据此判断着手稿的年份和产地，原始牛皮纸的质量（可以根据影拓在摹真本上的毛孔来判别），它是出自僧侣还是俗众之手，是修院或贵族私藏的珍本还是民间流传的小册子。那个曾在大学时代一周醉四天，除了恋爱和写诗以外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躁狂的我，在这蚂蚁运粮般贴近大地的劳作中找到了可贵的安心。

在我前几年翻译的一本保罗·奥斯特的小说《隐者》中有个名叫塞西尔的瘦弱女孩，18岁那年，她把古希腊诗人“隐晦者吕柯弗隆”的长诗《卡珊德拉》译成了法语——这是一本被某位传说中的男爵附体的天书，每隔一百年左右，被附体的人就会将它翻译成一种新的外语——然而就如卡珊德拉疯狂的预言永远没人相信，吕柯弗隆疯狂的作品也永远没人阅读，“于是这是项无用的任务：写一本永远合着的书”。塞西尔成年后平庸的结局曾让我深深难过，我不明白这个被所有人看作书呆子的女孩身上是什么东西如此打动我，现在我知道那是一种同情——情同此心——或说是同病相怜：“尽管她在狭窄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个成功者，她一定明白她为自己选择了怎样一种奇怪的生活：禁闭在图书馆和地窖的小房间里，埋头于逝者的手稿，一种在无声的尘埃之领域里度过的职业生涯。”这是保罗·奥斯特长于刻画的那类人：虽然生活在此世，他们的心智更贴近中世纪修院的缮写室。而翻译，就和分析手稿一样，永远是一项将我们拉回地面的活动，一种谨小慎微、谦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一种抵御或者维护孤独的工具。

在这样的孤独中，我写完了之前搁置了将近两年的一组长诗。把定稿的最后一行敲入电脑后，我站起身来，看见花园里的酸枣和白蜡树已经片叶无存，一只灰喜鹊停在枞树树顶，长尾巴在寒风中一翘一耸，仿佛那是鱼鳍。稍远处已经冻结了大半的一小片湖水上，有一只天鹅在碎裂的冰块间缓慢地穿行，似乎忍受严寒是最普通的事。我知道要不了多久，这片花园和树林，这面湖，都会溶解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隐入无边的黑夜，仿佛从不曾存在过。我给尴尬的八小时时差之外的男朋友打了个电话，手机嘟嘟地响了很久，我正要挂机，那边却接了起来：“我刚给一张线稿上完色，”他说，“现在要开始抄经。”于是我们说了一会儿抄经的事，无非是到了第几品，字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难看了等等，他说他的酥油灯点完了，“好在以前每个灯快烧完时边缘都会剩下一点油，灯芯够不到的地方，我用勺子把它们收集起来了，现在又可以做成一盏灯。”我笑话了一会儿他的抠门，又问他有没有按时吃糖，在抑郁症比较严重的一段日子里，每天出门他都在钱包里装一个小药片盒，里面是各种彩色的糖果。不过那天他说：“今天没有想起来要吃糖的事。”

4.

即使在冬境，永恒的孤绝也是不可能的事。随着寒假将尽，室友们逐渐搬了回来，对面公寓的卡其色窗帘有几副被拉开了，又开始有白色的信封陆陆续续地被塞进门缝，宣告着世上照常运作的一切。冬去春来，园里的酸枣抽出了嫩青的新叶，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远方的蓝色山脉涌来阵阵奇特的白雾，仿佛捎带着世界上所有的花粉。据说，在春天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可是，我已经连“孤独”的自觉性都没有了，甚至不再知道这个词要表达的是什么状态。我把工作台从共用的客厅搬回了自己的卧室，早早把门关上。我不断在手头翻译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本中继续遇到幽闭恐惧症的意象，比如：“狼（女主人公的情人）在彼岛，我在此岛 / 岛屿固若金汤，被沼泽环绕”（《狼与埃德瓦克》）。我写了一篇关于古英语哀歌中被禁闭的女性的论文，随后就忘了幽闭恐惧症这个长长的、说起来绕舌三匝的词：Clau-stro-pho-bia。也许男朋友说得没错，没有什么事是不能习惯的。当独自出门、独自做饭、独自阅读和写作、独自入眠成了最普通不过的常态，你甚至不再能产生一种关于“更好的可能性”的分辨，就如那一波波早已在我体内住下的海浪声，我已习惯了与它们日夜共存。很多时候我的思维节奏和它们是同步的，我甚至怀疑自己的呼吸是否已经开始带着盐味。

而我最深切持久的需要，不过是这样。

低温

文 | 周嘉宁

1.

五月从都柏林回来以后，最大的那只旅行箱就一直搁置在墙角。隔了好几个月打开，一股熟悉的香味。是在都柏林的三个月用的洗衣粉的味道。那会儿我住在一楼的宿舍，对着楼梯，于是只好终日拉着百叶窗。而天气太冷，暖气从二月足足开到了五月都没法停。我待在密闭的房间里做翻译以及长篇的修改，躺在床上吃饼干和看书。后来从超市里买回一把秤，发现重了不少，又立刻把所有饼干和黄油都扔掉了，但还是很少出门，就在房间里对着手机上耐克的训练软件做基础运动。外面几乎没有太阳，偶尔有一些也像是掺了水的，于是衣服都放在暖气片上烘干，之后做梦或者失眠，都是这股洗衣粉味儿。

房间里面没有吸尘器或者扫帚，头发揪着灰尘在地毯上滚来滚去。也没有电视机，倒是有人送了台收音机过来，那会儿有个台整日都在放拉娜德蕾的唱片，要不就是在讲完全找不到笑点的笑话。我对着收音机做晚饭，大多是从玛莎百货里买来的现成玩意儿，在平底锅里随便炒炒就四处乱蹦的豆子，或者是只要剥开包装纸塞进烤箱的鱼。等待晚饭变熟的间歇，我把百叶窗撩开，看看对面宿舍的小哥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与棕色皮肤的女朋友一起待在厨房里，也是两个人面对着平底锅，炒出些糊糊来舀进盘子里。有时候还有他们的一位胖朋友。他们坐成三角形在房间里说话，我太无聊的时候不免也开始在心里为他们配个台词。

垃圾桶足有半人高，我尽情地往里面扔东西，直到实在装不下了，把垃圾袋尽力扯出来放在地上抖一抖，几乎与我齐眉。根本不好意思拖着这样的垃圾袋出门，于是总要等到半夜，才披着雨衣专门跑出去扔垃圾。而天那么冷，走到一半就得点根烟，悲壮得像个连环杀手。

没错，那段日子过得像个神经病。太孤独了，孤独到完全不把孤独当回事。每天都出去走小小一圈，为了呼口正常世界的冷空气。不过外面的世界也不正常。马路上都是无精打采的年轻人，穿着匡威和马丁靴，却都是长着雀斑的神经质面容。双层敞篷大巴上的游客戴着面具从主干道上呼啸而过，对着行人大呼小叫。

这种时候二手书店里冷冰冰的老板就显得格外得体。那会儿托宾的《杀死母亲的新方法》刚刚上市不多久，各家书店都堆在醒目的位置。而刚刚落市摆在二手书店醒目位置的是《空荡荡的家》，我翻了两页就站在那儿不会挪动了。小说的开篇，主人公在德克萨斯想往都柏林打个电话，不知怎么的，我都心碎了。

2.

转折点发生在三月末，长篇的修改快要接近末尾，却因为软件冲突的问题，所有的文件丢失，没有备份。于是接下来就知道所谓失眠真的不是件无病呻吟的事儿。有一天傍晚我实在没有办法，盲目地在马路上找药房，一头扎进去以后抓住人说我没有办法睡觉怎么办。她犹豫着从架子上拿出一瓶药草胶囊。我又问吃完可以立刻昏睡过去吗。她决然地摇摇头。

到了四月份，五点多就天亮了，外面都是海鸥的叫声。有一天站在自动售卖机前面等可乐滚出来，心里复述着正在重写的小说，突然忘记了小说发生的背景城市是个遍天乌鸦的地方，潜意识把乌鸦替换成了海鸥。就这样盯着售卖机里五颜六色的食物呆站着，直到有个保安吹着口哨从身边走过去，才意识到，售卖机吞了我的硬币，而我的可乐被卡住了。

没有药物，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地毯上追着灰尘跑的头发越来越多，只好靠阅读来自救和自我安慰。照理说焦躁困顿与孤独同时带来的摧毁感可以从法国小说里直接找到慰籍，我那会儿也阅读了一部分纪德，结果被他的自怨自哀折磨得想死。而毫无节制的感情暴露与自我剖析也令人非常厌倦。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爱尔兰作家的好，这个低温的城市对待失眠的人还是善意的，因为一切本身就是冷冰冰的。咖啡馆里合拼一张桌子的老人嘴角牵动着微笑打个招呼以后，就独自把一块麦芬切得粉碎，人跟人的距离感和恰到好处的冷漠并不是什么突兀的事情。我每个星期都会与邀请机构的两个同龄女孩喝一次或者两次咖啡，三个月里我们挣扎着讨论了大量有关天气的话题。而时间久了，这种止于表面的谈话与沉默间也涌出些动人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小说的时候，每每写到人物对话，最喜欢的就是话语与话语间的空白和停顿，那对我来说是最真实的。

托宾最近在广州的讲座里提到乔伊斯的《死者》（嗯，都柏林到处都是乔伊斯的痕迹）。他说小说要呈现给读者的是被沉默淹没的故事。他说，“但正是这样的沉默才是小说感兴趣的对象。何谓沉默？那些生活中的幽暗部分，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疼痛感的部分，那些我们试图用遗忘去覆盖的部分，那些我们为之缄默不语的部分，构成了我们生活或者生命中的沉默。生活被人们用一种欢天喜地的方式去展开或者呈现，而小说则尝试去进入沉默的地带。”

我在都柏林连续一整个月的清晨，用缓慢而认真的英语阅读，读完了托宾与吉根的所有短篇。然后在四月坐火车去了海边。托宾有一个叫《三个朋友》的短篇小说是我的最爱，主人公在母亲的葬礼之后与三个朋友一起去海边派对，嗑药狂欢。之后有读者问托宾说在母亲的葬礼后就去狂欢，这样好吗？托宾说他母亲的葬礼之后确实有朋友邀请他去派对，但是他没有去，这是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可是都柏林的海也是冷漠的，它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非现实的、小说语境化的海。星期天，海边的城镇几乎没有人，所有的商店都关着，只有一个小小的跳蚤市场。从海边往回走的时候，一位中年男人突然支好了话筒站在巷子口唱起歌来。因为周围过分安静，所以他的歌声像是做梦时整个荒芜城的背景音乐。

之后在某个采访中看到一个科幻作者谈论世界末日，他大致说世界末日有可能并不是小行星撞地球，也可能是整夜无法合眼，看着天花板等天亮。真是准确描述了那段时间所有的感受。

3.

托宾在某次采访中提及他在布鲁克林时的生活，虽然他写了《布鲁克林》，但是异乡感对他来说始终是个问题。“我其实不太了解布鲁克林，小说里的布鲁克林是我想象出来的。为了写书，我和朋友上了布鲁克林的教堂参加弥撒，做完弥撒我们就去吃饭。于是我就研究了一下教堂。我还在书中用到了朋友的房子，还用到了一家百货商店。我把它们全都放在《布鲁克林》里。”没错，别以为只要用心或者努力就能够融入异乡，陌生和疏离感是无法摆脱的。但是规律与节制却最容易在陌生的环境中养成。托宾说他在纽约很少晚上喝酒，因为这会影响他第二天清晨六点起床写作。

我相信这种克制的写作方式所产生的效应，海明威也提到过他每天都会把写作的字数列在纸上。所有的坚持本身都是件长期消磨人意志力的事情，因此孤独就变得格外重要。我不相信不孤独的写作者，他们根本不懂得沉默，这就太没劲了。

到了最后一个月，睡不着觉这件事情也已经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我想起三、四年前还写过那篇一直在豆瓣上被人转来转去的讲孤独的文章呢，结果人总是在往纵向里越走越深的。当灰情绪都成为常态以后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更规律化的写作。

在尝遍超市里所有的食物之后，日常生活变成一件非常容易且不需要选择的事情。牛角面包，豆子，芦笋，酒，各种可以直接扔进烤箱的肉类都自觉地在购物单上排好队。而且一到包装袋上标记好的过期时间，它们就纷纷自杀，发霉的发霉，腐烂的腐烂，绝不拖泥带水。洗头水和卷筒纸这类玩意儿的消耗都是匀速的。每天去的地方都也没有什么不同，最远就走到河边（那条河叫什么名字我始终没有考虑过），到了河边就看到桥上都是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人，于是就不想再往前走了。河对面有什么呢，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其实。反正我明白，我不想走远了，我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走得更深入些。

4.

