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失的文明

《环球科学》考古专刊

《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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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齐特林

（Jonathan Zittrain）

哈佛大学法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

目录

卷首 PREFACE

伟大的人类遗产

亚洲

哈拉帕： 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马什干沙皮尔： 兴于战争，衰于战争

“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欧洲

冰人奥兹传奇

史前马耳他的 死亡崇拜

恰塔霍裕克的 男人和女人

西方食人录

还原两千年前的 古希腊计算机

美洲

兰巴耶克： 鲜为人知的“黄金文明”

阿兹特克帝国的平民故事

史前墨西哥的水利传奇

亚马孙丛林里的 失落之城

特奥蒂华坎：消失的古文明

非洲

“祈雨公牛” 古非洲的精神图腾

古埃及的修墓人

大津巴布韦： 所罗门王的藏宝地？

330万年 地球最古老的小孩

卷首 PREFACE

伟大的人类遗产

他头顶王冠，身着锦缎布料的斜肩服饰，略显倨傲地窥视着我，不过我并不介意。

这里的“他”，就是本期考古专刊的封面“人物”。

我之所以不介意，是因为这位所谓的“祭司君王”（priest-king）自重见天日以来，都是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来客的——包括拿到这本专刊的你。“他”的材质为皂石，雕刻细致，出自大约4 000年前印度河谷的一位雕刻家之手。

对于试图还原阐释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的考古学家而言，这位君王神秘莫测的凝视——似乎也可以说是警戒、沉思、自鸣得意，或者只是困了——似乎是一种象征性的挑战。

祭司君王这类人物在古代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艺术家在为君王雕刻石像时，他在想什么？普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祭司君王所处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本期考古专刊《哈拉帕：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一文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因为考古学家很难破译上面的字迹。缺乏古老民族留下的这种直接的公文，考古学家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线索：社会结构、艺术品、工具，甚至是遗骸。考古学家通过考察这类遗物，试图拼凑出一幅完整的文化图。

作为人类社会的“元老”，古人肯定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们极为相似。但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古人与现代社会的诸多不同，这些不同甚至令人惊讶。想想9 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中部的恰塔霍裕克居民：他们行走于城市之上，从房子顶部进入室内；城市没有人行道，房屋没有前门，但男女分工合作的模式却极具现代技巧。

可能还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大约在公元前1 500年埃及一个高度重视读写能力的社区里，即便是石匠也有学习的机会（见《古埃及的修墓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文明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西西里岛附近的马耳他史前居民就是其中一例。面临当地环境逐渐恶化，马耳他人民疯狂地迷上了死亡。但更让人悲痛的是，这种对死亡的迷恋有可能会导致文化消亡。如果想探究其原因，请看《史前马耳他的死亡崇拜》一文。

本期考古专刊涉及多种古代文明，而上述这些文明拥有的神奇力量激发了我们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兴趣。下面，我们诚挚地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分享、思考人类的伟大遗产——它们都属于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

“祭司君王”的材质为皂石，雕刻细致，出自大约4 000年前印度河谷的一位雕刻家之手。

玛丽特·迪克里斯蒂娜

《科学美国人》主编

哈拉帕：

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在巴基斯坦出土的最新文物，让考古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谜一般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而它正是历史上伟大的早期城市文化之一。

撰文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1]

翻译 薄锦

五彩石珠

“祭司君王”皂石雕像

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老居民而言，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出土的五彩石珠并不仅仅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它们还被视作财富、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技艺高超的工匠们开发出了先进的手工工艺，为这座早期城市的社会精英阶层打制了这些石珠以及其他类型的饰物。考古学家认为，这座惟妙惟肖的“祭司君王”皂石雕像，就是以印度河流域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原形塑造的。

20 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发掘早已消失多年的古城——考古学家口中的哈拉帕（Harappa）。在发掘工作开始的头几季里，我和同事曾数次目睹一年一度的春季集市，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集市对古印度河文明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村民们每年都会前往较大的城镇，参加当地人称之为“桑”（sang，集市之意）的节庆活动，那里会有乐师、艺人和马戏团表演各种节目，还有行商和小贩兜售商品。在这场为期一天的盛事里，妇女们向职业朝圣者献上供品，好让他们稍后替自己向“苏菲派”（Sufi，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的圣者沙祁沙瓦（Sakhi Sarwar）祈求生下健康的孩子，最好是男孩。待到这一天几近结束时，这些神圣的行者，与形形色色的世俗追随者一起，沿着当地历史悠久的贸易路线，赶着驴车，步行前往下一个城镇。

▲印度河流域的商人们会为货物加盖上釉的封签，封签上印有用动物图案和尚未破译的印度河书写符号组成的印记，以标示货物的所有权和价格信息。

最后，来自巴基斯坦各地的虔诚的朝圣者队伍将齐聚在俾路支山（Baluchistan hills）外数百千米远的圣墓之前。在这里，他们会敬献上之前的一路收到的供品和祈愿。来年，朝圣者们仍会沿着同样的路线返回，并从远方的圣地带回盐和圣土，作为那些幸运的母亲和她们的新生儿受到眷顾的象征。

后来，我们的挖掘工作进展到哈拉帕的南大门以内，靠近传统露天市场的位置。这时我们对“桑”集市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扫去新挖开的探沟中最上层的泥土，我们先后找到了现代陶器的碎片、数百只新近制造的玻璃手镯、一些当代的钱币、集市上用来射击气球的气枪铅弹、塑料及金属玩具的残片，甚至还有一只金耳环。但是，就在地表土的下方，我们找到了古代哈拉帕的多件文物，它们与那些现代物件的残骸惊人地相似——碎瓷器、红陶手镯、黏土弹珠、玩具马车、雕像碎片，不时地还能找到一些刻字的陶土板和砝码，估计是在城门处进行交易和征税时所用到的。

这些埋藏在地下的残存物证明，这一带曾经有过一个繁华的集市，不过在4 000多年前的时候，集市里的活动与现在不大一样，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与现在一样，附近的村民们会在特殊集市或者节庆的日子里来到这座大城市，参加庆典和活动，联络家庭或宗族成员之间的感情，或者购买（或用其他物品交换）一些特殊的物品，例如首饰和陶器。就在朝圣者及其追随者所走过的同一条路线上，当年曾有来自内陆地区的各种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哈拉帕，城内作坊里的工匠们会将这些原材料打造成精美的奢侈品，然后出售给当地的精英阶层，或者出口到遥远的海外市场。和现代一样，古代印度河流域的人们会通过佩戴珠宝首饰来展现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从现代旁观者的角度看来，从古至今，这一地区的日常生活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连贯性。作为考古学家，我们可以试着找出，这些相似点究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还是因为当地使用的材料和技术在这几千年里都没有什么变化的缘故。

神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古代四大城市文明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的黄河文明。但是，真正了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人却要少得多，这是因为语言学家还没有破解出我们在印戳、护身符和陶器上看到的那些哈拉帕文字。我们正在不断努力，试图搞清楚古代印度河流域的人们是如何保持社会秩序的，也试着判断在这个高度繁荣及城市化的国度里，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形态（宗教）的权力源头何在。在这一过程中，我和同事能够用来抽丝剥茧、钩沉探微的，就只有目前发现的各种文物，还有在那些城市和村庄遗迹中发现的建筑布局和风格。

不过，哈拉帕的文字并非毫无帮助。虽然我们尚无法译出物品上所刻符号的意义，致使我们难以直接获知特定的个人和群体是如何获取并维持自己的权力的，但通过研究这些文字的使用场景，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判断。这些研究，再加上对已在哈拉帕地区沿用了数个世纪的先进手工制造技术的最新分析，开始让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社会权力结构形成了全新的理解。

消失的城市

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现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境内，挖开了陈年的泥土和垃圾，发掘出两座青铜时代的古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意为“亡者之丘”），从而将印度河文明呈现在世人的眼前。此前，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曾经有这样一个大国，在贯穿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冲积而成的富饶平原上蓬勃发展。随后，在印度西部和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的勘测和发掘工作，又另外发现了1 500余处定居点，分布在一片面积相当于西欧大小的土地上，是美索不达米亚或古埃及面积的两倍。

尽管生活在古印度河流域的人们并没有制作出不朽的石刻，也没有用大量的财宝做为陪葬品，但他们修建了一座座规模庞大、规划合理的城市，还产出了精美的奢侈品，除本地贸易外，还出口至波斯湾、中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遥远地区。整个印度河流域的城镇布局和手工艺品的风格都存在着相似之处，反映出当时高度统一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198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F·戴尔斯（George F. Dales，已故）设立了“哈拉帕考古研究项目”（Harapp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这是一项长期性的跨学科研究，后来则由我和哈佛大学的理查德·H·梅多（Richard H. Meadow）、纽约大学的丽塔·怀特（Rita Wright）共同主持，并与巴基斯坦联邦考古和博物馆部（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开展合作。我们进行了实地考查和实验室研究，研究最早的哈拉帕定居点，追溯当地曾经出现过的较大城市的发展历程。这些工作已经向我们揭示出印度河文明发展的数个不同阶段。

印度河流域城市的经济主要以农产品和牲畜为基础，同时以捕鱼和狩猎作为补充。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精英阶层，都可以靠生产商品和进行贸易获取额外的收入，包括棉花、羊毛纺织品以及种类多样的手工艺品。

哈拉帕最早的村落定居点，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800年之间［被称为“拉维” （Ravi） 时期］，同一时期里，苏美尔人正在修建他们的第一批金字形神塔（ziggurat）和精心装饰的庙宇，埃及人则在将他们的统治者以及大量的财宝，埋葬到泥砖砌成的陵墓中。古印度河居民从事农业的环境与中东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指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由于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而得名）相似，他们在那里放牧牲畜，种植小麦、大麦、豆类和芝麻。专门的工艺技术沿着贸易网络，在早期的定居点之间传播开来；同样，一套通用的宗教符号以及手工制品的风格，也随着这个贸易网络被带到了该地区的各个角落。

考古学家发现，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小型农业部落，分散在哈拉帕北部和南部的拉维河（Ravi River）沿岸地区，但是这些村庄都没能进一步发展为更大的城镇。在哈拉帕为数不多的几处拉维时期发掘点里，调查人员发现了由陶土和石头制造的珠子与手镯的痕迹。其中陶制饰品有可能是供孩童或平民佩戴的，而更加洋气的石头和贝壳饰品，则可能是当地上流阶层的专享。通过对这些原材料的细致分析，并对其已知产地进行比较，考古学家发现，早期拉维工匠所使用的原材料中，有部分产自300 ~ 800千米以外的地方。陶珠上的纺织品印痕，证明了当时存在纺织业生产活动，而且有可能同时拥有到棉纺和毛纺这两大种类。

▲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祥于约4 800年前，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鼎盛时期总共拥有逾1 500座城市和村落，面积大小与西欧相仿。

在这处早期的聚居地，还首次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抽象符号，或者说是象形文字。当前研究显示，在之后形成的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体系中，这些符号中有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正如美索不达米亚于公元前3500年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古埃及于公元前3200年刻在粘土板上的符号一样，也都分别在后来被吸纳到了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体系当中。

公元前2800年-2600年期间，哈拉帕发展成了繁荣的经济中心。在形式上，哈拉帕扩张为一座大型城镇，包含两块由城墙环绕的区域，总面积超过25公顷——大体相当于几座大型购物中心的面积。与此同时，在附近的一些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村庄。在“果德迪吉安”（Kot Dijian，以南边的一处地名“果德迪吉”命名）时期，工匠们开发了出了新工艺，用来生产那些用途更为广泛的产品，比如灰色的烧制手镯和彩陶（一种釉面陶器），而这些产品通常都会用到高温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石材及其他原料被运往哈拉帕，运输工具可能是牛车和平底河船。在哈拉帕发掘出了这一时期用红陶制成的牛车和车轮模型，而之后也有完善的文献记录了车船的使用情况。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牛和人物的小型雕像，其上似乎还附有纺织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纺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衣物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除了日常穿戴的功用，其装饰性功能也越来越重要。

正式的书写体系，即早期印度河文字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在大量的陶器碎片和粘土制成的印章或印戳上都出现了这种文字。商人们通过印章来标明自己对仓库或者某批货物的所有权，他们会在绳子或者有人看守的门上印上粘土作为标签或标记。他们在方形的印章上刻下几何或动物图案的阴纹，用做商业凭证。由于目前发现的印章数量很少，所以其使用范围有可能仅限于拥有相当权力的个人或群体，例如地主、商人和宗教领袖。

发掘工作中，科学家还发现了果德迪吉安时期经济发展的其他标志，特别是出土了一枚很小的立方体石灰石砝码。这枚砝码重1.13克，正符合后来的印度河流域各城市所用的标准称重体系。这个发现表明，早在整个印度河流域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砝码的2个世纪以前，哈拉帕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根据重量来衡量价值的体系，而且可能是用于税金或贡品的缴纳。

在哈拉帕以及印度河地区，发现许多拉维时期和果德迪吉安时期的陶器上，都绘有宗教符号，其中包括长角的人形和仪式的图案。同一时期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均通过军事侵略的方式将不同的地区整合成一个国家，而在印度河一带的早期定居点中，却没有看到类似的模式。看起来，哈拉帕的第一批定居者依靠拉维河沿岸富饶的农田及牧场实现了自给自足，他们通过生产和贸易，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然后通过宗教活动——而非战争，使自身的地位合法化。

哈拉帕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称作“哈拉帕阶段”）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并且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在这段长达7个世纪的时间里，哈拉帕一直都是印度河流域最庞大、也最强盛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虽然他们似乎还缺少一支军队。在春季和夏末的贸易时节，这座城市会迎来数百名商人，他们的到来会从附近的农村地区吸引来数以千计的人群。每年的不同时间里，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口可能达到4万~ 8万人不等。富裕的顾客、商户之间的竞争，都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网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在整个大印度河流域内的所有定居点遗址中，考古人员都发现了绘有仪式图案的特殊陶器，同时还有一些独特的物品，例如石制的立方体砝码和印章，印章上除了刻有印度河文明的文字符号，还刻画着一头神秘的独角兽图案。

远方的贸易

虽然大部分商贩都在印度河流域地区从事经营活动，但有某些材料却只能从更远的产地获得。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来自阿富汗和中亚的原料和成品，这说明在当时已有商贩从这些地区来到哈拉帕，并且带来了天青石、锡、金、银，可能还有精制羊毛纺织品（后已绝迹）。同时，商贩也将哈拉帕的谷物和牲畜带回高地，此外还有优质棉花，甚至可能还有丝织品。不过这些物品都没能很好地保存至今。而在中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出了一些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不易腐烂的物品，如红玉髓（红玛瑙的一种）制成的优雅长珠串，以及贝壳手镯。

在全盛时期，哈拉帕总面积超过150公顷——周界线总长超过5千米，三座高大的土丘及周边的郊区被环绕其中。而今天的哈拉帕城镇大约拥有2万人口，仍然占据了古城三分之一的面积。这座城市的建筑和街道布局经过精心设计，不但可以方便地进出不同的街区，同时还能将公共地带与私人领域分割开来。泥砖砌成的巨大城墙将每座土丘封闭其中，狭小的城门每次仅允许一辆牛车通过，起到控制进出的作用。沿着南北和东西方向的街道，石匠用窑砖修建多层房屋。城中主干道的宽度在8米以上，部分路段还装有中央分隔栏，可能是用于规范牛车的双向通行。

建设者在城市内部及周边挖掘水井，以提供饮用水。哈拉帕的房屋配有洗浴区、公共厕所和下水道。房屋的下水道连着更大的主干排污系统，一直延伸到城墙外进行排放。这些下水道被用来排放住宅区的废水，可以在周围的农田里沉积成肥沃的淤泥。除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外，古时候再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成熟的供水及废水管理系统。即使是约2 000年后的罗马帝国，也只有上层阶级的居住区才能拥有类似的设施。

在此期间，印度河文明的抄写员们设计出了一套成熟的书写系统，由400多个符号构成，被包括商人、地主和祭司在内的社会精英阶层作为工具，用来对百姓实施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考古学家并不清楚这种文字是针对哪一种语言设计的，不过很有可能是，这种文字对应不止一种语言，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那样。除非能有人发现某种形式的双语对照表（比如一块印度河地区的“罗塞塔石碑”），帮助学者们破解这套书写系统的密码，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这套文字被广泛应用于印度河流域的所有主要城市。其中最大的用途便是刻在印章上，印章上同时还刻有动物图案和祭祀的对象。其中独角兽的形象是最常见的（目前发现的印章中有65%以上都刻有这一形象）。当然，也会出现其他动物，包括大象、瘤牛、水牛、野牛、老虎和犀牛。这些动物符号或许代表着某个重要的氏族或官员阶层；文字可能被用来标记所有者的姓名与合法性。独角兽符号的普遍使用，说明它代表的是一个强大而广泛存在的群体，很可能是商人阶层。

除了刻有文字和动物标记的印章外，发掘团队还发现了用来盛放商品的大型陶罐，上面的刻蚀有可能代表了主人或收货人名字，还有对货品的说明。研究人员将刻在青铜工具和黄金首饰上的文字解读为人名或价目。

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刻在块滑石（皂石）制成的石币或石板上的文字和符号。这些物品上的有很多符号都属于同一个系列，看起来应该是数字，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字是用来记账的。而那些文字则可能标注的是主人的名字，商品的名称及数量，抑或是商品的买家。研究人员发现，在哈拉帕后续的考古时期中，在类似的粘土板或彩陶板上用印章加盖戳记这种形式，也已经十分普遍。其中有一部分陶板被故意掰成了两半，这可能用来代表两方之间的契约，双方各持一半，直到交易或工作完成为止。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带有特殊标记的铜板上印有文字和动物图案，而这些铜板在摩亨佐达罗以及哈拉帕得到了广泛地使用，这或许就是印度河流域城市货币制度形式的最早证据。

▲欢呼的朝圣者们沿着印度河流域古老的贸易路线，一天走过一座城镇，带着信徒们的祈祷与供奉前往远方的圣地。

▲在巴基斯坦进行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们，一点点地还原着失落之城哈拉帕那绵长的城墙的本来面貌，作者（图中远处右方的人群中）则在向游客们解释这处遗址的重要性。

2001年，我们在哈拉帕发现了一个制作印章、刻蚀陶土板的作坊，再加上之前16年里在当地的发掘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印度河文字发展史的全新年代表。过去，学者们一直把所有的印章和陶土板都混为一谈，但如今我们可以证明，不同类型的印章和陶土板出现于不同的时期，上面的文字可能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目前，我们正在试着总结出这些变化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并期望这份年代表能为文字的破翻工作打开全新的局面。

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期间，随着印度河流域城市的人口增长，装饰品、工具和制造技术也越来越多样化。考古学家相信，这些文字发生的变化反映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过程—— 一边是区分城市内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企图，一边是通过推广共同的思想形态来整合这些不同群体的努力。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发现文字的记录逐渐与一些叙事性的神话场景相结合，说明这些文字已经开始应用到当地的宗教领域中。精神领袖极有可能是通过印章和陶土板，将神祇的名字和祭祀仪式的内容传达给普通百姓的。虽然研究人员并不清楚印度河文化中神祇的名字，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主题反复出现：一名席地而坐、摆出瑜伽姿势的男性形象，头上带着有角的头饰。有一套叙事图中，一只水牛在这位神祇的面前被献祭；在其他图画中，他的身边则围绕着凶猛的野兽。印章上也出现过女性神祇的形象，她有时会头戴有角头饰与老虎搏斗。在许多印章和粘土板上的，都出现过的同一个主题—— 一位神祇扼住两只老虎的咽喉。这位神祗有时还被描画成站在一头大象的背上。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中也有类似的场景——英雄扼住一对狮子的喉咙。这两幅画面的相似之处，证明两个文明对于权力和统治有着相同的观念，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个传说的具体内容是不是从其中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

随着开始迎来更多的异域客人，哈拉帕的精英阶层或许觉得，需要通过举行公开祭祀和庆典，来巩固主流的宗教习俗，进而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绘制大型壁画，在石头或砖垒成的墙面上描画统治者征服敌人的场景，以此起到宗教和政治宣传的作用，但在印度河流域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文物。

以前的学者们认为，印度河的城市是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突然遭到废弃的，但是我们的最新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在其文明的晚期阶段，哈拉帕确实是有人居住的。事实上，哈拉帕的下水道和城墙均未得到维护，也证明了城市已经拥挤不堪，城内的秩序已然崩溃。当地的遗迹表明，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已经无力继续控制城市中心的日常运作。权力的倒台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不仅仅发生在哈拉帕，上层阶级统治了700年的整个地区都被波及。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大城市里，例如哈拉帕以南的摩亨佐达罗和印度西部的多拉维拉（Dholavira）。

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印度河精英文化的种种印记的中断。绘有祭祀题材和印度河文字的独特陶器，刻有独角兽及其他动物图案的传统方形印章，均就此消失。用于税收和贸易的方形砝码被弃用，贸易网络开始瓦解。沿海地区的贝壳不再被运往北方，平原上的居民区也再也没有得到过来自北方的青金石（lapis lazuli）。美索不达米亚有一些文献曾经记载过与一处名为美路哈（Meluhha）的地方进行的贸易往来，这个地方很可能指的就是印度河流域，但之后的记录中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地方了。

造成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与重组的原因似乎并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结果。贸易的增长，以及定居地从印度河向恒河平原和如今的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西部）一带的扩张，导致印度河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过度膨胀。公元前19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主要河流之一，嘎哈克拉河（Ghaggar Hakra）的河道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彻底干涸，令许多居住点失去了自给自足的基本生存条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纷纷迁往其他农业地区，或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样的城市，结果导致了人口爆炸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再加上当时并没有借助军队来强制维持社会完整性的传统，所以当这些百姓涌入时，领导阶层没有相应的体制来维持贸易网络和控制人口流动。

▲作者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印度河流域的古文物。

制珠工艺

珠子讲述的故事

我们在定居点发掘出的石珠，可追溯至哈拉帕的所有主要历史时期，这说明当地居民自最初定居此处以来，便一直在制造这些石珠。其他证据，特别是那些以大量珠宝作为点缀的小型居民雕像，则表明哈拉帕人经常会同时佩戴多条珠串，这些珠串由雕有图案的彩色石珠串成。部分石珠的生产可能得到了精英阶层的资助，一些稀有、且制造难度很高的石珠，是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从一些半成品和作坊的遗迹中，我们已经能够整理出在1 400多年的时间里，石珠样式和钻孔工艺的演变进程。工艺的不断改进，很可能是受到了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刺激，并且得到了富人的资助——他们希望得到价值更高、更加眩目的饰品。

早在拉维时期，对于高品质石珠的追求就已空前高涨，这推动了制造方法的不断改良。虽然制作大颗石珠的工艺相对简单，但在这一时期，最流行的仍是那种较小的石珠，其直径在1.5~3毫米之间，长度为1~2毫米。其制作工艺尤为困难，因为需要打出非常细的穿线孔（直径约0.5~0.75毫米）。

部分早期石珠由块滑石制成，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块滑石珠，比其他种类的都要多，而且遍布哈拉帕各地，在时间跨度上覆盖了从拉维时期一直到哈拉帕晚期。工匠们利用铜钻，或是直径约0.5毫米、经过硬化处理的灌木刺，在初步成形的块滑石珠上轻松地钻出孔洞。然后，他们用磨石将这些半成品打磨成适当的大小，并进行抛光。最后，工人们将其送入窑炉烧制，最终石珠会变成白色，材质也更加坚硬耐磨。

部分用块滑石制成的珠子特地保留了粗糙的表面，工匠们会用一种经过仔细研磨的二氧化硅釉料混以氧化铜涂在石珠表面，在加热后形成一层蓝绿色的釉层。用850℃以上的温度烧制时，块滑石晶体会脱去水分，转化成更为坚硬的材质，包括方英石、顽辉石和氧化铝。在印度河流域，许多工匠都采用了这样的流程，这或许就是后来彩陶饰品、印章和陶土板的制作过程中上釉工艺的前身。

从拉维时期开始，贯穿城市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制珠工匠们，也会加工一些硬度更高的石材，例如玛瑙和碧玉，这就需要另一种钻孔技术：先用石制或铜制工具在珠上开凿，再用更加坚硬的石钻，钻出孔洞。研究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学者们尚未还原出这种凿珠技术，因而对具体工艺还不是很了解。不过已知的是，工匠们会使用坚硬的石钻为珠子钻孔，这种石钻是通过将小片的石头磨成细长的锥形而制成的。石钻被装到薄木榫上，靠把弓弦来带动旋转，分别从珠子的两端开始钻到中心位置，形成贯穿的孔洞。由于这些石钻和珠子的硬度相差无几，所以为高硬度石珠钻孔的过程非常劳心费力。

公元前26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硬度高很多的石钻，我们将其称为“欧氏钻”（Ernestite），用来纪念英国考古学家欧内斯特·J·H·麦凯（Ernest J. H. Mackay），是他首先在巴基斯坦的强胡达罗（Chanhu Daro）发现了这种石钻。

欧氏钻似乎含有多种矿物成分，初步分析显示，它是一种细粒度的变质岩，主要由石英、硅线石、富铝红柱石、赤铁矿和二氧化钛构成。天然的富铝红柱石是很难找到的，通常需要用现代的高温陶瓷材料来制造。石钻中含有富铝红柱石成分，意味着它们应该是对原生岩石进行加热处理后的副产品，在当时，哈拉帕的工匠们普遍会通过这种工艺，来强化块滑石的硬度，令其更容易凿开其他岩石。

虽然我们不知道第一把欧氏钻是在何处制成的，但目前为止，发现欧氏钻的区域仅限于印度河流域一带，由此可见，它们应是这一地区的独有产物。使用欧氏钻，工匠们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玛瑙珠，供印度河流域的精英阶层佩戴，或是出售给中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甚至是乌尔人（Ur. People，苏美尔人的一支，居住在古美索不达米亚）。人们通常会把多串长玛瑙珠并排串起，用经过抛光的铜片加以固定，当做腰带佩戴。

欧氏钻被哈拉帕的制珠匠们沿用了7个世纪之久，直到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时，这种钻孔技术在北方地区消失了，这或许与当时该地区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中断有关。

但是，哈拉帕人并没有中断给珠子打孔的工作。后来，工匠们开始使用空心的管状铜钻，配合研磨剂为石头钻孔。之前，哈拉帕人就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制造石戒指和雪花石膏器皿，之后，他们实现了技术的小型化，使用直径仅1毫米的细小管钻。这种铜钻的效率虽然不如欧氏钻高，但也可以在较硬的石珠两端，分别钻凿至中心位置，从而打出贯通的孔洞。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

▲印度河流域的能工巧匠使用复杂的磨削、钻孔和装饰方法，把来自远方的彩色矿石，加工打造成精致的珠饰。

烧制技术

哈拉帕施釉工艺的奥秘

彩陶，这种闪耀着美丽光泽、魅力无穷的釉面陶瓷或石制品，是哈拉帕的工匠采用复杂工艺创造出的一种高级商品，在印度河文明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都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品。印度河流域出产的彩陶要比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坚固，因为在二次入窑煅烧前，其表面会被施上用部分熔化的石英研磨而成的细糊状釉液，通过加热，这种玻璃质地的粉末与器皿的胎体融合在一起。印度河流域的工匠们之所以需要一种质地更为坚固的彩陶，是因为要制造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产品，尤其是彩陶手镯。他们还生产非常细小的釉面石珠，以及用精致的模具制造出刻有书写符号的陶土板，用作货物进出城市时记账用的信用标牌。

对于哈拉帕的精英阶层来说，彩陶的用途不仅限于装饰和商业，在仪式过程中也会用到。记录着叙事场景的陶土板，可能是专门为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制造的，被发放给那些参加仪式、并提供捐助或献祭的人。对彩陶生产技术及生产设施的严格管控，是哈拉帕精英阶层创造并维护自身地位与权力象征的重要手段。

尽管生产彩陶所用的原材料极易获取，但用来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最终成品所需的工艺，却要求制陶工人有极为高超的专业技术。他们使用高温窑将粉末状的石英石部分熔化，利用草木灰制成的熔融添加剂（助熔剂），制造出一种玻璃质地的釉料熔块。随后，将釉料熔块研磨成细粉，用940℃左右的高温再次煅烧，最后生成胎体致密的釉面彩陶。如果在釉料中加入氧化铜或蓝铜矿，最后的成品则会呈现出类似绿松石或青金石般的色泽，即使在炎热潮湿气候中贴身佩戴，也不会褪色。

在哈拉帕遗迹所在的不同地层中，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彩陶制造工程中的碎片残骸，但在前后长达70年的考古工作中，他们仍未找到彩陶窑口的位置所在。我们在2001年发现了一座小型彩陶作坊，这让我们意识到：一直以来研究人员的搜寻方向都是错误的。这就像发现了哈拉帕的造币厂，因为这间作坊也被用于制造块滑石板，还有各种石珠及其他装饰品——所有这些都被用来代表财富。

对作坊内数百件文物的艰苦发掘和测绘，让我们得以还原出制造石珠、手镯和陶土板的部分工艺流程。在通过模具制造彩陶板时，工匠们首先将原始的块状块滑石锯成较薄的板胚，然后在上面刻制颠倒的图案，制成模具。用这些模具制出小尺寸的陶板，并将其放在由沙子和柴烧粘土制成的陶制容器中——这两种材料在煅烧釉层所需的高温环境中都不会熔化。为了不让釉面陶板及其他烧制品粘连在陶质煅烧容器上，还要在容器内侧表面上涂抹厚厚的一层粗糙的白色粉末，其成分主要是骨头的灰烬，有时则是研磨后的块滑石粉。

在这间小型作坊所在区域没有发现任何窑口，尽管我们发掘出了大量的木炭、带气泡的玻璃状黄绿彩陶碎碴，以及破碎的煅烧罐。在仔细检测过这些容器和用于在煅烧过程中固定这些容器的玻化支架后，我开始怀疑当时的工匠们所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新颖的烧制方法。2001年的夏季，在我的研究生们的协助下，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进行了一场实验性的工艺重构，并成功地测试了这一流程。

似乎哈拉帕的彩陶上釉工人们会用两只煅烧容器组成一座迷你窑口，而不是使用那种规模更大、更加传统的煅烧建筑。只要利用开放式的篝火加热，这种迷你窑便能达到为小尺寸物品上釉所需的高温。在实验中，使用与古哈拉帕人类似的原料和工具，我复制出了彩陶釉水的配方、煅烧容器和模具。我们将经过预烧的模制彩陶板和包括块滑石模具在内的其他测试对象，一起摆放入容器中，并盖上盖子。之后将锥形支架置入其中，让盖子的方向始终向上，同时留出一个小小的开口，以确保火焰能够进入这座迷你尺寸的煅烧室内部。我将这组装置安放在一小堆柴禾上，然后用更多的柴禾将其盖住。点燃柴堆后，不断及时补充新柴，让装置始终保持红热状态。

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煅烧后，就可以在窑盖下面的装置中隐约看到彩陶成品了，它绽放出深橙色的光泽，同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味。利用带有电子测温装置的热电偶，我们成功地记录下了实验中的煅烧温度——935℃，即哈拉帕彩陶釉层成形的临界点温度。我们不停地添加木柴，将这一温度大致保持约了1个小时。

迷你窑冷却下来后，我和学生们聚在它的周围，观察此次实验的成果。尽管无法与哈拉帕的大师级工匠制成的彩陶制品媲美，但我们的确成功地烧制出了彩陶板和彩陶珠。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它证明了对于彩陶和煅烧块滑石制品的制造来说，罐窑技术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留下的残留物—— 一堆木炭和灰烬、一只破裂的煅烧容器、若干废弃的锥形支架、烧焦的骨头以及少量不合格的珠子与陶板——与我们在古哈拉帕的作坊中找到的残留物十分相似。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

印度河文化的变迁

变迁的速度因地区而异，不过到了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 000年，在印度河流域北部及其以东的恒河流域区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并以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及语言为特征。据经书 《吠陀》（Vedas），以及史诗《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等古代印度文学记载，这一地区居住着许多相互竞争的政权，他们信仰吠陀教（Vedic），讲雅利安语系的语言，如梵语和各种梵语方言。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卡在了一个问题上：这一时期的印度河流域定居点，要么在后来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洗劫，要么就是一直有人类在那里居住至今，导致我们无法开展发掘工作。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城市均曾为晚些时候的定居点提供过物资，但供应水平与之前无法相提并论。

尽管印度河流域精英文化的许多特性都失去了踪影，但这支文化在城市规划的某些方面以及重要的工艺技术都被传承了下来。印度河地区仍在继续生产陶器、彩陶、铜器和青铜，虽然为了适应原材料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这些物品在形态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证据表明，哈拉帕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就开始制造玻璃珠，比埃及早了大约200年。

随后的彩绘灰器皿（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800年）期间，印度北部及巴基斯坦的各个地区开始制作玻璃瓶、玻璃手镯以及玻璃珠。一种风靡了整个印度河流域北部和恒河地区的新技术——冶铁术，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虽然同一时期，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西亚的也拥有类似技术，但古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冶铁术却与它们并无关联，是一种独立发展出来的技术。

印度河文化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探索，但近期我们在哈拉帕等地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渐揭开笼罩在这一重要文明之上的重重迷雾。

▲哈拉帕的商人们利用一套标准化的石制砝码，为市场中待售的贵重商品称重。

扩展阅读

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 Asko Parpo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cavations at Harappa 1994–1995: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ndus Script, Craft Activities, and City Organization. Richard H. Meadow and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Edited by Bridget Allchin and F. Raymond Allchin. Oxford & IBH, New Delhi, 1997.

Origins of a Civilization: The Prehistory and Early 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 F. Raymond Allchin and Bridget Allchin. Viking Penguin, Delhi, 1997.

Trad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dus Valley: New Insights from Harappa, Pakistan.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29, No. 2, pages 262–280; October 1, 1997.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Jonathan Mark Kenoy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Karachi, 1998.

The Indus Valley Mystery. Richard H. Meadow and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Discovering Archaeology, Vol. 2, No. 2, pages 38–43; April 2000.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arappa, visit www.harappa.com

[1]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主要教授的课程包括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和古代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巴基斯坦与印度地区的印度河流域文明。

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叙利亚北部的考古发掘，让世人认识了4 800多年前建立的大都市纳巴达。

它复杂、精妙的行政体系与文化可以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那些传说中的城市相媲美。

撰文 约阿希姆·布雷特施奈德（joachim bretschneider）[1] 翻译 张逸夫

贝达尔土丘高台下，古城纳巴达的宫殿遗迹。

自 19世纪末以来，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揭开中东地区的古老面纱，并追溯圣经与那里的渊源。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亚述（Assur）、巴比伦（Babylon）、乌尔（Ur）和乌鲁克（Uruk）的古城邦遗址都散布于此。废墟中的建筑、泥板和手工艺品，生动地展现了这段始于5 000多年前的纷繁历史。学者们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只有南部地区才是权力最早的中心、文明的发源之地。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等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发明了文字、车轮和啤酒，创造了最早的律法，建立了数学和天文学，并改进了陶瓷、金属和石器生产工艺。就连圣经中“伊甸园”、“大洪水”和“巴别塔”的概念，都与这片土地有渊源。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公元前605-前562年）曾摧毁耶利哥之墙（Wall of Jericho），并将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历史进程。

长期以来，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草原地区（现叙利亚境内）一直没得到考古界的重视，直到最近才出现转机。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后，由于前往南部遗址的通道遭到了封锁，考古学才家被迫将注意力转向周边地区。欧洲北美索不达米亚研究中心的马克·勒博（Marc Lebeau）和叙利亚文物与博物馆管理总局的安托万·苏莱曼（Antoine Suleiman）带领一支研究团队，开始发掘贝达尔土丘（Tell Beydar）——一座位于哈布尔河（Khābūr River）畔草原上的台形隆起。团队中还有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卡雷尔·凡·勒伯格（Karel Van Lerberghe）、威尼斯大学的菲利普·塔隆（Philippe Talon）、布鲁塞尔大学的卢西奥·米拉诺（Lucio Milano），以及本文的作者。在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草原上，一座台形土丘，就意味着有一座尘封已久的古城埋藏其下。经过10年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贝达尔土丘并没有令人失望。

在这座28米高的圆形土丘内部，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规模和年代都几乎与特洛伊古城相当的复合建筑群。这座城市古称“纳巴达”（Nabada）。现有证据表明，它在公元前2800 -前2200年的青铜器时代早期最为繁盛，考古发掘的重点也放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目的，是了解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大城”统治着周围的乡村，有时还将势力延伸到部分城市。泥板和印章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复杂的城市行政系统就在这个时期发展而成。

▲4 500年前宫殿的拱形门道。

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男爵（Max Freiherr von Oppenheim）就指出，叙利亚北部现已荒芜的广大地区，古时曾有密集的人口聚居。另外，他还勘探了分布在哈布尔河上游的几座更引人注目的环形土丘。他将这种土丘称作“花环山丘”（Kranzhügel）：每座土丘都由一圈泥砖制成的防御墙围成，这些泥砖现在已被岁月销蚀。冯奥本海姆认为，这些城镇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建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或文化单元，也就是所谓的“花环山丘文化”（Kranzhügel culture）。

纳巴达以西的楚艾拉土丘（Tell Chuera）的发掘，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多年的城市综合体。楚艾拉土丘由晒干的泥砖建造而成——这在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城市中十分常见，但其中的庙宇都沿着一条大道而建，立在一座座巨大的石台上。

是什么人建造了楚艾拉土丘？他们又来自哪里？这些问题都尚未可知，是我们待解的谜团。贝达尔土丘是仅有的另一个被系统发掘、研究过的环形土丘，但奇怪的是，它却表现出了与楚艾拉土丘大不相同的特征。

在贝达尔土丘中，我们鉴定出了3个主要的、有居民居住的阶段。研究人员利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对这3个阶段进行了年代测定，比如对比陶器的设计风格、测量尘土和有机残骸的放射性碳含量、以及将泥板上的名字与其他物品上的的名字联系起来等。虽然学者意见不一，但在我看来，最终测出的年代误差仅在50年到100年之间。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城市

今叙利亚境内哈布尔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草原，是包括纳巴达在内众多古城遗址的所在地。纳巴达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地区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内，包括现伊拉克境内的基什、拉格什、乌玛、乌尔、乌鲁克，和现叙利亚北部的楚艾拉、埃布拉、马里、纳加尔、沃克什、纳巴达和图图尔。纳巴达及其周边城市似乎充当了中继站的角色，为沿着古商道（红线）往来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和巴比伦王国之间，或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商队提供补给。考古学家在纳巴达发现了各种手工艺品，反映出当时纳巴达的文化和贸易中心地位。

花环城市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开始于纳巴达古城建成之时（大约公元前2800年）。城市建设者显然有既定的规划，建造了一个直径达600米的圆形居住区。他们还在城外筑起高高的护坡，并在护坡上建造了一堵5米厚的城墙，以保护城市安全。被尘土掩埋的外墙上有4个缺口，是过去洞穿城墙的四道城门。农民和工匠的房子紧挨着城墙内侧，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布局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城墙附近还发掘出大约20座坟墓。坟墓的底座比地面要高，特征十分明显。

还有些坟墓位于房屋下面。这些墓穴为研究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提供了线索。其中一座坟墓的墓室由泥砖建造，出口密封，有一道竖井直通其中。死者显然是一位身份显要的官员。他以胎儿的姿势蜷着，周围摆满了武器、珠宝和陶器，以使他顺利通往“来生”。另一座坟墓里则有一把青铜斧、装满小麦的陶罐和许多其他陪葬品。士兵的陪葬品是他们的武器，工匠的则是他们的工具。不同的人，陪葬品的丰富程度相差极大，这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层级十分明显。

一些巴比伦晚期的史料把坟墓比作通往阴间的入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诅咒之地。在古代的中东地区，人们认为死亡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人相信自己能够躲开死亡的魔爪，因为每个人自出生时起，神就已赋予了他死亡。当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35岁，男性45岁，儿童的夭折率也非常高，这些也不容人们对死亡的事实存有任何怀疑。死者的亲属会送上食物、饮料等祭品，抚慰死者在那黑暗阴间的灵魂。显然，纳巴达的市民也拥有类似的信仰。

直径为300米的内环城墙保护着居住区的中心地带。这里的人们可能允许来往的商人在两道城墙之间过夜，这样既可以让他们避开公路上的劫匪，又不会对纳巴达城中熟睡的居民构成威胁。发生动乱时，双层结构的城墙也许还能让周边地区的农民在其中避难。城中央的高地上伫立着一座宫殿，宫殿四周的街道呈放射状通往各个城门。街道两边排列着一座座房屋，填满了宫殿到内城墙之间的空隙。房屋和庭院里的废水可以通过排水系统，汇入街道和小巷底下的管道中。

▲象牙做的家具镶嵌装饰，公元前1400年。

▲仪式用花瓶，公元前1400年。

在城东，有一座长达27米、墙高3米的宏伟建筑。宽阔的拱形门道把建筑内的4个房间连通起来，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建筑结构。墙壁上的凹槽表明，这些房间曾安装过木地板，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以储存谷物或羊毛。地板下通风良好，才使得上面的物品保持干燥。如此大规模的库房表明，当时的纳巴达已是相当复杂的经济体。

相对于其规模而言，贝达尔土丘内的房屋数量则少得惊人。一座高达20米的宫殿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像堡垒一样矗立在中央的高地上（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发掘面底下，至少还有20米厚的文化层和另外几座宫殿的残骸，都是青铜器时代早期的遗迹）。皇室宫殿群覆盖了大约60米长、50米宽的范围，仅第一层就有大约50个房间。大多数泥砖墙都保存完好，高达4米，且具有完整的拱形门道。很多房间里的墙面上还都有精美的白色石灰涂层。

从开阔的中央庭院可以轻松地去往宫殿中很多房间。主要房间里都装饰着横饰带，上面有土雕出的玫瑰形饰物。沿着楼梯上去，可以到达国王接见臣民的正殿，用来举行仪式的房间则在更高一层。考古学家通过祭坛和其他特征辨认出了以上房间，这些房间都各具副室，里面有深达20米的陶土竖井。小一点的房间很可能用于仪式前的洗礼或清洁，竖井则起到排水作用。

从大庭院可以到达一个东南朝向的小花园，里面有台阶通往更高处，上面很可能是统治者的住处。宫殿周边都是库房，里面现在还摆着曾经装满物品的大陶罐。宫殿南部有精致的壁龛和祭坛。统治者遵从古老的叙利亚习俗，埋葬在此处的地下（我们在2000年发现了未经打扰的墓穴）。一座具有三间墓室的坟墓埋藏在地板下3米多深的地方。其中的死者身高超过1. 8米，陪葬品有他所有的武器和大量装在陶制容器里的祭品。墓室中，一圈石头中央放着一把匕首，另一圈石头围起了一些动物骨骼，还有一个粘土人像，这些均代表了某种未知殡葬仪式的早期记录。

1999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有趣的台阶，这说明，有可能存在一条从外墙南门一直通向宫殿的巨大阶梯。这些阶梯形成了一条坡道，有点像阶梯形金字塔，并且有庙宇坐落在坡道两边。阶梯、坡道、庙宇，可能从整体构成了一个壮观的入口，用来迎接显要人物和随行的队列。

▲沙暴、高温和尘土，是考古工作者在宫殿遗址上发掘时面对的几种主要困难。

纳巴达的记录

1993到1994年间，考古学家有了惊人的发现：一批泥板详尽记录了宫殿内的日常活动。从那时起到2005年，我们一共发现了216块用楔形文字刻写的泥板，该文字常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大多数泥板都是房子里地板的一部分，显然它们已经被丢弃并被当做建筑材料重新利用。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堆从城墙里扔出来的垃圾，其中就有很多泥板。这些文字记录能追溯到公元前2350年，如此高龄让这些文字成为解读当时文化的关键所在。

这些泥板有一点很奇怪：刻上的文字是苏美尔文字（Sumerian），可表达的语言却是闪族语（Semitic）。文献学家推测，闪族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大规模迁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当地苏美尔人混合，并最终主导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由于苏美尔文字是当时唯一的书写系统，他们便采用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贝达尔土丘的泥板是哈布尔河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古闪族语资料。

闪族人的都城马里（Mari）和埃布拉（Ebla）都曾出土了记录这一时期的档案。马里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处在南北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充当了连接两个文化的纽带。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这座城市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它的北方地区。埃布拉位于叙利亚西部，由一支意大利考古队在1968年发现，领队是罗马大学的保罗·马提亚（Paolo Matthiae）。考古学家在此找到了刻有很多楔形文字的泥板，上面描述了纳加尔（Nagar）和马里之间的贸易关系。据记载，纳加尔位于南美索不达米亚群山之间的一条国际贸易线路上，山中盛产矿石，其主要中心城市是基什（Kish）。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瓦尔特·萨拉伯格（Walther Sallaberger）破译了部分泥板上的文字，内容提及纳巴达管辖下的一些周边小村庄。一组文本讲述了纳巴达管理旅行者的方式，精确记录了发给人和动物的食物配给量。有一次，11支商队带来了44头中亚野驴（现在生活在伊朗北部的野驴的一个亚种），一共停留了4天，消耗了城内大量的谷物。

纳巴达城墙内的生活

纳巴达建于公元前2800年左右，为一个直径达600米的圆形聚集区。早期的居民在城周围隆起的护坡上，修了一堵5米厚的城墙来保卫城镇。在遗址开始发掘之前，城市外墙的残骸和中央高地就已在叙利亚沙漠中清晰可见。从护坡上发掘出大约20个坟墓，其中一座坟墓里有一道竖井直通墓室，墓室用泥砖建成并密封。死者明显是一位身份显要的官员，他以胎儿的姿势蜷着，周围摆满了武器、珠宝和陶器，以使他顺利通往来生。直径300米的内墙保护着聚集区的中心——坐落在20米高土丘上的纳巴达宫殿。皇室宫殿群覆盖了大约60米长、50米宽的范围，仅第一层就有大约50个房间。从开阔的中央庭院可以轻松地去往宫殿中很多房间。

▲发掘之前的贝达尔土丘，摄于1927年。

▲城墙附近的墓室。

▲纳巴达城堡高地上见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惊人美景。

另一篇文字提及了纳加尔城的君王，他在公元前2 350年左右统治着纳巴达。在举行重大会议或祭祀活动时，他会在纳巴达“省内”进行巡视。还有一块泥板上列举了为一名叫作帕巴（Paba）的女性所准备的佳肴，她很有可能是马里的王后，也就是伊布卢里尔国王（King Iblul-il）的妻子。她的到访说明，纳巴达还具有广泛的政治关系。

印章上的图案同样揭示了古城中的一部分日常活动。宫殿中的高级官员拥有精雕细琢的圆形柱石，用于擀平粘土块，以封印门、容器和文件。我们在贝达尔土丘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印章，通常出现在陶罐上，储藏室的门上，还有正殿和庙宇的入口上。这些房间的门可能只在特殊场合才会打开。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格丽塔·扬斯（Greta Jans）在我们的团队中负责印章雕刻材料方面的研究。据她所说，很多印章都是微型的杰出作品，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庆典活动、商路上的队伍、战争景象和外交活动。

历史学家现在已经知道，在公元前3000 -前2500年这段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中心。因此，才产生了现在伊拉克境内的基什、拉格什（Lagash）、乌玛（Umma）、乌尔、乌鲁克，和现在叙利亚北部的楚艾拉、埃布拉、马里、纳加尔、沃克什（Urkesh）、纳巴达和图图尔（Tuttul）等城市（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和黎巴嫩海岸上的比布鲁斯最早也产生于这个时期）。每个城市都有防御工事、宫殿、储存区和寺庙建筑群等。

相对而言，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了解较多。兴旺繁荣的农业生产允许人们集体喂养一些牲畜，食物的富余为手工艺和管理技能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铜等原材料的繁荣贸易又刺激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战争。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就是文字了。

纳巴达的文字

在印章印出的图像上能看到纳巴达的生活场景。印章要在某个物件上印出图像，人们首先得精心雕刻一枚柱石，接着在柱石上裹满湿润的粘土，然后用在柱石，在罐口、文件，甚至房门上滚动。滚动后，粘土会留在物件上，当粘土干燥，就会在物件上留下印记。很多这类印章描绘了庆典活动、商路上的队伍、战争景象和外交活动等。上图的这枚印章展示了马车在宗教仪式和战争中的作用。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城市是否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尚不甚明了。北方的大城市很可能和南方一样，也控制了大片区域以及贸易要道。纳巴达及其周边城市似乎充当了中继站的角色，为沿着古商道往来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和巴比伦王国之间，或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商队提供补给。同南方一样，显赫的家族和长老会统治城邦，并向当地的神明献祭。随着定居点的增多，人们也会为了争夺用水权、农业用地、牧场和商道的控制权而引发武装冲突。

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历史学家想知道，是谁建立了纳巴达及其他北部城市，他们从何而来，说何种语言，他们的社会又遵从怎样的政治和道德准则呢？此外，纳巴达看起来与另一座环状台形遗址——楚艾拉土丘相差甚远（楚艾拉土丘比目前贝达尔土丘发掘出的建筑层都要古老，因此无法直接进行比较）。楚艾拉遗址有宏伟的石质建筑，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15年来的发掘活动都尚未在那里发现任何文字证据。比起楚艾拉，纳巴达可能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城邦的交往更为密切，而南部城邦又与土耳其文明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在长达500多年的繁荣后，纳巴达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被废弃，原因尚未知晓。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其他的已知城邦也都于这一时期衰落。阿卡德帝国（Akkad）的国王们曾征服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也许是他们像对待埃布拉那样，烧毁了纳巴达。但是，我们在纳巴达只能找到少许火灾或其他破坏的痕迹。

某些建筑上的变化或许为解开这个谜题提供了一条线索。就在纳巴达居民弃城而去的不久之前，他们为宫殿新添了一个圣坛，而且重新装修了几个仪式用的房间。这样的宗教活动会不会是由诸如干旱一类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宫殿的墙壁上有很多深深的缝隙和裂纹，是否代表了一段地震活动频繁的时期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哈特穆特·库纳（Hartmut Kühne）提出，有可能是人口急剧增加导致该地区自然资源过度开采，使得人们最后不得不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也有可能仅仅只是商路上经过的商队减少，导致北部城市经济衰落而已。

贝达尔土丘在此后又短暂地恢复了使用。然而，在公元前2250年左右，它又遭到了劫掠、衰落和侵蚀。在之后的一千年里，起源于东安纳托利亚山区的胡里安人（Hurrian）来到了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都城，比如沃克什，后由乔吉奥·布切拉蒂（Giorgio Bccellati）和玛里琳·布切拉蒂（Marilyn Buccellti）在莫赞土丘（tell Mozan）发掘而出。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一个名为米坦尼王国的胡里安人政权在哈布尔河地区发展成为帝国。米坦尼王国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达到巅峰，领土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朗西南部的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在纳巴达这个青铜器时代的大都市陨落了1 000年之后，胡里安人又在它的废墟中安顿下来。

在西侧防御城墙外侧，包围着纳巴达旧王宫的下属城镇中，初步的发掘工作已经确认了一些米坦尼时期遗迹的所在位置。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件有公羊头形装饰的仪式用花瓶，还有一组刻有狮子和公牛的象牙浮雕，可能是用于镶嵌家具的。但是，胡里安人并没有建造宫殿，而且此时整个贝达尔土丘远没有在其全盛时期作为纳巴达时的重要性了。

随后，米坦尼帝国也迎来了自身的灭亡。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征服了哈布尔河地区。从他们的都城亚述到巴比伦的西北，这些好战的人在公元前1100年之后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甚至一度推进到埃及。提及亚述人，他们的敌人无不胆寒。据说他们会把对手的所有人口全部驱逐出境，且不分年龄和性别地展开屠杀。

亚述人入侵者在胡里安人居住过的贝达尔土丘下属的城镇定居下来，但时间非常短暂。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Medes，来自当时的波斯）联合兵力攻击了他们。在尼尼微——亚述帝国最后也是最为繁盛的都城——于公元前612年化为灰烬的时候，先知那鸿在《旧约》里写道：“凡听到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

随着亚述帝国的灭亡，贝达尔土丘再一次归于尘土，恢复宁静。

一种新的语言

在纳巴达发现的文字很独特：文字是苏美尔语，但表达的语言却是闪族语。贝达尔土丘的泥板（如右图）代表了哈布尔河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的旧闪族语资料。语言专家已经破译了符号所代表的含义，下面右图给出了一个词汇参照样本。

扩展阅读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Marc Van De Mieroop. Blackwell, 2003.

