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版权信息

代序：只是速写簿里的涂鸦罢了

第一单元 今与昔

无声的爱与恨

用力擦亮台北

铜像仍在孩子却少多了

找寻另一半

万国旗下的物欲之火

照见存在或消失

看不见的大包袱

八又二分之一和一又二分之一

电影总有散场的时候

不确定与不具象

囚禁不住的梦

脸孔与面具

仁爱路上的时空交错

丈量天地与身心

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成人世界的迷障

城市迷宫的出口

在城市寻找安身之地

新公园的恐龙

万物被光洗

第二单元 聚与散

那朵云

大台北左岸

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历史的残影

张三的歌

一辈子去一回

被光线牵动的傀儡

温习恋爱

歌厅和红包场

与恐龙干杯

鸿源百货十二楼的柏青哥

电影广告牌拼图

台北的蜕变

小天堂的早餐

来自何方，将往何处？

逝去的与存活的

拍卖乡愁

No.1

走样的童年

第三单元 是与非

在现实中发掘愿景

埋怨与理解

命运的造化

成功人士

戒烟后的重生

台北速写簿

证券交易员

股民人生

钟摆生涯

皮相与名相

有关盖房子的记忆

窗里窗外

假发店与修相机的老黄

流浪儿的美梦

浪漫年代的电影试片会

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

鱼在空中，人在地上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

背影与文身

第四单元 空与有

上世纪的漂泊者

运动与参禅

一切只是空间的片断

被抹掉的岁月痕迹

比例错觉

破窗户与落汤鸡

生命的强度

靠左或靠右

欲念一触即发

卖药郎中的场子

令人动容的背影

都会上班女性

时钟停摆，时光照样流逝

别人的悲剧

化缘和尚与大象

美丽的错误

水淹台北

空城记

幼儿园的毕业大合照

台北不再是速写簿里的涂鸦

版权信息

都市速写簿

著　　者：阮义忠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付改兰

封面设计：任凌云

代序：只是速写簿里的涂鸦罢了

我在以整理中国民间文化为己任的《汉声》杂志学会摄影，因此很自然地以记录台湾农村为创作题材。但长久以来，台北既是我的生活之都，也是我的工作地所在，不用相机去记录它是不可能的。

台北和所有现代化城市一样，变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往往令人来不及捕捉，拍下来的景观过不了多久，就成了褪色的过往。这使我觉得把不住这城市不规则的脉搏，跟不上它不规律的心跳，因此也拍不出像农村那样有温度的照片。我甚至不晓得该如何为此系列取个合适的题目，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我景仰的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曾说过：

“为一座城市造像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如果开始尝试去做，本身即是犯了自视过高的毛病。即使这种努力会使自己对事情的真相有所体会，但它只不过是城市的一则谣言罢了，没有意义，也不会流传下去。”

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连大师都无法为城市造像了，我何不将整个工作视为速写簿里的涂鸦，当下便把1975年至1988年间的城市掠影取名为“都市速写簿”，也挑出了首张作品。那天，日正当中却飘起毛毛细雨，一时，南京东路四段化为梦境，闪烁着令人迷惑的光彩。冷气车内播放着法国音乐家埃里克·萨蒂（Eric Satie）的钢琴曲，正好为眼前的幻景做了绝妙的配乐。雨刷把车窗的水滴扫掉后，急着抢道的车辆与行人仿佛又回过神来。马路又成了人间的角力场，而市民们就像雨刷，始终在真实与假象之间摆荡！

第一单元　今与昔

无声的爱与恨

台北上空，1982

那天随空中警察队出勤，造型像蜻蜓、吼声像巨兽的直升机从松山机场升起后，立刻就在台北市的上空盘旋起来。第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俯瞰每天生活于其中的城市，除了行人不可辨别，所有建筑物及马路上穿梭的车子都清晰可见。拥挤纷乱的市容成了抽象的几何构图，看起来秩序井然，充满冷峻的美感。

现在的台北堪称宜居城市，但三十年前可很少有人这么认为。那时，一条纵贯线的铁轨从市区正中央穿过，主要道路口都横着平交道栅栏，每当火车通过就会造成交通大堵塞。此外，公交车班次不够密、路线不够周延，马路又经常因水道、瓦斯管、电缆线等地下工程开挖，到处千疮百孔。交通状况差，生活质量立刻恶化，更何况流经盆地的基隆河及淡水河那时还未整治，污染情形相当严重。钢铁工厂、酱油厂和各式各样的小加工业就隐在大街小巷的民宅里，近郊还有一座垃圾山……总之，对大多市民而言，那时的台北实在不可爱。

引擎和螺旋桨叶片的吼叫，压盖了城市的一切声息。难得晴空万里，把台北盆地的好风水映得金灿耀眼，让人一时把建设带来的阵痛全给忘了。一个多钟头之后，当我走出松山机场，才知觉耳朵被震得暂时失聪。有十来分钟之久，敦化南、北路的车水马龙仿佛是默片电影的场景，需要配字幕才能述说心境。一句旁白蓦然浮现脑海：“无声的爱与恨。”

用力擦亮台北

美丽华饭店，民权东路，1985

为了写专栏，我又一一回到当时取景的台北街头。这家饭店已不见了，原址重建成一栋“玻璃方块”。会这么说，实在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形容。二十几层楼的大厦被刻意简化造型、削弱线条、去除色彩，成了毫无个性的建筑物，沉重庞大地坐落在荣星花园的正对面，以绝对的冰冷回应着绿意盎然的林木，正如同现代人以漠然面对着自然。

想当年，这条路是我天天必经之处，因为太太就在附近上班。那时她在一家医疗器材进口公司当行政秘书，下班不很准时，所以我老在这一带的某间咖啡屋等她，有时等得太饿了就独自先用晚餐。美丽华饭店是当时此区最高档的消费场所，我可是一步也不敢踏入，只在外头拍了一张颇具象征性的照片。

那个时期的台北空气糟透了，老旧公交车和多到数不尽的摩托车有个名副其实的绰号：乌贼车。油门一踩，排气管就一缕缕黑烟乱喷。大饭店的铜字招牌最怕脏空气，才擦亮没多久又被厚厚的落尘弄得黯淡无光，专门保养铜字招牌的行业也就那么出现了。

当天，一位工人正在用擦铜油仔细地打亮T.A.I.P.E.I几个英文字母。平时看惯了，知道那就是“台北”，当下却让人觉得它只是六个英文字母。如今，我站在那儿，努力回忆照片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拍的。一切如此陌生，周遭没有任何熟悉景物可当参考坐标。刹那之间，我仿佛迷失在玻璃方阵之前，失落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九千多天的时间。

铜像仍在孩子却少多了

中山小学，1982

以前在小学课本上看到，台北老松小学有158个班，学生人数高达11110名，不但是全台湾最大的小学，还创了世界纪录。等我到台北上班，有一次为了工作查资料，才知最大的小学已轮换过好几所了。新迁入人口虽逐年增多，各区开发却缓急有别，人口密度变来变去，学区孩童的多寡也就跟着起起落落。

在台湾，每个学校都有蒋介石铜像。后来民进党执政，无处不在的“伟人”雕像开始纷纷被移走，某些意识形态挂帅的地区，更有政客侮辱、戏弄铜像，以博媒体版面。

拍这张照片时，中山小学正是台北当时最大的小学，学生6000多人，足见节育政策鼓吹多年的“两个孩子恰恰好，一个孩子不嫌少”有了成效。学校位于市中心，面积不大，每天的升旗典礼，操场只塞得下一楼教室的部分学生，二三楼的孩子得整队在走廊上观礼听训。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孩子的表情，也分不清他们的班级，只觉得到处密密麻麻，就像一群群的蚂蚁。

那次的摄影工作看似困难却也容易，只要站对位置观看，表象的内在意义就能浮现。因此我打定主意只取一个角度，那就是从蒋公铜像的背后俯视。

再度踏进校园，铜像居然还在，后方也依旧是总务处办公室，只有远处的礼堂经过改建。时隔二十九年，整个场面竟有如这张照片的空景。时光仿佛没从这儿带走任何东西。一问之下，目前学生只有1510名，景物依旧，孩子却足足少了四分之三。

找寻另一半

这个场景我拍了几回都不满意，它就在西门町最热闹的街口。录像带兴起后，电影观众逐渐流失，这间风光一时的首轮戏院只有破釜沉舟，拆掉重建，以全新面貌吸引“新新人类”。那时还没有激光输出大图的技术，所有广告牌、招牌都是人工手绘。戏院重建期间，工地外围被一幅幅大油画包裹住。回想起来，在今天，它可就是观念艺术了。一个时代司空见惯的东西，另一个时代却可能管它叫颠覆。

油画中，几个油头粉面的年轻小伙子在演奏爵士乐，萨克斯管、小号、长号在他们手中不像乐器倒像兵器。或许，用不同的身段重唱老调也是所谓的创新。总之，整个画面实在是太抢眼了，以至于我费尽心思构图，都无法把现场张力释放。每次路过总是重拍，也总是泄气。

照相机的镜头因需求不同而被设计成不同的视角。那阵子我用的是徕卡M4相机，老装着28毫米广角镜头，仿佛那就是我和现实打照面的唯一距离及角度。几次从不满意的样片里找答案，连把另一个很贵却很少用到的大广角21毫米的镜头都给换上了，也只能认输，觉得与这个场域无缘，只能望景兴叹。

时隔半载，我们一家三口在大年初三到西门町赶早场电影，随着散场人潮又经过此地。当天我只带着一架平时备而不用的标准镜头相机，本无意拍，只是想看看窗口效果。50毫米的视角仅能框取油画局部，结果竟形成彼此找寻另一半的暗喻。

是了，这场域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某个人以某种距离、某个角度跟它打照面！

峨嵋街，1988

万国旗下的物欲之火

汉中街，1987

回想起来，老家正对面的东方照相馆或多或少对我的摄影兴趣起过作用。老板姓啥名啥全不记得了，但他的样子和说话的腔调想忘也忘不了。学校开学和毕业是他最忙的时候，每位新生和毕业生都得拍照。我还曾被他叫进暗房帮忙裁切相纸，或是在泡着水洗照片的缸里搅动一番，免得清洗不够彻底。

老板平均每个月要上台北补一次耗材，货太重，得找人提，我的台北初旅就是这么发生的，之后还连着去过好几回。这让父亲颇为欣慰，仿佛看到令他头痛的我正朝着照相馆徒弟之路迈进。

材料批发店与西门町只隔着一条中华路，老板总是先下订单、看场电影，再取货直奔车站回宜兰。这种为省一顿晚餐钱的赶法可真是够呛，六个钟头车程外加泡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台北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倒是那部声光高保真、煽情之至的好莱坞大制作—猫王普雷斯利主演的《蓝色夏威夷》让我震撼不已，以为城市的真实面貌就是那样，一切都是为了感官享受而存在。我的物欲之火就是被那部电影点燃的，之后的大半辈子都在为了降温而努力！

这张照片是火苗被点燃的三十年后拍的。西门町的人潮上空吊着长串长串的万国旗，鼓吹物欲是跨国度、跨宗教、跨语言的，贪念一起就该拥有，空虚生起便得满足。市场经济当道，商人想尽办法刺激消费，人们被物欲牢牢所控，拥有再多也嫌不够，满足的下一秒又是空虚，终至迷失于滚滚红尘之中。

照见存在或消失

IBM大厦，八德路三段，1988

20世纪90年代，IBM可是锐不可当的跨国大企业，在台北，要迁入新办公大楼也成了媒体上的重点新闻。这座大楼就在我上班地点的正对面，每天都会看到，当年显得气派十足，现在看来却透着俗气。流行文化就是如此，最想表现的图腾，日后却往往成了想去除也难的刺青。

为了突显科技感，整个建筑的造型处处是锐角，建材又是玻璃与钢条，让人一靠近就感觉寒气刺骨。说实在的，我一直无法明白，怎么会有人盖这种建筑来虐待自己？可是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现代建筑已越来越像权力与地位的表征，不再考虑是否适合与人对话。

那天，人来人往的街口特地被清空，只是为了要拍一张空景的门面。摄影师傅可认真了，脚架先放粗杆再伸细支，水平先定左右再设前后，机座上好再锁螺丝，调高低慢慢渐进，换镜头步骤完全到位，对焦距把头埋入黑布中，密不透光以求精准……我完全被这位同行的敬业精神吸引了，然而，他战战兢兢所要彰显的，却正是我最不认同的。

多年后，IBM独占市场的优势不再，在台湾的总部也从以它为名的大厦迁出。现在的年轻人个个以拥有iPhone、iPad为时尚，大概没多少人还在乎IBM曾有的辉煌。时代就是这样，独大的目标总会让人看到它被超越、被冷落。替IBM大厦留影的师傅啊，你照见的是存在，或是消失？

看不见的大包袱

一群中学生正在市立体育场表演体操，这是校际运动会的诸多节目之一，其他还有各校代表表演的舞蹈、鼓乐、武术、跳绳、响铃、踢毽子等等。表象一片活泼健康，孩子们的表情却隐约透露了背负的升学压力。

学生们整齐地快跑入场，排开阵列，在扩音喇叭的口令下展开上下肢运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甩手、弯腰、蹲腿，一看就觉得少了力道。每个人只是照着要求比画比画，呆板空洞，动作和心神仿佛是两回事，就像每天上课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升学，和教育的真义相违。我在他们蹲腿屈身、双臂后甩的连续动作中按下快门，每位学子仿佛正扛着一个看不见的大包袱。

以前的学校可真难考啊，我自己就是个大学落榜生，而且再也没勇气与兴致重考。上台北参加联招，试题一发下来我就自知无望。两天考完，干脆顺便在大都市谋个职，谁知随身携带的一叠画稿，竟被我直闯进门的《幼狮文艺》主编痖弦先生看上了。于是，我立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文化核心地带上起班来，以“Q.Q”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插图。念不了大学的我，如今竟然已在大学里教了二十五年书。

后僧少粥多，有些大学科系甚至招不到学生，以至于联考得8分的也有大学可上。着眼下一代的素质，我倒宁愿孩子们多扛扛那看不见的大包袱。

重看这张照片真是感慨。1994年，台湾开始实施败笔连连的教育改革，让一些专科学校争先恐后地改制为大学。“少子化”★★★指生育率下降，造成未成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

台北市立体育场，1977

八又二分之一和一又二分之一

西宁南路，1984

费里尼的电影《八又二分之一》像部天书，看不懂的人也不敢批评，大家都被大导演天马行空的叙述给迷惑了。主角不折不扣是费里尼本人的投影，希望在现实人生和梦境世界的混沌交界中找到出路。看这部片子时我刚读高一，罗东镇上的小戏院声光效果不好，看得我一头雾水，只觉得过去、现在、未来全给搅浑了。尽管如此，很多画面依旧深印在脑海里，仿佛是往事的一部分。

我在二十岁前写过五个短篇小说，处女作取名《一又二分之一》正是借自费大师。主角A君和B君先后出现在看似独立、实则串联的两个故事当中。A君在每天必走的路上发现了一些秘密：路的长度、红绿灯的转换、步伐的跨距、擦身而过的路人、店铺所放的音乐……都似乎与自己有某种关联。总之，一个无名小卒渐渐认为自己是个负有特殊使命的非凡人物，只是没人明白而已。

刚到台北上班时，除了《幼狮文艺》的办公室之外，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西宁南路一条巷子里的“天琴厅”。只要一杯茶资就可占用一组舒适的沙发与茶几，从开门混到打烊，在人进人出、声音嘈杂的环境里享受自己才懂的寂静，画了无数插图，也完成了那篇处女作。

接触摄影之后，我不再画画和写小说，“天琴厅”也被行医的屋主收回当诊所。我在原址外头所拍的这幕人流景象，就像是《一又二分之一》的插图，虽然另外那位主角B君的遭遇，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