我现在自然会再次想起都柏林来，像是又闻到了那股洗衣粉味道，或者在暮色里开车听到拉娜德蕾的歌，再或者在上海的玛莎百货里看到那些当时每天都吃的食物。只不过这儿的牛角都是冷冻过从英国坐了飞机过来的，看起来像是借尸还魂。而《空荡荡的家》的中译本已经出版了。

在都柏林的时候准备过一个给当地华人团体的讲座，讲爱尔兰的当代小说，但是临到要讲的那天下午突然下起了小雪。最后只来了一个中年女人。于是我们在办公室里泡了杯茶，聊了会天。在准备这个讲座时我搜索翻阅了很多读者写的评论。有段话被我摘在了记事本里，是关于克莱尔·吉根的。

“这种低温并非来自故事和人物，也许是作者疼痛的阈值太高，她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都特别狠心。所以，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活得异常清醒……这里如果有些许犹豫和不舍反倒是种缓冲，或是润滑，可是没有，只能眼睁睁的干痛。本来生活就沉闷，一潭死水，心又迟钝，日子怎么过。所幸天气是寒冷的，痛苦又锋利，所以主人公日日夜夜地醒着，有种非自然状态下的病理性亢奋。”

这话说对了一半，可是在低温的状态下日日夜夜醒着的人根本不会有病理性的亢奋。那么湿冷的天气，把人刮得飘起来的大风，所有不遂人愿的现在和过分美好的过去产生的并不是什么绝望感，太冷了，没有必要牵动那么强烈的感情。

所有灰情绪也好，孤独也好，都担当着就是了。

一纸漂泊

文 | 陶立夏

我在北京开出的夜行列车上开始写这篇文章的开头。列车的颠簸将我从瞌睡中摇醒，窗外是急速后退的夜色。拿出枕头下的《英国病人》来，开始阅读。如果此刻你指着远处的零星亮光对我说，那是贝都因人的帐篷，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你；如果你说那是睡梦中的星群，我也会同样相信你。

黑暗抹去了所有疆界与差别。

此刻，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北部山区，几近荒芜的别墅中，加拿大女护士哈娜照顾着一个自称英国人的伤患。他自一架燃烧的飞机坠落到埃及沙漠，被游牧的贝都因人救活。随着战事的转移，小偷卡拉瓦乔、锡克兵基普相继来到这座废墟，在画满庭园景色的房间里，带来各自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碰撞过后，他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共同点：战争已摧毁了那个塑造出他们的世界，他们已是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第一次读到《英国病人》的中文译本时，只有17岁，在南京。扉页上那些国家：斯里兰卡、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仿佛远在另一个星球。但当我打开这本书之后，再没能停下脚步。

1998年，好友独自远渡重洋去往多伦多求学。那里正是作者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居住的城市，他于1962年迁居加拿大以后便定居在此。1999年的秋天，加拿大兰登书屋1992年出版的英文典藏版《英国病人》，裹在盖着Toronto Canada邮戳的塑料信封中到达。

她在信中说：开车到市区的书局买书后开车回去，车窗外是世界第一高塔CN Tower。阳光很好，一时之间竟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全然陌生的街角，等待一个仿佛永远不会转变的红灯。我们什么时候会是现在的样子呢？

翁达杰在书中回答：因为“我们迫切想成长和改变，我们想探索未知的世界。”

我的漫长旅程，第一站是伦敦。

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的翁达杰在17岁那年到英国求学。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来到这里，和他书中写的地理学家们一样，一次又一次拿着地图在蜘蛛网一般的伦敦地铁里迷了路。

到达的时候已经是2月，高大的树发了新芽，从窗户看出去，那一树浅淡的绿色漂浮在阴冷的晨曦中。雪会毫无征兆地落下来。

我在学校11层高的教室里上课，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又开始刮风。渐渐喜欢上伦敦城市上空那种灰白的颜色，透着一点光，不沉重，不伤感，有寂静悠远的意味。风从窗边刮过去，火车一样“轰隆隆”响。千禧眼在河对岸缓缓转动，这么慢，是这个城市一个缓慢的表情。

课程安排得很紧张，中午根本没有午休的时间，也赶不及去楼下食堂好好吃一顿，所以大家就在教室里吃带来的三明治。14个人，来自9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一个教室里读同一门有时显得可笑的课程，吃着风格迥异的三明治。意大利美女Olga喜欢在吐司里夹上从家乡西西里快递来的奶酪和火腿，日本的Yukiko喜欢三文鱼和芥末酱，来自瑞典的Marlin喜欢金枪鱼，我则偏爱蘸了中国酱油的煎鸡蛋。我想起在《英国病人》里，匈牙利贵族后裔、地理学家奥尔马希和他的同事们，以及新婚的克利夫顿夫妇围坐在开罗南部沙漠的篝火旁，意气风发的克利夫顿大声嚷：“欢迎来到国际沙丘俱乐部！”

我咬着三明治笑起来。

“怎么了?”身边来自英格兰南部萨里（Surrey）乡间的Hilary女士侧过头来问，她手里正拿着Marks Spencer超市制作的蔬菜三明治。

“欢迎来到国际三明治俱乐部，女士！”我说。

星期天的活动常常是中午出门去南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从住处坐19路巴士到国王路，然后再换一趟车，步行一小段就能到达。《英国病人》中常常提及的国家地理协会就在肯辛顿区开会，书中说来这里参加会议的地理学家们肤色黝黑，满脸疲惫，紧紧抱着他们破旧的地图。我于是在等车的间隙寻找那些符合此类体貌特征的人，希望他们出现在街角某处，经过我身边时，沙砾和尘土从他们抓在手中的地图里洒漏出来。

书中的“英国病人”——奥尔马希是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英国病人》一书出版并热销之后，有评论指出书中对奥尔马希的描写有太多虚构的成分。有人指控他是为纳粹将军隆美尔服务的叛徒，也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个匈牙利贵族后裔的一生比小说还要精彩，比谁都精通沙漠。

在博物馆逗留最久的地方，是门厅和一楼的中世纪意大利展区。角落里摆放着一尊骑士墓，没有墓碑，棺盖用上好的大理石雕刻成骑士沉睡的样子，身披铠甲，手中握着锋利的宝剑。我常远远站着看，不敢移动脚步，怕打搅了他的安眠。或许护士哈娜就曾这样静默地陪伴在自称英国人的奥尔马希身侧，不离不弃却永远走不进他的梦境。

当战争背叛了他的信仰，政治出卖了他的理想，奥尔马希选择用爱人的国籍来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某天步行到车站的中途，发现一家绿色门面的书店，橱窗上用绿色的花体字写着：折价出售旧书。书店很狭小，书架间三三两两站着人，我侧身在他们中间穿行，找到了摆放小说的书架，手指滑过一排排书脊，停在印有“The English Patient”字样的那一本上。书很小，是Picador Thirty出版社在2002年的小开本重印版本，正好可以在旅行的时候随身携带。店员将书放在一只棕色的纸袋子里，提着向车站走去的时候，饥肠辘辘的我觉得自己像是提着一块面包。

2004年4月一个凉爽的周末傍晚，国王路东端某个小酒吧门口，一个年轻人突然掏出枪来，毫无征兆地射穿了另一个年轻人的脑袋。

翻开《英国病人》，锡克兵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消息，拿出枪来，对准了奄奄一息的英国病人。

突然很想离开伦敦，去巴黎。

巴黎，这朵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一切都那么美好，美酒，咖啡，长腿美女，如画景致。时光仿佛没有尽头，我没有乘坐便捷的欧洲之星，而是从多佛港坐渡轮到加莱。多佛港白色的悬崖一点点消失不见，海鸥贴着甲板飞翔，寻找游客丢弃的食物碎屑。上岸之后再坐巴士穿越大半个法国。到达巴黎的时候，几乎已经是夏天了。

塞纳河的游船，我坐在船尾的烈日下，等待船行后河面上吹来的风，连找个荫凉处的念头都懒得动了。中饭跑到香榭丽舍去解决，照旧是在快餐店啃了个汉堡。

在快餐店相隔不远的Virgin唱片行中，我看到了电影《英国病人》的电影配乐CD。买下来，按下CD唱机上的播放键，耳边响起的是电影开头的那段匈牙利民谣，低回的女声哼唱，穿越着北非沙漠。

在以奥尔马希的日记编写而成的《与隆美尔的军队在利比亚》一书中，奥尔马希将自己在德军反间谍机关中的差事当做一份寻常的工作，勘探、绘图。他做得太出色。1942年，在隆美尔的批准下，奥尔马希仅凭自己手绘的简单地图就穿越3370英里的利比亚沙漠到达尼罗河畔，将德国两个间谍送到盟军腹地，然后他独自原路返回。1942年5月，隆美尔依靠他的地图，在10天之内率领他的坦克部队在沙漠中前进500多公里，直抵埃及境内的阿拉曼。如果德军再前进70公里攻下苏伊士运河，英军将被赶出北非战场。

但这已经是隆美尔在北非战场最后的辉煌。在地理上，奥尔马希或许比他的所有同僚都更了解这块土地，但是在政治上，他却站在了失败的阵营里。这是命运的一部分。

我在快餐店的收据背后写张大复在梅花草堂里的叹息：“始衰之年，忽焉已至。”然后夹进《英国病人》的书页中。

7月暑假快完，决定在正式离开伦敦以前搬到伦敦大学的宿舍暂住。窗外是Bloomsbury，这伦敦西区最有文学气息的区域，依然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卢姆斯柏里社团的遗迹，旧时伦敦的沉静典雅气质弥漫不曾消散，大概就是书中凯瑟琳初遇克利夫顿时候的景象。

住的宿舍楼很老旧，底楼有昏暗的会客室，暗红色的地毯与沙发，墙角有绿色盆栽和象牙色的人像雕塑，狭小的电梯需要手动拉上铁栅栏。隔壁住的是一个叫安卡的女孩，深色皮肤，鹿一样的大眼睛。“我来自印度洋中的斯里兰卡。”她说。

斯里兰卡，迈克尔·翁达杰的故乡。我看着她修长的手指拿刀叉的样子，想在这个年轻女孩子的身上看见那位诗人的模样。

安顿好之后，我搭长途客车去往布里斯托（Bristol）小住。车程不算久，沿途景色乏善可陈。我从背包中拿出书来读，翻到哈娜与锡克兵第一次相遇的那一章。

布里斯托，一个著名港湾，屋顶的风信标志做成帆船的模样。仿佛在说，我们的人生，是一段旅行，顺风满帆，沿途不要错过了风景。借住的地方有间宽敞无比的厨房，喝咖啡的时候发现窗外悬着一颗巨大的蓝色气球。闲来无事浏览书店网站，发现Bloomsbury在1992年初版《英国病人》之后，事隔十多年又出新版，于是急忙订购。

8月，布里斯托迎来一年一度的海港节，橡木桅杆帆船进港口的时候鸣放三声礼炮。小孩在喷水池里嬉闹，大人们喝着啤酒，聊着天。海鸟在街心公园上空盘旋，挥动翅膀将阳光拍打进行人的眼睛。到处是度假地的快乐气息，我在阳光里眯起眼睛，觉得人生美好。

晚上去看烟花表演，发现用的是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配乐。最后一分钟，表演进入高潮，礼炮轰鸣，无数烟花在天空盛放，耀目璀璨。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身后有人在大声喊着问。

“Lust for life! Lust for life!”我捂着耳朵喊叫。

生之热望。

那年秋天，我带着《英国病人》走过从奥地利山区前往意大利的旅程。山谷里吹来的风把同行乘客的头发都吹乱了，大家脸上露出同样疲惫且寂寞的神色。在便利店买了饮用水和夹着厚奶酪的三明治，各自沉默地吃下去，然后回到车上，闭上眼睛休息。太阳快落山了，将沉甸甸的金色洒在各自的眼睑上。就着车厢里暗淡的灯光，我将要说的话写在各色收据的背后，夹到《英国病人》的书页中。

在意大利维罗纳假日酒店的大堂，我排队借用大堂经理的电脑浏览电子邮件。等待的间隙意外看见桌上摆着威利·罗尼斯在市内举办摄影展的宣传单，首页的黑白照片中，一个裸身的女子在窗前的水盆前弯下腰来，正要洗脸。那仿佛是一间被废弃的乡间别墅。这张照片也正是出发前刚买来的Bloomsbury出版社2004年新版《英国病人》的封面。

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购买《英国病人》已经渐渐成为我的爱好。当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语言使我忘记自己的名字，这本书，就是我随身携带的乡愁。午夜在旅馆床上失眠的时候，能听见沙砾从头发和衣角中掉落的声音。

第二天我取道比萨前往佛罗伦萨。《英国病人》书中的故事，就结束在这山间公路下面的绿色山谷某处。心头有无可置信的幸福感。走过这么多的路，我终于到达这里。

但在现实中，奥尔马希最后并没有像书中写的那样留在这片土地上。他死在了奥地利，简单的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刻着：沙漠之父。他的流浪超越了政治、文化的界限，他走得那么远，以至于后人再无法把他的背影看仔细，只有传言和推测如风沙满天。

五个不同版本的《英国病人》，带领我从中国南方出发，经过五个国家数十个城市。希望有一天，它们其中的一本，将会带我走进北非，这个故事最初开始的地方。

到达佛罗伦萨老城区的时候，已经是暮色四合之际，昏黄的阳光下，钟声荡漾，鸽群盘旋飞翔。

那一年，奥尔马希推开旅馆的窗，对着暮色下的城市说：“我们是圣城内的罪人。”

另，这是篇旧文章，现在我已经有7个版本的《英国病人》。

轮船复活之夜

文 | 绿妖

小时候，有月亮的晚上，我经常趴在后窗往外看，那是一块别人家的楼顶，水泥地，被月亮一照，白花花的。总觉得睡着后，有年轻的男女会来跳舞。

后窗，是卧室惟一朝南的窗户，一点点大。周末拖个小板凳，坐在窗下的床头柜前做作业，秋天的阳光，消逝得格外快，让人措手不及。楼下是一天一地的麻将声。麻将摔在硬硬的木桌上，格外响。卧室里没有一本课外书。任何一本都会被搜出，撕掉。要看书，只能到街上，五毛钱一本的租书店。如果不想出门，或者没钱租书，就只能停在这间没有温度、也没有气味、四面墙是白的、刷了淡淡蓝色墙裙的房间里，看自己的手指头。有时候，大人们打麻将忘了吃饭，我坐在楼上，月亮慢慢就出来了。盯着邻居家的楼顶，有时背转身，然后猛回头——还是没有人，但也许下一次会有。这是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年纪再小一些，还没资格在脖子里挂钥匙。有段时间，放学回家常常没人。院子门和厨房门没锁，如果天气冷，坐进棋盘那么大的厨房里，抱着肩膀，小心别蹭到米缸盖上的灰。不冷，就蹲外面，看蚂蚁，看天。天慢慢黑了。月亮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

以上这些时刻，我都在期盼另一个世界，与此身所处、此生此世完全不同。如果所在世界是黑白的，它就是彩色的。如果所在世界是无声的，它就会有音乐。如果我的世界是无趣的，它就是轻盈飞升的。

上小学时还没有租书店，只有租书摊。它位于电影院的门口，并排几扇大门板，用橡皮筋捆扎着几排小人书，首尾相叠，五分钱一本。脚边一排小板凳，被许多屁股磨得光溜溜。坐在那些光滑的板凳上，一扇门板一扇门板地向左挪，犹如缓慢的航行。左边是大孩子看的武侠书。上初中后，有钱付押金，开始把书带回家。深夜，大人都睡着时，和我姐偷偷爬起来，像地下党开会般拿起书。开始是肩并肩，渐渐，我看得快，绕一圈，变成面对面，四手同翻。这些书的命运都很悲惨，几乎有一半被我爸撕掉。我爸有时候是两只手，分别抓住封面、封底，“哗啦”一撕，这是轻伤，很容易能粘回去。有时候，是抓住开头和结尾各几十页，“夸嚓”一扯，此为腰斩。修补也不难。最难的是有一次，借了一套《倚天屠龙记》，那是一个温馨的周末，我们俩，又是在后半夜（还能在什么时候？）用被子罩在窗户上（以期楼下看不到楼上灯光），听听四下一片寂静，心提起来，开始看。那一次被发现时，我爸在暴怒中，将那一套书撕成碎片，雪片般纷纷扬扬一地。他下楼后，我愁苦地想着，我的十块钱押金。我姐，一页一页对照，严丝合缝地用透明胶带粘起来。我俩粘了快一夜吧，用完了一卷透明胶。后来居然粘完了，而且还利用天亮前的时间，看了大半套。