Tell Beydar, the 1995–1999 Seasons of Excavations. Edited by M. Lebeau and A. Suleiman.Brepols, 2003.

La Mort en Mésopotamie. A. Berlejung and J. Bretschneider in Pour la Science, No. 315,pages 48–54; January 2004.

Third Millennium Cuneiform Texts from Tell Beydar (Seasons 1996–2002). L. Milano, W.Sallaberger, P. Talon and K. Van Lerberghe in Subartu XII. Brepols, 2004.

[1] 约阿希姆·布雷特施奈德在德国明斯特大学从事考古学和东方学研究，也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和新鲁汶大学的副教授。布雷特施奈德带领德国明斯特大学的考古团队，从1992年到2000年在贝达尔土丘参与欧洲和叙利亚的合作发掘工作，也曾在叙利亚海岸上对特维尼遗址（Tweini，古代为吉巴拉，Gibala）进行发掘。

马什干沙皮尔：

兴于战争，衰于战争

马什干沙皮尔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那个时期十分短暂。传统上，我们认为早期城市社会的权力分配是集权式的，但马什干沙皮尔遗址却挑战了这一看法。

撰文 伊丽莎白·C·斯通（Elizabeth C. Stone） 保罗·齐曼斯基（Paul Zimansky） 翻译 阳曦

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什干沙皮尔到达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以拉尔萨为中心，马什干沙皮尔则是王国的第二首都。在这座城市里，进行着政治、商业、制造业和宗教仪式等各方面的活动，本文作者认为，马什干沙皮尔的权力结构更可能是协商式的，而不是集权式。

伊 拉克南部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那些古老城市的遗址，近200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考察这些遗址，殚精竭虑地研究遗址内的人工制品。这些城市的建筑时间前后绵延约5 500年，每座遗址的残垣断壁和相关的人工制品，分布范围方圆可达1英里（约1.6千米），有些废墟的高度超过100英尺（约30.5米）。巴比伦（Babylon）、乌尔（Ur）、乌鲁克（Uruk）、尼普尔（Nippur）和启什（Kish）等地的遗址，提供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物质文化的大量证据。这些城市的居民使用的书写媒介是不易损毁的陶板，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详细书面证据。

尽管如此，对于这些古老城市的整体结构和社会构成，我们仍知之甚少，这背后有各种原因。矛盾的是，有时候证据太多反而会让我们无从下手。遗迹的规模太过庞大，哪怕是资金最充裕的野外考察团队，也只能在每座遗址内挖掘一些小的碎片。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辛苦探索出来了城市的大体建筑分布，却无法确定这座城市在某个特定时期中的面貌。古代的人们有时候会修改、拆除原来的建筑，有时候会在旧建筑的基础上修筑新的房子。你也许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数千年后的考古学家试图了解伦敦，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们眼前的遗址里既有现代的摩天大楼，也有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和诺曼式的城堡，甚至还有罗马式的要塞。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要想还原它在某个特定时期的面貌，几乎是不可能的。

长期以来，城市社会学家一直认为，当代城市的整体规划，可以反映当地的社会结构模式。我们对一些非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古代城市。如果某座城市权力高度集中，那么在这样的城市里，行政、宗教、制造业和贸易中心会聚集在一起，周围分布着精英阶层的居住区。反过来说，如果某个地方的权力由一些不同的群体共同分享，社会各阶层都有决策权，那么它的城市规划里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中心聚集区。在这些分散型的城市里，富人和穷人的房子在各个居住区里都有分布，反映出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密切关系。

那么，人类的早期城市到底是中心型还是分散型的呢？考古学家一直倾向于前者，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理由，再加上我们最近在一座名为马什干沙皮尔（Mashkan-shapir）的遗址内的一些发现，这一传统看法就需要修正了。对美索不达米亚遗址的早期发掘主要集中在宫殿、庙宇等代表财富与权力的建筑上，于是研究人员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修建这些建筑的社会，其结构也是中心型的。但是，我们过于关注这些重要建筑的物质遗址，以至于忽略了一个事实：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本记录里，并未明确区分各个社会阶层。与此相反，他们却记录了召开全体会议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学界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偏见。历史学家认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现代社会里根本找不到类似古代城市的存在。但是，有一部分学者可能过于“先入为主”了，他们以一些经过充分研究的（中心型）城市遗址为基础，脑子里形成了一套“前工业化城市”（preindustrial city）的固化模式,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古代的城市结构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成固化印象以后，他们就几乎不再去考虑古希腊以前的城市面貌，有时候甚至只考虑中世纪的欧洲。

结果，研究人员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结构与后来那些欧洲城市类似——有着稳定的农业基础、每块土地都有固定的价值。但实际上，游牧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经济体系中十分重要，所以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哪怕是那些开垦出来的耕地也并不稳定：每年的洪水泛滥、水分的大量蒸发和耕地的快速盐碱化，使得土地的状况总在不断变化——肥沃的农田和果园也许很快就会变成荒地与沼泽，或者反之。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权力很难长期集中在某个特定地区。在西非、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殖民时代的美洲大陆，都有许多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文明，这些文明留下的详细书面记录表明，它们的组织结构十分多样；从中我们还能发现，稳定的农业用地与社会、政治的中心化程度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就一定是中心型的。

▲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上图）。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底格里斯河，马什干沙皮尔（下图）开始崛起；它控制着来自北方上游地区许多货物的贸易。

沉睡的遗址

当我们决定，寻找一个只在某一段时期有人居住的城市，从而探索城市的组织结构时，我们发现了马什干沙皮尔。

城市的寿命短暂，它的遗址才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真实的城市面貌；通过对遗址结构的分析，我们就能弄清楚，这座城市是处于祭司和国王的威权之下，还是由社会各阶层协商管理。当时，我们要寻找的是这样一座城市：它达到了城市规模，但在其他方面与学界曾经调查过的那些著名的古代城市非常不同——这个地方在短时期内有人居住，但被遗弃以后，相对来说受到的干扰不大。

逐一查阅了其他考古学家搜集的伊拉克所有古代遗址资料后，我们选择了罗伯特·麦克·亚当斯（Robert McC. Adams）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一处遗址。亚当斯给这个遗址编了号，但没有命名。

1987年1月，我们首次拜访了这处遗址，当时的环境并不理想。那时候正值两伊战争期间，在我们到达遗址那天，伊朗发起了对伊拉克的“最后进攻”（final offensive）。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遗址内到处都是人类居住时留下的痕迹。遗址直径超过0.5英里（约0.8千米），断壁残垣、陶器、坟墓甚至古运河都清晰可见。大部分残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残骸的数量和质量清晰地表明，近期到过这里的只有贝都因人（bedouin，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和他们的驼队，而且他们基本上没动过这里的东西。

直到两年后，我们重新来到这里，这片遗址依然没有名字。1989年的那次考察刚开始不久，我们在城门遗址附近偶然发现了一大块烧制陶片，上面有楔形文字。我们立即清理了150块类似的碎片，并将它们拼了起来，发现上面刻的是纪念城墙落成的铭文，有多份相同的副本。检查到第三块陶片时，我们发现上面的4个符号里有3个清晰可辨——“马什干沙皮尔”（Mashkan-shapir）——这个名字属于一座城市，它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那段历史非常短暂。

马什干沙皮尔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时候，它还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边缘地带的一座牧羊小村，那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如果不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些政治纷争，马什干沙皮尔也许一直都是个默默无名的小地方。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以乌尔为中心、曾经控制着整个冲积平原的帝国分崩离析。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几个城市为争夺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其中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城市是伊辛（Isin）和拉尔萨（Larsa）。拉尔萨的势力可能更强，但伊辛在幼发拉底河畔的位置远在拉尔萨的上游，所以它能够阻止来自西北方的重要商品（例如木材、金属和石材）流向下游的竞争对手。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拉尔萨转而控制河谷东部地区，保障自己与底格里斯河的商路通畅。所以，作为拉尔萨在北方的前哨，马什干沙皮尔迅速膨胀为一座城市，最终成为王国的第二首都。

伊辛被击败后，马什干沙皮尔的地位并未动摇，因为在公元前18世纪早期，汉谟拉比（Hammurabi）统治下的巴比伦同样要争夺对商路的控制权。不过，汉谟拉比节节胜利，很快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马什干沙皮尔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公元前1720年左右，马什干沙皮尔被遗弃了，曾经给城市带来繁荣的河道也因年久失修而破损，这座城市消失在了沙漠中。

在马什干沙皮尔短暂的繁华期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量历史证据为我们勾勒出了下面这样一幅画面。作为仅次于拉尔萨的第二首都，马什干沙皮尔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大量外交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它还是通往底格里斯河的商路门户。最后，马什干沙皮尔还有一座供奉冥神涅伽尔（Nergal）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强大神灵的神庙。因为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型城市的主要职能也是行政管理、宗教和贸易，所以马什干沙皮尔的城市结构对其他类似城市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宝贵的实地考察

对马什干沙皮尔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十分珍贵，因为一方面需要时间来募集资金，另一方面该地区时局不稳，纷争不断。1987年和1989年，我们分别进行了两次为期3周的初步考察。1990年1月到5月，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美国东方研究学院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得以对当地展开连续考察。我们全面探查了马什干沙皮尔遗址的地表情况，并借由空中勘测，绘制了遗址内主要建筑的地图，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以确定地表遗迹与地下残骸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利用卫星图像来了解当地的地理情况。

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考察并返回美国后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外国人无法再进入该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我们曾经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依靠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马什干沙皮尔遗址进行发掘。因为要了解这座古代城市如何运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现在我们得知，从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多处极具考古价值的遗址都遭到洗劫，这种破坏行为自2003年以来更加猖獗，马什干沙皮尔也深受其害。2004年1月，麻省艺术学院（Massachusetts College of Art，现改名为麻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约翰·M·拉塞尔（John M. Russell）乘坐直升机拍摄了一张马什干沙皮尔遗址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遗址的核心区域大部分已经遭到彻底破坏。

绘制马什干沙皮尔的地图并不容易。这座城市留下的残骸几乎称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遗迹。现场风蚀严重，哪怕是年代最近的建筑也已被夷为平地，较沉重的人工制品直接暴露在地表。整片遗址内只有少数遗迹的高度超过2米。

所以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较大型的建筑结构，例如城墙上的通道。实际上，只有从空中观察，才能看到马什干沙皮尔城墙的大体轮廓，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彻底消失。所以空中勘测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利用现场的强劲风力，我们用风筝把相机送上了天。风筝的高度会随风速变化，所以拍下来的照片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对众多区域反复拍摄了大量照片，希望借此弥补相机高度不一带来的偏差。城市规划人员和地理学家有一种专门的辅助软件，可用于分析卫星图片并绘制地图。多亏了这款软件，否则我们航拍的1 600张照片根本没法用于制作地图。我们将勘测场地划分为边长50米的网格，在每个格子的角落放置了可在照片中显示出来的十字标记，以标明方向并补偿相机晃动造成的失真。这样拍摄下来的照片通过数字化处理校正，再以统一的比例尺重新拼接起来，就得到了足以确认遗址地表每块砖头确切位置的细节图片。

我们还按照同样边长50米的网格，在地面上徒步考察，以辅助空中勘测。考察组的一位成员按照预先设计的模式，走过每一个格子，确保无一遗漏，并在关键地貌和人工制品处插上标志性的小旗子。我们在地图上按照密集度的不同，标出了散落的砖头碎片、陶器残片、铜矿渣或陶渣、窑的残骸和柏油。之所以没有标出单独的每一件物品，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大了。根据对部分地区的取样研究，我们估计，遗址地表超过指甲盖大小的陶器残片至少有3 000万片。 考察期间，我们还在地图上绘出了坟墓、烧结砖和泥土砖砌成的平台、运河河岸和城墙的痕迹，并发现了1 200件以上的人工制品，包括工具、武器、首饰、雕塑残片、饰板、小雕像、小模型和完整的罐子。丰富多样的人工制品，彰显了这座短命城市的复杂性。

为了了解马什干沙皮尔周边地区的地理情况，我们参考了法国一颗SPOT遥感卫星于1988年5月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底格里斯河的古河床位于马什干沙皮尔遗址附近，这解释了为什么这座城市离最近的现代水道有20英里（约32千米）以上的距离。照片上还能看出，一系列发源于底格里斯河的运河，曾在这座城市中纵横交错。

多姿多彩的城市

城区地图

马什干沙皮尔城区面积约为1平方千米，被运河分成5个区域。宗教活动和行政活动区域的遗迹位于城市边缘。私人房屋和石匠、铜匠、陶匠的作坊遍布城市其他区域；铜匠的店铺沿着中区的主街道分布。各行业与生活区的分布相对均衡，说明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杂居在一起的。

运河之城

根据以上发现，我们了解了马什干沙皮尔的很多情况。和那个年代的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一样，马什干沙皮尔的外围有一圈泥土砖砌成的城墙，墙上开有几座城门。我们已确认的城门有三座，其中两座用于陆路交通，位于主运河附近；这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和现在一样，道路都沿着重要的水道修建。第三座城门的门楼分别位于一条运河的两侧，可能曾用于调节水流或水路交通。

让人惊讶的是，这座城市的某些城墙地段远离人口密集区。居住区与城墙之间有一片空地，里面只有6座独立的建筑，看起来似乎是仓库。根据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记载，商品交易在城门附近进行，所以这片地区可能是某种市场。运河附近还有另一片明显的空白区域，则可能是一座花园。我们早就知道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有类似的花园，因为学界以前曾发现过一块石板，其历史比马什干沙皮尔遗迹晚几个世纪，那块石板上面绘制了尼普尔的地图，显示尼普尔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有一座巨大的花园。

马什干沙皮尔的市区被运河分为5个区域。城市中央是一个四边形区域，它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外各有一个较大的区域。最大的区域位于东北方，被运河分割成了小块。运河的两个交汇处有宽阔的港湾，这里必然曾是贸易中心。

城市里的很多建筑都沿着水道修建，运河也因此融入了整座城市的“肌理”。据我们所知，马什干沙皮尔并非唯一一座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城市，不过其他地方的运河已被沉积物淤塞，不容易看出走向。其他城市遗址里的街道，也常常被碎屑遮盖，而在马什干沙皮尔，街道也勉强还能看清。在马什干沙皮尔，有的街道沿着运河修建，有的分布在各区内部。在一条街道跨越运河的地方，我们还能看到烧结砖砌成的桥梁（也可能是两座码头）留下的遗迹。在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遗址中，我们还发现城市里除了主要的街道以外，还有一系列通往独立房屋的小巷，作为城市交通网络的补充。

航拍照片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界标。西区里有一堵墙围起了一块地方，还有一堵墙屹立在中区南部。这两堵墙都类似乌尔的内墙，在乌尔，这样的内墙里围着的是主神庙周围的圣地。 由街道、运河和内墙组成的马什干沙皮尔城，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我们从废墟中发现了各种活动发生的地方。

马什干沙皮尔的涅伽尔神庙，应该是这座城市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它矗立在一座平台或是庙塔上，从几英里外都能看到，这座神庙代表着权力，就像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平台的遗迹由烧结砖和泥土砖砌成，台上的神庙应该是南区（这片宗教区被一条运河分隔了出来）最重要的建筑物。这个地方曾有一些与实物等大的陶瓦塑像，题材包括人类、狮子、狗和马，考古学家发现了70块这样的塑像碎片，证明了这些平台的宗教意义。虽然在马什干沙皮尔兴起的那个年代，小型神庙的入口处也常常有狮子塑像作为装饰，不过考古学家只在伊辛之类的大城市里发现过人类和动物塑像，这样的塑像比狮子的更为复杂。

在这条运河对面的中区里，有另一块相对次要的宗教区域，那里也有一座平台——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在宗教区外发现的平台。这一区域里有大量墓葬遗迹，还有密集的陪葬品，例如首饰和武器。这里也有一堵墙将该区域与其他地方分隔开。在其他美索不达米亚遗址里，坟墓主要出现在生活区，马什干沙皮尔也有很多坟墓位于生活区，所以这片独立的墓地也许意味着当地社会中的某些人（可能是与宗教中心或行政中心有关的人）拥有独立的墓葬区，很可能还有附设的庙宇。

这座城市的西边还有一片高墙环绕的区域，我们认为这里是城市的行政中心。该区域内有一系列非常有规则的建筑结构，明显不同于杂乱无章的私人房屋。同时期的马里城（Mari）内有一片宫殿，马什干沙皮尔的这些建筑显然无法构成宫殿，但它的行政功能可能类似前者。就像其他城市里的宫殿一样，马什干沙皮尔的这片独立区域也位于城市的边缘。此外，1990年考察期间，我们曾从该区域的建筑中发掘出大量未经烧制的陶土密封物，上面有刻石封印留下的印记；这些陶片系在栓门的绳子上或是嵌在储存罐的封口处，非常类似信件上的蜡封。民居里不会有这样的物品。这片区域内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里密集分布着饰有马什干沙皮尔主神涅伽尔和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的战车模型。我们很难弄清这些小型双轮车辆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在一个官方行政区域里发现了这么多相同的模型，它们不可能是玩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模型可能在某些法律事务（例如宣誓）中用来代表相应的神祇。

人人平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特殊区域，马什干沙皮尔的其他区域则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城市内的其他区域的人工制品都可看作是生活用品——小雕像、小型工具和武器、普通的首饰（例如贝壳环），以及房屋和墓葬的遗迹。

城市内的大片空间，由主干道和运河，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居住区，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座城市就不是靠财富或社会地位来划分居住区域的。石碗和金属物品（用外来材料制成，凝聚了大量的劳动力）的分布相当均衡。如果某个区域的金属制品出现得更加频繁，那么就可以假设该区域是精英阶层的居住区。但马什干沙皮尔没有这样的情况。圆筒印章（古代的办公印章，它本身也价值不菲）的分布也没什么特别的规律。

我们还发现，制造业也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烟囱工业”似乎比较集中，例如制陶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东南方的下风方向，但手工匠的作坊在居住区中的分布则很随意。不过，城里还有其他制造业区域。比如说，铜匠——铜矿渣标明了他们的作坊所在地——的店铺集中在中区的主街道附近，不过我们在位于东南方的区域，发现了大量装饰性的石头和与之相关的研磨机。陶器生产集中在两个地方，陶渣和窑的废墟“暴露”了它们的所在之处，分别位于城市的北部和东部，这两片制造业区域都聚集在流经本区的小运河附近。简而言之，制造业的分布和房屋、人工制品的分布一样，没有中心化的特征。

文明之源？

我们对马什干沙皮尔的考察结果显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社会结构）并不是高度中心化的。虽然我们清晰辨认出了宗教中心与行政中心，但它们只是遗址南部的两片独立区域。事实上，这两个中心彼此孤立，然后又被主运河与城市其他区域隔离开来。此外，这两处可能的权力中心远离商业区，也就是港口和已确认的城门。看起来，货物的生产必然掌握在遍布居住区的工匠手里，这些居住区里既有平民也有精英阶层。

马什干沙皮尔的整体组织结构表明，文字资料并未误导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里的居民的确广泛参与了本地的管理。这一结论可能反映出早期的社会结构：如果在古巴比伦时期，也就是马什干沙皮尔的全盛期，公民生活在相对非中心化的体系里，那么当地政权似乎不太可能稳固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要在征服与威权的进程中寻找文明的起源，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本文作者 伊丽莎白·C·斯通和保罗·齐曼斯基合作，从事中东地区古城市的研究已有30多年。1979年，斯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她在美国纽约石溪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齐曼斯基于198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

扩展阅读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Michael Roaf. Facts on File, 1990.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J. Nicholas Postgate.Routledge, 1992.

“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最新研究显示，最早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并非直立人，而是一群比直立人更古老的人类。

撰文 凯特·王（Kate Wong） 翻译 邢松

在弗洛勒斯岛上发现的这具人类骨骼非常奇怪，由它引发的一系列争论，让人们怀疑直立人可能并非首批迁移出非洲的古人类。

2004 年，一支由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发掘一个名为梁布亚（Liang Bua）的洞穴时，发现了一具不太完整但非常特殊的成年女性人类骨架：身高仅约一米，脑容量为现代人的三分之一。科学家把这具骨架命名为LB1，但它很快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霍比特人”（hobbit），得名于英国作家托尔金（Tolkien）的著作《指环王》中的虚构种族。这个研究团队认为，LB1和他们找到的其他散碎遗骸，来自于一个未知人类种属——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可能是从非洲迁徙出来的直立人的后裔。他们推测，由于岛上资源有限，弗洛勒斯人在进化过程中变得矮小。据文献记载，这种现象也曾见于其他哺乳动物，但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生过。

这一发现震惊了古人类学界——不仅因为弗洛勒斯人是“岛屿法则”（island rule，在岛屿环境中，如果没有天敌，小动物的体型就会增大；相反，如果食物缺乏，大型动物就会变小）的首个人类实例，似乎还与“人类大脑容量会随着进化而逐渐变大”的观点相悖。在发现LB1的同一地层中，科学家还找到了很多猎杀动物的石器和烤炙肉食留下的灰烬残余。对于这种脑容量仅与黑猩猩相当的生物来说，猎杀动物、烹饪已经是相当高级的行为。更让人惊讶的是，LB1生活在距今18 000年前，也就是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等人类近亲消失的好几千年后。

有人怀疑，LB1不过是一个因患病而发育不良的现代人。自科学家宣布发现LB1以来，怀疑者就不断提出各种可能的疾病——从呆小病（cretinism）到Laron综合征（一种遗传疾病，患者对生长激素不敏感），来解释这位远古女性的奇怪体征。但这些论断并不能让“霍比特人”的支持者信服，相反，他们找到的证据有力地反驳了怀疑者。

奇怪的骨骼化石

尽管如此，一些新的分析结果还是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最初对“霍比特人”某些重要特征的解释是否合理。最近的发现也迫使古人类学家重新审视，把古人类首次走出非洲作为人类进化史上的转折点是否正确（本文的“人类”是指，与黑猩猩进化分离后人类世系包含的所有种属）。

最新研究表明，LB1的很多身体特征都极为原始——这或许是最让人吃惊的发现 （至今，科学家已在梁布亚洞穴中发现了14个古人类的骨骼标本，但LB1的骨骼标本是最完整的）。从发现LB1之初，科学家就把她拿来与330万年前的露西对比（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因为两者的身高和脑容量很相似。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体型，LB1与露西等直立人之前的人类祖先还有不少共同特征，有些特征甚至与猿类相似。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威廉·扬戈斯（William Jungers）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他们在分析LB1的脚部特征时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LB1的脚部呈现出少量现代人的特征，比如她的大脚趾与其他脚趾并排在一起，而不像猿类和南方古猿那样分得很开。但总体而言，LB1的脚很原始：长约20厘米，相当于股骨长度的70%。在人类中，这样的比例可谓闻所未闻——一般说来，现代人脚长仅为股骨长度的55%。在这个特征上与LB1相似的物种，除了托尔金在《指环王》中虚构的大脚“霍比特人”，就只有矮黑猩猩了。此外，LB1的大脚趾较短，其他脚趾较长且轻微弯曲，没有足弓，这些都是很原始的特征。

扬戈斯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在此前的人类化石中，科学家从未发现这样的脚部特征。”这使得“霍比特人”奔跑不便。盆骨、腿和脚部特征都显示，“霍比特人”已能直立行走，但由于他们腿短而脚长，行走时要想避免脚趾拖地，就必须把腿高高抬起。或许，为了不被弗洛勒斯岛上的科莫多巨蜥抓去当晚餐，“霍比特人”可以短距离冲刺，但绝对不擅于长跑。

如果“霍比特人”只有脚具有原始特性，科学家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他们是直立人的矮小后裔，脚上的原始特性不过是身体矮化过程中发生的进化倒退现象。但事实是，在LB1的整副骨架上，原始特征随处可见：她手腕上的小多角骨（trapezoid）呈锥形，与猿猴类似，而在现代人中，这块骨头呈靴子状；她的锁骨短而弯曲，现代人的却更长更直；她的盆骨形状与南方古猿相似，像一个盆，而直立人及以后人属成员的盆骨都呈漏斗状从脖子以下的部位来看，LB1更像露西及其他南方古猿，而不是人类，但从她的头骨来看，似乎又不是这么回事。经测量，LB1的大脑容量仅有417立方厘米，与黑猩猩和南方古猿相当，但窄窄的鼻梁、突出的眉弓却明确告诉人们，LB1是人属的一员。

智人向“霍比特人”学习？

分析“霍比特人”在9.5万年前～1.7万年前使用过的工具时，科学家发现，这些矮小古人类仍在使用非洲奥杜威文化时期（约200万年前）的工具制造技术。他们还发现，在1.1万年前，居住在梁布亚的智人竟沿用了这种古老的制造技术，这一发现催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设：智人与“霍比特人”可能有过交流，并学会了他们的工具制造技术。

揭秘“霍比特人”

兼具“现代头骨”和“原始躯干”的人类化石并非只有LB1。人属最早的成员——能人（H. habilis）就具有这种“新旧结合”的特征。因此，随着对“霍比特人”颅下骨骼的细节特征分析日渐深入，科学家越来越觉得这一矮小人种可能是一种原始人类，而不是直立人的后代，因为他们认为直立人体型已接近现代人。

上述观点得到了最新分析结果的支持。为了弄清楚“霍比特人”与其他人属成员的关系，当时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德比·阿格（Debbie Argue）及其同事采用遗传分类法（通过观察生物共有的、新出现的一些特征，厘清生物体之间的关系），比较了LB1和其他人属成员及猿类之间的解剖学特征。

在一篇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文章中，阿格和同事根据分析结果，指出了“霍比特人”在人类进化树上可能存在的两个位置：一个位于230万年前的“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1972年发现于肯尼亚鲁道夫湖）之后，但在约200万年前出现的能人之前；另一个位置在能人之后，但在直立人（出现于约180万年前）进化出现之前。更重要的是，阿格并没有找到弗洛勒斯人与直立人存在紧密联系的证据，因此这让“‘霍比特人’是直立人在岛屿上的矮小后裔”的观点受到了强烈冲击（这项研究还排除了“霍比特人”属于现代人类的可能）。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是比直立人更原始的早期人类，那就很好解释LB1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小，因为相对于直立人的平均水平，人属早期成员的大脑灰质要少很多。然而，在脑容量这个问题上，阿格的分析并没能给出完美的解释。在所有人属成员中，能人的估测脑量最小，只有509立方厘米，而LB1的脑量比这个“最低值”还要小20%左右。

岛屿矮化效应可能是“霍比特人”脑量大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吗？发掘出LB1的科学家首次把这位古老女性的微小脑量归因于岛屿效应时，很多批评家反驳说，根据人属成员体型与脑量的比例关系，LB1的脑量实在太小了。一般说来，如果哺乳动物患了矮化病，脑量只会稍有缩小。但2009年5月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岛屿上的矮化哺乳动物可能是个特例。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埃莉诺·韦斯顿（Eleanor Weston）和阿德里安·利斯特（Adrian Lister）发现，在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岛国上，一些矮化河马化石的脑量明显小于标准模型的预测值，因此根据“河马模型”，他们认为直立人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脑量与体型的比例关系完全可能变得与LB1一样。

这项研究给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同一期《自然》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韦斯顿与利斯特的研究报告之后。利伯曼在文章中写道，要解释“霍比特人”的脑量为何如此之小，韦斯顿与利斯特的发现堪称“雪中送炭”。

尽管不少科学家仍赞同最初的观点——“霍比特人”的脑容量小，是因为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但梁布亚洞穴考古项目的协调者、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麦克·摩尔伍德（Mike Morwood）认为，LB1及其同类是人属的早期成员，在踏上弗洛勒斯岛之前，他们已经比已知最矮小的直立人更为矮小。来到岛上后，矮化效应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大。

“霍比特人”遗留的器具也暗示，他们是非常原始的人类。在发掘梁布亚洞穴初期，科学家发表的初步研究报告主要关注的是，与LB1从同一土层出土的少量石器。他们认为，对于脑容量如此小的人类来说，这些石器的复杂程度令人惊讶。在一些科学家看来，能制作出这类工具的“霍比特人”肯定是现代人类，而不是一个新种。但不久后，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马克·W·摩尔（Mark W. Moore）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亚当·布鲁姆（Adam Brumm）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霍比特人”制作的都是基本工具，与其他脑容量较小的人类制作的工具很相似。摩尔和布鲁姆认为，在梁布亚洞穴出土的看似高级的工具可能是偶然诞生的——“霍比特人”制作过成千上万件工具，偶然出现一件高级工具并非没有可能。

为了制造工具，他们可能会先从洞外的岩石上打下大块石片，再在洞内把大块石片打碎，做成小块石片。除了“霍比特人”，还有其他早期人类使用这种简单的石器制造技术——在梁布亚洞穴以东50千米处一个名为Mata Menge的地方，科学家发现了88万年前的石器工具，此时弗洛勒斯岛上的现代人类还远未出现。但对于是谁制作了这些工具，科学家并不清楚，因为这里至今没有人类遗骸出土，不过科学家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梁布亚洞穴中“霍比特人”的祖先。此外，出土于梁布亚洞穴和Mata Menge的石器，与科学家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的石器惊人的相似，后者可能是距今120万~190万年的能人制造的。

欣谷地区

神秘的骨架拼图

至今，在弗洛里斯岛上的梁布亚洞中，科学家发现了14具古人类的骨骼标本，最完整的一具被称作为LB1，绰号“霍比特人”，拥有几乎完整的骨架，生存在距今1.8万年前。LB1的许多特征类似于猿和南方古猿 （比如著名的露西），但也有些特征与现代人类接近。“原始”与“现代”的这种组合，使科学家很难确定“霍比特人”在人类进化树上的位置。

野外笔记

挖掘霍比特人

梁布亚（右图）是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穴，地处弗洛里斯岛西部的丘陵地区。发掘至今，科学家已发现14个“霍比特人”的骨架、成千上万件石制品、巨蜥、剑齿象、巨鼠以及站起来有3米高的食肉鸟类化石。从10万年前～1.7万年前，“霍比特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山洞中，他们选择这里，可能是由于这个洞穴靠近一条河，河水能吸引许多猎物来此喝水。科学家正在寻找一些线索，以解释“霍比特人”在这里居住数万年后为何突然消失。目前，他们希望能找到第二个小型头骨，以证明LB1及其他“霍比特人”并不是患有疾病的现代人类，而是一个新种。如果能在一些骨骼或牙齿中发现适用于分析的DNA，对研究也会有重大意义。

▲“霍比特人”化石所在的土层很深，一直延伸到地下很潮湿的地方。为了防止塌方而伤害到工人，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很精密的支柱系统。

▲在挖掘坑中，研究人员小心地清理泥土，露出骨骼和工具。在将有价值的标本放进塑料袋前，他们必须将每件标本的确切出土地点记录清楚。同时，清理掉的泥土也会被送到地面，以进行细致的挑选。

▲一名发掘人员正在检查一根巨蜥肋骨。在这个地点，出土了很多石制品，表明“霍比特人”可能猎食了这只巨蜥。

▲科学家要细致筛查从挖掘坑中运出的泥土，以发现那些可能遗漏的骨骼和工具碎片。在发掘点，科学家聘请了当地村民参与发掘工作，这些村民经过三道程序，来对泥土进行筛查：第一步用手挑选；第二步用筛子筛；第三步将泥土运到洞穴外的水田进行清洗，然后再筛，以获得更小的牙齿或骨骼碎片。

谁最早走出非洲？

某种意义上，“霍比特人”并非直立人后裔的观点，要比最初的看法更具革命性意义。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戴维·S·斯特雷特（David S. Strait）说：“过去几年，古人类学界有一个极具争议的假说：约在200万年前，人属的一个原始成员走出非洲，他的后裔生生不息，直到几千年前才彻底消亡。”科学家长期认为，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到其他大陆开辟疆土的人类成员，因为在非洲大陆以外发现的人类化石中，直立人最为古老。为什么是直立人而不是更早的古人类首先走出非洲？科学家的解释是，只有进化出了较大的大脑、更长更适于远距离迁徙的肢体，并发明了先进的工具制造技术后，人类祖先才可能离开非洲。

迄今为止，人类走出非洲的最古老确凿证据来自于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178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很多人认为，首先走出非洲的人类成员可能很粗壮，能制作设计巧妙的工具，但“格鲁吉亚人”的发现颠覆了这个观点，因为这些古人类比直立人矮小，仅能制作奥杜威文明时期的工具 （距今200多万年，以简单的石制砍砸器、刮削器为特征），而不是比较先进的阿舍利工具（Acheulean implement）——科学家本以为，首批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应该能制作这些工具。但不管怎样，“格鲁吉亚人”仍属于直立人。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不是直立人后裔，人类祖先首次走出非洲的时间可能就要比此前认为的早几十万年；这些人类祖先也不会是直立人，而是另一种早期人类——他们与露西等小型猿人的共同点要比考古学家预想的多得多。这就是说，如果科学家仔细勘查，在非洲和东南亚之间的某个地方找到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就可以填补人类进化史上的这段空白，弄清楚是谁最早走出非洲。

一些科学家对这个假设不以为然。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说：“在寻找‘霍比特人’祖先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走得越远，就越难解释一个起源于非洲的人类世系，为何只在小小的弗洛勒斯岛上留下些许遗迹。”马丁也认为“霍比特人”不是一个新种。在他看来，LB1是现代人类，因患某种未知疾病致使脑量变小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排除——到目前为止，LB1是脑量已知的唯一一位“霍比特人”。马丁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除了导致脑量变小，这种未知疾病是否也会使LB1的身体变得像南方古猿一样。

同时，更多学者在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如果LB1生存在200万年前的非洲，她不会引发争议，但问题是她生活在1万多年前的印度尼西亚，”美国史密森学会的马修·W·托谢里（Matthew W. Tocheri）这样说道，他分析过LB1手腕骨。不过他补充说，还有更多的“霍比特人”化石有待发现，这可是一个好消息。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罗宾·W·丹内尔（Robin W. Dennell）说：“很多科学家对亚洲的古人类化石知之甚少，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他推测，甚至南方古猿就已开始向非洲以外迁徙，因为在300万年前，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原就已蔓延至亚洲。“当然，我们需要在弗洛勒斯岛及其邻近岛屿（如苏拉威西岛）、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区发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丹内尔说。

摩尔伍德正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除了在梁布亚和Mata Menge搜寻，他还帮助协调了苏拉威西岛上的两个考古项目，婆罗洲也已成为他的目标。不过，在大陆上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比较困难，因为在这些地区，与“霍比特人”同时期的岩石很少暴露出来。但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困难根本不能阻止科学家探索的步伐。托谢里说：“如果在未来15年内，我们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现新的化石证据，我可能会考虑是不是我们弄错了，但我估计，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人类生存记录。”

发现

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

起初，研究者认为LB1和其他“霍比特人”是直立人的后代，为了适应岛上有限的生活资源而变得身材矮小。但新的研究发现，“霍比特人”比直立人更原始，进化出现的时间可能与能人差不多（能人是人属最早的成员之一）。这些研究暗示，“霍比特人”与其他早期人属成员一样出现于非洲，但在到达弗洛勒斯岛之前就已经变得很矮小。到达岛上之后，他们只经历了轻微的矮化过程。

开辟道路

教科书告诉我们，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在180万年前扩散到各个大陆。但“霍比特人”告诉我们，最早走出非洲的应该是一个更原始的祖先，这个过程应发生在大约200万年前。如果真是这样，古人类学家就必须找到化石证据，来证明人类在200万年前从非洲扩散到东南亚的这段历史。

“霍比特人”的发现者迈克·摩尔伍德正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两个地点寻找更多的“霍比特人”遗迹。他认为，在尼亚石洞（Niah cave，位于婆罗洲北部）的进一步发掘，有望找到比梁布亚洞穴中更古老的古人类遗迹。在大陆上寻找古人类遗迹比较困难，因为这一时期的岩石层很少暴露出来。

扩展阅读

The Primitive Wrist of Homo floresien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ominin Evolution. Matthew W. Tocheri et al. in Science, Vol. 317, pages 1743–1745; September 21, 2007.

A New Human: The Startling Discovery and Strange Story of the“Hobbits” of Flores, Indonesia. Mike Morwood and Penny van Oosterzee. Smithsonian, 2007.

The Foot of Homo floresiensis. W. L. Jungers et al. in Nature, Vol. 459, pages 81–84; May 7, 2009.

Homo floresiensis and the African Oldowan. Mark W. Moore and Adam R. Brumm i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Oldowan. Edited by Erella Hovers and David R. Braun. Springer, 2009.

Homo floresiensis: A Cladistic Analysis. Debbie Argue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in press).

LB1’s Virtual Endocast, Microcephaly and Hominin Brain Evolution. Dean Falk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in press).

冰人奥兹传奇

冰人奥兹是最古老且保存得最好的人类尸体，他完整的衣着和装备，以及肠道内的食物残留，提供了5 300年前人类生活的重要信息。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得出了有凭有据的结论，这些结论与原来的推断大相径庭。

撰文 詹姆斯·H·迪克森（James H. Dickson）

克劳斯·厄格尔（Klaus Oeggl） 琳达·L·汉德利（Linda L. Handley）

翻译 董继平

1991 年9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一对夫妇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脊上徒步旅行，在融化的冰雪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尸体，于是立即返回临时歇息的小棚屋，向当地警方报警。警方认为，这具尸体可能是多年以前的登山失踪者，因为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冰川遍布裂缝，每年都有不少登山者不幸失足，命丧黄泉。

然而，当这具遗骸送到附近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后，鉴定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当地一所大学的考古学家康拉德·斯平德勒（Konrad Spindler）断言：这是一具史前时代的男性尸体，已经死去了好几千年！斯平德勒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推断，死者的尸体及遗物一直封存在冰雪中，直到最近撒哈拉沙漠吹来大量的沙尘，又时逢天气异常暖和，所以才导致了冰雪消融，让这具在冰雪中沉睡了几千年的尸体重见天日，让他的头颅、背部和肩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发现保存如此完好的新石器时代遗骸，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这具被称为“冰人”（Iceman）的遗骸，生活的年代不仅远远早于从丹麦泥炭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铁器时代的遗骸，甚至比神秘的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还要早。更令人称奇的是，冰人衣着整齐，就连随身携带的各种用具，也都完好无损。

“冰人”的发现立即轰动了世界，媒体开始大肆炒作，研究人员也作出了种种臆测。斯平德勒更是别出心裁，精心编织了一个灾难故事。按照他的说法，“冰人”在他所居住的村庄受了伤，逃到山上来避难。由于伤势过重，再加上精疲力竭，他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倒在一块巨石上便开始睡觉，哪知道这一睡就是整整5 300年。当时大雪纷飞，很快就把他的身体掩埋在白雪之下。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白雪的保护下，他没有落入凶残而饥饿的野兽之口。加之冷冻脱水，他的尸体得以保全，我们才有幸目睹这位史前人类的容颜。冰人遗体的发现，堪称考古学上的奇迹，但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也没有认识到它的独特价值，因此在把他从冰雪中发掘出来时，很多宝贵的考古资料都遭到破坏，就连遗体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1992年夏天，考古人员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彻底地发掘和清理，又发现了许多重要证据，包括大量有机物质（比如种子、叶子、木材、藓类植物等）。这些资料的发现，让冰人曾经的食谱大大丰富了起来，尤其是藓类植物，原来就从冰人的衣物里找到不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科学家致力于分析这些植物，以及从遗体的肠道中取出的样本，发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改变了人们最初对冰人的粗略看法，并逐渐还原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冰人奥兹发现于阿尔卑斯山高处的一个岩凹处，那里的冰雪终年不化。压在他身上的冰层，将他的头皮损坏了一块。他的尸体俯卧在一块巨石上。有证据表明，他是在过去的融冰期中，漂流到这个地方的，这点与我们以前的认识相反。

横空出世

发现冰人的地方，是位于海拔3 210米的奥兹山谷（ tztal Alps），因此人们便把冰人称为“奥兹”。奥兹的遗体隐藏在一个浅岩凹处中，靠近意大利境内的豪斯拉布居须（Hauslabjoch）山口，距奥地利边境仅有92米，在意大利的许纳斯陀（Schnalstal）与奥地利的艾特陀（Ventertal）之间（见地图）。奥兹的姿势有些别扭，他面朝下俯卧在一块巨石上，左臂压在身体下面，朝右边伸出，而右手则卡在一块大石头下面。他的随身用品和衣物散落在四周，一部分冻结在冰里，其中有些东西离他有好几米远。3个不同的实验室分别对奥兹身上遗留的植物、奥兹遗体的组织标本以及他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均证明奥兹生活在5 300年以前。

奥兹的身体特征非常明显。身高1.59米，算不上魁梧，他的身材与今天许纳斯陀地区的很多男子相仿；对奥兹的骨头研究表明，他年龄为46岁，在当时可谓高寿了；DNA分析则表明，奥兹来自中北欧，这似乎显而易见，但其意义在于，这个结论把他与地中海族群区别开来，而地中海族群就生活在南边不远之处。

科学家发现，奥兹身上有一处先天性缺陷：他没有第12对肋骨。分析表明，他还在世时，他的第5~9对肋骨曾经断裂过，后来又愈合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的小威廉·A·墨菲（William A. Murphy, Jr.）认为，奥兹身上的其他多处骨折和胸廓畸形可能是死后由于冰川的压力以及挖掘时的破坏导致的。这些死后才发生的骨折，让人们对先前的灾难说产生了怀疑。此外，科学家还发现奥兹的头颅上缺失了一小块头皮，估计是冰的压力造成的，而并非遭到打击或者腐烂所致。这也是人们不再相信灾难说的原因之一。

奥兹是否死于暴力？这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奥兹生前的健康状况堪忧。漫长的时间消磨掉了奥兹的大部分表皮、毛发和指甲，但是拥有现代分析技术的研究人员，还是从他的遗体上找到了一些能显示他健康状况的记录。在奥兹身上，只剩下一块指甲，在这块指甲上有3条博氏线（Beau's line，指甲上出现的横沟，表示营养不良或得了某种会暂时影响指甲生长的严重病症）。这三条线是一个重要线索，它们证明，奥兹在死前的6个月里，曾经三次病倒。最严重的是最后一次，大约是在他死前两个月，持续了两周的时间。维也纳大学的霍斯特·阿斯波克（Horst Asp ck）发现，奥兹的肠道里残留有鞭虫的遗体。鞭虫会引起腹泻、痢疾，损害寄主的身体。不过，鞭虫到底给奥兹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尚不清楚。

尽管奥兹的大部分皮肤已经消失，但仍可在没有表皮的皮肤上，看到许多简单的碳粉纹。这些纹路并非装饰，很可能是疾病治愈后的残留。有些纹路正好通过或接近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谓的“穴位”（acupuncture point），还有一些则在奥兹可能患关节炎的部位，如腰椎、右膝和脚踝等。这些惊人的巧合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或许奥兹曾经接受过某些类似于中国针灸的疗法的治疗。不过，英国法庭科学服务中心（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in London）的彼得·瓦内兹斯（Peter Vanezis）和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的佛朗哥·塔利亚罗（Franco Tagliaro）通过X光检验，并未发现奥兹患有明显的关节炎。

在奥兹左脚的小趾头上，发现了冻疮的痕迹。他的牙齿严重磨损，说明他的年龄已经不小，食用的食物可能也比较坚硬。另外，在他的衣服里，还发现了两只跳蚤，但没发现虱子。不过，由于他的表皮已经缺失，就算有虱子，可能也跟着倒霉了。

“高档”装备

根据奥兹身穿的衣服以及随身携带的用品，科学家不仅获得了奥兹本人的一些信息，而且对他所在的族群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从他的随身物品来看，他的族人已经适应了当时的生活环境，并且开始利用一些自然资源，比如岩石、菌类、植物及动物。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学会了开发新资源，例如燧石和铜矿。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奥兹动用身边的资源，充分地装备自己，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

在奥兹身上，穿戴着绑腿、腰布以及用鹿皮和羊皮做成的夹克，因此相当暖和。他披着用草和树皮纤维做的斗篷，戴着用熊皮做的帽子。脚上穿的是一双“高档”皮鞋：熊皮鞋底、山羊皮鞋帮和鞋面，鞋里面是柔软的干草做的内衬。看得出来，为了抵御寒冷的天气，奥兹煞费苦心，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他腰间还发现了一把铜斧和一把燧石短刀。根据分析，燧石来自于南方150千米外的加尔达湖。燧石短刀的制作精美实用，白蜡木做成的刀柄不仅美观而且韧劲十足，不易断裂，就算在今天，白蜡木做的刀柄也很常见。在他身边有一张尚待完成的长弓。奥兹可能是一位用箭高手，因为他选用了最适合做弓的木材——张力十足的紫杉木。在奥兹的兽皮箭筒内，还留有14支箭，其中仅有两支装上了羽毛和燧石箭头，不过都已经被折断。14支箭中，只有一支是由忍冬木和山茱萸两种木材做的，其余13支都由忍冬木做成，这些箭杆有共同的特点：长、直、细、坚硬。

奥兹的腰间还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一套打火用具，包括一种长在树上的多孔菌，名叫木蹄层孔菌（tinder fungus），以及用来打火的黄铁矿与燧石等。另外，一个专门用于打磨燧石的小工具也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在一条兽皮绳上，串着两个桦木多孔菌，这是一种草药，含有药物成分（三萜类物质），可能是奥兹用来治病的。除了以上这些，科学家还发现了一张破烂不堪的网、木制背架以及两个用桦树皮做的小包。在一个小包里，还装有木炭与树叶，或许是用来生火取暖、做饭的吧。

地图

冰人奥兹生前可能走过的路

发现冰人的地点（图中红圈）位于奥地利与意大利交界处。最初人们以为该地点在奥地利境内，因此把遗体送到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不过，后来官方确认冰人遗址位于意大利境内，于是冰人又被送到意大利，目前放在博尔扎诺市专为冰人设置的博物馆内。本文作者主要根据冰人体内的植物遗留，推测冰人的最后旅程（桔色线）可能是从居佛堡附近出发，穿越许纳斯陀，最后攀上了陡峭的提森陀（Tisental，见下列地形剖面图）。迪克森等人到现场进行了考察，从冰人身上及附近的沙砾中，共发现了80种藓类植物。而现今只有20种生长在冰人遗址附近。粘在冰人衣服上的藓类，以扁枝平藓为最多（绿圈表示它现今的生长区域）。这种藓生长最茂盛的地方是南边的居佛堡，冰人身上的其他植物，许多在那里也有。根据考古证据，居佛堡存在史前人类定居点，冰人也许就来自那里。

来自何方

奥兹遗体是在阿尔卑斯山脉被发现的，这里的山谷均为南北走向，山谷的两边则是威严的大山。因此从地形上来看，奥兹要么从南而来要么从北而来，肯定不会从东西方过来。通过对植物的分析，科学家认为奥兹应该来自南方。在许纳斯陀的南端，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堡叫做居佛（Juval）。在那里，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遗址的海拔高度要比发现奥兹遗体的地方低了2 000多米，直线距离却只有15千米。人们在居佛发现了不少与奥兹有关的开花植物与藓类，而离发现奥兹的地点最近，并有这类植物的地方就只有居佛。如果史前时代的居佛也生长着这类植物，那么这里可能就是奥兹的故乡。