电影总有散场的时候

金像奖戏院，1980

我是在金像奖戏院看《超人》这部电影的，如今这座戏院和周遭的商场早就不见了。人与都市的关系总是善变，新商圈一崛起，之前最夯的闹区就会被冷落，寡情的人潮迫不及待地朝更炫的消费场奔流。记得这家戏院当旺之时，再早去排队，也只能买到下一场的票，因为售票口老被黄牛轮流霸着。

生意人脑筋动得快，戏院正对面开了家餐厅，专门替用餐的顾客代购戏票。我们一家三口常在这一带度周末，由餐厅的落地窗望去，排队买票的人个个显得焦虑不安、闷闷不乐，散戏出场的人们却是眉眼舒坦，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即便是虚拟的也成。生存环境越艰困，民众的无助感越强，梦境制造者的空间就越大。现实生活令人失望，银幕上的英雄却能一一摆平小至社会治安、大至地球危机的困局。美国好莱坞将一个本土漫画角色化为举世皆知的救世主，这位英雄是外星人的遗孤，被地球人抚养长大后隐藏身份，当起了报社记者。每当他进电话亭换装之后，就会一飞冲天，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

对大多数进去观赏的小市民而言，电影院大概也等于是他们的“电话亭”吧！在还没进去之前，连过个马路都会有挫折感，搭趟公交车也得奋战一番；未来憧憬与人生原则一层一层地消磨在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里。在戏院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所有的不公不义都能得到伸张。

只不过，电影总有散场的时候。

不确定与不具象

有一度，台北市的建设处处考虑车辆的便利，十字路口不是挖地下道就是搭路桥，要行人爬上钻下的。放眼望去，市中心的干道尽是一座又一座美其名为“天桥”的难看阶梯，地下道又是涂鸦遍布，经常漏水。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台北，所有来访的大陆朋友都赞不绝口。也因为如此，重看这批老照片，感触特别深。

那阵子，我努力要把台北这个主题结束，要不然，就会是永无终点的旅程。身在其中过日子，心却要时时抽离出方能拍照。这种既是市民又是过客的双重心态，初时还让人感觉新鲜有趣，久之就不自在了。那些拍起来最具视觉张力的场景，往往却是最不合乎人性的建设。四处搜寻画面的心路历程，就成了这部既爱又恨的影像日记。

那天，我在重庆南路写字楼办公。离开电视公司后，我在此创业，自组出版社。初始业务不多，只要有漂亮的光线射入办公室，我就立刻冲出去拍照。西斜的太阳令我意识到，这正是拍摄地下道的最佳时刻。天天经过的地下道是个人人都想逃出的封闭甬道，然而，在光线直泻而入时，它却好像被释放了。一年就只有那么几周，而且还要正值放晴，阳光才能与空间唱和。

拍照虽是目击的记录，有时却也像梦境或暗喻。一位地下通道的过客，影子比人先入镜，稍纵即逝的场景就仿佛是我的心境写照，令人不确定的台北，就连人也是不具象的。

忠孝东、西路口，1986

囚禁不住的梦

青年公园，1982

这是为一篇文章配图的意外所得。任职于《家庭月刊》时，有位同仁做了篇关于公园老人乐队的报道，我负责拍照。有趣的是，这些年纪都上八旬的乡亲，天天聚会的场所却叫“青年公园”。年轻人只爱往时髦场所跑，为新生代设想的这片绿地，反而尽是苍苍白发。依稀记得，拉二胡的那位长者造诣颇精，另外一位吹笛、品箫、奏巴乌都能来两下，弹中阮和琵琶的则是位老太太，其他人就记不得了。

老人乐队的团员来自本岛各乡镇，其中两位还是原籍大陆的退伍老兵。寄居在水泥丛林中的他们虽都离开了家乡，却能借着音乐相聚，合奏出一阕阕“思乡曲”。

乐音暂歇，天才全白，大多数的市民还在梦乡中。不远处的儿童游乐场，一个脚趿拖鞋的中年人以四十五度角的姿势斜躺在溜滑筒中，衣着并不邋遢，也许只是喝醉了不想回家。然而，沉睡场所的奇特，也使他看起来好似自我囚禁，毫无席地而眠、露天而宿的潇洒自在。

人无论在何处，会被困住的只是身躯，梦是囚禁不住的。只不过，心门一关，天地无光，即使有家也无归处。他的睡相令我格外珍惜前一刻所见。那些精神奕奕的乐团老人，虽然历尽沧桑，个个却依然有梦，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心的归宿。

脸孔与面具

统领百货，1985

这是台北东区一家百货公司的门口，周日上午，两位抱着孩子的妈妈老早就在等候进场了。从穿着可知，她们是从外县市进城来大采购的。怀抱中的幼儿随着母亲浏览五光十色的商品，等学会走路就会好奇地去触摸，再长大一点便想拥有一切了。商品、消费的种种刺激，已渐渐化为人类的感官基因。

我的独子从小不哭不闹，因此尚不足岁就被我和内人带着到处逛。当时还庆幸他乖巧不碍事，也没想到环境会带给他什么影响。好在我们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画廊，电影也专挑言之有物的，遇到暴力腥膻的场景就把他眼睛捂住。等到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他也长大了。

这两位母亲并不知道自己入镜，因为相机对的是眼球会左右转动的机器小丑。由于视角超广，被摄入的对象往往毫无知觉。这时，相机就如同面具，把摄影者的脸孔全隐藏了。

或许是等得太无聊了，从观景窗看出去，两个妇人面无表情，小丑反而成了画面中最灵活的焦点，瞄过来瞧过去的眼瞳，仿佛是在嘲讽都市人对消费的无法自拔。

这家曾领时尚风骚的百货公司，在二十六年后歇业重整。在那之前，每次经过我还是会捏把冷汗，因为拍这张照片那天，不足四岁的儿子走失了。我和太太在茫茫人海中四处搜寻，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回到巷子里的停车处，只见他缩在靠墙的车身旁，惶恐无助的脸孔让我永远难忘。

仁爱路上的时空交错

下班时间、下雨、号志故障、车祸，这些因素加起来就等于交通瘫痪。那天，我去仁爱路一家大饭店的附设画廊出席朋友的展览开幕，会后发现，大马路的六车道竟成了停车场。又是交通大堵塞！我只有返回饭店，找个靠窗座位，点杯咖啡，期待噩梦早早结束。

此处是台北交通的大动脉，平时车辆川流不息，此刻却一切静止不动，仿佛是科幻电影里时间凝住的情节。若不是两位撑伞市民优哉游哉地由远方漫步入镜，我还真以为自己恍神了。

两头望不尽的车阵与空荡荡的行人步道，仿佛是不同年代的时空交错，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我刚从家乡负笈来此落脚时。在《幼狮文艺》上班之初，我于仁爱路三段租了一间由阳台改建的小房间蜗居。工作虽是助理编辑，却因只有高中学历且尚未服兵役，只能占工友的职缺，薪水极低。

所幸画插图另有稿酬，我才能在这物价高昂的城市里生存。刚开始没什么名气，画少酬低，为了省下一天两元的公交车费，经常走近一小时的路上下班。虽然辛苦了点，却从中找到乐子，养成观察周遭一切的习惯，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个中含义。直到如今，我仍然爱走路，爱东看西想。或许这是已达耳顺之年的我，仍然保有好奇之眼、敏感之心的原因吧！

如今的仁爱路是台北豪宅集中地，而我已不知多少年未曾漫步其中。即使路过，也只是浏览，不再凝视。倒是还想回到那个靠窗位置坐坐，不知大饭店里的那家咖啡吧还在不在？

仁爱路，1986

丈量天地与身心

世贸大楼，1986

世贸大楼正在兴建的当儿，周遭还是地目刚变更为商业用途的农田。谁能料到，昔日的偏郊竟成了今日寸土寸金的地王。名为信义计划区的此地是台北市的新核心，101大楼、华纳威秀电影城、诚品书店、新光三越百货、高档国际连锁大饭店、精品旗舰店、酒楼以及各大企业的总部纷纷在此“攻城略地”。

所谓人类文明的脚印，对地球生态而言，却是一步又一步的碳足迹，开发与建设夹带了破坏与污染。眼前，一栋宏伟的高楼拔地而起，在蓝天白云下显得唯我独尊，宛如一座纪念碑，又仿佛是丈量天地间距的一把巨尺。

这幅景象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一切都是人为之物，却不带半点人气。就地停靠的车辆，仿佛积木堆成的建筑物……日正当中，连影子都躲了起来。我站着一直等，希望有人经过，也好让画面多点生气。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却是什么也没盼着。它就像是没有内在的空壳，像个被人丢弃的、硕大无比的玩具。盛夏的炙热烘烤全身，我的内心却只有冷寂。

我在台北落籍四十载，搬过不少次家，对栖身之所总是由寄望转为失望。环境变化太快了，本来安详宁静之地，不久就会热闹喧嚣。于是，我就成了都市里的移民，从这区搬到那区，从那区再搬到另一区，告别时不存眷念。渐渐地，身虽日日享受着城市功能的便利，心却时时向往着田园的朴实。身心之间的距离，有时竟遥远到无尺可以丈量。

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这张看似平淡无奇的照片，我可是得来不易。二十多年前，台北的高级时装店不多，男售货员也少见，且特别不欢迎拍照的人，生怕是同行前来窃取商业情报。其实，我感兴趣的并非橱窗设计与摆饰，而是模特与店员的真假对应。

在乡下摄影处处得心应手，和村民就好像一家人，在城市拍照却是人人提防，动辄视你为侵犯隐私。创作心情大受影响，我只有调整态度，闲闲地像个初进大观园的乡巴佬，让人一看就嫌土，事情反而好办。

都市人总是较量着谁比谁精明，被看轻反而能少惹猜疑。在举起相机的同时，还得尽量让对象以为我感兴趣的不是他，而是他身旁的其他人、事、物。于是，在万头攒动的喧嚣闹市，人人日子照过，喜怒哀乐照常上演，四处猎影的我，却如同隐形般让人视而不见，未被察觉。

忘了是哪位作家，或是哪个商品的广告词这么写着：“接近一座城市的快捷方式就是让自己迷失其中，没有目的地游荡。”对我而言，拍摄台北更像是“清清楚楚的梦游”，在现实与梦境之间走动、观察，试着为城市把脉，看它已经发烧到了多少度。也唯有抱着如此的心境，才有办法框取画面、对准焦距，在现实与梦境重叠的那一刻按下快门。

在这幕景象之中，落地玻璃橱窗后的售货员与模特，谁真、谁假，一目了然。但这两位年轻男子同时注目的繁华市容，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ATT百货，1986

成人世界的迷障

东区，1987

光复小学的学生每天上下学，必从台北最繁华的商圈路过，小小年纪就开始受着五光十色的消费世界熏染。那天傍晚，一位从放学队伍脱队的孩子四处闲逛，也不急着回家，一看就知道是个钥匙儿！都市生活昂贵，大人忙着工作赚钱，小孩就得习惯自己开门，独自在家等爸妈。这段路应该是他时常经过的，可是每走几步，他就停下来朝橱窗里张望，就连一格格的广告照片也看得津津有味，好像那是百看不厌的连环漫画。

此景令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小学新生报到的当天，妈妈将我领到家门口，对我说：“爸妈没空带你去，你跟在别的学生后面走，自然就会到学校的。”那段路得出市街到郊外，沿途都是被太阳晒得烫人的碎石子，打赤脚的我只有尽量往一撮撮的杂草丛上踩，像蚱蜢般地跳来跳去，盯着大人们用脚踏车载着上学小孩的身影，一一消失在路的尽头。

正因从小就必须独立，我总能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找到排遣寂寞的法子，尽量享受抵达终点前的漫长过程。事实上，从上下课途中观察到的总总，比书本上学的管用多了。

这个学童和幼年时的我颇为相似，喜欢绕道走远路，因为一回到家，漫无边际的幻想天地就会戛然落幕。我跟在后面溜达，发现他在一幅巨大的图像前伫立最久。这是一块正在整修的店面围栏广告牌，一只巨掌从天而降，像救拔，像掳取，又像是权力的宣示。孩子抬头望了半晌，伸出小手触摸。

这一幕让我不禁感叹，在乡下，树就是树，花就是花，事事物物清晰分明。生长在都市的小孩，却是还未懂事就掉入了成人世界的迷障。

城市迷宫的出口

东区有家商店，廊柱用镜面不锈钢板装潢，成了四周景象的折射体。街景被映在柱面上，行人与车辆的出镜和入镜，在真实与镜象之间交错混淆，令人有如深陷迷宫，辨不出方位，找不到出口。没错，这也正是我在城市拍照的心情写照。

都会生活的节奏快速凌乱，环境善变而不易捉摸。人际关系防卫而疏离，所有人都像是活在不同次元的空间，不时擦身而过，却始终没有交集。其实，一切镜像所映出的都是自己的心像。心硬，外在事物都冷；心软，所见所闻才有温度。

童年时，老家隔壁的铁鲁大哥是我心目中不折不扣的偶像。在台北谋生多年的他偶尔返乡，就会被镇民当成衣锦荣归般地钦羡。他的打扮就像当时红遍半边天的日本影星石原裕次郎，大热天里也一身风衣、墨镜。对我们这群孩子来说，铁鲁大哥正是乡下土包子也有出头天、也能在台北发迹的铁证。

初二时，我怀揣铁鲁的地址逃家，茫然走在大都市的街头，被摩托车撞倒在地。一位好心妇人扶起我，雇了一辆三轮车将我载到目的地。我这才发现，他十分落魄地困顿在一间违章建筑的木板屋里，而那件帅极了的风衣，就挂在矮房污黑的墙上。

那一幕无情地戳破了铁鲁的风光假象，也粉碎了我对台北的梦想。然而，许多年之后，每当我迷失在城市的冷寂之中，记忆中的那位善心女士以及给了我车资、劝我返乡的铁鲁，依旧是让我能认清方向、找到出口的温馨助力。

火车站前，1975

在城市寻找安身之地

公交车是从我十九岁初来台北，直至三十一岁当父亲之前的主要通勤工具。在那个年头，排队等车是要有极大耐性的，上车后更是需要好脾气、好修养，才能度过人挤人的窘况。当然，再好的性子也经不起天天折腾，候车站里看不到欢颜是很正常的。

那天我幸运地捞到窗边座位，往外一望，站牌前的人堆里都是无奈、焦躁、郁闷的脸孔。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应该是从外县市来谋生的吧？我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刚到台北落脚时，可真是够苦了！我和家乡的一位朋友挤在他亲戚家多出来的一套卫生间里，马桶拆了，洗脸台还留着，原来放浴缸的位置被改成只有一块榻榻米大小的床铺。两个人只能侧躺，就那么紧挨着睡。才习惯一觉睡到天亮，却遇上朋友接到紧急征召令，匆匆当兵去了。

他的那位亲戚立刻下逐客令，且只给我几天时间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另觅安身之地。我只有抄下路旁电线杆上“雅房出租”的招贴，按地址一一上门探询。第二个落脚处是房东将晒衣阳台改成的单身房，水龙头依然突兀地留着。难看归难看，却给了我另一些方便。

刚开始工作的我毫无能力预付租屋的三个月押金，还得连夜赶回老家向父亲求助，再搭早班火车回来上班。搬家时雇不起货车，又没亲戚朋友帮忙，只好一个人扛着书架，在市中心的大马路上由南到北横行。书则是打成一捆捆，用拖把棍挑了好多担，每走过一个路口就放下来喘几口大气，再挑起来走。

相信每位到大城市闯荡的乡下人都有着不同的辛酸经历，但愿镜头里的每张愁容苦相，如今都已苦尽甘来，展露欢颜。

新公园的恐龙

1996年，“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并立碑、设纪念馆。近百年历史的宽畅的市民休憩地，就此沾上了浓浓的政治味。渐渐地，连昵称这儿为“公司”、每天入夜便来报到的“同志”们，也从这个长久以来的大本营转移了阵地。

