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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黑弥撒——末世信仰与乌托邦的终结

所属丛书：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作者：[英] 约翰·格雷 著

译者：付强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161-3080-3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214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参议员：这是一个万丈深渊，最好不要往下看。

伯爵：朋友，我们不得不看。

——约瑟夫·德·梅斯特，圣彼得堡谈话[1]

[1] Joseph de Maistre,St Petersburg Dialogues, or Conversations on the Temporal Government of Providen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A. Lebrun, Montreal and Kingston, London and Buffal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5.

致谢

本书在写作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与诺曼·科恩(Norman Cohn)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否则我就无法对书中的现代政治学与宗教学进行阐释。同布赖恩·阿普尔亚德(Byran Appleyard)，罗伯特·科斯(Robert Colls)，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及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ips)的谈话内容都已经以各种形式体现在本书中。我的编辑，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Simon Winder)在我写作的每个阶段都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英国Wylie Agency出版公司的特雷西·博安(Tracy Bohan)、纽约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埃里克·钦斯基(Eric Chinski)和以前在Doubleday Canada出版公司工作，现为Zero Foot环保公司通讯主管的尼克·加里森(Nick Garrison)等人对书的评论给了我巨大的帮助。特别要感谢大卫·里夫(David Rieff)，在后来的草稿中提出了具有洞察力的观点。本书文责由我承担。

我最感愧疚的人是美惠子(Mieko)，没有她这本书就无法出版。

译者前言

众所周知，“弥撒”指的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牺牲而举行的宗教仪式。而“黑弥撒”，则是一种与基督教弥撒相反而举行的亵渎神明的仪式，它崇尚对撒旦敬拜和末日预示的信奉。《黑弥撒》一书恰如书名，对预示末日的宗教信仰与乌托邦梦的破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解释。本书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以基督教末世论的发展为切入点，阐述预示末日信仰的由来，以及它对世界政治产生的重要影响。作者指出，预示末日的信仰曾激励着中世纪世俗的千禧年运动，它期待着在这一末日来临之际，人世间所有的罪恶都将永远消失。而过去相信由上帝创造世界末日的基督教思想，现在已经转变成乌托邦所倡导的由人类的行为来使之实现。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基督教教义的颠覆，它所激发的各种乌托邦运动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灾难。

然而，灾难仍在继续。因此，本书第二条线索是对法国大革命、苏联极权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想等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些乌托邦思想总是会提出一些诱人的前景，尽可能多地吸引信众；对不信者，则提出耸人听闻的警示和臆想出来的种种危险。早期基督教预示世界末日的神话被披上了科学的外衣，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暴力信仰。这不仅体现在与宗教复兴相伴随的政治冲突中，也体现在对地球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所进行的激烈争夺中。冷战后的今天，世界仍不太平。在美国的引领下，西方国家祭起新的末日预示的大旗，致力于通过使用武力在全世界推行它们的民主模式和推动自由市场的扩大。结果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并非和平时代，而仍是铁和血的时代。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天灾人祸不断涌现，随着电影《2012》播出，引发人们对末日的思考，也激发了预示末日信仰的复兴。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是，末日神话已经导致了数不清的灾难，它现在的危害同过去是一样的。我们也清楚，很多灾祸都是人为造就的。历史已经走过2012年，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现在，是到了应该接受宗教的多样性以及放弃建立普世的单一政治体制的时候了。而如何在一个多元文化与多宗教共存的世界里，实现各民族和种族的和平、和谐共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样看来，阅读本书、借鉴作者提出的解决之道就很有必要了。当然，本书中的种种结论和评价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我想各位有识之士一定能区分良莠。

最后，译者感谢曹宏举副总编的信任和夏侠女士在翻译过程中的关心。感谢付娟女士和郭诚先生对译稿提出的宝贵意见。还要感谢河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0BS056）的支持，以及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各位同事在各方面提供的便利和帮助。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出现遗漏和偏差，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付强

2013年夏日于郑州

目录

第一章 乌托邦的破灭

预示末日的政治学

乌托邦的诞生

作为现代千禧年运动的乌托邦右翼势力

第二章 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与暴力恐怖

苏联的共产主义：一场现代千禧年主义革命

纳粹主义和启蒙运动

暴力恐怖与西方传统

第三章 乌托邦成为主流思想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守主义的衰亡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一位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入主唐宁街

第四章 美国式的预示末日信仰

从清教徒的殖民地到救赎者的国度

新保守主义的起源

群魔

第五章 全副武装的传教士

伊拉克：21世纪乌托邦的试验场

传教士的自由主义——自由帝国主义

为什么“反恐战争”不能取得胜利？

第六章 后末日预示时代

世俗主义之后

生存在难以应对的世界里：现实主义失去了的传统

末日信仰的再现

第一章 乌托邦的破灭

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属于宗教历史长卷中的一部分。过去两个世纪对于信仰而言，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基督教的长期分化和现代政治宗教的兴起。在新的千年来临之际，我们发现身边的世界充斥着乌托邦梦想破灭后的残迹，这些梦想假以世俗的辞藻，否认宗教真理实际上是宗教神话的表达手段。

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都宣称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共产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纳粹主义是科学种族主义的大杂烩。它们具有欺骗性和伪科学的宣教并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极权主义的崩溃而完结。新保守主义在它的理论中继续宣扬世界正趋向一个单一模式的政府和经济体制，即普世民主，或全球自由市场。除此之外，它还打着社会科学的旗号，坚信世界正处于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之际，而这种关于预示世界末日的信仰可追溯到最远古时期。

耶稣和他的信徒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所有罪恶即将结束的时代，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后，所有的恶势力都将被彻底摧毁。疾病和死亡，饥饿与饥荒，战争和压迫都将不复存在。这样的信念激励着早期的基督教信徒，尽管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家把世界末日看做是一种精神变化的象征，但关于世界末日的不同预言始终困扰着他们。

中世纪时期，人们相信历史即将终结、新世界行将诞生，欧洲被这信念所激发的大规模运动所震撼。这些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徒相信只有上帝能创造新世界，在基督教衰败之前不会消亡。与此相反，当基督教衰落之时，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期待变得越来越强烈和激进。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样的现代革命都憎恨传统宗教，但他们也相信过去生活中的罪恶和愚蠢将会完全地轮回转换，这是一种早期基督教信仰中提出过的、不受宗教约束的因果轮回。这些现代启蒙的革命思想是激进的，目的是以一种关于世界的系统观念来取代宗教。而作为基督教衍生物的这种激进的启蒙思想相信会出现一种历史的中断，在此之后人类社会的缺陷将被永久消除。

过去几个世纪的启蒙思想大都源于有着很大分歧的宗教思想。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也不是具有正统思想的左派和右派所认为的一部关于世俗思想进步的历史。布尔什维克和纳粹主义信奉的暴力夺权方式与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宗教革命非常相像。引起这种历史转变的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都是宗教。现代革命运动其实是宗教通过不同方式实现的一种延续。

不仅革命者秉持宗教信仰中的世俗形式，自由人文主义者也是如此，并且认为进步是一种逐渐增强的斗争。相信世界即将终结与相信世界不断进步似乎是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个期待世界的毁灭，另一个期待世界变得更好，然而这两种观点从根本上并非没有相通之处。不管它们是强调零星的改变抑或革命性的转变，关于进步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的假设。它们都是满足人类证明自身存在价值需求的神话。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系列的乌托邦运动改变了政治生活。整个社会生活从此被破坏，世界也被永远改变。而乌托邦思想家们所预想的改变并没有发生，他们的设想大都与产生的结果截然相反。但这并没有妨碍类似的设想在21世纪来临之际又一次次出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起了向中东和全世界输出革命的运动。

乌托邦设计者复制了中世纪曾激起无数信众参与大规模运动的宗教神话，他们也激起了相似的暴力活动，现代世俗暴力是曾经伴随基督教历史的暴力的突变形式。两百多年来，相信由上帝创造世界末日的基督教思想已经转变成乌托邦所倡导的由人类的行为使之实现。早期基督教预示世界末日的神话已经被披上科学的外衣，演变成一种新的暴力信仰。

当普世民主的设想在鲜血遍流的伊拉克街头破灭的时候，这种模式也开始发生改变，乌托邦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但政治与战争并没有停止成为神话的实现手段。相反，旧的宗教形式正取代已经消失的不受宗教约束的信仰。预示世界末日的宗教信仰塑造了美国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和他的对手——伊朗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政治哲学。无论在何处出现，宗教复兴总是伴随着政治冲突，包括为争夺地球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所进行的激烈斗争。但毫无疑问，信仰再次成为实现自身权利诉求的力量。随着乌托邦的破灭，预示末日的宗教信仰作为世界政治的一种力量，毫无掩饰地再现于我们面前。

预示末日的政治学

“新天堂与新尘间：旧天堂与旧尘间已经逝去”，从启示录中我们得悉，要摒弃天堂、守卫新尘间，你就会明白所有乌托邦制度的秘密与诀窍。

——埃米尔·米歇尔·齐奥兰(Emile Michel Cioran)[1]

现代革命运动的宗教根源最初是在诺曼·科恩(Norman Cohn)有创意的研究著作《追寻千禧年》(The Pursuit of Millennium) [2]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揭示。人们也已经注意到，对于追随者来说，共产主义也具有许多宗教的功能，这一事实反映在冷战开始后不久，由现在已经幻想破灭的、前共产主义者所编写的一部有名的论文集《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3]一书的标题上。而科恩所揭示的与现实更为相近：在20世纪的革命高潮时期，共产主义复制了中世纪晚期千禧年运动的许多特征，震撼了整个欧洲。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的千禧年革命。同样，许多纳粹主义者也是在某些方面受到了这些特征的负面影响。

在这里，有必要界定几个关键词汇。我们有时所说的千禧年包含一千个时间段。基督教千禧至福说的信徒们相信，耶稣将回到尘间，统治新王国一千年。他们坚持一种历史的末日预示的观点。常言中的“apocalyptic”一词代表预示灾祸的意思，但在希腊词汇中引申出的双关语意是“揭示”，即上天注定的秘密将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被揭示，而对于上帝的选民来说，这不是一种灾难而是拯救。末世论(Eschatology)是关于世界末日的学说（在希腊语中eschatos意为最后、最远）。笔者已经指出，早期的基督教是一种末日崇拜：耶稣和他最初的门徒相信世界注定要濒临灭亡，因此新的完美世界将会产生。末世论并非总是积极正面的，在一些异教传说中，世界末日意味着众神的死去和灭顶之灾。纳粹党人罔顾这一事实，信奉的是一种基督教魔鬼学说，消极负面的末世论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不过，还有一种积极的末日信仰激励着中世纪世俗的千禧年运动，期待着在这一末日来临之际，人世间所有的罪恶都将永远消失。千禧至福说(Millenarianism)与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有时是有区别的，前者相信耶稣的自由回归，后者期待某种神圣王国的降临。但是，使用这些词汇时没有固定的模式，除非在特别情况下加以提示，笔者一般会替换着使用它们。

作为已经深深影响西方社会的思想，千禧年主义具有基督教的传承性。而大多数的宗教缺乏任何历史概念，没有像故事那样既有开头又有结果。印度教和佛教把人生看做是一种有规律性的轮回，超度意味着从这种无止境的轮回中得到解脱。在前基督教时代的欧洲，柏拉图和他的信徒也以类似的方式看待人生。古犹太教不存在这种世界行将灭亡的类似观点。基督教反对人类历史就是目的论(teleological)作用过程的表现这一观点。在希腊语中“telos”意味着终结，在英语中则既意味着过程的终结，又意味着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以目的论的方式看待历史，基督教教徒相信终结具有这种含义：历史具有预先决定的目的，当其目标实现之后，也就趋向终结了。世俗思想家如马克思(Marx)和福山(Fukuyama)继承了这种目的论，用来支撑他们关于“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观点。他们把历史看做一种运动，并非不可避免，但具有普遍的目标和方向，进步理论也同样构筑在目的论的观点之上。在所有这些观念的背后，对历史的解读不是依据事件发生的原因，而是它的目的，那就是人类的拯救。这种观念同基督教一起渗透到了西方思想中，并影响至今。

千禧年运动并非只局限在西方基督教世界。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相信自己就是耶稣的兄弟，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权并维持了11年的统治，这一政权直到一场造成两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后才灭亡。[4]太平天国起义是发生在中国的、受千禧年运动思想所激发的起义之一，或许是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把这些思想传到中国，也可能类似的思想在那时已经开始萌芽。相信一段时间的毁灭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由神圣救世主引领的和平时代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三世纪以来就存在了。[5]

不管这些思想在起源上是否只来自西方，此类思想对西方生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中世纪千禧至福说可追溯到基督教诞生之时。现代政治宗教如雅各宾派思想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着科学的旗号复制了千禧年思想。如果能对西方文明做一个简单而又规范的定义的话，那么肯定是围绕千禧年思想的中心作用而展开的。

千禧年信仰是一回事，千禧年运动则是另外是一回事，千禧年政权制度则又不同了。千禧年运动只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产生条件有时是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沙皇俄国（Tsarist Russia）和德国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German)；有时是单纯的使心灵受到创伤的事件，如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上述运动总是与灾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千禧年信仰意味着认知与现实的正常联系遭到了破坏，这是一种认知失调的症状表现。[6]在俄国和德国，战争和经济崩溃导致了组织完备的千禧年政权的产生，而针对美国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袭击也导致了千禧年运动的迸发，这其中包括发动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和对宪法的改动。何时以及怎样使得千禧年信仰成为政治中的决定力量取决于历史中的突发性事件。

预示末日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基督教诞生的前后。贯穿基督教历史的这些信仰的再现不是从外部渗透的，它是从开始就作为一种征兆呈现的。耶稣的教诲也是建立在信奉人类将最终面对末日来临的信仰上。末世论是它所号召进行的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此而言，耶稣的思想属于犹太教预示末日的传统，而在犹太教教义中与此信仰相伴随的关于世界的二元论观点却找不到。耶稣教诲中末世论的重要作用，反映出它是受到了其他传统的影响。

除了一些合乎情理的质疑之外，当代历史研究普遍认为耶稣是属于相信神赋能力的犹太教的一个非正统分支。[7]耶稣的追随者所使用的基督教“Christian”一词来自希腊语“christus”，或者说“the anointed one”一词，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同样都为“救世主”的意思。“messiah”一词在犹太教圣经中已经极为罕见，当它使用时总是作为一种对国王或高级教士的称谓。从保罗时代以来，随着基督教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宗教，“messiah”一词意思就变成由上帝指派来拯救人类的神。

起先，耶稣的教诲只是来指示其他犹太人的，旧世界将要终结，新王国即将建立，那里将有数不尽的物产。在新王国居住的人们将被免除身体和心灵的痛苦，包括那些逝去的正直的人们也将得到重生。生活在一个纯洁的新世界中，人们将会得到永生，耶稣被派去宣示新王国的建立，并由他进行统治，这就是耶稣最初打动人心的道德教诲，他不仅像其他犹太圣徒那样保护弱者，同样也伸开双臂接纳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们。新王国即将来临，是他教诲的要义，得到了他的信徒们的信奉。然而新王国并没有建立，耶稣被罗马人抓到并被处死，基督教的历史就成为试图弥补人们对这种末世论失望感受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注意到了这种尴尬，他写道：

作为人类寄以厚望的人，耶稣引领着世界走向最后的变革，一切平凡的历史趋向终结。历史拒绝变革而他投身其中。当历史发生改变时同时也摧毁了他。他并没有带来完全虔诚和没有罪恶的末世状态，因为他自己已经破坏了这种状态。[8]

事实上，末世论的希望并没有遭到破坏，在早期的基督教信徒中传承着耶稣已经复活并升入天堂的信念。这是教徒很快做出的对耶稣关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这一教诲所进行的一种内部改变的比喻。圣保罗(St Paul)已经暗示天堂王国是一种对精神完全改变的比喻，正是保罗——希腊化的犹太语也称“Saul”或“Tarsus”——把耶稣运动从一个持异议的犹太教派变成了一个普通宗教，保罗和耶稣最初的信徒一样相信世界行将完结。但他也为全人类拓展了对世界末日的见解，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通过一系列努力，淡化了曾经激励耶稣及其门徒的对末日论的期望度。奥古斯丁最初是摩尼教(Manichean)的信奉者，这一宗教把罪恶看做是世界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他的神学明显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但摩尼教相信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将永远持续下去，而耶稣的信徒期待末日来临之际所有的罪恶都将完结。奥古斯丁相信人类具有难以根除的缺陷，这种原罪的教义成为基督教正统教派的首要教义，这一点更归功于摩尼而不是耶稣。

另一个对奥古斯丁基督教信仰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柏拉图主要表达的思想是精神不朽。奥古斯丁提出，末日应当从精神层面上进行解读：不是将来某一时间发生某个事件，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的内部转化。与此同时，奥古斯丁把介于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与世俗之城(the City of Man)的绝对区分引入到基督教中。因为人类生活具有的原罪特征使两个城市永远不能合二为一，自人类堕落以来，罪恶就一直存在人们的心里，永难克服。这种教义赋予基督教一种挥之不去的反乌托邦偏好，基督教教徒也不再指望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来看，相信罪恶可以消除的信仰纯粹属于非正统的异教思想，它激励着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并在布什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呈现。而一些类似的信仰也成为耶稣信徒中信奉预示末日的教派的一个主要特点。贯穿西方历史的千禧至福说的盛行是对基督教教义的异教颠覆。

奥古斯丁不再拘泥于对末日审判的期盼，他在保留了末世论的同时，又减轻了它的危险度。上帝之国属于过去的范畴，它所象征的内部转换可以在历史中的任何时刻实现。431年，以弗所委员会(Council of Ephesus)在对千禧年主义进行批判之后，教会接纳了奥古斯丁的观点，但并没有阻止千禧年运动对耶稣信念的激励，也没有消除这种信仰在教会中的作用。12世纪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lora,1132-1202)彻底修正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并相信自己从圣经文句中领会到了深奥的含义。约阿希姆作为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院长曾经到过圣地，在那里受到一些精神上的启发，他把基督教三位一体(Trinity)教义看做是人类行进的三阶段历史哲学。从圣父经由圣子再到圣灵，这样的博爱阶段一直持续到最后审判，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引领人，众人之父亚伯拉罕(Abraham)是第一阶段的引领人，耶稣是第二阶段，开创第三个阶段并体现三位一体的新的、也是最后的引领人，按约阿希姆的设想将会在1260年出现。约阿希姆凭着对末世论的狂热信奉把三一历史哲学重新注入基督教，类似的三阶段思想也出现在后来的思想家身上。约阿希姆的预言被方济各会(Franciscan)的激进派所采纳，并激发了南部非洲的千禧年运动。在德国，它推动了根据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Emperor Frederick Ⅱ)的经历而形成的救世主教派的诞生，弗雷德里克在十字军东征征服圣城之后，自称为耶路撒冷之王，遭到了格雷戈里九世教皇(Pope Gregory Ⅺ)的指责，并把他称作反基督者(Antichrist)。

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的做法对世俗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关于人类自由的发展经历三个辩证阶段的思想；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从宗教到抽象的、科学的阶段的实证主义思想，这些都是三段论思想的再造。作为对约阿希姆规划的回应，常言中的历史也被分作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阶段。更具影响力的是，在下一章将看到约阿希姆预言中谈到的第三阶段，使得纳粹德国被赋予了德意志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称号。（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已经成为艺术中不可缺少的提法，尽管笔者使用这些词汇批判上述中所表达的思想）。

在世俗的关于预示末日的思想中，新时代的产生将通过人类的行为来实现。在耶稣和他的信徒看来，新王国只有通过上帝的意愿才能产生，但上帝的意愿遭到了以恶魔或撒旦为化身的邪恶力量的抵制。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被分化为善与恶的两种势力，甚至还产生人类会被残暴力量所主宰的联想。这在希伯来圣经里是没有体现的，撒旦最初是作为上帝的使者，而不是人物化的邪恶力量出现在《约伯书》中，只是后来在犹太教的末日预示传统中，世界才被看做是善恶两种势力针锋相对的战场。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 religion,拜火教）与死海古卷所记载的犹太教关于预示末日的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伊朗先知，即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公元前1500-1200年期间，是把人类生活看作是黑暗与光明的斗争，并最后以光明的胜利告终的第一人。琐罗亚斯德教是历史上最信奉和平的宗教之一。然而，通过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塑造性影响，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贯穿西方历史的暴力信仰哲学的根本源头。

许多传统的思想把人生看做是善与恶的斗争，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冲突将永久持续下去。光明与黑暗的无休止的替换体现在埃及神话中。一些人认为这种斗争将在黑暗中完结，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把人的历史描绘成从最初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堕落到人类社会遭受毁灭的铁器时代(age of iron)。即使在过去存在着类似的完美社会，也很难想象这种斗争将以光明的胜利而告终。甚至琐罗亚斯德本人也从未想象这一胜利是预先注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号召先知的追随者要去为结果尚存疑问的斗争而战，而不是要宣告世界的终结。虽然如此，善将取胜的思想是人类思想的新发展，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说，这种思想来自琐罗亚斯德。[9]

这种关于世界的二元思想被摩尼教所继承，摩尼(Mani)是216年出生在巴比伦帝国的伊朗先知，277年被琐罗亚斯德教会当局以异教徒的罪名处死，这件事对奥古斯丁的影响很深。摩尼与琐罗亚斯德不同，他坚信光明与黑暗的二元性是世界的永恒特征。摩尼教最远传播到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比喻和象征。纵观这些转换，摩尼教徒保留了他们认为的罪恶将永远无法根除的信仰。从这点上来看，摩尼教从根本上不同于琐罗亚斯德教，也不同于耶稣的教诲。

摩尼教的二元主义被诺斯替教(Gnosticism)所采纳，尽管后者一直遭受基督教的压制，但直到现代一直在以不同形式再现。诺斯替教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传统，但它主张的恶魔力量主宰着黑暗世界的说法对宗教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耶稣死去后的二三百年间，在基督教中盛行着一种诺斯替教派，与其他教派不同的是，其主张只有那些能分享由耶稣传递的神秘教诲的人才会获得拯救。“Gnosticism”一词来源自希腊语“gnosin”，意为“知识”，在早期混乱的基督教世界，几乎所有方面的基督教信仰都饱受非议，诺斯替教宣扬只有少数一些人能得到拯救，他们具备神秘的精神洞察力，不在乎世间肉体上的不检点，而在乎从人类自身和物质世界中得到解放。虽然这一系列信念与耶稣的信念有很大不同，也曾遭到早期教会的谴责，诺斯替教一直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存在着。尽管教义几乎不被认同，但某种诺斯替教似乎在卡特里教派(Cathars)中得到重现，这一教派在12世纪的法国一度盛行，直到被教皇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这场战争持续40年，近50万人被杀）所镇压得几近绝迹。然而，诺斯替教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它得以保留了，并重新以许多出乎意料的形式确立下来，包括诺斯替教研究大师汉斯·琼纳斯(Hans Jonas)所指出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10]

然而诺斯替教并没有再现于基督教历史上重复爆发的千禧年主义中。这一信仰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善与恶的宏大战争，它激励着耶稣和他的追随者，也与琐罗亚斯德关于世界的二元观点相同。并与伊斯兰教和现代政治宗教等一起，对构成整体的西方一神教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对西方思想与政治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尼采(Nietzsche)宣称把世界分为善恶是琐罗亚斯德的发明的说法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未必不对。

基督教把末世论引入到了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中，除奥古斯丁外，这一论说不断得以重复。11到16世纪，千禧年信仰所激发的运动在英国、波希米亚、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及其他许多欧洲地方发展。无论受其感召的人们是否受到战争、瘟疫及经济问题的困扰，在这些运动期间兴起的各团体中的人们发现自身已不能辨识所处的社会。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精神教派的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这个由大师和信徒组成的关系网在几个世纪里延伸到了欧洲的大片地区。[11]自由精神教派本来就不只是基督教的异教邪说之一。北格团教派(Beghards)或神贫教派(Holy Beggars)作为自由精神派的追随者，有一段时间被大众所熟知，他们穿着与苏菲派(Sufis)相似的长袍，而苏菲派在12世纪的西班牙及其他地方鼓吹相似的异教信仰，自由精神教派也可能不只是从属于基督教的诺斯替派遗留的传统中吸取灵感。不管怎样，在它们被吸收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之前，自由精神教派的兄弟会是神秘的，他们相信，他们接近一种普通理解之外的体验。如教会所坚信的那样，这种启发不是一种由上帝的恩赐所赋予的罕见感受。在他们看来，熟知这种情形的人们会变得对原罪无能为力，也不能被上帝区分开来。只有从普通社会的道德约束中解脱出来，他们才能够按照自身的意愿行事。这种对束缚精神自由的、天赋神权的理解受到了所有已经建立的团体——不仅是教会，而且也包括家庭和拥有私有财产团体的一致谴责。

或许人们会认为这类神秘的信仰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事实上，这一信仰与相信末日即将来临的千禧年信仰相互作用，助推了中世纪晚期欧洲许多地方的农民起义。在德国西北部的明斯特城(Münster)，这种易变的混合事物的组合导致了共产主义的一次尝试。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天主教会的中心地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欧洲各地产生了比路德(Luther)所设想的还要激进的各种教派，路德主张服从于新出现的现代国家，而加尔文(Calvin)坚持教会的严格制度。这些教派的首领都属于再洗礼派(Anabaptists)，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恢复早期基督教的教诲。它们虚构了这一运动，以鼓励实施再洗礼来作为信众对天主教会和普遍的社会秩序的反对。1534年的早期，在大批牧师、修女及底层人士改变信仰之后，再洗礼派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并控制了明斯特市政厅和集市。这座城市成为再洗礼派的大本营，路德教徒纷纷逃离，附近城市的再洗礼派蜂拥而至。他们宣布在复活节之前，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将遭受毁灭，而明斯特城将得到拯救并成为新的耶路撒冷。

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教徒被驱逐出境后，留下来的人们在城市广场被施以再洗礼。天主大教堂遭到了劫掠，书籍被付之一炬。再后来，所有与圣经相悖的书籍都被禁止发行。第一步，是剥夺普通人的财产所有权。所有的货币、黄金、白银都要上缴。所有的房屋都要保持大门敞开。在一个前裁缝学徒简·博克尔松（Jan Bockelson也称作莱登的约翰：John of Leyden）的领导下，这些措施实施得更为彻底。私有权被禁止，引入劳动管理对违反者给予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资金惩罚。拒绝服从丈夫的妻子、通奸者、嫁给再洗礼团体成员之外的女人都要被处死。这一清教主义的制度并没有维持太久。一夫多妻制的形式被引入，以作为对一些女性保持未婚的主要惩处，一些拒绝服从的女性被处死。从那之后，不受约束的离婚得到允许，这导致了某种自由恋爱形式的产生。

1534年秋，博克尔松宣布自己成为明斯特之王。他宣称自己不是世界性的统治者，而是作为救世主在末日来临之前统治世界。在这场后来被雅各宾派所采用的革新中，他重新命名了街道及建筑，并制定了一部新历法。在新秩序实行的日子里，大多数女性被处死。后来，城市被忠于教会的武装力量重重包围，人们开始被饿死。为分散处于极端饥饿状态下的臣民们的注意力，博克尔松组织起盛大的活动，如赛跑、舞会和剧场演出。与此同时，他禁止一切非官方的聚会。然而，饥荒却在继续，1535年6月，城防被突破，博克尔松被抓了起来，在公开场合经过数月的羞辱后，他被处以烙刑而折磨至死。

在这个神权共产主义的政权里，莱登的约翰向明斯特城内盲从的教众们呈现了千禧年主义所有的特征。诺曼·科恩认为千禧年教派和运动秉持的拯救理念具有五种独有的特征：它是集体的，即被信仰团体中的所有人共享；它是现世的，即将在尘世实现而不是在天堂或来世；它是迅急的，即注定会迅猛地到来；它是全方位的，追求的不是生活的点滴改善而是要彻底转变以及更加完美；它是超自然的，其到来需要神的力量。[12]

从雅各宾派以来的现代革命都具备这些信念，但千禧至福说认为只有通过上帝，世界才能够得以重生，而现代革命思想认为单独通过人类力量就能实现改造。这种观念同中世纪的信仰相差甚远。或许这就是为何它总是要呈现出代表着一种科学的权威。现代政治总是受到人类所信奉的借助知识的力量就可以从原罪中解脱出来的这一信念的驱使。在其最为激进的表现形式中，这种信念支撑着过去两个世纪的革命性的乌托邦主义实践。

[1] E. M. Cioran, History and Utopia, London, Quartet Books, 1996, p. 81.

[2]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7; completel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Paladin, 1970.科恩对中世纪千禧年主义的理解遭到了大卫·尼伦伯格的批判，参见David Nirenberg所著《暴力团体：中世纪少数派的迫害》(David Nirenberg, Communities of Violence: Persecu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

[3] R. H. Crossman (ed.), The God that Failed, New York and Chichester, Susse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此书1950年由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出版，书中还收录了Arthur Koestler, Ignazio Silone, Richard Wright, André Gide, Louis Fischer, Stephen Spender等人的文章。

[4] 参见 the brilliant study by Jonathan Spence, 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6, p.19.

[5] 同上书，第21页。

[6] 参见Michael Barkun所著《灾难与千禧年》，此书的出版颠覆了过去对千禧年运动研究所持有的通常看法(Michael Barkun, Disaster and Millenniu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7] 研究基督教起源的著作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大的争议性。然而深入、权威描述作为神赐超凡能力的犹太人耶稣的著作，可以参见Geza Vermes的作品《作为犹太人的耶稣：一位历史学家对〈新约〉的解读》，（Geza Vermes, Jesus the Jew: A Historian's Reading of the Gospels, London, William Collins, 1973, republished by the Fortress Press, Philadelphia, 1981）若要了解耶稣诞生的具体知识，需要去阅读Geza Vermes的另一本书《基督诞生：历史与传奇》（Geza Vermes, The Nativity: History and Legend, London, Penguin, 2006），威尔逊在其经典著作《耶稣》一书中提出了与Geza Vermes非常相似的观点（A. N.Wilson, Jesus, London, Pimlico, 2003），耶稣教诲中关于末世论信仰的中心作用的描述，可以参见诺曼·科恩的著作《宇宙、混沌及世界的形成：古代末日预示信仰的产生根源》（Norman Cohn, Cosmos, Chaos and World to Come: The Ancient Roots of Apocalyptic Faith, 2nd ed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11）。

[8] Albert Schweitzer,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 New York, Dover, 2006, p. 369. 上述Albert Schweitzer的文章引自Philip Rieff死后出版的《神授的力量：恩赐以及它是如何远离我们的》一书(Philip Rieff, Charisma: The Gift of Grace, and How it Has Been Taken Away from U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7, p.69)。

[9] 琐罗亚斯德或许也相信光明与黑暗之间斗争的最后结局可能是不确定的。参见R. C. Zaehner所著《波斯祭司的教诲》（R. C. Zaehner, The Teachings of the Mag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 Hans Jonas, The Gnostic Religion, 2nd ed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Chapter 13, pp.320-40.关于诺斯替教的其他权威著作，参见Kurt Rudolph所著《真知：诺斯替教的本质与历史》（Kurt Rudolph, Gnosis: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Gnosticism, San Francisco，HarperCollins, 1987）以及Elaine Pagels所著《诺斯替教新约》（Elaine Pagels, The Gnostic Gospe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11] 关于自由精神教派异教学说的概况，参见诺曼·科恩所著《追寻千禧年》（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特别是书中第八章和第九章。但科恩对自由精神教派思想的解释遭到了Robert E. Lerner所著的《中世纪晚期自由精神教派的异教邪说》一书的批判（Robert E. Lerner, The Heresy of the Free Spirit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1）。

[12]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7; completel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Paladin, 1970,p.13.

乌托邦的诞生

人们按照各种办法重新集合在一起，因此，每个人不再自认为高人一等，不再去妨碍其他人，所有人因而和平相处。战争的发起也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所有交战国的公民都相信科学、智慧及自我保护的本能将使人们最终团结在一个理性、和谐的社会中，因此，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智者要竭尽全力去击溃那些“愚昧的人”和那些不能领会他们的理念的人，所以他们不会掩饰这一胜利。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

乌托邦并非一直是一种革命理念或者说甚至明显是一个政治理念。在许多文化中以及纵观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一直醉心于一种完美社会的思想；但它是作为一种对失去的天堂的回忆，而不是对可以预期的未来的隐约感觉。柏拉图将其心仪的理想共和国设定在史前的黄金时代，直到两百年前，对完美社会的想象也只是局限存在于无法回到的过去或任何地图都不曾标示出来的遥远地方。《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创造了“乌托邦”这一词汇，意为“美好的地方”和“不存在的地方”，把他想象的美好社会放置于遥远的地方。甚至从那时乌托邦这一思想就被看做是一种社会改革的手段，而没有被视为是极富革命性的。许多乌托邦思想家本意不是要推翻既有社会，而是要为社会创造一种可以效仿的理想模式。乌托邦作为一场运动是为了要退回到武力试图进行重建之前的那个世界。

在19世纪，一些宗教改革家和伦理社会主义者纷纷建立起了一些乌托邦社团。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1811-1886）作为教会任命的牧师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与上帝一致的无罪状态，1848年他按照“基督教完美主义”、“圣经社群主义”、“复合婚姻”等原则在纽约北部建立了奥内达(Oneida)社团。1825年英国工业家和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购买了路易安那州的哈尔曼尼城(Harmonie)，建立起新和谐公社来实践其公社生活的理想。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1-1837)希望出现一种新的物种，能“抵抗狮子”和“抵抗白鲸”的物种的存在只是为人类服务的。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小说《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中指出，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一个时代将会到来，大海也会具备柠檬的香味。傅立叶倡导建立“法朗吉”，在这一社会中，成员们可以实行自由恋爱。

他们对激进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乌托邦公社对于它们周围社会的影响却是很小。由于同普通大众的倾向相左及它们的创建者的特立独行，使这些公社只是维持一代或不到一代就失败了。人们会认为这些公社的消失已经构成了它们乌托邦的一些特征。但是，是什么促使这些公社或乌托邦设想的形成呢？对乌托邦做出的各种尝试性的界定中，没有一种能涵盖它的多样性。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写道：

对于我们来说，在任何时间和地方的所有乌托邦设想都是可以发现其社会根源的，体现着客观与现实目标的一致性，在我们大家看来都是真实的。它出现在每一个空想的城市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和他的《法律篇》(Laws)，芝诺(Zeno)的无政府的世界，亚姆布鲁斯(Iambulus)的《太阳城》(City of Sun)，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及康帕内拉(Campanella)、培根(Bacon)、哈林顿(Harrington)和费内伦(Fénelon)。马布摩莱里(Mably and Morelly)的共产主义社会，圣西蒙(Saint-Simon)的国家资本主义，傅立叶的法朗吉(Phalansteres)，欧文和戈德温（Godwin）关于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各种不同的组合设计，卡贝(Cabet)、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贝拉米(Bellamy)、赫茨卡(Hertzka)等（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家都在此）的思想都建立在西方的社会乐观主义的三大支柱上……人类面临的最终贯穿历史的中心问题都是相同的；它们大体上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些解决的办法最终促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的出现……这是许多不同改革家和革命乐观主义思想的共同之处，从培根到孔多塞(Condorcet)，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到现代精英政治，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许多探求者都在寻找可以替代的社会制度。[2]

与伯林相反的是，乌托邦主义一般不涉及对人类客观知识需求的满足。宗教的历史中包含了许多公社建立的范例，其目的在于以一种神的启示来体现理想中的那种完美。这样的公社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满足知识的需求，从这一点来说，它所倡导的完美理想与人类基本特性是有差异的，仍是乌托邦的。莱登的约翰所创建的神权共产主义城市国家就是一种这样的宗教乌托邦形式。

伯林所认为的所有乌托邦的中心特征是完善和谐的梦想这一点是正确的。无论人类未来如柏拉图所认为的是保持不变，还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一直发展，无论这些结果的本质能否通过科学探索来发现其自然规律，还是作为一种信仰为人所知，人类生活的正常冲突都被搁置在了一边。个人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美好生活畅想中的对立，在邪恶之中做出的抉择，这些每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冲突最终皆已变得毫无意义。

对和谐状态的追求界定了乌托邦的思想，揭示了它所具有的根本的不真实性。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普通特征。寻求事物的不一致对于人类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比如生活中的刺激与平静、自由与安全，真实情况与那些自认为很重要的对世界前景的描绘。对于人们来说，置身冲突之外绝无可能，即使做出一定的努力，结果也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人们的梦想真的得以实现，其结果或许比任何被中止的乌托邦设想还要糟糕。幸运的是，想象中的完美世界从来没有实现。与此同时，对没有任何冲突的生活的憧憬也具有很强的诱惑力。普遍存在的、关于完美社会的设想在某些传统上是源于对上帝的信仰。在宗教中，对完美的期待满足了个人自我拯救的需求。在政治中，它也表达类似的呼声，但它很快就与其他人的需求发生了冲突。乌托邦关于集体解脱的梦想在醒来之后却发现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

乌托邦设想从其本质来说也是无法实现的。正如休谟(Hume)所言：“所有政府设想的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伟大变革都十分清楚是虚构的”。[3]休谟的判定听起来很有权威性，但由于观点太过保守而受到了普遍质疑。什么才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生活的伟大变革？这样的变革是否纯属虚构？这样的巨变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即使“政府的计划”没有得以实现，它做的尝试不也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吗？确实，存在着一种思想流派坚持乌托邦思想的固有价值观。在其看来，乌托邦思想开启了其他思想所没有的远景，拓展了人类愿望可能实现的范围。在这一范围里，可信和可行的办法是放弃一切希望，对待压迫采取一种逆来顺受、被动接受的态度。

在许多接受这一思想的人看来，乌托邦设想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在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缘于设想本身。西方的乌托邦理论没有问题，是俄国和中国的传统出了问题。在下一章，笔者将详尽阐述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其实是马克思设想的畸形的变化形式。从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所希望的以暴力恐怖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想法决无新意可言。以使用不人道的方式来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是革命的乌托邦主义的本质。布尔什维克革命达到了欧洲革命传统的巅峰，从雅各宾派到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政党，都把系统地使用暴力看做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合法手段。

事实上，已存在的共产主义并不崇尚人文主义理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宣称共产主义解决了历史之谜，但毫无疑问，这种解决的实现是要付出极大的血的代价。暴力不仅是苏联时代的特征，也体现在更多近年来发生的类似运动，如秘鲁的光辉道路派革命[4]，在寻求建立一个从未存在的更加美好世界的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们丧失了生命。这一梦想也驱动20世纪的每一场同类运动，维持它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专制制度的产生。

并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导致了这一后果的产生。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上，无人能与马克思相匹敌。众所周知，过去正是马克思首先看到全球化将导致19世纪的民营经济遭到废弃，资产阶级的生活也遭到了破坏。或许只有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20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的革命特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政府，还是文化、社会，在市场所释放的无序能量的影响下不断发生转变。旨在促进市场开放的同时又恢复传统价值观的各种运动主宰着20世纪后期的大多数人的政治生活。通过有效重塑社会来服务市场需求的同时，撒切尔、布莱尔等政治家也希望复兴资产阶级生活的美德。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是颠覆了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已经存在的联系和道德标准。

马克思展现了所有将自由市场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撮合在一起的幻想是多么的不现实。与乌托邦有着极大不同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对过去二三十年歪曲政治的乌托邦构想的重要矫正。正是马克思认为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是乌托邦。虽然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却是危险、不切实际的。中央计划体制注定要走向失败。没人能完全了解如何去规划现代经济，也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驾驭它。更为糟糕的是，马克思坚信随着共产主义的来临，贯穿历史的所有已经存在过的价值观冲突都将消失，社会将按照体现一种美好生活的简单理念组织起来。而这一信念将会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在本书第二章苏联的实验中将得到验证。

如今，20世纪乌托邦所造成的种种危险都已经被一一化解。现在，没有人能阻止人类按照自己意愿改造自身及改造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这样的思想存在于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最为需要的反乌托邦思想。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目前所处的环境，那就应该读以下几本书：赫胥黎(Huxley)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或奥威尔的《1984》（Orwell's 1984），莫罗博士(Dr Moreau)的《威尔斯的小岛》(Well's Island)或菲力普·迪克(Philip K.Dick)的《机器人梦见电子绵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萨姆亚丁(Zamiatin)的《我们》(We)或纳巴科夫(Nabokov)的《斜带的勋章》(Bend Siniste)，伯罗夫(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或巴拉德(Balard)的《超级嘎呐》(Super-Cannes)，这些书里都预言了追求不现实梦想所带来的种种现实危险。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去辨别乌托邦。我们是怎么知道这样的规划无法成为现实呢？人类那几次最伟大的进步最初也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19世纪开始的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当时普遍的共识是奴隶制是与我们相一致伴随的制度。然而，幸运的是这一制度最终被废止了：1833年英国通过了废除奴隶法案，奴隶制在大英帝国被认定为非法制度；1861年沙皇俄国废除了农奴制；1865年第十三次修正案在美国通过，奴隶制也被认定是非法的。这些法案废除了野蛮的做法，拓展了人类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展现乌托邦设想的价值观吗？我认为不是的。寻求废止奴隶制不是要寻求达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很多社会都是不存在奴隶制的，废除这样一种制度只不过是实现其他社会理所当然的状态。与此同时，奴役状态并没有得以消除。20世纪的纳粹德国、苏维埃俄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量使用着奴役劳动。劳动力不是像过去那样以一种动产的形式来用作可以交换的商品，但他们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劳动源泉，一直被剥削直到死去。奴隶制以新的形式像过去那样被可怕地重新确立。21世纪，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非法人口交易中重新出现。

乌托邦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的设想。所有希望能永远消除强制与强权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精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它们不能解决伴随着人类需求所不断产生的矛盾。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实现的规划都可以称作是乌托邦，只要能得出或预见到它永远无法实现这一点就足够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试图采取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规划就属于这一种类型，同时也包括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所要建立起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每一个事例中，十分清楚的是从开始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本就不存在，也不能通过人为的规划使其产生。只要稍微了解人类的本质和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在通向进步的过程中，这些实验将在罪恶与闹剧的交汇中最终结束。

如此大的灾难并不是疏忽、错误或无知所导致的结果，虽然这三个因素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是由于失去对现实判断力的思考所导致的。如何界定现实判断力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但它缺失时却很容易知道。乌托邦对每一个已知社会不足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人类在本质上存在缺陷。它标志着一种普遍压制，然而很快将会走向终结。历史是一场我们注定要醒来的梦魇，梦醒时我们会发现人类所要实现的各种可能性都是有限的。断定乌托邦只是在理性地制定政策方面存在着缺陷并没有切中要义。这些冒险是关于世界的不同观念所导致的产物，过去只是体现于宗教流派和革命派别身上，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也已经在西方的政府理念中扎下根来，那就是认为政治行为可以带来人类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变。

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当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减弱之时，乌托邦就开始随之发展了。然而乌托邦关于未来和谐状态的信仰具有一定的基督教继承性，现代进步思想也同样如此。虽然似乎在相信世界具有不可救药的罪恶和注定要完结等思想上存在分歧，但在基督教圣经的最后文本《圣约翰启示录》(St John's Revelation)中，这一观点最早就在其中提出。恩斯特·李·图弗森(Ernest Lee Tuveson)写道：

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一场天使、魔鬼和恶棍共同参演的大戏，而上帝的子民却统一行动。这其中所涉及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分为要被拯救的和要被判罪的人……实现这一可怕预言的证据是善将一步步地摧毁邪恶。人类曾经而且正在遭受的种种苦难，都将被消除……这样，这一思想虽然最初看来很让人感到奇怪，启示录运动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或许历史最初所要表达的也是进步的思想。[5]

关于进步思想的暗示可以在《启示录》中找到，早期的基督教教徒相信它体现了过去在非基督教和犹太教里所没有的更加美好的事物。相信道德进步的思想一直在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教义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清教徒在传播这一后来常被称作后千禧主义的思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信通过人的努力能加快一个新的完美世界的降临。与相信耶稣将会创建千禧年的前千禧主义者不同的是，清教教徒相信千禧年来临之后，耶稣将降临并统治这一个世界，千禧年更多是通过人为努力和神的意志而创建的。每一种千禧年信仰都有它自己的形式。

相信世界行将终结的思想与相信世界更加美好的思想看似对立，为什么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将要被毁灭时还要奋力去改善它呢？然而，这两种思想都表达了与西方一神教文化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点。在《启示录》中，历史被看做是一场运动，因为据说它在某一终点来临时，所有的罪恶都将被消除，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也是这么认为的。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到，拒绝承认任何完善状态最终会实现的进步理论都保留了历史是一场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斗争这一思想。这两种观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拯救将在历史中实现，否则的话，缺失基督教神话的现代政治宗教也将不会产生。

千禧年信仰是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刚开始时其呈现的特征与过去发生过的现代革命运动十分接近。即使是领导抵制天主教教会权威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存在着思想上的对立，相信末日行将到来的思想更多的是在激进的、持异见的教派中普遍流行。几十万农民和城市工人劫掠修道院，呼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他们的斗争得到诸如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那样的先知牧师的支持。作为新教牧师，他相信人们所有的需求都将在到来的新世界中得到满足。事实上，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万多人在这一运动中失去了生命。

在17世纪的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千禧运动潮流在发生突变后开始融入现代革命运动。英国革命的所有主要倡导者都沉湎于圣约预言，其代表人物詹姆士国王(King James)和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更是吸取了世界将在不久的将来终结这一思想。[6]如果说极端派别如激进派(Ranters)传承的是中世纪千禧年传统的话[7]，第五君主国派(the Fifth Monarchy Men)则是第一个有组织的千禧年政治运动。[8]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第五君主国派是由2万到4万武装人员组织起来的反克伦威尔运动(anti-Cromwellian movement)，受先知丹尼尔(Daniel)和《启示录》的激励，而前者相信现存的世界秩序将于1666年终止。受所谓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关于梦想在四大早期古代王国之后建立一个新的神圣王国思想的影响，第五君主国派旨在英国建立起神权统治。与早期俄国革命时期士兵苏维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在英国革命中千禧年团体在普通士兵阶层中非常活跃。[9]这些团体继承了中世纪的千禧年传统，创立了鼓吹进行武装革命的现代革命传统，这一传统后来体现在了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中。

普遍的学术观点视这样的千禧年团体为后来革命运动的初始形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指出的，千禧年主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现象，现代社会和政治运动都能有效利用它来拓展自己的影响范围。[10]换句话说，千禧年信仰作为一种对理性希望的比喻深深影响着像列宁(Lenin)这样的人物。而事实上，笔者认为，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虽然它所表现的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对，激发绝大多数现代革命的世俗愿望并不仅仅是，或者说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具体社会革新的要求。它们只是宣扬预示末日神话的工具。由这些神话激发的运动在现代生活中并没有消失，或许是采取了更为理性的方式，以新的面孔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当新的政治运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时，旧的千禧年主义并没有消失，英国研究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学家汤普森(E.P. Thompson)指出：

在英国大革命中像激进派和第五君主国派那样的狂热教派，由于他们对《启示录》中自由的领会和对新耶路撒冷王国(New Jerusalem)降临的预期，使得很难对他们作总体上的区分。马格莱顿教派［Muggletonians，或卢多维克·马格莱顿（Ludovic Muggleton）的追随者］18世纪末期在田间地头和伦敦的公园里宣讲自己的教义……任何戏剧性事件，如1755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都会引发人们对末日预示的期待。事实上，卫理公会教派(Methodism)其本身也具有千禧年信仰的不稳定性。[11]

18世纪晚期，像卫理公会教派这样的宗教运动展现了千禧年信仰的许多特征。约克郡(Yorkshire)的全体居民宣称他们被拯救了。19世纪初乔安娜·索思科特(Joanna Southcott)领导了数十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每个人都从她那里得到一枚特殊的印鉴，确保在千禧年来临之后，他们能加入上帝选民的行列。[12]

18世纪末的世界末日运动同激进教派一齐为相信进步的世俗信仰开辟了道路。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出生于基督教小教派桑德曼派(Sandemanians)家族，作为小说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他创立了关于人类可以完善的信仰，而最初曾经是贵格会(Quaker)教徒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后来因成为美国大革命的理论家而闻名于世。激进的宗教传统与英国的激进共和主义相互影响，例如一些乔安娜·索思科特的追随者就曾属于雅各宾派，直到法国大革命后的镇压大潮中，英国的雅各宾运动才被摧毁。

19世纪初，千禧年信仰广泛流行。传播这些信仰的基督教思想家坚称人类只能作为助手服务于上帝跟前。先进的科学知识是作为实现神的规划的手段而被采纳。但人类行为能促使历史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思想已经融入西方生活中。不久后，千禧年主义经过转变被吸取到认为人类是一个天生进步的种族的启蒙运动信念中。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目的是要取代基督教，但他们只能在满足基督教曾灌输的期待之后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不能像前基督教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承认人类历史毫无意义可言。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在他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城市》(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1932)一书中展现了基督教是如何影响着启蒙运动的，并描述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

为了战胜基督教哲学，启蒙运动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某些普遍层面上的已有共识。他们不能靠否认人生是一连串有意义的戏剧性事件来驳斥对方，这一理念已经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甚至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承认人生是一连串有意义的戏剧性事件，他们就可以宣称基督教的类似观点是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取代基督教的说法，并使自身的观点赶得上时代的步伐。[13]

许多现代思想家试图避免坚持把历史看做是善与恶的斗争这一观念，而是把历史看做是一系列阶段。从这一观点看人类知识的进步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道德和政治的进步也是如此：科学的进步将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来的将会是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提及什么最后的决斗，但也证明无法避免对末日预示所进行的思考。启蒙运动哲学家坚称历史上的罪恶是错误导致的结果，他们提出了任何基督教神学家都要面对的无法解决的罪恶问题。为什么人类容易犯错呢？为什么知识的增长被用作建立新的专制政权以及发动更多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的争执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也难免回到了历史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一观点。光明象征着知识，黑暗象征着无知，对世界的看法就是如此。

现代政治宗教或许会拒绝接受基督教，但它们不能没有敌人。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纳粹分子都相信存在着反对他们的巨大阴谋，今天的极端伊斯兰教分子也这样认为。这不是通向乌托邦过程中人类所具有的本质上的缺陷，这是邪恶力量的作用使然。最终这些黑暗力量都将遭受失败，但也只是在它们以各种邪恶手段阻止历史进步之后发生的。这是典型的千禧年综合症的表现。就所影响的现代政治形式而言，千禧年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心理是相同的。[14]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自愿者组成的革命团体所表现出的乌托邦主义大多是荒唐但通常是无害的。这些团体生活在对人类事务会发生根本改变的期待中，但它们并不打算以武力去实现这一改变。20世纪的革命运动受不同乌托邦传统的影响。雅各宾派第一个设想使用暴力作为实现人类社会完善的手段。中世纪的欧洲也不存在什么和平绿洲，它饱受连绵不断的动乱、战火的破坏。但没有人会相信暴力恐怖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完善。原罪的信仰在这一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千禧至福说的信徒准备以武力推翻教会统治，但他们从未想过暴力能促进千禧年的降临——只有上帝才能做到，只有雅各宾派逐渐相信人为的暴力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雅各宾派最初只是一个激进派别，但很快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显现其巨大的影响力。通过其领导人如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在1792年提出了预先警告，警惕企图以武力输出自由观念所带来的危险，而当时的雅各宾派把暴力恐怖看做是革命计划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罗伯斯庇尔本人于1794年也成为暴力恐怖的牺牲品被送上断头台。受卢梭(Rousseau)认为善是人类天生的本性这一信仰的影响，雅各宾派相信社会已经因为压迫变得腐朽不堪，但可以通过有序的使用武力来实现改变。为反对革命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暴力恐怖手段的施行就变得必要起来，它也是一种对公民进行教育的方法和实现社会规划的手段。拒绝道德基础上的暴力恐怖是不可原谅的。正如罗伯斯庇尔1794年2月26日在国民演讲中提出的：“怜悯就意味着叛国”。人类只有被暴力恐怖洗涤之后，更高形式的人类生活甚至人类物种才能实现。

这样的暴力信仰融入后来的许多革命浪潮之中。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涅洽耶夫(Nechayev)和巴枯宁(Bakunin)，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反殖民思想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毛泽东和波尔布特(Pol Pot)时代的政权，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 Gang)，1980年意大利的红色旅(Italian Red Guard)，极端伊斯兰运动和新保守主义团体都受到这一创造性的破坏信仰狂热的蛊惑。这些有着极大不同的人或团体都痴迷于对暴力解放力量的释放上。从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雅各宾派的追随者。[15]

1792年到1794年的法国暴力恐怖成为后来每一次千禧年革命效仿的典范。数以十万计的人们被革命法庭处死和被关押而死于狱中。其中包括对发生在旺代省(Vendée，法国西部地区，在那里反革命分子被以各种方式处死，包括集体溺亡）反革命叛乱的镇压，暴力恐怖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新高。该地区总共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屠杀，这一水平可以与发生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的集体屠杀相比。[16]同许多后来的革命一样，雅各宾派通过创立新的历法来纪念他们所开创的新时代。在相信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他们并没有犯错。因为政治集体屠杀的时代已经来临。

启蒙运动思想家如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或许会为他所信仰的人类进步变成了政治恐怖的形式而感到恐惧，他在被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逮捕后的第二天死于狱中。然而暴力恐怖被用作实现启蒙运动设想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它来源于相信通过人类的意志行为可以改变人类生活这一信仰。为什么要在暴力恐怖面前退缩呢？纵观历史，暴力恐怖常常被用来维护专政统治；在革命者手里，它将被用来解放人类。

一方面，雅各宾派对基督教实现了决定性的突破。另一方面，他们提供了一种实现基督教普遍拯救希望的极端改变形式。基督教在古代世界就灌输了新的宏大的道德愿望。异教信仰由于其极端的道德节制而彰显其与众不同。它信奉并宣扬只有少数人才能生活在美好时代。苏格拉底(Socrates)或许辩称智者不应当遭到伤害，但希腊悲剧讥讽了这位哲学家的逻辑，无论如何苏格拉底也不会认定大多数人都是智者。此外，犹太教是一个历史宗教，但它并没有将全体人类的历史描绘成一部有着预示末日结局的简单故事。基督教却呈现出，在一个美好世界中很多人都将得到拯救的前景。

如果说基督教激发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对重生世界的憧憬，它也创新了一种新的暴力恐怖形式。基督教对普遍拯救的期望被其世俗的后继者所继承。然而，基督教的拯救期待只能是在以后的人生中才可以得以实现，现代政治宗教则把这一对拯救的期待界定在将来，甚至是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观念中，现代革命运动再现了早期基督教末日预示的神话。

同雅各宾派一样，这样的乌托邦主义成为一种革命运动，现代世俗宗教也成为了一种政治力量。后千禧年基督教教徒传承着已经演变为相信进步的现代世俗信仰，不过，只要人们相信是天意在统领着世界，就不会产生以暴力恐怖来进行统治的企图。基督教并没有受到挑战，乌托邦只不过是边缘教派所追求的梦想而已。基督教的衰落遭遇到了革命性的乌托邦的崛起。而当基督教遭遇抵制时，它的末世论期待并没有消失。它受到了压制，只有通过普遍解放的规划才能使其回归。

[1] F. Dostoyevsky, ‘The Dream of a Ridiculous Man’in Alan Myers, A Gentle Creature and Other Sto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s Classics, 1995, p. 125.

