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集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目录

版权信息

战争与和平（精装版）

安娜·卡列尼娜（精装版）

复活（精装版）

三死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精装版）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俄罗斯文学的巨擘

钱善行

托尔斯泰（1828-1910），生活在俄国由封建农奴制转变为保留严重封建残余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生都为人生和社会改革进行真诚紧张的探索，同时在文艺园地里辛勤耕耘，写了大量精美之作，其全集达九十卷之巨。他的作品，既是他人生和社会探索的记录，更广泛生动地表现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社会的风貌，有不少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名著。举世公认，托尔斯泰是当时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享有最广泛世界声誉的文坛巨擘之一。

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出生在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他一岁半丧母，九岁时父亲去世，整个童年和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的生活均由姑妈照料。十三岁时姑妈去世，全家迁居到在喀山的另一个姑妈那里。1844年他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因期末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仍不专心学业。他迷恋社交，好读哲学和文学书籍，1847年4月以“健康不佳及家庭原因”为由退学，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上大学期间，心地善良纯洁的青年托尔斯泰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回到庄园后，他便尝试改善农民的境遇，却不为农民所理解；又研究法律，开办农民子弟学校，到省行政管理局任职，结果都半途而废。渐渐地，他对自己周围的生活和环境感到了厌倦。1851年，他和服兵役的长兄尼古拉来到高加索，在多次参加袭击山民的战斗中由志愿兵转为四等炮兵下士，稍后晋升准尉。1854年春，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自告奋勇到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尽管基层指战员奋不顾身地拼死搏斗，战争还是以俄军的失败告终。这些亲身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农奴制腐朽本质的认识，同时也为他后来的战争题材创作打下了生活基础。

托尔斯泰从大学退学那一年开始写日记，一方面记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朝夕进行的自我反省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同时借此锻炼自己喜爱的文学写作。他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昨天的故事》（1851，生前未发表），便是由日记扩充加工而成。不久，他在军旅中完成的自传性中篇小说《童年》（1852）和《少年》（1854），以及短篇小说《袭击》（1853）和《伐木》（1853-1855），战争系列特写《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等陆续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头两部中篇里以饶有风趣的笔墨描绘的那个富裕闲适的贵族庄园及那个聪明却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喜欢幻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本人步入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及其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两个短篇记述了他在高加索从戎时的战斗和日常生活。最后一组特写也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它们通过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一方面表现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朴素悲壮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同时暴露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这些作品生动逼真的艺术描写和鲜明的民主倾向，使年轻的托尔斯泰一举成名。《现代人》杂志主要负责人、诗坛名将涅克拉索夫立刻指出，它们表现了“深刻而清新的真实”，是当时俄国文学中“一种全新的东西”。[1]革命民主派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就此概括出这位青年作者才华的两大特点，即“心灵的辩证法”（描写复杂心理的过程）和“纯洁的道德感情”。[2]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遭失败，同年11月托尔斯泰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彼得堡，受到文坛名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的热烈欢迎，并与一些持不同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作家、批评家相识。不久，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自传性中篇小说的第三部《青年》（1855-1857），一个短篇《暴风雪》及《两个骠骑兵》和《一个地主的早晨》（均1856年）。其中后一篇作品，写一个贵族青年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是农民们出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信任老爷，深恐上当，拒绝他的帮助，故事以主人公改革的失败结束。小说旨在探索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关系的道路，客观地反映出取消农奴制的历史必然性，艺术上显示了作者不但善于描写类似自己的人物的心理，也善于揭示不属于自己那个阶级阶层的农民们的心理及他们对等级制的看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据此称赞他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3]。

这个期间的托尔斯泰，虽同情农民却维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主张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又反对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为此，他不久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及《现代人》杂志分道扬镳，而一度倾向于政治上的自由派和文学观点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德鲁日宁等人，不过他又认为艺术不能脱离政治和社会生活，很快便对他们感到失望。

二

1856年11月，托尔斯泰以中尉军衔退役。自此到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他曾两度出国。第一次成行于1857年初，历时半载，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赞赏法国的“社会自由”，又深感西方资本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同时也加深了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1860年至1861年，他第二次出国，首先是为了探望在那里治疗肺结核而已经病危的尼古拉，这位长兄的去世使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趁重游德、法、意及英国和比利时的机会，他对当地的学校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比较仔细的考察研究。

两次从国外访问回来后，托尔斯泰都曾热心于普及国民教育事业，把它看成消除地主与农民之间鸿沟的途径之一。他曾经在自家的庄园及周围农村开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子弟学校，后来还办起一份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教育杂志，并亲自撰文，在主张宗教应是一门主课的同时，提倡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容等等。此外，在1861年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的时候，他曾担任县里地主与农民间的调解人，因在调解纠纷时更多地站在农民一边替农民说话，结果招来贵族地主的敌视，不到一年后他便辞去这个职务。托尔斯泰的这种种表现，引起了沙皇有关当局的注意。1869年夏天外出时，他的家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又关闭了自己几年来开办的学校。他的思想陷入从未有过的困惑。

在忙于普及教育及社会活动的同时，此期间除短暂的间隙，托尔斯泰并没有搁笔放弃文学创作，相继完成了短篇小说《卢塞恩》（1857）、《三死》（1859）和中篇小说《哥萨克》、《波利库什卡》（均1863年）等优秀作品。《卢塞恩》根据作者第一次访问瑞士的经历写成，采用日记形式。它通过一批悠闲富贵的游客对待当地一位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社会在“文明”的帷幕背后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由此表达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它的进步意义。然而，作者的暴露和否定都是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的，这便是后来逐渐形成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特点之一的最初表现。《三死》写的是一位贵妇人、一名马车夫和一棵老树三种不同的死，着力揭示人的生活应该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哲理性主题，这又是作者人生探索中向往自然和返璞归真思想的最早表现。《哥萨克》主要讲一个厌倦上流社会和都市文明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到高加索服役时和保持宗法制传统的自由哥萨克姑娘短暂接触后即萌生“真正的”爱情，于是准备放弃自己的贵族身份，申请留在当地人中间生活，使自己平民化；但是由于主人公不能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借此情节所渲染的把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作为理想的人生这个主题，与短篇小说《三死》基本一致，同时正是在这部中篇里，作者最早直接提出了贵族平民化的思想。《波利库什卡》的同名主人公是个因贫穷而偷窃成习的农民，由于女地主的“仁慈”和“宽厚”信任，在为女主人到外地取款时无意中将巨款丢失而羞愧自杀，表明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谁也不可能为农民带来幸福。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在自己的作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金钱万恶的思想。这些中短篇小说的取材虽多与作者本人的直接生活经历有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者本人经历的扩展，他艺术描写的范围也迅速扩大（由对农奴制俄国落后现象的暴露批判扩大到对西方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罪恶的揭示和否定），创作的主题和思想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既有对客观现实的直接描写，更有对诸如人与自然、生与死等所谓永恒主题的思考和发掘。

三

托尔斯泰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862年9月，和八等文官御医别尔斯的女儿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喜结伉俪。婚后直到六十年代末，他安居庄园，心灵相对平静、和谐，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几年，他一方面亲自管理田庄产业事务，一方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这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的史诗性巨著。

当时的俄国，正是沙皇政府下令废除农奴制（1861）后的初期，许多作家都热衷于历史题材创作，试图借此弄清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的历史价值和命运。托尔斯泰也是如此，本打算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家庭历史”小说。为此，他仔细查阅了档案记载、历史文献及当代人的回忆录等大量资料，还访问了导致形成十二月党人的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专程赴莫斯科察看鲍罗金诺战场。结果，他改变了初衷，决定把自己的小说写成以半个世纪前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人民的思想”为主题的庞大作品。

《战争与和平》全书共四卷加一个尾声。所包括的重大历史事件，有1805年至1807年俄奥联军在西欧反对法国军队的战争和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及其失败后完全撤离俄罗斯领土，重点是1812年的战争。故事情节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这四大贵族家族的生活变迁为主要线索。这四大贵族都是那些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参加者，他们的命运也就和上述重大事件密不可分地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事件的叙述，作者首先指出1805年至1807年俄国在西欧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及必然的失败，然后着重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战争的完全正义性质。小说谴责侵略者的野蛮和凶恶残暴，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多属贵族，他们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远脱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贪婪自私、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还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溺在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皮埃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不管在京都或乡间庄园，都接近人民，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反侵略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制老农身上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他肯定后者，给予他们满腔热情的讴歌和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整部长篇小说成功地把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和包括恋爱、婚姻和家庭等多方面的日常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助于庞大、严密、多线条纵横交错的结构，提供了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间从皇宫首都到偏僻村野全俄罗斯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其中特别是像皮埃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等男女主人公的形象，经过作者对他们精神上和生理上从童年、少年到完全成年的曲折心理过程的独特精心剖析，格外血肉丰满和鲜明生动，具有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战争与和平》既是托尔斯泰的头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前期创作的一个总结，集中表现了他在六十年代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诚然，这部作品也有自己的局限。把像卡拉塔耶夫那样的宗法制农民当成道德理想的化身，这个人物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等等的说教，乃是托尔斯泰主义中“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最早体现，显然是消极错误的。但是毕竟瑕不掩瑜，《战争与和平》不仅是俄罗斯文学中一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的史诗性杰作，也是世界文学中罕有其匹的伟大作品。据说它问世不久的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法文译本出版后，托尔斯泰即获得世界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了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4]

四

在《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已经大功告成的1868至1869年夏，托尔斯泰对叔本华的哲学发生了兴趣，曾一度受其影响。不久，他结婚后保持了多年的心灵平静与和谐，又消失了。1869年9月，作家有一天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托尔斯泰在阿尔扎马斯旅店深夜感到忧愁和恐怖也许是偶然的，然而对他来说，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感觉的产生又是必然的。在废除了农奴制后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因“从下面蓬勃生长和从上面培植”迅速地发展起来，农村的“一切旧基础”急剧崩溃，“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运动正在兴起。正是这一切，使托尔斯泰陷入新的思想危机。他经常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为自己过的贵族寄生生活而可怕和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他更热衷于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希望从中能找到答案，但一无所获。他曾用两年的时间编写一本自称旨在教育俄国“整整两代孩子”——“不管是沙皇的还是农民的孩子”的《启蒙读本》（1871-1872）；该书中有很多是经过改写的民间故事，富有艺术性，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可这件事，也未能使他摆脱惶恐心情。有时他甚至害怕自己会自杀，于是把绳子收藏起来，出门时不带猎枪。在这之后，他又去走访神父、主教和修道士，广泛结识农民，结果终于完全否定了官方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对人生的看法。可见几乎整个七十年代，面对急剧而复杂变幻的俄罗斯社会现实，托尔斯泰始终处于紧张的多方求索而苦于无结果的惶恐不安之中。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继《战争与和平》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力作。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写的是半个世纪前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历史小说，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叙述的完全是当前俄罗斯城市和乡村的现实生活，是一部反映迫切现实题材的长篇杰作。

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始于1870年，1873年着手写作，1877年完成。它先连载在《俄国导报》上，1878年首次出版单行本。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作者对它作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其间描写的重心也有很大变化。开始动笔时，小说的内容是讲“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发生的全部悲剧”[5]，主题局限在道德范围内。卷首引用福音书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也说明作者的目的在于谴责女主人公违反道德原则的罪过。到了最终的定稿中，由于加强和充实了社会内容，把描写的重心转移到反映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上，也就是在资本势力的进逼下封建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败坏、贵族阶级的没落及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样，《安娜·卡列尼娜》也由作家本意要写的一部家庭伦理道德小说变成充满重要社会内容，揭示当时俄国迫切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情节，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密切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变迁；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爱情和乡间庄园家庭生活。通过第一条情节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要员卡列宁为首的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在另一条线索的开展中，作者主要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而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和特别紧张的精神经历。列文是个力图保住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的猛烈袭击面前，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一边国内国外到处求索，著书立说，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改革庄园的经营管理，企图找到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调和主义改革的失败，使他悲观乃至绝望，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皈依宗教，在一个宗法制老农身上领悟到了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这两条线索，由于安娜是吉提的姐夫的妹妹，吉提是安娜的哥哥的小姨子而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它们的平行发展，小说成功地展示出当时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从城市到乡村整个俄罗斯社会“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在安排”的变化无常的主要特点。全书闪现的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则无疑是作者当时对现实的深刻悲观情绪的表现。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对黑暗现实的暴露和批判更为猛烈、深入，在艺术上情节结构更为集中、严密，对人物复杂心理过程的镂刻更加精细入微。在文体风格方面，这部长篇继续保持过去创作中平稳而富有诗意的叙述，同时更多地采用了讽刺和对比手法，其中某些如安娜自杀前夕及奔赴火车站自杀时心绪特别紧张激烈的情节，甚至明显地带有稍后被称为意识流的特色。

五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俄国农业歉收，饥荒严重，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在这种形势的强烈影响下，托尔斯泰终于摆脱了自己的惶恐情绪，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忏悔录》（1879-1880）一文里，他这样清楚地写道：“我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它在我心中酝酿已久，它的素质则从来就存在于我身上。我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圈子——富人、学者——的生活不仅令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我认为，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才是唯一真正的事业。”他弃绝自己原来所属的贵族地主阶级，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从一个拥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世袭伯爵，变成了俄国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6]。这种转变，是他对俄国社会生活深入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他长期的自我人生探索和精神探索的归宿。世界观转变后的托尔斯泰，视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寄生虫生活，强烈否定土地私有制，对国家和官方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更热衷于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完善，试图从宗教和伦理道德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凡此种种，正是当时俄国农民既对统治阶级充满仇恨和愤怒，又因为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不以暴力抗恶思想这种复杂矛盾的反映。

托尔斯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他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以及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表现。正是从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开始，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从事耕地、缝靴、为农民盖房子等体力劳动，还持斋吃素。1881年为照顾子女上学合家迁居莫斯科后，他走访贫民窟，参加莫斯科人口调查，筹办饥民救济所，组织赈济受灾农民，上书要求赦免行刺沙皇的革命者，多方保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教徒等等。他先后发表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论饥荒》和《可怕的问题》（均1891年）等政论作品，直接抨击国家是保护有产者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认为应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政论作品使沙皇政府大为不满，当局企图将作家监禁和流放，只是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未敢下手。

在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托尔斯泰这个阶段在文学事业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硕果累累。《〈莫泊桑作品集〉序》（1894）和《什么是艺术？》（1898）是两篇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艺术论著。作者抨击当时的资产阶级艺术，特别是俄国文学中的颓废派和自然主义倾向，肯定“人民的艺术”。他明确提出，艺术应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强调艺术不是享乐的工具，说“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这些论著虽然存在把宗教意识的感情看成“最高感情”的明显局限，仍不失为人类美学和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在创作方面，除继续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改编，完成一部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受人欢迎的《民问故事》（1881-1886）外，还先后写下多部剧本和大量的小说作品。他创作的剧本中，以《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和《活尸》（1900）最有名：头一部通过主人公放弃农活放高利贷，后来和前妻的女儿私通又残忍地杀死和她生下的孩子这一复杂的情节，表现金钱势力的侵袭导致的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第二部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为基础，讽刺前者的精神空虚和游手好闲，反映农民对缺乏土地的强烈愤慨；后一部主要描写一个因深感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的贵族，同时揭示这位贵族本身的自私冷酷及他们合法婚姻的虚伪性。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剧本，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仍一直是前苏联多家大剧院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小说作品，为揭露私有制对它的牺牲者乃至私有者本人造成毁灭性危害的《霍尔斯托密尔》（1885），以贵族主人公的精神觉醒、反对性爱和宣扬宗教禁欲主义为主题，着力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无聊和荒淫无耻及人际关系的虚伪和冷酷的《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1889）等著名中短篇小说，都完成于这一阶段。其中最重要和最负盛誉的一部作品，当然是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

《复活》是托尔斯泰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他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他1887年夏天从彼得堡某地区法官那里听来的一个真实事件。后来经过作者十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7]。小说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是个牛棚里出生、三岁时母亲去世后即成了地主家“半养女半家奴”的小姑娘，刚长大成人就被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在法庭审讯时，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陪审员聂赫留朵夫认出被告正是被自己年轻时奸污的女人，顿时“良心发现”，开始了对自己的“灵魂大扫除”，为救玛丝洛娃到处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要和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玛丝洛娃受聂赫留朵夫精神的感召，终于又“更深地爱上了他”，但是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这样，小说以单线条简捷明畅的结构，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复杂的人生和心灵历程的描绘，“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表明从外省到京都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经济和司法制度乃至伦理道德，都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同时又鼓吹“饶恕一切人”。作者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人性”和“兽性”，叙述中引自福音书中的诸多道德说教，显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形象后来的发展不合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后半部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复活》对当时俄国现存社会制度和官方教会的暴露和批判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正是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后不久，早已对作者耿耿于怀的沙皇政府和官方教会，指控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教院的名义将他革出教门，开除了他的教籍。俄国当局此举引起了世界各地许多人的抗议，但托尔斯泰本人处之泰然。

六

1901年托尔斯泰全家从莫斯科迁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居住。当时他虽已过古稀，但仍密切注视社会的政治动向，时刻关心人民的命运，对一些重大事件及时作出反应。在搬回到自己庄园的头一年，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他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第二年，他又致函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他著文反对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爆发时，他因不了解事态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当革命遭受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时候，他又写出《我不能沉默》（1908）一文，反对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和滥用死刑，当时他已八十高龄。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托尔斯泰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如再现热爱自由的高加索山民领袖，批判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朝臣的《哈泽·穆拉特》（1896-1904），暴露鞭笞专制制度的虚伪和凶恶残暴的《舞会之后》（1903），以及歌颂波兰人民英勇起义和揭露俄国沙皇对它进行野蛮镇压的《为什么？》（1906）等，都是作家在垂暮之年完成的代表作。这些中短篇小说，题材各有不同，却都主题突出，思想深邃，艺术上精致巧妙，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早在走上独立人生之途的青年时代，托尔斯泰就试图接近人民，设法调和自己与农民之间历史形成的客观矛盾。世界观转变后，他曾一再想离家出走，去过平民化的生活；他的这种意图在自己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创作中不时有所表现。到了晚年，他不仅深深意识到逐渐觉醒的农民仍与自己的思想情绪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而且耳闻目睹一些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和追随者遭到政府的种种迫害，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己的羞愧和内疚感。作家决心放弃自己的贵族特权，用自己的钱财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又越来越引起妻子及家里人的埋怨、不满，乃至发生激烈的争吵。在他的一生中，妻子不仅为他生儿育女，帮助他管理家务和产业，还曾长期不辞辛劳替他誊抄手稿，但她也是为家庭和子女的利益着想，未能理解丈夫世界观转变后的所作所为。夫妻失和及日益激化的家庭冲突，使托尔斯泰非常痛苦。于是，在把财产交结妻子后，1910年11月10日他从雅斯纳亚·波良纳秘密弃家出走，去实现自己平民化的宿愿。途中得了肺炎，经医治无效，同年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尔车站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按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体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丛林中的一个悬崖附近。坟上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

第一卷

第一部

一

“哦，公爵，热那亚和卢卡[8]，如今成了波拿巴[9]家的领地了。我可要把话说在前面，您要是不承认我们在打仗，您要是再敢替这个基督的敌人（是的，我认为他是基督的敌人）的种种罪孽和暴行辩护，我就同您绝交，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也不再像您自称的那样，是我忠实的奴仆。[10]哦，您好，您好！我知道我把您吓坏了，请坐，坐下来谈吧。”

一八〇五年七月，玛丽太后名声很大的女官和心腹安娜·巴夫洛夫娜·舍勒在迎接第一个来赴她晚会的大官华西里公爵时，说了上面这番话。安娜·舍勒咳嗽有好几天了，她自己说是得了流感（流感当时还是个新名词，很少有人使用）。那天早晨，她派一个身穿红色号衣的听差分送请柬，请柬上千篇一律地用法语写着这样的话：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活动，如果参加一个可怜病妇的晚会不会使您太难堪，那么，今晚七时至十时我将在舍间恭候大驾光临。

安娜·舍勒

“嚯，您的话真厉害！”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对这样迎接他毫不介意，回答女主人说。公爵身着绣花朝服，脚穿长统袜，低口鞋，胸前佩着几枚星章，扁平的脸上容光焕发。

他讲一口典雅的法语（我们的先辈当年不仅用这样的法语说话，而且用这样的法语思想），用的是在社交界阅历丰富、在朝廷里地位显要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温和语气。他走到安娜·舍勒跟前，低下洒过香水的亮光光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怡然自得地在沙发上坐下来。

“亲爱的朋友，请您先告诉我，您身体好吗？好让我放心。”他说，没有改变声音和语气，但从表面的礼貌和关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嘲弄的意味。

“一个人要是心里不痛快，身体怎么好得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凡是有感情的人能过得舒心吗？”安娜·舍勒说，“您今晚就待在我这里，行吗？”

“那么，英国公使的招待会怎么办？今天是礼拜三。我得到那里去露面，”公爵说，“回头小女要来接我，陪我一起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一类招待会啦，放焰火啦，越来越叫人腻烦了。”

“要是他们知道您不乐意，早就把招待会取消了。”公爵说，他像一只上足发条的时钟，习惯成自然地说着自己也不想叫人相信的话。

“别挖苦我了。那么，对诺伏西尔采夫的急电究竟做了什么决定？您是无所不知的。”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有气无力地冷冷说，“做了什么决定？他们说，既然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那我们也只好背水一战了。”

华西里公爵说话总是有气无力，就像演员背诵旧戏的台词。安娜·舍勒正好相反，别看她年纪已有四十岁，说起话来还是生气勃勃，热情洋溢。

她的热心使她获得这样的社会地位。有时，即使心里不愿意，但为了不使认识她的人扫兴，她也会竭力做个热心人。安娜·舍勒经常现出微微的笑容，这同她姿色已衰的相貌并不相称。不过，她好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明知自己有招人喜爱的缺点，却不愿也不能加以克服，甚至认为无需克服。

话题一转到政治，安娜·舍勒就来劲了。

“哼，您别跟我提奥地利了！我可能什么也不懂，但我知道奥地利一向不要战争，现在也不要战争。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只有俄国应该成为欧洲的救星。圣上知道自己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并且将忠贞不渝。是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仁慈的圣上将担负起世上最伟大的天职，他是那么仁慈那么英明，上帝决不会抛弃他的。圣上一定能完成使命，消灭革命这个恶魔。如今革命恶魔以这个凶手和恶棍为代表，变得越发可怕了。只有我们能为先驱者讨还血债。请问：我们能指望谁呢？……英国人满脑子生意经，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11]的崇高心灵。英国拒绝从马耳他撤兵。他们想了解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伏西尔采夫说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圣上自我牺牲的精神。圣上自己一无所求，一心只想为世界谋福利。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答应。即使他们答应了什么，也不会实行！普鲁士已公然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都对付不了他……哈登堡[12]的话也好，霍维茨[13]的话也好，我一句也不信。臭名昭著的普鲁士中立无非是个圈套罢了。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们仁慈的皇帝陛下的崇高使命。他一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住，因为自己太激动而露出自嘲的微笑。

“我想，”华西里公爵笑眯眯地说，“要是派您去代替我们那位可爱的文森盖罗德，您一定会迫使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好了。您给我杯茶，好吗？”

“马上就来。顺便说说，”安娜·舍勒又镇静下来说，“今晚我这儿有两位有趣的人物要来：莫特玛子爵，他通过罗亨家的关系同蒙莫朗西家沾亲，是法国的一个望族。莫特玛子爵是个真正的高等侨民，另一位是莫里奥神父。您认识这位智慧超群的人物吗？皇帝都接见过他了。您知道吗？”

“哦，那太好了！”华西里公爵说。“您倒说说，”他仿佛刚想起一件事，漫不经心地说，其实他今晚来参加晚会，主要就是为了打听这件事，“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当维也纳使馆一等秘书，这是真的吗？这位男爵好像是个平庸之辈。”华西里公爵想替儿子谋得这个差事，而别人也正在通过太后为冯克男爵争取这个位子。

安娜·舍勒几乎闭上眼睛，表示他也罢，别人也罢，谁都无权评论太后的意旨。

“冯克男爵是由太后的妹妹推荐给太后的。”安娜·舍勒不高兴地冷冷说。她一提到太后，脸上顿时现出无比忠诚和崇敬的神情，同时带有几分忧郁。每次谈话，只要一提到她那位最高庇护人，她总是这样的。她说，太后陛下很器重冯克男爵，接着她的脸上又现出忧郁的神色。

华西里公爵神情冷漠地沉默着。安娜·舍勒施展她那宫廷女官所特有的圆滑手腕，一面要刺刺公爵（因为他胆敢批评推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想安抚他。

“现在来谈谈府上的事吧，”安娜·舍勒说，“说实在的，自从令爱在社交界露面以来，大家都为她倾倒。她可真是个美人。”

华西里公爵点点头表示敬意和感激。

“我常常想，”安娜·舍勒停了停，继续说，身子凑近公爵，向他露出亲切的微笑，仿佛表示政治性和社交性的谈话告一段落，现在要谈谈心了，“我常常想，人间的幸福有时也真不公平。为什么命运给了您两个这样好的孩子，两个这样可爱的孩子？您的小儿子阿纳托里不算在内，我不喜欢他。”她竖起眉毛，不容反驳地补上一句：“可是您，说实在的，并不赏识他们，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

安娜·舍勒得意扬扬地微微一笑。

“那有什么办法呢？拉法特[14]会说，我天生没有父爱的骨相。”公爵说。

“别开玩笑了。我要同您谈谈正经的。老实说，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这话只能在你我之间说说（她脸上现出忧郁的神色），有人在太后陛下面前说到他，也替您惋惜……”

华西里公爵没有回答；安娜·舍勒也没有作声，意味深长地瞧着他，等着答话。华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终于说，“不瞒您说，为了他们的教育，我已尽了做父亲的责任，可到头来两个都是傻子。伊波利特这傻子至少还安分守己，而阿纳托里可是个无法无天的混小子。他们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他说，笑得比平时更做作，更激动，而嘴角深刻的皱纹则显得格外粗俗、讨厌。

“像您这样的人何必要有孩子呢？您要是不做父亲，我也就没什么可责怪您的了。”安娜·舍勒说，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这话只对您一个人说说，我那两个孩子是我身上的包袱。他们是我的十字架。我是这么看的。有什么办法？……”他沉默了一下，做做手势表示向残酷的命运屈服。

安娜·舍勒沉思起来。

“您从没想到替您那个放荡的儿子阿纳托里娶门亲吗？据说，老姑娘都有替人说媒的癖好。我还没觉得我有这毛病，但我心目中倒是有个姑娘，她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很苦恼，她是我们的亲戚，叫玛丽雅·保尔康斯基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没有回答，但他也像一般老于世故的人那样，头脑灵活，思路敏捷，就点点头表示愿意考虑她的话。

“唉，不瞒您说，阿纳托里这小子一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呢。”华西里公爵说，显然无力克服内心的苦恼，接着沉默了一下，“照这样下去，再过五年怎么得了？这就是做父亲的福气啊。她有钱吗，您那位公爵小姐？”

“她父亲很有钱，但很吝啬。他住在乡下，叫保尔康斯基公爵，有点名气。还是先帝在世的时候他就退了役，绰号叫‘普鲁士王’。这人很聪明，就是脾气怪，叫人受不了。可怜的公爵小姐日子真不好过。她哥哥是库图佐夫[15]的副官，前不久同丽莎结了婚。他今晚要到我这儿来的。”

“听我说，亲爱的安娜，”华西里公爵突然抓住对方的手，不知怎的把它往下拉，说道，“这事您替我办一下吧，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奴仆（村长给我写信也这样写）。她门第好，又有钱。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

华西里公爵用他特有的潇洒而亲昵的优美姿势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又拉住她的手摇了摇，接着把身子靠在安乐椅上，眼睛望着别处。

“别忙，”安娜·舍勒边想边说，“我今晚就同丽莎（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夫人）谈一谈。这事也许有希望。为了您府上的事，我要学着干一点老姑娘的行当了。”

二

安娜·舍勒的客厅里客人源源来到。来的都是彼得堡的名流，他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来自上流社会。华西里公爵的女儿大美人海伦也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起去参加公使的招待会的。她身穿舞会礼服，佩着花字奖章[16]。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夫人也来了。她是去年冬天结婚的，现在因怀孕不出席重大的交际活动，但小型晚会还是参加的。华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着他所介绍的莫特玛一起来了。来赴晚会的还有莫里奥神父和其他许多客人。

“您还没见过吧？”或者“您还不认识我的姑妈吧？”安娜·舍勒对来客们说，郑重其事地把他们领到头上系着高高的花结的小老太婆面前（她是在客人开始到来时，从隔壁屋里悄悄过来的），报了来客的名字，同时把视线从客人身上慢慢移到我的姑妈身上，然后走开。

客人出于礼貌，个个向这位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感兴趣、谁也不需要的姑妈问好。安娜·舍勒忧郁而严肃地注视着他们的问候，默默地表示赞许。姑妈则千篇一律地询问每个客人的健康，又谈到自己的健康，还谈到太后陛下的健康，并且说，感谢上帝，太后陛下身体现在好些了。凡是来到老太婆面前的人，为了顾全礼貌，都表现得从容不迫，但离开她的时候都如释重负，好像履行了一项沉重的义务，而且一晚上再也不到她跟前去了。

安德烈公爵夫人带来一个做针线活用的丝绒绣金手提包。她的嘴唇上淡淡地长着一抹微黑的毫毛，小小的上唇遮不住牙齿，嘴唇微微张开时看起来很美，而当上下唇抿到一起时就格外可爱。就像一般富有魅力的女人那样，她身上的缺点——上唇稍翘，嘴巴微微张开——反而成为与众不同的美。这位年轻漂亮的未来母亲，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轻松地经历着妊娠期，使谁见了都感到愉快。老头儿也好，苦闷的年轻人也好，只要同她在一起，跟她随便聊聊，都会变得像她一样快乐。谁同她谈过话，看到她说每句话时现出的开朗笑容和不断露出的皓齿，谁就觉得自己今天特别讨人喜欢。每个男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娇小的公爵夫人臂上挂着针线袋，迈着急促的小步，摇摇摆摆地绕过桌子，快乐地理理衣服，在银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那神态仿佛表示，她所做的一切，对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赏心乐事。

“我把针线活带来了。”她打开手提包，对所有的人说。

“您瞧，安娜，您真会捉弄人，”她对女主人说，“您来信说今晚只是个小型晚会。您瞧，我穿得像什么。”

她说着摊开双臂，让大家看她身上那件滚着花边的雅致灰色连衣裙，胸部下方还束着一条宽缎带。

“您放心好了，丽莎，您总是比谁都漂亮。”安娜·舍勒回答。

“您知道，我丈夫要扔下我了，”她用同样的语气对一位将军说，“他要去送命。您倒说说，为什么要打这场该死的仗。”她对华西里公爵说，但不等对方回答又转身和他的女儿美人海伦说话。

“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真是太可爱了！”华西里公爵悄悄对安娜·舍勒说。

娇小的公爵夫人到后不久，来了一个魁伟肥胖的年轻人，他头发剪得很短，戴眼镜，身穿浅色时髦裤子、棕色燕尾服和高硬领衬衫。这个胖青年是叶卡德琳娜女皇时代[17]著名大臣、此刻在莫斯科病危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在国外受了教育，新近回国，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任过职，今天是第一次踏进社交场。安娜·舍勒向他点头招呼，这是她对客厅里最低级客人的礼节。尽管用的是最低级的礼节，安娜·舍勒一看见皮埃尔进来，脸上就现出惊慌不安的神色，仿佛看见一个不该在这里出现的庞然大物。皮埃尔的确比客厅里其他男人都高大，不过安娜·舍勒看见他感到惊慌不安，那是因为他的眼神与众不同，显得聪明而腼腆，敏锐而朴实。

“您真是个好人，皮埃尔先生，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舍勒对他说，把他领到姑妈面前，惶恐地向姑妈使了个眼色。皮埃尔嘴里咕噜着什么，眼睛一直在东张西望。他快乐地微微一笑，像对老朋友那样对娇小的公爵夫人点点头，走到姑妈跟前。安娜·舍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皮埃尔没听完姑妈讲完太后陛下健康的情况，就走开了。安娜·舍勒慌忙用一句话把他拦住。

“您不认识莫里奥神父吗？他是个挺有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说过他那维护永久和平的计划了。这挺有意思，但未必办得到……”

“您这么想吗？……”安娜·舍勒没话找话，接着又要去招待别的客人。但皮埃尔又做出失礼的举动来，刚才他没有听完姑妈的话就走开，现在又用话缠住正要走开的女主人。他垂下头，叉开两条粗大的腿，向安娜·舍勒说明为什么神父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这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吧。”安娜·舍勒对他笑笑说。

她摆脱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又去履行她做主人的职责，留意倾听和观察，随时准备给谈话不起劲的一伙帮点忙。纱厂里的老板给工人们派好工作后，自己在车间里来回巡视，发现什么地方纱锭不转或者声音异常，就连忙去刹车，调整一下，使它恢复正常运转；安娜·舍勒也是这样，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走到冷场或者话声太闹的一组人那里，插进一句话或者调动一下客人的座位，使谈话机器又不快不慢，正常运转起来。但在这种忙碌中，看得出她还是特别担心皮埃尔。皮埃尔走去听莫特玛周围的谈话也好，离开那里去听神父的说话也好，她总是忧心忡忡地盯着他。对在国外留学归来的皮埃尔来说，今晚安娜·舍勒的晚会是他在俄国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这里聚集着彼得堡所有的知识分子，他像一个孩子走进玩具店那样，感到眼花缭乱。他总是唯恐漏掉任何精辟的言论。他望着这里一个个自命不凡、风度翩翩的人物，一直希望听到高明卓越的言论。最后他走到莫里奥神父跟前。他觉得这里谈得有趣，就站住了，也像一般年轻人喜欢的那样，等候机会发表意见。

三

安娜·舍勒的晚会正处在高潮。纱锭在四面八方均匀地运转着，喧闹声始终没有停息。姑妈旁边坐着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她面容憔悴，眼睛红肿，在这个豪华的交际场中显得不太协调。除了她们两人，其余客人分成三组。第一组多半是男人，中心人物是莫里奥神父；第二组是青年，其中包括华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公爵小姐，以及相貌标致、脸色红润、由于年轻而显得太胖的安德烈公爵夫人。在第三组里，中心人物是莫特玛子爵和安娜·舍勒。

莫特玛子爵是个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青年，有点自命不凡，但教养良好，对谁都彬彬有礼。安娜·舍勒显然想利用他来款待客人。好像聪明的饭店老板，把一块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一看见就不想吃的牛肉当作好菜那样，安娜·舍勒今晚先把子爵然后把神父作为美味款待客人。莫特玛那个小组很快就谈到了当甘公爵的被害[18]。莫特玛子爵说，当甘的死是由于他过分宽宏大量，而拿破仑恨他则另有原因。

“哦，真的吗？子爵，那您就给我们讲讲吧。”安娜·舍勒说，得意扬扬地感觉到她说“子爵，您就给我们讲讲吧”这句话，有点像路易十五的口气。

莫特玛子爵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鞠了一躬表示遵命。安娜·舍勒让客人们围着子爵坐好，请大家听他讲。

“子爵认识当甘公爵。”安娜·舍勒对一个客人说。“子爵的口才可了不起！”她对另一个客人说。“一眼就能看出，他这人极有教养。”她对第三个客人说。安娜·舍勒就以这种道地的方式把子爵介绍给客人们，好像介绍一盘配着生菜的热气腾腾的煎牛排。

莫特玛子爵准备开讲，落落大方地微微一笑。

“您到这儿来，亲爱的海伦。”安娜·舍勒对美丽的公爵小姐说。海伦坐在稍远的地方，是另一个小组的中心人物。

海伦公爵小姐脸上挂着微笑站起来。那是一种绝色美人永远不变的笑容，她刚才进来时也带着这样的笑容。她身穿一件绣有常春藤和青苔花样的白舞服，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她那雪白的肩膀，油亮的头发和贵重的钻石都光彩夺目。她从给她让路的男人中间穿过去，昂着头不看任何人，但向大家微笑，仿佛慷慨地让每个人欣赏她那优美的身材、丰满的肩膀和时髦的大袒胸和光脊背，让整个舞厅增加光辉，最后她走到安娜·舍勒面前。海伦实在太美了，她不但丝毫不卖弄自己的姿色，相反，仿佛因为自己具有令人销魂的美而感到不好意思。她仿佛想减少自己的魅力，但又办不到。

“好一个美人儿！”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这么说。当海伦在莫特玛子爵面前坐下，也向他露出那经常挂在脸上的微笑时，子爵仿佛被什么非凡的景象所惊倒，耸了耸肩，垂下眼睛。

“夫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我怕讲不好了。”莫特玛子爵含笑鞠躬说。

海伦公爵小姐把一条丰满的手臂搭在小桌上，觉得没有必要说什么。她笑眯眯地等待着。在子爵讲话时，她始终挺直身子坐着，时而看看自己轻搭在小桌上的美丽丰满的手臂，时而看看更加美丽的胸脯，理理胸前的钻石项链；她几次整理裙子皱褶。每当听到动人的地方，她就回头望望安娜·舍勒，并且立刻跟着现出同安娜·舍勒一样的表情，接着又静静地露出开朗的微笑。在海伦之后，安德烈公爵夫人也从茶桌那里转移过来。

“等一下，让我把针线包拿来，”她说，“喂，您怎么啦？您在想什么？”她对伊波利特公爵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安德烈公爵夫人笑眯眯地同大家打招呼。她一来，大家都给她让座。她坐下后，快乐地理了理衣服。

“现在我坐好了。”她说，要求子爵开讲，自己则动手做针线。

伊波利特公爵把手提包交给她以后，走到她背后，把圈手椅推到她旁边，坐下来。

可爱的伊波利特跟他那美丽的妹妹像得出奇，尽管像得出奇，他却长得很丑。他的相貌虽然像妹妹，但妹妹脸上洋溢着乐观、自信和青春的活力，总是笑容可掬，具有希腊美人的古典美；哥哥呢，正好相反，同样的脸却现出一种痴呆的神气，而且总是显得自命不凡和愤愤不平，身体则又瘦又弱。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全都挤在一起，显出一种令人讨厌的怪相，而手脚的姿势又总是很不自然。

“您是不是讲鬼故事？”伊波利特说，在公爵夫人旁边坐下，连忙把带柄眼镜举到眼睛上，仿佛没有这眼镜他就无法说话似的。

“完全不是。”讲话的人惊奇地耸耸肩膀。

“因为我最不爱听鬼故事了。”伊波利特公爵说，他的语气使人觉得，他是先随口说出话来，然后才明白说了些什么。

由于他说话过分自信，叫人弄不懂他的话是很聪明呢，还是很愚蠢。他身穿墨绿燕尾服，和照他自己说的受惊山林仙女身体颜色的裤子，长统袜和低口鞋。

莫特玛子爵娓娓动听地讲着当时流行的趣闻，说当甘公爵到巴黎去会乔紫小姐[19]，在那里同也受这位著名女演员青睐的拿破仑相遇。拿破仑一见公爵，他的昏厥症顿时发作，他就落在公爵手里，但公爵并没有乘人之危害他，想不到后来拿破仑却以怨报德，要了他的性命。

故事讲得非常动听，特别是讲到一对情敌突然认出对方时，在座的太太小姐都很激动。

“太妙了！”安娜·舍勒回头望望安德烈公爵夫人，带着询问的神情说。

“太妙了。”安德烈公爵夫人也轻声说，把针插在针线活上，仿佛故事讲得太引人入胜，她听得连手工也做不下去了。

莫特玛子爵很欣赏这种无声的赞美，感激地微微一笑，继续讲下去。但安娜·舍勒一直注意那个使她担心的年轻人，这时发现他同莫里奥神父谈得过分激昂，话声太响，连忙赶到这个危险点去抢救。果然，皮埃尔谈到政治均势问题，神父对这个单纯热情的青年显然很感兴趣，就在他面前大谈自己得意的观点。两人谈得过分兴奋，旁若无人，这使安娜·舍勒感到不安。

“办法是在欧洲维持均势和保护民权，”神父说，“只要有俄罗斯那样以野蛮著称的强国，大公无私地领导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的的联盟，世界就有救了！”

“那么怎样取得这种均势呢？”皮埃尔刚一开口，安娜·舍勒就赶到了。她严厉地白了皮埃尔一眼，问意大利神父能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意大利神父脸上的表情顿时起了变化，装出一副肉麻的殷勤相。显然这是他同女人说话的习惯。

“我有幸被邀参加晚会，你们社交界特别是女士们的聪明才智和文化教养使我倾倒，我还顾不上想到气候呢。”神父说。

安娜·舍勒再也不放松神父和皮埃尔，为了便于监督，就把他们拉到人多的一组里。

这时客厅里又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娇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安德烈中等身材，是个英俊的青年，相貌清秀而冷峻。他的整个模样，从疲倦呆板的眼神到缓慢均匀的步伐，都同他那位活泼娇小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客厅里所有的人他不仅都认识，而且十分厌恶，就连看他们一眼，听他们说话，都觉得乏味。在所有使他乏味的人中间，他那个漂亮的妻子似乎最使他感到厌恶。他做了一个使他俊美面孔显得难看的怪相，向她背过身去。他吻了吻安娜·舍勒的手，眯缝起眼睛，向所有在场的人扫视了一下。

“公爵，您要去打仗吗？”安娜·舍勒问。

“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做他的副官……”安德烈公爵说，音调带点法国腔。

“那么尊夫人丽莎怎么办？”

“她住到乡下去。”

“您怎么能使我们失去您那位可爱的太太呢？”

“安德烈，”妻子像对别人说话一样娇滴滴地对丈夫说，“子爵给我们讲了乔紫小姐和拿破仑的趣闻，真是太有意思了！”

安德烈公爵眯缝起眼睛，转过身去。自从他走进客厅，皮埃尔快乐而友好的眼睛就盯住他不放。他走到安德烈跟前，握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没有回过头来，却皱起眉头，对拉他手的人表示恼火，但一看见皮埃尔的笑脸，立刻就也现出和蔼而愉快的微笑。

“哦！……连你也到这大千世界来了！”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会来，”皮埃尔回答，“回头我到您那儿吃晚饭，”他低声添上一句，尽量不影响继续讲故事的子爵，“行吗？”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笑着说，抓住皮埃尔的手臂，表示这事是用不着问的。安德烈公爵还想说些什么，但这时华西里公爵和女儿起身要走，男客们纷纷起立给他们让路。

“请您原谅，亲爱的子爵，”华西里公爵对法国人说，亲热地抓住他的袖子往下拉，不让他站起来，“公使馆那个倒霉的招待会真使我扫兴，还打断了您的故事。我真舍不得离开您这个迷人的晚会。”华西里公爵最后一句是对安娜·舍勒说的。

他的女儿海伦公爵小姐轻轻提起裙子，从几把椅子当中走过。她那美丽的脸蛋笑得更欢了。她走过皮埃尔身边时，皮埃尔简直用恐惧而兴奋的目光瞧着这位美人。

“长得真美。”安德烈公爵说。

“真美。”皮埃尔说。

华西里公爵走过的时候，抓住皮埃尔的手，同时对安娜·舍勒说：

“您替我开导开导这头熊吧，”他说，“您瞧，他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出来交际呢。一个年轻人没有比接触聪明的女人更重要的事了。”

四

安娜·舍勒微微一笑，答应多照顾皮埃尔。她知道皮埃尔的父亲同华西里公爵是亲戚。坐在姑妈旁边的老太太这时慌忙站起来，在前厅追上华西里公爵。她脸上装出来的兴致消失了。她那张哭肿的和善的脸上只剩下焦虑和恐惧。

“公爵，您说说，我儿子保里斯的事进行得怎样了？”她说（她的南方口音“保”字说得特别重），“我在彼得堡不能再待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带给我那可怜的孩子什么消息？”

尽管华西里公爵听这位老太太说话很勉强，甚至露出不耐烦的神气，她还是谄媚地向他赔着笑脸，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

“只要您向皇上说一句，他就可以调到近卫军去了，这在您算不了什么。”她请求说。

“请您相信，公爵夫人，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我一定尽力，”华西里公爵回答，“但叫我去求皇上有困难；我劝您通过高里岑公爵去找鲁勉采夫。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位老太太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出身俄国的一个望族，后来家道中落，离开上流社会，失掉了原有的关系。她这次来是为了把她的独生子调进近卫军。为了见华西里公爵，她自动跑来参加安娜·舍勒的晚会。为了这个目的，她听了莫特玛子爵的故事。华西里公爵的话使她吃惊；她那张年轻时曾很漂亮的脸上现出恼怒的神色，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接着她又微微一笑，更紧地抓住华西里公爵的手。

“您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来没求过您什么事，以后也不会求您，我也从没提到过家父待您的情谊。但这一次我求您看在上帝分儿上帮我儿子一个忙，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她匆匆地补充说，“哦，您别生气，您就答应我吧。我求过高里岑，可他拒绝了。您这人向来厚道，这次请务必帮个忙。”她说的时候竭力想装出笑容，但眼睛里含着泪水。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海伦公爵小姐站在门口等候，这时从肩上转过她那古典美人的秀美的头，说。

权势在社会上是一种资本，不应随便动用。华西里公爵深谙这个道理。他知道，他要是有求必应，以后自己有事就不能去求别人了，因此难得使用自己的权势。但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这事上，经她再次提出要求后，他觉得良心上有点不安。她提醒他一件事：他最初进入官场是靠她父亲提携的。此外，他从她的态度上看出，她属于那种女人，特别是做母亲的女人，她们一旦拿定什么主意，就非实现不可，否则会一直纠缠不放，甚至大吵大闹。最后这个考虑使他的决心动摇了。

“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他用惯常的亲昵而干巴巴的语气说，“您要我办的事，我简直无法办到；但为了向您证明，我是多么敬爱您，多么怀念令尊在天之灵，我要去办这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把令郎调到近卫军。我答应您了。您该满意了吧？”

“哦，亲爱的公爵，您真是我的恩人！我知道您会这样的。我知道您的心真好。”

华西里公爵想走了。

“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等他调到近卫军后……”她迟疑了一下，“您同库图佐夫将军很有交情，您就把保里斯推荐给他当副官吧。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那样我就……”

华西里公爵微微一笑。

“这事我可不能答应。您真不知道，自从库图佐夫当上总司令以后，有多少人包围着他。他亲自对我说过，莫斯科所有的贵妇人都像说好了似的，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他做副官。”

“不，您答应我吧，我的大恩人，不然我不放您走。”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美人海伦又用同样的语气说。

“哦，再见，再见！您看她……”

“那您明天就奏闻皇上吗？”

“一定，但找库图佐夫，我不能答应。”

“不，您答应我，答应我吧，华西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跟在他后面说，露出少女般撒娇的笑容。这种笑容是她年轻时常有的，但如今同她憔悴的脸可很不相称了。

看来，她已忘记自己的年纪，习惯成自然地使用了女性一切传统的手法。但等华西里公爵一走，她的脸上又恢复虚伪冷淡的神情。她回到原来的小组，莫特玛子爵还在讲故事。她又装出仔细倾听的样子，其实是等待机会脱身，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完了。

“那么您对米兰加冕礼那出最新的喜剧有什么看法？”安娜·舍勒说，“还有一些新的喜剧：热那亚人民和卢卡人民向拿破仑先生请愿。拿破仑先生高高坐在宝座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哦，真是太妙了！这事简直叫人发疯。说真的，全世界都失去理智了。”

安德烈公爵直瞅着安娜·舍勒的脸，嘿地一笑。

“‘上帝赐给我王冠，谁来碰我，谁就倒霉。’”他说了拿破仑加冕时说的话，接着又添加说，“据说，他讲这话时可神气了。”他又用意大利语把这话重说了一遍。

“我希望，”安娜·舍勒说，“这是他最后的一招。各国君主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天下公敌了。”

“各国君主吗？我没有说俄国皇帝。”莫特玛子爵恭敬而沮丧地说，“哼，各国君主！他们为路易十六，为王后，为伊丽莎白公主尽过什么力没有？什么也没有，”他激动地说，“相信我，他们出卖波旁王朝将受到惩罚。各国君主吗？他们还派使臣去祝贺这个篡位的奸贼呢。”

莫特玛子爵轻蔑地叹了一口气，又换了换坐的姿势。伊波利特公爵手持长柄眼镜对子爵望了好一阵，听到这话，突然向娇小的公爵夫人转过身去，向她要了一根针，在桌上画了个康德家家徽给她看。他一本正经地向她解释这个家徽，仿佛是她求他这样做的。

“康德家家徽就是天蓝色兽嘴组成的一根兽嘴棒。”他说。

公爵夫人笑眯眯地听着。

“要是拿破仑在法国皇位上再坐上一年，”子爵继续说，他的神气表示他比谁都了解这件事，因此不愿听别人的话，一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局面就会不可收拾。法国社会，我当然是指上流社会，将会被阴谋、暴力、放逐和死刑完全断送掉，到那时……”

他耸耸肩膀，摊开双手。皮埃尔对谈话很感兴趣，也想说些什么，但监视他的安娜·舍勒连忙把他拦住，不让他开口。

“亚历山大皇帝说过，”她一提到皇帝，心情总有点忧郁，“他让法国人挑选自己的政体。我相信，这个国家一旦打倒篡位的奸贼，就会一致拥戴合法的国王。”安娜·舍勒说，竭力讨好法国侨民中的保皇党。

“这很难说，”安德烈公爵说，“子爵先生认为局势已不可收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认为走回头路也有困难。”

“据我所知，”皮埃尔红着脸又插嘴了，“所有贵族几乎都倒向拿破仑一边了。”

“这是拿破仑派说的话，”子爵说，没有抬起眼睛看皮埃尔，“现在很难知道法国的舆论究竟怎样。”

“这是拿破仑说的。”安德烈公爵冷笑说。他显然不喜欢子爵，尽管眼睛没有望着子爵，他的话可是针对子爵的。

“‘我向他们指出光荣之路，他们不愿意走，’”安德烈公爵沉默了一下，又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我给他们敞开接待室，他们就蜂拥而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

“没有任何权利，”子爵回答，“自从当甘公爵被害以后，就连最崇拜他的人也不再把他看作英雄了。即使原来有些人把他看作英雄，但在当甘公爵被害以后，天上就多了一位殉道者，地上就少了一个英雄。”

安娜·舍勒和其他人还来不及露出笑容来赞扬这些话，皮埃尔就又突然插嘴。安娜·舍勒虽也预感到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但已拦不住他了。

“处死当甘公爵出于国家的需要，”皮埃尔说，“拿破仑不怕独自对这事承担责任，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哦！我的天！”安娜·舍勒恐怖地低声说。

“怎么，皮埃尔先生，您认为杀人就是伟大吗？”娇小的公爵夫人笑眯眯地说，拉过她的针线活来。

“啊！哦！”几个声音同时说。

“妙极了！”伊波利特用英语说，一只手拍拍膝盖。子爵只耸耸肩膀。

皮埃尔从眼镜上方得意扬扬地望望听众。

“我之所以这样说，”他不顾一切地说下去，“是因为波旁王朝逃避革命，使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有拿破仑一人懂得革命，并且能战胜革命，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不惜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您要不要到那边一桌去？”安娜·舍勒说。但皮埃尔没有理她，继续说他的。

“不，”皮埃尔越说越激动，“拿破仑伟大，因为他站得比革命高，他制止了革命中的过火行为，保持了一切好的东西，像民权平等啦，言论出版自由啦，因此他获得了权力。”

“是啊，要是他取得权力后，不是利用它去杀人，而是把权力交给合法的国王，”莫特玛子爵说，“那我就会叫他伟人了。”

“他不能这样做。人民把权力交给他，只是为了要他推翻波旁王朝。因此人民把他看成伟人。革命是伟大的事业。”皮埃尔先生继续说。他这种不顾一切的挑战性插话表明他朝气蓬勃，急于一吐为快。

“革命和弑君是伟大的事业吗？……现在……您好不好到那边一桌去？”安娜·舍勒又说。

“《民约论》[20]。”莫特玛子爵露出温和的微笑说。

“我不是说弑君。我是说思想。”

“对，这是抢劫、屠杀和弑君的思想。”又有一个嘲弄的声音插进来。

“这些当然都是过火行为，但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人权，是消除偏见，是公民平等；而这些思想拿破仑是充分维护的。”

“自由，平等，”子爵轻蔑地说，仿佛终于决定要认真指出这个青年的糊涂，“这些动听的字眼早已名誉扫地了。请问：谁不爱自由、平等？我们的救世主早就宣讲过自由、平等了。革命以后，人们是不是过得幸福些呢？正好相反。我们要自由，可是拿破仑却毁灭自由。”

安德烈公爵面带微笑，时而望望皮埃尔，时而望望子爵，时而望望女主人。安娜·舍勒尽管老于社交活动，但听到皮埃尔发言，起初仍不免大吃一惊。她看到皮埃尔虽说了些离经叛道的话，但子爵并没有发火；后来她看到已无法制止他发言，就同子爵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击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的皮埃尔。

“但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安娜·舍勒说，“一个大人物可以不经审判就处死一个公爵，或者说，一个没有罪的人，这样的事您怎么解释呢？”

“我想问一下，”莫特玛子爵说，“先生怎样解释雾月十八日事件[21]？难道这不是个骗局吗？这是个骗局，完全不是一个大人物所应该干的。”

“还有他在非洲杀害俘虏的事呢？”娇小的公爵夫人说，“真是太可怕了！”她耸耸肩膀。

“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皮埃尔先生不知道回答谁好，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微微一笑。他笑起来不像一般人那样似笑非笑。他笑的时候，原来那种严肃而有点忧郁的脸色顿时消失，而现出一种天真，善良，甚至傻乎乎的好像讨饶的神情。

莫特玛子爵虽是初次见到他，但已看出这个雅各宾派[22]并不像他说的话那样可怕。大家都不作声。

“你们叫他一下子同时回答几个人的话，那怎么行呢？”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对政治家的行为应该分清，哪些属于私人行为，哪些属于统帅或者皇帝的行为。我认为应该这样看。”

“是啊，是啊，这个当然。”皮埃尔看到有人替他解围，感到高兴，接口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上的行为[23]，他在雅发医院里同鼠疫病人握手的事，表明他是个伟人，但……但他的其他行为就使人很难替他辩护了。”

安德烈公爵显然是想缓和皮埃尔说话拙直造成的气氛。这时他站起身来准备走，向妻子做了个暗示。

伊波利特公爵忽然站起来，用手势拦住大家，要他们再坐一会儿，嘴里说：

“哦，今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莫斯科笑话，我要讲给诸位听听。子爵，请您原谅，我要用俄语讲。要不然就没有味道了。”

于是伊波利特公爵用俄语讲起来。他讲俄语有点像一个在俄国待了一年的法国人。大家都留下来，因为伊波利特公爵那么热情那么坚决地要求大家听他讲故事。

“莫斯科有一位贵夫人，一位太太。她很吝啬。她需要两个随车的跟班。要高个子。这是她的爱好。她有一个使女，个子比男人高。她说……”

伊波利特公爵说到这儿迟疑了一下，显然在苦苦编造。

“她说……是的，她说：‘丫头，穿上号衣，跟我出去拜客。’”

伊波利特公爵说到这里，不等听的人发笑，自己就噗哧一声笑起来，造成了不好的效果。但有不少人微微一笑，包括那个老太太和安娜·舍勒。

“她乘马车出门。突然起了一阵狂风。使女的帽子给吹掉了，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

说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哈哈大笑，边笑边说：

“结果弄得人人都知道了……”

笑话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为什么一定要用俄语讲，但是安娜·舍勒和别的人还是称赞伊波利特公爵，因为他这样愉快地终止了皮埃尔先生那令人讨厌的胡闹。听完这个笑话，谈话就转为分散的聊天，例如谈谈下次的舞会和上次的舞会，谈谈戏剧演出，以及谁和谁将在何处见面，等等。

五

客人们谢过安娜·舍勒安排了这次迷人的晚会，便纷纷散去。

皮埃尔天生笨头笨脑。他身体肥胖，个儿比普通人高，肩膀宽阔，双手又大又红，他不善于进入交际场所，更不善于离开交际场所，也就是说，不知道告辞时该说些什么使人愉快的话。而且，他还有点心不在焉。他站起来，没拿自己的帽子，却拿了一顶有将军翎子的三角军帽，扯弄着帽缨，直到将军向他要还帽子。不过，他那种心不在焉的模样，不善于进入交际场说些得体话的缺点，却从他那善良、朴实和谦逊的态度中得到弥补。安娜·舍勒向他转过身去，以基督徒的宽厚表示原谅他的不得体言论，说：

“我希望能有机会再见到您，但希望您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

安娜·舍勒对他说了这些话，他没有回答，只鞠了一躬，又向大家微微一笑。这笑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想法归想法，但是你们看我这人多么善良，多么出色。”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安娜·舍勒也感觉到了。

安德烈公爵走进前厅，肩膀凑近替他披斗篷的听差，漠不关心地听着妻子同也走到前厅的伊波利特公爵闲聊。伊波利特公爵站在怀孕的漂亮公爵夫人身旁，举起有柄的眼镜直瞅着她。

“进去吧，安娜，您会着凉的，”娇小的公爵夫人向安娜·舍勒告别时说，“就这么说定了。”她轻轻加了一句。

安娜·舍勒已同丽莎谈过要替阿纳托里和安德烈公爵的妹妹做媒的事。

“多多拜托了，亲爱的朋友，”安娜·舍勒也低声说，“您写信给她，同时告诉我，她父亲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再见。”她说着走出前厅。

伊波利特公爵走到娇小的公爵夫人跟前，把脸凑近她，悄悄地对她说了一句话。

两个听差——一个是安德烈公爵夫人的，一个是伊波利特公爵的——拿着披肩和斗篷站在旁边，等他们把话说完。尽管听差不懂法语，但脸上的神情仿佛表示懂得他们所说的话，只是不愿表示出来罢了。安德烈公爵夫人照例含笑说话，听的时候笑出声来。

“我很高兴没有去参加公使馆的招待会，”伊波利特公爵说，“无聊……这儿的晚会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是不是？”

“据说，那儿要举行盛大的舞会，”公爵夫人翘起长有毫毛的嘴唇回答，“上流社会所有漂亮的女人都将出席。”

“不是所有的，因为您没有去，就不是所有的。”伊波利特公爵说，快乐地笑着，抓过听差手里的披肩，甚至把听差推开，亲自把它披到安德烈公爵夫人身上。不知是由于笨拙还是故意（谁也弄不清楚），披肩披好后，他还是好半天没有放开手，仿佛搂住这位年轻的女人。

安德烈公爵夫人姿态优美地避开他，脸上还是挂着微笑，转过身去，瞧了丈夫一眼。安德烈公爵闭着眼睛，现出困倦的样子。

“您好了吗？”他眼睛没看妻子，问道。

伊波利特公爵匆匆披上有点绊脚的时髦斗篷，跟着安德烈公爵夫人跑到台阶上。这时听差正在扶公爵夫人上车。

“再见，公爵夫人！”伊波利特公爵大声嚷道，他的舌头也像两脚一样不听使唤。

安德烈公爵夫人提起裙子，坐到昏暗的马车里；她的丈夫理着军刀；伊波利特公爵说是效劳，其实却妨碍了大家的行动。

“对不起，先生。”安德烈公爵干巴巴地用俄语对挡住路的伊波利特公爵说。

“我等你，皮埃尔。”安德烈公爵说，声音还是那样平稳，但语气亲切而温和。

车夫催动马匹，马车轮子辘辘地响起来。伊波利特公爵站在台阶上等子爵（他答应送子爵回家），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

“哦，我的好朋友，你们那位娇小的公爵夫人真可爱，真可爱，”子爵跟伊波利特一起坐上马车，吻吻自己的手指尖，“完完全全像个法国女人。”

伊波利特噗哧一声笑出来。

“我说啊，您这人样子老实，其实很可怕，”子爵继续说，“我可怜那个不幸的丈夫，那个小军官，他装得像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伊波利特又笑起来，边笑边说：

“您说过，俄国女人不如法国女人。要善于对付她们。”

皮埃尔坐车先来到安德烈公爵家。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走进书房，立刻习惯地躺在沙发上，从书架上随手取下一本书（恺撒的《笔记》），用臂肘支着身子，翻开书，从中间读起来。

“你刚才怎么这样对待安娜·舍勒小姐？这下子她可要害大病了。”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房，搓搓白皙的小手说。

皮埃尔转过身来，弄得沙发咯吱咯吱响。他抬起兴奋的脸对着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哦，那个神父真有意思，就是看问题不对头……照我看，永久和平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不能靠政治均势……”

安德烈公爵显然对这种空谈不感兴趣。

“老弟，你不论到哪里，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样可不行。那么，你到底拿定主意没有？你想当近卫骑兵还是外交官？”沉默了一阵后，安德烈公爵问。

皮埃尔盘起双腿，坐在沙发上。

“不瞒您说，我心里还没有数。这两样我都不喜欢。”

“但你总得拿个主意啊！你父亲等着你呢。”

皮埃尔十岁的时候由一个当家庭教师的神父带到国外，在那里一直待到二十岁。他回到莫斯科后，父亲辞退了那个神父，对儿子说：“现在你到彼得堡去见见世面，选个职业。我什么都同意。喏，这是给华西里公爵的信，这是给你的钱。来信详细告诉我那边的情况，各方面我都可以帮助你。”皮埃尔花了三个月时间选择职业，但始终拿不定主意。安德烈公爵此刻就是和他谈择业问题。皮埃尔擦擦前额。

“他一定是个共济会[24]会员。”皮埃尔说，指的是晚会上见到的那个神父。

“这都是废话，”安德烈公爵又打断他说，“我们还是谈正经事吧。你去过近卫骑兵队吗？……”

“没有，没有去过。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想同您谈谈。这次战争是打拿破仑的。如果是为自由而战，那我是能理解的，我会第一个报名参军；可是帮助英国和奥国去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这可不好……”

安德烈公爵听到皮埃尔这种幼稚的话，只耸耸肩膀。他现出一种无法回答这种蠢话的神气；不过，对这种天真的问题除了像安德烈公爵那样回答外，也确实很难回答。

“要是人人都只为自己的信仰打仗，那就不会有战争了。”安德烈公爵说。

“那就太好了。”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冷冷一笑。

“那样也许是不错，但永远办不到……”

“那么，您是为了什么去打仗？”皮埃尔问。

“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得去。再说，我去……”他停了一下，“我去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我不喜欢这种生活！”

六

隔壁房间里传来衣裙的窸窣声。安德烈公爵仿佛醒了过来，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的表情像在安娜·舍勒客厅里时一样。皮埃尔从沙发上放下两腿。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她已换了便装，但装束还是那样雅致明丽。安德烈公爵站起来，彬彬有礼地给她挪过来一把椅子。

“我常常想，为什么……”公爵夫人照例用法语说，立即费力地坐到椅子上，“为什么安娜不出嫁？你们这些先生真傻，竟没有一个人娶她。恕我直说，你们对女人一点也不了解。皮埃尔先生，您这人真喜欢抬杠！”

“我同您丈夫还在抬杠，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打仗。”皮埃尔和公爵夫人说话，毫无拘束，不像一般青年男子和青年妇女说话那样。

公爵夫人浑身打了个哆嗦。皮埃尔的话显然触着了她的痛处。

“哦，这正是我要说的！”公爵夫人说，“我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不打仗就过不了日子？为什么我们做女人的压根儿不希望、压根儿不需要打仗？哦，您来评评看。我总是对他说，他在这里是叔叔的副官，地位显赫。谁都知道，谁都看重他。前些日子我在阿普拉克辛家听一位太太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德烈公爵吗？’她真的这样说！”公爵夫人笑了，“他不论到哪里都受欢迎。他很可能当上侍从武官。不瞒您说，皇上还亲切地同他谈过话。我同安娜也说过，这事很容易办到。您认为怎么样？”

皮埃尔望了望安德烈公爵，发觉朋友不喜欢听这些话，便什么也没有回答。

“您什么时候动身？”皮埃尔问。

“哦，您别对我提他出门的事，别提了！我不愿意听，”公爵夫人像在客厅里同伊波利特说话那样任性、撒娇，这对家里人显然不合适，但皮埃尔在这里就像个自己人，“今天我想到，你要和所有这些亲朋好友停止来往……还有，你知道吗，安德烈？”公爵夫人意味深长地对丈夫挤挤眼，“哦，我害怕，害怕！”她脊背直打哆嗦，喃喃地说。

丈夫露出惊奇的神色对她瞧瞧，仿佛发现房间里除了他和皮埃尔之外还有别人；但他还是用冷冰冰、干巴巴的语气问：

“你怕什么，丽莎？我不明白。”安德烈公爵说。

“哦，男人都很自私，个个都很自私！天知道他为什么突发奇想要抛下我，把我孤零零留在乡下。”

“还有我父亲和妹妹呢，你别忘了。”安德烈公爵低声说。

“要是离开了我的朋友们，还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他还叫我不要怕。”

公爵夫人的语气里带有埋怨的成分，上唇噘起，脸上现出松鼠般不愉快的表情。她不再往下说，仿佛在皮埃尔面前谈自己怀孕是不体面的，而这正是她要谈的问题。

“我还是不明白，你怕什么？”安德烈公爵慢吞吞地说，目光没有离开妻子。

公爵夫人脸红了，失望地挥挥手。

“啊，安德烈，你完全变了，完全变了……”

“医生要你早点睡，”安德烈公爵说，“你还是去睡吧。”

公爵夫人什么也没有说，她那有毫毛的稍稍翘起的嘴唇抖动起来；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耸耸肩膀，在屋里来回踱步。

皮埃尔惊奇而天真地从眼镜上方忽而望望安德烈，忽而望望公爵夫人，动动身子仿佛也想站起来，但又改变了主意。

“皮埃尔先生在这里，这有什么关系，”娇小的公爵夫人忽然说，她那漂亮的脸顿时现出一副哭相，“我早就想对你说了，安德烈，你对我的态度怎么变得这样？我对你做了什么啦？你去参军，你不可怜我。这是为什么呀？”

“丽莎！”安德烈公爵只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唤里包含着恳求、威胁，尤其是要她明白说这话会后悔的。她却急急忙忙说下去：

“你待我就像待病人或者孩子那样。我什么都看得出来。难道半年前你是这样的吗？”

“丽莎，我请您不要说了。”安德烈公爵说，语气变得更加生硬。

皮埃尔听着他们的谈话，越来越激动，站起来走到公爵夫人面前。他似乎看不得眼泪，一看见眼泪自己也想哭了。

“您放心，公爵夫人。这都是您的想象，因为，我老实对您说，我自己也有过体会……为什么……因为……哦，对不起，外人不应该待在这里……不，您放心……再见……”

安德烈公爵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

“不要走，等一下，皮埃尔。公爵夫人挺厚道，她不会不让我跟你快乐地消磨一个晚上的。”

“哼，他总是只想到自己。”公爵夫人气得忍不住眼泪，对皮埃尔说。

“丽莎！”安德烈公爵冷冷地说，嗓门提得很高，表示他已忍无可忍。

公爵夫人美丽的脸上那种愤怒的松鼠般表情，突然变成引人怜爱的恐惧神色。她皱起眉头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瞅了瞅丈夫，脸上现出畏怯的讨饶表情，好像一只迅速而无力地摆动下垂尾巴的狗。

“天哪！天哪！”公爵夫人说，一手提起裙子，走到丈夫跟前，吻了吻他的前额。

“再见，丽莎！”安德烈公爵站起身来说，像外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吻吻她的手。

两个朋友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开口。皮埃尔瞧瞧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用他的小手擦擦前额。

“咱们吃饭去吧。”安德烈公爵叹了口气说，向门口走去。

他们走进布置一新的富丽堂皇的餐厅。餐厅里所有的用具，从餐巾到银器、瓷器和水晶玻璃器皿，都显出新婚家庭所特有的焕然一新的气象。饭吃到一半，安德烈公爵把臂肘搁到桌上，仿佛早就有了心事，此刻突然决定要把它讲出来。他带着皮埃尔从未见过的神经质激动，开始说：

“绝对不要……绝对不要结婚，我的朋友！请你记住我的忠告：除非你认为已作了最大的克制，除非你不再爱你选中的那个女人并且已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否则你绝对不要结婚，要不你就会犯下无法补救的天大错误。等到有一天你老了，完全不中用了，再结婚……要不你就会失去一切美好和高尚的东西。你的全部精力都会耗费在琐碎的小事上。真的，真的，真的！别那么大惊小怪地望着我。你要是对自己的前途还抱有希望，那么一结婚，就什么都完了，你哪儿也去不了，除了客厅以外，而在客厅里你就会变成宫廷侍仆和白痴一类的货色……就是这样！……”

安德烈公爵用力把手一挥。

皮埃尔取下眼镜，他的脸因此变了样，显得更加善良。他惊奇地望着朋友。

“我妻子是个贤慧的女人，”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她是个少有的规矩女人，她可以使丈夫不用担心自己的名誉。不过，说句实话，现在要是能让我做个没有妻室的男人，我情愿付出任何代价！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说，也是第一次说，因为我喜欢你。”

安德烈公爵说这话时，一点不像他斜靠在安娜·舍勒家的圈椅里，眯缝着眼睛，从牙缝里挤出法国话的模样。由于兴奋，他那冷冰冰脸上的每块肌肉都在神经质地抽动着；那双生命之火似乎已经熄灭的眼睛这会儿又闪耀出明亮的光芒。看来，他在平时越是没精打采，在激动时就越显得精神焕发。

“你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这话，”安德烈公爵继续说，“这是我一生的经验之谈。你说到拿破仑和他的事业，”他这么说，其实皮埃尔并没有谈到拿破仑，“你说到拿破仑，但拿破仑干的时候，一步一步走向目标，毫无顾虑，心中没有别的，只有一个目标，最后达到了目标。但要是同女人拴在一起，你就会像个戴着镣铐的囚犯，完全丧失自由。你的一切希望和力量只会使你苦恼，只会使你感到悔恨。客厅、谈天、舞会、虚荣、琐事——这一切就形成无法冲破的魔圈。如今我要去参加战争，去参加空前伟大的战争，可是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只会说说空话，”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在安娜·舍勒家里大家都听我讲。这批人都很无聊，可我的妻子离开他们就不能过日子。这些女人……你真不知道这些所谓正派女人，或者说所有的女人，是些什么货！我父亲说得对：自私自利、爱慕虚荣、愚昧无知、一文不值——这就是女人的真面目。你在交际场所看到她们，她们装得煞有介事，其实毫无价值，毫无价值！不要结婚，我的好朋友，千万不要结婚。”安德烈公爵结束说。

“我觉得很好笑，”皮埃尔说，“您认为您自己是个无用的人，认为您的生活被毁了。其实您前途远大，前途远大。而且您……”

皮埃尔没有说“您这算什么话”，但他的语气就表示，他十分看重朋友，朋友的前途十分远大。

“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皮埃尔想。皮埃尔认为安德烈公爵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因为安德烈公爵完全具备他皮埃尔所缺乏的优点，这种优点用最恰当的话来说就是毅力。安德烈公爵沉着地应付各种人的能力，他非凡的记忆力，他渊博的知识（他什么书都读，什么事都知道，对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尤其是他工作和学习的本领，一向使皮埃尔钦佩。安德烈缺乏哲理幻想（皮埃尔在这方面很擅长），这点使皮埃尔感到奇怪，但他也不把它看作缺点，而是把它看作长处。

即使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奉承和赞扬也是需要的，就像车轮需要润滑油一样。

“我这人算是完了，”安德烈公爵说，“我的事有什么可谈的呢？还是谈谈你的事吧。”他停了停说，对这样的自我解嘲微微一笑。这笑容顿时感染了皮埃尔。

“我的事有什么可谈的？”皮埃尔说，咧开嘴露出无忧无虑的快乐微笑，“我算什么？一个私生子！”他突然脸红了，他说这话显然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没有身份，没有财产……其实……”但他没有说“其实”后面的话，“我现在是个自由人，我觉得很好。我就是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想同您好好商量一下。”

安德烈公爵目光中充满友爱地瞧着他。不过，从他那亲切友好的目光中还是流露出优越感。

“我很看重你，因为你是我们圈子里唯一的活人。你很幸福。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一点不成问题。你去哪里都行，但我要奉劝你一句：别去华西里·库拉金公爵家，别过他们那种生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这对你没有好处。”

“有什么办法，我的朋友，”皮埃尔耸耸肩膀说，“女人哪，女人！”

“我不明白，”安德烈回答，“正派女人是一回事，可是华西里公爵家的女人，女人和酒，我真不明白！”

皮埃尔住在华西里公爵家，跟着他的儿子阿纳托里过放荡生活。为了使阿纳托里改邪归正，家里人正准备让他同安德烈公爵的妹妹结婚。

“说实在的！”皮埃尔说，仿佛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真的，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过目前这样的生活，我既不能思考什么问题，也不能拿什么主意。整天头痛，又没有钱。今天他邀我去，我不去了。”

“你能向我起誓不去吗？”

“我起誓！”

皮埃尔离开朋友家时已深夜一点多。正好是彼得堡六月的白夜。皮埃尔乘出租马车回家。但离家越近，他越觉得在这个更像黄昏或者黎明的夜晚无法入睡。空荡荡的街道可以望得很远。皮埃尔在路上想到，今晚阿纳托里那儿有例行的赌局，赌局之后照例是一顿狂饮，最后将以皮埃尔所喜欢的那种娱乐收场。

“到阿纳托里那儿去也不错。”皮埃尔想，但立刻想起他已向安德烈公爵起过誓不到他们那里去。

但也像一般意志薄弱的人那样，皮埃尔极想再去过一次他非常熟悉的放荡生活，并且打定主意去。他心里还想到，他发的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向安德烈公爵起誓前已向阿纳托里公爵起过誓，要去他家；最后他想，这种誓言都无关紧要，尤其想到明天他说不定死去，或者遇到什么意外，那就根本谈不上誓言不誓言了。皮埃尔常常用这样的想法打消他的决心和意图。于是他就到阿纳托里那儿去了。

他来到阿纳托里所住的近卫骑兵队大楼，登上灯光明亮的台阶，来到二楼，走进一道敞开的门。前厅里没有人，到处都是空酒瓶、斗篷、套鞋，酒气弥漫，还听到里屋的说话声和叫嚷声。

赌局和夜宵已告结束，但客人们还没有散去。皮埃尔脱掉斗篷，走进第一个房间，这里只有剩酒残肴。一个听差以为没有人看见，正在偷喝杯里的剩酒。从第三个屋里传来喧闹、笑声、熟悉的叫声和熊的吼声。有八九个年轻人情绪激动地挤在打开的窗口。有三个人正在戏弄一只小熊，其中一个牵着用链子拴住的熊吓唬人。

“我押斯蒂文思一百卢布！”一个人叫道。

“注意不能用手扶东西！”另一个嚷道。

“我押陶洛霍夫！”第三个人叫道，“阿纳托里，你来分手！”[25]

“喂，把小熊拉走，这里在打赌！”

“要一口气喝光，不然算输！”第四个人叫道。

“雅可夫，拿瓶酒来，雅可夫！”主人阿纳托里喊道，他是个身材修长的美男子，只穿一件薄衬衫，敞着胸，站在人群中间，“等一下，诸位。瞧，皮埃尔来了，”他转身对皮埃尔说，“亲爱的朋友！”

一个身材不高、生有一双明亮蓝眼睛的人在窗口喊道：“过来，把我们的手分开！”他的声音在所有喝醉酒的声音中最清醒。这人是谢苗诺夫团的军官陶洛霍夫，嗜赌如命，动不动就与人决斗，同阿纳托里住在一起。皮埃尔笑眯眯地环顾着周围的人。

“我什么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等一下，他还没有喝醉。拿瓶酒来！”阿纳托里说，从桌上拿起一只杯子，走到皮埃尔面前。

“先喝了再说！”

皮埃尔一大杯一大杯地喝着酒，皱着眉头打量着又聚集在窗口的喝醉的客人，留神听他们谈话。阿纳托里给他倒酒，讲给他听，陶洛霍夫同英国海军军官斯蒂文思打赌，条件是陶洛霍夫要坐在三楼窗口，两脚垂到窗外，一口气喝完一瓶朗姆酒。

“来，把这瓶酒喝光！”阿纳托里说，把最后一杯酒递给皮埃尔，“不然我不放你走！”

“不，我不想喝了。”皮埃尔说，推开阿纳托里的手，走到窗前。

陶洛霍夫拉住英国人的手，清清楚楚地说出打赌的条件，但主要是说给阿纳托里和皮埃尔听的。

陶洛霍夫中等身材，头发卷曲，生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年纪二十五岁左右。他也像所有步兵军官那样没留胡子，嘴全露在外边，嘴的曲线特别好看，是整个脸上最动人的部分。上唇中心像一个尖尖的楔子，有力地垂在结实的下唇上，两边嘴角总是露出两个酒窝，一边一个。这一切综合起来，特别是加上刚毅、傲慢而聪明的眼神，便使人不能不注意这张面孔。陶洛霍夫没有钱，也没有有影响的社会关系。尽管阿纳托里挥金如土，一年花几万卢布，但陶洛霍夫跟他住在一起，却赢得了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的尊重，人们尊重陶洛霍夫超过尊重阿纳托里，连阿纳托里自己都很看重他。陶洛霍夫赌什么都有一手，而且几乎每赌必赢。他不论喝多少酒都不会醉。阿纳托里也好，陶洛霍夫也好，都是当时彼得堡浪子酒鬼中鼎鼎有名的人物。

一瓶朗姆酒拿来了。两个听差正在拆掉使人无法落座的窗子外框，他们显然被七嘴八舌乱出主意的老爷们弄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阿纳托里得意扬扬地走到窗口。他想拆掉什么东西。他推开听差，扳扳窗框，可是窗框没有动。他就把玻璃打碎。

“喂，你来，大力士。”他对皮埃尔说。

皮埃尔抓住横木，使劲一扳，就咔嚓一声把栎木窗框扳下来。

“统统扳掉，要不还以为我有什么东西可抓呢。”陶洛霍夫说。

“英国人吹牛……是不是？……好了吗？……”阿纳托里说。

“好了。”皮埃尔望着陶洛霍夫说。陶洛霍夫拿起一瓶朗姆酒，走到窗前，从窗口可以看见晚霞和曙光交融的天空。

陶洛霍夫拿着酒瓶跳上窗台。

“听好！”他站在窗台上，向屋子里的人叫道。大家都不作声。

“我打赌，”陶洛霍夫说着法语，好让英国人懂得，但他的法语说得不太好，“我赌五十金卢布[26]，您想不想赌一百？”他问英国人。

“不，我赌五十。”英国人说。

“好，那就赌五十。我就坐在窗台上，坐在这个地方（他俯下头，指指窗外倾斜的窗沿），不抓任何东西，把这瓶酒一口气喝光……是不是这样？……”

“很好！”英国人说。

阿纳托里向英国人转过身去，抓住他燕尾服的扣子，俯视着他（英国人是个矮子），用英语把打赌的条件又说了一遍。

“等一下！”陶洛霍夫嚷道，拿酒瓶在窗上敲敲，以吸引大家的注意，“等一下，阿纳托里，听我说！要是别人也能这样做，我愿出一百金卢布。明白吗？”

英国人点点头，但没表示他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个条件。阿纳托里没有放开英国人，尽管英国人点点头表示他都明白，阿纳托里还是把陶洛霍夫的话译成英语。一个年轻瘦小的近卫骠骑军官，那天晚上输了钱，爬到窗台上，探头向下望了望。

“哦哟！……哦哟！……哦哟！……”他望望窗外的石板人行道，叫道。

“别捣蛋！”陶洛霍夫叫道，把年轻军官从窗台上拉下来。那军官被马刺绊了一下，狼狈地跳回屋里。

陶洛霍夫为了便于拿到酒瓶，把它放在窗台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上窗台。他垂下两腿，双手撑住两边窗框，估量了一下位置，坐稳了，放下双手，稍稍向右接着又向左移动了一下，然后拿起酒瓶。阿纳托里拿来两支蜡烛，把它们插在窗台上，虽然天色已经大亮了。陶洛霍夫穿白衬衫的脊背和卷曲的头发被烛光从两边照亮。大家都聚集在窗口。英国人站在前面。皮埃尔微笑着，一言不发。在场的一个年纪最大的人，脸上现出恐惧和愤怒的神色，突然蹿出去，想抓住陶洛霍夫的衬衫。

“诸位，这简直是胡闹；他会摔死的。”这个比较理智的人说。

阿纳托里把他拦住。

“别动，你会吓着他，他会摔死的。知道吗？……那时怎么办？……啊？……”

陶洛霍夫转过身来坐坐好，双手又撑住窗框。

“谁要是再靠近我，”陶洛霍夫从抿紧的薄嘴唇缝里慢慢地吐出话来，“我就立刻把他从这里扔下去。哼！……”

他哼了一声，又转过头去，放下手，拿起酒瓶，送到嘴边，仰起头，举起那只空手以保持平衡。一个听差刚动手收拾碎玻璃，这时就弯着腰站在那里，眼睛盯住窗子和陶洛霍夫的脊背。阿纳托里睁大眼睛，挺直身子站着。英国人噘起嘴唇，在一旁瞧着。那个想阻拦他的人跑到屋角，躺到沙发上，脸朝着墙壁。皮埃尔掩住脸，脸上的笑意凝住了，却现出惊恐的神色。大家都不作声。皮埃尔把手从眼睛上放下。陶洛霍夫仍旧那么坐着，只是头更往后仰，仰得后颈上的鬈发都触到衬衫领子上，他那拿酒瓶的手不断哆嗦，费劲地越举越高。酒瓶快空了，瓶底越举越高，他的头也越来越往后仰。“怎么这样久啊？”皮埃尔想。他觉得好像已过了大半个小时。陶洛霍夫的背突然往后倒，他的一只手神经质地拼命哆嗦；这样的哆嗦足以使坐在倾斜窗台上的身体滑下去。他整个身子滑了一下，他的手和头就更紧张地抖动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想抓窗框，但又放下了。皮埃尔又闭上眼睛，决心再也不睁开。突然他觉得周围的人都活动起来。他看了一眼，只见陶洛霍夫站在窗台上，脸色苍白而兴奋。

“空了！”

他把酒瓶抛给英国人，英国人利落地把酒瓶接住。陶洛霍夫从窗台上跳下来。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朗姆酒味。

“太棒了！真是条好汉！哦，这才叫打赌！真他妈的！”四面八方都叫起来。

英国人掏出钱袋数钱。陶洛霍夫皱起眉头不作声。皮埃尔跳上窗台。

“诸位！谁愿意同我打赌？我也来一下，”他忽然叫道，“没有人打赌也行，我也干。给我拿瓶酒来。我也来一下……拿瓶酒来。”

“让他来，让他来！”陶洛霍夫微笑着说。

“你怎么？疯了？谁让你这样干？你站在楼梯上都会头晕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能喝光，给我一瓶朗姆酒！”皮埃尔酒意十足地猛拍桌子嚷道，接着就往窗上爬。

大家抓住他的手臂，但他的力气很大，谁接近他，谁就被他推得远远的。

“不行，这样是拦不住他的，”阿纳托里说，“等一下，让我来哄他。你听我说，我来同你打赌，但要到明天，现在我们到×××那里去。”

“走，”皮埃尔叫道，“走！……把小熊也带去……”

他说着抱住小熊，把它举起来，又抱着小熊在房子里打转。

七

华西里公爵履行了他在安娜·舍勒晚会上向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许下的诺言，给她的独子保里斯调动工作。华西里公爵把他的事奏闻皇上，保里斯就被破格调到近卫军谢苗诺夫团当一名准尉。不过，要谋取库图佐夫副官的职务，不管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怎样到处奔走，都没有成功。在安娜·舍勒晚会后不久，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回到莫斯科有钱的亲戚罗斯托夫家。她寄居在他们家里，她的宝贝儿子保里斯从小就在他们家受教育，在那里住了多年，最近才从军，并被调到近卫军任准尉。近卫军已于八月十日从彼得堡出发，保里斯留在莫斯科置办行装，打算在通往拉齐维洛夫的大道上赶上队伍。

罗斯托夫家母亲和女儿同名，都叫娜塔莎。这天正好是她们俩的命名日。从早晨起，纵列马车载着贺客，络绎不绝地来到厨司街全莫斯科闻名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大公馆。伯爵夫人带着美丽的大女儿在客厅里招待着一批又一批的来客。

伯爵夫人生有东方女人的瘦削脸型，四十五岁光景，生过十二个子女，有点未老先衰。她由于体弱，举动迟钝，说话缓慢，但因此给人一种端庄稳重之感，使人肃然起敬。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像自家人一样坐在那里，帮她招待客人，陪客人说话。年轻人都坐在后房，觉得不需要出来陪客。罗斯托夫伯爵送往迎来，邀请客人进餐。

“我自己，同时代表两位过命名日的亲人，非常非常感谢您，亲爱的朋友（不分男女，不论地位高低，他一律称人家亲爱的朋友）。您务必来吃饭。您别让我生气，亲爱的朋友。我代表全家恭请您，亲爱的朋友。”罗斯托夫伯爵千篇一律地说着这几句话，刮得光光的快乐胖脸上总是露出同样的表情，并且总是同样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同样频频鞠躬。伯爵送走一位客人，立刻回到大厅里，继续招待留下的客人。他挪过一把扶手椅坐下，脸上露出既爱享福又会享福的神气。他潇洒地分开两腿，双手往膝盖上一放，意味深长地摇晃着身子，谈谈天气，问问健康，一会儿说俄语，一会儿说很蹩脚但自以为很不错的法语，然后露出疲劳而又自信尽了礼数的神态，摸摸稀疏的白发，邀请客人入席。有时，他从前厅回来，穿过花房和听差房间，走进摆有八十份餐具的宽敞大理石大厅，望着拿银器和瓷器、摆桌子和铺充缎桌布的仆人，又把贵族出身的总管德米特里叫到跟前，说：

“喂，喂！德米特里，注意了，务必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对了，对了，”他得意地望望摆开的大餐桌说，“摆餐具最重要。对了，对了……”他满意地舒了口气，又回到客厅里。

“玛丽雅·卡拉金娜和小姐到！”伯爵的体格魁梧的跟班走进客厅，声音低沉地报告说。伯爵夫人想了想，嗅了嗅画有丈夫肖像的金鼻烟壶。

“这么多客人真把我累坏了！”伯爵夫人说，“好吧，我就最后再接见一个。她是很讲究礼节的。请她来！”她可怜巴巴地对跟班说。好像在说：“唉，你们要把我累死了！”

一个又高又胖、态度傲慢的太太带着笑盈盈的圆脸女儿，衣裙窸窣响着走进客厅。

“伯爵夫人……我们多久没……这可怜的孩子病了……在拉祖莫夫斯基家舞会上……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我真高兴见到……”只听到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声，还夹杂着衣裙的窸窣声和挪动椅子的声音。这个人的话音刚落，就有人衣裙窸窣响着站起来，展开另一场谈话：“我非常、非常高兴……妈妈的健康……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接着又是衣裙的窸窣声，有人走到前厅，穿好大衣或披上斗篷，坐上马车走了。有人谈到当时城里的头条新闻：叶卡德琳娜女皇时代的巨富和美男子别祖霍夫伯爵的病，以及他的私生子皮埃尔在安娜·舍勒晚会上的冒失行为。

“我很同情可怜的伯爵，”一个女客说，“他的身体本来就很差，如今又为儿子烦恼，这样可真要他的老命了！”

“怎么回事？”罗斯托夫伯爵夫人问，仿佛她不知道那个女客指的是什么，其实别祖霍夫伯爵苦恼的原因，她少说也听到十来遍了。

“唉，这就是现在的教育啊！”那个女客说，“在国外时，这个青年就无法无天，据说，如今在彼得堡又干出骇人听闻的事，被警察驱逐出境了。”

“您讲讲！”罗斯托夫伯爵夫人说。

“他交上坏朋友，”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插嘴说，“华西里公爵的儿子，加上他和一个叫陶洛霍夫的，天知道他们一起干了些什么。如今他们都吃苦了。陶洛霍夫被降职当兵，别祖霍夫的儿子皮埃尔被驱逐到莫斯科。阿纳托里的事儿虽然被他父亲华西里公爵给抹过去，但也被驱逐出彼得堡。”

“请问，他们到底干了什么？”罗斯托夫伯爵夫人问。

“简直是一伙强盗，特别是陶洛霍夫，”那女客说，“他是德高望重的淘洛霍夫夫人的儿子，可他干了什么呀？您真不能想象：他们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头狗熊，坐马车把它带到女演员家里。警察跑去阻止。他们竟抓住警长，把他和狗熊背对背绑在一起，投到莫依卡河里；狗熊在河里游，背上还驮着警长。”

“哦，亲爱的朋友，警长那副模样一定挺好玩。”罗斯托夫伯爵大声说，笑得简直要死。

“哦，真可怕！但这有什么可笑的，伯爵？”

但太太小姐们也都忍不住笑了。

“好容易才把那个倒霉的警长救上来，”女客继续说，“这就是别祖霍夫伯爵的儿子干的好事！”女客添加说，“还说他很有教养，人也聪明。瞧，这就是在国外受教育的结果。我希望这里不会有人接待他，尽管他很有钱。有人要介绍他跟我认识，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家里有女儿啊。”

“您怎么知道这个年轻人很有钱？”伯爵夫人问，俯身避开姑娘们，姑娘们立刻装出不在听的样子，“不瞒您说，他的孩子全是私生子。皮埃尔好像……也是个私生子。”

女客挥了挥手。

“我想，他大概有二十来个私生子。”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插话了，显然想炫耀她的社会关系，让人知道她熟悉内情。

“就是这么一回事，”她意味深长地轻声说，“别祖霍夫伯爵的名声大家都知道……他有多少孩子，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但这个皮埃尔可是他的宠儿。”

“这老头儿去年还挺帅的！”伯爵夫人说，“我没有见过比他更俊的男人了。”

“如今他变得可厉害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我知道，华西里公爵是公爵夫人娘家那边全部财产的继承人，但做父亲的很宠爱皮埃尔，关心他的教育，还上奏过皇上……因此谁也不知道，要是他死了（他病得很重，随时都有危险，连劳兰医生也从彼得堡赶来了），这一大笔遗产将落到谁手里：是皮埃尔还是华西里公爵。有四万个农奴和几百万财产哪！这事我挺清楚，因为是华西里公爵亲口对我说的。再说，别祖霍夫伯爵还是我的从表舅父呢。他也是保里斯的教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添加说，装得对这事毫不在意。

“华西里公爵昨天到了莫斯科。听说，他是来视察的。”那个女客说。

“是的，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这是借口，其实他是听说别祖霍夫伯爵病重，特地来看看的。”

“哦，亲爱的朋友，那个玩笑开得太棒了！”罗斯托夫伯爵说，发现上了年纪的女客不在听他，就转身对小姐们说，“我想，警长那副模样一定很好玩。”

他装出警长怎样挥动双手，又声音低沉而洪亮地笑起来，笑得整个肥胖的身子发抖，就像那些享惯美酒佳肴的阔佬那样。“那么，请到舍间来用晚饭。”他说。

八

接着是一片沉默。伯爵夫人望着女客，愉快地微笑着，但毫不掩饰，要是女客现在起身告辞，她是不会不高兴的。女客的女儿理理身上的衣服，用询问的目光瞧着母亲。这时隔壁屋里忽然传来几个男女向房门跑去、撞倒椅子的声音。接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把一件什么东西藏到短纱裙下边，跑进来，在屋子当中站住。显然，她是跑得太快了，无意中冲得这么远。这时门口还出现一个穿红领制服的大学生、一个近卫军军官、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和一个穿童装的红脸胖男孩。

罗斯托夫伯爵一跃而起，摇摇晃晃地张开两臂拥抱跑进来的女孩。

“哦，她来了！”伯爵笑着叫道，“今天就是庆祝她的命名日！我的小宝贝的命名日！”

“宝贝，什么事都得有个时间。”伯爵夫人装出一副严厉的模样说，“埃利，你总是宠她。”她对丈夫加上一句。

“哦，我的宝贝，我向你祝贺，”女客说，“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又对做母亲的说。

这个小姑娘黑眼睛，大嘴巴，不算漂亮，但很活泼，因为跑得太快挂肩滑下来，露出光肩膀，一头乌黑的卷发向后梳，两条细小的手臂袒露着，一双瘦小的腿穿着镶花边的长裤，脚上穿着低口鞋。她正处在说孩子已不是孩子、说少女还不是少女的可爱年纪。她从父亲怀抱里挣脱出来，跑到母亲身边，也不理母亲的严厉责备，把她那绯红的脸蛋藏到母亲的花边披肩里，笑了起来。她从裙子底下取出一个布娃娃，一边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讲着布娃娃的事。

“您看见吗？……布娃娃……她叫咪咪……您看。”

娜塔莎再也说不下去，她觉得一切都很可笑。她倒在妈妈怀里放声大笑，就连那古板的女客也忍不住笑起来。

“喂，去吧，带着你那个丑八怪去吧！”母亲说，装出生气的样子推开女儿。她对女客说：“这是我的小女儿。”

娜塔莎把脸从母亲花边披肩里露出来，含着笑出来的眼泪，抬头望了望母亲，又把脸藏起来。

那女客无意中看到这种天伦之乐，觉得应该有所表示。

“告诉我，我的宝贝，”她对娜塔莎说，“你这个咪咪是从哪儿来的？是你的女儿，对吗？”

娜塔莎不喜欢女客那种倚老卖老的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板着脸对她望望。

这时候，全体小字辈——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军官儿子保里斯、罗斯托夫伯爵的长子大学生尼古拉、伯爵的十五岁甥女宋尼雅和伯爵的幼子小彼嘉都在客厅里。他们个个脸上焕发着快乐的青春气息，但显然都在竭力克制，唯恐失礼。他们从后房匆匆跑出来，他们在那里谈的事一定比这里谈的本市传闻、天气好坏和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之类的事有趣得多。他们偶尔交换个眼色，勉强忍住笑。

两个青年，一个是军官，一个是大学生，他们从小认识，年纪相同，都很英俊，但彼此并不相像。保里斯是个淡黄头发的高个子青年，相貌端正，五官清秀，神态沉着。尼古拉呢，个儿不高，头发卷曲，神情开朗。他的上唇上已出现黑黑的茸毛，整个脸庞显得刚毅而热情。尼古拉一走进客厅，脸就红了，他显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保里斯呢，正好相反，立刻定下神来，镇定而风趣地讲着，这个布娃娃咪咪他老早就认识了，当时她还是个鼻子没破的小姑娘，五年来她老得多了，脑壳也裂开了。他说了这些话，瞧了娜塔莎一眼。娜塔莎避开他的目光，瞧了弟弟一眼，只见弟弟眯缝着眼睛，不出声地笑得浑身发抖。娜塔莎再也忍不住，跳起来，一个劲儿地从屋里冲出去。保里斯却没有笑。

“您大概也要走了吧，妈妈？您要马车吗？”保里斯笑着问他的母亲。

“是的，你去，去，叫他们备车。”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笑着回答。

保里斯悄悄地走出去，去找娜塔莎。胖男孩气冲冲地跑去追他们，仿佛因他的计划被破坏而生气。

九

青年中，除了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长女（她比妹妹娜塔莎大四岁，一举一动都像个大姑娘）和做客的小姐，客厅里只剩下尼古拉和宋尼雅两个人。宋尼雅是个娇小玲珑的黑发姑娘，眼神温柔，睫毛很长，一条乌黑的粗辫子在头上盘了两圈，脸上的皮肤，特别是肌肉初丰的瘦瘦手臂和脖子上的皮肤，带点淡黄。她举止稳重，四肢柔软，待人接物机灵而持重，好像一只美丽的小猫，将来准会变成一只迷人的母猫。她显然认为听大家谈话脸上应该带几分微笑，但她那双长睫毛下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望着即将从军的表兄，目光里流露出少女的无限热情和爱慕，以致她脸上的微笑一刹那也逃不过旁人的眼睛。显然，这只小猫暂时蹲着不动，只是为了更有力地纵身一跳，好同她的表兄，也像保里斯同娜塔莎那样，跑到客厅外面去玩。

“唉，亲爱的朋友，”老伯爵指指尼古拉对女客说，“您瞧，他的朋友保里斯当上军官，他出于友谊不愿落在他后面，就撇下大学和我这个老头子去从军，亲爱的朋友。我已给他在档案馆里谋了个差事，什么都弄好了。唉，难道有这样讲友谊的吗？”伯爵怀疑地说。

“噢，我听说已经宣战了。”女客说。

“早就在说了，”伯爵说，“现在又在说了，不过只是说说罢了。亲爱的朋友，您瞧，这就叫友谊！”他又说了一遍，“他要去当骠骑兵。”

女客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摇摇头。

“根本不是因为友谊，”尼古拉涨红了脸回答，仿佛要反驳对他的可耻诽谤，“根本不是因为友谊，我觉得服兵役是我的天职。”

他回头看了看表妹和作客的小姐，她们都带着赞许的微笑望着他。

“今天保罗格勒骠骑兵团舒伯特上校在我家吃午饭。他来这里休假，准备把他带去。有什么办法呢？”伯爵耸耸肩膀，半开玩笑说，显然这事给他带来不少苦恼。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爸爸，”尼古拉说，“您要是不愿让我走，那我可以留下。不过我知道我这人除了当兵，什么都做不了。我不是外交家，也不会做官，因为我不会掩饰感情。”尼古拉说话时一直带着漂亮青年喜欢卖弄的神情望着宋尼雅和作客的小姐。

“小猫”两只眼睛盯住他，仿佛随时都准备跳起来和他嬉戏，显示猫的本性。

“噢，噢，好哇！”老伯爵说，“他老是激动……都被拿破仑弄昏了头，念念不忘他怎样从中尉变成皇帝。好吧，愿上帝保佑。”老伯爵添加说，没有注意女客脸上的嘲笑。

大人们谈论起拿破仑来。卡拉金娜的女儿裘丽对尼古拉说：

“您礼拜四没去阿尔哈罗夫家，真可惜。您没去，我觉得怪无聊的。”裘丽妩媚地对他笑着说。

这个年轻人受宠若惊，露出年轻人讨好的笑容，坐得离裘丽更近些，单独同满面春风的裘丽谈话，根本没注意到他这无意的微笑像一把利刀刺进满脸通红、假装微笑的宋尼雅嫉妒的心。在谈话当中，尼古拉瞧了宋尼雅一眼。宋尼雅又爱又恨地瞅了他一眼，勉强忍住眼眶里的泪水，嘴唇上依旧挂着微笑，站起身来走出去。尼古拉的兴致顿时消失。他等谈话一停下，就慌慌张张地出去找宋尼雅。

“这些年轻人的心事一看就知道！”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指着走出去的尼古拉说，“表兄妹的关系真够麻烦的。”她添上说。

“是啊！”伯爵夫人在年轻人像阳光一般照亮客厅又消失之后说，仿佛回答一个没有人向她提出但经常盘旋在她头脑里的问题，“为了现在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些欢乐，真不知操过多少心，受过多少罪啊！但就是现在，说句实话，也是担心多，欢乐少。老是叫人担心，老是叫人担心！少男少女到了这年纪，都是最危险的。”

“这就要看教育了。”女客说。

“对，您说得对，”伯爵夫人继续说，“感谢上帝，我至今一直是我孩子们的朋友，他们完全信任我。”伯爵夫人说，她也像一般做父母的那样，错误地认为孩子们没有什么事瞒着他们，“我知道我永远是我女儿的首席顾问，我知道我的尼古拉脾气急躁，但他即使淘气（男孩子不可能不淘气），也不像彼得堡的花花公子那样。”

“是的，都是挺好的孩子，挺好的孩子，”伯爵附和说，他遇到弄不懂的问题总是说挺好，“你们看，他想当骠骑兵！可您有什么办法，亲爱的朋友！”

“你们的小女儿真是太可爱啦！”女客说，“火暴性子！”

“是啊，火暴性子，”伯爵说，“像我！她的嗓子可好啦！尽管她是我的女儿，但我还是要说，她会成为歌唱家，又一个莎乐莫妮[27]！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人教她。”

“是不是太早了些！据说，这样的年纪学唱歌对嗓子有害。”

“哦，不，早什么！”伯爵说，“我们的母亲不是十二三岁就出嫁了吗？”

“她已经爱上保里斯了！您看，她怎么样？”伯爵夫人望着保里斯的母亲，微笑着说，显然在回答一个一直使她忧虑的问题，“啊，不瞒您说，我把她管得很严，我禁止她……天知道他们背地里会干出什么事来（伯爵夫人是指他们会接吻），但现在她说的每句话我都知道。她晚上总要跑到我屋里来，什么都讲给我听。也许是我宠了她，但说句实话，这样更好些。我管大女儿可要严多了。”

“是的，他们对我的教育就完全不同。”美丽的大女儿薇拉伯爵小姐微笑着说。

一般说，微笑能增添女人的美，但薇拉的微笑并没使她变得好看；相反，她的脸变得不自然，使人看了不舒服。薇拉长得不错，人也不笨，书读得很好，很有教养，嗓子也很好，她说话在理，也很得体；但说来奇怪，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女客和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回头望了她一眼，仿佛弄不懂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并且觉得讨厌。

“对长男长女一般总是要求严格些。希望他们出人头地嘛！”女客说。

“何必隐瞒呢，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对薇拉要求严格些，”罗斯托夫伯爵说，“哦，那有什么关系！她毕竟是个好姑娘。”他赞赏地对薇拉眨眨眼，又添上一句。

客人们起身告辞，答应以后来吃饭。

“这算什么作风啊！老是坐个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伯爵夫人送走客人说。

十

娜塔莎走出客厅又向前跑，来到花房。她待在那里，听着客厅里的谈话，等候保里斯出来。她不见他出来，急得直跺脚，正要哭出来，忽然听见一个年轻人不紧不慢的稳健脚步声。她连忙跑到盆花中间躲起来。

保里斯站在房间中央，回头看了看，拍拍制服袖子上的尘土，走到镜子前面，照照自己漂亮的脸。娜塔莎从藏身处屏息往外张望，看他将做什么。保里斯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微微一笑，就向门口走去。娜塔莎想叫他，但又改变了主意。

“让他找吧。”娜塔莎自言自语。保里斯刚出去，宋尼雅就从另一扇门进来。她满脸通红，两眼含泪，恨恨地低声说着什么。娜塔莎刚要向她跑去，又立刻克制住自己，留在那里不动，像隐身人那样往外张望，看会发生什么事。她感到一种新奇的乐趣。宋尼雅喃喃地说着什么，回头望望客厅的门。尼古拉从门里出来了。

“宋尼雅！你怎么啦？怎么能这样？”尼古拉说着跑到她跟前。

“没什么，没什么，别管我！”宋尼雅放声哭起来。

“不，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知道，那很好，您找她去吧。”

“宋——尼雅！听我说一句！你怎么能想入非非，这样折磨我又折磨自己呢？”尼古拉抓住她的手，说。

宋尼雅没有抽出手，但不哭了。

娜塔莎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从藏身的地方望出来。“接下去会怎么样呢？”她想。

“宋尼雅！世界上我什么也不要！你就是我的一切，”尼古拉说，“我会让你相信的。”

“我不爱听这种话。”

“好，那我就不说了，请你原谅，宋尼雅！”尼古拉把她拉过来吻了吻。

“啊，多么好哇！”娜塔莎想。宋尼雅和尼古拉从屋里出来，她跟在他们后面，把保里斯叫到跟前。

“保里斯，到这儿来！”她带着神秘而狡猾的神气说，“我有件事要告诉您。过来，过来。”她说着，把他领到她原来藏身的盆花中间。保里斯笑眯眯地跟她走去。

“有件什么事？”保里斯问。

她有点窘，向四下里看了看，看见弃在盆花中间的布娃娃，把它捡起来。

“您来吻吻布娃娃。”娜塔莎说。

保里斯留神而亲切地望望她那兴奋的脸，什么也没有回答。

“您不愿意吗？那么到这儿来，”娜塔莎说着，走到花丛深处，丢下布娃娃，“来，来！”她喃喃地说。她抓住年轻军官的袖口，泛红的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神色。

“那么您愿意吻吻我吗？”娜塔莎几乎听不见地低声说，皱起眉头望着他，脸上挂着笑，兴奋得差点儿哭出来。

保里斯脸红了。

“您这人真可笑！”保里斯俯身对她说，脸涨得更红了，但没有做什么，只是等待着。

娜塔莎突然跳到一个大花盆上，站得比他高，双手搂住他，她那瘦小的光手臂勾住他的脖子，一仰头把头发甩到后面，在他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接着她从盆花中间钻到另一边，垂下头站住。

“娜塔莎，”保里斯说，“您知道我爱您，但是……”

“您爱我吗？”娜塔莎打断他的话，问。

“是的，我爱您，但我们别再像刚才那样……再过四年……到那时我就来向您求婚。”

娜塔莎想了想。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用纤细的手指计算着，“好！那么，一言为定？”

欣慰的微笑使娜塔莎兴奋的脸更加容光焕发了。

“一言为定！”保里斯说。

“永远这样？”女孩子说，“到死不变心？”

娜塔莎挽住他的手臂，喜气洋洋地跟他一起悄悄走进起居室。

十一

伯爵夫人接待了那么多客人，感到十分疲惫。她吩咐仆人她不再接见任何人，并命令门房务必把贺客都留下吃饭。伯爵夫人很想跟童年时代的老伙伴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单独谈谈心。自从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从彼得堡回来后，她还没有同她好好聊过。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脸哭相，但强作欢颜，把椅子挪近伯爵夫人的座位。

“我要跟你推心置腹谈一谈，”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我们的老朋友剩下不多了！所以我特别珍重你的友情。”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望望薇拉，没把话说下去。伯爵夫人握了握朋友的手。

“薇拉，”伯爵夫人对显然不受宠爱的大女儿说，“你怎么这样不懂事？难道你不知道你在这里是多余的吗？到妹妹那里去，或者……”

漂亮的薇拉轻蔑地微微一笑，显然一点也不感到委屈。

“您要是早点说，妈妈，我早就走了。”薇拉说，向自己屋里走去。

她走过起居室，发现两个窗口下对称地坐着两对男女。她停下脚步，轻蔑地微微一笑。宋尼雅坐在尼古拉旁边，尼古拉正在把他初次写的诗抄给她。保里斯和娜塔莎坐在另一个窗下，薇拉一进去，他们就不作声了。宋尼雅和娜塔莎羞愧而幸福地瞅了一下薇拉。

看到这两个正在热恋中的女孩子本会使人高兴和感动，但此情此景显然没有使薇拉心里感到高兴。

“我要求过你们多少次了，别拿我的东西，”薇拉说，“你们自己都有房间。”薇拉从尼古拉手里拿下墨水瓶。

“等一下，等一下！”尼古拉拿笔蘸着墨水说。

“你们干什么都不看时候，”薇拉说，“刚才跑到客厅里，弄得大家都替你们害臊。”

尽管薇拉的话是对的，或者正因为是对的，谁也没有回答她。四个人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薇拉拿着墨水瓶留在屋里没走。

“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娜塔莎和保里斯，或者你们两人，能有什么秘密呢？无非是胡闹罢了！”

“啊，薇拉，这关你什么事？”娜塔莎低声反驳。

今天娜塔莎对谁都比平时更亲切，更和气。

“真是胡闹，”薇拉说，“我为你们害臊。你们有什么秘密啊？……”

“各人有各人的秘密。我们也没有干涉你和别尔格的事。”娜塔莎气愤地说。

“对，你们是没有干涉，”薇拉说，“因为我的行为从来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你同保里斯的事我可要告诉妈妈。”

“娜塔莎待我很好，”保里斯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别说了，保里斯，您真是位出色的外交家（外交家一词当时在孩子们中间很流行，他们使用这个词别有含义）；简直无聊，”娜塔莎气愤得声音发抖，说，“她干吗老跟我过不去？”

接着她对薇拉说：“这种事你永远也不懂，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人；你没有心肝，你是个让理夫人[28]（这是尼古拉给薇拉起的绰号，含有嘲弄的意味）。你最大的乐趣就是破坏别人的情绪。你要同别尔格调情，就尽管去好了。”娜塔莎一口气说。

“可我决不会当着客人的面去追小伙子……”

“哼，这下子你达到目的了，”尼古拉插嘴说，“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把大家的情绪都破坏了。我们到育儿室去。”

四个人就像一群受惊的鸟，站起来，走了出去。

“是你们对我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可没向谁说过什么。”薇拉说。

“让理夫人！让理夫人！”门外传来带笑的叫声。

漂亮的薇拉惹得大家生气，她只微微一笑，对人家的话并不生气。她走到镜子前，理理围巾和头发：她照照自己好看的脸，似乎变得更冷静更沉着了。

客厅里大家还在谈话。

“唉，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说，“我的生活也不全是一帆风顺的。难道我没有看到，照现在这样过下去，我们也维持不了多久！这都得怪俱乐部和他的好心肠。我们尽管住在乡下，也不得安生。看戏啦，打猎啦，天知道有多少玩意儿。唉，我的事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谈谈你那些事是怎么安排的吧。我看到你总觉得惊奇，安娜，像你这样的年纪，一个人坐车，一会儿到莫斯科，一会儿到彼得堡，一会儿找大臣，一会儿见名人，你会对付各种各样的人，我真佩服！哦，这些事你怎么能应付得头头是道的？唉，我可一点儿也不会。”

“啊，我的好姐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回答说，“但愿上帝别让你知道，一个寡妇人家，无依无靠，还带着一个宝贝儿子，过日子该有多难哪！什么事都得学，”她有点得意地说，“那场官司使我长了见识。我要见哪个大人物，就写个条子：‘某某公爵夫人求见某某。’接着我就乘车登门拜访，一次不成，两次，三次，四次，直到达到目的。至于人家对我有什么想法，我才不管呢。”

“那么，保里斯的事你托了谁啦？”罗斯托夫伯爵夫人问，“你瞧，你的儿子已当上近卫军官了。可我的尼古拉才当士官生。没有人替他奔走。你这是托了谁啦？”

“托了华西里公爵。他这人心眼好，一口答应了，奏明了皇上。”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得意扬扬地说，完全忘记她为达到目的而受的屈辱。

“他有没有见老，华西里公爵？”伯爵夫人问，“自从我们在鲁勉采夫家一起演戏以来，我就没见过他。我想他把我给忘了。他追求过我。”伯爵夫人想到这事，笑了。

“还是那个样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回答，“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名誉地位并没有使他变样。他对我说：‘我很抱歉，亲爱的公爵夫人，我很少为您效劳，有事您尽管吩咐好了。’哦，他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亲戚。不过，娜塔莎，你知道我很疼爱儿子。为了他的幸福，我什么都干。可是我的境况糟透了，”公爵夫人伤心地压低嗓子说，“糟得不能再糟。那场倒霉的官司使我倾家荡产，可还是毫无结果。不瞒你说，我有时简直身无分文，我不知道拿什么给保里斯置办行装。”她掏出手帕，哭起来，“我需要五百卢布，可是手头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别祖霍夫伯爵身上。他要是不愿帮助他的教子（是他给保里斯施的洗），不给他一点什么，那么，我这阵子的奔走就白费了：我无力替他置办行装。”

伯爵夫人流着眼泪，默默想着心事。

“我常常这样想，也许这样想是罪过的，”公爵夫人说，“我常常想，别祖霍夫伯爵一个人过日子……有这么一大笔财产……他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活着很痛苦，可保里斯的生活才开始呢。”

“他准会给保里斯留下点什么的。”伯爵夫人说。

“只有天知道，亲爱的朋友！这些达官贵人都很自私。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带保里斯去见见他，向他开诚布公地提出要求。这事关系到我儿子的前途，别人有什么想法，我不在乎。”公爵夫人站起来，“现在两点钟，你们四点钟吃饭，我去一趟还来得及。”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像彼得堡能干的女人那样，善于利用时间。她派人把儿子找来，同他一起走到前厅。

“再见，我的好姐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送她到门口的伯爵夫人说，“祝我成功吧！”她背着儿子低声说。

“你们到别祖霍夫伯爵家去吗，亲爱的朋友？”罗斯托夫伯爵从饭厅来到前厅，说，“他要是好些了，您就叫皮埃尔到我这儿来吃饭。他到我这儿来过，跟孩子们跳过舞。您务必请他来，亲爱的朋友。啊，让我们瞧瞧，塔拉斯今天怎么表演他的手艺。他说，连奥尔洛夫伯爵[29]家都不会有像我们这样讲究的晚餐呢。”

十二

“保里斯，我的宝贝，”当公爵夫人母子俩乘着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马车，经过铺干草的街道，驶进别祖霍夫伯爵家的大院时，母亲对儿子说，“保里斯，我的宝贝，”她从旧斗篷里伸出手，小心而亲热地放在儿子的手上，“你对他要亲热些，要殷勤。别祖霍夫伯爵毕竟是你的教父，你的前途全靠他了。你记住，我的宝贝，你要尽量讨他喜欢……”

“我知道，除了受气，不会有别的结果……”儿子冷冷地回答，“但我答应你，照你的话办。”

尽管门房知道大门口停着谁家的马车，他还是打量了一下母子俩（他们不经通报就穿过两行放在壁龛里的雕像，走进门窗宽敞的门廊），别有用意地看看旧斗篷，问他们要见谁，是要见公爵小姐们还是伯爵。知道要见伯爵，他就说老爷今天病势更重，谁也不见。

“我们走吧。”儿子用法语说。

“我的好朋友！”母亲用恳求的语气说，又摸摸儿子的手，仿佛这样可以稳住儿子，或者给他鼓气。

保里斯不作声，也没有脱大衣，只用询问的目光望望母亲。

“老朋友，”公爵夫人柔声细气地对门房说，“我知道别祖霍夫伯爵病得很重……我是专程来看他的……我是他的亲戚……我不打扰他，老朋友……我只要见见华西里公爵。他不是住在这里吗？请你通报一下。”

门房不高兴地拉拉通到楼上的铃铛，转过身去。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要见华西里公爵！”门房对从楼上跑下来、在楼梯转弯处向下探望的穿长统袜、低口鞋和燕尾服的侍仆大声说。

母亲理好染色绸连衣裙的皱褶，照了照墙上的威尼斯大镜，这才踏着她那双旧鞋，劲头十足地登上铺地毯的楼梯。

“我的朋友，你答应过我。”她又对儿子说，用手碰碰他表示鼓励。

儿子垂下眼睛，若无其事地跟着她走上去。

他们走进大厅，这里有一道门通华西里公爵的房间。

母子俩走到大厅中央，正要向那个一看见他们就站起来的老仆问路，这时一扇门的青铜把手动了动，华西里公爵身穿丝绒皮袄，照例在家只佩一枚星章，送一个漂亮的黑发男人出来。这人就是彼得堡的名医劳兰。

“这是真的吗？”华西里公爵问。

“公爵，俗话说：‘孰能无过’……”劳兰医生用法语腔说着拉丁成语。

“很好，很好……”

华西里公爵发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母子俩，就向医生鞠躬送别，带着疑惑的神情默默地走到他们跟前。儿子发现母亲眼神里忽然露出深沉的悲哀，微微一笑。

“唉，公爵，我们是在多么令人伤心的地方见面啊……那么，我们亲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她说，仿佛没注意到那盯住她的令人难堪的冷冰冰目光。

华西里公爵疑惑地对她望望，接着又望望保里斯。保里斯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华西里公爵没有答礼，转身向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她的问题摇摇头，动动嘴唇，表示病人没有多大希望了。

“真的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惊叫道，“哦，这太可怕了！想想都叫人害怕……这是我的儿子，”她指指保里斯添加说，“他要来当面谢谢您。”

保里斯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请您相信，公爵，做母亲的心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

“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亲爱的公爵夫人。”华西里公爵说，理理衬衫的硬领，在莫斯科这里，他对受他庇护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语气和态度，比在彼得堡安娜·舍勒晚会上神气得多了。

“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皇上的恩典，”华西里公爵对保里斯严厉地说，“我很高兴……你是来休假的吗？”他冷冰冰、干巴巴地说。

“大人，我在待命就任新职。”保里斯回答，对公爵的严厉态度并不生气，也不愿加入谈话，却显得镇定自若和彬彬有礼。华西里公爵不由得对他瞧了瞧。

“同你母亲住在一起吗？”

“我住在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家，”保里斯说，又补了一声，“大人。”

“就是那个娶娜塔莎的伊里亚·罗斯托夫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

“知道，知道，”华西里公爵声音平板地说，“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娜塔莎怎么会嫁给这头脏熊。这人又愚蠢又可笑。据说还是个赌棍。”

“不过他为人厚道，公爵。”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动人地微笑着，仿佛知道罗斯托夫伯爵应受这种批评，但她请求同情这个可怜的老人。

“医生他们怎么说？”公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儿问，哭丧的脸上又露出无比悲痛。

“希望不大。”公爵说。

“我想再次谢谢叔叔对我和保里斯的恩情。这是他的教子。”她说话的语气仿佛表示，华西里公爵知道这种情况准会高兴的。

华西里公爵皱起眉头，沉吟起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明白，他怕她会成为争夺别祖霍夫伯爵遗产的对手，连忙安他的心。

“我对叔叔确实是一片真情和忠心，”她说叔叔两个字时语气特别坚定和自然，“我知道他为人高尚，直爽，可是他身边只有几位公爵小姐……她们年纪还轻……”她低下头，低声问，“他有没有尽了最后的责任，公爵？[30]这最后的时刻可太宝贵了！情况看来不能再坏了，既然这样，那就得准备后事。公爵，我们妇道人家，”她温柔地微微一笑，“都知道这种事该怎么说。我一定要见见他。不管这对我来说有多难受，我可是个饱经忧患的人。”

华西里公爵显然懂得，要摆脱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纠缠是困难的，就像上次在安娜·舍勒晚会上那样。

“同您见面会不会使他感到痛苦，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华西里公爵说，“咱们还是等到晚上吧，医生估计可能出现危象。”

“不过，公爵，到了这种时候可不能再等了。您也明白，这事关系到他灵魂的得救……唉，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里屋的门开了，一位公爵小姐走出来。她是别祖霍夫伯爵的侄女，面容忧郁而冷淡，上身长，下身短，身材很不好看。

华西里公爵向她转过身来。

“哦，他怎么样？”

“还是那样。您能指望什么呢，这么吵吵闹闹……”公爵小姐回头望望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像不认识她似的。

“哦，亲爱的，我没有认出是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蹑手蹑脚走到伯爵侄女跟前，“我是来帮您照顾叔叔的。我能想象，您多么辛苦。”她转动眼珠表示同情，补充说。

公爵小姐什么也没回答，笑也没笑一笑，转身就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脱下手套，像占领阵地似的在安乐椅上坐下，并请华西里公爵坐在旁边。

“保里斯！”她对儿子说，脸上微微一笑，“我去看看伯爵，看看叔叔，宝贝，你先去看看皮埃尔，别忘了告诉他罗斯托夫家的邀请。他们请他去吃饭。我想他不该去吧？”她对华西里公爵说。

“相反，”华西里公爵很不高兴地说，“您要是能替我把这个年轻人弄走，那我可太高兴了……他待在这里，可是伯爵从来没有问起过他。”

华西里公爵耸耸肩膀。男仆领着年轻人下楼，又登上皮埃尔住的那座房子的楼梯。

十三

皮埃尔在彼得堡始终没有选到一个职业，而且确实因酗酒闹事被驱逐到莫斯科。大家在罗斯托夫伯爵家谈到的确有其事。皮埃尔参加了捆绑警察和狗熊的恶作剧。他几天前才到，照例住在他父亲家里。虽然他料到他的事在莫斯科已经传开，父亲身边那几个女人本来待他不好，一定会乘机惹伯爵生气，他还是在到达当天就来到父亲屋里。他走进公爵小姐们日常活动的客厅，向两个正在刺绣和一个正在读书的女人问好。这三个女人中，年纪最大的是那个上身很长、服装整洁、神态严厉的老姑娘，刚才出来看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就是她，此刻她正在读书；两个年轻的脸色红润，容貌秀丽，正在绣花，她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一个唇上生有一颗黑痣，使她显得格外妩媚。她们看见皮埃尔，就像看见一个死人或者瘟神。大公爵小姐放下书，眼神惊惶地对他望望，没有作声；没有痣的小公爵小姐现出同样的神态；有痣的最小的公爵小姐生性快活爱笑，这时低头对着刺绣架，免得人家看见她想到即将发生一幕好戏而忍不住要笑。她把毛线往刺绣架下引，低下头，仿佛在辨认花样，其实是在掩饰笑容。

“您好，表姐，”皮埃尔说，“您认不出我吗？”

“我太认得出您了，太认得出您了。”

“伯爵身体怎么样？我能见见他吗？”皮埃尔照例笨嘴笨舌地问，但并没有发窘。

“伯爵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很痛苦，您是不是还要来增加他精神上的痛苦？”

“我能见见伯爵吗？”皮埃尔又问。

“哼！……如果您要他的命，要他一下子没命，那您就去见他。奥尔加，您去看看，叔叔喝的肉汤炖好没有，快到时候了。”她补了一句，借此向皮埃尔表示，她们都在忙着照顾他父亲，而他却来增加他的痛苦。

奥尔加出去了。皮埃尔站了一会儿，望望表姐们，鞠了一躬，说：

“那么我到自己屋里去。什么时候能见他，请你们通知我。”

他走了。他走后，听见有黑痣的表姐发出又低又脆的笑声。

第二天，华西里公爵来了，住在别祖霍夫伯爵家。他把皮埃尔叫到眼前，对他说：

“老弟，你在这里要是也像在彼得堡那样，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不瞒你说，伯爵病得很重、很重，你根本用不着去看他。”

从此就再也没有人去打扰皮埃尔，皮埃尔整天独自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保里斯进去的时候，皮埃尔正在房里踱步，偶尔在角落里停一下，对墙壁摆出威吓的姿势，好像在用剑刺穿看不见的敌人，并且严厉地从眼镜上方凝视着，然后又踱起步来，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英国完蛋了，”皮埃尔皱起眉头说，一只手指指什么人，“庇特出卖民族和民权，应判处……”他想象自己就是拿破仑，并已冒险强渡加来海峡，占领了伦敦。他还没有说出对庇特的判决，就看见一个年轻漂亮、体格匀称的军官走进来。他站住了。皮埃尔出国的时候，保里斯才十四岁，如今他一点也记不得了。虽然如此，他还是敏捷而热情地握住保里斯的手，友好地微微一笑。

“您还记得我吗？”保里斯镇定而愉快地微笑着说，“我跟妈妈来看望伯爵，他好像身体不太好。”

“是啊，他大概病了。总是有人打扰他。”皮埃尔回答，竭力回想这个青年是谁。

保里斯觉得皮埃尔没有认出他，但认为没有必要自我介绍，只是若无其事地盯住他的眼睛。

“罗斯托夫伯爵请您今晚到他家去吃饭。”保里斯在皮埃尔觉得难堪的长时间沉默之后，说。

“啊，罗斯托夫伯爵！”皮埃尔高兴地说，“那么您是他的儿子伊里亚啰？哦，乍一见到您，我没认出来。您还记得我们同若科夫人一起坐车去麻雀山吗……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您弄错了，”保里斯不慌不忙说，带着几分放肆的嘲弄，“我叫保里斯，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儿子。至于罗斯托夫家，父亲叫伊里亚，儿子叫尼古拉。我不认识什么若科夫人。”

皮埃尔挥挥手，摇摇头，仿佛有蚊子或者蜜蜂向他飞来。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全搞糊涂了。我在莫斯科有那么多亲戚！您是保里斯……对了。好，现在弄清楚了。那么，您对布伦远征有什么看法？只要拿破仑一横渡海峡，英国人就要倒霉了。您说是吗？我想远征很有可能。但愿维尔纳夫[31]不要出纰漏！”

保里斯不读报，不知道布伦远征，维尔纳夫的名字也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在莫斯科这里，对请客吃饭和流言蜚语比对政治更感兴趣，”保里斯镇定而嘲弄地说，“这类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也不考虑。在莫斯科，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流言蜚语，”他继续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您和令尊呢。”

皮埃尔忠厚地微微一笑，仿佛替对方担心，唯恐他说出什么会后悔的话来。但保里斯盯着皮埃尔的眼睛，说得清清楚楚，不动感情。

“在莫斯科，大家无所事事，就知道搬弄是非，”保里斯继续说，“大家关心的是，伯爵将把财产留给谁，但可能他活得比我们大家都长，我也衷心这样希望……”

“是的，这一切都叫人厌恶，叫人厌恶。”皮埃尔接口说。他还在担心，唯恐这位军官说出使他自己尴尬的话来。

“您大概以为，”保里斯说，微微涨红了脸，却没有改变语气和姿势，“您大概以为，大家都想从富翁手里弄到点什么吧。”

“就是这么一回事。”皮埃尔想。

“为了避免误会，我要对您说，您要是把我和我母亲也看作那种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很穷，但我至少可以代表我自己说：正因为您父亲有钱，我才不愿同他攀亲戚，我也好，我母亲也好，决不会向他要求什么，也不会从他那里接受什么的。”

皮埃尔好一阵不明白他的话，但等到一明白，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以他特有的慌张而笨拙的姿态抓住保里斯的手，脸涨得比保里斯更红，又羞又恼地说：

“这算什么话！难道我……谁会往这上头想……我很清楚……”

但保里斯又把他的话打断了：

“我很高兴，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这样也许使您不痛快，那就请您原谅。”他不但不等皮埃尔来安慰他，反而安慰起皮埃尔来，“但愿我没有得罪您。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我该怎样回话？您去罗斯托夫家吃饭吗？”

保里斯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却把别人放在这种地位，他感到如释重负，轻松愉快。

“不，您听我说，”皮埃尔平静下来说，“您这人真了不起。您刚才说的话很好，非常好。当然，您不了解我。我们那么久没见面了……当年我们还是孩子……您以为我会……我明白您的意思，完全明白。换了我，就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的勇气，不过这样很好。我认识您，感到很高兴。真奇怪，”他沉吟了一下，笑笑，添加说，“您竟把我看成这样的人！嗯，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以后会进一步相互了解的。就是这样。”皮埃尔握了握保里斯的手，“不瞒您说，伯爵屋里我一次也没去过。他没叫我去……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您认为拿破仑的军队能渡过海峡吗？”保里斯含笑问。

皮埃尔看出保里斯想改变话题，就顺着他的意思，分析起布伦远征的利弊得失来。

听差来请保里斯到他母亲那里去。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要走了。皮埃尔答应到罗斯托夫伯爵家吃饭，因为这样可以进一步和保里斯接近。他紧紧地握了握保里斯的手，亲切地从眼镜上方瞧着他……保里斯走后，皮埃尔又在屋里踱了好半天，不再用剑刺那无形的敌人，却笑眯眯地回想着这个聪明、坚强的可爱青年。

皮埃尔对保里斯说不出有多喜欢，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同他做朋友。这种心情在青年时代，特别在孤独的时候，是很容易产生的。

华西里公爵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出去。公爵夫人拿手帕捂着眼睛，满脸泪痕。

“真可怕！真可怕！”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不管得付出多大代价，我也要尽到我的责任。晚上我来守夜。不能这样撂下他不管。现在每分钟都很宝贵。我不明白公爵小姐她们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替他做好后事……再见，公爵，愿上帝保佑您……”

“再见，亲爱的朋友。”华西里公爵回答，转身从她身边走开。

“唉，他病得真厉害，”母子俩坐上马车时，母亲对儿子说，“他几乎谁也不认识了。”

“妈妈，我不知道他对皮埃尔究竟抱什么态度？”儿子问。

“遗嘱会说明一切的，我的宝贝；我们的命运也要看遗嘱了……”

“凭什么您认为他会留点什么给我们呢？”

“啊，我的宝贝！他那么有钱，我们却这么穷！”

“哦，妈妈，这理由可不够充足！”

“唉，天哪，天哪！他病得多重啊！”母亲叹息道。

十四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带着儿子到别祖霍夫伯爵家去后，罗斯托夫伯爵夫人拿手帕蒙住眼睛，独自坐了好一阵，最后她打了打铃。

“您这是怎么啦，小姐，”她怒气冲冲地对来迟几分钟的使女说，“不想干了，还是怎么的？那我可以给您另找地方。”

伯爵夫人为朋友的贫穷苦恼而难过，逢到这种时候，她总是挖苦使女，用“您”和“小姐”称呼她。

“是我的不是，太太。”使女说。

“请伯爵到我这儿来一下。”

伯爵照例带着几分负疚的神气，摇晃着身子走到妻子面前。

“哦，我的伯爵夫人！烧松鸡加调料和马德拉酒真好吃，亲爱的！我尝过了；我花一千卢布把塔拉斯买来可没白花。值得！”

他坐到妻子旁边，潇洒地把臂肘支在膝盖上，搔着花白的头发。

“您有什么吩咐，伯爵夫人？”

“哦，我的朋友，你这里是什么污迹？”伯爵夫人指着背心问，“大概是调料吧，”她含笑添加说，“我说，伯爵，我需要钱。”

她脸上现出愁容。

“啊，伯爵夫人！……”伯爵慌忙掏出皮夹子。

“我需要好多钱，伯爵，我需要五百卢布。”她说着，取出麻纱手帕擦擦丈夫的背心。

“我这就去拿，这就去拿。喂，来人哪！”伯爵叫喊的口气使人感到，凡是被他叫到的人都会应声跑来，“把米嘉给我找来！”

米嘉出身贵族，在伯爵家受的教育，如今是伯爵家的总管。这时他轻手轻脚走进来。

“我说，老弟，”伯爵对恭恭敬敬地进来的青年说，“你给我拿……”他考虑了一下，“对了，拿七百卢布，对了。注意了，别像上次那样拿又破又脏的票子来，要拿好票子，是伯爵夫人要的。”

“是的，米嘉，费心拿点干净票子来。”伯爵夫人感伤地叹着气说。

“老爷，要什么时候送来？”米嘉问，“您知道……不过，您请放心，”他发现伯爵呼吸急促，知道就要发火，添加说，“我忘记了……是不是马上就拿来？”

“对，对，马上拿来。交给伯爵夫人。”

“米嘉真是个好孩子，”等青年走了，伯爵笑眯眯地说，“他没有什么事办不到。我最不爱听人家说‘办不到’。什么都办得到。”

“唉，伯爵，钱哪钱，天下多少烦恼都是由于钱！”伯爵夫人说，“但这笔钱我很需要。”

“您哪，我的伯爵夫人，花钱大方是出了名的。”伯爵说，吻吻妻子的手，又回书房去了。

当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从别祖霍夫家回来时，伯爵夫人面前的桌上已摆好了钱，全部是新票子，用手帕盖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发觉伯爵夫人有点心神不宁。

“哦，怎么样，我的朋友？”伯爵夫人问。

“唉，他病得真厉害呀！简直认不出来了，可怕，真可怕；我只待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话……”

“安娜，看上帝分儿上你别推辞。”伯爵夫人说，从手帕底下拿出钱，脸涨得通红，这在她已不年轻的瘦削而庄重的脸上是难得出现的。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弯下腰，准备立刻拥抱伯爵夫人。

“这是我送给保里斯的治装费……”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抱住她，哭了。伯爵夫人也哭了。她们哭，因为她们是好朋友，因为她们心肠都很好，因为她们虽是老朋友，却不得不为金钱这种脏东西操心，还因为她们的青春一去不返……不过，两人都哭得很痛快……

十五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已带着女儿陪许多客人坐在客厅里。伯爵把男客领到书房，请他们欣赏他收藏的土耳其烟斗。他不时走出来问：“她来了没有？”大家都在等阿赫罗西莫娃。她在交际场中被称为蛟龙。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财富和地位，而是由于心直口快，毫无顾忌。莫斯科和彼得堡人人知道她，连皇亲国戚也知道她，觉得她这人古怪，暗地里笑她粗野，谈论她的逸事，但同时又人人尊敬她，惧怕她。

书房里烟雾腾腾，大家谈论着宣战诏书和征兵的事。诏书还没有人看到，但大家都知道已颁发了。伯爵坐在美人榻上，旁边是两位客人，他们一边吸烟，一边谈话。伯爵自己不吸烟，不说话，但他时而向这边点点头，时而向那边点点头，兴致勃勃地瞧着吸烟的人，听着两边客人由他挑起的争论。

说话的人中有一个是文官。他满脸皱纹，面带怒容，一张瘦脸刮得精光，虽然上了年纪，却打扮得像个时髦青年。他盘腿坐在美人榻上，像在家里一样随便。他嘴里斜衔着琥珀烟管，眯起眼睛，连吸几口烟。这人是伯爵夫人的堂兄，老单身汉申兴，是莫斯科社交界出名的“毒舌头”。他同人谈话，总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另一个是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的近卫军军官，他从头到脚，服装整洁，头发梳得精光，可说是无可挑剔，嘴巴正中衔着琥珀烟管，绯红的嘴唇轻轻吸着烟，又从好看的嘴里吐出一圈圈烟来。他是谢苗诺夫团军官别尔格中尉，同保里斯一起到团里入伍的就是他，而娜塔莎嘲弄姐姐薇拉，就说别尔格是姐姐的未婚夫。罗斯托夫伯爵坐在他们中间，用心听他们谈话。除了打波斯顿[32]，伯爵最喜欢的就是听人家说话，特别喜欢挑动两个人争论。

“哦，那么，老弟，尊敬的别尔格先生，”申兴说，故意把粗俗的俄语同典雅的法语夹杂在一起，“您想从政府那里获得进账，从连队里弄到好处吗？”

“不，申兴先生，我只想说明，骑兵的收入远不如步兵。再有，申兴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

别尔格说话一向沉着大方，彬彬有礼。他只谈他自己的事，人家谈别的事时，他总是若无其事地保持沉默。他能够一连沉默几小时，自己不觉得局促，也不会使别人感到不安。但一涉及他个人的事，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

“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申兴先生：我要是进了骑兵，即使是中尉，四个月的收入也不会超过两百卢布；可现在我收入两百三十卢布。”别尔格得意扬扬地笑着说，望望申兴和伯爵，仿佛深信，他的成功永远是大家最大的心愿。

“再说，申兴先生，我进了近卫军，地位就更引人注目了，”别尔格继续说，“而且近卫军步兵的空额更多些。再有，请您想想，两百三十卢布怎么够我开销？我得存点钱，还要寄点给父亲。”别尔格嘴里吐着烟圈，继续说。

“不错……俗话说：德国人从斧背上都能榨出油来[33]。”申兴说，把琥珀烟管移到另一边嘴角，向伯爵挤挤眼睛。

伯爵哈哈大笑。别的客人看见申兴说话，也走过来听。别尔格对人家的嘲笑和冷漠一概置之不理，继续说他调到近卫军，军阶比军校同学高了一级，讲到连长在战场上很容易战死，而他在连里资格最老，当连长的可能性很大，还讲到他在团里很得人心，他父亲对他也很满意。别尔格谈到这一切时显然很得意，根本没想到别人对此会不感兴趣。不过他讲得那么好听，那么一本正经，年轻人的私心又毫不掩饰，使大家听得入迷。

“啊，老弟，您当步兵也好，当骑兵也好，都会一帆风顺的。这一点我敢保证。”申兴从榻上放下腿，拍拍他的肩膀说。

别尔格高兴地微微一笑。接着，伯爵领着客人们到客厅里去。

宴会即将开始，客人们聚集在一起，不再高谈阔论，只等待着餐前上冷盘。大家认为应该走动走动，说点什么，表示他们并不急于入席。男女主人不时向门口望望，相互交换眼色。客人从他们的目光中竭力猜想他们在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是哪位姗姗来迟的贵客，还是什么尚未烧好的菜点。

皮埃尔在宴会前赶到，看到客厅中间有一把安乐椅，就笨手笨脚地一屁股坐下来，把大家的路挡住。伯爵夫人想叫他说点什么，但他戴着眼镜天真地东张西望，仿佛在找寻什么人，而对伯爵夫人的问话只回答一两个字，他妨碍别人，自己还没有察觉。大部分客人知道狗熊事件，好奇地望着这个胖大而温和的小伙子，弄不懂这样一个笨头笨脑的老实人怎么会对警察开这样的玩笑。

“您回来没多久吧？”伯爵夫人问他。

“是的，夫人。”皮埃尔回头看看她，答道。

“您还没见到我丈夫吗？”

“没有，夫人。”他无缘无故地微微一笑。

“您最近到过巴黎，是吗？那里一定很有趣。”

“很有趣。”

伯爵夫人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交换了个眼色。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明白要她对付这个青年，就坐到他身边，同他谈起他父亲的事，但他也像对待伯爵夫人那样，只回答一两个字。客人们都在彼此交谈。

“拉祖莫夫斯基一家……这太好了……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四面八方传来说话声。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站起来，走进客厅。

“是阿赫罗西莫娃吗？”客厅里传来伯爵夫人的声音。

“是她。”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地回答。接着阿赫罗西莫娃走进客厅。

小姐们都站起来；连太太们，除了上年纪的，也都站起来。阿赫罗西莫娃在门口站住。她身子肥胖，鬈发花白，五十岁年纪。她高高地昂起头，环顾着客人们，从容不迫地理理宽大的衣袖，好像要把它卷起来。阿赫罗西莫娃平时总是说俄语。

“祝贺过命名日的母亲和孩子！”她声音洪亮浑厚，把所有人的声音都压倒了。“你怎么样，老造孽，”她对吻她手的伯爵说，“你在莫斯科闷得慌啦？没有地方打猎吗？不过，老头子，有什么办法呢，这些雏儿都长大了，”她指指姑娘们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总得替她们找个婆家啊。”

“哦，我的哥萨克怎么样？（阿赫罗西莫娃总是叫娜塔莎哥萨克。）”她说，亲切地抚摩着大胆而快乐地吻她手的娜塔莎，“我知道这丫头是个大狐狸精，可我喜欢她。”

阿赫罗西莫娃从大手提包里取出一副梨形琥珀耳环，送给容光焕发、满脸通红的娜塔莎，立刻又转身去招呼皮埃尔。

“喂，喂！亲爱的朋友！过来，”阿赫罗西莫娃故作低声细气说，“过来，亲爱的朋友……”

她气势汹汹地把袖子卷得更高。

皮埃尔走到她面前，从眼镜上方天真地瞧着她。

“过来，过来，亲爱的朋友！在你父亲得势的时候，我总是对他说实话，现在上帝也要我对你这样。”

阿赫罗西莫娃沉默了一下。大家都不作声，等着下文，觉得她只说了个开场白。

“好小子，没话说的！好小子！……父亲病在床上，可你还在胡闹，把警察绑在狗熊背上。真不害臊，好家伙，真不害臊！你还是去打仗的好。”

阿赫罗西莫娃转过身来，一只手伸给伯爵，但见伯爵勉强忍住笑……

“啊，我想该入席了吧？”阿赫罗西莫娃说。

伯爵同阿赫罗西莫娃领先，后面是骠骑兵上校挽着伯爵夫人；上校是个贵客，因为尼古拉将跟着他去入伍。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由申兴陪同。别尔格让薇拉挽着手臂。裘丽笑吟吟地跟尼古拉一起走到餐桌边。他们后面还有好几对宾客，长长地排满整个大厅，最后是单身孩子和男女家庭教师。侍仆们忙碌起来，椅子发出响声，乐队开始奏乐，宾客纷纷入席。这时伯爵的家庭乐队停止奏乐，但听得一片刀叉声、客人说话声和侍仆悄悄的脚步声。餐桌一端，伯爵夫人坐了主位。右边是阿赫罗西莫娃，左边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和其他客人。餐桌另一端，伯爵坐主位，他的左边是骠骑兵上校，右边是申兴和其他男宾。长桌一边坐着年龄较大的青年：薇拉挨着别尔格，皮埃尔挨着保里斯。餐桌另一边是孩子和家庭教师。伯爵不时从水晶玻璃杯、酒瓶和果盘后面望望妻子和她那顶有蓝缎带的高帽，殷勤地给邻座斟酒，也没有忘记给自己斟酒。伯爵夫人没有忘记尽主妇的责任，隔着菠萝深情地望着丈夫。她觉得丈夫白发苍苍，秃顶和脸色显得格外红润。女宾那一端传出均匀的低语声；男宾那一端，但听得说话声越来越响，特别是那个骠骑兵上校，他大吃大喝，脸涨得越来越红，话说得越来越响，而伯爵就请其他客人学他的样。别尔格含情脉脉地笑着对薇拉说，爱情不是尘世的感情而是天上的感情。保里斯向新朋友皮埃尔介绍餐桌上客人的姓名，并不时跟坐在对面的娜塔莎对看一眼。皮埃尔环顾着一张张不熟悉的脸，话说得很少，菜吃得很多。他从两种汤中选了甲鱼汤，从馅饼到松鸡，他没有错过一道菜，也没有漏掉一种酒。侍仆用餐巾裹着酒瓶，悄悄地从邻座客人肩上送过来，嘴里说着：“干马德拉酒”，或者“匈牙利酒”，或者“莱茵葡萄酒”。每份餐具旁摆着四个刻有伯爵姓氏的酒杯，皮埃尔拿起最近的一个，津津有味地喝着，神态越来越可爱地望着客人们。娜塔莎坐在他对面，眼睛瞧着保里斯，就像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瞧着刚刚接过第一次吻的心爱的男孩子那样。她这种目光有时对着皮埃尔，而皮埃尔在这个活泼好玩的女孩的目光下不知怎的也很想笑。

尼古拉坐在裘丽旁边，离宋尼雅远远的，同时带着情不自禁的笑容同裘丽说话。宋尼雅妒火中烧，但强做欢笑：她竖起耳朵听着尼古拉和裘丽谈话，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家庭女教师心神不宁地环顾着，仿佛要是有谁想欺负孩子们，她将同谁拼命。德国男教师竭力记住每种菜肴、甜食和酒的名称，好写信到德国，把这一切都告诉家里人。当侍仆拿着裹餐巾的酒瓶忘记给他斟酒时，他大为生气。德国人皱起眉头，竭力表示他并不是想喝这种酒，他生气，只是因为没有人理解，他喝酒不是为了过瘾，而是真心要满足求知欲。

十六

餐桌上，男客那一端的谈话越来越热烈了。上校说，宣战诏书已在彼得堡公布，他亲眼看到一份诏书今天已由专使送给了总司令。

“真见鬼，我们为什么要同拿破仑打仗啊？”申兴说，“他已经把奥地利的傲气打掉。现在恐怕要轮到我们遭殃了。”

上校是个体格魁伟、脾气暴躁的日耳曼族人，显然是个爱国的老军人。他听了申兴的话很气愤。

“为什么？阁下，”他用德语腔的俄语说，“皇帝陛下知道为什么。他在诏书里说，看到俄国面临的危险不能无动于衷，事关帝国的安全、帝国的尊严和同盟的神圣。”他说，不知怎的特别强调“同盟”两个字，仿佛关键就在于同盟。

于是凭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背诵诏书的引言：“皇帝的愿望和唯一目的是在欧洲建立持久和平，为此决定把部分军队派往国外，重新作出努力，以期达此目的。”

“原因就在这里，阁下。”他教诲式地总结说，喝完一杯酒，望着伯爵，等待他的赞许。

“俗话说得好：‘叶列马，叶列马，与其出门乱闯，不如在家纺纱。’”申兴皱着眉头微笑着说，“这话用在我们身上很合适。连苏沃洛夫[34]都被打得一败涂地，如今苏沃洛夫又在哪里？我向您请教。”他不停地用法语夹俄语的混杂话说。

“我们应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上校拍拍桌子说，“为我们的皇帝陛下而死，这样就无往而不胜了。至于议论要尽——可——能（他说这两个字特别拖长声音），尽—可—能少发。”他说完这话，又转身对伯爵说：“我们老骠骑兵的看法就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年轻的骠骑兵，你们有什么意见？”他转身问尼古拉。尼古拉一听见谈战争，就撇下交谈的女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上校说话。

“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尼古拉回答，脸涨得通红，断然转动盘子，挪开酒杯，仿佛此刻他正面对重大的危险，“我坚决认为，俄国人不获胜，毋宁死。”他说了这话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像一般人说了太激烈的过头话那样。

“好！您说得太好了！”坐在他旁边的裘丽赞叹说。尼古拉说话的时候，宋尼雅浑身哆嗦，脸红到耳根，红到耳后，红到脖子和肩膀。皮埃尔听着上校的话，赞同地点点头。

“哦，太好了！”皮埃尔说。

“这才像个真正的骠骑兵，年轻人！”上校拍拍桌子，大声说。

“你们在那儿吵什么？”从桌子那一端忽然传来阿赫罗西莫娃低沉的声音。“你拍桌子干什么？”她问骠骑兵上校，“你在对谁发脾气？是不是法国人就在你面前？”

“我说的是实话。”骠骑兵上校笑着说。

“老是谈战争，”伯爵从桌子那一端嚷道，“您可知道，阿赫罗西莫娃，我的儿子要走了，要走了？”

“我有四个儿子都在部队里，可我并不替他们担心。躺在床上也会死，上战场却不一定死，全凭上帝的意旨。”阿赫罗西莫娃低沉的声音毫不费力地从桌子那一端传过来。

“这话有理。”

谈话又集中起来，妇女们在桌子一端，男人们在另一端。

“你就不敢问，”小弟弟彼嘉对娜塔莎说，“你就不敢问！”

“我就要问！”娜塔莎回答。

她的脸忽然涨红，现出快乐而大胆的决心。她欠起身，眼睛盯住坐在对面的皮埃尔，要他注意听，接着对母亲说：

“妈妈！”她那小姑娘的胸音响彻整个餐桌。

“你要什么？”伯爵夫人惊惶地问，但从女儿的脸上看出她在淘气，就严厉地对她摆摆手，摇摇头，制止她的胡闹。

谈话停止了。

“妈妈！我们吃什么甜点心？”娜塔莎更大胆地问。

伯爵夫人想皱眉头，但是皱不起来。阿赫罗西莫娃竖起一个粗手指吓唬她。

“哥萨克！”她威胁说。

多数客人望着年老的一辈，对娜塔莎这种行为不知该怎么办。

“哼，我让你尝尝！”伯爵夫人说。

“妈妈！我们吃什么甜点心？”娜塔莎任性地大胆叫道，相信人家会欣赏她这种行为。

宋尼雅和小胖子彼嘉低下头窃笑。

“你看，我不是问了？”娜塔莎对小弟弟和皮埃尔说。她又瞥了一眼皮埃尔。

“冰淇淋，但不给你吃。”阿赫罗西莫娃说。

娜塔莎知道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因此连阿赫罗西莫娃也不怕。

“阿赫罗西莫娃阿姨！什么冰淇淋？我不喜欢奶油冰淇淋。”

“胡萝卜冰淇淋。”

“不会的，究竟是什么冰淇淋？阿赫罗西莫娃阿姨，什么冰淇淋？”娜塔莎几乎叫起来，“我要知道！”

阿赫罗西莫娃和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笑起来，客人们也都笑起来。大家不是笑阿赫罗西莫娃的回答，而是笑娜塔莎的大胆和机灵，笑她胆敢这样对阿赫罗西莫娃说话。

娜塔莎直到人家告诉她是菠萝冰淇淋才罢休。上冰淇淋之前先给大家斟了香槟酒。音乐又演奏起来，伯爵吻了吻伯爵夫人。于是客人们纷纷起立向伯爵夫人祝贺，隔着桌子同伯爵和孩子们碰杯，又相互碰杯。侍仆们又忙碌起来，又响起一片推开椅子的声音，客人们按照原来的次序回客厅和伯爵书房，他们的脸都喝得更红了。

十七

几张波士顿牌桌摆开来，人也搭配好了。伯爵的客人分散在起居室、图书室和两个客厅里。

伯爵把纸牌作扇形展开，勉强克服饭后小睡的习惯，看见谁都露出笑容。年轻人受伯爵夫人的鼓励，聚集在古钢琴和竖琴旁。裘丽应大家的要求先在竖琴上弹了一支变奏小曲，然后又跟别的姑娘们一起，请赋有音乐才能的娜塔莎和尼古拉唱歌。娜塔莎看到大家把她当大人看待，感到很得意，同时又有点腼腆。

“我们唱什么？”她问。

“唱《泉水》吧。”尼古拉回答。

“好，快一点。保里斯，到这里来，”娜塔莎说，“宋尼雅到哪里去了？”

她回头看了看，发现她的朋友不在屋里，就跑去找。

娜塔莎跑到宋尼雅房里，没有找到她的朋友。她又跑到育儿室，也不见宋尼雅。娜塔莎明白了，宋尼雅一定在走廊的大箱子那里。走廊大箱子那里是罗斯托夫家的姑娘排遣忧伤的地方。果然，宋尼雅身穿粉红色轻纱衣裙，伏在箱子上保姆睡的肮脏条纹羽绒褥子上，双手捂住脸，抖动狭小的光肩膀，出声地哭着。娜塔莎的脸这天整天喜气洋洋，这时突然变了：她的眼睛发呆，接着丰满的脖子抖动了一下，嘴角下陷。

“宋尼雅！你怎么啦？……你……你出了什么事啦？呜呜呜！……”

娜塔莎张开大嘴，变得很难看，号啕大哭起来。她像孩子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哭，只因为宋尼雅在哭，她也哭了。宋尼雅想抬起头来，想回答她。可是办不到，反而把脸埋得更深。娜塔莎坐在羽绒褥子上，搂住朋友，哭个不停。宋尼雅定了定神，坐起来，一面擦眼泪，一面说：

“尼古拉再过一个礼拜就要走了，他的……通知书……下来了……他自己对我说的……是的，我不应该哭……”她把手里的一张纸给娜塔莎看，上面写着尼古拉做的诗，“我不应该哭，可是你不了解……谁也不了解……他心地多好。”

宋尼雅想到他心地那么好，又要哭了。

“你很幸福……我不嫉妒你……我爱你，我也爱保里斯，”宋尼雅稍微定了定神，说，“他这人真可爱……你们是不会遇到阻力的。可尼古拉是我的表哥……必须得到……总主教许可[35]……要不然不行。再说，要是有人对妈妈（宋尼雅把伯爵夫人称作妈妈）说，说我妨碍尼古拉的前程，说我没有心肝，说我忘恩负义，上帝可以作证（她画了十字）……我实在爱她，爱你们大家……只有薇拉一个人……为什么呀？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她？我非常感激你们，愿意为你们牺牲一切，可是我没有力量……”

宋尼雅再也说不下去，又捂着脸，把头藏到羽绒褥子里。娜塔莎镇静下来，但从她脸上可以看出，她明白朋友十分悲伤。

“宋尼雅！”娜塔莎忽然说，仿佛猜到表姐伤心的真实原因，“是不是薇拉饭后同你说过什么了？是吗？”

“是的，这些诗是尼古拉自己做的，我还抄了几首别的诗。薇拉在我桌上看见了，说要拿给妈妈看，还说我忘恩负义，说妈妈决不会答应他同我结婚，他将同裘丽结婚。你也看到，他整天跟她在一起……娜塔莎！这是为什么呀？……”

宋尼雅哭得更伤心了。娜塔莎把她扶起来，搂住她，含着眼泪微笑着，安慰她。

“宋尼雅，你别相信她的话，宝贝，别相信她的话。你还记得我们同尼古拉三个饭后在起居室里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将来的事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已记不清怎么说的，但记得一切都称心如意，一切都可以办到。申兴舅舅有个弟弟就娶了表妹，我们是远房表亲。保里斯也说这是完全可以的。不瞒你说，我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这人真聪明，真好，”娜塔莎说，“你啊，宋尼雅，不要哭，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宋尼雅。”娜塔莎吻了吻宋尼雅，哭了，“薇拉坏死了，别理她！一切都会好的，她也不会对妈妈说什么。尼古拉自己会说的，他对裘丽根本没有意思。”

娜塔莎吻了吻她的头。宋尼雅稍稍直起身子，这头“小猫”又活泼起来，眼睛闪闪发亮，似乎又准备摇摇尾巴，蹬着柔软的爪子跳起来，灵活地玩弄线团了。

“你这样想吗？真的吗？”宋尼雅一边问，一边迅速地整理着衣裳和头发。

“真的，真的！”娜塔莎回答，同时替朋友理理从缩着的辫子里散出来的一绺粗硬的头发。

两人都哭了。

“那么，我们去唱《泉水》吧。”

“走吧。”

“你看，那个坐在我对面的胖子皮埃尔真可笑！”娜塔莎忽然站住，说，“我真快活啊！”

娜塔莎沿着走廊跑去。

宋尼雅拂去身上的绒毛，把几页诗稿藏到脖子下胸骨突出的怀里，涨红了脸，迈着轻快的步子，跟娜塔莎穿过走廊向起居室跑去。年轻人应客人们的要求，唱了《泉水》四重唱，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尼古拉唱了他新学会的一首歌：

月光溶溶的夜晚，

我独自幸福地想象：

世上有这样一个人，

在把你苦苦思量！

她那纤细的手指，

拨动金色的竖琴；

竖琴发出热情的声音，

呼唤你去同她亲近！

再过一两天，天堂就将出现……可是，

你的朋友已活不到那一天！

尼古拉还没唱完最后一句，青年们就已准备到大厅跳舞去了；敞廊里响起乐师们的脚步声和咳嗽声。

皮埃尔坐在客厅里，申兴知道他刚从国外回来，就同他谈政治问题，可是皮埃尔对此不感兴趣。另外有几个客人也加入他们的谈话。娜塔莎走进客厅，音乐正好开始。她径直走到皮埃尔跟前，涨红了脸，笑着说：

“妈妈叫我请您跳舞。”

“我会跳错步子的，”皮埃尔说，“但您要是愿意做我的老师……”

于是他垂下粗手臂，让这个瘦女孩搭住。

当一对对舞伴散开、乐师调音的时候，皮埃尔同他的小舞伴坐下来。娜塔莎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她同大人跳了舞，同国外归来的人跳了舞。她坐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像大人一样同他攀谈。她手里拿着一把扇子，那是一位小姐请她暂时拿着的。她摆出交际场所中妇女的姿态（天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学会的）摇着扇子，让扇子半遮住笑脸，同她的舞伴攀谈。

“她像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子？你们瞧，你们瞧！”老伯爵夫人穿过客厅，指着娜塔莎说。

娜塔莎脸一红，笑起来。

“哦，您这是怎么了，妈妈？哦，您干吗这样？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第三次苏格兰舞曲奏到一半，罗斯托夫伯爵和阿赫罗西莫娃打牌的客厅里发出椅子的挪动声，大部分贵客和老年人坐久了，都伸伸懒腰，把皮夹和钱包放进口袋，往大厅走去。阿赫罗西莫娃和罗斯托夫伯爵领先，两人脸上都喜气洋洋。伯爵戏谑地装出殷勤的样子，像跳芭蕾舞那样，把一条粗手臂伸给阿赫罗西莫娃。他挺直身子，容光焕发，露出潇洒而调皮的笑容。当大家跳完最后一节苏格兰舞时，他向乐队拍拍手，又对第一小提琴叫道：

“谢苗！你会拉《丹尼洛·古柏》吗？”

这是伯爵心爱的舞曲，他年轻时常常跳。（其实《丹尼洛·古柏》是英格兰舞曲中的一节。）

“你们看爸爸！”娜塔莎对整个大厅叫道（完全忘记她正在同大人跳舞），她笑得卷发蓬松的头弯到膝盖上，清脆悦耳的笑声响彻整个大厅。

果然，大厅里人人兴高采烈地瞧着快乐的老头儿。他双臂搂着比他高的威严的阿赫罗西莫娃，随着节奏摆动身子，挺起胸膛，转动两腿，轻轻地踏着拍子。他的圆脸笑得越来越欢，引得观众都想看看下面将玩出什么花样。《丹尼洛·古柏》快乐而刺激的乐声有点像轻松的民间舞曲，乐声一起，大厅的几扇门都挤满了人，一边是男仆，另一边是笑嘻嘻的女仆，他们都出来看快乐的主人。

“到底是我们家的老爷，像头鹰！”保姆从一扇门口大声叫道。

伯爵舞跳得很好，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但他的舞伴却不会跳，也不想好好跳。她挺直高大的身躯，垂下两条肥胖的手臂（她把手提包交给伯爵夫人了），只有她那张严肃而好看的脸在跳舞。伯爵圆滚滚的身子所表现的一切，阿赫罗西莫娃只表现在笑得越来越欢的脸上和抽动的鼻子上。不过，越跳越兴奋的伯爵是用人们意想不到的灵活旋转和跳跃使观众叹服，而阿赫罗西莫娃则是在旋转和踏拍子时，不管她肥胖的身子和素常的严肃，微微抖动肩膀和弯曲双臂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舞越跳越兴奋，越跳越热烈。其余的对子已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他们也不想引起人家的注意。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伯爵和阿赫罗西莫娃身上。娜塔莎拉拉所有在场的人的袖子和衣服，要他们看她的爸爸，其实他们本来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伯爵在跳舞间歇时喘着粗气，向乐师们挥手叫嚷，要他们加快节奏。乐队奏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伯爵转得越来越上劲，一会儿用脚尖，一会儿用脚跟，绕着阿赫罗西莫娃旋转，最后把女伴送到位子前，在娜塔莎领头的雷鸣般掌声和哄笑声中轻盈地向后翘起一条腿，低下流汗的笑脸，用右手画了一个圆圈，跳了最后一步。这对舞伴停下来，喘着粗气，用麻纱手帕擦着汗。

“当年我们就是这样跳的，亲爱的朋友。”伯爵说。

“是啊，跳《丹尼洛·古柏》就该这样！”阿赫罗西莫娃费力地喘着气，卷着袖子说。

十八

在罗斯托夫家大厅里，困乏的乐师们已演奏得走了调，大家跳着第六节英格兰舞，疲劳的侍仆和厨师正在准备晚餐。就在这时候，别祖霍夫伯爵第六次中风。医生们宣布已没有康复希望；神父让病人作了无声的忏悔，并让他接受了圣餐，正准备举行终敷礼；家里照例是一片忙乱和不安。棺材商麇集在大门口，避让着驶来的马车，希望揽到伯爵阔绰的葬礼。莫斯科军区总司令不断派副官来探听伯爵的病情，晚上又亲自跑来同叶卡德琳娜朝代的大臣别祖霍夫伯爵告别。

富丽堂皇的会客室里坐满了人。总司令单独同病人待了半小时。当他从病室里出来时，大家都肃然起立。他微微点头答礼，尽快从医生、神父和亲戚们盯住他的目光中走掉。这几天华西里公爵又消瘦，又苍白，陪送总司令出来，几次低声对他说着什么。

华西里公爵送走总司令，独自坐在大厅里，高高地架起腿，臂肘支着膝盖，用手蒙住眼睛。他这样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惊惶的眼睛朝四下里看了看，便大踏步穿过长廊，到后院大公爵小姐那里去。

会客室里灯光暗淡，人们在惴惴不安地低声交谈。每当有人进出临终病人的房间，房门发出轻微的响声时，大家就停止谈话，用充满疑问和期待的目光望着门。

“大限到了，”老神父对旁边那位天真地听他说话的太太说，“大限到了，在劫难逃哇。”

“我想，行终敷礼还不晚吧？”那位太太用教会尊称问神父，对这事似乎毫无主见。

“夫人，圣礼可是大礼啊！”神父回答，摸摸有几缕向后梳的花白头发的秃头。

“这人是谁？是总司令吗？”房间另一头有人问，“多么年轻啊！……”

“六十开外了！哦，听说伯爵已认不得人了，是吗？要行终敷礼吗？”

“我知道有个人行过七次终敷礼。”

二公爵小姐哭肿了眼睛从病人屋里出来，在劳兰医生旁边坐下。劳兰医生臂肘支在桌上，姿态优美地坐在叶卡德琳娜像下。

“天气真好，天气真好，公爵小姐，”医生回答说，“莫斯科简直像乡下一样舒服。”

“是吗？”公爵小姐叹气说，“那么可以给他喝水吗？”

劳兰考虑了一下。

“他吃药了没有？”

“吃了。”

医生看了看怀表。

“拿一杯开水，放一小撮（他用细小的手指表示一小撮有多少）酒石……”

“我从没听说过，”德国医生用德语腔的俄语对副官说，“中风了三次还能活下来。”

“他原来是个精力多么充沛的汉子啊！”副官说，“这一大笔财产将归谁啊？”他低声问。

“总有人愿意继承的。”德国人笑嘻嘻地回答。

这时门咯吱一响，大家回过头去。原来是二公爵小姐照劳兰医生的吩咐配好药水送去给病人。德国医生走到劳兰面前。

“也许还能拖到明天早晨吧？”德国人用拙劣的法语问。

劳兰把嘴一撇，板着脸，举起一个手指在鼻子前面摇摇，表示不可能。

“今天晚上，不会再晚了。”他低声说，因为能确定病情而现出得意的微笑。说完就走了。

这时，华西里公爵推开大公爵小姐的房门。

屋里光线暗淡，只有圣像前点着两盏神灯，弥漫着神香和鲜花的香气。屋里摆满小巧的衣柜、书架和桌子。屏风后面有一张垫羽绒褥子的高床，床上铺着白色床罩。一只小狗叫起来。

“哦，原来是您，表哥！”

她站起来，理理头发。她的头发一向非常光滑，头发和头仿佛用同一种材料做成，上面还涂过油漆。

“什么事，出什么事了？”她问，“可把我吓坏了。”

“没什么，还是那样。卡嘉，我只是来跟你谈一件事，”华西里公爵说，在她让出来的安乐椅上颓然坐下，“你把椅子都坐热了。你坐过来，让我们谈谈。”

“我想没出什么事吧？”公爵小姐说，带着她那一向像化石般的表情坐在华西里公爵对面，准备听他说话。

“我想睡觉，表哥，可就是睡不着。”

“哦，怎么样，亲爱的表妹？”华西里公爵说，抓住公爵小姐的手，习惯成自然地把它往下拉。

“哦，怎么样”这句话显然意味深长，但彼此都心领神会。

公爵小姐的腰身又细又长，同她的腿很不相称，一双灰色的暴眼睛茫然直视着公爵。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望望圣像。这种神态又像表示悲哀和虔诚，又像表示疲劳和希望赶快得到休息。华西里公爵认为她是疲劳了。

“你以为我就好过吗？我累得像匹驿马，但不管怎样，我得同你谈一谈，卡嘉，认真谈一谈。”

华西里公爵不再说下去，两颊神经质地抽动，忽左忽右，这使他的脸很不招人喜欢。这种情况在客厅里时可不曾有过。他的眼神也跟平时不一样：忽而蛮横无礼，忽而惊恐不安。

公爵小姐用枯瘦的手把小狗抱在膝上，留神地瞧着华西里公爵的眼睛，但可以看出，就是要她沉默到天亮，她也决不会先开口的。

“啊，我亲爱的公爵小姐，我的卡嘉妹妹，”华西里公爵说，内心显然不是没有斗争，“现在这种时候，什么事都得考虑考虑。得考虑考虑未来，考虑考虑你们……我爱你们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这一点你一定知道。”

公爵小姐依旧茫然望着他。

“最后也该考虑考虑我的家庭！”华西里公爵怒气冲冲地推开面前的桌子，眼睛没望她，继续说，“你知道，卡嘉，你们马蒙托夫家三姐妹，再加上我的妻子，只有我们才是伯爵的直系继承人。我知道，我知道，谈这种事，考虑这种问题，对你是很痛苦的。但我也不好受，不过，我的朋友，我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准备。不瞒你说，我派人去找皮埃尔了，伯爵直指着他的肖像要他来。”

华西里公爵用疑惑的目光望望公爵小姐，弄不懂她是在考虑他的话，还是只是望着他……

“我正为一件事不断祷告上帝，亲爱的表哥，”公爵小姐回答，“求上帝怜悯他，让他高贵的灵魂平静地离开这个……”

“对，应该这样，”华西里公爵不耐烦地继续说，擦擦秃顶，又怒气冲冲地把推开的小桌子拉回来，“但问题……问题在于，你也知道，去年冬天伯爵立了遗嘱，把全部财产留给了皮埃尔，却没有留给直系继承人，没有留给我们。”

“他立过的遗嘱可多啦！”公爵小姐镇静地说，“但他不能把财产留给皮埃尔。皮埃尔是私生子。”

“亲爱的表妹，”华西里公爵把小桌子拉到面前，忽然激动地迅速说，“但要是伯爵写信给皇上，要求立皮埃尔为嗣，那怎么办？你要明白，就伯爵的功劳来说，他的要求会被批准的……”

公爵小姐得意地微微一笑，就像一般自认为比对方更了解内情的人那样。

“我还有话对你说，”华西里公爵抓住她的手继续说，“信已经写好，但还没有寄出，不过这事皇上也已经知道了。问题只在于这封信有没有销毁。要是没有销毁，不久就什么都完了，”华西里公爵叹了一口气，借此让她明白“什么都完了”是什么意思，“伯爵的文件一旦开封，遗嘱和信就会上达皇上，他的要求准会被首肯。皮埃尔就可以作为后嗣得到全部财产。”

“那么我们的份儿呢？”公爵小姐嘲讽地含笑问，仿佛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唯独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似的。

“不过，亲爱的卡嘉，这事是一清二楚的。到那时他就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你应该知道，亲爱的朋友，遗嘱和信有没有写过，后来有没有销毁。要是这两样东西因故被遗忘了，那你应该知道在哪里，要把它们找出来，因为……”

“岂有此理！”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尖刻地嘲笑着，没有改变她的眼神，“我是个女人；照您看来我们女人都是愚蠢的；但就我所知，私生子是没有继承权的……私生子。”她补充说，仿佛说了法语私生子这个词，就足以证明伯爵的话是毫无根据的。

“你怎么还不明白，卡嘉！你这人这样聪明，怎么会不明白：要是伯爵写过信给皇上，要求承认他的儿子是嫡亲的，那么，皮埃尔就不是皮埃尔，而是别祖霍夫伯爵了。到那时他就可以根据遗嘱继承全部财产。要是不把遗嘱和信销毁，那么，你除了获得贤惠的美德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外，就一无所得。这是真的。”

“我知道遗嘱是立过的，但我也知道它是无效的。您似乎把我看作一个十足的傻瓜，亲爱的表哥。”公爵小姐脸上的表情，就像一般女人自以为说了什么俏皮话那样。

“我亲爱的卡嘉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不耐烦地说，“我来看你，不是为了同你彼此挖苦，而是为了要同一个亲戚，一个真诚善良的亲戚，谈谈有关她切身利益的事。我对你说过十遍了，要是伯爵文件里确实有那封给皇上的信和有利于皮埃尔的遗嘱，那么，你，亲爱的表妹，和两位令妹就不是继承人了。你要是不相信我，那也该相信专家：我刚才同德米特里（他们的家庭法律顾问）谈过了，他也这样说。”

看得出，公爵小姐的思想突然发生了变化：她的薄嘴唇发白（她的眼神没有变），说话的声音像打雷一样，这是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这样倒好，”公爵小姐说，“我以前没想到要什么，现在也不想要什么。”

她把小狗从膝盖上推下，理理衣服的皱褶。

“人家为他作了牺牲，他竟这样感谢人家，报答人家！”她说，“好哇！太好了！我什么也不需要，公爵。”

“是啊，但这不仅关系到你一个人，还关系到你的两位妹妹。”华西里公爵回答。

但公爵小姐并没有听他。

“是的，这我早就知道。但如今已经淡忘了。在这个家里，除了卑鄙、欺骗、嫉妒、阴谋，除了忘恩负义，最无耻的忘恩负义，不可能期望还有别的……”

“你知不知道那个遗嘱在哪里？”华西里公爵问，他的脸颊抽动得更厉害了。

“是的，我真傻，我相信人，热爱人，不惜牺牲自己。可是只有卑鄙的小人才一帆风顺。我知道这是谁搞的鬼。”

公爵小姐想站起来，但公爵拉住她的手。公爵小姐的神情似乎对全人类都感到绝望；她恶狠狠地盯着华西里公爵。

“还来得及，我的朋友。你别忘了，卡嘉，他这一切都是在生气、害病的时候做的，过后也就忘了。我们的责任，亲爱的表妹，是纠正他的错误，减轻他临终时的痛苦，不让他做出不公正的事来，不让他临终时想到他伤害了那些……”

“那些为他牺牲一切的人，”公爵小姐接口说，又挣扎着要站起来，但公爵没有放开她，“他从来不会珍惜。不，亲爱的表哥，”她又叹着气说，“我将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别想得到报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公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阴险毒辣。”

“好啦，好啦，你镇静点儿。我知道你这人心地善良。”

“不，我心地狠毒。”

“我知道你有良心，”公爵又说，“我重视你的友谊，希望你对我也有同样的看法。你安静点儿，让我们好好谈谈，现在还有时间——也许还有一天，也许还有一小时。有关遗嘱的事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主要是遗嘱放在哪里，这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就把遗嘱拿去给伯爵看看。他一定把它忘记了，现在他想起来，一定会把它销毁。你明白，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诚心诚意照他的意志办，我到这里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帮助他和帮助你们。”

“现在我全明白了。我知道这是谁搞的鬼。我知道了。”公爵小姐说。

“问题不在这里，亲爱的表妹。”

“这都是您的被保护人，您那个亲爱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搞的鬼，她就是给我当丫头使唤我也不要，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

“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

“啊，您别说了！去年冬天她闯到我们这里来，在伯爵面前说了我们那么多恶毒的坏话，特别是说莎菲的坏话，我简直无法重复，结果害得伯爵生了病，整整两个星期不愿见我们。我知道他就是在那时写了那张可恶的文件，但我想那张纸是一钱不值的。”

“问题就在这里，这事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在他枕头底下那个镶花文件夹里。现在我明白了，”公爵小姐说，没有回答他的话，“是的，要是我有罪，有滔天大罪，那只是恨这个贱货，”公爵小姐完全忘乎所以，大声嚷道，“她闯到这里来干什么呀？我要当面对她说个明白，说个明白。总有那么一天的！”

十九

会客室和公爵小姐屋里正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皮埃尔（他是被找来的）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她认为必须陪他去）一起乘马车来到别祖霍夫伯爵家。车轮轻轻地轧过窗外地上的干草，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皮埃尔说了些安慰的话，发现他在马车角落里打盹，就把他唤醒。皮埃尔醒过来，随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下车，这时他才想到即将见到垂死的父亲。他发现马车不是停在前门，而是停在后门。他走下马车踏脚的时候，有两个小市民打扮的人慌忙从门口躲避到墙边阴暗处。皮埃尔站住，看见房子两边阴暗处还有几个这样的人。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也好，听差也好，车夫也好，根本不理会他们，尽管不可能没看见。皮埃尔心里想，看来他们到这里来是有必要的，就跟着公爵夫人走去。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匆匆沿着昏暗的狭窄后楼梯上去，催促着落在后面的皮埃尔。皮埃尔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非得见伯爵不可，更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走后楼梯，但从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信心和匆忙上看来，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在半楼梯上，有几个仆人提着水桶咯噔咯噔地跑下来，差点儿把他们撞倒。这些仆人身子贴着墙壁，让皮埃尔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上去，看到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这儿通公爵小姐们的房间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问一个仆人。

“是的，”仆人大胆地高声回答，仿佛现在干什么都百无禁忌，“靠左边的门，太太。”

“也许伯爵没有叫我去，”皮埃尔走到楼梯口说，“我还是回自己屋里去吧。”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站住，等着和皮埃尔一起走。

“啊，我的朋友，”她像早晨对儿子那样摸摸皮埃尔的手，“不瞒您说，我也不比您好受，但您要像个男子汉。”

“我一定要去吗？”皮埃尔问，从眼镜上方亲切地望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

“啊，我的朋友，把人家对您的一切不公平都忘掉吧，要明白，他是您的父亲……说不定就要去世了，”她说着叹了一口气，“我一向像疼自己儿子那样疼您。您要相信我，皮埃尔。我不会忘记您的利益的。”

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他只清楚地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顺从地跟着推门进去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

这道门通向后面的穿堂。公爵小姐的老仆人坐在角落里织袜子。皮埃尔从没到过这里，甚至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地方。一个使女用盘子托着水瓶从后面走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向她（她叫她好姑娘）询问公爵小姐们的健康，又领着皮埃尔沿石廊往前走。石廊左边的第一道门通公爵小姐们的卧室。托水瓶的使女匆忙中（这时整座房子里一片忙乱）没把门关上。皮埃尔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经过那里，不由得往屋里望了一眼，但见大公爵小姐和华西里公爵正凑在一起谈话。华西里公爵一看见有人走过，不耐烦地往椅背上一靠，大公爵小姐跳起来，忘乎所以，使劲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公爵小姐这个举动和她平时的镇定自若大不相同，华西里公爵的恐惧神色同他平日的傲慢态度也很不相称，以致皮埃尔不由得停住脚步，用询问的目光从眼镜上方望望他的指导人。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没有现出丝毫惊奇的表情，只微微一笑，叹了一口气，仿佛表示这一切都是她意料中的事。

“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我的朋友，我会保护您的利益的。”她用这话回答他的目光，更快地沿石廊走去。

皮埃尔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更不明白保护您的利益是什么意思，但他觉得一切都理应如此。他们穿过石廊来到昏暗的大厅，大厅通伯爵的会客室。这是皮埃尔一进大门就熟悉的那种阴森而华丽的房间。但这个房间当中放着一个空澡盆，地毯上都是水。一个男仆和拿香炉的教堂职员踮着脚尖向他们走来，却没理会他们。他们走进皮埃尔所熟悉的会客室，里面有两扇意大利式窗子通向花房，室内有叶卡德琳娜的巨大半身塑像和全身画像。会客室里还是那些人，几乎都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正在交头接耳谈着话。大家都住了口，回头望望从门外进来的眼睛哭肿、脸色苍白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和低下头顺从地跟在她后面的又高又胖的皮埃尔。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脸色表示已到了紧要关头。她摆出彼得堡能干女人的架势，拉着皮埃尔，比早晨更大胆地走进屋子。她认为，她带着弥留的人很想见到的人一定会被接见。她迅速地扫了一眼屋里所有的人，发现伯爵的忏悔神父。她没有鞠躬，却突然缩着身子，用急促的碎步走到神父面前，恭恭敬敬地先后接受了两位神父的祝福。

“赞美上帝，您赶到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神父说，“我们做亲戚的都很担心。您瞧，这位年轻人就是伯爵的儿子，”她低声添加说，“这种时刻真不好受！”

她说完这话，走到医生跟前。

“亲爱的医生，”她对医生说，“这位年轻人是伯爵的儿子……还有希望吗？”

医生没作声，迅速地抬起眼睛，耸耸肩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也同样耸耸肩膀，抬起几乎闭着的眼睛，叹了一口气，离开医生向皮埃尔走去。她对皮埃尔说话，语气格外恭敬、温柔和感伤。

“你要相信上帝的仁慈！”她对皮埃尔说，指指沙发要他坐在这里等她，自己则悄悄地向众目睽睽的门口走去。门咯吱响了一声，她就消失在门里了。

皮埃尔决心绝对服从他的指导人，向她指定的沙发走去。等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走，他发现屋子里人人的目光都好奇而同情地集中在他身上。他发现大家都在窃窃私议，眼睛盯住他，露出惊惶失措甚至谄媚讨好的神色。大家向他表示的敬意都是空前的：一位正在跟神父谈话的陌生太太从座位上站起来给他让坐；一位副官捡起皮埃尔掉下的手套递给他；当他走过的时候，医生们都彬彬有礼地停止说话，闪到一旁给他让路。皮埃尔想换一个座位，免得给那位太太添麻烦，他想自己捡起手套，走过并未挡他路的医生面前；但他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因为今晚他要履行一种大家所期待的可怕仪式，因此接受大家的效劳是应该的。他默默地从副官手里接过手套，坐到那位太太让出的位子上，把一双大手对称地放在膝盖上，摆出像埃及雕像那样天真的姿势。他心里认定，这一切都理应如此，而且为了不出丑，不闹笑话，今晚他不应当随便行动，必须绝对服从指导他的人的意志。

不到两分钟，华西里公爵穿着长袍，胸前挂着三枚星章，昂首阔步地走进来。他从早晨起似乎又瘦了些；当他环顾房间，看见皮埃尔的时候，眼睛睁得比平时更大。他走到皮埃尔面前，握住他的手（以前他从没这样做过），把它往下拉，仿佛要试试这只手长得结实不结实。

“勇敢点，勇敢点，我的朋友。他吩咐要看您，这很好……”华西里公爵说着想走开去。

但皮埃尔觉得有必要问一下：

“病情怎么样……”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叫垂危的人伯爵是否妥当，叫他父亲又觉得不好意思。

“半小时前他又发过病了。又发过病了。勇敢点，我的朋友……”

皮埃尔头脑里一片混乱，弄不懂“发病”究竟指什么。他茫然地望望华西里公爵，后来才明白“发病”是指病情危急。华西里公爵一边走一边对劳兰医生说了几句话，然后踮着脚尖走进病房。他不会踮着脚尖走路，整个身子都笨拙地跳动着。大公爵小姐跟在他后面，然后，神父、教堂职员和仆人也走了进去。从门里传出移动东西的声音。最后，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色苍白，带着认真履行职责的恣态跑出来，碰碰皮埃尔的手臂说：

“上帝无限仁慈。终敷礼马上要开始了。来吧。”

皮埃尔进了门，踏着软绵绵的地毯。他发现副官、陌生的太太和仆人都跟着他走进来，仿佛现在进屋已无须取得许可了。

二十

皮埃尔熟悉这个由圆柱和拱门隔成两半、墙上挂着波斯壁毯的大房间。圆柱后面那部分房间，放着一张高高的红木床，床上挂着绸幔；房间另一部分有一个嵌神像的大壁龛被照得又红又亮，好像晚祷时的教堂。壁龛里被照亮的神像服饰下有一张伏尔泰式长安乐椅，安乐椅上放着新换过的没有皱褶的洁白枕头。皮埃尔所熟悉的他父亲别祖霍夫伯爵高大的身子躺在安乐椅上，齐腰盖着一条浅绿色被子，他那宽额上的白发有点像狮子的鬣毛，他那漂亮的棕黄色脸上现出高贵的深深皱纹。他就躺在神像下，两只粗大的手被拉出来放在被子上。他的右手手心向下，拇指和食指中间夹着一支蜡烛，由一个老仆人弯着腰在一旁扶住。安乐椅旁站着神职人员，他们身穿庄严的闪亮法衣，披着长发，手拿蜡烛，缓慢而庄重地做着祷告。他们后面站着两个小公爵小姐，她们拿手帕捂住眼睛；前面站着大公爵小姐卡嘉，她脸上露出凶恶而骄横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盯住圣像，仿佛向大家表示，她要是向周围环顾，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上带着温顺、悲伤和宽恕的神色，同那位陌生的太太站在门口。华西里公寓站在门的另一边，靠近安乐椅。他把一只雕花天鹅绒椅子转过来背对自己，左手拿着蜡烛搁在椅背上，右手画着十字，每当他把手指举到前额，眼睛就往上翻。他脸上现出安详虔诚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要是不了解这种心情，那就糟了。”

他后面站着副官、医生和男仆；就像在教堂里一样，男女分列两边。大家都默默地画着十字，但听得诵读祷文和低沉的唱赞美诗声。而在间歇时，只有移动脚步声和叹息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露出煞有介事的很内行的神气，穿过房间走到皮埃尔跟前，递给他一支蜡烛。皮埃尔点亮蜡烛，出神地观赏周围的一切，竟用拿蜡烛的手画起十字来。

脸色红润、有一颗黑痣、很爱笑的小公爵小姐莎菲望着皮埃尔。她微微一笑，好一阵拿手帕遮住脸，但望了望皮埃尔，又笑了。她一看见他就要笑，但又忍不住不去看他。为了避开诱惑，她悄悄走到圆柱后面。祈祷做到一半，神父们的声音突然停止；他们彼此悄悄地说着话；扶住伯爵手的老仆人直起腰来，对太太们说了些什么。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走上前，向病人俯下身去，从背后向劳兰招招手。这位法国医生手里没有拿蜡烛，身靠圆柱站着，现出外国人的恭敬姿态，表示尽管信仰不同，他完全懂得这个仪式的重要性并加以赞许。他迈着年富力强的人的矫健脚步走到病人跟前，用他纤细的白手指从绿色被子上拿起伯爵那只空手，转过身子，一面把脉，一面思索。他们给病人喝了点东西，在他周围忙了一阵，然后又各就各位，继续祈祷。在祈祷的间歇，皮埃尔发现华西里公爵离开椅背，脸上那副神气表示，他知道该怎么办，谁不了解他，谁就倒霉。他没有走到病人跟前，却从他身边经过，走到大公爵小姐跟前，同她一起向挂绸幔的高床走去。华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从床那边走出后门，但没等祈祷结束，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皮埃尔对这事也像对别的事一样漠不关心，只认定今晚在他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赞美诗停止了，神父恭恭敬敬地祝贺病人领受了圣餐。病人仍旧一动不动、奄奄一息地躺着。他周围的人纷纷活动起来，但听得一片脚步声和低语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声音比谁都尖。

皮埃尔听见她说：

“一定得移到床上，留在这里说什么也不行……”

病人被医生、公爵小姐和仆人团团围住，这样皮埃尔就看不见那个披着雪白长发的棕黄色脑袋。在祈祷时，皮埃尔自始至终注视着他，虽然也看到其他的人。皮埃尔从安乐椅周围人们小心翼翼的动作上看出，他们在移动垂危的病人。

“把住我的胳膊，不然他会滑下去，”皮埃尔听见一个仆人恐惧地低声说，“从下边托住……再来一个。”接着人们沉重的喘息声和脚步声更加急促了，仿佛抬着一件他们抬不动的重东西。

抬的人，包括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走过皮埃尔面前。皮埃尔从他们的脊背和颈项后面看见被众人抬起的病人高高隆起的胖胸脯、厚实的肩膀和狮子鬣毛般卷曲的白发。他那异常宽阔的前额和颧骨、俊美好色的嘴和威严冷静的目光，临死都没有改变。三个月前，当别祖霍夫伯爵叫皮埃尔到彼得堡去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模样。如今他的头由于抬的人脚步不齐无可奈何地摇摆着，冷漠的目光不知落在什么地方。

大家在高床旁忙了几分钟，仆人们走散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触触皮埃尔的手，对他说了声：“过来！”皮埃尔就跟她一起走到床边。病人被放在床上的姿势很庄严，显然是因为刚举行过圣礼的缘故。他仰天躺着，头高高地搁在枕头上。他的双手对称地放在绿色绸被上，手心向下。皮埃尔走过去，伯爵眼睛望着他，但眼神里的含意却无法捉摸。这眼神或者没有什么含意，只因为眼睛总得往什么地方瞧，或者含意深刻。皮埃尔站住，不知做什么好，就用询问的目光回头望望指导他行动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连忙向他使使眼色，她望望病人的手，又用嘴唇向这只手送着飞吻。皮埃尔拼命伸长脖子以免碰到绸被，遵照她的示意吻了吻骨骼宽大的胖手。伯爵的手也好，他脸上的肌肉也好，都纹丝不动。皮埃尔又望望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问她现在该怎么办。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瞧瞧床边的安乐椅。皮埃尔顺从地在椅子上坐下，继续用眼睛询问，他做得对不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点点头表示做得对。皮埃尔又摆出埃及塑像般端庄单纯的姿势，唯恐他那笨重肥胖的身体占据太多的空间，竭力把自己的身体缩小一点。他望望伯爵。伯爵仍望着皮埃尔原来站着的地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神情表示，她懂得这父子最后一面是多么动人。这样继续了两分钟，但皮埃尔觉得像有一个小时。突然伯爵厚实的脸抽动起来。抽动越来越厉害，好看的嘴歪斜了（这时皮埃尔才明白他父亲快要死了），从歪斜的嘴里发出含糊的沙哑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仔细望着病人的眼睛，竭力猜测他需要什么。她忽而指指皮埃尔，忽而指指饮料，忽而低声叫着华西里公爵的名字，忽而指指被子。病人的眼睛和脸色显得有点不耐烦。他费力地望了望一直站在床头的仆人。

“老爷要翻个身。”仆人低声说，欠身把伯爵沉重的身子翻过去对着墙壁。

皮埃尔站起来帮助仆人。

当伯爵翻身的时候，他的一只手软绵绵地向后落下，他想把它举过来，但是没有力气。不知是伯爵发觉皮埃尔在望他这只没有力气的手，还是他垂死的头脑里掠过别的思想，他望望这只不听使唤的手，望望皮埃尔脸上恐怖的神色，又望望这只手，他的脸上出现了同他的仪态很不相称的一丝苦笑，仿佛在嘲笑自己的软弱无力。皮埃尔一看到这笑容，突然感到胸口抽搐、鼻子发酸，眼睛被泪水迷糊了。病人被转过去面对墙壁。他叹了一口气。

“他睡着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发现来换班的公爵小姐，说，“咱们走吧。”

皮埃尔走了出去。

二十一

会客室里，除了华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坐在叶卡德琳娜女皇像下起劲地谈话外，没有别的人。他们一看见皮埃尔和他的指导人，就不再作声。皮埃尔发现公爵小姐把一样东西藏起来，并且听见她低声说：

“我见不得这个女人。”

“卡嘉吩咐把茶摆在小客厅里，”华西里公爵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去吧，我可怜的公爵夫人，去喝点茶吧，不然您会支持不住的。”

他对皮埃尔没有说什么，只使劲捏捏他的上臂。皮埃尔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到小客厅去了。

“熬夜之后，再没有比喝一杯俄国好茶更能提神的了。”圆形小客厅的桌上摆着茶具和冷餐，劳兰站在桌旁说。他用中国无柄细瓷茶杯啜着茶，克制着兴奋的神情。这天在别祖霍夫伯爵家过夜的人都聚集在桌旁吃茶点，以补充体力。皮埃尔清楚地记得这个有镜子和小桌的圆形小客厅。每逢伯爵家举行舞会，不会跳舞的皮埃尔爱坐在这个有镜子的小客厅里，欣赏着身穿舞服、光肩膀上饰着钻石和珍珠的太太小姐们。她们走过这个灯火辉煌的房间，总要在明亮的镜子前照照，顾盼一番。现在屋子里只点着两支蜡烛，光线暗淡，小桌子上茶具和菜肴狼藉，各种神情忧郁的人深夜坐在那里，低声交谈着。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表示，谁也没有忘记此刻卧室里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皮埃尔虽然也很想吃点东西，但他没有吃。他回头用询问的目光望望他的指导人，看见她又踮着脚尖走进华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坐着的会客室。皮埃尔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于是稍稍迟疑了一下，就跟着她走去。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站在公爵小姐旁边，两人激动地同时低语着。

“对不起，公爵夫人，请您告诉我，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公爵小姐说，显然像她砰地关上房门时一样激动。

“不过，亲爱的公爵小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温和而果断地说，拦住通卧室的路，不让公爵小姐过去，“可怜的叔叔此刻正需要休息，您这样不是会使他太痛苦吗？此刻还谈人世的事，可他的灵魂已准备……”

华西里公爵坐在安乐椅上，照例毫无拘束，高高地架起腿。他的双颊剧烈地抽动，向下放松时显得更胖。他装出并不注意这两个女人在谈话的样子。

“我说啊，亲爱的公爵夫人，让卡嘉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您要知道，伯爵是多么疼爱她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文件里写的是什么，”公爵小姐指指手里的镶花文件夹，对华西里公爵说，“我只知道正式遗嘱在他的办公桌里，这个文件他早就忘了……”

她想绕过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个箭步又拦住她的路。

“我知道，亲爱的善良的公爵小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手抓住文件夹，抓得那么紧，显然不会马上松手，“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求您，我恳求您，可怜可怜他吧。我请求您……”

公爵小姐不作声。只听得双方争夺文件夹的声音。显然，公爵小姐即使说话，也不会说出比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中听的话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紧紧抓住文件夹，虽然如此，她的声音还是像平时一样温柔而甜蜜。

“皮埃尔，过来，我的朋友。公爵，我想，他在家庭会议上不是外人，是不是？”

“您怎么不说话，我的表兄？”公爵小姐忽然大声叫道，弄得客厅里的人听了都大吃一惊，“现在有人在垂危的病人房门口大吵大闹，干涉人家家庭的事，您怎么不说话？阴谋家！”她恶狠狠地低声说，使劲夺着文件夹，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上前几步，更使劲抓住文件夹。

“哦！”华西里公爵责备而惊讶地说，他站起来，“真是笑话！您放手。我对您说。”

公爵小姐放下文件夹。

“您也放手！”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没有听他。

“您放手，我对您说。我负全部责任。让我去问问他。我……这样您满意吗？”

“不过，公爵，”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行过这样隆重的圣礼，先让他安静一会儿吧。现在，皮埃尔，说说您的意见。”她说。皮埃尔走到他们紧跟前，惊讶地望着公爵小姐凶相毕露、不顾体面的脸和华西里公爵抽动的双颊。

“记住，您要对全部后果负责，”华西里公爵严厉地说，“您知道您这是在干什么吗？”

“你这个贱女人！”公爵小姐大声嚷道，突然向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扑去，夺取文件夹。

华西里公爵垂下头，摊开双手。

这当儿，皮埃尔注视了好久的那扇一向轻轻地开关的可怕的房门，突然砰地一声打开，撞在墙上，二公爵小姐从里面冲出来，双手一拍。

“你们在干什么！”她不顾一切地说，“他就要死了，你们却把我一个人撇在那里！”

大公爵小姐丢下文件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连忙弯下腰，捡起这件彼此争夺的东西，跑进卧室。大公爵小姐和华西里公爵清醒过来，跟在她后面跑进去。几分钟后，大公爵小姐脸色苍白，咬着下唇，最先从里面出来。她一看见皮埃尔，脸上现出不可遏止的愤恨。

“好哇，现在您高兴了，”她说，“您的目的达到了。”

她用手帕捂着脸，放声痛哭，从屋子里跑出去。

华西里公爵在公爵小姐之后走出来。他踉跄地走到皮埃尔坐着的长沙发前，一手捂住眼睛，倒在沙发上。皮埃尔发现他脸色发白，下巴颏像发疟疾一样哆嗦着。

“唉，我的朋友！”华西里公爵抓住皮埃尔的臂肘说，声音里带着皮埃尔从没听见过的诚恳和软弱，“我们造过多少孽，骗过多少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我的朋友……不瞒你说……到头来还不是一死了结，一死了结。死真是可怕。”他哭起来。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最后一个出来。她悄悄走到皮埃尔跟前。

“皮埃尔！……”她说。

皮埃尔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她。她吻了吻年轻人的前额，泪水把他的脸都沾湿了。她停了停。

“他没有了……”

皮埃尔从眼镜上方望着她。

“我们走吧，我陪您去。您哭吧，再没有什么比眼泪更能使人轻松的了。”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把他领到黑暗的客厅里。皮埃尔感到很高兴，因为那里没有人会看见他的脸。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离开他走了。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头枕着手臂呼呼睡熟了。

第二天早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皮埃尔说：

“是的，我的朋友，这是我们大家的一大损失，更不用说您了。不过上帝会保佑您的，您还年轻。我相信，您将成为大笔财产的主人。遗嘱还没有拆封。我很了解您，相信您不会因此冲昏头脑，但您得负起责任，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

皮埃尔没作声。

“以后我可能告诉您，当时我要是不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瞒您说，叔叔前天还答应我照顾保里斯，可是他没来得及办。我希望，我的朋友，您会实现您父亲的遗愿。”

皮埃尔一点也不明白，尴尬地红着脸，默默地望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同皮埃尔谈完话，坐车到罗斯托夫家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她把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经过详细告诉罗斯托夫家和所有的熟人。她说，伯爵死得体面，就像她所想望的那样；说他的死不仅使人感动，而且让人受到教益；父子的最后一面特别动人，她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掉眼泪；她说不出在这可怕的时刻父子俩谁表现得更出色：是在临终时想到一切人和一切事并对儿子说了些感人的话的父亲呢，还是痛不欲生而又竭力掩饰悲哀、以免使垂危的父亲难过的可怜的皮埃尔。“这是很痛苦的，但很有教益；看到老伯爵和他那个好儿子，人的心灵也会变得高尚起来。”她说。对公爵小姐和华西里公爵的行为，她很不赞成，但她也讲了，只是讲的时候非常秘密，声音压得很低。

二十二

在童山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一家人天天都在盼望小安德烈公爵夫妇的到来。不过，老公爵家严格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破坏。陆军元帅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公爵，在社交界绰号叫普鲁士王，自从保罗在位时被贬隐居乡间后，一直深居简出，同女儿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她的女伴布莉恩小姐生活在一起。到了新皇登基以后，他虽被准许进京，但还是深居简出，住在乡下。他说，谁要是需要他，可以从莫斯科赶一百五十俄里[36]到童山来找他，而他则一无所需，也无求于人。他常说，人类罪恶的根源只有两种：懒惰与迷信。美德也只有两种：勤劳与智慧。他亲自教育女儿。为了在她身上培养这两大美德，他教她代数和几何，把她的生活安排得没有一点空暇。他自己也一天忙到晚：一会儿写回忆录，一会儿演算高等数学，一会儿在车床上车鼻烟壶，一会儿在花园里劳动，或者监督庄园里不断的建筑工程。勤劳的活动首先需要秩序，因此在他的生活方式中，秩序就达到最严格的程度。他每天准时吃饭，不仅钟点不变，简直一分钟都不差。对周围的人，从女儿到仆人，公爵总是既严厉又苛刻，因此，他虽不残酷，但大家都对他抱着敬畏的态度。要获得这样的敬畏，就是最残酷的人也难以做到。他虽已退休，在政府机关里没有什么权力，但本省的所有长官都认为有责任经常来拜见他，并且像建筑师、花匠或玛丽雅公爵小姐那样，在约定的时间里到高大的接待室等候公爵的接见。当书房高大的门打开，戴着敷粉假发的矮小老人出现时，接待室里的人便都肃然起敬，甚至胆战心惊。公爵的手又瘦又小，花白的眉毛倒挂，当他皱眉时，眉毛就遮蔽了智慧而又显得年轻的明亮眼睛。

小公爵夫妇归来那天早晨，玛丽雅公爵小姐照例在规定时间走进接待室向父亲请早安，并提心吊胆地画着十字，默诵祷文。她每天进来都要求上帝保佑，使她今天的见面平安无事。

一个戴敷粉假发的老仆人坐在接待室里，看见她，轻轻站起来，低声说：“请进。”

门里传来车床匀调的声音。公爵小姐怯生生地推了推灵活的房门，在门口站住。老公爵站在车床旁，回头看了一下，继续干他的活。

巨大的书房里摆满各种随时需用的东西。一张放着许多书籍和图纸的大桌子，几个高高的玻璃书橱，橱门上插着钥匙，一张站着写字的高书桌，桌上摆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还有几样工具，一台车床，周围撒满刨花——这一切表明主人经常有条不紊地从事各种活动。从公爵穿绣银线鞑靼式靴子的小脚的动作上，从他筋脉毕露的瘦手的手劲上，都可以看出老公爵精神矍铄，体力还很健旺。他在车床上又踏了几转，才从踏板上挪开脚，拭了拭凿子，把它放到挂在车床上的皮口袋里，接着走到桌旁，叫女儿过去。他从来不为自己的子女祝福，只伸出今天还没刮过的长着硬胡子碴儿的脸给女儿亲，严厉而又关注地瞧了她一下，说：

“身体好吗？……好，坐吧！”

他拿起自编的几何学讲义，用脚把椅子勾到身边。

“这些明天教！”他说着，用硬指甲从一节到另一节画了个记号。

公爵小姐低下头看桌上的讲义。

“等一下，你有一封信。”老头儿忽然说，从挂在桌子上面的信插里取出一封女人笔迹的信，扔在桌上。

公爵小姐一见信，脸就红了。她连忙拿起信，低下头看。

“是爱洛绮丝[37]写来的吧？”公爵问，冷笑时露出还很坚固的发黄的牙齿。

“是的，是裘丽写来的。”公爵小姐说，怯生生地望着父亲，怯生生地微笑着。

“再放过两封，到第三封我可要看一看了，”公爵严厉地说，“我怕你们在信里胡说八道。第三封我要看一看。”

“这一封您也可以看，爸爸。”公爵小姐说，脸涨得越发红了，把信递给父亲。

“第三封，我说过，看第三封。”公爵斩钉截铁地大声说，把信推开，接着把臂肘搁在桌上，拉过画有几何图形的讲义。

“喂，小姐，”老头儿说，挨着女儿俯身在讲义上，一只手臂搁在公爵小姐坐椅的椅背上，这样，公爵小姐就处在她所熟悉的父亲的烟草味和浓郁的老人气的氛围中，“你看，小姐，这几个三角形都是相等的；请看角a b c……”

公爵小姐恐惧地看看父亲逼近的目光炯炯的眼睛，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显然一点也不懂。她心里十分害怕，越怕越听不懂父亲的讲解，尽管他讲解得十分清楚。不知这事得怪教师还是得怪学生，但情况天天相同：公爵小姐眼睛模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只觉得严父的瘦脸靠得很近，感觉到他的呼吸和气味。她一心巴望尽快离开书房，到自己房间里自由自在地思考习题。老头儿按捺不住，嘎地一声推开坐着的椅子，接着又把它拉拢。他竭力克制怒火，但几乎每次都发脾气，骂人，有时还扔讲义。

公爵小姐回答错了。

“哼，真笨！”公爵推开讲义，猛地转过身去，大声骂道，但接着站起来，来回走了一阵，双手摸摸公爵小姐的头发，又坐下来。

公爵把椅子挪拢一点，继续讲课。

“不行，公爵小姐，不行，”他看见公爵小姐拿起笔记本要走，就说，“数学可是门大学问，我的小姐。我不希望看到你像我们那些笨姑娘那样。多学学，就来劲了，”他拍拍女儿的脸颊，“头脑就不会糊涂了。”

女儿要走，他做了个手势拦住她，从高桌子上拿下一本未裁开的新书。

“这又是你的爱洛绮丝寄给你的什么《奥秘解答》[38]。一本宗教书。但我不干涉任何人的信仰……我翻了一下。你拿去。好，去吧，去吧！”

他拍拍女儿的肩膀，等她一出去，就亲自关上门。

玛丽雅公爵小姐带着难得消失的忧郁恐惧的表情——这种表情使她病态的丑脸更丑——回到自己房间里，在摆满微型肖像画、堆满书本和笔记的写字台旁坐下来。公爵小姐生活习惯上的杂乱无章同她父亲的有条不紊正好达到同样程度。她放下几何笔记本，迫不及待地拆开信。这封信是公爵小姐从小的好友，也就是那天参加罗斯托夫家命名日的裘丽写来的。

裘丽用法文写道：

亲爱的无价的朋友，别离是多么可怕多么痛苦的事啊！我常常想，我的一半生命和幸福都在您身上，尽管我们分隔两地，我们的心却紧紧相连。我恨命运，尽管我过着温饱懒散的生活，却无法克制我们分别以后内心的悲愁。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去年夏天那样，一起坐在您那大书房的蓝沙发上互诉衷肠？为什么我不能像三个月前那样，从您那温柔娴静、洞察一切的眼神中汲取新的精神力量？啊，我多么喜欢您的眼神，而此刻在给您写信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了您的眼神。

玛丽雅公爵小姐读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回头向右边的穿衣镜望了望。镜子映出她那衰弱难看的身子和瘦削的脸。她的眼睛一向忧郁，这会儿格外颓丧地瞧着镜子里自己的模样。“她这是在恭维我。”公爵小姐想，转过身来继续看信。不过裘丽并不是在恭维朋友，公爵小姐的眼睛生得又大又深邃又明亮，有时射出温暖的光芒，确实很美丽。她的脸虽长得不好看，眼睛却富有魅力。可惜公爵小姐从未看到过自己美丽的眼神，因为她的眼神只有在她没想到自己时最美丽。她也像一般人那样，照镜子的时候脸部绷紧，不自然，显得难看。她继续看信：

在莫斯科，大家谈的无非是战争。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已经在国外，另一个参加近卫军，正向边境开拔。我们仁慈的皇上离开彼得堡，听说陛下将不惜冒枪林弹雨之险，御驾亲征。全能的上帝恩赐一位天使当我们的君主，但愿他能降服这个破坏欧洲安宁的科西嘉怪物[39]。且不说我的两个哥哥，这场战争还使我失去一个最亲近的朋友，我指的是年轻的尼古拉伯爵。他满腔热情，不甘心碌碌无为，离开大学从军去了。不瞒您说，亲爱的玛丽雅，尽管他年纪轻轻，他这次离家从军使我感到无限悲伤。去年夏天我同你谈到，在我们的时代二十岁的青年往往就暮气沉沉，而他却品德高尚，朝气蓬勃，这是十分罕见的！他为人坦率热情，而且纯洁无瑕，富有诗意，我们的交往虽然短暂，却使我这颗饱尝痛苦的可怜的心感到甜蜜和欢乐。以后我将告诉你我们分别的情景和说过的话。此情此景都历历在目……唉，亲爱的朋友！您是幸福的，因为您没有体验过那种烈火般的欢乐，也没有体验过那种烈火般的痛苦。您是幸福的，因为痛苦通常总比欢乐更强烈。我很清楚，尼古拉伯爵太年轻了，我同他不可能有超越朋友的关系。但这种甜蜜的友谊，这种如此富有诗意而纯洁的关系，正是我心灵所需要的。好了，这事谈得够了。近来轰动全莫斯科的新闻是老别祖霍夫伯爵的去世和他的遗产继承问题。您真不会想到，三位公爵小姐所得无几，华西里公爵一无所得，皮埃尔却继承了全部遗产，并被立为后嗣而获得别祖霍夫伯爵封号，拥有俄国最大的财产。据说，华西里公爵在这件事上扮演了卑劣的角色，最后狼狈不堪地回彼得堡去了。说实在的，遗嘱之类的事我所知甚少；我只知道，自从我们认识的那个叫皮埃尔的青年成为别祖霍夫伯爵和俄国首富后，我有趣地发现，那些有待字闺女的母亲和姑娘本人对他的语气和态度都忽然变了。顺便说一句，我一向认为这人毫无出息。两年来他们一直兴致勃勃地替我物色对象（其中大部分我不认识），莫斯科的婚事新闻就认定我将成为别祖霍夫伯爵夫人。但您知道，我对此毫无兴趣。谈到婚事，不瞒您说，前不久我们共同的姨妈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极其秘密地告诉我，有人在安排您的婚事。对象不是别人，就是华西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里。他们要替他物色一位有钱的名门闺秀，他父母就选中了您。我不知道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但我觉得有责任事先告诉您。据说，他长得很俊，是个出格的浪子。关于他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些。

好吧，扯得够多的了。第二张信纸快完了，妈妈派人来找我去阿普拉克辛家吃饭。

我寄给您的那本神秘的书，您可以看看。这本书在我们这里很流行。虽然书里有些地方不是凡人简单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但这是一本出色的书。看这本书能使人心平气和，灵魂高尚。再见了。谨向令尊大人请安，并向布莉恩小姐致意。衷心拥抱您。

裘丽

又及：请把令兄和他可爱的夫人的情况告诉我。

公爵小姐沉吟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模样完全变了。她忽然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桌前。她拿起信纸，迅速地在纸上书写起来。她用法文写了下面的回信：

亲爱的无价的朋友：您十三日的信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您依旧爱我，我的诗一般美的裘丽。您痛恨别离，但别离显然并没有影响您的精神。您抱怨别离，那么我失去了一切亲近的人又该——要是我敢的话——说些什么呢？唉，我们要是不能从宗教上得到慰藉，人生将是多么悲惨哪！您说到对那个青年的感情，为什么认为我会责备您呢？这方面我只是严以律己。但别人的这种感情我是能理解的。我没有体验过这种感情，即使不能赞成，也不会加以指摘。我只觉得，基督徒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比小伙子美丽的眼睛在您这样诗意盎然的多情少女的心中引起的感情更加可贵，更加快乐，更加美好。

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消息在您来信以前我们已听到了，家父为此感到很难过。他说，伯爵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倒数第二个代表，接下去该轮到他了，但他要尽量使这事晚些轮到。但愿上帝别让我们遭到这样的不幸！

我不能同意您对皮埃尔的看法，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他。我认为他有一颗美好的心，而这种品德我认为是最可贵的。他继承遗产一事和华西里公爵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对他们两人都是可悲的。哦，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救世主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真是至理名言！我可怜华西里公爵，但更可怜皮埃尔。他年纪轻轻接受这样一大笔财产，将要受到多少诱惑啊！要是有人问我，我活在世上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回答说，我愿意做个最穷的穷人。亲爱的朋友，万分感谢您给我寄来那本在你们那里十分轰动的书。不过，既然您对我说，书里除了精彩之处还有凡人简单的头脑无法理解的东西，那么，我认为阅读无法理解的东西是多余的，因为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益处。我一向不能理解有些人的嗜好，他们热衷于阅读神秘的书籍而把自己的思想搞乱。这种书籍只会增加他们的猜疑，激发他们的幻想，培养他们违反基督徒朴实本性的浮夸作风。我们最好还是读读《使徒行传》和《福音书》。我们不要到那些书里去寻找神秘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肉体同永生之间还隔着无法穿透的帘幕，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又怎能理解上帝神圣而庄严的秘密呢？我们还是研究研究救世主指导我们在人间行动的伟大教义吧。让我们努力遵守这些教义，并相信，我们越少胡思乱想，就越能获得上帝的欢心，上帝否定一切不是他所给予的知识；我们越少钻研他不愿让我们知道的东西，他就会越快地用他圣灵的智慧启示我们。

父亲没有同我谈起过婚事，他只说接到华西里公爵的信，等候他来访。至于我的婚姻问题，亲爱的无价的朋友，我可以告诉您，我认为结婚是我们必须服从的神圣规定。假如全能的上帝要我负起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无论这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我也将忠实履行而决不自寻烦恼，去考虑我对上帝赐予我做丈夫的人的感情。

我接到家兄来信，他说将同嫂子一起来童山。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欢聚，因为他将撇下我们去参战，而这场战争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卷入，以及怎样卷入。不仅在你们那里，在政治事件和社交活动的中心，而且在这里，在城市居民通常想象为一派田园风光的乡下，也听到了战争的回声，使人感到心情沉重。家父老是说到进军和调动，但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前天，我照例在村道上散步，看到一个撕裂肝肠的场面。我们这里有一队新兵应征入伍。真不忍看到那些离家出征的人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听到生离死别的人的啼哭！请想一想，人类竟把救世主要我们相亲相爱和互相宽恕的教义忘记了，而把互相残杀当作主要美德。

再见，亲爱的善良的朋友。但愿我们的救主和圣母把您置于他们神圣而万能的庇护之下。

玛丽

“哦，您要寄信吗，公爵小姐？我已寄过信了。我给我可怜的母亲写了信。”布莉恩小姐满脸笑容，声音悦耳地匆匆说。她使玛丽雅公爵小姐心事重重、郁郁寡欢的情绪增添了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因素。

“公爵小姐，我应该告诉你，”布莉恩小姐压低声音添加说，“公爵把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大骂了一顿，”她说的时候喉音特别重，有点自我欣赏，“他情绪很坏，很不高兴，您可得当心……”

“哦，我亲爱的朋友，”玛丽雅公爵小姐回答，“我请求过您永远别提我爹的情绪。我自己不能批评他，也不希望别人批评他。”

公爵小姐看了看钟，发觉练钢琴的时间已过了五分钟，就慌忙向起居室走去。按照规定的作息时间，每天十二点到两点，公爵休息，公爵小姐弹琴。

二十三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仆坐在前厅，听着大书房里公爵的鼾声，自己也昏昏欲睡。从房子深处，隔着一道道关着的门，传来丢赛克[40]奏鸣曲，其中难弹的乐句重复了二十来遍。

这时，一辆轿车和一辆篷车来到大门口。安德烈公爵从轿车上下来，把娇小的妻子扶下车，让她走在前面。头发花白的季洪戴着假发，从前厅探出头来，低声报告说老公爵正在睡午觉，又连忙把门关上。季洪知道，即使少爷回家或其他特殊事情都不该破坏作息秩序。这一点，安德烈公爵显然知道得不比季洪差。他看了看表，似乎要核对一下，他离家以来父亲的习惯有没有改变。当他证实没有改变后，就转身对妻子说：

“他还要过二十分钟起来。我们先去看看玛丽雅公爵小姐吧。”

小公爵夫人近来发胖了，但说话时，眼睛依旧喜气洋洋，含笑的生有毫毛的嘴唇依旧快乐动人地翘起来。

“哦，简直是一座皇宫，”她环顾四周，带着人们一般称赞舞会主人的神气对丈夫说，“走吧，快点儿，快点儿！……”她继续环顾四周，同时对季洪、丈夫和陪送他们的仆人微笑着。

“这是玛丽雅在练琴吧？我们悄悄走过去，别让她看见我们。”小公爵夫人说。

安德烈公爵带着谦恭而忧郁的神情跟在她后面。

“你老了一点，季洪。”安德烈公爵一面走，一面向吻过他手的老头儿说。

从传出钢琴声的房间边门里，一个漂亮的金发法国女人跑出来。布莉恩小姐显得兴高采烈。

“哦，公爵小姐这下子可高兴了，”布莉恩小姐说，“到底来了！我去告诉她。”

“不，不，请您不要……您是布莉恩小姐吧，您是我小姑的朋友，我早就知道您了，”小公爵夫人说，同法国女人接吻，“她一定没料到我们今天来！”

他们走到起居室门口，不断听到里面传出来重复的乐句。安德烈公爵站住，皱了皱眉，仿佛料到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小公爵夫人走进屋去。乐句弹到一半停下来；传来惊呼声、玛丽雅公爵小姐沉重的脚步声和接吻声。安德烈公爵进去时，只在安德烈公爵结婚时见过一面的公爵小姐和小公爵夫人还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着在对方身上碰到的任何地方。布莉恩小姐站在她们旁边，双手摁着胸口，露出虔诚的笑容，显然是又想哭又想笑，而且哭笑的愿望一样强。安德烈公爵耸耸肩膀，皱了皱眉头，好像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听到弹错了音。两个女人同时松开手，但立刻又像怕错过机会似的，抓住对方的手，吻起手来，然后又互相吻脸；接着又完全出乎安德烈公爵的意料，两个女人都哭起来，哭着哭着又接吻。布莉恩小姐也哭了。安德烈公爵有点不自在，但两个女人都觉得，她们见面，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可能有其他方式。

“哦，亲爱的！……哦，玛丽雅！……”两个女人又说又笑，“我梦见过您……”“您没想到我们今天会来吧？……哦，玛丽雅，您瘦了……”“您可胖了……”

“我立刻认出这位是公爵夫人。”布莉恩小姐插嘴说。

“可我压根儿没想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大声说，“哦，安德烈，我还没看到你呢。”

安德烈公爵同妹妹手拉手互相吻了吻，说她依旧是个哭娃娃。玛丽雅公爵小姐向哥哥转过身来，她那双美丽而明亮的眼睛含着泪水，向哥哥射出亲切、温柔而驯顺的目光。

小公爵夫人不停地说着话。她的嘴时而闭一下，那带着毫毛的短上唇稍稍触到鲜红的下唇，接着嘴又张开，绽开闪耀着牙齿和目光的笑容。小公爵夫人讲到他们在救主山上遇到意外，使她怀孕的身子险遭不测。接着她立刻又谈到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留在彼得堡，在这里真不知道穿什么好，又说安德烈完全变了，又说吉蒂·奥登卓娃嫁了个老头子，还说有个体面的男人要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求婚，但又说这事以后再谈。玛丽雅公爵小姐仍旧默默地望着哥哥，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却是含爱带愁。她此刻思绪万千，但同嫂嫂的话毫无关系。嫂嫂谈着上次彼得堡过节的情况，她就同哥哥说话。

“你一定要去打仗吗，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叹了口气问。

丽莎也叹了口气。

“而且明天就走。”哥哥回答。

“他本可以升官，可他却把我丢在这里不管，真是天知道……”

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听完她的话，径自想心事，同时亲切地望望嫂子的肚子。

“真的有了吗？”她问。

小公爵夫人的脸色变了。她叹了一口气。

“是的，真的有了，”她说，“哦！这太可怕了……”

丽莎的嘴唇挂下来。她把脸贴在小姑脸上，突然又哭起来。

“她需要休息一下，”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说，“是吗，丽莎？把她领到你屋里去，我去看爹。爹怎么样，还是那样吗？”

“还是那样，还是那样。我不知道你看了觉得怎么样。”玛丽雅公爵小姐快乐地回答。

“还是老时候到花园里散步？在车床上干活吗？”安德烈公爵问，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表示他虽敬爱父亲，但也知道父亲的毛病。

“还是老时候上车床，做数学题，教我几何。”玛丽雅公爵小姐快乐地回答，仿佛上几何课是她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老公爵起床通常需要二十分钟。过了这段时间，季洪过来叫小公爵去见父亲。老公爵破例改变了一下生活习惯以欢迎儿子：他吩咐在他饭前更衣时就让儿子进屋来。老公爵穿一件乡下长袍，头发上扑了粉，一副老式打扮。安德烈公爵（他的神态不像在交际场上那样傲慢，却像同皮埃尔谈话时那样兴奋）走进父亲房里时，老头子正坐在梳妆室那张宽大的山羊皮安乐椅上，披着梳头罩衫，把头伸给季洪扑粉。

“啊！军人来了！你想去打败拿破仑吗？”老头儿说，由于季洪手里握住他的发辫，他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摇动扑过粉的头，“你得好好收拾他，不然他就要逼着我们做他的顺民了。你好！”他把自己的脸颊凑给儿子吻。

老头儿在午饭前睡了一会儿，情绪很好（他常说，饭后睡觉赛过银子，饭前睡觉赛过金子）。他从倒挂的浓眉下高兴地斜睨了一下儿子。安德烈公爵上前一步，吻了吻父亲让他吻的地方。他不理父亲所喜欢的话题——嘲笑当代军人，特别是嘲笑拿破仑。

“爹，我来看看您，把怀孕的媳妇也带来了，”安德烈公爵说，兴奋而恭敬地注视着父亲脸上每块肌肉的活动，“您身体好吗？”

“老弟，只有傻子和浪子才会生病。你知道，我从早忙到晚，生活有节制，身体当然健康了。”

“感谢上帝！”儿子含笑说。

“这与上帝不相干。哦，你说说，”他又回到他心爱的话题上，“德国人怎样教你们用新科学，就是用所谓战略，同拿破仑作战的。”

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您让我想想，爹，”安德烈说时的笑容表示，父亲的毛病并不妨碍他对他的敬爱，“我还没安置好呢。”

“胡说，胡说，”老头儿摇摇发辫，看编得结实不结实，接着抓住儿子的手，大声说，“你媳妇的房间已准备好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会领她去看的，她们会啰唆个没完。这是她们娘儿们的事。她来，我很高兴。你坐下来谈吧。米海逊的军队我是知道的，托尔斯泰的军队我也知道……同时登陆……南方的军队将做什么呢？普鲁士，守中立……这我知道。奥地利怎么样？”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面说，一面来回踱步，季洪跟在后面一面走，一面把一件件衣服递给他，“瑞典怎么样？他们怎样越过波美拉尼亚[41]？”

安德烈公爵看到父亲一定要他谈，就讲起当前战役的作战计划来，起初有点勉强，但越说越起劲，而且习惯成自然地从俄语改为法语。他说，要使普鲁士放弃中立，必须用九万军队对它施加压力，还说这支军队一部分要在施特拉尔松同瑞典军队会师，又说二十二万奥军要会同十万俄军在意大利和莱茵河流域作战，五万俄军和五万英军要在那不勒斯登陆，总共要有五十万军队从四面八方围攻法军。老公爵对儿子讲的事毫无兴趣，仿佛根本没听，继续边走边穿衣服，有三次突然打断儿子的话。有一次他让儿子停住，大声叫道：

“白的！白的！”

这是说季洪递给他的背心不是他要的那一件。另一次他站住，问：

“她快分娩啦？”接着责怪似的摇摇头说，“不好！说下去，说下去。”

第三次是当安德烈公爵快讲完时，老头子竟用年老走腔的嗓子唱起来：“马伯禄去从军，天知道几时才归来。”[42]

儿子只微微一笑。

“我并没说我赞成这个计划，”儿子说，“我只告诉您有这么一回事。拿破仑已制订好计划，不会比这个差。”

“唔，你并没告诉我什么新东西。”接着老头儿又像说绕口令似的哼着，“天知道几时才归来。你到餐厅去吧。”

二十四

公爵扑过发粉，刮过胡子，在规定时间走进餐厅。在餐厅里，他的儿媳妇、玛丽雅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和公爵的建筑师都在等他。由于老公爵的怪癖，建筑师被准许和公爵一家人同桌吃饭，虽然就身份来说，像他这样的小人物是不能享受这种荣幸的。公爵家里平时等级森严，连省里的各级官吏也难得获准跟他同席，可就是对那在角落里用方格手绢擤鼻涕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另眼相看，并拿他做例子证明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屡次教导女儿说，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一点也不比你我差。在饭桌上，最喜欢同这位沉默寡言的建筑师闲谈。

餐厅同住宅里其他房间一样极其高大，家属和仆人都站在每把椅子后面，恭候公爵出来。管家臂上搭着餐巾，检查着桌上的餐具，向听差们使眼色，不安地时而看看挂钟，时而望望公爵将要进来的门。安德烈公爵望着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大金框，框里装着保尔康斯基公爵家谱，家谱对面挂着一个同样大小的镜框，里面装着戴冕的当权公爵的粗劣画像（显然出自家庭画工之手）。那个公爵一定是留里克的后代，也就是保尔康斯基家族的始祖。安德烈公爵望望家谱，摇摇头，好像看到一张逼真得可笑的画像，忍不住笑了。

“我看他真是一成不变哪！”他对走拢来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惊奇地望望哥哥。她不明白他在笑什么。父亲的一举一动都使她肃然起敬，无可非议。

“人人天生都有弱点，”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以他那样的大智大慧，竟委身于这些琐事之中！”

玛丽雅公爵小姐无法理解哥哥竟会说出这样大胆的话来，她正准备反驳，忽然听见书房里传出大家所期待的脚步声：老公爵照例迅速而轻快地走进来，仿佛有意用匆忙的行动来打破严格的家庭秩序。这时，大钟敲了两下，客厅里另一台钟也发出清脆的声音响应。老公爵停住脚步，他那双灵活、明亮而严厉的眼睛从下垂的浓眉下把所有的人扫视了一遍，然后停留在小公爵夫人身上。小公爵夫人这时就像臣子看到皇帝上朝那样诚惶诚恐，老人身边其他人的感觉也是一样。老公爵摸摸小公爵夫人的头，又笨拙地拍拍她的后脑勺。

“你来，我很高兴，很高兴，”他说，又注视了一下她的眼睛，迅速地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坐吧，坐吧！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坐吧！”

老公爵叫儿媳妇坐在自己旁边。仆人替她拉开椅子。

“嗬嗬！”老头儿望望她圆圆的腰部说，“真性急，不好！”

他不高兴地冷冷笑了笑，就像平时一样，眼睛不笑，只有嘴笑。

“要散步，尽量多散步，尽量多散步。”他说。

小公爵夫人没听见或者不愿听他的话。她没作声，有点局促不安。老公爵问起她的父亲，小公爵夫人才说话，还微微一笑。他又问到一些共同的熟人，小公爵夫人更活泼了，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替人家向老公爵问好，又讲了城里的流言蜚语。

“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死了丈夫，可怜的人把眼睛都哭坏了。”她越说越兴奋。

她越兴奋，公爵越严厉地望着她。然后，仿佛把她研究透了，对她有了清楚的理解，就转身同建筑师说话。

“哦，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我们的拿破仑要倒霉了。安德烈公爵，”他总是用第三人称称呼儿子，“告诉我，集中了多少兵力来对付他！可我们总是把他看作窝囊废。”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实在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拿破仑这样的话，但他知道这样可以转到老公爵喜爱的话题上来。他惊奇地瞧瞧小公爵，不知道这样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他是个大策略家！”公爵指着建筑师对儿子说。

谈话又回到了战争、拿破仑、当代将军和官员身上。老公爵似乎不仅相信，当代官员都是些对军事和政治一窍不通的娃娃，拿破仑是个微不足道的法国佬，他能取胜，只因为现在没有波将金和苏沃洛夫那样的人物去同他抗衡。老公爵甚至认为，欧洲没有什么政治纠纷，也没有战争，现在人人都装作在干事业，实际上却在演傀儡戏。安德烈公爵听着父亲对新派人物的嘲笑，逗他说话，感到挺有趣。

“照您说，过去什么都好，”安德烈公爵说，“难道苏沃洛夫没有掉进莫罗[43]的圈套而不能脱身吗？”

“这是谁对你说的？谁对你说的？”老公爵嚷道，“苏沃洛夫！”他把一个盘子扔掉，季洪连忙把它接住，“苏沃洛夫！……你倒想想，安德烈公爵。只有腓特烈和苏沃洛夫两个人物……莫罗算得了什么！苏沃洛夫要是能放开手脚，莫罗早就当上俘虏了；可是御前军事香肠烧酒参议院[44]掣他的肘。他真倒霉。哼，您到了那里，就会尝到那御前军事香肠烧酒的滋味了！连苏沃洛夫都对付不了他们，库图佐夫又怎么对付得了？！不，朋友，”他说下去，“你和你们那些将军是对付不了拿破仑的；必须利用法国人，让他们自相残杀。他们派德国人巴仑[45]到美国纽约去找法国人莫罗，”他说，指的是今年曾邀请莫罗参加俄军一事，“真是咄咄怪事！……难道波将金、苏沃洛夫、奥尔洛夫都是德国人吗？不，老弟，如今不是你们发了疯，就是我老糊涂了。但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等着瞧吧。拿破仑居然当上了他们的伟大统帅！哼……”

“我并没说所有的计划都很好，”安德烈公爵说，“我只是不明白，您怎么能这样评论拿破仑。您要怎么取笑都行，但拿破仑毕竟是个伟大的统帅！”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公爵对建筑师大声说，而建筑师正在吃热菜，希望人家能暂时把他忘记，“我不是对您说过，拿破仑是个伟大的策略家吗？瞧，现在他也这样说。”

“可不是，大人！”建筑师回答。

老公爵又发出一声冷笑。

“拿破仑生来就是个幸运儿。他的军队很出色。而且他首先攻打德国人。只有懒鬼才不打德国人。开天辟地以来，德国人一直挨打。可是德国人不打别人，他们只会自相残杀。拿破仑就是靠他们获得荣誉的。”

于是老公爵开始分析他认为拿破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所犯的种种错误。儿子没有反驳，但看得出，不论人家向他提什么论据，他也像老公爵一样固执己见。安德烈公爵听着，克制着不去反驳他，同时不由得不感到惊奇，老人家长期隐居乡下，对近年来欧洲发生的一切军政大事，却了如指掌，而且评论精当。

“你以为我这个老头子不了解当前形势吗？”他结束说，“我可是挺关心的！我晚上睡不着觉。那么，你那个伟大的统帅，他在什么地方显过本领？”

“这可说来话长了。”儿子回答。

“你还是到你的拿破仑那里去吧。布莉恩小姐，这里又有一个你们流氓皇帝的崇拜者！”他用漂亮的法语大声说。

“公爵，您知道，我不是拿破仑派。”布莉恩说。

“天知道几时才归来……”老公爵不自然地哼着，又更不自然地笑了笑，然后离开餐桌。

小公爵夫人在他们争论和吃饭时一直不作声，恐惧地时而望望玛丽雅公爵小姐，时而望望公公。离开餐桌时，她抓住小姑的手，把她拉到另一个屋里。

“你们爹真是个聪明人，”小公爵夫人说，“也许我因此有点怕他。”

“哦，老人家心地真好！”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二十五

安德烈公爵第二天傍晚动身。老公爵没有改变生活秩序，饭后回到书房。小公爵夫人在小姑房里。安德烈公爵身穿旅行装，不戴肩章，同跟班一起在屋里收拾行李。他亲自检查了马车，监督跟班装好行李，然后吩咐套马。房间里只剩下安德烈公爵的随身行李：一只手提箱、一个大银餐具箱、两把土耳其手枪和一柄马刀——父亲从奥恰科夫[46]带回来的礼物。安德烈公爵的随身行李很整齐：崭新，干净，套着呢套子，还用带子仔细捆住。

在动身远行、改变生活的时刻，凡是对自己的行为深思熟虑的人，总是心情严肃。在这种时刻，人们总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安德烈公爵现出沉思和温柔的神色。他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迅速地走来走去，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眼睛望着前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不知他是害怕去打仗呢，还是舍不得离开妻子？也许两者都是，但他显然不愿让人家看出他的心情。他听见门廊里有脚步声，连忙放下手，站到桌旁，装作在捆绑箱子套，脸上又现出平常那种镇定自若而又难以捉摸的表情。原来是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沉重脚步声。

“我听说你已吩咐人套马，”玛丽雅公爵小姐气喘吁吁地说（她显然是跑来的），“可我还想同你单独再谈一谈。天知道咱们这一别几时才能再见。我来，你不生气吧？我的好安德烈，你变得多了。”她补了一句，仿佛说明为什么她要这样说。

她说“我的好安德烈”时，微微一笑。这个严肃的美男子就是从前那个瘦小淘气的孩子，也是她童年的玩伴。想到这一点，她觉得挺好玩。

“丽莎在哪里？”安德烈问，对她的问题只用微笑来回答。

“她累坏了，在我房里沙发上睡着了。哦，安德烈！你太太真是太好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着，在哥哥对面沙发上坐下，“她完全像个孩子，那么快乐，那么可爱。我真喜欢她。”

安德烈公爵没作声，但公爵小姐发觉他脸上现出嘲弄和轻蔑的神气。

“不要计较小的缺点，谁没有缺点哪？安德烈！你别忘了，她是在上流社会长大的。再说，她现在的处境也不太如意。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谁了解人，谁就能原谅人。你应该想想，她这个可怜的人离开了过惯的生活，现在又要和丈夫分离，孤零零待在乡下，又怀了孩子，这是什么滋味？她一定很痛苦。”

安德烈公爵望着妹妹微笑着，就像我们听知心朋友说话时那样。

“你住在乡下，可你并没觉得乡下的生活很可怕。”安德烈公爵说。

“我又当别论。提我干什么！我不想改变生活，我也想不出怎么改变，因为不知道另一种生活是怎样的。可是你得替她想想，安德烈，她年纪轻轻，过惯社交生活，现在却要她把最好的年华埋葬在乡下，又是孤零零一个人，因为爸爸总是忙，我呢……你也知道，过惯社交生活的女人会觉得我这人枯燥乏味。只有布莉恩小姐……”

“我很不喜欢她，你们那位布莉恩。”安德烈公爵说。

“哦，你别这样说！她这姑娘很善良，很可爱，而且挺可怜。她没有亲人，一个也没有。说实在的，我不需要她，同她也合不来。你知道，我这人一向孤僻，这毛病现在更厉害了。我爱孤独……爸爸很喜欢她。爸爸对她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两人总是很亲切，很和气，因为他是他们的恩人。斯特恩[47]说得好：‘我们爱那些给过我们好处的人，不如爱那些受过我们好处的人。’爸爸从街上领来她这个孤女。她心地很好。爸爸喜欢听她朗诵。她天天晚上读书给他听。她朗诵得很好。”

“哦，说实在的，玛丽雅，爸爸的脾气有时使你难堪，是吗？”安德烈公爵突然问。

玛丽雅公爵小姐听到这问题，吃了一惊，接着又感到害怕。

“使我？……使我？！……使我难堪？！”她说。

“他一向很严厉，我觉得现在他变得越发叫人受不了。”安德烈公爵稍稍指责父亲，显然有意使妹妹为难，或者看看她的反应。

“安德烈，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自命不凡，”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她说话不是根据谈话的逻辑，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这是一大罪过。我们怎么可以评论父亲呢？就算可以，那么，对爸爸这样的人，除了崇拜还能有什么别的感情呢？同他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满足，十分幸福。我衷心希望你们大家都和我一样幸福。”

哥哥怀疑地摇摇头。

“只有一件事使我难过，安德烈，我对你实说，就是父亲对宗教的看法。我真不懂，像他这样大智大慧的人竟会看不到光天化日般清楚的道理，执迷不悟，只有这件事使我感到难过。不过这方面近来他也有所改进。近来他的冷嘲热讽已不那么尖刻了，最近他还接见了一位修士，同他作了一次长谈。”

“哦，我的朋友，我怕你和修士都白费力气。”安德烈公爵嘲弄而亲切地说。

“啊，我亲爱的哥哥！我只是祈祷上帝，希望他能听到我的祷告。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停了停，怯生生地说，“我对你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我的朋友？”

“是这样的，你先答应我你不会拒绝。这事不会给你添一点麻烦，也不会使你失面子。你就让我放心吧。答应我，我的好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一只手伸到提包里，握住一样东西，但不拿出来，仿佛这东西就是她所要求的，而在他没有答应之前不能把它拿出来。

她用恳求的目光怯生生地望着哥哥。

“如果这事将给我添很大的麻烦……”安德烈公爵仿佛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回答说。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知道你这人跟爸爸一样。不管你怎么想，这事你就答应我吧。你就答应我吧！这东西还是爸爸的爸爸，我们的祖父，每次上战场都带在身上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还是没把手提包里的东西拿出来，“那么，你答应我吗？”

“好吧，究竟什么事？”

“安德烈，我用这圣像替你祝福。你要答应我永远不把它摘下……你答应吗？”

“如果它没有两普特重，不会拖断脖子的话……为了使你满意……”安德烈公爵说，但看到妹妹听了这玩笑脸色阴沉，他感到后悔，“我很乐意，真的很乐意，我的朋友。”他添加说。

“不管你信不信，上帝都会拯救你，保佑你，使你相信他，因为只有在他身上才有真理和平安。”玛丽雅公爵小姐激动得声音打颤说，神情庄严地把一个用精致的银链系着的椭圆形黑脸银袍古圣像捧到哥哥面前。

玛丽雅公爵小姐画了十字，吻了吻圣像，把它递给安德烈公爵。

“安德烈，你就为了我……”

她那双大眼睛闪耀善良而羞怯的光芒。这双眼睛使她清瘦的病容焕发光辉，变得美丽。哥哥伸手去接圣像，但被她拦住了。安德烈会意，就画了个十字，吻了吻圣像。他脸上露出亲切（他被感动了）而又嘲弄的神色。

“谢谢你，我的朋友！”

玛丽雅公爵小姐吻了吻哥哥的前额，又在沙发上坐下。他们都默不作声。

“我对你说过，安德烈，你一向忠厚宽容，现在对丽莎也不要太苛求，”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她那么善良，那么可爱，现在的处境又那么痛苦。”

“玛丽雅，我好像没对你说过，我有什么事责备过我妻子，或者对她表示不满。你为什么老对我说这种话？”

玛丽雅公爵小姐脸上泛出红斑，没有作声，仿佛自己犯了什么过错。

“我没对你说什么，但有人对你说过什么了。这使我很难过。”

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前额、颈子和双颊上的红斑显得更红了。她想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哥哥猜到：小公爵夫人饭后向小姑哭诉过，她预感会是难产，心里害怕，怪命不好，怪公公和丈夫不管她。她哭过以后睡着了。安德烈公爵有点可怜妹妹。

“你听我说，玛丽雅，我没责备我的妻子，以前没责备过，今后也永远不会责备她。我待她，也没什么可责备自己的。不论我处境怎样，这种情况都不会改变。但你要是想知道真相……你要是问，我是不是幸福？不。她是不是幸福？也不。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安德烈公爵说着站起来，走到妹妹面前，低下头，吻了吻她的前额。他那双漂亮的眼睛闪耀出聪明、善良和异样的光芒，但他没有看妹妹，却从她头上望着门外的一片黑暗。

“我们到她那里去吧，该同她告别了。或者你先去把她叫醒，我这就来！”接着安德烈公爵唤听差：“彼得鲁施卡，来搬行李。这个放在座位上，这个放在右边。”

玛丽雅公爵小姐向门口走去。她站住了。

“安德烈，你要是有信心，你就祷告上帝吧，求他赐给你你所缺乏的爱心。上帝会听见你的祷告的。”

“哦，真的吗？”安德烈公爵说，“去吧，玛丽雅，我这就来。”

安德烈公爵在去妹妹房间的途中，在连接两座房子的走廊里遇见了满脸笑容的布莉恩小姐。这天他已第三次在无人的过道里遇见这位带着兴奋而天真的笑容的小姐了。

“哦！我还以为您在自己屋里呢！”她说，不知怎的涨红了脸，垂下眼睛。

安德烈公爵严厉地看了她一眼，脸上突然现出愤怒的神色。他没有搭理她，却避开她的眼睛，轻蔑地望望她的前额和头发，弄得法国女人脸涨得更红，一言不发地走了。他走到妹妹房间门口，小公爵夫人已经醒了，她那愉快的声音连续不断地从敞开的门里传出来。她说得很急，仿佛要补偿长久沉默失去的时间。

“哈，您想想，祖波夫老伯爵夫人戴了一头假发，装了一口假牙，好像不肯服老……哈，哈，哈，玛丽雅！”

安德烈公爵听到妻子在别人面前这样议论和嘲笑祖波夫伯爵夫人恐怕已有五六次了。他悄悄走进屋里。小公爵夫人身体微胖，脸色红润，手拿针线活，坐在安乐椅上，滔滔不绝地讲彼得堡的往事和当时的谈话。安德烈公爵走到她跟前，摸摸她的头，问她是否从旅途劳顿中休息过来了。她回答了一声，继续讲她的话。

一辆六驾马车停在大门口。屋外是漆黑的秋夜。车夫连车杠都看不见。几个仆人拿着灯笼在台阶上忙碌着。巨大的邸宅灯火辉煌，高大的窗子亮着灯光。家奴们聚集在前厅，准备给小公爵送行。全家人都站在大厅里，包括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布莉恩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小公爵夫人。安德烈公爵被召到父亲书房里，老头子想单独同儿子话别。大家都在等他们出来。

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房，老公爵正戴着老花眼镜，穿着白睡袍（他穿着这种衣服，除了儿子，是谁也不接见的），坐在桌旁写字。他回头看了一眼。

“你要走了？”他说着，继续写字。

“来向您辞行。”

“吻这里，”老公爵指指一边脸颊，“谢谢，谢谢！”

“您谢我什么？”

“因为你没有耽搁，没有被娘儿们的裙带绊住。公务至上。谢谢，谢谢！”老公爵继续使劲写字，墨水从沙沙响的笔尖溅开来，“你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说好了。我可以一边写，一边听。”他补充说。

“我媳妇……留下来请您照顾，真是过意不去……”

“说什么废话？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我媳妇临产时，请您派人到莫斯科请个产科医生来……让他照看一下。”

老公爵停下笔，好像不明白儿子的话，目光严厉地盯住他。

“我知道，要是老天爷不帮忙，谁也帮不了忙，”安德烈公爵说，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当然，事故的可能性只是百万分之一。但她和我都有点提心吊胆。有人对她说了些什么，她自己也做过梦，她有点害怕。”

“哼……哼……”老公爵嘟囔着，继续写字，“我会办的。”

他签上名，突然向儿子转过身笑起来。

“事情有点麻烦，是吗？”

“什么事麻烦，爸爸？”

“媳妇！”老公爵简短而意味深长地说。

“我不明白。”安德烈公爵说。

“这是没办法的事，我的朋友，”老公爵说，“女人都是这样的，你不可能离婚。你不用怕，我不会对别人说，可你自己要明白。”

他用骨瘦如柴的小手抓住儿子的手，摇了摇，同时用一双洞察人心的锐利眼睛对直瞧了瞧儿子的脸，又发出冷冷的笑声。

儿子叹了一口气，算是承认父亲了解他。老头儿继续把信折好，封好，敏捷地拿起火漆、封印和纸，又把它们放下。

“有什么办法呢？她长得美！事情我都会办的，你放心好了。”老公爵一面封信，一面断断续续地说。

安德烈不作声：父亲了解他，这使他又高兴又不高兴。老头子站起来，把信交给儿子。

“听我说，”他说，“不用牵挂媳妇：凡是办得到的，我都会办。现在听我说：你把这信交给库图佐夫。我在信里写了，要他派给你一个适当的差事，副官别当得太久，这是没出息的！你对他说，我想念他，喜欢他。以后来信告诉我，他待你怎么样。要是他待你好，你就干。我尼古拉·保尔康斯基的儿子决不看人脸色办事。好，现在你过来。”

老公爵说得很急，话常常只说半句，但儿子听惯了，能懂得他的意思。他把儿子带到写字台前，打开盖子，拉出抽屉，取出一个他用粗犷笔迹写的稿本。

“当然，我会死在你的前头。记住，这是我写的备忘录，我死后你把它交给皇上。这是当铺证券[48]和信：谁写成苏沃洛夫战史，就把这作为奖金发给谁。你把它转送到科学院。这是我的笔记，等我死后，你读一下，对你会有用处的。”

安德烈没对父亲说，他一定还能活很久。他知道，不用说这种话。

“一切都会照您的吩咐办的，爸爸。”安德烈说。

“好，那么再见了！”他把手伸给儿子亲吻，又拥抱了他，“记住，安德烈公爵：你要是被打死，我老头子会觉得伤心……”他突然停住，接着厉声说：“但我要是知道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他大声说。

“您不必对我说这话，爸爸！”儿子微笑着说。

老头子不作声了。

“我还想求您一件事，”安德烈公爵继续说，“要是我被打死了，要是我有个儿子，您别让他离开，像我昨天对您说的，让他在您身边长大……拜托了。”

“不让他跟你媳妇过吗？”老头儿说着笑起来。

他们默默地面对面站着。老头儿锐利的目光直视着儿子的眼睛。老公爵的下半部脸颤动了一下。

“告别完了……走吧！”老公爵忽然说，“走吧！”他愤怒地大声嚷着，打开书房的门。

“什么事？什么事？”小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看见安德烈和探出身来的身穿白睡袍、戴老花眼镜、不戴假发、愤怒地叫嚷的老头子，连忙问。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回答。

“好了。”他对妻子说。这一声“好了”带有冷嘲的意味，仿佛说：“如今要看您的了。”

“安德烈，你要走了！”小公爵夫人说，她脸色发白，恐惧地望着丈夫。

安德烈公爵拥抱了她。她大叫一声，昏倒在他的肩上。

安德烈公爵小心地移开她靠着的肩膀，看了看她的脸，留神地扶她坐到安乐椅上。

“再见，玛丽雅！”他悄悄地对妹妹说，手拉着手同她接了吻，快步走出屋子。

小公爵夫人躺在安乐椅上，布莉恩小姐揉着她的太阳穴。玛丽雅公爵小姐扶着嫂嫂，她那双哭肿的美丽眼睛一直望着安德烈公爵走出去的门，为他画着十字。书房里一再传来老头子像开枪一样愤怒地擤鼻涕的声音。安德烈公爵一出去，书房门就立刻打开，穿白睡袍的老头子又从门里探出身来。

“走了吗？走了就好！”老公爵生气地望望晕过去的小公爵夫人，带着责备意味摇摇头，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第二部

一

一八〇五年十月，俄国军队进驻奥地利大公国许多城乡，后面还有部队从俄国源源开来，驻扎在布劳瑙要塞附近，给当地居民添了不少麻烦。库图佐夫总司令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一日，一个刚开到布劳瑙的步兵团在离城半英里处安了营，等候总司令检阅。这个团虽然不在俄国，周围的环境跟俄国也不同（到处是果园、石墙、瓦屋顶、远远的群山），许多非俄罗斯老百姓好奇地打量着俄国士兵，他们却像俄国军队在俄国本土准备接受检阅一样整洁。

在行军最后一站的那天傍晚，团里接到命令，总司令要检阅行军中的部队。团长觉得命令行文不清楚，不知道要不要穿着行军服装接受检阅。但在营长会议上作出决定，全团穿上阅兵服，理由是礼多人不怪，过头总比不足好。于是全团士兵在行军三十俄里后，没有闭一下眼睛，就通夜缝补，洗刷；副官和连长一再清点人数，剔除一些不合格的人。到了早晨，这个团已不是昨天最后一程行军时那样零零落落，而整理成两千人的整齐队伍，人人知道自己的位置，个个懂得自己的职责，他们身上的每个纽扣和每条皮带都整洁光亮。不仅外表整洁，而且，总司令若要检查里面的衣服，那他将看到人人身上穿着同样洁净的衬衣，个个背囊里装着规定的物品，就像士兵们说的那样，“锥子肥皂，一应俱全”。只有一样东西使大家不放心，那就是靴子。半数以上人的靴子都已穿破。但这个缺点不能怪罪团长，因为虽经一再要求，奥国当局没有发给他们靴子，尽管他们已走了一千俄里路。

团长是个上了年纪、须眉斑白的多血质将军，身体结实，胸背厚度超过肩膀宽度。他穿着一套烫得笔挺的崭新军服，厚实的金肩章仿佛不是压低而是加高他那肥胖的肩膀。团长的神气好像在参加一次生平最隆重的仪式。他微微拱着背，在队列前走来走去，每走一步，身子就抖动一下。团长显然很欣赏他的团，为他的团感到得意，而他的全部心血确实也都灌注在部队上。虽然如此，他那抖动的步伐仿佛说明，除了军事之外，他对社交活动和女人同样很感兴趣。

“哦，米哈依洛老弟，”他对一位营长说（营长笑眯眯地走上前来，显然两人都很高兴），“我们忙了一个通宵。但我们这个团看来还不错……是吗？”

营长懂得团长的风趣，笑起来。

“就是在皇家草场[49]上检阅也不会被撵走的。”

“什么？”团长问。

这时，在布有信号兵的进城大路上出现了两个骑马的人。这是副官，后面跟着一名哥萨克。

副官是总司令部派来向团长说明昨天命令里没说清楚的问题的，那就是总司令希望看到他们的团保持行军状态，穿军大衣，背行军囊，事先不作任何准备。

库图佐夫那里，昨晚来了个维也纳御前军事参事，带来奥国建议，要求库图佐夫尽快同斐迪南大公和马克的军队会师。而库图佐夫则认为这种会师没有好处，除了竭力说明理由外，还想让奥国将军看看俄国军队的狼狈相。他要来检阅这个团就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因此部队的情况越糟，总司令就越高兴。副官虽不懂得个中奥妙，但向团长传达了总司令不容违抗的命令，要士兵一律穿军大衣，背行军囊，否则总司令就会不高兴。

团长听了这番话，垂下头，默默地耸耸肩膀，情绪激动地把两手一摊。

“糟透了！”他说，“唉，米哈依洛老弟，我对您说过，保持行军状态，穿军大衣，”他责备营长说，“啊，天哪！”他添上一句，断然向前走去。“各位连长！”他像发号施令似地叫道，“各位司务长！……他驾到了吗？”他问刚来的副官，现出肃然起敬的神情，这显然和他提到的人有关。

“我看，还得一个小时。”

“我们来得及换衣服吗？”

“我不知道，将军……”

团长亲自走到行列前，下令重新穿上军大衣。连长们跑回各连，司务长们也忙碌起来（军大衣都破旧了）。原来整齐肃静的四方形队列顿时骚动起来，分散开，发出喧闹声。士兵跑来跑去，抬起一个肩膀，从头上卸下背包，取出军大衣，高举双臂伸进袖筒里。

半小时以后，一切又恢复原状，只是四方形的队列已经由黑色变成灰色。团长又蹒跚地走到全团人前面，远远地观察着他们。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算什么！”团长站住，吆喝道，“三连连长！……”

“三连连长去见将军！连长去见将军！……”队列里不断传出喊叫声，副官也跑去找寻那个迟到的军官。

等热烈的叫声传到目的地，这句话已变成“将军去见第三连”，这时被召唤的连长从连队里走出来。他虽然上了年纪，已不习惯于跑步，但还是跌跌绊绊地向将军那里小步跑去。大尉脸上现出不安的神色，好像小学生被叫起来回答没有温习好的功课。他那红红的脸上（显然由于纵酒）出现了斑点，嘴也紧张地抽动起来。团长从脚到头打量着大尉，看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逐渐收住脚步。

“您快要给弟兄们穿萨拉方[50]了！这算什么？”团长嚷道，他抬抬下巴指着三连一个身穿颜色与众不同的军大衣的士兵，“您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在恭候总司令驾临，可您却离开岗位，啊？……您让弟兄们穿着婆娘的衣服来检阅，我要教训教训您！……怎么样？……”

连长眼睛盯住长官，拼命把两个手指靠紧帽檐，仿佛现在只有这样才能得救。

“喂，您怎么不吭声？你们那里那个穿匈牙利人衣服的是谁？”团长严厉地挖苦说。

“大人……”

“哼，什么‘大人，大人’的？大人！大人！谁知道‘大人’是什么人。”

“大人，这是陶洛霍夫，是个降为士兵的军官……”大尉低声说。

“他究竟是降为元帅还是降为士兵？要是降为士兵，那就应该和大家穿得一样。”

“大人，是您自己准许他在行军途中这样穿戴的。”

“我准许过？我准许过？嗐，你们年轻人总是这样，”团长稍微冷静了一下，说，“我准许过？有人向你们说点什么，你们就……”团长停了停，“有人向你们说点什么，你们就……什么？”他说着又发火了，“请让士兵穿得像样点……”

团长回头瞧瞧副官，蹒跚地向队伍走去。显然，发火使他满足，因此当他在队伍前面走过时，还想找借口发火。他骂一个军官没有把徽章擦亮，骂另一个军官没有把队伍排齐，然后走到三连前面。

“你是怎——么站的？腿摆在哪里？腿摆在哪里？”团长离穿蓝大衣的陶洛霍夫还有五个人，就恼怒地吆喝道。

陶洛霍夫慢慢地站直弯曲的腿，用明亮而傲慢的目光直视着将军的脸。

“为什么穿蓝大衣？脱下！……司务长！给他换一件……坏……”他来不及把话说完。

“将军，我有义务执行命令，但没有义务忍受……”陶洛霍夫连忙说。

“立正不许说话！……不许说话，不许说话！……”

“我没有义务忍受侮辱。”陶洛霍夫响亮地大声说。

将军和士兵的目光相遇了。将军不作声，愤怒地向下拉着绷紧的武装带。

“对不起，请您换一下衣服。”他一边走开去，一边说。

二

“来了！”这时信号兵叫起来。

团长涨红了脸，跑到马旁，双手哆嗦地拉住马镫，翻身上马，摆正姿势，拔出军刀，脸上现出幸福而果断的神气，咧开嘴准备喊口令。全团士兵像梳理羽毛的小鸟，振作精神，接着就肃静了。

“立——正！”团长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口令。这声音流露出他内心的快乐，但对全团弟兄显得严厉，对即将光临的总司令则表示欢迎。

在宽阔的没有铺砌的林阴道上，一辆高大的蓝色维也纳六驾马车发出弹簧轻微的响声，急急地驰来。马车后面跟着一批骑马的随从和克罗地亚[51]卫兵。库图佐夫同一个奥国将军并排坐在车上。那奥国将军身穿白军服，在穿黑军服的俄国人中间显得有点异样。马车在部队前面停下来。库图佐夫和奥国将军低声交谈着。接着，库图佐夫身子笨重地从马车踏脚上下来，微微一笑，仿佛前面根本不存在屏息凝望着他和团长的两千名士兵。

团长喊了声口令，全团士兵刷地一声举枪致敬。在一片寂静中可以听见总司令微弱的声音。全团高呼：“祝大——大——大人健康！”接着又鸦雀无声。在一团人尚未安静时，库图佐夫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和白衣将军由随从护送着走过行列。

从团长挺直身子、瞪着眼睛、悄悄走近向总司令敬礼的神态上，从他向前俯着身子、跟在将军们后面、勉强克制身子抖动的姿势上，从他遇到总司令一言一行就凑上前去的动作上都可以看出，他履行下属的职责比履行指挥官的职责更加轻松愉快。由于团长的认真和勤勉，这个团比同时到达布劳瑙的其他团情况要好。掉队和害病的只有二百一十七人。除了靴子以外，其他一切都完好无损。

库图佐夫从队伍前面走过，有时同他在土耳其战争中认识的军官说几句亲切的话，有时同士兵说上几句。他注视着他们的靴子，几次伤心地摇摇头，并示意奥国将军看看这些靴子，脸上的神态仿佛向奥国将军表示，他不责备任何人，但不能不看到这种情况是多么糟。遇到这种时候，团长总是赶到前面，唯恐漏掉总司令谈到他的团的任何一句话。库图佐夫后面走着二十来个随从，他们跟得很紧，即使总司令的话说得很轻，他们也能听见。这些随从彼此交谈着，有时发出笑声。最靠近总司令的是一个面目俊美的副官。他就是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他旁边走着他的同事聂斯维茨基校官。聂斯维茨基身材魁伟，相貌英俊，眼睛有神，脸上挂着笑容。他被旁边那个黑脸膛的骠骑兵军官逗得忍俊不禁。骠骑兵军官板着脸，眼睛呆呆地望着团长的脊背，模仿团长的每个动作。团长每次打颤，哈腰，骠骑兵军官也打颤，哈腰。聂斯维茨基一面笑，一面捅捅别人，要他们也看看这个滑稽的家伙。

库图佐夫没精打采地在几千双眼睛前慢慢走过。这些眼睛都睁得老大，对长官行着注目礼。他走到三连前面，突然站住。随从们没料到他会停下来，收不住脚步，都往前直冲。

“喂，基莫兴！”总司令认出那个为蓝大衣而挨过骂的红鼻子大尉，叫道。

团长刚才训斥基莫兴时，基莫兴的身子已挺得不能再直。此刻总司令对他说话，他的身子就挺得更直，仿佛总司令再对他看上几眼，他就会支持不住。库图佐夫似乎了解他的心情，不忍使他过分紧张，连忙转过身去。库图佐夫带有伤疤的胖脸上掠过一丝隐约的微笑。

“又一个伊兹梅尔战役[52]的战友，”他说，“是个勇敢的军官！你对他满意吗？”库图佐夫问团长。

团长没察觉骠骑兵军官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举动，浑身打了个哆嗦，上前回答说：

“很满意，大人。”

“我们谁也不是完人，”库图佐夫说，笑着走开去，“他崇拜酒神。”

团长害怕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过错，不敢吭声。骠骑兵军官这时发现红鼻子、大肚子大尉脸上的表情，就十分逼真地模仿他的神态和姿势，使聂斯维茨基忍不住笑了。库图佐夫转过身去。骠骑兵军官显然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表情：在库图佐夫转身的一刹那，他扮了个鬼脸，接着立刻摆出极其严肃、恭敬和天真的神态。

三连是最后一个连。库图佐夫沉吟起来，显然想起了什么事。安德烈公爵从随从中走出来，用法语低声说：

“您吩咐我提醒您这个团里降职的军官陶洛霍夫。”

“陶洛霍夫在哪里？”库图佐夫问。

陶洛霍夫已换上灰色士兵大衣，正急不及待地等待传唤。这个身材端正、头发淡黄、生有一双明亮蓝眼睛的士兵从队列里走出来。他走到总司令面前，举枪致敬。

“有什么要求吗？”库图佐夫微微皱起眉头，问。

“他就是陶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说。

“噢！”库图佐夫说，“我希望这次教训能使你改过自新，你要好好干。皇帝是仁慈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不会忘记你的。”

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大胆地望着总司令，就像望着团长那样。他仿佛要用这种神态撕破把总司令同士兵远远隔开的无形帘幕。

“我只有一个要求，大人，”陶洛霍夫用响亮、坚决而从容的声音说，“请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证明我对皇上和俄国的忠忱。”

库图佐夫转过身去。他也像刚才离开基莫兴时那样，眼睛里掠过一丝笑意。他转过身去，皱了皱眉，仿佛表示，陶洛霍夫对他所说的一切，陶洛霍夫能对他说的一切，他老早就知道了，这一切都使他厌烦，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库图佐夫转身向马车走去。

这个团以连队为单位，向布劳瑙附近指定的宿营地开去。他们希望在这里获得靴子和衣服，在艰苦的行军之后休息一下。

“您不会怪我吧，基莫兴？”团长骑马赶上向宿营地开拔的三连，跑到领队的基莫兴大尉跟前说。在顺利检阅完毕后，团长不禁喜形于色，“为皇上服务……不能不……有时在检阅时冲口而出……我先向您道歉，您知道我这人……他很高兴！”团长说着向连长伸出手去。

“哪儿的话，将军，我怎么敢怪您！”大尉回答，鼻子涨得更红，咧开嘴笑，露出在伊兹梅尔被枪托打掉两颗门牙的缺口。

“您转告陶洛霍夫先生，我不会忘记他的，叫他放心好了。但我还是想问一下，近来他的行为怎样？究竟……”

“他干得很不错，大人……可是他的脾气……”基莫兴说。

“脾气，什么脾气？”团长问。

“一天一个样，大人，”大尉说，“今天他聪明，和善，有教养，明天又变成一头野兽。在波兰，不瞒您说，他差一点打死一个犹太人……”

“对了，对了，”团长说，“还得照顾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要知道，他的来头不小……所以您……”

“是，大人！”基莫兴说，微微一笑，表示他懂得长官的意思。

“对了，对了。”

团长在队伍里找到陶洛霍夫，勒住马。

“一打仗，你就有肩章了。”他对陶洛霍夫说。

陶洛霍夫回过头来，一言不发，也没改变嘴上嘲笑的神态。

“嗯，这就好了，”团长继续说，“我请弟兄们每人喝一杯伏特加，”他大声添加说，好让士兵们都听见，“我感谢大家！赞美上帝！”他越过三连，向另一个连驰去。

“哦，说真的，他是个好人，可以跟他相处。”基莫兴对旁边一个下级军官说。

“总之，他是红心老K嘛！（团长的绰号叫红心老K）”下级军官笑着说。

检阅后，长官们的快乐心情也感染了士兵们。全连人高高兴兴地前进着。到处都是士兵们的谈话声。

“据说库图佐夫是个独眼龙，是吗？”

“可不是！是个十足的独眼龙。”

“不……老弟，他眼睛比你还尖呢。连靴子和包脚布他都看到了……”

“哦，老兄，当他往我腿上瞧的时候……哦，我想……”

“同他一起来的是个奥地利人，皮肤白得就像刷过石灰。白得就像面粉。我说，简直像枪炮一样擦得干干净净！”

“费迪绍！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战？你当时不是站得很近吗？都说拿破仑本人就在布劳瑙。”

“拿破仑本人在那里！胡说八道，傻瓜！他什么事不知道！如今普鲁士人造反了。奥国人知道这事，正在镇压他们。等到把他们镇压了，就要同拿破仑开战了。说什么拿破仑在布劳瑙！你一看就是个傻瓜，还是多听听别人的话吧。”

“我们那些军需官真窝囊！瞧，人家五连已拐到村里煮粥了，可我们还没到达宿营地。”

“给我一点面包干，小鬼。”

“你昨天给过我烟草吗？好吧，老兄。喂，拿去，上帝保佑你。”

“能让我们休息一下就好了，要不还得饿着肚子走五六俄里路呢。”

“要是德国人给我们马车坐就好了。坐马车多神气！”

“可这儿，老兄，老百姓都穷得要命。那边好像都是波兰人，都是俄罗斯帝国的天下，可这儿，老兄，全是德国佬。”

“歌手们上前！”大尉喊道。

大约有二十个人从行列中跑到连队前面。领唱的鼓手向歌手们转过脸来，挥动一只手，唱起拖长音的士兵歌曲来，开头是：“天色黎明，旭日东升……”结尾是：“光荣啊，弟兄们，我们在卡敏斯基大人带领下前进……”这首歌原是在土耳其时编的，如今可是在奥地利唱了，因此就把“卡敏斯基大人”改成“库图佐夫大人”。

鼓手是个瘦削而俊俏的汉子，四十上下。他像士兵那样唱完最后一句，挥了挥手，仿佛把什么东西扔在地上，又严厉地瞧了一眼歌手，皱起眉头。然后，确信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两手仿佛把一件宝贝高举到头上，举了几秒钟，又拼命把它一扔：

唉，我的门廊，我的门廊！

“我的新门廊……”二十个声音接着唱起来。那个打响板的士兵，不顾身上背着沉重的武器，敏捷地跳到前面，脸对全连人倒走几步，摇动肩膀，用响板威胁着什么人。士兵们都按歌曲节拍挥动手臂，大踏步前进，脚步自然而然地合上拍子。连队后面传来车轮声、弹簧声和马蹄声。库图佐夫正带着随从回城去。总司令示意让大家便步走。听到士兵们的歌声，看到士兵们的舞蹈和全连精神抖擞地前进的模样，他和随从们个个脸上现出满意的神色。马车经过连队右翼，第二行里有个蓝眼睛士兵很引人注目。那就是陶洛霍夫。他生气勃勃、姿势优美地按节拍行走着，脸上的神态仿佛对骑马和坐车的人没能跟连队一起走表示惋惜。库图佐夫随从中刚才模仿团长的骠骑兵少尉落在马车后面，这时驰到陶洛霍夫跟前。

热尔科夫骠骑兵少尉在彼得堡时一度曾是陶洛霍夫流氓集团的一员。到了国外，热尔科夫发现陶洛霍夫已降级当兵，就认为没有必要去认他。现在，库图佐夫同陶洛霍夫说了话，他又像老朋友那样高兴地招呼陶洛霍夫。

“亲爱的朋友，你怎么样？”热尔科夫在一片歌声中说，使马的步子合着连队的步伐。

“我怎么样？”陶洛霍夫冷冷地回答，“就像你看见的那样。”

雄壮的歌声使热尔科夫轻快的语气和陶洛霍夫冷淡的回答增添一种特别的意味。

“那么，你同长官相处得怎么样？”热尔科夫问。

“不错，都是些好人。你怎么钻到司令部去的？”

“临时调来做随从，值班嘛。”

他们沉默了一下。

“她伸开右手，从衣袖里放出一头雄鹰。”——这歌词不由得使大家心情快乐起来。要是没听到这歌声，他们就会谈些别的话了。

“奥国人吃了败仗，这是真的吗？”陶洛霍夫问。

“鬼知道，有人这么说。”

“我很高兴。”陶洛霍夫简单地回答，在一片歌声中只能这样回答。

“那么，哪天晚上你到我们那儿去打打法拉昂[53]吧！”热尔科夫说。

“你们的钱是不是太多了？”

“来吧。”

“不行，我起过誓了。不复职，就不喝酒，不赌钱。”

“那么，只要一打仗就……”

“到那时再说。”

他们又不作声了。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到司令部来，司令部里总有办法……”热尔科夫说。

陶洛霍夫冷笑了一声。

“不用你费心。我需要什么，不会去求人，我自己有办法。”

“没什么，我不过是……”

“哦，我也不过是说说。”

“再见。”

“再见……”

……飞得又高又远，

飞回老家……

热尔科夫刺了一下马，马暴跳起来，原地踏了三四步，不知先迈哪一条腿。它定了定神，就迈开步子，越过连队，合着拍子去追赶马车。

三

检阅完毕后，库图佐夫陪同奥国将军走进办公室，叫来副官，命令他把有关到达部队情况的报告和指挥先头部队的斐迪南大公的信件拿来。安德烈公爵就拿着这些文件走进总司令办公室。库图佐夫和奥国御前军事参事一起坐在桌旁，桌上摊着作战地图。

“噢！……”库图佐夫回头望望安德烈说，好像用这个叫声要副官等一下，自己继续用法语谈话。

“我只想说一句，将军，”库图佐夫带着优美的表情和愉快的音调说，使人不由得仔细倾听他从容不迫说出来的每句话，库图佐夫听自己说话显然也很得意，“我只想说一句，将军，要是事情可以凭我个人的愿望决定的话，那么，弗朗茨陛下的旨意早已实现，我早就跟大公会师了。说实话，要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从我手里移交给比我更有学问更有本领的将军——这样的人在奥国有的是——让我卸下这副重担，我个人是只会感到高兴的。可是形势逼人，我们无可奈何啊，将军。”

库图佐夫微微一笑，脸上的表情仿佛说：“您有充分权利不相信我的话，但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我都无所谓，不过您没有理由对我这样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奥国将军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但他不得不用同样的语气回答库图佐夫。

“正好相反，”他用埋怨和愤怒的语气说，这语气同他那阿谀奉承的话很不协调，“正好相反，陛下极其重视阁下参与我们共同的战斗；但我们认为，目前的缓慢行动会使光荣的俄军及其总司令丧失他们在历次战争中获得的荣誉。”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措词结束说。

库图佐夫鞠了一躬，没有改变笑容。

“可我充分相信，根据斐迪南大公殿下的来示，我相信，像马克将军[54]这样干练的副总司令所指挥的奥军现已获得决定性胜利，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库图佐夫说。

将军皱了皱眉头。虽然还没有奥军失利的正式消息，但有许多情况证实这种传闻，因此库图佐夫说奥军获胜的话，听来就像是一种讽刺。但库图佐夫温和地微笑着，脸上的表情仿佛说，他有理由作这样的假定。的确，他最近收到马克部队来信，向他送来捷报，并报告最有利的战略形势。

“把那封信拿来，”库图佐夫对安德烈公爵说，“请看！”于是库图佐夫嘴角露出微笑，用德语向奥国将军念了斐迪南大公来信中的一段话：

我们已集中将近七万兵力，敌人如强渡莱希河，我们就进攻，并把他们击败。既然我们已控制乌尔姆，我们就具有控制多瑙河两岸的优势；敌人如不强渡莱希河，我们就可随时渡过多瑙河，冲破他们的交通线，再从下游班师回防；敌人如妄想全力攻打我们忠实的盟友，那就不让他们的企图得逞。这样，我们就可以安然等待俄皇军队准备就绪，然后两军会师，轻而易举地给敌人以应得的可悲下场。”

库图佐夫读完这一段信，长叹一声，然后亲切而留神地望望皇家军事参议。

“但我想，大人，您一定知道‘多往坏处想没有坏处’这个格言吧！”奥国将军说，显然想结束玩笑，言归正传。

他不以为然地回头看了一眼副官。

“对不起，将军！”库图佐夫打断他的话，向安德烈公爵回过头去，“听我说，我的好孩子，你到科兹洛夫斯基那里去把我们侦察员获得的情报都拿来，这两封信是诺斯基茨伯爵寄来的，这封信是斐迪南大公殿下寄来的，还有，”库图佐夫把信件交给安德烈，说，“然后根据这些材料用法文写个简要的备忘录，说明我们获得的有关奥军行动的全部情况。写好后就交给这位大人。”

安德烈公爵点点头，表示他一开始就不仅明白库图佐夫说的话，而且知道他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他收起文件，向两人鞠了一躬，悄悄地从地毯上走到接待室。

安德烈公爵离开俄国还没多久，但他在这段时间里起了很大变化。从他的表情、举动和步态上几乎已看不出原来那种做作、疲倦和懒散的样子。他无暇考虑他会给别人什么印象，一心忙着一件愉快而有趣的事。他的神色表示他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很满意；他的微笑和眼神快乐而迷人。

安德烈公爵在波兰赶上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很亲切地接待他，答应照顾他，在副官中特别器重他，把他带到维也纳，不断委以重任。库图佐夫从维也纳写了封信给他的老同事，也就是安德烈的父亲。

“令郎，”他写道，“能干、坚毅、勤奋，可望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我有如此助手，深感幸运。”

在库图佐夫司令部里，也像在彼得堡社交界那样，安德烈公爵在同事中和军队中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名声。有些人，那是少数，认为安德烈公爵比自己优越，也比其他人高明，他的前程远大，因此听从他，钦佩他，模仿他。对这些人，安德烈公爵和蔼可亲，毫无架子。另外有些人，那是多数，不喜欢安德烈公爵，认为他高傲、冷淡，使人反感。但安德烈公爵也能应付这些人，使他们又尊敬他又怕他。

安德烈公爵拿着文件从库图佐夫房里走到接待室，值日副官科兹洛夫斯基正坐在窗口看书。

“哦，公爵，有什么事？”科兹洛夫斯基问。

“奉命写个备忘录，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前进。”

“做什么呀？”

安德烈公爵耸耸肩膀。

“马克没有消息吗？”科兹洛夫斯基问。

“没有。”

“他要是真的被打败了，那就应该有消息。”

“应该有消息。”安德烈公爵说着，朝门口走去。但就在这时，一个高个子奥国将军迎着他快步走进接待室，砰地一声关上门。这位将军身穿礼服，头扎黑布，颈上挂着玛丽·泰利撒勋章，显然是新来的。安德烈公爵站住了。

“库图佐夫元帅吗？”新来的奥国将军带着很重的德国腔急急地问，眼睛朝两边看，一起向办公室走去。

“元帅有事。”科兹洛夫斯基说，连忙走到陌生的将军面前，拦住他的去路，“请问将军贵姓？”

陌生的将军轻蔑地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身材不高的科兹洛夫斯基，弄不懂他怎么会不认识他。

“元帅有事。”科兹洛夫斯基镇定地又说了一遍。

将军沉下脸，嘴唇抖动起来。他拿出笔记本，用铅笔迅速地写了些什么，撕下一页，交给科兹洛夫斯基。接着快步走到窗前，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扫视了一下屋里的人，仿佛在问：大家为什么这样望着他？然后，他抬起头，伸长脖子，似乎想说话，但只漫不经心地低声哼了些什么，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接着又停止了。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库图佐夫出现在门口，头扎黑布的将军好像逃避危险，弯着身子，迈开瘦腿快步走到库图佐夫面前。

“我是不幸的马克。”他断断续续地说。

库图佐夫站在房门口，他的脸好一阵毫无表情。然后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道道波浪似的皱纹，前额舒展开了。他恭敬地低下头，闭上眼睛，默默地让马克先进去，然后关上门。

有关奥军失利和全军在乌尔姆投降的消息如今得到了证实。半小时后，几个副官分头到各方传达命令，说明至今尚未打过仗的俄军不久将同敌人交手。

安德烈公爵是司令部里少数几个真正关心战争大局的军官之一。他一看见马克，听了他覆没的详细情况，知道这次战役已输掉一半，俄军处境十分困难。他清楚地想象着俄军的前途，以及他在军中应起的作用。他想到高傲自大的奥地利遭到可耻的失败，想到也许一星期后他将看到并参与苏沃洛夫以后俄法两军的第一次对垒，不禁心潮澎湃。他担心拿破仑的天才会胜过俄军的高昂士气，同时他又不愿看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丢脸。

安德烈公爵因为想到这些事而心情激动，不能平静。他回到自己屋里给父亲写信——他每天都要写一封信给父亲。他在走廊里遇到同室的聂斯维茨基和爱开玩笑的热尔科夫。他们照例笑容满面。

“什么事这样不高兴？”聂斯维茨基发现安德烈公爵脸色苍白、眼睛发亮，问道。

“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安德烈回答。

当安德烈公爵同聂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相遇时，从走廊另一端迎面走来库图佐夫司令部里掌管俄军给养的奥国将军施特劳赫和昨天刚到的奥国皇家军事参议。走廊很宽，两个奥国将军可以从容地从三个俄国军官旁边走过去，但热尔科夫用胳膊肘推推聂斯维茨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来了！……来了！……让开，让路！请让路！”

两个将军走过来，他们的神态似乎希望避免麻烦的礼节。爱开玩笑的热尔科夫脸上突然现出无法克制的快乐蠢笑。

“大人，”热尔科夫上前一步，用德语对奥国将军说，“我谨向您祝贺。”

他低下头，像孩子学跳舞那样，忽而并起左脚，忽而并起右脚。

那位皇家军事参议严厉地瞧了他一眼，发现对方一本正经地傻笑着，不禁注意了一下。他眯缝起眼睛，表示正在听。

“我谨向您祝贺，马克将军回来了，安然无恙，只是这里稍微碰伤了一点。”热尔科夫添上说，脸上露出微笑，指指自己的头。

将军皱起眉头，转身走开了。

“天哪，多么幼稚！”他说着，怒气冲冲地走了几步。

聂斯维茨基呵呵笑着搂住安德烈公爵。安德烈脸色更白，愤怒地把他推开，转身对热尔科夫说话。马克的出现、他失败的消息、对俄军前途的估计，使他心里烦躁。这会儿，他就把火气发泄在热尔科夫头上，因为他开了不合时宜的玩笑。

“阁下，您要是想当小丑，”他下巴颏微微抖动，尖声说，“我无权阻止您；但我警告您，您要是再敢在我面前装疯卖傻，我就要教您放规矩些。”

聂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看到安德烈发火，大为吃惊，都默默地瞪着他。

“怎么了，我只不过向他祝贺一下罢了。”热尔科夫说。

“我不跟您开玩笑，请您闭嘴！”安德烈嚷道，挽住聂斯维茨基的手臂，离开热尔科夫；热尔科夫不知道回答什么好。

“哦，老弟，你这是怎么了？”聂斯维茨基劝慰他说。

“这是怎么了？”安德烈公爵激动得停下脚步，说，“你该明白，我们是效忠皇上和祖国的军官，因共同胜利而高兴，为共同失败而难过，可不是对主人的事漠不关心的仆人。四万人牺牲了，我们的盟军全军覆没，在这样的时候您还开玩笑，”安德烈公爵用法语说，似乎以此来加强这几句话的语气，“对您朋友那种小人还情有可原，可是对您就不能原谅，不能原谅。只有毛孩子才开那种玩笑。”安德烈公爵发现热尔科夫还听得见他说话，就用带法国腔的俄语补了一句。

他等了一会儿，看这个骑兵少尉有没有回答。但骑兵少尉转身走出了走廊。

四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驻扎在离布劳瑙两英里的地方。士官生尼古拉服役的骑兵连驻扎在一个叫扎尔采聂克的德国村庄里。骑兵连长杰尼索夫大尉，以华西卡·杰尼索夫闻名全骑兵师，派到了全村最好的住处。士官生尼古拉在波兰赶上骠骑兵团后，就同连长住在一起。

十月八日，就是马克失败的消息使总司令部震惊的那一天，骑兵连的行军生活一切如旧。清晨，尼古拉骑马采办粮草回来，通宵打牌一直输钱的杰尼索夫还没有回营。尼古拉身穿士官生制服，跑到台阶前，踢了踢马，一条腿轻盈地跨过鞍子，在马镫上站了一会儿，仿佛不愿跟马分离。最后跳下来，召唤勤务兵。

“啊，邦达连科，亲爱的朋友，”尼古拉对匆匆赶到马匹旁的勤务兵说，“带去溜一溜，老兄。”他说，带着善良的年轻人得意时招呼人的那种快乐腔调。

“是，老爷。”乌克兰骠骑兵快乐地抖动脑袋回答。

“注意了，带它好好溜一溜！”

另一个骠骑兵也向马匹跑来，但邦达连科已接过缰绳。显然，这位士官生一向不吝惜酒钱，侍候他是有好处的。尼古拉摸摸马颈，又摸摸它的臀部，然后站在台阶上。

“真漂亮！它会成为一匹好马的！”尼古拉自言自语，笑眯眯地摁着军刀，跑上台阶，弄得踢马刺丁丁发响。德国房东身穿羊毛衫，头戴尖顶帽，手拿清扫厩肥的耙子，从牛棚里向外张望。他一看见尼古拉就容光焕发，快乐地笑了笑，向他挤挤眼，用德语说：“您早！您早！”他反复说，显然乐于招呼这位年轻人。

“已经在干活啦！”尼古拉说，生气勃勃的脸上始终挂着欢快的微笑，“奥国人万岁！俄国人万岁！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尼古拉用德国房东常说的话对他反复说。

德国人笑了，从牛棚里走出来，摘下帽子在头上挥了挥，喊道：“全世界万岁！”尼古拉也像德国人那样在头上挥挥帽子，笑着喊道：“全世界万岁！”尽管打扫牛棚的德国人和带着一排人采办粮草回来的尼古拉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理由，两人却高兴而亲切地对望了一下，点点头表示友好，又笑着分手：德国人回牛棚，尼古拉去杰尼索夫借住的小屋。

“老爷怎么样？”尼古拉问杰尼索夫的勤务兵拉夫鲁施卡。拉夫鲁施卡是全团出名的滑头。

“昨晚出去没回来，准是输了钱，”拉夫鲁施卡回答，“他要是赢了钱，早就回来吹牛了。要是到天亮还不回来，就是输了钱，回来就会大发脾气。我算是摸透了他的脾气。您要咖啡吗？”

“好，来一杯。”

十分钟后，拉夫鲁施卡送来了咖啡。

“他来了！”拉夫鲁施卡说，“这下子可糟了。”

尼古拉望了一下窗口，看见杰尼索夫正走回来。杰尼索夫个儿矮小，脸色红润，眼睛乌亮，黑胡子和黑头发蓬乱。他身披敞开的骠骑兵外套，下穿宽松打褶的马裤，后脑勺上扣着一顶皱巴巴的骠骑兵帽。他闷闷不乐地垂着头，走近台阶。

“拉夫鲁施卡！”杰尼索夫怒气冲冲、口齿不清地大声叫道，“快来帮我脱衣服，蠢货！”

“我这不是在脱吗！”拉夫鲁施卡回答。

“哦！你已经起来了。”杰尼索夫走进屋里，说。

“早就起来了，”尼古拉说，“我已办好草料，还看见过马蒂尔达小姐。”

“真的吗！老弟，昨晚我输得精光，简直像只狗崽子！”杰尼索夫叫道，“真倒霉！真倒霉！……你一走，我就输了。喂，拿茶来！”

杰尼索夫皱起眉头，带着苦笑，露出一排短而结实的牙齿，手指很短的双手乱抓着又硬又密的黑发。

“鬼把我拉到耗子（一个军官的绰号）那里，”杰尼索夫双手擦擦前额和脸说，“你倒想想，他一张好牌也不给我，一张好牌也不给我。”

杰尼索夫接过递给他的烟管，用拳头握着，又拿它在地板上敲敲，敲得火星乱迸，继续叫道：

“他见小注就让，见大注就吃。见小注就让，见大注就吃。”

杰尼索夫敲得火星飞溅，把烟管敲断，扔到一边。他不作声，突然又用乌黑发亮的眼睛快乐地瞧了一下尼古拉。

“要是有女人就好了。可这儿除了喝酒，什么玩儿也没有。但愿早一点打仗……”

“喂，是谁？”他听见门外有沉重的靴子声、响亮的马刺声和谨慎的咳嗽声，问。

“是司务长！”拉夫鲁施卡说。

杰尼索夫眉头皱得更紧了。

“糟了，”杰尼索夫说，把一只装有几枚金币的钱包扔给尼古拉，“尼古拉，好兄弟，数一下，还剩多少，数好把钱包藏到枕头底下。”他说着向司务长走去。

尼古拉拿了钱，机械地把新币和旧币分开，动手数钱。

“啊！吉梁宁！你好，我昨天被刮得精光。”杰尼索夫在隔壁屋里说。

“在谁那里？在耗子贝科夫那里吗？……我知道。”另一个人尖声说，接着同连的矮小军官，吉梁宁中尉，走进屋来。

尼古拉把钱包塞到枕头底下，握住向他伸来的潮湿小手。吉梁宁不知为什么在行军前从近卫军里调了来。他在团里表现很好，但大家都不喜欢他，尤其是尼古拉，无法克制也无法掩饰对他说不出的憎恶。

“哦，年轻的骑兵，您觉得我那匹白嘴鸦怎么样？”吉梁宁问。白嘴鸦是吉梁宁卖给尼古拉的一匹小马。

中尉说话时从来不看对方的眼睛；他的脸总是不停地东张西望。

“我看见您今天骑马来了……”

“不错，是匹好马。”尼古拉回答，尽管他用七百卢布买的马连一半价钱都不值。

“就是左前腿有点瘸……”他补充说。

“蹄子裂了！这没关系。我来教您，打个掌子上去就行。”

“好的，请您指教！”尼古拉说。

“我来教您，我来教您，这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您会为这匹马感谢我的。”

“那我叫人去把马牵来。”尼古拉说，一心想摆脱吉梁宁，就出去叫人牵马。

在门廊里，杰尼索夫衔着烟管弯腰坐在门槛上，司务长站在他前面，正向他报告着什么。杰尼索夫一看见尼古拉就板起脸，用拇指指指背后吉梁宁坐着的房间，皱了皱眉头，不胜厌恶地打了个哆嗦。

“啊，我不喜欢那家伙！”杰尼索夫说，也不管司务长在场。

尼古拉耸耸肩膀，仿佛说：“我也不喜欢他，可是有什么办法！”尼古拉吩咐勤务兵牵马，又回到吉梁宁那里。吉梁宁仍像尼古拉离开他时那样懒洋洋地坐着，搓着白净的小手。

“天下竟有这样讨厌的人！”尼古拉走进屋时想。

“那么，您吩咐过人把马牵来吗？”吉梁宁问，站起来，漫不经心地环顾着。

“吩咐过了。”

“那我们自己去吧。我只是来向杰尼索夫问问昨天的命令。您收到命令了，杰尼索夫？”

“还没有。您上哪儿去？”

“我要教教年轻人怎样打马掌。”吉梁宁说。

他们走出大门，进了马厩。中尉教好他怎样打马掌，就回自己屋里去了。

尼古拉回来，看见桌上放着一瓶伏特加和香肠。杰尼索夫坐在桌前沙沙地写字。他抬起头来，闷闷不乐地望望尼古拉的脸。

“我在给她写信。”杰尼索夫说。

他手里拿着笔，双肘搁在桌上，显然因为能把信的内容先告诉尼古拉而感到高兴。

“你要知道，老弟，”杰尼索夫说，“我们没谈恋爱的时候，就等于在睡觉。我们是尘世的女儿……一旦恋爱，我们就成了神，就同创世第一天一样纯洁……又是谁来了？叫他滚蛋。我没有工夫！”杰尼索夫对无所畏惧地走到他旁边的拉夫鲁施卡嚷道。

“谁吗？是您自己吩咐的。司务长要钱来了。”

杰尼索夫皱起眉头，想大声吆喝，但又住口了。

“真糟糕，”他自言自语，“钱包里还剩多少钱？”他问尼古拉。

“七枚新币，三枚旧币。”

“唉，真糟糕！你站着干什么，木头人，快把司务长找来！”杰尼索夫对拉夫鲁施卡嚷道。

“哦，杰尼索夫，你先把我的钱拿去，反正我有钱。”尼古拉红着脸说。

“我不喜欢向朋友借钱，不喜欢。”杰尼索夫说。

“你要是不肯接受我的钱，就是见外。真的，我有钱。”尼古拉重复说。

“不，不。”

杰尼索夫走到床边，往枕头底下取钱包。

“你放到哪里去啦，尼古拉？”

“在下面枕头底下。”

“没有啊。”

杰尼索夫把两个枕头都扔在地上，没有找到钱包。

“真是怪事！”

“等一下，你没有弄丢吧？”尼古拉说，把枕头一个个捡起来抖着。

他拿起被褥抖了抖。还是没有钱包。

“会不会是我忘了？不会的，我心里还想，你总是把它当宝贝似的枕在头底下，”尼古拉说，“我是把钱包放在这儿的。弄到哪儿去了？”他问拉夫鲁施卡。

“我没有进来过。你放在哪里，就一定在哪里。”

“可是没有啊……”

“您总是这样，到处乱扔，记性又不好。您摸摸口袋看。”

“不会，我要是没把它当宝贝，也许会忘，”尼古拉说，“我明明记得放在那里。”

拉夫鲁施卡翻遍床铺，又往床底下、桌子底下看了看，把整个屋子都搜遍，然后在屋子中央站住。杰尼索夫默默地注视着拉夫鲁施卡的一举一动。看到拉夫鲁施卡惊奇地摊开双手，说哪儿也没有，杰尼索夫回头瞧了瞧尼古拉。

“尼古拉，你别耍孩子脾气……”

尼古拉感觉到杰尼索夫射来的目光，抬起眼睛，接着又垂下来。他全身的血原来被压在喉咙底下，这会儿都涌上来，涌到他的脸上和眼睛里。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屋里除了中尉和您，没有别的人。一定在这屋里。”拉夫鲁施卡说。

“哼，你这个死人，好好找找，”杰尼索夫涨红了脸，摆出威胁的姿势冲到勤务兵面前，“一定得把钱包找到，要不我就揍你，个个都得挨揍！”

尼古拉避开杰尼索夫的目光，扣上外衣，佩上军刀，戴上帽子。

“我对你说，一定得把钱包找到！”杰尼索夫摇摇勤务兵的肩膀，把他推到墙上，嚷道。

“杰尼索夫，放开他；我知道是谁拿的。”尼古拉说，没有抬起眼睛，向门口走去。

杰尼索夫站住，想了想，显然明白尼古拉指的是谁，就抓住他的手臂。

“胡说！”杰尼索夫大声叫嚷，叫得脖子上和前额上的青筋都暴起来，“我说你这是疯了，我可不答应。钱包准在这里；我要剥掉这混蛋的皮，钱包准能找到。”

“我知道是谁拿的。”尼古拉用发颤的声音说，向门口走去。

“我对你说，不许这样做。”杰尼索夫叫道，向士官生扑去，拦住他的去路。

但尼古拉怒气冲天地抽出手臂，恶狠狠地盯住杰尼索夫的眼睛，仿佛杰尼索夫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尼古拉声音哆嗦地说，“这屋里除了我没有人来过，所以，要不是……”

尼古拉没有把话说完，就从屋里直奔出去。

“哼，你们都给我去见鬼。”这是尼古拉听见的杰尼索夫最后一句话。

尼古拉走到吉梁宁的住所。

“老爷不在家，他到司令部去了，”吉梁宁的勤务兵对他说，“出什么事了？”吉梁宁的勤务兵看到士官生的阴沉脸色，惊讶地问。

“不，没什么。”

“您来晚了一步。”勤务兵说。

司令部离扎尔采聂克只有三俄里。尼古拉没回家，骑上马到司令部去。司令部所在的村子里有一家小酒店，军官们常去光顾。尼古拉来到这家酒店，看见吉梁宁的马拴在门口。

吉梁宁中尉坐在酒店第二间屋里，面前摆着一盘香肠和一瓶酒。

“啊，年轻人，您也来了。”吉梁宁高高地扬起眉毛，微笑着说。

“是的。”尼古拉说，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随即在邻桌坐下。

两人都不作声，屋里坐着两个德国人和一名俄国军官。大家都不作声，只听得刀叉碰击盘子的声音和中尉的咀嚼声。吉梁宁吃完早餐，从口袋里摸出双层的钱包，翘起又白又小的手指拉开钱包，掏出一枚金币，扬起眉毛，把钱交给侍者。

“请快一点！”吉梁宁说。

金币是新的。尼古拉站起来，走到吉梁宁面前。

“请让我看看您的钱包。”尼古拉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吉梁宁避开对方的目光，但仍扬着眉毛，把钱包交给尼古拉。

“是的，钱包挺不错……是的……是的……”吉梁宁说，脸色突然发白，“您瞧瞧吧，年轻人！”他添加说。

尼古拉接过钱包瞧了瞧，又瞧了瞧里面的钱，瞧了瞧吉梁宁。中尉习惯成自然地环顾了一下。心情突然变得很快活。

“要是到维也纳，我就会把钱花光，可是在这种鬼地方，有钱也没处花，”吉梁宁说，“好，年轻人，给我吧，我要走了。”

尼古拉不作声。

“您怎么？也来吃饭吗？这里的饭菜挺不错，”吉梁宁继续说，“给我吧。”

吉梁宁伸手去拿钱包。尼古拉松了手。吉梁宁拿过钱包，放进马裤袋里，漫不经心地扬起眉毛，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在说：“是的，是的，我的钱包放到口袋里。这事很简单，跟谁都不相干。”

“喂，怎么样，年轻人？”吉梁宁叹了口气，从扬起的眉毛下瞧了瞧尼古拉的眼睛，说。突然，一道电光从吉梁宁的眼睛射向尼古拉的眼睛，又从尼古拉的眼睛射回吉梁宁的眼睛，但这样一来一往，只是一刹那的事。

“您过来，”尼古拉抓住吉梁宁的手说，几乎把他拉到窗口，“这是杰尼索夫的钱，被您拿去了……”尼古拉对着吉梁宁的耳朵低声说。

“什么？……什么？……您怎么敢？什么？……”吉梁宁说。

但这话听来像是绝望的诉怨和求饶。尼古拉一听见这声音，心里的疑团就像一块石头似的落下了。他感到轻松，同时很可怜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但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得做到底。

“这里有人，天知道人家会怎么想，”吉梁宁喃喃地说，抓起帽子，向一个不大的空屋走去，“得说个明白……”

“这我认得，我可以证明。”尼古拉说。

“我……”

吉梁宁吓得脸色发白，脸上的肌肉都抽搐起来，他的目光仍躲躲闪闪，但是往下望，而不敢看尼古拉的脸。他哽咽起来。

“伯爵！……别把一个年轻人给毁了……喏，这些该死的钱，您拿去……”吉梁宁把钱扔在桌上，“我上有老父老母！……”

尼古拉拿了钱，避开吉梁宁的目光，一言不发，走出屋去。他在门口站住，又转回来。

“天哪！”尼古拉含着眼泪说，“您怎么干出这种事来？”

“伯爵。”吉梁宁挨近士官生，说。

“别碰我，”尼古拉退避着说，“您要是缺钱用，就把这钱拿去。”他把钱包扔给他，跑出酒店。

五

当天晚上，骑兵连军官在杰尼索夫住所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谈话。

“我对您说，尼古拉，您得向团长道歉。”一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胡子浓密、阔脸上满是皱纹的骑兵大尉对激动得面红耳赤的尼古拉说。

这位骑兵大尉姓吉尔斯顿，两次因与人决斗而降级当兵，两次都恢复了原职。

“不管谁说我撒谎，我都不答应！”尼古拉嚷道，“他说我撒谎，我说他撒谎。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可以派我天天值班，可以拘捕我，但不能强迫我道歉。如果他身为团长，觉得满足我的要求[55]有损他的名誉，那么……”

“等一下，老弟。您听我说，”骑兵大尉镇定地捋捋长胡子，声音低沉地说，“您就当着军官们的面对团长说，是一个军官偷了……”

“当着其他军官的面说这件事，我并没有错。也许不该当着他们的面说，可我不是外交家。我参加骠骑兵，原以为这里不用耍手腕，可他竟说我撒谎……因此他得赔偿我的名誉……”

“这一切都很好，谁也不会说您是胆小鬼，问题不在这里。您问问杰尼索夫，一个士官生要团长赔偿名誉，这像话吗？”

杰尼索夫咬咬胡子，板着脸听他们谈话，显然不想加入。对于骑兵大尉提出的问题，他否定地摇摇头。

“您当着军官们的面对团长讲这种丑事，”骑兵大尉继续说，“波格丹内奇（他直呼团长的名字）就制止您。”

“不是制止我，是说我撒谎。”

“是啊，您对他说了些蠢话，您得向他道歉。”

“绝对办不到！”尼古拉嚷道。

“我没想到您会这样，”骑兵大尉板着面孔厉声说，“您不愿道歉，可是老弟，您不仅对不起他，而且对不起全团，对不起我们大家。本来嘛，您应该想一想，同大家商量商量，这事该怎么办，可是您不，您当着军官们的面把事都抖了出来。现在叫团长怎么办？把那个军官送交法庭审判，玷污全团的名誉吗？为了一个无赖而让全团丢脸吗？您认为应该这样做吗？可我们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波格丹内奇说您撒谎，他做得对。这事挺不痛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是您自己找的呀！现在大家想了结这件事，可您自尊心太强，不肯道歉，还把事情都抖了出来。叫您值班，您感到委屈；要您向一位正直的老军官道歉，您又不肯！不管波格丹内奇怎么样，他毕竟是个正直勇敢的老上校，可是玷污全团的名誉，您就无所谓！”骑兵大尉的声音开始发抖，“老弟，您来到团里还没几天；您今天在这里，明天就会调到别处去当副官；要是人家说‘保罗格勒团里有贼！’您不在乎，可我们在乎。是不是，杰尼索夫？我们在乎，是吗？”

杰尼索夫一直不作声，身体一动不动，只偶尔用乌黑发亮的眼睛瞧瞧尼古拉。

“您要顾全您的面子，不肯道歉，”骑兵大尉继续说，“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在团里成长的，说不定将来还会死在团里，我们重视团的名誉。这一层波格丹内奇是知道的。哦，我们可重视了，老弟！您这样不好，不好！不管您是不是生气，我可要说实话。这样不好！”

骑兵大尉站起来，转过脸去不看尼古拉。

“说得对，对极了！”杰尼索夫跳起来嚷道，“怎么样，尼古拉，你说！”

尼古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会儿瞧瞧这个军官，一会儿望望那个军官。

“不，诸位，不……你们别以为……我完全明白，你们可不要把我想成这样……我……对我来说……我重视团的名誉……什么？我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对我来说团旗的名誉……但不论怎么说，确实是我错了！……”尼古拉眼睛里含着泪水，“我错了，完全错了！……哦，你们还要怎么样？……”

“哦，这就对了，伯爵！”骑兵大尉转过身来，用手拍拍尼古拉的肩膀，叫道。

“我对你说嘛，”杰尼索夫叫道，“他是个好小子。”

“这样就好了，伯爵，”骑兵大尉反复说，仿佛因为他认了错，就称呼他的封号，“那您就去道歉一下，阁下，去吧。”

“诸位，我一切都可以照办，谁也听不见我的话，”尼古拉用恳求的语气说，“但我不能道歉，真的，不论怎么说，我不能！我怎么能像孩子那样讨饶呢？”

杰尼索夫笑起来。

“这样对您更糟。波格丹内奇爱记仇，您这样固执会吃苦的。”吉尔斯顿说。

“说真的，我并不固执！我没法向您说明我的心情，没法……”

“那就随您的便，”骑兵大尉说，“那死鬼躲到哪儿去了？”他问杰尼索夫。

“他说他有病，那么明天就开除他。”杰尼索夫说。

“只能说是他有病，不然就无法解释。”骑兵大尉说。

“不管他有病没病，他可别让我碰见，我要毙了他！”杰尼索夫恶狠狠地叫道。

热尔科夫走进屋里。

“你怎么啦？”军官们问热尔科夫。

“要打仗了，诸位。马克率领他的全部军队投降了。”

“胡说！”

“我亲眼看见他了。”

“怎么？你看见马克还活着吗？有手有脚吗？”

“打仗！打仗！他带来这消息，给他一瓶酒喝。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为了马克那个鬼东西，又把我派到团里来了。奥国将军控告了我。我向他祝贺马克驾临……你怎么了，尼古拉，怎么像澡堂子里出来一样？”

“哦，老兄，这样的局面我们这里已有两天了。”

团副官走进来，证实了热尔科夫的消息。已下令明天进攻。

“打仗了，诸位！”

“哦，谢天谢地，我们可待腻了。”

六

库图佐夫向维也纳撤退，一路破坏身后的印河（在布劳瑙）和特劳恩河（在林茨）上的桥梁。十月二十三日俄国军队渡过恩斯河。当天中午，俄军辎重、炮兵和各纵队分两路从桥上穿过恩斯城。

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秋天。小高地上驻扎着守桥的俄国炮兵连，高地前是一片辽阔的旷野，时而被斜雨的纱幕遮住，时而豁露出来，远处景物在阳光下就像涂过油漆一样闪闪发亮。高地下是一个小镇，镇里有红顶的白色小屋、教堂和桥梁，桥两边都是流动的俄军。多瑙河河湾里有许多船只、一个岛屿和带花园的城堡，城堡四周围绕着从恩斯河注入多瑙河的流水。还看到多瑙河松林覆盖、岩石累累的左岸，以及布满绿色树梢和蓝色峡谷的神秘远方。还有修道院的尖塔，高耸在人迹不到的原始松林里。前面的远山上，在恩斯河那一边看得见敌人的侦察骑兵。

在高地上的大炮中间，一个指挥后卫部队的将军带着一名随从，站在那里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稍后一点是聂斯维茨基，他被总司令派到后卫部队，这会儿坐在炮尾上。跟随聂斯维茨基的哥萨克把背囊和酒瓶递给他。聂斯维茨基请军官们吃油炸包子和喝真正的茴香酒。军官们快乐地围着他，有的跪着，有的盘腿坐在潮湿的草地上。

“是的，那个奥国公爵真不傻，在这里修了一座城堡。真是个好地方。诸位，你们怎么不吃啊？”聂斯维茨基说。

“多谢，多谢，公爵，”一个军官回答，能和这样重要的参谋官谈话，觉得挺有面子，“这地方真是太好了。我们经过花园，看见两头鹿。那座房子真漂亮！”

“您瞧，公爵，”另一个军官说，他显得很想再吃一个包子，但有点不好意思，因此装作在观察地形，“您瞧，我们的步兵已经到达那里了。瞧，那边树后面的草地上有三个人在拖什么东西。他们快把那座宫殿抢光了。”他很赞同地说。

“是啊，是啊！”聂斯维茨基说，“不过，我倒希望，”他那好看的嘴津津有味地吃着包子，添上说，“上那儿去一下。”

他指指山上那座带尖塔的修道院，眯缝着眼睛，眼珠发亮。

“那里面一定很妙，诸位！”

军官们笑起来。

“就是吓唬吓唬那些修女也好。据说，那里有年轻的意大利姑娘呢。哦，我情愿少活五年也要去一下！”

“她们一定挺寂寞。”一个更大胆的军官笑着说。

这时，站在前面的随从军官指着什么东西请将军看；将军拿起望远镜看了看。

“对了，对了，”将军放下望远镜，耸耸肩膀，愤怒地说，“敌人要炮击渡口了。他们还在那边磨蹭什么呀？”

河对岸的敌人和他们的炮垒肉眼都可以看见，还看得见炮垒里冒出乳白色的烟。接着，远远地传来炮声。看得见我们的军队正赶着过河。

聂斯维茨基鼓起双颊，站起来，含笑走到将军跟前。

“大人要不要吃点东西？”他问。

“事情坏了，”将军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军队动作太慢了。”

“我去一下好不好，大人？”聂斯维茨基问。

“好的，您去一下，”将军说，重复着已经详细发布的命令，“告诉骠骑兵，叫他们按照我的命令最后过桥，并把桥烧掉，再检查一下烧桥的引火材料。”

“很好！”聂斯维茨基回答。

他喊来看马的哥萨克，吩咐他收拾好背囊和酒瓶，自己轻松地把沉重的身子翻上马鞍。

“我真的要找修女去了。”聂斯维茨基对微笑地望着他的军官们说，然后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径往山下驰去。

“喂，大尉，开一炮试试能打多远，”将军对炮兵军官说，“给大家解解闷。”

“炮手各就各位！”军官命令道。炮手们顿时快乐地离开篝火去装炮弹。

“一号，放！”军官喊了一声口令。

一炮手勇敢地跳开去。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金属声，榴弹嘘溜溜地从山下我军头上飞过，但远没有打到敌人那里。一团白烟显示出它落下和爆炸的地方。

士兵和军官听到这声音，都眉飞色舞；大家站起来，眺望着底下我军的行动和前面迫近的敌军的行动，一切都了如指掌。这时，太阳已从乌云后面豁露出来。这悦耳的炮声和灿烂的阳光使人感到雄壮而欢乐。

七

敌人的两颗炮弹飞过桥顶。桥上拥挤不堪。聂斯维茨基公爵下了马，站在桥中央，肥胖的身子紧靠着栏杆。他笑着回顾哥萨克随从，那随从牵着两匹马站在他后面几步的地方。聂斯维茨基公爵刚想往前走，就被士兵们和辎重车挡住，把他挤回栏杆。他无可奈何，只是苦笑。

“老兄，你这人真是！”哥萨克对一个从步兵车马中硬挤过去的辎重兵说，“你这人真是！你好不好等一等，没看见将军要过桥吗？”

但辎重兵根本不理什么将军，对挡住他去路的士兵吆喝道：

“喂，老乡们！向左靠，等一下！”

但老乡们肩膀碰着肩膀，刺刀撞着刺刀，密密地挤成一片从桥上走过。聂斯维茨基公爵凭栏俯视，只见恩斯河喧闹的急流在桥桩周围起伏旋转，奔腾前进。他望望桥上，看见士兵、肩章，带布罩的高筒军帽、背囊、刺刀、长枪和军帽下宽颧骨、凹脸颊、没精打采的脸和在桥板的烂泥上移动的脚，这一切也像单调的河水那样流动着。有时，在单调的人流里，一个身穿外套、脸型跟士兵不同的军官，像恩斯河波浪上的浪花那样，挤过桥去。有时，一个步行的骠骑兵、勤务兵或者市民，像河里的一小片木头那样，走过桥去。有时，一辆装得很高的连队的或军官的皮篷大车，像在河上漂流的一段大木头那样，从桥上漂过。

“你瞧，简直像决了堤一样，”哥萨克无可奈何地站住，说，“后面还有好多吗？”

“差不多有一百万！”一个穿破大衣的士兵快乐地挤挤眼说，接着就不见了；后面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

“他们（指敌人）这会儿要是向桥上轰，”一个老兵忧愁地对同伴说，“你就顾不上搔痒了。”

这个老兵也过去了。后面是另一个坐在行李车上的大兵。

“喂，鬼东西，你把包脚布弄到哪儿去了？”一个勤务兵一边说，一边跑，伸手在车子后面摸索着。

这个兵也随着大车过去了。

后面是几个喝过酒的快乐的士兵。

“哈，老朋友，他们抡起枪托对准门牙打……”一个军大衣高高掖起的士兵，挥动着双臂，高兴地说。

“对了，这可是一客好吃的火腿。”另一个士兵呵呵笑着回答。

他们说着走过去了，因此聂斯维茨基没听懂，谁的门牙被打落，这跟火腿又有什么关系。

“哼，看他们慌成这个样子！敌人只打了一发炮，可他们以为都没命了！”一个军士气愤地责备说。

“那家伙在我旁边飞过，大叔，我是说炮弹，”一个大嘴巴的年轻士兵勉强忍住笑，说，“简直把我吓死了。真的，把我吓坏了，活见鬼！”那个兵说，好像在夸耀他的胆怯。

这个兵也过去了。他后面是一辆大车，这辆车同前面过去的大车都不一样。这是一辆双套德式大车，上面装着一个人家的全部家私。一个德国人在前头拉着牲口，车后拴着一头乳房很大的好看的花牛。大车羽绒褥垫上坐着一个手抱婴儿的老妇人和一个双颊绯红的强壮的德国少女。显然，这些人持有特别通行证。士兵们的目光全集中在女人身上。当那辆车慢慢地从旁边经过时，士兵们的谈话都离不开这两个女人。个个脸上浮起色迷迷的微笑。

“你瞧，德国佬也逃难了！”

“把小娘儿们卖给我吧！”另一个士兵怪腔怪调地对那个又气又怕、垂下眼睛、大踏步走着的德国人说。

“哦，瞧她打扮得多迷人！这妖精！”

“你最好住到她们家去，费多托夫！”

“我见得多了，老兄！”

“你们上哪儿去？”一个步兵军官嘴里吃着苹果，也似笑非笑地瞧着那个漂亮的姑娘。

德国人闭上眼睛表示听不懂。

“你要，就给你一个！”军官把一个苹果递给姑娘，说。

姑娘嫣然一笑，接过苹果。聂斯维茨基也像桥上所有的人那样，眼睛盯住这两个女人，直到她们过去。她们过去后，又是同样的士兵，同样的谈话，最后全都站住了。连队辎重车把桥头堵住，这是常有的事，大家只得等待。

“怎么站住了？一点秩序也没有！”士兵们说，“你往哪儿挤？鬼东西！不能等一下吗？要是敌人轰桥，那就糟了。瞧，把军官都挡住了。”停住的人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四面八方向桥头挤去。

聂斯维茨基望了望桥下的恩斯河，忽然听见一个从未听到过的声音迅速逼近，有样大东西轰的一声落到水里。

“好家伙，打到哪里去了！”旁边一个士兵回头向发出响声的方向望去，愤愤地说。

“这是他们要咱们加油，赶快过桥。”另一个士兵不安地说。

人群又朝前涌去。聂斯维茨基明白这是炮弹。

“喂，哥萨克，牵马来！”他说，“大家让开！让开！让一条路出来！”

聂斯维茨基好容易才挤到马跟前。他不停地叫嚷，催动了马。士兵们挤在一起给他让路，但他们又挤过来，把他的腿挤痛。这不能怪旁边的人，因为他们被别人挤得更厉害。

“聂斯维茨基！聂斯维茨基！你这个丑八怪！”这时后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聂斯维茨基回头看了一下，看见杰尼索夫在十五步外的地方。杰尼索夫被移动的步兵隔开，黑发蓬乱，脸色涨红，军帽歪到脑后，肩上威风凛凛地披着斗篷。

“叫这些魔鬼让路！”杰尼索夫嚷道，显然怒气冲天，他的眼白冲血，像煤一样乌黑发亮的眼珠不停地转动着，一只跟脸颊一样红的小手挥动着没有出鞘的军刀。

“啊，杰尼索夫！”聂斯维茨基快乐地招呼他，“你这是怎么了？”

“骑兵连过不去！”杰尼索夫嚷道，恶狠狠地露出雪白的牙齿，刺了刺跨下漂亮的黑马贝督因。贝督因被刺刀碰得竖起耳朵，喷着鼻子，衔铁四周溅着白沫，震响铃铛，蹄子嘚嘚地踩着桥板，仿佛只要骑的人允许，就往桥栏外冲去。

“这是怎么啦？简直像一群羊！活像一群羊！滚开……让路！……站住！你这该死的大车！我要宰了你！”杰尼索夫叫着，真的拔出军刀，挥舞起来。

士兵们惊惶失色地挤在一起让路。杰尼索夫就向聂斯维茨基走去。

“你今天怎么没有喝酒啊？”杰尼索夫走到聂斯维茨基跟前时，聂斯维茨基问他。

“连喝酒的工夫都没有！”杰尼索夫回答，“他们把一团人整天拉来拉去。要打就痛痛快快地打。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今天打扮得好漂亮！”聂斯维茨基瞧瞧杰尼索夫的新斗篷和鞍，说。

杰尼索夫微微一笑，从佩囊里掏出一块香喷喷的手绢，送到聂斯维茨基鼻子底下。

“可不是，今天要打仗了！我刮过脸，刷过牙，洒过香水了。”

聂斯维茨基带着随从哥萨克的那副威风凛凛的模样和杰尼索夫手挥大刀、放声叫喊的刚毅神气很有作用，他们冲到桥的另一头，叫步兵停下来。聂斯维茨基在桥头找到要传达命令的上校，完成了任务，就往回跑。

杰尼索夫开了道，站在桥头。他漫不经心地勒住嘶叫着要向别的马冲去的公马，望着迎面奔来的骑兵连。桥板上驰过几匹马，响起了清脆的马蹄声。骑兵连由军官带领，四人一排，在桥上走过，排头已到了桥的那一头。

步兵被拦住了，聚集在桥头附近的泥泞里。他们带着特别嫌恶的冷淡和嘲弄的神气望着从旁边走过的整洁漂亮的骠骑兵。不同兵种相遇往往有这样的情况。

“小伙子们穿得真漂亮！像要去逛波德诺文斯克集市！”

“他们有什么用！只配拉出来摆摆样子！”另一个步兵说。

“步兵，别扬土！”一个骠骑兵挖苦说，故意让身下的马跳跃一下，溅了步兵一身泥。

“要你背着背囊行两次军，准会磨破你的背带，”一个步兵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泥，说，“那时你就不像人而像一只鸟了！”

“齐金，要是让你骑马，你就神气了。”上等兵对一个被背囊压得弯下腰的瘦兵说。

“拿根棍子夹在裤裆里，你就有马骑了。”骠骑兵还嘴说。

八

其余的步兵匆匆过桥，人多拥挤，就像通过一个漏斗。大车终于都过去了，桥上不再那么拥挤，最后一个营也上了桥。只有杰尼索夫的骠骑兵连留在桥那一边阻击敌人。从对面山上可以望见的敌人，从桥上还看不见，因为从河水流过的谷地往前不到半俄里路有一个高地遮住地平线。前面是一片旷野，我们的几队哥萨克侦察兵在那里活动。突然对面山坡上出现了穿蓝外套的步兵和炮兵。这是法军。哥萨克侦察兵飞快地骑马下山。杰尼索夫骑兵连全体官兵，尽管嘴里说着别的事，眼睛望着别的地方，心里却一直想着那边山上的情况，不时瞧瞧地平线上的黑点，认出那就是敌人的军队。午后天气又放晴了，太阳明亮地照耀着多瑙河和周围苍茫的群山。四外一片寂静，只偶尔从那边山上传来敌军的号角声和呐喊声。在骑兵连和敌军之间，除了零星几个侦察兵，已看不到一个人了。一片三百丈[56]左右的空地把双方军队隔开。敌人停止了射击，而那条把敌对两军分开的严酷、恐怖、不可逾越和难以捉摸的界线却越发清楚了。