后来经常想起租书摊的那个老头。夏天穿白衬衫，秋冬穿深蓝色中山装，斯文干净。不知道他年纪，对那时的我而言，所有的中年人都算老头。许多书借给我时只是破旧，还回去时就尸首不全。也居然信用没有破产，靠那十块押金一直借下去，直到初中。初二时，挪到书摊的最左边。再往左，没有书了。这一扇门板的最上面是一排鲁迅。开始租鲁迅看。最后要买。他说，“这是我孩子的书，我不卖。”

多年后，带一个朋友回老家，昔日的电影院和租书摊变成一个商场，门口是打气球的摊位。跟同伴说，怀疑老头是外星人，被派来拯救我的。否则怎么解释撕了那么多书，还能继续从他那儿借到书？对于小时候的我，白衬衫老头，就是另一个世界。

初中时，办了县里三个图书馆的图书证。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经常都被没书可看煎熬，像一个寡妇在盛年之时活活地忍受情欲的折磨。

后来我到北京，掉进书和文学青年的海洋。看书看得最厉害时，整晚不睡。冬天的北京，万籁俱寂，能感到大脑里的风扇刷刷作响，还能听到脑部血液在狭窄的血管里“咕咕嘟嘟”地流淌。《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看不完的大部头，像跋涉不尽的茫茫西伯利亚荒原。

买房，很大的原因是，希望我的书能终止流浪。买了个白色书架，玻璃门。书越来越多，像煮沸的汤圆汤一样从玻璃门里漫溢而出，在房子里四处流淌。从来没有这么富足过，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再然后，离开北京，在外面待了几年。最夸张的时候，家分成三份：北京一份、绍兴朋友车库里一份、大理一份。每到一地，最初的几天都忙着收快递，它们像欢快的信鸽，从全国各个城市，排队逶迤而至：北京来的冬天衣服、路上朋友送的礼物、还有途中买的书。必然有一包书。不管是在一个城市住下，还是离开，那些忙忙碌碌的快递包里，总有几本书。

绍兴的第二个住处在蕺山附近。这是一对老夫妻的房子，楼上小卧室是他们女儿的，棕色木地板，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木质小书架。清简朴素，一个好书房的样子。迅速地，书架里摆上了书。深秋时，买了架油汀取暖，现在，它变成这个楼里最温暖的地方。在这个房间，写出这几年里我仅有的两个短篇小说，《硬蛹》与《少女哪吒》，拜它安稳静谧的气场所赐，还不坏。

2011年底，又一次长途迁徙，自绍兴去大理。搬家的头一晚，先把所有书都封箱。仿若珍宝入库，再踏实地收拾别物。第一箱，放进去李娟《我的阿勒泰》，韩松落《怒河春醒》，徐皓峰《大日坛城》等。那是一个干净、结实的纸箱，拿油笔在外面歪歪扭扭写上：喜欢的书。《大日坛城》只给同伴念了三分之一。临走的那两天，一直想找时间念完。未遂。人和书的缘分，有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并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

在大理，二楼有一个书架，把自己安顿在那张书桌前——走到哪儿，我都喜欢挨着书架坐，像饿过的人，爱躺在粮食上睡觉。陆陆续续，从各地买的书，又随着快递员在楼下按出来的“滴滴”喇叭声，一本本尾随而至。最心爱的是《钟理和日记》、川端康成《掌中小说》、骆以军《脸之书》、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陈先发《写碑之心》。

其实，在过去一年的阅读里，和大多数人一样，占据我时间的是连续剧：村上春树《1Q84》、刘慈欣《三体》，它们犹如大块的石头，延绵排成一条阅读小路，铺满我的2011。但时隔一年，当初和众人一同读书的隆重体验，被记忆的海水冲淡，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孤岛，兀自亮着灯，在脑海伫立。比如卡佛的《距离》。小说主画面是一次美好事件，小两口和好的场面细腻温暖，像冬天一所亮着灯的房间，晚饭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而在房子的四周，仍是凛冽的寒冷，巨大的空旷，粗糙生硬的生活。他用一种暖调映衬出一个冷调，远远一瞥，已寒意逼人。以前看卡佛，毫无感觉，这次看，忽然懂了。

还有安妮·普鲁的《近距离》。那真是一本寒冷的书。这个时候，大理也进入冬季。太阳一落山，就跳上床，开一个小小的暖太阳，不管用，还是冷，但书里的那种寒冷，跟真实世界的冷，形成张力，相互抵销。安妮·普鲁的那种冷到极致，把生命压缩成扁扁的一小团，这时候还剩下来的任何一点点感情，都让人感激。我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靠着她，度过大半个冬季。

仍在买书。塔可夫斯基的《时光中的时光》，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时候的阅读，跟小时候的漫无目的，不一样了，更像在寻找一种秘诀，或者一条上山小径。可为什么一定要写作？不写不行吗？为什么人生一定要有意义？漫无目的，只是在花园里闲逛不也行吗？尤内斯库说：“我如此拼命地追逐着生活，以至于生活总是不断地从我手中逃脱，我追逐，既没有迟缓，也没有超前，然而却从未抓住过它：仿佛我一直在与它并行奔跑。”这也是我的困惑：那个叫生活意义的鬼东西，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叫人如此心神不宁？到底有没有另一个世界，与此身所在、此生此世，完全不同？与每天的煮奶茶、买菜、做饭、望着太阳下去后变蓝的苍山发呆完全不同？

其实那时几乎已经看不进书了。有空就刷微博。也写不出东西。清点过去两年的文字：两个短篇小说，三四篇书评。仅此而已。

如果只是沟通，刷微博和读书有何不同？区别在于质量。阅读是生命体验的交换，此体验，是一个生命被榨干后最精华的一滴，是石头里凿出来的水，稀少，但珍贵。阅读，不正是为了打破横隔在每个个体之间的那堵灰色之墙？在我身处这个冗长沉闷的世界里，给出另一种可能，彩色的、轻盈的可能性？每个人，至少都曾在某一瞬间，不顾一切、要从自己的世界中越狱，与别人交换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默契眼神。为此，人们心存渴望地交流，即使彼此间充满误解，这渴望与误解至死方休。“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寂寞的大海”，王小波说，而无论读、写、说，一切灵魂的撞击都曾打破过这寂寞的大海，光明乍现时，我曾有幸进入你的世界，这就够了。

在大理，跟上海的编辑、南京的设计来回讨论《北京小兽》的封面。看到一位摄影师拍的冬天的颐和园，骨瘦如柴的黑色树枝倒垂下来，幽灵般割开白色天空。大叫：就是这个！这就是北京。生藏在死的下面。到最后，没有用这个封面。没什么。什么事情都怕“到最后”……或者说，在连续不断的时间里，“到最后”的，只是某件事、某种状态，而时间是没有终点的。对于个人来说，时间上的“到最后”是死亡。这是否也是人的痛苦之源：不管什么事情到了最后，人还要继续前行，在命运起伏连绵的卷尺上不断颠簸着往下走。卷尺的另一侧是什么，有没有另一个世界，那个楼顶到底有没有年轻男女在夜里出来跳舞，我还是不知道。

到最后，我回到北京。现在是2012年的11月，很快会看到骨瘦如柴的黑色树枝。亲身体验，就知道，那其实是蚀骨的萧瑟，容易让人得抑郁症。等了两个月，东一个快递，来自绍兴；西一个快递，来自大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行李，像迷路的信鸽，又疲倦地、排着队飞了回来。这当中自然有书。《怒河春醒》、《大日坛城》、《失败者之歌》、《明季北略》、《写碑之心》……这些书，有在各地买的，有朋友寄的，也有以为要在绍兴安顿，巴巴地从北京背过去的镇宅之宝。也好，处处如寄寄似家。哪里有什么安身之所，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一场又一场告别，一个又一个快递。

回北京，头一件事情，整理书架。在走马灯般乱转的几年里，有些书走丢了，如《近距离》。有些书，本以为失散，却好好的，先我一步，已回到了家，如厦门买的《聊斋志异》。白色硬壳封皮上，烫金的书名磨得只剩“志异”两个字。那是2010年的元宵节，深夜，在曾厝垵的蔚蓝海景客栈，靠着床头看书，窗外不远，雾蒙蒙的海中，扯起汽笛。轮船的声音，一听就比汽车肺活量要大，是史前大动物的感觉，直直的、噗噗的、悠长的。轮船也有自己的感情，在这样的夜里，它们感到孤独，它们笨拙地在海水中走来走去，不顾一切，想去寻找另一只轮船。它们呼唤彼此的声音像隔了很远，隔了好几年，才能传到对方的耳朵。拿出录音笔，走到阳台，录下来。那时，客栈的主人，佟妍，还没有生病。在同一个夜晚，她也听到汽笛了吗？还是睡了？熟睡的同伴从梦中醒来，侧耳听了半晌，伤感地说：“它们叫得真孤独啊。”

看到这本书，潮湿的海雾扑面而来，耳边又响起汽笛。响亮的，孤独的，忘情的，不顾一切的。

小电影

Photos

- 上海作家流水

摄影 | 陆杰

蔡骏

沈宏非

陈子善

毛尖

那多

孙甘露

小说

Story

- 偷书人

文 | 路内

- 履历

文 | 张楚

- 大蒜之歌

文 | 张冠仁

- 文学

文 | 何曼庄

偷书人

文 | 路内

没有人会想到把书店开在技校旁边，因为，我们这帮技校生，是不看书的。当时——我说的是1990年——我们迷恋录像片、电子游戏、麻将、外烟，但没有人看书，武侠小说也不看。谁要是说古龙金庸或者李寻欢杨过，我们就觉得这是个傻逼，活在幻想中的神经病，关于点穴和内功之类的。出去打架你先记住不要被人开了瓢，其次听见警察来了就赶紧跑。所以我告诉你，在1990年，只有那些很文艺的人才看武侠小说。

那个女孩把书店开在我们化工技校对面，谁都没想到。

化工技校在一个城乡结合部，一边是市区，好几个新村形成一个人口庞大的聚居区，另一边是个码头，一个巨型仓库区，以及荒凉的公路。学校恰好就在这条分界线上，如果我们需要玩些具有现代感的东西，就去城里，如果我们需要粗犷的感觉，就去城外。打架和泡妞在城里城外都可以。

当我们看到书店开张，觉得非常好奇。那些中学旁边才有书店，顺便卖文具用品，他们少不了这些。而我们呢，全校只有两百个学生，九成比例的男性，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我甚至连书包都没有，每天上学在自行车龙头上挂一个我爸爸的公文包，那种黑色人造革的、很薄的、三面都是拉链的玩意儿，里面插一支铅笔和一支圆珠笔，香烟和打火机藏在隔层。我没地方放书。

我记得是开张第二天下午，当那个女孩坐在书店门口，用一根鸡毛掸轻轻挥舞的时候，我和飞机头正好路过。飞机头一下子就愣住了，像挨了定身法。

“什么时候这里有了家书店？”

“昨天开张的。”我说，“你逃课了，所以今天才看到。”

女孩说：“欢迎你们来看书。”

飞机头说：“你应该说欢迎我们来买书。看啊看的，书都看坏了。”

“我这里是租书的。”她收了鸡毛掸子，笑吟吟地看着飞机头。这王八蛋在他17岁的时候确实很帅，况且他前一天逃课是去捣腾他的头发了，很多姑娘看见他都会笑吟吟的，但是我觉得，只有她的笑吟吟是一下子把飞机头的魂给勾走了。

“我会来看你的。”飞机头说。

我们回到学校。我对飞机头说：“你不用多看她，这书店很快会倒闭，她很快会消失。”

飞机头很乐观地说：“也许它还没来得及倒闭，我就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呢。人生是很无常的。”

于是这家书店，或者说租书店，就此在技校对面扎下了根。隔着一条很糟糕的马路，没有人行道，没有树，连电线杆都是紧贴着房屋和围墙，没有人愿意在这条路上走。有时我们站在校门口，看到书店，那里面很暗，女孩面容模糊地坐在角落里。我曾经去过那里，一半是破破烂烂的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另一半是外国小说和革命小说，分门别类地放在书架里。哪一半都不是我爱看的。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到店外面，晒晒太阳。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她的店里没有生意，她选错了地方。

也许是她太寂寞了，从一开始，她就认为飞机头可以为她解闷。而他确实没有辜负她，那以后的很多个中午，他都坐在她店里的小板凳上。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走过去看了看，大飞说那个女孩并不漂亮，只是长得比较精致。其他人不懂什么叫“精致”。我说：“我觉得她是灰色的，我看着她就觉得自己得了色盲。”

大飞说：“你这个形容，没人听得懂。”

那一年飞机头爱上了各种各样的女孩，他自己数了一下，大概有15个，其中包括高年级的女生可可、轻工中专的李霞、马路少女闹闹，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但一无所获。他唯一可以得手的，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陆莉莉，但陆莉莉实在长得不好看，她比飞机头大五岁。每当说起陆莉莉的时候，飞机头的脑袋就会俯冲下去，仿佛民航客机要着陆的样子。

“我觉得还是陆莉莉更适合你。”大飞说。

“大家绰号里都有‘飞’，拜托你讲话给点面子。”飞机头说，“我不喜欢比我大的姑娘，你才喜欢这种类型的。”

“你上过那个书店女孩吗？”

“没有。”

“你打算上她吗？你他妈一天到晚在书店晃。”

“这事没你想得那么简单。”飞机头拍了拍大飞，“很复杂，但是对你来说确实简单，被那些老女人骑在身上什么都别想就能全部搞定。”

“有时候也要换个姿势的啦。”大飞恬不知耻地走到飞机头身后，扶住后者的腰，用自己的小腹对着前面的屁股顶了好几下。

飞机头一下子跳出去3米远。

等到飞机头走了以后，大飞对我说：飞机头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其实他就是想上那个书店女孩，但是他没经验，不知道自己要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另外，大飞又说，飞机头隐瞒了一件事，那个书店女孩和陆莉莉一样都比他大5岁，他还以为别人不知道。

“我觉得她很老了。”我说，“像个女巫一样。”

另一天，在码头边，我们在飞机头的书包里找香烟，翻到了一本《悲惨世界》的下册，作者是雨果，一个法国人。不知道的人嘲笑他，说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居然看这么厚的书，而且是下册，那说明他把上册已经看完了。其实《悲惨世界》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一部配音的法国电影，但是谁会有耐心去看原著呢？飞机头摇晃的身子，很扭捏地企图拿回那本书，但它被一群人抛来抛去，最后扔到花裤子头顶上。花裤子说：“他就是看看书嘛，没什么不好，你们太无聊了。”他没伸手接书，于是它直接掉进河里了。