在整理奥兹的衣物时，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植物碎片，包括一大把疏林带的大型藓类植物：扁枝平藓（Neckera complanata）。在奥兹遗体发现地的南北两面，都长有这类植物，只是南边更近一些。在居佛周围，扁枝平藓很常见，长得也还比较茂盛。但德国夫琅和费建筑物理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Building Physics）的沃尔夫冈·霍夫鲍尔（Wolfgang Hofbauer）发现，在距离奥兹发现地仅5千米的佛纳格（Vernagt），扁枝平藓更多、更茂盛，而且这里的海拔也只下降了1 450米。最近，因斯布鲁克大学植物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Innsbruck Institute of Botany）的亚历山德拉·施米德尔（Alexandra Schmidl），在取自奥兹结肠部的标本中，发现了牛舌藓（Anomodon viticulosus）的碎小叶片。牛舌藓与扁枝平藓都长在许纳斯陀的最低处。

如果居佛不是奥兹的故乡，那会是哪里呢？毗邻居佛、位于阿迪杰河谷（river Etsch）、拥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什高（Vinschgau）可能就是答案。在发现奥兹遗体的北边，最近的石器时代遗址大约在几十千米之外，但是在文特陀（Ventertal）或奥兹陀（ tztal）的其他地方，还未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果奥兹的故乡确实是在许纳斯陀海拔最低的地方，或者说在文什高，那么他的族群肯定享受着四季如春的气候，因为这里相对温暖、冬季持续时间短，并且一般不会下雪。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沃尔夫冈·米勒（Wolfgang Müller）先对奥兹的牙齿釉质、骨骼以及肠道中的同位素成分进行了分析，又对奥兹遗体所在地的砂土、水质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奥兹最初可能在埃萨克山谷（Eisack Valley）的布里克森（Brixen）附近出生、成长，后来才迁徙到了文什高。

冰人食谱

科学家从奥兹的消化道中取出标本，研究其中的植物遗留，从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奥兹最后几餐吃了什么。这项研究正在进行中，本文作者之一厄格尔已经从中发现了原始小麦（二倍体小麦）的麦麸。这些麦麸非常细，因此很可能是先磨成了面粉再烤制成面包，而不是直接做成麦糊。标本中还有一些细微碎片，它们表明奥兹还吃了其他食物。意大利卡梅里诺大学的佛朗哥·罗洛（Franco Rollo）领导的团队通过DNA分析奥兹肠内的食物遗留，鉴定出食物中有红鹿和野生阿尔卑斯山羊的肉。在奥兹遗体附近，还发现了山羊颈骨的碎片，以及一颗完整的黑刺李的果实。黑刺李果实小，味苦，外观与李子非常相像，奥兹可能是随身带着一些干果，以备不时之需。

科学家在奥兹的消化道中，还找到了几种藓类。从未有证据表明人类曾以藓类为食，更别说以它为主食了。但是在5 000多年以前，人类并没有专门用于包装、填塞和擦拭的材料，而藓类植物用于这些场合，却是既方便又现成的。欧洲各地的许多考古发现，在北欧中世纪粪坑里找到的藓类植物，最显然的作用是当手纸。如果奥兹是用藓类来包装食物，那么，在他肠道内发现几片扁枝平藓叶子碎片，就能解释了——或许是奥兹进食时无意中吃下的。

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遗骸，分析其骨骼和毛发中的碳-13、氮-15等稳定同位素的丰度，可以了解有关饮食的信息。氮-15可以揭示食物中动植物蛋白质的比例，而碳-13可以表明食物中的植物类型，以及遗骸的主人当年究竟是以海生食物还是陆生食物为主。

结果，同位素证据与其他方面的证据相吻合，证明奥兹是一位杂食者，既吃植物也吃动物。他从食物中摄取的氮，大约30%来自动物蛋白，其余则来自植物蛋白。今天的“狩猎－采集”部落食物中的蛋白质来源比例，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同位素证据还显示，奥兹的食物中大概没什么海生食物。这一结果合情合理——因为他住在远离大海的地方。

▲冰人遗址处在遍布岩石的冰雪地区，现在当地已树起了一个纪念碑。图中3人所站之处，正好就是当时尸体躺着的地方。这张照片摄于2000年夏，与往常一样，当时冰雪并没有融掉，因此岩凹底部的巨石与砂砾并没有露出来。

▲居佛堡，位于许纳斯陀最下方。那些在冰人遗址发现的植物，现在仍在许多地方有生长，但是居佛堡是距遗址最近的生长区。

身份之谜

如今，当地的牧羊人在每年6月把牲口从许纳斯陀赶上高地牧场，到9月才带下山来，这也许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奥兹的遗体发现地在一条传统山路附近，无怪乎一开始人们就认为他是一位牧羊人。然而，他的衣着和用具，没有一样能证明他是牧羊人。他身上及周围找不到一丝羊毛，脚边没有牧羊犬，手里也没有牧羊人的弯柄杖。他身上以草和韧皮纤维做的斗篷，倒是为牧羊人假说提供了某些证据，因为现代巴尔干地区牧羊人的服饰与他的斗篷有几分相似。不过，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下定论，因为据我们所知，当时斗篷也是旅行者的标准行头。

此外，厄格尔及其团队发现的另一个证据，也不支持奥兹是牧羊人这一假设。考古学家在发现奥兹遗体的地方的附近，找到了100多粒动物粪球，通过分析这些粪球后，就能判断这些粪球是来自于野生动物（野山羊和岩羚羊），还是人为饲养的家畜（绵羊和山羊）。这些粪球是在199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中采集到的，通过碳-14同位素测年，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粪球的出现时间大约为公元前5400-公元前2000年。分析结果最后显示，粪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野生动物的排泄物。这一发现进一步否定了当地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季节性大规模放牧的猜想，同时也让奥兹是牧羊人这一假设更加站不住脚。

科学家对奥兹仅剩的几丝头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有高含量的砷和铜。一些已经发表的研究称，这是由于奥兹干过炼铜的活。但是，英国萨里大学的杰弗里·格赖姆（Geoffrey Grime）现在认为，头发中砷和铜的含量异常高，可能是奥兹死后，能够固定金属的细菌在他身上活动的结果。他还指出，检测到的铜不是在头发里面，而是在头发表面。另一个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俗称铜藓（Mielichhoferia elongata）的藓类，喜欢在含铜的岩脉上生长，这更说明了铜是在奥兹死后才粘到他头发上去的。本文作者之一迪克森在冰人遗址发现了铜藓，在英国政府的自然保护机构“自然英国”（English Nature）服务的罗纳德·D·帕利（Ronald D. Porley），也发现了这种藓类。

另一种假说认为，奥兹是到阿尔卑斯山上猎野羊的猎人，他身上的长弓和箭可为证据。然而，如果他在死亡前正忙于打猎，为何弓没做好，也没上弦？箭也没簇没羽，而有簇有羽的两支箭却又是断的关于奥兹身份，还有种种猜测——他是亡命徒、燧石贩子、巫师、武士……巫师之说还算有点靠谱，因为他携带的菇类或可用作药物和通灵，其余的则多为无稽之谈。

他杀？

2001年7月，意大利博尔扎诺（Bolzano）地区医院的保罗·戈斯特纳（Paul Gostner）和爱德华·埃加特·维格尔（Eduard Egarter Vigl）宣布，他们用X光在奥兹左肩下方的背部发现了一个箭头。这一发现立即被媒体闹得沸沸扬扬。如果这支箭伤到了动脉，奥兹可能在中箭后的几个小时内就身亡了，如果没有伤中要害，他可能在中箭后还存活了好几天。要想解开这个谜，需要高超的技巧，既将箭头拔出，又不能破坏伤口。

后来，埃加特·维格尔和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的安德烈亚斯·G·内利希（Andreas G. Nerlich）再次检查了奥兹的尸体，发现在奥兹的右手掌有一道3.7 厘米长的戳伤，受伤时间大约在奥兹死前的3~8天。研究人员不知道，两道伤口是不是同时获得的，不过如果是同时获得，则可以说明奥兹在中箭后还存活了好几天。

2003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汤姆·洛伊（Tom Loy）还提出了一种说法，奥兹可能参加了一场战争，因为在他的衣服上沾有别人的血迹。不过，这种说法只在新闻招待会和电视上出现过，并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所以无法证实。

▲冰人的穿着很齐全，共有三层衣服，分别用兽皮、草和树皮纤维制作，右边的重构图由德国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考古学家绘制，冰人的所有遗留衣物都用上了。

濒死时节

最初的报告把奥兹死亡的季节定为秋季。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遗体旁有夏季尚未成熟的黑刺李果实，还有衣服上的谷物碎片，估计是秋收打谷时沾到衣服上的。然而，现在有过硬的植物学证据表明，奥兹死在春末或夏初。厄格尔研究了取自奥兹大肠的微量食物残渣标本，发现了一种矮树的花粉。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花粉仍保持着正常的细胞形态，而通常它们会很快腐烂。这项发现意味着，奥兹在死亡前不久，吸入了空气中的花粉，或者喝水时把散落在水中的花粉一起喝了。在许纳斯陀，这种矮树生长在海拔1 200米处，仅在晚春或初夏时节开花。

至于遗体旁的黑刺李果实，如果它们是奥兹随身带的类似梅脯的风干食物，那他一定是在出发前就把它们晒干了。谷物碎片也能经久不坏，而且谷物无意中粘上了他的衣服，很久不脱落，也是有可能的。

▲冰人现躺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的南提罗尔考古博物馆（South Tyrol Museum of Archaeology）中，这是一间特制的小室，温度保持在－6℃，湿度为99%。

历史遗产

奥兹是最古老、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人类尸体。他是谁？怎么会死在阿尔卑斯山高处的一个岩凹里？自从他被发现以来，几十年过去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还有更多更细致的研究需要做。对遗体内外的花粉、种子、藓类及真菌等植物遗留的研究，已经揭开了奥兹众多惊人秘密。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一位杂食者，他对生活环境有切实的知识，他的家乡在南方，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他死亡的季节，还有他生活环境的某些情况。随着对奥兹的深入研究和诠释，人们逐步改变了原来的许多看法，也许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奥兹并非死于他被发现的地方。他的尸体是在冰短暂融化后，漂移到那里的。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5 000年中，曾发生过若干次这种解冻的情况。奥兹遗体的姿势（左臂压在俯卧的身子下面，不自然地向右边伸出，而右手卡在一块石头下面），以及皮肤表皮的脱落，都指向遗体漂移这个结论。奥兹的随身物品，有一些散落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好像是从遗体旁边漂移出去的，这一点也有助于证明上述结论。

但是，我们不知道奥兹为什么要跑到阿尔卑斯高山上去，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同样，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他是怎么死的。他可能死于别处，死后才被人搬到5 000年后登山客发现他的那个地方。只要没有验尸证据，我们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尸体解剖会破坏遗体，因而不可行。

像奥兹这种在冰川下保存完好的尸体，是我们了解古人类科学和文化水平的重要资料。这些尸体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充分适应环境。与那些被埋葬入土的尸体不同，冰雪保存下来的尸体，可以给考古学家提供更多信息：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随身带着什么东西，身体健康吗，刚吃过些什么，饮食习惯是怎样的。通过分析尸体肠道内的物质，我们还可以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去过哪些地方。

随着越来越多的冰川开始消融，更多古代的尸体也许会浮现出来，不过像奥兹这样历史悠久又保存完好的尸体不太可能遇到了。即便如此，所有从冰川下“复出”的尸体，哪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也值得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当他们吃下来的食物还保留在肠道中的话。

本文作者 詹姆斯·H·迪克森、克劳斯·厄格尔、琳达·L·汉德利均热衷于研究冰人日常生活中可能用到的植物。迪克森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古植物学与植物分类学教授，曾获爱丁堡皇家学会尼尔（Neil）奖。他发表了150多篇论文和5部专著，包括《爱尔兰古代的植物与族群》（Plants and People in Ancient Scotland），这是他与已故夫人卡米拉（Canmilla）合著的。厄格尔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专长于考古植物学，是《冰人与自然环境》（The Iceman and His Natural Environment）一书的作者之一。汉德利是英国苏格兰作物研究所（Scottish Crop Research Institute）的生态生理学家，专长是对植物与土壤中的碳和氮进行同位素分析。

扩展阅读

The Omnivorous Tyrolean Iceman: Colon Contents (Meat, Cereals, Pollen, Moss and Whipworm) and Stable Isotope Analyses. James H. Dickson et al. i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Vol. 355, pages 1843–1849; December 29, 2000.

INSIGHT: Report of Radiological-Forensic Findings on the Iceman. Paul Gostner and Eduard Egarter Vigl 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29, No. 3, pages 323–326; March 2002.

Ötzi's Last Meals: DNA Analysis of the Intestinal Content of the Neolithic Glacier Mummy from the Alps. Franco Rollo et al.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Vol. 99, No. 20, pages 12594–12599; October 1, 2002.

The Iceman: Discovery and Imaging. W. A. Murphy et al. in Radiology, Vol. 226, No. 3, pages 614–629; March 2003.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Alpine Iceman. Wolfgang Müller et al. in Science, Vol. 302, pages 862–866; October 31, 2003.

Kwäday Dän Ts'ìnchí, the First Ancient Body of a Man from a North American Glacier:Reconstructing His Last Days by Intestinal and Biomolecular Analyses. J. H. Dickson et al. in Holocene, Vol. 14, No. 4, pages 481–486; 2004.

史前马耳他的

死亡崇拜

考古研究表明，古代马耳他岛民的生存环境曾经不断恶化，

他们也因此对生命和死亡越发重视，发展出一套极端的宗教思想。

撰文 卡罗琳·马隆（Caroline Malone） 安东尼·博南诺（Anthony Bonanno） 坦克雷德·古达（Tancred Gouder） 西蒙·斯托达特（Simon Stoddart） 戴维·特朗普（David Trump）

翻译 刘雨歆

这尊并肩人物坐像正帮助考古学家重新审视他们对马耳他史前宗教的看法。这一雕像出土于戈佐岛的一处地下墓葬群，左图显示的是出土时的情形。

要 对早期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地中海地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因为这里曾诞生过无数宗教。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希腊神话和罗马帝国周边地区的种种宗教祭祀，但那些宗教都是城邦宗教，而古代城邦和我们当代社会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之前的农业社会，我们对其宗教仍然所知甚少。

▲马耳他群岛上遍布着大型石砌神庙建筑群。

在许多早期农业社会里，一些体态肥胖的人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不少人偶呈现出了女性的样貌特征，所以考古学家有时候会把它们称作“胖女士”，将它们跟祝祷“丰产”联系起来。这里的“丰产”，既包括人类繁衍，也包括农业丰收。在一小群岛屿 （属于现在的马耳他国）上，这类人偶更是人们疯狂迷恋的对象，这种迷恋，与世界上第一座独栋公共石砌建筑的建成密切相关。

马耳他史前神庙以及与之相关的地下墓穴里，放置了许多肥胖的人偶，有些只有几厘米高，有些却是庞然大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动物和男性生殖器的符号。英国和马耳他的考古学家发起了一个联合项目，我们几人（本文作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在两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 “母亲女神”（mother goddesses，或称“地母神”、“大地女神”——译者注）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获得了惊人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让我们对马耳他地区一些宗教仪式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或许还能帮助我们解释，马耳他史前宗教为何最终会走向衰亡。这些发现表明，马耳他的史前宗教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对人类生殖能力的崇拜。这些结果还有着警示作用：如果一个社会花费太多精力来崇拜生命而非维系生命，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对于马耳他的考古发现，研究人员之前已经做出了解读，但对于这些解读，我们也许可以说是误解。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些解读与人们对“母亲女神”意义的广泛猜想是对立的。大致符合“母亲女神”形象的人偶的出现时间，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约25 000年前）到新石器时代金属社会诞生之初。西欧地区曾经发现过一些“母亲女神”形象的人偶，而埃及、地中海东部、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和巴尔干地区的同类发现最为丰富。其中最精美的一尊，是在马耳他群岛发现的，来自公元前3000年。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从很多人偶那里获取的信息，远远少于它们本来可以提供的信息——这是不科学的收集方法造成的结果。我们往往不能进行准确的年代测定，关于它们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考古记录也很不完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来自墓穴、神庙还是民居。但我们知道，在巴尔干地区，这类人偶常被安放在民居内，放置在墙壁上专门建造的壁龛里。比如在土耳其，公元前8000年，恰塔霍裕克小镇（Çatalh yük）的居民曾在此定居。在这一地区，由粘土和石块制成的最精美的人偶，会伴随地位崇高之人，安葬在特殊的神庙之内；而较粗糙的人偶，则常见于民居（见“恰塔霍裕克的男人和女人”）。

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年代，考古学家都曾发现这种有着类似造型的人偶。长久以来，这些发现让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种猜想：这世界上是否有过一个崇拜“母亲女神”、曾经广泛传播的史前宗教？比如在上世纪中叶，部分考古学家曾试图证明，对“眼睛女神”（Eye Goddess，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崇拜物上，常有“眼睛”图案）的崇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最近更有学者声称，巴尔干是古欧洲某种宗教的中心。

不过，现代的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每个史前社会的早期祭祀都截然不同；而且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祭祀活动，又和与死亡、丧葬有关的祭祀活动截然不同。马耳他的考古发现，充分体现了早期崇拜的多元性。在其他地中海地区，祭祀活动一般仅限于简单的家庭仪式，人们很少关注宗教艺术和建筑。但在马耳他地区，对肥胖人偶的崇拜，逐渐发展为一种强烈的宗教热情。当时的马耳他发展成为了一个封闭、独立、内向发展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宗教热情很可能会变得越发根深蒂固。

如今的马耳他群岛气候干燥、岩石堆积、丘陵起伏，似乎并不适合农业社会的发展。这里的土壤和植被都非常稀少，淡水资源的获取也是个问题。但地质证据表明，在5 000~7 000年前，马耳他早期居民看到的是一幅远比现在迷人的景象。但是，那时的人们可能很快就把这里脆弱的自然植被清除干净了。在那之后，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慢慢侵蚀了岛屿的生产能力。环境因此变得极其脆弱，农业生产的产量可能也因此变得无法预知。根据古代马耳他考古记录为我们勾画的图景，严重的环境压力，可能还影响了这个奇怪甚至是极端的社会的形成。

马耳他史前考古最负盛名的发现，是耸立在马耳他群岛上的许多巨大的石砌神庙。神庙的数量相当惊人：马耳他群岛上大约有20个神庙建筑群，其中大多数都拥有两三个独立的大型建筑。放射性元素测年表明，它们大约是在公元前3500 -公元前2500年之间的一千年里陆续建成的。在这些神庙建筑群中，又以马耳他岛和戈佐岛（Gozo）的建筑最为著名。马耳他岛和戈佐岛是马耳他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两座岛屿。那里的神庙也无疑成为最受青睐的考古研究地点，尤其是在19世纪时。在早期考古工匠清理神庙碎石和其他沉积物时，距离科学的考古方法诞生之日还非常久远。所以，当时很少有人会记录器物出土的准确位置；特别是那些祭祀人偶出土时的周遭环境，更是难得被记录在案。由于证据相当不完整，现在我们除了欣赏古代艺术家高超的雕刻技艺之外，几乎不可能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虽然马耳他神庙中原有的大部分祭祀图画和其他装饰品均已剥落散失，但神庙建筑本身仍然留存至今。神庙拥有固定的建筑样式：每座神庙都拥有一个拱形石砌立面，正对一处开放式的前庭。拱形立面的入口通常就是神庙正门，门上装饰着巨大的石雕和一块拱顶石。进入正门之后，会看到一条中央走廊。走廊两侧和前方各有一间叶形小室，就如同三叶草一样。小室里通常都有石砌的祭坛（上面常刻有螺旋状或动物纹饰）、仔细粉刷过的地板和墙壁，还有其他用赭红颜料绘制的装饰图案——这种颜料很可能来自西西里岛。小室内还有不少钻孔，墙壁钻孔可能是为了把动物拴在墙壁上，地面钻孔则显然是为了排水。很多小室中还存放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尤其以绵羊和山羊骨居多。同时发现的还有饮酒器皿和锋利的燧石刀。上述种种细节暗示我们，祭祀和宴饮很可能在神庙的宗教仪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1915-1919年间发掘的位于塔尔欣（Tarxien）的多处神庙中，部分内部装饰品排布方式的信息有幸保留了下来。考古学家在神庙区发现了一尊巨大的只剩下一半的“胖女士”塑像。它旁边有一座祭坛，里面还发现了食物的残迹。祭坛正面雕刻着一组动物图像，可能代表祭品。随后发掘者继续向神庙深处前进，发现了一些可能代表祭司的人物塑像、储藏珍贵吊坠的宝箱，甚至还有这些神庙的建筑模型。

▲发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哈尔萨夫列尼地宫墓葬遗址，是马耳他群岛的神庙建筑群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

于1902年在哈尔萨夫列尼（Hal Saflieni）发现的“地宫”（地下墓室），又让我们对马耳他的早期祭祀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那时，建筑工人在邻近一座名为保拉（Pawla）的城镇建造新的房舍，在挖掘地窖和房基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座令人惊叹的古代遗迹。在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被召集到现场之前，大部分地下墓室就已经被清空殆尽了，没能留下任何的记录或资料来告诉我们，那里原来都有些什么物品；地下墓室中的大量人类遗骸和必然存在的随葬品，最后都很可能变成了附近农田的肥料。直到几年之后，才终于有一位考古学家对哈尔萨夫列尼地宫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他就是马耳他国家博物馆馆长、马耳他史前史研究之父——地米斯托克利·扎米特（Themistocles Zammit）。他试图在那些开凿于岩石之内、现在已近乎空无一物的地下墓室里，挽救他可能挽回的一切信息。

据扎米特推测，曾有大量人类遗骸（数目在6 000~7 000具之间）被埋葬在这座庞大地宫的32个墓室里。他们的随葬品包括陶罐、黑曜石和燧石工具、珠子和石头吊坠做成的首饰，还有用粘土和石料制作的肥胖的人物和动物的塑像。最令人惊异的发现之一，就是“地宫里的睡美人”（Sleeping Lady of the Hypogeum）塑像。这尊塑像刻画了一位身材丰满的女性侧身躺在她那精美的织物床上的情景。她身穿百褶裙，头发挽成一个小巧而整齐的发髻。

哈尔萨夫列尼地宫里的通道和墓室，与地面上的神庙建筑在形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支撑门楣的竖立石块、台阶、用于安装栅栏的钻孔，也许还有装饰画。尽管如此，地宫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埋葬死者，因为这里曾经保存了数千具骸骨。不过地宫的“身份”可能不仅仅是一座巨大的墓穴。它那精雕细琢的外形，在设计上和一些神庙太过相似，这告诉我们它可能是一座敬献给死者的神庙，是与死亡、丧葬和来世有关的宗教仪式的中心。

在马耳他诸多神庙和华美的哈尔萨夫列尼地宫中发现的大量人物塑像，让人不禁开始设想史前马耳他社会的种种生育崇拜和宗教仪式（有的合理可信，有的却仿佛天马行空）。部分考古学家推测，古代马耳他很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母系社会，由女性祭司、女性领导者和“母亲女神”统治。提出这类理论的学者，往往对出土文物的意义有种盲目的执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执念就如史前宗教之于马耳他先民一样为人笃信，但缺乏足够的科学基础。

▲“胖女士”代表了“母亲女神”，许多地中海早期文明都曾制作过这类人偶，但是在马耳他发现的“胖女士”雕像无疑是其中最为精美的一尊。不过在马耳他发现的人物塑象，也不全是特征分明的女性，这意味着，马耳他的古代宗教远不止对人类和农作物繁殖能力的崇拜。

▲这个小型陶罐被用来盛放赭红。在马耳他的丧葬仪式上，人们会用这种颜料来涂抹仪式偶像和人类骸骨。

近年来，戈佐岛布洛克托夫石圈（Brochtorff Circle）遗址的发掘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史前死亡仪式的重要证据。布洛克托夫石圈位于马耳他沙赫拉（Xaghra）高原的制高点，由巨石环绕而成，在19世纪20年代由戈佐岛的副总督奥托·拜尔（Otto Bayer）首次发现。模糊不清的历史记录表明，在那之后，人们进行了一次缺乏组织和计划的典型寻宝活动，没有任何发现或文字记录流传下来。这些活动完全抹除了建筑物留在地表上的痕迹。但值得庆幸的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布洛克托夫（Charles Brochtorff）的马耳他旅行画家在寻宝活动仍在进行之时，画下了几张图稿。他那几幅精确、细致的水彩画和版画，向我们展现了一座由石墙围成、拥有一个入口的遗址。石墙环绕着一个位于遗址中心的巨大坑洞。在石墙之内，还耸立着几块巨石。在一幅画里，一名男子正从坑洞里往外爬，他手里举着一个形状酷似人类头骨的东西。

这一系列图画，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唯一线索——这片高地上曾有过一处考古遗迹。我们的团队从这些图画入手，在本地考古学家乔·阿塔德（Jo Attard）的带领下，重新发掘了埋藏在这片土地之下的秘密。我们利用探地雷达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这片地区进行了地形学和地球物理调查，测定掩埋在地下的岩石属性。1987年时，我们终于再次成功确定了拜尔发掘点的位置。此时距离拜尔第一次发现它，已经过去将近200年了。

在那之后，我们一直在这片遗址上进行艰难的再发掘工作。在这片方圆大约四分之一英亩（约1 012平方米）的土地上，我们不仅需要移除19世纪的回填物，还需要移除洞穴坍塌后留下的碎石。这些碎石填满了几条自然形成的沟壑，深度超过4米。最后，遗址的真实面貌终于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重新发现的丰富文物和人类遗骸，更证明了这处遗址的重要性。

鉴于遗址曾经遭到破坏，我们希望确保它能在本次再发掘的过程中，得到现代科学所能提供的最佳保护和最精确的度量。因此，我们在原地洞穴基准面上，从多个角度记录并拍摄了每一件物品，留下关于它们所处位置和外观的三维记录。我们还提取了样本，用于测定年代，研究本地环境和遗址所在地的地层岩石组成。我们还借助古人类学研究方法，重建了埋葬于此的古人面貌。我们也保留了极为详细的电子记录。

戈佐岛的布洛克托夫遗址不同于哈尔萨夫列尼地宫。后者主要由人工开凿的石室组成，而布洛克托夫遗址则主要由自然形成的洞穴和无数相互连接的小墓室组成。地表侵蚀——或许还有地震——破坏了洞穴单薄的岩顶，给我们留下了深达数米的落石和杂乱不堪的考古沉积物。这些洞穴在5 000年前就曾经坍塌过一次。在此1 000多年前，马耳他史前社会可能早就在利用这些洞穴来安葬死者。洞穴坍塌之后，当时的古人开始在岩顶下方安装石刻支柱，试图控制洞穴坍塌。

布洛克托夫遗址的墓葬群大约持续使用了1 500年。在此期间，马耳他宗教和社会经过了多次演变。在大约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500年的泽布季时代（Zebbug period）早期，丧葬仪式非常简单。死者被安葬在集体墓室里，墓室要么位于洞穴之内，要么开凿在岩石之中。一间墓室里可能安葬着同一家族或者同一血统的许多成员。布洛克托夫石圈遗址中就有一间这样的墓室，发现于1988年。在这一时期，丧葬仪式的内容显然还包括把早期墓葬的遗骨逐步移出，为后来者提供空间；移出的大量遗骨很可能被丢弃在洞穴的其他位置。

死者身边还有大量随葬品：陶器、骨器、石珠和石坠。变质岩（metamorphic rock）做成的石斧、燧石和黑曜石刀、贝壳吊坠还有壳珠项链。骨头做成的吊坠往往带有表示手臂和头部的突起。赭红颜料大量用于随葬品装饰，甚至就连死者干枯的白骨上也遍布赭红（也许先民试图通过这种象征性的仪式，让死者获得重生）。在一座墓室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块较小而竖直的石料，可以看成是石柱，负责“把守”墓室大门，表面上有些粗糙的雕刻。

晚期墓葬正值神庙建筑的大塔尔欣时期（great Tarxien period），与早期墓葬截然不同。强调小型家庭群体的丧葬方式似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仪式化、也更加复杂的死亡祭祀。部分证据来自于布洛克托夫石圈本身的巨石建筑结构。建筑者把洞穴开口用一堵墙封闭起来，再用竖立起来的巨大石块构造出朝向东方的入口。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整个墓址跟300米之外那座位于高原较低平面上的吉甘提亚巨石神庙（Ggantija）整合在了一起。

在洞穴内部，塔尔欣建筑者夷平了早期墓穴，为安放石碑开拓出一片较为平整的地面（虽然到处都支棱着骨头）。墓穴也被竖立的石碑和粗糙的墙壁分隔成小室和更小的洞穴，创造出更多封闭式的丧葬之所。在主洞穴的中心，马耳他建设者用巨石板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空间；在半圆形中心，放着一只巨大的石碗。石碗周围的石雕非常精美，而且有证据表明，部分石雕上还有动物图案和点状纹饰。建筑者没有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广泛使用赭红颜料，只装饰了近处的几块石板。他们还建造了其他支撑物，让建筑物可以进一步扩大。

遗体被安葬在位于中央神庙四周的隔间里。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墓址位于洞穴地面上一处天然形成的凹陷之中，有数百具遗体被埋葬在这里。乍看之下，遗骸似乎都不完整，而且排列混乱无章。但在我们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证明，这些骨骼来自很多不同的遗体，按照各自类别被仔细排列码放于此：头骨放在一边，股骨放在另一边。这种安葬方式表明，丧葬仪式的程序之一就是将旧骸骨从隔间里取出来，并进行分拆和重组。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已经研究了大约220 000件人类遗骨，覆盖范围超过800人。早期研究结果将古代马耳他人的样貌描绘成典型地中海居民——中等身高、身材结实。他们也拥有某些特别的形体特征，比如二腹肌窝，比如头骨两侧各有一个完整的凹槽，而这个特征在其他族群中也偶有发现。古代马耳他人的健康状况显然非常好，很少有人患上牙科疾病，或者其他明显可察的疾病。早期的泽布季人和晚期的塔尔欣人都表现出同样的人类学特征，足以证明古代马耳他社会在基因组成上没有或者并未发生太多变化。因此，他们在文化习俗和祭祀活动方面的改变，很可能不是外地人口迁入造成的结果。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考古学家将继续对这里的遗骨进行科学研究——这将会成为地中海早期人口的第一个而且很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研究样本。

与早期的泽布季人相比，塔尔欣人（根据放射性元素测年，其生活时代大约为公元前2800年）的随葬品只有一些体型较小、精工细作的陶制肥胖人偶。虽然这些人偶的臀部堆积着厚厚的脂肪，但是它们的性别却并不明确。大多数人偶都缺乏第一性征（比如乳房）。在布洛克托夫遗址发现它们的踪迹，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说明一开始跟“胖女士”关系最为密切的其实是墓地，而非神龛或神庙的祭坛。

如果我们回到地面上，就会发现在通往洞穴的巨大入口处还有另一个装满人类骸骨的葬坑。其中有很多男性的遗骨。它们本来被葬在别处，后来才被迁到这里，身体各部位也被重新排列。这些遗骨旁边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在葬坑旁边有一条巨石铺成的道路，道路两端都设有小型祭坛。可能在祭司和哀悼的人群进入那些发臭的死者洞穴之前，他们会先在这些小祭坛进行第一道献祭和顶拜仪式。

墓室之下

布洛克托夫石圈里有一座洞穴建筑。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2500年间，戈佐岛先民曾用它来安葬死者。19世纪的寻宝者发现了这处遗址，然后又把它的存在抹去，但在1987年，本文作者和同事重新发现了这处遗址，并再次展开发掘。航拍照片（中图）展现的是遗址今日的样貌。示意图（上图）是根据史蒂文·阿什利（Steven Ashley）的重建工作绘制的，展现了考古学家最近对该丧葬建筑的部分重建成果。在洞穴地面的葬坑里，成千上万人类遗骸清晰可辨，其中许多遗骸上还留有赭红颜料（下图）。

令人惊异的雕塑

除大量人类遗骸之外，布洛克托夫遗址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就是一些小型石雕了，它们重新诠释了艺术在当地古代宗教中扮演的角色。塔尔欣时期的史前马耳他人在制作祭祀物品时，用到了大部分手工艺技术，因而这些祭祀物品绝不仅仅是随葬品而已。例如在巨石神庙中心的石碗附近，出土了一个陶制过滤器和一件造型独特的石像。过滤器可能是与石碗配合使用的，或许是为了过滤掉不需要的东西，或者向死者遗体喷洒某种液体。

而另一件特别的石像是一对雕工精美、着色漂亮的丰满人偶。它们端坐在一张精雕细刻的床上，上面还绘有赭红色纹样——底部是编织图案，上部是曲线形图案。这一对肥胖的人偶看不出究竟是男是女。它们身上穿着我们熟知的百褶裙，以黑色勾画，是马耳他祭祀人偶中最精美的杰作。其中一个人偶梳着别致的发式，在背后垂下一条长辫。另一个人偶的头部不见了。它们的大腿上都放了东西：一个放的是穿了衣服的小人（可能是个婴儿），另一个是一只杯子。

暂不论它精美的雕工，这件石像之所以令人惊异，是因为多人塑像在当时的欧洲几乎闻所未闻；就算是单人塑像，“胖女士”之外的题材也很不寻常。考古学家还在其他马耳他古代遗址发现了几件跟这尊石像拥有类似特征的人造器物，比如雕花床的残片，还有陶土制成的“地宫里的睡美人”。但不管怎么说，这尊石像都是历史最悠久也最发人深思的欧洲史前雕塑之一。

布洛克托夫遗址的另一项重大发现，是9件被埋藏在一起的石像，它们也和中央神庙的石碗关系匪浅。这些石像最初很可能被严密包裹妥当，收藏在一个袋子或匣子里。1991年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从石碗周围某处建筑结构里掉落出来，一个挨一个摞在一起。其中6件刻画的都是人物形象：上部是人物头部，下部连着一块几何形平板。这6件石像中，既包括雕刻粗粝的半成品，也包括精雕细琢的祭祀偶像。其中两件最精致的人像身着百褶裙和腰带，其中一个头上还戴着精巧的头冠，可能模拟的是金属的头冠。这两件人偶的面孔上都刻有眼睛、嘴唇和线条分明的鼻子。有一件人偶较为简单，除了一个雕刻精美的风帽之外，身上没有其他服饰。还有两件人偶通体没有任何装饰，梳着一头短发。最后一件人偶尚未完工，身上仍然留有后期加工需要的辅助线条。

除了上述6件，其他3件人偶都是体型较小的独特作品。其中一个是猪的脑袋，另一个是阴茎形底座和置于其上的一颗雕工精美的人头，还有一个是由两条腿支撑的头部。在这些不同寻常的器物旁边，还有一只装满赭石颜料的塔尔欣小锅，可能是用于给这些偶像上色。

这些奇形怪状的祭祀器物可谓绝无仅有。在马耳他其他地区，甚至在整个地中海中部，考古学家都不曾发现任何与之相似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它们出土的环境获得许多信息。在墓室里与死者为伴的是“胖女士”，而在中央神庙里发现的偶像则复杂得多。我们没有在神庙里找到任何强调女性生育能力的偶像。事实上，如果偶像的形象特征较为明显，那么它通常都是男性或者动物塑像。石雕偶像的出土层位也暗示我们，这些来自神庙的器物其实是仪式专家或祭司的个人用品，它们的象征意义似乎远远大于“母亲女神”。

我们在布洛克托夫石圈得到的这些出乎意料的发现，激励我们重新思考马耳他和戈佐岛史前社会祭祀和宗教活动的根源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对生殖能力的崇拜可能在马耳他史前宗教里占据了不小的地位。但上述发现指出，我们不应该只考虑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方面，马耳他的史前宗教绝不只是对“胖女士”的疯狂迷恋。

在公元前约4000至公元前约3500年的泽布季时代，马耳他死亡祭祀的重点是为埋葬死者准备洞穴和地下墓室。在当时的宗教仪式中，精细雕琢的人物形象似乎并不曾出现：墓室里发现的最接近于人类的形象，是雕刻在石柱上的粗糙人脸，还有骨饰上那些突起状的手臂和头颅。当时，赭红是主要的装饰材料。绿色石头制成的造型奇特的斧头和其他由燧石和黑曜石制成的器物也被用于陪葬。从种种迹象来看，马耳他的早期丧葬仪式似乎与西西里岛有某些相似之处——在同一时期，西西里岛也发展出石窟陵墓和简单的集体丧葬传统。此时，马耳他群岛尚处于文明发展早期，物产相对来说仍然十分丰富，可能尚未有人口过剩之虞。

但在500年之后，马耳他群岛上发生的多次剧变似乎已经改变了马耳他的地貌。土壤侵蚀和其他环境恶化的迹象可能变得尤为突出：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人口水平过高肯定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这一时期发现的人造器物（用石头、骨头或者陶土制成的肥胖人偶、动物形象和阴茎象征物）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对生命和血缘延续、繁衍产生了一种狂热的迷恋。马耳他似乎变成一个处于经济和环境双重重压之下的孤岛，社会成员竭力维持其过去的生活标准，人口也在持续增长。但和之前那个物产丰富的年代相比，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期，货物进口越发稀少。史前马耳他社会对雕刻和艺术的热爱，似乎取代了他们走出岩石遍布的海岸、与外界接触的欲望。

这种足以削弱社会力量的疯狂迷恋，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如此狭小的岛屿上，神庙数量却如此众多。部分学者提出，这些神庙可能是由若干竞争土地和水源的敌对氏族或部落建造的。神庙的巨大规模和之后添加的其他建筑，让它们显得越发重要——而这一切可能都源于竞争意识。除此之外，这些神庙在宗教、祭祀上的意义，以及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可能也很重要。

马耳他先民对祭祀活动的疯狂热爱，似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塔尔欣时代末期达到顶峰。马耳他社会越发受到宗教阶层的控制。由祭祀专家或祭司组成的宗教阶级，掌控了马耳他的大部分生产活动。大量时间和人力被投注于神庙建设、艺术活动和宗教庆典。在宗教祭祀活动中，死者似乎受到广泛尊崇，而且与动物形象和肥胖人偶联系在了一起。至于其他方面——比如建设村庄和其他民用建筑，开发梯田或其他耕种方法，人们付出的努力则相对较少。当时的整个马耳他社会似乎彻底陷入了对神庙祭祀活动的迷恋中。

▲这些发现于布洛克托夫石圈的小型石雕偶像，可能是塔尔欣时期祭司或其他祭祀专家的用品。上排三尊塑像都呈现人形，但是在细节刻画和艺术加工上有天壤之别。另外三件呈现出动物和生殖器的形象（下图），更为罕见，也更为独特。

但这种过度迷恋非常危险——正如古代马耳他社会向我们证明的那样。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神庙建筑者被迫停止建设新的建筑，甚至可能不得不重新利用前代居民留下的巨型墓葬群。到公元前2000年时，整个死亡祭祀文化都宣告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习俗——火葬。地宫墓室、“胖女士”祭祀和其他关于生命与死亡的符号，就此被完全抛弃。

马耳他的史前宗教，似乎是“地中海实验室”的一次失败尝试。但正如其他许多失败的实验一样，它能告诉我们的东西远比成功的实验要多。古代马耳他人对宗教的极端热情，很可能是环境重压给社会带来的恶果之一。我们还需要对马耳他和其他地中海遗迹进行仔细发掘和重构。在此之后，我们必将对史前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产生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布洛克托夫石圈遗址，还有许多文物仍埋藏地下，也许有朝一日能为我们提供更多信息。

后记

在经过另外三年的田野发掘和十年的数据分析之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分析220 000件人类遗骨，以及陪葬的动物骨骼和艺术品——终于完成，最终报告也于几年前发表。过去几年，我们还找到了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文物，包括另外几尊粘土制成的肥胖人偶，一个有趣的蜗牛塑像，一对神秘的“女性躯体”吊坠，还有一尊已经破碎但雕刻精美的立像——它原本有将近1米高。我们还弄清楚了丧葬仪式中摆放和移动遗体的多种方式。

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后，很快就响起了关于马耳他史前宗教的产生环境的热烈讨论。讨论涉及的关键问题包括，史前马耳他人是如何建立自身身份的，马耳他群岛与地中海其他地区间的往来达到了什么水平，以及马耳他的自然环境究竟有多么脆弱。

一般来说，人之所以会建立身份，是为了与外来人口区别开来。但对于生活在岛屿上的族群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一大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对外部世界到底了解多少。而马耳他古代居民的“外部世界”，就在他们北方85千米处。对于史前社会来说，某一族群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衡量：他们从外部引入了哪些物品，他们又是如何使用这些物品的。

在马耳他史前社会，大部分文化制品使用的都是当地储藏丰富的石灰石和粘土资源。古代马耳他人用这些材料创造出了惊世骇俗的庞大建筑、雕塑和陶器。在神庙和墓地，大部分外来器物（比如绿岩、赭石和一些陶器碎片）都被封藏在壁龛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被刻意封锁起来，只有少数人有权了解。但我们还需等到考古学家发掘马耳他群岛的民居遗址之后，才能知道其他外来材料（比如燧石和黑曜石）对本地经济的重要性——本地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本地农业发展。如果不发掘民居遗址，我们就很难测量马耳他群岛上的人口结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一点可以更加确信：当地的史前农业活动是在清除掉地表植被之后的土地上进行的，因此可能会给环境带来土壤侵蚀和水资源短缺的隐患。有学者研究了布洛克托夫石圈的陆生蜗牛（生活于公元前4000年）和马尔萨的花粉（马尔萨是马耳他首都瓦莱塔附近的古城市，存在于公元前3600年），证实这里在数千年前就和现在一样缺少植被。

马耳他古代社会极端重视宗教，可能有许多原因。对于史前居民来说，宗教显然是一种强调身份认同的手段。而我们也十分怀疑，当时的“祭司”控制了外部世界的知识，人们无从了解其他人的存在（比如西西里岛人）。而当地宗教也试图通过肥胖人偶的理想形象，营造出一种超越生命的价值观—— 一切都是为了社会、宗族和家族的延续。这种价值观影响了所有史前马尔他人的思想。

史前马耳他人本就非常脆弱——他们处于相对孤立的岛屿上，岛屿的自然植被又遭到破坏，环境变得十分脆弱，而食物供给完全仰赖于岛屿的自然条件。这就是马耳他史前社会给我们当代世界留下的教训：宗教信仰不应蒙蔽信徒的双眼，阻止他们去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仔细观察和科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本文作者 卡罗琳·马隆、安东尼·博南诺、坦克雷德·古达、西蒙·斯托达特和戴维·特朗普对马耳他古代文化进行了广泛探究。马隆是剑桥大学修斯学院的考古学资深导师和学者。博南诺是马耳他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已故的坦克雷德·古达曾经是马耳他国家博物馆馆长。斯托达特是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资深讲师和学者。特朗普最近成为剑桥大学考古学继续教育导师，他曾在1958—1963年间担任马耳他国家博物馆的考古组组长。

扩展阅读

The Prehistoric Antiquities of the Maltese Islands: A Survey. J. D. Evans. Athlone Press,London, 1971.

Monuments in an Island Society: The Maltese Context. A. Bonanno, T. Gouder, C. Malone and S. Stoddart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22, No. 2, pages 190–205; October 1990.

Cult in an Island Society: Prehistoric Malta in the Tarxien Period. S.K.F. Stoddart, A. Bonanno,T. Gouder, C.A.T. Malone and D. Trump in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Vol. 3, No. 1,pages 3–19; 1993.

Radiocarbon Dates from Malta. D. H. Trump in Accordia Research Papers, Vol. 6, pages 173–178; 1995–1996.

God or Goddess: The Temple Art of Ancient Malta. C.A.T. Malone in Ancient Goddesses: The Myths and the Evidence. Edited by L. Goodison and C. Morris.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8.

Towards an Island of Mind C.A.T. Malone and S.K.F. Stoddart in Explaining Social Change:Studies in Honour of Colin Renfrew. Edited by J. Cherry, C. Scarre and S. Shennan. McDonald Institute, 2004.