“只要越过那条生死界一步，就是不可知的痛苦和死亡。过了那片田野、那棵树、那个阳光照耀下的屋顶是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但谁都想知道。越过这条界线很可怕，但谁都想越过它。你也知道早晚要越过它，并且一定会知道界线那边是什么地方，就像一定会知道死亡那边是什么一样。可现在你身强力壮，生气蓬勃，而周围的人也同样健康，快乐，充满生气。”凡是面临敌军的人，即使不这样想，至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由于有了这种感觉，当前所发生的一切便给人以特别光明、快乐和强烈的印象。

敌军山头上腾起一团硝烟，接着就有一颗炮弹呼啸着从骠骑兵连头上飞过。聚集在一起的军官散开来，各就各位。骠骑兵竭力把马排齐。骑兵连里鸦雀无声。大家望望前面的敌人，望望连长，等候命令。飞来了一颗又一颗炮弹。敌人显然在向骠骑兵射击，但炮弹带着急促而均匀的啸声从骠骑兵头上飞过，落到他们后面去了。骠骑兵没有回顾，但每次听到炮弹呼啸声，全连队就像听到命令一样，现出又相同又不相同的脸色，屏住呼吸，在马镫上抬抬身子，然后又坐下来。士兵们头也不回，好奇地斜眼打量伙伴脸上的反应。从杰尼索夫到号手，人人嘴角和下巴上都现出内心斗争、愤怒和激动的神色。司务长皱起眉头，扫视着士兵，仿佛要处分他们。士官生米罗诺夫每次听见炮弹飞过都弯下腰。尼古拉骑着他那匹腿有点瘸但不失威严的白嘴鸦站在左翼，好像一个得意的小学生被召到大庭广众前应试，而且自信准能取得好成绩。他神采奕奕地环顾着所有的人，仿佛要大家注意他在炮弹下多么镇定自若。但在他的嘴角上却不由得现出平时所没有的严峻表情。

“谁在那里哈腰鞠躬啊？士官生米罗诺夫！这样不好，您瞧瞧我！”杰尼索夫嚷道，他在一个地方待不住，骑着马在连队前打转。

杰尼索夫脸上黑胡子蓬松，狮子鼻，身材矮小结实，手上汗毛丛生，筋脉毕露，手指短小，手里抓着刀把子，他这副模样同平时一样，特别是晚上喝了两瓶酒以后。这会儿他只是脸色比平时更红，像鸟儿饮水那样仰起须发蓬乱的头，他用短小的腿猛刺骏马贝督因的两侧，身子往后一倒，驰到骑兵连另一翼，哑着嗓子大声叫嚷，要大家检查一下手枪。他跑到吉尔斯顿跟前。吉尔斯顿骑一匹宽大端庄的母马，迎着杰尼索夫跨出一大步。骑兵上尉留着长长的八字胡须，神态像平时一样严肃，只是眼睛比平时更亮。

“怎么样？”吉尔斯顿对杰尼索夫说，“根本打不起来。你看吧，咱们又得后退了。”

“鬼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杰尼索夫嚷道，“啊！尼古拉！”他发现士官生脸上喜气洋洋，叫道，“是啊，这回可被你等到了。”

杰尼索夫赞许地微微一笑，显然很喜欢这个士官生。尼古拉心里暖乎乎的。这当儿，团长在桥上出现了。杰尼索夫向他跑去。

“大人！请下进攻令！我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这里怎么能进攻，”团长闷闷不乐地说，仿佛被一只苍蝇纠缠得皱起眉头，“您站在这儿干什么？您瞧，两翼都在撤退。把骑兵连带回去！”

骑兵连过了桥，退到射程以外，没有损失一个人。原来展开散兵线的第二骑兵连也过了桥，最后一批哥萨克也从对岸撤回来。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骑兵连过了桥，先后向山上撤退。波格丹内奇团长骑马赶上杰尼索夫连长，离尼古拉不远慢慢地走着，完全不理他，尽管他们为吉梁宁的事发生冲突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尼古拉眼睛盯住团长运动员般强壮的脊背、金发覆盖的后脑和红色的脖子，心里明白自己在前线是受他支配的，但此刻觉得对不起他。尼古拉时而觉得波格丹内奇只是假装不注意他，目的是要看看他的勇气，他就挺起胸膛，快乐地东张西望。他时而觉得波格丹内奇故意骑马接近他，向他显示自己的勇气。他时而想，他的对头现在有意派骑兵连去冲锋，以惩罚他尼古拉。他时而想，等进攻结束后，波格丹内奇会走到他面前，宽宏大量地向他这个负了伤的人伸出和解的手。

保罗格勒骠骑兵所熟悉的肩膀高耸的热尔科夫（他离团没多久）骑马跑到团长跟前。热尔科夫从司令部被赶出后，没有在团里待下去，他说他不是在前线做苦工的傻瓜，在司令部不做事，领到的饷银反而更多。于是他就在巴格拉基昂公爵手下当上了传令官。现在他带着后卫司令官的命令来见老上司。

“上校，”热尔科夫神情忧郁而严肃地对尼古拉的对头说，同时顾盼着同事们，“命令停下来，把桥烧掉。”

“命令谁呀？”上校闷闷不乐地问。

“上校，我也不知道命令谁，”骑兵少尉严肃地回答，“不过公爵命令我：‘你去告诉上校，叫骠骑兵赶快回来烧桥。’”

紧接着热尔科夫之后，有一名随从军官带着同样的命令来见骠骑兵上校。在随从军官之后，肥胖的聂斯维茨基骑一匹哥萨克马驰来。那匹马驮着他跑确实很费力。

“喂，上校，”聂斯维茨基边跑边喊，“我早就对您说过要烧桥，可是不知谁把话传错了；他们在那边都急疯了，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上校从容不迫地命令他的团停下来，转身对聂斯维茨基说话。

“您跟我说起过引火材料，”他说，“至于烧桥，您可没对我说过。”

“怎么没说过，老兄，”聂斯维茨基站住说，脱下帽子，用胖手抚摩着汗湿的头发，“引火材料都放好了，怎么会没说到烧桥？”

“我不是您的‘老兄’，校官先生，您并没对我说过要烧桥！我懂得职守，一向严格执行命令。您说烧桥，可是由谁来烧，我确实不知道……”

“哼，老是这样，”聂斯维茨基把手一挥说，“你怎么在这里？”他问热尔科夫。

“也是为了这件事。你浑身湿透了，让我来替你拧干。”

“您说，校官先生……”上校气愤地继续说。

“上校，”随从军官插嘴说，“得快一点，不然敌人要打霰弹了。”

上校默默地望望随从军官，望望胖校官，望望热尔科夫，皱起眉头。

“我要烧桥了。”他神态庄重地说，仿佛表示他虽遇到种种不快，还是要尽到他的责任。

上校用强壮的长腿踢了踢马，好像一切罪过全在马身上。他跑到前面，命令第二连，就是尼古拉在杰尼索夫手下服务的那个连，回到桥上去。

“哼，果然，”尼古拉想，“他想考验考验我！”他的心收紧了，血往脸上直涌。“让他瞧瞧我是不是个胆小鬼！”他想。

骑兵连一张张快乐的脸，又变得像刚才在炮弹下那样严肃了。尼古拉盯着他的对头团长，想从他脸上证实自己的猜测，但团长一眼也没看尼古拉，而像平时在前线那样严肃而端庄。口令发出了。

“快！快！”他旁边有几个声音叫道。

骠骑兵的马刀绊住缰绳，踢马刺丁丁作响。他们急忙下马，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骠骑兵都画着十字。尼古拉已不再望着团长，他没有工夫。他怕落在骠骑兵后面，怕得心都停止跳动了。他把马交给马夫，一只手发抖，他觉得血在嘟嘟地往心脏里涌。杰尼索夫身子往后仰，嘴里叫着什么，从他旁边驰过。尼古拉只看见从他周围驰过的踢马刺和军刀铿锵发响的骠骑兵，此外什么也没看见。

“担架！”后面有人喊道。

尼古拉想也不想为什么要叫担架。他急急地跑着，只想跑在所有人的前面。但跑到桥头，他没有留意脚下，踩在黏滑的泥泞里，绊了一下，他就双手着地倒下来。别人跑到他前面去了。

“靠两边跑，大尉！”尼古拉听见团长的声音。团长骑马跑在前面，这时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勒住马。

尼古拉在马裤上擦擦沾泥的双手，回头望望自己的对头，想往前跑，以为跑得越远越好。但波格丹内奇虽然没有注意、也没有认出尼古拉，却喝住了他：

“谁在桥中央乱跑？靠右走！士官生，回来！”波格丹内奇怒气冲冲地嚷道，又回头对跑到桥上逞勇的杰尼索夫说。

“您冒什么险，大尉！还是下马吧！”团长说。

“哦，炮弹是长眼睛的！”杰尼索夫在马鞍上转身回答。

这时，聂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和随从武官一起站在射程之外，一会儿望望聚集在桥边一小撮头戴黄色高筒军帽、身穿镶条墨绿军装和蓝色马裤的人，一会儿望望从远处走来的身穿蓝外套的牵马的人，他们很容易被看作炮队。

“他们会不会烧桥？谁先到那里？是他们先跑到，把桥烧掉，还是法国人冒着霰弹先把他们打死？”每个士兵都不由得提心吊胆地想着这个问题。他们在明亮的夕阳下眺望着桥梁和骠骑兵，眺望着对岸渐渐移动过来的带刺刀和大炮、身穿蓝外套的人。

“啊！骠骑兵要挨揍了！”聂斯维茨基说，“现在他们在霰弹射程之内了。”

“他不该带那么多人去。”随从武官说。

“真的，”聂斯维茨基说，“只要派两名勇敢的小伙子去就行了。”

“哦，大人！”热尔科夫插嘴说，眼睛没离开骠骑兵，但仍带着天真的神气，使人摸不透，他这是说正经话还是开玩笑，“啊，大人！您这是怎么啦！只派两个人去，那谁还会给我们符拉基米尔勋章？像现在这样，他们虽然挨揍，还是可以替骑兵连请赏，他本人也可以获得勋章。我们的波格丹内奇懂得该怎么办。”

“哦，”随从武官说，“这是霰弹炮！”

他指指从炮架上卸下来急急移开的法国大炮。

法军那边，在炮兵中间冒起一团硝烟，然后又是一团，又是一团，而在第一声炮响传到的时候，又冒起了第四团硝烟，两声炮响，一声接着一声，然后是第三声。

“哎哟！”聂斯维茨基好像因为剧痛而抓住随从武官的手臂，“您瞧，有一个倒下去了，倒下去了！”

“好像有两个吧？”

“我要是沙皇，就再也不打仗了。”聂斯维茨基转过身去说。

法军的炮又匆匆装上炮弹。穿蓝外套的步兵向桥上冲去。又冒起了硝烟，但间隔时间不一样，接着霰弹又在桥上爆炸了。不过聂斯维茨基此刻无法看清桥上的情况。桥上升起了浓烟。骠骑兵已把桥烧着，而法国炮兵现在开炮已不是为了拦阻他们，而只是因为炮已拖到，总得轰击一番。

骠骑兵还没回到马夫那里，法军已打了三发霰弹。两发没有打中，霰弹飞得太远了，但最后一发炮弹正好落在骠骑兵中间，把三个人打倒了。

尼古拉一心想着他同波格丹内奇的关系，站在桥上，不知道做什么好。没有人可供他砍杀（他一向认为打仗就是砍杀），也无法帮他们烧桥，因为他不像别的士兵那样随身带着干草。他站在那里向周围观望，突然桥上像撒核桃似的发出一片响声，离他最近的一个骠骑兵哎哟一声倒在桥栏杆上。尼古拉同另外一些人跑到他跟前。又有人叫道：“担架！”四个人抓住骠骑兵，把他抬起来。

“哦哦哦！……看在基督份儿上，放开我！”负伤的人叫起来，但人家还是把他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尼古拉转过身去，仿佛在找寻什么东西，眺望着远方，眺望着多瑙河的河水，仰望着天空、太阳。天空多么美，多么蓝，多么静，多么远！夕阳多么灿烂，多么壮丽！远方多瑙河的流水迷人地闪闪发亮！而更美丽的是多瑙河后面苍翠的群山、修道院、神秘的峡谷、雾气弥漫的松林……那里一片宁静，幸福……“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我只要到那里去，”尼古拉想，“在我心里，在太阳光里，有那么多幸福，可是这里……只有呻吟、苦难、恐惧，以及提心吊胆，一片混乱……哦，他们又在那边叫喊了，大家又在往回跑，我也跟他们一起跑，哦，死神，死神就在我头上，就在我身边……只要一转眼工夫，我就再也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河水，看不见峡谷了……”

这时，太阳藏到乌云后面；尼古拉前面又出现了几副担架。于是对死亡和担架的恐惧、对太阳和生活的眷恋，这一切汇合成一个揪心的痛苦印象。

“上帝啊！天上的父啊，你拯救我，饶恕我，保护我吧！”尼古拉喃喃地说。

骠骑兵们跑到马夫那里，声音变得响亮而镇定，担架从眼前消失了。

“怎么样，老弟，闻到火药味了？……”杰尼索夫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

“一切都完了，我是个胆小鬼，是的，是个胆小鬼。”尼古拉想。他长叹一声，从马夫手里接过瘸腿的白嘴鸦，骑了上去。

“那是什么？是霰弹吗？”他问杰尼索夫。

“还能是什么呢！”杰尼索夫叫道。“小伙子们干得漂亮！可是干这种活真没劲！冲锋才有意思，把狗娘养的砍个痛快，可现在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家把我们当靶子打。”

团长、聂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和随从武官等人站在离尼古拉不远的地方，杰尼索夫就向他们走去。

“好像谁也没注意到我。”尼古拉暗自想。的确谁也没注意到他，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初次上火线的士官生的心情。

“我看，您的事迹会上报的，”热尔科夫说，“我也可能升为少尉。”

“报告公爵，我把桥烧了。”上校得意扬扬地说。

“要是问到损失呢？”

“微不足道！”上校声音低沉地说，“两名骠骑兵负伤，一名阵亡。”他兴高采烈地说，响亮地说出阵亡两个字，脸上克制不住幸福的微笑。

九

库图佐夫统率的三万五千俄军，遭到拿破仑所指挥的十万法军的追击，所到之处又受到各地居民的敌视。俄军给养不足，对盟军丧失信心，而且被迫在没料到的恶劣条件下作战，不得不沿多瑙河仓皇退却，只有在被敌人追上的地方才停下来，为保卫辎重进行后卫战。在兰巴赫、阿姆希特顿和莫尔克都有战事，尽管俄军的勇敢坚定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但战斗结果只是加速退却。奥军在乌尔姆城下免于被俘而在布劳瑙和库图佐夫会师，现在也离开了俄军。这样，库图佐夫手下就只剩下一支精疲力竭的军队。保卫维也纳根本谈不上。库图佐夫在维也纳的时候，奥国皇家军事参议曾给他一份考虑周密、按照现代战略拟定的进攻计划，但现在库图佐夫只剩下一个几乎是达不到的奋斗目标，那就是避免像马克在乌尔姆城下那样全军覆没，而同俄国新调来的军队会师。

十月二十八日，库图佐夫率领军队渡过多瑙河到达左岸，同法军主力隔河对峙，这才第一次停下来。三十日，他攻击多瑙河左岸的莫尔吉耶师，把它击溃。在这个战役中俄军第一次缴获战利品：军旗、大炮和两名敌将。在两周节节败退之后，俄军第一次站住脚跟。经过战斗不仅守住阵地，而且打退了法军。虽然俄军衣衫褴褛，筋疲力尽，又因掉队、伤亡、疾病而减员三分之一；虽然留在多瑙河彼岸的伤病员带着库图佐夫的信，要敌人以人道精神对待他们；虽然克雷姆斯的大医院和大住宅都改为野战医院，还是容纳不了全部伤病员；虽然有这些情况，俄军在克雷姆斯站住脚跟并在莫尔吉耶取得胜利这件事，还是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全军，在总司令部里，都流传着种种可喜而不可靠的消息，说什么俄军增援部队快到了，奥军打了胜仗，拿破仑惊慌退却。

这次会战，安德烈公爵跟随着后来阵亡的奥国将军施密特。他的坐骑受了伤，他的手臂也被子弹擦伤。总司令为了表示对他特别器重，特派他前往奥国宫廷递送捷报。当时奥国宫廷已离开受法军威胁的维也纳，迁往布尔诺。会战之夜，安德烈公爵兴奋得不觉疲劳（安德烈公爵看上去很文弱，其实他比一般身强力壮的人更能吃苦耐劳），他带着陶霍杜罗夫的报告骑马到克雷姆斯来见库图佐夫。当天夜里安德烈公爵就作为信使被派到布尔诺。被任命为信使，不仅是一种奖励，而且是晋升的重要一步。

夜色昏暗，但繁星满天。昨天会战时下过一场雪，这会儿在白皑皑的积雪中道路显得格外乌黑。安德烈公爵坐在飞驰的驿车里，时而回味昨天的战斗，时而快乐地想象着他去报捷的情景，同时想起总司令和同伴们送别的场面，他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初步尝到盼望已久的幸福。他一闭上眼，耳朵里就响起枪炮声，而枪炮声又同车轮声以及胜利的印象融成一片。他时而想象，俄军跑了，自己也被打死了；但他立刻清醒过来，高兴地意识到，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是法军跑了。他又回想打胜仗的前前后后，想到自己在战斗中沉着勇敢，觉得心安理得，就打起盹来……星光闪烁的夜晚过去了，明媚快乐的早晨降临了。积雪在阳光下融化，马匹飞驰，道路两边不断掠过各种树林、田野和村庄。

在一个驿站上，他赶上一队俄国伤兵车。负责运送的俄国军官伸开手脚躺在第一辆马车上，大声叫嚷，用粗话骂着士兵。一队德国长马车在石子路上剧烈地颠簸着，每辆车上坐着六七名脸色苍白、扎着绷带、满身肮脏的伤兵。伤兵中有人在说话（他听到在说俄语），有人在吃面包，伤得最重的不作声，带着病孩般可怜的老实相望着旁边飞驰而过的信使。

安德烈公爵吩咐停车，问一个士兵在哪次战役中负的伤。

“前天在多瑙河上。”士兵回答。安德烈公爵掏出钱包，给了他三枚金币。

“给大家的。”他向走过来的军官说，“弟兄们，祝大家早日康复，”他对士兵们说，“往后还有很多仗要打呢。”

“哦，副官先生，有什么消息吗？”那军官问，显然想攀谈几句。

“消息很好！走吧！”他对马车夫大声说，马车就继续前进。

安德烈公爵到达布尔诺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他看见四周高楼大厦林立，商店和住宅里灯火辉煌，街上路灯明亮，漂亮的马车辘辘驶过，以及大都市的一派繁华气象。这种气象对于刚离开军营的人特别富有魅力。安德烈公爵虽然经历了高速驰行和不眠之夜，他到达皇宫时，却觉得精神比昨天更加焕发。他的眼睛像发烧一般明亮，思绪清楚而瞬息万变。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战斗的前后经过，心里扼要地向弗朗茨皇帝作着报告。他还生动地猜想着他们可能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他应该怎样回答。他以为他们会立刻引他去觐见皇帝。但这时一名官员从皇宫大门口跑来迎接他，知道他是信使，就把他带到另一个门口。

“穿过走廊向右；在那里，大人[57]，您可以找到值班的侍从武官，”官员对他说，“他会领您去见陆军大臣的。”

值班的侍从武官迎接安德烈公爵，要他等一下，然后进去向陆军大臣通报。过了五分钟，侍从武官回来，十分恭敬地鞠了一躬，让安德烈公爵走在前面，陪他穿过走廊，来到陆军大臣的办公室。侍从武官显得特别彬彬有礼，仿佛唯恐俄国副官对他过分亲昵。安德烈公爵向陆军大臣办公室走去，他那高兴的心情顿时低落下来。他觉得受到了怠慢。他这种被怠慢的感觉立刻又变成对一切毫无根据的蔑视。他聪颖过人，立刻想到，他也可以蔑视侍从武官和陆军大臣。他想：“他们闻不到火药味，还以为胜利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他轻蔑地眯缝起眼睛，有意慢吞吞地走进陆军大臣的办公室。他看见陆军大臣端坐在一张大桌子前，有两分钟没理会进来的人，他这种蔑视的心情就更增强了。陆军大臣两鬓斑白的秃头埋在两支蜡烛中间，阅读着文件，用铅笔做着记号。他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但没有抬起头来，直到把文件看完。

“把这拿去发掉。”陆军大臣把公文交给副官说，仍没理睬信使。安德烈公爵觉得，陆军大臣要么是公务繁忙，对库图佐夫军队的行动最不感兴趣，要么就是有意让俄国信使感觉到这一点。“我倒是完全无所谓的。”安德烈公爵想。陆军大臣把余下的公文理齐，这才抬起头来。他的头显得聪明而很有个性。但在招呼安德烈公爵的一瞬间，陆军大臣聪明而果断的表情一半出于习惯一半出于有意起了变化：他脸上现出愚蠢虚假而对这种虚假又不加掩饰的笑容，这是那些接见川流不息的来访者的人所常有的表情。

“是库图佐夫大元帅派来的吗？”陆军大臣问，“一定有好消息吧？有没有同莫尔吉耶打过仗？打了胜仗？是时候了！”

陆军大臣接过写给他的紧急文书，神情忧郁地阅读起来。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施密特！”他用德语说，“多么不幸啊！多么不幸啊！”

陆军大臣看完紧急文书，把它放在桌上，对安德烈公爵瞧了一眼，显然在思考什么事。

“唉，多么不幸啊！您说这个战役有决定意义吗？可是没有捉住莫尔吉耶。”陆军大臣想了一下，“您带来了好消息，我很高兴，虽然拿施密特的死换得胜利，代价太大。陛下一定愿意接见您，但今天不行。谢谢您，您去休息一下。明天检阅后朝觐，您再来吧。到时候我会通知您的。”

陆军大臣脸上又现出谈话时消失的蠢笑。

“再见，非常感谢您。皇帝陛下一定愿意接见您。”陆军大臣一再说，然后点点头。

安德烈公爵走出皇宫时，觉得胜利给他带来的全部兴致和幸福如今都落到冷淡的陆军大臣和恭敬的副官的手里。他的全部思绪顿时变了：战斗仿佛已成为遥远的往事。

十

在布尔诺，安德烈公爵住在他的朋友俄国外交官比利平那里。

“哦，亲爱的公爵，再没有比您更受欢迎的客人了，”比利平说着出来迎接安德烈公爵，“弗朗茨，把公爵的行李放到我的卧室里去！”他对领安德烈公爵进来的仆人说，“怎么，您来报捷吗？太好了。可您瞧，我病了。”

安德烈公爵盥洗毕，换了衣服，走进外交官的豪华书房，坐下来吃专为他准备的晚餐。比利平悠闲地坐在壁炉旁。

安德烈公爵离家以来，特别是在行军过程中，一直没有过过从小过惯的清洁舒服的生活。这会儿，在奢华的生活环境中，重新获得了愉快的休息。此外，在受到奥国人冷淡的接待以后，能同一个俄国人说说话，即使不用俄语（他们说法语），他也觉得很愉快。何况这个俄国人也像一般俄国人那样对奥国人深感嫌恶，而在他心里这样的感觉现在特别强烈。

比利平今年三十五六岁，独身，跟安德烈公爵属于同一个阶层。他们在彼得堡就认识，但自从安德烈公爵随同库图佐夫来到维也纳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安德烈公爵年轻有为，在军界很有前程；比利平同样年轻有为，在外交界的前程更加远大。别看他年纪轻轻，从事外交工作的资历可不浅了，因为他从十六岁起任职，在巴黎、哥本哈根等地待过，现在又在维也纳担任要职。奥国首相和俄国驻维也纳公使都认识他，而且很器重他。他不像多数外交官那样只有表面的优点，只知道遵守外交官纪律，说说法语。他是那种热爱本职工作而又有能力的外交官，虽然平时也有点懒散，但一旦需要，却能伏案工作，通宵不眠。不论什么工作，他都做得十分地道。遇到事情，他关心的不是“为什么要做”，而是“怎样把它做好”。不论什么外交工作，他做起来都同样认真。他起草通告、备忘录或报告，总是巧妙、恰当而漂亮，并且感到其乐无穷。比利平受到重视，不仅因为他擅长起草文件，还因为他在上层待人接物落落大方，谈吐应对彬彬有礼。

比利平爱说话也像爱工作一样，但一定要表现他的修养和风趣。在社交场中，他总是待机说几句俏皮话，而一旦有了机会，就加入谈话。比利平说话总是妙语如珠，别具一格，引人入胜。这些妙语都是比利平头脑里编造出来的，简短而生动，便于社交界凡夫俗子记忆，并从一个客厅搬到另一个客厅。真的，比利平的妙语风靡维也纳客厅，而且据说，往往能影响大局。

他形容消瘦、憔悴、枯黄，脸上皱纹很深，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好像沐浴后的手指尖一样。脸部皱纹的活动是他的主要表情。一会儿，他额上出现宽阔的皱纹，眉毛高高扬起；一会儿，眉毛低垂，两颊形成粗大的皱纹。他那双不大的凹陷眼睛总是快乐地对直望着人。

“那么，现在给我们讲讲你们的丰功伟绩吧。”比利平说。

安德烈非常谦逊地讲了那个战役和陆军大臣的接待，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

“我送去捷报，他们对待我，就像人们玩九柱戏时对待狗那样[58]。”他结束说。

比利平嗨地笑了一声，舒展开脸上的皱纹。

“不过，老朋友，”比利平说，远远地察看着自己的指甲，皱起左眼皮，“尽管我对东正教俄国的军队非常尊敬，但我认为你们这次胜利并不太辉煌。”

比利平仍旧说着法语，只有在他要蔑视什么时，才用俄语。

“可不是？你们把全部力量压在可怜的莫尔吉耶和他一师人身上，结果还是被他溜掉了，是不是？还谈得上什么胜利？”

“不过，说句正经的，”安德烈公爵回答说，“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总比乌尔姆的情况好些吧……”

“为什么你们不替我们抓个把元帅来呢？哪怕抓一个也好！”

“因为凡事很难预料，也不可能像检阅那样正规。我刚才对您说了，我们预定早晨七点钟以前包抄敌人后方，结果到傍晚五点还没到达。”

“那么你们为什么早晨七点钟还没赶到呢？你们应该早晨七点钟赶到，”比利平笑眯眯地说，“应该早晨七点钟赶到。”

“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外交途径说服拿破仑放弃热那亚呢？”安德烈公爵用同样的口气说。

“我知道，”比利平插嘴说，“您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觉得抓个把元帅很容易。不错，是这样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抓呢？您也不必大惊小怪，事实上，不仅陆军大臣，就是至尊的皇帝兼国王弗朗茨陛下对你们的胜利也不会觉得太高兴。就连我这个俄国使馆的倒霉秘书也并不太兴奋呢……”

比利平对直望了望安德烈公爵，突然舒展开额上的皱纹。

“现在可轮到我来问您‘为什么’了，老朋友！”安德烈说，“我得向您承认，我不明白，也许是外交的奥妙，不是我这简单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但我确实弄不懂：马克全军覆没，斐迪南大公和卡尔大公[59]毫无生气，连犯错误，到头来只有库图佐夫一人真正打了一次胜仗，打破了法军所向无敌的神话，可是陆军大臣连详细情况都不想知道！”

“是这样的，老朋友。您要知道，老朋友，这是为沙皇，为俄罗斯，为信仰欢呼！这一切都挺好，但你们的胜利对我们，我是说对奥国宫廷，又有什么关系呢？您要是给我们带来卡尔大公或者斐迪南大公（这两位大公的地位不相上下）的捷报，哪怕只打败拿破仑一个消防连，情况也就不同了，我们就要鸣炮庆祝。现在你们的捷报就像有意要取笑我们。卡尔大公一事无成，斐迪南大公名誉扫地。你们放弃维也纳，不再保卫它，你们好像在对我们说，我们走运，你们和你们的京城就听天由命吧。你们听凭大家所爱戴的施密特将军饮弹而亡，还要来向我们祝贺胜利！……您得承认，再也想不出比您带来的消息更惹人生气的了。简直是有意捣蛋，有意捣蛋。再说，就算你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就算卡尔大公也取得了胜利，能扭转大局吗？如今维也纳已被法军占领，大势已去了。”

“怎么被占领了？维也纳被占领了？”

“不但被占领了，拿破仑都已到了申勃隆[60]，而且，伯爵，我们亲爱的符尔勃拿伯爵，要到他那里去听命了。”

安德烈旅途劳顿，一路上见闻又不少，在被接见之后，特别是饭后感到头脑昏昏沉沉，不明白他听到的话的意思。

“今天早晨李赫顿费尔斯伯爵来过了，”比利平继续说，“他给我看了一封信，信里详细描写法军在维也纳的检阅。缪拉亲王之流……您瞧，你们的胜利并不怎么使人高兴，您也不会被人家当作救世主的……”

“这我不在乎，真的，完全不在乎！”安德烈公爵说，开始懂得，他那克雷姆斯战斗的消息，跟奥国京城陷落这样的大事比起来，确实无足轻重，“维也纳究竟是怎么被占领的？那座桥，还有那个著名的桥头堡，还有奥古斯滕堡公爵怎样了？我们听说奥古斯滕堡公爵在守卫维也纳。”他说。

“奥古斯滕堡公爵在河这一边，在保卫我们呢。我认为他保卫得很差，但毕竟在保卫。而维也纳在河那一边。不，桥还没被占领，我想它不会被占领，因为那里埋了地雷，并且下了炸桥的命令。要不然，我们早就到波希米亚山里去，而你们的军队也要尝尝腹背受敌的滋味了。”

“但现在还不能说战事已经结束了。”安德烈公爵说。

“我看是已经结束了。这里，头脑简单的大人物都这么想，可是不敢这么说。我在战事开始时就说过，战争不是由你们在杜仑斯坦交锋决定的，或者说，不是由火药决定，而是由制造火药的人决定的，”比利平说，一再重复他的妙语，舒展开额上的皱纹，停顿了一下，“事情要看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柏林会谈的结果。要是普鲁士加入联盟，他们就会对奥地利施加压力，仗就会打起来。要不然，事情就只是商量在哪里签订新的康坡·福米奥[61]和约的初步条款了。”

“真是位出色的天才！”安德烈公爵突然握紧小手，往桌上敲了一拳，“这家伙真走运！”

“您是说白拿伯吗？”比利平问道，皱起眉头，使人觉得他马上又要说出什么妙语来，“是说白拿伯吗？”他把白字说得特别重，“但我想，他现在在申勃隆为奥国制定法律，那我们就不再称他白拿伯。我当然要改革一番，从此称他波拿巴了。”[62]

“好了，别开玩笑了，”安德烈公爵说，“您真的以为战事结束了吗？”

“我是这样想的。奥国吃了亏，但它不会甘心。它要报复。它之所以吃亏，因为第一，几个省都遭到抢劫（据说正教徒抢劫得很凶[63]），军队溃败，京城沦陷，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萨丁尼亚陛下那双漂亮的眼睛[64]。因此，老朋友，咱们私下说一句，我凭本能感觉到，我们要受骗了，我凭本能感觉到，他们正在同法国拉拉扯扯，打算缔结和约，秘密缔结和约。”

“这不可能！”安德烈公爵说，“要不真是太卑鄙了。”

“那就等着瞧吧！”比利平说，舒展开额上的皱纹，表示谈话已告结束。

安德烈公爵走进为他预备的房间，穿上洁净的衬衣，躺到羽绒床垫上，枕着又香又暖的枕头，觉得他来报捷的那场战事离他已很远了。现在萦回在他头脑里的是：普鲁士加入联盟，奥地利背叛，波拿巴取得新胜利，弗朗茨皇帝明天上朝、检阅和接见。

他闭上眼睛，但耳边立刻响起炮声、枪声和车轮的辘辘声，火枪手又成单行从山上冲下来，法军又在射击，他觉得心在颤抖，他跟施密特一起骑马走在前头，子弹在他们周围欢快地呼啸，他十倍地体验到生的欢乐，那是他自小从未体验过的。

他醒了……

“是的，这一切都发生过了！……”他说，像孩子般幸福地微笑着，随即进入年轻人的酣梦中。

十一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醒得很迟。他回顾这几天的事，首先想到今天要去觐见弗朗茨皇帝，又想到陆军大臣、彬彬有礼的奥国御前侍从武官、比利平和昨晚的谈话。为了觐见皇帝，他穿上好久没穿的全套礼服，容光焕发，精神奕奕，一只手扎着绷带，走进比利平的书房。书房里有四位外交使团的官员。安德烈跟使馆秘书伊波利特公爵本来就认识；其他三位比利平替他作了介绍。

聚集在比利平书房里的都是快乐有钱的上流社会青年。他们在维也纳和在这里形成独立的圈子，比利平是他们的领袖。他称他们为咱们自己人。这个圈子几乎全是外交官，他们对战争和政治毫不关心，但对上流社会、某些女人和官样文章却很感兴趣。这些老爷显然愿意把安德烈公爵看作自己人——这种荣誉他们是难得给人的。他们出于礼貌，也为了展开话题，先问他一些军队和战斗的情况，接着就东拉西扯地说些笑话，发些不着边际的议论。

“但最妙的是，”有人讲到一个外交官的不幸遭遇，“最妙的是，奥国首相竟公然对他说，他被调往伦敦是升官，并希望他这样看待这件事。你们能想象他当时那副神态吗？……”

“但最恶劣的是，诸位，我要向你们揭发伊波利特：人家倒了霉，可是这个唐璜[65]，这个魔鬼，还要趁火打劫！”

伊波利特公爵躺在一张高背安乐椅上，双腿跷到扶手上，放声笑起来。

“讲下去，讲下去！”他说。

“啊，你这个唐璜！你这条毒蛇！”有几个人说。

“您不知道，安德烈，”比利平对安德烈公爵说，“法军（我差一点说俄军）的罪行加在一起，都抵不上这个人在女人中间造的孽。”

“女人是男人的伴侣嘛！”伊波利特公爵说，用带柄眼镜望望自己跷起的双腿。

比利平和自己人瞧着伊波利特的眼睛，都哈哈大笑。安德烈公爵看出，伊波利特是这群人中的小丑，他得承认，以前他为了妻子差点吃他的醋。

“哦，我得让您欣赏欣赏伊波利特，”比利平悄悄地对安德烈说，“他谈起政治来真是妙不可言，您应该看看他那副自命不凡的神气。”

比利平坐到伊波利特旁边，额上现出皱纹，同他谈起政治来。安德烈公爵和别的人围住他们。

“柏林内阁不能就联盟问题发表意见，”伊波利特煞有介事地环顾着所有的人，说，“不能发表意见……就像最近照会中所说的……你们明白……你们明白……除非皇帝陛下改变联盟的性质……”

“等一下，我还没说完……”伊波利特抓住安德烈公爵的手臂，对他说，“我认为干涉比不干涉妥当。最后……我们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通牒遭到拒绝，不能认为事情就此了结。”

他松开安德烈的手，表示他的话完了。

“德摩斯梯尼[66]，我从你金口里的石子就认出你来了！”比利平说，高兴得把他那头浓密的头发往后一甩。

大家都笑了。伊波利特笑得比谁都响。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忍不住狂笑，他那张绷紧的脸也因此放松了。

“好吧，诸位，”比利平说，“安德烈不论在我家里还是在布尔诺这里都是我的客人。我要好好招待他，让他好好尝尝这里的各种乐事。我们要是在维也纳，这事好办，可是在这里，在这个讨厌的摩拉维亚山洞[67]里，就困难得多。所以要请大家帮忙。我们应当尽布尔诺地主之谊。你们陪他看戏，我负责社交，您，伊波利特，当然是应该给他介绍女人了。”

“得让他看看阿美丽，嘿，真迷人！”一个自己人吻吻手指尖，说。

“总之，得让这位杀气腾腾的大兵多尝尝人情味！”比利平说。

“诸位，你们的盛情我只能心领，现在我得走了。”安德烈看看表，说。

“上哪儿去？”

“去觐见皇帝。”

“哦！哦！哦！”

“那好，再见，安德烈！”“再见，公爵，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几个人说，“我们会照顾您的。”

“您在皇帝面前要多称赞称赞军需供应及时，行军路上安排得好。”比利平把安德烈送到前厅，说。

“我很想称赞几句，但我知道实际情况，所以办不到，”安德烈笑着回答。

“好吧，总之您尽量多说说。他喜欢接见人，但他自己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回头您会知道的。”

十二

朝觐时，安德烈公爵被指定站在奥国军官中间。弗朗茨皇帝只是凝视着他的脸，长脑袋向他点了点。等朝觐结束后，昨天那个御前侍从武官恭敬地告诉安德烈，说皇帝要单独召见他。弗朗茨皇帝站在房间中央接见他。在谈话前，安德烈公爵看见皇帝似乎有点手足无措，涨红了脸，不知说什么好，他感到有点纳闷。

“请问，战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皇帝慌张地问。

安德烈公爵作了回答。接着皇帝又提了些类似的简单问题：“库图佐夫身体好吗？他离开克雷姆斯多久了？”等等。皇帝说话的神情仿佛表示，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提出一定数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并不感兴趣。

“战斗是几点钟开始的？”皇帝问。

“我无法向陛下报告，前线战斗在什么时候开始，当时我在杜仑斯坦，那里的军队是傍晚五点多钟开始进攻的。”安德烈说着兴奋起来，以为可以把预先考虑好的见闻如实报告一下。

可是皇帝笑了笑打断他的话。

“有多少英里？”

“从哪里到哪里，陛下？”

“从杜仑斯坦到克雷姆斯？”

“三英里半，陛下。”

“法军放弃左岸了？”

“据侦察兵报告，最后一批法军是夜间乘木筏过河的。”

“克雷姆斯的草料够不够？”

“草料供应不足……”

皇帝打断他的话。

“施密特将军是几点钟阵亡的？”

“大概七点钟。”

“七点钟吗？太惨了！太惨了！”

皇帝说他很感谢他，然后点了点头。安德烈公爵一出来，立刻被文武百官团团围住。他到处都看到亲切友好的眼神，听见亲切友好的话语。昨天那个御前侍从武官责怪他为什么不住在宫里，并且愿意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住。陆军大臣过来向他祝贺，因为皇帝授与他三级玛丽·泰利撒勋章。皇后的侍从请他去见皇后陛下。大公夫人也想见见他。他不知道回答谁好，便定了定神。俄国公使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到窗口，同他交谈起来。

同比利平的预料相反，安德烈带来的消息受到热烈欢迎。皇上下旨举行感恩礼拜。库图佐夫被授与玛丽·泰利撒大十字勋章，全军获得奖赏。安德烈收到各方面邀请，不得不整个上午都去拜会奥国的达官贵人。下午四点多钟，安德烈公爵拜会完毕，回比利平住所，途中考虑着怎样向父亲报告战斗和布尔诺之行的情况。比利平家大门口停着一辆装了半车东西的篷车，比利平的仆人弗朗茨费力地拖着一个皮箱从门里出来。（在回比利平寓所前，安德烈公爵到书店买了几本行军中要读的书，在那里待了一会儿。）

“这是怎么回事？”安德烈问。

“哦，大人！”弗朗茨好容易把皮箱拖上车，用德语回答说，“我们要搬到更远的地方去。那强盗又追上来了。”

“你说什么？什么？”安德烈公爵问。

比利平出来迎接安德烈。他那一向镇静的脸上现出紧张的神色。

“哦，哦，你得承认，这仗实在打得太漂亮了，”比利平说，“我是说泰波桥事件。他们没遇到任何抵抗就过来了。”

安德烈公爵完全摸不着头脑。

“您到哪儿去了？城里马车夫都知道的事，您怎么还不知道？”

“我从大公夫人那里来。我在那里什么也没听到。”

“您没看见到处都在收拾行李吗？”

“没看见……究竟出了什么事？”安德烈公爵焦急地问。

“出了什么事？哼，法军已过了奥古斯滕堡守卫的那座桥，桥没有炸掉，缪拉现在正顺着大路向布尔诺跑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到这里了。”

“怎么到这里？桥上既然埋了地雷，怎么没有炸掉？”

“这事我正要问您哪。这一点谁也不知道，连拿破仑都不知道。”

安德烈耸耸肩膀。

“既然敌人过了桥，军队也就完了，它会被切断的。”安德烈说。

“问题就在这里，”比利平回答，“您听我说。我刚才对您说过，法军已进入维也纳。他们一帆风顺。第二天，也就是昨天，几位元帅大人：缪拉、兰纳、裴里亚骑马来到桥上（注意：三人都是牛皮大王）其中一个说：‘诸位，你们要知道，泰波桥埋了地雷和排雷装置，前面有可怕的桥头堡，还有一万五千名军人奉命炸桥，不让我们通过。但我们要是拿下这座桥，拿破仑皇帝陛下会高兴的。咱们三个去把这座桥拿下来！’另外两个也说：‘咱们去吧！’他们果然拿下桥，从桥上通过，他们的全部军队就来到多瑙河这一边，向我们，也向你们，向你们的交通线进攻。”

“别开玩笑了！”安德烈公爵忧郁而严肃地说。

这个消息使他又伤心又高兴。他一听说俄国军队处于绝境，就想到他是唯一能替这支军队解围的人，而这个地方也就是能使他一举成名的土伦[68]！他一面听比利平讲，一面心里琢磨着，他回到部队后将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唯一能挽救军队的计划，然后他将奉命单独执行这项计划。

“别再开玩笑了！”安德烈公爵说。

“我不是开玩笑，”比利平继续说，“没有比这事更真实更可悲的了。这几位老爷不带随从，骑马来到桥上，挥动白手绢，使人相信已经停战，他们几位元帅是来同奥古斯滕堡公爵谈判的。值班军官就放他们进入桥头堡。他们向他天花乱坠地胡扯一通，说什么战争结束了，弗朗茨皇帝约见拿破仑，他们想见见奥古斯滕堡公爵，等等。值班军官派人去找奥古斯滕堡。这几位老爷拥抱军官，说笑话，坐到大炮上。就在这时，一营法军悄悄来到桥上，把装着引火物的口袋扔到河里，向桥头堡逼近。最后，陆军中将，我们亲爱的奥古斯滕堡公爵来了。‘亲爱的敌人！奥国军队的精英，土耳其战争的英雄！战争结束了，我们可以握手言欢……拿破仑皇帝急于想认识奥古斯滕堡公爵’，总而言之，这帮老爷真是名副其实的骗子手，他们对奥古斯滕堡公爵花言巧语一通，奥古斯滕堡公爵被法国元帅们一见如故的情谊所迷惑，又被缪拉的外套和鸵鸟翎毛弄得眼花缭乱，结果只看到他们热情如火而忘记应该向他们开火。”比利平尽管说得有声有色，却没忘记停顿一下，好让大家有时间体味一下他的妙语，“一营法国兵进入桥头堡，堵住炮口，把桥占领了。不过，最妙的是，”他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兴奋，这时他镇定一下，又继续说，“看守这门炮的中士负责发信号炸桥，这会儿正要开炮，但手被兰纳拉住。这个中士显然比他们的将军聪明些，他走到奥古斯滕堡面前说：‘公爵，您受骗了，您瞧，法国人冲过来了！’缪拉看出，要是让那中士再说下去，诡计就要被拆穿。他假装惊讶（真是个十足的骗子手），对奥古斯滕堡说：‘您要是允许下级这样对您说话，那我真看不出举世闻名的奥军纪律在哪里啦！’真是妙极了。奥古斯滕堡公爵觉得有失体面，就下令拘押那个中士。哦，您不能不承认，这泰波桥上的一幕真是太精彩了。这不能算愚蠢，也不能算卑劣……”

“也许是叛变吧。”安德烈公爵说，生动地想象着灰外套、伤兵、硝烟、炮声和等待着他的荣誉。

“也不是。这把朝廷弄得太难堪了。这不是叛变，也不是卑劣，也不是愚蠢；这情况有点像乌尔姆……”比利平沉思起来，搜索着适当的词句，“这有点马克作风。我们都变成马克了。”比利平结束说，觉得自己又说了一句妙语，一句新鲜的妙语，它又会传诵一时。

比利平额上紧蹙着的皱纹迅速地舒展开来，脸上现出高兴的神色。他微微一笑，仔细察看着自己的指甲。

“您上哪儿去？”比利平看见安德烈公爵站起来向自己房间走去，连忙问。

“我走了。”

“上哪儿去？”

“回部队。”

“您不是还要待两天吗？”

“我现在马上就要走了。”

安德烈公爵吩咐手下人准备动身，就回到自己屋里。

“听我说，老朋友，”比利平跟着他走进房间，说，“我替您想了想。您何必走呢？”

为了表示他的意见完全正确，比利平脸上的皱纹完全消失了。

安德烈公爵疑问地对他望望，什么也没回答。

“您何必走呢？我知道，部队处境危险，您觉得有责任赶回去。这一点我懂，老朋友，这是英雄本色。”

“完全不是。”安德烈公爵说。

“既然您是个哲学家，那就该做个彻底的哲学家。您得看看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您要明白，您的责任正好是保重自己。这事可以让那些别无用处的人去做……上面没有要您回去，这里也不放您走；所以您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到命里注定要去的地方。据说，要我们到奥洛莫乌茨去。奥洛莫乌茨这个城不错。我们可以一起舒舒服服坐我的马车去。”

“别开玩笑了，比利平。”安德烈说。

“我说这话，可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心。您考虑一下吧！既然可以留在这里，您又何必走呢？您的面前有两种可能性，”比利平左鬓脚上的皮肤又皱起来，“一种是不等您回到部队，和约就签订了；另一种是跟库图佐夫一起全军覆没，丢尽面子。”

比利平觉得他的论点是驳不倒的，脸上的皱纹就又消失了。

“这个我不能考虑。”安德烈公爵冷冷地说，心里却想：“我要去救我们的部队。”

“老朋友，您真是位英雄！”比利平说。

十三

当天晚上，安德烈辞别陆军大臣回去找部队，但不知道部队在哪里，又怕在去克雷姆斯途中被法军俘虏。

在布尔诺，皇亲国戚都在收拾行李，并把笨重的东西先送往奥洛莫乌茨。在埃萨斯多夫附近，安德烈公爵上了大路。俄军正沿这条大路撤退，慌慌张张，一片混乱。路上塞满大车，马车简直无法通行。安德烈公爵又饿又乏，向哥萨克军官要了一匹马和一名哥萨克兵，穿过辎重车，去找总司令和他的行李车。他在路上听说军队处境险恶，而官兵仓皇逃跑的景象证实了这样的消息。

“英国的黄金从天涯海角把俄国军队运来，我们要让他们尝尝同样的命运（指乌尔姆全军覆没）。”安德烈公爵想起拿破仑出征前对军队的命令，这些话使他赞叹这位天才的英雄，同时也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渴望取得荣誉。“万一只剩下死路一条怎么办？”他想，“如果这样，那也没有关系！我决不会做得比别人差。”

安德烈公爵轻蔑地望着这没完没了的混乱队伍、行李车、辎重车、大炮，接着又是行李车。各种各样的车辆争先恐后，三四辆并进，阻塞了泥泞的道路。四面八方，前前后后，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车轮的辘辘声，马车、大车和炮车的隆隆声，马蹄的嘚嘚声，马鞭的呼啸声，车夫的吆喝声，以及士兵、勤务兵和军官的咒骂声。道路两旁，到处都是剥去皮的和没有剥皮的死马，损坏的大车，车旁坐着一堆堆散兵游勇，在等待着什么。还有一些掉队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涌到附近村庄，从那里捉鸡牵羊，拿走干草和装满东西的袋子。在上下坡的地方，人群更密，闹声更加不绝于耳。士兵们陷在没膝的泥泞中，双手推着炮车和大车；鞭子劈啪作响，马蹄打滑，挽索绷断，人们都声嘶力竭地叫着。指挥行军的军官忽前忽后在车辆中间穿来穿去。在一片喧闹声中，他们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从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制止混乱已经感到绝望。

“哦，这就是我们亲爱的正教军队。”安德烈想起比利平的话来。

安德烈想向他们打听总司令的行踪，就骑马向车队跑去。迎面驰来一辆样子古怪的单马马车，又像大车，又像轻便马车，又像四轮马车，显然是由士兵们胡乱拼凑起来的。一个士兵赶着车，车上挂着皮帘子，里面坐着一个裹着围巾的女人。安德烈公爵骑马过去，正要问那个兵，忽然听见车里的女人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负责辎重队的军官举起鞭子抽打驾车的兵，因为那驾车的兵想抢档赶过别的车辆，而鞭子正好打在车帘上。女人发出刺耳的尖叫。她一看见安德烈公爵，便从车帘下探出头来，又从羊毛围巾里伸出两只瘦手，不断挥动，嘴里叫道：

“副官！副官先生！……看在上帝分上……帮帮忙吧……叫我们怎么办哪？……我是第七猎骑兵军医家眷……他们不让我们过去，我们落后了，同亲人失散了……”

“我要把你轧成肉酱，快回去！”军官怒气冲天地大声喝道，“快带着你那个臭娘们儿滚回去！”

“副官先生，帮帮忙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军医太太叫道。

“让这辆车过去。您没看见上面坐着一位太太吗？”安德烈公爵骑马跑到那军官跟前，说。

军官对他瞧了一眼，没有搭理，又转身对那士兵喝道：“我让你往前赶……回去！……”

“我对您说，放他们过去！”安德烈公爵咬咬嘴唇，又说。

“你是什么人？”军官突然酒意十足地对他说，“你算老几？你（他特别刺耳地说你字）是长官吗？这里我是长官，不是你。你回去，要不我把你轧成肉酱。”军官又说了一遍，显然很欣赏这句话。

“这下给小副官厉害瞧了。”后面有人说。

安德烈公爵看出，这个军官怒气冲天，简直忘乎所以。他明白他庇护军医太太，可能成为笑柄，而这是他最害怕的，但本能鼓励他这样做。不等那军官说完话，安德烈公爵气歪了脸，骑马冲到他面前，举起鞭子：

“请——放——她——过——去！”

军官摆摆手，连忙走开了。

“这种混乱的局面都是你们参谋官造成的，”那军官嘀咕说，“您瞧着办吧！”

安德烈公爵没抬起眼睛，匆匆离开那个称他为救命恩人的军医太太，嫌恶地详细回忆着刚才屈辱的一幕，就向据说是总司令所在的村庄跑去。

安德烈公爵跑进乡村，下了马，走到最近一所房子，想悄悄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好好思考一下刚才所受的屈辱。“这是一群无赖，不是军队。”他一面想，一面走近那所房子，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

安德烈转过身去。从一个小窗子里探出聂斯维茨基英俊的脸。聂斯维茨基鲜红的嘴嚼着东西，招招手叫他进去。

“安德烈，安德烈！你没听见吗？快来呀！”他叫道。

安德烈公爵走进屋里，看见聂斯维茨基和另一个副官在吃东西。他们立刻问安德烈有没有什么消息。安德烈公爵看见他所熟识的脸上都现出惊惶的神色。这种表情在聂斯维茨基一向笑眯眯的脸上特别显眼。

“总司令在哪里？”安德烈问。

“在这里，在那座房子里。”副官回答。

“听说讲和了，投降了，这是真的吗？”聂斯维茨基问。

“我正要问你们哪。我好容易才跑到你们这里，我也一无所知。”

“我们这里啊，老兄，别提了！糟透了！对不起，老兄，我们以前嘲笑马克，如今自己可落得比他还糟的地步，”聂斯维茨基说，“请坐，来吃点东西。”

“现在啊，公爵，行李车找不着，什么也找不着，您的彼得也不知去向。”另一个副官说。

“大本营在哪里？”

“我们要在茨那依姆过夜。”

“我把要用的东西都打了包，驮在两匹马上，”聂斯维茨基说，“他们给我打了两个很好的包，就是爬波希米亚山也不怕了。老兄，情况不妙哇。您怎么啦？身子哆嗦，是不是病了？”聂斯维茨基发现安德烈公爵像触电似的浑身发抖，问道。

“没什么，”安德烈公爵回答。

他忽然想起跟军医太太与辎重军官的冲突。

“总司令在这里做什么？”安德烈公爵问。

“我一点也不知道。”聂斯维茨基说。

“我只知道一点，一切都很糟，很糟，很糟！”安德烈公爵说着向总司令那儿走去。

安德烈公爵经过库图佐夫的马车，经过侍从们疲乏的坐骑和大声谈话的哥萨克，走进门廊。他听说，库图佐夫跟巴格拉基昂公爵和威罗特在屋子里。威罗特是奥国将军，前来接替阵亡的施密特。在门廊里，身材矮小的科兹洛夫斯基蹲在文书前面。文书卷起制服翻袖，趴在一个倒放的桶上，急急地书写文件。科兹洛夫斯基脸色疲倦，他显然也一宵没睡。他瞧了一眼安德烈公爵，没向他点一下头。

“另起一行……写完了吗？”科兹洛夫斯基继续向文书口授，“基辅掷弹兵，波多尔斯基……”

“慢一点，大人！”文书粗暴无礼地回答，望望科兹洛夫斯基。

这时门里传来库图佐夫愤激的声音，它不时被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从科兹洛夫斯基轻蔑地瞧他一眼的神色，从疲劳的文书的不恭敬态度，从文书和科兹洛夫斯基蹲在总司令身边一个木桶旁的景象，以及从牵马的哥萨克在窗外高声说笑的样子，安德烈公爵看出来，准是出了大事。

安德烈公爵迫不及待地向科兹洛夫斯基提了些问题。

“等一下，公爵，”科兹洛夫斯基说，“在给巴格拉基昂下书面命令呢。”

“要投降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战斗部署都发出了。”

安德烈公爵向传出说话声的门走去。他正要开门，屋里的说话声停止了。门打开，门口出现了胖脸膛、鹰钩鼻的库图佐夫。安德烈公爵面对库图佐夫站着，但从总司令独眼的眼神上可以看出，他忧心忡忡，正在苦苦思索什么，以致视而不见。他面对面看着自己副官的脸，但没认出他来。

“怎么样，写好了？”库图佐夫问科兹洛夫斯基。

“马上就好，大人。”

巴格拉基昂个儿不高，身材瘦削，样子不老，生有一张刚毅呆板的东方人的脸，跟着总司令出来。

“报告大人。”安德烈公爵大声说，把信递给库图佐夫。

“哦，你从维也纳来吗？好的。等一下，等一下！”

库图佐夫跟巴格拉基昂一起走到台阶上。

“啊，公爵，再见了，”库图佐夫对巴格拉基昂说，“基督保佑你。祝福你去建立丰功伟绩。”

库图佐夫的脸色突然变得温和，眼睛里涌出泪水。他用左手把巴格拉基昂拉过来，戴戒指的右手习惯地给他画了个十字，同时把他的胖脸凑过去，但巴格拉基昂没吻他的脸，却吻了他的脖子。

“基督保佑你！”库图佐夫又说了一遍，然后向马车走去，“跟我来！”他对安德烈说。

“大人，我希望留在这里效劳。请准许我留在巴格拉基昂公爵的部队里。”

“上车，”库图佐夫发现安德烈犹豫不决，说，“好军官我自己也需要，我自己也需要。”

他们上了马车，默默地走了几分钟。

“以后要做的事多着呢！”库图佐夫脸上现出老年人洞察一切的神情，似乎一眼看出了安德烈的内心活动，说，“他的部队明天能有十分之一活着回来，我就要感谢上帝了。”库图佐夫仿佛自言自语地补充说。

安德烈公爵望了一眼库图佐夫，无意中看见一步以外库图佐夫鬓脚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疤痕（一颗伊兹梅尔子弹在这里穿过他的头）和那个空眼窝，“是的，他有权这样平静地谈到别人的死亡！”安德烈想。

“所以我要求把我派到那个部队去。”安德烈说。

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似乎已经忘了刚才说过的话，坐在车上沉思。过了五分钟，库图佐夫摇摇晃晃地坐在柔软的弹簧车垫上，又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身来。他的脸上已没有一丝激动。他以略带嘲弄的口吻向安德烈公爵打听觐见奥皇的详细经过，又问他宫廷对克雷姆斯战事有什么反应，还问起几个他们都认识的女人。

十四

十一月一日，库图佐夫从侦察兵那里获悉，他的军队濒临绝境。侦察兵报告说，法军大量兵力通过维也纳桥，正向库图佐夫和从俄国开来的援兵之间的交通线推进。库图佐夫要是决定留在克雷姆斯，拿破仑的十五万大军就将切断所有的交通线，包围他的四万精疲力竭的军队，而他就会落到像马克在乌尔姆那样的下场。库图佐夫要是决定放弃那条连接俄国援兵的交通线，他就得挡住敌人的优势兵力，离开大路，进入陌生的波希米亚山区，失去同布克斯赫弗登会师的希望。库图佐夫要是决定沿大路从克雷姆斯退向奥洛莫乌茨，同俄国来的援兵会师，那他就得冒这样的风险：过维也纳桥的法军抢先到达这条大路，这样，他就要带着辎重同强大三倍的敌人作战，并且两面受敌。

库图佐夫选择了后一种方案。

据侦察兵报告，法军过了维也纳桥，正以急行军向茨那依姆推进。茨那依姆位于库图佐夫撤退的路上，离他还有一百多俄里。库图佐夫要是赶在法军之前到达茨那依姆，那么，军队得救就大有希望；要是让法军抢先到达茨那依姆，那么，他们将蒙受类似乌尔姆那样的奇耻大辱，甚至全军覆没。但要带着全军赶在法军之前到达是不可能的。法军从维也纳到茨那依姆的路，比俄军从克雷姆斯到茨那依姆的路，又近又好走。

接到消息的当天夜里，库图佐夫派巴格拉基昂四千人的前卫沿着山脉的右边从克雷姆斯——茨那依姆大道向维也纳——茨那依姆大道进发。巴格拉基昂必须马不停蹄地行军，到面向维也纳、背对茨那依姆的地方扎营。他若能抢在法军之前赶到，还得竭力阻止他们前进。库图佐夫亲自带着辎重向茨那依姆推进。

巴格拉基昂带着饥饿的赤脚士兵，在暴风雨之夜，沿着没有道路的山地行军四十五俄里，路上丢失三分之一的士兵，比从维也纳来的法军早几小时到达维也纳—茨那依姆大道上的霍拉勃隆。库图佐夫带着辎重还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到达茨那依姆。因此，要拯救俄军，巴格拉基昂还得用他那四千又饥又乏的士兵和在霍拉勃隆相遇的法军周旋一个昼夜，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奇怪的好运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法军兵不血刃取得维也纳桥，这次骗术的成功使缪拉想用同样方式欺骗库图佐夫。缪拉在茨那依姆路上遇见巴格拉基昂力量薄弱的队伍，还以为这就是库图佐夫的全部军队。为了彻底消灭这支军队，他等待从维也纳开拔出来落在后面的部队，并因此建议休战三天，条件是双方军队停留原地不动。缪拉宣称，和谈已在进行，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他建议休战。据守前哨的奥国将军诺斯基茨伯爵听信了缪拉信使的话后撤，这样就暴露了巴格拉基昂的部队。另一个信使骑马来到俄军散兵线，也宣布和谈消息，建议俄军休战三天。巴格拉基昂回答说，他无权接受或拒绝休战，就派副官去向库图佐夫请示。

休战是库图佐夫赢得时间的唯一办法，可以让巴格拉基昂困乏的队伍休整一下，并使辎重队继续推进（对法军保守秘密），哪怕向茨那依姆再前进一站也好。休战的建议是挽救军队的唯一意外机会。库图佐夫一接到消息，立刻派侍从武官长文森海罗德到敌营去。文森海罗德不仅去接受休战，还要提出投降条件。同时库图佐夫还派几名副官去催促全军辎重队，要他们尽快沿克雷姆斯—茨那依姆大道前进。巴格拉基昂又饥又乏的队伍为了掩护辎重和全军行动，必须单独面对八倍于它的敌军而屹立不动。

果然不出库图佐夫所料，投降的建议没有任何约束力，却为部分辎重的通过争取了时间，而缪拉的错误很快就会被发觉。当时拿破仑驻在离霍拉勃隆二十五俄里的申勃隆，一接到缪拉的报告以及休战和投降的草案，立刻看出其中有诈，就给缪拉写了下面这封信：

致缪拉亲王，申勃隆，一八〇五年雾月[69]二十五日，上午八时。

我找不到适当词句来表示对你的不满。你只不过负责指挥我的前卫部队，没有我的命令无权决定休战。你使我丧失全部战果。立即撕毁停战协议，向敌人进攻。你告诉他们，签署投降书的将军无权这样做，除了俄国皇帝，谁也没有权力这样做。

不过，俄国皇帝若批准那个协议，我也可以同意；但这只是个诡计。前进，去消灭俄国军队……你们定能夺取他们的辎重和大炮。

俄国皇帝的侍从武官是个骗子……军官如没有得到授权，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他也没有这种权力……奥国人在过维也纳桥时上了当，你也上了俄皇侍从武官的当。

拿破仑

拿破仑的副官带着这封措词严厉的信，策马赶往缪拉那里。拿破仑不信任他的将军们，亲自率领近卫军直奔战场，唯恐放过已落网的猎物。而巴格拉基昂的四千士兵却愉快地升起篝火，把衣服烘干，把身子烤暖，三天来第一次煮了粥。他们中间谁也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即将落到他们头上的灾难。

十五

安德烈公爵坚决要求库图佐夫让他下部队，得到了批准。下午三点多钟，他来到格仑特，见到了巴格拉基昂。拿破仑的副官还没到达缪拉那里，所以战斗还没有开始。在巴格拉基昂部队里，大家对全局一无所知，嘴里谈论和平，但不相信有讲和的可能。大家谈论战斗，但也不相信战事已经临近。

巴格拉基昂知道安德烈是个得宠的副官，对他特别优待，并告诉他这一两天内将有战事，给了他充分自由，使他在战斗中可以留在他那里，也可以到后卫部队观察退却的情况，“那事也很重要”。

“不过今天大概不会有战事。”巴格拉基昂说，仿佛宽慰安德烈公爵似的。

“如果他是司令部里普通的公子哥儿，被派到这里来捞取十字勋章，那他留在后卫部队也可以得到。如果他要待在我身边，那就让他……如果是个勇敢的军官，倒是有用的。”巴格拉基昂想。安德烈公爵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去巡视阵地，了解军队的部署，以便一旦接到任务，认识道路。值班军官是个美男子，衣着讲究，食指上戴着钻石戒指，喜欢说法语，但说得很糟。他自愿为安德烈公爵带路。

神色忧伤、浑身湿透的军官到处可见。他们仿佛在找寻什么东西，士兵则从村子里拖来门板、板凳和围墙板。

“您瞧，公爵，拿这批人真没办法，”校官指指这些人说，“指挥官把他们惯坏了。您再瞧瞧，”他指指随军商贩的帐篷，“他们都聚集在这儿。今天早晨才把他们撵走，可是一转眼，他们又来了。公爵，我得去吓唬吓唬他们。一会儿就来。”

“好，我们一起去。我也要去向他们买点干酪和面包。”安德烈公爵说，他还没吃过东西呢。

“您怎么不早说，公爵？不然我早就招待您了。”

他们下了马，走进商贩的帐篷。几个军官满面倦容，脸色通红，坐在桌旁吃喝。

“哼，这是怎么回事，诸位！”校官斥责道，他的语气表示这事已说过几次了，“这样擅离职守是不允许的！公爵有过命令，谁也不准这样做。可是瞧您，大尉先生！”他对一个瘦小而肮脏的炮兵军官说。这个炮兵军官没穿靴子（他叫随军商贩拿去烘干），只穿袜子，看见有人进门就站起来，尴尬地傻笑着。

“啊，土申大尉，您怎么不害臊？”校官继续说，“您身为炮兵军官，应该做个榜样，可您没穿靴子。一旦拉警报，没穿靴子就要您好看了。”校官微微一笑，“都给我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诸位，都回去，都回去！”他用长官的口气补充说。

安德烈公爵望了望土申大尉，不由得微微一笑。土申默默地微笑着，倒换着两只没穿靴子的脚，用他那双聪明善良的大眼睛询问似地一会儿望望安德烈公爵，一会儿望望校官。

“士兵们说，不穿靴子方便些。”土申大尉说，怯生生地微笑着，显然想用玩笑来摆脱尴尬的处境。

但他还没说完，就发觉他的笑话不受欢迎，没起作用。他有点发窘。

“请大家回去！”校官竭力装出严肃的神气说。

安德烈公爵又瞧了一眼矮小的炮兵军官。他身上有一种同军人格格不入的特点，有点滑稽，但非常讨人喜欢。

校官和安德烈公爵上马继续前进。

他们出了村子，不断赶上和遇见各种部队的士兵和军官，看见左边有露出红土的新筑的防御工事。几营士兵不管寒风，只穿一件衬衫，像白蚁似的在工事上挖土。一铲铲红土不断从土堤后面抛出来。他们骑马跑近工事，观察了一下，又跑开了。他们看见几十个士兵在工事里进进出出。他们不得不掩住鼻子，纵马奔驰，尽快离开这臭气熏天的地方。

“这就是兵营生活的乐趣，公爵。”值班军官说。

他们跑到对面山上。从这座山上已看得见法国人了。安德烈公爵停下来观察。

“我们的炮兵连就在那里，”校官指指最高点，说，“就是归那个没穿靴子的怪物指挥的；从那里什么都望得见，我们去吧，公爵。”

“多谢，多谢！现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安德烈公爵说，想摆脱这个校官，“不麻烦您了。”

校官留在后面。安德烈公爵独自骑马走了。

安德烈公爵越往前走，越接近敌人，军队的秩序就越好，士气就越旺盛。最混乱、士气最低落的是早晨他在茨那依姆附近看到的辎重队，那里离法军只有十俄里。在格仑特，人们也有点惊惶不安。但安德烈公爵越接近法军散兵线，我们的军队也越充满信心。穿军大衣的士兵列队站在那里，司务长和连长点着人数，指指每行最末一个兵的胸部，命令他举起一只手来，分散在场地上的士兵拖着木柴和树枝搭棚子，快乐地说笑着。篝火旁坐着一些兵，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光着膀子，他们在烘烤衬衣和包脚布，或者在修补靴子和大衣，都围着烧水和煮饭的锅子。一个连队已做好饭，士兵们都垂涎欲滴地望着热气腾腾的锅子，等司务员拿一木碗食物，让坐在棚子前木头上的军官检验。

在另一个特别走运的连里（因为不是所有的连都有伏特加），士兵们围着宽肩的麻脸司务长。那司务长举着酒桶逐个倒满向他伸来的水壶盖。士兵都神态庄重地把水壶盖送到嘴边，一饮而尽，然后舔舔嘴唇，用大衣袖子擦擦嘴，心满意足地离开司务长。人人脸上都很平静，仿佛此刻是在国内什么地方准备扎营，而不是面对敌人准备战斗，而且至少有半数人将倒在战场上。安德烈公爵经过一个猎骑兵团，来到雄赳赳的基辅掷弹兵队伍里，看见他们正忙着日常的活动。他从团长的高大棚子里来到掷弹兵排前，那里躺着一个光着身子的人。两个士兵按住他，另外两个士兵挥动柔软的树枝往他光脊背上抽打。挨打的人尖声狂叫。一个胖少校在队列前面走来走去，不理会他的狂叫，反复说：

“士兵偷东西是耻辱，当兵应该诚实、高尚、勇敢。既然他偷自己弟兄的东西，他就不诚实，就是无赖。再打！再打！”

于是鞭子的抽打声和假装的狂叫声又继续下去。

“再打！再打！”少校说。

一个青年军官脸上带着困惑和痛苦的神色，离开受罚的人，用疑问的目光回头望望过路的副官。

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前沿阵地，沿阵地走去。左右两翼，我军散兵线和敌军散兵线相距很远，但在当中，在早晨使者往来的地方，散兵线相距很近，双方士兵可以看见对方的脸，甚至可以彼此交谈。这里，除了散兵线上的士兵，两边还有不少好奇的看热闹的人，他们嘲笑着打量古怪的陌生敌人。

从清早起，虽然下令禁止接近散兵线，长官们还是无法驱散好奇的人们。散兵线上的士兵像展览什么宝贝似的，不再眺望法军，而观察着看热闹的人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换班。安德烈公爵停下来观察法军。

“你瞧，你瞧！”一个士兵指给同伴看，有个俄国火枪兵跟军官走近散兵线，急促而热情地同一个法国掷弹兵谈话，“瞧他说得多么快！那法国佬都要跟不上他了。你瞧，西多罗夫！”

“等一下，你听。讲得多流利！”西多罗夫回答，大家都认为他法国话说得好。

他们指的那个兵就是陶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认识他，就停下来听他说些什么。陶洛霍夫是跟他的连长一起从他们团的左翼来到散兵线的。

“啊，说下去，说下去！”连长鼓励他说，弯下身子竭力不漏掉每一句他听不懂的话，“请你再讲讲。他在说什么？”

陶洛霍夫没回答连长。他一个劲儿同法国兵争论着。他们谈的当然是那场战争。法国人把奥国人和俄国人弄混了，说什么俄军投降了，从乌尔姆逃跑了。陶洛霍夫坚持说，俄军不但没有投降，而且揍了法国人一顿。

“我们奉命要在这里把你们赶走，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赶走的！”陶洛霍夫说。

“当心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哥萨克，别统统被活捉了！”法国掷弹兵说。

旁观者和旁听的法国人都笑起来。

“我们要打得你们团团转，就像苏沃洛夫时代那样……我们要打得你们团团转！”陶洛霍夫说。

“他在吹什么牛呀？”一个法国人问。

“翻陈年老账，”另一个法国人猜到是在谈过去的战争，说，“我们皇上要给你们的苏沃洛夫之流一点厉害看……”

“拿破仑……”陶洛霍夫刚开口，就被法国人打断了。

“不是拿破仑。是皇上！活见鬼……”法国人怒气冲冲地骂道。

“让你们的皇上见他妈的鬼去吧！”

陶洛霍夫用士兵的粗野俄语骂了一句，然后背起枪走了。

“咱们走吧，伊凡·鲁基奇。”陶洛霍夫对连长说。

“瞧，法国话就是要这样说，”散兵线上的士兵们说，“你也试试，西多罗夫！”

西多罗夫挤挤眼，转身对着法国人，很快地说了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卡里，马拉，塔发，萨斐，缪特，卡斯加。”西多罗夫急急地说，竭力说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

“呵，呵，呵！哈，哈，哈，哈！哦，哦！”士兵们发出健康的快乐笑声，不由得传染给了战线对面的法国人，仿佛从此以后大家都应该卸去枪弹，销毁弹药，赶快回家。

但枪弹并没有卸掉，房子和工事里的枪眼仍旧威严地望着前方，卸去前车的大炮仍旧互相瞄准着。

十六

安德烈公爵从右翼到左翼走遍全线，登上炮垒。据校官说，从那里可以望见整个战场。他在这里下了马，在四尊卸去前车的大炮中最边上那一尊的旁边站住。一个放哨的炮兵在大炮前来回踱步，看见军官，刚要立正，但安德烈公爵向他示意免礼，他就继续他那均匀而单调的踱步。大炮后面停着前车，再后面是拴马桩和炮兵的营火。左边，离边上那尊炮不远有一座新搭的树枝棚，从那里传来军官们热烈的谈话声。

果然，从炮垒上望得见几乎全部俄军阵地和大部分敌军阵地。炮垒正前方的丘陵顶上是申格拉本村；左边和右边，通过对方营火的烟气，有三处可以望见法国兵，其中大部分在村里和山后。村子左边，在烟雾迷蒙中有个地方好像炮垒，但肉眼看不清楚。我们的右翼驻扎在俯临法军阵地的陡峭高地上。我们的步兵就在那里，右翼边缘看得出是龙骑兵。中央是土申的炮兵连，也就是安德烈公爵视察阵地的地方，这里有一处极为平缓的上下坡，通向把我们和申格拉本隔开的小河。左边，我们的军队深入树林，那里有我们砍柴的步兵升起的营火。法军阵地比我们宽，他们要从两边包围我们，显然易如反掌。我方阵地后面是一个又陡又深的峡谷，炮兵和骑兵很难从那里退却。安德烈公爵掏出笔记本，臂肘支在大炮上，在本子上画了个军队部署草图。他在两处用铅笔做了记号，准备向巴格拉基昂报告。他建议两点：第一，把全部炮兵集中到当中；第二，把骑兵后撤到峡谷那一边。安德烈公爵待在总司令身边，经常留意军队的行动和总的部署，并研究战争历史。他思考着当前这场战斗的前景。他想象着最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要是敌人进攻右翼，”他自言自语，“基辅掷弹兵和波多尔斯克猎骑兵应该在中央援兵到达前坚守阵地。这样，龙骑兵就可以从侧翼袭击，把他们打退。要是他们攻击我们的中央阵地，我们就把炮垒安置在这个高地上，并在炮垒掩护下撤退左翼，成梯队退到峡谷。”他独自考虑着……

他待在大炮旁边，一直听到军官们在棚子里说话，但照例没听清他们说的话。突然棚子里传出一个亲切的声音，他不由得留神细听起来。

“不对，老兄，”安德烈公爵熟识的一个愉快声音说，“我说，要是能知道死后的情况，那我们谁也不会怕死了。就是这样，老兄。”

另一个年轻点的声音打断他的话：

“怕也好，不怕也好，都一样，在劫难逃哇。”

“到头来还是怕！嗨，你们这些人真聪明，”第三个人的声音浑厚，打断了前两人的声音，“你们炮兵真聪明，随身带了各种东西：又是伏特加，又是下酒菜，什么都有。”

声音浑厚的人，听口气是个步兵军官，笑起来。

“到头来还是怕！”第一个熟识的声音继续说，“怕就怕不知道来世怎么样。不论怎么说，灵魂上天……可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天，只有大气。”

那个浑厚的声音又打断炮兵的话。

“喂，土申，请我喝点药酒吧！”他说。

“哦，原来是在商贩那里遇到的没穿靴子的大尉。”安德烈公爵想，高兴地听出那个充满哲理的愉快声音。

“要药酒，行，”土申说，“不过要弄明白来世……”他没把话说完。

这时候，空中传来一个呼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快，越来越清楚。接着一颗炮弹砰地一声落在棚子附近的地上，以超人的力量爆炸开来。地面受到沉重的轰击，呻吟了一下。

身材矮小的土申顿时从棚子里窜出来。他嘴里衔着烟斗，聪明善良的脸有点发白，接着跑出来的是那个声音浑厚的雄赳赳的步兵军官。他向自己的连队跑去，一面跑，一面扣衣服。

十七

安德烈公爵骑马站在炮垒上，望着那尊刚刚射击过的古炮冒出的硝烟。他的目光扫过辽阔的原野。他只看见木然不动的法军活动起来，他们左边果然也有个炮垒。炮垒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开。有两个法国人，大概是副官，骑马在山上奔驰。敌军一个小纵队向山下移动，大概是去增援散兵线。第一团硝烟还没消散，又出现另一团硝烟，传来了炮声。战斗开始了。安德烈公爵拨转马头，驰回格仑特去找巴格拉基昂公爵。他听见背后的炮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响。我们的炮开始还击。山下，在早先信使们驰过的地方传来了枪声。

勒马拉带着拿破仑那封措辞严厉的信刚赶到缪拉那里。缪拉十分惶恐，急于补过，立即把军队调到中央阵地，并包抄俄军两翼，企图在天黑以前，不等皇帝驾临，就消灭面前那支力量薄弱的部队。

“哦，这下子开始了！打起来了！”安德烈公爵想，觉得血往心脏里直涌，“但我的土伦在哪里？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他想。

他走过一刻钟前还在吃粥喝酒的几个连队，看见处处都在同样迅速地排队和拿枪，人人脸上洋溢着他所感到的兴奋情绪。“战斗开始了！您瞧！又可怕又有趣！”每个士兵和军官的脸上都这样表示。

他还没到达构筑工事的地方，就在秋天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几个人骑马跑来。领头的一个身披毡斗篷，头戴羔皮帽，骑一匹白马。这是巴格拉基昂公爵。安德烈公爵停下来等他。巴格拉基昂公爵勒住马，认出是安德烈公爵，向他点点头。安德烈公爵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他一面听，一面仍旧望着前方。

“战斗开始了！你瞧！”这种神情甚至表现在巴格拉基昂公爵刚毅的褐色脸上，表现在他那半开半闭、仿佛没有睡醒的浑浊眼睛里。安德烈公爵焦虑而又好奇地凝视着他那木然不动的脸，想知道他这时是不是在思想，有没有感觉，他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感觉，“在这个毫无表情的面孔里面究竟有没有东西？”安德烈公爵瞧着他，暗自问。巴格拉基昂公爵低下头，表示同意安德烈公爵的话，嘴里说：“很好！”而脸上的神情仿佛表示，所有发生的事和向他报告的一切，都不出他所料。安德烈公爵骑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话还是说得很快。巴格拉基昂公爵带着东方口音，话说得特别慢，仿佛表示不用着急。不过，他还是催动坐骑，向土申的炮垒跑去。安德烈公爵和侍从跟在后面。跟在巴格拉基昂公爵后面的还有：侍从武官，公爵的私人副官热尔科夫，传令官，骑短尾骏马的值日校官，出于好奇心要求上战场的军法官。军法官是个脸圆圆的胖子，带着天真的快乐微笑环顾四周。他身穿粗呢外套，摇摇晃晃地骑着辎重队的马，夹在骠骑兵、哥萨克和副官们中间，显得怪模怪样。

“他要来看看打仗，”热尔科夫指指军法官，对安德烈说，“可是胸口已在作痛。”

“哦，您别说了！”军法官带着天真而又调皮的开朗微笑说，仿佛被热尔科夫嘲笑感到荣幸，故意装得傻头傻脑。

“真好玩，公爵先生。”值日官说。他记得法语公爵有一个专门用语，但他记不清楚了。

这时，他们来到土申的炮垒附近，正好有一颗炮弹在他们前面落地。

“落下个什么来啦？”军法官天真地笑着问。

“法国薄饼，”热尔科夫说。

“他们用这东西打人，是吗？”军法官问，“真可怕！”

他乐得心花怒放。他的话音刚落，突然又响起一个可怕的啸声，砰的一声落到一件软东西上——军法官右后方一个哥萨克连人带马摔倒在地上。热尔科夫和值日官伏在马鞍上，拨转马头跑了。军法官在哥萨克前面停下来，好奇地仔细打量着他。哥萨克死了，那匹马还在挣扎。

巴格拉基昂公爵眯起眼睛，回头看了一下，看见发生混乱的原因，又平静地转过身去，仿佛说：“小事一桩，也值得大惊小怪！”他以好骑手的洒脱姿势勒住马，身子略向前俯，把挂住斗篷的佩剑解开。这是一把老式长剑，和现在军官佩带的不同。安德烈公爵想起苏沃洛夫在意大利赠剑给巴格拉基昂的传说，心里感到特别亲切。他们来到安德烈公爵刚才观察战场形势的炮兵连。

“这是谁的连队？”巴格拉基昂公爵问站在弹药箱旁的炮兵。

他问“这是谁的连队”，其实他要问的是：“你们在这里怕不怕？”那炮兵明白了他的意思。

“土申大尉的，大人。”红头发雀斑脸的炮兵立正，快乐地说。

“噢，噢！”巴格拉基昂一边说，一边想着心事。他走过一排前车，向边上一尊炮走去。

他刚走过去，那尊炮就发出一声巨响，震得他和他的随从耳朵发聋，硝烟一下子笼罩住大炮，从硝烟里可以看见炮手们扶住炮，急急地把它推回原位。身高肩宽的一炮手拿着炮刷，宽宽地叉开两腿，跳到轮子旁。二炮手双手哆嗦，把炮弹装进炮口。矮小而略显佝偻的军官土申在炮尾上绊了一下，向前跑去，没注意将军来到，只管用小手遮着眼睛向前眺望。

“再高两分就行了，”土申尖着嗓子叫喊，竭力想摆出雄赳赳的样子，但那模样同他的个子不相称，“二炮手，”他命令道，“狠狠地打，梅德维杰夫！”

巴格拉基昂把他叫过来。土申怯生生地把三个手指举到帽边，不像在行军礼，倒像牧师在祝福，走到将军面前。虽然土申的几尊炮受命射击谷地，他却用烧夷弹轰击前方看得见的申格拉本村，因为大批法军正在村庄前推进。

谁也没命令土申向哪里射击和用什么射击。他同他器重的司务长扎哈尔谦科商量后，断定最好把村庄夷为平地。“好！”巴格拉基昂听了连长的报告说，环视着他面前的战场，仿佛在思考什么。法军右翼最逼近我们的阵地。在基辅团驻扎的高地下方，在小河流过的洼地里传来惊心动魄的步枪对射声。更右一点，在龙骑兵后面，随从军官指给巴格拉基昂公爵看一个正在包抄我们右翼的法军纵队。左边的地平线被近处一片树林遮没。巴格拉基昂公爵命令从中央抽调两营兵力去增援右翼。随从军官大胆对公爵说，若调开这两个营，那几尊炮就失去了掩护。巴格拉基昂公爵向随从军官转过身来，默默地用暗淡的目光向他瞧瞧。安德烈公爵觉得随从军官的意见是对的，确实无可指责。但这时一个副官从据守谷地的团长那里骑马跑来，说大量法军从山下涌来，我们的团溃不成军，正向基辅掷弹兵那里后撤。巴格拉基昂公爵低下头，表示同意和赞许。他骑马一步步向右方走去，派副官传令龙骑兵向法军进攻。但被派去的副官过半小时回来说，龙骑兵团长已经撤退到山谷后面，因为炮火向他猛轰，他徒然牺牲人员，因此下令狙击兵进入树林。

“好！”巴格拉基昂说。

他离开炮垒的时候，左边树林里也响起了炮声。因为左翼太远，巴格拉基昂公爵来不及亲自赶到，他就派热尔科夫去给老将军（他的团在布劳瑙受过库图佐夫的检阅）传达命令，要他尽快撤退到峡谷后面，因为估计右翼不可能长时间挡住敌人的进攻。关于土申和掩护他的那个营却被忘记了。安德烈公爵留神倾听巴格拉基昂公爵同指挥官们的谈话和他所发的命令，但惊奇地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指导性的意见，巴格拉基昂公爵只是装模作样，仿佛这一切不论由于必然、偶然或长官们的意志，虽然不是出于他的命令，但是符合他的心意。安德烈公爵发现，凭着巴格拉基昂公爵的巧妙手腕，尽管这些情况出于偶然，同这位长官的意志无关，但他的亲临战场，作用还是很大。指挥官们神色慌张地来到巴格拉基昂公爵面前，但此刻都定了心，士兵和军官愉快地向他致敬，在他面前变得更活跃了，并且炫耀自己的胆量。

十八

巴格拉基昂公爵骑马来到我军右翼的制高点，然后往下走，那里传来砰砰的枪声，但硝烟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越接近谷地，前面的景物越看不清，但越感觉到接近战场。他们开始见到伤员。一个伤兵，没戴帽子，头上直流血，被两个兵架着走。他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响，嘴里吐着血。看样子，子弹不是打在他的嘴里就是喉咙里。他们还遇见一个伤兵，没带枪，嘴里大声呻吟，挥动一条刚受伤的手臂，血汩汩地从手臂里流到他的军大衣上，但他倔强地独自走着。他脸上的表情是恐惧超过痛苦。他刚刚负伤。他们穿过大路，走下陡坡，看见坡上躺着几个人。他们还遇见一群士兵，其中有几个没负伤。士兵们喘着粗气往山上走，也不管将军在场，继续大声说话，做着手势。前面，透过硝烟可以看见一排排灰色军大衣。军官一看见巴格拉基昂，便追上去喝令那群退却的士兵，要他们回来。巴格拉基昂策马向队伍走去。队伍里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断发出枪声，压倒说话声和口令声。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士兵们的脸都被火药熏黑，但很兴奋。他们有的在捅枪筒，有的在药池里加火药，从火药盒里取火药，有的在射击。但他们在向谁射击，看不清楚，因为硝烟没有消散。枪弹悦耳的飕飕声和嘘溜声频频传来。“这算是什么？”安德烈公爵跑近那群士兵，想。“这不是散兵线，因为他们挤在一起！不是冲锋，因为他们不在跑；不是方阵，因为他们没有排列整齐。”

身体瘦弱的老团长，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他那双老眼一半被眼皮遮住，使他显得格外和蔼可亲。他骑马跑到巴格拉基昂公爵面前，像欢迎贵宾那样欢迎他。他向巴格拉基昂公爵报告说，法国骑兵向他们进攻，虽然进攻已被打退，但他们的团伤亡过半。团长想了想他们团所遭遇的事该用什么军事术语，就说进攻被打退了，其实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半小时里所遭遇的究竟是进攻被打退了呢，还是他的团被对手的进攻击溃了。他只知道，战斗一开始，炮弹和榴弹向他的团飞来，打死了人，后来有人大叫“骑兵”，我方就开始射击。我们的士兵至今还在打枪，但不是打已消失的骑兵，而是打谷地里向我们开枪的法国步兵。巴格拉基昂公爵点点头，表示这一切都不出他所料，都是他所希望的。他转身命令副官，叫他把他们刚才遇见的第六猎骑兵的两个营从山上拉下来。这时，安德烈公爵看到巴格拉基昂公爵脸上的变化，感到很惊讶。巴格拉基昂公爵脸上现出快乐专注的决心，好像一个人在大热天跳入水中前跑最后几步时的神态。那种睡意未消的暗淡眼神没有了，那种做作的沉思神色也没有了，只有一双圆睁的刚毅的鹰眼兴奋而傲慢地望着前方，但并没有停留在一点上，虽然他的动作仍旧慢条斯理，从容不迫。

团长转身请求巴格拉基昂公爵回去，因为待在这里太危险。“大人，请您看在上帝分上！”他一面说，一面用目光向随从军官求援，那随从军官正转过身去。“喏，请您看看！”他要他注意周围不断呼啸和尖叫的子弹。他的口气又是恳求又是责备，好像一个木匠对手拿斧头的老爷说：“这活我们干惯了，可您干，手上会磨出泡来的。”他说这话，仿佛子弹不可能打死他自己，而他那半开半闭的眼睛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校官附和团长的规劝，但巴格拉基昂公爵没理会他们，只命令停止射击，改变队形，以便给开来的两个营腾出地方。他说话的时候，风从右向左刮来，好像一只无形的手把遮住谷地的烟幕拉开。于是对面山上移动着的法军就呈现在他们面前。一双双眼睛都不由自主地盯住斜坡上向他们蜿蜒行进的法国纵队。已经看得见士兵毛茸茸的帽子，分辨得出士兵和军官，还可以看见旗杆上招展的军旗。

“走得倒挺神气！”巴格拉基昂的一个随从说。

法军纵队的头已走下谷地。战斗将在这边山坡上发生……

我们团的残部连忙列队向右移动。第六猎骑兵的两个营冲开掉队的士兵，从后面跑来。他们还没来到巴格拉基昂那里，但已可听到他们整齐沉重的脚步声。左翼，离巴格拉基昂最近走着一个体格匀称、圆脸、表情快活而愚蠢的汉子，那就是刚才从棚子里跑出来的连长。这时，他显然什么也不想，只想从长官面前雄赳赳地走过去。

他像受检阅一样得意扬扬，毫不费力地挺直身子，像游泳一般轻快地迈着肌肉发达的两腿。他这种轻快的步伐，同合着他步子走着的士兵们沉重的步伐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佩着一把出鞘的长剑（一把不像武器的长剑），一会儿看看长官，一会儿望望士兵，灵活地转动强壮的身体，但脚步没有错乱。他竭力想以最威武的姿态从长官面前走过。他自以为做得很好，因此很得意。“一……二……一……”——他每走一步，心里仿佛都在叫着。按着这个拍子，几百名士兵带着各不相同的严肃脸色，背着背囊和步枪，像一堵墙似地行进着。每个人每走一步都在心里数着：“一……二……一……”胖少校气喘吁吁，脚步错乱，绕着路旁一丛灌木走着。一个掉队的士兵现出惶恐的神色，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着他的连队。一颗炮弹劈开空气，从巴格拉基昂公爵和随从的头上飞过，合着“一……一”的拍子落在纵队里。“靠拢！”连长神气活现地叫道。士兵们绕过炮弹落下的地方排成弧形走去。侧翼，骑兵连的一个老军士在阵亡的士兵旁边停留了一下，又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他跳了跳，改正脚步，怒气冲冲地回顾了一下。在一片肃穆的沉默中，在单调而整齐的脚步声中，仿佛又听到“一……二……一……”的叫声。

“好样的，弟兄们！”巴格拉基昂公爵叫道。

“为大——人——效——劳！……”左边，一个脸色阴沉的士兵，一边叫喊，一边双目注视巴格拉基昂，那副神气仿佛在说“我们自己知道”；另一个士兵没有回顾，好像怕分散注意力，张大嘴叫着走过去。

下了立定和放下背囊的口令。

巴格拉基昂绕过旁边走着的队伍，下了马。他把缰绳交给哥萨克，把脱下的斗篷也递给他，伸了伸腿，戴正头上的帽子。由几名军官带领的法军纵队的头已出现在山下。

“上帝保佑！”巴格拉基昂声音坚决而洪亮地叫道，他转身向前线看了看，微微摆动双手，迈着骑惯马的人的笨拙步伐，沿着高低不平的田野向前走去。安德烈公爵觉得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力量在引导他前进，他感到很幸福。[70]

法军已经逼近。安德烈公爵走在巴格拉基昂旁边，已能看清法军的背带、红肩章，甚至他们的脸。（他清楚地看见一个年老的法国军官，穿半统皮靴，迈着八字脚，攀着灌木，困难地爬上山。）巴格拉基昂公爵没发新的命令，一直默默地在队伍前面走着。突然从法军那里传出来接二连三的枪声，从他们散乱的队伍里冒出来一片硝烟，响起了炮声。我方有几个人倒下，其中包括那个生气勃勃地走着的圆脸军官。但就在听到第一枪的时候，巴格拉基昂回头喊道：“冲啊！”

“冲啊！”我军队伍呐喊着。士兵们越过巴格拉基昂公爵，你追我赶，散乱而兴奋地向山下混乱的法军冲去。

十九

第六猎骑兵团的进攻掩护了右翼的撤退。在中央，被遗忘的土申炮兵连轰得申格拉本起了火，阻挡了法军的进攻。法军扑灭被风扇旺的大火，给了俄军撤退的时间。中央地段俄军经过峡谷撤退，虽很喧闹，但很顺利，队形也没有打乱。然而由亚速步兵团、波多尔斯克步兵团和保罗格勒骠骑兵团组成的左翼，同时受到兰纳指挥的法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和包围，陷入一片混乱。巴格拉基昂派热尔科夫到指挥左翼的将军那儿，命令将军立刻撤退。

热尔科夫举手敬礼，敏捷地策马前进。但他一离开巴格拉基昂，就浑身瘫软。他难以克服心中的恐惧，不敢到危险地区去。

他来到左翼军队附近，没向前朝子弹横飞的地方跑，却到将军和他的参谋官不可能待的地方去找他们，因此没把命令传达到。

左翼凭资历由曾在布劳瑙受库图佐夫检阅的团长指挥，而陶洛霍夫就在那个团里当兵。极左翼由保罗格勒骠骑兵团长指挥——尼古拉就在那个团里服务——因此发生了误会。两个指挥官各不相让，彼此怄气，当时右翼早已开火，法军已开始进攻，而两个指挥官却忙于谈判，目的是要侮辱对方。他们的两个团，骠骑兵团也好，步兵团也好，对当前的战斗都准备不足。两团的人，从士兵到将军，都没做好战斗准备，若无其事地干着日常工作：骑兵喂马，步兵拾柴。

“既然他的官阶比我高，”德国血统的骠骑兵上校涨红脸，对骑马过来的副官说，“他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我可不能让我的骠骑兵去送死。号手！吹撤退号！”

但是情况紧急。在右边和中央，炮声和枪声混成一片，不绝于耳。兰纳指挥的穿法军外套的射击兵已越过磨坊堤坝，在两个步枪射程的地方列成队形。步兵上校脚步哆嗦地走到马前，上了马，挺直身子，跑到保罗格勒指挥官那里。两个团长见了面，表面上客客气气鞠躬，心里却满怀着怨恨。

“我再说一遍，上校，”将军说，“我不能把一半人马留在树林里。我请求您，我请求您，”他一再说，“占领阵地。准备进攻。”

“可我请求您不要干涉别人的事，”上校暴躁地回答，“既然您是骑兵……”

“我不是骑兵，上校，我是俄国将军。您要是不知道这一点……”

“我很清楚，阁下，”上校突然叫起来，策动了马，脸涨得通红，“您最好上前沿阵地去看看，那里的阵地可说毫无用处。我可不愿糟蹋自己的人马来让您开心。”

“您太放肆了，上校。我不是来寻开心的，不许您说这种话。”

将军把上校的邀请看作对他勇气的挑战，挺起胸膛，皱起眉头，跟他一起骑马向前沿阵地跑去，仿佛他们的意见分歧只能在前沿阵地枪林弹雨下得到解决。他们来到前沿，有几颗子弹从他们头上飞过。他们默默地停下来。其实在前沿没什么可看的，因为从他们原来站立的地方也能看清，骑兵在灌木丛和峡谷里无法作战，而法军正在包抄左翼。将军和上校像两只准备相斗的公鸡，恶狠狠而又意味深长地对视着，徒然想在对方身上找寻怯懦的迹象。双方都经受了考验。因为无话可说，而且谁也不愿让对方说他首先离开火线。要不是这时他们后面的树林里突然响起枪声和混杂的呐喊声，他们原会长久停留在那里，相互考验对方的胆量。法军攻击在树林里拾柴的士兵。骠骑兵已无法跟步兵一起撤退。他们已被法军切断了左边的退路。现在不论地形多么不利，他们都得进攻，以打开一条道路。

尼古拉所服务的骑兵连刚上马，就被敌军迎面堵住。又像在恩斯河桥上那样，骑兵连和敌军之间一无所有，他们中间只隔着一条未知与恐惧的可怕界线，好像是一条生与死的界线。人人都感觉到这条界线，但要不要跨过去以及怎样跨过去，这问题却使大家忐忑不安。

上校骑马来到前线，怒气冲冲地回答了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但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也发了一道命令。谁也没明确地说什么，但骑兵连却在传说要冲锋。指挥官发出列队的口令，马刀铿锵地出了鞘。但还没有人移动一步，左翼的军队，步兵也好，骠骑兵也好，都感到连长官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长官的迟疑不决也传染给了士兵们。

“赶快行动，赶快行动！”尼古拉想，觉得进攻的时机终于来到，他可以尝到常从骠骑兵伙伴那儿听到的冲锋的欢乐了。

“弟兄们，前进，上帝保佑，”杰尼索夫声音洪亮地喊道，“跑步——走！”

前排马匹的臀部波动起来。白嘴鸦扯动缰绳，自动往前走去。

尼古拉从右边看见我方最前面几排骠骑兵，更远一点，有一道黑压压的影子，但看不清楚，他以为那是敌人。枪声听得见，但很遥远。

“快点跑！”传出了口令声。尼古拉感觉到，他的白嘴鸦摆动屁股，大跑起来。

尼古拉料到马会这样飞驰，越来越高兴。他发现前面有一棵孤零零的树，这棵树本来在那条可怕的线的中央。如今他们越过了这条线，不仅不觉得有什么可怕，而且感到越来越高兴。“哼，我要把他们砍个落花流水！”尼古拉紧握着刀柄，想。

“冲—啊—啊！”响起一片呐喊声。

“哼，现在不管谁落到我手里……”尼古拉想，刺了刺白嘴鸦，跑到所有的人前面，一个劲儿往前猛冲。前面已看得见敌人。突然好像有一把大扫帚从骑兵连头上扫过。尼古拉举起马刀准备砍杀，但就在这时，在他前面奔驰的士兵尼基京科撇下了他。尼古拉觉得就像在做梦一样继续飞驰着，而同时又停在原地不动。他认识的骠骑兵邦达尔丘克从后面赶上他，愤怒地对他瞧了瞧。邦达尔丘克的马猛地一闪，从他旁边跑过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不会动了？我倒下了，我被打死了……”有那么一瞬间尼古拉自问自答。他已单独躺在原野上。他看不见跑动的马匹和骠骑兵的脊背，只看见周围一片一动不动的土地和残留的禾茬。他身下是一摊温暖的血。“哦，我负伤了，马被打死了。”白嘴鸦想用前腿撑起来，但倒下了，把骑马人的一条腿压在下面。血从马头里流出来。马挣扎着，但站不起来。尼古拉想站起来，但也倒下了：他的背囊挂住了鞍子。自己人在哪里，法国人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周围没有一个人影。

尼古拉抽出脚站起来。“清楚地划分开两军的那条界线在哪里？在哪个方向？”他问自己，但回答不出，“我是不是已遭到了不幸？有这样的事吗？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一面站起来，一面问自己，同时觉得他那麻木的左臂上挂着一样多余的东西。他的手臂好像已不属于他自己。他看看自己的手，上面没有血迹。“哦，有人来了，”他看见几个人向他跑来，高兴地想，“他们来救我了！”跑在前面的那个人戴着古怪的高筒帽，穿着蓝色的大衣，脸色黧黑，长着鹰钩鼻。后面还有两个人跑来，接着还有许多人跑来。其中一个说着古怪的话，不像俄语。在后面戴高筒帽的人中间，有一个俄国骠骑兵。他被人捉住两臂，他的马在后面被人牵着。

“这一定是我们的人被俘了……是的，难道我也要被俘吗？这是些什么人？”尼古拉一直想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真是法国人吗？”他望着那些渐渐逼近的法国人，尽管刚才他还在向法国人冲锋，要把他们一个个砍死，可这会儿他们那么逼近，使他害怕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跑来干什么？难道他们是来找我的吗？他们想干什么？要杀死我吗？要杀死我这个被大家钟爱的人吗？”他想起母亲、家人、朋友对他的疼爱，觉得敌人是不可能杀死他的。“但也许会杀的！”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十几秒钟，不明白自己的处境。领头的鹰钩鼻法国人跑得那么近，连他脸上的表情都看得清了。这人端着刺刀，屏住呼吸，轻快地向他跑来，他那激动的陌生的相貌使尼古拉害怕。尼古拉抓住手枪没有开，却拿它向法国人掷去，接着就竭尽全力向灌木丛跑去。现在他不像过恩斯河桥时那样怀着疑虑和斗争，却像一只逃避猎狗的兔子。他的整个身心就是为自己年轻而幸福的生命担忧。他像玩追逃游戏那样穿过田埂飞跑，偶然转过他那苍白的年轻善良的脸往回瞧，他的背上不禁掠过一阵阵寒颤。“不，还是不要回头看。”他想，但跑近灌木丛又回头望了望。法国人已落在后面。就在他回顾的一刹那，领头的法国人由奔跑改为行走，并且回头向后面的同伴大声叫嚷。尼古拉停住脚步。“不对，”他想，“他们不会杀死我的。”就在这时，他感到左臂十分沉重，仿佛上面挂着一个两普特[71]重的铁锤。他再也跑不动。法国人也站住了，并且向他瞄准。尼古拉眯缝起眼睛，弯下身子。一颗子弹，又是一颗子弹从他旁边嘘溜溜地飞过。他竭尽全力用右手握住左臂，跑进灌木丛里。灌木丛里有几名俄国射手。

二十

几个步兵团在树林里突然受到袭击，从那里跑出来。几个连队互相混杂，乱成一片，往后退却。一个士兵惊慌失措，喊出了在战争中可怕而毫无意义的话：“我们被切断了！”这喊声和恐惧感顿时传染给了所有的人。

“我们被包围了！被切断了！我们完了！”人们一面跑，一面嚷。

团长一听到射击声和后面的呐喊声，立刻明白他的团遭了殃。他想到，他这个供职多年、从无过错的模范军官，可能被司令部斥为玩忽职守和指挥无方，不禁大惊失色。他忘记了那个桀骜不驯的骑兵上校和自己身为将军的尊严，尤其忘记了当前的危险和自卫的本领。他抓住鞍鞒，刺动坐骑，冒着四周纷纷落下的弹雨，向他的团飞奔而去。他只有一个愿望：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要是他犯了什么错误，那就千方百计加以纠正，免得他这个供职二十二年从未受过批评的模范军官被迫承认错误。

团长好不容易穿过法国军队，驰到树林外面的田野里。我们的士兵不听命令，正通过树林，跑下山去。精神状态决定战斗的胜负，而现在已到了决定的时刻：我们的士兵是听从团长的命令呢，还是回头看他一下继续往前跑。不管士兵们一向觉得十分威严的团长怎样声嘶力竭地叫喊，也不管他怎样气得脸色发紫，拼命挥动长剑，士兵们还是一个劲儿地逃跑，互相说着话，向空中开枪，不听他的命令。在决定胜负的精神状态中，恐惧显然占了上风。

将军由于叫喊和硝烟而咳嗽起来，绝望地站住了。战斗似乎已经输定，但就在这时，向我军进攻的法军突然无缘无故往回跑，从林边消失，树林里出现了俄国射手。这是基莫兴的连队。只有这个连队遵守纪律，埋伏在林中沟渠里，这时突然向法军进攻。基莫兴狂叫着向法军扑去，不顾死活地对敌人挥舞长剑。法国人猝不及防，只好丢下武器逃跑，陶洛霍夫在基莫兴旁边跑着，打死一个迎面跑来的法国兵，最先抓住一个投降军官的领子。逃跑的俄军回来了，几个营重新集合在一起。原先把左翼俄军切成两半的法军一下子被击退了。后援部队会合了，逃跑的士兵停下来。团长和埃科诺莫夫少校站在桥旁，让退却的几个连从身边走过。这时有个士兵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马镫，几乎靠在他身上。这个兵身穿蓝呢大衣，没挂背囊，也没戴帽子，头上扎着绷带，肩上挎着法军弹药盒。他手里拿着一把军官长剑。这兵脸色苍白，一双蓝眼睛大胆地直视着团长的脸，嘴角含着微笑。团长虽忙于向埃科诺莫夫少校发命令，也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士兵来。

“大人，这里有两件战利品，”陶洛霍夫指指法国长剑和弹药盒，说，“我俘虏了一个军官。我拦住了一个连。”陶洛霍夫累得气喘吁吁，说话断断续续，“全连都可以作证。请您记住，大人！”

“好，好！”团长回答，继续对埃科诺莫夫少校说话。

但陶洛霍夫没有走开；他解开头上的手绢，拉下来，让团长看头发上的凝血。

“这是被刺刀刺伤的，但我没下火线。请您记住，大人。”

土申的炮兵连被遗忘了，直到战斗结束还听见中央阵地的炮声，巴格拉基昂公爵这时才派值班校官，接着又派安德烈公爵命令炮兵连尽速撤退。掩护土申炮兵连的部队不知根据谁的命令中途撤退了，但炮兵连仍继续开炮，而它之所以没有被法军攻下，只因为敌人不信四门毫无掩护的大炮能那么大胆地进行射击。相反，由于这个炮兵连的猛烈射击，敌人以为中央阵地集中了俄军主力。他们两次进攻这个据点，但两次都被单独留在高地上的四门大炮用霰弹击退。

巴格拉基昂公爵撤退不久，土申就把申格拉本轰得起火。

“看，他们乱成一团了！起火了！看那烟！太棒啦！妙极啦！好大的烟，好大的烟！”炮手们欢腾起来。

门门大炮都自动对准起火的地方射击。每发一炮，士兵们就仿佛互相鼓励似地叫道：“妙极啦！打得好！你看……太棒啦！”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开来。开到村外的法军纵队这时都回去了。敌人为了报复这次失利，在村庄右边架起十门大炮，向土申的炮兵连射击。

我们的炮兵沉浸在大火引起的天真的快乐和向法军射击成功的兴奋中，没有发现敌军的这个大炮阵地。直到两颗炮弹、接着又是四颗炮弹落在大炮中间，一颗打倒两匹马，另一颗打掉弹药车车夫的一条腿，才发现它。大家的兴奋劲儿并没减退，只是表现的方式变了。拉后备炮车的马匹被换上去，伤员被抬走，四门大炮掉过头来对付敌军大炮阵地的十门炮。土申的助手军官战斗一开始就阵亡了。一小时里，四十名炮手中伤亡十七名，但炮兵们还是那么兴高采烈。他们两次看见法军出现在离他们很近的下方，就用霰弹轰击。

个儿矮小的土申，动作软弱笨拙，要勤务兵“为此再装一斗烟”。他从烟斗里敲落火星，跑到前面，用小手搭起凉棚观察法军。

“打，弟兄们！”他说，亲自抓住方向盘转动着。

在一片硝烟中，在每次都震得身子颤动、耳朵发聋的炮轰声中，土申没有放下他的短烟斗。他从这门炮跑到那门炮，时而瞄准，时而数炮弹，时而下令调换死伤的马匹，并用他那微弱尖锐和迟疑不决的声音叫喊着。他的脸色越来越兴奋了。只在有人负伤或被打死的时候，他才皱皱眉头，转过脸去，愤怒地斥责照例迟迟没把伤员和尸体搬走的人。士兵多半是英俊的小伙子（在炮兵连里他们照例总是比他们的长官高两个头，身体宽一倍），他们都像孩子遇到困难似地望着连长，而连长脸上的表情总是一成不变地反映到他们的脸上。

尽管有这种可怕的轰鸣，土申因为要集中精神，紧张行动，丝毫不感到恐惧，也根本没想到他可能被打死或者受重伤。相反，他变得越来越兴奋。他觉得，他发现敌人和打第一炮即使不是昨天，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他站着的地面也是他早就熟识的亲切的地方。尽管他记得一切，考虑过各种问题，并且做过一个最优秀的军官处于他的地位所能做的一切，他始终处于狂热或陶醉的状态。

由于周围我方几门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由于敌人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由于炮手们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围着大炮忙碌的情景，由于人马血流成河的景象，由于敌军方面不时冒起一团团硝烟（每次冒烟后就有一颗炮弹飞过来，落在地上打中人、炮或者马匹）——由于这种种景象，他的头脑里出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使他陶醉。在他的幻想中，敌人的大炮不是大炮，而是烟斗，有一个看不见的吸烟者正断断续续地喷出一口口烟来。

“看，又冒烟了，”土申低声自言自语，这时从山上飘下一团烟，被风吹成一长条，向左边飘去，“这下子炮弹就要来了，我们把它扔回去。”

“您有什么吩咐，大人？”一个炮兵军士站在他旁边，听见他在嘟囔着什么，问道。

“没什么，一颗榴弹……”他回答。

“来吧，我们的马特维夫娜。”他自言自语。在他的想象中，最靠边那门老式大炮就是马特维夫娜。他觉得聚集在大炮周围的法国人好像一群蚂蚁。在他看来，第二尊炮的一炮手，美男子和酒鬼是位叔叔，土申对他看得最多，欣赏着他的每个动作。山下步枪对射，时起时伏，他觉得好像是什么人的呼吸。他倾听着这时起时落的枪声。

“听，又喘气了，又喘气了。”他自言自语。

他想象自己是个魁梧强壮的汉子，双手能把炮弹掷到法国人那里。

“喂，马特维夫娜，老姑娘，别丢我的脸！”他从大炮旁边走开去说，这时有个陌生的声音在他头上叫道：

“土申大尉！大尉！”

土申惊恐地回头一看。原来就是那个把他从格仑特酒店里赶出来的校官。校官气喘吁吁地对他嚷道：

“您怎么，疯了吗？两次命令您撤退，可您……”

“哦，他们干吗老跟我过不去？……”土申怯生生地望着长官，心里想。

“我……没什么……”他把两个手指举到军帽旁说，“我……”

但上校来不及把话说完。一颗炮弹贴近他飞过，他赶快低下头，趴在马背上。他停顿了一下，刚想说下去，另一颗炮弹又阻止了他。他拨转马头跑开了。

“撤退！全体撤退！”他从远处叫道。

士兵都笑起来。过了一分钟，副官骑马带来同样的命令。

这是安德烈公爵。他来到土申炮兵连阵地，首先看到一匹卸套的断腿马。它在一群套马具的马匹旁嘶鸣着。血从它的腿里像泉水般汩汩流出来。炮车之间躺着几个死人。安德烈公爵跑近他们的时候，炮弹接二连三地从他头上飞过，他觉得脊梁上一阵寒战。但一想到他不该害怕，就又鼓起勇气来。“我不能害怕。”他想，在大炮中间不慌不忙地下了马。他传达了命令，但没离开炮兵连。他决定当场撤下大炮，立即撤离阵地。他跟土申一起在尸体中间走着，在法军猛烈炮火下撤走大炮。

“刚才来了一位长官，一来就溜了，”一个炮兵军士对安德烈公爵说，“他和您大人不一样。”

安德烈公爵没有跟土申说一句话。他们两人都很忙碌，彼此好像没看见。炮兵们把四门炮中两门完好的套上前车，弃下一门被打坏的炮和一门独角兽炮，向山下移动。这时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土申跟前。

“嗯，再见了。”安德烈公爵同土申握手，说。

“再见，好朋友！”土申说，“可爱的人！再见，好朋友！”土申不知怎的突然热泪盈眶。

二十一

风停了，乌云低垂在战场上空，同地平线上的硝烟混成一片。天色黑了，两处大火显得格外明亮。炮声渐渐稀疏了，但后边和右边的步枪声却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土申带着大炮从伤员旁边和中间经过，刚刚出了火线，退到峡谷，就遇到几名长官和副官，其中包括值日校官和两次奉派到土申炮兵连却没有到达的热尔科夫。他们争先恐后地向他传达命令，往何处去，怎样去，并且责备他，批评他。土申没有发布任何命令，也没作声。他怕说话，因为一开口，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哭，就默默地骑着炮兵连的一匹驽马跟在后面走。虽然有命令把伤员丢下，许多伤员还是勉强跟在军队后面，要求让他们坐炮车走。那个开火前从土申棚子里窜出来的雄赳赳的步兵军官，腹部中了枪弹，被放到“马特维夫娜”上面。山下一个脸色苍白的骠骑兵士官生，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走到土申跟前，要求搭炮车。

“上尉，看在上帝分上，我胳膊扭伤了，”他怯生生地说，“看在上帝分上，我走不动了。看在上帝分上！”

显然，这个士官生要求搭车已不止一次，但都遭到拒绝。他用一种迟疑的可怜声音要求道：

“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搭搭车吧。”

“让他坐上，让他坐上！”土申说，“老弟，你把大衣给他铺上，”他对他所喜欢的一个士兵说，“那个负伤的军官呢？”

“抬下去了，完蛋了。”有人回答。

“坐吧！坐吧，兄弟，坐吧！安东诺夫，把大衣铺上。”

这个士官生就是尼古拉。他一手托住另一只手，脸色苍白，下巴颏因发烧不断颤动。他们让他坐在“马特维夫娜”也就是刚才载过阵亡军官的那辆炮车上。垫在下面的大衣血迹斑斑，尼古拉的马裤和手臂上也沾满了血。

“怎么，您负伤了，兄弟？”土申走到尼古拉躺着的炮车前，说。

“没什么，有点擦伤。”

“怎么炮车上都是血？”土申问。

“大人，这是那位军官流的血。”一个炮兵回答，用军大衣袖子擦着血，仿佛因为炮车肮脏而感到负疚。

他们在步兵帮助下好容易把大炮拖上山，到根特斯陶夫村停下来。天色黑了，十步之外都看不清士兵的服装，枪声也停了。突然右边不远处又响起呐喊声和炮击声。在黑暗中大炮发出闪光。这是法军最后一次进攻，驻在村子里的士兵在还击。大家又都冲出村庄，但土申的大炮无法移动。炮兵、土申和士官生都面面相觑，在那里听天由命。射击声停止了，从横街里涌出来一批兴奋地说话的士兵。

“你没事吗，彼得罗夫？”一个士兵问。

“老兄，狠狠地给了他们一家伙。他们再也不敢来了。”另一个士兵说。

“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打起自己人来了！看不清楚，一片漆黑，老兄。有没有喝的？”

法军最后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在一片漆黑中，土申的两门炮被喧闹的步兵团团围住，向前移动。

在黑暗中，低语声、说话声、马蹄声和车轮声汇成一片，好像一条看不见的昏暗的河在朝一个方向流动。在漆黑的夜里，伤员的呻吟声和说话声比其他喧闹声更清晰。他们的呻吟充满了这包围军队的黑暗，同夜色融成一片。过了一会儿，移动的人群中发生了骚动。一个骑白马的人带着随从跑来，一边跑，一边嘴里说着什么。

“他说了什么？现在去哪里？停下来不走了吗？他感谢我们，是吗？”四面八方急切地传来各种问题。移动的人群突然挤在一起（前面的人显然站住了），传说有命令叫站住。大家都在泥泞的道路中间停下来。

篝火升起来，说话声听得更清楚了。土申上尉向全连发了命令，派一个兵去为士官生找救护站或军医，然后在路边士兵们生起的篝火旁坐下来。尼古拉也瘸着腿走到篝火旁。他由于疼痛、寒冷和潮湿，像发高烧一样浑身哆嗦。他困得要命，但手臂上的剧痛使他辗转不安，难以入眠。他时而闭上眼睛，时而瞧瞧红得耀眼的篝火，时而望望佝偻着虚弱的身体、盘腿坐在旁边的土申。土申那双善良聪明的大眼睛充满同情和怜悯注视着他。他看到，土申满心想帮助他，但爱莫能助。

四面八方传来过路步兵的脚步声和散坐在周围的人们的说话声。说话声、脚步声、在泥地里行进的马蹄声和远近各处柴火的劈啪声，汇成一片此起彼伏的喧闹。

原来黑暗中那条看不见的河流，如今变得像暴风雨后渐趋平静的昏暗海洋。尼古拉茫然望着和听着他面前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个步兵走到篝火旁，蹲下来伸手烤火，又转过脸去。

“可以烤烤吗，大人？”他问土申，“我掉队了，大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来到哪里了。真倒霉！”

一个脸上扎绷带的步兵连长带着一个士兵走到篝火跟前，请土申吩咐把炮稍微移开一点，好让大车过去。连长之后，又有两个兵跑到篝火旁。他们两人破口大骂，互相扭打，争夺着一只靴子。

“怎么是你捡的！哼，真狡猾！”一个士兵哑着嗓子叫道。

随后来了一个瘦削苍白的士兵，他脖子上扎着一条染血的包脚布，怒气冲冲地问炮兵要水喝。

“难道要我像条狗那样死掉吗？”他说。

土申吩咐给他一点水。后来又跑来一个快乐的士兵，为步兵讨个火。

“给步兵一个火种！祝你们走运，老乡，谢谢你们，我们以后加倍奉还。”他说，拿着一块烧红的木柴隐没在黑暗中。

在这个士兵之后又来了四个士兵。他们用军大衣兜着一样重东西，从篝火旁走过。其中一个绊了一跤。

“哼，真见鬼，把劈柴放在路上。”那个兵嘀咕道。

“人已经死了，还抬着他做什么？”其中一个说。

“去你的！”

他们兜着那个东西在黑暗中消失了。

“怎么？疼吗？”土申低声问尼古拉。

“疼。”

“大人，将军要见您。他在这里农民家里。”一个炮兵走到土申跟前，说。

“我这就去，老弟。”

土申站起来，扣上军大衣，理理衣服，离开篝火……

离炮兵篝火不远，巴格拉基昂公爵坐在为他准备的农舍里吃饭，同聚集在那里的几个指挥官谈话：一个小老头半闭着眼睛，贪馋地啃着一块羊骨头；一个供职二十二年无差错的将军，酒醉饭饱，红光满面；手上戴着有图章的指环的校官热尔科夫惊惶不安地环顾着所有的人；还有安德烈公爵，他脸色苍白，嘴唇紧闭，眼睛像发烧似地闪动着。

屋角靠着一面缴获的法国军旗，军法官带着天真的神气摸摸军旗，困惑地摇摇头，也许他真的对军旗感兴趣，也许因为他饿着肚子看人家吃饭而没有自己的份感到难受。隔壁小屋里关着一个被龙骑兵俘虏的法国上校。几名俄国军官聚集在他周围打量着他。巴格拉基昂公爵向指挥官一一道谢，询问战斗和伤亡的详细情况。在布劳瑙受过检阅的团长向巴格拉基昂公爵报告，说战事一开始，他就从树林里撤退，把砍柴的士兵集合在一起，让法军从旁边经过，然后用两营人拼刺刀，把法军击溃。

“大人，我看见一营已乱了阵脚，我就站在路上想：‘让他们撤走，然后迎头痛击法国人。’我就这样做了。”

团长心里很想这样做，又惋惜没来得及这样做，但他讲得似乎真有其事。是啊，也许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吧？在这一场混战中，谁能说得清什么事发生过，什么事没发生过？

“大人，我还应该向您报告，”团长想起陶洛霍夫同库图佐夫的谈话，以及他同这个降职的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说，“我亲眼看见降职当兵的陶洛霍夫俘虏了一名法国军官，他表现得特别勇敢。”

“大人，我在这里看见保罗格勒骠骑兵冲锋，”热尔科夫神色慌张地环顾着，插嘴说，其实这天他根本没看见骠骑兵，只听一个步兵军官说到他们，“他们冲破了两个方阵，大人。”

有几个人听了热尔科夫的话微微一笑，照例把它当作笑话，但发现他的话会使我军增光，就现出严肃的神态，虽然许多人都清楚，热尔科夫说的是一派谎言。巴格拉基昂公爵向老上校转过身去。

“诸位，我感谢大家，步兵、骑兵和炮兵作战都很勇敢。中央阵地怎么扔掉了两门大炮？”他问，用眼睛找寻着什么人。（巴格拉基昂公爵没问到左翼的大炮，因为他知道，战事一开始，那里所有的炮都被扔下了。）“我好像是请您去的。”他对值班的校官说。

“有一门炮被打坏了，”值班校官回答，“另外一门，我可不知道，我一直在那里照管，刚刚离开……确实打得很厉害。”值班校官恭敬地补充说。

有人说，土申大尉就在这个村里，已派人去找了。

“您不是到过那里吗？”巴格拉基昂公爵问安德烈公爵说。

“是啊，我们刚好错过。”值班校官对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微笑着说。

“我没有福气遇见您。”安德烈公爵冷冷地说。

大家都没作声。土申怯生生地从将军们背后挤出来，出现在门口。他看见长官照例有点窘，在狭窄的农舍里绕过将军们，没注意旗杆，绊了一跤。有几个人笑起来。

“一门大炮怎么扔掉的？”巴格拉基昂皱起眉头问。他并不是对大尉，而是对发笑的人皱眉头，在发笑的人当中，笑得最响的是热尔科夫。

此刻当着严厉的长官的面，土申才恐惧地意识到自己活着丢了两门大炮是一种失职和耻辱。他情绪非常激动，因为以前一直没想到这一层。军官们的笑声弄得他更加狼狈。他站在巴格拉基昂面前，下巴颏发抖，好容易说：

“我不知道……大人……当时没有人，大人。”

“您可以向掩护部队要人！”

当时并没有掩护部队，但土申没有说。他怕因此连累别的军官，没有作声，眼睛呆呆地盯着巴格拉基昂的脸，好像一个答错考题的小学生望着主考人。

沉默持续了好一阵。巴格拉基昂公爵显然不愿使人觉得严厉，但又找不出话说；其他的人又不敢插嘴。安德烈公爵皱着眉头望着土申，手指神经质地抖动着。

“大人，”安德烈公爵用尖锐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您派我去土申大尉的炮兵连。我到了那里，发现丢了三分之二人马，两门大炮也打坏了，根本没有什么掩护部队。”

这时巴格拉基昂公爵和土申都盯着激动而又克制地说话的安德烈。

“大人，您要是允许我发表意见，”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那么我想说，我们今天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这个炮兵连的行动和土申大尉跟他连队的勇敢坚定。”安德烈公爵说完，不等人家回答，就离开餐桌。

巴格拉基昂公爵望望土申，显然不愿意表示自己不相信安德烈的尖锐批评，同时又觉得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就向土申点点头，告诉他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跟着他走出来。

“哦，谢谢，好人，您救了我。”土申对他说。

安德烈公爵觉得又伤心又痛苦。一切都是那么古怪，出乎他的意料。

“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他们要什么？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了结？”尼古拉望着面前交替出现的人影，想。手臂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他无法克服睡意，眼前出现一个个红圈，那些声音和那些人的脸、孤独感和疼痛交织在一起。这是他们，这些兵，负伤的和没负伤的兵，是他们在挤他，压他，抽他的筋，烧他的断臂和肩膀。为了摆脱这一切，他闭上了眼睛。

尼古拉迷糊了一会儿，在这短暂的昏迷中，他梦见了许多景象：他看见他的母亲和母亲又白又大的手，看见宋尼雅瘦削的肩膀，娜塔莎的眼睛和笑声，还有杰尼索夫和他的声音与小胡子，还有吉梁宁，以及他跟吉梁宁和波格丹内奇的事。这件事和那个尖嗓子的兵原来是一回事。这件事和那个兵那么痛苦、那么执拗地抓住和挤压他的手臂并且向一边拉也是一回事。他想从他们手里挣脱，但他们紧紧抓住他的肩膀，连一秒钟也不放松。要不是他们硬拉他的肩膀，他也不会感到疼痛，可是他无法摆脱他们。

尼古拉睁开眼睛望望天空。黑色的夜幕悬在篝火上空一码的地方。在这条火光中，飘飘悠悠地下着细雪。土申没有回来，军医也没有来。尼古拉孤零零独自一人，只有一个兵光着身子坐在篝火前，烘着他那又瘦又黄的身体。

“谁也不需要我了！”尼古拉想，“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可怜我。可从前我在家里多么强壮，快乐，招人喜爱。”他叹了一口气，随即又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

“很痛吗？”那个兵在篝火上方抖动衬衫问，接着不等回答，干咳了一声，添加说，“今天一天伤了多少人，真是可怕！”

尼古拉没听那兵说话。他望望在篝火上飞舞的雪花，想起俄罗斯的冬天，想起明亮温暖的家，想起厚厚的皮大衣、飞驰的雪橇、健康的身体，以及家里人对他的爱护和关怀。“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尼古拉想。

第二天，法军没有再发动进攻，巴格拉基昂的残部同库图佐夫的军队会师了。

第三部

一

华西里公爵对自己的计划从来不多加考虑，对损人利己的行为考虑得更少。他老于世故，在社交界长袖善舞，惯于从中弄到好处。他总是根据不同环境，根据不同对象，决定不同的计划和打算。尽管他对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从不深思熟虑，但制订计划却是他生活的全部乐趣。在他的头脑里，计划和打算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打两打，其中有的刚刚形成，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已自行消亡。他从不预先考虑好，例如：“这人现在得势，我要取得他的信任和交情，并通过他获得一笔特别津贴。”或者：“现在皮埃尔有钱了，我要吸引他娶我的女儿，然后向他借我所需要的四万卢布。”华西里公爵一遇见有权有势的人物，本能就会立刻提醒他，这人可能有用，应该同他接近，一有机会他就会不假思索地去奉承他，亲近他，说出要说的话来。

皮埃尔在莫斯科受到他的笼络。华西里公爵替他谋得宫内侍从一职，相当于五等文官。它要皮埃尔陪他去彼得堡，并住到他家里。华西里公爵仿佛不是有心，但满怀信心，竭力要使皮埃尔娶他的女儿。华西里公爵要是事先反复考虑他的计划，患得患失，在和地位不同的各种人交往中，他就不可能那么大方那么亲热了。他善于趋炎附势，还有一种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各种人物的罕见本领。

皮埃尔不久前还独自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今突然成了富翁和别祖霍夫伯爵，每天要和各种人打交道，要处理各种事务，一直要到晚上上床才得清静。他要签署文件，出入官府（他不明白那种地方在干什么），要向总管了解各种家务，视察莫斯科郊区庄园，接见许多人。这些人以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他要是不愿接见他们，他们就会觉得十分委屈。商人、亲戚、熟人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对这位年轻的继承人都十分和蔼可亲，深信他品德高尚。他不断听到“以您的仁爱胸怀”，或者“凭您的善良心肠”，或者“您是那么纯洁，伯爵……”，或者“要是他能像您那样英明”这一类话，以致他真的相信自己非常仁爱非常英明，再说，他内心一向认为自己是很仁爱很英明的。就连过去待他粗暴无礼、抱有敌意的人现在也变得和蔼可亲了。那个腰身很长、头发梳得像布娃娃、脾气很坏的大公爵小姐在办完丧事后来到皮埃尔房里。她垂下眼睛，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对他说，她为过去他们之间的误会感到遗憾，现在她知道自己无权要求什么，只请求在她受了这次重大打击后再在这家里逗留几星期，因为她那么热爱这个家，并曾为它作了那么多牺牲。她说这话时忍不住哭起来。皮埃尔被这个像石像一般冷冰冰的公爵小姐的转变所感动，抓住她的手请求原谅，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要她原谅什么。公爵小姐从那天起动手替皮埃尔织条纹围巾，完全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你为她做件好事吧，老弟，她毕竟为已故的伯爵吃了不少苦。”华西里公爵对皮埃尔说，让他在一张对公爵小姐有利的文件上签字。

华西里公爵认定得把这块大骨头（三万卢布支票）扔给可怜的公爵小姐，免得她说出他曾参与抢夺镶花文件夹的事。皮埃尔签了字，从此公爵小姐就变得越发和蔼可亲了。两个小表妹对他也很亲热，特别是那个脸上有痣、相貌好看的最小的公爵小姐，看见他总是羞答答地微微一笑，弄得他有点尴尬。

皮埃尔觉得人人喜欢他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有人不喜欢，那就有悖情理，而他不能不相信周围的人待他是一片诚意。再说，他也没时间去考虑他们有没有诚意。他总是忙忙碌碌，总是陶醉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他觉得自己是某种重大运动的中心，人家对他总是有所期待；某件事他要是不做，就会使许多人痛苦失望；他要是做了，就会使大家高兴。于是他就有求必应，但结果并不美满。

最初，华西里公爵对皮埃尔的行动控制得比谁都严。自从别祖霍夫伯爵去世后，他就没放松过皮埃尔。华西里公爵那副神气仿佛表示，尽管他事务繁忙，疲劳不堪，但出于同情心，不能眼看这个无依无靠的青年听凭命运和骗子们的摆布，因为他毕竟是他老朋友的儿子，而且有这么一大笔财产。别祖霍夫伯爵去世后，华西里公爵留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他几次把皮埃尔叫到跟前，或者亲自去找他，指点他事情该怎么办。他用疲倦而肯定的语气说话，仿佛还对他说：

“你知道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要是不管你，于心不安；你要知道，我对你说的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我说，老弟，明天我们非走不可了。”有一天华西里公爵闭上眼睛，抚摸着皮埃尔的臂肘，对他说，那语气仿佛在说一种他们早已商定而不能改变的事。

“我们明天就动身，我在马车里给你留个位子。我很高兴，这里的重要事情都办好了。我早就该走了。我从大臣那里收到一封信。我向他推荐你。你的名字已列入外交使团，你已当上宫内侍从。现在，外交官的路已在你面前展开了。”

虽然华西里公爵说话疲惫而又肯定，长期考虑自己前途的皮埃尔却很想表示异议。但华西里公爵用低沉的温柔语气抢在前头，使他无法插嘴，而且觉得非服从不可。

“不过，老弟，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良心，你可不用谢我。天下没有人会因为人家太爱他而诉苦的。再说，你享有自由，即使你明天辞职不干也行。你到了彼得堡就会明白。你早就该把那些可怕的往事给忘了。”华西里公爵叹了一口气，“就是这样，老弟。让我的跟班也搭你的马车走吧。哦，对了，我差点儿忘了，”华西里公爵又添加说，“不瞒您说，老弟，你父亲同我还有点账目未清，所以我收到梁赞田庄的款子就收下了，反正你也不需要钱用。咱们的账好算。”

华西里公爵所谓“梁赞田庄的款子”是指农民缴纳的几千卢布代役租，他早就把这笔钱扣下了。

在彼得堡，也像在莫斯科那样，皮埃尔被热情友好的气氛所包围。他无法推辞华西里公爵为他谋得的职位，或者毋宁说头衔（因为他什么事也不用做），而交际、邀请和社会活动是那么多，以致皮埃尔觉得比在莫斯科更加使他陶醉、忙碌和幸福。这种幸福，永无止境。

皮埃尔原来的单身汉朋友，很多都不在彼得堡。近卫军上了前线，陶洛霍夫降为士兵，阿纳托里在外省军队里，安德烈公爵在国外，因此皮埃尔不能像以前所喜爱的那样消磨夜晚，也无法同他所尊敬的老朋友促膝谈心。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宴会、舞会上，主要是在华西里公爵家里，同肥胖的公爵夫人和他们美丽的女儿海伦待在一起。

安娜·舍勒也跟社交场所别的人一样，改变了对皮埃尔的态度。

以前，安娜·舍勒在场，皮埃尔总觉得自己说话没有礼貌，没有分寸，很不得体。他的话没说出口似乎很聪明，一旦说出来就显得很愚蠢。相反，伊波利特最愚蠢的话说出来也显得聪明、讨人喜欢。现在呢，皮埃尔不论说什么都是动听的。即使安娜·舍勒没开口，他也看出她想这么说，只因为对他的谦逊表示尊重，才克制着没有说出来。

从一八〇五年初冬到一八〇六年，皮埃尔经常收到安娜·舍勒惯用的粉红色请帖，请帖上还加了一句：“在我这里你能看到百看不厌的美丽的海伦。”

皮埃尔看到这里，第一次感到在他和海伦之间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关系。这个想法使他害怕，仿佛给了他一种他无力承担的义务，但同时又使他高兴，因为这是一种有趣的设想。

安娜·舍勒的晚会仍同第一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安娜·舍勒用来款待客人的不是莫特玛，而是从柏林来的一位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带来亚历山大皇帝到达波茨坦的最新详情，还介绍了两位君主怎样在那里宣誓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来保卫正义的事业，反对人类的公敌。安娜·舍勒带着哀伤的神情接待皮埃尔。她这种神情显然是由于这个青年新近丧父，由于别祖霍夫伯爵的去世而引起的（大家都认为必须让皮埃尔明白，他那几乎不认识的父亲的去世应该使他很伤心）。她这种哀伤的神情就像提到至尊的玛丽雅太后时一样。皮埃尔因此感到荣幸。安娜·舍勒以她娴熟的手腕把客人分成几组。华西里公爵和将军们的大组分到了那位外交官。另一个组围着茶桌。皮埃尔想加入第一组，但安娜·舍勒好像一个战地司令官，头脑里有无数高明主意还没来得及实行，因此心情很紧张。她一看见皮埃尔，就用一个手指碰碰他的衣袖说：

“等一下，今晚我有件事要同你谈。”她说着瞟了一眼海伦，对她微微一笑。

“我亲爱的海伦，请你对我那位崇拜你的姑妈发发善心，去陪她十来分钟吧。为了不让你太无聊，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可爱的伯爵，他是不会拒绝同你作伴的。”

美人向老姑妈走去。安娜·舍勒仍把皮埃尔留在身边，她的神态表示，她还得再叮嘱他一点事。

“她真迷人，是不是？”安娜·舍勒指着轻盈地飘走的绝色美人对皮埃尔说，“真是仪态万方！这样年轻的姑娘就有这样端庄的仪态，真是雍容华贵！这是出于她的心灵！她嫁给谁，谁就有福了！跟她在一起，一个最不擅长交际的丈夫也会在社交界大放异彩。您说是吗？我只想知道您的想法。”安娜·舍勒说到这里才放了皮埃尔。

对安娜·舍勒谈到的海伦仪态端庄的问题，皮埃尔衷心表示同意。要是他曾经想到过海伦，那想到的就是她的美丽，就是她在交际场所很自然地表现出来的文静优雅的风度。

姑妈在她的角落里接待这两个年轻人，但似乎不愿流露她对海伦的崇拜，而宁愿表示她对安娜·舍勒的敬畏。她瞧瞧侄女，仿佛问她该怎样对待他们。安娜·舍勒离开她们的时候，又用手指碰碰皮埃尔的衣袖说：

“我希望您再也不会说在我家里无聊了。”安娜·舍勒瞧了瞧海伦。

海伦傲然一笑，仿佛表示，她不容许有人见了她而不着迷。姑妈咳嗽了几声，咽下一口唾沫，用法语说，她看到海伦很高兴；然后用同样的神态同样的措辞对皮埃尔也说了一遍。在断断续续的沉闷谈话中，海伦瞧了瞧皮埃尔，并且像对一切人那样，迷人地粲然一笑。皮埃尔已看惯这种微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因此对它毫不在意。姑妈谈到皮埃尔亡父别祖霍夫伯爵酷爱收藏鼻烟壶，并拿出她的一个鼻烟壶给他们看。海伦公爵小姐要求看看鼻烟壶上姑父的画像。

“这大概是维奈斯的作品。”皮埃尔说出著名微型画家的名字，从桌上探身去取鼻烟壶，同时听着另外一桌上的谈话。

他欠起身来，想绕过去，但姑妈从海伦背后把鼻烟壶直接递给他。海伦把身子闪开，含笑回头看了看。她像平时参加晚会那样，穿着当时流行的袒胸露背的晚礼服。她的上半身（皮埃尔一向觉得它像大理石雕成的）离开他的眼睛那么近，连他这样的近视眼都能看清她那富有魅力的肩膀和脖子，而离开他的嘴唇又是那么近，他只要稍稍低下头，就能碰到她。他感到她肉体的温暖，闻到香水的芬芳，听到她呼吸时胸衣的窸窣声。他看到的不是同她衣服组成一个整体的大理石般的美，他看到和感觉到的是她那只隔着一层衣服的肉体的魅力。一旦发现了这点，他就再不能像原来那样看她，就像我们不能再相信已经揭穿的骗局那样。

“难道您到现在还没注意到我是多么美吗？”海伦仿佛这样说，“您没注意到我是个女人吗？是的，我是个女人，我可以属于任何男人，也可以属于您。”海伦的眼神在这么说。就在这一刹那，皮埃尔觉得海伦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做他的妻子。他觉得非如此不可。

就在这一刹那，他确信她会做他的妻子，好像他已同她站在一起举行婚礼。但这事怎样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他却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不知怎的，他甚至觉得这是件坏事），但他知道这事一定会成为现实。

皮埃尔垂下眼睛，又抬起来。他仍希望他看到的只是一个陌生的与他无关的美人，就像以前每天看到她的时候那样，但这已经办不到了，好像一个人原来在迷雾中把一棵草看成一棵树，一旦认出这是一棵草，就再也不能把它当作一棵树了。她挨得他太近了。她可以牢牢地控制他。他们之间，除了他自己的意志，已没有任何障碍了。

“好吧，我把你们留在你们的角落里。我看出，你们在那里挺快活。”传来安娜·舍勒的声音。

皮埃尔恐惧地回想他有没有做出什么不体面的行为，涨红了脸，向周围环顾着。他觉得人人都像他一样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皮埃尔走到大组客人那里，安娜·舍勒对他说：

“听说您在装修您在彼得堡的公馆，是吗？”

这是事实：建筑师说，需要这样做。于是皮埃尔就糊里糊涂地装修起他彼得堡的邸宅来。

“这很好，但您不要从华西里公爵家搬走。有他这样一个朋友是不错的，”安娜·舍勒说到这里，向华西里公爵微微一笑，“这方面的事我懂得一点。是不是？您还这么年轻，需要听听别人的忠告。您别以为我倚老卖老，生我的气。”安娜·舍勒沉默了一会儿，就像一般女人说到自己年纪时默默地等待别人开口那样，“您要是结婚，那可是另一回事了。”接着她一眼同时看了看他们两人。皮埃尔没看海伦，海伦也没看皮埃尔。但她依旧紧挨着他。他嘟囔了一句，脸红了。

皮埃尔回到家里，回想刚才发生的事，久久不能入睡。他出了什么事啦？什么也没有。他只明白一点：他从小就认识的那个女人（以前人家对他说起海伦是个美人，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是的，她长得很美。”），如今可能属于他了。

“但她很愚蠢，我说过她很愚蠢，”皮埃尔想，“她在我身上引起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丑恶的、卑劣的感情。我听说，她哥哥阿纳托里爱过她，她也爱过他，他们之间有过一段丑闻，因此阿纳托里从家里被打发走了。她的哥哥伊波利特……她父亲华西里公爵……这样不好。”皮埃尔想，但就在他这么考虑的时候（这种考虑还没结束），他又情不自禁地产生另一种想法。他一方面觉得她庸俗浅薄，另一方面又梦想她将成为他的妻子，她会爱他，她会完全改变，而他所想到和听到的有关她的一切可能都是假的。皮埃尔又看到她不是什么华西里公爵的女儿，而只是被灰色衣服所遮盖的一身肉体。“不过，以前我怎么从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皮埃尔又对自己说，这不可能，这样的婚姻有点丑恶，不自然，不正当。皮埃尔回想她说过的话和她的眼神，回想人们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的眼神。他想起安娜·舍勒对他说到房子时的话和眼神，想起华西里公爵和别人所作的成千次暗示。他感到心惊胆战，他怕他已不得不做一件显然是不好而又不该做的事。但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他心中又浮现出她那富有女性魅力的形象。

二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华西里公爵要到四个省视察。他谋得这个差事，就可以顺便看看他那破落的田庄。他把儿子阿纳托里从部队营地找来，带他一起到保尔康斯基公爵家，目的是要让儿子娶这个老财主的女儿。不过在动身去处理这些新事之前，华西里公爵必须先解决皮埃尔的问题。不错，皮埃尔近来整天都待在他家里，并且像一般恋爱中的人那样，一看到海伦就神魂颠倒，手足无措，但还没向她开口求婚。“这一切都很好，但总得有个结果啊。”一天早晨，华西里公爵闷闷不乐地暗自叹息说，他觉得皮埃尔欠了他那么多情（哦，但愿上帝保佑他！），在这件事上也做得不够漂亮。“年纪轻……轻浮……唉，但愿上帝保佑他！”华西里公爵想，自以为很厚道，“总得有个结果啊。后天是海伦的命名日，我要请几个人来。要是他还不懂应该怎么办，那就让我来。对，让我来办。我可是她的父亲啊！”

皮埃尔参加了安娜·舍勒的晚会，激动得通宵失眠，但断定同海伦结婚是不会幸福的，他得避开她。从那天起，一个半月过去了，可是皮埃尔还没离开华西里公爵家。他恐惧地感觉到，在人们的眼里他同她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他再也无法恢复以前对她的看法，他无法离开她。这很可怕，因为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同她结合在一起。他本来还可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华西里公爵家没有一天没有晚会（以前他很少请客），皮埃尔要是不愿扫大家的兴，不愿使大家失望，就只好参加。华西里公爵难得在家，他只要从皮埃尔身旁走过，就拉拉他的手，漫不经心地把自己刮得精光的皱脸凑过去让他吻，或者说“明天见”，或者说“来吃饭，不然我就看不见你了”，或者说“我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等等。尽管华西里公爵为了皮埃尔而留下来（他是这么说的），他同皮埃尔却说不上两句话，而皮埃尔却觉得不能使他失望。皮埃尔天天对自己说：“我一定要了解她，弄明白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我是以前错了，还是现在错了？是啊，她并不愚蠢，她是个好姑娘！”皮埃尔有时这样自言自语：“她从没做过什么错事，从没说过一句蠢话。她话不多，但说起来总是简单明了。她确实不蠢。她从来没发过窘，现在也很大方。她确实不是个坏女人！”他同她谈论各种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每次她不是用简短而适当的话回答他，表示她对此不感兴趣，就是只用默默的微笑和眼神来回答，但皮埃尔却觉得她超群脱俗，不同凡响。她这样一笑，一切议论就都显得荒谬，只有她才是对的。

海伦一看见他，总是快乐而信任地对他嫣然一笑。她只对他一人才这样笑，比她平时挂在脸上的微笑含义深长得多。皮埃尔知道，大家都期待他越过界线，说出一句明确的话。他知道他早晚得越过这条界线，但一想到这可怕的一步，他就感到莫名的恐惧。在这一个半月里，他觉得越来越被拉近那个可怕的深渊，他成千次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下定决心！难道我没有决心吗？”

皮埃尔想下决心，但恐怖地感到，他在这件事上缺乏平时具有的决心。有些人只在自以为纯洁无瑕的时候才显得坚强，而皮埃尔就是这种人。那天，他在安娜·舍勒家观看鼻烟壶时被一种欲望所支配，从此他就产生了犯罪感，使他下不了决心。

在海伦命名日，华西里公爵家举行了一次由至亲好友（照公爵夫人的说法）参加的小型宴会。赴宴的亲友都预感到，这天将决定命名人的命运。客人们入席了。华西里公爵夫人当年是个美丽端庄的女人，如今身体发胖，她坐了主位。她的两边坐着贵宾：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夫人、安娜·舍勒，餐桌末端是年纪轻轻的贵宾，还有家里人，皮埃尔同海伦就并肩坐在那里。华西里公爵没有入席，他围着桌子转，心情愉快，时而在这个客人旁边坐坐，时而在那个客人旁边坐坐。他对每个人都随便说几句愉快的话，唯有对皮埃尔和海伦例外，仿佛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也在场。华西里公爵在场使大家都很快活。灯烛辉煌，银器和玻璃器闪闪发亮，妇女们打扮得光艳照人，肩章上的金饰和银饰相互辉映。穿红制服的仆人围着桌子奔走忙碌。桌上刀叉和杯盘叮当作响，桌旁有几处在热烈谈话。在餐桌一端，一位年老的宫廷侍从正在向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爵夫人表白热烈的爱情，使她不断发出笑声。另一端，有人在讲一个叫玛丽雅·维克多罗夫娜的不幸遭遇。桌子中间，华西里公爵吸引了一批听众。他嘴上挂着诙谐的微笑，给太太们讲最近一次（星期三）枢密会议的情况。会上，新任彼得堡军事总督维亚兹米金诺夫接到并宣读了亚历山大皇帝从军中寄来的著名诏书。皇帝对维亚兹米金诺夫说，他从四面八方接到民众的效忠信，其中彼得堡的声明尤其使他高兴，他以担任这个国家的元首为荣，并竭力做到不负众望。诏书是这样开始的：“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

“那么，除了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就没有别的了？”一位太太问。

“是的，是的，什么也没有了，”华西里公爵笑着回答，“‘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据各方消息，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可怜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怎么也读不下去了，他几次从头读起，但一读到尊敬的……就呜咽……唯——亚——兹——米……他就流泪……据各方消息……他就痛哭起来，再也念不下去。他拿出手帕，又念‘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眼泪又涌出来……结果只好请别人代念。”

“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眼泪又流出来……”有人笑着模仿说。

“您别挖苦了，”安娜·舍勒从桌子另一端伸出一个手指威吓说，“人家维亚兹米金诺夫可是个好人……”

大家都笑得很痛快。餐桌上首的贵宾个个都很快活，很兴奋。只有皮埃尔和海伦并排坐在下座，一直没说话。两人脸上都保持着欢乐的笑容，但这同维亚兹米金诺夫的笑话无关，而是为自己的感情害羞。尽管别人有说有笑，相互打趣，尽管大家津津有味地喝莱茵葡萄酒，吃加调料的菜肴和冰淇淋，目光有意避开这对青年，仿佛对他们漠不关心，但从偶尔投向他们的目光中，不知怎的使人感到，关于维亚兹米金诺夫的笑话也好，笑语声也好，美味的食物也好，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大家的注意力其实都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华西里公爵摹仿维亚兹米金诺夫的呜咽，眼睛却瞟着女儿。他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对了，对了，一切顺利，这事今天就可以定局。”安娜·舍勒威吓他不要取笑善良的维亚兹米金诺夫，华西里公爵却在她瞟着皮埃尔的眼神里看出，她在为他得到未来的快婿和女儿的幸福祝贺他。老公爵夫人忧郁地叹息着向旁边的女宾敬酒，同时生气地望了望女儿。她这声叹息仿佛在说：“是啊，老朋友，现在除了喝杯甜酒之外就没有咱们的事了；眼下的时势，年轻人都会毫无顾忌地为自己的幸福谋算。”外交官望着这对恋人幸福的脸，想：“我讲的这一切多么无聊，仿佛我真的对此感兴趣似的。其实只有他们才幸福呢！”

在这群上流社会矫揉造作、琐碎无聊的趣味中，融入了一对漂亮健康的青年男女相互倾慕的真挚感情。这种感情压倒一切，远比那些装腔作势的闲谈高尚。笑话并不可笑，新闻并不有趣，兴致显然是装出来的。不仅老爷太太们，就连桌旁侍候的仆人们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望着美人海伦和她那容光焕发的脸，望着皮埃尔肥胖红润、幸福而激动的脸，竟忘了自己的职务。就连烛光似乎也只照在这两张幸福的脸上。

皮埃尔觉得他是宴会的中心。这种地位使他又高兴又拘束。他好像在专心从事什么工作，看不清、听不见也不明白任何事。他的心里只偶尔掠过一些零星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片断印象。

“那么，一切都完了！”他想，“怎么会弄出这样的局面来？而且这么快！现在我明白了，不是为了她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大家，这件事无法避免。他们都等待着这件事，都相信它一定会发生，因此我不能，我不能使他们失望。但究竟怎样发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皮埃尔望着眼前耀眼的光肩膀，想。

不知怎的他忽然害臊起来。他感到害臊，因为他一个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在别人心目中是个幸运儿，他这个其貌不扬的帕里斯[72]竟占有了美人海伦。“不过这种事向来如此，”他安慰自己说，“但话又得说回来，我为此做过什么啦？这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是跟华西里公爵一起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那时还什么事也没有。再说，我为什么不可以住在他家里？后来我同她一起打牌，我捡起她的手提包，跟她一起坐车兜风。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皮埃尔俨然以未婚夫身份坐在她旁边，听到、看到和感觉到她就在旁边，闻到她的呼吸，看到她的动作，欣赏着她的美貌。他忽然觉得，这不是她，而是他自己长得异常俊美，因此大家都这样看他。皮埃尔由于大家的赞赏而感到高兴。他挺起胸膛，抬起头，感到十分幸福。他忽然听见有个熟识的声音反复对他说着什么。但他专心致志地沉思着，不知道人家在对他说些什么。

“我问你，你什么时候收到安德烈公爵的信？”华西里公爵第三次问他，“你怎么这样心神不定，老弟。”

华西里公爵微微一笑。皮埃尔看到所有的人都向他和海伦微笑。“你们知道就知道吧，”皮埃尔自言自语，“那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事实。”皮埃尔现出温和而天真的微笑。海伦也笑了。

“你究竟什么时候收到他的信的？是从奥洛莫乌茨寄来的吗？”华西里公爵又问了一遍，仿佛要解决争论，他非知道这事不可。

“这种小事值得谈值得放在心上吗？”皮埃尔想。

“是的，从奥洛莫乌茨寄来的。”他叹了口气回答。

饭后皮埃尔带着女伴跟其他人走进客厅。客人们纷纷走散，有的没跟海伦告辞就走了。有的仿佛不愿妨碍她的正事，只走过来向她告别一下就走，而且不让她送。那位外交官闷闷不乐地走出客厅，没说一句话。他觉得他的外交官身份同皮埃尔的幸福比起来一文不值。老将军当妻子问他的腿怎样时，竟对她大发脾气。他心里想：“哼，傻婆娘，人家海伦即使到五十岁也还是个美人。”

“看来我可以向您祝贺了，”安娜·舍勒对公爵夫人低声说，使劲吻了吻她，“要不是偏头痛，我真愿意留下来呢。”

公爵夫人什么也没回答，她十分妒忌女儿的幸福。

皮埃尔同海伦送走客人，两人在小客厅里又待了好一阵。最近一个半月来，他常常单独同海伦在一起，但从没同她谈情说爱。现在他觉得必须这样做，但又下不了决心跨出这最后一步。他感到不好意思，仿佛他待在海伦旁边是占了别人的位子。“这种幸福不是你配享受的，”皮埃尔心里有个声音这样说，“只有那些跟你气质不同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幸福。”但总得说些什么，他就开口了。他问她对今天的宴会是不是满意？她照例直爽地回答，今天的命名日她过得非常愉快。

有几个近亲还没走。他们坐在大客厅里。华西里公爵懒洋洋地走到皮埃尔面前。皮埃尔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华西里公爵带着疑问恶狠狠瞪了他一眼，仿佛他的话说得太奇怪，简直叫人听不进去。但华西里公爵严厉的神气一下子就变了，他抓住皮埃尔的手臂让他坐下，亲切地微微一笑。

“喂，怎么样，小海伦？”他随即对女儿说，用的是父母对宠儿惯用的亲昵语气，不过这种语气华西里公爵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他又转身对皮埃尔说话。

“尊敬的维亚兹米金诺夫，据各方消息……”华西里公爵解开背心最上面的一颗钮扣，说。

皮埃尔微微一笑，但从他的笑容上可以看出，他明白华西里公爵这时感兴趣的，不是维亚兹米金诺夫的笑话。而华西里公爵也知道，皮埃尔明白这一点。华西里公爵突然嘟囔了一句什么，走出去了。皮埃尔觉得连华西里公爵也有点窘。这个老于世故的人的窘态感动了皮埃尔。皮埃尔回顾了一下海伦。海伦似乎也有点窘，她的眼神仿佛在说：“有什么办法，还不是您自己不好。”

“非得跨出这一步不可了，可是我不能，我不能。”皮埃尔想，于是又谈旁的事，谈维亚兹米金诺夫，问这个笑话的详细情况，因为他没有听清。海伦含笑回答说她也不知道。

华西里公爵走进客厅的时候，公爵夫人正同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谈皮埃尔的事。

“当然，这是出色的一对，老大姐，但幸福……”

“婚姻是天定的。”上了年纪的太太回答。

华西里公爵似乎不想听这两个女人的谈话，走到客厅另一角，在沙发上坐下。他闭上眼睛，像在打瞌睡。他的头往前一冲，随即清醒过来。

“阿林娜，”华西里公爵对妻子说，“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公爵夫人走到门口，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气走过去，向客厅瞥了一眼。皮埃尔和海伦仍坐在那里谈话。

“还是那样。”公爵夫人回答丈夫说。

华西里公爵皱起眉头，撇撇嘴，双颊跳动起来，露出不高兴的粗鲁表情。他打起精神站起来，头往后一仰，迈着坚定的步子，从太太们面前走进小客厅。他高兴地快步走到皮埃尔面前。公爵的脸色十分得意，以致皮埃尔一看见他，就惶恐地站起来。

“感谢上帝！”华西里公爵说，“太太全告诉我了！”他一手搂住皮埃尔，一手搂住女儿，“我的孩子海伦！我非常非常高兴。”华西里公爵的声音发抖，“我一向敬爱你的父亲……她会成为你的好妻子的……上帝保佑你们！……”

华西里公爵拥抱女儿，然后又拥抱皮埃尔，用他那老年人的嘴吻皮埃尔。眼泪沾湿了他的双颊。

“公爵夫人，到这儿来。”华西里公爵叫道。

公爵夫人走进来，她也哭了。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也用手帕擦着眼泪。她们吻皮埃尔，皮埃尔反复吻美丽的海伦的手。过了一会儿，又只剩下他们两人了。

“这事只好这样，非这样不可，”皮埃尔想，“因此不必问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好，因为事情定下来了，用不着再像原来那样举棋不定。”皮埃尔默默地握住未婚妻的手，望着她那起伏不停的美丽胸脯。

“海伦！”皮埃尔大声叫道，没再说下去。

“在这种场合应该说些什么特别的话？”皮埃尔想，但怎么也想不出究竟应该说什么。他瞧了瞧海伦的脸。海伦向他挨紧了一点。她脸上泛出一片红晕。

“啊，把这个拿掉……拿掉……”海伦指指他的眼镜。

皮埃尔摘下眼镜。他的眼睛不仅现出一般人刚摘去眼镜时的怪相，而且带着惊疑的神色。他想弯下腰去吻海伦的手；但海伦敏捷而粗鲁地一仰头，让他的嘴唇贴住自己的嘴唇。海伦脸上那种慌张难看的样子使皮埃尔大为吃惊。

“现在为时已晚，一切都完了；但我是爱她的。”皮埃尔想。

“我爱你！”皮埃尔想起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就说，但说得干巴巴，连他自己都觉得害臊。

一个半月后，皮埃尔结了婚，住进彼得堡装修一新的别祖霍夫伯爵大邸宅里，并且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成了个娶上娇妻又得到百万家产的幸运儿。

三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老保尔康斯基公爵接到华西里公爵来信，说他将带着儿子前来拜访。“我外出视察，为了拜访您，我尊敬的恩人，多走一百里路算不了什么，”华西里公爵写道，“小儿阿纳托里前去参军，将顺道陪送我。他同我一样对您深怀敬意。我希望您能允许他当面向您请安。”

“哦，看来不用带玛丽雅出去交际，未婚的小伙子自动找上门来了。”小公爵夫人听到这消息，脱口而出。

保尔康斯基公爵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接到信两星期后，一天晚上华西里公爵的仆人先期到达，第二天公爵父子俩也来了。

保尔康斯基老头一向瞧不起华西里公爵的人品，近年来华西里公爵在保罗和亚历山大宫廷飞黄腾达，他就更加瞧不起他了。现在，从来信和小公爵夫人的暗示中，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心里对华西里公爵的蔑视就变成憎恨了。一谈到华西里公爵，他总是嗤之以鼻。华西里公爵到达那天，保尔康斯基公爵特别不高兴，心情特别恶劣。不知是因为华西里公爵的到来使他不高兴呢，还是华西里公爵正巧遇到他不高兴，总之，他情绪很坏。那天早晨，季洪就告诫建筑师别带报告去见公爵。

“您听他怎样走路，”季洪说，提醒建筑师注意他的脚步声，“用脚跟走路，我就知道……”

不过，八点多钟，公爵还是身穿貂皮领丝绒大衣，头戴貂皮帽，照例出来散步。头天晚上下过雪。公爵平时散步的通向暖房的甬道已打扫过，扫过的雪地上看得出扫帚的痕迹。一把铁铲插在路边松软的雪堆上。公爵皱着眉头默默地穿过花房、下房和披屋。

“雪橇过得来吗？”他问陪同他回家的总管。总管彬彬有礼，他的相貌和举动都有点像主人。

“雪很深，老爷。我已叫人把大道扫干净了。”

公爵点点头，走到台阶旁。“感谢上帝，”总管想，“乌云总算过去了！”

“雪橇很难通过，老爷，”总管补充说，“听说，有位大臣要求拜访老爷，是吗？”

公爵向总管转过脸来，皱着眉头盯住他。

“什么？大臣？什么大臣？谁吩咐你的？”保尔康斯基公爵声音尖锐地喝道，“你们不为我的女儿公爵小姐扫清道路，却为一个大臣扫路！我这里没有什么大臣！”

“老爷，我以为……”

“你以为！”公爵叫道，话越说越急，越急越不连贯，“你以为……强盗！混蛋！……我这就来教你怎样以为，”公爵举起手杖朝总管挥去，总管要不是躲得快，就挨打了，“你以为！……混蛋！……”公爵急急地嚷道。总管虽然斗胆躲开了手杖，但不免还有点提心吊胆。他走到公爵面前，恭顺地垂下秃头。也许正因为如此，公爵继续嚷道：“混蛋！……把雪扫回路上去！……”但他没有再举起手杖，就快步走进屋里。

午饭前，公爵小姐和布莉恩小姐知道公爵心情不好，就站在餐厅里等他。布莉恩小姐容光焕发，仿佛在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跟往常一样。”玛丽雅公爵小姐吓得脸色煞白，垂下眼睛。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最痛苦的是，她知道在这种时候应该做得像布莉恩小姐一样，但她办不到。她想：“我要是装得若无其事，他会以为我一点不同情他。我要是也闷闷不乐，他就会说我没精打采（这是常有的事）。”

公爵瞧了一下女儿恐惧的脸色，哼了一声。

“哼……傻丫头！……”公爵喃喃地说。

“那一个没有来！准是她们向她说过什么坏话了。”公爵想到此刻不在餐厅里的小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呢？”他问，“藏起来了？……”

“她身子不太舒服，”布莉恩小姐快乐地微笑说，“她不出来。在这种时候，她这样是可以理解的。”

“哼！哼！嘿！嘿！”公爵哼哼着，在桌旁坐下。

他发现盘子不干净，指指上面的污点，把它扔了。季洪一把接住，交给餐厅侍仆。小公爵夫人身体并没不舒服，但她无法克服对公爵的极度恐惧。一听到他心情不好，就吓得不敢出来。

“我是为孩子担扰，”小公爵夫人对布莉恩小姐说，“天知道受惊吓对胎儿会发生什么影响。”

总之，小公爵夫人住在童山，对老公爵经常感到害怕和憎恶，但她没意识到憎恶，因为害怕得太厉害，她就没有感觉到这种憎恶。公爵对她也有点憎恶，但他的轻蔑超过憎恶。小公爵夫人在童山住惯了，特别喜欢布莉恩小姐，整天同她在一起，晚上同她一起睡，常常同她谈起公公，议论他的短长。

“有客人要到我们这儿来，公爵，”布莉恩小姐说，用粉红的手指展开白餐巾，“我听说华西里公爵大人要带儿子来，是吗？”她问道。

“哼，这个大人是个毛孩子……他的差事是我替他谋得的，”公爵气愤地说，“他儿子来干什么，我真不明白，也许公爵夫人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知道；可我不知道他把儿子带来干什么。我不需要他。”公爵望望脸涨得通红的女儿。

“你不舒服吗？还是害怕我们那个蠢货总管所说的大臣？”

“不是的，爸爸。”

尽管布莉恩小姐的话题选得不合适，她还是侃侃而谈。她谈到花房，谈到一朵刚开的花有多美。因此公爵在喝过汤以后情绪有所好转。

饭后公爵去看儿媳妇。小公爵夫人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同使女玛莎闲谈。她一看见公公就脸色发白。

小公爵夫人的样子完全变了。她不是变得好看，而是变得难看了。她两颊凹陷，嘴唇翘起，眼皮下垂。

“是的，有点不舒服。”公公问她觉得怎样，她这样回答。

“您需要点什么吗？”

“不需要什么，谢谢，爸爸。”

“那么好，好。”

公爵说完走到侍仆室里。总管阿尔巴端奇低着头站在那里。

“把路填上了吗？”

“填上了，老爷；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原谅，是我一时糊涂。”

公爵打断他的话，勉强笑了。

“唔，好了，好了。”

公爵伸手让阿尔巴端奇吻了吻，向书房走去。

当天傍晚，华西里公爵到了。车夫和仆人在大路上迎接他，吆喝着把他的雪橇从故意撒上雪的路上拉到厢房近旁。

华西里公爵和阿纳托里被分别安排在两个房间里。

阿纳托里脱了斗篷，双手叉腰坐在桌旁，脸上挂着微笑，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漫不经心地凝视着屋角。他玩世不恭，认为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儿戏，是有人特地为他安排的。现在，他把访问凶恶的老头和有钱而难看的女继承人也看成这样的一出戏。照他看来，这事一定会圆满结束，皆大欢喜。“既然她很有钱，为什么不娶她呢？又坏不了事。”阿纳托里想。

他照例用心刮了脸，洒了香水，带着天生和善而傲慢的神气，高昂起漂亮的头，走进父亲房间。两个侍仆正在替华西里公爵穿衣打扮。华西里公爵兴奋地左顾右盼，快乐地向进来的儿子点点头，仿佛说：“对了，我就是要你打扮成这样！”

“哦，说正经的，爸爸，她长得很丑？是吗？”阿纳托里用法语问，仿佛在继续谈论旅途中谈过不止一次的话题。

“得了，别说蠢话！主要是对老公爵要尽量表示尊敬，要显得懂事。”

“他要是骂人，我就走，”阿纳托里说，“我不能受这种老头子的气。呃？”

“记住，这事关系到你的一生。”

这时，下房里不仅知道大臣带着儿子来访的消息，而且还在详细描述两人的相貌。玛丽雅公爵小姐独自坐在房里，怎么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们为什么要写信来？丽莎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件事？这明明是不可能的！”玛丽雅公爵小姐照照镜子，自言自语，“我怎样走进客厅？即使他招我喜欢，我现在单独同他在一起也会感到不自在的。”一想到父亲的眼神，她就不寒而栗。

小公爵夫人和布莉恩小姐已从使女玛莎那里得到必要的消息：大臣的儿子是个脸色红润、眉毛乌黑的美男子，他父亲上楼梯都很勉强，而他却像一头鹰，一步三级在他后面跑上楼。小公爵夫人和布莉恩小姐得到这些消息，还在走廊里就热烈地交谈着，走进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房间。

“玛丽雅，他们来了，您知道吗？”小公爵夫人说，摆动着大肚子，在扶手椅上沉重地坐下。

她已不穿平时早晨常穿的那件上装，而穿了一件十分漂亮的连衣裙。她的头发精心梳过，脸上神采飞扬，但仍掩饰不了憔悴苍白的脸色。她穿上这件参加彼得堡社交活动的衣裳，使她难看的容貌更加显眼。布莉恩小姐淡妆素抹，却使她清秀艳丽的容貌更加妩媚动人。

“哦，您还是这副打扮吗？亲爱的公爵小姐！”她说，“客人来了，马上就会来通报。我们就得下楼去，您多少也该打扮一下啊！”

小公爵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打铃叫了使女，兴致勃勃地急忙考虑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装束，并且动手替她打扮。玛丽雅公爵小姐因求婚者到来而生气。这事伤了她的自尊心，而尤其使她难堪的是，她的两位同伴都认为势在必行。要是告诉她们，她为自己也为她们感到羞愧，这样就更暴露她内心的气愤。要是拒绝打扮，她们就会更加一味取笑她。同她纠缠个没完。她满脸通红，那双美丽的眼睛暗淡无光，脸上现出红斑以及常常在她脸上出现的那种殉道者的难看表情。她听任布莉恩小姐和丽莎摆布。这两个女人都诚心诚意要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她长得那么丑，她们谁也不会把她看作敌手。女人们往往天真而固执地认为服装能使脸变得漂亮，布莉恩小姐和玛莎就动手替她换衣服。

“不行，真的不行，我的朋友，这件衣服不好看，”丽莎老远从侧面望着公爵小姐，说，“你不是有件紫红色衣服吗？对了！这件事可能关系到你一生的命运啊！这件颜色太淡了，不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的不是衣服，而是公爵小姐的脸和整个身材，但布莉恩小姐和小公爵夫人没感觉到这一点。她们总以为只要头上扎一条浅蓝色缎带，头发梳得高一点，放下浅蓝色围巾，再配上棕色连衣裙，等等，这样就会使她变得好看。她们忘记了，丑陋的相貌和难看的身材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不论她们怎样改变衣服和装饰，这张脸仍然显得可怜而难看。玛丽雅公爵小姐听任她们几次三番给她换装，她的头发被梳得很高（这种发式完全改变了她的相貌，使她显得更难看），再系上浅蓝色围巾，穿上紫红连衣裙。小公爵夫人围着她转了两圈，用小手理理衣褶，拉拉围巾，低下头从这边看看，又从那边望望。

“不，这样不行，”她双手一拍，断然说，“不，玛丽雅，您穿这件衣服实在不合适。我宁愿您穿平常穿的那件灰色连衣裙，看在我面上，您就换一换吧。卡嘉，”她对使女说，“你把公爵小姐那件灰色连衣裙拿来，布莉恩小姐，您等着瞧我怎样安排吧！”小公爵夫人带着一种艺术家的得意微笑说。

但当卡嘉把衣服拿来时，玛丽雅公爵小姐仍呆坐在镜前，瞧着自己的脸。在镜子里可以看到，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她的嘴在颤动，好像要哭出声来。

“哦，亲爱的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说，“您再努力一下吧。”

小公爵夫人从使女手里接过衣服，走到玛丽雅公爵小姐面前。

“好，这回我们一定要打扮得美观大方。”她说。

她的说话声、布莉恩小姐的笑声、卡嘉的笑声，三者汇合一起，像小鸟的鸣啭一般好听。

“算了，不要管我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她的声音是那么严肃，那么伤心，小鸟的鸣啭立刻停止了。她们看见她那双好看的大眼睛充满泪水，饱含愁思，明亮而恳求似地望着她们。她们明白，再坚持下去不但无用，甚至是残酷的。

“至少得换一种发式。”小公爵夫人说，“我对您说过，”她带着责备的口气对布莉恩小姐说，“玛丽雅的脸型完全不适合梳这种发式。请您再换个样子。”

“别管我了，我反正都一样。”公爵小姐强忍着眼泪回答。

布莉恩小姐和小公爵夫人心里不得不承认，玛丽雅公爵小姐这样打扮是很丑的，比原来更丑，但已经晚了。她带着她们所熟识的沉思而悲伤的神情望着她们。这种神情并没有使她们害怕玛丽雅公爵小姐（这种神情不会使任何人害怕）。但她们知道，当她脸上现出这种神情时，她总是一声不吭，而她的决心也不会动摇。

“您会换个式样的，是不是？”丽莎说。玛丽雅公爵小姐什么也没有回答，丽莎就走出她的房间。

玛丽雅公爵小姐独自留在房里。她没有照丽莎的请求做，不仅没有改变发式，连镜子都没有再照一照。她颓然垂下眼睛和双手，默默地坐在那里沉思。她想象她有了丈夫，一个具有不可思议的特殊魅力的男人，突然把她带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幸福世界。她想象她怀抱着自己的孩子，像她昨天在奶妈的女儿那里看到的那样。丈夫站在旁边，温柔地瞧着她和孩子。“哦，不，这不可能，我长得太丑了。”她想。

“请您用茶，公爵马上就出来。”门外传来使女的声音。

玛丽雅公爵小姐清醒过来，对自己的幻想吃了一惊。下楼之前她先走进圣像室，凝视着被神灯照亮的救世主巨像的黑脸。她在胸前叠着双手面对圣像站了几分钟。她心里充满痛苦的疑虑。她能获得爱情的欢乐吗？能获得钟情男子的尘世欢乐吗？在想到婚姻问题时，玛丽雅公爵小姐幻想着家庭幸福，幻想着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最强烈的梦想却是获得尘世的爱。这种感情她越想瞒过别人，甚至瞒过自己，就越强烈。“上帝呀，”她说，“我怎样才能压下心中这种鬼念头呢？怎样才能永远摆脱这种罪恶的念头，无所欲求地奉行你的旨意呢？”玛丽雅公爵小姐刚提出这问题，上帝立刻在她心里回答说：“不要存什么个人的愿望，不要追求什么，不要激动，不要妒忌别人。人类的前途和你的命运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你活着，就要准备忍受一切。如果上帝要在婚姻义务上考验你，你要遵奉他的旨意。”玛丽雅公爵小姐带着这种宽慰的念头（但仍希望获得她那被禁锢的尘世的幸福），叹了一口气，画了十字，走下楼去，根本没想到她的服装、发式，也没想到她该怎样走进客厅，说些什么话。这一切同上帝的旨意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知道，没有上帝的旨意，人是连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的。

四

玛丽雅公爵小姐进来的时候，华西里公爵父子俩已在客厅里同小公爵夫人和布莉恩小姐谈话了。她脚跟着地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来，两位男客和布莉恩小姐欠起身，小公爵夫人指着她向两位男客说：“瞧，玛丽雅来了！”玛丽雅公爵小姐看见所有的人，而且看得很仔细。她看见了华西里公爵的脸。华西里公爵一看见公爵小姐就绷紧了脸，但又立刻露出微笑。接着她又看到小公爵夫人的脸。小公爵夫人好奇地观察着客人们的脸，看玛丽雅给了他们什么印象。玛丽雅公爵小姐也看见布莉恩小姐，她头上扎着缎带，脸蛋长得很美，目光熠熠地盯着他；但玛丽雅公爵小姐却无法看见他，她只看见进屋时有一个俊美的庞然大物向她逼近。华西里公爵先走过来，玛丽雅公爵小姐吻了吻俯向她手上的秃头，回答他说她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很记得他。然后阿纳托里走到她跟前，但她还是没有看见他。她只觉得有一只柔软的手紧握着她的手，她微微碰到他那覆盖着搽过油的亚麻色头发的白净前额。她对他望了一眼，他的俊美使她吃了一惊。阿纳托里把右手大拇指伸到制服纽扣下，挺起胸膛，轻轻晃动一条向后伸的腿，微微低下头，快乐地默默瞧着公爵小姐，其实心里根本不在想她。阿纳托里生得并不机灵，也不善于辞令，但具有上流社会所欣赏的那种镇定沉着、满怀信心的风度。一般自信心不强的人，初次同人见面往往想不出话来，但又觉得沉默是不礼貌的，就竭力找话说，结果往往弄巧成拙。但阿纳托里默不作声，只摇摇腿，快乐地察看着公爵小姐的发式。看样子，他能镇静地长久保持沉默。他的神气仿佛表示：“要是有人觉得这样沉默很难受，那就请先开口吧，我可不愿意。”此外，阿纳托里在女人面前有一种特殊本领，他能激发她们的好奇、恐惧，甚至爱慕。这种本领就是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他的神气仿佛在说：“我了解你们，了解你们，但我何必为你们费神呢？你们自己快乐就是了！”他遇到女人时也许并没这样想（多半不会这样想，因为他平常很少动脑筋），但他的神气、他的态度却给人这样的感觉。公爵小姐感觉到这一点，她仿佛要使他明白，她不敢奢望引起他的注意，就向华西里公爵转过身去。大家一起谈得很热闹，这得归功于小公爵夫人的清脆声音和露出雪白牙齿、长着毫毛的嘴唇。她对待华西里公爵，就像那些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仿佛他们两人早就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和往事，其实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现在，小公爵夫人和华西里公爵之间的情况就是这样，华西里公爵毫不犹豫地附和这种语气；小公爵夫人把她几乎不认识的阿纳托里也吸引过来回忆他一无所知的有趣往事。连布莉恩小姐和玛丽雅公爵小姐也高兴地被吸引来参加回忆。

“亲爱的公爵，现在我们可以趁机向您请教了，”小公爵夫人对华西里公爵说，当然用的是法语，“这里可不像安娜·舍勒家的晚会，您在那里常常溜掉。您记得那位可爱的安娜吗？”

“那还用说，但您可别像安娜那样老跟我谈政治！”

“那您喜不喜欢我们这里的茶会？”

“那还用说！”

“您为什么从不到安娜·舍勒家去呢？”小公爵夫人问阿纳托里，“啊！我知道，知道，”她挤挤眼说，“您哥哥伊波利特把你们的事全讲给我听了。哼！”她举起一个手指指指他，“您在巴黎的胡闹我也知道了！”

“那么，伊波利特有没有对你说过？”华西里公爵说。他转身对着儿子，同时抓住小公爵夫人的手臂，仿佛她要逃跑，而他好容易才把她捉住，“他没有告诉你，他伊波利特自己为了公爵夫人害相思病，她怎样把他轰出门吗？”

“哦！她真是女中豪杰，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对公爵小姐说。布莉恩小姐一听到巴黎两字，就抓住机会加入大家的回忆。

她冒昧地问阿纳托里离开巴黎有多久，他是否喜欢这个城市。阿纳托里高高兴兴地回答法国女人的问题，笑眯眯地望着她，同她谈她祖国的情况。阿纳托里一看见漂亮的布莉恩，就认定在童山这里也不会寂寞。“长得真不错！”他打量着布莉恩小姐，想，“这位女伴真不错。我希望玛丽雅嫁给我的时候把她一起带来。她长得不错，真不错。”

老公爵在书房里从容不迫地换衣服，皱起眉头，考虑他该怎么办。这两个客人的到来使他生气。“华西里公爵父子同我有什么相干？华西里公爵是个牛皮大王，废料，儿子准也是个宝货。”他暗自嘟囔着。他生气的是，这两个客人的到来又勾起他一桩心事：是不是有一天他得跟玛丽雅公爵小姐分手，让她出嫁。老公爵一向把这问题压在心里，从来不敢正面提出，因为知道他得作出公正的解答，而公正的解答不仅违反他的心愿，而且会破坏他的生活。尽管保尔康斯基公爵似乎并不宝贝玛丽雅公爵小姐，但要是少了她，他的生活将不堪设想。“她为什么要出嫁？”老公爵想，“她出嫁准不会幸福，瞧丽莎嫁了安德烈（现在恐怕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丈夫了），难道她对她的命运感到满意吗？有谁会出于爱情娶她呢？她又丑又笨。人家娶她无非是为了地位和财产。不是有人一直不出嫁吗？她们反而过得幸福！”保尔康斯基公爵一面想，一面换衣服，而那个一再被耽搁的问题却要求他立刻作出决定。华西里公爵把儿子带来，显然是来求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会要求当面答复的。论门第和地位还可以。“好吧，我不反对，”保尔康斯基公爵自言自语，“但他要配得上她。这一点我们要瞧瞧。”

“这一点我们要瞧瞧，”他出声说，“这一点我们要瞧瞧。”

老公爵照例健步走进客厅，对在座的人迅速地扫了一眼，发现小公爵夫人换了衣服，布莉恩小姐系了头带，玛丽雅公爵小姐梳了难看的发式，布莉恩和阿纳托里满面春风，女儿在大家谈话时被撇在一边。“打扮得像个傻瓜！”老公爵怒气冲冲地瞧了女儿一眼，想。“真不要脸！人家根本不愿理她！”

他走到华西里公爵面前。

“哦，你好！欢迎，欢迎！”

“友谊不怕走千里，”华西里公爵照例迅速、自信而亲昵地说，“这是我家老二，请多多关照。”

保尔康斯基公爵打量了一下阿纳托里。

“好样的，好样的！”他说，“喂，过来吻吻我。”他把自己的脸颊凑过去。

阿纳托里吻了吻老头儿，好奇而镇定地对他瞧瞧，看他会不会像他父亲所说的那样发怪脾气。

保尔康斯基公爵坐到他惯坐的沙发角里，替华西里公爵拉过一把扶手椅，请他坐下，接着就向他打听时局和新闻。他仿佛专心地听着华西里公爵讲话，眼睛却不停地望着玛丽雅公爵小姐。

“这么说，他们已从波茨坦来信了？”他重复着华西里公爵最后一句话，突然站起来走到女儿面前。

“你这是为客人才这样打扮的吗？”老公爵说，“好看，很好看。你在客人面前梳这种新式头，可我要当着客人的面对你说，以后没有我的许可不准改变打扮。”

“这是我的错，爸爸。”小公爵夫人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您完全可以自便，”保尔康斯基公爵姑息儿媳妇说，“可她不用丑化自己，她已经够丑的了。”

老公爵又在原位坐下，不再理睬被他弄得眼泪汪汪的女儿。

“我看公爵小姐梳这种发式倒挺合适。”华西里公爵说。

“喂，小公爵，老弟，你叫什么名字？”保尔康斯基问阿纳托里，“过来，咱们谈谈，认识认识。”

“啊，这下子好戏开场了。”阿纳托里想，笑嘻嘻地坐到老公爵旁边。

“哦，老弟，听说你留过学，不像我和你父亲是跟教会职员认的字。告诉我，老弟，你现在是不是在近卫骑兵队服务？”老头儿凑近阿纳托里，凝视着他问。

“不，我调到陆军了。”阿纳托里回答，好容易才忍住笑。

“啊！好事情。这么说，老弟，你愿意为沙皇和祖国服务？现在是战争年月，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应该服役，应该服役。那么，你上过前线吗？”

“不，公爵。我们的团已出发了，而我刚刚列入编制。我列入了什么编制，爸爸？”阿纳托里笑着问爸爸。

“太好了，太好了。‘我列入了什么编制？’哈，哈，哈！”保尔康斯基公爵说着笑起来。

阿纳托里笑得更加响亮。保尔康斯基公爵忽然皱起眉头。

“好，你去吧。”他对阿纳托里说。

阿纳托里笑着又走到女人群里。

“你把他送到国外去受了教育，是吗，华西里公爵？”老公爵问华西里公爵。

“我为他尽了我的力。老实对您说，那边的教育比我们这里好得多。”

“是啊，如今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换了新花样。真是个好孩子！好孩子！怎么样，到我屋里去吧。”

保尔康斯基公爵挽住华西里公爵的手臂，领他到书房里。

华西里公爵跟老公爵单独在一起，立刻向他吐露了来意和希望。

“你想到哪儿去了，难道我会不放她，不让她离开我吗？”老公爵怒气冲冲地说，“亏你们想得出！她就是明天走，我也不在乎！我只是向你声明一点，我要好好了解了解我的女婿。你知道我的规矩：什么事都公开！我明天要当着你的面问问女儿：她要是愿意，就让阿纳托里住下来。让他住下来，我要看看。”老公爵哼了一声，“让她出嫁好了，我不在乎！”他用送别儿子时一样尖锐的声音嚷道。

“我坦白对您说，”华西里公爵说，语气就像一个狡猾的人，知道在一个明察秋毫的对手面前耍不得花招，“我知道，您有本领一眼把人看透。阿纳托里不是天才，但是个诚实善良的小子，待家里人很亲切。”

“噢，噢，好的，我们等着瞧吧。”

就像长期不接触男性的女人那样，老公爵家的三个女人在阿纳托里来到后都感到她们以前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她们思想、感觉和观察的能力一下子增强了十倍。她们仿佛长期生活在黑暗中，如今突然被一片全新的令人精神振奋的光辉照亮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把自己的相貌和发式抛诸脑后。那个可能成为她丈夫的男人英俊开朗的脸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她觉得他善良、勇敢、刚毅、心胸开阔，有男子汉气概。她对此深信不疑。她的头脑里接二连三地出现未来家庭生活的种种幻象。她把它们一一驱散，竭力避开。

“我对他是不是太冷淡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想，“我竭力克制自己，因为觉得我内心同他已太接近了。但他不知道我对他的想法，也许还以为我讨厌他呢。”

于是玛丽雅公爵小姐竭力想对这位新客人表现得更殷勤亲切，可是她不会。

“可怜的姑娘！她丑得可怕。”阿纳托里暗自想。

布莉恩小姐也因阿纳托里的到来而感到极度兴奋。她有她的想法。这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亲戚朋友、甚至没有祖国的年轻漂亮的姑娘，当然不想一辈子侍候老公爵，给他读书，充任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女伴。布莉恩小姐早就期待着遇到一位俄国公爵，这位公爵一眼就能看出她比那些面貌丑陋、服饰难看、举止笨拙的俄国公爵小姐优越得多，他会爱上她，并把她带走。现在，这位俄国公爵终于来了。布莉恩小姐记得一个故事，那是她从姑母那里听来而由她自己补充完整的。她喜欢反复想这个故事：一个姑娘受人诱骗，她那可怜的母亲忽然出现在她面前，母亲责备她不该没结婚就委身于人。布莉恩小姐常常在想象中向他，一个引诱她的人，讲这个故事，自己常常感动得流泪。现在，这个他，一位真正的俄国公爵，真的出现了。公爵把她带走，然后可怜的母亲来了，最后他同她结了婚。布莉恩小姐头脑里就这样编造着未来生活的故事，但嘴里却同他谈着巴黎。指导布莉恩小姐行动的不是什么计划和打算（她连一分钟也没想过她该做什么），一切办法在她心里早已酝酿成熟。现在阿纳托里一来，她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他身上，她竭力想讨他的喜欢。

小公爵夫人好像一匹老战马，一听见号声，就忘记自己已怀了孕，不由自主地想卖弄起风情来。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或内心斗争，而只是出于天真轻佻的禀性。

尽管阿纳托里常感到被女人追求得有点腻烦，现在看到自己对这三个女人的影响，他的虚荣心还是得到了满足。此外，他对美丽撩人的布莉恩产生了强烈的兽性的情欲。这种情欲一旦出现，总是势如潮涌，促使他做出最粗野大胆的行动来。

喝过茶后，大家都来到起居室。大家要求公爵小姐弹古钢琴。阿纳托里臂肘支着钢琴，站在布莉恩小姐旁边，眼睛快乐地含笑瞧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发觉他的目光，感到又难受又兴奋。心爱的奏鸣曲把她带到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而他的目光又使这个世界的诗意更浓。阿纳托里的目光虽然对着她，却不在注意她，而在注意布莉恩小姐一只小脚的动作——这时他正用自己的脚在钢琴下踢踢布莉恩小姐的脚。布莉恩小姐也瞧着公爵小姐，但在她美丽的眼睛里却出现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陌生的又惊又喜、满怀希望的神情。

“她多么爱我！”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到布莉恩小姐，“我现在多么幸福，同这样的朋友和丈夫在一起将会多么幸福！难道他真的是我的丈夫吗？”她想，不敢看他的脸，但始终感觉到那向自己射来的目光。

晚饭后大家分散时，阿纳托里吻了吻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手。公爵小姐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竟敢对直瞧了瞧那张在她近视眼旁的俊美的脸。接着阿纳托里走过去吻了吻布莉恩小姐的手（这是不合礼仪的，但他却做得若无其事）。布莉恩小姐的脸刷地红了，她惶恐地看了一下公爵小姐。

“礼貌真周到！”公爵小姐想，“难道艾米莉（布莉恩小姐的名字）以为我会吃她的醋而不珍重她对我的一片深情和忠诚吗？”她走到布莉恩小姐面前，使劲吻了吻她。阿纳托里走过去要吻小公爵夫人的手。

“不行，不行！等您爸爸来信告诉我，您是个正派人，我才让您吻我的手。这以前可不行。”小公爵夫人说着举起一个手指，笑眯眯地走出屋子。

五

大家都走散了，那天晚上，除了阿纳托里倒头就睡着外，个个都好久睡不着觉。

“难道这个陌生、漂亮和善良的男人真能成为我的丈夫吗？他主要的特点是善良。”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她怕回过头去看，她觉得屏风后面的暗角里站着一个人。这人是个魔鬼，也就是那个额头白净、眉毛乌黑、嘴唇鲜红的漂亮男人。

玛丽雅公爵小姐打铃唤使女，叫她睡到屋里来。

布莉恩小姐这天晚上在花房里来回走了好久，等着什么人，但毫无结果。她一会儿对谁微笑，一会儿想象可怜的母亲责备她堕落而使她伤心得掉泪。

小公爵夫人埋怨使女床铺得不好，害得她侧卧也不是，俯卧也不是，浑身感到不舒服。她的肚子妨碍她睡觉。今天她感到特别难受，因为阿纳托里的出现使她顿时想起没有怀孕时轻松愉快的时光。她穿着短袄，戴着睡帽，坐在安乐椅上。卡嘉发辫松散，睡眼惺忪，第三次拍打和翻转沉重的羽绒褥子，嘴里嘀咕着。

“我跟你说过，床铺得坑坑洼洼的，”小公爵夫人一再说，“我倒是很想睡觉，因此不能怪我。”她声音发抖，好像一个要哭的孩子。

老公爵也没有睡。季洪在睡梦中听见他在生气地来回踱步，哼着鼻子。老公爵觉得他为女儿受了侮辱。他感到特别难受，因为不是他受了侮辱，是女儿受了侮辱，而他爱女儿超过爱自己。他对自己说，他要反复考虑这件事，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但是找不到，因此更加恼火。

“第一次遇到个男人，就把父亲忘了，把什么都忘了，摇头摆尾上楼梳妆打扮，弄得简直不像个人样！心甘情愿把父亲抛下！她知道我看得出来。呸……呸……呸……难道我看不出那笨蛋眼睛只望着布莉恩（得把她撵走）？玛丽雅怎么这样没有自尊心，连这点都不懂！即使你没有自尊心，至少也得顾到我的面子啊。得向她指出，这混蛋心里根本没有她，一个劲地只瞧着布莉恩。她没有自尊心，可我得让她明白……”

老公爵知道，他只要对女儿说她看错人了，阿纳托里只想同布莉恩调情，这样就会激发女儿的自尊心，他不愿同女儿分离的目的也就可以达到，因此他也就安心了。他把季洪唤来，动手脱衣服。

“是鬼把他们带来的！”当季洪把睡衣套到他那年老干瘦、胸上长着灰毛的身体上时，他想，“我可没叫他们来。他们来扰乱我的生活，而我的日子已剩下不多了。”

“真见鬼！”当他的头被睡衣蒙上时，他骂道。

季洪知道老公爵有个习惯，喜欢自言自语，因此看到他那从睡衣下射出来的愤怒而疑惑的目光，并没有改变脸色。

“他们睡了吗？”老公爵问。

季洪也像一切好仆人那样，能敏锐地了解主人的思路。他知道，主人问的是华西里公爵父子俩。

“都睡了，灯也熄了，老爷。”

“没什么，没什么……”公爵急急地说，脚伸进拖鞋，手伸进睡袍，向他睡的长沙发走去。

尽管阿纳托里和布莉恩小姐还没说过一句话，在可怜的母亲没出现之前，他们在偷情这类事上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有很多话要秘密地谈谈，因此一早就找单独见面的机会。当公爵小姐在规定时间到父亲房里去时，布莉恩小姐正在花房里跟阿纳托里幽会。

玛丽雅公爵小姐那天走到书房门口，心情特别紧张。她觉得，不仅人人知道她的命运今天将要决定，而且知道她正在考虑这件事。这一点她从季洪的脸上看出来，也从华西里公爵跟班的脸上看出来。那跟班提着热水在走廊里遇见玛丽雅公爵小姐，向她深深鞠了一躬。

老公爵这天早晨对女儿特别亲切，特别殷勤。这种表情玛丽雅公爵小姐是很熟识的。每当玛丽雅公爵小姐解不出算术题，老公爵恼恨得干瘦的双手握紧拳头，站起来从她身边走开去，嘴里不断嘀咕着同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表情。

老公爵开门见山，立刻谈到正题，并且对女儿用“您”来称呼。

“人家来向我提亲，”老公爵不自然地微笑着说，“我想您一定看出来了，华西里公爵到这儿来，还带着他的小辈（保尔康斯基公爵不知怎的把阿纳托里叫作小辈）一起来，可不是因为我的眼睛好看。昨天他们来向我提亲。您知道我的规矩，所以我要转告您。”

“爸爸，我该怎样理解您的意思？”公爵小姐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怎样理解！”父亲怒气冲冲地嚷道，“华西里公爵看中你做他的儿媳妇，替他的小辈来向你求婚。就是这么一回事。哼，怎么理解？！……我就是来问你。”

“我不知道，爸爸，您怎么看……“公爵小姐喃喃地说。

“我？我？关我什么事？您不要管我。又不是我结婚。您怎么看？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公爵小姐知道父亲不赞成这事，但她同时想到，她的前途现在不解决就永远没有机会解决。她垂下眼睛，避开父亲的目光。她觉得在父亲的注视下她无法思索，照例只能服从，于是就说：

“我只有一个愿望，遵从您的意志，”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但如果要我说出自己的愿望……”

她还没把话说完，老公爵就打断她的话。

“太好了！”他叫道，“他娶你还要索取一份陪嫁，就是把布莉恩小姐带走。布莉恩小姐做他的妻子，而你……”

公爵停住话头。他看出这两句话对女儿刺激太大。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头，要哭出来。

“好了，好了，我是说笑话，说笑话，”老公爵说，“你记住，公爵小姐，我的原则是：姑娘有择婿的充分权利。我给你这个权利。你记住：你的决定将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你不用管我。”

“我不知道……爸爸。”

“你不用管我！是他父亲要他这样做的，他可以娶你，也可以娶任何别的女人；但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回去考虑考虑，过一小时到我屋里来，当着他的面说：愿意还是不愿意。我知道你要去祷告。好，那就去祷告吧。不过要好好考虑一下。去吧。”

“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还是不愿意？”当公爵小姐神志恍惚，摇摇晃晃地走出书房的时候，老公爵还在那里嚷嚷着。

她的命运决定了，而且决定得很幸福。但父亲说到布莉恩小姐的话却是个可怕的暗示。不见得会有这样的事，但毕竟很可怕，她不能不考虑这问题。她穿过花房一直向前走，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突然，布莉恩小姐熟悉的低语声使她吃了一惊。她抬起眼睛，看见两步外的地方阿纳托里搂着法国女人，正对她喁喁低语。阿纳托里回头看了看玛丽雅公爵小姐，俊俏的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但没有立刻放开布莉恩小姐的腰，而布莉恩小姐还没有看见她。

“那是谁呀？来干什么？等一下！”阿纳托里的神态仿佛这么说。玛丽雅公爵小姐默默地望着他们。她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最后布莉恩小姐叫了一声，跑掉了。阿纳托里嬉皮笑脸地对玛丽雅公爵小姐鞠了一躬，仿佛在引她嘲笑这难以理解的一幕，接着耸耸肩向通往他住处的门走去。

一小时后，季洪来请玛丽雅公爵小姐。他请她到老公爵那里去，还说华西里公爵也在那里。季洪进来的时候，玛丽雅公爵小姐正坐在卧室长沙发上，手里搂着啼哭的布莉恩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轻轻抚摩着她的头发。公爵小姐美丽的眼睛，带着素常平静的光芒，温柔而同情地望着布莉恩小姐美丽的脸蛋。

“唉，公爵小姐，您以后再不会喜欢我了！”布莉恩小姐说。

“为什么？我比过去更爱您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我要竭力成全您的幸福。”

“可是您会瞧不起我的：您那么纯洁，您会瞧不起我。您永远不会理解这种感情的冲动。唉，我可怜的母亲……”

“我完全理解，”玛丽雅公爵小姐伤心地微笑说，“您放心好了，我的朋友。我要到父亲那儿去了。”她说着走了出去。

玛丽雅公爵小姐进去的时候，华西里公爵坐在那里，一条腿高高地架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拿着鼻烟壶，脸上露出深受感动的笑容，又仿佛为自己易动感情表示歉意。他连忙捏了一撮鼻烟送进鼻子里。

“哦，我的好姑娘，我的好姑娘，”华西里公爵站起来，握住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双手说。接着叹了口气又说：“我儿子的命运就在您手里。您决定吧，我的好玛丽雅，我亲爱的玛丽雅，我一向把您看作自己的女儿。”

华西里公爵走到一旁。他的眼睛里真的涌出了泪水。

“哼……哼……”保尔康斯基公爵哼哼着。

“公爵代表他的小辈……代表他的儿子向你求婚。你愿不愿意做阿纳托里公爵的妻子？你说：愿意还是不愿意！”老公爵嚷道，“我保留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当然，我的意见只是我的意见，”保尔康斯基公爵又补充了一句，并向华西里公爵转过身去，回答他那恳求的目光，“愿意还是不愿意？”

“爸爸，我的愿望是永远不离开您，永远不同您分开。我不想出嫁。”玛丽雅公爵小姐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瞧了瞧华西里公爵和父亲，断然说。

“荒唐，蠢话！荒唐，荒唐，荒唐！”保尔康斯基公爵皱起眉头叫道，拉起女儿的手，并没有吻她，只是把前额俯向她的前额碰了碰，又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握得她皱起眉头，叫出声来。

华西里公爵站起来。

“我的好姑娘，不瞒您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但是，最亲爱的姑娘，您就不能给我们留下一线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动您那颗忠厚善良的心吗？您说：有可能……来日方长。您就说：有可能。”

“公爵，我说的全是我的心里话。我感谢您给我的荣幸，但我永远不会做令郎的妻子。”

“那么，就这样吧，我的朋友。你来，我很高兴，很高兴。公爵小姐，回你的房里去吧，”老公爵说，“你来，我很高兴，很高兴！”他搂着华西里公爵反复说。

“我的天职与人不同，”玛丽雅公爵小姐暗自想，“我的天职是以别人的幸福为幸福，以爱和自我牺牲为幸福。不论要我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使可怜的艾米莉幸福。她多么爱他啊。她忏悔得多么沉痛啊。我要尽力促成他们两人的结合。他要是没有钱，我就给她钱。我要求父亲，要求安德烈拿出钱来。只要她能成为他的妻子，我就非常幸福。她孤苦零丁，来到异国，无依无靠，真是可怜！天哪，她能这样不顾一切，说明她多么爱他。换了我，说不定也会这样做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想。

六

罗斯托夫家好久没有得到尼古拉的消息了。直到仲冬，伯爵才收到儿子的一封亲笔信。伯爵一收到信，慌忙踮着脚尖悄悄跑进书房，关上门，看起信来。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得知（她知道家里的一切事）有信来，就轻轻走进书房，看见伯爵手里拿着信又是哭又是笑。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虽然境况好转，仍住在罗斯托夫家。

“是我们那个好孩子来的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忧心忡忡地问，准备不论尼古拉的情况怎样都表示同情。

伯爵哭得更厉害了。

“我的尼古拉……来信……他负伤了……我的宝贝……负伤了……伯爵夫人……他升军官了……感谢上帝……怎么对伯爵夫人说呢？……”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在他身旁坐下，用手帕替他擦去眼泪和滴在信上的泪水，也擦去自己的泪水，看了信，安慰了一下伯爵，决定在午餐后晚茶前由她和伯爵夫人谈谈，使她思想有所准备，喝过茶以后，要是上帝保佑，再由她把这消息告诉伯爵夫人。

午餐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直谈论战事消息，谈论尼古拉。她两次问起他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虽然这事她早就知道。她说今天很可能有信来。这种暗示每次都使伯爵夫人感到惴惴不安。她时而看看伯爵，时而望望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于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就以最巧妙的方式把话题转到琐事上去。娜塔莎在全家人中最善于察言观色。他们一开始吃饭，她就竖起耳朵，断定在父亲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之间有什么秘密，多半同哥哥有关，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正在让他妈有思想准备。娜塔莎知道她母亲对有关尼古拉的消息特别敏感，因此她胆子虽大，在吃饭时也不敢提任何问题，并且忧心忡忡，吃不下东西。家庭女教师提醒她，她在餐桌旁仍坐立不安。饭后她立刻跟踪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在起居室里扑上去抱住她的脖子。

“好姑妈，告诉我，出什么事啦？”

“没有什么，我的宝贝。”

“哦，好姑妈，亲爱的，您非告诉我不可，我知道您有消息。”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摇摇头。

“哼，你真是个机灵鬼！”她说。

“尼古拉有信来，是吗？一定是的！”娜塔莎看到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上默认的表情，大声问。

“但看在上帝分上千万注意：你要知道，这事会把你妈吓坏的。”

“好的，好的，那么您讲给我听。您不肯讲吗？那我马上就去告诉妈。”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把信的内容扼要地告诉娜塔莎，附带条件是不许她告诉任何人。

“一言为定，”娜塔莎画着十字说，“对谁也不说。”说完她就跑去找宋尼雅。

“尼古拉……负伤了……有信来……”她兴冲冲地说。

“尼古拉！”宋尼雅刚说出名字，就顿时脸色发白。

娜塔莎看到哥哥负伤的消息竟使宋尼雅这样震动，这才感到这消息是多么可悲。

她扑到宋尼雅怀里，搂着宋尼雅哭起来。

“轻伤，已升军官了。现在伤好了，信是他自己写的。”娜塔莎含着眼泪说。

“哼，你们女人家都是哭娃娃，”彼嘉在房间里有力地迈着大步说，“哥哥真了不起，我很高兴，真高兴。可你们就知道哭！什么也不懂。”

娜塔莎含着眼泪微微一笑。

“你没有看过信吗？”宋尼雅问。

“没有看过，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一切都过去了，他现在已当上军官……”

“上帝保佑，”宋尼雅画着十字说，“但会不会是她骗你呢？我们去找妈妈。”

彼嘉默默地在房间里踱步。

“我要是尼古拉，我会杀死更多的法国佬，”彼嘉说，“这些家伙坏透了！我要杀得他们尸体堆成山。”彼嘉继续说。

“闭嘴，彼嘉，你这傻瓜！……”

“我一点不傻，只有动不动就哭的人才傻呢。”彼嘉说。

“你记得他吗？”沉默了片刻后，娜塔莎突然问。宋尼雅微微一笑。

“我记不记得尼古拉？”

“不，宋尼雅，你是不是完全记得他，清清楚楚记得他？”娜塔莎有力地做着手势，显然想以此来加强语气，“我也记得尼古拉，清清楚楚地记得，”娜塔莎说，“可是保里斯我不记得，一点也不记得……”

“怎么？你不记得保里斯了？”宋尼雅惊奇地问。

“不是不记得。我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但不像尼古拉那样记得清楚。尼古拉，我闭起眼睛来就想起他来，可是保里斯却想不起来（娜塔莎闭起眼睛），一点也想不起来！”

“哦，娜塔莎！”宋尼雅激动而严肃地瞧着女友说，仿佛娜塔莎不配听她要说的话，仿佛她在向一个不能与之说笑的人说话，“我既然爱上了你哥哥，不论他出了什么事，也不论我出了什么事，我都不会不爱他，我一辈子都爱他。”

娜塔莎惊讶而好奇地瞧着宋尼雅，一言不发。她觉得宋尼雅说的是实话，宋尼雅所说的爱情是存在的，但那种爱情她娜塔莎还没有体验过。她相信这种爱情是有的，但她无法理解。

“你要写信给他吗？”娜塔莎问。

宋尼雅沉思起来。给尼古拉写什么，要不要写信给他？这问题使她为难。现在他已当上军官，负了伤，成了英雄，让他想起她，想起他对她负有什么义务，这样做是否合适。

“我不知道。我想，既然他有信来，那我也该写信去。”宋尼雅红着脸说。

“您写信给他不害臊吗？”

宋尼雅微微一笑。

“不。”

“可是叫我写信给保里斯，我觉得害臊，我不写。”

“有什么可害臊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好意思，难为情。”

“可我知道她为什么害臊，”彼嘉说，娜塔莎刚才的话使他生气，“因为她原来爱上戴眼镜的胖子（彼嘉这样称呼皮埃尔），现在又爱上那个歌唱家（彼嘉这样称呼教娜塔莎唱歌的意大利教师），所以她害臊了。”

“彼嘉，你是个傻瓜。”娜塔莎说。

“不会比你傻，小姐。”九岁的彼嘉说，口气好像一个老将军。

伯爵夫人吃饭时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暗示心里就有点数。她回到房里，坐在扶手椅上，眼睛盯住鼻烟壶上儿子的画像，泪水不断涌上眼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手里拿着信，踮着脚尖走到伯爵夫人房门口站住。

“您别进来，”她对走过来的老伯爵说，“等一下。”说着随手关上门。

伯爵把耳朵贴在锁孔上，用心听里面的动静。

起初他只听见平静的说话声，然后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单独说了许多话，然后是一声叫喊，然后是一片肃静，然后是两人同时快乐地说话，然后是脚步声，接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给伯爵开了门。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上现出得意的神色，好像一个外科医生做完大手术，让大家进去欣赏他的杰作。

“好了！”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得意扬扬地指指伯爵夫人对伯爵说。伯爵夫人一只手拿着有画像的鼻烟壶，另一只手拿着信，一会儿吻吻鼻烟壶，一会儿吻吻信。

她一看见伯爵，伸出双臂搂住他的秃头，又从秃头上方看信和画像，并且为了再吻吻鼻烟壶和信，又稍稍把秃头推开。薇拉、娜塔莎、宋尼雅和彼嘉都走进屋来，伯爵夫人开始读信。尼古拉在信里扼要叙述行军和参加两次战斗的情况，说他被提升为军官，最后他吻妈妈和爸爸的手，要求他们为他祝福，他还吻薇拉、娜塔莎和彼嘉。此外，他问候舍林先生和肖斯夫人，问候老保姆；他还要求吻吻亲爱的宋尼雅，还说他仍旧那么爱她，那么想念她。宋尼雅一听见这话，脸上飞起一片红晕，泪水涌上眼眶。她受不了向她射来的目光，往大厅跑去，一边跑，一边旋转，转得衣服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她满面通红，笑盈盈地往地板上一坐。伯爵夫人哭了。

“您哭什么呀，妈妈？”薇拉说，“读了他的信，您应当高兴，不应当哭。”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伯爵也好，伯爵夫人也好，娜塔莎也好，大家都用责备的眼光对她瞧了瞧。“她变得像谁啊！”伯爵夫人想。

尼古拉的信被读了几百遍。凡自认为有资格听信的人都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听，而伯爵夫人手里一直拿着那封信。家庭教师、保姆、总管米嘉和几个熟人都走来，而伯爵夫人读一次信就感到一次快乐，而且每次都从信中发现尼古拉新的美德。想到二十年前儿子在她肚子里微微躁动，后来为了他常常同过分溺爱孩子的伯爵争吵，儿子先是学会说“梨子”，后来学会说“奶奶”，就是这个儿子如今在异国成了勇敢的战士。他在那里没有人帮助，没有人指挥，单枪匹马干着男子汉的事业，想到这些，她总觉得新奇和快乐。古往今来，所有的孩子都是从摇篮里不知不觉长大成为男子汉的。这个普通的道理伯爵夫人却不知道。她的儿子一年年长大，但在她看来这是件不寻常的事，尽管天下亿万人都是这样成长的。正像二十年前她不相信肚子里的那块肉有一天会哭，会吃奶，会说话一样，现在她也不相信信里所说的，这块肉已成为一名勇敢刚强的男子汉，一个模范儿子和优秀军人。

“文笔多优美，描写多动人！”伯爵夫人读着信中描写的段落说，“他的心灵多高尚！自己的事只字不提……只字不提！只说什么杰尼索夫，其实他自己一定比谁都勇敢。自己吃的苦也只字不提。心肠多好哇！连我都不认得他了！他总是记得大家！谁也没有忘记。我一向说，他还只有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说……”

全家人给尼古拉写信，从草稿到誊清，花了一个多星期。在伯爵夫人监督下，通过伯爵的张罗，准备了新提升军官所需的治装费和生活用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是个能干的女人，她连跟儿子通信都能在军队里托到人情。她可以通过近卫军指挥官康斯坦丁亲王[73]转交书信。罗斯托夫一家人认为“国外俄国近卫军”是个固定的通信处，只要把信送到亲王手里，就没有理由不能转到料想在附近的保罗格勒团，因此决定通过亲王的信使把信和钱送给保里斯，而保里斯一定能转交给尼古拉。信是由老伯爵、伯爵夫人、彼嘉、薇拉、娜塔莎和宋尼雅联合署名的，写好后连同伯爵给儿子的六千卢布治装费和生活用品一起送去。

七

十一月十二日，驻扎在奥洛莫乌茨附近的库图佐夫野战军准备次日接受俄国沙皇和奥国皇帝的检阅。刚从俄国调来的近卫军在离奥洛莫乌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将于次日早晨十时开到奥洛莫乌茨郊外接受检阅。

就在这一天，尼古拉接到保里斯的信，信中告诉他伊兹梅尔团在离奥洛莫乌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保里斯在那里等他去取信和钱。尼古拉现在特别需要钱，因为军队出征归来，驻扎在奥洛莫乌茨附近，营地充满随军商贩和奥籍犹太人，他们备有各种诱人的商品。保罗格勒团连日不断举行酒宴，庆祝他们出征得奖，并到匈牙利女人卡罗林娜在奥洛莫乌茨新开的有女招待的酒馆吃喝。尼古拉不久前庆祝过自己晋升为骑兵少尉，向杰尼索夫买了一匹叫贝督因的骏马，因此欠了同事和随军商贩一身债。尼古拉接到保里斯的信，和一个同事一起骑马来到奥洛莫乌茨。在那里吃了饭，喝了一瓶酒，然后独自到近卫军营地去找童年的朋友。尼古拉还没来得及购置军官服。他穿着一件带士兵十字章的旧士官生军服、一条被皮带磨损的马裤，佩着一把带穗子的马刀。他骑着一匹顿河马，那是行军途中向一个哥萨克买的。他头上豪气十足地歪戴着一顶压皱的骠骑兵军帽。他跑近伊兹梅尔团营地时想，他那副久经沙场的骠骑兵模样一定会使保里斯和近卫军同事们大吃一惊。

近卫军行军好像游山玩水，一路上炫耀着队伍的整洁和纪律。他们每天的行程不长，背囊由大车运送，奥国当局一路上还给军官们准备精美的伙食。部队出入城镇都有乐队奏乐，并且奉亲王命令，士兵一路正步前进，军官按照规定的位置步行。近卫军都以这种行军方式自豪。在行军过程中，保里斯一直同现已升任连长的别尔格同行同住。别尔格在行军中升任连长。他办事勤奋认真，得到上级信任，经济方面也安排得很得当。保里斯在行军中结识了许多可能对他有用的人，又凭皮埃尔的介绍信认识了安德烈公爵，并希望通过安德烈的关系在总司令部里谋得个位置。白天行军后，别尔格和保里斯在分配给他们的屋子里休息了一下，然后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坐在圆桌旁下棋。别尔格双膝夹着一根冒烟的烟管。保里斯一向喜欢整齐，他用又白又细的手指把棋子排成金字塔，等别尔格出棋。他瞧着对手的脸，显然在考虑棋局，因为他不论做什么事都很专心。

“走啊，看您怎样逃掉？”保里斯问。

“让我想想办法。”别尔格回答，摸了摸卒子，又把它放下。

这时门开了。

“哦，他到底来了！”尼古拉叫道，“别尔格也在这里！喂，孩子们，睡觉觉吧！”他学奶妈说话的腔调，对他们大声说。他同保里斯以前常嘲笑奶妈这种别扭的法语。

“哦，老弟！你可变得多了！”保里斯站起来迎接尼古拉，但站起来时没忘记把倒下的棋子扶起来放好。他想拥抱朋友，但尼古拉避开了他。尼古拉怀着青年人喜欢标新立异的心理，不愿按照长辈们装腔作势的姿态，而用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同朋友重逢的喜悦：他想捏他一把，捅他一下，但决不像一般人那样吻他。保里斯正好相反，镇静而友好地搂抱尼古拉，吻了他三次。

他们差不多有半年没见面了。在这刚踏上人生道路的年纪，他们在对方身上都发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就是他们刚踏进的社会的最新反映。自从上次见面以来，他们身上都有了许多变化，他们就想尽快让对方看到这些变化。

“啊，你们这些该死的公子哥儿！打扮得干干净净，白白嫩嫩，就像刚参加舞会回来，不像我们这些有罪的大兵。”尼古拉用保里斯觉得新鲜的上低音说，同时用军人的姿态指指自己沾泥的马裤。

德国女房东听见尼古拉的洪亮声音，从门后探出头来。

“哦，她挺漂亮，是吗？”尼古拉挤挤眼说。

“你怎么这样大声叫嚷！你会把她们吓坏的，”保里斯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他添加说，“我昨天才通过一个熟人——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寄给你一封信。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把信送到你手里……那么，你怎么样？已经上过阵了？”保里斯问。

尼古拉没有回答，只晃了晃挂在军服上的士兵圣乔治十字章，又指指自己扎着绷带的手臂，笑嘻嘻地瞧了瞧别尔格。

“你看！”尼古拉说。

“嚯，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保里斯笑眯眯地说，“我们这次行军也挺不错。不瞒你说，皇太子常常骑马同我们的团一起走，因此我们得到不少方便和照顾。在波兰为我们举行了出色的酒会、宴会和舞会，我简直无法对你形容。皇太子待我们全体军官很亲切。”

两个朋友互相讲述他们的情况：一个讲骠骑兵的饮酒作乐和战斗生活，另一个讲在达官贵人手下供职的乐趣和好处。

“哦，近卫军！”尼古拉说，“我说，派人去弄点酒来。”

保里斯皱起眉头。

“如果你一定要喝的话。”他说。

保里斯走到床边，从干净的枕头底下掏出钱包，派人去买酒。

“对了，让我把钱和信交给你。”保里斯又说。

尼古拉接过信，把钱扔在沙发上，双臂搁在桌上，开始看信。他看了几行，恶狠狠地瞅了别尔格一眼。尼古拉遇到别尔格的目光，就用信纸遮住脸。

“嚯，给您寄来的钱可不少哇，”别尔格望着沉甸甸压在沙发上的钱包，说，“可是，伯爵，我们就光靠干饷过日子。就拿我来说吧……”

“听我说，别尔格，”尼古拉说，“要是您接到家信，或者遇到一位亲人要向他打听情况，我要是在场，一定立刻走开，免得妨碍你们。听我说，现在请您走开，走开，到哪儿去都行……真见鬼！”尼古拉嚷道，但又马上抓住别尔格的肩膀，亲切地瞧着他的脸，显然想冲淡自己粗暴的口气，添加说：“我说，您不要生气！哦，宝贝，我是把您看作老朋友，才这样直说。”

“哦，对不起，伯爵，我很理解您。”别尔格站起来，用喉音低声说。

“到房东家去吧，他们请您去。”保里斯插嘴说。

别尔格穿上一尘不染的清洁礼服，对着镜子把鬓脚梳得像亚历山大皇帝那样往上翘。他发觉尼古拉注意到他的礼服，就愉快地笑着走出屋去。

“唉，我简直是畜生！”尼古拉看着信，嘟囔道。

“怎么会？”

“唉，我简直是头猪！我从来不写信，一写信又把他们吓了一大跳。唉，我简直是头猪！”尼古拉突然涨红脸，反复说，“好吧，派加夫利洛去买酒！行，我们来喝一点！”尼古拉说。

家信中还附了一封给巴格拉基昂公爵的推荐信。这是老伯爵夫人听从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劝告，通过熟人弄来的。她要尼古拉按址送去，好好利用这个关系。

“真无聊！我才不干呢！”居古拉说着把信扔到桌子底下。

“您怎么把信扔掉？”保里斯问。

“一封推荐信，我要它屁用！”

“怎么说屁用？”保里斯拾起信，看了看收信人的名字，说，“这封信对你很有用。”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谁的副官也不当。”

“这是为什么呀？”保里斯问。

“这是侍候人的差事！”

“我看你仍旧是个幻想家。”保里斯摇摇头说。

“你仍旧是个外交家。但问题不在这里……那么，你怎么样？”尼古拉问。

“嗯，你不是看到了。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但说句实话，我倒很愿意当个副官，我不愿留在前线。”

“为什么？”

“因为既然进了军界，就该努力争取个光辉的前程。”

“哦，原来如此！”尼古拉嘴里这样说，心里显然在想别的事。

尼古拉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朋友的眼睛，仿佛在寻求某种问题的答案，但是徒然。

加夫利洛老头拿来了酒。

“现在去把别尔格找来好吗？”保里斯说，“他可以陪你喝，我不行。”

“去把他找来，去把他找来！这个德国佬[74]怎么样？”尼古拉嘲笑着说。

“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正派人。”保里斯说。

尼古拉又凝神瞧了瞧保里斯的眼睛，叹了一口气。别尔格回来了。三个军官对着一瓶酒，谈话就热闹起来了。两个近卫军军官给尼古拉讲他们行军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俄国、波兰和国外受到的尊敬。他们还谈到担任指挥官的亲王，说他又仁慈又暴躁。别尔格在谈到与他无关的事时照例不吭声，但一谈到亲王的暴躁行为，他就津津有味地讲到，有一次亲王在加利西亚视察军队，发现他们有犯规行为而大发雷霆，那时他曾和亲王说过话。他笑容可掬地讲到，亲王怎样怒气冲天，骑马跑到他跟前叫道：“阿尔巴尼亚佬！”（亲王发火时，喜欢用这个词骂人）并要传见连长。

“不瞒您说，伯爵，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错。老实说，伯爵，不是我吹牛，所有的军令我都能背诵，操典也知道得像‘我们在天上的父’[75]一样熟。因此，伯爵，我的连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所以我心里很踏实。我就去见他。”别尔格站起来，当场表演他怎样举手敬礼。说真的，他的神态恭敬得不能再恭敬，自负得不能再自负了。“亲王果然破口大骂，破口大骂，骂得人灵魂出窍，又是‘阿尔巴尼亚佬’，又是‘活见鬼’，又是‘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别尔格调皮地笑着说，“我知道我做得对，因此不作声。您说是不是，伯爵？他喊道：‘你怎么啦，是哑巴吗？’我还是不说话。您猜怎么样，伯爵？第二天命令里也没有提这事，遇事冷静就有这样的好处。就是这样，伯爵。”别尔格抽着烟斗，吐着烟圈，说。

“是啊，真有两下子！”尼古拉微笑着说。

保里斯看出尼古拉要取笑别尔格，就巧妙地把话题岔开，他要尼古拉讲讲，他怎样负的伤，在哪里负的伤。尼古拉很高兴，就讲了起来，而且越讲越兴奋。他向他们讲他在申格拉本作战的情况，就像一般参加过战斗的人，信口开河，就像讲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那样，竭力讲得有声有色，但与事实完全不符。尼古拉是个正派的青年，绝不是存心撒谎。他开头想讲实话，但不知不觉说溜了嘴。要是他对他们说实话，那么他们（他们和他自己都听过许多类似的冲锋故事，明白冲锋是怎么一回事，此刻也准备听这种故事）就会或者不相信他，或者，更糟糕，认为他没有遇到一般骑兵冲锋时常遇到的事，还得怪他自己不好。他不能那样平平淡淡地对他们讲，当时大家都纵马狂奔，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脱了臼，并且为了逃避一个法国兵的追击拼命向树林里跑。此外，要把全部真相讲出来，就必须控制自己只讲实话。讲实话是很困难的，青年人难以做到。他们希望听到的是，他当时怎样热血沸腾，把一切置诸脑后，像一阵狂风似地冲进敌阵，左右砍杀，他的马刀怎样开了荤，他怎样砍得筋疲力尽，跌下马来，等等。他就这样对他们讲了许多。

他的故事讲到一半，正讲到“你不能想象，一个人在冲锋的时候会产生多么疯狂的感情”时，保里斯期待中的安德烈公爵走了进来。安德烈公爵一向喜欢庇护青年，并且以别人有求于他为荣。保里斯昨天讨他的喜欢，他对保里斯就很有好感，愿意满足他的要求。安德烈公爵奉命把库图佐夫的公文送到皇太子那里，顺道来看望保里斯，希望能单独见见他。他走进屋来，看见一个骠骑兵正在吹嘘战斗经历（安德烈公爵最不喜欢这种人）。他对保里斯亲切地微微一笑，皱起眉头，眯缝起眼睛，对尼古拉微微点了点头，没精打采地坐到沙发上。他碰上这伙讨厌的人，心里有点不快。尼古拉看出这一点，脸涨得通红。但他不在乎，因为安德烈是个陌生人。尼古拉望了望保里斯，发现他似乎也在为他这个骠骑兵害臊。尽管安德烈公爵态度并不友好，带着嘲讽意味，尽管尼古拉从战斗部队的观点看不起参谋部里的小副官（进来的人看来是个小副官），他不免也有点狼狈，涨红了脸，不再作声。保里斯打听参谋部里有什么消息，有什么不属保密范围的打算？

“大概要继续进军。”安德烈公爵回答，显然不愿在陌生人面前说得更多。

别尔格趁机彬彬有礼地问，连长的粮草津贴现在是不是像传说那样将增加一倍？对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含笑回答说，对政府的这种重要决定，他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别尔格听罢快乐地笑起来。

“您的事，”安德烈公爵对保里斯说，“我们以后再谈，”接着他打量了一下尼古拉，“检阅以后您来找我，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安德烈公爵环顾了一下房间，也不顾尼古拉像孩子那样恼羞成怒，对他说：

“您刚才大概在讲申格拉本的战斗吧？您到过那里吗？”

“我参加了！”尼古拉怒气冲冲地说，仿佛想以此侮辱副官。

安德烈注意到骠骑兵的这种情绪，觉得挺好玩。他略带轻蔑地微微一笑。

“是啊！现在流传着许多有关这场战役的故事。”

“哼，故事！”尼古拉大声说，那双突然变得疯狂的眼睛一会儿瞧瞧保里斯，一会儿望望安德烈，“不错，故事很多，但我们的故事讲的都是在敌人炮火下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是有分量的，可不像参谋部里那些无功受奖的公子哥儿的故事。”

“您看，我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安德烈公爵泰然而愉快地笑着说。

这时，在尼古拉心中，愤怒和对这个人镇定沉着的敬意交织在一起。

“这不是说您，”尼古拉说，“我不认识您，老实说，也不想认识您，我说的是一般的参谋部人员。”

“可我要对您说，”安德烈公爵用沉着而威严的声音打断他的话，“您要侮辱我，如果您没有足够的自尊心，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但您得同意，您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最近一两天里，我们都要参加一次更严酷的大决战。此外，我的面貌不幸长得不讨您喜欢，这事同您的老朋友保里斯毫无关系。不过，”安德烈公爵说着站起来，“您知道我的名字，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但您不要忘记，”他补充说，“我认为我并没有受到侮辱，您也没有受到侮辱。我年纪比您大，我劝您别把这事放在心上。那么，保里斯，星期五检阅以后我等您。再见！”安德烈公爵向两人鞠了一躬，走了出去。

尼古拉直到安德烈走后，才想到该怎样回敬他。他因为刚才忘记说这话，更加生气。他立刻叫人备马，冷冷地跟保里斯告别，回住处去。明天他要到总司令部去向那个倔强的副官挑战，还是真的把这事搁开？这个问题一路上一直使他烦恼。一会儿，他怒气冲冲地想，他要是看到这矮小、文弱、骄傲的人在他的手枪下惊恐万状，那该多么痛快；一会儿，他惊奇地发现，他很想同这个可恨的副官交个朋友，不管对谁，他都没有过这样强烈的愿望。

八

保里斯同尼古拉见面后第二天，奥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举行了阅兵式。接受检阅的包括刚从俄国开来的和随同库图佐夫出征回来的部队。俄国皇帝带着皇太子，奥国皇帝带着大公，一起检阅了八万联军。

一清早，整洁漂亮的军队排列在要塞前的田野上整队。一会儿，千万只脚和千万把刺刀在迎风招展的军旗下行进，按照军官的口令立定，转身，变换队形，绕过穿不同军服的其他步兵队伍；一会儿，穿蓝色、红色、绿色镶边军服的骑兵，骑着黑色、棕色、灰色的马，跟着服装鲜明的军乐队，发出整齐的马蹄声和刀枪声；一会儿，炮兵拉着铿锵发响、铜器擦得闪亮的大炮，散发出点火杆的气味，在步兵和骑兵之间缓缓前进，开到指定的地点。不仅将军们穿着礼服，不论腰身粗大或细瘦都把腰束得紧得不能再紧，脖子被硬领撑得发红，身上挂着绶带和各种勋章；不仅军官们头上擦了发油，身上穿着讲究的军服，就连士兵都个个把脸刮得精光，把武器擦得耀眼。每匹马都刷得像缎子一般溜光闪亮，润湿的鬃毛梳得一根不乱。人人都感觉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大庆典。每个将军和每个士兵都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只是人海中的一滴水，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是这人海的组成部分，因而强大有力。

一清早，大家就紧张地忙碌起来，十点钟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队伍在广大的田野上排好队列。全体人马分成三个横队，前面是骑兵，后面是炮兵，最后面是步兵。

每两个横队之间像隔着一条街。组成这支大军的三部分——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保罗格勒骠骑兵团排在前排右翼），刚从俄国开来的作战部队加上近卫军的几个团，还有奥国军队——界线分明，但都站在一个横队里，受统一指挥，保持同一队形。

突然，像一阵风吹过树叶似的传出一片激动的低语：“来了！来了！”听得见胆怯的声音。全军在作最后准备，发出一片骚动声。

前面，在奥洛莫乌茨那里出现了一群渐渐临近的人。尽管那天没有刮风，这时却有一阵微风拂过军队，吹动矛缨，吹得军旗拂打旗杆，仿佛军队用这种轻微的活动来欢迎皇帝的驾临。这时只听得一声口令：“立正！”然后，就像公鸡报晓一样，四面八方接二连三地喊了起来，接着又是一片肃静。

在这一片肃静中只听见嘚嘚的马蹄声。这是两位皇帝的随从来了。两位皇帝来到侧翼，第一骑兵团的号手就吹起了进行曲。这仿佛不是号手在吹军乐，而是全军看见皇帝驾临，欢声雷动。在这些声音中可以听见亚历山大皇帝年轻的亲切的声音。皇帝向大家问好，于是第一骑兵团就震耳欲聋、欢天喜地地不断高喊“乌拉”，连他们自己都被众多的人数和巨大的威力所震惊。

尼古拉站在库图佐夫军队的前排，也就是皇帝首先来到的地方。尼古拉像队伍里所有的人那样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为国家强大而自豪的感情，并向促成这次盛大阅兵的人热烈致敬。

他觉得只要这个人一开口，这支庞大的队伍（他是其中的一粒砂子）就会赴汤蹈火，就会杀人行凶，就会视死如归，建立丰功伟绩，因此一想到就要听到那句话，就不免浑身哆嗦，心脏停止跳动。

“乌拉！乌拉！乌拉！”四面八方响起一片欢呼声，一个团接一个团奏起进行曲来欢迎皇帝，然后又是高呼“乌拉”，又是奏进行曲，又是高呼“乌拉”。这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汇合成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

在皇帝尚未来到的时候，每个团都保持肃静，好像没有生命的躯体。但等皇帝一走近，这个团就活跃起来，它的呼喊声就跟皇帝已经走过的横队的呼喊声融成一片。在这片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中，在一块块化石般的方阵之间，几百名随从对称地排列着，自由自在地骑马跑过。他们前面是两位皇帝。在这支大军里，人人都克制着热情，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

年轻英俊的亚历山大皇帝身穿近卫骑兵制服，头戴帽边翘起的三角帽。他那喜气洋洋的脸和洪亮而不高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尼古拉站在号手附近，他那双锐利的眼睛老远就认出了皇帝，并看着他渐渐走近。皇帝离他只有二十步了。尼古拉仔细察看皇帝年轻、英俊和喜气洋洋的脸，心里涌起一股空前未有的柔情。他觉得皇帝的每个特征和每个举动都使他入迷。

皇帝在保罗格勒团前站住，用法语对奥国皇帝说着什么，微微一笑。

尼古拉看见这个笑容，不由得也笑了，心里涌起一阵更强的对皇帝的爱戴之情。他想用什么方式表示对皇上的热爱，但知道没有办法，他真想哭。皇帝召见团长，对他说了几句话。

“天哪！要是皇上跟我说话，我会怎么样！”尼古拉想，“我会快活死的。”

皇帝转身对军官们说：

“诸位，我衷心感谢大家。”

尼古拉觉得每一个字都是从天而降的福音。现在他要是能为沙皇牺牲生命，那该是多么幸福哇！

“你们获得了圣乔治军旗，一定要保持这个荣誉。”

“真愿意死，愿意为他而死！”尼古拉想。

皇帝还说了些什么，尼古拉没有听清。士兵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呼：“乌拉！”

尼古拉在马背上弯下腰，用足力气大叫，只要能表达他对皇上的狂热感情，情愿喊破喉咙。

皇帝在骠骑兵前面站了几秒钟，仿佛有点犹豫不决。

“皇上怎么能犹豫不决呢？”尼古拉想，随后觉得就连这种犹豫不决的神态也是庄严迷人的，因为他觉得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是庄严迷人的。

皇帝犹豫不决的神色只出现了一刹那。皇帝穿着当时流行的尖头靴，用脚碰了碰短尾栗色马的腹部，他那戴白手套的手拉起缰绳。他在一大群杂乱的副官护送下走开去。他越走越远，在每个团前面都停留一下。最后，尼古拉只看见被一群随从簇拥着的皇帝的白翎子。

尼古拉在随从中间发现安德烈无精打采地骑在马上。尼古拉想起昨天同他的争吵，心里浮起一个问题：该不该找他决斗。“当然不应该，”尼古拉想，“在眼下这样的时刻还值得提这种事吗？在这样热爱、狂欢和忘我的时刻，我们的争吵和委屈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我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尼古拉想。

皇帝检阅了几乎所有的团以后，军队以分列式从他面前走过。尼古拉骑着新近向杰尼索夫买来的骏马贝督因，走在他的骑兵连后面，也就是显眼地单独从皇帝面前走过。

尼古拉是一名出色的骑手。他还没走到皇帝面前，就刺了两下贝督因，使贝督因疾驰起来。贝督因兴奋时总是这样的。贝督因似乎也觉察到皇上的目光，把喷沫的嘴俯到胸脯，伸展尾巴，仿佛脚不着地在空中腾飞，姿势优美地更换腿子向前跑去。

尼古拉向后蜷起腿，收紧肚子，觉得自己仿佛同马合成一体。他皱着眉头，露出杰尼索夫所说的魔鬼般幸福的神气，从皇帝面前跑过。

“保罗格勒团，好样的！”皇帝说。

“天哪！要是他现在命令我冲进火海，我该多么幸福哇！”尼古拉想。

检阅完毕后，新来的军官和库图佐夫部下的军官，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论奖赏，谈论奥军和他们的军服，谈论他们的战线，谈论拿破仑，说他眼看就要倒霉，因为爱森军团就要开到，普鲁士也将站在我们一边。

但在人群中谈得最多的是亚历山大皇帝，大家模仿他的每句话，模仿他的每个动作，对他赞叹不已。

人人只有一个愿望：皇帝统率他们尽快向敌人开去。在皇帝亲自指挥下一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检阅以后，尼古拉和多数军官都有这样的想法。

检阅以后，大家对胜利的信心比打了两次胜仗还要强。

九

检阅后第二天，保里斯穿上最漂亮的军服，接受了同事别尔格的祝福，到奥洛莫乌茨去找安德烈，希望利用他的交情为自己谋个好差事，最好能在要人手下当个副官，因为他觉得这是军队中最诱人的位置。他想：“尼古拉一次就从父亲那里收到一万卢布，他当然可以夸口不愿向谁低头哈腰，不愿给人家当差，可我除了自己的脑袋就一无所有，我只好自己努力，不放过任何机会，尽量加以利用。”

那天保里斯在奥洛莫乌茨没有碰到安德烈公爵。奥洛莫乌茨驻有总司令部和外交使团，两位皇帝带着由朝臣和亲信组成的随从也住在那里。那里的气氛更加强了他想挤进上层社会的欲望。

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尽管他穿着华丽的近卫军军服，但那些大官都戴着翎子，佩着绶带和勋章，乘着华丽的马车在街上来来去去，他们比他这个近卫军小官地位要高得多，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到库图佐夫总司令行营里打听安德烈，所有的副官和勤务兵都对他翻白眼，仿佛向他表示，像他这样往这里跑的军官太多了，使他们感到厌烦。虽然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第二天，十五日，饭后他又来到奥洛莫乌茨库图佐夫行营，打听安德烈的行踪。安德烈公爵正好在家，保里斯被领到一个大厅。这里以前大概是个舞厅，现在放着五张床和桌、椅、钢琴等家具。一个身穿波斯式睡袍的副官坐在近门的桌旁写字。另一个副官，脸色红润，身体肥胖，双手枕着头躺在床上，同坐在旁边的军官说笑。他就是聂斯维茨基。第三个副官在钢琴上弹维也纳圆舞曲。第四个靠在钢琴上跟着曲子唱。安德烈不在这里。这些老爷看到保里斯，没有一个改变姿势。写字的副官，也就是保里斯招呼的那一个，不耐烦地转过身来对他说，安德烈在值班，如果要见他，可以从左边门到接待室去。保里斯道了谢，走进接待室。接待室里有十来个军官和将军。

保里斯进去的时候，安德烈公爵轻蔑地眯着眼（露出勉强提起精神的疲劳神态，仿佛表示，要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可连一分钟也不愿同你说话），正在听取一个俄国老将军的报告。那将军身上挂满勋章，踮着脚尖，挺着身子，紫色的脸上现出士兵般阿谀的神态。

“很好，请您等一下！”安德烈公爵用带着法国腔的俄语对将军说（当他要表示轻蔑的时候，就用这种腔调说话）。他一看见保里斯，就不再理会将军，尽管将军跟在他后面，要求他再听听。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含笑对保里斯点头致意。

保里斯这时终于证实了他先前的推测，就是在军队里，除了军事条令规定的和团里所熟悉的从属关系和纪律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从属关系。正是这种从属关系使这个身子挺直的紫脸将军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等候，而上尉安德烈公爵却可以随意同保里斯准尉谈话。保里斯现在更加打定主意，今后办事不必凭军事条令，而要凭这种不成文的从属关系。他现在感觉到，只因为他被介绍给安德烈公爵，他的地位一下子就超过将军。要是在其他场合，要是在前线，一个将军对他这样的近卫军准尉可操有生杀之权。安德烈公爵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

“很抱歉，昨天失迎了。昨天我整天在跟德国人打交道。我跟威罗特检查作战部署去了。德国人一旦认起真来，就没有个底！”

保里斯微微一笑，仿佛安德烈公爵所暗示的事是众所周知的。其实他是第一次听到威罗特这个名字，连“作战部署”这个词也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么，老弟，您还是想当副官吗？我一直在考虑您的事。”

“是的，我想，”保里斯不知怎的涨红了脸，说，“我想请求总司令，华西里公爵替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我想提出要求，因为，”他像道歉似地补充说，“我怕近卫军没有机会上前线。”

“好！好！我们回头再细谈，”安德烈公爵说，“等我先把这位先生的事报告上去，我就来陪您。”

安德烈公爵进去报告紫脸将军的事时，这位将军显然缺乏保里斯刚树立的那种不成文从属关系的观念，眼睛盯住这个妨碍他同副官谈话的放肆准尉，使得保里斯坐立不安起来。他转过身去，等待安德烈公爵从总司令办公室出来。

“听我说，老弟，我考虑过您的事，”当他们走进有钢琴的大厅时，安德烈公爵说，“您不用去找总司令了，他会对您说一大套客气话，会请您到他那里去吃饭（保里斯想：“按照不成文的从属关系来说，这样的态度也不坏。”），但再不会有别的结果，因为我们这些副官和传令官快有一个营了。我们还是这样办吧：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陶尔戈鲁科夫公爵，现任侍从武官长，是个极好的人。您也许不知道他，但问题是现在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官以及我们全体人员都做不了主。现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上手里。我带您去见陶尔戈鲁科夫，我正有事要找他。我已同他谈起过您。让我们瞧瞧，他能不能把您留在身边，或者为您找个靠近皇上的位置。”

安德烈公爵在引导青年、帮助青年取得社会地位上一向很热情。他自尊心很强，从来不接受别人帮助，但借帮助别人的机会，他靠拢那个给人成功、也吸引他自己的圈子。他很愿意提携保里斯，就带他去见陶尔戈鲁科夫公爵。

当他们走进两国皇帝和随从下榻的奥洛莫乌茨行宫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这天正好开过一次军事会议，御前军事参事和两国皇帝都参加了。会上违反库图佐夫和施瓦岑贝格公爵[76]两位老将的意见，决定立刻进攻，同拿破仑进行决战。安德烈公爵带着保里斯到行宫找陶尔戈鲁科夫公爵时，军事会议刚刚结束。少壮派在会上取得了胜利，这使司令部里个个情绪昂扬。主张等待机会、暂缓进攻的稳健派被彻底压倒，他们的理由被进攻必胜的意见驳得体无完肤，以致军事会议上谈到未来的战斗和我方必胜，好像不是未来的事，而是既成事实。全部优势都在我们一方。我军已集结在一处，强大的兵力无疑超过拿破仑。我军受到两位皇帝御驾亲征的鼓舞，个个摩拳擦掌，士气大振。指挥军队的奥国威罗特将军对战略形势了如指掌。现在将要同法军作战的地方，碰巧去年奥军在那里演习过。这里的地形他们也十分熟悉，并且在地图上作过标记。拿破仑的力量显然削弱了，而且毫无准备。

陶尔戈鲁科夫是主攻派里的激进分子。他刚开完军事会议回来，精疲力竭，但心情兴奋，为胜利而自豪。安德烈公爵向他介绍保里斯，但陶尔戈鲁科夫只客气地紧握了一下保里斯的手，对他没说一句话，显然还摆脱不掉萦绕在他头脑里的那些思想。他用法语对安德烈公爵说话。

“哦，老弟，我们打了个多漂亮的胜仗啊！但愿未来也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不过，老弟，”陶尔戈鲁科夫兴奋地说，“我应该承认我错怪了奥国人，特别是错怪了威罗特。他们办事真是精确，真是细致，对地形真是熟悉，对各种可能、各种条件、各种细节都估计得分毫不差！是的，老弟，再也想不出比我们现在更有利的条件了。奥军的精细同俄军的勇敢结合起来，就会天下无敌！”

“那么，进攻已最后决定了？”安德烈问。

“告诉您，老弟，我认为拿破仑方寸已乱。今天接到他给皇上的一封信。”陶尔戈鲁科夫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原来如此！他写了些什么？”安德烈问。

“他能写什么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无非是想拖延时间。我老实对您说，他已落到我们的手心里了，真的！但最有意思的是，”陶尔戈鲁科夫忽然和善地笑起来，“就是想不出回信该怎么称呼他。如果不能称‘执政’，自然也不能称皇帝，那就只能称他‘波拿巴将军’了。”

“但不称他皇帝而称他‘波拿巴将军’，这是有差别的。”安德烈说。

“问题就在这里，”陶尔戈鲁科夫笑着插嘴说，“您认识比利平吧，他这人很聪明。比利平建议称他为‘篡位的奸臣和人类的公敌’。”

陶尔戈鲁科夫快活地哈哈大笑。

“没有别的称呼了？”安德烈问。

“不过，比利平还是想出了一个适当的称呼。他这人真是聪明机智……”

“什么称呼？”

“法国政府首脑，法国政府首脑，”陶尔戈鲁科夫公爵严肃而得意地说，“不是挺好吗？”

“好是好，可他会很不高兴的。”安德烈说。

“是啊，他会很不高兴的！我哥哥认识他。他在巴黎不止一次在当今皇帝那里吃过饭。他对我说，他从没见过比他更精明狡猾的外交家了。可说是集法兰西的圆活与意大利的演技于一身！您知道他跟马尔科夫伯爵的逸事吗？只有马尔科夫伯爵一人能对付他。您知道手帕的故事吗？真是妙极了！”

于是健谈的陶尔戈鲁科夫就时而对着保里斯，时而对着安德烈公爵，讲到拿破仑怎样想试试我们的公使马尔科夫，故意把一块手帕丢在他前面。他停住脚步，看着马尔科夫，大概是希望马尔科夫替他效劳。马尔科夫立刻把自己的手帕丢在旁边，然后捡起来，却没捡拿破仑的手帕。

“妙极了，”安德烈说，“您听我说，公爵，我带这个年轻人来，是想求您一件事。您知道……”

但没等安德烈公爵说完，就有一个副官走来，说皇帝召见陶尔戈鲁科夫。

“唉，真遗憾！”陶尔戈鲁科夫说，慌忙站起来，握了握安德烈公爵和保里斯的手，“说实在的，我很愿意为您和为这位可爱的年轻人出力，只要我能办到。”他又握了握保里斯的手，现出和蔼、诚恳和快活的表情，“但您看……改天再说吧！”

保里斯觉得他现在已接近上层，非常兴奋。他意识到，他在这里接触到领导整个庞大运动的发条，他觉得他在团里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安德烈和保里斯跟着陶尔戈鲁科夫公爵来到走廊里，看见一个文官从皇帝的办公厅里出来，而陶尔戈鲁科夫正往那里走去。这个文官个儿不高，相貌聪明，下巴颏突出，但突出的下巴颏并不损害他的仪表，反而使他的神态显得更加机灵活泼。这个文官像对自己人那样对陶尔戈鲁科夫点了点头，又冷冷地凝视着安德烈公爵，向他迎面走去，显然要安德烈公爵向他鞠躬或者让路。安德烈公爵既不向他鞠躬，也不给他让路，脸上现出愤恨的神色。年轻的文官就转身从走廊旁边走掉了。

“这是什么人？”保里斯问。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但是我非常讨厌的人。他是外交大臣查多利日斯基公爵。”

“唉，就是这批人，”他们走出行宫时，安德烈情不自禁地叹息说，“就是这批人决定着民族的命运。”

第二天军队开拔了。直到奥斯特里茨战役，保里斯既没有看见安德烈，也没有看见陶尔戈鲁科夫，只好暂时留在伊兹梅尔团里。

十

十一月十六日早晨，杰尼索夫的骑兵连——属巴格拉基昂公爵的部队，尼古拉就在那个连里服务——从营地出发投入战斗，跟着其他纵队走了一俄里光景，在大路上奉命停止前进。尼古拉看见，从他旁边走过的有第一和第二骠骑兵连的哥萨克、步兵营和炮兵，还有带副官的巴格拉基昂将军和陶尔戈鲁科夫将军。尼古拉以前那种临阵前的恐惧，他克服恐惧的内心斗争，他要以骠骑兵方式在这场战斗中立功的梦想，这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他们的骑兵连留作后备队，尼古拉只得无聊地度过这一天。早晨八点多钟，他听见前面传来枪炮声和“乌拉”声，看见人数不多的伤员被运到后方去，最后看见几百名哥萨克押送着一队法国骑兵。看来，战斗已经结束。这次战斗规模不大，但很顺利。回来的士兵和军官畅谈辉煌的胜利，畅谈攻克维绍城，以及俘虏一连法国骑兵的战果。夜间严寒，白天阳光灿烂，赏心悦目的秋色同迅速传布的捷报显得那么和谐，胜利的喜悦反映在尼古拉身旁经过的士兵、军官、将军和副官的脸上。尼古拉特别伤心的是，他经受了一场虚惊，而在这快乐的日子里他却无所作为。

“尼古拉，过来，让我们喝一杯解解闷！”杰尼索夫坐在路边喊道，他的前面放着军用水壶和酒菜。

军官们聚集在杰尼索夫的食品箱周围，边吃边谈。

“瞧，又押来一个！”有个军官指着由两名哥萨克步兵押送的一个法国龙骑兵俘虏，说。

其中一名哥萨克牵着一匹俘获的高大美丽的法国马。

“把那匹马卖给我吧！”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叫道。

“遵命，大人……”

军官们站起来，围住哥萨克和俘虏的法国兵。法国龙骑兵是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说法国话带德国腔。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通红，一听见有人说法语，就马上同军官们说起话来，一会儿同这个说，一会儿同那个说。他说他本来不会被俘，他被俘不是他的错，而是那派他去取马衣的伍长的错，他告诉伍长俄军已在那里了。他每说一句话，总要加上一句：可别糟蹋我的好马啊！说着又抚摸自己的马。他显然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一会儿为自己的被俘辩解，一会儿像是在长官面前那样，竭力表示自己恪守军纪，忠于职守。他给我们后卫队带来法国军队的活泼气氛，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

哥萨克以两个金币的价钱卖了那匹马。尼古拉收到家里寄来的钱，现在是军官中最有钱的人，就把那匹马买下来。

“可别糟蹋我的好马啊！”当马移交给尼古拉的时候，阿尔萨斯人和善地对他说。

尼古拉含笑安慰龙骑兵，给了他一些钱。

“走！走！”哥萨克用不正确的法语说，碰碰俘虏的手臂，要他走。

“皇上！皇上！”骠骑兵中突然有人叫道。

人人着忙起来。尼古拉看见后面有几个帽子上饰白帽缨的人骑马跑来，刹那间，人人都各就各位等待着。

尼古拉不记得也不清楚他怎样跑回原位并且上了马。他因没参加战斗而产生的懊丧情绪和处身在老面孔中间的腻味感觉顿时消失了。他不再想到自己，由于接近皇帝，心中感到很幸福。他觉得光是接近皇帝一事就足以补偿今天一天的损失。他兴奋得像一个等待幽会的情人。他不敢回头看，也没有回头看，但如醉如痴地感觉到他临近了。他有这样的感觉，不仅由于一队人马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还由于皇帝的临近，周围一切变得更光明，更快乐，更有意义，更有节日气氛。尼古拉心目中的太阳越来越近，向四周放射出温和庄严的光辉。他觉得这光辉已照到自己身上，他听见他的声音，亲切、镇静、庄严而又朴素的声音。正像尼古拉所期望的那样，出现了一片肃静，而在这片肃静中响起了皇帝的声音。

“是保罗格勒骠骑兵吗？”皇帝问道。

“是后备队，陛下！”有人回答。在听到“是保罗格勒骠骑兵吗”这样非凡的声音之后，这回答的声音就显得很平凡了。

皇帝走到尼古拉旁边站住。亚历山大的脸比三天前检阅时更英俊了。他的脸焕发着快乐和青春，天真无邪的青春，好像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但仍不失为威严庄重的御容。皇帝回顾骑兵连，他的目光偶尔同尼古拉的目光相遇，但最多只有两秒钟。不管皇帝是否了解尼古拉的心情（尼古拉认为皇帝是洞察一切的），他那双蓝眼睛射出温柔慈祥的光芒，在尼古拉脸上停留了两秒钟。接着皇帝突然扬起眉毛，用左脚猛刺了一下坐骑，向前驰去。

听到前卫传来的枪炮声，年轻的皇帝克制不住亲临战场的欲望，不顾朝臣们的苦谏，十二时离开他所待的第三纵队，向前卫驰去。他还没跑到骠骑兵那里，就有几个副官迎面送来了捷报。

这场战斗只俘虏了法国一个骑兵连，却被想象成一次大败法国人的辉煌胜利。因此皇帝和全军，特别是在战场上硝烟还未消散的时候，都相信法国人已被打败，被迫退却了。皇帝走过去几分钟之后，保罗格勒团奉命前进。在德国小城维绍，尼古拉再次看见了皇帝。在小城广场上，皇帝驾临之前发生过激战，现在还横着几具尸体和几名伤员没有运走。皇帝在文武官员的簇拥下，骑着一匹短尾枣红马——不是检阅时骑的那一匹——侧着身子，潇洒地拿着一把长柄金眼镜，望着一个趴在地上、头上满是鲜血的士兵。这个伤兵那么肮脏、粗野，使人恶心。尼古拉觉得同他接近是对皇帝的亵渎。尼古拉看见，皇帝拱起的肩膀像发冷似地打了个哆嗦，他的左脚痉挛地刺了刺马。那匹训练有素的马漠然回顾了一下，站在原地不动。一个副官下了马，扶起伤兵，把他放在抬来的担架上。伤兵呻吟起来。

“轻一点，轻一点，难道你不能放得轻一点吗？”皇帝说，他显然感到比这个垂死的兵更痛苦，说完就走开了。

尼古拉看见皇帝泪水盈眶，听见他离开时用法语对查多利日斯基说：

“战争真是可怕，真是可怕！战争真是可怕！”

前卫部队驻在维绍前方，从敌军的散兵线上可以望见。这一天，敌军总是稍经射击，就把地方让给我们。皇帝传话对前卫部队表示感激，答应给他们奖赏，加倍发给士兵伏特加。营火劈啪作响，士兵歌声不绝，大家比昨晚更欢快。杰尼索夫当晚庆祝自己提升为少校。尼古拉喝了很多酒，在酒宴将近结束时他提议为皇帝的健康干杯。不是像通常宴会上那样说“为皇上健康干杯”，而说，“为仁慈、迷人的伟大皇上的健康，为他的身体健康和打败法国人干杯！”

“既然我们以前打仗也不放过法军，”尼古拉说，“像在申格拉本那样，那么，现在皇上亲临前线，我们又该怎样呢？我们都不惜牺牲，甘心为皇上而死。对不对，诸位？也许我说得不对，我喝多了，但我有这样的感觉，你们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健康干杯！乌拉！”

“乌拉！”军官们热情洋溢地叫道。

年老的骑兵大尉吉尔斯顿兴奋地喊着，他的真诚不亚于二十岁的尼古拉。

军官们把酒喝干，砸碎酒杯，吉尔斯顿又另外斟满几杯酒。他身穿衬衫和马裤，拿着一杯酒走到士兵篝火前，留着两撇长长的花白胡子，敞开的衬衫里露出雪白的胸膛，向上挥了挥手，庄严地站在篝火光中。

“弟兄们，为皇帝陛下的健康，为战胜敌人干杯，乌拉！”他用骠骑兵豪放而老成的上低音喊道。

骠骑兵们围拢来，整齐地高声响应他的建议。

入夜，人们都走散了，杰尼索夫用一只短短的手拍拍他喜爱的尼古拉的肩膀。

“嗨，行军中没有人可以爱，就爱起沙皇来了。”杰尼索夫说。

“杰尼索夫，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尼古拉叫道，“这是一种那么崇高美好的感情，那么……”

“我相信，我相信，老弟，我同意，我赞成……”

“不，你不懂！”

尼古拉站起来，在篝火之间徘徊着，幻想着，不是为了救皇帝的性命（这点他连想也不敢想），而是自己死在皇帝面前，这该是多大的幸福！他真的爱上了沙皇，爱上了俄军的荣誉，对未来胜利满怀希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不只他一人有这样的心情，俄军中十之八九都爱上了沙皇，爱上了俄军的荣誉，但不像他那样狂热。

十一

第二天，皇帝停留在维绍，御医威利耶几次应召去探视，在总司令部和附近部队里传布着圣体违和的消息。据侍从们说，皇上那天没有进食，晚上睡得不好。圣体违和的原因是，伤亡人员的悲惨景象强烈地刺激了皇上那颗仁慈善感的心。

十七日黎明，一个举着军使旗的法国军官求见俄皇，从前哨被带到维绍。这个军使名叫萨瓦里。皇帝刚刚入睡，萨瓦里只得等待。中午，萨瓦里被皇帝召见。一小时后，萨瓦里同陶尔戈鲁科夫公爵一起骑马去到法军前哨。

传说，萨瓦里的使命是建议订立和约和亚历山大皇帝同拿破仑会面。皇帝拒绝亲自会面，这使全军感到满意和自豪。而维绍城下的胜利者，陶尔戈鲁科夫公爵，奉命随萨瓦里去同拿破仑谈判，如果对方确有和平愿望的话。

傍晚，陶尔戈鲁科夫回来，直接去见皇帝，在皇帝那里单独留了好久。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部队继续向前行军，敌军前哨经过短暂交火就向后撤。从十九日中午起，军队调动频繁，直到第二天，十一月二十日早晨，也就是发生值得纪念的奥斯特里茨会战的那一天。

十九日中午以前，一切活动、兴奋的谈话，奔走忙碌，副官的派遣，都只限于皇帝行辕以内。那天午后，这种活动就扩大到库图佐夫总司令部和各纵队参谋部。傍晚，这种活动又通过副官扩展到全军各部。十九日到二十日夜间，八万联军从宿营地动身，人声嘈杂，浩浩荡荡绵延九俄里，向前推进。

早晨，从皇帝行辕开始的中心运动，好像钟楼上大钟主轮的起动，逐步推动各部分运转。一个轮子缓缓地转动起来，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所有的轮子、滑轮和齿轮越转越快。于是时钟发出当当的响声，跳出报时的小人，时针缓缓地移动，表示运动的结果。

军事机器同钟表的结构一样，运动一旦开始，就会不可遏止地进行到底，而在没有转动以前，各部分木然不动，也像钟表的各个零件一样，轮子在轴上响着，齿轮彼此咬住，滑轮飞快地呼呼转动，可是旁边的轮子仍然默不作声，一动不动，仿佛要这样沉睡几百年，但到杠杆捉住轮子，它就服服帖帖地发出响声，转动起来，纳入统一的行动，虽然不知道运动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

好像钟表一样，无数轮子和滑轮复杂运动的结果，只是使时针缓慢而均匀地报时，十六万俄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带着他们的热情、愿望、悔恨、屈辱、痛苦、骄傲、恐惧和狂欢，进行全部复杂活动的结果，只是形成所谓三皇大战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失败，也就是人类历史钟面上时针的缓慢移动。

安德烈公爵那天值班，一直待在总司令身边，寸步不离。

傍晚六点不到，库图佐夫来到皇帝行辕，在那里待了没多久，然后去见御前大臣托尔斯泰伯爵。

安德烈公爵利用这机会到陶尔戈鲁科夫那里打听详细军情。安德烈发觉库图佐夫心情不佳，有什么事使他不高兴，而行辕里的官员对他也不满意。他们说话的语气都显示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因此安德烈想去找陶尔戈鲁科夫谈谈。

“哦，您好，老弟，”陶尔戈鲁科夫同比利平坐在一起喝茶，说，“明天可以庆祝一番了。您那个老头子怎么样？情绪不好吗？”

“我不能说他情绪不好，但他希望人家听听他的意见。”

“在军事会议上，大家听过他的意见，只要他讲得有道理，大家还是会听他的。但现在正是拿破仑最害怕会战的时候，不能再观望和等待了。”

“是的，您见到他了？”安德烈公爵问，“那么，拿破仑怎么样？他给您的印象怎么样？”

“是的，我见到他了，我相信他最怕会战，”陶尔戈鲁科夫一再重复说，显然很重视他在会见拿破仑后得出的这个总结论，“如果他不怕会战，那他何必会见皇上，进行谈判，尤其是何必后退？后退是完全违反他的战术的。请您相信我，他害怕，害怕大会战，他的末日到了。我敢肯定。”

“那您讲讲，他的模样怎么样？”安德烈公爵又问。

“他身穿灰色礼服，想要我称他‘陛下’，但他感到失望，因为我根本没有称呼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此而已。”陶尔戈鲁科夫回答安德烈，含笑回头看看比利平。

“尽管我十分尊敬库图佐夫老人，”陶尔戈鲁科夫继续说，“但现在敌人已经落在我们的掌心里，如果我们观望不前，给他们机会逃走或者上他们的当，那才叫好看呢。是的，我们不能忘记苏沃洛夫和他的信条：不要使自己被动挨打，要主动进攻。我认为，在战争中精力充沛的小将常常比患得患失的老将更能指出正确的道路。”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向敌人进攻？我今天到过前哨，但不能判断他们的主力在哪里。”安德烈公爵说。

他想把自己拟定的进攻计划讲给陶尔戈鲁科夫听。

“哦，这完全无关紧要，”陶尔戈鲁科夫马上说，同时站起来，打开桌上的地图，“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他要是在布尔诺……”

于是陶尔戈鲁科夫匆忙而含糊地讲着威罗特的侧翼包抄计划。

安德烈公爵反对这个计划，并且说明他的计划不比威罗特的计划差，但遗憾的是威罗特的计划已批准了。安德烈公爵刚要说明后者的缺点和前者的优点，陶尔戈鲁科夫公爵却没再听他说下去，也没看地图，只漫不经心地望着他的脸。

“不过，库图佐夫今晚要开一次军事会议，您可以在会上把这些意见讲一讲。”陶尔戈鲁科夫说。

“我一定这么办。”安德烈公爵说着从地图旁走开去。

“诸位，你们操什么心？”直到此刻一直含笑听着他们谈话的比利平，这时显然想开开玩笑了，“不管明天胜败如何，俄军的荣誉是保得住的。除了你们的库图佐夫，各纵队连一个俄国指挥官都没有。现在的指挥官是威姆普芬将军阁下、朗热隆将军、里赫顿斯坦公爵、霍恩洛厄公爵[77]……还有一串波兰名字。”

“闭嘴，毒舌头，”陶尔戈鲁科夫说，“不对，现在已经有两个俄国人了：米洛拉多维奇和陶霍杜罗夫，还可能有第三个，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但他神经太脆弱了。

“我想，这会儿库图佐夫该出来了，”安德烈公爵说，“诸位，祝你们幸福，成功！”他补充说，握了握陶尔戈鲁科夫和比利平的手走出去。

回家的路上，安德烈公爵忍不住问默默地坐在他旁边的库图佐夫，他对明天的会战有什么想法。

库图佐夫严厉地望了望他的副官，沉默了一下，回答说：

“我看会战要失败，我把这话告诉了托尔斯泰伯爵，并请他转告皇上。你猜他怎样回答我？‘哦，亲爱的将军！我忙于米饭和肉饼，军事要由您来管’，瞧……他就这样回答我！”

十二

晚上九点多钟，威罗特带着他的计划来到库图佐夫行辕。军事会议将在这里举行。各纵队指挥官都被召到总司令部，除了巴格拉基昂公爵拒绝出席外，其余的人都按时到达。

威罗特奉命全权指挥即将到来的会战，他精神兴奋，动作匆忙。库图佐夫勉强主持军事会议，心情不佳，睡意惺忪。两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威罗特显然自以为是领导这场势在必行的会战的首脑。他好像一匹拉车下山的马，不知道是他在拉车还是车在推他，他只是拼命飞跑，没有时间考虑这场会战的结果。那天晚上，威罗特两次亲自视察敌军前沿阵地，两度向俄皇和奥皇报告情况，并在办公室里用德语口授作战部署。他累得精疲力竭，这会儿来到库图佐夫的住所。

威罗特显然忙得连对总司令都忘了礼貌：他打断总司令的话，说得又快又含糊，既没看对方的脸色，也没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身泥浆，样子疲惫可怜，但仍十分自负。

库图佐夫住在奥斯特里茨附近的一座贵族小城堡里。在权充总司令办公室的大客厅里聚集了库图佐夫、威罗特和军事会议成员。大家喝着茶，只等巴格拉基昂公爵一到就开会。七点多钟，巴格拉基昂的传令官带来消息，说公爵不能出席。安德烈公爵进来向总司令报告这事，因为总司令事先准许他列席会议，他就在客厅里留下来。

“巴格拉基昂公爵既然不来，我们可以开会了。”威罗特说，急急地站起来，走到摊着布尔诺地区大地图的桌子旁。

库图佐夫坐在高背安乐椅上，肥胖的脖子从敞开的军服领子里露出来，他那双浮肿的老人的手对称地搁在椅子扶手上，他差不多睡着了。他听见威罗特的声音，勉强睁开他那只独眼。

“对，对，请开吧！要不就晚了。”他说着点点头，接着又垂下头，闭上眼睛。

如果与会的人起初以为库图佐夫是装睡，那么后来宣读计划时他的鼻息声表明，尽管他身为总司令，很想对作战计划表示蔑视，但他克服不了人类无法克制的睡眠的欲望，真的睡着了。威罗特现出分秒必争的紧张神态望了望库图佐夫，确信他已睡着了，就拿起文件，单调地高声宣读未来会战的部署，连标题都没有漏掉。

《攻击柯贝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后面敌军阵地的作战部署，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个作战部署很复杂，很难懂。德文全文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敌军左翼以树木稠密的山岭为依据，右翼通过柯贝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伸展到池塘后面，而我军左翼比敌军右翼占优势，利于进攻敌军右翼，尤其是如我军占领索科尔尼茨和柯贝尔尼茨两村，就能攻击敌军侧翼，并在施拉巴尼茨和丘拉斯森林间的平原上追击敌军，而避开施拉巴尼茨和贝洛维茨间掩护敌军前线的隘路。为此目的须……第一纵队前进……第二纵队前进……第三纵队前进……

威罗特宣读道。

将军们看来都不太愿意听这种晦涩难懂的作战部署。淡黄头发的高个子布克斯赫弗登将军背靠墙站在那里，眼睛盯住燃烧的蜡烛，似乎没有在听，甚至不想让人觉得他在听。威罗特对面坐着米洛拉多维奇，他脸色红润，留着两撇上翘的小胡子，肩膀耸起，两手雄赳赳地放在膝盖上，臂肘向外，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盯住威罗特。他始终保持沉默，望着威罗特的脸，直到这位奥国参谋长读完了才不再看他。这时米洛拉多维奇意味深长地望望另外两位将军。但从他那意味深长的目光中看不出他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作战部署，对它满意还是不满意。坐在威罗特旁边的是朗热隆伯爵。在宣读作战部署时，他那张法国南方人的脸上一直挂着微妙的笑容，眼睛盯住正在转动一个带肖像的金鼻烟壶的细长手指。在宣读一个长句子时，他停止摆弄鼻烟壶，抬起头来，薄嘴唇角上露出虚假的敬意，打断威罗特，想说些什么。但威罗特没有停止宣读，只怒气冲冲地皱了皱眉头，摆动臂肘，仿佛在说：“等一下，等一下把您的想法告诉我，现在请您看好地图，听我讲。”朗热隆带着困惑的神情向上抬起眼睛，回头看了看米洛拉多维奇，仿佛在寻求解释，但一遇见米洛拉多维奇意味深长而莫测高深的目光，就颓丧地垂下眼睛，又摆弄起鼻烟壶来。

“一堂地理课。”朗热隆似乎在自言自语，但声音响得别人都能听见。

普尔杰贝歇夫斯基带着不亢不卑的神气一只手罩住对着威罗特的耳朵，仿佛在全神贯注地听。个儿矮小的陶赫杜罗夫坐在威罗特对面，样子很用心和谦逊，俯身在摊开的地图上，认真研究作战部署和他不熟悉的地形。他几次要求威罗特重复他没有听清的字句和难记的村名。威罗特满足他的要求，陶赫杜罗夫就把这些地名记下来。

作战部署读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这时，朗热隆又放下鼻烟壶，眼睛没看威罗特和别的人，说执行这个作战部署有困难，因为敌军在移动，无法断定他们的阵地究竟在哪里。朗热隆的反驳是有道理的，但反驳的目的显然是要威罗特将军感觉到，他煞有介事地宣读作战部署，好像在给小学生上课，其实他面前坐着的都不是傻子，而是在军事问题上可以教教他的人。

等到威罗特单调的宣读声一停止，库图佐夫就睁开眼睛，好像一个磨坊主在催人欲眠的磨盘声停止时醒过来。他留神听着朗热隆的话，仿佛在说：“你们还在说废话！”接着又连忙闭上眼睛，把头垂得更低。

朗热隆竭力用最恶毒的语言伤害威罗特作为战术制订者的自尊心，证明拿破仑会轻易地变被动为主动，因此制订这样的作战部署毫无意义。威罗特始终用轻蔑的微笑来回答，显然他早有思想准备，不论人家怎样反驳，他都一笑置之。

“他要是能进攻我们，今天就进攻了。”威罗特说。

“那么，您以为他没有力量吗？”朗热隆说。

“他最多只有四万人。”威罗特好像一位医生听到巫婆向他指点治疗方法，含笑回答。

“既然这样，他等待我们进攻，岂不是自取灭亡？”朗热隆带着含蓄的嘲笑说，又回头看看旁边的米洛拉多维奇，希望得到他的赞同。

但米洛拉多维奇这时显然并不在考虑两位将军所争论的事。

“不错，”米洛拉多维奇说，“明天在战场上就会见分晓了。”

威罗特又冷笑了一下，仿佛在说，作战部署会遭到俄国将军们的反对，这一点不仅他个人深信不疑，就连两国皇帝也深信不疑，因此他觉得又可笑又奇怪。

“敌人熄了灯火，但从营地里不断发出喧闹声，”威罗特说，“这说明什么？不是后撤（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害怕的），就是转移阵地。”他冷笑了一声，“但即使他们占领了丘拉斯阵地，只会使我们省去许多麻烦，我们的全部计划丝毫不用改变。”

“这怎么行？……”安德烈公爵问，他早就在等待机会表示疑虑了。

库图佐夫醒过来，用力咳嗽了一阵，回头看看将军们。

“诸位，明天的也可以说是今天的（因为已经过了半夜）作战部署不可能改变了，”库图佐夫说，“你们都听见了，我们都要恪尽各自的职责。而在交战之前最重要的是……（他停了停）睡一个好觉。”

他做出要起身的样子。将军们都鞠躬告辞，时间已过了半夜，安德烈公爵也走了。

安德烈公爵未能如愿地在军事会议上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次会议使他感到迷惑不解和惊惶不安。究竟谁对，是陶尔戈鲁科夫同威罗特一方，还是反对进攻计划的库图佐夫同朗热隆等人一方，他不知道。“难道库图佐夫不能向皇上面陈他的想法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难道由于朝廷和某些人的想法就得拿几万人的生命，也包括我的生命，去冒险吗？”他想。

“是的，明天我很可能被打死。”安德烈公爵想。一想到死，一连串最久远和最亲切的往事就突然涌上脑海。他想起最后一次同父亲和妻子的别离；他想起他最初同妻子恋爱的日子；想起她的怀孕，他不禁为她难过，也为自己难过。他怀着感伤而激动的心情走出跟聂斯维茨基合住的房子，在屋前来回踱步。

夜雾很浓，月光神秘地从雾里漏下来。“是的，明天，明天！”他想，“对我来说，到明天也许一切都完了，再不会有什么回忆，不论什么回忆对我都毫无意义。我预感到，明天，很可能就是明天，我就有机会大显身手。”他想象战斗和伤亡的情景，战斗集中在一个点，指挥官们乱成一团。这就是幸福的时刻，就是他期待已久的土伦。他明确地向库图佐夫、向威罗特、向皇帝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认为他的见解正确，但却没有人肯实行他的建议。他要了一个团或者一个师，预先讲定不让人家干涉他的指挥。于是他就带领一师人冲向决定胜负的地点，并且单独取得胜利。“要是遇到死亡和痛苦呢？”另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但安德烈公爵不理这问题，继续做他的胜利梦。下次会战的部署由他独自制订。他名义上是库图佐夫的值日官，其实事无大小都由他亲自处理。他单独打赢了下一次的会战。库图佐夫被免职，他被任命……“那么，以后呢？”那另一个声音又说话了，“以后呢，即使你能逃过十次负伤、十次死亡和十次受骗的磨难，那么以后呢？”安德烈公爵自己回答说：“哦，以后吗……我不知道以后将怎样，我不想知道，我也无法知道。但即使我要荣誉，要出名，要得到人家的爱，那也不能算什么错，我就有这样的愿望，就有这样的愿望，我活着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是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一点我对谁也不说，可是，天哪！如果我不爱别的，我只爱荣誉，只要得到人家的爱，那又有什么办法！牺牲、负伤、家破人亡，我什么也不怕。尽管我爱许多人——父亲、妹妹、妻子，爱我最亲的亲人，但说来也怪，为了片刻的荣誉，为了战胜敌人，为了获得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们的爱，我会毫不犹豫地抛下自己的亲人。”安德烈一面听库图佐夫在院子里说话，一面想。从库图佐夫的院子里可以听见在收拾行李的勤务兵的谈话声，还有一个车夫正在戏弄安德烈公爵认识的库图佐夫的老厨子季特，说：“季特，是季特吗？”

“嗯！”老头子回答。

“季特，快去打谷[78]！”那个爱开玩笑的车夫说。

“呸，滚你的蛋！”老头子的回答被勤务兵的一片哄笑声所淹没。

“不论怎么说，我就是喜欢打败所有的人，我只珍惜飘浮在我头上迷雾中的神秘力量和荣誉！”安德烈公爵想。

十三

那天晚上，尼古拉带一排骠骑兵在巴格拉基昂分队前面布置侧防线。骠骑兵一对一对地分散在前沿，他自己骑马沿着侧防线走去，竭力克制难以驱除的睡意。他后面有一大片开阔地带，我军的营火在雾中朦胧地发光，他的前面是雾蒙蒙的夜色。不论尼古拉怎样努力分辨雾霭弥漫的远方，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一会儿仿佛有个灰乎乎的东西；一会儿仿佛有个黑黝黝的东西；一会儿在敌人那儿有几点火星；一会儿他觉得这只是他眼睛发花。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一会儿出现皇帝，一会儿出现杰尼索夫，一会儿出现莫斯科的往事。他连忙睁开眼睛，看见他坐骑的头和耳朵，有时看见六步开外骠骑兵的黑影，而远处始终是那片雾蒙蒙的夜色。“怎么不可能呢？”尼古拉想，“很可能皇帝遇见我，他也像对其他军官那样对我说：‘你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他偶然遇见一个军官，就把他留在身边。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要是他把我留在身边，那该多好啊！哦，我一定竭力保卫他，对他绝对忠诚，揭穿一切欺骗他的人！”尼古拉生动地想象他对皇帝的无限热爱和忠诚，设想遇见一个敌人或者德国骗子，他不仅痛快地把他杀死，而且当着皇帝的面打他的嘴巴。突然远处一声呼喊把尼古拉惊醒。他打了个哆嗦，睁开眼睛。

“我这是来到哪儿啦？是的，在侧防线上。口令和回答是‘车杠，奥洛莫乌茨’。我们的骑兵连明天要当后备队了，真没劲……”尼古拉想，“我要请求上火线。这也许是见到皇上的唯一机会。是的，现在快换班了。我再巡逻一次，回去向将军提出要求。”他在马鞍上坐坐好，催动坐骑又绕着骠骑兵兜了一圈。他觉得天亮了一些。他看见，左边有一片被照亮的缓坡，对面是一个陡直的黑山岗。山岗上有一个白点子，看不清那是被月光照亮的林中空地，还是一片积雪，还是白色的房子。他甚至觉得白点子上有什么东西在动。“那大概是雪，一片白雪。”尼古拉想。

“那天……哦，娜塔莎，妹妹，黑眼睛。娜……塔莎……（我要是告诉她我见到过皇帝，她准会大吃一惊！）娜塔莎……拿大厦……”——“靠右，大人，这里有树。”尼古拉在马上打着瞌睡，听见旁边骠骑兵的声音。尼古拉抬起几乎垂到马鬃上的头，在骠骑兵身旁停下来。他无法遏制孩子般的瞌睡，“哦，我想什么来着？可不能忘记。我该怎样同皇上说话？不，不对，那是明天的事。对了，对了！拿大厦，拿下什么？骠骑兵……胡子兵……那个留胡子的骠骑兵在特维尔大街上跑，就在古里耶夫家对面……古里耶夫老头……哦，杰尼索夫是个好小子！对，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皇上眼下在这里。他怎样望着我，他想说话，可是他不敢……不，是我不敢。这些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别忘记我想到的要紧事，是的。拿大厦，我们要拿下，是的，是的，是的。这很好。”尼古拉的头又垂到马脖子上。他忽然觉得有人在向他开枪，“什么？什么？什么！……杀！什么？……”尼古拉说着醒过来。尼古拉睁开眼睛的一刹那，他听见敌军那边有成千上万人在呐喊。他的马和旁边骠骑兵的马都竖起耳朵听。在发出呐喊声的地方亮起一个火光，熄灭了，接着又是一个，山上法军全线亮起了火光，呐喊声越来越响了。尼古拉听见有人说法国活，但是听不清。声音太杂太响。只听到一片啊啊啊、呃呃呃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你说呢？”尼古拉问旁边的骠骑兵，“那不是敌人发出的声音吗？”

骠骑兵什么也没有回答。

“怎么，难道你没听见？”尼古拉等了好一会儿，没有听见回答，又问。

“谁知道呢，大人。”骠骑兵不高兴地回答。

“就方向来说，应该是敌人，是吗？”尼古拉又说。

“也许是敌人，也许不是，”骠骑兵说，“天黑，看不清。喂，站住！”他吆喝胯下烦躁不安的马。

尼古拉的马也骚动起来，蹄子踩着冻结的地面，竖起耳朵听着声音，望着火光。呐喊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汇合成一片千军万马的轰鸣。火光沿着法军营地的方向不断蔓延开来。尼古拉已不想睡了。敌军那种得意扬扬的呐喊声刺激了他。“皇上万岁！万岁！”尼古拉现在已清楚地听到喊声了。

“大概不远了，就在小河对面，是吗？”他对身旁的骠骑兵说。

骠骑兵什么也没回答，只叹了一口气。生气地咳嗽了几声。骠骑兵的散兵线那里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夜雾中突然出现一个骠骑兵军士的影子，高大得像一头巨象。

“大人，将军们来了！”军士骑马跑到尼古拉跟前，说。

尼古拉继续瞧着火光，听着呐喊声，同时和军士一起去迎接几个沿散兵线骑马跑来的人。其中一个骑着白马，原来是巴格拉基昂公爵。他和陶尔戈鲁科夫公爵带着副官跑出来观察敌军那里的古怪火光和喊声。尼古拉跑到巴格拉基昂跟前，向他做了报告，然后同副官们一起听将军们谈话。

“请您相信我，”陶尔戈鲁科夫公爵对巴格拉基昂说，“这不过是耍花招：敌人撤退了，命令后卫点火呐喊来迷惑我们。”

“不见得，”巴格拉基昂说，“傍晚我还看见他们在那个山岗上，如果他们撤退，那也该离开那里了。军官先生，”巴格拉基昂对尼古拉说，“敌人的侧翼哨兵还在那里吗？”

“傍晚在那里，现在不知道，大人。请您下令，让我带几个骠骑兵去看看。”尼古拉说。

巴格拉基昂停下来，没有回答，竭力想在雾中看清尼古拉的脸。

“好，您去看看。”巴格拉基昂停了停，说。

“是，大人。”

尼古拉刺了刺马，叫来费德青科中士和两名骠骑兵，命令他们跟他走，接着便向传来喊声的山下驰去。他带着三个骠骑兵奔向那先前没有人去过的神秘而危险的雾蒙蒙的远方，感到又恐惧又高兴。巴格拉基昂从山上向他喊话，叫他不要过小河，但尼古拉装作没听见，一个劲儿向前奔去，不断错把灌木当作大树，把沟渠当作人，并且不断发现自己上了当。他奔下山，已看不见我方和敌人的火光，只听见法国人的喊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楚。他在洼地上看见前面好像有一条河，但跑近一看，发现是一条大路。他来到大路旁，勒住马，决不定沿大路跑，还是穿过大路，从漆黑的田野上山。沿着在雾中比较明亮的大路走比较安全，因为容易看清前面的人。可是他却喊道：“跟我来！”接着就穿过大路向山上驰去，那里傍晚有法军放哨。

“大人，有敌人！”后面一个骠骑兵说。

尼古拉还没来得及看清那在雾中突然出现的黑东西，那里就闪出一道火光，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嗖地一声像诉怨似地在雾中高高飞过，接着就消失了。另一枪没有打响，只是闪了一下火光。尼古拉拨转马头，急忙往回跑。随后又陆续传出四声枪响，子弹发出不同的啸声没入雾中。尼古拉勒住像他一样听见枪声而兴奋的马，一步一步走回来。“好，再来几枪，再来几枪！”他心里有一个快乐的声音在叫喊。但枪声没有了。

直到将要走近巴格拉基昂时，尼古拉才放马奔跑，举手敬礼，驰到他跟前。

陶尔戈鲁科夫仍然认为法军已撤退，只是为了蒙骗我们才点火。

“这说明什么呢？”尼古拉跑近时，陶尔戈鲁科夫说，“他们可能在撤退时把哨兵留下。”

“看来他们还没有走光，公爵，”巴格拉基昂说，“等到天亮吧，天一亮就什么都清楚了。”

“山上有哨兵，大人，还是在晚间那个地方。”尼古拉欠身向前，举手敬礼，报告说，克制不住由于奔驰，尤其是由于子弹啸声而引起的欢笑。

“好的，好的，”巴格拉基昂说，“谢谢您，军官先生。”

“大人，”尼古拉说，“我想求您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的骑兵连明天要留作后备队，我求您把我调到第一骑兵连去。”

“你叫什么？”

“尼古拉伯爵。”

“哦，很好！那就留在我这里当传令官吧。”

“你是罗斯托夫伯爵的儿子吗？”陶尔戈鲁科夫问。

但尼古拉没有回答他。

“那我就恭候命令啦，大人。”

“我会下令的。”

“明天很可能派我去给皇上送信，”尼古拉想。“感谢上帝！”

敌军阵地上发出叫声和火光原来是因为，法军在宣读拿破仑命令时，拿破仑正亲自骑马来巡视军营，士兵们一看见皇帝，就点上火把，并且跟在他后面高呼：“皇上万岁！”拿破仑的命令是这样的：

士兵们！俄军正在向你们进攻，替乌尔姆奥军复仇。这些部队就是被你们在霍拉勃隆打垮、一直被追击到这里的。我们的阵地坚不可摧，俄军要从右方绕过我们，就会把侧翼暴露在我们面前！士兵们！我将亲自指挥你们的队伍。如果你们能发扬素有的大无畏精神击溃敌军，我就将远离火线，但如果你们对胜利有丝毫怀疑，你们就将看到你们的皇帝亲临火线，面对敌军的第一次进攻，因为对胜利的信心不能有丝毫动摇，特别是在事关法国步兵荣誉和法国民族荣誉的今天。

不要借口运送伤员而扰乱自己的队伍！人人都要下定决心，打败对我国怀有刻骨仇恨的英国雇佣军。这次胜利将结束我们的远征，我们将回到冬季营地，并在那里同我们的新兵会合。到那时我将缔结一个无愧于我国人民、无愧于你们和我自己的和约。

拿破仑

十四

早晨五点钟，天色还一片漆黑。中路部队、后备队和巴格拉基昂的右翼还没有出发，但在左翼，步兵、骑兵和炮兵纵队已经起床，开始活动，按照计划他们应该首先下坡去攻击法军右翼并把他们驱逐到波希米亚山中。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被扔到篝火里，篝火的烟把大家的眼睛都刺痛了。天又冷又黑。军官们匆匆地喝着茶，吃着早餐。士兵们嚼着面包干，使劲顿足取暖。他们聚集在篝火周围，把残余的棚子、椅子、轮子、木桶和其他无法带走的东西统统投到火里烧掉。奥军纵队向导在俄军中间走来走去，充当前驱。奥国军官在团长营地附近一出现，全团就行动起来：士兵们离开篝火，把烟斗插进靴筒里，行囊放到车上，拿起枪，排好队。军官们扣上衣服，佩好剑，挂上背囊，一边叫嚷，一边巡视队伍。辎重兵和勤务兵套好马，把行李装上车，捆绑好。副官、营长和团长都骑上马，画了十字，对留在后面的辎重兵发出最后的指示和命令，交代好任务。于是几千只脚就一起发出单调的响声。各纵队向前运动，但不知道往哪里去，并且由于周围的人、烟和越来越浓的雾，看不见他们离开的地方，也看不见他们要去的地方。

在行军中，士兵被他们的团所包围、限制和引导，就像水兵在军舰里一样。不论他们走多远，也不论他们走到什么奇怪、陌生和危险的地方，周围总是那些伙伴、那个队伍、那个司务长、那条军犬和那些长官，就像水兵周围总是甲板、桅樯和缆索一样。士兵平时不太关心他们在什么地方，但一旦交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严肃紧张，预感到生死攸关的庄严时刻临近，并且产生异常的好奇心。在战斗的日子里，士兵们精神抖擞，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越出他们所在的团，他们会用心细听，留神察看，急切地打听周围发生的一切。

雾越来越浓，天色虽然亮起来，但十步开外还是看不清。看上去灌木好像大树，平地好像峭壁和斜坡。任何地方，十步开外都可能遭遇看不见的敌人。但俄军各纵队一直在浓雾中走着，下山上山，经过花园和围墙，在陌生的地方哪里也没有碰上敌人。相反，士兵们知道，前后左右都有俄军纵队在朝一个方向前进。士兵们个个感到高兴，因为知道有许许多多自己人都在往那个未知的地方走去。

“你瞧，库尔斯克团也过去了。”队伍里有人说。

“好哇，弟兄们，我们的部队来了多少！晚上一看，到处都是火光，望不到边。简直就像莫斯科！”

尽管没有一个纵队指挥官到队伍里来同士兵们谈谈话（就像我们在军事会议上看到的那样，纵队指挥官情绪不佳，对当前的战斗不满，因此只是奉命办事，不关心鼓舞士气），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是高高兴兴去作战，尤其是向敌人进攻。不过，在浓雾中走了一小时光景，大部分军队不得不停下来。这时队伍里传播着一种混乱不快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怎样传播开来的，很难断定，但确实在传播着，并且像水往低处流那样，不知不觉、却又无法遏止地迅速流开来。如果俄军没和同盟军在一起，这种混乱的感觉也许会传播得慢一点，但现在大家都乐于把混乱的原因归咎于德国人，认为是那些爱吃香肠的家伙造成了危险的混乱。

“怎么停下来了？路堵住了？还是碰上了法军？”

“没有，没听说，要是碰上，会开枪的。”

“先是急急忙忙地催我们出发，现在又莫名其妙地停在野地里，都是该死的德国佬在捣鬼，这些笨蛋！”

“我真想把他们全赶到前线。他们多半都挤在后方。这下子我们只好在这里挨饿了。”

“怎么样，快过去了吗？据说是骑兵把路堵住了。”一个军官说。

“咳，该死的德国佬，连自己的地方都不认得。”另一个军官说。

“你们是哪个师的？”一个副官骑马过来，嚷道。

“十八师。”

“那你们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你们早就该到前面去了，这样到晚上也到不了啦。真是愚蠢的命令，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军官说着骑马走了。

接着，一位将军骑马跑来，生气地嚷嚷着，他说的不是俄语。

“他叽哩咕噜啰唆什么，谁也听不懂，”一名士兵模仿着跑开的将军，说，“我真想把他们都毙了，这些混蛋！”

“命令我们九点以前到达目的地，可我们连一半路都没走到。这叫什么命令！”四面八方都发出类似的牢骚。

军队出发时的高昂士气变成对糊涂命令和德国人的恼怒。

混乱的原因是，奥国骑兵在左翼运动时，最高指挥部发现我军中路离右翼太远，就命令骑兵转移到右侧。几千名骑兵在步兵前面移动，步兵就只好等待。

前面，一个奥军纵队向导同一个俄国将军发生冲突。俄国将军高声叫嚷，要骑兵停下来；奥国军官却说，这不能怪他，要怪最高指挥部。这时军队停下来，感到无聊，情绪低落。一小时后，军队又向前移动，走下山去。山上的雾开始消散，但山下的雾却更浓。前面，在雾中，传出一声枪响，又是一声，开头不均匀，稀稀拉拉：嗒啦嗒……嗒，然后越来越匀，越来越密。于是哥德巴赫河上的战斗开始了。

俄军没想到在河边遭遇敌人，并且在雾中碰上。他们听不到上级长官的勉励，又普遍感到他们行动迟缓，主要是在浓雾中前后左右什么都看不见，又不能及时得到指挥官和副官的命令，就走走停停，没精打采地同敌军对射一阵。而指挥官和副官不熟悉地形，在雾里转来转去找不到自己的部队。第一、第二和第三纵队已经下山，他们就这样开始战斗。库图佐夫所在的第四纵队驻扎在普拉岑高地。

在开始交火的洼地上依旧浓雾弥漫，高地上明朗一点了，但前面的情况还是一点也看不见。敌人的全部人马是像我们估计的那样在十俄里以外，还是就在这片雾海里，九时前谁也不知道。

早晨九点钟。洼地上浓雾像一片茫茫的海洋，但在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所在的施拉巴尼茨村郊的高地上，天气完全晴朗了。拿破仑头上是一片明朗的蓝天，巨大的太阳像一个红色大浮筒荡漾在乳白色的雾海上。不仅全部法军，连拿破仑和他的参谋，都不在我们企图占领阵地和开始战役的索科尔尼茨村和施拉巴尼茨村小河和洼地上，而是在离我军很近的这一边，近得拿破仑用肉眼都能分辨我们的骑兵和步兵。拿破仑身穿出征意大利时穿的蓝色军大衣，骑一匹灰色阿拉伯小马，站在元帅们前面。他默默地凝视从雾海里浮出的小山丘——俄军远远地在那上面运动——谛听着洼地里的射击声。他那当时还很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在抽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一个地方。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俄军一部分已走到池塘和湖泊那里的洼地上，一部分已扫清他们准备攻击并认为是关键的普拉岑高地。拿破仑通过迷雾看见，在普拉茨村附近的谷地里，俄军纵队刺刀闪闪，一直朝洼地移动，一队又一队地消失在雾海里。根据昨晚得到的情报，根据前哨在夜间听到的车轮声和脚步声，根据俄军各纵队移动的杂乱情况，根据种种迹象，拿破仑清楚地看到，联军以为他远在他们前面，在普拉岑附近运动的纵队是俄军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已大为削弱，很难向他进攻。但他还是没有发动战役。

今天是拿破仑大喜的日子——加冕一周年。天亮以前他睡了几个小时，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心情愉快，仿佛他什么事都能办到，什么都能成功。他骑上马，来到野外。他一动不动地骑在马上，眺望着雾中的高地。他那冷峻的脸上现出自信和得意的神色，好像一个堕入情网的幸福少年。元帅们都站在他后面，不敢分散他的注意力。他时而瞧瞧普拉岑高地，时而望望从雾里浮现出来的太阳。

当太阳完全从雾中豁露出来，把耀眼的金光投向田野和迷雾上时——他仿佛就是在等待这个发动战役的时刻——他从好看的白手上拉下手套，向元帅们作了个手势，命令开火。元帅们带着副官往不同的方向驰去。几分钟后，法军主力迅速地向普拉岑高地移动，而普拉岑高地上的俄军则不断后撤，往左边洼地退去。

十五

八点钟，库图佐夫骑马向米洛拉多维奇第四纵队前面的普拉茨跑去。第四纵队是来接替已下山的普尔杰贝歇夫斯基纵队和朗热隆纵队的。库图佐夫向先头团的将士问了好，下了前进的命令，表示他将亲自带领这个纵队。他到了普拉茨村就停下来。安德烈公爵是总司令众多随从中的一个，站在总司令后面。安德烈公爵很兴奋，很激动，但强自镇定，就像一个人面临期待已久的时刻那样。他坚决相信，今天就是他的土伦日，或者阿尔科拉桥[79]日。他不知道这日子将怎样降临，但坚信一定会降临。我军的地形和处境，他同我军中任何人知道得一样清楚。他亲手拟订的战略计划显然无法实行，早已被他抛到脑后。现在安德烈公爵已在执行威罗特的计划，正在估计各种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重新考虑措施，以便发挥他敏捷的才思和果断的魄力。

从左下方的雾里传来看不见的军队之间相互射击的声音。安德烈公爵认为那里将是战斗的中心，那里将遇到障碍，“我将奉命带一个旅或一个师到那里去，我将手拿军旗冲锋，摧毁一切障碍”。

安德烈公爵看到从跟前经过的各营的军旗，心里不能平静。他望着一面军旗想：也许那就是我带领军队前进时举的军旗。

早晨，夜雾在高地上只留下一片白霜，白霜又融化成露水，在谷地里迷雾则弥漫成一个乳白的海洋。左边谷地什么也看不见，从那里传来射击声，我军正往那里进发。高地上是苍苍的晴空，右边悬着一轮红日。前面，远远地在雾海彼岸，可以望见树木葱郁的山冈，敌军大概就在山冈上，那里隐隐约约看得见有些东西。右边，近卫军正走进雾里，传来脚步声和车轮声，偶尔还看到刺刀的闪光；左边，在村子后面，同样的骑兵队渐渐消失在雾里。前前后后都有步兵在行进。总司令站在村口，看队伍从他面前走过。这天早晨库图佐夫显得疲劳而烦躁。从他面前经过的步兵没有命令就停下来，显然前面有什么障碍。

“叫他们务必排成营纵队，绕着村子走，”库图佐夫怒气冲冲地对骑马过来的将军说，“您怎么不明白，仁兄大人，我们向敌人进军，绝不能拉长队伍穿过狭隘的村街。”

“我想等出了村子再排队，大人。”将军回答。

库图佐夫苦笑起来。

“您倒好哇，在敌人眼皮底下整队，真是太好了。”

“敌人还远着呢，大人。按照作战部署……”

“哼，作战部署！”库图佐夫挖苦地嚷道，“这是谁对您说的？……请您执行我的命令。”

“是，大人！”

“老弟，”聂斯维茨基对安德烈公爵咬耳朵，“老头子很不高兴呢。”

一个身穿白军服、头戴绿翎帽的奥国军官骑马跑来，以皇帝的名义问：第四纵队有没有投入战斗？

库图佐夫没有回答，却转过身去。他的目光无意间落在旁边的安德烈公爵身上。库图佐夫一看见安德烈，凶狠尖刻的眼神就立刻变得温和宽容，仿佛承认他的副官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他没有回答奥国副官，却转身对安德烈说：

“你去看看，我的好孩子，第三师过了村子没有。叫他们停下来，等我的命令。”

安德烈公爵刚要走开，库图佐夫又把他拦住。

“你去问问，有没有布置好狙击兵，”库图佐夫补充说，“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他自言自语，还是没有回答那个奥国人。

安德烈公爵策马跑去执行命令。

他赶上前面的几个营，拦住第三师，证实各纵队前面确实没有布置狙击兵。先头团的团长听到总司令命令布置狙击兵，感到很惊奇。团长满以为，他前面还有部队，敌人至少在十俄里以外。事实上，前面除了浓雾弥漫的空斜坡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安德烈公爵传达总司令补漏洞的命令后，骑马飞跑回去。库图佐夫仍在原地，肥胖的身子老态龙钟地坐在马上，闭上眼睛，费力地打着呵欠。军队已停住不动，放下枪站着。

“好，好！”库图佐夫对安德烈公爵说，然后转身对着一个将军。那个将军手里拿着一只表说应该动身了，因为左翼各纵队都已下来。

“来得及的，阁下，”库图佐夫打着呵欠说，“来得及的。”他重复说。

这时候，从库图佐夫后面远远传来各团致敬的声音。这声音顺着俄军纵队绵延的行列迅速地传过来。显然，接受致敬的那个人正迅速地骑马跑来，当库图佐夫背后那个团的士兵呐喊时，他骑马闪到一边，皱起眉头回头看了一下。在通往普拉岑的大路上，仿佛有一连穿各色军服的人骑马跑来。其中两个人并排领先。一个穿黑军服，戴白翎帽，骑一匹短尾枣红马；另一个穿白军服，骑一匹黑马。原来是两国皇帝带着他们的随从跑来，库图佐夫摆出前线老军人的架势高喊“立正”，同时行着举手礼向皇帝驰去。他的整个模样和神态顿时变了。他装出唯命是从的样子，但他那种装腔作势的致敬显然使亚历山大皇帝感到不快。库图佐夫跑到面前，又向皇帝举手敬礼。

这种不快的感觉，就像晴空中的残雾掠过皇帝年轻而快乐的脸，一下子消失了。皇帝病后的脸比安德烈在国外奥洛莫乌茨野外第一次见到时瘦了些；但皇帝那双俊美的灰色眼睛仍具有既庄严又仁慈的魅力，他那两片薄嘴唇仍表现出各种表情，他仍具有善良和天真的年轻人的风姿。

皇帝在奥洛莫乌茨检阅时显得威严些，而今天似乎快乐些，精神些。他疾驰了三俄里，脸色发红。他勒住马，舒了一口气，回头瞧瞧随从们同他一样年轻、一样兴奋的脸。查多利日斯基、诺伏西尔采夫、安德烈公爵、斯特罗冈诺夫等人，个个都是衣饰华丽、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骑着微微流汗的膘肥体壮的骏马，谈笑风生，停在皇帝后面。弗朗茨皇帝年纪很轻，生有一张红红的长脸，挺直身子骑在漂亮的黑马上，忧心忡忡而又从容不迫地环顾着四周。他把一个穿白军装的副官召到跟前，问了他一句话。“大概问他们是几点钟出发的。”安德烈公爵想，打量着他的旧相识，忍不住含笑回想着他那次觐见。两国皇帝的随从中有从近卫军和陆军中挑选出来的俄国和奥国传令官。他们中间有几个调马师，牵着披有绣花马衣的漂亮的备用御马。

这群漂亮的骑马青年把青春、活力和必胜的信心带到库图佐夫沉闷的司令部，好像田野里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气闷的房间。

“您怎么还不动手啊，库图佐夫元帅？”亚历山大皇帝彬彬有礼地瞧了一眼弗朗茨皇帝，匆匆地问库图佐夫。

“我在等待，陛下！”库图佐夫恭恭敬敬地躬身回答。

皇帝微微皱着眉，侧着耳朵，表示他没有听清。

“我在等待，陛下，”库图佐夫又说了一遍（安德烈公爵发现库图佐夫说“等待”两个字时，他的上嘴唇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纵队还没有到齐，陛下。”

皇帝听清了，但显然不喜欢这个回答；他耸耸瘦削的肩膀，瞧了瞧站在旁边的诺伏西尔采夫，他的目光表示对库图佐夫不满。

“在女皇检阅场，部队不到齐不能开始检阅，可我们现在不是在检阅场上，库图佐夫元帅。”皇帝说，又瞧了弗朗茨皇帝一眼，仿佛向他表示，对方即使不参与谈话，至少也该听听他说的话；但弗朗茨皇帝仍旧左顾右盼，没有听他。

“我不动手就因为，陛下，”库图佐夫声音洪亮地说，仿佛怕人家听不清，他脸上的肌肉又抽动了一下，“我不动手就因为，陛下，我们不是在阅兵，也不是在女皇检阅场上。”他一字一顿地说。

皇帝的随从顿时交换了一个眼色，脸上显出责怪的神气。“他再老，也不该这样对皇上说话呀。”个个脸上都这样表示。

皇帝凝视着库图佐夫的眼睛，等待他再说些什么。但库图佐夫恭恭敬敬地低下头，似乎也在等待什么。沉默持续了一分钟光景。

“不过，要是陛下下令。”库图佐夫抬起头来说，又恢复原来那种毫无生气的唯命是从的语调。

他催动坐骑，把纵队长米洛拉多维奇唤到跟前，向他下了进攻的命令。

队伍又动起来。诺夫哥罗德团的两个营和阿普雪隆团的一个营从皇帝面前走过。

阿普雪隆团的这个营经过的时候，脸色红润的米洛拉多维奇没穿大衣，军服上挂满勋章，歪戴着大缨帽，纵马飞驰，到皇帝面前突然勒住马，英姿勃勃地敬了个礼。

“上帝保佑你，将军。”皇帝对他说。

“陛下，我们一定尽心竭力，陛下！”米洛拉多维奇快乐地回答，但他那拙劣的法语却引起皇帝随从们的嘲笑。

米洛拉多维奇陡然掉转马头，停在皇帝稍后一点。阿普雪隆团的士兵们受到皇帝亲临战场的鼓舞，雄赳赳气昂昂地从皇帝及其随从的面前走过。

“弟兄们！”米洛拉多维奇用快乐自信的洪亮声音喊道。射击声、期待中的战斗，以及阿普雪隆勇士和苏沃洛夫时代的伙伴经过皇帝面前时的英姿，显然使他兴奋得忘记了皇帝在场。“弟兄们，你们可不是第一次攻打村庄啊！”他叫道。

“甘愿效劳！”士兵们喊道。

御马听到突如其来的叫嚷，惊跳了一下。这匹马在俄国曾多次驮着皇帝检阅，如今在这奥斯特里茨战场又驮着主人，忍受主人左脚恣意的刺踢，听到枪声竖起耳朵，就像在彼得堡检阅场上那样，既不明白这些枪声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理解旁边怎么会出现弗朗茨皇帝的黑马，更不明白主人这天所说、所想和所感觉的一切是什么意思。

皇帝含笑向旁边一个侍从转过身去，指指阿普雪隆勇士们，对他说了一句什么。

十六

库图佐夫在副官们簇拥下骑马跟着卡宾枪手缓步前进。

他跟着纵队走了半俄里光景，在岔路口一座孤独的废弃房子（原来大概是家酒店）前停下。两条路都通到山下，两条路上都有军队在行进。

迷雾开始消散，对面两俄里外高地上的敌军隐约可见。左下方射击声越来越清楚了。库图佐夫停下来同一个奥国将军说话。安德烈公爵站在稍后一点，望着他们，想向一个副官借望远镜。

“您瞧，您瞧！”这个副官没望远处的军队，而看前面山下的地方，说，“这是法国人！”

两个将军和副官们互相争夺一架望远镜。个个脸上都变了色，露出恐惧的神情。原以为法军在两俄里以外，没料到他们突然出现在面前。

“这是敌人吗？……不！……是的，您瞧，他……大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出几个人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用肉眼就看见右下方有一个密集的法军纵队迎着阿普雪隆团冲来，离库图佐夫站着的地方不到五百步。

“好了，关键时刻到了！我的机会来了！”安德烈公爵想，策马向库图佐夫跑去。

“得命令阿普雪隆团停下来，大人！”安德烈公爵叫道。

但就在这一刹那，一片硝烟遮没了一切，附近发出了射击声。离安德烈公爵两步外的地方，有个天真的声音恐惧地叫道：“哦，弟兄们，完蛋了！”这声音好像一个口令，大家听到了撒腿就跑。

越来越多的人群杂乱地跑回五分钟前从皇帝面前经过的地方。不仅很难挡住这股人流，而且不可能不随着他们后退。安德烈竭力跟着库图佐夫。他环顾四周，感到困惑，弄不懂面前发生了什么事。聂斯维茨基涨红了脸，气急败坏地对库图佐夫叫嚷，他要是不立刻走开，准会被俘。库图佐夫站在原地不动，没有搭理他，只掏出一块手帕。他脸上在流血。安德烈公爵挤到他跟前。

“您受伤了？”他问，克制不住下巴颏的颤动。

“伤不在这里，伤在那里！”库图佐夫拿手帕捂住受伤的面颊，指着逃跑的士兵。

“叫他们站住！”库图佐夫叫道，但这在这一刹那，他大概明白无法拦住他们，就策马向右边跑去。

又有一大群逃跑的人涌过来，裹着他向后退。

军队那么密集地往回跑，一旦落在人群中间，就很难脱身。有人在喊：“走啊，为什么不动了？”有人转过身来朝天开枪。有人打着库图佐夫所骑的马。库图佐夫好容易才从左边的人流中挣扎出来，带着少了一大半的随从，向附近发出炮声的地方跑去。安德烈公爵摆脱逃跑的人群，竭力跟住库图佐夫，看见硝烟弥漫的山坡上还有一个俄国炮兵连在开炮，法国兵正向他们冲去。较高的地方有一批俄国步兵，他们既没有前去支援炮兵，也没有随着人流后退。一位将军骑马离开步兵向库图佐夫跑来。库图佐夫的随从只剩下四个人。个个脸色发白，面面相觑。

“拦住这些混蛋！”库图佐夫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逃兵对团长说，但就在这时，像是为了这句话惩罚他，子弹像一群小鸟，呼啸着向部队和库图佐夫的随从飞来。

法国人向炮兵连进攻，一看见库图佐夫，就向他射击。随着这排枪声，团长抱住自己的一条腿；几个士兵倒下去，举旗的准尉放掉军旗，军旗摇晃了一下倒下来，挂在旁边几个士兵的枪上。士兵们不等命令就开起枪来。

“啊——啊！”库图佐夫绝望地呻吟着，向周围环顾了一下。“安德烈，”他喃喃地叫道，因为感到自己年老体弱而声音颤抖，“安德烈，”库图佐夫指指溃乱的一营人和敌军，喃喃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没等库图佐夫说完这句话，安德烈公爵就感到羞耻和愤怒的眼泪堵住了喉咙，他跳下马，向军旗跑去。

“弟兄们，前进！”他用孩子般尖锐的声音喊道。

“机会来了！”安德烈公爵抓住旗杆，欢欣鼓舞地听着显然向他飞来的子弹的啸声，想。有几个士兵倒下了。

“乌拉！”安德烈公爵叫道，勉强举着沉重的军旗往前跑，深信一营人都会跟着他前进。

果然，他只独自跑了几步。士兵便一个个行动起来，全营人都嘴里喊着“乌拉”向前冲去，追上他。营里一名军士跑过来，接过在安德烈公爵手里重得摇摇晃晃的军旗，但立刻被打死了。安德烈公爵又拾起旗，拖着旗杆跟全营人一起冲锋。他看见前面我们的炮兵，其中一部分在打仗，另一部分弃下大炮迎面跑来。他看见法国步兵夺取拉炮车的马，把大炮掉过头来。安德烈公爵和那个营离大炮已有二十步了。他听见子弹不断在头上呼啸，左右两边都有士兵呻吟着倒下来。但他没有对他们瞧，他只望着前面发生的事，望着炮兵连。他清楚地看见一个红头发的炮兵，歪戴着高筒军帽，在跟一个法国兵争夺炮膛刷，他抓住一头，法国兵抓住另一头。安德烈公爵清楚地看见两个脸上慌张而愤怒的神色，他们显然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安德烈公爵瞧着他们，想，“红头发炮兵既然没有武器，为什么不跑？法国人为什么不用刺刀捅他？要是法国人想到用刺刀捅他，他就跑不掉了。”

果然，另一个法国兵端着枪跑到那两个搏斗的人跟前。红头发炮兵还不明白即将发生的事，得意扬扬地夺回炮膛刷，其实他的命运眼看就要决定了。但安德烈公爵没看到这事的结局。他仿佛觉得旁边有个士兵抡起一根大棒猛击他的脑袋。他感到有点疼，这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看不见正在看的事。

“这是怎么回事？我倒下了？我的腿不中用了？”安德烈想着，仰天倒下来。他睁开眼睛，想看看法国兵和炮兵之间的搏斗怎样结束。他想知道，红头发炮兵有没有被打死，大炮有没有丢失。可是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头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高高的天空，虽不清澈，但极其高邈，上面缓缓地飘着几片灰云。“多么宁静、多么安详、多么庄严，一点不像我那样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奔跑、叫嚷、搏斗，一点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样现出愤怒和恐惧的神色争夺炮膛刷——云片在无边无际的高空中始终从容不迫地飘翔着。我以前怎么没见过这高邈的天空？如今我终于看见它了，我是多么幸福！是啊！除了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就连天空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宁静，只有安详。赞美上帝！……”

十七

巴格拉基昂指挥的右翼到九点钟还没有开始战斗。巴格拉基昂公爵不愿附和陶尔戈鲁科夫开战的要求，又想逃避责任，就建议陶尔戈鲁科夫派人去请示总司令。巴格拉基昂知道，两翼相距差不多有十俄里，就算派去的人不被打死（这是很可能的），就算他能找到总司令（这是很困难的），天黑以前他也赶不回来。

巴格拉基昂用他那双睡意未消的毫无表情的大眼睛环顾他的随从，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就是尼古拉那张因兴奋和希望而发呆的孩子脸。巴格拉基昂就派尼古拉去。

“要是我在看到总司令之前先看到陛下，那怎么办，大人？”尼古拉举手敬礼，说。

“您就向陛下请示。”陶尔戈鲁科夫连忙抢在巴格拉基昂之前，回答说。

尼古拉交卸了放哨任务，天亮前睡了几个小时，觉得高兴、勇敢、刚强、浑身有劲，对幸福充满信心。总之，心情愉快，认为什么事都轻而易举，什么事都容易办到。

这天早晨，他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了：有他参加的大会战开始了；他当上最勇敢的将军手下的传令官。不仅如此，他还奉命去见库图佐夫，也许还能见到皇帝本人。早晨天气睛朗，他骑的又是一匹好马。他感到十分快乐和幸福。接到命令后，他就纵马飞驰，沿散兵线跑去。他先是沿着还没有投入战斗、停留在原地的巴格拉基昂部队的阵地走，然后来到乌瓦罗夫骑兵团的驻地。这里已能看到军队调动和准备战斗的迹象。他经过乌瓦罗夫骑兵团，就清楚地听见前面的炮声和枪声。射击声越来越猛烈。

在早晨的清新空气中，不再像原来那样，先是两三下稀稀落落的步枪声，然后是一两下大炮声，现在从普拉岑前面山坡上传来的枪声里还夹杂着密集的炮声，有时几声炮响简直分不开来，而汇成一片轰隆的巨响。

山坡上的枪烟仿佛在互相追逐，大炮的硝烟袅袅升起，扩散开来，彼此融合。凭着刺刀的闪光，还可以看见移动着的步兵和一行行拖着绿色弹药车的炮兵。

尼古拉在小山上勒住马，想看看前面的情况。但不论他怎样聚精会神，都弄不懂、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只见硝烟中有人在移动，前前后后都有一群群军队在移动，但是为什么移动？是些什么人？到哪里去？却无法了解。这些景象和这些声音不仅没使他沮丧或者胆怯，反而使他增加了力量和决心。

“哦，加油，加油！”尼古拉心里说，又纵马沿着前沿阵地跑去，越来越深入军队交战的地区。

“那里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一切都会顺利的！”尼古拉想。

尼古拉经过一些奥军队伍，发现前面的部队（这是近卫军）已在作战。

“这样更好！我要到近处去看看。”他想。

他几乎沿着前沿阵地奔驰。有几个骑马的人迎面跑来。这是我们的近卫枪骑兵，因队伍溃散，败退回来。尼古拉从他们旁边驰过，无意中发现其中一个在流血，接着他又向前跑去。

“这不关我的事！”尼古拉想。他才跑了几百步，左面就有大批骑黑马穿漂亮白军服的骑兵向他飞驰而来。尼古拉纵马全速奔驰，想给骑兵让路。他本来可以避开他们，要是他们能保持原来的跑法，但他们不断加快速度，其中有些马已在大跑了。尼古拉越来越清楚地听见他们的马蹄声和武器的铿锵声，越来越分明地看出他们的马、他们的身体，甚至他们的脸。这是我们的近卫重骑兵前去迎战法国骑兵。

近卫重骑兵大跑起来，但还是勒着马。尼古拉已看见他们的脸，听见一个骑骏马飞驰的军官喊着口令：“冲啊，冲啊！”尼古拉担心被他们撞倒或者被卷进对法军的冲锋，就沿前线策马飞跑，但还是没能避开他们。

领先的近卫重骑兵是个麻脸的彪形大汉，他看见前面的尼古拉准会同他相撞，愤怒地皱起眉头。要不是尼古拉用鞭子向近卫重骑兵的马眼晃了一下，尼古拉准会从贝督因身上被撞下来（尼古拉在这些大汉和高头大马前面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和软弱）。这匹高大的黑马贴住耳朵，惊了一下，但麻脸的近卫重骑兵用大马刺猛刺了一下马腹，那马便摆了摆尾巴，伸长脖子，跑得更快了。近卫重骑兵刚从尼古拉身旁驰过，他就听见他们呼喊着“乌拉”。尼古拉回头一看，看见他们前面的人马已同戴红肩章的外国骑兵（大概是法国的）混在一起。别的东西再也看不见了，因为有个地方紧接着就开了炮，硝烟把一切都遮没了。

近卫重骑兵驰过尼古拉身边，在硝烟中消失了。尼古拉犹豫了一下，他跟他们一起跑呢，还是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这是近卫重骑兵一次威名显赫的冲锋，使法国人大吃一惊。尼古拉后来听说，这群骑着千金骏马的好汉（其中有富家子弟、军官和士官生），在冲锋后只剩下十八个人。这消息使他不寒而栗。

“我何必羡慕他们呢？我的机会没有失掉，也许我马上就会看见皇上了！”尼古拉想着，往前驰去。

他跑到近卫步兵旁边，发现炮弹频频从他们头上和身边飞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听见炮弹声，而是看见了士兵脸色惊惶不安，军官们露出不自然的严肃表情。

他经过一个近卫步兵团的阵地，听见有人唤他的名字。

“尼古拉！”

“什么？”他回答，没有认出是保里斯。

“哼，我们上过第一线！我们的团打过冲锋了！”保里斯说，露出青年人第一次上火线的幸福微笑。

尼古拉站住。

“哦，原来如此！”尼古拉说，“打得怎么样？”

“把他们打退了！”保里斯兴奋地说，话多起来，“你没想到吧？”

于是保里斯开始讲述近卫军怎样进了阵地，看见前面有军队，以为是奥军。突然从那里飞出炮弹来，才知道他们已到了第一线，不得不立刻投入战斗。尼古拉没有听完保里斯的话，就催动了马。

“你上哪儿去？”保里斯问。

“给陛下送信。”

“喏，他就在这里！”保里斯说。他听错了，以为尼古拉说的是“殿下”，而不是“陛下”。

保里斯给尼古拉指指一百步外戴头盔、穿骑兵服的亲王。亲王耸起肩膀，皱着眉头，正对一个穿白军服、脸色苍白的奥国军官叫嚷着。

“这是亲王，可我要见总司令或者皇上。”尼古拉说，又要催马前进。

“伯爵，伯爵！”别尔格像保里斯一样兴奋，从另一边跑来，“伯爵，我右手负伤了，”他说着伸出他那用手帕包着的流血的手，“但我不下火线。伯爵，我用左手握剑。伯爵，我们别尔格一家个个都是好汉。”

别尔格还在往下说，但尼古拉没听完他的话，就骑马走了。

尼古拉经过近卫军，穿过一片空地。为了避免又落到受近卫重骑兵攻击的第一线，就沿着后备队行列，远远地避开枪炮声最激烈的地方。突然从他前面和我军后面传来很近的枪声。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地方会有敌人。