我一直叫它新公园，那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名字。幼时就常听家乡的人说，那是在台北打拼的外地人必到之处，求职应聘，累了就可以去待着，不必花钱。

服完兵役后，我失业了八个月。为了消磨时间，新公园每个角落的座椅及石凳都被我霸占过，坐在那儿把找得到的中国古典小说几乎都看了一遍，除了《红楼梦》。前途茫茫，哪受得了一群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成天打情骂俏。

后来办出版社，办公室就在附近，我便经常利用午休时间来拍照，还打算哪天在园内的台湾博物馆举行一个以“新公园”为主题的摄影展。1996年公园改名之后，我竟再也提不起劲拍它了，展览计划也就胎死腹中。

这张照片是在该博物馆的大门台阶下拍的。当时这个单位归省政府管辖，布告栏的文宣图片一向吸引不了人，这对情侣却在寒风中相拥伫立，看得津津有味。一旁的恐龙塑像回望他俩，凶猛的模样这会儿看起来倒显得有点滑稽了！

恐龙后来不见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被移走的。1998年，原本处处可见的“省政图片展览橱窗”也绝迹了。

新公园，1987

万物被光洗

那阵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摄影主题，“台北的清晨”，从入夜拍到天亮，藉以表现一个城市正在苏醒的面貌。我经常睡眼惺忪地在果菜市场、清洁队、豆腐店、派报站以及夜店门前走动、守候，因为有些人的作息，日夜恰恰是颠倒的。当时还真是死脑筋，规定自己只能拍到七点整，绝对不能逾越，仿佛清晨是从那个时刻倒回去算的。

有一天，我在西门町溜达，运气真好，遇到了快要绝迹的行动酱菜车。一位年过花甲的货郎双手拉着做工精细的带轮橱柜沿街叫卖，声音悦耳有韵，步履轻快优雅，令人不由得猜测，他年轻时是不是北京梨园的名角，或是富贵人家的票友？

看看他的打扮吧，头戴绅士帽，身穿烫得笔挺的衬衫、长裤，布鞋一尘不染。外表如此庄重，使得橱内的一盘盘小菜仿佛也成了高贵贡品。在台北的各个角落猎影，时常会发现许多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人，尽管出身有异，命运却把他们都带来了这个弹丸之地。有时，整条街、全栋大厦的住户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货郎的背影远去后，我看了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便将相机收进背包，踏上路桥。这是台北最繁华的地带，此刻却一片冷清，教人心生苍凉。

突然传来钟声巨响，西门町的大钟正在哐当哐当地报时。七点整，太阳从新公园后方缓缓升起，晨曦洒在衡阳路上，使原本阴暗的街道金光乍放，映出行人三三两两的倒影。我赶紧掏出相机、抢换望远镜头，在钟声敲完之前猛按快门，将这慑人之至的景象捕捉下来。

周遭恢复了寂静，我放下相机，深吸一口气。万物被光洗净，一切重新开始。

衡阳路，1979

第二单元　聚与散

那朵云

敦化北路，1978

台北气候已阴霾多日，此刻天空却是难得清澈，就只有那么长长一片干净利落的薄云，仿佛是天使不小心露出的一只翅膀，又像是宇宙工画师在试笔，只是那么潇洒地一挥一抹，便让落日时分的苍穹带了灵气。

那是我在《家庭月刊》工作时的办公室窗外一景。日日远眺的视野早已疲乏无奇，但当日留在公司加班的我，却被这幅突然出现的异象迷住了。

这朵云若是横在山上或海边都不足为奇，浮在城市上空，却有了独尊之势。整个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周遭静寂无声，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见。天地之间，仿佛就只剩下了我和这朵云。

“老天是借着你在传达讯息吗？”我愣望着天空，默默探问，“我的未来是什么？”

那年的我二十八岁，进入这家杂志社已三年，结婚不到一年，人生习题才开始了三分之一。如今年过花甲，对老天当时没给的答案，我已可列出大半。三年后，儿子出生，我开始做电视节目、写书、开展览。再过六年即永别了这栋耸立于商业地段的办公大楼，有如飞离老树的孤鸟，细细碎碎地衔枝含草，于幸运觅得的小树枝头筑窝，在十来年间成立暗房工作室，出更多的书，开更多的展览，创办出版社、杂志社，周游列国，在大学教书，直到展开人生全新的一页，加入慈济当志工。

遥想三十三年前的那个傍晚，再一抬头，那朵云已无影无踪。老天要说的话，我现在已了然于胸：世间万象缘聚而成，缘灭而散。

大台北左岸

北门，1988

下班时间，车队越来越挤，慢慢就堵了起来，交通号志也不管用了，虽是绿灯却寸步难移，杵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也只能干瞪眼。

这是二十多年前，台北交通日日上演的“桥段”。台北县、市由贯穿盆地的淡水河为界，两岸建设有别，房价悬殊。由乡下进城的大批劳动人口多半在县境栖身，每天越过忠孝桥上下班。我在《家庭月刊》工作期间，有阵子在三重蜗居，天天都得在桥上耗。河水污染严重，每当卡在桥上动弹不得，再想到桥下川流不息的肮脏，那种郁闷真会让人怀疑：何苦来城市受这种罪？

在三重受难，最苦莫过于缺水。由于住处位于供水末端，每当尖峰时刻，我们就无水可用，只得半夜起床开水龙头，在浴缸里贮水。可是，左邻右舍都有志一同，因此水龙头总是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就是扭到全开，一整夜也流不满一缸。

有一晚，也不知怎么回事，水量特丰。醒来下床，两脚竟然踩在水中，只听到自己的尖叫—“哈苏！”浴缸早已满溢，房间淹成汪洋一片。我那台向公司借贷、才买不久、得分两年由薪水扣还的昂贵的中型相机，昨晚搁在矮凳上，今晨泡在水里。

婚后在台北市租了间小公寓。拍这张照片时，我从台北车站的天桥望向忠孝桥，感想只能用“逃出三重”来形容。

看看今天的台北县、市，还真是值得庆幸。谁能料到，在我住过的菜寮一带已盖起了栋栋豪宅。淡水河整治有成，如今，沿河小区被建筑商美其名为“大台北左岸”。

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这一幕在早年可算噱头。商场员工扮成动物大玩偶，见人就送礼，为的就是招揽顾客进场消费。想当年，市民周末假日的全家同乐便是逛百货公司。在出省不易、郊游不便的年代，买些用不着的东西，便是中产阶级解闷的主要出路。

以今天数码相机的科技水平，很难想象使用胶卷底片，在夜间街头捕捉人来人往的动态画面有多困难。传统相机一切都需手动操控：首先得将底片的感光度提高，再用特殊药水配方强迫显影，才有办法将瞬间动作凝住、不模糊。光是这项技术，就有些摄影人不大愿意开诚布公，以便保有夜间摄影权威的头衔。

昔日的这些摄影技术门槛，在今天已彻底瓦解。人人都能拍照了。就在昨天，我还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拿着数码相机，从不同角度记录一栋新建豪宅的外观。或许她是想买房子，要把心目中的新家拍回去给无法同行的老伴看，用的虽是傻瓜相机，慎重的态度在现代人身上却已难得一见。这才是真正的使用相机，而非被相机驱使。相机是眼睛的延伸，岂能将快门瞎按一通。观看必须有道，方具摄影真义。

目睹老妇对屋取景，再看台北旧照，不禁感触良深。科技越进步，人们的做事态度就越退化。时代在变，生活兴味也大不如前。今天，很多人连逛百货公司都懒了，整天只愿面对计算机，需要什么就网购，拿起相机不是拍宠物就是向着自己。我自己也愈来愈少逛街了，因为不喜嘈杂。百货公司招揽生意的手法千奇百怪，如今不知时兴扮成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中兴百货，1986

历史的残影

汉中街，1986

这家位于西门町电影街的小馆，当年可是台北最火的日本料理店，装潢就如同从东京原宿的某个街口原封不动地移过来。店里店外都是日语招呼声，酒过几巡之后，日本歌谣或猜拳酒令此起彼落，真是让人有回到殖民时代、或是远赴东瀛旅行的错觉。

这是历史的残影。在老一辈当中，不少人有恋旧情结，喜用旧制对照，怨叹现今的时政与世风。无论时代的脚步有多快，他们宁可躲在“什么町”“几条通”的居酒屋麻痹自己。看到这些“欧吉桑”在巷弄昏暗路灯下的酩酊身影，实在令人感慨！

我们家族也有两位叔叔自小就受日治公学教育，能讲一口漂亮优雅的老式日语。老日文汉字居半，从他们的藏书中，我知道了不少日本作家，甚至煞有介事地将上、下两册的《人间的条件》看了一遍。当然，半猜半读很有可能错到离谱，但那种有趣的想象力游戏，的确排遣了我中学时期无处发泄的精力。

两位叔叔可时髦了，都在镇公所任职，还与友人组了一个西式管乐队。戒严时期不得聚众，他们却时常在家中偷偷举行舞会。家族分产后，叔伯们搬离了祖宅，那间“舞池”便成了我的书房、画室。两人留下来的一套双声道音响为我开启了一道门，让我接近了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进入宽阔的心灵世界。

叔叔们虽已往生多年，但每当看到有日本情调的老事物，还是会让我忆及，在当年那封闭小镇的保守环境里，他俩开舞会时所带来的禁忌的欢乐。

张三的歌

最近常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汽车广告，背景音乐是一小段十分熟悉的旋律和嗓音—李寿全唱的《张三的歌》。他是红极一时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兼作曲、作词、演唱者，近年来虽然淡出乐坛，却从没停止过创作。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多出音乐手语剧都是由他谱的曲，旋律流畅入心，让男女老幼都能将佛经朗朗上口，可谓功德无量。

一而再地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是会让很多人思念他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这是他1986年所出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的一首歌，其余还有《占领西门町》《我的志愿》等共九首；唱片封套和内页歌词还是我帮他配的图。

记得当初接到李寿全的电话，我虽感意外却十分开心，因为素昧平生，他却邀我替新专辑配照片，并为其中的每首歌都写一句话。有感于他的盛情，从不接受商业委托的我答应了这个任务。初次见面约在新开张的麦当劳西门店，这张照片就是在店内拍摄的，坐在第三排，长发、蓄须、若有所思的就是他。

那九张配图，有四张被我收入了自己的摄影集。九句短札则一直尘封在黑胶唱片的封套内，今日拿出来一看，其中一句是：“总是念着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流浪，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

重听这张唱片，惊觉岁月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发鬓已白的我，早忘了什么是流浪。

麦当劳西门店，1986

一辈子去一回

U2酒廊门口，1988

说我古板也好、土包子也好，在城市生活四十多年，酒吧、歌厅、舞厅、卡拉OK厅、按摩店等场所我从不涉足，生怕沾了边就会上瘾，就连理容院也很少去，因为不习惯受人摆布。若是太太懒得帮我，我就自己对镜动剪。可是，为了摄影，有些地方，哪怕是浑身不自在也非去不可，一辈子就只去过那么一回！

二十多年前，台北最夯的几家夜店都在东区。这儿是忠孝东路四段，同一个地下室既有MTV又有酒吧，招牌小到几乎看不见的U2酒廊还是名气最响亮的，报纸社会版或娱乐版时有相关消息，里面不是哪位明星出糗，就是某位富二代滋事。

那天，我鼓足勇气，尾随着几位打扮入时的帅哥美女踏入酒廊，才进门就好像犯罪似的，全身神经紧绷。整间屋子乌烟瘴气，香烟熏人、酒精味儿刺鼻，对我而言，实在是毫无吸引力。在众人皆醉的氛围中，清醒者简直就是异类。我佯装找人，在吧台和雅座之间快速绕行一周后，几乎是夺门而出，再也待不下去了。

没拍到室内情景，只有在对街远远望着进出的男女宾客。从他们的表情看来，仿佛能来这些地方消费，就代表着自己走在时尚尖端，高人一等。如今，都市人的休闲花样愈来愈多，酒吧大概早就不稀奇了。看到媒体报道某些夜店不堪入目的情景，倒让我觉得以前那些人还真老实，顶多就是麻醉一下自己，胡言乱语一番罢了！

被光线牵动的傀儡

KISS舞厅，1988

那天，一位在报社当记者的学生设法打通门禁，让我进入当时台北最著名的迪斯科舞厅拍照。才推开厚重的隔音门，整个人就血脉贲张，如同掉入噪音制造机的涡轮里。体内的每条神经都被迫与巨响声声共振，耳膜从没承受过如此高分贝的音压，一阵阵地剧痛。这哪算音乐啊，只不过是破碎的嘶吼罢了！

所有舞客却是如醉如痴，随着闪烁不停的探照灯、雷鸣般的节奏摇摆着身子。每个人都是爱怎么动就怎么动，毫无章法，看起来不像舞，倒像肢体失去控制。盯得稍微久一点就眼花缭乱了，看起来人不像人，倒像动物。

整个场面荒谬至极，才按几下快门，我就拍不下去了。放照片时，我从几格底片中挑出这张人人呆立、看不出舞池的场景。刻意拍成这样，是因为当时最强烈的感觉便是，所有人都像是被一束束光线牵动的傀儡。有时，拍照不只是记录当下，也是暗示现象、预测未来。社会乱象总是先在都市现形，娱乐场所更是欲念横流之处。人们在肆无忌惮地放纵感官的同时，心灵的空虚却也一一显影。

其实，揭露、批判或指控的拍照方式并非我的强项。对我而言，摄影是一种肯定与礼赞，是发掘美好生命的过程。在面对自己无法认同、却又不得不拍的对象与场景时，只能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轻轻叹息。声音随着快门起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狂乱氛围中，连自己都听不到。

温习恋爱

中山北路，1980

烛光下，高楼上的这对情侣双手紧握、四眸含情，窗外的车灯在马路上画出道道光迹，隔壁大楼屋顶上的广告牌显示着当时的气温—22摄氏度。在黑暗中，光亮的数字不只照明，还代表了温馨与希望，助人忘却入秋的凉意。

除了他俩，偌大的空间里还有其他二十余对情侣。每一对都坐在点着蜡烛的小桌旁，照着麦克风传来的指示做着相同的动作。这是一个教会主办的活动，叫作“再恋爱一次”，参加的都是夫妻，其中不乏婚姻已出现疲态或危机的。

来拍照之前，我其实很怀疑。互相容忍不了，甚至已经撕破了脸，藉由精心设计的约会，就能让怨偶们重返热恋时光吗？可是，整个晚上的所闻所见，又让我极愿意去相信那种可能性。

每对夫妻都是下班后各自前来报到的，进门时显得垂头丧气、疲惫不堪，压力与煎熬无法掩饰地浮在脸上。双双向婚姻咨询讲师鞠躬致意，腼腆的笑容透露着挽救婚姻的努力。

那天，讲师说的话其实谁都明白。任何法则都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要领，也有可能成为互相攻击的凭据。夫妻之间，就算争赢了也是输，能不能包容才是功夫。可是，当重现第一次约会的实境课程开始时，我还是被感动了。人人都知道这是“假戏”，可是旁观的我却从相机镜头中看到了“真做”。

但愿这对夫妻真能重修旧好。若是如此，算算岁数，两人现在已该抱孙子了！

歌厅和红包场

那天的表演节目我全忘了，倒是在后台化妆室拍的照片，勾起了我对歌厅秀时代的印象。歌厅秀在台湾风靡了十几二十年，在鼎盛时期，歌厅、西餐厅、夜总会达两三百家，受欢迎的演艺人员，一天赶七八个场子是常事。

这家龙头秀场经常重金礼聘巨星，舞台设备极尽奢华，入场券动辄要价上千，可在我去拍照时已是回光返照，来年便关门大吉，其他秀场也陆续歇业。歌厅文化逐渐淡出小市民的生活，因素包括黑道介入、餐厅秀录像带兴起、电视台开始制作综艺节目等。