飞机头说：“操你妈的。”

花裤子说：“这小子中邪了。”

过了几天，飞机头在新华书店的开架柜台上偷书，被营业员抓住了，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那会儿新华书店刚刚开架，每天都能抓到偷书的人，但是他们会威胁说把偷书贼送到派出所去。书店先打电话到学校，那天去的老师是个刚从工厂转业过来的，他见面就给了飞机头一个耳光，把书店的人都镇住了。然后他指着飞机头问：“偷了多少书？”

书店的人看了看桌上，说：“《悲惨世界》，而且是下册。”

老师又给了飞机头一个耳光，对书店的人说：“够了吗？”

书店的人说，够了，别打了，带回去教育教育吧，你身为一个人民教师，这么打学生不太好吧。老师说，你们懂个屁，我要是不打他，他回去肯定被开除。书店的人说，风闻贵校牛逼，果然名不虚传。那时候飞机头已经流出了两管鼻血，样子变得十分可怕。

第二天陆莉莉拦住飞机头，说：“你为什么要去书店偷《悲惨世界》？我们图书室也有的。”

化工技校的图书室在食堂边上。你必须拐进一条小夹弄才能找到它的入口，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活动范围内，你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那条夹弄里甚至连路都没有，下雨时垫的砖头形成一个通道，在不下雨的时候，陆莉莉也会踩着砖头往里面跳。

人们根本很少进去，那地方荒僻而狭窄，大部分都是化工方面的技术参考书，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一些课外书，小说啦，散文啦，陈旧破烂，散发着霉味，同样无人问津。作为本校为数不多的未婚女性之一，陆莉莉也从未获得过我们的青睐，她的主要问题是长得不好看，不好看的主要问题是她哨牙，录像片里管这个叫牙擦苏，本地叫做爬牙、爆牙、西瓜铲牙。她的工作稍稍可以遮丑，在图书馆高高的桌子后面，她只露出鼻子以上的脸蛋，弯弯的眉毛，双眼皮，鼻梁中间有一颗痣。可惜，她总是在食堂里被人们撞见，哨牙一览无余。

作为飞机头的绯闻对象，她一点都不冤枉。事情是这样的，刚念技校那会儿，有一天我们几个受命去图书室打扫卫生，以为只是掸掸灰、擦擦窗，没想到她让我们把所有的书都挪下来，把书架的每一个格层都擦干净。这活干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都鼻子过敏，一个接一个地打喷嚏。这时陆莉莉从抽屉里拿出了唯一的口罩，给了飞机头。飞机头起初还很得意，戴上口罩对着我们眨眼睛，后来大飞说，那口罩是陆莉莉用来挡住哨牙的，飞机头就恶心地摘下了它。

我们不知道陆莉莉为什么喜欢飞机头，仿佛从一开始，她就对飞机头抱有特殊的好感。固然，他很帅，但他也很王八蛋。也许在陆莉莉眼里是倒过来的，他很王八蛋，但他很帅。有时候陆莉莉还会管着飞机头，譬如这次他偷书，她就很严厉。

飞机头翻着眼珠说：“这事不用你管。”

陆莉莉很生气，看到我们在一边狂笑，她就没再说下去，呲着哨牙走了。这时我想起一件事，问他们：“有一天我看见陆莉莉在练毛笔字，她在报纸上写‘心远地自偏’，这是什么意思？”

大飞说：“就是一个女人不爱搭理别人，然后缩在角落里，然后没有人搭理她。”

“不一定是女人。”

“大部分都是女人。”大飞蛮有把握地说。

后来，我们在书店里看到飞机头，觉得他也快要变成“心远地自偏”的人了。他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无聊地翻阅着女孩店里的书，有时她甚至不看书，就捧着腮帮子看女孩。天哪，这副样子太不像是我们的同伙了，他变成了一个文静的人。而那个书店女孩，她有时挥动鸡毛掸子，有时安静地坐在飞机头身边，两个人一起发呆。

大飞继续追问飞机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了她？”

“不知道。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飞机头说。

“你他妈的才单纯，你再不上她，小心陆莉莉上了你。”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飞机头说，“我和陆莉莉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也许飞机头说的是对的。有那么一阵子，陆莉莉谈恋爱了，对象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中年老师，前秃并且离异，脾气相当古怪的家伙。他们同进同出，在食堂里可以看到他们并排或者是面对面坐着，吃同一份菜，同时笑，同时点头。哨牙和秃头，仿佛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组合，仿佛这两种缺陷本身具有独立的意识，而那两个活生生的人却不存在了。

可惜好景不长，大概两个月后，飞机头说陆莉莉失恋了，那个前秃的老师终于厌倦了哨牙，和她说拜拜。飞机头警告我们，陆莉莉最近的心情很差，没事不要去图书室惹她。

“只有你才喜欢去有书的地方！”我们一起嘲笑他。

飞机头快要得手了，他尝到了爱情的滋味。有一天他惹了两个高年级的男生，被人在学校里追打，他一时没找到同伙们，就狂奔出校门，一溜烟钻进了书店。那两个仇家更生气，提了木棍追他，那个书店女孩双手张开撑住店门，小小的门面恰好被她拦住。她说：“不许在我店里撒野。”

这耽误了一点时间，我们一伙人赶了过去，推推搡搡，在书店门口互骂了半个钟头，没有人动手。后来老师来了，就是那个抽飞机头两个耳光的狠角，我们就装作没事那样散去了。

飞机头说，那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女孩。他感动极了，他觉得在自己这浪荡的一生中需要这样的伴侣，一个遮风挡雨的店面，一种侠骨柔情的剽悍。终于有一天，他向她表露了爱意。

“她什么都没说，就对我笑笑。”飞机头苦恼地说，“然后她说这里生意太差了，她要搬走。”

“你可以跟她一起走，成为一个租书店的小老板。”大飞说。

过了几天，飞机头又在新华书店被人活捉了。这次他偷了一本叫《复活》的书，那个狠老师去领人，本来想再打他几个耳光的，发现他已经被书店的男职工打过一次了，就没说什么，把他带了回来。路上，狠老师问他：“你到底偷了多少本世界名著？”飞机头说：“三五十本吧。”狠老师说：“你有这个本事，为什么不去抢银行？你去抢银行吧，这样我就省心了。”

于是，第二天中午，我们一伙人在操场上被陆莉莉拦住了。陆莉莉说：“李俊尧（飞机头的本名）呢？”我们说，不知道，他大概又在马路对面。陆莉莉很生气地说：“他为什么又要去偷书？为什么？为什么？”她生气地时候所有的哨牙都在脸上露着，太吓人了。

大飞说：“这不能告诉你。”

花裤子说：“你知道了会发疯的。”

我说：“其实你早该知道了。”

陆莉莉扑过来像是要啃西瓜一样揪着大飞的脑袋说：“快告诉我！你们难道想看着他被开除吗？要不是我求情，他已经被开除了！”

我们面面相觑，她说得没错，如果任由飞机头这么偷下去，他迟早会因为这件事而倒霉，不仅是开除，有可能会劳教。我们的圈子里会出现一个因为偷书而劳教的白痴，这件事说出去没人信的。于是，大飞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飞机头爱上了对面开书店的女孩，他去书店偷书，是为了给那个女孩输送新鲜货物……可怜的家伙，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爱上了她。

不出意料，陆莉莉气疯了，陆莉莉从一个书写“心远地自偏”的女人忽然变成了怪兽，我们认为这是出于妒忌。她揪着大飞，一直揪出校门。我们这些人在后面自动跟着她，来到书店门口。飞机头正在店里，这么多人闹哄哄地过来，动静很大，他一下子从书店里跳了出来。

陆莉莉指着女孩说：“他为了你去书店偷书，你知道吗？”

那个女孩，她本来很平静的，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精致的五官忽然变得沉重起来，用诧异的目光盯着飞机头。在陆莉莉的吵闹声中，我听见她用很轻的声音说：“怎么你会是个小偷？”

陆莉莉说：“他为了你，偷了二三十本书，被书店抓到过两次。你别假装不知道，我认为这就是你唆使的。”

女孩说：“不，我不知道这件事。他拿过来一些书，说都是家里看过了不要的。”

陆莉莉说：“偷来的书都是新的，谁会把新书送给你？看看你店里的书，哪一本是新的？除了这些偷来的。”

飞机头拉着陆莉莉说：“你别说了。”

女孩对飞机头说：“我明白了。我讨厌偷书的人，我把书都还给你。”

飞机头歉意地说：“让我解释。”

女孩望着她，在那一瞬间她似乎是真的原谅了飞机头。像他那么帅的人，一脸懊悔，不断地摇头，置陆莉莉于不顾，的确很值得原谅。女孩走过来拉了拉飞机头，说：“到店里来说。”这时，我们那位狂暴的陆莉莉，她搡了女孩一把，直接将其搡进了店里。

“你让他变成了一个小偷！”

这时我们大笑起来，我们起哄：飞机头，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的日子不好过啊，你完了，最好先跟陆莉莉解释清楚，不然她今天肯定拆了这家书店。

陆莉莉诧异地看着我们，她忽然明白过来，然后举起巴掌照着飞机头的脑袋乱打。打完了，她叉着腰，拎着飞机头的耳朵说：“现在，你告诉这群王八蛋，还有这个开书店的小骗子——我是你的什么人？”

“她是我的表姐——”飞机头大哭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女孩返身走进书店，我们没有一个人看清她的脸色，有一瞬间她是彩色的，但当她走进去之后，就恢复了那种灰色。在灰色之中，你是很难看懂一个人的表情的。过了一会儿，那些新书，那些偷来的、没人看的书，一本一本，像抢食的鸟儿一样从书店里飞了出来，最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以后飞机头再也没去过书店，学校对面的书店，新华书店，任何其他的书店，他都不再踏入。而陆莉莉，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哨牙表姐是很不好惹的，她栖身于学校角落里的某一处，像某种隐蔽而凶猛的动物，一旦出现，就会色彩斑斓。

化工技校图书室的盗窃案发生在六个月之后，那时，学校对面的书店已经关张，搬到别处去了，没有人知道那女孩的下落，没有人跟她熟。而那起盗窃案是如此的蹊跷：星期天的晚上，窃贼从墙头翻进来，用钥匙打开了图书室的门，搬走了大概三百本书。根据地上的痕迹分析，这些书是被分别打包，扔出墙头，窃贼又锁好了门，翻墙出去。人们估计有至少两个贼在干这件事，而且他们应该有一辆黄鱼车，不然搬不动这么多书。可恶的窃贼在图书室里还吃了个桔子，把桔子皮扔在了桌子上。学校的门房老头完全没有听见动静，那是冬夜，他睡得太死，就算听见了动静他也不愿意出来管闲事，说不定会被人干掉呢。星期一的早上，陆莉莉开门进去，她一下子吓呆了，返身跑出去报警，在过道的砖头上绊了一下，嘴巴摔在另一块砖头上，磕掉了半个哨牙。

这件事有人怀疑是飞机头干的，但是我们可以作证，星期天的整个晚上，他都在和我们打麻将。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他输了不少钱，但他一直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

履历

文 | 张楚

那一年我处了个女朋友。她个子很高，梳马尾辫，语速很快。她在县里的法院工作，我在镇上的国税所工作。因为我是单身，又是新分配的，常常替同事值班。我们单位离海边很近，春天时经常刮很响很腥的风。早晨起来，庭院里到处爬的都是灰褐色的小螃蟹。我们就用虾油将小蟹泡了就米饭吃。

我这个女朋友很粘人，每天晚上我都守在电话机旁给她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什么都说，仿佛我们亲密无间。其实呢，真正见面时还是很陌生的。我给她打电话时，总想不起她到底长什么模样，只是一张白皙的、点缀着雀斑、略显虚胖的脸。她在大学里学的中文，我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我们就在电话里谈读过的书。她的口才比我好，读的书也比我多。我记得那阵她老给我推荐一本叫《一个人的微湖闸》的书，还有棉棉的《糖》。在电话里她会给我朗读《糖》里面的片段，然后嘘唏着说，“你为什么不会弹钢琴，也不会拉小提琴呢？”通常我会很羞愧，然后调转话题，跟她聊聊我收税时遇到的好玩的事。比如我去啤酒厂收税，他们给我准备的是两麻袋的五毛钱纸币，自行车驮不了，我就怀抱两个硕大的﹑写着“尿素”的白塑料袋，穿过稻田赶往银行。在她看来，我这些所谓有趣的事并不能打动她的耳膜。她轻轻叹口气，犹豫着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县城呢？”

我记得那阵她嫂子刚好怀孕，就住她家里。我们家呢，时常被我妹妹和她男朋占据。于是我们只好去书店。那时云落县新华书店已经可以自己挑选书籍。我们通常在“世界文学”和“当代文学”那块找书看。我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她看她的书，我看我的书。她是个看书很认真的人，有时我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道，老忍不住想去亲亲她厚实的耳垂。可那些书店职员经常在各个柜子之间往返穿梭，仿佛他们鹰隼般的眼随时都盯到我身上。我只好把凑上去的嘴巴硬生生挪回，伸出手指来回翻动那些白净的纸页。我记得我竟然在书店里看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有一次我终于亲了她。当时我旁边坐着的小学生让我迟疑很久，可莫名的欲望马上让我忘记了旁边系红领巾的男孩。当然，孩子可能也没有发觉我在亲那个长得像骡子一样壮实的姑娘。我记得她一愣，然后就笑了。她的牙齿非常白，比骡子的牙齿白多了。接下去，她用比骡子的牙齿还粗还白的门牙啃了啃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很挺。一直有陌生人因为我的鼻子说我像维族人或俄罗斯人。她的牙齿让我浑身颤抖，犹如触电了一般。我一直想不清当初为何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也许是从来没有姑娘啃过我鼻子的缘故吧。

那天我们在书店里坐了一下午。她倾斜着靠着我，黑油油的头发稍搔着我的脸颊。我当时想，要是我们结婚了，我们就这样坐在沙发上一起读书。当然，读累了我们就可以在沙发上做爱。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半年后她会因车祸死去。那阵子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她还给我打了一件酱红色毛衣。那是冬天，下了场云落有史以来最大的雪，雪化后路上都是冰。我一个哥们开着卡车，见她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就想开玩笑吓唬吓唬她，于是脚底下踩了踩油门……我只记得那个宁谧的、明亮的、仿佛身置天堂的午后，我们在书店里一起读书。我读的是显克微支的一篇小说，名字我忘了。但我永远记住了显克微支这个名字。她读的是一本诗集，顾城的。我当时对顾城非常不屑。不是因为他杀了老婆。我很讨厌这个总是戴着一顶大厨的白帽子的男人。我一直不喜欢装逼的男人。