“这是怎么回事？”尼古拉想，“敌人到了我军后方啦？不可能，”尼古拉想，突然为自己也为整个会战的结局感到担忧，“但不论怎样，”他想，“现在已经用不着绕着走了。我要在这里找到总司令。要是全完了，那我的使命也就完了。”

尼古拉越是深入普拉茨村外有各种部队驻扎的空地，他心头的不祥预感就越来越得到证实。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向谁射击？谁在射击？”尼古拉遇到混乱地逃跑、挡住他去路的俄奥士兵，一再问。

“鬼才知道他们！全垮啦！全完啦！”逃跑的人群用俄语、德语和捷克语回答，也像他一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打德国人！”有人叫道。

“真见他们的鬼，叛徒！”

“这些该死的俄国佬！……”德国人用德语嘀咕道。

几个伤员在路上走过。咒骂、叫嚷、呻吟汇合成一片喧哗。射击声停了。尼古拉后来才知道，这是俄奥两军在相互射击。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尼古拉想，“这里，皇上随时都会看见他们……不会的，这只是少数几个坏蛋干的。这就会过去的，没什么了不起，不会出乱子的，”他想，“但愿快一点，快一点离开他们！”

尼古拉头脑里不可能产生失败和逃跑的念头。尽管在他奉命去普拉岑高地找总司令时，在那里看见了法国大炮和军队，他却不能、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十八

尼古拉奉命到普拉茨村附近找寻库图佐夫和皇帝。但不仅库图佐夫和皇帝不在这里，连一个长官也找不到，只剩下一些溃散的兵种。他催着已经累坏的马，想赶快超越这些人群，但他越往前走，人群就越混乱。在他所走的大路上挤满各种马车，各兵种的俄国兵和奥国兵、负伤的和没有负伤的人员。他们在普拉岑高地法国炮兵打来的炮弹哀鸣声中乱成一团，发出一片喧哗。

“皇上在哪里？库图佐夫在哪里？”尼古拉逢人就问，可是谁也没有回答他。

最后他抓住一个士兵的领子，强迫他回答。

“哎！老弟！他们早就跑了！”那士兵回答，不知为什么笑起来，挣脱了尼古拉的手。

尼古拉扔下这个显然喝醉酒的士兵，拦住一个大人物的勤务兵（或马夫），向他打听情况。勤务兵说，大约一小时前，一辆马车把皇上从这条路上飞快地送走了，皇上伤势严重。

“不会的，”尼古拉说，“大概是别的什么人。”

“我亲眼看见的，”勤务兵自信地含笑说，“我当然认得皇上，我在彼得堡不知见过多少次了。他坐在马车上，脸色煞白。天哪，四匹黑马从我身边隆隆地跑过。那几匹御马和伊里亚我当然认识。老实说，除了皇帝爷，伊里亚是不肯给别人赶车的。”

尼古拉放开他的马，想往前走。这时，一个负伤的军官从他身旁经过，招呼他。

“你找谁呀？”军官问，“找总司令吗？他被炮弹打死了，就在我们团里，胸部中了炮弹。”

“没有被打死，是负了伤。”另一个军官纠正他说。

“说的是谁？是库图佐夫吗？”尼古拉问。

“不是库图佐夫，他叫什么来着？嗯，反正都一样，活下来的人不多了。喏，你往那儿走，到那个村子里去，长官们都在那里。”军官指指荷斯吉拉迪克村说，说完就走了。

尼古拉一步步走着，不知道他现在去干什么，去找谁。皇帝负伤了，仗打败了。这一点现在不能不信。尼古拉朝着军官向他指出的方向走去，远远地看见塔楼和教堂。他还忙什么呢？就算皇帝和库图佐夫还活着，也没有负伤，他对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

“走这条路，大人，走那条路您准会被打死，”一个士兵对他叫道，“会把您打死的！”

“哦！你说什么呀！”另一个士兵说，“他要到那里去，走那条路近一点。”

尼古拉考虑了一下，就朝他们说他可能被打死的方向走去。

“现在反正无所谓：既然皇上都负伤了，我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尼古拉想。他跑进那个从普拉岑逃跑时死人最多的地带。法国人还没占领这地方，而活着的或负伤的俄国人早就离开那里了。在原野上，好像田地上的干草堆，每亩地上横着十到十五个伤亡的人。负伤的人三三两两爬在一起，间或发出不愉快的、尼古拉觉得是做作的叫喊和呻吟。尼古拉催马小跑，免得看见这些受罪的人。他感到害怕。他害怕的不是自己会送命，而是缺乏目睹这些不幸的人所需要的勇气。

法军本已停止射击这块伤亡累累的土地，因为这儿已没有一个活人，但一看到有个副官骑马走过，就对他开了几炮。惊心动魄的炮弹呼啸声和周围的尸体使尼古拉感到恐怖，他不禁自爱自怜起来。他想起母亲最近的一封来信。“她要是看见我现在处在这炮弹横飞的地方，”他想，“她会有什么想法？”

在荷斯吉拉迪克村，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俄军虽然还有点乱，但秩序已经好多了。法军的炮弹已打不到这地方，射击声离得很远。这里人人都知道仗打败了，并且直言不讳。尼古拉问了许多人，谁都不知道皇帝和库图佐夫在哪里。有人说，皇帝负伤的消息是确凿的。又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皇帝的马车确曾从战场上跑过，但上面坐的是吓得面无人色的御前大臣托尔斯泰伯爵，他原来跟其他人随从皇帝一起上了战场，传说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军官对尼古拉说，他在村后左方看见一位高级指挥官。尼古拉就往那里跑去，但对能找到什么人已不抱希望，只求问心无愧。尼古拉骑马跑了三俄里光景，赶过最后一批俄军，看见掘了壕沟的菜园旁边有两个骑马的人，他们面对壕沟站着。一个帽上插着白缨，尼古拉觉得有点面熟；另一个陌生人骑着一匹枣红马（尼古拉觉得以前见过这匹马）走到壕沟前，刺了刺马，放松缰绳，轻轻地跳过壕沟。只见壕沟边上有些泥土被后蹄踩落下来，他陡然掉转马头，又跳回壕沟这边，恭恭敬敬地向戴白缨帽的骑马人招呼，显然要他也回来。骑马的人（这人尼古拉觉得很面熟，不觉引起他的注意）摇摇头，摆摆手，尼古拉立刻认出这就是他所怜惜和崇拜的皇帝。

“但这不可能是他，他不会独自待在这荒野上。”尼古拉想。这时亚历山大回过头来。尼古拉看见了那深深铭刻在他头脑里的敬爱的容貌。皇帝脸色苍白，双颊下陷，两眼深凹，但他的模样显得更温文尔雅。尼古拉证实皇上负伤的消息不确，他感到幸福。他感到幸福，还因为亲眼看见了皇上。他知道他可以、甚至应该向皇上报告陶尔戈鲁科夫要他报告的事。

但是，正像一个堕入情网的青年，当他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单独同意中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浑身发抖，呆若木鸡，不敢说出朝思暮想的话。他只是目瞪口呆，全身哆嗦，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寻找帮助，或者拖延时间，乘机逃跑。现在尼古拉就是这样，他获得了他渴望的机会，却不知道怎样接近皇帝，而且想出成千条理由，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不礼貌和不可能的。

“这像什么话！我好像要利用他孤独和沮丧的时机去接近他。在这悲伤的时刻，他看见一个陌生人也许会觉得不快，甚至觉得难受呢。再说，我现在一看见他就心头发慌，嘴巴发干，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尼古拉头脑里想到过千言万语要对皇上说，此刻却一句也想不起来。不过，他想到的话多半应该在别的场合说，多半应该在胜利和凯旋的时刻说，主要是在他负伤将死、皇上感谢他的英勇行为时说的。他要在临死前向皇上表示，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他的一片忠心。

“再说，现在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仗已打败，我怎么还能请皇帝对右翼发布命令呢？是的，我绝对不该到他面前去，不该去打断他的沉思。宁可死一千次，也不愿看到他怒形于色，听到他厉声斥责。”尼古拉打定主意，悲伤而绝望地走开去，不断回顾依旧站在那里犹豫不决的皇帝。

就在尼古拉这样考虑着，伤心地离开皇帝的时候，冯托尔大尉刚好路过这地方，他看见皇帝，就跑过来为他效劳，帮助他走过壕沟。皇帝觉得不舒服，想休息一下，在一棵苹果树下坐下来。冯托尔就站在他旁边。尼古拉怀着羡慕和后悔的心情远远地瞧着冯托尔怎样热烈地对皇帝说了好一阵话，皇帝用手捂住眼睛哭着，同时握着冯托尔的手。

“我本来可以像冯托尔一样！”尼古拉暗自想，勉强忍住怜悯皇帝的眼泪，颓然骑马往前走，不知道他现在该上哪儿去，去做什么。

他觉得他的悲伤是由自己的软弱造成的，就越发沮丧了。

他本来可以……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去见皇帝。这是他向皇帝表忠心的唯一机会。可是他没有加以利用……“我干了什么啦？”尼古拉想。他掉转马头，往刚才看见皇帝的地方跑去，但那里已没有一个人了。只有一些车辆从那里驶过。尼古拉从一个车夫那里打听到，库图佐夫司令部离这里不远，就在车队去的村子里。尼古拉就跟着他们跑去。

他前面走着库图佐夫的马夫，马夫牵着几匹披马衣的马。马夫后面是一辆大车，大车后面走着一个头戴便帽、身穿皮袄的罗圈腿老家奴。

“季特，喂，季特！”马夫叫道。

“什么事？”老头儿漫不经心地答应。

“季特，快去打谷！”[80]

“呸，你这傻瓜！”老头儿怒气冲冲地吐了口唾沫，说。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又一次开了同样的玩笑。

下午四点多钟，会战全线失败了。一百多尊大炮落到法国人手里。

普尔杰贝歇夫斯基和他那个军放下了武器。其他几个纵队损失将近一半人，溃退下来。

朗热隆和陶霍杜罗夫的残部混合在一起，拥挤在奥格斯特村附近的池塘边和堤坝上。

五点钟以后，只有在奥格斯特堤坝那里还听得到猛烈的炮击声，那是普拉岑高地斜坡上法军摆开许多大炮在轰击我们撤退的部队。

陶霍杜罗夫等人在后卫部队中集合了几营兵力，反击追击我军的法国骑兵。天色渐渐黑下来。在狭小的奥格斯特堤坝上，多少年来，头戴尖顶帽的老磨坊主曾悠闲地坐在那里钓鱼，而他的孙儿则卷起衬衫袖子，在网兜里捡着银光闪闪鲜蹦活跳的鱼。在这个堤坝上，多少年来，摩拉维亚人曾戴着皮帽，穿着蓝短褂，平静地赶着装小麦的双驾马车走过，然后又沾了一身面粉，赶着装满白面的大车回来。现在，就在这条狭小的堤坝上，在辎重车和大炮之间，在马蹄下，在车轮中间，麇集着无数被死亡吓得面无人色的人，他们临死前互相拥挤着，从奄奄一息的人身上踏过去，把他们踩死，只是为了再走几步也同样死掉。

每隔十秒钟就有一颗炮弹冲开空气飞来，或者有一颗霰弹在稠密的人群中爆炸，炸死一些人，把血溅到旁边的人身上。陶洛霍夫臂上负了伤，带着他连里的十个士兵（他已是连长了）和团长一起骑着马。全团就剩下他们几个人。他们被人群推挤到堤坝口。这里四面八方都是人，他们被迫停下来，因为前面有一匹马倒在大炮下。人们正在把它拉开。一颗炮弹打死他们后面一些人，另一颗炮弹落在前面，溅了陶洛霍夫一身血。人群拼命向前挤，挤成一团，移动几步，又停下来。

“只要再走一百步，就准能得救；再逗留两分钟，就非死不可。”人人都在这样想。

陶洛霍夫从人群中向堤坝猛冲，推倒两个士兵，跑到池塘光滑的冰面上。

“到这儿来！”陶洛霍夫叫道，在开裂的冰面上跳着，“到这儿来！”他对拖大炮的人喊道，“这里冰厚！……”

冰能承受他，但有点下陷，发出格格的破裂声。显然，冰面不但承受不了大炮和人群，就是他一人站在上面也会破裂。大家都瞧着他，挤在堤坝上，不敢踩到冰上去。团长骑马站在堤坝口，举起一只手，张开嘴正要对陶洛霍夫说话。突然有颗炮弹从人群头上低低飞过，大家都弯下腰。那炮弹砰的一声落在潮湿的地方，那个将军随着从马上栽倒在血泊中。没有人看他一眼，更没有人想把他扶起来。

“到冰上去！到冰上去！走！躲开！你没听见吗！走！”在炮弹打中将军后，好多人一起叫起来，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后面一尊大炮被拖到堤坝上，又转到冰面上。堤坝上的士兵纷纷跑到结冰的池塘里。前头的一个士兵踩破了冰面，他的一条腿落进水里。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反而陷到齐腰深的地方。旁边几个士兵都畏缩不前，炮车的驭手勒住马，但后面还是传来叫嚷声：“到冰上去！为什么站住？走啊！走啊！”人群里发出一片恐怖的叫声。炮车周围的士兵挥动缰绳，要马掉头前进。几匹马离开了堤坝。原来站着许多步行的人的冰面塌了一大块，冰上大约有四十来个人，有的往前冲，有的往后跑，相互把对方推下水。

炮弹依旧一颗接一颗地呼啸着，啪达啪达地落到冰上，落到水里，多数落到挤满提坝、池塘和河岸的人群中。

十九

在普拉岑高地，安德烈公爵躺在他手擎旗杆倒下的地方，身上不断流血，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孩子般可怜的轻微呻吟。

傍晚，他不再呻吟，完全安静下来。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突然他又清醒过来，觉得头痛欲裂。

“那片天空在哪儿？今天我第一次看到的那片高远的天空在哪儿？”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这样的痛苦以前我从未尝到过，”他想，“是的，以前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是现在我在哪儿？”

他留神细听，听见渐渐逼近的马蹄声和说法语的人声。他睁开眼睛。他头上又是那片高远的天空，上面高高地飘着一片片浮云，浮云中间露出深邃的蓝天。他没有转过头去，只从马蹄声和说话声中听出有人走过来，在他旁边站住，但他没有看见他们。

骑马过来的是拿破仑和伴随他的两名副官。拿破仑巡视战场，发了加强炮击奥格斯特堤坝的最后命令，查看着战场上伤亡的士兵。

“了不起的人民！”拿破仑望着一个阵亡的俄国掷弹兵说。那个兵脸着地，后脑勺发黑，远远伸出一条僵硬的手臂，伏在那里。

“炮弹打光了，陛下！”从轰击奥格斯特村的炮兵队来的一个副官这时走过来报告说。

“下令到后备队里去取。”拿破仑说，走了几步，在仰面躺着、旗杆弃在一边（军旗已被法军作为战利品取去）的安德烈公爵身旁站住。

“死得漂亮！”拿破仑瞧着安德烈说。

安德烈公爵明白，这是在说他，说话的就是拿破仑。他听见这个说话的人被称作陛下。但他听这话，就像听苍蝇在嗡嗡叫一样。他不仅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不加注意。立刻就把它忘记了。他的头火烧火燎，他觉得他在流血，他看见头上那高邈、永恒的天空。他知道这是拿破仑，他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此刻，同他的心灵和浮云飘飞的苍穹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比起来，他觉得拿破仑十分渺小，微不足道。此刻不论谁站在他身边，不论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高兴的只是有人站在他旁边，他只希望这些人帮助他回生，因为现在他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他觉得生命是如此美好。他竭尽全力想动一动，发出一点声音。他稍稍动了动脚，发出微弱无力的可怜呻吟。

“哦！他还活着，”拿破仑说，“把这个年轻人抬到救护站去！”

拿破仑说完这话，骑马向兰纳元帅驰去。兰纳元帅脱下帽子，含笑走到皇帝面前向他祝贺胜利。

后来的事安德烈公爵就什么也不记得了：他被放上担架抬走，救护站探伤时引起的剧痛使他失去了知觉。直到傍晚他和其他负伤的和被俘的俄国军官被送到医院。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在搬运途中，他精神稍微好一点，能向四周环顾，甚至说话了。

安德烈公爵清醒后听见的第一句话是法国押送官急急地说的：

“得在这里停一下，皇上马上就要打这儿过了，他看见这些被俘的先生一定会高兴的。”

“今天俘虏那么多，俄军几乎全部被俘，他恐怕看够了。”另一个军官说。

“哼，不见得！据说这一个是亚历山大皇帝近卫军的司令官呢。”第一个护送官指指那个负伤的穿近卫骑兵白军服的俄国军官说。

安德烈认出是雷普宁公爵，以前在彼得堡社交界见过他。他旁边站着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也是个负伤的近卫骑兵军官。

拿破仑飞驰过来，在旁边勒住马。

“哪一个最大？”拿破仑看见俘虏问。

他们说出上校雷普宁公爵的名字。

“您是亚历山大皇帝近卫骑兵团团长吗？”拿破仑问。

“我带领一个骑兵连。”雷普宁回答。

“你们团光荣地尽了职。”拿破仑说。

“伟大统帅的称赞是军人最好的奖赏。”雷普宁说。

“我愿意给你们这个奖赏，”拿破仑说，“您旁边那个年轻人是谁？”

雷普宁公爵说了苏赫吉仑中尉的名字。

拿破仑对他瞧了瞧，笑着说：

“他同我们打仗还太年轻。”

“年轻对勇敢无碍。”苏赫吉仑断断续续地说。

“回答得好，”拿破仑说，“年轻人，您前程远大！”

安德烈公爵也被抬到法国皇帝面前，以凑足俘虏的人数。他不能不引起拿破仑的注意。拿破仑显然记得在战场上见过他，又像上次那样称他年轻人。

“怎么样，年轻人？”拿破仑对安德烈说，“您觉得怎么样，我的勇士？”

尽管五分钟前安德烈公爵已能对抬他的士兵说几句话，此刻他却直视着拿破仑，一言不发……在这一刹那，他觉得比起他所看见和理解的高邈、公正和仁慈的天空来，拿破仑所关心的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个英雄怀着的庸俗虚荣心和胜利的欢乐都是那么渺小，以致他不屑回答他。

失血过多引起的虚弱和痛苦，以及死亡的临近，使安德烈产生一些严肃而壮丽的想法。同这种想法比起来，一切都显得渺小和无聊。安德烈公爵望着拿破仑的眼睛想：伟大其实毫无价值，生命（谁也无法理解它的意义）也毫无价值，而死亡（活人中谁也无法理解它的意义，无法加以解释）更是毫无价值。

法国皇帝没等回答就转过身，一面走，一面对一个军官说：

“叫他们照顾这些先生，把他们抬到我的宿营地，叫我的拉雷医生给他们治伤。再见，雷普宁公爵。”他说完便催动马匹，飞快跑开了。

拿破仑脸上焕发出得意扬扬的神色。

抬送安德烈公爵的法国兵原已把玛丽雅公爵小姐挂在哥哥脖子上的小金圣像取下，这时看见皇帝这样优待俘虏，连忙把圣像还给他。

安德烈公爵没看到谁把东西还给他，只感到细金链吊着的圣像突然又回到军服胸口上。

“要是一切都像玛丽雅公爵小姐所想的那么简单明了，”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妹妹那么热情虔诚地替他挂上的圣像，想，“那就好了。要是能知道今生哪里可以得到帮助，死后将会怎样，那该多好！要是此刻我能说：‘主哇，可怜我吧！’那该多么幸福，多么安心啊！……但这话我能对谁说呢！是向那不明确、不理解、无法称呼，甚至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力量——伟大的万有或虚无——说呢，还是向玛丽雅公爵小姐缝在这护身符里的神说呢？除了我所理解的微不足道的一切，和我无法理解但十分重要的伟大事物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

担架抬走了。每一下颠簸都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烧更厉害，他开始昏迷。父亲、妻子、妹妹和未来的儿子、他在交战前夜体验到的柔情、微不足道的拿破仑的矮小身材、尤其是高邈的天空——这一切是他昏迷中胡思乱想的主要内容。

他想起了童山上平静的生活和安宁的家庭幸福。他正在享受这种幸福，突然出现了那个矮小的拿破仑，他带着幸灾乐祸的眼神冷漠地瞧着别人的苦难。于是安德烈公爵又感到疑虑和痛苦，只有天空许给他安慰。黎明时分，种种幻象交织成一片混乱和没有知觉的黑暗。据拿破仑的医生拉雷说，他的结局多半是死亡而不是复原。

“这人神经质，肝火旺，”拉雷说，“好不了啦。”

安德烈公爵就同其他没有希望的重伤员一起，留下来交给当地居民照顾。

第二卷

第一部

一

一八〇六年初，尼古拉回家休假。杰尼索夫也要回沃罗涅日老家，尼古拉就请他一起到莫斯科，先去他家住几天。在终点前一站，杰尼索夫遇到一个同事，同他喝了三瓶酒。杰尼索夫挨着尼古拉躺在驿站雪橇上，尽管道路坎坷，直到莫斯科他都没有醒过。尼古拉则越接近莫斯科，心情越急切。

“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哦，这些街道、小铺、面包房、街灯、雪橇，真讨厌！”在城门口验过准假证，进入莫斯科后，尼古拉想。

“杰尼索夫，到了！还睡呢！”尼古拉说，前倾着身子，仿佛想用这种姿势来增加雪橇的速度。杰尼索夫没有理他。

“喏，那是十字路口，车夫扎哈尔总是停在这里的。瞧，那不就是扎哈尔吗，还是那匹马！喏，那是卖蜜糖饼干的小铺子。快到了吗？对了！”

“到哪一家？”车夫问。

“哦，就是街头那所大房子，你怎么没看见！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尼古拉说，“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杰尼索夫！杰尼索夫！我们这就到了。”

杰尼索夫抬起头来，咳嗽几声清清嗓子，却什么也没回答。

“德米特里，”尼古拉转身对驭座上的跟班说，“那不是我们家的灯光吗？”

“是的，少爷，老爷书房里灯还亮着。”

“他们还没睡吧？呃？你说呢？”

“喂，别忘了给我把那件新的短外套拿出来。”尼古拉摸摸初生的胡子，添上说，“喂，快跑！”他对车夫嚷道，“你醒醒，瓦夏。”他对杰尼索夫说，杰尼索夫又垂下头，“喂，快一点，赏你三卢布酒钱，快一点！”当雪橇离他家大门还有三座房子时，尼古拉又叫道。他仿佛觉得马不在走。雪橇终于向右拐往大门口。尼古拉看见熟识的灰泥剥落的飞檐、台阶和人行道柱。他不等雪橇停住就跳下来，跑进门廊。房子里依旧死气沉沉，仿佛根本不理会来了什么人。门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是不是都平安无事？”尼古拉想，心头揪紧地站了一会儿，立刻又顺着门廊和熟识的歪斜楼梯跑去。那个曾因没擦干净而惹得伯爵夫人生气的门把手轻轻转动了。前厅里点着一支蜡烛。

米哈依洛老头子睡在一个大柜子上。跟班普罗科菲是个大力士，能抓住后座把马车抬起来，此刻正坐在那里打草鞋。他抬头望望打开的门，他那睡意蒙眬的淡漠神情顿时变得又惊又喜。

“啊，小少爷！小伯爵！”他一认出小东家就大声叫道，“真是没想到！我的宝贝！”普罗科菲兴奋得浑身直打哆嗦，向客厅跑去，大概想去通报，但又改变主意，回过来俯身吻了吻小东家的肩膀。

“都好吗？”尼古拉闪开手臂，问。

“感谢上帝！一切平安！他们刚吃过晚饭！哦，让我瞧瞧您，少爷！”

“全家都平安无事吗？”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尼古拉把杰尼索夫完全给忘了，不要别人通报，就自己拉下皮外套，踮着脚尖跑进黑暗的大厅。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那几张牌桌，还是那个带罩的枝形吊灯。但显然有谁看见了他，不等他跑到客厅，就有一个人像一阵风似的从边门冲出来，一把抱住他，在他脸上吻着。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从另一扇门里冲出来；又是拥抱，又是接吻，又是叫嚷，又是快乐的眼泪。尼古拉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娜塔莎，哪个是彼嘉。大家都同时叫嚷，说话，吻他。只有母亲不在，这一点他已发觉了。

“哦，真没想到……尼古拉……我的朋友，宝贝！”

“瞧他……我们的宝贝……他可变多了！喂！拿蜡烛来！……倒茶！”

“快来亲亲我！”

“心肝……还有我。”

宋尼雅、娜塔莎、彼嘉、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薇拉、老伯爵，一个个拥抱他；男女仆人挤满客厅，一面说话，一面叹息。

彼嘉抱着他的腿，叫道：“还有我呢！”

娜塔莎抱住他的头，吻遍他的脸，闪开身子，抓住他的外套前襟，像山羊似的在原地跳着，发出尖利的叫声。

周围都是亮晶晶的快乐眼泪，充满爱的眼睛，渴望亲吻的嘴唇。

宋尼雅容光焕发，脸红得像块红布，也抓住尼古拉的手臂，用幸福的目光盯住他的眼睛，期待他的回顾。宋尼雅已满十六岁，出落得楚楚动人，特别在这欣喜若狂的时刻。她目不转睛地瞧着尼古拉，脸上挂着微笑，屏住呼吸。尼古拉感激地瞟了她一眼，但还在等待和找寻什么人。老伯爵夫人还没有出来。一会儿，门口传来了脚步声。脚步非常急促，不可能是他的母亲。

但正是他的母亲。她穿着一件他走后新做的连衣裙。大家都放开他，他向母亲跑去。两人走到一起，伯爵夫人立即倒在儿子怀里放声痛哭。她抬不起头来，把脸贴在他那冷冰冰的外套扣带上。杰尼索夫悄悄地走进屋里，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独自站在那里擦眼泪。

“我叫杰尼索夫，是令郎的朋友。”他向狐疑地望着他的伯爵自我介绍说。

“欢迎，欢迎！我知道，知道！”伯爵同杰尼索夫拥抱，接吻，“尼古拉来信说起过您……喂，娜塔莎，薇拉，这位就是杰尼索夫。”

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都转过来对着黑发蓬乱的杰尼索夫，大家把他团团围住。

“好朋友，杰尼索夫！”娜塔莎高兴得忘乎所以地尖叫，跳到他跟前，抱住他，吻他。大家都为娜塔莎的举动感到尴尬。杰尼索夫也脸红了，但他微微一笑，拿起娜塔莎的手吻了吻。

杰尼索夫被领到为他准备的客房。罗斯托夫一家人都聚集在起居室里，围着尼古拉。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旁边，一直拉住他的手不断地吻着；其余的人聚集在他周围，不肯放过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道目光，一双双眼睛热情洋溢，充满了爱，一直盯住他。他的弟弟和姐妹相互争吵着，都要挨着他坐，抢着给他递茶，送手巾，取烟斗。

尼古拉看到大家这么爱他，感到很幸福；但比起刚见面时的那种狂欢，此刻的幸福就显得平淡了。他一直期待着更多更大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两个远道来的人一直睡到九点多钟。

客房外边的屋里杂乱地放着军刀、挎包、皮囊、打开的箱子、肮脏的皮靴。两双擦得干干净净的带马刺的军靴放在墙边。仆人送来了洗脸盆、刮胡子用的热水和刷干净的衣服。屋子里散发着烟草和男人的气味。

“喂，格里沙，拿烟斗来！”杰尼索夫哑着嗓子叫道，“尼古拉，起来！”

尼古拉揉揉睁不开的眼睛，从热呼呼的枕头上抬起蓬乱的头。

“怎么，晚了吗？”

“晚了，九点多钟了！”娜塔莎的声音回答。隔壁屋里传来浆洗过的衣服的窸窣声、姑娘们的低语和笑声。在微微打开的门缝里掠过缎带、黑发、一张张快乐的脸和一件蓝色的衣衫。原来是娜塔莎、宋尼雅和彼嘉，他们来看看尼古拉和杰尼索夫有没有起床。

“尼古拉，快起来！”门外又传来娜塔莎的声音。

“这就起来！”

这时彼嘉在外屋里看见军刀，一把抓起，就像一般孩子看到从军的哥哥时那样兴奋，也不顾姐姐看到光身男子会发窘，把门打开来。

“这是你的刀吗？”彼嘉叫道。姑娘们连忙躲开。杰尼索夫神情慌乱地把毛茸茸的腿藏到被子下，回头向朋友求援。彼嘉走进屋里，又把门关上。门外传来了笑声。

“尼古拉，穿上睡袍出来。”又是娜塔莎的声音。

“这是你的刀吗？”彼嘉问，“还是您的？”他谄媚地对留黑胡子的杰尼索夫说。

尼古拉慌忙穿好鞋，披上睡袍走出来。娜塔莎穿上一只带马刺的靴子，正在穿第二只。尼古拉出来的时候，宋尼雅正旋转身子，想撒开裙摆行屈膝礼。娜塔莎和宋尼雅穿着一式的崭新浅蓝色连衣裙，容光焕发，双颊绯红，喜气洋洋。宋尼雅跑开了，娜塔莎挽住哥哥的手臂，把他拉到起居室。兄妹俩交谈起来。他们争先恐后地相互询问和回答只有他们俩感兴趣的无数琐事。娜塔莎听到哥哥说的每句话和她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发笑，并非因为他们说的话可笑，而是因为她心里快乐，忍不住要用笑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啊，多么好哇！多么精彩！”娜塔莎谈到任何事都这样称赞。尼古拉觉得，在娜塔莎热情的感染下，离家一年半来消失的天真无邪的欢笑又从他心里和脸上洋溢出来。

“不，你听我说，”娜塔莎说，“你现在完全成为男子汉了，是不是？我真高兴，你是我的哥哥。”她摸摸哥哥的小胡子，“我很想知道你们男子汉是怎样的？跟我们一样吗？”

“宋尼雅怎么跑了？”尼古拉问。

“是啊。说来话长啦！你现在怎样称呼宋尼雅呢……称‘你’还是称‘您’？”

“看情况。”尼古拉说。

“你对她还是称‘您’吧，道理我以后告诉你。”

“究竟是为什么？”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你要知道，宋尼雅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为她烙了胳膊发过誓。你瞧！”她卷起麻纱衣袖，露出细长白嫩的手臂上的一个红色伤疤。那伤疤接近肩膀，连穿舞衣都能遮住。

“这是我自己烙的，表示我对她的爱。我拿一把铁尺在火里烧红，在上面烫的。”

尼古拉坐在他书房的沙发上，靠着扶手上的软垫，望着娜塔莎那双灵活调皮的眼睛，他的心又回到他的童年世界。这个世界对别人没有意义，对他却很有意义，因为这个世界给了他人生最大的欢乐。至于用铁尺烙手臂表示爱，他认为不无道理，因此不以为怪。

“还有什么呢？”尼古拉又问。

“嗳，我们可要好了，可要好了！烙胳膊不过是好玩，但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她一旦爱上谁，就会爱一辈子。这一点我不能理解。我什么事都忘记得快。”

“那又怎么样？”

“我是说，她是那么爱我，也那么爱你。”娜塔莎突然涨红了脸，“哦，你可记得你动身之前……她说你可以忘记一切……她说：‘我将永远爱他，但他可以自由。’她这人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高尚！你说是吗？非常高尚，是吗？”娜塔莎说得那么认真，那么激动，可以看出，她现在说的话她以前也曾含着眼泪说过。尼古拉沉思起来。

“我说过的话决不收回，”尼古拉说，“再说，宋尼雅是那么可爱，只有傻瓜才会放弃这样的幸福，是不是？”

“不，不！”娜塔莎叫道，“这事我同她也谈过。我们料到你会这样说。但这样可不行，你要明白，你要是这样说，你就认为自己是受诺言的约束，这样，她说这话就像是故意的。这就表示你同她结婚是勉强的。这就不对头。”

尼古拉看出，这事她们是好好考虑过的。宋尼雅的美昨天就使他吃惊。今天匆匆看到她一眼，尼古拉觉得她更加迷人。宋尼雅是个漂亮的姑娘，今年十六岁，显然热爱着他（这一点他从没怀疑过）。尼古拉想：他怎么能不爱她，不同她结婚呢，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现在他还有那么多别的活动和快乐的事！“不错，她们想得很妙，”尼古拉说，“但我要维护我的自由。”

“那很好，”尼古拉说，“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啊，我看到你真高兴！”他补充说，“那么，你怎么样，对保里斯没变心吧？”哥哥问。

“胡扯！”娜塔莎笑着叫道，“我不想他，也不想别的什么人，我才不想呢。”

“原来如此！那么你想什么呢？”

“我吗？”娜塔莎反问，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微笑，“你看过杜波吗？”

“没有。”

“大名鼎鼎的舞蹈家杜波，你没看到过？那你就不理解了。我要做个像她那样的人。”娜塔莎弯着两臂，提起裙子，像跳舞那样后退几步，转了个身，跳起来两脚相撞，然后踮着脚尖走了几步。“你看我站住了，是吗？就是这样！”娜塔莎嘴里这样说，但脚尖站不稳，“我就是要做个这样的人！我一辈子不嫁人，我要当个舞蹈家。但你谁也别告诉。”

尼古拉乐得哈哈大笑，引得里屋的杰尼索夫都羡慕他。娜塔莎忍不住也跟他一起笑起来。“这样不是很好吗？”娜塔莎反复说。

“很好。那你不愿嫁给保里斯吗？”

娜塔莎的脸刷地红了。

“我谁也不嫁。我见到他，也会这样对他说的。”

“原来如此！”尼古拉说。

“是啊，这些都是废话！”娜塔莎继续胡扯，“那么，你说，杰尼索夫这人好吗？”

“是个好人。”

“嗯，再见，快去穿上衣服。那么，他可怕吗，杰尼索夫？”

“为什么可怕？”尼古拉问，“不可怕，瓦夏这人挺可爱。”

“你叫他瓦夏吗？……真怪。那么，他挺好吗？”

“挺好。”

“好，快来喝茶吧。大家一起喝。”

娜塔莎站起来，像舞蹈家那样踮着脚尖走出房间，但脸上浮起只有十五岁的幸福姑娘才有的微笑。尼古拉在客厅里遇见宋尼雅，脸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昨天他们一见面高兴得接了一次吻，但今天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了；他发觉母亲和姐妹们都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看他怎样对待宋尼雅。尼古拉吻了吻宋尼雅的手，并且管她叫“您宋尼雅”。但当他们的目光一接触，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相互以“你”称呼，并且亲热地接吻。宋尼雅还用眼神请求他原谅，因为她竟敢通过娜塔莎向他提到他的诺言，并且感谢他对她的爱情。尼古拉也用目光感谢她给他自由，并且表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决不会变心，因为不可能不爱她。

“真奇怪，”薇拉趁大家沉默的时刻说，“宋尼雅和尼古拉现在相互称‘您’，好像外人一样。”薇拉这话说得对，就像她平时说话一样；但也像她大部分话那样，这话使大家感到尴尬，不仅宋尼雅、尼古拉和娜塔莎有这样的感觉，就连一向害怕宋尼雅的爱情会妨碍儿子择偶的老伯爵夫人，也像姑娘一样脸红了。杰尼索夫出乎尼古拉的意料，穿了一套崭新的军服，搽过发油，洒了香水，风度翩翩地出现在客厅里，就像在战场上一样，而他对待女人又彬彬有礼，好像一名多情的骑士。

二

尼古拉从部队回莫斯科休假，家里人都把他看作好儿子、英雄和百看不厌的尼古拉，亲戚把他看作讨人喜欢的规矩青年，熟识的人把他看作英俊的骠骑兵中尉、跳舞能手和莫斯科的理想快婿。

罗斯托夫家交游广阔，认识莫斯科各界人士。今年老伯爵把所有的地产都抵押出去，手头宽裕，因此尼古拉又买了一匹纯种走马，一身莫斯科还没人穿过的最时髦马装，一双带银马刺、靴头很尖的最时髦马靴，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尼古拉回家后，渐渐又适应原来的生活方式，感到心情愉快。他自以为变得老练了。他因圣经考试不及格而垂头丧气，替马车夫向加夫里拉借钱，同宋尼雅秘密接吻，这些事回忆起来就像遥远童年的往事。如今他可是个骠骑兵中尉了，他穿着有银饰的骠骑兵披肩，佩着士兵的圣乔治勋章，同德高望重的老骑手们一起训练他的走马。他有一个相识的太太住在林阴道上，晚上常去看她。他在阿尔哈罗夫家舞会上领跳玛祖卡舞，同卡明斯基陆军元帅谈论战事，去英国俱乐部玩乐，同杰尼索夫介绍给他的一个四十岁上校称兄道弟。

尼古拉对皇帝的热情在莫斯科有所减退，因为这个时期他一直没有见到皇帝。不过，他还是常常讲到皇帝，讲到他对皇帝的爱戴，并使人觉得他还没有讲出他对皇帝的全部感情，因为这种感情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当时在莫斯科弥漫着一种崇拜亚历山大皇帝的情绪，大家称他为“天使的化身”，而尼古拉也充满这样的感情。

尼古拉回军队前在莫斯科短暂逗留期间，不仅没亲近宋尼雅，反而同她疏远了。宋尼雅出落得美丽可爱，显然热恋着尼古拉，但尼古拉正处在青春期，觉得要做的事太多，无暇同她谈情说爱。而年轻人之所以珍惜自由，因为觉得许多活动都需要它，害怕受束缚。尼古拉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一想到宋尼雅，总是对自己说：“哦，这样的姑娘多得很，将来还会遇到很多。我若要谈恋爱，机会有的是，现在可没工夫。”除此以外，他觉得在女人中间厮混有损他男子汉的形象。他出入舞会和女性圈子，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赛马，去英国俱乐部玩乐，同杰尼索夫痛饮，去那种地方——那可是另一回事了，那对年轻的骠骑兵来说是很合适的。

三月初，老罗斯托夫伯爵在英国俱乐部忙着安排宴会，为巴格拉基昂公爵接风。

伯爵身穿睡袍在大厅里来回奔走，吩咐俱乐部总管和著名的掌勺厨师费奥克齐斯特为这次宴会采办芦笋、鲜黄瓜、草莓、小牛肉和鱼。伯爵从俱乐部创办日起就是它的成员，并担任俱乐部主任。现在俱乐部委托他筹备宴会为巴格拉基昂接风，因为有本领安排这种豪华宴会的人很少，而肯自己掏钱的人则更少。俱乐部掌勺厨师和总管喜气洋洋地听着伯爵吩咐，因为他们知道，不论替谁安排几千卢布的宴会，都不像替罗斯托夫伯爵安排那么有利可图。

“注意，乌龟汤里要放鸡冠子，鸡冠子，别忘了！”

“冷菜要三道，是吗？”厨师问。

伯爵考虑了一下。

“三道，不能再少了……蛋黄色拉一道。”伯爵弯曲着一个手指说……

“老爷吩咐要大鲟鱼，是吗？”总管问。

“即使人家不肯让价，也得买，有什么办法呢。哦，老天爷，我差点儿给忘了。还得有一道开席菜。哦，老天爷！”伯爵抱住头，“谁去替我弄些鲜花来？米嘉！喂，米嘉！你赶到莫斯科郊区去一次，”他对应声进来的管家说，“你快到莫斯科郊区，吩咐花匠马克西姆叫农奴把暖房里的鲜花用毡子包好运来。叫他们在礼拜五以前送来两百盆鲜花。”

伯爵又做了种种安排，正预备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休息一下，但想起一些事，立刻又把掌勺厨师和总管叫来吩咐了一番。这时门外传来轻轻的男人脚步声和踢马刺的丁当声，接着脸色红润、留黑色小胡子的伯爵少爷走了进来。他在莫斯科休息得很好，显得容光焕发。

“哦，老弟！可把我忙得头昏脑涨，”老头儿在儿子面前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你要是能帮我点忙就好了！喏，我们还要找一批歌手来。乐队我有，但要不要找些吉卜赛人来？你们当兵的弟兄可喜欢听歌呢。”

“真的，爸爸，我看巴格拉基昂公爵准备申格拉本战役还不及你现在忙碌呢！”儿子笑眯眯地说。

老伯爵装出生气的样子。

“哼，你就会说风凉话，你倒来试试！”

老伯爵对掌勺厨师说话，掌勺厨师带着乖巧而恭敬的神气讨好地打量着父子俩。

“你看，如今年轻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费奥克齐斯特？”老伯爵说，“竟然取笑起我们老头子来了。”

“可不是，老爷，他们只知道吃得好，至于筹备宴会，购办菜肴，他们就不管了。”

“对了，对了！”伯爵叫道，快乐地抓住儿子的双手，“哈，这回我可把你抓住了！你现在就坐上双马橇，到皮埃尔那儿去一下，就说罗斯托夫伯爵问他要些新鲜草莓和菠萝。这些东西哪儿也弄不到。他本人要是不在，你就去找公爵小姐们。再从那里到游乐场——车夫伊巴特卡知道那地方——你去把吉卜赛人伊留沙找来，就是当年在奥尔洛夫伯爵家跳过舞的那一个，记得吗，那个穿白色哥萨克装的，你去把他给我带来。”

“把他那些吉卜赛女人也带来吗？”尼古拉笑着问。

“对，对！……”

这时，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脸上露出她素有的心事重重和基督徒那种虔诚的神色，悄悄地走进来。尽管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每天都看见伯爵身穿睡袍，伯爵每次看见她总有点发窘，并请她原谅他衣冠不整，今天也是这样。

“没关系，伯爵，好人儿，”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温顺地闭上眼睛，说，“皮埃尔那里由我去好了。他回来了，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到他的温室里去取。我正要见见他。他给我送来保里斯的一封信。感谢上帝，保里斯终于进司令部了。”

伯爵看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自愿替他分忧，感到很高兴，就吩咐仆人给她套一辆小轿车。

“您对皮埃尔说，请他务必来。我把他列入宾客名单了。他会跟妻子一起来吗？”伯爵问。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闭上眼睛，脸上现出深切的悲哀……

“唉，我的朋友，他真不幸！”她说，“要是我们听到的传闻确有其事，那真是太可怕了。当初我们为他的幸福高兴，怎么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有一颗天使般崇高的心灵，这位年轻的伯爵。是啊，我衷心怜悯他，我会竭力安慰他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罗斯托夫父子一起问。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长叹一声。

“陶洛霍夫，玛丽雅·伊凡诺夫娜的儿子，”她神秘地低声说，“据说，把她的名誉彻底败坏了。皮埃尔救了他，请他住到彼得堡家里，结果……她一来，那无赖就死死钉住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想对皮埃尔表示同情，但从她情不自禁的语气和似笑非笑的神态中却流露出她对无赖（她这样称呼陶洛霍夫）的同情，“据说，皮埃尔伤心透了。”

“不管怎样，您还是叫他到俱乐部来，一切都会过去的。宴会可丰盛了。”

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午一点多钟，英国俱乐部的两百五十名成员和五十位来宾在等待贵宾——奥地利战役的英雄巴格拉基昂公爵——光临宴会。奥斯特里茨战役失利的消息刚传到时，莫斯科有点困惑。当时俄国人听惯捷报，一旦接到失利的消息，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有些人则找些异乎寻常的理由来为这突兀的消息解释。英国俱乐部里聚集着所有消息灵通的达官贵人。十二月间消息传来，大家矢口不提战事和最后一次战役，仿佛商量好要对这事保持缄默。一向左右舆论的人，例如拉斯托普庆伯爵、陶尔戈鲁基公爵、华鲁耶夫、马尔科夫伯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没有在俱乐部里露面，而在他们接近的几个人家里集合。惯于随声附和的莫斯科人（包括罗斯托夫在内）对战事还没有发表明确意见，也没有人带头表态。莫斯科人觉得情况不妙，也很难谈论这些坏消息，因此还不如保持沉默。但过了一阵，左右俱乐部舆论的大亨们就像陪审官走出议事室那样，又出现了，于是大家说话的口气又明确了。他们找到原因来解释闻所未闻和不可思议的俄军的失利。于是真相大白，莫斯科又处处传布着同样的话。失利的原因是：奥国人失信，军粮低劣，波兰人普尔杰贝歇夫斯基和法国人朗热隆背信弃义，库图佐夫无能，以及（悄悄地说）皇帝年轻缺乏经验，信任卑鄙小人。至于俄国军队，大家都认为非常英勇，创造了不少奇迹。士兵、军官和将军，个个都是英雄。而英雄中的英雄就是巴格拉基昂公爵。他以申格拉本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撤退而闻名。他单独撤退军队，秩序井然，而且奋战一整天，打退了力量强大一倍的敌军。巴格拉基昂被莫斯科人选作英雄，还因为他在莫斯科是个外人，超然于各党派之外。他身上体现了勇敢朴实、大公无私的俄国军人的美德，使人想起苏沃洛夫远征意大利的丰功伟绩。此外，给予巴格拉基昂这样的荣誉，正是贬低库图佐夫的最好办法。

“要是没有巴格拉基昂，那就得造出这样一个人来。”爱说俏皮话的申兴模仿伏尔泰的话说。对库图佐夫大家避而不谈，有人低声骂他，说他是朝廷的风向旗和老色鬼。

莫斯科全市都在复述陶尔戈鲁基公爵的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拿过去的胜利来安慰今天的失败。大家还重复拉斯托普庆的话：对法国兵要用高帽子来激励；对德国兵要使他们相信，逃跑比前进更危险；对俄国兵只能加以约束，要他们头脑冷静！四面八方都一再传来我军士兵和军官在奥斯特里茨战役英勇奋战的事迹。有人救了军旗，有人打死五名法国兵，有人单独打响五门炮。有人谈到别尔格，那些不认识他的人说他右手负了伤，左手拿着佩剑冲锋。却没有人谈到安德烈，只有熟识他的人惋惜他死得太早，把怀孕的妻子撇在脾气古怪的父亲那里。

三

三月三日，英国俱乐部的所有厅堂里都人声鼎沸。俱乐部成员和来宾，有的身穿军装和礼服，有的头上扑了发粉，有的穿着俄罗斯长袍，像春天的蜜蜂那样来回游荡，有的坐，有的立，有的围在一起，有的分散开来。听差们头上扑粉，身穿制服，脚穿长统袜和低口鞋，伫立在每道门口，留神窥察俱乐部成员和客人们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趋前侍候。在场的人多半年高德劭，他们脸庞宽阔，神态自若，手指粗大，动作稳健，说话沉着。这类客人和成员都坐在坐惯的地方，聚集在一定的圈子里。一小部分人是临时来宾，他们多半是青年，其中包括杰尼索夫、尼古拉和陶洛霍夫。陶洛霍夫现在又是谢苗诺夫团的军官了。在青年人的脸上，特别是在青年军人的脸上，总有一种对老年人既尊敬又蔑视的神气，仿佛在说：“我们愿意尊重你们，但你们可得记住，未来毕竟是我们的。”

聂斯维茨基也来了，他是俱乐部的老成员。皮埃尔奉妻子之命蓄了长发，摘掉眼镜，穿上时式服装，但神色愁闷，在几个厅里走来走去。他在这里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被崇拜他财富的人所包围，他则照例用满不在乎的神气和心不在焉的态度对待他们。

论年纪，他应该同年轻人待在一起；但论财富和社会地位他属于年高德劭的贵宾，因此他就在两个圈子之间转来转去。几位特别德高望重的老人成了每个圈子的中心，就连素不相识的人也都凑拢来听名人谈话。在拉斯托普庆伯爵、华鲁耶夫和纳雷施金周围形成了几个大圈子。拉斯托普庆讲到俄军怎样被逃跑的奥军冲乱，他们不得不用刺刀开路。

华鲁耶夫信心十足地讲到，乌瓦罗夫被彼得堡派来调查莫斯科人对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看法。

在第三个圈子里，纳雷施金讲到有一次奥国军事委员会开会，苏沃洛夫在会上像公鸡一样大叫，回敬奥国将军们的蠢话。申兴站在这里，也想开玩笑，说库图佐夫连学公鸡叫的本领都没从苏沃洛夫那里学到，但老人们严厉地对他瞧了瞧，使他感到今天即使提到库图佐夫也是不礼貌的。

罗斯托夫伯爵脚穿软靴，紧张地在餐厅与客厅之间来回奔走，一视同仁地招呼不同身份的人（他认识所有的人），偶尔用眼睛找寻他那个英俊的宝贝儿子，快乐地把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向他挤挤眼。尼古拉同陶洛霍夫站在窗口，他认识陶洛霍夫不久，却很重视同他的友谊。老伯爵走到他们跟前，跟陶洛霍夫握了握手。

“欢迎光临寒舍，你同我的小子认识了……你们一起，一起英勇作战……啊！华西里·伊格纳基奇……你好，老伙计！”他对走过的一位老人说，但还来不及寒暄，屋子里就骚动起来，一个听差神色慌张地跑进来通报：“贵客驾到！”

铃响了，俱乐部理事们赶上前去；分散在各个厅堂里的客人好像一铲子黑麦，挤在一起，站立在大客厅的门口。

巴格拉基昂出现在前厅门口，没戴帽子，也没佩剑。他遵照俱乐部的规矩，把帽子和剑留在门房。他不像尼古拉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夜看到时那样头戴羔皮帽，肩搭短皮鞭，而是穿着一套崭新的紧身军服，佩着不少俄国勋章和外国勋章，左胸上还挂着一枚圣乔治星章。他来赴宴前刚理过发，修过胡子，但这样反而有损他的仪表。他脸上现出喜气洋洋的天真神态，配上他刚毅威武的相貌，显得有点滑稽。跟他同来的别克列沙夫和乌瓦罗夫在门口站住，让他这位主客走在前面。巴格拉基昂迟疑了一下，不肯接受他们的礼让。他在门口停留了一下，最后还是领先走了进来。他拘谨地走在接待室镶木地板上，两手不知往哪儿放。他更习惯在子弹横飞的田野上行走，像他在申格拉本战役走在库尔斯克团之前那样。理事们在门口迎接他，说了些欢迎贵宾的话，但不等他回答，就把他团团围住，领他走进客厅。客厅门口无法通过，因为挤满了俱乐部成员和来宾。他们互相拥挤，从别人的肩膀上观看巴格拉基昂，好像观看稀有动物一样。罗斯托夫伯爵比谁都起劲，笑着说：“请让一让，朋友，请让一让，让一让！”他挤开人群，把客人带进客厅，让他们坐在中间沙发上。俱乐部的显贵们又把新来的贵宾围住。罗斯托夫伯爵又挤开人群，走出客厅。过了一会儿，他跟另一个理事端着一个大银盘回来。他把银盘献给巴格拉基昂公爵。银盘上放着颂扬这位英雄的诗篇。巴格拉基昂看见银盘，惊惶地回顾了一下，仿佛在求救似的。但所有的眼神都在要求他收下银盘。巴格拉基昂发觉推辞不掉，断然用双手接过盘子，愤怒地像责备一样瞧瞧端着银盘的伯爵。有人殷勤地从巴格拉基昂手里接过盘子（要不然他似乎会把盘子端到晚上，并端着它入席），要他注意上面的诗篇。巴格拉基昂好像在说：“好吧，我来念。”接着他就用疲倦的眼睛盯住纸专心阅读。诗的作者接过稿本，朗诵起来。巴格拉基昂公爵低下头听着。

你保卫皇上稳坐江山，

为亚历山大皇朝增光。

你是威严的统帅，仁慈的好人；

你是战场的英雄，国家的栋梁。

就算拿破仑福星高照，

也受巴格拉基昂一顿训教，

从此再不敢欺侮俄罗斯大邦……

但不等他念完，嗓门洪亮的管家就宣布：“请各位入席！”门开了，餐厅里传出波兰舞曲：“胜利的炮声响彻云霄，欢乐吧，勇敢的俄罗斯……”罗斯托夫伯爵愠怒地瞧瞧还在念诗的作者，向巴格拉基昂鞠躬。大家纷纷起立，觉得酒席比诗更重要。巴格拉基昂又领先向餐桌走去。他被安排在主宾位子上，两边坐着别克列沙夫和纳雷施金，因为他们两人都叫亚历山大，跟皇帝同名，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敬意。三百个人都按官位和权势在餐厅就坐，官位越高越靠近主宾，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

宴会开始前，罗斯托夫伯爵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公爵。巴格拉基昂认出尼古拉，说了几句不很得体的话，如同那天他说的所有的话一样。巴格拉基昂跟尼古拉说话的时候，罗斯托夫伯爵得意扬扬地环顾所有的人。

尼古拉跟杰尼索夫和新交的陶洛霍夫一起几乎坐在餐桌中央。他们对面坐着皮埃尔和聂斯维茨基公爵。罗斯托夫伯爵同其他几个理事坐在巴格拉基昂对面。他殷勤地招待这位贵宾，就像是莫斯科亲切好客的使者。

罗斯托夫伯爵的心血没有白花。荤素菜肴都精美绝伦，但在宴会结束前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他向餐厅总管挤挤眼，对侍者低声吩咐着什么，兴奋地等待上每道他熟悉的菜。一切都尽善尽美。第二道大鲟鱼上来时，罗斯托夫伯爵高兴得脸都红了。侍者动手开瓶塞，倒香槟。这道给人深刻印象的美味大鱼上过后，罗斯托夫伯爵同其他理事交换个眼色。“要干杯好多次呢，现在该开始了！”他低声说，拿着杯子站起来。大家都不作声，等他说话。

“祝皇上身体健康！”罗斯托夫伯爵大声呼叫，他那双善良的眼睛顿时涌出快乐的泪水。这时乐队又奏起《胜利的炮声响彻云霄》的曲子。全体起立，高呼乌拉！巴格拉基昂也高呼乌拉！声音就像他在申格拉本战场上一样洪亮。在三百人的喊声中听得出尼古拉激动的声音。他差一点哭出来。

“祝皇上身体健康，乌拉！”尼古拉喊道，一口气干了杯，把杯子往地上一摔。许多人都学他的样。欢呼声持续了很久。等到喊声停止，侍者捡起打碎的酒杯。大家重新坐下，因为高声呼喊而露出笑容，接着开始交谈。罗斯托夫伯爵又站起来，瞧了瞧放在盘子旁的条子，提议为最近一次战役的英雄巴格拉基昂公爵的健康干杯。他那双蓝眼睛又泪水盈眶。三百个人又高呼乌拉！代替音乐的是歌手们高唱诗人古图卓夫的颂诗：

俄国人所向披靡，

勇敢保证了胜利。

我们有了巴格拉基昂，

敌人都得向我们投降……

歌手们刚唱完，又是一次一次的干杯，罗斯托夫伯爵越来越激动，摔碎的酒杯越来越多，呼喊声也越来越响。大家为别克列沙夫、纳雷施金、乌瓦罗夫、陶尔戈鲁科夫、阿普拉克辛、华鲁耶夫的健康干杯，为俱乐部经理的健康干杯，为俱乐部全体成员和来宾的健康干杯，最后为宴会主办人罗斯托夫伯爵的健康干杯。听到为自己干杯，伯爵掏出手帕捂着脸哭出声来。

四

皮埃尔坐在陶洛霍夫和尼古拉对面。他照例吃得很多，喝得很多。但熟识他的人看出，今天他大大变了样，他始终没有说话，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环顾四周，或者瞪着眼睛，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用手指擦擦鼻梁。他闷闷不乐，仿佛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味考虑着一个没解决的苦恼问题。

这个没解决的苦恼问题就是，莫斯科的表姐向他暗示，陶洛霍夫同他的妻子有暧昧关系。再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也像一切匿名信那样使用卑劣的讽刺口吻，说他戴着眼镜还看不清楚，他妻子同陶洛霍夫的关系已人尽皆知，只有他一个人还蒙在鼓里。皮埃尔既不相信表姐的暗示，也不相信匿名信，但他现在怕看坐在对面的陶洛霍夫。每当他的目光同陶洛霍夫漂亮而傲慢的目光相遇时，他心里就感到紧张和慌乱，连忙转过头去。他不由得回忆妻子的往事和她跟陶洛霍夫的关系。他清楚地想到，匿名信里的话说不定确有其事，至少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这事指的不是他的妻子。皮埃尔不禁回想到，战后陶洛霍夫回到彼得堡后去过他家。陶洛霍夫利用他同皮埃尔的酒肉之交，常来他家。皮埃尔留他住宿，还借钱给他。皮埃尔想起，海伦对陶洛霍夫住在他们家里曾含笑表示不满，陶洛霍夫也曾厚颜无耻地吹捧他妻子的美丽，从那时起到他来莫斯科，陶洛霍夫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

“是的，他长得很漂亮，”皮埃尔想，“我知道他的为人。正因为我为他出过力，接济过他，帮助过他，他侮辱我嘲弄我就觉得格外好玩。如果确有其事，我知道，我明白，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会使他感到多么过瘾。是的，如果是确有其事，但我不相信，我没有权利相信，我也无法相信。”他想起陶洛霍夫干残酷事时的模样，例如他把警察局长和熊绑在一起抛到河里，或者无缘无故挑人决斗，或者用手枪打死驿马。皮埃尔时常看到陶洛霍夫脸上有这种表情。“是的，他是个亡命之徒，”皮埃尔想，“他杀人不当一回事，他一定觉得人人怕他，因此洋洋自得。他一定认为我也怕他。我确实怕他。”皮埃尔这样想着，心里又感到紧张和慌乱。现在陶洛霍夫、杰尼索夫和尼古拉就坐在皮埃尔对面，他们看来都很快乐。尼古拉兴致勃勃地同两个朋友交谈着：一个是勇猛无畏的骠骑兵，另一个是出名的亡命之徒和浪荡鬼。尼古拉偶尔嘲弄地向皮埃尔望望。在这个宴会上皮埃尔心事重重、魂不守舍的神态和庞大的身躯引人瞩目。尼古拉对皮埃尔侧目而视，第一因为，在他骠骑兵的眼里，皮埃尔只是个普通的有钱人、美人的丈夫，总之是个懦夫；第二因为，皮埃尔心事重重，魂不守舍，没有认出尼古拉来，也没有向他答礼。当大家为皇上的健康干杯时，皮埃尔正想得出神，没有站起来，也没有举杯。

“您怎么啦？”尼古拉眼睛冒火，对他嚷道，“难道您没听见祝皇上身体健康吗？”皮埃尔叹了口气，顺从地站起来，喝干了杯里的酒。等大家都坐下，他又带着和善的微笑对尼古拉说话。

“我没认出您来。”皮埃尔说。但尼古拉顾不上同他招呼，大声喊着乌拉！

“你为什么不睬他？”陶洛霍夫对尼古拉说。

“去他的，他是个傻瓜。”尼古拉说。

“应该巴结漂亮女人的丈夫啊！”杰尼索夫说。

皮埃尔没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但知道他们在说他。他涨红了脸，转过身去。

“好，现在为漂亮女人的健康干杯！”陶洛霍夫说，现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嘴角露出微笑，举杯对着皮埃尔，“为漂亮女人和她们情夫的健康干杯，皮埃尔！”

皮埃尔垂下眼睛，呷了一口杯里的酒，没看陶洛霍夫，也没搭理他。一个仆人分送着古图卓夫的颂诗，把皮埃尔看作贵宾，给了他一张。皮埃尔刚要去拿，但陶洛霍夫探过身来，从他手里抢过诗篇，读了起来，皮埃尔白了陶洛霍夫一眼，垂下眼睛：宴会上这件一直使他心烦的可怕而丑恶的事突然冒将出来，使他失去理智。他将肥胖的身躯探过桌子。

“不许拿！”他嚷道。

聂斯维茨基和右边邻座的人听见皮埃尔的喊声，看见他对谁叫嚷，慌忙劝阻。

“算了，算了，您怎么啦？”他们惊惶地低声说。陶洛霍夫用他那双明亮、快乐和凶恶的眼睛对皮埃尔瞧瞧，露出他那惯常的微笑，仿佛说：“嘿，我就喜欢这样。”

“我不给！”陶洛霍夫清楚地说。

皮埃尔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抢回那张纸。

“你……你这……流氓！……我要同你决斗。”皮埃尔说，推开椅子，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就在这一刹那，他觉得这一天一晚一直折磨着他的妻子不贞的问题，终于明确了。他恨她，从此跟她一刀两断。不管杰尼索夫怎样要求尼古拉别干涉这事，尼古拉还是同意当陶洛霍夫的副手，并且饭后同皮埃尔的副手聂斯维茨基谈判决斗条件。皮埃尔回家了，尼古拉同陶洛霍夫和杰尼索夫在俱乐部里听吉卜赛人和歌手们唱歌，一直坐到入夜。

“那么明天见，索科尔尼基森林见。”陶洛霍夫跟尼古拉在俱乐部门口告别时说。

“你心里平静吗？”尼古拉问。

陶洛霍夫站住。

“嗯，你瞧，我可以用两句话把决斗的秘密告诉你。你去决斗，要是立下遗嘱，给父母留下感伤的信，要是你想到你可能被打死，你就是个傻瓜，十有八九要完蛋；但要是你下定决心尽快把对方打死，那么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科斯特罗马的猎熊人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熊怎么不可怕呀？但只要一看见熊，你就会想，可别让它逃走，心里就不害怕了！我也是这样。明天见，朋友！”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皮埃尔同聂斯维茨基一起来到索科尔尼基森林，发现陶洛霍夫、杰尼索夫和尼古拉已在那里了。皮埃尔仿佛在考虑跟当前的事毫无关系的问题。他脸色憔悴发黄，看来他一夜没睡。他精神恍惚地环顾四周，像怕阳光似的眯缝起眼睛。他头脑里只有两件事：一是妻子不贞，在他通宵失眠之后这一点已明确无疑；二是陶洛霍夫无辜，他也没有必要维护一个与他无关的人的名誉。“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说不定也会这样做吧！”皮埃尔想，“甚至一定会这样做。那么，何必决斗，何必杀人呢？不是我打死他，就是他打中我的脑门、臂肘或者膝盖。还是从这里逃走，躲到什么地方去吧。”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他显得格外镇定，使人肃然起敬。他若无其事地问：“准备好了吗？快了吗？”

一切都准备就绪，两把军刀已插在雪地上作界标，手枪已装上子弹。聂斯维茨基走到皮埃尔跟前。

“伯爵，在这生死关头，”聂斯维茨基怯生生地说，“我要是不对您说实话，我就没有尽到我的责任，也辜负您选我当副手的信任和荣誉。我认为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不值得因此流血……您这样做不对，您太急躁了……”

“是啊，非常愚蠢……”皮埃尔说。

“那就让我去替您道歉一下吧。我相信我们的对手会接受您的道歉的，”聂维维茨基说（他也像其他几个参与其事的人那样，也像一切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那样，不相信真的要决斗），“您要知道，伯爵，承认错误要比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体面得多。任何一方都没有丢脸。让我去说……”

“不，还有什么可说的，”皮埃尔说，“反正都一样……那么，准备好了吗？”他添上说，“您只要告诉我，应该走到哪里，往哪里开枪？”他说，尴尬地露出温顺的微笑。他拿起手枪，问聂斯维茨基怎样开枪，因为他手里从来没有拿过枪，而他又不愿承认。“哦，对了，我知道，我只是忘记了。”他说。

“没有什么可道歉的，绝对不道歉！”陶洛霍夫回答杰尼索夫。杰尼索夫也试图调解，同样没有成功，就向规定的地方走去。

决斗地点选在离停雪橇的大路八十步的地方，是松林中一块小空地，地上的积雪这几天刚开始融化。决斗双方站在空地边上，中间相距四十来步。两个副手从他们站着的地方走到相距十步插着聂斯维茨基和杰尼索夫军刀的地方，数着步子，在潮湿的深雪上留下脚印。天还在融雪，又起了迷雾，四十步开外双方都看不清楚。三分钟后一切都准备就绪，但双方还是迟迟没有动手。大家都不作声。

五

“好，开始吧！”陶洛霍夫说。

“行。”皮埃尔说，仍旧那么微笑着。

气氛十分紧张。显然，轻率地开了头的事已无法中止，只能听其自然，直到结束。杰尼索夫首先走到界标那里，宣布：

“既然双方拒绝和解，那么是不是就开始：拿好手枪，听到我叫‘三’就起步。”

“一……二！三！……”杰尼索夫怒气冲冲地叫道，退到一边。决斗双方沿着雪地上踩出来的小径越走越近，在雾中渐渐看清对方。决斗的人走到界标那里，谁要开枪，就可以开枪。陶洛霍夫慢慢地走着，没有举起手枪，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盯着对方的脸。他的嘴也像平时一样似笑非笑。

皮埃尔一听到“三”，就快步向前走去，离开踩出来的小径，走到洁白的雪地上。他握着手枪，伸出右手，仿佛怕打在自己身上。他把左手放在身后，他原想用左手撑住右手，但知道不能这样做。皮埃尔走了六七步，从小径走到雪地上，回头看看脚下，又迅速地望了一眼陶洛霍夫，按照人家教他的样子，弯起手指扳动枪机。皮埃尔怎么也没料到枪声会那么响，吓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接着为自己的胆怯笑了笑，站住了。硝烟加上迷雾，使他最初一刹那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等待的还击并没有打响。只听得陶洛霍夫急促的脚步声，还透过烟雾看见他的身影。陶洛霍夫一手摁住左腰，一手握着下垂的手枪。他的脸色煞白。尼古拉跑到他跟前，对他说了些什么。

“不……不！”陶洛霍夫咬着牙说，“不，没有完！”他又向插着军刀的地方踉跄走了几步倒在雪地上。他的左手都是血，他在外衣上擦了擦，又用左手撑着身子。他脸色苍白，眉头皱起，脸颊抽搐着。

“好……”陶洛霍夫开口，但一下子说不出来，“好吧！”他费力地说。皮埃尔勉强忍住呜咽向陶洛霍夫跑去，他想越过两个界标之间的那块地，但陶洛霍夫大声叫道：“回到界线上去！”皮埃尔懂得他的意思，在刀旁站住。他们之间只隔十步路。陶洛霍夫把头俯在雪地上，贪婪地咬着雪，又抬起头来，摆正姿势，收拢腿坐起来，稳定身体的重心。他咽了一口冰凉的雪，吸着冰水；他的嘴唇颤抖着，但还在微笑；他拼着所有的力气，眼睛里冒出凶光。他举起手枪瞄准。

“侧过身子，用手枪掩护自己。”聂斯维茨基对皮埃尔说。

“掩护自己！”连杰尼索夫也忍不住向对方叫道。

皮埃尔露出又抱歉又悔恨的温顺微笑，无可奈何地伸开手脚，挺起宽阔的胸膛站在陶洛霍夫面前，悲伤地望着他。杰尼索夫、尼古拉和聂斯维茨基都眯缝起眼睛。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枪声和陶洛霍夫的怒叫声。

“偏了！”陶洛霍夫叫了一声，脸向下颓然倒在雪地上。皮埃尔抱住头，转过身，走到树林里，在雪地上大步走着，嘴里大声嘟囔着。

“真傻……真傻！死……谎话……”皮埃尔皱着眉头一再说。聂斯维茨基拦住他，把他送回家去。

尼古拉和杰尼索夫把负伤的陶洛霍夫带走。

陶洛霍夫闭着眼睛默默地躺在雪橇上，人家问他，他什么也不回答。但雪橇一进入莫斯科市区，他突然清醒了，困难地抬起头来，抓住坐在旁边的尼古拉的手。陶洛霍夫的脸色完全变了，现出兴奋而亲切的神态，尼古拉感到很惊讶。

“哦，怎么样？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尼古拉问。

“很糟！但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陶洛霍夫断断续续地说，“我们现在在哪里？在莫斯科，这我知道。我倒没什么，可我要了她的命，要了她的命……这事她会受不了，受不了……”

“谁呀？”尼古拉问。

“我母亲。我母亲，我的天使，我敬爱的天使母亲。”陶洛霍夫抓住尼古拉的手哭起来。等他稍微平静点儿，他向尼古拉解释说，他同母亲住在一起，要是母亲看见他快死了，她会受不了的。陶洛霍夫要求尼古拉去看看她，让她有点思想准备。

尼古拉先赶去执行这项委托。他惊奇地发现，陶洛霍夫这个好斗成性的亡命之徒，在莫斯科跟老母亲和驼背的姐姐生活在一起，原来是个孝顺的儿子和弟弟。

六

皮埃尔近来很少同妻子单独见面。在他们彼得堡的家里和莫斯科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决斗的那天晚上，皮埃尔没有去卧室，而像平时那样留在父亲的大书房里，也就是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房间里。通宵没睡觉固然非常痛苦，但现在却更加难受。

皮埃尔歪在沙发上想睡个觉，好忘掉所发生的一切，但他办不到。感情、思想和回忆突然像狂风暴雨一样涌上他的心头，他不仅无法入睡，而且无法安坐在沙发上，他只能从沙发上跳起来，在屋里快步走来走去。他忽而回想着新婚不久的她，光着肩膀，眼睛里露出懒洋洋的热情光芒。他忽而看见她旁边出现了陶洛霍夫，他像在宴会上那样现出英俊、蛮横、倔强而嘲弄的神色，然后又是他转身倒在雪地上的那张苍白、抽搐而痛苦的脸。

“出了什么事啦？”皮埃尔问自己，“我杀了情夫，杀了妻子的情夫。是的，是这么回事。为了什么？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他心里有个声音回答：“因为你娶了她。”

“但我究竟错在哪儿呢？”皮埃尔问自己，“错就错在你并不爱她，却娶了她，你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她。”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那天在华西里公爵家晚饭后他对她说的言不由衷的话：“我爱你。”一切错误都是由于说了这句话！他想：“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头，我没有权利那样说。结果就出了这种事。”他回想到他们的蜜月，脸都红了。他清楚地想起他们婚后有一天，中午十二时光景，他穿着绸睡袍从卧室走进书房，在那里遇见总管，总管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瞧瞧他的脸色，瞧瞧他的睡袍，微微一笑，仿佛对东家的幸福表示合乎身份的庆贺。想到这事，皮埃尔感到又难堪又羞愧。

“有多少次我为她感到自豪，为她高贵的美貌和交际场上的风度而感到自豪，”皮埃尔想，“我以她接待过彼得堡全市名流的豪华住宅自豪，以她自命不凡的仪态和艳丽自豪。其实有什么可以自豪的？！我原以为我不了解她。我常常思考她的性格，总怪自己不了解她，不了解她为什么总是冷若冰霜，没有丝毫激情，其实问题只在于那个可怕的事实：她是个荡妇。这事一说出来，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阿纳托里常来向她借钱，吻她的光肩膀。她不给他钱，但是听任他吻。她父亲开玩笑，想引起她的醋劲，她却冷静地笑着说，她才不会愚蠢得吃醋呢。‘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她这是在说我。有一次我问她有没有怀孕的感觉，她轻蔑地笑着说，她可不是傻瓜，不会要孩子，而且她决不替我生孩子。”

然后皮埃尔想起，尽管她出身上层贵族，思想却十分庸俗，语言也很粗鲁。“我可不是傻瓜……你自己去试试……你给我滚！”她说。皮埃尔常常看到，她在男女老少中间都很讨人喜欢，却弄不懂他怎么会不爱她。“我可从来没有爱过她。”皮埃尔自言自语，“我知道她是个荡妇，”他在心里一再说，“但我不敢承认这一点。”

“陶洛霍夫现在坐在雪地上强作欢笑，也许他快死了，但硬充好汉来回答我的忏悔！”

有些人表面上似乎软弱，遇到不幸的事却不愿向人倾诉，宁肯独自默默地忍受痛苦。皮埃尔就是这一类人。

“一切都得怪她不好，都得怪她不好，”皮埃尔自言自语，“但有什么办法呢？为什么我要同她绑在一起？为什么我要对她说‘我爱你’呢？这是谎言，甚至比谎言更坏。是我不好，自作自受……什么？这是名誉扫地，生活中的不幸吗？哼，真无聊。耻辱也罢，荣誉也罢，一切都有原因，不是由我决定的。”

“路易十六被处死，因为他们说他无耻，是个罪人，”皮埃尔想，“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对的，而那些为他殉难、把他尊为圣人的人也是对的。后来，罗伯斯庇尔被处死，因为他搞独裁。谁是谁非？无法判断。今天你活着，你就活下去；明天说不定就会死，正像一小时前我差点儿死掉那样。一个人的生命同永恒比起来只是一瞬间，何必自寻烦恼？”但就在这些思想似乎使他心里平静下来时，他忽然又想到她，想到自己向她热烈地表示虚假的爱情，他感到血往心脏直涌，不能不站起身来，来回走动，打碎和撕毁任何到手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对她说‘我爱你’？”他一再自怨自艾。他把这问题重复了十遍，不禁想起了莫里哀的话：“我何苦自寻烦恼？”于是他嘲笑起自己来。

夜间，皮埃尔把侍仆唤来，叫他收拾行李，明天去彼得堡。他无法同她生活在一个屋子里。他无法想象今后怎样跟她说话。他决定明天动身，留给她一封信，向她宣布他要跟她一刀两断。

早晨，仆人端咖啡到书房，看见皮埃尔躺在土耳其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睡着了。

他猛地醒来，惊惶地向四周环顾了好一阵，弄不懂他在什么地方。

“伯爵夫人派我来看看，老爷您是不是在家。”仆人说。

但不等皮埃尔想好答话，伯爵夫人就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绣银白缎睡袍，没有做过头发（两条粗大的辫子像冠冕一样在她美丽的头上绾了两圈），庄重而镇定地走进屋来，只有她那微微突出的大理石般前额上现出一条愤怒的皱纹。她强作镇静，不当着仆人的面说话。她知道昨天他去决斗，特地来谈这事。她等仆人放好咖啡出去。皮埃尔从眼镜上怯生生地对她瞧了瞧，继续躺在沙发上看书，好像一只被猎犬包围的兔子，竖起耳朵，在敌人面前躺着不动；但他觉得这样于事无补，也不可能继续下去，就又怯生生地瞧了她一眼。她没有坐下，只带着冷笑瞧着他，等仆人出去。

“这又是怎么回事？您干了些什么？我问您！”海伦声色俱厉地说。

“我？……什么？我……”皮埃尔说。

“哼，好一个英雄好汉！您倒说说，决斗是怎么回事？您要证明什么？什么？我问您。”

皮埃尔在沙发上翻了个身，张开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既然您不回答，那就让我来告诉您……”海伦继续说，“人家对您说什么，您就相信什么。您听人家说……”海伦笑了，“陶洛霍夫是我的情夫，”她用法语说，毫无顾忌地说出“情夫”这个词，她确实什么都说得出口，“而您就相信了！但您究竟要证明什么？您用这场决斗来证明什么呢？证明您是个傻瓜吗，您是个傻瓜，这一点谁都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后果？会使我成为全莫斯科的笑柄：人人都会说，您喝得糊里糊涂，无缘无故吃人家醋，挑动他同您决斗，”海伦越说嗓门越高，越说越激动，“而他呀，什么都比您强……”

“哼……哼……”皮埃尔哼哼着，皱起眉头，眼睛不瞧她，身子一动不动。

“您怎么能相信他是我的情夫呢？……怎么能？因为我喜欢同他在一起吗？您要是聪明些，有趣些，那我就情愿同您在一起。”

“别跟我说了……我求您。”皮埃尔哑着嗓子低声说。

“我为什么不说！我能说，我敢说，有您这样的丈夫，做妻子的很少不找个把情夫的，可我没有这样做。”她说。皮埃尔想说什么，用她无法理解的古怪眼神瞧了她一眼，又躺下来。这当儿，他感到肉体上非常痛苦：他的胸口发紧，喘不过气来。他知道，他得做些什么来结束这痛苦，但他想做的事实在太可怕了。

“我们还是分手的好。”皮埃尔断断续续地说。

“分手，对不起，那您就得给我一笔财产，”海伦说，“分手，想用这来吓唬人！”

皮埃尔从沙发上跳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她冲去。

“我要杀掉你！”他叫道，猛地抓起桌上的大理石板，抢前一步，向她挥了挥。

海伦的脸色变得很可怕；她尖叫一声，躲开了他。父亲遗传下来的脾气在皮埃尔身上发作了。他忘乎所以，按捺不住怒气。他把大理石板一扔，把它砸个粉碎。他张开双臂向海伦扑去，嘴里叫道：“滚开！”他叫得那么可怕，家里的人都恐怖地听到了他的叫声。要不是海伦逃了出去，天知道皮埃尔会做出什么事来。

一星期后，皮埃尔把他在大俄罗斯[81]的全部产业（也就是他的一大半产业）交给妻子管理，独自到彼得堡去了。

七

童山得到奥斯特里茨会战和安德烈公爵阵亡的消息，已有两个月了。尽管通过使馆去信查问，多方寻找，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俘虏名单里也没有他的名字。尤其使家属不安的是仍存在一线希望：他可能被当地居民从战场上救起，此刻说不定正在陌生人中间渐渐康复，但也可能生命垂危，却无法通知家里人。老公爵第一次从报纸上知道了奥斯特里茨会战失败的消息。报上照例简单而含糊地说，俄军在获得辉煌战果后顺利撤退，而且秩序井然。老公爵从官方的报道中明白，我军已被打败。在他接到奥斯特里茨会战消息一星期后，库图佐夫寄来一信，告诉公爵他儿子的遭遇。

“我亲眼目睹令郎手举军旗，冲在全团之前，英勇倒下，无愧于他的父亲和祖国。我和全军深感遗憾的是，他的存亡至今不明。我和您仍希望令郎尚在人间，因为对方军使提供的阵亡军官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晚上老公爵独自在书房的时候收到这封信，他没有把消息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早晨，他照例出去散步，但没有同管家、花匠和建筑师说话。他脸色阴沉，没对人说过一句话。

玛丽雅公爵小姐按规定时间走进公爵书房，公爵正站在车床旁车东西，也照例没向她回顾一下。

“哦！玛丽雅公爵小姐！”他突然不自然地说，扔掉凿子。轮子由于惯性还在转动。玛丽雅公爵小姐很久以后还记得车床的吱吱声，同接着发生的事混在一起。

玛丽雅公爵小姐走到父亲跟前，看见他的脸色，她的心往下沉。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看到父亲脸上没有悲哀，没有沮丧，只有愤怒和痉挛，她明白了，她遭到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而且无法挽回，就是说死了一个心爱的人。

“爸爸，安德烈怎么样？”外貌不扬、动作笨拙的公爵小姐说，脸上现出无法形容的悲怆和激动，以致父亲一遇到她的目光，也忍不住抽噎一声转过脸去。

“接到通知了。俘虏名单中没有他，阵亡名单中也没有他。库图佐夫写的信，”老公爵尖声大叫，仿佛要把公爵小姐撵走，“他被打死了！”

公爵小姐没有倒下，也没有晕过去。她一听到这话，苍白的脸顿时变了，那双明亮美丽的眼睛闪耀着光芒，仿佛有一种欢乐，一种与尘世悲欢无关的无上欢乐淹没了她内心的重大悲哀。她忘记了对父亲的畏惧，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过来，搂住他那青筋毕露的瘦脖子。

“爸爸！”她说，“您别撇下我，让我们一起哭吧。”

“混蛋！无赖！”老头儿叫道，闪开脸，“他们毁了军队，毁了人！为了什么呀？去，去，去告诉丽莎。”

公爵小姐颓然倒在父亲旁边的椅子上，哭起来。她回想起哥哥跟她和丽莎告别的情景，想到他那温柔而傲慢的神态，又想到他戴上圣像时亲切而嘲弄的模样。“他信不信神哪？他有没有因为自己不信教而忏悔？他是不是到了那个世界？到了永久安宁和幸福的世界？”她想着。

“爸爸，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她含着眼泪问。

“去吧，去吧！他在战斗中阵亡了，在断送俄国最优秀人物和俄国荣誉的战斗中阵亡了。去吧，玛丽雅公爵小姐。去告诉丽莎。我就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从父亲那里回来时，小公爵夫人正坐在房里做针线活，带着孕妇特有的幸福而安详的神态，瞧瞧玛丽雅公爵小姐。她的眼睛显然不在看玛丽雅公爵小姐而是在看自己，看自己身子里一种逐渐完善的幸福而神秘的东西。

“玛丽雅，”她说，身子离开刺绣架往后仰，“把你的手给我。”她抓住公爵小姐的手摁在自己的肚子上。

她眼睛含笑，噘起生有毫毛的嘴唇，一直像孩子般幸福地噘着。

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嫂子面前跪下来，把脸藏到她的衣褶里。

“喏，喏，你听见吗？我觉得很怪。不瞒你说，玛丽雅，我会很爱他的。”丽莎说，幸福的明亮眼睛望着小姑。玛丽雅公爵小姐抬不起头来，她在哭。

“你怎么了，玛丽雅？”

“没什么……我想念……想念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在嫂子膝盖上擦着眼泪，整个早晨，玛丽雅公爵小姐几次想暗示嫂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每次都是没开口就哭了。小公爵夫人天生粗心大意，不善于观察，她不明白小姑为什么哭，但小姑的眼泪还是使她提心吊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安地环顾着，找寻着什么东西。午饭前，老公爵走到小公爵夫人的房里。小公爵夫人一向怕公公，这会儿他的脸色格外恼怒，他又一言不发地走掉了。她望望玛丽雅公爵小姐，然后带着孕妇特有的关注自己身体的神情思索了一下，突然哭起来。

“安德烈有什么消息吗？”她问。

“不，你知道还不可能有消息来，但爸爸有点着急，我也觉得不安。”

“那么没事吧？”

“没事。”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目光闪闪地紧盯着嫂子。她决定不告诉嫂子，并劝父亲把那可怕的消息隐瞒到她分娩以后，而分娩就是这几天里的事。玛丽雅公爵小姐和老公爵各用各的方式忍受和隐藏他们的悲哀。老公爵已不抱任何希望，断定安德烈公爵已经阵亡。尽管他派了一名官员去奥国找寻儿子的踪迹，他还是在莫斯科订了一座墓碑，准备竖立在花园里，并且逢人就说他的儿子阵亡了。他竭力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作任何改变，但还是力不从心：他走得少了，吃得少了，睡得少了，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玛丽雅公爵小姐仍抱着希望。她为哥哥祈祷，认为他还活着，并且时刻等待他归来。

八

“亲爱的朋友！”三月十九日早餐后小公爵夫人说，习惯成自然地噘着她那有毫毛的嘴唇。自从接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后，全家人不仅在笑容中，而且在语气中，甚至在步履中都流露出悲哀。现在小公爵夫人虽不知原因，她的笑容却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并且增添了全家的悲伤。

“亲爱的朋友！我怕今天的糟餐，”厨子福卡发音不清，总是把早餐说成糟餐，小公爵夫人学着他的样子说，“会使我难受。”

“你这是怎么了，我的心肝？你脸色苍白。唉，白得厉害。”玛丽雅公爵小姐惊惶地说，脚步沉重而又缓慢地跑到嫂嫂跟前。

“小姐，要不要去请波格丹诺夫娜来？”一个女仆问。波格丹诺夫娜是县城里的产婆，来童山已有一个多星期了。

“哦，对，”玛丽雅公爵小姐附和说，“也许是时候了。我这就去。不要怕，我的天使！”她吻了吻丽莎想走。

“哦，别走，别走！”小公爵夫人的脸上除了苍白，还因难以忍受的痛苦而现出孩子般的恐惧。

“不，这是胃病……你说，玛丽雅，这是胃病……”小公爵夫人像孩子一般痛苦、任性，甚至有几分做作地哭起来，扭着她的小手。公爵小姐跑出去找波格丹诺夫娜。

“哦，天哪！天哪！”她听见背后的叫声。

这时，产婆带着镇定沉着的神气，搓着又白又胖的小手走进来。

“波格丹诺夫娜！好像动作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恐惧地睁大眼睛瞧着产婆。

“噢，感谢上帝，公爵小姐，”波格丹诺夫娜并没有加快脚步，说，“你们姑娘家不该知道这种事。”

“那么，莫斯科医生怎么还不来？”公爵小姐问。（遵照丽莎和安德烈公爵的意思，事先已派人去莫斯科请产科医生，此刻正在等候他来。）

“不要紧，公爵小姐，不用慌，”波格丹诺夫娜说，“没有医生也保证没事。”

五分钟后，公爵小姐听见外面在搬什么重东西。她探出头去，看见仆人正把安德烈公爵书房里的皮沙发搬到卧室里。搬沙发的仆人们脸上现出庄严平静的神色。

玛丽雅公爵小姐独自坐在卧室里，倾听房子里的各种声音。有时有人经过，她就打开门，看看走廊里有什么动静。有几个女人走过来又走过去，望望公爵小姐，又转过身去。她不敢问，关上门回到屋里，一会儿坐到安乐椅上，一会儿拿起祈祷书，一会儿跪在神像前。使她苦恼和吃惊的是，祈祷并没有使她的心情平静。突然她的房门轻轻地开了，门口出现了包头巾的老保姆萨维施娜。由于公爵禁止，她几乎从没踏进公爵小姐的房间。

“小姐，我来陪你坐一会儿，”老保姆说，“你瞧，我把安德烈公爵的结婚蜡烛拿来点在圣徒前面，我的天使。”她叹了一口气说。

“哦，妈妈，你来了，我很高兴。”

“上帝是仁慈的，心肝。”保姆在神龛前点上涂金蜡烛，拿着编织的袜子坐到门口。玛丽雅公爵小姐拿起一本书来看。只有听到脚步声和说话声时，公爵小姐才同保姆对视一下。公爵小姐的目光充满恐惧和疑问，保姆的目光显得镇定而沉着。家里人的心情个个都同玛丽雅公爵小姐一样。据说，知道产妇痛苦的人越少，产妇的痛苦也就越少，因此人人都装作不知道；谁也不提这件事，但大家除了遵守公爵家严肃庄重、礼貌周全的家风之外，显然都有点焦虑不安，都很同情小公爵夫人，并且觉得此刻正在发生一件重大而神秘的事。

宽大的女仆室里听不见笑声，侍应室里男仆都默默地坐着，做着准备工作。下房里，农奴们点了火把和蜡烛，也都没有睡觉。老公爵脚跟着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派季洪向波格丹诺夫娜探问情况。

“你就说，公爵派我来问问，情况怎么样？回来告诉我，她怎么说。”

“你去回公爵，分娩开始了。”波格丹诺夫娜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季洪，说。季洪就回去报告。

“很好。”公爵说，随手关上门。季洪听到书房里不再有声音。过了一会儿，季洪走进书房，装作来剪烛花。季洪看见公爵躺在长沙发上，望望他，望望他那烦恼的脸，探探头，默默地走到他跟前，吻了吻他的肩膀，又走了出去，既没有剪烛花，也没有说他来干什么。世界上最庄严神秘的事正在进行着。黄昏过去，黑夜来临。对这件神秘的事的期待和忧虑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全家谁也没有睡觉。

这是三月里的一个夜晚，冬天还没有收起余威，愤怒地撒着最后一批狂风暴雪。大家时刻都在等待德国医生从莫斯科赶来，已把备换的马派到大路上，还派了几个人骑马打着灯笼到道路转弯处，以便医生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和融雪的水洼时给他照亮道路。

玛丽雅公爵小姐早就把书放在一边。她默默地坐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保姆的皱脸，脸上的每个部位她都熟识，包括那绺从头巾里露出来的花白头发和那个皮肤松弛的下巴。

保姆萨维施娜手里拿着袜子，无意识地低声讲着讲过几百遍的旧事：已故的公爵夫人怎样在基什尼奥夫生下玛丽雅公爵小姐，当时助产的不是产婆，而是一个摩尔达维亚农妇。

“上帝仁慈，压根儿用不着什么医生。”保姆说。突然一阵寒风向着已卸去一层槅子的窗户猛烈袭来（遵照公爵的规定，云雀一叫，每个房间就卸掉一层槅子），吹开没有闩牢的窗子，把花缎窗帘吹得鼓起来，灌进来的寒气和雪花把蜡烛都吹灭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打了个寒噤；保姆放下袜子，走到窗前，探出身去抓吹开的窗子。寒风掀动她的头巾梢儿和露出来的花白头发。

“公爵小姐，好人儿，大路上有人来了！”保姆抓住窗子，没有把它关上，说，“打着灯笼，大概是医生……”

“哦，我的天！赞美上帝！”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我得去接他，他不懂俄语。”

玛丽雅公爵小姐披上披肩，跑去迎接来人。她穿过前厅，从窗子里看见门口有一辆马车和许多提灯。她走到楼梯口。栏杆上插着一支蜡烛，被风吹得不断流泪。男仆菲里普手里拿着另一支蜡烛，神色慌张地站在下面楼梯口。再下面，在楼梯转角处，传来渐渐逼近的穿暖靴的脚步声。玛丽雅公爵小姐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

“感谢上帝！”那个熟识的声音说，“爸爸呢？”

“已经休息了。”管家杰米扬在楼下回答。

随后熟识的声音又说了些什么，杰米扬又作了回答。穿暖靴的脚更快地从楼梯转弯处走来。“这是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想，“不，这不可能，太意外了。”就在她这样想着的时候，在仆人手拿蜡烛照亮的楼梯口，出现了安德烈公爵的脸和身子。安德烈公爵身穿皮大衣，领子上撒满了雪。不错，是他，但他脸色苍白、消瘦，神情也变了，显得温柔而激动。他走上楼梯，拥抱妹妹。

“你们没接到我的信吗？”安德烈公爵问，没有得到回答。他不可能得到回答，因为公爵小姐说不出话来。他同产科医生（他在最后一站上遇到他）一起上了楼，又拥抱了一下妹妹。

“真是想不到！”安德烈公爵说，“玛丽雅，亲爱的！”他脱下皮大衣和靴子，向公爵夫人的屋子走去。

九

小公爵夫人头戴白睡帽，靠在枕头上，阵痛刚过去。一绺绺乌黑的头发垂在她发烧出汗的脸颊上；唇上长着黑毫毛的美丽红润的小嘴张开着，脸上挂着快乐的微笑。安德烈公爵走进屋子，站在妻子躺着的沙发跟前。小公爵夫人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露出孩子般恐惧和激动的神色望着他，表情一直没有变。“我爱你们大家，我没有害过谁，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救救我吧！”她的神态这样说。她看见丈夫，弄不懂他此刻怎么会出现在她面前。安德烈公爵绕过沙发，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我的心肝！”安德烈公爵第一次这样称呼妻子，“上帝是仁慈的……”

小公爵夫人用疑问的、孩子般责备的神气对他瞧了瞧。

“我等待你来救我，可是不行，你也救不了我！”她的眼神这样表示。他来，她并不感到惊奇；但她不了解他来做什么。他的到来跟她的痛苦不相干，也不能减轻她的痛苦。阵痛又发作了。波格丹诺夫娜劝安德烈公爵离开屋子。

产科医生走进来。安德烈公爵走了出去。他遇见玛丽雅公爵小姐，又走到她跟前。他们低声谈话，但不时停下来。他们期待着，谛听着。

“去吧，我的朋友！”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安德烈公爵又去看望妻子，在隔壁屋子里坐下等着。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从她屋里出来，一看见安德烈公爵，窘态毕露。安德烈公爵双手掩脸坐了几分钟。门里传出来绝望的惨叫声。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到门口去推门。但门被人顶住了。

“不行，不行！”有人在门里惊惶地叫道。

安德烈公爵在屋里来回踱步。叫声停止了。又过了几秒钟。突然从隔壁屋里传来一声惨叫。那不是她的声音，她不可能那么惨叫，安德烈公爵赶快跑到房门口。叫声停止了，传出来另一个声音，一个婴儿的叫声。

“怎么把一个娃娃带到那里？”安德烈公爵最初一刹那想，“娃娃？什么娃娃？……那边怎么会有娃娃？是不是有个娃娃生下来了？”

当他忽然懂得这叫声表示什么喜讯时，他的喉咙哽住了。他双肘支在窗台上，像孩子一般呜呜哭起来。门开了。医生卷起衬衫袖子，没穿上装，脸色发白，下巴打颤，从屋里出来。安德烈公爵招呼医生，但医生不知所措地瞧了他一眼，一言不发，从他身边走过去。一个女人跑出来，一看见安德烈公爵，迟疑不决地在门口站住。安德烈公爵走进妻子屋里。她死了，像五分钟前他看见时那样躺着，她那张孩子般怯弱的美丽小脸上，上唇长着黑毫毛，虽然眼珠停滞不动，脸颊苍白，但表情并没有变。

“我爱你们大家，我没有伤害过谁，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她那张没有生气的好看的脸仿佛这样说。在卧室一角，波格丹诺夫娜雪白的双手颤巍巍地抱着一样尖叫的红色小东西。

两小时后，安德烈公爵悄悄走进父亲的书房。老人已知道了一切。他站在门口，门一打开，他一言不发，却用他那双像铁钳一般粗硬的老手搂住儿子的脖子，像孩子般大哭起来。

三天后，家人给小公爵夫人举行葬礼。安德烈公爵走上棺材旁的台阶，和她告别。小公爵夫人躺在棺材里，形容依旧，只是闭上了眼睛。“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她的脸一直现出这样的表情。安德烈公爵觉得有一样东西在他心里断裂了，他犯了一个无法补救，也无法忘记的罪过。他哭不出来。老公爵也来了，吻了吻她那安详地交叠在胸前的蜡黄小手。她的脸仿佛在对他说：“唉，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老公爵看到这张脸，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去。

又过了五天，家里人给刚出世的小尼古拉公爵行了洗礼。奶妈用下巴颏压住襁褓，神父用鹅毛在婴儿又红又皱的小手掌和小脚掌上涂了油。

祖父当了教父。他颤颤巍巍地抱着婴儿，唯恐把他落掉，绕着凹凸不平的白铁圣水盘走了一圈，然后把他交给他的教母玛丽雅公爵小姐。安德烈公爵提心吊胆地坐在隔壁屋里，唯恐他们把孩子淹死，直到仪式结束。当奶妈把婴儿抱过来时，他高兴地瞧了一眼；保姆告诉他投在圣水盘里的婴儿头发和蜡没有下沉[82]，他满意地点点头。

十

尼古拉参与陶洛霍夫同皮埃尔决斗一事，由于老伯爵的努力，总算暗中了结。尼古拉不仅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受到降职处分，反而被任命为莫斯科总督的副官。因此他不能随同家人下乡，整个夏天都留在莫斯科担任新职。陶洛霍夫身体复原了。在他养伤期间，尼古拉同他的交情更深了。陶洛霍夫住在母亲那里养伤，母亲格外疼他，体贴他。老太太因为尼古拉同儿子要好，也很喜欢尼古拉，常常同他谈儿子的事。

“可不是，伯爵，他的心肠太好，人品太纯洁了！”陶洛霍夫的母亲说，“这个腐化堕落的世界容不了他。谁也不喜欢高尚的品德，看到了还觉得刺眼。嗳，伯爵，您倒说说，皮埃尔这样做对头吗？讲理吗？我的费嘉品德高尚，一向喜欢他，到现在也不说他的坏话。在彼得堡作弄警察局长，拿他开玩笑，还不是他们一起干的？到头来皮埃尔什么事也没有，可我们费嘉一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唉，他受了多少罪啊！现在总算官复原职了。他们能不让他官复原职吗？我想，像他这样勇敢的爱国青年是不多的。再说那场决斗，他们那批人有没有良心，讲不讲人情？明明知道他是独子，还要同他决斗，对着他开枪！幸亏上帝保佑我们。可究竟为了什么呀？唉，现在时势谁不耍个阴谋诡计？哼，既然他那么爱吃醋，早就该有所表示了，那事都快一年了。好吧，他要决斗，以为费嘉欠了他的钱，就不敢决斗。真卑鄙！真下流！我知道，亲爱的伯爵，您了解费嘉，因为这个缘故我真心喜欢您，我不瞒您。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他的心像天使一般纯洁高尚……”

在养伤期间，陶洛霍夫常常对尼古拉说些意想不到的话。

“人家说我是个坏人，这我知道，”陶洛霍夫说，“就让他们去说吧。除了我所喜欢的人之外，谁也不放在我心里，但我可以为了所喜欢的人把命豁出去。谁要是挡我的道，我就把他们一脚踢开。我有一位心爱的天下最好的妈妈，两三个朋友，包括你在内。至于其他人，我只注意他们对我有益还是有害。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害，特别是女人。不瞒你说，老弟，我遇见过高尚、正直、可爱的男人，可是女人，除了出卖自己的贱货——不论伯爵夫人还是厨娘，都一样——我还没遇见过别的女人。我还没找到过一个像天使般纯洁和忠贞的女人。要是能找到这样的女人，我不惜为她献出生命。可是那些！”陶洛霍夫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不瞒你说，我所以还爱惜生命，因为我还抱有希望，希望有朝一日遇见一位天使，她能使我的灵魂净化，变得高尚，获得新生。不过这一层你是不会理解的。”

“不，我很理解！”尼古拉被这位新朋友所感动，回答说。

一八〇六年秋季，罗斯托夫一家回到了莫斯科。初冬，杰尼索夫也回来了，住在罗斯托夫家。尼古拉在莫斯科度过的这个初冬，是他和全家最快乐幸福的日子。尼古拉把许多年轻人带到父母家里。薇拉是个二十岁的美丽姑娘；宋尼雅是个含苞欲放的十六岁少女；娜塔莎半是少女，半是孩子，有时天真可笑，有时妩媚动人。

这个时期，罗斯托夫家也像那些有几个美丽年轻姑娘的家庭那样，弥漫着谈情说爱的气氛。凡是来到罗斯托夫家的青年，看到这些年轻、多情和无故发笑（大概是为自己的幸福而发笑吧）的少女，看到她们生气勃勃的活动，听到她们充满希望的亲热闲谈，听到她们不连贯的歌声和琴声，就会渴望恋爱，憧憬幸福，就像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那样。

在尼古拉带到家里来的青年中，陶洛霍夫属于最早的一批。家里除了娜塔莎之外，人人都喜欢他。为了陶洛霍夫，娜塔莎差点儿跟哥哥吵嘴。她一口咬定，陶洛霍夫是个坏人，在这场决斗中皮埃尔是对的，陶洛霍夫是错的，她还说他装腔作势，令人讨厌。

“我没有什么要了解的！”娜塔莎任性地叫道，“他这人心地坏，没有感情。我还是喜欢你那个杰尼索夫，尽管他是个酒鬼，可我还是喜欢他，应该说，我了解他。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陶洛霍夫很世故，我就是不喜欢这种人。但杰尼索夫……”

“哦，杰尼索夫可是另一回事！”尼古拉回答，他的口气使人觉得同陶洛霍夫相比，杰尼索夫简直算不了什么，“你要明白，陶洛霍夫这人心地很好，他非常孝顺母亲，很有良心！”

“这个我不知道，但同他在一起我感到不舒服。你知道吗，他爱上宋尼雅了？”

“胡说……”

“我有把握，你等着瞧吧。”

娜塔莎的话得到了证实。一向不爱同女性交往的陶洛霍夫开始常来罗斯托夫家。他究竟为谁而来，这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虽然没有人公开说过），他是为宋尼雅而来的。宋尼雅虽然从来不敢说出口，可是心里明白，陶洛霍夫一来，她的脸就涨得像红布一样。

陶洛霍夫常在罗斯托夫家吃饭。罗斯托夫家去看戏，他也从不错过。他还常参加舞蹈教师约盖尔家的青年舞会，因为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也常去参加。他对宋尼雅格外殷勤，还含情脉脉地看她，不仅看得她脸红，连老伯爵夫人和娜塔莎发觉他的眼神，也都脸红了。

这个身强力壮、脾气古怪的男人，显然深深地迷上了这位皮肤浅黑、体态优美的姑娘，可她爱的却是另一个人。

尼古拉发现陶洛霍夫和宋尼雅的关系有些变化；但他不能确定这是什么关系。“她们都在谈情说爱。”尼古拉这样想着宋尼雅和娜塔莎。他跟宋尼雅和陶洛霍夫在一起不像以前那样自然，因此他不常待在家里。

一八〇六年秋季起，大家又谈论同拿破仑的战事，而且谈得比去年更起劲。新的命令发布了，千人中不仅要征十名新兵，而且要招九名后备兵。到处都在咒骂拿破仑，莫斯科人谈的无非就是迫在眉睫的战争。在备战问题上，罗斯托夫家最关心的是，尼古拉坚决不肯留在莫斯科，等过了节杰尼索夫假期一满，他们就一起回团。不久即将出征，这一点不仅没有影响他的情绪，反而使他更加兴高采烈。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里，而去参加各种宴会、晚会和舞会。

十一

圣诞节第三天，尼古拉在家吃饭。近来这在他是难得的。家里隆重地为他饯行，因为尼古拉和杰尼索夫过了主显节[83]即将返团。参加宴会的有二十来人，包括陶洛霍夫和杰尼索夫在内。

在罗斯托夫家，谈情说爱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浓厚过。“抓住幸福的时刻去爱人和被人爱吧！只有爱情最可贵，别的都没有意思。我们只关心这件事。”人们仿佛都在这样说。

尼古拉照例赶坏两对马还来不及跑遍他要去的地方，直到宴会开始才赶回家。他一进门就发觉热烈的恋爱气氛，还发现家里有几个人神态失常。最兴奋的要数宋尼雅、陶洛霍夫和老伯爵夫人，其次是娜塔莎。尼古拉明白饭前宋尼雅和陶洛霍夫之间发生过什么事。他天生敏感，吃饭时对他们格外谨慎体贴。那天，舞蹈教师约盖尔照例为他的男女学生举行舞会。

“尼古拉哥哥，你去约盖尔家吗？你务必要去，”娜塔莎说，“他特别关照要请你去。杰尼索夫也去。”

“既然伯爵小姐命令，我能不去吗？”杰尼索夫说，他在罗斯托夫家风趣地以娜塔莎的骑士自居，“我还准备跳披巾舞呢。”

“只要来得及！我已答应参加阿尔哈罗夫家的晚会了。”尼古拉说。

“那么你呢？……”尼古拉问陶洛霍夫。但话一出口，他就想到不该这样问。

“嗯，也许……”陶洛霍夫冷淡而愤怒地回答，瞧了宋尼雅一眼，接着又像那天在俱乐部宴会上瞧皮埃尔那样，皱起眉头望了望尼古拉。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尼古拉想。由于陶洛霍夫饭后就走，更证实了他的猜测。他把娜塔莎叫过来，问她是怎么回事。

“我在找你呢。”娜塔莎跑到尼古拉跟前说，“我说过，可你不相信，”她得意扬扬地说，“他向宋尼雅求婚了。”

尽管尼古拉近来很少想到宋尼雅，但他听到这话，还是感到若有所失。对没有陪嫁的孤女宋尼雅来说，陶洛霍夫是个合适的、甚至出色的配偶。从老伯爵夫人和世俗的观点看来，没有理由拒绝他。因此，尼古拉一听到这事，就生宋尼雅的气。他准备说：“太好了，她当然应该忘记小时候的诺言，接受他的求婚。”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娜塔莎抢先了。

“你准想不到，竟被她拒绝，一口拒绝！”娜塔莎说，“她说，她爱着另一个人。”娜塔莎停了停，添加说。

“是啊，我的宋尼雅不会有别的做法！”尼古拉想。

“妈妈劝过她多少次，都被她拒绝了。我知道，她这人一旦把话说出口，就不会改变……”

“妈妈劝过她！”尼古拉责备说。

“是的，”娜塔莎说，“听我说，尼古拉，别生气；我知道你不会同她结婚。我说不出为什么，可我知道你不会同她结婚的。”

“嗯，这种事你不懂！”尼古拉说，“可我得同她谈一谈。宋尼雅这姑娘真可爱！”尼古拉含笑添加说。

“她真是个好姑娘！我去给你把她找来。”娜塔莎吻了吻哥哥，跑掉了。

过了一会儿，宋尼雅进来了。她显得惊惶不安，脸有愧色。尼古拉走到她跟前，吻了吻她的手。这是尼古拉回家后他们第一次单独谈话，而且谈的是爱情问题。

“宋尼雅，”尼古拉说话起初有点畏缩，后来越来越大胆，“您要是拒绝他，那很可惜，他可是个合适的好对象，还是个高尚的好人……他是我的朋友……”

宋尼雅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拒绝他了。”她慌忙说。

“您如果是为了我而拒绝他的话，那我怕我会……”

宋尼雅又打断他的话。她用恐惧和恳求的目光瞧瞧尼古拉。

“尼古拉，别跟我谈这件事。”宋尼雅说。

“不，我应该说。也许我有点自大，但我还是要说。您如果是为了我而拒绝他的话，那我应该把实话告诉您。我想，我爱您超过爱任何人。”

“这样我就满足了。”宋尼雅哭着说。

“不，尽管我恋爱过不知多少次，今后还会恋爱，但像我对您这样的友谊、信任和爱情再也不会有了。再说，我还年轻。妈妈又不赞成这事。不过，我没有作过什么许诺。我请求您再考虑考虑陶洛霍夫的求婚。”尼古拉好容易才说出朋友的名字来。

“别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什么也不要。我爱您，就像爱哥哥一样，我永远爱您，别的我什么也不要。”

“您真是一位天使，我配不上您，但我怕耽误您。”尼古拉又吻吻她的手。

十二

“约盖尔举行的舞会是莫斯科最快乐的舞会。”做母亲的看着她们的半大孩子踏着刚学会的舞步，这样说；舞跳得都快倒下来的少男少女这样说；露出降格参加的神气的大姑娘和小伙子也这样说，并感到兴致盎然。这种舞会今年促成了两宗婚事。高尔察科夫家两位漂亮的公爵小姐在那里获得了求婚者，并且结了婚，这就使这种舞会增加了声誉。这种舞会的特点是没有主人，约盖尔谨守舞会规矩，像羽毛一般轻盈地来回飘舞，向来客收取入场券。前来参加舞会的都是些真正爱好跳舞和玩乐的人，就像十三四岁的少女初次穿上长长的舞裙那样兴奋。姑娘们，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全都很漂亮，至少看上去很漂亮：个个容光焕发，满面春风，目光闪亮。有时优秀的女学生还跳披巾舞，而其中最秀丽的要数娜塔莎；不过在这次舞会上大家只跳苏格兰舞、英格兰舞和刚刚时兴的玛祖卡舞。约盖尔借皮埃尔家的大厅举行舞会，大家都认为很成功。来了许多漂亮的姑娘，而罗斯托夫家的两位小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那天晚上，娜塔莎和宋尼雅两人都感到特别快乐和幸福。宋尼雅因为陶洛霍夫的求婚、自己的拒绝和同尼古拉的谈心而扬扬得意，在屋里团团打转，不让使女梳好辫子，这会儿更是心花怒放，无法自制。

娜塔莎第一次穿舞裙参加正式舞会，她的快乐心情不亚于宋尼雅，甚至比宋尼雅还要幸福。两人都穿白纱衣裙，束粉红缎带。

娜塔莎一进舞场，就陶醉在爱情之中。她不是爱某一个人，而是爱所有的人。她看到谁，就爱上谁。

“哦，真开心！”她一边说，一边向宋尼雅跑去。

尼古拉同杰尼索夫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和颜悦色而又纡尊降贵地环顾着跳舞的人们。

“她真可爱，准能成为一个大美人！”杰尼索夫说。

“谁？”

“娜塔莎伯爵小姐。”杰尼索夫回答。

“她跳得真好，姿势真优美！”他停了停，又说。

“你这是在说谁？”

“说你的妹妹。”杰尼索夫怒气冲冲地大声说。尼古拉冷笑了一声。

“亲爱的伯爵，您是我的高材生之一。您应该跳舞。”矮小的约盖尔走到尼古拉跟前说，“您瞧，这里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他对杰尼索夫也说了同样的话。杰尼索夫也跟他学过跳舞。

“不，老师，还是让我坐在旁边瞧瞧吧！”杰尼索夫说，“难道您不记得我跟您学舞学得很糟吗？……”

“哦，不！”约盖尔赶快安慰他说，“您只是不用心，其实您很有才能，很有才能。”

乐队又奏起新近流行的玛祖卡舞曲。尼古拉不好意思拒绝约盖尔，就请宋尼雅一起跳。杰尼索夫坐到老太太们旁边，臂肘搁在军刀上，用脚踏着拍子，眼睛看着跳舞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逗得老太太们哈哈大笑。约盖尔最先和他的得意门生娜塔莎跳。约盖尔穿着浅口皮鞋，轻轻移动步子，带着胆怯而认真地跳舞的娜塔莎，首先在舞厅里轻盈地飘来飘去。杰尼索夫眼睛盯着她，用军刀打着拍子，他的神气表示，他不跳舞不是因为不会跳，而是因为不愿跳。跳到一半，他叫住从旁边走过的尼古拉。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杰尼索夫说，“难道这能算是波兰的玛祖卡舞吗！但她跳得很漂亮。”

尼古拉知道，杰尼索夫跳玛祖卡舞就是在波兰也有点名气，就跑到娜塔莎跟前。

“你去请杰尼索夫跳吧。他跳得可出色了！漂亮极了！”尼古拉说。

又轮到娜塔莎的时候，她站起来迈着穿蝴蝶结皮鞋的小脚，怯生生地独自穿过舞厅，跑到杰尼索夫坐着的角落。她看到大家都望着她，等她再跳。尼古拉看见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在笑眯眯地争论，杰尼索夫不肯跳舞，但快乐地微笑着。尼古拉跑过去。

“来吧，杰尼索夫，”娜塔莎说，“我们跳一圈吧。”

“哦，对不起，伯爵小姐。”杰尼索夫说。

“别推辞了，杰尼索夫。”尼古拉说。

“简直就像劝小猫一样。”杰尼索夫开玩笑说。

“哪天我为您唱一个晚上。”娜塔莎说。

“小妖精，真拿她没办法！”杰尼索夫说着解下军刀。他从一排椅子后面走出来，紧握住舞伴的手，微微昂起头，伸出一只脚，等着音乐拍子。只有在马背上和跳玛祖卡舞时，杰尼索夫才不显得个儿矮小。他自以为像骑士一般风度翩翩。他等到拍子，得意而调皮地从侧面瞧了瞧舞伴，突然用一只脚点了点，像皮球一般从地板上跳起来，带着舞伴轻快地兜着圈子飞舞。他用一只脚无声地滑过半个舞厅，仿佛没看见前面的椅子，一直冲过去；接着突然碰响马刺，用脚跟站了一秒钟光景，接着双脚的马刺响亮地碰了碰，迅速地转了个圆圈，左脚往右脚一碰，又绕着圈子飞舞起来。娜塔莎凭直觉知道他要做什么，就不由自主地听他摆布。他忽而用右手使她打转，忽而用左手使她打转，忽而单膝跪下，拉她围着自己转，然后又蹿起来，猛地向前冲，仿佛要一口气穿过所有的房间；接着突然停下，又摆了个新颖美妙的舞姿。当杰尼索夫把舞伴送到位子前，碰响马刺，向她鞠躬时，娜塔莎甚至没向他行屈膝礼。她困惑地盯住他，脸上露出微笑，仿佛不认识他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娜塔莎问。

尽管约盖尔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玛祖卡舞，大家对杰尼索夫的舞艺都惊叹不止，不断地邀请他跳。老人们都笑眯眯地谈到波兰，谈到过去的美好时光。杰尼索夫跳玛祖卡舞跳得脸都红了，他用手帕擦着脸，坐到娜塔莎旁边，到舞会结束一直没有离开她。

十三

那次舞会以后，尼古拉有两天没在家中遇见陶洛霍夫，到他家去也没找到他。第三天尼古拉接到陶洛霍夫的一张便条。

“由于你知道的原因我不再造访尊府，并即将归队。今晚略备酒菜邀请几位朋友，务请来英国饭店一聚。”尼古拉当晚同家人和杰尼索夫看戏，九点多钟离开剧院，如约去英国饭店。他一到饭店，就被领往陶洛霍夫那晚租用的最好单间。

约莫有二十个人围桌而坐，陶洛霍夫坐在两支蜡烛中间。桌上放着金币和钞票。陶洛霍夫坐庄。自从他向宋尼雅求婚遭到拒绝后，尼古拉还没见到过他，一想到同他见面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忐忑不安。

尼古拉一进门，陶洛霍夫明亮而阴冷的眼睛就看见了他，仿佛早在等待他了。

“久违了，”陶洛霍夫说，“谢谢大驾光临。我马上就把牌发完，伊留施卡要带他的合唱队来。”

“我去找过你了。”尼古拉红着脸说。

陶洛霍夫没有回答他。

“你可以下注。”陶洛霍夫说。

尼古拉这时想起同陶洛霍夫的一次古怪谈话。当时陶洛霍夫说：“只有傻瓜才靠运气赌钱。”

“你是不是怕同我赌钱？”陶洛霍夫说，仿佛猜透了尼古拉的心思，微微一笑。尼古拉从他的笑容中看出他的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俱乐部宴会上，表现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仿佛陶洛霍夫要用一种古怪的、多半是残酷的行为来排遣无聊的日常生活。

尼古拉觉得不自在。他想用一句俏皮话来回敬陶洛霍夫，但想不出来。不过，不等他想出来，陶洛霍夫就直瞪着他的脸，一字一顿地（使大家都能听到）慢慢对他说：

“你还记得我同你谈过赌钱的话吗……只有傻瓜才想靠运气赌钱。赌钱一定要有信心，让我试试。”

“赌钱是靠运气呢，还是要有信心？”尼古拉想。

“你最好还是别赌！”陶洛霍夫添加说，接着拍响一副新牌又说，“诸位，下注！”

陶洛霍夫把钱向前一推，准备发牌。尼古拉坐在他旁边，开头没有赌。陶洛霍夫对他瞧瞧。

“你怎么不赌？”陶洛霍夫说。说也奇怪，尼古拉感到非抓一张牌不可，就放上一个小赌注，赌了起来。

“我没有钱。”尼古拉说。

“我可以让你记账！”

尼古拉在牌上押上五个卢布，输了，又押上，又输了。陶洛霍夫一连杀了（就是赢了）尼古拉十张牌。

“诸位，”陶洛霍夫发了一会儿牌，说，“请把钱放在牌上，要不我会算错的。”

有个赌客提出，希望能让他记账。

“记账是可以的，但我怕搞乱；请大家把钱放在牌上。”陶洛霍夫回答。“你不用顾虑，我们以后会算清的。”他又对尼古拉说。

赌博继续下去，侍者不停地递送香槟。

尼古拉的牌输光了，他的账上写着八百卢布。他原想在一张牌上写上八百卢布，但侍者递给他一杯香槟，他改变了主意，又照常写上二十卢布。

“慢着！”陶洛霍夫说，眼睛似乎没看尼古拉，“你快捞回本钱了。我输给别人，可是赢了你。你是不是怕我啊？”陶洛霍夫重复说。

尼古拉听他的话。留下八百卢布的账不动，从地上捡起一张破角红桃七放在桌上。事后他记得很清楚：他用粉笔头在红桃七上端端正正地写上八百这个数字；他喝干一杯侍者递给他的暖香槟，听到陶洛霍夫的话笑了笑，盯着陶洛霍夫的手，心情紧张地等着翻出七来。这张红桃七对尼古拉可是关系重大。上星期日罗斯托夫伯爵给了儿子两千卢布。他一向不愿提到经济拮据，但这次还是对儿子说，五月以前只能给他这么多钱，要他节省一点。尼古拉说，这些钱对他绰绰有余，他保证开春以前不会再问父亲要钱。现在这笔钱只剩下一千二百卢布了。因此这张红桃七不仅关系到一千六百卢布的输赢，而且关系到他的保证是否算数的问题，他紧张地瞧着陶洛霍夫的手，想：“哦，快让我拿到这张牌！拿到这牌，我就拿起帽子回家去跟杰尼索夫、娜塔莎和宋尼雅一起吃晚饭。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碰牌了。”这时候，家庭生活的情景——同彼嘉开玩笑，同宋尼雅谈天，同娜塔莎合奏，同父亲打牌，甚至厨司街家中舒服的床，都生动而富有魅力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仿佛这一切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无上幸福。他无法想象，由于不幸的意外这张红桃七发到右边而不发到左边[84]，就会使他丧失全部新的幸福，从而使他掉进空前的灾难深渊。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但他还是提心吊胆地盯着陶洛霍夫的手。这双宽大、略呈浅红色的手，从衬衫袖子里露出长着汗毛的手腕，放下那副牌，接过递给他的酒杯和烟斗。

“那么你不怕同我赌牌吗？”陶洛霍夫又问。他仿佛要讲一件有趣的事，放下牌，靠在椅背上，不慌不忙地含笑讲起来：

“是啊，诸位，听说莫斯科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是个骗子手，因此奉劝大家对我留点神。”

“喂，发牌吧！”尼古拉说。

“唉，全是莫斯科的三姑六婆编的！”陶洛霍夫说，笑嘻嘻地去抓牌。

“哎呀！”尼古拉差点叫出声来，举起双手抱住头。他所需要的那张红桃七竟是那副牌的第一张。他输得无力付账了。

“可是你别不顾死活胡来！”陶洛霍夫说，瞟了一眼尼古拉，继续发牌。

十四

一个半小时后，多数赌客已不再关心自己的牌了。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尼古拉一人身上。他欠的已不是一千六百卢布，而是一长串数字，原来他估计欠了一万卢布，但此刻估计已超过一万五千。其实他欠的账已超过两万卢布。陶洛霍夫已不再听人讲话，也不再说故事；他注视着尼古拉双手的一举一动，偶尔溜一眼他欠账的数目。他决定赌下去，直到这笔账达到四万三千卢布。他之所以选定这个数字，因为他和宋尼雅的年龄加起来正好是四十三。尼古拉双手抱着头坐在桌旁，桌上写满粉笔字，酒迹斑斑，纸牌散乱。他的头脑里一直留着一个使他痛苦的印象：那双从衬衫袖子里露出长着汗毛的淡红色大手，他爱这双手，又恨这双手，因为这双手控制了他。

“六百卢布，爱司，折角，九……翻不了本！……要是待在家里多开心！……杰克，加倍……这不可能！……他为什么要跟我来这一手？……”尼古拉想。有时他下一个大注，但陶洛霍夫不接受，另定一个数目，尼古拉依了他。尼古拉忽而像战时在恩斯河桥上那样祷告上帝；忽而幻想从桌下一堆破牌中捡到的第一张牌会拯救他；忽而数着衣服上的绦子，打算孤注一掷，把全部输款都押在同绦子数目相等的牌上；忽而望望其他几个赌客求援；忽而望望陶洛霍夫此刻冷冰冰的脸，竭力想猜透他的心思。

“他明明知道，我这样输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可他总不至于想把我逼死吧？他不是我的朋友吗？我可是喜欢他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他走运，有什么办法？但我也没有错，”尼古拉自言自语，“我又没有做过什么错事。难道我杀过人？侮辱过人？存心害过人吗？我怎么会倒这样大的霉？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刚才我来到桌子旁还想赢它一百卢布，给妈妈买一个首饰盒过命名日，然后带回家去。我原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多么无忧无虑啊！可当时我没体会到我是多么幸福！这样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这种可怕的新局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一直这样坐在这儿，坐在这张桌子旁，选牌发牌，一直这样瞧着这双宽大灵活的手。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身体好好的，我还是原来的我，一直待在老地方。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出什么事。”

尼古拉脸红耳热，浑身出汗，尽管屋里并不热。他的脸色又可怕又可怜，由于故作镇定而显得越发不自然。

记下的账达到了陶洛霍夫预定的四万三千这个可怕的数字。尼古拉刚折了一张牌的角，表示要捞回或加倍支付刚输去的三千卢布，陶洛霍夫却把一副牌拍了一下，推到一边，拿起粉笔，笔迹粗大而整齐地记下尼古拉欠的账，但把粉笔折断了。

“吃饭了！该吃饭了！哦，吉卜赛人来了！”果然，一群皮肤黝黑的男女从寒冷的户外走进来，操着吉卜赛口音交谈着。尼古拉明白，一切都完了；但他若无其事地说：

“怎么，你不打了？我倒准备了一张好牌。”仿佛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赌博。

“全完了！我完了！”尼古拉想，“如今只剩下一条路，把子弹往脑门上打。”嘴里却兴致勃勃地说：

“喂，再来一张小牌吧。”

“好！”陶洛霍夫算清账回答，“好！二十一个卢布。”他指着四万三千卢布后面的零数二十一说，拿起牌准备发。尼古拉听话地抚平牌角，不写六千，而恭恭敬敬地写了二十一。

“这对我都一样，”尼古拉说，“我只想知道你要吃掉这张十还是让我赢。”

陶洛霍夫一本正经地发牌。哦，尼古拉这时真恨死了这双手指很短、汗毛从衬衫袖口里露出来的淡红色的手，因为这双手控制了他……那张十落到了他手里。

“您欠四万三千卢布，伯爵！”陶洛霍夫说，伸着懒腰从桌旁站起来，“坐了这么久，真累啊。”

“是啊，我也累了。”尼古拉说。

陶洛霍夫仿佛提醒他别开玩笑，拦住他说：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伯爵？”

尼古拉涨红脸，把陶洛霍夫叫到隔壁屋里。

“我一下子付不出，你收期票吧。”尼古拉说。

“听我说，尼古拉，”陶洛霍夫开朗地微笑着，盯着尼古拉的眼睛，“你一定知道那句成语：‘情场上得意，赌桌上失利。’你的表妹爱上你了。这我知道。”

“唉！我落在这个人手里真是可怕！”尼古拉想。他明白，他输钱这个消息将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打击。他明白，要是能摆脱这困境该多幸福。他明白，陶洛霍夫明知道怎样可以使他避免这场羞辱和悲伤，却还在像猫玩老鼠那样玩弄他。

“你的表妹……”陶洛霍夫刚开口，尼古拉就抢在他的前头。

“我表妹同这事无关，不用提她！”尼古拉疯狂地吼道。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陶洛霍夫问。

“明天。”尼古拉说完，就走出屋子。

十五

说一声“明天”并保持体面的语气倒不难，可是独自回到家里，看见妹妹、弟弟、母亲和父亲，坦白自己的过错，并在保证不再要钱后又提出要钱，这是很难堪的。

家里人都还没有睡。罗斯托夫家的年轻人已从剧院回来，吃过晚饭，坐在钢琴周围。尼古拉一走进大厅，就落入一冬都弥漫在他们家的诗意盎然的爱情气氛中。这种气氛在陶洛霍夫求婚和约盖尔的舞会之后更浓了，就像雷雨前的空气那样，而在宋尼雅和娜塔莎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宋尼雅和娜塔莎穿着浅蓝色连衣裙从剧院回来，显得很美，她们自己也很得意，笑眯眯地站在钢琴旁。薇拉和申兴在客厅里下棋。老伯爵夫人在跟住在她们家的一位贵妇人摆牌阵，等着儿子和丈夫。杰尼索夫眼睛闪亮，头发蓬乱，坐在钢琴旁，一条腿伸到后面，粗短的手指按着琴键，眼珠转动着，用低哑而正确的声音唱着他自己编的诗《仙女》，试图配上音乐。

仙女啊，告诉我：

是什么魔力引我重新拨动琴弦；

你在我心中燃起了烈火，

使我狂欢得手指震颤！

杰尼索夫热情奔放地唱着，他那黑玛瑙般的眼睛瞟着又惊又喜的娜塔莎。

“太美了！妙极了！”娜塔莎叫道，“再来一段！”她说，没有发现尼古拉。

“他们总是这一套。”尼古拉望了望客厅想，他看见了薇拉和母亲跟那个老妇人。

“哦，尼古拉来了！”娜塔莎叫着向他跑去。

“爸爸在家吗？”尼古拉问。

“你来了，我真高兴！”娜塔莎没有回答他，径自说，“我们真快活！杰尼索夫为了我再留一天，你知道吗？”

“没有，爸爸还没有回来。”宋尼雅说。

“尼古拉，你来了，到我这儿来，我的孩子。”客厅里传来伯爵夫人的声音。尼古拉走到母亲跟前，吻了吻她的手，默默地坐在她的桌旁，望着她那双摆牌阵的手。大厅里不断传来笑声和求娜塔莎唱歌的快乐声音。

“嗯，好，好！”杰尼索夫叫道，“您别推辞了，轮到您唱船歌了，我求求您。”

伯爵夫人回头看了一下沉默不语的儿子。

“你怎么了？”母亲问尼古拉。

“哦，没什么，”尼古拉说，仿佛对这个问题已感到厌烦，“爸爸快回来了吗？”

“我想快回来了。”

“他们总是这一套。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我到哪儿去好呢？”尼古拉想着，又走到摆着钢琴的大厅里。

宋尼雅坐在钢琴旁，弹着杰尼索夫特别喜爱的船歌的序曲。娜塔莎准备唱歌。杰尼索夫目光如痴似醉地望着她。

尼古拉在屋里来回踱步。

“怎么会想到叫她唱！她能唱什么？又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尼古拉想。

宋尼雅弹了序曲的第一个和音。

“天哪！我是一个不要脸的人，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拿子弹打进脑门，只剩下这一条路了，还唱什么歌，”尼古拉想，“逃走吗？逃到哪儿去？反正都一样，让他们唱好了！”

尼古拉闷闷不乐地继续在屋里来回踱步，瞧瞧杰尼索夫和姑娘们，但避开她们的目光。

“尼古拉，你怎么了？”宋尼雅的目光盯住他，仿佛这样问。宋尼雅立刻看出他出事了。

尼古拉避开她的目光。娜塔莎天生机灵，立刻发现哥哥的情绪有点不对头。她发现了这一点，但她是那么高兴，根本顾不上悲伤、忧愁和责备，她有意欺骗自己（这种情况在青年人是常有的）。“不，我现在太快乐了，不能因为同情别人的苦难而使自己扫兴，”娜塔莎自言自语，“不，大概是我弄错了，他一定也像我一样快乐。”

“喂，宋尼雅！”娜塔莎说，走到客厅中央，她认为在那里唱歌共鸣最好。娜塔莎昂起头，像舞蹈家那样垂下双臂，有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大厅中央站住。

“瞧，我就是个这样的人！”娜塔莎仿佛这样回答热情地盯住她的杰尼索夫。

“她高兴什么呀！”尼古拉望着妹妹想，“她怎么不觉得无聊，怎么不觉得害臊！”娜塔莎唱出第一个音符，放开喉咙，挺起胸膛，眼睛里现出严肃的神情。这时她什么人也不想，什么事也不想。从她含笑的嘴唇里吐出来的声音，谁也能用同样的时间和音程唱出来，这种声音即使唱一千遍还不会使你感动，但到一千零一遍准会使你震惊和流泪。

娜塔莎今冬第一次开始认真唱歌，很大原因是杰尼索夫很欣赏她的歌喉。她现在唱歌已不像孩子，已不像从前那样幼稚可笑、声嘶力竭，但听过她唱歌的行家说，她唱得还不好。“没有经过训练，但嗓子很好，需要训练一下。”大家都这样说。但大家总是在她的歌声停止好久后才这样说。当她这种未经训练的嗓子用不正确的送气方法歌唱和紧张地转调的时候，就连行家也没说什么，一味欣赏着她的歌喉，并希望再听一次。她的声音带有一种处女的纯洁、对自己力量的未知和未经训练的天鹅绒般的温柔。这些特点同她唱歌艺术的缺点混合在一起，使人觉得若改变这声音，就会把它糟蹋。

“这是怎么回事？”尼古拉听到娜塔莎的声音，睁大眼睛想，“她怎么了？她今天怎么唱得这样好？”突然尼古拉觉得全世界都在聚精会神地等待下一个音符、下一句歌词，整个世界就分成三拍，“唉，我那残酷的爱情[85]一、二、三……一，二，三……一……唉，我那残酷的爱情[86]……一，二，三……一。唉，我们的生活糟透了！”尼古拉想，“灾难，金钱，陶洛霍夫，仇恨，名誉，这一切都毫无意思……只有这歌声才有意思……哦，娜塔莎，你真是个宝贝，真是个好姑娘！……她怎么唱si呢……唱了？感谢上帝！”为了加强这个si，他不知不觉唱起了第二声部的高三度音。“天哪！多么好哇！难道这是我唱的吗？多么幸福哇！”尼古拉想。

哦，这三度音唱得多么动人，尼古拉心里最好的感情也被触动了。这感情跟世上任何事情无关，凌驾于一切之上。什么输钱，什么陶洛霍夫，什么诺言！……一切都毫无意思！杀人也罢，盗窃也罢，人总是幸福的……

十六

尼古拉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尝到音乐的乐趣了。但娜塔莎一唱完船歌，现实又浮现在他的面前。他一言不发，走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过了一刻钟，老伯爵兴高采烈地从俱乐部回来。尼古拉一听见他的车子声，就去迎接他。

“怎么样，玩得好吗？”罗斯托夫伯爵得意扬扬地含笑望着儿子说。尼古拉想说“是”，但说不出口，他差一点哭起来。伯爵点燃烟斗，没有发觉儿子的神态。

“唉，非说不可了！”尼古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想。突然他用自己也感到讨厌的平静语气对父亲说话，仿佛只是向父亲要一辆马车进城：

“爸爸，我有事跟您商量。我差点儿给忘了。我需要钱。”

“是吗？”父亲说，他的情绪特别好，“我对你说过，弄不到钱了。需要很多吗？”

“很多，”尼古拉红着脸，带着若无其事的傻笑说，为了这傻笑他好久都不能原谅自己，“我输了一点钱，我是说输了很多，简直是非常多，我输了四万三千卢布。”

“什么？输给谁？……你开玩笑！”伯爵大声说，脖子和后颈红得像老人中风一样。

“我答应明天还账。”尼古拉说。

“哦！……”老伯爵双手一摊，颓然倒在沙发上。

“有什么办法！谁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子若无其事地大胆说，心里却在咒骂自己是无赖，是混蛋，这辈子再也赎不清自己的罪孽了。他想吻吻父亲的双手，跪下来向他求饶，但却若无其事地粗声粗气说谁都会遇到这样的事。

罗斯托夫伯爵听到儿子的话，垂下眼睛，心慌意乱地找寻着什么。

“是啊，是啊，”他说，“不容易，我怕不容易筹到这笔钱……谁都会遇到！是啊，谁都会遇到……”伯爵瞥了一眼儿子的脸，走出屋子……尼古拉原以为会遭到父亲的拒绝，却怎么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爸爸！好爸爸！”尼古拉放声哭着在后面叫道，“饶恕我吧！”他抓住父亲的一只手，嘴唇贴上去，大哭起来。

就在父子谈心的时候，母女之间也在进行一场重要的谈话。娜塔莎情绪激动，跑到母亲跟前。

“妈妈！……妈妈！……他向我求……”

“求什么？”

“求，求婚。妈妈！妈妈！”娜塔莎叫道。

伯爵夫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杰尼索夫求婚。向谁求婚？向娜塔莎小丫头求婚，可她前不久还在玩布娃娃，现在也还在念书。

“娜塔莎，够了，别胡闹了！”伯爵夫人说，还希望这只是玩笑。

“哼，胡闹！我在对您说正经事，”娜塔莎气愤地说，“我来问您该怎么办，可您说：‘胡闹’……”

伯爵夫人耸耸肩膀。

“要是杰尼索夫先生真的向你求婚，尽管这事挺可笑，那你可以对他说，他是个傻瓜。就是这样。”

“不，他不是傻瓜。”娜塔莎生气地认真说。

“噢，那你准备怎么样？现在你们个个都在谈情说爱。好，既然谈情说爱，那就出嫁吧，”伯爵夫人生气地笑着说，“上帝保佑！”

“不，妈妈，我没有爱上他，我认为我没有爱上他。”

“那就这样去对他说吧。”

“妈妈，您不生气吧？您不要生气，好妈妈，我有什么过错啊？”

“那又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如果愿意，让我去对他说。”伯爵夫人微笑着说。

“不，我自己去，您只要教教我就行了。这在您是不费事的，”娜塔莎看到母亲的微笑，添上说，“可惜您没看见，他是怎么对我说的！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说的，他这是无意中说出来的。”

“嗯，不管怎样还是得拒绝他。”

“不，不要。我真可怜他！他那么可爱。”

“噢，那就接受他的求婚吧。你也到嫁人的时候了。”母亲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不，妈妈，我真可怜他。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他说。”

“你不用说什么，让我去对他说。”伯爵夫人说，想到有人竟敢把她的小娜塔莎当作大人，不禁有点生气。

“不，绝对不要，我自己去，您就到门外听着好了。”娜塔莎穿过客厅跑到大厅。杰尼索夫双手掩住脸，仍旧坐在钢琴旁的那把椅子上。他听到娜塔莎轻轻的脚步声，跳起来。

“娜塔莎！”杰尼索夫快步走到她面前说，“决定我的命运吧。它在您手里！”

“杰尼索夫，我真替您难过！……不，您真好……但不要……这样……我会永远这样敬爱您的。”

杰尼索夫低头吻她的手，她听见他嘴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她吻了吻他那蓬乱的黑色鬈发。这当儿响起了伯爵夫人衣裾的窸窣声。她走到他们面前。

“杰尼索夫先生，我感谢您看得起我们，”伯爵夫人窘困地说，但杰尼索夫听来觉得很严厉，“可是我的女儿还很小，我想您是我儿子的朋友，您应该先同我说。这样您就不至于要我出面来拒绝您了。”

“伯爵夫人……”杰尼索夫垂下眼睛，面带歉意地说。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口吃了。

娜塔莎看见他这副可怜的样子，内心觉得难过，她大声抽噎起来。

“伯爵夫人，我对不起您，”杰尼索夫声音断断续续地往下说，“但请您相信，我是那么崇拜您女儿和您全家，我情愿献出两次生命……”他望望伯爵夫人，发现她板着脸……“那么再见了，伯爵夫人。”他吻了吻她的手说。接着他没看一眼娜塔莎，就断然快步走出屋子。

第二天，尼古拉送别了杰尼索夫。杰尼索夫在莫斯科连一天也不想待下去。莫斯科的朋友们在吉卜赛人那里给杰尼索夫饯行。杰尼索夫不记得他怎样被扶上雪橇，怎样走过最初三个驿站。

杰尼索夫走后，尼古拉在莫斯科又住了两星期，等着老伯爵好不容易给他筹足那笔赌账。他足不出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姑娘们房里。

宋尼雅待他比以前更温柔更体贴。她似乎要向他表示，他这次输钱有男子汉气概，她因此越发爱他。但尼古拉却认为自己现在配不上她。

尼古拉在姑娘们的纪念册里写诗作曲，最后把四万三千卢布送给陶洛霍夫，取了收据，在十一月底，也没跟任何熟人告别，就动身去追赶他那个已到达波兰的部队。

第二部

一

皮埃尔同妻子摊牌后动身去彼得堡。到了托尔日克驿站，那里没有马匹，但也许是驿站长不肯给。皮埃尔只得等待。他和衣躺在圆桌前的皮沙发上，把两只穿暖靴的大脚搁在桌上，沉思起来。

“箱子要不要搬进来？床要铺吗？要不要沏点茶？”跟班问道。

皮埃尔没有回答，因为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他在上一站就开始沉思，这时还在思索那个重大的问题，根本没注意周围发生的事。他不仅不关心什么时候到达彼得堡，在这个站上有没有地方休息，而且觉得同他现在所考虑的问题相比，他在这个站上待几小时或者待一辈子都没有差别。

驿站长、驿站长妻子、跟班、卖托尔日克刺绣的农妇一个个进来伺候他。皮埃尔依旧跷起两腿，从眼镜上方瞧着他们，弄不懂他所关心的问题不解决，他们来做什么，他们怎么还能活下去。自从那天他从索科尔尼基决斗回来，度过了第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后，他的头脑里一直萦回着那些问题；现在，在孤寂的旅途中，这些问题就格外强烈地支配着他的心情。他不论想什么，都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而这些问题他既无力解决，又不能不思考。仿佛他头脑里的主要螺丝钉坏了，而他的全部生活就是靠这个螺丝钉维持的。这个螺丝钉既拧不进去，又退不出来，只能在那里打空转，又无法使它停止不转。

驿站长走进来，低首下心地请求他大人再等那么两小时，两小时后他一定给他弄到驿马。驿站长显然在撒谎，他一心想从旅客身上多弄几个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皮埃尔自问，“在我是好事，在别的旅客可是坏事，他却非如此不可，因为他没有钱买食物。他说，他还因此挨了一个军官的打。军官之所以打他，因为急于赶路。我之所以向陶洛霍夫开枪，因为我受了侮辱。而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因为他被认为是个罪人，一年后那些处死他的人也因故被杀了。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恨？活着为了什么？我是什么人？什么叫生，什么叫死？是什么力量在支配一切？”他问着自己。但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答，只有一个解答既不合逻辑，又同这些问题无关。这个解答就是：“你一死就一了百了。你一死就会明白一切，要么你就别再发问。”但死也是很可怕的。

托尔日克女贩在尖声兜卖货物，特别起劲地兜卖羊皮软底鞋。“我有成百卢布没处花，她却穿着破外套站在那里怯生生地打量着我，”皮埃尔想，“她要钱作什么？难道钱能给她增添丝毫幸福或者灵魂的安宁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使她和我减少罪恶、避免死亡？死可以了结一切，而且早晚总要来到，但它比起永恒来只是一刹那的事。”于是他又拧起那个永远拧不紧的螺丝钉，而那个螺丝钉又在原处打空转。

跟班给了他一本裁开一半的苏萨夫人的书信体小说[87]。他读到一个叫爱米丽·曼斯菲尔的女人的痛苦和保护贞操的努力。“既然她爱上勾引她的人，为什么要抗拒他呢？”皮埃尔想，“上帝是不会把违反他意志的欲望注入她的灵魂的。我原来的妻子就没有抗拒，也许她倒是对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弄不懂。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的无知。这也就是人类的最高智慧。”

皮埃尔觉得他自身和周围的一切都是混乱、无聊和可憎的。但在这种憎恶的情绪中，他感到一种刺激性的特殊乐趣。

“我斗胆请求大人给这位先生让一块地方。”驿站长进来说，随身带着一位也因缺乏驿马而耽搁的旅客。这是个老头子，个儿很矮，骨骼粗大，脸色枯黄，满脸皱纹，两条灰白的眉毛倒挂，一双似灰色非灰色的眼睛闪闪发亮。

皮埃尔把腿从桌上放下，站起来，躺到为他准备的床上，偶尔望望新来的旅客。这位旅客形容憔悴，神色忧郁，眼睛不看皮埃尔，在跟班的帮助下费力地脱着衣服。他脱得只剩一件破旧的布面羊皮袄，枯瘦的脚上套了一双暖靴，坐在沙发上。他头发剪得很短，天庭宽阔，脑袋靠在沙发背上。他瞧了一眼皮埃尔。那眼光的严肃、聪明和锐利使皮埃尔吃惊。皮埃尔想同他交谈，但刚要问他旅途的情况，那旅客已闭上眼睛，交叠起那双皱缩的老手——他手上戴着一个大铁戒，铁戒上刻有一个骷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皮埃尔觉得他不是在休息，就是正在深沉而平静地思考问题。那旅客的跟班也是个脸色枯黄、满脸皱纹的老头儿，没有胡子，看上去不是刮掉的，而是从来没有长过。这个灵活的老跟班打开食物箱，摆好茶具，搬来一个烧开的茶炊。一切准备就绪，那旅客睁开眼睛，凑近桌子，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又给没有胡子的老头倒了一杯，递给他。皮埃尔有点不安，觉得非同这位旅客攀谈一下不可。

那跟班交还一只杯底向上的空杯子和一块没有吃完的方糖[88]，问主人还需要什么。

“不要了。你给我一本书。”旅客说。跟班把皮埃尔认为是神学方面的一本书递给他，他就专心阅读起来。皮埃尔对他望望。旅客突然放下书，夹好书签，又闭上眼睛，像原来那样靠在沙发背上坐着。皮埃尔对他望望，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老头儿就睁开眼睛，他那执拗而严厉的目光直盯着皮埃尔的脸。

皮埃尔感到有点窘，想避开他的目光，但老头儿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

二

“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阁下是别祖霍夫伯爵吧。”那个旅客从容不迫地大声说。皮埃尔露出疑惑的神情从眼镜上方瞧着对方，没有作声。

“久闻大名，阁下，”旅客继续说，“也听说您遭到的不幸。”他特别强调“不幸”两个字，好像在说：“是的，不幸，不管您叫它什么，我知道您在莫斯科所遭遇的确实是不幸。”他接着又说：“阁下，我很为您难过。”

皮埃尔脸红了，慌忙从床上放下腿，向老头儿欠欠身，不自然地露出羞怯的微笑。

“我对您提起这事可不是出于好奇，阁下，而是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停了一下，眼睛一直盯住皮埃尔，身子在沙发上挪了挪，示意皮埃尔坐到他旁边。皮埃尔没兴致同这个老头儿交谈，但不由自主地顺从他，走到他旁边坐下。

“您真不幸，阁下，”他继续说，“您年轻，我老了。我愿尽我的力量帮助您。”

“哦，是吗？”皮埃尔不自然地微笑着说，“我很感谢您……请问您从哪儿来？”这位旅客的脸并不和蔼可亲，甚至显得冷淡和严厉，但尽管如此，他的言语和面容对皮埃尔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您要是有什么原因不愿意跟我谈话，”老头儿说，“那您就直说好了。阁下！”他突然像父亲一般慈祥地笑了笑。

“哦，不，完全没有这回事，正好相反，我很高兴跟您认识。”皮埃尔说，再次望了望新相识的手，更近地察看他的戒指。他看见戒指上有一个骷髅——共济会的标志。

“请问，您是共济会会员吗？”皮埃尔问。

“是的，我是共济会会员，”旅客说，越来越执拗地盯着皮埃尔的眼睛，“我以个人的名义和会友们的名义向您伸出兄弟之手。”

“我怕，”皮埃尔含笑说，共济会会员的人格使他感动，但他一向嘲笑共济会的信仰，此刻他就处于这种矛盾心情中，“我怕我远不能理解，怎么说呢，我对世界的看法同您的看法完全相反，我怕我们不能相互理解。”

“您的看法我是知道的，”共济会会员说，“您的看法，您以为是您个人思考的结果，其实是多数人的看法，是骄傲、懒惰和无知造成的。您别见怪，阁下，我要是不知道这一点，我就不同您谈了。您的想法是一种可悲的迷误。”

“同样，我也可以认为您的想法是一种迷误。”皮埃尔微微地笑着说。

“我决不敢说我认识真理，”共济会会员说，他说话语气的坚决越来越使皮埃尔吃惊，“谁也不能单独掌握真理；只有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从亚当到今天，一砖一瓦地累积起来，才能建立起适合上帝居住的圣殿。”共济会会员说，闭上眼睛。

“我应当告诉您，我不信，我不信……上帝。”皮埃尔说，觉得必须讲真话。

共济会会员仔细瞧了瞧皮埃尔，微微一笑，好像百万富翁看见穷人那样。那穷人对富翁说，他连五个卢布都没有，要是有五个卢布他就幸福了。

“是的，您不认识他，阁下，”共济会会员说，“您不能认识他。您不认识他，所以您才不幸。”

“是的，是的，我不幸，”皮埃尔肯定说，“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您不认识他，阁下，所以您很不幸。您不认识他，可他在这儿，在我心中，在我的话里，他在您身上，甚至在您刚才说的亵渎他的话里。”共济会会员声音严肃而颤抖地说。

他停了一下，喘了口气，竭力想平静下来。

“要是没有他，”共济会会员悄悄地说，“我跟您也不会谈到他了，阁下。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谁啊？您否定了谁？”他突然兴奋而又威严地说，“要是他不存在，那是谁臆想出来的？为什么你认为那么难以理解的上帝是存在的呢？为什么你和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个不可思议的上帝，这个全能和永恒的上帝是存在的呢？……”他停住话头，沉默了好一阵。

皮埃尔不能也不愿打破沉默。

“他是存在的，但要理解他却是困难的，”共济会会员又说，眼睛不看皮埃尔而瞪着前方，他那双衰老的手由于内心激动而安静不下来，不停地翻动书页，“如果他是个人，你怀疑他的存在，那我可以把他带来，挽着他的手让你看个清楚。但我这个渺小的凡人怎能让一个瞎子，或者一个不愿看见他、不愿看见和了解自己的污浊和罪恶的人看到他的全能、他的永恒和他的仁慈呢？”他停了停，“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因此胆敢说出这种亵渎的话来，”他带着忧郁和轻蔑的嘲笑说，“小孩子玩弄精致的钟表零件，因为他不懂钟表的用途，他不相信钟表匠，你其实比这个小孩还要愚蠢，还要不懂事。要理解上帝是困难的。从始祖亚当开始到今天，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探索这个问题，但这个目标还极其遥远；而由于不理解他，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弱点和他的伟大……”

皮埃尔双目炯炯地瞧着共济会会员的脸，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打断他的话，也没问什么，而全心相信这位陌生人说的话。不论他是不是相信共济会会员所说的聪明的理论，是不是像孩子那样相信共济会会员的语气、信念和诚恳，相信共济会会员使说话中断的颤抖的声音，或者相信他那双在信念中逐渐变老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或者相信共济会会员全身焕发出来的镇定、刚毅和对自己使命的认识（这同自己的颓丧和绝望对照起来，特别使皮埃尔感到惊讶），总之，皮埃尔真心愿意相信并且确实相信了，同时体验到一种恬静、净化和新生的快乐。

“要理解他不能用理智，而要用生命。”共济会会员说。

“我不明白。”皮埃尔说，恐惧地感觉到心里的怀疑不断上升。他怕对方的论证模糊不清，软弱无力，他怕自己不相信他，“我不明白，”他说，“人类的智慧怎么不能理解您所说的事。”

共济会会员露出长者的温厚笑容。

“最高的智慧和真理好像最纯净的水，我们希望吸取它，”他说，“我能用不清洁的容器装这清洁的水，并且指摘它不清洁吗？只有自身清洁了，我才能使这水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洁。”

“对，对，说得对！”皮埃尔高兴地说。

“最高的智慧不是建立在单纯的理智上，不是建立在分成物理、历史、化学等尘世科学的知识上。最高的智慧只有一种。最高的智慧只有一种科学——解释世界的创造和人在其中地位的科学。要掌握这门科学，必须清洗和革新自己的心灵，因此，在认识之前必须有信心和自我完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我们心里注入上帝的光，也就是良心。”

“对，对！”皮埃尔同意说。

“用心灵的眼睛看看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对自己满意吗？光靠理智，你能领会到什么呢？你是什么人？你年轻，你富有，你聪明，你有教养，阁下。你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做了什么呢？你对你自己和你的生活满意吗？”

“不，我恨我的生活。”皮埃尔皱着眉头说。

“既然你恨它，那就改变它，净化自己，根据净化的程度你将逐渐获得智慧。阁下，看看你的生活吧。你是怎么度过的？纵酒狂饮，荒淫无度。你从社会上获得一切，却不给社会任何东西。你获得了财富，但你怎样使用它呢？你为亲人做了什么呢？你想到过你的成千上万的农奴吗？你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过他们吗？没有。你利用他们的劳动过放荡的生活。嗯，这就是你所做的。你有没有选择过一项造福他人的活动？没有。你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后来你结了婚，阁下，负责指导一个年轻的女人，可是你做了什么呢？你没有帮助她找到真理的道路，阁下，却把她引入欺骗和不幸的深渊。有人侮辱了你，你就把他打死。你还说你不认识上帝，你恨你的生活。这里没有什么奥妙的东西，阁下！”

共济会会员说了这番话，仿佛有点累，又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皮埃尔望着这张严厉、呆板、苍老、简直没有生气的脸，无声地动了动嘴唇。他想说自己的生活是卑劣、空虚和放荡的，但他不敢打破沉默。

共济会会员嘶哑地、老态龙钟地咳嗽了一声，唤来了跟班。

“马怎么样了？”他眼睛不看皮埃尔，问。

“替换的马来了，”跟班回答，“您不休息了吗？”

“不，叫他们套车。”

“难道他不把话说完，不答应帮助我，就走掉，把我一个人抛下吗？”皮埃尔想，站起来，垂下头，偶尔望望共济会会员，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是的，这问题我没有想过，我过的生活是放荡可耻的，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不愿意这样过，”皮埃尔想，“但这个人知道真理。如果他愿意，他能开导我。”皮埃尔想对共济会会员这样说，但不敢说。这位旅客用老年人熟练的手收拾好东西，扣上羊皮袄。他做完这些事，转身对着皮埃尔，冷淡而客气地说：

“请问您去哪儿，阁下？”

“我吗？……我去彼得堡，”皮埃尔像孩子般吞吞吐吐地回答，“我感谢您。我同意您的一切看法。但您别把我想得那么坏。我完全愿意做个像您所希望那样的人，但我从没得到过人家的帮助……不过，首先得怪我自己不好。请您帮助我，教导我，也许我会……”皮埃尔再也说不下去，他吸了吸鼻子，转过身去。

共济会会员好一阵不作声，显然在考虑什么。

“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人，”他说，“但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共济会是能向您提供的，阁下。您去彼得堡，把这个交给维拉尔斯基伯爵。（他拿出笔记本，在一页四折的大纸上写了几句话。）让我给您一个忠告。您回到京城，先单独生活一个时期，自我反省反省，不要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了。现在我祝您一路平安，阁下！”他看见跟班进来，又说：“祝您成功……”

皮埃尔从驿站长的登记簿上知道，那位旅客叫巴兹杰耶夫。巴兹杰耶夫是诺维科夫[89]时代一位著名的共济会会员和马丁主义[90]者。他走后好久，皮埃尔一直没有躺下睡觉，也没打听马匹，却在驿站房间里来回踱步，回想着自己荒唐的往事，同时怀着新生的喜悦展望着他认为容易获得的高尚、完美和幸福的未来。他觉得他原来生活荒唐，只因为偶尔忘记了做个善良的人是多么幸福。他心里的疑虑已一扫而光。他坚信人类以互相共济为宗旨的大家庭是能够建立的，而共济会就是这样的组织。

三

皮埃尔到了彼得堡，没告诉任何人他已回来，也没去哪儿，整天阅读不知谁给他送来的凯姆庇斯基[91]的书。皮埃尔读这本书，自始至终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那就是相信人类能够达到至善的境界，人与人能够像兄弟一般相亲相爱，巴兹杰耶夫曾向他启示过这一点。皮埃尔到彼得堡后一星期，有一天晚上，他在当地社交界有过一面之交的年轻的波兰伯爵维拉尔斯基像陶洛霍夫的副手那样一本正经地走进他的房间，随手关上门，确信屋里除了皮埃尔之外没有别人，就对他说：

“伯爵，我来拜访您，负有一项使命，带有一个建议，”维拉尔斯基说，没有坐下，“本会一位高级人物建议提早接受您入会，并且建议让我当您的保人。我认为执行他的意志是神圣的责任。您愿意由我当保人加入共济会吗？”

皮埃尔以前在舞会上看到他时，他总是面带亲切的笑容，同最出色的妇女在一起。现在他那冷淡而严厉的声音使皮埃尔感到惊讶。

“是的，我愿意。”皮埃尔说。

维拉尔斯基点了点头。

“还有一个问题，伯爵，”他说，“请您不是作为共济会的未来会员，而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坦率地回答我：您放弃了原来的信仰，改信上帝，是吗？”

皮埃尔考虑了一下。

“是的，是的，我信奉上帝。”他说。

“那么……”维拉尔斯基刚开口，就被皮埃尔打断了。

“是的，我信奉上帝。”皮埃尔又说了一遍。

“那么，我们可以走了，”维拉尔斯基说，“您坐我的马车好了。”

一路上维拉尔斯基没再说什么。皮埃尔问他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回答，维拉尔斯基只说，地位比他高的兄弟要考验他，他只要说实话就行了。

他们走进共济会分会大厦的大门，通过黑暗的楼梯，来到灯烛辉煌的前室，没有仆人帮助，自己脱下外套。他们从前室走到另一个房间。门口出现了一个装束古怪的人。维拉尔斯基迎上前去，用法语对他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到一个小橱前面，橱里放满各种他从没见过的服装。维拉尔斯基从橱里取出一块手帕，拿它蒙住皮埃尔的眼睛，在后脑勺上打了个结，把他的头发拉得很痛，然后扳过皮埃尔的脸，吻了吻，拉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皮埃尔因为头发打在结里觉得很痛，皱起眉头，尴尬地微笑着。他脸上带着苦笑，垂着双臂，移动高大的身躯，怯生生地跟着维拉尔斯基走去。

维拉尔斯基拉着他的手走了十来步站住。

“您要是决心参加我们的组织，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您都要勇敢地忍受。（皮埃尔肯定地点点头。）等您听到门响，您就解开眼睛上的手帕，”维拉尔斯基添加说，“祝您勇敢和成功。”维拉尔斯基握了握皮埃尔的手，走出去了。

剩下皮埃尔一个人，他依旧微笑着。他耸了两次肩膀，举起一只手，仿佛要解下手帕，但又放下。他蒙着眼睛过了五分钟，好像过了一小时。他的双臂发麻，两腿发软，他觉得筋疲力尽。他体会到最错综复杂的感情。他害怕将要发生的事，他更害怕让人家看到他的恐惧。他很想知道他将遇到什么，他会得到什么启示，但最使他高兴的是，他终于走上新生和行善的生活道路，因为自从遇见巴兹杰耶夫以来，他就梦想过这样的生活。

屋里响起猛烈的敲门声。皮埃尔解下手帕，向周围环顾了一下。屋里一片漆黑，只有一件白色的东西，里面点着一盏小灯。皮埃尔走近一看，小灯放在一张黑桌上，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原来是《福音书》，里面点灯的白色东西是一个骷髅，上面有窟窿和牙齿。皮埃尔念了《福音书》的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他绕过桌子，看见一个打开的装满东西的大箱子。原来是一口棺材，里面装着人骨。他看到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希望过一种崭新的生活，跟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希望看到异乎寻常的东西，比他所看到的更稀奇古怪的东西。骷髅、棺材、《福音书》——他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出他所料，他希望看到更多东西。他环顾四周，竭力想使自己感动。“上帝、死亡、爱情、博爱。”他自言自语，同时模糊而快乐地想象着。这时门开了，有人走进来。

皮埃尔在微弱的灯光下看见进来一个矮小的人。这人显然是从亮处来到暗处，他走到屋里站住；接着小心翼翼地走到桌旁，把他那双戴着皮手套的小手放在桌上。

这个矮小的人系一条白色皮围裙，皮围裙遮住他的胸部和部分大腿；脖子上戴着一串类似项链的东西，项链下面竖起高高的白皱领，衬托出他那从下方照亮的长脸。

“您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进来的人听见皮埃尔弄出的沙沙声，转过身来问他，“您不相信真理，看不见光明，您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您要从我们这儿获得什么？智慧，美德，还是启蒙？”

陌生人打开门进来的时候，皮埃尔产生一种恐惧和崇敬的心情，就像小时候做忏悔那样。他觉得他面对着一个生活环境截然不同而在博爱这点上同他很接近的人。皮埃尔呼吸困难，心跳剧烈，走近导师（共济会中指导请求入会的人称导师）。皮埃尔走近一看，认出导师是个熟人，叫斯莫里央尼诺夫。皮埃尔看到进来的人感到有点不快，因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兄弟和有德行的传教士。皮埃尔好半天说不出话，导师只得把他的问题重复了一下。

“是的，我……我……我要新生。”皮埃尔好容易才说出口来。

“好，”斯莫里央尼诺夫说，立刻又说下去，“您懂得我们神圣的教会将怎样帮助您达到目的吗？……”导师镇定而迅速地说。

“我……希望……在新生上得到……指导……帮助。”皮埃尔由于激动，由于不惯用俄语谈抽象问题，说话结巴，声音哆嗦。

“您对共济会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共济会是人们以行善为宗旨的博爱和平等的组织，”皮埃尔说，因为他的话同这庄严的时刻不相称而感到害臊，“我认为……”

“好的，”导师连忙说，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您在宗教中寻求过实现自己宗旨的途径吗？”

“没有，我一直认为宗教是不对的，我没遵循它。”皮埃尔低声说，低得导师都听不清，问他说什么，“我是个无神论者。”皮埃尔回答。

“您在找寻真理，以便在生活中遵循真理；因此您在找寻最高的智慧和美德，是这样吗？”导师顿了顿，说。

“是的，是的。”皮埃尔同意说。

导师咳清喉咙，戴手套的双手叠在胸前，开始说：

“现在我要向您宣布本会的宗旨，”导师说，“您要是认为它符合您的想法，您就参加我们的会，这样对您也有益处。本会的宗旨和任何人不能动摇的基础，就是保存和传给后代一项重要的秘密……从太古甚至从始祖遗传至今的秘密，这秘密可能关系到人类的命运。但这种秘密有这样一种性质，一个人要是不进行长期的自我净化，他就无法认识它，无法利用它，而且不是任何人都能很快掌握它。因此我们还有第二个宗旨，就是凭借以前探索这种秘密的人传授给我们的方法，尽量改造本会会员的心灵，净化和启发大家的智能，使大家能领悟这种秘密。

“第三，通过净化和改造本会会员，我们要以我们会员的虔诚和善良为榜样，竭力改造全人类，并全力对抗统治世界的邪恶。这事请您考虑一下，回头我再来找您。”导师说着出去了。

“对抗统治世界的邪恶……”皮埃尔重复说。他想象着今后在这方面的活动。他想象着那些同他两星期前一样的人，他在心里教诲他们。他想到有罪的不幸的人，他要用言行来帮助他们：他想到压迫人的人，他要从他们手里拯救牺牲者。导致所提出的三个宗旨中，最后一个宗旨——改造人类，皮埃尔觉得特别亲切。导师提出的重要秘密虽引起他的好奇，他却认为并不重要；第二个宗旨，净化和改造自己，他也不感兴趣，因为他这时快乐地感觉到，他已完全清除了以前的罪恶，一心准备行善了。

半小时后，导师回来，向他宣布凡是共济会会员都应培养的相当于所罗门神庙七级台阶的七项美德，就是：一、谦逊，保守教会的秘密，二、服从上级会员，三、品行端正，四、爱人类，五、勇敢，六、慷慨，七、视死如归。

“第七项，您要努力做到，”导师说，“直到您觉得死并非可怕的敌人，而是朋友……它会使您那颗在今生行善的活动中疲乏的心灵获得解脱，使您的心灵得到奖赏和安宁。”

“是的，理应如此，”当导师说完这番话出去后，皮埃尔独自想，“理应如此，但我还很软弱，我还迷恋生活，生活的意义现在我才稍稍懂得。”其余五项美德，皮埃尔掐着手指回想，觉得他已具备。那五项美德就是：勇敢、慷慨、品行端正、爱人类和服从。而服从尤其重要。他甚至觉得服从并不是美德，而是幸福。（他现在感到很快乐，因为克服了自己的主观武断，并能服从掌握绝对真理的人。）还有一项美德皮埃尔忘记了，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会儿，导师第三次回来，问皮埃尔有没有拿定主意，能不能身体力行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

“一切我都愿意照办。”皮埃尔说。

“我还得向您说明，”导师说，“我们的教会宣扬教义不仅用语言，而且用其他方法。对诚心追求智慧和美德的人来说，这些方法也许比语言更有力。这个会堂和您所看见的陈设一定比语言更能启发您的心灵，如果您有诚意的话；接下去在入会仪式中您也许会得到类似的启发。我们的教会仿效古代社会，用象形文字来宣扬教义，”导师说，“象形文字是没有感觉的符号，具有同图像相似的性质。”

皮埃尔很想知道象形文字是什么，但他不敢说。他默默地听着导师，从各方面预感到考验马上就要开始。

“如果您主意已定，我要替您行入会仪式了，”导师走近皮埃尔，说，“请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给我，以表示您的慷慨。”

“可是我手头什么也没有。”皮埃尔说，以为要他交出所有的东西。

“就是您随身带着的东西：表、钱、戒指……”

皮埃尔赶快摸出钱包、表，从他肥胖的手指上好不容易摘下结婚戒指。戒指摘下后，共济会会员说：

“请您脱去衣服，以表示服从。”皮埃尔遵照导师的命令脱去燕尾服、背心和左靴。共济会会员拉开皮埃尔左胸上的衬衫，然后弯下腰，把他左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皮埃尔慌忙想脱下右靴，把右裤腿也卷起来，免得麻烦陌生人，但共济会会员对他说，那可不必，并且给他一只左脚穿的鞋。皮埃尔情不自禁地露出羞怯、疑虑和自嘲的天真微笑，垂下双臂，叉开两腿，站在导师兼会友前面，等待下一道命令。

“最后，请您坦白说出您的主要嗜好，以表示您的诚意。”导师说。

“我的嗜好！我有过许多嗜好。”皮埃尔说。

“我是指那种在修行路上最使您动摇不定的嗜好。”共济会会员说。

皮埃尔停了停，思索着。

“酗酒？贪吃？好逸恶劳？懒惰？暴躁？怨恨？女色？”他在心里列举他的毛病，但不知道哪一种是主要的。

“女色。”皮埃尔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共济会会员听到这个回答，身子一动不动，好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走到皮埃尔面前，拿起桌上的手帕，又蒙住他的眼睛。

“我最后一次对您说：把您的注意力集中在您自己身上，控制您的感情，幸福不要从情欲中寻求，而要从自己心里寻求……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自身，而不在外界……”

皮埃尔已感觉到这种令人神清气爽的幸福源泉，现在他的心里已充满快乐和热情。

四

不多一会儿，到黑暗的圣殿来接皮埃尔的，不是原来的导师，而是保人维拉尔斯基。皮埃尔是从声音里听出来的。维拉尔斯基问他是不是打定主意，皮埃尔回答说：

“是的，是的，我同意。”皮埃尔带着孩子般开朗的笑容，袒着肥胖的胸脯，一只脚穿靴子，一只脚穿便鞋，迈着胆怯而紧张的步子，随着用剑抵住他光胸脯的维拉尔斯基走去。他从屋里被领到走廊，前转后拐，最后来到会堂门口。维拉尔斯基咳嗽一声，回答他的是共济会锤子的敲击声，接着他们前面的门开了。有个男低音向他提了些问题（他的眼睛仍被蒙着）：他是谁？生于何处？生于何时？等等。然后他仍被蒙着眼睛带走，一路上有人用譬喻向他说明他巡行的艰苦、友谊的神圣、世界的永恒创造者和他经受困难和危险所需要的勇气。在巡行过程中，皮埃尔发觉，他有时被称为“求道者”，有时被称为“受难者”，有时被称为“申请者”，同时听到锤子和剑的不同敲击声。他被领到目的地去的时候，发现领导人之间有点混乱和慌张。他听见周围的人在低声争论，有人坚持应该领他从地毯上走。随后，有人抓住他的右手，教他用左手把圆规按在左胸上，并跟着另一个人念忠于共济会会规的誓辞。然后，皮埃尔闻出他们灭了蜡烛，点着酒精灯，并对他说他将看到微光。有人解去他眼睛上的手帕，他像做梦一样，在微弱的酒精灯下看见几个和导师一样系围裙的人，站在他前面，手握长剑对住他的胸膛。他们中间有一个身穿血迹斑斑的白衬衫。皮埃尔看到这光景，迎着长剑挺起胸膛，希望这些剑刺进他的胸膛。但接着剑都从他身前撤回去，他们立刻又把他的眼睛蒙上。

“现在你看到一点光了。”有人对他说。然后他们又点亮所有的蜡烛，说他应该充分看到光明，于是他的蒙眼布又被解下，有十几个声音同时说：“尘世荣华如此消逝。”[92]

皮埃尔渐渐清醒过来，环顾所在的房间和房里的人。在一张铺着黑布的长桌周围坐着十二个人，个个穿着他以前见过的那种服装。其中有几个皮埃尔在彼得堡的社交界里见过。首席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个样子特别的十字架。右边坐着皮埃尔两年前在安娜·舍勒家见过的意大利神父。还有一个达官和一个以前在库拉金家做过家庭教师的瑞士人。个个都神态庄重，默不作声，听那手拿锤子的会长说话。墙上嵌着一个星形的灯；桌子一端铺着一块有各种图案的小毯，另一端摆着一个小祭坛，坛上放着《福音书》和骷髅。桌子周围有七个类似教堂用的大烛台。两个会友把皮埃尔领到祭坛前，要他的双腿摆成直角，命令他趴下，说他要趴在圣殿的大门口。

“他应该先领铲子。”一个会友低声说。

“哦，请别作声！”另一个说。

皮埃尔没有理他，他那双近视眼慌张地环顾四周，心里突然起了疑问：“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在取笑我？将来我想到这事会不会感到害臊？”但这种疑虑只持续了一刹那。皮埃尔环顾周围一张张严肃的脸，想起他已经历的一切，明白不能半途而废。他为自己的疑虑感到害怕，竭力恢复原来那种虔诚的感情，趴在圣殿大门口。他的虔诚果然在他身上恢复了，并且比原来更强烈。他在地上趴了一会儿，他们命令他起来，给他系上同别人一样的白围裙，交给他一把铲子和三副手套，然后会长对他说话。会长叫他尽量不要玷污这象征堡垒和纯洁的白围裙；然后要他用这把古怪的铲子清除自己心上的罪恶，宽宏大量地抚慰别人的心。第一副男式手套的用处，会长说皮埃尔不该知道，但应该把它保存起来；至于另一副男式手套，皮埃尔应该在集会时戴上；最后，关于第三副手套，那是一副女式手套，会长说：

“亲爱的兄弟，这副女式手套归您所有。将来把它送给您认为最可敬的女人。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与您志同道合的女伴，来证明您心地的纯洁。”会长顿了顿，添加说，“不过，亲爱的兄弟，要注意，别拿这副手套戴在脏手上。”皮埃尔觉得会长说最后一句话时有点窘。不过皮埃尔觉得更窘，他像孩子一般面红耳赤，差点儿掉眼泪。他不安地环顾四周。接着是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

这种沉默被一个会友打破了。他把皮埃尔领到毯子前，并根据稿本向他说明毯子上的图案：太阳、月亮、锤子、铅锤、铲子、粗石、方石、柱子、三扇窗子，等等。然后他给皮埃尔指定一个座位，给他看分会会标，告诉他口令，这才让他坐下。会长开始宣读会章。会章很长，皮埃尔由于快乐、激动和羞愧没听清向他宣读的会章。他只听到最后一条，并把它记住了。

“在我们的圣殿里，除了善和恶之外，我们不承认其他差别，”会长说，“警惕不要制造可能破坏平等的任何差别。火速救援任何兄弟，指导迷途的人，扶起跌倒的人，永远不仇恨兄弟。待人亲切有礼。点燃人人心中行善的火种。同人有福共享。永远不让嫉妒玷污这种纯洁的快乐。”

“饶恕你的敌人，不向他报复，只对他行善。这样执行最高会规。你将重新获得你所丧失的古代传下来的尊严。”会长说完，站起来搂抱皮埃尔，并且吻了他。

皮埃尔眼睛里含着喜悦的泪水，环顾四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周围人们的祝贺和问候。他不再承认原来的相识，而把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看作兄弟，并且渴望同他们一起行动。

会长敲了一下锤子，大家各就各位，有个人读了会员必须谦逊的训诫。

会长提议履行最后一项义务。于是那个被称为“收捐人”的显要会友就绕着兄弟们走了一圈。皮埃尔想把他所有的钱都写在捐册上，但又怕因此显得招摇，就认捐了同别人一样的数目。

会议结束了。皮埃尔回到家里，仿佛经历了几十年的长途旅行归来，他完全变了样，彻底摒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五

入会后的第二天，皮埃尔坐在家里读书，用心研究一个方块图案的含义。方块一边象征上帝，另一边象征精神，第三边象征物质，第四边象征三者的混合物。他有时丢开书和方块，考虑新的生活计划。昨天在共济会会所里有人对他说，决斗的消息已传到皇上那里，他还是离开彼得堡为好。皮埃尔打算去南方庄园照管他的农奴。他正在快乐地考虑这种新的生活，华西里公爵突然走了进来。

“我的朋友，你在莫斯科干了什么？你为什么同我的海伦吵嘴，老弟？你好糊涂！”华西里公爵一边走进来，一边说，“我全知道了。我可以明确地对你说，海伦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就像基督没有对不起犹太人一样。”

皮埃尔想回答，但被华西里公爵拦住。

“你为什么不把我看作朋友，不直接来找我？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华西里公爵说，“你的行为表明你珍惜名誉，但也许性急了一点，这事我们不谈了。但有一点你要明白，在整个社会甚至在朝廷面前，你把我们父女俩放在什么地位？”华西里公爵压低声音添加说，“她住在莫斯科，你住在这里。够了，我的朋友！”他把皮埃尔的一只手往下拉，“这纯粹是误会。我想你也一定感觉到了。现在我们来写封信，叫她到这儿来，把事情解释清楚，流言蜚语也就不会有了。要不，老实对你说，你准会痛苦的，我的朋友。”

华西里公爵威严地瞧了皮埃尔一眼。

“我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皇太后对这事很关心。你要知道，她很垂爱海伦。”

皮埃尔几次想说话，但一方面华西里公爵不让他说，总是急急忙忙把他的话打断；另一方面，皮埃尔想坚决拒绝岳父的建议，但又怕自己改口。再说，他想起了共济会的一条规则：“待人亲切有礼。”他皱起眉头，涨红了脸，站起来又坐下，勉强自己做一生中最困难的事：当面说人家不愿听的话，不管对方是谁。他一向听从华西里公爵自以为是的傲慢语言，现在也觉得无力违抗；不过他觉得他现在要说的话将关系到他一生的前途：是继续走老路呢，还是走共济会会员富有吸引力地给他指出的新生之路。

“哦，我的朋友，”华西里公爵戏谑地说，“你只要说一声‘好’，我就写信给她，我们就宰肥牛犊[93]。”不过，华西里公爵还没说完他的俏皮话，皮埃尔脸上就现出像他父亲那样的狂怒，眼睛不看对方，低声说：

“公爵，我并没请您来，请出去，出去！”皮埃尔跳起来，给华西里公爵打开门，“出去！”他忘乎所以地又说了一遍，看见华西里公爵脸上窘困和恐惧的神色，不禁感到高兴。

“你这是怎么了？你病了？”

“出去！”皮埃尔再次用威胁的语气说。华西里公爵没有听到任何解释，无可奈何地走了。

一星期后，皮埃尔辞别共济会的新朋友，留给他们巨额捐款，动身到自己的庄园去。他新认识的兄弟为他写了给基辅和敖德萨共济会的介绍信，并答应同他通信，指导他今后的活动。

六

皮埃尔跟陶洛霍夫决斗一事私下了结了。尽管当时皇帝对决斗事件处理很严，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副手都没有受到惩罚。但皮埃尔夫妇分居，证实决斗事出有因，这事也就成了社会上的话柄。本来皮埃尔只是个私生子，那时大家对他都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后来他成为俄罗斯帝国最理想的女婿，受到大家的宠爱和赞扬；结婚以后，闺女们和母亲们对他已无所期待，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何况他这人不会也不愿讨好社交界。现在大家都把这件事归罪于他一人，说他吃醋成癖，无理取闹，而且像他父亲一样，一旦脾气发作就心狠手辣。皮埃尔走后，海伦回到了彼得堡。她所有的相识不仅待她热情，而且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一谈到她的丈夫，海伦脸上就现出庄重的神气。这是出于她的本能，尽管她并不懂得它的作用。这种神气表示，她决不怨天尤人而默默地忍受自己的不幸，因为她认为丈夫是上帝加在她身上的十字架。华西里公爵比较露骨地表示他的意见。一谈到皮埃尔，他总是耸耸肩膀，指指前额说：

“神经有点毛病——我一向这样说。”

“我早就说过，”安娜·舍勒谈到皮埃尔时说，“我当时就说过，我比谁都先说（她总是认为自己第一），这个青年疯疯癫癫，被时代的堕落思想毒害了。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一天晚上在我家，你们还记得吗？他装得像马拉[94]一样，大家都称赞他，我当时就说过这话。结果怎么样？我当时就不赞成这门婚事，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安娜·舍勒有空依旧在家举行晚会。这样的晚会只有她才有本事举办。参加晚会的，像她自己说的那样，都是真正上流社会的精英，彼得堡知识界的花朵。除了选择社会精英之外，安娜·舍勒的晚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每次她总要把一个有趣的新人物介绍给大家，同时，体现彼得堡保皇派情绪的政治温度在这种晚会上也表现得比哪儿都清楚。

一八〇六年底，拿破仑在耶纳和奥尔施泰特打垮普鲁士军队，普鲁士大部分要塞陷落，俄军开进普鲁士，我们同拿破仑开始了第二次战争。就在这时，安娜·舍勒又在家里举行了一次晚会。真正上流社会的精英包括被丈夫遗弃的迷人而不幸的海伦、莫特玛、刚从维也纳回来的讨人喜欢的伊波利特公爵、两位外交官、老姑妈、一个在客厅里被称为正人君子的青年、一个新受命的女官和她的母亲，还有几个不很著名的人物。

那天晚上，安娜·舍勒介绍给客人们的新人就是保里斯。保里斯在普鲁士军队中任一位要人的副官，刚作为专使从普鲁士军队中回来。

那天晚会上反映出来的政治温度是这样的：不论欧洲各国君主和统帅怎样姑息拿破仑，使我们感到苦恼和难堪，我们对拿破仑的看法可不会改变。我们不能不说出我们对这事的想法，在普鲁土国王和其他君主面前也只能这样说：“这样对你们更糟。你这是自作自受，乔治·当丹。[95]我们只能这样说。”安娜·舍勒家晚会上所反映的政治温度就是这样。当保里斯走进客厅的时候，客人差不多已到齐了，安娜·舍勒所主持的谈话正涉及我国同奥地利的外交关系，以及同奥地利结成同盟的希望。

保里斯身材魁伟，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穿一套讲究的副官制服，潇洒地走进客厅。他照例先被领去向姑妈请安，然后来到客人中间。

安娜·舍勒让他吻她那干瘦的手，替他同几个他不认识的人作了介绍，同时低声告诉他每个人的情况。

“伊波利特公爵，可爱的年轻人。克卢格先生，哥本哈根派来的代办，绝顶聪明的人……还有，西多夫先生是位正人君子。”

保里斯在服役期间，靠了安娜·舍勒的关照，也靠了自己的风度和稳重，在部队里已处于极有利的地位。他当上一位极其重要人物的副官，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被派去普鲁士，刚作为专使从那里回来。他已精通他在奥洛莫乌茨所欣赏的不成文法。根据这种不成文法，一个准尉的地位可以大大高于一位将军；根据这种不成文法，在仕途上要取得成功不靠勤奋，不靠功劳，不靠勇气，不靠恒心，而靠善于巴结那些能给与他奖赏的人。他常常为自己平步青云和别人不懂得个中奥妙而感到奇怪。由于这一发现，他的全部生活方式、他跟所有老朋友的关系、他未来的全部计划都完全变了。他并不富裕，但他把仅有的一些钱花在穿着打扮上，务必穿得比别人体面。他宁可牺牲许多享受而决不乘坐寒酸的马车，或者穿着旧军服在彼得堡街上露面。他只结交地位比他高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对他有用。他喜欢彼得堡，而瞧不起莫斯科。回忆在罗斯托夫家的往事和他对娜塔莎的天真爱情是不愉快的，自从参军以来他也没再去过罗斯托夫家。他认为进安娜·舍勒的客厅就是高升的重要台阶。他立刻懂得自己在这里应扮演的角色，就让安娜·舍勒充分利用他。他留神观察每一张脸，并且估计同每个人接近的机会和好处。他坐在给他指定的美人海伦旁边，听着大家的谈话。

“‘维也纳认为拟议中的条约是无法实现的，除非取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他们对我们获得胜利的方法也表示怀疑。’这是维也纳内阁的原话。”丹麦代办说。

“怀疑得有道理！”绝顶聪明的人微妙地笑着说。

“必须把维也纳内阁和奥地利皇帝区别开来，”莫特玛说，“奥地利皇帝决不会想出这样的事来，只有内阁才会这样说。”

“哦，我亲爱的子爵，”安娜·舍勒插嘴说，“欧洲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忠实的盟友。”

接着安娜·舍勒把话题扯到普鲁士国王的勇敢和刚强上，想引保里斯加入谈话。

保里斯留神地听着每个人的话，等待机会发言，同时几次转过头看看身旁的美人海伦。海伦的目光几次笑眯眯地同年轻英俊的副官的目光相遇。

在谈到普鲁士局势时，安娜·舍勒顺理成章地请保里斯讲讲格罗高之行，以及他所看到的普鲁士军队的情况。保里斯不慌不忙，用一口地道的法语讲了许多军队和宫廷的趣闻，但竭力避免表明他的态度。保里斯的讲话好一阵吸引大家的注意。安娜·舍勒觉得客人对她介绍的这位新人物都很满意。海伦听保里斯讲话特别专心。她几次问他这次旅行中的一些细节，仿佛很关心普鲁士军队的状况。保里斯一讲完，海伦就照例笑眯眯地和他说起话来。

“您一定要来看我，”海伦说话的语气表示，这是完全必要的，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星期二，八九点钟。您会使我很高兴的。”

保里斯答应满足她的愿望，想同她谈下去，但安娜·舍勒借口姑妈要听他讲讲，把他拉走了。

“您不是认识她丈夫吗？”安娜·舍勒闭上眼睛，伤心地指指海伦，“唉，她真是个不幸的漂亮女人！别在她面前提到他，千万别提。她太痛苦了！”

七

保里斯和安娜·舍勒回到客人那儿时，伊波利特公爵正在主持谈话。他坐在安乐椅上，前冲着身子说：“普鲁士国王！”他说完笑了，大家都向他转过身来。“普鲁士国王，是吗？”伊波利特问，又笑起来，又一本正经地在安乐椅上坐好。安娜·舍勒等了一会儿，但伊波利特似乎不准备说下去，安娜·舍勒就讲起不信神的拿破仑怎样在波茨坦偷走腓特烈大帝的宝剑。

“这把腓特烈大帝的宝剑，我……”安娜·舍勒刚开口，伊波利特就打断了她的话：

“普鲁士国王……”大家对他看看，他表示了一下歉意，又不作声。安娜·舍勒皱起眉头。伊波利特的朋友莫特玛语气坚决地问他说：

“普鲁士国王怎么样？”

伊波利特笑起来，但仿佛又因自己发笑而感到不好意思。

“不，没什么，我只想说……”伊波利特想说他在维也纳听到的一个笑话，这笑话他整晚一直想讲，“我只想说，我们为普鲁士国王打仗是徒劳无功的。”

保里斯谨慎地微微一笑，这笑容可以被理解为嘲笑，也可以被理解为赞赏，因人而异。大家都笑了。

“您这个笑话不高明，虽然很俏皮，但是不公正，”安娜·舍勒用瘦得打皱的手指指指他说，“我们打仗是为了正义，可不是为了普鲁士国王。哦，伊波利特公爵的嘴真毒！”

谈话一晚上都没有停止过，话题主要环绕政治新闻。晚会将近结束时，大家谈到皇帝的奖赏，气氛特别活跃。

“既然去年N获得过一个绘有皇帝御像的鼻烟壶，”绝顶聪明的人说，“那么S为什么不能获得同样的奖赏呢？”

“对不起，绘有皇帝御像的鼻烟壶是赏赐，而不是嘉奖，”外交官说，“不如说是一种赠品。”

“有过先例的，譬如施瓦岑贝格就得过这种赏赐。”

“这不可能！”另一个人反驳说。

“我可以打赌。绶带可是另一回事了……”

大家站起来要走。这时，整个晚上很少说话的海伦又用亲切而神秘的命令语气要保里斯星期二去她家。

“我有很重要的事。”海伦含笑回顾着安娜·舍勒说。安娜·舍勒就像谈到她的恩主时那样露出忧郁的笑，支持海伦的要求。海伦觉得需要见他，仿佛是由于保里斯谈到普鲁士军队时说的某一句话。她仿佛答应他，等他星期二来时，她将向他说明为什么需要见他。

保里斯星期二晚上来到海伦豪华的客厅，海伦并没有向他说明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客厅里还有别的客人，海伦伯爵夫人很少同他说话，直到临别他吻她手的时候，她才古怪地收起笑容，突然低声对他说：

“明天晚上来吃晚饭。您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这次在彼得堡期间，保里斯成了海伦伯爵夫人家的密友。

八

战争越来越激烈，战场已接近俄国边境。到处都在咒骂人类公敌拿破仑；乡下在征募民团和新兵，战场上传来各种不同的消息，多半是虚假的，总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老保尔康斯基公爵、安德烈公爵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的生活，从一八〇五年起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八〇六年老公爵被任命为全俄八个民团总司令之一的要职。老公爵虽然年迈体弱（在他认为儿子已经牺牲的日子里尤其明显），但觉得皇帝的圣旨不能违抗。不过，这个新的职务倒使他重新振作精神，增强了活力。他经常出去巡视他分管的三个省，履行职责一丝不苟，对待下属铁面无情，连最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玛丽雅公爵小姐已不再跟父亲学数学，只有早晨老公爵在家的时候，她带着奶妈和吃奶的尼古拉公爵（祖父给他取的名字）去书房里看看父亲。小尼古拉公爵同奶妈和保姆萨维施娜住在已故公爵夫人那部分楼房，玛丽雅公爵小姐白天大部分时间待在育儿室，尽心照顾小侄儿，担当起母亲的职责。布莉恩小姐似乎也很喜欢娃娃，玛丽雅公爵小姐就常常慷慨地把照顾小天使（她这样叫她的小侄儿）和逗他玩的乐趣让给自己的朋友。

小公爵夫人安葬在童山教堂旁边。她的墓旁有一座小礼拜堂，礼拜堂里有一座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纪念碑，碑上雕刻着一个振翅欲飞的天使。天使的上唇微微上翘，似笑非笑。有一次，安德烈公爵和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进礼拜堂，都感到惊奇，觉得这个天使的脸有点像小公爵夫人。但使人更惊奇的是——安德烈公爵没有告诉妹妹——艺术家随意雕成的天使脸容，酷似安德烈公爵在亡妻脸上看到的微微谴责他的表情：“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

安德烈公爵回家后不久，老公爵就把离童山四十俄里的保里察罗伏大庄园分给他。安德烈公爵就利用保古察罗伏庄园大兴土木，在那里消磨大部分时间，部分是想消除跟童山有关的痛苦回忆，部分是由于不能忍受父亲的脾气，部分则是由于想离群索居。

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毅然决定不再服役。战争一开始，人人都有服役的义务，他为了逃避现役，就在父亲手下从事征募民团的工作。一八〇五年战役以后，公爵父子仿佛对换了角色。老公爵从工作中得到鼓舞，对当前战争满怀希望；安德烈公爵正好相反，总是只看到坏的一面，没有参加战争，但心里还是感到遗憾。

一八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老公爵巡视全军区。安德烈公爵在父亲出巡时照例留在童山。小尼古拉生病已经四天。送老公爵出门的马车夫从城里回来，给安德烈公爵带来了文件和书信。

侍仆在书房里没有看见安德烈公爵，就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屋里，但他也不在那里。人家告诉侍仆，公爵在育儿室。

“老爷，彼得鲁施卡送文件来了。”一个使女，保姆的下手，对安德烈公爵说。安德烈公爵坐在一张孩子坐的小椅子上，皱着眉头，双手哆嗦着拿瓶里的药水滴在盛有半杯水的杯子里。

“什么事？”他生气地问，不留神手一抖，往杯子里多倒了几滴药水。杯子里的药水又泼到地板上，他重新要一点水。使女把水给了他。

屋里放着一张童床、两只箱子、两把安乐椅、一张桌子、一套孩子用的小桌椅，安德烈公爵此刻就坐在那张小椅子上。窗上都挂着窗帘，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用一本乐谱遮住，免得烛光射到小床上。

“我的朋友，”玛丽雅公爵小姐站在小床旁，对哥哥说，“还是等一下……过一会儿……”

“哼，对不起，你尽说蠢话，老是等，已经等成什么样子了。”安德烈公爵忿忿地低声说，显然要刺刺妹妹。

“我的朋友，真的，还是不要弄醒他，他睡着了。”公爵小姐恳求说。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拿着杯子踮着脚尖走到小床前。

“那么，你说，不要弄醒他吗？”他迟疑地说。

“随你的便，真的……我想……随你的便。”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显然因为她的意见占上风反而感到胆怯和害臊。她指给他看正在低声唤他的使女。

兄妹两人照顾发烧的孩子，已有两晚没有睡了。这两个昼夜他们不相信家庭医生，派人到城里另请医生，自己一会儿用这种疗法，一会儿用那种疗法给孩子治病。他们由于不眠和忧虑而脸色憔悴，满腹怨气，相互责怪，争论不休。

“彼得鲁施卡从老爷那里带来了文件。”使女低声说。安德烈公爵走了出去。

“哼，什么事！”安德烈公爵怒气冲冲地说，听了父亲传来的口头吩咐，接过父亲的信，回到育儿室。

“怎么样？”安德烈公爵问。

“还是那样，看在上帝分上再等一等。卡尔·伊丹内奇说，睡眠比什么都重要。”玛丽雅公爵小姐低声叹息说。安德烈公爵走到孩子那里，摸摸他的身子。孩子在发烧。

“你和你的卡尔·伊凡内奇都给我滚！”安德烈公爵拿起滴了药水的杯子，又走过去。

“安德烈，别这样！”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但安德烈公爵又生气又痛苦地对着她皱起眉头，拿着杯子向婴儿俯下身去。

“可我要给他吃，”安德烈公爵说，“来吧，我请你喂给他吃。”

玛丽雅公爵小姐耸耸肩膀，顺从地拿起杯子，叫保姆来喂药。孩子哑着嗓子啼哭。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抱住头，走出去，坐到隔壁屋里的沙发上。

信一直握在他手里。他机械地拆开信，读起来。老公爵用他那又大又长的字体，间或用缩写，在蓝信纸上写了下面的信：

“我刚从专差那里接到重大喜讯。如不是谣传，别尼生在埃劳对拿破仑作战获得全胜。彼得堡万众欢腾，慰劳品源源送往前方。尽管别尼生是日耳曼人，我还是要向他祝贺。我不知道科尔切瓦的司令官亨德利科夫在做什么：补充人员和粮食至今未到。你赶到他那里去一下，告诉他，要是在一星期之内不把一切办妥，我要他的脑袋。关于埃劳战役我还接到彼嘉来信，他参加了此次战役，一切都是事实。只要不该干涉的人不出来干涉，就是日耳曼人也能打败拿破仑。据说，他逃跑时极其狼狈。注意，立即赶往科尔切瓦执行任务！”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拆开另一封信。这是比利平写来的，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信纸。安德烈公爵没有读就把它放在一边，又拿起父亲的信来读，读到最后一句：“立即赶往科尔切瓦执行任务！”

“不，对不起，孩子没好我不去。”安德烈公爵想，走到门口，往育儿室望了一眼。玛丽雅公爵小姐一直站在小床旁，轻轻地摇着孩子。

“哦，他还写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安德烈公爵回想着父亲的信，“是啊，我们打败拿破仑，偏偏就在我没去服役的时候。是啊，是啊，父亲总是取笑我……嗯，由他去吧……”安德烈公爵开始看比利平的法文信。他看着信，一半没有看懂，看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摆脱那长久折磨他的一个痛苦思想。

九

比利平现在以外交官的身份待在总司令部。他写信虽用法文，还带着法国式的俏皮话和风格，但描写整个战役，却用了纯粹俄国式的勇于自责和自嘲的语气。比利平说，从事外交工作的清规戒律使他很苦恼，幸亏他有安德烈公爵这样可靠的朋友通信，倾吐由目睹军中情景而产生的积愤。这信还是在埃劳战役以前写的，如今已是明日黄花。

“自从我们在奥斯特里茨获得辉煌的胜利以来，不瞒您说，亲爱的公爵，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总司令部。我确实对战争发生了兴趣，并对我的职务感到很满意；我在这三个月里的见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让我从头说起。您所知道的人类公敌向普鲁士人发动进攻。普鲁士人是我们的忠实盟友，他们在三年里只对我们耍了三次花招。我们保护他们。不料人类公敌根本不理我们的甜言蜜语，蛮不讲理地向普鲁士人猛攻，不让他们检阅完毕，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自己则住进波茨坦宫。

“普鲁士国王写信给拿破仑说：‘我很愿意以陛下最满意的方式在我的王宫接待陛下。我已在条件许可范围内作好一切安排。哦，但愿我能达到目的！’普鲁士将军们在法国人面前大献殷勤，法国人一提出条件，他们就放下武器。格罗高城防司令手下有一万士兵，他请示普鲁士国王他应该怎么办。这一切都千真万确。总而言之，我们原希望只用我们的军事姿态吓唬吓唬他们，结果真的被卷入战争，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境里，主要是为了普鲁士国王并同他一起作战。我们万事俱备，只缺一件小东西，就是总司令。大家认为，要不是总司令太年轻，奥斯特里茨的胜利会更辉煌，因此就从八十岁老将军中物色，最后从普罗卓罗夫斯基和卡明斯基两人中挑选了后者。卡明斯基将军仿效苏沃洛夫乘敞篷马车来到我们那里，大家向他高声吹呼，隆重接待。

“四日，第一个专差从彼得堡来到。箱子被送到（库图佐夫）元帅办公室里，因为元帅事必躬亲。我被叫去帮助检信，把写给我们的信都检出来。元师派给我们这个差使，自己在一旁瞧着，看有没有写给他的信。我们找了半天，一封也没有找到。元帅等得不耐烦，亲自来检信，发现了皇上给T伯爵、B公爵等人的信。他大发雷霆，忘乎所以，拿起皇帝给别人的信一一拆开来看……‘哼，他们这样对待我。他们不信任我！哼，命令监视我，好，去你们的！’于是他就下了那道给别尼生伯爵的著名命令。

“‘我负伤了，不能骑马，因此不能指挥军队。您吃了败仗，把您的残部带到普尔土斯克，他们没有掩护，没有木柴，没有粮草，因此必须设法补救。既然您昨天已报告布克斯赫弗登伯爵一下要退到我国边境，那么今天您就执行吧。’

“他写给皇上的信说：‘臣因长期戎马生活得了鞍伤，完全无法骑马，亦无力指挥如此庞大的军队，因此将指挥权移交给资历比我深的将军布克斯赫弗登伯爵，并把全体参谋部和所属一切移交给他，并向他忠告，假如粮食缺乏，就向普鲁士境内撤退，目前粮食只够一天食用，又据奥斯吉尔曼师长和谢德莫列茨基师长报告，他们的部队已断粮，农民的粮亦已吃光。我自己现在于奥斯特罗仑克医院养伤。谨诚惶诚恐呈上此报告，并启奏陛下：假如军队再露营十五天，到开春将无一健康士兵了。

“‘请皇上恩准我这无力完成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使国家蒙受耻辱的老人解甲归田吧。我将在这医院里鹄候圣裁，免去我这名义上是司令、实际上是书记的职务。我离开军队不会引起丝毫波动，因为我是个瞎子。俄国像我这样的人何止千万。’

“元帅生皇上的气，结果苦了我们大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是喜剧的第一幕。以后几幕当然就更有趣。元帅一走，我们面对敌人，仗非打不可了。布克斯赫弗登凭资历出任总司令，但别尼生将军完全不买账，再说他和他的军团面对敌人，很想趁机打一仗。他就动手了。这就是普尔土斯克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可我并不这样看。您知道，我们文官看待军事胜负有个很坏的习惯。我们认为，在战斗之后撤退的一方是失败者，因此，我们在普尔土斯克战役中是打了败仗。总而言之，在战斗之后我们撤退了，却派专差到彼得堡报捷。别尼生将军没有把全军指挥权让给布克斯赫弗登将军，希望彼得堡方面给他总司令的职位，以酬谢他取得的胜利。在这新旧交接的过渡时期，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古怪而有趣的行动。我们的目的就不再是回避或者攻击敌军，而是回避凭资历可以当我们长官的布克斯赫弗登将军。我们为这个目的竭尽全力，甚至在遇到无法涉水而过的河流时，我们把桥烧掉以阻挡敌人，但我们的敌人目前不是拿破仑，而是布克斯赫弗登。由于我们采取只保全自己的策略，布克斯赫弗登将军差点儿受优势敌军的攻击，他本人也差点儿被俘。布克斯赫弗登追赶我们，我们就跑。他刚渡河来到我们这一边，我们就又回到原来那一边。我们的敌人布克斯赫弗登终于追上我们，向我们进攻。双方进行解释。两位将军都暴跳如雷，这两个总司令差一点决斗。不过，幸亏在这危急关头来了专差，他把普尔土斯克的捷报带到彼得堡，又从彼得堡给我们带来总司令的任命，这样，第一号敌人布克斯赫弗登终于吃了败仗。现在我们可以考虑对付第二号敌人拿破仑了。但没有想到这时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第三号敌人——正教军队，他们大声疾呼要粮食，要牛肉，要干粮，要干草，要燕麦，什么都要！结果商店空虚，道路阻塞。正教军队大肆抢劫，残酷的程度连上次战役都望尘莫及。有半数军人成群洗劫，烧尽杀光。居民被洗劫一空，医院人满为患，遍地饥荒成灾。暴徒甚至两次攻击司令部，总司令不得不调动一营士兵把他们赶走。在这样的一次抢劫中，暴徒抢走了我的空箱子和睡袍。皇上想授权各师师长就地枪毙暴徒，但我很担心，这样会使一半军队去枪杀另一半军队。”

安德烈公爵起初只是随便看看，但越看越感兴趣（尽管他知道比利平的话不能全信）。他看到这里，把信揉成一团，扔掉了。他生气倒不是因为信的内容，而是因为他不熟悉的那种生活竟使他这样激动。他闭上眼睛，用手擦擦前额，仿佛要驱散信里所写的事对他的吸引力，并细心谛听育儿室里有没有动静。突然，他仿佛听到门外有一种古怪的声音，他生怕在他看信时婴儿出什么事。他踮着脚尖走到育儿室门口，推开门。

他进去的时候，看见保姆神色慌张地把什么东西藏起来，玛丽雅公爵小姐已不在小床旁边。

“我的朋友！”他仿佛听见背后玛丽雅公爵小姐绝望的低语。就像通常在长久失眠和长久激动后那样，他突然感到一阵无名的恐惧：他想大概是孩子死了。他觉得所见所闻的一切都证实了他的恐惧。

“全完了！”他想。他的额上渗出冷汗。他惘然若失地走到小床旁边，相信小床已经空了，保姆已把死婴藏起来。他撩起帐子，他那双惊惶不安的眼睛好久没找到婴儿。他终于看见了婴儿：脸色红润，伸开手脚，横躺在小床上，头滑在枕头下，在睡梦里咂着嘴唇，均匀地呼吸着。

安德烈公爵看见孩子，高兴得像失而复得一般。他俯下身去，照他妹妹教他的那样，用嘴唇试试孩子是不是还在发烧。柔嫩的前额潮腻腻的，他用手摸摸小脑袋，发现连头发都湿了，孩子出了很多汗。他不仅没有死，而且脱离了危险，正在复原。安德烈公爵想把这娇弱的小东西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但他不敢这样做。他站在旁边，打量着他的小脑袋和被子底下的小手与小脚。他听见身旁有窸窣声，接着帐子上出现了一个影子。他没有回顾，仍盯着孩子的脸，一直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原来影子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她悄悄走到小床边，掀起帐子，放在身后。安德烈公爵没有回顾，听出是她，向她伸出一只手。玛丽雅公爵小姐握住他的手。

“他出汗了。”安德烈公爵说。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事的。”

婴儿在睡梦中轻轻地动了动，微微一笑，前额在枕头上擦擦。

安德烈公爵对妹妹望望。在昏暗的帐子里，玛丽雅公爵小姐明亮的眼睛含着幸福的泪水，显得比平时更明亮。玛丽雅公爵小姐向哥哥伸过头去，吻了吻他，无意中稍稍碰了碰帐子。他们相互做着手势，示意别把他惊醒，在昏暗的帐子下又站了一会儿，仿佛不愿离开这个只有他们三人的小天地。安德烈公爵的头发被纱帐弄乱，他首先离开小床。“是的，现在留给我的只有他了。”他叹了口气说。

十

皮埃尔加入共济会后不久，就亲自拟了一份计划，规定他在自己庄园里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动身去基辅省。他的大部分农奴都在那里。

皮埃尔到了基辅，把各个庄园的管家都叫到总账房，向他们说明他的意图和愿望。他对他们说，他要立即采取措施，彻底解放农奴，在这以前不能加重他们的劳役，哺乳期妇女不该出工，农奴应得到补助，惩罚限于训诫而不能使用体罚，每个庄园都应设立医院、孤儿院和学校。有几个管家（其中有半文盲）听了心惊肉跳，以为伯爵少爷对他们经营不力和中饱私囊不满；有几个管家先是感到恐惧，后来觉得皮埃尔的特别发音和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挺好玩；第三种管家觉得能听到少爷讲话很高兴；第四种管家，包括总管在内，最聪明，他们听了讲话，懂得怎样对付东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管表示很赞赏皮埃尔的意图，但指出，除了这些改革外，庄园经济情况很糟，必须加以整顿。

皮埃尔伯爵虽拥有大量财富，但自从他继承了遗产，据说每年有五十万卢布收入以来，他总觉得远不如以前从已故伯爵那里每年获得一万卢布宽裕。他模模糊糊地知道如下的预算：所有庄园需缴付监护所[96]捐款约八万卢布；维持莫斯科郊区别墅、莫斯科市内住宅和三位公爵小姐的生活费约需三万卢布；养老金支出约一万五千卢布，资助慈善机关大约也需一万五千卢布；海伦伯爵夫人生活费十五万卢布；支付债务利息约七万卢布；近两年兴建教堂支出每年约一万卢布；其他用途约十万卢布，他不知道是怎样用去的，但每年他都得借债。除此以外，总管年年都有信来，报告火灾、歉收，提出要翻建工厂和作坊。因此，皮埃尔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处理实际事务，而这恰好是他最不擅长和最不感兴趣的。

皮埃尔同总管天天算账。他觉得他的经济情况毫无好转。他觉得，他的活动脱离实际，既抓不住问题，又于事无补。一方面，总管总是把情况说得很坏，对皮埃尔说必须偿还债务，并依靠农奴劳动来从事新的工作，而这一点皮埃尔不能同意；另一方面，皮埃尔要着手解放农奴，而总管则认为需先偿付监护所的欠款，因此不能很快实行这项计划。

总管没有说这事完全办不到，但认为要实行这项计划必须先卖掉科斯特罗马省的树林，卖掉河流下游土地和克里木的庄园。但要办理这些事，照总管说，手续非常麻烦，得取消一些禁令，申请特殊许可，等等，弄得皮埃尔手足无措，只好对他说：“好，好，就这么办吧！”

皮埃尔自己办理事务缺乏耐心，因此不喜欢办，但在总管面前不得不装出在办的样子。总管则在伯爵面前装模作样，仿佛那些事对东家极其有利，但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在基辅这个大城市里，皮埃尔遇见了一些熟人；不认识的人也纷纷赶来结交他这位回乡的富豪，本省最大的地主，向他亲切致意。皮埃尔在共济会入会时所承认的主要毛病仍很严重，一直不能克服。皮埃尔又是整天、整周、整月忙忙碌碌，出入晚会、宴会、舞会，这些活动使他像在彼得堡一样无暇反省。他没能开始他所向往的新生活，而是像原来一样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不过换了个环境罢了。

在共济会的三大宗旨中，皮埃尔承认他没能做到每个会员必须模范地过道德生活这一条；而在七项美德之中有两项完全没有做到：品行端正和视死如归。他能够聊以自慰的是，他实行另一项宗旨——改造人类，做到另外两项美德——爱人类和慷慨，特别是慷慨。

一八〇七年春，皮埃尔决定回彼得堡。在归途中，他打算巡视所有的庄园，亲自看看他的命令执行得怎样，并了解上帝托他照顾而他也力求施以恩惠的黎民百姓的处境。

总管认为伯爵少爷的企图几乎都是狂想，对自己不利，对他总管不利，对农奴也不利，但他还是作了让步。他始终认为解放农奴是办不到的，于是只在各个庄园里建造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在少爷来到时准备欢迎，不讲究排场（他知道皮埃尔不喜欢那一套），而是带着神像、面包和盐，充满宗教的感恩气氛。他知道这种方式能感动伯爵，欺骗伯爵。

南方的春天，乘上维也纳敞篷马车，又稳又快地在幽静的道路上行进，使皮埃尔感到心旷神怡。他以前没有到过那些庄园，那里的风景一处比一处优美；各地农奴都安居乐业，衷心感激赐给他们的恩典。各地农奴的隆重欢迎虽使皮埃尔有点拘束，但他心里很高兴。有一处，农奴向他献上面包和盐以及圣彼得与圣保罗的像，并要求允许他们用自己的钱在教堂里造一个侧祭坛，供奉他的保护神圣彼得和圣保罗[97]以表示对他的感激。在另一处，几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欢迎他，因为他免了她们的繁重劳役。在第三个庄园，神父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拿着十字架迎接他，由于他的恩典孩子们受到了教育，信仰了宗教。在各个庄园里，皮埃尔亲眼看到根据统一计划正在建造和已经落成的医院、学校和养老院的大楼。这些机构不久即将开办。在各处，皮埃尔听到管家报告农奴的劳役都比以前减少，还听到一些穿蓝布长袍的农奴代表向他说了些动人的感谢话。

皮埃尔不知道，人们向他献上面包和盐并在那里修建圣彼得和圣保罗侧祭坛的地方，是一个贸易村和圣彼得节集市，早就由村里的富农也就是来见他的代表修建好了，而村里十分之九的农民却一贫如洗。他不知道，根据他的命令哺乳期妇女不服劳役，但她们在自己的田地上却因此担负起更繁重的劳动。他不知道，那个手拿十字架迎接他的神父强行向农民收取苛捐杂税，强迫农民含泪送子弟去给他当学生，然后又要花很多钱才能把他们赎回来。他不知道，那些大楼都是按照图样由农民建造的，这样就增加了他们的劳役，而所谓减轻劳役只是嘴上说说罢了。他不知道，管家从账簿上指给他看，遵照他的意旨田租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劳役却增加了二分之一。因此，巡视庄园使皮埃尔非常高兴，他又恢复了离开彼得堡时的那种慈善心肠。他给他的道兄（他这样称呼会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做了那么多善事，那么省力，只花了那么少力气，”皮埃尔想，“这些事我们关心得太少了！”

他因人家对他表示感谢而高兴，但同时又感到害臊。他不禁想，他还能为这些淳朴善良的人做些什么。

总管为人既愚蠢又狡猾，深知这位聪明而天真的伯爵的性格，把他当玩具恣意玩弄。他看到他以前做的手脚在皮埃尔身上起的作用，就更坚决地向他证明，解放农奴是办不到的，更是不必要的，因为农奴们本来就过得十分幸福。

皮埃尔在心底里同意总管的意见，觉得很难想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而且一旦解放，天知道他们会怎么样，不过皮埃尔还是勉强认为，他所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总管嘴上答应尽力执行伯爵的意旨，心里明白伯爵永远不会查问，是否采取措施出卖树林和庄园、偿还监护所的欠款，大概也决不会打听，从而知道造好的房子都空关着，农奴也像别家农奴那样继续服劳役，缴纳捐税，也就是交出他们能交出的一切。

十一

皮埃尔兴高采烈地从南方旅行归来，实现了一个宿愿：访问两年未见的老朋友安德烈。

皮埃尔在最后一站上打听到，安德烈公爵不在童山而在远处的新庄园，就去那里找他。

保古察罗伏坐落在平原上，风景并不美，四周都是田野和部分伐过的云杉与白桦夹杂的树林。地主的宅院位于村庄尽头，有大路相通，前面有个池塘，塘里灌满水，塘边还没有长草，周围是一片小树林，树林中间有几棵大松树。

地主的宅院里有打谷场、下房、马厩、澡房、厢房和一座尚未完工的半圆形山墙的大邸宅。房子周围是新种的花草树木。围墙和大门都是新修的，十分坚固。棚子里放着两架消防水龙和一个漆成绿色的大水桶。房子周围的路都很直，桥也很坚固，两边还有栏杆。这里处处给人一种整齐清洁、有条不紊的印象。皮埃尔遇见几个仆人，问他们公爵住在哪里，他们指指池塘旁一座新盖的偏屋。安德烈公爵的老家人安东扶皮埃尔下了车，说公爵在家，然后领他走进清洁的前室。

皮埃尔上次在彼得堡看见安德烈生活过得十分阔绰，现在却住着这样一所整洁朴素的小房子，感到很惊讶。他匆匆走进散发着松木香味的没有粉刷过的小厅，想再往前走，可是安东踮着脚尖跑在前头，敲了敲门。

“什么事？”门里传出来不快的尖嗓子。

“有客人。”安东回答。

“请他等一下。”接着传来移动椅子的声音。皮埃尔快步走到门口，同从里面出来的安德烈撞个满怀。安德烈眉头紧皱，样子老了好多。皮埃尔拥抱安德烈，托起眼镜，吻了吻朋友的脸颊，逼近瞧着他。

“哦，真没想到，见到您太高兴了！”安德烈公爵说。皮埃尔没有吭声，他惊奇地盯着朋友的脸。安德烈公爵身上发生的变化使他吃惊。安德烈公爵的话很亲热，嘴唇和脸上也浮着微笑，但眼神却呆滞无光，虽然他也想使自己的眼神露出欢乐的光芒。使皮埃尔感到惊讶和陌生的不是朋友的消瘦、苍白和老气，而是他那呆滞的眼神和额上的皱纹。

就像一般老友久别重逢那样，他们的谈话好久不能集中在一个话题上；他们三言两语交换对一些事的看法，而这些事是需要细谈的。谈话终于渐渐集中在开头涉及的问题上：过去的生活，未来的计划，皮埃尔的旅行和事业，战争，等等。皮埃尔在安德烈公爵眼睛里察觉的凝滞和消沉的神色，如今更鲜明地表现在他听皮埃尔说话时的微笑里，尤其在皮埃尔兴致勃勃地谈到往事和未来的时候，仿佛安德烈公爵想参加而未能参加皮埃尔所谈的事。皮埃尔发觉，在安德烈公爵面前谈论快乐、理想、对幸福和善的希望是不合适的。他羞于说出自己新接受的共济会思想。这种思想通过他最近一次旅行变得格外强烈和鲜明。他竭力自制，唯恐显得幼稚，但同时又忍不住想赶快让朋友看到，他皮埃尔现在跟在彼得堡时已截然不同，大大变好了。

“我无法告诉您，我在这段时期里有多少体会。我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是啊，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很多很多变化。”安德烈公爵说。

“嗯，那么您呢？”皮埃尔问，“您有什么计划？”

“计划？”安德烈公爵带着嘲弄的神情把皮埃尔的问题重说了一遍，“我的计划吗？”他重复说，仿佛听到这个词感到惊奇，“你瞧，我在盖房子，打算明年全部搬到这儿来……”

皮埃尔默默地凝视着安德烈见老的脸。

“不，我是问……”皮埃尔刚要说话，就被安德烈公爵打断了：

“哼，我的事有什么可说的……还是讲讲……讲讲你的旅行，讲讲你在你的庄园里做了些什么吧。”

皮埃尔就讲起他在自己庄园里所做的事来，但竭力回避他的改革活动。安德烈公爵几次提示皮埃尔该说些什么，仿佛他早就知道皮埃尔要说的事，他听着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为皮埃尔所讲的事害臊。

皮埃尔同朋友在一起感到局促不安，甚至难受。他不作声了。

“不瞒你说，老朋友，”安德烈公爵说，同客人一起显然也觉得拘束和难受，“我只是临时来这里住住，我只是来看看。今天我就要回妹妹那儿去。我要把你介绍给她。你大概认识她吧，”安德烈公爵说，显然在应付一个如今跟他毫无共同之处的客人，“我们吃过饭去。现在你要不要参观一下我的庄园？”他们走了出去，一直散步到吃饭。他们好像两个泛泛之交，随便谈着政治新闻和共同的熟人。安德烈公爵只有在谈到他的新庄园和建筑时才有点生气和兴致，但当他们站在脚手架上，安德烈公爵向皮埃尔谈到未来房子的布局时，谈到一半突然停住了。“不过这没什么意思，我们吃饭去吧。”

吃饭时，话题转到皮埃尔的婚姻问题上。

“我听到这事大吃一惊。”安德烈公爵说。

皮埃尔脸红了，就像每次人家提到这事时那样。他连忙说：

“我以后会把全部经过讲给您听。但不瞒您说，这一切都结束了，永远结束了。”

“永远吗？”安德烈公爵说，“天下可没有永远的事。”

“那么您知道这事是怎样结束的吗？决斗的事听说了吗？”

“听说了，这样的事你都干了。”

“不过。我要感谢上帝，我没把那人打死。”皮埃尔说。

“那是为什么？”安德烈公爵说，“打死一条恶狗可是件好事啊。”

“不，杀人是不好的，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什么对，什么不对，人是无法判断的。人总是弄不清楚，永远弄不清楚，尤其在是非问题上。”

“凡是对别人有害的事都是错的。”皮埃尔说，高兴地发觉自从他来到这里以后，安德烈公爵第一次兴奋起来，开始想说话，说出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谁告诉过你，什么事是对别人有害的？”安德烈公爵问。

“有害？有害？”皮埃尔说，“我们全都知道，什么事对自己有害。”

“是的，我们知道，但我不能把对自己有害的事加在别人身上，”安德烈公爵越说越兴奋，显然想把自己的新观点告诉皮埃尔，他用法语说下去，“我知道人生有两大真正的不幸：悔恨和疾病。没有这两种不幸就是幸福。为自己生活，避免这两种不幸，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人生哲学。”

“那么，爱别人和自我牺牲呢？”皮埃尔说，“不，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活着光是不害人，不悔恨，那是不够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活着为了自己，结果反而毁了自己的生活。现在我才为别人而生活，至少努力为别人而生活（由于谦逊，皮埃尔纠正了自己的话）；现在我才懂得生活的全部幸福。不，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说这话也未必出于真心。”

安德烈公爵默默地瞧着皮埃尔，脸上带着几分嘲弄的微笑。

“过一会你就会看见我的妹妹玛丽雅公爵小姐了。您会同她合得来的。”安德烈公爵说，“也许对你自己来说你是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但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你以前为自己活着，你说你几乎毁了你的生活，直到你开始为别人生活，你才懂得了幸福。可我的经历正好相反。我以前为荣誉而活（什么是荣誉？荣誉就是爱别人，就是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愿意得到他们的称赞）。我以前就这样为别人而生活，结果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毁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我只为自己生活，我心里才觉得平静。”

“怎么能只为自己一人而生活呢？”皮埃尔激动地问，“那么，儿子呢，妹妹呢，父亲呢？”

“哦，他们这些人等于是我，不是别人，”安德烈公爵说，“而别人，也就是你同玛丽雅公爵小姐所说的朋友，他们是各种错误和祸害的主要渊源。所谓朋友，就是你要对他们做好事的基辅农奴。”

安德烈公爵用嘲弄和挑逗的目光瞧了瞧皮埃尔。他显然在向皮埃尔挑战。

“您在开玩笑，”皮埃尔越来越兴奋地说，“我想做点好事——虽然做得很少很差，但我想做，而且多少做了一点——这有什么错误和罪过呢？不幸的人们，我们的农奴，同我们一样是人，但他们从小到大直到死，除了知道神像和无意义的祷告之外，对上帝和真理一无所知。要是有人引导他们相信来生、报应、奖赏和归宿，那又有什么罪过呢？要是有人害病濒临死亡而得不到救援——其实在物质上援助他们是轻而易举的——我给他们医生，让他们住院，我收养老人，这又有什么错误和罪过呢？要是农夫、农妇带着孩子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活，我让他们有时间休息，这难道不是切切实实的好事吗？……”皮埃尔急促而口齿不清地说，“我做了这些事，虽然做得不好，做得不多，但多少做了一点。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您不仅不能动摇我的信心，而且我深信您内心并不真正这样想。而主要的是，”皮埃尔继续说，“我知道，确确实实知道，做好事是人生唯一的幸福。”

“哦，要是这样提出问题，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安德烈公爵说，“我盖房子，辟花园，你盖医院。做这些事都可以消磨时光。至于什么事对，什么事好，还是让那些无所不知的人去判断吧，我们可不能判断。你想争论，那就来吧。”他们离开餐桌，坐到代替阳台的门前台阶上。

“好，让我们来争论吧！”安德烈公爵说，“你说到学校，”他弯下一个手指说下去，“教育，等等，你想使他……”他指指一个摘下帽子从他们旁边走过的农夫说，“使他摆脱畜生般的状态，产生精神上的需要。可我认为畜生的幸福是他唯一可以获得的幸福，而你却要剥夺他这种幸福。我羡慕他，你却要使他变成像我这样的人，但又不给他我那样的智慧、感情和财富。再有，你说要减轻他的劳动。可我认为，体力劳动对他就像脑力劳动对我们一样重要，一样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这问题你不能不思考。晚上我两三点钟睡觉，但脑子里浮想联翩，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亮还睡不着，因为我在思考，我不能不思考，就像他不能不耕地，不能不割草那样；要不然他就会上酒店或者生病。我不能忍受他那种可怕的体力劳动，干上一星期就会死去。同样，他要是像我这样脱离体力劳动，他就会发胖，也会死去。第三……你还说过什么呀？”

安德烈公爵弯起第三个手指。

“哦，对了。医院，药品。他中风，快要死了，你给他放血，治疗，他成了残废，再挨上十年，拖累大家。让他死去，这要太平得多，省事得多。别的农夫又会生出来，他们这种人多的是。你要是舍不得失去一个劳动力（我是这样看待他的），那又当别论。可你是出于爱而去医治他的。其实他并不需要治疗。何况，说医学能治病，那简直是做梦……医学能杀人，这千真万确！”安德烈公爵愤怒地皱起眉头说，背过身去不看皮埃尔。

安德烈公爵十分清楚地说出他的想法，显然他对这问题已想过多次了。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好久没有说话似的。他的目光越来越有神，可他的结论却越来越悲观。

“哦，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皮埃尔说，“我只是不明白，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思想，怎么还能活下去。我也有过这样的心情，那是不久前在莫斯科和旅途之中。当时我灰心丧气，觉得活不下去，我恨一切，首先恨我自己。当时我不吃饭，不洗脸……那您怎么……”

“为什么不洗脸，不洗不卫生，”安德烈公爵说，“相反，应该尽量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愉快些。我活在世界上，这又不是我的错，因此我要过得好些，不妨碍任何人，过完这一生。”

“那么，您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呢？有了这样的思想就这么闲坐着。什么也不干吗？”

“生活是不会让人安宁的。我真想什么也不干，可是，一方面承蒙这里的贵族瞧得起我，选我当首席代表。这事好容易才被我推掉了。他们不了解我没有能耐，没有干那种事所必须的好心肠和傻劲儿。再说，我要把这所房子盖好，以便有个地方过上安宁的日子。还有那个民团。”

“您为什么不回军队呢？”

“打过奥斯特里茨那一仗后再回去！”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地说，“不，多谢你的美意，可我发过誓，再也不进俄国现役部队了，永远不进了。即使拿破仑打到这里斯摩棱斯克，威胁童山，我也不会进俄国军队了。嗯，这话我以前对你说过，”安德烈公爵平静下来，继续说，“再说民团。我父亲是第三军区总司令，我逃避现役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他身边。”

“那么您是在民团里服役啰？”

“是的。”他停了一会儿。

“那您为什么要服役呢？”

“是这样的。我父亲是当代非常杰出的人物。可是他老了，他天性不能算残酷，但太好活动。他惯于大权独揽，这习惯叫人望而生畏。如今皇上又授予他民团总司令的大权。两星期前，我要是晚到两小时，他就会在尤赫诺夫把书记官活活吊死，”安德烈公爵含笑说，“我之所以要服役，是因为除了我谁也无法影响父亲，我多少还能使他少干些以后会感到悔恨的事。”

“哦，原来如此！”

“是的，但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我一点也不怜惜，至今也不怜惜那个偷了民团靴子的该死的书记官；我甚至很高兴看到他被吊死，但我不能不替父亲着想，其实也就是替我自己着想。”

安德烈公爵越说越激动。他竭力向皮埃尔说明，他从来不想对别人做好事，他的眼睛发出狂热的光芒。

“还有，你想解放农奴，”安德烈公爵继续说，“这很好；但这不是为你自己（哦，我想你从来没用鞭子抽过人，也没把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去过吧），更不是为了农奴。要是你揍他们，抽他们，把他们发配到西伯利亚，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过得更糟。到了西伯利亚，他们还是过他们的畜生般的生活，他们身上的鞭痕会长好，他们又会像原来一样幸福。但那些精神崩溃、内心悔恨，克服悔恨而又随心所欲地处分人因而变得冷酷的地主老爷们，他们倒是需要解脱。喏，我就是可怜他们，我若要解放农奴也是为了他们。你也许没有看到，可我看到了，有些好人因为享有无限权力，就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残酷，他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无法自制，结果就越来越苦恼，越来越苦恼。”

安德烈公爵说这话时十分激动，皮埃尔不由得想到，安德烈这些思想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皮埃尔没有搭理他。

“你瞧，我珍惜的是什么：人类的尊严，良心的平静，心灵的纯洁，而不是他们的脊梁和脑门。他们不论怎样挨打，怎样被剃阴阳头，还是那样的脊梁，那样的脑门。”

“不，一千个不！我永远不能同意您的意见。”皮埃尔说。

十二

傍晚，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乘敞篷马车去童山。安德烈公爵瞧瞧皮埃尔，偶尔说几句话，表示他心情很好。

他指着田野，向皮埃尔讲着他的经济改革。

皮埃尔闷闷不乐，没有作声，只回答一两个字，显然陷入了沉思。

皮埃尔认为安德烈公爵是不幸的，他迷失方向，看不到真理，他皮埃尔应该帮助他，开导他，使他振作起来。但皮埃尔刚考虑他该怎样开头就预感到，安德烈公爵会用一句话，一个理由把他的道理完全驳倒。他怕开口，怕他所心爱的神圣信仰受到嘲弄。

“不，您为什么这样想？”皮埃尔忽然说，垂下头，好像一头要进攻的公牛，“您为什么这样想？您不应该这样想。”

“想？我想什么呀？”安德烈公爵惊讶地问。

“想人生，想人类的使命。您那样可不行。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得救了。您知道是什么救了我吗？是共济会。不，您别笑。共济会不是仪式繁琐的教派，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共济会是人类永恒优点的最好体现。”于是他就向安德烈公爵解释他所了解的共济会。

皮埃尔说，共济会所遵循的是不受国家和教会束缚的基督教义，是平等、友好、博爱的教义。

“只有我们神圣的会才能赋予人生以真正意义；其余一切都是一场梦，”皮埃尔说，“您要明白，我的朋友，除了我们的会之外，一切都充满欺骗和谎言。我同意您的说法，一个像您这样聪明善良的人只求不妨碍别人过完一生，此外就别无他求。但您只要接受我们的基本信仰，加入我们的会，把自己交给我们，让我们来引导您，您就会像我一样觉得自己是那条从天国开端的无形大链条中的一环。”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默默地望着前方，听着皮埃尔说话。有几次他因为马车的辘辘声听不清，就请皮埃尔再说一遍。从安德烈公爵眼神的特殊光芒和他的沉默，皮埃尔看出他的话没有白说，安德烈公爵不会打断他，也不会嘲笑他。

他们来到一条涨水的河边，得摆渡过去。等车马安顿好，他们就上了渡船。

安德烈公爵双臂凭着船栏，默默地望着在夕阳下闪烁的河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想法？”皮埃尔问，“您为什么不作声？”

“我有什么想法吗？我在听你说。这一切都很好，”安德烈公爵说，“你说：‘加入我们的会，我们会给你指出生活的目的、人类的使命和统治世界的法则。’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人。为什么你们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一人看不见你们所看到的东西？你们看见地上有善与真的王国，可是我看不见。”

皮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那么您相信来世吗？”他问。

“来世吗？”安德烈公爵反问，但皮埃尔不让他有时间回答，认为他反问就表示否定，何况他知道安德烈公爵原是个无神论者。

“您说您看不见地上有善与真的王国。我原来也看不见；要是把我们的生活看作是一切的终点，那就无法看见这个王国。在这片土地上，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皮埃尔指指田野），没有真理，只有欺骗和罪恶；但在宇宙里，在整个宇宙里，却有真理。现在我们是大地的孩子，但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是整个宇宙的孩子。我现在内心不是感觉到，我是这巨大和谐的整体的一部分吗？我不是感觉到，在芸芸众生中我只是一个环节，一个台阶吗？而上帝（也许您喜欢称作最高权力）就在其中显现。既然我看见，清楚地看见那从植物发展到人类的阶梯，那我有什么理由认为那看不见底的阶梯只到植物为止呢？我有什么理由认为，这阶梯到我这里就中断而不再向前伸展，伸向更高级的生物呢？我觉得我不会消灭，就像世界上没有东西会消灭那样。我过去存在，以后也将永远存在。我觉得除了我以外，我的头上有着神明，世界上存在着真理。”

“不错，这是赫尔德[98]的学说，”安德烈公爵说，“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不能使我信服，使我信服的是生与死。使我信服的是，看到我所爱的一个人，一个跟我同命运的人，我在这人面前感到内疚和悔恨（安德烈公爵声音哆嗦了，他转过身去），突然这人吃苦受难，不再存在了……这是为什么呀？不回答是不行的！可我相信这人是存在的……我信服的就是这一点。”安德烈公爵说。

“对啊，对啊！”皮埃尔说，“我说的不就是这一点吗！”

“不，我只是说，使我相信来世的不是理论，而是现实：你同一个人在生活中携手前进，突然那人不知去向，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却停留在深渊边上，往那里张望。我就这样张望过……”

“嗯，那又怎么样！您知道那里有什么，那里有谁吗？那里就是来世。这个谁就是上帝。”

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车马早已运到对岸，重新套好。太阳已一半落到地平线下，晚上结的冰已星星点点地出现在渡口的水洼子里，而皮埃尔和安德烈却依旧站在渡船上谈话。这使跟班、车夫和船夫感到纳闷。

“既然有上帝，有来世，也就有真理，有美德；而人类最大的幸福就是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要生活，要爱人，要信仰，”皮埃尔说，“我们不仅仅今天生活在这一小块地面上，我们过去、未来都永远生活在这整个宇宙中（他指指天空）。”安德烈公爵双臂搁在渡船栏杆上，听着皮埃尔讲话，眼睛盯着蓝色河水上夕阳的红艳艳反光。皮埃尔说到这里停住了。周围一片寂静。渡船早已靠岸，只有波浪哗哗地拍击着船底。安德烈公爵觉得波浪的拍击声像在附和皮埃尔的话：“对，这话可以相信。”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用天真、温柔而明亮的目光瞧了瞧皮埃尔兴奋得发红、但在他所尊敬的朋友面前感到畏怯的脸。

“是啊，但愿如此！”安德烈公爵说，“现在我们该上岸了。”他说着走下渡船，抬头望望皮埃尔给他指出的天空。自从奥斯特里茨战役以来，他这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战场上看到过的高邈永恒的天空。于是长期沉睡在他心里的美好感情突然苏醒了。当安德烈公爵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里时，这种感情消失了，但他知道，尽管这种感情他不会加以发扬，却已在他心里扎了根。同皮埃尔见面是安德烈公爵生活中的新纪元，从那时起他表面上虽然维持老样子，内心却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十三

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到达童山公馆时，天色已经黑了。他们走近大门口，安德烈公爵含笑叫皮埃尔注意后门口的骚动。一个背袋子的佝偻老婆子和一个穿黑衣、留长发的矮小男人，一看见门口来了辆马车，慌忙跑回门里。两个女人随着他们跑出来。四人望望马车，惊惶地从后门台阶回去。

“这是玛丽雅的神亲，”安德烈公爵说，“他们错把我们当作家父了。这是她唯一违抗父亲的一件事：父亲吩咐驱逐这些云游教徒，可她接待他们。”

“什么叫神亲？”皮埃尔问。

安德烈公爵还没有回答，就有仆人出来迎接。安德烈公爵问仆人老公爵在哪里，是不是快回家了。

原来老公爵还在城里，但随时都可能回来。

安德烈公爵把皮埃尔领到自己屋里。在父亲的房子里，这间屋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随时准备迎候安德烈公爵的到来。接着安德烈公爵去育儿室。

“我们去看看妹妹，”安德烈公爵回到皮埃尔屋里，说，“我还没见到她。她躲起来了，跟她那些神亲在一起。她这是自作自受，她会发窘的，但你可以看到她那些神亲。这挺有意思，真的。”

“什么叫神亲？”皮埃尔问。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他们一进去，玛丽雅公爵小姐果然很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在她舒适的房间里，神龛前点着油灯，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修士长袍的长鼻子长头发少年。

旁边扶手椅上坐着一个满脸皱纹的瘦老婆子，她那孩儿般的脸上现出温顺的神气。

“安德烈，你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玛丽雅公爵小姐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站在云游教徒前面，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

“见到您很高兴，很高兴。”当皮埃尔吻她手的时候，她对他说。玛丽雅公爵小姐从小就认识皮埃尔。现在，皮埃尔同安德烈的友谊，他同妻子的不幸关系，主要是他那厚道朴实的脸使玛丽雅公爵小姐对他产生了好感。玛丽雅公爵小姐用美丽明亮的眼睛望着他，仿佛在说：“我很喜欢您，但请您不要嘲笑我的神亲。”他们相互问候了一番，坐下来。

“哦，原来小伊凡也在这儿。”安德烈公爵含笑看着少年云游教徒说。

“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恳求似地说。

“你知道，这是娘们的事。”安德烈对皮埃尔说。

“安德烈，看上帝分上！”玛丽雅公爵小姐重复说。

安德烈公爵对云游教徒的嘲弄和玛丽雅公爵小姐对他们的无效庇护，显然是兄妹之间常有的事。

“不过，我的好朋友，”安德烈公爵对妹妹说，“你应当感谢我才是，因为我向皮埃尔说明了你同这个年轻人的亲密关系。”

“真的吗？”皮埃尔又好奇又认真地说（玛丽雅公爵小姐因此特别感激他），从眼镜上方打量着小伊凡的脸。小伊凡知道大家在说他，目光调皮地瞧着大家。

玛丽雅公爵小姐为她的神亲发窘是完全多余的。他们一点也不胆怯。老婆子垂下眼睛，斜睨着进来的人，把茶杯倒过来扣在茶杯碟上，又把咬剩的糖块放在杯子旁，镇静地坐在扶手椅上，希望人家再给她倒茶。小伊凡啜着杯里的茶，用一双女人般调皮的眼睛望着走进来的两个青年。

“你到过哪里，到过基铺？”安德烈公爵问老婆子。

“到过，老爷，”老婆子唠唠叨叨地回答，“就在圣诞节我有幸参与了圣礼。现在从科里亚靖来，老爷。那里显现了伟大的神恩……”

“小伊凡是不是跟你一起去的？”

“是我自个儿去的，施主，”小伊凡竭力压低嗓门说，“我在尤赫诺夫才遇见彼拉盖雅。”

彼拉盖雅打断他的话，显然想讲讲她亲眼目睹的事。

“老爷，在科里亚靖显现了伟大的神恩。”

“怎么，又发现圣骨了？”安德烈公爵问。

“行了，安德烈，”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别讲了，彼拉盖雅。”

“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姑姑，为什么不能讲？我喜欢他。他为人厚道，是上帝的宠儿，他这位施主给过我十个卢布，我记得。我在基辅的时候，疯修士基留沙对我说的……他是位真正的神亲，冬夏都光着脚走路。他说，你为什么不到该去的地方，你要到科里亚靖去，那里显现了一尊奇妙的神像，至圣的圣母显现了。我听了这话，就告别主的仆人走了……”

大家不作声，只有那老婆子鼻子吸着气，不慌不忙地说着话。

“我到了那里，老爷，他们就对我说，出现了伟大的神恩，至圣的圣母脸上淌着圣油……”

“嗯，好啦，好啦，以后再讲吧。”玛丽雅公爵小姐涨红了脸说。

“让我问问她。”皮埃尔说，“你亲眼看见的吗？”他问。

“当然，老爷，我亲眼看见的。脸上有光辉，就像天上的光一样。圣母脸上淌着油，淌着油……”

“啊，那是骗骗人的！”皮埃尔留神地听着女教徒，天真地说。

“哦，老爷，你这是什么话！”彼拉盖雅惶恐地说，转身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求援。

“他们这是骗骗人的。”皮埃尔又说了一遍。

“主耶稣基督！”女教徒画着十字说，“哦，你可别这样说，老爷。有位将军不相信，说：‘教士骗人。’他一说，眼睛就瞎了。他梦见洞窟圣母走来对他说：‘只要你信我，我就治好你的眼睛。’于是他恳求道：‘把我带到她那儿去吧。’我对你说的可是实话，我是亲眼看见的。他们就把他这个瞎子一直带到她面前；他走过去，伏在地上说：‘把我的眼睛治好吧！我愿意把沙皇赐给我的一切都献给你。’我亲眼看见的，老爷，他把一枚星章挂在圣母身上。啊，你瞧，怎么着，他的眼睛又看见了！你这样说是罪过的。上帝会惩罚你的。”她教训皮埃尔说。

“圣母怎么挂勋章啊？”皮埃尔问。

“让圣母当上将军了？”安德烈公爵含笑说。

彼拉盖雅突然脸色发白，双手一拍。

“老爷，老爷，罪过，罪过，你是有儿子的！”她说，脸色突然由苍白变成鲜红。

“老爷，你这算什么话，上帝饶恕你。”她画了个十字，“主哇，饶恕他吧。圣母娘娘，这是怎么回事？……”她转身对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她站起身，差点儿哭出来，动手收拾袋子。她显然因为有人说这样的话感到害怕和遗憾。她还感到害臊，因为享受了说这种话的人家的布施；同时她又觉得惋惜，因为不得不放弃这家人家的布施。

“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你们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得啦，彼拉盖雅，我这是开玩笑，”皮埃尔说，“公爵小姐，我确实不想得罪她，我只是这么说说罢了。你别放在心上，我只是开开玩笑。”皮埃尔说，怯生生地微笑着，想掩饰自己的过错。

彼拉盖雅将信将疑地站住，但皮埃尔脸上现出那么真诚的忏悔，安德烈公爵又那么温顺那么认真地时而瞧瞧她，时而瞧瞧皮埃尔，她也就渐渐放心了。

十四

云游女教徒放心了。她又加入谈话，讲了半天阿姆斐洛希亚神父的事，说他的生活非常圣洁，他的手散发着香气；最近她到基辅巡拜，认识的神父给了她洞窟钥匙，她就带了干粮，在洞窟里跟主的仆人待了两天。“我向一具圣骨祷告，致敬，又走到另一具圣骨前。我睡上一会儿，又走上去吻主的仆人。哦，圣母娘娘，里面那么宁静，那么幸福，真不想回到人世间来了。”

皮埃尔全神贯注地听着。安德烈公爵走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把神亲留下来喝茶，自己带皮埃尔到客厅去。

“您真善良。”玛丽雅公爵小姐对皮埃尔说。

“唉，我真不想委屈她，我很了解也很珍重她那种感情。”

玛丽雅公爵小姐默默地望望皮埃尔，温柔地微微一笑。

“不瞒您说，我早就认识您，并且像喜欢兄弟一样喜欢您。”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您觉得安德烈怎么样？”她匆匆地说，不让他有时间回答她那亲切的话，“他叫我很不放心。他的身体去年冬天好一些，但春天旧伤复发，医生说他得去治疗。我也很为他的精神生活担忧。他的性格不像我们女人，我们女人心里烦恼哭一场就好了。他把什么都闷在心里。今天他又高兴，又活泼，但这都是您的光临给他带来的：他难得这样高兴。要是您能劝他出国就好了！他需要活动，这种平静单调的生活会把他毁了的。别人没注意到，可我看到了。”

九点多钟，仆人们听见老公爵马车的铃铛声，慌忙跑到大门口。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也走到台阶上。

“这是谁？”老公爵下车看见皮埃尔，问。

“哦！幸会！你来吻我吧。”他一知道陌生的年轻人是谁就说。

老公爵情绪很好，待皮埃尔很亲切。

晚饭前，安德烈公爵回到父亲书房，正遇上老公爵同皮埃尔在热烈争论。皮埃尔认为没有战争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老公爵笑着反驳，但并不生气。

“把血管里的血放掉，灌进水去，到那时就不会有战争了。婆娘们的胡言乱语，婆娘们的胡言乱语。”老公爵说，但还是亲切地拍拍皮埃尔的肩膀，走到安德烈公爵坐着的桌旁。安德烈正在翻阅老公爵从城里带来的文件，不愿加入谈话。老公爵走到他面前谈起公事来。

“首席贵族，罗斯托夫伯爵，连半数民团都没有征集到。他来到城里，想请我吃饭，可我给了他一顿好饭……啊，你瞧瞧这个……喂，老弟！”老公爵对儿子说，同时拍拍皮埃尔的肩膀，“你这个朋友挺不错，我喜欢他！他使我打起精神来。有些人话说得漂亮，可我不想听；他尽管胡说八道，却使我老头儿打起精神来。嗯，去吧，去吧，也许吃晚饭我可以陪你们，再同你们争论。你同我那个傻丫头玛丽雅公爵小姐交个朋友吧。”他从门口对皮埃尔大声说。

皮埃尔直到现在来到童山后才体会到安德烈的友谊的魅力。这种魅力与其说表现在他同安德烈公爵的关系上，不如说反映在他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上。皮埃尔同严厉古板的老公爵和温顺胆怯的玛丽雅公爵小姐原来虽不相识，却一见如故。他们都喜欢上他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对待云游教徒的温柔态度使他感动。不仅在她瞧他的时候眼睛闪闪发亮，就连才满周岁的小尼古拉公爵（祖父给他取的名字）也向皮埃尔微笑，并且要他抱。当皮埃尔同老公爵谈话时，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和布莉恩小姐都笑眯眯地瞧着他。

老公爵出来同他们一起吃晚饭，显然是来陪皮埃尔的。在皮埃尔来童山作客的两天里，老公爵待他特别亲切，请他以后常来。

皮埃尔走后，全家人聚集在一起评论他，这种情况在一个新客人走后是常有的。大家异口同声说他的好话，这种情况却是难得的。

十五

尼古拉假满回团，第一次感到他跟杰尼索夫和全团感情深厚。

他快到团的驻地时，心情就同回到厨司街老家一样。他看见团里敞开军服的第一个骠骑兵，认出红头发的杰明基耶夫，看见枣红马的系马桩。拉夫鲁施卡看见自己的老爷，快乐地大叫“伯爵来了！”头发蓬乱的杰尼索夫从床上跳起来，跑出泥屋来拥抱他，别的军官也纷纷前来迎接。这时候，他的心情就像母亲、父亲和妹妹拥抱他时一样，快乐的泪水哽住了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团就同家一样，永远是亲切可爱的啊。

尼古拉向团长报了到，奉命回原来的骑兵连。他值过班，征过粮草，又关心起团里的琐事来。他虽失去了自由，活动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但觉得定心，有了依靠，并且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心情舒畅，无忧无虑。这里没有上流社会的混乱，他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往往作出错误的选择；这里没有宋尼雅，他用不到考虑该不该向她表明心迹。这里也不用考虑哪里该去，哪里不该去；用什么方式来消磨一天二十四小时。这里没有无数同他不冷不热的人；这里没有他同父亲之间金钱上的糊涂账；没有什么会使他想起同陶洛霍夫赌钱的惨败，在团里一切都是明确而简单的。整个世界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是保罗格勒团，另一部分是其余的世界。而其余的世界同他没有任何关系。在团里，一切都是明确的：谁是中尉，谁是大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主要是谁够得上朋友。随军商贩肯赊账，军饷一年发三次。没有什么需要考虑和选择的，只要不做保罗格勒团视为坏事的事就行。命令下来，只要正确执行，就万事大吉。

尼古拉又恢复了这种明确规定的军队生活，感到愉快和安定，好像一个疲劳的人躺下来休息。这次出征，尼古拉格外喜欢军队的生活，因为在输钱给陶洛霍夫以后（为这件事尽管家里人都安慰他，他却不能原谅自己），他决定洗心革面，好好服役，做一名出色的伙伴和军官。这事在上流社会很难办到，但在部队里却有可能做到。

尼古拉自从输钱以后，决定在五年内向父母还清这笔债。每年家里给他寄一万卢布，他决定今后只拿两千，其余八千留下来还父母的债。

俄国军队几进几退，在普尔土斯克和埃劳会战后，集结在巴滕施泰因附近。大家等候皇帝驾临，展开新的战役。

保罗格勒团属于一八〇五年出征的俄军部队，因在国内补充兵员，没有赶上最初几场战役。这个团没有参加普尔土斯克战役，也没有参加埃劳战役，只在战争后期加入作战部队，并被编入普拉托夫师。

普拉托夫师离开主力军独立作战。保罗格勒团部分人马同敌军交过火，擒获一批俘虏，有一次甚至截夺了乌金诺元帅的车马。四月里，保罗格勒团在一个被彻底摧毁的德国荒村驻扎了几星期，一直没有离开。

正好是解冻天气，道路泥泞，春寒料峭，河冰坼裂，交通阻塞。一连几天断了粮秣，士兵断粮是由于辎重车无法到达，他们分散到荒村野地去找土豆，但连土豆也不易找到。

食物吃完了，居民跑光了，留下来的比乞丐都不如，他们身上什么也没有，就连缺乏同情心的士兵也常常不忍拿他们的东西，反而把仅有的口粮送给他们。

保罗格勒团在战斗中只有两人负伤，但因饥饿和疾病倒损失了近一半人。进医院准死无疑，因此，由于食物恶劣而发热浮肿的士兵宁可值勤，在前线拖着腿走路，也不愿进医院。开春以后，士兵们从地里找到一种刚出土的植物，样子有点像芦笋，不知怎的他们叫它“玛莎甜根”（其实味道很苦），并从地里挖出来吃，尽管命令禁止吃这种有毒的植物。春天里，士兵中间流行一种新的病：手、脚和脸浮肿。医生认为原因就是吃了这种草根。不过，尽管发了禁令，杰尼索夫骑兵连的保罗格勒士兵主要还是靠玛莎甜根充饥，因为每人只发半磅干粮已有一个多星期了，而新运到的土豆又都冻坏，抽了芽。

马匹已有一个多星期靠吃屋顶上的干草过活，都瘦得不像样子，身上还披着结块的冬毛。

尽管如此困难，士兵和军官还是照老样子生活；尽管脸色苍白，面孔浮肿，军服破烂，骠骑兵还是照旧列队点名，挖掘野菜，刷马擦枪，拉下屋顶的干草喂马，坐到大锅旁边吃饭，笑谈恶劣的食物和辘辘的饥肠，最后还是饿着肚子从锅旁站起来。士兵们照旧在空闲时点起篝火，光着身子烤火，抽烟，选择抽芽的烂土豆烘烤，讲述波将金[99]和苏沃洛夫的远征，或者讲讲骗子阿廖沙和神父长工米科拉的故事。

军官照旧三三两两住在屋顶敞开的破屋里。年老的军官照旧搜集干草和土豆，搜集可供士兵充饥的东西；年轻的军官照旧打牌（尽管食物短缺，钱却很多）。有的玩投钉戏和撞柱等更幼稚的游戏。他们很少谈战争形势，一方面因为不知道确切消息，另一方面因为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大势不妙。

尼古拉仍同杰尼索夫住在一起。休假回来后，他们的友谊更深了。杰尼索夫从没谈到过罗斯托夫家的事，但尼古拉感觉到，这位老骠骑兵同娜塔莎恋爱失败反而增进了他们的友谊。杰尼索夫显然竭力保护尼古拉，使他避免危险，战斗结束后看到他平安归来，格外高兴。有一次尼古拉被派到一个荒村去找食物，发现一个波兰老人和他的怀抱婴孩的女儿。他们衣不蔽体，饥肠辘辘，走不动路，又没有交通工具。尼古拉把他们带回住处，让他们在自己屋里住了几星期，直到老人康复。尼古拉有个同事，一谈到女人就眉飞色舞，挖苦尼古拉，说他最狡猾，不把他救出的漂亮波兰女人介绍给大家。尼古拉把这种玩笑看作侮辱，脸涨得通红，对那军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杰尼索夫好不容易才阻止两人的决斗。等那军官走了，杰尼索夫也不知道尼古拉同那波兰女人的关系，责备他脾气暴躁。尼古拉就说：

“随你怎么说我……我可把她看作姐妹，这事太气人了……因为……因为……”

杰尼索夫拍拍尼古拉肩膀，眼睛不看他，像平日心情激动时那样，急急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唉，你们罗斯托夫家的人脾气真怪！”杰尼索夫说。尼古拉发现杰尼索夫眼眶里含着泪水。

十六

四月里，军队听到皇帝驾临的消息，十分兴奋。尼古拉没能参加皇帝在巴滕施泰因举行的检阅，因为保罗格勒团驻扎在前哨，离巴滕施泰因很远。

保罗格勒团在那里露营。杰尼索夫同尼古拉住在树枝和草泥顶的土窑里，那是士兵们为他们搭建的。土窑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搭建：先挖一条宽一米、深一米半、长两米的沟，沟的一头做成台阶，算是进口；沟本身就是房间，那些像连长之类有福气的人还有一块木板搁在沟的另一头算是桌子。沟两边各挖去半米多宽的土，算是床和榻。窑顶较高，中间可以站人；要是凑近桌子，人还可以坐在床上。杰尼索夫过得特别阔气，因为连里士兵都爱戴他，在窑顶正面又给他装了一块板，板上还嵌着一块粘起来的破玻璃。逢到严寒的日子，士兵们还用弯曲的铁皮把篝火里的柴火拿到台阶口（杰尼索夫把那部分土窑叫作会客室）。这样土窑里就非常暖和，到杰尼索夫和尼古拉那里作客的军官们往往只穿一件衬衫。

四月份正轮到尼古拉值勤。他熬了一个通宵，早晨七点多钟回营。他吩咐士兵取火来，换下被淋湿的内衣，作了祷告，喝了热茶，暖了身子，收拾好角落里和桌上的东西。他的脸被风吹得发热。他只穿一件衬衫，仰卧下来，双手垫在脑后，愉快地想着由于这次外出侦察很可能晋升，同时等待着杰尼索夫归来。他很想同杰尼索夫谈谈。

尼古拉突然听见窑后传来杰尼索夫激动的叫嚷，听得出他在发火。尼古拉凑近窗口看他在跟谁发脾气，接着就看见司务长托普青卡。

“我吩咐过你别让他们吃那种根，什么玛莎甜根！”杰尼索夫嚷道，“可我亲眼看见拉扎楚克从田里拖回来这种东西。”

“我吩咐过了，大人，可是他们不听。”司务长回答。

尼古拉又躺到床上，高兴地想：“让他去争吵吧，我已尽了我的本分，现在躺一会儿真舒服啊！”他听到隔墙除了司务长之外，拉夫鲁施卡也在说话。他是杰尼索夫的勤务兵，狡猾而大胆。拉夫鲁施卡说，他出去找食物，看见几车干粮和牛肉。

土窑后面又传来杰尼索夫渐渐远去的叫嚷声：“备马……二排！”

“他们这是准备到哪儿去啊！”尼古拉想。

五分钟后，杰尼索夫走进土窑，没脱靴子就爬到床上，怒气冲冲地点着烟斗，把东西往床上一扔，拿起鞭子，挂上军刀，走出土窑。尼古拉问他到哪儿去，他生气而含糊地回答说有事。

“让上帝和皇帝陛下审判我吧！”杰尼索夫一面走出去，一面说。尼古拉听见土窑后面传来几匹马踩在泥泞地上的声音。尼古拉甚至不想打听杰尼索夫到哪儿去。他在窑角里烤暖身子睡着了，直到傍晚才从土窑里出来。杰尼索夫还没有回来。傍晚天气放晴了。邻近土窑旁有两个军官和一名士官生在玩投钉戏，把萝卜掷在松软的泥地里。尼古拉加入他们的游戏。玩到一半，军官们看见有几辆大车向他们驶来，后面随着十五六个骑瘦马的骠骑兵。这些由骠骑兵押送的大车驶到系马桩旁，一群骠骑兵就把他们围住。

“啊，杰尼索夫一直在发愁呢，”尼古拉说，“瞧，粮食送来了。”

“可不是！”军官们说，“士兵们可高兴了！”

紧跟着那些骠骑兵，杰尼索夫一边同两个陪同的步兵军官谈话，一边骑马跑来。尼古拉迎了上去。

“我警告您，大尉！”一个瘦小的军官说，显然很生气。

“我说过，我不会交出去的。”杰尼索夫回答。

“您得负责，大尉，真是无法无天：拦劫自己人的辎重队！我们的人有两天没东西吃了。”

“可我的人有两个星期没东西吃了！”杰尼索夫回答。

“这是抢劫，您要负责的，老兄！”步兵军官提高嗓门说。

“您为什么找我麻烦？啊？”杰尼索夫忽然大发雷霆，“这事我负责，又不要您负责，您别在这里嚷嚷。趁人家没动手，滚开！”他对那两个军官喝道。

“好哇！”矮小的军官并不示弱，也不走开，大声说，“你们抢劫，那我给你们……”

“快给我滚，趁人家没动手。”杰尼索夫向那军官掉过马头。

“好，好！”那军官以威胁的口吻说，拨转马头，在鞍子上抖动身子跑掉了。

“骑墙狗，十足的骑墙狗！”杰尼索夫在他后面叫道——这是骑兵对骑马步兵最大的侮辱。接着他哈哈大笑，向尼古拉跑去。

“我拦了步兵的辎重，用武力拦的！”杰尼索夫说，“总不能让大家饿死吧？”

这些粮车原是指定给步兵团的，但杰尼索夫从拉夫鲁施卡那里得知这些车辆没有人护送，就带了骠骑兵把它们截下来。这样士兵们就分到大量干粮，他们甚至分了些给别的骑兵连。

第二天，团长把杰尼索夫找去，叉开手指捂着眼睛[100]对他说：“这事我是这样看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过问。但我劝你到参谋部去，找军需处把这事解决一下。要是可能，你就写一张收据，说是收到多少粮食；要不然，他们会把账记在步兵团上，这样事情就麻烦了。”

杰尼索夫从团长那里直接到参谋部去，诚心诚意想照团长的话办。傍晚，他回到土窑，他那副模样尼古拉还从没见过。杰尼索夫说不出话，不断地喘气。尼古拉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只含糊地骂娘和恐吓。

尼古拉看到杰尼索夫这种模样大惊失色，劝他脱去衣服，喝点水，同时派人去请医生。

“把我当抢劫犯审判，哼！……再给我点水……让他们审判好了，可是我得好好收拾这些坏蛋，绝不会放过他们……我要报告皇上。给我点冰。”杰尼索夫说。

随团军医走来说，必须放血。从杰尼索夫毛茸茸的手臂里放出一盘子黑血。直到那时他才能把所发生的事全讲出来。

“我到了那里，”杰尼索夫讲道，“我问：‘喂，你们的长官在哪里？’他们给我指了一下，说：‘您等一下。’我说：‘我有公事，我是从三十俄里外来的，没工夫等，快去通报。’好，那个贼头出来了，他也想教训我。他说：‘这是抢劫！’我说：‘拿粮食给弟兄们吃不是抢劫，只有拿粮食填饱自己腰包才是抢劫！’好。他说：‘你去写个收据给军需官，你的案子要上报。’我就去找军需官。我一进去，军需官坐在桌子后面……你道是谁？！哼，你真想不到！……叫我们挨饿的是谁？”杰尼索夫嚷道，用放过血的手朝桌上猛捶一拳，捶得桌子差一点倒下，桌上的杯子都跳起来，“原来是吉梁宁！我说：‘哼，原来是你要饿死我们？！’我就给了他一下又一下嘴巴，打得可准了……我说：‘哼！你这个家伙……’我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我心里真痛快，不瞒你说，”杰尼索夫叫道，又喜又怒地露出黑胡子下的白牙齿，“要不是他们把他拉开，我准会要了他的命。”

“你嚷什么呀，安静点！”尼古拉说，“瞧你又流血了，慢着，得重新包扎一下。”

他们给杰尼索夫重新包扎好，让他躺下。第二天早晨醒来，他的心情平静而愉快。

中午，团里一个副官神情严肃而愁闷地走进杰尼索夫和尼古拉合住的土窑，遗憾地给他们看团长给杰尼索夫少校的文件，要调查昨天的事。副官说，这事的后果可能很严重，因为已成立了一个军法委员会，目前对军队抢劫和违纪处理得很严，降级当兵还算是最好的结局。

据受害人报告，杰尼索夫少校在拦截货车后，喝醉了酒，自动去找军需主任，公然叫他贼，动手打他，进行威胁。他被领到外面，他又冲进办公室，殴打两名官员，并把其中一名的胳膊扭得脱臼。

杰尼索夫对尼古拉提出的新问题笑着回答说，当时好像还有一个人，但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很无聊，他根本不怕审判，要是那些坏蛋胆敢动他，他就回敬他们，叫他们一辈子忘不了。

杰尼索夫毫不在乎地谈到这件事，但尼古拉深知杰尼索夫的为人，看出他内心害怕审判（这一点他不让别人看到），并为这事担忧，因为后果显然不妙。天天都来传票要他出庭。五月一日来了命令，要他把骑兵连移交给副手，并去师部说明在军需处闹事的经过。前一天，普拉托夫带着两个哥萨克团和两个骠骑兵连去侦察敌情。杰尼索夫照例走在散兵线前面炫耀他的勇敢。法国狙击兵的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大腿。要是在别的时候，杰尼索夫轻伤也许不会下火线，但现在他就借此机会不去师部而进了医院。

十七

六月间发生弗里德兰战役，但保罗格勒团没有参加。随后宣布停战。尼克拉非常思念他的朋友杰尼索夫。杰尼索夫走后音讯全无。尼古拉担心他的案情和伤势，就利用停战机会请假到医院探望。

医院设在普鲁士一个小镇里。这个小镇曾两次遭俄军和法军蹂躏。时值夏季，田野风光明媚，小镇就显得格外凄凉：房屋和围墙倒塌，街道肮脏，居民褴褛，喝醉酒和患病的士兵到处乱闯。

医院设在一座墙垣破败、窗框和玻璃残缺不全的砖房里。几个扎绷带的士兵，脸色苍白，面孔浮肿，有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的来回踱步。

尼古拉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腐肉和医院的味道。他在楼梯上遇见一个口衔雪茄的俄国军医。医生后面跟着助医。

“我没法分身，”军医说，“晚上你到玛卡尔·阿历克赛伊维奇那里去，我也要到他那里去。”助医还问了军医什么事。

“哦，你自己做去吧！还不都是一样？”军医看见登上楼梯的尼古拉，说。

“您来干吗，阁下？”军医问，“您来干吗？是不是子弹没要您的命，您就想来弄上伤寒？老兄，这里是传染病房。”

“怎么回事？”尼古拉问。

“伤寒，老兄。不论谁进去都得送命。只有我和马凯耶夫（他指指助医）两人勉强熬过来了。我们这里已死了五六个医生了。新来的人要不了一星期就完蛋，”军医自负地说，“我们请过普鲁士医生，可是盟国的弟兄不喜欢他们。”

尼古拉对他说，他想探望住院的骠骑兵少校杰尼索夫。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老弟。您倒想想，我一个人要管三家医院，四百多个病人！幸亏有几位好心肠的普鲁士太太每月送给我们两斤咖啡和两斤棉线团，要不就完了。”军医笑了，“四百个人哪，老弟，还有新病人源源不断给我送来。有四百个，是吗？”他转身问助医。

助医脸色憔悴。他显然很不耐烦，希望多嘴的军医快点走。

“杰尼索夫少校，”尼古拉又说了一遍，“他是在莫利顿负的伤。”

“好像死了。你说呢，马凯耶夫？”军医若无其事地问助手。

不过，助医并没有证实医生的话。

“他是不是红头发，高个子？”军医问。

尼古拉把杰尼索夫的模样描写了一番。

“有的，有这样一个人，”军医似乎高兴地说，“这个人多半死了，不过让我查一下，我有名单。马凯耶夫，名单在你那里吗？”

“名单在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那里。”助医说，“您自己到军官病房去看看，到那里就知道了。”他转身对尼古拉说。

“哦，您最好还是别去，老弟，”军医说，“不然您自己也难免会被留下来的！”但尼古拉告别医生，请助医陪他去。

“说好啦，回头可别怪我。”军医在楼梯下大声说。

尼古拉跟助医来到走廊里。在这黑暗的走廊里，医院的味道那么强烈，尼古拉不得不捂着鼻子停一下，再鼓足勇气走去。右边一扇门开了，一个又瘦又黄的人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拄着拐杖，从门里走出来。他身子靠在门框上，眼睛露出光芒，羡慕地瞧着过路人。尼古拉往门里望了一眼，看见病员和伤员躺在地板上，身下铺着干草和军大衣。

“这是什么地方？”尼古拉问。

“这是士兵病房。”助医回答，“有什么办法呢！”他仿佛道歉似地添加说。

“可以进去看看吗？”尼古拉问。

“有什么可看的？”助医说。助医不让他进士兵病房，他就偏要进去看看。尼古拉在走廊里已闻惯的气味，在这里更加浓烈了。这里的臭气有点不同：更加冲鼻，使人感到臭气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病房呈长方形，阳光从大窗子里透进来，照亮屋里的病员和伤员，只见他们头顶着墙分两排躺着，中间留出一条走道。大多数伤员都已不省人事，对进来的人毫无反应。那些有知觉的都欠起身，或者抬起又瘦又黄的脸，流露出渴望帮助、责备人家和羡慕别人健康的神情，打量着尼古拉。尼古拉走到房间中央，从打开的门里望望隔壁两个房间，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他停住脚步，默默地环顾四周。他怎么也没料到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就在他前面的过道中央，光地板上躺着一个病人，从他剃的童花头上看出是个哥萨克。这个哥萨克伸开粗大的手脚仰卧着。他的脸红得发紫，眼睛翻得只剩眼白，红色的腿上和臂上的血管像绳子一般暴露出来。他用后脑勺撞了撞地板，哑声说着什么，不断重复着一个词。尼古拉用心听，听出他在说：“喝水……水……喝！”尼古拉回头看了一下，看有谁能帮这个病员躺下，并给他喝点水。

“这里谁在照顾病人？”尼古拉问助医。这时从隔壁屋里走来一个值勤的辎重兵，他走到尼古拉面前立正。

“祝大人健康！”辎重兵高声说，眼睛瞪着尼古拉，显然把他当作医院的长官。

“让他躺好，给他点水喝。”尼古拉指指哥萨克兵说。

“是，大人。”辎重兵高高兴兴地说，更加瞪大眼睛，挺直身子，但站在原地不动。

“唉，这里真是毫无办法！”尼古拉垂下眼睛想。他刚要出去，发觉右边有一道尖利的目光盯住他，他回过头去。差不多就在屋角，有个老兵坐在军大衣上，他那枯黄严厉的脸瘦得像骷髅，灰白的大胡子好久没刮，眼睛执拗地盯住尼古拉。老兵旁边的一个人指指尼古拉，对他嘀咕着什么。尼古拉明白，老兵有事求他。他走近去，才看出老兵盘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从膝盖上方截掉了。在老兵另一边，离他稍远处，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那生着个扁平鼻子的雀斑脸像白蜡一样白，眼睛已经翻白。尼古拉望了望这个兵，脊背上起了一阵寒颤。

“这个好像已……”尼古拉对助医说。

“我们已要求过了，大人，”老兵下巴颏哆嗦着说，“早晨就死了。我们也是人哪，又不是狗……”

“我这就去找人，把他搬走，把他搬走，”助医慌忙说，“我们走吗，大人？”

“走吧，走吧！”尼古拉急急地说，垂下眼睛，缩着身子，竭力不出声地从一双双含着责备与羡慕神色的眼睛前面走出房间。

十八

助医领着尼古拉穿过走廊，来到军官病房。这个病房一共三间，房门都敞开着。病房里摆着一张张床，负伤的和患病的军官，有的坐在床上，有的躺在床上，有的穿着病员服在屋里来回踱步。尼古拉在这里最先遇见一个断臂的瘦小的人，他头戴睡帽，身穿病员服，口衔烟斗，在第一间病房里踱步。尼古拉打量着他，竭力回想这人在哪儿见到过。

“没想到我们在这种地方又见面了！”瘦小的人说，“我是土申，土申，我在申格拉本让您搭过车，记得吗？您瞧，我也被锯去一截了……”他笑着说，指指衣服的空袖子，“您找杰尼索夫吗？他跟我同一个病房，”土申知道尼古拉要找谁，说，“这里，这里。”土申说着把他带到另一个病房，那里有几个人在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还能哈哈大笑，而且在这儿过下去呢？”尼古拉想，一直闻到士兵病房里腐尸的臭气，看到从两边向他射来的羡慕的目光和那个眼睛翻白的年轻士兵的脸。

杰尼索夫还用被子蒙着头睡觉，虽然已近中午十二点了。

“哦，尼古拉！你好！你好！”杰尼索夫叫道，声音同在团里时一样，但尼古拉伤心地发现，除了这种惯常的洒脱和活泼之外，从杰尼索夫的脸部表情和声音腔调里流露出一种过去没有的隐藏的恶劣情绪。

杰尼索夫伤势虽然不重，但负伤以来六个星期还没痊愈。他的脸，也像所有住院的病人那样，显得苍白而浮肿。但使尼古拉吃惊的不是这一点。使他吃惊的是杰尼索夫仿佛不愿见到他，并且对他笑得很不自然。杰尼索夫没有问到团里的情况，也没有打听总的形势。尼古拉谈到这些事，杰尼索夫根本不听。

尼古拉发现，杰尼索夫听他提到团里的情况，提到医院之外的自由生活，甚至有点不高兴。他仿佛想把以前的生活全部忘记，只关心他同军需官的官司。尼古拉一问到这事，他立刻从枕头下掏出军法委员会的公文和他答复的底稿。他一读文稿，就兴奋起来，特别要尼古拉注意他文稿中给对方的尖刻答辩。病员们发现有个新从外面来的人就把他围住，但一见杰尼索夫读文稿，就渐渐散开了。尼古拉从他们的脸色看出，这故事他们听到过不止一次，已经听厌了。只有邻床的胖枪骑兵坐在床上，皱紧眉头，抽着烟斗，还有断臂的瘦小的土申仍在听，并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读到一半，枪骑兵打断了杰尼索夫的话。

“照我看，”枪骑兵对尼古拉说，“应该直接要求皇上开恩。据说现在皇上要颁发很多奖赏，一定会开恩的……”

“要我请求皇上开恩！”杰尼索夫想仍旧理直气壮地说话，但克制不住怒气，“为什么？如果我真的是强盗，我当然会请求开恩，可我是因为揭发强盗而受审的。让他们审判我好了，我谁也不怕；我忠心耿耿报效沙皇报效祖国，我没有偷过东西！他们要把我降级……告诉你，我就这么直率地写信给他们，我就写：‘如果我盗窃公物……’”

“您写得很好，没话说的，”土申说，“但问题不在这里，杰尼索夫，”他同时对尼古拉说，“看来只好服从了，可是杰尼索夫不愿服从。军法检察官对您说过，您的事情不妙。”

“哼，不妙就不妙吧！”杰尼索夫说。

“军法检察官替您写了呈文，”土申继续说，“您得签个字，然后请这位先生带去。这位先生（他指指尼古拉）在参谋部里有熟人。这机会再好也没有了。”

“我说过，低声下气的事我不干！”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继续念他的文稿。

尼古拉不敢劝导杰尼索夫，虽然他凭本能感觉到，土申和其他军官所提的办法是最稳妥的，而他要是能帮助杰尼索夫，他将感到高兴。不过，他知道杰尼索夫的犟脾气和火爆性格。

那份措辞尖刻的文稿杰尼索夫念了一个多小时才念完，尼古拉什么也没说。他心里愁闷，同重新聚集拢来的杰尼索夫的病友一起，消磨了这天剩下的时间：他把他所知道的事都讲给他们听，同时听别人讲。整个晚上，杰尼索夫一直闷闷不乐。

尼古拉直到入夜才走，他问杰尼索夫有没有事要他办。

“嗯，你等一下！”杰尼索夫说，回头望望军官们，从枕头底下掏出文稿，走到放有墨水瓶的窗口，坐下来写。

“看来，胳膊扭不过大腿！”杰尼索夫说着离开窗口，交给尼古拉一个大信封。这是军法检察官替杰尼索夫拟的给皇上的呈文，文中没有提军需处的过错，只请求皇上开恩。

“你替我呈上去，看来……”杰尼索夫没有把话说完，只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十九

尼古拉回到团里，向团长报告了杰尼索夫一案的案情，带着杰尼索夫给皇上的呈文到蒂尔西特去。

六月十三日，法国皇帝和俄国皇帝在蒂尔西特会晤。保里斯要求他所侍候的要人让他参加驻跸蒂尔西特的侍从队。

“我想见见那个大人物。”保里斯说，指的是拿破仑。他至今仍像所有的人那样称拿破仑为波拿巴。

“您是指波拿巴吗？”将军笑眯眯地问。

保里斯探询似地瞧瞧将军，立刻看出上司是在同他开玩笑。

“公爵，我是指拿破仑皇帝。”保里斯回答。将军含笑拍拍他的肩膀。

“你前程远大啊！”将军对保里斯说，并把他带去。

两国皇帝在涅曼河见面那天，保里斯是目睹这一事件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看见饰有花体字母徽章的木筏，拿破仑从对岸法国近卫军旁边走过；看见亚历山大皇帝默默地坐在涅曼河岸上一家酒店里等待拿破仑，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看见两个皇帝各自下了小船，拿破仑先跳上木筏，快步前去迎接亚历山大，向他伸出手去，然后两国皇帝走到营帐里。保里斯自从进入最上层社会以来就养成习惯，留心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并记录下来。在蒂尔西特两国皇帝会晤的时候，他打听拿破仑随从的姓名，察看他们身上的服装，留神倾听重要人物的每一句话。当两国皇帝走进营帐的时候，他看了看表；而当亚历山大走出营帐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看表。会晤持续了一小时五十三分钟。当晚他把这事同别的事一起记录下来，认为这些事具有历史意义。由于皇帝只带少数随从，那些对宦途浮沉特别重视的人就认为在两国皇帝会晤时能留在蒂尔西特是一件大事。保里斯处身在蒂尔西特，就觉得他的地位从此完全确定下来了。人家不仅认识他，而且看惯了他。他有两次奉命直接侍候皇上，因此皇上也认识他；所有的近臣都不再把他看作新手，要是不见他在场，反而感到奇怪。

保里斯同另一名副官——波兰的齐林斯基伯爵住在一起。齐林斯基是个在巴黎受教育的波兰人，很有钱，非常喜欢法国人。在蒂尔西特逗留期间，几乎天天都有法国近卫军官和总司令部官员到齐林斯基和保里斯那里吃饭喝茶。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齐林斯基伯爵设宴招待熟识的法国朋友。赴宴的有几个贵宾：拿破仑的一名副官和几名法国近卫军官，还有一个法国名门望族出身的少年，现任拿破仑的侍童。就在那天晚上，尼古拉身穿便服，趁天黑人家认不出他，走进齐林斯基和保里斯的寓所。

尼古拉和他所属的部队都远没有像总司令部和保里斯那样，对待拿破仑和法军发生了化敌为友的急剧变化。部队对拿破仑和法军还是抱着仇恨、轻蔑和恐惧的复杂感情。前不久，尼古拉同普拉托夫师一名哥萨克军官谈话，尼古拉坚持，要是拿破仑被俘，大家可不会把他看作皇帝，而会把他当作罪犯。前不久，尼古拉在路上遇见一名负伤的法国上校，他又怒气冲冲地坚持说，一个合法的皇帝不可能同罪犯拿破仑讲和。因此，尼古拉在保里斯寓所看到法国军官仍穿着他在侧翼散兵线上看到的那种军服，不能不感到惊讶。他一看见从门里探出头来的法国军官，战争和敌对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尼古拉在门槛上站住，用俄语问保里斯是不是住在这里。保里斯听见前室有个陌生的声音，就出来迎接。他一认出是尼古拉，脸上立即现出不快的神色。

“哦，原来是你，看到你很高兴，很高兴！”保里斯还是含笑说，并向他走去。不过，尼古拉已发觉他最初的神态。

“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尼古拉说，“我本不想来，可是我有事。”他冷冷地说。

“不，我奇怪的只是你怎么能离开团……我这就来。”保里斯回答叫他的人。

“我知道，我来得不是时候。”尼古拉又说了一遍。

保里斯脸上不快的神色消失了；显然他已考虑了一下，决定该怎么办，就格外镇定地拉住尼古拉的双手，把他领到隔壁屋里。保里斯镇定地瞧着尼古拉，眼睛上仿佛有一层世故的翳，不让人看透他的真实感情。尼古拉有这样的感觉。

“啊，别说了，你会来得不是时候吗？”保里斯说。保里斯把尼古拉领到摆着晚餐的房间，替他同客人们作了介绍，并向他们说明，尼古拉不是文官，而是骠骑兵军官，又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是齐林斯基伯爵，这位是某某伯爵，这位是某某大尉。”保里斯列举客人的名字。尼古拉皱着眉头瞧着法国人，勉强点头招呼，一言不发。

齐林斯基显然不欢迎这个陌生的俄国人参加他们的集会，对尼古拉什么话也没说。保里斯似乎没注意新来的人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仍旧像接待他时那样愉快沉着，眼睛仿佛又上了一层翳，但竭力想使谈话活泼起来。一个法国军官以法国人惯有的彬彬有礼态度问固执不开口的尼古拉，他到蒂尔西特来是不是要见皇上。

“不，我有事要办。”尼古拉简短地回答。

尼古拉一发现保里斯脸上的不满神色，心里就不痛快。他也像一切心情不佳的人那样，觉得人家都用敌意的目光望着他，仿佛他妨碍了大家。他确实妨碍了大家，因为只有他一人没有参加重新展开的谈话。“他坐在这里干吗？”客人们投向他的目光仿佛都在这样问。尼古拉站起来，走到保里斯面前。

“不错，我妨碍了你们，”尼古拉对保里斯低声说，“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说完就走。”

“不，不碍事，”保里斯说，“你要是累了，那就到我的房间里去，躺一会儿休息休息。”

“行……”

他们走进保里斯睡觉的小房间。尼古拉没坐下，立刻怒气冲冲地——仿佛保里斯得罪了他——给他讲杰尼索夫的案子，问他肯不肯和能不能通过将军替杰尼索夫向皇上求情，并转递呈文。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人，尼古拉第一次感觉到，他瞧着保里斯感到难堪。保里斯架着腿，左手抚弄着右手的细长手指，听着尼古拉，就像将军听下属报告那样，时而往旁边望望，时而透过一层无形的眼翳对直望望尼古拉的眼睛。遇到这种情况，尼古拉觉得尴尬，就垂下眼睛。

“这一类事情我听说过，我知道皇上对这类事是很严厉的。我想最好还是不要惊动皇上。我看，最好还是直接向军长求情……总之，我想……”

“要是你不肯，那就直说吧！”尼古拉几乎嚷起来，没看保里斯的眼睛。

保里斯微微一笑，说：

“正好相反，我一定尽力而为，只是我想……”

这时，门外传来齐林斯基呼唤保里斯的声音。

“嗯，去吧，去吧！”尼古拉说，谢绝了晚餐，独自留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同时听着隔壁屋里愉快的法语交谈声。

二十

尼古拉来到蒂尔西特那天，正好是最不利于替杰尼索夫求情的日子。尼古拉自己不能去找值班将军，因为他身穿便服，而且没有获得上级许可擅自来到蒂尔西特；保里斯呢，即使愿意帮忙，也不能在尼古拉到达的第二天就去办这事。六月二十七日那天，签订了和约的序言。两国皇帝交换勋章：亚历山大接受法国荣誉团勋章，拿破仑接受一级安德烈勋章。当天法国近卫军营设宴招待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两国皇帝都将出席宴会。

尼古拉对保里斯很反感，因此，保里斯晚餐后来探望他，他就假装睡着，第二天一早又竭力回避他，独自外出。尼古拉身穿燕尾服，头戴圆礼帽，在市里闲逛，观察法国人和他们的军服，观察街道和两国皇帝的行宫。在广场上，他看见一张张摆好的餐桌，在街上看到悬有俄国国旗和法国国旗的横幅，以及巨大的花体字母A和N[101]。窗户上也有国旗和花体字母。

“保里斯不肯帮我忙，我也不愿求他。这事就这么算了，”尼古拉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全完了，但我不尽力为杰尼索夫奔走，主要是不把呈文送交皇上，我就不离开这里。送交皇上！他就在这里！”尼古拉想，不觉又走近亚历山大的行宫。

行宫前停着几匹马，随从们聚集在一起，显然是准备护送皇上的。“随时都有可能见到他，”尼古拉想，“但愿我能把呈文直接交给他，并向他报告一切……难道他们真会因我穿便服而拘捕我吗？不会的！他一定会明辨是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有谁能比他更公正更仁慈呢？就算他们因为我待在这里而拘捕我，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尼古拉想，看见一个军官走进行宫。“不是有人进去吗。唉！全是胡思乱想！我要进去，亲自把呈文交给皇上。这对保里斯没有好处，是他把我逼上这一步的。”突然，尼古拉带着自己也没料到的决心，摸了摸口袋里的信，一直向行宫走去。

“不，这次可不能像奥斯特里茨会战后那样错过机会了。”尼古拉想。他随时都希望见到皇上，一想到这事就热血沸腾。“我会匍匐在他脚下，向他求情。他会把我扶起来，听我的话，还会感谢我。”尼古拉幻想皇帝会对他说：“行善固然幸福，而伸冤则是最大的幸福。”尼古拉经过许多好奇地打量着他的人，走上行宫台阶。

台阶上有宽大的楼梯直通楼上，右首有一扇门关着。楼梯下有一道门通到底层。

“您找谁？”有人问他。

“有封信呈交皇上，有个请求。”尼古拉颤声说。

“把状子交给值日官，到这儿来（有人给他指指底下的门）。但他们不会接受的。”

听到这冷淡的语气，尼古拉为自己的行为担忧。一想到随时都可能见到皇上，他有点飘飘然，同时又觉得可怕，他简直想逃走。可是行宫的一名随从看到他，给他打开值班室的门，他只好走进去。

一个三十来岁的矮胖子，身穿崭新的麻纱衬衫、白长裤，脚登骑兵长靴，站在房间中央；一个侍仆正在背后替他扣崭新的漂亮绸背带。这副背带不知怎的特别引起尼古拉的注意。这人正同邻室一个人谈话。

“她身材苗条，白嫩可爱。”这人说。他一见尼古拉就停止说话，皱起眉头。

“您有什么事？告御状吗？……”

“什么事啊？”隔壁屋里有人问。

“又是一个告御状的。”系背带的人回答。

“叫他以后来。马上就要出发了。”

“以后来，以后来，明天来，今天太晚了……”

尼古拉转身要走，但系背带的人把他拦住。

“谁派您来的？您是谁？”

“从杰尼索夫少校那儿来。”尼古拉回答。

“您是谁？是军官吗？”

“中尉，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

“好大胆！得逐级上报。您走吧，走吧……”他说着穿上侍仆递给他的军服。

尼古拉又来到门廊里，看见台阶上聚集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将军，他得从他们面前走过。

尼古拉咒骂自己的鲁莽，一想到随时可能遇见皇上，并当着皇上的面受辱和被捕，不禁心惊胆战。他明白自己行为莽撞，非常悔恨，就垂下眼睛，穿过服饰华丽的随从队伍，走出房子。这时，忽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他的名字，同时有一只手把他拦住。

“老弟，您穿着便衣在这里干什么？”一个低沉的声音问他。

原来是位骑兵将军。他当过师长，尼古拉在他手下服务过，在这次战役中特别受到皇帝的宠信。

尼古拉惶恐地为自己辩解，但一看到将军和蔼而风趣的面容，就走到他身旁，激动地讲了全部案情，请将军为杰尼索夫说情。将军听了尼古拉的话，严肃地摇摇头。

“可怜，那位好汉真是可怜；把呈文给我吧……”

尼古拉刚讲完杰尼索夫的案情，把呈文交给他，楼梯上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马刺的叮当声。将军慌忙撇下他向台阶口走去。御侍们都跑下楼来，向各自的马匹走去。到过奥斯特里茨的马夫埃尼牵来皇帝的坐骑，接着楼梯上就响起轻快的脚步声。尼古拉立刻听出这是谁的脚步声。尼古拉顾不得被认出的危险，同好奇的居民一起走到台阶口。于是在事隔两年之后，他又看见了他所崇敬的御容，那熟识的脸、熟识的目光、熟识的步伐，那庄严和仁慈的化身……于是对皇上崇拜和热爱之情又在尼古拉心里复活了。皇帝身穿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军服和白色驼鹿皮裤，脚登骑兵高筒靴，佩着尼古拉不认识的星章（这是法国荣誉团勋章），臂下夹着帽子，一面戴手套，一面走上台阶。皇帝站住了，环顾四周，目光照亮了周围一切。皇帝对将军们说了几句话。皇帝也认出了尼古拉原来的师长，对他微微一笑，把他叫到跟前。

全体御侍让开一条路。尼古拉看到这位将军对皇上说了好一阵。

皇帝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向马走近一步。一群侍从和尼古拉周围的人群又向皇帝靠拢。皇帝站在马旁，一手抓住鞍子，向骑兵将军大声说话，显然是想让大家都听见。

“我不能那样做，将军，因为法律比我强。”皇帝说，一只脚插进马镫。将军恭恭敬敬地鞠躬，皇帝上了马沿着大街跑去。尼古拉兴奋得忘乎所以，同人群一起跟在皇帝后面奔跑。

二十一

皇帝骑马来到广场。广场上，右边是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左边是戴熊皮帽的法国近卫军营，两营人面对面站在那里。

皇帝跑近两个营的一翼，两营士兵都向他举枪致敬。这时，另一群骑马的人向另一翼跑去。尼古拉认出，为首的是拿破仑。这不可能是别人。拿破仑头戴一顶小帽，肩上挂着安德烈勋章绶带，身穿蓝军服，露出里面的白背心，骑一匹披深红饰金鞍褥的纯种灰色阿拉伯马，奔驰而来。他驰到亚历山大面前，举起帽子。这时，尼古拉凭他骑兵的眼睛看出，拿破仑在马上坐得不稳，姿势也不好看。两个营同时喊着：“乌拉！”和“皇帝万岁！”拿破仑对亚历山大说了一句什么。两位皇帝都跳下马，挽起手来。拿破仑脸上现出令人不快的做作微笑。亚历山大亲切地对他说着什么。

尼古拉不管隔开人群的法国宪兵的嘚嘚马蹄声，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的一举一动。使他意外吃惊的是，亚历山大平等对待拿破仑，而拿破仑也毫不拘束，仿佛同俄国皇帝接近是十分自然的事，他已惯于平等地对待他。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带着一大群随从走近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右翼，径直向站在那里的人群走去。人群突然那么接近两国皇帝，尼古拉站在人群前排感到特别害怕，唯恐被皇帝认出来。

“陛下，请您允许我把荣誉团勋章授给贵军最勇敢的士兵。”有人声音尖锐、一字一顿地说。

这话是个儿矮小的拿破仑仰视着亚历山大的眼睛说的。亚历山大留神听着他的话，点点头愉快地微微一笑。

“授给那个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最勇敢的人。”拿破仑补充说，每个音节都说得很清楚。他泰然自若地望着面前举枪致敬、眼睛却看着自己皇帝的一排排俄国兵。他的这种神态使尼古拉感到愤慨。

“陛下，请允许我问问上校的意见。”亚历山大说，然后向营长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快步走了几步。拿破仑乘机脱下白净小手上的手套，把它撕破扔在地上。一个副官慌忙从后面跑过来，捡起手套。

“给谁啊？”亚历山大皇帝用俄语低声问科兹洛夫斯基。

“您命令吧，陛下。”

皇帝不满意地皱起眉头，环顾了一下，说：

“可我们得答复他呀。”

科兹洛夫斯基断然扫了一下士兵的行列，连尼古拉也没有漏掉。

“不会是我吧？”尼古拉想。

“拉扎列夫！”上校皱起眉头发出命令；第一排的排头兵雄赳赳地走到前面。

“往哪儿走？站住！”几个声音对拉扎烈夫低声说，拉扎列夫不知该上哪儿去。他站住了，惶恐地斜睨着上校。他像一般被叫到队伍前的士兵那样，脸颊哆嗦了一下。

拿破仑略一回头，往后伸出他那肥胖的小手，仿佛要拿什么东西。拿破仑的随从立刻猜到他要什么，着忙起来，相互低语，传递着一件东西。尼古拉昨天在保里斯处看到过的侍童跑到前面，恭恭敬敬地凑近那只伸出的手，一秒钟也不让它等待，立刻把一个系着红绶带的勋章放在这只手里。拿破仑看也不看，就用两个手指夹住勋章，走到拉扎列夫跟前。拉扎列夫却一个劲儿地盯住自己的皇帝。拿破仑回顾了一下亚历山大皇帝，表示他现在这样做只是为了他的盟友，那只拿勋章的白净小手触到了士兵拉扎列夫的纽扣。拿破仑似乎知道，只要他拿破仑的手碰到这个兵的胸膛，这个兵就会幸福，得奖，并且地位高于任何人。拿破仑只把十字勋章往拉扎列夫的胸口一按，就放下手，转身对亚历山大说话，仿佛他知道勋章会粘在拉扎列夫的胸口。勋章果然粘住了，因为几双殷勤的俄国和法国的手立刻接过勋章，把它挂在拉扎列夫的军服上。拉扎列夫阴郁地瞧了瞧生有一双白手、对他做着什么事的矮小的人，仍旧一动不动地举枪敬礼，又对直望了望亚历山大的眼睛，仿佛在问皇帝：现在他应该继续站着还是走开，或者做别的事？但他没有接到命令，只得这样一直站着不动。

两位皇帝骑上马走了。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队列解散了，同法国近卫军混坐在为他们预备的餐桌旁。

拉扎列夫坐在荣誉席上；俄国军官和法国军官拥抱他，同他握手，向他祝贺。军官和民众成群地走过来，只是为了看看拉扎列夫。餐桌周围的广场上充满俄语和法语的说话声和哄笑声。有两个军官脸涨得通红，喜气洋洋地从他旁边走过。

“老兄，酒席真不错，都是银餐具，”一个军官说，“看见拉扎列夫了吗？”

“看见了。”

“据说，明天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要还请他们。”

“啊，拉扎列夫真走运！终身年金有一千两百法郎呢。”

“瞧，弟兄们，这样的帽子！”一个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士兵一边戴着毛茸茸的法国帽，一边叫道。

“真不错，太美了！”

“你听到口令了吗？”近卫军军官问另一个军官说，“前天是拿破仑，法兰西，勇敢；昨天是亚历山大，俄罗斯，伟大。今天我们皇上发口令，明天拿破仑发口令。明天我们皇上要授予法国最勇敢的近卫军圣乔治勋章。非送不可！礼尚往来嘛。”

保里斯和他的朋友齐林斯基也来观看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宴会。保里斯回家，发现尼古拉站在房子拐角的地方。

“尼古拉！你好！我没见到你。”保里斯说，看见尼古拉脸色闷闷不乐，忍不住问他出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尼古拉回答。

“你来吗？”

“来的。”

尼古拉在屋角站了好一阵，远远地望着宴会上的人们。他苦苦思索，却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心里起了强烈的疑问。他忽而想起了杰尼索夫，想起他那变形的模样和听天由命的神态，想起住满断胳膊断腿的伤员、到处是垃圾和病人的医院。他清楚地感到，他现在也闻到医院里的尸臭，他环顾了一下，想弄明白臭气是从哪里来的。他忽而想起踌躇满志的拿破仑和他那只白净的小手。如今拿破仑当上皇帝了，亚历山大皇帝也喜欢他，尊敬他。那么，那些丢胳膊缺腿的人和牺牲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忽而想起了荣获勋章的拉扎列夫和受罪而又得不到宽恕的杰尼索夫。他发现自己有这样古怪的想法，不禁感到害怕。

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宴会的香味和他的饥饿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觉得动身以前得先吃点东西。他走到早晨看见的那家饭店。他在饭店里遇到好多人，好多像他一样穿便服的军官，因此他好容易才吃到饭。跟他同一师的两个军官同他坐在一起。他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和约。这两个军官也像大部分军人那样，对弗里德兰战役后缔结的和约不满。大家说，若能再坚持一下，拿破仑就会完蛋，因为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尼古拉默默地吃着东西，拼命喝酒。他一人喝了两瓶酒。他内心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使他十分苦恼。他怕陷入这些思绪中不能自拔。有一个军官说，看见法国人心里就不痛快。尼古拉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莫名其妙地叫嚷起来，使军官们大吃一惊。

“你们怎么能说三道四！”他突然涨红了脸，嚷道，“你们怎么能批评皇上的行为？我们有什么权利批评？！皇上的目的和行为我们是无法了解的！”

“我又没有说皇上什么话！”一位军官辩解说，他认为尼古拉一定醉了，否则就无法理解他发火的原因。

但尼古拉没有听他。

“我们又不是外交官，我们只不过是士兵，”尼古拉继续说，“要是命令我们去死，我们就去死。要是我们受惩罚，那就是说罪有应得，我们可无权批评皇上。皇上承认拿破仑是皇帝，跟他订立同盟，就是说应该如此。要是我们对什么事都说三道四，那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这样我们就会说，上帝不存在，什么也不存在了。”尼古拉拍拍桌子，大声叫嚷，听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但那是符合他的思路的。

“我们的事就是尽责任，就是动刀不动脑子！”尼古拉叫道。

“还有喝酒。”一个军官不愿同他争论，说。

“对，还有喝酒！”尼古拉附和说，“喂，再来一瓶！”他又叫了一声。

第三部

一

一八〇八年，亚历山大皇帝去埃尔富特再次会晤拿破仑皇帝。关于这次隆重会晤的盛况，彼得堡上流社会谈得很多。

一八〇九年，世界两巨头（人们这样称呼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以致拿破仑今年向奥地利一宣战，俄军立刻越过国境，配合原来的敌人拿破仑去攻打原来的盟友奥国皇帝。此外，在最上层的圈子里正在谈论，拿破仑可能同亚历山大的一位姐妹联姻。除了外交问题，俄国社会特别关注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全面的内政改革。

不过，一般人所关心的只是健康、疾病、劳动、休息、思想、学术、诗歌、音乐、爱情、友谊、仇恨和欲望。他们依旧过着这样的生活，即不关心政治上对拿破仑亲近还是敌对，也不留意任何改革。

安德烈公爵在乡下蛰居了两年。皮埃尔在自己庄园里不断兴办事业，一项又一项，但都毫无结果。而这些事业，安德烈公爵却轻而易举地一一实现了，而且没向人张扬。

安德烈公爵具有皮埃尔所缺乏的毅力。他凭着这种毅力，毫不费劲地推动了事业的发展。

在他的一个庄园里，有三百名农奴转成自由农民（这是俄国解放农奴的一个先例）；在其他几个庄园，代役租代替了劳役制。在保古察罗伏，他出钱请了一个经过训练的产婆给产妇接生，又出钱请了一位神父教农奴和家奴的子弟读书识字。

安德烈公爵有一半时间陪父亲和幼小的儿子在童山度过；另一半时间则花在“保古察罗伏修道院”里——父亲这样称呼他的村子。尽管安德烈公爵向皮埃尔表示，他对外界的事不感兴趣，其实却密切注视着时局。他经常收到许多图书，而且，从彼得堡政治生活中心来看望他和他父亲的人对国内外时事的了解都远不如他这个蛰居乡间的人。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感到惊奇。

除了经营庄园和阅读各种书籍，安德烈公爵近来正在分析我军两次战役失利的原因，并草拟修改我军军事条令的意见。

一八〇九年春，安德烈公爵去视察梁赞庄园。这个庄园将归他儿子继承，而他是儿子的法定监护人。

他坐在敞篷马车上，被春天的阳光晒得暖洋洋，放眼欣赏着田野上的嫩草、桦树的新叶和飘浮在蓝天中的朵朵初春的白云。他什么也不想，只是快乐地茫然眺望着两旁的自然美景。

他们经过去年同皮埃尔谈话的那个渡口。马车经过肮脏的乡村、打谷场、田野、积着残雪的桥堍、泥土被冲掉的上坡路、一道道留茬地和一丛丛嫩绿灌木，然后进入中间有道路穿过的桦树林。树林里没有风，简直有点热了。桦树周身长出光泽的嫩叶，一动不动；新生的小草和紫色的野花顶开去年的落叶，从地里钻出来。桦树中间杂生着一棵棵小杉树，常绿的针叶使人想起了不愉快的严冬。马一进树林就打响鼻，周身冒汗。

跟班彼得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彼得显然还不满足于车夫的同意，又从驭座上转身对老爷说话。

“老爷，多么爽快啊！”彼得恭敬地笑着说。

“什么？”

“爽快，老爷。”

“他在说什么呀？”安德烈公爵想。“大概是在说春天吧，”他向两边望望，想，“是啊，树木都发青了……真快！桦树啦，稠李啦，赤杨啦，都发青了……但栎树还没有看到。哦，那边有一棵栎树。”

路边屹立着一棵栎树。这棵栎树大概比林子里的桦树老十倍，树干粗十倍，树身高一倍。这是一棵巨大的栎树，粗可合抱，长有折断已久的老枝，盖着疤痕累累的树皮。它像一个苍老、愤怒和高傲的怪物，伸出不对称的难看手臂和手指，兀立在笑脸迎人的桦树中间。只有它不受春意的蛊惑，不欢迎春天，不想见阳光。

“春天哪，爱情啦，幸福啦！”老栎树仿佛在这样说，“这种年复一年的无聊骗局，难道你们还不腻味吗？老是这样的骗局，这样的骗局！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太阳，也没有幸福。你们瞧，那些受挤的杉树老是这样死气沉沉。再瞧瞧，我伸出残缺不全的手指，背上一根，腰间一根，到处乱伸。我生下来就一直这样站着。我不相信你们的希望，也不相信你们的骗局。”

安德烈公爵穿过树林，几次回顾这棵老栎树，仿佛希望从它身上看到什么。栎树下长出了野花和青草，可它始终木然屹立在它们中间，阴沉、丑陋而顽固。

“是的，这棵栎树是对的，永远是对的，”安德烈公爵想，“让年轻人去受骗上当吧，我们可懂得生活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完了！”

这棵栎树在安德烈心中勾起一连串消极、悲怆而又愉快的思想。在整个旅途中，他仿佛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一生，并又得出安于现状的消极结论，觉得他没有必要再开创什么，只要不作恶，不忧虑，摆脱欲望，享尽天年就行了。

二

安德烈公爵为梁赞庄园托管事要去见县首席贵族。现任县首席贵族是罗斯托夫伯爵。五月中旬，安德烈公爵去访问他。

已是暮春时节。树林已披上绿装；路上尘土飞扬，天气很热，经过水塘时真想下去洗个澡。

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一心考虑着他该向首席贵族问些什么。这时，马车驶进奥特拉德诺罗斯托夫家花园的林阴路。他听见右边树丛里有姑娘们快乐的叫声，接着看见一群姑娘从他的马车前面跑过。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姑娘。她长得很苗条，苗条得出奇，身穿一件黄色印花布连衣裙，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头巾下露出一绺绺梳理过的头发。这姑娘向马车跑来，嘴里叫着什么，但一认出是个陌生人，就眼睛也不抬，笑着跑回去了。

安德烈公爵不知怎的突然感到不痛快。天气那么美好，太阳那么灿烂，周围一片欢乐，可是这个苗条好看的姑娘却不知道，也不愿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而只满足于自己愚蠢而又快乐的生活。“她为什么这样快乐？她在想些什么？她不会想到军事条令，也不会考虑梁赞代役制问题。那么她在想些什么呢？她为什么这样快乐？”安德烈公爵不禁好奇地问着自己。

一八〇九年，罗斯托夫伯爵在奥特拉德诺庄园里过着同以前一样的生活，也就是说，用狩猎、看戏、宴会和音乐来款待全省的贵族。他欢迎安德烈公爵，就像欢迎一切新来的客人那样，并且硬要留他过夜。

罗斯托夫伯爵家里因命名日将临而住满了客人。老一辈男女主人和一批贵宾殷勤地招待安德烈公爵。在这无聊的日子，安德烈几次窥察小辈中莫名其妙地欢笑的娜塔莎，不断问自己：“她在想些什么？她为什么这样快乐？”

晚上，安德烈公爵只身留在陌生地方，久久不能入睡。他看书，然后熄掉蜡烛，接着又把它点着。屋子里关上百叶窗，很热。他埋怨那个傻老头（他这样称罗斯托夫伯爵），因为他借口必要的文件还没有从城里送来，硬留他过夜。他也怨自己留了下来。

安德烈公爵爬起来，走到窗前开窗。他一打开百叶窗，月光仿佛早就守候在窗外，一下子倾泻进来。他打开窗户。夜清凉、宁静而明亮。窗外是一排梢头剪过的树，一侧黑黯，另一侧则银光闪闪。树下长着潮湿、多汁而茂密的灌木，有些枝叶是银色的。在黑糊糊的树木后面有一个露珠闪亮的屋顶，右边是一棵枝叶扶疏、树干发白的大树，树的上方，在清澈无星的春天的天空中挂着一轮近乎团的月亮。安德烈公爵双臂支着窗台，眼睛凝望着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房间在当中一层。楼上房间里也住着人，房间里的人也没有睡觉。他听见楼上有女人的说话声。

“再唱一次吧！”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安德烈公爵立刻听出是谁的声音。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睡啊？”另一个声音说。

“我不要睡，我睡不着，叫我有什么办法！那么，最后一次……”

两个女声唱了一段歌曲的结尾。

“哦，多美啊！好，现在该睡觉了，结束了。”

“你睡吧，我可睡不着！”第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窗口回答。她的身子显然已从窗口探出来，因为听得见她衣服的窸窣声，连她的呼吸声都能听见。万籁俱寂，一切都凝然不动，就像月亮、月光和阴影那样。安德烈公爵一动不动，唯恐让人发觉他无意中听到她们的谈话和歌唱。

“宋尼雅！宋尼雅！”又听见第一个女人的声音，“哦，怎么能睡觉呢！你瞧，多美啊！真是太美啦！你醒醒吧，宋尼雅！”她似乎是含着泪说的，“这样美好的夜晚还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宋尼雅勉强回答了一声。

“啊，你瞧瞧，多好的月亮！……哦，多美啊！你过来。好姐姐，你过来。喂，你看见了吗？就这样蹲下来，抱住你的膝盖，使劲抱住，紧紧地抱住，这样，你就会飞上天去了。就是这样！”

“小心别跌出去！”

安德烈公爵听见两人的挣扎声和宋尼雅不高兴的声音：

“已经过一点了。”

“哼，你在这里只会碍我的事。好，你走吧，走吧。”

一切又归于沉寂，但安德烈公爵知道她还坐在那里。他时而听见她轻微活动的声音，时而听见叹息声。

“啊，我的天！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她忽然惊叫道，“睡就睡吧！”她说着关上了窗户。

“她根本不在意有我这样一个人！”安德烈公爵倾听她说话时想，不知怎的又希望她提到他，又怕她提到他，“又是她！她像天公故意这样安排！”安德烈公爵想。他的心灵里突然涌起一股同他整个生活不相称的杂乱的青春的思想和希望，他觉得自己的心情说不清，很快就入睡了。

三

第二天早晨，安德烈公爵不等太太小姐们出来，只同老伯爵一人告别，就回家了。

安德烈公爵回家已是六月初。他又来到那座桦树林，那里有一棵使他惊异难忘的疤痕累累的老栎树。马车的铃铛声在树林里响得比一个月前更凝重；树林变得更茂密多阴；散布在树林里的小枞树没有破坏总体的美，协调地吐出毛茸茸的嫩绿针叶。

天气从早到晚一直很热，一场雷雨正在酝酿，但空中只有一小块乌云往路上的尘土和嫩叶上撒下零星的雨点。树林左边被阴影遮住，显得很暗；树林右边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被风吹得轻轻摆动。万物欣欣向荣，夜莺的鸣啭此起彼落，时近时远。

“对了，就在这里，在这座树林里，有一棵栎树我觉得挺有意思，可它在哪里呀？”安德烈公爵望着道路左边的一棵树想，没有认出他看到的就是他在寻找的那棵栎树。老栎树完全变了样，展开苍绿多汁的华盖，在夕阳下轻轻摇曳。如今生着节瘤的手指，身上的疤痕，老年的悲哀和疑虑，一切都不见了。从粗糙的百年老树皮里，没有长出枝条，却长出许多鲜嫩的新叶，使人无法相信这样的老树又会披满绿叶。“对了，就是这棵栎树。”安德烈公爵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春天的喜悦和万象更新的感觉。他一生中所有难忘的时刻顿时浮上脑海。又是奥斯特里茨战场上高邈的天空，又是妻子死后哀怨的脸色，又是渡船上的皮埃尔，又是陶醉在夜色中的姑娘，又是美好的夜晚，又是一轮明月，这一切都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对，生命不能在三十一岁上结束，”安德烈公爵突然斩钉截铁地说，“我心里有什么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不够的，应该让人人都知道：应该让皮埃尔知道，让那个想飞上天去的姑娘知道，要让人人都了解我，我活着不能只为我自己，也不能让大家都像那个姑娘似的不关心我的存在，我的生命要在大家身上反映出来，要使大家都同我一起生活！”

安德烈公爵旅行归来，决定秋天去彼得堡，并且为这个决定想出种种理由。他有一系列充足理由说明他必须去彼得堡，甚至必须去从军。他现在简直不明白，他怎么会一度怀疑，人应该积极地生活，正像一个月前他不明白，他怎么会想到要离开乡村。他明白，要是他不把生活经验用于实际工作中，不积极参与生活，那么，他的经验就毫无用处。根据原来站不住脚的理论，他的生活上得到教训后，相信他还能有益于人，还能获得幸福和爱情，那是自欺欺人。现在理智告诉他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经过这次旅行，安德烈公爵对乡间生活开始感到无聊，对原来的家务不再感兴趣。他常常独自坐在书房里，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久久端详着自己的脸。然后他转过身来，望着丽莎的遗像。丽莎梳着希腊式发髻，从金边镜框里亲切而快乐地瞧着他。她不再向丈夫诉说那些可怕的话，她只是快乐而好奇地瞧着他。安德烈公爵反背双手，在屋子里好久地来回踱步，忽而皱眉，忽而微笑，思索着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像犯罪一般的秘密念头。那些念头关系到皮埃尔、荣誉、窗口的姑娘、老栎树、女性的美和爱情，并且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在这种时候，要是有谁走进他的屋子，他就会变得特别严厉、淡漠、生硬，冷静得叫人受不了。

“亲爱的朋友，”玛丽雅公爵小姐有时走进来说，“今天小尼古拉不能出去散步，天气太冷了。”

“要是暖和的话，”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公爵会特别冷冰冰地对妹妹说，“他只要穿一件衬衫就可以出去了，正因为天冷，才要穿上暖和的衣服，衣服就是为了御寒而发明的。天冷应该多穿衣服，可不能把需要新鲜空气的孩子关在屋里。”他逻辑严谨地说，仿佛因自己不合情理的内心骚动而惩罚别人。在这种时候，玛丽雅公爵小姐就会想，脑力劳动使男人都变得生硬乏味了。

四

一八〇九年八月，安德烈公爵来到彼得堡。这正是年轻的斯佩兰斯基[102]的荣誉达到顶峰，他正在起劲地搞改革活动的时候。就在这年八月，皇帝从马车上跌下来，伤了腿，在彼得高夫待了三个星期，每天只接见斯佩兰斯基一人。当时，斯佩兰斯基正协助皇上拟订两项轰动社会的法令：废除宫内官阶和通过考试录用八等文官和五等文官，同时制订全部国家宪法，以改变现存的从枢密院直到乡政府的俄国司法、行政和财政制度。亚历山大皇帝登位时所抱的自由主义幻想，现在在查多利日斯基、诺伏西尔采夫、柯楚别依和斯特罗冈诺夫等人辅佐下终于实现了。亚历山大戏称他们是社会拯救委员会。

现在，斯佩兰斯基在内政上，阿拉克切耶夫在军事上取代了所有的人。安德烈公爵到彼得堡不久就以宫廷高级侍从身份出入宫廷，参加朝觐。皇上见到他两次，却没有赐给他一句话。安德烈公爵过去一向认为皇帝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相貌和为人。看到皇上投向他的冷淡疏远的目光，安德烈公爵加强了这种想法。朝臣们向安德烈公爵解释，皇上对他疏远，是因为他从一八〇五年起就没有再服役。

“我也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爱憎，”安德烈公爵想，“因此我那有关军事条令的意见根本不用呈交皇上，不过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向父亲的朋友，上了年纪的元帅提到他的意见书。老元帅约了时间，亲切地接见他，并答应呈报皇上。几天以后，安德烈公爵接到通知，要他去见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那天早晨九点钟，安德烈公爵如约来到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

安德烈公爵不认识阿拉克切耶夫，也从未见过他，不过，根据有关这人的传闻，安德烈公爵对他不抱敬意。

“他是陆军大臣，是皇帝的亲信，他个人的品德不关谁的事；既然他奉命审阅我的意见书，也就只有他有权处理这事。”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接待室里，安德烈公爵同许多重要和不重要的人物坐在一起等候接见时想。

安德烈公爵在服役期间多半担任副官，他到过许多要人的接待室，熟悉这种接待室里形形色色的景象。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里可是另一番景象。等待接见的小人物脸上现出羞怯和恭顺的神色；大官们脸上有点窘态，但带有放肆、自嘲和嘲弄接见他们的人的表情。有人若有所思地来回踱步，有人低声谈笑。安德烈公爵听见有人叫阿拉克切耶夫的绰号“权力爷”，有人说“老头子可要让你知道厉害了”，他指的也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一位重要的将军显然等得不耐烦了，不断把腿叠起又放下，自我嘲弄地微笑着。

但门一打开，人人脸上顿时现出同一表情：恐惧。安德烈公爵请值日官再替自己通报一下，可是值日官轻蔑地对他瞧瞧说，到时候会叫他的。副官把几个人领进大臣办公室，又把几个人送出来。有个军官被带到那道可怕的门里，他那副卑躬屈节和惊恐万状的模样使安德烈公爵吃惊。这个军官被接见的时间很长。突然从门里传出怒吼声，接着军官脸色发白，嘴唇发抖，从屋里出来。他双手抱住头，走出接待室。

随后安德烈公爵被领到门口。值日官低声对他说：“往右走，靠窗口。”

安德烈公爵走进一间朴素整洁的办公室，看见桌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腰身很长，长长的头上头发剪得很短，脸上皱纹很深，眉头紧蹙，生有一双呆滞的绿褐色眼睛和一个下垂的红鼻子。阿拉克切耶夫向他回过头来，但并没看他。

“您有什么要求？”阿拉克切耶夫问。

“我没有什么……要求，大人。”安德烈公爵低声说。阿拉克切耶夫的眼睛向他转过来。

“请坐，”阿拉克切耶夫说，“安德烈公爵。”

“我没有什么要求，听说皇帝陛下把我的意见书批交大人了……”

“不错，老弟，您的意见书我看过了，”阿拉克切耶夫打断他的话，但只有头上一句话说得比较亲切，接着又不看他的脸，语气也越来越轻蔑和不耐烦，“您提出新的军事条令，是吗？条令很多，老的条令也没有人执行。如今大家都在订条令，订条令可比执行条令省力。”

“我奉陛下圣旨来向大人请示，您打算怎样处理这份意见书？”安德烈公爵恭恭敬敬地说。

“我已经批阅了您的意见书，并转给委员会了。我不赞成。”阿拉克切耶夫说着站起来，从写字台里取出一张纸，“您看！”他把纸递给安德烈公爵。

纸上用铅笔横写着一句话，没有大写字母，没有标点符号，拼法也有错误：

由于模仿法国军法立论不足且无需放弃陆军条令

“意见书交给哪个委员会了？”安德烈公爵问。

“交给军事条令委员会了，我已推荐阁下担任该会委员，但没有薪俸。”

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我并不指望。”

“没有薪俸，担任委员。”阿拉克切耶夫重复说，“幸会了。喂！叫一声！还有谁？”他一边向安德烈公爵点头，一边叫道。

五

安德烈公爵一边等候军事条令委员的委任状，一边走访旧相识，特别是可能对他有用的有权人物。他现在待在彼得堡，心情有点像战争前夜。当时好奇心使他烦恼，他一心想跨进那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最上层。现在，从老年人的愤懑、局外人的好奇、局内人的审慎、大家的忙碌与焦虑，从他天天听到许多新委员会成立的消息，他知道一八〇九年的彼得堡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它的总司令是一位他不认识但他认为有天才的神秘人物——斯佩兰斯基。那场他只有模糊认识的改革运动和主要发起人斯佩兰斯基引起他极大的关注，以致军事条令问题在他头脑里很快退居次要地位。

安德烈公爵处境非常有利，他受到彼得堡上流社会各界的欢迎。改革派热烈欢迎他，拉拢他，第一，因为他以聪明和博学著称，第二，因为他解放农奴而获得自由主义者的名声。对改革不满的老一辈只把他看作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儿子，希望在反对改革方面得到他的支持。上流社会的妇女热烈欢迎他，因为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鳏夫，还是个一度谣传本人阵亡和妻子惨死的传奇性人物。此外，原来认识他的人一致认为，五年来他大有进步，变得更加成熟，不像原来那样做作、傲慢和喜欢嘲弄别人，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显得稳重沉着。大家谈论他，对他发生兴趣，希望见到他。

在拜访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后的第二天傍晚，安德烈公爵在柯楚别依伯爵家作客。他给柯楚别依伯爵讲述会见“权力爷”的经过（柯楚别依这样称呼阿拉克切耶夫，带有嘲讽的口气，就像安德烈公爵在陆军大臣办公室里听到的那样）。

“老弟，”柯楚别依说，“就是办这事您也少不了斯佩兰斯基。他什么事都管。我会对他说的。他答应晚上来……”

“军事条令关斯佩兰斯基什么事？”安德烈公爵问。

柯楚别依微微一笑，摇摇头，仿佛对安德烈的天真感到惊讶。

“前两天我同他谈到过您，”柯楚别依继续说，“谈到您解放农奴的事……”

“哦，公爵，解放农奴就是您吗？”一个叶卡德琳娜时代的遗老轻蔑地瞧了瞧安德烈，问。

“小庄园没有什么收益。”安德烈回答，竭力冲淡自己的行为，免得徒然使老头儿生气。

“您害怕落后。”老头儿望着柯楚别依说。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老头儿继续说，“要是把农奴都解放了，谁来耕地呢？立法容易，管理难哪。就像现在这样，我问您，伯爵，要是人人都得经过考试，谁来担任各部门的长官呢？”

“我想，就是那些考试及格的人。”柯楚别依架起腿，环顾四周回答。

“譬如说，我那里有个叫普略尼契尼科夫的，人很出色，像金子一样可贵，可他已有六十多了，难道他也要考试吗？……”

“是的，这有点困难，因为教育还不普及，不过……”柯楚别依伯爵没有说完就站起来。他挽住安德烈公爵的手臂，走去迎接一个进来的高个子男人。那人四十岁光景，秃头，头发淡黄，前额宽大，长长的脸白得出奇。来客身穿藏青燕尾服，脖子上挂着十字勋章，左胸上佩着一枚金星勋章。他就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立刻认出了他，不禁感到一阵心悸，正如在生活的重要时刻常常发生的那样。这是出于尊敬、嫉妒，还是期待，他不知道。斯佩兰斯基的样子与众不同，他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安德烈公爵在他所生活的上层社会里从未见过一个人，行动如此迟钝笨拙而态度却这样沉着自信，也没见过一个人，湿润的眼睛半开半闭而目光却如此坚定而温和，也没见过那样莫测高深而又刚强坚毅的笑容；他也没听见过这样尖细、匀调而柔和的声音，尤其没见过如此白嫩的脸和手，这双手宽阔而又异常肥胖和柔软。这样白嫩的脸，安德烈公爵只在长期住医院的士兵身上见过。他就是斯佩兰斯基，俄国国务大臣，皇帝的耳目，皇帝去埃尔富特的随从，他在那里不止一次同拿破仑见面和交谈。