相较之下，小歌星驻唱的“红包场”却似乎永远存在。这种听歌场所是外省人来台之后渐渐形成的，最早是从路边搭棚或茶室开始。早期歌手演唱的多半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上海流行歌曲，以“小白光”“小周璇”“小李香兰”等为艺名。对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的大陆人，尤其是老兵而言，这些歌厅不只是消愁解闷的场所，更是寄托乡情的所在。

他们各有梦中情人和百听不厌的老歌，听得欢喜，便掏出怀揣在兜里的红包奉上。在喜爱的歌星驻唱期间，他们几乎是天天报到，随着在老家常听的歌曲摇头晃脑、泪水盈眶。那种氛围让我不忍直视顾客的脸庞，也不敢将相机从包中取出。

绚丽夺目的歌厅秀，在我看来就是一片喧乱。散场后，我试着在后台化妆室捕些镜头，红歌星回复了为生活奔忙的身段，电话中尽是烦人的琐事。

狄斯耐歌厅，1988

与恐龙干杯

这家啤酒屋的装潢，在当年算是非常前卫新潮的。四层楼的旧公寓被改成洪荒世纪的洞穴，大小不等的恐龙骨骸藏匿于每一楼层的里里外外，冷不防地惊吓街上行人及买醉顾客。

那阵子台湾盛行啤酒屋，供应的小菜莫不是咸辣香酥的炒蚬子、炸小鱼、三杯鸡，愈吃愈渴，生啤酒愈灌愈多。在水泥丛林里求生的人们，紧张了一整天后总想放松。街灯初明，一拨拨的上班族不是在啤酒屋，就是在往啤酒屋的路上，而这一家正是各报社记者在截稿后最爱去的消夜所在。

1987年，台湾解除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令，并于次年开放党禁、报禁。一时之间，企业家们纷纷集资办报，到处高薪挖角。在我工作室研习的学生，有一大半都被新旧报纸网罗而去，一蹴成为收入不赖、人人称羡的摄影记者。那阵子，我老是接到学生电话，邀我去那儿与他们同乐，我却多半推辞，时辰实在是太晚了！

没几年，新成立的五家报社关了四家。再过几年，原有的好几家老报社也都因媒体太多、广告严重流失而先后歇业，硬撑的两大报业集团也不得不苦思节流开源之策。我那些学生们一个个另谋出路，大伙儿在这家啤酒屋喝得兴起，与恐龙干杯的场面也不再。曾几何时，西方料理和日式涮涮锅林立台北街头，顾客们时兴细细地品味葡萄酒、威士忌，粗犷的恐龙也不知躲到谁家墙壁里了！

印第安啤酒屋，1988

鸿源百货十二楼的柏青哥

鸿源百货十二楼，1988

现在台湾已看不到柏青哥店了。这种从日本输入，用手按钮将小钢珠弹落洞口的游戏没半点技巧，人人呆坐在弹子台前，盯着机器替自己决定输赢，充其量只是启动开关的零件。也许正是这种全然空虚的状态，让生活压抑的日本人为之风靡。

柏青哥店传入台湾后，不但立即成为很多人逃避现实的场所，且渐渐成了赌博、闹事的是非之地。2003年，一位电玩大亨长期行贿检察官、警察的贪渎重案曝光后，有关当局大力取缔，包括柏青哥在内的电玩赌博店才在全省销声匿迹。

上午时分，这间柏青哥店的长排座位上只有寥寥几位玩家，生意并非清淡，而是还没开始。几位年轻人通宵达旦地在此已不知耗了多久，睡眼惺忪，身子却依然撑着，反射性地打个不停。没钱投了，还盯着别人机台上的弹珠跑，浑然不觉宝贵的时光和健康就在弹珠跳动的哐当声中流失。

翻出这张老照片，赫然发现拍摄地点是“鸿源百货十二楼”。“鸿源事件”是台湾史上最大的集团型经济犯罪案。该集团以投资公司名义成立鸿源机构，提供高利贷，在八年间以老鼠会方式非法吸集民间游资新台币近千亿元，最后倒债900余亿元，造成16万苦主，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

1990年1月10日，鸿源集团正是在自家百货公司、柏青哥店的同一层楼宣告停止出金。负责人沈长声辩称投资失败，于服刑四年后获得假释。近年来时有他出入酒店及高档餐厅的传言。

电影广告牌拼图

台北戏院，1983

一块块正方形的电影广告牌，还没拼好图，认不出将上映的新片。每当看到戏院更换广告，我总会兴致勃勃，从小就是这样。

故乡的“农渔之家”是镇公所产业，长年租给一位有特殊关系的镇民经营戏院。镇上没人不知道这位老板，因为他日日、月月、年年都守在入口收票，一年365天只有除夕休息。当年，“农渔之家”在乡下人眼里可是大企业，家家户户尽管省吃俭用，却没少来此处报到。除了它，没别的娱乐场所了。

老板挺会精打细算，大小杂事由太太、儿子和自己包办，只请了一位售票小姐、一名放映师和一个画广告牌及海报的师傅。那位师傅是外地人，住哪儿不知道，可是画坊就在戏院侧门的廊道上。上午不演戏，侧门敞开，小孩们光着脚丫在座椅间玩捉迷藏，疯够了就蹲在五颜六色的颜料桶和油漆刷中间，看他画画，听他吹牛。

戏院就在家附近，父亲看我经常往那儿跑，有几回当真鼓励我：“你不是最爱画图吗？要是怕念书，去学画广告牌也不错，总比当木匠有出息，也不会那么累！”读小学的我，还差一点就去拜那位画匠为师了，直到有一天他哄我，帮我涂了个大花脸。回家一照镜子，我就再也不想去找他了。

不过，我还是爱看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电影广告牌。只是后来人工贵，画师生意都被激光输出抢走了。拍下这张照片后，我再没看过取上吊下的电影广告牌拼图了。

台北的蜕变

天刚亮，地面仍暗着。上班族还没出门，外地学生已从火车站及公路局出闸，行色匆匆地登上天桥，到对面马路去换公交车。再过半个钟头，所有街道就会被车流及人潮塞得水泄不通。我特意择此时分，想捕捉城市苏醒的表情，放眼四周，却是乏善可陈。

那阵子，台北被一本国际旅游指南评为最丑的城市之一，官员大力反击，老百姓却闷闷不乐地默认。市内风景，往上看是错综盘绕的电线，往下看是成天挖了又补的马路，中间夹杂着横七竖八的店面招牌、乱贴在电线杆上的广告纸条。摊贩入侵各个巷弄，垃圾堵塞大小沟渠，每当下大雨便到处积水……专办移民的大小公司不少，朋友之间时有所闻，某某要去巴西搞农场，某某要到美国陪小孩上学，还有人咬牙苦干，赚了钱想换个如诗如画的环境过退休日子，却被投资移民公司骗个血本无归。

今早看报，偌大的版面登了一则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的全版广告“台北，转身就是家”，刊头是由郊区山上俯瞰的台北盆地夜景，101大楼和豪宅云集的东区灯火闪熠。文章由一位走过一百多国、在全世界有九个家的旅游达人执笔。他眼中的台北，经过不断蜕变，已成为散发独特魅力、令出外之人思念的迷人城市。

还是台北好，返乡游子们这么说。从“最丑的城市”到“转身就是家”，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是多少人花二三十年才成就的，能不珍惜？

小天堂的早餐

今天，台湾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看得到便利商店，台北更是一条街上就有好几家。最近几年，这些24小时营业的商家还纷纷抢攻现磨冲泡咖啡的庞大商机，把专卖咖啡的世界知名连锁店生意抢去不少。街头巷尾，人手一杯咖啡，已成了普遍的都市风景。

以我的标准来看，这类咖啡都不能入口。很多食物我都可以凑合，咖啡却不能将就。除了找进口商挑选生鲜咖啡豆，我还研究出一个秘方，将四个产地的豆子按特定比例混合。在家最享受的时光之一，就是守在烘焙机旁闻香、观色、听音，再于关键时刻让色泽迷人的豆子落下，误差不能超过五秒。急速冷冻降温后，半磅的阮家咖啡于焉诞生。

台北有些咖啡迷还在小区设置研究室，里面意式、法式、日式的咖啡机、咖啡壶全有，一座大型烘豆机就是最吸睛的活广告。这就是台北的可爱之处，几乎各种各样品位挑剔的人，都可以在某个巷弄的某个小店找到在家的感觉。难怪有人比喻，台北是一座可为人人客制★★★客制化（customize），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特别的定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有各种小天堂的城市。

在事业最忙的二十多年前，我们几乎天天外食，早餐都是在咖啡店解决，边吃边看报。西式早点物美价廉，除了煎蛋、火腿、吐司，还有果汁、咖啡。那天太太专注于世界大事，店家侍者在旁擦拭玻璃的动作和声音一点也没让她分心，自在得就如同在家里一般。那时的台北还称不上美丽城市，但已有许多小天堂了。

蜜蜂咖啡忠孝店，1988

来自何方，将往何处？

暑假未到，游泳池畔的风光已出现在橱窗里。两位戴着耳机、墨镜的泳装模特定定地瞧着行人来来往往，仿佛默问他们：“来自何方，将往何处？”马路上车辆的倒影映在玻璃上，让真实世界也成了橱窗装置的一部分。

当年的芝麻百货公司，就连橱窗设计也是台北时尚圈的话题。学美术、搞设计、爱拍照的人都喜欢往那儿跑，因为无论是它的商品或广告，都能让人嗅到世界潮流的风向。有一度我在附近上班，午餐几乎都是在芝麻的地下美食街解决，假日也常去它三楼的电影院。

难得的是，这家创立于1978年的百货业翘楚完全是本土自创。享有充分授权的女总经理以独到的眼光率先引进国际精品，培养美工人才，并经常率领员工前往欧美大都会观摩，有时还会将橱窗开放给美术系学生提案。台北首次举办国际艺术节时，坊间还没任何氛围，芝麻百货已将橱窗、大厅，甚至是专柜小姐、模特身上都用来宣告这项活动了。

芝麻百货的老板是位暴起暴落的建筑大亨，垮台后，百货公司易手。改名后的中兴百货风光依旧，广告案频频得奖，其中包括著名的“一年买两件好衣服是道德的”等标语，后来却因人事异动、竞争失利、受母公司财务牵连等因素歇业。2008年倒闭时，民间一片惋惜声。

“来自何方，将往何处？”如今，这张照片倒成了我个人对芝麻百货的唯一见证。

芝麻百货，1980

逝去的与存活的

东区，1988

这个街角是当时台北东区的地王，此处的商铺却因租金过高，不易存活，频频易主。由于交通便利、位置明显，年轻人总爱相约于此，走廊间经常上演打情骂俏或是痴等伴侣的戏码。

我曾是这一带的常客，因为头五个摄影展都在附近的雄狮画廊举行。那是一座高档大厦的十楼，出入其中的文人雅士、商贾贵妇甚多，流传四方的沧桑事迹也不少。

记得已逝的老友曾卖掉一栋房子，于同栋建筑的八楼创立了可能是本省最早的文创公司。1987年，曾经叱咤文坛的他，公司的开幕第一炮便轰动武林，因为他几乎将台湾文艺界的名人一网打尽，邀百人创作百种造型的立体象棋。“让中国象棋站起来”的口号打得震天响，各大媒体也极力捧场，可是生意轰轰烈烈地展开后，很快就难以为继。隔行如隔山，老友可能没料到，产品的开模、生产、销售通路都是大学问。

在我的第五个摄影主题“四季”展出不久后，雄狮画廊停止营业。1996年，属同一事业体的月刊，曾连载我三本摄影论著的《雄狮美术》也在发行二十五年之后叫停。包括台湾与大陆的文艺界，都认为这是一大憾事。

在都市拍照得特别谨慎，这对情侣没给我白眼，热恋的人除了彼此，看不见别人。两人是否修成正果，不得而知，旁边的精品店却在不久后撤离。次年，这里出现钱柜KTV。晃眼已二十多年，它不但存活了，分店还开遍台湾和大陆。

拍卖乡愁

为了城市规划，位于中华路一段正中央，全长1171公尺的“中华商场”于1992年拆除。商场原是为了安顿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的大陆移民，于1961年建成启用。八栋三层楼的建筑各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来自天南地北的同胞各自从破碎的家园掬来了一把土，撒在新的家园。在他们的勤奋耕耘之下，这儿成了全省最大的综合商场，全盛时期有1644个租户。

这一带如今已成了林荫大道，但它曾饱含着动荡时代无数人的乡愁，也是台北市民与外地来客的共同记忆。商场里的店铺包罗万象，大的有供应中华各菜系的餐馆、小吃店，拉胡琴的茶馆、棋社，小的有真假古董、中外时装、真空管、晶体管音响、化学原料、计算机线路板、零件……货色无奇不有，应有尽有，只要是摆得下就往店里塞。认真去挖宝，几个星期也逛不完。

商场紧邻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林立的西门町，每逢假日便人潮汹涌。八栋楼之间有天桥连接，每栋又有路桥让民众横越马路。记得在这一带办事，总要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地在阶梯间爬个不知多少趟，由上往下看，尽是滚动的人头。

那些年头，拆迁传闻沸沸扬扬，惶惶的店家纷纷降价促销、出清存货，斗大的广告贴满了各楼层。快三十年了，他们已在台湾生根，此时大甩卖的不只是商品，也是终该放手的陈年旧事。从镜头中看去，匆匆忙忙的新生代仿佛不知乡愁为何物。

“中华商场”，1986

No.1

敦化南路，1987

敦化南路上，民众都快将慢车道占满了，吸引他们凝神观赏的，是一场户外演出。一位年轻人见我拍照，豪气地比着No.1的手势，仿佛在说，给我机会，我就能让你刮目相看。

那群人在看什么表演，我早就忘了，可是我当时所站的位置，在几年后却能跟这位年轻人的神情画上等号，因为这里出现了诚品书店。如今来访的大陆朋友，无人不往那儿去。

说起来，诚品书店的诞生还跟我的一位老友有关。《雄狮美术》在鼎盛之际跨界创立画廊，并辟出一个小空间销售画册及文艺书籍。我的头五个摄影展都在雄狮画廊举行，摄影画册也在那儿展售。十多年间，店里的唯一职员就是打从高二起就在那儿半工半读的廖美立。干练的她时常为来看展览的收藏家采购进口艺术丛书，把那小到不能再小的书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雄狮画廊即将歇业前，她被一位颇有想法的企业家找去筹设一间人文书店，与众不同的诚品书店就此诞生在台北的黄金商圈。诚品不只卖书，也提供愿景，小众诗刊卖不了几本，却被供在最抢眼的位置。我的《摄影家杂志》创刊酒会也是在排排书架的正中央举行的。1999年10月，“告别二十世纪”的四个主题展览在诚品台北、台南的两个文艺空间同时举行，我要将作品出售所得全数捐作“九·二一”大地震赈灾，他们不但支持，还免除了所有展出费用。

这样的诚品书店，难怪不仅成为台北的地标，也成了台湾文化形象的代表。

走样的童年

这样的景象，还好后来我再也不曾见过。他们都是学龄的孩子，不但没有好好待在课堂上，还被训练成作法的乩童，在锣鼓声的助威下，俨然以为神力附身，不怕体肤受残。稚气未脱的他们领着绕境的神舆阵头，成了台北市中心最不可能出现，却也是最荒诞的实景。

那天，我照例到雄狮画廊走动，老远就听到高亢而尖拔的唢呐声划空而过，宣示着民间庙会正在绕境游行。台北一些老小区的大小庙宇，自清末民初就存在，不但没被都市更新淘汰，反倒在经济繁荣之后香火更旺。某些仪式在乡下庙口可能司空见惯，但移到城市的大马路上，就像是无比前卫的后现代舞剧，十分骇人。