“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她把顾城的诗集放在膝盖上，似乎有些累了，手指挠着我的掌心。

“好吧。我们国税所……”

“讲讲你自己的故事，比如，你大学里的女朋友。”

我看了一眼她。她的头颅靠着我的肩膀。她的眼睛闭合着，额头被白炽灯泡照得油亮。那天一直在下雪。屋子里的暖气烧得很暖。

于是我就给她讲了下面这个故事。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故事。反正无所谓了。她喜不喜欢都无所谓。她好像要随时睡着的样子。

一

大学时我买了一本书。为什么买那本书呢？我在扉页上写到，“我需要一些质地坚硬的食物”。后来在英语课上我开始看那本《卡夫卡小说选》，第一篇小说就是《变形记》——现在谁还看卡夫卡？除了那些对写作有阴谋的人。说实话，这是篇让我至今仍觉压抑的小说，在小说的结尾，格里高尔死后，他的母亲、父亲和他那个高傲而深情的妹妹坐着电车去布拉格郊外春游，“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他们已经在思忖着如何给女儿找个好婆家了。他们都因为格里高尔的死亡而放松，或者说，重新体验到什么是累赘灭亡后的自由。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我联想到许些让我头疼的问题，比如，是否将来我死后，我的妻子也会于翌日愉快地去菜市场买莴笋和牛肉，或者几个月后和别的男人约会？而我的父母去“夕阳红秧歌队”继续扭他们的秧歌呢？这是个让人绝望的问题，而我怀着这种绝望的心境，继续读了《城堡》、《审判》和《美国》。我发誓读过这些东西后再也不去碰它们，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而事实是，很多个夜晚，在宿舍的那帮哥们玩扑克时，我仍拿着支铅笔，在我的钢丝床上勾勒着小说里让我窒息的句子，并且把它们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没有人强迫我这么干，但我确实这么干了。我觉得我的行为应该让那些中文系的才子们感到羞愧。

大学里的女生中，有个特喜欢看小说的家伙，她时常来向我借书，但她有个不好的习惯，便是常常将我的书再转借给别人，等书回到我手里，往往已经脏得像从垃圾箱里捡来似的。书籍惯有的墨香往往变成菜汤的恶臭或者大米粒发馊后的气味。后来有次我心怀叵测地把那本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借给她，告诫她说，我以后买的书全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喜欢看可以随时来拿。三天后她打着哈欠告诉我，她看得都睡着了。“有没有普鲁斯特或乔伊斯的小说？”她郁郁寡欢地说，“我真搞不明白，你们男生怎么都喜欢看这种浅显无聊的书呢？”

说实话我开始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姑娘。她是大连人，长得有点像江青。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画报，江青就是她那个样子：短头发、面部的线条很僵硬，眼皮有点下耷。不过她身材很好，凹凸有致。大学二年级的暑假，她做了双眼皮手术，这样她看上去顺眼多了，好像因为眼睛变大了，她的内心世界也因为割了两刀而更加温润。我记得大学一年级时她还当过我们班的班长，不过变成双眼皮姑娘后，她就把班长的职位给辞掉了。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她的好感。她还是个喜欢吃零食的姑娘，兜里总装着香蕉片。有一次看电影她塞给我一把。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蕉片，我当时觉得香蕉片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了。

我们是何时一起到书店买书的呢？我已经全忘了。曾经有段时间，我的书友是我们宿舍的老六。他长得像泰国人，肤色黝黑，还有四块腹肌。后来为了让自己有六块腹肌，他就不陪我去书店了，而是定期去健身房。我跟这个姑娘去书店时经常是没有课的下午。从学校走到黑石礁，然后坐23路到友好广场，再从友好广场走到天津街的新华书店。我有段时间委实怀疑她是否真的喜欢读书。在长达半天的时间里，她只是在音像制品旁流连，间或去旁边的冷饮店买冰淇淋，要么就挑一本有关服饰的杂志《芙蓉坊》，看里面的台湾服装和美女。等我挑了几本书出来，她通常两手空空。

那个时候，我记得大连的天黑得早。当我们再挤上23路车时，其实也就是五、六点钟，刚下班的样子，可窗外已如鸦翼。车厢里挤满了沙丁鱼，我们是里面最年轻的两条。当然我们在车厢里总是挨着，肢体间有距离，偶尔我会感觉到她的乳房轻微地触碰到我的后脊。很软，也很暖。当上车下车人员嘈杂大乱时，我就趁机握住她的手，怕把她挤丢了。她的手很软，我相信她的手肯定比江青的手要软。

等我们到了黑石礁，食堂已经没饭了。我们就去一家朝鲜面馆吃朝鲜冷面。我天生喜欢酸甜口。她呢，对什么吃的好像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她把碗里的面一点一点夹到我碗里。她似乎非常热衷把碗里的饭菜都倒腾给别人。最后她只象征性地喝一口汤。剩下的汤她也倒给我。有时她眯着眼看我把最后一口汤灌进胃里。也许她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吃相如此狼狈的男人了。

为了感谢我经常借书给她，这个姑娘曾邀我吃过一顿丰盛的大餐。我记得那时我至少半个月没吃到肉了，于是我建议去“东北财经”门外的“小帽烧烤”吃羊肉串——当然，我们不仅吃了烤羊肉串，还吃了“烤鸡翅”、“烤鱿鱼”、“烤老板鱼”、“烤蚕蛹”、“烤里脊”、“烤牛肝”，后来我还偷偷点了一串“烤牛鞭”，我使劲咀嚼着牛的坚硬器官，又咬着牙喝了三瓶“大棒”啤酒。等姑娘去算账时，我又要了几串“烤猪腰子”，打算给宿舍的哥们们去补补肾。我想我当时憨厚的吃相和恐怖的牙齿让姑娘对我更加心怡，后来的一个礼拜，她开始邀请我看电影。我们看了《甜蜜蜜》，我们看了《情欲的空间》，我们看了《欲望号街车》，我们还看了《玛格皇后》，我们甚至看了《本能》，当然，在萨郎·斯通举起冰斧打算干掉床上性致勃勃的男人时，姑娘起身拉我出了镭射影院，去小花园里坐了坐儿。如你所猜度的那样，坐着坐着，她就坐到我腿上了。我也感觉到吃完“牛鞭”的后果了。但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个姑娘可能打死她都不会相信，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和我借小说的姑娘后来去了广州，据说在一家纯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业余给报纸写专栏。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了。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还写小说吗？还看卡夫卡的小说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说卡夫卡的小说确实很好看，每天睡觉前，她都翻上两页。我不晓得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接着她说10月1日她要去泰国旅游了，“我想看看人妖，是不是真的很漂亮”，这个好奇心浓重的女人声色甜美地说，“当然和我男朋友一起去，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但是那个晚上，我们确实在花园里坐到很晚。大连的夜晚经常下雾，我们在花园里坐得有点冷了。她打着哈欠说，“好无聊啊”。我说“是啊”。她说，“你给我讲个故事吧。”我说，“我从小生活在镇上，能有什么故事呢？”她就撇着嘴巴说，“那就讲讲你喜欢过的女孩。你总有喜欢过的女孩吧？”我嘟囔着说“哦，好吧。”于是我给她讲了下面这个故事。当时雾霭慢慢浓起，我讲到有些口干舌燥时，几乎快要看不到坐在身旁的她了。那一刻，我突然哀伤地意识到，虽然她拉了双眼皮，但她其实长得还是很像江青。

二

高中时，我们班的男生普遍对我充满敌意，因为那些女孩喜欢和我坐在一起，听我唱歌，或者讨论为什么三毛和荷西不要孩子的问题——这些本身让我们害臊的问题被抬到桌面后，变得神清气爽而纯洁无比；在历史老师不让我们背诵《唐朝的疆域和对外关系》时，我还会给她们唱《滚滚红尘》。原本是陈淑桦唱的。她的声音有时很空灵，清淡的音乐声让她的嗓音仿佛虚弱而略带疲惫，正是这种虚弱和疲惫方显出事情的精髓：我们正好喜欢这种虚弱以及由虚弱造就的莫名的忧伤。很多个傍晚，她们和我一起唱歌，在我记忆里，她们个子都很高，高粱那么高，她们的脖颈上伸展着金色绒毛，她们的嘴唇因为激动或者即将激动而无比红润，她们柔弱的尖细嗓门让我们的教室仿佛变成了最纯洁的教堂。

她们当中，有个嗓子最粗的女孩，叫老三。我忘记了她应该叫什么。但是她们宿舍的都叫她老三。老三的嗓子不好，但喜欢三毛的书。我已经想不起为什么喜欢三毛和搜集三毛，总之是这个叫三毛的台湾女人把我和老三的距离拉得格外近。

为了买三毛的那本《滚滚红尘》，我曾经和老三一起去过市里。我们都相信市里的新华书店里肯定有这本书。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天，我们凌晨６点就走到车站等车。我们都没有吃早餐。车行到一半时，她塞给我一块巧克力。三两口我就吃完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她把自己的巧克力掰开递给我。她的手很大。那是一双经常干农活的手。

我们在终点站下了车，我们都不知道书店在哪里。在我印象里，这个时候应该找警察叔叔。可我们环顾四周，到处都是獐头鼠目的人。还有在玻璃上贴着“男士保健用品商店”字样的黑乎乎的二层小楼。有个满脸皱纹的老女人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住旅店，我没有听清楚，她就扒着我耳畔小声嘀咕着，“我们那里的姑娘很便宜，十块钱一炮”。我搞不懂她说什么，老三也搞不懂。老女人就失望地离开了，后来我们看到有那种三马子车，就问人家往新华书店怎么走？车主是个脸色衰黄的男人，我怀疑他是个肝炎患者，他的瞳孔也是黄的。他说，你们要去书店吗？没问题，我拉你们去吧。我问多少钱？他张开一个巴掌在我眼前晃了晃。我就和老三上了车。

关于那个糟糕的星期天的上午，多年之后我仍记得一清二楚。下车的时候，我递给男人５块钱。男人皱着眉头嚷道，一个人５块，一共是１０块！我跟老三就傻眼了。我们俩总共带了３０块钱，来回的车票是２０块，那本《滚滚红尘》售价是３块２，这样还剩下６块８，我们还打算去吃有名的羊杂汤。我记得我当时跟这个黄瞳孔的男人争辩了很久，但不久我就妥协了。这个貌似身患疾病的人从兜里忽然拽出了一把弹簧刀。那把弹簧刀很旧，刀身已经没有什么光泽，可我还是妥协了。这证明从小我就不是个勇敢的男人。

我们低着头进了书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买了《滚滚红尘》，我们就没办法回家了，或者说，剩下的钱只够一个人回家。我们闷头闷脑地在书店里闲逛，很快就找到了那本书。那本书很厚，但是字很大，而且是一个剧本。老三说，没事的，我们就坐在这里看吧，看完了我们就回家。

那天我们下午两点钟看完了书。看完后我们开心得不得了。我们甚至忘了上午被敲诈的事。我们谈着里面的人物和对白，就这样走到车站，然后我们买了票，在车上继续讨论。我们说话的声音很高，我们都相信这个车厢里的人只有我们两个看过《滚滚红尘》。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老三最喜欢的是三毛那本《哭泣的骆驼》，我呢，最喜欢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我被沙漠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和阿拉伯人有趣的属性深深吸引，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去那里参观旅游。那里的驾驶执照是否真的那么好考？阿拉伯女孩子是否１３岁就要出嫁、并且每年夏天去海边的澡堂洗肠子？但老三关注的不是这些，她关注的是那些奴隶是否都是黑人、奴隶是否已经被解救，以及三毛为何不把奴隶都买下来从而赐予他们自由。我们时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对我们而言，这些争论的问题本身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时常疑惑，为何我们的思想总是如此背离和不可交汇呢？

大一那年，我写一篇小说时让老三当了我老婆。在那篇蹩脚的小说里，我带着老三去镇上的照相馆照结婚照。老三笑得很开心，而我由于牙疼，嘴巴有些歪——写下这个细节时我暗自窃喜，我甚至想在接下去的情节里，让她给我生个三胞胎。我把那篇小说邮给了《收获》。我甚至想着小说刊登出来时，我可以把这本杂志邮给在山西上学的她。她肯定会骂我。我多么希望她骂我啊。当然，小说并没有刊登出来。那篇小说也不知道被我扔到哪个犄角旮旯了。

我和老三最要好的那段时光是三毛死后。有天她红着眼睑悄声告诉我，三毛用一条丝袜将自己吊死了，而且是在厕所里。我没有吭声，我从昨日的新闻联播里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来老三当着我的面“嘤嘤”哭泣起来，我也在转眼泪——有什么能比１６岁的少年更能体验到什么是死亡、什么又是死亡的恐怖呢。那个我们觉得比地理老师、比数学老师、比父母、比兄弟姐妹、甚至比朋友还亲近的女人死了，死在厕所里，而且把脖子伸到了一条长腿丝袜里。“她的舌头吐得长长的，脸色铁青，小腿由于长时间垂挂，血管都青了，”老三好像亲眼看到了三毛的遗体一样，哽咽着询问我，“她为什么不用煤气杀掉自己呢？她不知道窒息死亡，是很疼的吗？”

那年冬天，我们还在怀念三毛，我们甚至手拉手到学校外的野地里，坐在垢雪上唱歌。那歌的名字叫《追梦人》，凤飞飞唱的。我以前一直不喜欢凤飞飞，因为觉得她唱的都是靡靡之音。但是我们还是爱上了她，她声音那么浑厚，让我们想到了那个长头发、长得像印度人或者印地安人、用透明的袜子把自己送到天堂的女人。

忘了说一件事，那天从新华书店里出来时，我看到了我们家属院的美艳。她跟她爸爸和她姐姐从偏门走进来。我匆忙低下头，怕他们看到我。美艳的爸爸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使车很方便，经常带孩子们去市里玩。我当时竟没有搭他们的车回县城，那样的话就可以把《滚滚红尘》买下来了。也许我想到了，只是怕美艳看到我和老三在一起。我可不想让她知道我跟一个女孩一起来市里。我怕我老爸打断我的腿。

“你认识刚才进去的人吧？”当时老三问。

我说：“是啊。她爸跟我妈在一个单位上班。”