[2] I.Berlin, ‘The Apotheosis of the Romantic Will’ 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John Murray, 1990, pp. 211-12.

[3] David Hume, ‘The 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in Henry D. Aitken, Hume'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 374.

[4] Gustavo Goritti, The Shining Path: A History of the Millenarian War in Peru,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5] Ernest Lee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The Idea of America's Millennial Rol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6-7.

[6]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London, Temple Smith, 1972, p.77.

[7]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7; completel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Paladin, 1970,p.150.

[8] David S. Katz and Richard H. Popkin, Messianic Revolution: Radical Religious Politics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London, Allen Lane, 1999, p. 71.

[9] 经过深刻分析可以发现俄国革命其实是西方宗教反叛传统的继续，其中也包括英国的内战，参见马丁·马利亚所著《历史的火车头：革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Martin Malia, History's Locomotives: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d. Terence Emmons, New Jerse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specially Chapters 6 and 11）。

[10] E.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9.

[11]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rev. edn, London, Penguin, 1968, p. 52.

[12] 同上书，第419，423-424页。

[13]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123.

[14] 系统研究千禧年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著作，参见Ernest Lee Tuveson所著《千禧年与乌托邦》(Ernest Lee Tuveson, Millennium and Utop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15] S.N.Eisenstadt在其所著的《原教旨主义、宗派主义和革命：雅各宾派的现代特征》（S.N.Eisenstadt, Fundamentalism, Sectarianism and Revolution: The Jacobin Dimension of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书中，对现代政治中雅各宾主义的核心作用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阐述。

[16] Michael Burleigh, Earthly Power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urop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HarperCollins, London, 2003,p. 101.

作为现代千禧年运动的乌托邦右翼势力

敌人已经出现。他就是撒旦。我们要去摧毁他。

——美国海军中校加雷思·布兰德尔(Gareth Brandl)在带领他的军队对伊拉克的费卢杰(Falluja)发动袭击时发表的讲话。[1]

20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主要属于极左派别。纳粹党人试图实现乌托邦的梦想，实现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和种族灭绝，但大多数乌托邦的政治梦想要实现的是人类的解放。20世纪末，追求乌托邦成为一种政治主流。

今后，将只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合法的，那就是被称作人类最后的政府组织形式的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提法曾被自大但已消逝解体的苏联所使用过。在美国的引领下，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它们的民主模式，这在许多国家只能变为制造混乱的妄想。与此同时，它们也发动了一场不能区分新威胁与历史传统冲突的反恐战争。右翼势力受到狂热的驱使，它华而不实的规划如同20世纪的乌托邦梦想一样，不过是更加迅速地破灭而化为过眼烟云。

20世纪的乌托邦运动似乎只有通过独裁政权才能掌握统治的权力。但“9·11”恐怖袭击之后，乌托邦梦想开始影响所谓世界上最先进、最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布什政府的很多措施都像革命政权的所作所为。它时刻准备着对主权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准备着侵蚀建成已久的美国自由制度。它所建起的关塔那摩(Guantanamo)集中营里的囚犯正远离正常的法律保护，拒绝给予恐怖嫌疑犯以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建立起监督国民的监视机构，授权美国官员们可以采取在任何国家都被视为刑讯的行为。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英国以更加有限的方式经历着类似的转变。

普世民主和反恐战争已经证明都是危险的欺骗。像过去的乌托邦政权一样，政府不会承认他们正在尝试做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许多国家已经对权力滥用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的是那种不受约束的自由。20世纪，这一情况发展的结果是政府掌控社会方方面面的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生。今天，这一结果发展成为一种吝啬式的民主，选举也是在自由缩水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早期爆发的乌托邦运动一样，过去取得的成就在追求虚幻未来的过程中遭到了彻底破坏。

右翼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倾向很早就有所萌芽，共产主义的崩溃使其发展得到了有力的助推。共产主义政权本打算加强对新型社会的捍卫来替代以往所有早期的模式。西方国家在冷战中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事着相似的规划。随着胜利的到来，它们在美国的带领下致力于建立一种全球范围的经济制度。在促使所有其他经济制度变得过时而被废弃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又将带来的是历史的终结。

事实上，可以预想到的是，历史重新回到了传统路线。从学术眼光上看，冷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想的竞争，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都视对方为道德上的敌人，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集中于探讨哪一种经济制度最适于达到它们的目标这一问题上。二者都属于期待实现一种普世文明的启蒙运动思想。二者都以重要性大小来看待历史，视科技与经济发展为重中之重，而把宗教的发展视为次要的。从这些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崩溃只是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其实际结果却是与主宰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间的世界政治思想冲突毫不相关。

世界不再因过时的争论而分化，曾经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各个国家重新开始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数东欧国家也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在俄罗斯，在前苏联情报机关精英的领导下，新的威权主义出现了，它比苏联解体后西方迅速援助下形成的半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更具持久性。在巴尔干半岛，伴随着战争与种族清洗的发生，民族主义开始重新抬头。中亚地区已经变成了新的博弈场所，在反对专政政权与伊斯兰教军事崛起的背景下，世界能源需求大国就石油和天然气的控制权进行着竞争。

我们十分清楚，世界并不是回归到了稳定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后冷战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使得全球政治力量进入更深一层的分化组合。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美国式民主的尝试导致了美国实力的迅速下降。自20世纪30年代非民主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新势力以来，美国第一次不再充当解决国际体系重大冲突的关键角色。是中国而非美国，是解决朝鲜危机的核心，没有伊朗与叙利亚的参与也无法在伊拉克实现和平。美国已经同历史上其他国家一样成为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角色，它同这些国家一样要面临着只能部分解决国际问题的两难境界。

布什政府在世界各地发动的争取实现全球民主的战争大都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许多军事介入都是不间断地为资源而战。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控制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而对伊拉克的打击也是为了达到控制海湾地区自然资源这一目的。美国一方面是宣扬理想主义的华丽辞藻，一方面是为确保能源供给而寻求实现其地缘政治战略。然而，把布什关于普世民主的讲话看做是虚伪的言辞而不加理会是错误的。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实力成为尝试重塑世界的手段。在伊拉克不断涌现的灾难事件并不是共同利益或任何阴谋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它是一种对权力哲学的证明。

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没有导致乌托邦主义的消失。它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重新获得了活力并执掌了政权。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乌托邦如何从最初的左翼势力，通过右翼力量上台的呢？它显示了政治上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如果要理解它，我们就需要回顾过去的几年。没有“9·11”恐怖袭击，新保守主义势力就不会在布什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不会去发动伊拉克战争，但这些事件的背后是过去30年所发生的政治变化。像过去的极左势力一样，通过发动战争与革命，右翼势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见证了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进步。

对右翼势力这一转变的忽视有其深刻的原因。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翼势力也视自己为乌托邦规划的反对者。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同样也是敏锐的政治和文化观察者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总结了它的哲学思想，他本人也将选票投向右翼势力，他认为它能使糟糕的事情得到最大限度地弥补。过去，右翼势力坚持对人类缺陷持现实主义的接受态度，同样对进步的前景也保持怀疑。变化并非总能令人接受，但任何把人类历史看做是朝向阳光大道行进的思想都会遭到明确的反对。政治被认为是处理人类缺陷的方法之一。通常这种观点是构建在基督教原罪的信条基础上，相同的观点也体现在没有此类信仰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身上。无论是否涉及宗教，右翼势力把人类本质上的缺陷看做是无法克服的。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右翼势力摒弃了这种关于人类缺陷的哲学思想，开始了对乌托邦的追求。在其情有独钟的以暴力恐怖促使进步的信仰中，右翼势力接受了经过改变并加以革新的一些与基督教核心神话相关的一部分激进的启蒙思想。同其他现代革命运动一样，乌托邦右翼势力成为试图回归中世纪及其之后信仰的实现手段。

右翼乌托邦最初是作为一种世俗运动开始出现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的新自由主义者大都是由具有单纯理性信仰和正统观念的经济学家所构成。自由市场的扩大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新生国家实施结构性的调整来使其得到助推，新自由主义将随着由此带来的财富增长而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接受。这种单纯的信念并不适合后冷战时期世界的残酷现实，不久便被更具好战性的新保守主义所替代。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的扩大无法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借助武力的集中使用方能完成，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不是和平时代，而将是铁和血的时代。

新保守主义起源于左派知识分子运动，在某些方面看来，它是在欧洲业已消失的一种激进的启蒙思想的再现。欧洲并非没有自己的幻想，比如不同的国家想紧密结合组成一个能够与美国相匹敌的超国家的联邦，但它已经放弃以武力重塑人类生活的信念。甚至是雅各宾派的产生地法国，其革命信仰也在2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渐渐磨灭，但这一信仰在欧洲消亡之时却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消失。令黑格尔(Hegel)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思想飞越大洋，体现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之上。新保守主义因其轻视欧洲而闻名，但它所做到的是使在欧洲已消亡的革命传统深入到了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2]

在欧洲，保守主义是作为反对启蒙运动以理想模式重塑社会的做法而兴起的一种思潮，这种反对在美国作者所著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得以继续体现，他们把政府看做是应对人类缺陷的手段以及重塑社会的工具。相比而言，新保守主义因其战争喜好而彰显其与众不同，与之密切相联系的是启蒙运动思想中强势的乌托邦流派以及基督教正统教派所信奉的关于邪恶可以被击败的思想。在美国，乌托邦右翼势力吸取了对行将发生灾难的期待和对持续进步的世俗期望两大宗教传统。它兴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有能力汇集这些相互冲突的信仰于一身。除过去二三十年的政治替换和近几年的创伤性事件外，乌托邦右翼势力成功地重新借用了一些人类最古老、最危险的神话。

乌托邦右翼势力变得更具好战性，更加远离宗教约束，在美国鼎盛时期具备了千禧年运动的许多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新保守主义将武力使用与基督教正统教派之间形成了战略性的结合，在灾难性的“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治开始带有确定不移的末日预示的语调。宣称美国正处于邪恶力量的威胁之中，布什发动了一场旨在根除全世界恐怖主义的战争。两年之后，他宣布要向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输出美国式的民主。这些规划中的每一个都是难以实现的。放在一起进行追求的话，无疑是开出了一张灾难性的药方。对于这一事实，美国的主要机构都十分清楚。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都抵制这些政策或试图以现实主义做法减小它们的影响。但大都无能为力，这一骇人的毁灭力量得以继续发展。

相信罪恶可以从人类生活中消除的信仰具有许多种形式，后千禧年主义只是其中一个。构成乔治·布什权力基础的许多神学保守主义分子期待一个由神的介入而产生的终结。他们把世界上的冲突，尤其是发生在圣地之上的，看做是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最后将以光明和黑暗的决战而告终。另外一些人期待能在这些审判中得到拯救，在歌舞升平中升入天堂。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人类所居住的有缺陷的这个世界将很快走向终结。

在布什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关于世界的独特观念并不是受到邪恶力量的影响。它最终也不信赖邪恶力量的作用。在谈及“9·11”恐怖袭击时，布什总统宣称：“我们的历史责任十分清楚，那就是回应这些袭击，根除世界上的邪恶力量。”[3]就基督教现存的教义而言，这无疑是彻底的异教宣言。从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主流思想一直拒绝政治中对道德责任进行免除的诱惑，天堂王国并不在世间，没有什么人类机构能宣称它代表着善的力量。

布什关于看待这些事件的庄重论调来自摩尼教派，但摩尼教的追随者都是敏锐的思想家，他们认为邪恶并不是能够根除的。谈论邪恶的终结并非属于摩尼教派而是奥古斯丁派所关心的。这是基督教后千禧年主义的一种表现，可以追溯到最初基督教教徒信奉的、人类生活的缺陷将在一场平和的大灾难中涤荡一空的思想。

现代西方的政治暴力只能被看做是一种末世论现象。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传统都没有以这种方式呈现。在古代世界，异教哲学家也像希伯来(Hebrew)先知那样并不试图以武力去改变人类的生活。纵观西方历史，也有像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那样的怀疑论者以质疑的眼光看待文明的本质。在启蒙运动中也有许多思想家反对人类事务是一种永恒转换的观点。但这些思想很少成为主流，世界也并没有全盘接受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班尼迪克·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的观念。最具影响的西方传统只是期待去改变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一规划总是与暴力恐怖的实施密切相连。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倾向于把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看做是西方历史的反常现象，这与保守主义看待中世纪的千禧年狂热的看法十分相像。那些集体屠杀的发生被视为背离仁慈、健康、和谐、文明的和平准则。并非所有的邪恶都是来源于西方，然而这一没有定形的理念已经得到了明确认定。人类属于极端残暴的种族，非西方社会也发生过许多集体屠杀事件。而西方使用武力和暴力恐怖去改变历史以及完善人类的做法是独特的。震撼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及在20世纪重现的千禧年主义狂热并非与早期西方传统相脱离，它们以各种方法重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20世纪里，其体现在目标是以武力重塑人类社会的各个世俗政权之中。

[1] Paul Wood, ‘Hunting “Satan” in Falluja hell’，BBC News, 23 November 2004.

[2] Claes G. Ryn在其所著的《美国的良知：民主的危机和帝国任务》（Claes G. Ryn, 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Somerset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一书中，对新保守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相似性进行了探讨。

[3] 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remarks, National Cathedral, 14 September 2002.

第二章 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与暴力恐怖

摧毁一座城市、国家甚至一个帝国从根本上说只能有限地完成；但试图做到将其完全灭亡，彻彻底底地清算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从意识形态上把一个团体界定为某一社会阶层或从种族上分离开来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甚至在思想理念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符合西方正常的思维习惯。

——艾德豪·斯蒂尔曼(Edmund Stillman)和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1]

21世纪已经成为暴力恐怖盛行的时代，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它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之间的截然不同。事实上，20世纪所呈现的暴力恐怖在规模上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与当今最令人畏惧的暴力恐怖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大都是为世俗的期望服务的。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权体现了启蒙运动中最为大胆的一些梦想，它们所犯下的最为恶劣的罪行也是打着为进步理想服务的幌子，甚至那些视自身为启蒙运动反对者的政权国家也试图通过科技的力量实现人类转变的规划，而它们的思想也是来源于启蒙运动的。

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暴力恐怖中扮演什么角色在西方理念中仍难以定位。图书馆里大量书籍都坚持认为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对民众的压制，是专制传统的衍生物。这暗示着服从共产主义统治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应当遭到谴责，而共产主义思想却与这些政权毫无干系。类似的教训也可以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策划的政权更迭所导致的灾难中得到吸取：这不是构想和实施这些规划的人士的责任，他们的目标和意图是没有过失的。错误在于伊拉克人民，人口处于少数的民族（逊尼派）拒绝了所谓高尚人士提供的自由。

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种族歧视。在20世纪，对民众的压制在大量具有不同历史和传统的国家里实施着，它们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是乌托邦实验的对象。展开审判、拘禁群众、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管控，使这些暴力恐怖机构遍布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蒙古、东德、古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德国东部和苏联中亚地区都遭受了相似的压制。这些国家的政府无论此前是否属于民主国家，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它们变得毫无二致。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是民主国家的典范，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在共产党掌权之后，成为极权主义的独裁国家。在波兰，教会力量试图防止出现一个强加的、全方位的极权主义政权，但像每一个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它遭受了长时期的严酷压制。假如极权主义政权也在法国或意大利、英国或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建立起来的话，其结果也会如此。

这些极权主义国家间所表现出的相似性缘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而非它们早期的历史。一些国家也取得了社会财富的增加，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伴随着压制民众所带来的普遍性的腐败和环境恶化。所有这些极权主义国家的暴力恐怖部分上是对这些失败的反应以及政权普遍缺失合法性所导致的结果，但它同时也是某一欧洲革命传统的延续。极权主义的建立是为了追求源自启蒙运动核心的乌托邦理想。虽然这一事实难以获得广泛认同，在某种程度上纳粹主义也是源自启蒙运动。它们都只是对关于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启蒙运动理想嗤之以鼻，但它们继承了启蒙运动思想中某些褊狭的观点，利用了启蒙运动思想中有影响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观念。

20世纪，历史见证了许多并非属于启蒙运动思想的暴行。虽然那些国家的殖民主义以及之前主要的殖民宗主国法国的政策使这些暴行很容易发生。同样，为争夺土地和水源也发生了据称造成一百多万人死亡的卢旺达(Rwanda)种族大屠杀。民族和种族敌视同资源竞争一样，经常成为种族大屠杀的诱因。比利时在刚果属地的代理人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Ⅱ)1885年到1908年间，在他个人领地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据说在某地最终造成了八百万到一千万人的死亡，他们死于谋杀、折磨、饥饿、疾病和极低的出生率。虽然他辩称自己的计划是为实现进步和基督教的传播，他的目标却不是属于意识形态上的，而是为了增加其个人和商业伙伴的财富。[2]

这种暴力恐怖并不是20世纪区别于以往其他时期的主要特点。20世纪的暴力恐怖的糟糕之处是其被用于实现改变人类生活这一目的。其独特之处还在于规模不大，然而影响却是空前的。其核心目标是要实现极权主义，以此来达到完善人类生活的目的。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信奉极权主义理念的思想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思想家们传播的思想的确过于简单：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模糊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重要区别。共产主义是想要实现全人类共享平等理想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而纳粹主义则排斥了大多数人并宣告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死亡。斯大林政权比纳粹分子害死的人还要多很多。在伏尔加河畔的德国人(Volga Germans)和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全部被驱逐出境后的结果就是种族大屠杀，古拉格(Gulag)集中营的一些地方没有人能活下来，尽管在苏联并不存在灭绝性的集中营。阿伦特同样也把极权主义国家描述为个人责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没有情感的机器。[3]事实上，极权主义政权下的生活普遍是混乱的，暴力恐怖是这一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假如没有个人决策，它也是不会发生的。由于毫无必要的原因，人们为追求名利，在艾希曼(Eichmann)的“最终方案”中成为纳粹罪行的帮凶。相比面对罪恶时的麻木而言，更值得让人反思的是做恶者的麻木不仁。他们犯下的罪行并不一般，其根源是与极权主义政权密不可分的信仰。[4]

对乌托邦的追求不必在极权主义中完结。只要它限定在志愿者团体的范畴中，就势必倾向于受到自我限制。虽然有时也与预示末日的信仰有关，其结果可能是极其惨烈的，比如1978年发生在乌拉圭琼斯镇(Jonestown)约一千多人的集体自杀。当国家将其力量用于重塑社会时，也是走向极权主义的开始。乌托邦规划只能通过废除现存社会机构才得以推进这个事实导致了一种在传统暴政之外产生的、运作良好的规划。如果极权主义没有奏效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政权将要被推翻或瓦解，或者是由于乌托邦规划责任的日渐淡薄，使其制度堕入到了独裁主义。而当乌托邦思想在民主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布什执政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政府的权力被用于掩饰乌托邦规划的失败时，那将是一种自由的缺失。如果确定要去尝试改变这一趋势的话，将导致某种吝啬式的民主的产生。

用来区别极权主义与其他类型专制政权的标准有很多。尝试扩大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掌控是试图重塑人类生活所产生的附加后果之一。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规划的手段，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却不是，尽管极权主义一词最初用于意大利墨索里尼时代，尽管有些时期表现得极端残暴，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欧的神职法西斯主义表现并不那么强烈。极权主义之外也存在着许多非常危险的政权。前现代神权统治国家常常使用恐吓手段来巩固其宗教的正统性，但它们并不像传统暴政国家那样试图去重塑人类社会。纳粹主义的目的却是要实现这一转变，把这个政权描述为极权主义是与事实相符合的。

[1] Edmund Stillman and William Pfaff, The Politics of Hysteria: The Sources of 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4,p. 29.

[2] 关于发生在比利时刚果属地的集体大屠杀，参见Adam Hochschild所著《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8 )。

[3] 关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参见其著作《极权主义的根源》(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 new edition published by Harcourt, New York, 1973)。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价，参见其所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学说的报告》(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1963)。

[4] 关于艾希曼在大屠杀中所起的作用，参见David Cesarani 所著《阿道夫·艾希曼：他的一生及罪行》(David Cesarani, Adolf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Heineman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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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共产主义：一场现代千禧年主义革命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布尔什维克被看做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场普通的政治运动。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其1923年出版的小册子《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一书的最后章节中，描述了他所相信的、指日可待的人类生活的改革。他所说的不是社会变化而是人类本质的改变。他所预期的是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变化。他写道：

在未来，甚至生理生活都将受到集体实践的制约。人类、现代人将再一次进入一种极端的转变状态，通过自身，成为以最繁琐方法进行人工选择和心理训练的目标……很难预测人类未来自治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技巧所能提升的高度。社会建构与身心的自我教育将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所有的艺术、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及建筑，都将赋予这一过程以美好的形式。更为确切地说，文化建设和共产主义人类自我教育的框架将得以确立，将使得当代艺术的重要元素都发展到最高水平。人将变得难以估量的强壮、聪明和敏锐，他的身体将变得更加协调，行动更有节奏，声音更加悦耳，生活的形式更加富有活力。普通人都能达到像亚里士多德、歌德和马克思那样的高度。在此高度上进而将达到新的顶峰。[2]

托洛茨基把历史看做是人类掌控自身和世界的进程。正如人类知识的增长没有受到限制一样，人类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进步也没有受到限制。如果说人类在本质有什么缺陷的话，科学可以使之得到纠正。这就是激进启蒙运动思想中完美性的真正内涵，并不存在什么人类无限可能性的、静态的完美状态。托洛茨基这种以科学来完善人类的设想再现了现代的狂热思想。科学能把人类从自然局限中解放出来，甚至使其不朽的信仰，至今活跃于如低温学、超人类主义，技术超越派等这些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宗教学派之中。[3]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其目的就要创造一个新型人类。他们不像纳粹分子那样以种族的眼光看待新型人类，而是与纳粹分子一样，试图准备以科学和伪科学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人类的本质将得到改变，社会主义新人由此产生。从那时的科学知识看来，这样的规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时刻准备使用各种方法来使其变为现实，无论有多么的不人道，也无论采取何种不确定的理念来实现他们所梦想的转变。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来，苏联政权就让许多天才的科学家疲惫不已。后来，像在纳粹德国，科学被滥用于恐怖的目的。30年代后期，包括德国和日本的战俘、士兵和外交人士、极地人、朝鲜人、中国人、政治犯、民族主义者及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成了莫斯科卢比扬卡(Lubyanka)监狱医学实验的对象。尽管这一过程屡屡遭到反对，科学手段的应用已经成为极权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

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1898-1976）的作用众所周知。李森科信奉拉马克(Lamarckian)的进化论设想，这与当时大多数科学家普遍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并不相同，他宣称获得性的特征可以实现遗传。拉马克的理论似乎展现了人类本质可以得到改善的可能性。由于这一理论显示人类力量可以统治自然世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可，斯大林支持李森科并任命他为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他拥有了农业上的无上权力，可以培育新的高产小麦品种。李森科的农业实验是灾难性的，加重了集体化带来的粮食生产的崩溃。他疯狂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阻碍苏联生物学科的发展。

名气稍小的是伊利亚·伊万诺夫(Ilya Ivanov)所做的事情，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斯大林指派进行人与猩猩的杂交实验工作。斯大林对世界上的人们全变成像亚里士多德和歌德那样的人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新型的战士，不可战胜的人类，能忍受着剧痛而只需要少量的食物和睡眠的人。伊万诺夫作为饲马人，在俄国帝制时代因其首倡对赛马进行人工授精而闻名，但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转而进行了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他到西非进行了黑猩猩怀孕实验，在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吉亚建立用黑猩猩的精子来使妇女怀孕的研究机构。进行大量的实验尝试，但毫无意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伊万诺夫被抓了起来，判处监禁后又被减刑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于1931年去世。他去世后俄国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刊登了一则讣告，赞扬伊万诺夫的生平和工作。[5]

斯大林对新人类的渴求是鄙俗而实用的。它体现了启蒙运动思想家反复设想发展高级类型人类的规划。人们有时会对是否存在这样的启蒙运动规划产生质疑。[6]的确，启蒙运动是一种另类的、且常常自相矛盾的运动。许多范围广泛的思想都在其中得以体现，有无神论和自然神论信仰，有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思想，有共产主义和前市场主义思想，有平等和种族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充斥着教条主义者相互对立而进行的激烈争论。然而也不可否认的是，当一种激进的启蒙运动思想伴随着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掌权时，势必要试图改变不能随意变更的人类生活。

在俄国，许多人曾经一直期盼欧洲能够引领俄国从落后状况中走出来。当伟大的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约瑟夫·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到俄国定居，并宣称要与不受哲学家困扰的人民一起生活时，却失望地发现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精英们讲着法语，模仿着伏尔泰(Voltaire)，期待着得到启蒙先哲的灵感。纵观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家一直对欧洲充满着期待。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新英国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Turgenev)都相信俄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他们在欧洲看到的世界文明的相互融合。创立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当谈及将俄国转变为现代国家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带有深受欧洲影响的论调。

令人们习以为常的是，俄国的不幸在于这个国家的启蒙运动从未成功过。从这点看来，苏联政权是一种斯拉夫式的东方专制，它是传统莫斯科公国专制压迫的、更为空前的进一步发展。俄国的欧洲部分一直被看做是一个半亚洲化的国家，这一印象在卡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去俄国旅行时写下的著名游记中得到了强化，在书中他通过列举理由证明了俄国人倾向于卑躬屈膝。[7]东方专制理论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用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和亚洲产生如此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东方专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他假设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后来像魏特大(Karl Wittfogel)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将它应用于研究俄国和中国等国家，认为这些国家的极权主义是亚洲传统所导致的结果。[8]

正如奈科里奇(Nekrich)和海勒(Heller)对这样的传统智慧所进行的总结：

西方历史学家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Ivan Vasilievich，人称可怕的伊万）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Joseph Vissarionovich，即斯大林）之间，或在伊万的警卫队长和秘密警察头目斯库拉托夫(Skuratov)同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之间做出了明显的区分……这样来解释为什么从斯基泰人(Scythians)时代的俄国就在坚定不移地成为领导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力量。这是俄罗斯人民固有的民族性格。而在这些学者们看来，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9]

确实，俄国从未完全属于西方。东正教把自己界定为基督教的对立面，在俄国，没有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相类似的东西存在。从1543年奥斯曼人(Ottomans)攻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来，就一直有思想家认为莫斯科注定要成为第三罗马帝国，领导着东方的基督教世界。19世纪一群亲斯拉夫的思想家就坚持类似观点，并认为俄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是其一大优点。他们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坚信俄国的民间传统体现了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这种反西方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信仰，并认为俄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作用会有助于维持共产主义政权。俄国宗教哲学家尼古拉·柏提耶夫(Nikolai Berdyaev)相信俄国共产主义比一般的思想更加具有传统性，是古代俄国救世主思想的转变和转型。的确，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就存在着救世主思想的痕迹。[10]曾因意识形态分歧被列宁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后又被任命为苏联教育部长的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charsky)在他1907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宗教》(Socialism and Religion)一书中提到了这些相似之处，并评论说基督教关于审判日和基督千年统治的思想已经再现于社会主义。[11]十月革命确实激发起了俄国对末日预示的期待。1918年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发表《十二》(The Twelve)一诗，描述了十二个红军士兵高举红旗，在耶稣画像的引领下，列队行进在彼得格勒（Petrograd）街头的场景。世俗和宗教形式的救世主信念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例如，在美国乌托邦右翼势力中，两种势力便合二为一。从一段时间看来，似乎新的苏联政权体现了些许俄国救世主思想的传统，但极端保守的俄国救世主信念并不是一种扩张主义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它把俄国视为堕落世界中的最后一块道德阵地。这种反西方的救世主信念并没有随着十月革命在俄国占据主导地位。

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实现其最激进的理想来超越西方世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模仿现存的西方社会。（沙皇俄国末期曾这样做过，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列宁是要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引入到俄国，比如西方的劳动纪律和工厂制度。他是资本主义两大最先进技术的热心引进人，一项是体现美国科学管理技术的“泰罗制”(Taylorism)，另一项是体现美国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福特主义”(Fordism)。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规划，即：“俄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与美国效率的结合就是列宁主义的精髓。”[12]与他的观点相类似的是托洛茨基，也主张实施一种像西方资本主义工厂那样的，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水平的劳动军事化的工作制度。但布尔什维克的目的远不只是实施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作纪律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他们的中心目的是要实现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所没有实现的启蒙运动的乌托邦理想。俄国的不幸之处不在于没有吸收启蒙运动思想，而是它以一种最致命的形式表现了启蒙运动思想。

同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与沙皇制度并没有产生太多的联系。列宁的上台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假如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退出时，德国政府不给予列宁支持，克伦斯基(Kerensky)的孟什维克(Menshevik)临时政府可能会表现得更加胜任；或者1917年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 Kornilov)领导的反对孟什维克的军事政变没有失败，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将不会发生。列宁所实行的暴力恐怖的原因并不能从俄国的传统或者以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上台时的情况来进行解释。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从一开始便为新生政权创造了在威胁中求生存的环境，但暴力恐怖的迸发主要是直接用来反对民众叛乱的。其目的不只是要维持政权，还要坚定不移地改变和重塑俄国。从18世纪晚期的雅各宾派开始，持续到巴黎公社，暴力恐怖一直以这种专政信念的方式来实现乌托邦目标。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要在俄国实施在法国没能成功的启蒙运动规划。他们在相信俄国将按照欧洲模式进行改造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的信仰因其对暴力恐怖的需求而彰显其独特，从这点来看，他们是公认的雅各宾派的追随者。无论是服务于其他的目的，比如为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反对外国干涉和民众叛乱，列宁对暴力恐怖的使用始终来源于他所致力于要实施的这一革命规划。

列宁所要实现的关于社会的设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一书中。1917年8月他在芬兰躲避俄国临时政府追捕时写下了这本小册子，最初他本想以笔名来出版。但形势发展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1918年以他自己名字署名出版的小册子问世，一年之后第二版得以出版。列宁很重视这本书，命令说假如他被杀害，这本书仍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印刷，因为这本书最能体现他对未来的筹划。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书中引用了马克思在1852年的一封信中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所表达的思想，列宁把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作为俄国革命政府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模式。在未来，将不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常备军和警察力量将被取消。每一个人都将参与到政府管理中。公共官员将不再享受特权，领取的是同工人一样的工资。列宁从未设想新秩序的确立能在和平状况下实现。极少数人肯定会起来反对，新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要镇压这种反抗。列宁确信新政权将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完全不同。正如他于1920年出版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科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不受任何规则的制约，它直接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13]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存在对人民大众的压制，新政权的存在只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同时专政制度对待敌人要残酷无情，在这里，列宁只是重复着马克思说过的话。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暴力恐怖将是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在工人阶级斗争中和斗争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必须反对与资产阶级进行媾和的企图，迫使民主主义者实践他们的暴力恐怖言论。不要反对那些所谓的多此之举，比如对心怀不满的个人的普遍微辞及与对不快记忆相联系的公共建筑物的愤恨。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不仅要容忍这些行为，还要在其中做好指导工作。[14]

当列宁学习马克思那样坚持暴力恐怖只能用于反对旧秩序的残余时，他事实上对待工人和农民也是很严厉的。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布尔什维克掌权时的环境来进行解释。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在俄国发生的混乱状态所导致的后果。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数年的国内战争，而其对手，主要是指白军，本来也有可能获得胜利。因此，一些专政手段不得不在这些情况下被使用。但这些并不能解释试图以不切实际的模式来重新构建社会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所实施的镇压的规模和强度。

苏维埃国家从建立初始就卷入到人员扣押、大规模处决和建立集中营等诸多事件之中，这些情况在沙皇俄国晚期都不曾存在过。1918年8月30日，社会革命者芬妮·卡普兰(Fanny Kaplan)企图刺杀列宁而使其重伤时，由列宁构想的并在十月革命之后于1917年12月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契卡(Cheka)，授命执行一场无情的大规模暴力恐怖，数百人被处死。20世纪国家暴力恐怖的倡导者，托洛茨基创立的、旨在确保可疑群体服从的人员扣押制度后来得到了进一步捍卫。[15]1918年6月托洛茨基建立起了集中营，最初是用于关押与红军作战的捷克人，后来用于关押拒绝加入红军的前沙皇俄国的官员。镇压很快延伸到被强制征用粮食的农民身上。1921年几千名海军士兵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发起的叛乱被大约5万人的红军镇压（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的镇压手段同样得到了捍卫）。[16]大多数海军士兵最终被关进集中营，许多人死在了里面。1918年以后，突然爆发的农民叛乱席卷俄国大部，从1920年到1921年，国内战争演变为农民叛乱。布尔什维克政府决心镇压农民的反抗。整村的人被驱逐到俄国北部，到1921年末，在集中营里关押的人们80%是农民和工人。[17]

人们普遍认为苏维埃的安全机关是从沙皇俄国晚期传承下来的。确实，彼得大帝使用强制性劳工囚犯去建设俄国永久性的现代化标志——圣彼得堡。然而1916年十月革命前夕，只有28600名罪犯是服刑的强制性劳工。沙皇俄国同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安全机关及刑罚的范围有着巨大的差别。[18]1895年奥克拉那（Okhrana，沙俄警察总署）只有161名全日制警员。到1916年10月包括其他部门在内的工作人员达到约1.5万人。相比而言，1919年契卡的工作人员至少有3.7万人，而到1921年竟达到了25万人。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处决人员的数目。从1866年到1917年,沙皇俄国晚期处决了大约1.4万余人，而从1917年到1923年苏维埃早期，契卡共处决了约20万人。[19]

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镇压技巧学习的是近代西方的经验，而不是学自过去的沙皇俄国。创建集中营就是源自于欧洲殖民的模式。19世纪末，西班牙在镇压古巴殖民地的起义以及英国在南非同布尔人(Boer)作战时都建立起了集中营。与此同时，德国在西南非洲也建立起集中营，对赫雷罗族(Herero tribe)进行了集体大屠杀。［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的父亲是德国西南非洲第一帝国委员，约瑟夫·曼哲鲁(Joseph Mengele)的两位老师在当地人身上进行了许多医学实验］。[20]

布尔什维克对知识分子自由的压制也与之前的俄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一些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大都是被送去流放。激进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离开俄国去了巴黎、伦敦和意大利。列宁去了西伯利亚，在瑞士、德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度过了大部分的人生时光。然而，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俄国知识分子才遭遇到了大规模的驱逐出境。

1922年秋天，两艘驶离彼得格勒的船只搭载了一些俄国知识界最具创造力的作家、哲学家、自由主义批评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人，他们是由列宁选出的、被要求强制离开祖国的。这些俄国著名人士因为与新政权论调不一致，连同他们的家人被秘密警察格别乌(GPU)逮捕后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当时和整个冷战时期都极少被提及。这些被驱逐出境者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和欧洲其他城市定居下来，其中一些人，像尼古拉·柏提耶夫(Nikolai Berdyaev)那样开始了新生活，但大多数人在贫困和默默无闻中最终死去。第一个对这一大规模驱逐出境事件进行详尽解释的是莱斯莉·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她认为这一事实被忽视更让人惊奇，因为正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苏联创始人的列宁，策划了这一事件，而许多受害者只是通过查看姓名而被选中的。她评论说，“虽然这些人没能按照上述方式讲出自己的遭遇，但这些1922年被驱逐出境者是第一批对苏联极权主义持不同政见的人”[21]。

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镇压办法并非是从沙皇俄国继承而来。它们是新颖的，为的是追求并达到乌托邦目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安全机关的中心作用是实现重塑社会的规划，这样的政治抱负是以前任何传统专政政权所没有的，也是沙皇俄国所缺乏的。正如人们所确切指出的，在苏维埃政党国家出现之前，历史上还没有以千禧年主义和安全为中心的政治制度。[22]苏维埃国家专政是采用独特体系的激进的现代制度。

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看来，是以苏维埃政权来试图实现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事实上，当暴力恐怖在国内达到顶峰时，苏联共产主义在西方很受欢迎。当约500万人在乌克兰大饥荒中死去的时候，英国劳工党知识分子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 1934年在访问苏联之后宣称，历史上从未达到的完美状态在苏联实现了。几乎以相同的论调，1935年著名的费边(Fabians)社会主义理论家悉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出版了名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一书（在后来的版本中，书名后面加了问号）。对于这些狂热的西方支持者来说，斯大林主义达到了人类进步的顶峰。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表述更加夸张。在苏联，他写道，“我感觉自己置身于圣殿之中，这里华灯永照”[23]。西方进步知识分子都坚信苏联是致力于实现启蒙运动理想的政权制度。假如联想到苏维埃国家只不过是新伪装下的沙皇俄国专政，他们也会惊恐不已。十分清楚，苏联没能实现它所要达到的任何目标，而对暴力恐怖手段的使用则被解释为继承自沙皇俄国。

在大多数西方评论中，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是其乌托邦狂热的现实表现。在苏联，农民深受以征服自然来达到人类目的的政策之害：约1亿人被强迫从事修建灌溉工程。经常在出现缺乏合适工具的情况下，他们就把从家里取下的门板和木板用来建筑大坝、水库和沟渠，而大多数后来都坍塌和废弃了。

1966年到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政权所带来的文化损失也是非常明显的。像布尔什维克一样，毛泽东将过去的残余看做是建设新未来的主要障碍，中国古代传统必须要从记忆中抹去。事实上，毛泽东政权是在向中国文明宣战。而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带有明显千禧年主义特征的、大规模狂热的政治运动中，这一政权制度在西方达到了最广泛的受欢迎程度。西方观点把毛泽东政权同斯大林主义一样视为要致力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启蒙运动理想。此外，只有当其灾难性后果让人无法否认时，中国的共产主义才被谴责为东方专制的一种形式。更为确切的是，作为运用西方现代理想的后果，毛泽东政权所犯下的错误可以看做是传统野蛮行为的残余。当毛泽东的做法被舍弃的时候，西方观点视其为西方化进程的开始，而事实上，在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西方的看法却与此相反。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拒绝西方思想并不是为了吸取其他思想，而是要开创一个不属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其结果是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和社会混乱，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大多数人有关的、终生雇佣制和基本福利制度的“铁饭碗”被打破，其走向尚不明确，但中国全力贯彻西方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在哪里掌权，共产主义都意味着对过去岁月的极端突破。沙皇俄国相比苏联而言，与20世纪末的普鲁士(fin de siècle Prussia)更为相像。[24]沙皇俄国晚期有许多历史污点，例如见证了许多大屠杀事件，但就其全部记录同如今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却不是最多的，更无法与苏联政权的镇压相比拟。采用暴力恐怖手段来实现社会建构的布尔什维克是雅各宾派传统的自觉性延续。正如雅各宾派清算旧政权残余一样，有必要根除俄国社会所有方面存在的反动残余。正如奈科里奇(Nekrich)和海勒(Heller)所说：“列宁思想无法摆脱两个历史范例：第一个是雅各宾派，他们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把足够多的人送上断头台；第二个是巴黎公社，他们的失败则是因为领导人没有枪毙足够多的人。”[25]

为确保革命成功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反制过去的人类残余。1918年苏联政权宣布采取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将一些人归类为“被剥夺权利的人”(disenfranchised person)，包括吃饭的权利。还有大约五百万人被选中，遭遇到了第二年实施的、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定量配给制度。这与被剥夺权利的人们所遭受的大恐怖产生的背景是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进行过权威性研究的作家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写道：“斯大林主义十分自然而又显而易见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政府制度的继承。”[26]伴随着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而造成的数以万计的死亡人数要远多于列宁所预想的，但这也是列宁创立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列宁的政策转过来又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者向往的共产主义所做的真正尝试。

尽管马克思对乌托邦思想进行了批判，而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本身也完全是乌托邦的。正如我在最后一章所指出的，没有人能够知道如何对先进的经济进程进行规划。但马克思思想的乌托邦特征并不只是源于它那难以满足的要求，它与规划者的学识联系更为密切。它更多的是源自和谐理想与人类价值观分歧的碰撞。中央计划涉及强大的权力集中，并不需要任何制度上的控制，列宁对此做出了无产阶级信念基础上的“科学”解释。这种专断的制度势必遭到抵制。这一制度的价值观也不同于每个人或大多数人的。人们大都会认为宗教、民族或家庭是重要的，这在新制度看来是复古的思想在作祟。其他人所热衷的爱美或追求浪漫等行为，也被认为对社会建设是没有用处的。无论人们是否主动抵制新制度或像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小说里的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那样，只是简单地随波逐流。很多人并不认同新政权制度关于美好生活的设想。而每一个乌托邦思想都宣称它体现了所有人类中最美好的生活方式。没有私人私产和金钱的社会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对其他人而言，却是如梦魇般地狱。对于一些人来说利他主义主导的社会将是最美好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是乏味又难以接受的。所有社会都蕴含不同的生活理想。当乌托邦制度与这一事实发生冲突时，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被镇压或失败。乌托邦主义并不一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的产生还需要其他许多必要因素，但是极权主义总是与通过使用国家暴力的手段来寻求没有冲突生活的梦想相伴随。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把布尔什维克描述为乌托邦社会建构的实践者，其目标是以突然改变的方式重新构建社会。[27]对于乌托邦社会的设计者来说，零星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现存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必须摧毁它来创建新的生活。而乌托邦社会建构的难题之一是它缺乏自我纠错的办法。指导乌托邦建设的理论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与它相违背将被视为是错误的或是背叛。它也存在过战略上的退却或方向上的改变，如1921年列宁取消战时共产主义，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保留自己的粮食。但这一乌托邦模式一直没有受到批评。然而，鉴于人类具有易于犯错的特征，这一模式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一些还是致命的。坚持实现这一模式势必导致产生一个与最初设想完全不一样的社会。这一结果并不只是体现在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之上，在伊拉克表现的就很明显，虽然曾经制定过雄心勃勃的乌托邦规划。可以预想到的是，这一规划的失败被归咎于处死的人太少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而不是规划自身的挫败。

波普尔认为，为了某一理想而去摧毁另一个已经存在的社会是不理性的。在这里，波普尔展现的他所摒弃的、乌托邦不合理性的假设并没有切中要害。对支撑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剖析是有用的，但乌托邦理想并不是孕育在错误的社会理论上。它是建立在无法反驳的神话的基础上。因为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暴力恐怖是重塑社会和新人类的有效手段。新苏联政权的目的是要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繁荣富裕的地方。为达到这一目标要不惜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布尔什维克相信只有打破旧的世界，新世界才会产生。

苏联统治下的俄国见证了一些类似预示末日的事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难以幸免，巨变大都在集中营里发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在古拉格集中营的科累马河(Kolyma)矿山劳动了17年，古拉格面积约占苏联领土面积的1/10，每年集中营里约有1/3的劳工死去，沙拉莫夫描述了根据美国租借法案（American Lend-Lease Programme）赠予苏联的推土机抵达集中营后发生的场景。作为帮助苏联抵御纳粹侵略的工具，推土机被用于处理最早可追溯自集中营早期坟墓中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冻僵的尸体：

这些坟墓，都是堆满了尸体的巨大石坑。尸体还都没有腐烂，这些赤裸的瘦骨嶙峋的骨架积满了旧尘，外皮被虱子咬得体无完肤。

坑的北面有力地保护着这些劳工尸体不致掉入深处。在失败、羞辱和逃避中，这些石头没有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在静静的等待中保守着这里的秘密。寒冬、酷暑、狂风、六年的雨水浇淋都没能把尸体从石头上翻转下来。大地敞开胸怀，把地下的贮藏物显现出来，里面不仅有黄金、铅、钨、铀，还有一些没有腐烂的躯体。

这些躯体倚靠在斜坡上，似乎要坐起……[28]

由于灾难性的后果，布尔什维克革命没能在千禧年来临之际起到引领的作用。数以千万的人们无因而终，直到目前，在强制集体化过程中死亡的人数还不确定，而斯大林向丘吉尔炫耀说有一千万人。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则估计在大恐怖中死亡的人数在两千万左右。[29]因伤致残的人数更是难以估计。这片土地遍布着人为因素造就的沙漠和干枯或正在干枯的河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成为人祸导致的生态灾难的场所，可能比毛泽东时代所造成的后果稍严重一些。[30]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苏联人民在打败纳粹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曾期待斯大林的政策能有所温和，但事实上曾英勇作战的数百万人是在古拉格集中营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冷战期间，苏联也发生过几次思想解放运动，包括1956年在全国党员大会上，赫鲁晓夫(Khrushchev)对斯大林(Stalin)个人崇拜的抨击，但当米哈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革新苏联的时候，它却解体了。那时的苏联政权是腐败盛行和内部僵化掩饰下的一个空壳，虽然也曾在广袤领土上一度维持和平状态以及向全体公民提供一种后来失去的安全感，其政权却从未享有它的合法性。甚至苏联的精英们也不情愿继续维护这一政权，戈尔巴乔夫幼稚的改革触发了苏联的崩溃，这个建立在暴力恐怖基础上的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分崩离析。混乱过后，苏联政权所创建的所谓新人类社会已经不复可见。人们的生活也已经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过程更像是卡夫卡(Kafka)《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发生的改变，而不是如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所想象的那样。

[1] Bertrand Russell,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London, Unwin Books, 1920, p. 55.