刚学会拍照时，我经常在各乡镇捕捉庙会的镜头，也的确被民间纯朴的力量感动过。然而，在目睹庆典活动逐年商业化、庸俗化后，便再也拍不下去了。倒是台湾的文艺界越来越喜欢从民间信仰取材，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只不过，把布袋戏变得像电动游戏，把神明祭祀融合电音舞曲搞成“电音三太子”，还堂而皇之地将它们贴上“文创产业”的标签，无论如何都让人无法欣赏。

我看过许多民俗庆典最地道、最质朴、最灵动的原貌，那是人们对神祇信仰的虔诚体现，从土地、小区抽离出来之后，就完全走样了。是谁让这些孩子的童年走样的？按下快门时，无奈与不忍涌上心头。

东区，1988

第三单元　是与非

在现实中发掘愿景

“建国南路”高架桥，1988

在铁路还没地下化之前的台北市，四线铁道划过市区的心脏地带，对人口日趋饱和的都会造成多大、多不好的影响，真是不提也罢。只要一班列车通过，沿线各路口的平交道都得放下栅栏，行人、汽车、摩托车全堵成一团。有时一辆火车刚过，栅栏才升至一半就又放下来，因为又有另一班车来了。那些年头，台北市民对生活环境的抱怨，大半来自交通堵塞及空气严重污染，当街而过的火车就是祸源之一。

横跨铁道的天桥用铁丝网围起来，除了担心有人寻短见、出意外，据说还有一个原因是防止市民朝火车扔石头。从镜头看出去，市景在牢笼的另一方，还真不知道被囚禁的是民众还是城市。这也是我在取景时想做的暗喻。摄影是最写真的，但也最善于欺瞒，就看你把相机聚焦何处，把何事、何物框在一起。

如今，铁道早已埋入地下了，高架桥上方已修建成贯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还有个响亮的路名—“市民大道”。往昔的都会乱源成了台北最昂贵、顶抢手的商家集中地。

我有幸看着丑小鸭慢慢变成天鹅，也很庆幸自己对这个城市能由恨转爱。如今重看二三十年前拍的这些照片，不禁觉得，自己看事情的态度也有反省空间。拍照跟年龄、历练、心境都有关，若是现在的我拍当时的台北，我会更努力地在现实中发掘愿景，用祝福、期许之眼看人、看事、看物，拍出提早现前的好风光。

“建国北路”，1985

埋怨与理解

影像令人在触目之际就能回到拍照的当下。这正是台北市的交通黑暗期，公交车、游览巴士、私家轿车、出租车、摩托车全都挤在一块了，所有车轮都是因为铁道障碍，不得不走高架桥。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南北向车阵每每塞在坡道上动弹不得，东西向的快车道往往也就成了停车场。幸好，这样的场景，在铁路地下化及地铁营运之后已不复见。这个城市在不知不觉中洗净了脏乱，一天比一天靓丽起来。

乡下孩子莫不把有朝一日立足台北视为人生目标，来了之后，才会知道梦想和现实的落差如此之大。繁华市容是这般冷漠，拥挤人群是如此疏离，谈笑声浪是何等孤寂；辛辛苦苦挤进城后，又身心俱疲地挤出去。然而，有时又不得不回流到自己逃离之地，在城市还有夹缝可以求生，在乡下却是任何人与事都摊平摆明，想躲都没处躲。

回望过去，深觉能在台北闯出名堂，并非光靠一己之力，也是因为每每在紧要关头都有贵人相助。高中毕业刚到台北，就有诗人痖弦的提携；退伍后失业八个月，又得女友的接济；就在将近失望之际，又能进入《汉声》杂志工作，并走上摄影之路……这一切，莫不需要感恩。

当初拍下这人挤人、车堵车的高架桥时，最直接的感受便是：有多少人正要逃离，又有多少人正要回流？同样的景象，现在的我却少了一分埋怨，多了一分感怀，无论城市或乡下，只要彼此愿意付出关怀，一切都有回温的可能。

命运的造化

太太当年的任职所在，是民权东路上相当气派的商办大厦。我每天都会顺道先送她，再开车到不远的公司上班，下班也是接了她共进晚餐。虽然天天在这附近打转，却只拍过这么一张照片。

当时的大厦还不多，高楼洗窗可是新鲜行业，也是危险的谋生特技。细细的缆绳吊着简陋的铁架，一个人就在空中起起落落，玩起命来。每当看到这些洗窗工人，我都极其敬佩，心想，要是换上自己，干得了吗？

太太的下班时间常会耽搁，我经常得在附近找家咖啡厅等她。一条较好停车的幽静巷弄里，有个卖江浙小炒的咖啡简餐店是最常去的，如果等得太久，咖啡喝完也能用膳。几回光顾之后，我便明白了这家小店是一对绯闻事件主角的退隐之处。一位导演和当红巨星产生恋情，他的作家太太在愤恨之余，写了篇轰动一时的文章。社会舆论交相指责，这对恋人便退出了演艺界。

家喻户晓的名人，竟然可以一切归零，在不起眼的都市角落经营小生意。每当看到女主角在外场打杂，我就会想，要是换上我，干得了吗？记忆里，那家小馆的菜其实挺不错，客人也不少，可是没多久就歇业了。几年后，我和太太双双辞职创业，一起办出版、搞杂志，再也不曾到那一带走动。没想到那对影坛名人在日后投入琉璃创作，发展出非常成功的企业。

这就是为什么这张照片总会让我联想到生活的艰辛、命运的造化以及一家卖江浙小炒的咖啡简餐店。

民权东路，1984

成功人士

台塑大楼，1984

这幢大厦正门廊道，嵌的是镜面的不锈钢天花板，人进人出、车来车往都会映在上头。镜像比实景有趣，不只视觉角度新鲜，方格子、圆嵌灯和倒影叠成几何构图，使人与物都有了虚幻感，如同透过哈哈镜所见。我对这栋建筑里的记忆也是如此。

此处是一家石化企业的总部，但部分楼层分租给各中小企业，是相当高档的办公区。台湾有本财经杂志筹办时在此招兵买马，同业们还纷纷揣测，敢情那位石化巨子就是背后金主？虽是空穴来风，却也显出那本新杂志还未上市，便已轰动八方的声势。

我的一位朋友是这家杂志的首位摄影记者，暗房的规划，器材的购置，还全是我出的主意。也因为如此，我在那冷冰冰的建筑出入过几回。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回杂志的创办人和我握手致意，轻飘飘的力道跟他的神色一样漠然。

这本杂志的业务及声誉都蒸蒸日上，创办人借着报道成功人士的经营策略，让自己也成了成功人士，和顶尖企业家及政界人士都建立了关系。但我始终觉得，这本杂志对“成功”的解释太窄、定义太武断。

到底什么是成功人士？或许每个人对成功的看法不同，奉行的价值观、追求的人生目标也各异，但总有些什么共同的标准。若是遇到特别复杂、混淆、无从判断的局面，就该回到原点来检验—那就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依我看，一位令人感到温暖的小人物，无论如何都比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成功人士更有存在价值。

戒烟后的重生

我曾是个大烟枪，每天眼睛一睁开，还未下床，就会先点支烟，抽完方才下床漱洗。祖父抽水烟、父亲抽纸烟，儿时我所见过的长辈，只要是大男人，一定烟不离手。而那些极少数不碰烟的，反倒会被认为体弱或不够豪气。在这种环境中，巴不得快点长大的孩子，最早染上的陋习就是抽烟。我正是一碰就被尼古丁控制，当了三十年的瘾君子。

台湾烟酒公卖局的独门生意，沿自日本殖民时代，一直是当局最大宗的岁收来源，岂能允许烟酒进口竞争？若有回国亲友在免税店带进伴手礼，也只限烟一条酒一瓶。有好长一段时间，抽洋烟喝洋酒就是身份与派头的表征。近年来，在自由贸易的压力之下，烟酒不得不开放进口。世界各品牌纷纷抢攻台湾地区市场，几年后，维持一世纪的专卖制终于2002年废止，烟酒买卖回归税制。

这幅高挂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广告牌，吹响了美国香烟登陆台湾的号角。在那崇洋的年代，这位叼着烟的牛仔，豪放不羁的模样很容易影响巴望受西洋风尚洗礼的年轻人，以为抽这种烟就能沾到洋味，变得成熟世故起来。我站在街头框取构图，一位洋人刚好走入画面，强化了影像寓意的张力：跨国企业对弱势地区的经济、文化入侵。

拍这张照片时，我仍然手不离烟；写这段文字时却已戒烟十多年。戒烟成功后，被麻痹了三十年的味觉、嗅觉一天天苏醒过来，整个人就像获得了重生，喝的水、吃的食物，甚至是吸的空气都有了甘味。

台北火车站前，1988

台北速写簿

馆前路某大楼，1988

为了拍照，我就近来到距公司不远处的一家证券交易所。本以为会是门厅气派、电梯宽敞，没想到目的地在老旧的大厦里，人进人出，嘈杂得如同菜市场。可是，一进电梯，所有人就都闭嘴呆立。

等电梯的时间总是让人感觉特别长，多几秒钟就会不耐烦，身贴身挤在一起，感觉反倒分外疏远。这是我在电梯内拍的唯一一张照片，如此窄的空间，连举起相机都很不便，但我还是费劲儿地换上广角镜头。本以为会招来质疑的眼光，但在僵到快冻住的气氛中，快门的咔嚓声竟然没打破静默，人人都假装没这回事。这也反映了都市人的心态：不知如何处理的突发事件，就当它不存在。也许是冷漠，也许是自我保护。

本书中的部分照片，连同其他主题的作品，曾在《人间杂志》以“阮义忠速写簿”栏目连载了两年多，稿酬分文未取，藉以表达我的支持。这本杂志从1985年至1989年共出版了四十七期，它的创刊与停刊都被认为是台湾文化界的大事。然而，今天谈及这本刊物的人似乎已经很少了，连维基百科网上的介绍也只是短短几句：“……由台湾作家陈映真创办的报道文学杂志，他以富有特色的报道摄影、深入追求真相的文学描述，以及丰富的社会关怀，形成独特的杂志风格，深刻影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

每每重看照片，都会让我念及那阵子与陈映真先生来往的时日。遥祝在北京静养的他。

证券交易员

日盛证券行，1988

放眼望去，一整楼的开放办公室，每位职员都手拿着电话，眼睛盯着墙上的走马灯，表情随着不停变化的数据时而凝重，时而雀跃，时而茫然，脸上的每条神经都好像被那些数据牵动着。

回想起来，我也曾当过一家短命出版社的非正式股东。那是我初到《家庭月刊》工作时的小插曲。一位初识的朋友长得一表人才、能言善道，本在当时被称为台湾出版界传奇的公司当业务员，却异想天开另起炉灶。也不知他从哪儿得到的灵感，将股权持份状印成一年十二期的付款形式，让所有执份者按月缴费，十二个月的月费缴齐、盖遍印章后，那张股权持份状便正式生效。一张缴完，可以再接着缴，缴得越多，股权越多。

许多文化界的朋友都觉得，每月付个数千元就能成为出版社的股东，既不吃力又挺有面子，因此纷纷加入。朋友按月来收钱，顺便送上刚出版的新书，无论是兴奋或沮丧，都照样口若悬河，有时谈新书出版计划，有时讲如何调头寸、跑银行。印象深刻的是听他提过，可以准确预测，某天往东西南北某个方向走，就能碰到可以借他钱的人。

两年后，朋友不再来收费。听说他把一仓库的存书盘给批发商，还了印刷厂、纸厂的欠债，就此改行。倒是没听过有人骂他，因他出版的书皆具水平，让大家觉得，就算是出钱赞助也值。

这唯一的入股经验很快就被我忘掉了，倒是在这些证券业务员的身上，又让我忆起那位朋友跟我聊天时，时而凝重、时而雀跃、时而茫然的表情。

股民人生

在踏入当年全台湾最大的证券行时，我还真以为跑错了地方，因为跟好莱坞电影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一屋子黑压压的人头全朝着同一个方向，没位子坐的就席地盘腿，人人的魂魄仿佛都被那面墙上的跑马灯给勾住了，脸上阴晴不定，随着股价的起伏而变化。空气中除了烟味儿、香水味儿，还飘着菜肉鱼鲜的膻腥味儿，先去买菜再来报到的婆婆妈妈也不少。

拍这张照片时，台湾正处于全民炒股的癫狂阶段。股市90%的交易量来自个人投资户，学生们会逃课炒股，公司行号里的上班族也时兴戴着耳机听广播，投机气氛弥漫着整个小岛。记得有位朋友得知我没买股票，难以置信地说：“你这样实在是太吃亏了！”另外一位朋友则面带得意之色地表示，炒股票比较清高，不用与人明争暗斗，也不需看老板脸色。

人生有起有落，但股票族起落沉浮的周期似乎特别短。两年后，海湾战争爆发，全球经济受创，散户全军覆没。业内人士分析，整个过程根本就是闹剧一场，在玩家们的操纵之下，一些没有资产、收入的公司股价被炒上了天，在国际上极富竞争力的企业却大受冷落。

如今，股民们连证券行也不必上了，用手机就能联机，随时买进卖出。前一阵子，我到一家印度餐厅用午膳，见到一对中年夫妇从头到尾不发一语，各自盯紧手机屏幕，差一点把薄饼包饭往脖子上喂。菜、酱是何滋味儿全不重要，仿佛只有在股价数字跳动时，他们才活着。真不明白这是怎样的人生。

日盛证券行，1988

钟摆生涯

台北东区，1987

这大概是最土也最实际的招商启事了，没有广告诳语，没有愿景假象，只注明空间大小、适合营业项目及联络电话，和一个巨大的“租”字，且特地抱歉：“施工期间诸多不便，敬请原谅。”该说的全讲明了，没一个废字。

可是，连张挂方式也如此因陋就简，就不免叫人捏把冷汗了。这个工人把自己吊在半空中，像钟摆般左右晃过来荡过去，将大布幕扯平、拉直、钉牢。起码要三四个人才干得了的活，他一个人就包了。成本压至最低，人力省到极限，危险度却攀上了最高，在都市生存还真是不容易！

这是当时东区最高档的商办大厦，一楼以上的大小单位早就被投资客们买下了再卖或出租。地狭人稠的台北盆地，房价年年涨，东区更是成倍增。有些人一转手的获利就胜过大多市民的毕生打拼，经济成长的背后，不知藏了多少家庭的辛酸及怨叹！

这一幕让我忆及幼年时对城市生活的种种梦想。不知从何而来的谣传，让我深信在台北工厂当童工，收入就能抵得上乡下的大人。初二被退学之际，我逃家到台北，以为遍地都是工作机会，哪知后火车站成排的职业介绍所却全都说，得先缴费才能安排工作。口袋空空的我立刻就成了都市的流浪儿。还好当时缴不起那几百元的介绍费，否则，接下来的命运真是不敢想象。

这一大张招租布幕没挂几天就不见了，黄金地带果然抢手。谢幕的情景我虽然没看到，但可想而知，定是那同一个人在半空中惊险万分地拿命换钱。在摆荡之间，憧憬就那样幻灭了。

皮相与名相

直到1979年，台湾当局才开放台湾民众出岛观光，但规定男性必须年满三十岁，且服完义务兵役。在此之前，民众要出去可真难，除了留学、业务考察，就只有依亲方能离开这个戒严时期的“隔离岛”。我引颈盼望，数着日子，终于在半年后满了三十岁，拿到平生的第一本“护照”。

政策宣布后，民众莫不摩拳擦掌，瞄准想去的国家或区域，准备出去好好开开眼界。护照的相片规格和身份证的不同，想出去的人都得重拍，一时之间，几乎每家照相馆的生意都兴旺透顶。那些年，台湾的经济正好，有一度外汇存底还居全球之冠。世界各地的机场莫不会看到一群群讲着闽南语的游客，得意忘形的聒噪模样令人侧目。