老三还想说什么，也只是嘴唇翕动几下。她向来不是个饶舌的人。有时候，我觉得她更像个货轮上的水手。

三

不知道“琼瑶”这两个字对别人意味着什么，对我而言，这个名字首先是和一个胖胖的女孩联系在一起。那时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那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却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上初一，她上初二。她们家有台“熊猫”电视，彩色的。每逢礼拜六，我洗完澡，然后抹上我妈的“少女之春”雪花膏，到她家里看电视。她还有个姐姐，在我印象里，姐姐仿佛便是只孱弱的猫：脖颈葫芦那么细，脸色苍白，淡黄色发稍，窝在沙发里。那个时候，我们通常在电视里欣赏到台湾演员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和声情并茂的撕打哭泣，我们兴奋地意识到，琼瑶的电视剧又开始了：那个叫刘雪华的瘦姑娘会瞪着核桃那么大的眼睛凝望着秦汉，或瞪着我们，从眼窝里流淌出一串串眼泪。这个时候，女孩的父亲首先让我觉得羞涩：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的眼睛，被白炽灯泡晃动着，满是闪闪泪光；然后女孩的母亲，不时从成卷的卫生纸上撕下一块，递给她丈夫，而她患有囊肿性酒糟鼻的鼻翼两侧，已满是鼻涕或者别的咸湿液体。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他们忘记我的存在，或者说，在那个时刻，我幻想着我是透明的。因为目睹一个家庭的眼泪，是件多么让一个有些自闭的男孩感到羞涩的事。也就在这时，胖胖的女孩会凑过来，对我说，“你看过琼瑶的小说吗？”

这个叫美艳的女孩把我带到她房间，然后从被褥底下，掏出几册书。如果没记错，正是这个叫美艳的女孩，让我爱上了琼瑶的小说，她的被褥下面，仿佛是个可怕的书库，源源不断地冒出一册又一册琼瑶的小说：《月朦胧，鸟朦胧》、《心有千千结》、《一帘幽梦》、《却上心头》……我的眼睛就是在她的货源和激情供给下骤然变近视的。每天晚自习回来，在被窝里，我打着手电筒，那个圆形的光柱笼罩住一行行蠕动着的汉字，让我不由自主地哽咽，或者在睡梦中梦到书中那些美丽而命运不济的女孩。而美艳和我的关系也因为这些书籍变得紧密起来。那时她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满口“好也好也”、“我好好烦哦”、“这几天你想偶没哦？”的台式女孩。

她曾经带我去一个书店租书。书店的老板是个留长头发的男人。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穿件白衬衣，悠然地坐在那里抽烟。美艳似乎跟他很熟，嘴里叫着“威哥，威哥，最近有什么好书?”男人就喷云吐雾地告诉她，有个叫岑凯伦的，写得也不错。美艳就不屑地说，写那么烂，我才不稀罕看呢。威哥就笑，不再吭声。美艳拉我到一排排的书架前挑，除了琼瑶，她对别人似乎没有太大兴趣。那些她已经看过的书，她也有兴趣重新翻上一翻，一边翻一边说，“看，这一页是紫嫣在跟莫生表白呢，莫生怎么那么傻呢？一点都没感觉到紫嫣的心。”翻到另外一页又会叽叽喳喳地说，“瞧！这一页是奶奶发现了孙女是假的！她是多么痛苦哦！哎，有什么办法呢？谎言有时候也是善意的哦”。

她本性本是豪爽的，是那些琼瑶的文字或者忧伤的情节让她变得多愁善感。她的多愁善感常因为内心的狂热和烦躁变得有些走形。尤其是那次，我等着她拿书时，结果她却从被褥底下拽出条白色内裤，我眼睛近视，但还是看到那白色内裤上浅浅的红色，而且我闻到了一种水果糜烂的气味。她的脸刹那间比番茄还红，她不知所措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像个机敏的特务将它塞到了床底下。她的房间里有一面镜子，和我一样高，天尚未黑，在镜子里我看到了院外的行人，踢足球的两个小男孩，延展着铺向南方的黄色麦田，以及，扑棱着飞的麻雀。那一刻，我难过极了。

我好久没看到美艳了。她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就到锁厂上班，早早嫁给了一个轧钢厂的吊车司机。她在结婚前曾找到我，要我帮忙保存些东西。当她把一个笔记本递给我时，神情木讷地说了声，“这是我初二的日记本，你留着吧。”——后来我把它藏在单位的保险箱里，和那些现金、专用发票和账本锁在一起。当然，我从来没有翻看过。她肯定不知道，对时光而言，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怀疑。对一个曾经腐朽并以后继续腐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怀疑主义更让人心动的呢？

大蒜之歌

文 | 张冠仁

起初戈苏安接受省内采访时，说家乡河北白水出产的大蒜头能启发自己写作，是写作的灵感源泉，只不过是句玩笑话，无非表达自己虽不富贵却仍不忘本的本色情怀。

就像他把自己的本名稍作改动，从一个土里土气的“葛二栓”变成了带有某种反讽意味的“戈苏安”，最早他喜欢这个笔名会带给别人少数民族的错觉。许多人拿到名片之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一个官职名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翻译成中文的名字，有好奇者询问再三，都被戈苏安捋着颇有古风的长髯笑而不答软软地弹了回去。

而苏联解体之后，戈苏安这个笔名又莫名其妙在省里写作圈红了一会儿，有个热衷于参加各种文学笔会、文学研讨会的“会油子”第一个反应出，原来戈苏安这个名字有强烈的政治预言：戈尔巴乔夫氏上台，苏联安在哉？原来戈老师的笔名早有出处典故。此后，各种饭局上每当有好事者、崇拜者旧事重提，戈老师也只是笑而不答，捋长髯一笑而过。

戈老师一如从不拒绝从各个地方县市慕名而来的各类女性文学崇拜者一样，笑纳饭桌上别人对他的崇拜。只是在吹捧场面稍显过火的时候，他摆摆手：无他，顺口地略作谦逊，却迎来意料之中更猛烈的吹捧。

白水虽然不大，但好歹也算是历史古城，自古而来的各种乡野传说，文人雅士倒也不算少，因此白水颇有几个附庸风雅的生意人。

某日，众生意人齐聚一堂，酒酣耳热之际，余姓商贾提出举办一届文学大奖赛，不曾想居然引来一干附议。此商贾倒也热心肠，次日酒醒后，未将酒席之口舌之快付诸脑后，一五一十地张罗起这个文学大奖一事。

几次三番托人便问到了本城的戈苏安老师处，余商贾诚心诚意，鞠躬作揖，说此等风雅之事，如无戈老师德高望重牵头组织，影响力、公信力必将大打折扣，诚意相邀戈老师出山组织大局。戈老师沉吟片刻，说此事不难，只要凑集几位文学宿耆便能办妥。商贾再次相邀：戈老师出任评委会主席可否？戈老师未置可否，只是龙飞凤舞写下北京戚老师，岭南黄先生，陕北段教授等一干名字。

商贾托人一一落实。半月后，一个酒桌上的玩笑，居然落地生根，亏得几位爱好文艺的生意人齐心协力，硬生生从无到有，眼看着一个省城内盛大的民间文学大奖赛,从具体章程到各位重量级评委都差不多办妥了，忽然传来一个噩耗，原先负责和政府部门对接申请赞助经费的老章一脸阴沉地回来了。

“宣传部说不让办。”

众人不解，挑头的余商贾甚为不解：“咱们市里宣传部不是一直热心扶持文化类项目么？”

“是啊，宣传部蒋部长原来一直是这么说，结果要动真格的，要盖公章批准的时候，又变卦了，喏，这就是他的书面回复。”老章把一纸公函轻飘飘地丢到桌子上。众人围拢一看。

“办文学大奖赛，想法不错，不过这能招商么？能引资么？能吸引上级拨款么？能集中宣传这些年市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成果么？如果不能，那么最好不要办，政府有责任要把有限的资金花在改进提高民生工程上。”

众人面面相觑，目光都集中到了捋长髯不语的戈苏安脸上。

一周之后，有几个高眉隆鼻的金发老外跑到戈苏安那栋祖传老宅，戈苏安精神抖擞带着这几个老外穿梭于市里的各大干道，还不忘带着老外去了乡野田间。白水城的农民不比大城市，老外毕竟见得少，现在眼看着戈苏安和老外谈笑风生、挥洒自如，不自觉地从小麦田里直起身来，艳羡地看着这行人走走停停。

第二天，市里久已废弃的文化馆忽然也热闹起来，据说戈苏安请了瑞典文学专家来此讲座。本城虽然人口不多，而且以务农为主，平素不怎么看书。但是听说有外国文学专家教授来讲座，忽地放下手里的镰刀、锄头，还没搞清楚瑞典到底在地图的上面还是下面，就跑来了。中年人把两只手在衬衫下摆来回擦拭，努力洗掉手上庄稼的气味。“这到底是读书人的活动哩，就算听不懂，多少听着也能沾点文化气息。”庄老伯的回答最有代表性，你再问别的，他就答不上来了，用手抓着后脑勺，憨直地笑，露出发黄的牙齿，配着黝黑的皮肤，让你不忍心为难他。

专家也没来多久，但是这次讲座很成功。白水市文化馆干事小李，好久没事儿可干了，终于找到这个机会，讲座还没结束，他就写下了整整两大版面的《瑞典文学专家考察白水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记》，刊登在市里一共四大版的内部报纸上。

市里领导看到这篇李干事执笔的长篇报道非常重视，责成李干事迅速去对接的市委宣传部报告工作。

报告会上，戈苏安还是以前的做派，面带微笑，略略颔首，不发一言。李干事戴上久违的领带，穿上仅有的西装，擦亮了祖传的黑皮鞋，意气风发脱稿发言长达25分钟，而且通畅流利，一个磕巴都没打。坐在李干事对面的宣传部蒋部长在李干事发言中，一共点头7次，面带微笑3次，听完发言后，还双手掌心相击，发出非常符合领导身份地位的轻微鼓掌长达4秒钟之久。

小李干事幸福地骑着自行车高高兴兴去了女友家，挑了女朋友父母都在的时机，将今天报告会上的精彩表现大肆渲染了一番。女友父亲非常重视，历史上首次让小李未来丈母娘给小李泡了一杯去年的绿茶，未来丈母娘一度还想给小李削个放了足有一月之久的苹果，但是这个释放善意过头的举动被小李明察秋毫地制止住了。“循序渐进，不乱分寸。”小李心里对自己说，慢慢来，这需要一个过程。今天能喝到丈母娘泡的茶已经是一个飞跃了。来她们家也不止30多回了，这是头次喝上热茶，又怎么敢奢求过多，所以苹果是万万削不得，年轻人戒骄戒躁是第一要务。未来丈人对小李如此谦逊表示首肯，微微点点头，大手一挥：“那谁，就把苹果收起来吧，回头下礼拜水利局的小汪还要来我们家呢。”这小汪是小李的竞争对手，也是情敌，虽然名义上差了小李半截，无论怎么说，至少小李是正牌男友。但是父母这边对小汪青睐有加，这更增添了小李的精神压力。

小李觉得凭借这次表现，上头肯定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那么有可能困扰自己7年之久的提科级的事儿就能摆上议事日程了。而提科级和自己能否在35岁之前娶上媳妇有必然的连锁关系。想到这里，小李吹着口哨从未来丈母娘家扬长而去。

小李走了之后，有一条小道消息在本市不胫而走：因为瑞典诺贝尔文学奖专家来考察过本城了，戈苏安戈老师非常有可能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这条消息的出处早已无从查考，但是事后据村民回忆，应该起源于家长里短唠嗑的时候，当然了，戈苏安带来的那批外国专家也毫无疑问对这条消息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条消息传到宣传部的时候，已经变成举部震惊的大事。蒋部长一下子从QQ麻将里弹了出来，义正言辞地责问传讯人——他贴身的牛秘书：“你说的是诺贝尔，就是那个诺贝尔？”

到底是贴身秘书，牛秘书一下子明白部长所指：“是的，部长，就是那个诺贝尔，不是瓷砖！”

“太好了，”蒋部长用手扶了一把要从脑门上掉下来的一缕长发：“马上通知下去，全体开会！必须出席！”

在会上，蒋部长慷慨陈词，将刚才一下午在QQ麻将里输掉的37个Q币，以放大两倍的分贝在会上咆哮：“这里面的意义，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可是咱们市里历史以来最大的机遇，文化领域、精神文明的一大突破，一项里程碑！是去年全国劳模巡回演讲路过我们城市、我们负责接待之后最大的文化盛事，不对，比那个意义更大！诺贝尔奖每4年才评一次，如果是我们市里的作家荣获这项全球至高荣誉，这有多光荣！对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形象、文化事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民生工程是多么重要的突破口和立足点！”

继蒋部长这次意气风发的演讲之后，戈苏安家立刻变得车水马龙。星期天，戈苏安还在床上睡觉，忽然被一阵榔头声敲醒，合衣起床一看：门口站着一大堆人，拿着铁钉就要把一块黄铜铸牌钉在自己家门口。定睛一看，上面写：“戈苏安文学研究所。”他连忙制止：“这都是谁让你们来的？”为首的正是李干事，有事儿干了之后，这人的精气神就是不一样。满面春光的小李把戈老师请到一边：“老师，我们借一步说话。”

戈苏安狐疑地跟他挪了几步。小李一口官腔，戈苏安越听越不耐烦，挥手：“不成，这是我家门口，你们挂什么牌子总得经过我的同意吧？”正说着，又看见一块巨大的黄铜铸牌从一辆卡车上卸下来，再一看，上面的字儿差点没让戈苏安气晕过去：“戈苏安先生故居”。

“我这人还好好活着呢，你们就给我挂‘故居’！”戈苏安气得浑身直抖，手指如戟直指人群。李干事大跨步一把搀住他，紧紧握住戈老颤抖的手不断地摇。同时不忘大声对干活儿的农民兄弟们：“大家别耽误，戈老师这是高兴的！瞧把戈老师激动的！”农民兄弟们发出了宽厚、予以理解的笑声。

戈老师从外面逛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家门口已经被横七竖八挂了12个大牌子，有黄铜质地的算是市政府挂的，还有莫名其妙的牌子：“白水市林业局重点成果展览中心”；“张光701，长发的确灵！”；“白水第四小学全体师生贺！”；“白水三中荣誉毕业生！”

还有各种搭顺风车的牌子，一块手工粗糙的木牌：“此处往前350米：园芳超市。”戈苏安看罢，只得苦笑摇头，喃喃细语自嘲：“没人挂公厕标志，已经算不错了。”没想到墙后面立刻闪出一个脑袋：“戈老师，您要这项服务么？我们有，给您收成本费，不赚钱！”

戈苏安:“去，去，去，小流氓！”

那人嬉皮笑脸：“戈老师，您这样不厚道了，乡里乡亲那么多年，您不能拿了奖就翻脸不认人啊，谁家还没几个穷亲戚呢？要不这样，您要嫌贵，我给您免费得了，成么？”