恰塔霍裕克的

男人和女人

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已知最大的石器时代聚居部落，对它的深入研究，将为两性在早期农业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一些线索。

撰文 伊恩·霍德（Ian Hodder）[1] 翻译 杨颖亮[2] 施文博[3] 审校 吴小红[4]

▲恰塔霍裕克小镇曾经一片繁忙，居民们磨粮食、烤面包、处理猎物、织布、编篮子、加工黑曜石工具和武器。这类日常工作大多都在居址的屋顶上进行。镇上没有街道，居民们常在屋顶上走动。穿过像天窗一样的入口，走下木质的楼梯，就能进入他们的居所，这些建筑多由芦苇和灰泥混合后晒干的泥砖搭建而成。

9 000 年前，在土耳其中部的平原上，一群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一条河边定居。他们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小镇，现在被称为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当时，小镇发展到约有8 000人和2 000座房子的规模，塞满了160亩土地，几乎有24个足球场那么大。后来，小镇连街道都无法容纳，人们不得不在屋顶上活动。当他们沿着楼梯从屋顶走下时，就会进入完全由绘画和雕塑装饰起来的家庭空间，这些绘画和雕塑通常以牛、鹿、豹、秃鹰和人为主要形象。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已经开始磨制精美的石制工具，并且驯化了谷物和绵羊。此外，他们还猎杀野牛、野猪和野马，利用多种野生植物。这片遗址虽然不是最早的农业定居遗址，但它已算是在当时面积非常巨大的聚居地了，而且这里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这些都预示着，对于讨论早期农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恰塔霍裕克遗址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探讨这片遗址时，有一个问题会首先被问到，当时的妇女在早期农业社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欧洲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认为，这类社会大都是母系社会（妇女是领导者，血统由女性延续，遗产从母亲传给女儿），并且他们崇拜一位强大的“母亲女神”（mother goddess）。把女神作为强大权力的象征是农业阶段的思想，而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却变成了新时代女神运动的核心信条。许多女神朝圣团体前往恰塔霍裕克，在这里祈祷，跳圆圈舞，感受女神的影响力。

恰塔霍裕克真的是这些女权主义者所畅想的堡垒吗？在中断了25年之后，对这片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时重新启动，这次考古所获取的信息，为9 000年前土耳其中心地带的两性权力关系提供了最新证据。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为当时生活在恰塔霍裕克的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描绘出一幅画面了。

▲粮仓中发现的一尊粘土雕塑：一位性感的女性坐在两头豹子身上，它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交感巫术来提高作物的产量。当这件雕塑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发掘工作中被发现时，人们认为她是“母亲女神”。今天，它更多地被看作只是女性的象征。这个塑像高16.5厘米，是该遗址的发现中，最大的雕像之一。

母亲女神？

对早期和晚期农业遗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一系列问题，但不能因此期待可以完全透彻和清晰地得出结论。在18世纪前，基于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解释，欧洲的学者相信，社会政治的发展始于父系社会。然而，在18世纪时，来自北美的报告谈到了母系继承关系的社会。在19世纪早期，一位名叫乔安·巴霍芬（Johann Bachofen）的瑞士法官提出了这种模式：在社会的某一阶段中，女性的权力要优于男性。从19世纪后半叶到整个20世纪，这些思想影响了多位学者，其中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V·高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和雅克·考文（Jacques Cauvin）等考古学家。

伦敦大学的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和他的妻子阿莱特（Arlette）一起，从1961年到1965年间，在恰塔霍裕克开始了最早的发掘工作。他深受欧洲传统学术思想影响，因此，当他发现大量的女性形象（如左图所示）时，直接把它们当作“母亲女神”的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威武的裸体女人坐在猫科动物（可能是豹）上，手搭在它们的头上，似乎正好印证了人们对自然征服者的幻想。

在梅拉特发表的与恰塔霍裕克有关的著作中，都附上了这些女人的图片，这样的形象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恰塔霍裕克“母亲女神”形象利用得最有效的，却是另一位考古学家——玛利亚·金浦塔斯（Marija Gimbutas），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在诸多著作中，包括1974年出版的《古代欧洲的神和女神》（Gods and Goddesses of Old Europe），金浦塔斯都利用恰塔霍裕克的证据，有力地论证了母系社会的存在。而且随着农业的发展，欧洲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金浦塔斯认为，父系社会是在晚些时候，伴随着冶金、骑马和战争的繁荣才逐渐形成的。

最近，部分致力于比较和分析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已经放弃了此前简单片面的概括，因为生活在当下和不久之前的人类，都展现了两性所承担角色的多样性，而且文化人类学研究也无法提供关于母系制度的真正证据。不过，从历史记录来看，在近代和当代社会中，女性在某些方面是拥有权威的，或者在生活的某些阶段或某种特定环境中，她们是拥有权力的。对于母系制或父系制，我们不应该简单草率地给出结论，因为根据人种学证据，两性关系要比我们所认为的复杂得多，就像我们在恰塔霍裕克看到的情况一样。

从食物说起

虽然恰塔霍裕克的发掘工作还未最终完成，但我们已经发现，整个遗址在垂直方向上共有18层居址（每一层都建在另一层的顶部），前后历时约1 200年。我们对遗址的中下部地层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所以目前大部分认识均来自对此段地层的考古发现。

在恰塔霍裕克早期和中期地层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反映男女地位的最佳证据来自饮食。如果男性和女性过着全然不同的生活，或是其中一方占统治地位，我们将会在饮食上发现明显的差异。占优势的一方可能会有更好的途径获得某些食物，比如肉或者肉类中更优质的部分。然而，虽然我们曾努力寻找类似的证据，但却并未在饮食上发现明显的差异。

我的两位同事，英格兰布拉德福德大学的迈克尔·P·理查兹（Michael P.Richards）和利物浦大学的杰西卡·A·皮尔森（Jessica A. Pearson），分析了恰塔霍裕克古人遗骸中的稳定同位素，想借此揭示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这里的居民会把逝者埋葬在住所的地下，我们曾在一处建筑中发现了62具遗骸。但是，对这些遗骸的分析表明，男女骨骼的同位素在统计学上并没有差异。安卡拉哈切特佩大学的巴萨克·波兹（Basak Boz）和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希亚·莫莱森（Theya Molleson）还研究了遗骸的牙齿，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女性比男性更易长蛀牙，但就牙齿的磨损程度而言，不存在差异。

莫莱森通过分析骨头磨损和破裂的模式，也证明了这些人在生活中似乎承担着非常相似的工作。此外，一项非常有趣的证据也支持这一发现。安德鲁斯和莫莱森注意到，有一种黑色沉积物经常附着在遗骸肋骨的内侧，经过分析发现，其中含有碳。恰塔霍裕克的人居住的房子空间并不大，烟囱也很小，烧火时会产生许多烟尘，墙上留下了烟尘的痕迹。同样，烟尘也会侵入到人们的肺部。

房顶上供恰塔霍裕克人出入的洞，同时也是烟尘的出口。当地冬天极其寒冷，人们需要长时间呆在室内活动，呼吸充满烟尘的空气。烟尘会渐渐聚集在他们的肺里。埋葬后，随着躯体腐烂，烟灰将附着在他们肋骨的内侧。这个例子的关键在于，男人和女人的肋骨上都有烟尘。说明男人在户外的活动时间并不比女人多。事实上，就他们呆在室内的时间而言，我们只能推断出恰塔霍裕克的男性和女性曾过着相似的生活。

对遗骸的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高，但身高差异很小。相对于身高，女性的体型会更胖。因此，在梅拉特发现的雕塑中，那位“胖女士”的形象是有据可循的。总的来说，多方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有相似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我们几乎看不到性别分工的迹象，在生活中也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这并不是说基于性别的差异不存在。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分娩。考古学家对遗骸所做的研究显示出，在恰塔霍裕克，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而且这里还有几处女性和婴儿的合葬墓，合葬或许意味着他们死于难产。但食谱和骨骼分析表明，当时男性和女性在生活方式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也没有因此产生权力地位的分化。

发现恰塔霍裕克

遗失的城镇

1958年，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中部平原上的高地上，发现了一处石器时代晚期的居址。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个公元前7 000 年前的遗址，规模远远超过一座村庄，应该被称作城镇。

▲恰塔霍裕克起初位于河边，四周沼泽环绕，如今已经干涸。恰塔霍裕克位于海拔900米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上，遍布肥沃的麦田。

石器时代的生活

1958年，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中部平原上的高地上，发现了一处石器时代晚期的居址。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个公元前7 000年前的遗址，规模远远超过一座村庄，应该被称作城镇。恰塔霍裕克（两个交叉的山丘）曾经是一片有几千居民的社区，这些居民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社会组织、丰富的宗教活动、高水平的技术（编织、制陶、黑曜石工具加工）和绘画与雕塑的天赋。

考古学家在160亩的遗址上，确定了18个叠压的建筑层。他们将旧墙用作地基，把一个建筑物建造在另一个上面的习惯，使这里的建筑布局始终保持着统一。但是，当建造者需要分隔房间、把其他房间连接起来，或是要建造一个开放的空间以取代一个或多个房间时，就必须设法大刀阔斧地修改单体布局，打破单调的一排接一排的建筑模式。

当然，主流还是有序和规整的。比如房间的标准布局、砖块的尺寸、立面的高度、门道、灶台和烤炉，甚至房间的尺寸。房子的面积大约在11~48平方米之间，都呈矩形。房子由木质框架、晒干的泥砖、芦苇和灰泥建成。所有建筑都是一层楼高，会以捆好的芦苇铺顶，上面糊一层厚厚的泥，下面再垫一层泥，以防芦苇掉在居民的头上。

从房顶进入居所，是这种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他进入的方式非常少见。每处房子都有一架木制的楼梯，一般会沿南墙搭建，如今，在当初搭建梯子的位置上，只留下了倾斜向上的痕迹，留给我们参考辨识。楼梯从屋顶的洞口延伸到屋内，灶台、烤炉和灯具所产生的烟也从这个洞口排出。通常，人们可以通过活动梯子从镇外抵达屋顶。在室内，也有丰富的雕塑和壁画，这些壁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在人造墙面上出现的最早绘画。主房间用来做饭、吃饭、睡觉以及开展其他一些活动。灶台一般靠南，这样炊烟能顺着房顶的洞口迅速消散。次要的房间用来储物，它与主屋通过低矮的门道相连，人们必须蹲着或趴着才能通过。

沿着主屋的墙壁，还建造了高台以供人们倚坐、工作和睡觉。这些高台像房间其他的地方一样被仔细地涂抹平整过，常常覆盖芦苇或者草席，其上还会再放置垫子、织物或寝具。没有一个单独的居所可供8人以上睡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小家庭的方式存在。这些平台的下面埋葬着逝者。他们通常被放置在篮子里，身体被蜷缩着包得紧紧的。

目前还没有发现水井。但是，有些建筑设有如厕区，出于卫生和处理垃圾的考虑，污物会被掏出后堆成一堆，还会将厚厚的灰烬盖在这些垃圾上，以便起到有效杀菌和消毒的作用。房子内部一直保持着高度洁净，像碎骨之类的厨余垃圾很少在房间中出现。

没有证据表明，恰塔霍裕克人把房子的唯一入口建造在房顶是出于防御目的。目前的发掘也没有发现这座小镇在1 200年的时间中，曾经发生过洗劫或屠杀事件的证据。密集建造房屋最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希望被埋葬在祖先的身边。然而，房屋周围的空间因为建造了新房而吃紧，连片的房屋使得房顶成了唯一入口。

可惜的是，这座城镇为什么被在此居住的居民所废弃，还是一个难解之谜。

▲在恰塔霍裕克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复原了一座典型的居所。他们粉刷了内侧墙壁和嵌入式的家具，并且用石片打磨光滑。然后，他们尝试用混合颜料复原壁画，用粪便和各种木材点着炉子并且分析燃烧残留物，想用它与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复原这座房子可以让我们深入地了解内部空间的用途和它所带来的感受，并提出更多问题，比如光源，比如炉子使用时的空气循环。

独特的丧葬

为了寻找更多与身份地位有关的信息，我们对这里居民的生活习俗进行了深入调查。有一种习俗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简直匪夷所思。考古学家在恰塔霍裕克遗址中发掘出了无头尸。那时，大多数恰塔霍裕克人在下葬时头部都是完好无损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在死者入葬一年左右后，挖开坟墓，用匕首割下他们的头颅——切割的时候会在骨头上留下刻痕。这些头颅将为仪式所用，有时人们还会把头颅作为仪式物品的一部分，并在完成仪式后将头颅存放在屋子里。这些做法是土耳其和近东地区早期农民广为流传的习俗之一。像耶利哥（Jericho）这样的地区，人们还会在头骨上填满石膏，重塑人类的面部特征。

看起来，头颅很可能是从身份显要的人物身上摘取的，他们是家庭元老或宗族首领。而当我们发现，用于祭奠的头颅中既有男性又有女性时，无疑认为这是极其有利的证据，它暗示了家族或家庭既可以由母系追溯，也可以按父系追溯。

在研究埋葬制度的其他方面时，我们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在之前提到过的那座建筑中，一共有62座墓葬，分布在主房间边缘周围的平台以及主房间之下的空间中。这种特制的平台会在特定时期用于丧葬，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弃之不用。很可能是一位特殊成员的死亡，造成了这个墓葬地点的功能发生了改变，而最后一位被埋葬的人应该与这种改变存在特殊的联系。考古发现，不同墓葬点中最后被埋葬的个体，既有男性又有女性。

通常，考古学家习惯通过研究墓葬和器物的形态和样式来评价当时的社会性质。我们也会仔细辨别男性和女性的埋葬特征，观察是否存在男性葬在房间的一侧，而女性葬在房间的另一侧，或是否存在男左女右的埋葬习俗，也可以观察男性在埋葬时的面部朝向是否与女性之间存在差别，以及他们在下葬时是否存在特定的随葬器物。爱丁堡大学的娜奥米·汉密尔顿（Naomi Hamilton）尝试探寻过这些特征，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找出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这样的结果让人感到沮丧，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结果也非常有意思。这些没有明显区别的迹象似乎说明，在分配社会角色时，性别的差异并未处在重要的位置上。

墓葬制度反映出两性间的平等，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室内的空间又是如何分配使用的呢？基于当代小规模的、非西方模式的社会模型研究，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男人负责用石头制作工具，女人制作陶器并且完成大部分的烹饪工作。这种假设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能从人种学资料中找到相反的分工案例。此时，我们的心态可以稍微放开一点，就算当时在恰塔霍裕克的室内活动中存在着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据考证，这里的每一间居所都有一个灶台或者一个烤炉。在烤炉周围，我们发现了大量从烤炉中掏出后堆积在一起的灰烬，以及用来烹饪和处理谷物的遗留器具。由此可以推断，烤炉周边的区域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并且主要为女性所用。还有部分其他证据能支撑这一观点，比如烤炉附近通常会埋葬夭折的新生儿。

但是，灰烬里也含有高密度的黑曜石，而且它们已经被打碎或切成薄片，以便制作石制工具。这些黑曜石从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地区交易而来，直到被切片、做成工具之前，一直会贮藏在烤炉边的地板下。交易和工具生产通常是男性的职责，如果恰塔霍裕克也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加工石制工具的区域，就没有与室内其他活动区域分开。不管当时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制作石器，从目前发掘的层位来看，我们都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恰塔霍裕克人在男女分工上存在差异。

▲家庭成员的遗骨，比如这个9个月大的婴儿，通常被放在篮子里或芦苇垫子上，然后埋到居所平台下的另一边。墓葬上会用石灰铺撒地面，烤炉的烟气也可以掩盖腐烂的气味。

▲新发现的女性雕像，高仅2.8厘米，后背嵌有一粒种子，说明在恰塔霍裕克的遗址中，女性在植物驯化的初期承担了重要角色。

艺术中的生活

迄今为止，这些发现都指向同一结论。当我们审视恰塔霍裕克人日常生活时：比如他们吃什么、做什么、死后埋在哪里、谁是家庭或宗族的领导者，我们找不到由性别造成的差异，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确定当时是父系社会还是母系社会。但在一些符号的含义与艺术品中，我们发现了不同的地方。似乎当时的生活状态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出现了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情况。艺术作品或是特殊的符号都会首先关注男性。大量的绘画都能看出是对男性的描绘。总的来说，大部分艺术品并没有关注女性，而是塑造了许多男性形象：他们常常披着豹皮狩猎或者正在戏弄野生动物。毋庸置疑，这些形象全是男性，因为他们都长有胡子。

事实上，恰塔霍裕克的大部分艺术都非常男性化，并且多与野生动物有关。动物形象中也是雄性居多，比如挺立着阳具的公牛和雄鹿。不计其数的兽头装饰在房屋的墙壁上，它们也常取自于野生公牛和公羊。类似关注雄性的艺术传统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有悠久的历史。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Göbekli）早期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引人入胜的野生动物图像，图上的动物大多拥有勃起的阳具。就在这些图像周围的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石质的男性生殖器。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尼丽莎·拉塞尔（Nerissa Russell）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路易斯·马丁（Louise Martin）观察了恰塔霍裕克遗址大型野生动物（主要是公牛）的骨骼分布情况。他们发现，在遗址中，公牛骨骼的比例高于日常饮食所需，而这很可能是由于某些特殊的节日仪式遗留下来的。许多描绘男人和公牛的图像，也都有可能是为了纪念这种节日或者相应的仪式，就像把公牛或者其他动物的头颅挂在屋里，并抹泥绘画一样。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恰塔霍裕克遗骸的同位素分析表明，两性在饮食结构上并没有差别，都会吃相同的东西，只是在与狩猎、节日等相关的艺术中，才能看到两性关系间存在区别。

那么坐在豹子身上，显示出强大权力的女性形象代表着什么？它明显表现出了强大的女性形象。恰塔霍裕克近期的发现巩固了女性权力的假说：我们发现了一尊有趣的女性雕塑（如上图所示），在其后背嵌着一颗植物的种子。和在粮仓中发现的那尊坐在豹子身上的女性雕像一样，所有证据都在暗示，女性与植物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但可以确定是在描绘女性采集植物的画作。

但是，抛开这些数量甚微的证据，在艺术品和符号的表达中，却完全忽视甚至否认了农业的重要性。房屋里到处都是象征符号，就好像如果看不到公牛头饰品和墙壁上的其他图像，就无法移步了一样。与此同时，储存粮食的粮仓却从未得到任何象征形式的表现。储存粮食的篮子和日用陶器都没有着色或添加装饰。整个植物和农耕行业处于艺术与符号领域的边缘。艺术方面的证据揭示出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一面是由男性主导的世界，主要涉及狩猎和多种野生动物；另一面则是鲜有艺术品涉足的世界——妇女和她们的农作物。

实际情况肯定比以上的简单划分更复杂。我们还必须考虑，在社会中不同职业角色的变迁所代表的社会演变。胖女人的雕像，尤其是粮仓里发现的坐在豹子身上的和后背藏有谷粒的女人，都是来自遗址中上半部分的层位，特别是18个层位中年代最新的第3或4层。就像艺术品或仪式留存物所揭示的那样，尽管农业和植物驯化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当时社会的核心活动仍是捕猎野生动物。不管怎样，在恰塔霍裕克遗址的上部层位中，与耕作有关的元素逐渐出现在各种仪式中，这说明农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变得重要。这一点在艺术品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图像都与女性种植植物紧密相关。

农业的卓越发展和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在遗址的上部地层中发现明显证据。我们在房屋之外的庭院中，还发现了很多炉子，这可能意味着，在制作食物上，当时已经有所分工（即可能有人专门负责制作食物）。在这些上部层位中，石质工具和陶器的制作也显示出了“专业化”的迹象，而且这种专人负责的做法还越来越明显。另外，为不同物品贴盖印章的出现也暗示了所有权意识在不断增强。在这些背景下，性别分化越来越明显，妇女在种植农作物这一特殊领域的地位也变得更加显著。

可以发现，恰塔霍裕克人的两性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我之前提到的一些结论，即人类学家提出的两性之间存在不同的权力分配。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父系或母系社会，是更有趣的现象：在这个社会的许多地区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生活轨迹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的。

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承担一系列角色，身居多种职位，从制造工具到加工粮食，从烘烤食品到成为一家之主。在对节日仪式的描绘中，我们能发现男性在这一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拥有支配一切的影响力。反而在几千年以后，农作物驯化、农业种植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男性此前的优势也随之受到挑战。

此时此刻，女性和植物在艺术品中已紧密相连。但即使如此，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统治是否对生活其他方面有重要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我们对胖女人雕像和炉子所在的上部层位知之甚少，而在下部的早期层位中，已经对骨骼和牙齿进行过分析。我们只有继续对上部层位深入发掘，才能讲出恰塔霍裕克女性在权力逐渐增强后发生的故事。

▲一幅巨大的红牛（现在已经灭绝的欧洲野牛）壁画占据了房子的整面墙。牛长逾2米，被小得不成比例的男性形象环绕，暗示着人对生物的敬畏。这幅画可能是在纪念某种节日或其他的仪式。

扩展阅读

A Neolithic City in Turkey. James Mellaart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10, No. 4, pages 94–104;April 1964.

Çatal Hüyük: A Neolithic Town in Anatolia. James Mellaart. McGraw-Hill, 1967.

On the Surface: Çatalhöyük 1993–95. Edited by Ian Hodder.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 1996. ISBN0951942034.

Why Settle Down? The Mystery of Communities. Michael Balter in Science, Vol. 282,pages 1442–1445; November 20, 1998.

A Tale of Two Archaeologists. Robert Kunzig in Discover, Vol. 20, No. 5, pages 84–92; May 1999.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line at www.catalhoyuk.org, catal. arch.cam.ac.uk/catal/

[1] 伊安·霍德（Ian Hodder），剑桥大学博士，考古学教授。1977-1999年任职于剑桥大学，之后移居美国，任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主任。他是土耳其恰塔霍裕克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他出版过的专著包括《行为中的象征》（1982年）、《现存的过去》（1982年）、《阅读过去》（1986年）、《欧洲的驯化》（1990），《考古学理论与实践》（1992）以及《考古学的过程》（1999）。

[2] 杨颖亮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

[3] 施文博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

[4] 本文审校 吴小红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

西方食人录

食人族的故事可能并不是传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食人行为曾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撰文 蒂姆·D·怀特（Tim D. White）[1] 翻译 张亚盟

图为来自克罗地亚克拉皮纳附近岩棚下的尼安德特人颅骨。同一地点还出土了上百件骨骼残骸。体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最近在上述颅骨和骨骼残骸中发现了食人行为的确切证据。为取食头骨里面的脑髓，古人类曾猛烈敲击过这个颅骨。

无 论是饥饿的拓荒者、失事飞机的幸存者，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宗教仪式，吃掉死去同伴的故事都足以令人震惊、恶心——或者，着迷。人们虽然反感这些曾经的新闻头条或者恐怖电影，却依旧痴迷其中。在很多社会中，食人是绝对的禁忌，人们觉得食人现象应该属于其他文化、其他时代或者其他地域。过去几百年来，人们对食人现象的概念几乎全部来自人类学家的研究，既不清楚也不全面，以至于既不能对这种行为做出绝对的反驳，也没法完全确定食人现象究竟发生于何时何地，为何发生。

新的科学证据正在逐步揭示食人行为的真相。早在金属发明、埃及金字塔建造、农业起源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繁盛之前，食人行为就已经出现在各个种族和我们的祖先当中。从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村庄到太平洋中的岛屿，考古学家都发现有破碎散落的人骨，有时候这些人骨竟然数以千万计。骨骼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使用更加高端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研究这些人骨破碎的原因。过去几年里，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解释史前食人现象提供了确凿证据。

人类祖先同类相食的现象早就激发了人类学家的好奇心，为了对这种现象进行分类，他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一些人类学家根据食人者与被食者的关系来划分这种行为：（1）族内食人（endocannibalism），即食人者与被食者来自同一族群；（2）族外食人（exocannibalism），即食用外族人；（3）自食（autocannibalism），即包括从咬指甲到由痛苦引发的自食行为在内的一切行为。另外，人类学家对猜测的或已知的食人动机也进行了分类，分别为生存食人、仪礼食人和病态食人。

生存食人的行为由饥饿导致。据史料记载，此类事件有两例，一例发生于唐纳大队（Donner Party）——1846年底到1847年初的那个冬天，该队队员因为被困内华达山脉而诱发了食人事件；在安第斯山脉或北极，被陷此地的人们也曾因为没有食物而食人。

仪礼食人的原因是家庭或团体成员为纪念死者或继承死者的才能，而在葬礼上食用他们的尸体。病态食人通常是指罪犯食用受害者的肉体，但更多时候是指虚构人物，如电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的汉尼拔（Hannibal）。

尽管食人行为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类学家却将“食人”简单等同于吃人肉的习俗。过去2 000多年中——从公元前400年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到20世纪早期，许多旅行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和人类学家仔细考究了很多地区及当地居民。从这些四处游历之人的口中，传出了许多地方的食人故事。从中美洲到太平洋岛屿再到中非，这些故事随处可闻。

不过，以上“传说”经常引起争议。由于人类学家开始到世界各地参与文化交流都是18世纪末的事了，而且只赶上了最后几波交流，因此关于食人传说的许多历史记录颇受质疑。

1979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人类学家威廉·阿伦斯（William Arens）在其著作《食人之谜》（The Man-Eating Myth）中，回顾分析了有关食人行为的历史记录，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他认为，阿兹特克人（Aztec）、毛利人（Maori）和祖鲁人（Zulu）的食人记录不是假的就是不完整的。阿伦斯的质疑很快又受到其他人的质疑，但不管怎么样，阿伦斯成功地让人们意识到，食人者的故事缺乏证据支撑：“对于食人行为的考察，人类学家并没有像考虑其他事情那样，以惯有的标准来查阅文献记录，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严谨。相反，他们会不加批判地支持某些集体性的意见，支持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不加伪装的歧视”。

阿伦斯所批评的人类学家的偏见并不限于今天，有些人类学家甚至把偏见伸向了考古学记录。随着史前遗址的不断发现，解释食人现象在所难免。1871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一堆原始人和野兽的骨骼混在一起，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究竟是人吃了熊，还是熊吃了人。然而，古生物学家的做法却像是，一个第五纪验尸官去调查发生在第四纪的一桩‘惨案’，然后很从容地将“杀人”的罪名加诸于人类身上，为同类相残又增加了一条证据。正直的读者们，你们觉得这像不像是在利用一个已经死去200万年的绅士……”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所发现的生活》（Life as I Find It）一书中。

马克·吐温发表评论后的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均称，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直立人（Homo erectus）以及尼安德特人都具有食人行为。据称，从300万年前的史前时代到近代，食人现象均普遍存在。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对上述结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评估。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 宾福德（Lewis Binford）在《骨骼：古人与现代之谜》（Bones: 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s）一书中称，早期人类有食人现象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这一观点，是宾福德回顾了其他史前史学家的研究之后提出的，比如旧石器时代骨骼残骸的构成、所处的环境以及骨骼所发生的改变。宾福德认为，要真正弄清楚人类祖先的行为方式，需要通过今天的实验和观察，得到更多的基础知识才行。宾福德的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既是对之前那些食人故事的质疑，同时也是一种呼吁：对史前食人现象的研究，需要严谨的方法才行。

压碎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食人行为会在骨骼上留下不同类型的损伤。当这些伤痕与同一地点的动物骨骼上的遗痕一致时，考古学家便由此推测，人类遗骸也是因为被食而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上图为来自科罗拉多州曼克斯峡谷的跖骨，古人将跖骨两端的松质骨压碎，以便食用其中的油脂（以下所有骨骼图片均来自曼克斯的同一阿纳萨齐遗址）。

食人证据

如果我们能研究今天的食人者，也许关于食人行为的研究就会简单许多，但这种机会已不大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史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神秘行为，而考古学也因此成为研究人类食人现象的主要方法。

然而，考古学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人们处置死尸的方式之多实在令人惊讶：埋葬、火化、置于脚手架上、顺水漂流、放进树干或者用以喂食腐动物。而骨头可能被挖掘、清洗、涂鸦、成堆埋葬或者散落在石头上。比如在中国西藏的部分地区，考古学家在识别尸体处理方式上更加困难，因为大多数尸体是在肢解后，再让秃鹫或其他食肉动物食用，而剩下的骨头会被人们收集起来碾成粉末，混于大麦和面粉之后再次投喂给秃鹫。可想而知，骨头和尸体经历这番“坎坷命运”后，要识别食人行为和这样的尸体处理方式实属难上加难。

因此，科学家设立了很高的标准来鉴定远古时期的食人现象。只有当人类残骸上的处理痕迹，与动物骨骼上的痕迹相似时（这些动物是被人类祖先吃掉的），科学家才会确认那是人类食人行为。考古学家一直都很赞同人类与动物间的这种比较。他们推测，动物骨骼的损伤及分布方式，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些动物是否曾被人类宰杀并食用。当人类遗骸在相似的环境出土，并带有相似的损伤，而且遗弃和保存的方式也和动物骨骼相似时，这些现象就可以被看作是食人行为的证据。

哺乳动物在同类相食过程中，通常会在“被害者”的骨骼上留下捕食痕迹。生前，哺乳动物的骨骼表面覆盖有各类软组织，且大部分都具有营养价值。去除软组织后，骨骼上通常会留下啃咬和骨折的痕迹。

不过，人类因食用其他动物而在动物骨骼上留下的痕迹可不仅仅是牙痕，因为人类会使用石器或金属工具处理动物尸体。而这种做法会以伤痕的形式在动物骨骼上留下人类存在和活动的痕迹。同样的痕迹也会出现在被宰杀的人类残骸上。

鉴定食人行为的关键在于确定尸体的处理方式（即鉴定遗骸上的切割、锤击损伤、骨折或烧伤等痕迹），以及被损坏的是哪些类型的骨骼。骨髓等营养组织位于骨骼内部，只有通过强力敲打才能从中取出，这种强取方式自然会留下可以反映尸体处理方式的骨骼损伤。如果在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人类宰杀人类所独有的痕迹，那么关于食人行为的推测就可以得到进一步支持。要判断人类骨骸上的痕迹是否源于宰杀行为，可以参考一些考古学记录（尤其是那些在相同文化背景的遗址中发现的、并非为人类所食的动物的遗骸），并与人种史学资料中的一些预测相对照。

这套鉴定食人行为的对照体系着重于多重骨骼损坏和环境证据。正如此前所述，这套体系提高了食人行为的鉴定标准。例如，通过这种方法，骨骼上的切割痕迹就不会被自动认为是食人行为的证据。例如，美国内战公墓中的骨骼残骸上就留有刀剑所致的切割痕迹。再例如，医学院在解剖尸体后，尸体骨骼上也会存在切割痕迹。

在如此高的鉴定门槛面前，以前的大多数食人案例必然不再被认可。在人种史学资料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食人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死者的头骨会经过仔细清理，大脑会被移除。剩下的基本完整的头骨干燥后，会接受各种处理——最常见的处理是，将头骨的凸起处打磨光亮。新几内亚人有时会在头骨表面涂鸦，甚至把头骨挂在杆上，用以展示和礼拜。大脑等软组织在一开始时就被人们吃掉了，因此，这一行为算是一种仪礼食人。如果将这些头骨置于考古环境中，在没有目击者来描述上述食人行为的情况下，那么依照我和同事提出的严格标准，这些头骨是不能作为食人行为的直接证据的。

不过，以严格的标准来筛选证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判断史前人类中是否存在食人行为。目前，最能说明史前人类中存在食人行为的考古记录来自美国西南部——在这里，考古学家已经“解读”了数十处人类遗骸聚集点。另外，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欧洲遗址，甚至在欧洲最早的人类遗址中，也发现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食人行为的存在。

欧洲的早期食人者

欧洲最重要的古人类遗址——格兰多利纳洞穴（Gran Dolina）位于西班牙北部的阿塔普尔卡山（Sierra de Atapuerca）的山脚。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的一些证据表明，在80万年前，人类祖先“先驱人”（H. Antecessor，一个新近才发现的古人类物种）曾在这里居住过。“先驱人”的骨骼发现于洞穴的一个沉积层中，和一些石器以及鹿、野牛、犀牛等史前猎物的遗骸混杂在一起。该遗址的人类遗骸包含92块骨骼碎片，来自6个个体，遗骸上有明显遭到石器宰杀的痕迹，比如剥皮、割取鲜肉，以及为获取大脑和骨髓而对颅骨和长骨进行了处理。这些宰杀痕迹与其他动物骨骼上的痕迹吻合，因而成为原始人类食人现象的最早证据。

19世纪初，克罗地亚著名古人类学家德拉古廷· 乔伊安诺维奇-克拉姆伯格（Dragutin Gorjanovi ˇc-Kramberger）在克拉皮纳岩棚的沙土中，发现了20多个尼安德特人的遗骸，这些遗骸上有着切割痕迹，且分布零散。自此之后，欧洲尼安德特人到底有没有食人行为便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可惜的是，当初发掘这些残骸时，有些简单粗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而残骸的质地却相对柔软；再加上残骸一挖出来，考古人员就涂上了厚厚的防腐剂，使得残骸上的处理痕迹变得非常模糊，鉴定起来异常困难。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克拉皮纳出土的骨骼非常清晰地说明，尼安德特人中存在食人行为，而其他人则认为骨骼表面的损伤痕迹源于洞穴顶部掉落的岩块、食肉动物的咀嚼或某种埋葬方式。 不过，一些考古学家随后分析了来自克拉皮纳和克罗地亚温迪加洞穴（Vindija）的骨骼（温迪加洞穴的尼安德特人和动物遗骸“更年轻”），结果表明两个遗址均发生过食人行为。

劈砍

这是一块人类胫骨，左侧的砍痕是剔除肌肉和肌腱的证据。古人使用的工具可以将肉切薄，去除肌肉组织或者砍掉脑袋。然而，考古学家必须言辞谨慎，因为人类处理尸体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是所有切割痕和砍痕都意味着食人行为的发生。

法国东南部的罗纳河（Rhône River）河岸也发现了食人行为的证据。法国地中海大学马赛分校（University of the Mediterranean at Marseilles）的奥尔本·德弗勒（Alban Defleur）对莫拉-古尔西洞穴（Moula-Guercy）进行了数十年的挖掘，他发现，尼安德特人于10万年前曾居住在这个洞穴中。研究团队在洞穴的一个地层中，挖掘出了至少6个尼安德特人的遗骸，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德弗勒在挖掘过程中非常小心，也使用了很好的复原技术，从而获得了很好的数据，整个过程堪比当代法医所做的犯罪现场调查。他对每一种动物的遗骸、每一块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碎片、每一处大型植物线索以及每一件石器都进行了精确的三维复原。正是因为如此精细的工作，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些骨头是如何散布在10万年前的那个火炉周围的。

通过显微镜分析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碎片和动物遗骸得到的结论，同西班牙考古学家在格兰多利纳洞穴得出的结论一样：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欧洲人曾有过食人行为。但想要确定这种行为发生的频率和条件，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如此，食人频率依旧惊人。

我们所知的、仅有的一个早期欧洲遗址（西班牙格兰多利纳洞穴）中的人类骨骸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食人行为；克罗地亚的两处遗址在年代上相隔几百代人，但分析显示，这两个地方也都发生过食人行为；而法国尼安德特人遗址的发现也说明，这里还是发生过食人行为。这些结论都建立在严谨的证据之上，因此，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如今所提的问题已不再是“这算不算食人行为”，而是“这里为什么会发生食人行为”。

同样，在比克拉皮纳遗址年轻得多的、位于美国西南部的古人类遗址中，考古学家近期的一些发现也改变了人类学家对该区域的阿纳萨齐文化（Anasazi culture，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出现，是现代人对古普韦布洛文化的称呼）的看法。一些古人曾在美国的四角地区（犹他、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四个州的交会点）居住了几个世纪，在这里以种植玉米为生，他们建立了普韦布洛村落和壮观的悬崖住所，留下了地球上最丰富、最细腻的考古学记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克里斯蒂·G·特纳二世（Christy G.TurnerⅡ）对多组破碎、烧焦的异常人骨遗骸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遗骸来自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多个阿纳萨齐遗址）。在每个遗址的骨骸上，特纳都发现了一些食人行为的迹象。但在美国历史上，食人行为在这个地区的普韦布洛印第安民族中并不常见，而且声称自己是阿纳萨齐后代的一些现代部落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

火烧

这四块颞骨乳突（即耳朵后面坚硬的隆起部分）上的黑色和受损区域表明，人类的头骨曾遭火烤，因为乳突区域并没有覆盖太多的肌肉或者其他组织，所以火烧对这块区域造成的损伤要比头骨其他地方更加明显。因此，火烧方式为食人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阿纳萨齐埋葬的绝大多数尸体骨骼都比较完整，没有关节脱落，并且常常有装饰性陶瓷器皿陪葬，这也成为当地业余考古爱好者最热衷的目标之一。但据特纳的研究，阿纳萨齐地区的几十个遗址都有破碎且通常烧焦了的人类遗骸出现。过去几十年来，这些遗址出土的人骨标本数量高达上万件，来自800年前生活在美国西南部数万平方千米上的几十个古人。1992年，我曾研究过一批来自科罗拉多州曼克斯峡谷（Mancos Canyon）阿纳萨齐遗址的古人遗骸，包括2 106件骨骼碎片，这些碎片至少来自29个古人，男人、女人、小孩都有。

从普韦布洛的小村落到大城镇都有成堆的遗骸，而且这些遗骸通常与被遗弃的悬崖居所属于同一时期。骨骼上经常会有去肉之前就被火烤过的痕迹，这些痕迹说明，这里的古人曾经吸食脑髓，并且在去除肌肉组织后，为获取骨髓而砸碎肢骨。有些长骨碎片的末端甚至还有打磨的痕迹，这可能与当时的古人用陶瓷器皿进行烹饪有关。来自曼克斯峡谷的骨骼碎片显示，骨骼上的痕迹与阿纳萨齐人处理鹿、大角羊等猎物留下的印记十分吻合。

骨骼学证据也清楚地表明，这些人曾被剥皮、火烤、削肉，关节被分离，长骨在铁砧上被石锤敲断，松质骨被压碎，碎片散布在陶瓷器皿里。但罗列这些结果的文章却引起了争议，有些人提出反对意见似乎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科学论证。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科学发现应该考虑社会影响。对这些人类学家而言，食人问题在文化层面上十分微妙，在政治层面上又相当不合时宜，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任何证明食人行为可能存在的证据。

食人画像

据史料记载，几个世纪以来，地球上许多角落都有关于食人现象的报告。尽管其中不乏证据充分、来自目击者的叙述材料（如唐纳大队的故事），但其他来自探险者、传教士、旅行者和士兵的叙述通常缺乏可信度。例如，两个艺术家描绘的这两幅食人画像，一幅是19世纪初的中国因饥荒而导致人们同类相食，另一幅是以欧洲人的视角来看新世界的食人现象（依据1949年的一幅木版画）。这些记录并不能代替考古学和法医学的证据，不过，它们可以作为可验证的假说来指导未来的考古发掘。

2000年，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理查德·A·马拉尔（Richard A.Marlar）和同事发表文章，提出了证明各个阿纳萨齐遗址均有食人行为的最有力证据。考古人员在“牛仔沃什”（Cowboy Wash）遗址挖掘出3个阿纳萨齐洞穴，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1150年左右。该遗址位于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梅萨维德国家公园（Mesa Verde）附近。

上述3个洞穴中，其他地方（如曼克斯峡谷）出现过的食人痕迹——骨骼关节脱落、破碎、散乱等现象，在这里同样存在。而完好的保存、谨慎的挖掘和细心的取样，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化学层面的分析，并且最终构成食人现象的直接证据。

马拉尔和同事在一个陶瓷容器上发现了人类的肌红蛋白（一种分布于心肌和骨骼肌组织中的蛋白）残留物，这表明曾经有人在锅里煮过人肉。他们还在一处废弃住所的火炉里，发现了一块未燃的粪化石，或者说是年代久远的排泄物，而其中也含有人类肌红蛋白。因此，来自骨骼学、考古学和生物化学的数据表明，“牛仔沃什”遗址曾发生过史前食人现象。证明人体组织曾被加工和食用的生物化学数据，为美国西南部的很多骨骼学和考古学发现提供了另一维度的证据。

锤击

我们可以从考古记录里清楚得知，肉——肥肉、肌肉或者其他组织——并不是人类身体唯一可食的部分。脑颅破开、长骨中的骨髓也经常不见踪影，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石锤可以将上臂骨纵向劈开，从而露出里面的骨髓，供人们取食。

为什么要食人？

相比证明食人现象是否存在而言，解释食人现象为何出现更具挑战性。人们通常是因为饥饿才吃东西，因此，大部分食人现象的发生都归结为饥饿原因。但除此之外，是不是人肉吃起来更香，或者食人现象代表着人类正在度过艰难时期，还是作为除去外来者的一种方式，这些都需要掌握更多的考古学知识才能进行考证。

即便是在研究得比较透彻的阿纳萨齐案例中，想要判断食人现象究竟是出于饥饿、宗教信仰，还是以上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所致，也绝非一件易事。然而，随着考古学研究逐渐深入，我们愈加明白，食人现象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扩展阅读

Prehistoric Cannibalism at Mancos 5MTUMR-2346. T. D. Whi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es Man Eat Man? Inside the Great Cannibalism Controversy. L. Osborne in Lingua Franca, Vol. 7, No. 4, pages 28–38; April/May 1997. Fijian Cannibalism: Osteological Evidence from Navatu. D. DeGusta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110, pages 215–241; October 1999.

Neanderthal Cannibalism at Moula-Guercy, Ardèche, France. A. Defleur, T. D. White,P. Valensi, L. Slimak and E. Crégut-Bonnoure in Science, Vol. 286, pages 128–131; October 1, 1999.

Biochemical Evidence of Cannibalism at a Prehistoric Puebloan Site in Southwestern Colorado. R. A. Marlar, B. L. Leonard, B. R. Billman, P. M. Lambert and J. E. Marler in Nature, Vol. 407, pages 74–78; September 7, 2000.

[1] 蒂姆·D·怀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脊椎动物博物馆（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人类进化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他还是该校生物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埃塞俄比亚中阿瓦什研究项目（Middle Awash research project）的负责人之一。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史前考古和现代法医中的骨骼痕迹鉴定。

还原两千年前的

古希腊计算机

“安提凯希拉装置”本领高强，既能够模拟月亮的运动，还可以准确预报日食。一些新研究揭示了它的运行机制。

撰文 托尼·弗里思（Tony Freeth）[1] 翻译 郭凯声

如 果不是地中海的同一海域相隔两千余年再次发生风暴，这件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技术遗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

第一次风暴发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一艘满载希腊珍宝的古罗马商船在风暴中葬身大海。第二次风暴则发生于公元1900年，一群在安提凯希拉岛（Antikythera，位于克里特岛与希腊本土之间的一个小岛）海域采集海绵的潜水者仓皇躲避到安全处。风暴过后，这群潜水者想碰碰运气，看能否在附近的水下找到海绵，结果意外发现那艘古罗马商船的残骸。几个月后，在希腊政府的支持下，这批潜水者回到这里。接下来的9个月里，他们发掘出一大批精美的古希腊文物，包括精美的青铜制品、玻璃器皿、酒罐、陶器以及珠宝。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活动之一。

有件物品最初并未引起注意。这是一件已经高度钙化、大小跟电话号码簿差不多的东西。几个月后它破裂开来，露出了一些锈迹斑斑的青铜齿轮残骸，所有齿轮相互啮合在一起，齿长仅为15毫米，还有刻着专业刻度尺和希腊文字的金属板。这一发现令考古学家大为震惊，因为在那之前，大家一直认为古代人制造齿轮仅是用于粗笨的机械任务。

这个东西后来被称作“安提凯希拉装置”（Antikythera mechanism），有三块较大的碎片正在雅典的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展出。跟那些气势不凡的青铜雕像以及其他各种古希腊艺术珍品相比，这几块碎片显得非常渺小脆弱。然而它们功能之复杂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2000年，我首次得知有这么个东西。当时我是电影制片人，英国威尔士加迪夫大学的天文学家迈克·埃德蒙兹（Mike Edmunds）找到了我，因为他觉得这个装置可以成为一部电视纪录片的极好题材。数十年来，科学家对安提凯希拉装置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认识，认为它可以计算天文数据，但仍然未能完全弄清这个装置的工作原理。由于以前曾研究过数学，我逐渐对这一装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我与埃德蒙兹组织起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一批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以及两组成像专家加入进来。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团队已经复原出几乎所有幸存的零件，并了解了它们的工作原理及功能。该装置可以计算月食和日食的日期，根据已有知识模拟月球在天空中复杂的视运动（apparent motion），并记录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社会活动的日期。就目前所知，该装置问世之后至少1 000年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现过技术复杂程度可与之媲美的东西。

早期的先驱

1905年，德国语言学家阿尔伯特·雷姆（Albert Rehm）第一个认识到，安提凯希拉装置是一台天文计算装置。半个世纪后，当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德里克 · J · 德索拉 · 普赖斯 （Derek J. de Solla Price）在《科学美国人》上撰文介绍这个装置时，人们仍然对它知之甚少。

普赖斯认为，这个装置的操作方法是转动装置侧面的曲柄，然后它会移动正面和背面各个刻度盘面上的指针，进而完成输出。使用者可以通过转动曲柄设定日期，显示在装置正面一个有365天刻度的日历盘面上。（该盘面可以通过旋转调节使日期每隔四年多一天，与现在的闰年相仿。）同时，该曲柄也驱动装置内的其他所有齿轮，使它们给出与设定日期相对应的信息。

装置正面的第二个盘面与日历盘面的中心相同，并被分为360度，上面还有12个代表黄道12宫星座的符号（见图安提凯希拉装置的内部）。这些星座是太阳沿一条被称为黄道（ecliptic）的路径相对于“不动的”恒星运动的过程中穿过的星座（那是当时人们的认识，其实太阳的这种“运动”是因地球绕太阳运动而产生的）。普赖斯猜想该装置正面或许有一根指针，显示指定日期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

在遗存至今的碎片中，普赖斯找出了十几个齿轮的残骸，这些齿轮原本是该装置内部的组成部分。他还估计出了齿轮的齿数。在1974年的一项重要研究中，普赖斯描述了主要碎块中的27个齿轮，并根据希腊放射学专家哈拉兰博斯·卡拉卡洛斯（Charalambos Karakalos）对该装置进行的首次X射线扫描结果，给出了更准确的齿数估计值。

从齿数可以看出该装置是作什么计算用的。转动曲柄，让64齿的初级齿轮旋转一整圈，就代表经过了一年，这可以从日历盘面上的指针看出来。这个初级齿轮也同两个38齿的次级齿轮啮合成对，因此每个次级齿轮每一年转过64/38圈。同样，每一级上不同齿数的齿轮靠啮合来传递运动，传递速度由齿数比决定。最后运动传递到指针上，使指针按照一定的速率转动，而不同的速率对应于不同的天文周期。普赖斯发现，其中一个齿轮系的各齿数比正好对应于古代巴比伦的月球周期。

普赖斯同此前的雷姆一样，认为此装置内也有行星齿轮（epicyclic gear，也叫周转齿轮）系。所谓行星齿轮，就是齿轮的轴承本身又装在其他齿轮上，就像“疯帽匠的茶杯”（迪士尼乐园的一种旋转娱乐设施）中的那些杯子。行星齿轮扩大了用齿轮可以完成的计算的范围——不仅可以计算分数乘法，还可以计算加法和减法。就现在所知，此后的1 500年间，西方世界的技术中再未出现过行星齿轮的踪影。

还有几位研究人员也对安提凯希拉装置进行了研究，最著名的是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迈克尔·赖特 （Michael Wright），他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布罗姆利（Allan Bromley）合作，首次对此装置进行了三维X射线测量，证明普赖斯提出的模型是错误的。布罗姆利于2002年去世，但赖特坚持不懈，研究成果显著。他找到证据证明，背面的刻度盘虽然乍看起来像是一些同心环，但其实是螺旋状的；他还发现装置正面有一个计算月相的行星齿轮机构。

同时赖特也采纳了普赖斯的一个观点，即装置背面上方的盘面有可能是一种基于太阴周期的月历。太阴周期以19年［235个朔望月（lunar-month），即阴历月］为一循环，又称默冬章（Metonic cycle）。这种月历以公元前5世纪雅典天文学家默冬的名字命名（其实巴比伦人在他之前已经发现了这个周期），今天仍被用来确定犹太教的新年和基督教的复活节。下面，我们还将发现该盘面上的指针是可以延伸的，这样指针尖端上的一根槽钉就可以顺着螺旋形凹槽一圈接一圈地转下去。

地理位置

它来自何处？

安提凯希拉装置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问世，当时正值罗马大肆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希腊控制的一些王国（绿色）。公元1901年，潜水者在安提凯希拉岛附近海域的一艘沉船上发现了该装置的一些锈迹斑斑的碎片（左图为其中一块）。这艘船沉没于公元前65年前后，当时它正载着一批希腊艺术珍品，可能是从帕加马驶往罗马。罗得岛上存在着希腊天文学的一个主要传统学派，但最新证据表明该装置起源于科林斯。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曾是科林斯的殖民地，这个城市也很可能是安提凯希拉装置的产地，伟大的希腊发明家阿基米德就住在那里，并有可能在当地留下了技术发明的传统。

成像研究

当我们的团队开始研究时，资料极端缺乏。我们查不到以前的X射线扫描资料，连一套清晰点的静态照片都没有。不过，一本科学杂志上的两张图片——一张是金鱼的X射线照片，一张是巴比伦黏土板的增强照片启发了我，让我想出了一些新方法来获取更好的资料。

我们委托美国惠普公司完成了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成像，同时请英国的X-Tek系统公司进行三维X射线成像。经过4年耐心而谨慎的交涉和周旋，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的约翰·西拉扎基斯（John Seiradakis）以及雅典大学的克塞诺丰 · 穆萨斯（Xenophon Moussas）终于办妥了所有手续，于是我们安排成像小组带着器械前往雅典——由于安提凯希拉装置过于脆弱，不能搬动。

就在这时，博物馆的玛丽·扎菲罗普洛（Mary Zafeiropoulou）打来一个电话，让我们备感意外。她说她在地下仓库发现有些箱子里的东西贴着“安提凯希拉”的标签，问我们有没有兴趣。那还用说！于是，我们拥有的碎片总数一下子便从20块猛增到82块。

以汤姆·马尔兹本德（Tom Malzbender）为首的惠普小组安装了一个神秘的圆顶状玩意儿，直径约1.5米，上面装有一些电子闪光灯，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提供照明。该小组借用电脑游戏中一项名为“多项式纹理映射”（polynomial texture mapping）的技术来增强表面细节。普赖斯觉得很难看清的文字，现在已可清楚辨认；另外，通过调节表面的反光率和照明灯光的角度，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细枝末节。这些文字其实就是写在外板上的说明书。

一个月后，X-Tek公司那台重达8吨的X射线扫描机“银翼杀手”（BladeRunner）运往雅典。为了让装载这台庞然大物的卡车能顺利开到博物馆，当地警方特地清空了雅典市中心的街道。银翼杀手可以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与医院的CT相仿，但能更好地显示细节。X-Tek公司的罗杰·哈德兰德（Roger Hadland）及他的团队还专门改造了这台机器，以使它的X射线功率足以穿透安提凯希拉装置的碎片。这样得到的三维重构图让人惊叹不已。普赖斯只看到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堆互相重叠的齿轮，而我们则能分离出碎块内部各层，并看到齿上的微小细节。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X射线扫描显示，还有两千多个字符深藏在碎片内部。（原本存在的字符估计多达15 000个，现在我们已经辨认并解读出了其中3 000多个字符。）在雅典，穆萨斯与同样来自雅典大学的亚尼斯·比察基斯（Yanis Bitsakis），还有历史与古文字学研究中心的阿伽门农·采利卡斯（Agamemnon Tselikas）一起，逐步发现了两千多年来人眼一直看不见的文字。其中一段文字翻译出来是“螺旋形刻度235”，由此证明背面上方的盘面的确是表示默冬历的螺旋图案。

复原

解剖残片

借助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T，即通过多次X射线扫描来获得三维图像的一种技术），作者与同事观察到了安提凯希拉装置碎片的内部状况。例如，CT扫描可以对物体进行虚拟“切片”（下图为主要碎块的各个切片）。这些信息有助于研究团队了解残存的齿轮如何连接，并估计出各自的齿数，从而确定它们的用途。然后，就可以复原出该装置的大部分结构。

巴比伦系统

回到伦敦，我便开始研究CT扫描结果。有些碎片显然都是背面下方一个螺旋形盘面的组成部分。该盘面的螺旋线绕了4圈，上面约有220~225个刻度。

质数223的可能性非常大。古巴比伦人已经发现，月食仅在满月期间才会发生，而一次月食发生223个月后，又会发生一次类似的月食。同样，他们还知道，日食仅发生在新月（农历初一）期间，如果观测到一次日食，他们就可以预测223个新月后会出现另一次日食（不过他们不可能次次都看到，因为日食只有某些特殊的地方才能看见，而且古代天文学家无法准确预报日食发生的地区）。日食和月食按照这种规律反复发生，因为每过223个朔望月，太阳、地球和月亮又会回到以前的排列情况，这个周期名叫沙罗周期（Saros cycle）。

盘面的刻度之间有一些符号块，几乎全部含有希腊字母Σ（sigma）或Η（eta），或者两者都有。我很快就明白，前一个字母代表Σεληνη（selene），即希腊语的“月亮”，表示有一次月食；后一个字母则代表Ηλιοσ（helios），即希腊语的“太阳”，表示有一次日食。巴比伦人还知道，在223个月的周期内，日食或月食只能出现在特定的月份，这些月份的分布模式可以预测，中间间隔五个或六个月。盘面上的符号也与此模式吻合。

现在我需要顺着这一连串线索来研究该装置的核心，看看新认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第一步是要找出这个新沙罗盘的驱动齿轮，它应该有223个齿。卡拉卡洛斯此前估计，在主要碎块的背面上有一个大齿轮可能是222个齿。赖特将齿数修正为223，埃德蒙兹也认同这一结论。配合对其他齿轮齿数的合理估计，再加上一个假想的小齿轮，这个223齿的齿轮便可以完成需要的计算。

但还有一个重大问题依然无解，事实表明它也是整个齿轮系统中最难解读的一部分。除了计算沙罗周期以外，223齿的大齿轮还带有普赖斯发现的那个行星齿轮系，即两个小齿轮以类似于迪士尼茶杯游乐设施的方式安装在大齿轮上。每个行星齿轮又连接在另一个小齿轮上。让人看不懂的是，所有4个小齿轮的齿数似乎相同，都是50个齿，这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意味着齿轮的输出将与输入相同。

有好几个月，我都一筹莫展。后来我记起赖特曾观察到那两个行星齿轮中的其中一个表面上有一根槽针插入另一个齿轮的槽中。赖特认为，这两个齿轮是绕着相距约一毫米的不同轴在旋转。因此，一个齿轮转过的角度就会忽而比另一个齿轮转过的角度大，忽而又比它小。这样，如果一个齿轮以恒定速度转动，另一个齿轮的转速就会一会儿比它略快，一会儿比它略慢，呈周期性变化。

安提凯希拉装置的内部

天文时钟

下面这幅安提凯希拉装置部件分解图显示了该装置已知30个齿轮中的29个，再加上一些推测的齿轮。转动装置侧面的曲柄，便可带动装置中所有齿轮一同旋转，并使装置前面和后面各盘面上的指针移动。蓝色、红色和黄色箭头显示了曲柄的运动如何从一个齿轮传递到下一个齿轮。使用者在装置正面有365天的埃及日历盘面上，或者背面有235个朔望月的默冬历盘面上选择一个日期，然后就可在其他盘面上查看该日期的天象状况，例如月球的位置及月相等。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转动曲柄在天文盘面上设定某个事件，然后再查看该事件对应的日期。其他的齿轮现在已无法找到了，它们可能是用来计算太阳和古代已知的5大行星——或其中的部分行星——的位置，并通过黄道带盘面上的指针显示出来。