第一趟出岛，是和“映象之旅”电视节目小组的两位朋友同行，地点是就近的日本。由于我每天晚上都会打越洋电话向太太报平安，引起了朋友的戏言：“多出几次，就不会如此恋家了！”被激怒的我，愤懑地回了一句：“我跟你不是同一类的人。”在剩下的旅程当中，彼此脸色都不好，返台不久后便分道扬镳。

这家相馆的门廊柱子，挂满护照相片作为广告，老板正蹲着粘贴越来越密的人头照。每个人对自己的肖像都很看重，但如此密密麻麻地贴在一块儿，任何容颜看起来也只不过是图案中的花纹而已。皮相、名相，有什么好计较的呢？然而，当年的我们都年轻气盛，不懂这个道理。

民生东路，1979

有关盖房子的记忆

第一次在台北街头看到钢骨建筑工法，还真惊奇，只见工人吊在半空中焊铆钉接点，盖房子像在造军舰，与我所熟悉的步骤完全不同。

大约是1967年吧，精于木工的父亲和他的泥水匠朋友合组了一支小施工队，且取得丙种土木工程营建执照，开始在老家附近城镇帮人盖厂房。我们几兄弟因此也都干过扛砖头、挑砂石、搅拌水泥、扎铁丝、绑钢筋等粗活儿。高二那年暑假，我和父亲及所有工人睡在铁皮工寮的大通铺里，整个人被烤得虚脱、尿血，至今回忆起来仍觉苦涩。

一位姨父的家族原本是脚踏车中盘商，因看准台湾经济转型后的营建商机，筹足了资金，准备在平价公寓这一块攻城略地。父亲既有土木营建执照，又是信得过的亲戚，可谓合伙的不二人选，谁知几经恳谈，保守的父亲却依旧婉拒了姨父的央请。

几年后，这个家族的房子盖满了台北县的各个乡镇，除了成为台湾数一数二的房地产集团，事业版图还扩及金融、媒体。而狠不下心赚乡亲钱又不擅管控成本的父亲，却在亏损累累后回到了木工本行。相较于后来在政坛呼风唤雨，晚年却因中风而缠绵病榻的姨父，父亲虽然始终守在头城，却也平安地度过了一生。

拍这张照片时，我其实不清楚那是什么建筑，直到最近常去那一带走动，才察觉它被玻璃幕墙裹上后，成了著名的地标“科技大楼”，而当初取景所站的那块空地，竟成了我时常必须报到的牙医诊所！

和平东路，19859

窗里窗外

八德路三杰大厦，1979

我在这间十多层楼高的办公室出入十多年，从杂志的摄影编辑转为电视节目制作组长后，还坐同一张办公桌。由于经常出差采访，回来后又多半泡在暗房冲放照片，或是耗在剪接室、录音间做影片后制，与同事们相处的时光至今记忆犹新，环境留给我的印象却已十分模糊。倒是这张往窗外所拍的清洁工照片，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紧临窗边的那排矮柜上，经常摆着一台标准色温的看片箱。那个年头，只要是进口货就奇贵无比，那台小小的灯箱被我们视为珍宝，深怕不小心刮花面板会减损透明度，进而影响彩色正片与印刷打样的色差校正。当时，彩色冲洗店的水平不稳，印刷厂的墨色浓淡也无法划一，看片箱正是平衡这些变量的标准。

那天，我面向窗户，手执八倍放大目镜，趴在灯箱上检视小小135底片的层次与细节。原本明亮的窗外突然暗沉起来，猛一抬头，与吊车降下的两名洗窗工人瞪了个正着，彼此都吃了一惊！一面窗隔出了两个世界。洗窗工人天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上班族，看尽了趾高气扬的大主管、唯唯诺诺的小职员，不知作何感想？而上班族通常对洗窗工人是视而不见的，又怎能看到他们惊险又艰辛的劳动身影？

我不好意思让他们发现被拍，一直等到清洁液的泡沫涂满玻璃，才悄悄举起相机。冲水声被隔音窗挡住而失了音，窗外的两人如同默片中的路人甲、路人乙，入镜又出镜，没有口白，也没戏份。

假发店与修相机的老黄

这张照片如今看来显得无奇，令我不禁细细回想，当初为何会如此取景。在东区尚未开发之前，西门町是时尚的伸展台、娱乐的竞技场、市民的销金窟。然而，这家假发店的摆设却是陈旧无比，橱窗内的模特发型也特别落伍，不知为何能在日日思变的黄金商圈中占一席之地。没错，正是这种荒谬的错置状态，让我每次路过都会难以置信地多瞧它几眼。

那时，除了看电影，我还有个非去西门町不可的理由。一位技艺超群的相机修理老师傅，就住在电影街的一栋老公寓二楼。老黄没有店面，但全台北的摄影记者和器材行老板都知道他，且时常求助于他。任何年代出产的任何相机有了任何问题，他都有办法解决。爱买老相机的我，一有新宠就会立刻登门请老黄整理一番，泡过水的整台相机也被他救活过。

老黄的手艺无人质疑，直到接下我那台故障的苏联制中型相机。我去了三次，都只能看到一堆被拆解的零件。对此，老黄颇感抱歉地表示，这款相机他从未见过，等比较有空时，一定会好好研究一番，把相机组装还原。

由于始终没有接到老黄的电话，我也就再没去找过他，因为不忍看见老人脸上的愧色。老黄不久之后便退休交棒给儿子，而我也较少去西门町，改为常跑东区了。一段时日后，我又路过这家假发店，只见隔壁店面正在重新装潢，一位工人垂头沉思，落寞的身影仿佛是所有假人头的肢体，述说着不合时宜的陈年往事。

西宁南路，1979

流浪儿的美梦

盛夏正午的中山北路，整排店面少有逛街的闲人，用过餐的上班族也大多在午寐。四周静悄悄的，完全没有高档商办地段的旺气。如此反常的气氛，反而刺激了我的拍照神经。有位英国前辈就这么说过：“摄影家要具有婴儿般，或是旅行者初入未知国境的视觉。”换言之，就是得时时对眼前的事物感到新鲜好奇，哪怕已看过了千万遍。我从背包里掏出相机，探寻着，也等待着意外的出现。

一位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儿在廊下睡得香甜无比，脸庞贴着橱窗玻璃，享受些许空调的冰镇。这是裁缝手艺赫赫有名的高级西服店，向来以外国游客或本地大官、富商为服务对象，天真的流浪儿挑此处小憩，不但呈现了生活处境极大的对比，也戳破了繁华人间的假象。

在我框取构图之际，后方巷道走出一位撑伞遮阳的女士，整个画面犹如孩子的梦境，妈妈终于找到他了……我赶紧按下快门，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暗喻效果。相机的咔嚓声并未吵醒疲惫的孩子，却令撑伞女士狠狠白了我一眼，同时也惊动西服店的老板推门而出，撵走了睡眼惺忪的孩子。

老板迅速返回店面，取出清洁液和抹布，利落地把流浪儿在橱窗上留下的污渍擦得一干二净。店面回复了明亮堂皇，一连串的场景在我眼前发生及结束，前后只有几分钟。若是没有这张照片，整个事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条流浪的小生命也永远无从证明他的存在。

只不过，每当重看这张照片，我就会深感抱歉，因为我破坏了这孩子的一场美梦。

中山北路，1976

浪漫年代的电影试片会

台北街头刚刚出现涂鸦时，多半只是简单的英文，比如“爱”“自由”“狗娘养的”等等；无论好话、坏话都与环境不搭，只会造成视觉污染。这一景让我注意之处，除了“出售时间”的喷漆，还有靠在栏杆上抽烟的小伙子、三竖一斜的条纹柱子，以及电线杆上的“南无阿弥陀佛”。所有符号凌乱无章地夹杂在一起，仿佛时辰不对，万物仍未就绪。

夏季早晨，店家还没营业，街上只有零零落落的行人，历经一夜狂欢的西门町尚未清醒，而我这忠诚的影迷正专程赶来看“实验电影”。

在那个年头，进口影片虽然不少，却是有的过于前卫而没票房，有的惊世骇俗无法通过电检，成为禁片。有一票人脑筋动得快，向片商廉价包场租映，大家吆喝着集资分摊费用，在片商的试片间放映，美其名为“电影试片会”，选个周末一天放映四部片子。

这个办法还真行得通，在长达两年期间，我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还真看了不少未曾上市的好电影。一天连看四部，幸亏年轻，才有那种体力与耐性。

录像带兴起之后，试片会越来越冷清，终至停办。那真是个极其浪漫的年代，为了吸收好东西，总有人会张罗着替自己找路子，也顺便嘉惠同好。一篇好文章见报，众人会热情传阅，一场好展览、一部好电影推出，大伙儿会争相走告。

那天，我正是急急赶去试片间看一部期待已久的电影。对我而言，路口这一景就如同即将开拍的电影分镜头；闲得发慌的年轻人，出售的仿佛不只时间，还有青春与未来。

武昌街，1986

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

东区，1988

又是一个不知如何打发的周末。盼了一个星期的全家同乐，仍然是在闹区里人挤人，饭吃了，不必要的东西也买了，高兴个半晌后，剩下的大半天就是累人的乏味。

男子呵欠连连，被相机定格成的狮吼，与一旁的雄狮塑像相呼应，两者之间的镜面不锈钢柱又将所有景物折射成另一场域，错综复杂的画面如同待解的谜，令人困惑。没错，这正是我在现场的强烈感受。常年往来城乡摄影的经验让我有所体悟，面对镜头的乡下人多半泰然自若，城市人却显得魂不守舍。原因很简单，乡下人身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城市人却总是心有旁骛，看着这个想着那个。

我已记不得这张照片是在哪家百货公司门口拍的，所有的商场都大同小异，爱逛街购物的市民也都差别不大。每个人对某家商场、某些产品的情有独钟，反映的只是对物的依恋，试着藉消费弥补空虚，却是越填越空，永远无法满足欲望的无底洞。

在做电视节目的头几年，我也曾迷失过。每当熬了通宵，剪接完影片，整个人就像是被掏空般虚脱，接下来的一两天就会猛花钱、乱买东西，好像不这样就对不起自己。幸好钱几乎全是花在美食、书籍、摄影器材以及音响、黑胶唱片上，不赌，也没去过风月场所。只是，东西实在是买过头了，直到现在，家里那一摞摞的黑胶唱片，还有不少没开过封的。

证严法师说：“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快乐来自于知足，想想已经拥有的一切，就会知道自己的幸福了！

台北中山纪念馆，1986

鱼在空中，人在地上

一条巨大的充气鱼飘在台北中山纪念馆的广场上空，它的出现，令人猜想，是不是即将有什么活动要在广场举行。浮力极强的大鱼儿，除了地面扯线定位，还必须靠吊车拉住才不会飞走，看起来就像咬到饵钩，无法脱困。

这栋建筑是著名建筑师王大闳的作品，1972年启用后，立即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及展演场所。那天，我四处闲逛取景，看到整栋建筑已形老旧，正在整修，忆起初见它时的金碧辉煌。1974年，美国现代舞之母马莎·葛兰姆虽已是八十高龄，仍亲自率团来台演出。为了参与这等盛事，我早早就订好票，并特地向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得加班的工作单位《汉声》杂志请假前往。没想到，累垮的我硬撑着，才看个几分钟就呼呼大睡，直到散场才惊醒，根本不晓得那赫赫有名的舞团到底舞技如何。一想到自己当时说不定还鼾声大作，我就为自己的失态、失礼脸红。

这张照片是在冬季的下午所拍，连续多日阴霾，难得放晴，邻近居民纷纷来到广场暖筋骨、驱寒气。鱼在空中，人在地上，如幻似真的情景让我在反刍往事时更感万般皆梦！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

老旧建筑重新翻修的术语叫“拉皮”。东区的这家办公大楼想改成时尚精品卖场，整修期间，鹰架被巨幅广告画布包起来，洋人的脸庞也让人联想到外科整形中的拉皮。

那阵子，台北的闹区渐渐从西门町移至东区。我上班的公司、写专栏的《雄狮美术》以及台北九成的画廊全集中在这里，而我山上的住宅又刚好也在东郊。日常生活几乎都在东台北打发，差点忘了其他区域的存在，就如同台北只有这一圈了。在别区活动的市民大概也会有此错觉，人人都用自己的活动范围划地自限，仿佛非如此不能有归属感，无法踏实。

整修工程封住了整排走廊，由此经过的人似乎都岔了气，优哉游哉的逛街情绪大受影响，只顾着赶紧穿越、逃离。被倒置的巨大的半个人头下，一张张不自在的脸庞晃进晃出，好像在遭受竖眉横眼，而不是横眉竖眼地监看。从城市某个角落冒出来的所有新图像，都会让我遐想，它代表什么？所代表的东西将会和我们产生何种关系？

连三岁小孩都会用手机拍照的今日，已经愈来愈少有人去关注摄影的严肃意义与奥妙了。对我而言，相机除了捕捉时间流逝的痕迹，展现空间的秩序，主要是用来表现自己与对象的关系，陈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当一位搔鼻子的年轻女子、一位挖耳朵的中年男士入镜时，画面的暗示性突然增加。至于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就让看的人自行解读吧！

东区，1987

背影与文身

很久没到美术馆看展览了。愈来愈多的展览都是由策展人先拟定议题，再物色一群艺术家提交对味的作品，等于是先有框架，再将项目往上套，作品的原创性反而不是重点，展览越来越失焦。对我而言，看展览是要去欣赏什么，而非猜谜，自从看了几回让人一头雾水的展览之后，就提不起什么兴趣了。

让我最怀念的，就是以前在小画廊或是文人爱去的咖啡厅所看到的，那一幅幅未成名画家的初展作品。从那些最纯粹、未沾半点商业气息的创作中能看到理想、信念，感受到生命的温度、生活的淬炼，体会到灵魂的煎熬及升华。喔！那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陈年旧事了。

当然啦，偶尔还是不得不走入所谓的“艺术殿堂”。举凡朋友的开幕酒会、学生的联展、自己作品的馆藏展出等等，不去没人情味儿，去了又不知道是在干吗，既无法定下心来欣赏作品，又不得不听些言不及义的社交辞令。吸引我的，倒是一般民众观赏作品的情景，他们的肢体语言和眼神，有时比作品本身还耐看，是现实人间对图像世界的观照。

在一个探讨“身体与灵魂”的国际性大展中，我感受到了现代人对自身越来越迷恋、对别人越来越不关心的倾向。一位观众漫不经心地逛过一排排作品，独独被其中的一幅画给拉住了脚步，仿佛人与画之间有股磁力相吸，让他不由自主地倾身看个仔细。此人的背影让我觉得，衣物下的裸身即是画中的文身。

台北市立美术馆，1987

第四单元　空与有

上世纪的漂泊者

天刚亮，流浪汉仍在梦乡。他是从何处漂泊至此的呢？我想起了台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位奇才—黄华成。他用不同笔名写过小说、剧本，也拍过实验电影，为许多书籍设计过精彩的封面，但各领域都涉足不久，未普遍为人所知。

1965年，他和友人创办了《剧场季刊》，文章标题用级数不一、字体不同的铅字随兴颠倒排版，视觉意象令人惊艳。杂志虽只办了九期，极具创意的风格依旧让识者津津乐道。来年，他创立了只有自己一个成员的“大台北画派”，玩世不恭地发表了“不可悲壮，或，装作悲壮”“艺术是会腐朽的，而且立即腐朽。新的总比旧的好”“尿急时，可面墙行之”等八十一条宣言，展出的作品之前卫，堪称华人世界的观念艺术先行者。

在他兼差帮《汉声》杂志做广告版面设计时，我与他有过几面之缘。之后近二十年他毫无任何消息，仿佛从人间蒸发。1996年初，我收到“大台北画派”三十周年茶会请帖，依时赴约，才明白那也是黄华成的生前告别式。

