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思考的艺术

[美]汉弗莱.尼尔

简介

“当所有人想得都一样时，可能每个人都错了。” 根据汉弗莱·B·尼尔的思想，上面引用的这段 话揭示了一项重要因素，正是这项因素潜在地驱动着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更替，困扰着我们的文明。密 西西比的地产泡沫、荷兰令人难以置信的郁金香球茎狂潮；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都是灾难性的历 史教训，这些灾难的发生无不经由众心理的作用而扩大、加速。也有正好相反的例子，在紧随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中，到处流行经济即将进入衰退的预言，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真正到来的 是商业的繁荣，而不是衰退。不管谁，只要熟知逆向思考方法——尼尔相反意见理论的具体应用，对 于上述事件发生的原委就不会感到困惑了。这一理论最初发端于一人的独立工作，他努力探求揭开经 济趋势谜底的途径，如今，不论从应用范围上，还是从其重要性上来看，这项理论都已经有了巨大发 展。《相反意见理论通讯》的订户已经领略到如何将相反意...

股票市场致胜之道：逆向思考的艺术[美>汉弗莱.B.尼尔 著

海南出版社

与众不同，自有收获

“当所有人想得一样时，可能每个人都错了。”

根据汉弗莱．B．尼尔的思想，上面引用的这段话揭示了一项重要因素，正是这项因素潜在地驱动着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更替，困扰着我们的文明。密西西比的地产泡沫、荷兰令人难以置信的郁金香球茎狂潮、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都是灾难性的历史教训，这些灾难的发生无不经由从众心理的作用而扩大、加速。

也有正好相反的例子，在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中，到处流行经济即将进入衰退的预言，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真正到来的是商业繁荣，而不是衰退。

不管谁，只要熟知逆向思考方法——尼尔相反意见理论的具体应用，对于上述事件发生的原委就不会感到困惑了。这一理论最初发端于一人的独立工作，他努力探求揭开经济趋势谜底的途径，如今，不论从应用范围上，还是从其重要性上来看，这项理论都已经有了巨大发展。《相反意见理论通讯》的订户已经领略到如何将相反意见理论应用于商业趋势以外的领域。

在《逆向思考的艺术》一书中，您将发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些忙于生意的人士和有影响的人士越来越多地提出这个问题：相反意见理论——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用处？

逆向思考方法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不落他人的窠臼，相信自己的想法。一言以敝之，思考问题时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思想雷同化是人类的自然习性。因此，为了养成良好习惯，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浅露直白的相反方向，您必须经过一段实习的过程。

一目了然的思考方式——或者说采取和其他人想法一致的思考方式——通常导致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结论。

让我告诉您一个易记的警句来归纳以上想法：当所有人想得都一样时，可能每个人都错了。

为了激起您对这本小册子的主题的兴趣——这个主题就是逆向思考的方法——请允许我再给您提供第二个观点：如果您希望摆脱猜测——错误式的试错思维方式，就束学会反向思考方法吧。

本书中您将在第一编（标题为“采取相反的立场是值得的¨）看到关于相反意见理论的连贯研究。在第二编，您会看到一系列简短的随笔，都是关于逆向思考方法的各种概念的。

之所以按照上述方式来表达本书的主旨，是因为如此条分缕割后，既能帮助您轻松地学习有关内容，达到以上目的，也能使您的阅读更具有娱乐性。但愿我能得偿夙愿。

本书作者长期研究群众运动和大众心理学，他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您训练自己的头脑，使之习惯于选择同大众相反的思路，那么您的想法将更经常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众人通常是错误的¨——至少在识别事件发生的时机方面是这样的。

请不要误解“众人是错误的”这句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想法是错误的。我指的是：当一大拨人屈从于同一种观念时，往往因为他们的情绪而离题万里。如果人们停下来先把事情想清楚，他们的决定往往是明智的。仅当具有广泛的情绪感染力的特定情境发生时，您才会发现“众人错了”。我相信，您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重要分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作为“一个群体”行动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作为每个个体行动的。

历史书上记述了无数起狂热事件，反映了群体行为的特殊性质。后文中将谈到其中一些例子。

您将发现，本书的绝大部分引证和讨论都和经济问题或金融问题有关。不过，我要提醒读者，逆向思考艺术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方面。可以将它应用于哲学讨论中，也常常可以将它应用到政治上。在政治方面，显然，那些竞选公职的人士需要追求大众的选票。善于利用大众心理学的竞选人总是施展浑身解数，尽力煽起大众的情绪和欲望。

归根结底，我们的结论是，“众人”用他们的心来思考（也就是说受他们的情绪支配），而个人则用他的大脑来思考。

这并不是对任何具体的个人所作的分析，您可以说，当我们之中的每个人汇人某一群体后，都可能失去平衡，这时我们就成了群体的一分子，而不再是原来的个人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如此这般“昏了头”，或者某某“头不长在身子上”。

作者相信，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存在重大缺憾，就因为它们未能考虑到人类的本性。当我们力图描画未来的图景时，到底人们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这些问题简直太经常被我们忽视了。活生生的人类行为的重要性，完全匹敌关于人类行为的统计学数据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经济趋势和社会政治趋势时，我认为人类的特性应当像统计学数据那样被给予同等的重视。

在过去30多年里，我们几乎经历了一场完全的社会革命。现在人们的想法和以前大不相同，比如说和1929年以前，也就是在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之前。只要您思索一下，千百万年轻人的判断力和世界观是在新政之后的岁月里成形的——也就是在这场社会变革之后——您立刻就会明白，同从前相比，今天我们不得不换一种多么不同的眼光来看问题。

虽然作者乐于阅读和研究历史，但是当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却不得不使自己的思路适应现代的解读。您知道，人们常说“历史重演"。这句话很精辟，不过您会发现，尽管历史的确经常重演，但是历史从来不会严格按照过去的风格、按照过去的式样来重复。

通过研究过去的狂热事件和历史情节，我们能够获得大量的关于大众心理学的知识，不过在具体的每个事例上，注意分析推动当时的大众狂热的具体刺激因素，或者在各个历史时期征服大众的特定的怪念头是很重要的。

举例来说，我们当然不会预计佛罗里达州再度发生和20年代中期的地产狂潮特点一模一样新的地产狂潮。

下面是更近期的一个事例，前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1948年秋季成功地导演了一出政治竞选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战术和战略完全符台大众心理学原则，所以取得了成功，但是同样的策略如果下一次还按照同样的方式开展，则可能不再收到原有的功效。果然，1952年当杜鲁门先生再度出山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的时候，他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但没有取得成功。很多观察家觉得，要是杜鲁门先生没有尽力重复他在1948年的旧策略的话，也许斯蒂文森先生在1952年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我把这段往事做了简单的交代，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此一时对众人成功地产生吸引力的因素，彼一时竞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结果。

作为这篇引言的结束，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所谓逆向思考的艺术，一方面是要训练您的头脑习惯于深思熟虑，选择同普罗大众相反的意见；另一方面，您还需要根据当前事件的具体情况，以及人类行为模式的当前表现来推敲自己的结论。

也许在某些读者眼中，相反意见理论，或日逆向思考的艺术，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理论。我根本不这么看。我认为它只是一件训练思维方式的工具，它要求我们养成对所有的问题同时看到两个方面的良好习惯，要求我们通过自己的正反两方面思考得出结论——双向思维更有可能得出正确的印象，而正确的印象把我们引向正确的结论。

最后，这里要强调如何对待宣传因素。今天，我们在精神上已经被淹没在各种形式的宣传之中，它们倾倒出千千万万的话语，显而易见，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影响人们的头脑。因此，在公众事务和经济问题上，同时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避免陷入鼓动家们设下的陷阱。

汉弗莱．B．尼尔

于佛蒙特州撒克斯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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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这里先简要地介绍一下相反意见理论，逆向思考方法就是从这个理论发展而来的。

为了便于您快速浏览，在进入本书正题以前，熟悉与逆向思考方法有关的话题，我们这里特地给出一个概要。它用尽可能少的词句回答了下面这个问题：“什么是相反意见理论？”

1．基本上说，它是一种深刻的反思方法，应用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逆向思考方法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在当前流行的政治、社会、经济趋势中为人普遍接受的观念。总之，目的就是和大众观念竞争，因为我们发现，流行的观念最终往往被证明是误导性的（这是宣传的效果），或者更直接地说是错误的，这类情形太多了。

a．逆向思考的经验告诉我们，下面这些上口易记的话的 确有它的道理：

．当所有人都想得一样时，“每个人”都可能是错的。

．当作者们笔下所写大同小异时，读者们脑子里想的也 过多大差别。

．太多的人发出同样的预言，反而把预言搞砸了。

．或者还有另一个说法，在同一种预言上层层加码，预言自己就不攻自破了。（原来，太多的人预料同样的事，必定导致相应的预防措施，结果就抵消了、或绕 开了当初的“预言”。）

b．注意：相反意见理论只是一种思维方法，我们不应把它看得过重。比较而言，它更主要的是对普遍预期的一种矫正方法，而不是一种预测系统。简而言之，它是一件思考工具，而不是一个水晶球。它迫使我们彻底地考虑给定的问题，正如人们所说：如果您不把事情想透，事情就漏过您的思想。

2．人类的本性决定了相反意见理论是成立的，这些本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习惯

习俗

模仿他人

相互感染

恐惧

情绪

贪婪

一厢情愿

轻信

过敏

急躁

刚愎自用

如意算盘

冲动

造作

3．该理论建立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法则”之上，在这些法则之间存在着下列逻辑关系：

a．一伙“众人”往往受制于人类本性，但是当人们单独行事时往往抑制了此粪本性。

b．人是合群的，人们具有本能地随大流的冲动。

c．接受少数成员的感染，仿效少数成员的言行举止（即盲从领头者）的习性，使得人们容易受到各种暗示、命令、习俗，煽情鼓动的影响。

d．一伙“众人”从不用理智思考，听任自己的情绪摆布；想当然地接受各种“据说的”或者“断定的”说法。

现在我们也要对逆向思考方法的一些用途和一些实例作一份同样简短的综述。

1．我们先从某种社会——政治思潮开始，因为这样的问题比其他一些方面，比如说股票市场的一场大恐慌，属于更广泛的应用。

a．我想您一定赞同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 前奏。

b．然而，数不清的人（这是一伙庞大的“众人”）明明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却相信自己是反时共产主义的，他们是自己哄骗自己。从来没有过比这更大规模的自 欺欺人的现象。

以上实例显示了逆向思考方法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在所有涉及人们心智的公众问题上，逆向思考者都力图透过表面的大众意见看清其中的实质（在上例中，人们没有弄清楚两种主义其实是亲密无间的）。

2．今天，各种宣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探索一下宣传问题上的逆向思考方法。

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追究的是讲话、声明、文章背后的真正动机，而不是讲话、声明、文章的字句本身。我们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如此这般的消息会流传?——而不是简单地问一问这个消息是什幺。坦白地说，在分析宣传攻势的时候，逆向思考者的确需要几分讽刺精神，并且只要那些“舆论制造者”不放弃舆论导向和操纵大众意见的企图，惟一的保护措施就是“在相信任何事之前首先怀疑一切”——从字里行间推敲其中的真义。

3．每每在人们最不留神的时候，社会狂潮和一波波的大众激情——以及众人信念已经横扫了整个国度。而且这样的风潮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历史书上写满了这样的故事：郁金香球茎狂潮，南海股票泡沫，佛罗里达州地产暴涨。

如果还要说得更具体些，那么不妨看下面这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要是持有相反的意见就对了：．在1929年，流行的看法是：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已经登上了一片通向无尽繁荣的新平 台……

．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经济已经走向了成熟……．20世纪20年代：收音机将会一劳永逸地把唱片机和唱片赶出市面……当前的说法是，电视将令电影绝迹。

（在本例中，相反的观点是，人类是合群的——人们乐于走出家门同众人挤在一起。大众娱乐业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来改变，这算得上稳妥的相反意见。离群索居地自我娱乐，永远不能让众人心满意足。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电视将扩大受众的数量，带来更多的娱乐需求。）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添一个例子——1945年，当时流行的预测是，战后经济衰退将接踵而来，造成800万人失业。

如果您继续探索这个课题，您将会体会到掌握逆向思考方法的过程是一段有趣的学习经历。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为您留出了广阔的空间，您大可以在本书作者的想法上添上自己的思考。

第一编 采取相反的立场是值得的

由于《生活》杂志 提起了“相反意见理论”，激起了人们对之日益增强的严肃关注。人们对在评估经济和社会——政治趋向时如何应用逆向思考方法及其适用性的情况抱有相当浓厚的好奇心。

因此，本部分的目的在于以下两方面：

1．我们要回答一个人们提出了无数次的相当普遍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相反意见理论”？

2．试图解释逆向思考方法的作用，并证明“采取相反的 立场是值得的”。

如果作者行文时在一般意义上采用垂直的代名词来指代自己的话，请您务必谅解，因为下文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个人的历史。

相反意见理论不是什么您可以从书上或历史故事里读到的东西，关于这一主题尚无任何文献。据我所知，没有什么文字直接谈到相反意见的应用，除了在一本关于股市交易方法。

Ⅰ

歌德，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曾经写道： “我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少数派这一边是可取的，因为这一边总是更明智些。”

完全坦白地说，驱使我走上探索之路并最终形成相反意见理论产生的第一个起因乃是所有人在追求“战胜股票市场”方法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失望和幻灭。

我与华尔街打交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20年代。我很早就听说市面上流行着101种用来预测股票价格摆动的技术系统。很快也显露出如下事实，市场操作中的亏损并不是系统造成的，而是交易者或投资者本人出了问题。

就以许多解读图表的人为例，他几乎可以采取自己愿意的任何方法来解读图表。他能把图表“形态”解释为他希望的任何可能的结果。这就是说，如果某人内心是看多的，那么他在解读图表的时候往往也是乐观的；如果他倾向于看空，图表也将附和他的意思，“说”市场将下跌。当市场处在单边趋势状态时（不论上升还是下降），这种趋势本身已经明确得足以在图表上确定出来了。但是当市场陷入僵局，每个人都对未来价格走向感到困惑的时候，那些图表通常也是“沉默”的。

我回想起过去在很多场合下，当学习市场技术分析的人讨论未来可能形成的价格趋势时，几乎没有例外地，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内心的成见来解读市场的“技术行为”。换句话说，阻碍投机交易成功的拦路虎——刚愎自用——才是真正拍板的人。

我对倡导市场技术分析方法的人士并无任何不敬，但是我十分怀疑所谓的“技术方法”就能完全帮助人们克服他们天生的习性，如一厢情愿、贪婪、刚愎自大，以及其他类似的人性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得成功的投机交易成为一门最难以掌握的技艺。（也许我该插一句，这里所说的“技术方法”指的是根据交易和价格以及其他资料表示的市场行为进行的趋势预测。）

就这样，我很快就明白了（来得并不容易）不仅他人对市场的看法常常是错误的，而且我自己的判断也经常是没有“钱”途地错误的。

由此我转而研究大众心理学，希望从中找到“为什么大众如此经常地犯错误”的谜题的谜底（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如此经常地犯错的原因）。我一头扎进了关于投机狂潮的旧书堆里；凡是能弄到手的与群体行为有关的资料都不放过。

此外，我的工作为我提供了就“金融领域的人类本性”的课题写作的机会，当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知识性的。如果您打算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那么最好不过的办法就是一边学习它，一边写作这一方面的文字。大约有两三年光景，我编写了一本小小的企业内部月刊，刊名为《如果、由于及何时》①，其中包含一些讨论在金融市场出现的种种人性弱点的短文。“市场哲学家”和“市场挖苦家”是这本小杂志中讨论市场和经济事务的两位虚拟对话人。我的代言人是市场挖苦家，当写道在① 这份杂志引出了我在1931年撰写的《如何阅读股价纸带与市场策略）（最近由弗雷泽出版公司重印），其中对人类行为的讨论和对市场行为的 讨论分量相当。

30年代后期事事不如意的时候，也许能逗您一笑：10种在华尔街赔钱的办法

市场挖苦家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和深思，我终于为股票交易编写了一本可靠的手册。我不打算解释或澄清这些概念，因为我明白我的读者们无疑会照办如仪，而不考虑任何与之相左的建议。

1．对交易行报价厅里的流言蜚语信而不疑。

2．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特别是内幕消息。

3．如果您不知道，那就猜吧。

4．随大流。

5．没有耐心。

6．贪婪地等待最顶部那l/8美元的价格。

7．以微小的保证全比例交易。

8．固执已见，不管是对还是错。

9．永远不离场静观。

10．拿回小额利润，忍受大额亏损。

作为对鲁莽交易或投资习惯的预防措施，这里也许应当插入罗素?塞奇的告诫，当人们问他怎样获得自己的财富时，他回答道：“通过在1月份就买好草帽的办法。”

随着我对投机活动中人性这一方面的兴趣的增长，我还发现，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尤其有助于解释其他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力量的作用，而不仅仅局限于股票价格的波动。我不想用个人回忆更多地惹您厌烦，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

首先，如前面所说，我了解到个人意见（包括我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并无太大价值——因为它们经常是错误的。

其次，人类的本性（恐惧、一厢情愿、贪婪、刚愎自用、如意算盘）如此顽固地理藏在人们心中，迫使他们远离客观的立场。我相信，对经济趋势的客观分析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主观导致武断的结论。

第三，如果某人顽固地死守自己的观点，就可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论正确还是错误。也许，没有哪一种天性比捍卫自己的观点以及拒不承认判断错误的天性来得更顽固了。

既然已经了解到上述基本的人性方程式，下一个问题就是为其寻找解答。

在我的研究和写作活动之初，我已经发现了那句古老的人人相信的真理，正如前面所说，“众人，大抵是错误的”。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例子，我们将很快涉及其中一小部分。

因此，正是经过了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种我认为有用的解答。

如果个人意见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不采取与群体意见相反的立场——也就是说站到经常出错的普遍看法的反面呢？

就这样，相反意见理论成为我特别喜爱的主题，从此我在这上面倾注了无数小时的心血，写出了不计其数的文字！这就是我之所以斗胆拿出这本《逆向思考的艺术》的理由。

请允许我强调，“相反意见”对于分析经济和政治趋势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捕捉股票市场偶尔的一次摆动。市场趋势是我们的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发生基本转变的征兆，当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是重要的；但是就股票价格较小规模的升升跌跌而言，其价值是负面的，并且一般是不可预测的。

Ⅱ

无可否认地，在评估相反意见时有可能出错，无疑，您会经常如此。事实上，从我自己的情况来看，大约花费了数年之后，我才能足够准确地估量“大众意见”，从而对与其相反的结论觉得有相当的把握。需要待以时日来养成逆向思考的习惯。

更进一步地，即使以相反意见作为我们的指引，我们还是不得不与个人成见作斗争。举例来说，如果您对一定的经济形势具有强烈的感受，则时常抑制自己的感觉、冷静评估大众意见是困难的。因此，偶尔因为您已经预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会误判大众意见；，您可能轻率地得出结论，把大众意见理解成您心里所情愿的，于是不经意之间，您已经成为“大众”的一名成员，实际上您的想法同大众一样。

然而，一经养成“逆向思考”的习惯后，您将越来越不常受到旧习性的摆布。最终，您也许会变得完全客观，成为那些人类天性缺陷的主人。当这一天到来时，您将会惊奇地发现，当（正因为）其他人错误时而您是正确的这种情况是多么频繁！一项多疑式的努力，不是吗？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值得的。

在这20年中，我曾尽力探索能够使人抑制人类天性的思考方法——这些天性是清晰思路的大敌，这是我发现的惟一方法。您不可能既采取与一般观点（必须承认，一般观点看起来更符台逻辑）“相反”的立场，与此同时又听从那些“一厢情愿”、“刚愎自用”的误导性的声音！

现在您也许会问，“我怎样着手探寻大众意见呢？”

我要向您交待清楚，您将不得不仔细考察一大堆新闻和评论。不过，广播、报纸和杂志现在每天倾倒出如此庞杂的经济新闻和宣传，我们不难从中相当准确地看出关于人们可能正在。想什么的一幅横截面图，得出人们的综合意见可能是什么的结论。另外——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也了解到某些集团要我们接收和相信什么。

国会1946年通过的法案确立了CEA-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从那时起，媒体倾泻出来比以前多得多的经济新闻和评论——以及意见。因为CEA的观点是官方的，它们对大众意 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官方“经济信息发布”对于分析和评估其对公众的影响特别重要。顺便说一下，当我们提及“公众”时，其中也包含商业界人士。请不要将所谓“公众”简单地理解为大街上四处游荡的闲人。公众指每一个人，包括您和我。商界人士——或者经纪人们——或任何群体——的一致意见在分析“相反意见的对立面”时很有价值，因为他们对一般观点具有影响力。

提到CEA，令我想起了1950年1月埃德温．C．诺斯(Ed-

win G.Nourse)博士的一次发言，他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本作者对他的评论抱有特别的兴趣，因为人们如果看到自己得意的理论在显要的发言者口中得以验证，总会从中获得极度快感的。诺斯博士当时在向一群商界人士发表他对1950年前景展望的看法，他表示预测者们以“令人讶异的一致程度”持有共同的看法。接下来，他添上了以下相关的词句：“当所有的预测相互一致的时候，正是我们要当心的时刻。

为了说明这一关于群体意见的观点，让我给您找出1946年9月市场崩溃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检查了130家经纪——交易商和36家投资顾问公司从8月26日到9月3日的一周内发给客户的书面材料。这正是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直线下跌的前一周。

对市场长期前景的一般态度

（通信和电报的数目）

无限制条件地看多……260

看多，但对连日行情不确定的……97持谨慎态度的……74

明确看空，并且、或者建议至少卖出部分持股的……20不确定的……38

总计……489

换言之，在这个重大的市场转折处，在上述职业性评论和建议中仅有4.1%是正确地看空的，本来看空在当时也许应是一种常规的看法，而不是相反①。

群体意见自然影响到更广泛的或更普遍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得不从各种出版物中、从包含大幅商业新闻栏目的大都市报纸上搜集群体的意见。其他许多出版物也为了解大众意见——或可能正在形成的大众意见提供了间接线索。

从大量多样化的出版物中，您得出关于当前一般商业和经济状况的主流想法——它们常常揭示了未来大众意见可能是什么样的动向。由于大部分民众倾向于“追随领头者”，广泛地阅读当前的新闻和商业刊物就能得到大众思想和情绪的线索。

另一方面，只要我们广泛与人交谈，也能得到公众想法倾向于哪一方的线索。您大概已经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我们是多么频繁地听到关于商业前景的一个老调子：肯定会有一场不景气。然而t每一年这种前景都得“推迟”到下一年再看。当然，经济萧条迟早有一一天会重新出现，问题是它很可能不会在人们普遍预期的时候出现。

到1955年中的时候，关于“萧条马上到来”的想法竟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再也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萧条了”o这种“新”经济时代已到来的观念也应为逆向思考者所怀疑。

也许我们既可以将相反的意见称为先见之明，也可以称为后见之明：关键是大众观念的形成有时或许在时机上是滞后的，不一定总是超前的。

Ⅲ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发生在近期历史上的几个例子，看看当时的预言和大众意见后来如何被证明是错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政府方面的经济学家预言将会发生严重的战后萧条（其程度将达到1921年的情形）。他们预计失业总人数将达到8100万。这种想法也占据了公众的头脑。

“每个人”都记得（或者读到过）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1921年间的经济崩溃。人们草率地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一回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我们所知，后来的结果相当不同：非但没有发生经济萧条，反而出现了相反的局面。

然而，战后萧条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

在战后数年中，“萧条”的想法挥之不去地盘桓在人们心头。

结果，商业界满怀恐惧，担心突然暴发萧条，采取了如履薄冰的保守立场；与此同时，大众对全部种类的物品都有大好的胃口，以至于引发了通货膨胀。人们东也花钱，西也花钱，结果，到处是好生意，的确是一片繁荣，而不是人人挂在嘴边的萧条。

1950年，朝鲜战争推翻了所有关于经济衰退的算计。战争情绪驱使人们抢购一切种类的物品，因为他们担心发生“短缺”。至1951年初，投机活动盛极一时，鲁莽的预言充斥街谈巷议中。也许其中“错误”程度最大的大众观点是，通货膨胀将以较高的增长幅度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分析，则会考虑到紧缩性的因素，而结果证明这种逆向观点才是正确的。

顺便说说，以下这件事也有教育价值。请注意，如果我们当初采纳相反意见，就能何等精确地认定政府债券价格在1951年2月间的转折点（就在此时，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达成了著名的“一致意见”）。

关于相反意见理论，当人们处在经济周期的连续演变过程中时，每每忍不住疑惑“这一回它还管用吗？”而这正间接地说明了该理论的特性。回顾历史有助于证明该理论，至于未来，则必须逐月地随着形势变迁而不断推敲我们的分析。

那么让我们暂且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去吧，读一读一位著名的金融编辑在他的回忆录中的记述是很有益处的。他就是亚历山大?达纳（Alexander Dana），以下是他对1918年末战后恐慌的描述：

一想到战后金融和工商业可能出现的走向，我们所有的人都全然被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所笼罩。甚至在战争期间，到底金融市场希望重返和平，还是害怕和平来临，就已经是一道难以确定的疑难问题。所有有经验的人士在私下谈话中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不安，担心一旦战争鲒束，则欧洲的战争订单将在一夜之问消失，而我们生产能力强大的工业当时已开足马力以满足战时需求，商品价格信高、劳动力成本居于高位、企业扩展处于高潮、就业人数达到高水平。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最初与人们的担心基本合拍：物价迅速掉头下跌（但是股票市场仅有微弱下调——尼尔注）；在2、3个月内，制造商削减了40%~50%的产量；到处是抑郁的议论，商业很快将进入艰难时期，工厂将要解雇工人，与之同时，成千上万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入伍参战的劳动力将从欧洲返回，与他们抢饭碗。

但是藏在整个社会为注定到来的灾难做好思想准备之前，总体经济格局如此突然地发生了变化，就在我们察觉之前，全国已经一头扎进了工业投机的狂欢之中，价格上涨，“劳工短缺”，形成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工薪水平。

上述格局的到来，标志着一长串事件序列的展开，其中包括未曾料到的转折，未能兑现的预言，以及完全相反的关于消费者信心的预期。速一连串的事件组成了下一个1O年的金融和工商业历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战后时期的相似之处。发生在35年前的这场全然出乎意料的繁荣和通货膨胀仅仅持续到了1920年5月，但是在其发生期间已经足以打翻预言家们的桌子了。在随后的1921年如闪电般突然爆发的经济萧条也令工商界和公众毫无防备，对无数的工商业者来说结果都是灾难性的，不过，这场灾难也为接下来的为期7年的大繁荣铺平了道路。

通过以上参考资料可以看出，相反意见理论也许可以构成研判重大经济趋势的无价指针。

Ⅳ

为了突出大众想法与股票市场中长期趋势的对比，我认为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在过去这场战争期间股票价格的变动——既考虑美国的，也考虑英国的——是值得的。其中有几个十分有趣的例子，表明股票价格竟然在未来动向发展的数月之前，在众人“符合逻辑”地开始担心或形成预期之前，就已经体现出此种动向。

为了考察美、英两国的价格趋势，需要确定研究的起点，我们不妨回到1937年。在1937年初，英国工业股票指数终结了它自1932年国际大萧条时期的市场底部以来的长期爬升行情。与此同时，美国股价也已接近其1937年的高点。

因此，两国的股价趋势在上述复苏期间是相似的。

1937年，美国和英国的股价都开始下挫。美国的股价暴跌，情形相当严重。在1938年3~4月间，美国市场形成了“底部”，但是英国的指数持续下滑，直至1940年中期。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长驱直入，侵占波兰——但是，出乎“每个人”的意料，纽约股票市场在经过短暂的一小时的突击抛售之后，向上暴升，在此后几天中，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的幅度超过25点。华尔街和大众都对此“吃惊”不小，因为普遍的看法曾经认为股价将首先崩溃，然后才上冲——就像1914年的表现一样（在1914年，为了防止出现大恐慌，曾一度关闭市场。数月之后，当市场再度开张时，大规模的战争行情开始了）。

1939年，当真实的战争打响后，英国的股价也开始上涨，但是不如纽约股市那样兴奋。

紧接着上述最初的“战争上涨”行情，随着第一次冷战（虽然人们把1940年冬天的事件叫做“伪战争”，但我们宁愿这样说）在欧洲拉开序幕，两国市场均进入了牛皮盘整状态，人称“高位平台”。也许您还记得，希特勒在冬季按兵不动，直到1940年5月1O日，才在全欧发动了他的“闪电战”。在上述等待的数月间，股票市场同时也无所作为。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那个早晨，我们的收音机令人惊恐地宣布纳粹已经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在当天早晨开往纽约的通勤列车上，大家的话题最终围绕到股市行情上。大家一致认为市场将再度上冲——如其在9月份的情况——因为伪战争已经结束，真战争刚刚打响。我还记得当时因为相反意见理论被人大加挖苦，因为当我与人谈论经济或股票市场时，我通常总把这个理论带进谈话中。然而，我的旅伴们正热衷于想像即将到手的“战争市场利润”，对“持相反立场”的点子不愿意花上一丝一毫的注意力．）

市场如其一贯所为，愚弄了每一个人——这一回什么动静也没有。

市场非常平静的表现不是好兆头。如果价格没有如人们所预期地上冲，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无需等得太久就可以看到后来的结局了。5月14日，德军人侵法国，泄洪的大闸打开了，市场不仅投有重新恢复牛市行情，反而直线堕落，就在数日之间，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去了45点。

这是一场相反的结局，具有振聋发聩般的示范效应！

预想的观点被事实所抛弃。著名的法国马其诺防线比想像中用来抵挡德国人的一根草绳强不了多少；当初认为荷兰大坝可以放水淹没任何入侵者的想法被证明毫无用处；法国军队实际上崩溃了。

西方世界如梦初醒，终于认识到每个人对希特勒和纳粹的看法都犯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错误。在本例中，关于某一事件的相反意见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与整场战争意义相提并论。

1940年6月，一个关键时刻，当时英、美的股价均以急速下跌的方式到达底部，（从事后看）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英国当然已经被卷入战争，我们则没有。当时一切看上去都是前景最暗淡的——实际上人们对英国几乎绝望了，因为她从那时起不得不独自抗击希特勒——然而英国的股价开始慢慢地向上爬升——并且直到l947年1月之前，从未停止过这一顽强推进的过程。

换句话说，面对法国的沦陷、悲惨的敦克尔克、英国上空的空战，英国股票市场向如同惊弓之鸟的全世界宣布，英格兰绝不会倒下。股票价格与温斯顿?丘吉尔持有共同的伟大信念，希特勒永远不能征服大不列颠。

我认为，以上关于战争历史的记述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所以不惜笔墨地摘要出来。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的股市在1940年的崩盘之后复苏过来，但是在1941年再度开始下挫，似乎成为我国参战的预兆。当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曾有过小规模上涨行情，但市场持续下滑到1942年4月，无疑您还记得。