默冬齿轮系

用于计算有235个朔望月的默冬历中的月份，并通过装置背面默冬历盘面上的指针A显示出来。该指针针尖上的槽针B沿着螺旋形凹槽移动，当指针指到依次相连的各个外圈上标示的月份时，就会逐渐变长。辅助齿轮C使一个较小盘面上的指针D转动，指示奥林匹克及其他运动会的4年周期。其他齿轮则带动另一个小盘面上的指针E，作用可能是指示一个76年的周期。

初级齿轮

初级齿轮跟着曲柄旋转，从而带动其他所有齿轮。它还直接带动一根指针，在埃及日历盘面上指示日期。此齿轮转一整圈就表示经过了一年。

默冬历盘面

显示有235个朔望月且排列成一条螺旋线的默冬周期中的月份。

奥林匹克盘面

显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他运动会的年份。

沙罗日月食盘面

这条螺旋线上的文字指示可能发生月食和日食的月份。

月球齿轮系

这个系统包括若干行星齿轮，用于模拟月球运动的变化（现在已经知道这类变化是月球轨道速度变化造成的）。行星齿轮装在一个较大的齿轮A上，宛如迪士尼乐园“疯帽匠的茶杯”游戏中的那些杯子。一个齿轮通过“槽针—槽”机构B使另一个齿轮转动。然后此运动通过其他齿轮传递到安提凯希拉装置正面。另一个行星齿轮系C带动一个半黑半白的球D旋转，以显示月相，而指针E则显示月球在黄道带盘面上的位置。

日月食齿轮系

用于计算有223个朔望月的沙罗周期中的月份（沙罗周期是日食和月食重复发生的周期）。它通过一根与默冬历盘面上的指针相仿的可延长指针A来显示沙罗盘面上的月份。辅助齿轮则使一个小盘面上的指针B移动。这根指针每过223个朔望月便转1/3圈，表示相应的月食发生时间将推迟8小时。

用户手册

如何预测日食或月食

只需一点天文学知识，再稍经实践，便可学会操作安提凯希拉装置。经过专家的初始调校后，该装置可以对几十年前或几十年后的事件进行相当精确的预测。沙罗周期盘面上间距为5个月或6个月的文字，对应于223个朔望月周期中地球、太阳和月球几乎排列成一条直线（这时有可能发生日食或月食）的周期。一旦知道了日食或月食发生的月份，就可以根据日食永远发生于新月期间而月食永远发生于满月期间这一事实在装置正面的盘面上计算出确切日期。

重置日期

首先转动曲柄，在默冬历上设置当前月份和年份。下面一根指针将转到沙罗日月食盘面上对应的月份。

找出日月食的月份

转动曲柄，使时间向前移动，直到沙罗盘面上的指针指向对应于日食或月食的文字。这些文字将显示日月食发生的月份和时刻（但不是日期），并指出是日食还是月食。

计算日期

调节曲柄，使月球和太阳指针要么重合（预测日食），要么成180度（预测月食）。此时埃及日历的指针将会相应移动，给出日食或月食发生的日期。

异想天开

虽然赖特放弃了自己的看法，我却意识到这种忽快忽慢的转速恰恰就是古希腊人计算月球运动时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依据的是当时（公元前2世纪）最先进的天文理论，通常认为是罗得岛的喜帕恰斯（Hipparchos）提出的。在1609年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定律之前，人们不知道月球轨道是椭圆形，当然更不知道月球在近地点（perigee，即月球离地球最近的一点）附近时速度会加快，而在远地点 （apogee）附近时速度将放慢。但古人知道，月球相对于黄道带的运动似乎在周期性地减慢和加快。喜帕恰斯的模型是，月球以恒定速度绕一个圆运动，而此圆的中心又以恒定的速度绕另一个圆运动，这样就与月球视运动的实际情况非常相似了。这种叠在其他圆上的圆称为本轮（epicycle），这一理论也在以后1 800年的天文学界中占了统治地位。

一个因素导致问题更加复杂：远地点和近地点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因为月球的椭圆形轨道大约每9年要转动一整圈。因此，月球返回近地点所用的时间比它返回黄道带中同一点所用的时间稍长一些，两者之差为每年0.112579655转。如果输入齿轮有27个齿，大齿轮的转动幅度就稍稍大了些，而如果输入齿轮有26个齿，大齿轮的转动又稍稍小了些。正确的齿数似乎应在两者之间的中心点。因此我尝试了一种不可能的情形——26.5个齿。我按下计算器，得到的结果是0.112579655——跟正确的答案完全一样，直到小数点后第9位都完全吻合！这绝不可能是巧合，但是，齿轮的齿数不应该是分数。

接下来我意识到26.5×2=53。事实上，赖特已经估计到一个关键的齿轮有53个齿，此时我明白，这个齿数让所有问题迎刃而解。设计者按行星齿轮的方式布置槽针和槽，从而在保持基本转动不变的情况下巧妙地延缓了它的变化周期。这真是一个天才的构想。由于埃德蒙兹的努力，我们还意识到装置背面的行星齿轮系统带动着一根轴，而这根轴又带动另一根连接着装置正面表盘的空心轴转动，这样月球的运动就能够在黄道带盘面和月相显示上表示出来。至此，几乎所有齿轮的齿数都弄清了，但还有一个小齿轮的齿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对模型作了一些修改。其中一处修改涉及装置背面默冬历盘面内的一个较小的辅助盘面，它被分为4个象限。当我看到一个象限下面有“NEMEA”这个词时，第一条线索浮出了水面。美国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琼斯 （Alexander Jones）解释说，这个词指的是奈迈阿运动会，它是古希腊5大运动会之一。最终我们识别出了刻在盘面4个象限周围的文字，其中最多的是“ISTHMIA”，它表示在科林斯举办的伊斯米亚运动会，“PYTHIA”是在德尔斐举行的皮西安运动会，“NAA”表示在多多纳举行的小型运动会，而“OLYMPIA”自然是指古希腊最重要的运动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了。所有运动会都是每两年或4年举行一次。以前我们认为此装置纯粹是数学天文学的工具，但是“四年周期盘”（Olympiad）——这是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却赋予该装置一种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社会功能。

在30个残存的齿轮中，有29个用于计算太阳和月亮的各种周期。但是我们在研究装置正面的文字后，也得到了有关重要恒星以及行星升起和落下的大量信息。此外，在装置正面的“初级”齿轮上，残存的轴承也证明曾存在一个行星齿轮系，它的作用很可能是模拟行星沿黄道的来回运动（以及太阳自身运动的异常情况）。所有这些线索都有力地表明，此装置不仅能够模拟太阳的运动，而且至少还能模拟古代已经知道的5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之中部分行星的运动轨迹。

赖特制作了一个安提凯希拉装置的模型，它具有与所有5大行星对应的行星齿轮系。但是他的巧妙设计无法与所有证据完全吻合。而且，新模型要多出40个齿轮，结构过于复杂，无法与安提凯希拉装置现存部分那令人惊叹的简洁设计相比。最终答案恐怕仍藏在50米深的海底。

与阿基米德有缘？

安提凯希拉装置来自何处？它出自何人之手？这些问题仍是一个谜。那艘沉船上的货物大部分来自古希腊东部的帕加马（现土耳其境内）、科斯岛和罗得岛。人们理所当然会猜想喜帕恰斯或罗得岛的另一位天文学家设计了这个装置。但是隐藏在默冬历上235个朔望月刻度之间的文字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某些月的名称仅在古代希腊的特定地方使用，从而暗示安提凯希拉装置应该是来自科林斯。如果该装置来自科林斯本地，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出现在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彻底毁掉科林斯之前。更有可能的是，安提凯希拉装置制作出来是为了在希腊西北部或西西里岛某个科林斯殖民地使用。

西西里岛的可能性相当大，岛上的锡拉库萨是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居住的地方。公元前1世纪，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讲述了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在锡拉库萨遭围攻时遇害的经过，并提到打了胜仗的罗马将领马塞勒斯（Marcellus）仅拿走了一件战利品，即阿基米德制作的一台天文仪器。会是安提凯希拉装置吗？我们认为不是，因为该装置看来是在阿基米德去世好几十年后方才问世。但它有可能是遵循阿基米德开创的仪器制作风格打造出来的。

普赖斯当年在《科学美国人》撰文介绍安提凯希拉装置时曾写道：

古希腊人在他们创造的灿烂文明即将衰落之前，竟然发展到如此接近现代水平的地步，不仅在思想方面，而且也在科学技术方面，真让我惊叹不已。

而我们的发现则证明，安提凯希拉装置之接近现代，甚至超过了普赖斯的想象。

扩展阅读

An Ancient Greek Computer. Derek J. de Solla Price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00, No. 6, pages 60–67; June 1959.

Gears from the Greeks: 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A Calendar Computer from ca. 80 B.C. Derek de Solla Price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64, No. 7, pages 1–70; 1974.

Decoding the Ancient Greek Astronomical Calculator Known as 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 Tony Freeth et al. in Nature, Vol. 444, pages 587–591; November 30, 2006.

Calendars with Olympiad Display and Eclipse Prediction on 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 Tony Freeth, Alexander Jones, John M. Steele and Yanis Bitsakis in Nature, Vol. 454, pages 614–617; July 31, 2008.

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 Research Project: www.antikytheramechanism.gr

[1] 托尼·弗里思原先的专业方向是数学与数理逻辑（并持有该专业博士学位）。现在他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他最杰出的获奖作品是反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作物增产的系列纪录片，主角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从2000年起，弗里思又回到学术上，开始研究安提凯希拉装置。他是电影与电视制作公司Images First的总经理，并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该装置的电影。

兰巴耶克：

鲜为人知的“黄金文明”

比印加文明还要久远、神秘的秘鲁文明，在黄金等金属的使用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研究兰巴耶克的金属加工技术，可以找到一些有关这个神秘文明的线索。

撰文 岛田泉（Izumi Shimada） 乔·安·格里芬（Jo Ann Griffin）[1] 翻译 高金玉[2] 审校 罗二虎[3]

▲波马国家历史保护区坐落于秘鲁北部海岸。经科学发掘的第一座兰巴耶克中期统治阶层人士的墓葬，是一个灰质黏土土墩墓，位于瓦卡隆波马保护区内。该墓出土了不计其数的贵金属器物，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前印加文明的大量新信息。

完全修复后的面具和头饰（高度约1米），为研究当时那个技艺精湛的工匠群体以及当时的社会，提供了绝佳的证据。

在 西班牙征服西半球之前，古老的祭祀面具和刀具是秘鲁文明的流行符号，其典型图样可以用于装饰介绍秘鲁的书籍封面，也可以作为一些秘鲁机构的象征和标志。即便是博闻多识之人，也通常会认为，这些贵金属制品来自印加帝国（Incas）或其沿海对手奇慕王国（Chimú）。但实际上，许多金属制品根本不属于印加或奇慕，而是由更早期的兰巴耶克（Sicán）文明所创造。兰巴耶克文明从公元9世纪一直兴盛到公元14世纪，主要以秘鲁北部的兰巴耶克地区为中心。

兰巴耶克文明的中期（公元900—1100年），当地居民曾制造出数量庞大的贵金属制品，并且许多制品都展现出超高的工艺水平。我们和来自其他几个学科的同事，仔细研究了一座兰巴耶克中期宝库的金属制品，试图重现贵金属制造业的技术和组织结构，明确这些制品在该文明中的意义。我们断定，在被西班牙占领前的新大陆，兰巴耶克中期时，人们使用金属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该文明生产了大量砷铜制品，开创了秘鲁北部地区的青铜时代。金合金是最能体现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媒介物。事实上，我们甚至怀疑，冶金生产是兰巴耶克中期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长久以来，我们对兰巴耶克中期的贵金属手工制品的了解，一直是模糊不清甚至是无知的。如今大部分私人和公共收藏的兰巴耶克时期物品，都是盗墓所得，而这些墓地就位于今天勒切河谷中部（mid-La Leche Valley）的波马国家历史保护区（Poma National Historical Sanctuary）内，利马（Lima，秘鲁首都）北部约800千米处。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寻宝者会在可能的地点打下纵向勘探孔，然后向水平方向开挖隧道。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随着更多豪华墓地的发现，盗墓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60年代后期，盗墓活动达到高潮，寻宝者甚至会花费一年时间用推土机除去地表土层，以便看清墓坑轮廓。一直到70年代中期，盗墓现象还偶有发生。实际上，这些行为严重阻碍了该地区史前史的长期科学研究。1978年，本文作者之一岛田开始进行实地考察，他从空中拍摄了波马保护区的照片，并在照片上发现了十多万个盗洞和数百条用推土机挖就的长壕沟。

我们无法了解到被盗文物的来龙去脉，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其社会政治意义、宗教意义及教育意义的认识。此外，盗墓者和收藏家经常采取不可靠的、未经验证的手段去“修复”偷来的文物，金器上的颜料、羽毛和古代工具留下的痕迹，会因为粗心的清洁而被除掉，“缺失的”镶嵌物和环饰往往被随意更换，以上种种行为，导致我们无法根据外观来研究这些文物，而能够从中解读的信息，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要想解读这些文物以及它们的文化意义、制造技术等，最好是先研究那些从完好墓葬中经过科学发掘和复原而得到的文物。

墓葬实例

要找到这样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进行研究，并不容易，但我们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对一座陵墓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这是兰巴耶克中期一位上层社会成员的坟墓，位于瓦卡隆（Huaca Loro），是波马保护区内的一座灰质黏土建造的土墩墓。显然，这座坟墓是兰巴耶克中期在瓦卡隆东部和南部遗留下来的众多坟墓之一，其他一些坟墓已经被洗劫一空。岛田是在1987年调查巴坦·格兰德（Batán Grande）期间发现的这座坟墓。作为兰巴耶克墓葬更为广泛的发掘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计划在未来10年内挖掘该坟墓，以便能够阐释该文明的社会组织。而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成立一个专家组，整理兰巴耶克文明的年表，以及进行其他一些背景研究。

为保证发掘工作安全进行，岛田尤其需要确保地下水位足够低才行。他还在厌烦盗墓活动的当地民众中开展了一系列公共演讲，旨在说明墓葬发掘工作的科学价值。在岛田的主持下，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3月，兰巴耶克考古项目（Sicán Archaeological Project）最终完成了对该墓的发掘工作。

墓葬的主人是一名男性贵族，年龄介于40~50岁之间，有两名女性和两名儿童陪葬。经过为期6个月的发掘，该墓出土了大约1.2吨重的各类陪葬品，这些物品放置在一个墓室内，墓室位于一个11米深的竖井底部约3米远的地方。其中金属器物和碎片的重量约占全部陪葬品的四分之三。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化学教授阿东·格达斯（Adon Gordus）对其中1 000件样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陪葬品似乎都是12~18K（Karat，用来表示黄金纯度的单位，纯金表示为24K，因此12K所指的黄金含量就是50%）的金银铜合金，与现在珠宝首饰中常用的黄金成分大致相当。还有些陪葬品和几乎所有的碎片，都是黄金含量较低（10K左右）、铜含量较高的金铜合金或金银铜合金。

考古挖掘

兰巴耶克中期的一座墓葬

位于瓦卡隆遗址的墓葬埋有一名兰巴耶克贵族成员，从遗骸可知墓主人是一位40～50岁的男性（图1）。墓中有两名年轻女性和两名儿童，显然都是陪葬者。矩形框内便是这位贵族的遗骸。其身体呈坐姿，但上下方向完全颠倒；头与身体分离，头部被旋转180度并往后弯，因此头顶朝上；面部戴着一副大金面具（图2）。面具虽然出土不久，但已经发生大面积变形且带有泥垢（图3）。复原过程中（图4），研究人员用几块尼龙布遮住了面具的某些部位，防止涂在面具上的朱砂脱落。除了遗骸及上面的精致覆盖物外，这个墓中还包含1.2吨的各类陪葬品（图5），其中大部分都是贵金属。

这些器物里外均被朱砂（一种由硫化汞和粘合剂制成的鲜红色颜料）涂抹，围绕在男性遗体周围，呈同心圆状排列。男性遗体呈坐姿，但放置方式却是完全颠倒的，下葬时带有3副耳饰和黄金大面具。头部与身体已经分离，并且旋转了180度，因而头部完全翻转且面向西边。这具倒置的男性遗骸身下垫着一件布料早已腐烂的斗篷，斗篷上缝制了近2 000块方形金箔。遗骸的上下周围有：一根顶端镶有黄金和金铜合金饰品的木制权杖，一件刻有动物头像的黄金头饰，一副黄金小腿护具，一副一米长的金铜合金手套（一只手套内还握着带有银质底座的金杯），一把纯金的祭祀刀具——杜米（tumi，一种祭祀仪式用的斧，其刃面为半圆形，由青铜、铜、金合金、木头或银合金制成，通常为单块结构。秘鲁海岸地区的一些印加和前印加文明使用这种工具。这种似兵器的礼仪用具，其性质有些类似于我国上古时期的斧钺——译者注），以及由6对制作精良的卷轴形金耳饰（earspool）组成的一组饰品。墓中男子胸前装饰有一层近10厘米厚的珠饰（由方钠石、紫水晶、石英晶、绿松石、琥珀、萤石、方解石、贝壳等材料组成）。靠近墓室边缘处是近500千克重的金铜合金碎片和250多千克的砷铜器具。

到目前为止，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发现，是位于墓室西北角的一号金库（Gold Cache 1）。在一个垫有草垫的矩形盒子里，装有60多件重要的金属器物，其中大部分由黄金制成，其余为银或金铜合金制成。奇怪的是，一号金库里既有仪式器具，又有个人装饰品：5顶王冠，4条束发带，至少12个杜米形头饰和6套金羽毛头饰，3把铜金合金扇，14个大金属盘（金属盘要么是权杖的装饰物，要么是头饰的尾缀）。盒子底部物件最大，是4套原本应该戴在王冠顶部和前部、呈抛物线形的头饰。

在墓室墙壁上有7个壁龛，其中两个也含有金属物品。最大的壁龛开在东墙，里面塞满了大约1 500捆“纳皮斯”（naipes），每一捆大约有12~13个。这些形状大小均相同的 砷铜片状物，可能是货币用途。龛内还有两把银合金刀具，成千上万的小正方形金箔片，以及至少两打金铜合金面具。面具跟墓主人脸上戴的大型黄金面具形状相同，只是形状更小，技艺水平较低，也不够美观。第二大壁龛即二号金库（Gold Cache 2）内，也是黄金饰品和祭祀品。我们从这个壁龛中还发现了50多千克重的各类宝石和贝壳珠、已经腐坏的雕刻木框、3千克重的朱砂和21个陶容器。此外，还有些东西十分引人注目，这些东西是可能来自厄瓜多尔海岸的179个多刺牡蛎（Spondylus princeps）和141个芋螺（C. fergusoni）等热带海贝。据说，这些贝壳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生命力、水、繁殖力有关。

金匠技能

金属加工步骤

本文作者之一乔·安·格里芬向我们展示了兰巴耶克金匠的基本技能。

▲兰巴耶克金属器物的制作，是以金属锭为原材料的。古代金匠先利用石锤的凸圆面，在石砧上对金属锭进行敲打。

▲金匠利用石锤的平整面将金片敲打平整。这个过程还能消除因为石锤凸圆面敲打造成的凹痕。

▲使用金铜合金凿子切割金片。

▲使用另一种金铜合金工具进行压印，将初步制成的形状再隆高一些。

▲镂雕：金匠通过雕刻或浮雕手法完成器物正面的细部绘制。

我们的研究与此前研究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所获材料来自一座完整的墓葬；第二，我们有金属加工专家提供独到见解，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的贵金属制品，大部分已发表的研究都仅关注这些制品的某一方面；而且，这类研究的分析对象，即便不全是、也主要是那些曾被盗取的文物。同时，对金属制品的制造技术有所探讨的研究人员中，很少有人具备金属加工行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这类关注面较窄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往往比较片面，不足为信。考古领域所需要的是，科学地发掘样品，从多个分析和阐释角度，对样品做更全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入了解金属制品是以怎样的组织形式来生产的，以及在一个文明中，金属制品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才是对冶金术的全面认识。

本文作者格里芬不仅是一位资深管理员，还是一位技能高超的金匠，对西班牙殖民时代之前的藏品，有着丰富的收藏经验。正因为她有如此背景，才能通过研究瓦卡隆的工艺品，从兰巴耶克的贵金属制品中解读出很多信息。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帮助我们解读其他证据，如金属样品、羽片、珠饰以及包括人体骨骼在内的遗骸。

据史料记载，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安第斯山脉（Andean）冶金业，着重于使用石砧和铁锤，将铸块制成金属薄片。这与中美洲和哥伦比亚等地区不同，这些地区主要采用失蜡铸造技术（lost-wax casting）。在许多遗址发现的金冠和其他饰品，基本上都是带有凸纹和镂空的金片。就尺寸、平整度、厚度的均匀性和整体质量而言，来自瓦卡隆墓葬的制品堪称片状金属制品的典范。

用来制造金片和金丝的主要工具有：手持式石锤、石砧、凿子、砷铜和铜金合金材质的螺纹刀具。石锤的材质通常是磁铁矿、赤铁矿或细粒玄武岩，尺寸从很小到人的拳头大不等。石锤的一面一般是半球形的，用于金属延展；另一面则比较平整，用于去除捶打延展留下的表面凹痕。这种技术如果运用得当，就会打制出又平又光滑的金属片。尽管说起来简单，但这项工作需要高超的技巧，耗费大量的时间。因为锻造者必须在金属片冷却时进行锻打，所以必须对金属进行定期退火，以防应力裂纹（stress crack）。

瓦卡隆墓葬中的许多金器，都证实了当时金片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细看一下4件抛物线形头饰的长边就能知晓一二了。其中两件头饰是2米长、约4.5厘米宽、约0.15毫米厚的连续锻造金属条，绝对是顶级大师的杰作。戴在墓中男子脸上的、46×29厘米的面具，则是另一项杰作，这是由厚度为0.6毫米左右的金片加工而成，金银铜所占比例分别为52%、31%、17%（金约为12.5K）。面具必须很薄，才能将重量控制在677克，但同时又必须有足够的厚度，才能让大鼻子从面具中央隆起约4厘米高，而不会产生裂纹。除了所含的金，其中含量较高的银也为面具提供了必要的可锻性。面具上的每只眼睛用银铜金属片做眼白，用大颗的穿孔琥珀和翡翠珠做成虹膜和瞳孔。分析表明，这些琥珀和翡翠珠极有可能来自哥伦比亚。总之，这个面具完成了技术上的挑战，代表的是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代表了兰巴耶克中期文化的美学和象征意义。

而数量不少于12个的杜米形头饰，则向我们再一次展现了专业的片状金属制造技术。每一个头饰的柄必须窄小但又足够结实（厚约1毫米），以保证插入头巾或者王冠插座时保持直立状态。金属片顶端的厚度只有0.15~0.18毫米左右，而工匠们知道，金属片需要精轧多少次才能获得适中的弹性，以保证头饰既能随着头部运动而摇曳，却又不会断裂或弯曲。

6副黄金羽毛也是如此。据信，这6副羽毛是一件精致头饰的组成部分。我们所研究的几副金羽毛均由11或12根羽毛组成，每根羽毛长约20~21厘米、宽2厘米，但羽毛的厚度从根部（约0.10毫米）到顶部（约0.07毫米）逐渐减小。黄金羽毛整体呈扇形：中间的羽毛是笔直的，两侧羽毛分别向左右两边逐渐弯曲。每根羽毛通过根部的绳带和狭槽实现机械连接。在绳带下面，每根羽毛沿着纵轴有一条细脊，可保证羽毛有一定硬度。根部还保留了将细线缝制到布衬上的痕迹。和杜米形头饰一样，黄金羽毛的总体设计和结构特点可以让其随着头部运动轻轻摇曳，但羽毛本身又足够坚硬和轻巧，从而可以牢牢固定在头饰上。总体来说，兰巴耶克文明中期的贵金属制造工艺对产品活动性的重视，不亚于颜色（除黄金制品外，还有羽毛、镶嵌物和涂料）和声音。

考古发现

近距离观察金杯瑕疵

通过金杯的瑕疵部分，我们可以得知兰巴耶克工匠的制作方法。这个金杯 （约12厘米高） 饰有兰巴耶克王的雕刻图案，下图是用现代画法绘制的平面图。由于雕刻工具太宽，边缘也过于锋利，不适合用于刻画人物脸部的圆形下巴，所以下巴线条参差不齐。金杯的银质基座因高温呈现出“橘皮”状纹理。金杯底部还有银的痕迹，表明银质基座在与金杯底部连接时，不小心被高温熔化。

在墓室东南角发现的6对金耳饰，展示了西班牙殖民前时期金器中罕见的高超技术水平。就设计特色而言，6对耳饰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各种各样的先进金属加工技术齐齐亮相，其中包括锻丝、货真价实的金银丝、上等的打磨抛光工艺以及原型钎焊技术，而这些技术通常是不会同时出现的。原型钎焊是粘接金或银合金的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该方法利用合金中的铜或有机胶水中的铜绿（醋酸铜）实现粘合。在还原气氛（reduction atmosphere）中将待接合部件放在炭火上加热至合适温度，金属接触处就会形成一种新合金。

为了防止耳饰在插入耳垂时扭曲，金匠们使用了相对较厚的金属材料（厚约0.35~0.55毫米）。前部凸缘呈圆顶状，是使用木槌从其背面敲击浅凹处形成的。最后得到的圆顶状凸缘大大增加了耳饰抗扭曲的强度，同时又为耳饰设计增添了必要的进深。

在其中3副耳饰中，金匠运用简约而讲究的机械方法实现了复杂的装饰性设计。在这类方法中，有一种是利用“槽片”结构接合金属片，而金属片构成了连接前后凸缘的中心杆。工匠们在几副耳饰中也用金属丝作结构支撑，以制造中部元件“浮”在前凸缘框架内的错觉。

其中一副耳饰可能是“粗样”或试件，但它显示了兰巴耶克的金匠们在面对一个复杂的设计难题时，是怎样从机械层面逐步改良解决方案的。在这副耳饰中，金匠们使用了非常细的金线，用于固定圆形框架和它下面的X型支架。而在其他几副耳饰中，可能出于后期制作的原因，采用的是永久钎焊连接法。

另一个能展示设计能力的物品则是黄金面具。面具本身带有大型耳饰，耳饰通过绳带和狭槽直接固定在金属耳垂上。耳垂的大小和形状不仅要与耳饰后的凸缘相匹配，每只耳朵上用于固定3根绳带的狭槽，也要与耳饰后的凸缘相匹配。各个狭槽是经过垂直敲打而同时钻通面具两端的。面具及所有耳饰很可能均是按高标准产自同一作坊。

当然，并不是在瓦卡隆墓葬中发现的所有物品都是毫无瑕疵的。小双底金杯（高度约12厘米、直径约10厘米）就是这样的例子。该金杯发现于一个用于仪式的金手套的手掌部位。金杯底座是由一张凸起的、带有镂空图样的银片制成的。银片置于金杯底部，内盛石子可以发出响声。银质基座的部分边缘因为温度过高已经熔化，呈“橘皮”状纹理。金杯下方有明显的灰色半圆形涂层往边缘延伸，而此处，银基座的部分边缘已经缺失。这些特征表明，在连接银质基座与金杯底部时，边缘的这一部分被不小心熔化掉了。金杯在制作时倒置在火盆中，只需几秒钟，银就会被高温熔化，形成我们所观察到的特征。熔化的银往下流向热源，就会在金杯底座留下痕迹。总体来说，这些作品虽有瑕疵，却能为我们提供十分丰富的有关制造技术和工艺方面的信息。

▲小型金面具（约7厘米高）向我们展示了精湛的、当时金属加工所特有的抛光压印技术。眼睛和鼻子的特写，呈现了工具留下的椭圆形刻痕。

完备的生产过程

金杯上的其他技术细节同样富有研究价值。例如，金杯上雕刻有3个象征兰巴耶克王的图案。为了制作这种图案，金匠使用了一种名为“铁笔”的工具，这种工具宽约3~4毫米。但当刻画人物脸庞的圆形下巴时，这种工具就显得太宽了，边缘也过于锋利，所以下巴线条显得参差不齐。当金杯外部的雕刻制作完成时，金匠并没有尝试去修正误差。通常，这种错误表明，制作者工作匆忙，或者这是出自一个学徒。

在制作过程中，金匠会时常停下来对金件进行退火处理，以防形成应力裂纹。他怎么判断退火时间呢？一经退火，金属就会在铁锤的敲打下发出低沉的响声，但在不断捶打之后，发出的音调会逐渐变高。一个有经验的金匠可以从声响来判断，何时应该进行退火。

堆积在瓦卡隆墓室边缘的500千克碎片，最能体现巴耶克中期惊人的金器制造规模。这一堆堆碎片显然不是稀罕物：一个曾是盗墓者的当地人回忆说，他在附近其他墓葬中也发现了相似数量的碎片。此外，根据记录，一座位于瓦卡斯本塔纳斯（Huaca Las Ventanas）的兰巴耶克中期的巨型墓葬内，也存在着大量的这种金铜合金。这个墓的开口大小是15×15米，底部大小是3×3米，距地表高度为11米。矩形的合金片被细心紧凑地放置在墓室地面，上面覆有棉布，棉布上精心绘制有彩色的宗教画像和场景。墓里铺就的合金片总面积可能超过了100平方米。

这些碎片其实是合金片制作过程剩下的废料，或事故中留下来的残次品。其中包括部分使用过的金铜合金铸锭、开孔不良的方形金箔、断掉的金线和破损的铃铛、仍然留有镂空轮廓的金片剪切料等等。这类碎片其实可以完善保存，以供日后回收利用，做成新的铸块。

显然，这些碎片表明，人们当初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制作合金器皿。它们的存在是墓主人政治权利的象征。在一项实验中，格里芬用古代石锤，花了约一天半的时间才将一个重30克的金块打制成一个面积为10厘米×15厘米、厚度均匀的薄片。另外，古代兰巴耶克的金匠们增加了一道工序：他们用酸处理金铜合金片，酸会溶解掉合金表面的一些铜，而使金铜合金片显露出接近24K纯金的表面。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腐蚀镀金法（depletion gilding）。接着，工匠们就会将金片打磨光亮，赋予其光洁的表面，并把通过腐蚀镀金法得到的海绵金压实。在我们看来，这层压实后的镀金层，就是经常能在合金镀金器件上看到的、剥落的黄金碎屑。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镀金是电化学沉积，但不管是我们，还是其他研究人员，在使用显微镜和电子微探针（electron microprobes）对这些金片进行检测后，均未发现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兰巴耶克文明一定雇佣了大量的金匠来生产金片，以满足各类需求。这些器物体现出金匠们对锻造和精加工技术的非凡控制水准，有力地证明了这些技术活动完全出自顶级专职金匠之手。这些金器师傅也许会让几十个学徒帮忙，从事重复而耗时的工作，比如抛光、在前期阶段重熔残渣，为生产金片制备铸块等。

显然，这种师傅带学徒的模式在其他器件的制造阶段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其中一个王冠，正面是完美的雕刻和开孔，背面却是不规则的锤击、开孔和细划线。由此看来，有可能是师傅先制作了王冠正面，再教学徒怎么完成剩下的工作，然后就去忙其他工作了。

这类作坊可能需要一系列多室车间，每个车间都有大量学徒，且产出量相当可观。金器工匠多半是在通风状况良好的房间里，长时间进行有节奏的捶打，间以定期为金属退火。抛光很可能是在一个独立的、保护措施良好的房间里进行，因为风沙和其他污染物会破坏抛光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瓦卡隆北部平台和瓦卡隆本塔纳斯东北部平台之上的多室土坯结构，有长凳、错层式地板、许多分散的工作地点，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炉渣碎片、铜合金液滴，以及用火的证据。瓦隆卡这两个区域很有可能就是冶金中心。

▲瓦卡隆墓地的墓主复原图显示，他王权在握。此图是依据墓中所发现的一个镂空金人制作的。据信，镂空金人即是墓主人。墓主人左手握着权杖，右手握着飞镖投掷器和飞镖。这些物品及穿戴物均是在其遗体之上或周边发现的。

制造金属片的技巧要求非常高，所以金器的塑形和装饰，一定是出自技术精湛的专家级工匠之手。因其品质卓越、设计新颖、技术独特，瓦卡隆墓葬中的面具和耳饰很有可能只是一两位师傅的技术结晶，而其他金器可能是出自别的作坊。尽管这些作坊可能职能不尽相同，但它们不可能各自独立，因为学徒训练部分，需要与师傅经常进行沟通交流。这些学徒无疑都有任务在身，例如制造环饰，因为这类工作既可以增长技能，又没有太多技术挑战性。

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技术变化，或许可以反映金匠的个人风格。许多来自瓦卡隆的金器大小形状几乎一模一样，但制造方法却明显不同。例如一些环饰是用钎焊丝连接在“浮动的”环带上，另一些则是用钢丝圈连接的。而用在飞镖投掷器上的尖锐金钉，有些是用凿子将手工金属丝切割成锯齿形，有些则是从锉成圆锥形的金属丝末端切割下来的。

通过这类观察，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金属器物的生产由具有特定任务的劳动群体组成，这个群体又是以师傅、学徒和其他辅助人员为基础的、环环相扣的等级组织。我们不能将贵金属加工与其他工艺品制作孤立开来，因为获取和准备覆盖在金属器物上的羽毛、朱砂、赤铁矿和其他材料都相当耗费精力，镶嵌需要绿松石、贝壳、沥青等物质，还要准备树脂和沥青等用来制作粘合剂，编织布巾用来作为衬底材料。我们还知道，大量砷铜产自靠近矿区的特定地点。我们需要考虑所有这些活动，才能认识兰巴耶克文明中期奢侈品制造业那令人瞩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高超技艺

耳饰制作

卷轴形耳饰是兰巴耶克文明中期最为精湛的金属器物之一。后视图（右上）是它的细部结构图，包括用原型钎焊技术连接的X形支撑。侧视图（右下）则详细说明了另一种连接方式：槽片结构。耳饰直径约为10厘米。

金属制品的意义

兰巴耶克人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金属制造业之中，那么对于他们来说，金属制品一定承载了深厚的意义。究竟其意义何在？我们提出了如下猜测：黄金制品似乎是兰巴耶克中期艺术的审美核心——它们代表了该文明艺术表现的最高标准。正是这些金器，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兰巴耶克中期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相比之下，陶器装饰品只能部分反映当时的文化。

墓中金属制品不同，似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根据出土金属随葬品的具体情况，发掘的近60座墓葬可分为以下几类：（1）不含金属器物；（2）只含砷铜器物；（3）同时包含砷铜和金铜合金器物；（4）含有黄金等材质。金铜合金与金、银一起，似乎象征着政治权利或者社会高层地位，并传达出宗教思想。就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而言，金铜合金似乎位于贵金属行列之首。在兰巴耶克文化中期上层社会的观念中，金铜合金的地位仅次于黄金。在瓦卡隆墓葬中，紧邻墓主人周围放置的个人装饰品，无一不是黄金制品。通常在墓室外围随葬的金铜合金制品，极有可能是作为辅助性物品随葬的。

换言之，黄金制品用于满足社会最高层人士的私人之用（包括大量装饰用品、仪式用品）。而镀金的金铜合金多用于装饰其他物品以及供中上层社会使用。金铜合金可以让社会中上层人士效仿他们的上级。镀金的金铜合金中，黄金含量相对较低，但为了满足中层阶级对象征富贵的黄金的广泛需求，铜金合金则是最为实际的替代品。

墓葬出土的许多贵金属制品，可能会一起用在公开场合摆阔炫耀，目的是给旁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瓦卡隆墓葬里这位重要人士的全套仪礼服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根据具体的仪式，墓主人会佩戴不同的头饰——有时是一顶插有金羽毛或杜米形状饰品的王冠，有时还要在王冠上加一件抛物线形状的大型头饰，头饰顶部一周和下垂部分通常装饰有五彩鸟羽和环饰，长度几近肩膀。墓主人面部通常会戴着一副金面具，还可能坐在一个雕刻有神话动物头像的木质轿子上。轿子两侧的侍从挥舞着铜金合金扇，前面的侍从则手执高达2米的权杖或旗帜，其上被金子和羽片点缀得五彩斑斓，明亮夺目。一步一趋，一颦一笑，身上佩戴的金环饰、金羽毛，以及精致拼接的其他金属物，不住地摇曳晃动，无不声声悦耳，令人赏心悦目。

想象一下那样金光灿灿的场景，想象一下兰巴耶克人工制品的相关研究将会揭示出这段失落文明怎样的秘密，不禁让人心驰神往。

▲两个陪葬女性中，其中一人的衣袖右上方，装饰有这种镂空人像（约12厘米高）。

扩展阅读

Copper-Alloy Metallurgy in Ancient Peru. Izumi Shimada and John F. Merkel in Scientifi c American, Vol. 265, No. 1, pages 80–86; July 1991.

A Sicán Tomb in Peru. Izumi Shimada and John F. Merkel in Minerva, Vol. 4, No. 1, pages 18–25;January/February 1993.

Technology, Iconography,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Metal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Middle Sicán Objects. Izumi Shimada, Jo Ann Griffi n and Adon Gordus in Precolumbian Gold:Technology, Style and Iconography. Edited by Colin McEwa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Pre-Hispanic Mortuary Practices: A Middle Sicán Case Study. Izumi Shimada, Ken-ichi Shinoda, Julie Farnum, Robert Corruccini and Hirokatsu Watanabe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5, No. 3; pages 369–402; 2004.

[1] 岛田泉和已故的乔·安·格里芬携手调查了兰巴耶克的贵金属手工制品。在过去30年，岛田已经对秘鲁北部海岸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古代技术和复杂的社会演变依然持有浓烈兴趣。岛田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就职于南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格里芬，从事金匠工作近30年，对西班牙殖民时代之前的冶金制品，有丰富的制作和保护经验。

[2] 高金玉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美术史等。

[3] 罗二虎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美术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先秦考古、西南考古等。

阿兹特克帝国的平民故事

阿兹特克帝国的平民处于社会最低层，他们必须向各级贵族进贡，史料上关于他们的记录并不多，这些平民到底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考古学家将为我们揭开谜底。

撰文 迈克尔·E·史密斯（Michael E. Smith）[1] 翻译 红猪

15世纪的阿兹特克城镇魁克斯柯美特，集市广场上满是熙熙攘攘的商贩、买家和匠人。在这里，平民可以用家中制作的手工艺品（主要是织物）进行交易，他们能够换到从墨西哥谷地和其他地区进口的盐和彩陶、几百千米之外运来的黑曜石刀片，以及墨西哥西部出产的铜针和其他青铜制品。当地的作物和产品也在这里展出和交易，比如席子、篮子、玉米研磨工具，还有制作玉米饼的煎锅。左图就是魁克斯柯美特发掘现场的中心，其中显示了金字塔、贵族住宅和平民住宅的位置。下面的复原图展示了这些建筑和其他建筑的外观，以及较远处的梯田和农舍。

1519 年，当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率领军队进入墨西哥谷地的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时，这座城市正是幅员辽阔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的首都。帝国皇帝蒙特祖马（Motecuhzoma）在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层级中居于最高地位，帝国的人民则要向一级级的贵族效忠和进贡。

皇帝以下是一个个城邦的国王。阿兹特克帝国施行的是间接统治的政策，皇帝用他的权威支持地方城邦国王的统治，只要他们每个季度按时进贡就行了。皇帝的官员将进贡的数额记录在各种文档内，比如《曼多萨手抄本》就是其中之一。居住在城市或者农村的地方贵族，都臣服于本城邦的国王。位于层级最底端的是平民，是他们的进贡养活着所有的贵族。

阿兹特克平民的进贡负担一定很重，他们如何承受得起呢？首先，这些平民有数百万之多，分摊下来，每个人的义务其实并不算重。20世纪70年代，对阿兹特克人定居模式的几次调查得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结论：阿兹特克时期是古代世界人口增长最多的时期之一。在帝国的“心脏”——墨西哥谷地，人口由阿兹特克早期（1150 -1350年）的17.5万人增加到了晚期（1350 -1519年）的近100万。帝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的人口增长趋势。

阿兹特克帝国的人口爆炸对墨西哥中部的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到处都建起了新的村镇，凡是可以耕种的土地，几乎都会花费巨大人力予以开垦。只要一有可能，农民就建筑水坝、开凿运河来灌溉庄稼。他们在山坡上建造梯田。他们还将特诺奇提特兰城外的沼泽抽干，改造成培高田（chinampas，即所谓的“查那巴斯”），那是古代世界产量最高的农耕体系之一。这些精细耕作的行为，将墨西哥中部的乡野改造成了人力经营的农田。

进贡、人口增长和精耕细作对普通的阿兹特克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事件是使他们贫困无奈？还是让他们更加富裕发达？现存的书面记录很少描述帝国首都之外的情况，所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借助考古学家的工作。

直到不久之前，阿兹特克遗址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大多数阿兹特克城镇都已不复存在，它们不是被西班牙征服者摧毁，就是被后来的定居者占据并且掩埋。唯一剩下的只有几个又小又不起眼的农村。大多数在中美洲从事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都会绕过阿兹特克，径直拜访古代玛雅文明在丛林中留下的壮丽遗迹。在他们看来，阿兹特克遗迹不是太难挖掘，就是小到根本不值得挖掘。直到1978年，这种情形才戛然而止，那一年，墨西哥政府对特诺奇提特兰的大金字塔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行动。这个坐落在墨西哥城中央的宏伟建筑，连同与它有关的丰富贡品，唤起了人们对于阿兹特克社会的兴趣。可惜的是，这一轮发掘并没有揭示多少和阿兹特克地方平民有关的信息。

为了研究这个课题，我和妻子辛西娅·希思-史密斯（Cynthia Heath-Smith）前往现代墨西哥的莫雷洛斯州，在那里的乡村和城市遗址开展了一系列考古项目。这些遗迹位于墨西哥谷地的南边不远处。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30年代开始军事扩张时，这里正是墨西哥谷地之外第一个被征服的地方。

我们先是挖掘了两处农村遗址，卡佩尔科（Capilco）和魁克斯柯美特（Cuexcomate），都位于现代城市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的西南面。接着,我们又发掘了莫雷洛斯州中央偏北的阿兹特克城市尧特佩克（Yautepec）。在发掘了富人和穷人的住宅之后，我们发现阿兹特克帝国的地方社会，远比我们先前认为的复杂。阿兹特克农民并不是只会向贵族进贡的庄稼汉。居住在各个省份的城市和乡村平民大量地使用着一个繁荣的市场体系，他们用家中制作的工艺品交换各种外来商品。这类经济活动大半不受帝国的控制，也一直遭到早期阿兹特克研究者的忽视。

精耕细作的农民

考古学家发现，对房屋和相关遗迹进行的发掘，往往是揭示古代的社会与经济模式的最好方式。卡佩尔科和魁克斯柯美特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房屋的断壁还露在地面上，使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寻找地下的建筑。卡佩尔科是一个有着21座房屋的村子，魁克斯柯美特则是一个镇，有超过150座建筑，包括寺庙、仓库和举行仪式的建筑。这两处遗迹的房屋都很小（平均面积15平米），用土砖建成，下方垫着石头地基。我们先在随机挑选的29座房屋中挖掘试坑（test pit），然后从中挑选了10座，对其建筑和相关沉积物做更加彻底的清理。因为这次发掘，我们得以对阿兹特克历史做出更加细致的年代划分，将阿兹特克晚期进一步分成了两个时代——阿兹特克晚期A（1350-1440年）和阿兹特克晚期B（1440-1519年）。这样划分是为了得出更加细致的分析结果。

卡佩尔科是由几个农民家庭在阿兹特克早期建立的。到了阿兹特克晚期A，那里的人口开始暴增，这时魁克斯柯美特也建立了，两个定居点都经历了快速扩张。居民无法再单靠雨水种地过活，于是采取了更加精细的耕作方式。农民在山坡上、沟壑里开出梯田，以增加耕种的面积和产量，他们在田里种植玉米、大豆和棉花。两处遗迹的房屋建得并不稠密，房屋间的开阔场地多半用来耕种。

棉花是阿兹特克帝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作物，棉花纺织也很快成为了各家各户的主要技能。我们在每一座房屋中都发掘出了大量手工纺织棉花时使用的陶制器具——念珠似的锭盘在木制纺锤高速转动时提供重量，三脚小碗则用来控制纺锤。文字材料指出，阿兹特克妇女人人都会纺织，无论奴隶还是贵族。棉纺织品除了制衣之外还有两种经济用途：第一，它们是城邦和帝国最常征收的贡品；第二，它们在集市上作为货币使用，可用来换取各种商品和服务。

除了纺织品，这两处遗迹的有些居民还会用野生无花果树的树皮造纸，这一点可以从玄武岩质地的“树皮石拍”（bark beater）中得到印证。阿兹特克人用纸张做成书籍画图写字，或者在仪式中焚烧献祭。

典型的农民住宅面积狭小（大约15至25平米），大多有两扇门，无窗。许多活动，比如无处不在的纺织，都在房屋之间的空地上举行。屋子里陈设着席子和篮子，一个简单的神龛上摆放着两三尊小型神像，还有一只香炉装点着一面墙壁。房屋内没有灶台，这一点令人困惑，可能烹饪都是在房子后面的披屋（正屋旁依墙所搭的小屋）中进行的，就像今天的传统式农村。

我们在各处房屋中发现了大量曾经使用、后遭丢弃的陶制器皿，它们很可能是屋主人在市场购买的陶器。从这两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陶器，10%是从墨西哥谷地和其他地区进口的。这些器皿和本地货相比，功能上并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当地人想必是喜欢用不同纹饰的器皿来上菜。

除了陶器，在这些房屋里还发现了其他外来物品。我们发现了数千片碎裂的黑曜石刀片，而黑曜石最近的产地也在100千米之外。黑曜石质地的刀片极其锋利，在许多家务活和手艺活中都能大展身手。当地还从墨西哥西部进口铜针和其他青铜制品。另外，他们还从墨西哥谷地进口食盐——那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将带盐的湖水煮沸蒸发后提取得到的。这些食盐被装在特殊的陶盆中运输至此，我们在每一间发掘的房屋中都发现了大量这种陶盆的碎片。市场体系将这些乡村与帝国的其他地方、以及帝国之外的地方联系了起来。

我们的发掘也揭示了阿兹特克农民在经济活动之外的生活。比如每座房屋里都供奉着好几种香炉，以及人类和众神的小型塑像。这些物品都是在家庭仪式中使用的，目的是净化和治疗。这样的家庭仪式是更为盛大的公共庆典的补充，那些盛大的庆典会在大型城镇的宏伟金字塔举行。早期的西班牙神父曾详细记述阿兹特克人的公共宗教，大神殿的发掘则揭示了这些活动的举行地点。然而,在对这些房屋进行发掘之前，学者们一直对阿兹特克人的家庭仪式一无所知。

不出所料，魁克斯柯美特是比卡佩尔科更为复杂的社区。在魁克斯柯美特，镇子围绕公共广场而建，东侧有一座小金字塔。广场另一端正对金字塔的地方，坐落着一幢与众不同的住宅，占地540平方米，明显大于其他房屋。它的房间都建在高出地面的石头地基上，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也比多数房屋考究，包括大量使用了灰泥。根据这些特点，加上它与阿兹特克宫殿相吻合的建筑平面图，我们推论这座建筑是一位贵族的家。

和平民家中的发现相比，这座大宅子的主人留下的物品只有数量的不同，并无种类的差异。比如其中出土的进口纹饰陶器在数量上远超平民（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贵族并没有独占任何一种器具。那些最昂贵的进口物品，比如宗教中心丘鲁拉（Cholula）出产的彩饰陶碗、青铜器和玉器首饰，在平民和贵族家中均有发现，可见这两类人都能轻易接触墨西哥中部广泛的市场体系。

1440年左右，阿兹特克帝国征服这个地区，宣告阿兹特克的历史进入了晚期B。不久之后，魁克斯柯美特的这位贵族的大宅就被废弃了，一座更新更小的豪宅在广场北侧建了起来。魁克斯柯美特的人口持续增长，从200人增加到了800人；同一时期，卡佩尔科的人口也从35人增长到了135人。农民广开梯田，以适应人口增长，不过农业产量却开始下滑，因为所有可耕种的土地都已辟作了梯田。

这些器物和建筑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生活水平的种种线索，两处遗迹的证据也显示，阿兹特克帝国从晚期A到晚期B发生了严重衰落。比如在晚期B，贵族和平民手中的进口物品变少了，纹饰陶器也不如以前丰富。我们根据每座房屋中发现的贵重器物的数量计算了财富指数，发现它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有些平民设法用增加纺织品产量的方法应付经济困难。在两处遗迹中，那些储存了最多棉纺织品的房屋也是财富指数最低的，这说明最贫穷的家庭在器物生产中也投入了最大的精力，这大概是为了弥补庄稼产量的低下或者耕地的不足。而这似乎是一条普遍规律：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当人口过多和土地缺乏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时，穷人就会用这个法子应对困境。

当西班牙征服者在1519年踏上中美洲时，阿兹特克帝国正统治着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本文所写的遗址属于夸奥纳华卡（Cuauhnahuac）和瓦斯特佩克（Huaxtepec）这两个进贡省份，都位于今天墨西哥的莫雷洛斯州。每隔4年，这些省份的人民都要向帝国首都特诺奇提特兰进贡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他产品。

发达的市场体系

为了全面了解首都之外的生活，我们来到了尧特佩克，一个强大城邦的首府。墨西哥中部的那些阿兹特克城市到今天还有人居住，古代遗迹埋藏在从古到今的一层层住宅的下方。早期西班牙征服者在阿兹特克金字塔的遗址上修建了教堂，还在阿兹特克人的城市上建立了自己的城镇。从这一方面说，尧特佩克可谓与众不同——那里的西班牙人定居点只覆盖了城市的一部分。1989年，霍滕西亚·德维加（Hortensia de Vega）带领墨西哥国家人类学研究所的一队考古学家发掘了现代尧特佩克郊区的一个巨大土堆。结果显示，它就是尧特佩克王宫的遗址。那是少数几座得到大规模发掘的阿兹特克王宫之一。我们当时也受到了邀请，去研究这座古城其他区域的房屋。

在那个时候，阿兹特克的城市除了特诺奇提特兰以外很少有人了解。虽然考古学家已经在墨西哥谷地的城市搜集了一些地表文物，但是尚未有人发掘过任何阿兹特克人的城市住宅。1992年的第一个发掘季，我们开展了一次对尧特佩克的地表考察，确定了这个阿兹特克定居点的大小和规模。即便是在周围的现代城镇里，也不难确定古代尧特佩克的规模，它的面积只比2平方千米多一点。到1993年，我们又回到尧特佩克，开始发掘房屋。我们先在开阔的田野和空旷的场地挖掘试坑，随后成功定位并且发掘出了7座房屋及其院落。

我们在尧特佩克发掘出了相当密集的文物，在6个月的现场工作中，总共发现了120万块陶片和近5万件黑曜石文物，主要是刀片和其他器具。与之前在魁克斯柯美特和卡佩尔科的发现相比，新的发现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在尧特佩克发掘的7座房屋中，有5座是平民的小型住宅，平均面积26平米。和农村的平民住宅一样，这些房屋也是由土坯砖建造的，下面也垫着圆石铺成的地基墙。我们还发掘出了一座豪宅，它的面积比平民的住宅大得多（有430平米），也使用了较多的石膏和料石（由人工或机械开采出的较规则的六面体石块，用来砌筑建筑物）。另外有一座房屋保存较差，大小中等（80平米），它的阶级属性还不明了。

尧特佩克的平民与他们在卡佩尔科和魁克斯柯美特的乡下亲戚一样，也能轻易买到外来的商品。我们在尧特佩克的住宅中找到了同样的进口陶器、黑曜石、食盐、玉器和青铜器。美国密苏里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对它们做了仪器中子活化分析（instrumental neutronactivation analysis），结果证实了我们对于各种本地和进口陶器来源的猜想。我们发现著名的“阿兹特克III型橘底黑纹陶”（Aztec III black-onorange）至少来源于墨西哥谷地的4个不同的产地。而九成的黑曜石器物都有一种特别的绿色，说明它们的产地是墨西哥谷地北方的帕楚卡地区。剩下的一成，经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分别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至少10个地区。我们还发现，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尧特佩克发掘出的住宅中，每个住宅所使用的黑曜石工具，都来自5个不同地区。

我们完成的另一组分析揭示了青铜器的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的多萝西·霍斯勒（Dorothy Hosler）分析了前述3处遗址出土的金属器物的化学成分、设计风格和冶金特性。这些器物包括缝衣针、锥子、铃铛和镊子，全都是铜锡合金或者铜砷合金。莫雷洛斯州在古代并不是出产金属的地区，而这些器物又和墨西哥西部塔拉斯科（Tarascan）帝国出产的青铜文物十分相像。 霍斯勒完成了第一份申请——对古代中美洲的冶金技术做铅同位素分析，她对几个地区的矿源和众多遗迹中出土的文物取样，其中就包括尧特佩克。结果几件尧特佩克的青铜器与塔拉斯科地区出产的矿石样本相吻合。虽然文字材料显示，阿兹特克和塔拉斯科始终在互相争战，但是发掘工作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塔拉斯科的青铜和黑曜石曾越过边境，通过阿兹特克的市场体系进入了首都之外的平民家中。

▲这些器具出土于今天墨西哥的莫雷洛斯州，它们都是在阿兹特克住宅边上的垃圾堆里找到的，年代从公元1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它们在家庭仪式、纺织和其他活动中使用。

平民的生活画卷

尧特佩克和其他两处农村遗址不同，在家庭纺织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器物作坊。有几个家庭制作黑曜石刀片，几次发掘还发现了制作唇饰、耳饰和其他黑曜石首饰的迹象。我们还发现了用来制作陶锭盘和小型陶像的模具。这些模具虽不算多，但在尧特佩克的好几个发掘点都露了面。我们也发现了造纸用的树皮石拍。可见在尧特佩克，许多平民家庭在纺织棉花之外也生产各种器物。

从这些发掘中，我们可以对阿兹特克帝国地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了解？最笼统的印象就是那些平民比较富裕，也善于经营。虽然在被阿兹特克帝国征服和吞并之后，经济有所衰退，但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平民，都依然享用着各式各样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市场获得的。文字和考古资料都显示，阿兹特克人的市场体系很大程度上不由国家控制。市场连接起了所有人，就连最小的村庄都和墨西哥中部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家庭成员参加各种手工劳动，制作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在莫雷洛斯的发掘点，最重要的商品就是女性在家中生产的棉纺织品。

文字记录告诉我们，阿兹特克平民受贵族统治，贵族拥有一个城邦内部的多数土地，还具有独霸一方的权力。然而考古发掘却指出，至少在首都之外的几处定居点，平民的负担并不算重。此外也没有证据显示贵族控制了器物的生产或交易。各城邦的人民借着不由国家控制、也未在官方历史中记载的渠道，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能够揭示这些曾经默默无闻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真是一件幸事。

扩展阅读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Aztec-Period Rural Sites in Morelos, Mexico, Vol. 1: Excavations and Architecture. Michael E. Smit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moirs in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No. 4, 1992.