[2] 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works/1924/lit-revo/cho8.

[3] 关于启蒙运动思想对当代超人学说的探讨，参见Bryan Appleyard 所著《如何能够长生不老或进行死亡的冒险尝试：关于新的永生不朽》(Bryan Appleyard, How to Live Forever or Die Trying: On the New Immort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7, Chapter 8)。

[4] 对苏联科学研究所带来的伤害以及把普通民众作为实验研究对象等情况进行的权威阐述，参见Vadim J. Birstein所著《知识的滥用：苏联科学的真相》(Vadim J. Birstein, The Perversion of Knowledge: The True Story of Soviet Science, Cambridge MA, Westview Press, 2001, pp.127-131)。

[5] 关于伊万诺夫的作用，参见Kirill Rossiianov所著《超越种族：伊利亚·伊万诺夫和他所做的人与类人猿杂交实验》（Kirill Rossiianov,Beyond Species: Ilya Ivanov and his Experiments on Cross-Breeding Humans with Anthropoid Apes, Science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Issue 15, pp. 277-316）。

[6] 笔者不确定是谁创造了“启蒙运动规划”这个词汇，但它确实已经主导了Alasdair MacInryre的开创性研究，参见其所著《美德之后：道德理论研究》(Alasdair MacInr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1981)一书第4到6章中所作的解释和探讨。

[7] Marquis de Custine Journey of Our Time: The Journal of the Marquis de Custin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1.

[8]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9] A. Nekrich and M. Heller, Utopia in Power: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London, Hutchison, 1986, p.10.

[10] N. Berdyaev, The Origin of Communism, London, Geoffrey Bles: The Centenary Press, 1937, p.228.

[11] 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和俄国的救世主思想传统，参见David G. Rowley所著《救世主的帝国：俄国的千禧年主义》(David G. Rowley, “Redeemer Empire: Russian Millenarian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4, no. 5, 1999)。

[12] 列宁的相关陈述摘引自Thomas P. Hughes所著《美国创造：1870至1970年的发明和工业热情研究》(Thomas P. Hughes, American Genesis:A Study of In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Enthusiasm 1870-197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1)。

[13] Lenin,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Question of Dictatorship,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0.

[14]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ddres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www.marxists.org/marx/worksdcommunist-league/1850.

[15] L.Trotsky, Their Morals and Ours,http：//www.marxists.orglarchive/trotsky/works/1938.

[16] L.Trotsky, Hue and Cry Over Kronstadt,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stsky/works/1938/1938-kronstadt.htm.

[17] George Leggett,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8.

[18] Anne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 London and New York, Allen Lane,2003, p.17.

[19] 有关沙皇俄国和苏联安全机构的规模情况，参见John J. Dziak所著《契卡：克格勃的历史》(John J. Dziak, Chekisty: A History of the KGB, New York, Ivy Books, 1988, pp.35-36 )；有关沙皇俄国晚期和苏联建立初期被处决的人数，参见该书第191至193页。

[20] 有关德国西南非洲与纳粹的联系情况，参见Anne Applebaum所著《古拉格：苏联集中营的历史》(Anne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 London and New York, Allen Lane,2003, pp. 18-20)。

[21] Lesley Chamberlain, The Philosophy Steamer: Lenin and the Exile of the Intelligentsia,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6, pp.1-2, 4.

[22] John J. Dziak, Chekisty: A History of the KGB, New York, Ivy Books, 1988, p.3.

[23] 哈罗德·拉斯基和埃德蒙·威尔逊的相关言辞引自A. Nekrich和M. Heller所著《乌托邦的统治：1917年到现在的苏联历史》(A. Nekrich and M. Heller, Utopia in Power: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London, Hutchison, 1986, p.257)。

[24] Christopher Clark所著《铁血王国：1600到1947年普鲁士的崛起和衰落》(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Allen Lane, 2006)，此书是一本关于普鲁士王国的通史。

[25] A. Nekrich and M. Heller, Utopia in Power: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London, Hutchison, 1986, p. 661.

[26] Leszek Kot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London and New York, W.W.Norton, 2005, p.962.

[27] K.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5, VolumeⅠ, Chapter 9.

[28] Varlam Shalamov, “Lend-Lease”, in Kolyma Tales, trans. John Glad,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1994, pp.281-282. 关于科累马河集中营的详尽描述，参见Robert Conquest, Kolyrna: The Arctic Death Camp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29]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0] 关于苏联生态灾难的情况描写，参见Murray Fesbach and Alfred Friendly Jr所著《苏联的生态灭绝：困顿之下的健康与自然》(Murray Fesbach and Alfred Friendly Jr, Ecocide in the USSR: Health and Nature Under Siege, London, Aurum Press, 1992)。

纳粹主义和启蒙运动

希特勒和德意志第三帝国是令人厌恶的，它与那个时代其他人们所信奉的进步和确信最终目标会实现的思想并不一致。

——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1]

同布尔什维克一样，纳粹主义也是一种欧洲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纳粹主义源自西方文明，这种联系总是不被人们所接受。但纳粹分子并非来自遥远的国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混乱时期，纳粹分子队伍受流传欧洲数个世纪以来信仰的驱动而不断发展。纳粹分子所犯下的罪行（有些是用于解释共产主义罪行的）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历史倒退的产物。它们源自一些欧洲曾经最引以为豪的传统，体现了其最先进的思想。

启蒙运动在纳粹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纳粹主义通常表现为一种与启蒙运动相对立的运动，确实有许多纳粹党人也这么认为。他们宣称已经从被称为反启蒙运动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身上吸取到了教训，这一不同于其他的团体还包括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像赫尔德(J.G.Herder)这样的浪漫派。[2]纳粹空想家从这些人及其他反启蒙运动思想家身上吸取他们认为有用的思想，正如从启蒙运动思想家身上也吸取一些思想那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也能吸收具有巨大影响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neo-Marxist Frankfurt School)的一些思想家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纳粹主义是启蒙运动思想在逻辑上的发展，这么说过于夸大，但的确有少许启蒙运动思想在其中。[3]

有一种学术上的陈词滥调认为纳粹是超越理性并具有狂热情感的极端浪漫派。然而，把纳粹主义看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种夸张形式的看法却是将其过度简单化了。浪漫派的纳粹党人与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共同信念是认为社会曾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在未来某个时间将再次统一起来。浪漫派思想家就这样的有机社会在何时曾经出现过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也有人认为在古代的希腊，更有人认为是在未知的遥远国度。无论想象是怎样的，他们关于社会的设想都是虚构的奇怪事物。没有哪个社会是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存在的，对冲突的质疑和关于有机社会的不同看法通常是用来反对少数派观点的。浪漫派的这种整体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间有着明显的联系。纳粹党人热衷于冲突，他们相信正是敌对的、少数派的腐蚀使得原来亲密无间的人民由统一走向分化。全世界的人民并不是平等的，等级制度只有通过使用武力才能得以保存下来。而在德国人民中间，将保持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4]

然而，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浪漫派一家的观点。对统一社会的痴迷既是启蒙运动思想也是反启蒙运动思想的特点之一。像费希特(Fichte)和其他德国民族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谴责交易，鄙视个人主义。像浪漫派一样，他反对不人道的劳工分工。同他们一样，马克思也期待像遥远过去那样，人类之间没有敌对，没有镇压。他相信在史前遍通存在着这样的“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同反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也宣扬有机社会的虚构神话。

虽然启蒙运动思想家赞同反启蒙运动中一些有害的想法，反启蒙运动思想与纳粹思想也有着很大不同之处。在赫尔德和德·梅斯特看来，两者都反对启蒙运动的设想，但都不是原纳粹的(proto-Nazi)。赫尔德反对任何文化或种族上存在等级制度的说法（正如一些重要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也这么认为）。相反，他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独特文化，反对以单一的价值尺度进行划分。德·梅斯特也许会对纳粹的无神论和种族优越论感到恐惧。最重要的一点是，纳粹思想与反启蒙运动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在纳粹思想与尼采之间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些联系，但尼采的角色主要体现为他是一位启蒙运动思想家。如果只是因为尼采的妹妹作为纳粹党人鼓吹纳粹主义就把尼采看做是纳粹主义思想的始创者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zabeth Forster-Nietzsche，1846-1935）在尼采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其进行照料，而希特勒也参加了她本人的葬礼。人们可以发现尼采的思想同启蒙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观点十分相近。尼采是著名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伏尔泰终生的敬慕者，同伏尔泰一样都鄙视卢梭超越理性之上的情感主义。人们普遍认为尼采属于浪漫派，而事实上他是一位对启蒙运动激进规划进行过总结的思想家。[5]

尼采不同于他早期的知识分子偶像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后者回归到了基督教，并对现代人文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尼采却从未摆脱他所抨击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世界观。他的超人思想展现了他同其他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试图通过勾画新的救赎神话来赋予历史新的意义。但正如19世纪末维也纳智者卡尔·克劳斯 (Karl Kraus)所评论的那样，“超人(übermensch)思想是不成熟的，是一种假想的人”。[6]超人思想是现代人文主义的过度夸张形式，显示出尼采的思想不仅同纳粹主义，而且同列宁和托洛茨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如今人们所强调的自由主义同启蒙运动的联系比人们所信奉的内容还要空洞。伏尔泰或许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学习的榜样。[7]然而，他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是实现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式，在很多情况下他也相信开明的专制统治更为有效。对于伏尔泰和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来说，当自由主义价值观促进进步时，它是有效用的，其他情况下是无关紧要或者说起着阻碍作用。当然，关于进步存在着许多解释，在启蒙运动左派思想家看来，自由主义社会是通往人类发展更高阶段过程中有价值的一个阶段，而在启蒙运动右派思想家眼中，自由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混乱状态，充其量是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转换时的转折点。在马克思看来，进步适合于整个人类，而那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却倾向于排斥大多数人种的、有技术甄别的种族主义，在上述二者看来，自由主义价值观注定是毫无用处的。

法国实证主义者也属于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都是彻底的反自由主义者。[8]实证主义的创立者亨利·德·圣西门(Henry de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期望建立与中世界存在的（他们所想象的）社会相似的一种社会，但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现存宗教的基础上。圣西门和孔德把历史看做人类经过的、具有连续阶段的一系列过程，从宗教阶段到形而上学的阶段，然后到科学或实证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有机和批判两个阶段，即社会有序组织和混乱无序两个阶段。自由主义时代则属于后者。圣西门和孔德都极端敌视自由主义，他们把这种敌意传承给了后来的左派和右派激进思想家。未来社会将是由专家治国和分等级管理的，将信奉新的宗教——人文主义宗教，人类被看做是最高级的生物而受到崇敬。

实证主义者似乎不同于主流的启蒙运动思想，比如对中世纪教会的崇拜。[9]但他们崇拜的不是教会所表达的信念，而是教会力量对社会的统领作用，这是人文主义宗教努力想要（却没有成功）达到的目标。他们相信知识的增长将成为道德和政治进步的推动力，并颂扬科学和技术在拓展人类力量上的表现。他们反对旧的传统，创立了理性的人文主义时尚，这是18世纪的哲学信条在19世纪的重新树立。然而实证主义之所以与众不同，不在于它们对待宗教的态度，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包括伏尔泰都青睐“理性宗教”的荒唐规划，但他们相信，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间的冲突将逐渐消逝。科学将显现人类行为的真正目的，虽然为什么这样说无人能做出解释，但他们认为这样将能够实现和谐状态。这是典型的、带有现代伪装的乌托邦思想，它的影响非常巨大。在19世纪末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对人的统治将会被对物的支配所替代这一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也激发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建立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工业主义未来社会的梦想，后来又激发了哈耶克(Hayek)关于自由市场自发创建社会秩序的错误设想。

20世纪早期极右派别都信奉实证主义思想。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是孔德所终身崇拜的维希政府(Vichy regime)中反圣西门的思想家。实证主义者致力于发展一种社会科学，并发明了“社会学”这个词汇。同那时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孔德醉心于颅相学，这个19世纪的伪科学宣称，通过研究人的颅骨，可以识别人的智慧和道德才能，看清人的犯罪倾向，并相信通过研究人的生理特征能解释大多数的人类行为。现代生理学创立者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作为绝对优生学的强力拥护者也持相同的看法。在犯罪学中，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创立了“头盖骨测量学”这一伪科学，通过测量颅骨和面部轮廓来帮助在审判中判定有罪或无罪。从这一点来看，其与纳粹提出的种族学说差不多。

关于人天然不平等的思想并不违背西方传统。普遍的，然而并非明确的科族主义观念认为人应当按照最初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可根据天生的不等能力分为不同的群体。亚里士多德赞同奴隶制，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一些人天生就是自然意义上的奴隶。正是这位希腊博学家辩称，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不是权力和契约的产物。每一种生命体都有其要求繁荣发展的自然目的。人类的自然目的是一种哲学上的审视，但只有少数人，比如在希腊，只有男性拥有产权才适合这一行为，而其他大多数人，女人、奴隶和未开化的人只能作为实现繁荣的工具。美好的生活属于少数人，其他人只是活的工具。

如果说这种人天生不平等的信念可追溯到经典希腊哲学的话，那么它在启蒙运动中重新焕发了活力，并开始具备某些种族主义的特点。信奉基督教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但他却花费大量学术上的精力为剥夺美洲贫困人民土地的行为寻求正当的辩解理由。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写道：

洛克是英国殖民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他起草了卡罗来纳等地的宪法，比如，认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无法让劳动同土地结合起来，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拥有财产。根据本应判处死刑的行为（如反对欧洲人）的法案，他们失去了自由，因此只能受到奴役。[10]

一些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明确表达了人天然不平等的思想，其中还有人宣称人类由不同的种族组成。伏尔泰赞同一些基督教神学家提出的前亚当时代的激进理论，认为犹太人是属于亚当以前时代的，是亚当被创造之前就存在着的、更为久远的种族。在最负盛名的启蒙运动人物伏尔泰之后，另一位不同于他的伟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超越其他思想家之后，对种族的概念做出了学理上的正确解释。康德站在欧洲业已出现的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主张种族间存在着天然的区别。然而他辩称白人拥有实现完美和进步所需要的所有特性，而非洲人是易于接受奴役的，在他1764年出版的《对于美好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一书中，他指出“非洲黑人天然无法对细微事物做出反应”。[11]另一方面，亚洲人在他看来，虽然有过文明但已经停止发展了。这一观点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得到认可，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止步不前的文明，并宣称：“……他们已经固定不变地保持了数千年，必须由外国人实现对他们的改善。”[12]在这里，密尔响应了他父亲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所著《不列颠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中的观点，声称印度次大陆的居民只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之后才能实现进步。马克思也描绘出相似的场景，辩称殖民统治是改变村民懒散生活的手段之一。无论这些人的无能是天生的（比如说非洲人），还是因为落后所导致的（比如说亚洲人），补救的方法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他们都改造成欧洲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通过武力的手段强制施行。

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有这种想法。他们常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辩称他们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人，但这种说法却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宣扬那个时代的偏见（其可谅解之处并非是因为他们经常宣称比同时代的人更为聪明），也宣称自己的理由是具权威性的。在启蒙运动发生之前，种族主义的观点从未达到理论上的高度，甚至为奴隶制辩护、认为妇女的附属是自然秩序其中一部分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把人类由明显不平等种族群体组成这样的观点上升为一种理论。种族歧视或许远古就存在，但种族主义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许多赞同种族不平等观点的人都相信社会改革能弥补这些劣等种族存在的天生不足，最终所有的人类都能享有未来的普世文明，但前提是只有放弃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采取欧洲的方式。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形式，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利用欧洲的经验模式，人类最终的完善在于每一个人都成为富于创造力的欧洲人”。[13]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用尽一切可能的强制手段破坏其他文化，甚至当其遭受挫折时，不惜进行种族大屠杀。假如有任何文化抵制它，都将被视为即将到来的普世文明的障碍，如果那样的话它也就变成进步的阻碍，也将成为被根除的对象。威尔斯(H.G. Wells)自问那些在世界各个国家中“成群的黑种人、黄种人、棕色人在不适应社会需求后的命运应该怎样？” 他解释说：“世界不是慈善机构，我认为这些人必须离去。世界的整个进程和意义告诉我，他们必须离去。”[14]在当时的进步思想家中，这样的想法十分普遍。启蒙运动中种族主义的特别成就就是赋予了种族灭绝以科学和文明的外衣，集体屠杀被辩解为伪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对整个人类的破坏被视为种族进步的过程之一。

纳粹的灭绝政策并非凭空而来，它利用启蒙运动中有影响的思想来作为在许多国家要实现的范式，包括世界上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美国，实施了对所认为的不适合社会的人群进行的绝育计划。希特勒“赞扬了这些计划，同样也赞同美国对通过囚禁也难以驯服的红番实行饥困和不对称战争的高效灭绝政策”。[15]纳粹领导人的思想总是与众不同。“种族卫生学”的想法决不只是局限于极端的右派。作为进步手段的绝对优生学思想得到了广泛认可。如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写道：

我们看到希特勒向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来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这些主要的种族主义卫生学者开始将他们的信念在那些对纳粹不太服从的地方实施。的确，作为种族卫生学社会中规模可观的大多数人群，由于同这一政治思想有牵连以及属于左派组织而未能幸存下来。在过去四十年里曾作为种族主义卫生学精神领袖的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在他1933年写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件中效忠说，虽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能在新帝国中贯彻实施种族主义卫生学的工作，但他一成不变地拥护第三帝国总理的政策。[16]

许多人都信奉纳粹的“种族科学”思想，纳粹分子也将他们的雄心壮志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要摧毁传统的价值观，对社会进行彻底的革新。无论保守的团体最初如何支持希特勒的愿望，纳粹主义并不打算保留旧的社会秩序。欧洲失败主义(Defeatist)知识分子把它看做是一场革命运动，比如法国亲德分子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赞美纳粹，认为其与雅各宾派有许多相同之处。[17]这样的看法有其一定的道理。纳粹分子希望简单地模仿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政府的不同部门之中进行一场永久性的革命。但是，同布尔什维克一样，纳粹的目标过于超越任何政治转变的进程。他们采用了包括科学的方式来实现物种的突变。

8万精神病院的病人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被送到毒气室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认定为无可救药的堕落者死于集中营的毒气室（占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18]罪恶的生物学家在纳粹统治时期把25万吉普赛人归为危险的种族而迫害致死。纳粹分子相信斯拉夫人也同样属于劣等的种族团体，麻木地看待在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大量民众被残害、被剥夺生命权利。

对“种族科学”的毫不质疑成就了纳粹的最大罪行。认为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团体而不能实现异族通婚的理论给了人口幻想以许可性的理由。它认为那些社会团体天生是不平等的，处于社会较低等级的团体注定要接受奴役。正是因为没有对种族的构成进行科学的分类，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计划也不会制定出来。反犹太主义同基督教一起作为一种不同的宗教在同时代出现；从罗马自异教信仰皈依基督教以来，到整个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中世纪的反犹太主义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得以再现。然而，反犹太主义有着古代基督教的根源，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却是到现代才有的。如果说大屠杀需要现代技术和现代国家去实施的话，它同样也需要现代的关有种族的构想。

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目标的思想来源于现代的伪科学。尽管如此，也不能仅仅从种族主义思想这一角度来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在此之前，还没有其他团体被选为完全灭绝的对象，也没有遭受如此系统性、广泛性的迫害。无论是犹太诗人还是医生，大学教授还是哈西德派(Hasidic)教师，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商店老板还是零售商，男人、女人或者是孩子，所有的犹太人都遭到威胁、遭受污辱，他们被殴打、剥夺财产、驱逐出境，被官方授意暴力谋杀、送往集中营，最后在其他种族从未经历的命途中孤独地死去。

如果可以作一个历史上的比较的话，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也被归属为邪恶的力量。正如诺曼·科恩指出的：“驱动灭绝犹太人的是源自一种类似鬼神学的迷信思想。”[19]在中世纪晚期，千禧年群众运动中流行的信仰其主要特征是认为犹太人具有恶魔的力量。犹太人被描绘为长着羊角的魔鬼，而教会也迫使犹太人戴着扎有羊角的帽子。撒旦也被认为具有犹太人的特征，并被描述为“犹太人之父”。犹太教堂据信是以猫或者蟾蜍的供奉形式崇拜撒旦的地方。犹太人被视为魔鬼的代言人，其目标就是破坏基督教世界，甚至是全世界。例如《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样的文件（据说可能是从沙皇俄国秘密机构的国外分支流传出的、颇具影响力的伪造文件）再现了上述的幻想，并把它编造成讲述世界范围内犹太人阴谋的一个妄想故事。

纳粹试图灭绝犹太人的做法的奇特性不仅在于其罪行的程度，还在于其目标的极端性。犹太人被视为邪恶的化身，对他们的灭绝成为拯救世界的手段。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现代种族主义思想同基督教传统鬼神学的融合。末世论的神话与错误使用的科学一起制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

同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一样，纳粹主义最初也是以反对社会分裂为宗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极度的通货膨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尊严丧失，在德国人心中形成了缺失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的痛苦情绪。正如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写道：

在爱米尔·涂尔干(Emil Durkheim)看来，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引发了与宗教传统密不可分的狂热情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混乱状态增强了这种带有伪宗教特征政治的复苏，在极端危机时期将其政治诉求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相信千年之后的末日审判即将来临之际，在巨变和社会混乱之时，这种思想得以复苏了。[20]

那时的许多观察家也认识到了纳粹主义同千禧年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哲学家兼日记作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妻子爱娃·克莱姆佩勒(Eve Klemperer)把希特勒比作莱登的约翰(John of Leyden)，贵族作家弗里德里希·雷克·马莱克希文(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在其1937年出版的反纳粹书籍《集体失常的历史》(History of a Mass Lunacy)[21]中也作了相同的比较。与此同时，英国驻外国记者沃伊特(F.A. Voigt)也指出了末世论在纳粹主义中起到的中心作用：

每一个超自然的末世论都宣告了这个世界的终结。但世俗的末世论总是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它的规划过去从未出现过，它的设想从未实现过，它的未来也从来没有方向。于是，遥远的过去就化身为神秘或神话般的纯真时代，黄金遍地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的时代或具有辉煌人间美德的时代。未来社会没有阶级划分，享有永久和平，没有种族间奴役，这是人间的天堂王国。[22]

很少有人知道，詹姆斯·罗兹(James Rhodes)曾把纳粹主义看做一种现代千禧年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再洗礼教派教徒(Anabaptists)和其他中世纪千禧年主义者一样，纳粹也设想在一场灾难后才会产生新世界。他们把自己视为灾难的受害者，他们以突然闪现的天启感受来解释自己的遭遇，相信是邪恶的力量在作祟。他们也深信自己将接受感召，在一场短促而宏大的战争中抵抗、战胜并消灭这种邪恶力量。[23]

许多现代政治运动（包括美国右翼的末日决战派Armageddonite）都表现出千禧年主义的典型特征，比如即将来临的灾难，存在着的邪恶力量的威胁，短暂而剧烈的战争及随即而来的天堂降临。这与纳粹主义十分相像，也说明简单地把希特勒领导的运动解释为对社会状况的一种反应太过于缺乏说服力。纳粹主义是一种现代政治宗教，它较深刻地利用了伪科学与神话故事。人民(Volk)不仅代表着种族主义思想认识中的、人在生理上的组合体，它还是一种神秘的实体，能够把不道德的信念植入每个参与者的内心深处。戈培尔(Goebbels)使用康德哲学中“物自体”(Ding-an-sich)来代表最基本的现实和事物本身，并宣称“物自体”就是人民，他写了一首诗，十分明确地道出人民具有的半神性的特征：

我崛起，

我掌握权力；

能唤醒逝者，

他们从沉睡中被唤起；

虽然最初时只占据少数，

但后来逐渐聚集；

他们排成长列，

这是作为人民，

作为社会的主人的崛起。[24]

假如没有《凡尔赛和约》复仇般的战争索赔和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时混乱的德国经济，纳粹或许只是一种小规模的运动，它一直受到欢迎是因为它给予大部分德国人物质上的利益。希特勒战争机器的高效率或许是被夸大了，但纳粹的经济政策却明显不同于凯恩斯(Keynes)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凯恩斯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点）。它实行全员雇佣制来满足战争的需求。战争初期的节节胜利和允许在被占领欧洲土地上大肆掠夺战利品更使得纳粹饱受欢迎。向德国人民分发这些战利品成为纳粹上台和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纳粹调用了最令人心动的信仰组合。纳粹思想不同于大多数其他的，主要是消极的乌托邦思想和千禧年运动。纳粹末世论减少了对异教传统的模仿，后者允许没有任何未来复兴前景的、最后灾难可能性的存在。这一消极的末世论与某种消极的乌托邦思想密切相连，其关注的是未来天堂面临的障碍而非其内涵。源自基督教（主要是路德宗）的鬼神学比纳粹的末世论地位更为重要。末世论认为世界正遭受以犹太人为代表的邪恶力量的威胁，现在和过去的罪恶都无法获得救赎。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大灾难之后，德国人民能进入神秘的和谐状态。

纳粹政权的名称源自基督教预示末日的传统。“第三帝国”的说法源自菲奥雷的约阿西姆(Joachim of Flora)关于第三阶段的预言，又在现代再洗礼教派中得到了传承，到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时，在莫勒·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1923年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一书出版后逐渐流行。按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其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的革命性的保守观点，范登布鲁克相信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德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和精神上的。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者同俄国流亡作家德米特里·梅列日考夫斯基(Dmitri Merezhkovsky)共同编写了《卡拉马佐夫家的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一书的德语译本，他本人也写了一本关于预示末日的书。[25]范登布鲁克于1912年访问了俄国，两位作家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国视为能实现欧洲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第三罗马帝国设想表示赞同。

基于这些情况，有人会认为范登布鲁克也认同已经出现的纳粹运动。然而，或许是因为并不赞同反犹太主义的做法，范登布鲁克和纳粹党人从未加入使用暴力的人群行列。在与希特勒会面时，纳粹领导人的 “无产阶级原始社会”的提法与范登布鲁克的想法相左，他后来就遭到了纳粹党人的排斥，但是他的一本经过标记的著作在希特勒的地堡中被发现，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迎合了纳粹预示末日的危机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是第一帝国，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统治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为第二帝国，那么第三帝国将是延续千年的纳粹国家。

认为纳粹主义源自于西方之外的传统是错误的看法。一些纳粹党人视自己为反西方者，他们的对手中也有人这么认为，比如其作品曾经广泛流行，但现在已经几乎被遗忘的作家奥雷尔·卡尔耐(Aurel Kolnai)把纳粹主义看做是反西方战争的一部分。作为天主教皈依者，卡尔耐将西方界定为基督教。[26]的确，一些最勇敢的反纳粹者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比如1944年6月刺杀希特勒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就是虔诚的教徒。许多纳粹领导人都对基督教抱有敌意，一些基督教教徒也是绝对的反纳粹者，然而，纳粹主义确实继承了基督教的一些传统。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的学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做了大量工作来阐明现代政治宗教的本质，他指出：“希特勒的千禧年预言的真正来源是约阿西姆的设想，中和了德国宗教改革中再洗礼教派和费希特、黑格尔及谢林(Schelling)为代表的约翰福音派(Johannine Christianity)的观点。”他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总结，“在这一道路的尽头，我们会发现许多类似英国宗教改革中神秘主义的、神一般的人物不断闪现，与中世纪相关的这一渐进变化与当代的诺斯替教也有着很大的联系”[27]。

沃格林把纳粹主义同共产主义一样理解为诺斯替教在当代的复兴。毫无疑问，诺斯替教信仰对西方思想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对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诺斯替教与现代千禧年主义有着较大的不同。诺斯替教同曼尼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拥有很多敏锐的思想家。他们并不期待在末日降临之时，所有上帝的选民都能得到集体拯救，他们把救赎理解为个人获得的成就而不是末日的来临。此外，如果有，也是极少的诺斯替教思想家将世界想象为从此不再遭受邪恶力量侵扰的人类生活。诺斯替主义对现代政治宗教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关于世界末日的信仰从一开始便对基督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世纪的千禧年主义同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一样最终都回归到了这种末世论，期待着善恶两种势力的终极对决。

[1] Lewis Namier, Vanished Supremacie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58.

[2] 参见Isaiah Berlin所著“The Counter-Enlightenment”（《反启蒙运动》），收于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所编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人类的正确研究》）,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7, pp. 243-268.

[3]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London, Verso, 1979.

[4] 笔者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讨论了浪漫主义所带来的政治风险 (John Gray,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Polity Press and the New Press, 2000,pp. 119-122)。

[5] 关于尼采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的深入探讨，参见本人所著《启蒙运动的觉醒：当今时代结束之际的政治与文化》 (John Gray, Enligbtenment's Wake: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2007, pp.161-166)。

[6] Karl Kraus, Half-Truths & One-and-a-Half Truths, ed. Harry Zohn, Montreal, Engendra Press, 1976, p.107.

[7] 关于对伏尔泰的政治相对主义的探讨，参见本人所著《伏尔泰与启蒙运动》(John Gray, Voltaire and Enlightenment, London, Phoenix, 1998, pp.36-47)。

[8] 笔者在《基地组织及对于现代社会它意味着什么》一书中，详尽剖析了实证主义 (John Gray, Al Qaeda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 2nd ed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7, Chapter 3)。

[9] 参见Michael Burleigh, Earthly Power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urop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5, pp.226-227.

[10] Richard Popkin, 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 in Richard A. Wilson and James E. Force (eds.), 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85.

[11] 伊曼努尔·康德：“从民族特性上看，他们依赖于对美好和崇高感情的本能感受。” http://www.public. asu.edu/～jacquies/kant-observations.html.

[12] 参见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ed. John Gra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0.

[13] Richard Popkin, “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 in Richard A. Wilson and James E. Force (eds.), 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 89.

[14] 参见 Michael Coren所著《隐形人：威尔斯的一生及其自由观》(Michael Coren, The Invisible Man: The Life and Liberties of H. G. Wells, London, Bloomsbury, 1993, p.66)，此文引自威尔斯1901年版的《预测》一书。

[15]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p. 702.

[16] Richard J.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Allen Lane, 2005, pp.506-507.

[17]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Chronique Politique, 1934-1942, Paris, Gallimard, 1943.

[18] Richard J.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Allen Lane, 2005, p. 534.

[19] Norman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种族灭绝的理由：犹太世界的阴谋神话与锡安长老议定书》）, London, Serif, 1996, p. xii.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对女巫和异教徒的妖魔化，参见科恩所著《欧洲内部的恶魔：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妖魔化的基督徒》(Norman Cohn, Europe's Inner Demons: The Demonization of Christians in Medieval Christendom, London, Pimlico, 2005)。

[20]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Pan Books, 2000, p.7.

[21] 关于克莱姆佩勒和雷克·马莱克希文两人将希特勒与莱登的约翰之间所做的对比，参见Michael Burleigh所著《第三帝国：新的历史》(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Pan Books, 2000, pp. 4-5)。

[22] F. A. Voigt, Unto Caesar, London, Constable, 1938, pp. 49-50. 通过与诺曼·科恩的交谈，本人对沃伊特的著作有了一定的了解。

[23] James R. Rhodes, The Hitler Movement: 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p. 29-30.

[24] Joseph Goebbels, Michael: Ein deutsches Schicksal in Tagebuchblttern, 6th edn, Munich, Franz Eher Nachf, 1935, pp.96-97. 本书中此段落引自James R. Rhodes所著《希特勒的运动：现代千禧年革命》(James R. Rhodes, The Hitler Movement: 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115)。

[25] Dmitri Merezhkovsky, The Secret of the West, trans. John Cournos, London, Jonathan Cape,1931.

[26] Aurel Kolnai,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8.

[27]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p. 113,125-126.

暴力恐怖与西方传统

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了引爆自己身上炸弹的、单独讲求纯粹哲学理念的恐怖分子……相比《可兰经》中的殉道思想，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领域中，基地组织暴力的真正来源更多地与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反抗密切相关。

——奥利弗·罗伊(Olivier Roy)[1]

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现代西方的产物，极端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只是它们的信徒及西方舆论都不愿承认而已。极端伊斯兰教思想的创立者是1966年被纳赛尔(Nasser)处死的埃及知识分子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库特布的作品反映出了许多欧洲思想家，特别是尼采对他的影响，这些思想大都源自布尔什维克传统。库特布的革命先锋思想为推翻伊斯兰腐败政权，建立一个深受列宁思想影响同时又不属于伊斯兰教思想，不需要正常权力结构的社会指明了方向。他暴力革命的思想相比20世纪的阿萨辛派(Assassins)而言，在追求纯粹暴力上与雅各宾派更为相像。

阿萨辛派牺牲自己去刺杀那些他们认为偏离正确伊斯兰教道路的统治者们，但他们自身也不相信暴力恐怖就能使人类完善，他们也不认为自我毁灭式的自杀式袭击能成为个人纯洁性的象征。这样的观点只是体现在20世纪受欧洲影响的伊斯兰教思想家身上。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遭流放的伊朗原教旨主义领导人，即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前任，阿里·沙里阿提(Ali Shariati)辩称殉道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制度之一，但他的殉道理念源自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死亡选择类型中的一种。由沙里阿提对什叶派教义做出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再定义，援引了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存在主义抉择的思想。[2]

伊斯兰教运动把暴力恐怖视为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手段，就这点而言，这是属于现代西方而不是中世纪的观点。在谈及“伊斯兰-法西斯”(Islamo-fascism)时，人们总是在掩饰西方思想对伊斯兰教的巨大影响。不仅是法西斯分子相信暴力恐怖能创造一个新社会，列宁和巴枯宁也这样认为，所以准确地说，极端伊斯兰教也可以叫做伊斯兰-列宁主义(Islamo-Leninism)或伊斯兰-无政府主义(Islamo-anarchism)。然而，由于与卢梭所阐述的褊狭大众主权思想的密切联系，又经过法国大革命暴力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的实践，把极端伊斯兰教称作伊斯兰-雅各宾主义(Islamo-Jacobinism)更为恰当。

极端伊斯兰教是一种现代革命思想，但它也带有千禧年运动的伊斯兰根基。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包含较强的末世论元素。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都包含有救世主降临主义的传统信仰，期待着由神指引的导师的到来，重新规划这个世界。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利用了这点，将自己打造成预言领袖的形象。[3]一些学者对救世主降临主义信仰产生了质疑，但他们举例说明历史的概念十分清楚是伊斯兰教的。正如一位当代伊斯兰教学者所写的，“救世主降临主义事件就是作为末世论的历史，它赋予了历史进步的本质”。[4]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关于预示末日的信仰就是这一历史观的表现。

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以及西方现代世俗思想都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历史。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在文明构成上毫无相同之处的说法是一种误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属于西方一神论的一部分，它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使得它们同世界上其他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都属于谋求改变全人类的、富于战斗性的信仰。其他宗教都已经卷入到20世纪的暴力恐怖之中，如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国教神道教和当代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但只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致力于发动各种运动，通过系统地使用武力来达到世界性的目标。与此同时，把伊斯兰教排除在西方之外抹杀了伊斯兰教的积极贡献。伊斯兰教文化保留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性，并且发展了后来被欧洲广泛采用的数学和科学知识。中世纪西班牙摩尔王国(Moorish Spain)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在基督教的欧洲陷入宗教冲突的泥沼之时，为受迫害的基督教教徒和犹太人提供了庇护。从西方教义中抹杀伊斯兰教的功绩就是对历史的曲解。

认为伊斯兰教是在西方文明之外发展的或认为它是反对西方文明的，势必导致把伊斯兰教运动看做是直接反对西方的错误观念。事实上，伊斯兰教圣战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其所认为的伊斯兰教国家中不信奉宗教的政府。库特布的目标是推翻纳赛尔的统治，而本·拉登一直把推翻沙特王室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伊斯兰教运动致力于推翻像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由复兴社会党(Baathist)掌权的、政教分离的政府（在伊拉克，美国主导的入侵行动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教组织哈马斯(Hamas)开始袭击世俗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法塔赫(Fatah)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一定程度上，美国都卷入到了这些冲突中，伊斯兰教运动已经陷入同西方国家的冲突中，而这样的情况在以前是从未出现的。纵观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一直视伊斯兰教运动为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就是由西方武装、训练和资助的，基地组织也是受资助的组织之一。里根政府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朗发展密切关系以抵制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扶植伊斯兰教运动为西方代理人的做法直到冷战结束后才终止。

塔利班(Taliban)政权在“9·11”之前一直同美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正如研究这一问题且消息灵通的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指出的：

1994至1996年间，美国通过其盟友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在政治上支持塔利班，这主要是因为华盛顿视塔利班为反伊朗、反什叶派和亲西方的……许多美国外交家把这些人看做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就像美国圣经地带的、信仰基督教教徒那样。[5]

如果说西方国家能一直把伊斯兰教主义者看做自己盟友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伊斯兰教主义者并没有视西方势力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尽管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但它是同阿富汗的人民和文化而不是同西方处于交战状态，塔利班禁止女性唱歌、放飞风筝，因为这些行为干扰了人们的宗教礼仪活动，塔利班也拒绝承认部落法律的权威性。塔利班是一种萨拉菲主义(Salafism)的极端表现，这一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恢复伊斯兰教原始的纯洁性。在其他国家，比如在也门（萨拉菲派追随者抨击给予先知后代的特权）和沙特阿拉伯［这一形式主要体现在有权势的瓦哈比派（Wahhabi）神职人员身上］，萨拉菲主义强烈反对本土文化。萨拉菲主义扎根的地方总是要抵制苏菲派(Sufism)的影响，后者对原有的仪式更加青睐。

从各方面来看，激进的伊斯兰教是一种拒绝传统文化（无论是伊斯兰教的还是西方的）的运动。伊斯兰教主义者宣布要恢复最早可追溯到先知时代、最后又体现在土耳其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王国（尽管这种继承性自始至终存在着质疑）。伊斯兰教运动还在一些高度发展的社会，特别是在西欧国家已经被清除的穆斯林中招募一些最活跃分子。伊斯兰教主义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冲突的产物。[6]

文明的冲突或许确实存在，但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待激进的伊斯兰教却不能正确了解它的真正特征。如果伊斯兰教要实现穆斯林社团或共同社会这一传统目标，它将通过发动对传统伊斯兰教社会的战争来达到目的。同其他现代政治宗教一样，激进的伊斯兰教也合成了预示末日的神话和乌托邦的愿望，从这点来看它也是属于西方思想的。

当然，西方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疆界也随着文化变迁和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而不断变化。很多人认为中世纪的世界综合了整个西方文明，但以这种方式看待西方却遗漏了对非基督教多神论、悲剧、希腊哲学和约伯哀歌(lamentations of Job)的继承以及对罗马和伊斯兰教科学的传承。冷战期间，苏维埃联盟国家被描述为西方世界之外或是反西方的，虽然这些国家也赞同欧洲的意识形态。再后来，人们期待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成为西方的一分子，尽管在此之前俄罗斯拒绝了这一想法，并试图恢复作为反西方的东正教重要力量这一身份。

如今，西方国家视自身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典范。[7]暗示上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与西方毫无干系，事实上这些运动翻新、沿袭了西方最古老的一些传统。任何事物假设被界定为西方的，那就意味着它要追求历史上的救赎。这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相信历史有其内在的目的或目标，而不是具有民主或宽容的传统。这使得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但它本身并不制造集体暴力恐怖，包括大规模社会混乱这样的状况在其发生之前都有其必然征兆。20世纪的犯罪行为并非不可避免，这其中涉及各种历史事件和个人决策。再者，集体谋杀在西方并未表现出特别之处。现代西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形成了一种相信暴力恐怖能够拯救世界的信仰。20世纪，极权主义暴力恐怖以史无前例的方式爆发是西方规划中的一部分。21世纪，新的规划尝试已经开始，右翼势力取代左派成为了实现革命变革的工具。

[1] Olivier Roy, Globalis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 London, Hurst, 2004, p.44.

[2] 关于沙里阿提的作用及海德格尔对其思想的影响，参见Janet Afary和Kevin B. Anderson所著《福柯与伊朗革命：伊斯兰教的性质与诱惑》(Janet Afary and Kevin B. Anderson, 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Gender and the Seductions of Islam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5)。

[3] 关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救世主降临说，参见Timothy R. Furnish所著《本·拉登：那位要成为救世主的人》(Timothy R. Furnish, “Bin Ladin: The Man who would be Mahdi”, The Middle East Review, vol. IX, no. z, spring 2002)。

[4] Kaveh L. Afrasiabi, “shiism as Mahdism: Reflections on a Doctrine of Hope”, http://www.payvand.com/news/od/nov/1126.html.