后来，当我们的前途看上去最悲观的时候——新加坡被日军侵占，巴丹半岛失守，柯里矶多被弃守——股票市场停止了下跌，似乎在说，“打住，这种绝望的态势已经够了。从此往后，美国将赢得战争了。"事实上，在市场长期下跌之后形成的底部几乎正巧与柯里矶多岛沦陷的日子重合。不过，直到此刻为止，我们一直在败退。股票市场的前瞻能力远比我们，众人们，敏锐！

Ⅴ

我们要短暂地回到3个世纪之前。在1634年，荷兰发生了一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出奇的大众狂热事件。如今人们称该事件为“郁金香球茎狂潮”。抢购郁金香球茎的狂潮——尤其是那些稀有的品种——席卷了整个国家。我们已经不可能想像出这场大疯狂的剧烈程度，但是它的确曾经发生过，其真实性无可置疑。

郁金香球茎的价格达到了荒诞的高度。到1636年为止，由于投机郁金香球茎而造成的巨大需求，导致其珍稀品种成为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荷兰城市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对象。不久，每个人都卷入了部金香球茎的赌博。该书（《惊人的幻觉与大众的疯狂》）作者告诉我们，就像其他所有的狂潮一样“每个人都想像郁金香球茎狂热将会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财富都将涌人荷兰，无论开出什么样的价钱他们总会照付不误。欧洲的财富最终会集中到苏伊德?齐海岸，穷困将从荷兰那受到上苍特别关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球茎经纪人，如同股票经纪人，在“郁金香股票”的上上下下之中大投其机。有一阵子每个人都有收获。该书作者告诉我们，许多人一夜暴发——贵旗、公民、农夫、机械师、水手、车夫、女佣，甚至扫烟囱的、捡破烂的都在郁金香行市中赶海弄潮。

随着狂热的扩展，人们不惜采取最可怕的办法来加入这场快速致富的郁金香游戏。人们以荒唐的价格卖出居室、房产．换回现金投入郁金香投机。

就像所有此类大众歇斯底里症一样，这场狂热最终当然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它的后果非同一般，无数人一贫如洗。当最后的崩溃到来时，价格下跌的速度远远超过上升的速度。于是，屡见不鲜的一幕也出现了，人们转向政府，想为他们的财务危机求得某些救援。事后的一团乱麻最后提交给海牙的省议院，“人们满怀信心地指望这个智慧群体会拿出什么绝招，重新恢复信用系统”。这场狂潮波及的范围如此广泛，所有的商业领域都未能幸免，全国普遍的财务状况都被置于危困之境。尽管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绞尽脑汁，但还是左右为难。

他们想不出一了百了的仙方，于是只好“让这场事件自动停下来”，自我修补。该书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商业蒙受了巨大的冲击，“多年之后，才恢复了元气”。

在麦凯趣味横生的记述中，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狂热事件大约要数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圈套”，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诡异的是，这两桩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在18世纪之初。这里不打算花篇幅来详细说明这些投机狂澜——其中一个是关于纸币的，一个是关于股票的——不过，其中的伎俩并不比数年前发生于渡士顿的骗子庞兹的“从彼特借钱付给保罗”的手法更离奇。或者就事论事地说，它们也不比20世纪20年代的佛罗里达的地产热更可笑——当时公众买下了佛罗里达偏远地区的大块淹没在水下的土地。

为郁金香球茎神魂颠倒的大众心理，与当今人们对无线电广播中有奖收听节目的歇斯底里症状，并没有根本的差异。

无论您翻阅历史的哪一页，或是研究现实中的日常生活，您将发现每一处细节：当一场狂热（仅仅在“疯狂”的程度上有差别）抓住了“群众”的想像力时，人们便迷失了自我。我们已经从近年发生的数不清的事例中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想必您还记得“汤姆简易高尔夫教程”的事。它们在每个村庄的空场上一夜之间同时冒了出来——但是都仅仅持续了一二个月，然后就销声匿迹了。那些“来迟一步的人”蒙受了损失，其方式与在华尔街企图高抛低吸炒作股市波动的公众亏损金钱的过程没什么两样。

与此有关，我希望引起您对另一本书的特别重视，这也是一本关于群体行为的经典著作。该书著于50多年前，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国人，名字是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Bon)。我相信自从该书于1890年在伦敦面世以来，已经差不多重印20次了。我国也已有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书名是《群体：大众思维的研究》。

勒?邦非常清晰、明白地解释了大众行为的特征——群体是什么、一个群体对各种影响各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群体与个体之间存在基本差别：个体可能在推究和分析后才采取行动，而群体则根据感觉和情绪行事。群体追随领头人，或根据被想当然地看作领头者的行为亦步亦趋。

用勒?邦的话来说，群体极易受到“相互感染”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想法对少教人产生了吸引力，则有可能层层扩散，迅速吸引群体中的许多人，或者说“每个人”。

一个群体可能由任何数目的个人组成。有些权威人士认为应当有5个或更多人才能算作一个群体；也有人认为一个群体应包含更多的人数。我们的目的在于试图把相反意见理论应用于引起了公众注意或群体注意的种种事件，至于其中到底牵涉到多少人并无多大差别。当然就某种相反意见的可信度来说，其唤起的公众兴趣越强烈越好。

因为一个群体是不动脑子的，只据冲动行事，所以公众意见频繁地出错。根据同样的理由，因为一个群体已经迷失在感觉或情绪之中，所以您将会发现，一旦某种社会狂热已经形成了势头，则大众将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在股票市场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股价处于低位，且波动较小，则群体——大众将维持在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大众受市场内交易气氛以及价格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当价格上升时，对群体尤其有吸引力。因此，在股市早期，操纵市场者往往故意制造股价波动并推高股价，由此令“群体”禁不住诱惑跟风入市。

勒?邦还告诉我们，群体的主要特征是容易接受“暗示”

的影响。从另一方面看，暗示就是“相互感染”。勒?邦更进一步地指出“无论一个群体看上去对某种事物多么漠不关心，通常来看，它总是处在满怀预期的盼望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暗示的摆布。”

从以上定义我们就能看出，比如说，为什么官方发布某些重要的公告具有“暗示作用”的强大力量，并很快转化为群体中的相互感染。

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平常的闲言碎语是如何竟然能够像风扫过树林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小城镇的。您一定会惊奇，一则稍带刺激性的流言蜚语居然能传播得这样快！同时，随着人们的传递，原来的故事也越来越夸大。这一点与经济和商业新闻——或者与政治新闻是一致的。

勒?邦进一步告诉我们，群体“以图像的方式思考，一幅图像立即引出一连串的其他图像……”举例来说，两三年之前，曾谣传咖啡短缺，大批妇女立即光顾商店，开始囤积咖啡。这是关于群体行为学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她们就是不肯住手想一想，咖啡贮存时间过长会腐坏的，或者关于咖啡供应紧张的说法有可能是夸大之词。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那样，群体是不会停下来思索的。正是暗示的力量驱动了她们的行为。

从政治方面来看，如果我们留意到勒?邦关于领头者对群体的影响的论述便会觉得很有趣。看起来，似乎杜鲁门先生在1948年的全国巡回竞选活动中一直把《群体》这本书报在裤兜里，随时从中请益。听听这段，勒?邦是这么说的：群体沉溺于自身夸张的感情中，也只有过激的情绪才能打动他们。如果演说者企图打动一个群体，就必须满口都是强烈的断言、激烈的主张。（一无是处的第80届议会——在每一处由口哨、欢呼组成的停顿之处重复一遍。）夸大其词、武断结论、一遍追重复、从不试图通过推理来论证任何事情，对公众集会的发言人来说，这些都是辩论时的看家惯伎。

我想，您越是深人了解群体心理学这门迷人的课题，您就越有可能同意，在我们的所谓商业周期中，人的因素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货币因素是强有力的，生产能力提供基本的支撑，不过“人们”打算做什么始终必须受到认真对待。

一位就职于一家致力于经济研究的显要的基金会的著名经济学家曾写信绐我，我认为他的来信中的意见具有极高的价值。信的内容如下所示：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不存在任何牢靠而有效的途经来预测商业形势的重大转折，或者预测证券价格的大规模或中等规模的转折，但是在所有不完美的研究方法中，您的方法带来了最有希望的前景（他指的是相反意见分析方法）。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还需要在合理的准确程度上来预测经济趋势的话，那么除了统计学的依据之外，看来还需要其他指标。

Ⅵ

如果我们再举一个过去的事例，也许能够把大众心理学的主题展示得更鲜明。

通货膨胀集中反映了大众行为中一切形式的贪婪和恐惧。

历史充斥着一桩接一桩的通货膨胀狂热。20世纪20年代，德国和法国的通货膨胀很奇特——中国4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不遑多让（我们自己经历的则程度较小，幸亏在这里它没“失控。’）。

这里有一例通货膨胀的历史事件，每个人都应当不陌生。

无疑您知道18世纪发生在法国的不可兑换纸币的故事。请允许我们做一番简要回顾，因为在这次事件中，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官方力图采取的“控制”手法对当前全世界来说都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纵观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每当一个国家遭遇财政危机时，通行的解决办法总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货币”。

“1789年初，”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Vhite）在其经典的专题论文中写道，“法国发现自己陷入了深重的财务困境：债务负担沉重，政府赤字庞大。”

“如果采取符合政治家头脑的措施、谨慎小心的监控以及明智的管理肯定能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后重新恢复信心……但是这样的措施涉及耐心和自我牺牲，并且在人类历史上到此时为止，这类做法在政治智慧的产物中依然属于风毛麟角……”

我们似乎能够记住怀特先生的话，因为这些话看来同样适用于20世纪中叶。

在法国，艰苦奋斗的办事方式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怀特告诉我们，大家普遍追求某种通向发达的捷径，“不久，下面这种想法就在全国传开了：法国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流通媒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需要更多的美元，全世界都一样），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呼吁发行纸币。”

您可能记得，当时伟大的米拉博（Mirabeau）曾经力图借助自己雄辩的力量来阻止马雷特（Marat）的后果不堪设想的计划。后者打算以教会拥有的土地为根据发行纸币。米拉博在国民议会上大声疾呼，反对这个没有硬币支撑的发行4亿单位法国纸币的邪恶念头——但是没有任何用处。

当然，发行纸币所带来的刺激作用倒是立竿见影。在一个短暂时期之内，商业活动迅速升温，人们都很开心。法国人为这个了不起的计划而兴高采烈。

然而，拔苗助长的经济绝不会长久。就在短暂的5个月之后，货币花光了，“政府再度陷入了危难”。想必您知道下一步剧情。在冗长的争辩之后，明智的意见被弃如敝履。1770年9月29日，国民大会投票表决，以悬殊比例通过发行更多的纸币——这一次把数额提高到上次的2倍，8亿单位。

错把通货膨胀当成经济繁荣的幻觉横扫了法国。

这场狂欢一经开头就再也停不下来。随着纸币快速地贬值，新的发行一茬接着一茬。

很快，官方不得不制定急烈的法律来挽回局势．土地产业被没收，也力图实行价格限制——即“最高价格法”。

“新的纸币发行加重了灾难，”怀特解释道……“但是，除了货币刺激之外没有产生任何减缓效果，由此一来，病情就更恶化了。’’

“最后的崩溃终于到来，经过一阵可怕的动荡，事情又开始回向正常状态，资本与劳动的回报水平呈现出一定的确定性。直到此时之后，经济繁荣的新时代才真正到来。”

当政府，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政府，背负着巨额债务负担时，每个有头脑的公民都有义务时常回顾过去曾经发生的灾难性通货膨胀事件，以及拔苗助长式的经济错觉——这两者总是伴随着群体歇斯底里症而出现。

Ⅶ

“货币”的问题太过复杂了，我们无力在本报告中详加考察。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并且关于它的课题迄今仍然令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者感到困惑。如果我企图就货币经济学展开一场学术讨论那就太放肆了。

不过我的确打算提请您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货币问题尚不被公众了解，也不为一般的商界人士所了解，一淡到经济趋势，“货币管理”问题总会令大众迷惘。

在人为调控的经济系统中，货币管理是一件微妙而难以把握的工具。如果您下功夫去了解货币管理方法中较为常规的做法，有时您就有能力分辨出一些与寻常公文或商业报道中的说法相反的趋势。举例来说，1949年货币政策的转变，毫无疑问提前终结了当时商业活动的中等规模的下挫。正是这一轮显眼的政策转变支持了本作者当时的相反意见。该意见发表在1949年上半年，指出景气衰退过程将被再度推迟。

让我们把联储委员会在1949年6月发布的毫不含糊的政策文告摘录下来，作为一份备忘录：“经由公开市场委员会掌管政府证券的购人、售出和市场运作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其首要的考虑因素是普遍的商业和信贷形势。”

这段话表明，联邦储备银行将扮演一位与经济周期角力的角色。前任财政部长斯奈德( Snyder)曾宣称（1950年），债务管理政策是“财政部长的责任，不可委托他人代管”。由于财政部希望货币环境宽松——即低利率——而联储委员会意图控制利率，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目睹了一些“有趣的争执”。（想必您记得当时发生的情形：利率上涨，紧随着联邦储备委员台的政策转向不支持债券市场，政府债券价格下跌。

1953年，利率进一步坚挺，长期债券的收益率远高于3%的水平。）

在整个1955年间，信用扩张与货币紧缩之间的角力总是成为新闻。联储委员会下定决心要约束消费者借贷的扩张势头。

公众和商业界人士在总体上对货币策略并不理会，或者说并不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向思考者有必要研习货币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的基础，以尽力评估我们的银行业管理当局以及政府部门对经济趋势可能发挥的影响。

既然全世界都（包括美国在内）“已经与黄金脱钩”，货币供应量就由人来调控，而不再取决于金属。因此，货币供应已经成为经济预测的万能钥匙。

1951年初本作者曾发表了一种相反意见——与货币问题有关——认为利率将被迫调高，政府债券价格将下跌，因为这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抗通货膨胀政策的必要措施。这是一个有趣的采取与政府宣传相反的思考方式的例子。（当时总统和财政部长不断地大肆鼓吹长期利率水平维持在2.5%的水平，但是利率最终上升了。）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遗余力地谋求稳健的货币方案，但是滚雪球一般的政府开支和“太空时代”开支抵消了他们的全部努力。

Ⅶ

公众总是错误的吗？

这可能是关于相反意见理论问得最频繁的问题。

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问题中的用词。

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是否公众在所有时候都是错误的？

答案是断然的，“不是。”或许，公众正确的时候还多过不正确的时候。借用股票市场的说法，在趋势发展过程中公众是正确的，但是在趋势的两端却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断言，在事件发生的契机点上以及趋势终了阶段，公众通常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用一种讥讽的语调来说，答案则是“是的，即当采取正确看法才能有所收获的时候，公众总是错误的——但是在中间阶段，公众是远离错误的。”

经常有人问我：“1928年和1929年的情况怎么样？难道当时公众对市场的看法不是正确的吗？当时如果采取相反的意见就错了吧？”

如果您所谓的“正确”指的是在狂暴的投机旋风中随波逐流，那么公众在1928年是正确的——但是从前面交代的结论的意义上来说，即当市场出现最后一击时公众往往是错误的，1928年的公众是绝对错误的。

基于同样理由，从可能提前了许多月的意义上说，相反的意见可能也是错误的。在诸如1928年和1929年那样极大规模的投机狂潮中，从防止人们卷入这场风暴的意义上说，相反意见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从评估中期账面利润的角度来说，则无可置疑是错误的。

1928年，许多极精明的人在认识到市场走得太离谱之后，抛弃了股票市场——不过由于价格持续暴发性地上涨，其中不少人又为之吸引重新卷入其中。“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于上涨行情，以至于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留意到财长梅林( Mel．lori)在1929年7月发表的隐晦评论，“现在是买债券的好时机。”实际上，几乎没人理解他的意思——或者在乎他的意思！

这里需要声明，采取相反意见常常导致应用者过于超前于事件真正发生的时机。相反意见很少可以为某人的决定“抉择时机”。

在经济学里，“时间要素”是最难把握的因素。我们要把这一点牢牢地印在脑子里。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已知的方法可以用来确定事件或趋势的时机。）

因此，在采用某种相反意见的时候，作为一项准则，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看法可能大大超前于群体。这是因为经济趋势在发生转变乃至方向逆转时，其过程常常是非常缓慢的。频繁出现的情况是，关于特定局面的大众意见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况，以至于其相反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也许还要花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当前局面的发展势头才能形成足够大的变化，足以使得这种相反意见成为正确的结论。

不过，这样来表述可能是稳妥的：提早一些总是比落后一些更明智——在大多数经济决策中。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股票市场，无论如何不止于此。它同样适用于商业策略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问题。

综合起来，公众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错误的——而相反的意见通常在时机上超前。

Ⅸ

为了总结上述关于相反意见理论的简要论述，我们还得处理下一个问题：应用相反理论是不是很困难？

显然，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该理论并无固定的模式。我想本文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说明，以证明如果我们养成了与群体思维相反的“思考习惯”，那么结果正确的时候常常就超过了错误的时候。

不可否认，该理论是难以掌握的，常常出人意料。首先，采取与大众意见相反的立场与人们自然的反应是相悖的！其次，当您与他人讨论您的相反意见时，几乎总会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对——他们将找出无数理由和论据，以证明您的相反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情况看来非常清楚，您应当有同其他人一样的想法，所以坚持您原先的相反立场是很困难的。最后，常常需要花费长时间之后才能证明您的观点。等待往往削弱了您的信念，因为您开始担心自己的相反意见错了。

所谓相反的立场，意味着您必须对显而易见者采取相反的立场——而这一点常常令人困惑。

如果我们听一听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博士的话，或许有助于理清上述头绪混乱的解释。在300年前他告诫他的学生，“在你相信任何事物之前怀疑一切！当心你崇敬的偶像！”在其《新工具》一书中，这位敏锐的思想家和打破迷信者首先确立了他对一切事物的怀疑，然后才过渡到他对知识的思考：“一般地，应让每一位学生……将以下这一点当作一条规则记牢——无论他的头脑已经形成了何种看法，或者已经何等安然地接受了何种事物，都应当对该事物保持怀疑态度；如此一来，他就会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付出更多的谨慎和注意，确保对之的理解是均衡的和清楚的……”

关于下述观点人们已经作出了很多论述，并且我相信已经得出了结论性的证明：如果在考虑经济和政治事件时，在我们的结论中没有将群体意见包括进来，那么在我们的预测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很多错误。逆向思考方法无疑有助于我们避免预测过程中许多易犯的错误——这些失误往往由于错估了大众的未来行为而引起。

我认为，在人为调控的经济体系中比在所谓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体系中上述情形更可能出现。理由是这样的：正如前面曾提到的，在人为调控的社会体系下（我们正稳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朝着这样的社会发展），宣传手段成为史无前例的有力“调控”工具。

我们的大脑公然被怀着影响我们的思想的目的的各式观念和说法不停地狂轰滥炸着。到底有多少“新闻”实际上是人为炮制的，我们并不知情。

如何将宣传和真正的新闻区分开，需要一付通晓新闻采集和宣传机构运作内幕的敏锐头脑。

但是，评估公众意见——以及商业上的公众意见——然后坐下来分析出相反的观点，并不需要那样敏锐的头脑。这样的过程需要练习，但是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困难。

事实上，我打算以下述观点来结束本论文：写创造全新的思想相比，采取与大众观念相反的立场要容易得多。

采取相反的立场是值得的，因为这也许使您远离猜错的困境。

第二编 关于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的随笔

¨只要遵循与习俗相反的路子行事，几乎总能干很好。”

潮起潮落的大众激情

在这组关于相反意见理论和人群心理学的杂文中，第一篇文章先要看一看由战争煽起的一波波大众激情。

人群情绪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展开而逐渐升温或降温——但是在总体情绪升温的过程中，它就如同上涨的海潮，一波高过一波地交错发展。

战争把人们的感情和行为推升到了反常的调子上。人群情绪相互感染（用勒?邦的话来说），四处蔓延。爱国激情、不断加剧的惊恐、对敌人本能的仇恨——所有这一切混杂在一起，把人们激发起来，聚集在一起，以寻求集体的安全感。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ilfred Trotter)指出：“群居动物基本的精神特性就是对同一种群内其他成员的敏感性……对整个群体的威胁属于最强烈的刺激……群体中的个体对这类刺激以最强有力的方式作出反应……”埃费里特?迪安?马丁(Everett Dean Mar-

tin)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有的兴趣——除了追逐利润之外——统统受惟一的激情所支配：打垮敌人！”

在我们反省战争激起的汹涌群情的时候，或许可以回想起阿诺德?汤因比（Amold Toynbee）的告诫，1914～1918年以及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孤立的或者从无先例的灾难。这两场战争前后呼应，串联成一个系列”。不仅如此，这个系列还是“渐强式”的——汤因比的结论是，后面这场战争“尚非这段渐强式乐章的高潮部分”。

当然，直到毁灭“整个群体”的危险即将降临的时刻，群体的本能才能被完全激发起来，这一点很重要。举例来说，直到中国被卷入朝鲜战争之时，才使得大众开始忧心战争扩散开来的危险性，而在此之前，6000英里以外的朝鲜战争并没有给大众带来严重的影响。

特罗特在谈起战争期间人群心理学的这一特点时，援引了1899~1901年的渡尔战争。“这场战争没有直接威胁本土（指大不列颠），也没有人认为它有可能直接威胁本土。”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与上例类似。在这场发生于1940年冬季的短暂“伪战争”中，国内和国外的众人们对希特勒的威胁漠然处之。

因为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方式较刺激——加上国内推行的庞大战时计划以及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终于在1951年初掀起了滚滚而采的大众激情，同历史上战争时期群情激昂的情况相当合拍。

无论如何——注意，这是要点——如果战争计划持续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战争，就不大可能形成持久的或强烈的社会情绪。因此，上述汹涌的人群情绪浪潮看来受到了其他替代因素的影响，例如：

1．如果真正的战事没有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曝发，那么战争激情的浪潮往往会逐渐消退。

2．如果爆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大战，其灾难性后果显然远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严重（一场电子恐怖）。

3．如果战争的威胁突然解除，那么大众对战时计划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限制马上转变为反对态度，转变的过程同样来得很快。

投资者的两难处境

不久以前，关于股票市场预测和实际投资操作曾经发生了一场热火朝天的争论，尼尔氏相反意见理论恭逢其盛，也加入了一分子。

A．威尔弗雷德?梅( A, Wilfred May)先生时任《商业和金融年鉴》的执行编辑，他在1950年12月27日芝加哥的一场演讲，挑起了这场投资理论的“华山论剑”。他痛批当时在市场上有呼风唤雨之力的市场预测做法，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案例隆重推出“价值投资概念”——简而言之，这种理论辩称，我们应当买入具有价值和前景的投资对象，就像买下一块农场或是盘进一爿商店一样，而不是在市场波动起伏中弄潮。作者回顾自己25年的投资生涯，诚心诚意地赞成这样的投资策略。

我不期然地卷入了随后而来的论战中（在“读者来信”一栏里）。温斯洛?科休和斯特森公司的B．K．瑟洛(B．K．Thurlow)先生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他表示同意梅先生的买入策略，但同时反问梅先生准备采取什么样的卖出策略。在瑟洛先生反问的问题中，有这么一条： “您是否认为类似于尼尔氏相反意见理论的大众心理学投资方法应当在您的投资策略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问题是个好由头，我乘机吹响了相反意见理论的号角，发出一个不合拍的音节。

请允许我强调心理学的一个要素——老生常谈的一句套话——如果把全部问题归结到最终的基础性因素，则投资问题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一般的投资者并不思考——也不愿意费脑筋。有了自动化的预测方法，投资者就省得自己亲自辛苦研究了。如果能够借助某种市场摆动方法“读出交易信号”，就可以避开繁重的劳动了。问题是，如果我们措望发现深埋在地下的金矿，就得经过艰巨的劳动一铲一铲地把土挖起来再抛出去。寻找真正价值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梅先生的“买入价值”的概念毫无疑问是可靠的投资方法，但是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严格的精神自律。在大众投资者中，永远不会有太多的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因此，我大胆地断言，除非大众心理发生了转变，否则，相反意见理论就是一个有效的指南针——而千百年来，大众心理从没有改变过。只要大众投资者（以及他们的许多投资顾问）总是作为一个人群来行事，就值得做一个逆向思考者。

这儿又是一个不合拍子的音节：如果哪位依赖相反意见理论来选择自己的出入市时机，那么他免不了会时时失望的。

然而，凭这一点并不能否决该理论的适用性。迄今还没有什么方法来确定经济趋势形成和逆转的时机——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每当市场趋势处于重大反转区域时，众人总是错误的。

更进一步地，如果您采用梅先生的可靠观念，则您会有更多的理由成为一个逆向思考者。深刻的头脑一定是反向思维的头脑。除非我们在未曾开采过的地方，选择表面看来似乎可能性不大的地点开挖，否则很少能够真正挖掘到价值。类似地，当市场上人气沸腾，“每个人”都在买人的时候，那些价格远超过价值的地方也很容易被众人忽视。显然，当市场处于“高位”时，有“价值”的投资对象就越来越少——然而正如梅先生所指出，总是有人愿意深挖不止。（为了用实例来印证一下，也许我们应该提起1929～1930年的黄金类股票……为了呼应梅先生的论点，我论述了这些学术性的问题。我没有投资咨询方面的顾客，所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正是我的本分。）习

习惯

在这些关于逆向思考方法的随笔中，“习惯”这个词将时常出现，所以我们先来介绍这个题目。

理所当然，习惯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各种各样的习惯：有固定不变的，也有不时地变化的；与此类似，人们的体质、精神和情绪也有各种类型。

威廉姆?亨利?米克塞尔（Willi8m Henry Mikesell）告诉我们，“人们头脑中的每一部分都已经习惯化了。”不仅如此，而且每个人都既有思维习惯，也有技能上的习惯。我们能够对某人10年之后的情况作出一般性的预言，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每个人都有情感的习惯。很少出现某种从未出现过的新鲜花样，绝大多数感情都是过去曾经体验过的。在很大程度上，待人接物的态度属于情感习惯……每个人都有情绪习惯、理解问题的习惯…．．由于习惯势力的作用，我们形成了各种例行公事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这一点既适用于解释日常生活中饮食、衣着的习性，也适用于解释商业性、金融性的思维习性。随着我们在人生的阶梯上一节一节地攀上来，我们的判断渐渐地养成了许多固定的模式。如果面临的问题超出了常规，我们倒是能够摆脱“习惯性抉择”的套路，但是在商业上的日常决策过程中，多半还是出于习惯。

我们对经济和市场的感受也渐渐沦为例行公事，除非我们不断地借助新鲜思想和历史背景来更新自己的头脑。正如佛蒙特当地人所说的，一个人总是“沉醉于自己的老习惯中而不觉”。

为了说明上述道理，您不妨在心里把两类人的思维习惯作一番对比，其中一种人是在30年代接受教育、开始商业生涯的，另一种人在2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就已经成年的。无数年轻人被30年代的大萧条和新政早期的艰难岁月打上了烙印。

结果这一类人养成了消极悲观的思维习惯，另一类人则是在经济繁荣、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长成的，要在这两类人的观点之间找到共同点实在是难上加雕。

威廉姆?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他散文名作《论习惯》中强调， “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事实：任何一种精神活动的序列如果被人一再重复的话，这个序列就倾向于固定下来，再难改变了；因此，我们常常发觉，如果在某种情境中，我们如是觉、如是想、如是为，那么在类似的情境中，只要没有其他明显故意的动机，我们就习惯于条件反射般地如是觉、如是想、如是为，并且预期同样的结果……人们如此广泛地承认先人为主的明显事实，以至于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句格言……”

习惯力量把我们的思想圈在俗套中——想要从俗套中解放出来，就得花费可观的精力和时间。，因此，当我们仔细考虑群体行为时（也许我们打算采取相反的立场），我们一方面不得不考虑到该群体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虑到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这种“俗套式的思维方式”惯常地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政治括动中t也惯常地反映在股票市场上。

通货膨胀的心理学

据已故的弗兰克?帕克?斯托克布里奇（Frank Parker Stock．bridge）在一本小书中（该书早已绝版）介绍，他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例”通货膨胀史载发生于25个世纪之前。从那时起，已经发生过无数起通货膨胀的事例。每当通货膨胀爆发，当时的政府或者独裁者（无疑您一定了解，历史上独裁统治的情况远超过民选政府的情况）总是试图通过操纵市场或大撤金钱来平息通货膨胀，而不是采取治标又治本的可靠措施。

通货膨胀的后果通常是悲剧性的，倘非如此，一想到他们的拙劣手段，我们会感到可笑的。

第一场通货膨胀发生在雅典，在公元前594年，当时梭伦被推选为雅典的最高执政官，他“颁布了一项计划，宣布减轻债务人的负担，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此举为后来的政府立下了样板，在2500年的历史上，它们或多或少总要依葫芦画瓢。”

斯托克布里奇先生接着写道，希腊人恶治通货膨胀的名声从此传了开来。梭伦称他的计划为“赛莎克西亚”，字面上的意思是“减轻负担”，古怪的是这听起来倒像一句颇为现代的政治口号。他在实行“赛莎克西亚”时采取的措施听起来也像我们熟悉的那一套。他降低了货币的价值，取消了农业债务。

很有意思的是，沿着历史的进程跟踪各模各样的通货膨胀，可以看到它们的“时间因素”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从通货膨胀初生到通货膨胀肆虐——从火星到大火，所花费的时间各有长短。

看来很显然，研究通货膨胀的心理学过程与研究通货膨胀的各种经济因素，具有完全相等的重要性。

在20世纪30年代初，前总统罗斯福下令将货币脱离黄金本位，开始试验每天早晨都有一个新的黄金价格，于是出版界一窝蜂地印行了大量关于通货膨胀的书籍和小册子。在现代的任何一份关于通货膨胀的参考文献目录中，都包括了大量的30年代的文章和小册子。所有人都被一次又一次地告知，通货膨胀就要来了，它会毁了我们的。然而，与上述警告相反的心理更占上风。

大众继续平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对这种可怕的危险一点都不在意，一如继往地对美元信心十足。美元的黄金价值已经被剪掉了一块，但是这一事实对一般大众来说毫无意义。他觉得自己兜里的美元钞票还是一样地值钱。人们就关心这个。结果：没有什么毁灭性的通货膨胀。事实上，美元始终保持在冬眠状态。货币周转的金额也保持平常状态。通货膨胀的火“没有点着”。

又过了15年，在公众的心目中开始酝酿出某些不安的迹象，以及“对美元币值的疑虑”。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源头——货币政策——勉勉强强地采取了一些紧缩措施。于是，经济力量和心理因素之间展开了一场竞赛。如果当时我们选择相反的观点（1951年3月），则意味着经济力量终将获胜，这一回还是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失控。

不存在明显的大众意见的时候

当所有人都忽视了一桩致关紧要的事务时，可这件事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在应用相反意见理论的过程中，有时您会发现，对于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经济因素，大众根本没有任何看法，人们对这个问题普遍缺乏兴趣。