The Postclassic Mesoamerican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E. Smith and Frances F. Berdan.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3.

[1] 迈克尔·E·史密斯是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他生于菲律宾群岛，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983年又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加入奥尔巴尼分校之前，他曾在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担任教职。史密斯主要研究墨西哥中部后古典时期（约公元900－公元1520年）的考古和民族史。本文介绍的发掘工作主要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赞助。

史前墨西哥的水利传奇

季风过后，雨水也离开了墨西哥大地，史前的墨西哥农民只能自己想办法，没有运输和建筑工具，他们却能靠双手筑起蔚为壮观的灌溉网络，引来“沸腾”的山泉水灌溉梯田。

撰文 S·克里斯托弗·卡朗（S. Christopher Caran） 詹姆斯·A·尼利（James A. Neely）[1] 翻译 莎丽娜

大约2 500年前，人们在瓦哈卡山谷中的伊尔维埃尔阿瓜（Hierve el Agua）建造了梯田和墙顶灌溉水渠，利用当地泛起泡沫的汩汩泉水来灌溉农田。

生活在史前墨西哥南部的农民一定非常渴望奇迹出现。热带气候使肥沃的山谷成为耕种的理想之地。虽然海拔接近2 000米，但长达6个月的季风季节仍然用丰沛的雨水哺育了大量的农作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个地区成了新大陆农业的摇篮和玉米的诞生地。然而，这些早期的农学家们也面临着一大难题：另外的6个月中，老天爷又太吝惜雨水。如果全年都有充足的水，他们手工耕种的农田每年能收获两季到三季。但是，这些农民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水呢？

他们没有坐等神迹降临，而是用人类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奇迹：建造用来储存和输送水的大型工程。从初期雏形开始（鲜有遗迹留存），逐渐进步，直至规模蔚为壮观。比如位于特瓦坎山谷（Tehuacán Valley）的普龙水坝（Purrón Dam），公元前750年前后破土动工，建成后长400米、宽100米、高接近25米。工匠们手工运输泥土，一次只能运输几千克，共运输了约264万立方米。

直到18世纪，这座水坝可能还是美洲最大的蓄水建筑。欧洲人15世纪末才踏上这片新大陆，而早在他们到来的2 000多年前，古代工程师们就开始在水坝附近修建水渠（canal）和引水渠（aqueduct）了，工程总长达数千千米。他们让山泉和溪流中的水通过水渠周围的排水支线，沿着陡坡流下山来。其他一些睿智的发明，能够在建筑物和广场上收集雨水。实际上，史前墨西哥南部的人们开发利用了周围环境中几乎所有的水资源。

许多主要的集水和灌溉设施保持着极好的状态，持续工作了1 500年到将近3 000年之久——这证明了古代墨西哥人一流的设计和建筑能力。不论从哪种标准来看，这些成就都不同凡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建造者没有金属工具、没有轮式运输工具、也没有拉车的牲畜。即便是最古老的工程遗迹，也显示出卓越的技术创新水平，而且暗示当时的管理方式已经非常成熟，足以维护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人们在墨西哥的许多地方都曾发现过史前的水管理系统，进一步研究其中两项工程——特瓦坎山谷广泛分布的水渠和瓦哈卡山谷（Oaxaca Valley）梦幻般的梯田（terrace）灌溉网络，将展示出古代水利工程师的创造力。

对这两个地点的现代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 70年代初，当时考古界的两位传奇人物主持了主要的研究活动：理查德·S·麦克尼什（Richard S. MacNeish，人们往往亲切地叫他“斯考蒂”）研究了特瓦坎山谷，而肯特·V·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则在瓦哈卡山谷考察。本文作者之一尼利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研究生，有幸参加了这两处的研究工作。水管理系统并不是这两次调查研究的重点，尽管这些系统意义非凡，但从最初的评估之后，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尼利对史前水管理系统仍然热情不减，20世纪80年代末，他邀请了一位地质学家，也就是本文的另一位作者卡朗，更彻底地研究这些水利系统。正如读者即将看到的，我们的研究成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史前墨西哥南部的许多地区都建有水管理系统。我们所知的最早例子是位于圣马科斯尼古斯特拉的一口水井，修建于1万年前。后来当地不断建造水管理系统，一直持续到欧洲人登上这片新大陆。

水渠、引水渠和石蛇

事实证明，墨西哥南部特瓦坎山谷的水渠网络是目前已知的、新大陆最大的史前水管理系统。这些水渠的总长度超过1 200千米，为330平方千米的农田提供水源，灌溉面积差不多有巴勒斯坦加沙地带（Gaza Strip）那么大——这可是2 500年前建造的工程。灌溉者在土壤上挖掘沟渠、修建水渠，可能还在水渠两侧修建了小型堤坝。每条水渠都从山顶水源处把水输送到低处的土地里，水路通常蜿蜒曲折，以保持在两度、甚至两度以下的平缓坡度。

大多数灌溉用水来自大型山泉。泉水中富含溶解的矿物质，特别是方解石（calcite）。这些矿物会形成一层防水的内壳层，暂时保护水渠，但最终会威胁到水渠的长久存在。当泉水流过水渠，蒸发作用以及压力和温度的变化导致矿物浓度变大，于是泉水中的矿物质形成结晶，在水渠内表面覆盖上一层薄薄的矿物层。1升水析出的矿物质微不足道，但是每天流经主水渠的水量可能超过50万升。一层层矿物硬化形成石质壳层，这样的壳层被称作钙华（calcareous travertine），与溶洞中的大多数钟乳石（stalactite）和石笋（stalagmite）差不多。这些壳层平均每年积聚1厘米厚，1个世纪下来就能沉淀1米。

沉积作用如此严重，以致钙华开始填满水渠。不过水仍然会继续流淌，因为钙华不仅沉积在水渠底部，在水流过的任何地方都会沉积。因此，水渠的侧壁也抬高了，形成了堤坝。即使水面已经高出地面，堤坝仍然可以把水流限制在河道中。偶尔水会漫出河道，在离原始水渠很远的地方留下沉积的矿物层。通过这种方式，以前土地上很小的河道会变成高5米、底部宽30米的山脊，水渠在山脊的顶部流淌（译注：这与我国黄河部分流段形成“地上河”的过程相似，只不过抬高黄河河床的主要是河水从上游带来的泥沙）。也许通过定期维护，就能让水渠保持它的U形横截面，继续发挥作用。

有鉴于这些“石化”水渠的石质属性和蜿蜒延伸的形态，阿兹特克人（Aztec）把它们称作“特科阿特”（tecoatl），也就是“石蛇”。上千米长的石蛇确实改变了地形，影响到道路的汇集、城市与村镇的规划，从史前到西班牙殖民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无法兴建水渠的地方（比如需要越过特别陡峭的斜坡），灌溉者设计出了地上通道——引水渠。阿兹特克人用未经修整的石块和致密的泥土小心翼翼地修建起这些引水渠，虽然比大约同时期兴建的、最大的古罗马引水渠简陋一些，但毫无疑问，它们也是有效的建筑结构。

里约西圭拉峡谷（Rio Xiquila Canyon）是个很有趣的例子。这个遗址有两条引水渠，都比水渠高，但高度有所不同；它们都是1米宽；虽然峡谷围壁不规则，但两条引水渠的坡度相近。已知类型和年代的陶器碎片揭示了这些建筑的年代。较低的引水渠有1千米长，建造于公元400年前后，位于河面之上4~12米。这部分水渠在洪水和山崩面前显得极其脆弱，公元700年前后就废弃了。较高的那条引水渠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开工兴建，它高出河面20~22米，长度超过6千米，至少工作到公元1540年。引水渠运输的河水比较干净，不会产生石化壳层。

那些石化的水渠记录了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展示出水渠的使用及运作环境。钙华层中蕴藏着丰富的水生藻类（包括硅藻）、苔藓和大型沼泽植物的遗迹，这些生物在水渠里，或者沿着水渠繁衍生息。由于它们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可以重建水体的化学成分、营养负载、水流速度和清澈度。钙华中还保存了附近农田中作物的花粉，说明水渠曾经灌溉过玉米、胡椒和西红柿。现在种植的苋菜（amaranth），很可能古代也有——在当时农田的边缘存在着种植或野生的苋菜。香蒲（cattail）沿着水渠旺盛地生长着，也许就像今天一样，并不是人工栽种的，古代农民可能只是收集这些有用的植物，作为食物、布料和箭杆。

水渠创造出人造的水生环境，与周围少雨的环境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钙华中留下遗迹的大多数水生植物生存的年代和水渠使用的时代应该完全一致。保存下来的生物物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我们可以利用放射性碳测年法，以活体生物的碳化学组分为基础，直接测量水渠的年代。一般来说，古代水系的年代只能用附近的居住地点和古代器物来推断，因此得出的年代含糊不清，因为人们通常很难确定这些年代“指示剂”是否出自同一个时代。放射性碳分析解决了这个问题，证明其中一些水渠始建于遥远的公元前800年，而且，修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6世纪早期。

▲到今天，伊尔维埃尔阿瓜古代梯田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这里是一处冒泡的山泉池。

欣谷地区现状

石蛇的形成

照片中的石蛇，或者叫特科阿特，是特瓦坎山谷里几千条纵横交错的石蛇之一。每条石蛇最初都是在土壤里挖出的一条水渠。当泉水流过水渠，矿物从水中沉淀下来，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厚的壳层，以至于水渠的水面抬升，高出了地平面。尽管这些石蛇不断地改变，但它们依旧能继续运作，最后形成了高约5米，底面宽度约30米，长达15千米的蜿蜒山脊。

石蛇纵截面

灌溉梯田

在特瓦坎山谷东南约170千米的地方，瓦哈卡山谷最南端的群山之中，一个非比寻常的考古地点证明了墨西哥史前水利工程师的独创性和适应力。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到公元1350年，至少18个世纪里，灌溉系统一直支持着伊尔维埃尔阿瓜的农业发展。一些与众不同的大型常年泉（perennial spring）提供了灌溉用水。

伊尔维埃尔阿瓜在西班牙语中是“水沸腾”的意思，其实那里的水并不热。泉水被天然碳酸化了，与支撑着法国南部著名瓶装水工业的地下水相似（译注：这里是指法国南部小镇出产的Perrier矿泉水，同样来自碳酸饱和，冒着泡却非常清凉的天然水源，而且Perrier在英国也有个“沸腾之水”的美称）。天然碳酸水里溶解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气体来自岩浆和变质石灰岩，或者来自其他一些复杂的过程。在深深的地下，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迫使气体溶解在水中，这个过程就好像密封容器给碳酸饮料加压一样。

在伊尔维埃尔阿瓜，岩石的裂缝提供了逃逸的通道，使地下水能够迅速冲出地表。当水冒出地表，压力突然释放，就好像我们打开了一瓶剧烈摇晃过的汽水的瓶盖：水自然地冒着气泡，释放的气泡制造出一些小型的间歇泉，泉水就好像开锅了似的不停翻滚。同时，溶解的二氧化碳也让地下水变酸，酸性如此强烈，以致泉水溶解了大量的石灰岩岩床。如同在特瓦坎山谷出现的钙华那样，石灰岩也由方解石构成，所以这里的泉水也富含溶解的钙和重碳酸盐。因此，伊尔维埃尔阿瓜地区的水沉积钙华层同特瓦坎山谷一样，保存了考古记录。

一个冷水沸腾的地方一定激发了那个地区早期居民的好奇心。他们发现，在降雨不足的那几个月中，可以利用泉水灌溉农田。可是，正好位于泉下的陡峭斜坡缺乏天然的土壤覆盖层，于是，当时的农民手工运送了500万立方米的土壤，在那里建造出面积将近两平方千米的梯田。显然，他们精心选择过土壤，甚至有可能用筛子筛过土壤，使土壤具有一致、多孔的结构，促进了排水。他们先用干燥的石头砌墙，在光秃秃的斜坡上，小心地留出墙与墙之间的空间。然后把泥土填满每堵石墙的上坡面，使土壤高度和墙的顶端齐平，由此建造起一条条狭窄的梯田。农民们又在每条石墙顶上建造了一条小小的“墙上水渠”，他们建造和维护的这种水渠总长超过6.5千米。

▲三条平行的石蛇：小的两条是分支，连接了附近的古代农田。

▲在土地中间的白墙上面，未被挖掘的干线石蛇一直可以追溯到现在特瓦坎城的中心，城市中建设的街道破坏了一部分水渠。

大型水渠直接从泉眼处沿山坡向下延伸，墙上水渠和缓的倾斜度，使水得以从较大的供水水渠中分流到墙上水渠里。其余的小型水渠与墙上水渠的末端相接，把水运送到斜坡更下方的梯田，或让水返回供水水渠。墙上水渠的底部，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浅浅的圆形小臼，或者称普希图（pocito），当水流过时，就会填满这些凹陷（在104页的艺术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梯田上的墙上水渠和小臼）。农民们只要拿个小容器在普希图里舀水，就可以手工灌溉水渠两侧梯田中的农作物。在这个地区，这种手工浇水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深入研究这些梯田和水渠，我们就能看出卓越的设计。规整的石墙分割梯田，并限制了梯田的宽度，也限制了建造梯田所需的土壤量，同时，墙上水渠与普希图小臼的邻近间隔，使浇灌变得更加方便。即使是在最陡峭的斜坡，石墙高度达到2.4米，梯田的宽度也能保持相对固定。大多数梯田有2.4~3米宽，相当于身高1.4~1.7米的人舒展手臂时，手臂延伸范围的两倍，根据骨骼遗迹研究发现，古代农民的身高范围刚好与此相符。

每个梯田围墙底部小小的“出水口”（weep hole）增强了排水功能，保持土壤的湿度。由于水中富含矿物成分，所以手工浇水和正确地为土壤排水显得举足轻重。如果水量过多或排水不当，矿物质很快就会在土壤中积聚起来，堵塞土壤的孔隙，使土壤板结成块，用手很难翻整，也会阻碍植物根系的生长。

在整个水渠网络里，水流不断改变着行程，确保水只供应给特定的时间内需要水的那些墙上水渠。这样一来，单独一条墙上水渠流过的水就不足以让它演变成大石蛇。实际上，这些水渠上覆盖的钙华相对较薄，保存了许多建造细节。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水渠没有水闸或缺口，不会使大量的水顺着水渠直接灌入梯田。如果采用这种大水灌溉的方式，即人们所知的漫灌（flooding），也许只需几次，就会造成梯田表面板结，或被钙华浸渍。这些农民选择了非常高效的手工浇水方法，在减少土壤中的矿物积聚的同时，还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维持梯田中庄稼生长所需的水量，由此也增加了能够灌溉的农田总面积。

基本上，人们只需要在旱季里浇水。其他时候，雨水会来帮忙灌溉，还能从多孔的土壤中冲刷带走积聚的矿物。梯田土壤中的有机物分解加强了这个过程。人们定期把这些有机物（除了没有收割的作物秸杆外，还包括粪便和其他生活废物）与土壤混合，补充土地的肥力。

我们还找到了利用家庭废物改善土壤的证据：不同时期的陶器碎片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底部到顶部，依次躺在梯田的土壤里。可以用放射性碳技术直接测定陶制容器年代，一旦某种类型特殊的容器在年代已经确定的地点出土，那么对其他类似的容器而言，我们就可以通过它们的形状样式、陶器的成分和表面的颜色图案等，间接推断它们的年代。伊尔维埃尔阿瓜的陶器不仅提供了古人进行废物处理的记录（其实这种处理方式现在仍在继续），还具有出人意料的考古学价值——它们可以用来确定哪些类型的容器是日常器皿（它们最容易损坏）。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发现，在农田中工作的人们处理的垃圾，包括家庭日用陶器和精美的陶瓷餐具，而更加精美的器皿往往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小寺庙中。

▲普龙水坝（左图的右下方）位于墨西哥的普埃布拉附近。人们认为它是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最大的储水建筑。水坝于公元前750年开始兴建，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大约公元1150年，那时堤坝几近25米高，延伸长度达400米。堤坝遭到侵蚀的南剖面（右图）令一个身高1.8米的人相形见绌。

技术传奇

这样先进的大型灌溉技术似乎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它的技术根源起初让人一头雾水。不过，这种看似缺乏先驱技术的现象极有可能是由于考古记录的空白造成的。1993年，我们发现了一口水井，这可能是新大陆最早的水井。这项发现表明，同先前的认识相比，水管理系统可能拥有一个虽然粗陋，但是更加久远的起源。水井挖掘于大约1万年前，深5米、直径10米，可能持续使用了2 000年。这些数据是以过去的地平面为基准的，后来这口水井被岁月埋入地下。水井位于现在特瓦坎山谷里的圣马科斯尼古斯特拉（San Marcos Necoxtla）村，它的历史可能比新大陆的农耕历史更久远。虽然这口水井不大可能用于灌溉，但它的确表明，这个地区早就开始进行水管理了。

从水井开凿的时期，到距今3 000年前第一条水渠出现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兴建水利设施的例子。也许这个时期兴建了一些小型水井、从溪流中分流的临时性河堰，或其他一些简单的供水设施。最早期的耕作可能也需要使用水渠运水或进行小规模的灌溉，只是那时的水渠也许没有保存下来，或者还没有被发现。

不过，这里还有很多谜题有待解决。墨西哥早期的水利工程师如何设计数千米长的水渠线路，让它穿越极不规则的地形，仍然保持倾角不超过两度？即使是今天，如果没有复杂的测量仪器，似乎也不可能完成类似的工程。虽然墨西哥的工程师们也可能像古埃及人那样，使用水平仪和校准杆来观测远距离目标，但是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使用这些简单实用的工具和方法。

有关他们如何设计水渠系统的问题，我们能提供一部分答案。在特瓦坎山谷一个偏僻的地方，一条由小小的鹅卵石排成的线从一条石蛇的大转弯处延伸出来。这条线沿着石蛇凹槽一侧的脊坡上蜿蜒而下，接着爬上另一侧稍高一点的位置，恰好高于一个没有修建水渠的小山谷。看来，鹅卵石线可能是准备修建水渠的“蓝图”。为了让水能够到达凹槽的另一侧，现有的石蛇必须至少再建高1米，才能开凿新的支流水渠，让蓝图得以实现。如果建造者任由钙华增长来提高水位，这个目标要一个世纪才能完成。到那时，农民们的后代就能扩大系统灌溉的范围了。

这些水利项目是由少数使用者自发建造和控制的，还是由集权统制者统一修建和管理的，这是另一个令考古学家着迷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卡尔·A·威特福格尔（Karl A. Wittfogel）提出了一个假说：对水资源的大规模利用和分配是世界范围内文明兴盛的决定性步骤。根据这个原理，只有“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具备复杂文化的特征，比如持续性的农业、经济的多元化、档案保存和等级制管理。可靠的水资源为水利社会进入文明阶段提供了动机和实现飞跃的能力。然而，反过来也是可能的：建造和维护大范围的水管理基础设施，可能需要具备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权。其他研究者对这种主张不以为然，他们指出，松散组织的小型社会政治实体也能建设和运转至少是中等规模的水管理系统，他们也许可以和类似的邻近组织携手合作，没必要形成中央集权。

这些主张都有各自的根据。例如，特瓦坎山谷的现代灌溉是由水利公司（sociedades de agua）进行管理的，这些所谓的水利社区不是由政府直接管辖的，而是由居民自发管理的，他们遵循自己祖先的本土传统。即使今天，这些令人垂涎的水权（water right）也经常通过遗产形式转让，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前殖民地时期的阿兹特克法律和一些早期的西班牙文件上。每一个小社区都管辖着大型水渠系统的一部分，有责任合理地使用和维护，而整体管理则通过不同合作社区中，大多数社区的意见来体现。因此，这个系统的运作既是局部的，也是整体的。

有关古代社会怎样建造和管理水利设施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毋庸置疑的是，墨西哥南部这套水利系统是一个技术奇迹，就算对全世界的史前建造者来说，它也算得上一项巅峰之作。

扩展阅读

The Keepers of Water and Earth: Mexican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Irrigation. K. I. Enge and Scott Whiteford.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Irrigated Agriculture at Hierve el Agua, Oaxaca, Mexico. J. A. Neely et al. in Debating Oaxaca Archaeology. Edited by J. Marcu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Papers No. 84, 1990.

A Late Paleo-Indian/Early Archaic Water Well in Mexico: Possible Oldest Water-Management Feature in the New World. S. C. Caran et al. in Geoarchae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1, No. 1, pages 1–36; January 1996.

A Contextual Study of the “Fossilized” Prehispanic Canal Systems of the Tehuacán Valley, Puebla, Mexico. J. A. Neely in Antiquity, Vol. 75, No. 289, pages 505–506; 2002.

[1] S·克里斯托弗·卡朗和詹姆斯·A·尼利长年醉心于研究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史前水管理系统。卡朗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调查地质学家，专攻第四纪（Quaternary）研究，目前是奥斯丁分校第四纪分析实验室主任。尼利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人类学系的退休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关注农业发展。本文讨论的绝大多数水管理系统都是尼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现；从那以后，他对这些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1988年，卡朗也加入了这项研究。

亚马孙丛林里的

失落之城

亚马孙的热带雨林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原始。

撰文 迈克尔·J·黑肯伯格（Michael J. Heckenberger）[1] 翻译 红猪

库西库古，即考古学家所说的“X11点”，是在亚马孙的欣谷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前哥伦布时期市镇。库西库古的居民至少有1 000人，它在几个规模较小的城镇之间充当枢纽，详情请看第116页。

巴 西在1961年建立欣谷土著公园（Xingu Indigenous Park）保护区时，那里远离现代文明，深藏在广阔的亚马孙丛林南面。1992年，我首次进入保护区，和当地主要土著部落库伊库罗（Kuikuro）族住在一起。那时，公园的边界还隐藏在茂密的丛林之中，在地图上不过是几道线段。而今天，公园已经被片片农田环绕，一道树墙标出了它的边界。许多外来者都把这道高耸的绿色屏障看作一条分界线，就像侏罗纪公园入口处的硕大铁门，一边是大豆田、灌溉系统及重型卡车组成的繁忙的现代世界，另一边是则是原始的自然和社会。

世界环境面临重重危机，在西方社会眼里，亚马孙是最后一块绿色珍宝，对维系全球生态至关重要。“亚马孙”三个字就让人想到长满植物、葱翠欲滴的丛林，想到神秘、斑斓、危险的野生动物，想到弯曲河流组成的网络，想到石器时代的古老部落。

西方社会认为，亚马孙人的社会是典型的简单社会，他们一小撮一小撮地聚居在一起，靠大自然提供的资源勉强维持生计。他们的生活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但缺乏文明社会的标志，比如中央政府、城市聚居，以及维持生存以外的经济生产。约翰·洛克（John Locke，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在1690年做出了著名的断言：“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一样。”三个世纪之后，亚马孙仍在大众的想象中保持着最纯净的面目，它的土著居民仍像《滚石》杂志编辑肖恩·伍兹（Sean Woods）在2007年10月所说的那样，过着“混沌初开后就未曾变化的生活”。

但外表其实是有欺骗性的。隐藏在丛林之中的，是一个复杂的前哥伦布（指即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社会留下的遗迹。在库伊库罗人的帮助下，我发掘了一片由古代市镇、村庄和道路组成的生活网络，这片区域曾经的人口规模可能是现在的20倍。随着土著居民因染上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带来的传染病而大量死亡，古代的居所、院落、田地和果园从此荒废，并被一片片巨大的丛林覆盖。人类的干预体现在了这片区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通过土地混合使用、沃土技术、延长轮作周期等手段，库伊库罗人的祖先在自然土壤贫瘠的亚马孙地区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的成就体现了这个区域和其他亚马孙地区的古人，在协调环保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所做的努力。

“自然的民族”

在前往亚马孙南部丛林寻找失落文明的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珀西·哈里森·福西特（Percy Harrison Fawcett）。这位英国探险家仔细搜寻了他所说的那片“未知的丛林”，他想找到一座古代城池，一个亚马孙的亚特兰蒂斯——在那里，石块砌成金字塔，卵石铺就街道，字母组成文字。后来，他的故事激发柯南·道尔（Conan Doyle，英国作家，“福尔摩斯”的创造者）写成了《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连《夺宝奇兵》系列电影可能都受到了他的启迪。戴维·格兰（David Grann）在引人入胜的新作《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中追寻了福西特的足迹，直到1925年福西特在欣谷失踪为止。

在福西特之前，德国人已经对欣谷的居民和土地进行了5次考察。1894年，卡尔·冯·登施泰嫩（Karl von den Steinen）在《巴西中部原始民族》中记录了第一次考察的情景。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在刚刚兴起的人类学领域成为了经典之作。书中将亚马孙人描绘成了规模不大、与世隔绝的“自然的民族”，他们生活在人类和热带雨林的微妙平衡中。这个观感奠定了20世纪亚马孙人群研究的基调。后来的人类学家也往往将雨林看作不适合农耕的环境，认为那里土壤肥力低下，不可能产生大型定居点或人口稠密的区域。沿着这个思路，就会得出亚马孙在古代和近代必然相似的结论。

到了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重新审视了早期欧洲访客对这片区域所做的记录。他们发现，记录中的部落规模并不小，人口也比较稠密。“自然的民族”一说随之渐渐瓦解。查尔斯·曼（Charles Mann）在他的畅销书《1491》中写道，美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了众多人口，亚马孙地区也不例外。传教士加斯帕·德卡瓦哈儿（Gaspar de Carvajal）曾按照日期记载了西班牙人在亚马孙河沿岸进行的第一次考察，他在途中见到了堡垒守卫的市镇，宽阔而精心保养的道路，以及数量众多的民众。卡瓦哈儿在1542年6月25日写道：

我们来到了几个认为是无人居住的岛屿，登陆之后却发现了大量定居点，数量之大，令我们苦恼……他们一见到我们，就驾着两百条独木舟前来相迎；每条独木舟上都坐着二三十个印第安人，有的还坐了四十人……他们装扮得五彩斑斓，身上绘着各式图案，还带着许多吹打乐器……上岸之后，我们又见到了另一派神奇的景象：人们在村中排好了阵列，见我们经过他们的村庄，就奏乐起舞，显得非常快乐。

在亚马孙沿岸的不同地点（比如亚马孙入海口处的马拉若岛，以及现代城市圣塔伦及玛瑙斯附近的几处发掘点）进行的考古研究都证实了上述记录。这些社群间通过健全的贸易机制互通有无。我们对亚马孙河的南部边缘所知较少，但研究人员最近在玻利维亚低地的莫霍斯平原和巴西阿克里州进行的研究显示，这两个地区同样有过复杂的社会。1720年，巴西拓荒者安东尼奥·皮雷斯·德坎波斯（António Pires de Campos）描述了塔帕若斯河上游一处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地点就在欣谷地区西面：

这些地方人口众多，定居点和村庄不计其数，我每天经过十到十二个村庄，每个村庄都包括十到三十座房屋，有些房屋的面积达到三四十步见方……这里的道路都修得笔直宽阔，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都找不到……

欣谷地区

传奇的土地

考古学家经过勘测和发掘发现，在欧洲人进入和建立殖民统治前，亚马孙河流域好几个地区的人口都非常稠密。本文作者带领的团队考察了其中的一些库伊库罗人居住点，它位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欣谷河上游。1925年，寻找失落城市的英国著名探险家珀西·哈里森·福西特就是在这里不见了踪影。

一座墙内的古镇

20世纪90年代，我涉险进入巴西，去研究欣谷地区深藏的历史，当时我压根没想到什么失落的城市。我读过施泰嫩的著作，但没怎么听说过福西特。尽管亚马孙流域的一大半都被考古学家忽略，但人类学家却不太可能忽视欣谷这片高耸在雨林之上的庞大中心地区，更不必说当地的欣谷人了。

尽管如此，从无处不在的遗迹中，还是可以看出某种比如今的定居点更加精细的结构。来自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曾于20世纪 50年代和库伊库罗人一同居住。他认为，库伊库罗人守土定居的生活方式和高产的渔耕经济足以支持1 000~2 000人规模的社区，这比目前两三百的人口要多上好几倍。卡内罗还举出了的确有过这么多人口的证据—— 一个围绕着大量沟渠的史前发掘点（在我们的考古勘察中标记为“X11”）。曾因创建欣谷公园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巴西原住民维拉斯·博阿斯兄弟（Villas Boas）也在许多村庄附近发现过类似的土木工程。

1993年1月，我刚到这个库伊库罗村庄，名叫阿夫卡卡（Afukaka）的世袭大酋长就带我去看了一条沟渠。沟渠所在的位置被当地人称为“诺库古”（我们标记为“X6”），是以生活在那里的美洲豹之灵命名的。季雨已经使得安加胡库河水开始上涨，几个当地男子正从河中升起一道巨大的鱼梁（在河流中用来捕获或拦截鱼的栅栏或枝条篱）。沟渠长逾2 000米，深2~3米，宽逾10米。尽管我当初已经预料到会有重大发现，但这些古代社区的规模和建筑特色还是让我震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和库伊库罗族研究助理绘出了方圆45公顷内的地图，并对沟渠和其他土木工程进行了标注。

从那以后，我们的队伍开始对这片区域内的其他地点进行研究。为了绘图、考察和发掘，我们的考察路径横穿过了这片森林，长达30千米。许多库伊库罗人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帮助，其中有些还通晓考古学。

1993年底，为了向阿夫卡卡报告我的研究成果，我带着他回到了诺库古。我们沿着发掘点的外沟渠行走，在一座土桥前停了下来，我们发现的一条大路穿桥而过。我们脚下这条笔直的古代土路，宽10 ~ 20米，通向5千米外的另一个发掘点——代号X13的赫鲁基西提。我们穿过桥，进入了诺库古。

低矮的土制路肩标出了路面，它的宽度在这里拓展到了40米，相当于一条现代4车道公路。我们又走了200米，跨过了内沟渠，来到了刚刚完成的发掘槽前，我们在地上发现了一处漏斗形的凹槽，它是用来安放组成木栅的树干的。阿夫卡卡对我讲述了他族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古代，提到了木栅围起的村庄和掠夺。

我们向古镇深处走去，沿途经过了一片片树林、一丛丛灌木、一块块空地，空地下埋着发掘点——那是古人活动时留下的各式印记。我们走进林中一片长满草的空地，环绕四周的棕榈树，说明这里从前是一个广场。我缓缓转身，指着一圈约1米高的土墩，这些土墩标出了广场完美的圆形边界。我告诉阿夫卡卡，这些高大的棕榈是几个世纪前从居住区的花园移植到广场周围的。

我们离开广场，继续往周边的社区进发，半路上见到了几个巨大的垃圾堆，外观和阿夫卡卡家后面的那个十分相似。垃圾堆里面满是破锅，据阿夫卡卡说，这些锅和他妻子用来烹饪木薯的锅完全一样。我们后来又在这里发掘了一处前哥伦布时期的房屋，酋长当时也在现场，他在房子中央的烹饪区弯下腰，从废墟里一下子掏出了一大块陶片，这个举动印证了我的想法——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今天的并无多大不同。“你说对了！”阿夫卡卡喊道，“瞧这儿，有锅垫！”那是库伊库罗人所说的“恩达吉”（undagi），用来烹饪木薯。

欣谷地区的最神奇之处就在于这些古今之间的联系。在亚马孙地区的前哥伦布时代定居点中，能将考古学证据和今天日常生活中的习俗直接联系起来的寥寥无几，但欣谷就是其中之一。大部分地区的原始文化不是彻底毁灭，就是只留下零星的考古记录。我向阿夫卡卡展示的围着木栅栏的古代市镇，和他现在居住的镇子非常相似，中间都有广场，广场周围辐射出道路，区别在于前者的规模比后者还大10倍。

欣谷地区现状

库伊库罗人的生活方式

库伊库罗人积极参与了作者的实地考察，还参与撰写了此后发表的论文。他们的社会是亚马孙流域少数几个保存了全部传统文化的社会之一，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人口下降，但库伊库罗人还是保存了祖先传下的语言、仪式和艺术。此外，他们还继承了祖先在精耕细作（作物以木薯为主）、鱼类养殖、果园生产和森林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在邻近考古点X13（赫鲁基西提）的一处池塘，一位库伊库罗妇女正在用一个篮子捕鱼。

▲2005年8月的夸汝普葬节上，笛手和舞者正在纪念已故巴西人类学家阿波依纳·梅雷莱斯（Apoena Meirelles）。

▲库伊库罗人保存了祖先在1492年之前的生活方式。考古记录显示，他们组织经济活动和管理聚居区的方式，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一样。

▲在一个人口约为200人的欣谷村庄中，大型茅草屋围绕中央广场而建。

组织严密

说到茅草屋，一般人不会想到“宏伟”两字，而是“小屋”。但我1993年初到欣谷时，正赶上库伊库罗人在为酋长建造一座巨大的房屋，面积远超过1 000平方米，形如一只倒扣的大篮子，建造过程中没有用到任何石块、灰浆或钉子，用这样的工艺，很难想象还能造出比这更大的房子来。在欣谷，即便是普通民居也有250平米的面积，和普通美国人的住房相差无几。

酋长的房子不仅规模超群，位置也非同凡响，它坐落在村子中央圆形广场的最南端。沿着正道进入村庄，就会发现地位较高的家庭都住在道路的左右两侧（即北部和南部）。房屋内的摆设也大体上重现了当时的布局，家中地位最高者将自己的吊床悬挂在房屋长轴右侧。进入村子的道路大致沿东西方向修建，而在酋长家中，酋长的吊床也沿着同样的方向悬挂。酋长逝世后，他的遗体仍然放在吊床上，头部朝西。

小到房屋，大到整个上欣谷盆地，基本排列方式均是如此。这个地区分布着几个古代市镇，相互间通过笔直的道路网连接起来。第一次来这儿时，我花了几个星期时间，用标准的考古技法给当地的沟渠、广场、道路绘制地图。2002年，我们开始使用精确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从此能在几天时间内绘出大型土木工程的地图。通过这些地图，我们发现了区域间的高度组织性。古人的布局规划非常完善，每一种建筑都能各尽其用。不过基本原则仍与现在的村落布局相同：大路沿东西向分布，规模稍小的朝南北方辐射，更小的则朝其他方向扩散。

我们给研究区域中的市镇群和村庄群分别绘制了地图。每个村或镇都包含一个主要的仪式中心和若干大型卫星镇，中心和卫星镇的相对位置都是精确固定的。这些市镇可能可容纳1 000人或更多的居民。中心更远处还有一些更小的村庄。北部的村镇群以X13为中心，这个市镇不像仪式中心，倒像是露天集市。两个围着围墙、规模稍大的定居点分别以相同的距离分布在X13的南北两侧。两个围着围墙、规模中等的市镇则以相同的距离分布在X13的东北和西南方。南部的镇群稍有不同，它的中心X11既是仪式中心，又是市镇，周围分布着中小型广场定居点。

地理

前哥伦布时期的市镇

考察显示，库伊库罗人的祖先将几百平方千米的丛林转化成了高产的耕地。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单个定居点的面积都颇为狭小，但它们紧密地凑在一起，每个定居点都发挥一个政治单元的功能，相互间构成分形结构；举例来说，市镇群、市镇、房屋，三者大致都是沿着东西向的轴线营造起来的。

遥感

库伊库罗

卫星图片中的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红外波段，图片中的斑点代表该处的丛林是人为作用的产物，作者及同事在地面考察时发现的古代定居点周围尤其明显。相比之下，未经人工更改的丛林区域则显得更加整齐。土质和植被方面的研究也证实这片区域曾有过大片耕地。

每个镇群的面积都大于250平方千米，其中约1/5是盖满建筑物的核心区域，这使它的尺寸大致相当于一个小型现代城市。今天，古代的地貌多半已被树木覆盖，但核心区域的丛林布满了异于周边的植物、动物、土壤和古代器物（比如丰富的陶器）。尽管古人对土地的使用比今天更加频繁，但遗迹显示，他们的许多行为都和今天的库伊库罗人相似：他们也有小块木薯地，长着巴西树果（pequi）的果园，巴西茅草（sapé，铺设茅草屋的上好材料）铺就的草地。乡间散布的次生林已经入侵了休耕的农业用地。当年的湿地现在已长满了布里蒂棕榈（Buriti palm），它是目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湿地保存着曾经存在渔业的各种证据，比如人工池塘、高出水面的堤道，以及安放鱼梁的凹槽。核心区域外面是个人口较少的植物带，镇群间长着更茂密的丛林原野。在这片丛林中，古人能够进行捕猎、采药和伐木等活动，此外，它也是各种丛林精灵的家园。

古人用库伊库罗人称之为“易割培”（egepe）的黑土将居住区内部和周边的区域标示出来，“易割培”是一种肥力很高的土壤，加上古人常在上面倾倒日常垃圾，并施以针对性的处理（如有节制地焚烧表面植被），因而变得更加肥沃。古人已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土壤，使它变得更黑、更肥，某些化学成分的含量也变得更高。在亚马孙的许多区域，这些改变在农耕上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当地的天然土壤相当劣质。欣谷的黑土不像别的有些区域那样普遍，因为当地人主要靠木薯地和果园为生，而两者都不需要质量太高的土壤。

我们在一片2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发现了几个建有围墙的大型定居点，这显示欣谷河上游至少有过15个镇群。但这片区域的大部分还没有经过研究，因此确切的数目可能更多。我们用碳-14法对发掘点测定了年代，结果发现欣谷人的祖先曾在这片区域居住，他们很可能是从西边迁徙而来，至少在1 500年前根据自己的意图改造了这里的丛林和湿地。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社区又被建设成了有层级的村镇群。文字记录只能追溯到1884年，因而我们只能靠这些定居点的布局来估算前哥伦布时代的人口数量；村镇群的规模显示，这一带的人口比今天要多出许多倍，人数可能有30 000 ~ 50 000人。

遥感

树的岛屿

在亚马孙的许多区域，土著人的领地都成为了对抗砍伐的最重要屏障。欣谷保护区一度深藏在热带雨林中，但为牧场和大豆田开辟出来的空地已经从四面八方进犯雨林。欣谷人想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也必须和其他地区一样砍伐森林用作农田吗？本文作者的研究给出了否定回答。利用欣谷人祖先的土地使用模式，即小市镇和长轮作周期，同样能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

▲马托格罗索州的森林砍伐速度在巴西排名第一。2004年，该州每分钟就有5公顷森林被砍伐。

亚马孙的花园城市

一个世纪前，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提出了低密度、可持续增长的城市模型。作为绿色运动的先驱，霍华德预见到网络式的城镇将成为高楼林立的工业世界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在他看来，将大量聚集在一个地方的人分散到10个城镇中去，在功能上和行政上所起的作用，都和单个超级都市没有两样。

古欣谷人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是一个扁平、绿色的都市或准都市，是一座刚刚萌芽的花园城市。福西特或许找对了地方，但他找错了对象，这里没有他要找的石头城市。小规模中心固然没有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结构，但古人用数量和组织做了弥补。霍华德当初要是知道这一点，可能就会花一章的篇幅去描写“昨天的花园城市”了。一般来说，人们都把城市看成石头建筑构成的密集网络。这样的城市可以追溯到上古时建在沙漠中的绿洲文明，比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但在许多其他文明里并不常见。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便不是如此，中世纪欧洲的温带森林中，同样点缀着大小和欣谷相当的城镇和村庄。

随着对南部亚马孙地区的重新开发，这些见解也变得越发重要——只是这次的开发者来自西方文明。亚马孙南部的过渡林正迅速转化成农田和牧场。以目前的速度，它的面积将在未来10年中减少80%，剩下的雨林将主要局限于类似欣谷的保护区内，在那里，硕果仅存的一点生物多样性都掌握在当地的土著人手中。在这些地区，拯救热带雨林和保护土著文化传统，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是同一回事。

扩展阅读

Amazonia 1492: Pristine Forest or Cultural Parkland? Michael J. Heckenberger et al. in Science, Vol. 301, pages 1710–1714; September 19, 2003.

The Ecology of Power: Culture, Place and Personhood in the Southern Amazon, AD 1000–2000. Michael J. Heckenberger. Routledge, 2005.

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Charles C. Mann. Vintage, 2006.

Pre-Columbian Urbanism, Anthropogenic Landscap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azon. Michael J. Heckenberger et al. in Science, Vol. 321, pages 1214–1217; August 29, 2008.

The Lost City of Z: A Tale of Deadly Obsession in the Amazon. David Grann. Doubleday, 2009.