[5]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76-177.关于书中拉希德的评论，参见Robert Dreyfuss的名作《恶魔的游戏：美国是如何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能量释放出来的》(Robert Dreyfuss,Devil's Game: 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 Isla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5, p.326)。

[6] 笔者在《基地组织及对于现代社会它意味着什么》一书中，探讨了现代激进伊斯兰教的特点以及它与全球化的联系。

[7] Ian Buruma和Avishai Margalit宣称自由民主属于西方的思想，参见其所著《西洋精神：反西方主义简史》一书(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Occidentalism: A Short History of Anti-Westernism,London, Atlantic Books,2004)。

第三章 乌托邦成为主流思想

尽管在最初时曾造就巨大的灾难，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乐观主义事实上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非常明显的、现代文化上的统一性。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相信单一模式经济和政治制度将在全世界范围形成的思想开始影响西方国家政策的制定。启蒙运动所表达的信念是人类将朝着共同的文明演进，它也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共产主义的制度理念，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理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为加强了。西方期待自由、民主能在90年代扩展到全世界，“9·11”事件触发了在中东地区加速这一进程所做的尝试。如果说发生在伊拉克的灾难降低了人们的期望值，俄罗斯和中国威权主义的兴起则彻底粉碎了那些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注定要采用西方制度作为自己模式的人们的希望。然而，尽管遭到了历史的驳斥，相信人类正朝向统一的价值观和制度的神话已经深深扎根于西方的意识之中。

这一信念在许多现代化理论中都得到阐述，但对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形式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哈耶克则认为将通过全球自由市场来实现，奥古斯特·孔德倾向于普遍性的技术专家治国模式，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倾向于全球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然而，这些终极目标都未能实现，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西方某些制度将最终被广泛接受这一事实的认同，事实上，在遭受每一次历史挫折之后，这一信念反而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崩溃无疑是对历史目的论的反证明，但伴随而来产生了另一种信念，认为历史正朝着类型广泛的文明方向发展。同样，发生在伊拉克的灾难加深了人们对世界正面临一个时代的长期战争来击败恐怖主义，并需要在各地建立西方式政府这一信念的认识。历史继续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目标的进程。

现代化理论不是科学猜想而是属于自然神学的，它以社会学的术语阐述天意和拯救的概念。过去二十年占主导地位的信念认为是天意在支撑着经典政治经济学。它从宗教思想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也消除了长期困扰经典大师的一些疑问。过去认为的市场是由神意引导的思想到20世纪末期已变成国际组织所接受的相信普遍进步的世俗思想。

相信人类正在步入新时代的思想并非肇始于国际政治上层。同具有破坏性的乌托邦思想及人类早期宏伟的规划一样，20世纪末期全球自由市场思想的产生更为审慎，试图通过一系列努力来取代英国失败的战后安排。

[1] Reinhold Niebuhr, Faith and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49. 转引自Edmund Stillman and William Pfaff, The Politics of Hysteria: The Sources of 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4, p.10.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守主义的衰亡

历史的终结？还是闹剧的开始？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评论弗朗西斯·福山[1]

玛格丽特·撒切尔最初并不是一位革新者，在她的执政早期，脑子里并没有太多乌托邦的概念。“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是左派针对自身所不曾有过的撒切尔带有意识形态味道政策所创造出来的新词。”

撒切尔早期的规划要求较为苛刻，而且要实现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都有较强的现实性。就其最初的目标而言，撒切尔是具有悠久英国传统，并成功进行改革的首相之一。她最初也像戴高乐(De Gaulle)一样，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大事。到后来她自己放弃了最初要去实现英国作为全球规划典范的政策设想的打算。

撒切尔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成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在英国，新自由主义起源于70年代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想宣称要回归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本来形式，即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绝对有限的政府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尽管其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理性，新自由主义起初从目的论的视角把历史看做是具有预定目的的进程，从这点及其他方面来看，它与马克思主义非常相像。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在俄国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之时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忽视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崛起之路上机遇的作用。

当英国的战后安排不能再有效发挥作用之时，撒切尔成为了保守党的领袖。她的中心任务是摒弃旧的做法，为英国经济建构起新的框架。工党政府曾试图做到这点，但失败了。撒切尔较好地结合不徇私情和谨慎两种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一结果给英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创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她设想或渴望的社会形式。

政治学公认的一个真理是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往往与预期大为不同。在撒切尔身上，这种不同却是个例外。她曾决心根除英国的社会主义，因此在80年代的右翼思想库中，一直喧嚣着一种过激的口号，即“工党永远不会再执政了！”相反的是，她把保守党带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摧毁英国的保守主义反倒成为了她的一项政治规划。当她本着削弱国家影响的初衷把市场力量推向英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国家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正如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大规模行使国家权力来构建自由市场那样，20世纪末期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放任政策是通过一系列议会法案来保证实施的，包括在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着公共土地之时，通过大量使用强制行为来增加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私有财产。这一变化带来的只是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撒切尔的规划带来的也是这样的情形。试图重新确立自由市场所导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富有侵略性的国家的出现。[2]

撒切尔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社会中很多方面都与她所想要的恰好相反。她想要实现的自由市场的目标可以达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但她所信奉的市场在释放能量的同时，又能减小国家影响的思想却是乌托邦的，她所要达到的恢复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目标也是乌托邦的。乌托邦是指在未来不可能实现的关于社会的规划，但它未必不是过去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它或许是过去曾经存在的一个社会，如果不是被铭刻于心的那种，那其历史很快将会被翻过。在1983年1月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撒切尔表达了她对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赞赏，并坚信能够使其得到复兴。事实上，撒切尔对国家的怀旧梦想更像是50年代的英国所抱有的愿望，但通过释放市场能量来再现这种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思想明显是自相矛盾的。50年代保守的英国是工党集体主义的产物。撒切尔摧毁了她所梦想回到的国家状态的基础。1979年当她上台时，这一状态已经是日薄西山了，1990年当她离任之时，这一国家状态已经彻底被人遗忘了。在试图回归过去的过程中，她将其最后的痕迹也全然抹去了。

撒切尔赞扬具有个人责任感的个人主义道德观，但这种服务于自由市场的旧式节俭美德和规划已经毫无益处。暂时替代性的生活方式适合于不断变化的近现代资本主义。长期负债已经成为了一种精打细算的标志，敢于冒风险比兢兢业业地工作看上去更为实用。虽然早一代社会理论家期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促进资产阶级的形成，即全社会中产阶级的大发展，但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大多数人成为了新的无产阶级，收入高但却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不是通过废止资本主义来实现的，而是资本主义无节制运行所导致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形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没有什么人为力量能够助推或阻止它。然而撒切尔却在英国推进它的形成，并且现在看来她的上台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许多东西被淡忘了，撒切尔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兆都可以从一些人或事件上看到，并逐一成为了现实。如果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没有举行决定谁来掌权的大选，他也不会因此而失去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党首兼旧式贵族的威利·怀特劳(Willie Whitelaw)不再效忠于希斯并拒绝担任领导人；如果反复无常的议员和右翼思想家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没有做其所热衷的、关于优生学的公共演讲，劝说穷人打消生育孩子的念头，他也不会因此失去成为党首的资格；如果前党首爱德华·杜坎(Edward du Cann)没有突然退出党首竞选；如果撒切尔的竞选活动没有得到下院议员艾雷·尼夫(Airey Neave)的精心策划［后者曾在战争中临阵脱逃，是处理特殊事务的行家里手，后来被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刺杀］；如果上述情况恰好相反，撒切尔很可能不会成为保守党领导人。再者，如果1979年当政府不得人心时，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不推迟进行大选，或者如果撒切尔没有采用查尔斯(Charles)和莫里斯·萨奇 (Maurice Saatchi)所领导的广告公司为公共关系竞选时所提出来的致命性口号：“工党无所作为！”她或许也不能成为首相。

撒切尔的上台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她的政治议程是历史所赋予的。英国政治深受工业纠纷和政府垮台等事件的影响。爱德华·希斯首相1973年12月为应对工业动荡提出了一周三天工作日，1974年春天的矿井工人罢工迫使他最终下台，民众强烈的不满使得1978-1979年的工党政府趋于瘫痪状态，垃圾处理、汽油供应和一段时间的葬礼活动都被罢工行为搞得一片混乱，这些事件，一时间成为国家地位下降和政府长期软弱的象征，它们比任何思想都要强烈地影响着撒切尔的政治抱负和早期政策。

撒切尔首届任期的议程并不包含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正统思想的一些政策。1979年4月的大选宣言中也未提及私有化，这一词汇只是在80年代才出现和使用的。一家国有公司［国家货运公司（National Freight Company）］被指定出售，她开始承诺将公共房屋出售，但这时并没有谈及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她也承诺停止关闭商店和中止严格的工业审察制度，与此伴随的还有承诺就公共部门的加薪要求与商业工会进行协商。值得一提的是，从撒切尔后来的政策来看，德国的工资决定制度应当受到赞扬。从撒切尔前途的角度来看，对该制度的一致批判只是一种政策前后矛盾的表现。然而，撒切尔早期政策的初衷是结束战后的安排和举措，为英国社会提供社会民主。

对撒切尔早期工作日程产生主要影响的是约翰·霍斯金斯爵士(Sir John Hoskyns)，作为商人的他1978年成为撒切尔私人办公室的首席智囊。1977年秋，霍斯金斯交给撒切尔一篇名为《踏脚石》(Stepping Stones)的论文，为后者的上台掌权设定了目标。[3]论文调查分析了当时英国不安定状态下潜在的各种力量，建议要限制工会的权力，控制通货膨胀，确保预算平衡等。作为典型的早期撒切尔主义者，霍斯金斯指出他们自身的特点，正如雨果·扬(Hugo Young)所恰如其分地总结的那样：“撒切尔主义者对过去抱有强烈的悲观主义态度，又以千禧年乐观主义看待未来，坚信商业冲动是经济恢复的唯一推动力。”[4]这些观点使得撒切尔与党内其他政治领导人及那个时代英国其他政治阶层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最初她就展示了一位传教士般的某些特点，但在执政初期，她的目的并不是要拯救整个世界，而只是要拯救英国本身。

战后英国政府的政策理念是赤字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促使经济稳步增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否会赞同这样的搭配方法尚存疑问，但一代政治家、公务员和经济学家都把这一“凯恩斯式”的组合方法看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靠良方。然而，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停滞不前，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持续高升，而英国工业已经饱受几次毁灭性的工资纠纷的困扰。一些深感困惑的右翼边缘分子甚至认为这会导致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形成。不过，这种危险状况并没有真正发生，70年代英国所面临的险境是要变成阿根廷那样，而不是变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但是，危机确实存在，旧的方法已经不能奏效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不是第一个认为战后安排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英国政治家。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指出这一事实是英国政治生活所要面对的中心问题。70年代中期，希利一直警告工党的战后安排已经不能奏效，但工党仍与商业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其大多数成员极力反对实施希利所期望的政策变动。撒切尔也面临着同样的强烈反对。她的首要任务是改变过去主导英国工业的集体工资机制。这意味着要向商业工会进行摊牌，1984至1985年的矿工罢工之后，工会权力遭受了沉重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政府、商业工会和雇员共同主宰经济发展的英国三头政治和社团主义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英国经济开始在确保低通货膨胀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一新的框架下稳步增长。促使这一框架形成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巨大的，在一段时期里，失业率大幅攀升，形成了长时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但是从政治层面上来看，这一改变是非常成功的。撒切尔关于这种政府和社会的设想在成为现实之时，在某些方面有点像自由市场被重新确立时那样看上去像乌托邦一样不真实，但她所设想的新安排是基于对市场能量的释放，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在其历史任务完成之前，将一直发挥作用。[5]

撒切尔成功地挑战了英国舆论，但这并没有使她的抱负得以实现。她同戴高乐一样，认为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不同的是她对国家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抨击。她特别不看好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右翼智囊的建议下，她实施“人头税”(poll tax)这一已经不多见的地方统一税率征收方式。“人头税”引发党内人士和公众对撒切尔领导能力的质疑，但她对欧洲的敌视态度成为1990年导致她突然下台行动的一大重要诱因。正是她极端不理性的欧洲政策导致了副首相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的辞职，引发了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对她领导权的挑战。赫塞尔廷亲欧洲的立场遭到党内撒切尔派的抵制，他们想方设法阻止其继任，这就导致了约翰·梅杰(John Major)经选举之后的上台。梅杰试图弥补同欧洲的关系，结果他以错误的利率使英国加入欧洲利率交换机制，但这一决定未能奏效，1992年9月“黑色星期三”后，英镑被排挤出机制。梅杰政府从此一蹶不振，党内关于欧洲政策的纷争不断，保守党沦为一群难以掌控的乌合之众。

撒切尔的继任者费十年之功一直想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他们的党无法再通过选举上台。十分清楚，一系列决策和事件导致了这一结果，其中包括1990年推翻撒切尔领导的突然行动。但保守党不受欢迎还有其深刻原因，直到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成为党首之后，党内才不得不接受正是保守党自身构成了选举胜利的最大障碍。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比撒切尔执政当时的英国更加缺乏凝聚力，但它更为宽容，不再受家庭价值观的困扰，不再普遍反对同性恋，不再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尽管仍然具有显著不平等性），也不再固守社会问题。在将撒切尔送进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卡梅伦接受了与撒切尔意愿相反的、需要进一步开创的社会；在摒弃撒切尔做法的同时，卡梅伦接受了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并致力于将保守党重新变成政权选举中有力的竞争者。

虽然这只是英国政治生活缩影中的一个小插曲，由撒切尔政策所导致的保守党的衰落却是大势所趋。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应用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波兰和匈牙利，伴随着新右翼势力胜利而来的是旧右翼势力的复兴，后者抨击自由市场的过度扩张重新上演过去最糟糕情况的一些特征。与文化不可分割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旧的有害思想在大多数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中再现。在西欧，极右翼势力把现代化进程视为民主政治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导致的结果。很少再有欧洲极右翼政党坚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做法。在意大利北部和瑞士，它们通过全球自由贸易同世界其他地方发展高科技的经济联系，但它们也通过禁止向本地移民来远离世界的无序与混乱。与这种移民政策密切相连的极右翼势力能够利用富裕国家对其成为全球化牺牲品所抱有的不满情绪，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不熟练工人和中产阶级经纪人的劳动力价值更为低廉。通过对这些群体的同情，极端右翼势力对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在法国和奥地利，这种情况在选举期间也有所体现。在一些没有传统极右翼政治的国家中，新的平民主义有所发展。在荷兰，被疯狂的动物权利保护积极分子刺杀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皮姆·福图恩(Pim Fortuyn)表现出了个人道德问题上的自由意志主义和对移民的仇外情绪（尤其是针对穆斯林）。在美国，右翼势力已经从新保守主义思想和古保守本土主义(paleo-conservatism)中分离出来。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共同特点是保守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规划。它们同过去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任何试图复兴这些思想的努力只能被视为一种复古现象，当保守党抵制这种倒退的诱惑时，它就很容易沦为乌托邦主义所宣扬的进步事业的利用工具。

撒切尔的政治生涯解释了这一发展过程。她从没有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就预示着和平时代的降临，她也嘲笑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论。然而到了1989年，她接受了福山关于要有一种政府模式作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典范的观点。撒切尔坚信当代美国所体现出来的美德正是过去英国所拥有的，她相信20世纪末的美国会像19世纪晚期的英国那样，成为全世界进步的最终保障力量。撒切尔同福山的观点一样，认为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将在每一个国家得到复制。她从一位改革者变身为思想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大的表现，对自身操行端正的过度自信是那些战胜逆境、获得成功的领导们的职业缺陷。撒切尔一直坚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如果说她身上具备有个人哲学的特色，那一定不是托利党(Tory)的，而是辉格党(Whig)的。18世纪的辉格党认为英国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天意安排。这种观点受到了托利·大卫·休谟(Tory David Hume)的嘲笑，在他所著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指出了偶然事件的重要作用。这种带有怀疑论特点的思想与撒切尔恰恰相反，她把自己已经实施的各种政策看做是治疗英国特殊病症的灵丹妙药。当她从首相职位上被赶下台时，她政治生涯刚开始的那种自由散漫的态度和信念已经强化为封闭的体制。

20世纪80年代末撒切尔所接受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这一意识形态倾向于采取适合于所有社会的方法，80年代末的做法确实如此，冷战的结束带来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灾难性的迸发。在撒切尔的引导下，西方政府告诉苏联国家若要实现国家复兴只能引入自由市场机制。认为采取一系列政策就能在苏联不同的国家里产生相同好的结果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本着类似的思想，在诸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秘鲁这些差别很大的国家强加实施相似的政策。一些特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一起，被分别派遣到不同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他们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的却是相同的宪法草案。无论这些国家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都本着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将相同的模式强加到这些国家头上。

苏联的衰落是人类自由的一大进步，对和平的影响却将是复杂、深远的。伴随着众多独裁国家的转制，其间发生了许多战争和种族大清洗。虽然共产主义国家自身崩溃之时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暴力事件，但也不应当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能偏离这种模式。更加清晰的西方政策或许能减少这种风险，但在胜利气氛弥漫的时代，没有人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政策，反而乌托邦的观点却为主流政治党派所接纳。

当不为人觉察时，乌托邦思想是最危险的。20世纪90年代乌托邦主义温和派的出现正好解释了这一事实。最初是体现在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而后是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行动，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似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面对前南斯拉夫国家因推进民主所引发的种族间的民族主义，还有车臣的分裂主义以及苏联中亚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西方国家一时间变得手足无措了。

然而，西方国家无视这一事实，接受了乌托邦的思想。左翼和右翼政府都相信民族主义的复兴和种族、宗教冲突只不过是走向世界新秩序时，普遍面临的一些暂时性的局部困难。现实主义思想因其回归权力崇尚而丧失了效力，已经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抛弃了。

[1] 撒切尔的演讲引自Jason Burke, The History Man: a Profile of Francis Fukuyama, Observer, 27 June 2004。

[2]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自由放任政策是如何实施的，参见笔者所著《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John Gray,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Granta Books, 1999, pp. 7-17)。

[3] 霍斯金斯的论文是在1977年年末的一次私人晚宴上呈交给撒切尔的。据笔者所知，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目前保存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基金会里。

[4] Hugo Young, One of Us: A Biography of Margaret Thatcher, London,Pan Books, 1993, p.113.

[5] 对撒切尔主义的兴起与影响进行富有真知灼见解释的著作，参见Simon Jenkins所著《撒切尔与她的孩子们：关于三个法案的革命》(Simon Jenkins, Thatcher and Sons: A Revolution in Three Acts, London, Allen Lane, 2006)。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现代经济学者和伦理学家在得心应手地处置那些已经高度世俗化的问题时，曾属于不可分割部分的宗教元素及其内涵都已经被煞费苦心地剔除掉了。

——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1]

20世纪80年代末期，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已经在保守党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90年代的时候它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工党身上。布莱尔不仅接受了撒切尔替代战后安排的新政策框架，也接受了围绕该框架逐渐成熟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

新工党最初接受新自由主义是对撒切尔政治成功的一种回应。1994年当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时，工党已经有15年没有掌权了。他接受了撒切尔所信奉的自由市场思想，将其看做是实现本党复兴和重新上台的灵丹妙药。这种影响似乎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布莱尔和他的领导权竞争者劳工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都接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然而，布莱尔一直更加倾向于新保守主义思想，“9·11”恐怖袭击后他果断地转向了新保守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新自由主义的相关设想一直影响着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新自由主义思想包含多种流派，但它们有一些相同的核心理念。新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自由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自由市场；对政府的权力范围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民主或许是必需的，但它必须受到限制来保护市场自由；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具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因此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不断效仿着；自由市场不仅能最有效地组织起经济，而且也是最具和平属性的；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中，战争与专制都将消失，人类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尽管与哈耶克稍有不同，但都赞同这些思想。他们都是20世纪晚期启蒙运动思想的倡导者，其基本信条尽管得到科学探索的推进，但其根源都是宗教信仰。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要恢复受集体主义思想毒害而失去的自由主义的纯洁性，像所有基督教正统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最终以他们为寻求复兴传统去刻意模仿而宣告结束。新自由主义就是20世纪晚期对经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拙劣模仿而产生的。18世纪的经典经济学家相信所有社会都将经由特定的发展阶段到达同一的终点，即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商业文明，但他们都对市场社会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知。而新自由主义者缺乏这一洞察力，最终导致将经典经济学变成了一种乌托邦思想。

经典经济学家们对身边形成的商业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来说，商业社会是人类最佳的联系方式，但它也是非常不完善的。他不时指出市场或者他常称之为“天赋自由的制度”是一种乌托邦的形式，但他也认为作为一种最容易实现的制度，意味着存在严重的缺陷。在感受自由市场带来的高效生产率的同时，亚当·斯密也为它所带来的道德危害感到担忧。在英格兰北部建立起的许多工厂里，工人们不需要受到严格的培训就能胜任那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工厂周边兴起的无数无名小城并不能促进高尚品德的形成。长期下来，构成了对商业文明的极大风险。斯密的忧虑也得到坚持公民共和传统的早期思想家的回应，也影响到后来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的异化理论，很大程度受斯密对商业社会缺陷见解的影响。作为被20世纪思想家争相效仿的市场理论推广者，斯密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冲突的早期理论家。[2]“斯密的乌托邦是一种不完善的乌托邦，或者换句话说，是适合于不完美人类的乌托邦。”[3]或许它是不完善的，但天赋自由的制度也不是能轻而易举实现的。与20世纪晚期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斯密对市场改革的方案提出了质疑，他所要实现的乌托邦设想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

斯密与世俗福音传教士般自由市场的推广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有着极大的不同。他把商业社会的出现看做是天意使然，他关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提法其实就是一神论的表现，即需要存在一个隐蔽的调节体制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交换中提升公共权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上帝通过人类情感这一中介起作用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理性所起到的作用却很小。市场之所以不发育，也是因为人类了解到了它的优势。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上帝赋予其中的本能的产物。同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一样，斯密相信人类行为相比理性而言，更多的是受到情感和风俗习惯的支配，他也同样质疑在不考虑情感因素的状态下，人们在处理问题时的才智表现。美国经济史学家雅各布·维纳这样总结斯密的立场：

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即是由上天赋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情感本身是无过错可言的。理性是易犯错误的，除非立法者的水平更为低下，最容易犯错误的当属道德哲学家的构思理性。然而，人类总是倾向于把反映在情感上的造物主的智慧归因于人类的理性。[4]

天意的理念支撑着斯密提出的天赋自由制度的思想，自由思想总体来说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才开始与世俗思想联系起来。从那时起，许多人试图想让自由主义同其宗教起源分离开来，但它仍然属于基督教的衍生物。

19世纪早期，关于自由贸易的最大争议是关税的存在妨碍了天意的施行。大众最广泛认同的是上帝将各种资源遍布全世界，因此相距遥远的人们可以通过贸易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以这种方式视彼此为兄弟，自由贸易是在上帝法则下维系兄弟情谊的手段。19世纪40年代，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英国成功发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谷物法》(Corn Laws)的运动，并提出“自由贸易是上帝的国际法则”。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种比喻而是绝对的真理。后来的经济学家从世俗的视角，以比较优势来重新界定普遍自由贸易，但他们从没有成功过。大量的经济理论包括试图推导出自由市场的思想都是源自靠不住的理性选择原则，这样产生的思想明显比斯密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信仰更为教条化。自由市场思想只有当其宗教基础遭到否定后才能成为一种宗教信仰。[5]

认为自由市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思想的核心。他出生在强烈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与贵格会有着某些联系）的反卫理公会家庭里，但仍坚持自身的基督教信仰，斯宾塞后来成为不可知论者，其一生致力于以科学术语来重新界定斯密的天赋自由制度的设想。他性格古怪，在往来英国乘坐海峡渡船时一直戴着御寒耳罩来防止噪声的侵扰，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其大量著作文集中的一部分，斯宾塞成为19世纪晚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美国也有大量的追随者，主要是他的社会进化思想使其声名远扬。在寻求伦理的科学根据时，斯宾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孔德的影响，不过孔德是应用科学来抨击自由主义价值观，而斯宾塞则用科学来捍卫它。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俩应用的都是伪科学。

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而这一系统思想却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大不相干，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在斯宾塞看来，社会演进及进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自由市场，或者按照孔德的说法，就是工业制度。工业社会面临着与像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主义制度那样激进社会制度的竞争，后者试图在指令的基础上规划经济生活。斯宾塞坚信自由市场制度将取得胜利，但他从未详细说明什么样的机制能确保这一结果。斯宾塞的缄默并不令人出乎意料。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或许比其他社会的生产效率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被广泛应用。正如斯宾塞所失望地看到，甚至是曾经存在过该制度的地方也会摒弃它。19世纪末在英国，干预政策替代了自由放任政策。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就是想要解释这一事实，也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留下了一大堆疑问。[6]

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里，斯宾塞使自己相信历史正按着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在面对19世纪末帝国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时，他陷入到了绝望之中。他的一些追随者也并非都是空想家。悉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赞同斯宾塞关于多数的、生产效率高的经济制度胜过少数的、生产效率低的经济制度的观点。同斯宾塞一样，两人也不禁看到自由放任政策已不能奏效，他们断定苏联的集体主义制度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效率更高。韦伯对斯大林主义的接受说明了所有社会进化理论的一个缺陷。社会进化据信最终将走向单一类型的社会，但是历史发展就像自然选择那样无方向性可言或者说没有预定的最终状态。在实践中，社会进化理论家最后都回归到了主流思想，这与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差不多，最终往往变成了糟糕的结果。

20世纪末以来，集体主义思想也遭到了抛弃,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指日可待，在它产生之后，全世界将重现一派和平与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像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那样主张自由贸易的宗教运动人士的主导思想。然而，新自由主义所展现的事实是它通过社会科学的方式建立起来，即推定的经济科学。新自由主义运动包括几个不同的经济理论流派：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坚持认为经济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其普遍规律，而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这就是两大流派的根本分歧所在，但这丝毫没有减小它们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这是它们不能动摇的信念，如何去证明却无关紧要了。

最具雄心壮志和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当属哈耶克,他成长于哈布斯帝国的晚期，认为在某些方面看来，帝国正是自由主义政权的典范。他十分憎恶民族主义，肯定地认为其存在一股极具破坏力的力量，但他也认为这是部落主义的一种回归。他没有看到，同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现代现象。他坚决反对错误地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事务的科学至上主义，他就大萧条的起源同凯恩斯展开了一场范围广泛的辩论，凯恩斯作为更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更能有效地影响大众舆论，轻而易举地获胜了。20世纪40年代，他放弃了自己对经济学的社会见解，不过在此之前，他对中央计划体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在适当的条件下，中央计划体制能具有更强的生产效率。哈耶克反对这种一致立场，认为该体制生来是难以运转的。

哈耶克所争论的核心是他认为计划经济的规划者不可能具备有效组织起经济生活的知识。他的观点同科学思想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一致，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哈耶克是那里的教授，哈耶克认为社会知识大都体现在实践之中。价格机制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它使得我们能够应用所有人都感到陌生的各种不同学科知识。哈耶克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也会容易发生偏离，过分夸大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指令性经济却运转得很好。但他指出计划经济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是由马克思所倡导形成的，并在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古巴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得到了试行。即使在某些方面，规划者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如苏联一些军工复合体的运作，但它也是在造成极大浪费的背景下实现的。一段时间，大多数经济学家坚信中央计划经济能创造出与市场经济相匹敌的繁荣景象，而哈耶克认为前者的生产效率注定要小很多。他的观点在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全部崩溃之后得到了证实，他也因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的预见性批判而被人们牢记心间。

不幸的是，哈耶克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而赢得声望的。[7]他对政治领袖们的影响却很小，但他也促进了一种有害思维方式的形成：在阐述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合理性时，他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一大弱点，即市场经济易于陷入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和周期性崩溃之中。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那些相信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自我稳定的看法是导致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正如迈克尔·波兰尼的兄弟，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的：“灾难的起源在于自由主义经济乌托邦式地竭力要建立起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制度。”[8]即使19世纪30年代政府政策加剧了经济崩溃（如哈耶克所相信的），它也没有因此而依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进程并没有实现自我调节。哈耶克的贡献在于向世人展现成功的计划经济只不过是乌托邦而已。他没有看到自我调节的市场设想同样也是乌托邦的。

哈耶克同样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它是作为无数人类行为无意识的结果而导致出现的，不是经由任何人类设计而产生的结果。在最能完整体现自己观点的《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哈耶克盛赞了英国哲学家，因为他们拒绝了法国大革命关于社会制度体现理性设计的思想。他写道：“他们找到了制度的起源，不在于方案或设计本身，而在于制度能成功地保存下来。”[9]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而言，它与事实恰恰相反。夸张一点地说，自由放任政策的产生就是中央计划的结果。19世纪中叶英国的自由市场是国家权力的人工产物，20世纪晚期的情况也是如此。重新实行市场经济模式意味着限制了已经自发进化过的制度，如商业工会和（虽然很少被认识到的）垄断企业，这只有通过高度集权的国家才能够做得到。

如果说自由市场制度一般是有意建构而形成的话，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无论如何自发演进的社会制度很少是属于自由主义的。在英国形成的、哈耶克所欣赏的政治体制并非人为规划造就的，按休谟在《英格兰史》一书所指出的，是偶然形成的，而非天意或自然规律所导致的。与此情况大致相同的是，封建社会的产生也不是人类有意为之，或者像理解中的那样发生的。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没有人打算有意限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假如确实存在那样自发的社会进化，将导致许多种制度的产生。

哈耶克思想的错误之处在于他认为自由市场将会自行发展，这在叶利钦(Yeltsin)时代的俄罗斯就得到了体现。西方国家相信一旦国家计划经济遭到废除，市场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市场经济确实出现了，但它被有组织的犯罪所掌控。在普京(Putin)执政期间，俄罗斯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被新的制度所替代，但仍然与犯罪有着纠缠不清的联系，只是相比过去看来似乎更为有组织性和更具普遍合法性，它比中央计划经济更为有效，但与自由市场经济却是渐行渐远了。过分依赖自发进程导致了一种新型的指令性经济的产生。

哈耶克常被人们拿来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进行比较，后者是18世纪在爱尔兰出生的、深谙议会政治的议员，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两人的确有一些相同之处。同哈耶克一样，伯克相信传统中包含着几代人的智慧。然而，与哈耶克不同的是，伯克的信仰基础是宗教：即历史上传统的、潜移默化的发展是天意使然。这一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很难相容，但也证明他已经接受了大恐怖的发生是天意对人类邪恶的惩戒这样的思想，伯克也因此坚持了他的信仰，而作为世俗思想家的哈耶克缺少这种思想源泉。然而他将自己对传统的信仰建构在科学之上，以这点上看，他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更为接近。哈耶克是实证主义尖锐的批判者，不愿被别人认为自己同实证主义者孔德的思想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同孔德一样，哈耶克转而用科学证明天意论者关于人类发展的观点。虽然对其构成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但二人都相信普遍的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哈耶克和孔德都视历史的发展为单行线，在这点上他们同斯宾塞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所有这些思想家都低估了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持续能量，它们同新科技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种类繁多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安排。有些可能太过约束或者生产效率太低以至于难以为继，如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是,21世纪初世界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政权制度：中国采取的是民族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形式，伊朗是一种大众化的神权政治，美国是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自由市场混合形式，俄罗斯是一种超现代形式的威权主义，欧洲则是社会民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结合，等等。这些政权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彼此间相互影响，持续发生着变化。但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不要期待能最终出现任何形式的趋同共存。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的观点十分相似，哈耶克同马克思一样，视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现存为止最富生产效率的经济制度，而且是最具革命性的。自由市场制度一旦形成，资本主义的扩张便无法阻挡，除非一些灾难性事件会形成阻碍，资本主义注定要成为普遍存在的制度。然而，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会推翻资产阶级生活，而哈耶克却不这样认为。哈耶克相信市场经济社会是建立在传统之上，他写道：“虽然最初出现时略显得自相矛盾，成功的自由社会或许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之上。”[10]他没有看到自由市场经济是要颠覆在过去曾支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传统。哈耶克把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捍卫与某种文化保守主义联系起来的努力遭遇到了自由市场的破坏性能量。新保守主义者了解到了这一矛盾，决心要努力去解决它。

[1] Jacob Viner,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2, p.81.

[2] 斯密的思想一直是最近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关注的主题。特别是Charles L. Griswold Jr.所著的《亚当·斯密与启蒙运动的美德》(Charles L. Griswold J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及Emma Rothschild所著的《经济情操：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启蒙运动》(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Griswold J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02.

[4] Jacob Viner,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2, pp.78-79.

[5] 对被视为当代宗教的经济学的作用进行详尽解释的著作，参见Robert H. Nelson所著《作为宗教的经济学：从萨缪尔森学派到芝加哥学派及其超越》 (Robert H. Nelson, Economics as Religion: From Samuelson to Chicago and Beyon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笔者在所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随笔》一书中，探讨了关于斯宾塞思想的一些常见误解 (John Gray, Liberalisms: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Chapter 6, pp.89-102)。

[7] 笔者在所著《哈耶克论自由》一书中，对作为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哈耶克进行了批判和评价(John Gray, Hayek on Liberty, 3r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46-161)。

[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p.140.

[9] F.A.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1960, p.57.

[10] F.A.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1960, p.61.

一位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入主唐宁街

我只知道我所相信的。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1]

新保守主义不是保守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它是在政治领域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类型。在英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工具不是保守党，而是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时所创建的新工党。

在布莱尔崛起并掌权中唯一最重要的事实是撒切尔新安排的存在。从经济和政治两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但这既是撒切尔的成就，同样也是保守党的弱点所在。撒切尔经常向外界宣称她的目标是要根除英国的社会主义。她一直在思考的是，当她成功时，将会对她的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保守主义一直作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而从事着活动。保守党的存在不仅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更为贴切地说，是为了反对社会民主以任何形式的发展。通过废止工党的政治安排，撒切尔消除了保守党存在的首要理由。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确定的对手，它也就缺乏了一种身份认同。工党在理论上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党，正如前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所说的，相比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工党更应归属于卫理公会教派，但是通过将市场经济同新工党密切联系起来后，布莱尔可以免去几十年来对保守党所构成威胁的担忧，保守党本身因此已经陷入近十年的混乱了。

布莱尔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但很快就需要一种基础理论的支撑。相比大多数政治家而言，布莱尔更多的是按照惯例来考量国内事务，而他的历史记忆并不丰富，他毫不保留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信仰，认为在新的现代背景下，只有这一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现代化成为布莱尔支持者颂扬的主题，而对于布莱尔来说它意味着一些具体的东西，即围绕自由市场经济的需求，重新组织起社会生活。当布莱尔还是在野的反对派时，他就通过将自己打造为主张“一个国家”的保守党代表，赢取了那些幻想已经破灭的保守党党员的支持，他代表的是承认市场经济的核心作用，并理解社会团结重要性的进步的保守党。一旦上台后，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布莱尔不是要抛弃撒切尔的做法，而是要继续完成她所从事的工作。

布莱尔的“一个国家”保守党主义与他构想的政治营销工具“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有些相像。“第三条道路”源自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出的“三角策略”，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的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所创想的，它使得克林顿进而成为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都能接受的总统人选。通过采取相同的策略，布莱尔批判已经与保守党十分趋同的工党。1995年他成功发起运动，将工党党章的第四条款废除（该条款规定实行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相比政策改变来说，这更像一次标志性行动。与此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对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继承性的巨大挑战。布莱尔继续了撒切尔最早期进行的私有化进程，并深入到像司法制度和监狱体制等国家核心领域，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之中。

布莱尔在这些领域所做的一切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撒切尔主义。他并没有按撒切尔的方式改造英国社会。他的主要影响还是体现在工党身上。新工党的构建是为了抛弃过去，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从过去中继承的。这一突然转变是由少数几个人精心策划的，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阿利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及其他人想把重建工党作为上台的手段。新工党所进行的具有特定目的的建设同它之前的政治传统没有什么联系。如果说它展现了一些对过去的延续性，那也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工党中分裂出去的，但与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新工党抓住了战略性问题，即组织机构比政策问题更为重要，新工党的首要工作是把工党重新建设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机构。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权力必须首先得到集中。新工党通常带有列宁主义的特征，但它是一种旨在重塑政党形象的列宁主义。如果就接受自由市场经济而言，新工党属于现代的话，它所理解的改变社会的方式是使用权力的看法则是后现代主义的。

布莱尔最引人注目的才能是使用技巧处理公共关系以及对公共情感的敏锐把握。这些特点使一些观察家视他为没有基本信仰的机会主义者。确实，不存在与布莱尔思想相像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布莱尔没有信仰。他的政治生涯就是新保守主义权力观的一种证明，并引导他做出重大的决定。布莱尔算不上新自由主义者，但从信念上看，他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2]

新保守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在重要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十分明显的是，新保守主义信仰影响着布莱尔的世界观。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并不是要回到小政府那样想象的时代中去。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影响并非都是良性的，因而期待政府能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所忽视的美德。布莱尔一直强烈提倡法律和秩序，当他在前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影子内阁作内政大臣时，就以此为奋斗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夺取保守党地盘的战略性改变，但这也符合布莱尔的本性。新保守主义或许从不赞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一些人（包括布莱尔）以自由主义的眼光看待个人道德，但他们反对那些认为国家可以保持道德中立的观点。政府必须付诸行动来改善生活质量，这涉及接受对纪律和惩戒的需求。新保守主义不同于常带有世俗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前者把宗教看做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可以从布莱尔对宗教学校的扶持中看到。

毕竟，新保守主义不太愿意过分依赖社会进化，普遍比新自由主义者聪明的是，他们在洞悉资本主义是推翻既有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力量的同时，深知政权的颠覆不会由其自身完成，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甚至有时是军事力量来加速这一进程。在革命改造的狂热方面，新保守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而言，与雅各宾主义和列宁主义有更多相似之处。人们普遍认为的布莱尔是保守党秘密成员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保守党人如迪斯莱利(Disraeli)所宣称的对待进步的怀疑主义观点的痕迹，布莱尔也不是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预言家。他是一位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分子，这点体现在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中。

在国际关系领域，新保守主义对布莱尔的影响至深。无论他对自己的继任者有什么样的期待，英国已经进入到了欧洲单一货币体系，他也因将英国带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而被世人牢记。参与伊拉克战争毁了他政治家的声誉，他自己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认为他在这场构想错误的冒险开始之初及之后都是那么坚定执着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他在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此同时，他对战争的支持恰好反映了他最基本的信仰。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对现实政治错误判断所导致的一次实践。同其他英国首相一样，布莱尔担心看到与美国政策对立所导致的后果，也受到认为英国只要成为美国坚定不移的盟友，就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美国行为这一自不量力想法的煎熬。1956年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试图推翻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重新宣称英国对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努力毁了他的政治生涯，凸显了任何英国领导人同美国权力作对而面临的风险。后来的英国首相们都成功地使自己远离美国的政策实施，最典型的是哈罗德·威尔逊，他明智地婉拒将部队投放到越南战争以支持美国，不过布莱尔坚持认为英国必须给予美国全力支持。他担心美国单独行事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影响，看到这是一次英国勉为其难地成为连接美国和欧洲桥梁的机会。

事实上，战争使得大西洋两岸的分立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拉大，英国的想法与美国的大相径庭，与此同时，英国与欧洲的争执比撒切尔时代也要多得多。但这不是更高一层策略上的错误尝试，毫无疑问，布什推翻萨达姆的决定与布莱尔的信念是一致的。萨达姆所代表的人类历史上的专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而布莱尔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走在前沿。正如约翰·肯普夫纳(John Kampfner)所写的：“布莱尔不是被强拉而参加伊拉克战争的，他为自己和自身的信仰感到心安理得。”[3]

这些信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跨越六年的时间里，布莱尔五次将英国带入到战争之中，他批准了1998年针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突袭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0年英国对塞拉利昂的军事干涉，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6年当美国在阿富汗战场力不从心的时候，他又派遣更多英国小分队到阿富汗去。这些决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布莱尔相信武力能确保利益的胜利获取。本着这一思想，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其巴尔干和阿富汗战争政策的延续。每一次战争都有其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理由。这就使得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塞拉利昂参与了一些战事，参加了在阿富汗的冒险行动和伊拉克的欺骗性战争。

当布莱尔1999年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进行演讲时，他以“国际社会论”(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为这些军事干预进行了辩护。布莱尔的新学说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家主权将难免被干涉”这一思想基础上：

我们正在见证新的国际社会学说的诞生。通过这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相比以往我们今天更加相互依存，国家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受到了国际合作的制约，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探讨，来明白在国际各个领域为这一学说进行实践时我们所要遵循的方向。正如在国内政策中，相信伙伴关系与合作是增进自我利益不可或缺的社会概念是自发形成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情况也应该是这样的。[4]

布莱尔的演讲反映了那个时代不真实的学术气氛。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这一提法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其意义在于使现代国家的概念在法律意义上得到了承认。这一体系被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已经终结，国家主权已经不再是由国际机构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话题。事实上，国家主权的概念像以前一样稳固，它看似的衰落是冷战末期之后间歇期的产物，美国似乎可以不受其他国家权力的限制而自行其是。这一时期注定是短暂的。中国和印度作为利益关注点有着明显不同的新兴大国，在反对任何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的体系这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过去的几个大国在对抗与合作中相互作用。在许多方面，它是19世纪晚期政治格局的再现，只是其中的角色不同而已。

认为国家主权概念已经过时的说法纯属胡扯，但它却很适合布莱尔的想法，首先符合他所认为的人类发展要经历一系列阶段，每一阶段都比前一个要好。作为布莱尔世界观的一部分，这是他所接受的辉格党关于天意信仰的另一种形式。认为布莱尔所宣称的思想是深受贵格会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John Macmurray,1891-1976)感召的看法是不明智的，麦克默里是源自英国理想主义传统的基督教中提倡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主张对自由主义的正面理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在更广泛程度而言，相比大多数政治家，布莱尔的世界观深受那时传统信仰的影响。他坚信全球化所开创的、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最终必须得到全球民主的补充。当他经常谈及持续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意味着私有化的深入和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他所需要的持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思想的墨守成规，尽管与撒切尔有着很大不同，但有一点，布莱尔也缺少怀疑主义。对他来说，那个时代的思想是永恒的真理。

然而，像乔治·布什一样，我们也毫无理由质疑布莱尔信仰的真实性。同布什一样，布莱尔也认为国际关系的用词源自宗教。但这肯定不是源于奥古斯丁或阿奎那的宗教思想。2003年2月末当布莱尔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会见时，并没有能够说服后者。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引申出的一种严格的理论，认为公平、公正必须是战争发生的前提条件，而教皇却相信这样符合的情况从未有过。这次会见肯定令布莱尔感到不快，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公正的看法，这足够使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中世纪思想家恪守道德规范的是非判断，认为人类行为的后果并不是主要的，善意才是最为重要的，并最终注定要获得胜利。然而，这些相同的“善意”是由错误构想和具有意识形态动机的政策所引导，其与布莱尔所不能觉察的、对事实进行的审慎评估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认为国际体系正朝着便于治理方向发展的思想扩展了战争的传统目的。“国际社会”在道德权利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切军事行动，不仅是通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国际体系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s)，还有侵害国内人民基本权利的国家，都应当是军事力量打击的目标。战争的目标不只是要消除威胁（甚至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还要去实现改善人类生活、生存的条件。战争不再是反对邪恶的最后手段，而是实现人类进步的工具。在芝加哥的演讲中，布莱尔承认只有当外交努力失败时才能够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前提是目标有其实现的可能。尽管如此，他并没有顾及在英国和美国的那些职业军人的意见，军人们要求在军事干预开始之前就必须认真考虑一个确定的退出战略。布莱尔认为他们的谨慎带有失败主义的味道。他宣称：“胜利是我认为唯一能够接受的退出战略。”[5]后来的演讲显示，布莱尔接受了单靠军事力量无法实现他所承诺过的国际体系彻底改变这一事实。2006年8月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World Affairs Council)的演讲中，布莱尔宣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他并没有谈及这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但无论是什么，他毫不质疑这些价值观在人类进步事业中所起的先锋作用。“我们的价值观值得我们去奋斗，它们代表整个时代人类的进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要为之努力并捍卫它。作为新时代的召唤，现在又到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时刻了。”[6]2007年1月他又回到这个话题，指出：“恐怖主义破坏进步。单靠军事手段不能击败恐怖主义，但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手段。”[7]

布莱尔关于国际关系的看法背后其实是一种美国式的观点。同华盛顿他的那些新保守主义伙伴一样，布莱尔视美国为现代社会的典范，体现的是由历史推动的不可改变的趋势。通过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行动，使布莱尔能够相信他正在推动人类进步的事业，使他感受到自己正身处大多数人阵营的欣慰。布莱尔对美国不可征服的坚信就是一种误导。美国在伊拉克动乱中遭受的挫折也是前所未料的。在过去，尽管法国得到100万法国定居者的协助，并发动了极端残酷的战争，但还是被驱逐出了阿尔及利亚。美国军队在伊拉克遭遇的也是这样类似的情况，过去的苏联也是被驱逐出阿富汗的。不对称战争的教训是弱的一方也拥有制胜的手段，武装起来的弱者能使用非传统手段抵抗看似绝对强大的对手。

如果说布莱尔没有感知这些教训的话，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无知的缘故。作为拥有超常直觉、能体会英国民众情绪的政治家，他缺乏在国际背景下做出准确判断的必要常识。他在国内政策上的成功是建立在摒弃过去的基础上。本着相信历史会站在自己一方的初衷，他被卷入到伊拉克的大混乱之中。事实上，他对历史知之甚少，他所知道的是当历史要降低他的期望值时，他会拒绝接受。历史只有在记录人类进步时才有其意义，当它转而去磨炼雄心抱负时就变得难以想象，甚至是不道德的。同布什一样，布莱尔视历史为天意安排的逐渐显现，他们观点的特征之一是相信这种安排是可以看到的，其他人或许会漠视它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就必须得到引导。按照奥古斯丁派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想法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历史的安排。在这里，作为现代人的布莱尔宣称他具有主观确定性，能感觉一切所需要的正确选择，并采取行动。如果需要以欺骗的手段来实现天意安排的话，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欺骗了。

欺骗是伊拉克战争每一阶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第四章中，我将会证明战争的每个阶段都是由美国挑头的。现在或许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一些重要的假情报的出现使得英国卷入进了这场战争。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布莱尔常常公开坚称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他知道攻击这个国家的理由在法律上并不能使人接受），而危险来自据信伊拉克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题目为《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英国政府的评估》(Iraq's Programme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2004-9-24.)的文件到处流传。这个后来被称为“危险档案”的文件以权威性的表述宣称，据有关情报证明，伊拉克拥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和意图，但这与早期的情报分析恰好矛盾。2002年3月，结合了所有美国情报机关综合分析的报告被呈交给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具有更大意义上的威胁”。此外，“危险档案”所宣称拥有的情报来源，90%的内容抄自三篇已经出版的文章。其中一篇所表述的意思被更改为伊拉克正在支持像基地组织这样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团体，这一说法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两种说法之间的前后矛盾与对立，证明它们是极其不合常理的。[8]

同布什一样，布莱尔也把继续进行战争的困难主要归咎于情报失败。事实上，这一争执再现的特征是，被忽视或隐瞒的情报与过去支撑加入战争的理由之间的矛盾显现。2003年1月，一份从英国国防部情报局(UK Defence Intelligence Staff)流出的文件认为基地组织和伊拉克政权过去曾存在联系，但它也提到二者因为相互间的不信任而使得联系终结。报告总结说：“本·拉登的目标与现在伊拉克政府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冲突。”[9]报告也推翻了萨达姆与组织“9·11”恐怖袭击的团体发展联系这一结论，而该说法正是布莱尔把对伊战争视为反恐战争的主要理由。2002年3月8日，英国内阁办公室海外和防务秘书处在其较早期的《伊拉克的选择》(Iraq Options)报告中，调查了这一证据并十分清楚地做出结论：

根据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判断，没有新的证据表明伊拉克与国际恐怖主义存在着勾结。所以，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像阿富汗战争时那样，为抵御即将发生的恐怖主义威胁而以自卫为借口去打击伊拉克了。[10]

这个报告及其他文件表明英国情报机关被不断要求找出萨达姆和基地组织之间发生联系的证据。由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也不愿凭空捏造，他们只好报告说从未发现。报告的唯一影响就是使得布莱尔由过去寻求战争借口转向了探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这对于情报机关来说要相对容易操作了。

这个例子及其他情况表明，问题不在于情报的缺陷，而在于当情报不能支撑战争理由时，它就会被忽视掉了。布莱尔不采用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情报，他只对“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情报”(faith-based intelligence)感兴趣，正如一位曾就职于美国防部情报与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前军控专家所指出的，这也是布什政府看待情报的方式。[11]政府中一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情报”的重要支持者担任了特殊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的负责人，这一专门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剔除不利的情报，关于这点第五章中将进行详细讲述。

2001年末，即“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数月或数周后，秘密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似乎已经开始制订，2002年4月，布莱尔在戴维营会见布什的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布什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2002年3月25日为备访美国，外交秘书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呈交给布莱尔的备忘录中指出，似乎十分清楚布什已经下定决心，而战争的借口却显单薄，萨达姆并未威胁到他的邻国，他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也不比利比亚、朝鲜或伊朗强。布莱尔罔顾这一建议，在戴维营会见中给予布什全力支持。2002年7月23日上午9点，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一场会议，其细节结果在《唐宁街备忘录》（Downing Street Memo）中被泄漏出来，会议中英国秘密情报局六处（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军事六处）负责人“C”，即理查德·狄洛夫爵士(Sir Richard Dearlove)告诉布莱尔，他不久前曾在华盛顿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会谈，特尼特告诉他针对萨达姆的军事行动看来不可避免，情报及相关工作更是围绕这一政策展开。[12]为了部分安抚工党的内部情绪，布莱尔曾劝说布什向联合国寻求授权，通过军事行动二次解决伊拉克问题。然而在2003年1月31日白宫的会见中，布什明确告诉布莱尔他打算不考虑联合国的决定，直接发动战争，布莱尔再次承诺将给予他全力支持。[13]布莱尔也回绝了布什建议的避免英国全面卷入战争的提议。2003年3月，由于担心布莱尔政府会垮台，布什告诉他英国军队可以选择不参与入侵行动。布莱尔没有理会这一建议，坚持信守其承诺。[14]然而，直到3月18日关键性选举之日（战争爆发前二日），布莱尔在英国议会下院还坚持假称战争仍旧可以避免。

布莱尔在战争之前的欺骗合谋使得他被民众视为是不诚实的，这是一种误解。他不是有心要隐瞒真相，而是缺乏对真相的正常理解。对于他来说，真相是服务于目标的，当他从事着普遍被人们看做是欺骗的活动时，他唯一考虑的是他正助推着新世界的诞生。他的沉默是为了服务于相同的、更高一层的目的。他无视发生在阿布·格莱布 (Abu Ghraib) 监狱的虐囚事件，继续保持缄默，他也不理会那些证据确凿的报告，其证明美国飞机使用了英国机场来执行“特别引渡”(special rendition)政策，以便将恐怖主义嫌疑人绑架和运送到美国——可以对他们进行刑讯的国家。布莱尔对待这些事件的立场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说完全是不诚实的。然而，十分清楚的是，布莱尔认为通常的标准并不适用于他。假如欺骗促进了人类进步，那它就是正当的，也就不是欺骗了。他的谎言就不是真正的撒谎了。它们是未来历史进程的预示，附带着产生了这些出现的风险。

在布莱尔担任首相的十年中，英国政府的执政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政府目标都呈现出正面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目标偏离了事实。布莱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视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在他的领导下，与过去截然相反产生的结果成为政府不断呈现的特征，也成为政府作用的整体表现。[15]法国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就谎言在苏联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有过著述，他写道：

确切地，即严格意义上说，有意地讲与真理相反的话就是撒谎，当列宁的伙伴们承认他们未曾犯下的罪行时，是在撒谎，当苏联的宣传工具歌颂集体时代人们的幸福生活时，也是在撒谎……

另一方面，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主义者称苏联为社会主义时，我们也要说他们在撒谎吗？当他们认识到如今的社会主义与将来的、表里一致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时，从最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就不是在撒谎了，他们宁可用“假真实”(pseudo-reality)来替代真实，赋予所设想的未来以某种意义，来使其与意识形态一致。无论如何，苏联主义变为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跨越的一个阶段，从而也是走向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16]

如果说像布莱尔这样从容不迫地无视真实存在的做法有过历史先例的话，那就是在苏联时期，那时，一代西方共产主义者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是实现普世民主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些追随者相信他们正从事着不可改变的事业，随时准备为真相而撒谎，按照他们所信奉的注定要成的样子，而不是以事实来描绘苏联制度真正的情况。把苏联描述为民主国家是荒唐的。同样，认为伊拉克正成为新兴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及把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反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战争想当然地认为获得胜利了也是荒唐的。事实上，伊拉克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毫无民主可言，其政权运作产生的是伊朗式的神权政治国家。同样，事实告诉我们，美国领导的入侵行动已经将这个国家变成恐怖分子的训练场地。布莱尔所做的更多是隐瞒这些事实。他通过构建一种“假真实”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如在苏联发生的事例表明，这种“假真实”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伊拉克让人不忍目睹的生活驳斥了后现代教条所认为的真相是权力的建构这样的说法。如果它已经深入到布莱尔的意识中，也已经深入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思想中，而布莱尔最终被宣告为失败政府的多余之员，生活就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外。

布莱尔同布什上台时的政治环境并无二致。他同布什一样，并不能动员起背后的民众宗教信仰，只是在布莱尔的执政后期，才兴起支持他救世主式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而布什同布莱尔存在着密切联系。夹杂着以战争促进人类进步的信仰与肤浅而又强烈的宗教狂热主宰了布什和布莱尔的世界观。布什把过去20年的历史（这也是他们唯一知道的历史）理解为展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20世纪80年代末的撒切尔一样，他们并不把共产主义的崩溃理解为西方普世主义的挫败（事实的确如此），而把它看做是“西方”胜利的标志。他们缺乏长远的历史眼光，是以后冷战时代对胜利的幻觉来看待21世纪初所面临的挑战。

布莱尔和布什身处乌托邦主义进入西方政治思想的末期。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的进步是不证自明的，但它并非只是按照世俗的思想方式来理解的。二人都是实施传教士那样的政策，其目标都是要实现全人类的拯救。

[1] 布莱尔在2004年9月的工党会议上，就自己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辩解，参见《卫报》2004年9月29日。

[2] 关于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描述节录，参见Irwin Stelzer所编《新保守主义》一书，书中谈及了托尼·布莱尔的贡献(Irwin Stelzer, Neoconservatism,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5)，还可参见Irving Kristol所著《新保守主义：一种思想的自传》(Irving Kristol, 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3] John Kampfner, Blair's Wars, London and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p.173.

[4] http://www.number-10.gov.uk/output/Pagel297.aspTony Blair, prime minister's speeches.

[5] http://www.number-10.gov.uk/output/Pagel297.aspTony Blair, prime minister's speeches.

[6] Tony Blair, speech to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in Los Angeles, 1 August 2006.

[7] http://www.pm.gov.uk/output/Page10735.aspTony Blair, ‘Defence-Our Nation's Future’, 12 January 2007.

[8] Dmp Hiro, Secrets and Lies: The True Story of the Iraq War, London, Politico's, 2005, pp. 62-6, 131-3.See also Brian Jones, ‘What they didn't tell US about WMD’, New Statesman, 11 December 2006.

[9] http://news.bbc.co.uk/I/hi/uk/2727471.stm BBC News World Edition, ‘Leaked report rejects Iraqi al-Qaeda link’5 February 2003.

[10] 《伊拉克的选择》报告中的相关描述引自Henry Porter所著《事实清楚：战争理由是炮制出来的》(Henry Porter, “It's clear. The case for war was cooked up”, Observer, 5 November 2006)。

[11] Gary Leupp, ‘Faith-based intelligence’, Counterpunch, 26 July 2003.