也许听起来这事挺奇怪，我们怎么能够走到子虚乌有的“大众意见”的反面立场上呢？

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采纳相反意见，是为了尽力权衡趋势，而不是为了陶醉于纯学术性地评估大众意见。只要特定的经济因素对趋势有影响，那么即使大众对之毫无兴趣，我们也需要把它们考虑进来——因为大众最终会对其后果产生反应。

影响最大，而大众兴趣最小的事，要数关于货币和银行学的一些问题。（货币问题理所当然包括“信用”方面的问题。）关于货币、信用和银行学，研究专著、学术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是这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我们对之了解甚少。从李嘉图（Ricardo）到凯恩斯(Keynes)，从约翰?劳(John Law)到欧文．费希尔（Iwing FisheT）和萨姆纳．斯利克特（SumnerSlichter），从早期的金属货币主义到近期的货币供应量钉住理论，这些金钱魔法师一茬接一茬地抛出他们的理论。

我们中间凡是没有经受过纷乱复杂的货币经济学训练的人，不得不凭借一些简单法则的指引——我们能理解这些法则，尽管那些权威们对之不屑一顾，因为它们不够深奥。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为了限制供给，就促使货币短缺，币值上升；为了增加供给，就促使货币扩张，币值下降。

或者看看另一个例子：

币值低廉则商品昂贵，通货膨胀。

币值高昂则商品价廉，通货紧缩。

当然，我们也必须根据其他有关因素来调整上述结论，比如说产量、货币流通速度、就业状况（即购买力）等因素，但是基本上，货币问题仍然是决定价格水平的根本原因。

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遭遇雾气的包围，我们也陷身在“货币迷雾”中，因此我们应当放低眼光，把视线集中到公路中央的白色标线上。这样做，我们也许错过了高深学问那难以捉摸的臆测，但是肯定不会完全丧失对方向的感觉。

当货币危机发生的时候，借助反向的深思熟悉，我们就能把握住基本的事实，保持反讽性的怀疑精神。管理货币者和货币魔法师们的意见是什么？他们行事的动机到底何在？他们的真实用心是什么？他们是利用当前措施做一番试验呢（比如每天早晨提高一点黄金价格），还是基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出可靠抉择呢？货币管理者具有长远眼光，还是只顾眼前呢？

最后——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我们应当采取和当前实行的货币纲领相反的立场呢，还是一致的立场呢？大众后来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仿效少数人

有一种常见的谬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选择决定了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的趋势和形态。历史事实表明，恰恰相反：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仿效或追随，确立了社会长期发展的轨迹和社会——经济的演进过程。

要是您能找到加布里埃尔?塔德（Galmel Tanle）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内容精彩的著作——《模仿的法则》，一定得不惜代价弄到手。您将从中发现一个根据相反意见理论进行深刻思考的全新领域。

富兰克林．H．吉丁斯（Franklin H.Ciddinll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他为这本书撰写的前言中，用下面这种方式把塔德介绍给我们：

仿效现象是很早以来就吸引了他（指塔德）的注意力的种种社会现象之一。在他的司法行政长官办公室里，他观察到了犯罪行为中的大部分模仿现象。塔德先生激情难遏的头脑很快就横扫了历史学领域，跟踪了西方文明在全球散播的足迹，追溯了艺术、法律、学院的演进历程。大量的证据压倒性地证明，在人类从事的一切事务中，不论是善的，还是恶的，仿效行为从来都是一项有效的作用因素；对于一个深思远虑的头脑来说，上述现象的含义是显然的，必定存在某种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仿效法则，值得进行彻底研究。

仿效行为以无数种形式出现，无论何人都必定碰上过这类行为。自从电影占据了主流地位以来，好莱坞一直是效鼙和模仿的样板。在罗斯福新政的社会运动之前，年轻人从摇篮时候起就接受这样的教育：你，也一样能当总统。小奥拉西奥?阿尔杰(Horatio Alger)曾经写了很多书，这些书宣扬街头擦鞋的孩子、报童都应当胸怀大志，一定要“跻身富豪之列”。老一辈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在股票市场上，仿效行为是很普遍的，就像众人盲从领头者一样。

塔德还对未来作了预言，他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值得注意。

他是这么说的： “上个世纪（即19世纪）是一个大发现的世纪，可以有把握地预料接下来的这个世纪会是一个调整的世纪。”

塔德告诉我们，创新和仿效属于基本的社会行为。反过来，这些因素又受到信念和欲望的激发。因此，“在创新和随后的仿效的因应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挥其调动作用，因应过程本身进一步控制了人们的信念和欲望”，混合成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强大推动力量。

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多说，只能算作给您来点开胃小菜，不过请允许我再添上下面这段话，以引起您进一步查阅塔德著作的兴趣：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信念和欲望具备一种极不寻常的特性，它们总能适应不同的对象，使之和简单的轰动区别开采。这一特性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上，人们相互效仿相互感染、反复加强了某种信念和欲望，以致在相同的时间里，凡是卷入这种场各的人都染上了类似的信念和欲望……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流行忏悔、自省这样的事了……但是我们依然有其他流行的行当，比如流行追逐财富，流行赌博，流行买奖券，流行股票投机，流行规模庞大的铁路债券，也流行黑格尔哲学、达尔文主义等等。”

请作笔记

大约50年前，西奥多．E．伯顿（Theodore E,Burion）（他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参议员）写了一本鞭辟入里的著作。遗憾的是这本书已经绝版，也很难从二手书店中寻觅到它的踪迹。

这本书值得再版。它出版于1902年，随后的几年中又出了一些新版本。要是您碰巧看到了这本书，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添到自己的藏书中。

作者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各种各样的语录，表达了很多与众相反的思想。也许您有兴趣从中摘录两三则。

例如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作者引用了M．克莱门特?贾格勒（M．Clemenl Jular）的一段评论，他是已故的法国著名金融评论家。他在《论商业危机》(1889)中这样写道：“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一个国家富裕的程度竟然可以通过该国曾经经受过的经济危机的剧烈程度来衡量。”

曾经有无数的人对这样一种荒谬的错觉津津乐道：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有一天会被突如其来的大萧条瓦解。想一想这件事，实在发人深省。伯顿参议员有感而发地写道：“从经济动荡（即经济繁荣和萧条的交替）中遭受折蘑最多的国家，往往正是在数十年里社会财富和物质生活水平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

我们最喜欢引用的一段话也出现在这本书中：“在从事投资事业时，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那就太糊涂了，几乎可以肯定，太多太多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这段话是大约75年以前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dey Jevons）教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中写的。（可见关于相反意见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论持有与人群相反的意见

首先让我们来简洁地定义“人群”这个棘手的词语。这个词来自对应的拉丁词，原意为“成群集队地汇聚在一起”。

我发现有一本书对研究逆向思考方法有帮助，书名为《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群体本能》，作者是威廉姆?特罗特( WilliamTrotter)，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本书（译者注：可能由于作者笔误，两处的作者名略有不同）。该书作者把他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成群集队之人”的概念上，或者说建立在人类的从众本能上。他宣称，“从原本的意义来说，人类就是一种群体性动物，实质上，这种群体性和蜜蜂、蚂蚁、羊群、牛群、马群……的群体性是毫无二致的。人类的行为为这个命题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因此，如果我们探讨人类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个理论就成为一条不可缺少的线索……”

虽然有把思路引离本文主题的危险，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简略地介绍一下特罗特观察到的我们人类表现出来的其他许多明显的群体特征：

1．人类不能忍受孤独、恐惧孤独——不论身体上的孤独还是精神上的孤独。（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人类普遍具有这一特性。绝大多数人不喜欢孤独。如果我们不得不在一整天里完全与世隔绝，那么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头一个小时内兢套变得无聊厌烦。）2．人类对群体声音的敏感度远超过任何其他东西的影响。

（当然，这就是所谓的¨从众”理论。）3．人类受到自己所处的暴乱人群的群体性狂热的支配，也受到自己所处的恐慌人群的惊恐情绪的支配。（经济恐慌也反映了人类的此一特性。）4．人类明显地受到领头者的影响。（提起这一点，我们立即会想到希特勒或拿破仑，其实历史书上记载了数不清的暴乱民众盲目追随领头者的事例。）5．人类和群体成员的关系取决于他是否被承认为该群体的一员。（这里我们碰上了心理学上所谓“名声竞赛”

的说法，这涉及现代人事工作的领域，以及新兴学科 “行业人际关系学”。）

如果说逆向思维习惯教会我们开发自身的资源——愿意偶尔独处——那么仅仅就这一点看来，已经很有价值了；因为当我们独处时，往往能够养成用心思考问题的习惯，而不是把他人的话当成自己的想法。（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假如您不能把问题想透，问题就会漏过您的思想。）如果我们果真学会思考，我们的确会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我发现了一个有助于思考的办法，首先听取当前最有影响力的主张，然后让您的头脑随意地游历遍其他各种您所能想到的与之“相反的”和“不同的”

观点。我把这个办法称为反复思考（或者说思想反刍）。

相反意见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

相反意见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但请不要滥用它！

常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相反意见理论到底是什么？

我们大致可以用一个词作为以上问题的答复：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不过，请允许我补充一点，不要滥用它！我们应该按照它本来的用途来使用它。它肯定不是一种在赛马中竞赌压注的法宝，也不是在股票市场大把赚钱的系统。它不是一颗水晶球。坦白地说，它就是要我们培养正确的思维习惯，其实每本教科书上都写着这样的学习建议，即对待所有的问题都要同时看到它的两个方面。或者，我们借用弗兰西斯?墙根爵士的话来表述：“在你相信以前，怀疑一切……”

愿意费心劳神地同时推敲问题的两个方面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实际上，大多数人甚至连花功夫单单把问题的一个方面搞清楚都不乐意——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厕身于那些尚愿偶尔开动脑筋的少数人的行列，显然拥有极大的优势。请相信，写这些并不是为了逗闷子。大多数人通过二手渠道——从他们匆匆浏览过的文章中，或者从心不在焉的耳闻中获得信息、形成看法，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事实。

请允许我引用一位饱学之士所述与此有关的一段文字。艾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在他的《一个多余的人的回忆录》中，对于全民普及教育提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尽管他把教育失败的责任更多地归咎于我们——学生，而不是归咎于教育体系。

诺克写道：我们的教育体系完全建立在良好的信念之上，即全民初级教育将把每一位公民造就得更贤明；然而事与愿违，它所起的作用完奎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全民的普遍智力水平依然停留在教育体系建立以前的水平上。教育体系的倡导者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人类智力停止发展的平均年龄大约在12～13岁之问，因为这一点当时尚未有定论。

但是——这里您将看到和相反意见理论的关联之处——诺克还是认为我们的教育体系产生了一些结果，他的术语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如果说它没有对提高大众的普遍智力水平作出任何贡献的话，它倒是成功地导致我们的公民更容易上当受骗了。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倾向，把人类智慧中轻信盲从的成分强化到铅印的言语上，使得受教育者服从权威的天性或者盲目崇拜的心理更加巩固，从习惯于读报的人群中也许我们就能看到此类高度发达的习性。”因为学校教育我们相信从课本上读到的一切，接受老师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渐渐养成了“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习惯，而不是凡事都要运用我们应有的智慧。

正如诺克所说，这就使有智慧的人类（也许我们应该换个说法，“聪明家伙”）成为“易于塑造的模型”，“不论怎样有害的谬论，只要经过权威的包装，就能灌输给他”。

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借助相反意见理论来避免群体性的“不假思索”的错误，再运用简明实用的常识来达成正确的央定。通过这样的办法，您就能“在游戏中取胜”，但是这是您自己取得的胜利，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本理论仅仅是一种思维“途径”——我们可以经由这条“途径”达到正确的结论。

顾头不顾腚的思考方式

当我们处在兵荒马乱、前途迷茫的年代（四处碰壁就会使我们悲观失望！）——比如说最近几个年头，以及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大部分想法和计划往往出于顾头不顾腚的应急性需要。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行员靠挪动座位、改变坐姿来驾驶飞机一样。

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日常商务中的决策，越来越多地被短期的偶发事件所左右——即偶然因素——而不是服从于长期的规划。

下面这一段不长的文字引自福里斯托尔（Forrestal）的《日记》，其中强调指出了这种偏重于短线思维的摇摆丽没有长远眼光的陋习。

1945年6月6日——今日我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随着现实环境的演化，国家大计往往是由于各种偶发事件的促发而形成的，除非有人能够对这些事件具有坚定而清醒的思想认识；他必须坚定到、清醒到这样的程度，足以使他有能力制定长远政策，而不是由偶发事件促成政策的形成。（参见下一篇文章，“把马车驾在马前头”。）相反意见理论正好符合这位作者的主张，因为它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偶发事件或突发重大事件中进行思考和规划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养成同一问自己为什么的思考习惯，当某些重要的预言发表后，问一问“这种说法也许很适合当前短期的情况，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我们也应该反过来问一问。

换句话说，我们既可以从时间框架上持有相反看法，也可以从事件的角度上持有相反看法。我们可以说，从长远角度看，某些为人广泛接受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逆向思维方式推敲一下，换到近期的角度观察，则可能是一种错觉。

也有反面的情况，常常有一些观点牢牢地抓住了人们的头脑，但是我们不可能据之形成任何可靠的长期意见，因为未来总会出现不可预知的因素。我想起了一个这样的事例。之前，人们把这样一种经济学观点当作事实而广泛地接受下来：台众国已经达到了“经济成熟¨的境界。人人都说我们的经济已经成熟，消费不足现象将永远持续下去，失业率将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您还记得吗？就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您也曾听到同样言之凿凿的观点，说通货膨胀肯定要发生，将要有一段长期持续的经济繁荣，只要政府投入大量货币来防备，不可能发生经济衰退。然而，到了1953年，“人人”

又在谈论不景气了。

逆向思考方法还能在另外一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使我们避免简单地凭现在来推断未来，这是一种代价巨大的错误习惯。就是说，人们往往倾向于假定，如果今天阳光明媚、天气和暖，那么明天也会风和日丽。这一点正体现在1929年，您不妨回忆一下，当我们高栖在股票市场的“永久价格平台”之上时——当时大家都以为这种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了。所谓“新时代”的说法正是从这种错觉中萌生的。人们把今天简单地投射到明天，根本不考虑夜里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把马车驾在马前头

作者认为（站在与已故的詹姆士?福里斯托尔相同的立场上）当今世界危机性的“突发事件控制着人类的行为”……更进一步地（我们得承认这有一点愤世嫉俗的味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看来太重大了，以至于人类的心智不能成功地应付周全。

如果上述结论的确有真实的成分，那么通过相反意见理论，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依我之见，当我们身处危机的时候，突发事件一般总是控制着人类的行为，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这里并不打算检讨最近几次危机，让我们来看看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针对美国历史上一次严峻的危机所作的评论。在林肯总统于1864年4月4日写给A.G.霍奇（A.G.Hodges）的信中，林肯总统批评了后者对奴隶制的态度。在这封信结束时，他这样写道：“……我并不企图夸耀自己的贤明。我并不声称自己控制了各个事件，相反，我要率直地告诉您，事件控制了我。现在，在持续了3年的斗争即将结束之际，全国的形势既不是哪一个党派，也不是任何个人能预谋得来的或预期得了的……”

回顾历史，凭借着我们现在可以通盘了解历史事件全过程的便利条件，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人们普遍承认，虽然林肯总统没有控制一切事件的炭生，但是他的确具有博大的智慧和坚韧的道德信念，从容地应对了各种出人意料的事件和局势。

一方面，如果认为当今人类的智慧无法与各种事件的力量相匹敌，更不用说未来新事件还将层出不穷，这种想法显然只是个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国家领导者们将一如继往地竭尽所能来处理各种事件，或者按照他们的理解或愿望，以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处理各种事件。

由于世界政治的格局引导着政治领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和事件竞赛的方法．或者说与事件角力的方法，往往随着特定的国家领导者希望达到的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现实地说，某种解决方法也许对一个国家有利，却对另一个国家非常不利。

在这种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环境下，相反意见理论有什么助益吗？

我看似乎是这样的，我们不得不把马车驾在马前头：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把事件放在有关的人之前考虑（指那些制定决策的领导者）。我们认为他们领导着我们，就像马拉着车一样。

但是实际上，事件把领导者们拖在它们后边。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首先考虑具体的事件，尝试着用我们的小办法对事件进行分析——不必介意领导者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就能看到未曾被领导者的个性染上色彩的事实的本来面目。

也许我们可以假定，事件的出现往往一个接着一个，令人惊愕不已。领导者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既无从了解也无从预期。我们忧心忡忡，不知道赫鲁晓夫或莫洛托夫下一步要干什么。实际上，我们同样也弄不清丘吉尔、李承晚、艾森豪威尔、法国领导人或意大利领导人要做什么或说什么。然而可以肯定，事件将影响行为。

普遍不平等法则

当制造社会假象的人通过有害的宣传，力图诱使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的平等时，让我们这些唱反调的现实主义者牢记帕雷托的普遗不平等法则。

维尔弗霄多，帕雷托(Vdfredo Ptueto)(1848_1923)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出生于巴黎，身上带有意大利血统。他创立了“收入分布理论”，后来被世人誉为帕雷托法则，他的法则的图解形式则称为“帕雷托曲线”。

根据卡尔?斯奈德(Carl Snyder)（参见下文）的研究，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那么帕雷托法则揭示是，享有很高收入的人数为相对的极少数，享有较高收入的人数则大为增加，然后随着收入的递减，享有相应收入的人数逐渐稳步增 加，形成一条平滑的曲线。

“如果我们采用对数坐标格式画出各种水平的收入和相应收入水平的人数之间的关系曲线，这样的‘曲线’将是一条直线（在曲线两端的极端水平上存在微小的偏差）。¨帕雷托法则意义何在？您不妨问问您自己。每个人都知道，穷人比富人多过千百万以上。

这一法则的基本概念实在重要，它说明了发达国家具有最庞大的富豪阶层，因而全部人口都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准。只要花上一小刻功夫比较一下印度和美国的情况，想想其中的道理，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一点。

此外，如果顶层群体的收入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中，就会导致由此往下直到底部的所有阶层的收入下降。也许换一个说法更请楚。高收人群体的收入缩水，将引起所有较低收人群体的生活水准的下降。（临时课征较重的所得税可能在短期内引起收入下降，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因此，当那些改造社会的试验家们和您谈起拉平收入的问题时，您可以拿出帕雷托法则，向他证明一旦收入被拉平了，那么大家将会在低水平上人人平等——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水平将最终下降到和那些富豪人数相对极少的国家看齐。

公共福利体系是从人数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的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里衍生出来的；而不是靠抢走他们的餐桌，让所有人都到猪食槽一样的地方吃饭。

现在，我们还回到卡尔?斯奈德的话题上。他曾经在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担任经济统计师多年，是一位杰出的经济类主题的作者和思想者。他对经济科学的贡献值得引起注意。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部思想深刻（但文字轻松活泼）的书，题为《资本主义：创造者》。对于那些学习各种新主义、新错觉的学生来说，这本书应当放在床头，以备时常提醒自己，也让自己能睡得更踏实。斯奈德关于帕雷托的一章阐述得浅显透彻，讲解了帕雷托的发现的核心内容——帕雷托法则的统计学根据。

宣传

只要国际紧张局势持续下去，我们就会被越来越深地淹没在“宣传性”新闻中。为了防止窒息，我们应当求助于相反意见理论。

让我们对各种“宣传”手段进行一个简要的考察。我个人以为，我们和俄国的宣传是针锋相对的。

如果我们打算对双方运用的宣传手法进行一番比较，首先就得尽力确定俄国想达到什么目的．西方阵营又想达到什么目的。

1．首先，我们来考虑俄国……。

a．俄国为了控制其民众需要一场危机，危机可以转移民 众的视线。

b．如果没有持续的危机状态，那么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 推论，俄国经济将会崩溃。

2．再从我们这一边来看……

a．我们企图摆脱危机以避免崩溃。

b．西方国家偏执地忧虑将来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

c．如果这场危机持续得过久，西方国家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英国、法国以度其他国家脖子上的绞索差不多已经收紧到尽头了，必须在其脚下垫加支撑。）现在您可以从中看出，俄国采用的宣传方式和西方国家采用的宣传手法一定大异其趣。

克莱德．R．米勒( Clyde R．Miller)在他的著作，《说服的方法》中，列出了“四种简单策略”（用他的话来说），以达到说服他人接受或拒绝某种观点或信念的目的。

1．所谓接收策略或“道德”策略……设计意图是，通过和¨好”的词语、标签联系在一起，来诱导他人接受。

2．拒斥策略或“毒药¨策略……通过和“坏”的词语、标签联系在一起，诱导我们拒斥。

3．鉴定策略……通过“好”或“坏”的鉴定采达到令人 接受或拒斥的目的。

4．“人多势众”策略……将上述一种或全部手段选用于某个压力集团，或者调动大众情绪和行为，通过他们诱 使我们接受或拒斥。

现实主义：对过年心理的逆向挑战

您将会发现，本文作于12月。

过完了圣诞节，国人们都要在厨房里挂起一幅新年历，心里憧憬着新年的好运道。当我们把旧年历扔出去的时候，这里头有一点刺激作用。新开端对麻木的头脑有益处。

每逢年关，我们都得面对这样的挑战：让我们把相反意见理论表述得更平易明了，更前后连贯、更有说服力吧。我们大家都完全清楚，关于逆向思考方法，还有很多内容有待学习。

可能您已经注意到，最近我们曾经引用了一些其他作者关于相反意见理论的文字。那么这里再重复一下本书作者关于相反意见理论的见解，也许没有什么不妥。

逆向思考方法的基本用途就在于它是一种客观、务实的研究方法。逆向思维方法使得我们能够设法避免陷入个人偏见或者先入为主的成见中；避免自溺于主观愿望或一厢情愿式的思维方式下；避免草率仓促地下结论．被大众情绪牵着鼻子走。

对于每一个新年来说，直面现实的确都是必不可少的。

或许我们也应该提及相反意见的一个主要缺陷：在关于经济方面的文字中，人们习惯于一再地支特先前公开发表过的论点，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领域里都没有这样普遍。

在应用相反意见理论的过程中，最大的诱惑就是为了支持一己之见而被迫选择相反的观点。如果某人对于一种经济趋势早巳心存预定的想法，那么他很可能仅仅出于验证、加强的目的才转向相反意见一边的。除非他在精神上具有人所难及的良好自制力，否则他之所以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相反的观点上，是因为可以随心所欲也歪曲这些观点，让自己对原先的结论多一重踏实感。

让我们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不得不错上加错地巩固个人成见！举例来说，如果某人径直作出预测，提出建议，就不再可能客观地评估各种意见和大众情绪了。他不可能逃脱维护自己的建议和预测的覆辙。

我认为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是成立的，一个人不可能在提供建议的同时始终站在客观超然的立场。您不能一方面属于个人，同时在另一方面又不属于个人。当某人提出了建议后，他的心思自然集中到“期盼”上，但愿自己的建议被事实所证明，而不是维持在客观、务实的立场上，后者本来有可能对先前的看法发生影响。

本书作者相信，在长篇累牍的种种预测和研究资料之外，仍有作出其他评论的余地，我们不妨讨论一下其他人预测、建议以及“固执之见”的内容。这样，您就能够作出自己的央定。从最终的分析结论来看，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优秀的顾问，同时他也必须承担自己的决定所带来的责任。

经济学家有时是如何驱使自己的预测走向错误的

也许您暗忖本书作者总爱对他人的预测吹毛求疵。

请允许我向您保证，当我提出一些自己的议论，而这些议论同经济学家们、金融评论家们一致的看法背道而驰的时候，并不是成心要表现得像一个爱挑剔的人。他们是一群尽责的专业人士，我对他们怀有最高的敬意。我仔细阅读他们的评论和分析。我敢说，当我阅读他们的观点时，我的注意力集中的程度一般超过我对他们的意见同意的程度，因为当“一名逆向思想者”要求我这么做。

无论如何，这里引出了关于经济学预测的一个有趣的侧面：经济学预测者的影响有时会导致他们的预测走向错误。

在过去20年中，职业经济学家和分析家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如今，数目众多的公司里都设立了经济学部门，而仅仅在几年之前，这几乎还是闻所未闻的事。对旧时代的实业家和商人们来说，经济学家毫无用处，他们把经济学家称为“长头发的理论家”。这些豪放不羁的人士认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任何关于他们生意的东西，或任何关于他们未来的东西。他们宁愿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他们之中许多人也的确做到了！

商业巨头和政府要员对经济学家态度的转变，经济咨询机构的膨胀，杂志和“通信”上长篇大论的内部消息和统计数字，无不标志了一场大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在某个指定的时间您不难发现，从字面上看几乎同时有几百种预测以文字的方式出现，或者通过广播、电视传播。

看起来很奇怪，几乎每一次这些预测和分析听起来总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您禁不住纳闷，是不是这些先生们事先聚集在一起，各人拿出自己的主张，经过相互迁就、妥协，最终达成一致的主张？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的观念将对商业界和一般大众的思想发挥重大的影响。当一位商业人士拿起他的报纸或杂志，看到这80位或200位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讲述着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必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并不是说其中许多人的分析就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使他们的预测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也许他们对商业运作和商业计划（以及对大众）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的预测不可能应验。如果您被通货膨胀即将加剧的判断说服，那么您在管理库存和银行贷款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您被引导到预期经济衰退时所采取的策略，是大不相同的。众口一词的预测，导致不约而同的行为，常常把钟摆向某一边推得过远——结果推翻了原先预计的变化“时机”和变化力度。正如超载往往使机器出毛病一样，经济上的超重（单向行为）也将导致经济体系的失灵。

因此，经济学家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公开发表的预言走向错误，但是如果他们把自己的预测藏而不露，也许晟终的结果将证明它们具有不凡的准确性。

问问“什么地方是对的？”而不是总问“什么地方错了？”

在我们讨论一些经济上或政治上刚刚冒头的问题时，所有人马上都会问“什么地方错了？”您注意到这种倾向了吗？

您随便就能想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如果我们正在争论当前的普遍商业状况，肯定有人会问：“现在商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在谈起股票市场的时候：经纪商们每天都要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市场怎么了？”您从来设有听人问道，“市场哪儿是对头的？¨

可是我敢断言，在您考虑经济走势问题时，如果您同一问什么地方对头了，就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野。您的思路将拓展到不同的方向。什么时候尝试尝试吧——实际上，不妨养成一个习惯吧。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大力推荐的逆向思考习惯。

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反面式研究方法已经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俗套。

用心理学家和医生的话来说，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身心抑郁症”，或者说寻找毛病的习惯。无论提出什么问题——不论是关于内政的，还是关于外交的——您几乎总能马上听到诸如“这样行不道”、“那样不能成”之类的大合唱。说到这里，让我们想起了汽车时代之前的日子，当时亨利?福特以及其他那些发明不用马拉的车辆的人备受嘲笑。

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关于正面思考方法的一则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述在《看好您的保证金》一书中。有一天，一位精明的投资者乘坐了一辆早期的二缸汽车，经过了一场时速选15英里的疾驶后，他便追问这个新奇玩意儿是靠什么驱动的。对方告诉他，它使用汽油，于是他马上买下了一大捆洛克菲勒先生的认股权证。他知道标准石油公司的产品已经有了销路，可以经营下去，他还估计到，在最早上市的汽车中将有一大批可能坏在路边。关于这些喝汽油的甲壳虫，他问自己什么地方对头——而不是担心什么地方不对劲——就这样，他就成了未来的大赢家。

依我之见，如果我们希望度过下一个10年而又不丧失平衡感——并且希望享受到生活中的种种满足——我们就必须贬低我们有麻烦之处，褒扬我们的幸运之处。

如果我们对这样那样的问题开始探问“什么地方是对的？”

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完全改变了思维方法。苍天作证，我们不可能从寻思当今严苛的税率中得到任何乐趣，但是就在不太久之前，您、我可能都曾经相信，任何事，甚至是叫人吃不消的税率，也比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强得多。显然，我同意税率有时可能过重（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现在就是太高了），但是如果学生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什么是正确的部分，也许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了。

大众心理学和竞选

哪位不妨采用195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提名的过程作为实例，写一本关于大众心理学的书。速本书中将包括如何在竞选过程中引导众人或误导众人的所有实用方法。

一名竞选人挥舞大锤以吸引和维持大家的注意力。另一名竞选人则通过暗示、想像、感染等手段发挥情绪上的吸引力来争夺地盘。

学习大众心理学的学生们都知道，一般投票人不太把注意力放到有关候选人或竞选纲领的基本事实上。他接受“他感觉到的东西”。暗示和感染的力量能够在他头脑中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像。

神秘性是一件无所不能的工具。“什幺事都不必告诉他们，但什么事都许诺给他们，”竞选顾问对政治家们这样忠告道，“最重要的是，绝不要和选民们理论；大胆断言但绝不要解释；重申将为他们做什么，但是绝不要争论。”

上述迎合大众心理的各项方针帮助艾森豪盛尔将军在1952年初取得了突破。他本人远在遥远的巴黎，于是把他树立为伟大的偶像就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远离粗鲁、艰难的竞选现场，反而使他保持了魅力和诱惑力。他在国内的支持者们通过不停地鼓噪“领导能力”、“声望”、“只有艾克能赢”等主旋律，对大众情绪大下功夫。他们不争论，只顾拨动人们的心弦，迫使现己故去的塔夫脱参议员陷入争夺人心的艰苦战斗。

那句愚蠢的标语“我喜欢艾克”，显示出这场宣传战已经降低到小学生的水平。“我喜欢艾克，这就够了；你还想要什么？”这种手法残酷而简单．难以击败，并且具有高度的感染力。

与此同时，仅仅为了使自己维持在公众视野之内，塔夫脱就不得不持续奋战，他甚至不能有一刻的松懈。由于缺少新闻界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新闻界大多站在将军一边），他不得不亲自上阵争取支持者。对方宣称，“塔夫脱不可能赢”，这是一个泰山压顶般的口号，使他不得不投入战斗。（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难对付的昵？多么狡诈而精明的一击！）这就是当艾森豪戚尔回国时的竞争局势。

如果艾森豪威尔获得了提名，他能不能赢得大选还是一个未知数。那时他就需要在竞技场上亮相了。公众将了解到，他并不像偶像那样完美无缺。众人的立场将分化，会对他的某些观点感到失望。当我动笔的时候，事情仍在进行过程中。如果将军遵循大众心理学的指引——少说话多许诺，并不断重复许诺——他最终可能击败史蒂文森，赢得大选。但是如果他开始争辩，求助于说理，则精明的民主党人将盖过他一头。他们从不解释任何事，但是敢于允诺任何事（我这里所说的是新政时代的民主党）。这就是赢得大多数的秘诀。（参见《大众烦恼症帮了艾森豪威尔的忙》一文．第1OI页，写作该文时正是大选前夕。）

经济心理学

本书作者之所以写出这些逆反式的议论，是为了在经济心理学的领域里提供一孔之见，该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

举例来说，迄今我们还没有碰到“经济心理学家”这样的说法。也有少数几位作者的确注重人类行为学及其对经济趋势的影响的研究，不过他们把自己称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心理学家。

无论如何，从近年来有关的研究和发表的论文来看——以及从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的关于消费者购买意向和态度的调查话动来看——显然．经济心理学在最近若干年内将成为吸引各方面人士认真研究的焦点。

在《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中，乔治?卡托纳（CeorgeKatona）教授肯定地说，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如果不考虑人们对它的理解，不考虑人们对它所做的反应，就不足以全面了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当然，这一点正是贯穿本书讨论的主题。对我们来说，知道当前经济状况的统计结构——甚至也了解了可能出现的统计学前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其他更重要的东西：(1)要了解消费者和商业界对上述统计报告和未来展望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应对行为）；(2)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和上述广为接受的观点相反的意见。

在我们研究经济心理学这门新“科学¨的时候，下述现象也许是我们所了解的重要事实之一：此一时可以对人们发挥作用的因素，彼一时几乎不起作用。

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人们倾向于记住最近发生的相似经历，但是往往忘记更早的时候在同样条件下出现的不同结局。

墨为在1920～1921年战后期间曾经发生了一场明白无误的经济萧条，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普遍持有与之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的预期。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回顾一下就会注意到，就在上次战后萧条和通货紧缩之前（即1919年），曾经发生过一场猛烈的景气扩张和通货膨胀，只是后来我们把这一段情节全然抛到了脑后。为了使资料更丰富，我们不妨进一步回想，1919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繁荣普遍出乎人们的意料，当时的情况正如1945—1946年一样，人们原本预计马上就要发生经济萧条.