[1] 迈克尔·黑肯伯格从1992年起就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欣谷及其他地区进行考古研究。他曾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黑肯伯格的一个研究方向是欣谷地区史前晚期复杂社会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和历史生态。他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原始社会被欧洲殖民后的境况，范围不仅包括巴西，也包括南美洲东北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东北部。在家时，他把种植盆景作为消遣。

特奥蒂华坎：消失的古文明

位于墨西哥的特奥蒂华坎遗址一直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由谁统治，为何消失？现在，这片迷雾可能要被吹散了。

撰文 埃里克·万斯（Erik Vance）[1] 翻译 王庆铸[2] 审校 方辉[3]

月亮金字塔位于死亡大道的尽头，两者都属于墨西哥城附近的特奥蒂华坎遗址。

14 世纪的某一天，首批墨西哥人发现了通往特奥蒂华坎（Teotihuacán）谷地的道路。对这一地区来说，墨西哥人［现在他们经常被误称为阿兹特克人（Aztecs）］属于新来者。这是一个来自北方的族群，他们骁勇好斗，野心勃勃，很快就成为了墨西哥高原的统治力量；他们拓土开疆，建立起了特诺奇提兰（Tenochtitlán）这座强大的城市，并很快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

特奥蒂华坎位于一个群山环绕、郁郁葱葱的绿色谷地，想象一下第一支探险队进入这里的情形：这是一支新生的超级力量，他们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勇士们循着当地托耳特克（Toltec）部落的传说，来到距离他们的新家只有40千米之遥的山林里，寻觅着传说中的神灵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一个转弯后，诸神殿堂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眼前的景象让勇士们感到震撼与敬畏：在一条宽阔大路上，排列着一座座高达20层的金字塔废墟。金字塔的体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被误认为是一座座小山。探险者们环顾四周，破败的庙宇、市场和各类遗物，几乎无处不在，这些都是某一支消亡已久的文明的遗存。这支文明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文字，更没有历史记载，只留下了这个曾经有着超乎想象的繁华、现在却沦为废墟的巨大城市。

这些墨西哥人最终按照这座废弃城市的模式，将特奥蒂华坎废墟变成了贵族们的夏宫。他们将那条古老的大路命名为死亡大道（Avenue of the Dead），两座最大的金字塔命名为太阳金字塔（Sun Pyramid）和月亮金字塔（Moon Pyramid）。他们将这座城市称为特奥蒂华坎——意思是诸神出生的地方。

大约200年以后的1521年，西班牙征服者推翻了墨西哥帝国。此后的几百年里，特奥蒂华坎静静地躺在废墟中。20世纪初，当考古学家第一次仔细发掘这个遗址时，对于“谁建造了这个城市”这一问题，除了“墨西哥人”，他们找不到更好的答案了。许多人认为，特奥蒂华坎最初是一个由周围分散部落建立的小型定居点，后来被入侵者占用。现在，学者们已经知道，实际上特奥蒂华坎的年代要古老得多，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比早期研究人员认为更加重要。这是一个辽阔帝国的核心，比这一地区所有的高地文明都要早，其影响力甚至到达了1 000多千米以外的地方。与位于危地马拉（Guatemala）和洪都拉斯（Honduras）的强大的玛雅王国相比，特奥蒂华坎完全不亚于前者，甚至可能处于更强势的地位。

由于缺乏文字资料，一直以来，考古学家对于特奥蒂华坎居民如何生活感到困惑。通过考察特奥蒂华坎遗址，并仔细发掘遗址附近的一些小型建筑物，科学家已经可以给出一些粗略的答案。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个由商业连接起来的、多族群组成的、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社会成员来自墨西哥各地，包括商人、工匠等。

特奥蒂华坎的政治情况更加令人困惑。对于这一问题，因所持观点不同，科学家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城市被一个穷兵黩武的国王统治着，他具有绝对权威，不容挑战，以铁腕手段严格管理着这个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特奥蒂华坎是一个重视商业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有多个强大的家族相互竞争，但没有哪个家族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他们非常小心地玩着政治游戏。现在，代表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两个研究项目正在进行，研究人员都希望解决疑惑、平息争论。但两个学派的人都同意一点：特奥蒂华坎终究不是神灵出生的场所，而是人类用鲜血和石头建造的地方，最终，也是人类将其推翻在地。

遗址分布

诸神之城

特奥蒂华坎古城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个小部落，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辽阔帝国的中心，这个帝国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洪都拉斯西部。研究人员在遗址的大型建筑之下，以及附近小型建筑（包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地方），开展了发掘工作，考古学家正在逐步揭开这座古城的神秘面纱。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多元社会，它的成员居住在按民族区分的不同社区中，这样的形式引起了关于“谁统治着这个城市”的激烈讨论。

难觅踪迹的国王

对于一支已经消逝的文化，要复原当时的政治情形绝非易事。想象一下，在华盛顿特区废弃1 400年之后，应该如何去了解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崇拜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吗？这是一个军事国家吗？华盛顿遗迹的顶端居住着哪位统治者或祭司？关于特奥蒂华坎，类似这样的问题，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的杉山三郎（Saburo Sugiyama）已经探索了超过35年。

遗址中，三座大型建筑物占有主要地位：太阳金字塔最高；月亮金字塔次之，它是死亡大道的终点；羽蛇神庙（Temple of the Feathered Serpent）最小，它与太阳金字塔位于死亡大道同一侧 ［这座神庙里的装饰石刻羽蛇，与墨西哥人崇奉的羽蛇神（Quetzalcoatl）的形象很像，而羽蛇神的形象，很可能就来自于羽蛇］。尽管羽蛇神庙最小，但很多人认为，它才是最重要的一座建筑，这里居住着手握大权的国王或祭司。神庙坐落在原初城市的中心，由两个金字塔组成，周围环绕着结构复杂的围墙。

1989年，杉山和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Mexico'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的考古学家鲁本·卡布雷拉·卡斯特罗（Ruben Cabrera Castro）取得了重要发现，为特奥蒂华坎的故事增加了一条新的线索：在神庙附近，他们发现了18具排列规整的尸骨，这些尸骨是作为献祭用的。不久，他俩又发现了更多的这类尸骨。而且，随后在神庙下方开挖探洞时，也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尸骨——加起来总共有100多具。发现的人骨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似乎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勇士，这就暗示，当时是一个尚武的社会，其统治是建立在黑曜岩刀锋上的。

杉山开始构建一个非常具体的假说，来解释特奥蒂华坎在全盛期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设想，曾有一位拥有绝对权威的国王，以铁腕方式统治着这个城市。杉山认为，“这个城市是通过权力创造和呈现的。你不能简单地通过说‘嗨，伙计，我们来建几座建筑物吧’来提出你的想法，你需要通过权力来说服大家。”

在特奥蒂华坎外面的一个小镇上，杉山坐在他的实验室里，里面存放了200多万件器物，这是自他开始挖掘到现在几十年来的收获。上世纪70年代，彬山离开祖国日本周游世界，人们很容易认为他是一个流浪的嬉皮士。但在考古学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雄心勃勃，动力十足。

1998年，苦于没有发现墓葬或者其他的有关他想象的那位国王的直接证据，杉山决定在月亮金字塔的下方开挖一条地道来寻找物证。那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项目，是理解那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最好途径，同时也是寻找墓葬非常理想的地方。

与其他大城市相似，特奥蒂华坎也是分阶段建成的。人类学家认为，从公元前150年开始，在这个郁郁葱葱的山谷内，谷地附近不同的派系于不同时间段联合起来，形成了若干个联盟。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修建起了他们的城市，开始在这里，然后又到那里。杉山的地道挖掘工作表明，月亮金字塔是他们建造的最早的大型建筑之一，于公元100年建成。但人们并不是一次就把它建成了。从1998年到2004年，杉山通过探洞，发掘了7个更早的建筑版本，它们一个套着一个，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根据碳-14测年，第四期建筑建于公元3世纪。与此前层位相比，这一层位是一次很大的进步，它代表的是一个上升发展期，或许就是某个帝国产生的时期。

尽管杉山没有找到他要寻觅的国王，但他的发现恰好展现出了这样一幅图景：特奥蒂华坎在逐步崛起。不管特奥蒂华坎是否在国王的名义之下建成，它未来的发展都是相似的：由于建立起了城市，它开始向外伸出触角。在特奥蒂华坎东南方700多千米的恰帕斯（Chiapas），有一个名为洛斯豪克（Los Horcones）小城的废墟，这座小城大约也是同时期出现的。尽管这座小城离特奥蒂华坎比较远，曾经发掘过这个遗址的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克劳迪娅·加西亚-德斯·劳里埃斯（Claudia Garcia-Des Lauriers），还是发现了特奥蒂华坎在这个小城留下的鲜明印记。“在特奥蒂华坎，人们走过死亡大道，会进入一个巨大的露天广场，这个小城模仿了这种格局，通过这种形式向人们展示其主要广场区——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展示方式。这会使人们想起特奥蒂华坎”。

这种相似性不容易被察觉到，但对于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却是十分明显的。考虑到洛斯豪克遗址的布局和它的陶器风格，它要么是特奥蒂华坎的一个军事哨所，要么就是与特奥蒂华坎有着密切往来的贸易伙伴。有趣的是，加西亚-德斯· 劳里埃斯认为的那条模仿死亡大道的道路，并没有通向别处，而是在一块巨大的砺石前戛然而止。如果当时的洛斯豪克人去过特奥蒂华坎，然后想模仿这座城市的设计风格，修建一座袖珍版的特奥蒂华坎的话，这种设计是说得通的。杉山谈到特奥蒂华坎时说，“这就像麦加在伊斯兰社会一样，看到它就相当于是在朝圣。”

近年来，类似的城市遗址在墨西哥各地都有发现。现在，科学家相信，特奥蒂华坎控制了一片非常大的区域，远比之前人们认为的大得多——包括现在墨西哥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延伸到洪都拉斯。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大，石灰岩、羽毛等各色商品都从中美洲各地向特奥蒂华坎汇集。丛林往东，是传说中的玛雅王国统治的区域，事实上，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文献，其中提到了“西边山林中的一座神秘城市，那个城市中的人像沼泽中的芦苇一样多”。现在，许多学者怀疑，这座“西边的城市”就是特奥蒂华坎，它甚至掌控了玛雅的一座大城市——位于危地马拉的提卡尔 （Tikal）。来自另一个玛雅城市库潘 （Copan，位于洪都拉斯）的证据提到，一个来自特奥蒂华坎的人暗杀了这里的国王，并建立了他自己的统治。

杉山说，这样一个帝国需要一个强势的、有超凡魅力的国王。杉山设想这个国王生活在公元219年前后，他实施了多个重大建设项目，开创了一个持续500年的帝国。

最终，在月亮金字塔的第四期建筑中，杉山发现了帝国的标志——12具人类尸体（很可能是俘虏）以及50多具动物（包括狼、美洲虎、鹰隼等）尸体，这些尸体的排列方式显然是刻意为之的。现在看起来，这种排列方式可能是代表了一个创世神话（creation myth），同时还有一个用刀子摆成的圆圈，就像日晷一样指向北方。“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关于国家的力证——斩首和刀，”他说，“同时也又一次失望，我们还是没能发现统治者的墓葬。”

在古玛雅城市中，几乎每个有名的建筑物，其前门台阶下面或者建筑物下面，都会埋葬着一位国王，他们被一罐罐名贵的香料和石头环绕着，非常精心地加以保存。但迄今为止，在特奥蒂华坎还没有发现这样一位国王。

▲特奥蒂华坎的图腾包括羽蛇（上图）和美洲虎（下图）。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个城市由四个家族统治着，羽蛇和美洲虎代表的是四个家族中最强大的两个。

四大家族

尽管没有发现国王，杉山仍然相信，特奥蒂华坎是一个类似于古埃及那样的君主制国家，有一个像神一样的首领和一个致力于使众多族群团结一致的军事机构。但其他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一个多族群国家不可能由一位统治者控制，那样的话，会不断发生政变。”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考古学家琳达·曼扎妮拉（Linda Manzanilla）强调说，“特奥蒂华坎是一个团体型社会，这与玛雅社会正好相反。”

根据自己的发掘，曼扎妮拉认为，特奥蒂华坎不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统治，而是由四个强大的家族所统治。如果杉山认为的特奥蒂华坎像古埃及的话，那曼扎妮拉所认为的特奥蒂华坎，就有点像罗马共和国了——由一个议事会统治着一个强大的国家。特奥蒂华坎的国王是傀儡，权力由四个家族的统治阶层控制。四个家族由特奥蒂华坎文化中的四个图腾代表，分别是狼、羽蛇、美洲虎、鹰隼。每个家族控制着城市的四分之一，他们派遣代表到中央统治大厅，各个家族在这个统治大厅中都有自己的席位。羽蛇和美洲虎代表了两个最强的家族，因此，最华丽的太阳金字塔和羽蛇神庙在死亡大道的同一边。

以曼扎妮拉和杉山为代表的两派专家，都认为对方观点是没有根据的。20多年来，两个长期研究同一个遗址的专家，为什么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呢？部分原因可能是，曼扎妮拉是通过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特奥蒂华坎。杉山一直认为特奥蒂华坎的建筑与华盛顿纪念碑的性质相似，而曼扎妮拉则说，她一直把特奥蒂华坎当作乔治城来发掘：过去20多年来，曼扎妮拉关注的重点，都是特奥蒂华坎人的日常生活，而她对特奥蒂华坎的认识，也源于这些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曼扎妮拉发掘了奥兹托亚华洛克（Oztoyahualco），一个位于特奥蒂华坎西北方的工匠混合式居住区，她认为这个区域是由鹰隼家族控制的。与玛雅一个住址群只拥有一座神庙不同，奥兹托亚华洛克的居住区有许多不同的神庙，这些神庙来自不同的文化。在曼扎妮拉看来，这种多族群的特点表明了特奥蒂华坎的社会特征。特奥蒂华坎能够繁荣起来，只能是因为多个富裕的土地拥有者控制贸易渠道，提供多种商品，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存在如此多强大的派系，一个君主想要牢牢控制他的人民就会非常的困难。曼扎妮拉说，公元前150年，当这个城市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特奥蒂华坎的统治者不可能像有些玛雅统治者那样，一个团体就能垄断所有资源。她推测，特奥蒂华坎的统治者们需要依靠各省的税收来支撑他们的帝国。这样的话，每位统治者所能获取的税收的多少，就决定了他们的权力大小，那些控制着最富有的地区的派系，比如羽蛇家族，在决策时就更有影响力。

在古代社会，这种不得已的权力分享非常少见，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罗马和希腊都是共和国，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同样的，公元前2000年，位于巴基斯坦印度河谷的城市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似乎与另外一个叫哈拉帕（Harappa）的部落共享权力。而位于玻利维亚的提瓦纳库（Tiwanaku）也一直与北部的瓦里（Wari）分享权力，直到公元1000年。

然而，与无法打败的城市分享权力，跟在城市内分享权力是不同的。曼扎妮拉承认，绝大多数的古代文明都只有一个统治者，因此她提出的构想有一些奇怪。但她相信，在任何特定区域，总会有一些文化会尝试联合统治。不过，对于曼扎妮拉的观点，最有力的证据并非她已经发现的东西，而是研究人员还没有发现的东西。“那位假想中的强大国王在哪里？他埋葬在哪里？他的宫殿在哪里？像特奥蒂华坎这样一个有12.5万人口的部落，你能想象它只有一个统治者吗？国王生活的地方和墓地都应该是非常豪华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些地方，我们本应该透过容器、王座、石碑、宫殿看到国王的存在，但却没有。”

曼扎妮拉真正看到的是，在这座城市里，各处都雕刻有四片花瓣的花朵。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 洛佩兹·奥斯丁（Alfredo López Austin）认为，这个标志可能代表了统治这个城市的四个家族。随着特奥蒂华坎的扩张及其影响力的扩大，精英们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四个家族的精英们都变得贪婪、好斗。

某种程度上，考古材料支持这一假说。科学家逐渐开始发现，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群来自墨西哥各地，且保持着他们的族群传统长达数百年之久。特奥蒂华坎分布着各种人群，比如玛雅人、来自南方瓦哈卡（Oaxaca）的人等。特奥潘可可（Teopancazco）遗址就位于羽蛇神庙的南边。本世纪初，曼扎妮拉发掘了这一遗址，她认为这个区域是由贸易通道沿线的精英阶层所控制，这条通道通往墨西哥城东部——现在的维拉克鲁斯 （Veracruz）。曼扎妮拉认为，这些精英阶层的标志就是羽蛇。有这样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地，他们应该控制了大量的财富，因此才可能出资修建了这座带有羽蛇象征物的神庙。

曼扎妮拉的工作表明，这些以羽蛇为图腾的精英阶层以12种不同的鱼类为食，这些鱼来自距此约200千米以外的墨西哥湾。他们还用墨西哥湾的海贝来装饰衣服。“精英们之间有一场竞争，他们要将最好的装饰品、燃料、兽皮、棉布、服饰、头饰展示出来，”曼扎妮拉说。这样的竞争在墓葬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2005年开始，曼扎妮拉开始分析特奥潘可可遗址中的许多精英阶层的青少年墓葬。他们的服饰非常精美，上面有特奥潘可可附近出产的朱砂、绿岩、云母等，还能见到许多来自孩子家乡的材料。

富人们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方式持续了几个世纪，他们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并用千里之外运来的石头铺设地面。但是，奢侈的生活不可能永远持续。公元350年，一些事情发生了。29个精英似乎被斩首，他们的头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装饰起来，而这种方式只在维拉克鲁斯地区发现过。曼扎妮拉怀疑，这是一种“终结”仪式，标志着某种形式的文化转变。此时，羽蛇神庙前修建了一座美洲虎金字塔，羽蛇神庙的重要位置被取代。事实上，此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羽蛇形象出现在这座城市。在曼扎妮拉看来，这说明维拉克鲁斯人的影响力减弱了。

但维拉克鲁斯人并没有消失。从那以后，新的一支精英开始崛起，他们似乎在特奥潘可可又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再之后，公元550年，特奥蒂华坎城被焚毁。没有人知道原因。曼扎妮拉说没有外力入侵的迹象。有一点比较突出的是，在当时的特奥蒂华坎，人们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对这个遗址的人骨研究表明，许多富人都非常肥胖，并且可能患有糖尿病，而穷人则营养不良，因为负重而导致的脊椎疾病很常见，有的甚至还有因为缺乏阳光照射而产生的问题——或许因为在一些场所被长期奴役。她说：“我猜测是中间阶层的精英起义，反抗统治贵族。统治者想要控制叛乱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些中间阶层已经占有了很多利益，在贸易通道上建立起了同盟，然后他们造反了。”

曼扎妮拉推测，叛乱之后，特奥蒂华坎的领导层吸取教训，开始在特奥蒂华坎周围建造房屋，而不仅仅是完善神庙。大约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城市永远地崩溃了。曼扎妮拉说，对于精英阶层来说，这可能仅仅意味着他们要收拾行囊，回到他们最初的故土而已。特奥潘可可遗址让我们看到了特奥蒂华坎那些伟大建筑之外的生活部分。这个城市丰富多彩，每种文化都有其存在感，并且为了声望和权力，与他们的邻居激烈地竞争着。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没有像玛雅那样，拥有统一的文字或国王形象，因为这些东西意味着，“天平”会向某一方的喜好倾斜。

或许，特奥蒂华坎考古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曼扎妮拉和杉山的理论都可能是对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名誉退休教授乔治·考吉尔（George Cowgill）就设想，特奥蒂华坎在两种模式之间摇摆，当合适的统治者统治时就会转变。然而，曼扎妮拉和杉山都不同意这一折中的观点。

考古发现

通向地下的密道

通过发掘羽蛇神庙下面的一条密道，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的隔室和密室，室内有一系列的祭品，从面具到武器，再到神秘的黄铁矿镜子。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塞尔吉奥·戈麦斯·查韦斯（Sergio Gómez Chávez），还发现了通向密道的竖井，而且很快，他将要开启最后的主室。这个主室位于神庙腹心的地下，被认为最有可能是特奥蒂华坎的王室墓葬。这样的发现可以平息有关这个强大文明的政治形态的争论。

地道尽头的密室

考古学家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到底是谁统治着特奥蒂华坎。但是，塞尔吉奥·戈麦斯·查韦斯（Sergio Gómez Chávez）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关于这一谜题的重要信息。查韦斯是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的一名考古学家，他已经在特奥蒂华坎做了几十年的发掘工作，他在平民区（如特奥蒂华坎的瓦哈卡社区）和神庙区都进行过发掘。本世纪初，他发掘了羽蛇神庙的排水系统，并对这套系统进行复原，防止暴雨对神庙的破坏。事实证明，古代的排水系统非常有效。但查韦斯发现，在排水系统内，当时的人们有意填埋了50具没有手脚的尸体。是谁建造了这个排水系统，而目的仅仅是为了将其堵塞？查韦斯知道，排水系统的堵塞大致与神庙第四次修建的时间相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故意为之，这里的人们应该是想使这个地方每年都被洪水淹没，就像华盛顿特区的倒影池（在其他水利工程中，特奥蒂华坎的居民知道如何使河流改道），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也是在一次大洪水期间，考古学家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次洪水发生在2003年10月的一个星期四。

“我像往常一样去工作，工人们告诉我出现了一个大洞，”查韦斯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他急忙赶到工地。很明显，昨夜的大雨冲出了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口地道，直通到地下黑暗处。查韦斯没有犹豫。他让其中一个工人找了根绳子，把绳子绑到自己身上，然后让几个工人拉着绳子将他慢慢放入洞中。那个洞只比他的肩膀宽五六十厘米，深约15米。在查韦斯到达洞底之前，地道看起来非常像一口水井。他发现底部两边的泥土和石头都非常松散，就像为了堵住向两边延伸的水平通道。“我有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回忆说。

这个竖井底部的水平通道似乎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泥土和石头封死了。水平通道的一端在他后面，是一个出口，但距离太远看不到。而另一端，同样看不到尽头，但查韦斯很快发现，这一端径直通向羽蛇神庙的地下。而这个竖井可能是为了通风、透光，也可能是为了看到星星。如果没有竖井，这个水平通道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发现。为了弄清楚通道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一项为期十年的工作就此展开。地道是在公元3世纪那次重要的扩张中被封死的。利用雷达和声纳，查韦斯了解到，水平通道通向金字塔下面的三个密室。因此，他开始挖掘通向密室的路，每次挖掘几十厘米。现在，他已经快要到达终点了。

几个月前，查韦斯邀请我来参观水平通道。走在通道中，我震惊于其中的冰冷。外面是炎热的秋天，但这下面又冷又湿。查韦斯说，当特奥蒂华坎人使用这条通道的时候，地下水位刚刚在他们的脚下。他推测这可能是人们将通道挖在这个层位的原因。一个又冷又黑的地方，地下水位刚好与地面相平，这可能代表了地下世界。在好几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用来铺设地道地面的特殊粘土的残留物，密布着耀眼的黄铁矿。“这不再是奉献给羽蛇神的神庙，而是一个纪念创世之始的神庙，” 查韦斯思考道。

到目前为止，查韦斯和同事已经从通道中挖出来将近1 000吨的填埋物。在发掘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密封的隔室，一个接着一个，他在其中发现了非常多的精美祭品，包括面具、武器甚至苇席，苇席可能有王座的功能。“集中放置的器物太让人惊讶了。查韦斯发现的东西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杉山说。现在被掏空后，那些隔室就像一个个坑洞，衬嵌在通道的地面上。

去年春天，查韦斯利用一架无人机到达了通道尽头三个主室中的两个。结果发现，其中一个有几十个水晶球，另一个有黄铁矿镜子。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曾见过任何类似的东西。查韦斯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精心建造的、举行仪式的场所，在这里，男人们暂时地脱离尘世，成为国王。杉山有些懊恼，因为在他自己调查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通道，他认为这最有可能是王室墓葬。尽管曼扎妮拉承认，发现一个王室墓葬对于特奥蒂华坎来说意义重大，但她坚持认为这并不会妨碍她的理论，当然那取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曼扎妮拉也正在发掘着自己的工地——埃柯拉（Xalla），她的目的是寻找确凿的证据。离太阳金字塔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由五个建筑排列成的菱形，差不多就是一个中间有一个神庙的、四片花瓣的花朵形状。她认为这是这个城市的管理中心，从这里，四个家族派遣使者去管理他们的事务。

无论哪种结果——曼扎妮拉证明了她的分权理论，或者查韦斯在通道的尽头发现一个强权国王的墓葬——特奥蒂华坎都将改变。最终，就像船只驶出迷雾，特奥蒂华坎居民的生活也将慢慢从1 300年的迷雾中显现出来，向人们讲述过往的故事。

扩展阅读

Human Sacrifice, Militarism, and Rulership: Materialization of State Ideology at the Feathered Serpent Pyramid, Teotihuacan. Saburo Sugiya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orporate Life in Apartment and Barrio Compounds at Teotihuacan, Central Mexico. Linda R. Manzanilla in Domestic Life in Prehispanic Capitals: A Study of Specialization, Hierarchy, and Ethnicity. Edited by Linda R. Manzanilla and Claude Chapdelain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nthropology, 2009.

Teotihuacán. René Millon; June 1967.

[1] 埃里克·万斯是一位以墨西哥城为主要题材的科学作家。他为《科学美国人》杂志撰写的上一篇文章，讲述的是墨西哥人民为推动科学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2] 王庆铸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已前往耶鲁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3] 方辉教授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遗产保护。

“祈雨公牛”

古非洲的精神图腾

在非洲南部，数千年前的桑族人就开始在岩石上留下绘画和石刻艺术，记录当时部落社会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撰文 安妮·所罗门（Anne Solomon）[1] 翻译 张振克[2]

在卡瓦祖鲁-纳塔尔的卡姆伯格自然保护区（Kamberg Nature Reserve ）中，岩石的差异风化作用在巨大的岩壁上形成了“凹”穴地形，这是原始桑族人的居住地（图面靠下部分）。上部大面积区域则是表现大羚羊的岩画。

我 和一位同事花了3个多小时，穿过杂草丛生的山麓小丘，来到德拉肯斯堡山脉（Drakensberg Mountains）中的卡瓦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沿途非常空旷，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宽口的洞穴附近，洞口的下部被灌木丛遮掩，上面则是断续向下流动的小瀑布。洞穴中隐藏着南部非洲古代桑族人（San peoples，又称布须曼人）精美的岩画艺术。尽管瀑布的流水没有对岩画造成致命的破坏，但蓄意破坏文化的人却严重破坏过这些岩画。我们凝视着岩墙上1 600多个人物和动物的图像，他们（它们）姿态各异，正在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天夜里，我们在岩洞里睡下，第二天继续我们的考察活动。

那是十年前的一次探险，目的是为了获得这些艺术品的样本，以便用于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其中一份样本来自一幅关于大羚羊的岩画，它保存着少量的有机碳，通过测试发现，这幅岩画的制作年代大约在400年前。能直接获得岩画年代的情况十分罕见，因为大量的岩画是使用红色、棕色或者黄色的赭土（含水的铁氧化物）绘制的，不含有机碳就不能用放射性测年法确定样本年代——放射性测年法测定的是样本中碳-14的含量。最古老的一个样本，来自纳米比亚的一个洞穴，是一块绘有图案的石板，“年龄”在19 000到26 000年前。而对于洞穴壁画来说，在我们测定过的样本中，最古老的样本至少完成于3 600年以前。

在非洲南部沿岸数千个地点，考古学家都在岩石上发现了绘画和石刻艺术。这些内容生动的艺术品也证明了狩猎—采集部落在该地区曾广泛存在。一些岩画绘制在砂岩洞穴中，有多达数百幅被保存下来，而其他地方则只保留了一到两幅。有些岩画非常精美，线条和颜色看起来都还很新，另一些岩画却已经在无情的岁月中褪色或者逐渐变得模糊，不仅水流的侵袭使岩画受损，不动脑子的来访者的涂鸦也严重破坏了这些岩石艺术。

目前为止，在岩石艺术中最常见的是人。大多数时间，他们以简明的轮廓呈现，也有赤身的形象。此外，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物。最被尊崇的动物要数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比如非洲旋角大羚羊的出现频率就很高。不过，不同地区又有各自的偏好：比如在南非好望角就常有大象的形象，而在津巴布韦则多为“捻角羚”（kudu）。除此之外，岩画上也会出现一些别的生物。在德拉肯斯堡山脉，蛇、狮子和鱼会出现在岩画艺术中。河马、犀牛、狒狒、鸵鸟和本土动物也在很多地区经常出现。土狼（aardwolf）、非洲食蚁兽（aardvark）显得非常少见，其他亦真亦幻的生物也非常罕见。除了蛇和蜜蜂的特例，桑族人很少画爬行动物和昆虫。

岩石艺术研究是考古学分支中，要求最为严格的领域之一。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依赖传统考古学的方法（称重、测量、测绘以及统计学比较分析），而是在严格的证据基础上，从理论和文化的角度寻求解释。我们能确定的是，“岩石艺术家”是非洲南部最早的原住民，也是现今桑族人的祖先。“桑”（San）这个术语实为一个语言标签：桑族人和科依科依人（Khoekhoe，旧称霍屯督人）的语言融合成了以吸气音为主要特征的发音方式，共同构成了包含许多相关语言和方言的“科依-桑语系。桑族人的生活方式以植物采集和狩猎为主。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已经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了广泛研究，他们想以此为样本，弄清楚在驯化野生动物和植物之前，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尽管岩石艺术偶尔会提供一些历史方面的信息，但这些艺术形式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历史档案。只是当15世纪，欧洲人“发现”了非洲南部以来，我们才开始对这里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知。1652年时，荷兰人在南非的开普敦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居住地，他们在此不断扩张了3个世纪。新迁入的居民们取代了原住民，使得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些地区，欧洲农民对于桑族人偷窃牛和马的行为采取了报复性的回应，因此出现过一些极端事件，包括将生活在丛林中的众多桑族人屠杀殆尽的惨案。这些部落的幸存者最终融入了当地牧民或者农民的群体，或者成为了欧洲殖民者居住地附近的劳工。

从20世纪起，古老的岩石艺术就基本停止了发展。如今，除了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部分地区，只有非常少的桑族人还在遵循相对原始的生活方式。现在，也只剩那些广泛分布的考古遗址、地名以及岩石艺术还在提醒我们：这片广阔的非洲大地，曾是桑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

在研究岩石艺术的时候，人类学家被迫发挥想象力去寻找一切线索。岩石艺术一共有两种形式：岩画，经常出现在岩洞里和局部被遮挡的岩石上，也可以被画在干燥的室内环境中和卵石的表面上；石刻，是在岩石上做雕刻，与岩画相比更为抽象，直到近期才引起考古学家更多的关注。

夜色中起舞：与击掌和优美的歌声同时进行的舞蹈，是桑族人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上图岩画所示，女人们可以独自起舞。直到现在，她们在部分舞蹈中，还会穿着与当时样式十分类似的皮质“围裙”。（右上）卡哈拉里的桑族人正在庆祝一次成功的捕猎，他们在夜色中起舞。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左下角的那位妇女的小腿上，佩戴着白色的鸵鸟蛋制作的配饰，和左上图中人物身上的白色环状装饰十分相似。（右下）另一幅画则更详细地展现了一名女性的成人礼。

▲岩石艺术遍及整个非洲南部。它的分布范围大致反映了古代桑族人的活动范围。（如无特殊注明，下文中的所有的图片均来自科瓦祖鲁-纳塔尔。）

不同地区的岩画风格和主题相差巨大。多数时候仅是一个地点就可能包括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因此，几乎不可能分辨出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也很难分辨出不同时期的作品。早期的考古学家认为，绘制简单并且不够精细（只由一种颜色构成）的岩画在年代上最久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岩画所使用的颜色种类和绘制的复杂性会不断发展出新的样式，一直进化积累。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样直接的联系根本不存在。有些完成度非常低的作品是新近才画上去的，有些甚至可能只是牧羊人或儿童的乱画乱刻。

一个多世纪以来，岩画的拥趸们一直想诠释这些艺术品。随着人们知识的扩充和一次次智力浪潮的席卷，这些诠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还有在世的桑族人，他们提供的证词和知识会对岩画研究有巨大的帮助，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证词仅此一份。证词来自莱索托的一位桑族人，名字叫晴（Qing）。1873年时，他在莱索托的山脉中，为一位名叫约瑟夫·奥彭（Joseph Orpen）的英国官员做过向导。晴非常精通岩画的制作，并且对他们所看到的岩画做了评论。晴的描述证实了部分学者的猜想，正如一位欧洲当代学者所写，岩画并不是“空闲时光的随意涂鸦”，而是“深深打动桑族人的真正艺术”。

除了晴的直接证词以外，研究人员也会从桑族人的讲话中寻找间接证据。目前为止，大部分材料都收集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来自一群说贤语（/Xam：首字母为吸气音）的部落土著。1870年，一群来自北开普省、说着贤语的桑族人因犯下了偷盗和谋杀被囚禁在开普敦。名叫威廉·H·i·布勒克（Wilhelm H. i. Bleek）的德国语言学家前往监狱，获取了这些人的羁押权，并且让他们作为仆人，在他当地的花园里搭建小屋。而事实上，在布勒克那里，这些说贤语的桑族人的主要任务是讲述他们的传统习俗——布勒克专注于语言研究，他的嫂子露西·C·劳埃德（Lucy C. Lloyd）则负责记录日常习俗，并因此得到了数千页的原始资料。后来，布勒克和劳埃德将原始资料的一部分放进了他俩合著的《布须曼人民俗研究范例》（Specimens of Bushman Folklore）一书中。

发生在这片殖民地上的特殊故事，向我们展现了贤语人的世界：个人历史、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神奇而又平凡的生活。尽管到19世纪末，他们已经不再创作岩画，贤语人还是会对岩石壁画提出非常有价值的解释和评论。结合晴的讲解以及贤语人的阐述，我们发现，非洲的岩画艺术远不止简单的装饰或者日常生活的反映，而应该被理解为展示贤语人精神世界的一种惯用宗教艺术。而且毫无疑问，岩石艺术本身就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性。

晴和贤语人的描述显示，贤语人和莱索托桑族人的神话传说有很多相似性。两类桑族人都崇拜着一位叫做喀根（Kaggen）的创世者。他们也都提到了水中生物以及非洲旋角大羚羊被创造的过程。晴提供的信息，为岩画艺术和神话传说之间的联系搭好了桥梁，而贤语人的证词补充了晴的评论中缺失的细节，填补了核心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此后的研究者都非常珍视这两份资料。

颀长的四肢与奇怪的面孔

岩画中，描绘人类形象的风格多种多样。图中扛着箭筒的男人们（左）又瘦又高，而女人们则较为丰满（中）。穿了衣服的人物（右）批着无肩的皮质斗篷（karosses），长着一副奇怪的凹形面孔。

▲半兽人（一半是动物、一半是人类）的形象来源于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最初时，人类和动物并没有明显区别，直到第一次创造人类的事件之后，人和动物才彼此区分开。图中，半兽人像背负着一只小羚羊。

透过文化看历史

不少学者都记载了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的桑族神话间惊人的相似性。所有的桑族人都会描述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在远古时期，动物和人类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在最初的造人阶段，人和动物才被区分开，但当时，这些先民十分愚蠢，也缺乏良好的习俗和礼仪，只有在第二次造人后，他们才成为真正的人类。

很多故事详细描述了这些“动物人”（animal people，还未经过造人阶段的人）的生活。有的解释了火的来源，天体运行以及其他的自然现象。我们听到了为什么狒狒的臀部是秃的，为什么人类会结婚生子，而死亡又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的故事主题也包括与好战的邻居或者危险的食肉动物之间的斗争。食物是永恒的主旋律，其中有大量的故事都讲述了人类自噬的故事（食用自己的身体）。这些故事把桑族人捕猎采集中面临的生存问题戏剧化，并且着重强调了死亡和重生的主题。

对于动物曾经都是人类的信仰，促成了对半兽人（rianthropes）的阐述。在这些岩画的内容中，很有可能描绘了原始社会当时的生物，也夹杂了部分虚构出来的生物。又或者，像一些学者声称的那样，部分岩画描绘了萨满巫师在进入已死之人的精神世界后的经历。

一些专家，尤其是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戴维·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Williams）和同事观察认为，岩画艺术并不能算是神话传说的图解。他们认为，岩画艺术与宗教仪式相关，尤其与一种治愈仪式的舞蹈相关，这种仪式现在还流传在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部落中（该地区的人民不会画岩画）。经过长达整晚的舞蹈仪式，巫师们进入一个由节奏性的动作、歌唱以及击掌所引导的意识状态。在这种幻境中，他们相信自己能进入精神王国，与导致疾病的超自然力量对抗。

刘易斯-威廉姆斯和同事认为，无论是在非洲本土还是其他地方，萨满巫师的幻象巫术都促进了最早的艺术制作。他们推测，由于人类的神经回路都是相似的，即使在不同时期，视觉上的幻觉也应该是相近的。在欧洲旧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出现的几何图案，以及北美洲的印第安人艺术，都可以看做是迷幻式的治愈舞蹈和萨满巫术中的体验所促成的。毫无疑问，多数桑族神话传说中的生物并没有被记录到岩画中，倒是这些传说，可以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祭祀仪式，提供非常关键的背景信息。神话中讲述了死亡和疾病的起源，也涉及了巫术仪式如何表现生活中的艰难考验。根据近期桑族人的记载，早期艺术的创作能够非常好的与一些巫术仪式联系起来，比如祈雨或举行成人礼。

远古的祈雨者

近期研究表明，狩猎主题的壁画并不像早期的考古学家想像的那么多。有些被人们误认为是描绘狩猎的壁画，实际上是求雨的祭祀场景。在贤语人的眼中，雨云就像一只巨大的动物，它们行走在大地上的“脚”就是不断从天而降的雨水。祈雨者的目的是将这只巨大的动物从“水洞”中吸引出来，然后把它带到高处杀死，它的血液流经之处便是雨水将会降落的地方。这类“降雨动物”在壁画中通常表现为大型食草动物，例如牛、河马、或者羚羊。然而，这些“降雨动物”有着与真正的动物不同的特点和比例。在传说和故事中，公牛代表了致命的雷电，而雌性形象的降雨动物则代表着和风细雨。

来自莱索托的晴同样描述了祈雨的场景。他在解释一幅壁画时说，画中讲述了生活在水下的人民驯服“大羚羊和蛇”的故事。这幅壁画中，有6个人形的轮廓和两头全身长满硬毛的不名动物。其中一只动物被一条皮带拴住了鼻子，同时有两个拿着矛的人正在逼近另一只动物。尽管在地理上彼此相隔甚远，但晴和贤语人都对雨水表达出了非常相似的看法。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壁画中的祈雨者是真实存在过的萨满祭师，然而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他们实际上是家庭成员去世后的亡灵，这些心地善良的亡灵通过代以求雨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的亲人。晴将壁画中一个长着羚羊头的人描述为“已经死去，但现在居住在河水中”的人。因此，和其他引领降雨的动物一样，这些人或动物都应该是死者的亡灵。贤语人的解说特别声明过，那些“求雨巫师”是死去的人——“狩猎巫师”也一样，贤语人在寻找食物时，通常会向这类巫师求助。

明确桑族人对雨水的看法，对认识他们的岩石艺术至关重要。就像今天的卡拉哈里人（Kalahari）一样，桑族人也描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形象：一位是创始者，另一位是掌管疾病和死亡的神。在贤语人的叙述中，这位死神就是那头掌控着降雨的公牛。这头公牛的形象可以表现为危险的雷暴，同时也可以表现为水洞中的水。当时的人们认为，人死以后会变成星星，落入公牛居住的水洞中。而晴关于“死者居住在水中”的描述，就源自这种复杂的信仰。

显然，壁画中人类降服降雨动物的画面，暗示的不仅是人类控制天气的意愿。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主宰，降雨公牛不但控制着降雨，也控制着生与死，疾病与健康。因而，这些有关降雨的壁画作品不仅代表了人们远离自然灾害（暴雨和干旱）的希望，同时也表达了人们渴望远离疾病和不幸所做的努力。

▲祈雨仪式：红棕色岩画中（上图）展现了一只被祈雨者们捕获的动物。大羚羊（下图）是非洲南部的桑人最喜爱的动物，和其他大型食草动物一样，它们常常和雨水联系在一起。

独具内涵的成人礼

类似桑族人这样狩猎群居式的民族，信奉平等主义，无论男性和女性都享有同等权利使用资源。但社会等级同样存在，有两种最重要的社会等级——年龄和性别——会在仪式制度上被区分开来。当时，为女性的月经初潮所举行的典礼被广泛记录，风头盖过了很多为男性所举办的仪式，甚至仅次于为男孩举办的最重要的仪式——首杀（第一次成功狩猎）。当代的卡拉哈里人同样也为女性举办非常隆重的成人礼。在贤语人的岩画故事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寻常的例子，比如，初潮期的女性因为不遵守与世隔绝和隐居的规定，尝试着逃跑，最后被掌管生死的降雨公牛诱拐，然后溺毙。当谈论的范围扩展到文化领域时，降雨公牛和其他的一些形象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例如，壁画中的成人礼等场景就与灵魂世界的联系不大。

贤语人流传关于成人礼的故事，是想让男人们知道，充满魅力的年轻女性给他们带来的危险；不过，成人仪式也可能是为了保护女孩们，让她们意识到，需要远离那些不怀好意的男人们的骚扰。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的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极度依赖社会的和谐运转。由于品行不端或对异性有非分的觊觎，会在亲友间产生巨大的压力，对整个团体的运行和日常交往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举办仪式的重要目的，也是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必要的争端。

虽然数量有限，但有些岩画所在的地点以及它所表达的内容，都在暗示这些地方曾是为特定性别的人群举行成人礼的场所。大量的女性形象特征明显，非常性感，在舞蹈时手中还挥舞着新月形的物件。这些画面都能让人很好地将它与女性成人礼联系起来。通常，描绘女性跳舞的壁画就代表着女性成人礼或是生育。在开普山脉西南部的高处，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岩洞，这座岩洞中的岩画中，有数量众多的女性角色，却没有一名男性角色，因此显得非常与众不同——这也可以和成人礼和生育联系起来。在卡瓦祖鲁-纳塔尔的德拉肯斯地区，有一幅作品明确地表现了女性成人礼的仪式。在这幅作品中，一位身体前倾的女性形象在中间跳舞，三位鼓掌的女性围绕她组成了一个圆圈，其他人在圆圈周围跳舞。在这些人的外围，站着一位男性，他的生殖器部位被过分夸大。

很多遗址包含了大量不同主题和风格的作品。其中一些可能在数百年间被多次用于不同目的，另一些则鲜少被使用。近期对岩画的一些解释，提到了桑族人对治疗疾病的期冀，而这种含义很少在岩画中表现出来。不过，考古学家之前认为的描绘祈雨动物的岩画，其中的动物可能就是降雨公牛，因为它本身就代表着死亡，所以之前提到的那些宰杀祈雨动物的画面，其实是在寻求治愈疾病。

当然，非洲南部的岩画和石刻作品也描写了欧洲殖民者、马车、士兵和家庭驯养的动物，记录了真实的社会事件，而非典礼仪式。再者，一些岩画还表达了桑族人与周围部落的关系。开普敦大学约翰·E·帕金顿（John E Parkington）和同事认为，在非洲西南海岸的岩画通常覆盖于早期的绘画艺术之上，而早期的画作可能是由奎（Khoi）部落的人完成的。对外来牧民和农民带入牛群场景的描绘，以及在洞穴中发现的铁器制品、玉米穗、玻璃球等，都证明了桑族人与非洲其他部落之间在社会经济上有着密切来往。

多样的野兽岩画

桑族岩画中能发现许多动物的身影。右上角的岩画（图a）来自南非巨人堡野生动物保护区（Giant's Castle Game Reserve），图中食蚁兽的形象和人影叠合。长颈鹿的图案（图b）来自纳米比亚埃龙戈区的山脉中。看起来很像河马（图c）的岩画来自津巴布韦。右下角（图d）的岩画中，精致地画着一对正在交配的短角羚，两只短角羚身体上下重叠，上面的那只头部向下弯曲。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和大型的食草动物都拥有特殊的能力，是一种和新生、死亡及天气有关的能力。正向的能力可以带来雨水，而与它相反的能力，预示着严酷的生存环境。桑族人在岩石艺术中，对人物形象和大型食草动物的偏爱，可能与他们所拥有的特殊能力有关。

神秘的石刻艺术

石刻一般出现在干旱贫瘠的地区，石刻主题的选择也常常使人疑惑。这块来自南非北开普省的卵石上（右图），描绘了非洲羚羊的图案（在这幅石刻的左上角刻有一对情侣，像是欧洲人的形象，很有可能是后期加上去的）。在纳米比亚霍里克萨斯（Khorixas）的断崖上，被凿上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左下图）。但是也有很多别的石刻，表现出十分抽象的图案，例如，在纳米比亚南部沙漠发现的石刻（右下图）就是一例。现在认为，这些图案是在受到幻觉体验的启示后绘制的。

更多元的解读

在这些岩画彰显出非凡意义的同时，史前的艺术家本身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近期关于人类学和艺术历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岩画制作方式和使用材料的关注。这些研究将注意力从仅供观赏的成品转移到了制作过程中，因此对深入认识桑族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或许，在桑族艺术中，绘制岩画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承载着文化的内涵。1910年时，一份来自当地土著的报告提到，女人们会在满月时研磨宗教仪式所需的颜料。在我个人的调查研究中，一直在意一些看似不重要的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可能具有象征及宗教意义，比如加入颜料中的脂肪和羚羊血，也许就被当作巫术的辅助物。由此可见，创造艺术作品似乎具有宗教意义，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

如今，分析技术已十分发达，这一技术也被应用到古老岩画的识别中，帮助考古学家弄清楚岩画使用了何种颜料，颜料的原材料是什么，进而揭示岩画背后的文化意义。从中得到的信息不仅会帮助我们了解岩画艺术的重要性，而且对了解古代的资源开发、贸易往来以及当代的文物保护都有一定的意义。

因为想进一步认识这些带有“魔力”的辅助物，我研究过岩画的绘画材料和颜料的使用方法。在卡瓦祖鲁-纳塔尔大学的土壤学家的帮助下，研究工作借助于一整套先进的分析设备和技术展开，包括X射线荧光分析（用于追踪岩画中含量较少的微量元素成分）、X射线衍射分析（用于探测矿物的晶体结构，并分析颜料中所使用的矿物种类）和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用于定量分析画中的元素成分）。不仅如此，我们还运用了另一项十分先进的技术——同步辐射分析。这项技术适用于研究微小的样本，可以在同一点上同时获取X射线荧光以及X射线衍射的信息。然而到目前为止，相比于所解决的问题，这些精密设备带来更多的，却是困惑和疑虑。而且，各种岩画所用的材料和颜料往往有很大的区别，这也导致考古学家很难据此解决某些问题。

尽管在岩石艺术的精神和宗教意义上，考古学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包括史前时代）的很多作用和意义仍然处于争论之中。作为一种特别的、可以唤起历史记忆的艺术，桑族人的岩石艺术逐渐融入到当地文化中，成为南非文化的组成部分。目前，这些艺术仍面临许多威胁，我们希望通过不同专业学者的共同努力，能够使这些岩石艺术得以保存，成为非洲古文明源远流长、兴衰交替的见证者。

▲遭遇欧洲人：德拉肯斯堡山脉中描绘了桑族人与骑马拿枪的欧洲人相遇的场景。这幅岩画描述了桑族人和殖民者们之间的冲突。曾经，桑族人占据了非洲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如今，说桑语言的人主要生活在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部分地区。

扩展阅读

People of the Eland. Patricia Vinnicombe.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1976.

Images of Power: Understanding Bushman Rock Art. J. David Lewis-Williams and Thomas A. Dowson. Southern Book Publishers, 1989.

Hunters and Herders of Southern Africa. Alan Barna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The Rain and Its Creatures: As the Bushmen Painted Them. Bert Woodhouse. William Waterman Publications, Johannesberg, 1992.

Miscast: Negotia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Bushmen. Edited by Pippa Skotne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1996.

Rock Paintings of South Africa: Revealing a Legacy. Stephen Townley Bassett. David Philip,Cape Town, 2001.

The Broken String: The Last Words of an Extinct People. Neil Bennun. Viking (Penguin U.K.), 2004.