斯佩兰斯基不像一般人来到大庭广众中那样眼光在人们的脸上转来转去，说话也不慌不忙。他说话声音很低，相信人家都会留神听他，而眼睛只看着同他交谈的人。

安德烈公爵特别注意斯佩兰斯基的一言一语和一举一动。他也像一般人，特别是严于品评别人的人那样，遇到陌生人，尤其是遇到斯佩兰斯基那样的名人，总希望看到对方具有完善的品德。

斯佩兰斯基向柯楚别依表示歉意，他不能来得更早些，因为在皇宫里耽搁了。他不说被皇帝耽搁了。安德烈公爵注意到了这种矫揉造作的谦逊。当柯楚别依把安德烈公爵介绍给他时，斯佩兰斯基照例含笑把目光转向安德烈公爵，默默地瞧着他。

“认识您很高兴，我也久仰大名了。”斯佩兰斯基说。

柯楚别依扼要讲了阿拉克切耶夫接见安德烈的情况。斯佩兰斯基更明显地笑了笑。

“军事条令委员会主席马格尼茨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斯佩兰斯基说，每个字咬音都很清楚，“您要是愿意，我可以介绍您去见他。”他顿了顿。“我希望您能看到，他这人富有同情心，愿意支持一切合理的事。”

在斯佩兰斯基周围聚集了一圈人。那个说到自己的下属普略尼契尼科夫的老头儿，也向斯佩兰斯基提出一个问题。

安德烈公爵没有加入谈话，只观察着斯佩兰斯基的一举一动。他想，这人不久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神学院学生，如今他那双白白胖胖的手却掌握着俄国的命运。斯佩兰斯基回答老头儿问话时的异常轻蔑冷漠的神态使安德烈吃惊。他仿佛从高不可攀的地方纡尊降贵对老头儿说话。有几句话老头儿说时嗓门过高，斯佩兰斯基对他微微一笑说，他不能妄评皇上想做的事的利弊。

斯佩兰斯基在人群中谈一阵，站起来，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把他带到房间另一端。显然，他认为需要同安德烈谈谈。

“那位老先生拉我参加他们的热烈谈话，弄得我没法同您说话。”斯佩兰斯基略带轻蔑的微笑说，这笑容似乎表示，他同安德烈公爵都懂得，他刚才与之交谈的那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使安德烈公爵感到很得意，“我已久仰大名，第一，由于您处理您家农奴的事，您开了个很好的先例，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仿效您；第二，因为朝臣品级新法规引起不少议论，可您和另外几位，身为宫廷侍从并不因此感到委屈。”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家父不愿我利用特权；我服役也是从低级职务开始的。”

“令尊是位老前辈，他显然站得比我们高，我们中间就是有人指摘这种为恢复公道所采取的做法。”

“不过，我认为这种指摘也不无道理。”安德烈公爵说，竭力抗衡他已感觉到的斯佩兰斯基的威力。他不愿事事附和他，而要保持不同的意见。安德烈公爵平时说话轻松自如，但此刻同斯佩兰斯基说话却感到费力。他过分注意观察这个名人的为人了。

“也许是出于个人野心。”斯佩兰斯基低声插嘴说。

“多少也是为了国家。”安德烈公爵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什么？……”斯佩兰斯基慢慢地垂下眼睛问。

“我是孟德斯鸠的信徒，”安德烈公爵说，“我赞成他的思想：君主政体的基础是荣誉，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贵族的某些特权，我认为是维持这种感情的手段。”

笑容从斯佩兰斯基白嫩的脸上消失了，他的面貌变得好看得多。大概他对安德烈公爵的思想发生了兴趣。

“要是您从这个观点看问题。”斯佩兰斯基开口说。他讲法语显然有点吃力，讲得比俄语慢，但语气十分镇定。他说，荣誉不能用有损公益的特权来维持，荣誉是防止可耻行为的消极手段，也是鼓励人争取赞扬和奖赏的动力。

他的结论简明扼要。

“维持这种荣誉的制度是一种竞赛的动力，类似拿破仑大帝的荣誉团，对公务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但这不是一种阶级特权或朝廷特权。”

“这问题我不想争论，但不能否认朝廷特权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安德烈公爵说，“每个朝廷都认为应该享有合乎身份的特权。”

“可您不愿利用特权，公爵，”斯佩兰斯基说，用笑容表示他要客客气气地结束使对方难堪的争论，“您要是能在星期三光临舍间，那我可以先同马格尼茨基谈一谈，再把您也许会感兴趣的事告诉您。此外，我也很高兴再跟您作一次长谈。”斯佩兰斯基闭上眼睛，按照法国礼节鞠了一躬，竭力不让人察觉，悄悄离开客厅。

六

在逗留彼得堡初期，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在离群索居中所形成的想法，完全被这个城市里的各种琐事所淹没。

晚上回家，他在笔记本里记下四五处必要的访问和约定的会见。生活的机器，紧凑的日程，耗费了他大部分精力。他什么也没做，甚至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工夫想，而只是说话，顺利地说出他在乡间思考的事。

他有时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在同一天里在不同的场合重复着同样的话。不过，他成天忙忙碌碌，甚至无暇想到其实他什么事也没有做。

斯佩兰斯基星期三在家里单独接见安德烈，推心置腹地同他谈了好半天。也像第一次在柯楚别依家那样，斯佩兰斯基给安德烈公爵留下深刻的印象。

安德烈公爵认为大多数人都无足轻重，不屑一顾。他很想找到一个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因此一旦遇到斯佩兰斯基，就认为斯佩兰斯基正是这种智慧和道德的化身。如果斯佩兰斯基跟安德烈出身同一阶级，教养也跟安德烈一样，那么，安德烈很快就会在他身上发现庸俗软弱的一面，不像个英雄。可是现在，斯佩兰斯基超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却使他肃然起敬，因为安德烈还不太了解他。此外，也许是因为赏识安德烈公爵的才能，也许是因为觉得需要争取他，斯佩兰斯基在安德烈公爵面前竭力卖弄他那公正而冷静的思维能力，并且微妙地奉承安德烈公爵。这种奉承夹杂着一种自负，暗示只有他们两人深知众人的愚蠢和自己思想的明智与深刻。

他们星期三晚上长谈时，斯佩兰斯基一再说：“我们看问题总是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含笑说：“但我们要让狼吃饱肚子，也要使羊平安无事……”或者说：“这一层他们无法理解……”而他的神情仿佛总是在说：“我们都明白，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

这次同斯佩兰斯基的长谈进一步加深了安德烈公爵初见斯佩兰斯基时的感情。他觉得斯佩兰斯基是个头脑冷静、逻辑严谨、智力发达的人，他凭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获得权力，并用这种权力来造福俄国。在安德烈公爵的眼里，斯佩兰斯基就是他希望做的那种人：能理智地解释各种生活现象，承认理性的重要，凡事都能用理性来衡量。斯佩兰斯基的表达简单明了，安德烈公爵不由得事事都同意他。要是安德烈公爵提出反驳和争论，那只是为了表示他有独立的见解，不完全同意斯佩兰斯基的看法。一切都很正确，一切都很合理，只有一样东西使安德烈公爵感到困惑：那就是斯佩兰斯基洞察一切而又不让人窥探自己灵魂的冰冷目光，以及他那双白嫩的手。安德烈公爵不由自主地瞧着他那双手，就像一般人瞧着握有大权的人的手那样。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和白嫩的手不知怎的使安德烈公爵感到不快。还有使安德烈公爵感到不快的是，斯佩兰斯基过分蔑视人，同时总是不择手段地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除了比喻，他还运用各种论证方法，而安德烈公爵觉得他从一种方法转到另一种方法时做得过分大胆。他忽而站在实干家的立场上斥责空想家，忽而站在讽刺家的立场上嘲笑反对派，忽而严格地讲究逻辑，忽而上升到玄学的范畴（最后这种方法他用得特别多）。他把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和思想下定义，由此得出反证，再回到原来争论的问题上。

总的来说，斯佩兰斯基使安德烈公爵吃惊的思想特点在于他毫不动摇地坚信理性的力量和正确。显然，斯佩兰斯基从来没有产生过安德烈公爵常有的那种想法，就是不能把所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他也从来不产生这样的怀疑：“我所想和所相信的一切是不是很荒唐？”而斯佩兰斯基的这种思想特点最使安德烈公爵折服。

在他们认识初期，安德烈公爵十分钦佩他，就像他一度钦佩拿破仑那样。斯佩兰斯基是神父的儿子，庸夫俗子可能因此瞧不起他（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但安德烈公爵却因此格外珍惜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不知不觉越来越深。

在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来访的晚上，他们谈到立法委员会，斯佩兰斯基就带着讽刺口吻对安德烈公爵说，立法委员会存在已有一百五十年，花掉了几百万卢布，结果一事无成，罗森坎姆普夫只在比较法的条文上贴上一些标签。

“这就是国家花去几百万卢布的收获！”斯佩兰斯基说，“我们想把新的司法权交给枢密院，可是我们没有法律。因此，公爵，像您这样的人现在不为政府做事是一种罪过。”

安德烈公爵说，做这种事必须学过法律，而他没有学过。

“其实谁也没有学过，您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魔圈[103]，必须把它冲破。”

一星期后，安德烈公爵进了军事条令委员会，而且出乎他的意料，当上了条令编纂委员会的处长。遵照斯佩兰斯基的要求，他负责编纂民法第一部分，并参考《拿破仑法典》和《查斯丁尼法典》起草有关人权条文。

七

大约两年前，一八〇八年，皮埃尔巡视庄园后到彼得堡，不由自主地成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首领。他主办会友聚餐会，主持丧仪，征收新会员，联合各地分会，找寻会章真本。他自费修建会所，尽力补足捐款（多数会员在这方面是吝啬的，不肯按时交款）。共济会在彼得堡所建的贫民院几乎是他一人单独维持的。

但他的生活同以前一样，还是吃喝玩乐，放荡不羁。他喜欢美食，尽管觉得这是堕落可耻的，却无法放弃他所参加的单身汉俱乐部的娱乐。

不过，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寻欢作乐中度过一年后，皮埃尔开始觉得，尽管他想站稳共济会的立场，这个立场却在他脚下滑走。同时他觉得，他在共济会的立场上陷得越深，他同它的联系就越是密切。他加入共济会时，觉得自己好像一只脚踩到平滑的沼泽地上。他踩上一只脚，身子立刻往下沉。为了证实所踩的地面是坚实的，他把另一只脚也踩上去，结果就陷得更深，最后不得不在齐膝深的沼泽里行走。

巴兹杰耶夫不在彼得堡（他最近摆脱彼得堡分会事务，在莫斯科深居简出）。分会会员都是皮埃尔的熟人。皮埃尔很难只把他们看作共济会会友，而忘记他们就是他在生活中认识的某某公爵或者某某伊凡·华西里耶维奇，这些人多半是浅薄平庸之辈。他透过共济会的会裙和会徽，看到他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还是军服和勋章。他收集捐款，计算着捐款簿上十多个会友捐助的二三十卢布（多半是欠账，而且其中一半人像他一样富有），常常想到共济会入会宣誓时，人人都答应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献给别人，他心里不禁产生了疑虑，尽管他竭力想摆脱这种疑虑。

皮埃尔把他所认识的会友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不积极参加会务活动和世俗事务的人，他们只探索教会的神秘学问，研究上帝三位一体的称号，或者研究硫磺、水银和盐等物质三元素，或者解释所罗门神庙方块和其他图案的涵义。这一类会友多半上了年纪，皮埃尔认为巴兹杰耶夫也属于这一类，他尊敬他们，但他同他们旨趣不合，他对共济会的神秘教义不感兴趣。

皮埃尔认为他自己和类似他的人属于第二类。他们探索，彷徨，在共济会中没有找到一条便捷而明确的道路，但一心想找到它。

皮埃尔认为多数会友属第三类。他们在共济会里除了表面形式和仪式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只知严格遵守表面形式而不注意它的内涵和意义。维拉尔斯基以至总会会长都属这一类人。

最后，归入第四类的也有许多会友，特别是新近入会的会友。据皮埃尔观察，他们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愿望，他们入会只是为了结交年轻富裕、有权有势的人，而这样的人在会里为数很多。

皮埃尔对他的活动开始感到不满。共济会，至少他在这里看到的共济会，他有时觉得徒具形式。他对共济会本身并不怀疑，但疑心俄国共济会已误入歧途，背离它的宗旨。因此，皮埃尔为了研究共济会的高深教义在年底出国。

一八〇九年夏天，皮埃尔回到彼得堡。俄国共济会会员通过同国外会友通信，知道皮埃尔在国外得到许多高级会友的信任，领悟了不少教义。他在会里的地位提高了，还带回来许多对俄国共济会有益的东西。彼得堡的共济会会员都来看望他，巴结他，都认为他有什么事隐瞒着，正在准备什么行动。

共济会分会定期举行二级大会，皮埃尔将向大会传达最高领导对彼得堡分会会友们的指示。在例行仪式结束后，皮埃尔站起来发言。

“亲爱的弟兄们，”皮埃尔红着脸，手里拿着写好的讲稿，结结巴巴地说，“单是悄悄地遵守我们的教义是不够的，必须有所行动……有所行动。我们在打盹，可我们需要行动，”皮埃尔拿起讲稿来念道，“为了传布纯粹的真理，取得美德的胜利，我们必须扫除人们的偏见，宣传合乎时代精神的准则，负责教育青年，紧密联系社会贤达，大胆而慎重地克服迷信、愚昧和怀疑，把那些忠于我们并具有共同目的的有权有势的人团结起来。

“为此目的，必须使美德压倒罪恶，使正直的人今世也能因他们的德行而获得永久的奖赏。但现在的种种政治制度却妨碍我们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实行革命，推翻一切，用暴力驱除暴力吗？……不，我们绝不赞成这样做。任何暴力改革都必须反对，因为人们若仍像现在这样是不能驱除罪恶的，因为智慧不需要暴力。

“共济会整个计划的基础应该是，培养坚强、具有美德和共同信心的人。这信心就是随时随地努力克服罪恶和愚蠢，保护才能和美德，从尘世中挽救有价值的人，吸收他们参加我们的会。到那时本会才能轻而易举地束缚住庇护混乱的人们的手脚，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范。总之，我们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权威的管理体制，它的权力将遍及全世界，但并不损害公民的义务。除了这种管理体制外，其他管理机构可以照常工作，只要不妨碍本会使善战胜恶的伟大目标就行。这个目标也就是基督教本身的宗旨。它教人要聪明善良，并为了自己的利益遵循最优秀最贤明人士的榜样和教诲。

“当万物沉浸在黑暗中的时候，单是宣教就行，因为真理以新形式出现，它就具有特殊的力量，但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力的手段。人是受感情支配的，现在就需要在道德中找到感情的魅力。情欲无法消灭，应该把它引向高尚的目标，因此必须使人的情欲在道德范围里得到满足。本会将提供必要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

“等到我们的会友在每个国家里有一定数目，每个人再培养两个人，他们又能紧密团结起来，到那时本会就什么都能做到，就可以为人类福利做许多事。”

这篇演说不仅给了会友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了骚动。多数会友从中听出光明会[104]的危险意图，用极其冷淡的态度来对待皮埃尔的演说，这使他吃惊。会长反驳皮埃尔。皮埃尔就越发起劲地发挥他的思想。争论这样激烈的会好久没有开过了。会友分成两派：一派谴责皮埃尔，说他有光明会观点，另一派则支持他。在这次集会上，皮埃尔第一次惊讶地发现人的思想千差万别，任何真理在两个人看来都不一样。就连那些似乎支持他的人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歪曲他的意见。皮埃尔不能容忍这种歪曲，因为他坚决要求把他的思想完整地传达给别人，使别人能正确理解他。

集会结束时，会长不怀好意地讽刺皮埃尔太偏激，还说他争论不是出于敬重美德，而是好斗成性。皮埃尔没有回答他，只简单地问接受不接受他的建议，会长等人对他说不接受，他就不等仪式结束，离开会场回家了。

八

皮埃尔非常害怕的忧郁症又发作了。他在会里发表演说后，一连三天在家里躺在沙发上，不接见任何人，也不去任何地方。

这时，他接到妻子来信，要求同他见面，说她很思念他，愿意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他。

妻子在信末通知他，不久将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紧跟着这封信，皮埃尔最瞧不起的一个共济会会友闯到他家里，谈到皮埃尔的婚姻关系，以会友资格告诫他对妻子这样苛刻是不对的，说他不肯宽恕悔过的人，是违反共济会基本准则的。

就在这时候，他的岳母华西里公爵夫人派人来找他，要他到她那里去谈一件极重要的事，哪怕只去几分钟也行。皮埃尔看出，有人正在背后策划，硬要把他同妻子捏在一起。当时他心情郁闷，甚至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什么都不在乎，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由于心情忧郁，他既不珍惜自己的自由，也不坚持非惩罚妻子不可。

“没有人对，也没有人错，所以她也没有错。”皮埃尔想。要是他没有立刻表示同意跟妻子重归于好，那只是因为他心情忧郁，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要是妻子现在到他这里来，他也不会把她撵走。同他所关心的事比起来，跟妻子住在一起或分居有什么区别呢？

皮埃尔既没给妻子答复，也没给岳母回信，那天入夜时，动身去莫斯科见巴兹杰耶夫。皮埃尔在日记里写了下面的话。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刚从恩人那里回来，赶快记下全部体会。巴兹杰耶夫生活贫困，患痛苦的膀胱病已有两年多。从来没听到过他的呻吟或怨言。他从早晨到深夜，除了吃最简单的饭食外，一直在做学问。他亲切地接待我，要我坐在他的床上。我向他作了东方和耶路撒冷骑士的暗号，他用同样的手势回答我，并温和地含笑问我，我在普鲁士和苏格兰分会听到了些什么，有什么收获。我尽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也向他讲了我向彼得堡分会提的建议，讲了他们对我的恶劣态度，以及我同会友们的决裂。巴兹杰耶夫默默地考虑了好久，然后告诉我他对这些事的看法，使我顿时看清以往的全部经历和未来的全部道路。使我吃惊的是，他问我是否记得本会的三项宗旨：第一，保守和领悟教义；第二，净化和完善自己，以接受教义；第三，通过自我净化来完善人类。这三项宗旨中哪一项是主要的？当然是自我完善和净化。我们只有始终抓住这项宗旨，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同时，这项宗旨要求我们尽最大努力。然而，我们由于骄傲而迷失方向，忽略这项宗旨，妄图领悟由于我们自身不洁而不配接受的教义，或者自身卑鄙龌龊，道德败坏，却妄图完善人类。光明会不是一种纯粹的学说，因为他们热衷于社会活动，并且骄傲自大。巴兹杰耶夫就为此批评我的演说和我的全部活动。我衷心接受他的意见。谈到我的家庭问题，他说：“我对您说过，真共济会的主要责任在于自我完善。我们常常以为摆脱生活中的困难，就能更快地达到这一目的；其实相反，先生，只有在尘世的骚乱中我们才能达到以下三项宗旨：第一，自知，因为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自己；第二，自我完善，只有经过奋斗才能自我完善；第三，达到主要的德行——视死如归。生活的变化无常最能显示它的空虚，增强我们天生对死亡或重生的爱。”这些话格外精辟，因为巴兹杰耶夫尽管肉体上很痛苦，但从不厌倦生活，同时又爱死亡，尽管他内心纯洁高尚，对死亡也没有充分准备。然后恩人又向我解释创世大四方形的意义，并指出三和七的数字是万物的基础。他劝我不要同彼得堡会友断绝来往，在会里只承担次要职务，竭力使会友们克服骄傲，使他们走上自知和自我完善的正确道路。此外，他劝我首先要注意修身，为此目的他给了我这本日记，我将把我的行为都记在里面。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了。岳母哭着来见我，说海伦在这里，求我听她说说，她说海伦是无辜的，我遗弃她使她很痛苦，还说了许多别的话。我知道，我一旦看见她，就无法拒绝她的要求。我感到为难，不知道找谁帮助，同谁商量。要是恩人在这里，他准会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回到自己房里，重读巴兹杰耶夫的信，想起同他的谈话，由此得出结论，我不该拒绝人家的要求，而应该向一切人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向一个同我关系密切的人，我应该背十字架。我既然出于美德而宽恕她，那就让我在精神上同她结合吧。我这样决定了，就写信告诉巴兹杰耶夫。我对妻子说，我求她忘记过去的事，我若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请她宽恕，而她并没有什么需要我宽恕的。我对她说了这话，感到轻松。别让她知道，我重新看见她有多么痛苦。我在大住宅楼上房间里住下来，体验到新生的快乐。

九

最上层社会在宫廷和大舞会中聚集时照例分成几个圈子，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最大的是法国派，也就是鲁勉采夫伯爵和科兰古大使[105]的拿破仑联盟。海伦和丈夫来到彼得堡后，她就在这个圈子里占有显著的地位。她家里常常聚集着法国使馆人员和许多这派中以学识和礼貌著称的人物。

在轰动一时的三国皇帝会晤时，海伦正好在埃尔富特。她在那里结识了拿破仑派的显要人物，出足了风头。拿破仑本人在剧院里看见她，问她是谁，对她的美貌大为赞赏。她是个美丽华贵的女人，风头很健，这并没使皮埃尔感到奇怪，因为两年来她变得越发妩媚动人了。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两年来她已获得了“聪明而美丽的迷娘”的称号。赫赫有名的德利涅亲王[106]写给她八页长信。比利平把他的俏皮话留在海伦伯爵夫人面前，说在海伦伯爵夫人的客厅里受接待，就等于拿到了聪明才智的毕业证书。年轻人在参加海伦的晚会前拼命看书，好在她家客厅里卖弄学问。使馆秘书，甚至公使，都向她吐露外交秘密。海伦确实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皮埃尔知道她很愚蠢，有时带着疑虑和不安的心情参加她的晚会和宴会，听大家谈论政治、诗歌和哲学。在这种晚会上，他的心情好像魔术师，时刻担心他的骗术被人家拆穿。但也许因为主持这种交际活动就是需要愚蠢，也许因为受骗的人在受骗中感到快乐，骗术并没有被拆穿，而海伦作为美丽而聪明的迷娘的名声绝不动摇，她即使说出最庸俗愚蠢的话，大家也会赞美她的每一句话，并在其中寻求连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深奥意义。

皮埃尔正是这个风头十足的交际花所需要的丈夫。他是个精神恍惚的怪人，具有绅士风度的老爷，他不妨碍任何人，不仅不破坏客厅的高雅格调，而且以自己的平庸笨拙反衬出妻子的文雅大方。两年来，皮埃尔只关心精神生活，轻视其他活动，对妻子圈子里的一切都抱冷漠、超然和宽厚的态度。他这样做并非装腔作势，因此博得众人的敬重。他走进妻子的客厅，好像走进剧院，他认识所有的人，高兴看见任何人，但对谁都很冷淡。有时他参加感兴趣的谈话，完全不顾有没有使馆人员在场，喃喃地说着同当时气氛完全不协调的意见。不过，彼得堡最出色女人的怪丈夫这个名声早已传开，因此谁也不把他的行为当作一回事。

海伦从埃尔富特回来后，在每天光临的年轻人中间，官运亨通的保里斯成了皮埃尔家的常客，海伦称保里斯为“我的侍童”，并且像对待孩子一般对待他。海伦看到保里斯也像看到别人一样微笑，但皮埃尔有时看到她的微笑感到不舒服。保里斯对皮埃尔显得特别严肃和恭敬。他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也使皮埃尔不安。三年前，皮埃尔因妻子使他蒙受耻辱而感到十分痛苦，现在他摆脱了这种情绪，因为第一他不是妻子的真正丈夫，第二他不容许自己猜疑。

“不，如今她成了女学究，再不会像以前那样疯疯癫癫了。”皮埃尔自言自语，“女学究从不谈情说爱。”他不知从哪里听来这句话，并且深信不疑。但说来奇怪，只要保里斯待在妻子客厅里（他几乎总在那里），皮埃尔生理上就会受到影响：他仿佛被捆住手脚，无法自由行动。

“我怎么会这样讨厌他？”皮埃尔想，“以前我还挺喜欢他呢。”

从世俗的眼光看来，皮埃尔是个大阔佬，是个著名贵夫人的有点盲目可笑的丈夫，是个无所事事也无害于人的聪明的怪人，是个可爱的好小子。皮埃尔自己呢，这个时期内心一直开展着复杂而痛苦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他有许多启发，也使他精神上产生不少疑虑和快乐。

十

皮埃尔继续写日记。下面就是他这个时期里写的日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时起床，读《圣经》，然后去办公（皮埃尔听从恩人的劝告参加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回家午餐，独自吃饭。伯爵夫人那里聚集了许多我不喜欢的客人。我饮食节制，饭后替会友们抄写教义。晚上到伯爵夫人那里，讲了某某人的可笑逸事，引得他们大笑，这时我才想到不该讲这事。

上床睡觉时心情快乐而平静。至高无上的主哇，帮助我走你的路：第一，心平气和，不发怒；第二，清心寡欲；第三，摆脱尘世琐事，但不放弃：（一）政府公职，（二）家庭责任，（三）朋友交往和（四）经济事务。

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得很晚。醒后在床上躺了好久，懒得起来。上帝啊，帮助我振作起来，让我走你的路吧。读《圣经》，但没有心得。会友乌鲁索夫来，谈到尘世的事。他讲到新的圣旨。我刚要提出批评，但想到了行动准则和恩人的话。他说：一个真正的共济会会员，在国家需要他担任公职时，应该是个勤恳的公务员；在他没有被聘用时，应该是个冷静的旁观者。祸从口出，我的舌头是我的敌人。会友Γ.B君和O君来访，初步商量吸收一名新会员的事。他们要我任导师。我觉得自己软弱，不配。然后谈到对神庙七柱和七级的解释，解释七学、七德、七恶和圣灵的七惠。会友O君擅长雄辩。晚上举行入会仪式。会所装饰一新，十分壮观。吸收的新会员是保里斯。我介绍他入会，并当了他的导师。我同他一起待在黑暗的神庙里，一直感到一种奇怪的激动。我对他怀着憎恨，但无法克服。因此我更愿意把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带他走上真理之路，但我克服不了对他的嫌恶。我想，他入会的动机只是想接近我们会里的人，并博得大家的好感。他几次问我N和S是不是我们的会友（这问题我不能回答他）。据我观察，他不可能真正尊重我们的会，他太忙，他只满足于世俗的生活，不愿完善自己的心灵。除此以外，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但我觉得他这人缺乏诚意。当我同他面对面站在黑暗的庙堂里时，我觉得他总在轻蔑地嘲笑我的话，我真想把抵住他光胸膛的长剑直刺进去。我不善于辞令，不能把我的猜疑告诉会友和会长。伟大的造物主，帮助我脱离谎言的迷宫，走上真理之路吧。

这以后的日记里有三页空白，空白之后又写了下面的话：

单独同会友B作了长时间有益的谈话，他劝我同会友A保持友好关系。他的话对我很有启发，虽然我不够资格。亚当纳伊是创世主的名字。爱洛伊姆是万物主宰的名字。第三个名字是说不出的，他的意思是万有。同会友B谈话，使我在行善的路上增添了力量、精神和信心。在他面前没有疑虑。我懂得了可怜的社会科学同我们包罗万象的教义之间的差别。人类的科学把一切都分割开来理解，把一切扼杀了来剖析。在共济会的神圣教义里，万有都是统一的，万有是在总体和生活中被认识的。硫磺、水银和盐是物质的三元素，三位一体。硫磺具有油和火的性质；硫磺同盐结合，由于盐的可燃性引起一种吸力，因此吸引水银，硫磺抓住水银，一经结合就产生各种物体。水银是一种流动的飞散的神圣元素，也就是基督、圣灵和它。

十二月三日。

醒得很晚，读《圣经》，但没有心得。后到大厅散步，想反省，却想起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决斗后，陶洛霍夫先生同我在莫斯科相遇。他对我说，他祝我心旷神怡，尽管妻子不在身边。我当时没有理他。如今想起这次见面的详情细节，我在心里对他说了最恶毒的话，作了最刻薄的回答。直到发觉自己火冒十丈，才冷静下来，排除这个想法，但为此忏悔得不够。后保里斯来，讲了各种怪事。他一来，我就感到不痛快，说了些不客气的话。他反唇相讥。我火了，对他说了许多不快甚至粗暴的话。他不作声，等我冷静下来已为时太晚。上帝啊，我很不善于和他共处！原因是我的自尊心太强，我自以为比他高尚，结果比他还要坏得多，他并不计较我的粗暴，我却相反，非常瞧不起他。上帝啊，但愿我能在他面前更多地看清自己的卑劣，并使我的所作所为有益于他。饭后睡了一觉，梦中左耳听见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的日子到了。”

我梦见在黑暗中行走，突然被群狗包围，但我毫不畏惧；突然一只不大的狗咬住我的左腿不放。我用双手掐它。我刚把它扯开，一只比它大的狗咬住我的胸口。我让开这只狗，第三只更大的狗又来咬我。我把它举起来，但举得越高，它就变得越大越沉。突然会友A走来，挽住我的手臂，把我领到一座大楼前。要进楼得走过一条狭长的木板。我踩上木板，木板弯了，翻了。我开始爬墙，我的双手好容易才攀着墙。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爬上去，我的腿悬在墙的一边，身子挂在另一边。我回头一看，看见会友A站在墙上。他指给我看一条林阴路和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座漂亮的大楼。我醒了。主哇，伟大的造物主哇！帮助我摆脱群狗——我的情欲，尤其是集中所有情欲于一身的最后那条狗，帮助我进入我在梦中见到的那座道德的圣殿吧。

十二月七日。

梦见巴兹杰耶夫坐在我家里，我很高兴见到他，也很愿意款待他。我不断同旁人闲聊，突然想到他不会喜欢我这样做。我想靠拢他，拥抱他。但我一靠拢他，就看见他的脸变了，变得年轻了。他悄悄地、悄悄地对我讲着教义，声音轻得我听不见。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屋子。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在地上坐着或者躺着。他对我说着什么。我仿佛想让他了解我的感情。我没听他说话，想象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上帝赐给我的恩惠。我热泪盈眶，他注意到了，我很高兴。但他恼怒地瞧了我一眼，跳起来，把话说到一半停住了。我害怕了，问他是不是在说我；但他什么也没回答，露出亲切的样子，接着我们仿佛来到我的卧室，那里放着一张双人床。他躺在床的一边，我仿佛想抚爱他，也躺下来。他仿佛问我：“老实告诉我，您的主要嗜好是什么？您自己知道吗？我认为您已经知道了。”这问题使我发窘，我回答说，我的主要嗜好是懒散。他不相信地摇摇头。我越发窘了，回答说，我虽遵从他的劝告跟妻子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尽丈夫的义务。他对这话表示不赞成，说不应该使妻子失去温存，要我明白这是我的义务。我回答说我羞于这样做。突然一切都消失了。我醒来了，记起《圣经》里的话：“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107]巴兹杰耶夫的脸显得年轻，容光焕发。今天收到恩人的信，信里写到夫妻的义务。

十二月九日。

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心跳不已。我仿佛在莫斯科家里，在大起居室，巴兹杰耶夫从客厅走来。我仿佛知道他已重生，跑过去迎接他。我仿佛吻了他，吻了他的双手，他却对我说：“你没发现我的脸变了？”我对他瞧瞧，继续把他抱在怀里。我仿佛看见他的脸变年轻了，但他头上没有头发，模样完全变了。我对他说：“即使偶然遇见您，我也会认出您来的。”但我同时想：“我说的是真话吗？”我忽然看见他像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后来他渐渐恢复知觉，跟我一起走进大书房，手里拿着一本用绘图纸订成的大书。我说：“这是我写的。”他点点头。我打开书。书里每一页都有好看的图画。我仿佛知道，这些画表现的是心灵同心灵之间的恋爱故事。我在书页上仿佛看见一个美丽的少女，穿着透明的衣服，有着透明的身子，飞向云端。我仿佛知道，这少女不是别的，而是表现《雅歌》的图画。我看着图画，仿佛觉得我不该看，可我又丢不下这些图画。主哇，救救我吧！上帝啊，如果你要抛弃我，那就照你的旨意办吧。如果这是我自己造成的，你就教教我该怎么办吧。如果你完全抛弃我，我就会在淫乱中灭亡。

十一

罗斯托夫一家在乡下住了两年，他们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

尼古拉虽抱定宗旨，继续在偏僻的团里服务，节衣缩食，减少支出，但奥特拉德诺的生活方式依旧，特别是米嘉不善于理财，弄得债务年年增加。显然，老伯爵认为做官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就去彼得堡谋事，同时，像他说的那样，让姑娘们最后享受一次快乐。

在罗斯托夫家搬到彼得堡后不久，别尔格向薇拉求婚，并且被接受了。

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虽属于上层（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也不考虑他们属于什么阶层），但在彼得堡，他们交游广阔，却没有固定的圈子。在彼得堡，他们是外省人，就连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他们款待的人也瞧不起他们。

罗斯托夫家在彼得堡也像在莫斯科一样好客，他们家的晚宴上总是宾客云集：奥特拉德诺的邻居、无钱的老地主和女儿们、宫中女官彼隆斯卡雅、皮埃尔、在彼得堡做事的县邮政局局长的儿子。在彼得堡，很快变成罗斯托夫家常客的男人有：保里斯、皮埃尔（老伯爵在街上遇见他，把他硬拉到家里）和别尔格。别尔格整天待在罗斯托夫家，像一般年轻的求婚人那样，对伯爵家的大小姐大献殷勤。

别尔格让大家看他那条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负伤的右臂，左手拿着完全不需要的长剑，这都不是没有缘故的。他起劲地反复向大家讲这次战役，使大家相信他的行为是英勇高尚的，又讲到他还因奥斯特里茨之战得过两枚奖章。

在芬兰战争[108]中别尔格也立了功。当时他曾捡起打死总司令身旁副官的炮弹弹片，送到长官那里。他也像讲奥斯特里茨战役那样，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事，使大家相信他做得对，而且他又因芬兰战役得过两枚勋章。一八〇九年，他作为近卫军大尉，又得过勋章，在彼得堡弄到了一个肥缺。

有些自由主义者听到别尔格的功绩发笑，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勇敢而勤奋的军官，得到长官器重，是一个前程远大、地位牢固的正派青年。

四年前，别尔格在剧院里遇到一位德裔同事，指给他看薇拉，并用德语对他说：“她将做我的妻子。”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娶她。眼下在彼得堡，他考虑到罗斯托夫家的地位和自己的地位，认定时间已到，就正式提出求婚。

别尔格的求婚被接受，起初有点勉强，这对他来说是不体面的。乍一看有点怪，一个门第低微的利夫兰[109]贵族的儿子居然向罗斯托夫伯爵小姐求婚；不过，别尔格虽然有点自私，但性格直爽，罗斯托夫家不由得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何况别尔格也自信这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件大好事。再说，罗斯托夫家家道中落，这一点求婚的人不会不知道，而主要原因则是薇拉已有二十四岁，她在各种交际场合露面，尽管长得漂亮，也很懂事，可是至今没有人上门求婚。这样，别尔格的求婚就被接受了。

“您知道，”别尔格对一个同事说，他把这个同事称为朋友，因为他知道人人都有朋友，“您知道，这一切我都考虑过了，要不是我反复考虑过了，觉得不结婚不行，我真不愿结婚呢。但现在情况不同，我爸爸和妈妈生活有了保障，我替他们安排了奥斯采区的地租收入，我们俩可以靠我的薪俸在彼得堡生活。再加上她的陪嫁，我又会精打细算，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我结婚不是为了钱，为了钱而结婚我认为是不高尚的，不过妻子应该有妻子的钱，丈夫应该有丈夫的钱。我有官职，她有社会关系和一点钱。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很有用的，你说是不是？主要是她是个值得尊敬的漂亮姑娘，并且爱我……”

别尔格脸红了，微微一笑。

“我爱她，因为她脾气好，又很懂事。她的妹妹，虽是一母所生，可完全不同，脾气不好，也没有那么聪明……就是这样，您知道吗？……脾气不好……但我的未婚妻……以后您请过来……”别尔格继续说，他想说吃饭，但立刻改口说：“喝茶！”他卷起舌头，吐出一个小小的烟圈，表示他对幸福的憧憬。

在别尔格提出求婚，做父母的犹豫了一番以后，家里就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常有的欢乐气氛，但这种欢乐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表面一套。家里人对这件婚事显然感到勉强和内疚。他们内疚的是，过去不太爱薇拉，如今又急于要把她嫁出去。最窘困的要算老伯爵。他大概不会承认，发窘的原因是由于经济拮据。他肯定不知道他还有多少财产，欠了多少债，能给薇拉多少陪嫁。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划给每个女儿三百农奴作陪嫁；但现在一座庄园已出卖，另一座庄园已抵押出去，而且过期这么久，非出卖不可，因此拿庄园作陪嫁已不可能。现款他也没有。

别尔格订婚已有一个多月了，离开婚期只剩一个星期，可是伯爵还没有解决陪嫁的问题，也没有同妻子谈过这事。伯爵忽而想把梁赞庄园给薇拉，忽而想出售一片树林，忽而想用期票借钱。结婚前几天，别尔格一早走进伯爵的书房，脸上挂着愉快的微笑，恭恭敬敬地要求未来的岳父告诉他，薇拉伯爵小姐将得到什么陪嫁。伯爵听到这早就料到的问题很窘，竟脱口而出，把首先想到的说了出来。

“你关心这事，我很高兴，你会满意的，我很高兴……”

伯爵拍拍别尔格的肩膀站起来，不想再谈下去。但别尔格愉快地含笑解释说，要是他不能确切知道给薇拉什么陪嫁，不能预先拿到哪怕部分陪嫁，他就不得不解约了。

“因为，伯爵，您想想，我要是没有相当财产来养活妻子，现在就贸然结婚，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谈话结果，伯爵想显示他的大方，避免新的要求，说他可以开一张八万卢布的期票。别尔格温和地微微一笑，吻了吻伯爵的肩膀，说他很感激，但他要是拿不到三万现款，就无法安排新的生活。

“至少两万，伯爵，”别尔格补充说，“那么期票只要六万就行了。”

“是，是，好的，”伯爵赶快说，“不过，你别见怪，好朋友，我就给你两万现款，此外，我仍给你一张八万的期票。就是这样，过来吻吻我！”

十二

娜塔莎十六岁了。已到了一八〇九年，也就是四年前娜塔莎同保里斯接吻后掐指计算的重逢日子。从那时起，她就没有见过保里斯。在宋尼雅和母亲面前，当她们谈到保里斯的时候，娜塔莎若无其事，仿佛那是很久以前的往事，是童年时代的事，早已被忘记，不值得一提。但在内心深处她感到苦恼，拿不准她对保里斯的许诺只是儿戏，还是一项有约束力的义务。

自从一八〇五年保里斯离开莫斯科参军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罗斯托夫家的人。他到过莫斯科几次，也曾经过奥特拉德诺一带，但从没去过罗斯托夫家。

娜塔莎有时想，他大概不愿见她。而长辈谈到他时的感慨语气，证实了娜塔莎的猜测。

“现在时势都不把老朋友放在心上了。”伯爵夫人谈到保里斯时这样说。

近来难得去罗斯托夫家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显得特别神气，每次谈到儿子的长处和光辉的前程，总是眉飞色舞，带着自豪的神气。罗斯托夫一家搬到彼得堡后，保里斯就登门拜访。

保里斯去访问他们，心情很激动。对娜塔莎的回忆在保里斯是最富有诗意的。但他决心让娜塔莎和她的父母感觉到，他跟娜塔莎的童年关系对她没有约束，对他也没有约束。由于他同海伦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他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很引人瞩目；由于他受到一位要人的信任和庇护，他在官场的地位也很优越。他打算在彼得堡娶一个最有钱的姑娘，而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保里斯走进罗斯托夫家客厅，娜塔莎正在自己屋里。娜塔莎一知道保里斯来访，脸涨得通红，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简直是跑着进了客厅。

保里斯记得四年前娜塔莎穿着短短的连衣裙，鬈发下露出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发出毫无顾忌的天真笑声。如今进来的可是个完全不同的娜塔莎，保里斯感到困惑，脸上现出兴奋惊讶的神情。保里斯这种神情使娜塔莎高兴。

“怎么，还记得你那个淘气的老朋友吗？”伯爵夫人说。保里斯吻了吻娜塔莎的手，说她的变化使他吃惊。

“您长得好漂亮！”

“那还用说！”娜塔莎闪闪发亮的眼睛这样回答。

“那么爸爸老了吗？”娜塔莎问。她坐着，没有加入保里斯同她母亲的谈话，默默地仔细打量着童年时代的恋人。保里斯感觉到她这执拗而亲切的目光的分量，偶尔也望望她。

保里斯的军服、马刺、领带和发式都是最时髦和最讲究的。这一点娜塔莎立刻就注意到了。保里斯稍稍侧着身子坐在伯爵夫人旁边的扶手椅上，右手拉拉左手上清洁无瑕的软皮手套，姿势优美地抿着嘴讲着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赏心乐事，略带嘲讽地谈到莫斯科的往事和熟人。他提到上层贵族，谈到他参加过的公使的舞会，谈到NN和SS的邀请，娜塔莎觉得他这样说不是无意的。

娜塔莎一直默默地坐着，皱着眉头打量他。她的目光越来越使保里斯不安、发窘。保里斯越来越频繁地回顾娜塔莎，说话时断时续。他坐了不到十分钟，起身告辞。娜塔莎那双好奇的、挑逗的、略带嘲弄的眼睛一直盯着他。在他第一次访问后，保里斯对自己说，他觉得娜塔莎依旧那么使他迷恋，但他不该沉湎于这种感情，因为同她这个几乎没有陪嫁的姑娘结婚，就会毁了他的前程，但恢复原来的关系而不同她结婚，那是不高尚的。保里斯决心避免同娜塔莎见面，但尽管作了这样的决定，过了几天他又去访问，从此频频去罗斯托夫家，并整天待在那里。保里斯觉得他应该同娜塔莎谈一次心，对她说明应该忘记过去的事，不论怎样……她都不可能做他的妻子，因为他没有财产，她家里决不会让她嫁给他的。但他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觉得很难开口。他越来越难以自拔。照母亲和宋尼雅的看法，娜塔莎仍旧爱着保里斯。她为他唱他心爱的歌，给他看她的纪念册，要他在里面题字，但没向他提起往事，只让他觉得现在多么美好。保里斯每天恍恍惚惚地离开娜塔莎，没有说出想说的话，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他为什么来，结局将会怎样。保里斯不再去海伦家，每天收到海伦责备的信，但还是整天待在罗斯托夫家。

十三

一天晚上，老伯爵夫人头戴细布睡帽，身穿短袄，没有戴假发，从睡帽下露出一绺鬈发，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跪在地毯上做晚祷。这时房门咯吱一声，娜塔莎赤脚穿着软底鞋，身上穿着短袄，头扎卷发纸，跑了进来。伯爵夫人回头一看，皱起眉头。她刚要做完祷告。“难道这张床将成为我的尸床吗？”她做祈祷的情绪被破坏了。娜塔莎生气蓬勃，脸色通红，看见母亲在祷告，连忙收住脚步蹲下来，不由得伸了伸舌头，责怪自己。娜塔莎看到母亲继续祈祷，踮着脚尖跑到床前，迅速地用一只小脚蹭着另一只小脚脱去软鞋，跳上伯爵夫人所害怕的那张床。这张床很高，铺有羽绒褥子，上面叠放着五个枕头，一个比一个小。娜塔莎跳上床，陷到羽绒褥子里，滚到墙边，钻到被子底下，膝盖弯到下巴颏，踢着脚，几乎不出声地笑着，忽而拿被子蒙住头，忽而望望母亲。伯爵夫人做完祈祷，板着脸走到床前，看见娜塔莎蒙着头，就慈祥地微微一笑。

“喂，喂，喂！”母亲叫道。

“妈妈，跟你谈一件事好吗？”娜塔莎说，“嗯，让我亲亲你的脖子，只亲一下。”娜塔莎抱住母亲的脖子，在她的下巴颏上吻了吻。娜塔莎对待母亲表面上似乎很粗野，其实动作很轻巧。她搂住母亲，总是使母亲既不感到疼痛，也不觉得不舒服。

“谈吧，今天要谈什么呀？”母亲问，身子靠在枕头上，等娜塔莎踢动两腿，在她身上滚过两次，在旁边躺下来，同她合盖一条被子，伸出双手，脸上现出严肃的神色。

每天晚上，趁伯爵还没从俱乐部回家，娜塔莎来到父母亲屋里是母女俩的一大乐事。

“今天谈什么呀？我可要告诉你……”

娜塔莎用手捂住母亲的嘴。

“谈谈保里斯……我知道，”娜塔莎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您别说，我知道，不，您说吧！”娜塔莎放下手，“您说，妈妈。他这人可爱吗？”

“娜塔莎，你十六岁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出嫁。你说保里斯可爱。他很可爱，我像爱儿子一样爱他，可你要怎么样呢？……你在想什么呀？你弄得他神魂颠倒，这我看得出来……”

伯爵夫人说着瞧了瞧女儿。娜塔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望着红木床角上雕刻的狮身人面像，因此伯爵夫人只看到女儿的侧面。女儿脸上异常严肃凝神的表情使伯爵夫人吃惊。

娜塔莎听着，思索着。

“嗯，那又怎么样？”娜塔莎说。

“你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为了什么呢？你要他怎么样？你也知道，你不可能嫁给他。”

“为什么？”娜塔莎没有改变姿势，问。

“因为他年轻，因为他穷，因为他是我们的亲戚……因为你并不爱他。”

“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这样不好，我的宝贝。”

“但如果我要……”娜塔莎说。

“别说傻话了。”伯爵夫人说。

“但如果我要……”

“娜塔莎，我是对你说正经的……”

娜塔莎不让母亲说完，拉过她的大手吻着手背，然后吻手心，然后又翻过来吻第一个指关节，然后吻指关节之间的地方，接着又吻指关节，口中念念有词：“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说呀，妈妈，您怎么不作声啦？说呀！”娜塔莎说，回头看着母亲。母亲温柔地瞧着女儿，在这样的凝视中似乎把要说的话都忘记了。

“这不行，宝贝。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你们童年的关系的，看见你同他这样接近，会使其他来我家的青年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而主要的是徒然使他痛苦。他也许已找到了合适的有钱对象，可现在他有点疯疯癫癫。”

“疯疯癫癫吗？”娜塔莎反问。

“我可以给你说说我自己的事。我有一个表哥……”

“我知道，基里拉·马特维伊奇，他不已是个老头子了吗？”

“他并非从来就是个老头子。那么好吧，娜塔莎，我要同保里斯谈一次。他不用老是来我们家……”

“如果他高兴，为什么不让他来呢？”

“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您怎么知道？不，妈妈，您别对他说。您不能对他说。那太不像话了！”娜塔莎说话的语气，好像人家要夺走她的财物，“好吧，我不出嫁了，让他来好了，既然他高兴，我也高兴。”娜塔莎含笑瞧着母亲。

“不结婚，就是这样。”娜塔莎又说了一遍。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宝贝？”

“就是这样。嗯，我绝对不出嫁，但就是……这样。”

“这样，这样。”伯爵夫人重复说，突然抖动全身发出老年人的和善笑声。

“行了，别笑了！”娜塔莎叫道，“床都被您笑得摇起来了。您简直像我一样爱笑……别笑了……”娜塔莎抓住伯爵夫人的双手，吻了她小指的关节——六月，接着又在另一只手上吻着七月、八月，“妈妈，他很爱我吗？您看怎么样？人家也这样爱过您吗？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但不完全合我的口味：他很单调，像座钟一样……您不明白吗？……单调，灰色，浅色……”

“你在胡说什么呀？”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继续说：

“难道您不明白吗？尼古拉就懂……皮埃尔——他就是蓝色的，深蓝带红的，他又是四方形的。”[110]

“你也同他调情吗？”伯爵夫人笑着说。

“不，他是共济会会员，我知道。他很正派，深蓝带红，怎么给您解释呢……”

“伯爵夫人哪，”门外传来伯爵的声音，“你睡了吗？”娜塔莎赤脚跳下床，手里拿着鞋，跑回自己屋里。

娜塔莎好久不能入睡。她老是想到，谁也不理解她所理解的一切和她内心的一切。

“宋尼雅呢？”娜塔莎瞧着那只蜷缩着身子睡觉的大尾巴小猫，想，“不，她懂什么呢！她挺规矩。她爱上尼古拉，别的就什么也不想知道了。就连妈妈也不了解。真奇怪，我多么聪明……她多么可爱，”娜塔莎继续用第三人称自言自语，想象着有一个聪明的、非常聪明非常好的男人这样说到她……“她具备一切优点，一切优点，”这个男人继续说，“非常聪明，可爱，而且漂亮，非常漂亮，活泼，游泳、骑马都很出色，还有那副嗓子！可以说，嗓子美极了！”娜塔莎哼了一句她心爱的凯鲁比尼[111]歌剧，扑到床上，想到她立刻就会睡着，高兴得笑起来。她叫杜尼雅莎灭掉蜡烛，但没等杜尼雅莎走出房间，她已进入另一个更幸福的梦境，那里的一切都像现实一样轻松美好，而且比现实更美，因为那是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伯爵夫人把保里斯找来，同他谈了一番话。从那天起他就不再来罗斯托夫家了。

十四

一八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晚上，叶卡德琳娜时代的一位大官在家里举行迎新舞会。外交使团和皇帝都将光临舞会。

在英吉利滨河街上，这位大官的著名公馆无数彩灯大放光明。在灯火辉煌、铺着红地毯的大门口站着警察和宪兵，还有警察局局长和几十名警官。马车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车上站着穿红号衣的跟班和戴花翎帽的跟班。从马车里下来穿军服、佩勋章和戴绶带的男人；一些身穿绸缎衣裙和银鼠皮大衣的夫人小姐小心翼翼地踏着砰然放下的踏板，急促而无声地从红地毯上走过。

每当门口来了一辆马车，人群里就发出窃窃私语，大家摘下帽子。

“是皇上吗？……不，是大臣……亲王……公使……难道你没看见花翎吗？……”人群里有人说，其中一个穿得比别人讲究，似乎认识所有的人，能列举达官贵人的名字。

客人已到了三分之一，可是要参加舞会的罗斯托夫一家人还在忙着打扮呢。

罗斯托夫家为了参加这次舞会讨论过许多次，作了不少准备，也有过许多忧虑，唯恐接不到邀请，衣服来不及做好，不能把一切安排妥当。

同罗斯托夫一起参加舞会的有彼隆斯卡雅。她是伯爵夫人的朋友和亲戚，一个又黄又瘦的前朝女官。住在外省的罗斯托夫一家在彼得堡参加上流社会活动，常得到她的指导。

罗斯托夫家应当在晚上十点钟去道里达花园接这位女官。这时离十点只差五分，可是小姐们还没有打扮好。

娜塔莎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盛大的舞会。那天，她早晨八时起床，整天都处于恶性兴奋和忙碌中。从早晨起，她就全力以赴，要她们——她、妈妈和宋尼雅——尽量穿戴得漂亮些。宋尼雅和伯爵夫人都完全信赖她。伯爵夫人应穿紫红丝绒连衣裙，她娜塔莎和宋尼雅要着粉红绸套裙，外加白纱连衣裙，腰带上佩玫瑰花，头发要梳成希腊式。

主要的梳妆活动都已完毕：腿、臂和脖子、耳朵都按照舞会要求精心洗过，喷上香水，搽了香粉；双脚穿上透花长袜和有花结的白缎舞鞋；头发差不多梳好了。宋尼雅即将穿好衣服，伯爵夫人也打扮得差不多；但为大家打扮的娜塔莎自己却落在后面。娜塔莎瘦削的肩膀上还披着梳妆衫，坐在镜子前。宋尼雅已穿好衣服，站在房间中央，拿大头针吱地一声别住最后一条缎带，把小小的手指都顶痛了。

“不对，不对，宋尼雅！”娜塔莎回过头去说，双手抓住头发，弄得正在替她梳头的使女都来不及放手，“花结不是这样打的，过来。”宋尼雅蹲下来，娜塔莎替她重新打上花结。

“对不起，小姐，这样可不行。”握着娜塔莎头发的使女说。

“哦，天哪，等一下！这就对了，宋尼雅。”

“你们快好了吗？”传来伯爵夫人的声音，“已经十点钟了。”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那么您好了吗，妈妈？”

“只剩下别上帽子了。”

“让我来别，”娜塔莎叫道，“你们不会别！”

“已经十点钟了。”

原来决定十点半到舞会，可是娜塔莎还没有穿好衣服，还要到道里达花园去。

娜塔莎梳好头，穿着露出舞鞋的短裙，披着母亲的梳妆衫，跑到宋尼雅跟前，把她端详了一番，又跑回母亲跟前。娜塔莎把母亲的头转来转去，把帽子别好，匆匆地吻了吻她的白发，又跑到正在把裙子缝短的使女那里。

耽搁的原因是娜塔莎的裙子。她的裙子太长，两个使女正替她把裙子缝短，她们匆匆把线咬断。第三个使女嘴里咬着大头针，从伯爵夫人那里跑到宋尼雅跟前；第四个使女手里高托着轻纱衣服。

“玛弗露莎，快一点，好姑娘！”

“把顶针给我，小姐。”

“快好了吗？”伯爵一边走进来，一边问，“喏，这是香水。彼隆斯卡雅一定等急了。”

“好了，小姐。”使女用两个手指提起缝短的轻纱连衣裙，吹掉和抖掉上面的线头。她的姿势表示手里衣服的轻盈和洁净。

娜塔莎开始穿衣服。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别进来，爸爸！”娜塔莎对开门进来的父亲大声说，纱裙还蒙着她的脸。宋尼雅把门关上。过了一分钟，才放伯爵进来。伯爵身着藏青礼服，脚穿长统袜和软底鞋，身上喷了香水，头上搽过发油。

“爸爸，你真漂亮，太美了！”娜塔莎说，站在房间中央，抚平纱裙的皱褶。

“对不起，小姐，等一下。”使女跪在地上说，拉着衣服的下摆，用舌头把大头针从嘴的这一边顶到那一边。

“你瞧着办吧，”宋尼雅打量着娜塔莎的衣服，失望地叫道，“你瞧着办吧，还是长了！”

娜塔莎退后几步，照着穿衣镜。裙子是长了些。

“真的，小姐，一点也不长。”玛弗露莎跟着小姐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说。

“嗯，要是太长了，那就把它缝高，一会儿就好。”做事果断的杜尼雅莎说，拿下胸口的针，又跪在地板上缝起来。

这时，伯爵夫人身穿丝绒衣服，头戴高帽，不好意思地悄悄走进来。

“哦！我的美人！”伯爵叫道，“你比谁都漂亮！……”他想搂她，但她红着脸躲开，唯恐衣服被弄皱。

“妈妈，帽子再偏一点，”娜塔莎说，“我来替您重新别过。”说着冲过去，弄得替她缝衣服的使女来不及松手，把一块轻纱扯了下来。

“天哪！这是怎么搞的？可不是我的错呀……”

“不要紧，我来收拾，看不出来的。”杜尼雅莎说。

“美人儿，我的皇后！”保姆从门外走进来说，“还有我的宋尼雅，哦，都是美人儿！……”

十点一刻大家终于坐上马车走了。但还得先去道里达花园。

彼隆斯卡雅已经收拾好了。尽管她又老又丑，但也像罗斯托夫家人那样作了精心梳妆。虽然不像她们那样忙乱（这种事她已习以为常），但同样把她那又老又丑的身体洗干净，搽上粉，喷上香水，同样洗了耳朵。而当她穿上有花体字母的黄色连衣裙走到客厅时，上了年纪的女仆也像罗斯托夫家的女仆那样，对夫人的装束赞不绝口。彼隆斯卡雅对罗斯托夫一家人的打扮称赞了一番。

罗斯托夫一家人则夸奖彼隆斯卡雅打扮漂亮，格调高雅，小心翼翼地保护好她们的发式和衣服，十一点钟坐上马车去赴舞会。

十五

这天早晨娜塔莎一分钟也没有空，一次也没想到将会遇到什么事。

在户外潮湿寒冷的空气里，在拥挤、昏暗和颠簸的马车上，她第一次生动地想象着那灯火辉煌的舞厅：音乐、鲜花、跳舞、皇帝和彼得堡的漂亮青年。她将要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妙，同马车里的寒冷、拥挤和昏暗又那么不协调，她简直不相信会看到那样的景象。直到她经过铺红地毯的入口，走进前厅，脱下皮大衣，同宋尼雅并肩走在母亲前面，从鲜花中间登上灯光明亮的楼梯，她才相信她来到了什么地方。直到这时她才想到在舞会上她该有怎样的仪态，就竭力表现出她认为姑娘在舞会上应有的端庄风度。幸好她觉得眼花缭乱，什么也看不清楚，脉搏每分钟跳一百次，血往心脏直涌。她紧张得几乎要晕过去，但竭力镇定下来，往前走去，不现出可笑的样子。这副模样对她倒是挺合适。前前后后都是客人，都同样穿着舞服，同样低声交谈着。楼梯两旁的镜子映出太太小姐们的倩影，她们穿着雪白、天蓝和粉红的衣裳，裸露的胳膊和脖子上戴着钻石和珍珠首饰。

娜塔莎照照镜子，分不清自己和别人。人群汇合成一个光艳照人的行列。在进入第一个大厅时，匀调的说话声、脚步声和问候声几乎把娜塔莎的耳朵震聋；灯光和反光使她越发眼花缭乱。男女主人在门口已站了半小时光景，向进来的客人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欢迎，欢迎光临！”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了罗斯托夫一家和彼隆斯卡雅。

两个姑娘都穿着雪白的连衣裙，黑头发上都戴着玫瑰花，都行着屈膝礼，但女主人的目光不觉在瘦小的娜塔莎身上停留得更久。女主人看看她，本来微笑着的脸又对她单独笑了笑。也许是女主人看见她，想起了自己一去不复返的少女的黄金时代和第一次参加舞会的情景。男主人也目送着娜塔莎，问伯爵哪一个是他的女儿。

“真迷人！”他吻吻自己的手指尖，说。

大厅里满是客人，大家都挤在门口，恭候皇上驾临。伯爵夫人站在人群的前排。娜塔莎听到和感觉到有好多人问起她，并且望着她。她明白那些注意她的人都很喜欢她。这情景使她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有些人跟我们一样，有些人还不如我们。”娜塔莎想。

彼隆斯卡雅向伯爵夫人一一指点在场的头面人物。

“瞧，这是荷兰公使，看见吗，白头发的。”彼隆斯卡雅说，指指一个鬈发如银的小老头。他的身边围着一群女人，他说了句什么话使她们格格发笑。

“哦，你瞧，彼得堡的女皇，皮埃尔伯爵夫人。”彼隆斯卡雅指指走进来的海伦说。

“真漂亮！不比纳雷施金娜[112]差；瞧，老老少少都盯住她不放。又漂亮，又聪明。据说，亲王……被她迷得神魂颠倒。至于那两个，虽然不漂亮，却有更多的人围着她们转。”

彼隆斯卡雅指指一个穿过大厅的太太和她那个长得很丑的女儿。

“这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彼隆斯卡雅说，“那些都是追求她的人。”

“这是皮埃尔伯爵夫人的哥哥阿纳托里，”彼隆斯卡雅说，指指一个英俊的近卫骑兵军官，他正昂首阔步从她们旁边走过，眼睛没看女人，而望着她们头上的什么地方，“真漂亮！您说是吗？据说要给他娶这个有钱的姑娘。你们的表亲保里斯也在拼命巴结她。据说她有几百万陪嫁……不错，那是法国公使。”伯爵夫人问科兰古是什么人，彼隆斯卡雅这样回答。“您瞧，简直像个皇帝。法国人毕竟可爱，真可爱。社交场里没有比法国人更可爱的了。哦，她来了！可不是，我们的纳雷施金娜还是比谁都美！她穿得多么朴素。真迷人！”

“那个胖子，戴眼镜的，世界闻名的共济会会员，”彼隆斯卡雅指指皮埃尔说，“同妻子站在一起，十足像个小丑！”

皮埃尔摆动肥胖的身子，挤开人群，和蔼可亲地向左右两边随便点着头，仿佛穿过市场里的人群一样。他走过人群，显然在找寻什么人。

娜塔莎高兴地望着被彼隆斯卡雅称为小丑的皮埃尔熟识的脸，知道他在人群里找她们，特别是找她。皮埃尔曾答应她来参加舞会，并给她介绍舞伴。

不过，皮埃尔还没走到她们身边，就在窗口一个个儿不高、穿白军服、皮肤浅黑的美男子面前站住。这男子正跟一个佩勋章和绶带的高个子谈话。娜塔莎立刻认出那个儿不高、穿白军服的青年就是安德烈。她觉得安德烈比以前年轻、快乐、漂亮多了。

“瞧，这里还有一位熟人，安德烈，妈妈，您看见吗？”娜塔莎指着安德烈公爵说，“您记得吗，他在奥特拉德诺我们家宿过一个晚上。”

“哦，你们也认识他吗？”彼隆斯卡雅说，“我可不喜欢他。现在大家都把他捧上天。他简直是得意忘形了！像他爹一样。同斯佩兰斯基也交结上了，一起在制订什么计划。瞧他怎样对待妇女！人家在跟他说话，他却转过身去，”彼隆斯卡雅指指安德烈说，“他要是像对待那些太太那样对待我，我非把他痛骂一顿不可。”

十六

突然周围骚动起来，人群叽叽喳喳，拥上去又退回来。奏起了音乐，皇帝从列队的人群中走进来。主人夫妇跟在皇帝后面。皇帝走得很快，向左右两边点头致意，仿佛想尽快摆脱这最初的欢迎仪式。乐队演奏因歌词颂扬皇上而著名的波兰舞曲。歌词的开头是：“亚历山大，伊丽莎白，我们齐心赞颂。”皇帝走进客厅，人群向门口拥去；有几个人神情紧张，匆匆来回奔走。人群看见皇帝来到客厅，并同女主人谈话，又从门口退去。一个年轻人神色慌张地向妇女们奔来，要求她们让开。有几个妇女显然忘记上流社会的礼节，向前挤去，把衣服也挤坏了。男子们走到妇女面前，组成波兰舞的对子。

大家都让开。皇帝含笑挽着女主人的手臂，不合节拍地从客厅里走出来。他们后面是男主人和纳雷施金娜，再后面是公使们、大臣们、将军们。彼隆斯卡雅不停地报着他们的名字。大多数妇女都有舞伴，准备跳波兰舞。娜塔莎发觉，她跟母亲和宋尼雅被挤到墙边，也没有人邀请她们跳波兰舞。娜塔莎垂下两条细细的手臂站在那里，她那稍稍隆起的胸部均匀地起伏着。她抑制住呼吸，恐惧的明亮眼睛望着前方，准备迎接巨大的欢乐和巨大的悲哀。皇帝也罢，彼隆斯卡雅列举的大人物也罢，娜塔莎都不感兴趣。她头脑里只想着一件事：“难道没有一个人来邀请我？难道我不能参加第一轮跳舞？难道这些男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现在他们好像都没有看见我；即使看见了，那副神气也仿佛在说：‘啊，那不是我所要的舞伴，不用看她！’不，这样可不行！”娜塔莎想，“他们应该知道，我多么想跳舞，我跳得多么出色，他们同我跳舞将会多么快乐。”

波兰舞曲演奏了好久。音乐好像勾起了娜塔莎伤心的回忆。她真想哭。彼隆斯卡雅离开了她们。伯爵在大厅的另一端；伯爵夫人、宋尼雅和她在这陌生的人群里，就像在树林里一样，谁也没注意她们，谁也不需要她们。安德烈公爵带着一位太太从她们旁边走过，显然没有认出她们。美男子阿纳托里含笑同身边一位太太说话，对娜塔莎望了一眼，就像望墙壁一般。保里斯两次从她们身边走过，每次都转过脸去。别尔格夫妇没有跳舞，走到她们面前。

自家人在舞会上谈话，娜塔莎觉得丢脸，仿佛一家人除了舞会就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交谈了。薇拉对娜塔莎谈起自己的绿色连衣裙，娜塔莎既没有听她，也没有看她。

皇帝终于在他最后一个舞伴（他同三个妇女跳过舞）旁边站住，音乐也停止了。一个副官焦虑地跑到罗斯托夫家人跟前，请她们再让开一点，虽然她们已靠墙站着。乐队奏起清楚、细腻、节奏动人的华尔兹。皇帝微笑着向大厅里扫视了一下。过了一分钟，还没有人起舞。主持舞会的副官走到皮埃尔伯爵夫人面前，请她跳舞。海伦含笑伸出手搭在副官肩上，但眼睛并没有看他。副官是个跳舞老手，紧搂着舞伴，从容不迫而步子均匀地绕着圈子跳滑步，跳到大厅边上就抓住她的左手，把她的身子转过来。由于音乐节奏越来越快，只听得副官迅速而灵活的脚步均匀地碰响马刺。同时每到第三拍旋转的时候，他舞伴的丝绒连衣裙就飘起来，闪闪发亮。娜塔莎瞧着他们简直想哭，因为没有人请她跳第一轮华尔兹。

安德烈公爵身穿骑兵上校的白军服，脚上穿着长统袜和软底鞋，高高兴兴地站在圆圈前排，离罗斯托夫家人不远。费尔果夫男爵正同他谈着明天即将举行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安德烈公爵接近斯佩兰斯基，又参加了法规委员会的工作，能提供明天会议的可靠消息，而目前正传播着有关这次会议的种种流言。不过，安德烈公爵并没有听费尔果夫说话，他时而望望皇帝，时而望望准备跳舞而还没有出场的男人。

安德烈公爵望望在皇帝面前畏怯的男人和渴望被邀请的女人。

皮埃尔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抓住他的手臂。

“您一向喜欢跳舞。我所保护的娜塔莎小姐在这里，您请她跳吧。”皮埃尔说。

“在哪里？”安德烈问，“对不起，”他对男爵说，“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吧，舞会上应该跳舞。”安德烈照皮埃尔指点的方向走去。娜塔莎那张沮丧的脸映入他的眼帘。安德烈公爵认出了她，猜到她的心情，明白她这是初次出来交际，又想起那个月夜她跟宋尼雅在窗口的谈话，就笑盈盈地走到她面前。

“让我来向您介绍我的女儿。”伯爵夫人红着脸说。

“我很荣幸已经认识伯爵小姐了，如果伯爵小姐还记得我的话。”安德烈公爵说，彬彬有礼地鞠着躬，正好和彼隆斯卡雅说他傲慢无礼的话相反。安德烈公爵还没说邀请，就伸手去搂她的腰。他请她跳华尔兹。娜塔莎那张善于变化的沮丧的脸顿时容光焕发，现出幸福、感激和天真的微笑。

“我早就在等着你了。”这个惊喜交集的小姑娘仿佛用含泪的笑容这么说，同时把一只手放在安德烈公爵的肩上。他们是进场的第二对。安德烈公爵在那个时候是个跳舞好手。娜塔莎跳得也很出色。她那双小脚穿着缎子舞鞋，轻盈灵巧地跳着，脸上则闪耀着幸福的光彩。她那裸露的脖子和手臂很瘦小，同海伦的肩膀相比要难看得多。她肩膀瘦削，胸部尚未充分发育，双臂很细；而海伦的身子则仿佛被几百双眼睛爱抚得光滑闪亮，可娜塔莎还是初次袒胸露臂，看上去还是个小女孩，要不是人家说服她非这样穿戴不可，她会非常害臊的。

安德烈公爵喜欢跳舞，许多人找他谈政治和理论，他想尽快摆脱这种谈话，同时尽快离开那些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的人，就去跳舞。他选中娜塔莎，因为皮埃尔让他去找她，因为她是他所看到的最可爱的女人。不过，他一搂住她那苗条灵活的细腰，她离他那么近地摆动着身子，那么近地对他嫣然一笑，她的魅力顿时把他迷住了。当他喘过气，放掉她站住，望着对对舞侣时，他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年轻多了。

十七

在安德烈公爵之后，保里斯走到娜塔莎跟前请她跳舞。接着那个主持舞会、擅长跳舞的副官走过来，还有几个青年也走过来。娜塔莎把多余的舞伴介绍给宋尼雅，自己满脸绯红，兴高采烈地跳了一个晚上。她根本没注意，也没看到舞会上那些引人注意的事。她没注意到，皇帝同法国公使谈了很久，又对一位太太特别恩宠，也没注意某某亲王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海伦怎样出足风头，受到某某的青睐；她甚至没有看到皇帝。后来舞会的气氛变得更加热烈，她这才发觉皇帝已经走了。晚餐前，安德烈公爵又跟娜塔莎跳愉快的科季里昂舞。他提起他们在奥特拉德诺林阴路上的初次会面，她在月夜睡不着觉，他无意中听见了她的话。娜塔莎脸红起来，竭力替自己辩白，仿佛安德烈公爵无意中听到她表达感情是不体面的。

安德烈公爵也像一般老于社交的人那样，喜欢同没有染上社交习气的女人交谈。娜塔莎乐天、胆怯，样样觉得新奇，法语讲得不正确，她正好是这样的女性。安德烈公爵待她特别温柔，同她说话格外谨慎。他坐在她旁边，同她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欣赏着她那眼睛和笑容里的快乐光芒。她的笑容同所谈的事无关，而是她内心喜悦的反映。当有人来邀请娜塔莎，她含笑站起来在大厅里跳舞时，安德烈公爵特别欣赏她那羞答答的娇态。娜塔莎跳完第一轮科季里昂舞，气喘吁吁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这时又有一个男子来请她跳舞。她累了，还在喘气，很想推辞，但立刻又快乐地把手搭到舞伴肩上，并对安德烈公爵回眸一笑。

“我真想休息一下，同您坐一会儿，我累了；但您看到，人家来邀请我，我很高兴，很幸福，我爱大家。这一层我们两个都了解。”娜塔莎的笑容还表示了许多别的意思。当舞伴放下她时，她迅速地穿过场子，去请两位女士跳下一节舞。

“她要是先去找她的表姐，再去找别的女士，她将成为我的妻子。”安德烈公爵望着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就这样自言自语。娜塔莎是先走到表姐跟前。

“人有时会产生多么荒唐的念头！”安德烈公爵想，“不过可以肯定，这个姑娘那么可爱，那么出色，她只要在这里跳上一个月舞，就一定会嫁人……这里难得有这样的好姑娘。”当娜塔莎理理腰带上的玫瑰花，在他旁边坐下时，他想。

在科季里昂舞快结束时，老伯爵身穿藏青礼服，走到跳舞的人群里。他邀请安德烈公爵到他们家去玩，又问女儿是不是快乐。娜塔莎没有回答，只嗔怪似地微微一笑，仿佛说：“这种话怎么可以问呢？”

“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娜塔莎说。安德烈公爵看见，她那瘦小的手臂迅速地举起来要拥抱父亲，但立刻又放下。娜塔莎确实有生以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她达到了幸福的顶峰。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只知道善良和美好，不相信人间有邪恶、不幸和悲哀。

在这个舞会上，皮埃尔第一次因妻子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而感到屈辱。他闷闷不乐，神不守舍。他的额上横刻着一条很深的皱纹。他戴着眼镜，站在窗口发呆，一个人也没有看见。

娜塔莎去吃饭，从皮埃尔身边走过。

皮埃尔恼怒的神色使她吃惊。娜塔莎在他面前站住。她想安慰他，把自己过剩的幸福分给他。

“真开心，伯爵！”娜塔莎说，“是不是？”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微微一笑，显然不明白她对他说的话。

“是的，我很高兴。”皮埃尔说。

“他们怎么会有不称心的事呢，”娜塔莎想，“特别是像皮埃尔这样的好人？”在娜塔莎的眼里，舞会上的人个个都同样善良、可爱、出色、相亲相爱，谁也不可能欺负谁，所以个个都应该高兴。

十八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想起昨天的舞会，但没有想多久：“是的，舞会很精彩。还有……是的，娜塔莎很可爱。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清新的气息，跟那些彼得堡女人不同。”关于昨天的舞会他就想到这一些。他喝过茶，坐下来工作。

但由于过分疲劳或者睡眠不足，工作效果不佳。安德烈公爵什么事也做不成，就像平时那样对自己很不满。他听到有人来访，感到高兴。

来客是毕茨基。这人参加了各种委员会，出入彼得堡各种交际场所，热烈拥护新思想和斯佩兰斯基，在彼得堡热心传播消息，像选择时髦服装一样追求时髦思潮，因此也就成了各种思潮的热心支持者。他一摘下帽子，就忧心忡忡地奔进安德烈公爵的房间，立刻说起话来。他刚获悉今晨由皇帝主持的国务会议的详情，就兴奋地谈起这件事。皇帝的演说非常精彩。只有立宪君主才能发表这样的演说。“皇帝坦率地说，国务会议和参政院都是国家机构；他说，政府行使职权不应独断独行，而应根据坚定的原则办事。皇帝说，财政应该改革，收支应该公开。”毕茨基说时强调其中某几个字，意味深长地睁大眼睛。

“是啊，今天的会议是一个新纪元，历史上最伟大的新纪元。”毕茨基结束说。

安德烈公爵原来迫不及待地等待国务会议的召开，认为这次会关系重大。如今听了开会的情况，他觉得这会不仅没使他感动，而且毫无意义。他听着毕茨基的热情介绍，暗自好笑。他心里只是想：“皇帝高兴在国务会议上说些什么，这跟我和毕茨基有什么相干？难道这一切能使我的生活更幸福，更完美吗？”

这个简单的想法顿时破坏了安德烈公爵对改革的兴趣。这天晚上他要到斯佩兰斯基家参加“朋友们”（这是主人的说法）的聚餐。在这个他所崇拜的人家里吃饭，原来对他很有吸引力，尤其因为他还没见过斯佩兰斯基的家庭生活，可如今他却不想去了。

不过到了约定时间，安德烈公爵还是走进斯佩兰斯基在道里达花园的私邸。在异常清洁（像修道院一样清洁）的镶木地板餐厅里，稍稍迟到的安德烈公爵发现斯佩兰斯基的朋友们五点钟都已到齐了。除了斯佩兰斯基的小女儿（像父亲一样长脸）和她的家庭女教师，没有一个女人。客人有席尔维、马格尼茨基和斯托雷平。安德烈公爵在前厅就听见高声说话和大声哄笑——笑声像舞台上演戏一样。有人清楚地发出哈哈哈的笑声，听上去有点像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从没听见斯佩兰斯基笑过，因此这位政府要人尖细响亮的笑声使他惊讶。

安德烈公爵走进餐厅。所有的人都站在两窗之间一张放冷菜的小桌旁。斯佩兰斯基身穿灰色礼服，佩着勋章，仍旧穿戴着在著名的国务会议上穿戴的白背心和白领带，满面春风地站在桌旁。客人们都围着他。马格尼茨基正在给斯佩兰斯基讲一件趣闻，斯佩兰斯基没有听完就笑了。安德烈公爵进去时，马格尼茨基的话又被笑声所淹没。斯托雷平一面低沉地笑着，一面吃着干酪面包。席尔维低声嘿嘿笑着。斯佩兰斯基则发出尖细响亮的笑声。

斯佩兰斯基笑个不停，向安德烈公爵伸出又白又嫩的手。

“您来，我很高兴，公爵！”斯佩兰斯基说，“等一会儿……”他对马格尼茨基说，打断他的话，“今天我们讲定了，高高兴兴吃顿饭，不谈公事。”他又转身对着马格尼茨基，又笑起来。

安德烈公爵又惊奇又失望地听着笑声，望着发笑的斯佩兰斯基。他觉得这不是斯佩兰斯基，而是另一个人。以前斯佩兰斯基显得那么神秘迷人，现在却突然变得平淡无奇。

吃饭时谈话没有一刻停止，形形色色的笑话讲个没完。马格尼茨基还没有讲完，另一个人就争着要讲更可笑的事。大部分笑话都涉及官场或者某个官员。这些官场中的人物看来实在无聊，因此对他们只能采取善意嘲笑的态度。斯佩兰斯基讲到，今天早晨国务会议上有人问一位耳聋的大官有什么意见，他说他就是这个意见。席尔维讲了审查一个案子的经过，其中有关人员的荒唐简直惊人。斯托雷平结结巴巴地加入谈话，起劲地谈到旧制度下的舞弊情况，似乎要使谈话变得严肃些。马格尼茨基取笑斯托雷平的激动。席尔维插了一个笑话，谈话又变得轻松愉快了。

斯佩兰斯基显然喜欢在公余休息一下，跟朋友一起松快松快。客人们知道他的愿望，就竭力使他开心，同时自己也开心开心。但安德烈公爵觉得这种闲谈很无聊，很乏味。斯佩兰斯基的尖嗓子使他受不了，他那不停的做作的笑声使他反感。安德烈公爵没有笑，但又怕使大家扫兴。其实谁也没注意他的情绪，大家似乎都很高兴。

安德烈公爵几次想加入谈话，但他的话每次都像软木塞那样从水里浮起来。他实在无法跟他们一起说笑。

他们说的话没有什么不好或者不得体，而且都很俏皮，也可能很好笑，但他们不仅说不出真正有趣的话，而且可能根本不知道。

饭后，斯佩兰斯基的女儿和家庭教师站起来。斯佩兰斯基用他白净的手抚摩抚摩女儿，又吻了吻她。安德烈公爵觉得他这个动作也很不自然。

男子照英国规矩留下来喝葡萄酒。谈到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行动时，大家都表示赞同，只有安德烈公爵反对他们的意见。斯佩兰斯基微微一笑，显然想改变不愉快的话题，他讲了一个与此完全无关的趣闻。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斯佩兰斯基在桌旁坐了一会儿，塞上没喝完酒的酒瓶，说：“如今好酒不胫而走。”接着他把酒瓶交给仆人，站起身来。大家都站起来，热烈地交谈着，向客厅走去。斯佩兰斯基收到信使送来的两封信。他拿着信到书房里去。他一走，大家就不那么活跃，客人开始平静地低声交谈。

“好，现在朗诵！”斯佩兰斯基从书房里走出来说，“他有惊人的才能！”斯佩兰斯基对安德烈公爵说。马格尼茨基立刻站起来摆好姿势，用法语朗诵他描写彼得堡几位名人的诙谐诗，几次被掌声打断。安德烈公爵等朗诵结束，走到斯佩兰斯基面前向他告辞。

“您这么早到哪里去？”斯佩兰斯基问。

“我答应去参加一个晚会……”

他们没再说什么。安德烈公爵就近看着这双镜子般不让看透的眼睛，自己觉得好笑，他怎么能对斯佩兰斯基和同他有关的活动抱什么希望呢，他又怎么能重视斯佩兰斯基所干的事呢。安德烈公爵离开斯佩兰斯基家后，他的耳朵里还好久地响着那种没有生气的笑声。

安德烈公爵回到家里，想到自己四个月来在彼得堡的生活，一件件事都历历在目。他回想自己的奔走、求告，以及他拟订的军事条令的遭遇。这个条令已被接受审阅，但没有得到任何批示，因为另一个很糟糕的条令已送呈皇上；他想起军事条令委员会（别尔格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的会议；他想走，在这些会议上大家不厌其烦地讨论会议的形式和程序，却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他想起他拟订条令的工作，他多么认真地把《罗马法典》和《法国法典》译成俄语，想到这些不禁感到惭愧。然后他生动地想到了保古察罗伏、自己在乡下的事务、他的梁赞之行。他想起他的农奴和德龙村长，他愿意给他们人身自由。现在他觉得奇怪，他怎么能把那么多时间花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十九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去几家他还没有拜访过的人家，其中包括最近在舞会上恢复旧交的罗斯托夫家。除了礼节性访问外，安德烈公爵还想在罗斯托夫家见见那个给他留下愉快印象的与众不同的活泼姑娘。

娜塔莎是第一批出来迎接他的人。她穿一件家常穿的蓝色连衣裙，安德烈公爵觉得她比穿舞服还要好看。娜塔莎和一家人像接待老朋友那样接待安德烈公爵，随便而亲切。安德烈公爵以前严厉评判过他们一家，现在才发觉他们都是淳朴善良的好人。老伯爵的殷勤好客和诚恳厚道在彼得堡尤其感人，安德烈公爵推辞不过，只好留下来吃饭。“是的，他们都是些善良可爱的人，”安德烈公爵想，“他们一点不懂得娜塔莎身上的可贵之处，但在他们家里这个迷人的姑娘就显得格外生气蓬勃，富有诗意！”

安德烈公爵觉得，娜塔莎身上有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那里充满他没有领略过的快乐。这个世界，在奥特拉德诺的林阴路上和月夜的窗口就使他着迷了。如今这个世界已不再使他迷惑，也不再使他觉得陌生，因为他已进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快乐。

饭后，娜塔莎应安德烈公爵的要求，走到钢琴前唱歌。安德烈公爵站在窗前，一面同太太小姐们谈话，一面听娜塔莎唱歌。听到一半，安德烈公爵停下话头，突然觉得喉咙哽塞，眼泪涌了上来，这可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他望望正在唱歌的娜塔莎，心里产生了一种新鲜的幸福感。他感到幸福，同时又感到悲伤。他实在没有理由哭，但他想哭。哭什么？哭过去的爱情？哭小公爵夫人？哭他的悲观绝望？……哭未来的希望？又是，又不是。主要是哭他心里突然体验到的尖锐矛盾：一边是无比高尚伟大的理想，一边是浅薄的肉体的迷恋，他就是这样，她也是这样。在她唱歌的时候，这种矛盾使他又痛苦又快乐。

娜塔莎一唱完，就走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喜欢她的歌喉。她问了这句话以后觉得难为情，因为她明白不应该这样问。他瞧着她微微一笑，说他喜欢她唱歌，就像喜欢她做别的事一样。

安德烈公爵很晚才离开罗斯托夫家。他照平时的习惯就寝，但很快发现他不能入睡。他一会儿点着蜡烛，坐在床上，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又躺下，但一点也不因失眠而苦恼。他心情舒畅极了，好像一个人从窒闷的屋子来到空气清新的户外。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已爱上了娜塔莎；他没有想她，但她的影子老是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因此他觉得眼前展现了一片新的生活。“既然生活，充满种种欢乐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为什么还要害怕，为什么还要在闭塞的小圈子里忙忙碌碌？”他自言自语，好久以来第一次考虑未来的幸福生活。他暗自决定，他得关心儿子的教育，请个家庭教师，把儿子交托给他；然后退役，到英国、瑞士和意大利去看看。“趁我还年富力强，我要享受自由，”他自言自语，“皮埃尔说得对，人要幸福，必须相信能获得幸福。现在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113]我们活着一天，就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幸福。”

二十

一天早晨，别尔格上校身穿崭新的军服，头发搽油，鬓角梳得像亚历山大皇帝一样，来看皮埃尔。皮埃尔交游广阔，认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各种人，也认识别尔格。

“我刚才去见过尊夫人伯爵夫人，不幸她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我希望在伯爵您这里能走运一点。”别尔格微笑着说。

“上校，有何见教？我可以为您效劳。”

“伯爵，现在我的新居已布置好了，”别尔格说，显然相信这消息不会使人不高兴，“因此想为我和我妻子的朋友举行一次小小的晚会。”他笑得更欢了，“我想邀请伯爵夫人和您光临舍间喝茶……吃饭。”

只有海伦伯爵夫人认为同别尔格之流来往有失身份，才会无情地拒绝这样的邀请。别尔格坦率地说明，为什么他希望在家里举行一次美好的小型集会，为什么他将感到高兴，为什么他舍不得把钱花在赌钱等坏事上，但同好朋友相聚却舍得花钱。他说得那么恳切，使皮埃尔无法推辞，只好答应。

“伯爵，恕我斗胆请求，希望不要迟到；希望能在八点差十分光临。我们要凑个牌局，我们的将军也将光临。他待我很好。我们一起吃顿饭，伯爵。务必请您赏脸。”

皮埃尔那天打破迟到的习惯。到达别尔格家不是八点差十分，而是八点差一刻。

别尔格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恭候客人光临。

在陈设着半身塑像、油画和新家具的清洁明亮的书房里，别尔格同妻子坐在一起。别尔格身穿直领新制服，坐在妻子旁边，向她解释为什么要结交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因为只有这种结交才有乐趣。

“你可以仿效他们，可以向他们请教。你看我就是从最低级逐步提升的（别尔格计算他的经历不是用年份，而是用官位）。我那些同事还一事无成，可我快补上团长的缺了，我有幸做你的丈夫（他站起来吻吻薇拉的手，顺便拉平地毯上一个卷起的角）。我靠什么获得这一切？主要是会选择朋友。当然，还得品行端正，做事认真……”

别尔格怀着胜过妇道人家的优越感微微一笑，他认为他那可爱的妻子毕竟是个妇道人家，不可能懂得男人的长处，不知道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114]，就不再说什么。薇拉也怀着她的优越感微微一笑，认为自己超过丈夫，丈夫虽然和蔼可亲，但毕竟也像一切男人那样对生活的理解是错误的。别尔格拿自己的妻子来衡量，认为女人都是软弱和愚蠢的。薇拉从自己的丈夫推论，认为男人都自以为聪明，其实什么也不懂，而且自命不凡，自私自利。

别尔格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拥抱一下妻子，以免弄皱他花大钱买来的花边披肩，对准她的嘴唇吻了吻。

“只有一件事得注意，我们千万不能早生孩子。”别尔格循着自己的思路说。

“是的，”薇拉回答，“我一点不希望早生孩子。我们活着就是应当为社会。”

“尤苏波夫公爵夫人的一条同这一条一模一样。”别尔格指指披肩，幸福而和蔼地微笑着说。

这时仆人进来通报，皮埃尔伯爵到。夫妻俩得意地交换了个眼色，各人都把他的到来看作莫大的光荣。

“这就是善于结交名流的结果，”别尔格想，“这就是善于处世的结果！”

“我招待客人的时候，你别来打搅我，”薇拉说，“因为我知道怎样招待每个客人，跟什么人说什么话。”

别尔格也微微一笑。

“不行，男人有时只能谈谈男人的事。”别尔格说。

皮埃尔在崭新的客厅里受到接待。在这个客厅里，要坐个人就得破坏对称、洁净和秩序，因此，别尔格为了贵宾只得打破扶手椅和沙发的对称位置，但他还有点犹豫不决，只好让客人自己选择座位。这种心理是不难理解的。皮埃尔自己拉开一张椅子来坐，破坏了对称。别尔格和薇拉的晚会就这样开始。他们互相打岔，争先恐后地招待这位贵客。

薇拉暗自决定，同皮埃尔应该谈有关法国使馆的事，话就这样开了头。别尔格则认为应该谈男人的事，就打断妻子的话，谈到对奥战争问题，接着又从一般的谈话转到他对有人要他参加远征奥国的想法，并说明他为什么没有接受这种建议。谈话虽然很不连贯，薇拉也因男人插话而生气，夫妇俩还是感到很满意，尽管只有一位客人，晚会还是开得很好，而且同一切晚会一样，又有谈话，又有茶点，又点蜡烛。

过了一会儿，别尔格的老同事保里斯来了。保里斯对待别尔格和薇拉带点纡尊降贵的傲慢态度。保里斯之后来了一位贵夫人和一位上校，然后是那位将军，然后是罗斯托夫一家。至此，这次晚会就同别的晚会毫无二致了。别尔格和薇拉看到客厅里的光景，听到不连贯的谈话声、衣服的窸窣声和点头招呼声，忍不住露出快乐的笑容。一切都同人家一样，特别是老将军，称赞了一番房子，拍拍别尔格的肩膀，俨然以长辈身份安排牌桌的座位。将军坐在罗斯托夫伯爵旁边，把他看作仅次于自己的贵宾。老年人同老年人坐在一起，青年人同青年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坐在茶桌旁，茶桌上的银篮子里放着饼干，也像潘宁家的晚会那样。总之，一切都同别人家的晚会一样。

二十一

皮埃尔是位贵宾，应该跟罗斯托夫伯爵、将军和上校一起打牌。皮埃尔坐下来打牌，正巧面对着娜塔莎。娜塔莎在那天舞会后的变化使皮埃尔大为吃惊。娜塔莎默不作声。她不但没有那天舞会上漂亮，而且，要不是她的神态那么温和恬静，就简直是很难看了。

“她怎么了？”皮埃尔瞧了娜塔莎一眼，想。娜塔莎同姐姐一起坐在茶桌前，正懒洋洋地回答着身旁保里斯的什么话，眼睛也没望着他。皮埃尔出了一副“同花”，吃掉五张牌，使搭档感到很满意。他在收吃掉的牌时，听见寒暄声和脚步声，又瞧了娜塔莎一眼。

“她这是怎么了？”皮埃尔越发惊讶地问着自己。

安德烈公爵深情地站在她面前，对她说着什么。她仰起头望着他，脸涨得通红，竭力控制急促的呼吸。于是原来熄灭的内心的火焰又在她身上放射出光芒。她的整个模样变了。她又从一个难看的姑娘变得像舞会上一样漂亮。

安德烈公爵走到皮埃尔面前。皮埃尔也看到了朋友重新焕发出青春的面容。

打牌的时候皮埃尔几次更换座位，时而背对娜塔莎，时而面向娜塔莎，在打六圈牌的过程中，他一直注视着她和安德烈公爵。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变化。”皮埃尔想，一种又高兴又苦涩的心情使他坐立不安，他甚至忘记了打牌。

打完六圈牌，将军站起来，说不能这样打下去了。皮埃尔就此脱身。娜塔莎在一旁跟宋尼雅和保里斯说话。薇拉带着微妙的笑容同安德烈公爵说话。皮埃尔走到朋友跟前，问他们是不是在说秘密话，接着就在他们旁边坐下。薇拉发现安德烈公爵对娜塔莎殷勤备至，就认为在晚会上，在真正的晚会上，应该巧妙地暗示感情。她等安德烈公爵独自一人的时候，就同他谈感情问题，并谈到她的妹妹。她觉得，对安德烈公爵这样聪明的客人必须使点外交手腕。

皮埃尔走到他们跟前，他发现薇拉正谈得津津有味，而安德烈公爵却有点发窘。这在他是很少有的。

“您认为怎么样？”薇拉调皮地微笑着说，“公爵，您这人很有眼力，一眼就能把人看透。您觉得娜塔莎怎么样？在爱情上能始终如一吗？也能像其他女人（薇拉指她自己）那样，一旦爱上一个人，就永远对他忠贞不渝吗？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您认为怎么样，公爵？”

“我对令妹了解得还太少，”安德烈公爵回答时带着嘲笑，想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窘态，“还不能回答这样微妙的问题。再有，我发现，女人越不招人喜欢，对爱情越忠贞不渝。”安德烈公爵补充说，瞧了瞧走过来的皮埃尔。

“不错，公爵，这话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薇拉继续说（她提到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凡是智力不发达的人总喜欢提到时代，认为他们懂得并且重视时代的特点，而且人的本性是随时代而改变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做姑娘的太自由了，被追求的乐趣往往压倒她真正的感情。应该承认，娜塔莎在这方面是很容易冲动的。”薇拉又提到娜塔莎，使安德烈公爵又不愉快地皱起眉头。他想站起来，但薇拉带着更微妙的笑容继续说下去。

“我想没有谁比她有更多的人追求了，”薇拉说，“但她至今没有真正喜欢过什么人。不瞒您说，伯爵，”薇拉对皮埃尔说，“就连我们亲爱的保里斯表哥也在内……他呀，我们自己说说，可掉进温柔乡里啰……”她说，用了一句当时流行的对爱情的说法。

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不作声。

“您跟保里斯不是朋友吗？”薇拉问他说。

“是的，我认识他……”

“他有没有同您谈起过他小时候对娜塔莎的爱情？”

“他们小时候有过爱情吗？”安德烈公爵突然涨红了脸问。

“是的。您知道，表兄妹之间最容易产生爱情。表亲是一种危险的关系。对不对？”

“哦，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德烈公爵说，突然不自然地活跃起来，同皮埃尔开玩笑说，他得当心莫斯科两位五十岁的表姐，说到一半站起来，挽着皮埃尔的手臂，把他拉走了。

“怎么啦？”皮埃尔惊奇地看着朋友异样的兴奋和他站起来时投向娜塔莎的目光，问。

“我要……我要同你谈谈，”安德烈公爵说，“你知道我们的女式手套（他指的是共济会新会员送给心爱女人的手套）。我……算了，我以后再跟你谈……”安德烈公爵眼睛里露出异样的光芒，慌慌张张地走到娜塔莎跟前，坐在她旁边。皮埃尔看到，安德烈公爵在问她什么，她涨红了脸回答。

这时别尔格走到皮埃尔跟前，硬要他参加将军和上校关于西班牙问题的争论。

别尔格很得意，很高兴，脸上一直挂着快乐的笑容。晚会开得很成功，同他所看到的晚会完全相同。一切都相同：太太小姐们的悄声细语、打牌、打牌时将军的大嗓门、茶炊、饼干，但还缺少他在别人晚会上常看到而他很想模仿的一项节目，那就是男人们大声争论什么有趣的重大问题。将军刚开始这样谈话，别尔格就连忙把皮埃尔拉过去。

二十二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应罗斯托夫伯爵的邀请到他们家午餐，在他们家消磨了一整天。

家里人人知道安德烈公爵是为谁而来的，这一点他也不加掩饰，整天同娜塔莎待在一起。不仅娜塔莎惊喜交集地感到即将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全家人都有这样的预感，忐忑不安地等着它发生。当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谈话时，伯爵夫人目光忧虑而严肃地望着他；而当安德烈公爵回头看她时，她就怯生生地假装谈些无关紧要的事。宋尼雅既怕离开娜塔莎，又怕同他们在一起妨碍他们。当娜塔莎单独同安德烈在一起时，她会因恐惧的期待而脸色发白。安德烈公爵的畏葸使她惊讶。娜塔莎觉得他要对她说些什么，却下不了决心。

傍晚，等安德烈公爵走了，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跟前，悄悄地说：

“怎么样？”

“妈妈！看在上帝分上，现在什么也别问。我没法跟您说。”娜塔莎说。

虽然如此，这天晚上，娜塔莎又兴奋，又恐惧，瞪着一双眼睛在母亲床上躺了好久。她忽而对母亲说，他怎样称赞她；忽而说，他说他要出国去；忽而说，他问他们今年去哪里过夏；忽而说，他向她问起保里斯。

“这样的事，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娜塔莎说，“可是我跟他一起感到害怕，跟他一起总是感到害怕，这是什么道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妈妈，您睡着了吗？”

“没有，心肝，我也感到害怕呢！”母亲回答，“你去睡吧！”

“我反正睡不着。睡觉多无聊！妈妈，好妈妈，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娜塔莎说，对自己产生的感情又惊讶又害怕，“这样的事想得到吗！……”

娜塔莎觉得，她在奥特拉德诺初次看见安德烈公爵时就爱上他了。她当时看中的人（她坚决这样相信）现在又同她相会了，而且他对她也不是没有意思。这种意外的奇异的幸福使她害怕。她想：“他居然会趁我们在彼得堡的时候赶来。我们居然会在那次舞会上相遇。这都是命。显然，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当时我看到他，就觉得不一样。”

“他还对你说了些什么？他给你题了什么诗？你念念……”母亲忧心忡忡地说，问到安德烈公爵在娜塔莎纪念册里留下的诗。

“妈妈，当填房是不是丢人？”

“别说了，娜塔莎。祷告上帝吧！婚姻是上天注定的。”

“妈妈，好妈妈，我多么爱您，多么高兴啊！”娜塔莎流着快乐而激动的眼泪，一边叫着，一边拥抱母亲。

就在这时候，安德烈公爵坐在皮埃尔旁边，讲着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和娶她的决心。

这天晚上，海伦伯爵夫人家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参加的有法国公使，有亲王，还有许多显赫的男女宾客。亲王不久前成了伯爵夫人家的常客。皮埃尔在楼下厅堂里来回踱步，他那神不守舍、闷闷不乐的神色使客人们都感到惊讶。

皮埃尔从舞会那天起觉得自己将患忧郁症，拼命设法防止发病。在亲王同他妻子接近后，皮埃尔突然被任命为宫廷高级侍从。从那时起，他在社交场中就感到心情沉重，没脸见人，常常产生万事皆空的想法。同时，他发现受他监护的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之间的感情，并拿自己的处境同他们的处境相比，情绪越发低沉了。他竭力避免想到自己的妻子、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他又觉得，同永恒比起来一切都微不足道。他又产生了疑问：“何必呢？”于是他就迫使自己日夜为共济会工作，以驱逐心里的恶魔。皮埃尔将近十二点钟从伯爵夫人屋里出来，来到楼上烟雾弥漫的矮房间里，身穿破旧的睡袍，坐在桌旁抄写苏格兰共济会的真本。这时有人走进他的房间。原来是安德烈公爵。

“哦，原来是您！”皮埃尔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心不在焉地说，“您看，我在工作。”他说，指指记录簿，就像遭到不幸的人为了逃避生活苦恼而工作那样。

安德烈公爵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地站在皮埃尔面前，没注意对方忧郁的神色，自得其乐地对他微微一笑。

“哦，老朋友，”安德烈公爵说，“我昨天就想对你说了，今天特地来找你。我从来没有尝过这种味道，我在恋爱啦，老朋友。”

皮埃尔突然长叹一声，沉重的身子跌落在安德烈旁边的沙发上。

“爱上了娜塔莎，是不是？”皮埃尔问。

“对，对，还能爱上谁呢？我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可是这种感情控制了我。昨天我苦恼极了，难受极了，但我不愿拿世界上任何东西来换取这种苦恼。以前我没有好好生活过，现在才有了真正的生活，但我不能没有她。不过，她会爱我吗？……我比她大得多……你怎么不说话？……”

“我？我？我对您说什么了？”皮埃尔突然说，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我一向认为……这姑娘是个宝贝，是个……是个少有的好姑娘……亲爱的朋友，我求您，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举棋不定，同她结婚吧，结婚，结婚……我相信天下没有比您更幸福的人了。”

“那么她怎么样？”

“她爱您。”

“别瞎说……”安德烈公爵说，含笑望着皮埃尔的眼睛。

“她爱您，我知道！”皮埃尔怒气冲冲地嚷道。

“不，你听我说，”安德烈公爵抓住皮埃尔的手臂说，“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我真想把心里话对谁说说。”

“好，好，说吧，我很乐意听！”皮埃尔说，他的脸色真的变了，皱纹消失了。他高兴地听着安德烈公爵的话。安德烈公爵似乎真的变了个样。他的愁闷、他对人生万念俱灰的情绪到哪里去了？皮埃尔是他唯一能倾诉衷肠的人，他就把心里话都对他说出来。一会儿，他大胆而爽快地制订着未来生活的长期计划，说他可不能因为父亲的怪癖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他一定要使父亲同意这件婚事并且爱娜塔莎，即使父亲不同意，他也要这样做；一会儿，他为自己有这种古怪、陌生而强烈的感情而觉得惊讶。

“以前要是有谁对我说我会这样心醉神迷，我是不会相信的，”安德烈公爵说，“这种感情和从前的完全不一样。整个世界对我来说是分为两半的：一半有她在，那里就有幸福、希望和光明；另一半没有她，那里只有苦闷和黑暗……”

“苦闷和黑暗，”皮埃尔说，“是的，是的，这我能理解。”

“我不能不爱光明，这不是我的过错。我现在很幸福。你能理解我吗？我知道你也为我高兴。”

“是的，是的！”皮埃尔承认道，目光温柔而忧郁地瞧着朋友。他把安德烈公爵的命运想象得越光明，就把自己的命运看得越暗淡。

二十三

结婚必须征得父亲同意，因此安德烈公爵第二天就到父亲那里去。

老头子听了儿子的禀告，外表平静，心里气愤。他弄不懂，既然他的人生已快结束，怎么还有人想来改变他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增加新的内容。“只要让我过完余生，以后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好了。”老头子自言自语。不过，这次同儿子谈话，他还是运用在紧要关头惯用的外交手腕。他心平气和地分析了整个问题：

第一，论门第、财富和声望，这门婚事并不理想。第二，安德烈公爵已不是小青年，身体虚弱（老头子特别强调这一点），而她却很年轻。第三，有一个儿子，把他交给一个小姑娘抚养很可怜。第四，父亲最后嘲弄地望着儿子说：“我请求你把婚期推迟一年，你到国外去把身体养养好，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替尼古拉公爵找一位德国教师，以后要是爱情、情欲、固执——随便你说什么都行——无法克服，那就结婚吧。这是我的结论，注意，结论……”老公爵说这话的语气表示，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

安德烈公爵明白，老头子希望他的感情或他未婚妻的感情经受不住一年时间的考验，或者老公爵自己会在这一年里死去。于是安德烈公爵决定遵从父亲的意志：先订婚，一年后举行婚礼。

安德烈公爵最后一晚去罗斯托夫家后，过了三星期回到彼得堡。

娜塔莎那次同母亲谈话后的第二天，整天都等着安德烈，可是安德烈没有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有来，皮埃尔也没有来。娜塔莎不知道安德烈公爵去父亲那儿，因此弄不懂他为什么没有来。

就这样过了三星期。娜塔莎哪儿也不愿去，没精打采，像影子一般从这个房间荡到那个房间，晚上偷偷关起门哭泣，也没去母亲屋里。她老是涨红脸发脾气。她以为人人都知道她的失望心情，都在笑她，可怜她。她本来已经很苦恼，而自尊心又增加了她的痛苦。

有一天，她来到伯爵夫人那里，想对她说些什么，却突然哭起来。她好像一个不知为什么受罚的孩子，委屈得直流泪。

伯爵夫人安慰娜塔莎，娜塔莎先是留心听着母亲的话，接着突然打断她说：

“别说了，妈妈，我不想，我也不愿想！他来来又不来了，不来了……”

娜塔莎声音发抖，差一点哭出来，但强作镇定，继续说下去：

“我根本不想嫁人，而且我怕他。我现在完全平静了，完全平静了……”

在这次谈话后第二天，娜塔莎穿上那件她特别爱穿的旧衣裳，一早就恢复她舞会以后放弃的生活方式。她喝过茶，走到她特别喜爱的共鸣很好的大厅里，开始练习唱歌。练习完第一课，她站在大厅中央，重唱她特别喜爱的一个乐句。歌声荡漾，充满整个空荡荡的大厅，又渐渐消失。她高兴地谛听，觉得音调意外优美。她心情豁然开朗。“这事有什么值得多想的？现在这样不是也很好吗？”娜塔莎对自己说，在大厅里来回踱步，不是像平常那样在镶木地板上走路，而是每一步都先脚跟后脚尖着地（她穿着一双心爱的新鞋），并且像欣赏自己歌喉那样快乐地欣赏着均匀的脚跟落地声和脚尖擦地声。她走过镜子，照了一照。“哦，这就是我！”她一看见自己的影子，脸上的表情仿佛这么说，“嗯，很好看，我谁也不需要。”

男仆想来收拾大厅，但娜塔莎不让他进来，拴上门，继续踱步。这天早晨，她又恢复了原来的心情：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娜塔莎这姑娘真可爱！”她像一个男的第三者那样评论自己，“她年轻，好看，嗓子甜，不妨碍任何人，大家也别去打扰她。”但即使人家不打扰她，她也无法平静。这一点她立刻感觉到了。

前厅的门开了，有人问：“在家吗？”还听得见脚步声。娜塔莎照着镜子，但看不见自己。她听见前厅里有声音。当她看清自己的时候，她的脸色煞白。原来是他。尽管隔着门声音很轻，她还是断定是他。

娜塔莎脸色苍白，惊惶地跑进客厅。

“妈妈，安德烈来了！”她说，“妈妈，这太可怕了，这真叫人受不了！我真受不了！我不要……受罪！叫我怎么办？……”

伯爵夫人还没有回答她，安德烈公爵已经神态严肃而紧张地走进客厅。他一看见娜塔莎，立刻容光焕发。他吻了吻伯爵夫人的手，又吻了吻娜塔莎的手，在旁边沙发上坐下……

“您好久没光临了……”伯爵夫人开口说，但安德烈公爵打断她的话，匆匆回答了她的问题，显然想赶快说出他要说的话。

“这一阵子我没有到你们这儿来，因为到我父亲那里去了：我同他谈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昨晚才回来。”安德烈公爵瞧了一眼娜塔莎，说，“我要跟您谈一谈，伯爵夫人。”他停了停，添加说。

伯爵夫人深深地叹了口气，垂下眼睛。

“您说，我听着。”她说。

娜塔莎知道她应该回避，但她无法这样做：有什么东西把她的喉咙哽住了。她顾不得礼貌，睁大一双眼睛望着安德烈公爵。

“现在吗？马上就说！……不，这不可能！”娜塔莎想。

安德烈公爵又瞧了她一眼。这目光使她相信，她没有弄错。是的，她的命运马上就要决定了。

“你出去一下，娜塔莎，我会叫你的。”伯爵夫人低声说。

娜塔莎用惶恐和恳求的眼神望了望安德烈公爵，望了望母亲，走了出去。

“伯爵夫人，我是来向您女儿求婚的。”安德烈公爵说。

伯爵夫人的脸刷地红了，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您来求婚……”伯爵夫人庄重地说。安德烈公爵默默地瞧着她的眼睛。“您来求婚……”她有点发窘，“我们很高兴……我接受您的求婚，我很高兴。我的丈夫也……我希望……但这事要由她本人决定……”

“只要你们答应了，我会对她说的……你们答应吗？”安德烈公爵说。

“答应。”伯爵夫人说，伸出一只手给他，而当他俯身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带着又陌生又亲切的矛盾心情把嘴唇贴在他的额上。她愿意像爱儿子那样爱他，但又觉得他是个外人，而且对她来说是个可怕的人。

“我相信我丈夫也会同意的，”伯爵夫人说，“可是令尊……”

“我已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家父，他答应了，但得遵守一个条件，就是一年之内不能举行婚礼。这一点我也想告诉您。”安德烈公爵说。

“不错，娜塔莎还很年轻，但一年太久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安德烈公爵叹一口气说。

“我去把她给您叫来。”伯爵夫人说着从屋里走出去。

“主哇，可怜我们吧！”她一面找寻女儿，一面反复说。宋尼雅说，娜塔莎在卧室里。娜塔莎坐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睛发干，望着圣像，迅速地画着十字，嘴里念念有词。她一看见母亲就跳起来，向她扑去。

“怎么样？妈妈？……怎么样？”

“去吧，到他那里去！他向你求婚了，”伯爵夫人说，娜塔莎觉得母亲的语气很冷淡……“去吧……去吧！”母亲在女儿后面用悲伤而责怪的语气说，长叹了一声。

娜塔莎不记得她怎样走进客厅。她走进去，看见他，就站住了。“难道这个外人现在变成我的一切了？”她问自己，又马上回答，“是的，一切，对我来说现在他比世界上什么都宝贵。”安德烈公爵垂下眼睛，走到她面前。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您，我就爱上您了。我能对这事抱希望吗？”

他对她瞧了一眼，她脸上严肃而热情的神色使他吃惊。她的脸色表示：“何必问呢？何必怀疑不可能不知道的事？既然言语表达不了你的感情，那又何必说呢？”

她走近他，站住。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

“您爱我吗？”

“是的，是的！”娜塔莎仿佛懊丧地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呼吸急促，哭出声来。

“怎么？您这是怎么啦？”

“哦，我太幸福了！”她回答，含着眼泪微微一笑，凑近他，想了一秒钟，仿佛自问可不可以，然后吻了吻他。

安德烈公爵拉住她的一只手，瞧着她的眼睛，在自己心里找不到原来那种对她的爱。他心里突然起了变化：原来对她那富有诗意而神秘的爱情没有了，却产生了对她女性幼稚的弱点的怜悯、面对着她的忠贞和信任的恐惧及一种同她生死与共的又沉重又快乐的责任感。他现在的感情虽不像以前那样明朗和充满诗意，却更加严肃和强烈。

“妈有没有对您说过一年之内不能举行婚礼？”安德烈公爵仍凝视着她的眼睛问。

“难道真是我，我这个被大家唤作小姑娘的人，”娜塔莎想，“难道我今后就要成为这个陌生、聪明、可爱、甚至受我父亲尊敬的人的妻子吗？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从今以后我真的不能把生活当儿戏了吗？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就得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吗？哦，他问我什么啦？”

“没有。”她回答，但没有听懂他所问的话。

“原谅我，”安德烈公爵说，“您那么年轻，可我在生活上已饱经沧桑了。我替您担心。您还不了解您自己。”

娜塔莎聚精会神地听着，竭力想听懂他的话，可是没听懂。

“我要再过一年才能得到幸福，这对我来说当然很痛苦，”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但在这段时间里您可以再考虑考虑。我请您一年之后再给我幸福，但您还是自由的，我们的订婚对外不公开。要是您觉得您不爱我，或者爱上了……”安德烈公爵强作欢笑说。

“您说这话干什么？”娜塔莎打断他说，“您要知道，自从您第一次来到奥特拉德诺那天起，我就爱上您了。”娜塔莎说，充分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再过一年您会更了解自己的……”

“整整一年！”娜塔莎忽然说，直到现在才了解婚期要推迟一年，“为什么要一年？为什么要一年？……”安德烈公爵向她解释延期的原因，可是娜塔莎不听他。

“非这样不可吗？”她问。安德烈公爵什么也没有回答，但他的脸色表示，这个决定不能改变。

“这太可怕了！不行，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娜塔莎突然说，又哭起来，“再等一年我会等死的。这不行，这太可怕了。”她瞧了瞧未婚夫的脸，瞧见了同情和困惑的神色。

“不，不，我什么都办得到！”她突然止住眼泪说，“我太幸福了！”

父亲和母亲走进屋里，为这对未来的夫妇祝福。

从那天起，安德烈公爵就以娜塔莎未婚夫的身份经常出入罗斯托夫家。

二十四

安德烈同娜塔莎没有举行订婚礼，对外也没有宣布。这一点是安德烈公爵坚持的。他说，结婚推迟的原因在于他，他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他说，他将永远信守诺言，但他不愿约束娜塔莎，情愿让她享受充分的自由。如果半年以后她觉得不爱他了，她有权解约。当然，做父母的也好，娜塔莎也好，都不愿听这种话，但他还是坚持这一条。安德烈公爵天天上罗斯托夫家，但不以娜塔莎的未婚夫自居，对她说话用您，只吻吻她的手。自从求婚那天起，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建立了与前不同的单纯而亲密的关系。他们仿佛刚刚才认识。他们都喜欢回忆，当他们还毫无关系时，彼此怎样看待对方；现在两人都觉得自己完全不同了：那时候大家客客气气，现在可真诚自然了。起初罗斯托夫一家人对待安德烈公爵有点拘束；他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娜塔莎费了不少工夫才使家里人看惯他，并且自豪地说，他这人只是表面上特别，其实跟大家一样，她不怕他，谁也不用怕他。几天以后，家里人对他习惯了，不再感到拘束，他在场也照样做自己的事，而他也加入他们家的活动。他跟伯爵谈庄园经营，跟伯爵夫人和娜塔莎谈服装，跟宋尼雅谈纪念册和刺绣。有时罗斯托夫家人自己（或者当着安德烈公爵的面）谈到一系列预兆，无不感到奇怪，例如安德烈公爵来到奥特拉德诺，他们一家来到彼得堡，娜塔莎同安德烈公爵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来访时保姆就发觉了），一八〇五的安德烈同尼古拉之间的冲突，以及家里人发现的其他许多征兆。

在罗斯托夫家里，当未婚夫妇在场的时候，总会出现一片富有诗意的宁静和沉默。大家坐在一起常常默默无言。有时，其他人走了，未婚夫妇留下来，但两人依旧相对无言。他们难得谈到未来的生活。这事安德烈公爵怕谈，也不好意思谈。娜塔莎经常猜到安德烈的心思，分享他的感情，对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有一次，娜塔莎问起他儿子的事。安德烈公爵脸红了（近来他常常脸红，娜塔莎却特别喜欢他这副模样），说他的儿子将来不跟他们一起住。

“为什么？”娜塔莎惊讶地问。

“我不能把他从他爷爷那里带走，再说……”

“我会十分喜欢他的呀！”娜塔莎立刻猜到他的心思，说，“但我知道您怕听闲话，怕人家责怪我们。”

老伯爵有时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吻他，征求他对彼嘉受教育和尼古拉供职的意见。老伯爵夫人看着他们，老是叹气。宋尼雅总是怕她妨碍他们，竭力找借口让他俩单独在一起，其实他们并不希望这样。当安德烈公爵说话的时候（他很会说话），娜塔莎总是很得意地听着他。当她说话的时候，她又害怕又高兴地注意到，他怎样聚精会神地审视着她。她疑惑不解地问自己：“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他的目光在搜索什么？要是他在我身上找不到他需要的东西，那又会怎么样？”有时她处于她所特有的欣喜若狂的状态，她就特别爱听和爱看安德烈公爵怎样发笑。安德烈公爵难得笑，但笑起来总是笑个痛快。每次这样笑过后，娜塔莎就觉得自己同他更亲近了。要不是娜塔莎想到别离的时刻越来越近，心里感到害怕，她会觉得十分幸福的。

安德烈公爵在离开彼得堡前夜把皮埃尔带了来。自从那次舞会后皮埃尔还没到过罗斯托夫家。皮埃尔显得心神不宁，手足无措。他同母亲说话。娜塔莎跟宋尼雅坐在棋桌旁，邀请安德烈公爵过去和她们下棋。安德烈公爵走到她们面前。

“您是不是早就认识皮埃尔了？”安德烈公爵问，“您喜欢他吗？”

“喜欢，他是个好人，但很可笑。”

娜塔莎谈到皮埃尔照例总是讲他魂不守舍的趣事，有些趣事其实是想当然的。

“不瞒您说，我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他了，”安德烈公爵说，“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请求您，娜塔莎，”他忽然严肃地说，“我要走了。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您也许不再爱……哦，我知道，我不该说这样的话。我只想说一点，不论您遇到什么事，万一我不在……”

“会遇到什么事？……”

“不论有什么苦恼，”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我请求您，莎菲小姐，不论遇到什么事，就找他一人商量，请他帮助。他这人魂不守舍，十分可笑，但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做父母的也好，宋尼雅也好，安德烈公爵本人也好，都无法预料，同未婚夫别离对娜塔莎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天，娜塔莎脸色泛红，神情激动，眼睛发干，在家里走来走去，做些琐事，好像不知道有什么事在等待她。当安德烈公爵向她告别，最后一次吻她手的时候，她也没有哭。

“您别走！”娜塔莎说，她的声音促使他考虑，是不是真的该留下来，而且好久以后还记得这声音。他走后她也没有哭，她一连几天坐在自己屋里，没有哭，但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只不过有时叹息说：“唉，他为什么要走！”

不过，安德烈公爵走了两星期以后，她又出乎周围人们的意料，精神上的病态消失了，她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只是精神面貌起了变化，就像孩子久病以后面貌发生变化一样。

二十五

在儿子走后一年里，保尔康斯基公爵的身体和脾气都坏多了。他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他的无名火多半都出在玛丽雅公爵小姐身上。他仿佛专挑她的痛处，残酷地在精神上折磨她。玛丽雅公爵小姐有两大癖好，也就是两大乐趣：一是她的侄儿尼古拉，一是宗教信仰。这两者恰恰成了老公爵喜欢攻击和嘲笑的目标。不论谈什么，他总要扯到老处女的迷信或者对孩子的溺爱上。“你要把他（尼古拉）培养成你那样的老姑娘，那不行，安德烈公爵需要的是儿子，可不是姑娘。”老公爵说。或者，当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面问布莉恩小姐，她是不是喜欢我们的神父和圣像，并且开玩笑……

老公爵不断挖苦玛丽雅公爵小姐，但女儿却不以为意地原谅他。难道父亲会跟她过不去？既然父亲爱她，难道会待她不公正？再说，什么叫公正？公爵小姐从没考虑过“公正”这个崇高的词儿。人间所有复杂的信条，在她看来都可以归纳成简单明白的一条：爱和自我牺牲。这个信条是他——怀着爱心为了人类而受难的上帝——教给我们的。别人公正不公正，这对她有什么相干？她自己必须受苦受难，必须爱人，而她就这样做了。

冬天，安德烈公爵来到童山，又快乐，又温和，又亲切，玛丽雅公爵小姐好久没有看到他这样高兴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感觉到一定有什么喜事，但他对她却绝口不提他的恋爱。临行前，安德烈公爵同父亲作了一次长谈。玛丽雅公爵小姐发现，他动身前父子两人彼此都很不满意。

安德烈公爵走后不久，玛丽雅公爵小姐写信给她彼得堡的朋友裘丽。玛丽雅公爵小姐也像所有爱幻想的姑娘那样，幻想裘丽能同她哥哥结婚。最近，裘丽则因为她的哥哥在土耳其阵亡而服丧在家。

悲伤看来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亲爱的多情的朋友裘丽！

你们的损失是那么惨痛，我只能认为这是上帝的特殊恩惠，他爱你和你那位高尚的母亲，因此想考验你们。唉，我的朋友，宗教，唯有宗教，才能安慰我们，而且还能把我们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唯有宗教才能向我们解释人类没有它的帮助就无法理解的事：为什么要把善良、高尚、在生活中能找到幸福、既不害人又能为别人带来幸福的人召回上帝那里去，而把那些邪恶、无用、有害或者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负担的人留在世界上。我第一次看到的一个人的死，也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亲爱的嫂嫂的死，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您问命运，为什么您那位杰出的哥哥非死不可？同样，我也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天使丽莎要离开人间？她非但没有做过任何害人的事，而且心里除了善良就没有别的念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朋友？从那时起，五个年头过去了。我以我贫乏的智力开始懂得，她为什么要死，她这种死只是造物主无穷恩典的一种表现，造物主的行为我们虽然多半不能理解，但都表现出他对所造物的无限仁爱。我常常想，也许是因为她像天使一般纯洁，她无力担负做母亲的全部责任。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是完美无缺的，但作为母亲就不能做到这样。如今她不仅给我们，特别是给安德烈公爵，留下最纯洁的哀悼和回忆，她还会在天国获得一个崇高的位置，那是我不敢奢望的。不过，不说对她本人，她那可怕的早逝对我和哥哥都发生了最良好的影响，虽然这是一件很令人悲伤的事。在我们刚失去她的时候，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当时我对这种想法会十分反感，但现在这一切都豁然明朗了。我写这些给您，我的朋友，只是为了要您相信《福音书》的真理（那是我生活的准则）：若是上帝不许，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115]而上帝的旨意完全是出于对我们的无限慈爱，因此，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您问，我们今年是不是去莫斯科过冬？虽然很想看见您，但我想我们不会也不愿去莫斯科。您也许会觉得奇怪，我们不愿去的原因在于拿破仑。事实是，家父身体明显衰弱了，他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脾气暴躁。而脾气暴躁，不瞒您说，是由于政治问题。他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拿破仑同欧洲各国君主平起平坐，尤其是同伟大的叶卡德琳娜女皇的孙子平起平坐！您也知道，我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但从家父的话和他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的谈话中知道世界大势，特别是拿破仑获得的声望。全世界似乎只有童山不承认拿破仑是伟人。更不承认他是法国皇帝。拿破仑做皇帝，这事家父不能容忍。我觉得，家父主要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并且对谁都会毫无顾忌地直率说出自己意见，从而同人发生冲突，因此不提去莫斯科的事。他在治疗方面取得的成效，将因不可避免地争论拿破仑问题而丧失。不过，对这事很快就会作出决定。我们家里的生活除了哥哥安德烈不在，一切如旧。我曾写信告诉您，他近来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从丧偶以来，他的精神直到今年才得以恢复。他又变得像我小时候所知道的那样：善良，亲切，具有一颗无与伦比的金子般的心。我发觉，他明白他的生活并没有结束。但精神虽然有所好转，身体却衰弱多了。他比以前更瘦，更神经质了。我为他担心。医生早就叫他出国疗养，如今他走了，我感到欣慰。我希望这次易地疗养能使他恢复健康。您来信说，在彼得堡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最聪明、最能干和最有教养的青年人。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请原谅我这种做家属的自尊心。他对这里的每个人，从农奴到贵族，所做的好事是数不胜数的。他来到彼得堡，只接受他应得的声誉。我不懂，谣言怎么会从彼得堡传到莫斯科，例如您来信写到哥哥同娜塔莎订婚的事，这种流言更是无稽之谈。我不认为哥哥会再结婚，尤其是同娜塔莎结婚。理由是，第一，我知道，尽管他难得提到亡妻，但悼亡的哀痛深埋在他的心里，使他无法考虑续弦和给我们的小天使找个后母的事。第二，因为就我所知，那个姑娘绝不是安德烈公爵喜欢的那种女人。我不认为安德烈公爵会选择她做妻子。坦白说，我也不希望他这样。我写得太啰唆了，信纸已写满两张，就此停笔。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神圣而万能的上帝保佑您。我亲爱的朋友布莉恩小姐吻您。

玛丽

二十六

仲夏，玛丽雅公爵小姐突然接到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寄来的信，他给她一个意外的消息。安德烈公爵宣布他同娜塔莎订了婚。全信洋溢着对未婚妻的热爱和对妹妹的情谊与信任。他写道，他从没这样恋爱过，直到现在他才懂得了生活，认识了生活。他请妹妹原谅，上次回童山没向她提到这个决定，虽然同父亲谈过此事。他之所以没说，是因为怕玛丽雅公爵小姐会要求父亲同意此事，这样一来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惹父亲生气，父亲就会对她发火。况且——他在信中说——当时这事还没像现在这样最后决定。“当时父亲对我规定一年的期限，现在已过去六个月——一半时间，而我的决心比原来更坚定了。要不是医生留我在这里温泉治疗，我早就回国了，但现在我的归期还得再推迟三个月。你了解我，也了解我同父亲的关系。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我一向自立，今后也永远自立，既然他同我们相处的日子可能不会很久，因此，若违反他的意志，惹他生气，那就会毁了我的一半幸福。我现在也写一封信给他，请你挑个合适的时间把信交给他，同时告诉我他对这事的看法，他能不能同意把婚期缩短三个月。”

经过长久的犹豫、疑虑和祈祷，玛丽雅公爵小姐才把信交给父亲，第二天，老公爵平心静气地对她说：

“写信给你哥哥，叫他等我死了再说……不会久了，他很快就可以自由了……”

公爵小姐想表示不同意见，但父亲不让她说话，嗓门越来越大。

“结婚吧，结婚吧，宝贝……挑了门好亲家！……人聪明吗？有钱吗？小尼古拉要有个好后娘了。你写信告诉他，就是明天结婚也行。小尼古拉将有个后娘，那我要同布莉恩结婚了！……哈，哈，哈，他没有后娘也不行啊！只有一点，我家里再不需要婆娘了；让他结婚吧，自己单独过去吧。你是不是也想搬到他那里去住？”他问玛丽雅公爵小姐，“上帝保佑！去尝尝挨冻的滋味，去尝尝……挨冻的滋味！……”

这次发火以后，公爵再没谈到这件事。不过，父亲对儿子没有出息的怒气却在对女儿的态度上表现出来。除了他原来的嘲笑话题外，如今又增加了新的话题：关于小尼古拉的后娘和他对布莉恩小姐的爱情。

“为什么我不能同她结婚呢？”老公爵对女儿说，“她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公爵夫人的！”

近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惊讶地发现，父亲同法国女人真的越来越接近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写信给安德烈公爵，父亲怎样看待他的信，同时安慰哥哥，父亲会回心转意的。

小尼古拉和他的教育，安德烈和宗教，这些都是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安慰和欢乐。但除此以外，既然人人都有自己的希望，玛丽雅公爵小姐内心深处也有她隐秘的梦想和希望，而这也就是她生活中的主要安慰。给予她从中得到宽慰的梦想和希望的是神亲——背着公爵来访的苦行修士和云游教徒。玛丽雅公爵小姐活得越久，她的生活经验越丰富，对生活观察得越深刻，她就越觉得在茫茫尘世追求享乐和幸福的人目光短浅。他们操劳，受苦，奋斗，互相伤害，想获得那种空虚、罪恶和不可能获得的幸福。“安德烈公爵爱妻子，妻子死了，这还不够，他要拿自己的幸福同另一个女人结合起来。父亲不赞成，因为指望安德烈找个更富裕更有名望的配偶。他们奋斗，受苦，糟蹋自己的灵魂，自己永生的灵魂，为了获得一刹那的幸福。这一点不仅我们自己知道，上帝的儿子基督来到世上也告诉我们，人生只是过眼云烟，只是一场考验，可是我们却抓住它不放，想从中找到幸福。这道理怎么没有人懂？”玛丽雅公爵小姐想，“除了这些背着袋子受人轻视的神亲外，就没有别的人了。他们从后门来到我家，怕被公爵看见，倒不是要逃避他的侮辱，而是为了免得他造孽。他们抛弃家庭、故乡和尘世的幸福，不留恋任何事物，身穿麻布衣服，隐姓埋名，云游四方，不伤害任何人，一视同仁地为大家祈祷，既为驱逐他们的人祈祷，也为庇护他们的人祈祷：没有比这更崇高的真理，也没有比这更高尚的生活了！”

有一个叫费多霞的云游教徒，五十岁年纪，是个矮小、文静的麻脸女人，她戴着铁链赤脚云游了三十多年。玛丽雅公爵小姐特别喜欢她。有一天，在只点着一盏神灯的黑暗屋子里，费多霞讲着自己的身世。玛丽雅公爵小姐突然断定，只有费多霞找到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她决定自己也出去云游。费多霞就寝后，玛丽雅公爵小姐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去云游，不管人家多么难以理解。她把她的打算只告诉她的忏悔神父阿金斐，神父赞成她的计划。玛丽雅公爵小姐借口送礼物给云游教徒，准备了云游的全部行装：麻衣、树皮鞋、粗布衣和黑头巾。玛丽雅公爵小姐常常走到放行装的抽斗柜前，犹疑不定是不是到了实行计划的时候。

在听云游教徒们讲故事的时候，她常常被她们千篇一律而含义深刻的朴素语言所感动，以致几次都想抛弃一切，离家出走。她想象自己同费多霞一起，穿着粗布衣服，拿着棍子，背着袋子，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从一地云游到一地，没有嫉妒，没有尘世的爱，没有欲望，从一些信徒到另一些信徒那里，最后云游到没有忧愁和悲伤、只有永久快乐和幸福的地方。

“我到一处就做祷告；我还没有习惯，还没有爱上这地方又要走了。我要走到两腿发软，倒下来死去，最后到达没有忧愁和悲伤、永远安息的地方！……”玛丽雅公爵小姐想。

但后来看见父亲和小尼古拉，她的决心动摇了。她偷偷地流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爱父亲和爱侄子超过爱上帝。

第四部

一

《圣经》故事说，闲逸是人类始祖堕落前享福的标准。堕落后，人身上仍有好逸恶劳的习性，人类一直受到诅咒，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要汗流满面去获得食物，而是因为根据我们的道德准则，我们不能游手好闲而心安理得。我们内心有个声音说：好逸恶劳就是犯罪。如果人游手好闲而又觉得自己有益和尽责，那他就获得了一种原始的幸福。一大批人享受着由职务规定而无可非议的闲逸，那就是军队。这种闲逸现在是、今后也将是担任军职的主要吸引力。

尼古拉在一八〇七年后继续在保罗格勒团服役，并接替杰尼索夫担任骑兵连长，他就充分享受着这种幸福。

尼古拉变成一个举止粗野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莫斯科的朋友会觉得他不够文雅，但他受到同僚、下属和上级的尊敬，自己对这样的生活也心满意足。今年，一八〇九年，他经常收到母亲来信诉苦，说家境每况愈下，现在他该回家来照顾年老的双亲了。

尼古拉读着这些信，心里害怕，唯恐他们要把他从远离生活琐事的安乐乡里拉出来。他觉得早晚要回到生活的漩涡里，整顿家业，同管家算账、吵架，对付阴谋，处理关系，应酬交际，确定同宋尼雅的爱情关系和实行对她的许诺。这些事都非常复杂，很难处理。他回信给母亲总是冷冰冰的一套“亲爱的妈妈”，结尾是“您的孝顺的儿子”，却不提他什么时候回家。一八一〇年他接到家信，知道娜塔莎已跟安德烈订婚，婚礼将在一年后举行，因为老公爵不同意他们更早结婚。这封信使尼古拉感到伤心和气愤。第一，他舍不得失去娜塔莎，因为在家里他最喜欢娜塔莎；第二，他以骠骑兵的脾气感到遗憾，因为当时他不在场，要不然他会向安德烈表示，同他结亲根本不是什么高攀，他要是真的爱娜塔莎，那就无需征得生性乖僻的父亲的同意。尼古拉迟疑了一下，要不要请假在娜塔莎婚前去看看她，但想到不久就要举行军事演习，又想到宋尼雅的问题和家里的混乱，他又把归期推迟了。但当年春天，他收到母亲背着伯爵写的一封信，决定回家一次。母亲在信里说，如果尼古拉不回家，不来管理家产，全部庄园都将被拍卖，大家只好去要饭了。伯爵太软弱，太厚道，太信任管家，经常受骗，因此景况越来越糟。“看在上帝分上，我求求你，要是你不愿使我和全家遭殃，就立刻回来。”伯爵夫人写道。

这封信感动了尼古拉。他凭常情考虑，觉得应该回家。

现在非回去不可，即使不退伍，也得请假。为什么非回去不可，他不知道；他午饭后小睡了一会儿，吩咐把他那匹好久未骑的刁悍的灰马“战神”备好鞍。等到回来，灰马汗水淋漓，他对拉夫鲁施卡（杰尼索夫留给他的勤务兵）和傍晚回来的同僚说，他要请假回家。尽管他很难想象他走以前司令部会因上次演习而提升他任骑兵大尉或授与安娜勋章（这事他特别关心），尽管他也很难想象他走以前不把三匹黑鬃黄马卖给波兰的高鲁霍夫斯基伯爵（他已跟他讲过价钱，答应以两千卢布卖给他），还有，他也很难想象没有他参加的骠骑兵为波兰普莎兹杰茨卡小姐举行的舞会能获得成功（那舞会是存心同枪骑兵为波兰保尔若卓夫斯卡小姐举行的舞会一比高下），尽管如此，他知道他必须离开这快乐美好的天地，到那混乱多事的地方去。一星期后，他请准了假。他的骠骑兵同僚，不限于本团的，还有旅里的，每人出十五卢布份金为尼古拉饯行。请来两个乐队奏乐，两个合唱团唱歌。尼古拉同巴索夫少校跳了俄罗斯顿足舞。酒意十足的军官们把尼古拉又是摇，又是抱，又是抛。三连的士兵又拿他摇了一次，嘴里喊着“乌拉”，大家这才把尼古拉放上雪橇，一直把他送到第一个驿站。

在旅途的前半程，就是从克列缅楚格到基辅，尼古拉想的照例还是连里的事；但走了一半路程后，他就忘记了那三匹黑鬃黄马、司务长和保尔若卓夫斯卡小姐，不安地自问，到了奥特拉德诺，他将碰上怎样的局面。他离家越近就越想家，仿佛人的情绪也服从引力和距离成反比的定律。到了最后一站，离奥特拉德诺已不远，他给了车夫三卢布酒钱，便像孩子一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家门前的台阶。

在重逢的狂欢之后，尼古拉发觉实际情况和他的估计有出入（早知一切如旧，何必急着赶回来！）因而有点失望，不久他又适应了熟识的家庭环境。父母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老了一点。他们有些烦躁和不睦，那是以前所没有的。尼古拉很快知道，这都是由于家境不好。宋尼雅快满二十岁了。她没有长得更美，更迷人，但就这样也够可爱了。尼古拉回来以后，她全身洋溢着幸福和爱情。这个姑娘忠贞不渝的爱情使尼古拉高兴。彼嘉和娜塔莎尤其使尼古拉惊讶。彼嘉已有十三岁，长得高大，漂亮，聪明和调皮，他的嗓音变了。尼古拉瞧着娜塔莎，好一阵感到惊讶，忍不住笑了。

“完全变了！”尼古拉说。

“怎么，变丑了？”

“正好相反，神气十足。要做公爵夫人了。”尼古拉低声对她说。

“对，对，对！”娜塔莎快乐地回答。

娜塔莎对他说了她跟安德烈公爵的恋爱经过，他怎样来到奥特拉德诺，还给尼古拉看他最近的来信。

“那么，你高兴吗？”娜塔莎问，“我现在很平静，很幸福。”

“我很高兴，”尼古拉回答，“他是个很出色的人物。那么，你很爱他吗？”

“怎么对你说呢？”娜塔莎回答，“我以前爱过保里斯，爱过教师，爱过杰尼索夫，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我主意已定，心情平静。我知道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现在我觉得心里很平静，很踏实。同以前完全不一样……”

尼古拉向娜塔莎表示，他不赞成把婚期推迟一年，但娜塔莎猛烈地驳斥哥哥，说非这样不可，违反他父亲的意志嫁过去是不好的，她自己也愿意推迟。

“你一点也不懂，一点也不懂。”娜塔莎说。尼古拉不作声，同意了她的想法。

哥哥瞧着她，常常感到奇怪。她一点不像离开未婚夫的热恋中的姑娘。她完全像原来那样宁静、大方、乐天。这使尼古拉感到惊讶，甚至使他对娜塔莎同安德烈订婚这件事感到怀疑。他不相信娜塔莎的终身大事已成定局，尤其因为他没看到她同安德烈公爵在一起时的情景。他总感到这门亲事有点问题。

“为什么要推迟？为什么没举行订婚礼？”尼古拉想。有一次他跟母亲谈到妹妹，使他感到惊奇和满足的是，母亲内心深处对这门婚事有时也有点怀疑。

“这是他写来的，”她说，怀着做母亲的对女儿未来婚姻幸福的妒意，给儿子看安德烈公爵的信，“他说，最早十二月份回来。究竟是什么事把他耽搁了？多半是病！身体很弱。你可别告诉娜塔莎。你别以为她很高兴，现在正是她做姑娘的最后日子。我知道，每次接到他的来信时她的情绪怎么样。不过，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母亲每次都这样结束，“他是个出色的男子。”

二

尼古拉刚回家的时候心情沉重，闷闷不乐。使他烦恼的是，他必须处理棘手的经济问题，而母亲就是为此把他叫回来的。为了尽快卸下这副重担，他回家后第三天，就怒气冲冲，也不回答娜塔莎问他到哪里去的问题，皱着眉头去厢房找管家米金卡，向他要全部账目。米金卡惊惶地走来。但什么叫全部账目，尼古拉比米金卡知道得更少。他同米金卡谈话和算账没有持续多久。村长、农民代表和乡绅都在厢房前室里等他，又害怕又高兴地听着伯爵少爷先是嗓门越来越大的吆喝和叫嚷，然后是接连不断的咒骂和恐吓。

“强盗！忘恩负义的畜生！……我要宰了你这狗崽子……我可不像爸爸那样……你偷……混蛋！”

然后这些人同样又高兴又害怕地看见伯爵少爷满面通红，眼睛充血，抓住米金卡的领子，一面灵活地用脚踢，用膝盖撞他的屁股，一面大声叫嚷：“滚！再别在这里露面，恶棍！”

米金卡一口气冲下六级台阶，冲进花坛（这个花坛是奥特拉德诺犯罪的人的著名避难所。米金卡从城里喝醉酒回来，常常躲到这个花坛里，而奥特拉德诺的村民为了躲避米金卡，也知道这个藏身处）。

米金卡的妻子和小姨子们惊惶失色地从屋里探出头来。屋里有一把干净的茶炊正在沸腾，还有一张铺着绗好的棉被的高床。

伯爵少爷气喘吁吁，不理她们，迈着坚决的步子走回正屋。

伯爵夫人立刻从使女嘴里知道厢房里发生的事，一方面感到放心，认为今后家境一定会好转，一方面又觉得不安，唯恐儿子被这样的重担压垮。她几次踮着脚尖走到儿子房门口。听他一袋接一袋地吸烟。

第二天，老公爵把儿子叫到一边，小心翼翼地微笑着对他说：

“你听我说，宝贝，你可不用发火！米金卡全告诉我了。”

“我知道了，”尼古拉想，“在这个鬼地方什么事也弄不明白。”

“你生气了，因为他没有把七百卢布入账。其实他转到下一页了，你没有往下看。”

“爸爸，他是个坏蛋，小偷，这我知道。再说，这事已经过去了。要是您不乐意，那我就什么也不和他谈了。”

“不，宝贝。”伯爵感到惭愧。他觉得没有管好妻子的庄园，对不起孩子们，但不知道该怎样补救。“是这样，我请你来管管家里的事。我老了，我……”

“不，爸爸，要是我使您不高兴，那就请您原谅。管理产业我不如您。”

“哼，什么农民呀，钱财呀，移入下页呀，统统去他妈的！”尼古拉想，“怎样下注，这我早就知道，但什么移入下页我可一窍不通。”他自言自语，从此以后就不再过问家事。只有一次，伯爵夫人把儿子叫到面前，说她有一张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开的两千卢布期票，问尼古拉该怎样处理。

“原来是这么回事，”尼古拉回答，“您是对我说过这事让我决定。我不喜欢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也不喜欢保里斯，但他们待我们不错，又很穷。那就这么办吧！”尼古拉说着把期票撕得粉碎。他这个行为使老伯爵夫人高兴得直流泪。从此以后，尼古拉伯爵少爷不再过问任何家事，只热衷于一件他感到新鲜的玩意——带着猎犬打猎，而老伯爵的打猎配备可是很有气派的。

三

已是初寒时节，早晨的寒气冻结了渗透秋雨的地面。在被牲口踩倒的黄褐色秋播作物、浅黄色春播作物的茬子和一道道红色荞麦的衬托下，冬小麦一片翠绿，显得格外诱人。高地和树林，在八月底还是黑色冬麦地和留茬地中间的绿洲，如今已成了翠绿冬麦地里金黄和鲜红的岛屿。灰野兔的毛已换了一半，小狐狸已出窝，狼崽长得比狗还大。这是最好的打猎季节。热衷打猎的年轻猎人尼古拉的狗不仅已掉了膘，而且跑得爪子受伤，因此猎人们商量后决定让狗休息三天，到九月十六日出发，从杜勃拉伏开始，因为那里有一个未受惊动的狼窝。

九月十四日的天气是这样的：

猎人们整天都待在家里。天气寒冷刺骨，但傍晚阴云密布，开始解冻。九月十五日早晨，尼古拉少爷穿着睡袍往窗外望了一眼，发现那是再好不过的打猎天气：天空仿佛融化了向地面下沉，也没有风。空中只有烟尘和蒙蒙细雾在悄悄下降。花园秃枝上悬挂着晶莹的水珠，滴在刚刚凋落的树叶上。菜园里的土地像罂粟一样乌黑发亮，在不远处就同潮湿的雾气融成一片。尼古拉走到泥泞的台阶上；这儿弥漫着枯叶味和狗臊气。黑斑、宽臀的灵[116]米尔卡生着一双突出的乌黑大眼睛，一看见主人，站起来，又伸开后腿，像兔子一样伏下来，然后一跃而起，去舔主人的鼻子和胡子。另一条灵从花园小径上看见主人，就拱起背冲到台阶上，然后翘起尾巴，在主人腿上磨蹭着。

“哦—呵！”这时传来一声深沉的低音和尖锐混合着次中音的猎人特有的呐喊。接着，专门管狗的猎人丹尼洛从转角处走来。他满脸皱纹，花白的头发照乌克兰人的样子剪成童花头，手里绕着一条长鞭子，脸上现出只有猎人才有的剽悍不羁和蔑视一切的神气。他在东家面前摘下契尔克斯帽，轻蔑地对东家瞧了瞧。他这种傲慢的态度并没使东家生气：尼古拉知道这个目空一切的丹尼洛毕竟是他的家奴和猎手。

“丹尼洛！”尼古拉说，怯生生地感觉到，看到这样好的打猎天气、这样好的狗和猎人，他立刻就产生了一种不可克制的打猎欲望，好像一个热恋中的人见到情人，立刻就把原先的打算忘记得一干二净。

“您有什么吩咐，老爷？”丹尼洛以喝狗喝得嘶哑的像大辅祭般低沉的声音问，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同时从眉毛底下望着默不作声的东家。“怎么，您等不及了？”这双眼睛仿佛在这样说。

“好天气，是吗？打一围，跑一下，好吗？”尼古拉搔搔米尔卡的耳朵，说。

丹尼洛没有回答，眨眨眼。

“天蒙蒙亮我就派乌瓦尔卡去探听动静了，”丹尼洛停了停，又用低音说，“他说，母狼已带着小狼搬到奥特拉德诺禁伐林里，它们在那里嚎叫呢。”奥特拉德诺禁伐林离家两俄里，是个不大的容易围猎的地方。

“我们一定得去，是不是？”尼古拉说，“你把乌瓦尔卡带到我这里来。”

“遵命，老爷！”

“那就先别喂狗了。”

“是，老爷。”

五分钟后，丹尼洛和乌瓦尔卡来到尼古拉的大书房里。尽管丹尼洛个儿不高，他站在屋子里，还是像一匹马或者一头熊站在住屋的家具中间。丹尼洛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照例总是站在门口，说话尽量压低嗓门，身体一动不动，免得破坏老爷们的安宁，并且赶快把所有的话说完，好早点脱身，到广阔的野外去。

尼古拉问完话，懂得丹尼洛的意思是狗都不错（其实丹尼洛自己也想去打猎），就吩咐备马。但丹尼洛刚要走，娜塔莎就快步走进来。她还没有梳洗，没有换好衣服，身上只披着保姆的大披巾。彼嘉同她一起跑进来。

“你去打猎吗？”娜塔莎说，“我知道你要去的！宋尼雅说你们不去。今天天气这么好，我知道不会不去。”

“去的，”尼古拉不乐意地回答，因为今天他想好好打一次狼，不愿带娜塔莎和彼嘉同去，“要去的，但我们只打狼，你不会感兴趣的。”

“你知道，我最爱打狼了，”娜塔莎说，“你吩咐备马，自己想去，可是什么也不告诉我们，太不像话。”

“俄国人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要去！”彼嘉叫道。

“你可不能去，妈妈说过，你不能去。”尼古拉对娜塔莎说。

“不，我要去，一定要去！”娜塔莎断然说，“丹尼洛，叫他们给我们备马，让米哈依洛把我的狗带去。”她对猎人说。

丹尼洛觉得他待在屋里不合适，挺别扭，而且同小姐打交道更难堪。他垂下眼睛，连忙走出去，仿佛这不干他的事，生怕无意中得罪小姐。

四

老伯爵拥有一支配备完善的打猎队，如今他已把这队人马交给儿子管理。这天，九月十五日，他兴致特别好，要亲自参加打猎。

一小时后，整个猎队聚集在大门口台阶前。尼古拉神情冷峻，表示此刻顾不到琐事，从娜塔莎和彼嘉身边走过，而娜塔莎和彼嘉正要告诉他什么事。尼古拉检查了猎队各部分，派一小群猎狗和猎人去打前站，自己骑上枣红顿河马，对他那群狗打了个唿哨，经过打谷场来到野外，向奥特拉德诺禁伐林驰去。老伯爵那匹白鬃白尾的枣红骟马维夫梁卡由伯爵的马夫牵着，老伯爵自己先乘轻便马车到野兽必经的地方守候。

狼狗共有五十四条，由六个猎犬手带领。管灵的，除了主人外，共有八个，他们带领四十多条灵，再加上老爷自己带的狗，出猎的共有一百三十条狗，还有二十名骑马的猎人。猎队浩浩荡荡向田野进发。

每条狗都认识自己的主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每个猎人都明确自己的任务、地点和行动。他们一出庄园围墙就不再说话，不再作声，不快不慢地沿着道路和田野向奥特拉德诺禁伐林驰去。

马在田野上奔驰好像走在厚地毯上，只有在穿过道路踩到水洼时才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雾蒙蒙的天空还在悄悄地向地面下沉；空中宁静，温暖，没有一点风。偶尔响起猎人的口哨声、马的喷鼻声、鞭子的呼啸声或者掉队的狗的尖叫声。

他们跑了一俄里光景，看见五个骑马的人带着狗从雾里迎面走来。领头的是个精神矍铄、仪表堂堂、留花白大胡子的老人。

“您好，大叔！”当老人走到面前时，尼古拉招呼道。

“干得漂亮！……我早就知道了，”大叔（他是住在罗斯托夫家附近的一个不富裕的远亲）说，“我早就知道，你在家坐不住了，你也去，很好。干得漂亮！（这是大叔爱说的口头禅。）快去占领树林，我的格利奇克说，伊拉金家正在科尔尼基扎队，他们会从你鼻子底下把一窝小狼抢走的。干得漂亮！”

“我正要去那里。我们合在一起怎么样？”尼古拉问，“合在一起……”

他们把狼狗合在一起。大叔同尼古拉并肩骑马前进。娜塔莎裹着大披巾，露出活泼的脸蛋和闪亮的眼睛，骑马跟住他们。彼嘉、猎人米哈伊拉和保姆派来照顾她的驯马师，都在后面护送她。彼嘉不知为什么事发笑，不住地鞭打着马，拉着缰绳。娜塔莎老练地骑在阿拉伯黑马上，毫不费劲地勒住马。

大叔不以为然地回头望望彼嘉和娜塔莎。他不喜欢把儿戏同打猎大事混为一谈。

“您好，大叔，我们也来了。”彼嘉嚷道。

“您好，您好，当心别踩着狗。”大叔严厉地说。

“尼古拉，特鲁尼拉可真是条好狗！它认得我呢！”娜塔莎说到她的爱狗。

“首先，特鲁尼拉不是狗，而是一条猎犬。”尼古拉想，严厉地白了妹妹一眼，竭力让她明白此刻他们之间得保持一定距离。娜塔莎领会他的意思。

“大叔，您别以为我们会妨碍什么人，”娜塔莎说，“我们待在一旁，不会乱动的。”

“这很好，伯爵小姐，”大叔说，“当心别从马上摔下来，因为你没有地方好扶。干得漂亮！”

离奥特拉德诺禁伐林只有一百码，猎犬手已到达那里了。尼古拉同大叔商量好从哪里放狗，让娜塔莎待在一个绝对不会有野兽出没的地方，然后从谷地绕到围猎场。

“喂，好侄儿，你要拦住那头老狼，”大叔说，“当心别让它溜掉。”

“行！”尼古拉回答，“卡拉伊，来！”他喊道，用这喊声来回答大叔的话。卡拉伊是一条难看的长毛老公狗，以单独猎获一头老狼而出名。大家各就各位。

老伯爵知道儿子的打猎劲头，连忙赶来，唯恐晚到。他脸色红润，双颊抖动，兴高采烈，不等猎犬手到来，就亲自赶着两匹黑马，驰过冬麦地，来到给他指定的狩猎地。他拉了拉皮外套，挂上猎刀和号角，然后跨上像他一样毛发灰白的、光滑肥壮、安静温和的维夫梁卡。马车被打发回去了。罗斯托夫伯爵对打猎虽然并不太热衷，但熟悉打猎的规矩。他骑马走进指定的矮树丛边，理好缰绳，在马鞍上坐稳，觉得一切都准备停当，便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微微一笑。

伯爵旁边站着他的跟班契克马尔。契克马尔是个老骑手，但身子已不很灵活。他牵着三条凶猛的但像主人和马一样肥胖的猎狼狗。两条灵敏的老狗卧在地上，没有上皮带。在百步开外的空地上站着伯爵的马夫米吉卡。他是一个勇敢的骑手和热心的猎人。伯爵按照古老的习惯，打猎前喝了一银杯加香料的白兰地，吃了些点心，又喝了半瓶他喜爱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罗斯托夫伯爵喝了酒，又骑过马，红光满面；他的眼睛有点潮润，格外明亮。他裹紧皮外套坐在马鞍上，模样活像个将被带出去散步的孩子。

契克马尔身材瘦削，双颊凹陷。他把事情都安排妥帖，望望东家。他同东家相处三十年，两人很合得来。他看出东家此刻情绪很好，正要同他愉快地聊聊。这时又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从树林里出来（他显然受过训练），站在伯爵后面。这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身穿女式长衣，头戴高帽。他是小丑[117]娜斯塔霞。

“喂，娜斯塔霞！”伯爵挤挤眼，低声说，“你要是把野兽吓跑，丹尼洛可饶不了你。”

“我也……嘴上有毛。”娜斯塔霞说。

“嘘—嘘！”伯爵发出嘘声，转身对契克马尔说话。

“你看见娜塔莎伯爵小姐吗？”他问契克马尔，“她在哪里？”

“她同彼嘉少爷一起在沙罗夫草地附近，”契克马尔笑着回答，“别看她是位小姐，打猎可有劲了。”

“契克马尔，你看她骑马感到惊奇……是吗？”伯爵说，“简直比得上男子汉呢！”

“怎么不叫人惊奇？那么大胆，那么灵活！”

“那么尼古拉少爷在哪里？在梁多夫高地，是吗？”伯爵低声问。

“是的，老爷。他知道该在哪里守候。他骑马的本领可高明啦，我同丹尼洛常感到惊奇。”契克马尔说，知道怎样讨好东家。

“他骑马的本领不错，是吗？那么，他骑在马上的姿势怎么样？”

“简直跟画出来的一样！前不久他从扎瓦尔津草地里赶出一头狐狸。他越过一个又一个障碍，真是骏马值千金，骑手无价宝啊！是的，这样的好小子哪儿找去！”

“哪儿找去……”伯爵重复说，显然还没听够契克马尔的奉承话，“哪儿找去！”他说着，翻起外套下摆，掏出鼻烟壶。

“前不久他从教堂里出来，身上挂满勋章，米哈伊尔·西多雷奇就……”契克马尔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寂静的野地里传来两三条猎犬追逐野兽的吠声，以及其他猎犬的响应声。他低下头留神倾听，默默地对主人打了个警告的手势。“发现狼窝……”契克马尔轻轻地说，“往梁多夫高地一直跑去了。”

伯爵忘记收去脸上的笑容，望着前面的林间小径，手里拿着鼻烟壶，但没有闻。在狗吠声以后，传来丹尼洛追狼的低沉号角声。一大群狼狗同前面三条狗汇合，发出特别的吠声，表示它们正在追逐狼。猎犬手不再唤狗，发出嘘溜溜的声音，而在所有的声音中丹尼洛忽而低沉忽而尖厉的声音听来格外清晰。丹尼洛的声音似乎响彻树林，还远远地越过树林，传到田野上。

伯爵和他的马夫默默地听了几秒钟，确信狼狗已分成两群：一群狗多，叫得特别起劲，往远处跑去；另一群沿着树林跑，经过伯爵身边，那里不断响起丹尼洛的嘘溜溜声。这两群狗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但都跑远了。契克马尔松了一口气，弯下腰去整理一条被小狗弄乱的长皮带。伯爵也松了一口气，看见手里的鼻烟壶，打开来，取了一撮烟。

“回来！”契克马尔对冲出树林的一条公狗喝道。伯爵吓了一跳，把手里的鼻烟壶都丢掉了。娜斯塔霞连忙下马把它捡起来。

伯爵和契克马尔望着他。突然，追逐的声音一下子逼近——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仿佛狂吠的群犬和嘘溜溜打口哨的丹尼洛就在面前。

伯爵回顾一下，看见右边的米吉卡睁大眼睛望着他，并举起帽子向他指指前面的另一方。

“当心！”米吉卡大声叫道，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他早就要说这话了。他放出狗，往伯爵这边驰来。

伯爵和契克马尔骑马跑出树林，看见他们左边有一头狼。这狼稍稍摆动身子，悄悄地窜到他们刚才停留的树林边缘。暴怒的狼狗尖声嚎叫，冲出狗群，从马脚旁直扑那头狼。

狼停下来，对着群犬，像喉头发炎似地笨拙地转过前额宽大的脑袋，然后稍稍摆动身子，跳了两跳，摇摇尾巴没入树林里。就在这时，从对面树林里慌张地窜出来一条、两条、三条狼狗，发出哭一般的吠声。于是整群狗就经过田野，向狼消失的地方冲去。在狼狗后面，榛树丛分开来，出现了丹尼洛那匹出汗变黑的栗色马。丹尼洛缩拢身子伏在它的长长的马背上，没有戴帽子，白发蓬乱，脸色红润，满面流汗。

“嘘溜溜溜，嘘溜溜溜！……”丹尼洛叫道。他一看见伯爵，眼睛里闪出凶光。

“哼！……”他举起长鞭子指着伯爵叫道。

“把狼放走了！……好一个猎人！”丹尼洛仿佛不屑于同惊惶失措的伯爵多费口舌，对伯爵憋着一肚子气，鞭打两侧冒汗的栗色骟马，随着狼狗飞跑。伯爵好像一个受处分的小学生，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竭力用笑脸博取契克马尔对他处境的同情。但契克马尔已不在那里，他正绕过树林追狼去了。猎人们从两边堵截，但那狼已进入灌木丛，再没有一个猎人能截住它。

五

尼古拉这时留在自己的位置上等狼。从群狗时近时远的追逐声，从他所熟悉的那些狗的吠叫声，从猎犬手时近时远的高声呼喊，他知道树林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树林里有小狼和老狼；他知道狼狗分成两群，它们在什么地方追狼，哪里出了什么岔子。他时刻等待着狼跑到他这边来。他作了种种估计，狼将从哪里跑来，他该怎样追捕它。希望和失望在他心里交替出现。他几次祷告上帝，要狼跑到他这里来；他祷告时热烈而羞愧，就像一些因小事而激动的人做祷告那样。“啊，求你成全我吧，这在你是毫不费力的！”尼古拉对上帝说，“我知道你是伟大的，为了这样的小事求你真是罪过，但千万求你教那头老狼到我这儿来，让卡拉伊当着守在那里的大叔的面狠命咬住老狼的喉咙吧！”尼古拉紧张不安地望着那在白杨树丛上耸起两棵枝叶稀疏的栎树的树林边缘，望着边沿被水冲塌的峡谷，望着露在右边灌木丛上的大叔的帽子，在这半小时里望了上千次。

“是的，我不会有这样的好运的，”尼古拉想，“虽然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不会有这样的好运！打牌也好，打仗也好，我总是不走运。”奥斯特里茨战役和陶洛霍夫都鲜明地在他头脑里交替掠过，“只要这辈子能猎到一头老狼，我就心满意足了！”尼古拉一面想，一面睁大眼睛左顾右盼，又侧着耳朵倾听狼狗追捕的轻微声音。他又往右边望了望，看见有个东西穿过空旷的田野向他跑来。“不，这不可能！”尼古拉想，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就像一个人实现了多年的宿愿。最大的好运出现了，但又是那么简单，没有热烈的喧闹，没有夺目的光辉，没有盛大的庆典。尼古拉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持续了一秒钟以上。狼一直往前跑，费力地跳过路上的坎坷。这是一头老狼，背脊灰白，大肚子呈粉红色。老狼不慌不忙地跑着，满以为没有人看见它。尼古拉屏住呼吸，回头望望群犬。群犬或站或卧，没有看见那头狼，不了解眼前的情况。老狗卡拉伊回过头来，龇着黄牙咬着自己的后腿，怒气冲冲地捉着狗蚤。

“嘘溜溜溜！”尼古拉嘬起嘴唇低声叫道。群犬抖动铁链，竖起耳朵，跳起来。卡拉伊搔完痒也站起来，竖起耳朵，轻轻地摇动狗毛纠成一团的尾巴。

“放？还是不放！”尼古拉看见狼离开树林向他跑过来，自言自语。狼的嘴脸突然变了，它看见从没见过的盯住它的人类的眼睛，浑身打了个哆嗦，稍稍向尼古拉转过头来，站住。“后退还是前进？哦，豁出去了，前进！……”狼仿佛在自言自语，接着就不再左右顾盼，迈着轻松自如而又果断坚决的步子向前走去。

“嘘溜溜！……”尼古拉声音异样地叫道。他那匹骏马箭也似地冲下山去，跳过几道水洼去截拦那狼。那几条狼狗跑得更快，跑到尼古拉的马前面去。尼古拉听不见自己的喊声，没感觉到自己在飞驰，没有看见群犬，也没有看见他脚下的地方。他只紧盯着那头狼。狼加快速度，顺着山谷奔跑。离那头狼最近的是花斑宽臀的狼狗米尔卡，它越来越接近那头野兽。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赶上狼。狼斜眼望了望米尔卡，但米尔卡不像平时那样进攻，而突然竖起尾巴，伸直前腿抵住地面。

“嘘溜溜溜！”尼古拉叫着。

红毛狼狗刘比姆从米尔卡后面窜出来向狼猛扑，咬住狼的后腿，但立刻又恐惧地跳到一旁。狼身子一蹲，龇了龇牙，又站起来向前跑去。一大群狼狗离它只有一码，不即不离地跟着它跑。

“不好，被它跑掉了！不，这不行！”尼古拉想，同时继续哑着嗓子叫嚷。

“卡拉伊！嘘溜溜！……”尼古拉一面叫，一面用眼睛找寻着老公狗——他唯一的希望。卡拉伊拼着全身力气，伸长身子，盯着那狼，好容易跑到一边去拦截那狼。但狼跑得快，狗跑得慢，卡拉伊显然估计错了。尼古拉看到前面树林离它已经不远，狼到了那里准会跑掉。但这当儿他看见有一群狗和一个猎人迎面跑来。还有希望。尼古拉不认识的一条红褐色瘦长小公狗飞也似地冲到狼前面，几乎把它撞倒。但那狼意外迅速地跳起来，龇牙咧嘴，向小公狗扑去。小公狗浑身是血，一侧被咬伤，尖声惨叫着，一头撞在地上。

“卡拉伊！老朋友！……”尼古拉哭了。

老公狗后腿上的毛卷成一团团，它利用狼受阻的机会拦住狼的去路，离狼只有五步路。狼仿佛发觉危险，瞟了瞟卡拉伊，更加夹紧尾巴，飞快地逃跑。但这当儿，尼古拉只看见卡拉伊又采取行动了：它猛地扑到狼身上，同狼一起滚到前面的水沟里。

尼古拉看见几条狗在水沟里同狼搏斗，狼在狗下面露出灰毛，伸长后腿，贴紧耳朵，嘴脸恐惧，不断喘气（卡拉伊咬住他的喉咙）。尼古拉看到这情景，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他抓住鞍桥，准备下马打狼，突然看见那狼从群狗中伸出头来，两只前脚已搭着水沟的边缘。狼咬了咬牙（卡拉伊已松开了它），后腿一蹬跳出水沟，又夹紧尾巴，摆脱群狗，向前逃跑。卡拉伊耸起毛，多半是负伤了，好容易才爬出水沟。

“天哪！这是怎么搞的？……”尼古拉失望地叫道。

大叔的一个猎人从另一边去拦截狼，他的几条狗又把那野兽拦住。狼又被包围了。

尼古拉和他的马夫、大叔和他的猎人把狼团团围住，嘘着，叫着。狼一蹲下来，他们就准备下马；狼一抖动身子向树林逃窜，大家就又前进。

追捕刚开始，丹尼洛听见嘘声就冲出树林。他看见卡拉伊咬住狼，就勒住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但丹尼洛看见猎人们并没有下马，狼抖了抖身子又继续逃跑，他就策动枣红马，不直接去追狼，却像卡拉伊那样去拦截那野兽。亏得走这个方向，当大叔的群犬第二次把狼拦住时，丹尼洛恰好赶到狼跟前。

丹尼洛默默地骑马跑来，左手拿着出鞘的短刀，用鞭子像打谷一样打着枣红马的两肋。

在枣红马没有气喘吁吁地从身旁跑过以前，尼古拉没看到，也没听见丹尼洛，也没听见丹尼洛的下马声，没看见丹尼洛已趴在群犬中间的狼背上，竭力想揪住狼的耳朵。这下子，猎人也好，狗也好，狼也好，显然都明白，事情结束了。狼恐惧地贴紧耳朵，挣扎着想站起来，但群狗把它团团围住。丹尼洛抬起身子，向前跨了一步，把全身重量压在狼身上，同时抓住狼的耳朵。尼古拉刚要动手刺狼，丹尼洛却低声说：“别刺，我们把它的嘴捆住。”他改变姿势，一只脚踩住狼的脖子。他们把一根棍子横塞在狼嘴里，用皮带像上勒子一样把它绑住，再捆住它的四脚。丹尼洛把狼从这边到那边来回滚了两滚。

猎人们面露快乐而疲劳的神色把这头活的老狼驮在马背上。那马浑身哆嗦，打着响鼻，后面跟着的群狗向狼狂吠，就这样把狼运到了大家集合的地方。狼狗捕获了两只小狼，灵捕获了三只。猎人们带着猎物聚拢来，各自讲着打猎的经过。大家都围拢来看老狼，但见那狼垂下脑门宽阔的头，嘴里塞着棍子，一双玻璃球似的大眼睛瞪着包围它的狗群和人群。有人碰碰它，它就挣动被捆的腿，凶恶而茫然地望着大家。

罗斯托夫伯爵也骑马走过来，碰碰那狼。

“哦，好大的一头狼！”他说，“真大，是吗？”他问站在旁边的丹尼洛。

“很大，老爷。”丹尼洛慌忙摘下帽子回答。

伯爵想起被他放走的狼和刚才同丹尼洛的冲突。

“不过，老弟，你脾气很大。”伯爵说，丹尼洛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神态羞愧，像孩子般驯顺而愉快地笑了一笑。

六

老伯爵先回家。娜塔莎和彼嘉留下来打猎，答应随后就回去。时间还早，打猎继续进行。中午时分，他们把猎狗放到小树茂盛的深谷里。尼古拉站在一片禾茬地里，从这儿可以望见他家所有的猎人。

尼古拉前面是一片冬麦田，他家一个猎人站在榛树丛后面的洼地里。狼狗一放出去，尼古拉就听见伏尔顿熟悉的吠声；别的狗都响应它，追逐声时起时落。一会儿，树林里传来追捕狐狸的声音，全群狗合在一起，离开尼古拉，沿沟岔冲向冬麦田。

尼古拉看见戴红帽子的猎犬手沿着山谷边奔驰，甚至看见狗群，他时刻指望狐狸会从冬麦田那里出现。

站在洼地里的猎人开始行动，放出群狗。尼古拉看见一头模样古怪的矮脚红毛狐狸，拖着一条大尾巴，从冬麦田里匆匆跑过。群犬追上去，眼看接近了，狐狸在群犬中间兜来兜去，越兜越快，不断摇着毛茸茸的大尾巴。突然一条白狗冲上去，接着是一条黑狗，于是发生了一场混战。群犬微微抖动身子，头聚在一处，屁股向外分开，围成一个星形。两个猎人向群犬驰来：一个头戴红帽；另一个身穿绿袍，是个陌生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尼古拉想，“这个猎人是从哪里来的？他又不是大叔的人。”

猎人们夺过狐狸，没有把它绑在鞍子上，站了好一阵。他们旁边停着几匹带嚼子、背高鞍的马，狗都躺在地上休息。猎人们摆着手，在处理那只狐狸。从那里传来号角声，那是约定的打架的信号。

“伊拉金的猎人同我们的人干起来了。”尼古拉的马夫说。

尼古拉派马夫去把娜塔莎和彼嘉叫来，自己一步步骑马来到猎犬手收集狼狗的地方。有几个猎人骑马往打架的地方跑去。

尼古拉下了马，同跑来的娜塔莎和彼嘉站在狼狗旁边，看事情怎样了结。一个打架的猎人鞍上驮着狐狸，从林边驰来，走到少东家面前。他老远就摘下帽子，竭力想彬彬有礼地说话，但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满脸怒容。他的一只眼睛青肿，但他自己大概还不知道。

“你们那儿怎么了？”尼古拉问。

“岂有此理，从我们的狗嘴里抢狐狸！是我那条灰母狗逮着的。去评评理看！他要抢狐狸！我就拿狐狸给了他一下子。你要吗？就在鞍子上挂着。你要尝尝这个吗？”猎人指指短刀说，仿佛他还在跟对方吵嘴。

尼古拉不理那猎人，叫娜塔莎和彼嘉等等他，自己往冤家伊拉金的猎队所在地驰去。

胜利的猎人骑马跑到猎人们中间，被同情他而又好奇心重的人们团团围住。他讲起了他的功绩。

事情是这样的：伊拉金同罗斯托夫家发生纠纷，正在打官司，现在他又在一向属于罗斯托夫家的地方打猎，故意叫他的猎人闯入那地方，纵容他们夺取别人家的狗逮住的猎物。

尼古拉从来没见过伊拉金，但他这人容易感情用事，听说这地主很不讲理，就十分气愤，把他看作最凶恶的仇人。此刻尼古拉怒气冲冲地要跑到他面前，手里紧握鞭子，准备对冤家不惜采取最断然的危险手段。

尼古拉刚绕过树林一角，就看见一个戴海龙皮帽的胖地主骑着一匹黑马向他跑来，后面跟着两名马夫。

尼古拉发现伊拉金不仅不是敌人，而且是个相貌堂堂、彬彬有礼的地主。他特别愿意同尼古拉伯爵结交。伊拉金跑到尼古拉面前，掀了掀皮帽，说他对刚才的事深感遗憾，他一定要处分那从别人猎狗嘴里夺取猎物的猎人。他要求同伯爵交朋友，并邀请伯爵到他那里去打猎。

娜塔莎唯恐哥哥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焦急地跟在他后面。她一看见两个冤家友好地相互鞠躬，就驰到他们跟前。伊拉金一看见娜塔莎，就把海龙皮帽举得更高，愉快地笑着说，他久闻伯爵小姐相貌出众又爱打猎，活像狄安娜[118]。

伊拉金为了补偿他的猎人的过错，恳切请求尼古拉到一俄里外他的山麓打猎，他说那里有大量兔子。尼古拉同意了，于是打猎人马增加了一倍，向前行进。

到伊拉金的山地必须穿过田野。猎人们排好队，老爷们走在一起。大叔、尼古拉、伊拉金都偷偷窥察对方的狗，竭力不让人发觉，同时不安地在这群狗中找寻可以同自己的狗匹敌的对手。

伊拉金的狗群中有一条红斑纯种小母狗，身子瘦长，肌肉强健，嘴脸狭长，黑眼睛突出。这条狗长相很美，使尼古拉赞叹不已。他听说过伊拉金的狗跑得快，现在发现这条好看的小母狗正是他的米尔卡的敌手。

伊拉金一本正经地谈到今年的收成，谈到一半，尼古拉指指这条红斑小母狗。

“您这条母狗真不错！”尼古拉漫不经心地说，“跑得快吗？”

“这条母狗吗？是的，是条好狗，会捉野兽，”伊拉金平心静气地讲着那条去年用三户家奴换来的红斑狗叶尔莎，“那么，伯爵，你们家的收成也不怎么样，是吗？”他继续刚才的谈话。伊拉金想到礼尚往来，对年轻伯爵的恭维应该还礼，就看了看背部特宽的米尔卡，说：

“您那条黑斑狼狗长得漂亮，真不错！”

“是啊，还可以，跑得快，”尼古拉嘴里回答，心里却想，“要是现在田野里有一只大兔子，你就会知道它的厉害了！”接着他转身对马夫说，谁要是能找到一只兔子，我就赏他一个卢布。

“我不明白，”伊拉金继续说，“有些猎人妒忌人家打的野兽，妒忌人家的狗。拿我自己来说，伯爵，我喜欢骑马走走，就像现在这样同好朋友一起……真是再愉快也没有了（他又对娜塔莎掀了掀海龙皮帽）；至于打到多少野兽，我可不在乎！”

“可不是。”

“我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狗逮到野兽可我的狗没有逮到而不高兴，我只要欣赏欣赏追捕的场面就够了，您说呢，伯爵？然后我再来判断……”

“去……逮住它！”这时传出一个猎犬手的吆喝声。他站在禾茬地里的土堆上，举起鞭子，又拖长声音叫了一次：“去……逮住它！”（这呼声和举鞭表示他已看到前面有一只兔子。）

“大概已找到一只了，”伊拉金漫不经心地说，“那么我们去追吧，伯爵！”

“对，得去……一起去好吗？”尼古拉回答，打量着叶尔莎和大叔那条红毛狗鲁加伊，觉得这两条狗是他的狗的对手，但还没有比赛过。“它们会不会把我的米尔卡打得一败涂地？”尼古拉想，同大叔和伊拉金并肩去追兔子。

“兔子大吗？”伊拉金问发现兔子的猎人，不无激动地回头对叶尔莎吹着口哨……

“您怎么样，米哈伊尔大叔？”伊拉金转身招呼大叔。大叔皱着眉头骑在马上。

“我有什么办法！你们的狗——干得漂亮！——价值千金。你们可以拿你们的狗比赛一下，让我瞧瞧！”

“鲁加伊！喂，喂！”大叔叫道，“好鲁加伊！”大叔添加说。他这种亲热的唤声表示他很喜欢这只红毛狗，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娜塔莎看到这两个老人和哥哥心里的激动，她自己也激动起来。

那个猎人举起鞭子站在土堆上，地主老爷们缓缓向他走去。群犬在地平线上走着，离开了兔子。猎人们，不是老爷们，也走开了。大家都不慌不忙地走着。

“它往哪儿跑了？”尼古拉向发现兔子的猎人走了一百步光景，问道。但没等猎人回答，那兔子发觉大难临头，藏身不住，就窜出来，一群上了套的狼狗吠着追下山去；没有上套的灵，也跟着狼狗去追逐兔子。管狼狗的猎人大叫：“站住！”要狼狗停下；管灵的人吆喝：“去……逮住它！”大家都在田野上奔驰。镇定自若的伊拉金、尼古拉、娜塔莎和大叔都飞驰着，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眼睛里只盯着狗和兔子，唯恐漏掉一刹那追捕的景象。那只兔子很大，跑得很快。兔子跳起来，没有立刻跑，却竖起耳朵，听着四面八方的喊声和蹄声。它不慌不忙地跳了十来下，让狗追上来，然后选择方向，感觉到大难临头，竖起耳朵，拔脚飞跑。兔子伏在禾茬地上，前面是一片泥泞的冬麦地。发现兔子的猎人的两条狗离得最近，最先看见兔子，追了上去；但跑不多远，伊拉金那条红斑叶尔莎就飞快地赶过那两条狗，离兔子只有一条狗的距离，就向兔子尾巴猛扑过去，满以为准能把兔子逮住，像陀螺似地打了个滚。兔子拱起背，更加没命地逃跑。这时，宽臀的黑斑米尔卡从后面冲过来，迅速地追上了兔子。

“米尔卡，好样的！”响起尼古拉得意扬扬的叫声。米尔卡眼看就要追上兔子，但它扑了个空。兔子蹲下来。漂亮的叶尔莎又追上来，快要扑到兔子的尾巴，但仿佛在估量距离，这一次不要扑空，一定要抓住兔子的后腿。

“叶尔莎！好姑娘！”伊拉金发出异乎寻常的哭一般的叫声。叶尔莎不理主人的恳求。就在叶尔莎眼看着要逮住兔子的一刹那，兔子跳跃了一下，就往冬麦地和禾茬地交界的小路上跑去。叶尔莎和米尔卡像一对并驾齐驱的拉车马，一起追赶兔子。兔子在小路上跑得很轻快，两条狗不容易逼近它。

“鲁加伊！好鲁加伊！干得漂亮！”这时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大叔那条红毛驼背的公狗鲁加伊拉长身子，追上前面两条狗，超过它们，奋不顾身地直扑那只兔子，把它从阡陌上撞下冬麦地，在泥泞的冬麦地上更猛地扑了一次，四脚直陷到膝盖，只见它背上沾满泥，同兔子一同在地上打滚。一群狗把它们团团围住。不多一会儿，人都聚集到狗群周围。只有大叔一人得意扬扬地跳下马，割下兔爪子。他抖动兔子，放掉血，眼睛骨碌碌地环顾着，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同谁说话，该说些什么。“干得漂亮……这才是一条狗……把千金好狗都打败了——干得漂亮！”大叔自言自语，喘着气，恶狠狠地环顾着，仿佛在骂什么人，仿佛个个都是他的对头，个个都得罪了他，直到现在方才伸了冤，“哼，你们那些千金好狗——干得漂亮！”

“鲁加伊，给你兔爪子，”大叔说着，把割下的沾泥兔爪子扔给它。“只有你配享用，干得漂亮！”

“可把它累坏了，它单独赶了三趟。”尼古拉说，也不听人家说话，也不管是不是有人在听他。

“但怎么能这样拦劫呢！”伊拉金的马夫说。

“它只要一失脚，哪条看门狗都能逮住它。”这时伊拉金也激动地说，他跑得脸上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就在这同一时刻，娜塔莎屏住呼吸，快乐和兴奋得尖声直叫，叫得大家耳朵里嗡嗡响。她这声尖叫表达了别的猎人大声说话所表达的情绪。这声尖叫非常古怪，要是换在别的时候，她自己也会感到害臊，别人也会感到惊讶的。大叔亲自把兔子系在鞍子皮带上，又干净利落地把它搭在马背上，仿佛表示他不屑同谁说话，跨上栗色马跑了。其余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满肚子委屈，上马起程，过了好一会儿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又久久望着红毛鲁加伊，鲁加伊一身是泥，拱起背，铁链子丁当作响，现出胜利者泰然自若的神气，紧跟着大叔的马小跑。

“是啊，平时我同大家一样，可是一旦追起野兽来，哼，你可得留点神！”尼古拉觉得这狗的神气仿佛在这样说。

过了好一会儿，大叔骑马跑到尼古拉跟前，同他说话。在这事以后大叔居然还跟他说话，尼古拉觉得挺有面子。

七

傍晚，伊拉金告别了尼古拉。尼古拉发现离家很远，就接受大叔的邀请，让猎队留在米海洛夫卡村大叔家过夜。

“你们要是到我家去，干得漂亮！”大叔说，“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再说天气潮湿，先去歇一会儿，然后让伯爵小姐坐马车回去。”大叔的建议被接受了，派了一名猎人到奥特拉德诺去要马车；尼古拉、娜塔莎和彼嘉就到大叔家去。

大大小小五个男仆跑到前门台阶上来迎接少爷。几十个女仆，老老少少，从后面台阶上探头探脑张望猎人们。娜塔莎——一个女人，一位贵族小姐——骑马来到，引起大叔的家奴们极大的惊奇，许多人肆无忌惮地走到她面前，盯住她的眼睛，当面对她品头论足，仿佛她不是个人，而是样怪物，根本听不懂他们对她的品评。

“阿林卡，你看，她侧着身子骑在马上，她骑在马上，裙子飘来飘去……你看，她那只小号角！”

“老天爷，她还有刀呢！……”

“瞧，她准是个鞑靼女人！”

“你怎么不会栽下来啊？”一个最大胆的女仆直率地问娜塔莎。

大叔在草木茂盛的小木屋前下了马，环顾了一下家人们，威严地喝令闲人走开，去准备接待打猎的客人。

仆人都散开了。大叔扶娜塔莎下马，搀着她走上摇摇晃晃的木板台阶。房子没有粉刷过，墙用圆木叠成，不太干净，看得出主人并不太要求整洁，但也不是杂乱无章。过道屋里散发出新鲜苹果的香味，墙上挂着狼皮和狐狸皮。

大叔请客人穿过前室，走进摆着一张折叠桌子和几把红椅子的小厅，然后进入摆着一张桦木圆桌和沙发的客厅，然后走进起居室，那里有一张破沙发，铺着旧地毯，挂着苏沃洛夫画像、主人父母的画像和主人自己穿军服的画像。起居室里闻得到浓烈的烟草味和狗腥气。

大叔请客人们在起居室里随便落座，自己走了出去。鲁加伊背上的泥还没擦去，走进起居室，躺到沙发上，用舌头和牙齿清理自己的身子。起居室通走廊，走廊里摆着一座帘子破裂的旧屏风。屏风后面有女人的笑声和低语声。娜塔莎、尼古拉和彼嘉脱了外套，坐到沙发上。彼嘉把头靠在臂肘上，立刻睡着了；娜塔莎和尼古拉坐着不作声。他们的脸发热，肚子很饿，可情绪很好。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下（既然打猎已结束，到了屋子里，尼古拉觉得毋需在妹妹面前摆男子汉的威风），娜塔莎向哥哥眨了眨眼，兄妹两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虽然还没想出发笑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大叔身穿背后打褶的立领短褂和蓝裤，脚登小皮靴，走进来。娜塔莎在奥特拉德诺看见大叔这身打扮感到很奇怪很可笑，现在却觉得挺合适，一点也不比穿大礼服和燕尾服差。大叔也很高兴；他一点也不因兄妹俩的发笑而生气（他根本没想到他们是在笑他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跟他们一起无缘无故地笑起来。

“哦，年纪这样轻的伯爵小姐……干得漂亮……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说，把一支长杆烟管递给尼古拉，自己熟练地用三个手指夹住一根截短的烟管。

“骑了整整一天马，像男人一样，满不在乎！”

大叔进来后不久门又开了，从声音判断，是个赤脚女孩开的。随后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胖女人。她脸色红润，姿色不错，双层下巴，嘴唇丰满鲜红，双手端着一个大托盘。她的眼神和一举一动都显得殷勤好客和彬彬有礼，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恭恭敬敬地向客人鞠躬。尽管这位女管家胖得挺胸凸肚，头高高昂起，走起路来却很轻快。她走到餐桌前，放下托盘，用她那双又白又胖的手把酒瓶、小菜和点心一样样摆在桌上。她做完这些事，走开去，笑眯眯站在门口。“我就是这里的管家！现在你该了解大叔了吧？”她的神态仿佛这样对尼古拉说。怎么会不了解呢？不仅尼古拉了解，就连娜塔莎也了解，为什么当管家阿尼西雅进来的时候，大叔皱起眉头，略略噘起嘴唇，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托盘端来的东西有草药酒、果子酒、腌蘑菇、乳清黑麦饼、蜂房蜜、蜜酒、苹果、生核桃、炒核桃和蜜核桃。然后阿尼西雅送来蜜饯和糖渍果子、火腿和刚刚油炸好的子鸡。

这一切都是阿尼西雅精心收集和制作的。一切都散发着香气，具有阿尼西雅的特殊风味。一切都显得新鲜、清洁、白净，洋溢着愉快的微笑。

“您尝尝这个，伯爵小姐。”阿尼西雅说，给娜塔莎递这递那。娜塔莎吃着每一样东西，觉得这样的乳清饼，这样的果酱，这样的蜜核桃，这样的炸子鸡，她这辈子从没吃过，也没见过。阿尼西雅出去了。尼古拉同大叔喝着樱桃酒，谈着过去和今后的猎事，谈着鲁加伊和伊拉金的猎狗。娜塔莎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挺直身子坐在沙发上听他们谈话。她几次想弄醒彼嘉，叫他吃点东西，但彼嘉嘴里喃喃作声，没有醒来。娜塔莎在这新鲜的环境里感到十分快活，唯恐马车太早来接她回家。在谈话偶尔中断时，大叔也像一般初次在家里接待客人的人那样，对客人们的无声问题回答说：

“是啊，我们就是这样过完一生……人一死，就一了百了，何必作孽呢！”

大叔说这话时神态庄重，简直可以说很美。尼古拉不由得想起父亲和邻居讲过大叔的种种好话。大叔是个全区闻名的品德高尚、大公无私的怪人。人家请他调解家庭纠纷，担任遗嘱执行人，信任地告诉他种种秘密，选他担任法官和其他官职，但他总是坚决拒绝公职，春秋两季骑着他那匹栗色骟马在野外奔驰，冬天坐在家里，夏天则在他那草木茂盛的花园里歇息。

“大叔，您为什么不去做官？”

“做过，后来不干了。我不行，干得漂亮——干那一行我一窍不通。那是你们干的事，我的脑筋不行。至于打猎嘛，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干得漂亮！喂，把门打开！”大叔叫道，“干吗关上门！”门在走廊底，通向狩猎室，也就是猎人的住房。这时响起一双光脚板匆匆走路的啪哒声，接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狩猎室的门。走廊里传来巴拉来卡[119]的声音，听得出是一个老手在弹。娜塔莎早就听到琴声，此刻她走到走廊里，想听得清楚些。

“这是我的车夫米吉卡在弹琴……我给他买了一把很好的巴拉来卡，我喜欢听。”大叔说。大叔规定，他每次打猎回来，米吉卡都要在狩猎室里弹巴拉来卡。大叔爱听这种音乐。

“好听！真的，很好听！”尼古拉略带轻蔑的口气说，仿佛不好意思承认他很喜欢这音乐。

“什么好听？”娜塔莎发觉哥哥说话的语气，责备地说，“不是好听，简直是妙极了！”她觉得大叔的蘑菇、蜂蜜和果子酒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现在她又觉得这歌声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

“再来一个，请再来一个！”巴拉来卡琴声一停，娜塔莎就对着门叫道。米吉卡调了调琴弦，弹起芭勒娘舞曲，时而弹出一连串滑音，时而突然刹住。大叔侧着头，略带笑容，坐着听。那旋律重复了百把次。琴手调了几次弦，旋律不断响起，听众怎么也听不厌，总想一遍一遍地听下去。阿尼西雅走进来，把她那胖大的身子靠在门框上。

“您请听，伯爵小姐。”阿尼西雅含笑对娜塔莎说，她笑起来极像大叔，“他是我们这里的好琴手。”阿尼西雅说。

“喂，这一段弹得不对，”大叔突然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这里是一连串颤音——干得漂亮——一连串颤音。”

“您也会弹吗？”娜塔莎问。大叔没有回答，只微微一笑。

“阿尼西雅，你瞧瞧，吉他的弦好吗？好久没碰了，干得漂亮！丢了。”

阿尼西雅立刻迈着轻快的步子去执行主人的吩咐，把吉他拿来。

大叔对谁也没看一眼，吹去琴上的灰尘，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敲了敲琴面，调了调琴弦，在扶手椅上坐坐好。他拉开左肘，握住琴颈稍高的地方，摆出表演的姿势，向阿尼西雅挤挤眼，不弹芭勒娘舞曲，而弹出一个清脆响亮的和音，接着就用极慢的节奏镇定而果断地弹起名曲《大街上》来。这支曲子的旋律，伴着阿尼西雅全身焕发出来的庄重的欢乐，在尼古拉和娜塔莎心坎里荡漾开来。阿尼西雅脸都红了，用头巾遮着脸，笑着走出去。大叔继续干净利落、热烈有力地弹着琴，同时多情地望着阿尼西雅刚才站着的地方。从他单边的灰白胡子下露出一丝笑意，特别当曲子弹得越来越急促，越来越热烈，有时戛然中止的时候，他笑得更欢了。

“太妙啦，太妙啦，大叔！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大叔一弹完，娜塔莎就叫起来。她跳起来，搂住大叔，吻了吻他。“尼古拉，尼古拉！”她一边喊，一边回头望望哥哥，仿佛在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尼古拉也很喜欢听大叔弹琴。大叔把这支曲子又弹了一遍。阿尼西雅笑盈盈的脸又出现在门口，她后面还有几个人的脸。

喂，姑娘，别着急，

打冰凉的泉水一起去！

大叔弹到这里，手指灵活地压住琴弦，让曲子戛然中止，耸了耸肩膀。

“啊，啊，好人儿，大叔！”娜塔莎恳求道，仿佛她的生命全在于此。大叔站起来，仿佛他身上有两个人：一个一本正经地笑着那个快乐的人，而那个快乐的人则天真而认真地准备起舞。

“喂，侄女儿！”大叔右手中止和音，然后向娜塔莎挥了挥。

娜塔莎拉下身上的披巾。跑到大叔面前，双手叉腰，耸耸肩站住。

这位由法籍家庭女教师培养出来的伯爵小姐，是在何时何地吸收了法国披巾舞所缺乏的俄国风味和俄国气派的？而这正是大叔期待于娜塔莎的那种学不来教不会的俄罗斯风味和气派。娜塔莎刚一站稳，就得意扬扬，自命不凡，调皮而快乐地微微一笑。这时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最初担心她跳得不好的忧虑顿时消失殆尽，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她。

娜塔莎跳舞的动作非常准确，丝毫不差，逗得阿尼西雅边递给她一条跳舞用的手巾，边笑得流出眼泪。她一直望着这位苗条、文雅、穿着绸缎丝绒衣裳、颇有教养的伯爵小姐，觉得她完全成了另一个人，钦佩她竟能领会她阿尼西雅、她的父母和姑妈、以及凡是俄国人身上所具有的俄罗斯风味。

“哦，伯爵小姐，干得漂亮！”大叔跳完舞，快乐地笑着说，“哦，我的好侄女！一定得给你找个好丈夫，干得漂亮！”

“已经找到了。”尼古拉笑着说。

“噢？”大叔用疑问的眼光瞧着娜塔莎，惊奇地说。娜塔莎得意扬扬地含笑点点头。

“还是个好样的！”娜塔莎说。但她刚说了这话，心里就又浮起一串新的思想和情绪。“尼古拉说：‘已经找到了。’他的笑容是什么意思？他对这件事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似乎认为我的安德烈不赞成我们这样做，安德烈不会理解我们的欢乐。不，他什么都能理解。眼下他在哪里？”娜塔莎想，她的脸顿时变得严肃了。但这只持续了一秒钟。“别想，别去想他。”娜塔莎自言自语，笑眯眯地又坐到大叔旁边，要求他再弹一支曲子。

大叔又弹了一支歌曲和一支华尔兹舞曲，然后停了停，清了清喉咙，唱起他心爱的猎歌来：

黄昏落新雪，

洁白惹人爱……

大叔唱歌像老百姓一样，天真地认为一支歌的意义全在于词，有了词就有曲，离开词的曲是没有的，曲子只是为了表达音节。因此，大叔的曲子就像鸟儿唱歌一样，非常自然动听。娜塔莎听大叔唱歌听得入迷。她决定不再学竖琴，而只弹吉他。她向大叔要了吉他，立刻就摸到这支歌的和弦。

九点多钟，一辆敞篷马车、一辆轻便马车和三个骑马的仆人来接娜塔莎和彼嘉。来人说，伯爵和伯爵夫人不知他们在哪里，非常焦急。

彼嘉睡得像死人一样被抬到敞篷马车里，娜塔莎和尼古拉坐上轻便马车。大叔把娜塔莎裹得严严实实，格外亲切地同她话别。他徒步送他们到桥边。桥上难以通行，得涉过浅滩绕过去，他就吩咐猎人们打着马灯领路。

“再见了，亲爱的侄女！”大叔叫道，声音已不是娜塔莎原来熟识的声音，而是唱《黄昏落新雪》的声音。

他们经过的村庄亮起点点灯火，散发出好闻的烟味。

“大叔这人真有意思！”当他们来到大路上时，娜塔莎说。

“可不是！”尼古拉说，“你不冷吗？”

“不，我很好，很好。我真高兴！”娜塔莎简直有点困惑地说。他们沉默了很久。

夜又黑又潮。马匹看不见，只听得它们在泥地里啪哒啪哒地跑着。

这颗天真善感的心，如饥似渴地捕捉和吸收着生活中的各种印象，此刻有什么感受呢？她心里装得下这么多印象吗？不过她很幸福。快到家的时候，她突然哼起来：“黄昏落新雪。”她一路上捕捉着的旋律终于捕捉到了。

“捕捉到了？”尼古拉问。

“尼古拉，你在想什么？”娜塔莎问。他们喜欢这样相互询问。

“我吗？”尼古拉回想着说，“告诉你，我刚才想，鲁加伊那条红毛狗很像大叔，如果它是人的话，它准会把大叔留在身边，即使不是为了他的骑马本领，也会因他的好脾气把他留下。大叔这人真好！你说是吗？那么你在想什么？”

“我吗？等一下，等一下。对了，我起初想，我们是在乘马车回家，其实天这么黑，谁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跑，也许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不是跑到奥特拉德诺，而是到了一个仙境。后来我想……不，就是这些了。”

“我知道你准是在想他。”尼古拉笑着说，娜塔莎从声音上听出他在笑。

“没有！”娜塔莎回答，其实她真的在想安德烈公爵，想他一定会喜欢大叔的，“我还在想，一路上都在想：阿尼西雅做得真好，真漂亮……”娜塔莎说。接着尼古拉听见她那清脆的无缘无故的幸福笑声。

“说实在的，”娜塔莎突然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这样平静了。”

“尽是想入非非，胡说八道！”尼古拉说，心里却在想：“我的娜塔莎真是可爱！我再没有像她这样好的朋友了，今后也不会有。她为什么要出嫁？我真希望一直同她一起坐车游玩呢！”

“啊，尼古拉这人真可爱！”娜塔莎想。

“哦，客厅里还亮着灯呢！”娜塔莎说，指着黑暗潮湿、像天鹅绒一般的夜色中家里灯火通明的窗子。

八

罗斯托夫伯爵辞去了首席贵族的职务，因为担任这个职务开销太大。不过他的境况仍没有改善。娜塔莎和尼古拉常常听到父母亲偷偷商量，打算卖掉罗斯托夫家豪华的祖宅和莫斯科郊外的庄园。不担任首席贵族就不需要招待那么多客人，奥特拉德诺的生活比以前清静些，但这座巨大的住宅和厢房还是住满亲友，每天还有二十多人吃饭。这些人都长期住在罗斯托夫家，几乎同家人一样；有些是非住在伯爵家不可的人，例如乐师迪姆莱夫妇、舞蹈师约盖尔一家、长住在家里的老小姐别洛娃，还有其他许多人，像彼嘉的几位教师，女儿们原来的女教师，以及那些觉得住在伯爵家比住在自己家里舒服合算的人。门口虽不像原来那样车水马龙，但生活方式依然如故，要不然伯爵和伯爵夫人就无法想象怎样过日子。尼古拉保留着扩大了的打猎队伍，依旧养着五十匹马和十五名车夫；逢到命名日依旧互赠厚礼，举行盛大宴会，邀请全县头面人物参加；伯爵依旧大方地打惠斯特和波斯顿，把纸牌摊开，让人家都能看到，每天让邻居赢去几百卢布，而邻居也就把同罗斯托夫伯爵打牌看作是最好的财源。

在家庭经济方面，伯爵好像一头落在网里的野兽，他竭力逃避这样的现实：他落在网里，越陷越深，觉得既无法撕破缠住他的网，也不能耐心地解开网口。伯爵夫人十分慈爱，她感觉到，她的孩子将受穷，但不是伯爵的过错，伯爵看到自己和孩子破产也很痛苦（虽然竭力掩饰），但他无可奈何，因此伯爵夫人不得不设法摆脱困境。她出于妇道人家的想法，认为唯一的办法是让尼古拉娶个富家的姑娘。她觉得这是最后的希望：如果尼古拉拒绝母亲给他找的对象，他们的家境就永远无法改善。这个对象就是裘丽，裘丽的父母品德高尚，罗斯托夫家在裘丽小时候就认识她。如今由于裘丽的最小一个兄弟去世，她就成了有钱的待嫁姑娘。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直接写信到莫斯科给裘丽的母亲卡拉金娜，替儿子向她女儿求婚，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卡拉金娜回答说她本人是同意的，但这事得由她女儿作主。卡拉金娜邀请尼古拉去莫斯科。

伯爵夫人几次含泪对儿子说，她的两个女儿都已有了主，她现在唯一的心愿是看到儿子成亲。她说，了却这桩心事，她就死也瞑目了。接着又说，她已看中一个出色的姑娘，问儿子对这事有什么想法。

后来几次谈话，她又竭力称赞裘丽，并劝尼古拉休假到莫斯科去玩玩。尼古拉猜到母亲的用意，有一次要母亲说出真相。母亲对他说，现在改善家境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他同裘丽的婚事上。

“那么，要是我爱上一个没有财产的姑娘，难道您，妈妈，就要我为了财产而牺牲爱情和名誉吗？”尼古拉问母亲，不懂得他这问题多么伤母亲的心，却一心只想表现自己的清高。

“不，你不了解我，”母亲说，不知怎样替自己辩护，“尼古拉，你不了解我。我希望你幸福。”她添加说，觉得自己说的不是实话，心慌意乱。她哭起来。

“妈妈，您不要哭，您只要告诉我您希望这样做就行了。您要知道，为了让您放心，我愿意献出一切，愿意献出自己的一生！”尼古拉说，“我可以为您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爱情。”

但伯爵夫人不愿这样提问题：她不愿叫儿子作出牺牲，宁愿为儿子牺牲自己。

“不，你不了解我，我们不谈了。”伯爵夫人擦擦眼泪说。

“是的，也许我真的爱上了一个穷姑娘，”尼古拉自言自语，“我真的要为财产而牺牲爱情和名誉吗？我真弄不懂，妈妈怎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宋尼雅穷，我就不能爱她，不能报答她的一片痴情吗？我跟她一起一定比跟木偶般的裘丽一起幸福。我不能勉强改变我的感情。既然我爱宋尼雅，那么，我的感情就重于一切，高于一切。”

尼古拉没有去莫斯科，伯爵夫人也没再同他谈结婚问题。她伤心地、有时愤怒地看到，儿子同没有陪嫁的宋尼雅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伯爵夫人常常发牢骚，找宋尼雅的碴儿，常常无缘无故训斥她，生硬地对她说：“您哪，我的宝贝！”但伯爵夫人因此又感到内疚。最使心地善良的伯爵夫人生气的是，这个可怜的黑眼睛侄女是那么温柔善良，对她的恩人是那么衷心感激，对尼古拉又爱得那么真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简直对她无可指摘。

尼古拉在家里度完假期。安德烈公爵寄来第四封信，是从罗马发出的。他在信里写道，要不是他的伤口在温暖的气候中突然裂开，他被迫把归期推延到明年年初，他早就在归国途中了。娜塔莎依旧那么钟情于她的未婚夫，在爱情上依旧感到心安理得，依旧觉得生活中充满欢乐；但在未婚夫走后第四个月末尾，她开始感到愁闷，但又无法摆脱。她可怜自己，白白虚度年华，而这正是她最能爱人和被人爱的大好年华。

罗斯托夫家里弥漫着一片愁云。

九

圣诞节到了。除了盛大的午前祈祷，除了邻居和家奴庄重而乏味的祝贺，除了人人身上的新衣服，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活动了，但在零下二十度宁静无风的严寒日子，白天阳光耀眼，夜里繁星满天，大家却觉得这个不寻常的节日需要庆祝一下。

节日第三天下午，一家人分散在各自的房间里。这是最无聊的时刻。尼古拉上午拜访了几家邻居，此刻在起居室里睡着了，老伯爵在书房里休息。在客厅里，宋尼雅坐在圆桌旁描绣花的图样，伯爵夫人在摆牌阵，小丑娜斯塔霞哭丧着脸同两个老婆子坐在窗边。娜塔莎进来走到宋尼雅跟前，看看她在做什么，然后走到母亲面前，一言不发地站住了。

“你怎么像游魂似的到处游荡啊？”母亲对她说，“你要什么呀？”

“我要他……现在就要他。”娜塔莎说，眼睛发亮，脸上没有笑容。伯爵夫人抬起头来，留神地瞧瞧女儿。

“别看我，妈妈，别看我，我要哭了。”

“坐下，陪我坐一会儿。”伯爵夫人说。

“妈妈，我要他。我凭什么要这样受苦啊，妈妈？……”娜塔莎说不下去，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人家看见她的眼泪，她连忙转过身去，走出客厅。她走到起居室，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又走进女仆室。在女仆室里，一个老女仆正在数落一个冒着寒冷从家奴屋里急急跑回来的小使女。

“玩得也够了，”老女仆说，“干什么都得有个时候。”

“让她去吧，康德拉基耶夫娜，”娜塔莎说，“去吧，玛弗露莎，去吧。”

娜塔莎放走玛弗露莎，穿过大厅来到前厅。一个老侍仆和两个年轻侍仆正在那儿打牌。他们看见小姐进来，就放下牌站起来。“我该叫他们做些什么呢？”娜塔莎想。

“对了，尼基塔，请你去一下……”娜塔莎嘴里这样说，心里却想：“叫我派他到哪儿去呢？”接着说：“对了，你到下房去捉一只公鸡来；还有你，米沙，去拿点燕麦[120]。”

“只要一点儿燕麦吗？”米沙高高兴兴地问。

“快去，快去！”老仆人催他说。

“费多尔，你去给我拿支粉笔来。”

娜塔莎经过餐室，吩咐仆人烧茶炊，虽然这不是喝茶的时候。

管餐室的福卡是全家脾气最坏的人，娜塔莎喜欢在他身上试试自己的权力。福卡不信娜塔莎的话，就走上去问个究竟。

“啊呀，我的好小姐啊！”福卡做作地对娜塔莎皱着眉头说。

家里没有人像娜塔莎这样会支使人，会派给仆人这么多活。她看见仆人不支使就不甘心。她仿佛要看看，仆人中是不是有人生她的气或者对她不满，其实仆人最愿意听从娜塔莎的吩咐。“我该怎么办？我去哪儿好。”娜塔莎一面慢吞吞地沿着走廊走去，一面想。

“娜斯塔霞，我会生个什么呢？”娜塔莎问身穿女式短袄迎面走来的小丑。

“你会生跳蚤、蜻蜓、蝈蝈。”小丑回答。

“天哪，天哪，老是那一套！唉，叫我去哪儿？我该怎么办？”娜塔莎橐橐地踩响楼梯走上楼，去到住在顶层的约盖尔家。约盖尔屋里坐着两位女教师，桌上放着几盘葡萄干、核桃和杏仁。两位女教师正在谈论住在哪里省钱：莫斯科还是敖德萨。娜塔莎坐下来听她们谈话，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听了一会儿又站起来。

“马达加斯加岛。”娜塔莎说，“马—达—加—斯—加。”她清楚地一字一顿说。肖斯小姐问她说什么，她没有回答，就走出屋去。

她的弟弟彼嘉也在楼上，正同一个专门伺候他的仆人做晚上放的焰火。

“彼嘉！小彼嘉！”娜塔莎叫道，“背我下楼。”彼嘉跑到她面前，把背转过来。她趴在他背上，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彼嘉就一纵一纵地把娜塔莎背下去。“不，不要了……马达加斯加岛。”娜塔莎说着从他背上下来，自己走下楼去。

娜塔莎仿佛在巡视她的王国，试试她的权力，相信大家都很听她的话，但她还是感到无聊。她走进大厅，拿起吉他，坐到柜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拨动低音弦，弹出她同安德烈公爵一起在彼得堡听歌剧时记住的一个乐句。在别人听来，她在吉他上弹出来的曲子没有什么意思，但这曲子却勾起她一系列的回忆。她坐在柜子后面，眼睛盯着从餐室门缝里漏进来的一道阳光，听着自己的琴声，沉浸在回忆中。

宋尼雅手里拿着一个杯子，穿过大厅，走进餐室。娜塔莎瞧了瞧她，瞧了瞧餐室门上的那条缝，她隐约记得有一次门缝里也有阳光漏进来，那时宋尼雅也曾拿着杯子走过。“不错，完全一模一样。”娜塔莎想。

“宋尼雅，这是什么曲子？”娜塔莎拨着粗弦，叫道。

“哦，你在这儿！”宋尼雅吓了一跳说，走过去听，“我不知道。是不是《暴风雨》？”宋尼雅怯生生地说，唯恐说错。

“噢，有一次她也是这样吓了一跳，胆怯地笑了笑，”娜塔莎想，“也是这样……她好像缺少点什么。”

“不，这是《挑水人》[121]中的合唱曲，听见吗？”娜塔莎唱了这个合唱曲，好让宋尼雅明白。

“你这是上哪儿去？”娜塔莎问。

“去换一杯水。花样马上就要描好了。”

“你总是忙忙碌碌，可我做不到，”娜塔莎说，“尼古拉在哪里？”

“大概在睡觉。”

“宋尼雅，你去把他叫醒，”娜塔莎说，“就说我叫他来唱歌。”娜塔莎又坐了一会儿，想着那往事意味着什么。她解答不了这问题，但一点也不感到惋惜，又回想着当时的情景：她跟他在一起，他含情脉脉地瞧着她。

“唉，但愿他快点回来。我真怕他再也不回来了！主要是我一天比一天老了，问题就在这里！我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说不定他今天就会回来，马上就回来。说不定他昨天就来了，可我忘记了。”娜塔莎站起来，放下吉他，走进客厅。家里人，男教师，女教师和客人，都已坐在桌旁喝茶。仆人站在桌子周围，安德烈公爵不在，生活还是老样子。

“哦，她来了，”罗斯托夫伯爵一看见娜塔莎进来，说，“来吧，坐到我这儿来。”但娜塔莎站在母亲旁边，环顾四周，仿佛在找什么。

“妈妈！”娜塔莎说，“把他给我，给我，妈妈，快点儿！”她又忍不住要失声痛哭。

娜塔莎坐到桌旁，听着长辈和尼古拉的谈话——尼古拉也来喝茶了。“天哪，天哪，又是那几张脸，又是那样的谈话，又是爸爸对着茶杯吹气！”娜塔莎想，惶恐地感到她讨厌家里的人，因为他们总是那个样子。

喝完茶，尼古拉、宋尼雅和娜塔莎走到起居室，坐到他们喜爱的位置上，他们总爱到那里谈心。

十

“你有没有感到过，”娜塔莎同哥哥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对哥哥说，“你有没有感到过，好景不常，前途茫茫？不是无聊，而是凄凉，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情？”

“那还用说！”尼古拉说，“有时我看到一切都很好，人人快活，可我对什么都感到腻烦，人人都该死。有一次团里开游艺会，那里奏着乐，我没有参加……我忽然觉得无聊……”

“是啊，这我知道，我知道！”娜塔莎接口说，“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我为了李子的事受罚，你们都在跳舞，可我坐在教室里哭。我哭得那么伤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很伤心，我为大家难过，为自己难过，为所有的人难过。主要是我没有错，你记得吗？”

“我记得，”尼古拉说，“我记得，后来我去看你，我想安慰你，可是，不瞒你说，我感到不好意思。我们都非常可笑。当时我有一个木偶，我想送给你。你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娜塔莎若有所思地含笑说，“好久好久以前，我们都还很小，叔叔叫我们到书房里去，那还是在老房子，天黑了。我们来到书房，忽然发现那里站着……”

“一个黑人，”尼古拉快乐地笑着接口说，“怎么不记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这是一个真的黑人，还是我们在梦里见到，还是听人家讲的。”

“他的脸灰不溜秋，牙齿雪白，记得吗，站在那里瞧着我们……”

“您记得吗，宋尼雅？”尼古拉问宋尼雅。

“是的，是的，我也记得一点。”宋尼雅怯生生地回答。

“我问过爸爸妈妈有没有黑人，”娜塔莎说，“他们说根本没有什么黑人。你还说你记得！”

“当然记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牙齿。”

“真奇怪，好像做梦一样。我喜欢这样。”

“那你记得吗，我们在大厅里滚鸡蛋玩，忽然来了两个老婆子，在地毯上打滚。有没有这回事？你记得吗？多有意思……”

“是的。你可记得爸爸穿着蓝外套站在台阶上开枪吗？”他们笑眯眯、乐呵呵地回忆着一件件往事，那不是老年人不胜感慨的回忆，而是青年人富有诗意的回忆，回忆那梦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往事。他们低声笑着，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宋尼雅照例不插话，尽管他们回忆的都是共同的事。

宋尼雅对往事不像他们记得那么多，她的回忆也不像他们那样富有诗意。她只是竭力学他们的样，分享他们的快乐。

只有当他们回忆到宋尼雅初来的情景时，宋尼雅才插嘴。宋尼雅讲到她当时很怕尼古拉，因为他穿着一件有带子的上衣，保姆对她说，他们要把她也用带子缝起来。

“我记得，他们对我说你是在大白菜底下出生的，”娜塔莎说，“我记得，我当时不敢不信，但知道这是胡说，我感到很不舒服。”

正在谈话时，起居室后门开了，一个使女探进头来。

“小姐，公鸡捉来了。”使女低声说。

“不要了，波丽雅，叫他们拿走吧。”娜塔莎说。

他们在起居室谈话的时候，迪姆莱进来，走到放在屋角的竖琴旁。他取下琴套，竖琴发出一阵叮当声。

“迪姆莱先生，请您弹一首我喜欢的费尔德[122]的夜曲吧！”伯爵夫人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迪姆莱弹了一个和音，对娜塔莎、尼古拉和宋尼雅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真安静！”

“嗯，我们在谈哲学呢！”娜塔莎说。她回顾了一下，接着谈下去。现在他们在谈做梦。

迪姆莱开始弹琴。娜塔莎踮着脚尖悄悄走到桌旁，把蜡烛拿出去，又悄悄回到原位来。屋子里很暗，特别是他们坐着的沙发上，只有满月的银辉透过大玻璃窗泻在地板上。

“说实在的，我在想。”娜塔莎低声说，挨近尼古拉和宋尼雅。这时迪姆莱已弹完一曲，但仍坐在那里，轻轻拨弄琴弦，显然决不定是住手呢，还是再弹点别的。“我们这样回忆，回忆，一直回忆下去，会不会把我出生前的事都回忆出来。”

“这是轮回转生，”宋尼雅说，她一向很用功，学过的东西都记得，“埃及人相信，我们的灵魂原来附在畜生身上，将来还要回到畜生身上去。”

“不，我不相信我们是畜生投胎的，”娜塔莎依旧低声说，尽管音乐已停止，“我敢肯定我们原来在什么地方做过天使，也来过这里，因此什么都记得……”

“我可以参加吗？”迪姆莱说，悄悄走过来坐在他们旁边。

“如果我们原来是天使，那怎么会下凡来？”尼古拉说，“不，这不可能！”

“不是下凡，谁对你说下凡？……我怎么知道我原来是什么，”娜塔莎满有把握地反驳，“灵魂是不朽的……因此，既然我是永生的，那我以前就生活过，今后也将永远活下去。”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很难想象永恒。”迪姆莱说，他带着温顺而轻蔑的微笑走到年轻人跟前，但也像他们那样严肃地低声说话。

“永恒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娜塔莎说，“今天存在，明天存在，永远存在，昨天有过，前天有过……”

“娜塔莎！现在轮到你了。你给我唱支歌，”传来伯爵夫人的声音，“你们怎么像阴谋家那样坐在那里说悄悄话？”

“妈妈！我一点不想唱。”娜塔莎说着站起来。

他们，就连上了年纪的迪姆莱在内，个个不愿中断谈话，离开起居室。娜塔莎站起来，尼古拉在钢琴前坐下。娜塔莎照例站到大厅中央，选了个共鸣最好的位置，唱起她母亲心爱的歌来。

她虽说不想唱，但她好久以来、以后又有好久都没有像这天晚上唱得那么好。罗斯托夫伯爵在书房里同米嘉谈话，一听见娜塔莎唱歌，就像一个贪玩的小学生，急于想上完课，胡乱吩咐管家几句，就默不作声了。米嘉默默地听着，脸上挂着笑容，站在伯爵面前。尼古拉目不转睛地望着妹妹，跟她同步呼吸着。宋尼雅一边听一边想，她同娜塔莎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别啊，她要是能有几分她表妹那样的魅力就好了。老伯爵夫人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又幸福又感伤的微笑，眼里含着泪水，不时摇摇头。她想到娜塔莎，想到自己的青春，想到在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临近的婚事中潜存着一种不自然的可怕因素。

迪姆莱坐到伯爵夫人跟前，闭目静听。

“啊，伯爵夫人，”迪姆莱终于说，“这是欧洲水平的才华，她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唱得那么委婉、温柔、有力……”

“唉，我真为她担心，真为她担心！”伯爵夫人说，忘记在跟谁说话。她那颗母亲的心告诉她，娜塔莎身上有什么东西太多，她将因此而遭到不幸。娜塔莎还没唱完，十四岁的彼嘉就兴奋地跑来报告，化装队来了。

娜塔莎顿时停下歌唱。

“傻瓜！”娜塔莎对弟弟吆喝道，跑到椅子前跌坐下来，放声大哭，哭了好久都止不住，“没什么，妈妈，真的，没什么，是彼嘉把我吓了一跳。”娜塔莎说着，竭力想扮出笑容，但泪水流个不停，把她的喉咙都哽住了。

家奴们化装成狗熊、士耳其人、饭店老板、贵夫人，有的可怕，有的可笑，他们把寒气和喜气一起带进屋里。他们起初都怯生生地挤在前厅，然后互相躲在背后，涌进大厅。开头有点畏畏缩缩，后来越来越快活、越和谐地一齐唱歌、跳舞，合唱，做圣诞游戏。伯爵夫人认出了几个人，笑了一会儿，走到客厅里。罗斯托夫伯爵笑容满面坐在大厅里，称赞着玩耍的人，年轻人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半小时后，大厅里，在其他化装的人们中间又出现了一个穿箍骨裙的老夫人，这是尼古拉扮的。土耳其女人是彼嘉扮的。小丑是迪姆莱扮的。骠骑兵是娜塔莎扮的。画了粗眉浓须的契尔克斯人是宋尼雅扮的。

他们获得了没有化装过的人们的惊讶、辨认和赞美后，觉得他们既已化装得那么漂亮，应该到别处去让人瞧瞧。

尼古拉要带大家坐他的三驾雪橇沿着大路兜风，就提议带十名化装家奴到大叔家去。

“不行，你们何必去打扰老头子！”伯爵夫人说，“他那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要去还是去梅留科夫家。”

梅留科夫夫人是个寡妇，有好几个子女，还有男女家庭教师。她家离罗斯托夫家只有四俄里路。

“嘿，好主意，亲爱的，”老伯爵兴致勃勃地附和说，“我要马上化装一下，跟你们一起去。我要去逗逗帕歇塔。”

但伯爵夫人不让伯爵去，因为这几天他老闹腿疼。

最后决定罗斯托夫伯爵不去，如果肖斯小姐去的话，小姐们可以跟她一起去梅留科夫家。宋尼雅一向胆怯怕羞，这次却比谁都坚决要求肖斯小姐陪他们去。

宋尼雅打扮得最出色。她画的眉毛和胡子对她都特别合适。大家都说她很漂亮。她的心情也异常兴奋。她内心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她的命运今天就要决定，否则就将永远失去机会。她穿着男人的服装，好像换了个人。肖斯小姐答应陪他们去。半小时后，四辆三驾雪橇大小铃铛发出响声，滑木在冰冻的雪地上叫啸着来到台阶前。

娜塔莎第一个表现出圣诞节的欢乐气氛。这种欢乐气氛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越来越强烈。大家来到寒风凛冽的户外，交谈着，呼喊着，笑着，叫着，分坐到雪橇上，这时的欢乐达到了顶点。

两辆三驾雪橇是普通雪橇，第三辆雪橇是老伯爵专用的，由奥尔洛夫养马场的一匹大走马驾辕，第四辆是尼古拉专用的，驾辕的是一匹长毛矮个黑马。尼古拉身穿老太婆服装，外套骠骑兵束腰外套，手握缰绳站在雪橇中间。

夜色明亮，看得见月光照在马饰和马眼上的反光。马惊惶地环顾着在昏暗的廊檐下喧闹的乘客。

娜塔莎、宋尼雅、肖斯小姐和两个使女坐尼古拉的雪橇。乘老伯爵雪橇的有迪姆莱夫妇和彼嘉；化装的家奴分乘其余两辆雪橇。

“扎哈尔，你领头！”尼古拉对父亲的车夫嚷道，准备在路上追过他。

老伯爵的三驾雪橇上坐着迪姆莱夫妇和部分化装的人，领先出发。雪橇滑木仿佛在雪地上冻住，吱嘎吱嘎地作响，铃铛也发出低沉的声音。两匹拉边套的马紧贴着辕木，马蹄一步一陷，把白糖般坚实发亮的雪翻起来。

尼古拉随着第一辆雪橇出发；其余两辆雪橇也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跟在后面。他们先是在狭窄的小路上小跑。他们经过花园，光秃秃的树枝影子常常横截道路，遮住明亮的月光，但一出围墙，那沐浴在月光下的雪原就发出蓝幽幽的反光，像钻石一般闪闪发亮，展开在他们面前。领头的雪橇遇到坑洼颠簸了一下，后面的雪橇也跟着颠簸了一下。四辆雪橇拉开距离，一辆接一辆奔驰，打破了冻结的寂静。

“兔子的脚印，好多好多脚印！”娜塔莎的声音在冻结的空气里响着。

“好亮，尼古拉！”宋尼雅的声音说。尼古拉回头望望宋尼雅，弯下身子，更近地察看她的脸。一张须眉乌黑、娇嫩可爱的脸，围着貂皮衣领，忽近忽远地出现在月光下。

“宋尼雅还是那个样子。”尼古拉想。他更近地仔细看了看她，微微一笑。

“您怎么啦，尼古拉？”

“没什么。”尼古拉说，又向马匹转过身去。

马走上被滑木轧平、在月光下蹄印累累的大路，自动绷紧缰绳，加快速度。左边那匹边马低下头，跳跳蹦蹦地拉紧挽索。辕马晃动身子，竖起耳朵，仿佛在问：“开始呢？还是再等等？”扎哈尔的三匹黑马拉着雪橇在前面走得很远，远远地传来重浊的铃铛声，但雪橇在白色的雪地上还是清晰可见。从他的雪橇上传来化过装的人们的叫声、笑声和说话声。

“加油！宝贝！”尼古拉叫道，一手拉拉缰绳，一手挥动鞭子。只有从迎面吹来的越来越大的风，从边马越拉越紧的挽索和加速的步子上可以察觉，雪橇跑得很快。尼古拉回头看了一下。另外几辆雪橇上的车夫叫着，喊着，挥动鞭子，催促辕马，也都跟了上来。辕马在轭下顽强地晃动身子，不仅没有减速，而且准备在必要时再加一把劲。

尼古拉追上第一辆雪橇。他们下了山，驶到沿河穿过草地的大路。

“我们到什么地方啦？”尼古拉想，“该是科索伊草地吧。不，不是，这是个陌生的地方，我从未来过。这不是科索伊草地，不是焦姆金山，天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新奇的地方。哼，不去管它是什么地方啦！”尼古拉喝了喝马，想超过第一辆雪橇。

扎哈尔勒住马，转过他那眉毛上都积满霜的脸。

尼古拉纵马快跑。扎哈尔伸出两手，吧哒一下嘴巴，也纵马快跑。

“喂，少爷，当心！”扎哈尔说。两辆雪橇并排跑得更快，马奔腾得更有劲。尼古拉赶到前头去了，扎哈尔依旧伸出双臂，举起一只拉缰绳的手。

“不对，少爷！”扎哈尔对尼古拉叫道。尼古拉赶动三匹马，越过了扎哈尔。马蹄把干燥的雪粉扬到乘客脸上，铃铛发出急促的响声，奔腾的马蹄和被越过的雪橇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四面八方传来滑木的啸声和女人的尖叫声。

尼古拉又勒住马，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周围依旧是那片月色溶溶、银光闪闪的神奇原野。

“扎哈尔叫我向左转，可是为什么要向左？”尼古拉想，“难道我们是去梅留科夫家吗？难道这就是梅留科夫的庄园吗？天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天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可现在这里很新奇很有趣。”尼古拉回头看了看雪橇。

“你瞧，他的胡子和睫毛都白了。”一个画着细细的胡子和眉毛、化装得奇怪好看的乘客说。

“这个人大概是娜塔莎，”尼古拉想，“而这一个是肖斯小姐；也许不对，至于那个留胡子的契尔克斯人我认不出来，可是我爱她。”

“你们不冷吗？”尼古拉问。他们没有回答，但都笑了。迪姆莱从后面的雪橇上好像喊了一句可笑的话，但听不清他喊什么。

“对，对！”有人笑着回答。

不过，这是一座神奇的树林，林中有交错的阴影和钻石般的闪光，有一排排大理石台阶，有仙境的银色屋顶，还有野兽的尖叫。“如果这真是梅留科夫庄园，那就更奇怪了。我们不知道往哪儿跑，结果却来到了梅留科夫家。”尼古拉想。

果然是梅留科夫庄园。男女仆人都手持蜡烛，喜气洋洋地跑到台阶上。

“这是些什么人？”有人在台阶上问。

“伯爵家的化装队，从马匹上看得出来。”有几个人回答。

十一

梅留科夫夫人是个身体肥胖、精力充沛的女人。她戴着眼镜，穿着宽大的睡袍，坐在客厅里。她的几个女儿围在她身旁，她竭力不让她们感到无聊。她们悄悄滴着蜡烛油，然后看它形成的样子。这时，前厅里传出来客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骠骑兵、太太小姐、巫婆、小丑和狗熊在前厅清了清嗓子，擦去脸上的霜花，走进大厅。大厅里正在忙着点蜡烛。扮小丑的迪姆莱和扮贵夫人的尼古拉带头跳舞。化过装的人在吵吵嚷嚷的孩子们的包围下，蒙着脸，用假嗓子说话，纷纷向女主人鞠躬，排列在屋子里。

“哦，真是认不出来了！原来是娜塔莎！你们瞧，她像谁啊！不错，她像一个人。迪姆莱先生打扮得太好了！我简直认不出来。瞧他舞跳得多好！哦，老天爷，这里还有个契尔克斯人；真的，宋尼雅扮得真像。这又是谁啊？哦，真有意思！喂，尼基塔，凡尼亚，把桌子搬开。我们刚才还感到很冷清呢！”

“哈—哈—哈！……骠骑兵，骠骑兵！活像个男孩子！看那两条腿！……我看了就忍不住要笑……”有几个人这样说。

娜塔莎是梅留科夫家小一辈的好朋友，她跟他们一起溜进后房，又从那里向仆人要软木塞、各种长袍和男人的衣服。这些东西都由姑娘们伸出光手臂，通过半开的门从仆人手里接过去。十分钟后，梅留科夫家全体年轻人都参加了化装队。

梅留科夫夫人吩咐打扫客房，款待来宾和他们的仆人。她没有摘下眼镜，忍住笑，在化装的人们中间走来走去，就近打量他们的脸，却一个也认不出来。她不仅认不出罗斯托夫家的人和迪姆莱，就连自己的女儿也认不出来，也认不出她们身上她丈夫的睡袍和军装。

“这是谁家的人哪？”梅留科夫夫人打量着装扮成喀山鞑靼人的女儿，问家庭女教师，“好像是罗斯托夫家的人。喂，骠骑兵先生，您在哪个团服役？”她问娜塔莎。“给土耳其人吃点水果软糕，”她对餐厅侍仆说，“他们的规矩并不禁止吃水果软糕。”

梅留科夫夫人有时瞧着跳舞的人们古怪可笑的舞步——他们自以为化过装就决不会被人认出，因此毫不害臊——用手绢捂着脸，她那肥胖的身子由于克制不住老年人和善的笑而不断哆嗦。

“这是我的小萨沙，我的小萨沙！”她说。

跳过俄罗斯舞和轮舞后，梅留科夫夫人叫全体仆人和主人拉成一个大圆圈，叫人拿来一个指环、一条绳子和一个卢布，大家一起做游戏。

一小时后，大家的衣服都弄皱了。画出来的胡子眉毛在出汗的兴奋的脸上化开了。梅留科夫夫人开始认出化过装的人，赞叹他们的服装，说小姐们穿着特别合适，并且感谢大家使她这样开心。客人们被请进客厅用晚饭，仆人们在大厅里受到款待。

“哦，在浴室里占卜，那太可怕了！”住在梅留科夫家的一个老姑娘在吃饭时说。

“为什么呀？”梅留科夫的长女问。

“您还是别去，得有勇气……”

“我去！”宋尼雅说。

“您讲讲，那位小姐遇到什么了？”梅留科夫的二女儿说。

“是这样的，有一位小姐，”老姑娘说，“带了一只公鸡，两副餐具，照规矩坐下。她坐了一会儿，忽然听见……铃铛响，来了一辆雪橇；再一听，有人来了。进来的完全像个人的模样，军官打扮，一进来就坐在餐桌旁，同她一起吃饭。”

“啊！啊！……”娜塔莎吓得睁大眼睛叫起来。

“那么，他有没有说话？”

“对了，他完全是个人，一切正常，他就对她说好话，同她本来应该谈到鸡叫；可是她害怕了；她一害怕，就用双手捂住脸。他就抱住她。幸亏这时有几个使女跑进来……”

“啊，为什么要吓唬她们！”梅留科夫夫人说。

“妈妈，您自己不是也占过卜吗……”一个女儿说。

“那么，在仓库里怎么占卜呢？”宋尼雅问。

“现在就可以到仓库里去试试，你就会听到声音。要是听到敲锤子，打门，这是凶兆；要是听到装粮食，这是吉兆；可有时候……”

“妈妈，您讲讲，您在仓库里遇见什么了？”梅留科夫夫人微微一笑。

“遇见什么，我已经忘了……”她说，“你们谁也不愿意去吗？”

“不，我愿意去，梅留科夫夫人，您让我去吧，我去！”宋尼雅说。

“嗯，你要是不怕，那就去吧。”

“肖斯小姐，我可以去吗？”宋尼雅问。

不论他们是玩指环，玩绳子，或者玩卢布，或者像现在这样谈话，尼古拉都寸步不离地跟住宋尼雅，并且对她刮目相看。尼古拉觉得，凭着这软木胡子，他今晚才第一次认识她。今天晚上，宋尼雅确实又快乐，又活跃，又漂亮，那是尼古拉从未见过的。

“瞧她多么漂亮，我真傻！”尼古拉想，瞧着她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和那双颊上有两个酒窝的快乐笑脸。这样的笑脸他以前从未见过。

“我什么也不怕，”宋尼雅说，“现在就可以去吗？”她站起来。他们告诉宋尼雅仓库在哪里，她应该怎样默默地站在那里听，然后把皮外套递给她。她把皮外套披在头上，瞧了尼古拉一眼。

“这姑娘多可爱！”尼古拉想，“我以前在想些什么呀！”

宋尼雅穿过走廊向仓库走去。尼古拉说他觉得热，连忙走到门前台阶上。屋里人多确实很热。

户外依旧是一片凝滞的严寒，依旧是那个月亮，只是更亮了。月光映在雪地上十分耀眼，雪地上反射出点点银光，使人不想仰望天空，而真正的星星反而暗淡无光。天上黑暗而寂寞，地上却充满欢乐。

“我真傻，真傻！我这是在等什么呀？”尼古拉想着，跑下台阶，绕过屋角，沿着通后门的小径走去。他知道宋尼雅要经过那里。半路上有一堆高高的木柴，上面积着雪，投下了阴影；在柴堆后面和旁边，有几棵老菩提树的秃枝在雪地上和小径上投下纵横交错的阴影。小径通到仓库。仓库的圆木墙和积雪的屋顶好像用宝石雕成，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花园里有一棵树发出咯咯的冻裂声，接着又是万籁俱寂。胸膛里呼吸的似乎不是空气，而是一种永恒的青春和欢乐。

女仆室的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在积雪的最后一级台阶上声音格外清脆。一个老女仆的声音说：

“一直走，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小姐，千万别回头！”

“我不怕！”这是宋尼雅的声音。于是宋尼雅那双穿薄皮鞋的脚发出飒飒的响声，沿着小径向尼古拉走来。

宋尼雅裹着皮外套走着。她看见尼古拉时，离他只有两步。她觉得他也不是她原来认识而且有点畏惧的尼古拉。尼古拉穿着女人衣裳，头发蓬乱，带着宋尼雅从未见过的幸福微笑。宋尼雅飞快地跑到他面前。

“完全换了个样，但确实就是她。”尼古拉瞧着她那被月光照亮的脸，想。他把手伸进蒙住她头的皮外套里，搂住她，搂得紧紧的，吻了吻胡子上发出软木焦味的嘴唇。宋尼雅在他嘴唇正中吻了吻，伸出两只小手托住他的双颊。

“宋尼雅！……”“尼古拉！……”他们只相互呼唤了一下。他们一起跑到仓库，回来时又各走原来的门廊。

十二

从梅留科夫夫人那里回家时，一向善于观察的娜塔莎把座位作了一番调整，请肖斯小姐跟她和迪姆莱坐一辆雪橇，让宋尼雅跟尼古拉和使女们坐另一辆雪橇。

尼古拉归家途中不再争先恐后，而是缓缓地驾驶着雪橇。在迷人的月光下，他不断凝视着宋尼雅。他在这变幻不定的月光中，通过描画的须眉辨认原来的宋尼雅和现在的宋尼雅，并决定从此同她永不分离。他仔细端详，认出了和原来一样又不一样的宋尼雅，回味那混和着软木焦味的吻。他深深吸了一大口凛冽的寒气，望望后退的地面和月光明亮的天空，觉得自己又置身仙境之中。

“宋尼雅，你好吗？”尼古拉不时问。

“好！”宋尼雅回答，“你呢？”

途中尼古拉让车夫驾马，自己跑到娜塔莎的雪橇里，站在跨杠上。

“娜塔莎，”尼古拉用法语低声对她说，“不瞒你说，宋尼雅的事我已下了决心。”

“你对她说了？”娜塔莎突然神采飞扬地问。

“哦，娜塔莎，你描了胡子眉毛，看起来真怪！你高兴吗？”

“我真高兴，真高兴！我生过你的气。你原来待她不好，但这话我没对你说过。她这人心地真好，尼古拉，我真高兴！我这人有时叫人讨厌，但宋尼雅不快活，我一个人幸福，也说不过去，”娜塔莎继续说，“现在我太高兴了，好，你快到她那里去吧。”

“不，等一下，哦，你打扮得真滑稽！”尼古拉说，一直盯住妹妹，在妹妹身上也发现一种非常温柔迷人的新东西，“娜塔莎，真是不可思议。是吗？”

“是的，”娜塔莎回答，“你做得很对。”

“如果我以前看到她像现在这样，”尼古拉想，“我早就会问她该怎么办，不论她吩咐什么，我一定照办，这样情况就会好多了。”

“这么说，你很高兴，我做对啦？”

“啊，这太好了！前不久我同妈妈为这事争论过。妈妈说，她在笼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同妈妈几乎吵起来。我绝不允许人家说她坏话，把她想得很坏，因为她身上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真有这样好吗？”尼古拉说，再次察看妹妹脸上的表情，看她说的是不是实话。他跳下雪橇，皮靴咯吱咯吱发响，跑回自己的雪橇。依旧是那个留胡子的契尔克斯人，戴着貂皮帽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前方。这个契尔克斯人就是宋尼雅，而这个宋尼雅很可能成为他幸福的爱妻。

小姐们到家后，告诉母亲他们在梅留科夫夫人家怎样消磨夜晚，然后回到各自的房间。她们脱了衣服，但没有擦去假胡子，坐了好一阵，谈着各自的幸福。她们谈到她们将来婚后的生活，她们的丈夫将多么体贴，她们将多么幸福。在娜塔莎的桌上，杜尼雅莎傍晚就放了两面镜子。

“只是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哪？我担心永远不会……要是能实现就好了！”娜塔莎说着，走到镜子前面。

“坐下，娜塔莎，也许你能看见他。”宋尼雅说。娜塔莎点亮蜡烛坐下来。

“我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人。”娜塔莎照见自己的脸说。

“不要笑，小姐。”杜尼雅莎说。

娜塔莎借着宋尼雅和使女的帮助摆正镜子，脸上现出煞有介事的神气，不再说话。她坐了好久，看着两面镜子中的一排蜡烛，期待（根据她听到的说法）她会在模糊不清的烛光中看见一口棺材，看见他安德烈公爵。但不论她怎样有意要把一个小斑点当作一个人或者一口棺材，她还是什么也没看见。她频频眨眼，离开了镜子。

“为什么别人能看见，我却什么也看不见？”娜塔莎说，“嗯，宋尼雅，你坐下；现在你一定要看看，替我看看……今晚我心里很害怕！”

宋尼雅坐到镜子前，摆好姿势，开始观看。

“啊，宋尼雅小姐一定能看见，”杜尼雅莎低声说，“可您老笑。”

宋尼雅听见这话，还听见娜塔莎低声说：

“我知道她能看见，她去年就看见过。”

一连三分钟大家都不作声。“她一定能……”娜塔莎悄悄说，但没有说完……宋尼雅突然推开镜子，用手捂住眼睛。

“啊呀，娜塔莎！”宋尼雅说。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什么了？”娜塔莎嚷道。

“我不是说过了？”杜尼雅莎扶着镜子说。

宋尼雅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她眨眨眼，正要站起来，就听见娜塔莎说：“她一定能……”宋尼雅既不想欺骗杜尼雅莎，也不想欺骗娜塔莎，但坐着很难受。她自己也不知道，当她用手捂住眼睛的时候，竟会叫出声来。

“你看见他了？”娜塔莎拉住宋尼雅的手问。

“是的。等一下……我……看见他了。”宋尼雅不由自主地说，还不知道娜塔莎说的他指谁，是指尼古拉呢，还是指安德烈。

“我干吗不说看见了？既然别人都看见了！谁能知道我是真看见还是没看见？”宋尼雅头脑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是的，我看见他了。”宋尼雅说。

“他怎么样？怎么样？站着还是躺着？”

“哦，我看见了……起初什么也没看见，后来忽然看见他躺在那儿。”

“安德烈躺在那儿？他病了？”娜塔莎惊惧的目光盯住朋友问。

“不，正好相反，正好相反，脸上喜气洋洋。他向我转过脸来。”宋尼雅说这话的时候，仿佛真的看见了他。

“后来呢，宋尼雅？”

“后来我看不清，一种又蓝又红的东西……”

“宋尼雅！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天哪！我真为他担心，也为我自己担心，我觉得一切都很可怕……”娜塔莎说。她躺在床上，在蜡烛熄灭后仍睁着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望着从结冰的窗子里透进来的冷冷的月光。

十三

圣诞节过后不久，尼古拉向母亲宣布他爱宋尼雅，并且决心同她结婚。伯爵夫人早就注意到宋尼雅同尼古拉的关系，预料到他会开口，这会儿默默地听完儿子的话，然后对他说，他同谁结婚都可以，但她也好，他父亲也好，是决不会为这样的婚姻祝福的。尼古拉第一次感到母亲对他不满意，尽管她很疼他，也不会迁就他。她态度冷淡，眼睛不看儿子，派人去请丈夫来。伯爵来了，伯爵夫人本想当着尼古拉的面简单而冷淡地把这事告诉他，但她克制不住，生气得哭起来，就走出屋去。老伯爵有气无力地规劝尼古拉，要他放弃这种打算。尼古拉回答说，他不能违背诺言。父亲叹了一口气，显然有点心慌意乱，就没再说下去，走去找伯爵夫人了。每次同儿子发生冲突，伯爵总因家业衰败觉得对不起儿子，因此他不能因儿子不愿娶有钱的姑娘，选中没有陪嫁的宋尼雅而生他的气。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不胜感慨地想，要不是家道中落，对尼古拉来说没有比宋尼雅更好的妻子了；而家道中落的责任全在他和管家米嘉身上，而且他挥霍成性，无法改变习惯。

父母不再同儿子谈这事；但几天后，伯爵夫人把宋尼雅叫到跟前，并且以出乎她自己和宋尼雅意外的尖刻语言责备甥女引诱她儿子和忘恩负义。宋尼雅垂下眼睛，默默地听着伯爵夫人的挖苦，不明白要她怎么样。宋尼雅为了报答恩人，准备牺牲一切。自我牺牲是她崇奉的思想，但这一次她不知道该为谁牺牲，牺牲什么。她不能不爱伯爵夫人和罗斯托夫全家，但她也不能不爱尼古拉，并且知道她爱他也是他的幸福。宋尼雅很伤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尼古拉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局面，就去向母亲表明态度。他一会儿要求母亲原谅他和宋尼雅，同意让他们结婚，一会儿又威胁母亲说，要是宋尼雅再受到折磨，他就立刻同她秘密结婚。

伯爵夫人以儿子从没见过的冷淡态度回答他说，他已经成年，安德烈公爵不经父亲同意就要结婚，他也可以这样做，但她永远不会承认这个阴谋家是她的儿媳妇。

尼古拉听到阴谋家三个字就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对母亲说，他从没想到她会逼他出卖自己的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最后一次声明……但他还没有说出那句关系重大的话——母亲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她所害怕的这句话可能永远留给他们母子一个痛苦的回忆。他没来得及说出这句话，因为在门外偷听的娜塔莎这时脸色苍白而严肃地闯了进来。

“尼古拉，你胡说，闭嘴，闭嘴！我对你说，闭嘴！……”娜塔莎大声叫嚷，想压倒他的声音。

“妈妈，好妈妈，这完全不是因为……我的好妈妈，可怜的妈妈！”娜塔莎对母亲说。母亲觉得他们已到了决裂的边缘，恐怖地望着儿子，但出于固执和好胜不肯让步。

“尼古拉，我回头对你说，你先出去……您听我说，好妈妈！”娜塔莎对母亲说。

娜塔莎的话毫无意义，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伯爵夫人把脸埋在女儿胸前，伤心地抽泣着；尼古拉站起来，抱着头走出屋去。

娜塔莎调解的结果是，母亲答应不再让宋尼雅受委屈，尼古拉则答应不背着父母做任何事。

尼古拉打定主意把团里的事安排好，就退伍回来同宋尼雅结婚。他因同父母不睦，心情闷闷不乐，但仍在同宋尼雅热恋中。一月初，他回团里去了。

尼古拉一走，罗斯托夫家里显得越发凄凉。伯爵夫人因心绪不佳而病了。

宋尼雅同尼古拉别离，感到伤心，而伯爵夫人的敌对态度更使她难过。伯爵因家庭经济拮据，非采取断然措施不可，心里更是烦恼。他只得出卖莫斯科的住宅和莫斯科郊区的庄园，因此需要去莫斯科一趟。但由于伯爵夫人健康欠佳，不得不一再推迟行期。

娜塔莎同未婚夫分别，开头不觉得什么，甚至还感到轻松愉快，现在却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痛苦。她想到这样的大好时光本可以同他共叙儿女之情，如今却白白浪费掉，心里感到格外难受。安德烈的来信常常使她生气。她日夜思念他，他却过着充实的生活，不断看到有趣的新地方和新人物。想到这一点，她感到委屈。他的信写得越有趣，她越生气。她写信给他，不但没有感到宽慰，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乏味的无可奈何的义务。她不善于写信，因为她无法在信里表达她惯于用声音、微笑和眼神来表达的感情的千分之一。她写给他的信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她自己也觉得没有意思，而伯爵夫人还得在信稿上替她改正拼写的错误。

伯爵夫人的健康仍不见好转，而莫斯科的行期已不能再拖。要替娜塔莎准备嫁妆，要出卖房子，再说，要在莫斯科等待安德烈公爵，因为老保尔康斯基公爵今冬就住在莫斯科，而娜塔莎则坚信安德烈已回到莫斯科了。

一月底，伯爵把伯爵夫人留在乡下，自己带着宋尼雅和娜塔莎到莫斯科去了。

第五部

一

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后，皮埃尔突然觉得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尽管他坚信恩师向他启示的真理，尽管他开头曾热衷于修心养性，在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和巴兹杰耶夫去世（这两个消息皮埃尔几乎是同时听到的）后，原来那种生活对他的魅力顿时消失了。生活对他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的住宅，他那正受一位要人宠爱的风头十足的妻子，他同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交往，以及一套徒具形式的乏味公务。皮埃尔突然感到这种生活异常无聊。他不再记日记，躲避共济会会友，重新出入俱乐部，又纵酒狂饮，又同单身汉朋友来往。他过着如此荒唐的生活，以致海伦伯爵夫人认为非对他进行严厉批评不可。皮埃尔觉得她的批评不无道理，为了不影响妻子的名声，他动身去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皮埃尔一走进他的巨大住宅，就看见那几个愈益憔悴的公爵小姐和大批仆人。驱车进城时，他看见神像金光闪闪、烛光辉煌灿烂的伊维尔教堂，看见克里姆林宫前广场上洁白无瑕的新雪、马车夫和西夫采夫·符拉日克[123]的棚户，看见那些一无所求安度余年的老头儿，看见老太婆、莫斯科的贵夫人、莫斯科的舞会和英国俱乐部，他就觉得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平静的栖身之地。他在莫斯科感到安静温暖、舒服肮脏，就像穿上一件旧睡袍。

莫斯科上流社会，不论男女老少，都虚席以待，像欢迎久盼的贵宾那样欢迎皮埃尔。在莫斯上流社会看来，皮埃尔是个极其善良可爱、聪明乐天而又大方的怪人，是个疏懒而热情的老式俄国贵族。他的钱袋总是空的，因为他对谁都慷慨解囊。

捧场演出、劣等绘画、雕塑、慈善团体、吉卜赛人、学校、募捐聚餐、纵酒狂饮、共济会、教会、书籍，不论什么事，不论什么人，都不会遭到他的拒绝。要不是有两个向他借过很多钱的朋友监护他，他早就把财产散光了。在俱乐部里，从来没有一次宴会和晚会少得了他。只要两瓶马尔果酒落肚，往沙发老位子上一躺，他就被团团围住，许多人同他谈话，争论，嬉笑。不论哪里有争吵，只要他和蔼地一笑，说一句得体的笑话，就会太平无事。如果没有他参加，共济会的聚餐就枯燥乏味，兴趣索然。

在单身汉晚餐结束后，他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答应快乐的伙伴们的要求，同他们一起去什么地方。于是年轻人就发出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在舞会上，要是少了一个舞伴，他就参加跳舞。年轻的太太小姐喜欢他，因为他不追求哪一个，对谁都客客气气，特别是晚餐以后。“他挺可爱，但他没有性别。”他们都这样说他。

莫斯科有几百个安度着余生的退休高级宫廷侍从，皮埃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七年前，当他刚从国外回来时，要是有谁向他说，他无需探索，无需思考，他的道路早已确定，不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改变处境，他会大吃一惊的。他无法相信这样的话。他不是一心一意想在俄罗斯实行共和，有时也想做拿破仑，做哲学家，做策略家和征服拿破仑的人吗？他不是认为能够并热烈希望改造堕落的人类，同时使自己修心养性成为完人吗？他不是创办了学校和医院，解放过农奴吗？

可是现实又怎样呢？他是一个戴绿帽子的有钱的丈夫，退休的宫廷高级侍从，喜欢吃吃喝喝。他敞开衣服小骂政府，他是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是莫斯科上流社会招人喜欢的红人。他成了七年前他非常蔑视的退休的莫斯科高级宫廷侍从，想到这一点他好久不能甘心。

有时他安慰自己说，这种生活是暂时的，但另一种思想立刻又使他吃惊：多少人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时齿发俱全，而退出时已齿发全落了。

得意的时候，皮埃尔觉得他跟他以前所蔑视的庸俗愚蠢、自得其乐的退休宫廷侍从完全不同，他对自己说：“我到现在还不自满，我始终想为人类做点事。”失意的时候，他想：“也许我的同事们都像我一样奋斗过，在生活上探索过新路，并且像我一样被环境、社会、本性、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逼到现在这样的境地。”他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后，不再蔑视而是敬爱、同情跟自己命运相同的同事们，就像他同情自己那样。

皮埃尔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失望、忧郁和厌世的时刻；原先剧烈发作过的病被驱入内心，一刻也没离开过他。“为了什么？何必呢？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每天好几次困惑地问自己，不由自主地思索人生的意义。不过他凭经验知道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就连忙加以摆脱，看起书来，或者赶到俱乐部，或者到阿波隆那里去闲聊社会新闻。

“海伦除了自己的身体，从来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她是天下最愚蠢的女人，”皮埃尔想，“大家却把她看作绝顶聪明和优雅，拜倒在她的脚下。拿破仑在他还是一位伟人时，大家都蔑视他，但在他成为可怜的小丑后，弗朗茨皇帝竟把女儿送给他做外室。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僧侣感谢上帝让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法国人；而法国人也通过天主教僧侣感谢上帝让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西班牙人。我的共济会会友滴血宣誓，愿为别人牺牲一切，却不肯出一个卢布救济穷人。他们钩心斗角，挑动阿斯特列亚派反对灵粮派[124]，并竭力争取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125]和一份共济会真经——这种真经的意义连写的人都不懂，而且谁也不需要。我们都宣扬恕罪和爱人的基督教义，并为此在莫斯科建造了许许多多教堂，可是昨天就用鞭刑处死了一名逃兵，而就是那个宣扬恕罪和爱人教义的神父让那个士兵临刑前吻了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这种到处泛滥的虚伪，尽管他已司空见惯，但每次还是像什么新鲜事那样使他感到震惊。“我了解那种虚伪和混乱，但我怎能把我所了解的一切告诉大家呢？我试着这样做，发现他们内心也像我一样明白，只是竭力装作没有看见罢了。看来只能这样！可是我该怎么办？”皮埃尔想。他具有许多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所具有的可悲能力；看到并相信善和真是存在的，但同时对生活中的邪恶和虚伪又看得太清楚，因此无法认真地参与生活。在他看来，任何活动都和邪恶与欺骗联系在一起。不论他要做个怎样的人，不论他从事什么活动，邪恶和虚伪总是与他为敌，堵塞他的一切道路。然而他总得活下去，总得做点事情。这些无法解决的人生问题使他太痛苦，因此他一有机会就寻欢作乐，以便忘记这些问题。他出入交际场所，纵酒狂饮，收购图画，大兴土木，而更多的是读书。

他读书，拿到什么读什么，回到家里，仆人还在替他脱衣服，他已拿起书来读，读着读着就睡着了，而睡醒了就到客厅和俱乐部闲聊，从闲聊到喝酒找女人，然后又是闲聊、读书和喝酒。酒越来越成为他生理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要。尽管医生劝告他，像他这样肥胖的人喝酒是危险的，他还是喝得很多。只是昏昏沉沉把几杯酒灌进大嘴里，身体里感到暖融融，对谁都很亲切，对任何问题都稀里糊涂，满不在乎——只有这时他才感到浑身舒服。只有两瓶酒落肚后，他才蒙眬地感觉到，以前认为错综复杂的生活问题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可怕。而在他聊天时，听人谈话时，午饭后和晚饭后读书时，总是头脑昏昏沉沉，看到问题的麻烦。但一有了几分酒意，他就自我安慰说：“这不要紧。我会解决的，一定会解决的，但现在没有工夫，这事以后我会考虑的！”但这个以后永远不会到来。

早晨，没吃过东西，皮埃尔又觉得那些老问题很棘手，很伤脑筋。他连忙拿起一本书来读，要是有谁来找他，他就格外高兴。

有时皮埃尔想起人家说的话：在战争中，士兵待在炮火下的壕沟里，他们要是闲着没事，总是竭力找点事做做，这样比较容易忍受危险。皮埃尔觉得，在生活中，人人都像士兵一样在竭力逃避烦恼：有的靠虚荣心，有的靠打牌，有的靠制订法律，有的靠女人，有的靠玩物，有的靠骑马，有的靠政治，有的靠打猎，有的靠酗酒，有的靠公务。“没有什么大人物小人物，大家都一样；都在千方百计逃避生活的烦恼！只要逃避现实，不看到这可怕的现实就好了。”

二

初冬，保尔康斯基公爵带了女儿来到莫斯科。由于他的经历，由于他的聪明睿智和独立见解，特别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亚历山大一世政府热情的衰退，以及反法爱国情绪的高涨，公爵立刻成为莫斯科人特别崇敬的人物和莫斯科反政府派的核心。

这一年公爵老多了，身上出现了明显的老相，常常突然打瞌睡，容易忘记近事，喜欢回忆往事，成了莫斯科反对派领袖后常表现出幼稚的虚荣心。虽然如此，当老头儿穿着皮袄戴着假发出来喝茶时，特别是在晚上，只要一受人怂恿，就东拉西扯地谈起往事，颠三倒四地尖刻批评现状，这时他仍使全体宾客肃然起敬。这座古老的住宅和巨大的壁镜、古色古香的家具、戴假发的仆人、属于上世纪人物的严峻而聪明的老公爵、他那温顺的女儿和漂亮的法国女人（她们都很崇拜他）——这一切都给予客人庄严而愉快的印象。但客人们没有想到，除了他们看见的这两小时以外，每天还有二十二小时，在这二十二小时里这一家还有隐秘的家庭生活。

近来在莫斯科，这种家庭生活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很痛苦。她在童山时同神亲交谈，领略着孤独的清静，但这种最大的欢乐在莫斯科却被剥夺了。在莫斯科她享受不到都市生活的任何好处和乐趣。她不参加社交活动；大家知道父亲不让她单独出门，他自己则因健康欠佳不能外出，因此也就没有人邀请她赴宴和出席晚会。玛丽雅公爵小姐已完全摒弃结婚的念头。她看到凡是有可能成为她未婚夫的年轻人来访，公爵接待和送走他们时，总是态度冷淡，怒形于色。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朋友。她这次来莫斯科，两个最亲密的朋友都使她失望：一个是布莉恩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本来对她就不能推心置腹，如今更加讨厌她，并因某种原因疏远她；另一个是裘丽，她住在莫斯科，玛丽雅公爵小姐同她连续通过五年信，如今重逢，裘丽却对她很冷淡。裘丽在兄弟去世后，成了莫斯科最有钱的待嫁姑娘，正在尽情享受着交际的乐趣。她被年轻人团团围住，她还以为他们都是忽然发现了她的长处。裘丽已是个年纪不轻的上层小姐，她觉得现在已是她出嫁的最后机会，她的命运现在不决定，就永远无法决定了。每到星期四，玛丽雅公爵小姐就会带着感伤的微笑想到现在她已没有人可以通信，因为裘丽就在这里，每星期都同她见面，而且见面也不能给她任何乐趣。玛丽雅公爵小姐好像一个流亡的侨民老头，多年来一直在一个贵妇人那里消磨黄昏，却不肯娶她，因为娶了她，他就没有地方消磨黄昏了。她感到遗憾的是裘丽就在这里，她没有人可以通信。玛丽雅公爵小姐在莫斯科没有人可以谈心，没有人可以分忧，而近来苦恼的事却增添了不少。安德烈公爵归来和结婚的日期近了，他托妹妹向父亲疏通不仅没有成功，而且毫无希望，因为一提到娜塔莎伯爵小姐，心情本来不佳的老公爵就会大发脾气。近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新增的烦恼是给六岁的侄儿上课。在对待小尼古拉的态度上，她恐惧地发现，她的脾气像父亲一样暴躁。多少次她警告自己，给侄儿上课不要发脾气，但每次她手执教鞭坐下来教法语字母，希望尽快把自己的知识都灌输给孩子，可是孩子已经在担心姑姑马上会发脾气，他只要稍不用心，姑姑就会浑身发抖，焦急，发火，提高嗓门，有时扭他的胳膊，罚他站壁角。罚他站壁角后，她就会因自己的暴躁的坏脾气而痛哭；而小尼古拉就会随着她一起哭，擅自离开壁角，走到她面前，把她的湿手从她脸上拉开，并且安慰她。但最使公爵小姐伤心的是父亲的脾气，他总是对她发火，近来简直达到残酷的地步。要是他强迫她通夜跪拜，要是他打她，迫使她打柴汲水，她决不会觉得痛苦；可是这位好心的暴君——最残酷的莫过于他出于爱心而折磨自己，折磨女儿——不仅会侮辱她损害她，而且会向她证明，她总是处处不对，事事有错。近来他身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怪现象，最使玛丽雅公爵小姐痛苦，那就是他同布莉恩小姐越来越亲近。公爵接到儿子结婚计划的消息后，立刻产生一个好玩的念头：要是安德烈结婚，他自己就同布莉恩结婚。这个念头显然使他高兴。近来他对布莉恩小姐表现得格外亲热，玛丽雅小姐觉得只是为了使她难堪，并通过对布莉恩的亲热来表示对女儿的不满。

有一次在莫斯科，老公爵当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面（她认为父亲是故意当着她的面这样做的）吻了吻布莉恩小姐的手，并且把她拉过来亲热地搂住她。玛丽雅公爵小姐脸涨得通红，跑出屋去。几分钟后，布莉恩小姐走进玛丽雅公爵小姐屋里，满面春风，用她那好听的声音兴高采烈地讲着什么。玛丽雅公爵小姐慌忙擦去眼泪，毅然走到布莉恩面前，忘乎所以地对法国女人怒吼起来：

“哼，利用人家的弱点，真卑鄙，无耻，没有良心……”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不下去了，“你给我滚出去！”她叫着，放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公爵对女儿没说过一句话，但玛丽雅公爵小姐发现，吃午饭时公爵吩咐给布莉恩小姐第一个上菜。午饭结束，仆人照例先给公爵小姐送咖啡，公爵突然大发雷霆，拿手杖向费里普扔去，并立即命令把他送去当兵……

“都不听话……我说过两次了！……都不听话！她是我们这一家的第一号人物，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公爵嚷道，“你要是胆敢，”他第一次这样气势汹汹地对玛丽雅公爵小姐叫嚷，“再像昨天那样在她面前……忘乎所以，我就要让你明白谁是这里的当家人。滚出去！我不愿再看见你；快去向她赔不是！”

玛丽雅公爵小姐向布莉恩小姐和父亲赔了礼，为了自己，也为了托她求情的仆人费里普。

在这样的时刻，玛丽雅公爵小姐心里就会产生一种类似自我牺牲的自豪感。在这样的时刻，这位受她批评的父亲竟会在她面前找寻就在手边的眼镜，一转眼就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或者衰弱的两腿失脚踏空，又回顾一下，看有没有人看到他的衰弱，或者，更糟糕的是，吃饭时要是没有客人使他兴奋，他会突然打起盹来，把餐巾落掉，摇摇晃晃的脑袋垂到盘子上。“他老了，身子虚弱了，可我竟敢批评他！”在这样的时刻，玛丽雅公爵小姐常常生自己的气。

三

一八一一年，莫斯科有一位红极一时的法国医生。他体格魁伟，相貌俊美，像一般法国人那样和蔼可亲。在莫斯科大家都认为他医道高明。那人叫梅蒂维埃。他出入上流社会，大家不是把他看作一个医生，而是看作一位地位平等的人。

保尔康斯基公爵一向嘲笑医药，但近来由于布莉恩小姐的劝告，准许这个医生来看她，而且同他渐渐搞熟了。梅蒂维埃每星期都来看公爵一两次。

在圣尼古拉节[126]，也就是公爵的命名日，全莫斯科的人几乎都上门祝贺，但公爵吩咐不见客；只邀请少数几个人吃饭，名单已交给玛丽雅公爵小姐。

梅蒂维埃一早前来祝贺。他作为医生公然打破规矩（他对玛丽雅公爵小姐这样说），直闯公爵的书房。不巧老公爵在这命名日早晨情绪特别恶劣。他一早晨吃力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每个人的碴儿，装作听不懂人家对他说的话，人家也没听懂他的话。玛丽雅公爵小姐明白，他这种满腹牢骚的恶劣心情往往会以大发雷霆告终。这天早晨，她仿佛在实弹步枪前走动，时刻有中弹的危险。医生没来以前，早晨过得还算太平无事。玛丽雅公爵小姐让医生进去后，拿了一本书坐在大厅门旁，这样她就能听见书房里发生的一切。

起初，玛丽雅公爵小姐只听见梅蒂维埃的声音，接着听到父亲的声音；后来两个声音同时说话，门打开来，门口出现了黑发蓬乱、身材漂亮、脸色惊惶的梅蒂维埃，还有头戴睡帽、身穿睡袍、面孔气得变形、眼睛下垂的公爵。

“你不明白吗？”公爵嚷道，“我可明白！法国间谍！拿破仑的走狗，间谍，对你说，从我家滚出去！”他砰地一声关上门。

梅蒂维埃耸耸肩膀，走到闻声从隔壁屋里跑来的布莉恩小姐跟前。

“公爵身体不太好，黄疸，高血压。不要紧，我明天再来。”梅蒂维埃说，一只手指放在唇上，匆匆地走了。

门里传出穿便鞋的脚步声和叫喊声：“间谍，叛徒，到处是叛徒！在自己家里都没有一分钟安宁！”

梅蒂维埃走后，老公爵叫来女儿，把全部怒火都发在她头上，怪她不该把间谍放进来。既然他叫她开过名单，并且不放名单以外的人进来，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无赖放进来！她是罪魁祸首。公爵说，跟她在一起没有一分钟安宁，死也不得安宁。

“不行，大小姐，我们非分开不可，非分开不可，您明白吗，明白吗？我再也受不了啦！”公爵说着走出屋去。接着仿佛怕她想不开，他又折回来，竭力装得心平气和地补充说：“别以为我这是气头上对您说这话。我很平静，这事我仔细想过了，就这么办，我们分开，您去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地方！……”但他不能自制，怀着那种出于爱心的狂怒——显然他自己很痛苦——挥动双拳，对她嚷道：

“但愿有哪个傻瓜把她娶走！”公爵砰地一声关上门，派人去叫布莉恩小姐，这才在书房里安静下来。

下午两点钟，选定的六位客人来赴宴了。这六位客人是声名显赫的拉斯托普庆伯爵、罗普兴公爵和他的侄子、公爵的老战友查特洛夫将军，还有两个年轻人——皮埃尔和保里斯。他们都在客厅里等他。

保里斯最近来莫斯科休假，希望谒见保尔康斯基公爵。他善于奉承拍马，因而公爵破例在家中接待这个单身青年。

公爵家不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这是一个在市里并不太出名的小圈子，但在这里受到接待却比任何地方都更有面子。这一点保里斯是上星期才知道的。当时拉斯托普庆当着他的面对总司令说，他不能应邀在圣尼古拉节赴总司令的宴会，因为：

“这一天我照例要去向保尔康斯基公爵的老骨头致敬。”

“哦，对了，对了！”总司令回答，“他怎么样？……”

饭前，这几个人聚集在摆着旧式家具的高大的旧式客厅里，有点像庄严的法庭开庭。大家都不作声，即使说话声音也压得很低。保尔康斯基公爵走进来，神情严肃，一言不发。玛丽雅公爵小姐似乎比平时更文静羞怯。客人只勉强同她敷衍几句，因为看到她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只有拉斯托普庆一人在引导谈话，他时而讲讲本市新闻，时而透露政界消息。

罗普兴和老将军偶尔参加谈话。保尔康斯基公爵听着，好像最高法官在听取汇报，只偶尔哼哼几声或插一两句话，表示他知道此事。大家谈话的语气表明，谁也不赞成政界的现状。他们所讲的事都反映局势每况愈下；但不论讲什么或批评什么，一旦涉及皇帝陛下，说话的人就自动住口，或者被人岔开。

晚饭后，话题转到最近的政治新闻，谈到拿破仑夺取奥登堡大公领地，俄国递交欧洲各国反对拿破仑的照会。

“拿破仑对待欧洲，就像海盗对待他劫得的海船那样，”拉斯托普庆重复他说过多次的话，说，“各国君主的姑息和昏庸简直叫人吃惊。现在轮到教皇了。拿破仑肆无忌惮地想推翻天主教教皇，但大家还是一声不吭。只有我们的皇上对掠夺奥登堡大公领地提出了抗议。就连……”拉斯托普庆公爵没再说下去，觉得已接近批评的禁区。

“有人提议用别的土地来交换奥登堡大公领地，”保尔康斯基公爵说，“他们这样把大公调来调去，就像我把农奴从童山转移到保古察罗伏和梁赞庄园那样。”

“奥登堡大公忍受这场灾难，镇定沉着，令人惊叹！”保里斯恭恭敬敬地插嘴说。他说这话，因为他从彼得堡来这里已有幸谒见过大公了。保尔康斯基公爵对他瞧了瞧，仿佛想说什么，但又改了主意，觉得他太年轻了。

“我读过对奥登堡事件的抗议，这份照会措词之糟简直使我吃惊。”拉斯托普庆伯爵漫不经心地说，表示他对此事非常熟悉。

皮埃尔带着天真的惊讶望了望拉斯托普庆，弄不懂照会措词不当怎么会使他这样烦躁不安。

“伯爵，只要照会内容确有分量，措词如何有什么关系？”皮埃尔说。

“老弟，既然拥有五十万军队，文章应该是很好做的。”拉斯托普庆伯爵说。皮埃尔明白了，为什么照会措词不当使拉斯托普庆伯爵这样不满。

“看来，摇笔杆子的人才辈出，”老公爵说，“彼得堡大家都在舞文弄墨，不仅写写照会，还起草新法律。我的安德烈在那里为俄国写了一大本法典。如今人人都在耍笔杆子！”老公爵不自然地笑起来。

谈话停了一会儿，老将军干咳几声来引人注意。

“诸位有没有听到最近彼得堡检阅时发生的一件事？新任法国公使出了丑！”

“什么？对了，我听说了，他在陛下面前说了些不成体统的话。”

“陛下请他看看掷弹兵师和分列式，”将军继续说，“可是公使毫不在意，还说什么我们在法国没人注意这类琐事。陛下当时一言不发。据说，后来再检阅时，陛下就再没理过他。”

大家都不作声，因为这事涉及皇帝陛下，不能妄加评论。

“真是胆大妄为！”公爵说，“你们知道梅蒂维埃吗？我今天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他来过我这里。尽管我吩咐过别放任何人进来，可他们还是放他进来了。”公爵怒气冲冲地瞟了一眼女儿，说。他讲了他同法国医生谈话的经过，以及他肯定梅蒂维埃是间谍的理由。尽管理由很不充分，也不明显，却没有人反驳他。

烤菜之后，上了香槟。客人们纷纷起立向老公爵祝贺。玛丽雅公爵小姐也走到他跟前。

老公爵用恶狠狠的目光冷冷地瞧了瞧女儿，伸出刮光的皱面颊给她吻。他的脸部表情告诉她，他没有忘记早晨的谈话，他的决定仍然有效，只因客人在场他现在不向她提这事罢了。

大家走到客厅喝咖啡，老人们坐在一起。

保尔康斯基公爵更加兴奋了，讲了他对当前战争的看法。

公爵说，只要我们想同日耳曼人结盟，干预欧洲事务（蒂尔西特和约[127]已把我们牵连进去了），我们同拿破仑作战就要倒霉。我们既不应为奥地利作战，也不应对奥地利作战。我们的整个政策应当放在东方，至于对付拿破仑，只要陈兵边境，实行强硬政策，这样他就决不敢像一八〇七年那样进犯俄国边境了。

“公爵，我们怎么好同法国人打仗呢！”拉斯托普庆伯爵说，“难道我们能讨伐我们的老师和上帝吗？看看我们的青年，看看我们的太太小姐吧！法国人就是我们的上帝，巴黎就是我们的天堂。”

拉斯托普庆伯爵提高嗓门，显然要人人都能听见。

“服装是法国的，思想是法国的，感情是法国的！您掐着梅蒂维埃的脖子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是法国人，是无赖，可我们的太太小姐却拜倒在他的脚下。昨天我参加了一个晚会，那里五个女人中有三个是天主教徒，她们获得教皇特许在礼拜天绣花。可她们，恕我无礼，几乎赤身裸体坐在那里，好像澡堂的广告。唉，你看到我们那些年轻人，公爵，真想把彼得大帝的大棒从博物馆里拿出来，照俄国方式把他们满脑袋的糊涂思想打掉！”

大家都不作声。老公爵含笑望着拉斯托普庆，赞许地晃晃脑袋。

“好吧，再见，阁下，多多保重！”拉斯托普庆说，以他特有的敏捷站起来，把手伸给公爵。

“再见，老伙计，金玉良言，百听不厌！”老公爵说，拉住他的手，把面颊伸给他吻。其余的人也随着拉斯托普庆站起来。

四

玛丽雅公爵小姐坐在客厅里听老人们议论，却一点也不懂他们的话。她只是想着，客人们是不是都已看出父亲对她的敌视态度。她甚至没注意到吃饭时保里斯对她特别殷勤。保里斯来他们家这已是第三次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心不在焉，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皮埃尔。皮埃尔手里拿着帽子，脸上挂着笑容，在公爵走后最后一个走到她跟前。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可以再坐一会儿吗？”皮埃尔说，他那肥胖的身子落在玛丽雅公爵小姐旁边的安乐椅上。

“哦，当然！”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但她的目光却在问：“您没看出什么吗？”

皮埃尔饭后心旷神怡。他眼睛瞧着前面，悄悄地笑着。

“公爵小姐，您早就认识那个青年吗？”皮埃尔问。

“哪一个？”

“保里斯。”

“不，没多久……”

“那么您喜欢他吗？”

“哦，他是个讨人喜欢的青年……您问这个干吗？”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继续想着早晨同父亲的谈话。

“因为我注意到，年轻人常从彼得堡请假来莫斯科，目的就是要娶个有钱的姑娘。”

“您注意到这一点了？”玛丽雅公爵小姐问。

“是的，”皮埃尔含笑继续说，“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哪里有有钱的姑娘，他就往哪里钻。我可把他看透了。他现在没定好向谁进攻：向您还是向裘丽小姐。他对她非常殷勤。”

“他常到她家去吗？”

“去，常去。您知道新的求爱方法吗？”皮埃尔愉快地含笑说，显然带有不含恶意的嘲弄。他常常在日记里责备自己这种行为。

“不，不知道。”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如今要讨莫斯科姑娘的欢心，必须带几分伤感。他在裘丽小姐面前显得十分伤感。”皮埃尔说。

“真的吗？”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眼睛望着皮埃尔善良的脸，心里依旧想着自己的苦恼。她想：“我要是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什么人，我会觉得好过些的。皮埃尔这人那么善良，那么高尚。我真愿意把一切都告诉他。这样我会觉得好过些。他会替我出主意的！”

“您愿意嫁给他吗？”皮埃尔问。

“唉，伯爵！有时候我简直愿意嫁给随便什么人，”玛丽雅公爵小姐突然脱口而出，话里带着哭声，“唉，你爱着一位亲人，可是又觉得……”她的声音发抖了，“除了使他烦恼不能为他做什么，而这样的局面又无法改变，那真叫人痛苦啊！只剩下一条路：走。可是叫我到哪儿去呢？”

“您怎么啦，出什么事啦，公爵小姐？”

但公爵小姐没有说完，就哭起来。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了。您别在意，把我说过的话都忘掉吧。”

皮埃尔的愉快心情顿时无影无踪。他关切地问公爵小姐，求她把事情全讲出来，把她的苦恼告诉他；但公爵小姐只是反复求他忘记她所说的话，她记不清她说了什么，说她并没有什么苦恼，除了他知道的那件事：安德烈公爵的婚事可能引起父子的争吵。

“罗斯托夫家有什么消息吗？”公爵小姐问，想改变话题，“我听说他们就要来了。我也天天在等安德烈回来，我倒希望他们在这里见面。”

“那他现在怎样看待这事？”皮埃尔问，指的是老公爵。玛丽雅公爵小姐摇摇头。

“可是有什么办法？一年的期限只剩下几个月了。这事很难办。我愿在最初的时刻帮哥哥一点忙。我希望他们快点来。我希望我能同她合得来……您认识他们好久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请您老老实实告诉我，她是个怎样的姑娘，您觉得她怎么样，请您务必讲实话，因为安德烈违反父亲的意志，这样做太冒险了，所以我想知道……”

一种模模糊糊的本能告诉皮埃尔，这些解释和讲实话的反复要求，说明玛丽雅公爵小姐对未来的嫂嫂没有好感，她希望皮埃尔不赞成安德烈公爵的选择；但皮埃尔的回答与其说是他的想法，不如说是他的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您的问题，”皮埃尔说这话时脸红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她是个怎样的姑娘，我一点也不会分析她这个人。她很有魅力。怎么会，我不知道。关于她我只能说这些。”玛丽雅公爵小姐叹了一口气，脸上的神情表示：“果然不出我所料，也是我所害怕的。”

“她聪明吗？”玛丽雅公爵小姐问。皮埃尔想了一下。

“我想不，”皮埃尔说，“但也可以说聪明。她天生不算聪明……可她就是很有魅力，没有别的。”玛丽雅公爵小姐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唉，我真愿意喜欢她！您要是比我先见到她，就把这话告诉她。”

“我听说他们这几天就要到了。”皮埃尔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把她的打算告诉皮埃尔：等罗斯托夫家的人一到，她就去接近未来的嫂嫂，并竭力使老公爵看惯她。

五

保里斯想娶一个有钱的姑娘，在彼得堡没有如愿，他就怀着这个目的来到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保里斯没定好在裘丽和玛丽雅公爵小姐这两个最有钱的姑娘之间挑选哪一个。在他看来，玛丽雅公爵小姐虽然长得不美，却比裘丽有吸引力，但不知怎的，他觉得追求玛丽雅公爵小姐有点别扭。上次在老公爵的命名日同她见面，他几次试图同她谈谈心，她却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显然没在听他说话。

裘丽正好相反，爽爽快快地接受他的殷勤，虽然用的是她独特的方式。

裘丽今年二十七岁。两个哥哥去世后，她就变得很富有。她长得实在难看，但自以为不仅依旧很美，而且比以前更加迷人。她产生这种谬误是由于：第一，她成了一位富有的待嫁姑娘；第二，她年纪越大，对男人就越少危险，男人对她也越少顾忌，他们可以享受她的晚餐、晚会和热闹的交际活动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十年前，男人不敢每天晚上到一个有十七岁姑娘的人家去，唯恐败坏她的名誉，也使自己脱不了干系，可现在却大胆地天天上她家去，他们不把她看作一个待嫁的姑娘，而看作一个没有性别的朋友。

那年冬天，裘丽家成了莫斯科最愉快最好客的人家。除了正式宴会和晚会，裘丽家天天都是高朋满座，主要是男客。他们午夜十二点才吃饭，一直坐到凌晨两三点钟。裘丽从不错过一次跳舞会、游艺会和戏剧演出。她的打扮总是最时髦的。虽然如此，裘丽看破红尘，她逢人便说，她既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爱情，甚至不相信人生的欢乐，只盼在天国得到安息。她的神态好像一个绝望的姑娘，不是失恋，就是在爱情上受到残酷的欺骗。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类事，可大家却把她看成那样的姑娘，连她自己都认为她的一生已饱经沧桑。这是一种忧郁症，但并不妨碍她寻欢作乐，也不影响年轻人在她那里消磨时光。每个来客都顺应女主人的忧郁心情，然后跟她一起闲聊，跳舞，做智力游戏和参加当时在裘丽家时兴的打油诗比赛。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包括保里斯在内，比较理解裘丽的忧郁心情。裘丽常同这几个年轻人个别长谈，谈论尘世的空虚，人生的无常。她给他们看纪念册，里面满是感伤的图画、格言和诗句。

裘丽对保里斯特别亲切，为他过早看破红尘而叹息，她自己虽也饱尝生活的辛酸，却竭力给予他友好的安慰，并给他看她的纪念册。保里斯也在她的纪念册里画了两棵树，题了一行字：“乡间的树啊，你们枝叶扶疏，在我身上撒下黑暗和忧郁。”

保里斯在另一处画了一座坟墓，下面写道：

死是解脱，死是安息，

唉，摆脱痛苦，别无他途。

裘丽称赞他写得很精彩。

“忧郁的笑容含有无比的魅力！”她给保里斯逐字背诵书里的这句话。

“这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悲哀和失望间的一道沟，表示心灵能获得抚慰。”

保里斯给她写诗作答：

你那多愁善感的心灵好比毒酒，

但没有你，我就没有幸福。

啊，温柔的忧郁，快来抚慰我！

快来抚慰我凄凉的孤独，

请在我滚滚的泪水中，

掺入一点神秘的甜蜜！

裘丽为保里斯在竖琴上弹出最悲怆的夜曲。保里斯则给她朗诵《可怜的丽莎》[128]，多次感动得泣不成声。裘丽和保里斯在大庭广众中见面，两人对视，仿佛在偌大冷漠的人间，只有他们两个才相互理解。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常来裘丽家。她在同裘丽母亲打牌时，摸到裘丽陪嫁的底细（奔萨省两处庄园和下城一座树林）。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怀着听天由命的心情，看待儿子同富有的裘丽之间借以联系的淡淡的哀愁。

“你总是那么迷人，那么忧郁，我可爱的裘丽。”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做女儿的说。

“保里斯说，他在您府上心灵才得到安宁。他遇到过那么多不顺心的事，可人又是那么多愁善感。”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做母亲的说。

“唉，我的孩子，近来我那么喜欢裘丽，简直没法对你形容！”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儿子说，“可谁能不喜欢她呢？她是个天使！唉，保里斯，保里斯！”她停了停，又说：“我真可怜她的妈妈。今天她给我看了奔萨省来的账单和信件（她们在那里有一座大庄园）。她真可怜，什么事都得亲自处理，大家都欺骗她！”

保里斯听着母亲的话，微微地笑了笑。他不怀恶意地嘲笑母亲天真的狡猾，但用心听着，有时向她仔细打听奔萨省和下城庄园的情况。

裘丽早就在等待她那位忧郁的崇拜者来向她求婚，并准备接受；可是保里斯对她、对她急于想出嫁的心情和装腔作势的模样很反感，又害怕从此剥夺自己真正的爱情，因此举棋不定。保里斯的假期快满了。他每天整天待在裘丽家，一想到这事，他就对自己说，明天去求婚吧。但在裘丽面前，保里斯望望她那几乎总是涂脂抹粉的脸颊和下巴，望望她那湿润的眼睛和面部表情（她那忧郁的表情随时准备一下子变成结婚幸福的狂欢），他无法说出那句命运攸关的话来，尽管他早就把自己想象为奔萨省和下城庄园的主人，并且把那里的收入做好了安排。裘丽看到保里斯迟疑不决，有时想到会不会是他不喜欢她，但女性的自我陶醉宽了她的心，她对自己说，那是由于他不好意思求爱罢了。不过，她的忧郁开始变为烦躁，而在保里斯动身前不久她采取了断然措施。就在保里斯假期快满的时候，阿纳托里来到了莫斯科，自然也出现在裘丽的客厅里。于是裘丽突然不再忧郁，变得很快乐，对阿纳托里大献殷勤。

“我的孩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对儿子说，“我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华西里公爵派儿子来莫斯科，是要他同裘丽结婚。我那么喜欢裘丽，真替她惋惜。你看怎么样，好孩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

保里斯想到他为裘丽忍受难堪的忧郁，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时间，又眼看他已做了安排的奔萨省庄园收入落到别人手里，特别是落到蠢货阿纳托里手里，他仿佛受了愚弄，感到非常委屈。他打定主意到裘丽家求婚。裘丽现出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态迎接他，若无其事地说她昨天在舞会上很快乐，还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尽管保里斯跑来想表白爱情，因此存心显得温柔些，但一开口就气呼呼地说女人朝三暮四，感情善变，她们的心情完全受求爱的人支配。裘丽生气了，说他说的是事实，但女人需要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老一套，谁都会厌倦的。

“因此我倒要奉劝您……”保里斯想刺她一下，刚开口要说，但就在这一刹那，他心里产生了一个不愉快的念头：他可能一无所获地离开莫斯科，白白浪费力气，而这样的情况他可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话说到一半立即停住，垂下眼睛，免得看到裘丽怒气冲冲、犹豫不决的脸色，接着改口说：“我到这儿来，绝不是要跟您吵嘴。恰恰相反……”保里斯瞟了她一眼，看该不该说下去。她的怒气顿时消失，立即向他投去惶惑不安的恳求目光。“将来我可以设法同她少见面，”保里斯想，“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得干到底！”保里斯脸涨得通红，抬起眼睛瞧着她说：“我对您的感情，您当然知道！”再也不用说什么了：裘丽脸上焕发出得意扬扬的胜利神色；但她还是逼着保里斯说出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说他爱她，他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别的女人。她知道凭奔萨省的庄园和下城的树林，她有权这样要求。她果然得到了她所要求的东西。

未婚夫妇不再谈撒下黑暗和忧郁的树木，却共同研究如何布置彼得堡华丽的住宅。他们走亲访友，积极准备举行盛大的婚礼。

六

一月底，罗斯托夫伯爵带着娜塔莎和宋尼雅来到莫斯科。伯爵夫人身体仍未复原，不能出门，他们又不能等她康复，因为安德烈公爵随时都可能到达莫斯科，此外还得置办嫁妆，出售莫斯科郊区庄园，并抓住老公爵在莫斯科的机会，向他引见未来的儿媳妇。罗斯托夫的莫斯科住宅没有生火，他们也不准备久留，伯爵夫人又没来，因此罗斯托夫伯爵决定到莫斯科暂时住在阿赫罗西莫娃家，她早就邀请过伯爵了。

一天深晚，罗斯托夫家的四辆雪橇开进旧马厩街的阿赫罗西莫娃家。阿赫罗西莫娃独自住在这里。她的女儿已出嫁，几个儿子都在官府供职。

阿赫罗西莫娃身子还是那么硬朗，说话还是那么爽直、高亢和果断，她的整个为人就像在责备别人性格软弱、迷恋情欲，因为她自己完全没有这些弱点。清早起来，她就身穿短袄，料理家务，然后乘车出门，逢到节日去做礼拜，做好礼拜去监狱和囚牢，办她从不对任何人讲的事[129]；平时她打扮整齐，每天在家里接见各阶层的来访者；然后吃午饭，陪她吃丰盛可口的午饭的总有三四个来客；饭后打纸牌；晚上她叫人读报纸和新书给她听，自己编织毛衣。她很少出门，如果出去，也只是拜访市里最显要的人物。

当罗斯托夫一家人到达，前厅发出咯咯的开门声，客人和他们的仆人带着一股寒气进来时，她还没有睡觉。阿赫罗西莫娃眼镜滑到鼻子上，仰起头，站在大厅门口，板着脸望着来客。要不是她仔细吩咐仆人安顿好客人和他们的行李，人家还以为她在对来客生气，马上就要把他们赶走。

“伯爵的行李吗？搬到这儿来，”她指指皮箱说，也不跟谁打招呼，“小姐们的，放到左边。喂，你们在那儿讨什么好！”她呵斥使女们说。“快去烧茶炊！哦，你长胖了，长得好看了，”她拽着脸冻得通红的娜塔莎的风帽说，“嚯，外面好冷！快把衣服脱了，”她对想吻她手的伯爵大声说，“你一定冻坏了。茶里要加朗姆酒！宋尼雅，你好。”她对宋尼雅说，用法语问候表示既亲热，又带点蔑视。

等大家脱去外套，梳洗完毕去喝茶，阿赫罗西莫娃逐个吻了来客。

“你们来了，住到我家，我打心底里高兴。”阿赫罗斯莫娃说，“你们早该来了，”她说，意味深长地看了娜塔莎一眼……“老头儿在这里，天天盼望儿子归来。你一定，一定要同他见见。好，这事以后再说。”她添加说，回顾了一下宋尼雅，表示不愿当着她的面谈这事。“现在听我说，”她对伯爵说，“明天你要干什么？要请哪些人来？请申兴来？”她弯下一个手指，“好哭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两个啦。她同儿子都在这儿。她要给儿子成亲了！还有皮埃尔，对不对？他同他妻子也在这里。皮埃尔躲着她，可她赶了来。星期三他在我这里吃过饭。至于她们，”她指指小姐们，“明天我带她们去伊维尔教堂，然后再去奥倍尔·舍尔玛[130]那里。你们大概都要做新装吧？不能拿我做标准，现在流行的袖子是这样的吧！前几天，伊林娜小公爵夫人来我这儿，我一看，简直吓死人，两条手臂好像套着两个水桶。如今是一天一个花样。你有什么事要办？”她严厉地问伯爵。

“事情都凑在一起了，”伯爵回答，“要给姑娘们买衣服，要出卖莫斯科郊区庄园和房子，还得同买主商量。再要抽空到马林斯科耶去一天，您要是方便，我想把两个姑娘留给您照顾一下。”

“行，行，在我这里保管没问题。我这里就像监护所[131]一样稳当。我会把她们带到该去的地方，对她们该骂则骂，该疼则疼。”阿赫罗西莫娃说，用大手摸摸她的宠儿兼教女娜塔莎的脸颊。

第二天早晨，阿赫罗西莫娃把两个姑娘带到伊维尔教堂和女裁缝奥倍尔·舍尔玛那里。奥倍尔·舍尔玛很怕阿赫罗西莫娃，卖衣服给她总是折本，但求快些把她打发走。阿赫罗西莫娃几乎订购了全部嫁妆。回到家里，她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屋去，只留下娜塔莎，叫这个宠儿坐在她旁边。

“好，现在我们来谈谈。祝贺你有了婆家。你钓到一个好女婿！我为你高兴；他这样大我就认识他了（她把手伸得离地一码高），”娜塔莎高兴得脸都红了，“我喜欢他，喜欢他全家。现在你听我说。你可是知道，公爵老头儿不想让儿子结婚。老头儿脾气坏极了！当然，安德烈公爵也不是小孩子，不靠老头子也能过，不过违反父亲的意志进门也不好。要太太平平、欢欢喜喜才好。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和气，要乖巧。这样就好办了。”

娜塔莎不作声。阿赫罗西莫娃还以为她是害臊，其实她是不愿别人干预她同安德烈公爵的恋爱。她觉得他们的事不同于尘世俗事，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她只爱、只了解安德烈公爵一个人，安德烈公爵也爱她，不久他就会来接她。别的她什么也不要。

“不瞒你说，我早就认识他了，我也喜欢玛丽雅，你将来的小姑。‘小姑大姑，好比老虎。’可你那个小姑心地好，连苍蝇都不会伤害一个。她要求同你见见面。你明天就跟父亲去见她，你对她要亲热些，因为你比她小。以后等你那个人回来，你已跟他妹妹和父亲都认识了，他们也喜欢你了。对不对？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更好些。”娜塔莎勉强回答。

七

第二天，罗斯托夫伯爵听从阿赫罗西莫娃的劝告，带娜塔莎去见保尔康斯基公爵。伯爵这次去访问心情不佳，他有点害怕。他记得上次两人见面正好是征集民团的时候，伯爵设宴招待，但因民团没有足额而受到公爵的严厉训斥。这事伯爵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娜塔莎穿了最漂亮的衣服，心情十分愉快。她想：“他们不可能不喜欢我，大家一向喜欢我。我真愿意为他们做事，真愿意喜欢他，因为他是他的父亲，也愿意喜欢她，因为她是他的妹妹，他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我！”

他们坐车来到伏兹德维任克街一座阴暗古老的住宅，走进门厅。

“哦，上帝保佑！”伯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但娜塔莎看到父亲走进前厅有点紧张，怯生生地低声问公爵和公爵小姐是否在家。客人一到，仆人中间起了一阵慌乱。一个仆人进去通报，在大厅里被另一个仆人拦住。他们低声说了些什么。一个使女跑进大厅，也匆匆地说了句什么，提到公爵小姐。最后，一个老仆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对罗斯托夫家人说，公爵不见客，但公爵小姐请他们进去。第一个出来迎接客人的是布莉恩小姐。她彬彬有礼地接待罗斯托夫伯爵父女俩，把他们领到公爵小姐屋里。玛丽雅公爵小姐迈着沉重的步子跑出来迎接客人，神态紧张，脸上泛起红斑。她想显得自然大方，但是装不像。玛丽雅公爵小姐第一眼就不喜欢娜塔莎。她觉得娜塔莎过分打扮，举止轻浮，虚荣心很重。玛丽雅公爵小姐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她没看见未来的嫂嫂之前，因为羡慕她的美丽、年轻和幸福，又妒忌哥哥对她的爱，对她早就没有好感。除了这种无法克服的反感之外，玛丽雅公爵小姐此刻格外激动，因为一通报罗斯托夫家人来访，公爵就大发雷霆，说他不愿见他们，如果玛丽雅公爵小姐愿意，她可以接见他们，但不要让他们来见他。玛丽雅公爵小姐决定接见他们，但又提心吊胆，生怕公爵做出什么乖戾的事来，因为罗斯托夫家的人一到，她就十分激动。

“哦，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把我的百灵鸟给您带来了，”罗斯托夫伯爵讨好说，不安地环顾着，唯恐老公爵突然走进来，“你们认识了，我很高兴。可惜公爵贵体一直欠佳。”他又说了几句客套话，站起来，“您要是同意，公爵小姐，我把我的娜塔莎留在您这儿一刻钟，我到安娜·谢苗诺夫娜那儿去一下，就在狗市场，只有两步路。然后我来接她。”

罗斯托夫伯爵想出这个花招，只是为了让未来的姑嫂有一个畅谈的机会（他后来这样告诉女儿），更为了避免同他所害怕的公爵见面。他没有这样对女儿说，但娜塔莎明白父亲的恐惧和不安，因此感到委屈。她为父亲脸红，更为自己脸红而生自己的气。她大胆而挑战似的瞅了瞅公爵小姐，表示她什么人也不怕。公爵小姐对罗斯托夫伯爵说，她很高兴，请他在安娜·谢苗诺夫娜家里多坐一会儿。罗斯托夫伯爵就走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同娜塔莎单独在一起谈谈，可是布莉恩小姐却不顾公爵小姐的眼色，留在屋里不走，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莫斯科的娱乐和戏剧。娜塔莎因为在前厅受到怠慢，父亲惊惶失措，公爵小姐格外开恩接待她的不自然腔调，感到委屈。她觉得一切都不是滋味。她不喜欢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她长得丑，又装模作样，古板乏味。娜塔莎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说话漫不经心，这就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更加疏远她。经过五分钟装模作样的不愉快谈话，她们听见穿便鞋的脚步声迅速逼近。玛丽雅公爵小姐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房门打开了，公爵头戴白睡帽，身穿白睡袍，走了进来。

“哦，小姐，”保尔康斯基公爵说，“小姐，伯爵小姐……娜塔莎伯爵小姐，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请您原谅，原谅……我不知道，小姐。上帝在上，我不知道您光临，就穿着这样的衣服来看我女儿，请您原谅……上帝在上，我不知道。”他那么不自然、那么不高兴地一再说，把“上帝”两字说得特别响，以致玛丽雅公爵小姐呆呆地站在那儿，垂下眼睛，既不敢看父亲，也不敢看娜塔莎。娜塔莎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也不知道她应该怎么办。只有布莉恩小姐一人得意扬扬地微笑着。

“请您原谅！请您原谅！上帝在上，我不知道。”老头儿嘟囔着说。他从头到脚把娜塔莎打量了一番，走出去了。老公爵走后，布莉恩小姐第一个恢复平静，谈起老公爵的病情。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默默地对视着，没有说出她们想说的话，因此相互间更加反感。

等伯爵一回来，娜塔莎就不顾礼貌，表示高兴，并且急着要走。这会儿她简直憎恨这个冷淡乏味的老公爵小姐，因为同她待了半小时，她却只字不提安德烈公爵，这使娜塔莎感到难堪。“我总不能当着这个法国女人的面先谈到他啊。”娜塔莎想。玛丽雅公爵小姐也为这事感到苦恼。她知道她应当对娜塔莎说说话，但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布莉恩小姐妨碍她，还因为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难以开口谈到他们的婚事。等伯爵一走出屋子，玛丽雅公爵小姐快步走到娜塔莎面前，握住她的双手，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等一下，我要……”娜塔莎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嘲弄地望着玛丽雅公爵小姐。

“亲爱的娜塔莎，”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您瞧，我哥哥找到了幸福，我很高兴……”她停住了，觉得自己说的不是真话。娜塔莎注意到这一点，并懂得原因。

“公爵小姐，我想现在谈这事不太方便。”娜塔莎说，表面上装得很高傲冷淡，喉咙里却被泪水哽住了。

“我说了什么啦！我干了什么啦！”娜塔莎一走出屋子，就想。

那天大家吃饭等了娜塔莎好久。她坐在自己屋里，像孩子似的大哭，擤着鼻涕，不断抽噎。宋尼雅站在旁边，吻着她的头发。

“娜塔莎，你哭什么呀？”宋尼雅说，“他们跟你有什么相干？一切都会过去的，娜塔莎。”

“不，你不知道这事多么气人……仿佛我……”

“别说了，娜塔莎，你又没有错，何苦这样？吻吻我吧。”宋尼雅说。

娜塔莎抬起头来，吻了吻朋友的嘴唇，把泪痕斑斑的脸贴在朋友身上。

“我说不上来，我不知道。谁也没有错，”娜塔莎说，“全得怪我。但这一切叫人太难受了。唉，他怎么还不来！……”

娜塔莎红着眼睛去吃饭。阿赫罗西莫娃知道保尔康斯基公爵怎样接待了罗斯托夫一家，但装作没注意娜塔莎伤心的脸色，在饭桌上一直跟伯爵和别的客人大声说笑。

八

那天晚上，阿赫罗西莫娃订了包厢票，罗斯托夫一家都去看歌剧。

娜塔莎本来不想去，但票子主要是为她订的，她不愿辜负阿赫罗西莫娃的一片盛情。娜塔莎打扮好到大厅等父亲。她照了照大镜子，看见自己长得美，长得很美，心里就越发伤心，但这种伤心带有甜味，充满爱情。

“天哪！假如他在这里，我就不会畏畏缩缩，傻头傻脑了，我一定会面目一新，大大方方地搂住他，偎依着他，让他用他那双好奇的探究的眼睛瞧着我——他常常用这样的眼睛瞧我——然后我会使他像以前那样发笑，而他那双眼睛——啊，我现在就看到他那双眼睛了！”娜塔莎想，“他父亲和他妹妹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爱他，爱他一个人，爱他的脸，爱他的眼睛，爱他的笑容，爱他那又刚毅又天真的笑容……不，最好别去想他，别想，把他忘掉，暂时把他忘掉。哦，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等待了，我要哭了！”娜塔莎离开镜子，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宋尼雅爱尼古拉怎么能那样沉着，那样冷静，并且那么耐心地长期等待！”娜塔莎望着也打扮得漂漂亮亮、手拿扇子走进来的宋尼雅，想，“是啊，她完全是另一种人，我可办不到！”

娜塔莎这时热情洋溢，不能满足于单是爱人和被人爱。她现在需要，此刻需要拥抱心爱的人，说出心里翻腾着的情话，并且听他也对她情话绵绵。她乘上马车，坐在父亲旁边，若有所思地望着从结冰的窗子里透进来的路灯光，觉得更加情思翻腾，无限惆怅，简直忘了同谁坐在一起，要往哪里去。罗斯托夫家的马车加入车辆的行列，车轮缓慢地轧在雪地上，发出吱嘎声，驶到剧院门口。娜塔莎和宋尼雅连忙提着衣裾跳下马车；伯爵由跟班扶下车。三人就夹在男女观众和卖节目单的人中间，走到通包厢的走廊。从虚掩的门里传出来音乐声。

“娜塔莎，你的头发。”宋尼雅低声说。领票员慌忙彬彬有礼地抢先走到太太小姐们前面，打开包厢门。音乐声更响了，门里是一排排灯火辉煌的包厢，包厢里坐着袒胸露臂的太太小姐；池座里制服耀眼，人声嘈杂。一位贵妇人走进隔壁包厢，用女性的嫉妒目光瞅了娜塔莎一眼。幕还没有升起，乐队正在奏序曲。娜塔莎理理衣服，同宋尼雅一起走进去坐下，环顾着对面灯光雪亮的包厢。几百双眼睛注视着她的光手臂和脖子。她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久未体验的又舒服又不舒服的感觉，由此又产生了一连串回忆、愿望和激动。

两个漂亮的姑娘，娜塔莎和宋尼雅，加上久未在莫斯科露面的罗斯托夫伯爵，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此外，大家也约略知道娜塔莎同安德烈公爵订了婚，知道从那时起罗斯托夫一家就住在乡下。他们好奇地瞧着俄国一位出色人物的未婚妻。

大家都说，娜塔莎在乡下出落得更加漂亮了，而今晚由于兴奋显得格外美丽。她那生气蓬勃和青春洋溢的美，加上那副漠视一切的神态，使人赞叹不已。她那双乌溜溜的眼睛望着人群，但并不找寻什么人，她那露到臂肘以上的细细手臂搁在丝绒栏杆上，她的手随着序曲的拍子一张一合，把节目单也揉皱了。

“你看，那是阿列尼娜，”宋尼雅说，“好像同她母亲在一起。”

“老天爷！米哈伊尔·基里雷奇更胖了！”老伯爵说。

“瞧！我们的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头上那顶高帽子！”

“卡拉金家的人，裘丽和保里斯同他们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是一对未婚夫妇。”

“保里斯求过婚了！我是今天才听说的。”申兴走进罗斯托夫家的包厢说。

娜塔莎循着父亲的视线望去，看见裘丽。裘丽又红又胖的脖子（娜塔莎知道上面扑过粉）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喜气洋洋地坐在母亲旁边。她们后面露出保里斯头发梳得精光的漂亮脑袋。保里斯面带笑容，一只耳朵凑近裘丽的嘴。保里斯皱着眉头望着罗斯托夫一家人，含笑对未婚妻说着什么。

“他们在谈我们，在谈我和他呢！”娜塔莎想，“他准是在劝慰未婚妻对我的嫉妒。他们这是自寻烦恼！我才不管他们的事呢。”

后面坐着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她头戴一顶绿色高帽，脸上现出听天由命和怡然自得的神气。他们的包厢里弥漫着一对未婚夫妇的亲热气氛，那是娜塔莎所熟悉和喜爱的。她转过身去。突然想起早晨访问时所受的屈辱。

“他凭什么不愿认我这个儿媳妇？唉，还是别去想他，等他来了再说！”娜塔莎想，环顾着池座里熟识的和不熟识的脸。陶洛霍夫站在池座前排正中。他身穿波斯服，浓密的鬈发向后倒梳，背靠乐池栏杆。他站在剧院最显眼的地方，知道自己吸引着全场观众的注意，神态自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周围都是莫斯科的漂亮小伙子，而他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罗斯托夫伯爵捅了捅满脸通红的宋尼雅，指给她看原先的崇拜者。

“你认出来了？”伯爵问宋尼雅，“他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伯爵转身问申兴，“他不是好久没露面了吗？”

“好久没露面了，”申兴回答，“他到过高加索，又从那里走了。据说，他在波斯邦君手下当大臣，在那里杀死了王储。哼，如今莫斯科的太太小姐们简直都为他发疯了！波斯人陶洛霍夫，这称呼就够迷人了。现在我们这里三句话离不开陶洛霍夫：凭他的名字起誓，把他看作一客山珍海味，”申兴说，“陶洛霍夫和阿纳托里把我们的太太小姐们都弄得神魂颠倒了。”

隔壁包厢来了一个高个子美人。她头上盘着一条大辫子，露出丰满的雪白肩膀和脖子，戴着两串大珍珠，厚实的绸衣窸窣作响，好半天才在座位上坐好。

娜塔莎不由得注视着她的脖子、肩膀、珍珠和发式，欣赏着她的肩膀和珍珠项链的美。当娜塔莎再次注视她的时候，这位太太回过头来，眼睛同罗斯托夫伯爵相遇，她向他点点头，嫣然一笑。原来她就是皮埃尔的妻子海伦。交游广阔的罗斯托夫伯爵探过身去同她交谈。

“您来了好久了，伯爵夫人？”罗斯托夫伯爵说，“我一定登门拜访，一定去吻吻您的手。我嘛，是来办事的，我把两个姑娘都带来了。听说谢苗诺娃[132]的演技盖世无双。皮埃尔伯爵从来没忘记过我们。他在这里吗？”

“是的，他要去拜访您的。”海伦说，仔细看了看娜塔莎。

罗斯托夫伯爵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她长得很美，是吗？”伯爵低声问娜塔莎。

“美极啦！”娜塔莎说，“谁都会被她迷住的！”

这时响起了序曲的最后和声，乐队指挥用指挥棒敲了敲，几个迟到的男人走进池座，幕升起来。

幕一升起，包厢和池座里就鸦雀无声。所有的男人，不论年老年少，不论穿军装还是礼服，所有的女人，裸露的身子上戴着宝石首饰，个个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全神贯注在舞台上。娜塔莎也开始看戏。

九

舞台上铺着平滑的地板，两边是彩色纸板做的树木，后面是一大块张在木板上的麻布。舞台中央坐着几个围红腰带、穿白裙子的姑娘。一个很胖的姑娘，身穿白色绸连衣裙，单独坐在一张矮凳上，凳子后面贴着一块绿色硬纸板。姑娘们都在唱歌。等她们唱完歌，白衣姑娘走到提词人小室那里。于是一个粗腿上穿着紧身绸裤的男人拿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帽子和一把短剑走到她面前，摊开两手，唱起来。

穿紧身裤的男人先单独唱了一段，然后白衣姑娘唱。两人唱完后响起了音乐，乐队开始奏乐，男人用手指抚摩着白衣姑娘的手，显然在等待拍子与她合唱。他们合唱了一曲，全体观众都鼓掌叫好；舞台上那对扮情人的男女现出笑容，摊开双手，向观众鞠躬。

娜塔莎长期在乡下生活，现在又心情不佳，她觉得剧院里的一切都显得粗野而古怪。她无法留意剧情的发展，连音乐也听不进去。她只看见彩色纸板的布景和身着奇装异服的男女，他们在雪亮的灯光下活动、说话和唱歌。她知道做戏就得这样做，但又觉得这一切太虚伪做作，不自然，使她时而替演员害臊，时而又觉得好笑。她环顾周围观众的脸，想在他们脸上找到同样嘲弄和困惑的神情，但一张张脸都注视着舞台上的表演，现出娜塔莎认为是虚伪的赞赏的神色。“大概非如此不可！”娜塔莎想。她时而望望池座里一个个头发梳得精光的脑袋，时而看看包厢里袒胸露臂的女人，尤其是邻厢的海伦。海伦几乎脱光身上的衣服，脸上现出宁静的微笑，眼睛盯着舞台。娜塔莎沐浴在照亮全场的辉煌灯光和由于观众散发出热气而变得温暖的空气中，渐渐进入她久未体验的陶醉状态。她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在哪里，她眼前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她看着，想着，头脑里掠过一些不连贯的奇怪念头。她突然想跳到包厢边上去唱那个女演员唱的咏叹调，又想用扇子碰碰坐在附近的小老头，又想凑近海伦去呵呵她的痒。

当舞台上一片肃静，等待咏叹调开始的时候，罗斯托夫家包厢附近的一扇门响了一下，一个迟到男人的脚步声从池座地毯上传来。“哦，他来了，阿纳托里！”申兴低声说。海伦笑眯眯地向进来的人转过身去。娜塔莎顺着海伦的目光望去，看见一个非常俊美的副官傲慢而又恭敬地向他们的包厢走来。这就是她早在彼得堡舞会上见过并引起过她注意的阿纳托里。阿纳托里现在穿着一套带肩章和肩饰的副官制服。他迈着克制而又矫健的步伐，要不是他长得俊美，要不是他脸上现出和蔼、满足和快乐的神色，这样的步伐就会使人觉得很可笑。尽管舞台上正在表演，他却怡然自得地高昂起他那香喷喷的好看的头，从容不迫地微微碰响马刺和佩剑，沿着过道地毯走来。他瞧了娜塔莎一眼，走到妹妹跟前，把戴着手套的手放在她的包厢边上，向她点点头，然后俯下身指着娜塔莎问着什么。

“真迷人！”阿纳托里说，显然是在说娜塔莎，但这句话娜塔莎与其说是听见的，不如说是从他嘴唇的动作上看出来的。接着他走到第一排，坐在陶洛霍夫旁边，用臂肘亲热而随便地碰碰陶洛霍夫，当时有几个人正在讨好他。阿纳托里快乐地向他挤挤眼，微微一笑，一只脚搁在乐池边上。

“兄妹俩真像！”罗斯托夫伯爵说，“两个都挺漂亮。”

申兴低声告诉伯爵阿纳托里在莫斯科的一件风流韵事，娜塔莎用心听着，只因为他刚才说她迷人。

第一幕完了，池座里的观众纷纷起立，乱哄哄地走进走出。

保里斯走到罗斯托夫家的包厢，若无其事地接受他们的祝贺，扬起眉毛，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向娜塔莎和宋尼雅转达未婚妻要她们参加婚礼的邀请，然后走出去。娜塔莎愉快而带着媚笑同保里斯谈话，向她一度钟情过的人祝贺。娜塔莎自己陶醉在爱情中，觉得一切都是简单而自然的。

裸露着身子的海伦坐在娜塔莎旁边，对所有的人露出同样的笑容。娜塔莎对保里斯也同样微微一笑。

海伦的包厢里挤满了人，靠池座的那边则挤着一些最显赫最聪明的男人，这些男人仿佛都在争先恐后向别人表示，他们同她是认识的。

幕间休息时，阿纳托里同陶洛霍夫一直站在乐池前，眼睛望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娜塔莎知道他们正在谈论她，感到很得意。她甚至转过身来，好让阿纳托里看见她自认为最美的侧面。第二幕开始前，皮埃尔来到池座里。罗斯托夫家的人来莫斯科后还没见到过他。皮埃尔满脸愁容，比娜塔莎最后一次看到时更胖了。他走到前排，没注意任何人。阿纳托里走到皮埃尔跟前，望着和指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同他说着话。皮埃尔一看见娜塔莎，立即高兴起来，连忙穿过一排排座位向他们的包厢走去。他走到他们面前，臂肘支着包厢边沿，笑眯眯地同娜塔莎谈了好一阵。娜塔莎同皮埃尔谈话时，听见海伦包厢里有个男人的声音，不知怎的她立刻听出那是阿纳托里。娜塔莎回过头去，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阿纳托里用心醉神迷的目光含笑直望着她的眼睛，他离她这样近，她又这样热情地瞧着他，并且相信他喜欢她，但她和他还不认识，这真是太别扭了。

第二幕的布景是许多墓碑，天幕上有个洞表示月亮，脚灯去了灯罩。小号和低音提琴奏出低沉的调子，左右两边走出许多披黑斗篷的人。他们挥动双臂，拿着类似短剑的东西；接着又跑出来几个人，动手拉那个原来穿白衣、现在穿蓝衣的姑娘。他们不是一下子把她拖走，而是同她一起唱了好久，然后把她拖走。随后后台发出三下金属的敲击声，大家都跪下来唱祈祷词。这些表演几次被观众的喝彩声打断。

在演出这一幕时，娜塔莎不时往池座张望，每次都看见阿纳托里一只手臂搭在椅背上，眼睛直盯着她。娜塔莎看到他这样对她着迷，觉得很高兴，根本没想到这有什么不对。

第二幕结束时，海伦伯爵夫人站起来，转过身子（她的胸部完全裸露出来）对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用戴手套的一个手指招呼老伯爵过去，也不理会走到她包厢里的人，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同伯爵说话。

“请您给我介绍一下您那两位可爱的女儿，”海伦说，“全城都在称赞她们，可我还不认识她们呢！”

娜塔莎站起来向艳丽夺目的伯爵夫人行了个屈膝礼。娜塔莎听到这位绝色美人的赞美，高兴得脸都红了。

“我现在也想做个莫斯科人了，”海伦说，“您好意思把这样的珍珠埋没在乡下吗？”

海伦伯爵夫人果然名不虚传，是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她说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特别善于阿谀奉承。

“不，亲爱的伯爵，请您让我来陪陪您那两位女儿。我在这儿待不久，你们也待不久，可我会想办法使她们高兴的。我在彼得堡就多次听到过你们的事，很想跟你们认识，”她带着她那始终不变的迷人笑容对娜塔莎说，“我从我的侍童保里斯那里听说过您的情况。您知道吗？保里斯就要结婚了。我也从我丈夫的朋友安德烈公爵那里听说过您的情况。”海伦说到安德烈公爵时加重语气，暗示她知道他同娜塔莎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认识她们，她要求罗斯托夫家一位小姐同她一起看其余几幕。于是娜塔莎就坐到她旁边。

第三幕舞台上出现一座皇宫，里面点着许多蜡烛，挂着许多画，上面画着一群留胡子的武士。舞台前面站着两个人，大概是皇帝和皇后。皇帝挥动右臂，胆怯而难听地唱了两句，然后坐到大红宝座上。原先穿白衣、后来换蓝衣的姑娘，此刻只穿一件衬衣，披头散发站在宝座旁边。她悲伤地对皇后唱着什么，但皇帝严厉地对她摆摆手。这时舞台两边走出一大批赤脚的男女，他们一同跳起舞来。然后，提琴发出尖细而快乐的声音。其中一个姑娘，光着两条粗腿和细臂，单独走到幕后，整整腰带，又走到舞台中央，开始跳跃，一只脚碰着另一只脚。池座里的观众一起鼓掌喝彩。然后一个男人站在台角。洋琴和小号奏得更响了，这个赤脚男人跳得很高，并脚碰脚。这人就是迪波尔，他凭这一招每年挣六万卢布。池座、包厢和楼座里的观众都拼命鼓掌喝彩。迪波尔站住，笑容满面地向四方鞠躬。然后又是另一批赤脚男女跳舞，然后又是一个皇帝按着乐声呐喊，于是全体又合唱起来。但突然间，狂风大作，乐队发出半音音阶和降低的七度音，大家都跑了，又把其中的一个拉到幕后，幕落下来，观众中又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哗声和噼啪声，个个情绪激动地叫着：

“迪波尔！迪波尔！迪波尔！”

娜塔莎已不觉得奇怪。她带着快乐的微笑，得意扬扬地环顾四周。

“迪波尔真迷人，是不是？”海伦对娜塔莎说。

“噢，是啊！”娜塔莎回答。

十

幕间休息时，海伦包厢里吹进来一股冷气，门开了，阿纳托里躬着身子，竭力不碰着任何人，走进来。

“让我来向您介绍我的哥哥。”海伦说，眼睛不安地从娜塔莎身上移到阿纳托里身上。娜塔莎回过她那好看的小脑袋，从光肩膀上向美男子微微一笑。阿纳托里，近看和远看都一样漂亮，在她旁边坐下来说，在纳雷施金家的舞会上有幸见到她，从此就没有忘记，并且从那时起一直渴望能再见到她。阿纳托里跟女人在一起，要比跟男人在一起聪明得多，自然得多。他说话大胆而随便，娜塔莎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引起那么多议论的人一点也不可怕，相反，他的微笑非常天真活泼，和蔼可亲。

阿纳托里问她对表演有何印象，还告诉她，上次演出，谢苗诺娃在台上摔了一跤。

“我说，伯爵小姐，”阿纳托里突然像对老朋友那样对她说，“我们这里要举行一次化装游艺会，您应该来参加，一定很有趣。大家聚集在阿尔哈罗夫家。请您一定来，好吗？”

阿纳托里说这话时，笑盈盈的眼睛一直盯住娜塔莎的脸、脖子和光手臂。娜塔莎无疑知道他在欣赏她。这使她高兴，但不知怎的，由于他在旁边她感到局促不安，脸上发热。当她没看着他的时候，她发觉他在看她的肩膀。她不由得截住他的视线，觉得还是让他看她的眼睛好。她望着他的眼睛，却恐惧地感到，她同他在一起时竟没有她同其他男人在一起时所产生的那种羞怯感。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五分钟后就觉得她同这个人非常接近。当她转过身去时，她怕他会从后面抓住她的光手臂，吻她的脖子。他们谈着极其普通的事，她却觉得他们之间已亲密无间，她跟男人从没这样接近过。娜塔莎回顾海伦和父亲，仿佛问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海伦正忙于同一位将军谈话，对她的目光没有反应，而父亲的目光除了像他一向说的“你开心，我也高兴”之外，没有别的含意。

阿纳托里用他那双暴眼睛平静而执拗地盯住她看，在这难堪的沉默时刻，娜塔莎为了打破沉默，问他喜不喜欢莫斯科。娜塔莎问过后，脸红了。她总觉得她同他说话是不体面的。阿纳托里微微一笑，仿佛在鼓励她说话。

“起初我不怎么喜欢，你要知道，一个城市怎样才能引人喜爱呢？那就是要有漂亮的女人，您说是不是？但现在我很喜欢莫斯科，”阿纳托里说，意味深长地瞧着她，“您来参加游艺会吗，伯爵小姐？请您一定来！”他说，伸手去碰她的花束，接着又压低声音说：“您将是最漂亮的小姐。您来吧，亲爱的伯爵小姐，把这朵花留给我做保证吧。”

娜塔莎像他自己一样，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觉得他那些难以理解的话含有不规矩的意图。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转过身去，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但她一转身，便觉得他就在后面，离她很近。

“他现在怎么啦？不好意思啦？生气啦？要不要弥补一下？”娜塔莎问自己。她忍不住回顾一下。她对直望了望他的眼睛。他的亲切、自信与和蔼的微笑把她征服了。她也微微一笑，也像他一样望住他的眼睛微笑。她又恐怖地感觉到，他与她之间没有任何障碍。

幕又升起来。阿纳托里走出包厢，轻松愉快，神态自若。娜塔莎回到父亲包厢，她已完全顺应当前的环境。她觉得此刻发生的一切都很自然，而过去的一切，如她的未婚夫、玛丽雅公爵小姐和乡村生活，她却一次也没有想到，好像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