今天，又有人开始向我们兜售旧时代流传下来的经济学秘方了。举个例子，有人告诉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再来一次彻头彻尾的经济大萧条了。某些观察家无条件地宣称我们绝不会再次重蹈1930 - 1933年的覆辙。我们在其他时候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宣称，不过当时所指的是其他事例，比如曾经有人宣称绝不会再出现另一个“1873年”，或者“1893年” 的恐慌绝不会、永不会重演等等。

如此看来，既然我们不可能预言未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充满信心地说，随着越来越深入地了解经济趋势和经济周期以及驱动和阻碍它的动因，经挤心理学将成为一门必不可少的研究课题。

回头看看

在1952年正当大选的新闻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当时寻思着，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另一场白热化的竞选，可能很有意思——那是在1884年，对手分别是布莱恩（Blaine）和克利夫兰（Cleveland）。正如通常的情形一样，经济形势对大选具有强大的影响。另外，当时在众人中间广泛流传着对共和党的“罪孽”的反感。腐败行为的形象牢牢地钉在该党身上，而布莱思本人也没有逃脱人们的严厉责难。

在那个年头里，专门报道金融消息的新闻媒介中不包含政治新闻。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我翻遍了1884年的52期《金融和商业编年史》，除了当年初秋以后，没有找到任何提到这场大选的地方。当时它的评论打赌说，布莱思获胜的机会是5:4。后来就在大选前夕，该报又报道说，取胜的机会转向了克利夫兰，也是5:4的胜算。（后者最终以最微弱的差距赢得了大选。）

1884年这一年遭逢了一场惨烈的（但为耐短暂的）股市恐慌，商业景气日渐萧条，很多企业破产。格兰特和沃德经纪公司的破产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一位前总统和联邦军队的英雄也牵涉其中，虽然他是无辜的。（正是起因于这件事，格兰特将军撰写了著名的《个人回忆录》，以支付由沃德的欺诈行为招致的巨额债务。）

1884年从春季、夏季到秋季，悲观失望的情绪肆虐蔓延（给克利夫兰的竞选助了一臂之力）。不过，回过头来我们就能看出，这正是那场相对短暂的经济萧条的底部。随后，股票市场开始了～轮持久的爬升行情——虽然最初人们“感到怀疑”，而所有复苏过程的初期都要被怀疑——这轮行情中间虽有温和的回调过程，但是它一直持续到1893年大萧条开始。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也从不景气中恢复过来，商业好年景一直持续到1893年。以上交代了以前一场政治对抗赛的背景，当时众人的情绪也颇不平静。

既然谈到了选举的话题，那我就要给您交代一下我关于相反意见理论和大选的想法：当您想到1948年的选举情况时，也许会过早地得出结论，以为在大选年采取逆反式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漂亮的主意。

在绝大多数大选的较量中．要么双方势均力敌，人们的意见是平衡的；要么完全是一边倒的，这时一般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了。例如，如果我们在1928年对胡佛胜出的机会采取“相反的”立场，或者在1936年对罗斯福取胜的可能性采取“相反的”选择，那就愚不可及了。

我认为，1948年的大选是一个孤立的事例。当时民意测验家们大跌眼镜，一败涂地，我们不应把这一次选举看成“惯常的”政党选举格局。

向黄金的历史回归

近几年来，相对于每况愈下的美元，人们对其他基础牢靠的钱财兴趣日益增长，因此如果我们上溯到合众国放弃黄金本位的时代——以及与此相反的另一次事件，即1879年重返金本位，就能丰富我们的资料。

1862年2月，第一批纸币“美钞”发行流通。我们抛弃了金本位，以“支付战争的费用”，并在以后的17年中一直没有回到金本位制。（自从联邦政府第二次脱离金本位以来，大约已经过去了20年了。）美元币值激烈地波动，按黄金价格计算，曾经一度下跌到33美分。直到1878年12月17日，美元才与黄金达到了平价——此时正是“恢复”金本位制的政令即将生效的两个星期之前。

随着正式恢复金本位的日子，1879年1月2日的临近，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担心。许多人预计将会发生“挤兑”黄金的风潮，人们将纷纷把美元纸币兑换成黄金，美元纸币在银行柜台里堆积如山。

所有这些担心都是毫无根据的。和许多人或许多团体预料的正相反，政府在恢复金本位制的第一天实际上净收人了黄金。当老百姓发现他们随时可以换得黄金之后，他们竟然不再想要它了！下面这则报道引自1879年1月3日的《纽约论坛报》，它能给我们带来那个时代的“感觉”：恢复使用美元硬币支付的办法昨天正式实施了。美国财政部的有关部门看来卸不下黄金这个包袱了，它的黄金进帐比出帐多了26.8万美元……举国上下以隆重的礼仪来庆祝此事，从政府机关到金融大楼纷纷张挂国旗。

1879年1月4日，星期六，《商业和金融编年史》发表评论说，这个国家已经“平静地过渡到一个崭新的商业局面”。

就这样，我们终于迎来了战时金融历史的终结（《缡年史》进一步评论道）。在这个时刻说发行这一批批的美元（指纸币）是不必要的以及国家也许用不着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就可以把这场战争打下来这样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感兴趣的全部内容都集中到一点上：我们曾经发行过纸币，我们经受了纸币贬值的各种阶段——17年持续不断的币值波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今天我们重新将币值安全地停泊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上，使之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普遍价值法则的约束”

接下来的烦恼是担心黄金持续流向欧洲，最终会把黄金储备消耗到令人怀疑能否维持自由兑换的地步。1879年上半年，证券价格复苏，招致外国持有人抛售美国的证券，这就使黄金流向了海外。无论如何，一个偶然的机遇挽回了合众国的困境。当时美国的谷物收成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而英国、法国、奥地利、德国以及俄国的谷物收成则是几年中最差的。

我们输出的巨额谷物供应把欧洲从饥馑中挽救出来——与此同时，也使得黄金的流向掉转回来。这就确保了恢复金本位制的成功。随着物价的上升和人们信心的恢复，一般的商业活动也开始启动，并最终持续发展为一轮及时雨式的蓬勃经济繁荣。

如此看来，从1873~1878年的长期萧条中复苏的过程着实得益于“黄金”的扶助。

历史上结果相反的事件

在学习逆向思维方法的过程中，回顾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举例来说，在下面这段话中，只要略约换上一两个字眼（我们已经写在括号里了），读起来就好像是从当前的1952年大选年刚刚出版的商业杂志上摘录出来的一样：乐观主义是市场的支配因素。这是一个属于乐观主义者的季节，正如2月是属于悲观主义的季节一样；此外，眼下市场确实拥有许多有利的因素，不管是不是出于季节性的原因，反正乐观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除了庞大的战争（国防）订单之外，贷款利率低廉，银行系统稳固可靠，对所有的货物和商品都存在巨大的需求”

在大选年份中，几乎没有哪一年比现在更有利于证券市场。各企业多少总能获得一些利益，却什么也不会失去；因为人们现在对大企业采取了更支持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有帮助。与此同时，即使税率方面有什么调整的话（为了国防计划和援外计划），至少在今后几年之内，对它们也没有什么损害…

以上文字摘录自约翰?穆迪( Jonh Moody)的《金融市场评论》，发表在1916年11月的《穆迪氏杂志》上。

从相反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注意到在1916年ll月股票市场已经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形成了一个“战时市场”的高点，都才能掌握全面的情况。利润，收益以及商业景气都已经处于不同寻常的峰值水平。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盟军发出的订单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额。（这是一个美妙的时代：亿万美元从我们这里借出，然后又作为军火和战场设备的费用花销在这里。）

就在当年夏天，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相当平淡的政治竞选．对手分别是威尔逊和休斯。双方旗鼓相当。年纪较长的读者也许还记得在大选投票后第二天早晨，人们认为贾奇?休斯是赢家，但后来来自加刺福尼亚的结果推翻了这一猜测，威尔逊再次当选。

虽然面临着战争带来的巨大商业机会和超额利润．但是股票市场竟然持续、顽固地处于熊市趋势中，为时达13个月之久。美国于1917年4月宣战，但这并未阻止上述趋势．反而进一步增掭了下跌的动力，特别是在当年下半年。 ．1916年里，人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德国人将很快被打败．，不时可以昕到此起彼伏的和平序曲。人们把股市下跌归咎于停战的预期——在市场已经经历了明显的下跌过程之后。然而，市场从1917年12月开始向上反弹，这一上升过程实际上一直持续到停战日（191 8年l1月11日）。此后市场向下回挫了大约l0%，然后又开始起飞，最终酿成了1919年的牛市行情和热火朝天的通货膨胀，而这正是“所有人”都确信马上将要发生战后萧条的时候。

潮起潮落

逆向思考者深切关注所谓“社会潮流’’、大众意见的“浪潮”以及大众歇斯底里症。人类的狂热本性引发了人群情绪的潮起潮落，并始终推动着它们的发展演化。

通过有关的书籍以及我们这本小册子中前面的文章，您对大众狂热的往事已经很熟悉了。不过请容许我把以下几本书搜集在一起，其中包含了对人类狂热的记述，以及对从大众狂热和“社会潮流”中折射出来的大众心理学背景的介绍。这些书不全是公开出版物，但是其中有几本应当能从图书馆里查到。

《惊人的幻觉与大众的疯狂》，查尔斯?麦凯著。

《群体——关于大众心智的研究》，古斯塔夫?勒?邦著。

《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群体本能》，威廉姆?特罗特著。

《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乔治?卡托纳教授著。

《为了永久和平而进行的永久战争》，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博士编著，这是他与其他7位杰出的作者共同的文集。本书值得向逆向思考者推荐，它通过压倒性的证据、以具有完备文件证明的方式刻画了现代宣传手段的强大力量。

当然，还有其他书籍值得推荐。上列头4本书已经包括了关于大众狂热和大众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卡托纳的著作则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分析了人类的经济行为（卡托纳教授曾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掌管消费者调查活动）。

毫无疑问，对于像我们自己这样具有逆向思维头脑的人来说，有“责任”（我该怎么说呢？）在“社会潮流”这样的问题上刨根究底，因为目前在我们这个国度，一波“国际主义”的社会风潮已经相当明显地席卷了大众的思想。因此，比起仅仅为了获得问题的正确答案来，我们这些少数派思想者更应当对这一问题本身给予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如果我们判断其他人正在被这“浪潮¨卷走，也许应当对他们发挥一些影响。

学无止境

随着我们对相反意见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入，我们发现在如何应用该理论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内容有待探索。

何时采取相反的立场？我们应当寻找何种强烈程度的普遍意见？如何评估大众意见？

这样的问题始终摆在我们面前，上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依我看，我们也不必过于气馁，因为经济学的所有领域都还停留在“精猜看”的地步。这些年来，在提高经济预测的准确性方面，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有益的进展。并且请注意，尽管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卷帙浩繁的统计学研究成果，而且它们都是从前的预测者闻所未闻的．但是上述窘境依然没有改观。

我觉得，经济预测的漫长历史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昭示，我们忽视了“心理学”这一关键要素。也许您能够把全世界的统计数字一网打尽，但是您仍然无从得知人们将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采取行动。如此看来，统计数字经常将您引入歧途。许多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Lrrut Mill）如是说：“危机其实不关钱包的事，而是头脑的事。”在过去有关经济的论者中，您只能偶尔看到某位作者将“形势的演变归因于人们变化不定的精神状态”，正如西奥多?巴?伯顿(TheodoreE．Burton)参议员在他1902年出版的皇皇巨著中所写（《金融危机和工商业萧条时期》），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引用过。

说到伯顿的著作，我们不妨再从中摘录几个事例。这些事例说明了“相反的意见”何时可能相当管用。

第一例发生于1825年7月，国王在为英国国会新一轮会期揭幕所作的贺辞中（由钱塞勒爵士宣读）宣示，“普遍的、不断增长的繁荣……正继续向本王国的每一寸土地扩展。”当年12月，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就在上述宣示的5个月之后。

1873年3月15日，伦敦的《经济学家》周刊对遍及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评论，并预言了一幅光明的前景。此后不到两个月——1873年5月9日——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关闭，“爆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危机，随后欧洲经济陷入了罕见的长期萧条中”。（当年更晚些时候，美国1873年大危机和大萧条也开始了。）

1892年12月31日,在R.G．邓恩公司出版的《每周贸易评论》中写道：“今天，我们迎来了有史以来商业最兴旺发达的一年，各方面的征兆都有力地指向有利的方面。"1893年5月，即5个月之后，长期萧条开始了，给人们留下了长期难以磨灭的痛苦回忆。

还可以继续列举类似的事例，但这已经没有必要了。

请允许我们以伯顿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这段话值得我们牢记：“危机和萧条在不同的国家中几乎是同时爆发的：这些国家分别拥有各种主流的银行体系；分别实行君主政体或者共和政体；分别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关税壁垒的政策；有的国家仅仅发行和流通金属货币，有的国家则发行和流通不能与黄金自由兑换的纸币……它们分别采取的是各种类别的经济规则，但是它们就像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前前后后地发生了同样的危机。”

的确，我们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

论预测不可预测者

相反意见的一个基本用途就是要防止我们对不可预测者作出预浏；或者换一种说法t就是要避免自己被诱人错误的一般预言的陷坑。经过许多年来对相反意见理论的专心致志的研究（并且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我认为，该理论的价值应当更多地体现在帮助我们在预涮中避免犯错误，而不是运用它来作为预铡的主要手段，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请让我把您的注意力引向一篇特别有价值的文章，它刊登在大约一年前的《自由人》上。作者是L．艾伯特?哈恩博士(L.Albert Hahn)，一位名扬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预测不可预测者》。

哈恩博士回顾了近年来“错误”的预测事例（如预测战后萧条和通货紧缩以及后来的通货膨胀将持续等等），他评论说：“这些错误出现的规则性清晰地表明，不能将它们简单地归结到单纯的机会问题上。一定存在着类似于“有预测则必有错误．的某种法则在其中发挥作用。”后来他还写道：我们很少意识到，认为一定存在“科学的”商业预测手段的信念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时预洲的狂热追求，相对而言还走一种新现象。直到1930年以前，严肃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如此大胆过——或者说如此幼稚过——以至于自命有能耐计算出来来将要发生的繁荣和萧每。这种想法不符合他们关于自由经济运作过程的一般观念。他们认为，未来的经济情况基本上既取决于不可预测的价格——成本关系，也取决于同样不可预测的企业家们的心理反应。因此在他们看来，对未来商业景气的预测纯粹是江湖郎中的花架子，这种预测同其他某些预测的性质毫无二致，比如说预言从今往后两年内国会将要议决什么样的法案，纯属无稽之谈。

根据哈恩博士的看法，这个时代人们对预测的热衰（如果允许我插一句，我要说正是这一点确保了相反意见理论的用武之地），起源于“凯恩斯经济学”。

哈恩指出，整个方法（凯恩新经济学）存在一个基本错误，该理论认为在客观的经济学数据和社会成员的决策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是机械式的。但是人就是人，不是自动化的机器……

预测经济未来，就意味着预测人们在投资和消费中的决策，而它们和人类总体的未来一样不确定……导致需求分布失当的原因——按照商业界的说法，是大部分企业家时而过于乐观，时而过于悲观；于是，他们要么把投资的摊子铺得太大，扩张得太迅速，要么投资过少、投入太迟缓…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位头脑清晰的经济学家所发的辛辣评论后再补充一两句：“人算的萧条是不会发生的。同样道理，人算的通胀也不会发生——就在最近这轮商品价格萎缩过程(1951)的前夕，人们对发生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预期曾经盛行一时。恰恰正在理论家们开始宣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永久通货膨胀时代的时候，价格衰退已经清楚无疑地到来了……”

“大众烦恼症”帮了艾森豪威尔的忙

（本文写于1952年10月，它揭示了相反意见理论在竞选活动中的应用，所以将它收录进来。）眼下离大选投票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也许我们应当再谈一谈在猜测大选结果时相反意见并无多大用处的想法。

我们马上要提到1948年的大选，因为只有在1948年与大众相反的意见才是最有把握猜中结果的。不过，作者认为4年前的这段经历只是“民间测验家意外受挫”的特例，因此不把它视为惯常现象。

一般说来，您将发现本国大选通常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型：(1)一边倒式的比赛过程，比赛结果事先已经注定了，因此正因为和大众意见相反，这种相反意见就注定猜错了；(2)旗鼓相当的较量，以至于猜测结果就如同掷硬币一样，直到最后一刻才能确定谁赢；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存在普遍的观点，也就无从采取相反的立场。

举例来说，如果某人举出1948年的例子作为在大选中采取与大众意见相反立场的论据，那么您立即可以向他指出1928年的反例，当年胡佛当选就是大众意见的立场——而那是正确的。

回到今年这场白热化的、唇枪舌剑的竞选活动上来，如果我们在11月5日结果揭晓之前心中存有两三种假定倒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不能算作对大选结果的预测。

今年秋天出现了一种盛行一时的情况，可以称之为“新情况”——或者说至少人们认为它是新的；但是由于在过去大多数大选过程中都没有“民意测验”之说，我们也只好假设这种情况是新的了。

我所说的新情况指的是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很大比例的投票人“尚未拿定主意”。据估计，没有拿定主意的票数大约在总票数的1/4到l/3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粗略地（也不太准确地）将即将投出的选票划分一下，那么大致是这样的格局：1/3投向斯蒂文森，1/3投向艾森豪威尔，还有1/3“尚未作出决定”。（重复一下，这样的划分无疑失之粗率，但是每一部分投票人数的分布偏差也许只有几个百分点。）

相应地，也许还有一大批投票人正在两边摇摆，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

根据大众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大众风潮频繁地发生在某些不可思议的时刻。为什么一大群人如同羊群般集体行事，这是人类本性中众多不可解之谜中的一例。

无论如何，大众风潮是由情绪性的动机促发的，而不是由理性思考造成的。“众人”受他们的心（指情绪），而不是受到他们的头脑的影响。

以上分析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种似乎说得通的推测，“没有拿定主意的群众”最终会转向同一个方向（或者一个合成的方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将照着他的邻居的样子行事；有些人将会根据冷静的分析（也许如此）来取舍。但是绝大多数人也许在1952年11月4日最终轻率地选择同一个结果。

如果将来这样的情绪化风潮果然应验了，那么这两位竞选人中的一位也许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于是，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原先的“大众意见”就这样变成了错误的预期。

作者一直认为，在这场竞选中民主党人在吸引大众情绪方面占据了全面优势；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则无疑拥有一个突出的机会来赢得三心二意的投票人的心：把焦点集中在朝鲜。

我想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的演说中（“我应当到朝鲜前线去”）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意图。这场关于朝鲜问题的演说产生了电击一般的冲击力，如果本周他继续采取跟进措施，则可能激发那些主意未决的群众转向一个方向（当然是朝着将军本人的——不过我还是觉得他在底特律的讲话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没有提到麦克阿瑟）。

当某人说起“一边倒”的时候，可能指的是大众投票一边倒，也可能指投票团在投票过程中一边倒。也许大众投票结果双方的差距不超过数百万，但投票团的结果最终却是一边倒的。这就是主张未定的群众的集体动向可能带来出人意料结果的原因。

虽然如此．这样的群众风潮既可能卷向史蒂文森一边，也可能吹向艾森豪威尔一边。也许最终它将对艾森豪威尔有利，不过依我看，如果选举结果果真出人意料的话，那将是艾森豪威尔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结局。

无论从人们的分析来看，还是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似乎都是史蒂文森的胜算更大，不过从“众人举棋不定”的可能性来看，似乎可以大胆设想将军的胜利。

金钱的智慧

美国的今天建筑在如下颠扑不破的公式之上：赚钱的智囊+工程学天赋=持续的经济增长。

假定在自由赚钱的问题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阻碍了（希望如此），我们不妨简要地讨论一下“金钱的智慧”。当金钱的智慧受到人为压抑和种种限制时．就妨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您可以随意选择任何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农村小村庄，也可以是小城镇，大城市，甚至于中心大都市——您会发现，赚钱者总是极少数。造物主在赋予人类这种才能的同时是吝啬的，不过他也同样煞费苦心地使得不管在什么境遇的人群中，这种才能都一样地不足。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就能处处均匀了。

赚钱的智慧是一种精神特性，我个人坚信，这是一门板难学会的技艺。事实上，这种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您要么有聚财的本性（我相信这一点），要么没有。

对那些天生具备赚钱才能的人来说，无论“行情”上涨、下跌，或是平稳，都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头脑能紧紧抓住赚钱获利的机会，就是说，他们拥有为自己创造机会的官能。他们也可能因为投机过度而丧失一切，但是他们很快就能卷土重来（直到岁月的沧桑最终磨钝了他们与金钱有关的精神特性为止。）

后天的教育与这种赚钱的特性几乎毫无关秉。您已经得知、也读到过数不清的成功人士的故事，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什么学识，但他们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在19世纪后期不择手段地致富的美国资本家中，许多人都属于“没有受过教育的”类别。关于这些人，“自由主义者”唠叨起来没完没了。）

当然，成千上万的没有这种特性的人也都挣过钱。少数发明者（不过，真正的富豪在他们的天性中总有一种赚钱的怪癖）以及才华非凡的人属于这样的类别，他们的技艺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许可费或薪酬收入。还有演艺人员，直到他们光彩消退前，也都能挣钱。

赚钱能力上的平等，就像在其他事业或专业才能上的平等一样，超出了自然造化的范畴。所有种类的超凡才能都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古斯塔夫?勒，邦（CustaveLeBen）（在《大众心理学》中）说：“历史表明，我们在所有领域取得的进展都应当归功于那些精英分子。”后来他还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让自己过于沉缅于普遍平等的美梦，那么我们自己反倒可能成为这种态度的第一个牺牲者。紧随平等而来的就是自甘落后……”

对很多人来说，把满脑子心思都放在赚钱上的观点是令人憎恶的。他们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幸运，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享受到从古及今那些伟大心灵给我们带来的丰硕果实，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智慧、美，还有文化。

无论如何，‘即使单单从经济水平提高的角度一 以及全民福利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是幸运的——大自然给极少数的头脑赋予了赚钱的本能。我们这些缺乏这种才能的人不妨拼力仿效!

为什么预测越来越对不上卯

预测、预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癖好。差不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召集起来征询他们对未来的看法——许多人果然走上歧途，写文章、发演说，大谈“前景如何”。您可能已经领教了他们提出的各种花样的理论。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一项预言越是广为接受，就越有可能变得不准确。

当您想到国会已经立法成立了官方预测机构，即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也许您会说“预测”这行当已蒙官方批准．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该机构现在必须每年发布一次年度前景展望，而过去它发布的报告则更频繁。（显然，在艾森蠢戚尔总统统治下，公开的预测将会大为减少。）随着这样那样的“理论”如过眼烟云一样的出现，我们看到预测科学已经经历了若干不同的阶段。您还记得不久以前凯恩斯爵士和凯恩斯主义曾经是最热门的话题吗？如今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数学方法，靠推拉计算尺来预测，所计算的因素也采用工程设计的方式。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每个人都在锲而不舍地搜寻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然而，似乎总是事与愿违，权威预测者的预言永远不可能应验，因为大众接受了他们的预测，反而导致了预测的落空。

如果您相信他们的预测，您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知此一来，您就帮着推了一把，使这个预言越来越对不上卯。

只要人们对预言保持如今这种趋之若鹜的状态，并且这种预言满天飞的现状也持续下去——只要这些预言经过报章和广播的一再重复而路人尽知——作为辅助思考的工具，相反意见理论的重要性便与日俱增。我想我的这一结论是脚踏实地的。

革命需要长远的眼光

逆向思考方法的原则之一，就是要避免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及先人为主的成见。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结论来开始研究：人们仅仅为了摆脱某些形式的暴政而揭竿起义；如果可能招来更深重的压迫，人们就不会奋起反抗。

其次，在群众受到某一政权奴役和虐待的持续时间，以及使他们受到足够激发（并被组织起来）而奋起反抗的过程所需的时间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举例来说，我们的美国革命在波士顿茶叶事件、康科德镇（Conconl）和莱克星顿镇（Lexington）抗暴事件之前，已经酝酿了多年。

从以上关联着眼，这里要再次引用古斯塔夫?勒?邦的一段话，引自他的《革命的心理学》。这段话是关于“真正”的革命的时机因素的。“真正的革命，即那些最终改变了人民命运的社会变革，最经常是通过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来完成的，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很难确定它们的起点。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演变”这个术语远比“革命”这个用词恰当。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政变，但它们的基础从不超出某人或某集团争权夺利的私欲范畴。其中许多政变发生得突然，覆灭得也很快，它们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那种性质的革命。

说到这里，关于“真正”的革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得不记住两项切中要害的关键因素：1．我们曲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某个社会体系已经存在了一代人的时间。因此，其说教和信仰已经根深蒂固。

2．在“仿效法则”一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任何强大的社会风潮总是从少数人开始的，然后经过仿效争相互感染，大多数人追随其后。但是这些“领导者”必须采取引起精神性狂热的形式，才能保持后续者的动力。

以上两项因素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收取教育民众、引导民众的功效。新信仰必须在人民的心目中扎根生长，新信仰必须激起人民对当前社会体系的不满和不平。

相反意见理论取决于仿效和感染法则

作者打算再度过提起加布里奥?塔德（Gabried Tarde）的《仿效法则》。如此重要的书在二手书店里却是如此难以寻觅，实在太糟糕了。好在还有一些图书馆藏有此书。

在吉丁斯（Ciddings）教授撰写的介绍塔德的前言中，他告诉我们，塔德洞见深刻的理论和他的创造性思想不仅来自于敏锐的观察．而且来自他“长期孤独和勤奋不懈的思索”。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不能忍受超过半小时以上的孤独，我们的观念和想法往往纯粹反映和重复了他人灌输给我们的内容！（不用说，我们是效覃者。）据吉丁斯介绍，塔德生来就是一位人类本性的研究者，他持之以恒地把兴趣倾注在“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人类动机的解释”上。他认识到，人类动机不仅体现在所谓“信念”和“欲望”这两个概念上，而且可以加以度量。

实际上，仿效是一种强有力的动机（正如塔德所指出）。

并且它和“相互感染”紧密地联系起来。古斯塔夫?勒?邦在他的几本书中都曾对此加以周详的讨论。

相反意见理论是由上述仿效“法则”和感染“法则”所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将这两种“社会观念”随时紧记在心，时常反思它们驱动群体行为的强大力量。

塔德坚决认为，就观念和行为的相互模仿来说，在所谓自愿和非出本愿之间，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区分”。如果某人无意识地、非出本愿地反映了他人的观念，或者让他人的行为对自己起到了暗示作用，他便仿效了这种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他是处心积虑地借用这种观念或仿照这种行为的，那么这两种情况的性质恰恰完全相同。

塔德还提醒我们，“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仿效他人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种是严格仿照自己的榜样，亦步亦趋，另一种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无论社会环境如何简单，如果没有他人的暗示，则什么都不能确定，不仅观念本身不能确定，而且这个观念的反面态度也不能确定。一说到这里，我们的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散不清的这类两面式社会争议的事例，有现在的，也有过去20年的。因此，当我们考虑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同题时，就必须同时考虑到模仿的一边和完全唱反调的一边。

无论如何，明确以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谓反其道而行之正是缘起于对“领头者”的直接仿效，只不过通过相反的形为表现出来而已。例如，在某个行业中形成了某种趋势，商业界普遍趋之若鹜，但某劳工团体也许会选择与这一趋势截然相反的道路。然而，该劳工团体的“反其道而行之”恰恰是由领头者引起的。

“每一种正面的肯定。”塔德说，“一方面朝它这一边吸引了那些平庸的、羊群般的头脑，与此同时，也在这里或那里招来了天生具有逆反心理的头脑的反叛——针锋相对的反面态度。”

大众一致意见把我们引向何方?

现代化使每个事物都变得如此“规模庞大”，我们禁不住要猜测，在牵涉范围极广的庞大事业中，在现代科技的巨大迷宫里，个人会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如果众人（群体）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彼此的罗网之中，也许您可以用“全体一律化”这个术语来描绘这个罗网，那么(a)今后的大众风潮会不会具有更猛烈的强度和更强大的内聚力？(b)在越大越“规模庞大”的社会——经济事务中，独立主义者会不会越来越觉得难以坚持自己的立场？

以上问题自然成为自由主义者“思考的对象”。美国的国父们在设计政府框架时，不仅着眼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而且着眼于个人独立、热爱自由、个人思想自由等崇高理想。

我们这个了不起的国家之所以在最初阶段就能取得快速的成长，是因为个人创业者们取得的艰苦卓绝的成就。他们是手脚麻利的建筑者，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先驱（我们当中的左派人士有时刻薄地称他们为“海盗”）。

事实上，他们的建设工作进展得太快、太猛烈了，结果在下一步——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在把一家企业摞到另一家企业上面的叠罗汉式兼并过程中——湮投了个人的努力，培植了群体的成就，致使个人一律化而形成了群体格局。

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问一向这样一个问题，当一家巨型联合企业的雇员被评审、升迁的时候，到底他算是一个公司人，还是算一名独立的个人？到底他维持了独立的人格，还是变成了公司群体格局中的一分子？他是不是已经加盟“群体思维”准则？说白了，他是否已经与公司一律？对于一名独立主义者来说，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陷身于现代化的、为一群人领导的、大规模的、集团型组织的泥淖中更令人泄气的了。这位不幸的仁兄应当果断地走出来，另谋自己满意的饭碗，哪怕为此需要抛弃和众人一律所带来的某种安全感也在所不惜。在他走后，“公司”之所以过得更好，是因为那些庞大的生产装备本来就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开动的。这位老兄之所以也能得到益处，是因为他再也用不着为了公司的进步凑上自己的一分子。

大多数人在大伙一律时感到更高兴，所以他们就为“公司人”

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来源，而特立独行的人总是少数派。

对于美国商业如此地发展，您不能“埋怨”任何人。简单地说，它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相对于个人的管理力而言，商业组织已经太庞大了。我们已经进入了群体管理的时代，自然，众人一律化的格局也相伴而来。

然而，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这些逆向思考者需要仔细推敲这样一种想法：会不会因为众人一律格局的上述新发展，导致将来的周期性社会风潮越来越猛烈（而不是越来越平和）?