肺癌末期的他瘦成了皮包骨，坐在挂有点滴的轮椅上，鼻孔插着管子，一大筒氧气立在身边，救护车则在外面待命。场面隆重又热络，多年不见的朋友相聚一堂，让残烛将尽的他开怀不已，整个人有着回光返照的神采：“大家都知道我坏事做尽，可是医师说，我身体里的血液就像婴儿一样纯洁！”

流浪汉露宿的西门町圆环，正是当年黄华成的作品展览所在。如今，圆环早已拆除，成了地铁站出口。不知这位上世纪的漂泊者，魂魄是否找着了依附？

西门町，1979

运动与参禅

仁爱路五段，1988

拍这张照片时我三十八岁，体力正壮，事业正忙，分分秒秒都专注于创作，所有热情全使在脑力激荡及口腹之欲的满足，一点也不能体会运动的乐趣与重要，还以为那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打发时间。如今年入花甲，也处于当年不能理解的人生阶段了。

如今我总是日日天未亮就起床，有时等咖啡喝完才知道看错时间，整整早起了一个小时。得与失全是心念，青春年少时，肯定会认为亏了宝贵的好眠，可现在却高兴多了六十分钟可利用，扫地、写稿或运动都好。

我是在戒烟之后迅速发胖，才开始藉运动减肥的。为了持之以恒不间断，还特地从山上搬到市中心的一座室内游泳池附近；晨泳七年后，因迁居依山面水的碧潭桥旁而改为爬山。家门口的新店溪被整理得美轮美奂后，我便热衷于快走了，溪畔生气勃勃的一草一木一石无不蕴含着天机。

长年健身，令我体会到付出越多，拥有更足。力气不使出来，身体就会羸弱；吝于付出关怀，心灵就会枯萎。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不是个个都做得到，其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无将例行之事视为修行，是否有一日不做功课便会懈怠的警觉。

在拍摄这位晨间运动的市民时，我只注意他的肢体动作及广场空间的呼应。现在重看照片，便能明白，双腿撑开是在拉筋，双手叉腰、身体后仰是在舒颈练肩，而把身躯完全敞开，则是与天地之气共吐纳。运动也是参禅啊！

一切只是空间的片断

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叫人视而不见，这幕景象就是个好例子。它就在我的办公室对街，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它是张好照片。

重庆南路是台北建成的最早街道之一，清朝时称为府前街，繁华一时，有“小上海”之称；日治时代改名本町。1911年的大水灾将原先的泥砖建筑冲毁，留学欧洲的日籍建筑师负责规划重建，遂成台湾最早的仿巴洛克风格街市。可惜，目前除了土地银行及台湾博物馆被列为古迹保护之外，没有任何老建筑留存下来。

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的大陆出版社纷纷在这条路上复业，最旺时，短短三百公尺内就有一百多家书店、两百多处书摊。后来民间出版社日渐壮大，复合式经营的新书店，如诚品、金石堂等都设在东区，吸走了不少人潮。重庆南路的书香因而淡去，换来的是浓浓的快餐味儿及咖啡香。

我的出版社设在“重南大楼”，它是这条路上第一栋有电梯的写字楼，在我进驻时已老态毕露。在那儿工作的几年间，周遭三四层楼整排老屋就在我的眼前一间间拆掉重建。现在回想起来方才惊觉，四处猎影的我竟很少替这条书街留下见证。那天，我只是心血来潮，将相机换上高倍率的长镜头远眺，不经意瞄到近景时，被放大的视野触动了。

这家刚盖好的银行，气密窗是单向透视玻璃，反射度极佳，把行人穿越十字路口的场景映成一格格镜像。平凡至极的日常景象被分割成零碎的一片片，如同向我发出信息：一切都只是空间的片断，存在只是暂时。

重庆南路，1988

被抹掉的岁月痕迹

在城市迷宫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路线，久而久之就画成了一幅旁人不得而知的秘密花园地图。我喜欢在老小区的小巷弄穿走，甚至故意绕道远行，以便多感受一下古味的余温，在求新求快的城市生活中，能够守旧、放慢步调，还真是难得的福分。

那阵子，我特别喜欢观赏东区的几堵墙。冬阳斜照，光秃秃的水泥墙面映出路树与行人的晃动影子，像煞皮偶戏的布幕。时分不对，影子打不上墙，也另有情调。数百公尺长的人行道上没有店家，过路人不会因五花八门的商品分神，动中入定的情景十分耐人寻味。摄影给我最大的收获正是藉观看品味人情，若不拍照，很多人和事肯定都会被我粗心略过。

那天，我从民生东路的老军区一路漫步到复兴南路的老烟厂，老远就被攀满墙面、落光叶子的爬山虎所吸引。走近一看，密密麻麻的藤枝宛如神经脉络，使整个屋子看起来仿佛有了生命、带着灵气。两位行人悠然入镜，令我反射性地举起相机构图，只觉他们的神色一似入定，一似梦游。

重返此处已是二十五年后。那天我专程去参观世界设计大展，一切都认不出来了。军区早建成别墅聚落，烟厂已成时下最热门的文创园区，秘密花园里的两堵长墙也荡然无存。老台北的一些岁月痕迹就这样被粗心地抹掉了。事事物物都变得很不确定的21世纪，人们想要定心求静，真是越来越难了。

复兴南路，1985

比例错觉

八德路，1987

这举球人儿其实是一只小台灯，在镜头的夸张效果下如同立地雕像般硕大，窗外行人看起来反倒像是小摆饰。我从位于二楼的一家文具行往外取景，楼下是书店，楼上是照相打字排版行，隔壁的五层透天厝则是台湾最大的彩色冲印公司附设艺廊，一年365天都有摄影展，是提供给新秀初显身手的平台，对台湾摄影风气之推广有不小作用。

连续十五年，我都把学生作业加以组织，举办联展。前四次是我个人工作室的学员，其余的十一次是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直至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之后，我忙于慈济基金会援建灾区五十所学校的重建记录工作，才把年年例行的联展活动中断。现在想想还真觉可惜，因为展览既是教学成果的呈现，也能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展览的所有文宣、请柬、海报等文字都需照相打字排版。为了省钱，我们都把所有大小字体打成密密的一整张，一行行甚至一字字地剪剪贴贴，拼成定稿，再制版印刷。在那十五年间，我常在这家艺廊、文具店和打字行上上下下穿梭，耗在这一区的时间不少。

那天，我又在文具行买纸、笔、美工刀，一时忽有所感：这些跑腿买杂物、送稿打字、取稿剪贴、印刷厂督印、展场布置等都是学生们该做的事，怎么我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地全揽了下来！在下楼梯的转角处看见这幅比例错觉的景象，我不禁失笑：自己虽然年纪比较大，心却比学生们年轻咧！

敦化南路，1985

破窗户与落汤鸡

日正当中，我从公司出门赴午餐约会。地点不很远，但也不近，拦出租车还得跨街，不如用走的。走了没多久，一辆公交车就在眼前靠站，破裂的窗玻璃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勾起了我初到台北工作时，对公交车的种种回忆。

那时的公交车大多超龄使用，车体老态龙钟、状况百出，油门一踩，排气管便喷出浓浓黑烟。再加上避震系统差，路面不平，真是颠簸不堪。此外，车班少、路线远，往往一等就是半个钟头以上。好不容易盼来了，又是客满到阖不了门，挤上去的乘客就像罐头沙丁鱼，全都压成一坨了。

狭长的座位设在车窗边，乘客们一字排开，面对面地坐着，中间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人多时，坐者的脸会贴在立者的胸前；人少时，两排乘客隔着空空的中间面面相觑；紧急刹车时，人人便如骨牌般往同个方向倒。然而，我个人对公交车最深的印象却不是在车内，而是在车外。

高中一毕业我就进入《幼狮文艺》当编辑，头一个月的薪水迟发，只好将车资省下来买卤肉饭，靠着两条腿上下班。起初几天还觉得挺浪漫，一个礼拜过后便吃不消了，决定少吃一餐也得搭公交车。

那天阴雨绵绵，气候也开始转凉了，我用晚餐钱在票亭买了票，苦苦盼到了要搭的那号公交车，谁知司机不但没停车，还从我身边的水洼急驶而过，溅了我一身脏水。年轻的我虽成了落汤鸡，满腔的理想与热情却没被浇熄，台北文化圈日后也就多了一个我。

生命的强度

能在枝干怒张的树木上躺得如此稳当，真让人称奇。年轻人头枕着外套，背脊贴着树身的弧度，左脚踩在主干上，右腿悬空挂在另一枝上，双手抱肚，神情安然。这个姿势需要巧妙的平衡，身子的每一寸都得和树形相应。树长在池塘边，一般游客到此不是喂鱼就是拍照留念，还不曾见过有人这么大喇喇地就睡着了，也不怕翻落池中。

有十多年间，我天天路过此处，一早一晚都从停车场穿过园区，再到对街的办公室。午休时刻，没打盹习惯的我也多半在园内溜达，随兴东张西望，看看能不能碰上什么意外。好照片多半是碰来的，而非自己有多高明，只是没漏掉画面而已。我对这个公园特别有感情，最失意的那阵子多半在此消磨时间；事业最忙、压力最大的那些年头也能在此找到排遣。当然，收获最大的就是碰上不少好镜头。

看他的制服是个高中生，那天非假日，所以肯定是逃学。逃学生多好呼朋引伴、四处惹事，他选择在此独眠，想来也是属于自信满满、我行我素，自觉但凭一己之力就能存活得好好的那一型。换句话说，就跟十七八岁时的我差不多。

被我碰到，也算是有缘。我把树形尽量框入构图，心中想着约翰·罗斯金的那句名言：“使一棵植物各部分互相合作的力量就叫生命。生命的强度依赖着互助的强度，互助一停止，所谓的毁灭即开始。”

但愿世人都能懂得这个道理。

新公园，19809

靠左或靠右

民生东路，1985

从山上迁居市区后，我就不开车了，算算已近十五年。之前可是当了十五年的车奴，流逝的光阴正好等于儿子的岁数。三十年前，正是因为庆贺初为人父，才让我买了第一辆车。那时在台北开车十分畅快，到处都好停车，汽油也还便宜，拥有自用车的好处多于麻烦。可是，随着车辆急速增多、地铁工程开挖，交通步入黑暗期后，开车的舒适便利就被抵消了。

为了改善交通，市内主要干道的十字路口全都改为禁止左转。号志架设的施工队伍效率超高，平台小货车往路当中一停，工人不必下车就能竖起梯子，将大铝牌扛上去锁紧。路中间是分隔岛，工人得倾斜身子才能干活，姿势与号志的位置巧合，形成了这幅具象征意义的图景。对惯常在此左转的我而言，这个人正在扭转的仿佛是我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已行至十字路口，本欲左转的我赶紧刹车，且不忘迅速下车拍了照片再倒车右拐；今后再左拐就是违规了。

那阵子，我在车上最常放的卡带便是李奥纳·柯恩的歌。这位诗人、名歌手所创作的诗与歌解放了无数受困的灵魂，他还当过五年和尚。他在修行时期讲过的一段话，很能发人深思，“我们生活在极混乱的时刻，文学或音乐都无法表现此危机的深度。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看着《圣经》提到的毁灭性洪水，人人都想自救……我们勉强沉浮在这巨大而肿胀的河流中，彼此擦肩而过，最终淹没了所有的观点与家当。情况已经如此了，大家还在坚持靠左或靠右。坦白说，在我看来，他们全疯了！”

欲念一触即发

松山，1978

那天台风渐近，风雨欲来，天象使日常街景显得特别诡异。这一带，目前是台北东区的商办中心，但在当年，除了两排矮屋和几家汽车修理行之外，路旁尽是菜园。一家小店的柱子上贴了极为煽情的海报，走近一看，才知卖的是火花塞。引擎一点就燃，欲念一触即发。

我结婚时的成家之处就在附近。那是一位朋友初创出版社的所在，一开始就出了几本畅销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传奇。大发利市后，他的公司搬到好地段，我也省了觅屋之烦，成为那间老公寓的房客。

结婚宴客时，太太的礼服是租的，我的西装是同事先生借的。同事家汰换不要的弹簧床垫，就地一铺便是卧房；平价沙发和餐桌椅则是体贴的主管好心先垫钱让我添置的。尽管我和太太的薪资都不高，我却标了会，买下最贵、最好的进口放大机，在楼梯角的小空间建立了我的第一套暗房。收入虽只够开销，生活与摄影创作却是其乐融融。

那位日后被媒体封为“出版界小巨人”的朋友偶尔会来找我，却总不肯上屋里小坐，只是在楼下按了门铃，便和女友待在新购的奔驰轿车上等候。轻易得来的成功，使他一心向物欲靠拢；让他请了几回昂贵大餐之后，我才明白，他不是惜情，而是要人听他吹牛。有一天，我再也按捺不住，硬是不让他埋单，咬紧牙以半个月的薪水付了饭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来按门铃了。

这幕景象和那段回忆虽只有地缘关系，其中相通之处却都是欲念。

卖药郎中的场子

拍照之前，我没进过这家百货公司，拍过之后，也没兴趣再访。就像大部分百货公司一样，号称什么都有，看来看去却都是贵得吓人的服饰。几年难得添购一次衣服的我，哪肯去受那闹哄哄、人挤人的罪。

升降电梯三面透明，俯瞰街景最佳，排了好长的队伍才轮到，却发现想拍的忠孝东路透视在死角。失望之余又不愿白来一趟，便顺手按了这张快门。

这是个小型户外歌舞秀的场子，在卖场入口处吸引人潮，情景令我想起家乡卖药郎中的把戏。每隔一阵子他们就会出现，说学逗唱，口若悬河，内科、外科，无科不通，所卖的外用膏药从皮肤病到刀伤、烫伤都管用，内服药丸必定是他家祖传三代的秘方，任何疑难杂症都可药到病除。

无论卖啥，孩子们都绝不愿错过他们带来的魔术、杂耍。可是，只秀个一两手特技后，那些郎中就会把话锋转向保命仙丹。虽然早该回家睡觉了，我们却总不死心，赖着等看压轴好戏，直到眼睛困得睁不开了才被大人拖回家。印象里，那些“旷世绝技”从来也没被亮出来过，即使撑到最后，也只能听到声嘶力竭、汗淋全身的他们撂下一句：“今天没空使出的本事，待下回再来向大伙儿讨教！”

离开老家到城市打拼，铺天盖地的广告影片和促销活动绚丽无比，却让我更怀念乡下卖药郎中的场子。万灵丹灵不灵，买的人和卖的人都心知肚明，凑合的其实就是那份土亲乡亲的热络。

明曜百货，1988

令人动容的背影

细琐的生活随流去的岁月点滴漏失，这时，照片就不只能唤醒回忆，还能重燃旧时情怀。那天不是什么大日子，这位梳着发髻的老妇人也只是我不认识的众多邻居中的一位，一袭棉袍、一双布鞋，举止从容、行步端庄，动静之间都见涵养，让寂寥的环境增添了几许风雅。

在内湖租屋的三年间，是我生活及事业的转折点。儿子出生，我开始制作电视纪录片，从天天被油烟熏得难以入眠的小屋，搬到两户打通的大空间。这个小区是早年台湾平价公寓的标准样式，四层楼房一座座并排，除了巷道之外没有公共空间。正面贴瓷砖，其余三面却是粗坯，且紧挨着另一栋楼，说话都得紧闭窗户才不会惹人注意，爱听音乐的我就经常被邻居抱怨。附近居民以外省人居多，要是敞开大门，楼梯间便会传来各楼住户不同省份的浓浓乡音。

内人祖籍四川眉山，却是在台湾出生。岳父母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湾后，几经迁徙，终于安顿在台南的汤山新村。回忆童年，让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长辈们聚会总有说不完的逃难经验，而且无一位例外，都有生离死别捶心肝的悲惨记忆。这让她有好一段时间都害怕长大，还以为逃难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经过的折磨。