第四幕有一个小鬼，一面唱歌，一面挥动一只手，直到他脚下的木板被抽掉、他跌下去为止。娜塔莎在第四幕中只看见这个场面。她内心激动而苦恼，因为她的眼睛离不开阿纳托里。当他们从剧院出来时，阿纳托里走到他们跟前，喊来他们的马车，扶着他们上车。他扶娜塔莎上车时，握住她手腕以上的手臂。娜塔莎脸红耳赤，兴奋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也眼睛发亮，温柔地含笑望着她。

回家以后，娜塔莎才清楚地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她忽然想起安德烈公爵，不觉大惊失色。当大家从剧院回来坐下喝茶时，她当着大家的面哇地叫了一声，脸涨得通红，跑出屋去。“天哪！我完了！”她自言自语，“我怎么能堕落到这种地步？”她双手捂住涨红的脸，坐了好久，竭力想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弄不明白，她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感情。她觉得一切都混混沌沌，十分可怕。那里，在灯火辉煌的大剧场里，身穿钉光片上衣的迪波尔赤脚在潮湿的地板上跳来跳去，还有姑娘们，还有老人们，还有袒胸露臂、安详而骄傲地微笑着的海伦，他们一齐喝彩叫好，那里，在海伦身边这一切都是明白自然的；可是现在她单身独处，却觉得一切都难以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到他怎么会感到恐惧？我怎么会感到内疚？”她想。

娜塔莎的心事她只有夜间在床上才能向老伯爵夫人一个人倾吐。她知道，宋尼雅看事情严肃而简单，听到这种事不是完全不理解，就是大惊小怪。因此娜塔莎决定自己的苦恼自己解决。

“我同安德烈公爵的爱情是不是被糟蹋了？”娜塔莎问自己，又带着宽慰的微笑自己回答，“我真傻，问这个干什么？我出了什么事？什么也没有。我没有做过什么事，也没有招惹过什么人。谁也不会知道今天的事，我也不会再见到他了。所以，明明白白，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安德烈公爵仍可以爱我这样的人。但我是个怎样的人呢？哦，天哪，天哪！为什么他不在这里！”娜塔莎平静了一刹那，立刻又有一种本能对她说，虽然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但她原先对安德烈公爵的纯洁爱情却完了。她又在心里回忆了一遍同阿纳托里的全部谈话，又看见那个俊美而大胆的人握住她手臂时的脸容、手势和温柔的微笑。

十一

阿纳托里住在莫斯科。父亲把他从彼得堡打发到这里，因为他在那里每年要花掉两万多卢布，另外父亲还要替他还掉同样数目的债。

父亲对儿子说，他最后一次替他还掉一半债务，但有个条件，他要到莫斯科就任总司令的副官——这个差事是他替他谋得的，并要他在莫斯科结一门好亲。他还指点儿子去追求玛丽雅公爵小姐和裘丽。

阿纳托里一口答应，来到莫斯科，住在皮埃尔家里。皮埃尔起初不大乐意接待阿纳托里，但后来习惯了，有时还同他一起饮酒作乐，并用借款的名义送钱给他。

申兴说得不错，阿纳托里一到莫斯科，就引得莫斯科的太太小姐们神魂颠倒，尤其因为他不把她们放在眼里，情愿找吉卜赛女人和法国女演员，而跟她们的头牌演员乔紫小姐关系尤其密切。他从不错过陶洛霍夫家和莫斯科其他花花公子的酒会，通宵达旦狂饮，比谁都喝得多。凡是上流社会的晚会和舞会，他都要参加。传说他同几个莫斯科贵夫人闹过风流韵事；他在舞会上常同女人调情。但他从不追求姑娘，特别是那些丑陋的富家姑娘，主要原因是他两年前已结过婚。这事除了少数几个密友，没有人知道，两年前，当阿纳托里那个团驻在波兰时，一个并不富裕的波兰地主强使阿纳托里娶了他的女儿。

阿纳托里很快就抛弃了妻子，但他答应给岳父一笔钱，作为他冒充单身汉的条件。

阿纳托里对自己的处境永远心满意足，对己对人都毫无怨言。他凭本能深信，他非这样生活不可，而且平生从未做过坏事。至于他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后果，他从不考虑。他相信，鸭子生来只能在水里游，而他生来每年就要用三万卢布，并在上流社会占据要位。这一点他深信不疑，别人也深信不疑，因此既不拒绝让他在上流社会里占据要位，也不拒绝借钱给他。他逢人借钱，而且总是有借无还。

他不是赌徒，至少他从来不想赢钱，甚至情愿输钱。他不崇尚虚荣。不管人家对他有什么看法，他都无所谓。人家更不能指责他贪图功名。他有几次因自毁前程而使父亲生气，他嘲笑一切荣誉地位。他并不吝啬，对谁都有求必应。他的唯一嗜好是寻欢作乐，玩女人，他认为这种嗜好并没有什么不高尚。至于满足自己的嗜好会给别人什么影响，他从不考虑，因此满心以为自己是个无可非议的人，真心瞧不起一切恶棍和坏人，并且心安理得地高高昂起头。

这些花天酒地的浪子，这些男抹大拉[133]，他们也像女抹大拉一样，自以为无罪，并希望获得赦免。“‘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134]；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欢乐多。”

陶洛霍夫在经过流放和波斯冒险后，这年又回到莫斯科，过着吃喝嫖赌的奢侈生活，同彼得堡的老同事阿纳托里打得火热，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阿纳托里真心喜欢陶洛霍夫，因为他聪明大胆。陶洛霍夫则利用阿纳托里的名誉、地位和关系，以勾引富家子弟来赌钱。他在利用阿纳托里，却不让对方察觉，而且感到高高兴兴。除了这种利用外，陶洛霍夫觉得控制别人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一种习惯和一种需要。

娜塔莎给了阿纳托里强烈的印象。看戏回来后，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以行家的口气在陶洛霍夫面前品评她的手臂、肩膀、双腿和头发如何可爱，并表示决心要追求她。至于追求的结果怎样，阿纳托里并不考虑，他也无法知道，就像他无法知道他的任何行动的结果那样。

“她是很漂亮，但老兄，我们可不配。”陶洛霍夫对他说。

“我叫妹妹请她来吃饭，”阿纳托里说，“好不好？”

“你最好等她结婚以后……”

“你知道，”阿纳托里说，“我喜欢姑娘，她一下子就会晕头转向的。”

“你在姑娘身上已吃过亏了，”陶洛霍夫知道阿纳托里的婚事，说，“你要当心！”

“噢，总不会连吃两次亏的！你说呢？”阿纳托里傻笑着说。

十二

看戏后的第二天，罗斯托夫家人没有出门，也没有人来访。阿赫罗西莫娃背着娜塔莎，同她父亲谈着什么事。娜塔莎猜想他们在谈老公爵，打着什么主意。这使她感到屈辱不安。她时刻都在等待安德烈公爵，两次派仆人到伏兹德维任克街去打听他的消息。他没有回来。现在她的心情比刚来莫斯科时更沉重。除了烦躁和思念，如今又增加了同玛丽雅公爵小姐和老公爵见面的不愉快回忆，并且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她总觉得，不是他永远不会回来，就是在他回来前她会出事。她不能像以前那样平静而长久地独自思念他。她只要一想到他，就会同时想到老公爵和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到上次的看戏和阿纳托里。她又想到了那个问题：她有没有过错？她对安德烈公爵的忠贞有没有被破坏？于是她又情不自禁地细细回忆这个能在她心中唤起莫名其妙的可怕感情的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和脸部表情的每一微细变化。家里人觉得娜塔莎比平时更活跃，其实她的内心远不如以前平静和快乐。

星期日早晨，阿赫罗西莫娃请客人到本教区圣母升天堂做礼拜。

“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教堂，”阿赫罗西莫娃说，显然以她的自由思想自豪，“上帝只有一个。我们的牧师很不错，礼拜做得很好，很庄严，助祭也不错。唱诗班举行音乐会，还谈得上什么神圣？简直是胡闹，我可不喜欢！”

阿赫罗西莫娃喜欢礼拜天，并且知道怎样度过。每星期六她的整幢房子都要大扫除；礼拜天她和仆人都不工作，都穿上过节服装去做礼拜。东家的午餐添几样菜；佣人也有伏特加喝，有烤鹅和小猪吃。不过，整个家里节日气氛却在阿赫罗西莫娃脸上表现得最明显，这天她的脸色总是显得十分庄严。

做完礼拜，喝过咖啡后，客厅里的家具去了布套，仆人向阿赫罗西莫娃报告马车准备好了。阿赫罗西莫娃神态庄重，披上拜客用的漂亮披巾，站起来说她要去拜访保尔康斯基公爵，同他谈谈娜塔莎的事。

阿赫罗西莫娃走后，舍尔玛裁缝铺的一个女裁缝来找罗斯托夫家的人。娜塔莎关上房间通客厅的门，试新装，感到很满意。她刚穿上一件还没有缝袖子的上衣，转过头来看镜子里的后背是不是合身，忽然听见父亲在客厅里同一个女人谈得很起劲。娜塔莎听到这声音不觉脸红起来。这是海伦的声音。娜塔莎还没来得及脱下试穿的新装，门就开了，海伦身穿深紫色高领丝绒连衣裙，脸上挂着和蔼亲切的微笑，走了进来。

“哦，我的迷人精。”海伦对满面通红的娜塔莎说。“真迷人！不，这不像话，我亲爱的伯爵，”海伦对跟着进来的罗斯托夫伯爵说，“住在莫斯科，怎么能哪儿也不去呢？不，我不会放过你们！今晚乔紫小姐要在我那儿朗诵诗，另外还有些人要来。您要是不把您那两位比乔紫小姐更好看的美人带去，我就跟您绝交。我丈夫不在，他到特维尔去了，要不我会叫他来接你们的。你们务必要来，务必要来，九点以前就来。”海伦向恭敬地向她行屈膝礼的熟识的女裁缝点点头，姿势优美地理了理丝绒连衣裙的皱褶，在镜子旁的安乐椅上坐下。她不断快活地说这说那，对娜塔莎的美丽赞不绝口。她察看娜塔莎的衣服，称赞着，同时卖弄自己身上那件从巴黎定来的金纱连衣裙，并劝娜塔莎也去做一件。

“不过，您穿什么都合适，我的迷人精。”海伦说。

娜塔莎脸上一直挂着得意的笑容。这位她原先以为高不可攀、如今竟是如此和蔼可亲的伯爵夫人的称赞使她容光焕发，心花怒放。娜塔莎心里高兴。她觉得自己简直爱上了这位又美丽又和善的女人。海伦也真心喜欢娜塔莎，并愿意使她快乐。阿纳托里求她给他和娜塔莎牵线，她就是为此来找罗斯托夫父女的。海伦想到给哥哥和娜塔莎牵线，觉得挺好玩。

尽管她以前恨过娜塔莎，因为在彼得堡时娜塔莎夺去了他的保里斯，但她现在不再想到这事，并且按照她的想法真心实意地希望娜塔莎好。临走前，她把她的被保护人叫到一旁。

“昨天哥哥在我家吃饭，简直把我笑死了，他什么也不吃，为您而不断叹气，我的迷人精。他爱您爱得发疯了，真正爱得发疯了。”

娜塔莎听到这话，顿时脸红耳赤。

“嘿，脸红了，脸红了，我的迷人精！”海伦说，“您一定要来。就算您爱上了什么人，我的迷人精，这也不能成为您闭门不出的理由。就算您已订过婚，我相信您的未婚夫也情愿让您出去交际，而不愿让您闷死在家里。”

“这么说，她知道我订过婚了。这么说，她同丈夫，同皮埃尔，同那个规规矩矩的皮埃尔谈过这事，取笑过这事了。这么说，这事没什么关系。”在海伦的影响下，她觉得这事并不可怕，甚至十分自然，毫不足怪，“像她这样和蔼可亲的贵夫人，连她都这样疼我，我为什么不去开心开心呢？”娜塔莎想，惊奇地睁大眼睛望着海伦。

阿赫罗西莫娃中饭前回来了。她神情严肃，一言不发，显然在老公爵家打了败仗。刚才那场冲突太激烈了，她无法平心静气地把经过讲出来。伯爵问她怎么样，她只回答说，一切顺利，详细情况明天再谈。阿赫罗西莫娃知道海伦来访，并邀请娜塔莎参加晚会，就说：

“我不喜欢同海伦交往，也不劝你们和她来往。但既然你已答应了，那就去吧，去散散心。”她对娜塔莎说。

十三

罗斯托夫伯爵把两个姑娘领到海伦伯爵夫人那里。参加晚会的人很多，但娜塔莎几乎一个也不认识。罗斯托夫伯爵发现大部分男女都以行为不检闻名，心里很不高兴。乔紫小姐站在客厅一角，被一群青年包围着。有几个法国人，其中包括梅蒂维埃。梅蒂维埃自从海伦来莫斯科后就成了她家的常客。罗斯托夫伯爵决定不打牌，不离开女儿，等乔紫的表演一结束就告辞。

阿纳托里站在门口，显然是在等罗斯托夫一家人。他同伯爵打过招呼，立即走到娜塔莎面前，然后跟住她。娜塔莎一看见他，就像在剧院里那样，因为他喜欢她而虚荣心得到满足，又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道德藩篱而感到恐惧。

海伦高高兴兴地接待娜塔莎，对她的美丽和打扮当众赞美了一番。她们来后不多一会儿，乔紫小姐就出去换装。客厅里安排好椅子，大家纷纷就座。阿纳托里给娜塔莎移过一把椅子，自己想坐在她旁边，但伯爵眼睛盯住娜塔莎，先在她旁边坐下。阿纳托里只得坐在后面。

乔紫小姐露出两条带肉窝的胖手臂，一边肩膀上披着一条红披巾，走到椅子中间留给她表演的地方，装腔作势地站在那里。人群中传出兴奋的低语声。

乔紫小姐严肃而忧郁地瞧了瞧听众，用法语朗诵一首诗，诗里提到母亲对儿子罪恶的爱情。她时而提高嗓门，时而得意地抬头低语，时而停顿，转动眼珠，发出嘶哑的声音。

“好极了，太美啦，太妙啦！”四面八方传出一片喝彩声。娜塔莎瞧着胖胖的乔紫，但什么也没听清，什么也没看见，也不明白眼前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她只觉得自己远离原来的世界，而陷入一个荒谬怪诞的世界，那里无法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合理，什么是胡闹。她后面坐着阿纳托里，她觉得他离她很近，恐惧地期待着将要发生什么事。

第一段独白结束，大家都站起来，围住乔紫小姐，向她喝彩。

“她真美！”娜塔莎对父亲说。她父亲跟别的客人一起站起来，穿过人群，向女演员走去。

“我不那么认为，因为我看见了您。”阿纳托里跟在娜塔莎后面，说。他说这话，只有她一人能听见。“您真迷人……自从我看见您，我就不断地……”

“来呀，来呀，娜塔莎！”伯爵回过头来找女儿，“她真美！”

娜塔莎什么也没说，走到父亲跟前，用询问的目光惊讶地瞧着他。

乔紫小姐朗诵完几节诗走了。海伦伯爵夫人请客人们到大厅去。

伯爵想告辞，但海伦要求他不要破坏她的即兴舞会。罗斯托夫伯爵父女留了下来。阿纳托里请娜塔莎跳华尔兹。在跳舞的时候，他紧搂住她的腰和手，对她说，她真迷人，他爱她。在跳苏格兰舞时，娜塔莎又同阿纳托里一起跳。当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阿纳托里对她一言不发，只是盯着她。跳华尔兹时他对她说话，娜塔莎怀疑她是不是在做梦。跳完第一节，阿纳托里又捏了捏她的手。娜塔莎抬起惶恐的眼睛对他瞧瞧，但在他那亲切的眼神和微笑中含有那么自信的柔情，使她望着他说不出想说的话。她垂下眼睛。

“您别对我说这种话，我订过婚，我爱着另一个人。”娜塔莎慌忙说……她瞧了他一眼。阿纳托里听了她的话，既不感到难为情，也不烦恼。

“您别对我说这种话。我有什么办法呢？”阿纳托里说，“我说我爱您爱得快疯了，快疯了。您这么迷人，难道能怪我吗？……该咱们跳了。”

娜塔莎又兴奋又激动，惶惑地圆睁着一双眼睛环顾四周，显得比平时更快活。她几乎一点也不记得这天晚上发生的事。她们跳了苏格兰舞和“老祖父舞”，父亲叫娜塔莎回去，娜塔莎要求再玩一会儿。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同谁说话，她都觉得他的目光盯住她。后来，娜塔莎记得她要求父亲让她到更衣室去整理衣服，海伦跟在她后面，笑着对她说她哥哥爱上她了。后来，在小起居室里她又同阿纳托夫相遇。海伦溜走了，只剩下他们两人。阿纳托里拉住她的手，含情脉脉地说：

“我不能去找您，难道从此再也见不到您了？我爱您爱得快疯了。难道再也见不到了？……”阿纳托里拦住她的路，把脸凑近她的脸。

他那双又大又亮的男性眼睛离她的眼睛那么近，使她除了这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娜塔莎？！”阿纳托里询问似地低声说，同时她那双手被握得发痛，“娜塔莎？！”

“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她的眼神这样说。

火热的嘴唇压到她的嘴唇上，在这一刹那，她觉得她又自由了。屋子里又响起海伦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娜塔莎回顾了一下海伦，涨红了脸，浑身哆嗦，用惶恐和疑惑的目光望了望他，向门口走去。

“我有一句话，只有一句话，看在上帝份儿上听我说！”阿纳托里说。

娜塔莎站住。她很想听他说出这句话，向她说明白所发生的事，而她也愿意回答他。

“娜塔莎，一句话，只有一句话！”他反复说，显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一直说到海伦走到他们跟前。

海伦跟娜塔莎一起又回到客厅里。罗斯托夫父女没有留下吃晚饭就走了。

娜塔莎回到家里，通宵没有合眼。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她苦恼：她究竟爱谁，爱阿纳托里还是爱安德烈公爵？她爱安德烈公爵，她记得她爱得那么深。但她也爱阿纳托里，这是没有疑问的。“要不，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娜塔莎想，“既然后来分别的时候，我用笑容报答他的笑容，既然我能让他这样做，这就说明我对他一见倾心。这就说明他这人善良、高尚、英俊，叫人不能不爱他。我爱他同时又爱另外一个，我该怎么办？”娜塔莎自言自语，对这些可怕的问题找不到答案。

十四

早晨过得忙忙碌碌。大家纷纷起身，活动，谈话，女裁缝又来了，阿赫罗西莫娃又出现了，又招呼大家进早餐。娜塔莎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要拦截每一道向她射来的目光，惴惴不安地环顾所有的人，竭力装得若无其事。

早餐后，阿赫罗西莫娃（这是她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坐到她的扶手椅上，把娜塔莎和老伯爵叫来。

“哦，我的朋友，我已把事情通盘考虑过了，我要奉劝你们，”阿赫罗西莫娃说，“昨天，不瞒你们说，我去看过保尔康斯基公爵。是的，我同他谈了谈……他竟大声嚷嚷。可这吓不倒我！我一五一十都对他说了！”

“那他怎么说？”伯爵问。

“他吗？疯了……不要听；唉，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把可怜的姑娘折磨坏了，”阿赫罗西莫娃说，“我劝你们，办完事就回家，回奥特拉德诺……在那里等……”

“哦，不！”娜塔莎叫起来。

“不行，得去！”阿赫罗西莫娃说，“到那里去等。未婚夫一来，这里免不了要发生一场争吵，还不如先让他同老头子面对面谈一谈，然后再到你们那里去。”

罗斯托夫伯爵立刻领会她的意思，赞成这个意见。如果老公爵态度好转，那就到莫斯科或者童山见他；要不然，就只好违反他的心意在奥特拉德诺举行婚礼。

“说得完全对！”罗斯托夫伯爵说，“我悔不该去见他，还把娜塔莎带了去。”

“不，有什么可后悔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尽礼。至于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阿赫罗西莫娃说，在手提包里找着什么，“嫁妆已准备好了，你们还等什么呢？还有什么东西没准备好，我会派人给你们送去的。尽管我很舍不得你们，但你们还是走了好。”阿赫罗西莫娃在手提包中找到她所找的东西，把它交给娜塔莎。这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写来的一封信，“她给你写了信。她多痛苦哇，可怜的姑娘！她担心你以为她不喜欢你呢。”

“她就是不喜欢我嘛！”娜塔莎说。

“别说蠢话了！”阿赫罗西莫娃吆喝道。

“我谁也不相信了，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娜塔莎拿了信，大胆地说。她的脸色显得冷淡、愤怒和果断，阿赫罗西莫娃更仔细地对她瞧瞧，并且皱起眉头。

“你呀，大小姐，可不能这样回答我，”阿赫罗西莫娃说，“我说的全是实话。你给她写封回信。”

娜塔莎没有答话，回到自己屋里去读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信。

玛丽雅公爵小姐在信里说，她为她们之间发生的误会感到难过。玛丽雅公爵小姐请她相信，不论她父亲的情绪怎样，她都不会不爱她，因为她是哥哥的意中人，而为了哥哥的幸福她是不惜牺牲一切的。

“不过，”玛丽雅公爵小姐写道，“您别以为家父对您没有好感。他老了，又有病，要原谅他，但他心地善良，宽宏大量，他一定会疼爱使他儿子幸福的人。”玛丽雅公爵小姐要求娜塔莎另约时间再次见面。

娜塔莎看完信，坐到写字台前写回信。“亲爱的公爵小姐。”娜塔莎不假思索地开了头，就停住了。发生了昨天那件事以后，她还能写什么呢？“是的，那一切都有过，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娜塔莎面对开了头的信，坐在那里想，“应该回绝他吗？真的应该回绝他吗？这太可怕了！……”为了摆脱这些可怕的念头，她去找宋尼雅，同她一起挑选刺绣的花样。

午饭后，娜塔莎回到自己屋里，又拿起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信。“难道真的一切都完了？”她想，“这一切来得那么快，难道真的把原来的一切都毁掉了？”她热烈地回想起她对安德烈公爵的爱情，同时又觉得她爱阿纳托里。她生动地想象着自己怎样成为安德烈公爵夫人，反复想象着同他一起生活的幸福，同时又回味着昨天会见阿纳托里时的细节，兴奋得浑身发热。

“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有时她头脑发昏，这样想，“只有那样我才能完全幸福，可现在我得挑选，两者缺少一个我都不会幸福。但要把发生的事告诉安德烈公爵，或者瞒着他，我都办不到。不过对那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我凭安德烈公爵的爱情生活了那么久，难道我能放弃这个幸福吗？”

“小姐，”一个使女神色诡秘地走进屋里，低声说，“有个人叫我交给您。”使女给她一封信，“但看在基督份儿上，小姐……”使女还在往下说，但娜塔莎不假思索地拆开信，看阿纳托里写来的情书，但一句也没看懂，她只知道这信是他写来的，是她所爱的那个人写来的，“是的，我爱他，要不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要不我手里怎么会有他写来的情书呢？”

娜塔莎双手发抖，拿着陶洛霍夫替阿纳托里代笔的热烈的情书。她看着信，觉得信里有着她自己全部感情的回声。

“从昨晚起我的命运就决定了：要么得到您的爱情，要么死。我没有别的出路。”信是这样开头的。然后他在信里说，他知道她的父母不肯把她嫁给他，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他只能向她一人透露，但要是她爱他的话，她只要说一个“是”字，就没有什么人间的力量能破坏他们的幸福了。爱情能战胜一切。他会把她偷偷地带到天涯海角。

“是的，是的，我爱他！”娜塔莎想，把信读了二十来遍，从他的一字一句里寻找特别深奥的涵义。

那天晚上，阿赫罗西莫娃要去阿尔哈罗夫家，建议两个姑娘陪她一起去。娜塔莎推说头痛留在家里。

十五

宋尼雅入夜回家，走进娜塔莎屋里，惊奇地发现娜塔莎和衣睡在长沙发上。旁边桌上放着拆开的阿纳托里的信。宋尼雅拿起信来看。宋尼雅一面看信，一面凝视着睡梦中的娜塔莎，想从她脸上看出读信后的反应，但是看不出。她的脸色平静、温柔、幸福。宋尼雅抓住胸口，免得透不过气来，脸色苍白，惊惶和激动得浑身哆嗦，坐在安乐椅上直流泪。

“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这事怎么会弄到如此地步？难道她真的不爱安德烈公爵了？她怎么能让阿纳托里这样干？他是个骗子和坏蛋，这是明摆着的。假如尼古拉，可爱的高尚的尼古拉知道这事，他会怎么样？她前天、昨天、今天脸色这样兴奋、决断、古怪，原来是这个缘故，”宋尼雅想，“但她不可能爱他！她大概不知道是谁写来的，就把信拆开了。她大概生气了。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宋尼雅擦去眼泪，走到娜塔莎跟前，又注视着她的脸。

“娜塔莎！”她叫了一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娜塔莎醒了，看见宋尼雅。

“啊，你回来了？”

娜塔莎好梦初醒，又有力又温柔地搂住朋友。但娜塔莎一发现宋尼雅的惶惑不安，脸上顿时也现出困惑和疑虑的神色。

“宋尼雅，你看过信了？”娜塔莎问。

“看了。”宋尼雅轻声回答。

娜塔莎兴奋地微微一笑。

“不，宋尼雅，我再也受不了啦！”娜塔莎说，“我再也不能瞒着你了。你知道，我们彼此相爱！……宋尼雅，好人儿，是他写信来……宋尼雅……”

宋尼雅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看着娜塔莎。

“那么安德烈公爵怎么办？”宋尼雅问。

“唉，宋尼雅，唉，你真不知道我是多么幸福！”娜塔莎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不过，娜塔莎，难道那一切都完了？”

娜塔莎睁大眼睛看着宋尼雅，仿佛听不懂她的问题。

“这么说来，你要同安德烈公爵断绝关系了？”宋尼雅问。

“唉，你什么也不明白，你别说蠢话，你听我说！”娜塔莎突然烦恼地说。

“不，这事我不能相信，”宋尼雅重复说，“我不明白。你爱一个人爱了整整一年，忽然……你看见他才三次。娜塔莎，我不相信，你在开玩笑。只要三天你就会把什么都忘了，就是这样……”

“三天！”娜塔莎说，“我觉得我已爱了他一百年。我觉得在他以前我从来没爱过什么人，从来没像爱他那样爱过什么人。这事你无法理解，宋尼雅，等一等，坐到这儿来。”娜塔莎搂着她，吻她，“我听人家说，这样的事是常有的，你一定也听说了，但直到现在我才体会到这样的爱情。这同以前的不一样。我一看见他，就觉得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隶，我不能不爱他。是的，我是奴隶！他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一点你不能理解。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什么办法呢，宋尼雅？”娜塔莎又惊又喜地说。

“但你想想你干了些什么，”宋尼雅说，“这事我不能不管。这些秘密通信……你怎么能让他这样放肆？”宋尼雅竭力掩饰着恐惧和厌恶的情绪说。

“我对你说了，”娜塔莎回答，“我身不由己，你怎么不明白，我爱他！”

“这样的事我不能容许，我要讲的！”宋尼雅大声说，眼泪夺眶而出。

“你怎么了，看在上帝份儿上……你要是讲出去，你就是我的仇人，”娜塔莎说，“你要我倒霉，你要我们分开……”

一看见娜塔莎恐惧的神色，宋尼雅为朋友流下羞愧和怜悯的泪水。

“那么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宋尼雅问，“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不来我们家？”

娜塔莎没有回答。

“看在上帝份儿上，宋尼雅，你对谁也别说，别折磨我，”娜塔莎要求道，“你要记住，这类事谁都不应该干涉。我已经告诉你了……”

“但为什么要这样保密？他究竟为什么不来我们家？”宋尼雅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向你求婚？安德烈公爵不是给了你充分的自由吗？我不信真有这样的事。娜塔莎，你想想，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呢？”

娜塔莎惊讶地望着宋尼雅。显然，她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总有原因！”

宋尼雅叹了一口气，不信任地摇摇头。

“要是有原因的话……”宋尼雅开始说。但娜塔莎看出她的怀疑，恐惧地打断她。

“宋尼雅，你不能怀疑他，不能，不能，你明白吗？”娜塔莎叫道。

“他爱你吗？”

“他爱我吗？”娜塔莎看到朋友的迟钝，露出遗憾的微笑，“你不是看过他的信，见到他的人吗？”

“但如果他不是个正派人呢？”

“他……不正派？你不了解！”娜塔莎说。

“如果他是个正派人，就应该宣布他的意图，或者不再同你见面。你要是不愿意这样做，我就写信给他，我还要告诉爸爸。”宋尼雅坚决地说。

“可我没有他活不下去！”娜塔莎叫道。

“娜塔莎，我不理解你。你在说什么呀！你想想父亲，想想尼古拉吧。”

“除了他，我谁也不要，谁也不爱。你怎么敢说他这人不正派？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他吗？”娜塔莎嚷道，“宋尼雅，你走，我不愿同你吵嘴，你走吧，看在上帝份儿上走吧，你没看见我多么痛苦！”娜塔莎勉强忍住怒气，绝望地说。宋尼雅哭出声来，跑出屋子。

娜塔莎走到桌前，不假思索地写了封回信给玛丽雅公爵小姐，那是她整整一个早晨都没能写成的。她在信里简短地告诉玛丽雅公爵小姐，她们之间的一切误会都消除了，她接受了安德烈公爵出国前宽宏大量地给予她的自由，请公爵小姐忘掉一切，如果她有什么地方得罪公爵小姐，请她原谅，但她不能做安德烈公爵的妻子。现在，娜塔莎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明了，容易解决。

罗斯托夫一家预定星期五回乡，星期三伯爵带一个买主到莫斯科郊区去看他的庄园。

伯爵动身那天，宋尼雅和娜塔莎应邀参加库拉金家的盛大宴会。阿赫罗西莫娃带她们去。在宴会上娜塔莎又遇见了阿纳托里。宋尼雅发现，娜塔莎跟他谈话，不愿被人家听见，而且在宴会上一直比平时兴奋。她们回家后，娜塔莎首先向宋尼雅作了她期待中的解释。

“你啊，宋尼雅，说了他种种坏话，”娜塔莎轻声细语地说，就像孩子希望别人称赞时那样，“今天我同他说明白了。”

“什么？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娜塔莎，你不生我的气，我很高兴。把一切都告诉我，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他究竟说了什么？”

娜塔莎沉吟了一下。

“唉，宋尼雅，你要是像我一样了解他就好了！他说……他问我答应过安德烈公爵什么。他听说我可以回绝安德烈公爵，很高兴。”

宋尼雅愁闷地叹了一口气。

“但你并没有回绝安德烈公爵，是吗？”

“也许我已回绝了！也许我同安德烈公爵已一刀两断了。你为什么把我想得这么坏？”

“我什么也没想，我只是不明白……”

“等一下，宋尼雅，你什么都会明白。你会明白他是个怎样的人的。你别把我往坏处想，也别把他往坏处想。”

“我从没把谁往坏处想：我爱一切人，我同情一切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宋尼雅并不因娜塔莎语气婉转而让步。娜塔莎的脸色越温柔讨好，宋尼雅的神情就越严肃认真。

“娜塔莎，”宋尼雅说，“你要我不同你说话，我就不说，现在是你自己开的头。娜塔莎，我不信任他。为什么要这样偷偷摸摸？”

“又来了，又来了！”娜塔莎打断她的话。

“娜塔莎，我为你担心。”

“你担什么心？”

“我担心你会毁了自己。”宋尼雅坚决地说，说出这样的话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娜塔莎的脸上又显出怒容。

“我要毁掉自己，毁掉自己，毁得越快越好。这不关你的事。遭殃的是我，不是你。别来管我，别来管我。我恨你。”

“娜塔莎！”宋尼雅恐惧地叫道。

“我恨你，恨你！你永远是我的仇人！”

娜塔莎跑出屋去。

娜塔莎不再同宋尼雅说话，而且老躲着她。她一直带着兴奋、惊讶和负罪的神情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抓抓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又随手放下。

宋尼雅觉得不是滋味，但还是目不转睛地盯住朋友。

在伯爵预定回家前一天，宋尼雅发现娜塔莎一早晨都坐在客厅窗口，仿佛在等待什么。娜塔莎向一个过路军人打手势，宋尼雅还以为那个人就是阿纳托里。

宋尼雅更留神地观察朋友，发现娜塔莎吃饭时和晚上神色古怪，很不自然。她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马嘴，说话有头无尾，对谁都发笑。

喝过茶以后，宋尼雅看见一个使女怯生生地在门口等娜塔莎。宋尼雅放她过去，在门口偷听，知道又是转交信件。

宋尼雅恍然大悟，娜塔莎今晚有个可怕的计划。宋尼雅敲敲门，娜塔莎不让她进去。

“她要跟他私奔！”宋尼雅想，“她什么都做得出。今天她的脸色特别可怜和坚决。她同舅舅告别时哭了，”宋尼雅回想起来，“不错，她要跟他私奔，可是我该怎么办？”宋尼雅想，同时想起那些表明娜塔莎有可怕意图的迹象，“伯爵不在。叫我怎么办？写信给阿纳托里要他说清楚吗？但谁能命令他回答呢？听安德烈公爵的话，遇到不幸的事写信给皮埃尔吗？……说不定她真的已回绝安德烈公爵了（她昨天给玛丽雅公爵小姐去信了）。舅舅又不在！”

告诉很信任娜塔莎的阿赫罗西莫娃，宋尼雅又感到害怕。

“不管怎样，”宋尼雅站在阴暗的走廊里想，“现在应该报答我对他们一家的恩情和对尼古拉的爱了，否则就没有机会。不，我即使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不离开这走廊，我一定要拦住她，不让这个家庭出丑。”

十六

阿纳托里最近住到陶洛霍夫家。诱拐娜塔莎的计划几天前已由陶洛霍夫考虑停当。宋尼雅在门外偷听后决定保护娜塔莎的那天，正是实现这个计划的日子。娜塔莎答应晚上十点钟从后门出去和阿纳托里接头。阿纳托里将让她坐上预先准备好的三驾马车，把她带到离莫斯科六十俄里处的卡明加村，那里将由一位免职的牧师给他们举行婚礼。在卡明加村还准备好换乘的马匹，把他们送上华沙大道，然后换乘驿车逃到国外。

阿纳托里有护照，有驿马使用证，还有从他妹妹那里要来的一万卢布，又通过陶洛霍夫借到一万卢布。

两个证婚人坐在前室喝茶。其中一个是退职的小官吏赫伏斯提科夫，常帮陶洛霍夫安排赌局；另一个是善良、软弱、对阿纳托里忠心耿耿的退伍骠骑兵马卡林。

陶洛霍夫的大书房从天花板起四壁挂满波斯壁毯、熊皮和武器。陶洛霍夫穿着旅行装和高统靴，坐在盖子打开的写字台前，写字台上放着账册和钞票。阿纳托里敞开制服，从证婚人坐着的房间出来，穿过书房走到他的法国跟班和其他仆人收拾行李的后房。陶洛霍夫数着钞票，记着账。

“我说，得给赫伏斯提科夫两千。”陶洛霍夫说。

“好，那就给吧。”阿纳托里说。

“至于马卡林，他肯为你赴汤蹈火，一无所求。好了，账算好了，”陶洛霍夫说着，给他看账单，“对不对？”

“对，当然对！”阿纳托里说，显然没在听陶洛霍夫说话，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眼睛瞪着前方。

陶洛霍夫砰地关上写字台盖，带着嘲弄的微笑向阿纳托里转过身来。

“我看，这事你还是放弃吧，现在还来得及！”陶洛霍夫说。

“傻瓜！”阿纳托里说，“别再说蠢话了。你真不知道……鬼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真的，放弃算了！”陶洛霍夫说，“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这个主意难道是闹着玩的吗？”

“哼，又来惹我生气了？去你的！什么？……”阿纳托里皱着眉头说，“现在哪有工夫跟你开这种愚蠢的玩笑。”他说着走出屋去。

陶洛霍夫看见阿纳托里出去，轻蔑而宽厚地微笑着。

“你等一下，”他在阿纳托里后面说，“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回来，快回来。”

阿纳托里又回到屋里，尽量留神望着陶洛霍夫，不由自主地听从他的话。

“你听我说，我最后一次对你说。我跟你开什么玩笑？难道我跟你闹过别扭？是谁给你安排这一切的？是谁给你找牧师？是谁给你弄到护照？是谁给你筹了钱？还不都是我。”

“那就谢谢你啦。你以为我会忘恩负义吗？”阿纳托里叹了一口气，拥抱陶洛霍夫。

“我帮了你忙，但我仍要警告你：这事很危险，要是冷静想一想，这事做得很蠢。嗯，你把她带走，很好。可他们会就此罢休吗？他们一发现你结过婚，你就得吃官司……”

“哼！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阿纳托里又皱起眉头说，“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呃？”阿纳托里也像一般头脑简单的人那样特别固执。向陶洛霍夫重复他说过一百遍的道理，“我不是已经对你说过，我拿定主意了：这次婚姻如果是无效的，”他弯曲一个手指，“那我就不用负责；如果是有效的，那也没关系：到了国外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你说是不是？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真的，还是算了吧！你何苦自寻烦恼……”

“滚你的蛋！”阿纳托里说，双手抓着头发，走出屋子，但立刻又回来，盘腿坐在陶洛霍夫前面的安乐椅上，“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呃？你摸摸，跳得多厉害！”他拉起陶洛霍夫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口上。“啊！多美的腿，老兄，多迷人的眼神！简直是女神！呃？”

陶洛霍夫冷冷地笑着，他那双蛮横好看的眼睛炯炯发亮，显然想再拿他开开玩笑。

“那么，等到钱用光了怎么办？”

“怎么办？呃？”阿纳托里重复朋友的话说，想到前途确实有点惘然，“怎么办？我不知道……哼，还说那些废话干什么！”他看看表。“是时候了！”

阿纳托里走到后房。

“喂，快好了吗？你们还磨蹭什么！”他对仆人吆喝道。

陶洛霍夫收拾起钱，吩咐仆人把上路前吃的酒菜拿来，自己就到马卡林和赫伏斯提科夫屋里去了。

阿纳托里在书房里支着臂肘躺在沙发上，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嘴里念念有词。

“来吃点东西。来喝一杯！”陶洛霍夫从另一间屋里喊道。

“我不要！”阿纳托里回答，仍旧微笑着。

“来吧，巴拉加来了。”

阿纳托里站起来，走到餐室。巴拉加是有名的三驾马车车夫，伺候陶洛霍夫和阿纳托里已有六年。当阿纳托里的团驻在特维尔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拉着阿纳托里傍晚从特维尔出发，天亮就赶到莫斯科，第二天晚上再把他拉回来。他不止一次载着陶洛霍夫逃脱人家的追捕，不止一次载着他们、吉卜赛人和骚娘儿们（巴拉加的说法）在城里兜风，他为了他们多次在莫斯科街上撞倒行人和别的车夫，每次都是老爷们（他这样称呼他们）救了他。他为他们赶死了不止一匹马。他不止一次挨他们的打，不止一次被他们用他爱喝的香槟酒和马德拉酒灌醉，他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各种恶作剧，为了这种恶作剧，换了一般人早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他们常常叫巴拉加参加吉卜赛人的酒宴和舞蹈，他们经他的手花掉的钱何止一千卢布。他伺候他们，每年要玩命二十来次，他伺候他们，赶坏的马匹价值超过他们付给他的钱。但他喜欢他们，喜欢这种每小时十八俄里的狂奔，喜欢撞翻马车，冲倒行人，在莫斯科街上飞驰。他喜欢听背后老爷喝醉酒的狂叫：“快一点！快一点！”虽然已经快得不能再快了；他喜欢朝吓得半死躲开马车的乡下人脖子上甩一鞭子。他常常想：“这才是真正的老爷！”

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也喜欢巴拉加，因为他赶车的技术好，他同他们的爱好相同。巴拉加跟别人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赶两小时车要二十五卢布；别人乘车，他总是派他的手下赶，难得亲自出马。但遇到“自己的老爷”坐车，他总是亲自驾驭，而且不讲价钱。每过几个月，他从跟班那里知道老爷们手里有钱，就滴酒不沾，一早走到他们面前，深深一鞠躬，求他们救济。两位老爷总是让他坐下。

“您就搭救我一次吧，老爷，大人，”巴拉加说，“我连一匹马也没有了，我要去赶集，您能借我多少就借多少。”

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手头宽裕的时候，往往给他一两千卢布。

巴拉加是个二十七岁的农民，矮个子，黄头发，红脸膛，塌鼻子，脖子又红又粗，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他身穿羊皮袄，外面套着一件绸里蓝色薄长袍。

巴拉加向门对面的圣像画了十字，走到陶洛霍夫跟前，伸出一只不大的黑手。

“陶洛霍夫老爷！”他鞠着躬叫道。

“你好，老弟。他就在这里。”

“你好，大人！”巴拉加对走进来的阿纳托里说，也向他伸出手。

“你听我说，巴拉加，”阿纳托里说，双手放在他的肩上，“你喜欢我不喜欢？呃？现在你为我跑一趟……你套了什么马？呃？”

“就照您派去的人吩咐的，用您的千里马。”巴拉加说。

“好，你听我说，巴拉加！就是把三匹马都赶死，也要在三小时内赶到。懂吗？”

“要是把马都赶死了，那我们还怎么走！”巴拉加挤挤眼睛说。

“当心我打烂你的嘴脸，你敢开玩笑！”阿纳托里突然睁大眼睛，嚷道。

“怎么开玩笑？”车夫笑着说，“为了自己的老爷我几时心疼过马？马能跑多快，就让它跑多快。”

“好！”阿纳托里说，“坐吧。”

“对了，坐吧！”陶洛霍夫说。

“我站一会儿好了，陶洛霍夫老爷。”

“坐吧，别废话，喝吧！”阿纳托里说，给他倒了一大杯马德拉酒。车夫一看到酒，眼睛就发亮了。他出于礼貌推让了一番，然后一饮而尽，再拿出藏在帽子里的红绸手绢擦擦嘴。

“什么时候出发啊，老爷？”

“这个……”阿纳托里看了看表，“这就走。注意了，巴拉加。你说，来得及吗？”

“只要出门吉利，怎么会来不及？”巴拉加说，“上次把您送到特维尔，只用了七个钟头。您该记得吧，老爷。”

“你知道吗，有一年圣诞节我从特维尔出发。”阿纳托里回忆往事，含笑对马卡林说。马卡林睁大眼睛讨好地望着阿纳托里。“你真不会相信，马卡林，我们跑得像飞一样，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我们遇到一个车队，就超过了两辆大车。是吗？”

“那几匹马可了不起！”巴拉加继续说，“我当时把两匹拉边套的小马和栗色辕马套在一起，”他对陶洛霍夫说，“你也许不相信，老爷，那些马一口气跑了六十俄里。我勒都勒不住，两只手都冻僵了，麻了。我把缰绳扔了。我说，老爷，您自己来驾吧，我就倒在雪橇里。根本用不着赶，不到达目的地是勒不住的。那些鬼东西三个小时就赶到了。只有左边那匹马断了气。”

十七

阿纳托里从屋子里出去。几分钟后，他穿了一件皮袍，系着银腰带，头上歪戴一顶同他俊美的脸很相称的貂皮帽，回到屋里来。他照了照镜子，又以同样的姿势站在陶洛霍夫面前，拿起一杯酒来。

“喂，陶洛霍夫，再见，谢谢你的帮忙！”阿纳托里说，“喂，伙伴们，朋友们……”他想了一下……“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再见。”他对马卡林等人说。

尽管大家都同他一起走，阿纳托里却想对同伴们说些庄严感人的话。他挺起胸膛，摆动一条腿，慢吞吞地大声说：

“大家举起杯来；巴拉加，你也举起杯来。来吧，我青年时代的伙伴们，朋友们，我们在一起，玩也玩过了，喝也喝过了，乐也乐过了。是吗？我们今天分手，什么时候能再见？我要出国去了。我们一起开心过，再见，朋友们。祝大家健康！乌拉！……”阿纳托里说，把酒一饮而尽，把杯子往地上一摔。

“祝你健康！”巴拉加说，也喝干了酒，用手绢擦擦嘴。马卡林含泪拥抱阿纳托里。

“唉，公爵，我真舍不得和你分手！”马卡林说。

“走了，走了！”阿纳托里叫道。

巴拉加刚要走出屋去。

“不，等一下，”阿纳托里说，“关上门，坐一下。就是这样。”大家关上门，都坐下。[135]

“好，现在可以走了，朋友们！”阿纳托里说着站起来。

跟班约瑟夫把挎包和军刀交给阿纳托里。大家走到前厅。

“皮外套在哪里？”陶洛霍夫说，“喂，伊格纳施卡！你到玛特廖娜那里去一下，问她要皮外套，貂皮外套。我听人家说过怎样拐逃姑娘，”陶洛霍夫挤挤眼，说，“她准是穿着便服从家里半死不活地逃出来，你只要一耽搁，她就会眼泪鼻涕地叫爹喊妈，眼看着就会冻僵，就会闹着要回去，你就得用皮外套把她裹起来，抱上雪橇。”

跟班拿来一件狐皮女斗篷。

“笨蛋，我对你说要貂皮的。喂，玛特廖娜，要貂皮的！”陶洛霍夫大声叫嚷，叫得隔开几个屋子都能听到。

一个美丽瘦削、面容苍白的吉卜赛女人，生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一头黑里带灰的卷发，披着红围巾，臂上搭着一件貂皮外套跑出来。

“没关系，我不会舍不得，你拿去吧。”吉卜赛女人说，看到老爷有点害怕，但又舍不得貂皮外套。

陶洛霍夫没有搭理她，拿起皮外套披在玛特廖娜身上，把她裹起来。

“就是这样。”陶洛霍夫说，“然后这样，”他说着把皮外套领子翻起来，只露出她的一小块脸，“然后再这样，看见吗？”他把阿纳托里的头推到外套领口，从那里可以看见玛特廖娜光艳照人的笑容。

“嗯，再见了，玛特廖娜，”阿纳托里吻着她说，“唉，我在这里的快活日子结束了！替我向斯焦施卡问好。嗯，再见了！再见了，玛特廖娜，你祝我走运吧。”

“哦，公爵，但愿上帝赐您鸿福！”玛特廖娜带着吉卜赛人口音对阿纳托里说。

门口台阶旁停着两辆三驾雪橇，两名年轻的车夫勒住马。巴拉加坐在前面一辆雪橇上，高举双臂，不慌不忙地理着缰绳。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都坐他的雪橇。马卡林、赫伏斯提科夫和跟班坐另一辆雪橇。

“好了吗？”巴拉加问。

“走啦！”巴拉加嚷道，把缰绳绕在手上，雪橇就沿着尼基塔林荫大道往下奔驰。

“驾！让开，喂！……驾！”只听得巴拉加和驭座上小伙子的吆喝声。在阿尔巴特广场，雪橇撞了一辆马车，发出一阵咯嚓声，有人叫了起来，但雪橇又沿着阿尔巴特街奔驰。

巴拉加在波德诺文斯基街跑了两段路，勒住马，然后又回到老马厩街十字路口停下。

小伙子从驭座上跳下来抓住缰绳，阿纳托里和陶洛霍夫下了车，沿着人行道走去。陶洛霍夫走近一家大门，吹了声口哨。有一声口哨回答他，接着跑出来一个使女。

“到院子里来吧，要不会被人看见的，她马上出来。”使女说。

陶洛霍夫留在大门口。阿纳托里跟着使女走进院子，绕过墙角，跑上台阶。

阿赫罗西莫娃的高大跟班加夫里洛迎接了阿纳托里。

“请到夫人那里去一下。”跟班拦住去路，低声说。

“什么夫人？你是谁？”阿纳托里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请进，我是奉命来领路的。”

“阿纳托里！回来！”陶洛霍夫叫道，“变卦了！快回来！”

陶洛霍夫在门口同门房发生了冲突，因为阿纳托里进门后门房想把门锁上。陶洛霍夫用尽力气把门房推开，抓住跑出来的阿纳托里的手臂，把他拉到门外，然后一起向雪橇跑去。

十八

阿赫罗西莫娃在走廊里遇见泪痕满面的宋尼雅，叫她把事情说出来。阿赫罗西莫娃抢过娜塔莎的条子，看了一遍，拿着条子去找娜塔莎。

“贱货，不要脸的东西！”她骂娜塔莎道，“我什么话也不要听！”她推开用惊讶而干燥的眼睛瞧着她的娜塔莎，把她锁在房里，吩咐门房今晚要是有人来，就让他们进来，但别放他们出去，并吩咐跟班把他们带进来，自己则坐在客厅里等候拐骗犯。

加夫里洛进来报告说，来的人都逃走了。阿赫罗西莫娃皱着眉头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在屋里踱了好半天，考虑她该怎么办。深夜十二点光景，她摸着口袋里的钥匙，向娜塔莎房里走去。宋尼雅坐在走廊里痛哭。

“阿赫罗西莫娃夫人，看在上帝份儿上让我进去看看她！”宋尼雅请求说。阿赫罗西莫娃没有理她，打开门径自走进去。“真下流，真可恶……在我家里，贱货……只是她父亲太可怜！”阿赫罗西莫娃想，竭力按捺自己的怒气，“不管有多大困难，我要大家闭上嘴，瞒过伯爵。”阿赫罗西莫娃大踏步走进娜塔莎的房间。娜塔莎双手捂着脸，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阿赫罗西莫娃刚才离开时她就是这样躺着的。

“好哇，太好啦！”阿赫罗西莫娃说，“在我家里约情人幽会！不用装腔，你听着，我在跟你说话。”阿赫罗西莫娃推推她的手，“我在跟你说话，你听着，你这贱货把脸都丢尽了。我本来要你好看，但我可怜你父亲。我不愿让他知道。”娜塔莎没有改变姿势，但全身因剧烈抽噎而不断起伏，阿赫罗西莫娃回顾了一下宋尼雅，在沙发上挨着娜塔莎坐下。

“算他走运，从我手里逃走了，但我找得到他，”阿赫罗西莫娃粗声粗气地说，“我对你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她用一只大手托住娜塔莎的脸，把它转过来。阿赫罗西莫娃和宋尼雅看见娜塔莎的脸都大吃一惊。她眼睛发亮，没有泪水，嘴唇紧闭，双颊凹陷。

“别管我……我没什么……我要死了……”娜塔莎说，拼命挣脱阿赫罗西莫娃的手，仍像原来那样躺着。

“娜塔莎！……”阿赫罗西莫娃说，“我是要你好。你躺着，就这样躺着，我不来动你。你听着……你做了多大的错事，我不来说你，你自己明白。可是你父亲明天回来，叫我怎么向他交代？呃？”

娜塔莎又哭得浑身颤动。

“嗯，他会知道的，还有你的哥哥，还有你的未婚夫！”

“我没有未婚夫，我已经回绝了。”娜塔莎叫道。

“那也一样，”阿赫罗西莫娃继续说，“嗯，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肯罢休吗？他，你父亲，我了解他，他会约他决斗的，这样好吗？呃？”

“哦，别来管我，你们干吗样样都要管！干吗？干吗？谁要你们管？”娜塔莎从沙发上支起身，恶狠狠地瞧着阿赫罗西莫娃喊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阿赫罗西莫娃叫道，又发起火来，“什么，谁把你关起来了？谁拦着不让他到我们家来？为什么他们要把你像吉卜赛女人那样带走？……就算他把你拐走了，你以为就找不到他了？……你父亲，还有你哥哥，还有你的未婚夫就找不到他了？他是无赖，是流氓，就是这么回事！”

“他比你们哪个人都好！”娜塔莎抬起身大声叫道，“要不是你们干涉……唉，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宋尼雅，这是为什么呀？走开！……”娜塔莎哭得那么伤心，只有发觉咎由自取的人才会这样痛哭。阿赫罗西莫娃又要说什么，但娜塔莎又叫起来：“走开，走开，你们都恨我，瞧不起我！”她又扑倒在沙发上。

阿赫罗西莫娃又数落了娜塔莎一顿，教她把这一切瞒着伯爵，并要她明白，只要她娜塔莎决心忘记一切，不让任何人察觉，那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娜塔莎没有回答。她不再大声痛哭，但身子像发冷似的哆嗦着。阿赫罗西莫娃替她垫上枕头，盖了两条被子，亲自给她拿来菩提花茶，但娜塔莎没有理她。

“嗯，让她睡吧！”阿赫罗西莫娃说，走出屋子，以为她睡着了。其实娜塔莎并没有睡着，她脸色苍白，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娜塔莎通夜没有合眼，也没有哭，也没有跟几次起来看她的宋尼雅说话。

第二天早餐前，罗斯托夫伯爵如约从莫斯科郊外庄园回来。他很快活，因为已同买主成交，如今再没有事让他在莫斯科耽搁，不让他回去同伯爵夫人团聚了。阿赫罗西莫娃迎接他，立刻告诉他娜塔莎昨天很不舒服，已派人去请医生，但今天好多了。娜塔莎一早晨没有走出房门。她紧闭干裂的嘴唇，睁着一双呆滞干燥的眼睛坐在窗口，不安地望着街上的行人，慌张地回顾走进屋里来的人。她显然在等他的消息，等他自己上门或者给她送信来。

伯爵上来看她，她听见男人的脚步声不安地回过头来，她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冷漠甚至愤恨的神色。她甚至没有起来迎接父亲。

“你怎么了，我的小天使，病了吗？”伯爵问。

娜塔莎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我病了。”她回答说。

伯爵不安地问她为什么脸色这样难看，未婚夫有没有出什么事。娜塔莎回答他什么事也没有，请他不要担心。阿赫罗西莫娃证实娜塔莎的话，家里平安无事。伯爵从女儿的装病和烦躁中，从宋尼雅和阿赫罗西莫娃的尴尬脸色上清楚地看出，他不在的时候一定出了什么事；但他不敢想象爱女做出什么丢脸的事，再说他十分贪恋愉快的平静，就不再追问，竭力使自己相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只是由于女儿生病而推迟回乡，使他感到有点不快。

十九

自从妻子来到莫斯科那天起，皮埃尔就准备出门，以避免同她待在一起。罗斯托夫一家来莫斯科后不久，娜塔莎给他的印象使他急于去了却一个心愿。他到特维尔巴兹杰耶夫的寡妇那里去，后者答应把亡夫的一批文件交给他。

皮埃尔回到莫斯科，接到阿赫罗西莫娃的来信，请他去商谈一件有关安德烈公爵和未婚妻的要事。皮埃尔避免同娜塔莎见面。他觉得他对她的感情太强烈了，超过一个已婚男子对朋友未婚妻应有的感情。可命运总是偏偏把他同她纠缠在一起。

“出什么事了？他们的事同我有什么相干？”皮埃尔一边想，一边穿衣服准备到阿赫罗西莫娃家去，“但愿安德烈公爵快一点来和她结婚！”皮埃尔在去阿赫罗西莫娃家的路上想。

在特维尔林阴大道上有人呼唤他。

“皮埃尔，回来好久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他。皮埃尔抬起头。一辆由两匹灰马拉的豪华雪橇，上面坐着阿纳托里和他的忠实伙伴马卡林，疾驰而过，溅起了一片雪泥。阿纳托里微微低下头，脸埋在海龙皮领子里，以花花公子军官惯有的姿势笔挺地坐在雪橇上。他脸色红润，精神焕发，歪戴着白翎皮帽，露出撒满雪花的擦过油的鬈发。

“是啊，真是个聪明人！”皮埃尔想，“只图眼前快活，总是无忧无虑，心安理得。我要是能像他那样，什么代价都愿意出！”皮埃尔羡慕地想。

在阿赫罗西莫娃的前厅里，仆人帮皮埃尔脱下外套，告诉他，女主人请他到卧室去。

皮埃尔打开通大厅的门，看见娜塔莎坐在窗口，面容憔悴，怒气冲冲。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皱起眉头，现出冷若冰霜的样子走出屋去。

“出什么事了？”皮埃尔一走进阿赫罗西莫娃的屋里就问。

“好事！”阿赫罗西莫娃回答，“我活了五十八岁，这样丢脸的事还没见过。”在皮埃尔保证不把事情说出去之后，阿赫罗西莫娃就告诉他娜塔莎怎样背着父母回绝了未婚夫，罪魁祸首是阿纳托里，皮埃尔的妻子在阿纳托里和娜塔莎当中牵线，娜塔莎想趁父亲不在跟他私奔，然后秘密结婚。

皮埃尔耸起肩膀，张大嘴巴，听着阿赫罗西莫娃的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安德烈公爵的未婚妻，原先那么可爱的娜塔莎，竟要抛弃安德烈公爵，看中已婚的（皮埃尔知道他已结过婚）傻瓜阿纳托里，甚至疯疯癫癫，情愿跟他私奔！这事皮埃尔简直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

他从小认识的娜塔莎的可爱印象，同她现在这种卑贱、愚蠢和狠心的行为，在他心里怎么也无法联系在一起。他想到他的妻子。“她们都是一路货！”皮埃尔自言自语，想到同坏女人结合，并不是他一人独有的厄运。但他为安德烈公爵难过，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难过。他越痛惜自己的朋友，就越是蔑视甚至憎恨刚才冷若冰霜地从他旁边走过的娜塔莎。他不知道，娜塔莎的心里充满绝望、羞耻和屈辱，她脸上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不能怪她。

“怎么，结婚！”皮埃尔听到阿赫罗西莫娃的话说，“他不能结婚，他结过婚了。”

“那就更恶劣了，”阿赫罗西莫娃说，“好小子！真是个混蛋！可她还在等他，等了两天了。至少要把这事告诉她，叫她别等了。”

阿赫罗西莫娃从皮埃尔那里知道了阿纳托里结婚的详情，把阿纳托里痛骂了一顿，以泄心头之恨，然后告诉皮埃尔找他来的原因。她唯恐罗斯托夫伯爵或者安德烈公爵（他随时可能来到）知道这件她想瞒过他们的事，会同阿纳托里决斗，因此她要皮埃尔以她的名义叫他的内弟离开莫斯科，不许他再让她看见。皮埃尔直到现在才懂得老伯爵、尼古拉和安德烈公爵的处境危险，答应照她的意思去办。阿赫罗西莫娃又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她的要求，就放皮埃尔到客厅去。

“注意，伯爵什么都不知道。你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阿赫罗西莫娃说，“我去对她说不要再等了！你要是愿意，就留下来吃饭。”阿赫罗西莫娃对皮埃尔大声说。

皮埃尔遇见老伯爵。老伯爵心烦意乱。这天早晨，娜塔莎告诉他，她已回绝了安德烈公爵。

“麻烦，麻烦，老弟，”老伯爵对皮埃尔说，“做娘的没有来，对付这些丫头可真麻烦；我真后悔到这里来。我对您无话不谈。您听说了，她没同谁商量就把未婚夫回掉了。老实说，这门亲事我从来就不很称心。就算他是个好人，但违反父亲的意思总不会幸福，再说，娜塔莎也不愁没有人来求婚。但这事毕竟已有好多日子，而她走这一步又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如今她又病了，天知道是怎么搞的！真糟糕，皮埃尔伯爵，做娘的没有来，女儿真难对付……”皮埃尔看到伯爵心情很坏，就竭力把话岔开，但伯爵又回到这件使他苦恼的事上来。

宋尼雅神色慌张地走进客厅。

“娜塔莎不太舒服；她在自己屋里，希望见到您。阿赫罗西莫娃在她屋里，也请您去。”

“对了，您是安德烈公爵的好朋友，她大概有话要您转达，”伯爵说，“哦，天哪，天哪！原来什么都是好好的！”伯爵抓着两鬓稀疏的白发，走了出去。

阿赫罗西莫娃告诉娜塔莎，说阿纳托里是结过婚的。娜塔莎不信，要皮埃尔当面作证。宋尼雅带皮埃尔穿过走廊到娜塔莎屋里去时，把这事告诉了他。

娜塔莎脸色苍白而严厉，坐在阿赫罗西莫娃旁边，看见皮埃尔进来，就用热辣辣亮闪闪的询问目光迎接他。她没笑一笑，也没向他点头，只是一个劲儿地望着他，她的目光只是问：他是阿纳托里的朋友，还是像别人一样是他的仇人？皮埃尔本身对她来说仿佛是不存在的。

“他什么都知道，”阿赫罗西莫娃指着皮埃尔对娜塔莎说，“让他告诉你，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娜塔莎时而望望阿赫罗西莫娃，时而望望皮埃尔，好像一头被追逐的中弹野兽望着猎狗和猎人。

“娜塔莎小姐！”皮埃尔开口说，他垂下眼睛，觉得又是可怜她，又是厌恶他不得不做的这件事，“是不是事实，这对你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那么说他结过婚，这不是真的吧？”

“不，这是真的。”

“他结过婚，早就结过婚吗？”娜塔莎问，“你能起誓吗？”

皮埃尔对她起了誓。

“他还在这里吗？”娜塔莎急急地问。

“是的，我刚才看见他。”

她显然无法再说什么，只做做手势要大家走开。

二十

皮埃尔没有留下来吃饭，立刻离开屋子走了。他乘车到城里四处找寻阿纳托里，一想到他，血就涌上心来，呼吸就感到困难。他不在滑雪场，不在吉卜赛人那里，也不在康莫奈诺那儿。皮埃尔去俱乐部。俱乐部里一切如旧：会员们三五成群坐在一起吃饭，他们招呼皮埃尔，谈论着社会新闻。一个茶房向他请安，他知道他的熟人和习惯，告诉他已在雅座里给他留了个位子，米哈伊尔·扎哈雷奇公爵到图书馆去了，巴维尔·基摩费伊奇还没有来。皮埃尔的一个熟人在谈论天气时问他有没有听到阿纳托里诱拐娜塔莎的事，城里流传着这消息是否属实。皮埃尔笑着回答说，这纯属谣言，因为他刚从罗斯托夫家来。他向人打听阿纳托里，一个说他还没有来，另一个说他今天要来吃饭。皮埃尔看着这些不知道他心事的冷漠的人，感到奇怪。他在几个厅里转来转去，直到客人都上满了，却不见阿纳托里，他没有吃饭就回家了。

皮埃尔所找寻的阿纳托里，那天在陶洛霍夫家吃饭，同他商量怎样补救这件失败的事。他觉得必须同娜塔莎见一次面，傍晚他到妹妹家，同她商量怎样安排这样一次会面。皮埃尔跑遍莫斯科没有找到他，回到家里，听差向他报告说阿纳托里公爵在伯爵夫人那里。伯爵夫人的客厅里正高朋满座。

皮埃尔回来后还没见到过妻子。他走进客厅也没和她打招呼（此刻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恨她），一看见阿纳托里就向他走去。

“哦，皮埃尔！”伯爵夫人走到丈夫面前说，“你不知道我们的阿纳托里现在的处境……”她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因为看见丈夫垂下头，眼睛发亮，步伐坚决，现出疯狂和粗野的可怕神态，就像那次同陶洛霍夫决斗后一样。

“你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伤风败俗的罪恶。”皮埃尔对妻子说，“阿纳托里，来，我有话同你说。”他用法语说。

阿纳托里回头看了妹妹一眼，乖乖地站起来，准备跟皮埃尔走。

皮埃尔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过来，走出屋子。

“你要是胆敢在我的客厅里……”海伦喃喃地说，但皮埃尔没有理她，走了出去。

阿纳托里像平时一样雄赳赳地跟在皮埃尔后面，但脸上现出不安的神色。

皮埃尔走进书房，关上门，眼睛不看阿纳托里，对他说。

“你答应娜塔莎伯爵小姐，要和她结婚吗？你想把她拐走吗？”

“老兄，”阿纳托里用法语回答（他一直都说法语），“你用这样的语气审问我，我认为没有义务回答。”

皮埃尔的脸本来已很苍白，这下子气得变了样。他用一只大手抓住阿纳托里的制服领子，使劲把他摇来晃去，直到阿纳托里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

“我说，我要同你谈谈……”皮埃尔重复说。

“什么，真是胡闹。呃？”阿纳托里说，摸摸连呢子一起撕下的领口纽子。

“你这无赖，坏蛋，我恨不得用这东西砸烂你的脑袋！”皮埃尔说，说得很不自然，因为他说的是法语。他拿起沉重的吸墨器，举起来威胁，随即又放回原处。

“你答应要同她结婚吗？”

“我，我，我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因为……”

皮埃尔打断他的话。

“你有她的信吗？你有信吗？”皮埃尔走近阿纳托里，又问。

阿纳托里瞧了他一眼，立刻伸手到口袋里，掏出皮夹子。

皮埃尔接过递给他的信，推开一张挡路的桌子，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用怕。”皮埃尔说，回答阿纳托里恐惧的神态。“第一，把信给我，”皮埃尔仿佛背书一样说，“第二，”他停了停继续说，又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步，“你明天必须离开莫斯科。”

“但我怎么能……”

“第三，”皮埃尔没理他，继续说，“你同伯爵小姐的事，永远不许再提一个字。这一点，我知道我无法禁止你，但你要是有一点良心的话……”皮埃尔默默地在屋里踱了几次。阿纳托里坐在桌旁，皱紧眉头，咬着嘴唇。

“总之，你必须明白，除了你的快乐之外，还要顾到别人的幸福和安宁，你为了自己寻欢作乐，不惜毁掉人家的一生。拿我老婆那样的女人取乐，这你有权利，她们知道你想从她们身上得到什么。她们会用堕落的经验对付你；但答应同一位姑娘结婚……欺骗她，诱拐她……你怎么不明白，这就同殴打老人或者孩子一样卑鄙！……”

皮埃尔没再说下去，看了看阿纳托里，他的目光已不是愤怒，而是含有询问的神色。

“这个我不明白。呃？”阿纳托里说，看到皮埃尔忍住怒气，胆子大起来，“这个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说，眼睛不看皮埃尔，下颏微微打颤，“但您对我使用卑鄙这一类字眼，我作为一个体面人，可不答应。”

皮埃尔惊讶地对他望望，不明白他想干什么。

“尽管这只是我们两人单独谈话，”阿纳托里继续说，“可我不能……”

“那么，你要我赔礼道歉吗？”皮埃尔嘲笑说。

“至少您得收回您的话。呃？如果您要我照您的意思去办。呃？”

“收回，我收回，”皮埃尔说，“我请你原谅。”皮埃尔看了看扯下的纽扣。“要是你需要路费……”阿纳托里微微一笑。

在妻子脸上经常看到的那种无耻的媚笑，又使皮埃尔按捺不住怒气。

“哦，你们这伙没有心肝的下流坯！”皮埃尔说着走出屋去。

第二天，阿纳托里就到彼得堡去了。

二十一

皮埃尔乘车去阿赫罗西莫娃家，告诉她已照她的意思把阿纳托里撵出莫斯科。一家人都惊惶不安。娜塔莎病得很厉害。阿赫罗西莫娃偷偷告诉他，那天晚上娜塔莎得知阿纳托里结过婚，就吃了偷偷弄到的砒霜。她吞了一点，害怕极了，就弄醒宋尼雅，告诉她干了什么。及时对她采取了解毒的措施，现在她已脱离危险，但身体十分虚弱，不能把她送回乡下。于是就派人去接伯爵夫人来莫斯科。皮埃尔看见了惊惶失措的伯爵和泪流满面的宋尼雅，但没有看见娜塔莎。

那天，皮埃尔在俱乐部吃饭，听见人家到处在谈论诱拐娜塔莎的事，他就竭力辟谣，说只是他的内兄向娜塔莎求婚而遭到拒绝，别的什么事也没有。皮埃尔认为他有责任隐瞒真相，保住娜塔莎的名誉。

皮埃尔提心吊胆地等待安德烈公爵归来，天天都到老公爵那里去打听消息。

老公爵从布莉恩小姐那里听到市里流行的传闻，又看了娜塔莎给玛丽雅公爵小姐要求解除婚约的信。他似乎比原来高兴，盼望儿子早日归来。

阿纳托里走了几天以后，皮埃尔接到安德烈公爵来信，通知他已回家，并请皮埃尔去看看他。

安德烈公爵一到莫斯科，立刻从父亲手里拿到娜塔莎写给玛丽雅公爵小姐要求解除婚约的信（这信是布莉恩小姐从玛丽雅公爵小姐那里偷出来交给老公爵的），又从父亲口里听到娜塔莎私奔未遂的事和一些添油加醋的话。

安德烈公爵头天晚上到家，皮埃尔第二天一早就去看他。皮埃尔原以为安德烈公爵的情绪一定同娜塔莎一样，因此，当他走进客厅，听见安德烈公爵在书房里高声谈论彼得堡的一个阴谋时，不禁大为惊讶。老公爵和另一个人的声音偶尔打断他的话。玛丽雅公爵小姐出来迎接皮埃尔。她叹了一口气，以目示意安德烈公爵在隔壁屋里，显然很同情他的不幸。不过皮埃尔从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脸上看出，她对所发生的事是高兴的，看到哥哥对婚变的态度也是高兴的。

“他说，他早就料到这事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我知道，他自尊心太强，不会轻易流露感情，但他听到这事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好，好得多。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这事就真的全完了？”皮埃尔问。

玛丽雅公爵小姐惊讶地对他看看。她甚至不明白他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皮埃尔走进书房。安德烈公爵的模样已有很大变化，身体显然已养好，但两眉之间新添了一道皱纹。他身穿便服，站在父亲和密歇尔斯基公爵面前，使劲打着手势，争论得很热烈。

他们正在谈论斯佩兰斯基。关于他突然被流放和被诬叛国的消息刚传到莫斯科。

“一个月前，有些人吹捧他（斯佩兰斯基），有些人根本不理解他的意图，如今却纷纷批判他，指责他，”安德烈公爵说，“批判一个失宠的人，把别人的错误都算到他头上，这很容易；但我认为，如果说本朝有什么业绩，那就应归功于他，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安德烈公爵看见皮埃尔，马上停住话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立刻现出愤慨的神色。“子孙后代会对他作出公正评价的。”他说完这话，立刻转身招呼皮埃尔。

“哦，你怎么样？又胖啦？”安德烈公爵热情招呼他，额上新添的皱纹显得更深了，“是的，我很好。”他回答皮埃尔的话，嗨地一笑。皮埃尔明白，他的冷笑表示：“我很健康，但我的健康谁也不需要。”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了几句话，谈到过了波兰边境道路很糟，谈到他在瑞士遇见几个认识皮埃尔的人，还谈到他从国外请来德萨尔先生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接着他又激动地参加两位老人关于斯佩兰斯基的谈话。

“如果有叛国行为和私通拿破仑的证据，那早就向全国公布了！”安德烈公爵愤激地匆匆说，“我个人一向不喜欢斯佩兰斯基，但我喜欢公道。”皮埃尔看出，他这位朋友现在需要激烈地争论同他不相干的事，只是为了压制内心的痛苦。

密歇尔斯基公爵一走，安德烈公爵就挽住皮埃尔的手臂，请他到他住的房间去。房间里放着一张铺好的床、几个打开的手提包和衣箱。安德烈公爵走到一个箱子前，取出一个匣子。他从匣子里拿出一个纸包。这件事他做得很快，一声不响。他站起来，清清嗓子，脸色阴郁，嘴唇紧闭。

“我给你添麻烦，请你原谅……”皮埃尔明白安德烈公爵要谈娜塔莎的事，他的阔脸上现出怜悯和同情的神色。皮埃尔这种神情使安德烈公爵恼火，他就坚决、响亮而不快地说下去：“我接到娜塔莎伯爵小姐的退婚信，还听到你内兄向她求婚之类的消息。这是真的吗？”

“又是真的，又不是真的。”皮埃尔开始说，但被安德烈公爵拦住。

“这是她的信，”安德烈公爵说，“还有她的画像。”他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递给皮埃尔。

“把这交给伯爵小姐……要是你看见她。”

“她病得很厉害。”皮埃尔说。

“那么，她还在此地吗？”安德烈公爵问，“阿纳托里公爵呢？”他急急地添上一句。

“阿纳托里早就走了。娜塔莎病得半死……”

“她病成这样，我真难过！”安德烈公爵说。他冷酷无情地一笑，像他父亲一样。

“这么说，阿纳托里先生没有赏脸向娜塔莎伯爵小姐求婚？”安德烈说，他的鼻子哼了几声。

“他不能结婚，因为他已结过婚了。”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不愉快地笑起来，那神态还是很像他父亲。

“那么他，您的内兄，现在在哪里，我可以问吗？”安德烈公爵问。

“他去彼得堡了……不过我不知道。”皮埃尔说。

“哦，这没关系，”安德烈公爵说，“你转告娜塔莎伯爵小姐，她过去是、现在也是完全自由的，我祝她万事如意。”

皮埃尔拿了那包信。安德烈公爵似乎想到，他是不是还应该说点什么，或者等皮埃尔说点什么，就瞪着一双眼睛望着皮埃尔。

“我说，您记得我们在彼得堡的争论吗？”皮埃尔问，“争论那个……”

“记得，”安德烈公爵连忙回答，“我说过应该宽恕堕落的女人，但我没说过我能宽恕。我不能。”

“但这事能相提并论吗？……”皮埃尔说。安德烈公爵打断他的话，尖声叫道：

“要我重新向她求婚，做个宽宏大量的人吗？……不错，这样做很高尚，但我不会模仿这样的君子。你若愿意同我做朋友，从此就别向我提到她……别提这件事。嗯，再见了。那么你肯转交吗？……”

皮埃尔走出屋子，去看老公爵和玛丽雅公爵小姐。

老头儿似乎比往常兴奋。玛丽雅公爵小姐同平时一样，但皮埃尔看出，她除了同情哥哥之外，还因哥哥解除婚约而高兴。皮埃尔看着他们，明白了，他们对罗斯托夫一家极其蔑视和愤恨，在他们面前甚至不能提到那个扔下安德烈公爵而去爱别人的女人的名字。

吃饭时，大家谈到战争，战争显然临近了。安德烈公爵不停地说话，一会儿跟父亲争论，一会儿跟瑞士教师德萨尔争论，显得比平时活跃，而活跃的原因皮埃尔是十分清楚的。

二十二

当天晚上，皮埃尔去罗斯托夫家执行他的使命。娜塔莎还在床上，伯爵在俱乐部，皮埃尔把信交给宋尼雅，就去看望阿赫罗西莫娃。阿赫罗西莫娃很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十分钟后，宋尼雅来到阿赫罗西莫娃屋里。

“娜塔莎一定要见见皮埃尔伯爵。”宋尼雅说。

“那怎么行，把他带到她那里去吗？你们那里还没有收拾好呢。”阿赫罗西莫娃说。

“不，她已穿好衣服，到客厅去了。”宋尼雅说。

阿赫罗西莫娃只是耸耸肩膀。

“伯爵夫人什么时候到啊，她可叫我等苦了。你注意，什么话也别对她说，”阿赫罗西莫娃对皮埃尔说，“骂她，又不忍心，她真可怜，真可怜！”

娜塔莎站在客厅中央，脸色憔悴、苍白、严峻，一点没有皮埃尔所预料的羞愧神态。皮埃尔进门的时候，她有点慌张，显然犹豫不决，不知该迎上去，还是等他走过来。

皮埃尔急急地走到她跟前。他以为她一定会像往常那样向他伸出手来，但她走到他面前就停住脚步，重重地喘着气，没精打采地垂下双臂，就像走到大厅中央表演唱歌那样，但脸上的表情同唱歌完全不同。

“皮埃尔伯爵，”娜塔莎迅速地说，“安德烈公爵原是您的朋友，现在他还是您的朋友，”她更正说（她觉得现在一切都同以前截然不同），“他当时对我说过，有事可以找您……”

皮埃尔默默地望着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本来他心里一直在责备她，轻视她，但此刻那么可怜她，再也不忍心责备她。

“他现在在这里，请您对他说……请他饶……饶恕我。”娜塔莎没再说下去，呼吸更加急促，但没有哭。

“好……我对他说，”皮埃尔说，“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娜塔莎显然怕皮埃尔会有什么想法。

“不，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她慌忙说，“再也不可能挽回了。我这样伤害了他，我感到很难过。您只要对他说，我求他饶恕，饶恕，饶恕我的一切……”她全身哆嗦，在椅子上坐下来。

皮埃尔心里充满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

“我会告诉他的，我会再次告诉他的，”皮埃尔说，“不过……我想知道一点……”

“知道什么？”娜塔莎的目光问。

“我想知道，您是否爱过……”皮埃尔不知道怎样称呼阿纳托里，一想到他脸就红，“您是否爱过那个坏人？”

“您别叫他坏人，”娜塔莎说，“但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她又哭了。

皮埃尔心里越发充满了怜悯、柔情和疼爱。他感到他的眼镜下流着泪水，他希望没有人看见。

“不要谈了，我的朋友。”皮埃尔说。

他这种温柔、诚恳、亲切的声音忽然使娜塔莎感到惊讶。

“我们不谈了，我的朋友，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但我求您一件事：请您把我看作您的朋友，您要是需要帮助、劝告或者谈谈心，您可以想到我。当然不是现在，而是等您心里平静下来，”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我将感到幸福，要是我能……”皮埃尔心慌意乱了。

“您别这样说，我不配！”娜塔莎大声说，转身要走，但皮埃尔拉住她的手。他知道他还有话要对她说。但他一旦说出来，自己也感到吃惊。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您来日方长！”皮埃尔对她说。

“我？不！我一切都完了！”娜塔莎又羞愧又自卑地说。

“一切都完了？”皮埃尔重复她的话说，“我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我如果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最出色的男人，而且是自由的，我立刻就会跪下向您求婚的。”

娜塔莎许多天来第一次流出了感激和热情的眼泪。她瞧了瞧皮埃尔，走出屋子。

皮埃尔跟在她后面快步走到前厅，勉强忍住哽住喉咙的热情和幸福的泪水，把皮外套往身上一披，坐上雪橇。

“您现在去哪儿？”车夫问。

“去哪儿？”皮埃尔问自己，“现在还能去哪儿？难道去俱乐部或者去作客？”同他所体验的热情和爱情相比，同娜塔莎含着眼泪温柔而感激地对他的最后一瞥相比，人人都显得可怜而庸俗。

“回家。”皮埃尔说，尽管天气冷到零下十度，他却敞开熊皮外套，挺起宽阔的胸膛，快乐地呼吸着。

天气严寒而晴朗。在昏暗肮脏的街道上空，在黑黯的屋顶之上是一片幽暗的星空。皮埃尔仰望天空，才不再觉得，同他心灵的高度相比，尘世的一切是多么卑下。雪橇到了阿尔巴特广场，皮埃尔眼前展开一片广漠幽暝的星空。几乎就在圣洁林阴大道上空的中央，那颗巨大明亮的一八一二年彗星，被众星烘托着，它离地面最近，它的白光和上翘的长尾巴显得与众不同。据说，这颗彗星预示着种种灾难和世界末日。但这颗拖着长尾巴的明星并没有在皮埃尔心里引起丝毫恐惧的感觉。相反，皮埃尔快乐地含泪望着这颗明亮的星星。彗星仿佛以极快的速度沿着抛物线飞过广漠无垠的天空，突然像一支利箭射向地球，在夜空中所选定的地点停住，倔强地翘起尾巴，在闪闪发光的星星中放射着白光。皮埃尔觉得，这颗彗星同他迎接新生活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十分协调。

第三卷

第一部

一

西欧军队从一八一一年年底起开始加强装备和集中。一八一二年这支几百万人的大军（包括辎重队和供养人员）浩浩荡荡自西向东往俄国边境移动；俄国军队从一八一一年起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界。于是战争爆发了，也就是发生了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事。几百万人犯下了全世界法庭在多少世纪里都记录不完的罪恶：暴行、欺骗、背叛、盗窃、伪造文件、印制伪钞、抢劫、纵火和杀人，但干这些事的人却并不认为这是犯罪。

这个非常事件是由什么引起的？它的起因是什么？史学家们天真地断定，这事的起因是奥登堡大公的受辱、大陆体制的破坏[136]、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官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勉采夫或塔列兰[137]在朝觐和晚会的间隙用心写一篇巧妙的通牒，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信表示“仁兄陛下，我同意把公国归还奥登堡大公”，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当时人们这样看待此事是可以理解的。拿破仑认为战争是由英国的阴谋引起的（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这样说过），这也可以理解。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登堡大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对他施加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使欧洲破产的大陆体制；老兵和将军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利用他们打仗；当时正统派认为必须恢复良好准则；当时外交官们认为，一切都是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没有很好地瞒过拿破仑，第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词不当所造成。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人们提出无穷无尽的诸如此类的原因，因为他们持有无穷无尽的不同观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后代人全面观察既成事实，探究它简单而可怕的含义，这些原因就显得不够充分了。我们无法理解，几百万基督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因为拿破仑野心勃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登堡大公受了屈辱。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情况同互相残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由于大公受辱，成千上万的人就得从欧洲那一边前来屠杀和扫荡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居民，而他们自己也被人杀害。

我们这些后代人不是历史学家，不迷恋于研究事件的过程，因此能用清醒的头脑按常理来观察事物，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原因。越是深入探究，我们发现的原因也就越多。每一个个别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同样正确无误的；但由于它们本身的微不足道，同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就显得荒诞不经；而且，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其他原因，它们也就不能起作用，从这点上说，它们同样是荒诞不经的。我们认为，一个法国军士愿意服第二期兵役，就像拿破仑不肯把军队撤回维斯瓦河对岸，不肯归还奥登堡公国那样，都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因为，如果那个军士不愿服兵役，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肯服兵役，拿破仑军队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战争也就不会发生。

如果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撤到维斯瓦河对岸而恼怒，不命令军队进攻，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服第二期兵役，战争也就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登堡大公这个人物，如果亚历山大不感到屈辱，如果没有俄国专制政府，没有法国革命以及随后的专政和帝制，没有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事件，等等，战争也就不会发生。这些原因只要少了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应该说，所有这些原因，亿万个原因，凑合在一起，才造成了这个事件。由此可见，这个事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原因，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非发生不可。几百万人丧失人性和理智，由西向东去屠杀同类，就像几世纪前由东向西去屠杀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似乎决定事件的发生与否，其实他们的行为就像凭抽签或应征而入伍的士兵那样，都是不由自主的。情况不能不是这样，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事件仿佛就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得以实现，必须具备无数凑合在一起的条件，缺少一个，事件就不会发生。这几百万人，这些射击和运送粮草和枪炮的士兵，他们具有实力，但他们必须愿意执行个别软弱无能的人的意志，并受无数错综复杂原因的驱使，事件才会发生。

对历史上非理性的现象（就是我们无法懂得其理性的现象），我们还是不得不用宿命论来解释。我们越是要理性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就越觉得它们缺乏理性，难以理解。

人人都为自己而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来达到个人目的，并且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做某件事或者不可以做某件事；但一旦他做了那件事，那件事就无法挽回，就属于历史事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注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个人生活越是无所追求，他的生活就越自由；一是自然的群体生活，他在这方面必须遵守既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自己而活着是自觉的，但被利用来达到某种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却是不自觉的。做过的事无法挽回，这件事同千百万别人的事合在一起，就具有历史意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联系的人越多，他对别人的权力就越大，他的每一行动就越明显地表现为注定的，必然的。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手里。”

帝王是历史的奴仆。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群体生活，它利用帝王分分秒秒的生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比任何时候更能决定本国人民流不流血（正像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所写的那样），他也比任何时候更加服从必然规律，被迫为共同事业、为历史完成应该完成的事，但他却以为他的行动可以随心所欲。

西方人到东方去互相杀戮。根据综合规律凑合起来、导致这场运动、导致这场战争的千百个细小的原因，其中有：对违反大陆体制的指摘；奥登堡大公的受辱；军队向普鲁士推进，照拿破仑的看法，只是为了用武力取得和平；法国皇帝符合民意的好战的本性和习惯；对大规模备战的迷恋；备战的费用；为了抵偿这笔费用而必须取得利益；在德累斯顿接受令人陶醉的荣誉[138]；当代人认为出于和平诚意而其实只是损害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符合所发生事件的千百万个其他原因。

苹果熟了就落下来，但它为什么落下来？是因为地心吸力，是因为果柄干枯，还是因为苹果被太阳晒熟，果实变重了，因为风吹动它，还是因为站在树下的孩子想吃它？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由于发生重大的有机的自发事件所需条件的偶合。植物学家发现苹果落下是纤维质腐烂等原因造成的。站在树下的孩子说，苹果落下是因为他想吃并为此作了祷告。他们的说法同样都是又对又不对。有人说，拿破仑到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去那里，他的灭亡是因为亚历山大要他灭亡；另外有人说，一座被挖空的大山塌陷是因为最后一个工人挖了最后一镐土。这两种说法同样都是又对又不对。历史事件中的所谓大人物，其实只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同事件本身的关系极小，就像标签一样。

他们的每一行动，他们自以为是由他们的意志决定的，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而是同历史的全部进程相关联，由永恒的力量注定的。

二

拿破仑在德累斯顿逗留了三星期，一直被亲王、公爵、国王，甚至一个皇帝所包围。五月二十九日，他离开德累斯顿。临行前，他对得宠的亲王、国王和皇帝安抚有加，对他所不满的国王和亲王予以训斥，把他的（其实是他从别的国王那里抢来的）珍珠钻石送给奥籍皇后玛丽·路易丝。史学家说，他还亲热地拥抱了玛丽·路易丝，给她留下难以忍受的离别的悲痛。玛丽·路易丝以拿破仑夫人自居，其实拿破仑在巴黎另有妻室。尽管外交家们坚信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并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尽管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信中称他为仁兄陛下，并诚恳地说他不希望发生战争，他将永远敬爱他——拿破仑还是深入部队，在每一站发布命令，要部队加速东进。他坐了一辆六驾旅行马车，在侍童、副官和卫兵簇拥下，沿着通波森、托恩、但泽和柯尼斯堡的大道前进。他每到一个城市，人们都情绪热烈而又提心吊胆地迎接他。

部队自西向东推进。拿破仑每到一站，都有替换的六匹马等着他。六月十日，他赶上部队，在维尔科维斯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里过了一夜，那地方是特地为他准备的。

第二天，拿破仑追上部队，乘四轮马车来到涅曼河边。他换上波兰军服，来到岸边视察。

拿破仑看见河对岸的哥萨克和辽阔的草原，那里有着圣城莫斯科，好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西徐亚王国的京城。他出人意料，违反战略和外交原则，下令继续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就开始横渡涅曼河。

六月十二日清晨，拿破仑走出当天搭在涅曼河左岸陡坡上的营帐，用望远镜观察他的军队怎样从维尔科维斯森林拥出来，通过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军队知道皇帝在场，都用眼睛寻找他。他们看到一个身穿外套、头戴礼帽的人离开随从，站在营帐前的山坡上，便纷纷把帽子往上抛，同时高呼：“皇上万岁！”接着他们就川流不息地从隐蔽的大森林里拥出来，通过三座浮桥登上对岸。

“这下子行了！哦！只要他亲自出马，事情就好办了。真的……瞧他……皇上万岁！瞧，那里就是亚细亚草原……但那是个令人讨厌的国家。再见，波舍。我将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走运。你看见皇上了？万岁！我要是做上印度总督，纪拉德，我就封你做克什米尔大臣……万岁！那不是皇上！看见吗？我见过他两次，就像现在看见你这样近。小个子的军人……我看见他给一个老兵戴十字章……皇上万岁！”响起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老人和青年的声音。人人脸上现出同样的表情：为期待已久的进军欢天喜地，对那个站在山上穿灰外套的人表示无限忠诚。

六月十三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身量不高的纯种阿拉伯马。拿破仑骑上马，向涅曼河上一座桥飞驰。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使他震耳欲聋，而他之所以忍受着，只因为不能禁止大家向他表示爱戴。不过，这种不绝于耳的欢呼声使他心烦意乱，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能好好思考自从他来到军队后一直盘绕在心里的军事问题。他驰过摇晃的浮桥来到对岸，向左急转弯，朝科夫诺的方向飞跑，近卫猎骑兵兴高采烈地跑在前面给他开路。他跑到宽阔的维利亚河边，在岸上波兰枪骑兵团营地旁边停下来。

“万岁！”波兰人也大声欢呼，他们争先恐后地看他，乱了队形。拿破仑望了望这条河，下了马，在岸边一段圆木上坐下。他默默地打了个手势，随从递给他一支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搁在一名跑到他跟前的快乐的侍童背上，向对岸眺望。然后他聚精会神地察看摊在木头上的地图。他没有抬起头，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两名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驰去。

“什么？他说什么？”当一名副官跑近波兰枪骑兵时，队伍里有人问。

拿破仑下令找一处浅滩过河。一个容貌清秀的波兰枪骑兵老上校，脸涨得通红，激动得语无伦次，问副官可不可以让他不找浅滩，带着他的枪骑兵泅水过河。他像一个要求骑马而唯恐遭到拒绝的孩子，要求允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说，皇帝对这种过分的热情大概不会有意见。

副官话音一落，留小胡子的老军官就容光焕发，两眼发亮，举起指挥刀，喊了一声“万岁”，命令枪骑兵跟他一起过河。他刺了刺马，向河边驰去。他恶狠狠地刺了一下迟疑不前的马，马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向急流深处游去。几百名枪骑兵跟着他跳进河里。河中心和急流处又冷又危险。枪骑兵相互纠缠，掉下马来，有些马淹死了，有些人也淹死了，其余的人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抓住马鬃，努力游过河去。他们努力向对岸游去，尽管半俄里外就有浅滩，但他们以当着那人的面泅渡和淹死为荣，尽管那人坐在木头上，对他们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副官回来后，找了个适当的机会，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心。这时，这位身穿灰外套的小个子站起来，把贝蒂埃叫到身边，同他一起在岸上来回踱步，向他发命令，偶尔不高兴地望望分散他注意力的在河里淹死的枪骑兵。

他相信，不论他来到什么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草原，都能使人们如痴如醉，这种信念在他已不新鲜了。他吩咐把马牵来，然后上马回营。

尽管派了船只去抢救，仍有四十来人在河里淹死。多数人都挣扎着游回原来的岸上。上校和几个人游过了河，好容易才爬上对岸。他们一上岸，身上湿透的衣服还淌着水，就高呼“万岁”。他们欢天喜地地望着拿破仑站过的地方，感到非常幸福。

那天晚上，拿破仑下了两道命令：一道要尽快把印制好的俄国伪钞运来，以便拿到俄国使用；另一道是枪毙一个撒克逊人，因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写有法军部署情报的信件。除了这两道命令之外，他又下了一道命令：把那个自愿跳到河里的波兰上校列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要谁灭亡，就先让谁丧失理智！[139]

三

俄国皇帝在维尔诺住了一个多月，不是检阅军队，就是观看演习。尽管大家都认为要爆发战争，而皇帝也为此特地从彼得堡驾临，但对战争却毫无准备，没有一个总的作战计划。计划虽提出几种，但决不定采用哪一种。这种举棋不定的局面，在皇帝亲临大本营一个月后就显得更加突出。三路军马各有各的总司令，但没有一位最高统帅指挥全军，皇帝本人也没有接受这个名义。

皇帝在维尔诺待得越久，大家对战争就越厌倦，备战工作也做得越少。皇帝左右的人一心只想让皇帝过得轻松愉快，把当前的战争置诸脑后。

六月间，在波兰贵族、廷臣和皇帝出面举行多次舞会和宴会之后，一名波兰侍从武官想以侍从武官的名义为俄国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建议被大家高兴地采纳了。俄国皇帝表示首肯。侍从武官们认捐了这笔款子。一位最得皇帝欢心的女人被邀请担任舞会女主人。维尔诺省地主别尼生伯爵提供郊区别墅举行这一盛会。最后决定六月十三日在别尼生伯爵扎克莱特别墅举行宴会、舞会、赛船和焰火会。

就在拿破仑下令横渡涅曼河、他的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越过俄国边境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在别尼生别墅里参加侍从武官们为他举行的舞会。

这是一次快乐的豪华晚会。行家们说，这么多美人聚集在一起真是少见。海伦伯爵夫人也同其他俄国贵妇一起，随同皇帝从彼得堡来到维尔诺。在这次舞会上，她那俄国式丰满身段使瘦小的波兰贵妇们黯然失色。她很引人注目，连皇帝都同她跳了一次舞。

保里斯把妻子留在莫斯科，以单身汉身份参加了这次舞会。他虽不是侍从武官，但也捐了一大笔钱给舞会。保里斯现在已有钱有势，不再求人庇护，而可以跟同辈中的显贵平起平坐。

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大家还在跳舞。海伦没有找到合适的舞伴，就自动邀请保里斯跳玛祖卡舞。他们是第三对。保里斯一面瞧着海伦从深色绣金薄纱连衣裙里露出来的光彩夺目的光肩膀，一面同她谈论一些老相识，同时情不自禁地一直悄悄盯住舞厅里的皇帝。皇帝没有跳舞，他不断拦住这一对或那一对舞侣，说几句只有他会说的亲切的话。

玛祖卡舞开始时，保里斯看见皇帝的亲信之一，侍从武官巴拉歇夫违反宫廷礼仪，走到正在跟一位波兰贵妇人说话的皇帝跟前。皇帝跟贵妇人说完话，用询问的目光瞧了他一眼，显然明白巴拉歇夫这样做必有重要原因，就对贵妇人微微点点头，转身招呼巴拉歇夫。巴拉歇夫一开口，皇帝脸上就现出惊讶的神色。他挽住巴拉歇夫的手臂，同他一起穿过大厅，两边的人自然而然地让出一条两三码宽的路来。当皇帝同巴拉歇夫一起走过时，保里斯发现阿拉克切耶夫神色激动。阿拉克切耶夫皱起眉头瞧着皇帝，酒糟鼻子呼哧着，他从人群中出来，似乎在等皇帝同他说话。保里斯知道，阿拉克切耶夫嫉妒巴拉歇夫，对一件重要消息不经过他而直接奏闻皇上，感到很不痛快。

但皇帝跟巴拉歇夫却没有注意阿拉克切耶夫，径自走到灯火辉煌的花园。阿拉克切耶夫摁住长剑，忿忿地向周围打量着，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二十来步。

保里斯继续跳玛祖卡舞，心里却一直琢磨着，巴拉歇夫带来了什么消息，怎样才能比别人早知道这个消息。

在跳舞过程中需要挑选两个舞伴，保里斯对海伦低声说，他想挑选已去露台的波托茨卡雅伯爵夫人，说着就在镶木地板上滑过去，然后走到花园里。他发现皇帝同巴拉歇夫在露台上，立刻站住。皇帝同巴拉歇夫向门口走来。保里斯仿佛来不及退避，慌了手脚，只得恭恭敬敬地把身子贴在门框上，低下头。

皇帝仿佛受到了侮辱，激动地说：

“对俄国不宣而战。只要俄国国土上还有一名武装的敌人，我决不讲和。”保里斯觉得皇帝说这话很痛快，对自己表达思想的方式很得意，但因他的话被保里斯听到，有点不高兴。

“要严格保密！”皇帝皱着眉头补充说。保里斯懂得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就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皇帝回到大厅，在舞会上又待了半小时光景。

保里斯第一个知道法军渡过涅曼河，因此他可以向某些要人炫耀他消息灵通，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这样也就可以抬高他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地位。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在徒然等待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传来，而且又是在舞会上，这就特别使人感到意外。皇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愤怒和屈辱，就说出那句充分表达他情绪、他自己也很喜欢而日后成为名言的话。皇帝回到大本营，凌晨两点钟召见秘书希施科夫，叫他给军队写一道命令，又给陆军元帅萨尔蒂科夫下了一道圣旨，坚持要在命令里写上“只要俄国国土上还有一名武装的法军，我决不讲和”这句话。

第二天，皇帝给拿破仑写了下面的信：

仁兄陛下！昨天得悉您的军队不顾我仍真诚信守对陛下的义务而越过俄国国境。我刚才接到彼得堡洛里斯东伯爵[140]送来的照会，告知这次入侵是因为，自从库拉金公爵[141]申请护照时开始，陛下就认为同我处于敌对状态。巴萨诺公爵[142]据以拒发护照的理由，决不能使我相信，我的大使的行为能成为进攻的借口。事实上，正如大使本人所声明的，他并非奉我的命令提出此项申请；我得悉此事，立即对他表示不满，并要他照旧供职。陛下如果不愿因此种误会而导致两国臣民流血，并同意把您的军队撤出俄国领土，我对所发生的一切决不计较，我们两国仍可和睦相处。如其不然，我将被迫反击并非由我方挑起的进攻。陛下，您现在仍有可能使人类避免一场新的战争浩劫。

亚历山大（签名）

四

六月十四日凌晨二时，俄国皇帝召见巴拉歇夫，向他宣读致拿破仑的信，然后命令他将此信亲自递交法国皇帝。俄国皇帝在派遣巴拉歇夫时，又说了一遍只要俄国国土上还有一名武装的敌人他就不讲和的话，并命令他务必把这话转达给拿破仑。俄国皇帝没有把这句话写在信里，因为他深谋远虑，认为在最后一次争取和解的时刻把这句话写在信里是不妥当的，但他命令巴拉歇夫务必把这话面告拿破仑。

六月十四日，巴拉歇夫在一名号手和两名哥萨克护送下，黎明时分到达涅曼河畔的雷康泰村法军前哨。他被法国骑哨拦住。

一个身穿红军服、头戴皮帽的法国骠骑兵士官，喝令骑马过来的巴拉歇夫站住。巴拉歇夫没有立刻停下，继续缓步前进。

那个士官皱起眉头，破口大骂，用马的胸部拦住巴拉歇夫，一手握住马刀，粗暴地向俄国将军吆喝，问他是不是聋子，怎么没听见人家在对他说话。巴拉歇夫报了姓名身份。士官就派士兵去报告军官。

士官不再理会巴拉歇夫，径自跟同伴谈团里的事，对俄国将军连看也不看一眼。

巴拉歇夫地位显赫，接近最高当局，一向受人尊敬，三小时前还同皇帝谈过话，此刻在俄国领土上看见人家这样敌视他，对他这样蛮横无礼，不禁大为惊讶。

太阳刚从乌云后面升起，空气清新，饱含露水。牲口从村子里被赶到大路上。云雀大声鸣啭，一只只从田野里腾飞起来，好像一个个水泡从水里冒起。

巴拉歇夫环顾四周，等待军官从村里出来。几名俄国哥萨克、号手和法国骠骑兵偶尔默默地对视一下。

一位法国骠骑兵上校大概刚起床不久，骑着一匹灰色骏马，在两名骠骑兵护送下从村里出来。军官、士兵和他们的马都精神饱满，服饰整齐。

这是战争初期，军容还很整洁，就像平时检阅一样，只是外表上看起来更加威武，精神上也带有战争初期常有的昂奋。

法国上校勉强忍住呵欠，彬彬有礼，显然知道巴拉歇夫负有重要使命。他陪巴拉歇夫经过法国兵的散兵线，并对巴拉歇夫说，他要求谒见皇帝的愿望大概很快就能实现，因为据他所知，皇帝的行宫离此不远。

他们骑马穿过雷康泰村，经过法国骠骑兵系马处，从岗哨和士兵旁边走过。士兵们向上校致敬，好奇地打量着俄国军服。法国上校和巴拉歇夫来到村庄的另一头。上校说，师长在两公里之外，他将接待巴拉歇夫，并陪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太阳高高升起，欢乐地照耀着碧绿的田野。

他们刚经过一家酒店上山，就看见一群人骑马从山下迎面跑来。领头的是一个高个子。他头戴花翎帽，乌黑的鬈发垂到肩上，身披红斗篷，两条长腿按照法国人骑马的姿势向前伸出。他骑着一匹乌骓马，马具在阳光下熠熠放光。这人迎着巴拉歇夫跑，他的花翎、宝石和金饰在六月的阳光下飘动，闪闪发亮。

巴拉歇夫离开这位戴有手镯、翎毛、项链和金饰，脸上现出得意扬扬的戏剧性表情的骑士只有两马远，法国上校尤尔纳就彬彬有礼地低声说：“那不勒斯王。”果然他就是缪拉[143]，如今被称为那不勒斯王。虽然谁也不明白他怎么成了那不勒斯王，但既然人家这样称呼他，他也就以此自居，并且摆出一副更加威严庄重的神气。他满心相信他真是那不勒斯王，在离开那个城市前夜，他同夫人在城里街上散步，有几个意大利人向他欢呼：“国王万岁！”[144]他带着苦笑对夫人说：“可怜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他们！”

不过，尽管他坚信他是那不勒斯王，并对他将抛下的臣民的悲伤表示同情，最近，在他奉命复职后，尤其是在但泽见到拿破仑（当时身为至尊的内兄对他说：“我立你为王，是要你照我的方式治国而不是照你的方式治国。”）后，他就驾轻就熟，高兴地工作起来。他好像一匹精壮而并不肥胖的马，感到自己套上车，穿上华丽的马衣，得意扬扬地在波兰的大道上奔驰，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去干什么。

他看见俄国将军，就摆出国王的架子，神气活现地昂起他那卷发垂肩的头，用询问的目光望了望法国上校。上校恭恭敬敬地向国王陛下转达了巴拉歇夫的重要使命，但说不清他的名字。

“德—波尔—玛歇夫！”那不勒斯王说，断然帮助上校克服发音上的困难，“幸会，幸会，将军！”他摆出一副恩德无量的神气添加说。国王一开口急促而大声地说话，便顿时失去国王的威风，不知不觉用他固有的和蔼可亲的语气说话。他把一只手放在巴拉歇夫坐骑的颈子上。

“哦，将军，看来是要打仗了。”他说，仿佛无法判断局势而感到遗憾。

“陛下，”巴拉歇夫回答，“我国皇帝不愿打仗，陛下是知道的。”巴拉歇夫说。左一个“陛下”，右一个“陛下”，这对没有听惯这一称呼的人来说，就觉得有点做作。

缪拉听德—波尔—玛歇夫说话，脸上现出一种傻乎乎的得意神色。但是，国王有国王的责任：他觉得身为国王和盟友，应该同亚历山大的使者谈谈国家大事。他跳下马，挽着巴拉歇夫离开恭候他的侍从几步来回走着，竭力谈得煞有介事。他提到，拿破仑皇帝因为俄国要他从普鲁士撤兵很生气，尤其是因为这事张扬开来，有损法国的尊严。巴拉歇夫说，这个要求并不损害谁，因为……这时缪拉打断他的话说：

“这样说来，您认为祸首不是亚历山大皇帝啰？”他突然露出和蔼的傻笑说。

巴拉歇夫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战争是拿破仑发动的。

“哦，我亲爱的将军，”缪拉又打断他的话，“我衷心希望两国皇帝能自己解决争端，也希望这场我不愿看到的战争尽早结束。”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一个仆人，尽管主人之间发生争吵，他还是希望他们做仆人的仍是好朋友。接着他就问到亲王，问到亲王的健康，并回忆和他一起在那不勒斯度过的快乐日子。然后，缪拉仿佛突然想到自己的国王身份，威严地挺直身子，摆出加冕时的姿态，挥动右臂说：“我不再耽搁您了，将军；祝您顺利完成使命。”他摆动绣花红斗篷和花翎，身上的宝石闪闪发亮，向恭候他的侍从走去。

巴拉歇夫继续前进，听了缪拉的话满以为很快就能谒见拿破仑本人。但他并没能很快见到拿破仑，达武[145]军的哨兵在下一站又拦住他，找来一位军长副官，把他带到村里去见达武元帅。

五

拿破仑手下的达武，就像亚历山大手下的阿拉克切耶夫，不过他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胆小，但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卖力和残忍，而且靠残忍来向皇上表示忠诚。

政府机关中需要这种人，就像自然界需要狼一样。尽管这种人的存在和接近政府首脑不是好事，但他们总是存在，总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唯有这种需要才能解释，为什么残忍得竟会亲手扯下掷弹兵的胡子、神经衰弱得无法经受危险、缺乏教养、出身庶民的阿列克切耶夫能在骑士般高尚而又性格温和的亚历山大手下保持那么大的权力。

达武元帅坐在农家棚屋的一只小木桶上，巴拉歇夫看见他正在查账。副官站在他旁边。达武元帅本可以找到较好的住处，但他故意找个最阴暗的生活环境，以适应他那阴暗的心情。这种人总是忙个不停。“你看，我在肮脏的棚屋里坐在木桶上工作，哪里谈得到什么享受！”他脸上的表情这么说。这种人的主要乐趣就在于，别人轻松愉快，他们却忙个不停。巴拉歇夫被领进屋去，达武就有机会享受这种乐趣了。这位俄国将军进来时，他干得更来劲。接着他从眼镜上方看了一下巴拉歇夫由于天气晴朗又同缪拉谈过话而容光焕发的脸，没有起立，甚至没有动一下身子，而是把眉头皱得更紧，恶毒地冷冷一笑。

达武发现巴拉歇夫对这样的接待露出不满的神色，就抬起头来，冷冷地问他有什么事。

巴拉歇夫认为达武这样接待他，可能是因为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武官，并且是代表皇帝来见拿破仑的，连忙说出他的身份和使命。不料达武听了他的话，变得更加傲慢无礼。

“你的公文呢？”他说，“交给我，我来呈交皇上。”

巴拉歇夫说，他奉命把公文面交皇帝。

“你们皇帝的命令只能在你们的军队里执行。在这里，”达武说，“叫你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

达武仿佛要让俄国将军更感觉到他是处在暴力之下，就派副官去把值日官找来。

巴拉歇夫取出放皇帝信件的文件袋，把它放在桌子上（所谓桌子是一块搁在两个桶上的门板，门板上还留有扯开的铰链）。达武拿起文件，读封套上的字。

“您尊敬不尊敬我，悉听尊便，”巴拉歇夫说，“但我要提请您注意，我的身份是皇帝陛下的侍从武官……”

达武默默地对他瞧了一眼，巴拉歇夫脸上的激动和窘态显然使他高兴。

“你会得到适当的招待。”达武说，把信放进口袋，走出棚屋。

过了一会儿，元帅的副官德·卡斯特先生走来，把巴拉歇夫领到替他准备好的住处。

当天，巴拉歇夫就在那间棚屋的门板上同元帅一起进餐。

第二天，达武一早就要出门，临行前他把巴拉歇夫请来，威风凛凛地对他说，请他留在这里，如接到命令，就带着行李一起出发，除了德·卡斯特先生之外，不得同任何人说话。

在过了四天孤独、寂寞和屈辱的生活后（由于不久前他还处身于显贵人物中间，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巴拉歇夫被带到如今被法军占领的维尔诺，走的正好是他四天前出来的那个城门。

第二天，皇帝侍从蒂雷纳先生来找巴拉歇夫先生，向他转告拿破仑皇帝愿意接见他。

巴拉歇夫被领去的那座房子，四天以前，门口还站着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的哨兵，而现在这里却站着两个身穿胸前敞开的蓝军服、头戴皮帽的法国掷弹兵，一队警卫骠骑兵和枪骑兵，还有几个服饰漂亮的副官、侍童和将军，他们都在门口围着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警卫骑兵路斯坦，等待拿破仑出来。拿破仑就在几天前亚历山大派遣巴拉歇夫的维尔诺房子里接见他。

六

巴拉歇夫虽见惯宫廷的豪华，但拿破仑皇帝的穷奢极侈还是使他吃惊。

蒂雷纳伯爵把他领到一个巨大的接待室，那里已有许多将军、宫廷侍从和波兰贵族在等候接见，其中有不少人巴拉歇夫在俄国宫廷里见过。迪罗克说，拿破仑皇帝将在骑马散步前接见他。

几分钟后，值班侍从走进大接待室，彬彬有礼地向巴拉歇夫鞠了一躬，请他跟他去。

巴拉歇夫走进小接待室，那里有一道门通书房，几天前俄国皇帝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派他出使的。巴拉歇夫站着等了一两分钟。门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扇房门迅速地打开，开门的侍从彬彬有礼地站住，室内鸦雀无声。接着书房里传来另一个人稳健而有力的脚步声，原来是拿破仑。他刚梳洗完毕，准备骑马出去。他身穿蓝军服，敞开前襟，露出遮住他大肚子的白背心，下身穿一条裹紧短胖大腿的驼鹿皮裤，脚蹬高筒皮靴。他的短头发显然刚梳过，有一绺垂到宽阔的前额当中。他那从军服黑领子里露出来的白胖脖子很显眼，他身上散发出香水味。他那下巴突出的年轻的胖脸上，显出皇帝接待使臣时的庄严而仁慈的神情。

拿破仑走出来，每走一步身子就抖动一下，头稍稍往后一仰。他那矮胖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突出的肚子和胸部赋予他一种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男子庄重威严的神态。此外还看得出，他这天情绪极好。

巴拉歇夫恭恭敬敬地向拿破仑鞠躬，拿破仑向他点头答谢。他走到巴拉歇夫面前，立刻开口说话，仿佛珍惜每分钟时间，不屑于思考措词，而自信他说的话总是正确得体的。

“您好，将军！”拿破仑说，“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信我已收到，见到您很高兴。”他用他那双大眼睛瞧了瞧巴拉歇夫的脸，立刻就向远处望去。

显然，他对巴拉歇夫个人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想的事。他身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全世界一切都是受他意志支配的。

“我不要打仗，过去不要，现在也不要，”他说，“我是被迫进行战争的。就是现在（他强调现在两个字），我也愿意听听您的解释。”接着他扼要地说明他对俄国政府不满的原因。

从法国皇帝温和而友好的语气判断，巴拉歇夫坚信他希望和平，愿意谈判。

拿破仑说完，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俄国使臣。这时巴拉歇夫就说出早已准备好的话：“陛下！我国皇帝——”但法国皇帝直视的目光使他发窘。“您发慌了，不要紧张。”拿破仑仿佛这么说，含笑看着巴拉歇夫的军服和长剑。巴拉歇夫定了定神，又说下去。他说，亚历山大皇帝认为库拉金申请护照一事不能构成开战的充分理由，库拉金这样做是自作主张，没有取得亚历山大皇帝的同意，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这事同英国也没有任何关系。

“还说没有。”拿破仑插嘴说，仿佛担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皱起眉头，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巴拉歇夫说下去。

巴拉歇夫把奉命要说的话都说了，又说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同意进行谈判，但要有一个条件……巴拉歇夫迟疑了一下。他想起亚历山大皇帝的那句话，那句话虽没有写进信里，但命令务必把它写进给萨尔蒂科夫的诏书里，并命令巴拉歇夫当面转告拿破仑。巴拉歇夫记得那句话：“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名武装的敌人，我决不讲和。”但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阻止他这样做。他想说这句话，但是说不出口。他迟疑了一下，说：“条件是法国军队必须撤到涅曼河西岸。”

拿破仑发现巴拉歇夫说最后一句话时的窘态，拿破仑的脸抽搐了一下，左腿肚也有节奏地颤动起来。他站在原地不动，话说得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巴拉歇夫听拿破仑说话，几次垂下眼睛，不由得注意到拿破仑左腿的颤动，他说话的声音越高，左腿的颤动也越厉害。

“我希望和平并不亚于亚历山大皇帝，”拿破仑说，“十八个月来我不是一直在努力争取和平吗？十八个月来我一直等待着解释。为了谈判，我还能做什么呢？”他皱着眉头说，他那白胖的小手使劲做着疑问的手势。

“把您的军队撤到涅曼河西岸，陛下。”巴拉歇夫说。

“撤到涅曼河西岸？”拿破仑反问了一句，“那么，现在就要我撤到涅曼河西岸，只要撤到涅曼河西岸就行了？”拿破仑对直瞧了巴拉歇夫一眼，重复说。

巴拉歇夫恭恭敬敬地低下头。

四个月前俄国人还要法军撤离波美拉尼亚，现在却只要求撤到涅曼河西岸就行。拿破仑猛地转过身去，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您说，要我撤到涅曼河西岸才能进行谈判，但两个月前，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却要我撤退到奥德河和维斯瓦河西岸。这么说，你们还是愿意谈判了。”

拿破仑默默地从一个屋角走到另一个屋角，又在巴拉歇夫面前站住。他的脸严厉得像石头一般，他的左腿颤动得更快。拿破仑感觉到左腿的这种颤动。“我的左腿颤动，这是一种伟大的预兆。”他后来这样说。

“退出奥德河和维斯瓦河之类的建议只能向巴登大公提出，可不能向我提出，”拿破仑突然忘乎所以地嚷起来，“你们即使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给我，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您说这场战争是我挑起的吗？那么，是谁先到军队里去的？是亚历山大皇帝，而不是我。你们向我提出谈判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我花掉了几百万，你们同英国结成联盟，你们的处境不妙的时候，你们向我提出谈判！你们为什么要同英国结盟？英国给了你们什么？”他说得很急，显然已不是要说明和谈的好处，讨论和谈的可能性，而只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强大，证明亚历山大的错误和无理。

他的开场白显然要表明形势对他有利，但虽然如此，他还是愿意举行谈判。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越说越不能控制自己。

他说话的整个用意无非是要抬高自己，侮辱亚历山大，不过他开始接见时并不想这样做。

“听说，你们已跟土耳其人讲和了，是吗？”

巴拉歇夫肯定地点了点头。

“讲和了……”巴拉歇夫回答。但拿破仑不让他说下去。显然他要独自一人说话。于是他就像个骄纵惯了的人那样，按捺不住暴躁的脾气，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我知道你们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同土耳其讲和了。我本可以把这些省份送给贵国皇帝，就像我送给他芬兰那样。是的，我原来答应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送给亚历山大皇帝，可现在他得不到这两个美丽的省份了。他本可以把这两省并入他的帝国版图，把俄罗斯从波的尼亚湾扩展到多瑙河口。即使是卡德琳娜大帝也只能做到这样，”拿破仑越说越激动，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踱步，向巴拉歇夫说着几乎就是他在蒂尔西特对亚历山大说过的话，“凭我的友谊他本可以得到这一切……哦，一个多么强盛的王朝，一个多么强盛的王朝！”他重复了几遍，站住，从口袋里掏出金鼻烟壶，猛吸起来。

“哦，亚历山大皇帝本可以建立一个多么强盛的王朝！”

拿破仑表示惋惜地望了巴拉歇夫一眼。巴拉歇夫刚要说话，又被他打断。

“他没能凭我的友谊得到什么，他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呢？……”拿破仑困惑地耸耸肩膀说，“不，他把我的敌人当作亲信，那是些什么人呢？他重用的是斯坦因[146]、阿姆斐尔德[147]、文森海罗德、别尼生之流。斯坦因是被祖国驱逐出来的叛徒；阿姆斐尔德是个淫棍和阴谋家；文森海罗德是法国的流亡分子；别尼生多少像个军人，但也是个窝囊废，他在一八〇七年毫无作为，只能给亚历山大皇帝留下痛苦的回忆……他们要是有用，也可以用他们，”拿破仑继续说，他的话赶不上他不断涌现出来证明他正确和强大（他觉得正确和强大是一回事）的思想，“可是他们一点也不中用：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治国。据说，巴克莱[148]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不过，从他最初的行动来判断，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在干些什么？这些朝臣都在干些什么？普法尔[149]订计划，阿姆斐尔德不同意，别尼生审查，而巴克莱奉命执行，却拿不定主意，时间就这样拖掉。只有巴格拉基昂是个军人。他很愚蠢，但有经验，有眼光，有决断……你们年轻的皇帝在这群废物中间能起什么作用呢？他们败坏他的名誉，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皇帝除非是个统帅，否则就不该留在军队里。”拿破仑说这话显然是直接向亚历山大挑战。他知道亚历山大是多么想当统帅啊。

“仗才打了一个星期，你们连维尔诺都守不住。你们的军队被切成两半，被驱逐出波兰几个省。你们的军队怨声载道……”

“正好相反，陛下，”巴拉歇夫说，听着那像连珠炮一般的话，实在来不及把它记住，“我军士气高昂……”

“我全知道，”拿破仑打断他的话说，“我全知道，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们有多少军队，就像知道我自己的军队一样。你们的军队不足二十万，我的军队可要多三倍。老实说，”拿破仑说，忘记他这种老实话毫无意义，“老实说，我在维斯瓦河这一边就有五十三万人马。土耳其人帮不了你们的忙，他们肯同你们讲和，就证明他们是一堆废料。瑞典人命里注定要受疯子国王的统治。他们的国王原是个疯子，他们把他废掉了，换上另一个——贝尔纳多特[150]，贝尔纳多特一掌权又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会和俄国结盟。”拿破仑恶毒地笑了笑，又把鼻烟壶拿到鼻子前。

巴拉歇夫想反驳拿破仑的每句话，他几次要说话，但都被拿破仑打断。谈到瑞典人的疯狂问题，巴拉歇夫想说，俄国支持瑞典，瑞典就像一个孤岛那样平安无事，但拿破仑怒吼一声，把他的声音压下去。拿破仑怒不可遏，他需要说话，说个不停，目的只是要表明他是对的。巴拉歇夫感到很难受：他作为一名使臣，觉得不反驳就有失身份，但作为一个人，他面对拿破仑的无名火，精神上感到压抑。他知道拿破仑此刻所说的话都毫无意义，等他冷静下来一定会感到羞耻。巴拉歇夫站在那里，垂下眼睛望着拿破仑不断晃动的胖腿，竭力避开他的目光。

“你们那些盟国算得了什么？”拿破仑说，“我也有盟国，那就是波兰人。他们有八万人，打起仗来像狮子一样勇猛。以后他们的人数将达到二十万。”

大概是由于他显然说了谎，而巴拉歇夫仍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气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他就更加恼怒。他猛地转过身，正对着巴拉歇夫的脸，迅速而有力地挥动他那双白胖的手，大叫大嚷起来：

“老实对你说，你们要是挑动普鲁士来反对我，我就把它从欧洲地图上抹掉，”他气得脸色发白，面孔扭曲，一只小手使劲拍打另一只，“哼，我要把你们赶过德维纳河，赶过第聂伯河，恢复遏制你们的屏障[151]，那屏障是欧洲盲目无知听任你们破坏的。哼，这就是你们的命运，这就是你们疏远我的报应！”他说，接着耸动他的胖肩膀，默默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把鼻烟壶放到背心口袋里，又几次掏出来嗅，在巴拉歇夫面前站住。他沉默了一下，嘲弄地直视着巴拉歇夫的眼睛，又低声说：“你们的皇帝本可以建立一个多么强盛的王朝！”

巴拉歇夫觉得必须进行反驳，就说，从俄国方面看，情况并不那么糟糕。拿破仑不作声，继续嘲弄地瞧着他，显然不在听他说话。巴拉歇夫说，俄国对战争很乐观。拿破仑宽宏大量地点点头，仿佛说：“我知道，你有责任这样说，但这话连你自己也不相信，我把你说服了。”

巴拉歇夫的话一说完，拿破仑又掏出鼻烟壶嗅了嗅，在地板上跺了两下脚叫人来。门开了；一个侍从恭恭敬敬地弯腰递给他帽子和手套，另一个递给他手帕。拿破仑看也不看他们，径自对巴拉歇夫说话。

“请替我转告亚历山大皇帝，”他拿起帽子说，“我对他依旧很忠诚：我十分了解他，并且很看重他的高尚品德。我不多耽搁你了，将军，你很快就可以拿到我给贵国皇帝的回信。”拿破仑快步向门口走去。接待室里的人都跑过去，跟着他走下楼梯。

七

拿破仑对他说了那么多话，发了那么大脾气，最后又冷冷地对他说：“我不再耽搁你了，将军，你很快就可以拿到我给贵国皇帝的回信。”这以后，巴拉歇夫确信拿破仑不仅不愿再见他，而且竭力回避他这个受辱的使臣，主要是因为他目击了拿破仑的失态和发怒。但使巴拉歇夫大为惊讶的是，他从迪罗克那里接到当天赴法国皇帝宴会的邀请。

同席的有贝西埃[152]、科兰古和贝蒂埃。

拿破仑见到巴拉歇夫，态度和蔼可亲。他不仅没因早晨发怒而羞怯和内疚，反而竭力给巴拉歇夫鼓气。拿破仑显然早已形成一种观念，认为他拿破仑是不会犯错误的，他永远正确，这并非因为他做的事合乎是非标准，而是因为这事是他做的。

皇帝骑马巡视维尔诺后情绪很好。那里的市民热烈地欢迎他，给他送行。沿街的窗子里都挂出花毯、旗子和拿破仑姓名的花体字母，波兰女人也纷纷向他挥动手帕。

宴会上，拿破仑让巴拉歇夫坐在自己身边，不仅待他很亲切，而且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朝臣，还认为他巴拉歇夫应该支持他的计划，并且为他的成功而高兴。谈话中间，拿破仑提到莫斯科，向巴拉歇夫打听俄国京城的情况。他不仅像一个旅游者，对将要访问的新地方很感兴趣，而且满心相信，巴拉歇夫这个俄国人一定会为他想了解俄国的情况而感到荣幸。

“莫斯科有多少居民？有多少住宅？莫斯科是不是真的被称为圣城莫斯科？莫斯科有多少教堂？”他问。

巴拉歇夫回答有两百多座教堂，拿破仑就说：

“要那么多教堂干什么？”

“俄国人笃信上帝。”巴拉歇夫回答。

“不过，修道院多，教堂多，总是一个民族落后的表现。”拿破仑说，回头望望科兰古，希望他赞赏这个见解。

巴拉歇夫彬彬有礼地表示，法国皇帝的意见他不能同意。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他说。

“不过，欧洲没有这样的情况。”拿破仑说。

“恕我直说，陛下，”巴拉歇夫说，“除了俄罗斯，还有西班牙，那里也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歇夫的这个回答，暗示法国人不久前在西班牙吃了败仗，后来在亚历山大宫廷里他因此受到赞扬，但此刻在拿破仑的餐桌上没有受到赞赏，也没有引起注意。

从元帅们困惑不解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听出巴拉歇夫这话的讽刺意味。“即使是俏皮话，我们也听不懂，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俏皮的味道。”元帅们的脸色仿佛这样表示。巴拉歇夫的回答没有引起注意，拿破仑根本不予理会，却天真地问巴拉歇夫，由此直到莫斯科一路上要经过哪些城市。巴拉歇夫吃饭时始终保持着警惕，他回答道：“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也可以说，条条道路通莫斯科，通莫斯科的道路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查理十二世所选择的经过波尔塔瓦的路[153]。”巴拉歇夫作了这个巧妙的回答，自己得意得脸都红了。但没等他把“波尔塔瓦”这个名词说完，科兰古就谈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路怎样难走，同时回忆起他在彼得堡的生活。

宴会后大家到拿破仑书房里喝咖啡，四天前这里还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书房。拿破仑坐下来，摸弄着塞夫勒[154]的著名瓷咖啡杯，又请巴拉歇夫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一个人吃饱饭，比其他事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他会把一切人都看作朋友，拿破仑此刻正怀着这样的心情。他觉得周围都是崇拜他的人。他相信巴拉歇夫吃了他的饭，也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拿破仑带着愉快而略含嘲讽的笑容同他说话。

“听说，亚历山大皇帝也在这个屋子里住过。这挺有意思，是不是，将军？”拿破仑这样说，显然深信这话会使对方高兴，因为这一点证明他拿破仑比亚历山大高明。

巴拉歇夫无言以对，只默默地低下头。

“是的，四天前，文森海罗德和斯坦因就在这个屋子里开过会，”拿破仑仍带着自负的嘲笑继续说，“我弄不懂，亚历山大皇帝为什么要把我所有的敌人都弄到他身边。这一点我……我不能理解。难道他没想到我也可以这么干吗？”他问巴拉歇夫，显然，提到这事，他早晨的怒火又燃烧起来。

“让他知道我会怎么办，”拿破仑说，站起来，推开他的咖啡杯，“我要把他在维滕贝格、巴登和魏玛[155]的亲戚统统从德国赶走……对，统统赶走。让他为他们在俄国准备避难所吧！”

巴拉歇夫低下头，现出苦恼的神态：他想告辞，但又无法不听下去。拿破仑没发觉他的神态。他对巴拉歇夫说话不像对一个敌国的使臣，而像对一个现在已对他十分忠心并乐于看到故主受辱的人。

“亚历山大皇帝何必统率军队呢？何必呢？打仗是我的职业，他的本行是治国而不是指挥军队。他何必亲自担当这样的责任呢？”

拿破仑又拿起鼻烟壶，默默地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次，突然走到巴拉歇夫跟前，脸上露出微笑，十分自信、敏捷而随便地做着一件不仅重要而且会使巴拉歇夫感到愉快的事。他举起手来，嘴唇上挂着笑意，抓住这位四十岁俄国将军的耳朵，轻轻地拉了一下。

“在法国宫廷里，被皇帝拉耳朵是莫大的光荣和恩宠。”

“喂，你怎么不说话，亚历山大皇帝的崇拜者和朝臣？”拿破仑说，仿佛在他面前不做他拿破仑的崇拜者和朝臣，而做别人的崇拜者和朝臣，这是可笑的。

“给将军准备好马没有？”他添加说，微微低下头回答巴拉歇夫的鞠躬。

“把我的马给他，他要走远路……”

巴拉歇夫带回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他向皇帝报告了谈话的详细经过。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八

安德烈公爵在莫斯科同皮埃尔会晤后，动身去彼得堡。他对家里人说是去办事，其实是去找阿纳托里公爵。他觉得他必须同他见面。他到了彼得堡，才知道阿纳托里已不在彼得堡。皮埃尔事先曾告诉内兄，安德烈公爵在找他。阿纳托里一接到陆军大臣的委任状，就到摩尔达维亚部队去了。这时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遇见一向待他很好的老上司库图佐夫将军。库图佐夫要安德烈公爵同他一起去摩尔达维亚部队，因为老将军刚被任命为那里的总司令。[156]安德烈公爵接到去总司令部供职的任命后就动身赴土耳其。

安德烈公爵觉得写信给阿纳托里提出决斗不合适，他认为找不到新的理由而提出决斗，会损害娜塔莎伯爵小姐的名誉，因此他想同阿纳托里见面，以便找寻新的决斗借口。但安德烈公爵在土耳其也没有遇见阿纳托里，因为他来到土耳其部队后，阿纳托里又回俄国了。安德烈公爵在新的国家，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日子过得比较轻松。未婚妻对他变心，他越想掩饰这件事，内心越感到痛苦。他原来觉得很幸福的生活环境，现在反而使他痛苦；他以前所珍惜的自由和独立，现在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时产生的那些思想，后来他喜欢同皮埃尔一起探讨，在保古察罗伏，以后在瑞士和罗马时又常常填补他孤寂的心灵，如今他甚至害怕想起这些展示无限光明前景的思想。如今他感兴趣的只是眼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与往事无关。他越关心眼前的问题，以往的事就离得越远。以前那个高悬在他头上的无限高远的苍穹，突然变成低压在他身上的拱顶，那里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但毫无永恒神秘之感。

在他所想到的活动中，服军役是最简单最熟悉的事。担任库图佐夫总司令部值班军官一职后，他干得非常卖力，他的热情和认真使库图佐夫惊讶。安德烈公爵在土耳其没有找到阿纳托里，觉得没有必要再回俄罗斯找他，但他也知道，不论过了多少时间，尽管他很瞧不起他，并且有许多理由证明犯不着降低身份去同他冲突，他知道，一旦遇见阿纳托里，他就无法不向他挑战，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能不扑向食物一样。耻辱未雪，冤仇未报，这种意识潜藏在安德烈公爵心里，使他在土耳其以忙碌工作、追求功名掩饰起来的表面镇静难以保持。

一八一二年，同拿破仑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布加勒斯特（库图佐夫在那里已待了两个月，日夜同一个瓦拉几亚女人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要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到西路军。库图佐夫对安德烈的勤勉很反感，仿佛这样就是责备他库图佐夫懒散，因此很乐意放他走，就给他一项任务到巴克莱那儿去。

安德烈公爵前往五月间驻在德里萨军营的部队以前，顺路去离斯摩棱斯克大道三俄里的童山。最近三年来，安德烈公爵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他思考得很多，感受得很多，见过很多世面（他走遍西方和东方）。如今来到童山，却发现这里一切如旧，没有任何变化，大家还是那样生活，不禁感到惊讶。他乘车走进童山的林阴道，穿过石头大门，好像进入一座中了魔法而沉睡的古堡。这座邸宅还是那样庄严，还是那样清洁，还是那样安静，还是那些家具，还是那些墙壁，还是那些声音，还是那种气味，还是那几张怯生生的脸，只是见老些。玛丽雅公爵小姐依旧是个胆怯、丑陋的老姑娘，永远生活在恐惧和苦恼中，毫无意义毫无欢乐地虚度着青春年华。布莉恩还是一个春风得意卖弄风情的姑娘，快乐地享受着生命的每一瞬间，并且满怀最美好的希望。安德烈公爵觉得，她只是变得更加自负。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带来的家庭教师德萨尔，身穿俄国式礼服，同仆人们说着生硬的俄语，但还是那样智力有限，教养有素，品德高尚，思想迂腐。老公爵身体上的变化只是嘴角少了一颗牙；精神上还是同原来一样，只是脾气更坏，对外界发生的事更加不信任。只有小尼古拉一人长高了，模样变了。他脸色红润，长出一头深色卷发，在高兴和发笑的时候翘起好看的小嘴的上唇，酷似已故的小公爵夫人。在这个中了魔法的沉睡的古堡里，只有他一人不服从那一成不变的法则。不过，自从安德烈公爵走后，虽然家里表面上一切如旧，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起了变化。家庭成员分成敌对的两派，现在只是当着他的面才聚在一起，为了他才改变平时的生活方式。老公爵、布莉恩小姐和建筑师属于一派；玛丽雅公爵小姐、德萨尔、小尼古拉和保姆、奶妈属于另一派。

安德烈公爵在童山期间，全家人一起吃饭，但大家都有点不自在。安德烈公爵觉得他是客人，大家为他打破惯例，他在场，大家感到拘束。第一天吃饭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就有这种感觉，他没作声。老公爵看出他有点不自然，也板着脸一言不发，吃完饭就回到自己屋里。晚上，安德烈公爵到老公爵那里去，竭力想使他提起精神，就同他谈小卡敏斯基伯爵的远征，但老公爵突然同他谈起玛丽雅公爵小姐来，责备她迷信，说她不喜欢布莉恩小姐。他说，只有布莉恩小姐一人对他忠心耿耿。

老公爵说，他要是有病，那都得怪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她故意折磨他，惹他生气；说小尼古拉公爵被她的溺爱和愚蠢的话教坏了。老公爵明明知道自己折磨女儿，使她很痛苦，但他认为，他不能不折磨她，她这是罪有应得。“安德烈公爵看到这一切，他为什么不同我谈谈他的妹妹？”老公爵想，“他会不会把我看作坏蛋或者老糊涂，觉得我疏远女儿而亲近法国女人？他不了解，因此得向他解释解释，让他听一听。”于是他就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忍受女儿的乖戾性格。

“您要是问我，”安德烈公爵眼睛不看父亲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责备父亲），“我不愿意说；但您要是一定要我说，那我可以把我对这件事的意见坦率告诉您。要是您同玛丽雅之间有点误会和隔阂的话，那我决不会怪她。我知道她非常爱您，尊敬您。您要是问我，”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情绪激动起来，近来他总是很容易激动，“那我只能说：要是有误会的话，原因就在于那个卑贱的女人，她不配做我妹妹的伴侣。”

老头儿起初目不转睛地瞧着儿子，咧着嘴不自然地微笑着，露出安德烈公爵看不惯的牙齿中的新豁口。

“什么伴侣啊，宝贝？呃？这事你们已经谈过了！是吗？”

“爸爸，我本不愿当裁判，”安德烈公爵语气生硬地挖苦说，“是您逼我说，我只好说出来，我始终认为，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错，错的是……错的是那个法国女人……”

“哦，你作出判决了！……判我的罪了！……”老头儿低声说，安德烈公爵觉得他的语气有点不自然，但接着老头儿突然跳起来嚷道，“滚，你给我滚！再也别让我看见你！……”

安德烈公爵想立刻离家，但玛丽雅公爵小姐求他再住一天。这一天安德烈公爵没有和父亲见面。老公爵没有走出房门，除了布莉恩小姐和季洪，不让任何人进去，但几次打听儿子有没有走。第二天临行前，安德烈公爵走进儿子的房间。他让身体健康、卷发像母亲的孩子坐在膝盖上。安德烈公爵给他讲蓝胡子的故事，但没有讲完就沉思起来。他抱着膝盖上漂亮的儿子，脑子里想的却不是他。他自忖有没有因为激怒父亲而悔恨，有没有因为离开父亲而难过（他生平第一次同父亲吵嘴），但发现并没有这样的感情。更糟糕的是，他让儿子坐在膝盖上，爱抚他，很想唤起平时对儿子的柔情，可是唤不起来。

“喂，你讲下去呀！”儿子说。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却把儿子从膝盖上放下，走出屋去。

安德烈公爵只要放下日常事务，特别是回到他原来幸福地生活过的环境里，感伤的情绪就会强烈地涌上心头，他连忙抛下这些回忆，找点事做。

“你一定要走吗，安德烈？”妹妹问他说。

“感谢上帝，我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说，“可惜你走不了。”

“你干吗这样说！”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现在你要去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他又这样老了，你干吗要说这种话！布莉恩小姐说，他几次问起你呢……”她说到这里，嘴唇抖动，眼泪夺眶而出。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去，在屋里来回踱步。

“哦，老天爷！老天爷！”他说，“真没想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微不足道的小人都会给人带来不幸！”他怒气冲冲地说，使玛丽雅公爵小姐大吃一惊。

她明白，他说微不足道的小人，不仅是指造成他不快的布莉恩小姐，还指毁了他幸福的那个人。

“安德烈，我有一件事求你，”她摸摸他的臂肘，眼睛里泪光闪闪地瞧着他，说，“我了解你（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眼睛）。你别以为痛苦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她越过安德烈公爵的头顶，仰望什么地方，就像她习惯地仰望圣像那样。“痛苦是上帝降下的，不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人没有罪。你要是觉得有人得罪了你，别放在心上，要宽恕他。我们没有权利惩罚人。你会懂得宽恕的幸福的。”

“如果我是女人，我一定会这样做，玛丽雅。那是女人的美德。但男人不该也不能忘记和宽恕。”他说，尽管这时他并没想到阿纳托里，但心里突然升起一股难以压抑的怒火。他想：“如果玛丽雅公爵小姐都劝我宽恕，这就是说我早就该惩罚他了。”于是他不再理会玛丽雅公爵小姐，开始想象他向阿纳托里（他现在在部队里）报仇雪恨的痛快时刻。

玛丽雅公爵小姐要求哥哥多留一天，她说，安德烈要是不同父亲和好就离开，父亲会很伤心的。但安德烈公爵回答说，他不久又要从军队回来，他一定会给父亲写信，他现在在家里留得越久，他们的关系只会越坏。

“再见，安德烈！要记住，灾难来自上帝，人是永远无罪的！”这是他告别时妹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唉，事情也只能这样！”安德烈公爵乘车离开童山老家的林阴道时想，“她这个无辜的可怜人，只好吃糊涂老头子的苦了。老头子明明知道自己不对，还是改不了脾气。我的孩子渐渐长大，他也享受着生的欢乐，将来他也会像任何人一样，不是被骗就是骗人。我现在去参军，可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真想碰上那个卑鄙的家伙，他就是杀死我，嘲笑我，我也不在乎！”

安德烈公爵的生活条件没有变，不过以前它们是和谐一致的，如今却支离破碎了。只剩下一些毫无意义的孤立现象，一个个出现在他的头脑里。

九

六月底，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总司令部。皇帝亲临的第一军驻扎在德里萨河畔设防的野营里；第二军正在撤退，企图与第一军会师，据说第一军和第二军被人数众多的法军切断了。大家对俄军总的军事形势感到不满；但谁也没有想到俄国各省会遭到侵犯，谁也没有估计到战争会越过波兰西部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畔找到他奉命去供职的巴克莱部队。由于野营附近没有一个大村庄或小镇，人数众多的将军和随军廷臣就被安顿在两岸方圆十俄里内最好的房子里。巴克莱的驻地离皇帝行宫只有四俄里。巴克莱冷淡地接待安德烈公爵，带着德国腔对他说，他将奏明皇上后给他委派职务，请他暂时留在他的司令部里。安德烈公爵要找阿纳托里，但他不在这里，他到彼得堡去了。这消息倒使安德烈公爵高兴。正在发生的大战吸引了安德烈公爵的注意力，他能暂时摆脱由想起阿纳托里而产生的烦恼，感到高兴。开头四天，安德烈公爵还没有接到任务，他骑马巡视整个营地，凭自己的知识，再同了解情况的人谈话，竭力掌握这座设防营地的情况。但这个营地究竟是否有利，安德烈公爵还不能判断。他凭自己的军事经验确信，在战争中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毫无用处（这是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看到的），关键在于如何应付敌人的突然行动、怎样作战和由谁指挥作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深入了解军队的指挥情况、参加指挥的人员和派别，最后对战局得出以下的概念。

皇帝还在维尔诺时，部队就分成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莱指挥，第二军由巴格拉基昂指挥，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指挥。皇帝留在第一军，但不用总司令名义。命令里没有说皇帝将指挥军队，只说皇帝将随军亲征。再有，不设御前总参谋部，而只设皇帝行辕本部。皇帝手下有行辕长官伏尔康斯基公爵，许多将军、侍从武官、外交官和一大批外国人，但没有参谋部。此外，随驾而无专职的有：前任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别尼生大将、皇太子康斯坦丁·巴夫洛维奇亲王、一等文官鲁勉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斯坦因、瑞典将军阿姆斐尔德、作战计划主要起草人普法尔、萨丁移民侍从武官长保卢奇、伏尔佐根[157]等许多人。这些人在部队里虽然没有军职，但凭地位很有影响。军长，甚至总司令听到别尼生、亲王、阿拉克切耶夫或者伏尔康斯基公爵的查询或者建议，往往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身份，他们的命令或意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代表皇帝，也不知道该不该执行。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皇帝带着这些人亲临部队的意义，从廷臣观点来看是十分明白的（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廷臣）。那意义便是：皇帝名义上不是总司令，但事实上统率各军，他的左右都是他的幕僚。阿拉克切耶夫忠实维持治安，是皇帝的随身侍卫；别尼生是维尔诺省的地主，表面上尽地主之谊接待皇帝，其实是个出色的军事顾问，而且随时可以顶替巴克莱。亲王待在军中，因为他喜欢随军同行。前任普鲁士大臣斯坦因待在这里，因为他是个好顾问，亚历山大皇帝很看重他的才能。阿姆斐尔德是拿破仑的死敌，一个十分自负的将军，对亚历山大一向有影响。保卢奇待在军中，因为他说话大胆而果断。侍从武官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总是跟着皇帝，形影不离。普法尔在这里，因为他拟订了反对拿破仑的计划，并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一计划是正确的，现在他统管全部军事。普法尔身边还有伏尔佐根，伏尔佐根比普法尔自己更能明白地表达普法尔的思想，而普法尔是个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空头理论家。

除了上述俄国人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人，他们身处异国，非常大胆，每天敢于提出惊人的新主意），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来到军中，因为他们的上司都在这里。

这个杰出、高傲、忙碌的庞大集体，思想分歧，意见各异，安德烈公爵从中看出，有以下几种明显的派别。

第一派是普法尔和他的信徒，他们是军事理论家，认为军事是一门科学，具有不变的规律，例如迂回战、包围战，等等。普法尔和他的信徒主张根据空头军事理论把军队撤退到腹地，凡是违反这个理论的都是野蛮无知或别有用心。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亲王、伏尔佐根、文森海罗德等人，他们多半是德国人。

第二派同第一派对立。有一种极端，照例必有另一种极端。这一派在维尔诺就主张打破任何作战计划，进攻波兰。这派除了主张大胆行动外，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争论中格外偏激。这派都是俄国人，如巴格拉基昂，初露头角的叶尔莫洛夫[158]等人。当时流传着有关叶尔莫洛夫的一则笑话，说他要求皇上施恩，封他为德国人。这派人说，他们缅怀苏沃洛夫，反对空想，反对只在地图上插针，主张行动，打击敌人，御敌于俄国国门之外，不要挫伤士气。

第三派是前两派的折中派，最得皇帝的信任。这一派多半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也属于这一派。他们也像那些庸夫俗子，没有信念，却装出有信念的样子。他们说，同白拿伯（他们又称拿破仑为白拿伯了）那样的天才作战，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这方面普法尔是个天才，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片面性，因此不能完全相信他们，也要听听普法尔的反对派的意见，听听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的意见，他们就选择中间路线。这派人主张按普法尔计划坚守德里萨营地，但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尽管这种行动不能达到任何目的，这派人还是认为这样最好。

第四派的最重要代表是皇太子，他忘不了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狼狈处境，他当时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像检阅一样走在近卫军前面，想漂漂亮亮地打垮法军，却不料一下子就落到第一线，好容易才在一片混乱中逃生。这派人发表意见过分坦率。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他的强大和自己的软弱，而且直言不讳。他们说：“除了悲伤、羞辱和灭亡，不会有任何结果！瞧，我们放弃了维尔诺，放弃了维切布斯克，我们还得放弃德里萨。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趁我们还未被逐出彼得堡，赶快讲和！”

这种意见在军队上层很流行，在彼得堡也有人支持，一等文官鲁勉采夫出于其他政治原因也主张讲和。

第五派是巴克莱的信徒，他们崇拜他，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而是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开头总是这样说），他毕竟是个诚实能干的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应该让他掌握实权，因为没有统一指挥，战争就不能胜利。让他统一指挥，他就会像在芬兰那样大显神威[159]。我们的军队组织严密，强大有力，并撤退到德里萨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应该完全归功于巴克莱。现在要是用别尼生代替巴克莱，那就会全部完蛋，因为别尼生在一八〇七年就已表明庸碌无能。”

第六派是别尼生派，他们的说法相反，认为没有人比别尼生更能干，更有经验，不论怎么样，到头来还得请教他。这一派人认为，我军撤退到德里萨是奇耻大辱，是一系列错误的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好让大家更快明白，这样下去不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巴克莱，而是像别尼生这样的人。别尼生在一八〇七年就已大显身手，拿破仑本人都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我们只愿意让别尼生这样的人掌权。”

第七派是一批将军和侍从武官，他们总是待在皇帝身边，特别是历朝年轻的皇帝身边，而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人数特别多。他们对他赤胆忠心，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人，就像尼古拉·罗斯托夫一八〇五年崇拜他那样。他们从他身上不仅看到各种美德，而且看到人类的优秀品质。这派人对皇帝辞去军权虽表示钦佩，但又认为他过分谦虚，坚决要求他们所崇拜的皇帝不要太自谦，应该公开宣布他是全军统帅，并组织御前总司令部，必要时可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咨询，亲自统率军队，这样就能大大鼓舞士气。

第八派人数最多，他们同其他各派人数的比例是九十九比一。他们既不主张和平，也不赞成战争，不赞成进攻，也不赞成在德里萨河畔或其他地方设防。他们不支持巴克莱，不支持皇帝，不支持普法尔，不支持别尼生。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重大的愿望：尽量为自己谋利益，争享受。他们利用皇帝行辕里错综复杂的阴谋活动浑水摸鱼，拼命捞取在平时想象不到的好处。有人不愿丧失既得利益，今天同意普法尔，明天赞成他的对手，后天又声称对这事没有任何意见，以逃避责任和讨好皇上。有人为了捞到好处，博得皇上青睐，大声鼓吹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事，在会议桌上捶胸顿足，声嘶力竭，提出要同反对的人决斗，以此表示为了公共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再有人利用两次会议休会、反对派不在场的时机，干脆要求获得一次津贴，知道这时人家不会拒绝他。第四种人总是有意向皇帝显示他在埋头苦干。第五种人为了达到与皇帝共同进餐的宿愿，拼命证明某种意见正确或错误，并举出多少有说服力的论据。

这一派人猎取卢布、勋章和官爵，他们但看皇帝的颜色行事，皇帝的风向标指向哪里，他们就一窝蜂拥向哪里，弄得皇帝更难改变方针。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在令人胆战心惊的危机下，在阴谋、虚荣和各种观点情绪冲突的旋风中，加上民族不同，这第八派是只关心个人利益的人数最多的一派，他们把大局搅得一片混乱。不论发生什么问题，这群雄蜂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没嗡嗡完，就又转向新的问题，用它们的嗡嗡声来压倒和淹没人们真诚的争议。

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以后，从八派中形成了第九派，他们开始大声发言。这派人都上了年纪，通情达理，老成干练，富有政治经验。他们不支持对立意见中的任何一方，冷眼旁观司令部里的一举一动，并且考虑怎样从这种犹豫不决、模棱两可、混乱软弱的局面中脱身出来。

这派人认为，这种糟糕的局面主要是由于皇帝带着他的军事人员来到军队里；军队里沾染了优柔寡断的风气，这种风气在朝廷里还可以，在军队里却是有害的；皇帝应该治理国家而不应该指挥军队；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皇帝和他的随从撤离军队；为了保护皇帝个人的安全，五万人马就不能参加作战；一个能力最差，但不受限制的总司令也比一个能力最强，但受皇帝牵制的总司令强。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的时候，这派的一名重要代表国务秘书希施科夫上书皇帝，巴拉歇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在上面签名表示同意。希施科夫利用皇帝恩准议论国家大事的特权，在奏章里借口皇帝应在京城鼓舞民众斗志，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唤起民众保卫祖国，这个建议被皇帝接纳了。于是皇帝留守莫斯科激励民众斗志，就成了俄国胜利的主要原因。

十

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上，巴克莱在吃饭时通知安德烈公爵，皇帝要召见他，向他垂询土耳其情况，安德烈公爵须在晚上六时到别尼生司令部报到。

这一天，皇帝行宫风闻拿破仑将有侵犯俄军的新行动，不过后来证明这个消息不确实。这天早晨，米肖上校[160]陪同皇帝骑马巡视德里萨防御工事，他向皇帝证明，这个由普法尔设计建造的工事是战术的杰作，能致拿破仑于死地。其实这个工事毫无用处，只能成为俄军的坟墓。

安德烈公爵来到别尼生将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德里萨河畔一座不大的地主宅邸里。别尼生和皇帝都不在。皇帝的侍从武官契尔内歇夫接见安德烈公爵，告诉他皇帝带着别尼生将军和保卢奇侯爵今天再次视察德里萨工事，他们对这一工事的用处开始发生怀疑。

契尔内歇夫在第一个房间里，坐在窗口看法国小说。这个房间原来大概是个大厅，现在里面还有一架管风琴，琴上堆着一些毯子，屋角放着别尼生的副官的行军床。副官也在这里。他大概被酒宴或事务弄得筋疲力尽，坐在铺盖卷上打盹。这里有两道门：一道直通原来的客厅，另一道通向右边的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来德语夹法语的说话声。在客厅里，遵照皇帝的旨意正在举行非军事会议（皇帝喜欢使用含义不清的名词），只有几个人参加。皇帝很想知道他们对当前困难局势的意见。这不是一次军事会议，而只是特邀几个人为皇帝解释几个问题。应邀参加这个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斐尔德、侍从武官长伏尔佐根、文森海罗德（拿破仑称他是流亡的法国臣民）、米肖、托里、完全不是军人的斯坦因伯爵，还有普法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人说，普法尔是整个事情的核心。普法尔在安德烈公爵到后不久才来，他走进客厅，停下来同契尔内歇夫谈话，因此安德烈公爵有机会仔细打量他。

普法尔穿一套缝工很差的俄国将军服，乍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很面熟，其实从未谋面。他身上集合着安德烈公爵在一八〇五年见过的威罗特、马克和施密特等许多德国军事理论家的特征，不过他比其他人更典型。像他这样集所有德国人特征于一身的德国理论家，安德烈公爵还没见过。

普法尔身材不高，很瘦，但骨骼粗大，体格强壮，臀部宽阔，肩胛突出。他满脸皱纹，眼窝深陷。他两鬓的头发匆匆梳过，后面有几绺翘起。他走进屋里，左顾右盼，惊惶不安，仿佛对屋里的一切感到害怕。他姿势笨拙地摁住佩剑，用德语问契尔内歇夫皇帝在哪里。他似乎想尽快穿过屋子，结束鞠躬问候的客套，坐到地图前工作，这样他才会觉得轻松自如。他听契尔内歇夫说，皇帝去察看他普法尔根据自己的理论设计的工事，匆匆地点点头，露出嘲弄的微笑。他像一般自信的德国人那样低沉而果断地嘟囔着：“愚蠢……事情糟了……坏事了。”[161]安德烈公爵没听清楚他的话，但契尔内歇夫把安德烈公爵介绍给普法尔，并说安德烈刚从土耳其回来，那里的战争顺利结束了。普法尔对安德烈公爵看了一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对他扫了一眼，笑着说：“对对，看来那一仗的战术是正确的。”接着带着轻蔑的微笑走进那个有人说话的房间。

普法尔显然容易发怒，现在有人竟敢背着他去视察他的营地并妄加评论，就格外生气。安德烈公爵凭他在奥斯特里茨的回忆和这次短暂的见面，就看清了这位将军的为人。普法尔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自大狂，这样的人只有德国才有。他们之所以极度自信，是因为相信一种抽象观念，也就是科学，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法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智力和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具有魅力。英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英国人永远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且所做的一切绝对正确。意大利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情绪激动，容易忘乎所以，旁若无人。俄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一无所知，也没有求知欲，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知道什么。德国人的自信最糟糕，最顽固，最可憎，因为他们自以为懂得真理，懂得科学，其实这种科学是他们臆造的，但他们却认为是绝对真理。普法尔就是其中一个。他有他的理论，那就是从腓特烈大帝军事史中得出来的迂回战术。他认为，他在近代军事史中所见到的一切都是荒谬、野蛮、混乱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双方都犯了许多错误，这样的战争不能称为战争，因为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一八〇六年，普法尔是那次在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结束的战役的计划制订者之一，但他从战争的结局中看到他的理论完美无缺。相反，他认为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照他的军事理论去做。他以他特有的幸灾乐祸的口吻说：“我早就说过事情要全部完蛋的。”[162]普法尔也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们迷信自己的理论，甚至忘记理论应该用在实践上。他偏爱理论，厌恶一切实践，对实践不屑一顾。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实践没有理论指导而失败，足以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他同安德烈公爵和契尔内歇夫谈了几句当前的战争，脸上的神情表示，他早就知道事情要弄糟，甚至对此并不感到难过。他脑后翘起的头发和匆匆梳过的两鬓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他走到另一个房间，那里立刻传来他那低沉而愤慨的声音。

十一

安德烈公爵的目光还没把普法尔送走，别尼生伯爵就匆匆走进屋来。他向安德烈公爵点点头，边向副官作指示，边走进书房。皇帝随后到达。别尼生慌忙赶到前面，准备迎接皇帝。契尔内歇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口台阶上。皇帝满面倦容，下了马。保卢奇侯爵对皇帝说着什么。皇帝向左侧着头，听保卢奇情绪激动地说话，现出不很乐意的神情。皇帝向前挪动一步，显然不愿再听他说下去，但这个脸色通红、神情激动的意大利人却不顾礼节，跟在皇帝后面说个不停。

“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卢奇说，这时皇帝走上台阶，发现安德烈公爵，就凝视着这个陌生人，“陛下，对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卢奇仿佛已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继续说，“对于他，照我看只有两个去处：不是进疯人院，就是上绞刑架。”皇帝没有听完，也许根本不在听人说话。他认出了安德烈公爵，就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见到你很高兴，你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等我吧。”

皇帝走进书房。伏尔康斯基公爵和斯坦因男爵跟着他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同他在土耳其认识的保卢奇一起走进客厅。客厅里正在开会。

伏尔康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帝参谋长的职务。他拿着几张地图从书房出来，走进客厅，把地图摊在桌上，提出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者的意见。情况是这样的：夜里得到消息（后来证明不确），说法军正在迂回进攻德里萨阵地。

第一个发言的是阿姆斐尔德将军。他提出，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大道旁另筑一个新阵地，这阵地的用处他没有说明（只是为了表示他也有他的想法），他认为军队应该集结在那里等待敌人。阿姆斐尔德显然早就制订了这个方案，他现在说出来，与其说是解答提出的问题（其实他的方案并未解答问题），不如说是乘机把它说出来。这是无数建议之一，提出来的人振振有词，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战争的特点。有人反对他的意见，有人赞成他的意见。年轻的托里上校反对得最激烈，他一面争论，一面从军服口袋里掏出写满字的笔记本，要求让他念念里面的内容。托里从大量记录中提出一个同阿姆斐尔德和普法尔完全不同的作战方案。保卢奇反对托里，提出一个进攻计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走投无路的陷阱（他把德里萨阵地称为陷阱）。在这些争论中，普法尔和他的翻译伏尔佐根（他是普法尔同朝廷联络的桥梁）一直默不作声。普法尔只是鼻子里轻蔑地哼哼着，背过身去，表示他根本不屑反驳他现在听到的这种谬论。当主持会议的伏尔康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只说：“何必问我？阿姆斐尔德将军已提出一个暴露后方的好阵地。或者，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进攻，很好嘛！[163]或者撤退，也很好。[164]何必问我呢？诸位对情况都知道得比我清楚。”

但伏尔康斯基皱着眉头，说他是代表皇帝征求意见的，普法尔就站起来，突然来了劲，开口说：“事情全弄糟了，全搞乱了，大家都比我高明，可现在又来问我该怎么补救。没有什么可补救的。一定要严格遵守我定下的原则，”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敲敲桌子说，“困难在哪里？胡说，幼稚！[165]”他走到地图前，用干瘦的手指戳戳地图，迅速地说，任何意外情况都不会改变德里萨阵地的作用，一切都预见到了，敌人要是真的前来包抄，注定会全军覆没。

保卢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向他提问。伏尔佐根走来帮助法语说得不好的首长，为他翻译，好容易才跟上普法尔讲话的速度。普法尔急急地证明，不但已经发生的一切，就是可能发生的一切，都不出他所料，如果说现在出现了困难，那只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他的计划。他一直露出嘲弄的微笑，反复作着证明，最后轻蔑地停止论证，好像数学家不再用各种方法证明一个早已证实的命题。伏尔佐根继续用法语替他说明他的意思，偶尔问普法尔：“对不对，阁下？”普法尔好像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竟打起自己人来，怒气冲冲地对伏尔佐根嚷道：“哼，还解释什么？”[166]保卢奇和米肖一起用法语攻击伏尔佐根。阿姆斐尔德用德语对普法尔说话。托里用俄语向伏尔康斯基公爵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所有这些人中，安德烈公爵最同情的是愤怒、固执、自信得可笑的普法尔。在场的人中间，显然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对谁也不抱仇恨。他只有一个希望：执行根据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所制订的计划。他这人有点可笑，他的讽刺使人不快，但他对理想的无限忠诚却博得大家的尊敬。此外，在所有的发言中，除了普法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在一八〇五年军事会议上是没有的，就是对拿破仑的天才都极为恐惧。这种情绪虽被掩饰着，但还是从每个人的发言中流露出来。大家认为拿破仑无所不能，对他防不胜防，彼此用这个可怕的名字批驳对方的建议。只有普法尔一人认为拿破仑是个野蛮人，就像他认为凡是反对他的理论的人都是野蛮人那样。不过，普法尔除了引起安德烈公爵的敬重外，还引起他的怜悯。从廷臣们对他说话的语气，从保卢奇胆敢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这件事，主要是从普法尔本人的绝望神情中可以看出，别人知道，他自己也感觉到，他的垮台已迫在眉睫。尽管他这人十分自信，且有德国式嘲讽唠叨的癖性，他那两鬓梳得光光、后面头发翘起的模样却是可怜的。他表面上显得愤怒和轻蔑，其实内心感到绝望，因为他想通过大规模实验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而这样的机会现在已经丧失了。

讨论继续了很久。他们讨论得越久，争吵也越激烈，甚至大声叫嚷和进行人身攻击，这样也就更难得出共同的结论。安德烈公爵听着这席使用多种语言的谈话，听着他们的建议、计划、辩驳和叫嚷，不胜惊讶。他在军事活动中常想，军事科学是没有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所谓军事天才。现在他认为这是一种明摆着的事实。“战争的条件和环境不明，作战者的力量也不明，哪里谈得上什么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谁也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明天敌我双方情况将会怎样；谁也无法知道这个部队和那个部队有多大力量。有时，只要没有胆小鬼在前面叫喊‘我们被切断了’，就会胜利。如果有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在前面高呼‘乌拉’，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就抵得上三万人，就像在申格拉本那样。有时五万人遇到八千人也会逃跑，就像在奥斯特里茨那样。许多事情往往由无数条件决定，而这些条件的作用往往发生于谁也不知道的特定时刻，战争也是这样，因此怎么谈得上军事科学呢？阿姆斐尔德说，我军被切断了；保卢奇却说，我们使法军受到夹攻；米肖说，德里萨阵地没有用，因为后面有一条河；普法尔则说，它的威力就在于此。托里提出一个计划，阿姆斐尔德提出另一个计划。这些方案都有利有弊，任何方案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它的好处。大家凭什么谈论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人能及时下令运送干粮、指挥部队向左向右，他就是天才吗？这只是因为有些军人获得荣誉和权力，就有一批趋炎附势的小人拜倒在权力面前，硬把天才加到权力上面，称他们为天才。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将军都是些蠢货或懒虫。巴格拉基昂是位最好的将军，连拿破仑都承认这一点。拿破仑本人何尝不是这样！我记得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那种得意忘形的蠢相。一个好统帅不仅不需要天才和特殊品质，而且不需要人类的美德：仁爱、诗意、热情和探索哲理的精神。他只要庸俗浅薄，坚信他的所作所为都很重要（要不他就没有足够的耐心），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做人可不能爱惜谁，同情谁，也不要考虑是非。自古以来对权势人物早就炮制了一套天才论，因为权力就在他们手里。其实战争的成败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那个在队伍中高喊‘完蛋了’或者‘乌拉’的人。只有在这种队伍里服务，你才能满怀‘自己有用’的信心！”安德烈公爵听着大家的议论，心里这样想。直到所有的人都走散了，保卢奇唤他，他才醒悟过来。

第二天检阅时，皇帝问安德烈公爵希望去哪里服务，安德烈公爵没要求留在皇帝身边，却要求下部队。这样他就丧失了在朝廷供职的机会。

十二

尼古拉在开战前收到父母来信。他们在信里简短地告诉他娜塔莎生病、她同安德烈公爵解除婚约的消息（他们说是娜塔莎要求解约），又要他退伍回家。尼古拉接到信后不准备请假或退伍，只回信给双亲说，娜塔莎生病和同未婚夫解约使他很难过，他一定努力满足他们的愿望。他另外写了一封信给宋尼雅。

“我心爱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还乡。但现在，在开战之前，我要是只顾个人幸福，不顾对祖国的责任，抛弃对祖国的爱，那就不仅在同事们眼里，而且在我自己眼里，也是不光彩的。不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别离了。相信我，战争一结束，只要我还活着，你也还爱我，我将抛弃一切，飞到你身边，永远把你紧紧拥抱在我火热的怀里。”

真的，只是因为战争爆发，尼古拉不能如约回家同宋尼雅结婚。奥特拉德诺的秋天和打猎、冬天和圣诞节以及同宋尼雅的爱情，在他面前展开一幅快乐而宁静的庄园生活的图画。这种生活他以前没有体会过，现在却很使他神往。“可爱的妻子、孩子、一群好狼狗、十来条勇猛的灵、农事、邻居、贵族选举！”他想。但现在战争爆发，就得留在团里。既然非如此不可，尼古拉生性又很随和，他就满足于团里的生活，并能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乐趣。

尼古拉假满回团，受到同事们的热烈欢迎。他奉命去补充军马，从小俄罗斯[167]买来一批好马。他感到高兴，也受到上级的嘉奖。出差期间他被提升为骑兵大尉。他所属的团实行战时编制，扩大名额，他又奉命指挥原来的骑兵连。

战争开始了，他所属的团向波兰推进，团里发了双饷，来了新的军官、新的士兵和新的马匹。尤其重要的是，战争发生后，团里弥漫着一种斗志昂扬的快乐气氛。尼古拉知道自己在团里的有利地位，完全醉心于军队生活的乐趣，虽然明知他早晚得退伍回家。

由于国家、政治和战术上的种种原因，部队撤离维尔诺。每撤退一步，司令部里就互相倾轧，议论纷纭，情绪波动。对保罗格勒团的骠骑兵来说，夏季撤退是最好的时间，而给养充足更使这次撤退变得轻松愉快。沮丧、焦虑和阴谋只发生在司令部里；一般官兵并不问到哪里去，去做什么。撤退时，如果有人感到依依不舍，那只是因为要离开住惯的营房，离开漂亮的波兰姑娘。如果有人觉得情况不妙，那他也会竭力显得像个好军人，强作欢颜，撇开当前的局势，而只顾个人眼前的活动。起初他们驻在维尔诺附近，结识波兰地主，等待和接受皇帝和高级将领的检阅，日子过得挺舒畅。后来奉命撤到斯文强尼，销毁所有不能带走的军粮。斯文强尼留在骠骑兵们的记忆里，只因为那是一个醉营（驻扎在这里的军队都这样称呼它），还因为他们受到许多控告，说他们利用征粮的命令抢劫波兰地主的马匹、马车和地毯。尼古拉记得斯文强尼，因为他们进入这个小镇的当天他就撤换了司务长，他也无法控制偷来五桶陈年啤酒的连里的酒鬼。他们从斯文强尼节节后退，直到德里萨，又从德里萨后撤，现在已快撤到俄国边境了。

七月十三日，保罗格勒团被迫第一次打了一场大仗。

战斗前夜，七月十二日夜里下了一场暴风雨，雷电交加，大雨滂沱。一八一二年夏天，这样的暴风雨是常见的。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连露宿在已经抽穗但被牛马践踏得不成样子的黑麦田里。天下着倾盆大雨，尼古拉和他所宠爱的青年军官伊林坐在临时搭成的棚子里。他们团里一个留络腮胡子的军官从司令部回来，拐到尼古拉的棚子里躲雨。

“伯爵，我从司令部来。您可听到拉耶夫斯基立了大功吗？”军官把他在司令部里听来的萨尔坦战役的详细经过讲了一遍。

尼古拉缩紧淌着雨水的脖子，吸着烟斗，漫不经心地听着，偶尔望望蜷缩在他身旁的青年军官伊林。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军官入团没多久，他现在和尼古拉的关系，就像七年前尼古拉和杰尼索夫的关系。伊林一举一动都模仿尼古拉，并且像女人那样爱他。

留两撇胡子的军官叫兹德尔任斯基，他讲得有声有色，说萨尔坦水坝是俄国的塞尔莫皮莱山口[168]，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功绩千古不朽。兹德尔任斯基讲到，拉耶夫斯基冒着可怕的炮火带着两个儿子在坝上冲锋。尼古拉听着这个故事，不仅不欣赏兹德尔任斯基的热情，还露出羞于听取这故事的样子，尽管他无意加以反驳。在奥斯特里茨和一八〇七年战役后，尼古拉凭亲身经验知道，这种军事功绩往往是吹牛，他自己也吹过牛；其次，他凭丰富的经验知道，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完全不像我们想象和讲述的那样。因此他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的故事，也不喜欢兹德尔任斯基这个人。兹德尔任斯基满脸胡子，老是把头凑近倾听的人，此刻更把尼古拉挤到低矮的棚子边上。尼古拉默默地瞧着他，心里想：“第一，在那个被攻击的水坝上一定十分混乱，即使拉耶夫斯基带着他的儿子上去，除了旁边的十来个人，对谁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其余的人根本看不见拉耶夫斯基跟谁和怎样在坝上走。但就是那些看见这一幕的人也不会十分感动，因为在生命攸关的时刻，谁还顾得上拉耶夫斯基的骨肉之情？再说，他们是不是拿下萨尔坦水坝，并不像塞尔莫皮莱山口战斗那样关系到祖国的存亡。那么，何必作这样的牺牲呢？又何必把儿子带到战场上去呢？别说我的弟弟彼嘉，就是伊林这个善良的外人，我也要努力把他保护好。”尼古拉听着兹德尔任斯基说话，继续想。但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在这类事上他也有了经验。他知道这类故事可以为我军增光，因此得装出对它毫不怀疑的样子。他就这样做了。

“我可受不了啦，”伊林说，发现尼古拉不喜欢听兹德尔任斯基说话，“袜子、衬衫全湿透了，身上都是水。我去找个地方避雨。雨好像小一点了。”伊林走出去，兹德尔任斯基也跟着走了。

五分钟后，伊林啪哒啪哒踩着泥浆跑回棚子。

“乌拉！尼古拉，快走。找到了！这儿两百步外有一家小酒店，我们的人都在那里。我们至少可以把衣服烤烤干。玛丽雅也在那里。”

玛丽雅是团里军医的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德国女人，军医是在波兰同她结婚的。军医也许是因为没有财产，也许是因为新婚不愿离开年轻的妻子，就带着她随团东奔西走，军医的醋劲也常常成为骠骑兵军官的笑料。

尼古拉披上雨衣，叫拉夫鲁施卡带上行李跟在后面，自己同伊林一起走出棚子。他们时而在泥泞里溜滑着，时而在小雨中行走。黑暗的天空不时被远方的闪电划破。

“尼古拉，你在哪里？”

“在这里。好亮的闪电！”尼古拉同伊林交谈着。

十三

酒店门口停着医生的篷车，店里有五六个军官。玛丽雅是个胖胖的头发淡黄的德国女人，身穿短袄，头戴睡帽，坐在前面角落的一张宽凳上。她的军医丈夫睡在她后面。尼古拉和伊林在一片欢笑声中走进屋子。

“哟！你们这里好快活！”尼古拉笑着说。

“你们怎么错过了好机会？”

“好家伙！瞧这一对落汤鸡！可别把我们的客厅弄湿了。”

“别把玛丽雅的衣服弄脏了。”有人接着说。

为了避开玛丽雅，尼古拉和伊林急忙找地方换湿衣服。他们走到隔板后面去换衣服，但发现那个小间已挤满人，一只空箱子上点着蜡烛，有三个军官坐在那里打牌，他们怎么也不肯把地方让出来。玛丽雅借给他们一条裙子当帘子，尼古拉和伊林就在拉夫鲁施卡的帮助下换上干衣服。

他们在破炉子里生了火，把找到的一块木板搁在两个马鞍上，铺上马衣，又弄来小茶炊、食品箱和半瓶朗姆酒。他们请玛丽雅作主人，大家围着她坐下。有人给她一块干净的手帕，让她擦擦好看的小手；有人把上衣铺在她的小脚下免得她的脚受潮；有人拿雨衣挂在窗上挡风；有人拂走她丈夫脸上的苍蝇，免得苍蝇弄醒他。

“不用管他，”玛丽雅羞涩而快乐地微笑着说，“他一夜没睡，就这样也睡得很好。”

“不行，玛丽雅，”一个军官回答，“得服侍好医生。也许有朝一日我得截去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他会手下留情的。”

杯子只有三只；水又那么脏，看不清茶的浓淡，而茶炊只能烧六杯水，但这样格外有趣；大家可以按级别高低轮流从玛丽雅短短的指甲不太干净的胖手里接过茶杯。那天晚上，军官们似乎个个都爱上了玛丽雅。就连那几个在隔板后打牌的军官，不久也都丢下牌，来到茶炊旁，投身到向玛丽雅献殷勤的欢乐气氛中。玛丽雅看到周围这些相貌漂亮、彬彬有礼的青年，满面春风，虽然竭力掩饰快乐的心情，看见她丈夫在睡梦中身子一动，就现出惊恐的神色。

匙子只有一把，糖却很多，搅不过来，因此决定由玛丽雅轮流给大家搅。尼古拉接过杯子，加了点朗姆酒，请玛丽雅替他搅和。

“您还没有加糖吧？”她说，一直微笑着，仿佛不论她说什么，也不论别人说什么，都很可笑，而且别有用意。

“我不要糖，我只要您用您的小手搅一下就行。”

玛丽雅一口答应，便到处找匙子，因为匙子不知被谁拿去了。

“您就用手指搅吧，玛丽雅，”尼古拉说，“这样更有味。”

“太烫了！”玛丽雅说，兴奋得脸都红了。

伊林拿来一桶水，滴了几滴朗姆酒进去，走到玛丽雅跟前，请她用手指搅一搅。

“这是我的杯子，”他说，“您只要把手指伸进去一下，我就把它喝光。”

等到茶炊里的茶都喝光，尼古拉拿出一副纸牌，要求跟玛丽雅一起打“国王”。大家拈阄决定谁同玛丽雅搭档。尼古拉提出输赢的条件：谁做国王，谁可以吻玛丽雅的手；谁做坏蛋，谁就在医生醒来后给他烧茶炊。

“那么，要是玛丽雅做国王呢？”伊林问。

“她本来就是女王！她的命令就是法律。”

他们刚开始打牌，医生头发蓬乱的头突然从玛丽雅身后抬起来。他早就醒了，留神听着他们的谈话，觉得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没有什么快乐、可笑和好玩的地方。他神色忧郁愁闷。他没同军官们打招呼，搔搔头皮，要求挡路的人让他出去。他一出去，军官们就放声大笑，玛丽雅满脸通红，眼睛里涌出泪水，因此军官们觉得她越发迷人。医生从院子里回来，对妻子（玛丽雅已收起快乐的笑容，怯生生地瞧着医生，等候他的判决）说，雨停了，得睡到篷车里去，要不车上的东西会被偷光的。

“好，我派一个勤务兵去……派两个勤务兵去！”尼古拉说，“算了吧，医生。”

“我自己去站岗！”伊林说。

“不，诸位，你们睡够了，可我有两个晚上没合眼。”医生说，闷闷不乐地在妻子旁边坐下，等待牌局结束。

军官们看见医生板着脸，斜睨着妻子，更乐了。好多人忍不住笑出声来，慌忙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等医生领着妻子出去，同她一起在马车上安顿下来，军官们就盖上湿外套，在酒店里睡下。但他们都久久没有入睡，时而彼此交谈几句，回想医生的惊惶和他妻子的快乐，时而跑到台阶上，报告马车里的动静。尼古拉几次蒙上头想睡，但又被谁的话逗乐，大家又谈起话来，又无缘无故发出一片快乐而天真的笑声。

十四

夜里两点多钟还没有人入睡。这时司务长带来进驻奥斯特罗夫诺镇的命令。

军官们又都有说有笑地收拾行李，又用茶炊烧着肮脏的水。但尼古拉不等茶烧好，就到骑兵连去。天已破晓，雨也停了，云在消散。天气又潮又冷，特别是穿着潮湿的衣服更觉得不舒服。尼古拉和伊林走出酒店，在朦胧的曙光中两人瞧了瞧医生那辆马车潮湿发亮的皮篷，看见医生的脚从车篷里伸出来，车子中央的坐垫上露出医生太太的睡帽，还听见她的呼噜声。

“是的，她挺可爱！”尼古拉对同他一起出来的伊林说。

“这女人真是迷人！”伊林用十六岁少年特有的严肃神情回答。

半小时后，骑兵连已在大路上排好队。响起一声口令：“上马！”士兵们纷纷画了十字骑上马。尼古拉骑马跑到前面，喊了一声“开步走”，骠骑兵就四人一排，随着步兵和炮兵，沿着两边种着桦树的大路前进。马蹄在泥泞的路上发出溅拍声，马刀铿锵作响，士兵悄声低语。

一片片青紫色的碎云被曙光映得发红，在风中飞驰。天色越来越亮了。村道上的蔓草还沾着昨夜的雨水，湿漉漉的；垂下的桦树枝也沾满雨水，迎风摇曳，不时洒下晶莹的水滴。士兵们的脸越来越清楚了。尼古拉同紧跟着他的伊林一起，在桦树夹道的路旁策马前进。

尼古拉在前线不骑军马，却由着性子骑一匹哥萨克马。他爱好骑马，又是个识马的行家，前不久得到一匹高大的顿河白鬃白尾的枣红骏马。他骑着这匹马，没有人能赶上他。骑着这样一匹好马奔驰，尼古拉觉得是一大乐趣。他想到马，想到早晨，想到医生的妻子，但一次也没想到眼前的危险。

尼古拉以前打仗总感到恐惧，现在却丝毫也不觉得害怕。他不害怕，并非已习惯于战斗（对危险是无法习惯的），而是学会在危险关头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养成习惯，在参加战斗时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去想他最关心的事，也就是面临的危险。初入伍时，不论他怎样责备自己胆怯，怎样鼓励自己，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几年下来，他已能适应战斗生活。此刻他同伊林并排在桦树中间骑马行走，有时顺手从枝条上摘下几片叶子，有时踢踢马肚子，有时头也不回就把吸完的烟斗递给后面的骠骑兵，神态那么悠闲，仿佛是在骑马兜风。伊林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尼古拉望望他那紧张的脸色，很可怜他。他是个过来人，懂得这位少尉面临恐怖和死亡的痛苦，知道只有时间才能治好他的病。

太阳刚从乌云后面升到明净的空中，风就停了，仿佛风也不敢破坏这暴风雨后夏天早晨的美景；空中还在滴水，但已是垂直地落下，周围万籁无声。太阳完全露出地平线，接着又隐没在一长条乌云后面。几分钟后，太阳又冲破乌云，更明亮地出现在乌云上面。万物光辉灿烂，明亮夺目。这时前方炮声隆隆，仿佛在响应这片光明。

尼古拉还来不及推测炮声的远近，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的副官已从维切布斯克驰来，带来疾驰前进的命令。

骑兵连绕过步兵和也在赶路的炮兵驰下山坡，穿过一座荒芜的村庄，又登上一个山坡。马开始出汗，人也热得涨红了脸。

“立定！看齐！”前面传来营长的口令。

“向左转，开步走！”又传来口令声。

骠骑兵沿着步兵行列走到阵地左翼，停在第一线的枪骑兵后面。右边是我方密集的步兵纵队——他们是后备队；在他们上方的山上，在澄澈天空的衬托下，安置在地平线上的我方大炮被早晨的阳光照得清清楚楚。前面谷地的前方是敌人的纵队和大炮。谷地里，我们的散兵线已在交锋，斗志昂扬地同敌人对射着。

尼古拉听到这种好久没听到的射击声，好像听到欢乐的音乐，也兴奋起来。哒哒哒——哒哒！射击声时而一起打响，时而一声接着一声，接着又沉默下来，然后又像有人踩着摔炮，劈啪作响。

骠骑兵原地不动地站了个把小时。炮击开始。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带着随从跑到骑兵连后面停下，同团长谈了几句话，又向山上的炮位驰去。

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一走，枪骑兵就听到一声口令：

“成纵队，准备冲锋！”

他们前面的步兵分成两排，让骑兵过去。枪骑兵出动了，枪上的飘带不断飘荡，向出现在山下左方的法国骑兵冲去。

枪骑兵一下山，骠骑兵就奉命上山掩护炮兵。骠骑兵刚开到枪骑兵的阵地上，没有打中目标的子弹就远远地从前方呼啸着飞来。

尼古拉好久没听到这种声音，变得比原来更快乐更兴奋。他挺直身子，观察展开在山下的战场，一心注意着枪骑兵的行动。枪骑兵向法国龙骑兵冲去，硝烟中发生一场混战。五分钟后，枪骑兵后退了，不是退回原地，而是退到左边。在穿橘黄军服、骑枣红马的枪骑兵中间和他们的后面出现了一大群穿蓝军服、骑灰色马的法国龙骑兵。

十五

尼古拉凭他锐利的猎人眼睛，首先看见穿蓝军服的法国龙骑兵在追击我们的枪骑兵。溃乱的枪骑兵越来越往后退，法国龙骑兵在他们后面追击，他们离我方阵地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见山下这些很小的人在冲突，相互追逐，挥动双臂和马刀。

尼古拉像看猎犬追捕野兽那样，看着眼前发生的事。他凭本能感觉到，要是现在率领骠骑兵下去攻击法国龙骑兵，法国龙骑兵是抵挡不住的；要攻击现在就得攻击，不然就错过时机了。他环顾四周。骑兵大尉站在他旁边，眼睛也一直盯住山下的骑兵。

“安德烈·谢瓦斯基扬内奇，”尼古拉说，“我说，我们准能把他们……”

“这一着倒是不错，”骑兵大尉说，“一定……”

尼古拉没听完他的话就刺了刺马，跑到骑兵连前头。没等他发命令，全连就都感觉到，并且跟着他催动马匹。尼古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像打猎一样，不假思索就行动起来。他看见龙骑兵离得很近，队形混乱，拼命奔驰；他知道他们是挡不住的，他知道机不可失，不能错过。子弹在他周围嗖嗖呼啸，马一个劲儿往前冲，他简直勒不住它。他催动马匹，发了口令，但就在这一刹那，他听见身后一片马蹄声，展开队形的骑兵连向山下的龙骑兵冲去。他们一下山，马就由溜蹄改成大跑，而且越接近枪骑兵和法国龙骑兵就跑得越快。这时龙骑兵已近在咫尺。前面的龙骑兵一看见骠骑兵就转身往后退，后面的也纷纷停下来。尼古拉怀着打猎时堵狼的心情，放他的顿河马飞跑，去堵截溃乱的法国龙骑兵。一个枪骑兵站住了，一个步兵怕被马踩着，趴在地上，一匹无人骑的马混在骠骑兵中间。法国龙骑兵几乎全都往回跑。尼古拉挑了一个骑灰马的龙骑兵，向他冲去。他在路上碰到一丛灌木，他的骏马驮着他越过灌木丛。尼古拉还没在鞍子上坐好，就看见他立刻能赶上他所选定的那个敌军。这个法国人，从服装上看得出是个军官，伏在灰马上，挥动马刀飞驰。一转眼，尼古拉坐骑的胸部撞着法国军官的马屁股，几乎把它撞倒。就在这一刹那，尼古拉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举起马刀向法国人砍去。

就在这样砍去的一刹那，尼古拉的勇气顿时消失了。军官从马上跌下来，与其说是由于臂肘上方受了轻伤，不如说是由于马的冲撞和恐惧。尼古拉勒住马，用眼睛找寻敌军，想看清他打败的是个什么人。法国龙骑兵军官一只脚卡在马镫里，另一只在地上跳着。他恐惧地眯着眼睛，仿佛等待随时再挨一刀，皱起眉头，惊惶地自下而上打量着尼古拉。他的脸年轻、苍白，溅满了泥，头发淡黄，下巴上有一个酒窝，眼睛浅蓝。整个模样一点不像战场上的敌人，而像家里的自己人。尼古拉还没决定怎么办，那军官就叫道：“我投降！”他慌张地想从马镫里抽出脚，浅蓝的眼睛恐惧地盯住尼古拉。几个骠骑兵赶上来，帮他抽出脚，把他放到马鞍上。周围的骠骑兵都在对付龙骑兵：一个龙骑兵负伤了，满脸是血，但还不肯放弃他的马；另一个抱住骠骑兵，坐在他的马屁股上；第三个正由骠骑兵扶上马。法国步兵在前面边跑边开枪。骠骑兵连忙带着俘虏往后跑。尼古拉跟着别人往回跑，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他俘虏了这个军官并砍了他一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

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迎接回来的骠骑兵，召见尼古拉，向他表示感谢，说他将把他的英勇行为禀奏皇上，并替他申请圣乔治勋章。当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召见尼古拉时，尼古拉想起他没等命令就向法军冲锋，现在长官召他去，一定是为他擅自行动而要处罚他。因此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的赞扬和答应予以奖赏本应使尼古拉受宠若惊，但精神上难言的负疚还是使他觉得难受。“究竟什么事使我痛苦啊？”他从将军那儿出来时问自己，“是为伊林吗？不是，他安然无恙，是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吗？不是。都不是！”使他痛苦的是一种悔恨的感觉，“对了，对了，就是为了那个下巴上有酒窝的法国军官。我记得很清楚，我举起刀来，又放下了。”

尼古拉看见被押走的俘虏，他骑马赶上去，想看看那个下巴上有个酒窝的法国人。那法国人穿一身古怪的军服，骑在骠骑兵的驮马上，惊慌地向周围打量着。他臂上的刀伤算不了什么。他向尼古拉勉强装出笑容，向他挥手致意。尼古拉还是感到不痛快，似乎有点内疚。

这天一整天和第二天，朋友们和同事们发现尼古拉闷闷不乐，若有所思，神情严肃，但并不是生气。他勉强喝了点酒，一个人躲起来想心事。

尼古拉一直思索着使他意外获得圣乔治勋章和勇士名声的光辉战功，可是有一件事他怎么也无法理解。“看来他们比我们更害怕！”他想，“难道英雄气概就是这么一回事？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那个长有酒窝和蓝眼睛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是多么害怕啊！他以为我要杀他。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我的手在发抖。可我却要得圣乔治勋章。我不理解，完全不理解！”

尼古拉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怎么也得不到明确的解答，但就在这时，他在部队里又福星高照。在奥斯特罗夫诺战役之后，他又被提升为骠骑兵营长，而在需要勇敢的军官时，他又获得了新的任务。

十六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尽管自己尚未康复，身子还很虚弱，就带了彼嘉和全家来到莫斯科。罗斯托夫一家就从阿赫罗西莫娃家搬到自己家里，在莫斯科定居下来。

娜塔莎病得很厉害，因而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和她同未婚夫解除婚约等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对她本人和对她的父母都是件好事。她病得十分厉害，不吃，不睡，不断咳嗽，眼看着在瘦下去。医生暗示她的父母，她的病情已很危险。这样大家也就不去考虑，发生这些事她该负多少责任。大家一心只想着怎样治好她的病。医生们来看病，有时来会诊，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说了许多话，相互指摘，凭各人的医术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无法知道娜塔莎的病，因为一个活人所生的病本来就是无法知道的，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各人有各人特殊的、新奇的、复杂的、医典上所没有的病，那不是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些器官的综合症。这种简单的道理医生想都没有想到（就像巫师不会想到他的巫术不灵一样），因为治病是他们的终身职业，他们以此为生，并把最好的年华花在这上面。但医生不懂这个道理，主要因为他们断定自己是有用的，他们对罗斯托夫一家人的确有用。他们之所以有用，并非因为他们强迫病人吞服许多有害的东西（这种害处不容易察觉，因为用量很小），而是因为他们能满足病人和爱她的那些人精神上的需要。这也是永远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缘故。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总是希望减轻痛苦，得到同情，别人有所行动。这些江湖郎中、巫婆等就能满足人类这种原始的需求，就像孩子要求人家抚摩一下碰痛的地方一样。孩子摔伤了，立刻投身到母亲或保姆的怀抱，要她们亲亲他，摸摸他痛的地方。她们亲了他，摸了他，他就觉得好过些。孩子不相信最强大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以及母亲在抚摩肿处和亲他时所表示的同情，使孩子得到了安慰。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亲她的肿处，摸她的疼痛，并使她相信，只要派车夫到阿尔巴特街药房，用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盒包装漂亮的药粉和药丸，病人不多不少每隔两小时吞服一次，就会药到病除，恢复健康。

如果不是遵照医生嘱咐，按时给娜塔莎服药、饮食、吃鸡肉饼，并安排其他一系列生活细节（这些也是一家人的工作和安慰），那么，宋尼雅、伯爵和伯爵夫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他们怎能坐视娜塔莎虚弱下去，消瘦下去，而不采取措施呢？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越严格，越复杂，心里越感到安慰。伯爵如果不为娜塔莎的病花掉几千卢布，而且为了使她康复不惜再花掉几千卢布；如果女儿的病没有好转，他还得再花几千卢布把她送到国外，请名医会诊，如果他不能详细讲讲，梅蒂维埃和费勒怎样不懂医道，而弗里茨如何高明，摩德罗夫更有本领确诊，眼看爱女害病他又将怎样过呢？伯爵夫人如果有时不同害病的娜塔莎吵吵嘴，责备她没有完全遵照医嘱，她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你要是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你就永远别想好起来！”她忘记了忧虑，恼恨地说，“你可能变肺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肺炎这个词大家都不懂，因此她能说出这个词，就感到很得意。

宋尼雅愉快地意识到，开头三夜她没有脱过衣服，严格遵照医生的嘱咐办事，直到现在还常常熬夜，为的是按时从金盒子里取出有点毒性的丸药给娜塔莎服用。如果不这样，宋尼雅又能做什么呢？

就是娜塔莎本人，嘴里虽说没有一种药能治好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但她还是高兴看到，大家为她作出那么多牺牲，她必须按时服药。她不遵从医生嘱咐，不相信医生治疗，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并因此感到得意。

医生每天来给她把脉，看舌苔，不理会她那沮丧的脸色，跟她说说笑笑。不过，当医生走到另一个屋里，伯爵夫人慌忙跟着他进去时，他就换上严肃的神色，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危险是有的，但他希望最后一种药能见效，不过得等等看，还说她的病多半是精神上的……

于是伯爵夫人竭力悄悄地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并且每次总是宽慰地回到病人那里。

娜塔莎的病症是吃得少，睡得少，有点咳嗽，没有精神。医生们说，病人离不开医药，因此得把她留在空气恶浊的城市里。这样，罗斯托夫一家一八一二年夏天就没有到乡下去。

娜塔莎虽然吞服了许多药丸、药水和药粉（肖斯小姐爱好收集小瓶和小盒），虽然离开了过惯的乡村生活，但青春还是起了作用：娜塔莎的悲伤被日常生活所冲淡，渐渐过去，不再那样折磨她的心灵，她的身体也逐渐康复了。

十七

娜塔莎平静了些，但还是不快活。她不仅回避各种娱乐——跳舞、骑马、音乐会和看戏，而且每次笑的时候总是含着眼泪。她不能唱歌。她只要一笑，或者独自唱歌，泪水就会把她哽住。那是忏悔的泪，回忆一去不复返的纯洁时期的泪；恼恨的泪，恼恨她白白糟蹋了本来可以很幸福的青春生活。她觉得欢笑与唱歌是对她悲哀的亵渎。她根本无心卖弄风情，甚至不需要在这方面克制自己。她觉得并且公然说，现在所有的男人都像小丑娜斯塔霞。内心的戒律不许她有任何欢乐。再说，这个对生活满怀希望的少女，她的纯洁的兴致现在也完全丧失了。她回忆得最多也最使她伤心的是逝去的秋天、打猎、“大叔”以及同尼古拉一起在奥特拉德诺度过的圣诞节。只要能再过上一天这样的生活，要她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她当时就预感到，那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也不会来了。这种预感如今已得到证实。可是人总得活下去。

她想到，她并不像她以前所认为的那么好，而是很坏，是世界上最坏的人。这种想法反而使她感到轻松。但光是这样还不够。她知道这一点，同时自问：“以后怎么办？”以后什么也没有。生活没有丝毫欢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娜塔莎显然尽力不去连累别人，不去妨碍别人，她毫无所求。她避开家里人，只有同弟弟彼嘉在一起时才感到轻松。她不喜欢同别人交往，只喜欢同彼嘉待在一起；同他在一起，她有时会笑出声来。她几乎足不出户，在来客中间她只喜欢皮埃尔一个。没有人比皮埃尔待她更体贴、细心，而又严肃。娜塔莎不知不觉中感觉到这种体贴，因此同他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但她并不感谢他的体贴，她觉得他这样做并没有花什么力气。皮埃尔待人好是出于本性，他的厚道并不是为了讨好人。娜塔莎有时发现皮埃尔在她面前有点局促不安，特别是当他想做点什么好事使她高兴，或者唯恐说话不当心引起她痛苦回忆的时候。她看出这一点，认为这是因为他善良腼腆，而且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有一次，在娜塔莎非常激动的时刻，皮埃尔脱口而出，说要是他没有结过婚，他就会跪下来向她求婚。这以后，皮埃尔就再也没向娜塔莎吐露过自己的感情。娜塔莎显然觉得，当时他安慰她，就像大人安慰啼哭的孩子一样。这倒不是因为皮埃尔结过婚，而是因为娜塔莎觉得她同皮埃尔之间有一重不可逾越的道德樊篱，这在她同阿纳托里之间是没有的。她从没想到，她同皮埃尔的关系会引起她对他的爱情，或者他对她的爱情（这更不可能），他们之间甚至不可能发生亲切、自觉、诗意盎然的异性友谊。这种友谊的例子，她是见到过的。

在圣彼得节[169]末，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诺的女邻居别洛娃来莫斯科朝拜这里的圣徒。她建议娜塔莎斋戒，娜塔莎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娜塔莎不顾医生禁止她清早出门，坚持要斋戒祈祷，而且不像罗斯托夫家通常那样在家里做三次祷告，而是像别洛娃那样斋戒一周，不放过教堂里所有的晨祷、午祷和晚祷。

伯爵夫人看到娜塔莎这样虔诚很高兴；医疗没有见效，她心里就希望能通过祈祷治好女儿的病，虽然她惴惴不安地瞒着医生，但答应了娜塔莎的要求，并把她托付给别洛娃。别洛娃半夜三时就来叫娜塔莎，但往往发现她已醒了。娜塔莎怕睡过晨祷。她匆匆梳洗完毕，随便穿上最坏的衣服，披上旧斗篷，身子冷得发抖，来到曙光熹微中空荡荡的大街。娜塔莎听从别洛娃的劝导，不去本教区教堂而到另一个教堂祈祷。据别洛娃说，那里的一位司祭生活严肃，品德高尚。教堂里的人一向很少，娜塔莎同别洛娃总是站在左边唱诗班后面的圣母像前。娜塔莎在这不寻常的早晨，眼望着被烛光和从窗口透进来的晨光照亮的圣母的黑脸，仔细听着祷词，面对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心里充满了一种谦卑感。当她理解祷词的时候，她那带有个人色彩的感情就同祷词融为一体。当她不理解祷词的时候，她更高兴地想，希望理解的愿望是值得骄傲的，要理解一切不可能，只要信仰和皈依上帝就行了，因为此时此刻上帝支配着她的心灵。她画十字，鞠躬，而当她不理解的时候，她只为自己的卑劣感到惶恐，请求上帝宽恕她的一切，并且可怜她。她最醉心的是忏悔祷告。清晨回家的路上，娜塔莎只遇见去上工的泥瓦匠和清道夫，家里个个都在睡觉，娜塔莎觉得她身上产生了一种能够改过自新的新鲜感情，觉得她能过一种纯洁幸福的新生活。

在过这种生活的一个星期里，她的这种感情与日俱增。领圣餐，或者照别洛娃的说法是“和上帝交通”，娜塔莎认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她恐怕活不到那个幸福的礼拜日。

但这幸福的一天终于来到，娜塔莎在这个难忘的礼拜日身穿白纱衣服，领过圣餐回来，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不因眼前的生活感到压抑。

医生那天来替娜塔莎治病，吩咐继续服用两星期前给她开的药粉。

“一定要继续服药，早晚各一次，”他说，对自己的成功显然很得意，“只是请准时服药。伯爵夫人，您放心好了，”医生俏皮地说，敏捷地一把接过金币，“她很快又会唱歌，又会欢蹦乱跳了。上次那药对她非常非常有效。她气色好极了。”

伯爵夫人瞧瞧自己的指甲，吐了口唾沫[170]，满面春风地回到客厅。

十八

七月初，莫斯科传布着越来越使人不安的战争消息：皇帝发表了告民众书，他已离开军队，回到莫斯科。但是直到七月十一日还没有接到宣言和告民众书，因此到处流传着有关此事和俄国局势的大大夸张的流言。据说，皇帝离开是因为军队处境危急。据说，斯摩棱斯克失守，拿破仑有百万大军，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俄国。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宣言发表了，但还没印好。皮埃尔来到罗斯托夫家，答应第二天星期日来吃饭，并从拉斯托普庆伯爵那儿把宣言和告民众书带来。

这个星期日，罗斯托夫一家照例到拉祖莫夫斯基家教堂做礼拜。这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罗斯托夫一家在教堂前下车已经十点钟了。空气十分闷热，小贩尖声叫卖，人群穿着色彩鲜艳的夏装，行道树的叶子积满灰尘，军乐声悠扬，一营穿白裤子的士兵前去换班，大路上车声辘辘，阳光灼热刺眼。在城里晴热的日子，这一切更使人感到暑热的困倦，对现状的满意和不满。在拉祖莫夫斯基家的教堂里，聚集了莫斯科的名门显贵和罗斯托夫家的老相识（许多豪富人家通常都到乡下过夏，今年却都留在莫斯科，好像今年要发生什么事）。娜塔莎挨着母亲，跟着一个为她们开路的穿号衣的跟班走过去，听见一个年轻人用说得太响的耳语说到她：

“这是罗斯托夫家的小姐，就是那个……”

“她瘦多了，可还是那么漂亮！”

她听见，好像有人提到阿纳托里和安德烈的名字。事实上她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她总是觉得，凡是看见她的人都在想着她的事。娜塔莎身穿镶黑色花边的雪青绸连衣裙，若无其事地在人群中走着。她表面上越是装得平静和庄重，内心越是痛苦和羞愧。她自知长得美，但现在这已不像过去那样使她高兴了。相反，这使她痛苦，特别是在城里度过炎夏的时候。“又是星期日，又过了一个礼拜，”她想起上个星期日她在这里，自言自语，“还是那种没有意义的生活，还是那个愉快的生活环境。我漂亮，我年轻，我知道我以前不好，但现在好了。这我知道，可是最好的年华就这样虚度了，对谁也没有好处。”她站在母亲身旁，同近处几个熟人打招呼。她像平时一样打量妇女们的衣着，批评旁边一个女人的仪态，批评她画十字不合规矩。接着她又懊丧地想到人家批评她，她现在也批评人家。突然她听到祈祷的声音，不禁为自己的卑鄙吃惊，惶恐地觉得原来的纯洁又丧失了。

一个仪表堂堂的斯文小老头虔诚而庄严地念着祷文，安抚着做礼拜的人的心灵。圣障的中门关上了，帘子缓缓拉拢，从里面传出轻微的神秘低语声。娜塔莎心口涌起她自己也弄不懂的泪水，一种又快乐又烦恼的情绪使她激动。

“教教我，我该怎么办，怎样才能从此改过自新呢……”娜塔莎想。

助祭走上讲经台，叉开大拇指，从法衣下理理长发，在胸前画了十字，声音洪亮而庄严地念着祷词：

“我们大家向主祷告。”

娜塔莎想：“我们大家，不分等级，没有仇恨，凭博爱联合起来的人们，向主祷告。”

“为了天赐的和平与灵魂的得救！”助祭念道。

“为了天使和我们头上的全体神明！”娜塔莎祷告道。

当他们为军人祷告时，娜塔莎想到了哥哥和杰尼索夫。当他们为在海上和陆地漂泊的游子祷告时，她想到了安德烈公爵，她为他祝福，她对他做了错事，现在求上帝饶恕她。当他们为爱我们的人祷告时，她为家人祷告，为父亲、母亲和宋尼雅祷告，第一次感觉到她是多么爱他们，可是她对不起他们。当他们为仇恨我们的人祷告时，她想出几个仇敌，为他们祷告。她把债主和凡是同她父亲打交道的人都当作仇人。一想到仇人，她总是记起害得她好苦的阿纳托里。虽然他并不恨她，她还是把他当作仇人，为他祷告。只有祷告的时候，她才能平静而清楚地想起安德烈公爵和阿纳托里。她对他们的感情，比起她对上帝的敬畏之情来，真是微不足道。当他们为皇室和正教院祷告时，她特别虔诚地鞠躬和画十字。她对自己说，虽然她不懂正教院，也不能对它发生怀疑，但她还是敬爱正教院，并为它祷告。

助祭祷告完毕，在胸前圣带上画了十字，说：

“把我们自己、把我们整个生命交给我主基督。”

“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娜塔莎在心里复述着，“上帝啊，我把自己交给你安排。我一无所求，一无所需；你教导我该怎么办，该怎样运用自己的意志吧！你收留我，收留我吧！”娜塔莎虔诚而急切地在心里说，没有画十字，垂下两条细小的手臂，仿佛在等待无形的力量来把她带走，使她摆脱悔恨、欲望、责备、希望和罪恶。

伯爵夫人在祷告时几次回顾女儿虔诚的脸色和闪亮的眼睛，祈求上帝保佑她。

突然在礼拜中途，助祭违反娜塔莎所熟悉的程序，拿出来一条板凳（就是他在圣灵降临节跪在上面祷告的那条板凳），把它放在圣障的中门前。司祭头戴紫绒法冠走出来，理理头发，费力地跪下。人人都跟着他跪下，并且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这是刚从主教院送来的祷文，从敌人侵略下拯救俄国的祷文。

“万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主！”司祭用清楚、平稳与温和的声音开始念祷文，只有斯拉夫教士才能用这样的声音祈祷，使俄国人的心完全被感动，“万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主！现在求你施恩给你的百姓，仁慈地垂听我们的祈祷，可怜我们，饶恕我们。敌人在蹂躏你的土地，妄想把世界变成废墟，与我们为敌；这些不法之徒纠集在一起，毁坏你的财富，破坏你的圣城耶路撒冷，毁灭你所爱的俄罗斯：他们玷污你的圣堂，拆掉祭坛，亵渎你的圣物。主啊，这些歹徒将横行到几时？他们将逞凶到几时？

“主啊！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增强我们至尊至圣的亚历山大皇帝的力量；请顾念他的公正和温顺，按其善行给予奖赏，保全你所宠爱的以色列；保佑其智谋、创举和事业；用你万能的手加强其王国，使其克敌制胜，犹如你使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歌利亚[171]。请保佑其军队，把铜弓赐予以你的名义武装起来的人，帮助他们战斗。请你拿起刀枪和盾助战，使那些加害于我们的恶人遭到诅咒和羞辱，让他们面对忠勇的战士就像风中的尘土，让你强大有力的天使羞辱他们，驱逐他们；使他们不知不觉自投罗网，耍弄阴谋，自食其果；让他们跪倒在你仆人的脚下，随我们的大军任意践踏。主啊！你能拯救强者和弱者，你是上帝，人是不能违抗你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永远慷慨仁慈，不要抛弃我们，不要厌恶我们的卑贱，你宽宏大量，仁爱为怀，饶恕我们的错误和罪孽吧。你使我们的心灵纯洁，唤起我们公正的精神，增强我们对你的信心，坚定我们的希望，唤起我们真诚的互爱，使我们万众一心保卫你赐给我们世代相传的土地，不准恶徒统治你所降福的人民！

“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信仰主，我们信托主，不要让我们对你所希望的仁慈破灭吧，请你显现奇迹，让那些仇恨我们和仇恨正教的人蒙受耻辱和灭亡；让天下万邦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求你立刻赐予我们仁慈，使我们得救，使你的仁慈温暖仆人们的心，打倒我们的敌人，让他们在你忠实仆人的脚下毁灭。你是信徒们的保护者、救主和胜利，一切荣耀归于你，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门！”

娜塔莎现在敞开心灵，这祷告就使她特别感动。她一字不漏地听着祷文中所说的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歌利亚，以及耶路撒冷遭到破环等事，并且满腔热情地向上帝祷告，但她并不清楚她在向上帝祈求什么。她全心全意参加祷告，祈求伸张正义，增强信心和希望，用爱来鼓舞人心。但她不能祈求将敌人踩在脚下，因为几分钟前她还希望有更多的敌人让她爱，为他们祷告。但她也不能怀疑此刻诵读的祷文的正确性。她想到人们因罪孽而受罚，尤其是她自己因罪孽而受罚，心里感到惶恐和敬畏，她求上帝饶恕所有的罪人，也饶恕她，并赐给大家平安和幸福。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祷告。

十九

皮埃尔自从离开罗斯托夫家，回忆着娜塔莎感激的目光，仰望高悬在空中的彗星那天起，他觉得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不再想到那个一直使他苦恼的问题：浮生若梦，空虚无聊。“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以前不论做什么事，他都会想到这个可怕的问题。如今他不再想到这个问题，倒不是他想到别的问题，而是因为他面前总是出现她的形象。不论是听到或参与无聊的谈话，还是读到或知道人们卑劣愚蠢的行为，他已不像以前那样感到惊讶；他不再问自己，既然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人们何必忙忙碌碌。如今他只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的那副模样，一想到她，他的一切疑虑都消失了。这倒不是因为她解答了他常想到的那些问题，而是因为一想到她，他精神上立刻来到一个光明的世界，那里没有是或非，只有使人眷恋的美和爱。不论他面前出现什么尘世的丑恶，他总是对自己说：

“就让人盗窃国家和皇帝的财富，国家和皇帝反而赐给他荣誉吧。对了，她昨天向我微微一笑，还邀请我到她家去，我爱她。这事谁也不会知道。”他想。

皮埃尔仍旧出入交际场所，仍旧经常酗酒，过着懒散放荡的生活，因为除了在罗斯托夫家消磨几小时外，他还得打发其余的时间。于是在莫斯科养成的习惯和结交的朋友又强烈吸引他去过那种生活。但近来，从战地不断传来愈益使人焦虑的消息，娜塔莎的健康逐渐恢复，她不再引起他的怜悯。在这种时候，他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他觉得，他现在的处境不会持续很久，灾难即将临头，势必改变他的全部生活，他焦急地在各方面找寻大难临头的预兆。共济会一位会友向皮埃尔介绍圣约翰《启示录》中一段与拿破仑有关的预言。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同一章第五节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法文字母表，按照希伯来文的数字表现方式，前九个字母表示个位，其余字母表示十位：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按照这个字母表，把组成“拿破仑皇帝”几个字的字母折成数目，总和是六百六十六，因此拿破仑就是《启示录》中所预言的那只野兽。再有，法文“四十二”几个字母折成数目，也就是给那只有“说夸大亵渎话的口”的野兽规定的期限，所得的总和也是六百六十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拿破仑掌权的期限是一八一二年，因为这一年法国皇帝的年纪是四十二岁。这个预言使皮埃尔很震惊，他常常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将结束这野兽（拿破仑）的权力？他竭力用数目代替字母的方法来寻求答案。皮埃尔写了“亚历山大皇帝”和“俄罗斯民族”。然后他折算了这几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但数目的总和不是比六百六十六大得多，就是小得多。有一次在计算时他写了自己的名字“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但数目的总和同六百六十六也相差很多。他又改变拼法，用Z代替S，加一个de，再加上冠词，但仍得不到他所希望的结果。后来他又想到，如果他所研究的问题的答案在他的名字里，那么他的名字前应当加上国籍。他写了“俄国别祖霍夫”，折算下来的数目是六百七十一。只多了五，五也就是e，也就是“皇帝”一词的冠词中所省略的e。只要去掉e（虽然不合语法），皮埃尔就获得了他所求的答案，也就是“俄国别祖霍夫”，等于六百六十六。这个发现使他兴奋。他同《启示录》里所预言的重大事件有什么联系，他不知道，但他毫不怀疑存在着这种联系。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基督的敌人、拿破仑入侵、彗星、六百六十六、拿破仑皇帝和俄国别祖霍夫——这一切都应该酝酿成熟，把他从着了魔的莫斯科习气的小魔圈里解放出来，使他建立伟大的功勋，获得巨大的幸福。

在做祷告的那个星期日前夜，皮埃尔答应从老相识拉斯托普庆伯爵那里给罗斯托夫家带去《告民众书》和最新战事消息。那天早晨，皮埃尔去访问拉斯托普庆伯爵，在他那里遇见一位刚从部队来的信使。这位信使是莫斯科舞会的常客，皮埃尔认识他。

“看在上帝分上，您能不能帮帮我忙？”信使说，“我有满满一口袋家信呢。”

在这些信中有一封尼古拉给父亲的信。皮埃尔拿了那封信。此外，拉斯托普庆伯爵还给了皮埃尔刚印好的《告莫斯科民众书》、最新几项军事命令和他自己签发的公告。皮埃尔看了军事命令，在一份伤亡和受奖人员名单中发现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名字。尼古拉由于在奥斯特罗夫诺战斗中表现英勇而获得四级圣乔治勋章。皮埃尔在同一命令里还看到，安德烈公爵被任命为轻骑兵团团长。皮埃尔不愿向罗斯托夫家人提到安德烈公爵，但他急于要把儿子得奖的喜讯告诉罗斯托夫一家，使他们高兴。于是他就派人把那个命令和信送到罗斯托夫家，却把《告民众书》、公告和其他命令留下来，以便吃饭时亲自带去。

同拉斯托普庆伯爵的谈话，拉斯托普庆焦躁不安的语气，同若无其事地谈到战事失利的信使的见面，莫斯科发现间谍的流言，有关拿破仑预定在秋季之前攻入俄国新旧两个京城的传单，有关皇帝明天将到达莫斯科的谈话——这一切又使皮埃尔激动，并充满期待的心情。自从彗星出现，特别是开战以来，皮埃尔就一直有这样的心情。

皮埃尔早就想进入军队服务，他早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有两件事妨碍他这样做：第一，他加入了共济会，并立誓宣传永久和平，消灭战争；第二，他看到许许多多莫斯科人穿着军装宣传爱国主义，不知怎的，他感到羞于这样做。他没有进入军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朦胧的观念：他俄国别祖霍夫符合六百六十六那个野兽的数目，命定要参加限制这头野兽权力的伟大事业，因此他不能做别的事，只能等待必然的事发生。

二十

那天也像每个星期日那样，有几个至亲好友在罗斯托夫家吃饭。

皮埃尔来得早些，想单独同罗斯托夫家人见面。

近一年来，皮埃尔胖了许多，要不是他身材高大，四肢发达，体格强壮，行动敏捷，他就会显得畸形了。

他气喘吁吁，喃喃地说着什么，走上楼去。车夫也没问要不要等候，他知道伯爵到罗斯托夫家不到十一点是不会回去的。罗斯托夫家的仆人高兴地跑上来替他脱外套，从他手里接过手杖和帽子。皮埃尔按照俱乐部习惯总是把手杖和帽子留在前厅。

他在罗斯托夫家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娜塔莎。他在前厅脱外套，还没看见她，就听见她的声音。娜塔莎正在大厅里练习视唱。他知道娜塔莎得病后还没有唱过歌，因此她的歌声使他又惊又喜。他悄悄地推开门，看见娜塔莎穿着祷告时穿的雪青色连衣裙，在屋里边走边唱。皮埃尔开门进去，她正背对着他，但她突然转过身，看见他那惊讶的胖脸，她的脸刷地红了，她快步向他走来。

“我想再唱唱。”娜塔莎说，“多少找点事做。”她添加说，仿佛在替自己辩解。

“太好了！”

“您来，我真高兴！我今天真快乐！”她说，又现出皮埃尔好久没在她身上看见的活泼模样，“告诉您，尼古拉获得了圣乔治勋章。我真为他骄傲。”

“可不是，命令就是我派人送来的。好了，我不打搅您了。”他说着要往客厅走。

娜塔莎拦住他。

“伯爵，怎么，我唱得不好吗？”她涨红了脸说，但没有垂下眼睛，用询问的目光瞧着皮埃尔。

“不……为什么这样说？正好相反……但您为什么这样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娜塔莎紧接着回答，“但我不愿做您不喜欢做的事。我完全信任您。您不知道您对我是多么重要，您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她急急地说，没注意皮埃尔听到这话脸红了，“我看见命令里有他的名字，就是安德烈公爵（她迅速地低声说），他在俄国，又到军队里去了，您看怎么样？”她说得很急，显然想尽快说出，唯恐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会原谅我吗？他不会恨我吗？您以为怎么样？您以为怎么样？”

“我想……”皮埃尔说，“他没有什么要原谅您的……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皮埃尔立刻联想到，那天他曾安慰她说，如果他不是现在这样的人，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且没有结过婚，他就会跪下来向她求婚。于是他心里又充满怜悯、柔情和爱怜，那些话又来到他嘴边，但她不让他说出来。

“是的，您，”她说，十分兴奋地说出您字来，“您可是另一回事了。我不知道有谁比您更善良、更厚道、更好，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当时要是没有您，现在要是没有您，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因为……”泪水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涌出来；她转过身去，拿乐谱遮住眼睛唱起来，又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这时，彼嘉从客厅里跑出来。

彼嘉如今已是个相貌俊美、脸色红润的十五岁少年，嘴唇又厚又红，模样像娜塔莎。他在准备考大学，但最近他跟同学奥勃仑斯基秘密决定去当骠骑兵。

彼嘉冲到他的同名人[172]面前，同他商量这事。

他要皮埃尔打听一下，军队里会不会收他当骠骑兵。

皮埃尔在客厅里踱步，没听彼嘉说话。

彼嘉拉拉他的手臂，要他听自己说话。

“我的事怎么样了，皮埃尔？看在上帝分上！您是我唯一的希望。”彼嘉说。

“哦，你的事。要当骠骑兵吗？我去说，我去说。我今天就去说。”

“啊，好朋友，怎么样，宣言弄到了？”老公爵问，“伯爵夫人在拉祖莫夫斯基家做礼拜，听见了新的祷文。她说祷文好极了。”

“弄到了，”皮埃尔回答，“皇上明天就到……要举行一次非常贵族会议，据说壮丁将千名抽十。是的，我恭喜您。”

“是啊，是啊，赞美上帝。那么，军队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又后退了。据说，已退到了斯摩棱斯克。”皮埃尔回答。

“天哪！天哪！”伯爵说，“那么宣言在哪里？”

“告民众书吗？哦，有的。”皮埃尔伸手往口袋里摸文件，但是没有摸到。他一面继续往口袋里掏，一面吻走进来的伯爵夫人的手，同时不安地环顾着，显然在等娜塔莎。这时娜塔莎已不在唱歌，但也没有来到客厅。

“哦，我不知道把它放到哪儿去了。”他说。

“嗨，他总是丢三落四的。”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脸色温和而兴奋，走进来坐下，默默地瞧着皮埃尔。她一进屋，皮埃尔阴沉的脸顿时容光焕发，他继续找寻文件，朝她看了几眼。

“哦，真的，我要回去一下，我把它忘在家里了……”

“噢，那您吃饭要迟到了。”

“唉，车夫也走掉了。”

但宋尼雅走到前厅去找文件，她在皮埃尔的帽子里找到了。原来皮埃尔小心地把文件藏在帽褶里。皮埃尔想念文件。

“不，吃过饭再念。”老伯爵说，显然指望从文件里得到很大的乐趣。

吃饭时，大家喝香槟酒，祝新近获得圣乔治勋章的英雄健康。这时，申兴讲起城里的新闻来：年老的格鲁吉亚公爵夫人害病，梅蒂维埃在莫斯科失踪，有个德国人被押到拉斯托普庆伯爵那里，说他是间谍（这是拉斯托普庆伯爵自己说的），但拉斯托普庆伯爵又下令把他放了，说他不是间谍，只是个普通的德国糟老头子。

“在抓人了，在抓人了，”伯爵说，“我对伯爵夫人说过，少讲法国话。现在不是时候。”

“你们听说了没有？”申兴说，“高里岑公爵请了位俄国教师学俄语，在街上讲法国话可危险了。”

“那么，皮埃尔伯爵，要是征民兵，您是不是也得上马？”老伯爵问皮埃尔。

皮埃尔吃饭时一直默不作声，想着心事。他望望老伯爵，仿佛没听懂他的话。

“是啊，是啊，我要去打仗，”他说，“不！我算得上什么军人，不过，一切都很奇怪，都很奇怪。我自己也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我对军事毫无兴趣，但现在这种时势谁也不能替自己担保。”

饭后，伯爵舒舒服服地在安乐椅上坐下来，神态庄严地要宋尼雅宣读文件，因为宋尼雅朗诵得好是出名的。

“我们的古都莫斯科！

“敌人用庞大军队入侵俄国。他们正在蹂躏我们亲爱的祖国。”宋尼雅用她的尖细嗓子认真地读着。伯爵闭上眼睛，听到有些地方不时叹息。

娜塔莎挺直身子坐在那里，试探似的时而望望父亲，时而望望皮埃尔。

皮埃尔感到她射来的目光，竭力不向她回过头去。伯爵夫人听到告民众书中每句庄严的话，总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她从这些字句里只听出，威胁她儿子的危险不会很快过去。申兴嘴上挂着嘲弄的微笑，显然准备一有机会就笑出声来：嘲笑宋尼雅的朗诵，嘲笑伯爵说的话，如果没有其他借口，就嘲笑这个文件。

宋尼雅念到威胁俄国的危险，皇上对莫斯科的期望，特别是对莫斯科贵族的期望，她的声音发抖了，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听得那么全神贯注。她念完了最后一段话：

“我们立即到京城和我国其他各地民众中间去，以便同民团协商和加以指挥，因为民团现在正阻击敌人进犯，并在他们已到之处予以打击。敌人妄图给我们以毁灭性打击，就让这样的打击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的欧洲将颂扬俄罗斯的英名！”

“说得对！”老伯爵叫道，睁开湿润的眼睛，几次停止打鼾，仿佛有人把一瓶香醋放在他的鼻子下，“只要皇上一声令下，我们愿意牺牲一切，毫不吝惜。”

申兴还没来得及说出准备好嘲弄伯爵爱国心的话，娜塔莎突然跳起来，跑到父亲跟前。

“我们的爸爸真好哇！”娜塔莎吻着父亲说。她又不自觉地瞟了皮埃尔一眼。这种妩媚和活泼的神态又在她身上恢复了。

“好一个爱国女英雄！”申兴说。

“根本不是什么爱国女英雄，只是……”娜塔莎生气地回答，“您觉得什么都好笑，可这绝不是什么玩笑……”

“什么玩笑！”伯爵重复说，“只要他说一声，我们就全体出动……我们可不是德国佬……”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皮埃尔说，“上面说‘同民团协商’。”

“不管上面说了什么……”

这时，一直不受人注意的彼嘉走到父亲面前，脸红耳赤，用忽高忽低的变嗓说：

“哦，爸爸，现在我要对您明说，对妈妈也要明说，不论怎样，你们要让我去参军，因为我不能……就是这样……”

伯爵夫人吃了一惊，眼睛往上一翻，双手一拍，怒气冲冲地对丈夫说：

“这下子谈出事情来了！”她说。

不过伯爵这时已恢复了平静。

“好！好！”他说，“又来一个军人！别再胡闹了，得好好读书。”

“这不是胡闹，爸爸。奥勃仑斯基年纪比我还小，他也要去，主要是我现在什么书也读不进，现在……”彼嘉停了一下，脸红得冒汗，还是说下去，“现在祖国处在危急之中。”

“够了，够了，尽说傻话……”

“您自己不是说愿意牺牲一切吗？”

“彼嘉，我对你说，闭嘴！”伯爵嚷道，回头望望，只见伯爵夫人脸色发白，直勾勾地盯着小儿子。

“我对您说，现在皮埃尔伯爵也要对您说……”

“我对您说：荒唐，乳臭未干，也想参军！哼，哼，我对你说！”伯爵说着拿起文件，大概想到书房里午睡前再看看，走出屋子。

“皮埃尔伯爵，我们去抽口烟吧……”

皮埃尔犹豫不决，心神不定。娜塔莎那双生气勃勃、异常明亮的眼睛热情地盯住他，使他心慌意乱。

“不，我想回家……”

“怎么回家？您不是要在我们这儿待到晚上吗……您近来难得来了。我那个丫头……”伯爵指指娜塔莎，和蔼地说，“只有您来，她才高兴……”

“是的，我忘记了……我一定得回家……我有事……”皮埃尔匆匆地说。

“那么再见了。”伯爵说着，走出屋子。

“您为什么要走？您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娜塔莎问皮埃尔，挑战似的望着他的眼睛。

“因为我爱你！”他想说，但他没有说，只垂下眼睛，脸红得几乎流泪。

“因为我还是少来为好……因为……不，我是有事。”

“为什么？不，您说。”娜塔莎坚决地说，又突然停住。

他们两个心慌意乱地对视着。他想笑，但笑不出；他的笑容显得痛苦。他默默地吻了吻她的手，走了。

皮埃尔暗自决定再也不去罗斯托夫家。

二十一

彼嘉参军遭到父母断然拒绝后，走到自己屋里，锁上门，伤心地哭了一场。他喝茶时闷闷不乐，眼睛红肿，但大家都装作没有看见。

第二天，皇帝驾临莫斯科。罗斯托夫家几个仆人要求去一睹皇帝的御容。这天早晨，彼嘉打扮了很久，像大人一样梳头，拉直领子。他对着镜子皱紧眉头，做做手势，耸耸肩膀，最后对谁也没说一声，戴上帽子，尽量不引人注意，从后门跑出去。彼嘉决定直接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坦率地对宫廷侍从说，他罗斯托夫伯爵年纪虽小，却愿意为国效劳，年幼不能妨碍他效忠皇上，他准备……彼嘉动身以前准备对宫廷侍从说许多动听的话。

彼嘉认为，正因为他是个孩子（他想大家都会为他的年幼而感到惊讶），他能见到皇上，但同时他整整领子，梳好头发，走起路来从容不迫，竭力把自己装得像个大人。但他越往前走，他的注意力越被拥向克里姆林宫的人群所吸引，就越忘记走路要像成年人那样稳重而缓慢。他走近克里姆林宫，已在担心被人挤倒，就雄赳赳地撑开双肘。但到了三一门，不管他态度多么坚决，人群并不知道他是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去克里姆林宫的，竟把他挤到墙边，使他不得不停下脚步，让隆隆的车队从拱门下经过。彼嘉旁边站着一个农妇、一名跟班、两个商人和一名退伍兵。彼嘉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等车辆走完，就想抢先往前走，拼命用臂肘开路，但站在他旁边的农妇首当其冲，就愤怒地大叫大嚷起来：

“挤什么，小少爷，你看，大家都站着不动。你挤什么呀！”

“大家都在挤。”跟班说，也用臂肘开路，把彼嘉挤到发臭的大门角落里。

彼嘉擦擦冒汗的脸，拉起他那像大人一样笔挺的汗湿的硬领。

彼嘉觉得他的外表很不体面，唯恐宫廷侍从看见他的模样不让他见皇帝。但周围太挤，他无法把自己修饰一番，也无法换个地方。路过的将军中有一个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彼嘉想请他帮忙，但又觉得这样有失男子汉的体面。等所有的车辆都过去，人群就挟着彼嘉拥向挤满人的广场。不仅广场上，就连斜坡上和屋顶上也都是人。彼嘉来到广场上，就听见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欢乐的人语声。

广场上一度比较空旷，但突然大家摘下帽子向一个方向冲去。彼嘉被挤得喘不过气，人人都在呼喊：“乌拉！乌拉！乌拉！”彼嘉踮起脚尖，他被人推推挤挤，除了周围的人群，什么也看不见。

人人脸上都现出虔敬和狂欢的神色。站在彼嘉旁边的一个女商贩放声大哭，泪水淌个不停。

“父亲，天使，老爷！”她用一只手指擦着眼泪，说。

“乌拉！”人们从四面八方高声呼喊。

人群在一个地方站了一会儿，然后又向前冲去。

彼嘉不顾一切，咬咬牙，像野兽一样转动眼睛，用臂肘开路往前冲，嘴里叫着“乌拉”，仿佛这时要把自己和所有的人统统杀死，而在他旁边是一张张同样的野兽般的脸，嘴里同样高呼着“乌拉”。

“哦，原来皇帝是这样的！”彼嘉想，“不行，我不能直接向他请愿，这太冒失了！”虽然如此，他还是拼命向前挤；从前面人群的背后他望见一块空地，上面铺着一长条红地毯；但这时人群向后退（前面的警察正在推开太靠近卫队行列的人群；皇帝正从皇宫走向圣母升天大教堂），彼嘉的肋骨上给猛撞了一下，又被挤得那么厉害，刹那间他眼睛发黑，失去了知觉。他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教士模样的人，身穿蓝色旧法衣，一绺花白的头发往后梳，大概是个助祭，一手搂住彼嘉的腰，一手挡住拥挤的人群。

“把少爷挤坏了！”助祭说，“这算什么呀！……轻一点……把少爷挤坏了，挤坏了！”

皇帝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人群又疏松开来。助祭把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的彼嘉扶到炮王[173]那里。有几个人怜惜彼嘉，突然人群向他拥来。他的周围又是一片拥挤。站在他旁边的几个人照顾他，替他解开军服钮扣，把他放在炮台上，并责备挤他的人。

“这样会把人挤死的。真不像话！简直要人家的命！你瞧，可怜的人，脸色白得像白布！”几个人说。

彼嘉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的脸上又有了血色，疼痛也消失了。他用这暂时不愉快的代价，在炮台上获得了一个位置，他希望看到从这里回去的皇帝。彼嘉已不再想到请愿，只求看到皇帝的御容，这样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在做礼拜，庆祝皇帝驾临和同土耳其人缔结和约，人群散开了；小贩在叫卖克瓦斯、蜜糖饼和彼嘉特别喜欢的罂粟糖饼；人们在随便交谈。一个女商贩给大家看她那条撕破的披巾，说这是她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另一个女商贩说，如今丝绸都涨价了。那个救彼嘉的助祭在跟一个官员谈话，说今天是某某司祭同主教一起主持礼拜。助祭几次说“会同”[174]，彼嘉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两个青年小市民正在同一些吃核桃的农奴姑娘调笑。这些谈话，特别是同农奴姑娘们的调笑，对彼嘉这样年纪的男孩本是很有吸引力的，现在却引不起他的兴致；他高高地坐在炮台上，想到皇帝和他对皇帝的爱戴，一直很激动。他在受挤时感到的疼痛和恐惧，再加上后来的狂喜，使他觉得这个时刻意义特别重大。

突然从河滨传来隆隆的礼炮声（庆祝同土耳其人讲和），人群迅速地拥向河滨去看放炮。彼嘉也想往那里跑，但保护他的助祭不放他去。炮声继续响着，这时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跑出一些军官、将军和宫廷侍从，接着又走出一些人，人们又摘下帽子，那些跑去看放炮的人又跑回来。最后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走出四个穿军服、佩绶带的男人。“乌拉！乌拉！”人群又欢呼起来。

“哪一个？哪一个？”彼嘉哭泣着问周围的人，但没有人回答他。彼嘉认定四个人中的一个，但他泪眼模糊，看不清那人是谁，就把全部热情倾注在他身上，其实他并不是皇帝。他高声狂叫“乌拉”，并打定主意，不管得付出多大代价，明天他一定要去参军。

人群跟着皇帝跑，一直把他送到皇宫，这才散去。天色已经晚了，彼嘉还没吃过东西，身上大汗淋漓，但他不回家，同逐渐减少，但为数还相当多的人站在皇宫前，在皇帝进餐时，向皇宫的窗子张望，等待着什么，非常羡慕那些走上台阶去和皇帝共进午餐的达官显贵，也羡慕那些在窗口闪动、伺候皇帝进餐的御前侍从。

在皇帝进餐时，华鲁耶夫望了望窗外说：

“民众还是希望见见陛下。”

进餐毕，皇帝站起身来，一面吃最后一块饼干，一面走到阳台上。彼嘉随着人群向阳台奔去。

“天使，父亲！乌拉，皇爷！……”民众叫喊着，有几个女人和心肠软的男子，包括彼嘉在内，幸福得哭起来。皇帝手里一块相当大的饼干碎了，落到阳台栏杆上，又从栏杆落到地上。那个站得最近、穿紧身短袄的车夫向这块碎饼干奔去，把它抓在手里。有几个人向车夫扑去。皇帝看到这景象，吩咐拿一盘饼干来，接着他就在阳台上撒饼干。彼嘉两眼充血，被挤坏的危险使他格外紧张，但他还是向饼干扑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一定要得到皇帝亲手赐给的饼干。他奔过去，撞倒一个抢饼干的老婆子。老婆子倒在地上（她抢饼干，没有抢到），但并不认输。彼嘉用膝盖推开她的手，一把抓住饼干，仿佛怕落后似的，慌忙叫起“乌拉”来，但声音已经嘶哑。

皇帝走了，大部分人也逐渐散去。

“我说还要再等一等，果然等着了。”四面八方传来快乐的人声。

彼嘉虽然感到很幸福，但他还是觉得扫兴，因为现在得回家去，并且知道这一天的欢乐已经结束。彼嘉离开克里姆林宫不是回家，而是去找他的朋友奥勃仑斯基。奥勃仑斯基才十五岁，但也想参军。彼嘉回到家里，斩钉截铁地宣布，要是不让他去，他就逃跑。第二天，罗斯托夫伯爵虽然还没完全答应，但自己出去打听，能不能给彼嘉谋一个危险较小的职务。

二十二

第三天，十五日早晨，斯洛博达宫前停着无数辆马车。

皇宫里几个大厅都挤满人。第一个厅里是穿制服的贵族。第二个厅里是穿蓝长衣、留大胡子、佩奖章的商人。贵族议会厅里，人声喧闹，活动频繁。在皇帝御像下的大桌子旁，高背椅上坐着最显要的贵族，但大多数贵族都在大厅里来回走动。

这些贵族，皮埃尔天天在俱乐部里或他们家里见到，此刻都穿着制服，有的穿着叶卡德琳娜朝的制服，有的穿着保罗朝的制服，有的穿着亚历山大朝的新制服，有的穿着普通的贵族制服。这些五花八门的制服使得这些互相熟识的老老少少增添了一种怪诞的色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老头子，他们一个个都老眼昏花，牙齿脱落，头顶光秃，脸色黄肿，皮肤打皱，憔悴消瘦。他们多半坐在原地不动，沉默寡言，如果走动或说话，也是去找年纪较轻的人。这些人的脸，也像彼嘉在广场上见到的那样，表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在等待什么庄严重大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关心日常的生活——打波斯顿牌，厨子彼得鲁施卡烧的菜，齐娜伊达的健康等等。

皮埃尔穿着窄小不适的贵族制服，一早来到宫里。他心情激动：即将举行一次非常会议，不仅贵族参加，连商人也参加，是一次三级会议，这事勾起他一连串早已搁置一旁但深藏心里的思想：关于《民约论》和法国革命的思想。他在《告民众书》中看到皇帝将到京城来同民众协商，更加强了他这个观点。他认为在这方面他期待已久的重大事件正在逼近，他走来走去，观察动静，倾听谈话，但哪里也听不到他所关心的那种思想。

皇帝《告民众书》宣读过了，引起一片欢腾，然后大家一边谈论，一边散去。皮埃尔听到他们在谈论，皇帝驾临时首席贵族应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为皇帝举行舞会，他们应当按县分组还是按省分组，等等；但当他们一谈到战争和召开贵族会议的目的时，谈话就变得犹豫不决，闪烁其词。多数人都情愿听而不愿发表意见。

一个相貌英俊、体格魁伟的中年男子，身穿退伍海军服，在一个厅里发表议论。他的四周围了一群人。皮埃尔走到他旁边听他说话。罗斯托夫伯爵身穿叶卡德琳娜朝长军服，带着愉快的笑容，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这里所有的人他都认识。这会儿他走到他们中间，照例和颜悦色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表示赞成。退伍海军讲话很大胆，这从听众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也可从以下的情况看出：皮埃尔认识的那些胆小安分的人不以为然地走开去或者表示反对。皮埃尔挤进人群，留神细听，确信讲话的人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同皮埃尔的思想截然不同。海军军官的声音是洪亮的男中音，像唱歌一般好听，喉音很重，就像吩咐跟班那样：“喂，拿茶来，拿烟斗来！”听得出他惯于发号施令，指使人家。

“斯摩棱斯克人建议皇上办民团，那又怎么样？难道我们要服从斯摩棱斯克人吗？莫斯科省的高尚贵族如认为必要，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向皇上效忠。难道我们忘记一八〇七年办民团的事？只让吃教会饭的人和小偷强盗发财……”

罗斯托夫伯爵甜滋滋地微笑着，赞同地点点头。

“请问，我们的民团对国家有什么用？什么用也没有！只能糟蹋我们的庄稼。还是征兵好……不然回来时兵不像兵，庄稼汉不像庄稼汉，只能成为浪荡鬼。贵族并不爱惜生命，我们人人可以出动招募更多的新兵，只要圣上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为他赴汤蹈火。”演讲的人兴奋地添加说。

罗斯托夫伯爵高兴得直咽口水，他推推皮埃尔，但皮埃尔也想说话。他挺身而出，觉得十分兴奋，但不知道兴奋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刚要开口，站在演讲人旁边的一个参议员抢在皮埃尔前面。这个参议员牙齿已全部脱落，生就一副聪明相，怒容满面。他显然善于辩论，能抓住问题，说话声音很低，但很清楚。

“我认为，阁下，”参议员用没有牙齿的嘴喃喃地说，“我们奉召来到这里，并不是来讨论目前征兵还是组织民团对国家更有利。我们奉召来到这里，是为了响应圣上的号召。至于征兵和组织民团哪一样好，还是让最高当局去裁决……”

皮埃尔突然发觉有机会抒发他的满腔热情。在当前这场贵族争论中，这个参议员竟提出这种迂腐而狭隘的观点，他要狠狠地加以批驳。皮埃尔走上前去，打断他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但说得很起劲，有时用文绉绉的俄语，有时还夹杂着法语。

“对不起，阁下，”皮埃尔开始说（他早已知道这位参议员，但认为此时此地对他要打官腔），“虽然我不同意先生……”皮埃尔迟疑了一下，他想说我尊敬的对手，“这位我还无缘认识的先生，但我认为，贵族阶级奉召来到这里，除了表示同感和高兴外，还应该讨论我们的救国大计。我认为，”他兴奋地说，“如果圣上看到我们只是向他贡献农奴的农奴主……我们自己只能充当炮灰，而听不到我们的意见，他一定会不高兴的。”

许多人看到参议员的轻蔑笑容和皮埃尔的自由化言论，纷纷离开这个圈子，只有罗斯托夫伯爵对皮埃尔的话很满意。他对海军军官、参议员和听到的任何言论都一样满意。

“我认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皮埃尔继续说，“我们应该请求圣上，恭恭敬敬地请求圣上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少军队，军队的情况怎样，然后……”

但皮埃尔还没把话说完，就突然受到三方面的攻击，攻击得最凶的是他的老相识、待他很好的波斯顿牌友阿普拉克辛。阿普拉克辛身穿制服，不知是由于他身穿制服还是别的原因，皮埃尔觉得他完全变了样。阿普拉克辛脸上突然现出老年人的凶相，对皮埃尔嚷道：

“第一，我要告诉您，我们无权向圣上提问题；第二，即使俄国贵族有这样的权利，圣上也不能回答我们。军队根据敌人的行动而行动，人数有增有减……”

这时另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此人中等身材，四十岁光景，皮埃尔以前在吉卜赛人那里见过他，知道他是个蹩脚的牌手。他也因为换上制服变了样，他向皮埃尔走近一步，说：

“现在可不是发议论的时候，现在需要行动：战火烧到了俄国。我们的敌人侵犯俄国，要糟蹋我们的祖坟，抢走我们的妻子儿女，”这个贵族捶着胸脯说，“我们都要奋起，人人都要勇往直前，大家为了沙皇爷！”他转动充血的眼睛，大声嚷嚷，人群中有几个人表示赞许，“为了保卫信仰、皇位和祖国，我们俄国人不惜流血牺牲。既然我们是祖国的子孙，就不该光说空话。我们要让欧洲看看，俄国人怎样保卫俄国！”他嚷道。

皮埃尔想反驳，但说不出一句话，他觉得，不论他说什么话，表达什么思想，总不及那个兴奋的贵族的话动听。

罗斯托夫伯爵站在人群后面点头表示赞成，有几个人在每句话结束时都大胆地向发言者转过身来，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非不肯捐献金钱、农奴和牺牲自己，但他要知道情况，以便出力，但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许多人同时说话，同时叫嚷，罗斯托夫伯爵来不及一一点头表示同意。人群聚拢来，散开去，又聚拢来，然后叽叽喳喳地向大厅里一张大桌子走去。皮埃尔不仅没有机会把话说完，而且他一开口，人家就粗暴地把他打断，推开，纷纷避开他，就像对待共同的敌人那样。这样的情况所以发生，并不是大家对他的发言有意见（大家听了许多发言，他的话早已被忘了），而是为了鼓动人们的情绪，需要一个具体的爱的对象和一个具体的恨的对象。皮埃尔就成了后一种对象。许多人在那个慷慨激昂的贵族之后发言，他们说的都是一个调子。许多人说得很动听，有独到的见解。

《俄国信使报》发行人格林卡[175]（他被认出来，人群里就发出一片“作家，作家”的呼声）说，地狱应该用地狱来反击，他曾看见一个孩子在打雷闪电时还在微笑，但我们不能像那个孩子那样。

“是啊，是啊，现在雷声隆隆！”后排有人附和说。

人群走到大桌子旁边，那里坐着一些身穿制服、胸佩绶带、白发苍苍和头顶光秃的七十来岁的老贵族。这些老头儿在家里同小丑逗乐或在俱乐部里打波斯顿牌时，皮埃尔都曾见过。人群走到桌旁，不停地喧闹。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说，有时两人同时说。后面拥来的人把他们挤到椅子高背那里。站在后面的人发现发言的人漏了什么，就马上补充。另外有些人，在这种热烈拥挤的情况下拼命搜索枯肠，想说些别人没说过的话。皮埃尔认识的那几个上了年纪的达官贵人坐在那里，左顾右盼，大部分人显然感到很热。皮埃尔也很激动，那种不惜牺牲一切的情绪（多半表现在大家的声音和面部表情上，而不是表现在言词里）也感染了他。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但觉得自己有点疏漏，很想说明一下。

“我只是说，要是知道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作出更恰当的奉献。”他说，竭力想压倒别人的声音。

旁边一个小老头回头看了他一下，但立刻被桌子另一端的叫声吸引过去。

“是啊，莫斯科要放弃了！莫斯科将成为赎罪的牺牲品！”有人叫道。

“他是人类公敌！”另一个人嚷道，“让我说……诸位，你们要把我挤坏了！……”

二十三

这时候，拉斯托普庆伯爵身穿将军服，肩挂绶带，下巴突出，眼睛机灵，冲开麇集的贵族，快步走进来。

“皇帝陛下马上驾到，”拉斯托普庆说，“我刚从那里来。我认为就我们目前的处境不必多发议论。皇上开恩把我们和商人召集拢来。”他指指商人聚集的大厅说，“他们会捐献几百万卢布，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民团，不惜牺牲……这一点我们至少能办到！”

坐在桌旁的达官显贵开始讨论。会开得非常平静。老头儿们异口同声地说着“同意”“我也是这个意思”等等。经过刚才的一片喧闹，他们的声音听来简直有点沉闷。

书记奉命记下莫斯科贵族的决议：莫斯科贵族同斯摩棱斯克贵族一样，每千名农奴中抽十名壮丁，并负责全副装备。贵族老爷们协商完毕，如释重负，站起身来，推开椅子，在厅里来回走动，活动活动腿脚，同时随便挽住一个人闲聊。

“皇上！皇上！”各个大厅里传出一片喊声，人群都向门口拥去。

皇帝穿过夹道欢迎的贵族，沿着宽阔的通道走进大厅。人人脸上都现出恭敬、惶恐和好奇的神色。皮埃尔站得较远，听不清皇帝说的话。他只听出，皇帝谈到国家处境危险，他对莫斯科贵族寄予厚望。随后有人向皇帝报告刚通过的贵族决议。

“诸位！”皇帝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群骚动了一下，又安静下来。于是皮埃尔听清皇帝富有人情味的悦耳声音。皇帝说：“我从不怀疑俄国贵族的忠心。但今天你们的忠心超过我的预料。我以祖国的名义感谢你们。诸位，让我们行动起来，时间最宝贵……”

皇帝的话说完了。人群在他周围拥挤着，四面八方传出狂热的欢呼声。

“是的，最宝贵……皇上金口玉言。”罗斯托夫伯爵边哭边说，他站在后面什么也听不清，就想当然地来理解他的话。

皇帝从贵族大厅走到商人大厅。他在那里待了十分钟光景。皮埃尔和其余的人看见皇帝从商人大厅里走出来，眼睛里含着感动的泪水。后来他们才知道，皇帝一开始向商人讲话，就热泪盈眶，他声音哆嗦地把话讲完。皮埃尔看见皇帝，他正由两个商人护送着走出来。一个是皮埃尔认识的胖胖的酒类专卖商，另一个是消瘦憔悴、胡子狭长的商会会长。两人都在哭泣。瘦子两眼饱含泪水，胖子则哭得像个孩子，嘴里反复说：

“陛下，请接受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吧！”

皮埃尔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想表示，他什么都不在乎，一切都可以牺牲。他觉得他那番有立宪倾向的演说是错误的，他想找机会加以纠正。皮埃尔得知马蒙诺夫伯爵负责提供一个团，他就立刻向拉斯托普庆伯爵宣布，他愿出一千个人，并负责提供他们的给养。

罗斯托夫老伯爵回家，把经过情况讲给妻子听，忍不住流出眼泪，当场答应彼嘉的参军要求，并亲自替他去报名。

第二天皇帝走了。所有被召集来的贵族都脱下制服，又各自在家里和俱乐部里消磨时光。他们唉声叹声，但还是吩咐管家征集民团上报，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奇。

第二部

一

拿破仑之所以发动对俄战争，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冲昏头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服，不能不受六月早晨的鼓舞而野心勃勃，不能不先在库拉金面前、后在巴拉歇夫面前大发雷霆。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觉得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里之所以力求用最高明的方法指挥军队，是因为他要恪尽职守，并博取伟大统帅的名声。尼古拉之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无法克制在旷野上疾驰的欲望。同样，无数参战的人也都各凭自己的性格、习惯、条件和目的而行动。他们又恐惧，又虚荣，又快乐，又愤怒，他们议论纷纷，自以为了解他们的行为，而且是在为自己行动，其实他们全是一些身不由己的历史工具，做着他们自己并不明白而我们却是了解的事。这就是一切实际活动家的必然命运：他们官做得越大，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个人作用早已完全消失，所留下的只有历史的结果了。

不过，假定说拿破仑统率下的欧洲人不得不深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灭亡，那么，参加这一战争的人互相冲突、残杀而毫无结果，这种行动我们倒是能理解的。

这些追求个人目的的人注定要造成重大后果。这样的后果拿破仑没有料到，亚历山大也没有料到，参加战争的其他人更没有料到。

现在大家都明白一八一二年法军溃败的原因。谁也不会争论，拿破仑法军之所以溃败，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深入俄国腹地时间太晚，又没有做好过冬准备，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军焚烧俄国城市，引起俄国人民同仇敌忾，因而决定了战争的性质。但是，一支由最优秀的统帅所指挥的世界上最精锐的八十万大军大败于一支由经验不足的统帅所指挥的人数只及一半而又缺乏作战经验的俄军之手，只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在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而现在却是十分清楚了。当时不仅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俄国方面还始终竭力制止唯一能拯救俄国的办法，法国方面虽有拿破仑的作战经验和所谓“天才”，却千方百计要在夏末推进到莫斯科，也就是一心一意自取灭亡。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历史著作中，法国作者很爱说，拿破仑当时就感觉到拉长战线的危险，他寻求决战，他的元帅们也曾劝他在斯摩棱斯克停止进攻。他们还提出其他论据，证明当时已看到战争的危险。俄国作者则更爱说，战争一开始就有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苦战计划，有人说这计划的制订者是普法尔，有人说是一名法国人，有人说是托里，有人说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并提到一些暗示这种作战方法的笔记、方案和书信。不过，所有这些暗示，不论是法国方面的还是俄国方面的，现在重提都只因为事实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那么这些暗示也早就被人遗忘，就像当时流行而现在被否定的成千上万彼此矛盾的暗示和推测一样。任何事件的结局总有许多推测，不管事件结局如何，总有人说：“我早就说过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他们完全忘记，在无数推测中还有许多截然相反的意见。

说拿破仑早就意识到拉长战线的危险，说俄国人早就想诱敌深入，这显然都是史学家的牵强附会，他们把这种推测强加到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头上，又把那种作战计划强加到俄国将领头上。事实完全驳倒了这种推测。在整个战争期间，俄国方面不仅从无引诱法军深入俄国腹地的企图，而且从法军一侵犯俄国起就竭力阻止他们前进，拿破仑不仅从来没有害怕过拉长战线，而且把自己每推进一步都看作胜利，也不像以往作战那样要求速战速决，而是缓慢地进行战斗。

战争一开始，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而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使他们会合起来。如果我们存心后退和诱敌深入，那么，军队会师就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征是为了鼓舞士气，保卫每一寸俄国土地，可不是为了后退。根据普法尔计划建设规模巨大的德里萨阵地，也不是打算继续后退。军队每后退一步，皇帝都要责怪总司令。皇帝不仅不能设想火烧莫斯科城，甚至不能设想让敌人占领斯摩棱斯克。我军会合了，皇帝气愤的是没有在城外打一次大仗就让斯摩棱斯克沦陷和焚毁掉。

这是皇帝的想法，而俄国将领和俄国民众一想到我军后撤到腹地就更加气愤。

拿破仑切断俄军，深入俄国腹地，放过几次会战的机会。八月间，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一心考虑着怎样继续前进，虽然我们现在明白，正是法军的继续前进导致了它的灭亡。

事实很清楚，拿破仑并未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也没想到要引诱拿破仑深入，他们所考虑的正好是相反的事。使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不是由于谁制定了这种计划（谁也没想到有这种可能），而是参战人员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该怎么办，没有想到拯救俄国的唯一办法是什么。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战争一开始军队就被切断。我们竭力把军队集中起来，目的虽然是要作战和阻止敌人前进，但在努力集结军队时，又要避免同强大的敌人作战，我们就不得不成锐角形撤退，而把法军引到斯摩棱斯克。不过，我们成锐角形撤退，不仅由于法国人在我们两支军队之间移动，这个夹角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退得更远，还因为巴克莱·德·托里是个不孚众望的德国人，也为巴格拉基昂所忌恨（巴格拉基昂将受他指挥），巴格拉基昂正在指挥第二军，竭力想推迟同巴克莱·德·托里的会师，以避免受他指挥。巴格拉基昂迟迟不去会师（虽然会师是所有将领的主要目标），因为他觉得这样行军将使他的军队遭到危险，对他比较有利的是向左和向南撤退，骚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并在乌克兰补充他的部队。他有这样的想法，看来是因为他不愿听命于他所憎恨而官阶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莱·德·托里。

皇帝御驾亲征原想鼓舞士气，但他的在场和不懂得如何决策，再加上大量顾问和计划，反而破坏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使军队不得不后退。

俄军原定驻守在德里萨阵地，但一味想当总司令的保卢奇竭力影响亚力山大。于是普法尔的整个计划被取消了，指挥大权落到巴克莱·德·托里手里。但巴克莱·德·托里不孚众望，他的权力受到限制。

军队四分五裂，没有统一指挥，巴克莱·德·托里不得人心；但由于这种混乱、分裂和德国人总司令不得人心，一方面产生了犹豫不决和避免会战的情况（如果军队团结一致，不是由巴克莱·德·托里指挥，一场会战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人们对德国人越来越愤恨，爱国热情则越来越高涨。

最后，皇帝离开了军队，唯一合适的借口是：他必须去鼓舞新旧两个京城民众的热情，以发动全民战争。这样，皇帝驾临莫斯科就使俄军的力量增强了两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以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不料军队的领导更加混乱和削弱。别尼生、亲王和一群侍从武官留在军队里，目的是要监视总司令的行动，鼓舞他的斗志，但巴克莱·德·托里在这些皇帝耳目的监视下觉得自己更不自由，在制定重大行动上更加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会战。

巴克莱·德·托里主张谨慎行事。皇太子暗示这是一种不忠行为，要求发动大会战。刘波米尔斯基、勃拉尼茨基、伏洛茨基之流大肆鼓噪，于是巴克莱·德·托里就以给皇上递送奏章为借口，把这些波兰侍从武官打发到彼得堡，然后同别尼生和亲王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最后，不管巴格拉基昂怎样不乐意，俄军还是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基昂乘车来到巴克莱·德·托里的行辕。巴克莱·德·托里佩上武装带出来迎接，向官阶比他高的巴格拉基昂报告。巴格拉基昂虽然官阶更高，但为了表示豁达大度就服从巴克莱·德·托里；但服从归服从，他同巴克莱的意见却更加分歧。巴格拉基昂奉皇帝之命，有事可直接奏闻皇上。他就写信给阿拉克切耶夫：“遵奉圣上御旨，但我实在无法跟大臣（巴克莱）共事。看在上帝分上，派我到别处去吧，即使去指挥一个团也行，我再也无法在这里待下去。总司令部里德国人充斥，使俄国人无法立足，一筹莫展。我想竭诚为圣上和祖国效劳，但结果表明我是在为巴克莱服务。说实话，我不愿意。”

勃拉尼茨基、文森海罗德之流更搅坏两位总司令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更难统一。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城下准备向法军发动进攻。一位将军奉命视察阵地。这位将军仇恨巴克莱，去找一个任军长的朋友，在他那里坐了一天，然后回到巴克莱那里，对他并未亲眼目睹的战场横加指摘，多方挑剔。

俄军将领正在就未来战场进行争论和策划军事行动，俄军正在找寻行踪不明的法军。这时，法军已遇上聂维罗夫斯基师，兵临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保全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展开一场意外的会战。会战发生了，双方都伤亡数千人。

违反皇帝和全民的意愿，斯摩棱斯克失守了。但居民受总督的欺骗，焚毁了斯摩棱斯克城。这些遭难的居民念念不忘自己的损失，对敌人怀着冲天怒火到莫斯科去，给俄国其他城市居民做出榜样。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节节败退，从而造成了战胜拿破仑的条件。

二

保尔康斯基公爵在儿子走后第二天，把玛丽雅公爵小姐唤到跟前。

“喂，怎么样，现在你满意了吧？”他对女儿说，“你使我同儿子吵了一架！你满意了吧？你就希望这样！你满意了吧？……这使我痛心，痛心。我老了，身体虚弱了，你就希望这样。好，你高兴吧，高兴吧……”

这以后，玛丽雅公爵小姐有一星期没见到父亲。他病了，没有出书房一步。

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惊讶的是，老公爵患病期间也不让布莉恩小姐进去。只有季洪一人侍候他。

一星期后，老公爵走出书房，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格外起劲地建造房屋和管理花园，完全断绝了同布莉恩小姐的关系。他的模样和对玛丽雅公爵小姐说话的冷谈语气仿佛表示：“哼，你瞧，你无中生有，向安德烈公爵捏造我同这个法国女人的关系，弄得我同儿子争吵；你瞧，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法国女人。”

玛丽雅公爵小姐每天把半天时间花在小尼古拉身上，督促他复习功课，亲自给他上俄语课和音乐课，并和德萨尔谈天；另外半天坐在屋里看书，或者同老保姆和有时从后门进来的神亲一起度过。

对战争的想法，玛丽雅公爵小姐也同一般女人一样。她为战场上的哥哥提心吊胆，不能理解使人们互相屠杀的残酷行为。她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觉得它同历次战争没有什么区别。她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尽管经常同她谈话的德萨尔十分关心战争的进展，竭力把他的想法讲给她听，也不管来看她的神亲都怯生生地告诉她基督敌人入侵的消息，也不管如今成为保里斯公爵夫人的裘丽继续同她通信，从莫斯科给她写来爱国热情洋溢的信。

“我用俄语给您写信，我亲爱的朋友，”裘丽写道，“因为我恨一切法国人，同样也恨法语，我听不得人家说法语……我们在莫斯科怀着满腔热忱爱戴我们的皇帝。

“我可怜的丈夫在犹太佬的客栈里忍饥受苦，但我所得到的消息却使我更加振奋。

“拉耶夫斯基的英雄事迹您一定听到了。他搂着两个儿子说：‘我要跟敌人同归于尽，但决不动摇！’不错，虽然敌人比我们强一倍，但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尽量合理地安排时间，打仗毕竟是打仗。阿林娜公爵小姐和莎菲整天同我在一起，我们这些守活寡的可怜女人坐着拆裹伤纱布，谈得很愉快，就可惜您，我的朋友，不在这里……”

玛丽雅公爵小姐不理解这场战争，主要因为老公爵从来不谈战争，不承认现在有战争，吃饭时德萨尔一谈到战争，老公爵就取笑他。老公爵的语气是那么平静和自信，玛丽雅公爵小姐对他深信不疑。

整个七月老公爵都非常活跃，简直可以说是生气勃勃。他又新辟了一座花园，新盖了一座下房。有一件事使玛丽雅公爵小姐不安，那就是老公爵睡得很少，也不再在书房里睡，每天更换过夜的地方。他有时吩咐仆人把行军床搭在游廊里，有时睡在客厅沙发或高背安乐椅上，穿着衣服打瞌睡，同时叫童仆彼得鲁施卡给他念书，而不叫布莉恩小姐，有时他在餐厅过夜。

八月一日家里收到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在安德烈公爵离家不久寄来的第一封信里，他恭顺地请求父亲宽恕他的顶撞，并请求父亲对他像以前一样慈爱。老公爵写了一封亲切的回信给他，从此就疏远了法国女人。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是在法军占领维切布斯克后在城郊写的，信里简单叙述战役的经过，并在纸上画了一张草图，又写了对未来战局的推测。安德烈公爵在这封信里向父亲指出童山离战场不远，是军队必经之地，劝父亲迁居莫斯科。

当天吃饭时，德萨尔谈到他听说法军已占领维切布斯克，这时老公爵就想起了安德烈公爵的来信。

“我今天收到安德烈公爵的信，”他对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你没看过吗？”

“没有，爸爸。”公爵小姐惶恐地回答。她不可能看到信，她甚至不知道有信来。

“他信里写到当前的战争。”老公爵习惯成自然地带着嘲弄的微笑说，他谈到这次战争时总是带着这样的微笑。

“一定挺有意思，”德萨尔说，“公爵能知道……”

“哦，这挺有意思！”布莉恩小姐说。

“您去给我拿来，”老公爵对布莉恩小姐说，“您知道吗？在小桌子上，吸墨器底下。”

布莉恩小姐快乐地跳起来。

“不，不要您去，”老公爵皱起眉头嚷道，“你去拿，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站起来，往书房走去。但他刚走，老公爵就不安地环顾了一下，扔下餐巾，自己走去。

“他们什么都不会，总是弄错。”

他一走开，玛丽雅公爵小姐、德萨尔、布莉恩小姐，甚至小尼古拉都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老公爵在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的陪同下，拿着信和建筑蓝图匆匆回来。他把信和蓝图放在手边，不让人在吃饭时读。

饭后，他向客厅走去，把信交给玛丽雅公爵小姐，然后摊开新的建筑蓝图，眼睛盯住那图，吩咐玛丽雅公爵小姐读信。玛丽雅公爵小姐一面读信，一面用询问的目光瞟了一下父亲。

老公爵望着蓝图，显然在聚精会神地思考。

“您看怎么样，公爵？”德萨尔大着胆子问。

“我！我！……”老公爵说，仿佛不愉快地被人唤醒，眼睛没有离开蓝图。

“战场很可能移到我们这里来……”

“哈—哈—哈！战场！”老公爵说，“我一向说，现在还是这样说，战场在波兰，敌人决不可能越过涅曼河。”

老公爵说到涅曼河，其实敌人已到了第聂伯河，引得德萨尔惊奇地对他望望，不过玛丽雅公爵小姐忘记了涅曼河的地理位置，还以为她父亲没有说错。

“等到一融雪，他们准会淹死在波兰的沼泽里。他们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老公爵说，显然想到了一八〇七年的战争，仿佛那是不久以前的事，“别尼生要是早一点进入普鲁士，情况就不同了……”

“不过，公爵，”德萨尔怯生生地说，“信里说到了维切布斯克……”

“哦，信里写到，是的……”公爵不满意地说，“是的……是的……”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阴郁了。他停了一会儿。“是的，他写了，法国人被击败了，在什么河上呀？”

德萨尔垂下眼睛。

“安德烈公爵没写到这事。”他低声说。

“难道他没写吗？噢，那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

“是的……是的……喂，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公爵忽然抬起头，指指蓝图说，“你说说，你打算怎样修改这张图……”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走到蓝图前。老公爵同他谈了谈新建筑的设计图，怒气冲冲地瞧了瞧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德萨尔，回自己屋里去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看见德萨尔凝视她父亲的困惑而惊讶的眼神，发现他一言不发，又因父亲把儿子的信忘记在客厅桌子上而感到吃惊；不过她不仅不敢问德萨尔他困惑和沉默的原因，而且害怕想到这件事。

晚上，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奉公爵之命来向玛丽雅公爵小姐索取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雅公爵小姐把信交给他。她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大着胆子问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她父亲在做什么。

“他总是忙得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带着恭敬和嘲弄的微笑说，这笑容使玛丽雅公爵小姐脸色发白，“他对新造房子很不放心。他读了一会儿书，但现在他……”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压低声音说，“大概在写字台上写遗嘱。”近来老公爵爱做一件事，就是写准备死后留下的文稿，他把这文稿称为遗嘱。

“他要派阿尔巴端奇到斯摩棱斯克去吗？”玛丽雅公爵小姐问。

“可不是，他已等了好久了。”

三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拿着信回到书房，老公爵戴着眼镜和遮阳，坐在打开的写字台旁，台上放着一盏有灯罩的灯，他伸出一只手远远地拿着文稿，有点扬扬自得地读着（他把它称为“意见书”，并要在他死后呈交皇上）。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进去时，老公爵眼睛里含着泪水，回忆着他写这篇文稿时的情景。他从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手里接过信放进口袋，摆开文稿，召唤等了好久的阿尔巴端奇进去。

老公爵在一张纸上开列了要在斯摩棱斯克办的事，就在门口站着的阿尔巴端奇的身旁来回踱步，交代着一项项该办的事。

“第一，信纸，八刀，听见吗？这样大小的，要有金边……一定要照样子；封蜡，火漆，照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的单子买。”

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看了看他记的条子。

“然后把关于证书的信当面交给省长。”

然后是新房子用的门闩，一定要公爵亲自选定的那一种。然后要一只存放遗嘱用的讲究木匣。

老公爵向阿尔巴端奇交办事务，花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放他走。他坐下来，考虑着，闭上眼睛，打起瞌睡来。阿尔巴端奇轻轻动了一下。

“好，去吧，去吧。如果还有事，我会叫你的。”

阿尔巴端奇走了。公爵重新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摸摸文稿，又把它锁起来，坐到桌前给省长写信。

他封好信站起来，时间已很晚了。他想睡觉，但他知道他睡不着，一到床上头脑里就会涌起种种讨厌的念头。他把季洪唤来，同他走过几个房间，告诉他今晚把床铺在哪里。他一边走，一边打量着每个角落。

他觉得没有一个地方好，而平时书房里睡惯的沙发尤其不好。他觉得这张沙发可怕，大概是因为躺在上面最容易胡思乱想。没有一个地方好，但起居室里钢琴后面那个角落还可以，因为他还从未在那里睡过。

季洪同一个男仆搬来一张床，搭在那里。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公爵叫道，亲自把床推得离角落半尺远，然后又拉近一点。

“好，总算都解决了，现在我要休息了。”公爵想，让季洪给自己脱衣服。

公爵恼恨地皱着眉头，因为脱上衣和裤子很费劲。他脱下衣裤，沉重地坐到床上，轻蔑地望着自己枯黄的两腿，仿佛在沉思。其实他不在沉思，而是因为要把两腿抬到床上很吃力，因此在抬腿前停了一下。“唉，真吃力！唉，但愿快一点，快一点结束这种苦事，您就放了我吧！”他想。他咬紧嘴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躺下，但他刚躺下，身下的床突然均匀地前后波动起来，仿佛沉重地喘着气，晃动着。几乎天天晚上都是这样。他睁开刚闭上的眼睛。

“不得安宁，该死的！”他怒气冲冲地对谁嚷道，“是的，是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留到床上考虑吧。是门闩吗？不是，门闩我已说过了。不是，是客厅里用的东西。玛丽雅公爵小姐胡扯。德萨尔这个傻瓜说了什么。口袋里有样什么东西，想不起来了。”

“季洪！吃饭的时候大家谈到什么？”

“谈到安德烈公爵……”

“别说了，别说了！”老公爵一只手拍了拍桌子，“对！我知道，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雅公爵小姐念了。德萨尔说到了维切布斯克。现在我要念一念。”

他吩咐季洪把口袋里的信拿出来，把放有柠檬水和螺形烛的茶几推到床前，然后戴上眼镜，开始读信。直到现在，在夜晚的寂静中，在绿灯罩的微弱烛光下，他读着信，才第一次看懂信里的意思。

“法军已在维切布斯克，再过四天他们可能抵达斯摩棱斯克，说不定他们已到了那里。”

“季洪！”季洪跳起来。他接着大声说：“去，没事，没事！”

他把信放到烛台下，闭上眼睛。他想起了多瑙河、晴朗的中午、芦苇、俄国军营，想起了他自己，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将军，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朝气蓬勃，心情愉快，脸色红润，走进波将金[176]华丽的行辕，一种对宠臣的强烈嫉妒心此刻又像当时那样使他激动。他还想起同波将金初次见面时说过的话。他也想起那个脸色发黄的矮胖女人——皇太后，她的笑容，她第一次赐见他时的笑脸和说过的话。他还想起了她躺在灵柩台上的遗容，以及为了吻她的手而同苏保夫发生的冲突。

“唉，但愿快一点，快一点回到那个时代，但愿现在的局面赶快结束，好让我安宁！”

四

保尔康斯基公爵的童山庄园坐落在斯摩棱斯克以东六十俄里，离莫斯科大道三俄里。

老公爵吩咐阿尔巴端奇办事的那个晚上，德萨尔求见玛丽雅公爵小姐，告诉她公爵身体欠安，却没采取任何措施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从安德烈公爵来信中可以看出，留在童山是不安全的。因此，劝她写一封信，由阿尔巴端奇送交斯摩棱斯克省长，请他告诉她当前的局势以及童山处境的危险程度。德萨尔替玛丽雅公爵小姐写了给省长的信，由她签上名，交给阿尔巴端奇，命他送交省长，万一遇到危险，就尽快回来。

阿尔巴端奇接受了各项吩咐，头戴公爵赠送的白绒帽，像公爵一样拿着一根手杖，在家人护送下，坐上一辆由三匹黑鬃黄褐骏马拉的皮篷马车。

马车上的大铃裹了起来，小铃里面也塞了纸。老公爵不许任何人在童山乘有铃铛的马车，但阿尔巴端奇走远路喜欢车上有铃铛。阿尔巴端奇的侍仆、秘书、账房、厨娘和下手、两个老婆子、侍童、车夫和其他家奴都来给他送行。

女儿把印花布羽绒垫子放在他的背后和座位上。他的老嫂子偷偷塞给他一包东西，车夫把他扶上车。

“唉，唉，这些婆娘真啰唆，婆婆妈妈的！”阿尔巴端奇像公爵一样一面喘气，一面急急地说，坐上马车。他向秘书交代了最近要做的工作，不再摹仿公爵，从秃头上摘下帽子，画了三个十字。

“万一有什么事……阿尔巴端奇，您立刻回来，看在基督分上，您可怜可怜我们吧！”妻子请求他道，她指的是战争和敌人的危险。

“这些婆娘真啰唆，婆婆妈妈的！”阿尔巴端奇喃喃地说，吩咐上路。他环顾着四周的田野，望着发黄的黑麦、稠密的绿燕麦和刚开始复耕的黑土地。阿尔巴端奇一路上欣赏着今年春麦的好长势，眺望着一条条黑麦地（有一部分已开镰收割），考虑着播种和收割，同时思索着公爵交办的事情。

在路上喂过两次马，阿尔巴端奇在八月四日傍晚来到城里。

阿尔巴端奇在路上不断遇到和赶上辎重车与军队。快到斯摩棱斯克时，他听到远方的枪声，但这些声音并没使他感到惊慌。最使他惊讶的是，当接近斯摩棱斯克时，他看见士兵们正在一片长势极好的燕麦地刈割，显然是拿去作饲料，地里还扎着营帐。这景象使阿尔巴端奇吃惊，但他很快也就把它忘记，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

三十多年来，阿尔巴端奇活着就是为了服从公爵的意志，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凡是同公爵命令无关的事，阿尔巴端奇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认为与他无关。

阿尔巴端奇于八月四日傍晚来到斯摩棱斯克，投宿第聂伯河畔加青纳郊区费拉邦托夫旅店。三十年来他惯于在那里住宿。十二年前，费拉邦托夫托阿尔巴端奇的福，买下了公爵的一小片树林，开始做买卖，如今在省城里已有了一所房子、一家旅店和一家面粉铺。费拉邦托夫是个身体肥胖、肤色黝黑、脸色红润的农民，四十岁上下，嘴唇很厚，鼻子上长着一个大瘤子，皱起的黑眉毛上也生着瘤子，还挺着一个大肚子。

费拉邦托夫身穿印花布衬衫，上面套着一件背心，站在临街的铺子前。他一看见阿尔巴端奇，就向他走来。

“欢迎，欢迎，阿尔巴端奇先生。人家都出城去，你却进城来了。”店主人说。

“出城去，这是为什么？”阿尔巴端奇问。

“我说嘛，人真傻。老是害怕法国人。”

“娘们的见识，娘们的见识！”阿尔巴端奇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巴端奇先生。我说，有命令不让敌人进来，看来是有这么回事。可是农民要收三个卢布的车费，哼，没良心，他们不是基督徒，身上不戴十字架！”

阿尔巴端奇漫不经心地听着。他要了茶炊和喂马的草料，喝过茶，躺下睡觉。

旅店外的街上通宵有军队开过。第二天，阿尔巴端奇穿上出客穿的坎肩出去办事。早晨阳光灿烂，八点钟已相当热了。阿尔巴端奇想：这可是一个收割庄稼的好天气。城外一早就传来枪声。

从八时起，枪声之外又加上炮声。街上人很多，都匆匆赶着路，兵也很多，但也像平时一样，街上车水马龙，铺子门前站着商人，教堂里做着礼拜。阿尔巴端奇去了铺子、官厅、邮局，去了省长家。在官厅、铺子和邮局里，大家都谈到军队，谈到敌人已在攻城；大家都相互询问该怎么办，并竭力相互安慰。

在省长家门前，阿尔巴端奇看见许多人、许多哥萨克和省长的旅行马车。阿尔巴端奇在台阶上遇见两个贵族，其中一个他认识。他认识的那个贵族当过警察局局长，正在怒气冲冲地说话。

“哼，这又不是开玩笑！”他说，“一个人好办。一人遭殃一人当，可是一家十三口，还有全部家产……如今弄得我倾家荡产，这种长官是怎么当的？……哼，真该把那些强盗统统吊死……”

“够了，别说了！”另一个说。

“我不在乎，让他听见好了！，我们又不是狗！”前任警察局局长说，他一回头，看见了阿尔巴端奇。

“啊，阿尔巴端奇，你来干什么？”

“奉老爷之命来看省长先生，”阿尔巴端奇回答，傲然昂起头，一只手插进怀里——他提到公爵时总是这样……“他派我来打听局势。”他说。

“哼，你去打听吧！”一个地主嚷道，“弄得连车子都没有一辆，什么也没有！……喏，听见吗？”他说，指指传来枪炮声的方向。

“弄得大家都完蛋……强盗！”那地主又说，走下台阶。

阿尔巴端奇摇摇头，走上楼去，接待室里坐着商人、妇女和官吏，他们都默默地对视着。办公室门开了，大家站起来，向前移动。门里跑出来一名官员，他同商人说了几句话，叫一个脖子上挂十字架的胖官员进去，又回到门里，显然是躲避向他投来的目光和问题，阿尔巴端奇身子向前挪了挪，等那官员第二次出来时，就一手插进扣着的外衣胸口，招呼官员，同时交给他两封信。

“陆军元帅保尔康斯基公爵致阿舒男爵大人信。”他郑重其事地说，那官员连忙向他转过身去，接了他的信。几分钟后省长接见阿尔巴端奇，匆匆地对他说：

“你回禀公爵和公爵小姐，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照上级命令办事，你瞧……”

他给了阿尔巴端奇一个文件。

“不过，既然公爵身体欠安，我奉劝他们去莫斯科。我现在也要走了。你回禀……”但省长还没有把话说完，一个满身灰尘、满脸出汗的军官跑进门来，用法语对他说话。省长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你走吧！”他对阿尔巴端奇点点头说，然后向那个军官询问着什么。当阿尔巴端奇从省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一道道贪婪、惊惶和怯弱的目光向他投来。阿尔巴端奇情不自禁地听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的枪炮声，连忙赶回旅店。省长交给阿尔巴端奇的文件这样写着：

我向您保证，斯摩棱斯克市绝无危险，以后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我从这方面，巴格拉基昂公爵从另一方面正向斯摩棱斯克城下会合，会师将在二十二日实行，两军将协力保卫贵省乡亲，直到击退祖国的敌人，或者直到最后一名勇士壮烈牺牲。由此可知，您有充分权利安慰斯摩棱斯克居民，因为受这两支英勇军队保护的居民可以相信他们必胜。（巴克莱·德·托里致斯摩棱斯克省长阿舒男爵训令。一八一二年。）

市民惊慌地在街上来回奔走。

满载着家用杂物、椅子和柜子的大车不断从居民家里出来，在街上穿行。费拉邦托夫邻居家门前停着几辆马车，女人们告别时边哭边说话。一条看门狗叫着，在套上车的马匹周围转来转去。

阿尔巴端奇比平时更快地走进院子，一直走到停马和车的板棚下。车夫正在睡觉，阿尔巴端奇把他唤醒，吩咐他套车，然后走进门厅。从店主的正房里传来孩子的啼哭声、女人伤心的哭声和费拉邦托夫嘶哑的叫嚷声。阿尔巴端奇一进去，厨娘就像一只受惊的母鸡那样在门厅里慌乱起来。

“他把女东家打得死去活来！……又是打，又是拖！……”

“为了什么事？”阿尔巴端奇问。

“她要求逃难。妇道人家嘛！她说，你带我走，别让我和孩子遭殃；她说，人家都走了，我们怎么办？他就动手打她，又是打，又是拖！”

阿尔巴端奇听了这话，点点头，不愿再听下去，就走到对面店主正房的门口。他买的东西都放在那屋里。

“你这恶棍，凶手！”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的瘦女人手抱婴儿，头巾扯落，从房里冲出来，跑下通院子的台阶。费拉邦托夫追了出来。他一看见阿尔巴端奇就拉拉背心，捋捋头发，打了个呵欠，跟着阿尔巴端奇走进正房。

“你要走了？”费拉邦托夫问。

阿尔巴端奇没有回答，也没有回顾主人，径自整理行李，又问该付主人多少钱。

“那好算！怎么，你见到省长了？”费拉邦托夫问，“有什么决定吗？”

阿尔巴端奇说，省长没有明确说什么。

“干我们这一行，怎么能搬走呢？”费拉邦托夫说，“到多罗戈布日一车得付七卢布。我说，他们不是基督徒，身上没有十字架！”

“谢里凡诺夫星期四走了运，面粉卖给军队九卢布一袋。那么，您喝茶吗？”他添加说。当车夫们套车的时候，阿尔巴端奇同费拉邦托夫喝足了茶，谈着粮价，谈着收成和收获的好天气。

“这会儿静下来了，”费拉邦托夫喝了三杯茶，站起来说，“看来我军得手了。命令说不让敌人过来。这是说我们有力量……前天他们说，普拉托夫把敌人赶到马利纳河里，一天里就淹死一万八千人。”

阿尔巴端奇收拾好买来的东西，交给走进来的车夫，同店主结了账。于是，一辆马车驶出大门，传来车轮、马蹄和铃铛声。

这时已近傍晚。街道一半是阴影，一半被阳光照得很亮，阿尔巴端奇向窗外看了看，往门口走去。突然听到远处有呼啸声和爆炸声，紧接着传来隆隆的炮声，震得玻璃窗琅琅作响。

阿尔巴端奇走到街上，有两个人向桥那边跑去。四面八方响起了炮弹的呼啸声、落地声和榴弹的爆炸声。但这些声音被城外的炮击声压得几乎听不见，居民们对此都不大注意。拿破仑在四点多钟下令炮击城市，动用了一百三十尊大炮。居民起初不明白这种炮击是怎么一回事。

榴弹和炮弹的落地声起初只引起人们的好奇。费拉邦托夫的妻子一直在棚子里啼哭，这时住了口，抱着孩子走到大门口，默默地打量着行人，听着炮声。

厨娘和一个店员也走到大门口。大家都充满好奇，兴致勃勃地竭力想看清头上飞过的炮弹。街角上有几个人走过来，兴奋地谈着话。

“真厉害！”一个说，“把屋顶和天花板都炸得粉碎。”

“就像猪拱地一样，”另一个说，“嘿，真了不起，真带劲！”他笑着说，“你亏得跳开了，要不它会把你报销的。”

人群转向这几个人。他们停住脚步，讲到有一颗炮弹就落在他们旁边的屋子里。这时，炮弹不断从他们头上飞过，实心弹发出重浊的响声，榴弹则发出尖锐的啸声；但没有一颗落在附近，都飞过去了。阿尔巴端奇坐上马车。旅店主人站在大门口。

“有什么可看的！”他对厨娘嚷道。厨娘穿着红裙子，卷起衣袖，摆动两条光胳膊，走到角落里听他们说话。

“嚯，真是怪事！”她说，但一听见主人的声音，就放下掖在腰上的裙子，回去了。

又是一声呼啸，但这次很近，好像一只飞鸟落下来，街心火光一闪，砰地响了一声，街上随即冒起浓烟。

“混蛋，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主人叫着，向厨娘跑去。

就在这一瞬间，从四面八方传来妇女的嚎哭声，一个孩子也吓得哭起来，人群脸色苍白，默默地站在厨娘周围。人群中哭得最响的就是厨娘：

“哦—哟—哟！好人哪！我的好人哪！别让我死呦！我的好人哪！……”

五分钟后，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厨娘大腿上被榴弹片炸伤，被抬到厨房里。阿尔巴端奇、他的车夫、费拉邦托夫的妻子、孩子和看门人都坐在地窖里，留心听着。大炮的隆隆声、炮弹的呼啸声和厨娘压倒一切的嚎叫声一刻也没有停止。女主人一会儿抖抖孩子，哄哄他，一会儿伤心地低声问走到地窖里来的人有没有看到她那留在街上的丈夫。一个店员走到地窖里告诉她，店主和别人一起到大教堂去了，那里正在升斯摩棱斯克创造奇迹的圣像。

黄昏时分，炮声静止了。阿尔巴端奇走出地窖，站在门口。明亮的晚空硝烟弥漫。在这片硝烟中，一钩新月高悬空中，发出奇异的光芒。在惊心动魄的炮声停止后，城里一片沉寂，只有脚步声、呻吟声、远方的叫声和大火的爆裂声打破了寂静。厨娘停止了呻吟。大火从两边吐出团团黑烟，扩散开来。士兵穿着不同的军服，在街上不是排成队列，而像蚁穴被毁的蚂蚁那样东西乱跑。阿尔巴端奇看见有几个兵闯进费拉邦托夫的院子。阿尔巴端奇走到大门口。有一团兵互相拥挤着，慌慌张张地向后跑，把街道也堵住了。

“本城要放弃了，快走，快走！”一个军官看见他，这样说。接着他就对士兵们嚷道：

“我让你们进人家屋里去！”

阿尔巴端奇回到屋里，叫来车夫，吩咐他动身。紧跟着阿尔巴端奇和车夫，费拉邦托夫一家老少也出来了。一直默不作声的婆娘们一看见硝烟和在暮色中出现的大火，顿时嚎哭起来。街上其他角落也传出哭声，仿佛在彼此呼应。阿尔巴端奇和车夫在棚子里双手哆嗦地理着缠结的缰绳和挽具。

阿尔巴端奇乘车走出大门，看见费拉邦托夫的店门大开，有十来个士兵大声说着话，把面粉和葵花子装进袋子和背囊里。这当儿，费拉邦托夫正好从街上回来，走进他的铺子。他一看见士兵，正要叫嚷，突然住了嘴，双手抓住头发，又哭又笑起来。

“全都拿去吧，弟兄们！不要留给魔鬼！”他叫着，亲自搬了几个口袋，扔到街上。有几个兵害怕，跑了出来；有几个继续装口袋。费拉邦托夫看见阿尔巴端奇，招呼他。

“完了！俄国完了！”他嚷道，“阿尔巴端奇！完了！让我自己来放火。完了……”费拉邦托夫跑到院子里。

街上士兵川流不息，把整条街都堵住，阿尔巴端奇的马车无法过去，只得等待。费拉邦托夫的妻子带着孩子也坐在车上，等街上恢复交通。

入夜，空中群星灿烂，一钩新月放射着光明，偶尔被硝烟遮住。第聂伯河边的斜坡上，阿尔巴端奇和店主妻子的车子夹在士兵和其他车辆中间缓缓行进，这时被迫停下来。在离停着许多大车的十字路口不远的巷子里，一座住房和几家铺子在燃烧。大火快灭了。火焰一会儿熄灭，消失在浓烟中，一会儿迸发出来，清楚地照亮聚集在巷子里的人们的脸。大火前晃动着人影，火焰的劈啪声中夹杂着说话声和叫嚷声。阿尔巴端奇跳下马车，看到他的车还不能马上通过，就拐到巷子里看大火。士兵们不停地在火场前后奔走。阿尔巴端奇看见两个兵和一个穿粗呢军大衣的人把一根着火的梁木拖到对街的院子里，另一些士兵抱着一捆捆干草。

阿尔巴端奇向一群站在熊熊燃烧的高大仓库前面的人走去。仓库墙壁全部着火，后墙倒了，屋顶塌了，柱子在燃烧。人群显然在等整座房子倒下来。阿尔巴端奇也在等它倒下来。

“阿尔巴端奇！”突然有个熟识的声音在喊他。

“大少爷，大人！”阿尔巴端奇回答，立刻听出是小公爵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身披斗篷，骑着一匹黑马，站在人群后面，望着阿尔巴端奇。

“你怎么在这里？”安德烈公爵问。

“大……大人，”阿尔巴端奇说着哭起来……“大……大人……我们是不是完了？大少爷……”

“你怎么在这里？”安德烈公爵又问了一遍。

这时，火焰窜起来，让阿尔巴端奇看清了少爷苍白憔悴的脸。阿尔巴端奇告诉安德烈公爵他怎么被派到这地方，现在要离开又多么困难。

“那么，大少爷，我们是不是完了？”他又问。

安德烈公爵没回答他，掏出笔记本，抬起膝盖，用铅笔在撕下的一页纸上写起来。他写信给妹妹：

“斯摩棱斯克即将放弃，童山一周后将沦入敌手。你们立即去莫斯科。何时动身，派专人送信至乌斯维亚日。速复。”

他写好条子交给阿尔巴端奇，同时当面向他交代怎样帮助老公爵、公爵小姐、儿子和教师动身，怎样立即同他联系，回信送到哪里。他还没交代完毕，就有一个参谋官带着随从向他跑来。

“您是上校吗？”参谋官大声问，带着安德烈公爵熟识的德国腔，“有人当着您的面烧房子，可您还站着不动！这算什么呀？您要负责！”别尔格嚷道，他现在是第一军步兵左路副参谋长。他自以为这个职位很重要，很体面。

安德烈公爵对他望望，没理他，继续对阿尔巴端奇说：

“你就这样对他们说，我将等到十号，如果十号还得不到全家离开的消息，那我只好抛下一切，亲自到童山跑一趟。”

“公爵，我所以这样说，”别尔格认出是安德烈公爵，说，“因为我得执行命令，我总是严格执行……请您不要见怪。”别尔格辩解说。

大火发出一阵劈啪声。火暂时熄了，一团团黑烟从屋顶下冒出来。火中又发出一阵惊心动魄的断裂声，接着有个庞然大物塌下来。

“哎—哟—哟！”人群随着仓库塌顶的声音叫道，仓库里烧着的粮食发出面饼的香气。火焰升起来，照亮了周围人群惊喜交集的脸色。

穿粗呢军大衣的人举起一只手，嚷道：

“好哇！烧起来了！弟兄们，好哇！……”

“这是主人自己烧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好吧，好吧，”安德烈公爵对阿尔巴端奇说，“把我说的话全告诉他们。”他对默默地站在旁边的别尔格没说一个字，策马向巷子里跑去。

五

军队继续从斯摩棱斯克后撤。敌人紧追不舍。八月十日，安德烈公爵所指挥的团沿大道行军，经过通童山的支路。天气炎热干燥已有三个多星期。每天都是白云飘飘，偶尔遮住太阳；但傍晚又万里无云，太阳沉入红褐色的雾中。只有夜间的重露使地面变得凉快些。尚未收割的庄稼枯焦，落粒。沼泽也晒干了。牲口在晒焦的草地上找不到饲料，饿得直叫。只有在夜间和露水未干的树林里才有点凉意。但在大道上，在军队行进的大道上，即使在夜间和树林里也不凉快。路面上沙土厚达几寸，几乎没有露水的痕迹。天蒙蒙亮就开始行军。辎重车和炮车的轮毂在沙土里无声地滚动，步兵则在过了一夜也没冷却的深及脚踝的沙土里行走。一部分滚热的沙土被脚和车轮蹂压着；另一部分升腾起来，像云雾一般高悬在军队上空，钻进行人和牲畜的眼睛、头发、耳朵、鼻孔，尤其是肺里。太阳升得越高，尘雾也升得越高；透过这火热的尘雾，肉眼也能直视那没有被云朵遮住的像红色大球的太阳。没有风，人们在这一丝不动的热空气中喘息。他们用手帕包着鼻子和嘴。一到村庄，大家就往水井奔去。他们争先恐后地喝水，直到把水井喝得见底。

安德烈公爵指挥着一个团。管理一团人，关心他们的福利，接受命令和发布命令，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这上面。斯摩棱斯克的大火和放弃城市对安德烈公爵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对敌人的新仇旧恨使他忘了个人的悲哀。他全心全意领导他的团，关心士兵和军官，待他们体贴入微。在团里，大家叫他我们的公爵，爱戴他，并以他自豪。不过他待人温和善良，只限于对团里的人，限于对基莫兴等人，限于对那些不了解他往事的不同阶层的陌生人；只要一接触到旧参谋部里的人员，他又立刻浑身是刺，变得凶狠和尖刻了。凡是使他回忆起往事的一切，他都尽量回避，因此在同原来圈子的关系上，他只求大公无私，忠实尽责。

的确，在安德烈公爵看来，一切都是令人沮丧的，尤其是在八月六日放弃斯摩棱斯克以后（他认为那地方可以防守，也应当防守），也就是他那有病的父亲被迫逃往莫斯科，放弃了他苦心经营的祖传的心爱庄园童山，听任敌人去蹂躏。不过虽然如此，亏得有了这个团，安德烈公爵才得以摆脱其他问题，而把思想集中在他的团里。八月十日，他的团所在的纵队到达童山附近。两天前安德烈公爵接到消息，说他的父亲、儿子和妹妹都到莫斯科去了。安德烈公爵在童山虽然没有什么事要办，但是他生性喜欢怀旧，就决定回童山一次。

安德烈公爵吩咐备马，然后离开行军的部队，骑马到父亲的庄园去，那是他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经过池塘时，他发现那里原来总有几十个村妇在谈话，捣衣，洗涤，现在则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块断裂的跳板一半浸在水里，斜浮在池塘里。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看门人的小屋前。入口处一个人也没有，里面的门敞开着。花园甬道上杂草丛生，牛马在英国公园里游荡。安德烈公爵来到花园暖房前，看到玻璃破碎，盆花有些倾倒了，有些干枯了。他喊花匠塔拉斯。没有人答应。他绕过暖房来到花圃，但见雕花的围栏全被破坏，李树连枝被折断了。安德烈公爵小时候常在门口见到的一个老农，坐在一把绿色长椅上打树皮鞋。

他是个聋子，没听见安德烈公爵骑马跑来。他坐在老公爵爱坐的长椅上，旁边一株断裂的玉兰枯枝上挂着一条条树皮。

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屋前。老花园里的几株菩提树被砍倒了，一匹花马带着驹子在屋前玫瑰花丛里踱来踱去。房子的板窗都关着。楼下有一个窗子敞开。一个仆人的孩子一看见安德烈公爵就跑进屋里去。

阿尔巴端奇把家眷送走，独自留在童山。此刻他正坐在屋里读《圣徒传》。他一知道安德烈公爵来了，没摘下眼镜，边扣衣服边走出屋子，慌忙奔到公爵面前，一句话没说就哭起来，吻着安德烈公爵的膝盖。

接着他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恼恨，镇定下来，向公爵禀报家里的情况。家里贵重物品都已运往保古察罗伏，近一百石粮食也被运走；干草和春麦（据阿尔巴端奇说，今年长势非常好）还没成熟就被军队割下运走了。农民们破产了，有些也去了保古察罗伏，只有少数留着没走。

安德烈公爵没听完他的话，就问父亲和妹妹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当然是指去莫斯科。阿尔巴端奇还以为是问他们什么时候去保古察罗伏，就回答说七号走的，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说着庄园里的事，并请求指示。

“能不能让军队打收条拿走燕麦，我们还有六百石呢？”阿尔巴端奇问。

“叫我怎么回答他呢？”安德烈公爵想，他望着老头儿在阳光下发亮的秃顶，并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自己也知道问这种事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之所以这样问，只是为了排遣自己的忧伤。

“好，让他们拿去吧。”安德烈公爵说。

“大人您也许看到花园里乱七八糟的光景，”阿尔巴端奇说，“那是无法避免的：有三个团在这里过夜，多半是龙骑兵。我记下了他们指挥官的官阶和名字，以后好控告他们。”

“那么，你自己准备怎么办？要是敌人占领这地方，你还留在这里吗？”安德烈公爵问他。

阿尔巴端奇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脸来。对他望了望，接着突然庄严地举起一只手。

“上帝会庇护我的，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他说。

一群农民和家奴穿过草地，摘下帽子，向安德烈公爵走来。

“那么，再见了！”安德烈公爵说，向阿尔巴端奇俯下身去，“你自己走吧，凡是能带的东西都带走。叫农奴们到梁赞庄园或者莫斯科郊区庄园去。”阿尔巴端奇抱着小东家的一条腿哭起来。安德烈公爵小心地把他推开，刺了刺马沿林荫道飞驰而去。

在花圃里，那老头儿依旧茫然坐着，就像苍蝇叮住喜爱的尸体那样，敲着打树皮鞋的楦头。两个女孩子用裙子兜着从暖房里采下来的李子，从那里跑来，正好遇上安德烈公爵。年纪大些的女孩子一看见小东家，脸上现出惊惶的神色，拉住妹妹的手，同她一起藏到桦树后面，也来不及捡起落下的李子。

安德烈公爵慌忙避开她们，唯恐让她们发觉他看到她们。他很可怜这个受惊的好看的女孩子。他不敢看她，但又忍不住想看看她。他望着这两个女孩子，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些和他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乐趣，他的心里不禁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快乐暖流。这两个女孩子显然一心想带走和吃掉这些青李子而不被人抓住。安德烈公爵和她们一样，也希望她们的冒险成功。他忍不住又看了她们一眼。这两个女孩子认为她们已没有危险，就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用她们的尖嗓子叽哩喳啦地说着话，快乐地提着裙子，跃动她们晒黑的小小的光脚，飞快地在草地上奔跑。

安德烈公爵走出军队所走的尘土飞扬的大道，觉得头脑爽快些。但离童山不远他又回到大道，赶上他那团在池塘边歇息的人马。这是中午一点多钟。太阳好像尘土中的一个红球，透过黑制服热辣辣地烤着他们的脊背。尘土依旧纹丝不动地高悬在停下休息的人声嘈杂的军队上空。空中没有风。安德烈公爵骑马从坝上走过，闻到池塘里淤泥的气息，感到一阵凉意。他真想跳进水里，不管这水有多脏。他回顾了一下池塘，从池塘上传来阵阵叫声和笑声。这个浑浊的绿色小池塘，水面涨高了一尺，淹没了水坝，因为塘里挤满了身体白净，手臂、脸庞和脖子呈红棕色的士兵，他们划动手脚戏水，这些赤裸裸的白净的人体又笑又叫，在这肮脏的水塘里扑腾着，好像网兜里的鲫鱼。他们的扑腾反映出一种欢乐的情绪，但也因此显得格外悲惨。

安德烈公爵认识的三连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士兵，小腿上系着一条皮带，画了个十字，后退几步准备跳水，接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另外一个是黑发蓬乱的士官，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扭动肌肉发达的身体，快乐地哼哼着，用一双晒得黧黑的手捧水淋头。他们互相泼水，呼喊，尖叫。

在岸上，在坝上，在池塘里，到处都是白净的强壮的肌肉。红鼻子军官基莫兴在坝上擦着身体，一看见公爵有点害臊，但还是大着胆子对他说话。

“真舒服，大人，您下来试试吗？”他说。

“太脏了！”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回答。

“我们马上来给您出清。”基莫兴还没穿衣服，就跑去赶池塘里的人。

“公爵要洗澡了。”

“哪一个公爵？我们的公爵吗？”有几个人问，大家都慌忙往岸上爬，安德烈公爵好容易才把他们叫住。他想他还是到棚子里去冲凉的好。

“肉，一堆肉，充当炮灰的肉！”他瞧着自己赤裸的身子，想。他浑身哆嗦，这与其说是由于冷，不如说是看到这么多肉体在脏水里扑腾而产生的莫名其妙的憎恶和恐惧。

八月七日，巴格拉基昂公爵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米海洛夫卡驻地写了下面的信：

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大人：

（他写信给阿拉克切耶夫，但知道皇上会看到他的信，因此尽力字斟句酌。）

我想，斯摩棱斯克市弃守一事大臣定已向您作了报告。此事令人痛心，悲伤，全军也为轻易放弃如此要地而深感失望。我曾亲自恳求他，最后还写过信，但被他坚决拒绝。我以我的名誉向您起誓，拿破仑本已陷入空前困境，他很可能损失一半人马但还是攻不下斯摩棱斯克。我们的部队打得空前出色，现在仍打得很英勇。我曾用一万五千人坚守达三十五个小时以上，但他连十四小时也不愿坚持。这是我军的耻辱、污点；至于他本人，我认为没有权利活在世上。如果他报告说损失惨重，这是不真实的；也许有四千人，但不会更多，可能还不到四千。就算损失一万吧，那也没有办法，战争嘛！但敌人的伤亡难以计数……

他再坚持两天又费得了什么？至少他们会自动退却，因为人马无水可饮。他曾向我保证不后退，但忽然送来指令，说他夜间撤退。因此无法作战，不久我们将把敌人引到莫斯科……

传说您在考虑讲和。讲和，上帝保佑！在作出种种牺牲，疯狂地撤退后讲和，这样您就会使全体俄国人起来反对您，我们穿军服者亦将无地自容。即使如此，只要俄国还有人活着，还能打，就要打下去……

只能由一人指挥，而不能由两个人指挥。您那位大臣也许是位好大臣，但当将军不行，简直是无能，而现在整个国家的命运却交在他手里……我实在气疯了，请恕我无礼。显而易见，那个主张缔结和约并把军队交给大臣指挥的人，他不爱戴皇上，他要使我们全体灭亡。因此我向阁下直言：只好动用民团。因为大臣正用最巧妙的方式把客人领到首都。全军对侍从武官伏尔佐根先生深表怀疑。大家认为，与其说他是我们的人，不如说他是拿破仑的人，而他总是事事为那位大臣出点子。我待他不仅客客气气，而且像军士那样服从他，虽然我的地位比他高。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我爱戴恩主和皇上，只好服从他。我惋惜的只是皇上把这样出色的军队交给这种人。试想，我军因退却劳累和负伤住院的超过一万五千人，但要是进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看到我们这样惊惶失措，看到我们把勤劳善良的祖国交给匪徒，使每个臣民含恨受辱，她又会怎么说？我们为什么胆怯？我们害怕什么人？大臣优柔寡断，胆怯糊涂，行动迟缓，具有各种缺点，我可不能负责。全军都在失声痛哭，痛哭他……

六

生活现象可以分成无数类，有些以内容取胜，有些以形式取胜。彼得堡的生活，特别是贵族的沙龙生活，就是以形式取胜，它同乡村的、市镇的、外省的，甚至莫斯科的生活截然相反。这里的生活是不变的。

从一八〇五年起，我们同拿破仑时而讲和，时而争吵，我们制定宪法，又废除宪法，可是安娜·舍勒的沙龙和海伦的沙龙依然如故，前者七年如一日，后者五年如一日。在安娜·舍勒的沙龙里，大家困惑地谈到拿破仑的胜利，并且从他的胜利和欧洲各国君主对他的姑息中，看出一个恶毒的阴谋，阴谋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以安娜·舍勒为代表的宫廷社会不快和烦恼。鲁勉采夫常常光临海伦的沙龙，并把她看作绝顶聪明的女人。在海伦的沙龙里，一八一二年同一八〇八年一样，大家狂热地谈到“那个伟大的民族”和“那个伟大的人物”，对俄国和法国分裂感到惋惜，并且认为应该通过讲和来结束这样的局面。

最后，自从皇帝从军队回来后，这两个敌对的沙龙之间发生了一些风波，彼此相互攻击，但各自的倾向不变。在安娜·舍勒的圈子里，来的法国人只有顽固不化的保皇派，这些人表达了一种爱国思想，主张不上法国剧院看戏，认为供养一个法国剧团的费用相当于维持一个军。他们密切关注战局，散布最有利于我军的传闻。在海伦的圈子里，也就是鲁勉采夫的亲法派圈子里，他们批驳那些说敌人和战争残酷的言论，大谈拿破仑的各种媾和意图。他们还反对某些人急于把皇家学校和女子学校搬到喀山去的建议，尽管这些学校是受太后庇护的。总之，在海伦的沙龙里，整个战争只是一种虚有其名的示威，不久双方就会言归于好。现在待在彼得堡并成为海伦家常客（凡是聪明人都应该成为海伦家的座上客）的比利平说，决定问题的不是火药，而是发明火药的人。他这个意见流传得很广。在这个圈子里，人们谨慎而尖刻地嘲笑莫斯科人的狂热，而有关这种狂热的消息是同皇帝回到彼得堡同时传出的。

在安娜·舍勒的圈子里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受这种狂热的感染，并且像普鲁塔克[177]谈论古代圣贤那样谈论着。华西里公爵依旧担负着重要使命，成为这两个圈子的联系人。他常去“我敬爱的朋友”安娜·舍勒家里，也常去我女儿的外交沙龙，不停地奔走于两个阵营之间。有时他糊涂了，把应该在海伦家说的话拿到安娜·舍勒家去说，或者正好相反。

皇帝回来后不久，华西里公爵在安娜·舍勒沙龙里谈论战事时，严厉谴责巴克莱·德·托里，但又说不出让谁当总司令好。一位客人，一位被称作品德高尚的人，讲到他今天看见新任彼得堡民团司令库图佐夫在税务局主持新兵登记时，谨慎地推测，说库图佐夫倒是个合适的人选。

安娜·舍勒苦涩地微微一笑说，库图佐夫除了惹皇上生气外，没有一点用处。

“我在贵族会议上再三说，”华西里公爵打断她的话说，“可是大家不听我的话。我说，选他当民团司令，皇上是不会喜欢的。他们不听我的话。”

“完全是一种逆反心理，”他继续说，“反对谁呢？我们就是喜欢盲目摹仿莫斯科人的愚蠢狂热。”华西里公爵说，他一时糊涂，忘记了在海伦家要嘲笑莫斯科人的狂热，而在安娜·舍勒家应加以赞扬。不过他立刻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叫俄国年纪最大的将军库图佐夫伯爵主持征兵工作，这合适吗？他会白辛苦一场的！怎么能叫一个不能骑马、开会打盹、脾气坏透的人当总司令呢！他在布加勒斯特表现得太出色了！且不说他作为将军的才能，我们怎能在这样的时刻任用一个老朽的瞎子？一个真正的瞎子！任用一个瞎眼将军真是太滑稽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好像在捉迷藏……他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人反驳他。

这番话在七月二十四日是完全正确的。但到七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获得了公爵封号。封他为公爵可能意味着要摆脱他，因此华西里公爵的意见仍旧是正确的，虽然他现在并不急于说出来。而八月八日，萨尔蒂科夫、阿拉克切耶夫、维亚兹米金诺夫、罗普兴和柯楚别依等大元帅组成的委员会开会讨论战局，认为军事失利是由于指挥不统一，尽管几位委员都知道皇帝不喜欢库图佐夫，经简短磋商，还是建议任命库图佐夫为总司令。当天库图佐夫就被任命为总司令，全权统帅全军，管辖各军区。

八月九日，华西里公爵又在安娜·舍勒家遇见那位品德高尚的人。这位品德高尚的人竭力巴结安娜·舍勒，希望谋得皇家女子学校督学一职。华西里公爵现出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扬扬地走进屋里。

“嗨，你们知道一条重大新闻吗？库图佐夫当上总司令了。一切分歧都消除了。我真高兴！真高兴！”华西里公爵说，“哦，我们总算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他说，意味深长而又郑重其事地扫了在场的人一眼。品德高尚的人虽然很想弄到督学一职，但还是忍不住向华西里公爵说出他原先的意见。（这样做对安娜·舍勒客厅里的华西里公爵是失礼的，对高兴听到这一消息的安娜·舍勒也是失礼的，但他还是忍不住。）

“但不是有人说他是个瞎子吗，公爵？”他说，引用华西里公爵说过的话。

“哼，胡说，他看得很清楚，真的！”华西里公爵干咳几声，声音低沉地迅速说。他总是用这种方式来摆脱困境。“哼，胡说，他看得很清楚！”他重复说，“我感到很高兴，因为皇帝赐给他统帅全军、管辖各军区的大权，从来没有一个总司令有过这样大的权力。他是第二个君主。”他得意扬扬地含笑结束说。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安娜·舍勒说。品德高尚的人在宫廷圈子里还是个新手，很想巴结安娜·舍勒，就替她原来的意见辩护说：

“据说，皇帝把这个权力交给库图佐夫有点勉强。据说，当人家对他说‘皇上和祖国赏给您这个荣誉’时，他的脸红得就像一个听人读《约康德》[178]的姑娘那样。”

“也许这话不是完全出于本意吧。”安娜·舍勒说。

“哦，不，不！”华西里公爵热烈地辩护说。如今他再不能把库图佐夫放在任何人之下了。照华西里公爵看来，库图佐夫不仅本身是个好人，而且大家都崇拜他。“不，这不可能，因为皇上早就很赏识他了。”他说。

“但愿库图佐夫能掌握实权，”安娜·舍勒说。“不许任何人跟他捣乱。”

华西里公爵立刻明白，这任何人指的是谁。他低声说：

“我确切知道，库图佐夫提出一个绝对条件，就是不要皇太子留在军队里。你们知道他是怎样对皇上说的吗？”于是华西里公爵就把据说是库图佐夫对皇上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要是他做得不好，我不能惩罚他；要是他做得好，我又不能奖赏他。’哦，库图佐夫公爵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多么有胆识。哦，我早就认识他了。”

“据说，”缺乏宫廷经验的品德高尚的人说，“公爵还提出一个绝对条件，叫皇上不要到军队里去。”

他这话刚出口，华西里公爵和安娜·舍勒就立刻背过身去，不高兴地交换了个眼色，为他的天真无知叹了一口气。

七

彼得堡发生这些情况时，法军已越过斯摩棱斯克，步步进逼莫斯科。拿破仑的史学家梯也尔，也像拿破仑的其他史学家一样，竭力为他的英雄辩解，说拿破仑是不得已被吸引到莫斯科城下的。他是正确的，就像一切凭个人的意志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史学家那样；他是正确的，就像俄国史学家一样，他们认为拿破仑是被俄国统帅用计谋引到莫斯科的。这里，除了前事为后事作准备的追溯律之外，还有错综复杂的交互律在起作用。一个好棋手输了棋，就满以为他输棋是由于走错了一着，他就在开局中寻找错误，但没注意到一局棋从头到底都错，没有一着走对。他发现错误，只是由于他注意到对方利用了这错误。战争在一定时间发生，而且不是由一个人的意志去支配无数没有生命的机器，而是由各方面专横的决断所引起的无数冲突造成的。由此可见，战争比下棋不知要复杂多少倍！

在占领斯摩棱斯克后，拿破仑先要在维亚兹马、然后在察廖夫—扎伊米歇寻找夺取多罗戈布日的战机；但由于情况错综复杂，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一百二十俄里的鲍罗金诺之前无法应战。拿破仑便下令从维亚兹马直接向莫斯科进军。

莫斯科是这个大帝国的亚洲部分的首都，是亚历山大臣民的圣城，莫斯科有无数中国宝塔式教堂！这个莫斯科使拿破仑浮想联翩。从维亚兹马到察廖夫-扎伊米歇的行军中，拿破仑骑着他那匹淡黄色截尾溜蹄马，由近卫军、卫兵、侍童和副官护送着。参谋长蒂埃落在后面，审问一个被骑兵捉到的俄国俘虏。他带着译员雷劳恩·蒂特维尔飞驰到拿破仑跟前，笑嘻嘻地勒住马。

“嗯，什么事？”拿破仑问。

“普拉托夫部下一名哥萨克说，普拉托夫军正在与大部队会合，库图佐夫已被任命为总司令。这人很聪明，但好饶舌！”

拿破仑微微一笑，吩咐给这名哥萨克兵一匹马，把他带来。拿破仑要亲自和他谈谈。几个副官应命骑马跑去。一小时后，原来伺候杰尼索夫、后来让给尼古拉的农奴拉夫鲁施卡，身穿勤务兵制服，骑着一匹法国骑兵的马，脸上露出狡猾、高兴和喝醉的神色，跑到拿破仑跟前。拿破仑命令他在旁边并排走，开始向他问话：

“你是哥萨克吗？”

“是，大人，是哥萨克。”

史学家梯也尔在描写这段插曲时说：

“这名哥萨克不知道同他谈话的是什么人，因为拿破仑十分朴素，这个东方头脑怎么也不会想到皇帝就在他身边，便异常亲昵地谈着当前的战局。”

拉夫鲁施卡前一天确实喝醉了，弄得主人没有饭吃，他挨了一顿鞭子，奉命到乡下弄鸡，他又趁火打劫，结果被法军俘虏。拉夫鲁施卡是个粗野无礼的跟班，见过世面，认为干狡猾卑劣的勾当是他们的分内事，为了主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并且善于摸透主人的缺点，特点是虚荣和猥琐。

拉夫鲁施卡一落到拿破仑手里，顿时就认出他来。他一点也不慌张，只想千方百计讨好新主子。

他很明白这就是拿破仑本人，并且觉得在拿破仑面前并不比在尼古拉面前或手拿树条的司务长面前更可怕，因为司务长也好，拿破仑也好，都不能使他再失去什么。

他信口说出勤务兵之间流传的消息，其中有许多是真实的。但当拿破仑问他，俄国人是不是认为他们能战胜拿破仑时，拉夫鲁施卡眯缝起眼睛，沉思起来。

他看出这是一个微妙的诡计，就像他这类人看到处处都是诡计那样，皱起眉头，沉默了一下。

“我看哪，如果开火，”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很快开火，那就对头。嗯，如果三天以后，过了期限，那么，我看，战事就会拖下去。”

雷劳恩·蒂特维尔含笑翻译给拿破仑听：“如果三天之内发生会战，那么，法国人就会胜利；如果过了三天，那么，结果怎样，就只有天知道了。”拿破仑听了没笑，虽然他心情极好，他命令译员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拉夫鲁施卡看出这一点，为了使拿破仑高兴，就假装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知道你们有个拿破仑，他打败了天下，可是要对付我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冒出最后那句充满爱国热情的大话来。译员翻译这段话，把最后这一句吃掉了。拿破仑微微一笑。“年轻的哥萨克逗得伟大的交谈者忍俊不禁。”梯也尔这样写道。

拿破仑默默地走了几步，对贝蒂埃说，他想试试这个顿河孩子，看他一知道同他交谈的人就是皇帝，就是在金字塔上写下常胜不败英名的皇帝，他会有什么反应。

译员照办了。

拉夫鲁施卡懂得这样做是要使他发窘，拿破仑以为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为了讨好新主子，拉夫鲁施卡立刻装成吓得目瞪口呆，并且现出他在挨打时惯有的表情。梯也尔这样描写这一幕：

拿破仑的译员话音一落，那哥萨克就呆若木鸡，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他继续前进，眼睛盯住这位威名越过草原的征服者。他顿时闭上爱饶舌的嘴，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狂喜。拿破仑赐给这个哥萨克自由，让他像鸟儿一样飞回田野。

拿破仑继续骑马前进，幻想着他梦寐以求的莫斯科，而那只放回田野的鸟儿则向前哨飞驰，预先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以便回去向自己人吹嘘。至于真实的经历他却不想说，因为他认为不值得说。他骑马向哥萨克跑去，打听他那属于普拉托夫部队的团在哪里。傍晚他找到了主人尼古拉·罗斯托夫。尼古拉·罗斯托夫驻在杨科伏，刚上马要同伊林一起到郊外兜风。他让拉夫鲁施卡换一匹马，带他一起去。

八

玛丽雅公爵小姐并没有像安德烈公爵所设想的那样到莫斯科去以避开危险。

阿尔巴端奇从斯摩棱斯克回来后，老公爵仿佛如梦初醒。他下令召集民团，把他们武装起来，并给总司令写信，表明他决定死守童山。至于总司令是否准备保卫童山，是否听任俄国一位老将被俘或被杀，请总司令裁夺。同时老公爵向家人宣布，他要留在童山。

不过，老公爵一面自己留在童山，一面却吩咐把公爵小姐、德萨尔和小公爵送到保古察罗伏，再从那里去莫斯科。玛丽雅公爵小姐看到父亲不再像原来那样冷漠颓丧，而变得兴奋狂热，通宵失眠，她感到害怕，觉得不能把他单独留下，生平第一次违抗了他的意愿。她不肯离开童山，老公爵勃然大怒，把她痛骂了一顿。他又重复过去诬蔑她的话。他竭力怪罪于她，说她折磨他，挑拨他同儿子的关系，无耻地猜疑他，她活着就是要毁掉他的生活。他把她赶出书房，还对她说，她不走，他也不在乎。他说他不愿知道有她这个人存在，并警告说不要让他看到她。尽管玛丽雅公爵小姐很担忧，他并没有强迫她走，而只是命令她不要让他看到。这一点使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宽慰。这证明，她留在家里不走，他心里还是高兴的。

小尼古拉走后第二天，老公爵一早就穿戴全套军装去见总司令。马车已停在门前。玛丽雅公爵小姐看见他身穿军装，挂上所有的勋章，从房子里出来，到花园里检阅武装农奴和家奴。玛丽雅公爵小姐坐在窗口，倾听着从花园里传来的他的声音。突然有几个人神色慌张地从花园林荫道跑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跑到台阶上，穿过花径，跑上林荫道。迎面走来一大群民团和家奴，其中几个人拖着一个穿军服、佩勋章的小老头。玛丽雅公爵小姐跑到他跟前，在菩提树枝叶中漏下的星星点点的阳光下，她看不清他脸上有什么变化。她只看出一点，原先严厉果断的神色不见了，只剩下怯弱温顺的表情，老公爵一看见女儿，翕动软弱的嘴唇，嘴里发出沙哑的声音。听不懂他要什么。他被抬起来，抬到书房，放在他近来很怕睡的沙发上。

当夜请来了医生，替他放了血，医生宣布公爵中了风，右半身瘫痪。

留在童山越来越危险了，公爵中风后第二天就被送到保古察罗伏。医生跟他们同行。

他们来到保古察罗伏，德萨尔已带了小公爵去莫斯科。

老公爵中风后在安德烈公爵新盖的保古察罗伏住宅里躺了三星期，情况没有什么变化，既不见好，也不见坏。他神志不清，像一具变形的尸体那样躺着。他抽动眉毛和嘴唇，不停地嘟囔着，无法知道他神志是否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很痛苦，有话要说。但究竟要说什么，谁也无法了解；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病人发脾气，还是对国家大事或家庭琐事有话要说？

医生说，这种烦躁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完全是一种病态；但玛丽雅公爵小姐认为他有话要对她说。她在场总是使他更加烦躁，这就肯定了她的推测。显然，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很痛苦。

康复的希望已没有了，又不能把他带走。万一死在路上怎么办？“还不如完了的好，一了百了！”玛丽雅公爵小姐有时这样想。她日日夜夜守护着他，几乎不睡觉，说来可怕，她常常注意他，不是希望看到好转的征象，而是愿意看到他接近末日的征候。