相反意见理论与大众的幻觉和看法错误有关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将相反意见理论应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幻觉以及大众持有的某些错误概念的情况。

我相信，在大众的头脑里，存有一些由于被人反复灌输而形成的重大谬误，逆向思考者有必要对此引起注意和加以批评。

我所指的就是所谓“中间道路的哲学”。该谬论的要害在于以下方面：奉行中间路线者有可能对美国的经济生活方式构成危害，因为他们把人们引向某些社会——经济理论，而这些理论只能借助左翼分子的方法和计划才能得以实行。

如果您愿意稍作思考的话，以下是基本的理由。中间路线哲学倡导让所有人都能够生活得更好……但是这一理论也包括了（或者说它肯定暗示了）这样的内容：如果经济体系出了毛病，那么政府有责任加以干预，使得经济机器重返平衡运行的正常秩序。

因此，中间路线者在关于“自由”社会——经济体系的功能方面，培育出了某种错误的看法和幻觉（也许他们是无意的，我宁愿这样设想）。这里我竭力想要说明的是：如果您使下面这些想法在众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爱好去研究社会——政治趋势），即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活动、生产就业、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可以被消灭，或者至少可以被调整到“平稳状态”（这是一句流行的中间路线用语），那么根据我的判断，您就是在误导大众。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种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除了在独裁统治时期或者在战时实行严格配给控制的时期之外。

您不可能一方面控制或者管束供给和需求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同时维持人们的行为自由，这自由正是美国私有企业制度的思想基础。

因此，当我们注意到某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发表这样的评论时，简直令人震惊．他们预言“即将打破经济周期”——他们还预言我们的经济体系正处于“试验阶段”。不仅如此，他们还明显地倒向了中间路线哲学，认为当经济出了什么问题时，政府必须尽快干预。

这正是逆向思考理论的用武之地。“留神您的谬误”（流行的看法和观念）。在您相信之前，对一切宣传都要持怀疑态度。

同时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

相反意见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采取与众人相反的立场而先人一步。我这里所用的“先人一步”这个词，词典上的意义是“在正是时候之前考虑到或提出来”。请注意，在“先人一步”和“预测”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我把相反意见理论看成是对流行预测的一种矫正方法——通过朝相反的方向预期——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具体的预测方法。

例如，一家著名研究机构的行政主管给我来了一封对我很有裨益的信，本例就是受此信的提醒而想到的——也许您能够预计到两种（或更多种）趋势或事件之中的一种——或者也可能您同时预计到这两类情况，正在观察进一步的发展，以从中抉择可能性更大的那种情况。

关于经济前景的问题，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面前，不妨以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这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大致是这样的：到底我们面临的是卷土重来的通货膨胀欢宴，还是一场萧条？

无论如何请注意，逆反式的先人一步意味着“在正是时候之前考虑到或提出来”。

曾经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当时正值经济繁荣时期，“如果您认为当前的经济复苏或繁荣还能持续下去，那么为什么您要过早地谈论后面的经济衰退呢？”这是一个精彩而尖锐的质疑。

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项考虑因素：(1)“时间因素”；

(2)我们打算怎样理解所谓的“心理因素”。

根据本人长期以来的观察，我们寻常人一旦已经确立了一定的精神视野，想再转变自己的观念，就需花费相当长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已经认定趋势是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的，那么除非趋势已经长期、明显地转向相反方向，否则我们往往不会改变观点。我知道，您已经一再亲眼目睹了这样的现象。在我们习惯的做法中，通常仅作这样的设想：既然这儿的河流是平稳的，通常整条河流也一定始终是平稳的。如果选择一条相反的道路，力图先人一步地预见到当前趋势的改变，我们就更有可能认识到前方即将出现旋涡或瀑布的种种迹向。应对突然的局势变化是困难的，尤其是当这种变化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时候。想必您听到过华尔街上有这么一种说法——“他看空看得太空、太久了，或者他看多看得太多、太久了。”

关于另外一项考虑因素——即时间因素——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这里无需再赘述，只想重复一点：准确预测经济趋势和事件发生的时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相反意见理论对于“先人一步”这件事是毫不犹豫、毫无愧色的。我们把精细的猜测工作留给别人。事实上，也许我该再补充一句，如果您不是“先人一步”．很可能就是太晚了。

预测是一门棘手的行当

商业预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困难过，但是商界人士为了制定有利的商业策略，不得不对其前景进行评估。

今天的预测之所以更加困难，原因在于以下事实，这个国家现在既不是处在和平经济状态，也不是处在战时经济状态。

在过去的战后年代形成的标准不能用来衡量当前复杂的经济状况。其复杂性出自以下原因：

1．当今生产能力已经扩展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同时满足大众的需求和政府的需求（国防或战争需求）。怎样评估这种两堆经济可能的走向，的确需要高超的猜测技 艺，因为——

2．政府可能对任何经济因素进行干预——既在可以预料的时机干预，也在出人意料的时机干预——这就完全改变了测量标足的刻度。政府可能对货币和信用事务进行干预；可以减少或扩大军事订单；可以采取实际行动、也可以只发布声明来影响大众的心态；还有其他许多方式。这类突然变化显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们取决于世界上发生的各类事件，取决于在秘密会议上达成的决定，或者取决于由于大众心理引出的突 发事件等。

尽管存在上述复杂因素，人们仍然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地继续进行经济预测。

同样地，他们继续频繁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难得准确一回！

因为政府在我们的现代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所以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商业和大众心理的演化，并且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作者的观点来看）。

相反意见理论就是评估商业和大众心理形势的一种方法，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各种“对立的意见”，从中也许能够检验出明显为大多数人采纳的观点。

这里向您推荐一本小书，它能帮助您在商业预测中找到踏实的立足点；而且您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能汲取该书的养分（只有12页，其中包括32张图表）。该书出版于1954年初，《商业通讯》杂志社出版，由该社的杰出编辑H.E.利迪克(H.E．Luedicke)编著。书名是《怎样预测商业趋势——为管理人士撰写的专题报告》。我建议您仔细阅读。（我认为，几乎对于每一位追踪和预测商业趋势的人士来说，《商业通讯》都是必不可少的。）

到底用处在哪儿？

您也许会从本文的标题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位逆向思考的老资格大约要在半夜里从桥上跳河了。

实际情况几乎正相反，他宁可把一大难无用的学问倾倒在河里。

我在自家库房中堆积了大量旧书和资料，每次当我花费数小时来浏览这么多藏书和出版物的时候，总要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上面的念头。我每一次都忍不住想把这许多废物抛进萨克斯顿斯河(Saxions River)，觉得做完这件事后一定能振作精神。

不过后来再用反向思考的方式想想，发现这堆积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的没有价值且谬误连篇的旧物还是有一项好处的-—一这些文字老虽老，可当它们的作者挥笔时，写的都是有关论题的“最新结论”。我们最好留此存照，以提醒我们关于这些论题曾经出现过的种种谬论。

于是，我把它们统统保留下来，以保证自己不会轻易上当，竟然相信某人已经掌握了某种首尾一贯地准确预测社会——经济事务的秘诀。

只要人类的本性维持首尾不一、朝三暮四的——因而不可预测的——现状，那么，社会——经济趋势就会相应地维持不可预测的现状，受到不可预测的局势转变的制约。

基本说来，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容易犯把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的错误。

如果您浏览一下历史上公开发表的各种意见——既看看景气喜人的年头，也看景气低落的年头——您会一再地对以下情况留下深刻印象：人们的意见是多么经常地由当时盛行的局势催生出来的呀。另一方面，有时某种情况可能当时被众人视为后续事件的原因，而这样的因果事件往往按照同样的格局一再重复。但是，人们几乎从不认真分析发生在前面的那种情况——而正是这样的事件可能导致未来局面的变化。

在潜意识里，我们受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如果眼下发生的是经济繁荣，那么看多的、乐观的论点是最流行、最“可以接受的”。如果当时普遍发生了经济萧条，那么悲观主义和失望情绪最有传染性。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政府干预行为（比如说，在当前这个时代，往往采取货币政策上的干预手段）是由前一阶段的形势或前一阶段的调控失误（即前一阶段的结果）引起的。然而，人们经常把政府干预仅仅理解为孤立的当前事件，而忽视或者不考虑政府干预的原由。

也许我可以断定，相反意见理论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迫使我们透过表面的后果来探求背后的因由。更进一步地，该理论能够始终提醒我们，当前的情况正是即将发生的未来变化的前导。

（本文似乎又用某种因果关系推翻了“不可预测”的说法。）

也许有些老理论仍然成立

在我床头书桌上总是摆着一些时常更替的书籍。有好几个星期时间，爱默生（Emerson）的散文集《生活指南》始终陪伴在我身边。

我的自由派朋友们管我叫“老顽固”，我从1日书中的确获得了许多快乐和灵感，但我也没有放弃读新书的乐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头脑现实的反时髦主义者，宁愿回到一些较老的、较可靠的新政之前的社会——政治理论上去。不过我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那样的年代了。

也许您也愿意重温一下爱默生论“财富”的文章。爱默生，一位美国的贤哲，他断言“与财富俱来的也有其自身的不利因素，从而保持了一定的平衡”。他接着说：“……政治经济学的基准是（应当是）非干预性的。我们所发现的惟一可靠的规律，乃在于供给和需求的自我调节的韵律。不要人为立法。强制节约的条例搅乱了市场，使市场机能受到损害。也不要存心施恩，法律应平等，确保经济活力和繁荣。你不需要发放救济。为有才干的人和贤明的人敞开机会的大门，他们将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样财产就不会落到卑劣者手中。在一个自由和公正的共同体内，财产从懒惰者、低能者手中迅速汇聚到勤魁、勇敢、持之以恒者手中。

自然法则通过商业活动而发挥作用……通过需求和供给，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达到了平衡，而海洋水平面的平衡并不比这一平衡更为优越。人为策略和立法往往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大规模供应过剩、企业破产潮等，而遭到报应……”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做更多的引述——不过也许您会从自己的旧书堆中找出一本爱默生的散文集，再重温一遍。他还算不上一位老古董的！

读书常常能够把您的思绪引入迷人的联想：从上文所说的爱默生，到其他或新或旧的经济学大作，让我们亲身游历观念和思想的演变过程。

“中庸主义”——在经济学文字中

近来，在各种名词后面缀上“主义”的做法变得相当时髦。我也依葫芦画瓢，抛出了上面这样的标题。

不久前，《相反意见理论通讯》的一位未来订户给我们写来一封非常客气的信。他说，在试阅了两三期《通讯》后，觉得它“相当有趣，而且，在我看来，它的观点是不偏不倚的……”他叉说：“但我更喜欢立场明确的文章；出于这样的原因，我现在还不打算订阅您的《通讯》。”

我打算把这份便笺用作相反意见理论的一个备注，因为我觉得它提出了关于经济学写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深思。

当我们针对一定的经济话题或经济趋势写出自己的评论时，如果要采取武断、明确的立场，那是一桩易事。评论者可以从经济学家或分析家那里搜集一堆议论，摘录出一份综合的结论，然后写出一篇率直的“评论”。

然而，在经济评论中武断的结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实际上，需要考虑到两个缺陷。

a)当作者撰写关于一定的经济趋势的文章时，所遇到的情况经常是：该趋势在当时是不可预测的，而不是相反。因此，明确的或武断的陈述仅仅是一种装扮成相 见的猜测。

b)更有甚者，如果某种明确的说法普遍化了，那么很可能它最终会“自己击败自己”。

当我们力图得出结论时，常常抱怨研究对象的混乱状态。

不过，相当经常的情况是，我们利用这种混乱状态作为自己不动脑子的借口。

相反地，我认为这种混乱自有它的价值。

考虑一下不确定和混淆状态的反面，即武断主义。我敢说，从武断的意见中降生的重大失误多于所谓“不偏不倚的考虑¨。

如果您是混淆的和不确定的，您会把整个事情放到自己思考的背景中，让它自己像万花筒一样地演变，直到问题的各个部分能够组台出明确的形状和含意，这时您就会发现不确定性已经逐步隐去。

结果是这样的，对于具体的问题，您从开始的两头为难，渐渐达到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

作者——其任务正是检验各种相左的观点——用以下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写作责任：尽可能准确地评估关于当前盛行趋势的综合评论……这是第一步……然后反复推敲与之相反的可能性，并把这些可能性作为深思熟虑的对象交待给读者，而不是作为某种武断的结论。（归根结底，某人的意见正确的可能性并不见得比其他经济观察者更高，但是解剖其他观察者的看法，分析这些观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错，却常常是大有裨益的。）

我宁愿把逆向思考方法看作“思想启动器”。如果您愿意，不妨想像一下，人们正围坐在圆桌边召开管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趋势和对策。假定有一位持相反立场的人不时地插入话题，询问这样的问题：“诸位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或者——“先生们，假定你们读到的预测是错误的，到那时你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类反向的提醒可能极有价值。

我们不应该莽然地加入会议，不假思索地信口提出没有充分依据的主张。如果您这样做，下一次会议您将不会再收到邀请！另一方面，以明确结论的方式来提出相反的观点常常是不可能的（如果您是真心诚意的话）。相反意见的性质属于“三思而后行”，以杜绝“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了再说”。

做一个有主见的人

大众心理学是一门引人入胜的学问。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大众情绪极端乐观和极端悲观的两种情况，您将看到人类本性中奇特的扭曲现象。

当经济事务一派繁荣时，“每个人”都很快乐、乐观，事业兴旺，关于形势的未来发展，没有人愿意听到什么令人泄气的话或者坏消息。人们希望享受自己的乐观。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的如意算盘上捂上一块潮乎乎的毯子。如果有人提出繁荣和乐观阶段过了头，将引起调整性的回落，他们就把这个人称为“唱衰的预言家”，人们礼貌地（或粗鲁地）叫他闭上乌鸦嘴。

这是人类本性这块硬币的一面。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当经济步步衰退，“年头不景气一的时候，与上述相反的心理就在人群中大行其道了。这时，人们宁愿细品自己的悲观，他们把那块湿毛毯裹得牢牢的。他们的心思陷入了这样一个圈子，使他们只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妙。

更糟的是，他们预计这样的情况看不到出头之日。

看来，这似乎是人类一种难移的本性，当人们汇聚为一个群体时，往往根据当前存在的明显趋势下结论，使自己的想法陷入一种套路中。

套路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寻常的特性。我曾经说过，逆向思考方法可以一言以蔽之地表述为：跳出他人的窠臼，信任自己的主张。当您思考问题时，要做一个有主见的人。

关于在思考问题要做一个有主见的人的观念，这里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值得提一提：这样做，将使您在自己的日常中生活中更有满足感，在思考问题时更放松。当意外事件或趋势逆转发生时，您不会有挫折感或者大吃一惊。您已经对之做好了心理准备。

有主见的人明了生活总是充满起起伏伏。当所有的事物都在上升时，他认识到前面必定存在所有事物都下降的阶段。

作为一位有主见的人，他还进一步地了解到，就其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而言，生活中的起伏是不可预测的。于是，他对所谓精确的“顶部”或“底部”并不在意——他并不试图估计确切的上升或下跌的幅度，因为他知道这方面不存在可靠的判断标准。

如果您愿意将这样的哲学落实到具体行动中，那么您将会未雨绸缪地在事物上升时深思熟虑当上升转为下降时应当采取的应对计划……反过来也一样。

关于社会——政治趋势的更多思索

正如您所知，我这位逆向思维者极为重视社会——经济趋势。这些趋势不是静止不变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趋势都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表明，在社会——政治——经济趋势中既存在稳步增长的因素，也有周期性的特点。

从这方面来说，逆向思考者之所以需要了解历史，是因为趋势的转折发生于大众明显注意到这一事实之前。同时还因为当社会——政治形势可能发生轮回或重演时，一般人（他们的记忆是短暂的）意识不到其中的“周期性”，很可能认为已经形成了某种“新”局势。

为了更形象一些，请允许我引用一些文字：“法兰西将向何处去？欧洲将向何处去？这正是此时此刻在每一个头脑中盘旋的问题，而它的答案还没有降临。”

这段话肯定也提示了今天的问题——不过，它是在30多年前写下的。原作者接下来写道：是时候了吗，我们的领导者考虑担负起他们的责任了吗？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多么能干的治国巧匠啊！他们抖开风帆，完美地固定好船舵，然后听任海风驾驭我们的航船，偶然性引领着他们，而彼岸的港湾永不可及。倘若他们摆脱每一刻的虚浮表面的偶发事件，把他们的目光投向广阔的空间和宏大的历史背景，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的坐标，从而确定自己的航向。然而，时人几乎从不曾为深入研究历史而花心思，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只图眼前哪管未来的时代。的确，何其严重的局势！政府的职责本来就是前瞻未来的，甚至当它都拒绝抬眼看一看前方的时候；当根基不牢的民主派人士限于自身的政治素质，满足于不超过赢得下届大选的狭小目标的时候。

这段引文虽然偏长，却值得我们反复回味。这段文字出现在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中，著于1924～1925年，出版于1927年，维京出版公司出版，书名是《政治迷思和经济现实》，作者法朗西?德莱斯（Francis Delaisi）。我引用这段文字的目的是要引出以下的想法，今天的趋势受到过去趋势的影响，先前的问题——如果未曾解决的话——也许会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困扰今天的世界和那些政治人物。

上述一书的作者主张，人类社会的进步依赖于“三个基本的力量：亘古不变的需要，不同的社会制度（即通过何种方式满足上述需要），以及在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下大众所持的观念”。这三类基本因素始终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它们构成了作者所说的“驱动力量”，这股驱动力量有时与“惰性的力量”（比如人们反对变革）相左。有时候，驱动力量可能和大众感情协调一致。

基本上，人们希望稳定和保险。但是为了求得这种社会“满足”，他们可能屈从于导致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社会——政治的¨迷思”和错觉。随后，人们就必须跋涉一番，走上重返正途的道路。

既要人性主义地思考，也要现实主义地思考我被1950年出版的一册薄薄的小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想您也会一样的。书名是《经济观念：历史背景研究》，作者是费迪南德?茨威格（Ferdynand Zweig）（普兰蒂斯一霍尔出版公司）。

茨威格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从一位欧洲人的角度出发的，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担任克拉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更近些时候，他曾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不过，我认为当我们琢磨历史趋势及其沿革时，欧洲人的观点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因为社会观念和趋势的转折在欧洲的历史比我们这里早得多，当然也因为我们的经济哲学历史不长。

也许您会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如亚当?斯密创立的经济哲学，它一直指引着我们的资本主义体系，直到新政时代为止；再如凯恩斯的学说（来自凯恩斯爵士有影响的文字以及他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茨威格的书中，有一个有趣的章节，对凯恩斯和约翰?劳的货币理论进行了比较。

从通盘比较来看，我们很有意思地注意到亚当?斯密出版他著名的《国富论》和杰弗逊起草我们伟大的独立宣言是在同一年。

在美国，直到大萧条之后，您才会看到所谓“新社会主义”逐渐引起了这样大的兴趣。其实，这种左倾的偏向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欧洲和英国明显地形成了（参见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深刻的著作，《个人和国家》，卡克斯出版公司重印，艾伯特?丁?诺克[ Aben J.Nock>为此书撰写了前言）。正如诺克所说，斯宾塞描绘了“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英国自由主义者们全体倒向了国家主义哲学。”

现在有一些观察者声言，他们预料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美国在内）将出现摆向保守主义的回潮，我这位逆向思考者不敢苟同他们的乐观判断。我敢冒险地说，我们这里原先保守的政党——共和党，在1956年的大选中甚至可能更加“自由化”，以吸引选票。（本文写于1956年总统《咨文》和竞选宣告之前。）

刚才我已经偏离了本文的正题。开头我着重介绍了茨威格的一段评论，他埋怨经济文字的作者们：“在研究人类活动的时候抛开了他们的心灵……”，他接着写道：“归根结底，经济学现在是、将来也始终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这门学问中，人具有至关重大的重要性，人具有各种美妙的可能性，人具有远大前程。除非将人的心灵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括进来，否则关于人的研究都不可能成功。”

如您所知，在本文作者的眼中，相反意见理论的益处正在于它是一种人性化的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是数据，而人性是一项无论何时都必须加以考虑的要素。关键是既要人性主义地思考，也要现实主义地思考。

兜圈子的思维方式

当您分析各种“意见”以了解它们从何萌生的时候，您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是在外界影响下发芽的。思想的种子（粗枝大叶的想法）是由某种偶然事件，或者外界宣传播下的，此后，它们常常开花结果，形成形形色色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意见往往倾向于追随“事件”的影响，而不是领先于“事件”

的影响。我们常常看到，因为事件激起了大众情绪，所以变化的形势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事件最终演化为大众广泛持有的意见。

粗枝大叶的思维方式也许可以和削苹果皮这件事联系起来：它不触及问题核心，仅仅削去“大家都这么想”的表皮。

这种兜圈子的思考方法很少能有什么收获——除了盲目追随一阵子的情绪以及一时的流行看法以外。

举例来说，繁荣的形势派生出充满希望和高度乐观的“想法”。萧条的形势导致压抑的情绪和悲观主义。

在经济景气的阶段，人类本性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贪婪、一厢情愿、易受感染、冲动、刚愎自用以及如意算盘。我们还要再加上一条，轻信，因为在繁荣时期人们是轻信的。

当萧条爆发时，人类天性中的其他成份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比如恐惧、急躁、犹豫不决以及不信任和多疑。

无论如何，激发大众意见的两大发动机制——仿效和感染——是“连续”地发生作用的。在大众意见的演化过程中它们始终发挥作用。

如果有人向作者询问怎样避开兜圈子的思维陷阱，他将这样答复（显而易见地）：“采取逆向思考方式。首先把转圈子的方向掉转过来，然后深入探究下去，达到更深的深度。”罗伯特．P．克劳福德( Robert P．Crandord）会告诫您， “做自己头脑的主人，学会质疑各种事物。”（《独立思考》是克劳福德教授撰写的一本精彩著作——想来现在已经绝版。）追随领头羊式的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观察到——在政治方面，在社会事务方面，在流行事物方面，在商业决策方面，在机会性的赌博游戏中，以及在市场上。

在经济事务上，或许您可以这样说：本当小心翼翼和深思熟虑的时候，“众人”最热情、最乐观；本当大胆进取的时候，“众人”最胆怯。

“……还是不明白他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几年前，我们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预测中包含错误的负面评价文章。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回答了围绕相反意见理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能听到，比如说应当何时持有相反意见？应当在何种程度的总体意见的条件下“采取相反立场”？如何评估大众的一般意见等等……当时我曾经交代，现在再重复一下，即便我们做不到总是把握住相反的观点，也不必过于泄气，因为经济学的全部领域依然属于“猜请看”的性质。这些年来，在经济预测（或市场预测）问题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我过去的主张和现在的主张都是，“大众心理学”是一项被遗漏了的工具，它帮助您撬开一道缝隙，也许可以让您窥见变动中的未来的观点。

我一再反复地大胆断言，即使您能够将世界上所有统计资料都搜罗到自己手边，也依然不知道人们将怎样行事或为什么如此这般地行事。

因此，当我碰上下述情况，您可以想见我是多么关心了：我拿起星期日的报纸，读到这样的文字，“一位顶尖的心理学家对美国消费者进行了一番考察，承认自己仍然不明白什么是他的驱动机制。”

“作为消费者的人，”康奈尔大学的詹姆士．J．吉布森（James J.Gibson）教授说，“依然令当今的心理学困惑。连最愚钝的消费者也可以暗地里取笑最聪明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们自命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成竹在胸。”当您回想起感染和仿效是一对孪生的驱动类因素时，以上问题就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解答。这两类因素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力超过了人们一般理解的水平。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钱包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人们的想法和情绪。

相反意见理论不会赋予您第二视觉或者给您带来预言未来的能力。但是，您能够借之分析“盛行的意见”，考虑它们是否可能“走向反面”。我们都知道，人们的意见受感染、仿效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特性始终发挥着作用——诸如贪婪、一厢情愿、恐惧、刚愎自用、嫉妒以及冲动等——结果，大众意见经常变卦。本来并未打算购买的人，突然摆起阔来。难道您在自己身上从没体验过类似的经历吗？

再重复一下相反意见理论的大标语。当所有人的想法都相似时，很可能每个人都错了。无论如何，通过相反的方式切^问题，我们的理论承担了应付这一事实的任务：没有人了解美国消费者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三种类型的“意见”——深思熟虑型、粗技大叶型、情绪型

在考虑关于相反意见理论的应用及其意义的问题时，确定大众观点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产生是很关键的。

大众意见取决于思考成熟的程度以及情绪激烈的程度并随之变化。对某个问题的随口回答，也许会与情绪激动的群体酿起的意见直接对立。而深思熟虑的“意见”可能与其他两者中任何一方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关于“深思熟虑型的意见”，已经无需过多讨论了，不过我有信心，您已经充分了解到，在深思熟虑的意见和马马虎虎的念头之间，或者在它和纯粹反映群体恐惧和群体幻想的念头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差距。个人也许会通过思索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群体却会被情绪化的观点引人歧途，而不是借助论证或推因及果的思辩来得出看法。

情绪型和粗枝大叶型的意见通过仿效和感染作用在众人中广泛传播。

意见是如何形成的

您曾经考虑过大众意见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吗？显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会同时在某个星期天的早晨不约而同地坐下，突然达成同一个意见。

大众意见的种子早巳埋藏在人们的头脑中，有了合适的阳光雨露就会破土而出。

不久前我曾经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当时《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报道发自伦敦，时间是麦克米伦（Macmillan）赴莫斯科访问的前夕。首相在一次发言中强调，他决不会姑息退让。著名的时报通讯记者德鲁?米德尔顿( Drew Middleton)对此做了如下的描绘：据接近他的消息来源连露，麦克米伦先生之所以提及绥靖的话头，并且在全国青年保守大会的讲话中有所退却，意图在于回应美国和西欧的批评，以及引导英国的公众意见。

上文中的着重号是我加的。这篇报道支持这样的判断，即大众意见来自外界的灌输。以这样的方式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评论，实在不常见。

我们当中谁也不能估计出在我们的阅读物中企图使我们形成某种观念的文章的比例有多么巨大。报纸和杂志（以及私人印行的各种“通信”）满载着各种观点和印象——有些是实事求是的，不少是令人误解的，很多是以讹传讹的或者足虚假的。各式各样的宣传家日夜开动他们的印刷机，以在我们头脑中制造各种观念和意见。一位在一家大型报业辛迪加工作的编辑曾经告诉我，在我们读到的新闻中，90%是由专业宣传人士、公共关系专家以及影响大众意志的专家“炮制”出来的。

这个数字无疑有些夸大，但是存在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读者所了解的水平。

说起炮制新闻的问题，我们也不可忽视政府机构的角色。

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催生大众意见的工作一刻也不停息。

正如艾布拉姆?利普斯基（Ahnun Lipsky）博士在他的那本书名长长的精彩著作（《人是傀儡：控制大众意志的劝诱法是政府统治术的一部分》）中所揭示的：“商界巨头和政界要人们的行当就是造就大众意见，有预谋地引导一国的思想。”

利普斯基博士证实了我前面的讨论，他说，“众所周知，某人从谈话中听来的所谓意见其实是公众意见炮制者们散发的复制品。¨他进一步指出：“关于公众事务，很少人有自己的见解”——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加上一句，在经济和金融事务上同样的道理也是成立的。绝大多数人从小道消息、道听途说、报纸专栏和广告、以及关于神话般的“庄家”正在做什么或打算做什么的流言蜚语中获得自己对股票市场的观点，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自己的金融——经济观点。

就这样，意见形成了并扩散开去，感染作用效果神速。不仅如此，由于群体意见很少具备可靠的依据，而且常常在错误的时机形成，因此我们发现，对于清晰而准确的思想来说，相反意见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利器。

一边阅读一边推敲就是逆向思考方式

有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也有散漫马虎的思维方式，正如既有严密的资金管理方式，也有粗柱大叶的资金管理方式一样。因此您可以说这里存在着精神差距，也存在着美元差距。

无论如何，我坚信认真地采取逆向思考和反复推敲的思维方法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思考过程中的缺陷。实行逆向思考方法需要遵守一定的精神戒律——比如一边阅读一边推敲。不过，我有把握说，对于那些已经下功夫掌握了要领的人来说，这个过程仍然是快捷方便的。

依我之见，开放的头脑和有漏洞的头脑是有显著区别的。

一个括跃而开放的头脑随时欢迎各种观念——不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准备好自己达成结论。开放的头脑不等于空洞平乏的头脑，但是有漏洞的脑袋则拿来他人的意见和观念后便安然^梦，不做进一步的审视。

偶尔有人告诉我说，我在自己的《通信》中表达的逆反式评论不够明确。

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逆向思考方法的一个要点，我们曾经做过讨论，但是值得重复。强迫自己得出明确、具体的结论，比我能想到的其他任何东西更有可能导致错上加错的猜测和预测。这种现象招来了这样的嘲讽：“常常错在错误上，绝不错在怀疑上。”

作者和经济学以及华尔街打交道、对之进行观察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了，我的主张是，绝对、明确、武断的做法大约是一个人所能染上的最有害的习惯了。

如果您对某个问题持有绝对的或武断的立场，显然不可能再从相反的角度反复思考。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仔细想想。

逆向思考方法的价值正在于其反面。它能防止我们成为武断的人；防止我们在本属臆测的事务上持绝对态度；当我们阅读时，同时对作者或评论者的意图进行斟酌推敲；最后，迫使我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机械地接受他人的意见（如果不这样做，则可能是错误的）。

我相信，之所以“投资顾问行业”多年来的纪录都不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顾问性刊物的作者感受到来自客户需求的压力，不得不变得明确、武断、大胆。如果您有兴趣检验上述断言的可靠性，不妨回顾一下1959年10月号的《财富》杂志，读一读这篇文章，《股票市场信札：增长的格局》。该杂志让自己充当起批评其他那些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通信的角色，但是无疑它忘记了《财富》杂志本身也曾备受猜测错误折磨的往事。

这种毛病的根源在于：(1)经济、金融领域的作者总是怀有一种有害的冲动去预测——充当预言家。一旦中了这样的毒，耶就很难有效祛除了！ (2)另一方面，读者的错误也是半斤八两，他们总是期望某人能够准确地、首尾一贯地预言经济或市场的趋势。

相反意见理论和“三段论”法则

可能这么做有点过火，不过，我希望尽力为我们的相反意见理论提出一个台乎逻辑的基础。

由于逆向思考方法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也许我们可以说它遵循了逻辑学的三段论原则。不过，您可以把它称为“综合法”而不是逻辑学的“演绎法”。