[12] 备忘录全文及其他泄露出来的文件（包括杰克·斯特劳2002年3月25日呈交给布莱尔的备忘录）可以在http：//www.downingstreetmemo.com中找到。

[13] 关于无论联合国的决定如何，布什和布莱尔在会见中已经决定发动战争等情况的详细描述，参见Philippe Sands所著《没有法制的世界：世界规则的制定与违背》(Philippe Sands, Lawless World: Making and Breaking Global Rules, 2nd edn, London, Penguin, 2006)。

[14] 关于布什向布莱尔提议的详细情况，参见Bob Woodward所著《攻击计划》(Bob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4)。布什和布莱尔谈话的摘录在该书中得以出版，2004年4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网站上也有登载，题目为《布莱尔的坚定支持》。

[15] 关于布莱尔时代政治谎言的解释，参见Peter Oborne所著《政治谎言的兴起》(Peter Oborne, The Rise of Political Lying, London and New York, Free Press,2005)。

[16] 参见雷蒙·阿隆给Alain Besanqon所著《苏联综合症》一书写的前言(Alain Besanqon,The Soviet Syndrome, trans. Patricia Ranu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pp.17-18)。

第四章 美国式的预示末日信仰

我们拥有再次开创新世纪的实力。同现在近似的情况是自诺亚时代迄今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的诞生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1]

2001年9月11日，数以千计民众的伤亡使得预示末日的思想成为美国政治思维的核心。与此同时，它也重新激发起一些构成美国式神话的信仰。17世纪来到这个国度进行殖民的清教徒们认为他们创建了一个没有旧世界的罪恶的社会。这一社会建立在普世原则的基础上，将成为所有人类效仿的典范。对于这些英国殖民者来说，美利坚标志着新历史的开始。

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开始，从第一批英国定居者抵达到现在，在美国所呈现出的这种创建一个新世界的认识不是新颖的，也不是美国所仅有的。它是经历英国大革命的中世纪千禧年主义在新的千禧年政治动荡中涌现出的一种思潮。作为美国政治中一种显著特色的、关于普世使命的认识就是源起于这一古老思潮。

独立战争后成立的这个国家使来自英国政府的传统适应了美国民族自决斗争的状况，并将其转化为对普遍人权的诉求。这些美国殖民者和那些后来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自治共和国的人们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创建一个上述这样的政府。现实中主张历史可以重新开始的原则和信仰都是由过去继承而来的。

[1]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Appendix to the Third Edition,http://www.ushistory.org/paine/commonsense/sense6.html.

从清教徒的殖民地到救赎者的国度

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的选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推动着世界自由的方舟前行。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

清教徒殖民者到达新英格兰的同时，也带来了曾经激发英国内战的许多预示末日的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对这一新世界的殖民本身就是一场预示末日的事件。1630年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对建立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做了那场著名的布道，他将新英格兰描绘为体现同上帝之间新的契约的“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这一思想或许在这些殖民者动身之前就已经在英国被表述过，而不是船上的即兴而作。温斯洛普的布道清楚地表明即将被建立起的殖民地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但他也警示假如偏离道德轨道的话，将会面临糟糕的命运安排：

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将要身处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光都关注着我们。因此我们在着手从事这一工作时，假如错误地对待我们的上帝……我们将使得我们的敌人有借口诽谤上帝……我们将使得许多上帝子民所做的努力受到玷污，使他们的祈祷变为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自己毁灭了这个我们到达的乐土。[2]

在这些殖民者看来，对新世界的期待也伴随着对末日来临的忧虑。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约翰·科顿(John Cotton)使用《圣经·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的部分章节在他的布道文中将查理一世国王(King CharlesⅠ)被处死描述为野兽被击败，并预言了1655年反基督者们所造成的破坏。这样的信仰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十分常见，不仅存在于第五君主国派，也广泛存在于宗教领导人和教派思想之中。

研究预言性传统的美国学者保罗·博耶(Paul Boyer)注意到，清教徒领导人为在美国的殖民冒险行为寻求明确的、末世论思想基础上的支持。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将殖民地描述为“反抗反基督者王国的堡垒”。对预示末日的热情随着英国王室复辟和1660年查理二世国王(King CharlesⅡ)即位而淡化，但它在美国已经找到了新的归宿。18世纪初，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兼著有大量关于新英格兰预示末日历史书籍的作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将新英格兰描述为“上帝辨识出的天国应许之地”，是千禧年王国的首都。[3]

公开的预示末日的运动并没有消亡。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19世纪早期的英国见证了乔安娜·索思科特(Joanna Southcott)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而卫理公会教派为强劲的千禧年思潮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千禧年思想呈现出更多的世俗特征。激进思想家如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托马斯·潘恩重新界定了后千禧年信仰，认为人类行为可以实现像启蒙运动信仰在人类进步中所起的作用那样，使得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第一章所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温娶了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为妻，他视历史为人类理性发展的一系列阶段，最终将完结于一个不再需要政府的世界。戈德温的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十分明显是受基督教影响的，但它缺乏对任何突发转变的预期，缺少对千禧年期待的核心、即新世界突然降临的认知。相比而言，赢得美国革命思想家美誉并深受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敬佩的潘恩，表现出明确的预示末日的思维方式。在他的著作《常识》(Common Sense)一书1776年版附录中的宣言里，表明了美国革命就是要重新开创一个世界，这是典型的预示末日信仰的声明。同许多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朋友一样（如被雅各宾派囚禁的孔多塞），潘恩是一位有神论者，相信通过理性可以解释上帝的存在。还有，这位热忱的理性主义者把美国革命看做是一次千禧年事件。

正是美国预示末日信仰在新世界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才防止了美国形成与欧洲不同的文明。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将欧洲的文明成果恢复，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在他所著的关于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的传记中，将韦斯特描述为复兴欧洲艺术传统的、18世纪晚期美国最伟大的画家。韦斯特的工作已经超越了此前欧洲所取得的成就，欧洲艺术的衰落只是他们所认为的、将光辉荣誉传递到美国的前兆而已。[4]美国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开端也没什么意义。反而是经典历史学家以这种轮回论的方式看待历史，认为欧洲文明在美国重新获得了新生。这一幻想已经变为了现实，美国同南部边界的邻国一样，已经开创了旧世纪的新形式。然而，美国本身视自己是不同于欧洲的、建立在普世原则上的新兴文明。

在所有思想中，对美国建国者影响最深的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理论，他认为政府的建立就是体现保护人的自然权利的一种契约。同所有已经存在的国家不同，美利坚合众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如果说它是新国家也是因为这一事实。洛克的政治理论在独立战争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在外交政策中可能用处并不大，其宣扬的自由信念只是简单地通过消除暴政来实现。即使存在着普世性的论断，洛克的思想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有意义的纯粹化信念和价值观。他的政治哲学完全是建立在新教神学基础之上的。[5]人权的前提是对上帝尽本分，我们不能不珍惜我们的生命，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我们属于上帝所有。洛克关于国家本质的思想表达了上帝造物和主宰世界的基督教信仰等内容。他关于理想的、有限政府的幻想源于对17世纪英国内乱的反思。按照洛克的设想，自由并非一种原始的人类状态，它的存在是数代人进行制度建设的结果。然而在美国，天赋自由的理念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权威性的国内宗教信仰的基础。

并非所有的美国建国者都赞同这一宗教信仰。当美国宪法(US Constitution)的批准尚处讨论中的时候，1787-1788年间撰写《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们多以质疑的眼光看待政府的作用。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这样的思想家并不认为政权的产生可以成为将人类提升到难以想象高度的工具。在开明的领导下，美国或许能超越其他形式的政府，但它无法克服所有宪法中都存在的缺陷。联邦党人虽经历世事变迁，但仍坚持美国反乌托邦的传统，但这一传统从未取代美国殖民地从建立之时起就存在的普世使命感。

都是宣称建立在普世思想的基础上，这样美国就和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及前苏联等国家站在同一阵营里了，但不同的是美国已经表现得异常寻常的稳固。美国宪法相比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其他任何国家而言改动甚少，英国学者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在分析美国民族主义后写道：

传统观点都将美国视为新兴的、年轻的、经常发生变化的国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美国年代久远的制度本是解释为何美国人对国家那么忠诚的重要理由……甚至英国的政治制度过去200年以来都比美国发生的重大改变要多得多……美国远非一个“新兴的”或“年轻的”国家，在某种程序上它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6]

美国制度的年代久远可以部分解释美国为何信奉它在世界上的例外论思想。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政权都已经不断发生更迭。甚至英国也已经成为一系列政治实验和安排的场所。美国同少数几个国家，如瑞士、冰岛，成为缺少这种短暂政治实验的国家。美国人认为其作为一个民族，与统治他们的制度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人民却做不到。尽管存在国内战争的中断和罗斯福总统时代联邦政府任期的延长，美国已经被公认保持同一政权200多年了。

布什政府时期所发生的改变可以用美国对例外论的笃信来解释，这比其他因素来说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与众不同更具说明力。正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创造了例外论这个词汇[7]）指出的，美国的例外论是一种宗教现象。自从最初的殖民者离开英国来到这里，到赢取国家的独立，美国一直以宗教的视角看待自己。期待通过人类行为来部分改变世界的后千禧年主义思想和更多的引发巨大冲突的救世主式的前千禧年主义信仰一起，影响着美国理解历史、看待未来的方式。每一种思想在美国历史上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结果是形成了美国式的预示末日的神话。

在19世纪中叶的这一进程中，天赋命运的思想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早期基督教的核心、弥赛亚式的救世主思想，成为这一救赎者国度的主要思想（相信美国是上帝选民属地的思想在前面梅尔维尔的演讲中已经解释过）。只有相信美国在历史上的救赎作用才能解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使用的措辞，1919年当他发表演讲抨击那些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对手时，他说道：

我希望他们能感觉到赋予在我们身上的道德责任没有使我们背弃那些孩子们，但我们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将事情做得彻底，实现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救赎。这不仅是取决于这项决定，还事关自由和对世界的拯救。[8]

威尔逊的性格有时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多变。在国内环境中，他在种族隔离事务上是极端保守的，而至于他所热衷的美国的军事干预行动（比如针对墨西哥），他采取的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的传统做法，而不是输出美国政府的管理模式的使命使然。而在美国之外，他认为民主并非总是可行的，作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崇拜者，他接受了民主进步不能以武力方式实现的观点。威尔逊还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核心信仰，即相信民族自决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这对美国政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所推行的中东欧政策的重演。只是这些政策都无法理解因此而导致的某一种力量的释放，过去是民族主义，现在是极端伊斯兰教势力。对美国式民族国家的信奉（其实现只能是在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之后）成为在全世界实现和平、追求自由的秘诀。

威尔逊所代表的关于美国作用的历史观现在得到了复兴。两位美国作家对其进行了总结：

……纵观美国历史，曾经只存在一种单一的外交模式，即维持时间非常短暂的例外主义。美国也曾将它的注意力由关注、捍卫共和政体和领土扩张问题，转向远方的问题及更大的世界性问题。这一模式的转变是美国孤立主义经验和明显基于宗教神学上的道德热情的综合表现。[9]

这一信念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孤立时期，也体现在大规模进行海外干涉的时期。把两种模式视为相互对立是错误的，在美国，甚至是孤立主义也有其福音主义的特征。孤立主义和全球干预在某种程序上是基于信仰基础上的、美国应对国际事务的两个侧面。这一信仰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有时表现为好战和热衷于改变信仰，在其他时候又表现为担心陷入旧世纪不道德阴谋诡计的一种内向性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后者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民族使命感很难去理解或者说不会自动形成对海外军事干涉的积极支持（比如，美国人都是被劝说参与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但是，曾激励清教徒殖民者的特殊使命信仰一直被坚持信奉着。正如美国宗教学者康拉德·切瑞(Conrad Cherry)所评论的：

相信美国人是这个世界上被赋予特殊命运的上帝选民一直是美国宗教仪式、总统就职演讲和国内宗教圣典文句所主要表达的意思。它是国内生活的普遍主题，单说“相信”这个词还不能真正阐明它在美国人心目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10]

美国在历史上的例外角色并非是与众不同的。许多国家都将自己看做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曾经激励法国大革命的全球使命思想有着明显比较的是，美国的革命战争与许多建国者推翻旧政权的思想密切相关。如果美国世俗的使命感不是例外的，那其就不会坚持是上帝选民的信念了。南非的荷兰裔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北爱尔兰阿尔斯特(Ulster)地区的新教社团以及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坚持类似的信念。[11]许多俄罗斯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正如笔者在第二章所指出的，相信上帝赋予民族使命的思想是19世纪亲斯拉夫人所信奉的极端保守的弥赛亚主义的核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这种救世主信仰的持久性热衷，以及这一热情对公共文化影响的程度。

预示末日的传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面对灾难性的大萧条也没能使其抬头。即使美国以其崇高的行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未能实现上述传统的复兴，参战的决定最终缘自坚定地认为结束无情的战争比任何期待更加美好世界的愿望都要重要。尽管在冷战初期，焦虑、妄想情绪弥漫的时候，预示末日的思想也没那么盛行。美国人此时的关注是防止明显的冒险，而非要去重新开创一个世界。预示末日的思想到冷战后期重又抬头，其影响也不是很大。虽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苏联描绘为“邪恶帝国”，并在告别演讲中重申温斯洛普所认为的美国是“山巅之城”的观点，他在任职期间并没有受到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太多影响。甚至当柏林墙倒塌之时，老布什在做出回应时，指明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只是当他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时，预示末日的信仰开始成为美国政策的中心，也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在广泛领域影响着政策的实施。

乔治·布什所提及的某些国家所构成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说或许不同于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博伊金(William Boykin)中将公开宣扬的预示末日说，后者宣称：“敌人是精神上的对手，他属于黑暗王国，其名字叫撒旦。”[12]博伊金的讲话引起了论战，但他继续在五角大楼从事着情报工作（尽管他深陷发生在从关塔那摩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刑讯及虐囚丑闻，这加剧了政府的压力与苦恼）。毫无疑问，他代表的是布什式的世界观。在布什的演进中可以听到许多关于预示末日的形象化描述。2001年10月在回应“9·11”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讲话中，布什使用大量的圣经引文。后来，他就堕胎和同性恋婚姻问题上的表态中也使用了圣经上的引喻。[13]2003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数月之后，布什告诉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上帝告诉我要打击基地组织，我就做了，然后上帝引导我去打击萨达姆，我也做到了。”[14]

基督教正统思想对布什产生的塑造性影响并非只局限在外交政策上，一些同布什关系密切的基督教领袖属于众所周知的基督教重建主义(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或神学统治运动(Dominion Theology)。后千禧年基督教正统主义运动相信可以建立一个基督教形式的政府，从而使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遵从神学教律，这一运动的宗旨是要实现“基督权威领导下对世界的统治，如果您愿意那样说的话，是对世界的控制，我们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15]神学统治运动相信按照神的指令，人类必须要征服地球，这一任务包括探索、开发自然资源和控制气候变化。布什对环保主义的反对可以解释为什么太多的环境立法在美国不受欢迎的原因。不过，美国选民对环保主义的敌视经常被夸大，很大原因或许是环境政策同布什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冲突。如果你相信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即将到来的话，关注全球变暖问题就没有其充分的理由了。

布什公开支持基督教正统主义势力有着强烈的政治原因。一些内幕消息表明布什政府同基督教右翼势力的联系有些利己主义操作的成分存在。[16]福音派的投票在争夺国会控制权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之前，政府一直坚持将基督教右翼势力视为实行政治掌控的手段。但认为布什只是简单将基督教正统主义者看做盟友是不妥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世界观上的相似性。就自身经历而言，布什也是一位获得重生的基督教教徒，他从酗酒中彻底改变过来，每天进行祈祷和圣经学习，同其他基督教正统主义者一样，他也坚持认为“智慧设计”理论应当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一起教授给民众。[17]我们毫无理由去质疑布什宗教信念的忠诚度，它属于美国后千禧年主义传统，或者说我们也无法质疑这一传统对布什美国观的影响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2006年9月在同保守主义记者会谈时，布什告诉他们自己感觉到宗教信仰的“第三次大觉醒”正在美国实现。“第一次大觉醒”通常描述为1730-1760年控制殖民地的强烈宗教热情，而“第二次大觉醒”通常认为发生在1800年到1830年这一时间段里。他接着说，同许多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反恐战争”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18]

布什对美国的看法不应该从表面价值上去审视。根据2002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意调查，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29%认为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只有16%的美国人认为是一个“具有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国家”。[19]美国依然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基督教教徒在国内占绝大多数，基督教正统主义者只占少数，也没有西方领导人能够像布什那样以这种口气说话。在英国，布莱尔声称他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定将由上帝来评判，这进一步使他不得人心，任何宣称拥有神意支持的政策得到的都只是选民的背弃惩处。除了波兰之外，全欧洲和所有英语国家都面临同样的情况：任何声明若带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宣称与神意有直接联系，对于政治家来说都是危险和有害的。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变化提升了宗教的影响力。旧的东海岸精英们的作用在下降，而南方地区在美国政治中的优势不断增强；过去在政治生活中经常是不太活跃的福音派基督教教徒，在支持“传统价值观”的好战政策下显示了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作为共和党重要的选票来源，基督教右翼势力的作用日益加强，假如没有上述过去30年里迅速发生的这些改变，基督教右翼势力也无法在布什政府中形成其政治影响力。布什表现出的是一种可追溯到第一批清教殖民者那时所具有的宗教信仰，但假如没有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他也无法利用它来推进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政策。

同样地，如果没有“9·11”恐怖袭击这一造成巨大精神创伤的事件，布什将很难动员起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民众的情绪。在恐怖活动发生之前，布什的外交政策就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美国已经开始从一些限制其实施单边行动的国外条约中摆脱出来，但布什此时的语气并不那么武断和刺耳。虽然新保守主义势力在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还不能发号施令。“9·11”恐怖袭击之后，这种情况大为改变。预示末日的神话重新现身并占据主导地位，新保守主义分子能轻而易举地在政府政策中将反恐战争同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联系起来。2004年一份《国土安全规划方案文件》(Homeland Security Planning Scenario Document)将美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描述为全体敌人犯下的罪行。国家安全被按照源于恶魔学说的理念进行解读。[20]

这种对恐怖主义威胁进行恶魔学说式的理解是新保守主义同基督教右翼势力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起源于冷战末期，那时美国尚无定义中的敌人。虽然苏联力量构成了现实威胁，新保守主义对其估计有些过高。或许有人会认为苏联的解体舒缓了美国对世界所持的敌视态度，但敌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很快新的目标——萨达姆·侯赛因出现了。从战略意义上看，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取得了胜利，萨达姆被赶回伊拉克，不能再对邻国和全球石油供应造成威胁了。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由于萨达姆还在执政，这场战争就成为一场失败的战争。纵观克林顿执政时期，他们一直在喧嚣着美国军队应当攻占巴格达。当他们进入乔治·布什的政府中任职的时候，伊拉克问题仍萦绕在他们的脑海，正如曾服务过四任美国总统的反恐高级顾问理查德·克拉克(Rechard A. Clarke)评论道：

小布什政府执政伊始就将伊拉克问题提上了议程。曾参与决定进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人们重新回到政府当中，他们是切尼、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他们中一些人曾著书和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推翻萨达姆政权，完成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在新政府一次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上，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敦促与会者关注伊拉克资助恐怖分子来反对美国这一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21]

通过与基督教右翼势力结成联盟，新保守主义者能够动员数以百万的美国人支持重新启动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许多基督教正统主义者深受约翰·纳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所创立的时代主义论(theory of dispensationalism)的影响。达秘是爱尔兰教会的一名牧师，曾心甘情愿地加入一个叫作兄弟会(Brethren)的教派，19世纪40年代，他最终从该教派分离出去，成为了新组成的普利茅斯兄弟会(Plymouth Brethren)的领导人。达秘相信上帝将其愿意显现在一系列事件之中。他倡导两种美国前千禧年主义最重要的思想：一种是“被提”(Rapture)思想，其信众将被提升到天堂与基督会面；另一种思想相信基督同一大群反基督者之间，关于世界末日善恶最后的大决战将在现在以色列所处的旷野中上演。许多秉持后一种信念的人现在被称作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他们是相信反基督者的毁灭迎来的是千禧年主义征兆的、热忱的以色列的支持者。接受达秘预言的基督教正统主义者并没有成为边缘化的团体。正如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曾写道：“不考虑这些作为极端分子的美国人是不对的。他们是布什政府和当代南方化共和党的政治基础。”[22]

同基督教右翼势力的联盟给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带来了很多好处。基督教右翼势力因其成为共和党资金和票选的重要来源而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使得他们的思想传输到数量可观的美国人心中。伴随着鲁伯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公司《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播出，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见在国家政策中的体现已经变得不容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只是一群理论家，大都就职于华盛顿的思想库中。他们对国防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几人还加入了里根政府，但还没有形成决定性的力量。通过与南方基督教正统主义者的结盟，他们同美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类选民构成了紧密联系。美国人中只有1/4的人口属于重新皈依的基督教教徒，但他们中75%的人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布什。布什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正是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支持确保了他的获胜。

基督教右翼势力政治影响的扩大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最新变化，也进一步证实美国无与伦比的宗教热情。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与大多数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缺乏世俗的政治传统。虽然政教分离是美国宪法的立足点，但这并没有妨碍宗教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一些欧洲国家一样，英国拥有自己的国教，但有组织的宗教远没有看似世俗的美国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大。类似的情况不仅体现在欧洲后基督教国家里，也体现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无论从哪些方面评判，美国的世俗化还比不上土耳其。也没有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像美国那样普遍传播对撒旦的信仰或对达尔文的理论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任何国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相信“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圣经》中已经得到预示，2002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25%的人们确实这样认为。[23]也没有任何国家中可以看到像美国政治这样在前千禧年主义与后千禧年主义之间存在着如此深刻复杂的宗教争议。[24]

在“南方化”的美国政治中，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实力大为增强。乔治·布什上台伊始便恢复禁令，限制国际组织劝说妇女堕胎，取消联邦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资金援助，停止对实施人口控制国家的帮扶计划，中止通过使用避孕套来作为防止艾滋病传播这一有效方法，上述措施都是基督教右翼势力影响的表现。[25]这种影响并非没有受到制约，在国内政治领域，任何提升基督教正统主义影响的努力都受到了限制。尽管存在着进行改变的尝试，美国关于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法律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太大差异。美国不是，也将不会成为神权政治国家。可以想像的是，共和党讨好基督教正统主义者的策略假如成为固定模式的话，就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了，比如禁止西班牙语国家移民的政策倾向带来的是得罪了其他重要的选民。

神权保守主义右翼势力依然是政府不容忽视的力量，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在不断加强。伊拉克问题带给美国的打击是深远的，它对基督教正统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像21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描述的，他曾经写道：

千禧年主义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爆发，并赋予其精神动力。当这种精神消退并远离这些运动时，人们开始背弃这些运动，留给世界的只是纯粹的民众狂乱和失去精神性的暴乱。[26]

如果说美国是例外的，那就是表现在它的宗教力量上。在最后一章，我将就此告诉大家关于启蒙运动信念存在着的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内在联系。从这一点上看，值得去强调一下美国现代性的荒诞特征。纵观美国历史，它一直视自身为一种新的文明的典范，将来某一天全世界都会来效仿。然而，它独特的起源和宗教热情使美国式的生活不能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得到复制。

这些矛盾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中。新保守主义思想认为美国是最高级的现代政权形式，其他国家注定都要努力追赶。与此同时，它也是独特和无法比拟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只能在美国兴起的思想，它所激发的冲突信仰只能是在美国的历史中得到重现。

[1] Herman Melville, White Jacket,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s Classics, 1924, p.142.

[2] 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winthmod.html.

[3] Paul Boyer, When Time Shall Be No More: Prophecy and Belief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p. 68-70.

[4] John Gait, The Life and Studies of Benjamin West, London, 1819, p. 92.引自Ernest Lee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The Idea of America's Millennial Rol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95-6。

[5] 关于洛克思想的神学背景及内容，参见John Dunn所著《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John Dun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and 1982)。

[6] Anatol Lieven,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4, p.51.

[7] 关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对例外论的探讨，参见Hugh Brogan所著《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传》(Hugh Brogan, Alexis de Tocqueville, London, Profile,2006, p. 270)。

[8] 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9月25日在普韦布洛城的演讲http：//www. 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wilsonleagueofnations.html。

[9] Edmund Stillman and William Pfaff, Power and Impotence: The Futilit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6, p.15.

[10] 参见Conrad Cherry所编, God's New Israel: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Destin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 p. 11. 感谢Kevin Phillips,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2006，文中Cherry的评论引自该书第129页。

[11] 关于现代民族主义中神圣契约思想的作用探讨，参见Anthony Smith所著《上帝的选民：国家认同的神圣源泉》(Anthony Smith, Chosen Peoples: Sacred Sources of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参见Lisa Myers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03年10月15日的晚间新闻，题目为《高级恐怖分子捕获者的意见分歧》。关于Boykin在布什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及基督教正统主义教派对战争的支持，参见Paul Vallely所著《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乔治·布什与发生在伊拉克的基督教战争》(Paul Vallely, ‘The fifth crusade: George Bush and the Christianisation of the war in Iraq’, in Re-Imagining Security, London, British Council, 2004, pp. 42-68)。

[13] Bruce Lincoln所著《神圣的恐怖活动：9.11之后关于宗教的思考》一书就布什演讲中使用圣经文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Holy Terrors: Thinking about Religion After 9/1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14] Haaretz（《国土报》）, 26 June 2003.

[15] Paul Boyer, When Time Shall Be No More: Prophecy and Belief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p. 305.

[16] David Kuo, Tempted by Faith: An Insider Story of Political Sedu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17] “Bush: Intelligent Design should be taught”, SF Gate, 2 August 2005.

[18] “Bush tells group he sees a ‘Third Awakening’”，Washington Post, 13 September 2006.

[19] 关于《新闻周刊》民意调查的其他详细情况，参见Michael Lind所著《德克萨斯制造：乔治·布什与南部地区对美国政治生活的掌控》(Michael Lind, Made in Texas: George W. 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108)。

[20] 关于此份《国土安全规划方案文件》，参见http：//www.globalsecurity.org/security/library/report/2004.hsc-planning-scenarios-jul2004-intro.html。

[21] Richard A. 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New York and London, Free Press/Simon and Schuster, 2004, p.264.

[22] Michael Lind, Made in Texas: George W. 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 144.

[23] 参见《时代周刊》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02年7月的民意调查，引自Kevin Phillips所著《美国的神权政治：21世纪激进宗教、石油及借款的风险与政治表现》(Kevin Phillips,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2006, p. 96)。

[24] Michael Lind, Made in Texas: George W. 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 112.

[25] 关于布什推动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政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评论，参见Gary Wills所著《靠信仰统治的国家》(Gary Wills, ‘A country ruled by fai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3, no. 16, November 2006)。

[26]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1960, p.192.

新保守主义的起源

当我们淡忘或者有心不去理会难以驾驭的人类习俗、错综复杂的人类制度以及难以预料的可能结果时，我们势必会身陷极大的危险之中，而且常常要付出巨大的人类代价。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1]

美国是最后的、富于好战性的启蒙主义运动政权和唯一的、仍然坚定不移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两方面事实并非毫不相干，它有助于理解新保守主义的独特性质和其在美国执掌权力的原因。除了名字外，新保守主义是一种起源于左翼势力的思想。通过与基督教右翼势力以及一些自由主义主张的结合有助于它在美国获得权力。通过一段时间与预示末日的宗教和关于人类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结合，新保守主义运动得以动员起美国两大最具影响力的传统。

同其他几个政治称号一样，“新保守主义”最初也是带有贬义色彩而创造出的词汇。最早似乎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20世纪70年代，用来描述和指责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过去只属于右翼思想立场的一少部分前左派极端分子的。正如保守主义作家兼天主教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曾经写的：

有必要记住的是，最初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只是一小撮人，事实上，他们是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杰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莫尼汉兄弟(Daniel Bell and Daniel Moynihan)、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米杰·戴克特(Midge Decter)以及极少数他们在知识界的朋友们。事实上，所有这些人历史上都是属于左翼的，实际上他们是民主党中的左派人士，或许最极端的左派占美国人口的2%或3%，在某些情况下在经济上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其他情况下在政策上他们又属于社会民主派。[2]

新保守主义左派的起源解释了它的某些持久特征。许多老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最初是反斯大林主义的极左派，这一运动的教父级人物欧文·克里斯托曾写了一篇自传体文章《一位托洛茨基分子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Trotskyist)[3]，其教派背景在新保守主义运动中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特征。影响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如欧文·克里斯托、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撞击》杂志(Encounter magazine)编辑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季刊作家兼编辑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及民主党政治家帕特里克·莫尼汉(Patrick Moynihan)，他们都没有从保守主义思想家那里汲取到精神食粮。他们是否弄清楚埃德蒙·伯克或本杰明·迪斯莱利的思想尚存质疑。伯克是18世纪最早清晰地描述英国保守主义的议会议员，英国前首相迪斯莱利的小说对保守主义世界观进行了优雅的阐述。如果现代的新保守主义弄清楚了美国的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和英国的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两位20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后，他们或许并不会赞同，上述二人都倾向于挫伤那些赞同惯例者们的锐气。所有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家都认为源自法国大革命的这类政治思想是造就20世纪破坏性浩劫的毁灭性力量。而新保守主义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在此类战争冲突中，这样的思想是重要的武器。

新保守主义者正是将这一政治理念而非其他具体的信念从左派时代以来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些主要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几个做过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中许多人从托洛茨基那里得到的主要政治教训是苏联政权强烈的压制特征。在这里，新保守主义只是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派的发展。像悉尼·胡克(Sidney Hook)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像马克斯·夏希特曼(Max Shachtman)这样的托洛茨基分子后来都变为反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同20世纪50年代欧洲最勇敢的前共产主义冷战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同许多其他人一样，这些左派思想家在冷战期间都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将新保守主义视为是在左翼观点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重建的看法未免太过简单，但极左派的思维习惯确实产生了塑造性的影响。这不是列宁主义理论内容的再现，而是思维方式的再现。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认为现存的所有制度都必须要推翻，以创建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激励托洛茨基思想的、灾难性的乐观主义支持着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政策。二者都赞同使用暴力来促进进步，坚持革命应当是全球性的。

在摒弃托洛茨基主义后，新保守主义接近了美国的主流思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了托洛茨基看待世界事件的开阔眼界。缺乏托洛茨基历史知识的肤浅以及眼光狭隘的思想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能模仿的只是托洛茨基的乌托邦思想和他的残酷无情。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时，托洛茨基所坚信的欧洲工人阶级正在渴望社会主义革命的幻想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阿拉伯世界正在渴望美国式民主的狂热非常相像。托洛茨基蔑视按照“贵格会素食主义者看法”(Quaker-vegetarian chatter)来谴责俄国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绑架人质的做法，这与新保守主义者藐视那些谴责在反恐战争中使用刑讯手段的人们的情况如出一辙。

新保守主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与千禧年主义狂热的混合产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改变了的观念阐述了当这种混合成为外交政策基础时所面临的困难。定居巴黎的俄国流亡哲学家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eve)的著作对福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柯耶夫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俄国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ev,1853-1900)，后者189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战争，进步和历史的终结》(War, Progress and the End of History)著作，书中将尼采描述为反基督者的先驱。索洛维约夫关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也出现在柯耶夫的作品中，并在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书中得到了再现。

柯耶夫所呈现的关于历史终结的学说源自黑格尔，他所说的这一终点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柯耶夫认识到苏联共产主义是继法国大革命的大恐怖之后，追求乌托邦设想的另一次尝试，但其难以抵御资本主义势不可当的活力。后历史世界要形成的模式只能是美国式的而非苏联式的。

福山所信奉的美国观，经由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引入到柯耶夫的思想之中。与防务分析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一样，布鲁姆也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弟子，布鲁姆最畅销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将斯特劳特的思想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中的主要角色广为世人所知，布鲁姆也打造起新保守主义的关系网络，并将信奉这一思想的成员送进政府中任职。作为柯耶夫一生的朋友和钦佩的人，施特劳斯多年来介绍许多自己所欣赏的学生到柯耶夫门下学习。布鲁姆就是其中一员，他使福山有深刻印象的柯耶夫作品中所表现的价值观念在斯特劳特派传统中得到了延续。

柯耶夫对福山的思想和整个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斯特劳特。带有索洛维约夫和黑格尔思想背景的柯耶夫赞同末世论的历史观点。福山也是一样，一直相信美国是第一个后历史时代的社会。福山曾经否认他曾相信任何字面意义上的历史已然终结的思想。事实上，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囿于所有大规模历史冲突的源泉都已消失，尽管他曾一度倾向于支持这一可笑观点。他确实坚称关于何为最合法政府形式的争讨已经结束。1989年夏天，他写道：

我们所见证的并非只是冷战的终结，或许说是战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将成为人类最后一种政权组织形式。[4]

这一声明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宣称历史已经达到一个最终的圆满，另一个更为明确的观点是自由民主制度现在是政府统治的唯一合法模式。历史正走向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通过理性辩论既无法赞同也无法反驳的神话。相比之下，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今唯一合法政府组织形式，从法律依据上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主张“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一种末世论信仰的表白。十分奇怪的是这一事实过去并未受到关注。只是作为苏联解体的后果，长期被抑制的矛盾才有希望重新显现出来。换而言之，历史将重新开始，而有趣的是那些关注这一事实的人们被颠倒黑白的言辞指责在散播灾祸的消息。真正预示末日的观念已经不再被视为现实主义思想而为人们所接纳。[5]

这些年来，福山一直在抨击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批评长期倾向于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推进民主进程的政治判断是不成熟的。他也指责这一政策是列宁主义的，不过这一结论对列宁来说是不公的。或许，列宁的目标确实是乌托邦的，他在重新修订政策时却是绝对以现实主义为考量的。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War Communism)明显将导致饥荒时，他果断地废除了它，为了使俄国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同德国在1918年签订了带有耻辱性条款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列宁展现的是一种在新保守主义者身上从未有过的吸取经验的能力，而新保守主义者批判布什政府的伊战行为只是站在认为布什难胜此任的立场上（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选民明确要否定战争时才会导致这一结果）[6]。

福山在批评通过武力推行民主这一做法的同时，并没有摒弃新保守主义所信奉的美国式的政府形式是世界的典范这一思想。一位学者举福山的作品为例，将福山的思想描述为“消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的论，福山对于这样的说法也表示认可。[7]他始终坚持具有总体目标的历史观，这一目标从未改变。他相信历史的终点将是美国式的，在当代条件下，这一政治统治模式是唯一合法的。

事实上，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许多事情，而这一情况通常很难一并实现，没有哪种政权形式可以说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佳的。抵制动荡及其他国家侵略所需要的安全感；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和可以实现的财富增长；得到遵守的各项制度和被统治者所反映出的认同感，这些都是任何现代政府拥有合法性所要具备的条件。通常自由民主制度比其他选择更能满足这些条件，但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尺度。当自由民主制度不能达到大多数人所容忍的生活水准时，或许会遭到拒绝，正如俄罗斯所发生的情况，选民否定了叶利钦而倾向于选择普京。再者，当自由民主制度与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也许会变异为某种大众化的神权政治制度，如在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自由民主制度远非唯一或大多数能接受的合法政权制度。人类事务太过复杂，找到任何国家都能行得通或者说理想的制度形式太难。

一位早期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里根执政期间曾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到2006年去世前她一直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成员，在她所写的《独裁与双重标准：理性主义及政策中的理性》(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1982)一书中，十分清楚地指明强行推动政权更迭所带来的后果。正如她所指出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民主制度是理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混合产物：

理性主义鼓励我们去相信，只要能想象得到，一切事物都可以实现。在现代政策中，理性主义者也在付出一定的努力，但他们是在不适当和过分简单的人类理论的基础上，以歪曲的方式去理解和影响着人类和社会。理性主义不仅激励着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形式。

柯克帕特里克继续按照当今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来指明理性主义思想的特征。在谈及“时代的理性主义精神”时，她分析说：

这种精神认为在将来，人类本质与过去在品质上有着天壤之别，情感、习惯和风俗等非理性因素都是能够和应当可以克服的障碍，这种精神视每一种情况都为可以实施计划的一片空白，因而将其他时间和地点得到的经验看做是无关紧要的……理性主义精神没能关注到的事实是，所有制度都是已经存在的模式化的人类行为，并通过人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剧烈的制度变更意味着并不希望让生活发生改变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因为理性主义认为人与社会都会通过预先的规划而发生变化，所以其强烈倾向于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视为是可能的，并认为进步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没有限制的。[8]

虽然没有提及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柯克帕特里克的批判与他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奥克肖特的理性主义在政策上表现出的主要错误是他相信政府的规范可以用一种意识形态呈现出来，并应用于任何地方。的确，奥克肖特相信这些规范都是没有普遍权威的、特殊历史经验的总结。他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太多考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他的政策观太具英国式的狭隘性，因此普遍适用性不强。他极富洞察力地认为自由不是一种可以输出的理想，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逐渐积累的实践，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仍然十分有道理。这一洞察力对于传教士般的政策、对于新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至关重要的。[9]

柯克帕特里克对于那些谴责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既发展同拉丁美洲独裁政权的良好关系，又致力于同苏联缓和的自由主义者的做法进行了政治上的理性主义批判。在她看来，这样做符合新保守主义的议程，但也损害了卡特政府的政策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它又反过来反对新保守主义了。政权更迭政策是理性主义政治最初始的表现。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是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实现的状况，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不顾人民的意愿而使其生活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对现代政策中理性主义的曲解进行清晰的例证考量确实很难，正如在柯克帕特里克死后出版的《以战争维护和平》(Making War to Keep Peace)一书中所认识的，她质疑关于入侵伊拉克的决策，并举例说明这一决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混乱局面。

在美国，直到不久以前，新保守主义者从没有质疑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佳的政权制度之一。近些年来，他们还在探讨这种政权形式是否应当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新保守主义运动所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之处是，这些信念并未得到其主要知识界创始人的认同。列奥·施特劳斯从未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最佳的政权制度或者说它能胜过专制制度。即使不是以轻视的态度去看待，他也是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自由民主制度普世化的思想。

施特劳斯的政治生涯源起于德国魏玛共和国，这一政权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思想家都倾向于反对自由主义，施特劳斯也不例外。施特劳斯早期重要的导师是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者的追随者虽然在那时主要是右翼分子，但他对激进知识分子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施密特帮助施特劳斯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赞助，使其能在1932年离开德国前往巴黎。纳粹上台之后，有着正统犹太背景和曾在柏林犹太研究院(Academy of Jewish Research)谋得一份职位的施特劳斯断绝了与施密特的联系，不过，施密特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观点一直对施特劳斯的思想保持着持续的影响。

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施密特在纳粹掌权之前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宗教及议会民主制危机的著作。1933年他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法学家联合会(Un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Jurists)的主席。1934年依据行政司法制度，他为长剑之夜(Long Knives)的政治谋杀者进行了辩护。1936年他投身于纳粹迫害犹太人运动的前沿，并建议将德国犹太籍科学家的著作打上特殊的标记。尽管他积极参与出谋划策，纳粹对他并不信任，怀疑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于是，他失去了首席纳粹法学家的职位，但得以继续在柏林担任法律教授。1945年他被美军逮捕，并关押了一段时间。施密特的纳粹经历并没有影响到战后他的声望。许多欧洲知识分子领袖在他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拜访他（1985年他去世了，享年96岁），这里面包括宣称“施密特是德国唯一值得交谈的人”[10]的亚历山大·柯耶夫。

施密特的政府治理观念同霍布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法律是国家的产物；由于宪法的产生和破坏都是由政治决策决定的，宪法手段并不能确保自由民主制度的存在。在施特劳斯看来，成为纳粹官员的权威法学家的施密特已经展示了自由主义的一无是处。这一说法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只是施特劳斯忘记了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称作是关于人类权利的政治学说以区别于人类义务，那它就表明国家的功能是来保护或捍卫这些权利的。”他在所著的《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说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就是霍布斯。”[11]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主张超越道德的自由，这一关于自然权利的现代学说将政策演变成为人们恣意妄为的意志冲突。自由主义的最终结果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这将损害自由主义本身。

施特劳斯遵循德国旧的思维方式，将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尼采和海德格尔将无政府主义定义为影响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的现代无序状态。尼采将无政府主义看做是基督教的后发效应，（部分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轻视物质世界，青睐并不存在的精神世界，而海德格尔将无政府主义解释为以掩盖人的真正本质的方式来尝试着理解“人”。然而这也说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具有现代弊病的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德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莫勒·凡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日记作者兼小说家恩斯特·扬格(Ernst Jünger)及表现主义(Expressionist)诗人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都采纳了这一思想，它孕育了克服无政府主义便意味着将自由主义价值观抛诸脑后这一危险的信念。

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的魏玛共和国政权是被无政府主义所破坏的，这一看法引发了普遍的，但过于简单化的，在某些方面牵涉纳粹领导人的对纳粹主义的错误理解。作为20世纪初期在中欧非常常见的放荡不羁的自学者，希特勒采纳了掺杂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通俗化尼采思想的大众化世界观。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生存和权力是唯一的价值，这样的立场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表现得一览无余。而希特勒的行为却体现了另一种不同的理念，其与第二章里已经提到过的一些异教传统中消极的末世论非常相像。1944至1945年，战争形势已经表明同盟国将会取得胜利时，希特勒继续着这场希望渺茫的战争，并准备宁愿将德国变成废墟也不投降。他选择最大限度地毁灭这个世界，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并毁灭自己的祖国。他对爱国主义的毫不在意使得那些最初将他视为能够保护德国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早期保守主义支持者，开始将他视为对德国形成道义危害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看法似乎对1944年7月由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亚当·冯·特洛塔(Adam von Trott)和其他保守主义民族分子发起的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党人一样（包括许多右翼分子），相信先进的知识能人为地将人类推进到更高的层次。这一贬低科学的作用，掺杂着部分源自异教、部分源自基督教（就希特勒而言是其反犹太的魔鬼学说）的思想构成了纳粹党人的世界观。而这一混杂有着深刻的不一致性，而思想上的不连贯使之不能算得上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

如果说施特劳斯对纳粹主义的分析存在缺陷的话，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所做的大量剖析也是不合情理的。没有什么自由民主政权，甚至是最强大的或悠久的政权能在专制独裁的诱惑下得以幸免，但是这些政权的覆灭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它过多的质疑。自由民主制度在哲学信念不一致的情况下，在不同国家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在瑞士，这一制度在反对宗教多样化的背景下已经兴旺了数个世纪；而在英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进伴随着的是宗教信念的淡化。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成功地施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它们也都是后基督教国家。施特劳斯对民主制度的分析其实正是印证了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情况，但是大规模失业、恶性通货膨胀、战争赔偿以及民族羞辱感毁掉了魏玛共和国政权所拥有过的任何合法性。正如已经看到的，纳粹党人利用了基督教千禧年主义传统和反犹太的基督教魔鬼学说。不过，正是借助魏玛共和国政权所内在缺乏的合法性，而不是主要靠虚构的大众无政府主义国家使得纳粹党人上台掌权了。

尽管上述分析所涉及的事件无法与美国所发生的情况相比拟，在美国保守主义者中仍有一些人成为赞同施特劳斯观点的受众。他们曾因为民众反对越南战争而一度气馁，后来发现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争论需要坚定的哲学思想基础来鼓舞士气。在那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受到威胁，不过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变革引发了一种错误的危机感。在某些方面，施特劳斯的思维方式恰好适合于美国。他所宣称的存在于人的范畴之外的、建立在道德约束上的政治秩序符合美国公共生活的信念特点。美国一直坚信它的价值观念是上帝赋予的，只要所做研究与施特劳斯所做的不太接近的人都倾向于认为美国拥有着最佳的政治制度。

施特劳斯认为假如美国的将来有所保证的话，那是因为代表着经典哲学的自然法则思想的复兴。在古代和中世纪思想中，自然法则中包含对美好生活的规划，这意味着要拥有与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美德。早期的现代思想家，如霍布斯通过以保护自我和追求权力来证明自然法则的方式改变了这一观念。后来的启蒙运动哲学家都接受了科学和技术能使人类重塑世界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这一传统的极端表现是尼采的意志狂热，它不足以作为一种纯粹的表达方式来弥补现代无政府主义的缺陷。

唯一真正补救的方法是恢复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最后定义的古典的自然法概念。在阿奎那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在基督教的背景下得到了重现，古典自然哲学就同基督教神学交织在了一起。确实，施特劳斯一直对这一混合深表怀疑。正如他评价的：“托马斯关于自然法最终结果的看法实际上不仅与圣经启示基础上的自然神学密不可分，甚至同启示神学也是分不开的。”[12]在这里，我们要提及施特劳斯思想中的一大关键性特征，即他所坚持认为的在理性与启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阿奎那所要恢复的古典世界观是建立在假定理性和启示能够趋向同一目的的基础上。施特劳斯反对这种假定，指出这是对西方传统的背离。阿奎那之后的很多人都试图表明信仰与理性是互补的。施特劳斯则认为所有这样的努力注定都是要失败的：希腊哲学中的理性宇宙世界与上帝造物的圣经场景，即雅典与耶路撒冷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这里，施特劳斯与其他20世纪早期犹太教信仰主义者，如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和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等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都相信人类的生存和毁灭问题只能通过信仰行为才能解答。施特劳斯自身的宗教信仰我们无从知晓（据称他事实上是一位无神论者）。十分明确的是，他并不认为理性能够为无政府主义提供弥补措施。

施特劳斯坚信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古典世界观来消除无政府主义，这一想法所面临的困难除了要满足避免无政府主义的需要之外，主要是他从没有打算接受这一观念。古典世界观所表现的是一种理性的秩序，而施特劳斯则提议我们以一种意志行为来接受这一观念。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只是表明超越“现代规划”是如何的困难。然而，或许他所希望的与现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施特劳斯成为与任何古代或中世纪思想家相比，更为与尼采有许多共同之处的现代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坚持神学世界观，认为现代科学已经过时，都将宇宙视为一个体系，其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目的。从达尔文之后，这种自然世界观已经失去了效用。自然由机遇和需求所支配，自然法则成为规律而非对美好人生的规划。假如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价值王国的话，后者通过人类理性是无法实现的。

施特劳斯所认为的理性的局限对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他否认自由民主制度可以从哲学信仰中分离开来，在不是由人类意愿创建的道德秩序中，如果没有信仰的话，现代政治面对无政府主义时太过脆弱。不过，他否认能够对这些信仰进行理性地辩解，也没有对自由民主制度进行公开、适当地辩解。施特劳斯化解这一难题的做法或许是柏拉图宏伟谎言的一种现代变通方式：而哲学家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们也知道真相对于民众所造成的损害是致命的。或许施特劳斯本人饱受无政府主义的煎熬，同时相信那些令人安慰的神话能够起到保护民众的作用，如在当代美国关于自然权利的洛克派神话，但他并没有明确表示到底倾向于其中哪种。他所主张的支持欺诈行为的思想只是他个人进行的、主观上的理解技巧。假使他著书赞同那些宏伟的谎言，他会像过去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以极其隐秘的方式来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众所周知，施特劳斯坚称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公开呈现的著作中都蕴含着与之截然不同的秘密哲学。这一观点引发了许多人对施特劳斯的抨击，批评他作为理论家教会了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在政策背后以不实情报的手段进行撒谎。[13]

认为施特劳斯作品是在主张欺诈的说法值得商榷。伟大的哲学家以密码方式进行写作是一回事，坚持在政治生活中欺诈是必需的做法则是另外一回事。施特劳斯一直坚持认为在哲学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他写道：“当一位哲学家对解决问题的确定性强于他对解决方案的问题认知时，他就不再是哲学家了。”[14]在这一座右铭精神的前提下，他几乎不写关于当代政治的文章，很难想象他会赞同任何现代政治规划。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未来的预判与新保守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系统性输出民主制度的做法并不一致，而狂热的新保守主义对进步的笃信也与他对启蒙运动希望的质疑不相一致。而施特劳斯被视为当前美国政权制度的捍卫者，其实将他描述为这一制度最严厉的批评者更为恰当。同施密特一样，施特劳斯也是一位反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本土的政治评论中，新保守主义在各方面都被看做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但新保守主义本身是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正统教派的表现形式，正如他对霍布斯和施密特进行过详细的评述，施特劳斯将自由主义视为“现代规划”失败的一种表现。他的作品并没有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与大多政治情况都是相一致的。[15]然而，假如出现了一种当代政治运动，这位深刻而又常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肯定会提出质疑，进而指责它为新保守主义了。

而施特劳斯并不能为显现其权威性的政治运动来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对此没有产生影响。施特劳斯所宣称的哲学作品通常蕴含着与其表面意思不同或对立的隐藏意图的思想纯属天马行空。他不能提供任何诠释的方法来证明那些思想蕴含着隐秘的意图，根据普遍认同的知识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主张是极其不合情理的。比如，施特劳斯将柏拉图理解为不是一位乌托邦思想家，而是一位试图证明理想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主义的批判者。然而，正如经典学者所展示的，这样的理解在书本中找不到任何根据。[16]

施特劳斯理论的麻烦之处在于事实上他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诠释。在这里，他与解构主义流派所宣称的文本中没有内在含意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上述两种情况中，理性探究都被随心所欲的判断所取代，或许他们都相信正在恢复一种经典的思维方式，施特劳斯的方法与后现代思想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在实践中，施特劳斯将知识理解为借助主观直觉，通过宣布拥有某种特殊的洞察力来获取权威。这一宣示拥有接近真理的特权方式，引导着他的一些追随者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通过在政府中的应用，这一思维方式推动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1] Jeane J.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 New York,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imon and Schuster, 1982, p. 18.