这种心情不论公爵小姐觉得多么别扭，在她身上却是存在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尤其可怕的是，自从父亲得病以来（甚至还要早些，每逢同他待在一起就期待出什么事），长期潜伏在心中和被忘却的个人心愿和希望在她身上觉醒了。多少年没有进入她头脑的念头——再也不怕父亲而自由自在地生活，甚至享受爱情自由和家庭幸福——像魔鬼的诱惑一样在她脑子里作祟。不论她怎样想排除这些念头，她还是不断想到，那事以后她该怎样安排生活。这是魔鬼的诱惑，玛丽雅公爵小姐是知道的。她知道，唯一的武器是祈祷。于是她就祈祷。她作出祈祷的姿势，眼睛望着圣像，嘴里念着祷文，可是她祈祷不下去。她觉得她现在处于另一个世界，那里既有操劳，又有自由，完全不同于她以前被禁锢的只有祈祷是唯一安慰的精神世界。她无法祈祷，欲哭无泪，完全掉进尘世生活的烦恼中。

留在保古察罗伏有危险。四面八方传来法军逼近的消息，在离保古察罗伏十五俄里的村庄里，法国兵抢劫了一座地主庄园。

医生坚持非把公爵搬得远一些不可；首席贵族派一名官员来看望玛丽雅公爵小姐，劝她赶快离开保古察罗伏。县警察局局长来到保古察罗伏，提出同样的主张。他说法军离那里只有四十俄里，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公爵小姐要是到十五日还不带父亲离开这里，后果他就不能负责。

公爵小姐决定十五日动身。她准备行装，向仆人发指示，忙了一整天。十四日晚上，她照例在公爵卧室隔壁屋里和衣而卧。她醒了好几次，听见他的呻吟和呓语，床的咯吱声，以及帮他翻身的季洪和医生的脚步声。她几次走到门口倾听，觉得他今晚的呻吟比平时响，翻身的次数也比平时多。她睡不着，几次三番走到门边，想进去又不敢进去。虽然他没有说，但玛丽雅公爵小姐看出，任何为他担忧的表示都使他不快。她发现，每次她情不自禁地盯住他，他就会厌恶地避开她的目光。她知道，她在深夜进去，一定会惹他生气。

但她从没这样可怜过他，从没这样怕失去他。她回忆同他相处的日子，从他的一言一行中都发现他对她的慈爱。在这样的回忆中，魔鬼偶尔仍会闯入她的心里，使她想到他死后的情景，她将怎样安排她自由自在的新生活。但她厌恶地驱除这种念头。天快亮的时候，他安静了，她也睡着了。

她很晚才醒来。她刚苏醒时心地纯净，意识到父亲病中她最关心的是什么。她醒来后倾听门里的动静，一听见他的呻吟，她就叹息着自语说，还是那个样子。

“究竟会怎么样？我到底要什么？我要他死！”她痛恨自己，叫道。

她穿好衣服，梳洗完毕，念了祷文，走到台阶上。台阶旁停着几辆还没套马的车，仆人们正在往车上装东西。

早晨温暖而阴暗。玛丽雅公爵小姐站在台阶上，为自己心灵的卑劣感到震惊，在走进父亲屋里之前竭力理顺自己的思路。

医生下了楼，走到她面前。

“他今天好些了，”医生说，“我找过您了。他说的话多少可以听懂一点，神志清楚些了。您去吧。他在叫您……”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听到这话，心怦怦直跳。她脸色发白，身子靠在门上免得倒下。她心里充满可怕的罪恶念头，去见他，同他说话，看到他的眼神，她觉得这是又惊又喜又难受的事。

“走吧！”医生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进父亲房里，来到他的床前。老公爵高高地仰卧在床上，他那瘦骨嶙峋、青筋毕露、满是疙瘩的双手放在被子上，左眼直瞪，右眼斜视，眉毛和嘴唇一动不动。他整个身体瘦小得可怕，使人觉得很可怜。他的脸干瘪，脱水，脸盘缩小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走过去，吻了吻他的手。他用左手握住她的手，显然等她好久了。他拉拉女儿的手，眉毛和嘴唇生气地抽动起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恐惧地瞧着他，竭力猜测他要她做什么。她换了个姿势，凑近一点，使他的左眼能看见她的脸，他安静了下来，一连几秒钟直盯着她。接着他的嘴唇和舌头动起来，发出声音。他现出恳求的神色，胆怯地瞧着她，说起话来，显然怕她听不懂他的话。

玛丽雅公爵小姐聚精会神地望着他。他费力地转动舌头，那样子很可笑，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眼睛，好容易才压住涌上喉咙的呜咽。他说了句什么，重复了好几次。玛丽雅公爵小姐听不懂，但她竭力猜想他在说什么，并重复这些话，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亲……过……过……”他一再重复着。

大家怎么也无法听懂这些话。医生以为他猜着了，就学着他的声音问：“公爵小姐害怕，是吗？”他摇摇头，又发出同样的声音……

“心里，心里难过？”玛丽雅公爵小姐猜着了，这样问。他发出一种含糊的声音表示同意，拉住她的手，把它按在自己胸口上不同的地方，仿佛在找寻一个最适当的位置。

“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你！”他说得比原来清楚多了，他也相信人家懂得他的意思。玛丽雅公爵小姐把头贴在他手上，竭力掩饰自己的呜咽和眼泪。

他一只手摸摸她的头发。

“我通宵一直在叫你……”他说。

“我要是知道……”她含着眼泪说，“我不敢进来。”

他握住她的手。

“你没有睡吗？”

“没有，我没有睡。”玛丽雅公爵小姐摇摇头，说。她情不自禁地摹仿父亲，竭力用手势来表达意思，仿佛她的舌头已不听使唤。

“心肝……”或者“亲爱的……”玛丽雅公爵小姐听不清楚，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说了一句从没说过的亲切温柔的话，“你为什么不来？”

“可我还希望……希望他死呢！”玛丽雅公爵小姐想。他沉默了一会儿。

“谢谢你……女儿……亲爱的……谢谢你的一切……原谅我……谢谢……原谅我！……谢谢！”说着泪水夺眶而出，“叫安德烈来。”他突然说，说时脸上现出一种天真、胆怯和疑虑的神态。他似乎自己也知道，他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至少玛丽雅公爵小姐有这样的感觉。

“我接到他的信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回答。

他又惊奇又胆怯地对她望望。

“他在哪里呀？”

“他在部队里，爸爸，在斯摩棱斯克。”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好一阵；然后，点点头，仿佛解答自己的疑虑，也表示现在他懂得了一切，也记起了一切，接着睁开眼睛。

“是啊，”他清楚地低声说，“俄国完了！他们把它给毁了！”他又呜咽起来，泪水又夺眶而出。玛丽雅公爵小姐瞧着他的脸，再也忍不住，也哭了起来。

他又闭上眼睛。他的呜咽停止了。他指指眼睛，季洪懂得他的意思，替他擦去眼泪。

然后他睁开眼睛，又说了些什么，可是好一阵谁也不懂，最后季洪一人明白了，把他的意思转达出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按照他刚才说话时的心情来猜测。她时而以为他说的是俄国，时而以为是安德烈公爵，时而以为是她，是孙儿，是他自己的死，因此她怎么也猜不透他的意思。

“穿上你那件白色连衣裙，我喜欢那件衣服。”他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听懂这话，哭得更响了。医生挽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露台上，要她镇静，准备动身的事。玛丽雅公爵小姐出去后，老公爵又谈到儿子，谈到战争，谈到皇帝，愤慨地扬起眉毛，提高嘶哑的嗓子，接着他又一次中风，也是最后一次中风。

玛丽雅公爵小姐待在露台上。天气放晴了，阳光灿烂，气温升高。她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有对父亲的热爱，她觉得她从没这样爱过父亲。她跑到花园里，一面哭，一面沿着安德烈公爵手植的菩提树林阴路，往池塘跑去。

“是的……我……我……我……我希望他死。是的，我希望他快点死……我要安宁……可我会怎么样呢？他没有了，我还要安宁作什么！”玛丽雅公爵小姐自言自语，在花园里急急地跑着，双手按住胸口大哭。她在花园里兜了一圈，又回到房子前，看见布莉恩小姐（她留在保古察罗伏，不愿走）和一个陌生男人向她迎面走来。这是县首席贵族，亲自来找公爵小姐，向她说明必须尽快离开这地方。玛丽雅公爵小姐听着，没有立刻听懂他的意思；她把他领到屋里，请他用早点，陪他坐下。然后，她向首席贵族道歉，走到老公爵门前。医生神色慌张地走出来，说不能进去。

“您走吧，公爵小姐，走吧，走吧！”

玛丽雅公爵小姐又走到花园里，坐在山下池塘边谁也看不见的草坡上。她不知道她在那里待了多久。一个女人在小径上跑过的脚步声把她惊醒。她站起来，看见她的使女杜尼雅莎跑来找她。杜尼雅莎一看见公爵小姐，仿佛吓了一跳，收住脚步。

“快来，公爵小姐……公爵……”杜尼雅莎断断续续地说。

“就来，就来！”公爵小姐急急地说，不让杜尼雅莎把话说完，竭力不去看她，向屋里跑去。

“公爵小姐，上帝的意旨实现了，您要做好一切准备。”首席贵族在门口遇见她，说。

“让我进去。这不是真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恶狠狠地嚷道。医生想拦住她，她推开医生，向门口跑去。“这些人神色惊慌，他们为什么要拦住我？我谁也不需要！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呀？”她一面想，一面推开门。一道强烈的阳光射进这个阴暗的屋子，她见了大吃一惊。屋子里有几个女人和保姆。她们都从床边给她让开一条路。他仍旧那样躺在床上，但他那沉静脸上的严厉表情吓得玛丽雅公爵小姐在门口站住。

“不，他没有死，这不可能！”玛丽雅公爵小姐自言自语，走到他面前，克服内心的恐惧，把嘴唇压在他的脸颊上。但她立刻又离开他。她对他的柔情顿时消失了，只剩下她对当前景象的恐惧。“没有了，他没有了！他没有了，但在他待过的地方有一种陌生的敌对的东西，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理解的谜……”玛丽雅公爵小姐双手掩住脸，倒在扶住她的医生的怀里。

妇女们当着季洪和医生的面，洗了公爵的遗体，用手巾扎住他的头，以免他张开的嘴变硬，另外用一条手巾绑住他叉开的腿。然后，他们给他穿上挂满勋章的军服，把干缩的遗体放在桌上。天知道有谁做过这种事，但一切都做得有条有理。入夜棺材四角点起了蜡烛，棺材里铺上一块布，地上撒了刺柏枝，死人干缩的脑袋下放了一张印刷的祷文。助祭坐在角落里诵读诗篇。

在客厅里，外人和家人围着棺材，有首席贵族、村长和农妇，他们全都惊惶地瞪着眼睛，画着十字，鞠着躬，吻着公爵冰凉僵硬的手。这情景好像一群马围着一匹死马，它们惊跳着，拥挤着，喷着鼻子。

九

在安德烈公爵没来以前，保古察罗伏是个外出地主的庄园。保古察罗伏农民和童山农民在气质上完全不同。两者的语言、服装和风俗也不一样。保古察罗伏农民被称为草原农民。他们常来童山帮助收获、挖塘、开沟，老公爵欣赏他们干活勤劳，但不喜欢他们生性粗野。

安德烈公爵移居保古察罗伏以后，实行一些新措施：盖医院，办学校，减轻役租，但这并没使他们的性情变得温和些，反而加强了被老公爵称为粗野的习性。他们经常传布莫名其妙的流言：时而说要把他们都编入哥萨克，时而说要他们改信新教，时而说皇上发出新诏书，时而说保罗皇帝在一七九七年就宣誓让农奴自由，但被地主老爷扣下了，时而说彼得三世将在七年内复位[179]，到那时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不会受任何束缚。关于战争和拿破仑、拿破仑入侵等传闻，在他们头脑里同基督的仇敌、世界末日和绝对自由等观念统统混在一起。

保古察罗伏四周都是官府直辖的村庄和实行代役租的地主村庄。居住在这一带的地主很少，家奴和识字的农奴也很少。俄国农民生活具有一种神秘的潜流。这种潜流在这一带的农民身上比其他地方更明显，更强烈。这种潜流的原因和意义，现代人是难以理解的。其现象之一是二十年前当地农民向温暖的江河流域大迁移。几百个农民，包括保古察罗伏的农民，突然卖掉牲口，扶老携幼向东南方移动。就像鸟儿飞向海洋那样，他们带着老婆孩子走向谁也没去过的东南方。他们成群结队到那里去，有的单独赎了身，有的逃跑，他们骑马或者步行，走向温暖的江河流域。许多人因此受到惩罚，被流放西伯利亚，许多人在路上冻死饿死，许多人回到原地，于是运动自行消亡，就像它无缘无故地掀起一样。但是这种潜流在他们中间不停地流动，并且不断积聚新的力量，以便有朝一日同样奇怪、强烈而又自然地再度出现。现在，在一八一二年，凡是接近农民的人都会发觉，这种潜流来势汹汹，一触即发。

阿尔巴端奇在老公爵去世前不久来到保古察罗伏，发现农民情绪动荡不安。这里跟童山一带（半径六十俄里）不同，童山农民撤离家乡，听任哥萨克糟蹋他们的村庄，而在这草原地区，保古察罗伏农民据说同法国人有勾结，他们接受法国人散发的传单，留在本地不走。他从心腹家奴那里听到，在村社里很有势力的农民卡尔普日前赶公家运输车，他带回的消息说，哥萨克洗劫居民逃亡的村庄，但法国人却秋毫无犯。阿尔巴端奇知道，昨天另一个农民从维斯洛乌霍沃（法军已进驻）带来一张法国将军的公告，宣布他们不会侵犯居民，只要他们留下不走，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东西都将作价赔偿。这个农民拿出一百卢布钞票（他不知道那是伪钞），说是预付给他的干草款，来证明这件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阿尔巴端奇知道，就在他吩咐村长派车把公爵小姐送离保古察罗伏的那天，早晨举行过一次村民大会，大家决定不走，留在村里等待。可是时间紧迫。首席贵族在八月十五日公爵去世那天，坚决要求玛丽雅公爵小姐当天离开，因为情况紧急。他说，十六日以后，不论什么事他概不负责。他在公爵去世那天傍晚走了，答应第二天来参加葬礼。但第二天他没能去，因为他得知法军向前突进，他只顾得上从家里带走家眷和金银财宝。

三十年来，保古察罗伏由村长德龙治理。老公爵生前叫他德龙努施卡。

德龙是一个体格强壮、个性刚毅的农民，成年后蓄起大胡子，直到六七十岁都是这样，没有一根白头发，不掉一颗牙，六十岁还腰骨笔挺，精力充沛，就像三十岁一样。

德龙也曾参加向温暖的江河流域大迁移，以后就当上保古察罗伏的村长和庄园管理员，二十三年来他担任此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农民们怕他胜过怕主人。老爷们，包括老公爵、年轻公爵和总管，都很尊敬他，戏称他为家务大臣。在任职期间，德龙没喝醉过一次，没生过一回病；夜里不睡觉也罢，干重活也罢，他都不觉得疲劳；他不识字，却从没忘记过一笔账，没忘记过出售许多车面粉的重量，也没忘记过保古察罗伏任何一块田里的一捆庄稼。

阿尔巴端奇离开被蹂躏的童山，在公爵落葬那天唤来的德龙就是这样一个人。阿尔巴端奇吩咐德龙给公爵小姐的车准备十二匹马，另外准备十八辆大车从保古察罗伏运送财物。虽然这里的农民都是缴代役租的，照阿尔巴端奇看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保古察罗伏有两百三十个农户，他们都很殷实。但德龙村长听了他的命令却垂下眼睛，一声不吭。阿尔巴端奇提出几个他认识的农民，叫他去向他们要车。

德龙回答说，这些农民的马都拉车去了。阿尔巴端奇提出另外几个农民，但德龙说他们也没有马，有些替公家拉车去了，有些马不中用，有些马因缺乏饲料饿死了。照德龙说，不仅运送行李没有马，连拉轿车的马都没有。

阿尔巴端奇凝神瞧着德龙，皱起眉头。德龙是个模范村长，同样，阿尔巴端奇管理公爵庄园二十年，也不是无功之臣，是个模范总管。凭感觉他能看透他属下农民的要求和本能，因此是个出色的总管。他看了一眼德龙，立刻明白德龙的回答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思，而是表达了他所管理的保古察罗伏全体农民的情绪。但同时他知道，德龙发了财，农民恨他，他一定摇摆于地主和农民之间。阿尔巴端奇从德龙的目光中看出这种摇摆，因此皱起眉头向德龙走了一步。

“你啊，德龙努施卡，听好！”他说，“你少给我说这些废话。安德烈公爵大人亲自吩咐我，要全村的人都离开，不能留给敌人，再说皇上也有圣旨。留下不走就是背叛皇上。听见吗？”

“听见了。”德龙回答，没抬起眼睛。

阿尔巴端奇对这个回答不满意。

“唉，德龙，这样不行！”阿尔巴端奇摇摇头说。

“您有权，您作主！”德龙伤心地说。

“喂，德龙，住口！”阿尔巴端奇又说，从怀里抽出手，庄重地指指德龙脚下的地板，“我把你看透了，把你这人里里外外都看透了。”他说，注视着德龙脚下的地板。

德龙窘了，偷偷瞧了一眼阿尔巴端奇，又垂下眼睛。

“别说废话了，你叫老百姓准备去莫斯科，明天早晨给公爵小姐备好车，你自己不用去参加聚会。听见吗？”

德龙突然跪下来。

“阿尔巴端奇老爷，您撤了我的职吧！把我这里的钥匙拿去，看在基督分上，把我撤职吧！”

“住口！”阿尔巴端奇严厉地说，“我把你这人里里外外都看透了。”他重复说，知道他自己善于养蜂，懂得什么时候播种燕麦，二十年来善于讨取老公爵的欢心，早就享有巫师的称号，因为只有巫师才能里里外外看透人。

德龙站起来想说什么，但阿尔巴端奇不让他说：

“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呃？……你们在想什么呀？呃？”

“我能拿老百姓怎么办？”德龙说，“他们全疯了。我对他们也说过……”

“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件事。”阿尔巴端奇说，“他们在灌老酒吗？”他简短地问。

“他们全疯了，阿尔巴端奇老爷，他们又弄来一桶酒。”

“你听我说。我去找警察局局长，你去说服老百姓，叫他们别这样，把车子准备好。”

“是，老爷。”德龙回答。

阿尔巴端奇不再坚持。他长期管理农民，知道要使他们服从，主要是不能让他们有丝毫可以不服从的想法。阿尔巴端奇听到德龙说：“是，老爷。”他就满足了，虽然他怀疑，甚至确信，没有军队帮助是弄不到车辆的。

果然，到傍晚还没有车辆。村民又在酒店旁集会，会上决定把马匹赶到树林里，不出大车。阿尔巴端奇没把这事告诉公爵小姐，吩咐仆人把他的行李从童山来的车上卸下，把这几匹马套到公爵小姐的车上，自己去找长官。

十

父亲落葬后，玛丽雅公爵小姐闭门谢客。使女走到门口说，阿尔巴端奇来请示动身的事。（这是在阿尔巴端奇跟德龙谈话前的事。）玛丽雅公爵小姐从躺着的沙发上欠起身，隔着门说她哪儿也不去，谁也别来打扰她。

玛丽雅公爵小姐卧室的窗户朝西。她面壁躺在沙发上，摸弄着皮靠枕上的扣子，眼睛只看见这个靠枕，思想模模糊糊地集中在一点上；死是无法挽回的，在她父亲患病期间她第一次表现出心灵的卑劣。她想祷告，但又不敢祷告，不敢怀着这样的心情祷告上帝。她这样躺了好半天。

太阳已移到房子另一边，斜阳从敞开的窗子照进来，照到玛丽雅公爵小姐望着的皮靠枕上。她的思路突然中断。她茫然起身，抚平头发，站起来走到窗前，不由得深深地吸着黄昏的清新空气。

“是啊，现在你可以尽情欣赏黄昏的美景了！他已经不在了，谁也不会来妨碍你了！”她自言自语，颓然坐在椅子上，头伏在窗槛上。

有人从花园里柔声唤她的名字，接着在她头上吻了吻。她抬头一看，原来是布莉恩小姐。她穿着黑衣服，戴着丧章。她悄悄走到玛丽雅公爵小姐跟前，叹了口气，吻了吻她，立刻哭起来。玛丽雅公爵小姐回头望了她一眼。玛丽雅公爵小姐想起同她的几次冲突，想起对她的猜疑；又想起他最后怎样改变了对布莉恩小姐的态度，甚至不屑见她，因此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她心里对她的责怪是很不应该的。“唉，我盼望他死，我……我有什么资格责怪人呢！”她想。

玛丽雅公爵小姐生动地想象着布莉恩小姐的处境。近来她同他们一家人疏远了，但她还得寄人篱下，依靠他们生活。玛丽雅公爵小姐开始可怜她，并带着温和询问的目光瞧着她，向她伸出手去。布莉恩小姐立刻哭起来，吻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手，说她很悲伤，并愿意同她分担悲哀。她说，她唯一的安慰是公爵小姐准许她同她分忧。她说，面对这深重的哀伤，过去的一切误会都应该消除，她对谁都问心无愧，他在那个世界也会看到她的爱心和感激。公爵小姐听着，不懂她的意思，只偶尔对她望望，听着她说话的声音。

“您的处境格外困难，亲爱的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停了停，说，“我了解，您这人一向不为自己考虑，但我爱您，我们非如此不可……阿尔巴端奇来过您这儿吗？他和您谈过动身的事吗？”她问。

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回答。她不明白谁要动身，要去哪儿。“难道现在还能计划什么，考虑什么吗？还不是都一样？”她心里想，没有回答。

“您要知道，亲爱的玛丽，”布莉恩小姐说，“您要知道，我们处境危险，我们被法军包围了；现在出去很危险。我们要是出去，准会当俘虏，天知道……”

玛丽雅公爵小姐对朋友望望，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

“唉，但愿有谁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当然，我说什么也不愿离开他……阿尔巴端奇对我说到动身……您跟他说说，我毫无办法，我什么也不想……”

“我同他说过了，他希望我们明天就走，但我想现在还是留在这里的好”，布莉恩小姐说，“因为您一定也同意，亲爱的玛丽，路上落在士兵或暴动农民手里是很可怕的。”布莉恩小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不是印在普通俄国纸上的拉摩将军的文告，叫居民不要离家出走，法国当局会给他们应有的保护。她把文告递给公爵小姐。

“我想，最好去找找那位将军，”布莉恩小姐说，“我相信您会得到应有的尊敬的。”

玛丽雅公爵小姐读了文告，她的脸因为无泪的哭泣而抽动着。

“您这是从谁那里弄到的？”她问。

“大概有人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个法国人。”布莉恩小姐红着脸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手拿文告从窗口站起来，脸色苍白地走出屋子，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

“杜尼雅莎，你把阿尔巴端奇、德龙努施卡或者别的人叫来。”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告诉布莉恩小姐，叫她不要到我这里来。”她听见布莉恩小姐的声音，加了一句。“快去！快去！”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想到自己可能落在法国人手里，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安德烈公爵知道我落到法国人手里，那还了得！如果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竟要求拉摩将军的庇护，乞求他的恩惠，那像什么话！”这个想法使她浑身哆嗦，脸红耳赤，心里升起空前的仇恨和自尊。她生动地想象着，她的处境将会多么困难，特别是多么屈辱。“他们法国人要住到这房子里来，拉摩将军将使用安德烈公爵的书房，他将翻阅他的书信和文件作为消遣。布莉恩小姐将在保古察罗伏隆重接待她。他们会给我一个小房间算作恩典；士兵们会破坏父亲的新坟，拆下坟上的十字架和星章；他们将向我讲述他们怎样战胜俄军，还将装作同情我的不幸……”玛丽雅公爵小姐想。她没有按照自己的思路想问题，觉得应该按照父亲和哥哥的思想来考虑。就她个人来说，一切都无所谓，留在哪里都可以，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在乎；但她觉得她还要代表亡父和安德烈公爵。她不由得用他们的思想来考虑问题，用他们的感情来感受一切。她觉得，他们想说什么，她就应该说什么；他们想做什么，她就应该做什么。她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竭力领会他的思想，考虑自己的处境。

她原以为随着父亲的去世，生活的要求也消失了。如今这种要求竟突然空前强烈地出现在她面前，并且控制了她的心灵。

她情绪激动，满脸通红，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会儿要召来阿尔巴端奇，一会儿要召来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一会儿要召来季洪，一会儿要召来德龙。杜尼雅莎、保姆和几个使女都说不出布莉恩小姐的话有几分是对的。阿尔巴端奇不在家里，他到警察局去了。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被玛丽雅公爵小姐召来，他睡眼惺忪，什么话也说不出。他十五年来对待老公爵总是笑眯眯地表示同意，自己从不发表意见。现在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回答玛丽雅公爵小姐的问题，使人完全不得要领。奉召而来的老侍仆季洪脸容消瘦憔悴，现出难以消除的悲伤神色。玛丽雅公爵小姐不论问他什么，他总是回答：“是，公爵小姐。”他看着她，忍不住要哭。

最后村长德龙走进来，对玛丽雅公爵小姐深深地鞠躬，站在门口。

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屋里踱步，走到他面前站住。

“德龙努施卡，”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她把德龙看作可靠的朋友，而德龙每年到维亚兹马去赶集，总是笑眯眯地给她带来特制的姜饼，“德龙努施卡，自从家门遭到不幸以来。”她开始说，但说不下去。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德龙叹息说。他们沉默了一下。

“德龙努施卡，阿尔巴端奇出去了，我没有人可以商量。他们说我不能走，你看怎么样？”

“为什么不可以走，公爵小姐，你可以走。”德龙说。

“他们对我说，路上有敌人，很危险。好朋友，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我不是今晚就是明早一定要走。”德龙不作声。他低着头抬眼看了看玛丽雅公爵小姐。

“没有马，”他说，“我对阿尔巴端奇先生也说过了。”

“马怎么会没有？”公爵小姐问。

“这都是上帝的惩罚，”德龙说，“有些马被军队拉走，有些马倒毙，瞧这年头，别说马，就连人都快饿死了！老百姓三天没吃东西。什么也没有，彻底破产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留神听着他的话。

“农民都破产了，他们没有粮食吃？”她问。

“大家都要饿死了，”德龙说，“谁还顾得上车子……”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德龙努施卡？难道不能帮帮他们吗？我一定尽力去办……”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奇怪，在这样悲伤的时刻，哪里还分什么穷人和富人，富人怎能不帮助穷人？她仿佛听说过，地主家都有储备粮，专门救济农民。她知道，哥哥和父亲都不会拒绝救济农民；她向农民发放粮食，别的不怕，只怕说错话。她忙于此事，自然就能忘记自己的悲伤，她感到高兴。她向德龙详细了解农民的困境，以及保古察罗伏存粮的情况。

“我们不是还有粮食吗，我哥哥名下的？”她问。

“老爷的粮食原封未动，”德龙自豪地说，“我们公爵没吩咐卖掉。”

“把粮食发放给农民，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我代表哥哥答应你发放。”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德龙什么也没回答，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把这粮食发放给他们，只要够发就行。全部发光，我代表哥哥命令你，你对他们说：我们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东西。我们什么都舍得给他们。你就这样对他们说。”

公爵小姐说话的时候，德龙一直盯着她。

“你把我撤职吧，公爵小姐，看在上帝分上，你把我的钥匙都拿去，”他说，“我伺候老爷都伺候了二十三年，没有做过一件错事。你把我撤职吧，看在上帝分上。”

玛丽雅公爵小姐不明白他要求她什么，为什么要求撤他的职。她回答他说，他的一片忠心她从不怀疑，为了他和为了农民们，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十一

一小时后，杜尼雅莎向公爵小姐通报德龙来到，全体农民奉公爵小姐之命聚集在谷仓前，希望同女东家对话。

“我可从没叫过他们呀，”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我只叫德龙努施卡发粮食给他们。”

“看在上帝分上，公爵小姐，您叫人把他们赶走，您自己别去。全是骗局！”杜尼雅莎说，“等阿尔巴端奇一来，我们就走……您不要……”

“什么骗局？”公爵小姐惊奇地问。

“我确实知道，看在上帝分上，您就听我的话吧。不信您可以问问保姆。听说他们不肯遵照您的命令离开村子。”

“你这话不对头。我可从没命令他们走……”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你叫德龙努施卡来。”

德龙奉命走来，证实了杜尼雅莎的话：农民是奉公爵小姐之命来的。

“我可从没叫过他们呀，”公爵小姐说，“你一定把我的话传错了。我只要你发粮食给他们。”

德龙没有回答，只叹了一口气。

“只要您下命令，他们就会走的。”他说。

“不，不，我去见见他们。”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她不顾杜尼雅莎和保姆的劝阻，走到台阶上。德龙、杜尼雅莎、保姆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跟着她出去。

“他们大概以为我给他们粮食是要他们留下来不走，我自己走掉，撇下他们让法国人摆布，”玛丽雅公爵小姐想，“我要向他们保证在莫斯科乡下按月发给他们口粮，供给住房。我相信，要是安德烈处在我的地位，他一定会做得更多。”她一面想，一面在暮色中向聚集在谷仓旁牧场上的人群走去。

人们挪动身子，挤在一起，匆匆摘下帽子。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眼睛，双腿被裙摆绊着，走到他们面前。那么多双老人和青年的眼睛盯着她，那么多张不同的脸出现在她眼前，使玛丽雅公爵小姐连一张脸也看不清。她觉得需要立刻同他们说话，但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她一想到她现在是代表父亲和哥哥办事，就增添了力量。她大着胆子说起来。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没有抬起眼睛，只觉得心怦怦直跳，“德龙努施卡告诉我，战争弄得你们都破产了。这是我们共同的灾难，我要不惜一切帮助你们。我要走了，因为这里很危险，敌人接近了……因为……我愿意把一切都送给你们，我的朋友们，我请你们把我们所有的粮食都拿走，这样你们就不会挨饿了。要是有人对你们说，我给你们粮食是要你们留下不走，其实没有那回事。相反，我请你们带上全部家产到我们莫斯科庄园去，我会负责你们的生活，你们不会有困难。我会给你们房子住，给你们粮食的。”公爵小姐停了停。人群里只听到一片叹息声。

“我这样做，不只是我个人的意思，”公爵小姐继续说，“我这样做，是代表先父、代表哥哥和他的儿子，先父原是你们的好东家。”

她又停下来。没有人打破沉默。

“我们的灾难是共同的，让我们来共同分担吧。我的一切都是你们的。”她望着面前的人群说。

一双双眼睛带着同样的表情望着她，但她无法理解，这是好奇、忠诚、感激，还是恐惧和怀疑。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

“您的恩典我们非常感激，但我们不能拿老爷的粮。”后面有人说。

“这是为什么呀？”公爵小姐问。

没有人回答。玛丽雅公爵小姐向人群扫了一眼，发现她所接触到的眼睛一双双都垂下来。

“你们到底为什么不要？”她又问。没有一个人回答。

沉默使玛丽雅公爵小姐难堪，她竭力想捉住随便哪个人的目光。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公爵小姐问面前一个拄着手杖的老人，“如果你觉得还需要什么，你就说。我都可以办到。”她捉住他的目光说。但他仿佛生气了，垂下了头，喃喃地说：

“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我们不需要粮食。”

“什么，要我们抛下一切？不，我们不同意……我们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舍不得你，但我们不同意。你自己去吧，一个人去吧……”人群从四面八方发出叫嚷。人人脸上现出同样的表情，但这表情已不是好奇和感激，而是愤怒和决心。

“你们准是没理解我的意思，”玛丽雅公爵小姐苦笑着说，“你们为什么不想走？我答应给你们住，给你们吃。你们留在这里不走，会被敌人糟蹋的……”

但她的声音被人群的声音压倒了。

“我们不同意，让他们来破坏好了！我们不要你的粮食，我们不同意！”

玛丽雅公爵小姐又竭力捕捉随便哪个人的目光，但没有一个人的目光对着她。显然大家都避开她的目光。她感到奇怪和困惑。

“瞧她说得多好听，要我们去给她当奴隶！毁了家，去当奴隶。可不是！她说：‘我给你们粮食！’”人群里发出一片嘈杂声。

玛丽雅公爵小姐垂下头，走出人群回家。她再一次吩咐德龙明天备好马动身，接着走到自己屋里，独自沉思起来。

十二

那天晚上，玛丽雅公爵小姐久久地坐在卧室打开的窗前，听着从村里传来的农民的说话声，但心里并不在想他们。她觉得，她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她只想到她的悲痛。由于操心当前的事，她把悲痛暂时忘记了。现在她又可以回忆，哭泣，祷告了。太阳落山后，风停了。夜晚宁静而凉爽。子夜将临，人声沉寂，公鸡啼叫，一轮满月从菩提树后冉冉上升，凉爽的重雾从地上腾起，村庄和邸宅里一片宁静。

不久前消逝的景象——父亲的病和弥留时刻，又一幕幕浮现在她眼前。此刻她带着苦涩的快感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只恐惧地回避他临死的一幕。她觉得，即使在这宁静而神秘的子夜，她也无法想到这一幕。这些景象那么清楚那么细致地呈现在她眼前，使她时而觉得那是现实，时而觉得那是往事，时而又觉得那是未来。

她又清楚地回忆他中风时的情景：他被人从童山花园里架回来，他翻动僵硬的舌头，皱起白眉毛，焦虑而怯生生地望着她。

“他当时就想对我说临终那天说的话，”她想，“他一直就想说这些话。”她历历在目地回想他发病前夜在童山的情景，那天晚上她预感到要出事，就违反他的意愿留下来陪他。她通宵没有合眼，夜里踮着脚尖下楼，来到他睡觉的花房门口，倾听他的声音。父亲在同季洪说话，声音疲乏而痛苦。他显然很想说话。“他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不让我代替季洪待在他那里？”玛丽雅公爵小姐当时这样想，现在还是这样想，“如今他再不能对谁说他的心里话了。他原可以向我而不是向季洪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也能理解他，可是这样的时刻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我为什么不走进屋里去呢？”她想，“也许他那天就会对我说出临终的话。当时他同季洪谈话，两次问起我。他想见我，可我却站在门外。他同季洪谈话感到又伤心又吃力，因为季洪不理解他。我记得，他同季洪谈到丽莎，仿佛她还活着，他忘记她已经死了。季洪提醒他，她已经去世，他就大骂季洪‘傻瓜’！他当时确实很难受。我从门外听见他躺在床上呻吟，高声呼喊‘我的上帝’，我当时为什么不进去？我进去，他会对我怎么样？我会损失什么？他要是当时说出这话，也许心里会好过些。”于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出声念着他临终的亲切呼叫。“心——肝！”玛丽雅公爵小姐像他那样叫道，流着抚慰她心灵的泪水。现在她看见了他的脸。她看见的不是自从她有记忆以来一向远远地看见的那张脸，一张虚弱的、怯生生的脸，而是他临终那天她俯下身去想听清他的话，第一次在近处看见的那张皱纹密布的脸。

“心肝！”她又重复他的呼叫。

“他这样叫时在想些什么？现在他又在想些什么？”她忽然产生这样的问题，在回答这问题时，她看见他躺在棺材里脸上扎着白巾的神色。当时她吻他的手，觉得这不是他，而是一个神秘可憎的东西，她感到毛骨悚然。此刻她又充满了这种恐惧。她想想别的事，她想祷告，可是都办不到。她睁大眼睛望着月光和阴影，随时都准备看到他那张死人的脸，并且觉得那笼罩屋内外的一片寂静使她魂不附体。

“杜尼雅莎！”她低声唤道，“杜尼雅莎！”她粗野地狂叫，冲破寂静，向下房跑去，正好遇见迎面跑来的保姆和使女们。

十三

八月十七日，尼古拉和伊林带着刚被法国人释放回来的拉夫鲁施卡和一名传令骠骑兵，离开杨科伏（离保古察罗伏十五俄里）出来溜溜，试试伊林新买的马，并打听一下村里有没有干草。

最后三天，保古察罗伏处于两支军队的中间地带，俄军后卫和法军前卫都很容易来到这地方。尼古拉是个精明的骑兵连长，想抢在法军来到之前取得保古察罗伏的存粮。

尼古拉和伊林心情欢畅。保古察罗伏有个公爵的庄园，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大批家奴和漂亮姑娘。一路上，他们时而要拉夫鲁施卡讲拿破仑的事取乐，时而互相追逐，试着伊林的马。

尼古拉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个村庄就是他妹妹的未婚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庄园。

尼古拉同伊林在抵达保古察罗伏之前最后一次纵马赛跑，尼古拉超过伊林，首先来到保古察罗伏街上。

“你领先了。”伊林涨红了脸说。

“是的，一直领先，草地上领先，这里也领先。“尼古拉回答，一手抚摩着大汗淋漓的顿河马。

“可我骑的是法国马，大人，”拉夫鲁施卡在后面说，把他那匹拉车的驽马唤作法国马，“我本来可以赶上你们，但我不愿冒犯你们。”

他们慢步骑向谷仓，谷仓前站着一大群农民。

有些农民摘下帽子，有些没有脱帽，望着来人。两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农民，满脸皱纹，胡子稀疏，含笑从酒店里出来，身子摇摇晃晃，嘴里唱着不入调的曲子，走到军官面前。

“好汉们！”尼古拉笑着说，“这里有干草吗？”

“瞧他们都是一个模样……”伊林说。

“好个快……乐……的……”农民们高高兴兴地笑着唱道。

一个农民从人群里出来，走到尼古拉跟前。

“你们是什么人？”他问。

“法国人。”伊林笑着回答，“瞧，他就是拿破仑。”他指着拉夫鲁施卡说。

“这么说，你们是俄国人喽？”农民又问。

“你们的人很多吗？”另一个小个子农民走到他们面前，问。

“很多，很多！”尼古拉回答，“那么，你们聚在这里干什么？过节吗？”

“老头儿们在开会，商量村社的事。”那个农民一面回答，一面走开去。

这时，在通向主人住宅的大路上出现了两个女人和一个戴白帽的男人，他们向军官们走来。

“穿红衣裳的那个是我的，谁也不许碰！”伊林看见快步向他走来的杜尼雅莎，说。

“是我们大家的！”拉夫鲁施卡向伊林挤挤眼，说。

“哦，我的美人，你要什么呀？”伊林笑嘻嘻地说。

“公爵小姐吩咐我问一下，你们是哪个团的，姓什么？”

“这位是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骑兵连长，我是您忠实的仆人。”

“好个……宝贝……啊！”那个喝醉酒的农民唱着，笑逐颜开地望着同姑娘说话的伊林。阿尔巴端奇老远就摘下帽子，在杜尼雅莎之后走到尼古拉面前。

“斗胆打扰大人，”他一手插在怀里，对年轻军官露出又恭敬又轻蔑的神气说，“我的女主人，本月十五日去世的上将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因为这些人蛮横无礼，遇到麻烦，”他指指那些农民说，“劳驾您……能不能请您……”阿尔巴端奇苦笑着说，“再向前走几步，因为当着他们的面不便……”阿尔巴端奇指指两个像马蝇叮住马那样紧跟着他的农民。

“啊！……阿尔巴端奇……什么？阿尔巴端奇老爷！……太好了！看在基督分上饶了我们吧。太好了！什么？……”农民们快乐地向他笑着说。尼古拉望望喝醉酒的老人们，微微一笑。

“也许这使老爷您感到高兴吧？”阿尔巴端奇神态庄重地说，用那只没有插在怀里的手指着老人们。

“不，这里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尼古拉说着走开去，“是怎么回事？”他问。

“斗胆报告大人，这里的老粗不让女主人离开庄园，还威胁要把马解下来，这样，虽然行李一早就装好了，可是公爵小姐走不了。”

“竟会有这样的事！”尼古拉大声说。

“我向大人您报告的都是事实。”阿尔巴端奇又说。

尼古拉跳下马，把马交给传令兵，同阿尔巴端奇一起向住宅走去，一路上向他打听详细情况。真的，公爵小姐昨天提出要给农民发放粮食，她同德龙和集会的农民谈话，结果把事情弄糟，德龙最后交出钥匙，同农民站在一起，不再服从阿尔巴端奇的命令。而当公爵小姐一早吩咐套车准备动身时，大批农民走到谷仓前，又派人来说，他们不放公爵小姐离开村庄，还说什么有命令不准撤退，并动手把马解下。阿尔巴端奇走到他们面前，再三劝说，可是农民们回答他说（说得最多的是卡尔普，德龙根本没有露面），不能让公爵小姐走，有过命令的；还说让公爵小姐留下，他们依旧会侍候她，事事服从她。

当尼古拉和伊林在大路上奔驰的时候，玛丽雅公爵小姐不听阿尔巴端奇、保姆和使女们的劝阻，吩咐套车，准备动身；但车夫们一看见这几个奔驰而来的骑士，还以为他们是法国人，纷纷逃命，房子里则响起一片女人的哭声。

“老天爷！亲爹啊！一定是上帝派你来的！”当尼古拉穿过前厅时，大家情绪激动地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茫然若失，一筹莫展，坐在客厅里，这时尼古拉被带到她面前。她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来干什么，她将遇到什么事。她一看见他那张俄国脸，并从他进来的最初印象和开头几句话，她就认出他是他们那个阶级的人。她用她那深沉而明亮的眼睛瞧了他一眼，便激动得结结巴巴、哆哆嗦嗦地说起话来。尼古拉立刻觉得这是一次富有浪漫色彩的奇遇。“一个孤苦伶仃、悲痛欲绝的姑娘单独遭到造反的大老粗们的作弄！而奇怪的命运又把我送到这里！”尼古拉听着她的话，瞧着她的脸，想，“她的相貌、神态多么温柔，多么高尚！”他听着她那怯生生的讲述，想。

她谈到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父亲落葬后的第二天，她的声音发抖了。她转过脸去，又仿佛怕尼古拉以为她这样说是要取得他的同情，用询问的目光瞅了他一眼。尼古拉眼睛里含着泪水。玛丽雅公爵小姐注意到这一点，她那明亮的眼睛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她的目光充满魅力，使人忘记她难看的相貌。

“公爵小姐，我偶然路过此地，能为您效劳，真是太荣幸了！”尼古拉说着站起来，“您动身吧，我向您保证，要是您允许我护送您，那么谁也不敢来找您麻烦！”他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一躬，就像人们向皇家妇女鞠躬那样，然后向门口走去。

尼古拉说话的谦恭语气仿佛表示，虽然他觉得认识她很高兴，但他不愿利用她的不幸来接近她。

玛丽雅公爵小姐懂得这一点，也很欣赏他的风度。

“我非常非常感激您，”公爵小姐用法语对他说，“但我希望这一切纯属误会，这里谁也没有错。”公爵小姐突然哭起来。“请您别见怪！”她说。

尼古拉皱起眉头，又低低地鞠了一躬，走出客厅。

十四

“喂，怎么样，可爱吗？啊，老兄，穿红衣裳的那个真美，她叫杜尼雅莎……”但伊林瞧了尼古拉一眼，没再说下去。他看出他这位英雄长官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尼古拉忿忿地看了看伊林，没有理他，快步向村子走去。

“那些强盗，我要教训教训他们，好好收拾他们！”他自言自语。

阿尔巴端奇撒腿赶去，但没有跑步，好容易才赶上尼古拉。

“大人，您决定怎么办？”阿尔巴端奇追上尼古拉，问。

尼古拉站住，握紧双拳，突然威严地走到阿尔巴端奇面前。

“决定？什么决定？老家伙！”尼古拉对他吆喝道，“你怎么站在一边瞧？呃？农民起来造反，你就管不了？你自己就是个叛徒。我认识你们，我要剥掉你们的皮……”他仿佛不愿徒然发泄怒气，就抛下阿尔巴端奇急急向前走去。阿尔巴端奇忍住一肚子委屈，快步跟上尼古拉，继续向他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农民都很顽固，目前没有军队，镇压他们是不合适的，最好先去把军队找来。

“我会给他们军队的……我要镇压他们！”尼古拉忘乎所以，带着兽性的狂怒气急败坏地说。他没考虑做什么，断然向人群冲去。尼古拉越接近人群，阿尔巴端奇越觉得他这种轻率的举动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农民们瞧着尼古拉敏捷而稳健的步伐和果断而阴沉的脸也有这种感觉。

当骠骑兵进入村庄、尼古拉向公爵小姐走去时，人群里就发生了混乱和争吵。有些农民说，来的是俄国人，可能责怪他们阻止公爵小姐动身。德龙就有这种想法，但他一说出来，就遭到卡尔普和其他农民的攻击。

“你吃村社的饭吃了多少年？”卡尔普对他吆喝道，“你反正无所谓！你可以把钱罐子挖出来带走；我们家破人亡，同你都不相干，是吗？”

“有过命令，要维持秩序，谁也不许离家，什么也不准带走。就是这样！”另一个叫道。

“轮到你儿子当兵，你就会舍不得了，”一个小老头突然攻击德龙，急急地说，“结果就把我的凡卡剃了头。[180]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对，对，只有死路一条！”

“我从来不反对公社。”德龙说。

“哼，不反对公社，你自己的肚子已经填饱了！……”

两个高个子农民说了自己的意见。当尼古拉在伊林、拉夫鲁施卡和阿尔巴端奇陪同下走向人群时，卡尔普把手指插在腰带里，含笑走到前面。德龙则向后退。人群聚得更拢了。

“喂！你们这里谁是村长？”尼古拉大声问，快步走到人群面前。

“村长吗？您有什么事？……”卡尔普问。

但不等他把话说完，帽子就从他的头上飞下来，他的脑袋被沉重的拳头打歪了。

“把帽子摘下来，你们这些叛徒！”尼古拉怒气冲天地嚷道，“村长在哪里？”他狂暴地问。

“他叫村长，村长……德龙，叫您哪！”几个人急促而驯顺地说，一顶顶帽子都从头上摘下来。

“我们不敢造反，我们遵守秩序。”卡尔普说，同时后面有几个人也突然说：

“老人们说得对，你们的长官太多了……”

“你还顶嘴？……造反！……强盗！叛徒！”尼古拉抓住卡尔普的领子，忘乎所以地破口大骂，“把他捆起来，捆起来！”他嚷道，虽然除了拉夫鲁施卡和阿尔巴端奇之外，没有人能捆他。

不过，拉夫鲁施卡还是跑到卡尔普跟前，从后面抓住他的双臂。

“要把我们的部队从山那边叫来吗？”拉夫鲁施卡嚷道。

阿尔巴端奇脸向农民，叫两个人来捆卡尔普。这两个农民顺从地走出来，解下皮带。

“村长在哪里？”尼古拉大声问。

德龙脸色发白，皱着眉头，从人群中走出来。

“你是村长吗？把他捆起来，拉夫鲁施卡！”尼古拉叫道，相信这个命令也不会遇到阻力。果然有两个农民动手来捆德龙，而德龙毫不反抗，也解下腰带递给他们。

“喂，你们全体听我说！”尼古拉对农民们说，“马上都给我回去，不要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行，我们又没做过什么损人的事。我们只是一时糊涂，胡闹了一场……我说过，这样不行！”传出几个人相互责怪的声音。

“我不是早对你们说过啦？”阿尔巴端奇说，又行使起他的权力来，“这样不好，弟兄们！”

“都怪我们糊涂，阿尔巴端奇老爷。”几个人回答。人群立刻散开，各自回村。

两个被捆的农民被带到主人家去。两个喝醉酒的农民跟在后面。

“嗨，让我瞧瞧你！”其中一个对卡尔普说。

“怎么可以这样对老爷说话？你在想什么？”

“傻瓜！”另一个帮腔说，“真是个傻瓜！”

两小时后，几辆大车停在保古察罗伏庄园的院子里。农民们起劲地把主人的行李搬出来放到车上。玛丽雅公爵小姐开恩，德龙从锁着的大箱子里被放出来，此刻站在院子里指挥农民。

“你不要这样乱放，”一个圆脸的大汉笑着说，从使女手里接过一只首饰匣，“这可是很值钱的。你怎么可以把它乱扔，用绳子会把它捆坏的。这样可不行。什么都得小心谨慎，照规矩办事。要用蒲席包起来，再用草盖上，这样就稳当了。对啦！”

“啊，都是书，都是书！”另一个农民搬着安德烈公爵的书橱，说，“你别碰！好重啊，弟兄们，书可是真重！”

“是啊，写书可不是闹着玩的！”圆脸大汉指指上面的几本辞典，意味深长地挤挤眼说。

尼古拉不愿勉强同玛丽雅公爵小姐认识，没去找她，却留在村里等她出来。等到公爵小姐的车子从家里出来，尼古拉骑上马，一直送她到保古察罗伏十二俄里外我军控制的大路上。在杨科伏旅店门口，他彬彬有礼地同她告别，第一次吻了吻她的手。

“说哪儿的话！”他红着脸回答公爵小姐对救命之恩（她把他的行为说成是救命）的感谢，“哪个警官都会这样做的。要是我们同农民打仗，就不会让他们长驱直入了，”他羞涩地说，竭力改变话题，“有机会认识您，真是太荣幸了。再见，公爵小姐，祝您平安幸福，希望下次在更愉快的场合同您见面。要是您不愿使我脸红，请别再说感谢的话。”

不过公爵小姐即使不用语言向他道谢，也用感激和温柔的表情向他表示了谢意。说她不必向他道谢，她无法同意。相反，她敢肯定，要是没有他，她一定会死在暴徒和法军手里；而他，为了搭救她，显然冒了极大的危险；她还肯定，他是一个心灵高尚的人，能理解她的不幸处境。他那双诚实善良的眼睛在她哭诉她的悲哀时也泪水盈眶。此情此景一直留在她的头脑里。

玛丽雅公爵小姐同他道别后，独自坐在车上，突然觉得泪水盈眶，心里冒出一个古怪的问题：她是不是爱他？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虽然公爵小姐的境遇并不愉快，同车的杜尼雅莎却几次发现，公爵小姐把头伸到车窗外，不知为什么又快乐又感伤地微笑着。

“嗨，就算我爱上他，那又有什么呢？”玛丽雅公爵小姐想。

虽然她羞于向自己承认，她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也许永远不会爱她，但她可以自慰的是，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她也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一个男人。她这样做也不算什么过错。

有时她想起他的目光、他的同情、他的语言，她觉得幸福不是没有希望的。这种时候，杜尼雅莎就发现她望着车窗外，脸上现出笑容。

“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到保古察罗伏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想，“他妹妹又偏偏要同安德烈公爵解除婚约[181]！”玛丽雅公爵小姐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

玛丽雅公爵小姐给尼古拉留下很美好的印象。他一想到她，心里就感到快乐。同事们知道他在保古察罗伏的奇遇都取笑他，说他去找草料，却找到俄国最富有的姑娘，他听了很生气。他之所以生气，就因为同家有巨产、温柔可爱的玛丽雅公爵小姐结婚的念头常常情不自禁地在他的头脑里浮现。就尼古拉的条件来说，他不可能娶到比玛丽雅公爵小姐更理想的妻子：同她结婚可以使他的母亲得到幸福，使他的父亲重整家业，而且尼古拉觉得，可以使玛丽雅公爵小姐幸福。

那么，宋尼雅怎么办？不是有过山盟海誓吗？也因为这个缘故，人家拿玛丽雅公爵小姐取笑他，他就生气。

十五

库图佐夫接受指挥全军的大权后，想起安德烈公爵，就把他召到总司令部。

安德烈公爵来到察廖夫-扎伊米歇那天，正逢库图佐夫第一次阅兵。村里司祭家门口停着总司令的马车，安德烈公爵就在那里停下来。他坐在大门口长凳上等候总座——如今大家都这样称呼库图佐夫。村外田野上，不时传来军乐声和向新任总司令欢呼的“乌拉”声。大门外，离安德烈公爵十步的地方，两个勤务兵、一名信使和一个管家，趁总司令不在，在那里晒太阳闲聊。一个皮肤浅黑、留着络腮胡子的矮个子骠骑兵中校骑马来到门前，看了安德烈公爵一眼，问：总座是不是住在这里，他快回来了吗？

安德烈公爵说，他不属总座司令部，也是外来的。骠骑兵中校问一个服饰漂亮的勤务兵。那勤务兵现出凡是总司令勤务兵同军官说话时惯有的特别轻蔑的神气说：

“什么，总座吗？大概快回来了。您有什么事？”

骠骑兵中校听到勤务兵那种腔调，冷笑一声，下了马，把马交给传令兵，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向他微微鞠了一躬。安德烈公爵在凳上挪挪身子让坐，骠骑兵中校在他旁边坐下。

“您也在等总司令吗？”骠骑兵中校问，“据说，他平易近人，感谢上帝。不像香肠店老板[182]那样难对付。难怪叶尔莫洛夫要求加入德国籍了。看来，现在俄国人可以说话了。要不，鬼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老是撤退，撤退。您参过战吗？”他问。

“我不仅有幸参加过撤退，”安德烈公爵回答，“而且在撤退中失去了一切宝贵的东西，别说庄园和住宅……连父亲都因忧国忧民而死了。我是斯摩棱斯克人。”

“哦？……您是安德烈公爵吧？幸会，我是杰尼索夫中校，但人家都知道我叫华西卡。”杰尼索夫说，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特别亲切地瞧着安德烈公爵的脸，“是的，我听说了。”他同情地说。停了一停，他又说下去：“这是一场野蛮的战争。一切都很好，可就是苦了那些代人受过的人。您是不是安德烈公爵？”他摇摇头，“幸会，公爵，真是幸会！”他又带着苦笑补充说，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

安德烈公爵听娜塔莎讲过，知道杰尼索夫是第一个向她求婚的人。这段又甜蜜又苦涩的回忆好久没有出现，一直埋藏在他的心底，现在又重新浮起。近来他经历过那么多重大事件，例如斯摩棱斯克的弃守、他的童山之行、前不久父亲的死讯，以致好久没想到那些往事，即使想到也不像以前那样激动。对杰尼索夫来说，安德烈公爵的名字在他心中勾起一系列的回忆，那是一种诗意盎然的遥远的往事。那天饭后，娜塔莎唱完歌，他竟情不自禁地向这位十五岁的少女求婚。他想起当时的情景和对娜塔莎的爱情，微微一笑，接着立刻转到他现在专心致志的事情上。这是他撤退时在前哨拟订的作战计划。他向巴克莱·德·托里提出过这个计划，现在他又想呈报库图佐夫。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法军战线拉得太长，我们不应该去堵截他们，而应该攻击他们的交通线，或者双管齐下。他向安德烈公爵说明他的计划。

“他们不可能守住整条交通线。这是不可能的，我负责去把他们切断；只要给我五百个人，我就能把他们切断，我有把握！有一个办法，就是打游击战。”

杰尼索夫站起来，做着手势，向安德烈公爵说明他的计划。在他说明时，从检阅处传来的军队叫喊声越来越不和谐，越来越分散，同军乐声和歌声混成一片。村庄里响起了马蹄声和吆喝声。

“他来了！”站在门口的哥萨克叫道，“骑马来了！”

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向大门口走去，那里站着一队兵（仪仗队）。他们看见库图佐夫骑着一匹不高的枣红马从街上走来。后面跟着一大批随从的将军。巴克莱几乎和他并行；一大群军官跟着他们跑，周围发出一片“乌拉”声。

几名副官领先跑进院子。库图佐夫不耐烦地催促在他沉重身躯下小跑的马，频频点头，举手到他那顶有红箍而无帽檐的白色近卫重骑兵帽边敬礼。他跑近向他致敬的多数佩有勋章的掷弹兵仪仗队，以长官的坚定目光向他们注视了一分钟光景，然后转向身边的将军和军官。他脸上突然现出难以捉摸的神色，困惑地耸耸肩。

“有这样出色的战士还一退再退！”他说，“嗯，再见，将军！”他添加说，催动马匹从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身边经过向大门走去。

“乌拉！乌拉！乌拉！”他后面发出一片欢呼声。

自从安德烈公爵上次见到他以来，库图佐夫皮肤松弛，身体臃肿，显得更胖了。但安德烈公爵所熟悉的白眼珠、伤疤、脸上和身上的疲劳神态依然如故。库图佐夫身穿陆军礼服，肩上挂着用细皮条编成的鞭子，头戴白色近卫重骑兵帽。他坐在他那匹骏马上，身子笨重地左右摇晃着。

“嘘……嘘……嘘。”库图佐夫骑马走进院子，轻轻地吹着口哨。在紧张的仪式之后，他脸上现出轻松的神气，似乎想休息一下。他从马镫里抽出左脚，整个身子侧过来，费力得皱着眉头，好容易才把脚抬到马鞍上，臂肘支着膝盖，哼哧了一声，落在准备扶他的哥萨克和副官们怀里。

他定了定神，眯起眼睛环顾了一下，瞧了瞧安德烈公爵，显然没有认出他来，蹒跚地向台阶走去。

“嘘……嘘……嘘。”他吹着口哨，又回头瞧了瞧安德烈公爵。就像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那样，安德烈公爵的相貌经过几秒钟之后才使库图佐夫想起他来。

“哦，你好，公爵，你好，好孩子，来吧……”库图佐夫疲倦地说，向周围打量着，费力地走上在他脚下吱嘎作响的台阶。他解开钮扣，在台阶旁的长凳上坐下。

“哎，你父亲怎么了？”

“昨天刚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安德烈公爵简短地说。

库图佐夫睁大眼睛惊奇地对安德烈公爵望望，然后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愿他早日进入天国！愿上帝的旨意降临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长叹一声，不再作声。“我敬爱他，衷心为你难过。”他拥抱安德烈公爵，把他搂到他那肥胖的胸膛上，好一阵没放手。当库图佐夫放开他时，他看见老人的厚嘴唇在颤动，眼睛里噙满泪水。他叹了一口气，双手撑着凳子站起来。

“来，跟我来，我们去谈谈。”他说。但这时在长官面前和敌人面前同样毫无顾忌的杰尼索夫，不顾台阶上怒气冲冲的副官们的低声阻挡，大胆地碰响马刺，走上台阶。库图佐夫双手撑着凳子，不以为然地瞧着杰尼索夫。杰尼索夫自报姓名，说是有国家大事向总座报告。库图佐夫眼睛疲劳无神，望望杰尼索夫，现出不耐烦的神气，双手放在肚子上，反问道：“国家大事吗？什么事？说吧！”杰尼索夫像小姑娘似的涨红脸（这个嗜酒成癖、满脸胡子的人，脸红，使人觉得挺别扭），大胆地讲着他那个在斯摩棱斯克和维亚兹马之间切断敌人交通线的计划。杰尼索夫在这个地区住过，熟悉那一带地形。他的计划无疑是好的，而从他说话满怀信心这一点来看尤其明显。库图佐夫望着自己的脚，偶尔回头望望隔壁农舍，仿佛那里会出什么麻烦。杰尼索夫说话的时候，从库图佐夫望着的农舍里果然走出一个夹公文包的将军。

“什么？”杰尼索夫讲的时候，库图佐夫插嘴问，“已经准备好了吗？”

“好了，总座！”将军说。库图佐夫摇摇头，仿佛表示：“一个人怎么来得及干那么多事。”接着继续听杰尼索夫报告。

“我以俄国军官的名誉保证，”杰尼索夫说，“我能切断拿破仑的交通线。”

“你同军需官基里尔·杰尼索夫是什么关系？”库图佐夫打断他问。

“是家叔，总座。”

“哦！我们是老朋友，”库图佐夫快乐地说，“好，好，好孩子，你就留在司令部里吧，我们明天再谈。”他向杰尼索夫点点头，转身去接柯诺夫尼岑递给他的文件。

“总座是不是先进屋去一下，”值班将军不满意地说，“要审阅计划，签发几个文件。”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副官，说屋里一切都准备就绪。但库图佐夫显然想先办完公事再进屋。他皱了皱眉头……

“不，好孩子，你叫他们把小桌子搬到这里来，我在这里看文件。”库图佐夫说。“你别走。”他转身对安德烈公爵说。安德烈公爵留在台阶上，听值班将军报告。

将军报告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听见门里有女人的低语声和女人绸衣的窸窣声。他朝那边望了几眼，看见门后有个漂亮的女人，身穿粉红衣裳，头戴紫色丝巾，身体丰满，脸色红润，手里端着一个盘子，显然在等总司令进去。库图佐夫的副官向安德烈公爵咬了个耳朵，说这是女房东司祭太太，她要向总座敬献面包和盐以示欢迎。她丈夫在教堂里用十字架欢迎过总座，她则在家里欢迎……“她很漂亮。”副官含笑补充说。库图佐夫听见这话，回头看了看。库图佐夫听着值班将军的报告（主要批评察廖夫-扎伊米歇阵地），就像听杰尼索夫报告那样，也像七年前听奥斯特里茨军事会议上辩论那样。他之所以听着，显然因为他生着两只耳朵，尽管其中一只耳朵里塞有一小段船索[183]，但还是不能不听；不过显而易见，值班将军的报告不仅一点也没使他惊讶，而且完全引不起他的注意，这一切他早就知道，他之所以听着，只因为不能不听，就像不能不听教堂的祈祷那样。杰尼索夫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明智的。而值班将军的话则更有道理，更加明智。但库图佐夫显然轻视知识和智慧，他知道决定问题的不是知识和智慧而是其他东西。安德烈公爵留神观察总司令的脸，发现他脸上只有厌烦的表情，而且总司令很想知道门里的女人在唧唧喳喳地说些什么，但他又不能不遵守礼节。库图佐夫显然轻视才智，轻视知识，轻视杰尼索夫的爱国热情，但他不是凭才智、感情和知识加以轻视（因为他并不想卖弄这些长处），而是凭别的东西轻视它们。他轻视它们是因为他年老资深，经验丰富。库图佐夫在听报告时只就俄军抢劫事发了一个指令。值班将军报告完毕，递上一件公文。那是部队长官应一个地主要求赔偿割青麦的报告，要求总座签字。

库图佐夫听完这个报告，咂咂嘴，摇摇头。

“扔到炉子里去……烧掉！我对你明白说，好孩子，把这种公文统统烧掉。割庄稼，烧木柴，由他们去吧。我不下命令，也不准这样做，但我也不能赔偿。只能这么办。劈柴难免有碎片。[184]”他又看了看公文。“哦，德国人做事真认真！”他摇摇头，说。

十六

“啊，总算办完了！”库图佐夫签好最后一件公文，费力地站起来，伸直又白又胖的脖子，神情愉快地向门口走去。

司祭太太飞红了脸，抓起她准备了好久而不能及时送来的盘子。她低低地鞠着躬，把盘子献给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眯起眼睛，微微一笑，一手托起她的下巴说：

“哦，真美啊！谢谢你，好太太！”

他从裤袋里掏出几枚金币，放在她的盘子里。

“那么，你日子过得怎样？”库图佐夫说，向给他准备的房间走去。司祭太太粉红的脸蛋笑出两个酒窝，她跟着他走进屋里。副官走到台阶上，请安德烈公爵去吃饭。半小时后，又有人来召安德烈公爵见库图佐夫。库图佐夫依旧穿着那件军服，解开钮扣，躺在安乐椅上。他手里拿着一本法文书，看见安德烈公爵进来，就把一柄小刀夹在书里，合拢书。安德烈公爵看到封面，知道是让理夫人的《天鹅骑士》[185]。

“坐吧，坐在这里，我们谈谈，”库图佐夫说，“我很伤心，很伤心。但你记住，孩子，我也是你的父亲，第二个父亲……”

安德烈公爵向库图佐夫讲了父亲临终的情形，也讲了他路过童山的见闻。

“都弄成什么样子……弄成什么样子了！”库图佐夫突然激动地说，显然，安德烈公爵的一席话使他清楚地看到俄国的处境，“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他怒容满面地补充说，显然不愿再谈使他激动的话题。他接着说：“我找你来，是要把你留在身边。”

“谢谢总座，”安德烈公爵回答，“但我怕我不适宜留在参谋部里。”他含笑说。库图佐夫发现他的笑容，疑问地对他望望。“主要是，”安德烈公爵添加说，“我在团里已经习惯了，我喜欢团里的军官，他们也喜欢我。我舍不得离开团。我辞谢留在您身边的光荣，那是因为……”

库图佐夫的胖脸上现出聪明善良而又微微嘲弄的神色。他打断安德烈公爵的话说：

“很可惜，我本想把你留下，但你说得对，说得对。我们这里并不缺人。谋士有的是，可是人才没有。要是谋士们都像你这样留在部队里，部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我记得你在奥斯特里茨……记得，记得，记得你当时高举军旗。”库图佐夫说，他提到这件事，安德烈公爵高兴得脸都红了。库图佐夫拉过他的手，伸过面颊让他吻，他又看见老人的眼睛里滚动着泪水。虽然安德烈公爵知道库图佐夫容易流泪，现在待他又特别亲切，同情他丧父的悲伤，但他一听到奥斯特里茨，还是感到快乐和得意。

“上帝保佑你走你的路。我知道你走的是一条光荣的路！”他停了停，“我在布加勒斯特为你担心，当时不得不派人去找你。”接着库图佐夫换了话题，谈到土耳其战争和缔结和约的事。“是啊，我听到很多责备，一会儿为了战争，一会儿为了和平……而且都很及时。善于等待就能及时等到。那里的谋士也不比这里少……”他说着又谈到谋士，显然念念不忘这个问题。“唉，谋士，谋士！”他说，“要是都听谋士的话，我们就不会在土耳其签订和约，也不能结束战争。欲速则不达。卡敏斯基要是不死，他一定也会遭殃。他用三万人猛攻要塞。攻下要塞不难，要打胜仗可就难了。打胜仗不需要冲锋和猛攻，而需要耐心和时间。卡敏斯基派兵进攻鲁舒克，可我用耐心和时间攻下的要塞比卡敏斯基多，并且逼得土耳其人吃马肉。”他摇摇头。“我还要叫法国人吃马肉！我说到做到！”库图佐夫情绪激动，拍拍胸脯说，“我要叫他们吃马肉！”他的眼睛里又含着泪水。

“那么，我们要不要应战呢？”安德烈公爵问。

“要应战，如果大家都这样希望，那是无可奈何的……但你要知道，好孩子，没有比耐心和时间更厉害的武器了。有了耐心和时间，什么事都能办到，可是谋士们听不进去，糟就糟在这里。有人要打，有人不要打。怎么办呢？”他问，显然在等待回答。“你说该怎么办？”他又问，眼睛里闪出深邃和智慧的光芒。“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好孩子，犹豫不决的时候，先看一看，我现在就是这么办。”他字斟句酌地说。

“那么，再见了，好朋友！我衷心同情你的不幸。对你来说，我不是总座，不是公爵，不是总司令，我是你的父亲。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再见了，好孩子。”库图佐夫又拥抱安德烈，亲了亲他。安德烈公爵还没走出门，库图佐夫就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又拿起没有读完的让理夫人的小说《天鹅骑士》来。

安德烈公爵同库图佐夫会面后回到团里，他对大局和受委托指挥大局的人感到放心。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安德烈公爵越清楚地看到这位老人没有私心，仿佛缺乏归纳事件、作出结论的智慧，只有易动感情的习惯，以及善于静观事态发展的能力，他就越感到放心，越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妥当。“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他不作任何计划，不采取任何措施，”安德烈公爵想，“但他听取各种意见，记住各种事情，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不阻碍任何好事，也不放过任何坏事。他懂得有一种东西比他的意志更强大更重要，那就是事态的必然规律。他善于看到事态的发展，善于理解它们的意义，因此不干预这些事，并能放弃个人意志，改变初衷。大家信任他，主要因为他是个俄国人，尽管他读让理夫人的法国小说，说法国成语，而当他说‘都弄成什么样子了’时，声音发抖；说‘我要叫他们吃马肉’时，他呜咽。”

库图佐夫出任总司令，虽违反朝廷意志，却获得人民的普遍拥护。就是出于这种模模糊糊的感情。

十七

自从皇帝离开后，莫斯科一切恢复正常。城里生活如旧，使人很难想起一度高涨的爱国热情，很难相信俄国真的处境危险，还有英国俱乐部成员也是愿意奉献一切的祖国好儿子。唯一使人想起皇帝驾临莫斯科时爱国热情高涨一事的，是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而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响应，成为非实行不可的法令。

随着敌人的逼近，莫斯科人看待自己的处境不仅没有变得严肃些，相反变得更轻率了。人们眼见大祸临头时往往是这样的。每逢大祸临头，人的心里总会响起两个同等强烈的声音：一个声音非常理智地说，人应该考虑自己处境的危险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加理智地说，要预见一切和逃避大势是非人力所能及的，因此面临危险时还是别去想它，否则太痛苦，还是多想想快乐的事为好。单身独处，人往往听从第一种声音；众人群处，人往往听从第二种声音。现在的莫斯科居民就是这样。在莫斯科，人们好久没有像今年这样欢乐了。

拉斯托普庆的传单上画着一家酒店、一个酒店掌柜和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施卡，他加入民团，在酒店里多喝了几杯，听说拿破仑要进攻莫斯科，不禁大发雷霆，把法国人都臭骂一顿，走出酒店，在鹰徽下向集合的民众说话。这份传单像华西里·普希金[186]的打油诗一样被人们传阅和议论着。

俱乐部的角房里聚集了许多人，都在读这些传单。有些人很欣赏卡尔普施卡这样取笑法国人，他说：法国人要被大白菜撑破肚子，要被麦片粥撑死，要被菜汤噎死，说他们都是矮子，一个婆娘能用草叉挑起他们三个。有些人不赞成这种腔调，说这种话太粗鲁，太愚蠢。据说，拉斯托普庆不仅把法国人，甚至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莫斯科，其中有拿破仑的间谍和奸细；但说这种话的目的，主要是借此复述拉斯托普庆驱逐他们时说的俏皮话。外国人被装船送到下城，拉斯托普庆当时用法语对他们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坐在这条船上，别让它成为你们去阴间的摆渡船。”据说，政府衙门都已撤出莫斯科，申兴就借此开玩笑说，单为这件事莫斯科就该感谢拿破仑。据说，马蒙诺夫为他的团花费了八十万卢布，皮埃尔花在民团上的钱更多，但最精彩的是他将穿上军装，骑上马，走在民团前面，而且免费让人观赏。

“您总是不饶人。”裘丽说，同时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纤细手指撕着裹伤用的绒布。

裘丽第二天就要离开莫斯科，此刻正在举行告别晚会。

“皮埃尔这人是挺可笑，可他是那么善良和气。何必这样挖苦他呢？”

“罚款！”一个穿民团军服的青年说。他被裘丽称为“我的骑士”，并将陪她去下城。

裘丽的圈子，也像莫斯科许多社交团体那样，规定只许说俄语，谁要是违反规定说了法语，就要罚款给捐献委员会。

“说话法国腔也要罚款，”客厅里有位俄国作家说，“俄语不说‘乐于’这个词。”

“您总是不饶人，”裘丽不理作家的话，继续对民团军官说，“我说挖苦是我的不是，我认罚，但为了享受说实话的快乐，我情愿再受罚；不过避免法国腔我可办不到，”她对作家说，“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可以像高里岑公爵那样请个教师来教俄语。哦，他来了，”裘丽说，“说到……不，不！”她对民团军官说，“您别尽挑岔子。真是说到太阳，太阳光就到，”她亲切地对皮埃尔笑着说，“我们刚说到您哪，”裘丽用社交场中女人特有的说谎本领说，“我们说，您的团一定比马蒙诺夫的团还要好。”

“哦，别提我的团了！”皮埃尔回答，吻吻女主人的手，在她旁边坐下，“它弄得我烦死了！”

“您一定要亲自指挥这个团吧？”裘丽调皮地同民团军官交换了一个嘲弄的眼色，说。

民团军官当着皮埃尔的面不再那么挖苦人了，他对裘丽的笑容感到迷惑不解。虽然皮埃尔心地善良而又魂不守舍，但他的高尚人品使人不敢当面嘲弄他。

“不，”皮埃尔望着自己胖大的身子，含笑回答，“我很容易成为法国人的目标，而且我怕爬不上马……”

在谈话时，裘丽家人谈到了罗斯托夫家。

“据说，他们的事情很糟，”裘丽说，“伯爵本人真是糊涂。拉祖莫夫斯基家要买他的房子和莫斯科郊区的庄园，可是这事一直拖着。他要价太高。”

“不，这笔买卖最近就可以成交，”有人说，“虽然现在莫斯科人置办产业简直就像发疯。”

“为什么？”裘丽问，“难道您认为莫斯科的形势确实很危险吗？”

“那您为什么要走？”

“我吗？问得真怪。我走，因为……因为大家都走，再说我又不是贞德，也不是亚马孙人[187]。”

“喂，再给我一些碎布。”

“他要是会经营，早就把债都还清了！”民团军官又谈到罗斯托夫伯爵。

“老头儿人挺好，可就是太不中用。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待这么久呀？他们早就要回乡下去了。娜塔莎现在身体康复了吗？”裘丽弦外有音地微笑着问皮埃尔。

“他们在等小儿子，”皮埃尔说，“他参加了奥勃仑斯基的哥萨克团，去了白采尔科维。团是在那里成立的。如今他被调到我的团里，他们天天都在等他回来。伯爵早就想回乡下去，可是儿子不回来，伯爵夫人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莫斯科。”

“前几天我在阿尔哈罗夫家见到他们。娜塔莎又显得很漂亮很快活了。她唱了一首抒情歌曲。有些人多么容易把事情忘记啊！”

“忘记什么啦？”皮埃尔不高兴地问。裘丽微微一笑。

“我说，伯爵，像您这样的骑士只有在苏萨夫人[188]的小说里才找得到。”

“什么骑士？您这是什么意思？”皮埃尔红着脸问。

“哦，得了吧，亲爱的伯爵，这事整个莫斯科都知道。说实话，您真使我感到惊讶。”

“罚款！罚款！”民团军官叫道。

“行啦！这样叫人无法说话了，真泄气！”

“整个莫斯科，这是什么意思？”皮埃尔怒气冲冲地插嘴问。

“得了吧，伯爵。您自己明白！”

“我什么也不明白。”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同娜塔莎好，因此……可我一向同薇拉更好。那个可爱的薇拉！”

“不，夫人，”皮埃尔不高兴地继续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当娜塔莎小姐的骑士，我快一个月没去他们家了。但我不明白这样冷酷……”

“真所谓欲盖弥彰。”裘丽含笑说，同时挥动绒布。为了不再让对方反驳，她立刻改变话题，“哦，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可怜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昨天到了莫斯科。您知道吗？她父亲去世了。”

“真的吗？她在哪里？我很想见见她。”皮埃尔说。

“我昨天晚上同她在一起。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早晨，她要带侄儿去莫斯科郊区的庄园。”

“她怎么样？”皮埃尔问。

“还好，但很伤心。您知道是谁救了她吗？简直是一个浪漫故事。是尼古拉·罗斯托夫。她被包围了，有人要杀她，她的仆人都被打伤了。他冲进去，把她救了出来……”

“又是一个浪漫故事，”民团军官说，“这次全民逃难，就是要使所有的老姑娘都嫁人。卡蒂奇是一个，玛丽雅公爵小姐又是一个。”

“不瞒您说，我真的认为她有点儿爱上那青年了。”

“罚款！罚款！罚款！”

“这句话俄语该怎么说？……”

十八

皮埃尔回到家里，接到拉斯托普庆当天签署的两张公告。

第一张公告说，拉斯托普庆伯爵禁止人们离开莫斯科的传闻纯属谣言，正好相反，拉斯托普庆伯爵对贵族妇女和商人妻子离开莫斯科感到高兴。“镇定沉着可以减少流言蜚语，”公告里说，“但我敢用生命担保，那个匪首绝对进不了莫斯科。”这句话第一次清楚地向皮埃尔表示，法国人将进入莫斯科。第二张公告说，我们的总司令部设在维亚兹马，维特根施泰因伯爵打败了法国人，但因莫斯科许多居民愿意武装起来，军器库已为他们准备了武器：刀、手枪、步枪，居民可以廉价买到这些武器。传单的语气已不像以前他在奇吉林谈话时那样俏皮。皮埃尔仔细研究这两张公告。他全心等待着但又感到恐惧的暴风雨的乌云显然已经临近了。

“参军服役呢，还是再等等？”皮埃尔上百次地问自己。他从桌上拿起一副牌，摆起牌阵来。

“要是这副牌能通过，”皮埃尔洗过牌，把牌拿在手里，眼睛望着上方自言自语，“要是能通过，那就表示……表示什么？……”他还没来得及解答，就听见大公爵小姐在门外问可不可以进来。

“那就表示我应该参军。”皮埃尔自己回答。“进来，进来！”他回答公爵小姐说。

现在只有长腰身、板着脸的大公爵小姐仍住在皮埃尔家里；两个小公爵小姐都已出嫁。

“对不起，表弟，我来找您，”她用责备的语气激动地说，“我说，我们总得拿个主意啊！老是这样算什么？人家都离开莫斯科了。老百姓在闹事。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

“正好相反，表姐，我觉得平安无事。”皮埃尔用惯常的戏谑口吻说。他是公爵小姐的恩人，但这样的身份常使他感到不快。

“哼，平安无事……好一个平安无事！今天华尔华拉告诉我，我们的军队立了功。这确实是他们的光荣。老百姓都造反了，谁的话也不听，连我的使女都蛮不讲理。照这样下去，眼看他们都要动手打我们了。现在不能上街。主要是法国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到来，我们还等什么呀！我有一件事求您，表弟，”公爵小姐说，“您派人把我送到彼得堡去，尽管我这人微不足道，我可不能在拿破仑统治下过日子啊。”

“别说了，表姐，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正好相反……”

“我不会向您的拿破仑投降的。别人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您要是不肯帮忙……”

“哦，我会办的，我这就吩咐他们办。”

公爵小姐显然因为找不到发火的对象而恼怒。她嘴里嘀咕着，在椅子上坐下来。

“但您得到的消息不可靠，”皮埃尔说，“城里太太平平，没有一点危险。喏，我刚才读了……”皮埃尔把公告递给公爵小姐看，“拉斯托普庆伯爵用生命担保，决不让敌人进莫斯科。”

“哼，您那个伯爵老爷！”公爵小姐怒气冲冲地说，“他是个伪君子，是个恶棍，是他挑动老百姓起来闹事的。还不是他那些愚蠢的公告上写到，不论谁都要被揪住头发送去坐牢？您瞧，多么愚蠢！他说，谁要是能抓住他，荣誉就属于谁。您瞧，多么肉麻！华尔华拉说，她因为说法语差点儿被老百姓打死……”

“我看哪……您这人什么事都往心里去。”皮埃尔说，动手摆牌阵。

尽管通关通过了，皮埃尔还是没去参军而仍留在居民撤走的莫斯科，依旧那么又激动，又迟疑，又恐惧，又欢喜地等待着什么可怕的事。

第二天傍晚，公爵小姐走了。皮埃尔的总管来向他报告，要是不卖掉一处庄园，就筹不出装备一个团的费用。总管明确对皮埃尔说，筹建这样一个团会使他倾家荡产的。皮埃尔听着总管的话，好容易才忍住笑。

“嗯，卖吧！”他说，“有什么办法呢？我总不能打退堂鼓啊！”

局势越恶劣，尤其是他的家境越糟，他就越高兴，他所等待的灾难也越近。在城里，皮埃尔几乎已没有一个熟人。裘丽走了，玛丽雅公爵小姐也走了。皮埃尔的熟人中只有罗斯托夫一家没有走，但皮埃尔也没去看望他们。

那天，皮埃尔为了散散心，到伏隆卓伏村去观看雷比赫为消灭敌人而制造的大气球[189]，这个试验性大气球将在明天升空。这个气球还没有完工，但皮埃尔知道是奉皇帝圣旨制造的。皇帝曾为这个气球给拉斯托普庆伯爵写了这样一封信：

雷比赫一旦完工，立刻组织一队聪明可靠的人做他气球的乘客，并派专使通知库图佐夫将军。此事我已告诉过他。

请叮嘱雷比赫千万注意他首次降落的地点，以免失误落入敌手。他的行动必须配合总司令的行动。

皮埃尔从伏隆卓伏村乘车回家，路过鲍洛托广场，看见宣谕台[190]前围着一群人，就下了车。原来是一个被控犯间谍罪的法国厨子正在受鞭刑。鞭刑刚结束，行刑兵正把一个穿绿上衣和蓝袜子、留棕色络腮胡子、不断惨叫的胖子从行刑凳上解下来。另一个消瘦苍白的罪犯站在旁边。从脸型上看，两个都是法国人。皮埃尔脸色也像那个瘦法国人一样又恐惧又痛苦，他往人群里挤去。

“什么事？他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皮埃尔问。但人群——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身披斗篷和身穿皮大衣的女人——都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宣谕台上发生的事，谁也没有理他。那胖子爬起来，皱着眉头，耸耸肩膀，显然想装得很坚强，不看周围的人群，动手穿上衣服；但他的嘴唇突然颤动起来，他哭了，同时又生自己的气，就像一般多血质的人那样。人群大声谈着话，皮埃尔觉得他们这是借此克制怜悯之情。

“他是一位公爵家的厨子……”

“行，先生，让法国佬尝尝俄国酱油的味儿……涩嘴的呀！”一个站在皮埃尔旁边、满脸皱纹的小官员看见法国人哭起来，说。小官员环顾了一下，显然等着人家欣赏他的俏皮话。有些人笑起来，有些人仍恐惧地望着正在脱另一个人衣服的行刑手。

皮埃尔沉重地喘着气，皱起眉头，慌忙转过身，向马车走去，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咕哝着，直到跳上马车。半路上，他几次沉重地抖动身子，高声叫嚷，车夫忍不住问他：

“您吩咐什么？”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皮埃尔怒斥向鲁比扬卡街赶去的车夫。

“您吩咐过要去总司令家。”车夫回答。

“傻瓜！畜生！”皮埃尔骂车夫——这在他是很难得的。“我说回家。快一点儿，笨蛋……我今天就得走！”皮埃尔自言自语。

皮埃尔看到受刑的法国人和宣谕台周围的人群，打定主意不再留在莫斯科，当天就去参军。他认为，这事他已对车夫说过，或者车夫自己应该知道。

皮埃尔回到家里，就吩咐叶夫斯塔斐耶维奇，他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闻名全莫斯科的车夫头，说他今夜就去莫扎依斯克参军，先把他的坐骑送到那里。这一切当天是办不成的，照叶夫斯塔斐耶维奇看来，皮埃尔得把行期推迟一天，这样才来得及把替换的马先送走。

二十四日，雨后初晴，皮埃尔午饭后离开莫斯科。当夜在彼尔胡施科伏换马的时候，皮埃尔知道那天晚上打了一场大仗。据说，在这里，彼尔胡施科伏，地面都被大炮轰得震动了。皮埃尔问哪一方打胜了，没有人能回答（这是二十四日舍瓦尔季诺村之战）。第二天破晓，皮埃尔来到莫扎依斯克。

莫扎依斯克的房子都住了军队。在马夫和车夫迎接皮埃尔的旅店里也没有空房间，全住了军官。

在莫扎依斯克和莫扎依斯克外围，到处有军队驻扎和路过。到处都是哥萨克、步兵、骑兵、大车、弹药车和大炮。皮埃尔匆匆往前赶路，他离开莫斯科越远，越深入军队的海洋，就越感到焦躁不安，越觉得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欢乐。这有点像他在斯洛博达宫期待皇帝驾临时的心情，他觉得他必须有所作为，有所奉献。如今他快乐地意识到，人类的一切幸福：生活享受、财富，甚至生命本身，比起那个东西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至于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皮埃尔弄不清楚，也说不出。他乐于牺牲一切，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他对为之牺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但牺牲本身在他却是一件新鲜的乐事。

十九

二十四日，舍瓦尔季诺多面堡附近发生战斗；二十五日，双方都没有开火；二十六日，发生了鲍罗金诺战役。

舍瓦尔季诺战役和鲍罗金诺战役为什么发生，一方怎样挑起，另一方又怎样应战？鲍罗金诺战役怎么会发生的？这次战役对法国人和对俄国人都毫无好处。它的直接后果，对俄国人来说，就是更接近莫斯科的毁灭（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事），而对法国人来说，就是更接近全军覆没（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事）。这个后果当时是一清二楚的，但拿破仑还是发动了那次战役，库图佐夫也应了战。

如果两位统帅当时都头脑冷静的话，拿破仑就该明白，大军深入两千俄里，冒着牺牲四分之一军力的危险，他必然走向灭亡；库图佐夫同样应该明白，他悍然应战，也冒着牺牲四分之一军力的危险，他定会失掉莫斯科。对库图佐夫来说，这事像数字一样清楚，好像下跳棋，我比对方少一个子，我就不能拼，否则准输无疑，因此不应该拼。

如果对方有十六个子，而我只有十四个，那我只比他弱八分之一；但我要是拼掉十三个子，对方就比我强三倍。

在鲍罗金诺战役以前，我们的力量同法国人力量的对比大约是五比六，战役以后，就变成一比二了。换句话说，战役前是十万对十二万，而战役以后，则是五万对十万。然而，精明老练的库图佐夫却应了战。拿破仑呢，这个被称为天才的统帅，发动了战役，损失四分之一的军队，并把战线拉得更长。有人说，他占领莫斯科就像占领维也纳那样，可以结束战事，其实有许多证据正好相反。拿破仑的御用史学家说，他从斯摩棱斯克出发，就想停止前进，他懂得拉长战线的危险，占领莫斯科并不能结束战争，因为从斯摩棱斯克起他就看到遗弃给他的俄国城市的情景，他一再表示愿意谈判，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库图佐夫和拿破仑，在鲍罗金诺，一个挑战，一个应战，都出于无奈，都毫无意义。后来的史学家面对既成的事实，却还要狡猾地证明统帅的天才和预见，其实统帅只是历史的工具，是身不由主的奴隶。

古人留给我们一些典型的英雄史诗，在那里，英雄人物成了历史的中心。这类历史对现代人并没有意义，但我们还不能习惯这样的观点。

至于鲍罗金诺战役和这之前的舍瓦尔季诺战役是怎样发生的，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尽人皆知的十分荒谬的观点。史学家都是这样描写的：

俄军在撤离斯摩棱斯克后一直在找寻最有利于大会战的阵地，结果找到了鲍罗金诺。

俄军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大道左侧，与大道几乎成直角，从鲍罗金诺到乌基察，也就是会战的地方，事先设了防。

在这一阵地前面，为了观察敌人，在舍瓦尔季诺土岗上建立了设防的哨所。二十四日，拿破仑攻击哨所，加以占领；二十六日，他就向驻在鲍罗金诺战场上的全部俄军发动了进攻。

史书上都这样说，而这是完全错误的。凡是愿意弄清事实真相的人都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俄军没有找寻更好的阵地，相反，他们在撤退时放弃过许多比鲍罗金诺好的阵地。他们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处停留，因为库图佐夫不肯接受不是他自己选择的阵地，因为民众要求会战的愿望表现得还不够强烈，因为米洛拉多维奇还没有率民团赶到，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原因。事实是，以前的几处阵地都比鲍罗金诺阵地（会战的地方）强，鲍罗金诺阵地不仅不强，而且比大头针在俄罗斯帝国地图上任意钉下的随便哪一个地方都差。

俄军不仅没有在左边与大路成直角的鲍罗金诺阵地（也就是会战的地方）设防，而且在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前从未想到战事会在这里发生。证据是，第一，二十五日前这里不仅没有工事，而且二十五日开始构筑的工事到二十六日还没有完成；第二，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的情况也可以作证，因为舍瓦尔季诺多面堡设在会战点之前，那就毫无意义。为什么要把这个多面堡筑得比其他几个点更坚固呢？为什么要竭尽全力，牺牲六千人，把它一直守卫到二十四日深夜呢？侦察敌情，只要一个哥萨克侦察班就足够了。第三，会战的地点是没有预料到的，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不是那个阵地的前哨，再有，巴克莱·德·托里和巴格拉基昂在二十五日以前还坚信，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是阵地的左翼，而库图佐夫自己在战后仓促写成的报告中，也把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称作阵地的左翼。好久以后，在从容不迫地编写鲍罗金诺会战的报告时（大概是要为一贯正确的总司令所犯的错误辩解），竟捏造出荒诞离奇的说法：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是前哨（其实只是左翼的一个设防点），我们是在事先选定的设防阵地上应战的，其实会战是在完全没料到的几乎不设防的地方发生的。

实际情况显然是这样的：阵地选在柯洛察河畔，这条河穿过大路不是成直角，而是成锐角，因此左翼在舍瓦尔季诺，右翼在新村附近，中心在鲍罗金诺，在柯洛察河与伏依纳河会合的地方。凡是观察鲍罗金诺战场，忘记这次会战是怎样进行的人都会认为，选择这个在柯洛察河掩护下的阵地，目的是要阻止敌军沿斯摩棱斯克大道向莫斯科推进。

二十四日，拿破仑骑马来到瓦卢耶瓦，但没有看见（历史上这么说）从乌基察到鲍罗金诺的俄军阵地（他不可能看见这个阵地，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看见俄军的前哨，但在追赶俄军后卫时，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碰上了俄军左翼，并且出乎俄国人的意料，命他的军队渡过柯洛察河。俄军来不及进入大会战，左翼撤出他们打算固守的阵地，转移到一个计划外的没有设防的新阵地。拿破仑来到柯洛察河左岸，大道左边，他把未来的大会战从右边移到左边（从俄军方面看），并把会战地点安排在乌基察、谢苗诺夫斯科耶和鲍罗金诺之间（这地方作为双方对阵处并不比俄国任何其他地方有利）。二十六日的大会战就发生在这里。

如果拿破仑没在二十四日晚上骑马去柯洛察河畔，并下令立即攻击多面堡，而在第二天早晨开始进攻，那么，谁也不会怀疑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会成为我们阵线的左翼，会战就会照我们预期的那样进行。这样，我们准能更顽强地守卫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保护左翼；我们就能从中央和右翼攻击拿破仑，而二十四日的大会战就会在设防的预期阵地上展开。但由于敌军进攻我们的左翼，就发生在我们后卫撤退后的晚上，也就是紧接着格里德涅瓦会战之后；同时由于俄军指挥官不愿或来不及在二十四日晚上投入会战，鲍罗金诺会战初期与主要关节在二十四日就输了，这显然也导致二十六日大会战的失败。

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失守后，二十五日早晨，我们发现左翼没有防线，不得不收回左翼，随便找个地方临时设了防。

不过，八月二十六日，俄国军队不仅只有未完成的薄弱工事作掩护，而且，俄国指挥官不肯承认既成事实（左翼阵地失守，未来战场整个自右向左移动），仍维持他们从新村到乌基察的长条形阵地，结果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及时自右向左移动，这样就使形势更加不利。因此，在全部战斗中，俄军只能用相当于敌军一半的兵力来对付向我们左翼进攻的法军（波尼亚托夫斯基对乌基察的进攻，以及乌瓦罗夫对法军右翼的攻击，都是同会战无关的单独军事行动）。

因此，鲍罗金诺战役绝不是像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他们竭力掩饰俄军指挥官的错误，结果就损害俄国军队和人民的荣誉）。鲍罗金诺战役并非以俄军稍弱的兵力，在经过选择的设防阵地上进行的。鲍罗金诺战役是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失守后，俄军以只有法军一半的人力，在几乎不曾设防、没有掩护的阵地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连续作战十小时并使战斗不分胜负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坚持三小时战斗而不全军覆没和溃逃也是不可思议的。

二十

二十五日早晨，皮埃尔离开莫扎依斯克。他在陡峭崎岖的山坡上下了车，徒步前进。那条山路通往城里，路的右边有一座大教堂，教堂里钟声当当，正在做礼拜。有一个骑兵团在他后面下山，团的歌咏队走在前面。一队大车迎面赶上山来，车上载着昨天在战斗中挂彩的伤员。赶车的农民吆喝和鞭打着他们的马，不断从这边跑到那边。每辆大车上躺着和坐着三四名伤员。大车在陡峭的石头山路上颠簸着。伤兵包着破布，脸色苍白，嘴唇紧闭，眉头紧蹙，双手抓住横木，在车上摇晃着，互相碰撞着。几乎每个伤兵都怀着天真的好奇心，望着皮埃尔的白色礼帽和绿色礼服。

皮埃尔的车夫怒气冲冲地对着伤兵大车吆喝，要他们靠边走。骑兵团唱着歌直冲着皮埃尔的轻便马车下山，把道路堵住了。皮埃尔被挤到山路边上停下。阳光被山坡挡住，还没照到道路深处，这里又阴冷又潮湿；但皮埃尔的头上却是灿烂的八月骄阳，空中荡漾着教堂的快乐钟声。有一辆伤兵车紧靠着皮埃尔停在路边。穿树皮鞋的车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自己那辆车旁，把一块石头垫在没有轮胎的后轮下，动手整理马的皮带。

一个负伤的老兵吊着一条手臂跟在车子后面，用他那只完好的手抓住车子，回头向皮埃尔瞅了一眼。

“喂，老乡，是不是要把我们撂在这里？还是送到莫斯科去？”他问。

皮埃尔正在沉思，没听见问话。他时而望望迎着伤兵车走来的骑兵团，时而瞧瞧身边的大车，车上坐着两个伤兵，躺着一个伤兵，仿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坐在大车上的一个兵大概脸颊上受了伤，整个脑袋都用破布包扎着，一边腮帮肿得有小孩的头那么大。他的嘴和鼻子歪在一边。这个兵望着教堂，画了个十字。另一个是半大孩子的新兵，头发淡黄，皮肤白净，白嫩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带着呆滞的微笑望着皮埃尔。第三个伤兵趴在车上，因此看不见他的脸。骑兵团的歌手正走过这辆伤兵车。

“唉，顽强的汉子……不见了……”

“住在异国他乡……”他们唱着士兵的歌曲。空中荡漾着当当的钟声，仿佛在用另一种欢乐响应他们。灼热的阳光倾泻在山坡顶上，也增加了欢乐的气氛。但在停着伤兵车的山坡底下，在皮埃尔附近喘气的马匹旁边，却是又潮湿，又阴暗，又悲惨。

脸颊肿起的士兵怒气冲冲地望着骑兵歌手。

“哼，公子哥儿！”他责骂道。

“如今不仅有士兵，还有农民！农民也被赶上战场了，”站在车旁的士兵苦笑着对皮埃尔说，“如今大家都一样……他们动员全民。一句话，为了莫斯科，他们要拼到底。”尽管那兵口齿不清，皮埃尔还是明白他的意思，就赞同地点点头。

道路通了，皮埃尔下了山，继续乘车前进。

皮埃尔一边走，一边望着道路两边，找寻着熟人，但到处只看见各兵种的陌生军人，他们都惊讶地瞧着他的白色礼帽和绿色礼服。

他走了四俄里光景，终于遇见一个熟人，就高兴地招呼他。这熟人是一位高级军医。那军医坐着一辆篷车向皮埃尔迎面驶来，他旁边还有一个青年医生。他一认出皮埃尔，就吩咐坐在驭座上的哥萨克停下来。

“伯爵！大人怎么来到这里？”军医问。

“啊，想来瞧瞧……”

“对，对，是有点什么可瞧的……”

皮埃尔下了车，站住，跟军医攀谈起来，对他说自己想参加作战。

医官劝他直接去找总司令。

“唉，在会战的时候天知道您该待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军医和青年同行对看了一眼，说，“总司令毕竟知道您，他会亲切地接待您的。我看，老兄，就这么办吧。”军医说。

军医显得疲劳而焦急。

“您这样想吗……我还想问您一下，阵地到底在哪里？”皮埃尔问。

“阵地吗？”军医说，“这可不是我份内的事。您到塔塔利诺瓦去，那里有许多人在挖战壕。您爬上那个土岗就看得见了。”军医说。

“从那儿看得见吗？……您要是……”

但军医打断他的话，转身向马车走去。

“我真想陪您去，真的，可是（军医在喉咙口比划了一下，表示忙得不可开交）我现在要到军长那儿去。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您知道，伯爵，明天会战就要开始：十万大军估计至少有两万负伤，可是我们的担架、病床、医生、护士连六千人都不够用。大车倒是有一万辆，但还需要别的东西，只能对付着办啦。”

这几万名老老少少、身强力壮的人此刻正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帽子，他们中间有两万人注定要负伤或者阵亡——这个古怪的念头不禁使皮埃尔感到震惊。

“他们说不定明天就会死去，除了死，他们何必再考虑别的事呢？”由于一种古怪的联想，他生动地想象着莫扎依斯克的山坡、载着伤员的大车、教堂的钟声、太阳的斜晖和骑兵的歌声。

“骑兵去战斗，路上遇见伤员，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只向伤员挤挤眼走过去。他们中间有两万人注定要死，可是他们却对我的帽子发生兴趣！真怪！”皮埃尔想着，继续往塔塔利诺瓦前进。

路左边有一所地主的邸宅，旁边停着许多马车、辎重车，站着几个勤务兵和哨兵。总司令的行辕就设在这里。不过，皮埃尔来的时候总司令正好不在，司令部里几乎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到教堂做礼拜去了。皮埃尔就向果尔基走去。

皮埃尔上了山，来到一条不大的村街上，第一次看见身穿白衬衫、帽上有十字架的民团农民。他们兴高采烈，大声说笑，在路右边野草丛生的大土岗上干活，个个满头大汗。

有人用铁铲挖土，有人用手推车沿跳板运泥，有人站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

两个军官站在土岗上指挥他们干活。皮埃尔看见那些农民对他们的新职显然很感兴趣，他又想起莫扎依斯克的伤兵，这时他突然明白了那个兵说的话：他们动员全民。这些在战场干活的大胡子农民、他们脚上笨重古怪的靴子、热汗淋漓的脖子、有些人解开衬衫斜领露出的晒黑的锁骨，这些景象使皮埃尔比所见所闻更强烈地感受到此时此刻的庄严和重要。

二十一

皮埃尔从马车上下来，经过干活的农民旁边，爬上土岗。军医告诉他，从那里可以看见战场。

这时大约上午十一点。太阳高悬在皮埃尔的左后方，通过纯净清洁的空气，照亮浮现在他面前像露天圆剧场那样的全景。

斯摩棱斯克大道，穿过前面五百步外有白色教堂的村庄（这就是鲍罗金诺），蜿蜒在这圆剧场的左上方，把它分割开来。这条大道经过村外的一座桥，穿过山坡，不断向上伸展，直到六俄里外瓦卢耶瓦村（现在拿破仑就驻扎在这里）。过了瓦卢耶瓦村，大道就没入地平线那边叶子发黄的树林里。在这座白桦和云杉林里，大道右边，柯洛察修道院遥远的十字架和钟楼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在苍茫的远方，在树林和大道右边和左边，可以看到一堆堆冒烟的篝火，以及模糊不清的敌我双方的军队。右边，在柯洛察河和莫斯科河流域多半是丘陵和峡谷。在远处峡谷间，远远地可以看见别祖波伏村和扎哈林诺村。左边地势比较平坦，都是庄稼地，还看得见正在焚烧冒烟的谢苗诺夫村。

皮埃尔看到两边的一切都朦朦胧胧，因此原野左右的景色没有给他明确的印象。那里没有他希望看到的战场，只有田野、草地、军队、树林、篝火的烟、村庄、丘陵和小河。不论皮埃尔怎样用心观察，他都不能在这个有生命的地方找到阵地，甚至不能分清我军和敌军。

“得问问了解情况的人。”他想着，问一个军官，那个军官正好奇地打量着他那不像军人的胖大身体。

“请问，”皮埃尔对军官说，“前面的村子叫什么？”

“布尔季诺，是不是？”那军官问同伴说。

“鲍罗金诺。”同伴纠正他说。

军官看到有机会说话，显然很高兴，就向皮埃尔走近一步。

“那里是我们的人吗？”皮埃尔问。

“对，但再过去就是法国人了，”军官回答，“喏，他们在那里，看得见。”

“哪里？哪里？”皮埃尔问。

“肉眼看得见。喏，您瞧，您瞧！”军官指指河对岸左边的浓烟，脸上现出严肃庄重的神色。这种神色皮埃尔在许多人脸上都见到过。

“哦，那是法国人！那么那边呢？……”皮埃尔指指左边的土岗，那一带有军队。

“这是我们的军队。”

“哦，我们的军队！那么那边呢？……”皮埃尔指指远处另一个土岗，岗上有一棵大树，旁边峡谷里有个村庄也在冒烟，还有一样黑黯的东西。

“那又是他们，”军官说，（这是舍瓦尔季诺多面堡。）“昨天还是我们的，今天可是他们的了。”

“那么我们的阵地呢？”

“阵地？”军官得意扬扬地说，“这事我可以明确告诉您，因为我们的工事差不多都是我造的。您瞧，我们的中心鲍罗金诺就在这地方。”他指指前面有白教堂的村庄。“那是柯洛察河的渡口。那里，您瞧，那堆着一行行干草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桥。那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右翼就在那里，”他向右指指峡谷远处，“那是莫斯科河，我们在那里造了三座坚固的多面堡。左翼……”军官说到这里停住了。“老实说，这事很难给您讲清楚……昨天我们的左翼在那里，在舍瓦尔季诺，您看，那里有一棵栎树；可现在我们撤回左翼，您瞧，看见那边的树和浓烟吗？那是谢苗诺夫村，就在那个地方，”他指指拉耶夫斯基土岗，“这里未必会发生战斗。他们把军队调到这里来，这是诡计；他们多半要从莫斯科河右边绕过去。嗯，不论在什么地方打，明天肯定要损失好多人！”军官说。

一个上了年纪的军士在军官说话时走到他旁边，默默地等他把话说完，但这时他对军官的话显然很不满，就插嘴说：

“该去取土筐了。”他严厉地说。

军官仿佛有点窘，仿佛省悟到，他可以想到明天会损失许多人，但不能说出来。

“嗯，那就再派三连去吧！”军官赶紧说。

“那么，您是谁，是不是军医？”

“不，我是路过的。”皮埃尔回答。皮埃尔说着下山去，又从民兵旁边走过。

“哼，该死的！”军官跟在他后面，捂着鼻子从干活的人旁边跑过。

“瞧，他们来了！……抬着圣母娘娘来了……你瞧……马上就到……”传出了嘈杂的人声。军官、士兵和民兵都沿着大路跑去。

一队神职人员从鲍罗金诺走上山来。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步兵光着头，倒背着枪，整齐地领头走着。步兵后面响起教堂唱诗班的歌声。

士兵和民兵光着头赶过皮埃尔，前去迎接。

“把圣母娘娘抬来了！把保护神抬来了！……伊维尔圣母！……”

“是斯摩棱斯克圣母。”另一个人纠正说。

民兵，不论村子里的，还是在炮兵连干活的，都丢下铲子，跑去迎接教堂的行列。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在一营步兵后面，走着几个穿法衣的司祭、一个戴方帽的小老头，还有一批教会执事和唱诗班。他们后面，士兵和军官一起抬着一座有金饰的黑脸圣母像。这是从斯摩棱斯克撤出一直随军迁移的圣母像。圣母像的前后左右都是摘下帽子的军人，有的走，有的跑，有的跪拜在地。

圣母像搬到山上放下来。用麻布抬圣像的人换了班，诵经士重新点上神香，做起礼拜。炎热的太阳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凉爽的微风吹拂着不戴帽子的头和圣像上的飘带；唱诗班在广阔的天空下传出低低的歌声。一大群不戴帽的军官、士兵和民兵团团围住圣像。当官的站在司祭和诵经士后面的空地上。一个脖子上挂圣乔治勋章的秃头将军站在神父背后，没有画十字（显然是德国人），耐心地等待祈祷结束。他认为需要听完祈祷，因为听祈祷能激发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另一个将军雄赳赳地站在那里，在胸前画着十字，东张西望着。皮埃尔站在农民群中，在这批官员中间看到了几个熟人；但他没有看他们，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凝视着圣母像的士兵和民兵的庄严神态吸引住了。诵经士们念了二十遍祷文，精疲力竭，没精打采地唱着：“圣母啊，拯救你的奴仆脱离苦难吧！”司祭和助祭就接着唱道：“我们向你求救，你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壁垒，庇护众人。”人人脸上又都现出庄严时刻降临的神色，这种神色今天早晨他在莫扎依斯克山下遇见的许多人脸上都看见过。一个个脑袋更快地垂下，头发抖动得更频繁，叹息声不断发出来，十字架撞击着胸脯。

围着圣母像的人群突然分开，挤到皮埃尔身上。有个人向圣母像走来，从大家给他让路的速度上可以看出，他是个重要人物。

这是库图佐夫，他骑马去视察阵地。他在回塔塔利诺瓦的路上，走近做礼拜的人群。皮埃尔从他与众不同的身材上立刻认出是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胖大的身上穿着长礼服，背有点驼，一头白发，浮肿的脸上露出一只有眼白的瞎眼，身子摇摇晃晃，一瘸一拐地走进人群，在司祭后面站住。他习惯成自然地画了个十字，一只手触到地面，费力地叹了一口气，垂下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库图佐夫后面是别尼生和随从。虽然总司令驾到吸引了高级军官们的注意，民兵和士兵却没有看他，继续做祈祷。

等祈祷完毕，库图佐夫走到神像前，费力地跪下来，在地上叩头；由于肥胖和衰弱，他好半天爬不起来。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累得直打哆嗦。最后他站起来，像孩子般天真地噘起嘴唇吻着神像，又一手触到地面。将军们都照他那样做了一遍，然后是军官们，然后是士兵和民兵，他们你推我挤，气喘吁吁，脸色激动，趴在地上。

二十二

皮埃尔在拥挤的人群中踉踉跄跄地走着，不断向四下里环顾。

“伯爵，皮埃尔伯爵！您怎么会在这里？”有人对他说。皮埃尔环顾了一下。

保里斯拍拍弄脏的膝盖（他大概也在圣母像前跪拜过），笑眯眯地走到皮埃尔跟前。保里斯服饰讲究，显出雄赳赳的军人气派。他身穿长外套，像库图佐夫那样把鞭子搭在肩上。

库图佐夫这时已来到村里。他来到附近一所房子的阴影下，坐在哥萨克给他飞快端来的长凳上，另一个哥萨克在他前面铺了一张地毯。一大群衣着华丽的随从围住总司令。

神像在人群的簇拥下向前移动。皮埃尔站在离库图佐夫三十步的地方，跟保里斯说话。

皮埃尔说了他想参加战斗和观察阵地。

“那就这样吧，”保里斯说，“我代表全营招待您。您随别尼生伯爵一起去，什么都看得清楚。我是他的侍从。让我去向他报告。您要是想观察阵地，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现在去左翼。然后我们回来，请您赏光在我这里过夜，我们来安排个牌局。您不是认识陶洛霍夫吗？他就住在这里。”他指指果尔基村里第三座房子。

“但我想看看右翼，据说右翼兵力很强，”皮埃尔说，“我很想看看莫斯科河和整个阵地。”

“哦，这您以后会看到的，主要是看左翼……”

“好，好。那么，安德烈公爵的团在哪里，您不能给我指点指点吗？”皮埃尔问。

“安德烈公爵吗？我们要经过那里，我可以带您到他那里去。”

“左翼究竟怎么样？”皮埃尔问。

“不瞒您说，我对您私下说说，我们的左翼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保里斯神秘地压低声音说，“这绝不是别尼生伯爵的本意。他主张在那个土岗上设防，根本不主张……可是，”保里斯耸耸肩膀，“总座根本不同意，也许是别人硬说服他的。要知道……”保里斯没把话说完，因为库图佐夫的副官凯萨罗夫这时走到皮埃尔跟前。“哦！凯萨罗夫将军，”保里斯落落大方地招呼凯萨罗夫，“您瞧，我正向伯爵说明我们的阵地。总司令对法国人的心思摸得真透！”

“您是说左翼吗？”凯萨罗夫问。

“对，对，一点不错。我们的左翼如今非常非常强。”

尽管库图佐夫裁去了司令部里所有的冗员，保里斯在人事调动后仍留在司令部里。保里斯被安置在别尼生伯爵身边。别尼生伯爵也像保里斯跟随过的一切人那样，认为这个青年公爵是无价之宝。

在最高统帅部里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是库图佐夫派，一派是总参谋长别尼生派。保里斯属于后一派，可是谁也不会像他那样既卑躬屈节地向库图佐夫表示敬意，又使人觉得这老头子不中用，全部事务都是别尼生一人在主持。如今到了会战关键时刻，这件事应该导致库图佐夫垮台，把大权交给别尼生，如果库图佐夫赢了，也要使人觉得一切都是别尼生的功劳。不论怎样，明天一仗后就会嘉奖许多人，提拔一批新人，因此保里斯今天一天都处于兴奋状态。

在凯萨罗夫之后，其他熟人也纷纷走到皮埃尔跟前。皮埃尔来不及回答大家向他提出的有关莫斯科情况的问题，也来不及听取人家的讲述。人人脸上都露出兴奋和惊惶的神色。不过皮埃尔觉得，一部分人激动只是因为考虑到个人的成败得失，另一部分人激动则不是由于个人问题，而是关心众人的生死存亡。库图佐夫发现了皮埃尔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群。

“叫他到我这里来。”库图佐夫说。副官传达了总司令的意思，皮埃尔向长凳走去。但有个普通民兵赶在他之前走到库图佐夫跟前。这是陶洛霍夫。

“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皮埃尔问。

“他是个骗子手，无孔不入！”有人回答皮埃尔，“您知道，他降了职，现在又要往上窜了。他提出过一些作战方案，夜里爬到敌人的哨兵线……是条好汉……”

皮埃尔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库图佐夫鞠了一躬。

“我知道，要是我向总座禀报，您会把我赶走，或者说，您已经知道我所禀报的事了，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也不在乎……”陶洛霍夫说。

“噢，噢！”

“但要是我说得对，我就能为祖国作出贡献，我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噢……噢……”

“要是总座需要一名不怕牺牲的人，请别忘记我……也许总座用得着我。”

“噢……噢……”库图佐夫重复说，用他那只笑得眯起来的独眼瞧着皮埃尔。

这时，保里斯使出他那宫廷侍臣的灵活劲儿，故意同皮埃尔并排走近总司令，同时落落大方地低声对皮埃尔说话，仿佛在继续已开头的谈话：

“民兵，他们都穿上干净的白衬衫，准备为国牺牲。多么英勇啊，伯爵！”

保里斯对皮埃尔说这话，显然是要让总司令听见。他知道库图佐夫会注意这话。果然，总司令对他说：

“你说民兵什么？”他问保里斯。

“总座，他们都穿上白衬衫，明天准备牺牲。”

“啊！……真是天下无双的好百姓！”库图佐夫说，闭上眼睛，摇摇头。“天下无双的好百姓！”他叹息着又说。

“您想闻闻火药味吗？”他对皮埃尔说，“是的，这味儿好闻得很哪。我有幸崇拜尊夫人。她好吗？我住的地方可以供您使用。”库图佐夫像一般老年人那样，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仿佛忘记他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接着，显然想起了什么，招招手叫副官凯萨罗夫的弟弟安德烈[191]过去。

“马林[192]那几句诗……那几句诗……怎么说？关于盖拉科夫[193]他写过：‘你去军校当教员……’你背背，你背背。”库图佐夫说，显然想笑出来。凯萨罗夫念诗……库图佐夫笑眯眯地按诗的音节点着点。

等皮埃尔离开库图佐夫，陶洛霍夫向他挤挤眼，拉住他的手。

“在这里见到您，真是幸会，伯爵，”他旁若无人地大声说，声音特别坚决而庄重，“天知道明天我们中间谁能活下来，我很高兴现在有机会对您说，我对我们之间发生过的误会感到遗憾，我希望您对我不再存什么芥蒂。我求您原谅。”

皮埃尔含笑望着陶洛霍夫，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陶洛霍夫眼泪夺眶而出，拥抱了皮埃尔，吻了吻他。

保里斯向他的将军说了几句话。别尼生伯爵便招呼皮埃尔，请他一起视察防线。

“这事您会感兴趣的！”他说。

“是的，这事很有意思！”皮埃尔说。

半小时后，库图佐夫去塔塔利诺瓦。别尼生带着随从和皮埃尔去巡视防线。

二十三

别尼生从果尔基沿着大路来到一座桥边。那桥就是刚才军官从土岗上指给皮埃尔看，认为那是左翼中心的，在桥边的岸上摆着一排排散发着香气的新割下的草秸。他们过桥来到鲍罗金诺村，从那里向左拐，从大量军队和大炮旁边走过，来到民兵正在挖土的高岗上。这是个多面堡，还没有名字，后来被称为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或者土岗炮台。

皮埃尔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多面堡。他不知道，这地方对他来说将比鲍罗金诺战场的其他地方更值得纪念。然后他们骑马经过峡谷，来到谢苗诺夫村。士兵们正在村里拆走农舍和仓房的最后一批木料。然后他们下山，上山，经过像被冰雹打过的黑麦地，又走过炮兵新铺的路，来到一座正在修筑的尖顶堡。

别尼生在尖顶堡前停住，遥望昨天还是我们的舍瓦尔季诺多面堡，那里有几个骑马的人。军官们说，那不是拿破仑就是缪拉。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瞧着这一伙骑马的人。皮埃尔也往那里眺望，竭力想看出骑马的人中哪一个是拿破仑。最后，骑马的人跑下土岗不见了。

别尼生对走到他跟前的一位将军说话，说明我军的全部阵势。皮埃尔听着别尼生的话，竭力想理解当前这场战役的关键，可是他失望地感到，他无能为力。他一点儿也不理解。别尼生住了口，注意到在旁边听着的皮埃尔，突然对他说：

“我想您大概不感兴趣吧？”

“不，正好相反，我很感兴趣。”皮埃尔说了违心话。

他们从尖顶堡下来，靠左沿着稠密的矮桦树林间的道路前进。他们来到树林中央，前面路上跳出来一只棕毛白脚兔。这兔子被大队人马的马蹄声吓得半死，慌慌张张地在他们前面跳了好一阵，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笑声，直到有几个人向它吆喝，它才窜到路旁，消失在树丛里。他们在树林里跑了两俄里光景，来到一块空地上。负责守卫左翼的杜契科夫军的部队就驻在那里。

在左翼边上，别尼生情绪激动地说了许多话，并且发了皮埃尔认为很重要的军事命令。杜契科夫军队的前面有一个无人据守的高地。别尼生大声批评这个错误，他说不控制高地而在高地下驻军是精神错乱。有几个将军也发表同样的意见。其中一个带着军人的急躁脾气说，这是让他们听任敌人屠杀。别尼生自作主张，下令把军队调到高地上。

左翼的这一命令使皮埃尔更加怀疑自己对军事的理解力。他听着别尼生和将军们批评山下军队的阵形，完全懂得他们的意思，也赞成他们的意见；但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理解那个把他们部署在山下的人怎么会犯这样明显而严重的错误。

皮埃尔不知道，这些军队并非像别尼生设想的那样用来守卫防线，而是隐蔽在那里打埋伏，也就是为了出其不意地袭击逼近的敌军。别尼生不知道这一点，他没有报告总司令，就自作主张把军队往前调动了。

二十四

二十五日黄昏天气晴朗，安德烈公爵支着臂肘斜躺在克尼亚兹科伏村一所破仓房里。这个村在他那个团的营地边缘。通过破墙的裂口，他望着墙旁一排下部树枝被砍去的三十年桦树，望着摊着一束束燕麦的田地，以及有一堆堆篝火冒烟的矮树丛——士兵在那里做饭。

现在安德烈公爵虽然觉得他的生活圈子很小，精神痛苦，不为人理解，他却像七年前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前夜那样感到又兴奋又激动。

明天会战的命令已发出，他也已接到。此刻他没有什么事要做。但一些最简单、最清楚、因而也是最可怕的思想却使他不安。他知道，明天的会战将是他参加过的最可怕的战斗。他生平第一次具体、明确、单纯而恐惧地想到他可能死去，他不考虑这事同别人有什么关系，只想到同他个人的关系，对他灵魂的影响。从这一思想高度出发，以前使他苦恼、焦虑的一切都被一道冰冷的白光照得雪亮，没有阴影，没有前景，没有轮廓的差别。他觉得生活就像一具幻灯，在人工光的照耀下，他长久地透过玻璃进行观察。如今，没有那片玻璃，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看到了那些画得很差的图片。“对，对，这些都是使我激动、使我心醉、使我痛苦的幻象！”他自言自语，在头脑里翻阅着生活幻灯的主要图片，现在他是在冰冷的白光——死的白光照耀下观察这些图片的。“瞧，这些画得很差的图片，一度曾显得那么美丽和神秘。荣誉、社会地位、对女人的爱情、祖国——这些图片我以前认为多么重要，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啊！可是这一切，在那个为我而来临的早晨的冰冷白光照耀下，又显得多么简单、苍白和粗糙！”他一生遭遇的三大不幸使他特别难过：他对一个姑娘的爱情、父亲的去世和占领了俄国半壁江山的法军入侵。“爱情！……我觉得充满神秘魅力的那个姑娘，我原来多么爱她呀！我有过同她共享爱情和幸福的充满诗意的计划。唉，我真是个天真的孩子！”他愤恨地出声说，“可不是！我相信理想的爱情，以为我离家一年她会对我忠贞不渝！就像寓言里温柔的小鸽子，她会相思得憔悴。这一切其实要简单得多……这一切真是太简单太可憎了！”

“父亲在童山大兴土木，以为那是他的地方，他的土地，他的空气，他的农奴，可是拿破仑一来，眼里根本没有他这个人，把他像路上的一块木片那样扫掉，他的童山和全部生活就被摧毁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这是上天的考验。他人都没有了，还考验他做什么？他死了！再也不会复活了！那么这是考验谁呢？祖国啊，莫斯科毁灭啦！明天我将被打死，甚至不是被法国人打死，而是被自己人打死，就像昨天一个兵在我耳旁放了一枪。于是法国人一来，就抓住我的双脚和头随便扔进坑里，免得我在他们鼻子底下发臭。将来还会出现新的生活秩序，别人也会适应那种生活，可是我不会知道，那时我已不在人间。”

他望着一排在阳光下枝叶黄绿掺杂、树皮发白的桦树。“死，明天我将被打死，我这个人将不再存在……一切如旧，就是没有我这个人。”他生动地想象着那个没有他的世界。这些明暗交错的白桦，这些变幻莫测的白云，这些炊烟——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变得阴森可怕和咄咄逼人。一阵寒气掠过他的脊背。他连忙起身，走出仓房，到室外散步。

仓房后面传来一片说话声。

“谁呀？”安德烈公爵大声问。

红鼻子的基莫兴大尉，原来做过陶洛霍夫的连长，现在因为缺乏军官升任营长，怯生生地走进仓房。一名副官和团里的军需官跟着他进来。

安德烈公爵慌忙站起来，听军官们向他汇报，他又给了他们几项指示，准备让他们走，这时仓房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低语声。

“见鬼！”有个人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说。

安德烈公爵从仓房里向外一望，看见皮埃尔向他走来，他在地上一根木棒上绊了一下，差点儿跌跤。安德烈公爵通常不愿看见自己圈子里的人，特别不愿看见皮埃尔，因为他使他想起上次去莫斯科的痛苦时刻。

“哦，是你！”他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真是没想到。”

安德烈公爵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和整个脸色表现出来的是敌意多于冷淡。这一点皮埃尔立刻看出来。他走近仓房时情绪很好，但一看见安德烈公爵的脸色，立刻感到局促不安。

“我来……就是……您知道……我来……我感到兴趣……”皮埃尔说，这天他不知几次莫名其妙地说着“兴趣”这两个字，“我想看看打仗。”

“噢，噢，那么共济会弟兄对战争有什么看法？怎样防止战争？”安德烈公爵嘲弄地说，“莫斯科怎么样？我家里的人怎么样？他们到底有没有去莫斯科？”他一本正经地问。

“去了。裘丽告诉我的。我去看过他们，但没有遇到。他们到莫斯科乡下去了。”

二十五

军官们要告辞，但安德烈公爵仿佛不愿同他的朋友单独在一起，就请军官们也坐下来喝茶。勤务兵给他们端来凳子和茶。军官们惊奇地望着皮埃尔的胖大身体，听他讲莫斯科的情况，以及他观察过的我军阵地。安德烈公爵没有作声，他的脸色很不高兴，结果皮埃尔便更多地对和蔼的基莫兴营长说话。

“那么你明白军队的整个部署吗？”安德烈公爵打断他的话问。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皮埃尔说，“我不是军人，不能说完全明白，但还是知道总的部署。”

“这么说，你就比谁都知道得多！”安德烈公爵说。

“哦！”皮埃尔从眼镜上方打量着安德烈公爵，困惑地说，“那么，你对任用库图佐夫有什么意见？”他问。

“他被任用，我很高兴。我就知道这些。”安德烈公爵说。

“那么，你倒说说，你对巴克莱·德·托里有什么看法？在莫斯科，天知道人家在说他什么。你看他怎么样？”

“你问问他们吧。”安德烈公爵指指军官们说。

皮埃尔带着宽厚的疑问性微笑对基莫兴望望，大家也都不由自主地对他望望。

“自从总座受命以来，先生，我们又重见光明了。”基莫兴说，不时怯生生地望望自己的团长。

“怎么会这样呢？”皮埃尔问。

“嗯，就拿木柴和草料来说吧。我们撤离斯文强尼的时候，不敢碰一碰树枝或者干草，或者别的什么。既然我们要撤退，那就会落到他们手里，您说是不是，长官？”他对安德烈公爵说，“可就是不敢拿。我们团里有两个人为这种事吃官司。可是总座一来，事情就简单了，重见光明了……”

“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呢？”

基莫兴尴尬地环顾着，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皮埃尔也向安德烈公爵提出这问题。

“为了不糟蹋我们留给敌人的地区，”安德烈公爵恶毒地嘲弄说，“不容许抢劫地方，不让军队养成趁火打劫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在斯摩棱斯克，他的判断也很正确：法国人能包抄我们，他们的力量比我们强。但他不能理解，”安德烈公爵突然低声叫起来，“但他不能理解，我们这是第一次为保卫俄国土地而战，部队里士气高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们一连两天抗击法军，这一胜利使我们的力量增强十倍。他下令撤退，我们的努力和损失都白费了。他没有出卖他的祖国的念头，他尽力想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考虑得很周到；但因此他不合适。他之所以不合适，就因为他像一切德国人那样考虑事情太仔细太周到了。怎么对你说呢……好吧，譬如说你父亲有个德国跟班，他是个出色的跟班，他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让他干活是不错的；但要是你的父亲病危，你就得把那跟班辞掉，自己笨手笨脚地照顾父亲，即使笨手笨脚，自己人照顾也比干练的外人强。巴克莱的情况就是这样。当俄罗斯强大的时候，是可以让外人做事的，他原是个出色的大臣，但一旦情况紧急，就需要自己人，需要亲人。可你们俱乐部里有人把他看作叛徒！诬蔑他是叛徒，将来只会因错误的指摘而感到羞愧，而把叛徒说成英雄或天才，那就更不合理了。他是个诚实而很刻板的德国人……”

“但有人说他是个精明的统帅。”皮埃尔说。

“我不明白什么叫‘精明的统帅’。”安德烈公爵嘲笑说。

“精明的统帅，”皮埃尔说，“嗯，就是能预见各种意外事故……嗯，能看透敌人的心思。”

“这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公爵说，仿佛那是一个早就解决的问题。

皮埃尔惊讶地对他望望。

“不过，据说打仗好比下棋。”皮埃尔说。

“对，”安德烈公爵说，“只有一个小差别，就是下棋每走一步都可以随意考虑，不受时间限制，还有一个差别，马总比卒子强，两个卒子总比一个卒子强，但在战争中，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强，而有时却还不如一个连。两军力量的对比是谁也无法知道的。老实说，要是参谋部的部署能决定战局，那我也愿意留在那里从事部署了，可我现在却有幸在这里服役，在团里同这几位先生在一起。我认为，真正决定明天战役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胜利从来不靠阵地，不靠武器，甚至不靠人数，尤其不靠阵地。”

“那么究竟靠什么呢？”

“靠感情，靠我心里的感情，靠他心里的感情，”他指指基莫兴，“靠每个士兵心里的感情。”

安德烈公爵瞧了基莫兴一眼，基莫兴惊疑地望着他的指挥官。安德烈公爵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这时变得十分兴奋。他显然克制不住突然涌上心头的思绪。

“谁下定决心要打胜仗，谁就能打胜仗。我们在奥斯特里茨怎么会打败仗的？我们的损失几乎同法国人相等，但我们过早断言我们要打败仗，结果真的打了败仗。我们当时所以那样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在那里打仗，我们想尽快离开战场。‘打败了，那就只好跑！’于是我们就跑了。要是到傍晚我们都没说这样的话，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明天我们可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你说，我们的阵地左翼弱，右翼太长。这是胡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明天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呢？亿万种五花八门的偶然事件将在刹那间由对方或我方逃跑或不逃跑、杀死这个或杀死那个来决定。而目前所做的一切只是开玩笑。问题在于，同你一起巡视阵地的人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于事有碍。他们只关心自己细小的利益。”

“在这样的时刻吗？”皮埃尔不以为然地说。

“在这样的时刻，”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他们认为这只是暗算对手、多得一枚十字勋章和绶带的机会。可我认为明天就是：十万俄军同十万法军交手，也就是二十万人马大搏斗，谁打得狠，谁不怕牺牲，谁就会取胜。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上面怎样糊涂，明天我们一定会打胜仗。明天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必胜！”

“大人，这话是真的，千真万确！”基莫兴说，“如今谁都不怕死！说实在的，我营的士兵都不喝酒了，他们说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

大家都不作声。军官们纷纷起身。安德烈公爵同他们一起走出仓房，向副官作了最后一些指示。军官们一离开，皮埃尔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正要跟他说话，忽然听见离仓房不远的大路上传来三匹马的马蹄声。安德烈公爵往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认出伏尔佐根和克劳塞维茨[194]，后面跟着一名哥萨克。他们骑马走来，继续谈着话。皮埃尔和安德烈无意中听到了下面的谈话：

“战争要转移到空旷的地方。这种观点我不敢恭维。”[195]一个人说。

“是啊，既然战争的目的是要削弱敌人，那就不能考虑个人的牺牲。”[196]另一个人说。

“对！”[197]第一个人附和说。

“转移到空旷的地方，[198]”当他们走过时，安德烈公爵愤恨地重复他们的话说，“到空旷的地方[199]，那里，在童山上有我的父亲、儿子和妹妹。说这话的人反正都一样。是啊，我对你说过，这些德国老爷明天打不了胜仗，他们只会尽量坏事，因为在他们德国式的头脑里只有不值一个空蛋壳的空头理论，他们的心里没有明天所需要的东西，可是基莫兴却有。他们把整个欧洲都奉送给他[200]，又跑来教训我们，真是好教师！”他又尖声嚷道。

“那么，你以为明天的仗能打赢吗？”皮埃尔问。

“能，能！”安德烈公爵漫不经心地说，“我要是有权，有一件事我是不会做的，我不会收俘虏。为什么收俘虏？这是骑士精神。法国人毁了我的家，现在又要来摧毁莫斯科，他们一直在侮辱我。他们是我的敌人，照我看来，他们都是罪人。基莫兴也这样看，全军都这样看。应该把他们杀死。他们既然是我的敌人，就不可能是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在蒂尔西特说了什么话。”

“对，对！”皮埃尔说，双目炯炯地瞧着安德烈公爵，“我完完全全同意你的意见！”

在莫扎依斯克山上发生、今天一直使皮埃尔烦恼的那个问题，现在完全明确和彻底解决了。现在他懂得了这场战争和当前战役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他今天一天看到的一切，他匆匆看到的人们脸上庄严肃穆的神情，都显示出新的含义。他看见人人身上都有爱国的潜热（物理学名词），这种潜热使他懂得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能若无其事地准备为国捐躯。

“不收留俘虏，”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不收留俘虏，单是这件事就会改变整个战争，使它不那么残酷。要不我们是拿战争当儿戏，讲宽宏大量，恻隐之心，这是很糟糕的。讲宽宏大量，恻隐之心，这有点像贵族小姐看见宰牛犊就会感到头晕恶心，她心肠太好，看不得血，但吃起加调料的小牛肉来却津津有味。有人向我们大谈战争规矩、骑士精神、停战谈判，怜悯不幸者，等等。这都是谬论。我在一八〇五年看到过骑士精神、停战谈判：我们受骗，我们也骗人。他们抢劫别人的住宅，发行伪钞，尤其是杀害我的孩子、我的父亲，还说什么战争规矩、对敌人要宽宏大量。不收留俘虏，只要杀人和自己去牺牲！谁要是经历过我所受的那些痛苦，谁就能理解……”

安德烈公爵原以为，敌人会不会像占领斯摩棱斯克那样占领莫斯科在他是无所谓的，但这时喉咙里突然起了一阵痉挛，他说不下去。他默默地来回走了几趟，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嘴唇抖动着。他又说下去：

“要是战争中不讲宽宏大量，那么，我们只有像现在这样值得牺牲的时候才打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巴维尔·伊凡内奇欺负了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就不会发生战争。要是打仗，那就得像现在这样打。那时，军队的斗志也就不同了。那时，拿破仑所率领的威斯特法利亚人和黑森人就不会跟着他入侵俄国，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到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可恶的事。必须懂得这一点，不要拿战争当儿戏。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可怕的行动。关键在于抛弃一切谎话，战争就是战争，不是儿戏。要不战争就会成为游手好闲和轻举妄动的人的消遣……军人是最光荣的。可是战争是什么呢？打胜仗需要什么条件？军人需有什么样的素质？战争的目的是杀人，战争的手段是间谍、叛变、策反、居民破产、抢劫和盗窃居民来维持军队的给养；欺诈被称为足智多谋；军人的习性就是没有自由，只有纪律，以及懒散、无知、残酷、淫乱、酗酒。尽管如此，军人还是受到普遍尊敬的最高阶层。所有的皇帝，除了中国皇帝，都穿军装；谁杀人最多，谁就获奖最多……两军相遇，就像明天将要发生的那样，互相残杀，杀伤几万人，然后举行感恩礼拜，感谢杀了那么多人（人数还要增加），宣布胜利，并且认为杀人越多，功劳越大。上帝怎样从天上看待他们的行为啊！”安德烈公爵尖声叫道，“唉，老朋友，近来我感到生活很痛苦。我知道我懂得太多了。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201]……好吧，反正时间不多了！”他补充说，“不过你要睡了，我也该睡了，你到果尔基去吧！”安德烈公爵突然说。

“哦，不！”皮埃尔回答，用恐惧而同情的眼神瞧着安德烈公爵。

“去吧，去吧，战斗以前得好好睡一觉！”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他匆匆走到皮埃尔面前，拥抱他，亲吻他。“再见，你去吧！”他叫道，“我们能不能再见面啊……”他连忙转过身去，走进仓房。

天色已经黑了，皮埃尔辨不出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是愤恨还是感伤。

皮埃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考虑着跟他进去还是自己回家。“不，他不要我去，”皮埃尔暗自断定，“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长叹一声，骑马回果尔基去。

安德烈公爵回到仓房，躺在地毯上，但是睡不着。

他闭上眼睛，一个个形象交替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在一个形象上快乐地停留了好久。他历历在目地想起彼得堡的一个黄昏。娜塔莎生气蓬勃、神情兴奋地讲给他听，去年夏天她去采蘑菇，怎样在大树林里迷了路。她颠三倒四地描述着树林深处的景色、她的感受、同她遇见的养蜂人的谈话，同时一再说：“不，我不会讲，我讲得不好；不，您不会明白的。”虽然安德烈公爵一再安慰她说他明白。事实上他的确明白她要说的一切。娜塔莎对自己的话感到不满，她觉得她没能把那天感受到的诗意洋溢的感情表达出来。“那老头儿真是可爱，树林里那么阴暗……他心地真善良……不，我不会讲。”她涨红了脸，激动地说。此刻安德烈公爵快乐地微微一笑，就像当时瞧着她的时候那样。“我了解她，”安德烈公爵想，“不仅了解，而且喜欢她的精神魅力、她的诚恳、她的坦率、她那同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心灵……我爱这心灵，爱得那么强烈，爱得那么快乐……”他突然想到他的爱情是怎样结束的，“他原来根本不需要这个。他根本没看到、也不理解这个。他只看到她是个漂亮鲜艳的姑娘，他不屑把他的命运同她结合在一起。那么我呢？他至今还活着，还活得高高兴兴。”

安德烈公爵仿佛被人烫了一下，霍地跳起来，又在仓房前来回踱步。

二十六

八月二十五日，鲍罗金诺会战前夜，法国皇宫总督波塞先生和法布维埃上校来到拿破仑在瓦卢耶瓦的行营。前者来自巴黎，后者来自马德里。

波塞先生换上朝服，命人把他带给皇帝的礼物箱抬着走在前面，走进拿破仑行营的前室，一面同包围着他的拿破仑副官交谈，一面打开箱子。

法布维埃没有走进行营，站在门口同认识的将军们谈话。

拿破仑皇帝还没有从卧室出来，正要结束他的梳妆打扮。他哼哼着，清清喉咙，时而转过厚实的脊背，时而挺起毛茸茸的胖胸脯，让近侍用刷子洗刷。另一个近侍用手指按住香水瓶，在皇帝保养得很好的身上洒香水，他那副神气则表示，只有他一人知道应该洒多少香水，洒在什么地方。拿破仑的短头发湿漉漉的，纠结在前额上。他的脸虽然又黄又肿，却露出得意的神色。“再刷，使劲点儿……”他耸耸肩膀，清清喉咙，不断对替他擦背的近侍说。一个副官走进卧室，向皇帝报告昨天战斗中抓了多少俘虏，报告完毕就站在门口，等着允许他出去。拿破仑皱起眉头，对副官瞟了一眼。

“没有俘虏，”他重复副官的话说，“他们迫使我们把他们打死。这样对俄军更糟。喂，再刷，使劲点儿！”他说，拱起背，把肥胖的肩膀凑上去。

“好！让波塞进来，法布维埃也进来！”他点点头对副官说。

“遵命，陛下！”副官说着，走出行营。

两名近侍连忙替陛下穿好衣服。拿破仑穿上近卫军蓝军服，步履坚定而迅速地走进接待室。

波塞手忙脚乱地把从皇后那儿带来的礼物摆在近门的两把椅子上。但皇帝穿好衣服很快就出来，使他来不及把礼品都陈列好。

拿破仑立刻发现他们在做的事情，知道他们还没有布置好。他不想扫波塞的兴，就假装没有看见波塞先生，把法布维埃叫到跟前。拿破仑皱起眉头，默默地听法布维埃报告，他在欧洲另一端萨拉曼卡[202]作战的军队如何勇敢和忠诚，他们竭力不辜负皇上的信托，唯恐皇上不高兴。拿破仑在法布维埃讲话时嘲讽地说，他不在那里，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这局面我应该在莫斯科加以补救。”拿破仑说，“再见！”他添加说，把波塞唤来。波塞这时已把礼品摆在椅子上，上面还盖上一块布。

波塞按照只有波旁王朝老臣才懂得的礼节，深深地鞠了一躬，走过去，呈上一封信。

拿破仑高兴地同他说话，扯扯他的耳朵。

“你赶到了，我很高兴。那么，巴黎方面说些什么？”他说，原来严厉的表情变得十分和蔼可亲了。

“陛下，全巴黎都在想念您。”波塞得体地回答。尽管拿破仑知道波塞应该说类似的话，尽管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知道这是假话，他还是喜欢从波塞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他又摸摸他的耳朵。

“让您走这么远的路，我很过意不去！”他说。

“陛下，我早就料到会在莫斯科城门口见到您。”波塞说。

拿破仑微微一笑，心不在焉地抬起头，向右边看了一眼。副官拿着金鼻烟壶，步履轻盈地走过来，把金鼻烟壶递给他。拿破仑接过金鼻烟壶。

“是的，您运气好，”他把打开的鼻烟壶举到鼻子前，说，“您爱好旅游，再过三天您就能看到莫斯科了。您一定没想到会看见那个亚洲部分的首都吧。您将有一次愉快的旅行。”

波塞鞠了一躬，感谢皇帝关心他对旅游的嗜好，虽然他自己直到此刻才知道有这种嗜好。

“哦！这是什么？”拿破仑发现朝臣们都望着用布盖住的东西，说。波塞以朝臣的灵活姿态，不背过身去，侧着身子后退两步，立刻扯去那块布，说：

“皇后娘娘送给陛下的礼物。”

这是一幅由席拉尔画的色彩鲜艳的男孩肖像。这个男孩是拿破仑同奥国公主所生，不知怎的被称为罗马王。[203]

这是一个相貌俊美的卷发男孩，眼神有点像西斯廷圣母[204]中基督的眼神，他正在玩木棒接球游戏。球代表地球，另一只手里的棒代表帝王权杖。

画家画罗马王用棒捅地球究竟想表示什么，虽然没有说明，但他的寓意，不论对巴黎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还是对拿破仑，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拿破仑特别喜欢它。

“罗马王，”他姿势优美地指指画像说，“好极了！”他凭着意大利人善于改变脸部表情的天赋，走近画像，装出温柔的沉思神态。他觉得他此刻的言行将写入历史。他认为，此刻他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凭着他的伟大，他的儿子可以玩弄整个地球，但他要显示最淳朴的父爱，以衬托他的伟大。他的眼睛模糊了，他向前挪了挪，回头看看椅子（椅子跟到他后面），他在画像前坐下。他做了一个手势，大家都踮着脚尖走出去，让他单独陶醉在自己的伟大中。

他坐了一会儿，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摸摸粗糙的画，站起来，又唤来波塞和值日官。他下令把画像拿到营帐外，以便行营外的老近卫军也有一睹罗马王风采的福气，因为罗马王就是他们所崇拜的皇帝的太子和继承人。

不出他所料，在他恩赐波塞先生一起进早餐的时候，行营前传出跑来看画的老近卫军官兵的热烈喝采声。

“皇帝万岁！罗马王万岁！”腾起了一片欢呼声。

早餐后，拿破仑当着波塞的面口授他给军队的命令。

“简明有力！”拿破仑一口气读完他那不加修改的公告，自己夸奖说。公告如下：

战士们！你们等待已久的会战开始了。胜利全靠你们。我们需要胜利，胜利会向我们提供一切：舒适的住房和不久后的凯旋回国。像你们在奥斯特里茨、弗里德兰、维切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那样英勇战斗吧！让遥远的后代自豪地记起你们今天的奇迹。让你们个个都被人提到：他参加过伟大的莫斯科战役！

“莫斯科战役！”拿破仑又说了一遍，接着邀请爱好旅游的波塞一起骑马出游。他出了行营，向备好鞍的马走去。

“陛下皇恩浩荡！”波塞回答皇帝的邀请说。其实他很想睡觉，而且害怕骑马。

但拿破仑对这位旅游爱好者点点头，波塞只得上马。拿破仑走出行营，近卫军面对皇太子画像的欢呼声更热烈了。拿破仑皱起眉头。

“拿掉它吧！”拿破仑又洒脱又威严地指指画像说，“参观战场他为时还早。”

波塞闭上眼睛，低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很理解和欣赏皇帝的话。

二十七

史学家说，八月二十五日一整天拿破仑都在骑马观察地形，考虑元帅们送呈的作战方案，并亲自向将军们发布命令。

俄军原来沿柯洛察河设置的防线被冲破了，部分战线，也就是俄军的左翼，由于二十四日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失守，被迫后撤。这部分战线没有设防，也没有河流掩护，前面是一大片开阔地。不论军人还是非军人，谁都十分清楚，法军一定会攻击这部分战线。作出这个判断不需要深思熟虑，不劳皇帝和他的元帅们到处奔走，更不需要所谓天才——人们爱加在拿破仑身上的赞辞。但后来的史学家，当时拿破仑周围的人，以及拿破仑本人，却有不同的看法。

拿破仑巡视战场，深思熟虑地观察地形，独自点头表示赞成或者怀疑，但并没有把他的思路告诉将军们，只是以命令的形式向他们发布最后决定。听了达武（所谓埃克米尔亲王）包抄俄军左翼的建议后，拿破仑只说不必这样做，但没有说明原因。对孔朋（他负责攻击尖顶堡）提出的带他的一个师人马穿过树林的建议，拿破仑表示同意，虽然奈伊（所谓埃尔欣根公爵）大胆指出走树林有危险，可能使全师陷于混乱。

观察过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前的地形之后，拿破仑默默考虑了一会儿，指定了安置在天亮前攻打俄军工事的两个炮台的地点，以及旁边安排野战炮的地方。

下了这些命令和其他命令后，他回到行营，又口授了会战的部署。

这个部署使后来的法国史学家赞叹不已，也使其他国家的史学家深为钦佩，全文如下：

夜间在埃克米尔亲王据守的平原上设置两座新炮台，天亮时向对面的两个敌军炮兵阵地开火。

同时，第一军炮兵司令贝内蒂将军统率孔朋师的三十门炮，以及德赛和弗里安两师的全部榴弹炮向前推进，开火猛轰敌军的炮兵阵地，参加炮击的包括：

近卫军炮兵的炮二十四门，

孔朋师的炮三十门，

弗里安和德赛两师的炮八门，

总计用炮六十二门。

第三军炮兵司令富歇将军统率第三军和第八军的全部榴弹炮，共计十六门，安置在攻打敌军左翼工事的炮垒两侧，总计用炮四十门。

索尔比埃将军应时刻准备，一接到命令立刻出动近卫军全部榴弹炮，攻打敌方任何一个工事。

在炮击过程中，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向村庄和树林进军，包抄敌军阵地。

孔朋将军通过树林占领第一个工事。

如此开战后将根据敌人行动发布命令。

一听到右翼炮声，左翼立即开始炮击。莫朗师和副王[205]师狙击兵一见右翼开始进攻，立即猛烈开火。

副王占领村庄[206]后，要从三座桥上过河，协同受他指挥的莫朗师和席拉尔师进攻多面堡，与其他部队会合。

这些行动要顺序进行，尽量保留预备部队。

一八一二年九月六日，于莫扎依斯克御营

这个部署写得极其含糊不清（只要不迷信拿破仑的天才），内容包括四点，也就是四项命令。这四项命令没有一项能实现，事实上也没有实现。

第一项命令是：在拿破仑选定的地点，各炮台连同贝内蒂和富歇的炮，共计一百零二门，开火轰击俄军尖顶堡和多面堡。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从拿破仑指定的地点，炮弹打不到俄军工事。这一百零二门炮都将打空炮，除非最近的指挥官违反拿破仑的命令，擅自把炮向前移动。

第二项命令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向林中村庄推进，包抄俄军左翼。这也是办不到的，也没有办到，因为波尼亚托夫斯基向林中村庄推进，他会在那里遇到杜契科夫拦住他的去路，他也就不可能包抄俄军阵地，事实上也没有包抄。

第三项命令是：孔朋将军向树林推进，占领第一个工事。孔朋师没有占领第一个工事，而是被击退了，因为该师出树林时被迫在霰弹下整理队列，这是拿破仑所没有料到的。

第四项命令是：副王要占领村庄（鲍罗金诺），经由三座桥过河，协同莫朗师和弗里安师（但没有指出他们该在何时何地推进）在同一高地推进，后两个师在他统率下进攻多面堡，并同其他部队会合。

就常理而论（与其说是根据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不如说是通过副王执行所奉命令的意图来看），他应该经过鲍罗金诺从左边向多面堡推进，而莫朗师和弗里安师则应同时从前线推进。

这一项，也像其他命令一样，没有执行，也不可能执行。通过鲍罗金诺后，副王在柯洛察河边被击退，无法前进；莫朗师和弗里安师没有攻克多面堡，而被击退了；多面堡是在战斗结束时被骑兵占领的（这事拿破仑大概没有预料到，事后也没有听说）。由此可见，部署的命令没有一项被实现，也不可能被实现。不过，在这一部署中曾说，在开战后将根据敌军行动发布新的命令，因此可能有人认为，拿破仑将在战斗中作出必要的部署；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在会战过程中，拿破仑离战场很远，他无法知道会战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后来得到证实），因此他的命令没有一项在战斗中被执行。

二十八

许多史学家说，法军没有在鲍罗金诺战役中取胜，因为拿破仑伤风了，要是他没有伤风，那么他在战斗前和战斗中发布的命令一定会更加天才横溢，俄国就会灭亡，世界面貌就会改观。有些史学家认为，俄国的建立是靠一个人——彼得大帝——的意志，而法国由共和变为帝国、法军开进俄国，也是靠一个人——拿破仑——的意志，他们认为俄国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因为八月二十六日拿破仑得了重伤风。这些史学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必然的。

如果鲍罗金诺一战的发生与否是由拿破仑的意志决定的，如果发布这项或那项命令也是由他的意志决定的，那么，是影响他意志的伤风拯救了俄国，而那个在八月二十四日忘记把防水靴拿给拿破仑的近侍则是俄国的救星。按照这种逻辑，这样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就像伏尔泰开玩笑所说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什么而发），巴托罗缪的屠杀[207]是查理九世发胃病所致。然而，有人不信俄国的形成是靠彼得大帝一人的意志，法兰西帝国的形成和对俄国开战是靠拿破仑一人的意志，他们认为这种论断不仅荒谬绝伦，而且违反人类实际生活。至于历史事件的原因问题，他们另有解释，那就是人间万事都是由上帝注定，也取决于参与其事的所有人的意志，而拿破仑对这些事件的影响只是表面的，虚假的。

假设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并非出于发布命令的查理九世的意志（尽管命令是他发的），他只是发布了命令而已，这种假设看来是荒谬的；同样，假设鲍罗金诺八万人的屠杀不是出于拿破仑的意志（尽管他发了开战和指挥战斗的命令），他只是发布了命令而已，这种假设看来也是荒谬的，虽然如此，但是作为人的自尊心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不比伟大的拿破仑更伟大，也决不比他渺小，而历史的研究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在鲍罗金诺会战中，拿破仑没有向谁开过枪，也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这一切都是士兵做的，因此杀人的不是他。

在鲍罗金诺会战中，法国兵杀俄国兵不是由于拿破仑的命令，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全体军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由于长年征战，全都衣衫褴褛，又饥又乏，一看见有军队挡住他们去莫斯科的道路，觉得“酒瓶既已打开，就得一饮而尽”。现在要是拿破仑禁止他们同俄国人打仗，他们就会先把他打死，然后再同俄国人打，因为他们非打不可。

他们听到拿破仑在命令中提到，后代将会记得他们参加过莫斯科战役，以此来安慰他们所遭受的伤亡，他们就大声呼喊“皇帝万岁”，就像他们看见画上拿棒捅地球的男孩时高呼“皇帝万岁”一样，也像他们不论听到什么就高呼“皇帝万岁”一样。他们除了喊着“皇帝万岁”前去打仗，以便用莫斯科征服者的身份去获得食物和休息，就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他们残杀同类并非由于拿破仑的命令。

指挥整个会战的也不是拿破仑，因为他的部署完全没有被执行，而且在战斗过程中他也完全不知道前面的情况。因此，这些人互相残杀，并不是遵照拿破仑的意志，而是根据几十万参加共同战斗的人的意志。只有拿破仑一个人认为，一切都是由他的意志决定的。因此拿破仑有没有得伤风，并不比一个辎重兵有没有得伤风更有历史意义。

有些作者说，由于拿破仑得了伤风，他的部署和命令就不像他以前的部署和命令那样好，这完全是胡扯，因此拿破仑八月二十六日的伤风就更无关紧要了。

前面抄录的作战部署一点也不比以前打胜仗的部署差，甚至更好些。战斗中所臆想的命令也不比以前的差，而是同以前的一样好。这些部署和命令之所以显得比以前的差，只因为鲍罗金诺战役是拿破仑第一次没有取胜的战役。所有最出色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部署和命令，如果执行的结果没有取得战斗胜利，军事专家就会煞有介事地加以批评，认为这些部署和命令很糟。所有最糟糕的部署和命令，如果执行的结果打了胜仗，态度严肃的作者就会连篇累牍地指出它们的优点而大加赞扬。

威罗特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部署就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但还是有人批评它，不过只是批评它过于烦琐。

拿破仑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执行政权代表的任务，就同他在其他战役中一样出色，甚至更出色。他没有做过任何有害于战斗的事；他听取最合理的意见；他没有糊涂，没有自相矛盾，没有惊惶失措，没有逃离战场，却发挥他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才能，镇定自若地扮演了他貌似统帅的角色。

二十九

拿破仑第二次仔细视察战线回来，说：

“棋子摆好，明天要开局了。”

他吩咐给他斟混合香酒，又把波塞召来。他同波塞谈巴黎，谈他想在皇后宫中作些变动，他对宫中微小细节的记忆使皇宫总监感到惊讶。

他关心琐碎小事，嘲笑波塞的旅游癖，随便闲谈，好像一个经验丰富、信心十足的外科名医卷起袖子，穿上大褂，而病人却被绑在手术台上：“这事一清二楚，我有把握。该什么时候动手，我就什么时候动手，而且一定干得比谁都好。现在我可以说说笑话，我越说笑话，越镇静，你们越可以放心，对我的天才会越钦佩。”

喝完第二杯混合香酒后拿破仑去休息，因为明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他十分关心面临的大事，睡不着觉。尽管夜晚的潮气加重了他的伤风，他还是在夜里三点钟大声擤着鼻涕，走到行营的大房间。他问俄军有没有撤退。有人回答他说，敌人的火光仍在原地。他得意地点点头。

值班副官走进行营。

“喂，拉普，你看今天我们能打胜仗吗？”拿破仑问。

“毫无疑问，陛下！”拉普回答。

拿破仑对他望了望。

“陛下还记得您在斯摩棱斯克对我说过的话吗？”拉普说，“酒瓶既已打开，就得一饮而尽。”

拿破仑皱起眉头，把头靠在手上，默默地坐了好一阵。

“可怜的军队！斯摩棱斯克一战减员不少。命运真像个女人，朝三暮四，拉普。我一向这么说，现在可体会到了。那么，拉普，近卫军……近卫军还好吗？”他问。

“还好，陛下！”拉普回答。

拿破仑拿起一片药放进嘴里，看了看表。他不想睡觉，但离天亮还早，又不能再发发命令来消磨时间，因为命令都已发出，现在正在执行。

“给近卫军发了干粮和大米没有？”拿破仑严厉地问。

“发了，陛下。”

“大米呢？”

拉普回答说，他已传达了皇帝赐发大米的命令，但拿破仑不高兴地摇摇头，仿佛不相信他的命令已被执行。侍从拿着混合香酒进来。拿破仑吩咐给拉普也斟一杯，自己默默地喝酒。

“我没有味觉，也没有嗅觉，”他闻闻酒杯说，“这伤风真讨厌。他们谈论医药，可是他们连伤风都治不好，还谈什么医药？科维扎尔[208]给了我这些药片，可是毫无用处。它们能治什么病？什么病也不能治。我们的身体是一架生命的机器。用它来维持生命。别去干扰生命，让生命自己保护自己，拿药品去干扰它，不如让它自力更生。我们的身体好像钟表，它能走一定时间；钟表匠打不开这表，他们只会瞎摸，随意摆弄。我们的身体是一架生命的机器。就是这么一回事。”拿破仑爱下定义，此刻他又出其不意地下了一个新定义。“拉普，您知道什么叫军事艺术吗？”他问，“就是在一定时间里战胜敌人的艺术。就是这么一回事。”

拉普什么也没有回答。

“明天我们要同库图佐夫交手了！”拿破仑说，“我们要瞧瞧！您记得吗，他在布劳瑙指挥军队，三星期没有视察过一次工事？我们要瞧瞧！”

他看了看表。才四点钟。他不想睡，混合香酒喝光了，还是无事可做。他站起来，来回踱步，穿上暖和的外套，戴上帽子，走出行营。夜又黑又潮，水珠从空中落下。近处，法国近卫军的营火朦胧燃烧；远处，俄国前线的营火在烟雾中闪闪发亮。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见向阵地调动的法军的沙沙声和脚步声。

拿破仑在行营前走来走去，望望营火，听听脚步声，从一个站岗的戴皮帽高个子卫兵旁边走过。那卫兵一看见皇帝，身子挺直得像一根黑柱子。拿破仑在他面前站住。

“你哪年入伍？”他对士兵说话总是装腔作势，用的是军人又亲切又粗鲁的口吻。那卫兵回答了他。

“噢，也是个老兵了！你们团领到大米没有？”

“领到了，陛下。”

拿破仑点点头，走开了。

五点半，拿破仑骑马向舍瓦尔季诺村跑去。

天蒙蒙亮，天空渐渐明朗，只有东方浮着一片乌云。被遗弃的营火在熹微的晨光中熄灭。

右边传出一下深沉的炮声，在万籁俱寂中渐渐消失。过了几分钟，响起第二下、第三下炮声，把空气都震动了，第四下、第五下又在右方近处庄严地响起来。

第一批炮声还没有消失，后面的炮又打响，接二连三，汇成一片。

拿破仑带着随从跑近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下了马。战斗开始了。

三十

皮埃尔从安德烈公爵那里回到果尔基，吩咐马夫备好马，一早叫醒他，接着就在保里斯留给他的隔板后面角落里睡着了。

皮埃尔第二天早晨醒来，屋里已没有人。小窗子的玻璃琅琅作响，马夫站在旁边摇他。

“老爷！老爷！老爷！”马夫不断地摇他的肩膀，反复叫道，眼睛不看他，显然已不指望能弄醒他。

“什么事？开始了？时候到了？”皮埃尔醒来，问。

“您听听炮声，”当马夫的退伍兵说，“老爷们都走了，总司令也早过去了。”

皮埃尔连忙穿好衣服，跑到台阶上。户外晴朗，空气清新，露珠遍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太阳刚从乌云后面露出来，一半仍被乌云遮断的阳光，从街对面房子的屋顶上照到沾满露珠的土路上、房屋的墙上、窗上和拴在屋外的皮埃尔的马上。炮声在户外听得格外清楚。一个副官带着哥萨克骑马从街上跑过。

“该走了，伯爵，该走了！”副官嚷道。

皮埃尔吩咐马夫牵马跟在他后面，沿街走向昨天他观察战场的土岗。土岗上有一群军人，可以听到参谋人员在那里用法语谈话，还可以看见库图佐夫头戴红箍白帽，白发苍苍，后脑勺缩在肩膀里。库图佐夫用单筒望远镜望着前面的大路。

皮埃尔拾级走上土岗，向前眺望了一下，一派美丽的景色使他陶醉。这就是他昨天从土岗上欣赏过的广阔画面，如今这地方已布满军队，弥漫着大炮的硝烟，明亮的太阳从皮埃尔左后方冉冉升起，斜射的阳光透过早晨明净的空气，向大地投下金黄和玫瑰红的光线以及长长的阴影。远方的树林仿佛用黄绿宝石雕成，黑黝黝的树梢错落有致地呈现在地平线上。在树林中间，瓦卢耶瓦后面，蜿蜒着斯摩棱斯克大道，大道上都是军队。近处是金黄的田野和树丛。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军队。这一切都生气勃勃，庄严雄伟，出人意料。但最使皮埃尔惊讶的却是战场本身、鲍罗金诺村和柯洛察河两岸的洼地。

在柯洛察河上，在鲍罗金诺村和村庄两边，特别是左边，在伏依纳河从沼泽的两岸流入柯洛察河的地方，弥漫着一片迷雾。迷雾渐渐扩散，融化，在灿烂的阳光中，把万物渲染得五彩缤纷，光怪陆离。大炮的硝烟同迷雾混合在一起，在这片烟雾中到处都闪耀着早晨的阳光：时而在河面上，时而在露珠上，时而在河两岸和鲍罗金诺军队的刺刀上。在薄雾中可以看见一座白色的教堂、鲍罗金诺农舍的屋顶、一群群士兵，以及绿色的弹药箱和大炮。这一切都在移动，或者像在移动，因为烟雾在这个空间里不停地飘浮荡漾。就像鲍罗金诺附近洼地上笼罩着迷雾那样，在村庄外面，在高空，特别是在全线的左边，在树林里，在田野上，在洼地上，在高地上，不断地升起硝烟，有时一团，有时几团，有时稀落，有时密集。硝烟膨胀，扩散，缭绕，融合，布满了整个空间。

说来奇怪，这些硝烟和炮声竟形成一道迷人的景观。

“噗——噗！”突然出现了一团浓烟，颜色由紫变灰，由灰变乳白，一秒钟后发出了“嘭——嘭！”的响声。

皮埃尔回头看看原是一个圆球的第一团硝烟，发现那里已出现好几团硝烟，正向一边飘去，接着又是“噗……噗噗……”出现了三四团硝烟，然后又隔开一定时间传来悦耳、清晰和准确的“嘭——嘭——嘭”声。这些硝烟时而飘动，时而停留，树林、田野和闪亮的刺刀仿佛就在它们旁边奔跑。左边田野和树丛上不断出现一团团大的硝烟，接着发出庄严的响声；近处洼地和树林上冒出一个个小的步枪硝烟，它们还没有形成球，但接着也发出低低的响声。“嗒拉——嗒拉——嗒拉”，传来步枪的响声，虽然频繁，但比起炮声来则显得杂乱而微弱。

皮埃尔想到那有硝烟、刺刀闪光、大炮、活动和响声的地方去。他回头看看库图佐夫和他的随从，以便拿自己对他的印象和别人对他的印象作一番比较。大家都像他一样眺望着战场，而且怀着同他一样的感情。现在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爱国的潜热，这种情绪皮埃尔昨天就注意到，但是领悟却是在他同安德烈公爵谈话之后。

“去吧，去吧，好人，基督与你同在！”库图佐夫对站在他旁边的将军说，眼睛没离开战场。

这个将军听到命令走下山去，从皮埃尔身边走过。

“去渡口！”将军严厉地冷冷回答一个参谋官。

“我也去，我也去。”皮埃尔想，便跟着将军走去。

将军骑上哥萨克给他牵来的马。皮埃尔走到牵着几匹马的马夫跟前。皮埃尔问哪一匹最驯顺，然后骑上给他指定的那匹马。他抓住马鬃，脚尖朝外，脚跟夹住马肚子。他感到眼镜在滑下去，但又不能放掉马鬃和缰绳。他跟着将军奔驰起来，引得从土岗上观望他的参谋官都笑了起来。

三十一

皮埃尔追随的那位将军下了山，陡然向左拐。皮埃尔看不见他，就冲进前面步兵的队伍。他忽左忽右想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但到处都是神色紧张的士兵，他们正忙着一项看不见但显然很重要的事。大家都用愤慨而疑问的目光望着这个头戴白帽的胖子，不知他为什么要骑马冲撞他们。

“怎么骑马跑到队伍中来了！”有人对他喝道。另一个拿枪托推开他的马。皮埃尔伏在鞍鞒上，勉强控制着受惊的马，跑到士兵们前面空旷的地方。

他前面有一座桥，桥边另有一些士兵在射击。皮埃尔走到他们跟前。他不知不觉来到横跨柯洛察河的桥旁。这座桥在果尔基和鲍罗金诺之间，法军在占领鲍罗金诺后首先向它进攻。皮埃尔看见前面有一座桥，桥两头和草地上，在他昨天看见的一捆捆干草里，士兵们在硝烟里干着什么；但尽管这里射击声不断，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就是战场。他没有听见枪弹在四方呼啸，炮弹从头上飞过，没有看见河对面的敌人，好久没有看见人员伤亡，尽管有许多人在离他不远处倒下来。他一直脸带笑容，向四周环顾。

“你这家伙怎么在前线骑马？”又有人对他吆喝道。

“向右走，向右走！”有人对他嚷道。

皮埃尔向右走，无意中遇到他认识的拉耶夫斯基将军的一个副官。这个副官怒气冲冲地对皮埃尔瞪了一眼，显然也要向他吆喝，但一认出是他，就向他点点头。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说着，向前跑去。

皮埃尔觉得自己来得不是地方，又无事可做，还怕妨碍人家，就跟着副官跑去。

“这里是怎么一回事？我可以跟您一起走吗？”他问。

“等一下，等一下！”副官回答，他跑到一个站在草地上的胖上校跟前，向他传达了什么，然后同皮埃尔说话。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伯爵？”他笑眯眯地对皮埃尔说，“您还是那么好奇吗？”

“是的，是的！”皮埃尔说。但副官拨转马头，继续向前跑去。

“感谢上帝，这里还好，”副官说，“但左翼巴格拉基昂那里打得可厉害了。”

“真的吗？”皮埃尔问，“这是在哪里呀？”

“您跟我到小山上去，那里看得清楚。我们的炮兵阵地还支持得住，”副官说，“您去吗？”

“好，我跟您去。”皮埃尔说，环顾周围，找寻着自己的马夫。直到这时皮埃尔才看见伤员，有的蹒跚地步行，有的躺在担架上。就在他昨天骑马经过、上面摆着一捆捆芳香干草的草地上，僵卧着一个士兵，不自然地歪着头，军帽掉在一边。“为什么不把这个兵抬走？”皮埃尔想问，但一看见副官也在朝着那边望，神色严厉，就不作声了。

皮埃尔没有找到他的马夫，就跟着副官沿洼地向拉耶夫斯基所在的土岗跑去。皮埃尔的马跟不上副官，有节奏地颠簸着。

“您大概骑不惯吧，伯爵？”副官问。

“不，没什么，但马颠得厉害。”皮埃尔困惑不解地说。

“哦！……它负伤了，”副官说，“伤在右前腿，膝盖以上的地方。大概被子弹打中了。恭喜您，伯爵，受了火的洗礼。”

他们经过炮兵后面硝烟弥漫的第六军，走近一座小树林。炮兵已移到前面，正开着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树林里清凉、幽静，一片秋意。皮埃尔和副官下了马，向山上走去。

“将军在这里吗？”副官走近土岗问。

“刚才还在这里，现在到那边去了。”有人向右边指指，回答。

副官回头看了皮埃尔一眼，仿佛不知道现在该拿他怎么办。

“您不用费心，”皮埃尔说，“我到土岗上去，行吗？”

“去吧，去吧，那里可以看到一切，也不那么危险。回头我来接您。”

皮埃尔向炮台走去，副官继续往前走。从此他们再没见面。好久以后皮埃尔才知道，副官当天就有一条手臂被打断了。

皮埃尔上去的那个土岗是个著名的地方（后来俄国人叫它土岗炮台或者拉耶夫斯基炮台，法国人则叫它大多面堡，致命的多面堡，中央多面堡），在它周围死了几万人，它被法国人看作整个阵地存亡的关键。

这个多面堡利用土岗修成，三面挖了壕沟。壕沟里摆着十门大炮，炮口从土墙孔里伸出来。

土岗两边还排列着一门门大炮，也在不断地射击。大炮后面站着步兵。皮埃尔走上土岗，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挖有几条壕沟、上面有几门炮在射击的地方，竟是那次会战中最重要的地方。

相反，皮埃尔还以为在战斗中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因此安然站在上面。

皮埃尔走上土岗，坐在围绕炮位的壕沟的一端，情不自禁地露出快乐的笑容，瞧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偶尔站起来，仍旧带着那样的笑容，在炮位上踱来踱去，竭力不妨碍装炮弹、开炮、拿着弹药袋和炮弹从他旁边跑过的士兵。这个炮位上的炮接二连三地发射，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地区硝烟弥漫。

这里同掩体里步兵心惊肉跳的感觉相反，在这个炮位上，有一小群人同其他壕沟隔离，都忙于干活，这里有一种人人平等、亲如一家的活泼气氛。

皮埃尔那副头戴白帽的非军人样子起初使他们感到惊讶和不满。从他旁边经过的士兵惊奇甚至恐惧地瞟着他的身子。一个麻脸、长腿的高个子炮兵校官，仿佛要看看边上那门炮的射击情况，走到皮埃尔面前，好奇地对他瞧瞧。

一个圆脸的年轻军官，还是个半大孩子，显然刚从中等武备学校毕业出来，非常卖力地指挥着两门交托给他的大炮，一本正经地对皮埃尔说：

“先生，请您让开一点，待在这里不行。”

士兵们瞧着皮埃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但后来他们相信，这个头戴白帽的人没做什么坏事，而是安静地坐在土堤上，或者带着羞涩的微笑恭敬地避让士兵们，若无其事地在炮位上走来走去，就像在林荫道上散步一样。这时，对他不信任的敌对情绪就转变为戏谑和蔼的同情，就像对待随军的狗、鸡和羊一样。如今士兵们已把皮埃尔当作自己人，还给他起了绰号。他们叫他“我们的老爷”，亲切地取笑他。

一颗炮弹在离皮埃尔两步远的地方爆炸。他拂去溅在身上的泥，笑眯眯地环顾着。

“老爷，您怎么不怕呀，真是的！”一个红脸宽肩的士兵露出雪白的大板牙，对皮埃尔说。

“难道你怕吗？”皮埃尔问。

“哪能不怕？”那兵回答，“炮弹是不留情的。砰的一声，肠子出膛。不能不怕呀！”他笑着说。

有几个兵笑嘻嘻地站在皮埃尔旁边。他们仿佛没有想到他说话也像大家一样，这一发现使他们都乐了。

“这是我们大兵干的活。可是您老爷也来，真是奇怪，老爷真行！”

“各就各位！”年轻的军官对聚集在皮埃尔周围的士兵喝道。这位年轻的军官显然是初次执行职务，因此对士兵和上级都很认真。

整个战场上隆隆的炮声和嘘嘘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特别是在巴格拉基昂多面堡左边，但皮埃尔所在的地方，由于硝烟弥漫，什么也看不见。再说，皮埃尔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炮位里亲如一家而同外界隔离的官兵身上。起初，战场的景象和声音在他身上引起一种情不自禁的兴奋，在看到单独躺在草地上的士兵后，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此刻他坐在壕沟的斜坡上，观察着周围的一张张脸。

还不到十点钟，已经有二十来个人从炮位上被抬走；两门炮被打坏，落在炮位上的炮弹越来越多，子弹嘘嘘地在远处呼啸。但炮位里的人都若无其事，四处是一片欢乐的笑语声。

“好炮弹！”一个兵对嗖嗖飞来的榴弹叫道，“不要飞到这里来！飞到步兵那里去！”另一个兵发现榴弹从头上飞过，落在掩护部队里，哈哈笑着说。

“怎么，是相好吗？”另一个兵看到炮弹飞过时有个人蹲下来，嘲笑说。

几个兵聚集在土垒旁，张望前面发生的事。

“他们撤了散兵线，瞧，往回走了。”他们指指土垒外面，说。

“管自己的事，”一个老军士对他们喝道，“他们往回走，说明那边有事。”老军士抓住一个兵的肩膀，用膝盖撞撞他。阵地上发出了一片哄笑声。

“拉到五号炮那里去！”有人从一边喊道。

“大家一齐来，像拉纤一样，齐心协力。”拉炮的士兵快乐地叫道。

“哦，差点儿把我们老爷的帽子打掉了。”爱开玩笑的红脸兵露出牙齿嘲笑皮埃尔，“哼，丑娘们！”一颗炮弹打在炮轮和人腿上，他责骂道。

“哈，你们这些狐狸！”另一个兵取笑弯着身子到炮位来抬伤员的民兵说。

“这饭不好吃吧？哼，你们这些乌鸦，害怕了！”他们对站在断腿伤员面前迟疑不决的民兵嚷道。

“哎哟，哎哟，这家伙！”他们模仿农民民兵说，“他们可不喜欢了。”

皮埃尔发现，炮弹越落越多，伤亡越来越大，但大家的情绪却越来越高。

就像暴风雨临近那样，人人脸上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亮地焕发着潜藏的怒火，仿佛在对抗当前发生的事态。

皮埃尔不再看前面的战场，不再关心那边发生的事，他专心望着那越烧越旺的火，觉得心里也燃烧着同样的火。

十点钟，炮位前灌木丛中和卡明加河岸上的步兵撤退了。从炮位上可以看见，他们用枪抬着伤员往回跑。一个将军带着随从走上土岗，对上校说了几句话，怒气冲冲地瞧了瞧皮埃尔，命令站在炮位后的掩护步兵卧倒以减少伤亡，自己又走下土岗。接着在步兵队伍里，在炮位右方，传出鼓声和口令声，从炮位上看得见步兵在向前推进。

皮埃尔从土垒后面朝外望。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一个青年军官，他脸色苍白，拖着佩剑，一面倒退，一面不安地环顾着。

步兵的队伍在硝烟里消失了，只听见他们拖长的叫声和密集的枪声。几分钟后，就有一批批伤员和抬担架的人从那里走过来。落在炮位上的炮弹越来越多了。有几个倒下的人没有被抬走。大炮周围的士兵更忙碌了。谁也不再注意皮埃尔。他有两次因为挡路而受到怒喝。上士皱着眉头，迈着大步，急急地在几门大炮之间跑来跑去。那个青年军官脸涨得更红，更卖力地指挥着士兵。士兵们传递炮弹，转动身体，装上炮弹，干得更紧张更漂亮了。他们像在弹簧上似的来回跳动。

暴风雨逼近了，人人脸上都泛出皮埃尔看到的心灵的火焰。他站在一个年长的军官旁边。一个年轻的军官手举到帽边，向年长的军官跑来。

“报告，上校先生，炮弹只剩下八发了，还继续放吗？”他问。

“霰弹！”年长的军官望着土垒外喊道，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突然出了一件事：年轻的军官大叫一声在地上坐下来，就像一只中弹的飞鸟。在皮埃尔的眼里，一切都变得古怪、模糊和阴暗了。

炮弹接二连三地呼啸着，有的打中土垒，有的打中士兵，有的打中大炮。皮埃尔以前没有留心这声音，现在只听见这种声音。在炮位右边，皮埃尔觉得喊着“乌拉”的士兵不是在往前跑，而是在往后退。

一颗炮弹打在皮埃尔站着的土垒一边，泥土纷纷撒落下来，他眼前掠过一个大黑球，立刻撞在什么东西上。正向炮位走的民兵纷纷往后退。

“老是打霰弹！”军官叫道。

年轻的军官跑到年长的军官面前，怯生生地低声说，炮弹没有了，那模样就像管家报告主人他要的酒没有了。

“混账东西，怎么搞的！”年长的军官嚷道，一面转身对着皮埃尔。年长的军官涨红脸，满头大汗，皱紧眉头，眼睛发亮。“到后备队去，搬弹药箱！”他嚷道，愤怒地扫了皮埃尔一眼，转身对着他的士兵。

“我去！”皮埃尔说。军官没有理他，大步向另一边走去。

“不要放……等一下！”他喊道。

奉命去搬弹药的兵撞在皮埃尔身上。

“哦，老爷，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他说着往下跑。皮埃尔跟着那个兵跑过，绕过青年军官坐着的地方。

炮弹接二连三地从他头上飞过，落在他的前面，后面，旁边。皮埃尔往下跑。“我这是往哪儿跑啊？”他突然省悟过来，已经接近绿色的弹药箱。他停下脚步，决不定应该前进还是后退。突然，一股惊人的力量把他往后推倒在地。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巨大的火光把他照亮，也就在这一刹那，他听到了震耳欲聋的轰隆声、爆裂声和呼啸声。

皮埃尔清醒过来，用双手支撑着坐在地上。他旁边那只弹药箱不见了，只有几块燃烧过的绿色木板和布片散落在烧焦的草地上；一匹马拖着断车辕跑开去，另一匹马也像皮埃尔一样倒在地上，发出长长的刺耳的叫声。

三十二

皮埃尔吓得魂不附体，霍地跳起来，跑回炮台，仿佛那是逃避一切恐怖的唯一场所。

皮埃尔走进堑壕，发现炮台里已听不见炮声，但有人在那里做着什么。这是些什么人，皮埃尔还没明白过来。他看见一个老上校背对他趴在土垒上，仿佛在往下察看什么东西；他看到一个面熟的士兵，嘴里喊着“弟兄们”，竭力要挣脱捉住他手臂的人往前冲；他还看见一些奇怪的事。

但他还没有想到，那个上校已被打死，那个喊着“弟兄们！”的兵已成了俘虏，另一个兵背上挨了一刺刀。他刚跑进堑壕，就有一个穿蓝制服、面黄肌瘦、满头大汗的人，嘴里喊着什么，拿着长剑向他冲来。皮埃尔同他撞了个满怀，本能地进行自卫，一手抓住这人的肩膀，一手掐住他的喉咙。原来这是个法国军官。法国军官丢下长剑，抓住皮埃尔的领子。

一连几秒钟他们两人恐惧地瞧着对方陌生的脸，两人都弄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是我被俘虏了，还是他被我俘虏了？”他们都这样想。不过，法国军官显然更多地以为自己被俘了，因为皮埃尔由于不由自主的恐惧，他那只有力的手越来越紧地掐着对方的喉咙。法国人想说什么，但突然有颗炮弹惊心动魄地从他们头上低低飞过，法国军官猛地低下头，以致皮埃尔觉得他的脑袋仿佛被打掉了。

皮埃尔也低下头，垂下双手。他们不再想是谁俘虏了谁，法国人跑回炮台，皮埃尔则跑下山去，在死伤者的身上磕绊着，觉得他们在抓他的脚。但没等他跑下山，就遇见一大群迎面跑来的俄国兵。他们磕磕绊绊，大声叫喊，欢天喜地地向炮台跑来。（叶尔莫洛夫[209]把这次冲锋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宣称全靠他的勇敢和运气才取得这一功绩，而且把他口袋里所有的圣乔治十字章都扔在土岗上，奖赏给最先到达的士兵。）

占领炮台的法国人逃跑了。我们的军队口喊“乌拉”追赶法军，追到离炮台很远的地方，因此难以阻止他们。

俘虏从炮台上被带下来。其中包括一个负伤的法国将军。法国将军被军官们围住了。一群群伤员，有的皮埃尔认识，有的皮埃尔不认识，有法国人，有俄国人，脸上都现出痛苦的神色，从炮台上有的走下来，有的爬下来，有的被担架抬下来。皮埃尔又走上他度过一个多小时的土岗，原来把他当作一家人接待的那些人，如今一个也找不到了。许多死人是他不认识的。但有几个他认了出来。年轻的军官仍旧弯着身子，坐在土垒旁的血泊中。红脸的士兵还在抽搐，却没有被抬走。

皮埃尔往山下跑去。

“哦，现在他们该住手了！现在他们该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害怕了！”皮埃尔想，漫无目的地跟着一群从战场上抬下担架的人走去。

但被硝烟遮住的太阳还高悬在天空，在前方，特别是谢苗诺夫村左边，硝烟中双方正在激战，枪炮声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激烈到极点，就像一个人在垂死挣扎和呼喊。

三十三

鲍罗金诺会战的主要战斗发生在鲍罗金诺和巴格拉基昂多面堡之间一千俄丈[210]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以外，一边有乌瓦罗夫俄国骑兵的佯攻，另一边，在乌基察后边，有波尼亚托夫斯基同杜契科夫进行的接触，但这同中心战场的战斗比起来只是两场小小的单独战斗。在鲍罗金诺和尖顶堡之间的田野上，在树林旁边，这天的主要战斗发生在两边都看得见的旷地上，而且用的是最简单朴素的方式。

双方各用几百门炮互相轰击，展开战斗。

后来，整个战场硝烟弥漫，在硝烟中，德赛和孔朋的两个师就从右边（从法军方面看）向尖顶堡移动，而副王的部队则从左边向鲍罗金诺进攻。

这些尖顶堡离拿破仑所在的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只有一俄里，但离鲍罗金诺有两俄里以上，因此拿破仑看不到那里发生的事，再加上硝烟混和着迷雾，把整个地区都遮蔽了。德赛师的士兵直到走下尖顶堡前的峡谷才能被人看见。他们一到峡谷，尖顶堡上枪炮的硝烟十分浓密，遮蔽了峡谷那边的整个山坡。硝烟中有时掠过一些黑黝黝的影子，大概是人，有时则掠过刺刀的闪光。但他们是在行动还是站在那里，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从舍瓦尔季诺多面堡都看不清。

太阳灿烂地升起，阳光斜射在拿破仑脸上，拿破仑手搭凉棚眺望尖顶堡。尖顶堡前硝烟扩散开来，一会儿好像是硝烟在动，一会儿好像是军队在动。有时在枪炮的射击声间歇中可以听见人的呐喊，但不能判断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拿破仑站在土岗上，用单筒望远镜瞭望着。他从望远镜的小筒里看见烟和人，有时是自己人，有时是俄国人；但当他再用肉眼看时，他不知道刚才看见的东西在哪里。

他走下土岗，在土岗前来回踱步。

不仅从下面他站立的地方，不仅从他的将军们现在站立的土岗上，而且从尖顶堡上也看不清这里所发生的事。在尖顶堡上，俄国兵，法国兵，阵亡的，负伤的，活着的，受惊的，发疯的，轮流出现，混成一片。一连几小时，在这个地方，在连续不断的枪炮声中，时而出现俄国兵，时而出现法国兵，时而出现步兵，时而出现骑兵；他们出现，倒下，射击，搏斗，呐喊，后退，不知该拿对方怎么办。

拿破仑派出的副官和他那些元帅的传令官骑马跑来向他报告军情，但所有这些报告都是靠不住的，因为在激战中无法说清当时的情况，因为许多副官根本没有跑到战斗现场，而只是转告从别人口里听来的消息，还因为副官们跑了两三俄里来到拿破仑那里，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他们带来的消息已过时了。例如一个副官从副王那里骑马跑来，报告鲍罗金诺已被占领，柯洛察河上的桥已落到法军手里。副官问拿破仑要不要命令军队过桥，拿破仑下令军队在对岸列队待命，其实不仅在拿破仑发这道命令的时候，甚至在副官刚离开鲍罗金诺的时候，也就是在皮埃尔于会战开始时参加的那场搏斗中，桥已被俄军夺回，并且被烧掉了。

副官吓得面无人色，从尖顶堡骑马跑来向拿破仑报告说，他们的进攻已被打退，孔朋负伤，达武阵亡，然而就在副官得知法军被打退的时候，尖顶堡已被另一部分法军占领，达武并没有死，只是受了点轻伤。拿破仑就凭这些极不可靠的报告发布命令。这些命令不是在发出之前已被执行，就是根本无法执行，因此也就没有被执行。

离战场较近的元帅们和将军们，像拿破仑一样，也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只偶尔来到步枪射程之内，不请示拿破仑，擅自作出部署，命令从哪里往哪里射击，骑兵往哪里跑，步兵往哪里冲。但就连他们的命令也像拿破仑的命令一样，难得被执行，而且执行得很差。发生的情况多半同他们的命令相反。奉命前进的士兵，一遇到霰弹就往回跑；奉命坚守阵地的士兵，突然发现前面有俄国人，有时向后跑，有时往前冲，而骑兵没有等到命令就去追击逃跑的俄国人。这样，两个骑兵团跑过谢苗诺夫峡谷，刚要上山，就拨转马头全速往回跑。步兵也这样行动，有时他们完全违反命令，任意乱跑。大炮何时移动，向何处移动，步兵何时出动射击，骑兵何时追逐俄国步兵，一切命令都是由就近的部队长官擅自作出的，不仅不请示拿破仑，甚至不请示奈伊、达武和缪拉。他们并不害怕不执行命令或擅自发布命令，因为在战斗中关系最重大的是人的生命，有时觉得往后跑安全，有时觉得往前跑安全，而处在战斗中心的人就根据自己的心情行动。其实这种前进或后退并不能减轻或改变部队的情况。他们相互追逐和冲突不会造成什么损害，而造成损害、死亡和残废的，却是他们在旷野上奔跑时遇到的子弹和炮弹。这些人一离开炮弹和子弹横飞的旷野，站在后面的指挥官立刻把他们整编，整顿他们的纪律，并依靠纪律把他们赶回火线，而到了火线，他们在死的恐惧下又丧失纪律，凭着一时的冲动东奔西跑。

三十四

拿破仑手下的将军达武、奈伊和缪拉离这里的火线很近，有时甚至骑马进入火线，一次次把大量整齐的队伍调到这里。但与历次战役相反，他们没有获得预期的敌人逃跑的消息，而整齐的队伍从那里回来，总是惊惶失色，溃不成军。他们重新整编，但人数却越来越少。中午，缪拉派副官向拿破仑求援。

拿破仑坐在土岗下喝混合香酒，这时缪拉的副官骑马跑来，信心十足地说，只要陛下再拨一个师，俄军准会被打垮。

“增援？”拿破仑严厉地说，望着披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像缪拉一样）的俊美青年副官，仿佛不明白他的话。“增援！”拿破仑想，“他们手里有一半军队，用来对付没有设防的软弱的俄军侧翼，还要增援作什么！”

“告诉那不勒斯王，”拿破仑严厉地说，“现在还不到中午，我还看不清楚棋盘。去吧……”

蓄长发的俊美青年副官一直举着手敬礼，长叹一声，又跑回厮杀的地方。

拿破仑站起身，唤来科兰古和贝蒂埃，同他们谈与战争无关的事。

在拿破仑感兴趣的谈话中途，贝蒂埃从眼角看到一个带随从的将军骑一匹汗沫满身的马向土岗跑来。原来是裴里亚。他跳下马，快步向皇帝走来，大胆地高声要求增援。他发誓说，皇上要是再派一个师，俄军就将灭亡。

拿破仑耸耸肩膀，什么也没有回答，继续踱步。裴里亚兴奋地同围住他的随从将军们大声说话。

“你这火暴性子，裴里亚，”拿破仑走到跑来的将军跟前说，“火气大，容易犯错误。你先回去看看，然后再来找我。”

不等裴里亚的影子消失，从战场另一边又有一个使者骑马跑来。

“哼，又有什么事？”拿破仑说，显然被一再打扰激怒了。

“陛下，公爵……”副官刚开口说。

“要求增援吗？”拿破仑生气地做着手势说。副官肯定地点点头，开始报告；但皇帝转过身去，走了两步又站住，回过来叫贝蒂埃。“得派后备队了，”他轻轻地摊开双手说，“您看派谁去？”他对贝蒂埃说，后来他在谈到贝蒂埃时说：“我把小鹅训练成鹰了。”

“陛下，派克拉帕雷德师去怎么样？”贝蒂埃回答说，他把所有的师、团和营都记得一清二楚。

拿破仑赞同地点点头。

副官骑马向克拉帕雷德师跑去。过了几分钟，驻扎在土岗后面的年轻近卫军开走了。拿破仑默默地望着那个方向。

“不！”他突然对贝蒂埃说，“我不能派克拉帕雷德师去。派弗里安师去吧！”他说。

虽然派弗里安师代替克拉帕雷德师没有任何好处，而且现在留下克拉帕雷德而派遣弗里安显然会耽误时间，圣旨还是被严格执行了。拿破仑没有看到，他现在对待军队就像一个乱投药石的庸医，尽管他很懂得这种医生的作用，并加以谴责。

弗里安师也像其他部队一样，隐没在战场的硝烟中。四面八方不断有副官跑来，大家好像商量好一样，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大家都要求增援，大家都说俄军坚守阵地，发出疯狂的炮火，使法军迅速瓦解。

拿破仑坐在折椅上沉思。

爱好旅行的波塞先生从早晨起一直饿着肚子，这时走到皇帝面前，斗胆恭请陛下进膳。

“我想现在就可以向陛下祝贺胜利了。”他说。

拿破仑默默地摇摇头。波塞先生以为皇帝摇头是指胜利而不是指进膳，就又俏皮又恭敬地说，可以吃饭的时候，就是天塌下来也要吃。

“走开……”拿破仑突然恼怒地说，转过身去。波塞先生脸上浮起歉疚、悔恨和欣喜交错的怡然微笑，悄悄地溜到别的将军那儿去了。

拿破仑此刻心情沉重，好像一个一向走运的赌徒，随便下注总是赢钱，可是他突然考虑起赌运来，这才发现，他越精心研究赌局，越觉得必输无疑。

军队还是那些军队，将军还是那些将军，准备还是那样的准备，部署还是那样的部署，公告依旧那样简短有力，他还是原来的他，这一层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他现在比以前更有经验，更加精明，甚至知道敌人还是同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战役时一样，可是他那震撼天地的巨臂却像中了魔法，变得软弱无力了。

炮兵集中到一点，后备队突破敌人阵线，铁骑进行攻击，所有这些以前必胜的方法都已用上，可是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而且四面八方都送来同样的消息：将军们伤亡，要求增援，俄军无法击退，法军溃败。

从前，他只要发布两三道命令，说两三句话，元帅和副官就会满面春风地赶来祝贺，报告俘获大批俘虏、成捆敌方军旗和鹰旗、大炮、辎重车，缪拉只要求让骑兵去收集辎重车。在洛迪、马仑戈、阿尔科尔、耶纳、奥斯特里茨、瓦格拉姆[211]等地，情况都是这样。如今他的军队仿佛出了怪事。

虽然传来占领尖顶堡的消息，拿破仑知道目前的形势同他以往的历次战役不同，完全不同。他知道，他周围有战斗经验的人，此刻的感受同他一样。个个都愁眉不展，彼此避开目光。只有波塞一人不能理解当前形势的严重性。拿破仑凭他长期作战的经验十分清楚，攻方连续八小时作战，经过一切努力仍不能取胜，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几乎是败局已定，现在，在这生死关头，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错，他和他的军队就会全军覆没。

他回顾这次古怪的对俄战争，他没有打过一次胜仗，两个月来没有俘获过一面军旗、一门大炮、一个军团。他看到周围人们忧心忡忡的神色，听着俄军坚守阵地的报告，他心中充满了一种类似恶梦的恐怖，他的头脑里浮现出各种可能使他毁灭的不幸事故。俄军可能攻击他的左翼，可能突破他的中央，一颗流弹就可能把他打死。这一切都有可能。以前作战时，他只考虑各种胜利的可能，可现在却有无数不幸的事故摆在他面前，他在等着它们的出现。是的，这好像噩梦，一个人梦见暴徒向他袭击，他在梦中挥动手臂，使劲向暴徒打去，以为准能把暴徒打倒，可是发觉自己的手臂软弱无力，像抹布一样耷拉下来。于是这个束手无策的人恐怖地感到末日来临。

俄军攻打法军左翼的消息在拿破仑心里引起这种恐惧。他垂下头，臂肘支着膝盖，默默地坐在土岗前的折椅上。贝蒂埃走到他面前，建议他视察战线，以弄明战局。

“什么？您在说什么？”拿破仑问，“好，把我的马牵来。”

他骑上马，向谢苗诺夫村跑去。

拿破仑骑马经过的阵地上，硝烟慢慢扩散，人和马匹，有的单独，有的成堆，躺在血泊中。在这样一小块地方死了那么多人，这种可怕的景象拿破仑没有见过，他的将军也都没有见过。隆隆的炮声连续响了十小时，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也使这景象增添一种特殊的意味，就像活动画片配上了音乐。拿破仑骑马登上谢苗诺夫村高地，透过硝烟看见一列列穿陌生军服的人。这是俄国兵。

俄军密集的队伍集结在谢苗诺夫村和土岗后面，他们的炮不停地轰鸣，他们的战线上硝烟弥漫。战斗已经结束。只有持续不断的屠杀，这对俄国人和法国人都没有好处。拿破仑勒住马，又陷入一度被贝蒂埃打断的沉思中。他不能制止当前的事，这事被认为是受他领导和由他决定的，而由于失败，他第一次觉得这件事是多余的，可怕的。

一个将军骑马走到拿破仑面前，大胆提议调老近卫军参战。奈伊和贝蒂埃站在拿破仑身边，交换了一下眼色，对这个将军的无聊建议轻蔑地冷笑了一下。

拿破仑垂下头，沉默了好一阵。

“我不能在离家几千里外的地方毁掉我的近卫军。”他说完拨转马头往舍瓦尔季诺走去。

三十五

库图佐夫仍在皮埃尔早晨看见他的那个地方，垂下白发苍苍的头，放松笨重的身体，坐在铺毯子的长凳上。他没有发布任何命令，只是对别人的建议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

“好，好，就这么办吧！”他回答他们的建议说，“行，行，去吧，好孩子，去瞧瞧！”他时而对这个时而对那个说；或者说：“不，不用，还是等一等！”他听取给他送来的报告，下属请求指示，他就作指示，但他在听取报告时似乎并不关心人家说的意思，却注意人家的脸部表情和说话腔调。他凭多年的作战经验和老人的真知灼见懂得，领导几十万人进行生死搏斗不是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他知道，决定胜负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是大炮的数量和杀人的数目，而是一种叫做士气的不可捉摸的力量。他留意这种力量，并竭力加以引导。

库图佐夫整个脸部表情是凝神、镇定而又紧张，他勉强忍受着衰老身体的疲劳。

上午十一时他接到消息，被法国人占领的尖顶堡又被夺回来，但巴格拉基昂公爵负伤了。库图佐夫长叹一声，摇摇头。

“去巴格拉基昂公爵那儿，详细了解情况。”他对一个副官说，接着就对站在他后面的符腾堡亲王说：

“能不能请殿下指挥第一军？”

亲王走后不久，可能还没到达谢苗诺夫村，亲王的副官就回来对总司令说，亲王要求增加军队。

库图佐夫皱了皱眉，下令陶赫杜罗夫去指挥第一军，他又请亲王回来，说在这重要时刻他不能没有亲王。当缪拉被俘的消息传来时，参谋官们向库图佐夫祝贺，他微微笑了笑。

“等一下，诸位！”他说，“仗打胜了，但俘虏缪拉并没什么了不起。最好还是慢一点高兴。”不过，他还是派了一个副官向全军通报这消息。

谢尔比宁从左翼送来法军占领尖顶堡和谢苗诺夫村的消息，库图佐夫从战场上的声音和谢尔比宁的脸色上看出，消息是不好的，就站起来，像是要伸伸腿，挽住谢尔比宁的手臂，把他领到一边。

“你去一下，老弟，”他对叶尔莫洛夫说，“去瞧瞧能不能作些什么。”

库图佐夫在果尔基，在俄军阵地的中心。拿破仑对我方左翼的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在中央，法军没有从鲍罗金诺前进一步。乌瓦罗夫的骑兵迫使法军从左翼逃跑。

三点钟不到，法军的进攻停止了。库图佐夫看到，从前线回来的人和站在周围的人个个脸色极度紧张。库图佐夫对超过期望的胜利感到满意。但老人的体力不支。他的头几次低低垂下，像要跌倒似的。他打起瞌睡来。有人给他送来了午餐。

侍从武官伏尔佐根在午餐时来到库图佐夫跟前。他就是走过安德烈公爵旁边时说战斗应该移到旷野[212]的人，也是巴格拉基昂所憎恨的人。伏尔佐根从巴克莱·德·托里那里跑来，报告左翼的情况。精明能干的巴克莱·德·托里看到伤兵成批后撤，后卫混乱，断定打了败仗，就派亲信来向总司令报告。

库图佐夫费力地嚼着炸鸡，眯细眼睛愉快地瞧了一下伏尔佐根。

伏尔佐根漫不经心地伸伸腿，嘴唇上略带嘲笑，走到库图佐夫跟前，举手碰了碰帽檐。

伏尔佐根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目的是要表示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让俄国人去把这老废物当作神明吧，他可是知道在同谁打交道。“老先生（德国人私下都这样称呼库图佐夫）倒过得挺自在！”[213]伏尔佐根想。他狠狠地瞧了一眼库图佐夫面前的几道菜，就照巴克莱的吩咐，加上自己的见闻和理解，向老先生报告左翼的情况。

“我方阵地所有据点都落到敌人手里，由于没有军队，无法把他们击退；士兵逃跑，无法阻止。”伏尔佐根报告说。

库图佐夫停止咀嚼，惊奇地盯着伏尔佐根，仿佛听不懂他说的话。伏尔佐根发现老先生[214]的激动，含笑说：

“我不能对总座隐瞒我亲眼目睹的事……军队分崩瓦解……”

“您看见了？您看见了？……”库图佐夫皱紧眉头嚷道，很快地站起来，向伏尔佐根走去，“您怎么……您怎么敢！……”他双手颤抖，做出威胁的姿势，上气不接下气，嚷道：“您怎么敢跟我说这种话，阁下。您什么也不知道。您替我转告巴克莱将军，他的情报是不确实的，战斗的真实情况我总司令比他清楚。”

伏尔佐根想争辨，但库图佐夫打断他的话。

“敌人左翼被打退，右翼被打败。阁下您要是看不清，那就别说您不知道的事。请您回到巴克莱将军那里，告诉他，我决定明天向敌人进攻。”库图佐夫严厉地说。大家都不作声，只听见老将军在呼哧呼哧地喘气。“敌人各方面都被打退，为此我感谢上帝和我们勇敢的军队。敌人被打败了，明天我们就要把他们赶出神圣的俄国土地！”库图佐夫画着十字说，接着流出眼泪，抽噎了一下。伏尔佐根耸耸肩，撇撇嘴，默默地走开去，对老先生的刚愎自用[215]感到惊讶。

“哦，他来了，我的英雄。”库图佐夫对一位走上土岗的魁伟英俊的黑头发将军说。原来是拉耶夫斯基，他在鲍罗金诺战场的主要据点上待了一整天。

拉耶夫斯基报告说，部队坚守阵地，法军不敢再进犯了。

库图佐夫听了他的话，用法语说：

“那么，您不像别人那样认为我们应该撤退吗？”

“正好相反，总座，在胜负未定的时候，总是强者胜，”拉耶夫斯基回答，“我认为……”

“凯萨罗夫！”库图佐夫叫他的副官，“坐下，写明天的命令。你呢，”他对另一个副官说，“去前线宣布，明天我们进攻。”

库图佐夫正在同拉耶夫斯基谈话，同时口授命令，伏尔佐根从巴克莱那里回来，报告说，巴克莱·德·托里将军希望得到总司令下发的书面命令。

库图佐夫眼睛没看伏尔佐根，吩咐写出书面命令。前任总司令千方百计想弄到这份书面命令以推卸责任。

全军的情绪，也就是所谓士气，照库图佐夫的话来说，就是战争的主要神经，靠的是一种神秘的联系。库图佐夫颁发的明天作战的命令，就是通过这种联系同时传遍全军队的每个角落。

库图佐夫的话，他的命令，传到这种联系的最后一环时已经走了样。传到各个角落的命令甚至同库图佐夫的原话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他说的意思却已传遍各处，因为库图佐夫说这话不是出于狡猾的考虑，而是出于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潜藏在总司令心里，也潜藏在每个俄国人心里。

听说明天就要向敌人进攻，又从军队上级证实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事，身体疲劳、情绪动摇的官兵们又都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三十六

安德烈公爵的团是后备队。这些后备队部署在谢苗诺夫后面，经受着猛烈炮火的攻击，直到一点多钟还没有参加战斗。将近两点钟，这个团已损失两百多人，向前推进到谢苗诺夫村和土岗炮台之间被践踏的燕麦田里。这一天，这里已死了几千人，而在两点之前，敌人的几百门大炮又集中火力向这里猛轰。

这个团没有离开这地方，也没有放过一枪，却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员。从前方，特别是从右方，大炮在浓重不散的硝烟中隆隆轰鸣；从前面弥漫整个地区的神秘烟云中不断飞出急促的咝咝响的炮弹和速度较慢的呼啸着的榴弹。有时，整整一刻钟，所有的炮弹和榴弹都从他们头上飞过，仿佛让他们休息一下；但有时在一分钟里就要失去几个人，打死的人不断被拖开，负伤的人不断被抬走。

炮击连续不断，对那些还没有被打死的人来说，生存的机会越来越少。团分为几个营纵队，纵队之间的距离是三百步，虽然如此，大家的心情却是相同的。团里人人都默不作声，愁眉不展。队伍中难得有说话声，只要一听到炮弹落地和叫“担架”声，谈话就立刻停止，大部分时间团里的人都奉命坐在地上。有人摘下帽子，舒展开皱褶，又折起来；有人用手掌搓碎干土，拿来擦刺刀；有人揉揉皮带，拉拉佩刀带的带扣；有人小心地解开包脚布，重新包上，再穿上靴子。有人用田里的草土盖棚子，有人用麦草编小篮子。大家仿佛都一心一意干着活。有人负伤，有人阵亡，有时担架抬过，有时我军后退，有时透过硝烟看到大批敌人，但对这一切谁也不加注意。但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前进时，当看到我们的步兵调动时，就从四面八方发出一片赞许声。但最引人注意的却是一些同战斗毫无关系的事，仿佛这些精神上疲惫不堪的人在生活琐事上获得了休息。一个炮兵连从团的前面走过。一匹拉边套的马在炮兵弹药车的挽索上绊了一下。“哦，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出来！它会跌倒的……唉，他们没有看见！……”全团各排异口同声地嚷道。一会儿，一条棕色小狗竖起尾巴不知从哪里跳出来，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小狗慌张地从队列前面跑过，突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小狗就夹紧尾巴奔到一边。全团爆发出一片笑声和叫声。不过，这一类消遣只延续几分钟，而那些人没有东西吃，没有事做，处在死亡的恐惧中，已经八个多小时。他们苍白和忧郁的脸变得更苍白更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跟全团所有的人一样，脸色苍白，神情忧郁，低着头，背着手，在燕麦田旁的草地上两条田界之间来回踱步。他没有事要做，也没有命令要发。一切都自动进行着。打死的人从前线被拖开，负伤的人被抬走，队伍并拢来。士兵要是跑开，立刻又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以身作则，这是自己的责任，但后来明白，他不需要也不可能教诲他们。他也像每个士兵一样，全部心力就是避不思考处境的危险。他拖着双脚，飒飒地踩着青草，在草地上走着，察看着落在靴子上的尘土；有时他迈着大步，竭力踩着割草人留在草地上的足迹；有时数着脚步，计算着从这边田界到那边田界要来回走几次才是一俄里，有时他采下田界下的苦艾花，拿起来在手心里搓搓，闻闻那种刺鼻的苦涩香气。昨天的思想已影踪全无。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耳朵倾听着同样的声音，辨别着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观察着一营士兵的脸色，等待着。“嘿，又来了……又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倾听着从硝烟中逼近的啸声，想，“一个，两个！又是一个！打中了……”他站住，看看队伍，“不，飞过去了。哦，这个被打中了。”他又踱起步来，竭力迈着大步，想用十六步走到那边田界。

一阵啸声，紧接着是一声爆炸。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溅起干土，消失了。他的脊背上不由得起了一阵寒颤。他又望望队伍。大概打中了好多人；一大批人聚集在二营那里。

“副官先生，”他喊道，“叫他们别挤在一起。”

副官执行了命令，向安德烈公爵走来。营长骑马从另一边走来。

“当心！”响起一个士兵惊惶失措的声音。紧接着就有一颗榴弹像一只飞鸟带着啸声突然落在地上，离安德烈公爵只有两步，就在营长的坐骑旁边。那马不管可不可以表示恐惧，首先打了一个响鼻，竖起前蹄，差点儿把营长抛下来，接着往一边跑去。马的恐惧传给了人。

“卧倒！”伏在地上的副官叫道。安德烈公爵站着犹豫不决。在耕地和草地边上一丛苦艾旁边，在安德烈公爵和卧倒的副官之间，榴弹冒着烟，像陀螺似地旋转着。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想，用从未有过的羡慕目光望着青草、苦艾和旋转的黑球冒出的一缕浓烟，“我不能死，我不想死，我爱生活，我爱这草、这土地、这空气……”他想，同时想起大家都在望着他。

“可耻，军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发出一声爆炸，弹片像打碎的窗玻璃似的飞溅开来，传来一股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踉跄了一下，举起一只手，扑倒在地上。

几个军官跑到他跟前。鲜血从他的右腹部流出来，染红了一大片草地。

抬担架的民兵应召来到军官的后面。安德烈公爵伏在地上，脸贴着青草，困难地喘着气。

“喂，还站着干什么，过来！”

几个农民走上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但他痛苦地呻吟着。农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把他放下。

“当心，抬起来，总归要把他抬走！”有人喝道。他们又把他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哦，天哪！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肚子！这下子可完了！天哪！”军官中有几个说，“弹片从我耳朵根的头发旁嗖地一下飞过。”副官说。农民们抬起担架，连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跑去。

“合上步子……喂！……庄稼汉！”一个军官喝道，抓住那些步子错乱的抬担架的农民的肩膀。

“合上步子，喂，赫维多尔，赫维多尔！”领头的农民说。

“对了，好神气！”后面那个合上步子，快乐地说。

“是大人？呃？是公爵？”基莫兴跑过来，望望担架，用发颤的声音说。

安德烈公爵的头深埋在担架里。他睁开眼睛，望望说话的人，又合上眼皮。

民兵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树林里，那里停着辎重车，设立了救护站。救护站由三座卷起帐篷边的帐篷组成，搭在桦树林边上。桦树林里停着辎重车和马匹。马从车下燕麦口袋里吃着燕麦，麻雀飞来啄食落下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迫不及待地在桦树林上飞来飞去，嘎嘎啼叫。帐篷周围，在两俄亩[216]大小的地方，浑身血迹的人们穿着各种服装，有的卧，有的坐，有的站在那里。伤员周围站着一堆堆抬担架的民兵，他们神色沮丧而又关切。维持秩序的军官们想把他们从这里赶走，但是没有用。他们不理军官们，靠着担架站在那里，凝视眼前发生的事，仿佛想理解这难以理解的景象。帐篷里时而传出愤怒的号叫，时而传出悲惨的呻吟。助医偶尔跑出来取水，指明把哪些伤员抬进去。伤员在帐篷外等待着，他们呼喊着，呻吟着，哭泣着，叫嚷着，咒骂着，还讨酒喝。有些在说胡话。民兵们跨过没有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起帐篷旁边，等待命令。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半天弄不懂周围是怎么一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对生活的热爱。离他两步的地方站着一个高大俊美的黑发士官，头上裹着绷带，手里拄着一根树枝。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大声说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一群伤员和抬担架的人围着他，出神地听他讲。

“我们往那里一冲，他们就把什么都扔下跑掉，我们把王爷都抓到了！”一个士兵闪亮热情的黑眼睛，环顾周围，大声说，“要是当时后备队赶到，他们就全完蛋了，我老实对你说……”

安德烈公爵像周围的人一样，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心里感到一种安慰。“如今还不都一样，”他想，“那里会怎么样？这里又有什么呢？为什么我那么舍不得放弃生命？生命里有些东西我过去不理解，现在还是不理解。”

三十七

一个医生系着血迹斑斑的围裙，一双不大的手沾满鲜血，一只手的拇指和小指夹着雪茄（免得弄脏），走出帐篷。这个医生昂起头，没看伤员，而往两边张望。显然，他想稍微休息一下。他把头向左右两边转了一阵，叹了一口气，垂下眼睛。

“好，马上就来。”助医指指安德烈公爵，医生回答，并吩咐把他抬到帐篷里。

等待治疗的伤员发出一阵怨言。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去，放在一张刚由助医洗干净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景象。四面八方传出的悲惨呻吟，大腿、腹部和背上的剧痛分散了他的注意。他所看见的周围的一切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裸、血淋淋的人体充塞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炎热的八月的一天，这样的人体填满斯摩棱斯克大道旁肮脏的池塘。是的，就是那些人体，就是那些炮灰，当时就使他感到恐怖，仿佛预告着今天这样的局面。

帐篷里有三张桌子。两张已有人，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桌上。好一阵没有人理他，他不由自主地看到了另外两张桌上发生的事。旁边一张桌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军服上看，大概是个哥萨克。有四个士兵把他捉住。医生戴着眼镜，在他褐色的肌肉发达的背上割着什么。

“哦哟哟，哦哟哟，哦哟哟！……”鞑靼人像杀猪一样嚎叫。他突然抬起高颧骨、狮子鼻的黑脸，龇着雪白的牙齿，挣扎、抽搐、拖长声音尖叫。另一张桌子围满了人，上面仰天躺着一个胖大的人，他的头向后仰着（安德烈公爵觉得他的卷发、卷发的颜色和头形十分熟识）。几个助医压在他的胸上，把他按住。一条又白又胖的大腿不停地抽搐，颤动。这个人痉挛地号啕大哭，喘不过气来。两个医生在他的另一条发红的大腿上作着什么。其中一个医生脸色苍白，身子哆嗦。戴眼镜的医生处理好鞑靼人，在他身上盖了一件军大衣，擦擦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身旁。

他瞧了瞧安德烈公爵的脸，连忙转过身去。

“把衣服脱了！站着干什么？”他生气地对助医们喝道。

当助医匆匆卷起袖子，解开他的钮扣，脱去他的衣服时，安德烈公爵想起了遥远的童年。医生对伤口俯下身子，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向谁做了个手势。腹部一阵剧痛使安德烈公爵失去知觉。他醒来时，大腿的碎骨已被取出，破碎的肌肉已被割去，伤口已包扎好了。有人在他脸上喷了水。安德烈公爵一睁开眼睛，医生就弯下腰，默默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匆匆走了。

在经历了这番痛苦以后，安德烈公爵体验到好久没有体验到的幸福。他想起一生中最幸福的美好时光，特别是那遥远的童年，当时他被脱去衣服放到小床上，保姆在他旁边哼着催眠曲，他把头埋在枕头里，领略着生的幸福。此情此景在他的头脑里仿佛不是往事，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一个伤员旁边忙碌着，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个伤员的头形很熟。他们把他扶起来，竭力安慰他。

“让我瞧瞧……哦，哦，哦！哦，哦，哦！”他断断续续地呜咽着，因恐惧而不住呻吟。安德烈公爵听到这呻吟，直想哭。是因为他没有获得荣誉就死呢，还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人世；是因为对那一去不返的童年的回忆，还是因为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还是因为那人在他面前呻吟得那么伤心，总之，他直想流泪——那是天真、善良而近乎快乐的泪。

他们给那个伤员看他那条截下的依旧穿着靴子带着血的断腿。

“哦！哦哦哦！”他像女人似地痛哭起来。医生站在伤员前面，挡住他的脸，这时走开了。

“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在这里？”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

他认出这个刚被截去腿、失声痛哭、极其虚弱的不幸的人是阿纳托里。他们扶着阿纳托里，给他一杯水，但他肿起的嘴唇颤抖着，碰不到杯边。阿纳托里悲伤地呜咽着。“对，就是他；对，这个人同我有过什么密切而痛苦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还没弄清眼前的事，“这个人同我的童年、同我的生活有过什么关系？”他自问，但是得不到解答。突然，安德烈公爵想起了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他想起了娜塔莎，就像一八一〇年第一次在舞会上看到她那样：细细的脖子，小小的手，又惊又喜、经常处于兴奋状态的脸。他对她的眷恋和柔情在他心里空前强烈地觉醒了。现在，他终于想起这个眼睛浮肿、泪水盈眶的人，想起了他同他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起了一切，感到幸福，心里充满了对这个人的怜悯和友爱。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他为别人、为自己、为别人和自己的迷误流出了同情和爱的泪水。

“同情、博爱、恋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对了，这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宣扬的爱，就是玛丽雅教给我的爱，可是我一直不理解；对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爱惜生命。要是我还能活下去，这就是我心中剩下的唯一的感情。但现在已经晚了，这一点我知道！”

三十八

战场上尸横遍野、伤员累累的惨象，自己头脑里沉重的感觉，二十名熟识将军伤亡的消息，以及自己原来强有力的手臂变得软弱无力的意识，这一切对拿破仑起了意料不到的作用。拿破仑一向爱看伤亡的景象，以为这可以考验自己的意志。这天战场上的可怕景象却压倒了他的精神力量，他自以为具有这种力量，因而高人一等。他匆匆骑马离开战场，回到舍瓦尔季诺土岗。他脸色枯黄、浮肿、阴郁，眼睛模糊，鼻子发红，声音嘶哑，坐在折椅上，情不自禁地听着炮轰，没有抬起眼睛。他怀着病态的忧郁指望结束这场由他挑起而无法制止的战争。人类感情刹那间胜过了他长期追求的生活幻象。他亲身体验到他在战场上看到的苦难和死亡。他头脑沉重，精神压抑，想到他也可能遭到这样的痛苦和死亡。在这一刹那，他既不要莫斯科，也不再要胜利和荣誉。他还需要什么荣誉呢？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休息、安静和自由。不过，当他来到谢苗诺夫高地时，炮兵指挥官要求他再调几个炮兵连到高地，以加强火力对付聚集在克尼亚兹科伏的俄军。他同意了，并命令向他报告这些炮兵连发挥了什么作用。

副官骑马跑来说，奉皇帝圣旨，调来两百门炮轰击俄军，但俄军仍坚守阵地。

“我们向他们开排炮，但他们仍没有动。”副官说。

“他们还嫌不够！……”拿破仑哑着嗓子说。

“陛下，您是说？……”副官没有听清楚，问道。

“他们还嫌不够，”拿破仑皱起眉头，声嘶力竭地说，“那就再给他们一些。”

他想做的事，没有他的命令就在做了。他之所以发布命令，是因为他以为大家在等他的命令。他又回到原来妄自尊大的幻想世界，又驯服地扮演他那命定的残忍、悲伤、痛苦的灭绝人性的角色，好像一匹马拉着磨盘转，还自以为是在替自己干活。

这个人应负的责任比谁都多。他的理智和良心不仅在这一天、这一小时变得暗淡无光，直到生命的末日，他永远无法理解真、善、美，无法理解自己倒行逆施、灭绝人性的行为的意义。他不能放弃自己受半个世界歌功颂德的行为，因此他也就不得不放弃真和善，放弃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

不仅这一天，他骑马巡视尸横遍野、伤员成堆的战场，他知道这是由他的意志造成的。他瞧着这些伤亡的官兵，计算着几个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他自欺欺人，认为一个法国人要抵五个俄国人，并因此而陶醉。不仅这一天，他写信到巴黎，说战场十分壮观，因为上面横着五万具尸体。但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在与世隔离的宁静中，他说他要利用空暇来叙述他做过的伟大事业，他写道：

对俄战争是当代最得人心的战争：这是一场明智和有益的战争，是保障人类平静和安全的战争，这场战争完全是爱好和平的，保守的。

这场战争是为了实现伟大目的，结束意外事件，开创太平局面。新的天地、新的工作就可以开展，大家就能丰衣足食，幸福安康。新的欧洲秩序就能确立，只要加以组织就行。

只要这些重大问题得到解决，到处都安定下来，那么，我也就有自己的国会和自己的神圣同盟。这些思想他们是从我这里盗用的。在这次各国伟大君主的聚会上，我们可以像一家人那样讨论我们的利益，并像账房向东家交账那样向人民交账。

这样，欧洲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不论谁到哪里旅行，都会觉得像在共同的祖国。

“我愿宣布，所有的河流都对一切人开放，海洋是公有的，庞大的常备军要缩编成为各国君王的近卫军，等等。

我要是回到法国，回到我那伟大、强盛、壮丽、太平、光荣的祖国，我将宣布它的国界永不变更，未来的任何战争都是防御性的，一切扩张都是反民族的，我要率领我的儿子一起管理帝国，我的独裁要宣告结束，宪政将要开始……

巴黎将成为世界的京都，法国人将为各国人民所羡慕！……

然后，我将在皇后帮助下，在我儿子受皇室教育时期，利用闲暇和晚年，像一对乡村夫妇那样，悠闲地巡视全国各地，接受诉状，平反冤狱，在各处兴建大厦，造福民众。

他命定要担任各国人民刽子手的可悲角色，却自欺欺人地说，他行动的目的是为各国人民谋福利，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并能依靠权力造福于民！

他接着叙述对俄战争道：

在跨过维斯拉河的四十万人中，有一半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梅克伦堡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那不勒斯人。严格地说，皇军有三分之一是荷兰人、比利时人、莱茵河两岸居民、皮埃蒙特人、瑞士人、日内瓦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三十二师[217]、不来梅人、汉堡人等，其中说法语的至多十四万人。

远征俄国其实使法国损失不到五万人；俄军自维尔诺退至莫斯科，在各次会战中损失四倍于法军；莫斯科大火使俄国损失十万人，都是死于树林中的寒冷和饥饿；最后，俄军从莫斯科反攻到奥德河也因天气严寒而损失惨重；俄军在抵达维尔诺时只有五万人，而到卡利什时已不足一万八千人。

他认为，对俄战争是凭他的意志发动的，但可怕的结局并未使他胆战心惊。他勇敢地承担这事的全部责任，而他那丧失理智的头脑还在替自己辩解，说什么几十万阵亡的人中，法国人少于黑森人和巴伐利亚人。

三十九

几万具尸体穿着各种军服，以各种姿势躺在属于达维多夫家和官府农奴的田野和草地上。几百年来，鲍罗金诺、果尔基、舍瓦尔季诺和谢苗诺夫村的农民在这片田地上收割庄稼，放牧牲口。在急救站周围一俄亩的地方，青草和泥土都浸透了鲜血。各兵种负伤的和没有负伤的士兵，脸色惊慌不安，有的退向莫扎依斯克，有的退向瓦卢耶瓦。另有一些士兵，又饥又乏，由长官带领前进。还有一些士兵留在阵地上继续射击。

整个田野，原来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刺刀闪闪，硝烟弥漫，是那么壮丽，如今却是一片愁云惨雾，散发出酸涩的硝烟和血腥味。乌云密布，雨稀稀拉拉地落在死者和伤者的身上，落在惊惶困乏、疑虑重重的人们身上，仿佛说：“够了，够了，人们。停止吧……清醒清醒吧。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双方忍饥挨饿、精疲力竭的士兵都开始怀疑，是否应该继续互相残杀。人人脸上都现出犹豫，个个心里都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了什么，为了谁，我必须杀人和被杀？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可不干了！”傍晚，这种思想在人人心里都成熟了。他们随时都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恐怖，都会抛下一切而撒腿逃跑。

虽然在会战将近结束时，人们已感觉到他们的行为十分可怕，虽然他们乐意罢手，但是，一种神秘的力量继续引导着他们。于是，这些汗流浃背的炮兵，虽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员，却仍在硝烟和鲜血中磕磕绊绊，气喘吁吁，搬运弹药，装上炮弹，瞄准，点火；炮弹仍旧那么迅速而残酷地飞来飞去，炸碎人的身体，不是出于人们的意志，而是出于统治人类和世界的上帝的意志，要把那可怕的事继续干下去。

凡是看到俄军后方混乱局面的人都会说，法国人只要稍微再加把劲，俄军就会毁灭；凡是看到法军后方混乱局面的人都会说，俄国人只要稍微再加把劲，法军就会毁灭。但法国人没有那么办，俄国人也没有那么办，于是战火就慢慢地熄灭下去。

俄国人没有那样努力，因为不是他们向法国人进攻。会战开始时，他们只是坚守通往莫斯科的大道，拦截法国人，会战结束后，他们仍守在那里，同开始时一样。但即使俄军的目的是要打退法军，他们也无法作出这最后的努力，因为俄国部队全都被击溃，没有剩下一支完整的队伍，俄军虽坚守阵地，但已损失一半人马。

法国人呢，他们记得十五年来他们所取得的胜利，相信拿破仑常胜不败，知道他们已占领了一部分战场，他们只损失了四分之一人马，他们还有两万完整无损的近卫军，他们是很容易加那么一把劲的。法军攻击俄军，目的是要把他们赶出阵地。他们应该努力，因为只要俄军像以前那样挡住去莫斯科的道路，法国人的目的就没有达到，他们的全部努力和损失都是白费。但法国人没有作出这种努力。有些史学家说，拿破仑只要动用他那完整的老近卫军，这一仗就会打赢。说拿破仑要是出动老近卫军将会有什么结果，就如同说，春天要是能变成秋天将会有什么结果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拿破仑没有出动老近卫军，并非他不想这样做，而是做不到。法军所有的将军、军官、士兵都知道，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低落的士气不允许这样做。

不仅拿破仑一个人有类似做噩梦的感觉，觉得他那强健有力的手臂变得软弱无力，而且法国全体将军、参战和未参战的士兵，在经历过历次战斗（只要付出十分之一的力量就能迫使敌人逃跑）之后，面临当前的敌人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这敌人损失了半数人马，在战斗末尾仍像战斗开始时那样屹立不动。而作为进攻一方的法军，士气已经消磨殆尽。俄军在鲍罗金诺的胜利，不决定于夺获多少杆布片（军旗），部队坚守过和坚守着多少阵地，而决定于士气，也就是他们的精神力量超过敌人，并使敌人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法国侵略者好像一头狂怒的野兽，在逃跑中得了致命伤，它感觉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却不能停下来，就像力量削弱一半的俄军不能退让一样。法军在受了打击之后仍能拖到莫斯科，但到了莫斯科，即使俄国人不作新的努力，它也会因在鲍罗金诺受了致命伤，流血不止而灭亡。鲍罗金诺会战的直接后果是拿破仑无缘无故从莫斯科逃跑，沿着斯摩棱斯克故道退却；是五十万侵略军的覆灭和拿破仑法国的崩溃。在鲍罗金诺，法国第一次受到士气超过它的敌人的沉重打击。

第三部

一

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人类智慧所无法理解的。人类只有从运动中任意撷取一些片断加以观察，才能理解这种运动的规律。不过，把连续的运动分割成不连续的片断，这是造成人类大部分错误的原因。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古代诡辩术：阿喀琉斯[218]永远追不上前面的乌龟，虽然阿喀琉斯比乌龟走得快十倍。因为当阿喀琉斯走完他同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又走了这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喀琉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走了百分之一的距离，以此类推，永无止境。这个问题古人无法解决，并因此产生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荒唐答案。这是把运动任意分割成不连续的片断造成的，但阿喀琉斯和乌龟的运动却是连续不断的。

采用越来越小的运动单位，我们只能接近而不能获得问题的答案。只有承认无穷小和由此而产生的十分之一的级数，并取得这一几何级数的总和，我们才能获得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已能处理无穷小的问题，在其他更复杂的运动问题上，现在也已能解决过去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个古人所不知道的数学新分支，在研究运动问题时，承认无穷小的存在，也就是恢复运动的主要条件（绝对连续性），因而纠正了人类研究运动的个别片断而不研究运动连续性所犯的不可避免的错误。

探索历史运动规律，情况完全相同。

人类的运动，是人类无数意志积累的结果，是连续不断的。

掌握这个运动的规律是历史学的目的。但为了掌握人类意志总和的不断运动的规律，人的智慧就拿意志的不连续的片断来加以研究。历史学的第一种研究方法是，撷取一系列意志的连续性事件孤立地加以研究，其实任何事件都不可能有一个开端，因为一件事总是连续地从另一件事产生的。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皇帝、统帅）的个人行为看作众人意志的总和，其实众人的总和从不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

历史学在本身的发展中不断拿越来越小的片断进行研究，想以此接近真理。但不论历史学研究的片断多小，我们认为，承认与其他事情无关的孤立片断，承认任何现象的开端，承认众人的意志可以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都是完全错误的。

任何历史结论，不需评论界费一点力气，就会被彻底推翻，化为乌有，就因为评论界总是拿或大或小的孤立片断来进行研究；评论界总是有权这样做，因为历史片断总是任意选取的。

只有承认无穷小的单位——历史的微分（就是人的个人倾向）而进行观察，并掌握求积分的方法，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欧洲发生了几百万人的非常的运动。人们放弃自己惯常的活动，从欧洲这一边跑到那一边，到处抢劫，互相残杀，欢庆胜利，灰心丧气，整个生活在几年里发生变化，出现了剧烈的运动，起初不断发展，后来逐步衰落。人的智慧问：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按照什么规律进行的？

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向我们介绍巴黎一座大厦里几十个人的言行，并把这些言行称作“革命”；然后介绍拿破仑和他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详细经历，叙述他们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影响，并且说这就是发生运动的原因，这就是运动的规律。

但人的智慧不仅不相信这种解释，而且直率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按照这种解释，极其微小的现象可能被当作极其重大事件的原因。人们意志的总和造就了革命和拿破仑，也是这些意志的总和容忍了他们，又把他们消灭。

“但每次征服都有征服者；每次国家发生革命都有伟大人物。”历史这样说。人的智慧回答说：不错，每当出现征服者的时候就有战争，但这并不证明，征服者就是战争的原因，也不证明从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中可以找到战争规律。我每次看表，时针指到“十”，我就听见附近教堂钟声当当，但我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每当指针指到“十”，教堂响起钟声，时针的位置就是打钟的原因。

每次我看见火车头开动，就听见汽笛声，看见阀门打开，车轮转动；但我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汽笛鸣响和车轮转动是火车头开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刮寒风，是因为栎树抽芽。的确，每年栎树抽芽的时候，总要刮寒冷的春风。虽然，我不知道栎树抽芽时刮寒风的原因，但我不能同意农民认定栎树抽芽是刮寒风的原因的说法，因为风力不受抽芽的影响。我只看见生活现象中某些条件的偶合，并且知道，不论怎样长久仔细观察表的指针、机车阀门和车轮以及栎树的抽芽，我都不能知道出现钟声、机车开动和刮春风的原因。为了这个缘故，我应该彻底改变我的观点，研究蒸汽运动、钟鸣和刮风的规律。对历史也应该这样做。这方面的尝试已经有人做过了。

要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抛开帝王将相，而着眼研究支配群众的同类无穷小的因素。没有人说得出，这样研究历史规律，人们能取得多大成就；但显而易见，只有用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规律，而人的智慧在这方面所做的，还不及史学家描述帝王将相事迹和评论他们行为的百万分之一呢。

二

欧洲十二个民族入侵俄国。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避免冲突，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鲍罗金诺。法国军队不断加速冲向莫斯科，冲向运动的目标。这种冲力越接近目标就越大，就像物体坠落，越接近地面速度越大一样。背后是几千俄里饥饿敌对的国土，前面离目标还有几十俄里。这一点拿破仑军队的每个士兵都感觉到，而侵略就凭着一股冲力向前推进。

俄军越往后退，仇恨敌人的怒火就烧得越旺；在后退的过程中队伍越加集中，力量越加增强。在鲍罗金诺周围双方发生了冲突。双方军队都没有溃败，但俄国军队在冲突后不得不立刻后退，就像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不得不后退一样；那个猛冲的侵略的球，虽然在冲突时失去全部力量，还是要滚一段路。

俄军后退一百二十俄里，退离莫斯科，法军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此后五个星期没有打过一仗，法军停住不动。他们仿佛一头负了致命伤、流血不止的野兽，舔着自己的伤口，五个星期一直留在莫斯科，什么事也没做，突然无缘无故往回跑。他们直奔卡卢加大道（在获得胜利之后，因为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城下的战场又落到他们手里），没有打过一场大仗，就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过了斯摩棱斯克到维尔诺，又到别列津纳河，一直后退。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相信，鲍罗金诺一仗打胜了。库图佐夫就这样呈报皇上。库图佐夫下令准备新的战斗，以击溃敌人。他这样做，并非要欺骗什么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被打败了，而这一点，每个参与战斗的人都是知道的。

但就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传出损失空前惨重、俄军伤亡一半的消息，因此要进行新的会战人力显得不足。

情报尚未收集，伤员没有运走，弹药没有补充，阵亡人数没有统计，补缺的新指挥员没有任命，士兵没有吃饱睡足，无法进行新的战斗。

然而，就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军凭着同距离成反比的冲力向俄军推进。第二天库图佐夫想进攻，全体俄军也想进攻，但要进攻光靠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进攻的可能，而进攻的可能却没有。俄军被迫后退一天的行程，接着第二天又被迫后退一程，第三天又被迫后退一程，最后，到了九月一日，军队接近莫斯科，虽然士气有了提高，但形势却迫使俄军退过莫斯科。然后俄军又退了最后一程，把莫斯科放弃给敌人。

有些人惯于认为，统帅们制订战争和战役计划，就像我们一样，坐在书房里，面对地图，考虑着应该怎样部署作战计划。这些人常常会问：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不那样做？为什么他不在到达菲里之前占据阵地？为什么他不立刻退到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等等。惯于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忘记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行动时无法避免的条件。我们可以悠闲地坐在书房里，根据双方一定数量的军队，在某一地方，从地图上研究一场战役，并假定从某一时间开始行动。然而统帅的行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总司令从来不会出现于事件的开端，而我们看事往往只看它的开端。总司令总是处身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中间，因此他从来不可能考虑当前事件的全部意义。每件事都是不知不觉、一瞬间又一瞬间地逐渐形成的，在事件连续不断形成的每一瞬间，总司令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忧虑、依赖、权力、方案、意见、威胁、欺骗之中，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问题。

军事专家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里之前，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到卡卢加大道，甚至有人曾向他提过这个方案。但摆在总司令面前的，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往往不是一个方案，而是几十个方案。这种根据战略和战术制订的方案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而总司令的任务只是从中选出一个方案来。但就连这一点他也办不到。事情和时间不等人。譬如说，有人建议他在二十八日越过卡卢加大道，但这时有个副官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骑马跑来向他请示，立刻同法国人交战还是撤退。他必须立刻发出命令。而撤退的命令就使我们不能拐到卡卢加大道上去。副官走后，军需官来请示，食品往哪儿送；医院院长来请示，伤员往哪儿运；信使从莫斯科送来诏书，不许放弃莫斯科；总司令的对手（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暗中陷害他，向他提出同转向卡卢加大道相反的新方案，总司令自己筋疲力尽，需要睡眠和饮食；一个功勋卓著而没有获奖的将军前来叫屈；居民要求保护；一个奉命去察看地形的军官，带回来的报告同前一个奉派的军官的报告正好相反；一名探子、一个俘虏和一位奉命侦察的将军的敌情报告各各不同。一些惯于不了解或忘记一位总司令采取行动所必要的条件的人，例如向我们介绍菲里两军的形势，并认为总司令可以在九月一日自由决定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俄军离莫斯科还有五俄里，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城下，在斯摩棱斯克城下，尤其明显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季诺，二十六日在鲍罗金诺，在从鲍罗金诺向菲里撤退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里作出决定的。

三

俄军从鲍罗金诺撤退，驻扎在菲里。叶尔莫洛夫奉命视察阵地后，回到陆军元帅那里。

“在这个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对他瞧瞧，要他再说一遍。等他说完，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手伸出来，”库图佐夫说，翻过他的手，摸摸他的脉搏说，“你有病，老弟。你想想，你说的是什么话。”

库图佐夫在离陶罗戈米洛夫门六俄里的波克朗山下了车，坐在路边凳子上。一大批将军围着他。拉斯托普庆伯爵从莫斯科来，也和他们待在一起。这些显要人物三五成群，各自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局势和一般的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军事会议，虽然他们不是奉命来开会的，也没有人说这是开会。大家谈的都是公事。即使有人谈到或问到个人私事，也总是悄悄说几句，很快又回到公事上来。没有人说笑话，没有人发笑，就连笑容都看不到。大家显然都想保持严肃庄重的神色。每一群人谈话时都竭力想离总司令近一些（他的凳子成了几群人的中心），并且说得使他能听见。总司令听着，有时请他们把话重复一遍，但他自己并不参加谈话，也不发表意见。他听了一群人的谈话，往往现出失望的神情（仿佛他们所说的，绝不是他希望听到的），并且转过身去。有人谈到选定的阵地，他们所批评的与其说是阵地，不如说是选定阵地的人的智力。有人说，错误早就犯了，仗应该前天打的。有人讲到萨拉曼卡战役，那是刚来不久的穿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尔介绍的。（这个法国人同一个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研究了萨拉戈萨的被围[219]后，认为可以用同样方式保卫莫斯科。）拉斯托普庆伯爵在第四群里说，他同莫斯科民兵准备在京城城墙下为国捐躯，但他仍因当时不了解情况而感到遗憾，要是他早知道情况，局面就会不同了……第五群人炫耀他们深奥的战略思想，谈到军队应该选择的方向。第六群人谈的完全是废话。库图佐夫的脸色变得越发焦虑和悲伤了。从所有这些谈话中库图佐夫明白一件事：保卫莫斯科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有个疯狂的总司令发出作战命令，那就会出现一片混乱，而仗还是打不起来。仗之所以打不起来，是因为高级指挥官不仅认为无法守住阵地，而且他们所讨论的只是阵地必然弃守后的局面。既然司令官们认为无法守住阵地，他们又怎能带领军队上战场呢？下级军官，甚至包括士兵（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阵地无法守住，他们既然认为必败无疑，当然也就无法作战。如果说别尼生仍坚持守住这个阵地，别人也还在进行讨论，那么，这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争论和阴谋的借口罢了。这一层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别尼生选择了阵地，表现出热烈的俄罗斯爱国感情，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听到他的话，不能不皱眉头。库图佐夫对别尼生的用心了如指掌：如果保卫失败，就把责任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因为他不战而退，一直退到麻雀山；如果胜利，那就归功于自己；如果他的建议遭到拒绝，那就可以推卸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现在老人家并不关心这个阴谋。他关心的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而那个问题的答案他没有从任何人的嘴里听到过。现在他关心的问题只是：“难道真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是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时，还是前天晚上我打了瞌睡，吩咐别尼生下的命令？还是更早一些？……但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的？莫斯科不得不放弃。军队不得不撤退。那样的命令非下不可。”他觉得发这样可怕的命令，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不仅如此，他爱好权力，惯于当权（他在土耳其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手下任过职，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得到的荣誉使他愤愤不平），他自信他命里注定要做俄国的救星，因此违反皇帝圣旨，遵从民意，当选为总司令。他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统率全军，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对抗常胜不败的拿破仑。他想到他不得不发的命令，不禁毛骨悚然。但他必须作出决定，必须制止周围过于自由的谈话。

他把几位高级将领召到跟前。

“不论我的头脑是好是坏，我可不能再依靠谁了。”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马到菲里去，那里停着他的马车。

四

下午二时，在农民萨伏斯季扬诺夫家较好的宽敞的正房里举行军事会议。一家老少只好都挤在后房。只有萨伏斯季扬诺夫的六岁小孙女玛拉莎留在正房的炕上。总司令喜欢她，喝茶时还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又胆怯又高兴地从炕上瞧着将军们的脸、军服和十字勋章。这些将军一个接着一个走进屋里，分坐在圣像下的宽大凳子上。“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自己单独坐在炕后的黑暗角落里。他身子深陷在折椅里，不断清着喉咙，拉着军服领子，领子没有扣上，但仍卡着他的脖子。进来的人一个个走到总司令面前。总司令同有些人握手，向有些人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库图佐夫生气地对他摆摆手。凯萨罗夫明白，总司令不愿让人家看见他的脸。

农家的杉木桌上摆着地图、作战计划、铅笔和纸，四周聚集了那么多人，勤务兵只得又搬进一条长凳放在桌旁。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里就坐在这张长凳上。在圣像下的首席上坐着巴克莱·德·托里，他前额很高，秃头，脸色苍白，满脸病容，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他发烧已有两天，此刻浑身发冷酸痛。他旁边坐着乌瓦罗夫。乌瓦罗夫迅速地做着手势，向巴克莱低声（人人说话都是这样）报告着什么。矮小圆脸的陶霍杜罗夫扬起眉毛，双臂交叠在肚子上，留神地听着。另一边坐着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他一手托着宽阔的大脑袋，眼睛炯炯有神，仿佛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习惯成自然地卷着两鬓上的黑发，时而瞧瞧库图佐夫，时而望望房门。柯诺夫尼岑刚毅、俊美而和善的脸上浮起亲切而调皮的微笑。他遇见玛拉莎的目光，向她挤挤眼，引得女孩忍不住笑了。

大家都在等待别尼生。他借口重新视察阵地，其实在吃他那顿美味的午餐。大家在等他，从四点等到六点。在这段时间，大家没有讨论，只有低声闲谈着。

直到别尼生走进屋里，库图佐夫才从角落里出来，坐到桌子旁边，但没有让烛光照到脸上。

别尼生在会议一开始就问：“不战而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大家沉默了好一阵。个个脸色阴沉。在一片肃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愤怒的喘息和干咳声。一双双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也望着“爷爷”。她最靠近他，看见他皱着眉头，好像要哭的样子。但这个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俄国神圣的古都！”库图佐夫突然说，愤怒地重复别尼生的话，借此引起大家注意他的虚伪腔调，“对不起，阁下，这话对俄国人可毫无意义。”库图佐夫笨重的身子向前倾，“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我请各位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具体地说：拯救俄国要靠军队。是冒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而应战呢，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的高见。”他往椅子背上一靠。

讨论开始了。别尼生还不肯认输。他同意巴克莱等人认为不可能在菲里城下进行保卫战的意见，但他充满俄国式爱国感情和对莫斯科的热爱，提出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进攻法军右翼。意见分歧，对他的建议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叶尔莫洛夫、陶霍杜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别尼生的意见。这几位将军不知是出于保卫京城的自我牺牲精神呢，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但他们仿佛不懂，这次会议不可能改变事态的发展，莫斯科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其余几位将军懂得这一点，放下莫斯科问题，谈论军队撤退时应取的方向。玛拉莎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事，对这次会议有她的想法。她觉得事情就在于“爷爷”同“长袍”两人之间的争论（她管别尼生叫“长袍”）。她看到他们谈话时相互发脾气，她在心里偏袒“爷爷”。在谈话中间，她发现“爷爷”调皮地向别尼生瞟了一眼，接着她高兴地看到，“爷爷”对“长袍”说了些什么，说得“长袍”哑口无言。别尼生突然脸红起来，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使别尼生激动的原因是，库图佐夫不慌不忙低声分析了别尼生建议（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以攻击法军右翼）的利弊。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成伯爵的计划。在敌人鼻子底下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库图佐夫似乎在思索，找寻例子，他那明亮天真的目光瞧着别尼生，“哦，就拿弗里德兰战役[220]来说吧，我想，伯爵一定记得很清楚……不很顺利，就因为我们在离战场太近的地方重新部署军队……”

接着是暂时的沉默，但大家都觉得沉默了很久。

讨论又恢复了，但常常中断，因为大家觉得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在一次间歇时，库图佐夫长叹一声，仿佛有话要说。大家都向他转过头去。

“诸位，看来我得为打碎的瓦罐付出代价了！”他说，接着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诸位，你们的意见我听到了。有几位可能不赞成我的意见。但我，”他停了停，“凭皇上和祖国授与我的权力，我命令撤退。”

接着将军们庄严而沉默地散去了，就像丧礼结束那样。

有几个将军低声向总司令说了些什么，语调同在会上说话时完全不一样。

玛拉莎从高板床上小心地爬下来，光脚板踩着上炕的台阶，在将军们的腿脚之间磕绊着，溜出门去。家里人早就在等她吃晚饭了。

库图佐夫把将军们打发走了，双肘搁在桌上，坐了好一阵，一直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放弃莫斯科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这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定下的？谁应负这个责任？”

“这事我没有想到，”他对深夜进来的副官施耐德说，“这事我没有想到！这事我没有想到！”

“您该休息了，大人！”施耐德说。

“不行！他们将像土耳其人那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理他，却大声吆喝，用浮肿的拳头敲着桌子，“他们也要吃马肉，只要……”

五

当时，比不战而退更重大的事是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而拉斯托普庆被认为是领导这件事的人。不过，拉斯托普庆的行动与库图佐夫完全不同。

放弃和焚毁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在鲍罗金诺战役后不战而退出莫斯科一样。

每一个俄国人，不是根据推理而是根据深藏在我们和父辈心中的感情，都能料到这一点。

从斯摩棱斯克起，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没有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参与和他的传单，都发生过同莫斯科一样的事。人民若无其事地等待着敌人，不闹事，不骚动，不把什么人撕碎，却镇定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自信能在最困难的时刻有力量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等到敌人一迫近，有钱人留下财产走了；穷人则留在城里，焚毁遗留下来的东西。

俄国人心里一直觉得非如此不可。莫斯科将沦陷，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公众心里都有这种预感。早在七月和八月初离开莫斯科的人，就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带上能带走的东西，留下房屋和一半财产，凭着潜藏在心里的爱国热情行动。这种爱国热情不靠豪言壮语，不靠为拯救祖国而献出自己的孩子等不自然行为，而是自然地悄悄表现出来，因而总能产生最有力的效果。

有人对他们说：“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逃离莫斯科。”拉斯托普庆在传单里告诫他们，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被人称为懦夫，羞于出走，但他们还是走了，知道非走不可。他们为什么要走？并不是拉斯托普庆用拿破仑在占领区的恐怖行为把他们吓跑的。首先出走的是有钱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十分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在拿破仑占领时期没有遭到破坏，居民同迷人的法国人过得很愉快，而当时的俄国人特别是俄国上层妇女非常喜欢这些迷人的法国人。

他们离开京城，因为对俄国人来说，在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生活无好坏可言。在法国人统治下根本无法生活，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早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前，俄国人就走了，而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后走得更快，他们不理会保卫城市的号召，也不理会莫斯科卫戍司令要抬着伊维尔教堂的圣母像作战的宣言，以及要放气球来消灭法国人的打算，也不理会拉斯托普庆公告里的一派胡言乱语。他们知道打仗是军队的事，如果军队不能打仗，那么，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是不可能到三山区去打拿破仑的，他们非走不可，虽然很舍不得丢下财产。他们离开莫斯科，根本没想到这座被居民所放弃和焚毁（一座用木头筑成的城市不免要被烧成焦土）的广大富裕的京城的意义。他们离开莫斯科，人人都是为了自己，但也正由于他们走了，才完成俄国人民流芳百世的庄严事业。那个贵夫人模糊地意识到她不做拿破仑的奴隶，又唯恐被拉斯托普庆伯爵下令留下，早在六月间就带着她的黑奴和小丑，从莫斯科逃难到萨拉托夫乡下。她这一行动倒确实是参与了拯救俄国的伟大事业。拉斯托普庆伯爵呢，他时而辱骂离开莫斯科的人，时而撤走政府机关，时而把毫无用处的旧武器发给喝醉酒的乌合之众，时而抬出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搬走圣骨和圣像，时而夺取莫斯科所有的私人马车，时而派一百三十六辆马车搬运雷比赫所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烧掉莫斯科，时而说他怎么烧掉自己的房子，时而给法国人写声明，严词谴责他们焚毁孤儿院，时而把焚毁莫斯科的功劳归于自己，时而又推卸责任，时而命令民众把间谍都逮捕起来交给他，时而因此责备民众，时而把所有的法国侨民赶出莫斯科，时而扣留莫斯科全体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倍尔-舍尔玛太太，又无缘无故逮捕和放逐德高望重的邮政总监克留恰列夫，时而在三山区召集民众打击法国人，时而为了摆脱民众，叫他们去枪杀一个人，自己则从后门溜掉，时而说他要与莫斯科共存亡，时而在纪念册里写法语诗，歌颂自己参与其事的功绩[221]——他这个人根本不懂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想一鸣惊人，做出一点爱国的英雄行为来，像孩子一般玩弄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一无可避免的伟大事件，竭力用他的小手时而鼓励时而阻挡把他卷走的民众的洪流。

六

海伦随着宫廷从维尔诺回到彼得堡，发现自己陷入困境。

在彼得堡，她受到一位政府要员的特殊庇护。在维尔诺，她曾同一位年轻的外国亲王过往密切。海伦回到彼得堡，亲王和这位政府要员都在彼得堡，两人都表示对她享有特殊权利。这样，海伦就遇到一个她生活中的新课题：同两人都保持亲密关系而又不得罪任何一个。

对别的女人来说是困难甚至办不到的事，却从没使海伦感到为难，难怪她被称为最聪明的女人。如果她隐瞒自己的行为，玩弄手段来摆脱困境，承认自己有罪，反而会坏事；但海伦确是个无所不能的了不起人物，她确信自己永远正确，而别人都罪责难逃。

当年轻的外国亲王第一次责备她时，她傲然昂起美丽的头，侧身对着他，口气强硬地说：

“嗐，男人就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我对他们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一个女人为你们不惜牺牲自己，吃尽苦头，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答。殿下，您有什么权利来过问我的爱情和友谊？这个人对我来说比父亲还亲。”

亲王想说什么，但被海伦打断了。

“不错，他对我的感情也许是超出父亲的感情，但我不能因此请他吃闭门羹。我不是男人，不会忘恩负义。殿下，您要明白，关于我的内心感情，我只向上帝和自己的良心坦白。”她说完，把一只手放在她那高高隆起的美丽胸脯上，抬头仰望着天空。

“看在上帝分上，您听我说。”

“您同我结婚，我将做您的奴隶。”

“但这是办不到的。”

“您不肯屈尊娶我，您……”海伦哭着说。

亲王开始安慰她。海伦边哭边说（仿佛情不自禁），什么也不能阻止她结婚，这种例子是有的（当时这种事例还很少，但她举出拿破仑和其他几个要人），她从来不是自己丈夫的妻子，她是个牺牲品。

“但是法律、宗教……”亲王说，已经软下来了。

“法律、宗教……要是它们不能处理这类事，那还有什么用！”海伦说。

亲王感到惊讶，这样简单的道理他却没有想到。于是他去请教同他关系密切的耶稣会会友。

几天后，海伦在她的石岛别墅举行了一次迷人的宴会。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上了年纪、白发如霜、眼睛乌亮、风度翩翩的耶稣会教士若贝尔先生。在花园里灯光和音乐声中，他同海伦长谈对上帝、对基督、对圣心的爱，谈着唯一的真天主教在今世和来世给人的安慰。海伦受了感动，她的眼睛和若贝尔先生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说话声音发抖。舞伴来请海伦跳舞，把她同她未来的良心导师的谈话打断了；但第二天黄昏若贝尔先生又单独来看海伦，从此以后就常常来到她家。

有一天，他把伯爵夫人带到天主教堂。海伦被领到祭坛前跪下。这位上了年纪而风度翩翩的法国人把手放在她的头上。她后来说，她当时觉得仿佛有一阵清风吹进她的心灵。人家向她解释，这就是神恩。

后来，一位穿法衣的神父被领到她那里，他听了她的忏悔，赦免了她的罪孽。第二天给她送来一盒圣餐，供她在家里领取。过了几天，海伦高兴地知道她已加入真正的天主教，教皇最近将批准她入教，并发给她证书。

现在，她周围所发生的各种事，她自己所遇到的各种事，那么多聪明的男人以那么愉快巧妙的方式所表达的对她的关怀，她自身像鸽子一般的纯洁（最近她一直穿白衣服，系白缎带）——这一切都使她十分得意；尽管十分得意，她却一分钟也没忘记自己的目的。在耍弄诡计上，愚人往往胜过聪明人，海伦懂得，费那么多口舌，忙那么多事情，目的主要是使她皈依天主教，从她身上为耶稣会弄点钱（已有人向她作过暗示），但海伦在出钱以前坚持要替她办好摆脱丈夫的必要手续。她认为，任何宗教的宗旨就是既满足人类的欲望，又遵守一定的仪式。她怀着这个目的，一次在同忏悔神父谈话时坚决要他回答：她的婚姻关系对她有多大约束力。

他们坐在客厅窗口。天色已暗下来。窗外飘进来阵阵花香。海伦穿着一件肩头和胸部透明的白色连衣裙。保养得很好的神父，胖胖的脸刮得很光洁，嘴巴刚毅可爱，一双白净的手合放在膝上。他坐得靠海伦很近，嘴唇上挂着一丝笑意，偶尔带着欣赏她的美丽的眼神望望她的脸，对他们谈论的问题发表他的意见。海伦不安地微笑着，瞧着他的卷发、刮得光光的浅黑的胖脸颊，随时都准备听他谈新的话题。不过，神父虽然很欣赏对方的美丽和亲切，还是很注意干自己这一行的技巧。

“良心导师”的推论是这样的：“您不了解您的行为的意义，您宣誓对男人遵守妇道，可是那男人不相信结婚的宗教意义而结了婚，犯了亵渎神明罪。这婚姻就缺乏应有的对双方的约束力。虽然如此，您的誓言却约束了您。您违背了誓言。您犯了什么罪呢？是可赦的罪还是死罪？是可赦的罪，因为您犯罪没有恶意。您现在要是为了有孩子而再婚，您的罪是可以赦免的。但问题又分两方面：第一……”

“但我想，”海伦听得不耐烦，突然带着迷人的微笑说，“既然我已入了真正的宗教，我就不能再受虚伪的宗教的约束。”

“良心导师”没想到这问题像哥伦布竖鸡蛋[222]那样简单而大为惊讶。他很称赞他这个女学生的机智，但他不能放弃自己好容易建立的论证。

“让我们来探讨探讨这个问题，伯爵夫人！”他笑眯眯地说，开始反驳教女的道理。

七

海伦明白，这事从宗教观点来看很简单，很好办，她的导师们感到为难，就因为他们担心世俗势力对这事会有什么看法。

因此海伦决定在社会舆论方面做些工作。她挑起那个上了年纪的政府要员的妒意，像对第一个追求者那样说（也就是提出要求），要得到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娶她。这个上了年纪的要员听到她要离开丈夫再嫁的建议，也像年轻的外国亲王一样吃惊，但海伦却认为这事像姑娘出嫁一样简单自然，她那不可动摇的信心也就影响了他。如果海伦身上有丝毫迟疑、羞愧或掩饰的迹象，她的事情无疑会失败；但这样的迹象不仅没有，而且相反，她还坦率天真、若无其事地告诉她的好朋友（这样的朋友几乎遍布全彼得堡），亲王和要员都向她求婚，她两人都爱，不愿让任何一个忍受痛苦。

彼得堡立刻闹得满城风雨，不是说海伦要同丈夫离婚（如果传布这样的消息，许多人都会起来反对这种非法的意图），而是可怜而又可爱的海伦犹豫不决，她该嫁给两人中的哪一个。问题已不在于有多大可能，而是找哪一个配偶更有利，以及皇室怎样看待这件事。确实有一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能理解这样的问题，认为这事亵渎婚姻的神圣；但这种人不多，他们也保持沉默，多数人只关心海伦的幸福，考虑她选择哪一个更有利。至于丈夫活着再嫁是好是坏，这问题谁也不谈，因为“比你我聪明的人”显然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怀疑这事是否正确，就有暴露自己愚昧无知和不识时务的危险。

只有阿赫罗西莫娃那年夏天来彼得堡探望儿子，敢于公然表示与众不同的意见。阿赫罗西莫娃在舞会上遇见海伦，在客厅中央把她拦住，在一片沉默中粗声粗气地对她说：

“丈夫还活着，您又要嫁人了。也许您以为这是什么新花样吧？被人家抢先了，姑奶奶。早就有人想到了。在窑子里都是……这样做的。”阿赫罗西莫娃说着这话，做出习惯性的威胁姿势，卷起袖子，恶狠狠地环顾着，走出客厅。

在彼得堡，大家虽然都怕阿赫罗西莫娃，但把她看作一名丑角，因此只注意她说话中的粗鲁字眼，彼此低声转述，说这是她语言的精华。

华西里公爵近来特别健忘，常常把同一件事反复说上无数遍。他看见女儿，每次都对她说：

“海伦，我有话对你说，”他把女儿领到一边，往下拉拉她的手，说，“我听到一些有关……你知道。哦，我的宝贝孩子，不瞒你说，我做父亲的感到真高兴，因为你……你受了那么多苦……但是，我的宝贝……你就照你的心愿去做吧。这就是我的全部意见。”接着他克制着始终如一的激动，用脸贴了贴女儿的脸，走开了。

比利平不失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又是海伦的一位无私的朋友（在出色的贵妇人身边总有这种永远不可能变为情人的男朋友）。有一次他在知己朋友的小圈子中对海伦讲了他对这事的看法。

“听我说，比利平（海伦对比利平这样的朋友总是直呼其姓），”她用戴戒指的手摸摸他的衣袖，“你就像对自己的妹妹那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两人中选哪一个？”

比利平皱起眉头，嘴唇上挂着微笑，考虑了一下。

“您的问题我并不感到意外，”他说，“我作为您的忠实朋友，反复考虑过您的事。听我说：您要是嫁给亲王，”他弯曲一个手指，“您就永远不可能嫁给另一个，再说，朝廷也会不满意。（要知道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亲属问题。）您要是嫁给老伯爵，您就会使他的晚年幸福。将来……亲王再娶您这位显贵的遗孀，也就不会有失他的身份了。”比利平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我忠实的朋友！”海伦满面春风地说，又摸摸比利平的衣袖，“可是你要知道，我两个都爱呀，我不愿让任何一个痛苦。为了他们两人的幸福我愿意贡献我的生命！”她说。

比利平耸耸肩膀，表示对这样的苦恼他也无能为力。

“真是一代尤物！问题提得毫不含糊。她要同时做三个人的妻子。”比利平想。

“那么您倒说说，您丈夫对这事怎么看法？”他声誉卓著，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问题，“他会同意吗？”

“哦！他太爱我了！”海伦说，她似乎觉得皮埃尔也是爱她的，“为了我他什么都肯做。”

比利平展开眉头，表示要说俏皮话了。

“甚至于离婚！”他说。

海伦笑起来。

在敢于怀疑拟议中的婚事是否合法的人中有海伦的母亲，华西里公爵夫人。她经常妒忌女儿，如今妒忌的对象又是她公爵夫人的一位知己，她更无法罢休。她请教一位俄国神父，丈夫还在，能不能离婚和再婚。神父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更使她高兴的是，神父让她看《福音书》里的经文，经文明确指出（神父这样认为）丈夫还在不能再婚。

公爵夫人拿这种无可辩驳的论据作武器，一早乘车到女儿那里，想同她单独谈一谈。

海伦听了母亲的反对意见，温顺而嘲弄地微微一笑。

“经书里说：谁娶离婚女子……”老伯爵夫人说。

“啊，妈妈，您别胡说。您什么也不懂。处在我的地位我有责任。”海伦说，从俄语改用法语，她总觉得用俄语说不清楚。

“可是我的孩子……”

“哦，妈妈，您怎么不明白，圣父有权赦免……”

这时候，住在海伦家的一个陪伴她的太太进来通报说，殿下在客厅里求见。

“不，您对他说，我不愿见他，他不守信，我正生他的气呢。”

“伯爵夫人，一切罪孽都可以赦免。”一个长脸长鼻子、头发浅黄的青年走进来说。

公爵夫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进来的青年没有理她。公爵夫人向女儿点点头，悄悄地走了出去。

“不错，她说得对，”公爵夫人想，她的全部信念都因殿下的出现而丧失，“她说得对；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不知道这种简单的道理呢？这道理是多么简单！”公爵夫人坐上马车，想。

八月初，海伦的事完全决定了，她给丈夫（她认为他很爱她）写了一封信，通知他她打算嫁给某某人，而且她信奉唯一真正的宗教，她请求他履行必要的离婚手续，这些手续送信人会告诉他的。

“因此我祷告上帝，让您，我的朋友，得到神圣而强大的庇护。您的朋友海伦。”

这封信送到皮埃尔家时，皮埃尔正在鲍罗金诺战场上。

八

鲍罗金诺战役将近结束的时候，皮埃尔第二次从拉耶夫斯基炮台下来，同一群士兵一起沿山谷向克尼亚兹科伏走去。他走到急救站，看见血，听见叫嚷和呻吟，就混在士兵中间，急急忙忙向前走。

皮埃尔现在一心希望的是，赶快摆脱这一天里所得到的可怕印象，回到惯常的生活环境里，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他觉得只有在惯常的生活环境里，才能理解他自己和他所见闻的一切。可是这种惯常的生活环境哪里也找不到。

虽然炮弹和子弹不在他所走的大道上呼啸，但是周围的景象依旧同战场一样。依旧是一张张痛苦、疲惫、有时又冷漠得可怕的脸，依旧是一片鲜血，依旧是士兵的军大衣，依旧是隆隆的炮声（炮声虽然遥远，但依旧惊心动魄）。此外还有沉闷的空气和飞扬的灰沙。

皮埃尔在莫扎依斯克大道上走了三俄里光景，在路边坐下来。

暮色苍茫，炮声沉寂。皮埃尔枕着臂肘躺了好久，望着黑暗中从他身旁经过的黑影。他一直觉得炮弹仿佛带着可怕的啸声向他飞来；他浑身哆嗦，坐了起来。他不记得他在这里待了多久。半夜里，三个士兵拖来一些树枝，在他旁边坐下，动手生火。

那三个兵瞟了皮埃尔一眼，生起火，上面放了一个锅子，把面包干掰碎放在锅里，再加上一点荤油。油腻的食物香同烟气混合在一起。皮埃尔坐起来，叹了一口气，三个兵一面吃，一面谈话，没理睬皮埃尔。

“你是干什么的？”有个兵突然问皮埃尔，显然是用这问题表示（也正是皮埃尔所想的），“你要是想吃，我们可以给你，但你得说说，你是不是一个规矩人。”

“我吗？我吗？……”皮埃尔说，觉得必须把自己的身份说得低些，以便接近士兵，“我是个民团军官，但我的队伍不在这里，我来打仗，把他们丢了。”

“瞧你这个人！”一个兵说。

另一个兵摇摇头。

“你要是想吃，就吃点面糊吧！”第一个兵说，把一只木匙子舔干净，递给他。

皮埃尔在火堆旁坐下，吃起锅子里的面糊来。他觉得这是他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他向锅子弯下腰，贪婪地一大勺一大勺吃着，他的脸被火光照亮，几个兵默默地瞧着他。

“你要去哪儿？你说！”其中一个兵问。

“我要去莫扎依斯克。”

“那么，你是老爷吗？”

“是的。”

“你叫什么？”

“皮埃尔伯爵。”

“哦，皮埃尔伯爵，走吧，我们领你去。”

在一片漆黑中，士兵们陪着皮埃尔向莫扎依斯克走去。

当他们走到莫扎依斯克，开始攀登陡峭的城里小山时，公鸡已开始报晓。皮埃尔跟士兵们一起走，完全忘记他的旅店就在山脚下，他已走过头了。要不是他在半山上遇见他的马夫（马夫在城里到处找他，此刻正回旅店去），他还记不起这事来。他心神恍惚到这个地步。马夫是从白帽子上认出皮埃尔来的。

“大人，”马夫说，“我们已经绝望了。您怎么自己走路？您这是上哪儿去！”

“噢，是的！”皮埃尔说。

士兵们站住。

“怎么，找到自己人了？”一个兵问。

“那么再见！皮埃尔伯爵，是吗？再见，皮埃尔伯爵！”另外两个声音说。

“再见！”皮埃尔说，同马夫一起向旅店走去。

“得给他们一点什么！”皮埃尔摸着衣服口袋想，“不，不用了！”另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

旅店客满，所有的客房都住了人。皮埃尔就走进院子，蒙头睡在自己的马车里。

九

皮埃尔的头一靠上枕头就呼呼入睡，但突然像醒着时一般清楚地听见隆隆的炮声、呻吟声、叫嚷声，闻到血腥气和火药味。他魂飞魄散，感到死的恐怖。他惊惶地睁开眼睛，从军大衣上抬起头来。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勤务兵在大门口同店主人谈着话，啪哒啪哒地踩着泥地。在皮埃尔头上阴暗的屋檐下，有几只鸽子看到他坐起来，吓得拍动翅膀。整个院子里充满浓郁的旅店味，也就是干草、马粪和焦油的气味。皮埃尔觉得这时旅店里充满和平与温馨的气氛。在两边黑暗的屋檐中间，可以望见星光灿烂的天空。

“感谢上帝，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皮埃尔想着，又蒙住头，“哦，情况真可怕，但胆小是可耻的！瞧他们……他们始终坚强，镇定……”他想。皮埃尔心目中的他们就是士兵，就是那些待在炮位上，给他东西吃并且向圣像祷告的士兵。他们——这些他以前不认识的古怪的人，同其他所有的人截然不同。

“要做一个兵，做一个兵就行！”皮埃尔迷迷糊糊地想，“全心全意参加这种集体生活，体会他们的感情。但怎样摆脱身上多余的可怕负担呢？我一度可以这样做。我可以离开我的父亲。我同陶洛霍夫决斗后本来还可以被送去当兵。”皮埃尔想起在俱乐部晚餐时向陶洛霍夫提出决斗的情景，又想起托尔日克的恩师。接着他又想起共济会庄严的聚餐。这次聚餐是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桌子一端坐着他所熟识的一位贵人。原来就是他！就是恩师。“他不是已经死了？”皮埃尔想，“是的，死了，可我不知道他复活了。他死了，我很难过；他复活了，我真高兴！”餐桌一边坐着阿纳托里、陶洛霍夫、聂斯维茨基、杰尼索夫等人（皮埃尔在梦中也把这些人归为一类，就像他把他们归为一类那样）。阿纳托里、陶洛霍夫等人大声叫嚷，唱歌；但在他们的叫嚷声中还听得见恩师滔滔不绝的说话声，他的话寓意深刻，而且像战场上的炮声一样连续不断，使人感到欣慰。皮埃尔听不懂恩师的话，但他知道（他在梦中的思维同样很清楚），恩师谈到善，谈到他也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神色朴素、善良、刚毅，从四面八方围着恩师。但他们虽然善良，却不看皮埃尔，他们不认识他。皮埃尔想引起他们注意，他想说话。他想站起来，但就在这时他的腿觉得冷，原来腿露在外面。

他感到羞愧，用一条手臂盖住腿。军大衣真的从他腿上滑下去了。刹那间，皮埃尔拉上军大衣，睁开眼睛，又看见那屋檐、柱子、院子，但这一切现在都显得灰蓝发亮，并且覆盖着露珠和霜花。

“天亮了，”皮埃尔想，“但我不要天亮。我要听完和理解恩师的话。”他又蒙上大衣，可是共济会的聚餐没有了，恩师也没有了。只有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那些思想是人家告诉他，或者由他自己想出来的。

后来，皮埃尔想起那些由当天印象引起的思想，还以为是谁对他说的。他觉得，在清醒的时候他决不会这样想，这样表达自己的思想。

“战争使人类最难服从上帝的法则，”他内心有个声音说，“纯朴就是服从上帝，而人是离不开上帝的。他们是纯朴的。他们不说，只做。开口是银，闭口是金。人一怕死，就一无所有。人不怕死，就拥有一切。如果没有痛苦，人就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就不能认识自己。最困难的是，”皮埃尔继续做梦，“在自己心里综合一切事物的意义。综合一切事物吗？”皮埃尔自言自语，“不，不是综合。不能综合思想，只能把所有这些思想套在一起，就该这么办！对，要套在一起，套在一起！”皮埃尔内心快乐地说，觉得就是这话，也只有这话能表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并解决使他苦恼的问题。

“是的，要套车了，该套车了。”

“得套车了，该套车了，大人！大人，得套车了，该套车了……”有个声音反复说。

这是马夫的声音，他在催皮埃尔起身。太阳直射在皮埃尔的脸上。他望了一眼肮脏的旅店，院子中央有几个兵在给他们的瘦马饮水，有几辆大车被赶出大门。皮埃尔嫌恶地转过脸去，闭上眼睛，又躺回车上。“不，我不要这些，不要看见这些，理解这些，我要理解梦中得到的启示。只要再一秒钟，我就能理解一切了。我该怎么办？套在一起，但怎样把一切套在一起？”皮埃尔恐惧地感到，他在梦中所看见和所思考的一切都破灭了。

马夫、车夫和旅店主人告诉皮埃尔，有个军官跑来通知，说法国人正在向莫扎依斯克推进，我们的军队正在撤退。

皮埃尔起身，吩咐车夫套上车赶上，他自己则步行穿过城区。

军队在转移，留下近一万名伤员。这些伤员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房子里，有的挤在街上。街上，从运送伤员的大车旁边传出叫声、骂声和拳击声。皮埃尔请一位认识的负伤将军坐他的马车，一起到莫斯科。皮埃尔在路上听到了自己内弟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十

八月三十日，皮埃尔回到莫斯科。他在城门附近被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副官撞见。

“我们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您。他有很重要的事，要您立刻到他那里去。”

皮埃尔没有回家，叫了一辆马车，去见卫戍司令。

拉斯托普庆伯爵早晨刚从索科尔尼基市郊别墅回城。伯爵公馆的前厅和接待室里挤满了官员，有的是奉命来的，有的是来请示的。华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见过伯爵，向他解释保卫莫斯科是不可能的，莫斯科将被放弃。这消息虽然还瞒着居民，但是文武百官都知道莫斯科将落入敌手。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都来向卫戍司令请示，他们管辖的部门该怎么办。

皮埃尔走进接待室，军队里来的信使正从拉斯托普庆伯爵屋里出来。

信使对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绝望地摆摆手，穿过大厅。

皮埃尔在接待室里等待接见，眼神疲劳地环顾着室内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文武百官。这些官员都显得闷闷不乐，焦虑不安。皮埃尔走近一群官员，其中一个是他认识的。他们同皮埃尔打了招呼，然后继续他们的谈话。

“先把他们赶走，再放他们回来，那倒不要紧，但现在对这种局面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负责。”

“可是他这样写着。”另一个指指手里一张印刷品，说。

“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对老百姓这可是必要的。”第一个官员说。

“这是什么？”皮埃尔问。

“喏，新的公告。”

皮埃尔拿过公告，读了起来：

总司令大人为了同向他开来的部队会师，已穿过莫扎依斯克，驻扎在坚固的阵地，敌人不会向他突然进攻。这里已给他运去四十八门大炮和弹药。总司令大人说，他将保卫莫斯科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准备巷战。弟兄们，大家不要因政府机关关闭而忧虑，我们还要维持秩序，我们的法庭将审理歹徒！必要时，我将召集城乡青年。我将在一两天内发出号召，但现在还无此必要，我暂且保持沉默。用斧子也好，用长矛也好，但最好用三齿大叉：法国佬不比一束黑麦重。明天饭后，我要抬伊维尔教堂的圣母到叶卡德琳娜医院去看望伤员。我们将在那里洒圣水，使他们早日康复。我现在身体健康。我一只眼睛患过病，但现在已双目明亮。

“可我听军人说，”皮埃尔说，“城里说什么也不能打仗，阵地……”

“是啊，我们也这么说。”第一个官员说。

“‘我一只眼睛患过病，但现在已双目明亮。’这话什么意思？”皮埃尔问。

“伯爵得过麦粒肿，”副官微笑着说，“我对他说，老百姓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很不安。还有，伯爵，”副官突然含笑对皮埃尔说，“我们听说，您家庭有纠纷？您太太伯爵夫人仿佛……”

“我什么也没听说，”皮埃尔若无其事地说，“那您听见什么了？”

“没有，您知道，人们常常凭空瞎说。我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

“那么您听见什么了？”

“听说，”副官还是那么笑嘻嘻地说，“您太太伯爵夫人准备出国。多半是胡说八道……”

“可能。”皮埃尔说，心不在焉地环顾周围。“这位是谁？”他指着一个穿干净的蓝色呢外衣、留雪白大胡子和长眉毛、脸色红润的小老头说。

“这位吗？他是个商人，酒店老板，魏列夏金。关于告示的事您也许听说了吧？”

“哦，原来就是魏列夏金！”皮埃尔说，打量着老商人镇定的脸，想在上面看出叛徒的表情。

“那事不是他干的。告示是他儿子写的，”副官说，“那小伙子在吃官司，估计他要吃苦了。”

一个戴星章的小老头和一个挂十字勋章的德国人走到说话的人们跟前。

“说实在的，”副官讲道，“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当时，两个月前出现了这张告示。有人把它送给拉斯托普庆伯爵。他下令调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进行搜查，这张告示已经过六十三双手了。他查问一个人：‘你从谁那里弄来的？’回答说：‘从某人那里。’他再去找那个人：‘你从谁那里弄来的？’一直查问到魏列夏金……一个没有文化的商人，一个做买卖的宝贝！”副官含笑说。“人家问他：‘你这是从谁那里弄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从谁那里弄来的。他是从邮政局局长那里弄来的。不过，他们之间大概有个默契。他说：‘不是从谁那里弄来的，是我自己写的。’他们威胁他，盘问他，他咬定是他自己写的。他们就这样去报告拉斯托普庆伯爵。伯爵下令把他传来。‘你这告示从哪里来的？’——‘自己写的。’嗐，伯爵的性子您是知道的！”副官得意扬扬地笑着说，“他大发雷霆，您想想：这样蛮不讲理，信口开河！……”

“噢，伯爵是要他指出克留恰列夫，我知道！”皮埃尔说。

“绝对不是！”副官害怕地说，“克留恰列夫没有这事就有罪了，所以他被放逐了。但问题是伯爵大发雷霆。伯爵说：‘你自己怎么会写？’他拿起桌上的《汉堡日报》又说：‘你瞧。这不是你写的，是你翻译的，而且翻译得很糟，因为你这笨蛋连法语都不懂。’您想那家伙怎么回答？他说：‘不，我什么报纸也没看，是我自己写的。’伯爵说：‘要是这样，那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交给法庭，你会被吊死，说，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我什么也没看，是我自己写的。’案子就这样搁下来。伯爵又把他的父亲传来。他还是坚持他的说法。他被送交法庭，大概被判服苦役。现在父亲来为他求情。但他是个坏小子！哼，他是商人的儿子，花花公子，生活放荡，他在哪里听了演讲，就以为可以无法无天了。瞧，就是这样一个浑小子！他父亲在石桥旁开了一家酒店，酒店里挂着一幅一手握权杖、一手拿金球的大圣像；他把这圣像带回家去有好几天，天知道干了些什么！他找到了一个下流画匠……”

十一

这个新鲜的故事讲到一半，皮埃尔被召去见卫戍司令。

皮埃尔走进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办公室。皮埃尔进去时，拉斯托普庆正皱着眉头，用手擦着前额和眼睛。一个矮个子正在说着什么，皮埃尔一进去，他就住了口，走出去。

“哦，您好，伟大的战士！”那人一走，拉斯托普庆就说，“我们听到您的光荣事迹了！但问题不在这里。老弟，这里没有外人，您是不是共济会会员？”拉斯托普庆伯爵声色俱厉地说，仿佛这里出了什么岔子，但他存心宽大处理。皮埃尔不作声，“老弟，我消息灵通。我也知道共济会不止一种，我希望您不属于那种借口拯救人类而要灭亡俄国的那一种。”

“是的，我是共济会会员。”皮埃尔回答。

“您看，老弟。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两位先生已被送往该去的地方，对克留恰列夫先生也同样办理，对其他借口建设所罗门神庙而竭力毁坏祖国神庙的人也同样办理。您会明白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本地邮政局局长如果不是个坏人，我也不会放逐他了。最近我知道您借马车让他离城，还替他保管文件。我喜欢您。不愿让您遭殃。再说，您只有我一半年纪，我作为父辈劝您同这类人断绝来往，尽快离开这里。”

“那么，伯爵，克留恰列夫究竟犯了什么罪？”皮埃尔问。

“这是我的事，您不用管！”拉斯托普庆嚷道。

“如果他被控散发拿破仑的传单，那也还没有证据。”皮埃尔说，眼睛没看拉斯托普庆，“而魏列夏金……”

“就是那么回事，”拉斯托普庆忽然皱起眉头，打断皮埃尔的话，更加大声地嚷道，“魏列夏金是个叛徒和奸细，他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拉斯托普庆气愤地说，好像一个受到侮辱的人。“不过我找您来不是要讨论我的事，而是要给您劝告或者命令，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要求您断绝同克留恰列夫先生那类人来往，并离开此地。我要消除一切糊涂思想。”他大概发觉在对无辜的皮埃尔吆喝，就亲切地拉住他的手，添加说，“我们是大难临头，我没有工夫跟来找我的人讲礼节。我的头脑有时发晕。那么，老弟，您自己打算怎么办？”

“没什么。”皮埃尔回答，一直没抬起眼睛，也没改变沉思默想的神情。

拉斯托普庆皱起眉头。

“这是我的忠告，老弟。赶快离开，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话。善于听话的人有福了！再见，老弟。喂，还有，”他从门里对皮埃尔大声说，“据说，尊夫人落到耶稣会神父的手里，这是真的吗？”

皮埃尔什么也没回答，他皱起眉头，怒气冲冲地离开拉斯托普庆的办公室。这副神气是他从来没有过的。

皮埃尔回到家里，天色已经入暮。那天晚上有七八个人来见他：委员会秘书、他营里的上校、总管、管家和各种有求于他的人。他们都有事来见皮埃尔，要他解决问题。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对这些事毫无兴趣，回答各种问题，也只是要赶快摆脱这些人。最后剩下他一个人，他才拆开妻子的信来读。

“他们——士兵们在炮位上，安德烈公爵阵亡了……老头儿……单纯就是归顺上帝。得受苦……意义是……套车……妻子要嫁人……得忘记……理解……”他走到床边，和衣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后，管家进来报告说，拉斯托普庆伯爵特派一位警官来打听皮埃尔伯爵有没有走，或者是不是正要动身。

十来个不同身份的人有事在客厅里等着皮埃尔。皮埃尔慌忙穿上衣服，不去客厅，却从后台阶走出大门。

自从那时起，直到莫斯科完全被毁，家里人虽然到处找寻，但是再没有看到皮埃尔，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十二

罗斯托夫一家直到敌人进入莫斯科的九月一日之前都留在城里。

自从彼嘉加入奥勃仑斯基哥萨克团，到编队的白采尔科维去后，伯爵夫人一直提心吊胆。他两个儿子都上了前线，两人都脱离她的庇护，他们中间的一个，也可能两个，随时都会被打死，就像她熟人的三个儿子一起牺牲那样——这样的念头今夏第一次活生生地浮上她的脑海。她试图把尼古拉叫回身边，想亲自去找彼嘉，在彼得堡替他谋个差使，但两者都办不到。彼嘉不可能回来，除非随团一起来，或者调到另一个现役团里。尼古拉随军去了什么地方，最后一封信写到同玛丽雅公爵小姐会面的详情，这以后就音讯全无。伯爵夫人晚上睡不着觉，一睡着就梦见两个儿子都被打死。经过多次商量和谈话，伯爵终于想出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彼嘉从奥勃仑斯基团调到在莫斯科城下编队的别祖霍夫团。虽然彼嘉还留在军队里服役，但经过这一调动，伯爵夫人放心了，她至少有一个儿子可以留在身边，她可以设法使彼嘉不再离开她，再也不到可能发生战事的地方去。当尼古拉一人处于危险中时，伯爵夫人觉得她爱长子超过其他孩子，她甚至后悔放尼古拉去从军。不过，当她的幼子，功课不好、在家里老是损坏东西、人人讨厌的小淘气彼嘉，那个塌鼻子、红脸颊、生有一双快乐的黑眼睛、脸上刚出现毫毛的彼嘉也跻身于残忍可怕的大男人中间，参加战斗并从中找到乐趣时，做母亲的就觉得她爱他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彼嘉预定回莫斯科的时候越近，伯爵夫人就越心神不宁。她甚至觉得她再也等不到这样幸福的时刻了。不仅宋尼雅在场，就连心爱的娜塔莎和丈夫在场，伯爵夫人都会发怒。“我要他们做什么，除了彼嘉，我谁也不要！”她暗自想。

八月底，罗斯托夫家收到尼古拉的第二封信。他被派到沃罗涅日省采办马匹，信就是从那里写来的。这封信并没有使伯爵夫人安心。她知道一个儿子离开危险地带，就更为彼嘉担心。

虽然到八月二十日罗斯托夫家所有的熟人几乎都已离开莫斯科，而且人人都劝伯爵夫人尽快走，但在宝贝儿子彼嘉没回来之前，她听不进这一类劝告。八月二十八日，彼嘉回家了。这个十六岁的青年军官却并不喜欢母亲欢迎他的过分热情。虽然母亲隐瞒想把他留在身边的意图，彼嘉却明白她的用心，本能地害怕对母亲过分亲昵，撒娇取宠（他这样暗自思忖）。他待她很冷淡，回避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专门同娜塔莎接近，对她怀有一种特别亲热的手足之情。

伯爵生性无忧无虑，到八月二十八日，动身的准备工作还一点也没有做。从梁赞和莫斯科庄园来搬运财物的大车直到三十日才到。

从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莫斯科全市一片忙乱。每天有几千名鲍罗金诺战役中的伤员从陶罗戈米洛夫门运进来，分散到莫斯科全城，又有几千辆大车运载居民和财物从几个门出去。不管拉斯托普庆发了告示（此事或者与告示无关，或者正是由于告示），全市流传着各种互相矛盾和荒诞离奇的消息。有人说，没有命令叫谁离城；有人正好相反，说圣像都已从教堂里抬出来，全体居民被强迫撤离；有人说，鲍罗金诺之后又发生了会战，把法国人打垮了；有人正好相反，说俄军全军覆没；有人说，莫斯科民兵在神父率领下开往三山区；有人悄悄地说，不准奥古斯丁主教离城，已经抓到了叛徒，农民暴动，抢劫出城的人，等等。但这只是传说，事实上，离城的人也好，留下的也好（尽管菲里会议还没有召开，莫斯科是否放弃还没有决定），大家嘴里虽然不说，却都感觉到，莫斯科非放弃不可，应该尽快带着财物逃难。大家都预感到，城里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但直到九月一日还毫无动静。就像一个临刑的罪犯，知道自己末日将临，但仍环顾四周，拉正头上的帽子，莫斯科人继续过着惯常的生活，虽然知道末日已到，整个生活秩序将被彻底破坏。

在莫斯科沦陷前三天，罗斯托夫一家仍忙于各种生活琐事。一家之主罗斯托夫伯爵在城里到处奔走，打听各种传说；回到家里，只匆忙作些安排，准备动身。

伯爵夫人督促仆人收拾行李，对什么事都不满意，不断找寻逃避她的彼嘉，妒忌娜塔莎，因为彼嘉老是同她待在一起。只有宋尼雅一人在处理实际事务：包扎东西。不过宋尼雅近来特别忧郁和沉默。尼古拉来信提到玛丽雅公爵小姐，伯爵夫人便当着宋尼雅的面快乐地议论起来，说玛丽雅公爵小姐同尼古拉相逢是出于天意。

“安德烈做娜塔莎的未婚夫，”伯爵夫人说，“我对这事从来就没有高兴过。但我有个预感，尼古拉会娶玛丽雅公爵小姐。那该是多么好哇！”

宋尼雅觉得，这话是对的，挽救罗斯托夫家家业的唯一办法是娶位富家小姐，而玛丽雅公爵小姐就是个合适的对象。但这事使她觉得伤心。尽管她心里很悲伤，但也许正由于心里悲伤，她一心一意指挥着包扎东西和收拾行李的繁重工作，整天忙个不停。伯爵老夫妇俩有什么事要吩咐，就来找她。彼嘉和娜塔莎正好相反，不仅不帮父母的忙，而且常常妨碍别人，惹人讨厌。家里几乎整天就听见他们的奔走声、叫嚷声和无缘无故的笑声。他们欢笑，高兴，绝不是因为有什么事逗得他们发笑，而是因为他们心里快乐，因此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能成为他们欢笑的原因。彼嘉心里高兴，因为他离家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可回来已是个小伙子了（人家都这么说他）；他心里高兴，因为他回到家里，因为他离开最近没有希望作战的白采尔科维，来到几天之内即将交战的莫斯科；他心里高兴，主要是因为娜塔莎很快乐，而他的情绪总受她影响。娜塔莎心里高兴，因为她长期闷闷不乐，而现在没有任何事能使她闷闷不乐，她的身体康复了。她心里高兴，还因为有人赞美她（别人的赞美是她这台机器运转所必需的润滑剂），因为彼嘉赞美她。他们心里高兴，主要是因为莫斯科附近发生战事，城门口将要打仗，武器就要分发，大家都在逃难，逃到什么地方去，现在正在发生非常事件，这样的事总是令人高兴的，对年轻人尤其如此。

十三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罗斯托夫家一切都闹了个底朝天。屋里门户洞开，全部家具都搬到屋外或者移动了位置，镜子和画都摘了下来。每个房间里都摆着箱子，干草、包装纸和绳子狼藉满地。农奴和家奴搬运东西，脚步沉重地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院子里挤满农民的大车，有的车已装满扎好，有的车还是空的。

大量家奴和赶大车来的农民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在院子里和屋子里此起彼落，互相呼应。伯爵一早就出去了。伯爵夫人由于忙碌和喧闹头痛欲裂，躺在新的起居室里，头上扎着一块浸醋的包布。彼嘉不在家里。他去看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准备由民兵转为现役。宋尼雅在客厅里照料玻璃器皿和瓷器的包装。娜塔莎坐在她那东西搬空的房间地板上，周围散布着衣服、缎带和围巾，眼神呆滞地看着地板，手里拿着一件旧舞衣，款式已经陈旧，也就是她在彼得堡第一次参加舞会时穿过的那一件。

家里人人都很忙碌，娜塔莎什么事也不做，感到惭愧。她从早晨起几次想做点事，但安不下心来。她平时做事总是全力以赴，否则就做不成。她站在宋尼雅旁边看包装瓷器，想帮助他们，但立刻改变主意，回到自己房里去收拾东西。起初，她把一部分衣服和缎带分送给使女，感到很高兴，但后来还得收拾余下的东西，她就觉得厌烦了。

“杜尼雅莎，好姑娘，你来装好不好？好吗？好吗？”

杜尼雅莎高高兴兴地答应替她办好一切，娜塔莎就坐在地板上，拿起那件旧舞衣，陷入与当前现实毫无关系的沉思中。隔壁屋里使女们的说话声和她们从下房到后台阶的匆忙脚步声把娜塔莎从沉思中惊醒。她站起来，向窗外望望。街上停着一长列伤员车。

使女、仆人、管家、保姆、厨师、车夫、马夫、厨师下手都站在大门口，瞧着伤员。

娜塔莎包上一块白头巾，两手拉住头巾梢儿走到街上。

原来的老管家玛芙拉离开大门旁的人群，走到一辆有席篷的马车旁，同一个躺在车上的脸色苍白的青年军官谈话。娜塔莎走了几步，怯生生地站住，双手仍拉着头巾，听老管家说话。

“您是说，您在莫斯科一个亲人也没有吗？”玛芙拉说，“您最好住到哪座房子里去稳当些……住到我们家去也行。老爷们都走了。”

“我不知道人家答应不答应，”那军官声音微弱地说，“哦，长官来了……您问问他吧。”他指指一个经过一排排车子从街上回来的胖少校。

娜塔莎眼神惊惶地瞧了瞧负伤军官的脸，立刻迎着少校走去。

“伤员可以留在我们家吗？”她问。

少校露出笑容，举手敬了个礼。

“您要哪一个，小姐？”他眯细眼睛含笑说。

娜塔莎镇静地又问了一遍。尽管她仍拉住头巾梢头，但她的脸色和神态是那么严肃，少校不由得停止了笑，先想了一想，仿佛在问自己，这事有多大可能，然后给了她肯定的答复。

“嗯，可以，当然可以！”他说。

娜塔莎微微点点头，快步走到玛芙拉跟前。玛芙拉站在军官旁边，满怀怜悯地同他谈话。

“可以，他说可以！”娜塔莎低声说。

军官躺着的马车驶进罗斯托夫家院子。于是几十辆运送伤员的车子就应居民们的邀请拐进各家院子，停在厨师街各户人家的门口。娜塔莎显然很愿意接待这批异乎寻常的新客人。她同玛芙拉一起竭力想在自己家里多收容一些伤员。

“不过，总得向你爸爸报告一下。”玛芙拉说。

“不要紧，不要紧，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搬到客厅里去过一晚。我们可以把一半房子让给他们。”

“哦，小姐，亏您想得出！就是让他们住进厢房和下房，也得问一下。”

“好，我去问。”

娜塔莎跑进屋里，踮着脚尖走进房门半开的起居室。那里散发着醋和霍夫曼滴剂[223]的气味。

“您睡了吗，妈妈？”

“哦，睡得真好！”伯爵夫人刚打了个盹，醒来说。

“妈妈，好人儿！”娜塔莎说，跪在母亲面前，脸贴着母亲的脸，“对不起，我把您弄醒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是玛芙拉叫我来的，他们把伤员运了来，都是军官，您答应吗？他们没有地方去，我知道您会答应的……”她一口气急急地说。

“什么军官？把谁运来了？我什么也不明白。”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笑起来，伯爵夫人也微微笑着。

“我知道您会答应的……那么我就这样去对他们说。”娜塔莎吻了吻母亲，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她在客厅里遇见父亲。伯爵正带了坏消息回家。

“我们待得太久了！”伯爵不由得懊恼地说，“俱乐部也关门了，警察局也撤走了。”

“爸爸，我把伤员请到家里来，不要紧吧？”娜塔莎对他说。

“当然不要紧，”伯爵漫不经心地说，“但问题不在这里，现在我要你别再忙些无关紧要的事，应该帮助大家收拾行李，走，走，明天就走……”伯爵给了管家和仆人同样的命令。吃饭时，彼嘉回来讲着他听到的消息。

他说，今天老百姓在克里姆林宫领取武器，拉斯托普庆在告示里虽说，他会提前两天发出号召，其实他已下令全体民众明天带着武器去三山区，那里将有一场大战。

彼嘉讲这些消息时，伯爵夫人惶恐地望着儿子神采飞扬的脸。她知道，她如果要求彼嘉不参加这次战斗（她知道他正为参加这场战斗而兴高采烈），那他就会讲些男子汉、荣誉和祖国之类固执的废话，使你无法反驳，这样事情就糟了，因此她希望在开战之前走，并把彼嘉当作保护人随身带走。她对彼嘉只字不提，饭后把伯爵找来，声泪俱下地要求赶快带她走，如果可能的话，当夜就走。她一向表示无所畏惧，但如今出于狡猾的女性爱，竟说如果今晚不走，她会被吓死的。现在她什么都害怕。

十四

肖斯夫人看望女儿回来，讲到她在肉铺街一家酒店看见的情景，更增加了伯爵夫人的恐惧。她在街上遇见一群醉汉闹事，走不过来，就雇了一辆马车绕路走小巷回家。车夫告诉她，老百姓奉命砸破酒店里的酒桶。

饭后，罗斯托夫全家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准备动身。老伯爵突然管起事来，从院子到屋里不断来回奔走，无缘无故斥责正在忙碌的仆人，催促大家加快收拾。彼嘉在院里指挥。宋尼雅听了伯爵自相矛盾的指挥，张皇失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仆人们叫嚷，争吵，喧闹，在屋里和院子里奔走忙碌。娜塔莎生性热情，忽然也行动起来。她参加包装工作，大家都不很放心。大家都认为她会闹笑话，不愿听她指挥；但她固执而激动地要大家服从，人家不听她，她气得几乎掉眼泪，最后终于使大家都信任她。她费力地获得威信的第一项功劳是包装地毯。伯爵家里有名贵的哥白林挂毯[224]和波斯地毯。娜塔莎动手干活的时候，客厅里摆着两只打开的大箱子：一只几乎装满瓷器，另一只装着地毯。瓷器有许多放在桌上，还有不少源源不断地从贮藏室里搬来。还需要一只空箱子，仆人已去搬了。

“宋尼雅，等一下，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娜塔莎说。

“不行，小姐，已经试过了。”餐厅侍仆说。

“不，请等一下。”娜塔莎动手把纸包着的盘子和碟子从箱子里取出来。

“盘子放到这里来，装到地毯中间。”她说。

“还有地毯呢，三只箱子装得下就算不错了！”餐厅侍仆说。

“不，请等一下。”娜塔莎开始利落地收拾起来，“这不要了。”她指着基辅盘子说，“这要的，这夹在地毯中间。”她指指萨克森碟子说。

“你歇歇吧，娜塔莎；行了，我们来装吧。”宋尼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哎，小姐！”管家说。但娜塔莎不肯罢休，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取出来，敏捷地重新装箱，决定不带劣等地毯和多余的瓷器。结果，把不值钱的东西都取出来，所有贵重的东西整整装了两箱。只是装地毯的箱子满得盖不上。还可以取出几件东西，但娜塔莎坚持自己的意见。她装了又装，使劲压，叫餐厅侍仆和被她拉来帮忙的彼嘉一起压箱盖，自己也拿出所有的力气。

“算了，娜塔莎，”宋尼雅对她说，“我知道你的意见是对的，但顶上的一件还得拿掉。”

“我不要！”娜塔莎嚷道，一手拢住落到汗津津脸上的头发，一手压地毯，“使劲压，彼嘉，压！华西里奇，压！”她叫道。地毯压实，箱子盖上了。娜塔莎拍手尖叫，泪水夺眶而出。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接着她立刻着手做别的事，大家已充分信任她了。有人对伯爵说，娜塔莎改变他的命令，他并不生气。仆人走来问娜塔莎：行李车要不要捆起来，东西装得够不够？在娜塔莎指挥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留下没有用的东西，最贵重的东西都紧凑地装起来了。

尽管大家非常卖力，到深夜还是没有把全部东西装好。伯爵夫人睡着了，伯爵把行期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也去睡了。

宋尼雅、娜塔莎都和衣睡在起居室里。

那天夜里，又有一名伤员被送到厨师街，玛芙拉站在大门口，把他让进罗斯托夫家。玛芙拉断定这个伤员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运载他的马车放下车篷，又用帘子遮住。驭座上，车夫旁边坐着一个彬彬有礼的老仆人。后面一辆车上坐着医生和两个士兵。

“请到我们这儿来，请！老爷们就要走了，整座房子都空着。”玛芙拉对老仆人说。

“好吧，”那仆人叹息着回答，“我们恐怕赶不到家了。我们在莫斯科自己也有房子，但远得很，也没有人住。”

“请赏光进来吧，我们老爷家东西应有尽有，”玛芙拉说，“怎么，伤得很厉害吗？”她又问。

仆人摆了摆手。

“怕赶不到家了！得问问医生。”仆人下了车，走到后面一辆马车旁边。

“好的。”医生说。

那仆人又走回主人马车旁，往里面张望了一下，摇摇头，吩咐车夫把车拐进院子里，停在玛芙拉旁边。

“主耶稣基督！”她喃喃地说。

玛芙拉提议把伤员抬到屋里。

“老爷们不会说什么的……”她说。但他们必须避免上楼，因此就把伤员抬到厢房，放在肖斯夫人的房间里。这个伤员就是安德烈公爵。

十五

莫斯科的末日到了。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星期日。就像平时星期日一样，所有的教堂都在做礼拜。谁也不知道莫斯科前途如何。

社会上只有两件事表明莫斯科的处境：一是大批平民涌到，一是物价波动。工人、家奴和农民，加上官吏、学生和贵族，那天一早就去了三山区。他们到了那里，没有等到拉斯托普庆，确信莫斯科将被放弃，就分散到莫斯科各家酒店和饭店。那天的物价也表明了形势。武器、黄金、车辆和马匹都涨了价，纸币和生活用品跌价，运送呢绒等贵重商品的车夫要收一半商品作为酬劳，农民的马每匹索价五百卢布；家具、镜子和青铜器都白白送人。

在庄重而古老的罗斯托夫邸宅里，生活秩序的破坏表现得并不明显。在大量仆役中，夜里只少了三个人，但没有东西失窃；在物品方面，乡下来了三十辆大车，这是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巨大财富，有人愿出高价向罗斯托夫家收买。不仅有人愿出高价收买这些车子，而且从头天晚上到九月一日清晨，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来了许多负伤军官的勤务兵和仆人，住在罗斯托夫家和附近几家的伤员也拖着脚走来，他们都要求搭车离开莫斯科。管家面对这些请求，虽然也很同情伤员，但是断然加以拒绝，说他甚至不敢向伯爵报告。剩下的伤员虽很可怜，但要是给一辆车，就没有理由不给第二辆，没有理由不交出所有的车，连自己的轿车也得交出去。三十辆车不能救出全部伤员，在一场浩劫中不能不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家庭。管家就是这样替自己的老爷着想的。

九月一日早晨，罗斯托夫伯爵悄悄走出卧室，免得惊醒到黎明才睡着的伯爵夫人。他穿着一件紫缎睡袍，走到台阶上。院子里停着扎好的大车。台阶旁停着几辆马车。管家站在大门口，同一个老勤务兵和一个脸色苍白、吊着手臂的青年军官谈话。管家一看见伯爵，就对那军官和勤务兵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要他们走开。

“那么，一切都收拾了吗，华西里奇？”伯爵问，擦擦秃头，和蔼可亲地瞧着军官和勤务兵，向他们点点头。伯爵喜欢见到陌生人。

“马上就套车，老爷。”

“太好了，等伯爵夫人一醒就可以动身！您怎么样，先生？”他问军官说，“您住在舍间吗？”军官走近一点，他那苍白的脸刷地涨得通红。

“伯爵，您帮个忙吧，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搭您的车。我随身什么也没有……我搭行李车……也行……”没等军官把话说完，勤务兵也替主人向伯爵求情。

“哦！行，行，行！”伯爵连忙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华西里奇，你来安排一下，腾出一二辆车子来……还需要什么……”伯爵含糊其辞地吩咐说。不过，就在这一刹那，军官脸上热烈的感激表情使伯爵无法收回他的吩咐。伯爵环顾了一下，在院子里，大门口，厢房窗口，到处可以看见伤员和勤务兵。大家都望着伯爵，向台阶前拥来。

“老爷，请您到画室去一下，那边的画该怎么处理？”管家问。伯爵跟他一起走进屋里，再三嘱咐不要拒绝请求搭车的伤员。

“嗯，好吧，可以卸下一些东西。”他神秘地低声说，仿佛怕被谁偷听到。

伯爵夫人在九点钟醒来。她原来的使女玛特廖娜，现在替她担任类似宪兵司令的职务，走来向她报告说，肖斯夫人很生气，因为她认为不能把小姐们的夏装留在这里。伯爵夫人问，肖斯夫人生什么气，原来所有的车都解开，东西被卸下，装上伤员，她的箱子也从车上被卸下来。这是遵照生性厚道的伯爵的命令办的。伯爵夫人派人去把丈夫找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朋友，我听说东西又被卸下来了，是吗？”

“是的，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亲爱的伯爵夫人……有位军官来找我，要求给他们几辆大车运送伤员。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但把伤员留下来会有什么后果呢！……不错，他们就在我们的院子里，是我们自己叫他们来的，这里有几位军官……你知道，我想，真的，亲爱的，哦，亲爱的……就把他们带走吧……忙什么呀！……”伯爵怯生生地说，就像他每次谈到金钱时那样。伯爵夫人已听惯这种语气，知道接下来他就会提出一些损害子女利益的计划，例如盖画廊啦，造温室啦，组织家庭剧团或者乐团啦。伯爵夫人已养成习惯，认为反对丈夫怯生生地说出来的计划是她的责任。

她装出顺从而伤心的模样，对丈夫说：

“听我说，伯爵，你已弄得家里无力添置东西了，如今又要把孩子们的财产都毁掉。你说过，我们家里的东西值十万卢布。我不答应，我的朋友，我不答应。你真随便！伤员有政府照管。这他们知道。你瞧，对面洛普兴家前天就把东西搬空了。瞧人家是怎么办的。只有我们是傻瓜。你不可怜我，也该可怜可怜孩子们哪。”

伯爵摆摆手，什么话也没说，就从屋里走了出去。

“爸爸！您这是怎么啦？”跟着他走进母亲屋里的娜塔莎问。

“没什么！不关你的事！”伯爵怒气冲冲地说。

“不，我听见了，”娜塔莎说，“妈妈为什么不同意？”

“关你什么事？”伯爵嚷道。娜塔莎走到窗口，沉思起来。

“爸爸，别尔格来了。”她望着窗外说。

十六

罗斯托夫家的女婿别尔格已升为上校，获得了弗拉季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仍担任着第二军参谋部第一处副处长的清闲职务。

九月一日他从军队来到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并没有什么事要做，但他看到部队里大家都要求去莫斯科，并在那里做点什么事，他觉得他也需要休假探亲和料理家务。

别尔格乘一辆讲究的轻便马车，驾着两匹肥壮的黑鬃黄马，像个公爵那样来到岳父家。他留神看看院子里的车辆，走上台阶，取出一条干净的手帕，打了个结。

别尔格从前厅敏捷而轻盈地跑进客厅，拥抱了伯爵，吻了吻娜塔莎和宋尼雅的手，连忙问起岳母的健康情况。

“现在还顾得上健康吗？”伯爵说，“你讲讲，军队怎么样？撤退，还是再打一仗？”

“只有永恒的上帝才能决定祖国的命运，爸爸，”别尔格说，“军队斗志昂扬，上头正在开会商量。结果怎样不得而知。不过我可以告诉您，爸爸，在二十六日战役中俄军所表现的英勇气概，那种真正传统的大无畏精神，是没有适当语言可以表达的……我告诉您，爸爸（他像那个讲这话的将军那样捶捶胸膛，虽然晚了一点，因为应该在说到“俄军”两字时就捶胸的），我老实告诉您，我们做长官的不仅不需要鼓励士兵，还得劝阻他们去完成传统的英勇业绩，”他急急地说，“巴克莱·德·托里将军处处身先士卒，不惜牺牲。这是真的。我们的军驻扎在山坡上。您倒想想！”于是别尔格就讲了这一时期他所听到的各种传闻。娜塔莎眼睛一直盯着别尔格，盯得别尔格有点尴尬，她仿佛在他脸上搜寻什么问题的答案。

“总之，俄军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难以想象，值得赞美！”别尔格说，回头望望娜塔莎，仿佛想讨好她，用笑脸来回答她的执着目光……“‘俄国不在莫斯科，它活在儿子们的心中！’爸爸，您说是吗？”别尔格说。

这时，伯爵夫人形容憔悴，心情不佳，从起居室里出来。别尔格慌忙站起来，吻了吻伯爵夫人的手，问了问她的健康，摇摇头表示同情，站在她旁边。

“哦，妈妈，我对您说句实话，现在对每个俄国人来说都是悲伤痛苦的时候。但何必那么焦虑不安呢？你们还来得及走……”

“我不明白底下人在做些什么，”伯爵夫人对丈夫说，“我刚才听说，还什么也没有准备好。总得有个人来料理啊。叫人不由得想起了米嘉。事情真是没个完！”

伯爵想说什么，但显然忍住了。他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别尔格这时像要擤鼻涕，掏出手帕，看了看上面的结，沉思起来，忧伤而感慨地摇摇头。

“爸爸，我对您有个重大要求。”他说。

“嗯？……”伯爵站住说。

“我刚才经过尤苏波娃家，”别尔格笑着说，“我认识的一个总管跑出来问我，要不要买点什么。我出于好奇走进去，结果在那里看到一个小柜和一张梳妆台。您知道，薇拉一直想要这两样东西，我们还为这事吵过嘴呢。（别尔格说到小柜和梳妆台，流露出善于治家的得意语气。）真美！抽屉装有英国锁，您知道吗？薇拉早就想要一个了。我也很想送她一件礼品。我看到您院子里有那么多农民。您给我一个吧，我会多给他点钱的……”

伯爵皱起眉头，清了清嗓子。

“你去问伯爵夫人吧，这事我不管。”

“要是不方便，那就不用了，”别尔格说，“我都是为了薇拉才要的。”

“哦，你们都给我滚，滚，滚！……”老伯爵嚷道，“搞得我晕头转向。”他说着走出房间。

伯爵夫人哭起来。

“是的，是的，妈妈，这日子可不好过啊！”别尔格说。

娜塔莎跟父亲一起出去。她仿佛在苦苦思考什么事，先跟着父亲，然后跑下楼。

彼嘉站在台阶上，向离开莫斯科的仆人分发武器。装好的车子仍停在院子里。有两辆车卸下东西，那个负伤的军官由勤务兵扶着，爬上其中的一辆。

“你知道为了什么吗？”彼嘉问娜塔莎。娜塔莎明白，彼嘉是问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吵架，但她没有回答。

“为了爸爸要把所有的大车都让给伤员，”彼嘉说，“华西里奇告诉我的。照我看……”

“照我看，”娜塔莎突然怒气冲冲地向彼嘉转过脸去，几乎叫起来，“照我看，这太卑鄙了，太丑恶了，太……我真说不出！我们又不是德国人？……”她的喉咙哽咽得发抖，她唯恐她的怒气减弱或白白发泄掉，就转身急急跑下楼去。别尔格坐在伯爵夫人旁边，又体贴又恭敬地安慰着她。伯爵手里拿着烟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这时娜塔莎气疯了脸，像一阵风暴似的冲进屋里，快步走到母亲跟前。

“这太卑鄙了！这太丑恶了！”她嚷道，“这不会是您发的命令吧！”

别尔格和伯爵夫人惊疑地望着她。伯爵在窗口站住，听她说。

“妈妈，这样不行；您瞧瞧院子！”她叫道，“他们要被丢下了！……”

“你这是怎么了？他们是谁？你要什么？”

“伤员，就是他们！这样可不行，妈妈，这太不像话了……不，妈妈，好人儿，这不对，妈妈，对不起……哦，妈妈，我们带走那些东西，那有什么要紧，您就瞧瞧院子里……妈妈！……不能这样！……”

伯爵站在窗口，没有回过脸去，只听着娜塔莎说。突然他吸了吸鼻子，把脸凑近窗子。

伯爵夫人瞧了女儿一眼，看见她为母亲而害臊的脸，看出她情绪激动，明白为什么丈夫现在不看她，就惊慌失措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

“哼，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又没有妨碍谁！”她说，还没有立刻屈服。

“妈妈，好人儿，原谅我吧！”

但伯爵夫人推开女儿，走到伯爵面前。

“亲爱的，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这事我确实不知道！”她负疚地垂下眼睛，说。

“蛋……蛋在教训鸡了……”伯爵含着幸福的眼泪说，把妻子搂在怀里。她也乐于把自己害臊的脸藏在他的胸前。

“爸爸，妈妈！能让我去安排吗？行吗？……”娜塔莎问，“我们仍可以把最需要的东西带走……”娜塔莎说。

伯爵向她点点头表示同意，娜塔莎就像玩追人游戏那样穿过客厅跑到前室，又顺着楼梯跑到院子里。

仆人们聚集在娜塔莎周围，不相信她要把全部车辆让给伤员而把箱子都搬到仓库里的奇怪命令，直到伯爵以伯爵夫人的名义证实了这件事。仆人们领会了这命令，就高高兴兴地卖力干起来。他们现在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认为非这样做不可，就像一刻钟以前他们认为把伤员留下而搬走东西一样无可非议。

一家人仿佛要补救他们没有及早这样做的过错，都起劲地动手把伤员安置到车上。伤员们从房间里蹒跚地走出来，苍白的脸上露出喜气，围住了大车。隔壁几座房子里也听到有大车的消息。伤员们纷纷向罗斯托夫家院子里走来。许多伤员要求不要卸下车上的东西，只要让他们坐在东西上就行。但卸车的工作一开了头，就再也无法停止。全部留下或者留下一半，这已没有什么区别。夜间煞费苦心装上器皿、铜器、图画和镜子的箱子都散乱在院子里，大家还在找寻可以腾出来的车辆。

“还可以带四个人，”总管说，“我把我的车让出来，要不叫他们坐到哪里去呢？”

“把我装衣柜的车腾出来，”伯爵夫人说，“杜尼雅莎可以跟我坐轿车。”

装衣柜的车腾了出来，派到隔开两座房子的人家去运伤员。家里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娜塔莎更是兴高采烈，劲头十足，这在她已是好久没有的事。

“这东西往哪儿搁呢？”仆人把一只箱子绑在马车后面的脚镫上，说，“至少得留下一辆大车啊！”

“这辆车上是什么？”娜塔莎问。

“是伯爵的书。”

“留下。让华西里奇卸下来。这不用带。”

四轮马车上挤满了人，大家不知道让彼嘉坐到哪儿去。

“让他坐驭座。你坐驭座好吗，彼嘉？”娜塔莎大声问。

宋尼雅也忙个不停，但她忙碌的目的同娜塔莎不同。她把留下的东西收拾起来，照伯爵夫人的愿望开一张清单，并尽可能随身多带些东西。

十七

下午一点多钟，罗斯托夫家四辆装得满满的轿车停在大门口。运载伤员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从院子里赶出去。

宋尼雅带着一名使女在门口的大轿车里替伯爵夫人安排坐位。运载安德烈公爵的马车从台阶旁经过，引起宋尼雅的注意。

“这是谁的马车？”宋尼雅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

“您难道不知道吗，小姐？”使女回答，“公爵负伤了，他昨天在我们家过夜，今天也跟我们一起走。”

“那是谁呀？姓什么？”

“就是我们家原来的姑爷，安德烈公爵！”使女叹着气回答，“据说，快死了。”

宋尼雅跳下马车，跑到伯爵夫人跟前。伯爵夫人已穿好旅行装，包上大围巾，戴上帽子，形容憔悴，在客厅里踱步，等待家里人到齐，以便在出发前坐一会儿，祷告一番。娜塔莎不在屋里。

“妈妈，”宋尼雅说，“安德烈公爵在这里，他负了伤，快死了。他跟我们一起走。”

伯爵夫人大吃一惊，睁大眼睛，抓住宋尼雅的手臂往四下里看了一下。

“娜塔莎呢？”她问。

最初一刹那，这消息对宋尼雅和对伯爵夫人都只有一种意义。她们了解娜塔莎，担心娜塔莎知道这个消息会怎么样。这种忧虑压倒了她们对所爱的那个人的同情。

“娜塔莎还不知道，但他跟我们一起走。”宋尼雅说。

“你说，快死了吗？”

宋尼雅点点头。

伯爵夫人抱住宋尼雅，哭起来。

“天道难测啊！”伯爵夫人想，觉得上帝万能的手在冥冥中干预着人间的一切。

“哦，妈妈，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在谈什么呀……”娜塔莎跑进屋子，神采飞扬地问。

“不谈什么，”伯爵夫人说，“都准备好了，那就走吧。”伯爵夫人低下头看她的手提袋，以掩饰悲伤的脸色。宋尼雅抱住娜塔莎，吻了吻她。

娜塔莎疑惑地瞧了她一眼。

“你怎么？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没……”

“是对我很坏的事吧？……什么事？”机灵的娜塔莎问。

宋尼雅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回答。伯爵、彼嘉、肖斯夫人、玛芙拉、华西里奇走进客厅，关上门，大家坐下来，默默地坐了几秒钟，谁也不看谁。

伯爵首先站起来，大声叹了口气，对着圣像画十字。大家都学他的样。然后，伯爵拥抱将留在莫斯科的玛芙拉和华西里奇，他们则抓住伯爵的手，吻他的肩膀。伯爵拍拍他们的背，含糊不清地说些亲切的安慰话。伯爵夫人走进祈祷室。宋尼雅发现她跪在凌乱地挂在墙上的一些圣像前。（家里最贵重的圣像都随身带走。）

在台阶上和院子里，将要离开的仆人佩着彼嘉分发的短刀和马刀，裤脚塞在靴筒里，束紧裤带和腰带，同留下来的人告别。

就像人们通常出门那样，许多东西忘记带，许多东西放错位置，弄得两个跟班在敞开的车门和踏脚旁站了好半天，伺候伯爵夫人上车，同时，使女们带着靠枕和包裹从屋里跑到马车上，又从马车跑回屋里。

“她们老是忘记东西！”伯爵夫人说，“我可不能一直这样坐着。”杜尼雅莎咬咬牙，没有回答，脸上带着责备的神气，跑上马车，重新安排坐位。

“唉，这些用人！”伯爵摇摇头说。

叶斐姆是伯爵夫人唯一信得过的老车夫，高高地坐在驭座上，也不看一眼背后发生的情况。他凭三十年的经验知道，离开说“上帝保佑，走吧！”这句话，还得等些时候，即使说过这句话，还得再停两次，去取忘记的东西，然后还会再次叫他停下，直到伯爵夫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叮嘱他看在基督分上下坡时务必格外留神才能开车。他知道这一切，因此比他的马更有耐心地等待着——他的马有点不耐烦，特别是左边那匹枣红马飞鹰，跺着蹄子，不断地嚼着衔铁。最后大家都坐好了，踏梯收起来，翻到车上，车门嘭地一声关上，又派人去取一个小匣子，伯爵夫人探出身来，说了该说的话。于是，叶斐姆慢条斯理地摘下帽子，动手画十字。领头马夫和所有的仆人也都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叶斐姆戴上帽子，说，“驾！”领头马夫催动了马。右辕马拉起套索，高高的弹簧咯吱发响，车厢动起来。跟班等车开动后跳上驭座。轿车从院子里驶到不平的街上时跳动了一下，后面的车子一辆辆都跳动了一下，整个车队就上了大街。车里的乘客在经过住宅对面的教堂时都画了十字。留在莫斯科的仆人在两边送行。

娜塔莎坐在伯爵夫人身旁，望着从旁边慢慢后退的被遗弃的惊惶不安的莫斯科，心里感到少有的快乐。她偶尔从车窗里探出头去，向前望望一长列运载伤员的车队。她看见安德烈公爵那辆放下车篷的马车走在最前面。她不知道车里载着什么人，但当她看车队时，眼睛总是找寻那辆马车。她知道那辆车在最前面。

从库德林诺街、尼基塔街、普列斯尼亚街、波德诺文斯克街来了几列像罗斯托夫家那样的车队。到了花园街，马车和大车已分成两行。

在绕过苏哈列夫塔楼时，娜塔莎好奇地迅速打量着坐车的人和步行的人，突然又惊又喜地叫道：

“天哪！妈妈，宋尼雅，快瞧，是他！”