我们打算从哲学家那里而不是从逻辑学家那里寻找我们的“公式”。

我认为，虽然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里布?费希特(JohannGottlieb Fichle)(1762一1814)被誉为正命题、逆命题、综命题的三段论法则的创始人，但是，是黑格尔把这一理论发展为“永恒思想”的哲学体系的。请允许我从《大英百科全书》（第ll版）“黑格尔”条目中给您一个解释：“每一条真理，每一件现实，都具备三个方面或三个阶段；都是由两个相反的因素或相反的方面组成的统一体，这两个方面不仅如同黑与白那样是相反的，而且就像相同和不同那样是相互矛盾的；第一步对两者进行初步确认和联合，第二步进行否定和区分，第三步最终地统一起来。”

将正命题、逆命题、综命题的三段论公式应用到相反意见理论上，您就可以建立大致如下所示的三个阶段：A．大众意见（盛行的命题）。

B．相反的或存疑的分析（逆命题）。

C．您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普遍的观点与相反的观点的综 命题）。

关于逆向思考方法的应用，我研究得越多，就越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我并没有始终给予综命题这一步骤足够的重视。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径直确定其反面（即从大众意见直接达到相反的意见），而是需要考虑到由大众意见及其相反的意见两部分组成的综命题（两方面的综合）。这就是说，并不是大众意见的每种成分都是错误，或都是时机不对的，而是其中某些组成部分或某些方面是错误的。

我推想，我们的思考过程大致应当按照以下顺序展开：首先从大众意见出发，得到与其相反的意见（或者从肯定到否定），然后通过这样的观念再综合出一个深思熟虑的结论，或综命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避免把污水和孩子一起倒出去，避免错过在所作逆向式分析的大众意见中合理的成分。

“社会压力常常导致众人一律”

在著名的研究机构亚瑟．D．利特尔公司出版的一期《工业新闻简报》上，提到了最近的一些试验。该《简报》的一篇文章评论道，“社会压力常常导致众人一律；个人的决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分别将这种外部因素称为环境、群体压力或宣传。”

也许在读者当中有些人曾见到一份报告，是所罗门.E.阿施（Solomon.E.Asch）博士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其中介绍了上文所说的试验。

阿施博士的目的是要评测相反的群体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个人修改自己的判断。“简要地说，这些实验研究了‘一致意见的形成机制’”（顺便交代一下，这也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编者是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mays>。在这本书中，采用相反意见理论作为例子来说明“反向策略”）。

实验是这样安排的：（以下均属引用）7~9位年轻人凭目测比较分别画在两张白色大卡片上的垂直黑线的长度。一张卡片上是标准线；另一张卡片上则绘制了3条直线，其中有一条与标准线等长。

在最初的比较过程中，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然后，其中有一人（他就是本实验的受试验者）发现他的意见与本组其他人都不一致，这些人是预先安排好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的。下一步的直线比较实验评估了受试验者抵制群体意见压力的能力。

经过对自己的“感官证据”和群体意见的权衡，受试验者必须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面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人的立场常常（有意地）是错误的；在每个实验系列中共尝试18次，其中12次大多数人给出的是错误答案。

简短地归纳一下，普通的受试者都在实验中丧失了自信。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他判断错误的可能性低于1%，但是他倒向了大多数人的立场，在群体压力的作用下，在他的选择结果中错误率达到了36.8%。当然，这份报告交代，这里也有相当多的偏差，“大约有1/4的受试者从未丧失其判断的独立性，反过来，有些人从来不能突破群体的约束。”

这是一个关于“众人一律”的有趣实验，它倾向于证实相反意见理论的实用价值，只要我们在如何应用这门学问上掌握更多的知识。

动量

关于动量的话题足以构成一篇令人满意的文章，而且有可能在您的脑海中激发出一连串的新观念。

读者中许多人无疑会从机械方面的定义上来理解动量这个词，在辞典上，也许会对之作出这样的解释：运动中的物体所具有的一种运动力量，总是与物体质量和运动速度的乘积成正比例；动量的大小表明了移动物体维持自身运动的力量或能量；下落的物体动量逐渐增大。

我们所关心的正是由于大众心理的影响促进了或阻滞了经济动量的情形，我担心，如果我们过深地卷入机械工程学的领域，那将难以自拔。

心理学上有一则通例，称为韦伯定律，沃尔特?皮特金（Walter Pitkin）天才地将它定义为“心理效用递减法则”。我们将它简单地表述如下：

a．可以这么说．为了使得刺激因素发挥效用的动量呈算术级数增长，则刺激因素的强度必须按照几何级数增 长。

b．为了保持动量（效用强度）不变，则刺激因素必须持 续增强。

更进一步地，“刺激因素”可能产生反作用：也许令人厌烦了、使入困倦了、惹人恼怒了、变得不合时宜了、丧失功效了等等。于是随着刺激强度的下降，动量也就会衰减。

如果您满足于认为人们和资金信用之间的关系就是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驱动力量（即动机：促使一个人行动的思想或感情）……我要说的是，如果您认为这样的驱动力量已经足够满意，那么我们肯定可以将各种经济事件序列中的“动量”理解为一种必须不间断地跟踪的条件。举例来说，货币管理当局力图控制信贷扩张和货币供应的动量，以限制和减缓所谓商业周期带来的大幅度波动。（银行存款运营的动量一般称为“周转率”，而商品周转率——即销售额与库存的比率——则称为“销售动量”。无论在经济学的哪一个领域，您都会遇上“动量”这个词，不是吗？经济学不是静态的，它是一种动态的“系统”。）

卡尔?斯奈德，一位长期公认的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的杰出人物，在他那本精彩的《资本主义：创造者》一书中，直白地写出了“经济学中的动量因素和惰性因素”。他曾经为美国科学进展协会作过题为“经济学中动量和惰性的概念”的演讲。正如斯奈德所提示，“在与货币和价格、利润和进步有关的、以及其他许多富有争议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机制”，它不停地发挥作用。美国成长的动量是我们一项珍贵的传统，这个过程很少中断过。

关于从逆向思维方式达到创造性思维方式的进一步讨论

不久前，我收到一一封来自芝加哥的朱丝?科根(Zuce Ko．gan)先生的信。早在数年以前，他就满怀兴趣而又大胆地创建了一家创造性思维学院。该学院主要致力于解决工业界的疑难问题，还出版了许多专题论文和著作。

在科根先生写给我的来信中，提出了一项令所有逆向思考者都感兴趣的主张。据他介绍，他们曾经对自己的窍门重新进行了检讨。（他们采用“窍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我重新分析在我们的办法中已经使用到的各种窍门后，我发现，它们全都是基于“相反的”或“对立的”基础之上的……需要经由逆向思维方式达到创造性思维的目的，并且实际上在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窍门中都包含了这样的内在特性，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特别。不过，当我们认识到，正是跟着他人的思路思考导致了模仿，即盲目仿效他人仅需要最少的创造性思维，那么上述这一点就不证自明了。

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其他人也强调了我们长期以来已经在相反意见理论中领受到的内在价值（长期以来，我一直努力建设这一理论）。所以，让我再为您引用一点科根先生的论文：

因此（这是他对创造性思维的进一步探讨），推论的结果是，为了获得任何创造性，就不得不有所变动。从这一点来看，以下看法是经得起理性的推敲的，即最适宜于培养创造性的方法一定是具有最大限度的政变的方法……而最大限度的改变则一定与相反的情况接近。

科根先生在其口授的经反复思考过的心得中又向前迈了一步：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窍门”？为什么我们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作出某种改变，或者从极端的意义上说就是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答案是，仅仅知道需要作出某种改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怎样作出这样的改变，或者怎样实行相反的手段。我们的窍门有助于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中揭示相反的或矛盾的内在特性。它们界定了当前的局面。换言之，“窍门”将创造性思维过程分解为更多易于消化的小块。

动机和潮流

根据从大众心理学研究中以及从塔德的《仿效法则》中所了解的内容，所谓动机问题乃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动机萌生于“信念”、“欲望”和“恐惧”（以及其他相似的人类特性）。通过相互模仿感染，动机能够迅速地传播开来：从个人而至群体，从群体而至全民。

今天，关于群体行为的研究读起来似乎还是新鲜事，该研究强调“动机调查”（这样的研究方法已经扩散到“消费者偏好”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商业和广告分析问题上了）。不过，您会察觉到这类“发现”其实在更早时代的经济哲学家那里就已经讨论过了，其中包括本瑟姆（Bentham）、考诺特( Coumol)、门格(Menger)、沃尔拉斯（Walras）、杰文斯(Jevon8)以及特别是加布里奥?塔德(Gabriel Tarde)。

在我们的相反意见理论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塔德主张动机有可能被度量，但是在研究¨大众意见”（它们是从动机中派生出来的）的过程中，我发现对大众意见一致程度的估量充其量只能是投机性的估计或猜测。不过，定量化的估计显然是必要的。

当我们需要强调或考虑相反的观点或条件时，衡量特定的意见为大众所接受的程度——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即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推测）。

我们发现，将特定群体意见的普遍程度估计得过了头或估计不足并不少见。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我确信任何人哪怕只要检讨少数几例被后来的岁月证明是错误的离奇预测和大众意见（不论战争时期的还是和平时期的，金融领域的还是政治领域的），他都会赞同，当时与它们相反的考虑对思考是有裨益的，也是有利于增进我们智慧的。

保护自己不被“深度操纵者”控制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加布里奥?塔德曾穷根究底地研究动机问题，也提到现代研究的趋势正转向这个领域。我打算与您稍作讨论的正是当前这一趋势。

我觉得，在分析“大众意见”的过程中，宣传是一项突出的因素，因为它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宣传媒介在圆熟老练地策划、操纵着大众意见。我们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提到各种研究报告，比如其中有一篇题为《群体思维》，是《财富》杂志编写的，它对“众人一律”和“公司人”进行了评论——其中谈到这样一本书——《操纵众人意愿》。

我们正在耳闻目睹对人们的“思想和愿望的操纵”，并将越来越多地亲身经历这样的操纵行为。对之进行深思，几乎令人不寒而栗。我毫不犹豫地断言，逆向思考理论保护我们不受操纵者的控制……并且我打算使这一点更加切中要害。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门能够唤起我们的“潜藏”愿望的现代科学，所谓“潜藏”的说法使得“深度”一词越来越常用——在激励机制理论（简称为M.R．）的实行者中，这个词颠来倒去地出现。当他们努力诱使我们买下他们打算兜售的东西时（无论推销的是产品、信念、意见，还是选票），公共关系专家和广告专家确实深挖到了“我们的知觉层次以下”（当我们并未看见时，仍能锲入我们的注意）。就将他们称为隐身说客吧，这是一位最有意思的作者为他的一本重要著作选择的题目。

万斯?帕卡德（Yance Packard）的著作《隐身说客》透露了所有的秘密。我强烈建议您读一读此书。据帕卡德先生说来，以下就是那些深度操纵者对你我持有的综合看法：“典型地说，他们把我们看成一群做着白日梦、心里藏着迷迷糊糊的渴望、犯着内疚综合症、非理性并且情绪化的耳目闭塞的人。

我们是热爱表象的人，沉溺于感情冲动和强迫性的行为。我们的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怪癖令他们烦恼，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用来刺激我们行动的操纵符号越来越驯顺，又令他们快乐……”如果给出简明的定义，则“激励机制研究(M．R．)是这样的学问，它力图了解什么因素在人们进行选择时发挥着驱动作用”，这是借用一位芝加哥的实行者的原话。

在得知我们最大规模的广告商已经转向了M.R．这门科学之后，您就不得不同意，正如帕卡德所说，“这些深度操纵者……正开始获得一种说服的权力”，证明他们正当地拥有我们的注意力。这本书证实，在我们思考、阅读和行事的过程中，建立“逆向思考方法”是适当的。请务必读一读这本书。

（举个例子，该书向您显示了操纵者为了维持某种永葆信心的大众意见准备了何其乐观的宣传。“一点儿通货膨胀”，听起来多惬意！）

大众催眠术

当我们说起有可能存在大众催眠术这样的事情时，也许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辞。无论如何，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众人”的确看来是被催眠了的情形。

如果您将催眠术或催眠状态理解为真正诱使人们的身体进入睡眠状态，而他们的潜意识仍然对催眠师发出的暗示或指令作出反应，那么大众当然不可能被催眠。然而，大众歇斯底里症能够由，也常常由煽动者的蛊惑和煽动所造成。一大群民众响应这样的领头者的行为方式肯定与真正的催眠术相似。

勒.邦是一位长期公认的研究群体行为的权威，他写道，这样的领头者当初也常常是被催眠者中的一员，对此他作了如下解释：

他（领头者）已经被某种观念催眠，而且从此成为这种观念的传道者。这种观念已经把他的身心占领到这样的程度，除此之外的每一种事物都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并且任何一种与之相异的意见在他看来都是错误的或是迷信的。罗伯斯庇尔的例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对卢棱的哲学着了魔，并且不惜借严刑峻法来推行之。

在更近一些的历史上，只要提起希特勒，就无需再提其他臭名昭著的例子了。这位早年在街头张贴海报的混混儿将群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若干年。当您回顾历史时，一定觉得这看起来难以置信，但是当年希特勒盛极一时、大权在握的时候，正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催眠大师”，这一切是多么真实啊。希特勒完全符合勒?邦为成功的氓众领袖所下的定义：“他们尤其擅长于从那些充满了病态神经质的、易激动的、半疯狂人员的社会阶层中招募追随者，这些人正接近疯狂的边缘。无论他们信奉的观念有多么荒唐，无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多么虚妄，但是他们的信念竟然如此地顽固，以致于从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丁点理性了……”

我认为，对时髦潮流的盲目追从大致也属于大众催眠术的作用。否则，为什么千百万人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共同接受了某种风行一时的怪念头呢？就拿那些在普雷斯利音乐会上尖声叫喊的年轻人来说吧，作为某种常规，女孩们打扮得都一样，男孩们也打扮得都一样。您或许会将时尚的转变更多地归结为相互模仿和感染的情况，不过从同一种意义上来说，群众都受到了催眠。

也有一些经济信念（或幻觉）是通过大众催眠术的形式为人们所接受的。借助武断的结论，再加一遍遍的重复，众人们被引向某种信念——即接受某些观点。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灌输，既不要解释，也不要证据。功夫到了，众人就会相信你告诉他们的东西。关于经济稳定的各种没有根据的观点和错误的概念之所以最终几乎为所有人一致“视为当然”，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形成的。我们该不该接受催眠去相信所谓的理想盛世呢？

……还是那个问题：“在市场上，大众是否总是错误的？”

只要对相反意见理论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就会不断被提出来。很自然，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关于如何轻而易举地赚钱的话题是一种长盛不衰的消遣。不过，这当然是一个谬论。

也许再没有哪项事业比在股票市场上弄潮更为困难了。在那些力图走通这条“轻而易举地致富之路”的人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终究成功了。击败他们的是一桩关乎人类天性的小事。(1)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赚钱的天赋（依我看，这一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您在出世时没有，那就最好把它忘了吧！我相信人们要么具备“金钱的头脑”，要么根本没有）； (2)此外，各种人类天性在这条快乐的致富道路上充当了拦路虎的角色，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所妨碍，比如一些情绪性的缺点，如恐惧、一厢情愿、贪婪、如意算盘，等等。

从以上列举的诸项中您可以看出为什么大众在股票市场上如此频繁地站在错误的一边。无论如何，也许我们可以用以下这段文字来相当正确地解答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当我们极有把握指望“众人”会正确时，结果发现他们是错误的。这样的说法颇有一点挖苦的意味；更严肃点的回答是，在趋势尽头，大众是错误的，但是平均说来，在趋势进程中，大众是正确的。

您会发现大众助长并“推动”着趋势（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当股票市场正在上涨时，大众比股票市场处于长期熊市时更为活跃。当价格持续下滑后，大众很快就会失去热情。

于是，我们发现当价格下滑加深时，大众的抛出行为经常会增加；直到最后，市场接近底部，人们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大众将他们的股票倾囊抛出——此时恰恰正是他们应当大捡便宜货的时候。

我们也许会根据这一点提出一种简单的采取相反立场的行为模式，可能使获利更容易一些。

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天性中上述特点，它们实在是顽固难移的故意捣乱者！最重要的乃是缺乏耐心的天性，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得人们实际上不可能在这场游戏中取胜。

了解与度量大众意见的难题

在与相反意见理论有关的问题中，没有哪个比本文标题提出的更难解决了：(a)怎样知道当前盛行的大众意见是什么；(b)怎样评估它盛行的程度和意见的强度。

许多念头曾经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多年来也一直有朋友向我提出各种建议，但是我仍然发现，自已是通过大量地翻阋和查找报纸、杂志，以及许许多多的简报和通信来评测大众意见的。

显然，这不是科学的手段，也许会频繁地导致正如一位书信往来的朋友所指出的“精神性镜面反射”现象。这就是说，某人错误地把自己看成少数派，并相应地夸大与他自己相反的观点；即，他也许因为自己的想法而误入歧途，于是干脆夸大了多数人的观点。

但是我推想，对于任何“思考系统”（如果我可以斗胆采用这样的表述方式）来说，以下说法都是成立的：如果某人企图将该种系统应用于自己的评论、论述以及结论，那么他就必须制约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我们的精神缺陷，并且在采用任何思考方法的过程中为之留有余地。在我的个例中，我明白不得不通盘了解各种想法和观念，并将它们记在心里（不用说，肯定时常错过一些与主题有关的因果关系，因为我的思想过程缺少足够深度）。

归纳起来，如果您采用扫描各种意见的方法，您就不得不总是自问：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一般观点？或者这是不是只是我自己的一种综合看法，是哪面“镜子”诱导自己误以为它们属于“众人”的？

通过阅读来获得“意见”的缺点是，著名的商界人士所说的可能是他们但愿那是自己的想法的东西——甚至有可能他们所说的和他们的真正想法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说那些管理人士宁愿把众人引人歧途，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最高策略就是给人留下好印象。（您还能将更多的陈词滥调挤进一个句子里吗？）因此，当您进行调查时不得不预留余地——这一切都相当不科学，并带来猜测的成分——但是解决方案到底在哪里呢？

众人精神一律法则

在小石城的种族隔离问题上，“众人行为主义”的表现可谓惹人注目、臭名昭著。从小石城草率行事的灾祸中爆发出来的人群情绪覆盖了从称呼名字、群伙暴力，到在大庭广众下吹牛自夸的各种行为范围——体现了众人精神一律法则。

正如我们从大众心理学著作所了解，一伙“众人”具有与个人不同的特性。在众人中，个性已经迷失了，形成了某种集体意识。勒?邦（在《众人——对流行意识的剖析》一节中）写道，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就这样变成了“一群有组织的众人……它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实体，受到众人精神一律法则的制约。”

或许我们已经不必再补充说，当一伙众人进入该项“法则”的统辖范围时尚需一定的由头，以促使该群体形成合一的目标。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也可能不变成一伙“众人”。正如勒?邦进一步解释的那样：“一伙众人受外界激发因素的摆布，并对它们的不断变化作出反应。它是它所接受的刺激因素的奴隶。”

就像我们在小石城看到的，与首先促发当前争执或冲突的导火线中所包含的情绪性成分成正比，一伙众人被刺激得激动、兴奋、狂躁，甚至达到火上浇油的程度。

显然，在种族问题之外，我们还想像不出哪一个题目更有煽动性，恃别是当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司法途径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将不同的想法摆到一起，力争找出某种可能的共同基础。勒?邦在这一点上也曾告诫我们，他说，“观念、情绪和习俗不应当通过修订法律条文来重新塑造。”

我们在小石城可悲地目睹了我在前文所说的“一场草率行事的灾祸”。依我看，这场情绪性的众人冲突，是由于那些人要么对众人行为主义一无所知，要么轻率决定不计后果地动用暴力而引起的。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了个人像一伙众人一样冲动地行事；或者您也许可以说，这场争执两方的领头者都分别同各自一边的众人精神一律化了。我没有看出州长或是总统是心平气和地采取行动的，也没有看出他们具有处理此类爆炸性问题所需的高瞻远瞩的眼光。

相反意见理论并非一种预测体系：它是力求得出成熟结论的思考方法

我不想让太多关于相反意见理论的缘由和原因的额外讨论厌烦您，不过我的确希望澄清其中的一两个方面，因为：

1．该理论具有一些实用的特色，在应用中确实发挥作用，并且作为一种“思想激发器”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不错 的前景。

2．然而，其他人在写到或提及相反意见理论时（最近这样的现象相当频繁了），在大部分情况下对它的解释是 不正确的（在我看来）。

就在前几天，一位我与之一向相当熟稔的作者这样评论道，在每一轮周期过程中，仅有两个时机需要遵循相反意见——接近顶部时，和接近底部时。匆匆读过去，这话听来没什么不妥，但是如果某人能够知道何时他处在顶部和底部，那么他当然用不着对任何经济理论费神！

正因为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瞄准周期的顶部和底部，无论是股票市场的周期，还是任何其他周期，所以相反意见理论的分析才有用武之地！

这里要重复一下本文的标题：相反意见理论并非一种预测体系，而是一种力求得出成熟结论的思考方法。

以为您可以每隔数月或数年采用一次相反意见理论，然后恰巧在当时突然转向“相反”的一边，得出许多精彩结论，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您不得不时时深思熟虑，努力得出自己的结论。

采取这种“相反的途径”的目的就在于对一个特定的问题进行周全的思索，或者由此找到一种新颖的、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想，我曾经强调过的一点是经得起推敲的，逆向思考方怯迫使我们深思熟虑，并防止了轻率的决策。

从我的长期经验出发，我主张从相反的角度思考的观念——当我们试图决定行动方向时——如果被证明行得通的话，一定得是持之以恒地加以应用。

仅当我们持之以恒地实行逆向思考方法，它才能成为一种具备实用价值的、带来回报的习惯。当您对当前出现的一定的事件序列感到困惑不解时，您不可能像魔术师那样将它从帽子里拽出来，也不能把它当水晶球来指望。如果您果真这么做，我敢打赌，到头来您会发现，当时被您一时冲动地看作是相反观点的实际上却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只不过根据自己的观点下意识地将之作了这样的理解。

相反意见并不是预测，但它的确能够对他人的预测进行核查！

正如我在前面曾经反复论证，相反意见对过度的预测行为是一剂特效的清凉剂。

“为什么您认为您会思考？”

随着卫星和火箭飞升到宇宙空间——超出常人的理解力——您一定开始推想我们美国人是不是已经把问题想透了。

我肯定自己还没有，您呢？

相反意见理论显然是一种思考方法。市面上已经有数不清关于“如何思考”的书籍。我自己甚至也大言不惭地撰写了这么一本书：《逆向思考的艺术》。是的，我在如何思考的问题上花费了很多心思，并且我诚心地相信，培养更多的思考习惯，减少“人云亦云”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必不可少的。您了解我的意思；当某些问题出现时，此间盛行的习惯说法是，¨他们说如此如此”。

在艾恩?兰德（Ayn Rand）的精彩的新著《被漠视的图表集》中，她让其中一位角色给自己大声朗读“为什么您认为您会思考？”这位虚构的科学家读道，“思维是一种原始的迷信行为。理性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念头。关于我们有能力思考的幼稚概念一直是人类代价最大的错误……”诸如此类，他的头脑被这些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和福利社会的吹鼓手弄得失去了知觉。

该书还有其他对话和对话体文字，真是字字珠玑。不要错过这本重要著作。

当我读到关于现代教育的讲座时，我常常忍不住想为什么在学校里不着手培养思考习惯。“逆向思考方法”甚至可能会是一门令人兴奋的课题！

举例来说，某人可以在“谬论”的领域里调查一番。关于货币经济学以及股票市场的各种说法中的谬论，已经出版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小册子和专著。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写出了一本《直截了当思维方式指南》，其中包含了13种类型“主要的谬论或者错误推理的13类型”，这本书值得您花时间一读。您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材料。（但是从来有谁想起过读一读《大英百科全书》呢？）

我们充当逆反者

您也许不会因为进入火箭时代就觉得需要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在投资事务上您必须如此），但是您一定会有另外一种紧迫感，即促使他人看到，在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未知未来时“变得更明智”对他们来说有多么必要。

自从苏联卫星飞上太空后，我们的报纸杂志上充斥了关于我们的教育缺陷和苏联的惊人进展的议论，无疑您已经向您的朋友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不久前一次晚餐聚会上，来宾中有两位是中学管理人员，我向他们询问，大概还需多长时间才能改变现状，使我们的学校教育迎头赶上当今的科学时代。

嗯，先生．在我听到为这个具体问题给出的任何答案之前，饭桌周围首先响起了一阵含糊的絮叨，其中对我的贬责差点让我钻到桌子下面去！我用不着再告诉您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了。我直截了当地变作了一个可怜的唱反调的人。

相反意见理论的出发点之一，是要求我们对一般大众（即“众人”）了解甚少乃至一无所知的问题或事情加以特别的关注。您可能已经回想起我们曾经在这一点上强调多么需要研究“货币”问题，因为对货币经济学及其对经济趋势的影响掌握任何要领的人实在少而又少。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强调了熟悉“科学事务”的迫切性。您不用知道怎样制造火箭就能明白它可以携带炸弹。无论如何，您需要知道其他人已经研究出如何制造比我们更大型的火箭——而且他们也许并不会同样在意怎样使用它们。

从历史可以了解到．由战争或防御的原因驱动的工业化发展过程确实能够缩短若干年。（想一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在大规模生产方面的大进步，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的产量跃进。）我认为这一点是明显的，因为太空时代你追我赶的竞赛刺激，经济增长、衰落或停滞的“曲线’’将体现出惊人的转变……依我之见，如果不是公众情绪迫使形成了政府津贴下的超额雇工和工资政策，则早在多年之前铁路系统就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了，经济力量迫使更多的合并。它们要对抗下降的政府补偿和上涨的经营成本；不过，出于安全和生存的原因，必须维持它们的运作……或者我们来猜一猜下一起“令人震惊”的变化，某一天也许我们将看到零息的政府债券。在与俄国竞争的压力以及在生存问题的鞭策下，我们在取得科技拓展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疑将会引起额外的货币紊乱现象；发行零息政府债券（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印刷的纸单据）的呼声将越来越喧嚣……让我们充当逆反者；让我们不再否认我们的宿命终究在太空。

资本主义的基本因素：获利能力

最近几年来，当人们忙于讨论通货膨胀以及争先恐后地采取预防通胀的措施时，遗漏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一现象变得颇为引人注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和个人的获利能力是取得成功的基本法则。

我之所以敢于就这个主题专门写出一篇文章，是因为它同样也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基础，这一点和许多人可能持有的态度正相反。

就章通常认为是一种避免通货膨胀风险手殷的房屋出租业来说（指住宅和公寓），人们常常根据将来可以用更便宜的美元来偿付抵押贷款的理论，最大限度地将之抵押贷款、扩张房产。

这听起来简单，但是其中有一个陷阱。

在快速通货膨胀期间，存在各种偶发事件可能推翻上述整个“完美”的保值计划。租金收入上涨的步伐不可能快得足以维持在房屋维护和修缮成本涨势的前头；物业的价格将下跌而不是上涨，因为其收益（获利能力）在萎缩。于是在通货膨胀引起的损失之外，还有其他损失。抵押债务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变得沉重：较低的获利能力。（因为您首先必须赚到那些便宜的美元；它们不会仅仅因为通货膨胀就自动冒出来！）在真正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政府为了限制通胀速度必定会介入市场，手忙脚乱地给租金水平设置上限以保护那些“小人物”以及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另外，随着货币贬值的深化，“国家”

急于收进更多的货币，于是税务也变成一项可怕的负担。

在那些对通货膨胀略知一二的人中间，普通股是一种流行的保值工具（但是仅有相对极少敦的年轻人足够熟悉如何在通胀期间投机股票市场的投资原则，其他绝大多数人并不掌握购买股票的技巧）。

许多股票被证实是糟糕的保值工具，因为在通货膨胀期间，它们的获利能力下降了。许多公司在快速的通货膨胀中倒闭了。您不能拿一根大头针扎在报纸的金融版面上，然后说，“我就靠这只股票来保值了。”法国和德国两国的通货膨胀经历都反应出采用本国股票作为保值手段的困难。我们最好记住，在快速通货膨胀环境下，或者在持久性的通胀环境下，赢得利润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任务。

商品构成良好的保值工具，但是有多少人有相应的装备来持有商品呢？……也许关键的一点已经交代清楚了：如果要成功地抵御由于货币贬值遭致的损失，获利能力（无论对财产还是对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举例来说，从未来的吸引力以及获利潜力上判断，土地是优异的保值工具（如果可以自由拥有、没有任何其他纠葛的干扰、并且不受不公平估价的制约）。

现代自由思想者一定得是逆向思考者

在如今的杂志上，没有多少文章值得麻烦一位自由思想者去剪而藏之。在我看来，时下绝大部分评论要么左倾色彩浓厚．要么辩护色彩浓厚。我所说的后者的意思是，那些文章一开头写的是明显右倾的最有力的词句，但常常越来越淡化，最终几乎变成辩护式的语调了。

您可以想像到，当我捧读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

ton)小姐激动人心的《往昔的教训》时享受到多么巨大的乐趣，该文刊载于1958年9月27日的《星期日晚报》上。

只需从中引用一段话，就能将这篇文章的要旨传达给您，不过也许我最好首先提醒您，已故的汉密尔顿小姐是一位希腊和罗马文明方面的作者，她曾写过几本书，包括《希腊的道路》和《罗马的道路》（每册仅售50美分，平装本）。

当她写作此文时已届91岁（是的，91岁）高龄，她写的几句话，也许会使我们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清醒过来。她说，“有能力让自己沉浸于思考的世界中——就是让自己受教育”，汉密尔顿小姐强调，雅典人的教育方法并不是以大规模生产的模式来安排的。它的结果没有导致众人统统本能地奔向一个方向、成为与他人一律者。回到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那里有无数的反向思考者。如果苏格拉底在今天的街角拦住行人、向他们发问的话，您可以想像出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答案。不过，让我们回到我希望您剪下来的那段话，您不妨将它夹在钱包里，在晚餐的桌边给大家传阅。以下是引自汉密尔顿小姐的文字：

现在的年轻一代也许必须面对比我们曾经遭通过的更困难的问题。当他们面对原子时代时，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竟放弃了对希腊人和罗马人如何在野蛮世界取得了辉煌优势地位的研究，这样的现象合理吗？而在这样的研究中，本应包括研完这样的成功是如何没落的，松懈和软弱的毛病是怎样最终征服了他们、并将他们引向毁灭的。他们要自由，他们要安全感和舒适的生活，到头来，他们得到的远不止这些：他们失去了一切——安全、舒适和自由。

在上面这段话之后，她向我们提问：“难道这不也是对我们的挑战吗？”