[1] 安妮·所罗门于南非开普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Getty Center 做过艺术及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还担任过彼得马里茨堡的纳达尔博物馆的高级馆长。她所著的《关于桑的想象》（The Imagination of the San）一书于2005年由卡瓦租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2] 张振克是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古埃及的修墓人

3 000多年前，在现在名为德尔麦迪那（Deir el-Medina）的村庄里，居住着工匠及他们的家人。这个获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群体留下的文字记录中，精彩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

撰文 安德莉亚·G·麦克道尔（Andrea G. McDowell）[1] 翻译 郭子林[2]

在 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39 -前 1075年），古埃及南部都城底比斯（Thebes）发展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庞大的卡纳克（Karnak）和卢克索（Luxor）神庙群就是兴建于这一时期；如今，这两座历史遗迹仍然在尼罗河东岸的现代城市卢克索（Luxor）中占据着它原来的位置。在尼罗河西岸不远处的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中，静静埋藏着60多座陵墓，其中包括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en）的墓穴。此外，还有数百座私人墓穴散布在尼罗河西岸的峭壁底部，衬托着那里的风景，其中一些墓穴中还绘有华丽的画作。

尽管这些私人遗迹中保存着一些绘画，描绘了贵族奢靡生活的诱人场景，但总体来看，现存神庙和陵墓中讲述更多的，还是关于后世的宗教经历和信仰，而非今世的生活经验。这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记录非常少，因为当时大多数建筑与我们今日所见到的石头遗迹不同，是用晒干的土砖建造的，它们早因泛滥平原的潮湿气候消失殆尽，随之消失的还有那些室内陈设，以及有可能反映极少数受教育人群生活图景的文字材料。庆幸的是，从古代城市向西顺延到尽头，一座小型社区的遗迹却免于土崩瓦解，得以保留。这就是现在的德尔麦迪那，是那些在帝王谷建造和装饰国王陵墓的修墓人的家园。

▲德尔麦迪那位于底比斯城的遗址附近，是那些在帝王谷国王陵墓中劳作的石匠和书记员的家园。工匠用石灰岩碎片（又称碎石片）作为便宜的书写材料，刻写官方和私人的记录、书信、诗歌和草图。在这个保存极其完好的村庄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几千块碎石片。下图复原出3 000多年前的村庄可能的面貌。

遗址位于一片干旱且相对独立的区域，保存完好。房屋和小礼拜堂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现在有些地方仍高达2米。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宗教遗迹和私人财产，以及保存有棺材、家具和服装的完整墓穴。在整个遗址中，考古学家找到并复原了成千上万的文字档案，尤其在城市的垃圾堆中收获颇丰，其中大多数可追溯到公元前1275年至公元前1075年之间。这些文献中有部分书写在莎草纸上，但大多数是刻写在陶器碎片或光滑的白色石灰岩薄片上，这些文字载体被称为碎陶片或碎石片（ostraca），相当于一种社区便条纸。

发掘出的文字使村民的生活跃然纸上。作品中包括政府记录、爱情诗和私人信件，描述了家庭冲突、健康问题和法律纠纷。这些档案还使学者得以一窥古埃及的教育体系，这也是我做过长期详细研究的主题。遗址中如此丰富的文字资料表明，在某些历史时期，城镇的大多数男性都能够读写（学者们目前还不知道德尔麦迪那的女性是否具有读写能力。村庄里的女性确实交换信件，但她们可能是将自己的想法口述给男人，由他们代为书写）。如此高的识字率与古埃及社会其他地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总识字率仅徘徊在1%或2%左右。这些碎石片还清晰地展示出这里的村民获得如此高水平教育的原因和途径。

教育方式

一节埃及文学课

这块碎石片上有一首诗的节选段落，诗的名字是《行业的讽刺》，是一篇中古埃及语的经典文学作品。该诗描述了很多种职业，例如织工、弓箭制造者和送信者。诗的作者认为这些职业都不如书记员值得赞赏。抄写这首诗的学生显然不熟悉这700多年前写下的诗歌所使用的古体语言，因此混淆了原本的内容。在课程末尾，学生用褐色墨水写下了日期。

米里亚姆·李奇泰姆（Miriam Lichtheim）翻译，引自《古埃及文学》（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第1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诗原本的段落

送信者要去往沙漠之地，

把财产留给他的孩子；

他对狮子和亚洲人异常恐惧，［仅仅］当他身处埃及时，

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当他在夜晚回到家时，

漫长的行程已令他精疲力竭；贫穷的家里是布料和砖墙，

他回到家里也不快乐。

学生抄写的段落

送信者要去往沙漠之地，把财产留给他的孩子；

他[对]狮子和亚洲人异常恐惧，当他在埃及时，它是什么？当他困苦地回到家时，

旅程已经将他撕成两半。

当他［从］他的布料［或］砖墙出发时，他不会快乐地回来。

——冬季第3个月第1天

生活化的私人信件

在我们更深入地剖析德尔麦迪那的教育体系之前，先对一些找到的碎石片进行简单研究，将有助于重建当时村庄的生活场景，并了解这种非凡的识字率得以形成的环境。大量的管理档案表明，当时的埃及人是偏执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始终认真记录着发给陵墓建造工人的工具、分给人群的给养、工程的整体进度以及其他几乎任何能够量化的细节。

居民随手写下的私人便条倒是多种多样。很多是纯实用性的，比如购物收据或司法诉讼记录（村民们可都是热心的诉讼律师）。最有趣的文献或许是私人信件了，能将读者直接带到新王国时期的埃及社会。在一封私人信函里，一个名为帕伊（Pay）的父亲给他儿子写信，谈及自己的眼疾。很显然，眼疾是陵墓建造工作带来的风险之一，是由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灰尘、昏暗的光线和飞扬的石屑造成的。

绘图员帕伊对他儿子绘图员派尔［埃姆哈布？］（Pre［emhab?］） 说：不要放弃我；我的身体状况不好。不要停 ［止］为我哭泣，我身处 ［黑暗（？），由于］我的神阿蒙（Amon）［已经放］弃了我。

一定要给我带来治愈双眼的蜂蜜，以及已被混入砖中的赭石，还有纯黑的眼睛涂料。［赶快！］我寄希望于它！难道我不是你的父亲吗？现在，我很悲惨，我正在寻找光明，但它已不在。

编注：[ ]内为推断的内容。

▲工作需要使用的工具，包括各种尺寸的毛笔、一壶红色颜料以及原材料。书记员用这些工具描绘人物，书写圣书体文字，用于装饰国王坟墓。

▲一名石匠（上）和一位书吏（下）的肖像展现了德尔麦迪那碎石片上出现的两种迥异的绘画风格。石匠的肖像是相当不正式的涂鸦，他手里拿着凿子和木槌，长着蒜头鼻子和布满短胡须的下巴，嘴张开着。毫无疑问，为了追求喜剧效果，石匠的形象被夸张化了。而书记员阿蒙霍特普（Amenhotep）正在膜拜托特神（Thoth）的自画像则遵守了埃及艺术的正规标准。

帕伊的悲痛之情不足为奇：绘图员是在坟墓内部绘制人物肖像和书写圣书体文字的人，而失明会使绘图员彻底失去工作能力。帕伊要求的蜂蜜、赭石和黑色眼睛涂料配方曾出现在专业的医学莎草纸中，说明这是当时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事实上，蜂蜜的确有消毒杀菌的作用，赭石也是当时很多药方中的一剂原料，放在眼睑上可使病人感到凉爽，有消肿的效果。因为有大量工人遭受这种眼疾的折磨，这种处方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帕伊正是为自己索要材料。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帕伊在要求他儿子按照一个医生开的处方买药。

在德尔麦迪那出土的文字材料当中，有大约一半的文献是有关宗教或文学的片段。遗址中发现了大多数古埃及文学中“经典作品”的副本，其中有一些碎陶片或碎石片甚至成了一部作品的唯一现存版本。这些经典作品是学生教育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数以千计的学校课本中都摘录了中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000－前1640年）经典的文学杰作。这些文学杰作是用一种相当古老的语言创作的，与学生当时的方言不同，就像乔叟（Chaucer）的英语与现代英语有很大差别一样。此外，很多村民本身就是作者，能凭自己的本事创作说明文字、颂诗和书信。例如，书记员阿蒙纳赫特（Amennakhte）就写了一首诗，赞扬坐落在尼罗河上的大都市——底比斯：

那些距离底比斯很远的人，

他们每天在内心里对自己说什么？

他们白天梦见［?］它的名字，［说］

“要是它的光亮是我们的，该多好啊！”

……

底比斯城内的面包，

比用鹅油制作的蛋糕还可口。

那里的［水］比蜂蜜还甜，令人沉醉。

看呀，这就是底比斯的生活！

天堂都为它吹来双倍的［新鲜］空气。

一份当地书记员档案中的莎草纸记录显示，那些掌握文学知识和读写能力的村民会获得很高的尊敬。在这篇文献摘录中，作者极力推崇学习的重要性。不同于在其他档案中，倾向于首先强调写作技能和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精通，这篇描写书记员行业的文献却强调写作生涯、创作文字和死后的声望。简而言之，作者利用埃及人对永生的极大渴望来表达书记行业的优越：

神祇预测未来之事，而在之后出现了博学的书记员，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流传。尽管他们已经死去，尽管他们的亲人也早已被人遗忘，尽管已经走完了他们的一生。

他们没有为自己建造永恒的金字塔和坚硬的墓石。他们也不能留下作为继承人的孩子，［也许只有孩子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确为自己留下了后嗣，那就是他们曾经创作的作品和教谕。

▲学生在这块碎石片上绘制的国王肖像已经被他的老师用白色笔迹修正过了。在德尔麦迪那，年轻人会有私人家庭教师，这些教师教授他们读书、写字和文化知识。

▲在德尔麦迪那，烤箱放在房屋后面的厨房区。在这幅草图上，我们可以在画中女性左边的文字中看到“吹进烤箱”这样的词语。

重视教育的工匠们

德尔麦迪那工人非凡的识字率之所以能够出现，无疑是因为很多技术工匠在国王陵墓中工作时需要认识圣书体文字。在村庄更早期的历史中，法老的陵墓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的指引往生之路的文字副本，是用草书体文字书写的，附上一些线条简单的人物插图。但到了公元前14世纪末，精细雕刻和绘制的场景开始出现在墓室里。与此同时，城镇的识字率迅速升高，这个时期之后文字资料数量的增加便是证据之一。

国王霍伦海布（Horemheb）从公元前1319年至公元前1292年在位，把这些彩绘浮雕引入帝王谷。霍伦海布和后来的国王们所要求的更加精细的工程，需要一支绘图员团队来做初期的描绘和最终的上色工作。由于墓室的绘画包含大量圣书体文字内容，所以这些工人必须受过教育。

或许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承担着在山坡上开凿墓穴等繁重体力活的工人当中，也至少有一些是受过教育的，尽管他们的工作并不需要这样的技能。志向与理想可能是这些劳动者接受教育的动力。在埃及，教育和读写能力是找到好工作的敲门砖，能把工匠和农民区分开来。如果一旦失业，这些技能将使他们获益良多，从其他陵墓建造者中脱颖而出。除此而外，村庄的学习传统和氛围可能也是一项强有力的激励因素，鼓励年轻人学习以免落在其他同龄人后面。

埃及学家们能够从德尔麦迪那发现的碎石片中搜集大量细节，但可惜的是，对于当地人究竟如何学习读书和写字，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文献仅仅偶尔提到学校，表明了它们的确存在，也说明相对年幼的孩子会到学校学习。例如，在该村庄发现的一则小故事就描述了年轻的男主人公在学校的经历，这个男孩的母亲没有结婚：

他被送到学校，很好地学会了写字。他熟悉各种军事理论，并超过了比他年龄大的同学。于是，他的同学们对他说：“你是谁的儿子？你没有父亲！”他们辱骂他，嘲笑他：“嘿，你没有父亲！”

但是，学者们没有在德尔麦迪那发现证据，证明有真正的学校存在。没有任何文献提到学校建筑物，没有任何建筑物看上去像教室，也没有学生练习册集中发现的地点能证实有教学区存在。事实上，关于工匠的孩子们如何学习读写技能，我们没有任何线索。

不过，有部分遗留下来的碎石片的确提供了信息，更完整地还原出了所谓的中等教育，即关于阅读、写作和文化的额外训练。村庄中发现的很多文字明显是高年级学生的练习，上面偶尔签署着学生和老师的名字。一些作品上面还写有标志着一天课程结束的日期；有些文本上会包含几个这样的日期，说明一名学生可能在几堂课上都使用了同一块碎石片。

从碎石片上各种各样的签名来看，父亲或祖父显然经常指导他们的儿子或孙子的学业，尽管有些时候父亲——甚至受过教育的父亲——可能将他们的儿子送到较高级别的人那里，令其接受高级训练。（有一个保存状态不好的签名很可能来自一名女性学生，因此或许至少有一名女性以这种方式接受过教育。）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仅包括未来的社区领导者，还包括那些一生中最多成为石匠的男孩子。然而，老师则一概来自较高的社会等级：碎石片上提到的很多教师主要是书记员、绘图员或首席工匠。

学生们似乎会根据他们在陵墓中的工作日程安排课程，碎石片上的日期也证明了这种推论。例如，文本经常含有相隔数日的多个日期，这表明课程之间通常相隔一段时间，推测认为这是教师和学生都在工作的时段。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用于学习的时间。工人有很多休息日，尤其是到法老统治即将结束、陵墓建筑工程接近尾声时。在工程最后的阶段，他们可能最多只需四分之一的时间留在帝王谷度过。

德尔麦迪那的教育体系不同于埃及其他城市和城镇，其最突出的不同点就在于学习读写的人群。此外，书写材料和教育可用的时间也与其他地方形成鲜明对比。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学生练习，是写在用过的莎草纸上（公职人员很容易获得这种纸）的，而且看起来像是出自准备担任政府职位的年轻学徒之手。那些学生每天都学习，并且每天都会完成几页莎草纸的练习。

尽管德尔麦迪那的学校体系在部分方面与典型的教育方式迥然不同，但村民们显然对教授的内容和学习的原因等一些普遍观念达成了共识。在这个工匠聚集村中，教师在工作日之间教授石匠如何在碎石片（这是他们最容易得到的材料）上写字，而且，他们仍会教授学生非常经典的埃及文学作品，目的是传递智慧并确保他们职业生涯的成功。正如一位村里的书记员给一名年轻学生的信中所写的：“一定要一心一意地学习书写，这是非常有用的职业。你父亲能够书写圣书体文字，所以他受到周围人的尊重。”

▲教师把为国王阿蒙霍特普一世（Amenhotep I）绘制的漩涡装饰用成熟自信的手法画在碎石片的一面（左）。一名学生随后把碎石片翻过来，依样重绘了一份（右），同时还把部分图形画反了。

扩展阅读

A Community of Workmen at Thebes in the Ramesside Period. Jaro slav Cˇernéy. French Institute of Eastern Archaeology, Cairo, 1973.

The Tomb-Builders of the Pharaohs. Morris Bierbrier.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London,1982.

Letters from Ancient Egypt. Translated by Edward F. Wente. Edited by Edmund S. Meltzer.Scholars Press, 1990.

Village Life in Ancient Egypt. A. G. McDow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 安德莉亚·G·麦克道尔（Andrea G. McDowell）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其研究成果广泛涉及德尔麦迪那古埃及人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和其他内容。她先在荷兰莱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曾是牛津大学萨莫维尔学院的初级研究员）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及学，后来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现在，她是美国塞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法学院的法学副教授，目前从事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的法律研究。更广泛地讲，她正在研究财产权的起源和发展。

[2] 郭子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为古埃及史。

大津巴布韦：

所罗门王的藏宝地？

几个世纪以来，古老的绍纳（Shona）城一直处在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中心。而在一场关于非洲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激烈辩论中，这里再次成为焦点。

撰文 韦伯·恩多罗（Webber Ndoro）[1] 翻译 潘致远[2] 审校 潘华琼[3]

大津巴布韦遗址位于津巴布韦高原，它见证了一段繁荣于12～17世纪间的强大文化。处于遗址中间位置的是一座椭圆形的建筑，该建筑被称为大围场。在左侧山上则可以看到大津巴布韦的另一片建筑林立的区域——山顶建筑群。

津 巴布韦高原位于赞比西河（Zambezi）与林波波河（Limpopo）的分水岭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最旖旎的考古遗址——大津巴布韦遗址（Great Zimbabwe），就坐落在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区。高大的锥形塔、蜿蜒绵长的弧形石墙，以及从这里出土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工艺品，这一切都证明，在12～17世纪的某段时间内，这里曾经存在一个繁华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主宰了整个南部非洲的贸易与文化。这里独特的建筑和雕塑——特别是用皂石雕刻的神秘小鸟，诉说着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而时至今日，考古学家仍在继续拼合、复原这段历史。现在的津巴布韦［1980年脱离英国独立之前称为罗德西亚（Rhodesia）］，就是因这座遗址而得名的。

和许多古老城市一样，大津巴布韦也有着种种传说。16世纪，一批葡萄牙商人到访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Mozambique）并在那里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在这些商人的记述中，提到了一个非洲内陆王国。他们的描述让很多欧洲人看到了寻找所罗门王宝藏的希望。根据《圣经》记载，所罗门会派人去俄斐（Ophir，《圣经》中提到的一个盛产黄金的未知之地）取他的黄金。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英国著名诗人）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将俄斐定位于靠近刚果（Congo）和安哥拉的某个地方。俄斐城中居住着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关于俄斐城的著名神话，影响了大津巴布韦晚期的文化和历史。大津巴布韦众多的、至今未解的考古之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与这个传说有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大津巴布韦的故事是有关早期绍纳文化和非洲铁器时代的，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关于殖民主义并且充满了卑劣政治动机的故事。

高超的石雕工艺

大津巴布韦建于12~17世纪，这个城市似乎并不是在最初就被作为中心城市来设计建造的，而是为了适应角色变化和人口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后最终成为了中心城市。它的规模远大于类似的地区遗址，例如达那蒙比（Danamombe）、卡米（Khami）和纳勒塔勒（Naletale，位于津巴布韦），东博沙巴（Domboshaba）和玛扬德（Majande，位于博兹瓦纳），马尼科文尼（Manikweni，位于莫桑比克）以及瑟拉梅拉（Thulamela，位于南非北部），这表明大津巴布韦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北部金矿需要通过内河到达印度洋，大津巴布韦恰好处在最短的航线上，它的统治者很可能控制了繁荣的中世纪黄金贸易。

大津巴布韦占地1 779英亩（约7.2平方千米），中心区域包含3个主要建筑区域：山顶建筑群（Hill Complex）、大围场（Great Enclosure）和小一些的山谷建筑群（Valley Ruin）。山顶建筑群被欧洲人称为卫城（Acropolis），是这一遗址最古老的部分，有证据表明，可能早在5世纪的时候，农人或猎人就已在此扎营。山顶建筑群建在262英尺（约80米）高的岩石上，便于居民们观察潜在入侵者。建筑群的围墙呈椭圆形，长约328英尺（约100米），宽约148英尺（约45米），外墙高达近37英尺（约11米），可以作为有力的保护屏障。和其他卫城一样的是，在围墙内建有很多达伽屋（daga house），达伽屋是一种弧形的、棚屋似的建筑，由非洲最常见的建筑材料（干土、泥巴和碎石）修建而成。

山顶建筑群之下，矗立着大津巴布韦最了不起的建筑——大围场，又被称为椭圆建筑（Elliptical Building）。19世纪，一个说卡兰加（Karanga）语的人群曾生活于此，他们将大围场称为Imbahuru，意思是“伟大女人的房子”或是“大房子”，以此表明大围场代表了大津巴布韦的力量之巅（卡兰加是绍纳族最常用的方言，津巴布韦中南部的居民使用这种语言）。大围场的围墙有800英尺（约244米）长，在某些位置围墙高达32英尺（约10米）。据估计，筑造此墙共用去大约100万块砖。在一部分外墙内修建有内墙，内墙沿外墙走势而建，形成了一条180英尺（约55米）的狭窄通道。

大围场的功能尚不清楚，有人认为它是皇室居所。根据墙上存在凹槽（可能代表了女性的骨骼）和类似于男性生殖器的结构，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种假说：这个场所用于青少年的成年礼（initiation rites）或是其他的重要仪式。这里也有可能是统治者的众多妻妾的居所。而那座高达30英尺（约9米）、基座直径达18英尺（约5.5米）的锥形高塔，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任何特殊用途，可能只是起到一个象征性的作用。

在山顶建筑群和大围场之外，大津巴布韦还包括小一些的山谷建筑群。这一系列建筑散布于两组大建筑群之间的山谷里。山谷建筑群的城墙看上去是最新的，这表明这些房子是随着人口增加、大津巴布韦人民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变大而建造的。

大津巴布韦的不凡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更在于其石雕工艺。许多建筑是由长方形砖块建成的，这些砖是从附近露出地面的花岗岩中切割出来的。城市的名字来自于绍纳语dzimbabwe，意思是“石头建造的房子”。砖块层层堆叠，并没有用到灰浆，却形成了牢固且独立的弧形墙壁，墙壁高度往往是宽度的两倍。尽管在很多墙的基座处，都分布着圆形支撑物似的结构，但事实上这些结构并没有支撑作用。一些考古学家推测，这些结构可能是为了使通向门口的道路变得平缓，或是将一些通道变得更为复杂从而难以通过，甚至可能只是通向一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隐藏房间。人们要进入这些区域，只能以单一队列行进，所以，这些扩建结构也有可能是起到一种限制进入某些区域的作用。

某些地方的石雕工艺惊人地精致：一些入口处设置了圆形台阶，使得入口非常优美，一些墙上装饰有V形设计图案。石墙偶尔会因排水渠而中断，偶而也会出现4英尺（约1.2米）宽的门廊，一些门廊还配有木制门楣。

▲精美的石雕和弧形墙是大津巴布韦的标志，如锥形塔（a）、优雅的圆形石阶（b）、大围场墙上的V型图案（c）和卫城内部的通道（d）。其他特征标志，如庭院中突起的石柱（e），依然是个迷。

神秘的文化

通过了解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我们对大津巴布韦人民的认知得到了补充。马蓬古布韦在公元1000年左右成为绍纳文明的中心。最大的马蓬古布韦定居点位于沙希（Shashi）-林波波河流域，与大津巴布韦非常相似。当地的财富显然是基于养牛业、象牙贸易和黄金。马蓬古布韦文化后来传播到了津巴布韦的西部地区，豹丘（Leopard's Kopje）陶器（马蓬古布韦风格）的存在可以证明这一点。随着大津巴布韦的兴起，贸易似乎发生了转移，马蓬古布韦逐步走向衰落，慢慢被遗弃，大津巴布韦此时却变得欣欣向荣。

大津巴布韦出土的文物，揭示了当地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组织，并使之与其他铁器时代的遗址区别开来。特别是一组皂石雕刻的小鸟，这些小鸟大多有14英寸（约35.6厘米）高，站立在3英尺（约0.9米）高的柱子顶端，这与其他地方所见的雕塑都不相同。每一只鸟都有不同的形态或外形，但没有一只与本地鸟类相同。在那个时代，绍纳人对逝者非常尊重，一些绍纳部落会用铁棒来标识逝者人数，基于这两点，一些考古学家猜想，这些鸟类石雕代表着在仪式中所祭奠的先人总数。

其他文物表明，在14世纪时，大津巴布韦就已经建成为贸易中心。在大津巴布韦出土了很多遥远国度的文物：叙利亚的玻璃，中国的青瓷盘子（celadon dish，大多是明朝的，1368—1644年），波斯的彩陶碗、珊瑚、青铜铃和一只铁勺子——绍纳人并不使用铁勺子作为餐具。但这些文物中并没有在15世纪中叶广泛传播的中国青花瓷（blueand-white Chinese porcelain），这一空缺表明，大津巴布韦在那一时期的经济重要性已有所下降。事实上，到1700年，此地已经空空如也。

对于大津巴布韦被遗弃的原因，存在若干种说法。一种可能是，到17世纪时，北部河流中的金砂已被淘洗殆尽，黄金贸易向西转移，大津巴布韦不再处于中心位置，税收和贸易随之收缩，城市无力维持其繁荣景象；另一种可能性是人口的不可持续性。根据一些估算，大津巴布韦在鼎盛时期有10 000 ~17 000居民——大约相当于中世纪时期的伦敦人口（另一种估计更为保守，认为人口最多为2 000人）。

牛群的过度放牧或田地的过度开垦，或许导致了土地贫瘠。最近的一些环境数据表明，连续的严重干旱迫使当地居民离开家乡另寻出路。可能也存在其他的推动力，例如战争，但除了一些小型的武器之外，并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要解释其衰亡的原因，需要有大津巴布韦更多的考古线索和更进一步的挖掘工作，以及对其他铁器时代遗址的更多发掘。

劫掠与盗用

在这之后的大约200年内，大津巴布韦基本处于被遗弃的状态，期间可能只是不定期地用于宗教仪式，如同当今的情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欧洲人被所罗门王的黄金宝藏吸引来到此地。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考古记录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津巴布韦之谜变得难以破解。

1871年，德国探险家卡尔·毛赫（Karl Mauch）第一个到达这里。他与另一个德国人亚当·雷德（Adam Render）结为了朋友。雷德当时住在卡兰加酋长皮卡（Pika）的部落里，他带毛赫去了大津巴布韦（雷德娶了部落中的两位女子为妻，与当地人相处非常融洽，如果他事先知道这一行为造成的结果，也许会把毛赫带去赞比西河）。毛赫一看到废墟就很快地认定，不管大津巴布韦是不是俄斐，都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不是出于非洲人之手。因为对非洲人来说，这些石雕工艺过于复杂，这里的文化过于发达。在毛赫看来，这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或是以色列人（Israelite）的作品。毛赫快速得出了这一结论，之后发现的一截门楣上的木头，增加了结论的正确性：这段木头闻起来和他的铅笔一样，这种木材是雪松，一定是来自黎巴嫩。

毛赫参观完后，掠夺者威利·波赛特（Willi Posselt）随之而来，他拖走了一只皂石雕刻的石鸟，并把其他的石鸟都藏了起来，以便过段时间再回来带走。波赛特之后，又有一系列的来访者，其中有一些是为W·G·尼尔［W. G. Neal，他在1895年成立了古遗址公司（Ancient Ruins Company）］效力的。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英属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的创建者，交给尼尔一项任务：挖掘所有罗德西亚遗址。尼尔和他的帮凶们洗劫了大津巴布韦和其他铁器时代的遗址，掠走了黄金和所有值钱的东西，推倒了建筑，扔掉了所有对他们来说不值钱的东西（例如陶瓷碎片、壶罐、泥塑）。

1891年，英国首位官方考古学家詹姆斯·西奥多·本特（James Theodore Bent）到访此地，但他的到来使得情况更加混乱。他在大围场的锥形塔周围进行了挖掘，彻底破坏了地层结构，使得后来的考古学家对年代鉴定束手无策。本特还扔掉了粘土和金属制品，包括波斯和阿拉伯用于买卖的珠子，他认为它们毫无价值。这位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大津巴布韦是由当地的某个“杂交”民族所建，所谓“杂交”是指，这个民族的祖先一定是来自北方的白人入侵者，因为当地非洲人是绝不可能自行建造起大津巴布韦的，这一点与罗德斯和在此定居的大多数欧洲人的观点一致。

1902年，一份由尼尔和一个名为理查德·N·霍尔（Richard N. Hall）的记者所撰写的报告，重申了本特的结论：这些建筑显然是由腓尼基人或阿拉伯人建造的。在整个殖民时期的非洲，到处都弥漫着这种观点：这个大陆没有历史，没有学识。这里的人民和部落始终没有变化，他们没有能力来发展，文化始终贫瘠。

▲绍纳鸟常常被雕刻于石柱顶端，这种石雕只出现在大津巴布韦。这些皂石雕刻并不像当地的任何生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还不能明确它们的意义。

▲位于非洲东南部的津巴布韦（曾名罗德西亚），有35 000处登记在册的考古遗址。大津巴布韦是其中最大的一处，占地1 779英亩（约7.2平方千米）。

那些提出不同见解的考古学家并不为人们接受。1905年，师从著名学者威廉·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的埃及古物学家戴维·兰德尔-麦基弗（David Randall-MacIver），在发掘这个遗址时发现了一些手工艺品，这些物品与附近绍纳人或卡兰加人正在使用的物品非常类似。当大家都认为从当地人那里只能获取劳动力时，他转而向当地人寻找文化线索与解释，兰德尔-麦基弗的行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假如当时其他的调查者们也能关注一下当地人的学问与知识，许多关于大津巴布韦的疑惑可能已经得到了解答。

这些文物具有连续性，这暗示着，遗址的建造者，拥有着与绍纳或卡兰加类似的文化。同时，兰德尔-麦基弗也证明，阿拉伯和波斯的珠子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4或15世纪，因此绝无上溯至圣经时代和所罗门王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些石块建筑并不是阿拉伯人修建的，因为这些建筑有弯曲结构，而且没有按照几何或是对称的模式来建造。兰德尔-麦克伊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津巴布韦是由当地非洲人建造的。

之后又有两位研究者持相同观点。1926年，J·F·斯科菲尔德（J. F. Schofield）重申了兰德尔-麦基弗的结论；1929年，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 也表示认同此看法。在大围场所在山谷的另一端，存在一个未被破坏的遗址——蒙特遗址（Maund Ruin），卡顿-汤普森对该遗址的挖掘，再一次支持了本地人建造的理论。卡顿-汤普森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绘图和仔细的地层分析，这对于还原出鲜为人知的大津巴布韦历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支持以上结论的证据和考古证明越来越多，但大多数在罗德西亚的欧洲人都拒绝接受。从1965年到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之前，罗德西亚阵线党（Rhodesian Front）审查了所有关于大津巴布韦的书籍和其他材料。该政党由当时的首相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建立，目的是阻止非洲人获得权力，其执政基础就是种族隔离。凡是认为大津巴布韦是由当地人建造的考古学家，如知名的皮特·S·加莱克（Peter S. Garlake），都被关押并最终被驱逐出境；持此观点的非洲人，则都失去了工作。遗址的展示品也要经过严格审查，尽管这些展示品几乎不可能影响结论，因为展示品的介绍都是用英语写的。当地人禁止使用这片区域举行任何仪式。

重拾过去

如今，大津巴布韦已成为非洲文化发展的标志。通俗读物使得津巴布韦人对该古迹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但同时，大津巴布韦的很多谜题依然难解。由于过去的考古错误，遗址的许多历史故事已变得难以捉摸。鉴于南部非洲的考古条件，想很快地改变这种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驻扎此地的考古学家不仅要负责保护逐渐损坏的遗址，同时也要负责引导观光游客和日常维护。他们的管辖范围包括5 000座遗址（津巴布韦总共有35 000处登记在册的遗迹）。尽管这些废墟受到津巴布韦国家博物馆和纪念碑机构（National Museums and Monuments of Zimbabwe）的保护，并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World Heritage Site），但在津巴布韦，能够研究并保护所有考古遗址（包括大津巴布韦）的人员，只有极少的管理人员和考古学家。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而言，情况也不乐观。根据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的皮埃尔·德马瑞特（Pierre de Maret）的统计，在1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每年用于考古的经费总额低于15万美元。这些国家只有20名专业的考古学家。而非洲文物的出口金额，每年却达到了数百万美元。

随着这些遗迹的衰退以及文物从各个国家流失，文化遗产显然正在消失。当代文化曾经被数世纪的殖民主义所分裂和中断，要将当代文化与它们被割裂的过去重新拼凑、连接起来，考古学需要在非洲社会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职位。大津巴布韦是如此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高超的石匠工艺，更因为它是一个幸存下来、并已经获得重生的文化线索。我们需要充分解读大津巴布韦，并将其放置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而这段历史，依然隐秘难见。

扩展阅读

Zimbabwe: A Rhodesian Mystery. Roger Summers. Thomas Nelson and Sons, 1963.

Great Zimbabwe. Peter S. Garlake. Stein and Day, 1973.

The Shona and Zimbabwe, 900–1850. D. N. Beach. Africa, 1980.

Dzimbahwe: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Golden Age, 1100–1500 A.D. Ken Mufuka. Harare Publishing House, 1983.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Edited by Ismail Serageldin and June Taboroff.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 1994.

Uncovering the Past: A History of Archaeology. William H. Steibing, J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韦伯· 恩多罗之前就任于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CROM），是2009年非洲计划的项目负责人。他在津巴布韦大学教授文化遗产管理。恩多罗获得了剑桥大学考古学学位、约克大学古建筑保护学位，以及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文化遗产管理博士学位。他是世界文化遗产大津巴布韦的管理委员，曾于1988－1994年期间，任纪念碑项目（Monuments Program）的协调员。

[2] 潘致远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方向为世界历史，现于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3] 潘华琼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非洲历史与文化。

330万年

地球最古老的小孩

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的迪基卡发现了一具南方古猿阿法种的骨架化石，它距离著名的露西出土的地点仅4千米。露西过世时已经20岁，而新化石却是一具女童的遗骸，考古学家们称她为“露西的孩子”。

撰文 凯特·王（Kate Wong）[1] 翻译 王道還

孩子的脸：这是最近公开的阿法南猿化石，昵称“塞拉姆”，死的时候年仅3岁。塞拉姆的骨架比著名的露西还完整，露西的面颅大部分都没找到，而塞拉姆的面颅却异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阿 法（Afar）这片干旱的不毛之地，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偏远地区，一直是古人类学者最爱去的化石猎场。许多人族动物都曾经生活在那里。所谓“人族”（hominin），是指人的始祖与黑猩猩的始祖分道扬镳之后，人这一旁支里的所有物种。也许是因为出土了“露西”（Lucy）化石，阿法这个地方闻名于世。露西是生活在32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遗骸，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以下简称阿法南猿）。现在，学者又在迪基卡（Dikika）发现了一具阿法南猿骨架标本，它距露西出土地点不过4千米。露西过世时已经成年，而新化石却是一个女童的遗骸，生活在330万年前。大家叫她“露西的孩子”。

其他古老的人类祖先化石，包括露西的化石，都不及这具骨骸完整。此外， 迪基卡出土的化石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族儿童骨架，它给了科学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研究我们远古亲戚的发育过程。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起源研究所所长唐纳德·C·约翰逊（Donald C. Johanson）评论道：“如果说露西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石发现，那么这个孩子就是迄今为止，21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著名的露西化石正是约翰逊在1974年发掘出土的。

惊人的发现

2000年12月10日下午，由泽拉塞奈·阿莱姆塞吉德（Zeresenay Alemseged）率领的化石搜寻队发现了那个孩子的化石。当时阿莱姆塞吉德是美国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现在他在德国莱比锡的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一开始，化石只有一部分小脸露出地面，大部分骨架埋藏在一块甜瓜大小的砂岩中。阿莱姆塞吉德回忆说：“我立刻就知道，那是人类化石。”因为它的眉骨平滑、犬齿小，还有其他类似人的特征。不过，进一步的鉴定，要等到化石全部取出后才能进行。而从石头里取化石非常费劲，必须小心翼翼，用牙医工具一点点地清理掉化石周围混凝土似的石质。

阿莱姆塞吉德花了5年时间，才把这具儿童化石的关键形态特征发掘出来，许多骨骼仍在沉积物中。尽管如此，这具化石已经提供了宝贵线索，让专家对南方古猿阿法种有了新的认识——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阿法南猿是我们这一属（人属）的祖先。

2006年9月21日，阿莱姆塞吉德及其同事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描述了这具化石，以及发掘遗址的地质、古生物学脉络。同时，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这一重大发现，并将这个孩子命名为“塞拉姆”（Selam）——在埃塞俄比亚的几种语言中，“塞拉姆”的意思都是“和平”——祈望正在阿法地区交战的几个部落，能走向和平。

经鉴定，这具化石人骨属于1个3岁的女童，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一整副躯干骨，只有肢骨不全。就连比澳大利亚坚果（macadamia nut）还小的膝盖骨，也保存下来了。许多骨头仍然保持原有的连接，没有散开。这么完整的人类祖先化石实在罕见，儿童化石更为罕见，因为孩子的骨头脆弱多了，不易保存。保存得这么完整的儿童骨架化石，只有距今5万年前的一个尼安德特小孩的化石方可媲美。

行走还是攀爬

发掘团队里的乔纳森·C·温（Jonathan G. Wynn）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地质学家。塞拉姆保存得极为完好，加上遗址里出土的其他动物化石，使温恩相信，塞拉姆死后很快就被洪水淹埋。至于她是死于洪水，还是死后落水，尚不得而知。

虽然塞拉姆死亡时年仅3岁，却已经具备了阿法南猿的特征。例如她的口鼻部突出、鼻骨窄等特征，就与南非出土的汤恩幼儿（Taung child）截然不同——汤恩幼儿属于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物种南方古猿非洲种（简称非洲南猿），生活在250万年前左右。塞拉姆的下颚很像哈达（Hadar）出土的人类下颚；而露西与其他阿法南猿化石正是在哈达出土的。

专家对阿法南猿的行动模式很感兴趣，但过去出土的化石都令人困惑，因为他们的形态特征是个拼盘，塞拉姆也一样。学者们同意，阿法南猿能在地面上以两腿行走。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于阿法南猿是否也适应树上生活，爆发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虽然阿法南猿的下半身已适应两足行走的行进模式，但他们的上半身仍然保留了许多原始特征，这些特征更适合树栖生活，例如长长的、弯曲的手指（适合抓住树枝）。争论的一方主张，阿法南猿完全在地面上生活，他们上半身适于树栖的特征，不过是树栖祖先遗传下来的进化包袱；另一方则反驳说，要是阿法南猿几十万年都摆脱不了那些显著特征，那么就表示那些树栖特征还很重要——换言之，阿法南猿还没有完全生活在地面上。

塞拉姆与其他阿法南猿一样，两腿适于行走，手指适于攀爬。但是她的肩胛骨给这场论争提供了新信息——过去没有发现过阿法南猿的肩胛骨。根据阿莱姆塞吉德的研究，塞拉姆的肩胛骨与大猩猩的肩胛骨最相似，尤其是她的肩关节，与猩猩的肩关节一样，都朝向上方，现代人的肩关节则朝向身体侧面，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阿莱姆塞吉德说，这种向上的倾向也许有利于把两手高举过头顶，灵长类动物在树上攀爬，两手必须高举过头顶（尽管大猩猩成年后就不再上树了，可是它们在幼年时的确会在树上消磨时光）。

此外，塞拉姆的内耳也进一步提供了树栖倾向的线索。阿莱姆塞吉德的团队利用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能够探测塞拉姆内耳的半规管系统，这是维持平衡的重要器官。研究人员发现，塞拉姆的半规管与非洲大猿、非洲南猿相似。他们推测，这表示阿法南猿以两腿在地上行走时，并不像我们现代人一样迅速、敏捷。我们也可以说，阿法南猿并不擅长于分别操控头颅与身躯的运动——我们能持续地奔跑，诀窍就在于人类有这种本领。

阿莱姆塞吉德的结论是：阿法南猿能以两腿在地上行走，但是其上半身至少有一些特征适应树栖生活。1983年，美国纽约石溪大学解剖学教授小杰克·T·斯特恩（Jack T. Stern, Jr.）及其同事，研究了露西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古人类化石，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斯特恩评论道：“我很高兴知道，这篇论文表明了我可能是对的。”约翰逊同意，现在支持阿法南猿仍然要花部分时间在树上活动的证据，比过去有力得多。他说：“过去，我坚决相信阿法南猿完全生活在地面上，以两腿行走”，但是将最近的发现考虑进去后，他认为：“阿法南猿利用某些大树栖境，在夜里睡觉，或者采集熟悉的食物，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学者研究早期人族物种（包括塞拉姆）的生活环境，得到的结论与他们兼行走与攀爬于一体的模式而生活的想法，颇为契合。今天，迪基卡是一片满布灰尘的丘陵，偶尔点缀着一棵树或一丛灌木。但在330万年前，那里是水源丰沛的三角洲，两侧有森林，附近有草原。

美国佐治亚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勒内·博布（René Bobe）是阿莱姆塞吉德团队的一员，他评论道：“在这个栖息环境中，要是你发现了一种猿有时在树上活动，有时在地面上活动，那不足为奇。”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理论。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教授C·欧文·洛夫乔伊（C. Owen Lovejoy）就表示怀疑，他并不认为塞拉姆的肩胛骨与大猩猩的肩胛骨类似。他评论道：“塞拉姆的肩胛骨很原始，但是它更像人的，而不是大猩猩的。”

洛夫乔伊一向坚持阿法南猿是完全在地面上生活的两足动物，他们的上肢有些特征让人觉得他们仍有部分时间生活在树上，那只不过“是他们过去曾经树栖的证据”而已。他认为，1978年在莱托利（Laetoli，坦桑尼亚境内）发现的著名脚印，已经为这场辩论一锤定音。那行360万年前留下的脚印显示，留下脚印者的大拇趾没有抓住物体的功能。洛夫乔伊说，要是阿法南猿的大拇趾没有抓握的功能，就无法在树上有效地行动。

考古发现

生于斯葬于斯

塞拉姆是在迪基卡遗址出土的（地图中亮点处），那里是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的荒僻之地。许多著名的早期人族化石，包括露西，都是在那里和东非其他地方出土的。埃塞俄比亚籍古人类学家阿莱姆塞吉德（下左图）率领的团队发现了塞拉姆。当时她的骨架大部分都包藏在一大块砂岩中。接下来的几个野外考察季，他们继续到那个遗址搜索（下中及下右图），寻找其余的骨头。

引人入胜的化石

塞拉姆的许多骨骼至少还有一部分仍然埋在砂岩里，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她是已知最完整的早期人族骨架之一。下图是按成年阿法南猿画出来的，我们将科学家相信能在塞拉姆遗骨中找到的部分，涂上金色来表示。

塞拉姆面孔的特征，包括小而窄的鼻骨（a），都表明她是阿法南猿，而不是与阿法南猿关系密切的非洲南猿。虽然她的大部分脑颅骨都没找到，但这具化石保留了在脑颅腔里自然形成的砂岩颅腔模型，上面有脑颅内壁的印痕（b）。从这个颅腔模型推测的脑量显示，阿法南猿的大脑比黑猩猩的脑子发育得慢，那是现代人的特征。

在以计算机断层技术拍摄的照片上，除了整套乳齿，还可以看见尚未萌发的恒牙（c）。在塞拉姆的遗骸中，还找到了十分脆弱的舌骨（d），它是固定舌头与喉头的关键零件。这是人类化石记录上的第二个舌骨──第一个来自生活在6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骨架。塞拉姆的舌骨形态显示，阿法南猿的喉头与黑猩猩的喉头比较类似。

塞拉姆与其他阿法南猿一样，腿骨（e）与足骨（f）有许多特征，表明她能以两腿在地面上行走。例如她的足跟，宽度与人比较接近。但是她的上半身，似乎有部分特征却与适应树上的生活有关。她长长的指骨有曲度（g），便于抓握树枝。她的肩胛骨关节类似于猿（朝向上面），而不像人（朝向侧面）。

不过，学者对塞拉姆的肩胛骨有不同的诠释。根据发现者的观点，它看起来与大猩猩的肩胛骨最相似。但批评者指出，塞拉姆的肩胛骨其实颇像人的肩胛骨，特别是肩胛骨背面骨脊上下侧供肌肉附着区域的比例（人类，下侧面积较大；猿类，上侧面积较大）。

读者提问录

本文初稿最初曾发布在《科学美国人》网站上，

并接受读者提问，由作者凯特·王在网站博客上答复。以下即其中的一部分。

问：塞拉姆死亡时的年纪，是如何断定的？（斯蒂芬提问）

答：专家根据塞拉姆牙齿的发育状况，推断年龄。他们以非洲大猿的数据作为比较基础，推断出塞拉姆死亡时年仅3岁。但是阿法南猿的发育进程，肯定不同于黑猩猩、大猩猩，因此这个结论只是有根据的猜测，而不是定论。

问：塞拉姆的性别是如何推定的？（黛布拉·马丁提问）

答：根据计算机断层摄影测量技术，塞拉姆上下颚里的恒牙，齿冠已经完全成形。专家测量那些齿冠，再与已确定性别的阿法南猿比较，那些标本来自哈达、莱托利、马卡等遗址。结果，对塞拉姆牙齿的测量数据发现，这具化石与已确定的女性化石标本密切相关。

问：塞拉姆生存年代的不确定范围有多大？使用了什么技术来测定？（胡安·莫雷拉提问）

答：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地质系助理教授黛安娜·C·罗曼（Diana C. Roman），先测定了化石四周的火山灰层的年代，再推断化石主人的生存年代。一层火山灰是在塞拉姆死亡前落在迪基卡地区的；另一层则是塞拉姆死亡后落下的。罗曼根据化石在这两层火山灰间的相对位置，算出塞拉姆生存在距今331万年至335万年之间，不确定的范围在4万年之内。

问：专家不是可以用X光或类似的成像技术来探测吗？那就可以知道砂岩里还有哪些骨头了。（特蕾萨·米德提问）

答：发现者认为，砂岩里的骨头，每一块至少有一部分露了出来，不过也许有些小的骨头，完全埋在里面，从表面看不出来。因此，现在只根据已经见到的骨头，似乎还无法确定这具骨架究竟有多完整。头骨倒是以计算机断层技术扫描过了，我们因而知道了化石的恒牙与内耳的形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标本的其他部位是否也扫描过。

问：专家究竟在争论什么？我们的祖先必然是在某个时候从树上到地面来生活的，不是吗？此外，现在的孩子也喜欢爬树。（莫非这与我们的树栖史有关，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而已？）（马修·T提问）

答：专家争论的问题是：阿法南猿适应地面生活的程度。没有人认为阿法南猿不会爬树——你说得不错，我们仍然能爬树。专家辩论的是，阿法南猿是否还适应树上的生活。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以两腿在地面上走路是人类进化的重要特点，因此古人类学者对这个进化过程的细节非常感兴趣。

问：阿法南猿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遗址中有没有能透露相关信息的动、植物化石？（“旅行者”提问）

答：在迪基卡，专家发现的动物化石显示，塞拉姆生活在潮湿、多样的环境中，有林地和草原，附近还有永久性的水源；与露西及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阿法南猿的生活环境，非常类似。

问：动物能够持续地奔跑，有什么好处？（唐纳德·麦克米肯提问）

答：专家推测，持续奔跑的能力，对于早期人类祖先大有帮助，无论是猎杀动物，还是争夺腐尸，都能捷足先得，能让他们要么把猎物累垮，要么先于同伴获得猎物。

专家如是说

专家对发现塞拉姆化石各有看法，我们在此仅摘录部分观点。

约翰·霍克斯（John Hawks，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怀疑，塞拉姆的出现能否终结一个有关人种的激烈争论。古人类学家在2001年宣布，在肯尼亚一个叫做罗梅克维的遗址上，他们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一些颌骨和牙齿。他们判定，这些350万年前的遗骸属于一种新的原始人——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怀疑者则反驳说，这些化石不过是阿法南猿的地域性变种而已。这个化石标本明显可以拿来与塞拉姆进行比较。但奇怪的是，在对塞拉姆的正式描述中，却没有提到肯尼亚人。

拉尔夫·L·霍洛韦（Ralph L. Hollowa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塞拉姆的大脑颅腔模型能够显示所谓的布洛卡区（Broca's region）和枕区（occipital region）的细节，足以揭示所谓“月状沟”（lunate sulcus）的后侧部位。月状沟是大脑表面一个弯曲的凹陷处，它的后侧部位也许会明确地揭示，塞拉姆大脑皮层的再组织模式更像今天的人类，而不像黑猩猩或大猩猩。

C·欧文·洛夫乔伊（C. Owen Lovejoy，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认为，对于阿法南猿究竟是完全靠两足行走，还是仍然在树上生活，塞拉姆的化石并不是重新引发这一争论，而是给这一争论盖棺定论了——严格说来，它确实是两足动物。尽管它的肩胛骨与大猩猩的肩胛骨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某些部分却与人类肩胛骨惊人地相似。而且，事实上这个幼儿在3岁就已经有了弯曲的手指，暗示着这一特征是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与因为抓握树枝而逐渐发育出弯曲手指的观点恰好相反，因此树栖说不过是树栖论者的想象而已。

勒内·博布 （René Bobe，美国佐治亚大学） 负责重建迪基卡的古代环境。他评论道，这个化石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迪基卡，学者可以研究与人类进化、气候变迁直接有关的古环境特征。迪基卡有个拼盘环境，水源充足、又有树林，甚至草原（那里有许多羚羊）。当时正处于气候朝着冰河时代变迁之前、人属出现之前、人开始制造石器之前，迪基卡的古环境信息使学者有机会研究创造人族的生物适应的环境条件。不过，不到200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出现时，那里的环境已经以草原为主了。

威廉·E·H·哈考特-史密斯（William E. H. Harcourt-Smith，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博士主张，塞拉姆上肢与内耳的特征是有力的证据，支持“阿法南猿有部分时间在树上生活”的论断。他说，学者分析过塞拉姆的脚骨后，发现她能移动大拇趾、抓握树枝，这非常有趣。他认为，这是人族中第一种十足的两腿行走动物，是人属的早期物种。

发现露西

1974年，年轻的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率领一支古人类考古队，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地区不懈地发掘，希望能有重大发现。就在这一年的11月24日早晨，约翰逊及其学生汤姆·格雷驾驶一辆路虎越野车去考察另一个地点。一上午的野外工作之后，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决定回到车上稍事休息。约翰逊建议抄近道，穿越附近的一条沟壑，走回路虎车。步行途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根前臂骨，很快就确定它属于古人类。大喜过望之余，约翰逊穷追不舍，又陆续发现了一个头盖骨、一根大腿骨、一些肋骨、一个骨盆和下颌骨。后来经过两周的发掘，他一共发现了数百块骨头碎片，合起来约为一具古人类骨架的40%。

发现这具古人类化石的当天晚上，考古队在营地举行晚会，录音机一遍遍播放着甲壳虫乐队的歌曲《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上》（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约翰逊灵机一动，便给这具古人类化石起名为“露西”（Lucy）。

露西化石的发现轰动了古人类学界。以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极其支离破碎，提供的信息极少；而露西化石的完整程度则高达40%，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古人类学家认为，人与非洲猿分道扬镳之后，逐渐进化成若干分支，这些物种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人科动物便拥有了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人科动物以两足行走，也就是直立行走。露西的化石接近现代人的骨架，清晰地显示出它是两足动物。它的大腿骨末梢、骨节、骨盆、距骨、椎骨，都显示出了两足动物一些独有的特征，表明它在移动时能在一条腿上平衡自己的躯干。种种证据表明，露西能直立行走。

露西的性别又是如何鉴定的呢？露西的骨骸留下的确凿证据显示，它属于古人类——南方古猿阿法种，这个种类的化石分为两大类，其尺寸泾渭分明：一类体格较大（男性），另一类则较小（女性）。在对照了同时代的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其他个体化石之后，研究人员证明，露西显然在女性之列。

露西的死因尚未确定。她的骨骸上没有死后留下的、明显的食肉和食腐动物（如鬣狗）的齿印，只在露西左耻骨顶端上才有一个食肉动物的齿印，不过这是露西生前留下的创伤，可能与她的死亡无关。

露西的骨骼表明她年仅20岁。她的第三磨牙（即智齿）已经长出来了，还稍有磨损，这表明她完全长大成人了。她所有的骨头末端和头盖骨都已长合，表明骨骼发育已经完成；她的椎骨显示出退变性疾病的迹象，但这并非总是与老年有关。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就表明露西死的时候已是个年轻的成人，身高大约1.06米，体重在30千克左右。

哈达地区埋藏古人类化石的沉积物分为3层，露西处于最高一层——卡达哈达层（即KH层）。虽然不能直接鉴定露西化石的年代，但埋藏化石的沉积物中却含有火山灰，现在可以用40Ar/39Ar测定技术来探明其年代，再辅之以古地磁、古生物学和沉积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就能把露西的化石置于一个准确的年代范围内。最终结果表明，露西生活在320万年前。

当年，约翰逊根据与埃塞俄比亚政府达成的协议，把露西的化石带回美国克利夫兰市进行研究，大约9年后归还给埃塞俄比亚。如今，露西的“真身”特别妥善地保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陈列室里展示的是石膏复制品。而露西的发现者约翰逊本人，则于198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建立起了人类起源研究所，并任所长；1998年，他将研究所搬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至今。

（撰文/李嘉）

进化历程

人类的早期祖先

南方古猿有好几个物种，阿法种只是其中一个。研究人员对于他们彼此的关系，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假定，阿法南猿是我们这一属（人属）的祖先。

进化“拼盘”

塞拉姆的骨架与猿类相似的特征有什么功能意义，也许专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他们都同意，人类祖先身体的不同部位，在不同的时候遭遇了自然选择。约翰逊说，“阿法南猿是‘镶嵌进化’（mosaic evolution）的好例子。你不可能只是触动藏在某个地方的进化开关，就能像变戏法似地将一种四足动物，一下子转变成直起身子以两足行走的人”。他接着说，自然选择两足行走模式，看来是下肢与骨盆最先进化，两足行走用不着的部位，例如上肢与肩膀，后来才变化。我们从树栖、似猿的动物，转变成在地上以两腿行走的人，对于这个“变化的顺序，我们开始了解得越来越多”。

分析塞拉姆的头骨，也发现了类似的演化“拼盘”。舌骨是固定舌头与喉头的构造，很脆弱，很少保存下来。塞拉姆的舌骨形状，显示阿法南猿的喉咙里有气囊，换言之，这个物种的喉头与猿类相似。

另一方面，塞拉姆的脑子有“人味儿”。研究塞拉姆头骨化石里自然形成的砂岩颅腔模型，阿莱姆塞吉德的团队发现，3岁的塞拉姆的脑容量只有成人脑量的65% ~ 88%。而黑猩猩到了3岁，脑容量已达成年个体的90%以上。从这一点看来，阿法南猿的脑子发育模式说不定也更接近人。

至于这具新化石是否可以代表阿法南猿的幼儿？我们还需要更多化石才能回答。科学家当然期盼找到其他阿法南猿儿童的化石，最好是不同年龄的个体，以便比较，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不过，迪基卡出土的这位小女孩还有更多秘密有待挖掘。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古人类学家卡罗尔·V·沃德（Carol V. Ward）评论道：“我想，这个标本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南方古猿生长、发育的信息，不仅涉及身体各部位，而且还涉及一个个体各部位的相对发育速率。”

阿莱姆塞吉德自己怎么想呢？他估计，他得再花几年时间，才能将塞拉姆的骨骼全部从岩石里取出来。一旦完成了这件工作，他就能为这个3岁的阿法南猿重建近乎完整的身体，同时着手理解发育中的南方古猿的方方面面。

扩展阅读

New Look at Human Evolution. Special edi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13, No. 2; 2003.

Becoming Human: 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Intelligence. Special edi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16, No. 2; 2006.

Geological and Palaeontological Context of a Pliocene Juvenile Hominin at Dikika, Ethiopia. Jonathan G. Wynn et al. in Nature, Vol. 443, pages 332-336; September 21, 2006.

A Juvenile Early Hominin Skeleton from Dikika, Ethiopia. Zeresenay Alemseged et al. in Nature, Vol. 443, pages 296-301; September 21, 2006.

From Lucy to Language. Donald Johanson and Blake Edgar. Simon & Schuster, 2006.

[1] 凯特·王是《科学美国人》的资深编辑。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卷首 PREFACE

伟大的人类遗产

亚洲

哈拉帕： 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马什干沙皮尔： 兴于战争，衰于战争

“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欧洲

冰人奥兹传奇

史前马耳他的 死亡崇拜

恰塔霍裕克的 男人和女人

西方食人录

还原两千年前的 古希腊计算机

美洲

兰巴耶克： 鲜为人知的“黄金文明”

阿兹特克帝国的平民故事

史前墨西哥的水利传奇

亚马孙丛林里的 失落之城

特奥蒂华坎：消失的古文明

非洲

“祈雨公牛” 古非洲的精神图腾

古埃及的修墓人

大津巴布韦： 所罗门王的藏宝地？

330万年 地球最古老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