“谁？谁？”

“瞧呀，真的，是皮埃尔伯爵！”娜塔莎说，头伸到车窗外，望着一个又高又胖、穿着车夫长袍的男人。从步态和举止上看，这人显然是个老爷。他同一个穿粗毛呢大衣、脸色枯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一起走过苏哈列夫塔楼的拱门。

“真的，皮埃尔穿着车夫长袍，带着一个古怪的小老头！真的，”娜塔莎说，“瞧，瞧！”

“不，那不是他。别胡说八道。”

“妈妈，”娜塔莎叫道，“我可以拿脑袋跟您打赌，是他！我向您担保。等一下，等一下！”她对车夫嚷道；但车夫无法停下来，因为从小市民街又来了许多大车和马车，他们对罗斯托夫家人大声叫嚷，要他们向前走，不要挡路。

真的，虽然现在已经离得更远，但罗斯托夫一家人都看见了皮埃尔，或者酷似皮埃尔的人，身穿车夫长袍，低着头，板着脸，同一个模样像跟班、没有胡子的小老头一起走着。这小老头发现车窗里有人探出头来看他们，就恭敬地碰碰皮埃尔的臂肘，指指马车夫，对他说了些什么。皮埃尔显然在想心事，好半天没听懂他说的话。最后，他终于明白了老头儿的话，朝他指的方向看了看，认出是娜塔莎，立刻感情冲动，急急地向马车走去。但走了十来步，他忽然想起什么，站住了。

娜塔莎从车窗里探出来的脸上现出亲切的嘲笑。

“皮埃尔伯爵，过来！我们认出是您！太妙啦！”她向他伸出手来，叫道，“您这是怎么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皮埃尔握住她伸出来的手，一面走（马车仍在前进），一面笨拙地吻了吻。

“您这是怎么了，伯爵？”伯爵夫人用惊讶而同情的语气问。

“什么？什么？为什么？您别问我。”皮埃尔说，回头望了望娜塔莎。她那喜气洋洋的目光（他不用看她就感觉到）使他神迷心醉。

“您怎么，还是留在莫斯科吗？”

皮埃尔沉默了一会儿。

“在莫斯科？”他疑惑不解地说，“是的，在莫斯科。再见。”

“唉，我若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一定跟您留下来。哦，这该有多好哇！”娜塔莎说，“妈妈，只要您答应，我一定留下。”皮埃尔漫不经心地对娜塔莎望望，想说什么，但被伯爵夫人拦住：

“我们听说，您上过战场啦？”

“是的，我上过，”皮埃尔回答，“明天又要打仗了……”他刚开始说，就被娜塔莎打断了。

“您这是怎么了，伯爵？您简直不像您了……”

“哦，您别问，别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不！再见了，再见！”他说，“这日子太可怕了！”他落在马车后面，走上人行道。

娜塔莎好一阵还把头伸到车外，对他露出亲切、嘲弄和快乐的微笑。

十八

皮埃尔从家里出走后，在他的亡师巴兹杰耶夫的空房子里住了两天。经过情况是这样的。

皮埃尔回到莫斯科，见过拉斯托普庆伯爵后，第二天醒来，好久弄不懂他在什么地方，他应该做什么。他听说，在接待室里等待他的人中有一个法国人，带来海伦伯爵夫人的一封信，他突然产生了那种容易产生的紊乱和绝望的情绪。他突然觉得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搅乱了，一切都破灭了，没有人对，没有人错，前途一片渺茫，看不到任何出路。他尴尬地微笑着，嘴里嘟嚷着什么，忽而束手无策地坐到沙发上，忽而站起来，走到门边，从门缝里望望接待室，忽而摆摆手，回来拿起一本书。管家又进来向皮埃尔报告，替伯爵夫人带信来的法国人很想见他，哪怕见一面也好；巴兹杰耶夫的遗孀派人来，请皮埃尔保管她丈夫的书籍，因为她自己下乡去了。

“哦，是的，我马上就来，等一下……哦，不……不，你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皮埃尔对管家说。

但等管家一走，皮埃尔就拿起桌上的帽子，从后门走出书房。走廊里没有人。皮埃尔穿过走廊，走到楼梯口，皱着眉头，双手擦擦前额，走到楼梯转弯处。门房站在大门口。从皮埃尔站着的楼梯口，另有一条楼梯通到后门。他从这座楼梯走到院子里。没有人看见他。但他一出大门，站在马车旁的车夫和看院人就看见老爷，在他面前摘下帽子。皮埃尔感觉到向他投来的目光，他低下头，就像鸵鸟把头藏到灌木丛里免得被人看见那样，加快脚步，沿着大街走去。

那天早晨，在皮埃尔所要处理的事件中，他觉得整理巴兹杰耶夫的书籍是最重要的事。

他雇了他遇到的第一辆马车，吩咐到牧首塘，巴兹杰耶夫的遗孀就住在那里。

皮埃尔不停地环顾离开莫斯科的车辆，竭力使自己肥胖的身体保持平衡，免得从颠簸的破旧马车上滑出去。他好像一个逃学的孩子，心情轻松，同车夫谈着话。

车夫告诉他，今天克里姆林宫正在分发武器，明天要把全体老百姓赶到三山门外，那里要打一场大仗。

皮埃尔来到牧首塘，找寻着巴兹杰耶夫家，因为他有好久没有来了。他走到便门前。盖拉西姆，就是皮埃尔五年前在托尔日克见过，同巴兹杰耶夫在一起的脸色枯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听到敲门声走出来。

“在家吗？”皮埃尔问。

“目前局势不太平，巴兹杰耶夫夫人带了孩子到托尔日克乡下去了，大人。”

“我还是要进来一下，我要来整理图书。”皮埃尔说。

“请，请进，故东家——愿他在天上平安！——的兄弟玛卡尔留在家里，不过您知道，他身体很弱。”老仆人说。

皮埃尔知道，玛卡尔是巴兹杰耶夫的兄弟，是个酗酒成癖的半疯子。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们进去吧，进去吧……”皮埃尔说着走进屋去。一个高个子老头，秃头，红鼻子，身穿睡袍，赤脚穿着套鞋，站在前室里。他一看见皮埃尔，就怒气冲冲地嘀咕着什么，往走廊走去。

“原来是个聪明人，如今可变得糊涂了，”盖拉西姆说，“您要去书房吗？”皮埃尔点点头。“书房门封了，一直没有开过。但女东家关照过，要是您派人来，可以拿书。”

皮埃尔走进恩师在世时他常心惊胆战地进去的那个阴森森的书房。这个书房，自从巴兹杰耶夫去世后就没有人来过，如今满室灰尘，显得越发阴森可怖。

盖拉西姆打开一扇百页窗，踮着脚尖走出书房。皮埃尔在书房里走了一圈，走到存放抄本的书橱前，取出一度是共济会最神圣的东西。这是苏格兰共济会教律的真本，上面有恩师的批注和解释。他在满是灰尘的写字台旁坐下，把抄本放在面前，打开，然后又合上，推开，用手托着头沉思起来。

盖拉西姆几次小心翼翼地往书房里窥视，看见皮埃尔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坐着。过了两个多小时，盖拉西姆大着胆子在门上弄出一点声音，以引起皮埃尔的注意。皮埃尔却没有听见。

“您要打发车夫走吗？”

“哦，是的，”皮埃尔醒悟过来，慌忙站起身说，“你听我说，”他抓住盖拉西姆外衣的一个钮扣，用他那双湿润发亮、喜气洋洋的眼睛自上而下打量着老头儿，说，“你听我说，明天要打一场大仗，你知道吗？……”

“听说了。”盖拉西姆回答。

“请你对谁也别说我是谁。还要照我说的办……”

“是，大人，”盖拉西姆说，“您要吃点什么吗？”

“不要，但我要别的东西。我要一套农民的衣服，一支手枪。”皮埃尔突然脸红起来，说。

“是，大人。”盖拉西姆想了想，说。

那天余下的时间皮埃尔就单独在恩师书房里度过。盖拉西姆听见他不安地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嘴里自言自语着。他在替他准备好的床上过了一夜。

盖拉西姆是个见多识广的老仆，怪事见得多了，因此对皮埃尔寄寓他们家并不感到惊讶，似乎还因为有人可以伺候而感到高兴。那天晚上，他甚至不问个为什么，便替皮埃尔弄来一件车夫的长袍和一顶帽子，并且答应第二天给他弄到手枪。那天晚上，玛卡尔穿着套鞋两次啪哒啪哒地走到门口站住，讨好似的瞧着皮埃尔。但皮埃尔一向他转过身来，他就羞怯而愤怒地拉拢睡袍，慌忙溜走。皮埃尔穿着盖拉西姆给他弄来并用蒸汽消过毒的车夫长袍，同他一起到苏哈列夫塔楼去买手枪时，他遇见了罗斯托夫一家人。

十九

九月一日夜间，库图佐夫下令俄军穿过莫斯科向梁赞大道退却。

第一批部队在夜间开拔。夜间撤退的军队不慌不忙，缓慢而庄重地移动，但到黎明，撤退的军队走近陶罗戈米洛夫桥，看见前面有许多人向桥上拥去，桥那一边，大街小巷都被人潮堵满了，后面也有无数军队开过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焦急和不安情绪控制了军队。大家都向桥上涌去，涌过桥，涌向浅滩，涌向渡船。库图佐夫自己已绕过后街，来到莫斯科的另一头。

九月二日早晨十时以前，只有后卫队留在陶罗戈米洛夫门外的野地里。大军已在莫斯科的另一头，离开了莫斯科。

就在这同一时刻，九月二日早晨十时，拿破仑站在波克朗山自己的部队中间，眺望着眼前的景象。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日，从鲍罗金诺会战到法军进入莫斯科，在这惊心动魄的难忘的一周里，一直秋高气爽，太阳比春天还温暖，澄澈的空中一切都亮得耀眼，芬芳的空气吸入胸中，使人神清气爽，精神振奋。这几天连夜晚都是暖和的，而在这种温暖的黑夜里，天上不时落下金色的星星，使人又惊又喜。

九月二日早晨十时也是这样的好天气。晨光富有魅力。从波克朗山起，莫斯科连同它的河流、花园和教堂，宽敞地舒展开来，过着它惯常的生活。教堂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好像一颗颗星星。

拿破仑看到这个古怪的城市和从未见过的奇特建筑物，不禁产生嫉妒和好奇，就像人们看到陌生的异国生活那样。这个城市显然充满活力。拿破仑根据那些从远处也能辨别出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的特征，从波克朗山看到城市生活的搏动，感觉到这个美丽大都市的呼吸。

“这个具有无数教堂的亚洲城市，莫斯科，他们神圣的莫斯科！终于看到这座名城了！是时候了！”拿破仑说着下了马，吩咐摊开莫斯科地图，然后召来翻译雷劳恩·蒂特维尔，“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城市就像一个失去贞操的姑娘。”他想（他在斯摩棱斯克对杜奇科夫也这样说过）。他带着这种想法望着面前从未见过的东方美人。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原以为难以实现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在明媚的晨光中，他时而望望城市，时而看看地图，核对着城市的每个细部，而占领这个城市的念头使他又激动又忧虑。

“难道不是这样吗？”他想，“瞧，这座京城就在我脚下，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如今亚历山大在哪里？他在想些什么？这是一个奇异、美丽而庄严的城市！这是一个奇异、庄严的时刻！我该怎样向他们露面哪！”他想到自己的军队，“哼，这就是给所有意志薄弱的人的报应！”他环顾着附近的人和开过来的队列，想，“只要我说一句话，只要我一举手，这个沙皇的古都就立即灭亡。但我对战败者总是慈悲为怀。我应该宽宏大量，使自己显得真正伟大。不，说我已在莫斯科，这不是真的，”他忽然想，“但瞧，它明明就在我脚下，它那些圆顶和十字架在阳光下金光闪闪。不过我要饶恕它。我要在野蛮和专制的古碑上刻上正义和仁慈的伟大字句……亚历山大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我知道他的为人。（拿破仑认为当前形势的主要意义就是他同亚历山大之间的个人斗争。）我要从克里姆林宫——是的，这是克里姆林宫，是的——赐给他们公正的法律，我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我要使一代一代的大贵族怀着敬爱之情记住征服者的名字。我要对贵族代表们说，我一向不要战争；我只是同他们王室的荒唐政策作战，我敬爱亚历山大，我愿在莫斯科接受无愧于我和我的人民的和平条件。我不愿利用战争的胜利来污辱可敬的皇帝。我要对大贵族们说，我不要战争，我要我的全体臣民享受和平与幸福。不过，我知道，他们在场能使我感到鼓舞，我要用我惯常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明确、庄严而伟大。但是，难道我真的在莫斯科吗？瞧，这就是莫斯科！”

“把大贵族们带到这里来。”他对随从们说。立刻有一位将军带着随从骑马去找大贵族。

过了两小时。拿破仑吃过早饭，又站在波克朗山原地等着代表团。他对大贵族们的演讲已打好腹稿。那篇演讲里充满拿破仑心目中的庄严和伟大。

拿破仑准备在莫斯科采取的宽大政策使他自己也受到感动。他在想象中指定在沙皇宫中集会的日子，届时俄国达官贵人将同法国皇帝手下的达官贵人见面。他在心里指定了一个能赢得民心的总督。他听说莫斯科有许多慈善机关，就决定对这些机关大施恩惠。他想，在非洲要身穿斗篷坐在清真寺里，而在莫斯科则要像沙皇一样大施恩惠。为了彻底打动俄国人的心，他像所有的法国人那样，认为要表示感情，就得提到我亲爱的、慈祥的、可怜的母亲，因此他决定在所有这些建筑物上都用大字刻上献给我亲爱的母亲，或者干脆用我母亲的房子——最后他这样决定。“难道我真的在莫斯科吗？是的，莫斯科就在我面前。可是本市代表们怎么迟迟不来？”他心里琢磨着。

这时候，将军们和元帅们正在皇帝随从后面紧张地低声商量局势。奉命去找代表团的使者回来报告说，莫斯科全城空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商量的人个个脸色苍白，神色慌张。他们害怕的不是居民离开了莫斯科（不管这事有多重要），他们害怕的是怎样向皇帝禀报这件事，怎样告诉陛下城里除了酒鬼没有别的人，他长久地等待大贵族，而结果却一无所获，但又不至于使陛下感到荒唐可笑。有人主张要千方百计拼凑一个代表团，有人反对，认为应该巧妙地使皇帝有思想准备，然后向他宣布真相。

“但总得告诉他……”随从们说，“诸位……”但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皇帝正在考虑自己宽宏大量的计划，耐心地在地图前面来回踱步，偶尔手搭凉棚顺大道望着莫斯科，露出得意的微笑。

“但这样不行……”随从们耸耸肩膀说，不敢说出荒唐可笑这几个字……

这时，皇帝等待得有点累了，又凭他演员般的敏感觉得，庄严的时刻拖得太久就会丧失它的庄严性，于是他做了个手势。接着号炮一声，包围莫斯科的军队就从四面八方向莫斯科，向特维尔门、卡卢加门和陶罗戈米洛夫门进军。军队你追我赶，越跑越快，消失在他们扬起的灰尘中，同时传出震天价响的呐喊声。

拿破仑为眼前的进军所陶醉，自己也骑马随着军队来到陶罗戈米洛夫门，但又在那里停下来，下了马，在财政部土墙旁来回踱步，等待代表团。

二十

当时，莫斯科已是一座空城。城里还有一些人，还有五十分之一的居民，但它已是一座空城。这是座空城，好像一个被蜂王遗弃的废蜂窝。

一个被蜂王遗弃的蜂窝是没有生命的，但从表面上看，它仍像其他蜂窝一样具有生命。

在中午热烘烘的阳光下，蜜蜂围绕着没有蜂王的蜂窝快乐地飞舞，就像围绕着有蜂王的蜂窝飞舞一样；没有蜂王的蜂窝照样远远地散发着蜜香，蜜蜂照样飞进飞出。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明白，在这个蜂窝里已没有生命。这里的蜜蜂飞进飞出已不像在有蜂王的蜂窝里那样，养蜂人闻到的香味不一样，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养蜂人敲敲没有蜂王的蜂箱板壁，他听到的已不是原来那种几万只蜜蜂缩着肚子、迅速鼓翼发出来的整齐威严的嗡嗡声，而是被弃蜂箱发出的分散的嗡嗡声。从蜂箱口里发出来的，不是原来那种蜜和毒汁的醉人芳香，不是集体团结一致的温暖，而是一种混合着空虚和腐朽的蜜味。蜂箱口再没有翘起肚子、发出警报准备死守蜂窝的蜜蜂。蜂箱里再没有像沸水一般均匀而轻微的颤声，只有杂乱的不和谐的喧闹。盗蜜的长形黑色蜜蜂沾着蜜怯生生地从蜂箱里飞进飞出；它们不螫人，却自己逃避危险。原来只有带蜜的蜂飞进来，然后空身飞出去，如今只有带着蜜的蜂飞出去。养蜂人打开蜂房下面的板壁，向里面窥视。再没有原来那些挂在底板上相互抓着腿、不断发出嗡嗡的酿蜜声、因劳动而疲劳的身子光泽的黑蜂，有的只是在蜂房底板和墙壁上随便乱爬的萎靡不振的蜜蜂。再没有被蜂翼打扫得干干净净、上面涂胶的底板，只剩下狼藉的蜂蜡、蜂粪、几乎不能动弹的半死蜜蜂和尚未扫除的死蜂。

养蜂人打开蜂箱上面的板壁，观察着蜂房顶部。他看见的不是一排排紧密排列着使幼蜂得到保暖的蜜蜂，而是精巧复杂的蜂房，但不像原来那样整齐清洁。一切都显得荒凉和肮脏。盗蜜的黑蜂敏捷地钻进蜂箱偷蜜，家蜂都瘦小憔悴，仿佛变老了，缓慢地爬动着，不干预别的蜜蜂，没有任何欲望，丧失了生的意识。雄蜂、胡蜂、熊蜂和蝴蝶都盲目地撞击着蜂箱板壁。在留有死幼蜂和蜜的蜂蜡上有时还可以听到愤怒的嗡嗡声；有些地方，两只蜜蜂凭习惯和记忆清除蜂窝，勉强拖走一只死蜂或者胡蜂，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另一个角落，另外两只老蜂没精打采地斗着，或者理着翅膀，或者相互喂食，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出于敌意还是出于友谊。在第三个角落，群蜂互相挤压，进攻、殴打和闷死一个牺牲者。于是，那只衰弱或者死去的蜜蜂轻若鸿毛地慢慢落到死尸堆里。养蜂人翻开两个中部底板，察看蜂窝。他看见的不是原来密密麻麻背靠背停在那里护卫崇高而神秘的繁殖活动的几千只蜜蜂，而是几百只萎靡不振、半死不活的蜜蜂。它们几乎全都死了，但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却依旧守着其实已不再存在的圣殿。它们身上散发出死亡的腐臭。其中只有几只还能动弹，它们飞起来，落到敌人手里，还没有全死而螫着对方，其余已死的就像鱼鳞一般轻轻撒落下来。养蜂人关上蜂房，用粉笔做上记号，以后再把它拆开，焚毁。

当拿破仑身体疲劳、心神不宁、皱着眉头在财政部土墙旁来回踱步，等待着虽是表面但他认为是必要的礼仪——代表团——时，莫斯科就是这样一座空城。

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只有一些无意识地活动着的人，他们只是按老习惯过日子而不明白他们在做些什么。

有人小心翼翼地向拿破仑报告莫斯科已是一座空城，他怒气冲冲地瞧了瞧报告的人，转过身去，继续默默地来回踱步。

“来马车！”他吩咐说。他带着值日副官坐上马车，向城门口驶去。

“莫斯科是一座空城，真是不可思议！”他自言自语。

他没有进城，却宿在陶罗戈米洛夫门外一家旅店里。

戏剧的结局并不圆满。

二十一

俄军从凌晨二时到下午二时穿过莫斯科，带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居民和伤员。

军队行军时，最拥挤的地方是石桥、莫斯科桥和亚乌扎桥。

当军队分两路围绕克里姆林宫，拥塞在莫斯科桥和石桥时，大量士兵利用阻塞和拥挤的机会，从桥头回去，一声不响地偷偷溜过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和波洛维茨门，回到小山岗，来到红场，他们凭直觉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随便拿取别人的东西。人群像购买廉价商品那样充塞中心市场的巷道。但这里听不到商人招揽顾客的甜言蜜语，看不见小贩，也没有衣着绚丽的女顾客；这里只有穿军装的士兵，他们没有带枪，空手走进商场，又默默地带着大包小包走出来。商人和伙计（人数很少）丧魂落魄地在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打开自己的铺子又锁上，同伙计一起把商品运走。中心市场旁边的广场上，鼓手们打着集合鼓。但鼓声并不像原先那样使抢劫的士兵集合拢来，相反，却使他们跑得更远。在士兵中间，在商店和街巷里可以看见一些穿灰衣、剃光头的人[225]。有两个军官，一个穿军服，围围巾，骑一匹深灰色瘦马，另一个穿外套，没有骑马，站在伊林卡街角谈话。第三个军官骑马跑到他们面前。

“将军命令立刻把所有的人赶出去。简直太不像话！倒有一半人跑散了。”

“你到哪里去？……你们到哪里去？……”他对三个步兵喝道，这三个步兵没有带枪，提着外套下摆，从他们旁边溜过，“站住，流氓！”

“是啊，得把他们集合起来！”另一个军官回答，“没办法把他们集合起来；趁最后一批还没有散开，得赶快走，就是这样！”

“怎么走法？那边堵住了，都挤在桥上，不能动。要不要设一道哨兵线，不让最后一批人跑散？”

“到那边去！把他们赶出来！”那个高级军官喊道。

围围巾的军官跳下马，叫了声鼓手，同他一起走进拱门。有几个兵拔腿就跑。一个鼻翼两旁生有红色粉刺的商人，脸上现出镇定而精明的神情，煞有介事地摆动两手，走到军官面前。

“大人！”他说，“您开恩保护我们吧。我们决不计较什么小东西，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您请，我马上拿呢子来，对贵人就是两段呢子也行，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可是这算什么呀，简直是抢劫！请吧！最好派巡逻队来，至少也得让我们锁门……”

几个商人把军官围住。

“哼！还嚷嚷什么呀！”其中一个瘦子板着脸说，“脑袋都保不住，还哭头发干什么。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吧！”他使劲挥了挥手臂，侧过身去对着军官。

“伊凡·西多雷奇，你倒说得漂亮！”第一个商人怒气冲冲地说，“您请吧，大人。”

“有什么好说的！”瘦子嚷道，“我三爿铺子有十万卢布的货。军队走了，你还保得住吗！唉，弟兄们，人抗得过上帝吗！”

“请吧，大人！”第一个商人鞠躬说。军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脸上现出犹豫不决的神色。

“这关我什么事！”他突然嚷道，快步向市场走去。从一家敞开的铺子里传出打架与咒骂声。军官向那里走去，一个穿灰外衣、剃光头的人从里面被推出来。

这人弯下腰，从商人和军官旁边跑过。军官向铺子里的士兵扑去。但这时从莫斯科桥上传来人群可怕的呐喊声，军官就往广场跑去。

“什么事？什么事？”他问，但他的同伴已骑马经过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向叫喊的地方跑去。军官骑上马，跟着他跑去。他跑到桥堍，看见两门卸下前车的炮、在桥上行走的步兵、几辆翻倒的大车、几个惊惶失措的人和士兵的笑脸。大炮旁边停着一辆双驾马车。马车车轮后面紧跟着四条带颈圈的猎狗。车上的东西装得像山一般高，顶上在一张四脚朝天的童椅旁坐着一个农妇，绝望地尖声痛哭。同伴告诉军官，人群和女人尖叫是因为叶尔莫洛夫将军来到人群中，知道士兵闯进商店，人群把桥梁堵死，就下令解下大炮，作出要向桥上开炮的样子。人群撞翻车辆，互相拥挤，没命地叫喊，把桥梁腾出来，军队就向前移动。

二十二

这时城已空了。街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房屋大门和铺子都已关上；偶尔在酒店附近可以听到一两声叫喊或醉汉哼着小曲的声音。街上没有一辆马车，也难得听到行人的脚步声。厨师街上一片寂静和荒凉。罗斯托夫家的大院子里撒满马匹吃剩的干草和马粪，但不见一个人影。在他们那座留有全部财物的住宅里，只有两个人留在大客厅里。这就是看院子的伊格纳特和哥萨克小鬼米施卡。米施卡是华西里奇的孙子，他跟着爷爷留在莫斯科。米施卡打开古钢琴，用一只手指弹琴。看院子的两手叉腰，高兴地微笑着，站在大镜子前面。

“多好玩！对吗？伊格纳特叔叔！”米施卡说，突然用两手拍着琴健。

“哈，瞧你的！”伊格纳特回答，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脸越笑越欢，感到很惊讶。

“真不要脸！是啊，真不要脸！”玛芙拉悄悄走进来，站在他们后面说，“哼，瞧这个胖脸龇牙咧嘴的。是把你们留下来胡闹的！那里什么也没收拾，华西里奇就累坏了。你等着吧！”

伊格纳特紧了紧腰带，收起笑容，顺从地垂下眼睛，走出客厅。

“阿姨，我只是轻轻的。”米施卡说。

“好，我就给你轻轻的。小淘气！”玛芙拉对他挥挥手，吆喝道，“替爷爷烧茶炊去！”

玛芙拉拂去琴上的灰尘，盖上古钢琴，长叹一声，走出客厅，把门锁上。

玛芙拉走到院子里，考虑她下一步该做什么；到厢房里去同华西里奇一起喝茶呢，还是到储藏室去收拾没有收拾好的东西。

沉寂的街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在门口停住；门闩被人推得咯咯发响。

玛芙拉走到便门口。

“找谁？”

“找伯爵，罗斯托夫伯爵。”

“您是谁？”

“我是个军官。我要见伯爵。”一个有教养的俄国人愉快地说。

玛芙拉开了便门。一个十八九岁的圆脸军官走进来，他的脸型有点像罗斯托夫家人。

“他们走了，少爷。昨天傍晚走的。”玛芙拉亲切地说。

青年军官站在门口，仿佛决不定进去还是不进去，弹了一下舌头。

“唉，真倒霉！……”他说，“我昨天来就好了……唉，真倒霉！……”

玛芙拉这时同情地仔细打量她所熟识的罗斯托夫家人的脸型，看看他的破外套和旧皮靴。

“您找伯爵有什么事？”她问。

“唉……有什么办法！”军官懊恼地说，抓住便门想走，但又犹豫不决地站住。

“您知道吗？”他突然说，“我是伯爵的亲戚，他待我一向很好。您瞧（他和善而快乐地笑着瞧瞧自己的外套和皮靴），都穿破了，钱又没有，所以我想求伯爵……”

玛芙拉不让他把话说完。

“您等一会儿，少爷。等一会儿。”她说。军官的手从便门上一放下，玛芙拉就转过身子，迅速地迈着老妇人的步子，往后院自己的厢房走去。

当玛芙拉跑回卧室去的时候，军官垂下头，瞧着自己的破靴子，微微地笑着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我没有找到叔叔，真可惜。可她是个多好的老婆子啊！她跑到哪儿去啦？我又不知道要赶上我们的团走哪条街比较近。我们的团现在该已到达罗戈日门了吧？”青年军官这时想。玛芙拉带着惊惶而果断的神情，手里拿着一块卷起来的格子手帕，从角落里走出来。她离开军官还有几步，就解开手帕，从里面摸出一张白色的二十五卢布钞票，匆匆递给他。

“要是老爷他们在家的话，他们作为亲戚一定会表示一点意思的，也许……可是现在……”玛芙拉害臊了，窘得手足无措。但军官并没有推辞，不慌不忙地接过钞票，向玛芙拉道了谢。“要是伯爵在家就好了。”玛芙拉抱歉地说，“基督保佑您，少爷！上帝保佑您！”玛芙拉说，鞠着躬送他。军官摇摇头，仿佛在嘲笑自己，几乎像跑步一般沿着无人的街道向亚乌扎桥跑去，追赶他的团。

玛芙拉呢，眼泪汪汪地在关上的便门旁站了好半天，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对这个陌生的青年军官意外地产生了一种母爱和怜悯。

二十三

华尔华拉街上有一座未完工的房子，房子底层有一家酒店，从那里传出阵阵醉汉的叫声和歌声。在一个肮脏的小房间里，十来个工人分坐在几张桌子旁。他们个个喝得醉醺醺，汗流满面，眼睛浑浊，张大嘴，使劲唱着什么歌。他们各唱各的调，唱得很吃力。显然他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他们唱歌只是表示他们喝醉了，心里高兴。其中有个浅色头发的高个子，穿一件干净的蓝外套，站在他们旁边。他长着挺拔的鼻子，要不是他两片紧闭的薄嘴唇不断颤动，眼睛显得忧郁呆滞，他的脸倒是很漂亮的。他站在唱歌的人旁边。显然在想什么心事，他把袖子卷到臂肘上，严肃而笨拙地挥动白净的手臂，肮脏的手指不自然地叉开着。他的衣袖不断滑下来。他便竭力用左手把它卷起，仿佛露出那只挥动的筋脉毕露的手臂很重要。在歌声中，可以听见门廊和台阶上有叫嚷和打架的喧闹声。高个子摆了摆手。

“别唱了！”他大声命令道，“打架了，弟兄们！”他依旧卷着袖子走到台阶上。

工人们跟着他走去。这天早晨，在酒店里喝酒的工人在高个子领导下，从厂里带来几张皮子送给老板，因此得到酒喝。附近铁匠铺的铁匠们听到酒店里有饮酒作乐的声音，以为酒店被人砸了，想冲进去。他们就在台阶上打起架来。

酒店老板在门里跟一个铁匠打架，工人们走出酒店时，铁匠从酒店老板手里挣脱出来，却扑倒在人行道上。

另一个铁匠冲进门来，同酒店老板撞了个满怀。

卷起衣袖的小伙子走出来的时候，朝冲进来的铁匠当头给了一拳，疯狂地叫道：

“弟兄们！他们打我们！”

这时，第一个铁匠从地上爬起来，把打伤的脸抓出血，带着哭声叫道：

“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弟兄们！……”

“哎哟，老天爷，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一个女人从隔壁门里跑出来，尖声叫道。人群聚集在血迹斑斑的铁匠周围。

“你敲人家竹杠还不够，还要剥人家的衬衣吗？”有个人对酒店老板说，“你怎么打死人了？强盗！”

高个子站在台阶上，浑浊的眼睛时而望望酒店老板，时而瞧瞧铁匠，仿佛在考虑现在该同谁打架。

“杀人犯！”他突然对酒店老板骂道。“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什么，你要把我这样的人捆起来！”酒店老板嚷道，推开向他扑来的人，摘下帽子，摔在地上。他这一行动仿佛具有神秘的威力，包围他的工人们都迟疑地站住。

“老弟，我可懂得规矩。我要去警察局报告。你以为我不会去吗？现在谁也不许抢劫！”酒店老板拾起帽子，叫道。

“那咱们去吧！咱们去吧！”酒店老板和高个子一唱一和，两人一起往街上走去。血迹斑斑的铁匠走在他们旁边。工人们和闲人们边说边叫，跟着他们走去。

在马罗赛伊卡街角上，二十来个衣服褴褛、形容消瘦、神情沮丧的鞋匠面对一家挂鞋匠招牌的锁着的大房子站着。

“他应该如数付钱！”一个留山羊胡子、皱眉头的瘦工人说，“哼，他吸了我们的血，就算完了。他哄我们，哄了整整一星期。到头来他自己溜了。”

说话的工人看见人群和血迹斑斑的人，不作声了。鞋匠们好奇地跟着人群走去。

“大家到哪儿去啊？”

“当然是去见长官。”

“难道我们真的打不过他们吗？”

“你想怎么样！听听大家怎么说吧。”

有人问话，也有人回答。酒店老板趁人越聚越多，故意落在后面，溜回自己的酒店。

高个子没发觉自己的对手酒店老板已溜掉，挥动光手臂，不断地说话，吸引大家的注意。人群大部分挤在他身边，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

“让他来维持秩序，保卫法律，当官的就是要管这个！我说得对吗，正教弟兄们？”高个子说，微微地笑着。

“他以为没有长官吗？难道没有长官能行吗？要不抢劫的就不止他们几个了。”

“干吗胡说八道！”人群里有人说，“怎么能就这样放弃莫斯科！人家跟你开玩笑，你就相信了。我们的军队还少吗。就这样放他们进来了！这是长官们的事。听听老百姓怎么说吧！”有人指指高个子说。

在中国城[226]城墙边，另外有一小群人围着一个手拿文件、穿粗呢外套的人。

“命令，在读命令！在读命令！”人群里传出声音。大家向宣读命令的人拥去。

穿粗呢外套的人在读八月三十一日公告。人群包围了他，他仿佛有点窘，但应挤到身边的高个子的要求，他用微微颤动的声音念起公告来。

“我明天一早去见公爵大人，”他念道（高个子皱着眉头，嘴角挂着微笑，煞有介事地学着他说：“公爵大人！”），“同他商量，行动起来，协助军队消灭暴徒；我们也要干掉他们……”念公告的人停住（高个子得意扬扬地叫道：“听见吗？他要替你解决问题了……”）……“把这些客人送去见鬼；我一定要回来吃饭，我们要动手，要干起来，要把暴徒消灭光。”

最后几句话是在一片肃静中宣读的。高个子忧郁地垂下头。显然，谁也听不懂最后几句话。尤其是“我一定要回来吃饭”这句话使读的人和听的人都感到不快。老百姓情绪高昂，而这些话却太简单了，太明白了；这样的话人人都会说，因此最高当局的命令就不该这么说。

大家都垂头丧气，沉默不语。高个子翕动嘴唇，摆动身子。

“得问问他！……这就是他吗？……当然，得问问他！……为什么不问……是他下的命令……”后排人群里传出这样几句话，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广场上警察局局长的马车上，马车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龙骑兵。

警察局长这天早晨奉拉斯托普庆伯爵之命烧船，因此口袋里装着刚弄到的一大笔钱。他看见人群向他走来，就命令车夫停车。

“这都是些什么人？”他看见人群三三两两怯生生地向马车走来，就大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我问你们？”警察局局长没有得到回答，又问。

“他们，大人，”一个穿粗呢外套的小官吏说，“他们，大人，遵照伯爵大人的公告，不惜牺牲，愿意效劳，绝不是伯爵大人所说的暴徒……”

“伯爵没有走，他在这里，就会对你们发出指示的。”警察局局长说，“走吧！”他对车夫说。人群站住，聚集在听警察局局长说话的人们周围，目送马车离去。

警察局长这时恐惧地回顾了一下，对车夫说了句话，他的马就跑得更快了。

“他骗人，弟兄们！让我们去见伯爵本人！”高个子嚷道，“别让他走，弟兄们！要他回话！抓住他！”有几个人叫道。于是大家就去追马车。

追赶警察局长的人群闹哄哄地向鲁比扬卡街跑去。

“哼，阔人和商人都走了，叫我们等死吗？难道我们都是狗吗！”人群七嘴八舌地说。

二十四

九月一日晚上，拉斯托普庆伯爵同库图佐夫见面后感到伤心和气愤，因为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议，库图佐夫又不理会他要求参加保卫古都的建议，同时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发现，军营中不仅把古都的安全和爱国情绪看作次要的事，甚至看作无足轻重的事。拉斯托普庆伯爵带着这种伤心、气愤和惊讶的情绪回到莫斯科。他吃过晚饭，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半夜十二点过后，专使送来库图佐夫的信，把他叫醒。信里说，军队将从莫斯科背后走梁赞大道撤退，伯爵能否派警官引导军队过城。这消息对拉斯托普庆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不仅昨天在波克朗山同库图佐夫会面后，而且从鲍罗金诺会战起，他就知道莫斯科将要被放弃，因为当时来到莫斯科的将军都异口同声地说无法再进行会战，而且伯爵亲自准许每天夜里运走公家的财物，居民也有一半撤退了。然而，这个半夜送到、把他从第一觉中惊醒的库图佐夫写在便条上的命令还是使他惊讶和恼怒。

后来，拉斯托普庆伯爵解释他当时的行动，几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当时有两大目的：维持莫斯科的治安和撤出城里的居民。如果承认这双重目的，那么拉斯托普庆的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不把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弹药、火药和存粮运走？为什么要欺骗千万居民说莫斯科不会被放弃和破坏？拉斯托普庆伯爵回答说，因为要维持古都的安宁。为什么要把成捆官府无用的文件和雷比赫气球等东西运走？拉斯托普庆伯爵回答说，因为要使莫斯科成为空城。只要承认什么东西威胁人民的安宁，那么任何行动都是有理由的。

对恐怖的忧虑只是出于对人民安宁的关心。

那么，一八一二年拉斯托普庆伯爵对莫斯科人民安宁的忧虑又有什么根据呢？有什么理由认为城里将发生暴动？居民正在疏散，撤退的部队充满莫斯科，为什么人民就会起来暴动呢？

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俄国其他各地，敌军入侵时并没发生什么暴动。九月一日、二日，莫斯科还留有一万多人，除了奉卫戍司令之命有人聚集在他的院子里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如果在鲍罗金诺会战以后，放弃莫斯科势在必行，至少是很有可能，如果拉斯托普庆当时不分发武器和贴出公告来鼓动人民，而是采取措施运走圣物、火药、弹药和钱币，并向人民宣布城市将被放弃，那就更不会发生人民的暴动了。

拉斯托普庆是个性子急躁、容易冲动的人，一向周旋于上层官场，虽然怀着爱国感情，但一点也不理解受他管理的人民。自从敌军占领斯摩棱斯克起，他就把自己看作引导人民感情的“俄国之心”。他不仅认为（所有行政官都这样认为）他指挥着莫斯科市民的行动，还认为他通过宣言和公告（都是语言粗劣，被人民所蔑视，而他高高在上，不懂得这一点）引导着市民的情绪。拉斯托普庆是那么喜欢充当人民情绪引导者这一漂亮的角色，他那么惯于扮演这一角色，因此现在要停演这一角色，不说些豪言壮语而放弃莫斯科，他觉得很意外，他脚下的土地忽然塌陷下去，这使他手足无措。他虽然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但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完全相信这件事，也没有为此作好任何准备。居民违反他的意愿纷纷离城。政府机关的撤离也完全是由于官员们的要求，他才勉强同意。他只是专心扮演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他像一般富于想象的人那样，早就知道莫斯科将被放弃，但这只是出于理智，他内心并不相信这一点，精神上也没有为这种新形势作好准备。

他全部勤奋顽强的工作（这有多大益处，对老百姓有多大影响，是另一个问题），目的就是在居民中唤起他自己身上已滋长的那种情绪：憎恨法国人的爱国心和增强自信心。

但一旦事态发展到具有真正的历史规模，单凭语言已不足以表达对法国人的仇恨，就连会战都不能表达这种仇恨，而在守卫莫斯科这一问题上自信心已丧失作用，市民不约而同地放弃财物，涌出莫斯科，用这样消极的行动表示自己强烈的民族感情——在这样的时刻，拉斯托普庆所选择的角色就顿时丧失意义。他突然感到自己孤独、软弱和可笑，脚下丧失了立足点。

拉斯托普庆在睡梦中被叫醒，接到库图佐夫冷冷的命令式条子，他越觉得自己不对，心里也越恼火。莫斯科所有的公共财物都交托给他，他应该运走，可是都留着没有动。要运走所有的东西已不可能。

“这究竟是谁的过错？是谁弄到这个地步的？”他想，“当然不是我。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紧紧地守住莫斯科！他们却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混蛋！叛徒！”他想，但并不明确混蛋和叛徒是谁，只觉得不能不恨这些叛徒，因为他现在落到这种尴尬可笑的境地都是他们造成的。

拉斯托普庆伯爵通宵发布命令，人们从莫斯科各地前来听令。身边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伯爵这样愁闷和恼怒。

“大人，领地注册司来人要命令……宗教事务所来人，参政院来人，大学来人，孤儿院来人，副主教派人来……请示……消防队怎么处理？典狱长来……疯人院来人……”通宵不断地有人来向伯爵报告。

对所有这些问题伯爵都怒气冲冲地作了简短的回答，表示他的命令现在没有用了，他煞费苦心所作的安排全被人破坏了，这个人应对现在的局势负全部责任。

“哼，你告诉那个木头人，”他回答领地注册司来人说，“叫他留下来保管文件。你提消防队这种废话干什么？他们有马，就去弗拉基米尔。不要留给法国人。”

“大人，疯人院院长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吗？”

“我有什么吩咐？放他们走就是了……把疯子从城里放掉。既然我们这儿是由疯子在指挥军队，那么这些疯子也该放出去。”

问到狱中囚犯怎样处理时，伯爵怒气冲冲地对典狱长吆喝道：

“怎么，要给你两队押送兵吗？没有兵，把他们放掉就是了！”

“大人，还有政治犯呢：米施科夫，魏列夏金。”

“魏列夏金！还没有把他吊死吗？”拉斯托普庆嚷道，“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二十五

早晨九点钟之前，军队已通过莫斯科，再没有人来向拉斯托普庆伯爵请示了。凡是能走的都自己走了；那些留下来的人在考虑他们该怎么办。

伯爵吩咐备马去索科尔尼基。他脸色枯黄，眉头紧蹙，一言不发，抱着双臂，坐在书房里。

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每个行政长官都认为，他治下的人民全是靠他的力量过日子。这种非我不可的意识也就是他们勤劳工作的主要奖赏。在历史的海洋风平浪静的日子，行政长官乘着自己破旧的小船，用篙子搭在人民群众的大船上缓缓地前进，他还以为是他的力量驾驶着大船前进的。这种想法很自然，但一旦起了风暴，海洋波涛汹涌，大船本身在继续前进，那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了。大船靠它自身巨大的力量行进，篙子根本搭不到它。于是行政长官就顿时由统治者和力量的泉源变成无足轻重和无所作为的弱者。

拉斯托普庆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大为恼火。

被人群拦住的警察局长同前来报告车已套好的副官一起来见伯爵。两人都脸色苍白。警察局长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又禀报说，伯爵院子里有一大群人求见。

拉斯托普庆一句话也没有回答，站起身，快步走到明亮华丽的客厅，走近阳台门，抓住门把手，接着又放下，走向窗口，从那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整个人群。高个子站在前排，板着脸，挥动一只手，嘴里说着什么。身上血迹斑斑的铁匠脸色阴沉，站在他旁边。隔着关闭的窗子也能听到人群的喧闹。

“马车准备好了吗？”拉斯托普庆离开窗口问。

“准备好了，大人！”副官说。

拉斯托普庆又走到阳台门旁。

“他们想干什么？”他问警察局局长。

“大人，他们说，他们遵照您的命令准备去打法国人，他们还在痛骂叛国行为。不过，大人，他们是一群暴徒。我好容易才脱身。大人，我斗胆恭请……”

“走开，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拉斯托普庆愤怒地嚷道，他站在阳台门旁，望着人群，“哼，他们把俄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他们把我搞成了什么样子！”拉斯托普庆想，觉得心里冒起一股对罪魁祸首难以克制的怒火。就像一般脾气暴躁的人那样，他已满腔怒火，正在找寻发火的对象。“哼，这些小民，这些人民中的败类、贱民！”他望着人群想，“他们头脑糊涂，胡作非为！他们需要一个牺牲者。”他望着挥动手臂的高个子想。他想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一个牺牲者，需要一个发火的对象。

“马车准备好了？”他又问。

“准备好了，大人。关于魏列夏金您有什么吩咐？他在台阶旁等着。”副官回答。

“哦！”拉斯托普庆叫了一声，仿佛因记起一件意外的事而大吃一惊。

他猛地推开门，毅然走到阳台上。谈话立刻停止，各种帽子都摘下来，一双双眼睛都抬起来望着伯爵。

“你们好，弟兄们！”伯爵迅速而响亮地说，“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马上就来看你们，但我们首先要处理一个坏蛋。我们要惩办使莫斯科灭亡的坏蛋。你们等我一会儿！”伯爵砰地关上门，又迅速回到屋里。

人群里传出一片赞许的低语。“这么说，他要收拾一切坏蛋了！你说法国人……他要替你解决问题！”人们说，好像在相互责备缺乏信心。

几分钟后，一个军官从前门匆匆走出来，发了一道命令，龙骑兵就排起队来。人群连忙从阳台移向台阶。拉斯托普庆怒气冲冲地大踏步走到台阶上，匆匆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仿佛在找寻什么人。

“他在哪里？”伯爵问，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人被两个龙骑兵架着走出来。这个年轻人脖子细长，剃成阴阳头的头皮上又长出短头发。他身穿原来很讲究的蓝呢面子的狐皮大衣，下穿肮脏的囚裤，裤筒塞在不干净的旧皮靴里。瘦小衰弱的腿上挂着脚镣，使他本来就迟疑的行动更加步履艰难。

“哦！”拉斯托普庆说，慌忙把视线从穿狐皮外套的青年身上移开，指指台阶的最下一级，“把他带到这里来！”年轻人哐啷哐啷地带着脚镣走到指定的台阶上，用一个手指撑开外套的紧领子，转动两下细长的脖子，叹了一口气，顺从地把两只不劳动的瘦手叠放在肚子上。

年轻人站到台阶上后，一连几秒钟没有人吭声。只有后排的人群往一处挤，那里发出了叹息、呻吟和脚步移动的声音。

拉斯托普庆皱着眉头，用手擦擦脸，等魏列夏金在指定的地方站好。

“弟兄们！”拉斯托普庆用金属一般铿锵的声音说，“就是这个人，魏列夏金，这个坏蛋，把莫斯科给毁了。”

穿狐皮外套的年轻人顺从地站在那里，双手交叠在肚子上，微微弯下腰。他那憔悴的、由于剃阴阳头而显得很难看的脸带着绝望的神情朝着下面。他听了伯爵开头几句话，慢慢抬起头，自下而上瞧了瞧伯爵，仿佛想对他说话，至少想遇见他的目光。但拉斯托普庆并没有对他看。在年轻人细长的脖子上，一条血管像绳子般胀起来，在耳朵后面发青。他的脸刷地红了。

一双双眼睛都盯着他。他望望人群，仿佛从人们脸上的表情看到了希望，他伤心而胆怯地微微一笑，又垂下头，两脚在台阶上站好。

“他背叛了沙皇和祖国，向拿破仑投降，俄国人中只有他一个辱没了俄国人的身份，莫斯科让他给毁了。”拉斯托普庆声音平稳而尖厉地说；但突然向下望了望依旧顺从地站着的魏列夏金。这景象仿佛把他激怒了，他举起一只手，几乎叫嚷一般对人群说：“你们自己来处分他吧！我把他交给你们！”

人群不作声，只是彼此挤得越来越紧。互相拥挤，呼吸着令人窒息的空气，无力动一动身子，等待着一种不可知的可怕局面——这种情况使人感到越来越难受。站在前排的人，面对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恐惧地睁大眼睛，张开嘴巴，使劲挡住后面来的压力。

“揍他！……干掉叛徒，不许他玷污俄国人的身份！”拉斯托普庆叫道，“把他斩了！我命令！”人群听见的不是拉斯托普庆的话，而是他愤怒的声音。人群骚动起来，拥上去，但又停住了。

“伯爵！……”在重新出现的暂时的肃静中，魏列夏金胆怯而演戏似的说，“伯爵，上帝在我们头上……”魏列夏金昂起头说，细脖子上的粗血管又充了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完。

“把他斩了！我命令！……”拉斯托普庆突然像魏列夏金一样脸色发白，嚷道。

“拔刀！”军官命令龙骑兵，自己也拔出刀来。

一个更强烈的浪潮从人群中滚过，一直滚到最前面几排，把互相拥挤的人群推到台阶旁。高个子脸上毫无表情，举起一只手站在魏列夏金旁边。

“斩！”军官简直像低语似的命令龙骑兵。于是一个士兵突然现出气疯了的脸，用刀背向魏列夏金头上斫去。

“哦！”魏列夏金短促而惊讶地叫了一声，恐惧地回顾了一下，仿佛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人群中也发出这种惊讶和恐惧的叫声。

“哦，主哇！”有人发出一声惨叫。

但魏列夏金在一声惊叫后，他又因为疼痛而惨叫了一声，而这一声惨叫就要了他的命。那控制着人群的人情的闸门本来就受到极大的压力，现在突然打开了。罪行一开始，就得进行到底。责难的埋怨被人群凶狠而愤怒的吼声淹没。那从后排掀起的不可克制的浪潮，好像能击碎船只的七级浪，冲击着前排，把他们冲倒，席卷了一切。动刀的龙骑兵还想再斩一刀。魏列夏金发出恐怖的叫声，双手抱住头向人群奔去。高个子受到魏列夏金的冲撞，双手抓住魏列夏金的细脖子，发出粗野的叫声，同他一起倒在怒吼着汹涌而来的人群的脚下。

有些人撕打魏列夏金，有些人撕打高个子。被践踏的人的惨叫和那些想拯救高个子的呐喊，只有更激怒人群。龙骑兵好久还不能把那个血迹斑斑、被打得半死的工人救出来。虽然人群急于要做完这件已开了头的事，他们把魏列夏金又打、又掐、又撕，却不能把他弄死，因为人群从四面八方挤来。把他们作为中心，拥过来，拥过去，使他们既不能把他打死，又不能把他抛下。

“用斧头砍吗？……把他踩死了……叛徒，他出卖了基督！……还活着……没死掉……贼是罪有应得。用棍子打！……他还活着吗？”

直到受害者不再挣扎，叫喊声变成均匀而细长的咽气声，人群才匆匆离开那血肉模糊的尸体。每个人都走过来看一下所做的事，又带着恐惧、责备和惊讶的神情往后挤。

“哦，主哇！人都变成野兽了，他还怎么活得成！”人群里发出这样的叹息，“这么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该是商人家的吧，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们说，不是那个人……怎么不是那个人……哦，主哇！……据说，他们殴打另一个人，差一点把他打死……唉，人哪……谁不怕罪过啊……”同一些人说，怜悯地望着发青的脸上沾满血和泥、细长脖子断裂的尸体。

勤奋的警官认为司令大人院子里有具尸体不雅观，就命令龙骑兵把尸体拖到街上。两个龙骑兵抓住两条血肉模糊的腿，把尸体拖到街上。死人沾满尘土的血淋淋的阴阳头和细长脖子在地上被拖得转来转去。人群都挤在一起离开尸体。

当魏列夏金倒下去，人群狂叫着在他周围挤来挤去的时候，拉斯托普庆突然脸色发白，他不去有马车等着他的后门，却低下头快步沿着通向楼下房间的走廊走去，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和去做什么。伯爵脸色苍白，下巴颏像发疟疾一样抖个不停。

“大人，这儿走……您往哪儿去啊？……这儿走。”他后面有人恐惧地颤声说。拉斯托普庆伯爵没有力气回答，顺从地转过身，朝着给他指出的方向走去。后门外停着一辆马车。这里也能听到远处人群的吼叫声。拉斯托普庆伯爵匆匆坐上马车，吩咐车夫到索科尔尼基郊区别墅去。马车来到肉铺街，再也听不见人群的叫声，伯爵开始忏悔。这会儿，他闷闷不乐地记起他在下属面前流露的激动和恐惧。“群众是可怕的，群众是讨厌的，”他用法语自言自语，“他们像一群狼，除了肉什么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伯爵！上帝在我们头上！”他突然想起魏列夏金的话，一阵不愉快的寒战掠过他的脊背。但这样的感觉只有一刹那，拉斯托普庆伯爵轻蔑地自我嘲笑了一下。“我身负其他重任，”他想，“人民的愿望必须满足。为了大众的幸福牺牲了许多人，还有许多人也将牺牲。”于是他想到他的社会责任：对家庭，对交托给他保卫的古都，对他自己——不是拉斯托普庆伯爵这个人（他认为他是在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自己），而是作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政府和沙皇的代表。“如果我只是拉斯托普庆伯爵，我的做法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我有责任保护卫戍司令的生命和尊严。”

拉斯托普庆在柔软的弹簧马车上微微摇摆着，不再听见人群可怕的声音，他的身体平静了，而随着身体的平静，他的头脑也照例为他想出了精神平静的理由。使拉斯托普庆平静的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自从有了世界、人类开始互相残杀以来，没有一个人对同类犯罪不是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的：假定自己在为别人谋幸福，谋大众的幸福。

一个不受欲望支配的人永远不懂得这种幸福；但一个犯罪的人准知道这种幸福是什么。而拉斯托普庆现在就知道这一点。

他不仅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而且还扬扬自得，因为他那么巧妙地利用机会；既惩罚罪犯，又安抚民众。

“魏列夏金被判死刑，”拉斯托普庆想（其实魏列夏金只被参政院判服苦役），“他是叛徒，是卖国贼；我非惩罚他不可，再说一箭双雕：我拿一个牺牲品给民众泄愤，同时处决了一名暴徒。”

伯爵来到郊区别墅，处理了家务，心里完全平静了。

半小时后，伯爵乘一辆快马车穿过索科尔尼基田野。他不再回想刚才发生的事，一心只考虑未来的事。他现在去亚乌扎桥，据说库图佐夫在那里。拉斯托普庆伯爵考虑着他要对库图佐夫提出的愤怒而尖刻的责备，因为库图佐夫欺骗了他。他要让这个宫廷老狐狸感觉到，旧都沦陷和俄国灭亡的全部责任都在他那颗昏庸老朽的脑袋上。拉斯托普庆在马车上愤怒地转动身子，恶狠狠地望着两边田野，考虑着他要说的话。

索科尔尼基田野一片荒凉。只有在它的尽头，在养老院和疯人院旁边有一群群穿白衣服的人。还有几个这样的单身人在田野上走着，他们挥动手臂，嘴里叫个不停。

其中有一个人拦住拉斯托普庆伯爵的马车。拉斯托普庆伯爵本人，他的车夫、龙骑兵，都怀着恐怖和好奇的复杂心理望着这些被放出来的疯子，特别是向他们跑来的那一个。

这个疯子穿着宽大的睡袍，摆动两条细长的腿，急急地跑来，眼睛盯住拉斯托普庆，哑着嗓子对他叫嚷，做着手势要他停车。疯子的脸又瘦又黄，露出忧郁和庄严的神气，留着参差不齐的大胡子。他那又黑又亮的瞳仁在发黄的眼白中惊慌地转动。

“站住！停下！我说！”他尖声叫道，又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叫，同时做着手势。

他追上马车，在马车旁跑着。

“他们杀了我三次，我复活了三次。他们用石头砸我，拿我钉十字架……我要复活……我要复活……我要复活。他们撕裂我的身体。要推翻天国……我要推翻三次，重建三次！”他叫道，声音越来越高。拉斯托普庆伯爵顿时脸色发白，就像刚才人群冲向魏列夏金那样。他转过身去。

“快……快走！”他声音发抖地对车夫喝道。

马车全速前进，但拉斯托普庆伯爵还好一阵听见逐渐远去的疯狂绝叫，而在他的眼前则浮现出那穿皮外套的叛徒惊惧的血淋淋的脸。

这个回忆虽然还很新鲜，拉斯托普庆却觉得它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刻得他的心淌血。现在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个回忆的血淋淋的伤痕永远不会愈合，相反，它将留在他的心里直到生命的末日，而且越久越使他痛苦，越久越使他难受。现在他仿佛听见他自己讲过的话：“斩了他，你要拿脑袋向我负责！”他想：“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说得多么不合适……我原可以不说的，这样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他看见动刀的龙骑兵先恐惧又突然变得残忍的脸，以及那穿狐皮外套的小伙子胆怯而无言的责备目光……“但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我不得不这样做。黎民百姓，暴徒……大众的幸福！”他想。

军队还挤在亚乌扎桥旁边。天气很热。库图佐夫皱着眉头，没精打采地坐在桥旁的长凳上，拿鞭子在沙地上比划着。这时有一辆马车隆隆地向他驶来。一个身穿将军服、头戴花翎帽的人，转动又像愤怒又像恐惧的眼睛，走到库图佐夫跟前，用法语对他说话。原来是拉斯托普庆伯爵。他对库图佐夫说，他到这里来，因为古都莫斯科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支军队。

“要是您总座没对我说过，您不会不再打一仗就放弃莫斯科，那就是另一回事，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他说。

库图佐夫望着拉斯托普庆，仿佛不明白他的话，竭力想从说话人脸上看出特别的表情。拉斯托普庆尴尬地住了嘴。库图佐夫微微摇摇头，审视的目光一直盯住拉斯托普庆，低声说：

“是的，我不会不打一仗就放弃莫斯科。”

库图佐夫说这话的时候，也许他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或者是明知它没有意思而故意这样说，但拉斯托普庆伯爵却什么也没回答，匆匆离开库图佐夫。说来也怪！莫斯科卫戍司令，傲慢的拉斯托普庆伯爵竟手拿鞭子走到桥边，大声吆喝着驱散挡路的车辆。

二十六

下午四点钟不到，缪拉的军队进入莫斯科，领先的是符腾堡骠骑兵，骑马走在他们后面的就是带着大批随从的这位那不勒斯王本人。

在阿尔巴特街中心，圣尼古拉显灵堂旁边，缪拉停住脚步，等待先遣部队来报告城堡“克里姆林宫”[227]的形势。

缪拉周围聚集了一小撮留在莫斯科的居民。大家都胆怯而困惑地望着这位戴花翎、佩金饰、留长发的奇怪长官。

“这就是他们的沙皇爷吗？不错！”传出了轻轻的声音。

翻译骑马来到人群跟前。

“脱帽……帽！”人群中相互交谈着。翻译招呼一个年老的看门人，问他克里姆林宫远不远。看门人困惑地听着他不熟悉的波兰腔俄语，还以为翻译说的不是俄语，不明白在对他说些什么，就躲到别人后面去。

缪拉走到翻译跟前，吩咐他打听一下俄军在什么地方。有一个俄国人懂得问的是什么，于是就有几个人同时回答翻译。法军先遣部队的一个军官骑马来到缪拉面前，报告说城堡的大门被堵住了，那里大概有埋伏。

“好！”缪拉说，接着转身命令一个随从，把四门轻炮推到前边去轰击宫门。

炮兵从缪拉后面的纵队中冲出来，沿阿尔巴特街前进。他们来到伏兹德维任卡街街尾停住，在广场上排列开来。几个法国军官指挥布置炮位，又用单筒望远镜眺望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正在敲晚祷钟，钟声使法国人困惑。他们以为这钟声是作战的信号。几个步兵向库塔斐耶夫门跑去。门口摆着些圆木和木板。一个军官带着一小队兵刚跑近大门，门底下就发出两下步枪声。站在轻炮旁边的一个将军对军官发了命令，军官和士兵就跑回来。

门里又打了三枪。

一颗子弹打中一个法国兵的腿，挡板后面发出几个奇怪的叫声。法国将军、军官和士兵仿佛听到一声口令，他们的脸部表情顿时都由愉快平静变为刚毅紧张，准备战斗和受苦。对所有的人，从元帅到小兵，这里不是伏兹德维任卡街、莫霍夫街、库塔斐耶夫街和三一门，而是一个新战场，一个浴血苦战的战场。大家都在准备这场会战。门里的呐喊声静止了。大炮被推到前面。炮兵吹旺点火杆。军官喊了一声口令“放！”接着两发霰弹连续发出响声。霰弹打在宫门石头上、圆木上和挡板上；广场上升起两团硝烟。

炮声在石头建筑的克里姆林宫停了不多一会儿，法军头上响起一片古怪的声音。一大群寒鸦腾飞到城墙上空，嘎嘎地叫着，鼓动千万对翅膀在空中盘旋。随着寒鸦的啼声，宫门口响起一个人单独的呐喊声，那人身穿一件农民长外衣，没有戴帽子。他手里拿着枪，向法国人瞄准。“放！”炮兵军官又喊口令，与此同时又传出一下枪声和两下炮声。硝烟又笼罩住宫门。

挡板后面再没有什么动静了。法国步兵和军官向宫门走去。门口横着三名伤员和四名死者。两个穿农民外衣的人沿城墙向兹纳敏卡街跑去。

“把这些收拾掉！”军官说，指指圆木和尸体。于是法军把伤员都打死，把尸体扔到墙外。那些死者是谁，没有人知道。“把这些收拾掉！”——关于他们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就被扔到墙外，又被拖走，免得他们发臭。只有法国史学家梯也尔写了几句动听的话来纪念他们：“这些不幸的人充满了神圣的城堡，他们从兵器库里取了步枪向法国人射击。他们中间有些人被砍死，并从克里姆林宫中被清除出去。”

缪拉接到通知，说道路已清除。法军进入宫门，在参政院广场扎营，士兵把椅子从参政院窗口扔到广场上，动手在那里生火。

另外一些部队通过克里姆林宫沿马罗赛伊卡街、鲁比扬卡街和波克罗夫卡街扎营。还有一些部队沿伏兹德维任卡街、兹纳敏卡街、尼科尔街和特维尔街扎营。法军每到一处，都找不到房屋主人，他们分散居住在城里人家，就像住在城里的兵营一样。

法国兵虽然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疲劳不堪，而且减员达三分之一，他们进入莫斯科却依旧秩序井然。这是一支筋疲力尽但仍具有战斗力的可怕军队。不过，这是士兵分散到居民家里前的情况。士兵一旦进入没有人的富裕住宅，军队就此毁灭，变成既非居民又非士兵的特种人，也就是趁火打劫犯。五个星期后，这批人离开莫斯科时再也无法组成军队。他们成了趁火打劫犯，人人带着一大包他们认为贵重和有用的东西。他们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的目的不像来时那样为了征服，而是为了保住所获得的东西。一只猴子把爪子伸进细颈瓶里，抓了一把核桃，却不肯松开拳头，唯恐失去抓到的东西，结果毁了自己。法军也是这样，在离开莫斯科时非毁灭不可，因为他们背着抢劫到的东西又不肯放弃，就像猴子不肯放弃核桃一样。法军每个团进入民宅十分钟后，就不再有一名士兵或军官了。从民宅窗子里可以看见穿军大衣和短靴的人，笑着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们在地窖和储藏室里任意拿取食物，在院子里打开或砸破车库和马厩；在厨房里生起火来，卷起袖子揉面、烤面包、煮菜，吓唬、取笑和调戏妇女，耍弄孩子。这样的人处处都是，在商店和民宅里最多，但军队已经不存在了。

当天，法军长官发出一道又一道命令，禁止军队分散到城里去，严禁对居民施加暴行，趁火打劫，当晚要对全体官兵点一次名。但不论采取什么措施，原来的军队还是分散到这座富裕而舒适的空城。好像一群放牧在贫瘠田野上的饥饿牲口，一旦来到茂盛的草地，就无法制止它们散开，军队一进入富裕的城市，也同样无法制止他们闯进民宅。

莫斯科已没有居民，士兵像水渗进沙里一样渗进城里。他们最先进入克里姆林宫，又像星光那样无法阻挡地射向四面八方。骑兵走进堆满财物的商人家里，发现那里的马厩拴马绰绰有余，但他们还是走进隔壁房子里，认为那里更好。许多人占据了几座房子，用粉笔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因此同其他连队争吵，甚至打架。士兵们还没有安顿好，就跑到街上观光市容，听说一切财物都弃下了，就奔向可以白白拿到贵重物品的地方。长官走去制止士兵，结果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去干这种勾当。在车市街有几家马车铺，将军们聚集在那里替自己挑选各种马车。留下没走的居民邀请长官到自己家里，希望借此免遭抢劫。财富无穷无尽，无法估量；在法军已占领的地方周围都还有未被占领的房子，法国人认为那里的财富还要多。莫斯科越来越多地把他们吸引进去。水一流到干土上，水消失了，干土也不干了；同样，饥饿的军队一进入没有人的富裕城市，军队消失了，富裕城市也不富裕了，只剩下垃圾、火灾和抢劫。

法国人把莫斯科大火归罪于拉斯托普庆的野蛮爱国心；俄国人则归罪于法国人的残暴行为。事实上，莫斯科大火并不是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造成的，也不可能由少数人造成。莫斯科被焚毁，那是因为任何一座木头建筑的城市在那种条件下非焚毁不可，不管有没有一百三十条简陋的消防水管。莫斯科非焚毁不可，因为居民都已撤走，它就像一堆刨花，连续几天有火星落下，非焚毁不可。一座木头建筑的城市，当住宅主人和警察在的时候，夏天里尚且几乎天天都有火灾，而一旦居民撤走，进驻的军队不断吸烟，拿参政院椅子在参政院广场上生火，一天两次烧饭吃，那就更非焚毁不可。在平时，村里一进驻军队，那里火灾的次数立刻增加。那么，在外国军队进驻的木头建筑的空城里，火灾又会增加多少倍呢？拉斯托普庆的野蛮爱国心和法国人的残暴行为是不该负任何责任的。莫斯科被焚毁是由于烟斗、灶头、篝火，由于占有住房的敌军士兵的粗心大意。即使有人纵火（这事是很可疑的，因为谁也没有任何理由纵火，而且很麻烦，很危险），也不能把纵火作为原因，因为不纵火，莫斯科也要被焚毁。

不论法国人怎样扬扬得意地归罪于拉斯托普庆的野蛮，俄国人怎样振振有词地谴责拿破仑的残忍，或者后来把英雄的火把交到本国人民手里，我们不能不看到，火灾的直接原因是没有的，莫斯科非焚毁不可，就像任何一座村庄、工厂和住宅，主人走了，却让陌生人进去居住和做饭，非焚毁不可一样。莫斯科被居民烧毁，这是真的；但烧毁它的不是留下来的居民，而是撤走的居民。莫斯科被敌人占领，没能像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城市那样完好无缺，就因为莫斯科居民没有拿面包和盐来欢迎法军，并把城门钥匙交给法国人，而是从城里撤走。

二十七

九月二日，法军在莫斯科像星光一般放射开去，到傍晚才到达皮埃尔所在的街区。

皮埃尔过了两天离群索居的不寻常生活，精神上近乎疯狂状态，他一心只想着一件事。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思想是怎样和什么时候产生的，但它确实弄得他忘记一切往事，也不理解现实生活；他现在的所见所闻就像在做梦。

皮埃尔离家出走，只是为了摆脱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纠葛。这些纠葛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解决的。他借口整理图书文件来到巴兹杰耶夫寓所，就是为了逃避生活的烦恼，寻求安宁，而在他心里，对巴兹杰耶夫的回忆是和一个永恒的庄严平静的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精神世界可以对抗他被卷入的使他不得安宁的纠葛。他寻求安宁的避难所，这样的地方在巴兹杰耶夫寓所里果然找到了。在一片寂静的书房里，他双臂搁在死者的积满灰尘的写字台上，头脑里平静而庄严地回忆着一件件不远的往事，特别是鲍罗金诺战役，同时拿他们（那些铭刻在他心里的人们）的真诚、朴实和刚强作比较，更觉得自己的卑微和虚伪。盖拉西姆把他从沉思默想中唤醒时，他刚想到他要参加预定的全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出于这个目的，他立刻要盖拉西姆给他弄农民外衣和手枪，并告诉盖拉西姆，他将隐姓埋名留在巴兹杰耶夫寓所里。后来，在孤独和闲散地度过的第一天里（皮埃尔几次想研究共济会手抄本，但是没能办到），他又几次想到他的名字同拿破仑的名字的神秘关系；不过，他俄国人别祖霍夫命里注定要来限制这头野兽的权力。这念头只是在他头脑里出现的莫名其妙和不留痕迹的幻想之一。

皮埃尔买了农民外衣（目的是参加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遇见罗斯托夫家人。娜塔莎对他说：“您要留下来吗？哦，这太好了！”这时他忽然想到，即使莫斯科沦陷，他留在城里执行命里注定的任务也是件好事。

第二天，他怀着不惜牺牲自己、决不落在他们后面的念头，随着人群去三山门。但他回到家里，确信莫斯科不准备保卫，这时他突然觉得，原来认为可能做的那件事，如今变得必要和无法避免了。他一定要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迎接拿破仑，把他杀死。这样做不是他自己灭亡，就是结束整个欧洲的灾难，因为他认为这灾难是拿破仑一人造成的。

皮埃尔知道一八〇九年在维也纳有个德国大学生暗杀拿破仑的详情，并知道这个大学生后来被枪毙了。他不惜冒生命危险来实行自己的计划，面临这种危险，他越发感到兴奋。

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不可抗拒地吸引皮埃尔去实现他的计划。第一种感情是想到共同的灾难，自己要求牺牲和受苦。八月二十五日他到莫扎依斯克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现在又离家出走，放弃过惯的奢侈舒适的生活，不脱衣服在硬沙发上睡觉，同盖拉西姆吃一样的东西，都是出于这种感情。第二种感情是说不出的纯粹俄罗斯感情，也就是蔑视一切习惯的人为的不自然的东西，也就是被多数人认作人间最大幸福的东西。皮埃尔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奇怪而迷人的感情是在斯洛博达宫。当时他突然觉得，财富也罢，权力也罢，生命也罢，也就是人们努力争取和保护的一切，这一切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也只在于有可以放弃它们的乐趣。

正是怀着这种感情，一个志愿兵喝去他最后一个子儿，一个醉汉无缘无故打碎镜子和玻璃，明知这将使他赔掉身上所有的钱；正是怀着这种感情，一个人做出疯狂的行为，仿佛要试试他个人的权柄和力量，借此证明在人类生活条件之外，还存在超越生活的最高主宰。

自从皮埃尔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以来，他不断受它的影响，但直到现在才感到完全满足。此外，皮埃尔在这方面所做的事现在正支持着他的愿望并使他无法放弃这种愿望。如果他像别人一样离开莫斯科，他的离家出走、他买的农民外衣和手枪、他向罗斯托夫家人所作的要留在莫斯科的声明，这一切不仅将失去意义，而且将变得可耻和可笑（皮埃尔在这方面是很敏感的）。

皮埃尔的身体状况同他的精神状况一致，这是很自然的。吃不习惯的粗茶淡饭，天天喝伏特加，没有葡萄酒和雪茄，身穿肮脏的衬衣，两个晚上睡在没有被褥的短沙发上几乎没有合眼，这一切使皮埃尔恼怒，使他几乎发疯。

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法军已进入莫斯科。皮埃尔知道这事，但他没有行动。他只想着自己的企图，考虑着它的每一细节。皮埃尔并没有生动地想象行刺的过程和拿破仑的死亡，而是鲜明而感伤地想象着自己的灭亡和英雄气概。

“是的，为了大家的幸福我必须单枪匹马行动，不惜牺牲自己！”他想，“是的，我要去……然后忽然……用手枪还是短剑？”皮埃尔考虑。“不过，这都一样。我要说：‘惩罚你的不是我，而是天意。’（皮埃尔考虑着行刺拿破仑时要说的话）。‘好吧，把我抓去处决吧！’”皮埃尔继续自言自语，脸上现出忧郁而刚毅的神色，垂下头。

当皮埃尔站在房间中央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书房门被推开，门口出现了一向畏畏缩缩而此刻完全变了样的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他的睡袍敞开，脸色通红，面貌难看。他显然喝醉了。他一看见皮埃尔，起初有点尴尬，但一看到皮埃尔脸色也有点慌张，立刻精神抖擞，迈着两条细腿，摇摇晃晃地走到房间中央。

“他们害怕了，”他哑着嗓子蛮有把握地说，“我说，我不屈服，我说……是吗，您老？”他沉思起来，接着突然看到桌上的手枪，出其不意地一把抓住，跑到走廊里。

盖拉西姆和看院人跟住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在门厅里把他拦住，动手夺他的手枪。皮埃尔来到走廊，又怜悯又嫌恶地瞧着这个半疯的老头。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皱起眉头，使劲握住手枪不放，哑声大叫大嚷，显然想干一件壮举。

“拿起武器！立刻行动！不行，我不给！”他叫道。

“行了，对不起，行了！您行行好，放手吧！哦，老爷，您开恩……”盖拉西姆说，小心地抓住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臂肘，把他推回门口。

“你是谁？拿破仑！……”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叫道。

“这样不好，老爷。您进屋去吧，您歇会儿。请您把手枪给我！”

“滚，你这下贱的奴隶！别碰我！看见吗？”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挥挥手枪，叫道，“立刻行动！”

“抓住他！”盖拉西姆对看院人低声说。

他们抓住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双臂，把他拉到门口。

门厅里充满嘈杂的叫嚣和喝醉酒的沙哑的喘息。

突然从台阶上传来女人的尖叫声。接着厨娘跑进门厅。

“他们来了！老天爷！……真的，是他们。四个人，骑马的！……”她叫道。

盖拉西姆和看院人放开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手。在寂静的走廊里清楚地听见几个人敲大门的声音。

二十八

皮埃尔决心在实现计划前不暴露身份，也不让人知道他懂得法语。他站在半开的走廊门口，准备等法国人一进门就躲起来。可是法国人进来，皮埃尔还是没离开门口。一种难以抗拒的好奇心使他站住不动。

他们来了两个。一个是军官，长得高大英俊，相貌堂堂；另一个是士兵，或者勤务兵，生得又矮又瘦，皮肤黝黑，双颊凹陷，神态迟钝。军官拄着一根手杖，瘸着腿走在前面。他走了几步，认定这是一个好住所，就停下来，回头对站在门口的士兵大声发号施令，要他们把马牵进去。军官吩咐完毕，洒脱地高举起手臂，抹了抹胡子，举手敬礼。

“大家好！”他快乐地说，笑眯眯地向周围环顾了一下。

没有人回答他。

“你是主人吗？”军官问盖拉西姆。

盖拉西姆又恐惧又疑惑地望着军官。

“住宅，住宅，宿舍，”军官说，带着宽厚和蔼的笑容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矮小的人，“法国人是好人。真见鬼，我们不会吵架的，老大爷。”他添加说，拍拍吓得说不出话的盖拉西姆。

“怎么！这里没有人会说法国话吗？”他又说，环顾四周，遇见皮埃尔的目光。皮埃尔从门口走开去。

军官又对盖拉西姆说话。他要盖拉西姆领他去看看房间。

“老爷没有……我不明白……我的，你的……”盖拉西姆竭力想用外国腔说话，以为这样他们就能听懂。

法国军官含笑向盖拉西姆摊开双手，表示他也听不懂他的话，瘸着腿向皮埃尔站着的门口走去。皮埃尔想走开，躲开他，但就在这时他看见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手枪。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带着疯子的狡猾神情望望法国人，举起手枪瞄准。

“立刻行动！”醉汉摁住扳机，叫道。法国人闻声转过身来，在这一刹那，皮埃尔向醉汉扑去。就在皮埃尔抓住手枪往上举的时候，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终于摸到了扳机。于是发出了一声枪响。法国人脸色发白，向门口奔去。

皮埃尔忘记他想隐瞒懂法语的打算，夺过手枪，把它扔掉，冲到军官面前，用法语同他说话。

“您没受伤吧？”他问。

“好像没有……”军官周身摸索着，回答，“可我这次是死里逃生。”他指指墙上打落的泥灰，添加说，“这个人是谁？”军官严厉地瞅了皮埃尔一眼问。

“哦，刚才的事我真感到遗憾！”皮埃尔完全忘记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倒霉的疯子，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军官走到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张开嘴，靠在墙上，身子摇摇晃晃，仿佛睡着了。

“强盗，你要受惩罚的！”法国人说，放开他。

“我们打了胜仗宽宏大量，但我们不能饶恕叛徒！”他脸上现出悲壮的神色，做着洒脱有力的手势，补充说。

皮埃尔继续用法语劝说军官不要处分这个喝醉酒的疯子。法国人默默地听着，脸色依旧很阴郁，接着突然露出笑容对皮埃尔说话。他默默地对皮埃尔瞧了几秒钟。他那俊美的脸上现出又悲哀又温柔的神色。他向皮埃尔伸出手。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吧？”他说。在法国人看来，这样的推论肯定是正确的。只有法国人能做出伟大的事，而救他第十三轻骑兵团大尉仑巴尔先生的命，无疑是一件壮举。

法国军官的这个推论和由此而建立的信念虽然是没有疑问的，但皮埃尔认为必须打破他的幻想。

“我是俄国人。”皮埃尔连忙说。

“嘿，这话您对别人去说吧，”法国人含笑说，竖起一个手指在自己鼻子前摆动着，“这一切您回头告诉我吧。遇见同胞真是高兴。那么，我们怎样来处理这个人呢？”他添加说，对皮埃尔已像对自己人一般了。法国军官的脸色和语气表示，皮埃尔即使不是法国人，他也已获得世界上最崇高的称号，这一点他无法推辞。就最后一个问题，皮埃尔解释了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的身份，并说在他们来到前，这个喝醉酒的疯子刚抢走实弹手枪，他们还来不及从他手里夺下，然后皮埃尔请求军官不要因此惩罚他。

法国人挺起胸膛，做了一个威严的姿势。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您要我饶恕他吗？我饶恕他。把这人领走吧。”法国人迅速而果断地说，挽住因救他的命而被提升为法国人的皮埃尔的手臂，同他一起走进屋里。

院子里的士兵听见枪声，走进门厅，问出了什么事，接着准备处罚罪人，但军官严厉地制止他们。

“有事我会叫你们的。”他说。士兵们出去了。勤务兵已抽空去过厨房，这时走到军官面前。

“大尉，他们厨房里有汤和烤羊肉，”他说，“要不要给您送来？”

“好，再弄点酒来！”大尉说。

二十九

法国军官同皮埃尔一起走进屋里。皮埃尔觉得他有责任再次向大尉声明，他不是法国人，并想走开，但法国军官根本不愿听他说这种话。他是那么殷勤、亲切、和善，衷心感激救命之恩，使皮埃尔不忍心拒绝他，只好同他一起在第一间屋里坐下。皮埃尔再三说他不是法国人，大尉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不明白他怎么会拒绝这种光荣的称呼，就耸耸肩膀说，如果他一定要做俄国人，那也行，但他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救命之恩。

这个法国人要是多少能理解别人的感情，懂得皮埃尔的心情，那么皮埃尔准会离开他，但他除了自己以外，对其他一切都毫无感觉，这一层却使皮埃尔丧失戒心。

“法国人也好，隐姓埋名的俄国公爵也好，”法国人看看皮埃尔肮脏而讲究的衬衣和手上的戒指，说，“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愿同您交个朋友。法国人从不忘记屈辱，也不忘记恩惠。我愿同您交个朋友。我要对您说的就是这些。”

这个军官的语气、表情和姿态表现得那么和善与高尚（照法国人的理解），使皮埃尔不由得用笑脸来报答笑脸，并向他伸出手去。

“我是仑巴尔大尉，第十三轻骑兵团的，因九月七日的战功获得荣誉团勋章，”他自我介绍说，得意的笑容使他小胡子下的嘴唇都皱起来，“我现在没有带着这疯子的子弹躺在救护站里，而能愉快地同阁下谈话，真是幸运，那么，请问阁下是什么人？”

皮埃尔回答，他不能说出自己的姓名，接着涨红了脸，想捏造一个不能说的原因，但被法国人抢在前头。

“行了，”他说，“我明白，您是位军官……也许还是位校官。您同我们打过仗。这不关我的事。我感谢您救命之恩。这样我就满足了，我愿为您效劳。您是位贵族吧？”他问道，皮埃尔低下头，“大名？别的我不再问了。您说，您是皮埃尔先生吗？很好。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法国兵送来烤羊肉、煎蛋、茶炊、从俄国人家地窖里拿来的伏特加和葡萄酒，仑巴尔就请皮埃尔一起吃饭，自己活像一个健康而饥饿的人那样狼吞虎咽起来。他用结实的牙齿拼命大嚼，不停地咂着嘴说：好极了！太好了！他脸色发红，汗流满面。皮埃尔也饿了，就高兴地同他一起吃喝。勤务兵莫列尔送来一锅热水，把一瓶红葡萄酒放在里面烫。此外，他还送来一瓶克瓦斯，那是他从厨房里拿来供他们品尝的。法国人知道这种饮料，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它猪柠檬水。莫列尔称赞他从厨房里找到的这种猪柠檬水。但大尉有他在莫斯科弄到的红葡萄酒，就把克瓦斯给了莫列尔，自己拿了一瓶红葡萄酒。他用餐巾裹住瓶颈，给自己和皮埃尔都斟了酒。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酒，大尉更加兴奋，话说个不停。

“是啊，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您从那疯子手里救了我的命，我要为您点一支感恩蜡烛，您瞧，我身上的子弹已经够多的了。这一颗（他指指腰部）是在瓦格拉姆得的，另一颗是在斯摩棱斯克得的（他指指脸上的一条伤疤）。这条腿，您瞧，不大能走路。这是七日莫斯科城下大会战时弄成的。哦！那场面可真壮观哪！值得一看，简直是一片火海。你们让我们吃了不少苦，你们可以自豪。说真的，虽然得了这宝贝（他指指十字勋章），我愿意再经历一次。我真替那些没看到这场面的人感到惋惜。”

“我当时就在那里。”皮埃尔说。

“哦，真的吗？那更好，”法国人继续说，“应该承认，你们是厉害的敌人。你们守住那个大多面堡，真了不起。你们使我们付出重大代价。您瞧，那里我去过三次。我们三次逼近炮位，三次都像纸人一样给打回来。你们的掷弹兵很了不起，真的。我看见他们的队伍集中六次，他们的行动就像检阅一样整齐。出色的民族！我们的那不勒斯王在这方面是位行家，他为他们喝过采：‘好哇！’哈，哈，原来您也同我们的兵一样！”他停了一下，又含笑说：“那更好，那更好，皮埃尔先生。打起仗来真可怕……”他挤了挤眼，“对女人很会献殷勤，皮埃尔先生，法国人就是这样。对不对？”

大尉是那么天真、开朗、单纯和得意，皮埃尔瞧着他，差点儿自己也挤了挤眼。大概是殷勤这个词使大尉又想到莫斯科的情景。

“请问，说女人都离开了莫斯科，这是真的吗？想得真怪，她们怕什么呀？”

“要是俄国人进了巴黎，法国太太小姐都不走吗？”皮埃尔反问。

“哈，哈，哈！……”法国人激动地哈哈大笑，拍拍皮埃尔的肩膀，“哈！说得真有意思。巴黎吗？但巴黎……巴黎……”

“巴黎是世界的京都……”皮埃尔替他把话说完。

大尉对皮埃尔望望。他有一种习惯：在谈话中途停下来，眼睛亲切而含笑地凝视着对方。

“要不是您对我说您是俄国人，我敢打赌您是巴黎人。您身上有一种，一种……”他说了这句恭维话，又默默地对他望了望。

“我在巴黎住过，住了好几年。”皮埃尔说。

“哦，看得出来。巴黎嘛！……一个不知道巴黎的人准是野蛮人。一个巴黎人两英里外都认得出来。巴黎有塔尔玛、裘申奴阿、波蒂埃、索邦[228]、林阴大道……”他发现这结论比原来更加无力，慌忙补充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巴黎。您去过巴黎，但仍是个俄国人。那也没有关系，我还是照样尊敬您。”

皮埃尔过了几天离群索居的愁闷生活，这会儿又喝了点酒，觉得同这个快乐善良的人谈话自有一番乐趣。

“让我们再来谈谈你们的太太小姐吧。听说她们都很漂亮。法国军队来到莫斯科，她们却往草原上躲，真是糊涂！她们错过了好机会。你们的庄稼汉又当别论，但你们是有教养的人，应该更了解我们。我们打下维也纳、柏林、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华沙，世界上所有的京城。大家怕我们，但也喜欢我们。认识是没有害处的。再有皇帝……”他说到这里，话被皮埃尔打断。

“皇帝，”皮埃尔也说了一遍，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忧郁和困惑，“皇帝是？……”

“皇帝吗？宽宏、仁慈、公正、秩序、天才——这就是皇帝！这话是我仑巴尔对您说的。不瞒您说，八年前我还反对过他呢。我父亲是个流亡的伯爵。可是这个人把我征服了。我服他。我看到他为法国增添荣誉，不能无动于衷。当我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当我看到他在为我们争取桂冠时，我对自己说：他就是我们的皇上，我愿意为他献身。就是这样！哦，朋友，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

“那么，他在莫斯科吗？”皮埃尔结结巴巴地问，脸上现出歉疚的神色。

法国人看看皮埃尔尴尬的脸色，冷笑了一声。

“不，他准备明天进城。”他说，继续谈下去。

他们的谈话被门口几个人的叫嚷和莫列尔的到来打断了。莫列尔进来向大尉报告说，来了几个符腾堡的骠骑兵，他们要把马寄存在大尉拴马的院子里。困难主要在于骠骑兵不懂法语。

大尉吩咐把他们的上士召来，厉声问他是什么团的，团长是谁，他凭什么要占用别人已经进驻的房子。略懂法语的德国人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但他听不懂最后一个问题，用德语夹法语回答说，他是团军需官，长官命令他占领所有的房子。皮埃尔懂得德语，就把他的话翻译给大尉听，把大尉的回答用德语翻译给符腾堡骠骑兵听。那德国人明白了对他说的话，屈服了，把他的人带走。大尉走到台阶上，大声吩咐了一些事。

大尉回到屋里，皮埃尔双手放在头上，仍坐在原来的地方。他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他此刻确实很痛苦。大尉刚才出去，剩下他一个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现在使他痛苦的不是莫斯科的沦陷，不是幸运的胜利者在城里为所欲为并且庇护他，尽管这事很难堪，但使他痛苦的不是这事。使他痛苦的是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能。几杯酒落肚，又同这个和蔼可亲的人谈了话，把皮埃尔最近几天里阴郁沉重的心情一扫而空，而这种心情却是他实现自己的图谋所必需的。手枪、匕首、农民外衣都准备好了，拿破仑明天进城。皮埃尔仍认为刺杀这恶棍是有益的，值得的，但现在他觉得他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他不知道，但预感到他的图谋不能实现。他同自己的软弱进行斗争，但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无法克服这种软弱，原来那种报仇、杀人和自我牺牲的悲壮心情，一旦接触到一个人，就烟消云散了。

大尉微微瘸着腿，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法国人的唠叨原来使皮埃尔高兴，这会儿却使他反感。他的吹口哨、他的步伐、他卷小胡子的姿势，现在都使皮埃尔讨厌。

“我马上就走，我再也不同他说话了。”皮埃尔想。他心里这样想，但人仍坐在原地没动。一种软弱无能的奇怪感觉把他钉在原地，他想走，但是站不起来。

相反，大尉却兴高采烈。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次。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小胡子微微抖动，仿佛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暗自感到好笑。

“那个符腾堡上校挺可爱！”他突然说，“他是个德国人，虽然如此，是个好小子。但是个德国人。”

大尉在皮埃尔对面坐下来。

“那么，您懂德语？”

皮埃尔默默地瞧着他。

“避难所，德语怎么说？”

“避难所吗？”皮埃尔回答，“避难所德语叫‘恩特孔孚特’。”

“恩特孔孚特。”皮埃尔又说了一遍。

“温特科孚，”大尉说，眼睛含笑对皮埃尔望了几秒钟，“这些德国人是大傻瓜。皮埃尔先生，您说是吗？”

“好，我们再来一瓶莫斯科红酒好吗？让莫列尔再给我们烫一瓶。莫列尔？”大尉高兴地叫道。

莫列尔拿来蜡烛和一瓶红酒。大尉在烛光下瞧瞧皮埃尔，看到对方苦恼的神色，大为惊讶。仑巴尔脸上现出真诚的同情走到皮埃尔面前，向他鞠了一躬。

“什么事不高兴啊？”他说，拍拍皮埃尔的手，“是不是我使您不高兴了？没有，那么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他一再问，“是不是因为局势不高兴？”

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但亲切地望着法国人的眼睛。法国人的同情使他高兴。

“真的，先不说我对您有多么感激，我愿意同您交个朋友。我能为您效劳吗？您尽管吩咐好了。我们是生死之交。我对您说的是心里话。”他把手放在胸口上说。

“谢谢！”皮埃尔说。大尉凝视着皮埃尔，就像刚才知道避难所德语怎么讲一样。他的脸上顿时浮起笑容。

“好，这样就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他兴致勃勃地叫道，斟满了两杯酒。皮埃尔拿起酒杯，一饮而尽。仑巴尔干了自己的一杯，又握了握皮埃尔的手，然后忧郁地沉思着，臂肘搁在桌上。

“是的，我的朋友，这是命运的安排。谁知道我会从军，当上龙骑兵大尉，替波拿巴——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效劳呢。如今我可跟他一起来到了莫斯科。”他像有意要讲一个长故事似的感伤而缓慢地说，“不瞒您说，我的朋友……我们是法国一个很古老的望族。”

大尉带着法国人特有的轻率和天真的坦诚态度向皮埃尔讲到他的祖先、他的童年和成年，以及他的亲戚、财产和家庭关系。在他的讲述中，“我可怜的母亲”当然占了重要地位。

“不过，这一切只是生活的开始，生活的实质是爱情。爱情！您说是不是，皮埃尔先生？”他越说越兴奋，“再来一杯。”

皮埃尔又干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倒第三杯。

“唉！女人啊女人！”大尉眼睛闪亮地瞧着皮埃尔，讲起爱情和他的恋爱经历来。他的风流韵事很多，从他扬扬得意的俊美的脸和津津有味地谈女人的神态上可以相信，他说的都确有其事。仑巴尔讲的恋爱事件都带有法国人看作爱情魅力和诗意的淫秽性质，但他讲得那么恳切，使人相信他自己确实领略过爱情的全部魅力。他讲的时候又把女人描述得那么迷人，使皮埃尔一直好奇地留神听着。

显然，这个法国人所迷恋的爱情，既不是皮埃尔从前对妻子的那种低级庸俗的爱情，也不是他对娜塔莎的那种浪漫的爱情（这两种爱情仑巴尔同样蔑视，他把前者看作马车夫的爱情，把后者看作傻子的爱情）。这个法国人所崇拜的爱情，主要是对女人的不自然关系，再加上感官的享受。

大尉就这样娓娓动听地讲着，他怎样爱上一位迷人的三十五岁侯爵夫人，同时又爱上这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女儿，一个天真可爱的十七岁姑娘。母女相互谦让，结果是母亲牺牲自己，让女儿同自己的情人结婚。这事虽然早已成为往事，但至今仍使大尉激动。然后他又讲了一段插曲，在同一台戏里丈夫演情人一角，而情人则演丈夫一角。他又讲了些德国的滑稽故事，如避难所德语叫恩特孔孚特，在德国男人喜欢吃白菜汤，姑娘们一头金发。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波兰，大尉记忆犹新。他红着脸，迅速地做着手势，讲到他怎样救了一个波兰人的命（在大尉的讲述里不断出现救命故事），这个波兰人就把自己富有魅力的妻子（心灵上是个巴黎女人）托他照顾，自己则参加了法国军队。大尉很走运，富有魅力的波兰女人要同他私奔，但大尉秉性厚道，把妻子交还给丈夫，并且说：“我保全了您的性命，现在要保全您的名誉！”大尉重复这句话，擦擦眼睛，抖动了一下身子，仿佛在回忆这件动人的事时要驱散自己的柔情。

皮埃尔听着大尉的讲述，如同平时在深夜或酒后那样，注意他所讲的话，了解他的意思，同时心里不知怎的涌起一系列个人的往事。他听着这些爱情故事，突然想起了他对娜塔莎的爱情，他回想起这次恋爱的情景，并同仑巴尔讲的事作着比较。皮埃尔一面听着恋爱和义务的冲突，一面重温着最后一次在苏哈列夫塔楼旁同恋爱对象相遇的细节。那次邂逅当时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甚至一次也没想起过。但现在他觉得这次见面意义重大，充满了诗意。

“皮埃尔伯爵，您到这儿来，我认出是您。”此刻他仿佛又听到她当时说的话，看见她的眼睛、微笑、旅行帽、一绺前刘海……他觉得这一切有说不出的亲切和动人。

大尉讲完富有魅力的波兰女人的故事，问皮埃尔有没有体验过为爱情而自我牺牲和嫉妒合法丈夫的感情。

皮埃尔听到这问题，兴奋起来，抬起头，觉得需要讲讲他的想法。他说，他对女人的爱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他这辈子只爱过、现在还爱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永远不可能属于他。

“瞧你！”大尉说。

接着皮埃尔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爱上这个女人，但他不敢想到她，因为她年纪太小，而他自己又是一个没有地位的私生子。后来，他获得了名望和财产，也不敢想到她，因为他太爱她，把她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当然更高于他自己。皮埃尔讲到这里，问大尉是不是懂得他的意思。

大尉做了个手势，表示即使他听不懂，也要请他讲下去。

“柏拉图式的爱情，虚无缥缈……”他喃喃地说。也许是由于几杯酒落肚，也许是他要推心置腹，也许是认为对方不知道他讲的事中任何一个人，也许是三者都有，皮埃尔的口就没了遮拦。他那湿润的眼睛瞧着远处，嘴巴含糊不清地讲着自己的全部经历：他的婚姻、娜塔莎同他最好朋友的恋爱、她的变心，以及他同她的并不复杂的关系。他被仑巴尔一问，就把原先隐瞒的事也讲了出来：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姓名。

皮埃尔讲的事最使大尉吃惊的是，他非常有钱，他在莫斯科有两座公馆，如今他抛弃一切，却不离开莫斯科，而隐姓埋名留在城里。

他们一起来到街上，夜已深了。夜晚温暖而明亮。房子左边，在彼得罗夫卡街升起了莫斯科第一把大火。右边空中高悬着一钩新月，月亮对面是那颗同皮埃尔心中的爱情有联系的明亮的彗星。大门口站着盖拉西姆、厨娘和两个法国人。听得见他们的笑声和两种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的对话。他们望着城里的火光。

在一座大城市里，远处的火灾并不使人感到可怕。

皮埃尔望着高高的星空、月亮、彗星和火光，心里感到欣慰。“哦，多么好哇！我还有什么要求呢？！”他想。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图谋，头脑一阵眩晕，同时感到恶心。他慌忙靠住墙，免得跌倒。

皮埃尔没有跟他的新朋友告别，蹒跚走进大门，回到自己屋里，在沙发上躺下，立刻睡着了。

三十

逃难的莫斯科居民和撤退的军队从不同的道路，怀着不同的心情，遥望着九月二日燃起的第一把大火的红光。

那天晚上，罗斯托夫家的车队停在离莫斯科二十俄里的梅基希村。九月一日，他们动身太晚，道路已被车辆和军队阻塞，他们又忘记这个忘记那个，几次派人去取，因此那天决定在离莫斯科五俄里处过夜。第二天早晨出发也很晚，中途又停了好多次，结果只到达大梅基希村，当晚十时，罗斯托夫一家和跟他们同行的伤员分宿在这个大村庄的几个大户和农民家里。罗斯托夫家的仆人、车夫和伤员的勤务兵伺候好主人，吃过晚饭，喂了马，走到台阶上。

隔壁农舍里躺着拉耶夫斯基负伤的副官。副官腕骨折断，疼痛难当，不断呻吟。呻吟声在黑暗的秋夜听来特别惊心动魄。第一夜，这个副官跟罗斯托夫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伯爵夫人说，她因为呻吟声一夜没有合眼。因此到了梅基希村，她住到一户贫困的农家，以便离这个伤员远一点。

一个仆人在黑暗中看见停在门外的高轿车上方另外有一处不大的火光。有一处火光早就看得见了，大家都知道火灾在小梅基希村，是马蒙诺夫哥萨克放的火。

“弟兄们，这是另一处地方着火了。”勤务兵说。

大家都注视着火光。

“据说，小梅基希村是马蒙诺夫哥萨克放的火。”

“是他们干的！不，这不是梅基希村，还要远一点。”

“瞧，就是在莫斯科。”

有两个仆人走下台阶，来到马车另一边，坐在踏脚上。

“这要偏左一点！瞧，梅基希村在那边，这是另一个方向。”

有几个人来到他们那里。

“瞧，烧得多旺！”一个人说，“诸位，这火在莫斯科：不是在苏歇夫街，就是在罗戈日街。”

谁也没有理睬他的话。大家都默默地望着远处另一处大火的火焰，望了好半天。

伯爵的老跟班丹尼洛走到人群前，对米施卡吆喝道：

“你什么没见过，傻瓜……伯爵问起来，一个人也没有；快去把衣服收拾好。”

“我只是跑去拿点水。”米施卡说。

“您看怎么样，丹尼洛，这火是不是在莫斯科？”一个跟班问。

丹尼洛什么也没回答，大家又好一阵不作声。火光越来越大，蔓延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上帝保佑！……又刮风，又干燥……”又有一个人说。

“瞧吧，烧成什么样子啦！主哇！连寒鸦都看得见了。主哇，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

“多半能扑灭的。”

“谁来扑灭？”一直沉默着的丹尼洛问。他的声音镇定沉着，从容不迫。“是莫斯科，弟兄们，”他说，“是这位洁白的母亲……”他的声音戛然中断，接着响起一阵老年人的呜咽。大家仿佛就是在等待这个说明，以便理解这火光是怎么一回事。传出了一片叹息声、祷告声和伯爵老跟班的啜泣声。

三十一

跟班回到屋里，向伯爵报告说，莫斯科着火了。伯爵穿上睡袍，出去观看。跟他一起出去的还有尚未脱衣服的宋尼雅和肖斯夫人。娜塔莎和伯爵夫人留在屋里。彼嘉已离开家人，随团去圣三一修道院[229]。

伯爵夫人听到莫斯科火烧的消息哭了。娜塔莎脸色苍白，眼睛呆滞，坐在圣像下的凳子上（她一到就坐在那里），根本没注意父亲的话。她倾听着隔开三个屋子都能听到的副官的不停呻吟。

“哦，太可怕了！”宋尼雅从外面回来，身子冻僵，心里害怕，说，“我想，整个莫斯科都着火了，火光真吓人！娜塔莎，你来看看，从窗口这里看得见。”宋尼雅对表妹说，显然想转移她的注意力。但娜塔莎对她瞧瞧，仿佛没听懂她的话，眼睛又盯住炉炕的一角。今天早晨，宋尼雅不知怎的觉得应该告诉娜塔莎，安德烈公爵负伤了，现在就在他们的车队里。这事使伯爵夫人又惊讶又气愤，而娜塔莎从那时起就变得呆若木鸡。伯爵夫人生宋尼雅的气，这在她是很少有的。宋尼雅哭了，要求宽恕，现在为了补过，就不断安慰表妹。

“你瞧，娜塔莎，烧得多可怕！”宋尼雅说。

“烧什么？”娜塔莎问，“哦，是的，莫斯科。”

为了不让宋尼雅伤心并摆脱她，娜塔莎把头凑近窗口，茫然望了望，却什么也没看见，又坐回原处。

“你没看见吗？”

“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她说，语气仿佛要求别来打扰她。

伯爵夫人和宋尼雅都明白，莫斯科也好，莫斯科大火也好，对于娜塔莎都毫不相干。

伯爵又回到里屋躺下。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身边，用手背摸摸她的头，就像往常女儿生病时那样，然后又用嘴唇触触她的前额，仿佛要知道她有没有发烧，接着又吻了吻她。

“你着凉了。你身子在发抖。最好还是躺下。”她对娜塔莎说。

“躺下？好的，我躺下。我这就躺下。”娜塔莎说。

那天早晨，自从娜塔莎听说安德烈公爵负重伤，现在跟他们一家同行后，她起初只是一再问。他要去什么地方？他伤得怎样？有没有生命危险？她可以见他吗？但他们对她说，她不能见他，他伤得很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她显然不相信这些话，不过她认定，不论她问多少遍，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也就不再问什么，说什么。一路上娜塔莎睁着一双大眼睛（伯爵夫人知道并害怕这种眼神），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角落里，现在又带着同样的神情坐在凳子上。她在考虑问题，她在作决定，或者已作了决定。伯爵夫人知道这一点，但究竟作了什么决定，她不知道。这一点使她害怕，也使她苦恼。

“娜塔莎，脱衣服，宝贝，躺到我床上来。”（只有伯爵夫人一人躺在床上；肖斯夫人和两个姑娘照例都躺在铺干草的地上。）

“不，妈妈，我睡这里，睡地板。”娜塔莎生气地说，走到窗前，开了窗。副官的呻吟从打开的窗口听得格外清楚。她把头伸到潮湿的夜空。伯爵夫人看见，她哭得那瘦肩膀不断抖动，不断碰到窗框。娜塔莎知道，呻吟的不是安德烈公爵。她知道安德烈公爵躺在跟他们同一个院子里，躺在过道那边的小房子里。但这可怕的不停呻吟使她哭起来。伯爵夫人同宋尼雅交换了个眼色。

“睡吧，宝贝，睡吧，我的心肝！”伯爵夫人说，一只手轻轻地拍拍娜塔莎的肩膀，“喂，睡吧。”

“哦，好的……我马上就睡，马上就睡。”娜塔莎说，连忙脱下衣服，解开裙带。她脱下连衣裙，穿上短袄，盘腿坐在地铺上，把又短又细的发辫甩到前面，重新编过。她那细长的手指熟练地把辫子迅速解开，利落地重新编好。娜塔莎的头习惯地从这边转到那边，但那双眼睛却狂热地圆睁着，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她穿好睡衣，在近门的草铺上轻轻躺下。

“娜塔莎，你睡中间。”宋尼雅说。

“不，我睡这儿。”娜塔莎说，“您也躺下。”她烦躁地说，接着就把脸埋在枕头里。

伯爵夫人、肖斯夫人和宋尼雅连忙脱了衣服睡下。屋子里只剩下一盏神灯。但户外被两俄里外小梅基希村的大火映得很明亮，从被马蒙诺夫哥萨克砸毁的酒店里，从大街小巷传来老百姓喝醉酒的喧嚷，同时听得见副官不断的呻吟。

娜塔莎久久地听着里里外外的声音，一动不动。她先是听见母亲的祷告声和叹息声、她身子下面床板的吱咯声、肖斯夫人熟识的鼾声、宋尼雅均匀的呼吸声。后来伯爵夫人喊了一声娜塔莎，但娜塔莎没有理她。

“她大概睡着了，妈妈。”宋尼雅低声回答。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儿，又喊了一声，但没有人答应。

不多一会儿，娜塔莎听见母亲均匀的呼吸声。娜塔莎一动不动，虽然她一只光着的小脚露在被子外面，在地板上冻僵了。

一只蟋蟀在墙缝里叫起来，仿佛在唱着战胜一切的凯歌。一只公鸡在远处啼叫，附近几只立刻响应。酒店里的喧哗已经停止，只听到副官的呻吟。娜塔莎坐了起来。

“宋尼雅！你睡了吗？妈妈！”她低声叫道。谁也没有回答她。娜塔莎小心翼翼地慢慢站起来，画了十字，她那娇小柔嫩的光脚留神地踩在肮脏的冷地板上。地板吱咯响了一声。她迅速地迈开步子，像小猫一般跑了几步，抓住冰凉的门把手。

她觉得有一个重物均匀地敲打着四面的墙壁。原来是她那颗破碎的心因为恐惧、紧张和爱情在猛烈跳动。

她打开门，跨过门槛，踏到寒冷潮湿的门廊泥地上。一股寒气使她神清气爽。她的光脚碰到一个睡着的人，她跨过那人的身子，打开安德烈公爵躺着的小房子的门。小房子里很暗。后面屋角里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凳子上点着一支很粗的蜡烛。

娜塔莎自从早晨得知安德烈公爵负伤并且同他们在一起，就决心要见见他。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见见他，她知道见面将是痛苦的，不过她一定要见他。

整整一天她心里只存着一个希望，但愿夜里能见到他。但现在到了时候，她却又因要看见他而感到恐惧。他伤得怎么样？他还剩下什么？他是不是同那个不断呻吟的副官一样？是的，他就是这样。在她的想象中，他就是这种可怕呻吟的化身。她看见屋角有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并把被子下竖起的膝盖当作他的肩膀，她把他的身体想象得非常可怕，以致吓得站住了。但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力量把她往前推。她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往前走着，走到堆满东西的小农舍中央。屋子里，在圣像下的长凳上躺着另一个人（那是基莫兴），地板上躺着另外两个人（那是医生和跟班）。

跟班坐起来，低声说着什么。基莫兴腿伤痛得厉害，没有睡着，睁大眼睛瞧着身穿白衬衣、睡袄，头戴睡帽的奇怪姑娘。跟班睡意蒙眬，恐惧地问：“您要什么？有什么事？”这就使娜塔莎更快地走近有一个人躺着的角落。不管这人的身体多么不像人，她一定要见他。她从跟班身边走过，点着的蜡烛倒下来，她清楚地看到安德烈公爵双手伸在被子外，他的模样同平时见到的一样。

他的模样同平时一样，但他那发烧的脸色、兴奋地凝视着她的亮晶晶眼睛，尤其是他那从衬衫翻领里露出来的孩子般柔嫩的脖子，使他显得特别天真无邪。这模样她在安德烈公爵身上可从没见过。她走到他跟前，敏捷而利索地跪下来。

他微微一笑，伸给她一只手。

三十二

自从安德烈公爵在鲍罗金诺急救站恢复知觉以来，已经过去七天。在此期间，他几乎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据同行的医生说，高烧和受伤肠子的炎症准会使他丧命。但在第七天，他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点茶，医生发现他的热度降下来。那天早晨，他恢复了知觉。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夜，天气相当暖和，安德烈公爵就留在马车里过夜；但到了梅基希村，伤员自己要求把他抬下车，给他喝点茶。抬进屋子时引起的剧痛使安德烈公爵大声呻吟，他又失去了知觉。他被抬到行军床后，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后来他睁开眼睛，低声问：“茶呢？”他记起生活中这样的小事，使医生惊讶。他把了把脉，发现脉搏好转，感到又惊奇又不满。医生发现这一点感到不满，因为他凭经验断定，安德烈公爵不可能再活下去，如果他现在不死，过一阵死就会更加痛苦。安德烈公爵团里的红鼻子少校基莫兴也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腿部负伤。他们在莫斯科会合，被一起运走。跟他们同行的还有医生、公爵的跟班、他的马车夫和两名勤务兵。

他们给安德烈公爵送来了茶。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用发烧的眼睛望着房门，似乎竭力要弄明白什么并想起什么来。

“不要了。基莫兴在这里吗？”他问。基莫兴从凳子上爬到他跟前。

“我在这里，大人。”

“伤得怎么样？”

“我吗？没什么。您好些吗？”

安德烈公爵又沉思起来，仿佛想起什么事。

“书弄得到吗？”他问。

“什么书？”

“《福音书》！我没有这书。”

医生答应替他找一本，并问他觉得怎么样。安德烈公爵勉强而冷静地回答医生各项问题，然后说他要在身下放一个垫子，因为他觉得难过，伤口痛得厉害。医生和跟班揭开他身上盖着的军大衣，闻到伤口腐烂的恶臭，皱起眉头，察看那可怕的地方。医生对原来的包扎很不满意，换了绷带，把伤员翻过身来，使他痛得又呻吟起来，失去了知觉，并说胡话。他不断要求把《福音书》拿来，放在他的身子底下。

“这费你们什么事呢！”他说，“我没有这书，你们去拿来，在我身边放一会儿。”他可怜巴巴地说。

医生走到门廊里洗手。

“哼，你们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医生责备给他倒水淋手的跟班说，“我只不过稍一疏忽，你们就让他压住伤口睡。这是非常痛的，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

“耶稣基督在上，我们好像是垫过的。”跟班说。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明白他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并记起他负了伤，怎样负的伤，以及马车停在梅基希村时，他要求把他抬进小屋的情景。他又痛得昏迷过去，后来在小屋里喝了茶，又恢复了知觉。他又回想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尤其清楚地记起急救站里的情景。当时看到一个他所不喜欢的人的痛苦，他又产生了新的幸福的念头。这念头虽然模模糊糊，如今却充溢他的心灵。他记起现在他有了新的幸福，而这幸福是同《福音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要一本《福音书》。但他们让他压住伤口睡的不良姿势和重新将他翻身使他又失去知觉。他第三次清醒，已是夜深人静。周围的人都睡着了。一只蟋蟀在门廊外面鸣叫，街上有人叫嚷和唱歌，蟑螂在桌上和圣像上沙沙爬动，一只秋天的大苍蝇在他床头和旁边的大蜡烛周围飞舞。

他的精神有点失常。一个健康人通常能同时思想、感觉和回忆许多事情，不过他有能力选择一路思想或现象，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一个健康人能从沉思默想中醒悟过来，对进来的人打个招呼，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安德烈公爵的脑子在这方面有点不正常。他的思想比原来更活跃，更清醒，但不受自己意志的支配。他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概念。有时，他的思想空前活跃、明晰和深刻，这在健康的时候是不可能的；但思维有时被一件意外的事打断，那时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思路上来了。

“是的，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种无法从人身上夺走的幸福，”他躺在宁静阴暗的小屋里想，睁大一双发热的呆滞眼睛瞪着前方，“这是一种超越物质力量、超越物质影响的幸福，一种心灵的幸福，一种爱的幸福！人人都能知道它，但认清和决定它的只有上帝。那么，上帝究竟是怎样规定这种法则的？为什么儿子……”突然思路断了，安德烈公爵听见（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听到）一个柔和的低语声不断反复说着“劈基—劈基—劈基”和“基—基”，接着又是“劈基—劈基—劈基”，又是“基—基”。在这片低低的乐声中，安德烈公爵觉得，在他的脸上，在脸的正中，升起一座由针和木条构成的虚无缥缈的奇怪建筑物。他觉得（虽然很难受）他必须竭力保持平衡，以免这座建筑物倒塌；但它还是倒塌了，接着又在那片匀调的音乐声中慢慢升起来。“升起来！升起来！不断升起来！”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着。他倾听着低语，感觉到针造的建筑物在升高，偶尔看见蜡烛周围的一圈红光，听见蟑螂的沙沙声和一只苍蝇碰撞枕头和他脸庞的嗡嗡声。每次苍蝇碰到他的脸，都给他一种烧灼的感觉；但同时他又感到惊奇，因为苍蝇撞他脸上的建筑物，却没有把它撞倒。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这是门口一件白色的东西，是一个狮身人面像，它也在挤压他。

“但这也许是放在桌上的我的衬衫，”安德烈公爵想，“而这是我的腿，那是门；但为什么老是升—升，老是劈基—劈基—劈基，基—基，劈基—劈基—劈基……”

“够了，停止吧，停下吧！”安德烈公爵痛苦地向谁请求道。突然他的思想和感觉又变得非常清楚和活跃。

“是的，爱，”他又十分清楚地想，“但不是那种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缘故而产生的爱，而是那种在我临死前第一次体验到的爱，那种面对敌人也能产生的爱。我体验到的那种爱是心灵的本质，它无需具体对象。我现在也体验到这种幸福。爱他人，爱仇敌。爱一切，爱无处不在的上帝。爱一个亲爱的人可以用人间的爱，但爱仇敌只能用上帝的爱。因此，当我觉得爱那个人的时候，我体验到了极大的欢乐。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人间的爱可以由爱变为恨；但上帝的爱是不会变的。不论是死亡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把它消灭。它是心灵的本质。我这辈子恨过多少人。对所有的人，我都没有像对她那样爱过和恨过。”他生动地想到娜塔莎，不像以前那样只想到他所喜欢的她的娇媚可爱，而是第一次想到她的心灵。他理解她的感情、她的痛苦、羞耻和悔恨。现在他第一次懂得他拒绝她的残酷性，看到他同她决裂是多么残酷。“但愿我再有机会看到她一次。再一次看着她那双眼睛说……”

“劈基—劈基—劈基，基—基，劈基—劈基—砰！”一只苍蝇撞上来……他的注意力顿时被转到另一个现实和昏迷的世界，那里正在发生一件特别的事。在这个世界里，建筑物仍在升起而没有倒塌，仍旧有什么东西在伸展，蜡烛仍旧发出一团红晕，那个衬衫般的狮身人面像仍躺在门口；但除此以外，听到吱咯一声，有一股冷风吹进来，还有一个新的白色狮身人面像出现在门口。这个狮身人面像有他想象中的娜塔莎的苍白的脸和亮晶晶的眼睛。

“唉，这连续不断的昏迷真是痛苦！”安德烈公爵想，竭力从脑海里驱除这张脸。但这张脸却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而且越来越近。安德烈公爵想回到原来纯属幻想的世界里去，但他无能为力，他又昏迷了。轻轻的低语匀调地继续着，有一样东西压迫着他，伸展着，一张奇怪的脸出现在他面前。安德烈公爵竭力想清醒过来；他的身子动了动，他突然耳鸣起来，眼睛发黑，他好像一个落水的人，失去知觉。当他苏醒过来时，那个有血有肉的娜塔莎，那个他最想用新近觉悟到的上帝的爱去爱的娜塔莎就跪在他面前。他明白这是活生生的真正的娜塔莎，他并不觉得惊讶，但暗暗感到高兴。娜塔莎跪在他面前，恐惧而木然（她无力活动）望着他，克制就要爆发的恸哭。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只有下半部脸在微微颤动。

安德烈公爵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微微一笑，伸给她一只手。

“是您？”他说，“真是太幸福了！”

娜塔莎敏捷而小心地移动膝盖凑近他，留神地拿起他的手，弯下腰去，嘴唇轻轻地接触到他。

“原谅我！”她抬起头来低声说，眼睛盯住他，“请原谅我！”

“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

“原谅我……”

“原谅什么呀？”安德烈公爵问。

“原谅我所做的……事。”娜塔莎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一再轻轻地吻他的手。

“我比以前更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同时托起她的脸，想更清楚地看看她的眼睛。

这双眼睛，满含幸福的泪水，羞怯、同情、快乐和深情地瞧着他。娜塔莎形容憔悴苍白，嘴唇浮肿，不仅不好看，简直很可怕。但安德烈公爵没有看到这张脸，他只看到那双亮晶晶的美丽眼睛。他们后面有人在说话。

跟班彼得这时完全清醒了，便唤醒医生。基莫兴因为腿痛一直没有睡着，早就看见了眼前的情景，缩在凳子上，竭力用被单盖住自己的光身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医生从床上坐起来，问，“请您走吧，小姐。”

这时候有人敲房门。伯爵夫人发现女儿不在，就派使女来找。

娜塔莎好像一个梦游病患者，在睡梦中被人弄醒。她离开房间，回到自己屋里，痛哭失声，倒在床上。

从那天起，在罗斯托夫一家的旅程中，每到一处休息和宿夜的地方，娜塔莎总是寸步不离负伤的安德烈。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没有想到一个姑娘能这样坚强，照顾伤员又这样熟练。

尽管伯爵夫人想到安德烈公爵可能死在女儿的怀抱里（听医生说，这是很可能的）感到不寒而栗，但她不能禁止娜塔莎这样做。虽然负伤的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现在又很亲近，要是他恢复健康的话，两个年轻人又可能恢复婚约，但是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尤其是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本人，因为生死未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安德烈公爵身上，也存在于整个俄罗斯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其他问题也就顾不上了。

三十三

九月三日皮埃尔醒得很晚。他觉得头痛，睡觉时没有脱衣服，使他感到不舒服，心里则模糊地感到昨天做了一件可耻的事，那就是同仑巴尔大尉谈了话。

时钟指着十一点，但户外特别阴暗。皮埃尔起身擦擦眼睛，看见那支有雕花柄的手枪又被盖拉西姆放在写字台上。皮埃尔记起他在什么地方，今天他有什么事要做。

“我是不是起得太晚了？”皮埃尔想，“不，他不会在十二点前进莫斯科的。”皮埃尔没有再多考虑当前要做的事，立即行动。

他理理身上的衣服，拿起手枪，准备出去。这时他才想到他该怎样带枪上街，总不能就拿在手里。即使那件宽大的农民外衣也藏不住这支大手枪。插在腰带里或者夹在胳肢窝里，都不能藏得使人看不见。再说，手枪已去了子弹，他也来不及重装。“不要紧，用匕首也行。”皮埃尔自言自语，虽然他在考虑自己的计划时就认定，一八〇九年那个大学生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用匕首暗杀拿破仑。不过，皮埃尔的主要目的似乎并不在于实行自己的计划，而在于加强自信：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图谋，而是在千方百计加以实行。他连忙拿起在苏哈列夫塔楼一起买的那柄带绿鞘、有缺口的钝匕首，把它藏在背心下面。

皮埃尔在外衣上束上一条腰带，把帽子拉拉低，竭力不发出声音，避免遇到那个大尉，穿过走廊，来到街上。

昨天晚上他十分平静地观察过的火灾，过了一夜大大蔓延开来。莫斯科到处在燃烧。同时着火的有车市街、莫斯科河滨区、商场、厨师街、莫斯科河上的木船和陶罗戈米洛夫桥旁的木材市场。

皮埃尔穿过小巷来到厨师街，又从厨师街来到阿尔巴特街的尼古拉显灵堂。他早就决定在那里行事。大部分房子都门窗紧闭。大街小巷都不见人影。空气里充满焦味和烟气。有时可以遇到神色慌张的俄国人，也可以见到一些不像城里人并露出军人派头的法国人在大街中央走着。俄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他们都惊讶地瞧着皮埃尔。俄国人打量皮埃尔，除了他身体魁梧肥大，神色忧郁愁闷，还因为不明白这个人属于什么阶层。法国人惊讶地注视他，因为他不同于其他俄国人，其他俄国人都是恐惧和好奇地望着法国人，而他却根本不理睬法国人。在一座房子的大门口，有三个法国人在向不懂法语的俄国人解释什么事，他们拦住皮埃尔，问他懂不懂法语。

皮埃尔摇摇头，继续走自己的路。在一条小巷里，一个站在绿色弹药箱旁的哨兵向他吆喝。皮埃尔直到听见第二次威严的吆喝声，才明白他应该从另一边绕过去。周围的一切他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他怀着自己的企图，仿佛怀着什么可怕而生疏的东西，慌慌张张、提心吊胆地走去，惟恐失去这东西。但皮埃尔命里注定不能把这种心情保持到目的地。此外，即使在路上不受任何阻拦，他也不能实现他的企图，因为拿破仑四个多小时以前已从陶罗戈米洛夫门外出发，经过阿尔巴特街到达克里姆林宫，此刻正心情恶劣，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沙皇办公室里，发布扑灭火灾、防止抢劫和安定民心的详细的紧急命令。但皮埃尔不知道这一点；他一心考虑着当前的行动，感到痛苦，就像固执地从事力不从心的活动的人那样，他们力不从心，不是由于目标难以达到，而是由于目标同他们的个性格格不入；他怕在关键时刻下不了手，因此不相信自己。

他虽然看不见也听不见周围的一切，但凭着本能行走，在通向厨师街的众多小巷里并没有迷路。

皮埃尔越接近厨师街，烟气越浓，在那里甚至可以感觉到大火的热度。有时火舌从房子屋顶上蹿出来。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神色也更加紧张。不过，皮埃尔虽然觉得周围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却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走向火场。皮埃尔沿着一边通厨师街、另一边邻接格鲁吉亚公爵府花园的一大片空地上的小径走去，突然听见身旁发出女人绝望的哭声。他仿佛从梦中醒来，停住脚步，抬起头。

小径旁，在落满灰尘的枯草地上散乱着一堆堆生活用品：羽绒褥子、茶炊、圣像和箱子。箱子旁边，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地上，她生着暴牙，身穿黑外衣，头戴睡帽。这个女人摆动着身子，边哭边诉。两个女孩，年纪十到十二岁，身穿肮脏的短连衣裙和外衣，脸色苍白，惶惑地望着母亲。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身穿厚呢外衣，头戴别人的大帽子，在老保姆的怀里啼哭着。一个肮脏的赤脚使女坐在箱子上，解开浅黄色发辫，扯下烧焦的头发，拿到鼻子底下闻着。那中年女人的丈夫是个矮小的驼背，身穿文官制服，蓄着轮形的络腮胡子，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光滑的鬓角从帽子下露出来，脸色呆滞没有表情，正移动叠在一起的箱子，从箱子底下拉出几件衣服。

那女人一看见皮埃尔，几乎扑倒在他的脚下。

“亲人哪，正教徒呀，帮帮忙吧，救救命啊，好人哪！……哪一位帮帮忙啊！”她边哭边诉，“女儿！……小女儿！……把我的小女儿丢下了！……烧死了！……呜—呜—呜！我苦苦把你养大竟落得这样……呜—呜—呜！”

“别这样，玛丽雅！”丈夫对妻子低声说，显然是要在旁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一定是姐姐把她带走了，要不她会到哪儿去呢？”他添加说。

“木头！坏蛋！”女人突然停止哭泣，恶狠狠地骂起来，“你这人没有心肝，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换了别人，早就从火里救出来了。他是木头，不是人，不是父亲。您是位贵人，”女人一边哭，一边急急地对皮埃尔说，“火在旁边烧起，向我们扑过来。丫头叫道：着火了！我们急忙收拾东西。我们就这样逃出来了……这就是抢出来的东西……圣像、我陪嫁的床，别的都丢了。我们拖出孩子们，可是卡嘉不见了。哦，主啊！哦—哦—哦！”她又痛哭起来，“我的孩子，我的宝贝，烧死了！烧死了！”

“那她在哪里？留在哪里？”皮埃尔问。女人从他关切的神态上看出他能帮她的忙。

“老爷！好老爷！”她抱住他的腿叫道，“恩人，您就让我放心吧……阿尼斯卡，贱货，给这位老爷领路，去！”她对使女吆喝着，怒气冲冲地张大嘴，这样就把她的长板牙暴露无遗。

“带我去，带我去……我去办。”皮埃尔连忙气喘吁吁地说。

一个肮脏的使女从箱子后面走出来，理好辫子，叹了一口气，迈开笨拙的光脚沿小径在前面领路。皮埃尔仿佛从沉重的昏睡中苏醒过来。他高高地昂起头，眼睛里焕发出生气勃勃的光彩。他快步跟着使女，走到厨师街。整条街都弥漫着浓密的黑烟。一条条火舌从黑烟中蹿出来。一大群人挤在火场前面。街道当中站着一个法国将军，正对周围的人说着什么。皮埃尔在使女的伴同下向将军站着的地方走去，但被法国兵拦住。

“这里不准通行！”有人对他嚷道。

“这儿来，叔叔！”使女说，“我们可以穿小巷，通过尼古林街过去。”

皮埃尔回过身，有时跑几步才能赶上她。使女跑过一条街，向左拐进小巷，走过三座房子，向右拐进大门。

“就在这里。”使女说，接着跑过院子，打开木栅门站住，指给皮埃尔看一所熊熊燃烧的木头小厢房。木厢房的一边已经倒塌，另一边正在燃烧，火焰从窗洞里和屋顶下蹿出来。

皮埃尔走进木栅门，立刻被炽热的空气包围，他不由自主地站住了。

“哪一座是你们家的房子？哪一座？”他问。

“哎哟！”使女指着厢房叫起来，“就是那一间，那一间就是我们的家。烧死了，我们的卡嘉，我们漂亮的小姐，哎哟！”阿尼斯卡一看见大火，觉得应当表示她的感情，就也哭起来。

皮埃尔冲进厢房，但热气逼人，他不由得绕着厢房兜了个圈子，来到一座大房子前面。这座房子一边屋顶已起火，旁边有一群法国兵。皮埃尔看见那些法国兵在拖着什么东西，开头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后来看见前面有个法国人在用钝短刀砍一个农民，同时从农民手里抢一件狐皮大衣，皮埃尔才模糊地意识到这是抢劫，但他没有时间考虑。

爆炸声，墙壁和天花板的倒塌声，火焰的呼呼声和咝咝声，人们激动的叫嚷，时而乌黑浓密、时而光亮腾跃、夹着火星的烟云，以及有些地方像一束红色的干草、有些地方像金色鱼鳞在墙上蔓延的火焰，咄咄逼人的热气，浓烟和人们紧张的行动——这一切对皮埃尔产生火灾通常给人的影响。这一切对皮埃尔产生特别强烈的影响，因为看到这大火，皮埃尔突然觉得摆脱了沉重的思想。他觉得自己变得年轻、快乐、灵活和刚毅。他从大房子那边绕过厢房，正要跑到未倒塌的那部分屋里去，突然听到头上有几个人在呼喊，接着发出一样重东西落在身边的炸裂声。

皮埃尔抬头一看，只见房屋窗子里有几个法国兵，刚把装满金属品的五斗橱抽屉扔下来。另外几个法国兵站在下面，向抽屉走去。

“你这家伙来干什么！”一个法国兵对皮埃尔吆喝道。

“这房子里有个孩子。您没看见一个孩子吗？”皮埃尔说。

“你在说什么？滚开！”有几个人喝道。一个法国兵显然怕皮埃尔抢走他们抽屉里的银器和铜器，威胁着向他跨进一步。

“一个孩子？”有个法国兵从上面大声说，“我听见花园里有哭声。说不定就是他的孩子。我说，得讲点人道。我们大家都是人……”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皮埃尔问。

“这儿！这儿！”法国人从窗口对他大声说，指指房子后面的花园，“等一下，我这就来。”

过了没多久，果然有个黑眼睛、脸上有个黑痣的法国人只穿一件衬衫，从底层窗子里跳出来，拍拍皮埃尔的肩膀，同他一起跑到花园里。

“喂，你们快点儿！”他向伙伴们喊道，“火烧过来了。”

法国人跑到屋后铺沙的甬道上，拉住皮埃尔的手，指给他看一个圆形场地。长椅底下躺着一个穿粉红衣裳的三岁女孩。

“喏，那就是您的孩子。啊，是个女孩子，那就更好了。再见，胖子。我说，得讲点人道。大家都是人哪！”脸上有黑痣的法国兵向同伴那儿跑去。

皮埃尔高兴得喘不过气，跑到女孩旁边，想把她抱起来。但这个患瘰疬症、相貌像母亲的难看女孩一看见陌生人就一边叫，一边跑开去。皮埃尔将她一把抓住，抱在怀里；她却没命地狂叫，她的小手要拉开皮埃尔的手臂，她那流口水的嘴乱咬。皮埃尔感到一阵恐怖和嫌恶，就像碰到一头小动物似的。他使劲抱住她不让她挣脱，把她抱回大房子里。但原来那条路已走不通；使女阿尼斯卡已不在。皮埃尔又怜悯又嫌恶地小心抱着痛哭流涕的女孩，跑过花园，找寻别的出路。

三十四

皮埃尔抱着女孩绕过一些房子和小巷，跑回厨师街转角的格鲁吉亚公爵花园那里，最初他简直认不出刚才离开的地方，因为那里挤满了人，堆满了从房子里拖出来的家具杂物。除了带着东西从大火里逃出来的几家俄国人外，这里还有几个穿不同服装的法国兵。皮埃尔没去理睬他们。他匆忙找寻着那个官吏，以便把女儿交给母亲，自己再去救别人。皮埃尔觉得，他还有许多事要做，得赶快做。皮埃尔由于大火的热气和自己的奔走，这时觉得比刚才跑去救孩子时更加生气蓬勃，浑身是劲。女孩这时已安静下来，两只小手抓住皮埃尔的外衣，坐在他的手臂上，像一头小野兽似的向四周观望。皮埃尔偶尔对她望望，微微笑着。他觉得他在这张恐惧的病态小脸上看到一种天使般纯洁可爱的神情。

原来的地方已看不到那个官吏，也看不见他的妻子。皮埃尔快步在人群中间穿行，瞧着他所遇到的各种人。他不由得注意到一个格鲁吉亚或者亚美尼亚家庭，其中包括一个身穿新羊皮袄和新靴子的东方脸型的俊美老人，一个同一脸型的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皮埃尔觉得这年纪很轻的女人是个标准东方美人，她生有两条弯弯的黑眉毛，一张嫩红的美丽脸蛋，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身穿阔气的缎子外套，头包鲜艳的紫色头巾，在广场上散乱的杂物和人群中间好像一棵被抛在雪地上的娇嫩的热带植物。她坐在老妇人后面的包裹上，她那双黑梅子般的眼睛覆盖着细长的睫毛，一动不动地瞧着地面。显然，她知道自己长得美，并因此提心吊胆。她的脸使皮埃尔感到惊讶。他匆匆沿着栅栏走过，几次回头看她。皮埃尔走到栅栏旁，还是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他站住，向四周环顾。

这时皮埃尔抱着孩子的模样越来越引人注意，他的周围聚集了几个俄国男人和女人。

“先生，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人？您是位老爷，是不是？这是谁家孩子？”有人问他。

皮埃尔回答说，这是一个穿黑外套女人的孩子，她原来带着孩子坐在这地方。他问有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安斐罗夫家的，”年老的助祭对一个麻脸女人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他用习惯的低音添加说。

“怎么会是安斐罗夫家！”那个女人说，“安斐罗夫家一早就走了。她不是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就是伊凡诺娃的。”

“他说是个女人，可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是个贵夫人。”一个家奴说。

“你们认识她吗？她很瘦，牙很长。”皮埃尔说。

“那是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他们到花园里去了，当时那些狼窜到这里来。”她说着指指法国兵。

“哦，上帝保佑！”助祭又说。

“您往那边走，他们在那里。就是她。她伤心死了，一直在哭，”那女人又说，“就是她。往这儿走。”

但皮埃尔并没有听那女人的话。他一连几秒钟目不转睛地望着几步外发生的事。他望着亚美尼亚家庭和两个走近他们的法国兵。其中一个，矮小灵活，身穿一件蓝军大衣，拦腰束着一条绳子。他头戴一顶睡帽，赤着脚。另一个使皮埃尔特别惊讶，他身体瘦长，有点驼背，头发浅黄，动作缓慢，神态像个白痴。他身穿粗呢外套、蓝裤子，脚登高筒皮靴。小个儿法国人光着脚，身穿蓝军大衣，走到亚美尼亚人面前，嘴里说了些什么，立刻捉住老头儿的双脚。老头儿慌忙脱下靴子。那个穿粗呢外套的法国人，在亚美尼亚美人面前站住，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动不动，默默地瞧着她。

“抱去，把孩子抱去！”皮埃尔像命令似的对女人说，同时把女孩交给她，“你交给他们，交给他们！”他几乎对那女人吆喝道，同时把哭哭啼啼的女孩放在地上，接着又回头看看法国兵和亚美尼亚家庭。老头儿已赤脚坐在地上。小个儿法国人拉下他的另一只靴子，拿两只靴子相互拍着。老头儿一边抽噎，一边说着什么，但皮埃尔只对他瞥了一眼。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穿粗呢外套的法国人身上。这时，那个法国人慢慢地摇摆身子，走到年轻女人面前，两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抓住她的脖子。

亚美尼亚美人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垂下长长的睫毛，仿佛没看到、也没感觉到士兵对她的行为。

皮埃尔向法国人跑去的时候，那个穿粗呢外套的瘦长抢劫犯已拉下亚美尼亚年轻女人脖子上的项链，那女人双手抓住脖子尖声叫着。

“放开这女人！”皮埃尔狂怒地哑声叫着，抓住瘦长驼背法国兵的肩膀，一把将他推开。那个士兵跌下去，又爬起来跑了。但他的伙伴丢下靴子，拔出短刀，抢前一步，威胁皮埃尔。

“喂，喂，别胡来！”他嚷道。

皮埃尔气愤得忘乎所以，力气增加了十倍。他向赤脚法国兵扑去，不等那法国兵拔出短刀，已把他打倒在地，接着又用拳头打他。周围人群发出喝采声，这时街角出现了一队法国枪骑兵。枪骑兵奔向皮埃尔和那个法国兵，把他们包围起来。皮埃尔一点也不记得后来发生的事。他只记得他打了一个人，人家打了他，最后他感到他的双手被缚住，一群法国兵站在他周围，搜他的衣服。

“中尉，他有一把刀。”这是皮埃尔听懂的第一句话。

“哦，武器！”军官说，转身对那个同皮埃尔一起被捕的赤脚法国兵说话。

“好，好，你到法庭上去招供吧！”军官说。然后他转身问皮埃尔：“你会说法语吗？”

皮埃尔用充血的眼睛朝四周看了看，没有回答。他的脸色一定很可怕，因为军官低声说了些什么，又有四名枪骑兵离开队伍，站到皮埃尔的两旁。

“你会说法语吗？”军官同他保持一定距离，又问，“叫翻译来！”行列中骑马跑出一个穿俄国便服的矮小的人。皮埃尔从他的服装和语言上立刻认出他是莫斯科一家商店的法国人。

“他不像个普通人。”翻译望望皮埃尔，说。

“哦，哦，他很像一个纵火犯，”军官说，“问问他是什么人？”他添加说。

“你是什么人？”翻译问，“你要回答长官的话。”

“我不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是你们的俘虏。把我带走吧！”皮埃尔忽然用法语说。

“哦，哦！”军官皱着眉头说，“开步走！”

人群围住枪骑兵。离皮埃尔最近的是那个抱着女孩的麻脸女人；等枪骑兵一走开，她就走到前面。

“他们这是要把你带到哪儿去啊，我的好人？”她说，“女孩，这女孩，叫我把她往哪儿送，如果她不是他们的孩子！”麻脸女人说。

“她想干什么？”军官问。

皮埃尔好像喝醉了酒。他一看见他救出的女孩，更加兴奋。

“她想干什么吗？”皮埃尔说，“她抱的是我的女儿，是我从大火中救出来的，”他说，“再见！”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脱口说出这句没有目的的谎话来，接着就雄赳赳地在法国兵中间大踏步走去。

这队法国枪骑兵是奉杜洛奈[230]命令巡逻莫斯科街道的巡逻队之一，目的是要制止抢劫，尤其是要拘捕纵火犯，因为根据法国高级官员当天发表的意见，他们是引起火灾的原因。巡逻队经过几条街，又逮捕了五名俄国嫌疑犯、一个小商人、两个神学院学生、一个农民、一个家奴和几名抢劫犯。但所有的嫌疑犯中嫌疑最大的是皮埃尔。全体人犯被带到祖波夫堡一座权充拘留所的大房子里，而皮埃尔则被严格地单独监禁。

第四卷

第一部

一

这时，在彼得堡最上层，鲁勉采夫派、亲法派、玛丽雅太后派、皇太子派和其他各派，正进行着更加钩心斗角的活动，而宫廷帮闲照例在旁搬弄是非。但平静奢侈、靠幻想过日子的彼得堡生活依然如故；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要认识俄国人民面临的危险和所处的困境，就非花力气不可。皇帝照样上朝，舞会照样举行，法国剧院照样演出，朝廷的兴趣一如往日，争权夺利和耍弄阴谋依然如故。只有在最上层，有人竭力提醒当前的困境。人们窃窃私语，处境如此困难，两位皇后[231]却各行其是。玛丽雅太后只关心她所庇护的慈善机关和教养机关，传旨把这些机关迁到喀山，其中设备都已包装妥当。人们向伊丽莎白皇后请示，她出于俄国人的爱国热情回答说，她无权过问政府机关，因为那是皇上的事，至于她本人，将最后一个撤离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鲍罗金诺会战那一天，安娜·舍勒家照常举行晚会，而晚会最精彩的节目则是朗诵主教大人把圣谢尔基神像献给皇上时写的那封信。这封信被看作教会爱国辞令的典范，它将由以朗诵技巧著称的华西里公爵亲自朗诵（他常在皇后面前朗诵）。他的朗诵技巧在于嗓门洪亮，声音悦耳，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如泣如诉。至于什么地方慷慨激昂，什么地方如泣如诉，完全是随心所欲，没有定规。这次朗诵，也像安娜·舍勒家所有的晚会一样，具有政治意义。那天晚会将有几位重要人物参加，安娜·舍勒要他们因去法国剧院一事感到羞耻，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客人已到了不少，但安娜·舍勒还没在客厅里见到所有要见的人，因此朗诵还没有开始，人们都在随便闲聊。

彼得堡当天的新闻是海伦伯爵夫人害病。几天前她突然生病，错过几次她能增光的集会。据说她不接见任何人，并且不找那几个向来替她治病的彼得堡名医，而请教一位用新的特殊疗法替她治病的意大利医生。

大家都知道，美丽的伯爵夫人的病，起因于不便同时嫁两个男人，而意大利人的疗法就是要排除这种障碍。但当着安娜·舍勒的面，不仅没有人敢这样想，而且没有人流露出知道这事的样子。

“据说可怜的伯爵夫人病得很重。医生说是心绞痛。”

“心绞痛吗？哦，这是一种可怕的病！”

“据说两个情敌因她的病和好了。”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反复说着心绞痛这个名词。

“据说老伯爵很伤心。医生宣布这病很危险，他就哭得像个孩子。”

“哦，这可是个重大损失。她实在是个迷人的女人。”

“您是说那位可怜的伯爵夫人吗……”安娜·舍勒走过来说，“我派人去打听了她的病情。回话说，她稍微好些了。她无疑是天下最迷人的女人。”安娜·舍勒为自己的热情露出微笑，“我们属于不同的阵营，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应有的敬意。她太不幸了！”

一个冒失的年轻人认为安娜·舍勒是用这话轻轻揭开伯爵夫人害病的内幕，就大胆地表示惊讶，为什么不延请名医治疗，而去请教一个可能采用危险疗法的江湖郎中。

“您也许比我消息灵通，”安娜·舍勒突然刻薄地攻击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这位医生医道高明，学问渊博。他是西班牙皇后的御医。”安娜·舍勒就这样驳倒了年轻人，转身走向比利平所在的另一个圈子。比利平正在谈论奥国人，他皱紧眉头，显然准备再舒展开来，说出一句俏皮话。

“我觉得那挺有意思！”他说到一个外交文件，这个文件是和被彼得堡方面称为彼得堡英雄的维特根施泰因所缴获的奥国旗帜一起送往维也纳的。[232]

“什么，您说什么？”安娜·舍勒对他说，让大家静下来听她已知道的那句俏皮话。

于是比利平复述了一遍由他起草的文件原文：

“皇帝送还奥国旗帜，”比利平说，“这些友好的迷途旗帜是在正道之外找到的。”比利平说完舒展开眉头。

“妙极了，妙极了！”华西里公爵说。

“也许是那条通华沙的路吧！”伊波利特公爵突然大声说。大家都向他回过头去，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伊波利特公爵也又惊又喜地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他也跟别人一样，不明白自己说这话的意思。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多次注意到，有时突然插进一句话往往显得很俏皮，因此一有机会就信口开河。“说不定效果很好，”他想，“即使不好，也无伤大雅。”果然，在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中，安娜·舍勒所期待的那个不够爱国的人走了进来。她笑眯眯地举起一只手指警告伊波利特，同时请华西里公爵到桌子前面来，拿给他两支蜡烛和一份稿子，请他朗诵。大家都不作声。

“至圣至尊的皇帝陛下！”华西里公爵庄严地朗诵道，接着扫视了一下听众，似乎要看看有没有异议。没有人吭声。“古都莫斯科，新的耶路撒冷，接待它的基督吧，”他读到它的两字突然加重语气，“就像母亲拥抱她热情的儿子那样，并通过冉冉升起的迷雾，预见到你的国度的赫赫荣光，欢天喜地地歌颂：‘和撒纳，荣耀归于我主！’”华西里公爵如泣如诉地念了最后这句话。

比利平察看着自己的指甲，许多人显然都有点害怕，仿佛在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安娜·舍勒像老太婆念祷文那样，预先说出下面的字句：“让大胆无礼的歌利亚……”[233]

华西里公爵继续念道：

“让大胆无礼的歌利亚把死亡的恐怖从法国边境带到俄罗斯土地上吧；谦逊的信仰，俄国大卫的机弦，将痛击他那嗜血的骄傲头颅。今将此圣谢尔基神像，古代热情保卫我国福利的战士，敬献给皇帝陛下。我因体力衰弱未能亲自觐见圣颜，深感遗憾。我热烈祷告上苍，愿万能的主颂扬正义之民族，以遂陛下圣愿。”

“字句多么有力！风格多么优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美作者和朗诵者。安娜·舍勒的客人们受到这封信的鼓舞，长久地谈论着国家大事，对最近即将发生的战斗结果作出各种猜测。

“你们就能看到，”安娜·舍勒说，“明天是皇上圣诞，我们一定会得到好消息。我有这样的预感。”

二

安娜·舍勒的预感果然应验了。第二天，宫廷为庆祝皇帝圣诞而祈祷时，伏尔康斯基公爵被叫出教堂，接受库图佐夫公爵的文件。这是库图佐夫在塔塔利诺瓦战斗当天写来的报告。库图佐夫写道，俄军没有后退一步，法军损失远比俄军惨重，他从战场上匆匆报告，来不及收集最后情报。总之，这是一场胜利。人们还没离开教堂，就立即为造物主庇佑这次胜利作感恩礼拜。

安娜·舍勒的预感应验了。整个早晨，全城弥漫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大胜利，有人甚至说拿破仑已被俘并被废黜，法国已选出新元首。

在远离战场的宫廷环境里，要充分反映全面情况是极其困难的。一般事件往往不知不觉集中表现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譬如，现在朝臣们的欢乐，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胜利；另一方面是由于捷报传来正逢皇帝圣诞。这真是喜上加喜。库图佐夫的报告也提到俄军的伤亡，其中包括杜契科夫、巴格拉基昂和库塔伊索夫。在彼得堡上层社会，俄军伤亡的悲痛就集中在库塔伊索夫阵亡这件事上。大家都认识他，皇帝喜欢他，他年轻，讨人喜欢。那天大家一见面就说：

“真是想不到。就在祈祷的时候。库塔伊索夫的牺牲真是一大损失！唉，真可惜！”

“库图佐夫嘛，我对你们怎么说的？”这时华西里公爵带着预言者的骄傲神气说，“我一向说，唯有他能打败拿破仑。”

但第二天没有接到前线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忐忑不安。皇帝因此心情烦闷，朝臣们也忧心忡忡。

“皇帝处境真难哪！”朝臣们说，不像前天那样称赞库图佐夫，却指责他弄得皇帝焦虑不安。那天华西里公爵不再颂扬他的偶像库图佐夫，而在谈到总司令时不吭一声。除此以外，这天傍晚仿佛事事都有意使彼得堡居民惊惶不安，包括一个可怕的消息：海伦伯爵夫人突然去世，害的是一种人们津津乐道的可怕疾病。在大庭广众中，大家都说海伦伯爵夫人死于心绞痛，但在熟人之间却流传着详细的情节：西班牙皇后的御医给海伦开了一种药，这种药只能小剂量服用；但海伦一面受老公爵猜疑，一面写信给丈夫（那个倒霉的浪子皮埃尔），却得不到丈夫的回信，她内心苦闷，就服了大量这种药，结果来不及抢救，在痛苦中死去了。据说华西里公爵和老伯爵向意大利人问罪，意大利人拿出不幸的死者写的一沓信，他们就立刻罢休。

大家谈论的无非是三件令人伤心的事：皇帝不明形势，库塔伊索夫阵亡和海伦猝死。

接到库图佐夫报告后第三天，有一个地主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于是法军占领莫斯科的消息就传遍全城。真是骇人听闻！皇帝处境太困难了！库图佐夫是卖国贼。华西里公爵在人家前来吊唁他女儿时，谈到先前受他颂扬的库图佐夫，说对一个放荡的瞎眼老头还能指望什么呢。他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但这在悲痛的时刻是情有可原的。

“我真弄不懂，怎么能把俄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这个消息不是来自官方，还可以怀疑，但第二天拉斯托普庆伯爵送来下述报告：

“库图佐夫公爵的副官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派警官护送军队上梁赞大道。他说，放弃莫斯科，他深感遗憾。陛下！库图佐夫的所作所为决定着京城和您的帝国的命运。莫斯科是俄罗斯精华荟萃之地，埋葬着历代先帝遗骨，一旦失守，将震惊全国。我将随军行动。我已撤出全部物资。我为祖国的命运痛哭。”

皇帝接到这份报告，就派伏尔康斯基公爵给库图佐夫送去下面的诏书：

“库图佐夫公爵！从八月二十九日起我就没有收到过您的来文。但九月一日我从雅罗斯拉夫尔方面接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送来的不幸消息，说您决定撤退军队，放弃莫斯科。您可以想象这一消息对我的影响，而您的沉默更增加我的惊异。今派侍从长官伏尔康斯基公爵送去此诏书，向您了解军情，以及您做出如此可悲决定的理由。”

三

莫斯科失守后九天，库图佐夫派专使送来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消息。这个专使是法国人米肖，他不懂俄语，自称身为外国人，却有一颗俄国心。

皇帝立刻在石岛皇宫办公室接见专使。米肖战前从未到过莫斯科，又不懂俄语，但当他觐见至圣至尊的皇帝，报告火光照亮他道路的莫斯科大火时，还是深为感动。

虽然米肖先生悲痛的原因同俄国人民悲痛的原因不同，但当他被引进皇帝办公室时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以致皇帝一见他就问：

“你给我带来什么消息？是不是坏消息，上校？”

“消息很坏，”米肖垂下眼睛，叹了口气回答，“莫斯科失守了。”

“难道我的古都不战就被放弃了？”皇帝勃然大怒，亟亟地问。

米肖毕恭毕敬地转达了库图佐夫要他禀报的话，就是莫斯科城下无法战斗，因此只能选择一条路：要么同时牺牲军队和莫斯科，要么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只能选择后者。

皇帝眼睛不看米肖，默默地听着。

“敌人进城了？”他问。

“是的，陛下，现在全城已变成一片火海。我走的时候烈火熊熊。”米肖断然说，接着看了皇帝一眼，不禁大吃一惊。皇帝呼吸急促，下唇哆嗦，那双好看的蓝眼睛顿时热泪盈眶。

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皇帝突然皱起眉头，仿佛在责备自己的软弱。他抬起头，语气坚决地对米肖说：

“上校，我从各方面看出，我们遭受重大牺牲是出于上帝的意旨……我决心顺从。但是米肖，请您告诉我，您来时，我们那不经一战就放弃古都的军队情况怎样？您有没有发现士气低落了？”

米肖看到至圣至尊的皇帝镇静下来，他也跟着镇静下来了，但对皇帝直率的重要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而他却还没考虑好答案。

“陛下，您准许我像一个忠心的军人那样说实话吗？”他这样说，想赢得一点时间。

“上校，我向来这样要求……”皇帝说，“什么事也不要瞒我，我要知道全部真相。”

“陛下！”米肖已准备好一个又轻松又恭敬的俏皮回答，嘴角挂着一丝微笑说，“我离开军队的时候，上自司令，下至列兵，个个惊恐万状……”

“怎么会这样？”皇帝严厉地皱了皱眉，插嘴说，“我们俄国军队遇到失利会丧失士气吗？……绝对不会！”

米肖只等皇帝说出这句话，以便卖弄他的俏皮话。

“陛下，”他带着恭敬的戏谑神气说，“他们惟恐陛下心肠太软而缔结和约。他们急于战斗，”这位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说，“不惜牺牲生命向陛下表忠心……”

“啊！”皇帝拍拍米肖的肩膀，眼睛里露出亲切的光芒，平静地说，“上校，您使我放心了。”

皇帝垂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好，现在您回军队去吧！”他挺直身子，做了一个庄重而和蔼的手势对米肖说，“不论您到哪里，都要告诉我的勇士们，告诉我的全体臣民，即使不剩一兵一卒，我也将亲自率领我亲爱的贵族和善良的农民进行战斗，并不惜耗尽最后一分国力。我们的力量比我们敌人想象的要强大……”皇帝越说越激动，“但如果天意注定，”他抬起他那双满怀激情的明亮俊美的眼睛望着天空说，“我们的朝代将在我这一代结束，我也将竭尽所能，让我的胡子长到这里，”皇帝在胸口比划了一下，“同幸存的农民一起啃土豆，也决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因为我珍惜黎民百姓所作的牺牲……”皇帝声音激动地说完这话，突然转过身，仿佛不愿让米肖看到他盈眶的热泪，向办公室尽头走去。他在那里站了不多一会儿，大步回到米肖身边，用力握住他的下臂。皇帝和蔼的俊美的脸涨红了，眼睛里闪耀着坚决和愤怒的光芒。

“米肖上校，不要忘记此时此地我对您说的话，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快乐地想起这件事……或者是拿破仑，或者是我，”皇帝拍拍胸脯说，“我们两人不共戴天。现在我可认识他了，他再也骗不了我了……”皇帝皱起眉头不再作声。米肖这个身为外国人，却有一颗俄国心的人，在这庄严的时刻，听了这些话，看见皇帝眼睛里的坚决神情，深受感动（他后来这么说），就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的也是俄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他自认为有权代表俄国人民。

“陛下！”他说，“陛下现在保证了民族的荣誉和欧洲的得救！”皇帝点点头，让米肖离开。

四

当时俄国国土一半沦陷，莫斯科居民逃到边远省份，民团一批批奋起保卫祖国，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自然会认为，当时举国上下都不惜自我牺牲，一心救国，并为祖国的沦陷而失声痛哭。有关那个时代的记载，都毫无例外地谈到俄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爱国热情、绝望、悲哀和勇敢。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因为我们只看到历史的共同利益，而没有看到个人的具体利益。其实个人的具体利益远远超过共同利益，使人忽略共同的利益。当时多数人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而只顾眼前个人利益。他们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活动家。

至于那些试图了解局势、愿意自我牺牲、敢于参与国家大事的人，其实都是些最无用的社会成员。他们看事情总是颠三倒四，他们想做点有益的事，结果总是徒劳无功，例如皮埃尔和马蒙诺夫供养的一再抢劫俄国乡村的那几个团，又如太太小姐们撕扯的那些裹伤用棉线团永远到不了伤员那里，等等。就连那些卖弄聪明、发泄感情的人谈到当时俄国局势，也往往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或者对一些无辜的人横加责难和表示愤恨。在历史事件中，禁食分别善恶树果子[234]的戒律尤其明显。无意识的行动往往会产生结果，而历史事件中的著名人物决不会了解它的意义。即使他想了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越是直接参与俄国当时所发生事件的人越不明白它的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外省城市，太太小姐和穿民团制服的男子都为俄国的命运和古都的沦陷失声痛哭，作了决心自我牺牲等等表示；但撤离莫斯科的军队几乎不想也不谈莫斯科，目睹城里的大火，却没有人发誓要向法国人复仇，他们想的只是今后四个月的饷银和下一站宿营地，想到随军女商贩玛特廖什卡之类的事……

尼古拉·罗斯托夫长期参加卫国战争并非出于自我牺牲精神，而纯属偶然，因为战争发生时他正在服役。因此，他对俄国当时发生的事并不失望，也没有做出消极的论断。要是问他对俄国局势有什么想法，他会说，那不是他的事，那是库图佐夫等人的事，但他听说部队要补充人员，仗还要打很久，照这样下去，他不难在一两年内升任团长。

他有这种想法，因此当他奉命到沃罗涅日为部队补充马匹，不能参加即将发生的战斗时，他不仅不难过，而且十分高兴。这种心情他不加掩饰，同事们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在鲍罗金诺会战前几天，尼古拉领到差旅费和公文。他先派出几个骠骑兵，然后自己乘驿车去沃罗涅日。

只有在战斗生活中连续度过几个月的人才能理解尼古拉离开充斥粮秣车、给养车和野战医院的地区时的快乐心情。他看不见士兵、大车和营地垃圾，只看见住着农民农妇的村庄、地主的庄园、放牧牲口的田野、驿站和酣睡的驿吏，他感到兴奋，就像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使他感到惊喜不已的是那些又年轻又健康的女人，她们身边并没有十来个军官围着向她们献殷勤，因此一个过路的军官同她们调笑，她们就感到格外高兴和荣幸。

尼古拉夜间兴冲冲地来到沃罗涅日一家旅馆，要了他在军中好久没有吃到的东西。第二天，他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穿上好久没穿的讲究军装去见当地长官。

民团司令是个文职出身的将军，上了年纪，看样子对自己的军衔和军职感到踌躇满志。他怒气冲冲地（他认为这样才能显出军人本色）接待尼古拉，煞有介事地盘问他，仿佛自己有权这样做，又仿佛是在评论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尼古拉心里高兴，只觉得这一切都挺好玩。

从民团司令那里出来，他坐车去见省长。省长是个矮小活泼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指点尼古拉到哪里的养马场买马，又给他介绍城里一个马贩子和离城二十俄里的一个地主，说在他们那里可以买到好马，还答应多方协助他。

“您是罗斯托夫伯爵少爷吧？我妻子同令堂很要好。我们每逢星期四招待客人，今天正好是星期四，请您务必光临。”省长送他出来时说。

尼古拉带上司务长，搭上驿车，直奔二十俄里外的地主家去买马。初到沃罗涅日，尼古拉过得轻松愉快，就像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总觉得事事称心、样样如意一样。

尼古拉访问的地主是一个老骑兵，鳏夫，养马能手，爱好打猎，拥有一间讲究的起居室，藏有百年陈酿和匈牙利名酒，养有一批骏马。

尼古拉三言两语就用六千卢布买了十七匹精选的（他这么说）种马，作为补充马匹的样品。他吃了饭，多喝了两杯匈牙利红酒，同那地主称兄道弟，然后热烈吻别。他兴高采烈，虽然道路泥泞，他还是不停地催促车夫，以便赶上省长家的晚会。

尼古拉用冷水淋了头，换了衣服，洒了香水，来到省长家。他到得晚了点，但嘴里说了句“晚到总比不到好”表示歉意。

这不是舞会，也没说要跳舞，但大家都知道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将在古钢琴上弹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这样就要跳舞。大家估计到这一点，就打扮得像赴舞会的样子。

一八一二年外省生活一如既往，只有一点差别，就是从莫斯科迁来许多有钱人家，城里热闹多了。再有，也像俄国其他地方那样，处处显得放荡不羁，天不怕地不怕，一切都无所谓，人们一见面就闲聊，以前只谈谈天气和熟人，现在却谈论莫斯科、军队和拿破仑。

聚集在省长家的是沃罗涅日的上流人物。

太太小姐很多，有几个是尼古拉在莫斯科的熟人；但男子中，能勉强同他这个圣乔治勋章获得者、采购马匹的骠骑兵军官同时又是和蔼可亲而又很有教养的伯爵平起平坐的却一个也没有。其中有一个在法军中当军官的意大利俘虏，尼古拉觉得，这个俘虏在场更使他这位俄国英雄显得身价百倍。这个意大利人就像是一件战利品。尼古拉有这种感觉，他认为大家都这样看待这个意大利人，因此对他表示亲切，但不失身份，保持一定分寸。

尼古拉穿着骠骑兵制服，周身散发着香水和酒气，一走进来嘴里说着“迟到总比不到好”，并且几次听见别人也这样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立刻感到他成了大众的宠儿，在外省占有愉快的地位。在过了长期艰苦生活后，这种地位格外使人陶醉。在驿站上，在旅店里，在地主家的会客室里，使女们都以得到他的垂青为荣；这里，在省长的晚会上，尼古拉觉得，有无数年轻的太太和美丽的姑娘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的青睐。太太小姐们纷纷向他献媚；上了年纪的太太们第一天起就急于给这个浪荡骠骑兵做媒。省长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把尼古拉当作近亲，并且亲切地用法语叫他尼古拉。

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果然弹起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跳舞开始了。尼古拉的活跃使外省上流社会更加着迷。他那洒脱奔放的舞姿使大家赞叹不已。那天晚上，尼古拉对自己的舞姿也感到吃惊。他在莫斯科从没这样跳过舞，对这样放肆粗野的姿势甚至觉得不成体统，格调低下；但在这里，他觉得必须弄点新花样使大家惊讶，他们一定以为这在京城已是司空见惯，而在外省还没有见过。

尼古拉整晚最注意一个金头发、蓝眼睛、身体丰满、模样可爱的女人。她是省里一位文官的夫人。尼古拉怀着花花公子的天真想法，认为别人的妻子都是为他而生的，跟她寸步不离，并且像耍什么阴谋似的客客气气地对待她的丈夫。尼古拉和这位夫人嘴里不说，但他们确实挺合得来。可是做丈夫的并没有这种想法，对尼古拉总是板着面孔。但尼古拉实在太天真善良，做丈夫的有时也难免受到他情绪的影响。不过，到晚会将结束的时候，妻子越来越兴奋，她的脸越来越红，丈夫的脸色则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苍白，仿佛两人兴奋的总量不变，妻子身上多一分，丈夫身上就少一分。

五

尼古拉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坐在安乐椅上，俯身对着那个金发女人，向她天花乱坠地说着恭维话。

尼古拉肆无忌惮地移动马裤紧裹的双腿，身上散发出香水味儿，欣赏着这位夫人，也欣赏着自己，欣赏着自己那双穿皮靴的小腿的优美线条，对金发女人说，他要在沃罗涅日这里拐走一位太太。

“什么样的太太呀？”

“一位迷人的天使。她有一双天蓝的眼睛（尼古拉望了望对方），一张像珊瑚般红红的小嘴，皮肤雪白雪白……（他看了看她的肩膀）身段苗条像月神……”

丈夫走到他们面前，板着脸问妻子在谈什么。

“哦！尼基塔·伊凡内奇！”尼古拉说着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他仿佛要尼基塔·伊凡内奇也参与开玩笑，说他想拐走一个金发女人。

丈夫现出苦笑，妻子却笑得很开心。善良的省长夫人不以为然地走到他们面前。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要见你，尼古拉。”她说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的语气使尼古拉立即懂得，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是位显要人物，“我们走吧，尼古拉。你不是要我这样称呼你吗？”

“当然可以，伯母。她是谁？”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她听外甥女说你救过她的命……你想得起来吗？……”

“我救过的女人可不少！”尼古拉说。

“她的外甥女就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她在这里，在沃罗涅日，跟她的姨妈在一起。嚯，看你脸红的！怎么啦？……”

“没有的事，别说了，伯母。”

“好，好！哦，你这人真有意思！”

省长夫人把他带到一个又高又胖、头戴蓝帽的老妇人那里，她刚同城里几位重要人物打过牌。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是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姨妈，是个没有孩子的有钱寡妇，一向住在沃罗涅日。尼古拉走到她跟前，她正站在那里算牌账。她庄重而严厉地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继续骂着那个赢了她钱的将军。

“你来，我很高兴，好孩子，”她伸出一只手说，“请光临寒舍。”

这位显要的老妇人谈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她的亡父（她显然不喜欢他），又向尼古拉打听安德烈公爵（他显然也不讨她喜欢）的消息，再次邀请他去她家，这才放他走。

尼古拉答应去她家，向她告别时脸又红了。一提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尼古拉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羞怯甚至恐惧。

尼古拉离开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想再回去跳舞，但矮小的省长夫人把她那胖鼓鼓的小手放在尼古拉的衣袖上，说她有话要跟他说，就把他带到起居室。起居室里的人都立刻走出去，以免妨碍省长夫人。

“我说，好孩子，”省长夫人和善的小脸上现出一本正经的神情，说，“她同你正好是天生的一对，你要我给你做媒吗？”

“您说的是谁啊，伯母？”尼古拉问。

“我给你说的是公爵小姐。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叫她丽莉，可我还是叫她公爵小姐。你愿意吗？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会感激我的。说实话，她真是个好姑娘！她一点也不丑。”

“不，不，”尼古拉仿佛生气了，说，“我啊，伯母，身为军人，既不要求什么，也不拒绝什么。”尼古拉不假思索地说。

“那么你把这事放在心上，这可不是玩笑。”

“当然不是玩笑！”

“是的，是的，”省长夫人仿佛在自言自语，“还有，好孩子，你对那个金发女人太殷勤了，弄得她丈夫很难堪，是的……”

“没有的事，我和他是朋友。”尼古拉天真地说。他根本没想到，他过得愉快会使别人不愉快。

“哦，刚才我对省长夫人说的话多蠢！”尼古拉吃晚饭时突然想，“她要是真的说起媒来，那宋尼雅怎么办……”他告别的时候，省长夫人笑眯眯地再次对他说：“那么你把这事放在心上。”尼古拉就把她拉到一旁说：

“不过，伯母，我要对您实说……”

“什么，什么，我的朋友，我们坐下来谈。”

尼古拉突然觉得必须把心里话（连对母亲、妹妹和朋友都不说的心里话）告诉这个几乎是陌生的女人。后来他想起这次莫名其妙的冲动，觉得后果太严重（人们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如此），真是一念之差。这次冲动，连同其他琐事，给他和他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不瞒你说，伯母，妈妈早就要我娶位有钱人家的小姐，可我一想到为金钱而结婚，心里就不是滋味。”

“噢，我明白。”省长夫人说。

“不过，玛丽雅公爵小姐又当别论。首先，不瞒您说，我很喜欢她，她很中我的意，其次，我在那种特殊环境里遇见她，这真是奇遇。我常常认为这是命。有一点特别稀奇：妈妈早就想到这件事，但以前我没有机会遇见她，不知怎的总没有机会遇见她。当初我妹妹娜塔莎成了她哥哥的未婚妻，我当然不能考虑同她结婚。巧的是我遇见她的时候，娜塔莎正好同她哥哥解除了婚约，于是……就是这样。这话我对谁也没说过，以后也不会对谁说。我只对您说说。”

省长夫人感激地捏了捏他的臂肘。

“您认识我的表妹宋尼雅吗？我爱她，我答应跟她结婚，我一定要娶她……所以您可以明白，这事是不可能的。”尼古拉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好孩子，好孩子，你怎么能这样说？要知道，宋尼雅一无所有，你自己也说过，你爸爸的景况很糟。你妈妈呢？那会要她的命的，这是其一。再说，宋尼雅这姑娘要是有良心，她将怎么过日子？你母亲会绝望，你家的景况会无法收拾……不行，好孩子，你和宋尼雅都应该懂得这一点。”

尼古拉不作声。他听到这话很高兴。

“不过，伯母，这是不可能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说，“公爵小姐肯嫁给我吗？再说，她现在还在服丧。她能考虑这件事吗？”

“难道你以为我要你立刻结婚。凡事都有个规矩。”省长夫人说。

“您可真是个好媒人，伯母……”尼古拉说着，吻了吻她那胖鼓鼓的小手。

六

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同尼古拉相遇后来到莫斯科，见到她的侄儿和家庭教师，还看到安德烈公爵的信，信里告诉她去沃罗涅日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姨妈家该怎么走。在父亲患病期间，在父亲去世后，特别是同尼古拉见面后，玛丽雅公爵小姐由于似乎受到某种诱惑而感到苦恼。如今，张罗搬家、思念哥哥、安排新居、会见陌生人和教育侄儿，这些事就把那种心情给压下去了。她很悲伤。在安静的环境里度过一个月之后，由于丧父加莫斯科沦陷而产生的悲伤在她心里越发强烈。想到她唯一的亲人哥哥处境危险，她坐立不安，精神上更加痛苦。她为侄儿的教育操心，但是感到力不从心；不过她内心深处却感到平静，因为觉得她已克制了那因尼古拉出现而产生的幻想和希望。

晚会后第二天，省长夫人来见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同这位姨妈说了她的计划：目前虽不能考虑正式订婚，但仍可以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相互有个了解。省长夫人得到姨妈的同意后，就当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面谈到尼古拉，夸奖他，并且说一提到公爵小姐他就脸红。玛丽雅公爵小姐听了并不高兴，反而感到痛苦，因为她不能再保持内心的平静，欲望、疑虑、自责和希望又一齐涌上心头。

在尼古拉来访前两天，玛丽雅公爵小姐不断考虑她对尼古拉应抱什么态度。她时而决定，他来访问姨妈时她不进客厅，因为重孝期间不宜见客；她时而想，在他帮了她那么大的忙以后，不见他是不礼貌的；她时而认为，她姨妈和省长夫人有意撮合她和尼古拉（她们的目光和语言有时可以证实这种推测）；后来她又暗自说，只有像她这种品德不纯的人才会这样想她们，她们不会忘记，她现在还没有脱孝，这样的撮合是对她和对她守孝的一种亵渎。玛丽雅公爵小姐设想她出去见他，他会对她说些什么，她该对他说些什么；有时她觉得那样的话过分冷淡，有时又觉得含义太深。她最害怕的是同他见面时她会心慌意乱，一见到他就会暴露出窘态。

不过，星期日早祷后，听差在客厅里通报尼古拉伯爵到来时，公爵小姐并没有显得慌张，只不过脸上微微泛起红晕，眼睛闪闪发亮。

“您见到他了，姨妈？”玛丽雅公爵小姐平静地问，自己也不明白她怎么会这样镇定自若。

尼古拉走进客厅，公爵小姐把头低了一下，仿佛有意先让客人向姨妈请安，然后等他向她转过身来时，她才抬起头，用明亮的眼睛迎接他的目光。她高兴地微笑着，庄重优雅地欠起身，向他伸出纤细柔嫩的手，第一次用女性的胸音同他说话。布莉恩小姐这时也在客厅，惊讶地望着玛丽雅公爵小姐。就连她这个善于卖弄风情的女人，在遇到有吸引力的男子时也不会比玛丽雅公爵小姐此刻应付得更好。

“也许是黑衣裳更配她的脸，也许是她确实变得好看了，可我没留意。特别是她举止优美，仪态万方！”布莉恩小姐想。

玛丽雅公爵小姐这时如果能思索的话，她对自己身上的变化一定比布莉恩小姐更吃惊。自从看见这张亲切可爱的脸以来，她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她的一言一行都摆脱了她的意志。尼古拉一进来，她的脸顿时变了样。好像一个精雕细描的灯笼，原先显得粗糙、黑暗和没有意义，一旦点亮，就成为一件美丽动人的艺术品，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脸就突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她内在的纯朴本性突然袒露出来。她的全部内心活动、她的自怨自艾、她的痛苦、她行善的愿望、她的温顺、她的爱、她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一切如今都在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在她那温和的笑容里、在她和蔼可亲的脸上的每个部分闪耀着。

这一切尼古拉都清楚地看在眼里，仿佛他了解她的全部生活。他觉得他面前这个人与众不同，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好，尤其是比他好。

他们的谈话平淡无奇。他们谈到战争，也像一般人那样夸大对战局的忧虑，他们谈到上次的相遇，但尼古拉竭力改变话题，谈到善良的省长夫人、尼古拉的亲属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亲属。

玛丽雅公爵小姐避免谈她的哥哥，只要姨妈一提到安德烈，她就把话岔开去。显然，她可以一本正经地谈俄国的灾难，但她不愿也不能无动于衷地谈到哥哥，因为哥哥同她是心连心的。尼古拉注意到这一点，他以非凡的洞察力看出玛丽雅公爵小姐性格上的种种特点，这就加强了他的信念：她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尼古拉同玛丽雅公爵小姐完全一样，当人家谈到公爵小姐时，甚至在他想到她时，他就脸红，感到心慌意乱，但在她面前，他却感到毫无拘束，说的也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而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在短暂的访问中，尼古拉遇到冷场的时候，也像一般有孩子在场时那样，跑到安德烈公爵小儿子旁边，抚爱他，问他愿不愿当骠骑兵？他把孩子抱在怀里，快乐地逗他玩，又回头望望玛丽雅公爵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含情脉脉，羞怯而又幸福地注视着她心爱的人抱着心爱的孩子。尼古拉发现她的目光，仿佛懂得它的含义，高兴得涨红脸，喜气洋洋地吻起孩子来。

玛丽雅公爵小姐居丧不出，而尼古拉则认为再去访问她也不合适，但省长夫人仍继续她的媒妁工作，把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尼古拉的好话传给他，又把尼古拉说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好话传给她，并一定要尼古拉向玛丽雅公爵小姐表态。为了这个目的，她安排两个年轻人早祷前在主教那里见面。

尽管尼古拉对省长夫人说，他不准备向玛丽雅公爵小姐表态，但还是答应前去。

正如在蒂尔西特时那样，尼古拉不容自己怀疑公认的好事是否真好，现在，他在应凭理智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还是听命于环境呢这两者之间做了短暂而认真的内心斗争后，选择了后者，屈服于那不可抗拒地引导着他的力量。他知道，他既已答应了宋尼雅，再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求爱是卑劣的。他相信他决不做卑劣的事。但他同时知道（与其说知道，不如说从心底里感觉到），现在他屈服于环境和引导他的人，不但不算卑劣，而且是在做一件他从未做过的极其重要的事。

自从他同玛丽雅公爵小姐会面以来，他的生活表面上一切如旧，但原来的各种乐趣都失去了魅力。他常常想到玛丽雅公爵小姐，但不像他想到交际场中那些小姐，也不像他长期如痴似醉地想到宋尼雅那样。他想到那些小姐，就像一般正派青年那样，把她们想象成未来的妻子，想象着他们的婚后生活：雪白的罩衫、茶炊旁的妻子、妻子的马车、孩子、妈妈和爸爸、她同公婆的关系，等等。这种对未来生活的遐想使他陶醉，但一想到人家正在替他撮合的玛丽雅公爵小姐，他却怎么也想象不出婚后生活的样子。即使勉强想象，那也是别扭和虚假的，他只感到害怕。

七

鲍罗金诺会战的消息，我军伤亡惨重的报导，以及莫斯科失守的噩耗，在九月中旬传到沃罗涅日。玛丽雅公爵小姐只从报上看到哥哥列入伤员名单，但详细情况毫无所知。她准备亲自去找寻安德烈公爵。尼古拉听到这件事，但还没有见到她。

尼古拉接到鲍罗金诺会战和莫斯科失守的消息，并没有产生绝望、愤怒和复仇之类的情绪，但他待在沃罗涅日觉得烦闷无聊，也有点羞愧不安。他觉得这里的谈话都装腔作势，不知道形势究竟该怎样判断，只有回到团里才能了解一切。他急于要结束买马的事，常常无缘无故对外人和司务长发脾气。

尼古拉动身前几天，教堂里举行感恩礼拜，庆祝俄军胜利，尼古拉也参加了。他站在省长后面，神态庄重，头脑里却思潮澎湃。礼拜完毕，省长夫人把他叫到跟前。

“你看见公爵小姐了？”她问，摆摆头让他看站在唱诗班后面穿黑衣裳的女人。

尼古拉立刻认出玛丽雅公爵小姐，与其说从她帽子底下的侧面轮廓，不如说是凭他感觉到的拘谨、胆怯和怜悯的情绪上认出来。玛丽雅公爵小姐显然满腹心事，在离开教堂前最后一次画了十字。

尼古拉惊讶地望着她的脸。这张脸同他以前见过的没有两样，依旧流露出内心的细微活动，但现在又增添了一种异样的光芒。脸上充满悲哀、祈求和希望的动人表情。尼古拉就像往常遇见她那样，没等省长夫人示意，也不问自己在教堂里同她招呼是否合适，是否得体，就走到她面前，说他已听到她的不幸，向她表示衷心慰问。她一听到他的声音，顿时容光焕发，照亮了她的悲伤和喜悦。

“有一点我想对您说，公爵小姐，”尼古拉说，“如果安德烈公爵去世了，那么，他作为一位团长，他的名字一定会立刻见报的。”

公爵小姐对他望望，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但看到他痛苦的同情神色，心里感到安慰。

“我知道许多例子，凡是中弹片伤（报上登着是榴弹伤）的，不是立刻致命，就是伤势很轻，”尼古拉说，“我们应该抱最好的希望，我相信……”

玛丽雅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

“哦，那真可怕……”她说，由于激动说不下去，姿势优美（在他面前她总是这样的）地低下头，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跟着姨妈走了。

这天晚上，尼古拉哪儿也没去，留在家里结算同马贩子的账目。等算完账，要出去已太晚，但睡觉又太早，尼古拉就独自在屋里来回踱了好久，思考着他的生活。这在他是难得的。

玛丽雅公爵小姐在斯摩棱斯克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当时他在特殊的环境里遇见她，同时母亲又向他指出她是一个有钱的对象，这两件事使他对她特别注意。在沃罗涅日访问期间，她给他的印象不仅愉快，而且强烈。这一次，尼古拉惊讶地发现她赋有一种特殊的心灵美。不过，最近他正忙于动身，离开沃罗涅日，他将失去同公爵小姐见面的机会，但他并不感到惋惜。今天在教堂里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相遇，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没有想到的，同时也破坏了他内心的平静。她那苍白、清秀、悲伤的脸容，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她那文雅的动作，尤其是她那满脸深沉的哀伤，打动了他，激起他满腔同情。尼古拉看不惯男人身上所表现的那种高深莫测的精神生活（因此他不喜欢安德烈公爵），轻蔑地说这是故弄玄虚，想入非非；但对于玛丽雅公爵小姐身上流露出来的极度哀伤，尼古拉虽觉得格格不入，却感到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是个奇异的姑娘！简直是个天使！”他自言自语，“我为什么失去了自由？为什么急于同宋尼雅确定关系？”他不由得拿两人作着比较：论精神禀赋，一个贫乏，一个丰富，而尼古拉自己正缺乏这种禀赋，因此特别珍重它。他暗自寻思，如果他是自由的，他会怎么办。他会向她求婚，她会不会成为他的妻子？不，这件事无法想象。他觉得可怕，想象不出具体的景象。同宋尼雅他早已构思好未来的生活，一切都简单明了，因为一切都已想好了，他了解宋尼雅的一切；但他无法想象怎样同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起生活，因为他不了解她，只是爱她。

他想起宋尼雅总觉得轻松愉快，但一想到玛丽雅公爵小姐便觉得又沉重又有点害怕。

“她是怎样祈祷的呀！”他回想，“看得出，她整个心灵都沉浸在祈祷中。这种祈祷真可以移山倒海，我相信她的愿望一定会实现。我为什么不为我的愿望祈祷呢？”他想，“我需要什么呀？自由，断绝同宋尼雅的关系。她说得对，”他想起省长夫人的话，“我同宋尼雅结婚，除了不幸，不会有其他结果。一团糟，妈妈伤心……家事……一团糟，糟糕透顶！再说，我并不爱她。是的，并不真正爱她。天哪！让我摆脱这走投无路的困境吧！”他忽然祈祷起来，“不错，祈祷能移山倒海，但要有信心，不能像我和娜塔莎小时候祈求把雪变成糖，并且跑到院子里看看雪有没有变成糖那样。我现在祈祷可不是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他说着把烟斗放在屋角，交叉双手，站在圣像前。他想起玛丽雅公爵小姐，就满腔热情地祈祷起来。他好久没这样祈祷了。他眼睛里充满泪水，咽喉哽住，这时拉夫鲁施卡拿着信进来。

“傻瓜！没叫你，干吗进来！”尼古拉说，连忙改变姿势。

“省长派人来，”拉夫鲁施卡用睡意未消的声音说，“有信给您。”

“那好，谢谢，你去吧！”

尼古拉拿到两封信。一封是母亲写的，一封是宋尼雅写的。他认得她们的笔迹，先拆开宋尼雅的一封。还没读上几行，他就脸色发白，眼睛又惊又喜地睁得老大。

“不，这不可能！”他大声说。他坐不住，拿着信在屋里边走边读。他浏览了一下，然后读了一遍又一遍。他耸起肩膀，摊开双臂，目瞪口呆地站在房间中央。他刚才祈祷，相信上帝会满足他，如今果然如愿以偿；但他还是很惊讶，觉得这事非同寻常，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这事来得太快，证明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只是一种巧合。

那束缚尼古拉自由的结子似乎无法解开，却被宋尼雅这封意外的（尼古拉有这样的感觉）信解开了。她在信中写到，最近的不幸形势，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几乎破产，伯爵夫人多次表示要尼古拉娶玛丽雅公爵小姐，以及他近来的沉默和冷淡，这一切使她决定放弃他对她的允诺，给他充分自由。

“一想到这个对我恩重如山的家庭可能因我而烦恼和不和，我就十分难过，”她写道，“我之所以爱，就是要使我所爱的人得到幸福；因此我求您，尼古拉，把自己看成是自由的，并且要知道，不管怎样，天下没有人比您的宋尼雅更爱您的了。”

两封信都是从圣三一修道院寄来的。另一封信是伯爵夫人写的。她在信里写到莫斯科最后几天的情景：撤退、大火、财产丧失殆尽。伯爵夫人在信里还提到，安德烈公爵夹在其他伤员中跟他们同行。他伤势危险，但现在医生说，他还有希望。宋尼雅和娜塔莎像护士那样护理他。

第二天，尼古拉拿着这封信去见玛丽雅公爵小姐。尼古拉也好，玛丽雅公爵小姐也好，都绝口不提“娜塔莎护理他”一事。不过，由于这封信，尼古拉同公爵小姐突然变得像亲人了。

第二天，尼古拉把玛丽雅公爵小姐护送到雅罗斯拉夫尔，过了几天他自己也回部队去了。

八

宋尼雅从圣三一修道院写信给尼古拉，使他的祈祷得到了应验。促使她写信的原因是老伯爵夫人越来越盼望尼古拉娶一个有钱的姑娘。她知道，在这件事上宋尼雅是主要障碍。宋尼雅在伯爵夫人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特别是在尼古拉来信说到他在保古察罗伏遇见玛丽雅公爵小姐以后。伯爵夫人一有机会就指桑骂槐，讽刺挖苦，使宋尼雅感到难堪。

但在他们离开莫斯科前几天，伯爵夫人面对当时的局势心烦意乱，把宋尼雅叫到跟前，没有责备她，也没有强迫她什么，却含泪恳求她牺牲自己，同尼古拉断绝关系，以报答他们家对她的照顾。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能安心。”

宋尼雅号啕大哭，边哭边诉，她什么都肯，什么都情愿，但没有正面答应，对这件事她下不了决心。为了让抚养她教育她的家庭得到幸福，她应该牺牲自己。本来，为别人幸福牺牲自己，在宋尼雅是习以为常的事。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就是：只有自我牺牲才能表现她的人品，她已习惯于自我牺牲，也乐于自我牺牲，但以前的自我牺牲，她总是快乐地意识到，这样做能提高她在自己心目中和别人心目中的价值，并因此配得上她平生最心爱的尼古拉；可是这一次却要她放弃所有牺牲所换取的奖赏和全部生活的意义。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那些庇护她而又残忍地折磨她的人所加给她的痛苦。她嫉妒娜塔莎，因为娜塔莎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滋味，从来不需要做自我牺牲，而总是让别人为她做出牺牲，她却仍然受到大家的宠爱。宋尼雅第一次感到，她对尼古拉悄悄的纯洁的爱突然变成一种高于礼法、道德和宗教的炽烈感情。在这种感情影响下，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学会掩盖真情的宋尼雅，只含糊其辞地回答了伯爵夫人，从此就回避她，不再同她谈话，一心等待同尼古拉见面，不过，见面不是为了同他一刀两断，而是永不分离。

罗斯托夫一家在莫斯科最后几天的忙乱和恐慌，压下了宋尼雅心头的阴郁情绪。她因忙于事务而得到解脱，为此感到很高兴。但当她知道安德烈公爵在他们家里时，尽管她真心同情他和娜塔莎，却产生一种快乐的迷信想法，认为上帝不愿她和尼古拉分开。她知道娜塔莎只爱过安德烈公爵一人，现在仍旧爱他。她知道，在目前这种艰苦环境里重逢，他们又会相爱，一旦他们成亲，尼古拉就不能娶玛丽雅公爵小姐。尽管在莫斯科最后几天和旅途最初几天发生种种麻烦，宋尼雅却快乐地意识到，上帝在过问她的私事。

旅途中，罗斯托夫一家在圣三一修道院里第一次休息了一整天。

修道院拨给罗斯托夫家三间大客房，其中一间让安德烈公爵使用。那天，他的伤势好多了。娜塔莎陪着他。隔壁房间里，修道院院长前来看望老相识和老施主，伯爵夫人恭恭敬敬地同他谈着话。宋尼雅也坐在那里，一心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在谈什么。她隔着门只听见他们的说话声。安德烈公爵的房门开了。娜塔莎神色激动地从里面出来，没留意向她欠身致意、拢着右手宽袖筒的修道院院长，径自走到宋尼雅跟前，拉住她的手。

“娜塔莎，你怎么了？到这儿来！”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走过去接受修道院院长的祝福，修道院院长劝她向上帝和圣徒求助。

修道院院长一走，娜塔莎就拉住朋友的手，把她领到一个空房间。

“宋尼雅，你说呢？他能活下去吗？”娜塔莎说，“宋尼雅，我多幸福，我又多不幸！宋尼雅，我的宝贝，一切都可以照旧，只要他能活下去。他不会……因为，因为……”娜塔莎放声大哭。

“对！这我知道！感谢上帝，”宋尼雅说，“他会活下去的！”

宋尼雅的激动不亚于她的朋友，既由于朋友的恐惧和悲伤，又由于自己无人可诉的心事。她一边哭，一边吻着娜塔莎，安慰着她。“但愿他能活下去！”她心里想。两个朋友哭了一阵子，谈了一会儿，擦干眼泪，向安德烈公爵房门口走去。娜塔莎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往里面望了一眼。宋尼雅同她一起站在半开半掩的门旁。

安德烈公爵高高地躺在三个靠枕上。他那苍白的脸显得很安详，双眼紧闭，呼吸平稳。

“啊，娜塔莎！”宋尼雅突然几乎叫出来，她抓住表妹的手向门外退去。

“什么？什么？”娜塔莎问。

“这就是，就是……”宋尼雅说，脸色发白，嘴唇发抖。

娜塔莎轻轻关上门，同宋尼雅一起走到窗前，还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你记得吗，”宋尼雅神色惊惶而严肃地说，“那次我为你占卦，在镜子里看到……在奥特拉德诺，在圣诞节……你记得我看见了什么吗？……”

“记得，记得！”娜塔莎睁大眼睛说，隐隐约约地记起宋尼雅对她说过安德烈公爵躺在那里。

“你记得吗？”宋尼雅继续说，“我当时看见了，对大家都说过，对你、对杜尼雅莎都说过。我看见他躺在床上，”她说，说到一个细节，举起一个手指比划一下，“他闭着眼睛，身上盖的也是粉红色被子，两手也交叉着。”宋尼雅说，描述着此刻见到的细节，越发相信当时看见的就是这些细节。其实她当时什么也没有看见，她讲的是她想象的景象，不过她的想象是那么逼真，就像回忆其他往事那样。她不但记得她当时说过：他向她瞧了一眼，微微一笑，身上盖着粉红色的东西，她确信就是一条粉红色的被子，他的眼睛紧闭着。

“对，对，就是粉红色的。”娜塔莎说，她现在似乎也记得她说过是粉红色的，并由此证明预言绝非偶然，十分灵验。

“但这究竟表示什么呢？”娜塔莎若有所思地说。

“哦，我真不知道这事有多稀奇！”宋尼雅抱住头说。

过了几分钟，安德烈公爵打铃了，娜塔莎走进去；宋尼雅非常激动和伤感，留在窗前，思索着这件异乎寻常的事。

那天有个机会可以寄信到部队里去，伯爵夫人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宋尼雅！”宋尼雅从正在写信的伯爵夫人旁边走过，伯爵夫人抬起头来唤她，“宋尼雅，你不给尼古拉写封信吗？”伯爵夫人轻轻地颤声说，宋尼雅从那双戴眼镜的疲劳眼睛里看出伯爵夫人说这句话的用意。从她的眼神里所表现出来的是恳求，是对被拒绝的惧怕，是因求人而感到的羞怯，是对万一被拒绝彼此将结下深仇大恨的准备。

宋尼雅走到伯爵夫人面前，跪下来，吻了吻她的手。

“我写，妈妈。”她说。

这天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占卦应验的神秘现象，使宋尼雅心软、激动和感伤。她知道，由于娜塔莎同安德烈公爵恢复了关系，尼古拉不可能娶玛丽雅公爵小姐，她所喜欢和习惯的自我牺牲心情又恢复了。她眼睛里含着泪水，高兴地做着那件慷慨的事。由于泪水模糊了她那双天鹅绒般的黑眼睛，她几次中断，最后才写成那封使尼古拉大为震惊的动人的信。

九

皮埃尔被关进拘留所，逮捕他的官兵对他抱着敌意，同时带有几分敬意。此外，他们对他也有疑虑，不知他是什么人（会不会是个重要人物），而对他的敌意则是由于刚才同他打过架。

但到第二天早晨，看守换班后，皮埃尔觉得，新来的官兵待他已不像昨天逮捕他的那些人。的确，第二天看守的官兵根本不知道这个身穿农民长衣的胖子曾不顾死活地同抢劫犯和押送他的士兵打过架，并且煞有介事地说要拯救孩子。他们只是奉上级命令把他看作十七个俄国犯人中的一个。如果说皮埃尔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有一副并不胆怯和专注沉思的神态，以及一口使法国人都吃惊的漂亮法国话。虽然如此，皮埃尔那天还是同其他嫌疑犯被关在一起，因为他原住的单间被一个军官占用了。

同皮埃尔关在一起的都是最下层的俄国人。他们认出皮埃尔是贵族老爷，就同他疏远，尤其因为他会说法国话。皮埃尔听见他们嘲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听说所有被拘押的人（大概包括他在内）将因纵火受审。第三天，皮埃尔和同押犯被带到一个屋子，那里坐着一个白胡子法国将军、两名上校和几名佩肩带的法国人。他们审问被告的语气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仿佛已克服人类的弱点，此刻他们就是如此向皮埃尔等人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是什么人？到过什么地方？怀有什么目的？等等。

这些问题照例避开事情本质，并且排除弄清本质的可能，一味要被告顺着法官规定的渠道回答，也就是说达到可以对他定罪的目的。只要被告的话不合乎定罪目的，法官就移动渠道，使水白流。此外，皮埃尔也像一切被告那样，弄不懂为什么要向他提这些问题。他觉得用这种渠道来限制被告的回答，只是出于宽大或者礼貌。他知道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他们有权把他带到这里，有权要他回答问题，而审问的目的就是要定他的罪。因此，既然他们有权，又想定他的罪，那就用不着耍弄审判那套把戏。显然，不论怎样回答都能构成罪状。他们问皮埃尔他被捕时在做什么，他感伤地回答说，他正把一个从火里救出的孩子送交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同抢劫犯打架？皮埃尔回答说，他在保护一个女人，而保护受辱的女人，谁都有责任……他的话被打断了，因为这跟本案无关。问他为什么待在着火的房子里（有证人作证）？他回答说，他要看看莫斯科城里的情况。他的话又被打断，他们没有问他去哪里，而是问他留在火场旁边干什么。问他是什么人？这是他们开头问过他而他不肯回答的问题。他又说他不能回答这问题。

“记下来。这样不好，很不好！”白胡子、红脸膛的将军严厉地说。

第四天，祖波夫堡起火了。

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押送到克里木浅滩一个商人的车棚里。皮埃尔走过街道，被笼罩着全城的浓烟呛得喘不过气来。四面八方都是大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懂得火烧莫斯科的意义，心惊胆战地望着漫天大火。

在克里木浅滩商人家的车棚里，皮埃尔待了四天，他同法国兵谈话，知道这里被拘留的人都在等候元帅的决定。至于是哪个元帅，皮埃尔从士兵口里打听不出来。对士兵来说，元帅就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最高权力。

开头几天，就是九月八日第二次提审俘虏之前，皮埃尔觉得特别难过。

十

九月八日，一个军官走进关押俘虏的车棚，从看守对他毕恭毕敬的模样可以判断，这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这军官多半是个参谋官，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对俄国人逐个点名，点到皮埃尔，称他为不愿报姓名的人，他懒洋洋地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俘虏，吩咐看守军官，在带他们去见元帅之前先让他们穿着得像样些，收拾得整齐些。一小时后，来了一连士兵，把皮埃尔和其他十三个人押解到圣母广场。那天雨过天晴，阳光灿烂，空气特别新鲜。烟不像他们从拘留所被押解到祖波夫堡那天那样低低地弥漫在地面上，而是像柱子一样往澄澈的空中笔直升起。城里已看不到大火。四面八方都是一根根腾空的烟柱，皮埃尔只看见整个莫斯科一片瓦砾。到处都是烧剩的炉子和烟囱，偶尔可以看见烧黑的断垣残壁。皮埃尔望望那些废墟，已认不出城里原先的房屋。偶尔可以看见完整的教堂。克里姆林宫没有被焚毁，远远地可以望见白乎乎的钟楼和伊凡大帝教堂。近处，新圣母修道院的圆顶闪闪发亮，那里传来的钟声特别响亮。钟声提醒皮埃尔，今天是礼拜日，是圣母诞辰。但没有人庆祝这个节日：到处是断垣残壁，废墟瓦砾，而难得遇见的几个俄国人也都是衣衫褴褛，神色慌张，看见法国人就东躲西藏。

俄国人的家园显然被彻底摧毁了，但皮埃尔不由得感到，俄国生活秩序被毁后，在这片劫后的家园上已经建立起一种截然不同的强硬的法国秩序。他是从押解他们的队伍整齐、精神抖擞的士兵的神态上感觉到这一点的；他又从一位坐在豪华马车上迎面而来的法国大官的神情上感觉到这一点。他还从广场左边传来的快乐的军乐声中感觉到这一点；特别是从今天早晨那个法国军官点名时感觉和体会到这一点。皮埃尔和几十个其他罪犯被士兵们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又带到另一个地方；看光景，他们很可能把他忘记，把他和其他人混在一起，其实并非如此：他在受审时又被称为不愿报姓名的人。现在，皮埃尔就带着这样一个他觉得很可怕的称号，被押送到某个地方去。押送兵脸上的神色表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俘虏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将被带到该去的地方。皮埃尔觉得自己好像一小块木片，落进一架他所不了解但运转正常的机器里。

皮埃尔和其他犯人被带到圣母广场右边一座白色大房子里，房子前面有一座大花园，离修道院不远。这是谢尔巴托夫公爵的公馆，皮埃尔以前常来这里做客，他从士兵谈话中知道，现在住着法军元帅达武。

他们被带上台阶，逐个被领到房子里。皮埃尔第六个进去。穿过皮埃尔熟悉的玻璃走廊、穿堂、前厅，他被领进一间深长而低矮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名副官。

达武坐在办公室尽头的桌旁，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皮埃尔走到他跟前。达武没有抬起眼睛，显然在处理文件。他没有抬起眼睛，只低声问：

“你是什么人？”

皮埃尔没吭声，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达武不只是一个法国将军，而且是一个以残酷闻名的人。皮埃尔望着达武冷冰冰的脸，觉得他好像一位严厉的教师不耐烦地等着学生的回答，因此稍一拖延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像初审时那样说，他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那是又危险又可耻的。皮埃尔默不作声。但没等皮埃尔拿定主意，达武就抬起头来，把眼镜推到额上，眯缝起眼睛看了看皮埃尔。

“我认识这个人。”他不慌不忙地冷冷说，显然想吓唬吓唬皮埃尔。原先在他脊梁上掠过的寒颤，此刻像铁钳般夹住了他的头。

“将军，您不可能认识我，我也从来没见过您……”

“这是一个俄国间谍。”达武打断他的话，对屋里皮埃尔没注意的另一位将军说。达武转过身去。皮埃尔突然声音哆嗦地亟亟说起来。

“不，大人……”他说，突然记起达武是位公爵，“不，大人，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个民兵军官，我没有撤离莫斯科。”

“你叫什么名字？”

“别祖霍夫。”

“谁能向我证明你没有说谎？”

“大人！”皮埃尔大声叫道，他的语气不是愤怒，而是恳求。

达武抬起眼睛，对皮埃尔仔细望望。他们对视了几秒钟，这种对视救了皮埃尔的命。这次对视排除了战争和审判等因素，两人之间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一瞬间，他们思绪万千，懂得了他们都是人类的子孙，是兄弟。

达武刚从用号码标明的案件和人命的名单上抬起头来，在第一瞥中，皮埃尔只是其中的一个号码，达武满可以若无其事地枪毙他，但现在他觉得他也是一个人。他沉吟了一下。

“你怎么向我证明你说的是实话？”达武冷冷地问。

皮埃尔想起了伦巴尔，就说出他的姓名、部队和他所住的街名。

“你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人。”达武又说。

皮埃尔声音发抖，结结巴巴地提出一些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这时副官走进来，向达武报告什么事。

达武听了副官的报告，顿时容光焕发，扣上衣服纽扣。他显然把皮埃尔完全忘记了。

副官提醒他这里还有个俘虏，他皱起眉头，朝皮埃尔那边抬抬头，命令把他带走。至于要把他带到哪儿去，皮埃尔不知道：是回那个棚子，还是带到刑场。刚才经过圣母广场时，同伴已把刑场指给他看了。

他回过头去，看见副官在问什么。

“是的，当然！”达武说，但这“是的”究竟指什么，皮埃尔可不知道。

皮埃尔不记得他是怎样走的，走了多久，往哪儿走。他精神恍惚，头脑糊涂，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只跟着别人一起移动脚步，别人停下来，他也停下来。这段时间，皮埃尔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究竟是谁最后判了他死刑？不是委员会里那些审问他的人，因为他们中间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也不是达武，因为他望着他的眼神是那么富有人情。只要再一分钟，达武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副官一进来，就把这一分钟耽误了。这个副官显然也不愿做坏事，但他不进来就好了。那么，究竟是谁将处决皮埃尔，夺走他的性命，葬送他的一切回忆、志向、希望和思想？这一切都是谁干的？皮埃尔觉得找不出一个人来。

这是秩序，是形势使然。

是一种秩序杀害他皮埃尔，要了他的命，毁了他的一切。

十一

俘虏们被押出谢尔巴托夫公爵公馆，经过圣母修道院左边的圣母广场，来到竖着一根柱子的菜地上。柱子后面挖了一个大坑，坑边的泥土是刚挖出来的，土坑和柱子旁边站着半圈人。这群人少数是俄国人，多数是不在值班的拿破仑军队，其中有穿着不同军服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柱子两边站着法国兵，身穿蓝军服，佩红肩章，脚蹬短统靴，头戴高筒帽。

犯人们按照名单次序排好，皮埃尔排在第六个，他们被带到柱子旁边。几只军鼓突然在两边敲起来，皮埃尔觉得他的一部分灵魂已经跟着鼓声被夺走了。他丧失了思维能力。他只能看和听。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那要来的可怕的事快一点来。皮埃尔环顾他的同伴，仔细打量着他们。

头上两个是剃光头的囚犯。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皮肤黧黑，鼻子扁平，毛发蓬松，肌肉发达。第三个是家奴，四十五岁光景，头发花白，肥胖的身体保养得很好。第四个是农民，相貌俊美，眼睛乌黑，蓄着一把浓密的褐色大胡子。第五个是工人，又黄又瘦，年纪十八九岁，穿着工作服。

皮埃尔听见法国人在商量怎样枪毙：一次一个还是一次两个。“一次两个。”一个校官若无其事地冷冷回答。士兵的行列调动了一下，大家都在匆忙行动，但不是为了一件大家都能理解的事，而是为了一件难以理解却又非做不可的不愉快的事。

一个佩武装带的法国军官走到犯人行列右边，用俄语和法语宣读判决书。

然后两对法国兵走到犯人跟前，遵照军官指示带走前头的两个战战兢兢的犯人。这两个犯人走到柱子旁站住，等法国人拿口袋来，他们默默地环顾四周，好像中弹的野兽等待猎人走近。一个犯人不断地画十字，另一个搔着背，翕动嘴唇，好像在微笑。士兵慌忙蒙住他们的眼睛，拿口袋套住他们的头，把他们捆在柱子上。

十二名士兵手里拿着枪，迈着平稳整齐的步伐从队伍里出来，在离柱子八步远的地方站住。皮埃尔转过脸去，免得看见即将发生的事。突然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皮埃尔觉得比最可怕的雷声还响。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硝烟弥漫，那几个法国人脸色苍白，两手发抖，在坑旁干着什么。又有两个犯人被带出来。这两个也用同样的眼神望着大家，徒然用眼睛默默地乞求人家的庇护，显然不理解也不相信将要发生的事。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生命的价值，不理解也不相信人家可以夺走他们的生命。

皮埃尔不愿看，又转过脸去；但又响起了一阵惊心动魄的枪声，随着枪声他又看见了硝烟、人血、法国人吓得发白的脸，他们双手发抖，互相推挤，在柱子旁做着什么。皮埃尔重重地喘着气，环顾四周，仿佛在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皮埃尔看见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样问。

他在所有俄国人的脸上，在所有法国官兵的脸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和他心里所感受的同样的惊悸、恐怖和斗争。“这事究竟是谁干的？他们都像我一样难受。究竟是谁？究竟是谁？”这问题在皮埃尔心里闪了一下。

“八十六步兵团，开步走！”有人喊道。站在皮埃尔旁边的第五个人被带出去，这次只带他一个。皮埃尔还不知道他得救了，他同其余的人被押到这里只是陪绑。他越来越恐惧，面对眼前的景象，既不感到高兴，也不觉得宽慰。这第五个是穿工作服的工人。法国兵刚碰着他，他就吓得往旁边一跳，一把抓住皮埃尔。皮埃尔浑身打了个哆嗦，挣脱他的手。工人走不动，他们架着他的膀子走。他不断叫喊。一到柱子旁边，突然不叫了。他仿佛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知是他明白喊也无用呢，还是他认为人家不可能杀他，他在柱子旁站住，等待同其他人一样被蒙上眼睛，并且也像一头中弹的野兽，闪亮着眼睛环顾四周。

皮埃尔已不能转过脸去闭眼不看了。他和其他人的好奇和激动在这第五个人被杀害时达到了顶峰。这个犯人也和其他几个犯人一样，看上去似乎很镇定：他把工作服裹紧，用一只光脚擦擦另一只。

他被蒙上眼睛，整了整脑后勒得太紧的结子。然后他被推到血迹斑斑的柱子上，身子往后仰。他觉得这姿势不舒服，就调整了一下，平稳地摆好两脚，靠在柱子上。皮埃尔盯着他，不放过每个细小的动作。

照规矩应该发出一声口令，然后响起八支枪的枪声。但不管皮埃尔后来怎样竭力回忆，也回忆不起哪怕一声枪响。他只看见那个被绑着的工人突然蹲下来，血从两处涌出，绳子由于身体的重量松散了，那工人不自然地垂下脑袋，屈着一条腿坐下来。皮埃尔向柱子跑去，没有人拦阻他。几个脸色吓得发白的人在工人周围忙碌着。一个留胡子的法国老兵解开绳子时下巴颏直打哆嗦。尸体倒下来。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把尸体迅速拖到柱子后面，把它推到坑里。

显然，大家都深信他们犯了罪，得赶快把他们犯罪的痕迹掩埋掉。

皮埃尔往坑里看了一眼，看见那个工人躺在那儿，膝盖朝上，贴近头部，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高的一边的肩膀一上一下地抽搐着。但一铲一铲的土已撒满整个尸体。一个士兵怒气冲冲地对皮埃尔狂叫了一声，要他回到原地去。但皮埃尔不懂他的意思，站在柱子旁，也没有人来赶他走。

等坑被填平后，传出了口令声。皮埃尔被带回原地，站在柱子两边的法国兵作了个半转弯，就步伐整齐地从柱子旁边走过去，二十四名拿着空枪的步兵，原来站在圈子中央，此刻当连队走过他们身边时都跑回原来的位置。

皮埃尔目光茫然地望着这一对对从圈子里跑出来的步兵。大家都归了队，只有一个例外。留下的是个年轻士兵，他脸色惨白，高筒帽歪到脑后，放下枪，仍站在坑旁开枪的地方。他好像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前进几步，后退几步，以保持平衡，不至于跌倒。一个年老的军士从队伍里跑出来，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拖到连队里。俄国人和法国人都走散了。大家都垂下头默默地走着。

“这是教训大家不准放火！”一个法国人说。皮埃尔回头看了一下说话的人，原来是个士兵，他想对所做的事说些聊以自慰的话，但他没把话说完，就摆摆手走开了。

十二

那次行刑后，皮埃尔同其他犯人隔离，单独关在一座肮脏破旧的小教堂里。

傍晚，看守的军士带着两名士兵走进教堂，向皮埃尔宣布，他被赦免了，现在转到战俘营去。皮埃尔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站起来跟着士兵走。广场上端有几间用烧焦的木头搭成的棚子，皮埃尔被领进其中一间。在黑暗中，大约有二十来个形形色色的人把皮埃尔团团围住。皮埃尔望着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来做什么，他们要他怎么样。他听着他们对他说的话，但不明白什么意思，因此作不出结论和判断。他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并不注意谁在听他，他们怎样理解他的回答。他望着他们的脸和身子，觉得他们都同样毫无表情。

自从皮埃尔看见士兵被迫进行可怕的屠杀以后，他心中那个支持一切的强大弹簧突然断裂，于是一切变成一堆废物。他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在他的心目中，对世界的完美、人类的良心和自己的灵魂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全都破灭了。这种心境皮埃尔以前有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以前皮埃尔有过怀疑，但这种怀疑起因于自己的罪过。他在心底里感到，要排除失望和怀疑，关键在于自己，然而，现在他眼看整个世界崩溃，变成一堆废墟，但责任不在他。他觉得他无力恢复对人生的信心。

在黑暗中，他周围站着一些人，他们对他显然很感兴趣。人家同他说话，提了些问题，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地方，最后来到一个棚子的角落，那里有人在他旁边说笑。

“我说，伙计们……就是那个亲王（说到那个两个字特别加重语气）……”对面角落里有人说。

皮埃尔一动不动地坐在墙边的干草上，默不作声，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他一闭上眼睛，面前就出现那个工人可怕的脸，由于朴实而显得格外可怕的脸，以及那些被迫行刑的刽子手因良心不安而显得更加可怕的脸。于是他又睁开眼睛，在黑暗中茫然望着周围。

皮埃尔旁边坐着一个弯着腰的矮小的人。皮埃尔最初发现他，是因为他一动身上就发出一股强烈的汗臭。这人在黑暗中摆弄他的脚，皮埃尔虽然看不见他的脸，却觉得这人一直在打量他。皮埃尔在黑暗中习惯了一点，发现这人正在脱靴子。皮埃尔对他脱靴子的姿势很感兴趣。

他解开一只脚上的带子，把它整整齐齐地卷好，立刻又解另一只，同时端详着皮埃尔。他一只手把带子挂起来，另一只手已在解另一只脚上的带子。他就这样有条有理、麻利地脱下靴子，把靴子挂在头上的橛子上，拿出一把小刀，割掉些什么，又把小刀合拢放到枕头底下，然后身子坐得舒服一点，双手抱住膝盖，眼睛直盯着皮埃尔。从他熟练的动作上，从他在角落里有条不紊的安排上，甚至从他身上的气味上，皮埃尔体会到一种愉快、宽慰和从容的感觉，不由得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您吃过不少苦吧，老爷？”矮小的人突然问。他那悦耳的声音是如此亲切诚挚，皮埃尔想回答，可是下巴颏发抖，眼泪夺眶而出。矮小的人不让皮埃尔发窘，又用他那动听的声音说起来。

“喂，好兄弟，别难过，”他用俄国乡下老太婆的口气说，声音温柔、亲切而好听，“别难过，朋友，受苦一时，活命一世！就是这样，老弟！住在这里，感谢上帝，不用受气。这里的人也有好有坏。”他说。他一面说，一面灵活地一屈膝站起来，咳嗽着走开了。

“哼，小调皮来了！”皮埃尔听见那人亲切的声音从棚子尽头传来，“小调皮来了，它还记得我！哦，好啦，好啦！”那兵推开向他扑来的小狗，回到自己位置上坐下。他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包。

“来，吃吧，老爷！”他又恢复原先恭敬的语气说，打开包，递给皮埃尔几个烤土豆，“中饭吃过稀粥了。这土豆可好吃啦！”

皮埃尔一整天没吃过东西，觉得土豆特别香。他谢过那兵，吃起来。

“怎么样，不错吧？”士兵拿起一个土豆笑着说，“你得这么办。”他又拿出折刀，在手掌上把土豆切成两半，从布里捏点盐撒上，递给皮埃尔。

“烤土豆可好吃啦！”他又说，“你就这么吃吧。”

皮埃尔觉得，他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唉，我倒无所谓，”皮埃尔说，“可是他们凭什么枪毙这些可怜的人！……最后那一个才二十岁呢。”

“嘘嘘……嘘嘘……”矮小的人说，“罪过啊，罪过啊……”他连忙补上一句，仿佛这话总是挂在嘴边，随时会脱口而出，接着又说：“这是怎么搞的，老爷，您怎么留在莫斯科不走？”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得那么快。我不是存心留下来的。”皮埃尔说。

“那他们是怎么把你抓住的，好兄弟，是在你家里抓的吗？”

“不，我去看火烧，他们就把我抓起来了，说我是纵火犯。”

“哪里有法庭，哪里就有伤天害理的事。”矮小的人插嘴说。

“你在这里待了很久啦？”皮埃尔一边问，一边嚼着最后一个土豆。

“我吗？我是上星期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给他们抓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是当兵的吗？”

“我们是阿普雪隆团的兵。发高烧，烧得半死。我们什么消息也没听到。我们二十来个人都病倒了。真是没想到。”

“怎么样，在这儿闷得慌吗？”皮埃尔问。

“怎么不闷，好兄弟。我叫普拉东，姓卡拉塔耶夫。”他补充说，显然要使皮埃尔容易称呼他，“在部队里大家都叫我‘小鹰’。怎么不闷，好兄弟！莫斯科是众城之母。瞧着这光景，心里怎么不闷。老人们说得好：虫子钻进圆白菜，先把自己害。”他急急地添加说。

“什么，你说什么？”皮埃尔问。

“我吗？”普拉东问，“我说：人有千算，逃不了上帝裁判。”他说，仿佛在重复说过的话。他立刻又说下去：“您过得怎么样，老爷，领地有吗？房子有吗？这么说来，您挺富有！内当家的有吗？老人都在吗？”他问。在黑暗中，皮埃尔虽看不见，但感觉到，那兵在问这些时，抿着嘴忍住亲切的微笑。他听说皮埃尔没有老人，特别是没有母亲，很为他难过。

“有老婆好商量，有丈母娘有照顾，但都不及老娘亲！”他说，“那么，有没有孩子？”他继续问。皮埃尔的否定回答显然又使他难过，他连忙添加说：“不要紧，你们还年轻，上帝会赐给你们的。只要夫妻和睦……”

“现在都无所谓了。”皮埃尔情不自禁地说。

“不，你这个好人哪！”普拉东表示不同意，“讨饭也罢，坐牢也罢，永远别嫌弃。”他坐得舒服些，清清嗓子，显然要作长篇大论。“听我说，亲爱的朋友，当年我在家的时候，”他开始说，“我们老爷的领地很富，土地很多，庄稼人日子过得挺好，也有自己的房子，感谢上帝。我们一家七口，我爹亲自下地干活。日子过得挺不错。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正教徒。没想到出了事……”于是普拉东详细讲了他的遭遇：有一天他到人家树林里砍柴，被看林人捉住，挨了一顿毒打，受到审判，然后被送去当兵。“嗨，好兄弟，”他含笑说，声音有点异样，“没想到因祸得福！我要是不犯罪，我弟弟就得去当兵。我弟弟有五个孩子，可我呢，只有一个老婆。有过一个丫头，可是在我当兵前就被上帝召回去了。不瞒你说，我请假回去过一次。到家一看，日子过得比原先还好。满院子都是牲口，娘儿们都在家，两个弟弟出去挣钱了。只有小弟弟米哈伊洛在家。我爹说：‘孩子都一样，十指连心，咬那个指头都一样痛。要不是普拉东那次被抓去当兵。米哈伊洛就得去。’不瞒你说，我爹把我们都叫去，要我们站在圣像前。他说：‘米哈伊洛，过来，跪在他脚前，还有你，米哈伊洛的媳妇，也跪下，孙儿们也都跪下。你们明白吗？’他说，‘就是这样，我的孩子。’人拗不过命。可我们老是发牢骚：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老弟，幸福好比网里水：拉的时候沉甸甸，拉上来却啥也没有。就是这么一回事。”普拉东在干草堆上换了个座位。

沉默了一会儿，普拉东站起来。

“我看，你困了吧？”他说着迅速地画起十字，念着祷词：

“主哇，耶稣基督，圣尼古拉，圣福罗拉和圣拉夫勒，主耶稣基督，圣尼古拉！圣福罗拉和圣拉夫勒，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拯救我们吧！”他结束说，在地上叩头，然后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坐到原来的干草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主哇，但愿我睡得像石头一样沉，起来像面包一样轻，”他说着躺下来，把外套拉到身上。

“你这念的是什么祷词啊？”皮埃尔问。

“什么？”普拉东问，他刚要睡着，“念什么？祷告上帝。难道你不祷告吗？”

“不，我也祷告，”皮埃尔说，“但你说圣福罗拉和圣拉夫勒是什么意思？”

“那有什么？”普拉东迅速地回答，“他们是马神。畜生也要爱惜。”普拉东说，“瞧这贱货，缩成一团。它这样倒暖和，狗崽子。”他说着，摸摸脚边的狗，翻了个身就睡着了。

远处传来哭声和叫声，从棚子缝里看得见火光，但棚子里一片寂静和黑暗。皮埃尔好半天睡不着，他睁着眼睛躺在黑暗中，听着身边普拉东均匀的鼾声，觉得原来被破坏的世界又面目一新，重新牢固地出现在他的心中。

十三

皮埃尔在棚子里蹲了四个星期。棚子里关着二十三名被俘的士兵、三名军官和两名文官。

后来，这些人在皮埃尔的记忆里都模糊了，唯有普拉东从此给他留下可贵的深刻印象，并且成了善良的圆圆的俄罗斯人的典型。进棚第二天早晨，皮埃尔看见这位邻人，最初留下的圆的印象完全得到了证实：普拉东身穿用绳子束腰的法军大衣，头戴军帽，脚穿树皮鞋，整个形象是圆的，头是滚圆的，背、胸、肩都是圆的，就连他那双随时准备拥抱什么的双手都是圆的，他那愉快的笑脸是圆的，还有他那双温和的栗色大眼睛也是圆的。

从普拉东讲到他当兵的经历来看，他该有五十出头了。他自己不知道也说不准他有几岁，但他爱笑，笑时露出一排完整的洁白坚实的牙齿，他的头发和胡子没有一根白，他的整个身体富有弹性，特别结实耐劳。

他的脸虽有细小的皱纹，但神情天真无邪。他的声音悦耳动听。他说话的特点是直率和自然。他显然从不考虑他说过什么和将要说什么，正因为如此，他那迅速而诚恳的语调具有一种不容反驳的说服力。

被俘初期，他体力过人，动作麻利，似乎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疲劳和病痛。每天早晨和晚上，他总是躺在那儿说：“主哇，但愿我睡得像石头一样沉，起来像面包一样轻。”早晨起来总是耸耸肩膀说：“躺下，缩成一团；起来，精神抖擞。”真的，他一躺下，就睡得像石头一样沉；他一起来，就精神抖擞，一秒钟也不耽误，立刻动手干活，就像孩子一起身就摆弄玩具那样。他什么事都会做，做得不好也不坏。也烤面包，烧菜，缝衣服，刨木头，补靴子，总是忙个不停，只有晚上才跟人说话（他喜欢说话），唱歌。他唱歌不像歌手，歌手知道人家在听才唱歌，他唱歌好像鸟儿，觉得需要发出这些声音，就像人需要伸懒腰和散步一样。他唱歌声音总是像女人一样尖细婉转，感伤动人，神情总是很严肃。

当了俘虏后，他留长胡子，抛弃了强加在他身上的当兵的规矩，恢复了原先农民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士兵一休假，衬衫露下摆。”[235]他常常说，他不愿谈当兵的生活，也不诉苦，但常说当兵期间他没有挨过一次打。他主要讲他所宝贵的当“基督徒”（他总是把“基督徒”和“农民”两词相混淆[236]）的往事。他的话里充满了俗语，但不是士兵下流粗鲁的俗语，而是民间格言。这种格言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但用得恰当却意义深长。

他说话常常前后矛盾，但说起来总是振振有词，煞有介事。他爱说话，也善于说话，说话时常使用格言谚语。皮埃尔认为这些格言谚语都是他杜撰的，而他说话的主要魅力在于，那些皮埃尔看见但不加注意的小事，经他一说，就变得意义深长，非同寻常。有个士兵天天晚上讲故事，讲的都是同样几个，但普拉东喜欢听，尤其喜欢听现实生活中的真事。他听这类故事，总是眉开眼笑，有时插几句嘴，提些问题，想把这类事理解得完美无缺。皮埃尔心目中的眷恋、友谊和爱情，普拉东是完全没有的，但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爱心，特别是对人，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周围所有的人。他爱他的长毛狗，爱同伴，爱法国人，爱坐在他身旁的皮埃尔；但皮埃尔觉得，普拉东虽对他十分亲切（他这样做使皮埃尔内心感到很温暖），但一旦同他分手也丝毫不会惋惜。皮埃尔对普拉东也产生了同样的感情。

普拉东在其他俘虏的眼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兵，大家管他叫小鹰或者好普拉东，不怀恶意地取笑他，任意差遣他。但在皮埃尔的心目中，他第一夜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朴实和真理的不可思议的永恒的浑圆化身，而且这个印象从此不变。

普拉东除了祈祷文外什么也背诵不出，他说话开了头，似乎就不知道怎样结束。

有时皮埃尔对普拉东的话感到惊奇，请他再重说一遍，可是普拉东已记不清刚才说过的话，同样，他也不能把他心爱的歌词说出来。譬如歌曲里唱道：“亲爱的故乡，小白桦树，我心里烦恼。”但他说不出这些词的意义。他不理解，也不能理解话里单词的意义。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生活的不自觉活动的表现。而个人生活他觉得毫无意义。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他的言行从他身上表现出来，就像香气从花里散发出来一样均匀、必要和直接。他不能理解个别言行的价值和意义。

十四

玛丽雅公爵小姐从尼古拉那里知道她哥哥和罗斯托夫一家同住在雅罗斯拉夫尔后，就不顾姨妈的劝阻，立刻准备动身，不仅自己去，而且带侄儿一起去。至于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可能，她不打听，也不想知道：她的责任是不仅亲自赶到可能生命垂危的哥哥身边，而且一定要把儿子给他带去。于是她准备动身。安德烈公爵没有直接通知她，她认为要么是他虚弱得不能写信，要么是他认为，长途跋涉对她和对他儿子来说都太艰难太危险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为出门做了几天准备。她的车队包括她坐到沃罗涅日的那辆公爵的大轿车、几辆篷车和行李车。随行的有布莉恩小姐、小尼古拉和他的家庭教师、老保姆、三个使女、季洪、一个年轻的男仆和姨妈派来护送她的跟班。

走平时去莫斯科的路根本不可能，因此玛丽雅公爵小姐得绕道经过利佩茨克、梁赞、弗拉基米尔和舒亚。这条路很长，也很难走，因为不是到处都能找到驿马，甚至有危险，因为据说梁赞附近已出现法国兵。

在这次艰难的旅行中，布莉恩小姐、德萨尔和仆人对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坚强意志和充沛精力都感到惊讶。她睡得最晚，起得最早，任何困难都难不住她。她的非凡意志和精力鼓舞了她的旅伴，到第二个星期末他们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

玛丽雅公爵小姐在沃罗涅日逗留的最后几天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对尼古拉的爱情已不再使她烦恼和不安。这爱情充满了她的整个心灵，成为她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不再抗拒。近来，玛丽雅公爵小姐确信，她被人所爱，也爱上了人，尽管她从没对自己明确说过。她最后一次同尼古拉见面时，尼古拉告诉她，她哥哥同罗斯托夫一家人住在一起，那时她就确信这一点。虽然尼古拉只字未提一旦安德烈公爵康复，他和娜塔莎可能恢复关系，但玛丽雅公爵小姐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知道这一点，并且考虑到这一点。虽然如此，他对她那种谨慎、亲切和钟爱的态度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很高兴，因为那样他们就有了亲戚关系，他可以更自由地向她表达他的友爱——玛丽雅公爵小姐有时这样想。玛丽雅公爵小姐知道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她发觉有人爱她，心里感到安慰和幸福。

这种精神上的幸福并不能冲淡她对哥哥病情的深切忧虑，相反，使她更加为哥哥伤感。她从沃罗涅日动身时，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以致送行的人望着她那沮丧憔悴的脸，都担心她会在半路上病倒；但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路上不断操劳，忧心忡忡，倒暂时忘记了悲伤，增添了力量。

正像旅行时常有的那样，玛丽雅公爵小姐一心只想着旅行，而忘记了旅行的目的。但当他们快到雅罗斯拉夫尔时，一想到面临的事情不是再过几天，而是当天晚上就要实现，她内心的激动便达到了极点。

跟班被先派去打听罗斯托夫家住在雅罗斯拉夫尔什么地方，安德烈公爵的情况怎样。他回来时在城门口遇见公爵的大轿车，看见公爵小姐从车窗里探出来的头，脸色苍白得厉害，不觉大吃一惊。

“什么都打听到了，公爵小姐：罗斯托夫一家住在广场旁商人勃朗尼科夫家。离这儿不远，就在伏尔加河畔。”跟班说。

玛丽雅公爵小姐惊疑地望着他的脸，不明白他对她说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答她的主要问题：哥哥情况怎样？布莉恩小姐又替玛丽雅公爵小姐提了这个问题。

“公爵怎么样？”她问。

“公爵老爷同他们都住在那所房子里。”

“这么说，他还活着。”玛丽雅公爵小姐想，接着又低声问，“他怎么样？”

“仆人们说，还是那个样子。”

“还是那个样子”是什么意思，公爵小姐没有问，只偷偷地瞧了一眼坐在她面前欣赏市容的七岁的小尼古拉，低下头去，直到那辆沉重的轿车辘辘地响着，颠簸着，摇摆着，停下来，她才抬起头。车梯哐啷一声放下来。

车门打开了。左边是一条大河，右边是台阶。台阶上站着几个男仆，一个女仆，还有一个面色红润、梳着乌黑大辫子的姑娘。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她的微笑有点勉强。这是宋尼雅。公爵小姐跑上楼梯，那个勉强微笑的姑娘说：“这边走！这边走！”公爵小姐来到前厅，看见一个东方脸型的老妇人神情激动地向她迎面快步走来。原来是伯爵夫人。她拥抱了玛丽雅公爵小姐，吻着她。

“我的孩子！”她说，“我爱你，我早就知道你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虽然心里很激动，但知道这位就是伯爵夫人，得同她说说话。她学着人家对她说话的腔调，脱口用法语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问：“他怎么样？”

“医生说他没有危险。”伯爵夫人说，但说的时候叹了一口气，眼睛向上看。这个神态表示出同她说的话相反的意思。

“他在哪里？可以看看他吗？可以吗？”公爵小姐问。

“稍等一下，公爵小姐，稍等一下，我的朋友。这是他的儿子吗？”她对着同迪萨尔一起进来的小尼古拉说，“这里房子很大，大家都住得下。哦，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伯爵夫人把公爵小姐领到客厅。宋尼雅跟布莉恩小姐谈着话。伯爵夫人亲着小尼古拉。老伯爵走进来，对公爵小姐表示欢迎。自从公爵小姐上次见到伯爵以来，伯爵的模样大变了。当时他还是一个快乐活泼、信心十足的小老头，如今可变成一个茫然无所措的可怜人了。他在同公爵小姐谈话时，不断地东张西望，仿佛在问人家，他做得对不对。自从莫斯科被毁、他家破产以来，他脱离了生活常轨，显然觉得已失去生活意义，他在生活中的地位也没有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心情十分激动，一心想赶快看到哥哥，可是人家却同她应酬，装腔作势地称赞她的侄儿。但她注意到周围的情况，觉得暂时只能顺应这种局面。她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心里感到不痛快，但她并不生他们的气。

“这是我的外甥女，”伯爵介绍宋尼雅说，“您不认识她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向她转过身去，竭力压下心头对这个姑娘的敌意，吻了吻她。但她发现周围人的心情离她的心情太远，感到很难受。

“他在哪里？”她又一次问大家。

“他在楼下，娜塔莎陪着他，”宋尼雅红着脸回答，“已经派人去打听情况了。我想您一定累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焦急得眼眶里涌出泪水。她转过身去，又想问问伯爵夫人怎样去他那儿，这时门外传来轻快急促的脚步声。公爵小姐回过头去，看见了几乎是跑进来的娜塔莎，就是好久前在莫斯科见面时她很不喜欢的那个娜塔莎。

但此刻公爵小姐一看见娜塔莎，立刻明白这是一位能与她共患难的真正伙伴，因此是她的朋友。她奔过去一把抱住她，伏在她的肩上哭起来。

娜塔莎坐在安德烈公爵床头，一听说玛丽雅公爵小姐到了，就悄悄走出他的房间，用玛丽雅公爵小姐觉得轻快的步伐向她跑来。

她跑进客厅，她那兴奋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爱，无限的爱，爱他，爱她，爱她心爱的人所亲近的一切，以及同情人，渴望为帮助人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此刻娜塔莎心里显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她同安德烈公爵的关系。

玛丽雅公爵小姐很敏感，一看见娜塔莎的脸，便全明白了，她悲喜交集，立即伏在她的肩上哭起来。

“走，我们去看看他，玛丽雅。”娜塔莎说着把她领到另一个房间。

玛丽雅公爵小姐抬起头，擦干眼泪，面对着娜塔莎。她觉得可以从娜塔莎那儿了解到一切。

“那么……”她刚要问，立刻又停住。她觉得无法用语言来问答。娜塔莎的脸色和眼睛能更清楚更深刻地说明一切。

娜塔莎对她望望，似乎有顾虑：要不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全说出来。她仿佛觉得，面对着这双光芒逼人、能看透她内心深处的眼睛，她不能不把她看到的全部真相说出来。娜塔莎的嘴唇突然抖动了一下，嘴角出现难看的皱纹。她哭起来，用双手捂住脸。

玛丽雅公爵小姐全明白了。

但她仍抱着希望，就用自己也不相信的语言问道：

“他的伤势怎么样？总的情况怎么样？”

“您，您……就会看到的。”娜塔莎只说得出这样一句话。

她们在楼下他房间旁边坐了一会儿，以便止住哭泣，若无其事地进去看他。

“整个病情怎么样？恶化好久了吗？出现这种情况有多久了？”玛丽雅公爵小姐问。

娜塔莎说，最初因高烧和疼痛发生过危险，但到了圣三一修道院就过去了，医生只担心一件事：发生坏疽。但这种危险也过去了。来到雅罗斯拉夫尔后，伤口开始化脓（娜塔莎知道化脓是怎么一回事）。医生说，化脓可能平安过去。随后发烧了。医生说，发烧并不太危险。

“可是两天前，”娜塔莎说，“突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她忍住哭泣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您会看到他变得怎样了。”

“他身子更弱了？更瘦了？……”公爵小姐问。

“不，不是的，情况还要糟。您会看到的。唉，玛丽雅，玛丽雅，他这人太好了，但他活不了，活不了……因为……”

十五

娜塔莎熟练地打开他的房门，让玛丽雅公爵小姐走在前面，这时公爵小姐觉得喉咙已被一阵哽咽堵住。不论她怎样做好思想准备，竭力保持镇静，她知道见到他还是忍不住眼泪。

玛丽雅公爵小姐明白，娜塔莎说“两天前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她明白，这是说他突然变得虚弱，而虚弱和感伤往往是死亡的征兆。她走到门口，就想象到她从小熟悉的安德烈那张温柔亲切的脸，这种神色他不常有，因此每次看见都使她感动。她知道他会悄悄地对她说些亲切的话，就像父亲临终时那样，她一定会受不了而放声大哭。但这事早晚总要发生，她只得硬着头皮走进屋去。她那双近视眼越来越看清他的身体和面貌，她越来越难以忍住即将爆发的恸哭，她终于看见他的脸，并且同他的目光相遇了。

他靠着枕头躺在沙发上，身穿一件灰鼠皮睡袍。他又瘦又白。他那瘦骨嶙峋的白蜡般的手，一只拿着手帕，另一只轻轻地摸弄着稀疏的胡子。他的眼睛望着进来的人。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见他的脸，一遇到他的目光，立刻放慢脚步，觉得眼泪突然干了，哽咽也停止了。她看清他脸上的神态和目光，突然变得胆怯，并且感到内疚。

“我有什么事可以内疚的呢？”她问自己。“你活着，只想到活人的事，可是我！……”他那严厉冰冷的眼神这样回答。

他慢慢地抬起眼睛，瞧了瞧妹妹和娜塔莎，他那不是往外瞧而是向自己内心探视的深邃目光几乎带着敌意。

他照例同妹妹互相吻了吻手。

“你好，玛丽雅，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他说，声音同眼神一样平静而陌生。他要是绝望地尖叫，还不至于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这样惊心动魄。

“你把小尼古拉也带来了？”他仍旧那么平静而缓慢地说，显然在竭力回忆。

“现在你身体怎么样？”玛丽雅公爵小姐问，她这样问，连自己也感到吃惊。

“我的朋友，这事你得问医生。”他说，显然竭力想表示亲热。接着他又悄悄地说（他似乎根本没想到他在说什么）：“谢谢你来看我，亲爱的朋友。”

玛丽雅公爵小姐握了握他的手。她的握手使他微微皱起眉头。他不作声，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明白这两天来发生的变化。在他的话里，在他的语气里，特别是在他的眼神里，在他那冰冷的含有敌意的眼神里，有一种使活人感到害怕、同人世疏远的神色。看来，现在他很难理解活人的事，但同时使人觉得，他不理解活人的事并非因为他丧失理解力，而是因为他理解那种活人所不能理解而占据他整个身心的事。

“你看，多么奇怪，命运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他打破沉默，指指娜塔莎说，“她一直在照顾我。”

玛丽雅公爵小姐听着，但不明白他的话。这个聪明多情的安德烈公爵怎么能在这个为他所爱并爱他的人面前说这种话呢！他如果想活下去，怎么能用这种冷得使人难受的语气说这种话呢！他如果知道自己快死了，怎么能不可怜她，怎么能当着她的面说这种话呢！只能有一种解释，他对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他已得到一种极其重要的启示。

谈话是冷淡的，不连贯的，而且常常中断。

“玛丽是取道梁赞到这儿来的。”娜塔莎说。安德烈公爵没注意她对他的妹妹用了爱称。而娜塔莎当着他的面这样称呼她，自己也是第一次注意到。

“那又怎么样？”他问。

“她听人说莫斯科烧光了，通通烧光了，仿佛……”

娜塔莎突然停住，她说不下去。他显然在用心听，但是听不见。

“是的，据说烧光了。”他说，“真是太可惜！”他眼睛望着前面，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捋着小胡子。

“你遇到尼古拉伯爵了，玛丽？”安德烈公爵突然说，显然想说些使她们高兴的话，“他来信说他很喜欢你。”他继续若无其事地说，显然不能理解他的话对活着的人具有复杂的含义。“你如果也爱他，那就太好了……你们可以结婚。”他稍微快一点地添加说，仿佛因为找了许久终于找到这句要说的话而感到高兴。玛丽雅公爵小姐听到他的话，没有别的想法，只觉得他离开人世实在太远了。

“谈我的事做什么！”她平静地说，瞧了一眼娜塔莎。娜塔莎感到向她射来的目光，没有抬头看她。大家又不作声。

“安德烈，你要不要……”玛丽雅公爵小姐突然声音发颤地说，“你要不要见见小尼古拉？他一直在想念你。”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露出依稀可辨的笑容，但熟悉他表情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恐惧地看出，这微笑不是欢乐，不是表示对儿子的柔情，而是一种轻微的温和的嘲笑，嘲笑玛丽雅公爵小姐使用了自以为能激发他感情的最后一招。

“哦，小尼古拉来了，我很高兴。他身体好吗？”

小尼古拉被送到安德烈公爵跟前，他恐惧地望着父亲，但没有哭，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哭。安德烈公爵吻了吻他，显然不知道同他说什么好。

小尼古拉被带走后，玛丽雅公爵小姐又走到哥哥面前，吻了吻他，再也忍不住，就哭起来。

他凝视着她。

“你这是为了小尼古拉吧？”他问。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边哭，一边点点头。

“玛丽，你知道《福音书》……”他说到一半突然停住。

“你说什么？”

“没什么。别在这儿哭。”他说，仍旧用冷冷的目光望着她。

玛丽雅公爵小姐一哭，他明白她是哭小尼古拉要失去父亲了。他好不容易使自己回到人间，像她们一样看问题。

“是的，她们一定很伤心！”他想，“其实这事平常得很！”

“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237]他自言自语，同时想把这句话说给公爵小姐听，“不，她们有她们的想法，她们不可能理解！这种事她们不能理解，而她们所珍重的那些感情，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那些思想，其实是多余的。我们不能相互理解。”于是他没再说什么。

安德烈公爵幼小的儿子才七岁。他刚学会认字，什么也不懂。这一天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情，知识、观察力和经验都有了增长。但即使他当时具有后来的全部能力，也不能更深地理解他所看到的父亲、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三人演出的一幕。他懂得了一切，没有哭，走出房间，默默地走到随他出来的娜塔莎跟前，用他那双沉思默想的好看的眼睛害羞地瞧了她一眼。他那翘起的鲜红上唇抖动了一下，他把头靠在她身上哭起来。

从那天起，他回避德萨尔，回避抚爱他的伯爵夫人，不是独自坐着，就是胆怯地走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跟前，羞怯地同她们亲近，而他喜欢娜塔莎似乎超过了姑姑。

玛丽雅公爵小姐从安德烈公爵屋里出来，完全明白了娜塔莎脸上的表情。她不再同娜塔莎谈挽救他生命的事。她和娜塔莎轮流守在他的沙发旁，不再哭泣，但用心灵不断向永恒的奇妙的上帝祷告。显然，上帝已降临到这个垂死的人身上。

十六

安德烈公爵不仅知道自己要死，而且感觉到正在死去，已经死了一半。他有一种超脱尘世、轻松愉快的奇异感觉。他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即将降临的事。他一生时常感觉到的那种威严、永恒、遥远而不可知的东西，如今已近在咫尺，并且从那奇怪的轻松感上几乎已能理解和接触到。

他以前害怕生命结束。他有两次极其痛苦地体验过死的恐惧，如今已不再有这样的感觉了。

那一次榴弹在他面前像陀螺似地打转，他望着留茬地、灌木丛和天空，知道他正面对着死神，那时他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他负伤后清醒过来，精神上仿佛顿时卸下生活的重担，那朵永恒的、自由的、不受现实生活束缚的爱之花开放了，他不再怕死，也不再想到死。

在他负伤后处于孤独和半昏迷状态时，他越深入思考那向他启示的永恒的爱，他就越摈弃尘世的生活。爱世间万物，爱一切人，永远为了爱而自我牺牲，那就是说不爱哪个具体的人，不过尘世的生活。他越领会这种爱的精神，就越摈弃尘世生活，越彻底消除那不存在爱的生死之间的鸿沟。他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死就死吧，死了更好。

但在梅基希村那一夜，他在半昏迷状态看见了那个他想看见的女人，他把嘴唇贴在她的手上，悄悄流着喜悦的泪水，对一个女人的爱又不知不觉潜入他的心坎，使他对人生又产生了眷恋。他心里又产生快乐和兴奋的念头。他回想他在急救站看见阿纳托里的情景，现在他已没有那种感情了，他渴望知道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还活着？但他不敢问。

他的病情按照生理规律发展着，但娜塔莎所说的“他身上起了变化”，那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到来前两天的事。这是生死之间的最后一次搏斗，而死占了上风。他意外地发现他仍然珍惜生命，那是对娜塔莎的爱唤起的，也是他最后一次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一天傍晚，他饭后照例有点低烧，但思绪非常清楚。宋尼雅坐在桌旁。他打着瞌睡。突然他心里涌起一阵幸福感。

“哦，是她来了！”他想。

真的，宋尼雅的座位上坐着刚悄悄进来的娜塔莎。

从她来照料他那天起，他便从生理上感觉到她就在身边。她坐在安乐椅上，侧身给他挡住烛光，打着袜子（她学会打袜子，是因为安德烈公爵有一次对她说，谁也比不上老保姆会服侍病人，她们总是悄悄坐着打袜子，而这种活动最能使人心宽）。她那纤细的手指迅速地活动着，钢针有时相互碰撞，他清楚地看见她那低头沉思的侧影。她动了一下，线团从膝盖上滚下去。她打了个哆嗦，回头看了看他，手挡住烛光。她小心而灵活地弯下身，捡起线团，又照原来的姿势坐下。

他一动不动地瞧着她，发现她这样一动后需要深深喘一口气，但她不敢这样做，只小心翼翼地把气缓缓透过来。

他们在圣三一修道院谈到过往事。他对她说，他如果能活下去，他要永远感谢上帝使他负了伤，因为这伤使他同她重逢；但从此以后他们没再谈过未来的事。

“这事会不会有结果？”此刻他望着她想，同时倾听着钢针轻轻的相碰声，“难道命运这么奇怪地使我同她重逢，就是为了让我死吗？……难道向我启示人生的真谛，就是为了让我过虚伪的生活吗？我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我爱她，可是叫我怎么办呢？”他自言自语。他突然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这是他在痛苦中养成的习惯。

娜塔莎听见呻吟声，放下袜子，向他折过身去。她突然发现他眼睛发亮，就轻轻走到他面前，俯下身去问：

“您没睡着？”

“没有，我瞧了您好半天，您进来时我就发觉了。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使我心里平静……给我光明。我高兴得真想哭。”

娜塔莎向他挨得更近些。她的脸焕发着兴奋的光辉。

“娜塔莎，我太爱您了。我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

“那么我呢？”她转过身去一会儿，“为什么说太爱了？”

“为什么说太爱吗？……那么，您觉得怎么样，您心里觉得我还能活下去吗？您认为怎么样？”

“我相信，我相信您能活下去！”娜塔莎热情地握住他的双手，简直在大声疾呼。

他没作声。

“那太好了！”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

娜塔莎感到幸福和激动。她立刻想到，这样不行，他需要安静。

“可是您还没睡呢，”她克制着心头的喜悦说，“您快睡吧……快睡吧。”

他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把它放下。她回到蜡烛前面，又照原来的姿势坐下。她两次回头看他，遇见他闪闪发亮的眼睛。她强使自己专心打袜子，不打完就不看他。

果然，没多久他就闭上眼睛睡着了。他睡了没多久，又突然出了一身冷汗惊醒了。

他在睡梦中还是念念不忘近来一直萦回脑际的问题：生和死。但想得更多的是死。他觉得自己离死更近了。

“爱？爱是什么？”他想，“爱阻止死。爱就是生。因为我爱，我才懂得一切，一切。因为我爱，世间才存在一切，一切。只有爱才能把一切联系起来。爱就是上帝，而死就是我这个爱的因子回到万物永恒的起源。”这些思想使他得到安慰。但这只是一些思想，其中缺乏些什么，偏于个人理性的成分，不够明确。仍然是忧虑和迷惘。他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躺在现在躺着的房间里，但身体健康，没有负伤。他面前出现形形色色冷淡而渺小的人。他同他们谈话，争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们准备去什么地方。安德烈公爵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他有其他重要得多的事要做，可他仍在说些空洞的使大家惊讶的俏皮话。这些人一个个悄悄地消失，只剩下一个关门的问题。他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想把门闩上。一切都决定于他是不是来得及把门锁上。他连忙向门口走去，可是两腿不听使唤。他知道来不及把门关上了，但还是拼命使出全身力气。他感到魂飞魄散。其实这就是死的恐惧：它就在门外。当他虚弱无力地向门口爬去时，那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正在门外使劲地推，眼看着就要破门而入。那个非人间的东西——死神正要破门而入，得挡住它。他抓住门把手，拼死命抵住门，即使来不及上锁，也得把门堵住，可是他的力气弱得可怜，那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把门推开，接着门又关上了。

它再次在门外推，他使出最后所有的力气也没有用，两扇门被无声地打开了。它走进来，它就是死神。于是安德烈公爵死了。

但就在安德烈公爵死去的一瞬间，他记起他在睡觉；也就在他死去的一瞬间，他挣扎着醒过来。

“是的，这就是死。我死了，我也就醒了。是的，死就是觉醒！”他的心灵豁然开朗了，那张至今遮蔽着未知世界的帷幕在他心灵前面揭开了。他觉得内心被束缚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身上那种奇妙的轻松感也不再消失。

他出了一身冷汗醒过来，在沙发上动了动，娜塔莎走到他身边，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只目光异样地对她望望。

这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到来前两天的事。据医生说，从那天起病情恶化，高烧耗尽了他的体力，但娜塔莎并没注意医生的话，她亲眼看到精神上可怕的症状，更加确信情况严重。

那天，安德烈公爵从睡梦中惊醒，也就是从人生中觉醒。他觉得，从人生中觉醒并不比从睡梦中惊醒来得慢。

不过，这种缓慢的觉醒并没有什么可怕和难受。

他的最后几天和最后时刻过得平淡而安静。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一直守着他，都有这样的感觉。她们没有哭，没有发抖，最后几天她们自己也觉得，他们不是在照顾他（他已不存在，他已离开她们了），而是在照顾最亲切的东西——他的躯体。她们俩的感情是那么强烈，以致死的可怕形式对她们已不起作用。她们觉得没有必要触动她们的悲伤。她们在他面前没有哭，背着他也没有哭，彼此之间也从不谈到他。她们觉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她们的感受。

她们俩都看到，他在缓慢而平静地离她们而去，越来越深地进入一个世界。她们俩明白，这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好。

神父给他做了忏悔，授了圣餐；大家都来和他告别。他们把他的儿子领来，他吻了吻儿子的脸，接着就转过身去，并非因为他感到难过或者伤心（这一点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明白），而是因为他认为要他做的就是这一些；但当他们要他给儿子祝福时，他也照办了。他还环顾了一下，仿佛在问，还有什么事要他做。

当灵魂离开身体，身体作最后抽搐时，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场。

“过去了吧？！”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了几分钟，渐渐变凉，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娜塔莎走上前去，瞧了瞧那双死去的眼睛，连忙给他合上。她给他合上眼睛，但没有吻他，而是把身子贴近那引起她最亲切回忆的身体。

“他到哪里去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的遗体洗好穿上衣服躺在桌上的棺材里。这时，所有的人都来向他告别，大家都哭了。

小尼古拉哭，是因为难堪的困惑使他心碎。伯爵夫人和宋尼雅哭，是因为可怜娜塔莎，而且从此失去了他。老伯爵哭，是因为他感到不久他也将迈出这可怕的一步。

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也在哭，但她们不是为自己的悲伤而哭。她们哭，是因为面对这简单而庄严的死的奥秘，内心充满了虔敬的感情。

第二部

一

人的智力无法理解各种现象的全部原因，但人的心灵却往往想探索它们。人的智力不深入了解无数错综复杂的条件（其中每一个条件单独看都像是原因），只随便抓住一个首先碰到的近似条件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人的行动在这里是观察对象），最原始的近似条件是神的意志，然后是站在历史显要地位的人的意志，也就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每一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深入了解参与其事的全体群众的活动，就会相信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不仅没有引导群众的活动，而是常常处于被引导地位。不论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情况都是这样。有人说，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要这样做；另外有人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非发生不可。这两种人的差别就同下列两种人的差别一样：一种人说，地球固定不动，是行星围着地球转；另一种人说，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支持着地球，但知道，地球和行星的运动都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一个历史事件不可能有多种原因，只能有一种原因。但支配事件的规律，有些是未知的，有些已被我们摸索出来。我们只有摈弃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求原因的方法，才能发现这些规律，就像人们只有摈弃地球固定不动的观念，才能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一样。

史学家认为，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除了鲍罗金诺战役、莫斯科沦陷和被焚之外，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俄军从梁赞大道来到卡卢加大道，然后直入塔鲁季诺营地，也就是所谓越过红帕赫拉河的侧翼进军。史学家把这一天才功勋的荣誉归于不同的人，并且争论究竟应该归功于谁。谈到这次侧翼进军，就连外国史学家，包括法国史学家在内，也都承认俄国统帅的天才。但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以及他们的信徒都认为，这次侧翼进军是某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从而使俄国得救、拿破仑失败。这种观点是难以理解的。首先，很难理解这次行动的深思熟虑和天才决策表现在哪里，因为，一支军队在不受攻击时，它的最有利位置就是粮草充裕的地方，这个道理是无需多费思索就能懂得的。任何人，就连一个不懂事的十三岁孩子，也能毫不费事地看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失守后，军队最有利的位置是在卡卢加大道。因此，第一，无法理解，史学家凭什么认为这次行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第二，更难理解的是，史学家怎样看出，这次军事行动对俄军是得救而对法军是致命打击？因为这次侧翼进军，如果在进军前、进军中和进军后发生其他情况，那么，对俄军就可能是致命打击而对法军则是得救。如果说，这次军事行动后，俄军的地位开始改善，那也绝不能说是这次行动促成的。

这次侧翼进军，如果没有其他条件配合，不仅不会给俄军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可能使俄军毁灭。如果莫斯科没有被毁，如果缪拉没有从视野中失去俄军，如果拿破仑没有按兵不动，如果按照别尼生和巴克莱的建议在红帕赫拉附近打一仗，那会怎么样？如果法军在俄军渡过红帕赫拉河后大举进攻，那又会怎么样？如果拿破仑在逼近塔鲁季诺时，用进攻斯摩梭斯克十分之一的兵力进攻俄军，那又会怎么样？如果法军进攻彼得堡，那又会怎么样？……这些假定如果有一条成立，那么，这次侧翼进军就会由救星变为灾星。

第三，最难以理解的是，研究历史的人不愿看到，这次侧翼进军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谁也没有预见到，这次军事行动也像撤出菲里时一样，没有一个人看见它的全貌，它的全貌是从无数错综复杂的条件中，一步一步，一个事件一个事件，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不断显现，直到行动完成并成为往事后，才豁露出来。

在菲里会议上，俄军将领多数认为，沿着下城大道一直退却是理所当然的事。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这个意见，尤其是会后总司令同主管军粮的兰斯基那场著名的谈话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兰斯基向总司令报告说，军粮主要集中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省和卡卢加省，要是向下城撤退，存粮将被广阔的奥卡河隔断，时令已交初冬，渡河是不可能的。这是必须放弃原先认为最自然的直下下城的想法的第一点理由。军队沿右边梁赞大道行进，离给养较近。后来，由于法军甚至不知道俄军在什么地方而按兵不动，俄军则要保护图拉的兵工厂，尤其是要接近粮草存放地，就进一步向南移动，来到图拉大道。俄军神速地过了红帕赫拉河向图拉大道行进的时候，将领们想在波多尔斯克停下来，根本没考虑塔鲁季诺阵地。但是无数情况，包括原先不知俄军去向的法军的重新出现，作战计划的改变，尤其是卡卢加的粮食充裕，促使俄军更向南移，移到粮食所在的交叉路，从图拉大道转到卡卢加大道，直奔塔鲁季诺。就像无法回答莫斯科是何时放弃的那样，人们也无法回答转移到塔鲁季诺究竟是谁的主意，直到俄军由于各种不同因素的巧合来到塔鲁季诺后，人们才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早就想这样做，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了。

二

那次著名的侧翼进军其实只是，俄军在法军进攻下直线后退，等到法军停止进攻，就改变原来的路线，看到后面没有追击，自然转向粮草充裕的地区。

即使俄军没有英明的统帅领导，而是一支没有军官率领的军队，那么，这支军队也不会有其他办法，只能从粮草充裕、物产丰富的地区迂回到莫斯科。

从下城大道向梁赞大道和卡卢加大道转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就连俄军中的不法分子也纷纷朝那个方向逃跑，而彼得堡也要求库图佐夫朝那个方向转移。库图佐夫在塔鲁季诺接到皇帝近乎申斥的谕旨，责备他把军队引到梁赞大道，责令他占领卡卢加对面的阵地，其实他在接到圣旨时已到了那个地方。

俄国军队像个球，受整个战役和鲍罗金诺会战的推动，顺着推力向前滚，一旦推力消失而新的推力还没有出现，它自然就停止不动。

库图佐夫的功绩不在于所谓天才的战略行动，而在于只有他一人明白那次事件的意义，只有他一人明白当时法军按兵不动的意义，只有他一人始终认为鲍罗金诺会战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人竭力阻止俄军去作无谓的战斗，而就他总司令的身份来说，他是应该率领军队进攻的。

在鲍罗金诺受伤的那头野兽躺在跑开的猎人把它留下的地方。它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有力量，还是只躲了起来，猎人可不知道。突然，传来那头野兽的呻吟。

法军这头受伤野兽的呻吟预告着它的灭亡，具体表现为派洛里斯东到库图佐夫营地求和。

拿破仑刚愎自用，不考虑后果，凭心血来潮行事。他写信给库图佐夫，信手写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写道：

库图佐夫公爵！现派我的侍从长官同您谈判诸多重大问题。请阁下相信他对您说的话，特别是向您表达我对阁下怀抱已久的敬意和景仰之情。我在此祈求上苍给您神圣的庇护。

莫斯科　一八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拿破仑

“如果我被看作任何和谈阴谋的主谋，我将受到诅咒。这就是我国人民的意志。”库图佐夫这样回答，仍然竭力制止他的军队进攻。

法军在莫斯科抢劫了一个月，俄军在塔鲁季诺平静地驻扎了一个月，双方力量（士气和人数）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优势已转到俄军方面。俄军虽不知法军的情况和人数，但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进攻的要求立刻从许多迹象上表现出来。这些迹象是：洛里斯东的前来求和，塔鲁季诺的充足粮草，法军闲散无事和纪律松弛的情报，我军部队的获得增补，良好的天气，俄军士兵长期休整后求战的迫切心情，以及想知道久未接触的法军情况的好奇心，俄军哨兵敢于在塔鲁季诺法军驻地附近放哨的勇气，农民和游击队轻易战胜法军的消息，由此而激发的羡慕之情，只要法军还占领莫斯科就无法克制的人人心头的复仇情绪，主要的是，每个士兵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现在力量对比起了变化，优势在我们方面。实际力量对比起了变化，进攻就势在必行。就像分针走完一圈，时钟就准确地报一次钟点那样，随着实力的变化，军队上层的活动加强了，也像时钟那样发出了响声。

三

俄军受库图佐夫及其参谋部的指挥，同时又受彼得堡皇帝的指挥。在莫斯科失守消息传来之前，彼得堡就拟订好一个详细的全面作战计划，送交库图佐夫作为指导方针。这个作战计划虽是莫斯科仍在我们手里时拟订的，参谋部还是赞成这一计划，并准备执行。库图佐夫回文只说，远方制定的行动计划往往很难实行。于是彼得堡又发出新的指示以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还派出一批人监视库图佐夫的行动并随时向彼得堡报告执行情况。

此外，俄军参谋部又作了全面改组。补了阵亡的巴格拉基昂和愤而辞职的巴克莱的遗缺。又认真考虑人员的调动：把甲调到乙的位置上，把乙调到丙的位置上，或者把丙调到甲的位置上，等等，仿佛除了使甲乙满意外，这种调动还能起别的作用。

在参谋部里，由于库图佐夫和参谋长别尼生之间的对立，皇帝心腹的参与和人员调动，派系斗争比平时更加复杂：在各种调动和改组中，甲暗算乙，丁暗算丙，这类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钩心斗角的斗争主要是为了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夺取指挥权。但军事行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按照它本身的规律进行着，也就是说从来不按照他们的设想而是根据群众的基本态度进行着。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倾轧，只不过真实地反映上层无可避免的矛盾罢了。

“库图佐夫公爵！”在塔鲁季诺战役之后，总司令接到皇帝十月二日的手谕，“九月二日莫斯科落入敌手。您上次报告是二十日发出的，在此期间，您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抗击敌寇，光复古都，甚至，如您上次报告所说继续后退。谢尔普霍夫已被敌军占领，拥有著名大兵工厂的图拉也面临危险。据文森海罗德将军报告，敌万人兵团正沿彼得堡大道前进。另一支数千人的军队也已逼近德米特罗夫。第三支法军正沿弗拉基米尔大道前进。第四支军队人数相当庞大，现驻在鲁扎和莫扎依斯克之间。拿破仑本人截至二十五日仍在莫斯科。根据上述情报，敌人分成几路大军，拿破仑及其近卫军仍驻在莫斯科，您是否因此认为敌军力量太大而无法出击呢？其实他们用来追击您的只有几个分队，或至多一个军，力量远不如您的部队。因此，根据这些情况，您可以有利地攻击比您弱的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至少迫使它退却，收复现被敌人占领的各省大部分土地，从而使图拉和内地城市摆脱危险。如果敌人派出大量军队威胁这个兵力剩下不多的京城彼得堡，您就得负责，因为您拥有交托给您的军队，只要行动果断有力，您完全能消除这一新的灾难。您要记住，您还要为莫斯科失守而对蒙受奇耻大辱的祖国负责。我会及时嘉奖您，这一点您是清楚的。我这种决心绝不动摇，但我和俄国有权要求您坚定不屈并取得成功，相信您的智慧、军事才能和您所统率的勇敢军队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但皇帝这封表明双方力量对比在彼得堡已得到反映的手谕还在路上，库图佐夫就已无法制止他的军队发动进攻，战斗已经开始了。

十月二日，一个叫沙波瓦洛夫的哥萨克在侦察时射死一只兔子，又打伤了另一只。沙波瓦洛夫追逐受伤的兔子，闯入树林，碰到没有任何警戒的缪拉左翼部队。哥萨克笑着对伙伴们说，他几乎落入法国人手里。哥萨克少尉听了这件事，就向指挥官报告。

沙波瓦洛夫被叫去询问。哥萨克指挥官想利用这个机会，从法国人手里夺回几匹马，但一个认识上级军官的指挥官把这件事报告了参谋部一位将军。最近，参谋部里情况极其紧张。前几天，叶尔莫洛夫去见别尼生，求他凭他对总司令的影响劝总司令发动进攻。

“如果我不认识您，我还会以为您并不真想实现您的要求呢。只要我提出一项建议，总司令准会作出相反的决定。”别尼生回答。

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证实了哥萨克的报告，表明时机已完全成熟。绷紧的发条松开来，时钟发出铛铛的响声。尽管库图佐夫拥有有名无实的权力、卓越的聪明才智、丰富的军事经验和识别人的本领，他不得不注意别尼生亲自呈送皇上的奏章、全体将军的一致愿望、他所估计的皇帝的愿望和哥萨克的报告，他已无法制止无可避免的行动，只得下令做他认为有害无益的事，勉强承认既成事实。

四

别尼生力陈进攻之利的奏章，以及哥萨克探明法军左翼未设防的情报，只是必须下进攻令的最后条件。于是决定于十月五日发动进攻。

十月四日早晨，库图佐夫签发了作战命令。托里向叶尔莫洛夫宣读了这个命令，并责令他作进一步部署。

“好，好，但我现在没有空。”叶尔莫洛夫说着走出小屋。结果作战命令就由托里起草。他写得很好，虽然像奥斯特里茨作战时一样，用的不完全是德语：

“第一纵队[238]向某地进发，第二纵队[239]向某地进发。”等等。所有这些纵队都在纸上按规定时间到达规定地点，把敌人消灭。就像一切作战计划一样，想得都很美妙，但结果没有一个纵队在规定时间到达规定地点。

当作战部署印成必要份数后，就派一个军官去叶尔莫洛夫那里，要他执行命令。这个年轻的近卫骑兵军官，库图佐夫的传令官，接到这个重要任务很高兴，立刻动身去叶尔莫洛夫寓所。

“他出去了。”叶尔莫洛夫的勤务兵回答。近卫骑兵军官就到叶尔莫洛夫常去的一位将军那里。

“不在，将军也不在。”

近卫骑兵军官又骑马到另一个地方。

“不在，他出去了。”

“但愿不要责怪我耽误了时机！真要命！”那个军官想。他跑遍整个营地。有人说看见叶尔莫洛夫同其他几位将军走过，有人说他多半回家了。那个军官一直找到傍晚六点钟，连饭都没吃。哪儿也找不到叶尔莫洛夫，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那个军官在同事那里匆匆吃了点东西，又到前卫去找米洛拉多维奇。米洛拉多维奇也不在家，那里的人告诉他米洛拉多维奇到基金将军那里去参加舞会，叶尔莫洛夫大概也在那里。

“那在什么地方？”

“喏，就在叶奇金那里。”一个哥萨克军官指着远处一座地主的房子，说。

“怎么，在防线外面吗？”

“他们派出两个团作前哨，今晚在那里大吃大喝，寻欢作乐，简直该死！有两个乐团，三个合唱团。”

那个军官就驰往前哨叶奇金那里。他还没有走近那座房子，老远就听见快乐和谐的士兵舞曲。

“在草地上……在草地上！……”口哨声和托尔班琴[240]声不时被叫喊声淹没。那个军官听到这声音心里也高兴起来，但同时有点担心，怕这么久没把重要命令送到会受处分。时间已过八点。他下了马，走进这座处于俄法两军之间而仍保存完好的地主住宅的门廊。在餐室和前厅，仆人正忙着端酒送菜。歌手们站在窗外。军官被引进门里，他看见军队中所有的重要将军，其中包括身材高大引人注目的叶尔莫洛夫。将军们都敞开上装，红光满面，眉飞色舞，站成半圆形，大声说笑。大厅中央，一位面目英俊、个儿不高的将军，满面通红，英姿勃勃地跳着特列帕克舞。

“哈，哈，哈！尼古拉真了不起！哈，哈，哈！……”

军官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带着重要命令进去，岂不是罪上加罪，他想等一会儿，但有位将军看见他，知道他的来意，就告诉了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皱着眉头走过来，听了军官的报告，一言不发，从他手里接过文件。

“你以为他走开是无意的吗？”那天晚上参谋部一个同事谈到叶尔莫洛夫，对骑兵军官说，“这是耍手腕，故意这样做的。他是要跟柯诺夫尼岑为难。等着吧，明天会有好戏看了！”

五

第二天一早，年老体衰的库图佐夫起身后做了祷告，穿好衣服，想到他得去指挥一场他不赞成的会战，心中烦闷，坐上马车，从离塔鲁季诺五俄里的列塔舍夫卡到进攻部队集合的地点去。库图佐夫坐在车里，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听着右边有没有枪声，战斗是不是开始，但一直没听到动静。一个潮湿凄凉的秋天，曙光初露。快到塔鲁季诺的时候，库图佐夫看见一些骑兵牵着马穿过大路去饮水。库图佐夫对他们仔细瞧瞧，停住马车，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这些骑兵所属的纵队早该去远处埋伏了。“也许是弄错了吧。”老迈的总司令想。又走了一程，库图佐夫看见几个步兵团，他们架起枪，士兵们只穿着衬裤，有的在熬粥，有的在抱柴。他叫来一个军官。那军官报告说，他们没有接到进攻命令。

“怎么会呢？……”库图佐夫刚开口，又立刻停住，下令召唤一名高级军官。他爬下马车，垂着头，喘着气，默默地踱来踱去，等候着。总参谋部军官艾兴奉命跑来，库图佐夫脸涨得通红，并非因为这个军官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是个合适的出气对象。老头子浑身发抖，上气不接下气，愤怒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他冲到艾兴面前，挥舞双手，大声吆喝，骂着粗话。另一个无辜的人，勃罗津上尉，正好碰上，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你这混蛋是怎么搞的？非毙了你不可！”他挥舞双手，身子摇摇晃晃，哑着嗓子叫道。他肉体上都感到非常痛苦。这位总司令大人，人人相信俄国从来没有人拥有像他这样大的权力，如今却落得成为全军的笑柄。“我白白为今天的局面祈祷，白白通宵不眠反复思考！”他想到自己，“如果我是个小小的尉官，谁也不会这样取笑我……可是现在！”他像受到体罚似的肉体上感到痛苦，忍不住发出疯狂的号叫，但很快就体力不支。他环顾四周，觉得自己已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就坐上马车，默默地回去。

怒气一发泄完就不再重来，库图佐夫虚弱地眨着眼睛，听取种种辩解和袒护的话（叶尔莫洛夫自己到第二天才来见他，以及别尼生、柯诺夫尼岑和托里坚持第二天发动进攻的要求。库图佐夫只好又一次表示同意。

六

第二天傍晚，军队在指定地点集合，当天夜里出发。这是一个阴云密布的秋夜，但没有雨。地面潮湿而并不泥泞，军队悄悄地行进着，只偶尔隐隐听到炮车的辘辘声。命令不准高声谈话、吸烟、打火；不让马嘶鸣。行动的神秘平添了它的魅力。士兵快乐地走着。有些纵队停下来，架起枪，躺在寒冷的地上，满以为已到达指定地点；有些纵队（大多数）走了一个通宵，显然走错了地方。

只有奥尔洛夫伯爵带领一队哥萨克（一支最无足轻重的分队）准时到达指定地点。这个分队停在树林边缘，斯特罗米洛夫村和德米特罗夫村之间的小路上。

天蒙蒙亮，正在打盹的奥尔洛夫伯爵被唤醒了。一名法军逃兵被带了进来。这人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军的一名波兰士官。这名士官用波兰语解释说，他因受了委屈特来投奔俄军，其实他比谁都勇敢，照理早就该提升为尉官，所以他毅然离开法军，还要对他们进行报复。他说，缪拉就在离此一俄里处过夜，只要给他一百名卫兵，他就能把他活捉过来。奥尔洛夫伯爵和同僚们商量了一下。这个建议太有吸引力了，使人无法拒绝。个个都自告奋勇，跃跃欲试。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格列科夫少将带两团哥萨克跟那名士官前去。

“你记住，”奥尔洛夫伯爵放那个士官走时说，“你要是撒谎，我就把你像一条狗那样吊死；要是说的是实话，我赏你一百金币。”

那士官神态坚决，没有回答这话，骑上马，跟着格列科夫迅速集合的人马出发。他们没入树林。奥尔洛夫伯爵在料峭的晨寒中瑟缩着身子，对这个自作主张的行动感到兴奋。他送走格列科夫，走出树林，瞭望在熹微的晨光和残余的篝火中隐约可见的敌营。在奥尔洛夫伯爵右方，我军各纵队应该出现在开阔的斜坡上。奥尔洛夫伯爵向那边望去，虽然距离远，还是可以望得见，但是不见我们的纵队。在法军营地那边，奥尔洛夫伯爵觉得，特别是根据他那个眼睛很尖的副官的话，法国人开始行动了。

“哎哟，糟了，太晚了！”奥尔洛夫伯爵望了望敌营，说。就像我们所信任的人突然不见时那样，他顿时明白，那士官是个骗子，他撒了谎，使两团人马离开阵地，从而破坏了整个进攻计划。怎么能从这样庞大的队伍中活捉到总司令呢？

“不错，他撒了谎，这个骗子！”伯爵说。

“可以把他追回来。”有个侍从说，他望望敌营，同奥尔洛夫伯爵一样，觉得这次行动靠不住。

“哦？是吗？……您看怎么样，就让他们去，还是叫他们回来？”

“您看是不是下令追回来？”

“追回来，追回来！”奥尔洛夫瞧瞧表，断然说，“恐怕晚了，天大亮了。”

于是副官就骑马到树林里去找格列科夫。等到格列科夫回来，奥尔洛夫伯爵因为计划改变，等步兵一直没有等到，敌人又近在咫尺，心里十分焦急（他队里的人都很焦急），决定立刻发动进攻。

他低声命令道：“上马！”士兵们各就各位，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

“乌拉——拉！”喊声响彻树林。哥萨克端起长枪，一个连接着一个连，像口袋倒豆子，飞快地越过小溪，向敌营冲去。

第一个看见哥萨克的法国人吓得没命地狂叫。于是全营的人都衣冠不整，睡眼惺忪地弃下枪炮和马匹，落荒而逃。

哥萨克要是不顾周围和身后的一切，继续追击法军，他们甚至可以活捉缪拉，缴获全部物资。指挥官们也希望这样。但哥萨克获得战利品，俘虏了敌人，就无法调动了。谁也不听命令。这里共俘获了一千五百名敌军、三十八门大炮、许多旗帜，以及哥萨克最宝贵的马匹、鞍子、被子和其他物品。这一切都得处理，俘虏要安置，大炮要上缴，战利品要分配，大家你争我夺，相互斗殴，乱成一团。

法国人没有受到追击，渐渐醒悟过来，集合好队伍，射击起来。奥尔洛夫伯爵仍在等待各纵队到达，没有再进攻。

与此同时，按照“第一纵队向某地进发”[241]等部署，别尼生指挥和托里统率的几个迟到步兵纵队照规定出发，而且像战争中常有的情况那样，不是去指定的地点，而是去了别的地方。人们高高兴兴地出发，此刻又停下来，只听得怨声四起，一片混乱，部队向后退却。副官们和将军们骑马来回奔驰，生气，叫嚷，吵嘴，说走错了路，迟到了，骂着人，最后大家摆摆手，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不论怎么走，总能走到！”果然走到了，但不是目的地，有几个纵队到是到了，但迟到了，到了也毫不起作用，只成了对方射击的靶子。托里在这次会战中扮演威罗特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的角色，他竭力骑着马奔走，发现到处都是颠三倒四，杂乱无章。例如他跑到树林里巴戈乌特将军那儿，天已大亮，而这个军照规定早就应该跟奥尔洛夫的部队会合。托里因这个失误十分激动，愤怒，认为应该有人对此负责，策马找到军长，对他痛加训斥，说他应该枪毙。巴戈乌特是位久经沙场、镇定沉着的老将，由于一路停滞，队伍混乱，矛盾重重，感到精疲力竭，因此一反平时温和的脾气，暴跳如雷，对托里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我不愿听人家的教训，但我愿率领士兵和敌人决一死战，在这一点上决不比谁差！”他说着，带领一师人马前进。

勇敢的巴戈乌特情绪激动，冒着法军的炮火向田野跑去，也不考虑现在这样投入战斗是否有益，就带着一师人往前冲到炮火底下。他怒火中烧，根本不顾危险、炮弹和枪弹。敌军第一批枪弹就把他打死了，接着几排枪弹打死了许多士兵。他的一师人在炮火下坚持了一会儿，但毫无结果。

七

与此同时，另一纵队应从正面攻击法军，可是库图佐夫就在这个纵队。他深知，这场违反他心意的战斗除了混乱，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他竭力控制军队，按兵不动。

库图佐夫默默地骑着他那匹灰马，有气无力地回答人家要他进攻的建议。

“你们口口声声要进攻，可就是没看到我们不会打复杂的运动战。”他对请求进攻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我们没能一早活捉缪拉，及时到达指定地点，现在已经毫无办法！”他回答另一个人说。

有人向库图佐夫报告说，根据哥萨克送来的情报，法军后方空虚，现在有了两营波兰兵。库图佐夫瞟了叶尔莫洛夫一眼。他从昨天起没同他谈过一句话。

“你瞧，大家都在请求进攻，提出种种方案，可是一旦交手，却毫无准备，而敌人倒很警觉，他们及时采取了措施。”

叶尔莫洛夫听了这些话，眯细眼睛，微微一笑。他明白，对他来说一场暴风雨已经过去，库图佐夫只这样稍稍刺了他一下。

“他这是在取笑我。”叶尔莫洛夫用膝盖碰了碰站在旁边的拉耶夫斯基，悄悄说。

过了一会儿，叶尔莫洛夫走到库图佐夫面前，恭恭敬敬地报告说：

“总座，现在时间还不晚，敌人还没走。您不下令进攻吗？不然近卫军连硝烟都没有看见呢。”

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但当他听说缪拉军队已在撤退时，他就下令进攻，但每前进一百步就停三刻钟。

整个战斗只有奥尔洛夫的哥萨克出了点力，其余部队只白白损失了几百人。

由于这次战斗，库图佐夫得了钻石勋章，别尼生也得了钻石勋章和十万卢布，其他军人都按照级别得到许多奖赏。这次战斗后，参谋部人事再次作了调整。

“我们办事总是这样，颠三倒四的！”在塔鲁季诺战役后，俄国军官和将领都这样说。现在也有人这样说，仿佛是哪个蠢货把事情弄得颠三倒四，要是换了他们就不至于这样。但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了解情况，要么是自欺欺人。其实所有的战役，包括塔鲁季诺战役、鲍罗金诺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都不是按照部署进行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无数不受约束的力（在生死搏斗中，人是最不受约束的）影响着战斗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永远无法事先知道，永远不会与任何一种力的趋势相一致。

如果有多种方向不同的力作用于一个物体，那么，这个物体的运动方向决不会同其中任何一种力的运动方向一致，而总是采取折中的最短方向，也就是力学上表示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如果我们从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法国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他们叙述，战争是按事先计划进行的，那么，我们从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叙述是不真实的。

塔鲁季诺战役显然没有达到托里预期的目的：军队没有按照计划依次投入战斗；也没有达到奥尔洛夫伯爵预期的目的：活捉缪拉；也没有达到别尼生等人希望一举歼灭敌方整个军的目的；军官没有达到参加战斗、荣立战功的目的；哥萨克没有获得比他们获得的更多的战利品，等等。但如果战斗的目的就是实现俄国人的共同愿望：把法国人驱逐出俄国，歼灭他们的军队，那么，塔鲁季诺战役由于本身错综复杂，正好符合那一阶段战争的需要。很难想出比这次战役结果更美满的结果了。在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费力最小，损失最少，而取得了整个战役中最大的成功；俄军由退却转为反攻，使法军弱点暴露无遗，并且给了拿破仑军队一次沉重的打击，迫使他们逃跑。

八

拿破仑在莫斯科河[242]获得辉煌胜利后进入莫斯科，那场胜利是不容怀疑的，因为战场已掌握在法军手里。俄军后撤，放弃古都。莫斯科粮草丰裕，弹药充足，财富不计其数，如今都落入拿破仑手里。俄军人数只有法军一半，整整一个月里一次也没有试图进攻。拿破仑处境极其优越。他有双倍的兵力可以攻击俄军残余部队并加以歼灭，可以缔结有利的和约，万一媾和遭到拒绝，可以进军威胁彼得堡，而万一进军失利，则可以回师斯摩棱斯克或维尔诺，或者留在莫斯科。总之，要保持法军的优越处境并不需要特殊的天才。要做到这一点可说轻而易举，只要禁止部队抢劫，准备过冬衣服（在莫斯科可以弄到全军过冬的衣服），用正当方法征集粮食，而据法国史学家叙述，莫斯科存粮可供全军食用半年。可是拿破仑，这个被史学家誉为天下最伟大天才的人，掌握着全部军权，在这些方面却没有任何行动。

不仅没有任何行动，而且相反，利用他的权力在可供选择的道路中挑选了一条最愚蠢最有害的道路。他可以在莫斯科过冬，可以进军彼得堡，可以进军下新城，可以向北或向南后撤，也就是库图佐夫后来走的那条路，但拿破仑却在莫斯科停留到十月，纵容军队抢劫这个城市，后来对于要不要驻军，又举棋不定，接着退出莫斯科，接近库图佐夫，却没有开战而往右转移，把部队直开到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又不试行突破，不走库图佐夫走的那条路，而沿着被破坏了的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到莫扎依斯克。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对军队更有害的行动了。如果说，拿破仑的目的是要毁灭法国军队，那么，即使最富有经验的战略家也想不出比这更有效的行为，而且与俄军的行动完全无关。

天才横溢的拿破仑就做了这样的蠢事。但如果说，拿破仑毁灭他的军队是出于他的心愿，或者说他太愚蠢了，那是不公正的，正如说，拿破仑把他的军队带到莫斯科是出于他的心愿，因此说他非常聪明和富有天才，同样是不公正的。

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拿破仑个人行动并不比一个普通士兵更有力，只不过他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罢了。

史学家荒谬绝伦地告诉我们，拿破仑的才能在莫斯科衰竭了（只因结果没有肯定他的行为）。其实他同以前一样，也同以后一八一三年一样，为自己也为他的军队的利益用尽了聪明才智。拿破仑这一时期的行为并不比他在埃及、在意大利、在奥地利和在普鲁士逊色。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拿破仑在埃及把他的天才发挥到什么程度（“那里人们注视他的丰功伟绩将达四千年”[243]，因为这些丰功伟绩都是法国人给我们描写的。我们也不能确切判断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天才行为，因为这些报导都出自法国和德国的文献资料。部队一个个不战而降，要塞一个个不攻自破，德国人感到莫名其妙，不能不把他的天才看作是对德作战的唯一原因。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可没有理由承认他的天才来给自己遮羞。我们为了获得正视问题的权利已付出了代价，我们可不愿放弃它。

拿破仑在莫斯科的行为，也像他在其他地方一样，天才横溢，令人叹服。从他进入莫斯科到退出莫斯科，他接二连三地制订计划，发布命令。莫斯科居民走光，没有派代表团来见他，莫斯科大火，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惊慌失措。他没有忽略自己军队的利益，没有忽略敌人的行动，没有忽略俄国人民的利益，没有忽略巴黎的政务，也没有忽略有关缔结和约的外交上的考虑。

九

在军事方面，拿破仑一进莫斯科就严令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注视俄军的行动，各条大路都分兵把守，命令缪拉寻找库图佐夫。然后大力加强克里姆林宫防务，制定进军全俄的天才计划，在外交方面，拿破仑叫来遭到抢劫、衣衫褴褛、不知怎样才能逃出莫斯科的雅科武列夫上尉[244]，向他详细阐述自己的全部计划和宽大政策，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亚历山大皇帝，说他有责任告诉他的朋友和兄弟，拉斯托普庆在莫斯科治理无方，情况很糟，因此他派雅科武列夫去彼得堡。他又向图托尔明[245]详细讲解他的计划和宽大政策，并把这个老头子也派往彼得堡谈判。

在司法方面，莫斯科大火后，立刻下令捉拿纵火犯并处以极刑。对恶棍拉斯托普庆的惩罚是下令烧掉他的公馆。

在行政方面，他恩赐莫斯科一部宪法，成立市政府，公布下列告示：

莫斯科居民们！

你们苦难深重，但皇帝兼国王陛下愿消除你们的苦难。他怎样惩罚抗命和违法行为，已有可怕的事例给了你们教训。为了制止动乱，恢复治安，特采取严厉措施。由你们自己选出的元老将组成市政府或市政管理局。它将照顾你们，满足你们的需要，关心你们的福利。市政府官员将肩佩红色绶带，市长则外加一条白腰带。在公余时间，他们只在左臂佩一块红袖章。

市警察局已照原样重建，因此市内秩序已有好转。市政府已任命两名总监或警察局局长，并为各区任命二十名区监或警察分局局长。他们的标志是左臂佩白袖章。已有几个不同教派的教堂重新开放，教徒可自由前往礼拜。每天都有你们的同胞回到自己住所，他们并可得到救援和庇护。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就是要恢复秩序，改善你们的境况。但为此目的，你们必须与政府通力合作，忘记你们的苦难，寄希望于较好的命运，并请相信，那些胆敢侵犯你们的人身和残余财产之徒，决不能逃避可耻的死刑。最后，你们无须怀疑，你们的生命财产将得到保障，因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的意旨。任何国籍的士兵和居民！要使公众恢复信任，因为那是国家幸福之本。你们要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和庇护，联合起来挫败坏人的阴谋，服从军政当局，那时你们将不再流泪了。

在军粮方面，拿破仑指令全体官兵轮番抢劫莫斯科，以保证军队给养。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下令召回牧师，教堂恢复礼拜。

在商业和军粮供应方面，全城张贴如下布告：

布告

安分守己的莫斯科市民、手艺人和工人，凡因战乱离城的人，以及因不必要的恐惧至今仍在田野里流浪的农民，请注意！京城已重归平静，秩序已告恢复。你们的同胞看到自己受到尊重，都勇敢地走出隐蔽场所。凡对其人身和财产行暴者，将立即受到严惩。皇帝兼国王陛下保护他们，除违抗其命令者外，均不被视为敌人。他要结束你们的灾难，让你们重返家园与家人团聚。请响应他的仁慈意愿，平安回归故里。居民们！放心返回你们的家宅吧，你们的需要不久将得到满足！手艺人和劳工们！返回你们的工作场所吧，房屋、店铺、卫兵都在等待你们，你们做工就能得到应得的报酬！此外，农民们，从你们躲藏的树林里出来吧，大胆地回到你们的住所，可以相信你们将得到保护。城里已开设许多粮店，农民可以把余粮和蔬菜运到那里出售。政府已采取下列措施以保证农民自由出售农产品：（一）自即日起，农民和莫斯科郊区居民可以平安地把各种产品运到城里两家指定粮店，其中一家在莫霍夫街，另一家在猎品市场。（二）产品由买卖双方议价交易，卖方如认为价格不合，可将产品运回乡下，任何人不得用任何借口加以留难。（三）每星期日和星期三定为大集，为此，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六将派足够数量的军队在城外各条大路上保护货车。（四）将采取同样措施，以保证农民回乡通行无阻。（五）将立即采取措施恢复正常贸易。城乡居民们，任何国籍的工人和手艺人！我们呼吁大家实现皇帝兼国王陛下的仁慈意愿，协助陛下谋求公共福利。请匍匐在他的脚下向他表示敬意和信任，尽快同我们合作！

为了鼓舞士气，激励民意，接二连三地举行检阅和发奖。皇帝亲自骑马巡街，安抚居民；他不顾政务繁忙，仍然亲临他下令建立的剧院看戏。

在表现帝王最高德政的慈善事业方面，拿破仑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他下令在慈善会会所题写“吾母之家”，这样就把做儿子的孝心同君主的恩德结合起来。他参观孤儿院，让他所拯救的孤儿吻他那双白净的手，和蔼地同图托尔明谈话。再有，他听从伶牙俐齿的梯也尔的主意，把他伪造的俄国钞票发给他的军队作为饷银。为了扩大这种无愧于他和法军的措施，他下令给家园焚毁者以补助。但由于食物太宝贵，不能发给大都怀有敌意的外国人，拿破仑认为最好是给他们分发现钞，让他们自己去弄食物，因此他下令发给他们纸卢布。

在军纪方面，不断发出命令，严惩玩忽职守，禁止抢劫行为。

十

奇怪的是，这些指令、关怀和计划并不比类似情况下颁布的指令、关怀和计划差，但它们并没起实质性作用，就像钟的指针脱离了机件，没咬住齿轮乱走一样。

在军事方面，梯也尔谈到天才作战计划时说：他的天才从来没有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令人叹服。梯也尔就这事同芬[246]先生争论时证明，这个天才计划的制订不是针对十月四日而是针对十月十五日的，那个计划没有实行，也永远不可能实行，因为离实际太远。为克里姆林宫设防而夷平清真寺（拿破仑这样称瓦西里升天大堂），结果毫无作用。在克里姆林宫布雷，只是要满足皇帝撤离莫斯科时炸毁此宫的愿望，就像小孩子跌了一交，要打碰痛他的地板那样。拿破仑一心想追击俄军，结果却成为闻所未闻的怪事。法军将领找不到六万俄军的踪迹。据梯也尔说，全凭缪拉的英明才像大海捞针似的找到这支队伍。

在外交方面，拿破仑竭力在图托尔明和雅科武列夫（他关心的只是弄到一件军大衣和一辆大车）面前表明自己的宽大和公正，结果都毫无用处，因为亚历山大皇帝没接见这两位使者，对他们的使命置之不理。

在司法方面，处决了一批被冤枉的纵火犯后，莫斯科另一半城市也被焚毁了。

在行政方面，市政府的建立并不能制止抢劫，得利的倒是在市政府供职的人，他们借口维持秩序，不是抢劫城市，就是保护自己不受抢劫。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在埃及造访一次清真寺，就赢得了民心，但在这里却毫无结果。法军当局在莫斯科找到两三个神父，叫他们执行拿破仑的旨意，其中一个在做礼拜时被法国兵打了耳光，对另一个的情况法国军官报告如下：“我找到一名神父，请他主持礼拜。他把教堂打扫干净后把门锁上。当天夜里有人砸掉门和锁，撕毁典籍，并干了其他坏事。”

在商业方面，勤劳的职工和全体农民对贴出的布告毫无反响。城里没有一个勤劳的职工；农民捉住几个拿着布告走得太远的警官，并把他们杀死。

建立剧院使军民得到娱乐一事同样失败了。设在克里姆林宫的剧院和设在波兹尼亚科夫家的剧院开幕不久就关闭了，因为男女演员都遭到抢劫。

连慈善事业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真钞、伪钞充斥莫斯科，钞票一文不值。收集战利品的法国人只要黄金。不仅拿破仑赐给难民的伪钞分文不值，而且白银的价值也远远低于黄金。

但最令人吃惊的是，拿破仑制止抢劫和恢复纪律的最高命令亦不起作用。

军队长官作了下述汇报：

“城内抢劫虽已明令禁止，但仍不断发生。秩序尚未恢复，无一商人进行合法贸易。只有随军小贩敢做生意，但他们卖的都是抢劫来的东西。

“我区仍遭第三军士兵抢劫，他们不仅夺走不幸居民藏于地窖的少量浮财，还用佩刀残酷地把他们砍伤，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除士兵明抢暗盗外，别无报道。——十月九日。

“盗窃抢劫不止。我区有一盗窃团伙，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十月十一日。

“虽经三令五申严禁抢劫，但近卫军仍三五成群抢劫后回克里姆林宫，皇帝对此极为不满。老近卫军中骚扰和抢劫事件愈演愈烈，昨今两天尤为严重。这些精选的护驾卫兵理应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却目无法纪，哄抢存放军用物资的地窖和仓库，皇帝对此痛心疾首。有些士兵尤为堕落，甚至不听哨兵和卫兵劝阻，对他们进行辱骂和殴打。

“宫廷司礼长痛斥不法士兵，尽管一再发出禁令，他们仍在屋外甚至皇帝窗下大小便。”

这支军队就像一群无人看管的牲口，脚踩可以使它们免于饿死的饲料，待在莫斯科无所事事，士气低落，渐趋灭亡。

但这支军队待在原地不动。

直到斯摩棱斯克大道上辎重队被劫持，塔鲁季诺会战爆发，群情恐慌，这支军队才拔脚逃跑。据梯也尔说，拿破仑在阅兵时突然接到塔鲁季诺会战的消息，这才产生惩罚俄军的念头，于是发了同意全军要求应战的命令。

这支军队在逃出莫斯科时，随身带走劫得的财物。拿破仑也带走他的全部财宝。梯也尔还说，拿破仑看见行李车拖累军队，大吃一惊。但他凭军事经验，没下令焚毁多余车辆，像逼近莫斯科时对待元帅车辆那样，而是望了望士兵的车辆说：“很好，这些车辆可以用来运送粮食、病号和伤员。”

这支军队有点像一头负伤的野兽，感觉到自己行将灭亡，但不知该怎么办。研究拿破仑及其军队进入莫斯科到全军覆没这个时期的巧妙策略和目的，就像研究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野兽临死前的挣扎和抽搐一样。一头受伤的野兽听见沙沙声，往往向开枪的猎人扑去，忽而前进，忽而后退，结果就加速了自己的死亡。拿破仑在全军的压力下也是这样。塔鲁季诺会战就像一阵沙沙声，惊动了这头野兽，它忽而前进，忽而后退，最后又顺着最不利、最危险但是熟悉的老路往回跑。

拿破仑使人觉得，他仿佛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就像古时雕在船头上的神像往往被当作驾驶船只的力量一样），其实他这个时期的行动就像一个孩子，他拉住马车上的带子，自以为在驾车。

十一

十月六日清早，皮埃尔走出棚子，回来时在门口停下，逗弄一只身长、腿短而弯曲的青灰色小狗。这只小狗住在他们的棚子里，老在他身边转来转去，晚上跟普拉东睡。它有时进城去，过后又回来。它大概是只野狗，没有人领养，也没有名字，法国人叫它阿佐尔，那个爱讲故事的兵叫它费姆加尔卡，普拉东和其他人叫它阿灰，有时叫它长耳朵。它没有主人，没有名字，品种不明，连毛色也说不清，但这并没使它的日子难过。它那蓬蓬松松的粗大尾巴像帽子上的翎子那样直立着，短短的罗圈腿非常灵活，它常常姿势优美地抬起一条后腿，麻利地用三条腿跑路。它对什么都感兴趣。它时而仰卧地上，快乐地尖叫；时而若有所思地晒太阳，现出煞有介事的神气；时而欢蹦乱跳，玩弄一块木片或者一根干草。

皮埃尔现在只有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衫（这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一件衣服），一条士兵穿的裤子（他听从普拉东的劝告，用绳子扎住裤脚以保暖），一件农民穿的外衣和一顶农民戴的帽子。最近皮埃尔的身体有很大变化。他不像原来那样胖，但仍具有遗传的魁伟体格。他的下半部脸上长满胡子，蓬乱卷曲的头发生满虱子，像一顶帽子似的覆在头上。他的眼神镇定刚毅，充满生气，这副神气以前从来不曾有过。萎靡不振的眼睛现在变得坚毅有神，仿佛随时准备行动和反抗。他的脚上没有穿鞋子。

皮埃尔时而望望有大车和骑马人经过的田野，时而望望河对岸的远方，时而瞧瞧装出要狠狠咬他的小狗，时而瞧瞧他那双任意摆出各种姿势、动着粗大肮脏脚趾的光脚板。他每次注视自己的光脚板，脸上总现出兴奋和得意的微笑。他一看见这双光脚，就想起他最近所体会和理解的一切。这种沉思使他愉快。

最近一连几天风和日丽，早晨有点轻霜，正是所谓秋高气爽的日子。

户外阳光下还很暖和，这种温暖天气加上早晨沁人心脾的凉意，使人感到特别舒服。

大地万物，不论远近，都焕发着只有在这初秋时节才有的明净奇异的光辉。远远可以望见麻雀山以及山上的村庄、教堂和一座白色的大房子。光秃的树木、沙地、石头、屋顶、教堂的绿色尖塔、远处白房子的墙角，这一切在清澈的空中都线条分明，勾勒得异常清晰。近处是一座被法军占领的焚烧过的贵族庄院，靠墙的院子里还长着几棵叶子墨绿的丁香。就连这个在阴天使人觉得凄凉丑恶的废墟，此刻在明净的阳光下也显得宁静而悦目。

一个法军班长，戴着便帽，随便地敞着胸，嘴里叼着烟斗，从棚子角落里走出来，友好地挤挤眼，走到皮埃尔跟前。

“太阳真好，是吗，基里尔先生（法国人都这样称呼皮埃尔）？简直像春天。”班长身子靠在门上，把烟斗递给皮埃尔，尽管他每次让烟都被皮埃尔谢绝。

“要是在这样的好天气行军……”他刚开始说，皮埃尔就向他打听有没有军队开拔的消息。班长回答说，几乎所有的军队都出发了，今天应该有处理俘虏的命令下来。皮埃尔住的棚子里有个叫索科洛夫的士兵病危，皮埃尔对班长说，应该照料一下这个病员。班长叫皮埃尔放心，这里有一所野战医院，还有一所正规医院，都会照料病人。总之，凡是可能发生的情况，长官都考虑到了。

“再说，基里尔先生，您只要对上尉说一声就行，要知道……他这人……什么事都记在心上。等上尉来巡视时，您对他说一声，他什么都会替您办到……”

班长所说的那个上尉，常常同皮埃尔长谈，处处照顾他。接着班长又说：

“不瞒您说，圣·托马，他有一次对我说：基里尔是个有教养的人，会说法语。他是个落难的俄国贵族，但是个人物。他明白道理……不论他需要什么，你都不要拒绝他。人一旦有了学问，就爱好知识，尊敬有教养的人。基里尔先生，我这是在说您呢。前几天，要是没有您，事情就糟了。”

班长聊了一会儿就走了（班长刚才讲的是前几天俘虏同法国人打架的事，皮埃尔把同伴劝住了）。有几个俘虏听皮埃尔同法军班长谈话，立刻打听他说了些什么。皮埃尔告诉同伴，班长说法军开拔了。就在这时，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法国兵来到棚子门口。他敏捷而胆怯地举起几个手指表示敬礼，问皮埃尔，替他缝补衣服的士兵普拉东是不是住在这个棚子里。

一个星期前，法国人弄到一批皮料和麻布，要俘虏缝制靴子和衬衫。

“好了，好了，老弟！”普拉东拿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走出来，说。

普拉东因为天气暖和和为了干活方便，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黑得像泥巴的破衬衫。他的头发像工人那样用树皮扎起来，他的脸就显得越发浑圆可爱。

“一诺千金嘛。说礼拜五做好，就礼拜五做好。”普拉东打开缝好的衬衫，含笑说。

法国人不安地回头看了一下，仿佛克服了疑虑，迅速脱下军服，穿上衬衫。他在军服里没有穿衬衫，又黄又瘦的上身只穿一件油渍斑斑带花点的长绸背心。他显然怕旁观的俘虏笑话他，赶快把头套进衬衫里。俘虏中谁也没有说什么。

“瞧，挺合身！”普拉东一面说，一面替他拉正衬衫。法国人把头和手臂都伸进去，没有抬起眼睛，打量着身上的衬衫，仔细察看了线脚。

“我说，老弟，我这不是裁缝铺，又没有像样的工具。俗话说，没有工具连虱子也弄不死。”普拉东说，脸笑得更圆，显然为自己的手艺感到很得意。

“好，好，谢谢，那么，剩下的布呢？”法国人说。

“你贴身穿还要合适，”普拉东仍为自己的手艺得意扬扬，说，“还要漂亮，还要舒服呢。”

“谢谢，谢谢，朋友，那么，剩下的布呢？……”法国人笑眯眯地重复说，掏出钞票交给普拉东，“把剩下的布给我……”

皮埃尔看出普拉东不想弄懂法国人的话，就冷眼旁观，不加干预。普拉东谢了谢给他的钱，继续欣赏自己的手工。法国人坚持要剩下的布，请皮埃尔把他的话翻译给普拉东听。

“他要零头布做什么？”普拉东说，“我们倒可以做一副像样的包脚布。好，算了吧。”普拉东突然沉下脸，从怀里掏出一卷碎布，眼睛没看法国人，递给他。“哼！有什么了不起！”普拉东说着就往回走，法国人看看那块碎布，沉思起来，疑问地瞧了瞧皮埃尔，皮埃尔的目光仿佛在向他表示什么。

“普拉东，普拉东！”法国人突然脸红起来，尖声叫道，“你拿去吧！”他说着把碎布递给普拉东，转身走了。

“瞧你这人真怪，”普拉东摇摇头说，“据说他不是基督徒，但他有良心。老人说得好：‘穷人慷概大方，富人一毛不拔。’他身上一无所有，却把东西送人。”普拉东若有所思地含笑看着碎布，沉默了一会儿。“老弟，可以做一副出色的包脚布。”他说着回到棚子里。

十二

皮埃尔被俘已有四个星期。虽然法国人说过要把他从士兵棚子转到军官棚子，他却一直留在第一天进的那个棚子里。

在遭到浩劫的莫斯科，皮埃尔尝到一个人可能尝到的极端困苦，但由于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壮体格，更由于这种困苦是悄悄来到，说不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但轻松地忍受过来，而且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心满意足。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获得了以前追求而没有追求到的宁静和满足。长期以来他从生活各方面寻找这种精神的宁静和内心的和谐，寻找参加鲍罗金诺会战士兵身上所具有的优点，他还曾在慈善事业、在共济会、在上流社会的悠闲生活中、在酗酒、在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中、在对娜塔莎的浪漫爱情中寻找；他还曾在思想中苦苦寻找，结果都失败了。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只有通过死的恐怖，通过重重苦难，通过他从普拉东身上得来的启示，才获得精神的宁静和内心的和谐。他临刑时所经历的恐怖时刻，仿佛把以前觉得很重要的一些骚乱思想和感情从他头脑里永远抹掉了。他再也没有想到俄罗斯、战争、政治和拿破仑。他显然觉得，这一切都同他无关，他不负有这个使命，因此对这一切不能作出判断。“俄国和夏天，两者不相干”，他想起普拉东的话，重复了一遍，心里感到很宽慰。现在他觉得，他原来企图谋杀拿破仑、推算神秘的数字和《启示录》中那头怪兽，都很荒诞，甚至可笑。原来他恨妻子，又担心自己名誉扫地，现在他觉得这一切都不足道，简直是滑稽可笑。这个女人爱在什么地方过她所喜欢的生活，跟他有什么相干？他们知道或者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叫皮埃尔伯爵的俘虏，这跟谁特别是跟他又有什么相干呢？

现在他常常想到同安德烈公爵的谈话，并且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只是对安德烈公爵的思想有了点不同的看法。安德烈公爵认为，幸福往往只会走向反面，但他说这话带有苦涩和嘲讽的意味。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们一心追求幸福，但得不到它，只是徒然折磨自己罢了。但皮埃尔毫无保留地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没有痛苦，各种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以及由此而来的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一切皮埃尔现在认为就是人的最大幸福。只有在这里，皮埃尔才第一次尝到肚子饿时吃东西、口渴时喝水、要睡觉时能够入睡、寒冷时得到温暖、要谈话和听到人的声音时能谈话等快乐。山珍海味，整齐清洁，自由，这一切皮埃尔都已失去，只有这时，他才觉得这些原是极其完满的幸福。至于选择职业，也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现在完全受到限制，他觉得原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忘记，生活条件过分优越，就会使人丧失需要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而选择职业的最大自由，也就是教育、财富、社会地位所给予他的自由，使这种选择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取消了选择职业的需要和可能。

现在皮埃尔一心一意幻想着恢复自由的日子。然而后来，皮埃尔又极其兴奋地想到和谈到这一个月的俘虏生活。回味那一去不复返的强烈而快乐的感受，尤其是回味这个时期内心的完全平静和精神上的彻底自由。

俘虏生活的第一天，他清早起来，迎着曙光走出棚子，头一眼就看见新圣母修道院的阴暗圆顶和十字架，看见落满尘土的草地上的寒露，看见麻雀山的丘陵，看见隐没到紫色远方的树木丛生的曲折河岸。他还感觉到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听见从莫斯科飞越田野的寒鸦的啼声，一会儿，东方突然迸发出金光，太阳庄严地从云层后面露出边缘，于是圆顶、十字架、露水、远方和河流都在欢乐的阳光中闪耀。这时，皮埃尔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的欢乐和力量。

这种感觉在他整个被俘期间不仅没有离开过他，而且处境越困难，感受越强烈。

皮埃尔进棚子不久就受到同伴们的尊敬，他那种随遇而安和助人为乐的脾气更加突出。他通晓几种外语，法国人对他很尊敬，他朴实大方，有求必应（他每星期得到三卢布军官津贴），他力大无穷，士兵都看见他能把钉子按进棚子墙壁，他待同伴和蔼可亲，他能沉思默想地静坐半天，这都使士兵觉得他这人神秘莫测，不同凡响。他力大无穷，蔑视舒适的生活，落拓懒散，这些特点以前对他是有害的，使他感到拘束，如今在这些人中间他却几乎成了英雄。因此皮埃尔觉得，他们这种看法更增加了他助人的责任。

十三

十月六日夜间，法军开始行动：拆掉厨房和棚子，装好车，部队和辎重就开拔了。

七日晨七时，法军押送队身穿行军装，头戴高筒帽，扛着枪，背着背包和大口袋，站在棚子前。队列里发出一片喧闹的法语谈话声，其中夹杂着咒骂。

棚子里所有的人都穿上衣服，束好腰带，穿上靴子，收拾停当，只等命令一到就出发。生病的士兵索科洛夫身体消瘦，脸色苍白，眼圈发青，独自坐在原地，没有穿衣着靴，两只瘦得鼓出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不注意他的同伴，均匀地低声呻吟着。显然，他呻吟与其说是由于痛苦（他得了痢疾），不如说是害怕他一个人被留下来。

皮埃尔用绳子束腰，穿着普拉东用茶叶箱的包皮替他做的鞋（这块皮子是一个法国人拿来补靴底的），走到病人跟前蹲下来。

“我说，索科洛夫，他们并不是一去不回来！他们在这里还有一座医院。说不定你比我们谁都幸运呢！”皮埃尔说。

“哦，天哪！我要死了！哦，天哪！”那个士兵更加大声地呻吟起来。

“我这就再去求求他们。”皮埃尔说，站起来向棚子口走去。皮埃尔刚走到门口，昨天那个请皮埃尔抽烟的班长带着两个士兵从外面走来。班长和士兵都是行军装束，背着背包，戴着高筒帽，帽带闪闪发亮，扣住下巴。这使他们的相貌都显得同平时不一样。

班长是奉命前来关门的。出发以前要清点俘虏人数。

“班长，病号怎么办？……”皮埃尔说，但他刚开口就犹豫起来，不知对方是不是他所认识的班长，还是别的陌生人，因为此刻班长的模样大变了。此外，皮埃尔说话的时候，两旁突然响起咚咚的鼓声。班长听了皮埃尔的话皱起眉头，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两边鼓声震天，淹没了病号的呻吟。

“来了！……又来了！”皮埃尔自言自语。脊背上不由得掠过一阵寒颤。从班长变了色的脸上，从他的语气里，从震耳欲聋的紧张鼓声里，皮埃尔听出那强迫人们去残杀同类的无情的神秘力量，也就是上次行刑时他感受到的那种力量。害怕这种力量，竭力逃避它，向成为这种力量的工具的人哀求或劝告，都是没有用处的。这一点皮埃尔现在懂得了。只能等待，只能忍耐。皮埃尔没再走到病号跟前去，也没看他。他默默地站在棚子门口，皱紧眉头。

棚子门打开了，俘虏们像一群绵羊争先恐后地向门口挤去，皮埃尔抢到他们前面，走到上尉跟前。他就是班长说过愿为皮埃尔尽力的那个上尉。上尉也是一身行军装束。从他那冰冷的脸上，皮埃尔认出了班长的语气和鼓声里所表示的那种力量。

“走，走！”上尉说，板着脸，瞧着聚集在他旁边的俘虏。皮埃尔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还是走到上尉面前。

“哦，还有什么事？”上尉冷冷地回头瞧了瞧，仿佛不认识似的。皮埃尔提到那个病号。

“他也得走，真见鬼！”上尉说，“走，走！”他眼睛不看皮埃尔，继续说。

“不行，他快死了……”皮埃尔刚开口说。

“走开，走开！”上尉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嚷道。

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皮埃尔明白，那种神秘的力量已完全控制了这些人，现在再说也没有用。

法军把被俘的军官从士兵中叫出来，让他们走在前面。军官有三十来人，包括皮埃尔在内，士兵有三百人左右。

从其他几个棚子里出来的被俘军官都是陌生的，穿戴都比皮埃尔好。他们望着皮埃尔，望着皮埃尔的鞋，露出怀疑和冷漠的神态。离皮埃尔不远有个胖少校，身穿喀山长袍，腰束一条手巾，脸色又肿又黄，怒气冲冲地走着。他在被俘同伴中显然得到普遍尊敬。他一手拿着烟荷包插在怀里，另一只手握着长烟管。少校气喘吁吁，鼓着腮帮，发着牢骚，生大家的气，仿佛他们都在挤他，他们没有急事，却都急急忙忙，没有怪事，却都大惊小怪。另一个瘦小的军官，老找人说话，猜测现在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今天能走多少路。一个穿毡靴和军需官制服的军官跑来跑去，瞭望大火后的莫斯科，大声说着他的观察结果：什么房子给烧毁了，那是莫斯科的什么区。又有一个军官，听口音是波兰人，同军需官争论着，向他说明，他把莫斯科的地区弄错了。

“还争什么呀？”少校怒气冲冲地说，“尼古拉区也好，弗拉斯区也好，还不是一样。瞧，都烧光了，全完了……挤什么呀，道路还不够宽吗？”他生气地对后面的人说，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挤他。

“哎呀呀，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俘虏们望着周围的火烧场，不断地惊叹，“还有莫斯科河滨区，还有祖波夫区，还有克里姆林宫，瞧，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不是对你们说了吗，莫斯科河滨区全完了，就是这么回事。”

“您知道烧了，还谈它做什么！”少校说。

在经过哈莫夫尼基区（莫斯科少数几个未烧毁的区之一）的教堂时，俘虏们突然闪到一旁，发出恐惧而恶心的呼叫。

“瞧，这些恶棍！这些异教徒！是个死人，是个死人……脸上还抹过什么了。”

皮埃尔听见叫声，也向教堂那里走去。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教堂墙上靠着一个东西。他从眼力比他好的同伴嘴里知道那是一具尸体，竖着靠在墙上，脸上还抹过煤烟……

“走！走！……你们这些鬼东西……”押送队大声骂着，法国兵又凶相毕露，拔出短剑驱散围观尸体的俘虏。

十四

俘虏们通过哈莫夫尼基的小街，只由押送队押送，后面跟着属于押送队的各种车辆，但一到粮店那里，他们就卷入夹杂着私人车辆的庞大而拥挤的炮兵队伍中间。

到了桥头，人马都停下来，等前面的人先过桥。俘虏们站在桥头上，可以望见前后都是没有尽头的行进的车队。右边，卡卢加大道经过聂斯库奇诺耶转弯的地方，部队和车辆伸展到望不见头的远方。这是先头部队波加尔涅军，后面河岸上和卡敏内桥上是奈伊的部队和车辆。

达武部队（俘虏归他们押送）通过克里木浅滩，部分已进入卡卢加街。但是车队拉得很长，波加尔涅军的车队还没走出莫斯科，奈伊的先头部队已走出大奥尔登卡。

俘虏们过了克里木浅滩，走几步就得停一下，然后再走，四面八方来的车辆和人马越来越拥挤。俘虏们在大桥和卡卢加街之间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了几百步，然后来到莫斯科河滨街同卡卢加街交叉的广场上。他们在那里挤作一堆，停留了好几个小时。四面八方都是辘辘的车声，一刻不停，犹如大海的波涛，还有错杂的脚步声和不停的斥责声和咒骂声。皮埃尔靠在一座被焚毁的房子的墙上，听着那在他头脑中同咚咚的鼓声汇成一片的喧闹。

有几个被俘的军官想看得清楚些，爬到皮埃尔靠着的那座墙上。

“哦，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连大炮上都堆满了东西！瞧，毛皮衣服……”他们说，“瞧那些王八蛋抢了多少东西……瞧后面那辆车上的东西……那是从圣像上扯下来的饰品，错不了！……那准是德国人。还有我们的庄稼汉，可不是！……哼，王八蛋！……瞧那家伙背了多少东西，路都走不动了！瞧，把旅行马车也抢来了！……瞧那家伙竟坐在箱子上。老天爷！……他们打起来了！……”

“就是要这样打他耳光，打他耳光！照这样到天黑也走不了。瞧，你们瞧……那一定是拿破仑。瞧，多漂亮的马！瞧那皇冠，上面还有花体字母。就像一座活动房子。那家伙丢了口袋都不知道。又打起来了……一个女人抱着孩子，长得不错。可不是，这样的人准能通行……瞧，简直看不到头。有几个俄国姑娘，真的，是姑娘！坐着马车可舒服啦！”

又一阵众人好奇的浪潮，就像在哈莫夫尼基教堂旁边那样，把俘虏都冲到大路旁。皮埃尔凭着自己个儿高，越过别人的头看见引起俘虏们好奇的景象。在弹药车中间有三辆马车，车上紧挨着坐着几个女人，她们服装鲜艳，涂脂抹粉，嘴里发出尖声的叫喊。

自从皮埃尔意识到神秘的力量那一刻起，他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和害怕：不论是出于恶作剧而涂上煤烟的尸体，还是这些不知往哪里去的女人，或者莫斯科的瓦砾场。皮埃尔现在看到的一切，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仿佛他的心灵正在准备一场艰苦的搏斗，不愿接受任何可能削弱他力量的印象。

载着女人的那几辆车过去了。后面又是大车、士兵、货车、士兵、弹药车、轿车、士兵、箱子、士兵，偶尔还有妇女。

皮埃尔没有看到一个单身人，只看见长长的人流。

所有这些人马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赶着。皮埃尔观察了一个小时，只见人们从各个街道拥出来，谁都想赶快通过。他们你推我挤，怒气冲天，动手打架。他们龇牙咧嘴，皱着眉头，恶声对骂，个个脸上露出不顾死活、冷酷无情的神色，就像早晨擂鼓时皮埃尔在班长脸上看到的那样。

直到傍晚，押送队长召集他的队伍，又喊又骂地挤进辎重车队。俘虏们被团团围住，走上卡卢加大道。

大家亟亟地走着，也不休息，直到太阳落山才停下来。辎重车聚集在一起，准备过夜。人人怒气冲天，牢骚满腹。四面八方的咒骂声、吆喝声和打架声持续了好半天。一辆走在押送队后面的轿式马车撞在押送队的大车上，车辕把大车撞了个洞。几个押送兵从四面跑到大车前，有的把套轿车的马牵到一旁，动手打马的头，有的相互打起架来。皮埃尔看见一个德国人头部受了很重的刀伤。

在这寒冷的秋天黄昏，大家停留在田野中间，这时才懊恼地醒悟过来，他们何必这么匆匆忙忙赶路。他们一停下来才想到，他们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路上还将遇到多少困难。

这次休息，押送队对待俘虏的态度更坏。这一个月来，第一次给俘虏们吃马肉。

从军官到士兵，大家对每个俘虏仿佛都怀有私仇，不像原来那样亲切友好了。

在俘虏点名时，发现有个俄国兵从莫斯科出发时，假装肚子痛逃跑了。这样就使仇恨火上加油。皮埃尔看见，一个法国人殴打一名俄国兵，因为那俄国兵离开大路远了一点，又听见他认识的上尉斥责士官让一名俄国兵逃跑，并威胁说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士官推说那个兵生病走不动，军官说，上边有命令，掉队的都就地枪毙。皮埃尔觉得，那股在行刑时折磨他、在他被俘期间已销声匿迹的不祥力量，现在又控制了他。他感到恐惧，但他觉得，随着那股欲置他于死地的力量的不断增强，他身上不受它影响的生命力也在不断增强。

皮埃尔吃着黑麦面糊和马肉，跟同伴们聊着天。

皮埃尔也好，他的同伴们也好，大家都避而不谈莫斯科见闻，不谈法国人的粗暴态度，也不谈向他们宣布的就地枪毙的命令，大家仿佛有意对抗恶劣的环境，显得特别活泼和快乐。他们谈着各人的往事，谈着在行军途中见到的可笑场面，就是不谈当前的处境。

太阳早已落山。空中稀稀落落地亮着几颗星星；初升的满月在天边倾泻出一片红光，它像一个巨大的红球，奇妙地荡漾在灰蒙蒙的暮霭中。天还很亮。黄昏已经结束，但夜还没开始。皮埃尔站起来，离开新的同伴，穿过一堆堆篝火向道路另一边走去。他听说，被俘的士兵都在那里。他想去同他们聊聊。路上有个法国哨兵把他拦住，叫他回去。

皮埃尔只得回去，但不是回到同伴们的篝火那儿，而是走到一辆卸套的马车旁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盘腿坐在车轮旁冰冷的地上，垂下头，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阵，想着心事。他坐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来打扰他。他突然哈哈大笑。他那低沉而善良的笑声是那么响亮，引得周围的人都惊奇地回头去看那发出单独的古怪笑声的地方。

“哈哈哈！”皮埃尔笑着。他出声地自言自语：“那个士兵不放我过去。他们把我抓起来，关起来，把我当作俘虏。我是什么人？什么人？我的灵魂是不朽的！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有人站起来，走过去看看这个古怪的大胖子独自在笑什么。皮埃尔停住笑，躲开那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向周围环顾了一下。

篝火哔剥作响、人声喧哗嘈杂的巨大宿营地此刻安静了；火红的篝火暗淡了，熄灭了。一轮满月高挂在明亮的空中。营地外原先看不见的树林和田野，此刻在远处出现。越过树林和田野可以望见那变幻不定、富有魅力的无边无际的明亮远方。皮埃尔望望天空，望望渐渐远去的闪烁的星星。“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在我心中，这一切就是我！”皮埃尔想，“可是他们抓住这一切，关到板棚里！”他微微一笑，走到同伴那儿躺下睡觉。

十五

十月初，又有一名军使带着拿破仑的议和信来见库图佐夫，谎称是从莫斯科来的，其实拿破仑当时已到了旧卡卢加大道，离库图佐夫不远。库图佐夫的回答同上次答复洛里斯东送来的第一封信一样：绝无和谈可言。

这以后不久，在塔鲁季诺左边一带行动的陶洛霍夫游击队送来一份报告，说在福明斯科耶出现了法军，属布鲁西埃师，这个师同其他部队失去联系，很容易加以歼灭。这时俄军官兵又要求行动。参谋部的将军们想到塔鲁季诺郊外轻易取得的胜利，头脑发热，坚决要求库图佐夫采纳陶洛霍夫的建议。库图佐夫仍认为没有必要发动进攻。无奈何，只得采取折中办法：派一支不大的队伍到福明斯科耶去袭击布鲁西埃。