经济学外推法中的谬误

（外推法：假定研究对象具有连续性或对应性，根据在已有研究的领域或范围内的观察，推论在未有研究的领域或范围的情形——韦氏《新大学辞典》。）我发现，在博学的、专业的经济学家中，“外推法”这个词变得越来越流行，因此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相反意见理论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本文开头给出了该词的定义，是为了许多读者朋友的方便。我与诸位一样，当碰上听起来有几分专业的词语，总要翻查一下辞典。）请允许我首先声明，统计学与经济学不同，其中的外推法具有实际的益处，也已被广泛应用。（例如，您可以很实用地通过某种代表类似时期的平均数值来预测相应的“未来”情况，如出生率。）

我应该说，当问题涉及人的因素时，就导致了何时应当相信外推法、何时应当不相信外推法的区分。也就是说，当人们必须对某事进行取舍定夺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许多或多或少带有规则节律的现象。我认为，当某人根据对“众人行为”

过去的观察或者似乎正在进行中的观察来进行外推时，他已经踏上了冒险猜测的境地。

无数的预测（我愿意断言，预测之中的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当前发生的情况投射到未来。人们预期今天的趋势明天仍将持续，并将持续到下一个星期。

我相信，当您停下来认识到以下这一点时，那么在经济学预测中依赖于外推法实在是一项谬误的事实，就变得明显了。

在任何指定时刻发生的事件也许正是带来某种全然不同的转变和赖以外推的现有趋势逆转的起因。显然，从商业周期的更迭之中，我们目睹了这样的现象：一轮繁荣带来一轮萧条（或者说过去如此）以及次要的往复变化。

促使我写下这篇文字的缘起是一封来信，这是一所较大的中西部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写来的。我曾经写信告诉他，还算年轻的人在总体上对于相反意见理论并无太大兴趣。

他就此回复道，“当然，基本说来年轻人是乐观的……喜欢将现在的快乐外推到未来。他们没有准备好面对走下坡路的情形，因为他们把社会视为他们自己的延伸。”（这一意见来自一位天天和年轻的经济学和商业学学生打交道的人，多么有趣的意见！感谢S博士。）

关于上述问题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不是吗？

仅就一件事来说，成千上万的年轻管理者从未经历过全方位的萧条。

怎样有利可图地展望未来

我想，当我们展望未来时，之所以不够准确而无利可图，其原因是可以说明的。此外，在我看来，可能存在某种补救的办法。

本文附录了一张简单的示意图，借助它我现在不妨向您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一一下关于前瞻性思考方法的尼尔氏体系！它不保留著作权。您有充分的权利去运用它，前提是您已经了解到作者对您应用的结果不作任何担保！

现在我们就来交代这个体系的要点。

您将赞同，在通常的前瞻方法中都要假定现在发生的情形很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持续下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这样的做法称为“外推法”，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过——如此看来，一句50%对50%的分析，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的话，也要比外推法有价值得多！

用非技术性语言来说，外推法意指根据当前存在的状况推算未来的状况。（或者请看前文的定义。）在本体系中需要依序采取三个步骤，如下所示：1、确定外推的结果（侧如，如果当前股票市场的趋势向上，则结论是它将继续上升）。

2、考虑我们所能想到的、和关于市场趋势将和现在一样持续发展的观点相冲突的、背道而驰的其他所有情况和条件。（如果当前趋势是上升的，则考虑向下的想 法，反之亦然。）

3、第三，考虑可能引发比当前趋势更为强烈的趋势的各种动机和形势。（举例来说，在1959年1月初，流行的外推法结论是“一切”都将继续保持适度的景气；于是一种相反的意见也可能是未来将出现比预期的推动力更强劲的高潮，后来的情形果真如此。）也许您会对自己说，这一体系并不会有太大的助益，因为我们怎能知道应该采取哪一种相反意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将不客气地回答：“这正是我们的头脑存在的目的，当路上出现岔道时，我们用头脑来判断选择哪个方向。这肯定比一条道走到底更明智，您知道如果不转向，这条道一定会带您走进死胡同的。”

在任何事件发生后，本体系都能锻炼您的意志，防止大脑功能退化。

在逆向思考方式中存在任何真实意图吗？

在我写的每一篇文字中，我常常忍不住重复相反意见理论的益处。

人既从自己的经验中，也从书本中学到新知识。而当您将某个问题诉诸文字或传授他人时，从中学到的也许最多。

自从1940年以来，我一直就相反意见理论的主题持之以恒地写作t并且在此之前，我所读的文字、所做的事情已经直接偏向于金融和社会经济学中人性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正是我们人类性格上的那些小缺点和空想症唤起了我的兴趣，它们比拎冰冰的统计学评估有趣得多了。著名的1929年股市大崩溃以及那个令人跳楼的时代为我早期的思想反刍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在这样的时期里，您注定要学习某种事物t特别是当您的读者找到您并同您争辩您的论题时。

在相反意见理论中，主要的“陷阱”似乎在于读者坚持将之视为一种预测工具或体系，而实际上它是对轻率和无技预言的一种矫正方法。如果某人采用它，则它能够阻止他对不可预测者进行预测的尝试。

基本上，该理论仅仅要求我们形成提出疑问的习惯，比如说，“假定相反的情况出现，结果会怎样”、“有些人这样说，有些人那样说，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种可能性，现在还没人想到”、“在某种狂潮或趋势的初期，‘众人’通常是‘正确’的，但是众人抱着这种念头现在可能已经太久了，‘转折点’是不是马上就要临近了”。

逆向思考方法的起点是当时盛行的想法或意见。然而，如果盛行的意见摇摆不定，那么顺理成章，我们就必须改换到另外的轨道上评估相反意见。当大众意见和众人一时的怪念头随着每一桩新鲜的新闻事件或试探气球而变动不定时，其前后一贯性是不可能的。

请允许我用我和一位读者的交流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主张在所有情况下均采取某种明确的相反意见，另一方面，当两种大众意见争执不下时，也许有必要采取观望的态度。在这样的场台下，属于“僵局”。也许我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做得有些过火了，不过我还是要说，如果我们对某种推测过于确信，听上去就行不通。

是的，我的确认为在逆向思考方法中存有一个真实意图，我相信您也发现了这一点。采用这样的作法需要花费一点时间，但是这是值得的。

使您的头脑灵活起来

或许我可以强调这样的想法，“逆向思考方法”是使您的头脑保持灵活的最好途径之一，我希望您能通过彻底的尝试掌握这种方法。您已经注意到，在中学或大学的棒球比赛中，教练是如何将球击打到各垒以使内野手保持灵活状态，以免球队在得分奔跑、击球跑垒、冲刺及失误的例行公事中懈怠下来。

您也可采取同样的方法来使自己的头脑保持灵活——将各种观念来回推敲。无数创造性的想法是通过一个主意激起另一个主意的方式在我们的头脑中萌生的。您可以通过插人相反想法的办法来提高上述过程的水平。没有什么东西比反对意见更能催生新的思想。

下次当您需要解决某个问题，试试把球打到各种方向。从您能想到的所有相反的角度上来推敲它。您将发现，这种从正反两方面研究的方法最有助于为获取稳妥的解决方案全面搜集所需的信息。

用金钱的智慧，而不是毛躁的冲动 来挣得一些容易得来的钱财

在1961年4月号《世界主义者》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重新引起了对反复思考者偏好的一个话题的讨论：成功来自于休自己的头脑，绝不会纯粹来自书本。这个方程式也适用于相反意见理论。

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题目是《读一本书能使您发财吗？》。

文章还附录了一些图片，其中一张彩色的大幅图片显示了最近这段繁荣的时代大量出版的各种关于如何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和推销术上挣大钱的书籍。如果不是由于仔细思考所带来的好处，其中可能也会包括一本尼尔写的如何致富的书。不久之前，曾经有一位著名出版商有意出版本人关于“金钱智慧”的主题的著述。我之所以说“如果不是由于仔细思考所带来的好处”，是因为当我刚接到这一提议时，本打算答应下来的。但是，当我为了准备这样一本书而在纸上记下一些想法后，我立即认识到这本书不会比任何一本为了赚钱而粗制滥造的大路货强多少，它也许会误导人们真的相信要想快速发财，只要简单地照着这些“包装纸”上的指点依葫芦画瓢就行了！我很快放下了这件事，并给对方发出通知。

尤其自从最近两轮牛市开始以来，关于如何成功的书籍一直很有销路。前几天我曾经读到一位书报事业主写的一篇文章，他说金融类出版物以及如何击败市场之类的书籍竟然如此畅销，以至于他没法留下任何存货。与此同时，他回顾了10年前，那时这类东西堆满了书架，挥之不去。这是拿1961年和1951年相比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评论《世界主义者》杂志的那篇文章，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写得切中时弊，并且间接地警告我们，可能我们已经处在追求轻易发财的狂热的边缘——如果不是已经卷进去了的话，因此这篇文章值得一读（这样的狂热只能通过不断的失望和瘪下去的钱包才能了结——就像1962年5、6月间的情形一样）。我曾提起过类似的现象，比如在金融类报章上整版的且语古暗示的广告（顺便说一下，我看到SEC正打算约束此类行为），还有图表分析狂潮，都是明显的例子。

关于采取金钱的智慧而不是毛躁的冲动来挣得一些容易得来的钱财，请允许我简要地解释一下上述说法的含义。

所谓金钱的智慧，我指的是极少数人天生赋有的那种精神机能，这种机能导致他们在任何谈话中，任何努力中或任何其所涉及的交易中理所当然地考虑其中金钱的一面。另一方面，普通人很少想到钱的问题，当然，当他或她在花钱的时候，或者在打算花钱的时候，或者当看到一份新工作或合同的时候属于例外的情况。

具有金钱智慧的人一刻不停地寻找赚钱的途径。与此同时，他通常总是心态平衡的个体t因此不会不顾一切地陷入草率的事情上。他从金钱的角度深谋远虑：既考虑到亏损的可能性，也考虑到盈利的可能性。他从成功的可能性上权衡风险的大小。

在某些时代，比如1961年4月，成千上万的人一时之间染上了挣钱的狂热——当您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们挣到的金钱时，这件事是极有感染力的。然而，从历史背景和经验来看，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这凭着毛躁的冲动试图挣到容易得来的钱财的行为是行得通的。具有金钱智慧的头脑是久经训练的头脑，而毛躁的冲动则根源于缺乏金钱的理性。

具有金钱智慧者采取相反的意见以防备自己作出轻率的举动。

挠着痒处的那句话（或思想）也许抵得上1000张图

您总能碰上这样的说法——一张图顶得上千言万语。这样的说法可以归结到中国人的哲学，可能是从美国的唐人街传出来的。

就像其他许多振振有词的说法一样，只有当那幅图与那些话都合适的时候，这样的说法才是成立的。问题是在它惯常被采用的场合并不正确。

许多热心从事图表研究，希望由之预测股票价格的人士，对于一张图表抵得上市场分析与统计资料的千言万语的主意是衷心赞同的。不过，请允许我把这种扭曲的观念再扭回来。我主张，“得力的关系值得上l000张图”。

我想任何人只要注意到最近几年中汹涌的投机激情如何把华尔街内外装点得耀煌夺目，他就会同意，如果您认识合适的人——拥有有利可图的“华尔街”关系——则拥有了比l000张最新的图表大得多的优势。

也许我应当尽快插一句，我并不反对精明地运用图表。它们自有其自身的价值，特别是作为检测价格冒头者的手段，来先人一步地考虑各种想法和传闻。我担心的是那种“百分之百依赖”采用图表的方式。（如前所说，我定期从位于波士顿市国会大街211号的证券研究公司订阅精致的图表册，它提供按照每周和每月时间单位绘制的价格变化图表，还有收益率曲线和财务资料。）

当任何“运动”或者“系统”成为一时风尚后，它就具有了传染力，并将很快受到众人的追随。此时，逆向思考者应回想起弗兰西斯?培根爵士的告诫：“盯住崇拜对象！在相信之前首先怀疑一切……”研读图表的行当已经确实变成了一项具有盲目崇拜性质的消遣——随着许多股票的价格已经经历了不同凡响的上涨过程，从图表上看，它们好像踩着高跷而鹤立鸡群，于是发生上述迷信乃是自然的事。不仅如此，达弗斯关于如何快速发财的书（现已有平装本销售！）在研究图表方面获了醒目的商业成功。

正如我曾经在半个月前力图说明的那样，当图表被人们运用得最多的时候，也正是您在使用图表时最需要小心的时候。

回到本文稍前的话题，我得承认，培植“得力的关系”并非易事。然而，只要某人具备足够强烈的兴趣，就能建立起有利可图的关系。我认识一个家伙，只要需要，当他拿起电话和远在其他城市的是其潜在投资对象的企业总裁沟通时是从不会犹豫的，他总是开门见山地同：“情况怎么样？”当然，我这位勤于问询的朋友事先已经对该公司做了一番研究，推想了它的前景，熟悉了它的财务状况。换句话说，他是有备而来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他发现，那些较不出名的企业的官员通常乐于和那些对该公司有诚意、也有兴趣的人讨论他们的业务。

与此类似，您还可以亲自上门，实地探访您通过谈话选出来的有希望的候选企业。我的另一位朋友养成了这样的惯例，他总是突然拜访。

独立深思的工具箱

我觉得自己需要配备一个思考工具箱，您不需要吗？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某种类似于广告中见到的自助式工具箱似的东西。或者．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大脑“益革计数器”，它能检测新思想！

可以利用相反意见理论作为工具，将我们的思想归总到一起。

所有人都熟悉“联想”的办法，在创造性技巧中常常用得着。创造性的观念很少是从全新的或独创的思想中突然萌发的。新主意往往通过一个主意启发另一十主意的方式产生——某种连锁反应。

逆向思考方法已经在最大限度上完成了上述工作。我也曾经对某些事件的发生感到惊讶，但如果当初我将思考工具箱应用得当的话，本来是不会对这些事件放松警惕的。

诀窍在于对新闻、评论，以及困扰我们的无数预言从“相反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深思。

我想，1961年下半年我发表的关于“高潮假定”的各种讨论已经揭示了本文的意图。当时，关于危机和战争的言论一直喧闹到当年秋天——总统也曾强调这个问题（我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最终，我突然萌发了一个相反的念头，我对自己说，当前这场危难迟早必有了断：要么引发一场大规模棱毁灭战，要么将冷战推向高潮。

1961年lI月，关于战争的恐惧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我曾就此发表评论，记得是在一篇相当冷静的通信中。到底这与股票市场行情是否有任何关联也许有讨论的余地，但是股票市场在11月也同时达到了当时牛市的最高点。

我继续密切关注这场与俄国长期冲突的高潮到来的任何迹向，因为世界局势看来正在发生变化。

或许，本文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提醒那些尚无机会成为“逆向思考者”的读者，他人常常持有与您相反的观点，可能不同意（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地）您的看法。

1961年11月，当我公开讨论当时大为盛行的战争恐惧的悲观主义时，有一份沉溺于乐观评论的咨询报告对我大加挞伐。这份报告嘲笑任何审慎的看法或悲观的态度——它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宣称“如果在1961年秋卖出最佳成长股，这些投资者终会感到惊愕，不明白当初心里到底想什么了”。

请您留意，这份报告是11月号的——在同一个月，伴随着令人激动的成交量，股票市场达到了它的“高位”。当时我已经签发了11月份第一期《通信》，标题为“在佛蒙特人看来那是多么惨淡"，因为我对自己所写的令人冷静的议论感到遗憾。

这份研究报告不能忍受这一点，断言这位来自佛蒙特的不幸的逆向思考者“已经从这趟班车上颠簸得掉下去了，在被遗弃的地方捣腾他那砸锅了的智慧”。由此您可以看到形诸文字的对我的指责！这些事告诉您，如果您是一位逆向思考者，将得到什么回报。（然而，那些成长股正是1961年“跨台的股票”，它们从1961年春的最高点跌去了巨大的百分比。）唉，算了吧，各人自有各人的口味。把矛头对准他人，已经让我错过了许多目标。

意见、言辞之相对于事实

我曾有过一次有趣的书信往还，来信谈到有时我们需要强调大众意见的主题之相对于客观事实的关系问题，令我深受启发。

1962年4月，这一点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在公开出版物上泛滥着各种言论——包括各种话题，从经济学到空气动力学、电子学，以及冷战气候学。（在各种“主义”和“学”

之间，我们被这类名词后缀弄得疲于奔命！）正如在上面提到的来信所告诫，“在采用相反意见理论的时候，采取与言辞相反的、而不是与事实相反的立场，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是言辞误导、曲解、欺骗了我们。持有与言辞相反的立场是最明智的，常常大有收益，但是采取与事实相反的立场（而这正是群体和那些本应更深刻地了解问题的人的普遍习惯）乃是自招灾祸。”

我之所以引用这位笔友的话，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很明快。（也许我可以补充一下，他战时曾服役于军事情报部门，刚才引用的话是他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大众意见是通过言辞表达的，也是他人言辞的结果。因此，了解上述将重点放在言辞上的评论，是有益的。

“言辞”这一用语令人立即想起另一十字眼“宣传”。后者所指的行为已经在萧条期之后、战时以及战后年代中演变为欺骗性的、迷惑人的一种惯技了。

要估量“罐头”新闻（或者又称为新闻“发布”）对大众意见以及大众行为发挥影响的范围，可能是做不到的。由于这场世界性的危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由“误导的、曲解的、欺骗的”言辞构成的持续密集的交火。

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采取逆向式的分析和相反意见理论。

更进一步地，当我们阅读财务报表和商业新闻时，也需要采取逆向式的谨慎态度。显然，商人们在他们的言谈之中是不愿意表露出关于其公司及其运营状况的糟糕面目的，只要他们能够避免这么做。如果某位企业界人士宣称他的公司利润急剧下降，则反映出他的业务管理有问题，因此，如果他不得不报告利润很差，则您可以确信，马上他就会指出这样那样的客观条件如何迫使他的公司蒙受了亏损（其中暗示，在管理方面他依然是无懈可击的）。

旧时代，企业界人士或许为了搅乱他们在交易所的股票行情而发布不利的报告，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就能低价吃进股票。但现在这类行为几乎已经绝迹。不过，如今我们耳闻目睹的是在分析师协会午餐会上关于某公司前景令人振奋的劝诱。对于这一类煽情的宣传，也需要采取同等程度的逆向式疑问态度。

由于冷战死结仍未解开，相反意见理论非常确定地有助于我们避开该时代的错觉。我们必须警惕那些相信自己的谎言的宣传家，正如我那位笔友所指出的。

预测者们宁愿抛到脑后的那些年头

在许多年中，预测与结果都不相符。不过近年来，我们目睹的预测错误更多于以往。

使这个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的是刊登在1962年6月19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头版上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经济学家宁愿遗忘的年头及其原因》。非常感激该文的作者，《先驱论坛报》国内经济版的编辑约瑟夫．R．斯莱文（Joseph R.Slevin），他在这篇文章中以提供文献证明的方式论证了尼尔氏相反意见理论。当我们的论点在一家大都市报纸上受到了头版的待遇（专门分栏，并占据了不少于5个通栏的版面），我确信您将同意在相反意见理论的思考体系中某些内容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斯莱文先生用下面这段话作开场白：“这一年（1962年）是在经济上造就大意外事件的年头。专家们被弄得惊慌失措，华盛顿没有剩下一颗完好如初的水晶球。¨打动我的是，持疑问态度的逆向思考者可以从上述引言中找到线索。当各种水晶球都已破碎时，形势清楚地意味着那些持有与专家们相反的想法的人处在正确的预测轨道上。

这里提到的这篇文章追踪了当年半年来的各种事件，证明了其作者所主张的观点，即无论企业界人士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必须保持灵活的立场—～因为他们不可能确定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沿着斯莱文先生最后这段话的思路进一步引伸。虽然我们马上同意预言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充满了风险，但是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立场则常常使我们想到下一步不会发生什么。通过从“反面”思考的方法，就能够对猜测下面将会发生什么的做法给予其应得的一击。至少我们可以在面对意外事件时加强自身的防卫，和“被弄得惊慌失措”以及打碎自己的水晶球的情况比起来，这当然算得上一个巨大的收获。

在我们的读物中塞满了各种意见和预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通读者能够作出合理的决定，这简直是奇迹。在绝大部分时间，他被拉向一个方向；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中，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正如我不厌其烦地一再指出的那样，在关于商业、金融、经济，自然也包括股票市场的文章中，千篇一律现象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对读者个人来说，要独立自主地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被洗脑了。

防止被洗脑的保护措施就是采取逆向式的思维方法。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做。

当我们展望令人惊慌的1962年下半年的前景时，让我们采用检查、核对我们所读到的一切文字的对策吧。如果华盛顿的专家们在电视屏幕上露面，大胆预言即将到来的事物，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的目的是要劝诱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公开宣示政策，是现代政府运作的题中应有之意。为了防卫意外事件，我们还是采取相反的立场吧！

认同众人的想法很便捷，与众不同的思路却得慢慢形成

当我们思考问题时，统统受制于难以理喻的天性——并且倾向于有时跳跃到某种不假思索的主意，在其他时间则牢牢地固守某种成见，尽管内心深处可能意识到自己是错误的。

其中有一种明显的特性——一桩自相矛盾的事情——与当前流行的大众意见有关：

a．通常一个人慢慢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但同时存在；b．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一时流行的某种怪念头，或者一下子就转向了一种新出现的风尚。

这就是说，认同众人的想法是很便捷的，而与众不同的思路却得慢慢形成。

当某人正处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时，需要花功夫才能把事情想透。草率仓猝地跳跃到某种结论的做法很少能够带来益处，因为这样的跳跃总是使我们跳落到所有人都已经选择了的位置上。

根据相反意见理论，如果所有人都持有同样的想法，逆向思考者就应该另谋出路。

就在眼下（1962年10月15日），“所有人”在看待股票市场时，都相当地萎靡不振、悲观失望。没有人对买股票有兴趣。（虽然每个人显然都热衷于买一辆新车。是不是汽车又成了地位象征了？）

从华尔街的角度来看，从两个方面考虑，现在把握比较大的可能性是牛市正悄然到来。

1．看空的人太多了，他们已经变得轻率了。

2．大量的公众已经被赶出了股市，或者被套牢了。

当然，上涨之前将会出现种种试探和反复的行情——对交易商来说，这进一步增加了挫折感——但是如果相反意见理论果然有效的话，那么扭转我们的思路、转向具有建设性的前景展望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正如以上所讨论，这样的思路转变从来都是很难形成的。人们喜欢死抱先前的观念不放。

然而，看空和恐惧的态度差不多已经普遍到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最高程度了；因此持有建设性的心理状态，少来一点守势心理，现在正其时也。

41年里“出乎意料”的事件

有时，人们向我打听我过去发生的出乎意料的（以及事先毫无察觉的）事件的情况。在此类情况下，逆向思考方法也许本来能够帮助我们做好精神准备，而逆向式行动计划也许本来能够挽回意外事件对国家、对百姓所造成损失的。这里列举少数史实，当然我们还可以添上许多实例。

1914年 利特尔将军忧虑战争爆发。报纸上很少提到任何关于1914年7月前的紧张国际关系的事情。

但是——很快报纸上出现了以下黑体字的大标题： 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

8月2日——德国入侵法国

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

8月5日——英国对德国宣战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难以置信。

1916年 所谓“战争之子”的企业股票形成了耸人听闻的上升势头，人们预期股市大势将持续看好。

1916年 ll月，为时一年多的熊市开始了，到1917年12月，市场平均指数几乎完全回到了先前周期的底部。

1919年 人们普遍预料和预测战后立即将会发生萧条。

结果发生了通胀型的繁荣，人们昵称之为“丝绸衬衫时代”。

1926年 人们担心再度发生熊市和萧条。“新时代”开始，并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市上涨。

1929年 有人宣称进入永久繁荣的平台。新时代的梦幻破产。

1930年 30年代经济：我们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年代。

世界政治：何须担心那位帖海报的小子和他的纳粹党？结果，所谓经济成熟沦为笑柄，但是希特勒却不是一件可以开玩笑的事。1939年，人们预料到了战争，但认为“它不可能持久’’，希特勒“既没有钱，也没有强大的军队”。

1940年 希特勒绝不可能突破久负盛名的法国马其诺防线，荷兰大坝将开闸放水，淹没任何入侵者。当1940年5月10~14日入侵发动时，一般预期股票市场将上升。“闪电战术”席卷比利时、荷兰，并以新闻报道刚好能跟得上的速度迅速进入法国。西方世界终于清醒过来，认识到“所有人”关于希特勒及其军队的看法都是一场灾难深重的错误！市场在法国沦陷之后崩溃了。

1945一1946年 预料战后立即出现萧条，800—1200万人将失业。如同1919年的情形，一场战后“重建”的繁荣使得所有的预言看上去都愚蠢到家了。

1949年 大不列颠不会再让英镑贬值，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已经13度发出此类断言。 9月18日，英镑贬值到2.80美元，其他29个国家的币值依葫芦画瓢——从此以后还有更多起货币贬值事件。

1947一1954年 挥之不去的对经济萧条的普通预期。繁荣的景况在很大程度上占有优势：其中出现过短暂的波折。

1955一1957年 关于萧条的担心消退了，而关于永久繁荣的念头又成了一时的时髦。1957年中，股票市场崩溃，当时正是未来前景看起来最光明的时候。

1961年 对增长的狂热在股票市场上激起了一个大规模投机的时代。成百上千的公司“上市”，而贪婪的公众则以快速上升的价格抢购这些股票。正如过去发生在大众狂热中的情形一样，人们在1962年夏初终于回到了残酷的现实，股票价格暴跌。作为一名逆向思考者，再次得到了回报。

至此，我们达到了这本关于逆向思考方法的叙述和短文集的尾声。

作者衷心希望您，读者朋友，能够对相反意见理论进行持之以恒的思索，井将之贯彻到底，最终可能建立起一个思考这个世界各类紧张、复杂事物的清晰体系。

结束语：“他们”的奴隶

塞缪尔．B．佩滕吉尔著

受人尊敬的塞缪尔．B．佩腾吉尔带有佛蒙特背景，他的家族在此地可上溯到18世纪。佩滕吉尔先生从来德尔伯里学院和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在印第安那州从事律师业，后来从1931～1939年，成为一名国会议员（他取得了不少政绩，其中包括击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最高法院扩充议案”）。

此后，他成了一位有名望的作者（他的《烟幕》在1940年一整年中都是最畅销的）。他撰写了数不清的报纸专栏，主持了一个广播论坛。1956年，佩滕吉尔先生退休，回到他的故乡佛蒙特州梧拉夫镇——这是一个邻近撒克斯顿河的村落。在我看来，下面这篇文章几乎就是一篇当我休假时替我客串的一封通信。

——汉弗莱．B．尼尔

不管您有股票还是一张也没有，实行逆向思考方法都具有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因为能够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少。

旧时代的编辑、乡村律师和戴维?哈里姆斯( OavidHanums)已经被埋藏了，他们的位置被合并起来的大报纸和集中控制的全国性电视台和广播网所取代。它们渴求耸人听闻的大新闻，合成一股力量把失和的牧羊人之间每一次口角都夸大为对全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并且要解决这场危难，所有人都必须联合起来。

我的朋友汉弗莱打算从烦虑与忧虑中短暂地脱开身，给我一个机会来分别从几个角度讲一下这个主题。

“合群性”已经演变为一场巨大的灾祸，因为它抑制了个人的思考。“他们”想什么，或“他们”穿什么？穿任何衣着都不会令女士们死掉，但是时装设计师为了卖出新服装总是不断地推出最新款式，令其他所有款式过时。于是，女士们的裙裾一会儿长一会儿短，而男士们则把实际上崭新的双排扣西装扔给捡破烂的，大家对隐藏的推销时尚的说客言听计从。

在家具、装饰、珠宝首饰、带有高低不同的地板的农场住宅，以及各人应当抚养几个孩子等方面的流行时尚上，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您有胆子在客厅里放上一张老而舒适的真正莫里斯时代的椅子，您该是怎样一位男士啊!那些羁傲不驯的独立主义者都哪儿去了？他们都变成了“他们”的奴隶。

在我们的公共学校里，约翰?杜威主义者和改造社会者已经使得独立人格成为一种几乎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如果某位学校女生“老古板”的妈妈告诉她头戴某样饰物比扎流行的马尾辫可能更好看，她会痛哭流涕。

如果把一桶混和着烟蒂、腐烂的蟑螂尸体的油漆用力甩在一块揉皱的旧油画布上，则差不多肯定，它可以作为某种新的艺术形式，从由身形瘦削的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手中赢得数百美元的奖金，他们的武断裁决是不容任何怀疑的。

学校教师如果持有旧式观念，打算强化孩子们的精神体质，使他们有能力应付生活中各种问题，倘若教师的意图超出了使他们在啤酒聚会上行止端庄的范围，他就必须瞒着校长，将读、写、算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像私货一样偷偷灌输到学生们的脑子里。

在学校里，我们那些可怜的小宝贝几乎没有什么必修的课程，考试也没有成绩好坏的评分，有也少得很。他们作为最基本最普通的分母被聚集在一起。时髦的做法是软弱的劝阻，拉丁文和代数学时代那种旧式的严格纪律已经随风而去，而“惟奋斗才有力量”的真理本应大书于每一块黑板上！

如果您作为一名卑微的纳税人竟敢质疑“对多产妇女进行奖赏的社会福利体系导致生育私生子变成了一门职业”的学问，您就成了一名“人道主义者”，并被最好的社交圈子拒于门外。

为了提倡对“大众人”（mass一man）的狂热崇拜，伟大人格被降格，而英雄主义更是绝口不提了。新近有一套两卷本的美国历史，共有1075页，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竟无任何篇幅提及内森?黑尔（Nathan Hale），或者不朽的劳伦斯（Lawrence）船长（“不要弃船”），或者引用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那火焰般的隽语“我刚刚开始战斗”。

在另一部近代史《美国的过去》中，也没有约翰?保罗?琼斯的位置，但是的确给了杰西?琼斯（Jesse Jones）一些篇幅，还提到萨科（Sacco）和文兹蒂（Vanzetti），说他们“由于他人捏造的谋杀罪而被处以电椅死刑”。但这是作者的看法，不是历史。

“他们”如同推土机一样驱使美国人民相信了这样的胡言，即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本国最高法律”。法官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全都宣誓支持本国的最高法律，当他们纠正他们自己先前的裁决时，并不认为违背了任何这样的法律。他们知道宪法将其规定的议会立法权完全授予了议会，而没有将任何立法权授予法院。

在此值得回顾的是，1859年的逃奴法曾经被最高法院裁定符合宪法，但是遭到了北方重要公民的谴责和违抗。一些州立法院宣布它是无效的，但是以后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在外交事务上，在奉行干预主义政策的43年中，如果您追踪了各种口号和炮制口号者的情况，您可能会觉察到，为了避免在踏入下一个无底的沼泽地时陷得更深，我们值得采用一点逆向思考方法。也许您已经不堪回首地想起那场“用战争终结战争的战争”，或者“为了使世界民主更安全”的口号，或者您会指出我们赶跑了德、奥帝国的皇帝却换上了希特勒，而且喂肥了他胯下的马。

但是如果您提出最近某位总统很像那位“讨人喜欢的家伙”（good old Joe），肯定会招来世界大同主义者和合群者大声训斥，说您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孤立主义者，已经死了，只是还没入土。