这位老妇的来台经历，想必也不足为外人道。失去故乡、亲友、家财的她也失去了黄金岁月，却没失去故土赋予她的尊严与教养；光看背影就够让我动容了。

内湖，1980

都会上班女性

这位赶路的女士，用报纸把整个脸都遮了起来，也不知是怕晒太阳还是怕被看见。我本来只是匆匆路过，被这一幕引起了好奇心，毫不迟疑地举起相机。而只在意脚下台阶的她，对周遭的一切毫无所觉，也不知道有人将她的行止留在底片上。

道路上人来人往，一切看似无关，却都可找出一条线索，将之串成人生的小插曲。接触摄影之前的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只拣自己感兴趣的看，全然无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懂得放空，让迎面而来的景象自行诉说它的故事，然后与对象作无言的对话。这是“倾听”式的观看，闭口不语才能满满领受别人的心思。

此处是“中华路”与衡阳路口，当时设有天桥供行人过马路，商场中的路线拐来拐去的如走迷宫。假日时人潮汹涌、摩肩接踵，往往一下天桥才知方向错了，又得重新再爬，累人至极。上班日行人稀少，这位埋首急行的女士想来是非得出门不可，才不怕爬上爬下地过街。报纸通常是看完即扔的，留在手中多半是尚有保留价值，说不定还和她步履所透露的惶惶然有关，虽然表情一点也看不到。

擦身而过的陌路人本无交集，却让我在眼光触及的那瞬间攫住了身影，产生了揣测与感想。镜头中的她就如同都会上班女性的代表，朝九晚五，每天都得坚强面对无以名状的人事竞争与业务压力，哪怕是份随手可扔的报纸，或许也能提供稍许慰藉与庇护。

“中华路”，1988

时钟停摆，时光照样流逝

“不用上发条、不必电力、长久运行、永远精准”—这座当年大力宣传的太阳钟，竖立在西门町人行道时，是何等令人赞叹呀！但没多久它就故障待修，又过一阵子就永远消失了。总之，不成功的商品杵在公众面前，倒起了反效果。本来没人在意的一件事，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了存在的证据，时时提醒人们，没什么是永远不坏的。

当年文化人士最爱去的咖啡厅，除了“明星”，其余全都在西门町闹区，如武昌街的“作家”“文艺沙龙”“艾迪亚”，汉口街的“野人”，西宁南路的“天琴”，汉中街巷内的“天才”。当年才十九岁，还在《幼狮文艺》上班的我，也与友人合作设计了一家风格前卫的咖啡屋，名为“18世纪”。

一位从事室内设计的盛姓友人时常听我天马行空地提些点子，说动他的老板找我去和设计师们创意激荡。两个月下来，我们的鬼扯淡竟然使老板大为心动，出资开了一家咖啡屋。设计构想八成是我的，两成是盛君的。当然，没有他的施工图，我的主意便全是空想—正当中是个喷泉，整面墙以草绳作画，将我的抽象插图放大，极具视觉震撼。

遗憾的是我无缘享受成果，咖啡屋开业几天后，就被征召入伍服役。一去三年，等退伍回来，咖啡屋已关门大吉。自己的第一个室内设计作品，连张照片也没留下。几年后，西门町的文人咖啡馆尽数消失，充满理想及浪漫色彩的20世纪70年代也就化为过眼烟云。

时钟停摆，时光照样流逝。

西门町，1988

别人的悲剧

东区，1988

那阵子，台北东区经常会看到这位罹患小儿麻痹症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画成熊猫脸，在头上打了两个髻，如同猫耳，左眼角还点上两大滴泪水。在年轻人还不懂得什么是耍酷的20世纪，这可是十足作怪的行径，尤其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的闹市区当中。

在此之前，卖口香糖的残疾人士多半是坐在轮椅上，有吹口琴或笛子吸引路人的，有喃喃叫卖招呼生意的，也有的默默不语引人同情。这位拄着拐杖的年轻人特立独行，一时成为目光焦点并引来媒体采访。见报之后，他的生意突然好转，但过不了多久又恢复正常，愈来愈难靠低微的收入糊口。在城市里，什么事情都是新鲜一阵，流行过了就被遗忘。

只要遇上他，我都会掏些零钱买个两条。那天身上没铜板，搁下纸钞不打算找零了，却没想到熊猫微微笑着，摇了摇头，郑重表示不愿意接受施舍。他的坚持让我动容，令我反思，要是落难的是我，能有这般骨气吗？心生敬意的当下，使我起了为他留影的念头。

熊猫大方地点头同意，我试了好几次，才在如梭般的人群空隙中捕捉到他瘫坐地上的身影。快门的起落声虽弱，却像暮鼓晨钟，一记记地敲醒我：纪实摄影工作者经常目击不幸，将其拍成一幅幅见证人间苦难的画面。但，自己又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如果摄影只是一份专业工作，那别人的悲剧永远是别人的悲剧；若能以同理心观看，那人人都是一部经，都在揭示苦谛。见苦才能知福啊！

化缘和尚与大象

每个人都有特别在意之事，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往往不一。以我来说，众所瞩目的事往往引不起我的兴趣，容易被人忽略的小细节却会让我特别留神。就像这幕景象，和尚趺坐街头化缘、百货公司雇来的临时员工穿着大象布偶招揽过客、匆匆赶路的行人无视周遭一切。这些闲事单独出现时平常无奇，但凑在一起，互不相搭的事就形成某种关系，而令我感触多多。

那天的天气真好，下午的阳光剔透明晰，连照不到的廊下也映成一片亮丽。商街的人潮和买气如同镀上一层彩金，辉辉煌煌，被闷在厚重布偶服里的人却肯定是热昏了头，呆愣愣地立着，忘了手舞足蹈或是跟人们鞠躬哈腰。本要逗趣的装扮显得无趣，便很少人搭理。

倒是这位身着袈裟的修行人，原先如如不动地在读经，后来却向着杵在一公尺来外的这只大象凝视良久，仿佛在进行着无言的沟通：你是男是女？多大岁数？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僧人的袈裟缝线和地砖格子有着视觉延伸的效果，而那位由旁经过的粗心俗人，还真是差一点就踩到了袈裟。

重看这张照片，让已是佛教徒的我产生了更多联想。佛教形容勇猛精进的大修行人为龙象，因水中以龙、陆地以象为大。象虽然体型、力气皆大，却性情平和不伤生，负重操劳而不生嗔恨，在山林野地悠游自在，虽不见其乐，也不见其苦。无苦无乐的清净生涯，正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统领百货公司，1987

美丽的错误

某个周末，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通行时，一记记马蹄敲在柏油路面上的清脆声，从身后由远而近，吓了我一跳。仁爱路与大安路一带可是清幽的都会名人区，哪来的动物搅和？相机不离身的我，在第一时间抢到了这个画面：青年男子牵着配鞍的小马，大喇喇地走过路中央，对斑马线视若无睹。

按下快门，我忍不住笑起来。马路本来就是给马走的嘛，只不过如今但闻车声辘辘，听不到骏马长嘶了。我好奇地跟踪这一对，瞧瞧这策马水泥丛林中的鲜事是何因缘。走啊走啊，人与马就到了隐在巷弄里的小区公园。场地不大，小孩不少，滑梯、秋千、跷跷板、木马一样不缺。男子把缰绳系在树干上，开始招呼闲坐一旁的年轻爸妈们，何不让小孩儿骑骑真马，给他们一个难忘的童年回忆？

大人们围过来询价，本来还有人嫌贵，第一个孩子骑上后，其他的就都吵着要了。结果每个父母都替心肝宝贝买了自己错失的童年经验。被过度呵护的城市娃儿娇弱极了，被男子抱上马背后，不是呆若木鸡，就是坐立不安，有的干脆放声大哭起来。父母们倒是相当满意，仿佛跨在鞍上的是自己，上半身还不自觉地随着马首起伏晃动呢！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遇见过这位兜售“童年回忆”的男子。重看这张照片，倒是马上联想到诗人郑愁予的名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仁爱路四段，1988

水淹台北

八德路，1986

台风过后，住在内湖的我开车进城，没想到根本上不了快速道路，所有高架桥及较高的路面都成了停车场。那时才知道，台北惨了！徒步来到基隆路口，放眼望向八德路的那一头，马路竟成了河，无论是大卡车、小轿车，全抛锚了。

那是1986年，韦恩台风是第一个由台湾西部登陆的台风，因没有中央山脉屏障，重创西南部陆地，且因路径多变，被媒体形容为“一个台风，二次登陆，三次警报，四次转向”。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么严重的天灾几十年来一次，过了就没事了。然而，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不仅台湾、祖国大陆，整个地球的自然灾害都愈来愈频繁。

天灾起于人祸。在消费时代来临前，人们并不觉得匮乏。经济发展了，生活好过了，大家却开始感到这也缺那也缺，这样不显豪华、那样不够享受。森林砍了开牧场、种高山蔬果，地下水抽了养殖水产，山洞挖了建公路，河道毁了盖观光饭店。表面看起来繁华、进步，实际上却是毫无节制地剥夺自然、破坏地球。“人不依天理，天就不照甲子”，我们与山争田、与河争地，跨越了人类不该跨的界线，大自然反扑是必然的。

怎么办呢？与其焦虑，不如从自己做起：水龙头开小一点，随手关灯、关计算机，少肉多蔬，自备环保碗、筷、水杯，减少使用塑料袋、宝特瓶……都是人人做得到、随手可做的节能减碳。保护地球就是保护自己，正如证严法师所说：“对的事，做就对了！”

空城记

在没买车之前，每回返乡我都搭火车走北回铁路。那个年代，铁路还没地下化，台北火车站的幅地不广，四个月台小小的，都在路面上。进城与出城的人潮经常让整个车站人满为患，过年过节更是一票难求。不过，比起大陆春运的紧张，已经是好得太多了。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处，最远不过三四百公里，就是一路站到底，一天也能到了。

那天返乡，月台上的此景让我吃了一惊！下午的冬阳射进来，让每根柱影都舒坦地伸展着—周遭竟然空无一人！难道，这个台北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出了什么状况？

事实上，前一刻挤满月台的人已经上了火车，出了站，而下班车的乘客还没涌进。照片就是在那么一两分钟的空当儿里拍的。拍下它的原因是，整个场景如幻似真，既是现实，又是实际情况的反证，还像是某种预见，或是征兆。

佛家说，缘聚而生，缘灭而散。世上的一切都是在不断的运行与变迁之中，细微得让人察觉不到。佛陀告诉世人，生理、心理、物理的现象就是“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的运行。换句话说，宇宙万物素来就是盛衰交替的。

消极吗？一点也不！道理正面而积极，教人要更懂得知福、惜福再造福。在顺境的时候持“无常观”，在逆境的时候持“因果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火车站，1977

幼儿园的毕业大合照

内湖，1982

这张幼儿园的毕业合照，里面的二十三个小孩都与我无亲无故，却让我一见就会思念从前。该所迷你幼儿园就在我的公寓一楼，当年习惯迟睡晚起的我，总是被孩子尖亮的童歌给吵醒。

细算，我在台北少说也搬过十次居所，直到当了父亲，安身之处才有了家的感觉。那是内湖康宁路一段的租屋，两户打通成L型，对小两口以及后来出世的儿子来说，实在是太空阔了些，在客厅要和卧房里的太太讲话，还需要对讲机。但除了起居用的三房二厅双卫，我终于能够设置一间较宽敞的专业暗房了。

我把客厅及书房铺上榻榻米，再多朋友来也不怕没座。困了一躺，处处是床。那是朋友最常聚会的时光，儿子正是在一块块榻榻米之间爬来爬去学会走路，在叔伯阿姨的胳膊中传来传去长大的。

这所幼儿园的规模可是我从无看到有的；瞅着这群小孩由小班、中班、大班一路升级，直到第一届要毕业。拍照那天，园方和家长可慎重了，从婚纱公司请来带着化妆师、助手的专业摄影师，在户外又补灯又打反光板，足见费用不低。孩子们个个戴上有吊穗的方帽，领口还扎着蝴蝶结。那个派头，还真让没上过幼儿园的我羡慕。

我从蒙在黑布里调焦的摄影师背后，利落地取了镜头就走，底片冲出来时，才发现有个孩子正好掉头回望，成了团体中的脱序分子。又是个难搞的孩子，正如童年时的我！

我总认为有一天儿子也会上这间幼儿园，可没想到，他还不足龄，我们就又搬家了。

台北不再是速写簿里的涂鸦

在桃园中正机场尚未兴建之前，台北的松山机场是唯一出岛门户。就在这儿，我欢送过留学的朋友、移民的亲人，迎接过归来的学人、来访的外宾。每回踏入机场大厅，我都会既兴奋又紧张，仿佛即将跨出省界的是自己，马上可以逃离这块土地了！

是的，我曾不喜自己的出身环境、不耐令人窒息的填鸭式教育，我还不满威权体制、社会奢靡、道德沉沦……总之，我只欣赏自己，对其他的一切都看不顺眼，自认为来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拍“都市速写簿”本是想批判这个城市，但拍着拍着，却感觉是在批判自己，因为我也是台北的一分子啊！

在内湖碧山岩俯瞰台北盆地，每隔一会儿就有飞机起降，而我正是以逃离心态在凝视着这一景。后来，我也曾在北京昌平上苑村买过一块农地，总以为离开城市就能回归田园生活，重拾农业社会的美好价值。

1999年，台湾遇到了大浩劫。“九·二一”地震让我反思：当生长于斯、创作于斯的土地有难时，我能做什么？我将“告别二十世纪”摄影展作品义卖赈灾，跑去佛教慈济基金会当义工，为其援建的五十所灾区学校作摄影见证，并于后来皈依创办人证严法师。

加入慈济后的我终于明白，美好年代永远存在。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动人的事迹、善良的人，只要心存感恩、做好每件事，每个当下都是黄金时刻。

一切唯心造。心有不足，所闻所见都是缺憾；心中有爱，则一花、一草、一木都可见如来。现在，我实实在在地爱着台北，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传播信念。对我而言，台北已不再是速写簿里的涂鸦。

台北盆地，1986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代序：只是速写簿里的涂鸦罢了

第一单元 今与昔

无声的爱与恨

用力擦亮台北

铜像仍在孩子却少多了

找寻另一半

万国旗下的物欲之火

照见存在或消失

看不见的大包袱

八又二分之一和一又二分之一

电影总有散场的时候

不确定与不具象

囚禁不住的梦

脸孔与面具

仁爱路上的时空交错

丈量天地与身心

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成人世界的迷障

城市迷宫的出口

在城市寻找安身之地

新公园的恐龙

万物被光洗

第二单元 聚与散

那朵云

大台北左岸

何种动物，何类人物？

历史的残影

张三的歌

一辈子去一回

被光线牵动的傀儡

温习恋爱

歌厅和红包场

与恐龙干杯

鸿源百货十二楼的柏青哥

电影广告牌拼图

台北的蜕变

小天堂的早餐

来自何方，将往何处？

逝去的与存活的

拍卖乡愁

No.1

走样的童年

第三单元 是与非

在现实中发掘愿景

埋怨与理解

命运的造化

成功人士

戒烟后的重生

台北速写簿

证券交易员

股民人生

钟摆生涯

皮相与名相

有关盖房子的记忆

窗里窗外

假发店与修相机的老黄

流浪儿的美梦

浪漫年代的电影试片会

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

鱼在空中，人在地上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

背影与文身

第四单元 空与有

上世纪的漂泊者

运动与参禅

一切只是空间的片断

被抹掉的岁月痕迹

比例错觉

破窗户与落汤鸡

生命的强度

靠左或靠右

欲念一触即发

卖药郎中的场子

令人动容的背影

都会上班女性

时钟停摆，时光照样流逝

别人的悲剧

化缘和尚与大象

美丽的错误

水淹台北

空城记

幼儿园的毕业大合照

台北不再是速写簿里的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