[2] Michael Novak, ‘Neocon: some memories’, http://www.michaelnovak.net.

[3] 参见Irving Kristol, “Memoirs of a Trotskyis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3 January 1977.reprinted in Irving 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4]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本书中，Fukuyama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I.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5] 笔者最早批评福山的文章发表于1989年10月，文中写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政治思想像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对于各种事件的影响在日益减小；而更古老、更原始的力量，如民族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或许很快与马尔萨斯主义者彼此间相互争论……如果苏联确实土崩瓦解了，这一有着良性影响的灾难也将不会开创一个新的后历史时代的和谐局面，而是会回归到经典的历史状态，即大国对抗、秘密外交、宣示收复领土及战争等并存的状态。参见John Gray,“The End of History or of Liberalism?”, in National Review, 27 October 1989, pp. 33-5. 此文章重印于John Gray, Post-Liber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245-50.

[6] 参见“Neo-cons turn on Bush for incompetence over Iraq war”, Guardian, 4 November 2006.也可参见David Rose, “Neo Culpa”, Vanity Fair, 3 November 2006.

[7] 参见Francis Fukuyama, After the Neocons: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Profile, 2006, p. 55. 也有学者赞同福山的“消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的论，参见Ken Jowitt所著《新世界的无序状态：列宁主义的消亡》(Ken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8] Jeane J.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 New York,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imon and Schuster, 1982, pp.11, 17-18.

[9] 参见Michael Oakeshott所著《政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文集》(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ed. Tim Fu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91)。笔者在John Horton和Glen Newey所编的《约翰·格雷的政治哲学》一书中就我“对批评的回应”的文章中，已经批判了奥克肖特的哲学思想(John Horton and Glen Newey ,eds,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ohn Gray, London, Routledge, 2006)。

[10] 关于柯耶夫和施密特的研讨，参见Mark Lilla所著《鲁莽的心灵：政治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们》(Mark Lilla,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3)。

[11]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181-2.

[12]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164.

[13] 关于施特劳斯允许政治生活中可以存在欺诈的相关思想的阐述，参见Shadia B. Drury所著《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翼势力》(Shadia B. Drury,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14]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pp.115-6.

[15] 关于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的详细探讨，参见Stephen B. Smith所著《解读列奥·施特劳斯：他的政治、哲学及犹太教思想》(Stephen B.Smith,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16] M. F. Burnyeat, “sphinx without a secr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0 May 1985.

群魔

从毫无限制的自由王国出发，我抵达了毫无限制的独裁国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希加廖夫(Shigalyov in Dostoyevsky's The Devils)[1]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策制订中既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它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开始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围绕美国国防政策所发生的论战中。对乔治·布什有着深远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关系网络就是冷战的产物。它的许多错误来自于将过去时代获得的思维习惯应用于如今普遍不同的情况中。

新保守主义最初出现于越南战争时帕特里克·莫尼汉和诺曼·波德霍雷茨等人所发出的警告中。他们相信，对缺乏爱国主义的担忧已经显现于抗议者对战争的抵制上，他们反对任何意义上认为美国是邪恶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虽有缺陷，但毫无疑问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社会。认为美国拥有历史上最好的，或许是唯一真正合法的政权制度的思想一直是新保守主义的精神支柱。不过，作为一个后来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试图要改变美国的国防政策。

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核心人物是同列奥·施特劳斯一样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他在新保守主义创始之初的重要性远大于施特劳斯。作为曾在兰德公司担任国防分析师的数学家，沃尔斯泰特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积极带头反对军控和寻求缓和的政策。他证明了在新科技条件下精确武器变得可行的重要性，批评政府接受威慑理论，后来在里根政府执政时期积极支持逐渐加强国防建设。

20世纪70年代以来，沃尔斯泰特在新保守主义关系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他的弟子有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后者与他人合著的《邪恶的终结》（An End to Evil）一书就是献给沃尔斯泰特的。沃尔斯泰特将珀尔介绍给了极端反共的民主党人，参议员斯库普·杰克逊(Scoop Jackson)，1974年他们共同支持立法，反对政府同限制移民自由的国家发展正常贸易关系（如苏联限制有关希望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做法）。在珀尔的协助下，杰克逊不遗余力地游说反对《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ALT Ⅱ Arms Control Treaty)。20世纪70年代中期，沃尔斯泰特将他的另一名学生，扎尔梅·卡里尔扎德(Zalmay Khalilzad)介绍进了他曾经担任顾问的美国政府思想库里工作，在沃尔斯泰特的帮助下，卡里尔扎德很快在华盛顿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2]1984年他在国务院保罗·沃尔福威茨手下任职，90年代初在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手下担任高级官员。卡里尔扎德一直坚决主张假如美国援助圣战者组织的话，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就能够被打败；在苏联醒悟并撤离之后，他是认为同塔利班政权发展友好关系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制定者之一。“9·11”恐怖袭击后他改变了这一观点，那时他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而后被任命为美国驻伊拉克大使。1985年，沃尔斯泰特将珀尔（时任里根政府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介绍给了阿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沙拉比是来自伊拉克富有的银行家家庭的世俗什叶派人士，他是沃尔斯泰特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数学时的学生。沙拉比在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他那时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伊拉克国民大会(Iraqi National Congress)主席，被新保守主义分子标榜为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潜在的领导人，同时也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其他美国情报机构所呈送的情报发生冲突时重要的评估人。

围绕沃尔斯泰特的新保守主义关系网络直到目前不断在发展壮大着。它的许多成员都是“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的签字人，这个于1997年以华盛顿为大本营成立的思想库旨在倡导美国必须行动起来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主席是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他的父亲是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他本人是默多克拥有的《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编辑。首席行政长官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曾担任帕特里克·莫尼汉助手的格雷·施密特(Gary Schmitt)，“新美国世纪计划”主张美国大规模增强国防实力来维持美国军事上难以逾越的优势。“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中有几个在布什政府中任职，包括迪克·切尼，扎尔梅·卡里尔扎德，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及外号“踏板车”(Scooter)的路易斯·利比（I. Lewis Libby，利比是切尼的前办公室主任，2007年3月因违法泄露一名秘密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而受到多项罪名指控被宣判有罪）。“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主要论文发表在2000年印刷的报告集《重建美国国防力量》(Rebuilding American Defenses)，不过，现在此书已经过时了。坚持美国必须维持其全球优越地位的思想出现在早期的文件之中，包括迪克·切尼在20世纪90年代初任国防部长时出版的论文，这些主张继承了沃尔斯泰特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构成新保守主义政策网络的国防科技专家都明确反对当时的军事原则。如果说有一个人是他们在外交政策领域全然不赞同的话，那就是让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现实主义政治的倡导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主张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起源的不同，但苏联已经在某种程度成为了正常国家，其利益斥求并非总是与美国针锋相对。再有，新保守主义坚持认为苏联总是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的极权统治机构。

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基辛格所认为的美国与苏联能够一起共事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不仅是基辛格本人，许多人都饱受这一问题之苦。按照沃尔斯泰特的观点，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都倾向于误读苏联的政策制度。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沃尔斯泰特指责中央情报局系统性地低估了苏联的导弹能力，因而使得苏联取得了军事优势。[3]沃尔斯泰特的文章引发了右翼势力协商一致地对中央情报局的抨击，这也导致了1976年众所周知的“B”情报团队的建立。作为向美国政府提供情报的一种竞争性渠道的建立（中央情报局被称为“A”情报团队），“B”情报团队直接归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的管辖，分为了三大部门，分别针对苏联低空防空能力、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和苏联战略政策开展情报收集工作。“B”情报团队的建立遭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的抵制。不过，1976年老乔治·布什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该情报团队在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支持下开始从事活动。“B”情报团队由那些坚持强硬路线、反对美苏缓和及军控的人构成。主要成员有保罗·沃尔福威茨，哈佛大学研究俄国历史的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因为参与第一枚原子弹研发的“曼哈顿工程”，有时又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泰勒后来成为“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的强力倡导者［据说电影里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这一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

“B”情报团队展现了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些持久特征。它不相信经验研究，拒绝采信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况机构在可靠证据上分析得出的情报，认为其可能是假情报，不能用来判断苏联的实力和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同中央情报局曾任反间谍部主管的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多疑的世界观有点相似。在克格勃叛离者阿纳托利·戈利钦(Anatoliy Golitsyn)的影响下，安格尔顿进而相信多年来苏联一直在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战略欺骗攻势来伪造出处于劣势的表象。具有复杂性格的安格尔顿曾经在耶鲁大学负责编辑一本文学杂志，刊登艾略特(T. S. Eliot)和其他当代诗人的诗作，他认为情报属于认识论的一个分支。而他的目标是要弄清苏联的真实情况，然而以正常的尺度来评估苏联假情报的证据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以标准的经验方法来评价苏联行为的尝试都会导致陷入“映像的荒野”(wilderness of mirrors)［这个词他是援引自艾略特的诗《小老头》(Gerontion)］。[4]在这一领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或信任，甚至事实都可以被捏造出来。本着这种观念，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发起了具有破坏性的挖掘潜伏间谍的行动，并粗暴地指控多个西方领导人［包括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英国情报机构负责抓捕间谍的彼得·怀特(Peter Wright)就是在安格尔顿指控基础上合谋对威尔逊进行调查的］。1974年12月，在中央情报局同仁的普遍不信任中，安格尔顿辞职离去。

由于对经验探索的不屑一顾，“B”情报团队根本没有检验其评估程序的做法，因此他们总是与目标相距甚远。1977至1980年曾在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工作过的安尼·卡恩博士(Dr Anne Cahn)指出该团队的评估“完全是错误的”，而“B”情报团队的失败之处在于其成员在面对已经存在着明显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发现苏联拥有非声学反潜艇系统。换句话说，该团队根据自己的喜好，将缺乏证据的证据视为真实的。这样的方法肯定无法探明真正的假情报。“B”情报团队对此难辞其咎，其相信的苏联所拥有的军事优势部分也是由于受到中央情报局间接宣传欺骗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苏联虽拥有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同苏联经济一样，大都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表明，真相同中央情报局所估计的更为接近，而非之前所宣称的中央情报局是为满足公共开支而有意编造出来的。“B”情报团队里那些信奉战略欺骗的理论家们也成了受骗者。[5]

“B”情报团队所展现出来的对证据的漠视，反映了它对经验主义系统性的排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它同施特劳斯的一些联系。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和格雷·施密特一直抨击美国的情报机构，提出由列奥·施特劳斯所采用的深奥的理解方式是替代经验主义的更好办法。舒尔斯基是施特劳斯的学生，在他同施密特合著的《列奥·斯特劳特与情报世界（我们并非凭借精神）》［Loe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6]这篇论文中指出，施特劳斯所信奉的字里行间隐藏着暗含意思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说明政治生活或许与欺骗行为密不可分，事实上，也表明欺骗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他俩将施特劳斯描述的与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è)小说中的人物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有些“隐约相像，表现在他的绅士风度，他对细节的关注能力、透过表面和字里行间洞察一切的本事以及外在的超凡脱俗”。虽然斯特劳特并没有情报事务的相关著述，两人认为施特劳斯对不同政治体制运行的观察，表明了社会科学知识在情报工作中的局限作用。施特劳斯并不认为政治能通过“一种经验方法来观察和记录行为，权衡特殊行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把握事件发生环境的特殊特征，等等”，了解到“在此基础上，政权制度以与这些精神大相径庭的方式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所产生的根本影响”。施密特和舒尔斯基进而提出，正是没能理解这些事实使得美国政策在冷战期间遭受了损害，“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普遍不愿相信他们会在关键性问题上受到苏联或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愚弄。历史已经表明这样的看法是多么的幼稚”。从这点来看，只剩下一种方法能使分析家洞穿灵魂，为政策的有效需求提供指导。[7]

当施密特和舒尔斯基否定经验探索方法之时，他们混淆了科学主义的批评与证据否定之间的关系。施特劳斯对认为社会研究可以按自然科学方法进行这一思想的批判是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文化的差异、独有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事实和价值观的融合通常使得社会研究不同于任何自然科学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事实。历史不是一种科学，但存在着良史与反映证据如何被利用的劣史之间的区分。也存在着建立在历史知识上的思想与缺乏任何历史概念的思想之间的区分。新保守主义思想就属于后者，许多政策性错误都是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因其有意忽视过去而导致的。

在施密特和舒尔斯基研究施特劳斯与情报之间关系的这篇论文的开头，他们承认论文的标题“在开始就必须显得与众不同”，一方面是“喧嚣的间谍世界与窥伺装备，另一方面是学者的平静与沉浸在旧纸堆中的生活”，两者的对比十分明显。当然，以按图索骥的奇特方法无助于情报收集，但一些类似这样的方法却被美国政府用到了极致。布什的助手嘲笑被布什称之为“以现实为基础的社会”中，许多人们所相信的通过对可辨识的现实进行有判断力的研究就能得到问题解决途径的想法，布什宣称“这样的方式不是世界的本来面貌。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帝国了，我们要通过自身行为来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或许，这样的看法与一段时期在新保守主义者中普遍盛行的无知的必胜信念相差无异。[8]不过，布什也揭示了影响政府大多数错误决策的一些真实看法，这点同施密特和舒尔斯基是一样的。

人们对围绕伊拉克战争所产生的假情报很难做出完整的解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或许很多年后都很难为人知晓。[9]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讲述曾经神圣的、起着重要作用的对待真相的态度，它在欺诈过程中影响着一些最为重要的细节插曲。那些策划伊拉克战争的人们知道真相，认为欺骗他人只是为了推进战争的进行。但他们所认为的能够破解事件谜团的信念只是一种幻想，最终也就是自欺欺人罢了。

这一过程或许体现在艾布拉姆·舒尔斯基领导建立起的为决策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情报的工作部门之中。舒尔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成员，在里根政府时期在国防部部长理查德·珀尔手下任职。2002年他被任命为由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创建的五角大楼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的负责人，直接向理查德·派普斯和理查德·珀尔的学生、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报告工作。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所作所为至今不为人所知。对导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阴谋诡计进行详尽阐述的作家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曾写道：“对于特别计划办公室来说，保守秘密不仅是为了便利自身。有人甚至会说这是为了故弄玄虚的需要。”[10]按照舒尔斯基的深奥办法，特别计划办公室摒弃了评估情报的既有做法，通过专门渠道将自身对事件的看法直接汇报给白宫。同“B”情报团队一样，特别计划办公室有自身的明确做法，按其特色而无视由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呈送的情报。特别计划办公室成为宣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基地组织发展联系以及为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正名的主要情报来源。部分是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该部门于2003年被重新命名为最初的名称，即北部湾事务办公室(Northern Gulf Affairs)。特别计划办公室似乎已经得到继续存在的理由。2006年年中，“伊朗事务指挥部”(Iranian Directorate)在五角大楼成立，特别计划办公室的一些专家包括其前任主管艾布拉姆·舒尔斯基掌控了该部门。与此同时，送交给副总统切尼女儿伊丽莎白·切尼(Elizabeth Cheney)的报告导致在国务院增设了“伊朗服务处”来负责部门的规模。[11]

特别计划办公室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坚持认为世界是在经验探索中前进，该办公室严重依赖于沙拉比的伊拉克国民大会所提供的情报，同副总统迪克·切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2]其产生的主要后果是使得美国的政策也严重依赖于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的、未经核实的情报来源。伊拉克国民大会也推出了大批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叛离者。这些声明遭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质疑，也与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得到的证据相矛盾；但作为支撑进行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它们被切尼和布什总统反复提及，一直到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事实得到确认。

据称，切尼和布什经常优选出对他们有用的情报，使用支持他们观点的，忽略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处的情报。为了将伊拉克同“9·11”事件联系起来，切尼指出，在布拉格曾举行过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9.11劫机者头目之一）同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会议。他也宣称“有情报”表明萨达姆一直在试图购买用于生产核武器的铝管。在做出这些声明的时候，切尼并没有就挑选一些情报的同时，又对其他的进行忽略而保持沉默。正如美国作家琼·迪戴恩(Joan Didion)曾经写过的：

中央情报局曾告之白宫，并不存在穆罕默德·阿塔同伊拉克情报部门的布拉格会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能源部曾指出铝管“不能直接适用于”铀浓缩这一问题……副总统所做的不是优选情报而是忽视情报，用能够更好支撑自己言论和符合自身利益的情报去取代对自己没有用的情报。[13]

同布什一样，副总统不理会事实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不能支撑已经做出的出兵伊拉克的政策理由。当布什和切尼忽略与战争理由相矛盾的情报时，在他们或他们在特别计划办公室的顾问们看来，他们并没有在隐瞒真相。正如布莱尔先生在英国为战争建立在虚假情报问题上所进行的辩解中，他们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真相。在《无声的战争》(Silent War)一书中，施密特和舒尔斯基十分清楚地指出，在情报处理中，“真相不是目的，成功才是目标”。[14]事实上，对于这些预言家来说，成功同真相是一码事，这种真相不是一般所言的那种，不过这种只有内行才懂得的真相隐藏在事实欺骗的镜子之后。

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问题使得局中人不得不面对与他们的警示相对立的欺骗行为。特别计划办公室的主管们将他们的自信建立在伊拉克叛离者所声称的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说法的基础上，但这样做的话可能使他们忽略了这些叛离者可能受人指使来营造萨达姆拥有积极的武器计划这一信念的可能性（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相信这是真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展现给人们的印象是，萨达姆为了自身利益，想要提升自己在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伊朗政权也认为推翻这个伊拉克独裁者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两个国家间不仅曾爆发过惨烈的战争，而且伊朗人知道如果萨达姆被赶下台，伊拉克将成为什叶派的天下。摧毁萨达姆政权将使伊朗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审慎地防范伊拉克国民大会像伊拉克的假情报一样成为伊朗可以利用的渠道。[15]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警示过度依赖伊拉克流亡者提供的情报来源所带来的危险。掌管特别计划办公室的理论家们无视这些警告，他们相信能够不通过经验验证的方式，依靠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可以猜出真相。就涉及其中对叛离者的信任而言，只能进一步证明他们自己的特殊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特别计划办公室这套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方法使他们从美国情报机构先前确立的繁琐程序中解放出来，这也使得战略性欺骗成为特别计划办公室的首要目标。

认为自身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能洞察一个政权制度或一个人而不用进行事实探究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倾向。布什总统或许曾经相信在2001年6月会见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时，他“能感觉到对方的灵魂”。[16]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改变了布什先生的观念，有人会认为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发展削弱了对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情报的信任度，但事实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2004年2月，新保守主义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继续抨击美国的情报收集方法，他写道：“几十年来，美国情报团体一直传扬的神话是它拥有的分析方法一定是根本不受喧闹的政治世界影响的。”它依靠的“不是博弈论者的会议探讨，也不是官员们的风险评估”。布鲁克斯宣称：“当理解世界的暴乱分子和威胁时，我愿意相信的是那些在过去五年里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小说的人。”[17]再一次，看透政权制度灵魂的神秘洞察力，作为一种比费力的证据分析更加好使的办法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新保守主义关于认为一个人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就能理解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看法是有趣而又具讽刺意味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正是新保守主义自身的思想状态。新保守主义相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已经糟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正如新保守主义分析家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在“9·11”恐怖袭击后不久写到的，“反恐战争”是“全球化民主革命”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应为我们摧毁专制政权的能力感到担忧。这是我们所擅长的，不费吹灰之力，因为200多年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革命国家。创造性的破坏是我们突出的特点……换句话说，现在又到了输出民主革命的时候了。对于那些认为这样是无法做得到的人们来说，我们只需指出20世纪80年代，那时正是我们引领了从莫斯科到约翰内斯堡的、推翻专制独裁政权的全球化民主革命。[18]

在这里，19世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著名的格言——“热衷于破坏同样是热衷于创始”(The passion for destruction is a creative passion.)——在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得到了再现。巴枯宁的信徒，圣徒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y Nechayev)将这一格言应用到他所著的《革命者教义问答》（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1868）一书中，他主张为达到推进革命的目标，任何包括讹诈和谋杀的手段都是正当的。一年后，涅恰耶夫谋杀了一名拒绝执行命令的同志。这个事件之后巴枯宁同涅恰耶夫断绝了关系，不过涅恰耶夫已经展现了巴枯宁设想的思维逻辑。暴力恐怖成为达到革命目标所无法避免的事情。

莱丁设想的以军事手段来强制推行民主的观点具有类似的逻辑特点。涅恰耶夫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人类事业服务的，莱丁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被强加政权更迭的国家中的人们会为自己的政府被推翻而欢欣鼓舞。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表现，就必须要洗除他们身上带有的落后元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强制性民主化所能接受的结果：即将他们从专制独裁中解放出来。磨难与暴力恐怖若有助于抵制邪恶的全球战争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

新保守主义的革命思想是一个半世纪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剖析过的革命思想的最新体现。在他的小说《群魔》(The Possessed)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那个时代俄国革命及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同伴。他对在闲暇时间将革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受庇护的贵族激进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弗克赫文斯基(Stepan Trofimovich Verkhovensky)的描写可谓是无情而又入木三分。在追求新世界的过程中，许多革命者沦落为罪犯（正如涅恰耶夫自身所发生的，他牵涉之中的谋杀行动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基础）。乌托邦梦想在卑劣的恐怖气氛中破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所写的这部小说作为对19世纪中叶俄国左翼革命思想的抨击。对这一时期激进运动的描述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就其革命思想的心理影响而言，则具有价值上的持久性。波兰诗人、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评论道：“恰如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所公开承认的，俄国革命可以在《群魔》这本书中找到它的预兆。”米沃什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的千禧年主义者和相信救世主即将来临的人”，[19]毫无疑问，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失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世界中时，所导致的结果也是荒唐可笑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他所信奉的俄国精神的复兴能拯救世界的观念，最糟不过是一种期待救世主降临的思想。然而，因为自身是一位千禧年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千禧年主义信仰所推动的革命运动带来的风险。

由于刚开始时目标就受到限制，革命者们有时间，并重新开始接受将暴力恐怖作为涤荡世界邪恶的手段。这一思想已经深深影响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已经展现了它的危害性。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欺骗幻想一样，新保守主义已经接受暴力作为实现其乌托邦梦想的手段。

[1] F. Dostoyevsky, The Devils, London, Penguin, 2004, p. 404.

[2] 关于卡里尔扎德在芝加哥大学早年读书情况的描写，参见Anne Norton的杰作《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的帝国政治》(Anne Norton,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85-6)。

[3] Albert Wohlstetter, “Is there a strategic arms race?”, Foreign Policy, no.15, summer 1974, pp. 3-20.

[4] 关于安格尔顿的生平和事业情况，参见Tom Mangold所著《冷战斗士：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顿，中央情报局抓捕间谍的大师》(Tom Mangold, Cold Warrior: James Jesus Angleton, the CIA's Master Spy Hunter, London a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5] 关于“B”情报团队方法及错误的权威分析，参见Anne H. Cahn所著《扼杀缓和：抨击中央情报局的权利》(Anne H. Cahn, Killing Détente: The Right Attacks the CIA,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也可参见Anne H. Cahn所著《“B”情报团队：耗资万亿美元的实验》(Anne H. Cahn, “Team B: the trillion dollar experiment”,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vol.49, no.3, April 1993)。

[6] Gary Schmitt和Abram Shulsky所著《列奥·斯特劳特与情报世界（我们并非凭借精神）》，收录于Kenneth L. Deutsch和John A. Murley所编《列奥·斯特劳特，施特劳斯分子及美国的政权制度》(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p.410 et seq)。

[7] 施密特和舒尔斯基在《无声的战争：理解情报世界》一书中，更为系统地提出了他们对情报工作的看法(Schmitt and Shulsky,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3rd edn,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8] 关于布什助手的言论，参见Ron Suskind所著《毫不质疑》(Ron Suskind, “Without a doubt”, New York Times, 17 October 2004)。

[9] 鲍勃·伍德沃德出色地揭露了在白宫围绕战争所出现的欺骗和妄想等情况，参见Bob Woodward所著《丹尼尔的世界：战争中的布什》（第三部分）(Bob Woodward, 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Ⅲ,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10] George Packer, The Assassins’ Gate: America in Iraq,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105.

[11] 关于“伊朗事务指挥部”的报道，参见Laura Rozen所著《美国采取行动来削弱伊朗》(Laura Rozen, “US moves to weaken Iran”, Los Angeles Times, 19 May 2006)。

[12] 关于特别计划办公室的建立和运行情况的详细介绍，参见Seymour M. Hersh所著《指挥体系》(Seymour M. Hersh, Chain of Command, London and New York, Allen Lane and HarperCollins, 2004, pp. 207-24)。

[13] Joan Didion, “Cheney: the fatal touc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 October 2006, p.54.

[14] Schmitt and Shulsky,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3rd edn,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176.

[15] 有报道显示，情报分析担心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可能是假的，参见Bob Drogin所著《美国怀疑收到了假的武器情报》(Bob Drogin, “US suspects it received false arms tips”, Los Angeles Times, 28 August 2003)。

[16] ‘Bush and Putin：best of friends’, BBC News, 16 June 2001.

[17] David Brooks, “The CIA: method or madnes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04.

[18] Michael Ledeen, ‘Creative destruction’, National Review Online, 20 September 2001.

[19] Czeslaw Milosz, ‘Dostoyevsky’, in To Begin Where I Am: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pp.281-2.

第五章 全副武装的传教士

政治思想家脑海中总是涌现一个最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本国人民能够手持武器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使他国人民接受自己的法律和宪法。显而易见，理性的发展是缓慢的，没有人喜欢全副武装的传教士；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常识告诉人们要像对待敌人那样击退这些侵入者。你可以倡导自由，但不能以武装侵略的方式促使其产生。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92年在巴黎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演讲[1]

在某种程度上讲，伊拉克战争的起源将一直无法说清楚，原因并不是像一些人后来所相信的是一场阴谋所导致的。许多战略目标已经展现了其正当性，其中一些看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当这场战争被写入历史之时，没有什么团体会认为它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如果说布什政府制订有总体战略的话，那就是认为在伊拉克实现政权更迭将有助于促进美国的利益，同时也能在这个地区抵制恐怖主义，并推进民主的步伐。然而，任何一个单一的目标其实都没有实现。在行动的初衷上它们是一致的，但每一个目标彼此间却是迥然不同和相互对立的，布什政府展现了设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自由民主制度无法在大多数中东国家里建立起来，这一地区政权制度的选择大都是介于世俗专制与伊斯兰教统治之间。通过在中东地区进行强制民主化的尝试，布什政府希望各国能出现像美国式的政权制度，但他忽视了出现狭隘式民主制度的可能性。狭隘式民主建立在信奉公共利益是不证自明的这一观念上，其思想的前途是所有没被欺骗的人和正直的人都拥戴这一政策，因此就没有必要保障个人自由或少数人的权利了。这样，与公共利益一致的大众意愿就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在实践中，人民需要引导，按照卢梭(Rousseau)的理论，这是由立法者，即某一种影子式的人物在幕后进行指挥。卢梭所说的立法者与通过无形干预来构成神权统治下的伊朗的大阿亚图拉这一角色有着相似之处。这样存在于伊朗的政权制度是卢梭设想的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当中东地区存在的专制独裁政权被推翻之后，这种民主制度就有望取而代之。这样的进程已经体现在伊拉克的方方面面，由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大众化神权政治国家正沿着伊朗的路线逐渐显现。从现在开始，20年间中东国家有望演变成由这一伊斯兰狭隘式的民主制度占据主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会出现比它们所取而代之的还要多的合法政权，如果这些政权的出现能有助于减少一些恐怖主义背后的暴力的话，接受这些国家也是很有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一些国家或许会演变为类似欧洲多元化民主政体式的国家（黎巴嫩似乎已经再现了这一形式，只是战争将这一进程中断了）。然而，这些国家不会是任何西方政治制度的克隆，认为即将出现一个接受美国作为政府模式的“新中东”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相信恐怖主义可以被根除同样是一种欺骗。美国和其他国家告诫伊斯兰教国家要进行“现代化”改革，也就是说要重复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它们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非西方国家身上强加西方发展模式的尝试，导致的只会是恐怖主义大规模的泛滥，而20世纪的欧洲自身也成为了空前的国家杀戮的场所。恐怖暴力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是当时中东已经存在着的现代国家，在遭受30年的经济制裁和随之而来的美国打击并被摧毁之前，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中高度发展的国家之一，西方照样对它实施暴力手段了。

即使自由民主制度能够被确立下来，也无法彻底消除恐怖主义暴力。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和美国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俄罗斯，自从推进民主化进程以来，恐怖主义势力饱受打压；而在中国，恐怖主义仍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政治进程能够有助于处理恐怖问题，但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目前的情况下，在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组织并非孤立的、缺乏大众支持的小派别，在黎巴嫩，不久前发生的与以色列的冲突之后，真主党(Hezbollah)已经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巴勒斯坦，哈马斯(Hamas)已经组建了民选政府。在整个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成为久未解决的冲突的产物，甚至是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永远不能得到解决。

在这些地区冲突中，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的矛盾可能是最难解决的。不过，在伊斯兰教国家间同样也隐约出现了大量的冲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是谋求海湾地区霸权的竞争国，这样的对立似乎处于一种危险的边缘，两个国家在十年或许更长时间内将成为有核国家，随着萨达姆政权的灭亡，什叶派的觉醒势必会导致逊尼派政府的强烈抵制。在许多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剧了政治的不稳定性。20年之内，海湾地区的人口将翻倍，在这一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年轻人的人生态度将受到原教旨主义教派的深刻影响。在这些情况下，和平的局面是难以实现的。通过孜孜不倦的外交努力或许能确保一定时期的休战，与伊斯兰教国家发展密切联系能够使之对国内制造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非正规民兵组织构成一定的影响。然而，稳定仍是要达到的长远目标，而恐怖主义暴力的减少看样子也将是一种长期的态势。

确立自由民主制度和减少恐怖主义威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二者在中东地区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些目标的难以界定使得在这一地区维护稳定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同时也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冲突。在伊拉克，这种模糊性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1] 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参见http://faculty.washington.edu/jonas/Text/ParisRomeProgram/Readings关于罗伯斯庇尔及他在法国大革命恐怖中作用的详尽解释，参见Ruth Scurr所著《致命的纯洁：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Ruth Scurr, Fatal Purity: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6)。

伊拉克：21世纪乌托邦的试验场

在先发制人战略的引领下，布什政府的执政理念与美国建国者，甚至是威尔逊、罗斯福及里根的乌托邦信念渐行渐远。从根本而言，它是一种发动无穷尽战争的信念。

——大卫·瑞夫(David Rieff)[1]

许多事情共同推动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它们中的全部都是慎重和理性的。入侵伊拉克为的是确保美国的能源供应；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重塑伊拉克来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典范。第一个目标由于战争而受到了损害，而第二个目标却是无法实现的。第三个目标，即废除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

在试图赋予入侵行为以合法性外衣的时候，布什政府与布莱尔政府一起把对伊拉克的打击说成是一种为了应对发展武器计划所形成威胁的反应，但他们的辩白却前后不一致。如果确实存在伊拉克发展武器计划的情况，完全可以用非战争的手段来处理，即通过突击性的检查程序或其他办法。假如萨达姆确实已经拥有生物和化学武器，也没有理由认为这足够对美国形成威胁，正如分析家们所发布的中央情报局的结论，萨达姆或许只会在遭到入侵的前提下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美军。战争的预期效果是向全世界的“流氓国家”宣示，它们应该最好不要拥有像萨达姆所缺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的话，它们会像伊拉克那样，不可避免地遭受美国的打击。战争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国家发展武器的企图打压下去，而不是要促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一步扩散。事实上，就美国或全球安全而言，这样的战争主张是没有说服力的。

战争的目标也存在于其他方面。其中之一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提出的地缘政治目标，主张美国必须同沙特阿拉伯理清关系，因为他们认为沙特同恐怖主义有所勾结。如果以这种方式摆脱与沙特阿拉伯的密切关系的话，美国就需要在海湾地区找到另一个稳定的石油来源和美军可以驻扎的军事基地。伊拉克似乎恰好符合这些要求。通过控制这个海湾地区石油储备的重要国家，美国就能够疏远自己不再信任的盟国（沙特）。与此同时，这也能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作用，保持其限制中国、印度及其他能源消耗大国对该地区渗透的能力。

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伊拉克战争后的石油生产从未达到萨达姆时期的水平，而油价却已经大幅度飙升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片混乱的状况下，没有美国军队驻扎的库尔德人地区却保持着和平局面，而石油生产回归早期水平已经是不可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油生产量将继续下降，因为投资和防护设备的开支在不断减少。正是由于伊拉克战争，美国的石油供应与以往相比更加不稳定。过去所认为的伊拉克会在后萨达姆时代将其石油储备交由美国控制的想法，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只是一种妄想。如果确实曾存在这一可能性的话，为什么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会拱手将其能源储备让出呢？所以，这只是一种权力政治的想法，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次乌托邦冒险。

在伊拉克发生的政权更迭是苏联解体后不久开始的全球资源战争的一部分。为什么有时又被称为第一次海湾战争（这一称谓忽略了早些年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的惨烈冲突），那是因为它只是一场资源战争。任何一方所要做的并不是要推进民主进程或是抑制恐怖主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石油供应。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策中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此，当然还包括在中亚地区加强军事基地的建设以及同俄罗斯发展更紧密的联系。

纵观20世纪，为控制自然资源所进行争夺的地缘政治是影响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因素。确保石油供应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话题，它使得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入侵以及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1956年继而体现在英国为控制苏伊士运河所进行的失败尝试上。1953年，英美共同发起的，并由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旨在推翻伊朗世俗主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的“阿贾克斯方案”(Operation Ajax)就公然宣布要防止伊朗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要重新宣示西方国家对伊朗石油的掌控。

后冷战时期的竞争在不同的背景下深化发展。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石油生产国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俄罗斯通过其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重新确立其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而伊朗已经成为海湾地区霸权的有力竞争者。支撑这些改变的事实是全球石油储备正在大大减少，而全球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石油资源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面临枯竭，不过“石油峰值”(peak oil)理论显示全球生产或许已经接近其最高产量了，各国政府对此都高度重视。美国能源部2005年2月发布的名为《世界石油生产的高峰：影响，缓解及危机管理》(Peaking of World Oil: Impact, Mitig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的报告总结道：“世界从未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十年之内都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缓解，这一问题将会是普遍存在而不是短暂的。早先的能源转换（从木材到煤，从煤到石油）都是缓慢演变的，石油生产高峰的到来将是突然的和革命性的。”[2]当逐渐减少的石油生产遭遇到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时，其结果注定是加剧了对世界现存储备的争夺。石油峰值的地缘政治理论影响着世界大国的政策制定。[3]

作为最重要资产，石油的作用被布什政府认定是最具有战略性的。1999年在美国石油学会(Institute of Petroleum)秋季午餐会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哈利伯顿 (Haliburton) 公司总裁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讲道：

石油生产明显是一种逐渐自我减少的行为。每一年已经找到的和开发的储备与你的产出只是相当，甚至只是持平。在广泛意义上，对于世界上其他公司也是如此……因此，到哪里去寻求新的石油供应源呢？石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天然是一种战略性物资。我们并非在谈论肥皂或是休闲服饰这样的简单商品。能源对于全世界经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海湾战争就是这一现实的反映。政府的参与程度使得石油成为独特的商品……各国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明显占据了约90%的资产。石油贸易依旧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商业活动。许多地区都提供石油来源，中东地区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3，而且开采成本最低，仍然在决定着世界石油的价格。[4]

切尼的演说表明了他对石油生产高峰的清楚认识，反映了第一任布什政府决心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重新界定能源政策。毫无疑问，石油是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因素。美国的行动是要确立起一个能够保障美国石油供应的政权，并表明了它要控制整个海湾地区石油储备的决心。

这一冒险行动之所以搁浅是因为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有效国家来取代被推翻的政权。如今的广泛共识是认为本应当通过战后的重建安排，来避免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后来所进行的规划的证实，如2002年，美国国务院就伊拉克的未来做出的分析报告，但并没有得到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重视。[5]不过，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混乱状态本可以避免的想法也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地认为战争的目标可以达到，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果在此之前有过类似现实的将来考虑的话，战争也就不会发动了。在伊拉克这个国家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推翻其政权则意味着摧毁了这个国家。

不过，一切都不是事后才明白的。最初的军事胜利后带来的叛乱局面曾经被广泛预见到，[6]而伊拉克的历史表明，几十年前就有人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国家，由人口占多数的教派进行统治所带来的风险。众所周知，最初是很大程度得益于英国外交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的努力推动，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成立了伊拉克这个国家，贝尔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劳伦斯）以及英国殖民官员，即苏联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父亲哈利·圣约翰·菲尔比(Harry St John Philby)一起在奥斯曼帝国濒临崩溃之时，于1921年将三个省联合起来建立了哈希姆王国(Hashemite Kingdom)。1919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贝尔成为被任命的英国殖民地政治官员中的第一位女性，担任英国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的秘书，开始了建立新国家的工作。贝尔于1920年会见了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赛义德·哈桑·萨德尔(Seyyid Hasan al-Sadr)，他是2004年领导迈赫迪军(Mahdi Army)反抗美国占领军的穆克塔达·萨德尔(Moqtada al-Sadr)的祖父。贝尔认识到，民主政府在伊拉克意味着神权政治的统治：“我深深相信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掌握在逊尼派手中，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神权统治国家，这将是最为糟糕的。”她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阻止什叶派神职人员掌控公共事务”，而是由逊尼派精英来实现统治。英国的战略利益就是要维持对这个国家北部油田的控制。通过创建一个新的王国，将什叶派排除出权力核心和防止库尔德人成立独立国家这两大目标就能够达到了。

贝尔能够建设一个新王国的原因之一是她熟谙这一地区的文化。她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将苏菲派自由主义和神秘主义诗人哈菲兹(Hafiz)的诗集翻译成英语。她建立了巴格达考古博物馆，后来成为伊拉克国家文物博物馆，80年后，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该馆的国家珍宝馆藏遭到洗劫。当抢劫发生的时候，伊拉克石油部同许多政府部门正处于美军的警卫之中，而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此的评价是“小事一桩”(Stuff happens)。[7]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之后，贝尔逐渐同英国的伊拉克政策意见相左。1926年，她被排挤出了殖民事务决策核心层，不再对任何事务产生影响，结果她在巴格达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被葬于英国公墓之中。[8]

贝尔深知她所创建的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民主国家。在什叶派地区推行民主制度将意味着神权统治，在逊尼派地区则意味着教派冲突，而在库尔德人占据的北部地区则意味着分裂主义。贝尔所创建的这个王国维持到了1958年，直到纳赛尔派(Nasserite)军官发动政变处死了王室一家。这个事件是在法国和英国错打算盘，企图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努力失败而导致英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下降的两年之后发生的。萨达姆的专制统治就是建立在教派分立和维持贝尔那时由逊尼派来主导王国的这一相同的现实情况基础上。颠覆这一政权意味着摧毁了它的运行机制，实现了贝尔所警示要避免出现的神权政治统治。而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极权主义国家，它遵循的是苏维埃俄国式的启蒙政权。它是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是海湾地区唯一不受伊斯兰教什叶派律法支配的国家，采纳的是西方式的司法模式，它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调和的。这些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并在两伊战争期间向萨达姆提供了武器装备和情报来源。

伊拉克一直是一个有着严重内部分化的混合国家。虽然存在更多的压制行为，萨达姆政权的构成基础与贝尔时代的王国一模一样。萨达姆在维持统治的同时，继续压制什叶派多数人、库尔德人及其他族群。摧毁萨达姆政权使这些族群得到了解放，也使得伊拉克成为了缺乏实力与合法性的国家。民主制度是无法确立起来的，因为它所必需的构成基础，即社会团体间一定程度上的互信根本就不存在。少数派需要确认的是他们不是永远的失败者，否则的话，他们会选择脱离出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库尔德人注定也会选择走这样的道路，500万逊尼派人也一定会坚决抵制什叶派多数人的统治。这些族群间的裂缝太深，使得脆弱的伊拉克社会结构不能承受。几乎是在每一个地方，骤然实行民主化总会使国家趋向分裂，正如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情况。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伊拉克能够成为例外，2006年12月随着萨达姆在屈辱和一片混乱无序中被处死，伊拉克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虽然在每一个阶段都掺杂有权力政治的疯狂设想，新保守主义者所策划的发生在伊拉克的政权更选是典型的乌托邦思维在作祟。推动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简单地认为专政被推翻之后，民主制度会随之确立起来。如果还存在过渡性的困难，他们就会采用普世性的，也就是美国式的原则来化解。因此，构建一个想象的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也油然而生。为伊拉克所设计的制度表达的是相信一纸宪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这其实与美国的历史也是不相符合的。美国的国家统一也只是通过国内战争这个途径才实现的。

实践证明，布什政府是无能的。早在入侵伊拉克的数周之前，它对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仍是一无所知。其意见摇摆，于是设置一个战后日本式的军事长官进行管理，还是立即实施向民主制度的转换。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军队官僚主义者和美国式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于任何新保守主义分子，他对将民主制度输入到伊拉克根本不感兴趣，不过同样就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规划。按一些英国官员所提议的，以军事主管来代替萨达姆不是现实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管辖的殖民政府，其长期性和可行性很是值得怀疑，而美国人从任何角度出发也会倾向于反对采用这种办法。对于布什政府中的强硬派而言，战争已经成为向这个国家输出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手段了。显而易见，这就是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写照。对这些构成乔治·布什战争内阁，并自称为“宙斯之子”(Vulcans)的国防战略家们进行详细研究的作家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将沃尔福威茨看成是：

与入侵伊拉克行动联系最为密切的政府官员。在入侵行动实施期间，在战区工作的美国人继而给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起了“阿拉伯的沃尔福威茨”这个绰号；这一称谓准确地把握了他为追求实现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及给中东带去民主制度的目标所持有的强烈热情，甚至有时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浪漫主义情怀。[9]

对于沃尔福威茨这位战争的主要设计者来说，入侵行动是在这个地区实现民主化的前奏。在这一过程中，布什所任命的、不称职的巴格达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对在伊拉克如此迅速地推进民主化感到震惊，很快他接受了这一事实，并认为这是体现美国政府所自诩的合法性的唯一方式。

在2004年5月的第一份官方公报中，布雷默宣布解散伊拉克军队，并解雇了身为复兴社会党的公共官员，包括大学教授、小学教员、护士及医生。《华盛顿邮报》驻五角大楼的记者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E. Ricks)这样描述布雷默的决定：

……5月23日，布雷默签署了临时管理委员会第2号令，正式解散了伊拉克政府，涉及以下团体：总数为38.5万人的伊拉克武装力量；人数惊人地高达28.5万人的内务部全体人员，这里面还包括警察和国内安全力量；以及人数约为5万人的总统安全卫队……这些人中许多都是配备有武器的。[10]

解散伊拉克军队是在布雷默颁布的第1号令后实施的，1号令宣布解散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禁止其高级党内成员在公共部门任职。根据里克斯的报道，这两项命令都遭到了中央情报局驻巴格达的负责人的强烈反对，它使得超过50万人失去工作。在伊拉克一个家庭平均有六口人，这意味着约占全国总人口1/10的两万五千多人没有了收入。布雷默之所以签署这些命令是他听从了阿迈德·沙拉比的建议，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空出的职位中。

布雷默的命令所导致的后果是使得伊拉克这个国家遭到了拆解。警察和安全部队不再成为国家机关人员，他们受到了教派民兵的控制，被用来实施绑架、折磨和谋杀等活动。在巴格达市中心，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及美英同盟共同扶持的伊拉克政府所在的高度安全的绿区之外，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无政府的混乱场景。到2006年末，每天约有上百人被杀害，按照联合国的统计，百姓所蒙受的苦难比萨达姆统治时期还要严重。[11]

在布什政府的认识中，伊拉克缺乏经验的政府是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建立的。美国支持的政府成为各教派力量斗争的场所，伊拉克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消逝在历史记忆的黑洞里。假如萨达姆是被刺杀而亡或者死于自然原因的话，这个政权可能还会继续存在。而通过强加的政权更迭，布什政府创建的是一个严重依赖什叶派民兵武装、有着脆弱政府的失败国家，这一事实在对布什愚蠢政策的批评中都没有提到。混乱无序的状态使得入侵行动之初宣布的，要达到找出并销毁想象中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假如萨达姆确实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拥有任何生物或化学武器的话，它们也同伊拉克这个国家一起灰飞烟灭了。

一些人将美国军队并没能在伊拉克实现和平归因于兵力部署的不足。确实，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设计的战争计划，因为没有考虑到萨达姆军队被击溃之后所出现的叛乱状况，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拉姆斯菲尔德在政府任职期间一直是“军事革命”的有力支持者，主张高度依赖技术和有限地使用地面部队，由于在战争中实施了难以奏效的策略，他受到军队的广泛厌恶；也因美国中期选举选民的反对，成为首先被牺牲掉而不得不辞职的官员。然而，再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也是无济于事的。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有超过40万士兵的军队驻扎在伊拉克，也不能通过武力强行施加自己的意愿。当一项法令被通过的时候，采取的总是政治上的手段。1914年英国军队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英国战舰的原油供给，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已经将其注意力从煤转向了效率更高的燃油引擎。但是，占领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1915年12月至1916年4月间，英国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在库特伊马拉(Kut-al-Amara)这里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抵抗下，遭受了2万人的伤亡，后来不得不诉诸空袭手段将村庄夷为平地（这样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阿富汗也同样使用过）。

在伊拉克，通过使用武力方式实现和平及建设是无法成功的。相比之下，美国在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带来任何政治目标的实现。截止到2007年初，超过3千名美军士兵阵亡，这一数目超过了“9·11”恐怖袭击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万名的士兵负伤，即使这样，结合军事行动所追求的一系列目标也都是难以实现的。美军也犯下许多错误甚至是罪行，但将美国的失败归咎于被派往执行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士兵身上是不恰当的。责任应当由发出这些命令以及要求士兵去执行的那些政治领导人们去承担。

的确，在最初占领巴格达之后，美国军队的装备并不能较好地应对遏制叛乱的需求。在越南和索马里遭遇耻辱性的失败之后，美国军队将信条建立在“武力保护”和“震憾与威慑”的基础上。在实际中，它意味着美军可在被占领国杀死任何可能造成威胁的民众，用压倒一切的火力压制敌人。在战争初期，当面对的敌人是萨达姆的军队时，这些策略是非常有效的，而当所面对的敌人是大多数人民的时候，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曾经在海湾战争指挥过英国第一装甲师，在萨拉热窝(Sarajevo)掌管过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1996至1998年领导过驻北爱尔兰英军的鲁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将军将这一当前的冲突称为“人民当中的战争。”[12]在这样的冲突中，再多的军力部署也无济于事，过多地使用武力也是无用或者说只是起到反作用。2004年初随着费卢杰(Fallujah)这座城市被夷为平地，伊拉克百姓最初对美国占领军抱有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在对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使用“震撼和炙烤”的打击中，美军动用了集束炸弹和化学武器（一种白磷弹或“改良后的凝固汽油弹”[13]），这一做法可以比得上俄罗斯军队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的毁灭性破坏。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失败，几天后叛乱分子攻占了更大的城市摩苏尔(Mosul)，在那里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这表明对伊拉克人生命的漠视只会助长叛乱的发展。2004年4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高官评论说：“根据我的看法及对英国发布的一系列命令的评价，美国所使用的暴力手段是不相称的，在面对威胁时的反应有些过激。他们看待伊拉克人民的方式也与我们不同。他们视伊拉克人民为劣等民族。”[14]

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所发生的虐囚事件与此做法十分相似。在萨达姆倒台的时候，对任何人来说，成为受害者的日子应该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数以千计的人们在街头被带走，遭受了有计划的虐待。这样的作为对于美军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俄罗斯人在车臣、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在肯尼亚都广泛使用了虐囚手段。但是，同上述使被关押者遭受极端身体痛楚做法不同的是，美国审讯者更注重实施心理上的打击，特别是性别上的羞辱。在伊拉克所应用的折磨方法是将受害者的文化作为攻击的目标，侵犯的不仅是人身，还有作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身份。在使用这些手段时，美国在这些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对美国恶行的记忆，美国要做的是让这些人知道，在伊拉克，只有美国支持的政权才是具有合法性的。

美国军队的权威部门已经谴责了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然而，在军方似乎已经明确反对这一做法的同时，不能把虐囚行为简单地视为偶然性事件或无纪律的表现。早在“反恐战争”之初，布什政府就无视国际法对被拘者的待遇规定，宣布这些人是恐怖主义组织内非法的战斗人员，不受《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的保护。在关塔那摩(Guantanamo)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就成为了这类人，也包括在阿富汗捕获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嫌犯。因为不受国际法的保护，这些人难免遭到了刑讯。在伊拉克，布什政府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规避国际法。阿布格莱布和其他美国羁押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被外包给了私人承包商，从而不受军事法律或《日内瓦公约》的约束。事实上，布什政府营造了一个不讲法律的场合，使得被关押者可以被实施不受惩罚的刑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不是少数军官因为背离自己的信仰才做出的事情，它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策所导致的后果。

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曝光后，布什政府不断为刑讯手段的使用做出辩护，而军事法庭、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队也在继续抵制这种做法。2006年2月，中央情报局反恐指挥罗伯特·格雷尼尔(Robert Grenier)因为反对刑讯和“特别引渡”而遭到解职。[15]据报道，根据特别引渡计划，由政府建立起的可以收押囚犯的秘密监狱网络（嫌疑人可以被挟持到任何不受约束进行刑讯的国家中去），由于中央情报局不相信刑讯的效果以及从事这一行动的官员害怕日后被起诉而停止了运转，从此不能再进行类似的审讯。军事法庭高级法官拒绝签署声明来支持布什的“强制审讯”政策。[16]正如政府还在一直使用未经核实的情报一样，虽然采用刑讯手段的决定遭到了美国所有主要政府机构的抵制，政府仍然在一如既往地执行着以前的政策。

发生在伊拉克的灾难由于这些不人道的和起反作用的方法被有意使用而加速降临，其中的一些错误本应当可以避免的，不过傲慢、无能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的固有特征。它拒绝听取专家遍布的政府机构如军方、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提出的建议。反而过度依赖受新保守主义设想，包括受特别计划办公室严重影响的一些政府中人士的劝告。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所呈现的战后伊拉克的场景，只能证明是一系列的假情报和一厢情愿的想象，而一心想以难以容忍的手段去实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的手法，将乌托邦的欺骗思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美国人之所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对伊拉克情况所做的随意的、不真实的评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民意只是在经过一场虚假情报的宣传之后才接受这场战争的。它使得人们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存在着联系，而这只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也提醒人们相信萨达姆正积极从事一个事实上没有明显证据的武器发展计划。精心策划宣传活动的新保守主义者自身也被错觉所蒙蔽，而其中一些人天生就是以这种方式思维的。他们相信实现自由的方法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伊拉克所需要实施的政策与曾经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推行自由制度的做法没有区别。不过，在多瑙河沿岸国家行得通的做法，未必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就是可行的。狂热的新保守主义者甚至认为，在大多数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的和平，在伊拉克也会同样被接受，他们坚信存在着一种普世的模式，却对这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漠不关心。他们想的是，假如其他文化正朝着美国业已存在的全球性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话，它们很快就会成为美国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了解它们的文化了。这种固化的普世主义所导致的后果是使得美国与其他存在国家建设阻碍的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17]

在伊拉克，这种文化缺乏是极其超现实的。在绿区的安全庇护下，从华盛顿借调而来的短期见习生（有些是来自新保守主义思想库），在规划伊拉克未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计划的荒谬性。或许只有在占领这个国家几十年后，美国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才有可能全部实现。然而，无谓的尝试已经进行数月。将美国军队派驻到伊拉克的这些全副武装的“传教士”们希望人们立即归附，这些人们被军队视为是需要反击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警告他的雅各宾派同伴要注意拿破仑计划的以武力方式在全欧洲强制输出革命的危险，在200年后的中东再次出现了。

伊拉克成为像过去欧洲帝国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所做的那样在外交政策中被当作重新改造对象的最不切实际的例证。从这点来看，推翻伊拉克的专制政权并不只是美国为了确保其在中东的霸权所做的一次尝试，它是在自由主义人权准则引领下的新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开始。

[1] David Rieff, At the Point of a Gun: Democratic Dreams and Armed Interven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5, p.180.