戈苏安：“去！”

那人：“您要是不想挂我也不勉强您，可是拦不住别的乡亲们要挂啊，要不这样，您给我100块钱，我帮您蹲点盯着，绝不让别人挂公厕牌，您看怎么样！”

戈苏安：“滚！滚远点！”

那人声音远了：“您不能这样粗暴地拒绝群众爱戴您呢！您不能这样啊！”

来自市政府的消息让戈苏安更为焦虑。蒋部长连夜加班，好不容易从一份玻璃行业内刊里扒出来本文开头的那一段话来，具体工作依然交代下去让牛秘书牵头组织。

“戈老，您对我们家乡的大蒜头很有感情呢！”蒋部长亲自接待戈苏安，让服务员泡了一壶上好的绿茶。

戈苏安早就忘了那一茬，听了一愣神。蒋部长毫不在意自顾自说下去：“我们市里几位领导开会合计过了，我们准备啊，利用这次文学评奖的契机，将您作为我们城市的一张扑克牌，不，一张名片打出去！以后别人提到您，就一下子能联想到我们市在精神文明上的突出成果！您就是我们市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啊！就是扑克牌里的大猫！”

戈苏安哭笑不得，连忙摆手自谦：“不敢当，不敢当，我这次来主要是来反映一下问题。”

蒋部长毫不理会，激动得站起身来：“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远期规划，这是昨天晚上牛秘书牵头，找设计规划局几个专家熬夜赶出来的！我们白水文化创意园区。”

蒋部长带戈苏安来到一张巨大的图纸面前：“从这里到这里，我们准备特批3000亩地，打造我们的特色大蒜头园区！以后提到我们白水蒜头，消费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您，就是您的文学作品！那这个附加值有多高啊，‘吃白水大蒜，写锦绣文章！’这个口号怎么样？不错吧，我们准备将传统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文化创意行业挂钩。到时候总顾问总策划这个职位，您戈老可万万不能推辞啊！你想我们白水穷了那么多年，我们没有邯郸炼钢产业，没有其它城市的各种资源和条件，现在只有您和大蒜了。咱们市在经济上的伟大复兴就全拜托您和大蒜了，为了养育您的家乡父老，您可万万不能推辞啊！”

在领导们的悉心爱护下，各基层高效的推进下，一个占地8000亩的文化创意大蒜培育基地从奠基到竣工，前后不过花了区区一周的时间。蒋部长起初的雄心3000亩被市长再次放大到了4000亩，因为市长曾经算过命，“3”这个数字对他升官不利，而到了省委这边，听说地方上居然有个码字的家伙有可能获得全世界顶尖的诺贝尔文学奖。省委领导眉头紧锁，在文件上批了八个字：“胆子要大，步子要大。”于是大蒜基地再次扩容，升级到了8000亩。

蒋部长背着手，带着戈苏安走在大蒜田里，牛秘书亦步亦趋地跟着蒋部长，稍稍落后半步。蒋部长走在最前面，不时回头和戈苏安亲切地说上两句：“戈老师，您看我们这个基地建设得怎么样？”戈苏安沉吟不语，牛秘书马上递上话口：“戈老师，明天省委领导就要下地方视察了，您给咱们工作提提意见。”

戈苏安想了一会儿，还是开口了：“好是很好！不过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掐头去尾，一星期都不到的时间，这大蒜从种下到蹿苗怎么会这么快？”

蒋部长放声大笑，牛秘书双手相扣放在腹前，想笑未笑。蒋部长笑完之后，回头看看他：“来，牛秘书，你给咱们戈老师讲讲我们的先进经验。”

牛秘书：“戈老师到底是咱们农业行家，一看就看出端倪来了，的确短时间内，要从蒜种到蒜苗是有一定难度，但这和我市正在创建‘文化大市’、‘文化强市’的战略精神不符，因此在领导的关心和英明指示下，我们创建了‘白水速度’，在‘白水精神’的指导之下，‘白水农业突击小分队’……”

戈苏安忍不住打断了牛秘书的发言：“我不是省委领导，不是听你做报告，你就具体说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牛秘书略显尴尬，不过马上调整过来，那一丝不悦迅速转化成十足的恭谦：“是，戈老师，我们简单说就是去乡间严格收了一批蹿苗的大蒜，我们对蒜苗的高度还有严格控制，专人管理、专人运送、专人栽种，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片蒜苗都是我们前几天突击下来的成果。保卫省委领导明天视察的伟大成果！”

戈苏安：“那，你们这不是拔苗乱长么？”

蒋部长：“也不能这么说嘛，戈老师，牛秘书为了我们市在省委领导心目中的形象，还有我们整体发展战略做了许多工作。”

戈苏安：“可是，这批蒜苗岂不是……”

蒋部长大手一挥：“在具体的工作中，一些必要的损失也是合理存在的嘛，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们要有做大事的气魄和胆子，我们市之前总发展不起来，就是胆魄不够，冲劲不够！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次再也不能错过了。我们黄市长在全市动员大会上说得好，如果白水再错过这个机会，可能又要再等10年、20年，我们谁也耽误不起啊！我们这个文化大蒜生产基地也是因为得到各方面的特批照顾才能顺利建设起来，这么短的时间投下3000万资金本身也是奇迹嘛。”

戈苏安沉默不语。

蒋部长：“对了，戈老师，你昨天说有事儿要找我？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只要我们宣传部和市委力所能及的，我们都责无旁贷。”

戈苏安：“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想举办一个民间文学大奖赛，各方面都启动得差不多了，就剩下一个政府公章，还有赞助资金有缺口，您看。”

蒋部长毫不犹疑地打断：“这是好事儿啊，也属于我们白水文化节的一个组成部分，没问题，牛秘书，你下午就把这事儿需要的手续全给办了，走特殊通道，争取一两天全部落实。第二，赞助也没问题，戈老师，您看政府现在资金比较紧张，先批个5万元赞助经费如何？如果不够，您再和我说。”

戈苏安：“这5万元怕是不够吧……”

蒋部长大手一挥：“行，那我们特事特办，先批8万元，戈老师，这可是我们白水市对咱们民间文化事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拨款啊！”

文学比赛的秘书长抱着这张8万元政府拨款的批条在各个部门来回奔走了3个月，等来的结果无非是再等等，马上就到位了。而在这3个月之中，轰轰烈烈的首届白水大蒜文化节在临时搭建的白水文化馆里盛大召开。省委领导在开幕词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白水市委对城市定位的高瞻远瞩，表达了省委对白水的殷切希望。而蒋部长，此时已经荣升白水市常委，一荣俱荣的牛秘书的官职后也多了个“长”字，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李干事。尽管如此，李干事还是热心发动群众，把未来丈母娘一家全部拉到了白水大蒜文化节开幕式上，特地安排坐在前排。“离领导近一些，再近一些。”开幕式上唯一没出现的是戈苏安老师，但尽管如此，白水市委请来的各路媒体也没有任何异议。牛秘书长那句：“真正的作家往往低调，拒绝走到台前，只会用自己扎实的作品出席这次盛会，回报家乡父老对自己的深厚情谊。”获得了媒体的交口称赞！有几位年轻记者纷纷表示，牛秘书长这么一说，回去写稿子就能定调子了，心里就不慌张了。

稿子发出来还没几天，瑞典传来消息，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个民主刚果的黑人作家，表彰他将动荡时代的个体命运结合土地史诗，表达出了一个坚实而不容忽视的、来自非洲的声音。

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李干事这儿，他愤怒地停止了独力撰写的《戈苏安评传》工作，这本巨著计划50万字，目前李干事已经写到了12万字。此前最大的挑战和难度是材料不够，不过作为一名干事，李同志非常擅长从无到有地建构起一个浑厚伟大、光荣正确的作家背影，这是一名合格的宣传干事必要的基本功。李干事总是那么自谦，可是眼下这12万字成了一个硕大的鸡肋，往下写是不可能了，可剩下的12万字可怎么办？小李想了想，忽然想起自己顶头上司翁馆长快要退休了，要不把这12万字留给他，反正也好办，Word文档里查找、替换一下，把戈苏安换成翁馆长也八九不离十！反正内容差不多，翁馆长也爱舞文弄墨，对，就这么办！

同样的难题也传到了蒋部长这里，不过对他而言，这已经不是难题了：“我早就知道那老小子没戏，那么不会来事儿，见个蒜苗还问半天，这种心智怎么可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牛秘书长：“是，是，还是蒋部长英明，文化节开幕式幸亏他没来！”蒋部长鼻孔里轻舒一口气：“哼，不识抬举。”说完，继续回归到他的QQ麻将中去，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上次输掉的37个Q币赢回来！

消息同样传到河北师范大学留学生宿舍里，上次戈苏安请来的几个瑞典留学生知道了消息只是耸耸肩：“文学奖？谁在乎啊，让那帮老头评去呗，反正也没人看。”话还没说完，电话响了，原来又是一个要他们扮演考察团的业务联系。当年选择来河北这个中国内陆地区，就是考虑到内陆地区对高鼻子、黄头发的老外需求比较大，无论是在政府谈判还是商务合作事宜中，有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家伙坐着，什么都不用做，效果也比踏踏实实准备一厚叠合作材料强！

戈老师又被一阵密集的敲门声敲醒，起床一看，原来钉牌子的原班人马重新聚集，抽着烟把那些才挂上没几个月的铜牌重新摘走，来得快也去得急，只是大门口像被机关枪扫过一样，凭空多了好几排密集的钉子眼。戈老师脾气也好，笑而不语，站在大门口，往后退几步，好整以暇地观赏劫后余生的旧门板，回家蘸墨疾书了一个横匾：“未获奖斋”，挂在门梁上。

又过了几个星期，戈苏安和几位商贾围拢吃饭，当初那个余姓商人，酒过三巡后，感叹再也不去沾染文化二字，忙活了几个月，这个文学大奖赛还是水中泡影，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有。

一直不开口的戈苏安忽然说话了：“也不能这么说。”

几位商贾眼睛睁大：“戈老师，有何高见？”

“还是有点成果的，你们看，”戈老师指了指窗台外的那片早已废弃的大蒜生产基地：“官员已借大蒜去，此地空余大蒜苗！”

余商贾：“蒜你狠！”

文学

文 | 何曼庄

以随处可见的鸽子为例。

好奇心、饥饿、一探究竟的执念、对爱与温暖的渴望，种种感情因素驱使鸽子做出愚蠢的决定。

人类也一样。人类的医学水准出奇地高，在这样的水准下大部分的常见疾病都要不了人命，也就是说，人类死亡的原因，几乎可以全部归因为愚蠢的过错。

人类的对话是很有趣的，他们讲的话全部都只跟人类自身有关。但是当他们说到“人类”的贪婪等等，又好像在讲某种别的动物一样。

大部分空闲的时间，人类都在念英文，所以他们永远不懂乌鸦的警语。

我辈乌鸦，比谁都了解自己的天份，后生晚辈必须把这些天份充分落实在生活上，不然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能力，沦落到任由人类或是其它生物宰割。

想要饿死一只乌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若想要杀死一只乌鸦，会稍微简单一点，只要把它跟啰嗦的笨鸟关在一起，十分之一的乌鸦会宁愿自尽而死，但剩下十分之九的乌鸦，依旧会选择顽强而不情愿地活着。

直到我真的死去为止，我都一直活着。

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的声音都回荡不已。即便是完全沉默，沉默本身也在回荡着，穿透我的耳鼓。但我并没有瞎，只是听觉无限地扩大了而已。

安静地观察了一阵子，等到对方读完纸张上的字闭上眼睛，帕洛玛开口问：“请问你在看什么？”

“是遗书。”对方没有睁开眼睛，就继续那样端坐着。“你不会了解的。”

“我可以走过去吗？”

“你要走到哪里都可以。”

帕洛玛考虑着。

它不应该跟陌生人讲话，大家都这样说。但是此刻它听见的声音，却是从它的心里发出来，那个声音在左右指使着，听不清楚，想听清楚的唯一方法，就是跟着那个声音走。

“你是乌鸦吗？”它小声地问。

“你看我是吗？”

“我觉得……你应该是……”

“Why？为什么？”

“哦，因为我爸说，每一只鸽子都有不同的颜色，但是天下的乌鸦都是一般黑……”

“没有一只乌鸦真的是黑色的。”坐着的鸟打断帕洛玛。“如果你爸稍微懂一点色彩学，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只乌鸦是黑色的。”

帕洛玛听见爸爸被批评，有点生气，但它说不出话来。

“你看，不是黑色的，你自己看。”

帕洛玛小心翼翼地，移动它粉红色的小爪子，缓慢地靠近那只坐着的鸟。

“吓！”那只鸟突然大叫一声。

“哇!”帕洛玛被吓了一大跳。“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的反应都很好笑。”乌鸦的脸一动也不动，说着好笑的事情却完全不笑，帕洛玛从来没有看过哪一只鸽子是这样的。

“来吧？”那只鸟又问。

帕洛玛点点头，赌气似的，一口气冲上前，逼近地看着那只鸟的背部，因为如此接近，帕洛玛的鼻腔里都是那只鸟身上各种奇异味道的混合，肉类的、草木的、街上男女的味道，那些它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的事物景象，随着味道快速地进入她的脑中。

“怎么回事？”

“你身上的味道……”

“什么味道，我什么也没闻到，你真是奇怪的鸽子，鸽子都是闻不到东西的，你有什么问题？”

“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你不看书的吗？”那只鸟毫无表情地说。

帕洛玛此时才正式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那只鸟身上的羽毛，在阳光下，原本是黑色的羽毛，反射出各种光泽，有茄子色、有风雨来临前的天空色、有枯干的树枝色、也有一系列跟鸽子有关的颜色组合，翅膀边缘还有一条光泽，像傍晚落日的颜色。

“没错吧。”

“真的。”帕洛玛赞叹着，无法移开视线。

“就算你们小小的脑袋只能说这就是黑色，那也不代表我就是乌鸦。”

“但是你很像乌鸦。”

“因为我就是一只乌鸦。”

“那你是乌鸦啊。”

“我是一只乌鸦，因为我是一只乌鸦。”他闭着眼睛，慢慢地，冷漠地说，“就算我是天蓝色的，或是鹅黄色的，或是苹果绿，我都还是一只乌鸦。”

“鹅黄色……”帕洛玛知道天蓝色，不知道鹅黄色，还有它想苹果应该不是绿的是红色的。但是在过去几分钟之间，它已经学会一件事，不要跟乌鸦争辩，根本没有胜算。

“但是，晚上你看起来是很黑的。”

“I do.”