您有没有偶尔想到在最黑的非洲地区我们往往犯贪多嚼不烂的毛病？同我们现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牵扯进去的一团乱麻相比，拉迪亚德?基普林时代白人的负担就算不了什么了。在基普林的时代，我们还算够聪明，让其他国家承受这些负累。

当时我们听从了华盛顿和杰弗逊的忠告，一心管好自己的事，终于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朋友遍天下。

但是时过境迁，意图将人类从其自招的创伤下解教出来的神圣热诚燃起了我们的激情，在眼力所及的时间范围内，非洲将一直动荡不安，直到水深火热得连虾米都得叫出声的程度，到时候还得我们来付帐。我们从和平鸽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无一不是帐单！

对我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一些逆向思考，肯定是有益的。

有没有哪位政治家夙夜匪懈地研究一下当今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问题——全世界每年增加5000万张嗷嗷待哺的嘴巴，而且新添的千百万人口造成了对土地和原材料的新的渴求？

当然，日益进步的科学和农业技术将减缓这样的压力，但是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则的确是个未知数。人口专家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的饥民人数多于外国采取救援行动之前。

1978年创立的著名的马尔萨斯学说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一直被视为错误，因为当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存在着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广阔地域。但是，现在哪里还有免费的土地呢？人口达4,03亿的印度不会有，人口有l亿的日本（其面积不超过加利福尼亚）也不会有。

事实上，如果在国境之内存在千百万饥民，那么除了军警专制的政权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政府应付得了呢？从任何一个和平的居住区抢劫食物，只需3天功夫，丛林法则就将接管此地。

人类群体就像加德林猪（见卢克电视台5:13节目）一样，喜欢“聚集起来”一涌而上地追逐某种真实的或虚妄的目标，并且几乎总是大大过头。乍看起来这样的事情是难以置信的，在1640年荷兰的郁金香球茎狂潮中，人类群体竟然表现得如此十足地愚蠢，以至于将郁金香球茎的价格疯炒到每颗5500弗罗林（大致相当于3000美元），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使该国的银行体系陷于崩溃。然而，在《惊人的幻觉与大众的疯狂》一书中的确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伯纳德?巴鲁克（Bemard Baruch）说，这本书“帮他保全了千百万美元”。此外，您还记得1929年吗？

难道在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中不曾真实地发生过牧师要求“一品脱酒判决一辈子监禁”的事吗？不曾真实地发生过为了现在已经完全合法的行为而没收汽车、查封大饭店的事吗？

当大众的狂热与某一人格（如拿破仑时代）拴在一起时，与爱国主义拴在一起时（如战争时期），或者和上帝拴在一起时（如在十字军时代，或在巫术时代），人群之中催眠术般的相互感染作用是没有任何极限的。这样的狂热只能听凭它自己最终精疲力蝎，比如在十字军的例子，这个自我耗尽的过程花费了200年（参见上文提到的《惊人的幻觉与大众的疯狂》一书的记述）。

我们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可能再也没有哪一桩事比这件事对我们国家在世界舆论中的声望更有毁坏力的了。然而，当时有谁站出来谴责这件事的呢？直至今日，我们的政府才恩准我们得知，日本人曾经试图谈判投降，但是我们当时甚至谈都不愿和他们谈。这一点否央了为上述轰炸找到的所有借口，将我们置于这样的境地，在历史记载上，我们是世界上惟一已经使用过在所有武器中最野蛮的武器的国家。

无论如何，关于人类一哄而上的狂野习性，还算存在有希望的一面，即它们的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磨掉。在人类事务中，存在一种钟摆规律。人们天生的智慧最终确实能够重新确定自己的威力，但是也许我可以补充一下，仅当这里或那里单个的个人开始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才会如此。请注意围绕第十八修正案发生的情况。如杰佛逊所说：“我们绝对不被准许对我们的联邦失望……只要稍有耐心，我们将看到中庸状态的终结……人们将恢复他们真正的见识，使他们的政府回复到真正的原则上来！”

如果我不怀有上述信念，就不会写下这篇短文了。

然而，当我发觉潜藏的说客正对我做手脚，好像我是巴甫洛夫手中的狗一样，则我惯常的好脾气的确也会被激怒到非常的地步。何其狡猾，这些“大众意见一致的工程师”，这些“条件发射者”，这些“他们”。面在大规模传播工具的装备之下，他们所采取的秘密刺激手段又是何其有力。他们何其奸诈地将邵些不愿意为人所见的文件贴上“机密”的标签；让电台播音员对那些他们不愿意为人听闻的消息一盲不发；拒绝出版提出反面意见的书籍。

我之所以反对他们，不仅因为他们冒犯了我的个人尊严感，而且因为他们助长了某种极权主义——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它就是奥戚尔（Orwell）的《1984》所说昀“群体思想”。

没人说相反意见必然优越于主流意见。某人也不必把自己弄成一个讨厌鬼，总是对他人的意见唱反调，或者因为他在50条施政纲领中反对其中的一两条就拒绝支持某位候选人或某个政党。

但是，在寂静的夜晚值班巡查时，养成在大步跨跃前仔细看清脚下路面的习惯已经被少数人发现是有益的——对国家来说何尝不是如此——这些少数人已经尝试了这种做法。

若干年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接受了入籍前法院的考查。虽然问的全都是常规问题，但是为了最后确定他是否具备成为这个伟大共和国公民的权力，法官问他：“国旗上有多少颗星？”

“96颗，法官大人，”……法院房间的墙壁上正挂着一张国旗。法官指着国旗说，“托尼，你不会数一数吗？”……“是的，法官大人，但您看到国旗有两面了吗？”

年轻人通过了。他并没有被问到联邦里共有多少个州，而是国旗上有多少颗星，而他已经注意到了！

关于作者：汉弗莱．B．尼尔

——与美国头号“逆向思考者”聚首他多年来始终站在华尔街的有利位置上观察和分析经济趋势。这段漫长的岁月并没有从他脸上，从他的言谈中，从他的心里，磨掉他的佛蒙特本色。从1828年起，尼尔家族的祖祖辈辈就一直居住在佛蒙特撤克斯顿河边的家园。在这栋庄严的大宅的厨房边有一间排满了书籍的房间，这就是这位汉弗莱?

尼尔目前编撰他的社论的工作间。从前阔大牲口棚里的马具室成了他研究的图书馆，堆满了他的报纸和新闻简报。就在这间修炼所，他写出了知名的《相反意见理论通讯》。

他曾经有10年光景在诸如布鲁克迈尔经济服务的机构当学徒。后来，汉弗莱?尼尔为自己确立了做一名商业文字写作者的事业，他采取生动的、人性化的途径来研究一门“枯燥无味的”事实加数据的科学，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关注。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跟踪行情与市场策略》 (1931)、《理解美国商业》 (1939)以及《股票交易所的内幕故事》(1950)。

汉弗莱．B．尼尔根据对自己整个活跃的商业活动经历的观察、研究和资料记录，建立了相反意见理论。在他最近的新著，《逆向思考方法》的第五版中，他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

卡克斯顿印行有限公司

爱达荷州考德威尔镇

反者，道之动

——凡事深思一层的习惯

丁圣元

译完尼尔的《逆向思考的艺术》，感慨良多。

尼尔于上世纪中叶提出“相反意见理论”，不长时间后便成为市场研究理论中的一支，尼尔本人也俨然是该理论的创始人。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就说“反者，道之动”，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照理我们中国人在老子点拨后再经过2000年修炼，对逆向思考从理论到方法虚当人人能够信手拈来、人人能够得心应手了，孰料竟然是大洋彼岸的尼尔得其真传。

日常遇到的大多数事情与其说存在所谓正确和错误的选择，毋宁说更像对弈：有的时候（有的人）想得深，往后推算3步、5步或更多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就多，而且下一步的动作就在一整套战略之下，奕者很可能逐步占据局面的主动权；有的时候（有的人）想得浅，只算下一步，所有的选择看上去再明白不过，选择起来也简单，只要下一步能吃子或将军就很妙，这样下来，很可能稀里糊涂就断送了整盘棋。棋局胜败取决于双方棋路的深浅，即每着棋所属的推算步数的多寡。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则资源有限是无可置疑的公理，无论荣誉、事业、地位、金钱、房子等等无不数量有限，免不了与人竞争；即使没有与人竞争的必要，就算能活200年，生命的时间也总是有限的，因此还是不得不和自己竞争，在任何时刻，在选择做这个还是做那个这一点上依然需要权衡、竞争。只要资源有限的前提成立，则竞争就是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竞争无可逃避，则人生就是对弈：多算胜，少算不胜。因此，按照译者的理解，逆向思考艺术的真谛乃在于养成多算棋步的习惯，彻底抛弃随手棋的陋习。

那么尼尔为什么要特意强调“逆向”，并且是与大众意见逆向？只要注意到绝大多数棋迷满足于表面的棋步选择，满足于一步、两步的一目了然的招数这样的事实，其道理就显然了。由于人性的局限，从概率分布的科学角度上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绝大多数对弈者总是只想一二步，总是满足于浮光掠影的“思考”的。如果某人算路深，下一招棋也可能与他们的选择是一样的，但是必须明了，同样一招棋背后的考虑并不一样。换盲之，逆向不一定逆在具体的一招两招棋步上，“逆”

就逆在棋招背后的算路上。

人生的日常竞争并不像对弈看上去那样明显，倒是市场投机或者投资交易活动显得和对弈接近——市场参与者的对手是其他所有市场参与者的集合，因此尼尔将话题集中在股票市场交易上。我们这里也以国内股市为研究对象。

棋步一：当前股票市场大势上升，应当看多，买入股票；棋步二：个别股票平均经营效益连年滑坡，市盈率虽高，但业绩增长不明显，难以支撑大势的大规模上升行情，应当谨慎看空：

棋步三：股票市场从无到有，从“不行就关”的试点，到“推动国家持股结构改革”的大规模展开，也就在近十来年内。

特别是自从1996年以来，国内居民、企业、官方才普遍注意到股票市场的存在，开始从不同的利益出发积极参与股市，尽量让股市为我所用。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转折。举例而言，之前，国内居民和企业的资金仅有一种主要存在形式：银行存款（国库券近似存款）；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股票市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而作为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国内居民和企业金融资产多样化的宏观进程也开始了，资金向股市分流。由于金融资产多样化的进程方兴未艾，国内股市大势受到强有力的支撑，虽然上升过程颇费周折，但总的看来很可能在长期内将一直保持上升态势。棋步三的结论是，买入，并长期持有。

棋步四：由于大势上升主要取决于宏观金融资产多样化进程的影响，因此股指的变化与宏观经济状况并无直接关联，和上市公司的效益也没有直接关联。这既是机遇，也潜藏危机。

最近若干年正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关键时期，股市资金的相对充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应当珍惜，善加利用。但是，股市的根本原则乃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乃是追求资金的使用效率。

目前对股票市场功能的认识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国企改革筹措资金”。股市本来就有筹措资金的功能，但是前一个功能更基本，后者依附于前者。

在实践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将资金所有者划分为两部分：国有企业一部分，民间一部分，且似乎将“为国企改革筹资”简化成“将民间资金转化为国有企业资金”。结果在对企业的监管、对二级市场运作的监管上花费的精力过少，在批准上市上下功夫过多；对上市公司配售股票、增发新股二次筹资的标准过宽，而对其资金运用、企业运作的透明度查处、追究上几乎没有配套措施。结果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特别，大家都只对股市本身感兴趣。上市公司的目标在于努力包装，努力达标，进而努力募集资金、努力配售、努力增发新股，从股市圈钱（美其名日“资本运作”）竟然成了企业的主要经营目的；另一方面，投资者心中也不关心企业的业务，甚至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也不是问题，上市公司退化为交易符号和博弈工具，关键是有无庄家炒作，有无涨跌空间。

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上市公司公布预亏公告之时，可能就是其股票受追捧之日。为什么？这和所谓“资本运作”

有关。首先，国内上市公司迄今没有摘牌的先例，这意味着“资本运作者”只需冒有限风险。其次，这样的企业往往股价相对较低，“资本运作者”通过较少的资金就可以达到控股目的，而且股价上方有空间。第三，有的“资本运作者”经过一番“收购”、“重组”、“资产置换”、“优质资产注入”的黑箱作业，使上市公司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再次达到配股、发售新股的标准，同时采取种种手段驱使般价上涨。最后，在较高股价的基础上，成功地以高价格配股、发售新股，当初投入的资金就获得了超乎想象的高额回报。上述过程的全部目的只在于“资本运作”，而正常的资本运作本应从属于企业经营活动。

此类资本运作大约是股市做庄发展而来的高级形式，并且总要和做庄者结为一体的。一般投资者之所以追捧此类股票，看重的就是第三阶段的股价上涨。

不符合逻辑之处在于，如果“优质资产”有能力大幅提高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背上亏损企业的包袱，而不是强强联合，找强者结盟，或者干脆就凭自己的优质资产上市？一般说来，在企业经营当中，扭亏为盈比从头干起要困难得多，符合逻辑的选择是对大多敷亏损企业敬而远之。

但是市场变化证明上述正常逻辑已经被抛弃，证明国内股市已经出现了变成“邮票市场”的趋向。

国内邮票市场曾经火爆数年，很多邮票数十倍、上百倍地上涨。但是，邮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符号，所谓收藏意义基本上取决于爱好者的意愿，而真正的爱好者总是人数少、货币有限、且长期行为居多的。国内邮市的上涨无非因为当时一般民众对新金融产品的渴求、投机客对投机工具的渴求、不正常收入获得者对洗钱手段的渴求。邮票本身当然不会带来什么经济效益，所以邮市的涨势只能靠新增资金推动。问题是新增资金总有衰竭的一天；结果必然是市场崩溃。

对于股票市场的长期可靠的上升趋势来说，场外新增资金是喂给上升趋势的糖水；上市公司本身一定水准之上的资金使用效率才是喂养上升趋势的奶水。（借用一位美国风险投资家的话，原话说风险投资是创业者的糖水，新企业的营业收入才是创业者的奶水。）

上市公司符号化之后，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止了，资金使用效率当然得不到保障，大量资金被闲置、被亏损、甚至被窃取（如大庆联谊案）。今年媒体上曾经就互联网企业烧钱现象和互联网泡沫大大鼓噪了一番。无论如何，互联网毕竟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互联网企业毕竟在尝试和探索新事物，即使失败也一定能够留下一点经验教训，何况互联网企业主要烧的是国外投资者的钱，主要也是国外企业在烧钱。相比之下，国内股市某些人的这种烧钱方式、烧钱速度，不论在规模和速度上恐怕都不是互联网企业可以望其项背的：互联网企业的资金以百万、千万元计；而股市上市公司的资金动辄数亿、十数亿元。“吃完了企业吃财政，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市”，但是股市不但没有被吃瘦，反而越吃越肥了，这不符合逻辑。

狂欢节过后，必定得有人付帐。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国有企业、民间的资金来源划分，国内资金来自国内所有企业和居民的储蓄，是全体劳动者历史积累的劳动成果，是国内经济发展最主要、最可靠的资本来源。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内资本无疑是自力更生的依据。就宏观总量而论，两者的划分只是数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上市公司经营效益长期低下，则不论资金来自民间还是国有企业，整个经济体系蒙受损害的程度是一样的，绝对不会因为损失的资金来自民间，国有企业就能独善其身。乡下老话说，“钱不出庄，庄不穷”，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既然上市公司不能为资金提供较高的使用效率，那么一旦金融资产多样化的宏观调整过程结束，或者力量减弱，则股市必将重新回到追求效益的基本点上来。这样的局面可能在超长期之后出现，届时股市已经被推高到离奇的程度，股市崩溃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因此棋步四的结论是，必须慎防股市在经历超长期繁荣后的大崩溃。美国1929年股市崩溃的先例，日本股市从38000点暴跌到17000点，后来10余年不得翻身的先例，特别是后者，应当是前车之鉴。可怕的是，历史上少有成功地吸取前人教训的先例，多的反而是重复前人失败的例子——这就是“历史重演"格言的来历。

以上从棋步一到棋步四，大致说明了我们对当前国内股市的分析。棋步一属于初级层次的大众意见；棋步二属于中级屡次的大众意见；从棋步三开始，有一点深刻，大概算得上对上述大众意见的相反意见了。结论是，市场看涨，但必须谨慎；大势上涨取决于金融资产多样化的进程，和宏观经济、上市企业的盈利并无直接联系，因此目前的涨势很可能具有宏观、持久属性，不会在短期内终结；经过超长期牛市之后，如果股票市场仍然不能具备正常的优胜劣汰功能，不能提供足够水平的资金回报率，则大崩溃的悲剧可能难以避免。

不应该将相反意见理论简单地看作反对大众意见，或是否定大众意见的价值。深邃的思想者永不满足于“一目了然”的结论、“照理”的结论、“公认”的结论，面是养成自己动脑深思的习惯：多掌握一点事实、再多掌握一点事实；深思一层，再深思一层……这就是本人理解的逆向思考的艺术，也是“反者，道之动”第一方面的应用。

在大众意见和非大众意见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平衡机制。绝大多数人棋路拽，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大家棋力小，所以在竞赛中并不能决定名次，极少数棋力深者则具有决定性作用——如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曾经一再起到一夫当关决定输赢的作用；但是，普遍的围棋水平、棋艺传统、棋艺文化依然取决于大多数人，进而决定了高手的多寡、出现高手的可能性等，更重要的是棋艺代代相传也完全依靠最大多数的围棋爱好者，这就是所谓人群基础。丧失了人群基础，则丧失了存在和持续的基础，就有绝灭的危险。换句话说，棋步少算者是棋步多算者的基础，而多算者是少算者大蛋糕上的奶油；关键在于一次多算并不代表今后总能多算，此事多算并不代表彼事多算，只有在人群基础充分多样化的基础上，经过永不停滞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才能保障多算者队伍的新陈代谢，维持人群总体棋艺的活力。就本质而盲，多算者就是从、也只能从少算者中产生，而且他只是在此时、此事上多算了棋步而已。

综合起来，我们将这种平衡机制称为大众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另一种理解就是多元化，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原则：公开竞争的市场机制、自我修正的动态过程。

大众平衡机制的本质极为深刻，适用于绝大多数问题，包括民主问题，包括市场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以下还以市场机制为例。

市场是由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组成的，他们的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但平均资金量比较少。他们的决策可能不是很高明，因此很多时候并不决定市场方向，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力量不重要，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具有稳定的统计特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市场的稳固基础和巨大的平衡力量，离开了他们，市场将不可能存在；市场参与者中还有极少数精荚投资者，他们人数少，但是平均资金量较多。他们的决策可能常常比较高明，因此在大部分时候起到引导方向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决定市场方向。这里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才故意夸大两种市场参与者的差别，并将他们对立起来。实际上在任何时刻，精英投资者之间往往也是意见不同的，他们之间也同时具有对手和联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精英和大众投资者两个群体的成员组成完全是动态的，没有永远的成功者。

人类通常难以寻求什么是正确的终极标准，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所谓完美、理想的极端美好事物。终极裁判，那是惟有“上帝”才有的特权，人世间无论哪个人、哪些人，无论他或者他们多有智慧、多么英明，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对另外无论哪个人、哪些人作出终极的裁决。棋步推算再深，结论只是相对深入，绝不可能覆盖全部应当考虑的因素，绝不可能完全把握问题的所有方面，因此，终极答案不存在于人类智慧范围之内。

万幸的是，反面的极端则确实存在，即确实存在关于什么是绝对必须避开的判定准则。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存在和持续更重要了，人类的大规模死亡，如大饥荒、大瘟疫，对人类的存在具有威胁，因此绝对必须避免。没有人类的存在，一切意义都不存在。

借助于这样的类比，我们就可以谦卑而符合实际地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所谓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其中正确的标准是相对的：凡事皆有成本，也有收益，一般而言，正确的标准就是以较小的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错误的标准则是绝对的，如果所付出的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则量变导致质变，成本不再是成本，而是动摇了根本，即这样的成本付出已经危及民族存在和持续本身，因而绝对必须避免。将这两方面结合，就解释了上文所说的平衡机制，可见大众平衡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人的老祖宗尊崇的“中庸之道”的本意。惟有在大众平衡机制下，才能前后一贯地避免绝对错误的极端情况，并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以较小的成本追求较高的收益。

现在我们还是按照棋步的方式对市场功能进行一番思索。

棋步一：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沟通买卖双方、发现价格、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但这一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统计特性，属于随机过程。

自从牛顿的决定论以来，人类就奠定了机械决定论世界观，打心底里反感任何不受控制的“随机”现象，而那些有机会拥有权力特别是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人、那些对自己的智慧估计到无比高度的人，对“随机过程”的反感更是达到了极致：难道还能有任何重要的因素独立地存在于在他们的权力和智慧的范围之外吗？绝不可能！在他们看来，结论很显然，必须、也必定能够将一切他们认为需要纳入的因素统统纳入他们规定的、计划的一整套宏伟方案中，经过他们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调度、调节而完美地运行，一切将是事先决定的，一切都将如同机器一般在最佳状态下运转，随机过程见鬼去吧。

因此，买方和卖方无需自己辛苦地到处寻找交易对手了，上头已经安排好了；交易价格也不必操心了，上头已经决定好了；资源配置更是不用操心了，计划里面已经包括了再合适不过的安排了。同理类推，思想的市场也具有统计特性、随机性，时时不符合预期，而计划就好得很、完美得很，可以事先设计、可以人为调控，因此计划和控制是不可放松的。

棋步二：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凭什么实现其基本功能？正因为市场交易的基础建立在市场参与者的多样化分布上，才保证了市场的大众平衡机制的可靠、一贯的统计特性，才造就了较为成熟的市场条件；正因为市场满足一定统计特性，符合一定成熟条件，才真正反映了客观供给需求关系；正因为正常市场反应了客观供求关系，而客观现实总是不以任何人、任何一群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变化才在人类眼中成为“随机过程”。反过来，如果市场没有表现出“随机过程”的特征，而是由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所左右的，反倒说明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市场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性，正因为正常的市场能够始终一贯地反映客观现实；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取代市场，正因为人类本性有缺陷，人类的智慧先天不足，不能够始终一贯地反映客观现实。

棋步三：反对者说，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恰当的说法是，市场功能的实现必须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对市场参与者来说，就是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大家都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就信息流动来说，就是市场信息能够立即、同时传递到所有市场参与者和所有潜在市场参与者面前，而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指令同样能够立即传递到交易所；就资金流动来说，就是资金自由流动，市场保持开放。只要满足了市场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则市场必定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抱歉，这也有一点机械决定论的味道）；如果不满足市场所必须的条件，那么即使打着现代市场机制、现代经济的旗号，有什么样的市场，就能得到什么样的奇怪结果，甚至比预期的更多、更花样百出，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市场”统计特性的丧失，对那些在“市场”上翻云覆雨的能人们来说，“市场”不但没有什么“随机性”，反倒如此驯顺，以至于即使计划经济也赶不上“市场”为他们带来的呼风唤雨的便利。但是，那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条件的问题o就市场参与者一方来说，关键在于游戏规则，有没有公正、公平、公开的游戏规则，有没有严格地、一贯地、公正、公平、公开地贯彻这样的游戏规则，乃是市场功能的必要条件。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稳定可靠的市场统计特性，才能得到市场变化的随机特性——谁说了都不算，惟有市场说了算。

汽车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将化学能转化为路面上的机械能。这一功能发挥的先决条件是在合适的时机、在合适的空间，同时具有汽油、空气、点火三个条件。检查汽车的基本技巧就是油路、气路、点火。汽车坏了，不是汽车将化学能转化为路面上的机械能的基本功能坏了，而是上述三条件未能满足。只要同时满足了所有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则汽车必定正常发挥功能。问题在于，就汽车这一问题而论，你决不应该指着飞机、火箭说，汽车不是万能的。那是另外的问题。

国内股票市场最令人担忧之处，正是在于市场条件的不足。实际上前面一部分关于股市数年后前景的看法正是基于市场条件不能满足、市场基本功能长期得不到发挥这一点而言的。

批评市场的人常常指出，市场也可能造成极端状况，如历史上最经典的几个例子，1 8世纪初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圈套”和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等，其实往往正是市场被极少人操纵的结果，或者其他市场条件未能满足的结果。

千万不要以为凡事深一层想一想的习惯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好凡事假定自己只能在一时、一事上偶然深思一层、二层，因此凡事多了解基本事实，多问为什么，这样才能如履薄冰、坚持一贯，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市场操作中以较小成本争取较大收益。

这里有最近一个例子。在关于如何治理国内通货紧缩的问题上，国内有关官方人士、饱学智囊可能没有深一层思考，而是浮于表面。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20多个月下跌，有关人士总算不再争论这到底算不算“通货紧缩”，转而忙着开出种种神奇单方。他们认为，因为消费者不愿意消费，购买力下降，所以生产商库存增加，物价下跌，因此解决通货紧缩的办法当然是必须设法让大家掏钱。其中一个主意是大幅度提高教育费用。不幸的是这个主意正被奉为正解而大力推行。

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消费支出？现有的收入是基本线索，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状况的预期。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在于消费者收入和支出预期的负向背离，一方面，消费者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四个重要生活领域的开支大幅度上升。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循环，一边是各色垄断行业（请注意，不是市场化的行业）漫天要价，行情看涨，一边是消费者物价水平螺旋下降。

这一例证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在于，凡事多掌握基本事实、深一层思考的方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普通市场参与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当在充分自信的基础上自强不息，尽可能掌握更多的基本事实，更深入一层思考，不轻信企业、股评家的说法，则必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投资回报正是对上述劳动的回报，没有付出这样的劳动，满意的回报当然是奢望。这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本意，算得上“反者，道之动”的第二方面应用。

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言者已经看到了深一层的问题，但是为了种种目的，故意将肤浅的主张大肆声张。这大约正是尼尔笔下典型的宣传家的做法，如此看来，普通投资者非得养成凡事深一层思考的习惯不可，否则常常被庄家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被庄家卖了还帮人点钞票。

王溯舸先生和黄永山先生是我的朋友，是国内金融界的成功人士，对市场有深刻理解。我时常能够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得到珍贵的启示和教益。这本书的中译本缘起于永山的推荐和鼎力襄助，得力于溯舸的穿针引线，终于能够顺利面世。

译者第一本译著是约翰?墨菲的《期货市场技术分析》（地震出版社，1994年，16开，550余页，定价80元），是国内最重要的技术分析参考书，内容主要是西方市场技术分析理论和应用。

第二本译著是史蒂夫?尼森的《日本蜡烛图技术》（地震出版社．1998年，16开，350余页，定价60元），是国内关于K线圈分析技术和应用的重要参考书，其主要特色在于恰如其分地将东、西方技术分析方法相互参照，相互验证、相互辩驳。

这本书是译者翻译的第三本名著。从本书您可能会发现，译者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市场研究的技术分析方面，而是拓展到包括经济学、哲学、大众心理学等更为广阔的领域。溯舸和永山加速了我的步伐。

感谢王溯舸先生、黄永山先生。感谢所有关心、鼓励、督促译者的朋友。感谢早期参加部分文字试译工作的韩艺女士及先后为此书录人手稿的王骞、孙捷女士。

逆向思考的艺术

最后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丁圣元，1 990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硕士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金融机构从事外汇交易及分析工作01996年8月起，从事香港H股、国内股市的投资操作以及国内外投资市场的研究。现任北大财富网（www．sinoCFO, com）总编，并撰写专栏。

1993年1月至1996年9月，在《经济日报》国际版辟有“外汇走势参考’’专栏，每周一刊行，其中主要以技术分析方法对国际外汇市场进行分析预测。该专栏在有关行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为《香港经济日报》等海外报刊所引用。

1993年以来，翻译出版了《期货市场技术分析》（地震出版社，1994年，16开，550余页，定价80元）、《日本蜡烛图技术》（地震出版社，1998年，16开，350余页，定价60元）t语言准确、流畅t被广泛地誉为国内技术分析领域最重要的参考书。

1994年初以来，在全国各地主讲了许多市场技术分析讲座，不遗余力地推广市场分析知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市场研究中的应用，受到了热诚的欢迎。

在《中国证券报》、《期货日报》、《北京晨报》等发表市场研究、新闻评论、理论研究文章多篇，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古典哲学及其应用、市场研究理论和肯法、新经济理论、风险投资实务等。

译者欢迎金融界同行以及技术分析爱好者提出批评、建议，欢迎交流关于经济、市场和市场研究方法的心得。如果您购书困难，也可以和译者联系。译者的电话和传真号码是010-84815098，电子邮箱是dingshengyuan@263．net,通信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南里一号院北楼3门403室，100029”。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编 采取相反的立场是值得的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Ⅶ

Ⅸ

第二编 关于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的随笔

潮起潮落的大众激情

投资者的两难处境

习惯

通货膨胀的心理学

不存在明显的大众意见的时候

仿效少数人

请作笔记

论持有与人群相反的意见

相反意见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

顾头不顾腚的思考方式

把马车驾在马前头

普遍不平等法则

宣传

现实主义：对过年心理的逆向挑战

经济学家有时是如何驱使自己的预测走向错误的

问问“什么地方是对的？”而不是总问“什么地方错了？”

大众心理学和竞选

经济心理学

回头看看

向黄金的历史回归

历史上结果相反的事件

潮起潮落

学无止境

论预测不可预测者

“大众烦恼症”帮了艾森豪威尔的忙

金钱的智慧

为什么预测越来越对不上卯

革命需要长远的眼光

相反意见理论取决于仿效和感染法则

大众一致意见把我们引向何方?

同时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

预测是一门棘手的行当

到底用处在哪儿？

也许有些老理论仍然成立

“中庸主义”——在经济学文字中

做一个有主见的人

关于社会——政治趋势的更多思索

兜圈子的思维方式

“……还是不明白他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三种类型的“意见”——深思熟虑型、粗技大叶型、情绪型

意见是如何形成的

一边阅读一边推敲就是逆向思考方式

相反意见理论和“三段论”法则

“社会压力常常导致众人一律”

动量

关于从逆向思维方式达到创造性思维方式的进一步讨论

动机和潮流

保护自己不被“深度操纵者”控制

大众催眠术

……还是那个问题：“在市场上，大众是否总是错误的？”

了解与度量大众意见的难题

众人精神一律法则

相反意见理论并非一种预测体系：它是力求得出成熟结论的思考方法

“为什么您认为您会思考？”

我们充当逆反者

资本主义的基本因素：获利能力

现代自由思想者一定得是逆向思考者

经济学外推法中的谬误

怎样有利可图地展望未来

在逆向思考方式中存在任何真实意图吗？

使您的头脑灵活起来

用金钱的智慧，而不是毛躁的冲动 来挣得一些容易得来的钱财

挠着痒处的那句话（或思想）也许抵得上1000张图

独立深思的工具箱

意见、言辞之相对于事实

预测者们宁愿抛到脑后的那些年头

认同众人的想法很便捷，与众不同的思路却得慢慢形成

41年里“出乎意料”的事件

结束语：“他们”的奴隶

关于作者：汉弗莱．B．尼尔

反者，道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