[2] Robert L. Hirsch et al., Peaking of World Oil Production: Impacts, Mitig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p.64.关于此报告，参见http://www.projectcensored.org/newsflash/The-Hirsch_Report_Proj_Cens.pdf。

[3] 关于石油的地缘政治著作很多，笔者认为的上乘之作是Michael T. Klare所著《鲜血与石油：美国不断增长的石油依赖的危险及后果》(Michael T.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Petroleum Dependency, London, Penguin, 2004)。

[4] 关于《能源简报》中切尼的演讲全文，参见http://www.energybulletin.net/559.html。

[5] 关于美国国务院分析报告详情及其命运，参见M. W. Shervington所著《关于伊拉克的教训：入侵与占领》(M. W. Shervington, “Lessons of Iraq: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Small Wars Journal, vol. 5, July 2006, pp. 15-29)。 关于报告全文，参见http：//www.smallwarsjournal.com。

[6] 美国领导的入侵行动开始的十天之前，笔者写道：“布什政府最终将完全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由离职的英国公务员们匆匆拼凑起来的伊拉克政府，面临着像南斯拉夫甚至是车臣那样的分崩离析的危险。”参见John Gray ,‘America is no longer invincible’, New Statesman, 10 March 2003.重印于‘On the Eve of War: American Power and Impotence’（《战争前夜：美国的权力与无能为力》）这篇文章，并收录入John Gray, Heresies: Against Progress and Other Illusions（《异端：反对进步及其他幻想》）, London, Granta Books, 2004, p.140.

[7] 关于拉姆斯菲尔德的评价，参见The Nation, 14 April 2003.

[8] 关于贝尔生平及事业的权威阐述，参见Georgina Howell所著《沙漠的女儿：格特鲁德·贝尔不平凡的一生》(Georgina Howell, Daughter of the Desert: The Remarkable Life of Gertrude Bell, London, Macmillan, 2006)。

[9] James Mann,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New York, Viking, 2004, p. 367.

[10] Thomas E. Ricks, Fiasco: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 London, Penguin, 2006, p. 162.

[11] 《卫报》2006年10月11日报道，按照《柳叶刀》医学周刊的分析，自从美军入侵行动开始以来，共造成约65.5万名伊拉克人的死亡。更多细节可以在网站上查看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所进行的调查http://www.jhsph.edu/publichealth news/press-releases/2006/burnham_iraq2006.html。关于联合国报告中后萨达姆时期实施刑讯情况的详细介绍，参见“New terror stalks Iraq's republic of fear”, Independent, 24 September 2006.

[12] 参见Rupert Smith, The 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5.

[13] 关于美军在费卢杰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在2005年3-4月的《美国陆军野战炮兵杂志》中得到了证实。参见“US Army article on Fallujah white phosphorus use”, Scoop, Ⅱ November 2005, http://www.scoop.co.nz/stories/HL0511/Soo173.html。

[14] “US tactics condemned by British officers”, Daily Telegraph, 10 April 2004.

[15] “CIA chief sacked for opposing torture”, Sunday Times, 12 February 2006.

[16] 关于军事法庭法官反对布什政府授权实施刑讯的报道和分析，参见Sidney Blumenthal所著《关于刑讯的大论战》(Sidney Blumenthal, “The torture battle royal” Guardian, 21, September 2006)。

[17]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在文化方面的探讨，参见George Walden所著《上帝不会拯救美国：一个国家的精神病症》(George Walden, God Won't Save America: Psychosis of a Nation, London, Gibson Square, 2006)。

传教士的自由主义——自由帝国主义

人道主义者，同传教士一样，通常成为那些把他们当朋友相待的人们不可或缺的敌人，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认真地考虑人们的正当需求，也没有谦和地把人们当做同自己一样的人去看待。傲慢、狂热而爱管闲事的帝国主义总会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

引领美国卷入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的思想和运动包含了新保守主义乌托邦思想、基督教正统主义信奉的善恶大决战思想以及曾详细介绍过的施特劳斯式的预言等思想的融合。这种奇异而又极其危害的信仰结合，不具备任何看得见或者甚至是合理的现实基础，只是一种从长远说，同样也是危险的结合。即一种建立在人权诉求上的“自由帝国主义”。新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在伊拉克及其他潜在的中东国家实现政权更迭，是因为它被视为一直在致力于实现民族自决和民主的自由主义理想。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对自己公民权利的尊重。假如任何政府没有成功地做到这点，那它势必会遭遇抵制或遭到推翻（无论是被自己的民众或是外部势力）。人权是高于国家主权的，如果这些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话，其他国家，即按照1999年布莱尔在芝加哥的演讲中创造的术语——“国际社会”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以行动来干预进而保护人权。

这一观点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中得到了验证，在未能阻止严重的暴行之后，紧接而来的军事干预给前南斯拉夫地区带来了和平。巴尔干战争使得许多自由主义者将支持打击伊拉克看做是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手段。即使到如今，许多人仍相信糟糕的结局并不能损害军事干预推翻专制政权的正义性。正如许多著名人士所倡导和认识到的那样，这种干预可以称得上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表现形式。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三个月，迈克尔·埃格拉蒂夫(Michael Ignatieff)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宣称：

美国式的帝国不同于过去建立在殖民地统治征服和白人压迫基础上的帝国……21世纪的人类帝国是政治科学历史中的一个新发明，是一种帝国色彩不太浓郁，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人权和民主的全球性的霸权形式，由世界上公认的实力最强的国家来维护它……进行政权更迭是帝国要出色完成的任务之一，因为它假定帝国的利益使其权利凌驾于国家的主权之上。布什政府会追问，是什么样的道德权威使得一位统治者（萨达姆）得依靠谋杀和对本国人民进行种族清洗，两次入侵自己的邻国，通过霸占自己人民的财产，为自己修建宫殿和发展危害性极大的武器来维持呢？[2]

埃格拉蒂夫展示了新帝国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诱惑力。谁敢否认这种专政政权的邪恶性或者质疑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世界理想呢？毕竟，宣称自己的价值观对于任何人类都是有效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信条。它是否赞同自由主义国家在实际中拥有强制将其价值观施加于全世界的权利，即使是需要以武力来实施呢？对于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反恐战争”已然是对“冷战”的继承，在这一斗争中，民主战胜了极权主义。不过二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冷战”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反恐战争”是发生在国家与更为限定范围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冷战”的发起是国家间为确保各自的启蒙思想能相互匹敌，而针对伊斯兰教势力而正在发起的“反恐战争”是因为其拒绝启蒙运动思想。再者，“冷战”的敌人是从未获得普遍合法性的共产主义制度，而伊斯兰教政权虽然与苏联相比极其微弱，但已经获得大众的支持和认同。这就是说，事实上两种冲突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不过同“冷战”一样，反恐战争也被视为一场普遍性的宗教战争，一场在实践中所有阳光下的美好借口都包括在内的伟大的进步事业，新的势力：

致力于在穆斯林世界保护人权特别是妇女的权利；这一政策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无论会给埃及媒体和沙特王室带来怎样的麻烦；这一政策也反对以色列极右势力的狂热，无论会怎样激怒利库德集团(Likud)及其支持者；这一政策主张在穆斯林世界进行世俗的、多元主义的、法律上的教育；这一政策反对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政策也针对失去竞争力的伊斯兰教分子和左翼的复兴党人；这一政策反对贫困和压迫；这一政策主张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团结，而不是要煽动巨大的仇恨。这一政策，概而言之，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自由的新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已经在喀布尔(Kabul)解放初期就能够认识到了。[3]

保罗·伯曼(Paul Berman)在2003年表达了这一宏伟的设想。但没有提及伊拉克世俗的专制政权被推翻后，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神权政治并存的混乱情况。在阿富汗，自由主义的失败已经是不堪回首，苏联军队也曾以残酷的行为，试图通过强加一个启蒙运动的专制政权形式，来建立一个在某些方面与之相类似的现代国家。包括“反恐战争”在内的所有自由主义的目标都是天生值得期待的，因此，其所追求的目标在实践中也是可以实现的。在对待政权更迭的态度上，新保守主义者同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是一致的。政权更迭是实现进步的一种手段，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和新保守主义者都不愿面对太多的人员伤亡和悲惨的失败结局。这也是在美国，对战争的政治上的反对一直来自于旧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和部分旧的左派力量。自由主义的媒体中，只有《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没有受到战争狂热的影响，而像《国家与美国保守主义》(The Nation and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这样的期刊发表的批评主要来自左派和右翼势力。2006年中期选举时，在选民对战争发出的公开反对声中，很少能听到自由主义者的回应。大多数保持沉默的人相信战争展现了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最终保障的实力。

然而，自由帝国主义是一项无法实现的行动计划。自从1905年俄国帝国舰队被日本彻底摧毁之后，20世纪的历史主旋律就变为对西方帝国的反抗，这场针对欧洲势力的胜利鼓舞了整个亚洲反殖民主义运动，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此描述为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性事件。英国在维持其对苏伊士运河控制所做尝试上的失败，法国和美国在越南遭受的耻辱以及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失败，这些都是过去一个世纪中不断演绎的西方占领者在非西方土地上无能为力的一些例证。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只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最新表现而已。

除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西方帝国主义的方案无法大规模地实施之外，认为美国能够成为实施这种方案的代理人的想法同样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并不具备一个帝国政权所应有的特征。它进行的大量国家投资在各个方面都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偶尔实施武力威胁之外，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经济制裁和诱导相结合的方法。美国同许多这样的国家发展关系都表现出一种帝国主义模式，各种资源的获取都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政府中的代理人来实现的。在拉丁美洲，美国长期以帝国主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目前，美国在波斯湾维持着大量的军队和舰艇存在，并不断增加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在西非建立自己的基地。然而，美国并没有统治上述这些地区，其军队也很少同当地人民发生联系。所有的基地封闭严实、戒备森严，大使馆堡垒式的建筑结构为的是免受到所在国发动的袭击。帝国的形成包括许多形式和规模，并非全部都是围绕着获得领土而构建的。美国的帝国关系最显著之处在于，它缺乏可以依靠的长期战略承诺，使其能经得起美国政策的变迁。当任何美国的海外军事介入变得耗资巨大或伤亡过多时，就有可能戛然而止。从华盛顿及相关国家来看，这一事实所导致的结果是，通过与当地统治精英维持长久同盟关系来使帝国存在数个世纪之久的现象几乎没有。现存的大多数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日本也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才存留下来的。

一个持久的帝国制度所依靠的信念是认为其体现了一种长期的承诺。帝国的建立通常是以包括动用武力等各种手段来实现的，不过也有存在长久的，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那时武力服务于维护长期的政治目标。欧洲的殖民地国家常以这种方式使用武力，因此，它们在被占领国的存在十分清楚是为了实现一种永久的状态。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确立经历了严重的冲突，19世纪中叶的印度叛乱沉重打击了英国的统治。即使这样，几乎整个殖民时期，数千名英国军官能够在没有装备大规模武器的情况下统治着印度次大陆。他们是通过与国家的统治者们结盟的方式来做到这点的，1919年时印度有约500个土邦，但它们却宣誓向英国王室效忠。相比之下，美国军队被自己和外界视为持枪进行短暂旅游的游客[4]，派往阿富汗的国民警卫队，很少同当地精英或民众发展短期的联系。结果他们不得不依靠过多地使用武力，这样做是不能实现长期目标的。美国缺乏构成帝国的大多数先决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在将来也无法获得。帝国主义是如何形成的？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其他形式？什么时候没有帝国主义者呢？美国已经担负了一些帝国的重担，包括它的财政费用，远比欧洲殖民主义时代更制约其能力的发挥。同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军事冒险是靠借钱来支付费用的，大多是从中国借的，中国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对支撑美国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对中国的依赖性与认为美国具备自由主义价值观全球实施者的行为能力的想法是不相称的。是美国的国外债权人给这一能力提供了资金保证，如果他们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危险的或不合理的，他们就有能力对其进行否定。正如在1975年就预测苏联将会解体的法国分析家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已经提到的：

美国不能只依靠自身的经济活动，必须依赖资助来维持目前的消费水平，目前稳定获取的资助达到14万亿美元（2003年4月数据）。如果美国的行为继续具有破坏性的话，它可能会担心遭到贸易禁令的惩罚。[5]

美国正在丧失其经济的龙头地位，它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注定会作为一种结果而出现。推进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新的大国的出现以及其他大国衰落的再现，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和俄罗斯或许能够与美国和平共处，但它们不会接受美国的道德指导；认为它们会接受号召，投身于将世界转变为美国式的民主运动的想法也是极其可笑的。新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新的美国世纪”持续了不到十年。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猾思想会得到广泛认可。作为历史不经意仆从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将美国变成一个普通大国，只是七个主要大国之一，不再具备特别的权威了。更为普遍的是，这个在冷战中获得明显胜利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实力优势正在逐渐丧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是威权主义国家。

自由帝国主义在美国也导致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倒退。政府一直坚持总统必须有权决定什么才算得上刑讯。副总统迪克·切尼一次在广播节目中被问及是否倾向于针对恐怖主义嫌犯实施“水刑”(water-boarding)，切尼在答复时宣称这一问题是明摆着根本不值得理会的事情。[6]“水刑”这种方法作为一种酷刑被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Khmer Rouge)经常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此手段对付美国人的一位日本军官被判处15年劳役，[7]而这一手段在美国并未被禁止，使用它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另外一种酷刑是在关塔那摩监狱使用的睡眠剥夺手段，借鉴的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为得到供述，在“装装样子的公审”(show trials)中应用的方法。[8]刑讯方法还包括在朝鲜战争中，中国针对美国战俘所采用的感觉剥夺手段，这一方法也应用到了因被当作敌方战斗人员而被捕的美国公民乔斯·帕迪拉(José Padilla)身上，2002年中到2006年1月，在没有被指控的情况下，他一直被关押在南卡罗莱纳州一艘海军双桅船上。[9]

在国际上没有接受什么可以算得上刑讯标准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权国家已经致力于将这一做法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与此一并发生的是，过去限制美国政府行为的宪法传统也已经遭到了更改。2006年9月28日的参议院选举结果允许总统有权决定什么才算得上酷刑，同时也暂时搁置了被当作恐怖主义嫌疑犯收押人士的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否决他们了解自身所控罪行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为自己被羁押进行辩护的权利。从此之后，任何人，无论是外国公民还是美国公民只要涉及恐怖主义，就可以在遭到控诉的情况下被逮捕，并不受时间限制地收押。实际上，这将行政当局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将公民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与此同时通过的《爱国者法案》(The Patriot Acts)，允许对全体美国人进行监视，美国已经经历了与任何成熟民主制度国家相比所没有的自由的丧失。

从历史上来看，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颁布法案侵犯自己国民的自由。18世纪末通过的《外国人法案》和《惩治叛乱法案》(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17年到1918年通过的《惩治间谍法案》和《惩治叛乱法案》(The Espionage and Sedition Acts)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赤色恐怖”(Red Scar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日本人后裔采取的强制圈禁，这些都使行政权力得到了极大的膨胀。在每一个事例中，对自由的侵害都不是长久的，在经历一段战争时期后，法令的通过使得这些措施被撤销或废弃。布什政府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走得更远，因为“反恐战争”没有取得胜利，它就没有完结的时候。正如200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美国仍然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在未来的政府运作中，或许会通过立法使酷刑和取消人身保护权等做法得以取消。而事实却是美国已经不再是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制约的政权国家。宪法的监督和制衡也已经不能阻挡权力随心所欲地空前膨胀。

这一转变表明了当代自由主义的欺骗特征。过去一代人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理念是一直在谋求规避理应在法律许可框架下防止出现的政策风险。美国自由法律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包括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他们设想以公开透明的法律审判来取代见不得人的政策协商。[10]在这种情况下，假定的前提是任何对权利的威胁都能够被抵消。在美国，实现这种理想状况的条件是发挥最高法院的作用。然而，正如美国布什政府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法制主义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另一种乌托邦思想。最高法院能以操纵法官遴选程序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化，如果这样做仍然不能奏效的话，法院的裁定照样能被置之不理。对宪法自由的捍卫就落在了2006年9月担心选举结果会导致与行政当局对立的议会议员们身上。从这一点来看，同其他国家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政策最终战胜了法律。

自由主义者都相信宪法捍卫者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他们没能领会列奥·施特劳斯应用在魏玛共和国上的霍布斯真相的实质，即宪法随着政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一政权改变已经发生在美国身上，目前美国正介于长久历史以来就存在的法治国家与一种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国家之间这样一种状况。美国所经历的这种改变并非如施特劳斯所相信的是像发生在魏玛共和国的相对主义导致的衰落，而是由于基督教正统主义者控制了政府。如果说过去人们所熟悉的美国政权制度不再存在的话，那也是因为对权力的过度信奉所导致的后果。

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是在任何地方都被认同的人类的普遍属性，在此他们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对历史的无视。关于人权的当前理解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的。正是民族国家将个人从中世纪的社会联系中解放出来，它所创立的自由理念在现代世界广为传播。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冲突的发生和付出沉重的代价。大范围暴力事件的产生是这一进程不可或缺的特征。如果说美国只是经历了一场内战，法国只是经历了一场拿破仑战争后才成为现代国家的话，德国则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整个冷战的洗礼。在非洲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为追求建国常常陷入种族清洗的怪圈。

自由主义理论家倾向于在被认为是错误的族群民族主义和被认为是正确的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做出区分。然而，压制并非只属于族群民族主义所有。民族国家在创建过程中通常以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整合以及将一些族群视为异己而区别对待。在法国和美国，公民政权制度的创建是以教育制度的应用作为统一的手段，而战争和兵役法在大敌当前时，是用来增强国家凝聚力的。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理所当然地认为自治的民族国家比帝国更为自由一些，不过帝国通常对少数民族比较友好，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当欧洲深陷宗教战争时奥斯曼帝国的宽容；以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哈布斯堡帝国在衰落之后所释放出的种族仇恨；或者是埃及民族主义者纳赛尔对亚历山大这座多元文化城市的毁灭性破坏。与民族自决同时发生的还有种族大清洗和过去很长时间不同生活方式和谐共处的互让社会被彻底改变。正如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干涉主义所做的那样，推进普遍性的民族自决意味着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犯下这些罪恶。

民族国家不仅是现代自由制度的主要实现途径，也几乎普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主要实现手段。1959年，美国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报道了一个“荒唐”的事实，即除了美国，瑞士和（那时的）乌拉圭之外，[11]其他所有长期存在的、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由君主统治的。这一奇怪的事实只会使人错误地认为民主是可以自我证明是正当的。21世纪初少数无可质疑的、繁荣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和加拿大都是君主制国家或从帝国时代存留下来的国家。印度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多文化民主国家，但它不是多民族的，目前的稳定也只是在经历同巴基斯坦残酷的分割后才实现的，而克什米尔问题仍然十分棘手。除了利用君主制度来证明合法性之外，自由民主国家几乎大都是民族国家。而在国家层面之上进行倡导民主制度的努力（例如在欧盟内部）一直没能获得成功。现代理想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民主制度似乎只有在前现代制度国家内才能较好地实现。

除了个别情况外，自由民主制度只是在民族国家内部才能扎下根来。但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都离不开集体大屠杀，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这或许是不可能的。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没有什么国家能具备有凝聚力的民族认同感，而中东国家继续由那些做着帝国暮色美梦的国家统治着。在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仍存在着失败或半失败国家。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中国注定仍要保持帝国的模式，俄国也是如此。大多数的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生活在民族国家中。同过去一样，将来的世界将会由许多种政权制度所主导。

对普世民主的反对并非是因为一些人不适合它。民主制度已经在许多拥有差异文化的国家中确立下来，也没有什么能阻止看上去最牢固的民主国家滑向专制主义道路。任何国家都可能实现民主，任何国家也可能失去民主。人类并非只分为“西方”社会（尽管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却要证明自己代表着自由制度）和其他社会。民主具有许多优势，尤其体现在不通过使用武力就能实现政府的改变，不过它的实现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暴力恐怖方面的代价，而自由最终也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大众看来不自由的地方，少数民族在民主政权国家的境遇还不如某些专制主义国家。甚至是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或许也会发现自由受到了抑制，如伊拉克大多数地方出现的大众神权统治地区，妇女正在失去萨达姆时代就已享受到的自由。推翻专制统治能带来民主，但不能促进民主。同样，正如在布什政府领导下，民主允许冲破长期存在的对政府的约束。实际上，没有什么宪法可以将自由强加于不需要它的地方或者可以将自由强留在已经失去价值的地方。

而这种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就盛行的自由帝国主义是无法成为现实的，在伊拉克的冒险从本质上说可谓是错误规划的修正表现，也呈现出一些类似于帝国主义的特征。这一规划的地缘政治目标是要牢牢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尽管没能实现预想的产量增加，但这种控制确实已经实现。除了这一侵占行为，伊拉克已经成为惊天骗局的场所，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流入到美国公司和华盛顿政治说客们的口袋里。美国入侵之后所发生的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萨达姆政权时期围绕以石油换食品计划而发生的丑闻都相形见绌。关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合同已经被优先分配给了美国公司，这些与共和党、布什政府以及监督合同分配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有着密切联系的公司得到了合同中最大的一部分。许多带有传统军事性质的政府行为都被外包出去。比如对建筑大楼、街道和油井的警卫，武器系统的维护和防御物资的押运任务都被外包给了公司。据报道，英国私人安保公司在伊拉克共有约4.8万多员工，在数量上远远高于英国军队人数的6倍。[12]政府已经被私有化，这一改变也创造出许多新的利益来源。

这种发生在伊拉克的掠夺从入侵行动开始就普遍存在。帝国主义总是将对利益的追求放在首位，美国军队所到之处充斥着的骗子和不择手段造成的混乱局面与早期殖民军队遭遇失利时所面临的情况并无二致。同华盛顿当局有密切联系的、代表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公司在瓜分战利品时，在任何方面都表现得一如从前。不过，在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的过程中，其规模或许更大，其方式更加露骨，弱肉强食的贪婪是帝国征服的一个普遍特征。

但这依然不是过去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这并不表明占领军缺乏统治的能力。当美国占领者肢解伊拉克时，试图通过转变这个国家的职能来实现由他们所造就的无政府状态走向制度化。由美国支持的政权框架并非是政府的机构，它们已成为教派组织和非正规民兵组织争相控制的目标，用于分配各种资源和压制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华盛顿一些“现实主义者”所设想的，推举出一个类似萨达姆式的强人在如此混乱的状况下维持良好秩序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强人意味着一种世俗的、由军人统治的、官僚政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在今天是根本不存在的。再者，也不存在这样的独裁者能统治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已经被摧毁的世俗专制政权不可能再被重新确立起来了。

看到这些事实的美国分析家有时候提议将伊拉克一分为三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伊拉克不能被分割为三个国家，事实上它已经一分为二了，在北部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库尔德人的统治区，而国家的其他地区仍面临着激烈的对抗。分割不仅是信仰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争相宣称对权力和资源的所有，逊尼派和什叶派社会也无法清楚地分辨。作为少数派逊尼派准备不惜失去一切，抗争到死。而全国有约60%的人口为什叶派，伊拉克将面临着数十年的种族清洗和教派大屠杀。

美国在面对由它入侵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时，表现得无能为力。分阶段地撤出美国战斗部队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法。2006年3月由美国国会成立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于当年12月做报告，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该小组的联合主席是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Baker Ⅲ)，他曾任小乔治·布什政府的国务卿，是华盛顿当局绝对的内部人士。自称在国际事务中是现实主义者的贝克认识到，在伊拉克，没有什么政策能够确保它的稳定。不过，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却没有意识到一个更为困难的事实：由美国入侵伊拉克所造成的情况属于一个不受到任何制约的力量才能解决的传统问题，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力量也无济于事。这个国家已经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使得美国想实现越南式的撤离是行不通的。越南当时在北方有一个政府能统治整个国家，而伊拉克却不具备能够进行有效管制的政权，而在东南亚地区没能实现的“多米诺效应”可能在海湾地区以伊拉克的分裂为开端进而实现。不过，这一事实被华盛顿当局有意掩盖，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失败已经是一目了然了。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朗和其他国家正不断增加它们在伊拉克的代理军队的使用，美国军队正饱受由美国盟友武装起来的逊尼派民兵武装的攻击，伊拉克正成为该地区争夺霸权的战争场所，逐步升级扩大的冲突已经成为美国入侵以来的发展态势。伊拉克的毁灭可能会成为引发另一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事件而被载入史册，其最终结果尚不得而知，不过它将在整个海湾地区引发一场足以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性动荡。

美国在伊拉克的冒险，与过去帝国的所作所为有着巨大的区别。殖民当局的目的是征服国家之后开发它们的各种资源。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和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都维持了数百年之久的管理，并成为长期存在的殖民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殖民者离开后，遗留下的不仅有对资源开发的继承，也留下了一些组织机构。无论存在着怎样的缺陷，伊拉克这个国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历史遗留。

围绕伊拉克战争产生的经济体制阻碍了长期承诺的实施。21世纪初期盛行的投机资本主义使得投机取代了投资，过不了多久，这场战争肯定会迅速成为一场糟糕的赌博。甚至是在占领期间获取的财富也具有了幽灵般的特征。如果说有一种象征能准确形容美国在伊拉克的存在，那不是过去时代遗留的殖民制度。它是类似安然公司的事物，其消失后不留下任何痕迹。

[1] George Santayana, The Birth of Reas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87.

[2] Michael Ignatieff, “The burde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5 January 2003.

[3] Paul Berman, Terror and Liber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2004, pp. 189-90.

[4] 此言引述自Robert Kaplan, Imperial Grun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on the Grou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 205.

[5] Emmarmd Todd, After the Empire: 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Order, London, Constable, 2003, p. 197.

[6] “Cheney condemned for backing water torture”, Guardian, 28 October 2006.

[7] Walter Pincus, “Waterboarding historically controversial”, Washington Post, 5 October 2006.

[8] 关于斯大林时期俄罗斯及关塔那摩监狱所使用的睡眠剥夺手段的介绍，参见Vladimir Bukovsky所著《刑讯的长久阴影》(Vladimir Bukovsky, “Torture's long shadow”, Washington Post, 18 December 2005)。与文章有关的是，Bukovsky作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自身也遭受了刑讯。关于发生在关塔那摩监狱睡眠剥夺手段情况，参见‘The real victims of sleep deprivation’, BBC News, 8 January 2004.

[9] 参见Deborah Sontag, “A videotape offers a window into a terror suspect's isolation”, New York Times, 4 December 2006.

[10] 笔者曾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详尽分析过自由法律主义 (John Gray,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Polity Press and the New Press, 2000)。

[11] S. M. Lipset and J. M. Lakin, The Democratic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4.

[12] ‘security firms abusing Iraqis’, BBC World News, 30 October 2006.

为什么“反恐战争”不能取得胜利？

最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关于反对叛乱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数量是如此之多，假如将所有这些印刷品都搬上泰坦尼克号的话，不撞上冰山也能将它压沉。然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由失败者们撰写的。

——马丁·范·克里维德(Martin van Creveld)[1]

2006年9月，一份集中了美国16家情报机构相关情况的秘密报告遭到泄露，部分章节后来得到出版，报告“集中一点”指出，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激起了全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恐怖主义。[2]这一判断对于在战争开始之前就预测到这个结果的分析家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他们认为美国的入侵行动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招募新人和训练场所的机会；一些人还认为伊拉克人反抗美军占领的行动不可能被击败。如果说战争无视这些警告仍被发动的话，那是因为策划和发动战争的政治家们能够使公众相信上述情况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对伊拉克的打击被五角大楼的一些部门描述为“长期战争”的一个步骤，在这场涉及几代人的战争中，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政权更迭手段被用于对付全世界的恐怖主义。最近，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已经关注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非军事战略的重要作用。然而，坚持认为反对恐怖主义涉及击败“全球叛乱”的思想，只是将对如何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探讨复杂化了而已。[3]

这一关于战争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恐怖主义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包括许多非常规战争形式，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也是多样的。而将它们放在一起简单地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威胁，则说明缺乏一定的深入理解。再者，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主要是以绝对道德判断为出发点的。对于那些认为反对恐怖主义是一场“终结一切邪恶”的圣战的人来说，[4]对恐怖手段进行分析的同时不加谴责也是不能容忍的。不过，军事分析家所进行的这种超道德分析或许更加有用，最终也会变得更加道德化。

“全球恐怖主义”这一术语常常被确定地指称规模虽小，却在不断增加的、发生在全世界范围任何时间段的非常规战争形式。今天，大多数被描述为恐怖主义的行为在过去只是一种叛乱或国内冲突，在本质上被看做是本地人抗争的一部分。爆炸政府大楼及暗杀公共官员这样的手法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常用做法，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被采用过，如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马来半岛，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以及美军占领下的越南。恐怖主义手法之所以被使用，是因为它们廉价而又富有成效。在被统治时期，当其他方法都不能奏效而又身处极端恶劣的情境之时，这些手法常常被大规模地使用。换句话说，恐怖主义通常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

西方的部分话语已经将恐怖主义同阿拉伯文化和某种伊斯兰殉道教(martyrdom)联系起来。然而，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而非文化，大多数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并非都是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的恐怖主义不能简单地用阿拉伯的文化态度来解释，而在针对其他族群采用恐怖主义方式时，常常被人们指责为是种族主义行为。自杀式恐怖主义并不是一种困扰任何特有文化的变异行为，它也没有与任何宗教存在着必然的密切联系。

大多数恐怖主义更像其他类型的战争形式。几乎大多数的战争是在同一或是跨越文化界限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最初开始时属于欧洲内部的冲突，中日战争的双方都是属于儒家文化的国家，而伊拉克同伊朗的战争是伊斯兰教内部国家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就是以种族对民族，而不是以宗教对文化的方式展开的，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经常结为同盟。认为战争是文明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争议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而不是尝试着去理解国际关系）是得不到事实的证明的。[5]

在论及非常规战争时，探讨文明的冲突没有任何意义。在斯里兰卡，信奉印度教文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发明了自杀式爆炸这种手法（包括后来被巴勒斯坦人采用的背心式爆炸装置），直到伊拉克战争开始之时，猛虎组织发动的爆炸袭击比任何组织都要多。在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这样的极左团体的帮助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创了劫持飞机这种手法。1972年，一位日本赤军(Japanese Red Army)成员在以色列实施了第一次自杀式袭击。

自杀式爆炸袭击是一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任何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们都会采取的手法。在第一部对此问题进行详尽实证研究的《以死搏胜：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6]一书中，罗伯特·偑普(Robert Pape)分析了1980至2004年发生的已知案例，发现超过95%的事件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目标。无论是发生在车臣或是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或是加沙，目标都是要驱逐占领军。这些实施爆炸袭击人们的种族和宗教背景各不相同，黎巴嫩真主党1982至1986年，针对法国、美国和以色列为目标发起了41起自杀式袭击（包括1983年的袭击造成了超过100多名美军陆战队员的死亡，结果使得里根总统匆忙将美军撤离了该国）。在这些案例中只有8起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发起的，27起是由像黎巴嫩共产党这样的世俗左派政治团体实施的，还有3起是由基督教教徒发起的。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出生在黎巴嫩，但他们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些真主党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并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社会边缘群体（比如，其中一位基督教教徒是拥有大学文凭的高中女教师）。把他们密切联系起来的唯一共同因素是一系列政治目标。产生这些长期的、大规模的恐怖暴力行为的决定性条件，不是文化或宗教的，而是政治的。只要这些条件继续存在，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

正如已经看到的，恐怖主义并非总是具有其理性的战略。预示末日的信仰，在从雅各宾派到布尔什维克再到纳粹党人实施的国家暴力恐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运动也受到类似信仰的驱使：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制造者，左派民兵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就是受美国信奉预示末日和暴力复兴的新纳粹主义思想的激发；而基督教正统主义教派的恐怖主义团体，上帝的军队(Army of God)谋杀实施堕胎行为的医生，并认为美国是撒旦式的邪恶国家。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sarin gas)，并尝试获得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它也信奉预示末日的世界观。不过，它是在职业人群中（尤其是科学家），而不是像美国左派民兵组织在边缘人群中招募人员。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与教派成员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于真主党或猛虎组织的士兵和策划者。

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同时具备战略和预示末日思想两大特点。[7]“9·11”恐怖袭击之后，基地组织改变为新的组织形式，相比如今有组织的全球网络而言，它更像一个有着相近似团体的松散网络。其运行控制也由集中改变为区域和地方各行其令，与此同时，其网络联系也日益依赖互联网。据发现，冷战末期在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中，基地组织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目前它已经分散化，其大多数分支机构的目标也不如过去那样明确清晰。这部分是由于西方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结果。塔利班政权的毁灭破坏了它那时的大多数组织机构，随着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行动的展开，新的分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基地组织最终的目标十分明确，即迫使美国从沙特阿拉伯撤出其军队并摧毁沙特王室，不过，现在它已经成为传播新的仇恨的媒介。这一新局面已经体现在暴力恐怖组织杰哈德(Jihad)在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制造的恐怖袭击上，它反对的不仅是西方的政策，还有西方社会。[8]

基地组织是唯一一个具有全球性目标的恐怖主义网络组织，正如在其他方面所展示的，它也是全球化的产物。激进伊斯兰教常常被认为是强烈抵制现代化的，不过，它也表现了“9·11”劫机者的生活与这种对社会失范所抱有的成见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以半流动的方式生存着，不属于任何社会团体，因此很难不让人相信，他们献身恐怖主义更多地是为了证明生命的意义而非追求具体的目标。通过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他们终止了流动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战士。大多数劫机者都不是伊斯兰教长期的信奉者，但大都是欧洲新生的穆斯林。他们所代表的伊斯兰教并不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而只是一种同西方有着密切联系，逐渐形成的原教旨主义形式，是全球化在支撑着这种坚信会出现一个世界范围的、共有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正如对全球伊斯兰教进行详尽社会学分析的法国学者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所坚持认为的，“伊斯兰教去地域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虚构的乌玛（社团）社会这一政治思想的再形成”[9]。

基地组织同19世纪晚期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分子有许多相似之处。自从塔利班政权被摧毁之后，基地组织在失去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它将重心着眼于破坏现存的国家，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新国家。基地组织在其手段的残酷性上与无政府恐怖主义有些不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目标主要是政府官员，而基地组织则专门以普通民众为袭击对象，事实上它也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无政府恐怖主义是永远无法获得普遍支持的极少数人的活动，而基地组织日益吸引着大批心怀不满情绪的穆斯林，他们中许多人生活在西方国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巴厘岛、安卡拉、伦敦和其他城市的恐怖袭击也将很难避免其发生。

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危害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以向全世界宣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却是不明智的。除了少数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伊拉克等国家之外，恐怖主义构成的主要是安全问题，而不是战略上的威胁。战争没有可以针对的敌人，因此也无法宣布战争在哪里取得了胜利。正如通常所看到的，谋求使得恐怖分子失去抗争能力，是一项需要取得这些恐怖分子所在社会支持的治安工作。这不是在伊斯兰国家进行毫无意义的战争，或是对西方国家里的穆斯林实施歧视性政策就能轻而易举实现的。集中的军事行动有时候或许奏效（如摧毁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常规军事措施往往取得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提高安全压力和持续的政治联络才是过去将恐怖主义置于可控范围的唯一策略。

这样的策略在北爱尔兰取得了成功。[10]尽管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和分裂团体从事着叛乱活动，他们所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并没有被视为是一种战争行为。他们被看做是罪犯，在经过最初的错误决策阶段（包括大规模拘捕恐怖分子嫌疑人）之后，英国政府政策的最终目标转向将恐怖分子同支持他们的社会隔离开来，并将恐怖活动领导人引向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这一策略在经历几次严重袭击后仍然持续实施（包括几起刺杀英国关键人物和1984年恐怖分子试图用炸弹袭击保守党会议场所来炸死英国政府成员的行动）。在北爱尔兰发生的恐怖暴力活动大为减少，北爱尔兰也一直留在英国的版图之中。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大障碍在于其信念同过去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基地组织不同于早期在全世界范围兴起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过全球恐怖主义的出现并非反映了一些美国理论家所设想的是一种恐怖主义国际联系的巨大改变。菲利普·鲍比特(Philip Bobbitt)认为全球恐怖主义反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衰落，这一体系正在被美国所领导的国家主权不复存在的秩序所取代。在这一新的体系中，国家的首要任务将不再是反映其公民的价值观念。国家将成为服务于全球经济的“市场经济国家”。建立这一新的体系不免要卷入一系列有着重大意义的冲突，包括几场“反恐战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被公认代表着新型国家和全世界争相效仿的对象，有必要针对拒绝接受全球新秩序理念的流氓国家发动“预防性”的战争。[11]

尽管鲍比特的研究更为细致，他的分析与福山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两人都相信历史正经历着美国式的治理方式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传播。与福山所相信的历史的终结将以和平方式实现不同的是，鲍比特认为这一时期将面临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不过他同福山一样相信人类事务正发生着重大的转变。正如法国作家伯纳德·亨利·雷威(Bernard-Henri Lévy)所提到的，“我们低估了当代美国思想中福山式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和中心性”[12]。

美国分析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过去二十年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巨大变化理解为旧的种族世界、宗教分歧和大国冲突走向完结的标志。这一信念反映的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旧的思维习惯在作祟，而不是基于任何清楚事实上的评价。而真正的正在发生的改变是一种倒退：所有旧的冲突已经再现，只是主角不同了，美国的作用也在减弱。唯一的阶段性变化是新科技使得这些冲突达到了新的规模和等级。从实际层面上看，国家主权过时论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遭到侵犯（近些年来，美国已经视自身的法律具有普遍的管辖权），不过美国能够行使这一权威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假设其确实存在过）。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实力的下降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日益严重依赖于其他国家。美国依靠从他国获得自然资源、吸收资金来应对不断攀升的债务以及外交上的支持来处理国际危机。它所剩下的唯一能力就是投放炸弹了，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已经在伊拉克表露无遗。

其他国家除了没有跟随美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之外，它们一直在维护主权方面效仿着美国。事实上，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市场需求几乎总是置于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之后。中国、俄罗斯、印度正在像美国过去所做那样，利用全球市场来提升自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美国的实力却在急剧下滑。其带来的结果是世界正稳步走向多元化，然而却更加不安全了。主权国家体系已经进入新兴大国挑战现状和相互竞争的新阶段，这样的过程在过去已经发生很多次了。[13]

除了一次重要的例外之外，恐怖主义并不构成历史阶段性变化的标志。而类似“9·11”恐怖袭击那样的事件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早期发生在非洲，针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只是现在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大，其全球运转的网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即使存在着这样的区别，“9·11”事件也只是早期非常规战争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冲突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借助于互联网，暴力恐怖组织杰哈德在不举办聚会的情况下，就能构建起基层组织，基地组织也正不断扩展其影响力和活动范围。与此同时，武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改进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组织的军火库。不过，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实施并不具备策略上的连贯性，它也无法掌控任何大国所拥有的资源。它距离构成像20世纪文明国家所面临和击败的致命性威胁还有很长一段差距。

如果恐怖分子获得了大规模破坏性手段的话，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不仅是基地组织，像奥姆真理教这样的教派力量也都展现了对生物武器的兴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能发动网络战争来破坏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如发电厂和机场，从而构成大规模伤亡的潜在危险。最具灾难性的威胁来自于核恐怖主义。通过使用“手提箱炸弹”(suitcase bombs)或“脏弹”（dirty bombs，即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常规炸弹），恐怖分子能够杀死数以十万计的人们，从而使社会和经济生活趋于瘫痪。毫无疑问，制造此类装置的原材料处于高度警戒和看护之中。然而，假如世界上任何有核国家发生了动乱，这些原料流入恐怖分子手里产生的可能性将会很大。在原教旨主义势力根深蒂固的半失败国家巴基斯坦，这种风险已经存在了。2006年11月，流亡伦敦的俄罗斯前情报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就是在食用可致命剂量的放射物数周后死去的，这表明核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美国的政策已经增加了这种扩散的危险性。众所周知，朝鲜从巴基斯坦那里通过技术转让获得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而巴基斯坦因其在“反恐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它没有受到外界要求其停止外泄此类技术的有效压力。布什政府退出武器控制条约，允许对据信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实施预防性核武器打击这一美国核武器使用原则的改变，也已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危险性。[14]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伊拉克战争之后，所有人都清楚避免美国打击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拥有萨达姆所没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据2006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有6个伊斯兰教国家已经表明它们有意获得核技术。所有这些国家，即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联酋和土耳其都坚称它们是出于和平使用的目的，不过新一轮核武器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其他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约旦也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局限于伊拉克这个体现现实政治可能性的国度，假如以前那个伊拉克还存在的话，也会在未来某个时间获得美国以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手段要阻止的核能力。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对伊拉克实施的打击似乎是一种防止武器扩散的手段，然而就伊拉克战争而言，实际的效果却是增加了武器扩散的可能性。在中东和亚洲的大范围区域，目前正上演着三场战争冲突，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富汗成为武装冲突地带，[15]而唯一能避免美国打击的方法就是拥有核武器，伊拉克的教训将会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军事打击并不能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尽管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种族，伊朗与其他大多数这一地区国家不同的是，它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文化继承性。作为古老而又繁荣的波斯文明的发源地，伊朗目前正发展着一种事实上比伊拉克还要稳固的民主制度，这给目前的领导人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认可。美国的空中打击只能进一步增强其通过发展核计划而已经获得的普遍合法性，没有什么事情能促使伊朗放弃其目标，更为糟糕的是，轰炸行动在不能摧毁其核计划的同时，只会将其政府削弱到无法控制境内已经存在的核设施的地步。更为糟糕的是，美国的打击将引发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发生大的动荡，包括巴基斯坦已经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很容易成为下一个失败的国家。

从全球安全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防止拥有核技术的国家泄露该技术更为紧要的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阻止了核武器的使用。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给由预示末日信仰引导的有核国家带来完全的安全感。不过它的一些领导人也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由国家来提供一些保护。而当敌人拥有隐蔽的网络，其分支机构遍布世界任何地方的时候，就能防止被全部摧毁了。如果具有大规模破坏性的组织的身份难以分辨时，它们就不怕受到被消灭的威胁。美国军控分析家弗里德·艾克尔(Fred Ikle)曾经写道：“军事历史并不能提供经验教训，来告诉一些国家如何去应对全球持续存在的大规模破坏手段。”[16]这一任务的重中之重是要防止国家的崩溃。许多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崩溃瓦解了，我们只要联想到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或是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无政府状态就知道了。未来，人们也将无法阻止国家崩溃情况的发生。鼓励这种失败是愚蠢的，特别是如今科技的发展，使得无政府状态比以往更具危害性。然而，推翻一个政府的同时却缺乏将一切进行有序掌握的能力就是这一情况的具体表现。

“反恐战争”就是一种预言人类事务将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思想的具体表现，即历史的终结，主权国家的消失，民主制度的普遍认可以及邪恶势力被打败。这是在政治领域构建预示末日宗教神话的中心思想，也是构成过去十年失败的乌托邦规划的基本要素。关于即将到来的转变的相关预言，并非只是应用于其他国家而本国领导人自身却不相信的政策。布什和布莱尔确实相信这样的变化迫在眉睫，注定要发生，恰如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他俩的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干涉主义者。预示的末日并没有如期到来，历史也一如既往地只是平添了几分血色。

[1] Martin van Creveld, The Changing Face of War: Lessons of Combat, from the Marne to Iraq,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6, p. 229.

[2] “Campaign in Iraq has increased terror threat, says American intelligence report”, Guardian, 25 September 2006.

[3] 关于拉姆斯菲尔德对长期战争的界定，参见《华盛顿邮报》2006年2月3日的报道，《今天，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当前战争战略：五角大楼发布20年计划》。2006年12月出版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反叛乱战地手册》中，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分析。参见http：//www.military.com，2006年12月16日的《新反叛乱手册》。

[4] 参见David Frum and Richard Perle, 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5]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点(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and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1996)。本人在《全球乌托邦与冲突的文明》一书中，以较长篇幅评价了上述观点(John Gray, ‘Global utopias and clashing civilis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4, no. 1, January 1998, pp. 149-63)。

[6] Robert A. Po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7] 笔者在《基地组织及对于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中，介绍了基地组织的发展演变 (John Gray, Al Qaeda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 2nd ed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7, Chapter 3)。

[8] 关于基地组织的发展的详尽阐述和分析，参见Lawrence Wright所著《若隐若现的瞭望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I-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2006)。

[9] Olivier Roy, Globalis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 London, Hurst, 2004, p. 44.

[10] 马丁·范·克里维德在《战争的变化：从马恩河到伊拉克的战争教训》一书中，介绍了英国的北爱尔兰策略(Martin van Creveld, The Changing Face of War: Lessons of Combat, from the Marne to Iraq,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6, pp. 229-36)。

[11] 参见 Philip Bobbitt, The Shield of Achilles: War, Peac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 Allen Lane, 2002.

[12] Bernard-Henri Lévy, American Vertigo: On the Road from Newport to Guantanamo (in the Footstep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London, Gibsor Square, 2006, p. 328.

[13] 对于国际体系的现实主义评价，参见Paul Hirst 的最新杰作《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与权力》(Paul Hirst, War an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2)。

[14] 关于美国核武器使用原则的改变的报道，参见William Arkin, “Not just a last resort”, Washington Post, 15 May 2005.

[15] 参见Paul Rogers, “Iran: Consequences of a War”, Briefing Paper, Oxford Research Group, 2006. http://www.oxfordresearchgroup.org.uk/publications/briefings/IranConsequences.html。

[16] Fred Charles Ikle, Annihilation from Within: The Ultimate Threat to N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3.