“我……不会英文。”

“如果你知道我讲的是英文，那你就不是不会英文。”

“你会英文吗？好厉害。”

“会一种人类语言，不算什么。在乌鸦的标准里，每只乌鸦平均要能够通晓两种人类语言，你知道平均值的意义吗？”

“嗯……”

“那就表示有些乌鸦的表现高于平均值。”乌鸦说，“我的祖父在世的时候，他能通八种鸟类的语言，不过在这个时代这个城市，其它那些鸟，我好几年也见不到一只，所以多学无用。从这里脱身之后，我会开始学习人类的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帕洛玛复诵一遍，又学了个新词。

“那，你在看的，是英文吗？”

“不，这是用雅言写成的。”

帕洛玛戒慎地绕过乌鸦面前，探头看那张压在石头下的纸张。那上面有着各种颜色的水痕，还有一些爪子踩过的印子，一些拉扯留下的破损。右下角有着排列整齐的小点。

“我看不懂。”

“在乌鸦学校已经流通很多年，文字是永远不会变的。就算纸张破掉了也是一样。”

“乌鸦学校，那在哪里？”

“新宿御苑，知道吗？是陛下的花园。”

“我想去。”

“鸽子是不能上乌鸦学校的。”

搬来公园以前，帕洛玛在西口广场曾经看过“站前留学”的招募，几只身材略比鸽子高瘦，垂着黑色长尾的鸟儿前来说明。

“现在，不需要离乡背井，你也能拿到乌鸦学校的学位。请看这里的说明……”那些鸟对爱子心切的鸽子家长们这样说明。

帕洛玛想到了什么，问道：“这么说来，我见过有一些比较瘦小的乌鸦，它们的羽毛像松鼠的颜色，只有长尾巴是黑色的……”

“那是树鹊。树鹊总是假扮乌鸦招摇撞骗，只不过是声音沙哑而已，但是当你听到他们开口说的话……那真是肤浅无味得让我想要一头撞死，那些树鹊的智商跟鸽子没两样。”乌鸦傲慢地说。

“啊，树鹊……我不知道，我没有上过学……”

“你应该多点自信。”乌鸦安静地说，“对你自己要有信心。然后，多读点书。”

帕洛玛思考这句话的意义。

“当然，自信就是对自己，不会是别的鸟，或是人类。”乌鸦沉稳地补充道。

“这些事情，是你爸爸教你的吗？”

“是我自己学的。”

“你的爸爸也是乌鸦吗？”

“这是哪门子的问题。”

“那是什么意思？”

“我爸当然是乌鸦。”

“他也不是黑色的吗？”

“照理说不是。但我不知道我爸什么样子。”

“怎么会不知道你爸爸的样子呢？”

“笨鸟，在歌舞伎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啦。”

“歌舞伎町，那是你的家吗，在哪里？”

“下次再说吧，我累了。需要安静。”

乌鸦知道自己说了谎，它当然记得爸爸的样子。

儿时大部分的时间，它只是跟哥哥一起，坐在妈妈用人类晒衣架组装的巢里，互相倚靠着软趴趴的身体，半睡着，等待长大。起初有好长一段时间，它俩的眼睛还睁都睁不开，但只要爸爸“啊啊”地叫，他们就会拼命地伸长脖子张大嘴巴，只要张嘴，就会有食物流进它们那鲜艳粉红的口腔里。

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放着一片面包屑。

“你没办法站起来吧，我帮你拿来一点吃的。”

乌鸦看着面包，它通常是吃肉的，不管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它都能找出装着肉的垃圾袋。

“谢谢。虽然我没拜托你。”

“我爸爸说，乌鸦喜欢吃腐肉。但是我不会找。”

乌鸦看着面包，听着鸽子说的话，想着自己的爸爸。

“你爸爸知道的不少，不过不一定要腐坏的肉，新鲜的肉，或是面包，我都吃的。”

“那这给你。”帕洛玛很高兴地说。

“我不平白接受恩惠。所以作为交换，我来告诉你一个有用的情报。”

“好啊好啊快告诉我！”帕洛玛雀跃地跳着。

“乌鸦学校，是通往真相的起点。”

“真相，那是什么？”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掌握真相的话，就可以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那我要去。”

“随你的便。”

“谢谢你。”

“不客气。Bon appétit。”

“啥？”

“祝你吃个饱。这是法文，但我不打算学，发音太麻烦了。”乌鸦说完把食物藏进翅膀下面，重新闭上眼睛，继续它那比吃饭还重要的沉思。

第二天，乌鸦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有一些鸽子站在安全距离之外，正在议论。

帕洛玛用它纯真的屁股对着那群议论的邻居，踏着无害的步伐摇摆走过广场。它来到乌鸦面前，乌鸦眼睛依然闭着，它前进了几步，又后退了几步。

“你在跳恰恰吗？”乌鸦闭着眼睛说。

“那是什么？”

“人类的一种沟通技巧。”

帕洛玛让脑袋转了一下。然后又听见邻居的声音。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那浑身腐败的气味。”

“为什么歌舞伎町的鸟要来这里，那边没有东西吃吗？”

“你看帕洛玛，昨天也是帕洛玛拿东西给他吃，还跟他讲了很久的话。”

“帕洛玛还真是跟他妈妈一个模样啊！啊小声点她听得见呢……”

帕洛玛不介意邻居大声说话，也不介意它们小声说话，只是每次讲到妈妈，它就觉得胸口一阵一阵地抽痛。

“我不太明白，不过他们有时候说我不像妈妈，有时候又说我很像妈妈。”

“你的妈妈一定是很有趣的鸟。”

“那是好事吗？”

“我觉得还不错。”

“他们说，是不是歌舞町那边没有东西吃，你要来抢我们的吃。”

“是歌舞伎町，小朋友。你真是个小孩子，你不知道歌舞伎町吃的东西真是要多少有多少。”乌鸦笑了，“鸟的旅行有两种，一种是为了食物。”

“……那另一种呢？”

“不是为了食物。”

“不是为了食物的话，那是为了什么？”

“嗯……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会找到答案。我只知道，如果我不旅行，我就和那边其它的乌鸦没什么两样。也和这边的其它乌鸦没什么两样。如果我旅行的话，至少比起那边乌鸦，和这边的乌鸦，我跟他们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吗？”

“也许都没有。但是，小朋友，觉得自己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有时候值得你惹上一点麻烦。有些鸟生来就很特别，像是比赛的那些鸽子、或是颜色特别漂亮的鹦鹉、或是快要绝种的鹰、或是眼睛是红色的白鸟，那些鸟生来就有特色，不需要终其一生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知道得很清楚，像我这种普通的鸟，只能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至少以后飞不动或是饿死了，不会带着什么遗憾死去。”

“但是，你这样有可能飞到没有东西吃的地方，如果离开歌舞町的话……”

“歌舞伎町。”

“歌舞伎町。”帕洛玛跟着念。

“不过你讲的也不算错误。歌舞伎町其实没有歌舞伎，只有歌舞。”

“我想去。”

“往南，沿着铁轨，经过三个车站之后，就在那里。”

“真的！要走多久？”

“你不飞吗？”

帕洛玛低下头。“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那这不就是个好机会吗？”

“我要问我爸爸。”

“小妹妹，”乌鸦轻轻地笑起来，不仔细看还分辨不出来的笑法，“我保证，你爸爸的话，一定会说不可以。”

这一天晚上，帕洛玛想着心中的各种问题，看着爸爸烦恼家计的背影。它没有提问。

过了一天，它还是没有说出口。

接下来的好几天，都是一样。

心里有一种声音，那声音在告诉它，如果你要去，那就绝对不能对别的鸟讲起这件事。

但除了那个声音，有好几个其它的声音也在对它说话。

邻居们会怎么说爸爸呢？姐姐会生气吗？如果它走了，妈妈却回来了，怎么办？爸爸会伤心吗？如果到了那边，一只鸽子都没有，或者都是些坏鸽子，或是找不到东西吃怎么办？要用走的，还是飞过去？我能飞吗？

它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情，以前就算有声音对它说话，也只有一个声音，讲了几次之后，就不再出现。像这样同时有这么多声音在对它说话，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连吃东西都变得失魂落魄的，经常从冥想中惊醒时，广场上的食物已经被搜刮一空。

姐姐安静地在一旁看着她，它的脚边放着一些饭粒。

“快吃吧。”姐姐说，“别发呆。”姐姐说完脚一蹬就往树上飞去，再从这一棵树飞往另一棵树。姐姐经常重复这样的动作，被邻居说成是“拍打翅膀的无意义可笑行为”。

“又不是说鸽子要旅行去过冬的年代，那样的运动有什么意义吗？只是浪费体力而已。”邻居之一的栗阿姨，它总是歪着头，因为它受过人类的欺负，所以脖子没办法打直。

姐姐从来不理会它人的嘲讽，这一点跟妈妈很像。爸爸说。

过了一个星期，帕洛玛几乎要忘记歌舞伎町的事情时，那个早上它睁开眼睛，邻居栗阿姨站在它们一家三口跟前，歪着脖子（这是没办法的），面色凝重地开口：

“我代表我母亲，也是这个公园最年长最被敬重的长者前来，有事情向帕洛玛小妹妹说。”

爸爸马上站直身子：“我是一家之主，你跟我说吧。”

阿姨清了一下喉咙：“那边的乌鸦，帕洛玛曾经帮助过的乌鸦，从被发现坐在这个公园里开始，太阳已经升降了7次。”

“那跟我女儿又有何干？”

“因为帕洛玛曾经跟她谈话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母亲，也就是这个公园最年长，”阿姨吞了一口口水，“……最受敬重的长者，希望帕洛玛小朋友，为了鸽子的福祉，能够前去劝说该名乌鸦。”

“劝说，小孩子能交涉什么?”

“不是交涉，是把我们鸽子的话带过去，仅此而已。”

“我们鸽子的话，是什么话？”

它看得出来，栗阿姨尽了全身的力想要把脖子打直，让自己看起来更威风一点。但是那样让栗阿姨吐出来的声音变得有点尖锐好笑。它很想笑，但是姐姐轻拍了它一下。

“再怎么说，这是我们鸽子的场所，一只乌鸦受伤已经坐了那么久，如果他死在这里，一定会造成乌鸦和鸽子之间的误会的。隔一条马路就是三丁目商店街，那边的乌鸦等一个借口来找麻烦，一直以来……”

“等等，你的意思是，那只乌鸦应该要离开公园，过到马路对面再死比较好，我的理解没错吧。”

栗阿姨又咳了一下，是感冒了吗？

“希望这位乌鸦大德，能够稍稍移动他的尊驾，只要拍打他两下翅膀的功夫。”

“这么重大的责任，怎么会交给一个小女孩？”

“因为帕洛玛跟他很有话聊，似乎可以沟通。”

“这不是沟通，这是无礼的驱逐。我认为，就算是乌鸦也有自由选择安息之地的权利。帕洛玛不会去的。”

帕洛玛这时站起来，摇一摇刚睡醒的鸽屁股。

“爸爸，我可以去。我去跟他说话。”帕洛玛说，“那只乌鸦才不会死呢。”

“你哪里也不去，留在这里。”

“让帕洛玛去吧，不然栗阿姨要被骂了。”姐姐突然开口，“别太靠近，我们在旁边看着就是了吧。嗯？”

帕洛玛肩负着委托，获得父亲勉为其难的许可，这一次走向乌鸦，跟之前的感觉不同，它特别紧张，几天前才说过话的乌鸦，依旧一样的姿态坐在树根突起的泥土上，但它却觉得好陌生。

“您好。”帕洛玛小心地说。

“化成灰我都认得你那摇摇晃晃的小脚步声。”乌鸦睁开眼睛，又闭上眼睛，“给老鸽子带话来了？”

“嗯。但我其实不是要讲这些，因为我知道你没有要死掉。我有一种感觉，你已经快要好了，你好起来以后就会继续飞到别的地方旅行，或是回到歌舞町。”它又讲错了，乌鸦睁开眼睛，看着它认真的表情和渺小的姿态。

“啊，随便啦。歌舞町也好。”乌鸦说，“你有话对我说。”

“是，我想了很多天，我决定在这里陪我爸爸直到他停止烦恼，也就是妈妈回来的时候，还有等到食物变多之后，我的家人吃得很饱，那时我就可以旅行，可以去歌舞町，还有，”说到这里，帕洛玛深吸一口气，“我想用飞的。”

乌鸦凝视着它的脸和翅膀，脸上突然浮现记忆中妈妈常有的那种笑容，就是虽然是在笑，但不知为何觉得很悲伤。

“那好，有一天你会实现你的梦想。”

“嗯。”帕洛玛用力地点头。

“想不想看一个秘密？”乌鸦问。

“我想看。”

“过来吧，我坐在这里七天——人类说一星期——的理由。”乌鸦移动身体，稍稍举起右边翅膀，帕洛玛往下一看，乌鸦藏在身体底下的，有一些面条、饼干还有肉干，压着那些粮食的羽毛，崭新得发亮。

“终于长出新的了。之前有高中生，就是跟你差不多年纪的人类，他们拿黄色颜料泼我，他们觉得好玩，我可丢脸死了。你看，新羽毛很漂亮吧。”

“真的！我也有换过毛喔。”

“现在，你是第一个看到我新衣服的好朋友了。”乌鸦鼓励地说，“记得要多点自信，多读书。”

这是帕洛玛交的第一个乌鸦朋友，它心满意足地摇摆着身体，在爸爸担忧眼神的注视下，平安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坐着的乌鸦远远凝视着鸽子一家三口，心里明白自己又对那只鸽子说了谎。

在乌鸦之中，并不是每一只乌鸦都能通晓两种人类语言，以及数种鸟鸣。这样的平均值，只存在于乌鸦学校里面那些，主修文学的乌鸦而已。

它想着那些主修科学的同学们，把小石子丢进水瓶里让水位上升、把核桃放在车道上想让车轮把硬壳辗碎、或是为了给讨厌的站务员难看而在铁轨上放小石子，那些聪明的乌鸦们，运用科学方法获得了人类的注意，甚至是赞美，却为了这样的短暂又毫无意义的名声而走上毁灭的路。

想着想着，它有点感伤。

帕洛玛旅行的梦想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但是，也许它会得到幸福。

坐着的乌鸦从公园的地上消失，一点痕迹都不留，邻居抱怨着乌鸦残留的食物包装垃圾，到了太阳下山时，关于乌鸦的话题便已经过时。而到了第二天，帕洛玛的姐姐拍动翅膀，毫无预警地离开了池袋，它没有说过梦想或旅行、也没有问过爸爸、当然也没有跟帕洛玛讲过，它只是拍动它锻炼已久的翅膀，往南飞走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