第六章 后末日预示时代

没有什么生物会因其荒唐行为而受到管制并付出代价，但人类除外。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1]

法国大革命之后数世纪以来造成无数伤亡的乌托邦信仰已经消亡了。同其他信仰一样，它或许会在无法预知的条件下复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困扰着我们。由预示末日信仰的世俗形式所主宰的世界政治发展循环已经走向了终结，而且，旧时代的宗教作为全球冲突中的核心因素在历史倒退中得到了再现。

伊拉克是新世纪第一个乌托邦梦想的实验品，或许也是最后一个。后启蒙运动时代世俗话语中所描述的大屠杀在这个国家继续上演着，西方国家辩称这是为了捍卫人权，而伊斯兰教也借用了西方激进思想中的许多概念。然而，它已经不再是危险的世俗思想之间的辩论，而是已经取代了多方参加的宗教战争，变成围绕资源而展开的持续战争了。

过去200年，各种政治思想成为传播历史上人类拯救神话的媒介，这一神话是基督教赠与人类的最不可靠的礼物。该神话所引发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暴力恐怖是一种西方先天就有的无序状态。早期基督教信徒所信奉的世界末日将带来全新的人类生活的信仰，经由中世纪千禧年主义者的传播，变成为世俗的乌托邦主义和另一种具体的相信进步的信仰。乌托邦时代已经随着费卢杰这座被对立的原教旨主义者所彻底摧毁的城市而走向了终结。世俗时代并不是自由人文主义者所相信的存在于未来的日子里，它存在于过去之中，这一点我们已经领会到了。

[1]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J. M. Dent, 1914, Chapter 5, p. 20.

世俗主义之后

神学观念的世俗化所呈现出来的是，在经过最后的分析和权衡之后，不得不理解为是传统神学受现代哲学或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所营造出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后，做出的一种适应性改变。

——列奥·施特劳斯[1]

现代世界开始于宗教战争。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被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所彻底破坏，导致了德国一些地方约1/3的人口死亡。 许多早期的现代思想都反映了这些冲突。对信仰暴力恐怖思想抑制的需求成为托马斯·霍布斯和贝内迪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作品中的主要议题，这些早期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比他们之后的许多人都要更早地告诉我们当今这些冲突的本质。

霍布斯思想的中心话题是谈论在缺乏政府监管的地方，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正如在他著名的有十三章节的作品《利维坦》中指出的，这是一种缺乏“丰裕生活”的自然状态，在那里，“没有艺术，没有信件往来，没有社会生活；更糟糕的是，人们饱受无穷尽的恐惧和暴死风险的威胁”。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人类被迫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霍布斯在政府管制不再奏效的情况下，对现实生活的洞察是极具勇气的。他对人类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看法有些不合实际。霍布斯对抑制狂热信仰十分关注，认为这种思想是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不过，他对狂热信仰太过憎恶，以至于不能很好地对其进行解读，也不能发现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寻求存在的意义。当他意识到这一激情所释放的能量时，相信理智能够使人类避免自然状态的出现（可能不是永远，但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他自信已经全然了解人类冲突产生的原因，并设想假如他的著作能落到一位开明统治者的手中，一个只关注维护和平状态的新型政府就能够建立起来。通过服从这样的政府，人类就能够摆脱自然状态。尽管一度被视为是一位极端的现实主义者，霍布斯实际上将政治看做是一种拯救的手段。

霍布斯对无政府状态危险性的理解如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想仍将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视为是对人类自由所构成的主要威胁。霍布斯更清楚地知晓自由制度最大的敌人是无政府状态，当其表现为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的冲突时，所产生的破坏性也是最大的。在巴格达各处游走的教派死亡小组所展现的原教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派先知都宣称拥有统治这个国家的神赋权威。在具有良好治理秩序的社会中，宗教信仰势力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国家和教会都在淡化对天启的重视，并坚决维护着和平局面。在这一状态难以实现的地方，专制独裁统治也比国家掌控在相互交战的先知们手里强很多。从目前来看，霍布斯的观点比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具指导意义。然而，他对人类的看法太过简单，明显太过理性主义。他认定人类对暴死的恐惧高于一切，却忽略冲突最难解决的根源所在。人类并不总是因为行事不够理性而导致不能实现和平。有时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和平。或许他们唯一想要的是真正的信仰的胜利，无论这种信仰是某一传统宗教，还是诸如共产主义、民主制度或普世人权等世俗思想的继承形式。正如20世纪70年代加入极左恐怖主义团体的青年人那样，新一代正不断加入伊斯兰教网络组织中，他们或许会发现战争并不具有和平的目的。而最不人道的事情莫过于为追求人生的意义，不惜滥杀无辜和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这种信仰混乱状态更深的理解体现在贝内迪特·斯宾诺莎的思想中。[2]同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也深知宗教可能带来的破坏性，他也十分清楚自由的获取必须让位于和平的需求，不过他比霍布斯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宗教所起的作用。宗教并非都像其信奉者所相信的是实实在在真实的。它们是有可能消逝的、以象征或暗喻的真理形式传承下来的神话，失去它们人类大众将会变得无所作为。“myth”一词源自于希腊语中的“mythos”，意为故事，西方主流神话所叙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一部关于原罪和救赎题材的历史。斯宾诺莎是西方思想家中为数不多的反对将任何拯救故事看做是历史事件的人。除此之外，他在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被人们视为是一位无神论者。而霍布斯从不质疑基督教所信奉的人类能超越自身自然状态的思想。事实上，这一信仰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政府治理的信赖。相比之下，斯宾诺莎一直被理性主义的神秘形式所吸引。他将人类视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他从不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国家身上。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将社会合作模式发展为具体化的国家制度来加以消除，不过这将导致社会秩序遭到不断破坏，而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没有什么社会联系能够重建秩序。斯宾诺莎对于拯救有着自己的设想，这一新斯多葛派(neo-Stoic)理论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并认同自身在事物规划中所处的位置，但这与政策制定毫不相干。这一情形更适合于描述无政府状态，而政府并不能涤荡人类生活中的所有罪恶。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只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之一，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是绝对的。目前，宗教原教旨主义，有组织犯罪，种族——民族忠诚度和市场力量都有能力摆脱政府的控制，有时候还能推翻政府或者绑架政府。国家像许多其他人类制度那样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的一切都将最终消失。正如斯宾诺莎所理解的，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有序与无序的轮回会永远结束。[3]

世俗思想家对这种看待人类事物的观点感到沮丧，大多数人重新回归到某种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对救赎进行描述的基督教观点。这些描述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都属于进步理论，相信随着知识的不断丰富，人类能够发展并改善自身所处的条件。事实上，人类行为并不能说其是进步的或是倒退的：没有什么集团实体本身带有什么计划或目的，只有相互进行短暂争斗的动物才拥有自身的情感和错觉。社会知识的增长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相信进步的无论是社会民主派或是新保守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坚持专家治国模式的实证主义者，都认为伦理及政治是同科学一样，向前的每一步发展都能推进将来更加进步。他们相信，社会的进步是累进式的，因此某一邪恶的被清除总是伴随着漫无尽头的过程中其他邪恶也被根除。不过，人类事务却没有表现出这种累加方式：得到的一切也总是会失去，有时只是一眨眼间的工夫，正如刑讯作为可接受的技术手段在战争中和政府中被重新采用。人类知识总是在不断增长，但这并不会导致人类变得更加文明。人们将各种残暴手段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知识的增长改善了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冲突的残酷性。

如果说20世纪的政治宗教使得基督教信仰的面貌焕然一新的话，现今的世俗人文主义却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达尔文主义思想家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基督教的强烈反对者。[4]但他们的无神论和人文主义却都是基督教观念的表现形式。作为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道金斯坚持认为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受自然选择法则支配的“基因机器”。不过，他主张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能挑战这些自然法则：“我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反抗那些恢复独裁制的自私者的人。”通过以这种方式证明人类的独特性，道金斯表达出了一种基督教式的世界观。丹尼特也是如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展示科学唯物主义怎样同某种自由意志形式相互调和，这样的规划很少会发生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身上。

前基督教哲学家们如伊比鸠鲁派(Epicureans)一直在思考自由意志的作用。只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它才成为西方哲学中探讨的中心话题，而且在没有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做完全区分的非西方哲学中，这一话题表现得也不是十分突出。当世俗思想家在考量自由意志和意识时，几乎总是将其限定于人类范畴，不过，为什么这些特性只是人类所独有的呢？这些理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同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物种的区别，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深受其信仰的影响。激进的不信教者的可笑之处，事实上在于它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信念是一种基督教的衍生物。展示基督教人文主义信仰的起源，并不是要证明它们是错误的，不过，并非只是人文主义信仰才源起于基督教。它的整个思想框架以及围绕神学根基所宣称的人类在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说法不仅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现代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是自然主义者，认为生命的所有形式包括懂人性的动物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真正的自然主义哲学起初并没有认定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属性。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认为进化规律不仅支配着其他动物，也支配着人类。比起其他启示性宗教而言，还有什么别的思想基础可以采信的呢？

当代无神论是一种基督教邪说，相比早期异教而言，它的主要区别在于思维和举止上的鲁莽性。[5]相比其宗教观点本身而言，也不具有一定的清晰性。马克思坚持一种抽象的观点，认为宗教是压制的产物，不过他也十分清楚，宗教表达了人类最深的渴望，它不仅是普通民众的镇静剂，也是“无情世界的心灵支撑”。法国实证主义者试图以一种荒唐的人类宗教来取代基督教，不过他们认为这样的宗教满足了普通大众的需求。只有最没有主见的哲学家才会相信展现宗教是一种幻想，将会导致该宗教的消亡。这种类似柏拉图式的理念认为人的大脑是同真理相协调的一种器官，该理念相比科学而言与宗教更为贴近，而与达尔文主义却恰恰相矛盾。不过，这正是当代不信教人士的观点。

福音主义无神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展示了世俗化的不现实性。只有当指出传统宗教信仰的不足或是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力量的缺失时，探讨世俗主义才具有一定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英国是一个比美国更加世俗化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世俗主义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状态。但是，如果它意味着一种缺失了宗教的社会类型时，世俗主义就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事物，因为对它的描述正是它所要反对的。后基督教时代的世俗社会是由它所拒绝的信仰构建而成的，而将基督教确实抛之一边的社会却缺乏影响世俗思想的诸多观念。

同其他思想一样，世俗主义也有其发展历史。前基督教时代的欧洲缺乏其他多神论文化所共有的世俗的与上帝的之间的区别。世界本身是由神主导的，本不存在将宗教限定在个人范畴这样的问题（即缺乏将宗教看做是不同于普通生活的一系列仪式的思想）。只是当奥古斯丁在“世人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做出区分时，人们才认识到神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别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巨人思想是从基督教中遗留下来的，除了在一神论的背景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东亚地区，多神教与神秘哲学像前基督教时代的欧洲一样，共同发展存在着。在西方社会，由科学和宗教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冲突也并未发生。达尔文主义没有引发在中国或日本的文化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许多当代世俗主义提倡者所言，世俗主义并非是像政治信条那样的世界观。从这点来看，世俗国家是要将宗教排除出公共生活的同时，让人们拥有选择自己想要信奉的思想的自由。这样的世俗主义同宗教信仰彼此矛盾，但如今却主要得到对宗教力量在政治中不断复兴感到担忧的理性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似乎已经忘记20世纪的政治宗教所带来的危害，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即在世俗政权的典范国家美国，宗教同政治的纠缠交织程度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要紧密。世俗主义者这一立场的不现实性并非只是源于对历史的淡忘。这些强烈要求将宗教排斥在政治之外的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将传统信仰从公共机构中排挤出去来实现这一状况。不过，世俗派别的形成都源于宗教理念，抑制宗教的作用并不意味宗教不再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如被抑制的性需求那样，信仰经常会反过来以各种奇异的方式支配着那些抵制它的人们的生活。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种由抑制宗教所引起的政治颠倒只发生在极权主义国家。不过，民主国家也已经表现出极为相似的倾向。更有甚者，相比专政政权来说，自由主义国家更加倾向于将它们所遭受的暴力看做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作为在斯大林主义者统治的保加利亚成长起来的法国历史学家，富有启发性地描写了纳粹和苏联的集中营，他在轰炸广岛和长崎的背景中注意到了这一倾向：

死于原子弹的人数比在乌克兰大饥荒中饿死的人要少很多，远不如纳粹在乌克兰和波兰屠杀的人数。不过原子弹和屠杀的共同之处是它们的实施者都认为这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而已。然而，原子弹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它是制造和投放这些武器的人们骄傲和自豪的资本……但是，极权主义国家犯下的罪行，即使被其实施者看做是富有效用，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政治行为，却被有意掩盖下来……苏联和纳粹都明白如果它们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的话，将受到全世界的普遍谴责。在这一点它们没有弄错，因为一旦它们的罪行得以曝露，它们将被看做是绝对邪恶的象征。就原子弹而言，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其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罪行远非那么严重，以民主名义戗害人民所犯下的道义错误，其危害更大。[6]

广岛和长崎伤亡的人数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多的。比如在东京被轰炸后引发的火灾所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远远多于上述任何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所造成的伤亡，不过，它以实例证明了托多洛夫的观点。自由民主国家不仅要实施这些当专制国家做的时候都会被谴责为具有残暴特征的行为，也准备称赞这些行为是英勇的表现。或许这种针对平民的行为如果能缩短战争进程以及有助于摧毁邪恶政权时，就会被认定是正当的。历史学家对这一做法产生的影响看法不一，这一话题如今仍无定论。不过，如果对这种攻击的辩解只是为了满足那些耸人听闻的需求的话，它将不是一种胜利，或者说也不是一种更为高尚的美德的展示。

自由主义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怀疑主义的思想流派，这一描述与自由主义所要倡导的传教士式的热忱并不相称。自由主义派生于基督教，也继承了后者信仰中的斗争精神。自由主义社会对敌人残暴性的处置不能只是以自卫为缘由进行解释。自由主义社会值得我们去捍卫，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相互对立的信仰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当其成为传教士般的政权时，这一变化却有着巨大的风险。以发动战争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确实存在的自由主义社会走向堕落。这就是作为18世纪初开始的启蒙运动所要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却在21世纪来临之际被用作启蒙运动圣战的武器来推进普世民主了。为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保留来之不易的文明的约束力远不如将它抛之一边更让人振奋不已。残暴的行为总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当它披着道德外衣的时候。

[1]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317.

[2] 关于早期近代启蒙运动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家斯宾诺莎的分析，参见Jonathan I. Israel所著《激进启蒙运动：哲学思想及现代性的形成，1650-1750》(Jonathan I.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笔者在John Horton和Glen Newey所编的《约翰·格雷的政治哲学》一书中“对批评的回应”的文章中，已经探讨了斯宾诺莎的思想(John Horton and Glen Newey ,eds,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ohn Gray, London, Routledge, 2006)。关于最新和富有启发性的评论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著作，参见Stuart Hampshire所著《斯宾诺莎与斯宾诺莎主义》(Stuart Hampshire, Spinoza and Spinoz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4] Richard Dawkins, The God Delusion, London, Bantam, 2006,and Daniel C. Dennett, Breaking the Spell: 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 London, Allen Lane, 2006.

[5] 在这里，笔者撇开了伊斯兰文化的无神论，虽然同样的分析也是适用的。

[6] Tzvetan Todorov, Hope and Memor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36-7.

生存在难以应对的世界里：现实主义失去了的传统

我们在规避这个世界上最大风险的过程中，将难免不断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加以应对。这不是一件采取一个简单而富有戏剧性的步骤就能将所有困难都一一化解的小事，而是要不断战胜各种危机和面对各种新的困境。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1]

过去20年里，在美国的引领下，西方国家一直在试图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形式。这些政策因其目标空洞而又宏大彰显其不同，但总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战争和权力的转换形式，其目的是要实现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被普遍采纳。重建国际体系的尝试所产生的影响与早期的乌托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伊拉克不断呈现的灾难事件就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必须要摒弃的思想。

新的思想呼之欲出，但它必需要使旧的传统焕然一新。对乌托邦的追求必须被应对现实所做的尝试所取代。我们不能靠回到过去现实主义思想家著作中所希望的那样，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境。[2]现实主义思想源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所理解的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必须要在从未远离战争状态的、有着无穷尽冲突的世界中实现自己所有的目标。尽管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距离现在如此遥远，这一点仍未改变；不过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含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甚至他们那个时候的近代现实主义理论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然而，相比其他的思想流派，我们更多地是从现实主义中学会了如何理解当今的各种冲突。

现实主义是唯一认为专制与自由、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并不是真正源于因信仰而导致的思想上的对立，尽管现实主义被视为是超道德的，其唯一的不足表现在伦理上的危险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总是受到质疑的确切原因。现实主义所要求的行为准则或许对于视心理安慰高于一切的思想文化而言太过苛刻，它质疑西方自由社会能否实现包括世界转变可能性所做的道德尝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文化思想并非都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它的世俗表现形式总是包含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正如过去那样，将来也可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中国，《孙子兵法》(Sun Tzu's Art of War)是现实主义策略的经典著作，道家和法家哲学中也包含影响广泛的现实主义思想，而印度考提利亚(Kautilya)关于战争与外交的著述也具有相似的地位。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所以饱受诟病，是因为它颠覆了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观念。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中，现实主义思想不会产生这样相同的爆发力，会更容易得到认同。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自由民主国家中，政界和知识界精英远比绝大多数民众更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促进世界更加美好的手段；不过，公共舆论仍旧厌恶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为避免循环产生罪恶所做的各种努力能否补偿一代人曾经放弃的无法实现的梦想呢？或许现实主义宁愿选择在应对无法最终克服的困难时，寻求毫无意义的冒险。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只是在数代人之前，现实主义思想才使得西方政府认识到当时所面对的冲突远比如今不得不面对的还要危险。

正是现实主义而非世俗的信仰使得自由民主国家打败了纳粹主义，遏制了共产主义。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发给华盛顿的那份秘密的长电报，形成了冷战期间避免核灾难的政策，并阻止了苏联势力的扩张，也没有寻求建立一种对公正的狂热。它促使人们以相同的勇气、公平客观的态度以及不受情感激发或放弃的决心去研究苏联制度，正如一位医生诊断他那蛮横不讲理的病人。现实主义思想并不认为苏联的精英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配或者说一直是知书达理的，而是警告人们要防止受到非理性所产生的影响：“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大危险是我们会使得自己变成我们要对付的人那样。”[3]尽管危险不同了，今天凯南那样的思维方式仍是迫切需要的。应对和根除恐怖主义不是传教士或圣战者所能胜任的工作。将每一次危机都视为上天赐予的拯救人类的机会，并使人们为之兴奋的执着信仰，被错误地拿来应对从来不能减少的危险。在危险时刻，坚定的决心和理智上的公正是更为有效的品质，它们在现实主义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现实主义思想并不是没有过错的。有许多现实主义政策没能实现其目标的例证，或者是付出巨大的代价后仍然一无所获，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就是一次明显的例子。在国际事务中采用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能确保获得胜利，不切实际的权力政治更是极其非现实主义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对苏联的描述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他的学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对伊拉克的看法也是这样。沃尔斯泰特的战略设想或许与沃尔福威茨妄图在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规划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认为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可以变成一种博弈论的演算，是一种理性主义和魔力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只能是一种迷信的思想。

现实主义者并不认同国际关系像普通的人际关系那样，包含着许多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也有许多无论怎么去做都会犯错的情况，比如美国干涉伊拉克所造成的现状。确实，我们可以避免增加这些情形：我们可能不得不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才能够打败希特勒，而我们不必在浴血中推进世界的民主化。现实主义是一把奥古姆剃刀(Occam's Razor)，可以将罪恶中的极端抉择减少到最少。但这并不能使我们避免这些抉择，因为它们总是与人类相伴而生。

过去，现实主义思想家一直想以在事实上被严格界定的权力和利益的分析，来取代在政治中对道德的探讨。国家被看做是致力于将自身实力无限扩大化的实体，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在理论上借鉴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形成这样的行为准则其实是一种科学至上主义的表现，这是科学方法在普遍规律压根就不存在的经验领域中的错误应用，反而使人们对现实主义思想产生了质疑。在国家行为中存在许多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来进行辨别，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不能像普遍规律那样进行总结。再者，我们用来理解政治的所有思想，如合法性、专制制度及暴力恐怖的定义都包含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所以在考量国际关系时，难以避免卷入一场道德冒险行动。

现实主义者自认为洞察世界运转的一系列事实，然而，人们对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结束已经进行了很多探讨，主权国家仍旧是世界事务的主要行为体。跨国组织，如联合国是协调主权国家间纷争的主要机构，但仍不是进行全球治理的萌芽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里的国家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这一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当然，国家也受到了许多限制，包括那些强制实行的国际条约，如制定文明国家行为规范的《日内瓦条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以互惠贸易和民间贸易的方式通过竞争与合作来取代破坏性的冲突，等等。不过，这样的条约和约定太过脆弱，从长远来看，战争与和平都将是一种常态。

现实主义者应当避免以目的论的眼光看待历史。认为人类正走向不会再因政府形态不同而发生冲突的想法，不仅是自欺欺人的，同样也是十分危险的。而将政策制定建立在假设的某一会把人类引向天国的神秘演化进程的思想，只会导致面对难以解决的冲突时，产生束手无策的心理状态。最为突出的是，历史目的论体现于旨在加速这一演化进程的规划之中，例如新保守主义所提倡的“全球民主革命”在一段时间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的损伤。不过，反对推动演化步伐的“消极目的论”同样也是政策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证明存在着所有或大多数国家都要成为的某个单一类型国家的变换形式。现代国家有许多种类型，有好的，有糟糕的，有令人无法容忍的，也有一般般的。希特勒的德国同瑞典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相上下，伊朗的大众神学政治统治同当代瑞士的现代政府制度也是相差无几。世界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变得更为整齐划一。而现代国家利用知识的力量来服务于它们不同的目标时，难免同其他国家产生了冲突。

如果说现实主义者反对任何相信历史最终会实现统一的话，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抵制了道德规范中和谐一致说法的诱惑。道德冲突是国与国关系中的不变特征，有时候，某些冲突是不能全部解决的。许多道德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对道德的需求，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如对公正的需求，应当是协调一致的。至少在大体上，他们认为道德指令是不应该相互冲突的。这样的思想构成了各种乌托邦主义的基础，其中就有一种被应用于人权理论，为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作辩解。正如以赛亚·伯林所看到的，这种相信存在着道德和谐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当它被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接纳的时候，其表达的是一种源于宗教的完美思想。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伯林写道：

我们找到了相同的假定：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回答必须得到相互间的认同；它们必须同现实是一致的，而现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事情的内部肯定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这是不可想象的：自由、平等、财富、知识、安全、经验智慧、纯洁的品质、真诚、和善、理性的自爱，所有这些理想的事物（如果它们确实值得拥有）都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冲突的情况，那肯定是缘于对它们特性的一些错误理解。不是真正美好的事物最终是不能和谐相处的；事实上它们也是相互推导出来的：如果人们不是自由的，他们就不会是明智的，或者说如果人们不是公正、幸福的，他们也不会是自由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明显忽略了经验的作用，其记载了关于最终理想的十分显而易见的各种冲突，也包括它与源自于旧的目的论基础的信念之间的冲突，从这一信念我们可以看到，除非所有的美德相互和谐共处，或至少不相互排斥，否则完美实体的概念无论是被称作上天或是上帝，或是最终的现实都是难以想象的。[4]

自由主义同乌托邦以及其他哲学思想一样，假定某种最终的和谐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对这一人权得到普遍尊重的世界的设想与傅立叶思想中存在着的只为人类服务的、能够“抵抗狮子”和“抵抗白鲸”的物种的设想如出一辙。这都只是白日做梦，它模糊了关于权利的各种冲突以及许多人类暴力产生的根源。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注定要把它认为最为重要的利益置于其他一般的考量之上。国家难以避免将自身扮演为合法机构的代表。它要将自己的公民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保护他们不受威胁和征服，确保他们体面地生存以及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因为国家必须首先服务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它不能采取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道德所必需的公平态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政策就被判定为不道德的。从道德层面上看，现实主义者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或许可以描述为要将最大的邪恶事物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专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战争和国内冲突都是对霍布斯所说的丰裕生活的最大威胁。目前，还不存在什么力量能根除这些世界上的邪恶事物，不过，国家为了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萌芽理想，是能够限制那些邪恶事物发展的。国家在自身机构中通过行动来抑制刑讯手段的应用，要比用其来追求普遍人权更加文明，也更有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

承诺文明地限制使用武力是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与后现代主义者思想相对立的观点是认为所有人类的价值观念都是由文化构建的，反对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认为某些价值观念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要求。不过，这些需求众多而又相互一不致，普遍的价值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体现。如果说众多类型的政府已经被认作是合法的，那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接受对大西洋国家民主所持有的褊狭的虔敬，那是因为并不存在解决普遍价值观念冲突的正确方法。预防大的罪恶或许难免遇到理性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比如在捍卫文明、抵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理性的人们对空袭平民做法所产生的分歧。

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会拷问文明的含义，似乎缺少一个定义将无法对其进行捍卫，而自由人文主义者会说人权决定了这些必要的限制。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意见相左，或是未能坚持维护好人权，而在于存在着的许多道德两难困境，其中一些是经常出现的，也找不到很好的解决途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人权看做是代表着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应当在追求其他目标之前就加以保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想法，不过它忽视了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常常会相互不一致的这一事实。推翻一个专制政权或许将导致无政府状态的产生，而支持专制政权将使得权力滥用的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宗教自由是件好的事情，但其导致的教派争斗无疑是一种自我损害。不受侵扰的私人空间是文明生活的部分表现，但如果其他自由也要得到保障的话，或许就难以避免导致私有空间遭到侵犯。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这些争端，去应对而不是对其视而不见，要像自由主义所做的那样，依靠各种人权理论去解决战争与安全这样的两难问题。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普遍观点，他们将自身视为天生的、对暴力和压制不用担负历史责任的高级生物。在这里，我们点到了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以及其普遍观点的主要障碍：即，它所认定的人类天生的缺陷。几乎所有的前现代思想家都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不变和有缺陷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用其他方法也同样接近了事情的真相。没有什么可靠的政治理论可以认定人的冲动天生是善意、和平或理性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承认的，他所能想象的乌托邦只能存在于马的王国，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寻求实现的和谐生活中，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现实主义并不需要保守主义的立场。伯克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所青睐的制度的缓慢发展经常是行不通的。革命一直是难以阻止的，或者说也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不管怎样，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对社会和生活方法的突然破坏，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保守主义者时常倾心的、对过去假想的有组织社会的向往，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那种主张提升“生活权利”、“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类似空话的道德正统主义不以为然。尽管如此，现实主义确实同保守主义哲学一样，曾经存在过不变的人类制度能够解决人类需求所导致的矛盾这样的想法。人类或许需要自由，但通常只有当其他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才开始考虑，而情况并非总是那样。专制制度不仅会让人恐惧，有时也是受欢迎的。国家行为不仅是要捍卫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神话、幻想和大众心理的实现手段。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国际主义者都热衷于谈论自由具有的感染力，但专制制度同样也富有感染力。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独裁者们都受到了顶礼膜拜。如果谁预言这样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他的结论将是太过轻率了。

而现实主义者已经承认这个世界将继续成为各种冲突的竞技场，大多数情况都将是按照社会科学各流派所设想的、基于理性选择那样的发展。这种启蒙运动传统可以有助于解释诸如自杀式爆炸这样的行为方式，但它确实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类具有理性的目标，假如人们似乎表现得不那么理性的话，那是因为他们遭遇到了挫折，这种温和的还原分析方法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导致人们沮丧的根源可以去除的话，和谐的局面就会随之产生了。不过，并非所有的理性目标都是一致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冲突的发生。这样的情况通常表现在不对称的战争冲突中。虽然叛乱分子经常取得胜利，占领军同样因自身利益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战斗。双方或许都有理由继续从事对彼此都造成伤害的冲突。

最重要的是，人类所要实现的需求并不是靠理性手段就能够得到满足的。想得到埃博拉病毒的奥姆真理教没有多少可以实现的目标。其行为深受经典千禧年主义狂热的影响：相信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将迎接后末日预示时代天堂的降临。基地组织的部分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也是遵循这样的模式。在无法解决的政治冲突中，寻求此类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在呈现的混乱状态是一种曾激励过千禧年运动和极权主义的为寻求存在意义所发生的混乱。这是相比其他因素，更加困扰着非主流群体的一种痼疾，不过也同样是近现代社会难以摆脱的。随着小群体和个人更容易获得大规模破坏性的手段，社会道德沦丧的恐怖主义可能比不对称战争中使用的恐怖主义手段更容易构成更大的威胁。

恐怖主义的复杂现象意味着现实主义思想由过去只专注国家行为这一点发生了转变。国家依然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行为体，但它不再成为唯一或者说不再一直是战争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了。经典战争［有时又被称为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根据19世纪早期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字而命名的］是指由国家主导的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在20世纪里，经典战争曾经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同时也将打击目标拓展到了平民身上。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类战争只存在于过去，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仍有可能再次发生。经典战争依然是一种大的灾祸，不过，即使其规模宏大仍然可以通过协议将其终止，外交人员可以通过会面，达成和解，实现和平。然而，这样的协议却或许不能在内部分化严重、缺乏可协商目标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中达成。现在的武装冲突涉及到了高度分散的各类群体，甚至于整个社会都脱离了政府的管控。如果现实主义思想还有创意的话，它应当接受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的特权这一事实，战争已经变为每一个人的权利了。

现实主义思想不能回避由环境危机所造成的威胁。建立在矿物燃料消耗基础上，在全世界范围推广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全球化运动，推动着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石油储备临近峰值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全球化另一方面的表现。这一进程距离达到极限已经不远了，与其说它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生态上的极限。工业化扩张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巨大、快速和不可逆转，而能够供给工业的不可再生能源却逐渐匮乏，但对它的需求却在不断攀升。[5]这些事实都会对战争与和平产生影响，其中一些笔者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然而，生态危机的军事战略影响却极少被人们审视，目前这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2003年10月，五角大楼的一个小组泄露了一份名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的报告，其分析和提议由于同当时布什政府的兴趣不相符合而被束之高阁。

该报告注意到气候突变给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影响，指出了由于全球农业生产的最终减少所带来的粮食短缺，一些关键区域淡水供应的减少和水质的降低以及可获取的能源供应的中断等问题。这些变化总的影响将造成“地球环境中人类承载能力的显著降低”，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减少人口才能使地球承受得了。这个报告继续指出：

随着全球和区域承载能力的降低，紧张局势将在全世界范围蔓延，进而导致两个基本策略的形成：守势和攻势策略。拥有资源的国家将会围绕自身构建起事实上的壁垒，从而为自己保留资源。不那么幸运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与自己的邻国有着世仇宿怨的国家，将会发动战争来获取粮食、净水和能源。靠不住的联盟就会建立起来，而优先保护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目标是确保资源安全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或国家荣誉。[6]

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开始让人们认识到气候突变可能导致维持人类生活的承载能力的降低。报告所提到的随之发生的各种冲突有其一定的道理，不过它可能低估了这些冲突的强度。该报告分析认为这些都将是建立在理性策略上的冲突，与宗教毫不相干。但是，地球现存的大多数石油储备都位于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土之上，围绕“反恐战争”所造成的对抗将使得资源冲突更为加剧。其风险是将资源战争与宗教战争搅和在一起，在另一方面，原本是牵强附会的文明冲突论将会实现自我应验。

除非能找到可替代石油的资源，否则工业国家在可预见的日子里将受困于这些冲突之中。摆脱石油依赖，实现资源多元化的进程远比环境保护人士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假如世界石油生产真的像看起来那样接近峰值，转向其他能源就成为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不过，还没有什么可以轻易获取的替代能源提供给世界目前的全体居民。传统观念认为环境保护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于人均资源的消耗，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事实上，人类可能已经远远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当前的人口数量依赖于石油消费农业的供给，这更加速了全球气候的变暖。人口增长率并非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比如说美国大约是中国的两倍；不过，对于全球范围内转向适用的可替代科技而言，确实是太高了：太阳能、风电和有机农业加起来也无法维持60亿到90亿人口的生活。

如果说确实存在着突破这一瓶颈问题的方法，那就要涉及对大多数高科技产业进行定位。而最佳的前景存在于绿党所强烈反对的科技手段，比如核能和转基因作物，尽管它们的危害还没有给生物圈造成更深的破坏。[7]正如许多绿党人士所认为的，替代技术并不是一种低层次的乌托邦设想。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曾经写道：“这将使已经遭到彻底破坏的地球沦为被战争主宰者统领的混乱世界。”[8]

许多清楚了解危机规模的人们继续相信可以通过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来克服这一困难。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当代社会将由于漠视环境限制而遭到自我毁灭。他建议可以通过提升合作来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并以荷兰的围垦地制度为例（荷兰通过改造海边低地实现土地面积增加）来作为全世界可以效仿的典范。戴蒙德写道：

我们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块围垦地……当遥远的索马里政府垮台后，美国军队进驻了；当前南斯拉夫和苏联崩溃的时候，难民潮涌向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其他地区；当社会条件改变的时候，移民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将新的疾病传播到非洲和亚洲，进而传播到了全世界。今天的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单元。[9]

世界正如戴蒙德所说的比过去更加相互依存，但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协同合作。五角大楼的报告呈现出了一副类似的情景。那些依然强势而又高效的国家，会通过行动来确保各种资源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那些衰弱或崩溃的国家，会将冲突转向其他群体。总的后果将使得冲突变得更为剧烈，而不是更加促进全球合作。《京都议定书》(Kyoto Treaty)解释了这一困境。这一协议由于其设定的目标根本就不适用于新兴国家而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不过其根本的弱点是没有任何可以强制施行的机制。各国可以同意签署或者不情愿时不去签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就属于后一情况。目前，还不存在可以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在一个有着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全球环境问题是无法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的。

环境危机是人类可以缓和却无法克服的命运安排。它起源于随着知识的增长使人类拥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能力。知识的增加使人类能够实现人口倍增，延长了寿命，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是工业化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也是科技进步的衍生物。大规模破坏性手段的扩散，超出了各国甚至是大国的控制范围，也是另一种后果的表现。今天担心的是核原料可能会流入到恐怖主义分子手中，而明天可能会担心生物武器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基因技术使得人类能够干预生命的创造，但它也确实同样能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事件。没过多久，用于实施种族灭绝的基因选择装置有可能成为现实，而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或许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在全世界的扩散。未来对安全的威胁可能并不是主要来自于传统理解的恐怖主义那里，而是有可能来自某种源头未知的疾病的爆发。未来的恐怖事件可能会以难以解释的、瓦解日常生活结构的样式爆发。

知识的丰富扩展了人类的力量，也创造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无法补救的、人类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只能每天去面对它。但是我们能够学会接受，并忍受这一事实吗？摆脱了历史目的论的神话之后，实现最终和谐就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也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历史上涌现的西方拯救信仰在不断地自我复兴。乌托邦主义从左派转向右派，证明了它的生命活力。将来，非理性的信仰会被解释为来自于现代生活，现实主义的一次转变也有可能会被说成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了。

[1] Hedley Bull,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1, p. 212.

[2] 关于现实主义思想的权威阐述，参见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参见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London, Continuum, 2005.参见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参见Martin Wright, Power Politics（《权力政治》）, London, Continuum, 1995。

[3] 关于凯南陈述遏制政策的电报全文，参见http://www.learner.org/channel/workshops/primarysources/coldwar/docs/tele.html。

[4] Isaiah Berli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Romantic 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4-5.

[5] 关于气候变化规模和速度的权威分析，参见James Lovelock, The Revenge of Gaia, London, Allen Lane, 2006.参见Fred Pearce, The Last Generation: How Nature Will Take Her Revenge for Climate Change, London, Transworld Publishers, 2006.参见Jim Hansen, “The threat to the plan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3, no.12, 13 July 2006. 关于全球石油峰值的重要讨论，参见C. J. Campbell, The Coming Oil Crisis, Brentwood, Essex, Multi-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达到顶峰的权威分析，参见Matthew R. Simmons, 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Wiley, 2005.

[6] 由Peter Schwartz和Doug Randall撰写的此份报告，可以下载自http://www.environmentaldefense.org/documents/3566_AbruptClimateChange.pdf。

[7] 关于赞同零排放的化石燃料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替代能源的探讨，参见Mark Jaccard所著《可持续的化石燃料：关于找寻清洁及持久能源的独特猜疑》(Mark Jaccard, Sustainable Fossil Fuels: The Unusual Suspect in the Search for Clean and Enduring Ener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James Lovelock, The Revenge of Gaia, London, Allen Lane, 2006, p.154.

[9]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 London, Allen Lane, 2005, p.521.

末日信仰的再现

末日预示是现代荒谬言论的表现之一。

——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1]

西方主流神话已经变成历史叙事。将叙事视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已经成为了流行时尚。我们也看到，人类就是故事的讲述人，如果不把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故事，他们是不会满意的。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故事的主要线索一个是围绕人类进步展开的；另一个是围绕世界被黑暗势力围困，注定要遭到破坏而展开。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在一起，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都相信，人类的进步势必通过一系列灾难性的革命才能实现；而纳粹党人相信邪恶力量正密谋反对德意志民族，德国注定要成为半神式的恒久和谐的国家；自由人文主义者则以不同的语言风格探讨人类的进步将以点点滴滴、逐渐改良的方式进行。在所有这些解释里，历史被说成是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没有什么比认为这是一个缺乏目标和方向的曲折变化过程的思想更具危险性了。

那些世俗的和宗教的、相信历史的根本内容是以千禧年运动为核心的信仰，已经在本书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所有隶属于这些运动的人们都相信他们正在按照已经部分写就的剧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各种预示末日的信仰明显都是宗教的，剧本的作者就是上帝，魔鬼和各式各样的恶魔也有其自身的版本，但最终都要服从神圣的叙述者的权威。在世俗的末日预示中，剧本的作者是与无知和封建势力做斗争的难以捉摸的人性。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每个人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在包罗万象的故事中得到了满足。

对人类的总体需求进行叙述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感觉自己成为全球阴谋要对付的目标的纳粹确实可能思想过于消极，不过它放弃了对更具威胁的、无意义目标的追求。偏执狂通常反对做无意义的事情，对迫害的集体妄想加剧了行为的脆弱性。而问题就在于好处的获得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代价虽很少被提及，但却是以那些在从未读过的剧情中扮演角色的其他人付出生命来衡量的。那些为了创造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而付出生命或身体受到损害的人们，那些为了实现普遍自由而在战争中的惊天恐怖和破坏行为中丧生或致残的人们，对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地位的看法会与那些被选定在这些闹剧中充当角色的人们的思想完全不同。如果说普遍的故事叙述为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创造了生命意义，它也因毁灭其他人的生命而失去了意义。

当然，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故事中能够充当角色是一种虚妄的思想。莱登的约翰相信是上帝号召他去统治新耶路撒冷。列宁也确信自己是在顺应历史规律。希特勒坚信自由民主世界的覆灭是注定要发生的。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奉者将共产主义的崩溃视为一种不可逆转趋势的标志，新保守主义者将似乎是随之而来的那几年美国霸权地位的表现看做是历史新纪元的到来。所有这些预言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抓住了历史契机，并按照命中注定的模式来行事。事实上，他们的上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只是千禧年没有降临才是命中注定的。千禧年运动的产生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所导致的结果，而当他们失去天恩眷顾的时候，那也是由他们所否认的人类生活的不变特性所导致的。这些运动的历史决不是不幸的，因为身处其中的人们很少能够理解决定他们生活命运的这些偶然事件。

将一个人的命运看做是普遍故事中的一段插曲，是一种狂热思想的表现，而当它得到西方强劲传统支撑的时候，并不总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世界上许多神秘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思想境界，并不考虑构成我们生活故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们向往任何变化进程中的某种不变的永恒，在这点上，他们同印度教和佛教思想家非常相像。有着不同传统的道家思想认为自由在于通过与宇宙的死亡和重生的有序进程协调一致把自己从个体叙事中解放出来。在基督教中，从偶然的历史事件中构建叙事的诱惑一直非常强烈。不过，在奥古斯丁所创立的正统教义中，这样的诱惑受到了认为生命的意义在永恒王国的任何时候都能显现这一思想的抑制。

获得自由并非只是神秘主义梦想所要实现的一种境界。诗人和享乐主义者也都营造出一种自然状态，从而使自己按照意愿尽享生命中的每一刻。将一生寄希望于未来，意味着按照记忆中的美好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过，回忆也同样是一种将自身从现实中解脱出来的手段。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写下了他在品尝母亲送来的、掺有小玛德琳蛋糕碎屑的热茶时的体验感受，那使得他“立刻觉得生活中的世事变迁都变得无足轻重，所有的磨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一切皆如过眼烟云；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一无既往地行事，一种美好的东西充实着我，或者说不是在我身上，那就是我。我不再觉得自己是那么平庸、随波逐流和不可饶恕了”。[2]在这里，马塞尔转向了过去，寻求从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方法。这一寻求只能部分得以实现，因为承载着显现不朽声望的回忆不可能是呼之即来的。

对故事叙述的渴求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这样的负担，就应当求助于神秘主义、诗人以及享乐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梦想家。尽管前者将希望寄托于未来，而那些梦想家几乎总是想要回到那种理想化的纯真年代，如马克思所青睐的原始共产主义，或是新保守主义情有独钟的、已经失去的资产阶级美德。正如作家兼精神分析家的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所说的，“十分清楚，预示末日思想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它的怀旧情结。”[3]向想象的未来和谐寻求一种庇护所导致的后果是把我们桎梏在过去的冲突之中。

神话的真实或虚构不同于科学理论上的真实或错误，但它或多或少如实地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永久现实。大多数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并非是那些主宰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故事。柏拉图时代就开始的以及东方宗教中关于解放的预示也是一种神话，但是，使正义力量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遭受破灭的那种神话却已经在现代西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世俗神话再现了基督教末日预示信仰的表现形式，如果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暴力信仰有所温和的话，就需要开始拷问这些神话。在世俗思想中，科学已经被视为揭示真相的手段，获得真理的源泉，而不是满足人们理解和掌握知识需求的符号系统。后现代哲学家把科学看做是众多太过愚蠢而最终不值得批驳的信念方法之一，而科学知识在增强人类能力所表现出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科学是一种构建关于世界的可靠信念的手段。宗教也是人类的手段，只不过目标不同而已。科学探索的理想目标可能最终是以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形式，用人类的思想来反映这个世界。从科学意义上讲，这一理想或许是有用的（即使它同样也不太牢靠）。但是，为什么宗教也要寻求达成共识呢？真实的信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可能是很有效用的，质疑的行为更能切中精神生活的肯綮。宗教并不是要寻求掌握所有的知识，而是要找到一种与未知事物共同生存的方法。

科学同宗教的冲突来源于二者在对待信仰时所犯下的错误。只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方面，信仰被置于宗教的核心位置。在其他传统中，宗教要面对的是对神秘事物的接受而不是教义问答或教条。尽管科学与宗教在不同的方面相互较力，但同样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当今世界，科学之所以具有权威是因为其拥有的能量巨大。这也是为什么正统教派要模仿着在诸如神造论的研究设计中寻求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真相。然而，神造论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更为荒唐可笑。或者说，随着社会更加现代化的同时，这些理论会变得更为随意或平和。这些世俗信念比任何传统信仰都要更加不理智，但愿这只是因为它们想要更为煞费苦心地表现其理性的缘故。

现在，最迫切要做的是接受无法挽回的宗教现实。过去两个世纪里，在受哲学影响着的启蒙运动中，当宗教产生的原因得到解答之后，其作为人类生活次要和衍生方面的作用将会不复存在，或者说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了。一旦贫困得以消除，教育变得普及，社会不平等得以消灭以及政治压迫成为过去，宗教的重要性将会变得同个人爱好一样。这条启蒙信仰隐含的意思是拒绝承认宗教是人的普遍需求这一事实。确实，各种不同的宗教差别很大，满足了许多社会功能，比如最明显的功能就是作为福利机构而存在。有时，宗教也服从于权力的需求。不过，除了这些社会和政治目的之外，宗教还使得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一成不变的，比如需要接受那些无法弥补的事实以及发现生活中各种机遇的意义。人类将会倾向于不再笃信宗教，而不是停止沉溺于男欢女爱、嬉戏和暴力行为上。

如果说宗教是人们的基本需求，那么它就不应当受到压制或者只是归入个人生活的前世来生这一范畴。宗教应当全部融入公共生活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任何一种宗教确立为公共行为准则。近现代社会蕴含着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们很少能够在人生价值、性行为的功能，非人类动物的应得权利或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近现代社会并没有趋向单一的文化形式，而是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混合和多元化。确实，还没有出现一个同质的社会，现在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缺乏类同的世界。未来将像过去一样，有极权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共和国，也有神权民主政治国家和世俗的专制国家，还有帝国、城市国家和许多混合形式的政权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或经济制度能够在全世界普遍得到采纳，也将没有任何单一形式的文明被全人类所接受。

现在已经到了接受宗教的多样性以及放弃建立一种世俗单一体的尝试的时候了。承认我们已经迈入后世俗时代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不受文明共处所必需的各种限制和约束。政府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要发展和巩固一个可以共同生存的框架。这种框架对于每一个社会而言不能是相同的或者固定不变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宽容，其目标不是为了寻求真相而是和平。当宽容的目标是真相时，寻求和谐便成为一种权宜之计。更好的办法可能是这样的和谐永远不要实现。而最好的结果是放弃对和谐的追求，迎接各种不同的人类传统的到来。过去在不同宗教间曾经断续繁荣的生活方式到那时可能会重新得到复兴。[4]

影响各宗教共处的主要思维障碍不是缺乏相互理解，而是缺乏自我认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他名盛一时的诗歌《多弗尔海滩》(Dover Beach)中谈到了“忧伤，悠长的基督教退潮时的轰鸣，仿佛意味着宗教的终结”。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低估了人们对神话需求的紧迫性。过去两个世纪的乌托邦梦想是那些人们所拒绝接受的神话的畸形发展形势，如果这些乌托邦梦想最终消失在伊拉克沙漠中的话，不必为之感到忧伤。对乌托邦的期待所造成的血光之灾是传统教派所无法比拟的，好在世界已经从乌托邦梦想中解脱了出来。

随着这一世俗梦想的破灭，产生的一个危险是类似过去旧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战争形式的再现。预示末日信仰的复兴正在实现，而且不再拘泥于类似原教旨主义的那种形式。随着福音主义宗教的复兴，可能会涌现大量设计出来的宗教，掺杂着科学与科幻、欺骗与呓语，它们将会像互联网病毒那样传播。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没有危害的，但像导致琼斯敦集体自杀事件和制造东京地铁袭击事件的末日邪教，可能会像生态危机那样得到更深一步的扩散。

如果科学界的共识是正确的，地球可能很快与数百万年以来，确切地说从人类出现以来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着一种预示末日的可能：而人类未必会灭绝，他们所处的演变中的世界却正在走向毁灭。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种可能性根本不是末日预示。人类只是像过去那样，在地区范畴内无数次地破坏着地球环境。正在发展的全球变暖进程是地球历史上所遭受的幸免于难的多次过热中的一次。虽然人类已经引发了这一灾难，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发生。对于人类及其他物种来说，这意味着灾难，但从地球的角度来说，再平常不过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不得不承受太多的现实。随着气候按其规律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各种宗教的大量涌现被理解为是对有着灾难和救赎并存的人类经历的描述。毕竟，末日预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

幸运的是，人类还有其他一些神话能够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圣经·创世记》故事中，在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实后，人类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以后靠自食其力生活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再回到那种原始的纯真状态。罪恶之果一旦被咬下后，便没有什么后路可退了。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希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以及其他许多传统之中。这些古代的传奇故事相比现代进步神话和乌托邦梦想来说，能够更好地指引现在的生活。

末日神话已经导致了数不清的灾难，它现在的危害同过去是一样的。关于世界转化的设想已经将政治生活演变成了孕育战争的场所。过去两个世纪里，想象着无政府状态与专制制度的循环反复可以终结的世俗宗教，能够做到的只是使这个世界更加倾向于使用暴力。从最佳方式上看，政治不是一种实现普遍设想的手段，而是一种应对环境不断变化的艺术。它并不需要人类拥有进步的开阔眼界，而是需要面对灾祸不断发生时的勇气。我们无意卷入的难以理解的战争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灾祸。

现代与中世纪时代一样，已经成为迷信的时代，在某些方面可能表现得更甚一些。超越性的宗教有着许多缺陷。就基督教而言，它孕育了许多野蛮的暴力行为，不过，宗教的最佳状态是作为应对神秘事物时所做的尝试，而不在于其能否揭示秘密的可能性。在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交锋中，这种明智的认知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知识和能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战争一如现代早期那样惨烈无比。暴力的信仰与对自然资源的争夺相互作用，看来势必要影响已经到来的新世纪了。

[1] 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23.

[2] Marcel Proust, The Way by Swann's, London, Allen Lane, 2002, p.47.

[3] Adam Phillips, Side Effect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2006, p.99.

[4] 笔者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提出了更多的权宜之计(John Gray,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Polity Press and the New Press, 2000, Chapter 4)。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乌托邦的破灭

预示末日的政治学

乌托邦的诞生

作为现代千禧年运动的乌托邦右翼势力

第二章 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与暴力恐怖

苏联的共产主义：一场现代千禧年主义革命

纳粹主义和启蒙运动

暴力恐怖与西方传统

第三章 乌托邦成为主流思想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守主义的衰亡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一位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入主唐宁街

第四章 美国式的预示末日信仰

从清教徒的殖民地到救赎者的国度

新保守主义的起源

群魔

第五章 全副武装的传教士

伊拉克：21世纪乌托邦的试验场

传教士的自由主义——自由帝国主义

为什么“反恐战争”不能取得胜利？

第六章 后末日预示时代

世俗主义之后

生存在难以应对的世界里：现实主义失去了的传统

末日信仰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