这项任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项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凑巧落在陶赫杜罗夫头上。陶赫杜罗夫个儿矮小，最不引人注目，谁也没有描写过他曾制订作战计划，在部队前面奔走忙碌，以及给炮兵连发十字勋章等事迹。大家认为他目光短浅，优柔寡断，但在整个俄法战争中，从奥斯特里茨会战到一八一三年，哪里形势吃紧，陶赫杜罗夫就在哪里指挥。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俄军逃的逃，死的死，后卫连一个将军也不剩，这时他仍集合部队，尽量挽救那些残兵败将，并在奥格斯特堤坝坚守，最后一个离开那里。他生病发烧，仍率领两万人马到斯摩棱斯克守卫城市，抗击拿破仑军队。在斯摩棱斯克，他在莫洛霍夫城门口热病发作，刚昏睡过去，就被攻城的炮声惊醒，结果斯摩棱斯克坚守了一整天。在鲍罗金诺会战中，巴格拉基昂阵亡，我军左翼伤亡达十分之九，法军炮兵集中力量向那里轰击，而派到那儿去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的陶赫杜罗夫。库图佐夫本来派别人去，后来赶快纠正自己的错误。矮小无名的陶赫杜罗夫被派到那里，结果鲍罗金诺会战给俄军赢得了最大的荣誉。诗歌和散文描写了许多英雄，可是对陶赫杜罗夫几乎只字不提。

陶赫杜罗夫又被派到福明斯科耶，又从福明斯科耶被派到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在那里同法军打了最后一仗，而法军的溃败也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在这次会战中又有许多天才和英雄受到颂扬，但对陶赫杜罗夫还是只字不提，或者一笔带过，含混其词。人们避而不谈陶赫杜罗夫，反而清楚地证明他品德高尚。

机器运转时落进一片刨花，一个不懂机器的人以为它是机器的重要部件，其实它在里面跳动，妨碍机器运转。一个不懂机器的人无法理解，机器的重要部件之一不是那片碍事的刨花，而是那无声转动的小小传动齿轮。

十月十日，陶赫杜罗夫在去福明斯科耶的途中停留在阿里斯托伏村，准备正确执行接到的命令。就在那一天，法军全军以疯狂的速度急行军到缪拉阵地，似乎准备打一仗，却突然无缘无故向左转，到达新卡卢加大道，进入原来只有布鲁西埃驻扎的福明斯科耶。当时受陶赫杜罗夫指挥的，除了陶洛霍夫以外，还有费格纳和谢斯拉文两支不大的队伍。

十月十一日傍晚，谢斯拉文带着一名俘获的法国近卫军到阿里斯托伏村见司令官。那俘虏说，今天进入福明斯科耶的部队是法国大军的先锋，拿破仑就在里面，法军离开莫斯科已是第五天。当天晚上，有个家奴从博罗夫斯克来，说看见大批军队进城。陶洛霍夫游击队的哥萨克报告说，他们看见法国近卫军沿着去博罗夫斯克的大道行军。所有这些情报都表明，他们原以为那里只有一师法军，现在才发现全部法军从莫斯科倾巢而出，而且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线——旧卡卢加大道。陶赫杜罗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的任务现在还不清楚。他原奉命攻击福明斯科耶，但原以为只有一个布鲁西埃师的福明斯科耶，现在却盘踞着全部法军。叶尔莫洛夫想擅自行动，但陶赫杜罗夫坚持必须等库图佐夫命令。于是决定向总司令部请示。

为此，精明能干的军官波尔霍维季诺夫被选派出来，他除了递送书面报告，还要口头汇报全部情况。午夜近十二时，波尔霍维季诺夫接到书面报告和口头指示，带了一名哥萨克和几匹替换的马向总司令部驰去。

十六

这是一个温暖而黑暗的秋夜。小雨已下了四天。波尔霍维季诺夫换了两次马，一个半小时在泥泞的道路上跑了三十俄里，凌晨一点多钟到达列塔舍夫卡。他在一所篱笆上挂有“总司令部”牌子的农舍前下了马，就丢下马走进昏暗的门廊。

“值班将军，快！我有要事！”他对门廊里一个正在气喘吁吁地起身的人说。

“大人昨晚就不舒服，已有三天没睡觉了，”勤务兵低声求情说，“您还是先叫醒上尉吧。”

“我有要事，是陶赫杜罗夫将军派我来的。”波尔霍维季诺夫说，摸索着打开的门走进去。勤务兵走在他前面，唤醒一个人：

“大人，大人，有信使。”

“什么？什么？谁派来的？”一个人睡意蒙眬地问。

“从陶赫杜罗夫和叶尔莫洛夫那里来的。拿破仑到了福明斯科耶。”波尔霍维季诺夫说，在黑暗中看不清是谁在问他，但听声音不是柯诺夫尼岑。

被叫醒的人打着呵欠，伸了伸懒腰。

“我可不愿去叫醒他，”他摸索着什么东西，说，“他病了！也许这是谣言。”

“这是报告，”波尔霍维季诺夫说，“我奉命立刻交给值班将军。”

“等一下，让我点上火。死鬼，你把蜡烛放到哪儿去了？”伸懒腰的人骂勤务兵说，原来他是柯诺夫尼岑的副官谢尔比宁，“找到了，找到了！”他添加说。

勤务兵打着了火，谢尔比宁摸到了烛台。

“哼，真脏！”他厌恶地说。

波尔霍维季诺夫凭着一星火光，看见手拿蜡烛的谢尔比宁年轻的脸，前面角落里还睡着一个人，那就是柯诺夫尼岑。

火绒点着硫磺木片，冒出青色火焰，然后变成红色火焰。谢尔比宁点着蜡烛，啃蜡烛的蟑螂纷纷从烛台上逃跑。他凭着火光瞧了瞧信使。波尔霍维季诺夫一身是泥，他用衣袖擦脸，又抹了一脸的泥。

“谁写来的报告？”谢尔比宁拿起信封，问。

“消息可靠，”波尔霍维季诺夫说，“俘虏、哥萨克、侦察兵，他们都这么说。”

“没办法，只好去把他叫醒了。”谢尔比宁说，站起来走到那个头戴睡帽、身盖军衣的人跟前，“柯诺夫尼岑将军！”他叫道。柯诺夫尼岑一动不动。“到总司令部去！”他含笑说，知道这句话一定能使他苏醒过来。果然，戴睡帽的头立刻抬起来。柯诺夫尼岑脸容英俊刚毅，双颊绯红，现出一副好梦未醒的神情，但他突然抖擞精神，脸上又恢复平时沉着坚毅的表情。

“嗯，什么事？谁派来的？”他立刻问，但语气仍从容不迫，因不习惯烛光而眨着眼睛。柯诺夫尼岑听着军官的报告，拆开公文，看了一遍。他一看完，就把穿毛袜的脚伸到地上，动手穿靴子。然后拉下睡帽，拢了拢鬓发，戴上军帽。

“你赶路了吗？我们去见总司令。”

柯诺夫尼岑立刻明白，送来的消息极其重要，不能耽搁。这消息是好是坏，他没有考虑，也没有问自己。他对这事并不关心。他看待整个战争不用头脑，也不作推理，而是用别的东西。他内心深信，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但不能依赖这一点，更不用说出口，而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而对待自己的一份工作，他确实是全力以赴的。

柯诺夫尼岑也像陶赫杜罗夫一样，出于礼节被列入所谓一八一二年英雄的名单，与巴克莱、拉耶夫斯基、叶尔莫洛夫、普拉托夫、米洛拉多维奇等人并列。他也像陶赫杜罗夫一样，是个出名的知识不多、能力有限的人。他同陶赫杜罗夫一样，从来没有制订过作战计划，但总是在最困难的地方指挥战斗。自从被任命为值班将军以来，他总是开门睡觉，并吩咐不论谁来都可以叫醒他。战斗的时候，他总是冒着炮火，出生入死，为此库图佐夫常常责备他，并且不敢派遣他。其实，他也像陶赫杜罗夫一样，是个不声不响、不受人注意的齿轮，却是机器的主要部件。

柯诺夫尼岑离开农舍，走进潮湿的黑夜，皱起眉头，一半是由于头痛得更厉害，一半是由于头脑里浮起一个不愉快的想法：参谋部那帮有权有势的人物，特别是塔鲁季诺战役后同库图佐夫不共戴天的别尼生，听到这消息不知会怎样乱成一团。他们会怎样提出建议，相互争吵，发布命令，取消命令。这个预感使他不快，尽管他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果然，他顺路把这消息报告托里，托里立刻向同住的将军讲述他的想法。柯诺夫尼岑没精打采地默默听着，然后提醒他应该去见总司令。

十七

库图佐夫也像一般老年人那样，晚上睡得很少。他白天常常突然打盹，但一到夜里，总是和衣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不睡觉而想着心事。

现在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一只胖鼓鼓的手托着他那受过伤的沉重的大脑袋，睁着他那只独眼凝视着黑夜，聚精会神地思索着。

自从别尼生同皇上通过信，在总司令部掌握最大的权力以后，他总是躲着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反而觉得安静些，因为再没有人逼他率领军队进行无益的进攻。库图佐夫想，塔鲁季诺战役和战役前夜的沉痛教训至今记忆犹新，对别人也一定同样起作用。

“他们应该明白，我们发动进攻，结果只会失败。忍耐和时间就是我的无敌英雄！”库图佐夫想。他懂得：苹果青，不要摘。苹果熟，自然落。采摘青苹果，糟蹋苹果又伤树，还要酸掉你的牙。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知道野兽负伤了，是全俄国的力量使他负的伤，但伤势是不是致命，至今还不清楚。现在，根据洛里斯东和别尔捷列米的情报和游击队的报告，库图佐夫几乎可以断定，它受了致命伤。不过还需要证据，还得等待。

“他们急于要跑过去看看，野兽是怎样被杀死的。别忙，你们会看见的。老是运动战，老是进攻！”他想，“为了什么呀？就是想出风头。仿佛打仗有什么好玩似的。他们简直像孩子，什么也不懂，却老想卖弄本领。可现在不是卖弄本领的时候。

“他们向我提出过多少巧妙的运动战啊！他们只想出两三个偶然性事件（他想起彼得堡的总体计划），就以为考虑周到了。事实上，偶然性事件是多得数不胜数的！”

敌人在鲍罗金诺负的伤是不是致命，这个未解决的问题盘旋在库图佐夫的头脑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一方面，法国人占领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库图佐夫全身心感觉到，他和全体俄国人民全力以赴的沉重打击对法军应该是致命的。但无论如何需要证据，他等待证据已有一个月，而时间过得越久，他越是不耐烦。他在失眠之夜躺在床上，头脑里所想的正是年轻将军们所要求而遭到他责备的事。他想到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事，其中包括拿破仑的死。他设想的各种偶然性事件同年轻人一样，差别只在于他不拿这些偶然性事件作为依据，而他想到的这种事不是两三件，而是成千上万件。他越想，可能出现的偶然性事件越多。他设想拿破仑军队（他的全部军队或部分军队）的各种行动：进军彼得堡，向他进攻，包抄他，也设想可能发生他所最害怕的事：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莫斯科按兵不动，以逸待劳。库图佐夫甚至设想，拿破仑军队可能退到梅登和尤赫诺夫，但他不可能预见到一件事：拿破仑军队在离开莫斯科的头十一天里疯狂地到处乱窜。这使库图佐夫当时不敢想象的事成为现实：法军彻底溃败了。陶洛霍夫关于布鲁西埃师情况的报告、游击队关于拿破仑军队遭殃的消息、法军撤出莫斯科的传闻，这一切都证明法军已被击溃，准备逃跑；但这只是推测，青年人觉得重要，但库图佐夫并不这样看。他积六十年的经验知道这些传闻有多大价值，知道有些人别有用意，他们总是收集一些消息来证实他们的愿望，这样，他们往往忽视相反的消息。库图佐夫越是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就越不轻易相信它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其他一切在他只是例行公事。同参谋人员谈话啦，从塔鲁季诺给斯塔尔夫人[247]写信啦，读小说啦，颁发奖章啦，同彼得堡通信啦，诸如此类都是例行公事，而只有他一人预见到的法军溃败，才是他心中唯一的愿望。

十月十一日夜里，他用手支着头躺着，想着这件事。

隔壁屋里有动静，传来托里、柯诺夫尼岑和波尔霍维季诺夫的脚步声。

“喂，谁啊？进来！进来！有什么消息？”总司令大声喊道。

跟班点上蜡烛，托里讲了这消息。

“是谁送来的消息？”库图佐夫问，在烛光下他脸色的冷峻使托里吃惊。

“这是无可怀疑的，大人。”

“叫他来，到这儿来！”

库图佐夫坐在床上，垂下一条腿，他那大肚子歪在另一条蜷起的腿上。他眯缝起那只独眼，想把信使看个清楚，仿佛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所关心的事。

“说吧，说吧，老弟！”他用低沉苍老的声音对波尔霍维季诺夫说，把敞开在胸前的衬衫掩了掩，“过来，走近一点。你给我带来什么消息啦？啊？拿破仑从莫斯科逃走了？是真的吗？啊？”

波尔霍维季诺夫把他带来的情况从头到底详细报告了一遍。

“说吧，快说，别折磨人！”库图佐夫打断他说。

波尔霍维季诺夫讲完，默默地等候指示。托里刚要说话，但被库图佐夫打断。库图佐夫想说些什么，但他突然眯起眼睛，皱起眉头，他向托里摆了摆手，转过身去，对着被神像遮暗的堂屋的正面。

“主哇，我们的造物主哇！你听到了我们的祷告……”他合拢手掌，声音发颤地说，“俄罗斯得救了。主哇，感谢你！”他哭了。

十八

从得知法军撤出莫斯科到战争结束，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就是用权力、巧计和要求阻止军队作无益的进攻和打运动战，避免同行将灭亡的敌人发生冲突。陶赫杜罗夫去马洛雅罗斯拉韦茨，但库图佐夫却踌躇不前，下令撤出卡卢加，他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

库图佐夫处处退却，但敌人不等他退却就往相反的方向逃跑。

拿破仑的史学家给我们描写了他向塔鲁季诺和马洛雅罗斯拉韦茨的巧妙运动战，并作了推测，如果拿破仑深入富饶的南方各省，情况将会怎样。

但是，这些史学家避而不谈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止拿破仑进入南方各省（因为俄军处处给他让路），他们忘记拿破仑的军队是无可挽救的，它自身已具备必然灭亡的条件。这支军队既然在莫斯科获得充足的粮草，却不能保住它而把它踩在脚下，这支军队既然在斯摩棱斯克不是征集粮草而是抢劫粮草，那么，这支军队怎么能在卡卢加省（这里住着同莫斯科一样的俄国人，有着同样可以放火的东西）恢复元气呢？

这支军队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恢复元气。它自从打了鲍罗金诺战役和洗劫莫斯科后自身产生了腐化因素。

这支军队的士兵和长官一起逃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一心只想（从拿破仑到每个士兵）尽快摆脱这种虽不明确、但人人都意识到的绝境。

就因为这个缘故，在马洛雅罗斯拉韦茨的军事会议上，将军们都装腔作势地进行讨论，提出各种意见，最后，还是憨直的士兵穆东说出了大家的心愿，就是“赶快逃跑”。结果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拿破仑在内，能说出一句话来反对这个公认的真理。

不过，虽然大家都知道非跑不可，但仍羞于承认。这种羞耻心需要外力来加以克服。这种外力及时出现了。那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皇帝，乌拉！”[248]

会后第二天，拿破仑一早假装要视察军队，视察过去的战场和未来的战场，带着元帅和卫队，骑马从军队中间走过。那些到处找寻战利品的哥萨克遇到皇帝，差点儿把他活捉。这次哥萨克没有活捉拿破仑，救他一命的恰好是使法军毁灭的战利品，因为在塔鲁季诺也好，在这里也好，哥萨克都不去抓俘虏而扑向战利品。他们没注意拿破仑，却扑向战利品，拿破仑因此才得以脱身。

顿河的儿子们[249]既然差一点在法军中把皇帝本人捉住，那么，事情很清楚，拿破仑除了赶快沿着最近的熟路逃走之外别无他法。拿破仑到了四十岁的中年，已不像以前那样灵活和勇敢，这一层他是懂得的。他受到哥萨克的惊吓，立刻接受穆东的意见，像史学家说的那样，下令向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

拿破仑同意穆东的意见，军队撤退，但这并不证明他曾下令这样做，但是，促使法军全军取道莫扎依斯克大道后退的那种力量在拿破仑身上也起了作用。

十九

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总会想到行动的目的。人行千里，必定想到千里之外有什么好东西。要获得行动的力量，必须设想前面有天国乐土在等待着他。

法军进攻时，天国乐土是莫斯科，撤退时，是祖国。但祖国太遥远了，一个千里之行的人必须忘记终极目的，并对自己说：“今天我要走四十俄里路，然后休息，过夜。”于是第一程的休息处就掩盖了终极目的，成了他全部的心愿和希望。个别人的憧憬往往会发展成为一大群人的憧憬。

对沿着斯摩棱斯克旧道后退的法国人来说，祖国这一终极目的太遥远，最近的目的是斯摩棱斯克，因此人群去斯摩棱斯克的心愿和希望就大大加强。倒不是因为他们以为斯摩棱斯克粮草丰富，生力军强大，也不是因为有谁对他们说过这种话（相反，高级将领和拿破仑本人都知道那里粮草很少），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他们行动并忍受当前苦难的力量。他们，不管是不是知情，都同样自欺欺人，把斯摩棱斯克当作天国乐土，向那里疾行。

法军上了大路，就以惊人的精力和闻所未闻的速度奔向他们假想的目的。除了万众一心因而精力充沛这个原因外，法军这样齐心行动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人数众多。人数众多就像按照物理学的引力定律，把人一个个像原子那样吸引在一起。他们千万个人就像一个国家那样行动着。

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当俘虏，以摆脱各种恐怖和苦难。但是，一方面，奔赴斯摩棱斯克目的地这个共同的愿望把每个人吸引到同一方向；另一方面，一个军总不能向一个连投降，虽然法国人利用一切机会脱离队伍，借各种微不足道的理由投降，但这样的理由也不容易找到。法军人数的众多和密集的迅速撤退使他们无法投降，并使俄军难以阻止法军大量人马全力以赴的撤退。物体的机械断裂不能超过限度地加速它的解体。

一团雪不可能一下子融化。存在一定的时间限度，任何气温都不能早于这个限度使雪融化。相反，气温越高，残雪就结得越牢。

在俄国将领中除了库图佐夫谁也不懂这个道理。当法军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逃跑时，柯诺夫尼岑十月十一日夜里预料的事就开始实现。高级将领个个都想立功，个个都想切断、截击、俘虏和歼灭法军，个个都要求进攻。

只有库图佐夫一人全力反对进攻，虽然每一个总司令的力量都是有限的。

他当时不能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何必再打仗，何必封锁道路，何必牺牲自己的人，残酷屠杀不幸的人们？既然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敌人不战就损失了三分之一，那么何必再打仗呢？但库图佐夫还是凭他老年人的智慧说些他们能懂的话，告诉他们对敌人要网开三面，可是他们却取笑他，诽谤他，他们大发雷霆，围着敌人那只死老虎大逞威风。

在维亚兹马附近，叶尔莫洛夫、米洛拉多维奇、普拉托夫等人离法军很近，他们按捺不住要切断并歼灭法军两个军的欲望。他们把自己的企图通知库图佐夫，信封里不装报告，却装一张白纸。

不管库图佐夫怎样制止军队，俄军还是发动进攻，竭力堵截敌军。据说，几个步兵团进攻时，奏着军乐，打着军鼓，结果消灭了几千敌人，自己也损失了几千人。

至于切断，他们并没有切断任何敌人，也没有歼灭任何部队。法军在危险面前抱得更紧，沿途不断减员，继续走向那条通往斯摩棱斯克的灭亡之路。

第三部

一

鲍罗金诺战役，以及随后的莫斯科陷落和法军不战而逃，都是富有教训意义的历史事件。

史学家都同意，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中，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

据史书记载，某某国王和皇帝同另一国国王或皇帝发生争执，他就召集军队同敌军厮杀，杀死了三千、五千、一万敌人，征服了一个有千百万人口的国家和民族，最后获得胜利。这是一种怪事。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军队一旦战败，整个民族就不得不屈服。这也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事。虽然如此，就我们所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打仗，其成败就成为民族力量消长的原因，至少也是这种消长的主要标志。军队一旦打了胜仗，战胜民族的权利顿时增加，而战败民族的权利就顿时受到损害。军队打了败仗，那个民族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丧失权利，它的军队彻底失败，它也就彻底被征服。

据史书记载，自古至今，历来如此。拿破仑历次战争都证明了这个规律。按照奥军失败的程度，奥地利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法国则增加了自己的权利和力量，法国人在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不过，一八一二年法军在莫斯科城下打了胜仗，占领了莫斯科，以后再没有打过仗，但结果灭亡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和拿破仑的法国。为了符合历史规律而编造历史，硬说鲍罗金诺战场仍在俄军手里，莫斯科沦陷后又打过几仗，从而消灭了拿破仑军队，那是行不通的。

法国人在鲍罗金诺打了胜仗后，不仅没有打过一次大仗，连一次像样的小仗都没有打过，而法军就灭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说这并非历史事实（当任何历史事件不合史学家尺度时，他们就采用这种编造的手法）。如果这只是少数军队之间的短暂冲突，我们可以说这是例外事件。但这次事件是父辈们亲眼目睹的，关系到祖国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次……

一八一二年从鲍罗金诺战役到法军被逐出俄国的整个战争证明，打胜仗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不是征服的必然标志；同时证明，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其他因素。

法国史学家描述法军撤出莫斯科前的情形说，那支伟大的军队完整无损，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除外，因为没有草料喂马和其他牲口。这种灾难无法克服，因为郊区农民焚毁干草，不留给法国人。

会战胜利并未带来良好结果，因为像卡尔普、弗拉斯之流的庄稼汉在法军撤走后赶着大车进莫斯科抢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行为。这样的庄稼汉不计其数，他们没有把干草运进莫斯科卖好价钱，而是把干草烧掉。

让我们想象，有两人按照击剑规则进行决斗，决斗持续了相当久；突然交手一方发觉自己负伤，他知道这不是儿戏，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丢下长剑，顺手捡起一根大棒挥舞起来。可见这人为了达到目的，明智地使用了最好最简单的武器，同时他受骑士精神影响想掩盖事实真相，硬说他是按照全部击剑规则取胜的。但我们看到，这样描写决斗是多么荒唐可笑！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决斗的击剑者是法国人；丢下长剑、抡起大棒的是俄国人；竭力按照击剑规则来解释的是叙述这场战争的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展开了一场不符合传统作战方法的战争。焚毁城市和乡村，且战且退，鲍罗金诺的受挫和退却，莫斯科的失守和大火，搜捕打劫的法国兵，拦截运输车，打游击战，这一切都是不符合战争常规的。

拿破仑感到这一点。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看见对方举起的不是长剑而是大棒，就一再责怪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不照规则作战，仿佛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责怪俄国人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怎的认为用大棒作战是可耻的，而希望按照规则站好第四或第三姿势，摆出第一姿势，来一个巧妙的冲刺，等等，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威风凛凛地举了起来，也不问合不合人家的口味和规则，动作粗鲁，目标明确，不顾三七二十一地举起来，打下去，打击法国人，直到侵略军全军覆没。

一个民族不像一八一三年法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遵守击剑规则，调转剑柄，姿势优美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有福了。一个民族在危急关头不管别人在这种时刻按照什么规则行事，朴实而灵活地顺手拿起大棒向敌人进攻，直到发泄完胸中的屈辱和仇恨，以轻蔑和怜悯对待敌人，这个民族有福了。

二

有一种违反所谓兵法的最明显和最有利的行动，那就是用分散的人群攻打挤成一团的人群。这类行动往往在人民战争中表现出来。这类行动不是一群人打一群人，而是一群人分散开来，单独出击，遇到对方大部队进攻就跑，一有机会再出击。西班牙游击队是这样做的，高加索山民是这样做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

这种战争叫游击战，顾名思义就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兵法，而且违反公认的绝对正确的战术规则。兵法规定，攻击一方应集中兵力，使自己在战斗中比敌人强大。

游击战（历史证明，游击战总能取胜）就直接违反这条兵法。

它违反兵法，因为兵法规定，军队的力量是和军队的人数一致的。兵法说，兵越多，力量越大。权力总是在人数多的一方。

兵法有点像力学，力学研究物体运动，根据的是物体的质量，说两种运动物体的力是否相等，要看两者的质量是否相等。

力（运动量）等于质量和速度的乘积。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也是质量和某种因素的乘积，也就是质量和未知数X的乘积。

军事科学发现历史上有无数军队的质与力不符的例子，也就是小部队打败大部队，于是不得不躲躲闪闪地承认有一种未知的因子存在，并竭力在几何图形、装备、统帅的天才（最常用的）中找寻这种因子。但用这些数值来代替因子，并不能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果。

其实只要摒弃为讨好英雄而对最高当局战时指示作虚伪的吹捧，这个未知的X就可以找到。

这个X就是士气，也就是全体军队所具备的一定的斗志和冒险精神。这种斗志和冒险精神同指挥作战的将领有没有天才无关，同排成三路还是两路无关，同使用大棒还是使用每分钟三十发的步枪无关。斗志最强的人总是具有最有利的战斗条件。

士气是因子，乘上质量就得出力的积数。确定和表明这个未知因子——士气的数值，这是科学的任务。

要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就不能用统帅命令、军事装备等显示力的条件当作因子的价值，任意用它来代替未知的X，而应该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个未知数不是别的，而是一定的斗志和冒险精神。只有用方程式来表明已知的历史事实，通过比较这个未知数的相对价值，才能确定这个未知数。

十个人，十个营或者师，同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者师战斗，他们把十五个人战败，也就是把对方全部打死或俘虏，自己只损失了四个人。结果一方损失了四个，另一方损失了十五个。因此，四等于十五，也就4X=15Y。它的方程式就是：X:Y=15:4。这个方程式并没有表明未知数的值，但它表明了两个未知数的比例。我们可以把各种历史事件（战斗、战役、战争阶段）列成这样的方程式，从中求出各种数据，并从那种数据中发现一些规律。

军队进攻时要集体行动，退却时要分散行动，这个战术规则无形中证明一个真理：军队的力量在于士气。率领军队冒着炮火前进，比打退敌人的进攻需要更严格的纪律，而这样的纪律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取得，但这项战术规则忽视士气，因此往往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全民战争中，士气有时高涨，有时低落，这种规则同事实矛盾，就格外明显。

一八一二年，法军退却，按照战术，应该分散防御，但他们却挤成一团，因为士气低落，军队只有抱成一团，才能勉强维持。俄军正好相反，按照战术应该大兵团作战，但他们却把兵力分散，因为士气高涨，士兵不待命令就自发去打法国人，他们无需强迫，就不辞辛劳，甘冒危险。

三

所谓游击战是从敌人攻入斯摩棱斯克开始的。

早在游击战被俄国政府正式采用前，就有几千名敌军——掉队的抢劫兵和饲料采购员——被哥萨克和农民消灭。他们杀死这些人是不自觉的，就像群狗咬死一条疯狗那样。杰尼斯·达维多夫凭俄国人的聪明第一个懂得这种大棒的可怕作用，它不顾兵法消灭法军，因此最早使这种战争方式合法化的荣誉应该归于他。

八月二十四日，达维多夫建立第一支游击队，接着其他游击队也纷纷组成。战事向前发展，游击队的数目不断增加。

游击队分批消灭这支大军。他们收拾从枯枝上落下的叶子，有时还摇撼枯树。这棵枯树就是法军。十月份，当法军往斯摩棱斯克逃跑时，这种人数不等、性质各异的游击队有几百个，有些游击队犹如正规军，有步兵、骑兵、参谋部，还带着生活用品；有些游击队只有哥萨克骑兵；有些是小股的，有些由步兵和骑兵混合组成；有些由普通农民和地主组成。有一支游击队的队长是教堂执事，他在一个月里抓了几百名俘虏。有个村长的老婆叫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名法军。

十月底，游击战达到高潮。游击队在最初阶段大胆杀敌，连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们随时都有被法军包围和俘虏的可能，常常马不卸鞍，人不下马，藏身树林，时刻担心有人追击。如今这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这场战争已成定局，大家都知道，对付法国人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现在只有那些带参谋部的大游击队长官照规矩远离法军，仍认为有许多事是办不到的。那些小股游击队则就近观察法军，早已开始行动。那些大游击队连想也不敢想的事，他们却认为是办得到的。哥萨克和农民潜入法军中间，他们认为现在什么都可以办到。

十月二十二日，杰尼索夫带领他的队伍打游击打得热火朝天。他带着队伍一早就开始行动。他整天守在大路旁的树林里，监视一支护送骑兵辎重和俄国俘虏的法军运输大队。据侦察员和俘虏说，这支运输大队远离其他部队，在强大的掩护下开往斯摩棱斯克。知道这支运输大队的不仅有杰尼索夫和带着一支不大的游击队、在杰尼索夫游击队附近活动的陶洛霍夫，还有几个设参谋部的大游击队。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支运输大队，而且像杰尼索夫所说的那样，都对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有两个大队的队长，一个是波兰人，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邀请杰尼索夫同他们的队伍联合起来袭击运输大队。

“不，老兄，我也不是娃娃！”杰尼索夫读完信，说。他给德国人回信说，尽管他甘愿在英勇无畏的名将麾下服务，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份荣幸，因为已接受波兰将军的领导。他又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给波兰将军，通知他已归德国人领导。

杰尼索夫作了这样的安排，打算不向上级报告，就同陶洛霍夫一起，用他们不大的兵力袭击和拦劫这个运输大队。十月二十二日运输大队从米古林诺村转移到沙姆舍沃村。从米古林诺村到沙姆舍沃村的大路，左边是大树林，这些树林有些紧挨大路，有些离大路有一俄里或更远些。杰尼索夫骑马带着他的队伍整天在树林里转来转去，有时深入树林，有时走到林边，但眼睛一直盯住撤退的法军。一早，离米古林诺村不远，树林紧挨大路的地方，有两辆载着骑兵马鞍的大车陷进泥里，被杰尼索夫游击队截获带到林中。从那时起直到傍晚，游击队没有发动进攻，只监视着法军的行动。先不去惊动他们，让他们太太平平走到沙姆舍沃村，然后同陶洛霍夫联合起来，而陶洛霍夫傍晚要到离沙姆舍沃村一俄里的看林人小屋里来商谈，到黎明从两面夹攻，像雪崩一样压到敌人头上，把他们全部俘虏。

后面，在离米古林诺村两俄里、树林紧挨大路的地方布置六名哥萨克，要他们等新的法军纵队一出现立刻来报告。

在沙姆舍沃村前面，陶洛霍夫同样监视着大路，以便弄明白什么地方还有法军。运输大队估计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有两百人，陶洛霍夫大约也有这么多人。敌军人数占优势并不能使杰尼索夫停止行动。他还需要弄明白一点，对方是什么兵种；为了这个目的，杰尼索夫需要抓一个舌头（就是从敌人纵队里抓一个俘虏）。早晨袭击那两辆法军大车，干得太匆忙，把跟车的法国人全部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掉队的小鼓手，可那孩子根本说不清他们是什么兵种。

杰尼索夫认为再次袭击有危险，会惊动整个纵队，因此派农民游击队队员季洪到前面沙姆舍沃村，尽可能抓在那里打前站的设营员，哪怕抓到一个也好。

四

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秋日。天空和地平线都现出黄浊的颜色。天一会儿起雾，一会儿又下起斜打的大雨。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两肋凹陷的良种瘦马，雨水从他的毡斗篷和皮高帽上流下来。他和他的马一样，歪着脑袋，侧着耳朵，被斜雨打得皱起眉头，聚精会神地望着前方。他那长满浓密的乌黑短胡子的瘦脸怒形于色。

杰尼索夫旁边是他的助手哥萨克大尉。哥萨克大尉也披着毡斗篷，戴着皮高帽，但骑的是一匹高大肥壮的顿河马。

另一个哥萨克大尉洛华伊斯基也披毡斗篷，戴皮高帽，高个子，身子薄得像木板，脸色白净，头发淡黄，眼睛细而亮，脸部的表情和骑马的姿势都显得镇定自若。虽然说不出这匹马和骑者有什么特点，但只要对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看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杰尼索夫浑身湿透，样子狼狈，只是个一般的骑马的人；而那个哥萨克大尉，依旧神态自若，漂亮洒脱，仿佛他不是骑在马上，而是人马一体，具有双倍力量的一种生物。

他们前面不远走着一个农民向导。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白色尖顶帽，浑身上下都已湿透。

他们后面不远，一个身穿蓝色法军外套的年轻军官，骑着一匹吉尔吉斯瘦马，马的尾巴和鬃毛都很长，嘴唇磨得出血。

旁边是一个骑马的骠骑兵，马屁股上坐着一个身穿破烂法国军服、头戴蓝色尖顶帽的孩子。这孩子用冻得通红的双手抓住骠骑兵，不断摆动一双光脚以取暖，扬起眉毛，惊讶地环顾着四周。这就是早晨俘虏的法国小鼓手。

后面，骠骑兵三五成群，沿着林间狭窄的泥泞路走着；再后面是哥萨克，有的披着毡斗篷，有的穿着法军外套，有的头上顶着马衣。马匹，不论棕红还是枣红，一淋雨看上去都是乌黑的。鬃毛淋过雨，马脖子看上去格外细长。马匹散发着热气。衣服，马鞍，缰绳，全都是湿淋淋滑腻腻的，土地和路上的落叶也是这样。人们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坐在马上，以便焐暖流到身上的水，同时不再让水从座位底下、从膝盖、从脖子后面流进去。哥萨克的队伍拉得很长，队伍中间有两辆套着法国马和哥萨克带鞍马的大车，在树桩和枯枝中间颠簸着，驶过路上积水的车辙，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

杰尼索夫的马为了绕过路上的水洼，往旁边一拐，使杰尼索夫的膝盖撞在一棵树上。

“咳，活见鬼！”杰尼索夫怒骂道，他龇着牙把马抽了两三鞭，溅得自己和同伴一身泥。杰尼索夫心情不好，因为淋雨和饥饿（从早晨起谁也没有吃过东西），但主要是因为至今没有陶洛霍夫的消息，而派去抓“舌头”的人也没有回来。

“像今天这样袭击运输队的机会恐怕不会再有了。单独袭击太冒险，但要是推迟到明天，那就会让别的大游击队从我们鼻子底下抢走战利品。”杰尼索夫想，不断往前眺望，希望看见陶洛霍夫派来的人。

杰尼索夫来到林间小路，停了下来，从那里往右可以望得很远。

“有个人骑马跑来。”他说。

哥萨克大尉朝杰尼索夫指的方向望去。

“有两个：一个是军官，一个是哥萨克士兵。但不能认定是不是中校本人。”哥萨克大尉说，他喜欢用哥萨克们不懂的词儿。

两个骑马的人下了山坡消失了，几分钟后又出现。前面那个军官衣服褴褛，浑身湿透，裤脚卷到膝盖以上。他挥动鞭子，赶着那匹疲劳的大跑的马。他后面那个哥萨克站在马镫上，让马走着快步。军官是个年轻的孩子，阔脸膛，红脸颊，一双眼睛喜气洋洋。他驰到杰尼索夫面前，递给他一个湿透的信封。

“将军叫我送来的，”年轻的军官说，“对不起，有点湿了……”

杰尼索夫皱起眉头，接过信封，动手拆开来。

“大家总是说危险，危险。”杰尼索夫读信的时候，年轻的军官对哥萨克大尉说。“但我同柯马罗夫，”他指指哥萨克，“早有准备。我们都有两支手枪……这是怎么回事？”他看见法军小鼓手问，“是俘虏吗？你们已经打过仗了？可以同他谈谈吗？”

“哦，你是罗斯托夫！彼嘉！”杰尼索夫匆匆看完信，叫起来，“你怎么不说你是谁？”杰尼索夫含笑转过身去同年轻的军官握手。

这个军官就是罗斯托夫家的彼嘉。

彼嘉一路上考虑着他该怎样像一个大人，像一个军官那样对待杰尼索夫，不让人看出他们以前是相识的。但杰尼索夫对他微微一笑，彼嘉立刻容光焕发，快乐得满脸通红，忘记了事先准备好的军官架子，讲他怎样从法国人旁边走过，他接到这个任务很高兴，他在维亚兹马城下已参加过战斗，有个骠骑兵在那儿立了功。

“哦，见到你很高兴！”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脸上又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

“米哈伊尔·费奥克里迪奇，”他对哥萨克大尉说，“又是那个德国人送来的。他是他的部下。”杰尼索夫告诉哥萨克大尉信的内容，说德国将军再次要求联合袭击运输队。“如果明天我们不能拿下它，他就会从我们的鼻子底下把它抢走。”他结束说。

彼嘉因刚才杰尼索夫对他说话语气冷淡感到不快，以为杰尼索夫是看到他卷起裤脚不成体统才这样，就趁现在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说话的机会，在军大衣底下把裤脚放下，竭力装出雄赳赳的样子。

“大人有没有什么命令？”他问杰尼索夫，把手举到军帽边敬礼，又摆出副官见将军的那种姿态，“我是不是应当留在大人身边？”

“命令？……”杰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你能留到明天吗？”

“哦，行……我可以留在您身边吗？”彼嘉大声问。

“那么将军是怎样吩咐你的，叫你马上回去吗？”杰尼索夫问。彼嘉脸红了。

“他什么也没有吩咐。我想可以留下吧？”他带着询问的口气说。

“那好吧。”杰尼索夫说。他对部下作了部署，派一队人到指定的看林人屋里休息，派骑吉尔吉斯马的军官（他执行副官之职）去找陶洛霍夫，打听他在什么地方，晚上来不来。杰尼索夫自己带着哥萨克大尉和彼嘉准备到靠近沙姆舍沃村的林边，侦察明天要袭击的法军驻地。

“喂，大胡子！”他对带路的农民说，“带我们到沙姆舍沃村去。”

杰尼索夫、彼嘉和哥萨克大尉在几名哥萨克和押送俘虏的骠骑兵陪同下，往左经过一个山谷，向林边走去。

五

雨停了，但天起雾了，树枝上滴着水珠。杰尼索夫、哥萨克大尉和彼嘉默默地跟着戴尖顶帽的农民。那农民迈着穿树皮鞋的八字脚，踩着树根和潮湿的落叶，悄悄地领他们向林边走去。

农民走到斜坡上站住，向周围眺望了一下，然后往树木稀疏的地方走去。他在一颗尚未落叶的大栎树下站住，神秘地招招手。

杰尼索夫和彼嘉骑马向他走去。原来从他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见法国人。一走出树林，半坡上有一片春麦地。右边，经过一个陡峭的峡谷，望得见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座地主的房子，房顶都坍塌了。在这个小村庄里，在地主的房子里，在整个丘陵上，在花园里，在水井和池塘边，在从桥头到村庄四百米的上坡大路上，透过弥漫的雾气，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人，听见他们用非俄罗斯语吆喝拉车上坡的马，以及彼此的呼应声。

“把俘虏带过来。”杰尼索夫低声说，眼睛一直盯着法国人。

哥萨克跳下马，抱下孩子，带他到杰尼索夫跟前。杰尼索夫指着法国人，问他们是什么部队。那孩子把冻僵的双手插进衣袋，扬起眉毛，怯生生地望着杰尼索夫。他显然愿意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但是回答得颠三倒四，不论杰尼索夫问他什么，他总是点头称是。杰尼索夫皱起眉头，转过身去，对哥萨克大尉讲自己的想法。

彼嘉迅速地转动脑袋，时而望望小鼓手，时而望望杰尼索夫，时而望望哥萨克大尉，时而望望村里和路上的法国人，唯恐错过什么重要的事。

“不管陶洛霍夫来不来，都要拿下！……是吗？”杰尼索夫快乐地眨眨眼，说。

“这是个合适的地方。”哥萨克大尉说。

“我们派步兵走沼泽地，”杰尼索夫继续说，“他们向花园那里爬；您带着哥萨克从那里出发，”杰尼索夫指指村庄后面的树林，“我带着骑兵从这儿走。枪一响就动手……”

“洼地走不得，那里有泥塘，”哥萨克大尉说，“马会陷下去的，得从左边绕过去……”

正当他们低声说话的时候，下面池塘旁的洼地上发出一声枪响，升起一团白烟，又响起一声枪响，山坡上几百名法国人立刻齐声欢呼。最初一刹那，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后退了一步。他们离得很近，还以为枪声和喊声是由他们引起的。其实枪声和喊声同他们无关。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在下面沼泽地里跑过。法国人显然是对他开枪和呐喊的。

“那不是我们的季洪吗？”哥萨克大尉说。

“是他！就是他！”

“瞧这个机灵鬼！”杰尼索夫说。

“他跑了！”哥萨克大尉眯缝着眼睛说。

被他们称为季洪的人跑到小河边，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溅起了水花。他在水里躲了一会儿，又从水里爬出来，浑身湿透，继续向前跑。追捕他的法国人站住了。

“真机灵！”哥萨克大尉说。

“哼，这个骗子手！”杰尼索夫仍旧恨恨地说，“他到现在都在干些什么呀？”

“这是什么人？”彼嘉问。

“这是我们的探子。我派他去抓‘舌头’。”

“噢，原来如此！”彼嘉一听到杰尼索夫的话就点头，仿佛他全懂了，其实他什么也不懂。

季洪是游击队里最有用的人。他原是格沙特河畔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杰尼索夫开始活动时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照例把村长找来，问他们知不知道法国人的情况。这个村长也像所有村长那样要撇清自己，回答说，他们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但杰尼索夫向他们解释说，他的目的只是要打击法国人，问他们有没有法国人流窜到这一带，村长回答说，确实来过外国佬，但村里只有季洪一人对付过他们。杰尼索夫吩咐把季洪找来，赞扬了他的行动，又当着村长的面说了几句人民应该效忠沙皇、效忠祖国、仇恨法国人的道理。

“我们对法国人没有干坏事，”季洪听了杰尼索夫的话显然有点害怕，说，“我们只是同那些家伙逗着玩。确实有二十来个外国佬被打死，但我们没有干坏事……”第二天，杰尼索夫已经把这个农民完全忘了，他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时，有人向他报告说，季洪跟着游击队，不肯离开，要求把他留下。杰尼索夫就吩咐把他留下。

季洪起初只做些粗活，如生营火，挑水，剥马皮等，不久他对游击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显得很有才能。他常常夜里出去猎取战利品，每次都带回法军的衣服和武器。要是给他命令，他就把俘虏带回来。杰尼索夫不叫他干杂活，出去侦察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并把他编入哥萨克队伍。

季洪不爱骑马，总是步行，但从来不会落在骑兵后面。他的武器是火枪、长矛和斧子。他带着火枪主要是为了好玩，他使用斧子就像狼使用牙齿，狼用牙齿在皮毛里找跳蚤很容易，还可以啃粗大的骨头。季洪抡起斧子劈木头，握着斧背削小橛子，雕小勺子，同样感到得心应手。季洪在杰尼索夫游击队里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遇到有特别困难和讨厌的活要干，如用肩膀把大车从泥里扛出来，抓住马尾巴把马从沼泽里拉起来，剥马皮，偷偷摸进法军营地，一天赶五十俄里路，这时大家就会笑着指指季洪。

“他才不在乎呢，强壮得像一匹骟马。”大家都这样说他。

有一次，季洪捉拿一个法国人，法国人拿手枪对他开了一枪，伤了他背部的肌肉。季洪只用伏特加治伤，又是内服，又是外擦，结果把伤治好了。这事成了全队最有趣的笑话，而季洪也高兴让人开玩笑。

“怎么样，老兄，以后不干了？给人家打成驼背了？”哥萨克取笑他。季洪就故意佝偻着腰，做了个鬼脸，装出生气的样子，用最可笑的话骂着法国人。这件事对季洪的影响只是他后来很少去抓俘虏。

季洪是游击队里最勇敢最有用的人，没有人比他找到的袭击机会更多，也没有人比他俘虏和打死的法国人更多；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了全体哥萨克和骠骑兵逗乐的对象，他也乐意当这样的角色。这次，季洪就被杰尼索夫夜里派到沙姆舍沃村去捉“舌头”。但是，不知是他不满足于只捉一个法国人呢，还是自己在夜里睡过了头，他在白天钻进灌木丛，一直钻进法国人的心脏，结果就像杰尼索夫在山上看见的那样，被法国人发现了。

六

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又谈了一下明天的袭击。他看到法国人距离这么近，似乎最后下了决心，这才拨转马头往回走。

“喂，老弟，现在我们去把衣服烘烘干。”他对彼嘉说。

到看林人小屋的途中，杰尼索夫停下来往树林里张望。树林里有个人，身穿短褂，脚穿树皮鞋，头戴喀山帽，扛着抢，腰里插一把斧子，摆动两条长手臂，迈着轻盈的大步走来。这人一看见杰尼索夫，慌忙把一件东西扔到灌木丛里，摘下帽檐下垂的湿淋淋的帽子，走到长官跟前。原来是季洪。他那布满皱纹的麻脸嵌着一双小眼睛，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他高高地昂起头，仿佛忍住笑，眼睛盯住杰尼索夫。

“哼，你躲到哪儿去了？”杰尼索夫问。

“躲到哪儿去了？去抓法国佬呗。”季洪大胆地急急回答，声音沙哑而悦耳。

“你怎么大白天钻到那里去？蠢货！那么，没抓到吧？……”

“抓是抓到了。”季洪说。

“他在哪里？”

“天蒙蒙亮我就抓到一个，”季洪继续说，宽宽地叉开穿树皮鞋的扁平八字脚，“我就把他带到树林里。我一看，不行了。我想，我再去弄一个像样点儿的来。”

“你瞧这个骗子手！”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说，接着又问季洪，“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一个带来？”

“把他带来干什么？”季洪怒气冲冲地插嘴说，“他不中用。难道我不知道您要什么样的吗？”

“哼，这个滑头！……后来呢？……”

“我又去抓一个，”季洪接着说，“我就这样爬到树林里躺下来。”季洪突然麻利地趴下来，把当时的动作做了一遍。“又来了一个，”他继续说，“我就这样拦腰把他抱住。”季洪轻灵地跳起来，“我说，跟我去见团长。那家伙大叫起来。他们一下子来了四个人。他们拿着短剑向我扑来。我就这样拿着斧子迎上去：哼，你们要干什么，见你们的上帝去吧！”季洪挥动双手，威严地皱起眉头，挺起胸膛，大喝一声。

“可不是，我们从山上看见你穿过洼地逃跑。”哥萨克大尉眯缝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说。

彼嘉很想笑，但看见大家都忍住笑。他的目光迅速地从季洪脸上移到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脸上，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你别装疯卖傻，”杰尼索夫怒气冲冲地咳嗽着说，“为什么不把第一个带来？”

季洪一只手搔头，另一只手搔背，突然他的麻脸拉得长长的，浮起得意的傻笑，使人看到他少了一颗门牙（因此他的绰号叫“缺牙”）。杰尼索夫微微一笑，彼嘉也发出快乐的笑声，季洪也跟着笑了。

“他可是个十足的废料，”季洪说，“他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怎么好把他带来。再说，大人，他是个大老粗。他说：‘哼，我是将军的儿子，我不去。’”

“咳，蠢货！”杰尼索夫说，“应该让我来问他……”

“我问过他了，”季洪说，“他说，他不清楚。他说，他们人很多，但都是废料，只是挂个名罢了。他说，只要大喝一声，他们就会乖乖投降的。”季洪结束说，快乐而果断地瞧了杰尼索夫一眼。

“我要好好抽你一百鞭子，看你还装不装糊涂！”杰尼索夫恶狠狠地说。

“你发什么火呀？”季洪说，“难道我没见过您要的法国人吗？等到天一黑，您要什么样的，我给您抓三个来都行。”

“得了，我们走吧！”杰尼索夫说，直至走到看林人小屋跟前，他都生气地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季洪走在后面。彼嘉听见哥萨克和他一起说说笑笑，还笑他把一双靴子扔到灌木丛里。

他们听了季洪的话发出一阵哄笑，彼嘉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季洪把那个人杀了，他心里感到不舒服。他回顾了一下小鼓手，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转瞬即逝。他觉得必须更高地昂起头，打起精神，一本正经地向他打听明天的计划，使人家不至于觉得他不配参加这个集体。

派去的军官在路上遇见杰尼索夫，报告说陶洛霍夫马上就到，他们那里一切都很顺利。

杰尼索夫顿时高兴起来，把彼嘉叫到跟前。

“好，现在你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情况。”他说。

七

彼嘉在全家撤离莫斯科时同家人分手，回到自己的团里，不久就被派到一个指挥大游击队的将军那里当传令官。自从彼嘉升任军官，尤其是到作战部队参加维亚兹马战役后，常因自己长大成人而感到得意扬扬，并且兴奋地留神不放过任何冒险立功的机会。他对军队中的所见所闻感到很高兴，同时一直觉得他不在的地方此刻一定在完成英雄业绩。他总是急着赶往他没去过的地方。

十月二十一日，将军表示要派一个人到杰尼索夫部队去，彼嘉就苦苦哀求派他去，弄得将军不忍心拒绝他。不过将军派他去时，想起他上次在维亚兹马战役中的疯狂行动，那时他不走指定的路线，而擅自冒着法国人的炮火驰到散兵线上，开了两次手枪。将军想到这件事，就禁止彼嘉参加杰尼索夫部队的任何战斗。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杰尼索夫问彼嘉能不能留下时，他涨红脸，不知所措。在到达林边之前，彼嘉认为他在严格执行任务之后，应该立刻回去。但当他看见法国人，看见季洪，听说当夜一定要进行袭击时，他那颗年轻善变的心就立刻认为，他一直很尊敬的德国将军只是一个废料，而杰尼索夫才是英雄，哥萨克大尉才是英雄，季洪才是英雄，在这紧急关头离开他们是可耻的。

杰尼索夫带着彼嘉和哥萨克大尉来到看林人小屋时，天色已经黑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可以看见备鞍的马，哥萨克和骠骑兵在林边空地上搭棚子，又在峡谷里生火，免得被法国人看见。在小屋门廊里，一个哥萨克正卷起袖子切羊肉。杰尼索夫队里的三个军官正在拿一块门板当桌子。彼嘉脱掉湿衣服交给人烘，自己动手帮军官摆饭桌。

十分钟后，铺着桌布的饭桌摆好了。桌上有伏特加、装着朗姆酒的军用水壶、白面包、烤羊肉和盐。

彼嘉同军官们一起坐在桌旁，撕着香喷喷的肥羊肉，弄得羊油从手上流下来。他一身孩子气，兴高采烈，热烈地爱着一切人，而且相信别人也同样爱他。

“您看怎么样，杰尼索夫队长，”他对杰尼索夫说，“我在您这儿待一两天，不要紧吧？”他不等回答，就自己解答说：“我是奉命来打听的，我要打听……只求您让我参加最……主要的行动。我不需要奖赏……我要……”彼嘉咬咬牙，头抬得高高的，环顾了一下，摆了摆手。

“最主要的行动……”杰尼索夫含笑重复他的话说。

“我只求您给我一个小分队，完全归我指挥，”彼嘉接着说，“这费您什么事呢？哦，您要小刀吗？”他问一个要切羊肉的军官。他把自己的折刀给了他。

军官很称赞这把折刀。

“那就请您留下吧。这样的小刀我有好几把……”彼嘉涨红脸说，“哦，老天爷！我完全给忘了！”他突然叫起来，“我有很好的葡萄干，你们知道吗，无核的。我们那儿新来了一个随军小贩，他的东西可好啦。我买了十斤。我吃惯甜东西。你们要尝尝吗？……”彼嘉说着跑到门廊里去找他的哥萨克，拿来几个口袋，里面装着五斤葡萄干，“各位，大家尝尝，大家尝尝。”

“您要不要咖啡壶？”他问哥萨克大尉，“我从我们的小贩那儿买了一把，挺不错！他有各种好东西。他人也规矩。这是主要的。我一定给您送来。还有，说不定你们的火石用光了，这是常有的事。我带来了，就在这里……”他指指口袋，“我有一百粒火石。我买得很便宜。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全拿去也行……”彼嘉突然担心他是不是扯得太远，连忙打住，脸也红了。

他回想他有没有做过别的傻事。他逐一检查今天一天的事，想到了那个法国小鼓手。“我们过得挺不错，不知他怎么样？把他关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给他吃过东西？有没有欺负他？”他想。他发现他扯到火石，不免有点害怕。

“这事可以问一问，”他想，“但他们会说：‘他自己也是个孩子，真是孩子怜惜孩子。’明天我可要让他们瞧瞧我是个怎样的孩子！如果我问问，是不是丢脸？”彼嘉想，“哼，管他的！”他想着立刻脸红了，怯生生地望望军官们，看他们脸上有没有嘲笑的神色，接着说：

“可不可以把那个被俘的孩子叫来？给他点什么吃的……说不定……”

“是啊，是个可怜的小家伙！”杰尼索夫说，显然并不认为彼嘉的提醒是可耻的，“把他叫来。他叫樊尚·博斯。去把他叫来。”

“我去把他叫来。”彼嘉说。

“去把他叫来，去把他叫来。可怜的小家伙！”杰尼索夫重复说。

杰尼索夫说这话的时候，彼嘉就站在门口。彼嘉从军官中间挤过去，走到杰尼索夫跟前。

“让我吻吻您，好人，”他说，“哦，您真好！真是太好了！”他吻了吻杰尼索夫，往屋外跑去。

“博斯！樊尚！”彼嘉站在门外叫道。

“您找谁，长官？”黑暗中有人问道。彼嘉回答说，今天俘虏的那个法国孩子。

“噢！找维森尼吗？”哥萨克问。

樊尚的名字已被哥萨克叫成“维森尼”，被农民和士兵叫成“维谢尼”。这两种叫法在俄语里都同“春天”近似，用在小伙子身上正合适。

“他在营火那儿烤火。喂，维森尼！维森尼！维谢尼！”黑暗中传出几个人的呼唤声和笑声。

“那孩子可机灵了，”站在彼嘉旁边的骠骑兵说，“我们刚才给他吃过东西。他都快饿死了！”

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小鼓手的光脚板啪哒啪哒地踩着泥浆来到门口。

“哦，原来就是你！”彼嘉说，“您想吃东西吗？别怕，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又说，胆怯而亲热地摸摸他的手，“进来！进来！”

“谢谢，先生！”小鼓手回答，声音发抖而带点童音，他在门口把泥脚擦干净。彼嘉有许多话要对小鼓手说，但他不敢说。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廊里小鼓手旁边。然后，在黑暗中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进来！进来！”他只是温柔地低声说。

“唉，我能替他做些什么呢！”彼嘉自言自语，打开门，让孩子先进去。

小鼓手走进屋里，彼嘉离他远一点坐下，认为太照顾他是有失身份的。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摸钱，不知道给小鼓手一些钱是不是丢脸。

八

杰尼索夫吩咐勤务兵给法国小鼓手伏特加和烤羊肉，让他穿上俄国长袍，不把他同其他俘虏一起送走而把他留在队里。这时，由于陶洛霍夫的到来，彼嘉已不再关心小鼓手。彼嘉在部队里听到过许多有关陶洛霍夫作战勇敢和对法国人很残酷的故事，因此陶洛霍夫一进屋，彼嘉就一直盯住他。他抖擞精神，高高地昂起头，表示连陶洛霍夫这样的伙伴，他也有资格结交。

陶洛霍夫外表的朴素使彼嘉感到惊讶。

杰尼索夫身穿哥萨克上衣，留着大胡子，胸前挂着圣尼古拉像，他的谈吐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陶洛霍夫正好相反，他以前在莫斯科总是一身波斯装，现在却是一副标准的近卫军军官装束。他把脸刮得干干净净，身穿一件近卫军棉大衣，纽襻上挂一枚圣乔治勋章，头戴一顶普通军帽。他在屋角脱下潮湿的斗篷，没跟谁打招呼，走到杰尼索夫跟前，立刻询问作战情况。杰尼索夫告诉他他们两支大游击队袭击法军运输队的计划、彼嘉送来的信件，以及他怎样回答两位将军。然后杰尼索夫讲了他所知道的法国部队的情况。

“事情就是这样，但我们必须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陶洛霍夫说，“得去跑一趟。不确切了解他们的人数，不能贸然行动。我做事喜欢认认真真。我说，诸位，有谁愿意跟我到他们营地去一趟。我把法军军服也带来了。”

“我去，我去……我跟您一起去！”彼嘉喊道。

“根本不用你去。”杰尼索夫说。接着他又对陶洛霍夫说，“我说什么也不放他去。”

“哼，太好了！”彼嘉喊道，“为什么我不能去？……”

“因为你没有必要去。”

“啊，对不起，我要去，因为……因为……我要去，就是这样。您带我去吗？”他问陶洛霍夫。

“那有什么……”陶洛霍夫心不在焉地回答，凝视着法国小鼓手的脸。

“这个小东西在你这儿好久了吗？”他问杰尼索夫。

“今天才抓来的，可他什么也不知道。我把他留在身边。”

“那么，你把其余的俘虏弄到哪儿去了？”陶洛霍夫问。

“怎么弄到哪儿去？我把他们送走，还要了收条！”杰尼索夫突然涨红脸，大声说，“我敢说，我没有背着良心害过一条人命。把三十个或者三百个俘虏押到城里，这事难道比——恕我直说——玷污军人的荣誉难吗？”

“哼，只有十六岁的伯爵少爷才会说出这种好心话来，”陶洛霍夫冷笑说，“你已经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

“嗳，我可什么也没说，我只说我一定要跟您去。”彼嘉怯生生地说。

“老兄，我们该扔掉这种好心肠了，”陶洛霍夫继续说，仿佛他对这个激怒杰尼索夫的话题特别感兴趣，“你留着这个小东西干什么？”他摇摇头说，“是不是因为你可怜他？我们可知道你的收条是怎么一回事。你送去一百个，到达的却只有三十个。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那不等于白抓吗？”

哥萨克大尉眯缝起炯炯有神的眼睛，赞同地点点头。

“反正一样，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愿做亏心事。你说他们会死。嗯，就算是这样吧，只要不死在我手里就行。”

陶洛霍夫笑了。

“可是有谁会阻止他们一再下令来俘虏我呢？一旦他们把我们俘虏，那么，你和我，连同你的骑士风度，还不是统统会被吊到白杨树上去吗？”他停了一下，“我们还是干正经的吧。叫我的哥萨克把马褡子拿来！我有两套法军军服。怎么样，跟我一起去吧？”他问彼嘉。

“我？去，去，当然去！”彼嘉脸红得几乎掉下眼泪，同时注视着杰尼索夫。

当陶洛霍夫同杰尼索夫争论怎样对待俘虏时，彼嘉觉得很尴尬和狼狈，但他还是没有弄清楚他们在争些什么。“既然岁数大的有名人物都这么想，那就是对的，就是好的，”他想，“主要是别让杰尼索夫以为我是听他的，他可以对我发号施令，我一定要跟陶洛霍夫去法军营地。他能去，我也能去。”

不论杰尼索夫怎样劝说彼嘉，彼嘉总是说，他做事一向很仔细，决不会马马虎虎，而且他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危。

“因为，您也会同意的，如果不确切知道他们的人数，就可能关系到几百人的性命，而我们只有两个人，再说，我非常想去，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请您别拦阻我！”彼嘉说，“这样只会更糟……”

九

彼嘉和陶洛霍夫穿上法军大衣，戴上高筒军帽，就向杰尼索夫观察敌营的林间小路驰去，他们在一片漆黑中出了树林，来到洼地。到了下面，陶洛霍夫吩咐护送的哥萨克在那里等他，自己就沿着大路快步向桥头驰去。彼嘉同他并马前进，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万一落到敌人手里，我决不会让他们抓活的，我有手枪。”彼嘉低声说。

“别说俄语。”陶洛霍夫急急地低声说。就在这时，黑暗中传出吆喝声：“什么人？”以及扳枪机的声音。

血往彼嘉脸上直涌，他连忙抓住手枪。

“六团枪骑兵。”陶洛霍夫用法语回答，既不放慢也不加快马的步子。桥上屹立着哨兵黑黝黝的身影。

“口令？”陶洛霍夫勒住马，慢慢地走着。

“喂，热拉上校是不是在这里？”他问。

“口令！”哨兵没回答，挡住他的路。

“长官巡察前线，哨兵不问口令……”陶洛霍夫喝道，突然发起火来，策马直奔哨兵，“我问你上校是不是在这里？”

哨兵让了路，陶洛霍夫不等他回答，就缓步向山上驰去。

陶洛霍夫发现一个穿过大路的黑色人影，就拦住他问司令和军官在哪里。那个士兵肩上扛着一个口袋，站住，走到陶洛霍夫的马跟前，用手摸摸马，坦率而友好地说，司令和军官在山上，在右边农场（他把地主庄园称作农场）。

陶洛霍夫顺着大路走去，大路两边的篝火旁传出法国人的说话声。他拐进地主庄园。他进了大门，下了马，走到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那里。篝火旁坐着几个人，正在大声谈话。火上煮着满满一锅子东西。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蓝大衣的士兵跪在旁边，身子被火光照亮，拿通条搅和着锅里的东西。

“哼，你拿那个小鬼真没办法！”坐在篝火对面阴影里的一个军官说。

“他把他们狠狠教训了一顿……”另一个笑着说。听见陶洛霍夫和彼嘉牵着马走近篝火的脚步声，两个法国军官住了口，向黑暗中张望。

“先生们，你们好！”陶洛霍夫清楚地大声说。

军官们在篝火旁边动了动身子，其中一个高个儿，长脖子的军官绕过篝火，走到陶洛霍夫跟前。

“是你吗，克莱芒？”他说，“从哪里来，见鬼了……”他发现认错了人，说到一半住了口，微微皱起眉头，就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同陶洛霍夫打了个招呼，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陶洛霍夫说，他和同伴在追赶自己的部队，并问在场的军官是否知道六团的消息。谁也不清楚。彼嘉觉得，军官们带着敌意和疑虑打量着他和陶洛霍夫。大家沉默了几秒钟。

“你们要是想吃晚饭，那可来晚了！”篝火后面有人忍住笑说。

陶洛霍夫说他们吃饱了，夜里还得赶路。

他把马交给那个搅和锅子的兵，挨着那个长脖子军官在篝火旁蹲下来。这个军官对陶洛霍夫瞧个不停，再次问他是哪个团的。陶洛霍夫没有回答，仿佛没听见他的话，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法国烟斗抽起烟来。他问军官们，前面路上碰到哥萨克的危险有多大。

“到处都是那帮强盗。”篝火后面有个军官回答。

陶洛霍夫说，只有对他们这种掉队的人哥萨克才是可怕的，但哥萨克对大部队恐怕不敢袭击吧？他带着询问的口气说，但没有人搭理他。

“啊，这会儿他该走了！”彼嘉站在篝火前，听着他们说话，不断地想。

但陶洛霍夫又开始中断的谈话，单刀直入地问他们有几个营，他们营里有多少人，多少俘虏。在问到他们队伍里的俄国俘虏时，陶洛霍夫说：

“随身拖着这些死鬼真讨厌，还不如把他们全毙了。”接着他怪声大笑，彼嘉担心法国人会马上识破他们的骗局，不由得从篝火边后退一步。没有人搭理陶洛霍夫的话和笑。一个没有露面的法国军官（他盖着一件军大衣躺在那里）支起身来，对同伴咬了个耳朵。陶洛霍夫站起来，对那个牵马的士兵吆喝了一声。

“他们肯不肯给马呀？”彼嘉想，不由得靠近陶洛霍夫。

他们给了马。

“再见，诸位！”陶洛霍夫说。

彼嘉想说晚安，但他说不出口。军官们交头接耳说着什么。陶洛霍夫好半天才骑上那匹不肯站定的马，然后一步步走出大门。彼嘉骑马走在他旁边，很想回头看看法国人有没有追上来，但他不敢。

上了大路，陶洛霍夫不从田野回去，却穿过村庄。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留神倾听。

“你听见吗？”他问彼嘉。

彼嘉听出俄国人的说话声，看见篝火旁有俄国俘虏的黑影。彼嘉和陶洛霍夫下坡来到桥上，从哨兵身边走过。那个哨兵一言不发，板着脸在桥上来回踱步。他们来到哥萨克等着的洼地。

“好，再见了。你对杰尼索夫说，天亮第一声枪响为号。”陶洛霍夫说完要走，却被彼嘉抓住手臂。

“慢着！”他叫着，“您真是位英雄！嘿，太好了！干得真漂亮！我真喜欢您。”

“行了，行了！”陶洛霍夫说，但彼嘉不肯放掉他。陶洛霍夫在黑暗中看出彼嘉向他弯过身来。他要亲吻。陶洛霍夫吻了吻他，笑起来，拨转马头消失在黑暗中。

十

彼嘉回到看林人小屋，在门廊里遇见杰尼索夫。杰尼索夫心神不宁，后悔不该放彼嘉去，此刻正在焦虑地等待他。

“感谢上帝！”他喊道，“哦，感谢上帝！”他听着彼嘉激动的叙述，一再说。“你真该死，我为了你觉都没睡！”杰尼索夫说，“哦，感谢上帝，现在我要睡了。天亮以前还可以打个盹。”

“噢……不，”彼嘉说，“我还不想睡。我知道我这个人，一睡就醒不了。再说，我在战斗之前不睡觉已经习惯了。”

彼嘉在小屋里坐了一会儿，高兴地回味着这次出行的细节，同时生动地想象着明天的情景。后来，他发现杰尼索夫睡着了，就起身走到屋外。

天色还一片漆黑。雨停了，但树上还滴着水。在看林人小屋附近，可以看见黑黝黝的哥萨克棚子和拴在一起的马匹，屋后隐隐约约有两辆大车，旁边拴着几匹马，峡谷里有即将燃尽的篝火。哥萨克和骠骑兵没有全睡：除了滴水声和马的咀嚼声之外，有些地方还传来低低的说话声。

彼嘉走出门廊，在黑暗中张望了一下，然后向大车走去。有人在大车底下打鼾，大车旁边有几匹备鞍的马正在吃燕麦。彼嘉在黑暗中认出他的马。这马虽是乌克兰种，他却叫它卡拉巴赫[250]。他走到马跟前。

“喂，卡拉巴赫，明天我们就该出力了。”他说，闻闻它的鼻孔，又吻吻它。

“您怎么不睡，老爷子？”坐在大车底下的哥萨克说。

“不睡……你好像叫利哈乔夫吧？我刚刚回来，我们到法国人那儿去了。”于是彼嘉不仅详细讲了这次出行的经过，而且讲了为什么他要出去，为什么他认为宁可冒生命危险也不愿马马虎虎混日子的道理。

“您还是睡一会儿吧。”哥萨克说。

“不，我习惯了，”彼嘉回答，“那么，你们手枪里的火药都用完了吧？我带来了。你要不要？你拿去吧。”

哥萨克从大车底下探出身子，想把彼嘉看个清楚。

“我做什么事都是认认真真的，”彼嘉说，“有些人做事马马虎虎，事先不做准备，事后又后悔。我可不喜欢这样。”

“一点也不错。”哥萨克说。

“我还有一件事，伙计，你把我的马刀磨一磨；刀钝了……（彼嘉不喜欢撒谎，就改了口）这刀还没有开过口，你行吗？”

“那还用说，当然行。”

利哈乔夫站起来，在驮子里摸索了一阵。不多一会儿，彼嘉就听见嚓嚓的磨刀声。彼嘉爬到大车上，在车沿上坐下，哥萨克在大车底下磨刀。

“我说，弟兄们都睡了吗？”彼嘉问。

“有人在睡觉，有人像我们一样，没睡。”

“那个孩子怎么样？”

“维谢尼吗？他在门廊里睡觉。他受惊后睡着了。这下子他可高兴了。”

这以后彼嘉沉默了好一阵，倾听着各种声音。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出现了一个黑影。

“磨什么呀？”那人走近大车问。

“给老爷子磨刀。”

“好差事，”那人说，彼嘉觉得他是个骠骑兵，“我的茶杯是不是忘在您这儿了？”

“嗯，就在车轮旁边。”

骠骑兵拿起杯子。

“天大概快亮了。”他打着呵欠说，往别处走去。

彼嘉理应知道他是在树林里，在杰尼索夫的游击队里，离大路有一俄里，他坐在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大车上，车旁拴着马，大车底下坐着哥萨克利哈乔夫，正在给他磨刀，右边一个大黑点是看林人小屋，左边下面一个发亮的小红点是即将燃尽的篝火，来拿杯子喝水的是个骠骑兵，但彼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处身在神仙世界，那里的一切同现实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那个大黑点也许真是看林人的小屋，也许是直通地心的洞穴。那个红点也许是火，但也许是个庞然怪物的眼睛。此刻他也许真的是坐在大车上，但多半不是坐在大车上，而是坐在高得惊人的塔顶上，从那里掉下来，掉到地面需要一整天，需要整整一个月，甚至一直往下落，永远达不到地面。坐在大车下面的也许是哥萨克利哈乔夫，但也许是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天下最善良、最勇敢、最神奇、最卓越的人。也许真有一个骠骑兵来汲水，又到洼地去了，但也许他刚刚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这个人就此不复存在了。

现在彼嘉不论看到什么都不感到惊讶。他处身在神仙世界，什么都是可能的。

他望望天空。天也像地一样神奇。天色晴朗，云在树梢上飞卷，仿佛要拉开天幕，露出星星。有时他觉得天色晴朗，展现出一片黑漆漆的洁净天空。有时他觉得那些黑点是乌云。有时他觉得天空高高地浮在头上，有时又觉得天空低得伸手可及。

彼嘉闭上眼睛，身子摇摇晃晃。

水滴滴答答地落着，有人在低声耳语。马嘶鸣着，互相挤撞。有人在打鼾。

“嚓嚓，嚓嚓，嚓嚓……”马刀在磨刀石上作响。突然，彼嘉听见一阵和谐的音乐声，那是一曲陌生的庄严悦耳的赞歌。彼嘉同娜塔莎一样，比尼古拉有音乐天赋，但他从未学过音乐，也没想到音乐，因此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旋律觉得格外新鲜，格外动人。音乐声越来越响。曲调逐渐扩展，从一种乐器转换到另一种乐器。奏的是赋格曲，虽然彼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赋格曲。各种乐器，有时像小提琴，有时像小号，但比小提琴和小号更悦耳，更纯净。每种乐器都是各奏各的，但还没有奏完一个旋律，就同另一种乐器汇合，再同第三种、第四种乐器汇合，所有的乐器都汇合在一起，然后又分开，又合起来，时而合成庄严的教堂音乐，时而奏出雄伟的凯歌。

“哦，我这是在做梦吧！”彼嘉自言自语，身子向前一冲，“这只是在我的耳朵里响着。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音乐。又来了。我的音乐演奏吧！来吧！……”

他闭上眼睛。四面八方远远地传来颤音，渐渐合成和声，分开，汇合，又合成那个庄严悦耳的赞歌。“哦，真是太美妙了！我太喜欢这音乐了！”彼嘉自言自语。他试图指挥这个庞大的乐队。

“喂，轻一点，轻一点，现在停！”音乐仿佛服从他的指挥，“喂，现在高一点，活泼一点，更欢乐一点，更欢乐一点。”于是从不可知的深处传出越来越洪亮、越来越庄严的声音。“喂，声乐跟上来！”彼嘉命令。于是先传来男声，然后是女声。声乐逐渐加强，均匀而庄重地加强。彼嘉领略着这非同凡响的音乐，心里又害怕又快乐。

歌声伴随着一支庄严的凯旋进行曲。水滴滴答答地落着，刀嚓嚓地磨着，马又嘶鸣，又相互挤撞，但这些声音并没有破坏音乐，而是同音乐合成一片。

彼嘉不知道这情景继续了有多久：他欣赏个没完，对这样的享受一直感到惊讶，而且因为无人跟他同享而感到遗憾。利哈乔夫亲切的声音把他唤醒。

“磨好了，老爷子，您准能把法国人劈成两半。”

彼嘉惊醒了。

“天都亮了，真的，天都亮了！”他叫道。

原来看不见的马，现在连尾巴都看得清楚，从光秃的树枝间还看得见水珠的光。彼嘉振作精神，霍地跳起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交给利哈乔夫，挥了挥马刀，试了试刀刃，插进刀鞘。哥萨克们解开马，收紧肚带。

“瞧，司令来了！”利哈乔夫说。

杰尼索夫从看林人小屋里出来，把彼嘉叫去，下令集合。

十一

在熹微的晨光中，游击队队员迅速找到自己的马匹，收紧肚带，分成几个小队。杰尼索夫站在看林人小屋旁，发出最后的命令。步兵的几百只脚踩着泥地，沿大路前进，很快消失在晨雾弥漫的树林中。哥萨克大尉也向哥萨克发出命令。彼嘉拉着马缰，急不可待地等着上马的命令。他用凉水洗过脸，尤其是他那双眼睛，像火烧一样发烫，但背上却掠过一阵阵寒颤，他全身迅速而均匀地打着哆嗦。

“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杰尼索夫说，“带马！”

马牵来了。杰尼索夫因为马肚带太松而大为恼火，把哥萨克痛骂了一顿，骑上马。彼嘉登上马镫。那匹马照例想咬咬他的脚，但彼嘉却轻若鸿毛似的跃上马背，回顾了一下在薄暗中出发的骠骑兵，跑到杰尼索夫跟前。

“杰尼索夫队长，您给我一个任务吧！求求您……看在上帝分上……”他说。杰尼索夫似乎根本不记得彼嘉在场。他回头看了彼嘉一眼。

“我只求你一件事，”他严厉地说，“听我的话，不要乱闯！”

一路上杰尼索夫再也没同彼嘉说过话，一直默默地走着。他们来到林边，田野上天已大亮。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低语了一会儿，哥萨克纷纷从彼嘉和杰尼索夫身边驰过。等全体人马都过去了，杰尼索夫才策马向山下驰去。马用后腿蹲着，出溜着，驮着骑手跑到洼地。彼嘉同杰尼索夫并肩前进。他全身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天色越来越亮，只有雾霭笼罩着远方的物体。杰尼索夫跑到山下，回顾了一下，向身旁的哥萨克点了点头。

“信号！”他说。

哥萨克举起手放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四面八方响起了奔腾的马蹄声、呐喊声和射击声。

就在马蹄声和呐喊声响起的一瞬间，彼嘉抽了马一鞭子，放松缰绳，不听杰尼索夫对他的吆喝，一个劲儿向前冲去。枪声一响，彼嘉突然觉得天色像正午一样明亮。他向桥头驰去。哥萨克们在前面大路上飞跑。他在桥上和一个落后的哥萨克碰了一下，又向前驰去。前面有一批人（多半是法国人）从大路右边跑向左边。其中有一个在彼嘉的马旁跌到泥地上。

一所农舍旁边聚集着一群哥萨克，正在做着什么。人群中响起了可怕的叫声。彼嘉向人群冲去，第一眼就看见一张苍白的下颚打颤的法国人的脸，那法国人手里握着一杆长矛对着他。

“乌拉！……弟兄们……我们的人……”彼嘉叫着，给狂奔的马松开缰绳，沿着街道向前驰去。

前面响起枪声。哥萨克、骠骑兵和衣衫褴褛的俄国俘虏从大路两旁跑出来，大声乱叫乱嚷。一个剽悍的法国兵皱着通红的脸，穿着蓝色大衣，没有戴帽子，同骠骑兵拼刺刀。等彼嘉跃马赶到，那法国人已经倒下。“又晚了一步！”彼嘉头脑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于是他向枪声密集的地方驰去。枪声就是从他昨夜同陶洛霍夫待过的地主庄园里发出的。法国人躲在灌木茂盛的花园里，隔着篱笆向聚集在大门口的哥萨克射击。彼嘉跑近大门，通过硝烟看见陶洛霍夫脸色灰白，正对士兵们吆喝。“绕过去！等一等步兵！”他喊道。这时彼嘉已跑到他跟前。

“等一等吗？……乌拉……拉！……”彼嘉叫道。他一停也不停，就向发出枪声和浓烟的地方驰去。响起一阵排枪声，子弹嘘嘘地呼啸着，啪达啪达打在什么地方。哥萨克和陶洛霍夫跟着彼嘉冲进庄园大门。在浓密的硝烟中，法国人有的扔掉武器，从灌木丛里向哥萨克跑来，有的向山下池塘逃去。彼嘉骑马穿过地主庄园，但没有拉住缰绳，却古怪地迅速挥动双臂，身子越来越往一边倾倒。马跑到在晨光中行将熄灭的篝火旁站住，彼嘉就沉重地跌到潮湿的泥地上。哥萨克们看见他的手脚迅速地抽搐起来，而他的头却一动不动。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头。

一名法国高级军官从屋里走出来，用刺刀挑着一块白手帕，宣布投降。陶洛霍夫同他谈了一下，跳下马，走到一动不动、摊开双臂躺在地上的彼嘉身边。

“完了！”他皱起眉头说，接着向大门走去，迎接向他驰来的杰尼索夫。

“打死了？！”杰尼索夫老远看见彼嘉显然已失去生命的身体，嚷道。

“完了！”陶洛霍夫又说了一遍，仿佛说这话使他感到满足，他快步走向被哥萨克迅速包围的俘虏，“我们不收容这些人！”他对杰尼索夫大声说。

杰尼索夫没有理他。他跑到彼嘉旁边，下了马，双手哆嗦地翻过彼嘉沾满血和泥的苍白的脸。

“我吃惯甜东西。非常出色的葡萄干，你们全拿去吧！”——他想起彼嘉的话。哥萨哥们听见类似犬吠的哭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原来是杰尼索夫，他猛地转过身，走到篱笆旁边，紧紧地抓住篱笆。

杰尼索夫和陶洛霍夫救出的俘虏中间有皮埃尔伯爵。

十二

皮埃尔所在的那队俘虏，自从撤离莫斯科以来没有接到法国长官的任何新命令。十月二十二日，和这队俘虏同行的已不是他们离开莫斯科时同行的那些人马和车队。走在他们后面的干粮车队，有一半遭哥萨克拦劫，另一半走到前头去了；原来走在前头失去马匹的骑兵已一个不剩；他们已影踪全无。头上几天走在前头的炮队，如今已为威斯特伐利亚人所押送的朱诺元帅的庞大车队所代替。走在俘虏后面的是骑兵车队。

从维亚兹马出发的法军三个纵队现在已乱成一团。皮埃尔在初离莫斯科时见到的混乱情景现在已达到顶点。

他们经过的大路两边到处都是死马。从各种部队掉队的衣衫褴褛的人，时而加入行进的纵队，时而又落在后面，不断地变换位置。

行军中有过几次虚惊。押送兵举枪射击，东西乱闯，相互推挤，但立刻又集合起来，为虚惊而相互咒骂。

这三股人——骑兵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车队——走在一起，但多少还保持着独立性，也还算完整，虽然他们都在急剧减员。

骑兵车队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现在只剩下不到六十辆；其余的不是遭抢劫，就是被抛弃。朱诺的车队也有几辆被抛弃和被抢劫。有三辆大车遭到达武军掉队士兵的洗劫。皮埃尔从德国人的谈话中听到，押送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多，其中有一个德国兵被元帅下令枪毙，因为在他身上发现元帅的一把银匙。

这三股人中减员最多的要算俘虏押送队。离开莫斯科时的三百三十人，现在剩下不到一百了。押送队士兵觉得，俘虏比骑兵的马鞍子和朱诺的行李难对付。他们知道，马鞍子和朱诺的匙子多少还有点用处，但对于饥寒交迫的押送兵来说，看守同样饥寒交迫的俄国俘虏（其中有在路上死亡和掉队的，掉队的便就地枪毙），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令人厌恶。押送队士兵处境悲惨，他们仿佛要克制对俘虏的同情，以免使自己的处境更糟，对待俘虏就格外冷酷严厉。

在多罗戈布日，押送队士兵把俘虏锁在马厩里，出去抢劫自己的仓库，有几名俘虏挖墙脚逃走，但被法国人抓住枪毙了。

在离开莫斯科时，把俘虏中的军官和士兵分别编队，但这项规定早已被打破。凡是能走的都走在一起。从第三天起，皮埃尔又同普拉东和那条雪青色矮脚狗合在一起。那条狗把普拉东认作主人，总是跟他形影不离。

在离开莫斯科的第三天，普拉东在莫斯科医院里患过的热病又发作了。由于普拉东身体虚弱，皮埃尔逐渐疏远他。皮埃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自从普拉东身体变得虚弱以来，皮埃尔要接近他，总觉得很勉强。皮埃尔每次接近他，听到他的低声呻吟（普拉东一到休息处就呻吟），闻到他身上越来越难闻的气味，就疏远他，也不去想他。

皮埃尔在俘虏棚里悟出了一个真理：人生下来是为了幸福，幸福就在自己身上，就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不过他悟出这个道理并不是凭理智，而是用他的整个身心，用他的生命。可现在，在最近三个星期的行军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真理：天下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认识到，世上没有哪个环境能让人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也没有哪个环境能让人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他认识到，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个界限，而且两者非常接近。一个人睡在锦绣被褥里，因为被子有一个折角而感到难受，就像他现在睡在光秃秃的湿地上，一边身子冷一边身子热而感到难受一样。从前他曾为穿紧脚的舞鞋感到痛苦，就像他现在光着两只出血的脚（他的鞋早就穿破）感到痛苦一样。他认识到，当年他自以为出于自愿同妻子结婚，并不比现在晚上被锁在马厩里更自由。在他后来称作痛苦而当时几乎并不感觉到的事情中，最难受的是他那双磨得出血的伤痕累累的光脚。（马肉味美，富有营养，硝烟代替食盐，简直很好闻；天气不太冷，白天行军往往还有点热，晚上又有篝火；虱子咬得他浑身发热）初期唯一使他痛苦的就是那双脚。

第二天上路，皮埃尔在篝火旁察看自己出血的伤脚，心想无法走路了，但当大家都动身的时候，他还是跛着脚走起来。后来他走得身上发热，脚也就不觉得疼了，虽然到晚上那双脚看上去更可怕，但他不去瞧它，心里想点别的事。

皮埃尔现在才懂得，一个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救力量，足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就像气锅上的安全阀，每当蒸汽达到一定密度时，它就把过多的蒸汽放出来。

他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枪毙掉队的俘虏，虽然已有一百多人这样被杀害了。他不再去想日益衰弱的普拉东，因为他显然也逃不掉这样的厄运。皮埃尔更少想到他自己。他的处境越困难，前途越可怕，他就越容易产生超脱现实的欣慰的思想、回忆和幻想。

十三

二十二日正午，皮埃尔沿着泥泞滑溜的道路上山，边走边瞧着自己的脚和崎岖不平的山路。有时他望望周围熟悉的人群，又瞧瞧自己的脚。人群也好，自己的脚也好，都是他所熟悉的。雪青色的矮脚狗阿灰快乐地在路旁跑着，偶尔提起一条后腿，用三条腿跳跃表示它的灵活和得意，然后又狂吠着，撒开四腿扑向落在死尸上的乌鸦。阿灰比在莫斯科时更活泼、皮毛更光亮了。地上到处狼藉着各种动物的肉，从人肉到马肉，大都不同程度地腐烂了。狼不敢接近有人走过的地方，因此阿灰可以吃个痛快。

天一早就下雨，此刻眼看就要雨过天青，不料雨停了没多久，反而下得更大。道路已湿透，水再也渗不进去，就顺着车辙流泻。

皮埃尔一边走，一边向两旁张望，同时每走三步，就弯起一个手指。他在心里对雨说：“下吧，下吧，下得更大些！”

他似乎觉得他什么也没有想，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在回味一件重要而令人欣慰的事。这是他昨天从普拉东的谈话中所取得的最微妙的精神收获。

昨晚在宿营地，皮埃尔在熄灭的篝火旁觉得很冷，就站起来转移到附近烧得较旺的篝火旁。在那堆篝火旁，普拉东头上裹着军大衣，就像牧师裹着法衣那样，坐在那里，正用他那流畅悦耳但是虚弱有病的声音给士兵们讲皮埃尔熟悉的一个故事。时间已过午夜。这是普拉东通常退了烧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皮埃尔走到篝火旁，听见普拉东虚弱有病的声音，看见他那被火光照红的可怜的脸，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他怕流露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想走开，但没有别的篝火可以取暖。皮埃尔竭力不看普拉东，在篝火旁坐下。

“你身体怎么样？”他问。

“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就诉苦，上帝就不会赐给我们死了。”普拉东说，立刻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说，老弟，”普拉东接下去说，苍白消瘦的脸上露出笑容，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快乐光辉，“我说，老弟……”

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普拉东单独对他讲过五六次，每次讲总是带着异样的快乐心情。但不管皮埃尔多么熟悉这个故事，他现在听着仍觉得新鲜，而普拉东讲故事时那种平静的欢乐显然也感染了皮埃尔。这个故事是讲一个老商人，他和一家人过着正派虔诚的生活，有一次他同一个有钱的商人一起到马卡里去。

两个商人投宿同一家客店。第二天发现有钱的商人被人谋财害命了。在老商人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把染血的刀。老商人因此受审判，挨鞭笞，撕破鼻子，一切都依法行事，最后被流放服苦役。

“对啊，老弟，”皮埃尔进来的时候，普拉东正讲到这里，“这事过去了十年，也许是十多年。那老头儿一直在服苦役。他安分守己，不做坏事。他只求上帝赐他一死。嚯，有一天晚上苦役犯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老头儿也在那里。大家闲聊，谁为什么事受这份罪，什么地方冒犯了上帝。有人说他害了一条命，有人说他害了两条，有人说他放了火，有人说他是逃亡农奴，平白无故遭了殃。有人问老头儿：‘老大爷，你为什么吃苦啊？’他说：‘我的小兄弟们，我吃苦是为了自己的罪孽，也为了别人的罪孽。我没有害过一条命，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我还帮助过穷哥儿们。我的小兄弟们，我是个商人，我有很多财产。’他如此这般把事情从头到底讲了一遍。他说：‘我并不为自己伤心。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只可怜我的老伴和孩子。’老头儿说着说着哭起来。没想到这伙人里有一个，正好是谋杀那个商人的人。他问：‘老大爷，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几月份？’他问得很详细。这时，他的心难受极了。他就这样走到老头儿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说：‘老人家，你代我受罪了，弟兄们，他说的全是事实，他被冤枉吃了苦。’他又说：‘这事是我干的，刀子是我趁你睡着的时候塞在你枕头底下的。老大爷，请你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吧！’”

普拉东停了停，望着篝火，快乐地微笑着。他拨了拨劈柴。

“老头儿说：‘上帝会饶恕你的，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罪孽吃苦。’说着，他自己已热泪盈眶了。老弟，您想不到吧！”普拉东越说，脸上越焕发出兴奋的笑容，仿佛他此刻所讲的事，包含着最动人最有意义的内容，“你想不到吧，老弟，这个杀人犯就去官府自首。他说：‘我害过六条人命，罪大恶极，但我很可怜这个老头儿。让他别再怨恨我了。’他去自首，人家记下他的口供，送了公文，一切都依法办理。那地方很偏僻，法官审了案件，照例向上面写了一份份公文。这案子最后送到沙皇那里。沙皇下了一道谕旨：释放商人，发还没收的财产。公文下来了，到处找老头儿。那个无辜受罪的老头儿在哪里呀？沙皇谕旨下来，大家到处寻找。”普拉东的下巴颏哆嗦起来，“原来上帝已饶恕了他——他死了。就是这样，老弟。”普拉东结束了他的故事，默默地含笑望着前方，望了好半天。

这时皮埃尔心里隐约而快乐地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普拉东讲故事时脸上的快乐神情和这种快乐所包含的神秘意义。

十四

“各就各位！”突然有人喊道。

在俘虏和押送队中间发生了一阵高兴的骚动，大家都在期待一件幸福和庄严的事。四面八方响起了口令声，一队服饰讲究、坐骑优良的骑兵，从左边绕过俘虏出现了。人人脸上显出紧张的神色，那是每逢最高当局来临时常出现的表情。俘虏被推到路旁，大家挤作一团。押送兵排起队来。

“皇帝！皇帝！元帅！公爵！”高大强壮的卫兵刚过去，就来了一辆由几匹灰马纵列牵引的马车。皮埃尔立刻看到一个头戴三角帽的人，那人神态端庄，相貌俊美，脸庞白皙。这是一位元帅。元帅向皮埃尔魁梧的身体望了一眼，皱起眉头，转过脸去，皮埃尔发现他流露出同情的神色，并竭力加以掩饰。

率领车队的将军神色慌张，满脸通红，骑着一匹瘦马，跟在马车后面奔驰。有几个军官聚集在一起，士兵们把他们团团围住。个个脸色兴奋而紧张。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呀？……”皮埃尔只听见一片询问声。

元帅经过的时候，俘虏们挤作一团，皮埃尔看见早晨还没见过的普拉东。普拉东穿着一件短小的军大衣，靠着一棵桦树坐在地上。他的脸上除了昨天讲无辜受罪的商人时那种快慰同情的神色，又增添了一种恬静庄重的表情。

普拉东用他那双善良含泪的大眼睛望着皮埃尔，显然在招呼他过去，他有话要对他说。但皮埃尔顾虑重重。他装作没有看见他的目光，慌忙走开。

俘虏们又上路了，皮埃尔回头望了望。普拉东坐在路边的桦树旁，有两个人俯身对着他说话。皮埃尔没再回头看他。他瘸着腿向山上走去。

后面普拉东坐着的地方发出一声枪响。皮埃尔清楚地听见了枪声，但就在听见枪声的一刹那，他记起他还没算出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多少路程，他在元帅到来之前就开始计算了。于是他继续计算。那两个法国兵从皮埃尔面前跑过，其中一个提着一支冒烟的枪。两人都脸色发白，他们的脸色有点像那天那个行刑的年轻士兵的脸色，其中一个怯生生地瞧了皮埃尔一眼。皮埃尔看了看那个兵，记起前天他曾在篝火上烘衬衫，把衬衫烧掉，弄得大家都取笑他。

那条狗在后面普拉东坐过的地方哀嗥。“哭什么呀，傻东西？”皮埃尔想。

同皮埃尔一起往前走的俄国兵也像皮埃尔一样，没有回头去看那发出枪声和狗吠的地方，但人人脸上都显出严肃的神色。

十五

骑兵车队、俘虏队和元帅的车队都停在沙姆舍沃村。大家都聚在篝火旁。皮埃尔走到篝火旁，吃了烤马肉，背对篝火躺下来，立刻睡着了。他又像鲍罗金诺战役后睡在莫扎依斯克村那样。

又是现实和梦幻交织在一起，又有人——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对他谈思想，而且就是莫扎依斯克村人家对他谈的那些思想。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运动。这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就有感知神圣的快乐。要爱生命，爱上帝。最困难和最幸福的事，就是在痛苦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

“普拉东！”皮埃尔想到了他。

皮埃尔突然生动地想起了在瑞士教他地理的教师。那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早已被他忘记了。“等一下！”那小老头说。他给皮埃尔看地球仪。这是一个没有大小比例而可以活动的球。球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点子。这些点子都在变动，改变位置，时而几个合成一个，时而一个分成几个。每个点子都在竭力扩张，多占点空间，而别的点子也要扩张，就排挤它，有时消灭它，有时和它合在一起。

“这就是生命。”小老头教师说。

“这事多么简单明了，”皮埃尔想，“可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

“中间就是上帝，每一个点子都在扩张，以便尽量反映上帝。它生长，汇合，收缩，从表面上消失，向深处下沉，然后又浮上来。普拉东就是这样，他扩张又消失。——你懂吗？”教师说。

“你懂吗，见鬼？”有个声音嚷道。皮埃尔就醒了。

他欠身坐起来。一个法国人刚把一个俄国兵推开，蹲在篝火旁，拿通条叉着肉在火上烤。他卷起袖子。一双青筋毕露、皮肤发红、长满茸毛、手指粗短的手利索地转动着通条。他那张双眉紧皱、神情阴郁的褐色脸庞在篝火光中清晰可见。

“他反正无所谓，”他迅速地转身对旁边的士兵嘟囔道，“……是个强盗，真的！”

那个兵转动通条，阴沉地瞧了皮埃尔一眼。皮埃尔转过身去，望着暗处。那个被法国人推开的俄国俘虏坐在篝火旁，用手拍打着什么。皮埃尔凑近一看，认出那条雪青色小狗，那狗坐在士兵旁边，摇着尾巴。

“哦，你来了！”皮埃尔说，“哦，普拉东……”他刚开口，但说不下去。突然，他的头脑里浮现出一连串往事：普拉东坐在树下望着他时的目光，从那里传来的枪声，狗的哀嗥，从他身旁跑过的两个法国人负疚的神色，那支冒烟的步枪，今天宿营的已没有普拉东，他只得相信普拉东被打死了，但就在这一刹那，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夏天他在基辅庄园阳台上同一个波兰美女共度黄昏的事。皮埃尔终究没有把今天一天的事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出结论。他闭上眼睛，于是夏天的景色就同游泳、同活动的地球仪混合在一起，他的身子在往水里沉，直到没顶。

日出之前，皮埃尔被一阵响亮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吵醒。好多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

“哥萨克！”一个法国人喊道。一会儿，就有一批俄国人把皮埃尔围住。

皮埃尔好半天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听见四面八方传来同伴们的欢呼声。

“弟兄们！亲人，宝贝！”老兵们一面拥抱哥萨克和骠骑兵，一面哭着喊道。骠骑兵和哥萨克围住俘虏们，连忙送东西给他们，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靴子，有的送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拥抱第一个走到他跟前的士兵，一面哭，一面吻他。

陶洛霍夫站在一座倒塌房子的大门旁，让缴了械的法国人进去。法国人因刚发生的事很激动，大声交谈着，但他们走过陶洛霍夫面前，看见他用马鞭轻轻抽打着靴子，他那玻璃般冰凉的眼睛没有丝毫善意，就都住了口。另一边站着陶洛霍夫的哥萨克，他在数俘虏，数满一百就在门上画一个记号。

“多少？”陶洛霍夫问数俘虏的哥萨克。

“一百多。”哥萨克回答。

“快走，快走！”陶洛霍夫不住地说，这是他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他的目光一接触到俘虏的目光，他的眼睛就发出冷酷的光芒。

杰尼索夫摘下帽子，脸色阴沉，跟在抬彼嘉尸体的哥萨克后面，往花园里挖好的墓穴走去。

十六

自从十月二十八日上冻以来，法军溃败的情况越发悲惨：许多人不是冻死就是在篝火旁烤死，而一批身穿裘皮衣服、乘坐马车的人，带着皇帝、国王和公爵劫得的财物继续赶路；不过，法军撤出莫斯科后逃跑和瓦解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

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法军原有七万三千人（近卫军不算在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近卫军除了抢劫什么事也不干），如今只剩下三万六千人，而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到五千人。这是第一项数据，其他各项就不难推算了。

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从维亚兹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津纳，从别列津纳到维尔诺，法军按照这个比例减员和逐渐被消灭。这种变化同天气寒冷的程度、有无敌人追击、道路是否被阻等情况无关。到维亚兹马后，原先分成三路的法军混成一团，并一直维持到最后。贝帝埃向皇帝呈递了一份报告（这些官员所描述的军队状况离实际情况有多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写道：

最近三天在行军中视察各部队，我认为有责任向陛下报告。这些部队已几乎完全瓦解。只有四分之一士兵跟着军旗行进，其余恣意乱窜，寻找食物，逃避职责。大家只想到斯摩棱斯克休息。近日许多士兵抛弃枪支弹药。不论陛下如何部署今后行动，为陛下军事利益计，必须在斯摩棱斯克集结军队，剔除失去马匹的骑兵、丢失武器的士兵、多余的辎重和部分炮兵，因为这些炮兵同目前的兵力不相称。军队需要粮食，需要休整几天；士兵又饿又乏；近日有许多人死于途中和宿营地。此种情况愈益严重，使人不得不感到忧虑。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一旦发生战事，我们将无可用之兵。写于十一月九日，离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

法国人拥进他们认为天堂的斯摩棱斯克后，为争夺食物互相残杀，抢劫自己的仓库，把全市洗劫一空，又继续逃跑。

他们一个劲儿逃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去做什么。天才拿破仑更是心中无数，因为没有人对他发号施令。但他和他周围的人仍保持根深蒂固的老习惯：拟命令，发公函，写日报表；彼此称呼：“陛下，贤弟，埃克米尔亲王，那不勒斯王”等等。但命令报告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照办，因为不可能照办。他们虽然以陛下、殿下、贤弟相称，其实知道彼此都是些作恶多端如今受到报应的卑劣的可怜虫。尽管他们装出关心军队的样子，其实个个只关心自己，只想尽快逃命。

十七

从莫斯科退到涅曼河的战斗中，俄法两军的行动就像在捉迷藏：两个游戏的人蒙住眼睛，其中一个不时摇摇铃，告诉捉的人他在哪里。起初，那个被捉的人不怕对方，不时摇铃，后来心里一紧张，就竭力悄悄地溜走，躲避对手，但常常心里想躲开，却一头撞到对方怀里。

起初，当拿破仑军队沿卡卢加大道撤退时，他们还让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后来上了斯摩棱斯克大道，他们便按住铃舌逃跑，往往自以为可以逃掉，却迎面撞上俄军。

由于法军退却和俄军的追踪如此神速，又由于骑兵的马已筋疲力尽，侦察兵要确定敌军的位置已不可能。此外，由于双方军队的位置常常迅速改变，即使弄到情报也不及时。如果二号得到消息，说敌军一号在什么地方，三号能采取什么措施，那么，敌军那个部队已走了两程路，早已转移地方了。

一支军队跑，一支军队追。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法军面前摆着许多条路；法军停留了四天，似乎可以弄清敌人在什么地方，想出什么有利的办法，采取什么新措施。但在停留四天后，这群乌合之众既不向右也不向左，毫无主见和策略，又沿着那条最不利的老路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逃跑。

法国人以为敌人在后面而不在前面，在逃跑中拉开距离，前后相距二十四小时路程。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后是国王，再后面是公爵。俄军估计拿破仑会向右渡过第聂伯河，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于是俄军也向右转，走上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道。这时，就像捉迷藏一样，法军碰上了我们的先锋。法军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敌人，慌了手脚。他们吓呆了，接着便扔下后面追随的同伴继续逃跑。这时，法军各个部队，先是总督部队，然后是达武部队，然后是奈伊部队，一个接着一个，就像穿过俄军的队伍，一口气走了三天三夜。他们各走各的，丢下一切重东西，丢下大炮和一半人员，夺路逃跑，只在夜间向右兜个半圆圈避开俄国人。

奈伊走在最后，虽然他处境不妙，但也许正因为处境不妙，他要捶打使他们跌痛的那块地板，也就是说，他要炸毁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的斯摩棱斯克城墙。奈伊带着他那个军的一万人走在最后，等他跑到奥尔沙见拿破仑时，只剩下一千人了。他抛弃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大炮，夜间穿过树林，偷偷渡过第聂伯河。

他们从奥尔沙沿着通往维尔诺的大道继续逃跑，又同追兵捉起迷藏来。他们在别列津纳河又乱作一团，许多人落水，许多人投降，那些渡过河的人又继续前进。那位主将身穿皮衣坐上雪橇，抛下同伴，只身狂跑。凡是能逃的都逃了，不能逃的就投降或者死掉。

十八

在这场逃跑中，法国人是在千方百计毁灭自己。从转到卡卢加大道到统帅丢下军队逃跑，他们没有一个行动具有丝毫意义。对这一阶段的战事，史学家总不能把群众的行动归因于一个人的意志而对这次退却任意描写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次战争，史学家的著作汗牛充栋，一再描述拿破仑的决策和他那深谋远虑的计划，他用兵的神奇本领，以及他的元帅们的天才部署。

从马洛雅罗斯拉韦茨退却时，他面前摆着一条通往粮草充足地区的道路，同时还有一条平行的道路可走，也就是后来库图佐夫追击他的那条路，但他却毫无必要地走一条贫困难行的道路，而史学家却认为这是深谋远虑的结果。他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到奥尔沙，也被说成是深谋远虑的行为。再有，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行为则被说成是英雄之举，据说他准备在那里应战，亲自指挥战役，他曾举着桦树大棒说：

“我当皇帝已经当够，如今要做做将军了。”他说是这么说，但说完又继续逃跑，撇下他的残部听凭命运摆布。

其次，史学家又给我们描述元帅们的伟大精神，特别是奈伊，而他精神的伟大就在于他夜间穿过树林绕道偷渡第聂伯河，抛下军旗、大炮以及十分之九的军队向奥尔沙逃跑。

最后，史学家还对我们说，伟大的皇帝最后抛下英雄军队也是伟大的天才行动。就连那被人们称为卑鄙之至、连小孩子都认为可耻的逃跑行为在史学家笔下也得到了辩护。

每当历史评论这条富有弹性的线拉得不能再长时，每当人的行动显然违反人类公认为善甚至正义的准则时，史学家就乞灵于“伟大”这一概念。“伟大”似乎可以排除善恶的标准。伟人无恶行。伟人无被控犯罪之忧。

一旦史学家说“这很伟大”，就不再有善恶，而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善，不伟大就是恶。在史学家看来，伟大是被他们称作英雄的特殊人物的本性。拿破仑身着轻裘回家，任凭那些不仅是他的伙伴而且是（据他看来）由他带到那里的人灭亡，他还觉得“他很伟大”，因此心安理得。

“崇高（他自认为很崇高）同可笑只有一步之隔。”他说。于是五十年来全世界都一再重复说：“崇高！伟大！拿破仑伟大！崇高同可笑只有一步之隔。”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承认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就是肯定微不足道和极端渺小。

基督既给了我们善恶的标准，我们认为不可能衡量的东西是没有的。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就谈不到伟大。

十九

读到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载，有哪个俄国人不深深地感到懊丧、愤慨和困惑？有谁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俄国三路大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法军，既然法军饥寒交迫，溃不成军，大批投降，既然（历史告诉我们）俄国人的目的是要阻止、切断和俘虏全部法国人，那么，怎么没把他们俘虏和消灭呢？

既然人数少于法军的俄军能打一场鲍罗金诺战役，那么，这支军队已三面包围法军，而目的又是要俘虏他们，怎么没达到这个目的呢？难道法军真有那么厉害，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击败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历史，所谓历史，回答这些问题说：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察戈夫等人没有采取某些措施。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呢？如果他们应负没有达到预定目的的罪责，那么，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处决他们呢？但即使认为俄军失利的责任应由库图佐夫、奇察戈夫等人承担，仍无法理解，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拥有那些优越条件（俄军兵力在那两地都占优势），为什么没有俘虏法国军队及其元帅、国王和皇帝，既然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

这个怪现象用库图佐夫阻止进攻（俄国军事史家就是这样说的）来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知道，库图佐夫在维亚兹马和塔鲁季诺无法阻止俄军的进攻。

既然俄军能以微弱的力量在鲍罗金诺战胜全部敌军，为什么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拥有优势兵力，却败于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是要切断和活捉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要达到这目的的企图每次都遭到最可耻的失败，那么，法国人认为战争最后阶段是他们获得一连串胜利，这种说法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俄国史学家认为那是我们的胜利，就完全错了。

尽管俄国军事史家们对俄军的勇敢和忠忱作了热情的歌颂，他们若遵守逻辑，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只得承认，法军退出莫斯科是拿破仑的一连串胜利，是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不过，撇开民族自尊心不谈，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个结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法国人的一连串胜利却导致他们的彻底灭亡，而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却导致他们完全消灭敌军和光复祖国。

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史学家们根据两国皇帝和将军的通信，根据战报、报告、计划之类的文件研究当时的事件，从而确定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要切断和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和军队，其实这样的目的是虚构的，从来不曾有过。

这样的目的从来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因为它毫无意义，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这样的目的毫无意义，因为第一，拿破仑的溃军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俄国，也就是他们做了每个俄国人所希望的事。既然法国人竭尽全力逃跑，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

第二，拦住全力逃跑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法军没有外因也在迅速自行灭亡，即使没有堵截，他们也不可能在十二月间使更多的军队（全军百分之一）逃离俄国国境，因此为了消灭这样少量法军而损失自己的兵力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要俘虏皇帝、国王和公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就连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如迈斯特尔等人）也认为，俘虏这帮人会给俄军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俘虏整个法国军队就更无意义，因为俄军到达克拉斯诺耶时自己就已减员一半，而押送这么多俘虏需要整师的人，再说当时俄军士兵也不能经常领到足够的粮食，已有的俘虏也正在饿死。

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深思熟虑的计划，就像一个菜园主所制定的计划，他为了要驱逐践踏菜园的牲口，赶到菜园门口，迎头痛击那头牲口。唯一可以为菜园主行为辩护的理由是，他太气愤了。但这对制定计划的人来说也并不适用，因为他们不是菜园遭践踏的受害者。

但是，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办不到的。

这事之所以办不到，因为，第一，经验证明，在一次作战中，纵队行动拉长到五俄里的距离，绝不符合计划的要求，要奇察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及时在指定地点会师，其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库图佐夫正是这样考虑的，他在接到这项计划时就说过，远距离牵制作战是不可能得到预期效果的。

第二，其所以办不到，因为要制止拿破仑军队撤退时的那股冲力，俄军必须拥有比现有力量大得多的力量。

第三，其所以办不到，还因为“切断”这个军事术语毫无意义。面包可以切断，而军队是切不断的。切断军队也就是堵截它的去路，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可以迂回的地方总是很多，再说，一到黑夜就什么也看不见，军事学家即使拿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实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对方不肯就范，你就无法俘虏，就像无法捉住一只燕子那样，除非它自愿落到你的手里。只有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和战术投降的人才能加以俘虏。但法国人理所当然认为不值得这样做，因为逃跑和被俘结果都免不了一死，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第四，也是主要的一点，其所以不可能，因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像一八一二年战争那样艰苦卓绝，俄军追击法军已尽了全力，如越过这个限度，将自取灭亡。

俄军从塔鲁季诺到克拉斯诺耶行军途中，生病和掉队的达五万人，相当于一个大省城的人口。没有作战就减员一半。

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军队没有靴子和皮大衣，缺少粮食，没有伏特加，一连几个月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雪地里；那时，白天只有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黑夜，根本无法维持纪律；那时，人们不像在战斗中那样只有几小时处于不讲纪律的生死关头，那时人们一连几个月一直在同饿死和冻死搏斗；那时，一个月军队中就有一半人死掉。史学家讲到这一阶段的战争，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某地侧翼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察戈夫应当向某地转移（在没膝深的雪地中转移），某某应当击溃和切断敌军，等等。

俄军死掉一半，他们为了无愧于人民的崇高目的已竭尽全力，因此，一般俄国人坐在暖和的屋子里，提出一些无法办到的建议，俄国军人对此可不能负责。

事实和历史记载之间所以发生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矛盾，就在于史学家写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将军们的美好感情和豪言壮语。

他们感兴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这个将军或那个将军所获得的奖赏和他们所作的推测。至于有五万人留在医院里和坟墓里，他们根本不关心，因为那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撇开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深入研究千百万人直接参加的行动，那么，那些原以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获得明确可靠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目的，除了十来个将军的幻想外，从来就不曾有过。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毫无意义而又无法实现。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从侵略者手里光复自己的国土。这个目的达到了：第一，它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只要不阻碍他们就行。第二，这个目的是靠消灭法军的人民战争达到的。第三，俄国大军紧跟逃走的法军，只要法军一停步，就对它施用武力。

俄国军队的行动应该像一条驱赶牲口的鞭子。有经验的赶牲口人懂得，最好是举起鞭子吓唬奔走的牲口，而不是迎头抽打它们。

第四部

一

一个人看见一只垂死的动物会感到恐怖，因为一个同样有生命的东西在他眼前渐渐死亡，就要不再存在。但如果垂死的是一个人，一个心爱的人，那么，除了恐怖之外，面对着生命的灭亡，你会感到肝肠寸断，心如刀剜。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就像肉体上的创伤一样，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总是很疼，最怕外界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都有这种感觉。她们意气消沉，回避悬在头上的阴森森的死亡乌云，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翼翼地保护尚未愈合的创伤，不让它受到痛苦的碰撞。不论是街上疾驰而过的马车，还是开饭的通知，或是使女准备什么衣服的请示，尤其是并无诚意的敷衍性同情，这一切都会刺痛伤口，好像一种侮辱，破坏她们谛听那严峻的无声合唱所需要的宁静，妨碍她们遥望刹那间展现在面前的虚无缥缈的远方。

只有她们两人在一起才不感到屈辱和难堪。她们难得谈话，即使谈，也只谈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她们避免谈未来的事。

如果承认还会有未来，她们认为就是对纪念他的亵渎。凡是可能涉及死者的事，她们谈话时尤其注意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感受的往事无法用语言表达。她们觉得，任何提到他生活细节的话，都会损害眼前展现的神秘现象的伟大和圣洁。

经常保持缄默，尽量避免可能使人想起他的话，处处不逾越禁忌的界限，这样，她们就觉得她们的感受更加纯洁和鲜明。

不过，天下没有十足的悲哀，就像没有十足的快乐一样。玛丽雅公爵小姐既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又是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两星期后她首先被现实生活从悲哀中召唤出来。她收到一些家信，需要回复；小尼古拉住的屋子潮湿，使他咳嗽起来。阿尔巴端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账目，并劝她搬回莫斯科伏兹德维任卡街的住宅。这所住宅完整无损，只要稍加修缮就可居住。生活并没有停止，大家还要活下去。就玛丽雅公爵小姐来说，尽管离开那沉思默想的世界非常痛苦，撇下娜塔莎一个人感到内疚，她还是不得不去处理一系列生活琐事。她同阿尔巴端奇一起检查账目，同德萨尔讨论侄子的教育问题，并就搬回莫斯科一事作了安排和准备。

娜塔莎剩下独自一个。自从玛丽雅公爵小姐忙着准备搬家以来，娜塔莎就回避她。

玛丽雅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让娜塔莎一起去莫斯科。娜塔莎的父母眼看女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认为易地疗养，再请莫斯科医生替她看病对她健康有益，就欣然同意。

“我哪儿也不去，”娜塔莎听到这个建议，回答说，“我只求你们别来管我。”她说着跑出屋子，竭力忍住眼泪。这眼泪与其说是出于悲伤，不如说是出于烦恼和气忿。

自从娜塔莎觉得她被玛丽雅公爵小姐抛弃，独自忍受悲伤以来，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待在屋里。她蜷起腿坐在沙发角上，用纤细的手指紧张地撕碎或者揉捏着什么东西，目光执拗地盯着一个地方。这种孤独使她虚弱，也使她难堪，却是她所需要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立刻站起来，改变姿势和眼神，拿起一本书或者针线活，不耐烦地等待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总觉得，她马上就能弄懂她的心灵所注视但无力解答的可怕问题。

十二月底，娜塔莎有一天身穿黑色羊毛连衣裙，发辫随便绾一个结，苍白，消瘦，蜷起腿坐在沙发角上，紧张地把腰带末端揉皱又抚平，眼睛望着门角。

她望着他去的生命的彼岸。这个彼岸，她以前从没想到过，以前觉得那么虚无缥缈，如今却觉得比此岸更近，更亲切，更可理解，而此岸的一切不是空虚和幻灭，就是痛苦和屈辱。

她望着那个地方，她知道他就在那里，但她看到的他只能是原来的样子，她想象不出别的样子。她又看到他在梅基希村、三一修道院和雅罗斯拉夫尔时的样子。

她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重述他的话和她对他说的话，有时还想象当时他们之间可能的交谈。

现在她看见他穿着丝绒睡袍躺在安乐椅上，瘦削苍白的手支着脑袋。他的胸脯深深凹陷，肩膀耸起，嘴唇紧闭，眼睛闪亮，苍白的额上皱纹时现时隐。他的一条腿在迅速地微微颤抖。娜塔莎知道，他正在同难以忍受的疼痛作斗争。“这疼痛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疼痛？他的感觉怎样？他多么疼啊！”娜塔莎想。他发现她在注意他，抬起眼睛，脸上不带笑容，说起话来。

“有一件事很可怕，”他说，“那就是把自己永远同一个受苦受难的人绑在一起。”他用试探的目光望了望她，而娜塔莎此刻就看到了这个目光。娜塔莎照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不会的，您会好的，会完全好的。”

现在她又看见他，又重新体验当时的种种感受。她想起他说这话时久久凝视她的忧郁而严峻的目光，发现这目光含有责备和绝望的意味。

“我同意，”此刻娜塔莎自言自语，“如果他老是这样受苦，那太可怕了。我当时那样对他说，因为这对他是很可怕的，可是他理解错了，还以为是对我来说很可怕的。那时他还想活，他害怕死。可我却对他说了这样粗暴愚蠢的话。我没想到这一层，我想的是另一回事。我要是把心里话说出来，我会说：‘让他慢慢死去，在我面前慢慢死去，也比我现在这样幸福。’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他知道这一点吗？不，他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而这事如今可再也无法补救了。”他又对她说了同样的话，但现在娜塔莎在心里对他作了另一种回答。她拦住他说：“可怕的是对您而不是对我。您要知道，我生活中少了您就一无所有，同您分享痛苦是我最大的幸福。”他拉起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就像他临死前四天那个可怕的晚上那样。于是她又在心里说出当时可能说的一些亲热的话。“我爱你……爱你……爱……”她痉挛地握紧双手，咬紧牙关说。

她心里又充满了一种甜滋滋的伤感，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但她突然问自己：“我这是在对谁说话？他在哪里？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一种冷冰冰、干巴巴的困惑又把一切遮掩了。她又皱紧眉头，瞧着他躺过的地方。她似乎觉得她马上就能打破那个生死之谜……但就在这一刹那，一阵响亮的门把手敲击声把她惊醒。使女杜尼雅莎神色惊惶，快步闯进来。

“请您马上到爸爸那儿去！”杜尼雅莎露出特别紧张的样子说，“真不幸啊……彼嘉少爷……有信来！”她呜咽着说。

二

娜塔莎觉得她和所有的人都有点疏远，而和自己家里的人尤其疏远。父亲、母亲、宋尼雅对她都那么亲近，和她那么融洽，一如往常，因此她觉得他们的言谈、他们的感情都是对她近来所处的那个世界的一种亵渎。她对他们不仅很冷淡，而且抱有敌意。她听杜尼雅莎谈到彼嘉，谈到不幸的消息，但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有什么不幸？他们能有什么不幸？一切都是老样子，太太平平。”娜塔莎心里自言自语。

她走进客厅，只见父亲从伯爵夫人屋里急急地走出来。他满脸皱纹，老泪纵横。他从屋里跑出来，显然要发泄勉强忍住的恸哭。他一看见娜塔莎，就绝望地摆摆手，发出一阵阵呜咽，连他那松软的圆脸都变了形。

“彼……彼嘉……快去，快去……她在叫你……”他像孩子一般放声大哭，迅速地挪动衰弱的两腿，双手捂住脸，几乎倒在椅子上。

突然像有一股电流击穿娜塔莎的全身。她的心猛地受到一次强烈的冲击。她感到一阵剧痛，身上仿佛有样东西碎裂，她要死了。但疼痛过后，她顿时摆脱了禁锢的内心生活。她一看见父亲，一听到门里母亲疯狂的叫喊，立刻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悲伤。她跑到父亲面前，父亲无力地摆摆手，指指母亲的房门。玛丽雅公爵小姐脸色苍白，下巴颏哆嗦，握住娜塔莎的手，对她说了句什么。娜塔莎却视而不见，也没听见她的话。她快步走进门里，停了一停，好像在进行自我斗争，然后向母亲跑去。

伯爵夫人躺在安乐椅上，不自然地伸着身子，头撞着墙壁。宋尼雅和女仆们按住她的双臂。

“叫娜塔莎来！叫娜塔莎来！……”伯爵夫人叫道，“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撒谎……叫娜塔莎来！”她叫着，把周围的人推开，“都给我走开，这不是真的！把他给打死了！……哈，哈，哈！……这不是真的！”

娜塔莎屈起一条腿跪在安乐椅上，俯下身来搂着母亲，用异乎寻常的力气把她抱起来，转过她的脸，紧紧地偎依着她。

“妈妈！……好妈妈！……我在这儿，妈妈！好妈妈！”她一刻不停地喃喃说。

她没有放开母亲，温柔地同她挣扎着，要人拿枕头和水来，又解开和撕开母亲的衣服。

“妈妈，好妈妈！……妈妈，我的好妈妈！”她不停地低声呼唤，吻着母亲的头、手和脸，止不住的泪水像小溪般痒痒地沿着鼻子和双颊流下来。

伯爵夫人握紧女儿的手，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突然，她迅速地坐起来，茫然四顾，一看见娜塔莎，就竭尽全力搂住她的头，然后把女儿疼得起皱的脸转过来，久久地凝视着她。

“娜塔莎，你爱我吗？”她用信任的语气低声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好吗？”

娜塔莎用饱含泪水的眼睛望着母亲，她的脸上现出要求饶恕和怜爱的神情。

“妈妈，好妈妈！”她反复叫道，竭力想用自己的爱来分担压在母亲身上的悲哀。

母亲同现实作着无力的搏斗。她不愿相信，她的爱子年纪轻轻被打死后她还能活下去。于是她又从现实逃进精神错乱的世界。

娜塔莎不记得那一天是怎样过的，也不记得那天夜里、第二天和第二天夜里是怎样过的。她没有睡觉，也没有离开母亲。娜塔莎的爱，顽强而执拗，不是劝解，也不是安慰，而是对生的召唤，一刻不停地拥抱着伯爵夫人。第三天晚上，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娜塔莎一手支着头，在安乐椅上闭一会儿眼睛。床吱咯一声，娜塔莎睁开眼睛。伯爵夫人坐在床上，悄悄地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你累了，要喝点茶吗？”娜塔莎闻声走到母亲跟前，“你长大了，像个大男人了。”伯爵夫人拉住女儿的手说。

“妈妈，你在说什么呀！……”

“娜塔莎，他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伯爵夫人搂住女儿，第一次放声哭起来。

三

玛丽雅公爵小姐推迟了行期。宋尼雅和伯爵都想把娜塔莎替换下来，但是办不到。他们看出，只有她能使母亲不陷入疯狂的绝望。一连三星期，娜塔莎寸步不离地守在母亲身边，晚上就睡在她屋里的沙发上，给她喝水，喂饭，不停地同她说话，因为只有她那亲切温柔的声音能使伯爵夫人得到安慰。

母亲心里的创伤无法治愈。彼嘉的死夺去了她一半生命。她原是个精神饱满的五十岁女人，在彼嘉死讯传来一个月后，她走出卧室时已是个对生活冷漠、半死不活的老妇人了。但这个夺去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创伤却使娜塔莎回生。

由精神崩溃引起的心灵创伤，虽然很奇怪，却完全像肉体创伤一样，很深的创伤也能愈合长好，不过心灵创伤也像肉体创伤一样，要靠自身的力量才能愈合。

娜塔莎的创伤就是这样愈合的。她以为她的生命完了，但是她对母亲的爱向她证明，生命的本质就是爱，而爱依旧活在她心里。爱复苏了，生命也复苏了。

安德烈公爵弥留的那几天使娜塔莎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结合在一起。新的不幸使她们进一步接近。玛丽雅公爵小姐推迟了行期，三星期来像照顾病孩那样照顾娜塔莎。娜塔莎在母亲房里待了几个星期，把她的体力都耗尽了。

一天中午，玛丽雅公爵小姐发现娜塔莎在打寒战，就把她领到自己屋里，让她躺在自己床上。娜塔莎躺下来，但当玛丽雅公爵小姐放下窗帘要走时，娜塔莎把她叫到跟前。

“我不想睡。好玛丽雅，你陪我坐一会儿。”

“你累了，睡一会儿吧。”

“不，不。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妈妈会找我的。”

“她好多了。她今天说话正常了。”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昏暗的房间里打量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脸。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对，又像又不像。但她是个陌生、费解、特别的人。她爱我。她心里有些什么？只有善。但是怎样的善？她是怎么想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是的，她这人真好。”

“玛丽雅，”她怯生生地拉过她的手，说，“玛丽雅，你别以为我这人很傻。你不这么想吧？玛丽雅，好人儿。我真爱你。让我们做真正的好朋友吧。”

娜塔莎说着拥抱玛丽雅公爵小姐，吻她的手，吻她的脸。玛丽雅公爵小姐有点不好意思，但对娜塔莎的感情还是感到高兴。

从这天起，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建立了那种只有女人之间才有的热烈而温柔的友情。她们不停地亲吻，相互说着亲热的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如果一个出去，另一个就会感到不安，慌忙去找她。她们觉得两人在一起比单身独处安宁。她们之间的感情超过友谊，这是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

有时她们一连几小时不作声；有时她们躺在床上谈话，一直谈到天亮。她们谈的多半是遥远的往事。玛丽雅公爵小姐谈她的童年，谈她的母亲，谈她的父亲，谈她的梦想。娜塔莎以前不理解那种温顺虔诚的生活，不欣赏基督徒自我牺牲的诗意，现在她十分依恋玛丽雅公爵小姐，爱她的过去，懂得了以前不懂的另一面的生活。她并不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学会顺从和自我牺牲，因为她习惯于寻求其他欢乐，但现在她懂得了并且爱上了她以前所不理解的对方身上的美德。至于玛丽雅公爵小姐，她听了娜塔莎讲她童年和少女时候的事，也发现了她以前不理解的另一面的生活，发现了生活的信念，懂得了生活的乐趣。

她们仍旧不提他，以免因此破坏了心中崇高的感情，而缄口不谈他，她们竟渐渐把他淡忘了。

娜塔莎瘦了，脸色苍白，身子虚弱。大家经常谈到她的健康，这反而使她高兴。但有时她会突然害怕死亡，害怕生病，害怕衰弱，害怕丧失美貌。她情不自禁地察看自己的手臂，为它的消瘦吃惊。每天早晨还要照照镜子，瞧瞧她那瘦长得可怜的脸。她觉得她这样是理所当然的，但同时又觉得害怕和伤心。

有一次她快步上楼，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立刻找个借口下楼，再跑上楼，试试自己的体力。

又有一次，她呼唤杜尼雅莎，她的声音发抖。尽管她听到了杜尼雅莎的脚步声，她还是用胸音再叫了一声，同时仔细听听自己的声音。

她不知道也不相信，从她那积着一层淤泥的心田里已钻出细嫩的幼芽，它会生根成长，用它那生气蓬勃的嫩叶压下她的悲伤，不久这种悲伤将会渐渐消失。创伤就会从内部痊愈。

一月底，玛丽雅公爵小姐动身去莫斯科。伯爵坚持要娜塔莎跟她一起去，以便在莫斯科就医。

四

库图佐夫已无法控制他的军队打垮和切断敌人的愿望，因此在维亚兹马打了一仗，此后逃跑的法国人和追击他们的俄军直到克拉斯诺耶便没有再打过一仗。法国人逃得那么快，俄军怎么也赶不上，骑兵和炮兵的马都走不动了，有关法军行动的情报往往是不确切的。

俄军一昼夜连续不停地走四十俄里，累得筋疲力尽，再也无法加快速度。

要了解俄军的消耗达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以下的事实就可以明白：在塔鲁季诺战役以前，俄军伤亡总共不超过五千，被俘的不到一百人，但从塔鲁季诺出发的十万俄军，到达克拉斯诺耶就只剩下五万人。

俄军追击法军的急行军，像法军仓皇逃跑一样，损失惨重。区别只在于，俄军可以自由行动，不像法军那样面临死亡的威胁，再有，法军中掉队的病号要落在敌人手里，而掉队的俄国士兵仍留在自己国土上。拿破仑军队减员的主要原因在于行动过快，而俄军的相应减员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不论在塔鲁季诺或在维亚兹马，就是尽量使用他的权力不阻碍法军自取灭亡的逃跑（彼得堡方面和军队中的将军们都希望这样），而且加速他们的行动，同时减慢俄军的进军。

不过，除了行动过快会招致军队过分消耗和大量减员外，库图佐夫放慢行军速度、等待时机还有另一个原因。俄军的目的是追踪法军。法军逃跑的路线难以捉摸，因此，俄军越是步步紧跟，跑的路就越多。只有保持一定距离跟踪，才能抄最近的路去切断法军的曲折路线。俄国将军们提出的各种巧妙战术只是频繁地调动军队，增加军队的行程，而减少这种行程则是唯一合理的目的。从莫斯科到维尔诺，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不是临时的，而是始终一贯的，从来不改变。

库图佐夫不是凭智慧或兵法，而是作为一个俄国人，同每个俄国士兵一样，知道和感觉到：法国人战败了，敌人在逃跑，必须把他们赶走，但同时他同士兵一样，感到在这种季节以空前速度行军是十分艰苦的。

然而将军们，特别是俄军中的外籍将军们，想出风头，想一鸣惊人，就希望俘虏一位公爵或者一位国王。其实，现在进行任何战斗都毫无意义，有弊无利，可是这些将军却认为现在是进行战斗、克敌制胜的大好时机。库图佐夫接二连三地接到他们的作战计划，他只耸耸肩，因为要执行这些计划，只能使用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皮外衣、饿得半死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一个月里就已减员一半，而且即使能继续赶路，到达边境的路程也还超过已走过的路程。

他们这种想出风头，打一仗，打垮和切断敌人的愿望，在俄军和法军遭遇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克拉斯诺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想在这里找到法军三个纵队中的一个纵队，却碰上带领一万六千士兵的拿破仑本人。虽然库图佐夫千方百计要避免毁灭性的遭遇战以保存实力，但是筋疲力尽的俄军还是连续三天在克拉斯诺耶聚歼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托里发了一项命令：第一纵队向某地行进[251]，等等。但结果照例不是按命令办理。符腾堡的叶夫盖尼亲王从山上枪击成群逃跑的法军并要求增援，但援军没有来。法国人在夜间避开俄国人分散逃跑，躲进树林，能逃的继续逃跑。

米洛拉多维奇说，他完全不想过问部队的给养，人家要找他也总是找不到。他自称为无所畏惧、完美无缺的骑士，一味想同法国人谈判，派出军使要法军投降，结果徒然浪费时间，他也没执行给他的命令。

“弟兄们，我把那个纵队交给你们。”他骑马来到骑兵跟前，指着法国人说。于是，骑着筋疲力尽的瘦马的骑兵就用马刺和马刀赶马，好不容易追上交给他们的那个纵队，也就是追上一群几乎冻僵、饿得半死的法国人。于是这个纵队就放下武器投降，而这正是他们巴望了好久的事。

俄军在克拉斯诺耶俘虏了两万六千名法国人，缴获了几百门大炮，弄到了一根据称是“元帅杖”的棍子，并且争论谁在哪里立了功，从而得意扬扬，但又因没有捉到拿破仑或者一个英雄、元帅而感到遗憾。他们为此互相责备，尤其责备库图佐夫。

这些感情用事的人只是盲目执行最可悲的必然规律，却自以为是英雄，还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最高尚最有价值的事。他们责备库图佐夫，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总是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愿离开亚麻布厂[252]一步，因为他在那里平安无事；说他在克拉斯诺耶停止前进，因为一知道拿破仑在那里，他就惊慌失措；说他很可能同拿破仑搞阴谋，他被拿破仑收买了[253]，以及诸如此类的议论。

当时不仅感情用事的人这样说，后代和史学家也都认为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是个狡猾、好色、软弱无能的宫廷老臣，俄国人则说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是个傀儡，全靠有个俄国姓而占据要位……

五

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三年，人们公然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帝对他不满。不久前按圣意撰写的历史，竟说库图佐夫是个老奸巨猾的宫廷骗子，他害怕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犯了错误，致使俄军丧失全胜法军的光荣。[254]

这种命运不是那些不为俄国学者所承认的伟人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并服从天意的孤独而稀有人才的命运。这些人由于领悟天意而受到俗众的憎恨和蔑视。

说来奇怪，拿破仑这个渺小的历史人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甚至在放逐期间，都没有表现出人的价值，而俄国史学家却认为他是个值得赞扬的人物，说他伟大。至于库图佐夫，他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从鲍罗金诺到维尔诺，一言一行从未改变初衷，始终是个历史上非凡的自我牺牲和洞察事件深远意义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位库图佐夫，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却是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他们一谈到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总感到有点害臊。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活动始终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同全体人民意志更一致更高尚的目标。我们更难在历史上找到一个人物，能像一八一二年的库图佐夫那样全力以赴而终于达到了既定目标。

库图佐夫从未说过“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255]之类的话，不谈他对祖国所作的牺牲，也不说他将做什么或者已做了什么。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从不装腔作势，永远是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说着最普通最平凡的话。他给他的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同漂亮的女人交际，跟将军、军官和士兵说笑话，人家要向他证明什么，他从不使他们难堪。拉斯托普庆伯爵那天在亚乌扎桥上见到库图佐夫，追究莫斯科沦陷的责任说：“您不是答应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说：“我并没有不经战斗就放弃莫斯科。”尽管当时莫斯科已经放弃。阿拉克切耶夫奉圣旨跑来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说：“是啊，我刚才就说过这话。”尽管一分钟前他说的话完全相反。在众人糊涂他独清醒的情况下，拉斯托普庆伯爵把京城的灾难归咎于自己还是归咎于他，这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当炮兵司令，这在他更是无所谓了。

这位老人不仅在这种场合这么说，而且凭生活经验确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们行动的动力，因此他说话随便，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但就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全部活动中，从没说过一句不符合他作战的唯一目标的话。显然，他因为人家不理解他而心情沉重，情不自禁地在各种场合反复阐述自己的想法。从鲍罗金诺战役起，他就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他说：鲍罗金诺战役是一个胜利，他口头上这样说，在报告和呈文里也这样说，一直到死都这样说。他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罗斯。他在回答洛里斯东的讲话和建议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军撤退时，他说：我们所有的运动战都是不必要的，一切听其自然，结果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好，应该给敌人一条退路，塔鲁季诺战役、维亚兹马战役、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是没有必要的，到达边境时应该还保留点兵力，他不愿拿一个俄国人去换十个法国人。

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被描写为向阿拉克切耶夫撒谎以讨好皇帝的宫廷宠臣，只有他一个人，在维尔诺说，越过国境继续作战有害无益，因此使皇帝不悦。

单是语言还不能证明他对当时事态的认识。他的行动始终对着一个目标，从来没有丝毫偏离，而这个目标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竭尽全力打击法国人，第二，把他们打败，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苦难。

库图佐夫这个把“忍耐和时间”作为座右铭的慢性子老头，一向反对打硬仗，这次却以无比严肃的态度作好准备，发动了鲍罗金诺战役。也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打响之前就说必败无疑，而在鲍罗金诺战役上，尽管将军们都认为这一仗打败了，而且打胜的军队后撤是史无前例的，他一个人却力排众议，至死坚持鲍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敌军退却的整个时期坚持不进行当时已成为无益的战斗，不再挑起新的战争，不打到俄国国境之外。

只要不把十来个人头脑中的目标硬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标，要理解事件的意义现在已很容易，因为事件及其结果已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子当时怎么能清楚看出人民对事件的看法，并且在行动中始终坚持这种看法呢？

对当时事件洞若观火的非凡力量，就在于他对人民具有十分纯净和强烈的感情。

正因为人民承认他有这种感情，人民才违反沙皇的旨意，通过奇特的途径，推举这个不得宠的老头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正是这种感情使他登上人间最高的地位，他这个总司令才能竭力避免屠杀和毁灭人而怜悯和拯救他们。

这个谦逊朴实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不属于历史所虚构的那种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

在奴才的心目中不可能有伟人，因为奴才对伟大这个词有奴才的理解。

六

十一月五日是所谓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傍晚，在带错路的将军们互相争吵一通并派出一批带着互相矛盾的命令的副官之后，大家确定敌人已四散逃跑，不会再有战斗，库图佐夫就离开克拉斯诺耶去多勃罗耶，因为总司令部今天已转移到那里。

天气晴朗而严寒。库图佐夫骑着他那匹肥壮的小白马，带着一大群对他心怀不满、窃窃私议的将军向多勃罗耶进发。沿途都是当天俘虏的法国人（总共七千人），他们一堆堆聚在篝火旁烤火。离多勃罗耶不远，大批衣衫褴褛、胡乱拿些东西裹住身体的法国俘虏站在一长列卸下的大炮旁，喧闹地谈着话。总司令一走近他们，谈话就停下来，一双双眼睛盯住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头戴红箍白帽，身穿背部隆起的棉大衣，耸着肩，缓缓地沿大路走来。有一个将军向他报告，这些大炮和俘虏是在什么地方俘获的。

库图佐夫似乎在想心事，没听见将军的话。他不高兴地眯缝起眼睛，留神凝视着那些样子特别可怜的俘虏。大多数法国兵都冻坏了鼻子和面颊，眼睛红肿溃烂，面貌丑陋可憎。

有一堆法国人站在路边，两个士兵（其中一个满脸长着疮）撕着一块生肉。他们向过路人瞥了一眼，眼睛里射出可怕的兽性光芒，那个长疮的士兵恶狠狠地瞧了瞧库图佐夫，立刻转过身去继续做他的事。

库图佐夫对这两个士兵留神地看了好一会儿，眉头皱得更紧。他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他在另一处看见一个俄国兵笑着拍拍一个法国兵的肩膀，亲切地同他说话。库图佐夫又露出同样的表情摇摇头。

“你说什么？什么？”他问那个将军，将军继续报告，同时让总司令看摆在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前的法国军旗。

“哦，军旗！”库图佐夫说，显然很难摆脱他头脑里的思绪。他漫不经心地环顾了一下。几千双眼睛望着他，等他说话。

他在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前站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一名侍从向拿着军旗的士兵招招手，要他们把军旗拿过来放在总司令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几秒钟，显然并不高兴，但由于自己的身份不得不抬起头来讲话。军官成群地围住他。他留神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军官，认出其中的几个。

“我感谢大家！”他先对士兵们，再转脸对军官们说。在一片肃静中，可以清楚地听见他慢吞吞的说话声。“你们忠诚地完成了艰苦的任务，我感谢你们！我们完全胜利了，俄罗斯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归于你们！”他停了停，环顾四周。

“再放低些，把旗杆头再放低些！”他对那个手执法国军旗、无意间把它低放在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军旗前的士兵说，“再放低些，再放低些，对了，就是这样。乌拉！弟兄们！”他迅速地把下巴颏向士兵们一摆，说。

“乌拉—拉—拉！”几千个声音吼叫起来。

当士兵们欢呼的时候，库图佐夫在马鞍上俯下身，低下头，他的独眼闪出和蔼而嘲弄的光芒。

“我说，弟兄们！”等欢呼声停下来，他说。

他的声音和脸色突然变了：说话的已不是总司令而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现在他显然想对伙伴们说几句最必要的话。

军官和士兵都向前挤了挤，大家想听得清楚些。

“我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忍耐一下吧，不会太久了。等我们送走客人，就可以休息了。你们立了功，沙皇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都很辛苦，但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可是他们，你们瞧瞧他们的模样，”他说着，指指俘虏们，“简直比最可怜的叫化子还要糟。当他们强大的时候，我们不惜狠狠打击他们，但现在我们可以可怜他们了。他们也是人哪。对不对，弟兄们？”

他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在向他投来的执着、恭敬、困惑和专注的目光中，他看出大家同意他的话。他容光焕发，露出老年人和蔼的微笑，嘴角和眼角漾起皱纹。他停了停，惶惑地低下头。

“但话也得说回来，是谁叫他们闯到我们这儿来的？他们这是活该……畜生……”他抬起头，突然说。他把鞭子一挥，自从开战以来第一次策马疾驰，离开快活地哈哈大笑、狂呼乌拉的解散的士兵。

库图佐夫的话士兵们未必懂得。谁也无法复述总司令那番开头庄严、结尾朴实的老年人的话，但这番肺腑之言不仅为大家所理解，而且从这种老年人善意的咒骂中流露出来的怜悯敌人而又自信正义的崇高感情，正反映了深藏在每个士兵心里的感情，并且通过经久不息的欢呼表达出来，随后，一个将军问总司令要不要备车，库图佐夫在回答时竟抽泣起来，显然他的内心十分激动。

七

十一月八日，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部队到达宿营地，天色已经黑了。从早到晚整天都是严寒无风的天气，空中飘着稀疏的雪花。傍晚天气渐渐放晴。透过飘落的雪花，看得出深紫色的星空。寒气越发凛冽了。

一个步枪团离开塔鲁季诺时有三千人，如今只剩下九百。这个团首先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大路旁一个村庄。打前站的军需官迎接他们说，所有的房子都被死伤的法军、骑兵和参谋官占据，只剩下一座农舍可供团长住宿。

团长来到供他住宿的农舍。这个团经过村庄，在村边路上把枪架起来。

全团好像一只巨大的多足动物，动手为自己准备洞穴和食物。一部分士兵踏着没膝深的雪，闯到村右边的桦树林里，那里立刻传出丁丁的伐木声、树枝的断裂声和快乐的笑语声；另一部分士兵在团的车马集中处忙碌，取出锅子和干粮，拿草料喂马；第三部分士兵分散到村子里，为参谋官安排住处，把农舍里的法军尸体搬走，拖来木板、干柴和屋顶上的干草，以备生篝火和编挡风篱笆。

有十五六个士兵在村头的农舍后面嘻嘻哈哈地推着棚屋的一堵高篱笆，棚屋的屋顶已被掀掉。

“来，一、二、三，推！”士兵们叫喊着。那堵积雪上冻的篱笆在黑夜中发出咯咯的响声摇晃着。下面桩子的断裂声越来越响，那堵篱笆终于连同士兵一起倒下来。传出了一阵快乐粗野的笑声。

“两个人两个人分开搬！拿撬棒来！对了，就这样。你往哪里走？”

“来，一、二、三……等一下，弟兄们！……咱们唱个号子吧！”

大家都不说话。于是有个人低声唱起来，声音像天鹅绒一般柔软悦耳。唱到第三节结尾，最后一个音符刚完，就有二十个人齐声喊起来：“哦—哟—哟！来呀！一起来呀！扛上肩呀，弟兄们哪！……”尽管大家一起用力，篱笆仍搬不动。在随着而来的沉默中，可以听见沉重的喘息。

“喂，六连！鬼东西！你们来帮一把！……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的。”

六连二十来个人正走进村子，都来帮助搬篱笆。于是那堵五俄丈长、一俄丈宽的篱笆弯曲了，沉重地压在气喘吁吁的士兵们肩上，沿着村街往前移动。

“走啊，怎么啦……倒下了……干吗站住？哦……哦……”

快乐粗野的咒骂声一直不停。

“你们在干什么？”突然有个士兵向搬篱笆的人跑来，用长官一般的口气问。

“长官老爷都在这里，将军大人也在屋里，可你们这帮狗娘养的。我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司务长喝道，挥起拳头就向第一个遇到的士兵背上击去，“不能小点声吗？”

士兵们不作声。那个挨了司务长一拳的士兵撞在篱笆上，撞破了脸。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擦着脸上的血。

“哼，恶鬼，打得多狠！打得人家脸上都是血。”等司务长一走开，他胆怯地低声说。

“怎么，你不乐意吗？”一个人含笑说。士兵们压低嗓门说话，继续往前走。他们一出村子，又照旧大声说话，夹杂一些无聊的骂人话。

在士兵们经过的那座农舍里，聚集着高级长官。他们一面喝茶，一面热烈地谈论当天的事和明天运动战的设想。他们打算向左翼行动，切断总督[256]的路，把他活捉。

当士兵们搬来篱笆时，四面八方已燃起做饭的篝火。木柴劈拍作响，雪在融化，士兵们的身影在踩硬的雪地上来回飘动。

周围响起丁丁的斧头声和砍刀声。大家都不待命令自己行动。搬来过夜用的木柴，给长官搭帐篷，用大锅子烧饭，收拾步枪和装备。

八连搬来的篱笆在北面竖成半圆形，用枪架支住，篱笆前面生起篝火。部队打归营鼓，点名，吃晚饭，在篝火旁安顿下来过夜：有人补鞋，有人抽烟，有人脱光衣服在火上烤虱子。

八

俄国士兵当时处境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没有暖靴，没有皮袄，没有房屋，处身在零下十八度的雪地里，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给养供应跟不上前进的部队）。在这样的境况下，士兵们想来一定很痛苦和沮丧。

事实相反，即使在最好的物质条件下，军队也不可能这样快乐、生气蓬勃。这是因为军队每天都要淘汰一批意志消沉、体力不支的人。凡是身体衰弱、精神萎靡的人早就落伍，剩下的都是身强力壮、斗志昂扬的精华。

聚集在篱笆旁八连那儿的人最多。两个司务长也坐在那里，他们的篝火烧得比别处都旺。他们提出，只有带木柴来的才能坐在篱笆旁。

“喂，马凯耶夫，你怎么啦……迷路啦，还是给狼吃啦？快去搬点柴火来！”一个红头发红脸庞的士兵被烟熏得直眨眼，但没离开篝火，嚷道，“还有你，乌鸦，也去弄点柴火来！”他对另一个兵说。这个红脸的并不是军士，也不是上等兵，因此他能对身体比他弱的人发号施令。那被唤作“乌鸦”的个子瘦小，尖鼻子，顺从地站起来，要去执行命令，但这时火光中出现了一个修长漂亮的年轻士兵，正抱着一大捆柴火走来。

“拿到这儿来！嚯，好大一抱！”

士兵们把木柴劈开，扔进火里，用嘴吹，用大衣下摆扇。于是火焰发出咝咝声，爆裂声。大家凑近篝火，抽起烟来。那个抱柴火来的年轻漂亮的士兵双手叉腰，两条冻僵的腿在原地急速地踏步。

“啊，我的亲娘，露珠冰凉，晶晶发亮，我当上火枪兵啦……”他边唱边跳，每个音节都顿一顿。

“喂，鞋底都要跳掉了！”那个红脸的士兵发现跳舞人的鞋底搭拉着，叫道，“哼，跳得太妙啦！”

跳舞人停住了，撕下摇晃的鞋底，把它扔到火里。

“好了，老兄！”他说。他坐下来，从背包里拿出一块法国蓝呢子裹在脚上。“脚都冻麻了。”他把脚伸向火堆，添加说。

“快发新鞋了。听说，等打完仗，就要给我们发双份服装了。”

“你瞧，彼得罗夫这狗崽子，还是掉队了。”司务长说。

“我早就注意到他了。”另一个司务长说。

“哼，是个十足的老爷兵……”

“听说，三连昨天一天就少了九个人。”

“你瞧，人家脚都冻坏了，你叫他怎么走？”

“咳，废话！”司务长说。

“你是不是也想那样干？”一个老兵责备那个抱怨脚冻坏的人。

“那你说怎么样？”那个被称为乌鸦的尖鼻子兵突然从篝火旁欠起身来，声音尖细而颤抖地说，“胖的给拖瘦，瘦的给拖死。我就是这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突然口气强硬地对司务长说，“你把我送医院吧，我浑身疼痛，要不早晚会掉队的……”

“得了，得了。”司务长平静地说。

那小个子兵不再作声，但谈话还在继续。

“今天捉到的法国人也不少，可他们穿的靴子可说没有一双像样的，只剩下一个靴子的名称罢了。”有一个兵开始了新的话题。

“靴子都被哥萨克剥掉了。哥萨克给团长腾房子，搬走尸体，叫人瞧着都难受，弟兄们，”跳舞的人说，“搬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还活着，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法国话。”

“他们那帮人真干净，弟兄们，”第一个兵说，“皮肤雪白，就像白桦树一样，相貌堂堂，看上去挺高贵。”

“你想怎么着？他们把各色人等都招来当兵。”

“可我们说话他们一点也不懂，”跳舞的人困惑不解地含笑说，“我问他：‘你们的皇帝是谁？’他却叽里咕噜地说他们的话。这个民族真怪！”

“说来奇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皮肤的白净感到奇怪的兵说，“在莫扎依斯克，老乡们说，在打过仗的地方收拾尸体时，发现那些尸体躺了有个把月了。他们躺在那里，像纸一样洁白干净，一点气味也没有。”

“那怎么会，大概是冻住了吧？”有人问。

“你倒聪明！冻住了！那时天气很热。要是天冷，我们的人也不会发臭的。他们说：‘到我们的人跟前一看，全烂了，还生了蛆。我们就用手巾把他们的脸包起来，再扭过头，才动手拖，简直受不了。可他们据说长得像纸一样白，一点气味也没有。”

大家都不作声。

“那准是因为吃得好，”司务长说，“都吃老爷吃的伙食。”

没有人反驳他的话。

“那个老乡说，在莫扎依斯克，那里打过仗，从十来个村子里召来人，运了二十天都没有把尸体运完。引得那些狼啊……”

“那一仗打得可厉害了，”那个老兵说，“只有那一仗才叫人忘不了，至于以后打的仗……只不过折磨人罢了。”

“可不是，大叔。前天我们向他们进攻，没等我们靠近，他们就赶快扔下枪，跪下来叫‘饶命’！这不过是一个例子。据说，普拉托夫有两次活捉拿破仑。他不懂法国话。捉是捉住了，可是想不到，他在他手里变成一只鸟飞了，飞掉了。杀也杀不死他。”

“咳，你真会吹牛，基谢廖夫，我可认识你。”

“什么吹牛？是千真万确的事。”

“要是落在我手里，我准会把他埋到土里，再钉上杨木橛子。谁叫他害了那么多人。”

“反正这事快要收场，他不能再横行了。”那个老兵打着呵欠说。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躺下来睡觉。

“瞧天上的星星多亮！就像娘们展开花布一样。”一个兵欣赏着银河说。

“弟兄们，那是丰年的兆头。”

“还要点木柴。”

“背烤暖了，可肚子冻坏了。真怪！”

“主哇！”

“你挤什么呀？火是给你一个人烤的吗？瞧他把手脚伸得多开。”

在谈话停下的时候，传出几个熟睡的人的鼾声。其余的人翻着身子烤火，偶尔交谈几句。从百步外的一堆篝火那里传来一片友好的哄笑声。

“听，五连那里好热闹！”一个兵说，“他们那里人真不少！”

一个士兵站起来，向五连走去。

“他们真开心！”他回来说，“来了两个法国人。一个冻坏了，另一个挺神气，咳！还唱歌呢。”

“噢—噢？去瞧瞧……”有几个兵向五连走去。

九

五连就在林边宿营。一堆大篝火在雪地里烧得正旺，照亮了被冰雪压弯的树枝。

半夜里，五连士兵听见树林里有踏雪的脚步声和树枝的断裂声。

“弟兄们，有狗熊！”一个士兵说。大家抬起头来倾听，只见两个衣衫古怪、互相搀扶的人从树林里向明亮的篝火走来。

原来是两个藏在树林里的法国人。他们走到篝火跟前，声音嘶哑地说着士兵们听不懂的话。一个身材高些，头戴军官帽，看上去十分虚弱。走到篝火边，他想坐下，但扑通一下倒在地上。另一个矮小结实，脸上包着手巾，身体比较强壮。他扶起同伴，指指自己的嘴，说着什么。士兵们围着法国人，给病人铺了一件军大衣，又给他们拿来粥和伏特加。

身体虚弱的军官叫仑巴尔，脸上包手巾的是他的勤务兵莫列尔。

莫列尔喝了点伏特加，吃了一罐子粥，突然亢奋起来，喋喋不休地说着士兵们听不懂的话。仑巴尔不吃东西，默默地用臂肘支着头躺在篝火旁，一双红眼睛茫然望着俄国兵。他偶尔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然后又安静下来，莫列尔指指他的肩章，向士兵们表示他是个军官，应该让他暖和一下。一个俄国军官走到篝火边，派人去问上校，可不可以让一名法国军官到他那里取暖。那人回来说，上校吩咐带法国军官。他们告诉仑巴尔，团长叫他去。仑巴尔站起来想走，但身子摇晃了一下，要不是站在旁边的士兵扶住，他就倒下了。

“怎么样？再不敢来了吧？”一个兵嘲弄地挤挤眼，对仑巴尔说。

“哼，傻瓜！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乡巴佬，真是个乡巴佬！”四面八方响起一片叫声，斥责那个戏谑的士兵。士兵围住仑巴尔，两个兵交叉手臂把他送到屋子里。仑巴尔搂住这两个兵的脖子。当他被抬起来的时候，他可怜巴巴地说：

“哦，好人哪！哦，朋友，我的好朋友！哦，好人哪！哦，我的好朋友！”他像小孩子一般，头靠在一个兵的肩上。

这时，莫列尔坐在篝火旁最好的位置上，周围都是士兵。

莫列尔这个矮小结实的法国人，眼睛红肿流泪，军帽上像女人一样扎着一条头巾，身上穿着一件女式皮袄。他显然喝醉了，一手搂着坐在旁边的士兵，声音嘶哑而断续地唱着法国歌。士兵们望着他，捧腹大笑。

“来吧，来吧，你教教我们怎么唱，好吗？我很快就能学会。好吗？……”被莫列尔搂着的那个滑稽歌手说。

享利四世万岁，

勇敢的我王万岁！

莫列尔挤挤眼，唱道。

他是个魔鬼……

“万岁！我王万岁！他是个魔鬼……”那个兵挥挥手，果然合上调子，跟着唱起来。

“瞧，真灵活！哈—哈—哈！”四面八方响起一片粗野快乐的哄笑声。莫列尔皱起眉头也笑了。

“喂，再唱，再唱！”

他有三样本领：

喝酒，

打仗，

当情人……

“唱得满不错。喂，再唱，扎列塔耶夫！……”

“他……”扎列塔耶夫用劲唱着，“他—他有……”他费力地撮着嘴唇，拖长声音唱，“三样本领，喝酒，打仗，当情人！”

“哦，了不起！跟法国人一个样！哦……哈—哈—哈—哈！……怎么样，你还要吃点吗？”

“再给他吃点粥。饿坏的肚子一下子吃不饱。”

士兵们又给他粥。莫列尔笑着吃了第三罐粥。年轻的士兵瞧着莫列尔，个个脸上泛起快乐的笑容。年老的士兵认为这样不严肃，躺在篝火另一边，有时用臂肘支起身子，含笑望着莫列尔。

“他们也是人哪！”一个老兵身上裹着军大衣，说，“就是苦艾也是根上长的。”

“哦，主哇！主哇！满天都是星！天要大冷了……”大家都不作声。

星星仿佛知道现在没有人在望它们，在黑暗的天空中闪得更欢了。它们忽明忽灭，忽而颤抖，快乐而神秘地互相说着悄悄话。

十

法国军队按照数学级数逐渐消亡。强渡别列津纳河一战被大肆渲染，其实它只是法军溃败的一个过渡阶段，根本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一仗。别列津纳河之战之所以被大书特书，从法国人方面说，那只是因为原先只遭受一般性损失，而在别列津纳河断桥上突然集中受到攻击，造成了令人难忘的悲惨景象。从俄国人方面说，别列津纳河之战之所以谈得很多和写得很多，只因为在远离战场的彼得堡制订了一项计划（又是普法尔制定的），要在别列津纳河上设下战略陷阱，捉拿拿破仑。大家都相信一切会按计划进行，因此都说正是强渡别列津纳河毁了法国人。其实，强渡别列津纳河对法军造成的武器和人员损失远不如克拉斯诺耶一役。这是有数字可以证明的。

强渡别列津纳河战役的唯一意义就在于，这次战役清楚地证明所有切断敌军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和大部分军队主张跟踪敌军是唯一可行的正确行动。人数众多的法军为达到目的，拼命加速逃跑。他们像受伤的野兽一样狂奔，谁也无法拦住他们。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与其说是渡河的安排，不如说是桥上出现的情景。当河上几座桥断裂时，没有武器的士兵、莫斯科的居民、随法军运输队的妇孺，大家受惯性的影响走下小船，落到冰冻的河里，却没有人投降。

这种拼命逃跑的愿望是合乎情理的。逃跑的人和追逐的人，两者处境一样糟糕。每个落难的人同自己人在一起，可以指望得到同伴的帮助，在自己人中间可以占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如果向俄国人投降，处境虽然一样困难，但在分配生活用品上只能敬陪末座。法国人即使没有确切情报，也知道有半数俘虏冻饿而死，俄国人即使想拯救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凭直觉知道，事情只能如此。最富有同情心的俄国长官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甚至在俄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对俘虏也爱莫能助。法军遭受的灾难，其实也是俄军遭受的灾难。总不能从那些饥寒交迫、还有用处的士兵手里夺下面包和衣服，送给那些没有害处、没有罪过、并不可恨、但也毫无用处的法国人。也有些俄国人这样做，但只是少数。

后面是死路一条，前面却有希望。船已经翻了，法国人除了集体逃走，别无出路。于是他们就拼命逃跑。

法国人越往前跑，他们的残余部队处境越悲惨，特别是在按照彼得堡计划寄予厚望的别列津纳战役以后，而俄国司令官们相互责怪，尤其责怪库图佐夫，他们的情绪也更加激动。他们认为，彼得堡制订的别列津纳战役计划的错误应由他负责，因此对他的不满、蔑视和嘲弄就越来越厉害。当然，嘲弄和蔑视采取的是恭敬的方式，使库图佐夫无法质问为什么责怪他，他有什么可责怪的。他们同他说话，态度很不严肃；向他报告和请示，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背后却向他挤眉弄眼，处处欺骗他。

这些人正因为不了解他，就认为跟这个老头子没什么可谈的；他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计划的深长意义；说他要对他的“敌人给一条退路”“带领一群乌合之众不能到国境外打仗”之类的话负责。这些话他们都从他嘴里听说过。他说的一切，例如要等粮草运到，士兵们没有靴子穿等等，都很简单，而他们提出的建议都很英明奥妙。他们显然认为他又老又蠢，而他们虽没有当权，却都是天生的统帅。

在显赫的海军上将和彼得堡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以后，这种情绪尤其高涨，参谋部的流言蜚语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库图佐夫见此情况，只是叹叹气，耸耸肩。只有一次，在别列津纳战役后，库图佐夫大发脾气，给单独向皇帝呈送奏章的别尼生写了如下一封信：

既然贵恙发作，接信后即去卡卢加，听候圣旨。

别尼生被打发走后，康斯坦丁亲王来到部队。他在战争初期参过战，后被库图佐夫调离部队。现在亲王来到部队，通知库图佐夫，说皇上对我军战绩微小、行动迟缓深为不满，日内将亲临部队。

库图佐夫，这个在朝政和军事上均富有经验的老人，这个在今年八月违反圣意被选为总司令的老人，他把皇储和亲王调离军队，并曾违反圣意放弃莫斯科，就是这个库图佐夫现在明白，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角色演完了，连虚假的权力他也不再拥有了。这一点，他不仅从朝廷的态度上看出来，而且，他看到他在其中担任角色的军事活动结束了，他的使命完成了；再有，他那衰老的身体感到非常疲劳，他需要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来到维尔诺，来到他所说的“我亲爱的维尔诺”。库图佐夫曾两度任维尔诺总督。在保持完好的富裕的维尔诺，库图佐夫除了享受失去已久的舒适生活外，还找到一些老朋友和足以使他忆起旧日的景物。他顿时抛开军务和政务的烦恼，尽情享受周围热情生活所能给与他的快乐，仿佛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历史事件同他毫不相干。

奇察戈夫在库图佐夫进驻的城堡前第一个迎接他。奇察戈夫原来坚决主张切断和击溃敌人，最早提出要先在希腊、后在华沙实行佯攻，但绝不愿到派他去的地方，他又以敢于直言向皇上进谏而闻名。他认为库图佐夫还欠过他的情，因为一八一一年他背着库图佐夫同土耳其媾和，并认为和约已经缔结，但他向皇上报告说，缔结和约的功劳应归于库图佐夫。就是这个奇察戈夫，身穿海军文官制服，佩戴短剑，腋下夹着帽子，向库图佐夫递交驻军报告和城门钥匙。奇察戈夫已知道库图佐夫受到谴责，就在他面前把年轻人那种对昏庸老人惯用的表面恭敬实则轻蔑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同奇察戈夫谈话时，库图佐夫顺便告诉他，他在波里索夫的几车瓷器已被夺回，即将发还给他。

“您的意思是，我没有家伙盛饭吃，事实正好相反，您就是要举行宴会，我也可以提供全套餐具。”奇察戈夫涨红了脸说。他的每句话都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并认为库图佐夫也跟他一样。库图佐夫露出洞察一切的微妙微笑，耸耸肩膀回答说：“我的话别无他意。”

在维尔诺，库图佐夫违反圣意，仍阻止大部分军队出动。据周围的人说，库图佐夫在维尔诺精神萎靡，身体衰弱。他不大过问军务，什么事都交给将军们去办，自己则过着闲散的生活，等待皇帝驾临。

皇帝率领托尔斯泰伯爵、伏尔康斯基公爵、阿拉克切耶夫和其他随从，十二月七日离开彼得堡，十二月十一日抵达维尔诺，坐着旅行雪橇直奔城堡。尽管天气严寒，百来个穿着礼服的将军和参谋人员，以及谢苗诺夫团仪仗队，都在城堡前恭候。

信使赶着由三匹汗沫淋漓的马拉的雪橇，在皇帝之前来到城堡，高呼：“皇帝驾到！”柯诺夫尼岑就冲进门厅，向等候在门房小屋里的库图佐夫通报。

一分钟后，高大肥胖的老人穿着一身大礼服，胸前挂满勋章，腰间束一条武装带，蹒跚着走到台阶上。库图佐夫戴着帽檐两边卷起的帽子，手里拿着手套，侧着身子吃力地走下台阶。走下后，他把呈交皇上的奏章拿在手里。

人们奔忙，低语。一辆三驾雪橇飞奔而来，一双双眼睛都盯住渐渐驶近的雪橇，可以看见雪橇上坐着皇帝和伏尔康斯基。

出于五十年的习惯，这情景使老将军感到有点紧张。他匆匆摸摸身子，整整帽子，就在皇帝走下雪橇、抬起眼睛看他的一瞬间，他抖擞精神，挺直身子，呈上奏章，开始用缓慢的奉承语气说话。

皇帝迅速地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但立刻镇定下来，伸开双臂拥抱老将军。又由于多年的习惯和内心的激动，这拥抱照例又对库图佐夫起了作用；他抽泣起来。

皇帝向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仪仗队问好，又握了握老头子的手，同他一起走进城堡。

皇帝同元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追击敌人迟缓，对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战役的错误表示不满，并讲了远征国外的设想，库图佐夫既不反对，也不表态。七年前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聆听圣旨时那种茫然的顺从表情此刻又出现在他的脸上。

库图佐夫离开书房，垂下头，步伐沉重地走过大厅的时候，有个声音使他停下来。

“总座！”有人叫他。

库图佐夫抬起头，好一阵望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托尔斯泰伯爵托着一个银盘站在他面前。盘子里放着一件小东西。库图佐夫似乎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他仿佛突然省悟过来，他的胖脸上掠过一丝隐约的微笑。他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子，拿起盘里的东西。原来是一级圣乔治勋章。

十一

第二天，元帅举行宴会和舞会，皇帝亲自驾临。库图佐夫荣获一级圣乔治勋章，皇帝赐予他最高荣誉，但皇帝对元帅的不满是众所周知的。礼节必须遵守，皇帝首先作出榜样，但大家都知道，老头子犯了错误，不中用了。在舞会上，遵照叶卡德琳娜时代的传统，当皇帝走进舞厅时，库图佐夫吩咐把缴获的军旗扔到皇帝脚下，皇帝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嘴里咕噜着，有人听见他在说：“老丑角。”

在维尔诺期间，皇帝对库图佐夫越发不满，主要原因是库图佐夫显然不愿或者不能理解当前战争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帝对应召前来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仅拯救了俄国，你们还拯救了欧洲”，这时大家懂得，战争并没有结束。

只有库图佐夫一人不愿理解这一点，公然表示，再进行战争不仅不能改善俄国处境，增加俄国荣誉，而且会使俄国处境更坏，损害俄国已经取得的最高荣誉。他竭力向皇帝证明无法再征募新兵，他谈到人民的艰苦，谈到可能遭到的失败，等等。

元帅怀有这样的心情，自然只能成为未来战争的绊脚石。

为了避免同老头子发生冲突，有人想出办法，就像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对付他、在战争开始时对付巴克莱那样，既不惊动他，也不向他宣布，就夺了他的军权，并把它交给皇帝本人。

为了这个目的，司令部逐渐改组，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实权被剥夺并移交给皇帝。托里、柯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等人被调离。大家公然谈论，元帅身体衰弱，健康欠佳，情绪低落。

为了把他的位置转交给别人，他的健康只能欠佳。他的健康也确实很差。

当年库图佐夫从土耳其被调到彼得堡财政厅招募民兵，然后又调到军队，这是出于当时的需要，因此这种调动是自然、简单和有步骤的。现在，库图佐夫演完他的角色，就需要合适的人来代替他，这同样是自然、简单和有步骤的。

一八一二年战争，除了俄国人所珍重的民族意义外，还具有其他意义，也就是欧洲意义。

既然有西方民族的东征，自然也就有东方民族的西征，要进行这样一场新的战争，就需要新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要具有不同于库图佐夫的气质、观点、并受不同的动力所驱使。

为了东方民族的西征和恢复各国国界需要亚历山大一世，就像为了拯救俄国和挽回俄国的荣誉需要库图佐夫一样。

库图佐夫不懂得欧洲、均势和拿破仑的意义。他无法懂得这些。在敌人被消灭、俄国得到光复、俄国的荣誉达到顶峰后，一个俄国人民的代表，一个地道的俄国人，就无事可做了。留给人民战争的代表的就只有一条死路。于是他死了。

十二

被俘期间的痛苦和紧张，皮埃尔直到俘虏生活结束后才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被解救出来以后，他来到奥廖尔，打算去基辅，第三天病了，结果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医生说他得了胆囊炎。医生给他治疗，放血，服药，最后总算康复。

从获救到得病这段时间，皮埃尔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只记得阴沉沉、灰蒙蒙的天气，时而落雨，时而下雪，他心情忧郁，腿上和腰部疼痛。他只保留着人们受苦受难的总印象。他记得，军官和将军审问他时的好奇心使他困惑，记得自己东奔西走寻找车辆和马匹，尤其记得当时自己无力思索和丧失感觉。在他获释那天，他看见彼嘉的尸体。那一天他还得知，安德烈公爵在鲍罗金诺战役后又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才在雅罗斯拉夫尔罗斯托夫家死去。那一天杰尼索夫把这消息告诉皮埃尔时，顺便提到海伦的死，他以为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件事。这一切当时只使皮埃尔感到惊讶。他觉得，他无法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他当时一心想赶快离开人们互相残杀的地方，去一个安静的避难所，在那里静下心来，休息休息，好好思考一下最近的新奇见闻。但他一到奥廖尔就病了。皮埃尔从病中清醒过来，看见周围有两个莫斯科来的仆人——捷连基和华西卡，还有一向住在叶利茨皮埃尔庄园里的大公爵小姐。这位大公爵小姐听说皮埃尔获救和生病，就跑来侍候他。

康复期间，皮埃尔逐渐摆脱最近几个月萦回在他头脑中的印象，知道明天再也不会有人把他往什么地方赶，再也不会有人夺走他温暖的床铺，他定能获得午餐、茶点和晚餐。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常常梦见自己过着俘虏生活。皮埃尔也逐渐明白他获救后听到的消息的意义：安德烈公爵的死，妻子的死，以及法国人的溃败。

自由——那种完全的、不可缺少的、天赋予人的自由——的快乐，皮埃尔在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个休息站上领略到了，这种感情在他康复期间一直注满他的心灵。这种不受环境影响的精神上的自由，如今还伴随着无限的外界自由，这使他感到惊讶。他独自住在陌生的城市里，举目无亲。没有人向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人打发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需要的一切现在都有了。以前一直折磨他的和妻子有关的烦恼再也不存在了，因为她已不在人世。

“啊，多么好哇！多么快乐啊！”当他面前摆上香气扑鼻的肉汤时，当他夜里躺在清洁柔软的床上时，或者当他记起妻子和法国人都已不存在时，他自言自语：“啊，多少好哇！多么快乐啊！”于是他照例问自己：“那么，以后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立刻回答自己：“没关系。我要活下去。啊，多么快乐啊！”

以前他苦苦追求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已不存在了。这种人生目的现在对他不是暂时不存在，而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没有目的的人生使他快乐地感到充分的自由，而这种感觉就是他目前的幸福。

他不能有人生的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则、某种言论、某种思想，而是信仰可以感觉到的永存的上帝。以前他在追求中找寻上帝。他所追求的目的其实就是上帝。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不是靠语言，不是靠推理，而是靠直觉认识到保姆早就对他说过的道理：上帝就在这里，上帝无所不在。他在被俘期间认识到，普拉东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所遵奉的宇宙更伟大，更高深，更无边无际。一个人极目远望毫无所得，却在自己脚下发现所找寻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从人们的头顶上远望出去，其实用不着这样极目眺望，只要看看前面就行了。

以前他完全看不见那个伟大、神秘、无限的存在。他只觉得它一定在什么地方，于是努力找寻。在周围明显的现象中，他只看到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无聊的东西。他借助心灵的望远镜向远方瞭望，觉得渺小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和无限，只因为它在远方的迷雾中难以看清楚。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在他看来就是这样。但即使在他自认为身体虚弱的时候，他的心灵也曾向远方眺望，但看到的仍然是渺小、世俗、无聊的东西。现在他已学会到处看见那伟大、永恒和无限的存在，因此要看见它，欣赏它，自然无需那种从人们头顶上瞭望远方的望远镜，而可以高高兴兴地观察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神秘和无限的生活。他越是就近观察，越觉得心平气和，十分幸福。以前一直使他伤透脑筋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他已不再存在。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心里总是简单地回答：“因为有上帝，若没有上帝的意旨，人连一根头发也掉不下来。”

十三

皮埃尔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看上去同以前一样。他像以前一样神不守舍，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而是他自己特殊的事。他现在同以前的差别在于，以前他忘记眼前的事，忘记人家对他说过的话时，总是皱紧眉头，仿佛想看清而又看不清那离他很远的东西，现在呢，他仍旧忘记人家对他说过的话，忘记眼前的事，但他注视眼前的东西，倾听人家的话，总是带着嘲弄的微笑，虽然他看见和听见的完全是两回事。以前，他虽然心地善良，却连遭不幸，因此大家疏远他。现在他的嘴角经常挂着快乐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同情人的光芒，仿佛在问：人家是不是像他一样满意？有他在场，大家都感到快乐。

以前他说话滔滔不绝，情绪激动，不大倾听人家的话。现在呢，他难得高谈阔论，而善于倾听人家说话，因此人家也乐意向他推心置腹。

大公爵小姐一向不喜欢皮埃尔，自从老伯爵去世后，尽管她得到皮埃尔的恩惠，对他却更加充满敌意。她来奥廖尔是要表明，尽管皮埃尔对她没有好感，她却有责任照顾他，但使她烦恼和惊奇的是，她来后不久就觉得喜欢上他了。皮埃尔从来不想讨取公爵小姐的欢心。他只是好奇地观察着她。以前公爵小姐觉得，他总是以冷淡和嘲弄的目光瞧着她，因此她在他面前也像在别人面前那样感到拘束，并只向他显示自己性格中好斗的一面。现在正好相反，她觉得他仿佛在探索她内心的秘密，她起先对他不信任，后来却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显露性格中善良的方面。

即使最狡猾的人也不能像皮埃尔那样巧妙地取得公爵小姐的信任，唤起她对美好青春岁月的回忆，重温当年的欢乐。然而皮埃尔的诡计，只是在这位恶毒无情、具有特殊傲气的公爵小姐身上唤醒人类的感情，使自己得到满足而已。

“是的，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十分好的好人，但他不能受坏人的影响，而只能受像我这样的人的影响。”公爵小姐想。

皮埃尔身上发生的变化，他的仆人捷连基和华西卡也从各自的角度发现了。他们发现他平易近人了。捷连基给老爷脱衣服，常常手里拿着靴子和衣服，向他道了晚安，却迟迟不走，看老爷是不是还想说说话。皮埃尔看出捷连基想聊聊，往往把他留住。

“那么，你给我讲讲……你们怎么弄到吃的东西的？”他问。于是捷连基讲到莫斯科遭破坏的情况，讲到死去的伯爵，拿着衣服站在那里谈上好一阵，有时他听着皮埃尔讲，觉得老爷待他很亲切，他也很敬爱老爷，最后才回到前厅。

给皮埃尔治病的医生每天都来看他，尽管装出他的每分钟时间都是极其宝贵的神气，在皮埃尔那里却一坐就是几小时，讲着他喜爱的故事，以及他观察病人特别是女病人的脾气得出的结论。

“是啊，同这样的人谈话才愉快，他跟我们这里的外省人不一样。”他说。

奥廖尔有几个被俘的法国军官，医生把其中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籍军官带了来。

这个军官常去看望皮埃尔。公爵小姐则取笑这个意大利人对皮埃尔的多情。

意大利人去皮埃尔那里谈谈，感到很幸福。他给皮埃尔讲他的经历，讲他的家庭生活，讲他的爱情，向他发泄他对法国人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愤慨。

“要是所有的俄国人都有一分像您就好了，”他对皮埃尔说，“同您这样的人打仗简直是罪过。您吃了法国人那么多苦，却一点也不恨他们。”

皮埃尔能赢得这个意大利人的热爱，就因为皮埃尔在他身上唤醒了心灵中美好的东西，并加以欣赏。

皮埃尔在奥廖尔逗留的最后几天里，共济会老会友维拉尔斯基伯爵来看望他。维拉尔斯基伯爵就是一八〇七年介绍皮埃尔入会的介绍人。维拉尔斯基娶了一个在奥廖尔省拥有几座大庄园的富有的俄国女人，他在本市军粮处担任一个临时职务。

维拉尔斯基得知皮埃尔在奥廖尔，尽管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也跑来看他，并且流露出那种只有人们在沙漠里相遇才会有的亲热感。维拉尔斯基在奥廖尔很寂寞，如今遇到一个同一圈子并且他认为趣味相投的人，感到很高兴。

但使维拉尔斯基惊讶的是，他很快就发现皮埃尔大大落后于形势，并且照他心里的想法，皮埃尔变得冷淡而自私了。

“您太消极了，我的朋友！”他对皮埃尔说。虽然如此，维拉尔斯基同皮埃尔在一起觉得比以前愉快，他天天都去皮埃尔那里。皮埃尔呢，现在瞧着维拉尔斯基，听他说话，想到自己原来也是这样的，感到奇怪和难以置信。

维拉尔斯基结过婚，有了家，忙于管理妻子的田产，忙于他所担任的公职和家务。他认为这一切活动都妨碍生活，都很无聊，因为都只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军事、行政、政治、共济会的事经常吸引他的注意。而皮埃尔并不想去改变他的观点，也不指责他，却经常带着隐约的嘲笑欣赏这种奇怪而熟悉的现象。

皮埃尔对待维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和他现在遇到的一切人，有一种新的特点，博得大家对他的好感。这就是承认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思想、感觉和观察，承认语言改变不了人的思想。这种人人具有的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使皮埃尔激动和恼火，现在却成为他同情人和关心人的基础。人们的观点同现实生活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皮埃尔感到有趣，引起他不怀恶意的嘲笑。

在处理实际问题上，皮埃尔忽然发现他以前所没有的宗旨。以前，他这个富人遇到金钱问题，特别是人家向他讨钱时，常常感到惶惑不安，束手无策。“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他需要钱，但别人比他更需要。究竟谁最需要呢？他们两个会不会是骗子？”以前他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毫无办法，只要他有钱，谁要就给谁。以前遇到钱财问题，有人说应当这么办，又有人说应当那么办，他同样不知所措。

现在，他惊奇地发现，他对这些问题不再犹豫和惶惑了。现在他心里有了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根据他所不知道的法则决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

对金钱问题他像以前一样漠不关心，但现在他明确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他运用这个新法官处理问题，例如一个被俘的法国上校来找他，讲了自己的许多功绩，最后要求皮埃尔给他四千法郎，让他寄给老婆孩子。皮埃尔毫不费力地拒绝了，事后他感到惊奇，这种以前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这样简单。他拒绝了上校的要求，同时决定在他离开奥寥尔时，设法使那个意大利军官接受他一些钱，因为那军官显然需要钱。皮埃尔对实际问题，例如处理妻子债务、要不要修复莫斯科住宅和别墅等事都有了主见。

他的总管到奥廖尔来找他。皮埃尔同他一起算了一笔收入的总账。据总管估计，莫斯科大火使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两百万卢布。

总管为了安慰皮埃尔，算了一笔账。他说，只要皮埃尔拒绝偿还妻子的债务（他没有义务偿还），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郊区别墅（每年要耗费八万卢布而毫无利益），他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对，对，这话有理！”皮埃尔快乐地笑着说，“对，对，我根本不需要那些房子。战争使我变得更有钱了。”

但在一月间，萨维里奇从莫斯科来，讲到莫斯科的情况，讲到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住宅和郊区别墅的预算，他讲话时的语气仿佛这事已作了决定。在这期间，皮埃尔还收到华西里公爵和彼得堡其他熟人的来信，信里都提到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认定，原来他很赞赏的总管的计划是错误的，他得去彼得堡偿还妻子的债务，去莫斯科修理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出，但他认为非这样做不可。由于这个决定，他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但他觉得应该这样做。

维拉尔斯基要去莫斯科，他们约定结伴同行。

皮埃尔在奥廖尔休养期间享受着生活的自由和欢乐，而当他在旅行时置身于自由天地之间，看到成百个陌生人，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他在旅行期间一直像小学生度假一样快乐。马车夫、驿站长、路上和乡下的农民，所有这些人都使他产生一种新鲜感。维拉尔斯基一路上不断抱怨俄国贫穷、愚昧，比欧洲落后，但这样只能使皮埃尔感到有趣。维拉尔斯基觉得死气沉沉，皮埃尔却在茫茫雪野中看出蓬勃的生气，这种生气支持着这个统一、完整、独特的民族。他不反对维拉尔斯基，仿佛同意他的意见（假装同意是避免争论的最简单方法），快乐地含笑听他说话。

十四

蚁穴一旦遭到破坏，有些蚂蚁就拖着食物粒屑、蚁卵和蚁尸爬出洞穴，有些返回蚁穴，为什么它们这样忙碌，互相冲撞、追逐和搏斗，原因很难解释。同样，法国人撤退后，俄国人为什么又聚集到原来叫作莫斯科的地方，原因也很难解释。我们观察麇集在被毁蚁穴周围的蚂蚁，看到蚁穴虽被彻底破坏，但从蠕动的群蚁那股坚忍不拔的毅力上可以看出，除了被毁的一切之外，那构成蚁群的坚不可摧的非物质力量依旧存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十月间虽然没有官府，没有教堂，没有圣物，没有财富，没有房屋，莫斯科还是同八月间一样。一切都毁掉了，但那非物质的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依旧存在。

莫斯科的敌人被肃清后，人们出于形形色色的个人动机（起初多半是野蛮的，兽性的）从四面八方拥向莫斯科。只有一种动机是共同的，那就是奔向以前叫作莫斯科的那个地方，开展各自的活动。

一星期后，莫斯科已有一万五千居民；两星期后，就有两万五千人了。人口不断增加，到了一八一三年秋天，数字已超过一八一二年。

首批进入莫斯科的是文森海罗德部队的哥萨克、附近村庄的农民和暂时逃出莫斯科隐藏在郊区的居民。进入被毁的莫斯科的俄国人，发现莫斯科遭到抢劫，也动手抢劫起来。他们继续干法国人干过的勾当。农民赶着大车来到莫斯科，把丢在破屋里和街上的一切东西运到乡下。哥萨克把能搬的东西都搬到他们的营地；房东从别人屋里抢走一切东西，谎称那是他们的财物。

但抢劫者不断拥来，来了一批又一批，随着抢劫人数的不断增加，抢劫越来越困难，方法也更固定不变。

法国人进入莫斯科，虽发现它是一座空城，但看到那里仍存在城市的各种组织形式，有商业和手工业，有奢侈品，有政府机关和宗教团体。这些机构虽缺乏生气，但仍然存在。这里有商场、小铺、粮店、集市，大部分都有商品；这里有工厂、作坊；这里有充满奢侈品的皇室、豪门；这里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大小教堂。法国人待得越久，城市生活的面貌就被毁得越厉害，最后变成一片被洗劫一空的死气沉沉的废墟。

法国人的抢劫继续得越久，莫斯科的财富损失就越大，抢劫者的精力消耗得也越多。而俄国人收复京城后的抢劫继续得越久，抢劫的人数越多，莫斯科的财富和正常生活却恢复得越快。

除了抢劫者之外，形形色色的人被吸引到莫斯科。有的出于好奇心，有的为了公务，有的为了个人利益。房主、神职人员、大小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像血液流入心脏那样从四面八方流入莫斯科。

一星期后，赶着空车来运东西的农民被官府扣留，并被迫把尸体运到城外。其他农民听说伙伴买卖失利，运了粮食、燕麦、干草进城，就相互竞争，把价格压得比战前还低。木匠希望挣大钱，每天成群结队进入莫斯科，到处盖新房，修建烧坏的房子。商人搭起棚子，开始营业。饭店和客栈在火烧过的房子里开张。神职人员在未烧毁的教堂里恢复礼拜。信徒们给被盗的教堂送来财物。官吏在小房间里摆开铺着粗呢的桌子和文件柜。市政长官和警察分配法国人劫余的财物。那些从别人家里搬来许多东西的房主抱怨把东西集中到多棱宫不公平；另一些人则坚持说，法国人把从许多人家抢劫来的东西存放到一个地方，把这些东西发给存放的人家是不公平的。人们咒骂警察，贿赂警察，对烧掉的东西以十倍估价，要求补助。拉斯托普庆伯爵正在起草告示。

十五

一月底，皮埃尔来到莫斯科，在一间没有烧毁的厢房里住下。他拜访了拉斯托普庆伯爵，拜访了几个回到莫斯科的熟人，打算第三天去彼得堡。人人欢庆胜利，劫后复苏的京城到处生气蓬勃。大家都欢迎皮埃尔，都想见见他，都想听听他的见闻。皮埃尔觉得他对所有遇见的人都特别友好，但现在他对什么人都存有戒心，唯恐受到什么牵连。人家不论问他什么，不论事情是不是重要，他总是回答得模棱两可，例如问他：他准备住在哪里？他要盖房子吗？他什么时候去彼得堡，能不能带一个箱子去？他总是回答：“是的，也许是吧，我想。”等等。关于罗斯托夫一家，他听说他们在科斯特罗马。他偶尔想到娜塔莎。即使想到，也只是愉快地回忆起久远的往事罢了。他觉得他不仅摆脱了日常琐事，而且摆脱了自作多情的情绪。

他到莫斯科后第三天，从德鲁别茨基家得知玛丽雅公爵小姐在莫斯科。安德烈公爵的死、他的痛苦和临终的情景常常萦绕在皮埃尔的心头，如今则更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午餐时得知玛丽雅公爵小姐在莫斯科，住在伏兹德维任卡她那座没有烧毁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就登门拜访。

在去玛丽雅公爵小姐家的路上，皮埃尔不断地想念安德烈公爵，怀念他们的友谊和每次见面的情景，特别是在鲍罗金诺最后的一次见面。

“难道他真的是在恶劣心情中死去的吗？难道他临终时还没有领悟生命的真谛吗？”皮埃尔想。他想起普拉东，想起他的死，不由得拿这两个人作比较。这两个人截然不同，但他对他们同样敬爱，而且两个人都在世上生活过，而现在又都死了。

皮埃尔心情沉重地坐车去老公爵的住宅。这座住宅还算完整，虽也有破坏的痕迹，但总的面目依然如旧。一个老仆神态严肃地迎接皮埃尔，仿佛要让客人感觉到，老公爵虽已不在，家规并没有改变。他说公爵小姐已进房，她每逢星期日接待客人。

“你通报一下，也许她会接见的。”皮埃尔说。

“是，老爷，”仆人回答，“请您在画像室[257]等一下。”

几分钟后，仆人和德萨尔一起走出来。德萨尔向皮埃尔传达公爵小姐的话说，公爵小姐很高兴见他，但请他原谅，劳驾他到楼上她的房间。

在一个只点着一支蜡烛的又矮又小的房间里，玛丽雅公爵小姐同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坐在那里。皮埃尔记得，玛丽雅公爵小姐身边经常有女伴。但这些女伴是什么人，皮埃尔不知道，也记不清。“这准是她的女伴。”他瞧了一眼穿黑衣服的女人，想。

公爵小姐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伸出一只手。

“是啊，”他吻过她的手后，她审视着他那张变了样的脸，说，“我们又见面了。他临终还多次谈到您呢。”她说，同时羞怯地把目光从皮埃尔身上移到女伴身上。这种羞怯的神情使皮埃尔吃了一惊。

“听说您终于平安无事，我真是高兴。这是我们好久以来得到的唯一好消息。”公爵小姐更加不安地回顾了一下女伴，想再说些什么，但被皮埃尔打断了。

“不瞒您说，他的情况我一点不知道，”他说，“我原以为他阵亡了。他的情况我是从第二手、第三手得到的。我只知道他遇见了罗斯托夫一家……这真是命！”

皮埃尔兴奋地急急说。他瞧了一下那女伴的脸，看见一道亲切、好奇、专注的目光向他投来。他不知怎的觉得（他谈话时常有这样的情况）这穿黑衣的女人是个亲切、善良、可爱的人，她不会妨碍他同公爵小姐的谈心。

但当他提到罗斯托夫一家时，玛丽雅公爵小姐脸上的窘态越发厉害。她的目光又从皮埃尔脸上移到黑衣女人的脸上，她说：

“难道您没认出来吗？”

皮埃尔又看了看女伴眼睛乌黑、嘴巴异样的苍白清瘦的脸。那双专注地瞧着他的眼睛，含有一种他久已忘记的亲切而十分可爱的神情。

“不，这不可能！”他想，“这张清瘦、苍白、严肃、见老的脸会是她吗？不，这不可能是她。这只是我心里想到她。”但这时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了一声：“娜塔莎。”于是这张眼神专注的脸就像打开一扇生锈的铁门，费力地勉强微微一笑，并从这扇门里散发出一阵幸福的气息。这种幸福皮埃尔早已淡忘，而此刻更没有想到。幸福的气息散发着，弥漫开来，包围了他的整个心灵。他微微一笑，这时已没有任何疑问：她就是娜塔莎，他爱她。

最初一瞬间，皮埃尔情不自禁地向她、向玛丽雅公爵小姐、主要是向自己泄露了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秘密。他又快乐又痛苦地涨红了脸。他想掩饰自己的激动。但他越是想掩饰，就越是明显地——比语言更明显——向自己、向她、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泄露了他对她的爱。

“哦，真是太意外了！”皮埃尔想。但他刚要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继续刚才的谈话，他又瞧了瞧娜塔莎，他的脸涨得更红了，他的心灵越发激动地充满快乐和恐惧。他语无伦次，说到一半又停住。

皮埃尔起先没有看出娜塔莎，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她，但他之所以没有认出她，那是因为自从上次见到她以来她的变化太大了。她瘦了，脸色白了。但这倒不是认不出她的原因。他刚进来时认不出她，那是因为她脸上的那双眼睛一向闪耀着生之欢乐的微笑，现在却连一丝影子也没有了，他看到的只是一双专注、善良、忧郁而疑惑的眼睛。

皮埃尔的窘态并没使娜塔莎慌乱，她的脸上焕发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快乐。

十六

“她在我这儿做客，”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伯爵和伯爵夫人这两天就到。伯爵夫人的情况很糟。不过娜塔莎也需要看医生。他们强迫她跟我一起来。”

“是啊，哪个家庭没有伤心事啊？”皮埃尔对自己说，“不瞒您说，那事就发生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见到他了。他是个多好的孩子！”

娜塔莎瞧着他，没有回答，只是眼睛睁得更大，显得更亮。

“有什么话可说？又想得出什么办法来安慰您呢？”皮埃尔说，“没有。这样一个生气蓬勃的可爱孩子为什么要死？”

“是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信仰是很难活下去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对，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皮埃尔慌忙插嘴说。

“为什么？”娜塔莎凝视着皮埃尔的眼睛问。

“怎么说为什么？”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只要想到那边等着我们的……”

娜塔莎没等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完，又用询问的目光对皮埃尔瞧瞧。

“那是因为只有相信有主宰我们的上帝存在，才能经受住她那种丧失……和您那种丧失。”皮埃尔说。

娜塔莎刚张开嘴想说话，但突然停住。皮埃尔连忙转过身去，接着向玛丽雅公爵小姐打听朋友临终时的情景。皮埃尔的窘态几乎没有了，但他觉得他的自由也失去了。他觉得现在有一个法官监视着他的一言一行，这个法官的裁判现在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现在说话，就考虑会留给娜塔莎什么印象。他并不故意说些使她喜欢的话，但不论说什么，他总是用她的眼光来评判自己。

玛丽雅公爵小姐照例不太愿意讲她见到安德烈公爵的情形。但皮埃尔的问题、他那焦急不安的眼神、他那激动得发抖的面颊使她越来越详细地叙述她害怕回忆的那段往事。

“对，对，是的，是的……”皮埃尔说，整个身子俯向玛丽雅公爵小姐，专心听她讲述，“是的，是的，那么他平静了？安心了？他总是一心一意追求一个目标：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不怕死的人。他身上的缺点（如果他有缺点的话）都不是由他自己造成的。那么他平静了？”皮埃尔说，“他能见到您，这是多大的幸福！”他突然向娜塔莎转过身去，热泪盈眶地望着她说。

娜塔莎的脸颤动了一下。她皱起眉头，垂下眼睛。她犹豫了一下：“说还是不说？”

“是啊，这是幸福，”她用胸音低声说，“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幸福。”她停了停，“他……他……我进去的时候，他说他希望见到我……”娜塔莎说不下去。她涨红了脸，握紧双手撑住膝盖，显然在竭力克制感情。她抬起头，又急急地说：

“我们离开莫斯科时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敢打听他的情况。突然宋尼雅告诉我，他在我们这里，我没有想，也不敢想象他的情况怎样。我只想看到他，和他在一起。”她浑身哆嗦，呼吸急促地说。她不让人家打断她的话，讲了从没对谁讲过的事：他们在旅途中和在雅罗斯拉夫尔生活三个星期的情形。

皮埃尔听着她讲，张开嘴，饱含泪水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她。他听她讲，没有想到安德烈公爵，也没有想到死，也没有想她所讲的事。他听她讲，只怜惜她讲这些事时所感受的痛苦。

公爵小姐皱紧眉头忍住眼泪坐在娜塔莎旁边，第一次听到哥哥临终前同娜塔莎相爱的情景。

这种又痛苦又快乐的讲述显然是娜塔莎所需要的。

她的讲述交织着详情细节和内心秘密，仿佛永远也讲不完。有几次她把讲过的事又讲一遍。

这时门外传来德萨尔的声音，他问小尼古拉可不可以进来道晚安。

“就是这些了，没有了……”娜塔莎说。小尼古拉一进来，她连忙站起来，急急向门口走去，头撞在挂着帘子的门上，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由于悲伤，她呻吟着跑了出去。

皮埃尔望着她走出去的那扇门，不明白整个世界怎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叫他注意进来的侄子，他才从发愣中惊醒过来。

小尼古拉的脸很像父亲，使此刻动了感情的皮埃尔越发伤心。他吻了吻小尼古拉，慌忙站起来，掏出手帕，向窗口走去。他向玛丽雅公爵小姐告辞，但她把他留住。

“您别走，我和娜塔莎不到两三点钟是不睡的。您请坐一会儿。我吩咐他们开饭。您先下去，我们回头就来。”

皮埃尔走出房间以前，公爵小姐对他说：

“她这样讲起他，可还是第一次呢。”

十七

皮埃尔被领到灯火通明的餐厅。几分钟后传来脚步声，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走进来。娜塔莎心里平静了。虽然脸上又出现没有笑容的严肃神色。在一场严肃的谈心后，玛丽雅公爵小姐、娜塔莎和皮埃尔照例都有点局促不安。继续原来的谈话已不可能，谈些琐事又不好意思，而沉默更加难受，因为大家都想说话，沉默就有点不自然。他们默默地走到饭桌旁，侍仆拉开椅子，又把它们推拢。皮埃尔打开冰凉的餐巾，决心打破沉默，对娜塔莎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瞧了一眼。她们显然也有同感：两人的眼睛都闪耀着满足的光辉，表示生活中除了悲伤，还有欢乐。

“您喝伏特加吗，伯爵？”玛丽雅公爵小姐问。她这句话顿时驱散了往事的阴影。

“讲讲您的事吧！”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人家都说您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

“是啊！”皮埃尔露出现在常有的温和冷笑回答，“人家甚至对我说过我连做梦都没有见过的奇迹。玛丽雅·阿勃拉莫夫娜请我到她家里，对我说我遇到的事，或者说我应该遇到的事。斯吉邦·斯吉邦内奇也教我应该怎样讲。总之，我发觉做一个受人注意的人挺有意思（我现在就是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人家都请我，还给我讲我的事。”

娜塔莎微微一笑，想说些什么。

“我们听说，”玛丽雅公爵小姐插嘴说，“您在莫斯科损失了两百万。这是真的吗？”

“其实我的财产增加了三倍。”皮埃尔说。虽然妻子的债务和房子的修建使他增加开支，但他还是说，他的财产增加了三倍。

“不过我真正获得的是自由……”他认真地说起来，但觉得这样说太自私，就住了口。

“您在盖房子吗？”

“是的，萨维里奇要我这样做。”

“请问，您在莫斯科时还不知道伯爵夫人去世吗？”玛丽雅公爵小姐说完立刻脸红了，觉得在他说了获得自由的话之后提这样的问题，等于给他的话添上原来没有的含义。

“不知道，”皮埃尔回答，显然不觉得玛丽雅公爵小姐使他联想到自由的话会使他尴尬，“我是在奥廖尔才知道的。您准不能想象，这消息使我多么吃惊。我们不是模范夫妻。”他急急地说，瞟了娜塔莎一眼，发觉她对他谈到妻子的话感到好奇，“但她的死使我大为震惊。两个人吵嘴，总是双方都有错。但一旦有一个去世，另一个就会觉得自己的过错特别严重。何况又是那样的死……没有朋友，没有安慰。我替她难过，非常难过。”他说完，看到娜塔莎脸上赞赏的表情，感到高兴。

“是啊，您又成为单身汉，孤零零一个人。”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皮埃尔顿时满脸通红，好久不敢看娜塔莎。他鼓起勇气看了她一眼，觉得她的脸色冷淡、严肃，甚至有点轻蔑。

“人家说，您见到过拿破仑，还同他谈过话，这是真的吗？”玛丽雅公爵小姐问。

皮埃尔笑起来。

“没有，从来没有。大家总以为当俘虏就成了拿破仑的座上客。我不但没见过他，甚至没听人讲起过他。我周围都是些下层人物。”

晚饭结束了。皮埃尔起初不愿谈他当俘虏的经过，但慢慢谈开了。

“您留在那里是不是打算行刺拿破仑？”娜塔莎微笑着问，“我们在苏哈列夫塔楼遇见您的时候，我就猜到了。您记得吗？”

皮埃尔承认有这回事。于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在玛丽雅公爵小姐特别是娜塔莎的提问下，皮埃尔就详细讲述他的冒险经过。

起初他带着嘲笑别人尤其是嘲笑自己的温和眼神讲述，但后来，当他讲到目睹的恐怖和痛苦的情景时，不知不觉入了迷，勉强克制住人们在回忆强烈印象时常有的激动。

玛丽雅公爵小姐带着和蔼的微笑时而望望皮埃尔，时而望望娜塔莎。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她只看见皮埃尔的为人和他的善良。娜塔莎一手支着头，脸部表情随着所讲的事而不时变化。她一刻不停地凝视着皮埃尔，显然同他一起感受着他所经历的事。不仅她的眼神，而且她的惊叹和简短的提问都向皮埃尔表示，她从他的讲述中所感受的，正是他要表达的，显然，她不仅懂得他所讲述的事，而且理解他想表达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在讲到因抢救孩子和妇女而被俘这一情节时，皮埃尔是这样说的：

“那景象真是可怕，孩子被抛弃，有的留在大火里……我眼看一个孩子被拖出来……妇女的东西被抢去，耳环被扯掉……”

皮埃尔脸红了，迟疑了一下。

“这时来了巡逻队，把所有的男人、所有没有抢劫过的人都抓走。我也被抓了。”

“您一定没有全讲出来，您准是做了……”娜塔莎说到这里停了停，“做了好事。”

皮埃尔继续讲下去。当他讲到行刑时，他想跳过可怕的细节，但娜塔莎要求他什么也别遗漏。

皮埃尔讲起普拉东的事（他已从饭桌旁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娜塔莎的目光紧随着他），但又停住。

“不，你们不能理解我从这个没有文化的粗人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能，能理解，您说说：他在哪里？”娜塔莎说。

“他简直是在我面前被打死的。”皮埃尔讲到他们撤退的最后一些日子，讲到普拉东的病（他的声音不停地哆嗦）和他的死。

皮埃尔讲他的经历，他还从来没有对人家讲过，自己也没有回忆过。他现在觉得他所经历的事有了新的意义。现在，当他把这一切讲给娜塔莎听时，他领略到女人在听男人讲话时给人的少有的快乐。这里说的不是那种所谓聪明女人，她们听讲时竭力记住人家的话以充实自己的头脑，一有机会就照搬不误，或者使听来的东西适合自己的想法，然后立刻把自己小脑袋里构思出来的俏皮话告诉别人。这里所说的快乐，只有真正的女人才能提供，她们有本领选择和吸收只有男人才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娜塔莎不觉全神贯注地听着和看着，不漏掉皮埃尔的每一句话、他的声音的每一次颤动、他的每一道目光、脸部肌肉的每一下跳动和他的每一个手势。她揣测皮埃尔内心的秘密活动，捕捉他还没有说出口的话，立刻收进她敞开的胸怀。

玛丽雅公爵小姐领会他所讲的事，同情他，但她现在看到了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她看到娜塔莎和皮埃尔之间可能产生爱情，获得幸福，这第一次产生的想法使她心里充满快乐。

已是深夜三点钟了。待仆们脸色阴沉地进来换蜡烛，但谁也没注意他们。

皮埃尔结束了他的讲述。娜塔莎仍用明亮而兴奋的眼睛凝视着皮埃尔，仿佛想知道他也许没说出来的话。皮埃尔露出得意的羞怯而窘惑的神态，偶尔对她瞧瞧，考虑着再说点什么以转变话题。玛丽雅公爵小姐不作声。谁也没想到已是深夜三点钟，应该睡觉了。

“人家说，这是不幸，这是苦难，”皮埃尔说，如果现在有人对我说：‘你愿意像被俘之前那样过呢，还是把这一切再经历一遍？’看在上帝分上，让我再当一次俘虏，再吃吃马肉吧。我们总以为一旦离开走惯的道路，一切就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东西才刚刚开始呢。有生活，就有幸福。来日方长。这话我是对您说的。”他转身对娜塔莎说。

“对，对，”她答非所问地说，“我没有别的希望，就希望把一切重新经历一遍。”

皮埃尔留神地对她瞧瞧。

“是的，没有别的希望。”娜塔莎重复说。

“不，不，”皮埃尔叫道，“我活下来，而且还要活下去，我没有错；您也没有错。”

娜塔莎突然低下头，两手捂着脸哭起来。

“你怎么啦，娜塔莎？”玛丽雅公爵小姐问。

“没什么，没什么。”她含泪对皮埃尔微笑了一下，“再见，该睡觉了。”

皮埃尔起身告辞。

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像平时一样，一起走进卧室。她们谈了一会儿皮埃尔讲的事。玛丽雅公爵小姐没有说她对皮埃尔的看法。娜塔莎也没有说。

“哦，再见，玛丽雅，”娜塔莎说，“不瞒你说，我们不谈他（安德烈公爵），仿佛怕伤害我们的感情，但我常常害怕，我们会把他给忘了。”

玛丽雅公爵小姐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声叹息表示同意娜塔莎的话，但口头上她并不这样说。

“怎么会忘呢？”她说。

“今天我把一切都说出来，觉得很痛快，应该说，心里又沉重，又难受，又痛快。很痛快，”娜塔莎说，“我相信安德烈公爵确实喜欢他。所以我都对他讲了……我对他讲了，不要紧吧？”她忽然涨红脸问。

“对皮埃尔讲吗？不要紧！他实在是个好人。”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我说，玛丽雅，”娜塔莎说，脸上露出调皮的笑，这样的笑容玛丽雅公爵小姐好久没在她脸上见到了，“他变得干净、光滑和新鲜了，仿佛刚洗过澡，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是指精神上洗过澡。你说是吗？”

“是的，”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他大有收获。”

“短短的礼服，短短的头发，真像刚从澡堂子里出来一样……爸爸有时……”

“我明白为什么他（安德烈公爵）原来最喜欢他。”玛丽雅公爵小姐说。

“是的，他们俩完全不一样。据说，不一样的男人往往很要好。他们一点也不相像，是吗？”

“是的，他真是个出色的人。”

“好了，再见吧！”娜塔莎回答。她的脸上停留着调皮的微笑，好一阵没有消失。

十八

那天晚上，皮埃尔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时而皱紧眉头，思考什么难题，突然耸耸肩膀，浑身打战；时而露出幸福的微笑。

他想到安德烈公爵，想到娜塔莎，想到他们的爱情，时而嫉妒他们原来的关系，时而因此自责，时而又原谅自己。已是早晨六点了，他还一直在屋里踱步。

“唉，我该怎么办？这事看来已无法避免了！怎么办？看来非进行不可！”他自言自语，连忙脱衣上床。他感到幸福和激动，但没有疑虑和犹豫。

“不管这种幸福是多么奇怪，多么困难，都得去争取，一定要千方百计同她结为夫妻。”他自言自语。

皮埃尔几天前就决定星期五去彼得堡。星期四他醒来后，萨维里奇就来向他请示准备行装的事。

“怎么去彼得堡？彼得堡怎么啦？谁在彼得堡？”他不由自主地问，虽然问的是自己，“对了，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那事还没发生，我为什么要去彼得堡？”他竭力回忆。“究竟为了什么事？也许我得去一下。他这人真是善良、细心，什么都记在心里！”他望着萨维里奇苍老的脸，想，“他笑得多开心！”

“萨维里奇，你怎么还不想取得自由？”皮埃尔问。

“老爷，我要自由干什么？老伯爵——愿他在天上平安！——在世的时候也好，现在侍候您老爷也好，我可从来没受过委屈。”

“那么你的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都过得去，老爷！跟着这样的东家日子好过。”

“那么我的后代会怎么样？”皮埃尔说，“一旦我结了婚……这是有可能的。”他说着不由得笑了。

“我敢说，老爷，这是件好事。”

“他把这事想得多轻松，”皮埃尔想，“他不知道这事多么可怕，多么危险。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可怕！”

“您有什么吩咐？明天动身吗？”萨维里奇问。

“不，我要推迟几天走。我到时候告诉你。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皮埃尔说。他望着萨维里奇的笑容，想：“真怪，他还不知道，现在已顾不上彼得堡了，首先得决定那件事。不过，他多半知道那件事，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跟他谈谈吗？他会怎么想？不，以后再说吧。”

早餐时，皮埃尔告诉公爵小姐，他昨天在玛丽雅公爵小姐那里，“您猜我在那里遇见了谁？遇见了娜塔莎·罗斯托娃。”

公爵小姐那副神气表示，这消息同皮埃尔见到安娜·谢苗诺夫娜没什么两样。

“您认识她吗？”皮埃尔问。

“我见到过玛丽雅公爵小姐，”她回答，“我听说，有人在替她和尼古拉·罗斯托夫做媒呢。这对罗斯托夫家来说可是件大好事。听说，他们完全破产了。”

“不，我是问您认识娜塔莎·罗斯托娃吗？”

“我以前听说她出了那件事。真替她可惜。”

“噢，她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皮埃尔想，“还是别对她说好。”

公爵小姐也给皮埃尔准备了路上吃的东西。

“他们都很厚道，”皮埃尔想，“他们现在做这些事大概不会感兴趣，他们都是为了我，这真叫人惊讶。”

同一天，警察局局长来见皮埃尔，请他派人到多棱宫去领回今天要发还原主的东西。

“这个人也是这样，”皮埃尔望着警察局局长的脸想，“他是个多么漂亮可爱的警官，心地又多么好！现在还在干这种琐碎的事。还说他不规矩，假公济私。真是荒唐！不过，他为什么不会假公济私呢？他就是这样教养出来的。大家都在那样干。他的脸多么和蔼可亲，还对着我笑呢。”

皮埃尔去玛丽雅公爵小姐家吃饭。

他经过两旁都是瓦砾场的街道，欣赏着废墟的美。房屋烟囱和断垣残壁相互掩映，伸展在火灾后的街区，使人如临其境地想到莱茵河和古罗马斗兽场。他所遇见的车夫、乘客、木匠、女商贩和小店主个个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望着皮埃尔仿佛在说：“瞧，他来了！让我们瞧瞧他会怎么样。”

皮埃尔走进玛丽雅公爵小姐家的时候，忽然不敢相信他昨天是不是真的到过这里，是不是真的见到过娜塔莎，同她说过话。“也许这只是我的幻觉。也许我现在进去一个人也看不见。”但没等他走进屋子，他立刻身不由主，整个身心都感觉到她的存在。她还是穿着那件带软褶的黑色连衣裙，头发梳得同昨天一样，但她完全换了个人。如果昨天他进来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他会一下子就认出她来的。

她还是同他认识的她小时候和后来成为安德烈公爵未婚妻时一个模样。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询问光芒，脸上现出又亲切又调皮的神气。

皮埃尔在她们那里吃了饭，他真想再坐上一个晚上，但玛丽雅公爵小姐要去做通宵礼拜，皮埃尔只得跟她们一起去。

第二天，皮埃尔一早就来了，吃了饭，在她们那里消磨了一个黄昏。尽管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显然都很欢迎客人，尽管皮埃尔的生活兴趣如今全部集中在这个家里，到了晚上他们话都谈完了，只得从一件琐事谈到另一件琐事，而且常常中断。这天晚上，皮埃尔坐得那么晚，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不断交换眼色，显然等着他快点走。皮埃尔看出这一点，但他不能走。他感到尴尬，难受，但他一直坐着，因为他不能站起来，不能走。

玛丽雅公爵小姐看出这样没有个完，第一个站起来，借口偏头痛，告辞回房。

“那么您明天去彼得堡吗？”她问。

“不，我不去，”皮埃尔连忙说，仿佛感到惊讶和恼火，“不，去彼得堡吗？明天吗，我还不告别。我还要来看看有什么事要我办的。”皮埃尔站在玛丽雅公爵小姐面前说，脸涨得通红，但还不想走。

娜塔莎向他伸出一只手，然后走了出去。玛丽雅公爵小姐却相反，不但没有走，反而坐到安乐椅上，用她那明亮深沉的目光严肃而专注地对皮埃尔瞧瞧。刚才出现的倦容显然已消失。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准备作一次长谈。

娜塔莎一走，皮埃尔的尴尬和窘态顿时消失，他变得兴奋而活泼。他敏捷地把椅子拉到玛丽雅公爵小姐跟前。

“是的，我有话要对您说，”他说，回答她的话，也回答她的目光，“公爵小姐，请您帮助我。我该怎么办？我有希望吗？公爵小姐，我的朋友，您听我说。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知道现在还不能谈这件事。但我愿意做她的哥哥，不，我不要……我不能……”

他停住，双手擦擦脸和眼睛。

“我说，”他继续说，竭力想把话说得连贯些，“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但我这辈子只爱她，只爱她一个，而且是那么爱她，我无法想象没有她我将怎样生活。向她求婚我现在还不敢，但一想到她也许能成为我的……而我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这太可怕了。您说，我有希望吗？您说，我该怎么办？亲爱的公爵小姐。”他停了停，碰碰她的手说，因为她没有回答。

“我在思考您对我说的话，”玛丽雅公爵小姐回答，“我要对您说，您现在向她表白爱情，您做得对……”公爵小姐停住了。她原想说：现在不能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停住话头，因为三天来她看出娜塔莎突然变了样，如果皮埃尔向她求爱，娜塔莎不仅不会感到屈辱，而且她正希望这样呢。

“但现在向她表白……不行。”玛丽雅公爵小姐终于说。

“那么我该怎么办？”

“这事就交给我吧，”玛丽雅公爵小姐说，“我知道……”

皮埃尔瞧着公爵小姐的眼睛。

“怎么样，怎么样……”他说。

“我知道她爱……她会爱您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更正说。

没等她说完这句话，皮埃尔就一跃而起，神色惊惶地抓住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手。

“您为什么这样想？您认为我有希望吗？您这样认为吗？！”

“是的，我这样认为，”玛丽雅公爵小姐含笑说，“您给她父母写封信。这事就交给我吧。等到适当机会，我对她说。我希望这件事能成功。我心里感觉到，这事会成功的。”

“不，这不可能！我真幸福！但这不可能……我真幸福！不，不可能！”皮埃尔说，吻着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双手。

“您到彼得堡去吧，这样更好些。我写信给您。”她说。

“到彼得堡？去彼得堡？好的，我去。但明天我能再来一次吗？”

第二天皮埃尔来辞行。娜塔莎不像前几天那样活跃；但这天皮埃尔有时望望她的眼睛，觉得他自己在消失，他和她都不再存在，只剩下一种幸福的感觉。“这是真的吗？不，不可能。”他自言自语，她的每道目光、每个姿势、每句话都使他心里充满欢乐。

当他握住她那瘦小的手向她告别时，他不由得把她的手握得比平时长久些。

“难道这双手、这张脸、这双眼睛，所有这一切我觉得新鲜的女性魅力的瑰宝，难道这一切将永远属于我，就像天生是我的一样？不，这不可能！……”

“再见了，伯爵，”她对他大声说，“我等您，您早点回来！”她又轻声添加说。

这句普通的话，以及说这句话时的眼神和脸部表情，在以后两个月中成了他无限思念、反复琢磨和幸福幻想的内容。“我等您，您早点回来……对，对，她怎么说来着？是的，我等您，您早点回来。哦，我多么幸福！我多么幸福，这是怎么一回事！”皮埃尔自言自语。

十九

皮埃尔现在的心情跟他向海伦求婚时的心情截然不同。

他绝不像当年那样羞愧难当地自怨自艾：“唉，我为什么不这样说，我为什么当时要说‘我爱你’？”正好相反，现在他在心里仔细回忆娜塔莎的音容笑貌，重温他们说过的每句话，既不增，也不减，只想照原样回味。他对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没有丝毫怀疑。只有一种可怕的疑虑有时掠过他的头脑。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梦？玛丽雅公爵小姐有没有弄错？我是不是过于自负自信？我这样相信，但万一玛丽雅公爵小姐对她说了，她却笑着回答：“真是怪事！他准是弄错了。难道他不知道，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庸的人，可我呢？……我完全不同，我要崇高得多。”

只是这种疑虑常常袭上皮埃尔的心头。现在他不作任何计划。他觉得当前的幸福不可思议，只要能实现，就万事大吉。

皮埃尔简直高兴得发疯，这在他有点意外，以前他是不敢这样想望的。生活的全部意义，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对整个世界，就在于他对她的爱情，在于她会不会爱他。有时他觉得人人都在忙着一件事：他未来的幸福。有时他觉得人人都像他一样高兴，只不过他们竭力掩饰这种心情，假装在忙别的事。他觉得，大家的一言一行都在暗示他的幸福。人家遇见他，都为他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和微笑感到惊讶，仿佛他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当他明白人家不可能知道他的幸福时，他就满心为他们感到惋惜，并且想对他们说，他们所忙碌的事十分荒谬，毫无意义，不值一提。

当有人建议他出来任职，或者讨论什么国家大事和战事，认为某件事的结果会影响到大家的幸福时，他总是带着同情的微笑听着，并且发表一些怪论，使同他说话的人吃惊。皮埃尔觉得，不论是那些懂得生活意义的人，也就是理解他感情的人，还是那些不明白此事的不幸者，在这个时期里，人人都被他幸福的光辉照得透亮，不论遇到谁，他都会毫不费力地立刻从他们身上看到美好和值得爱的东西。

他处理亡妻事务，查阅有关文件，但对她没有丝毫怀念之情，只是可怜她不知道他现在所体验的幸福。华西里公爵现在谋得了新的位置，获得了一枚勋章，更加自命不凡，但皮埃尔却觉得他只是一个和蔼可怜的老头子。

皮埃尔后来常常回忆起这个时期疯狂的幸福。他在当时形成的对人和对事的看法，他认为是永远正确的。他后来不仅不摈弃这种对人对事的看法，而且相反，每当他内心发生怀疑和矛盾时，他总是采用这疯狂时期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永远正确的。

“也许我当时的确有点古怪可笑，”他想，“其实我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疯狂。相反，我当时比任何时候更聪明，更有眼光，凡是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我都了解，因为……我很幸福。”

皮埃尔的疯狂就在于，他不像过去那样要在人们身上找到个人优点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充满爱，他无缘无故地爱人们，并且总能找到值得爱的理由。

二十

皮埃尔走后那天晚上，娜塔莎带着快乐的嘲笑对玛丽雅公爵小姐说，他理了发，穿着礼服，简直像从澡堂子里出来一般。从此以后，一种潜在的连自己都不清楚、但又无法克制的感情在娜塔莎心里觉醒了。

面容、步态、眼神、声音，她身上的一切都突然变了样。蓬勃的生命力和对幸福的渴望，连她自己都没想到，突然冒出来，要求得到满足。从那天晚上起，娜塔莎仿佛忘记了她所遭遇的一切。从此她不再抱怨她的处境，只字不提往事，不怕制订未来的美好计划。她很少谈到皮埃尔，但当玛丽雅公爵小姐一提到他，她眼睛里久已熄灭的火焰便又燃烧起来，嘴唇也浮出古怪的微笑。

娜塔莎身上发生的变化起初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惊讶，但当她明白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时，她感到伤心。“难道她对我哥哥真的这样薄情，这么快就把他忘记了？”玛丽雅公爵小姐独自思考这种变化时想。但当她同娜塔莎在一起时，她没生她的气，也没责怪她。娜塔莎身上复苏的生命力是那么难以遏止，那么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以致玛丽雅公爵小姐在娜塔莎面前觉得无权责备她，哪怕是在自己心里。

娜塔莎全心全意沉浸在这种新的感情里，她也不想掩饰，她现在没有悲伤，只有快乐和欢欣。

那天晚上，玛丽雅公爵小姐同皮埃尔谈心后回到自己屋里，娜塔莎在门口等候她。

“他说了？是吗？他说了？”她反复问。娜塔莎脸上露出又快乐又可怜的神色，仿佛为自己的这种心情请求原谅。

“我本想在门外偷听，但我知道你会告诉我的。”

尽管玛丽雅公爵小姐理解娜塔莎瞧她的目光，并受到感动，尽管她很同情娜塔莎激动的心情，娜塔莎的话最初还是使玛丽雅公爵小姐感到不快。她想起了哥哥，想起了他的爱情。

“但有什么办法呢！她也是无可奈何。”玛丽雅公爵小姐想。于是她带着感伤而有几分严肃的神色把皮埃尔的话都告诉了娜塔莎。听说皮埃尔要去彼得堡，娜塔莎感到惊讶。

“去彼得堡？”她问，仿佛没有听懂。但她审视玛丽雅公爵小姐脸上的感伤神情，明白她所以感伤的原因，突然哭起来。“玛丽雅，”她说，“你教教我，我该怎么办。我怕出丑。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教教我……”

“你爱他吗？”

“是的。”娜塔莎低声说。

“那你哭什么呀？我为你高兴。”玛丽雅公爵小姐说，眼泪使她完全原谅了娜塔莎的快乐。

“这事不会很快，但总有那么一天的。你想想，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给尼古拉，那将多么幸福！”

“娜塔莎，我求你别谈这件事。我们只谈你的事。”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但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娜塔莎突然问，但立刻又自己回答，“对，对，他应该去……玛丽雅，你说是吗？应该去……”

尾声

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二年起又过了七年。欧洲汹涌澎湃的历史海洋平静了。它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是因为它们的运动规律我们还不知道）还在起作用。

尽管历史海洋表面上是静止的，人类却像时间的推移一样在不断前进。各种各样的集团组成又解散，国家形成、瓦解以及民族迁移的原因正在酝酿中。

历史海洋不像以前那样从此岸猛烈冲击彼岸，而是在深处沸腾翻滚。历史人物也不像以前那样被浪潮从此岸冲到彼岸，而是仿佛在原地打转。以前，历史人物带领军队，下令作战、出征和厮杀，以此反击群众运动；现在则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用法律和条约来对付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被史学家称为反动。

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对他们严加谴责，认为他们是反动的根源。当时的名人，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尔夫人[258]、福蒂[259]、谢林[260]、费希特[261]、夏多布里昂[262]等人，都受到史学家的严正裁判，按照他们对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或进行谴责。

在俄国，按照史学家的论述，这个时期也有反动，而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按照他们的论述）首先倡导自由主义，鼓吹拯救俄国。

在现有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行事。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好，在那件事上做得糟。他在登位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漂亮；但后来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切耶夫，鼓励高里岑，支持神秘主义，又鼓励希施科夫和福蒂，这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军队，做得不对；他解散谢苗诺夫团，也是处理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对人类利益的观点，对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谴责，如果要一一列举，就得写上整整十页纸。

这些谴责意味着什么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史学家表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自由主义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遭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行为等，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条件的同一源泉产生的吗？

那么，这些谴责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个达到人类权力顶峰、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无法避免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等世上最强大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五十年前的人物，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备他），但他不抱有当代教授——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学问，读书，阅读讲义，并做笔记——对人类幸福所持的观点。

但如果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幸福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可以认为，批评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若干年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观点，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变成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于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截然相反，例如：有人认为波兰制订宪法和缔结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绩，有人却因此谴责他。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如果有人不喜欢这种行为，那是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狭隘的幸福观。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势，或者欧洲的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但我们假定，所谓科学能调和一切矛盾，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具有不变的善恶标准。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可以采取另一种行为。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意志行事，同时遵循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再没有其他纲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样一个纲领，这样的纲领已经拟好，而且亚历山大也在按照它办事。那么，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者的行为，那些被史学家认为是好的和有益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样的行为是不会有的，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什么都不会有。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会有生活了。

二

如果像史学家那样认为，是伟大人物引导着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势、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等等，那么，不用机会和天才这两个名词，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十九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就比动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显而易见，除了使用屠杀生命和销毁财富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更适宜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

历史说：“机会创造时势，天才加以利用。”事情就是这样。

但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天才？

机会和天才并不表示什么具体的东西，因此无法下定义。这两个词只表示对现象的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某种现象怎么会发生。我无法知道，因此也不想知道，我就说：这是机会。我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产生同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只好说：这是天才。

羊群中有一头公羊，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它赶进一个单独的羊圈，结果这头羊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它似乎就成了天才。这头羊每天晚上不进普通的羊圈，而到特殊的羊圈里去吃燕麦，于是这头羊长得特别肥，被作为肉羊送去屠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天才与一系列机会的奇妙结合。

但羊群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遭遇的一切不仅是为了达到它们羊的目的，它们只要认为，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可能具有它们所不理解的目的，它们就会立刻明白，那头养肥的公羊的遭遇是连贯而统一的。即使它们不知道喂肥这头公羊的目的何在，它们至少知道，那头公羊的遭遇绝非偶然，因此它们也无须知道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

只要不去探索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认终极目的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就能看出历史人物一生的连贯性和合理性；我们就能发现他们那种不合人类本性行为的原因，我们也就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只须承认我们不知道欧洲各国动乱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以下事实：起初在法兰西，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罗斯发生屠杀事件，西方向东进军，东方向西进军，所有这些事件决定了它们本身的性质和目的。这样我们就无法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性格中去寻求特点和天才，而且不能把他们看得与众不同。同时，我们也无须用机会来解释这些人的琐事而会明白，这些琐事都一定会发生。

放弃对终极目的的探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想象更适合于这种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种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其他两个有各自经历的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更细致地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

三

十九世纪初，欧洲事件的基本内容在于欧洲各国自西向东后来又自东向西的黩武行为。这种行为是从自西向东的进军开始的。西方各国为了实行直捣莫斯科的黩武行为，必须做到下列各点：第一，建立一个足以对付东方军事集团的大军事集团；第二，摈弃一切传统和习惯；第三，要有一个首领，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自己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逐渐崩溃，旧习惯和旧传统逐渐消亡，规模较大的新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逐步形成，一个领导未来运动并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凭借极其偶然的机会，在冲击法国的党派矛盾中，不依附任何党派，居然爬上显赫的地位。

同僚的浅薄无知、对手的软弱无能、本人的撒谎本领和刚愎自用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士兵的优良素质、敌人的缺乏斗志、孩子般的鲁莽和自信使他获得军事上的声誉。他到处遇到无数的所谓机会。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给他带来好处。他企图改变命运，但没有成功：他投奔俄国军队，没有被录用；要求去土耳其参军，也没有被批准。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处于死亡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国军队，就是那后来使他身败名裂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上的种种考虑，在他离开之前一直没有进入欧洲。[263]

他从意大利回国，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参与政府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他盲目远征非洲，自然就摆脱了这种危险的处境。他又碰上了所谓机会。无法攻克的马耳他岛不战而降，最轻率的计划取得了胜利。敌人的舰队事后连一条船也不放过，当时却让拿破仑军队全军通行。在非洲，他对手无寸铁的居民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特别是他们的首领，自欺欺人，认为这样干很好，很光荣，他们的行为就像恺撒和马其顿王一样。

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卑劣，而且以所犯种种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名其妙的超自然意义，就是这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促使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人在非洲脱颖而出。他马到成功，无往不利。瘟疫没有传染给他。屠杀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一般撇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从非洲随便溜走，并且连这也成为他的功绩，敌人舰队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准备演出自己的角色，茫无目的地来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使他毁灭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败，简直达到顶点，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害怕一切，但各个党派都拉拢他，要他参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养了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疯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胆地犯下罪行，他毫无顾忌地撒谎，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为所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需要他的位置在等待他，因此，不管他意志如何，不管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屡犯错误，他还是被拉入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而且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必死无疑，他假装晕倒，胡言乱语，本来可能送掉性命。但是，原来那么精明老练、骄傲自大的法国统治者觉得他们的戏现在已经演完，显得比他更加狼狈，说话语无伦次，既不能保住政权，又不能把他消灭。

机会，成千上万个机会，给了他权力，而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似的，都努力确立这个权力。机会造成法国统治者的性格，情愿服从他；机会造成保罗一世的性格，甘心承认他的权力；机会使反对他的阴谋不仅对他无害，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机会使当甘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无辜遭到杀害。这一切比任何手段都更使人信服他有权有势。机会使他把全力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肯定会使他毁灭，而且永远无法实现）突然改为进攻麦克和他率领的不战而降的奥地利军队。机会和天才给了他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又是机会使所有的人，不仅法国人，而且全体欧洲人，除了未参与当时事件的英国人之外，不管原先对他罪行的恐惧和厌恶，现在也都承认他的权力，承认他自封的称号，以及他那伟大与光荣的理想，并认为这理想是美好和合理的。

西方列强在一八〇五、一八〇六、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几次东进，不断加强和发展力量，仿佛在测试实力，做好未来大规模行动的准备。一八一一年，法国组成的队伍同中欧各国的军队汇合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替行动首领进行辩护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在准备大规模行动前的十年中，这位领袖人物纠集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原形毕露，无力对抗拿破仑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虽然这理想毫无意义，没有理性。他们一个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节，奉承拍马。普鲁士国王派自己的妻子向这个伟人阿谀谄媚；奥地利皇帝认为，这位大人物把公主请进床帏是莫大的恩宠；教皇，各国人民的神圣保护者利用宗教来抬高这位伟人的身份。与其说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准备好扮演的角色，不如说周围的人让他承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个罪行和小小的诈骗行为，无不被他周围的人说成是丰功伟绩。日耳曼人为他想出的最好庆典是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是个伟人，连他的祖先、兄弟、养子和妹夫都很伟大。一切都要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性去扮演最可怕的角色。等他准备好了，兵力也准备好了。

侵略军向东方推进，到达终极目的地莫斯科。京城沦陷，俄军的损失比敌军以前从奥斯特里茨到瓦格拉姆历次战争中所受的损失更加惨重。然而，使他从一系列胜利走向既定目标的机会和天才突然消失，出现了无数相反的机会——从他在鲍罗金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和焚毁莫斯科的火星；天才也不见了，表现出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军纷纷逃跑，不停地往回跑，如今一切机会都不是帮助他而是同他作对。

自东向西的行动开始了，它同原来自西向东的运动十分相似。在大规模行动发生之前，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也发生过自东向西的行动，也组成大集团，也有中欧各国参加行动；也有中途动摇，也是越接近目的地速度越快。

巴黎这个终极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已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一切行动都显得可怜和可憎。但又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偶然机会：盟国憎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祸根。拿破仑被剥夺了权力，他的罪恶和欺诈遭到揭露，人们理应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看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由于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的戏还没有演完。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认为无法无天的强盗，被遣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的小岛上，并把这小岛划归他管辖，又给了他卫队，不知为什么还送给他几百万金钱。

四

各国之间军事行动的波涛平息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浪潮退落下去，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打转，自以为动乱是他们平息的。

但平静的海面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认为这次风浪骤起的原因是他们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他们预料他们的君王之间又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这次风浪并不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次风浪仍来自行动的出发点——巴黎。来自西方的行动遇到了最后一次逆流。这股逆流必须解决外交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这个使法国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不带一兵一卒，独自来到法国。每一个卫兵都可以逮捕他，但由于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抓他，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还遭到咒骂、一月后仍将被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要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辩护。

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他再也没有用处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独处孤岛的人，还自我欣赏着他演的悲喜剧，他欺诈，说谎，徒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当那只无形的手指挥他的时候，所谓权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戏收场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大家瞧吧，你们相信的是什么！这就是他！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感动你们的不是他，而是我！”

但人们被这些行动搞得头晕目眩，好久不明白这个道理。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向西的行动的人，他的一生就显得更有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个凌驾于众人之上、领导这自东向西的行动的人，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主持正义，关心欧洲事务，不是关心琐碎微利而是长远利益；他在精神上要超越合作共事的各国君王；他要有温和而富有魅力的人品；他对拿破仑要怀有私仇。这一切亚历山大一世都具备，这一切是由他经历的许多机会造成的，例如教育啦，自由主义创举啦，周围的谋士啦，以及奥斯特里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

在全民战争时期，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因为用不着他。但一旦需要进行欧洲全面战争，这个人就显露头角，得其所哉，他联合欧洲各国，领导他们奔向目的。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处在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他的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为民族谋福利，首先在国内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能为民族谋福利，就在此时，拿破仑在流放中竟还痴人说梦，扬言如果他再度掌权，就能造福人类。这时，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受到上帝启示，突然省悟这种虚假的权力渺不足道，就摈弃它，把它交给他所蔑视的小人。他只说：

“光荣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264]我也是一个人，像你们一样，让我像一个人那样生活，思考自己的灵魂和上帝吧。

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本身都是球体，同时又是大得人类无法理解的那个整体中的一个原子。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为那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蜇了一个孩子。孩子怕蜜蜂，说蜜蜂活着就是为了蜇人。诗人欣赏采花的蜜蜂，说蜜蜂吸蜜就是为了吸取花香。养蜂人看见蜜蜂，说蜜蜂采集花粉，带回蜂房，目的是要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仔细地研究蜂群生活，说蜜蜂采集花粉是为了养育幼蜂，供奉蜂王，目的是要传种接代。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花粉带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因此就认为蜜蜂活着是为了传送花粉。另一个植物学家观察植物的迁移，看到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因此说蜜蜂活着的目的就在于此。但蜜蜂的终极目的并不限于人类智慧所能揭示的这个、那个或第三个目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越加难以解释终极目的。

人类所能达到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生活和其他生活现象的对应关系罢了。对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活动目的的理解，也是这样。

五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同皮埃尔结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罗斯托夫伯爵去世。他一死，这个大家庭照例也就解体了。

去年发生的几件事——莫斯科大火、从莫斯科逃难、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绝望、彼嘉的死、伯爵夫人的悲伤，接二连三地给老伯爵以沉重打击。他似乎不了解也无法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在精神上一蹶不振，只要再来一次打击，就会一命呜呼。他时而惊惶不安，不知所措，时而精神亢奋，雄心勃勃。

他为娜塔莎的婚礼忙了一阵子。他预订酒席，竭力装出快乐的样子，但他的快乐已不像以前那样能感染人，反而使爱他的熟人觉得可怜。

皮埃尔夫妇走后，他安静下来，感到寂寞。过了几天，他病倒在床。从他生病时候开始，虽经医生一再劝慰，他自知从此一病不起。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安乐椅上，在他床头守了两个星期。她每次给他递药，他总是抽泣，默默地吻着她的手。临终那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自己感觉到的主要罪孽：荡尽家产。领过圣餐，行过终敷礼后，他平静地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所租用的住宅里，亲戚朋友挤满了屋子，向他的遗体告别。所有这些经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嘲笑他的人，现在都怀着悔恨的心情，仿佛在向谁作自我辩解：“是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极好的好人。如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再说，为人在世，谁没有弱点？……”

就在伯爵山穷水尽，无法想象怎样再熬上一年的时候，他突然死了。

尼古拉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刻提出辞职，不等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去世一月后，家里经济情况就弄清楚了。虽然谁都知道伯爵负债累累，但其数额之大令人吃惊。负债总数比家产大上一倍。

亲友都劝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对亡父孝心的亵渎，因此没有听取劝告，毅然承担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时，由于他生性善良、待人厚道，债主们慑于他那难以捉摸的强大影响一直没有开口，如今都上门来讨债了。债主们照例争先恐后前来讨债，像米嘉等持有赠予期票的人，现在就成了最凶的讨债人。他们不给尼古拉期限和喘息的机会，那些原来可怜老伯爵（似乎他使他们受到损失）的人，现在也毫不留情地向那个显然没欠他们账却自愿承担债务的年轻人逼债。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没有一种获得成功，他以半价拍卖地产，但还有一半债务未还。尼古拉接受妹夫皮埃尔借给他的三万卢布，先偿还到期的债款。为了不致因余下的债务坐牢（债主们以此威胁他），他重新去官府当差。

重返部队可以首先补上团长的空缺，但他不能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看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抱住他不放，因此尽管他不愿留在莫斯科熟人中间，尽管他厌恶文职，他还是在莫斯科找了一个文官职务。这样，他就脱下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宋尼雅住到西夫采夫·符拉日克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不太了解尼古拉的处境。尼古拉向妹夫借了钱，但竭力掩饰他的窘境。尼古拉处境之所以特别糟，因为他不仅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宋尼雅和母亲，而且还要使母亲不感到他们十分穷困。伯爵夫人无法想象缺乏她从小过惯的奢侈条件也能生活，不知道儿子有多艰难，不断提出各种要求：时而要雇马车去接熟人（他们家已没有自备马车），时而要为自己买佳肴美食，为儿子买美酒，时而要买高级礼品送给娜塔莎、宋尼雅和尼古拉。

宋尼雅料理家务，侍奉姑妈，给她朗诵，忍受姑妈对她的专横和厌恶，并帮助尼古拉向她隐瞒他们的窘况。尼古拉因宋尼雅替他照顾母亲，对她感激不尽，又赞赏她的耐性和忠心，却竭力疏远她。

他在心里责怪她，就因为她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她具有一切可贵的美德，可就是无法使他爱她。他觉得，他越尊重她，就越不爱她。她曾经写信给他让他自由，他就抓住这一点竭力表示往事如烟，再也无法挽回。

尼古拉的处境每况愈下。从薪金里攒点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仅不能攒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又借了几笔小债。他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给他提一门亲，劝他娶一位有钱的姑娘，他大为反感。摆脱困境的另一种可能——母亲去世——他从没想到过。他没有任何心愿，不抱任何希望，不发牢骚，没有怨言，独自忍受着寂寞和凄凉。他竭力避免与熟人交往，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帮助，摆脱一切娱乐消遣，甚至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只同母亲摆摆牌阵，在屋里默默地来回踱步，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竭力保持忧郁的心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忍受他的处境。

六

初冬时节，玛丽雅公爵小姐来到莫斯科。她从城里传闻中得知罗斯托夫家的情况。“儿子为母亲作出牺牲”城里人都这样说。

“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玛丽雅公爵小姐说，高兴地感觉到她还是爱他的。她想到她同他们的交情简直亲如一家，觉得她应当去看看他们。但一想到在沃罗涅日她同尼古拉的关系，不禁又有点顾虑。不过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星期后，她还是鼓足勇气去拜访罗斯托夫一家。

第一个迎接她的人是尼古拉，因为去伯爵夫人那儿必须经过他的房间。尼古拉一看见玛丽雅公爵小姐，他脸上的表情不是她所期待的高兴，而是她从未见到过的冷淡和高傲，尼古拉向她问了好，把她领到母亲屋里，自己坐了五分钟就走了。

公爵小姐从伯爵夫人屋里出来，尼古拉又遇见她，一本正经地把她送到前厅。她提到伯爵夫人的健康，他一句话也没有答理。“这关您什么事？别来打扰我！”他的眼神似乎这样说。

“她闯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要干什么呀？我真受不了这些阔小姐和她们的客套！”等公爵小姐的马车一走，他就当着宋尼雅的面大声说，显然克制不住怒气。

“哦，尼古拉，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宋尼雅勉强忍住心中的快乐，说，“她是那么善良，妈妈又那么爱她。”

尼古拉没有回答，他根本不想再谈到公爵小姐。但自从公爵小姐来访后，伯爵夫人每天都要几次提到她。

伯爵夫人夸奖她，要儿子到她那儿去一次，并表示想常常看见她；但一提到她，他心里就不痛快。

做母亲的一提起公爵小姐，尼古拉总是不作声，而他的沉默总使伯爵夫人生气。

“她可是个贤惠的好姑娘，”她说，“你应该去看看她。你总得去见见人，要不老跟我们在一起会憋死的。”

“我一点也不想去见人，妈妈。”

“你原来说要见见人，现在又不要见人了。我真弄不懂你，宝贝。你一会儿闷得慌，一会儿又不要见人。”

“我又没说过我闷得慌。”

“什么？你不是说你连见都不愿见她吗？她可是个好姑娘，你一向喜欢她，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什么事都瞒着我。”

“一点也没有，妈妈。”

“如果我求你做什么不痛快的事，倒也罢了，可我只要你回访一次。这只是尽礼数罢了……我求过你了，既然你有事瞒着母亲，我就再不过问你的事了。”

“既然您一定要我去，我去就是了。”

“我无所谓，我都是为你着想。”

尼古拉咬咬胡子叹了口气，摆开牌阵，竭力转移母亲的注意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再重复这样的谈话。

自从到罗斯托夫家访问受到尼古拉意外的冷遇后，玛丽雅公爵小姐暗自承认，原先她不想去罗斯托夫家是对的。

“我又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她借助她的傲气安慰自己，“我同他毫无关系，我只是想去看看老太太，她一向待我很好，我欠了她不少情。”

但这些想法并不能安慰她，她一想到那次访问，就感到后悔。尽管她决定不再去罗斯托夫家，把那一切忘掉，但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着落似的。她问自己，什么事使她烦恼，她不得不承认是她同尼古拉的关系。他对她彬彬有礼的冷淡态度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这一点她是知道的），这种态度掩盖着什么。这一点她需要弄清楚，她的心情因此一直不能平静。

仲冬的一天，她在教室里看侄儿做功课，仆人通报尼古拉来访。她决定不动声色，竭力保持镇定，请布莉恩小姐同她一起去客厅。

她第一眼就从尼古拉的脸上看出，他只是来回拜一下，于是她就决定采取同他一样的态度。

他们谈到伯爵夫人的健康，谈到一些共同的熟人，谈到最近的战讯。这样的应酬通常需要十分钟，过后客人就可以起身，尼古拉也就站起来告辞。

公爵小姐在布莉恩小姐协助下谈得很顺利，但就在他起立的最后一分钟，她感到敷衍性交谈很疲劳，又想到她一个人生活实在枯燥乏味，她突然感到心神恍惚，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没注意他已起立，她仍坐在那儿不动。

尼古拉对她看看，假装没发现她的心情，跟布莉恩小姐说了几句话，又看了一眼公爵小姐。她依旧坐在那儿不动，和善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他忽然可怜起她来，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可能是他伤了她的心。他想帮助她，对她说些愉快的话，但不知说什么才好。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她省悟过来，脸涨得通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对不起！”她说，仿佛刚苏醒过来，“您要走了，伯爵，那么，再见！那么给伯爵夫人的枕头呢？”

“等一下，我这就去拿。”布莉恩小姐说着，走出屋去。

两人都不作声，偶尔对视一下。

“是啊，公爵小姐，”尼古拉终于露出苦笑，说，“我们在保古察罗伏初次见面仿佛还是不久前的事，可是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都不走运，我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回这段时光……可是挽回不了。”

尼古拉说话时，公爵小姐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她仿佛竭力想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对她的感情。

“是的，是的！”她说，“但您不必为往事感到惋惜，伯爵。我认为，您将永远愉快地回忆现在的生活，因为您现在的生活充满自我牺牲……”

“我不能接受您的赞扬，”他慌忙打断她的话，“相反，我一直在责备自己，不过说这些太乏味、太没意思了。”

他的眼神又像原来一样冷淡。但公爵小姐又从他身上看到原来那个熟悉而心爱的人，而她现在就在同这个人谈话。

“我想我这样说您不会见怪吧！”她说，“我同您……同您一家那么亲近，我想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是不适当的，但我想错了。”她说，声音突然颤抖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镇定下来说，“您以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理由就有上千条（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三个字）。谢谢您，公爵小姐！”他低声说，“有时真难受。”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玛丽雅公爵小姐心里说，“对，我爱他，不光爱他那快乐、善良和开朗的眼神，不光爱他俊俏的模样，我看到他有一颗高尚、刚强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心。”她对自己说，“是啊，他现在很穷，可我有钱……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她想起他原来的柔情，此刻望着他那善良而忧郁的脸，顿时明白他冷淡的原因。

“这是为什么呀？伯爵，为什么呀？”她突然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向他走近些，“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一定要说。”他不作声。“我不知道您的为什么，伯爵，”她继续说，“但我感到难过，我……我不瞒您说。您为什么要使我失去我们原来的友谊，这使我痛心。”她喉咙里哽咽着，眼里含着泪，“我的生活里本来就很少有幸福，因此失去任何东西都使我难过……请您原谅，再见。”她突然哭起来，走出屋去。

“公爵小姐！看在上帝分上，等一下，”他喊道，竭力拦住她，“公爵小姐！”

她回顾了一下。他们默默地对望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而不可能的事，顿时变得接近、可能，甚至无法避免了……

七

一八一四年秋天，尼古拉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结了婚。尼古拉带了妻子、母亲和宋尼雅迁居童山。

三年里，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就还清了余下的债务。一个表姐去世后，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把欠皮埃尔的债也还清了。

又过了三年，到一八二〇年，尼古拉理好财，在童山附近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又在谈判买回父亲在奥特拉德诺的住宅，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起初，他管理家务是出于需要，但不久就迷上这种事，把它当作唯一的爱好。尼古拉是个普通地主，不喜欢新办法，特别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套英国办法，嘲笑经济理论著作，不喜欢办工厂，不喜欢贵重产品，不喜欢种贵重作物，不搞单一农业。他心目中只有一个统一的庄园，而不是其中某一部门。在庄园里，主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的氮和氧，不是特别的犁和粪肥，而是使氮、氧、粪肥和犁发生作用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深入了解它的各个方面，尤其注重农民。他认为农民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和法官。他先是观察农民，竭力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对好坏的看法，表面上他在发号施令，其实是在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语言和对是非的判断。直到他了解农民的爱好和愿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懂得他们话里潜在的意思，感到自己同他们打成了一片，直到这时他才大胆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应尽的责任，这样，尼古拉的农业也就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

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凭他天赋的洞察力立刻指定合适的村长和工长（如果让农民自己选举，他们也会选这两个人的），而且再也不更换。他首先做的不是研究粪肥的化学成分，不是钻研借方和贷方（他爱说这种俏皮话），而是弄清农民牲口的数目，千方百计使牲口增加。他支持农民维持大家庭，不赞成分家。他对懒汉、二流子和软弱无能的人一概不姑息，竭力把他们从集体里驱逐出去。

在播种、收割干草和作物上，他对自己的田地和对农民的田地一视同仁。像尼古拉这样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收入又这么好的地主很少。

他不喜欢管理家奴，称他们为吃白食的。大家却说他姑息他们，把他们惯坏了。每当需要对某个家奴作决定，特别是作出处分的时候，他总是犹豫不决，同家里所有的人商量。只有在可以用家奴代替农民去当兵的时候，他才毫不犹豫派家奴去。在处理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最多只有一两个人不赞成。

他不会随便为难或处罚人，也不会凭个人好恶宽恕人和奖赏人。他说不出什么事该做和什么事不该做，但两者的标准在他心里是明确不变的。

遇到挫折或混乱，他常常生气地说：“我们的俄国老乡真没办法。”他总觉得他对农民无法忍受。

但他又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俄国老乡，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掌握和采用唯一富有成效的经营方式。

玛丽雅伯爵夫人妒忌丈夫对事业的热爱，惋惜她不能分享这种感情，但她也不能理解他在他的小天地里感受到的快乐和烦恼。她不能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野或打谷场上消磨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获后回家同她一起喝茶时，怎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得意扬扬。他眉飞色舞地谈到精明的富裕农户马特维同家里人通宵搬运庄稼，人家还没有收割，可他已垛好禾捆了。她不能理解他讲这种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兴致勃勃。当温暖的细雨落在干旱的燕麦苗上，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抿着留小胡子的嘴笑。她不能理解他怎么会这样高兴。在割草或者收庄稼的时候，风吹散满天乌云，他的脸晒得又红又黑，汗水淋淋，身上满是苦艾和野菊的味儿。她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高兴地搓着手说：“再有一天，我们的粮食和农民的粮食都可以进仓了。”

她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心地善良、事事顺她意的尼古拉，一听到她替农妇或农夫求情免除他们的劳役就大为生气，坚决拒绝她，并叫她不要过问不是她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心爱的特殊天地，但她不懂那里的规章制度。

她有时竭力想了解他，对他说他的功劳在于为农民做好事，他却又生气地回答：“根本不是，这一点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也没有为他们做过好事。什么为他人谋幸福，全都是说得好听，全都是娘们的胡言乱语。我不愿让我们的孩子上街去要饭；我活一天，就要理好我的家业，就是这样。为了这一点，我需要秩序，需要严格……就是这样！”他激动地握紧拳头说。“当然也要公平合理，”他添加说，“因为，如果农民缺衣少食，家里只有一匹瘦马，他既不能为自己干活，也不能为我干活。”

也许正因为尼古拉没有想到他是在为别人做事，做好事，所以他做的一切才富有成效，他的产业才迅速增加，附近的农奴才来求他把他们买去，他死后很久农奴们还念念不忘他的治理。“他是个好东家……把农民的事放在前头，自己的事放在后头。他也不姑息人。一句话，是个好东家！”

八

尼古拉在管理家务上有一个苦恼，那就是性子暴躁，再加上骠骑兵的老习惯，动不动就挥动拳头。起初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在婚后第二年，他对这种惩罚方法的看法突然改变了。

夏天里，有一天他把顶替保古察罗伏已故村长德龙的新村长叫来，因为他被控营私舞弊和玩忽职守。尼古拉走到门口见他，村长刚回答了几句，门厅里就传出了吆喝声和拳打声。尼古拉回家吃早饭，走到低着头正在绣花的妻子跟前，照例把早晨的活动讲给她听，顺便提到保古察罗伏村长的事。玛丽雅伯爵夫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抿紧嘴唇，一直低头坐着，对丈夫的话没有答腔。

“这个无法无天的混蛋，”尼古拉一想到他就生气，“他要是对我说喝醉酒倒也罢了，真没见过……你怎么了，玛丽雅？”他突然问。

玛丽雅伯爵夫人抬起头来想说话，但立刻又低下头，抿紧嘴唇。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亲爱的？……”

玛丽雅伯爵夫人长得并不美，但她一哭就显得楚楚动人。她从来不为痛苦和烦恼而哭泣，却常常由于感伤和怜悯而落泪。她一哭，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具有令人倾倒的魅力。

尼古拉刚拉起她的手，她就忍不住哭起来。

“尼古拉，我知道……是他不是，但你，你为什么要那样！尼古拉！……”她说着，双手捂住脸。

尼古拉不作声，脸涨得通红，从她身旁走开，默默地在屋里踱步。他明白她为什么哭，但要他把从小就习惯的事看作错误，一下子还办不到。

“这是她心肠软，习惯于婆婆妈妈，还是她对呢？”尼古拉在心里问自己。他不能断定这个问题，又瞟了一眼她那痛苦而可爱的脸。他顿时省悟，她是对的，而他早就错了。

“玛丽雅！”他走到她面前，轻声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了！”他像一个讨饶的孩子，声音打颤地说。

伯爵夫人的泪水流得更多了。她拉起丈夫的一只手吻了吻。

“尼古拉，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头像打碎了？”为了改变话题，她望着他手上那只带拉奥孔[265]头像的戒指说。

“今天，就是那件事。唉，玛丽雅，你别提那件事了。”他的脸又红起来，“我保证，以后再不会这样了。就让这戒指经常提醒我吧！”他指指打碎的戒指说。

从此以后，每逢尼古拉同村长和管家发生争执，血往脸上直涌，双手攥起拳头的时候，他就转动手上打碎的戒指，在那使他生气的人面前垂下眼睛。不过，一年中他还是有一两次忘乎所以，这时他就走到妻子面前认错，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玛丽雅，你一定瞧不起我了？”他对她说，“我这是自作自受。”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克制，你就走开，赶快走开。”伯爵夫人忧愁地说，竭力安慰丈夫。

在本省贵族圈子里，尼古拉受人尊敬，却不讨人喜欢。他对贵族利益不感兴趣，因此有人认为他高傲，有人认为他愚蠢。整个夏天，从春播到秋收，他都忙于农事。秋天他带着猎人和猎犬外出打猎，像从事农业一样认真，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冬天他视察各地村庄，或者读书。他主要读历史书，每年买书花的钱不少。他收藏了不少正经书，凡是买来的书照例都要读完。他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房里读书，起初是作为一种任务，后来养成习惯，从中体验到特殊的乐趣，并觉得读书是件正经事。冬天他除了出门办事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同母亲和孩子一起做些琐事，享受天伦之乐。他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心灵美。

尼古拉婚后，宋尼雅一直住在他们家里。结婚以前，他就把他同宋尼雅的关系告诉了未婚妻，一面责备自己，一面称赞宋尼雅。他请求玛丽雅好好对待表妹。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责任都在丈夫身上，自己对宋尼雅也感到内疚。她明白，她的财产对尼古拉的选择起了作用，她不能责怪宋尼雅，而只应该爱她，但事实上她不仅不爱宋尼雅，心里还常常恨她，而且无法克服这种感情。

有一次，她同她的朋友娜塔莎谈到宋尼雅，谈到自己对她的不公正。

“你听我说，”娜塔莎说，“你熟读《福音书》，其中有一处正好是对宋尼雅说的。”

“什么？”玛丽雅伯爵夫人惊讶地问。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266]你记得吗？她就是那个没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她没有私心，我不知道，但她所有的，全被夺走了。有时我非常可怜她，以前我真希望尼古拉同她结婚，但我总有一种预感，这件事不可能实现。她是一朵谎花，不结果子，你知道吗？有时我很可怜她，有时又觉得她不会像我们那样感到这一点。”

玛丽雅伯爵夫人虽对娜塔莎说，《福音书》上那段话不该这样理解，但她一见宋尼雅，就又同意娜塔莎的解释。宋尼雅似乎真的不为自己的处境难过，而安于自己谎花的命运。看来，与其说她爱人，不如说她爱整个家庭。她像一只猫，依恋的不是人而是这个家。她伺候老伯爵夫人，抚爱和宠惯孩子们，总想为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别人若无其事地接受她的照顾，却不怎么感激她……

童山庄园又翻修了一番，但规模已不能与老公爵在世时相比。

在经济拮据时翻修房子，总是因陋就简。巨大的房子建在原来的石基上，全部木结构，内部抹上灰泥。房子很宽敞，地板没有油漆，家具很简单：几只硬沙发、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都是家里的木匠用自己家里的桦木做的。房子很宽敞，有下房，有客房。罗斯托夫家和保尔康斯基家的亲戚，有时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全家来到童山，一住就是几个月。此外，逢到男女主人的命名日和生日，每年四次就有上百个客人到童山来聚上一两天。一年的其余时间，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每天准时喝茶，用庄园自产的食品准备早餐、午餐和晚餐。

九

这是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五日，冬圣尼古拉节前夜。那年初秋，娜塔莎就同孩子和丈夫住在哥哥家。皮埃尔有事去彼得堡，他说要去三个星期，可现在已在那里待了六个多星期。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十二月五日那天，除了皮埃尔一家外，还有尼古拉的老朋友退役将军杰尼索夫。

六日是圣尼古拉节，有许多客人要来。尼古拉知道他得脱下短棉袄，换上礼服，穿上尖头皮靴，到他新建的教堂里去，然后回家接受祝贺，谈谈贵族选举和收成，但节日前夜他认为可以像平时一样过。午饭前，尼古拉检查管家做的内侄名下梁赞庄园的账目，写了两封事务信，巡视了谷仓、牛栏和马厩。他对明天过节大家可能喝醉酒一事采取了预防措施，然后去吃午饭。他没有机会同妻子私下谈几句，就在长餐桌旁坐下。桌上摆着二十副餐具，一家人围坐桌旁。这里有尼古拉的母亲、陪伴母亲的别洛娃老婆子、妻子、三个孩子、男女家庭教师、内侄和他的家庭教师、宋尼雅、杰尼索夫、娜塔莎和她的三个孩子、他们的家庭教师，以及在童山养老的已故公爵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人。

玛丽雅伯爵夫人坐在餐桌另一端。丈夫一坐下来，就拿起餐巾，迅速地推开面前的玻璃杯和酒杯。玛丽雅伯爵夫人从这一举动中看出丈夫心情不佳。这种情况是常有的，特别是他从农场回来吃饭，在没有喝汤之前。玛丽雅伯爵夫人深知他的脾气，遇到她自己心情好，她就耐心等待，等他喝完汤，然后同他说话，让他自己承认发火是没有来由的，但今天她完全忘记这样观察。她心里难过，因为他无缘无故对她发脾气，她感到委屈。她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了她。她又问他农场里是不是正常。他听出她的腔调有点不自然，不高兴地皱起眉头，连忙作了回答。

“我又没有错，”玛丽雅伯爵夫人想，“他为什么对我发脾气？”从他回答的腔调上，玛丽雅伯爵夫人听出他对她不满，不愿跟她谈话。她也觉得自己说话有点不自然，但还是忍不住要再问几问。

多亏杰尼索夫的引导，餐桌上的谈话才变得热闹起来。玛丽雅伯爵夫人没再同丈夫说话。当大家离开餐桌去向老伯爵夫人道谢时，玛丽雅伯爵夫人伸出一只手，吻了吻丈夫，问他为什么生她的气。

“你总是胡思乱想，我根本没有生气。”他说。

但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他说总是两个字就表示：不错，我是生气，但我不想说。

尼古拉同妻子和睦相处，就连宋尼雅和老伯爵夫人出于妒忌希望他们不和，也找不到借口指摘他们，但他们之间也有不融洽的时候。有时，在他们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后，他们之间会突然出现隔膜和敌对情绪。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玛丽雅伯爵夫人怀孕的时候，现在她正是怀孕了。

“哦，先生们，女士们！”尼古拉大声说，似乎很高兴（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他这是故意要气气她），“我从六点钟起就没有歇过。明天还得忙一阵，我现在要去休息了。”他对玛丽雅伯爵夫人再没说什么，就走进小起居室，在沙发上躺下来。

“他总是这样，”玛丽雅伯爵夫人想，“跟大家说话，就是不跟我说话。我看得出，看得出，他讨厌我。特别是我怀了孕。”她瞧瞧自己隆起的肚子，对镜子照照她那又黄又白的瘦脸，她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

不论是杰尼索夫的叫声和笑声，还是娜塔莎的说话声，尤其是宋尼雅匆匆向她投来的目光，一切都使她感到不舒服。

宋尼雅总是玛丽雅伯爵夫人的第一个出气筒。

玛丽雅伯爵夫人跟客人坐了一会儿，一点也没听懂他们在谈什么，就悄悄地到育儿室去。

孩子们把椅子排成火车，玩旅行莫斯科的游戏，请她也一起玩。她坐下陪孩子们玩了一阵，但心里一直想着丈夫，想着丈夫无缘无故生气，她感到很难过。她站起来，费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小起居室。

“也许他没睡着，我去同他讲讲清楚。”她自言自语。她的大孩子安德留沙学她的样，踮着脚尖跟着她走，但玛丽雅伯爵夫人没有发觉。

“亲爱的玛丽雅，他大概睡着了，他累坏了，”宋尼雅在大起居室里说（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到处都会碰上她），“安德留沙，别把他吵醒了。”

玛丽雅伯爵夫人回头看见安德留沙跟在后面，觉得宋尼雅说得对，然而正因为如此，脸涨得通红，好容易忍住，没说出难听的话来。她什么也没说，但为了表示不听宋尼雅的话，只做了个手势叫安德留沙别出声，还是让他跟在后面，宋尼雅从另一道门出去。尼古拉睡觉的房间里传出均匀的呼吸声，这声音做妻子的是很熟悉的。她听着他的呼吸声，瞧着他那光滑漂亮的前额、小胡子和整个脸庞；她常常在夜深人静，他熟睡的时候久久地凝视着这张脸。尼古拉突然动了一下，干咳了一声。这时，安德留沙就在门口嚷道：

“爸爸，妈妈在这儿呢。”

玛丽雅伯爵夫人吓得脸都白了，连忙向儿子做做手势，尼古拉没有作声，沉默了一会儿，玛丽雅伯爵夫人感到胆战心惊。她知道尼古拉最不喜欢人家把他吵醒。屋里突然又传来干咳声、翻身声。尼古拉不高兴地说：

“一分钟也不让人安静。玛丽雅，是你吗？你怎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我只是来看看，我没注意……对不起……”

尼古拉咳嗽几下，不作声了。玛丽雅伯爵夫人从门口走开，把儿子带到育儿室。过了五分钟，三岁的黑眼睛娜塔莎，爸爸的宠儿，听哥哥说爸爸睡在小起居室里，就背着母亲，悄悄地走到父亲跟前。她大胆地咯吱一声打开门，粗壮的小脚沉重地走到沙发旁边，打量着爸爸背对她睡觉的姿势，踮着脚尖吻了吻他枕着头的手。尼古拉转过身，脸上露出慈爱的微笑。

“娜塔莎，娜塔莎！”玛丽雅伯爵夫人在门外恐惧地低声叫道，“爸爸要睡觉。”

“不，妈妈，他不要睡了，”小娜塔莎满有把握地回答，“他在笑呢。”

尼古拉垂下腿，站起来，抱起女儿。

“进来吧，玛丽雅。”他对妻子说。玛丽雅伯爵夫人走进屋来，在丈夫旁边坐下。

“我没看见安德留沙跟着我跑来，”她怯生生地说，“我只是……”

尼古拉一手抱住女儿，望了望妻子，看见她脸上的歉意，就用另一只手搂住她，吻了吻她的头发。

“可以亲亲妈妈吗？”他问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微微一笑。

“再来一次！”娜塔莎指指尼古拉吻过的地方，命令似的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我心情不好呢？”尼古拉说，仿佛猜透妻子的心事。

“你无法想象，每次你这样，我心里有多难过，多孤单。我总觉得……”

“玛丽雅，别糊涂了。你真不害臊。”他快乐地说。

“我总觉得你不会爱我，我这么难看……总是……而现在又是这个样……”

“嗨，你这人真可笑！人不是由于美才可爱，而是由于可爱才美。只有马尔维纳之类的女人才靠姿色迷人。要是问我爱不爱妻子？我说不，可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才好。你不在，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高兴，我就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做不成。譬如问：我爱不爱自己的手指？我不爱，可要是把它割掉……”

“不，我不会那么做，但我心里是明白的。那么你不生我的气了？”

“气得要命！”他笑着说，站起来掠掠头发，在屋里踱步。

“玛丽雅，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们和解了，他立刻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妻子。他也不问问她愿不愿意听，他什么都不在乎。他有一个想法，自然也就是她的想法。他告诉她，他想劝皮埃尔在他们家待到开春。

玛丽雅伯爵夫人听丈夫说完，讲了自己的意见，然后讲她的打算。她想的是孩子们的事。

“她现在已经像个大人了，”她指指娜塔莎，用法语说，“你们总是说我们女人缺乏逻辑性。她就是我们的逻辑专家。我说，爸爸要睡觉，可她说：‘不，他在笑呢！’还是她说得对。”玛丽雅伯爵夫人幸福地笑着说。

“对，对！”尼古拉用强壮的手臂抱起女儿，把她举得高高的，让她坐在肩上，抓住她的两只小腿，掮着她在屋里走来走去。父女俩脸上都现出傻乎乎的得意神气。

“要知道，你也许有点不公平。你太宠她了。”玛丽雅伯爵夫人用法语低声说。

“是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竭力不表现出来……”

这时，门廊和前厅里传来门的滑轮声和脚步声，好像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那准是皮埃尔。我去看看。”玛丽雅伯爵夫人说着走出屋去。

她一走，尼古拉就扛着女儿急急地在屋里兜圈子。他气喘吁吁，一下子把哈哈大笑的女儿放下，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跳跃使他想到了跳舞。他望着女儿快乐的小圆脸，不禁想，等他变成老头子了，他将像去世的父亲当年同女儿跳丹尼拉·库波尔舞那样，同娜塔莎跳玛祖卡舞，到那时她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是他，是他，尼古拉，”几分钟后，玛丽雅伯爵夫人回来说，“我们的娜塔莎这下子可高兴了。你该去看看她那副开心的模样，他因为迟来挨了多少骂。喂，快去，快去！你们也该分手了。”她含笑望着偎依在爸爸身上的女儿，说。尼古拉拉着女儿的手走出去。

玛丽雅伯爵夫人留在起居室。

“我从没想到会这样幸福！”她低声自言自语，她笑逐颜开，但同时叹了一口气，她那深邃的眼神里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仿佛除了她此刻体验到的幸福之外，她不禁又想到今世不可能得到的另一种幸福。

十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早春结婚，到一八二〇年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她想望已久，现在由她亲自喂奶。她发胖了，身子变粗了，从现在这位强壮的母亲身上很难认出当年那个活泼苗条的娜塔莎。她的面孔定型了，神情娴静，温柔而开朗。她的脸上已没有青春的魅力。现在只能看到她的相貌和体态，完全看不出她的内心活动。她只是一位强壮、美丽和多子女的母亲，难得看到她原来热情的火焰。现在，只有当丈夫回家，孩子病愈，或者跟玛丽雅伯爵夫人一起回忆安德烈公爵（她在丈夫面前从不提安德烈公爵，认为他会吃醋），或者偶尔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婚后已不再唱歌），只有在这些时候，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当原有的热情偶尔在她那美丽丰满的身体里重新燃烧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

娜塔莎婚后同丈夫一起在莫斯科、彼得堡、莫斯科郊区和娘家，也就是尼古拉家里住过。年轻的皮埃尔伯爵夫人难得在交际场中露面，见到她的人对她也没有好感。她一点也不亲切可爱。并不是娜塔莎喜欢孤独（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孤独，多半是不喜欢），她是因为接二连三地怀孕，生育，喂奶，时刻参与丈夫的生活，无暇参加社交活动。凡是在娜塔莎婚前就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种变化，无不像看到什么新鲜事那样感到惊讶。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懂得，娜塔莎的热情都出于她需要家庭，需要丈夫，就像她曾在奥特拉德诺一本正经地说过的那样。做母亲的看到人家不了解娜塔莎，感到惊奇，她总是说娜塔莎是个贤妻良母。

“她爱丈夫和孩子爱到极点，”伯爵夫人说，“简直有点傻。”

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都宣扬：一个姑娘婚后不应该不修边幅，疏于打扮，而应该更注意自己的仪表，使丈夫更为她着迷。但娜塔莎却没有遵守这条金科玉律。她正好相反，立即收起自己所有的魅力，而唱歌则是她最迷人的活动。她不再唱歌，就因为唱歌最能使人入迷。她确实变得落拓不羁，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也不向丈夫献媚，更不讲究梳妆打扮，毫不顾忌地向丈夫提出种种要求，什么事都满不在乎。她的行为都违反那条金科玉律。她一开始就把整个身心无保留地奉献给丈夫，因为她认为以前向丈夫施展魅力是出于本能，现在再这样做就只会显得可笑。她觉得她同丈夫的联系，现在靠的不是以前那种充满诗意的感情，而是另一种模糊而牢固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心灵同肉体的结合那样。

她认为，梳上蓬松的卷发，穿上时髦的连衣裙，唱唱抒情歌曲来讨丈夫的欢心，这就像自得其乐地梳妆打扮一样可笑。现在，为讨人喜欢而梳妆打扮，她也许会觉得有趣，但她实在没有工夫。她不唱歌，不打扮，说话不注意措辞，主要是因为她顾不上这些。

当然，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不论什么微不足道的事就会变得极其重要。

娜塔莎全神贯注的就是家庭，也就是丈夫。她要使他完全属于她，属于家庭。另外，她还要生育、喂养和教育孩子。

她投身于她所从事的活动，不仅用全部智慧，而且用整个心灵。她陷得愈深，那件事就显得愈大，她就愈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即使她全力以赴，还是来不及做完她应该做的事。

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当时虽然还没有被当作问题，但已像现在一样存在。不过，娜塔莎对这些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根本不能理解。

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同现在一样，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这些议论和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像怎样从吃饭中获得最大满足一样，但对于那些认为吃饭的目的是取得营养，结婚的目的是建立家庭的人来说，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得到营养，那么两顿饭一起吃的人也许会感到很大的满足，然而不能达到吃饭的目的，因为胃容纳不了两顿饭。

如果婚姻的目的是建立家庭，那么，希望娶许多妻子或嫁许多丈夫的人也许能得到许多满足，但绝不能建立家庭。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得到营养，结婚的目的在于建立家庭，那么，要达到目的，进食就不能超过胃的容量，一个家庭里的夫妻也不能超过需要，就是说只能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家庭操劳，她不能想象另一种情况，对此也毫无兴趣。

一般说来，娜塔莎不爱交际，但她很重视亲戚关系，珍惜同玛丽雅伯爵夫人、哥哥、母亲和宋尼雅的关系。她会穿着睡袍，披头散发，喜气洋洋，从育儿室大步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她说孩子身体好多了。

娜塔莎不修边幅，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那不合时宜的谈吐、她的嫉妒心（她嫉妒宋尼雅，嫉妒家庭女教师，嫉妒任何女人，不管她是美是丑）常常成为她周围人们的笑柄。大家都认为皮埃尔被老婆管得服服贴贴，事实也真是这样。娜塔莎婚后一开始就提出她的要求。她认为他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属于她和家庭。娜塔莎的这一崭新观点使皮埃尔大吃一惊。皮埃尔对妻子的要求虽然感到惊讶，但又沾沾自喜，完全听从她的话。

皮埃尔对妻子俯首帖耳，表现在他不仅不敢向别的女人献殷勤，而且不敢露出笑容同别的女人谈话，不敢去俱乐部吃饭作为消遣，不敢随便花钱，不敢长期出门，除非去办正经事。妻子把学术活动算作正经事，尽管她对此一窍不通，却很重视。作为交换条件，皮埃尔在家里有权处理自己的事，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安排全家的事。娜塔莎在家里甘当丈夫的奴隶。皮埃尔工作时，也就是在书房里读书写作时，全家人都踮着脚尖走路。只要皮埃尔表示喜欢什么，他的愿望总能得到满足。只要他一提出什么希望，娜塔莎就立刻跑去加以实现。

全家都遵照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皮埃尔的吩咐，也就是遵照娜塔莎竭力猜测的丈夫的愿望行事。全家的生活方式、居住地点、社交活动、娜塔莎的工作、孩子的教育，无不遵照皮埃尔的心意，而且娜塔莎还竭力从皮埃尔的言谈中揣测他的意思。她总能准确地猜出皮埃尔的真实心意，一旦猜透，她就坚决去办。如果皮埃尔改变主意，娜塔莎就以他原来的想法反驳他。

他们生活中一度遇到过的困难，皮埃尔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娜塔莎生下第一个瘦弱的孩子后，先后换了三个奶妈。娜塔莎急坏了。有一天，皮埃尔把他信奉的卢棱思想讲给她听，说请奶妈喂奶违反自然规律，而且对母子都有害。于是娜塔莎在生第二个孩子后，不顾母亲、医生和丈夫的反对，违反当时的风俗习惯，坚持自己喂奶，而且从此以后所有的孩子都由她亲自喂奶。

常常有这样的事：两口子在气头上争吵起来，但在争吵一阵后，皮埃尔常常又惊又喜地发现，不仅是妻子的言谈，而且是她的行动，都反映出他原来的想法。他不仅发现他原来的想法，而且她避而不提他在争吵中说过的偏激话。

过了七年夫妇生活后，皮埃尔高兴地深信自己不是一个坏人，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从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内心有善有恶，两者互相遮掩。但在妻子身上只反映出他身上真正善的一面，那些不完善的东西都被抛弃了。这种情况不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是神秘地直接反映出来的。

十一

两个月前，皮埃尔已住在罗斯托夫家，他接到费多尔公爵来信，说彼得堡有个协会将讨论重要问题，要他去参加，因为皮埃尔是这个协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娜塔莎一向阅读丈夫所有的信件，也读了这封信。尽管丈夫出门使她难受，她还是主动劝他去彼得堡。丈夫所从事的脑力劳动她虽然一窍不通，但她还是很重视，唯恐妨碍丈夫的工作。皮埃尔读完信，用胆怯和询问的目光瞧了娜塔莎一眼，娜塔莎答应他去，但要他定下归期。娜塔莎给了他四星期假。

皮埃尔已超假两个星期，娜塔莎一直处于提心吊胆、忧郁烦躁的状态中。

杰尼索夫现在已是一位退役将军，对现状不满，正好这时来到他们家。他看到娜塔莎，就像看到一幅一度心爱的人的不像的画像，感到惊讶和感慨。忧郁无神的目光、答非所问的言谈、关于孩子的谈话，这就是他在原来的天仙身上见到和听到的一切。

这段时间娜塔莎一直忧心忡忡，烦躁不安。母亲、哥哥、玛丽雅伯爵夫人都安慰她，竭力替皮埃尔的迟迟不归寻找原因，为他辩护，但反而使她更加烦躁。

“都是胡说，都是废话，”娜塔莎说，“他的胡思乱想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些团体都愚蠢透顶。”她说到他所从事的活动，而原来她却认为这种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她到育儿室去喂她的独子彼嘉。

她抱起三个月的小东西，感到他的小嘴在吮吸，小鼻子在呼哧，她获得的安慰超过任何人的劝解。这个小东西仿佛在说：“你生气了，你妒忌了，你要向他算账，你又怕了，可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她无言以对，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在这烦躁不安的两星期里，娜塔莎常常跑到孩子那里去寻求安慰，不断摆弄他，结果奶喂多了，孩子病了。孩子一病，她惊慌失措，但又愿意这样。因为一照顾孩子，就可以分心，不再那么替丈夫担忧。

那天，娜塔莎正在给孩子喂奶，门口传来皮埃尔的雪橇声。保姆知道怎样使女主人高兴，就满面笑容，悄悄地快步走进来。

“他回来了？”娜塔莎连忙低声问，身子不敢动弹，唯恐吵醒刚睡着的孩子。

“回来了，太太。”保姆低声说。

血涌上娜塔莎的脸，她的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但她不能奔出去迎接，婴儿又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你在这儿。”他仿佛这么说，接着又懒洋洋地咂起嘴来。

娜塔莎轻轻地抽出奶头，把婴儿摇了摇交给保姆，快步向门口走去。但她在门口站住，仿佛由于太高兴而匆忙地放下孩子有点内疚。她又回顾了一下。保姆正抬起臂肘，把婴儿放到小床上去。

“您去吧，去吧，太太，您放心好了！”保姆含笑低声说，主仆之间的关系显然很融洽。

娜塔莎轻快地跑进前厅。

杰尼索夫衔着烟斗从书房来到大厅，这时他才第一次认出娜塔莎的本来面目。她又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他回来了！”她一边跑，一边说。杰尼索夫并不怎么喜欢皮埃尔，但这时他也因皮埃尔回来而感到高兴。娜塔莎一跑进前厅，就看见一个穿皮大衣的体格魁伟的人正在解下围巾。

“是他！是他！真的，是他！”她自言自语，跑过去拥抱他，把他的头贴到自己胸前，然后又把他推开，瞧了瞧他那结着霜花的红润快乐的脸。“对，是他，真高兴，真快乐……”

娜塔莎突然想起等待他两个星期的苦恼，脸上的喜悦顿时消失。她眉头一皱，就向皮埃尔尽情发泄心中的怒气。

“哼，你倒好！你很得意，很开心……可我呢？你至少也得疼疼孩子啊。我自己喂奶，可是我的奶坏了。彼嘉差点儿死掉。你倒开心，是啊，你很开心。”

皮埃尔觉得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不可能提前回来。他知道她这样发脾气是不对的，知道过两分钟就会烟消云散，但主要是他心里觉得很高兴，很得意。他想笑，又不敢笑，就装出一副怯生生的可怜相，低下头。

“我没有办法早回来，真的！彼嘉怎么样？”

“现在没什么，我们走吧。你真不害臊！你真不知道你不在我有多难受……”

“你身体好吗？”

“走吧，走吧！”她说，没有放开他的手。他们一起走到屋里。

尼古拉夫妇来找皮埃尔，皮埃尔正在育儿室，用他巨大的右手托着刚睡醒的儿子逗着玩。孩子没有长牙的宽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风暴已经过去，娜塔莎含情脉脉地望着丈夫和儿子，脸上焕发出快乐明朗的光辉。

“你同费多尔公爵都谈好了吗？”娜塔莎问。

“是的，谈得很好。”

“你看，他抬起头来了。哦，他可把我吓坏了！”

“你看见公爵夫人没有？她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了？……”

“是啊，你可以想象……”

这时，尼古拉伯爵夫妇走进来。皮埃尔没有放下孩子，俯身吻了吻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不过，尽管有许多趣事要谈，那戴着睡帽、摇晃着脑袋的婴儿显然吸引了皮埃尔的全部注意。

“多么可爱！”玛丽雅伯爵夫人望着孩子说，同时逗着他玩，“尼古拉，我真不懂，”她对丈夫说，“你怎么不懂得这小宝贝有多可爱。”

“我不懂，我看不出来，”尼古拉说，冷冷地瞧着婴儿，“一块肉罢了。我们走吧，皮埃尔。”

“其实他是个慈祥的父亲，”玛丽雅伯爵夫人替丈夫辩解说，“但要等孩子满一周岁……”

“皮埃尔可是很会带孩子，”娜塔莎说，“他说，他的手生来就是为了抱孩子的。你们瞧。”

“不，不就是为了抱孩子。”皮埃尔忽然笑着说，抱起孩子，把他交给保姆。

十二

童山庄园也像一切正常的家庭那样有几个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保留着各自的特点，但互让互谅，因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家里发生的每件事，不论是悲是喜，对所有的圈子都同样重要，但每个圈子的悲喜都有自己的原因。

譬如皮埃尔的归来是一件大喜事，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仆人们往往是东家最可靠的评判员，因为他们作评判不是根据东家的谈话和表情，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和生活方式。他们看见皮埃尔归来感到高兴，因为知道只要皮埃尔在家，尼古拉伯爵就不会天天去巡视田庄，他还会变得快乐些，和气些，过节时他们还可以得到好礼物。

皮埃尔回来，孩子和女教师也很高兴，因为谁也不像皮埃尔那样常常带他们去参加社交活动。只有他会在古钢琴上弹苏格兰舞曲（他只会弹这一支舞曲），他说用这支舞曲伴奏可以跳各种舞。此外，他准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礼物。

小尼古拉如今已有十五岁，是个瘦弱聪明的孩子，生着一头淡褐色的卷发和一双美丽的眼睛。他看见皮埃尔回来也很高兴，因为皮埃尔叔叔（他这样称呼他）是他所崇敬和热爱的人。其实谁也没有教他去特别喜欢皮埃尔，他也难得见到皮埃尔。抚养他的玛丽雅伯爵夫人则竭力要小尼古拉像她那样热爱她的丈夫，而小尼古拉也确实爱姑父，但对姑父多少有点蔑视。他非常喜欢皮埃尔。他不想当尼古拉姑父那样的骠骑兵，也不想得圣乔治勋章，他想做一个像皮埃尔叔叔那样聪明善良而又有学问的人。他在皮埃尔面前总是眉飞色舞，容光焕发。皮埃尔一同他说话，他就脸红，呼吸急促。他听皮埃尔说话总是一字不漏，过后就同德萨尔一起或者独自玩味皮埃尔的每句话。皮埃尔的经历、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前的不幸遭遇（小尼古拉根据听到的事构思了一幅朦胧的富有诗意的图画）、他在莫斯科的历险、俘虏生活、普拉东的事（他从皮埃尔那里听到的）、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小尼古拉对娜塔莎也有一种特殊的爱），特别是他同小尼古拉记不清的父亲的友谊——这一切使皮埃尔在小尼古拉的心目中成为英雄和圣人。

从皮埃尔谈到他父亲和娜塔莎的片言只语中，从皮埃尔谈到小尼古拉亡父时的激动心情中，从娜塔莎谈到他时审慎而虔诚的态度中，这个初次意识到爱情的孩子猜想他的父亲爱过娜塔莎，临终时又把她托付给朋友。小尼古拉虽然不记得父亲，但父亲是他神秘的崇拜对象，他一想到父亲就心里发紧，又悲又喜，泪水盈眶。因此，皮埃尔回来，小尼古拉也很高兴。

客人们欢迎皮埃尔，因为他一来大家都感到热闹快乐。

家里的成年人欢迎他（更不用说他的妻子了），因为有他在，生活就显得轻松平静。

老太太们欢迎他，因为他带来礼物，还因为他使娜塔莎又变得活泼可爱。

皮埃尔发觉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他总是竭力满足每个人的愿望。

皮埃尔原是个神不守舍、十分健忘的人，如今却根据妻子开的单子，买全了所有的东西。他没有忘记岳母和内兄的委托，没有忘记送给别洛娃的衣料，也没有忘记送给侄儿们的玩具。他刚结婚时，妻子嘱咐他别忘了买这买那，他感到奇怪。而他第一次出门就把这些忘记得一干二净，使妻子十分伤心，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他习惯了。他知道娜塔莎自己什么也不要，而给别人买礼物，只有他提出来，她才同意他买。现在他给全家人买礼物，感到像孩子一般快乐，而且再也不会忘记这种事。如果娜塔莎责怪他，那只是因为他买得太多，价钱太贵。而娜塔莎的缺点，多数人认为是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皮埃尔却认为是优点），如今又增加了一条，就是吝啬。

皮埃尔成家后，人口多，开支大，但使他惊异的是，他发现实际的开销比原来减少一半，他那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主要由于前妻的债务）已开始好转。

生活方式变了，钱也用得少了。皮埃尔不再挥金如土，没有随时破产的危险，他再也不愿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他觉得他的生活方式从此确立，至死不会改变，而且他也无权改变这种俭仆的生活方式。

皮埃尔满面春风地理着他买回来的东西。

“怎么样！”他像店员一样抖开一块印花布说。娜塔莎坐在对面，把大女儿抱在膝盖上，亮晶晶的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到那块衣料上。

“这给别洛娃吗？太好了！”她摸摸衣料说。

“这大概要一卢布一尺吧？”

皮埃尔说了价钱。

“太贵了！”娜塔莎说，“哦，孩子们会高兴的，妈妈也会喜欢的。只是你何必给我买这个！”她又说，忍不住笑，欣赏着一把镶珍珠的金梳。当时这种梳子刚流行。

“是阿迪尔鼓动我买的，她说，买吧，买吧！”皮埃尔说。

“我什么时候戴啊？”娜塔莎把梳子插在发辫上，说，“等我们的玛申卡参加舞会时用吧，说不定到那时又会时兴的。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收拾起礼物，先到育儿室，然后去见老伯爵夫人。

皮埃尔和娜塔莎夹着一包包礼物走进客厅时，老伯爵夫人照例在跟别洛娃摆牌阵。

伯爵夫人已六十多了。她一头白发，戴着睡帽，荷叶帽边围住她的脸，脸上皱纹累累，上唇瘪着，双目无神。

她的儿子和丈夫接连去世，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被遗忘的人，活着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她吃、喝、睡，身体没病，但没有生活。生活没有给她丝毫印象。她对生活别无所求，只图平静，而平静只有死才能获得。但在死神降临前她还得活下去，也就是还得消磨时间和生命。她身上具有小孩和老人才有的特征。她活着没有任何目的，只需满足身体各种机能的自然要求。她要吃，要睡，要想，要说，要哭，要做事，要生气，等等，只因为她有胃，有脑子，有肌肉，有神经，有肝脏。她做这一切，不是由于客观条件的推动，不像人在精力旺盛时那样集中力量追求一个目的，而忽略其他目的，她说话，只是因为她生理上需要运动肺和舌头。她像婴儿那样哭，是因为她需要擤鼻涕，等等。精力旺盛的人看作目的的事，在她只是一种借口。

例如，她在早晨或头天吃了油腻的东西，要发脾气，于是她首先就把别洛娃耳背作为借口。

她在屋子另一头小声对别洛娃说话。

“今天好像暖和些，老姐妹。”她低声说。别洛娃回答说：“是啊，他们来了。”于是她气愤地咕噜说：“天哪，她又聋又笨！”

另一个借口是鼻烟，她嫌鼻烟不是太干，就是太潮，或者磨得不细。她发过脾气就脸色蜡黄。使女们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别洛娃又耳背了，鼻烟又潮了，因此她的脸色又发黄了。就像她需要发脾气一样，她有时也需要动动她那变得迟钝的脑筋，因此摆牌阵成了她的借口。她要哭，就借口哭去世的伯爵。她要惊慌不安，尼古拉的健康就成了借口。她要说说刻毒话，就找玛丽雅伯爵夫人的岔子。她需要动动发音器官（多半是在晚饭后六七点钟，在阴暗的屋子里），就对同一些听众重复讲同一些故事。

老太太的这种心情全家人都知道，尽管谁也不说，而且大家都竭力满足她的愿望。尼古拉、皮埃尔、娜塔莎和玛丽雅之间只偶尔变换一下眼色，相对苦笑，彼此理解，但心照不宣。

不过这些眼色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她已尽了人生的职责，他们看到的已不是她的全部，有朝一日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因此甘愿迁就她，并且为她这个原来很可爱、原来像我们一样充满活力，如今却变得如此可怜的人而克制自己。她不久于人世了[267]——他们的目光这样表示。

家里只有冷酷和愚蠢的人以及孩子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疏远她。

十三

皮埃尔夫妇来到客厅，老伯爵夫人照例正在摆牌阵以活动脑筋，因此，她虽然也像皮埃尔或儿子每次出门回来时那样说：“是该回来了，是该回来了，宝贝，大家都等急了。哦，这下可好了。”在送她礼物时，她也照例说：“可贵的不是礼物，朋友，谢谢你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太婆，还带……”皮埃尔这时进来，她显然不高兴，因为她正在摆牌阵，他使她分心。等她摆完牌阵，她才接受礼物。礼物包括：一只精致的牌盒；一只浅蓝色塞夫勒茶杯，杯上绘有几个牧羊女；一只绘有伯爵遗像的金鼻烟壶，遗像是皮埃尔请彼得堡一位微型画家绘制的（伯爵夫人早就想要一只这样的鼻烟壶了）。她此刻不想哭，因此只冷冷地瞧了瞧遗像，专心摆弄那只牌盒。

“谢谢你，我的朋友，你使我高兴！”她像往常一样说，“你总算回来了。她也太不像话，你该骂骂你的媳妇。成什么体统！你不在，简直要发疯了，什么也不顾，什么也不记得！”她说着她的那一套，“你瞧瞧，别洛娃，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多好的盒子。”

别洛娃称赞礼物，也很喜欢送给她的衣料。

皮埃尔、娜塔莎、尼古拉、玛丽雅和杰尼索夫虽有许多话要说，但他们不愿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说，倒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她，而是因为老伯爵夫人许多地方落后了，如果当着她的面谈话，就得回答她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重复对她说过几次的话——某人去世了，某人结婚了，但她还是记不住。她们照例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喝茶，皮埃尔回答老伯爵夫人的问题，例如华西里公爵有没有见老，马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有没有向她问候，有没有惦记她，等等。这些问题她其实并不关心，别人也不感兴趣。

这种谁也不感兴趣但又无法避免的谈话，在喝茶时始终进行着。全家成年人都围着圆桌喝茶，桌上放着一个茶炊，宋尼雅坐在茶炊旁边。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都已喝过茶，从隔壁起居室里传来他们的谈笑声。喝茶时大家都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尼古拉坐在炉边的小桌旁，桌上放着茶。米尔卡是第一代猎犬的崽子，它那双乌黑的大眼睛睁得比平时更大，满脸白毛，此刻躺在尼古拉旁边的安乐椅上，杰尼索夫卷曲的头发和络腮胡子都已花白，他敞开将军服，坐在玛丽雅伯爵夫人身旁。皮埃尔坐在妻子和老伯爵夫人中间。他讲着他认为老太太会感兴趣并且听得懂的事。他谈到社会上的一些事，谈到老伯爵夫人的一些同辈人，他们当年也很活跃，可如今天各一方，像她一样安度着晚年，收获着早年种下的庄稼的最后一批残谷。老伯爵夫人认为她们才是真正正经的一代。娜塔莎从皮埃尔活跃的言谈上看出，他这次旅行一定很有趣，他有许多话要说，但不敢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说出来。杰尼索夫不是家庭成员，因此不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这样拘谨，再说他对时局不满，又很关心彼得堡的情况，就不断怂恿皮埃尔讲讲谢苗诺夫团刚发生的事，讲讲阿拉克切耶夫的情况，讲讲圣经会[268]的事。皮埃尔有时讲得津津有味，忘乎所以，尼古拉和娜塔莎就把话题拉到伊凡公爵和纳雷施金娜伯爵夫人的健康上来。

“那么，高斯涅尔和塔塔利诺娃[269]还在那么疯疯癫癫地干他们那一套吗？”

“还在干他们那一套吗？”皮埃尔嚷道，“干得比什么时候都卖力。圣经会如今就是政府。”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问，喝完茶，显然想饭后找个借口发脾气，“你说什么政府，我不明白。”

“哦，是这样的，妈妈，”尼古拉说，知道怎样把话译得让母亲听懂，“就是高里岑公爵创办了一个会，据说，他很得势。”

“阿拉克切耶夫和高里岑，”皮埃尔脱口而出，“如今大权在握，可他们啊，看到到处是阴谋，草木皆兵。”

“哼，高里岑公爵有什么过错？他这人德高望重。我当年在纳雷施金娜家见到过他。”老伯爵夫人生气地说。大家都不作声，她就越发生气，继续说：“如今对谁都说长道短。福音书的团体有什么不好？”她站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板着脸，向起居室里她的桌旁姗姗走去。

在难堪的沉默中，隔壁屋里传来孩子的笑语声。孩子们那里准有什么开心事。

“好了，好了！”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传出小娜塔莎的叫声。皮埃尔同玛丽雅伯爵夫人和尼古拉交换了一个眼色，快乐地笑了。他一直盯住娜塔莎。

“这音乐真是美妙！”他说。

“准是安娜·玛卡罗夫娜把袜子织好了。”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哦，我去瞧瞧，”皮埃尔跳起来，说，“你知道吗，”他在门口站住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因为它让我知道一切平安。我今天回家，离家越近，就越是担心。我一走进前厅，听见安德留沙的笑声，我就知道家里平安……”

“我懂，我懂得这种感情，”尼古拉附和说，“但我不能去，她织的袜子是给我的一件杰作。”

皮埃尔走到孩子们那里，笑声和叫声更热闹了。“啊，安娜·玛卡罗夫娜，”皮埃尔说，“你到这儿中间来，听好口令，一，二，我说三，你就站到这里来，我来抱你。好，一，二……”传来皮埃尔的声音，接着是一片沉默。“三！”屋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叫声。

“两只，两只！”孩子们叫道。

他们说的是两只袜子。安娜·玛卡罗夫娜有一个绝招，能用一副针织出两只袜子，而且织好后总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得意扬扬地从一只袜子里抽出另一只袜子来。

十四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来道晚安。他们同所有的人一一吻别，男女家庭教师行过礼也都出去了。只有德萨尔和他的学生小尼古拉留下来。他低声叫小尼古拉下楼去。

“不，德萨尔先生，我要求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小尼古拉低声回答。

“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吧！”小尼古拉走到姑母面前说。他脸上露出激动、兴奋和恳求的神色。玛丽雅伯爵夫人瞧了瞧他，对皮埃尔说：

“只要您在这儿，他就不愿离开……”

“德萨尔先生，我回头把他送到您那儿去，晚安！”皮埃尔把手伸给瑞士人，接着笑眯眯地对小尼古拉说：“我们还没见过面呢。玛丽雅，他长得真像……”他转身对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像爸爸？”孩子说，脸涨得通红，用充满敬爱的亮晶晶的眼睛从脚到头打量着皮埃尔。皮埃尔向他点点头，继续他那被孩子打断的话题。玛丽雅伯爵夫人在十字布上绣花；娜塔莎目不转睛地望着丈夫。尼古拉和杰尼索夫要了烟斗抽烟，他们向没精打采地一直坐在茶炊旁的宋尼雅要茶喝，又向皮埃尔打听消息。生着一头卷发的病弱的小尼古拉坐在不受人注意的角落里，细长的脖子露在翻领外，生着卷发的脑袋转向皮埃尔，他偶尔打个哆嗦，显然体验到什么强烈的感情。

谈话转到来自最高当局的一些流言蜚语，其中多数是人们很感兴趣的内政问题。杰尼索夫因官场失意而对政府不满，听到彼得堡最近一些丑闻很高兴，对皮埃尔说的事发表了一通尖刻的评论。

“过去被迫当日耳曼人，如今又得跟着塔塔利诺娃和克留德涅尔夫人[270]团团打转，还得读艾加特豪森[271]之流的著作。哼，真该把波拿巴这宝贝放出来！他会让大家头脑清醒的。把谢苗诺夫团交给施瓦茨这样的士兵指挥，像话吗？”他怒吼道。

尼古拉虽然不像杰尼索夫那样专门挑岔儿，但也认为议论政府是大事，而甲当大臣，乙任总督，皇帝说什么话，大臣说什么话都很重要。他认为这一切都应该关心，并向皮埃尔提出各种问题。不过，他们两人问到的不外乎政府高级部门的一些传闻。

娜塔莎深知丈夫的心思和脾气，看出皮埃尔早想转换话题，谈谈他的隐秘思想（他去彼得堡，就是为此要同他的新朋友费多尔公爵讨论一番），于是她问他：他跟费多尔公爵的事[272]进行得怎样了？

“什么事？”尼古拉问。

“就是那些事，”皮埃尔环顾左右说，“大家都看到，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一切正派人都有责任尽力挽救局势。”

“正派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尼古拉微微皱起眉头说，“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听我说……”

“我们到书房里去吧。”尼古拉说。

娜塔莎早就想到该喂孩子了，听见保姆呼唤，就到育儿室去。玛丽雅伯爵夫人跟着她去。男人们到书房里去，小尼古拉乘姑父不注意，也来到书房，坐在靠窗写字台旁的暗角里。

“那么，你想怎么办呀？”杰尼索夫问。

“都是些空想。”尼古拉说。

“听我说，”皮埃尔没有坐下，时而在屋子里踱步，时而停下来，一面含糊不清地说，一面迅速地打手势，“听我说。现在彼得堡的形势是，皇帝不问国事。他迷信神秘主义（任何人迷信神秘主义，皮埃尔都不能原谅）。他一味贪图安宁，而安宁只有那些伤天害理、乱砍乱杀如马格尼茨基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才能提供……如果你不亲自过问经济，只贪图安宁，那么，你的管家越厉害，你就越容易达到目的，你同意吗？”他问尼古拉。

“嗯，你说这话干什么？”尼古拉说。

“咳，国家会灭亡的。法庭里盗窃案累累，军队里只用大棒：出操，军屯，人民遭殃，教育荒废。凡是新生的正经的事物统统遭扼杀！谁都明白，再这样下去不行。弦绷得太紧准会断裂，”皮埃尔说（自有政府以来，人们观察政府行为都这么说），“我在彼得堡只对他们说了一点。”

“对谁？”杰尼索夫问。

“这您知道，”皮埃尔皱着眉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说，“我是对费多尔公爵他们那一帮说的。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固然很好。动机很好，如此而已，而当前形势却需要别的东西。”

这时尼古拉发现内侄在场，就沉下脸向他走去。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让他待在这儿吧！”皮埃尔拉住尼古拉的手臂说下去，“这还不够。我对他们说，现在需要别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绷紧的弦断裂，大家都在等待不可避免的变革，这时就更应该加强团结，手挽着手来应付普遍的灾难。凡是年富力强的都被拉了过去，腐化堕落。有的沉迷女色，有的醉心名位，有的追求权势金钱，他们都投奔那个阵营。像你我这样还能独立自主的人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我说：要扩大我们的圈子。我们的口号是：不能光谈道德，要独立和行动。”

尼古拉离开内侄，怒气冲冲地挪过一把椅子坐下，听皮埃尔说话，不以为然地干咳着，眉头越皱越紧。

“那么，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叫道，“你对政府抱什么态度？”

“抱这样的态度！助手的态度。我们的组织本来无需保密，如果政府允许的话。我们的组织不仅不同政府为敌，而且是个地道的保守派。这是一个纯粹的绅士组织。我们的目的只是不让普加乔夫杀害我们的孩子，不让阿拉克切耶夫把我送去屯垦。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手挽手地保卫共同的幸福和安全。”

“噢，但秘密组织总是敌对和有害的，它只会产生恶果。”尼古拉提高嗓门说。

“为什么？难道拯救欧洲（当时还不敢妄想由俄国来拯救欧洲）的道德同盟[273]有什么害处吗？道德同盟是一种美德的结合，是一种爱，是一种互助；也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扬的。”

娜塔莎在谈话中途走进来，高兴地瞧着丈夫。她并不是因为听了他的话而高兴。她甚至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因为她觉得这一切太平凡，这一切她早就知道了（她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她知道皮埃尔的心思）。她看到皮埃尔那副兴奋的样子，就感到高兴。

不过，更兴致勃勃地望着皮埃尔的，则是那个从翻领里露出细脖子的被人遗忘的男孩子。皮埃尔的每句话都触动他的心，他无意识地把姑父桌上的火漆和鹅毛笔都捏断了。

“完全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德意志的道德同盟就是这样，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哦，老弟，道德同盟只对德国佬有利。这个组织我可不了解，连说都说不上来，”杰尼索夫坚决地大声说，“一切都很糟，很可恶，这我同意，可是道德同盟我不了解，也不喜欢。什么道德，什么同盟！无非是要我听你的！”

皮埃尔微微一笑，娜塔莎也笑起来，但尼古拉的眉头皱得更紧，他竭力向皮埃尔说明，不会发生任何变革，他所说的危险完全是他想象出来的。皮埃尔进行反驳，他的思想更活泼，思路更敏捷，使尼古拉陷入窘境。这使尼古拉更加恼火，因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比推理更有力的直觉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要向你直说，”他说着站起来，神经质地把烟斗推到嘴角，又把它拿下，“我无法向你证明。你说一切都很糟，要发生一场变革，可我看不出来，但你说，宣誓是有条件的。关于这件事我要对你说，你我是至交，这你也知道，但你们要是组织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我有责任维护政府。如果现在阿拉克切耶夫下令，要我带领一连骑兵讨伐你们，我将毫不犹豫，立刻出动。至于你要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好了。”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娜塔莎终于先开口。她替丈夫辩护，攻击哥哥。她的辩护是笨拙无力的，但她达到了目的。谈话恢复了，但已没有尼古拉刚才说话时那种敌对的气氛。

大家站起来去吃晚饭，这时小尼古拉走到皮埃尔面前。他脸色苍白，眼睛炯炯有神。

“皮埃尔叔叔……您哪……我说……要是爸爸活着，他会同意您的意见吧？”他问。

皮埃尔顿时想到，当他们谈话时，这个孩子身上一定发生过独特的感情波澜和复杂的思想活动。他想到孩子一定听到了他的话，感到懊恼。但不管怎样他得回答他。

“我想他会的。”他勉强说着，走出书房。

孩子低下头，仿佛这时才发现自己弄坏了桌上的东西，他涨红脸，走到尼古拉面前。

“姑父，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指着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尼古拉气得身子打了个哆嗦。

“好，好！”他说着把火漆和鹅毛笔扔到桌子底下。他显然勉强忍住怒气，转过身去。

“你根本就不该待在这里！”他说。

十五

晚饭时，大家不再谈政治和社团问题，而转到尼古拉最感兴趣的话题：回忆一八一二年。这话题是由杰尼索夫引起的，皮埃尔一谈到这件事，就显得格外可爱和可笑。最后，这几个亲戚在友好的气氛中走散。

饭后，尼古拉在书房里宽衣，对等待已久的管家吩咐了几句，穿着睡袍走进卧室。他发现妻子还坐在写字台旁写字。

“你在写什么呀，玛丽雅？”尼古拉问。玛丽雅伯爵夫人脸红了。她担心她写的东西丈夫不会理解，也不会赞成。

她本不想让他看到她所写的东西，但现在既已看到，她也乐于如实告诉他。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说，把一本写满笔迹豪放的文字的淡蓝笔记本递给他。

“日记？……”尼古拉含着嘲弄的口气说，接过笔记本。日记是用法语写的。

“十二月四日。今天大儿子安德留沙醒后不肯穿衣服，路易小姐派人来叫我。这孩子任性而固执。我吓唬他，他更加发脾气。我就假装不理他，同保姆一起帮其他几个孩子穿衣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他似乎感到惊讶，好半天不作声；后来他穿着一件衬衣扑到我身上，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好容易才把他哄好。显然，他因为使我伤心而感到难过；后来，晚上我给他单子，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了起来。待他温存体贴，一切都能办到。”

“什么单子呀？”尼古拉问。

“我每天晚上给几个大孩子成绩单，看他们品行怎样。”

尼古拉瞧了瞧那双凝视着他的闪闪发亮的眼睛，继续翻阅日记。日记里记的都是做母亲的认为重要的事，反映出儿童的性格和有关儿童教育的想法。大部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母亲看来并非如此，而此刻初次读到日记的父亲也有同感。

十二月五日的日记写着：

“米嘉吃饭时淘气，爸爸说不给他馅饼吃。他没有吃，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怪可怜的！我想，罚孩子不准吃馅饼，只会使他们更贪吃。要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放下日记，望望妻子。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瞧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赞成她的日记。毫无疑问，尼古拉不仅赞成，而且很钦佩妻子。

“也许不必这样苛求，也许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尼古拉想，但她这种孜孜不倦培养孩子品德的精神使他钦佩。尼古拉若能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他准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坚定、温柔和自豪地爱着妻子，是因为她有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他所无法达到的。

他以妻子的贤惠善良为荣，面对妻子的精神世界自惭形秽，而他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她不仅属于他，而且是他的一部分。

“我完全赞成，完全赞成，我的朋友。”尼古拉意味深长地说。他停了停，又说：“可我今天表现不好。刚才你不在书房里。我同皮埃尔争论发了脾气。我忍不住，他真是个孩子。要不是娜塔莎管住他，我真不知道他会怎样。你知道他去彼得堡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组织了……”

“噢，这我知道，”玛丽雅伯爵夫人说，“娜塔莎告诉我了。”

“那么，你可知道，”尼古拉一想起他们的争论就很激动，“他要我相信，凡是正直的人，其职责就是反对政府，而宣誓效忠……可惜你当时不在场。要知道他们围攻我，包括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挺可笑，她平时把他管得紧紧的，可是一遇到争论，她就没有了主见，而只会重复他的话。”尼古拉添加说，他忍不住想议论议论最亲近的人。他没有想到他说娜塔莎的那些话，完全可以用在他妻子身上。

“是的，这点我注意到了。”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我对他说宣誓效忠高于一切，可他一味胡扯。可惜你不在，不然你会怎么说呢？”

“照我看，你是完全对的。我对娜塔莎也是这么说的。皮埃尔说，大家都在受苦受难，腐化堕落，我们有责任帮助亲人。他的话当然不错。”玛丽雅伯爵夫人说，“但是他忘了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还有其他更迫切的责任，我们自己可以冒险，但不能让孩子们去冒险。”

“对啊，对啊，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尼古拉附和说，他真的认为他这么说过，“可他还是坚持要爱他人和基督教，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小尼古拉的面说的。这孩子当时悄悄溜进书房里，把东西都弄坏了。”

“唉，尼古拉，你要知道，这孩子总是使我担忧，”玛丽雅伯爵夫人说，“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孩子。我怕我忙着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把他忽略了。我们大家都有孩子，都有亲人，可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他总是一个人在那儿想心事。”

“但我看你也不用为他而责备自己。一个最慈爱的母亲能为自己孩子做的一切，你都为他做了，而且还在做。对此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他是个好孩子，是个很好的孩子。今天他听皮埃尔说话听得出了神。你真不会想到，我们去吃晚饭，我一看，他把桌上的东西都弄坏了，而且马上向我坦白。我从没见他说过一句谎话。他真是个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尼古拉一再说，他从来不喜欢小尼古拉，但总认为他是个好孩子。

“我到底不是他的亲娘，”玛丽雅伯爵夫人说，“我感觉到这一点，心里很难过。他是个好孩子，但我很替他担心。他要是有个伴就好了。”

“不要紧，时间不会久的。到夏天我就把他带到彼得堡去，”尼古拉说，“皮埃尔永远是个梦想家，”他继续说，又回到书房里的话题上来，这话题显然使他很激动，“至于阿拉克切耶夫不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那都关我什么事？我结婚时，负债累累，可能被抓去坐牢，可是母亲看不到，她也不了解。那些问题关我什么事。后来有了你，有了孩子，有了事业。我从早到晚坐在账房里，忙这忙那，难道我喜欢这样吗？不，我明白我应该工作，好奉养母亲，报答你，不让孩子们像我过去那样受穷。”

玛丽雅伯爵夫人想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过分看重事业，但她知道没有必要这样说，说也没有用。她只拉起他的手吻了吻。他认为，妻子这一举动是表示赞同他的想法，想了一会儿，继续讲他的想法。

“你知道吗，玛丽雅，”他说，“今天伊里亚·米特罗方内奇（他的管家）从坦波夫乡下回来，说有人肯出八万卢布买那片树林。”尼古拉得意扬扬地说，不久他就能赎回奥特拉德诺庄园，“再过十年，我就能让孩子们过上优裕的生活了。”

玛丽雅伯爵夫人听着丈夫的话，明白他的意思。她知道，每当他说出他的想法时，他会问她，他说了些什么，如果发现她在想别的事，他就会生气。但她总是竭力勉强听着，因为对他的话一点不感兴趣。她眼睛望着他，不是想着别的事，而是感觉到别的什么。她对这个永远不理解她思想的人怀着无限柔情，百依百顺，而且就因为他不理解她的思想而越发爱他。她完全沉浸在这种感情中，因此从不考虑丈夫的计划，她的头脑里还掠过一些与他的话毫不相干的念头。她想到她的侄儿（丈夫说到他在听皮埃尔的谈话时很激动，这很使她吃惊），想到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她想到侄儿，也想到自己的孩子。她没有拿侄儿和自己的孩子作比较，但她拿她对他们的感情作比较，发现她对小尼古拉的感情有点欠缺。她感到内疚。

有时她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孩子们年龄不同，但她对他感到内疚。她暗暗下决心要加以纠正，做她做不到的事，也就是要像基督爱人类那样，一视同仁地爱丈夫，爱孩子，爱小尼古拉，爱一切人。玛丽雅伯爵夫人一直在追求那无限的、永恒的和完美的境界，因此心灵永远得不到安宁。她脸上总是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反映她那被肉体拖累的心灵崇高而隐秘的痛苦。尼古拉对她望望。

“天哪！她脸上露出这样的神色，我觉得她会死，要是她死了，叫我怎么办？”他想着，然后站在圣像前做起晚祷来。

十六

娜塔莎同丈夫单独在一起，谈话也像一般夫妻那样，直率地交换想法，不按照逻辑，不发空论，不下断语，而是用与众不同的方式交谈。娜塔莎惯于用这种方式同丈夫谈话，如果皮埃尔把话说得很有逻辑，那就表明夫妻之间有点不和谐。只要他一心平气和地说理，她也学他的样，她就知道他们准要吵架了。

剩下他们两人在一起，娜塔莎就睁大一双幸福的眼睛，悄悄地走到他身边，一把搂住他的头紧摁在胸前，说：“现在你可属于我了，完全属于我了！你逃不掉了！”接着就开始谈话，完全不合逻辑，各谈各的话。他们同时谈论许多问题，这不仅不妨碍彼此理解，而且清楚地表明他们彼此完全理解。

就像做梦一样，梦境里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无聊的、矛盾的，只有感情是真实的，他们的相处也违背一切常理，语言模糊，不相连贯，只有感情在支配他们的交谈。

娜塔莎对皮埃尔讲到她哥哥的生活，讲到丈夫不在时她多么痛苦，生活多么空虚，讲到她比以前更爱玛丽雅，玛丽雅各方面都比她强。娜塔莎说这些话时，诚恳地承认玛丽雅比她强，但同时又要求皮埃尔喜欢她，而不要喜欢玛丽雅或别的女人，特别是皮埃尔在彼得堡见到许多女人之后，她又一次提醒他。

皮埃尔回答娜塔莎说，他在彼得堡参加许多晚会和宴会，见到那些太太小姐，实在受不了。

“我已经不习惯同那些太太小姐们谈话了，”他说，“简直无聊。再说，我自己的事也忙不过来。”

娜塔莎凝神对他看看，继续说：

“玛丽雅真了不起！”她说，“她真理解孩子。她仿佛把孩子的心都看透了。譬如说，米嘉昨天淘气……”

“哦，他真像他父亲！”皮埃尔插嘴说。

娜塔莎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说米嘉像尼古拉，他一想到他同内兄的争吵就不痛快，他很想知道娜塔莎对这件事的看法。

“尼古拉就是有这个毛病，凡是大家不赞成的事，他决不同意。不过，我明白你很重视开拓新局面。”她重复皮埃尔以前说过的这句话。

“不，主要是，”皮埃尔说，“尼古拉认为思想和推理只是消遣，只是消磨时间。譬如，他收藏图书，而且定下一条规则，不把买来的书（西斯蒙第[274]、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读完，决不再买新书。”皮埃尔含笑添加说，“你知道，我怎样把他……”他想把语气放缓和些，但娜塔莎打断他，使他感到不必这样说。

“你说，思想对他只是消遣……”

“可是对我来说其他一切都是消遣。现在彼得堡看到所有的人，就像在做梦一样。当我在想一个问题时，其他一切就都只是消遣罢了。”

“唉，你刚才去看孩子，可惜我不在，”娜塔莎说，“你觉得哪一个最可爱？一定是丽莎吧？”

“是的，”皮埃尔说，继续想心事，“尼古拉说，我们不该思想，但我办不到。何况我在彼得堡感觉到（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我，事情就完了，各人坚持各人的一套。但我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再说我的想法简单明了。我并没有说，我们要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样我们可能做错事。我只说，凡是喜欢行善的人都联合起来，我们只有一面旗帜，就是积极行善。谢尔基公爵是个好人，也很聪明。”

娜塔莎毫不怀疑，皮埃尔的思想是伟大的，但有一点使她困惑，就是他是她的丈夫。“难道这样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我的丈夫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想把她的疑问告诉他，“哪些人能够肯定他比大家都聪明呢？”她问自己，并且逐个想到皮埃尔所尊敬的人。根据他的话判断，他最尊敬的人要算普拉东了。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她问，“我在想普拉东。他怎么样？要是他在，他会赞成你的行为吗？”

皮埃尔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理解妻子的思路。

“普拉东吗？”他说，沉吟了一下，显然在认真考虑普拉东对这事的看法，“他也许不能理解，不过我想他会赞成的。”

“我真爱你！”娜塔莎突然说，“非常非常爱你！”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想了想说，“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看到处处是一片高雅、幸福、安宁的景象，我会自豪地让他看看我们。噢，你说到离别，你真不知道我们离别后我对你怀着多么特殊的感情啊……”

“是啊，还有……”娜塔莎说。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一直是爱你的，爱得不能再爱，尤其是……是啊……”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们目光相遇，把没有说完的话都表达了。

“说什么度蜜月开头最幸福啦，都是胡扯，”娜塔莎突然说，“相反，现在才是最幸福。只要你不出门就好。记得我们怎样吵嘴吗？每次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我们吵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

“都是为了一件事，”皮埃尔含笑说，“吃醋……”

“别说了，我不要听。”娜塔莎嚷道，眼睛里露出冰冷的凶光，“你见到她了？”她停了停，问。

“没有，即使见到也不认识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哦，你知道吗？你在书房里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望着你，”娜塔莎说，显然竭力驱散在他们之间升起的阴云，“那孩子跟你简直一模一样（她是指儿子）。哦，我该到孩子那儿去了……奶来了……真舍不得离开你。”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两人同时转过身来面对着面，同时说起话来。皮埃尔得意扬扬，娜塔莎满面春风。他们同时开口，接着又同时住口，让对方先说。

“你说什么？说吧，说吧！”

“不，你说，我只是随便说说。”娜塔莎说。

皮埃尔继续他的话题，就是得意扬扬地谈他在彼得堡取得的成功。这当儿，他觉得他负有使命，要向全俄和全世界指明新的方向。

“我只是想说，凡是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都是很简单明了的。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结合成一股势力，那么好人也应该这样做。这道理很简单。”

“对。”

“那么你想说什么？”

“我只是随便说说。”

“不，你究竟要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点小事，”娜塔莎说，笑得更加容光焕发，“我只想说说小彼嘉，今天保姆把他从我手里抱过去，他笑了，眯起眼睛，紧紧贴在我怀里，他准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起来了。真可爱。哦，他在哭了。好了，再见！”她说着走了出去。

这时，楼下小尼古拉的卧室里照例点着一盏小灯。这孩子怕黑，这个毛病总是改不掉。德萨尔高枕着四个枕头睡着了，他那挺拔的高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小尼古拉刚醒来，出了一身冷汗，睁大眼睛坐在床上，瞪着前方。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跟皮埃尔都戴着普鲁塔克[275]著作插图中的那种头盔。他和皮埃尔叔叔率领一支大军，这支大军由白色的斜线组成。这种斜线有点像秋天里飘荡的蛛丝。德萨尔曾把它称为游丝。前面是光荣，也是飘忽不定的丝线，只不过稍微粗一点。他同皮埃尔轻松愉快地跑去，离目标越来越近。突然，牵引他们的线松弛了。纠缠在一起，停住不动。尼古拉姑父站在他们面前，神态威严可怕。

“这是你们干的吗？”他指着断裂的火漆和鹅毛笔说，“我爱过你们，但阿拉克切耶夫命令我，谁前进，就干掉谁。”小尼古拉回头看看皮埃尔，皮埃尔已不在了。皮埃尔变成他父亲安德烈公爵，父亲的形象不清楚，但他在那里。小尼古拉看见父亲，对他无限眷恋，但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萎靡不振。父亲亲他，疼他。但尼古拉姑父越来越逼近他。小尼古拉大吃一惊，就醒来了。

“父亲，”他想，“父亲（尽管家里有两张画得很像的安德烈公爵像，但小尼古拉并没有把他想象成一个人的形象），父亲同我在一起，他疼我。他称赞我，称赞皮埃尔叔叔。不论他说什么，我一定照办。穆西乌斯·赛沃[276]烧了他的手。为什么我在生活中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我知道他们要我学习。我会学习的。等学习完了，我就去做事。我只求上帝一件事，让我遇到像普鲁塔克英雄们遇到的那种事，我一定像他们一样去做。我会做得比他们更好。大家都会知道我，爱我，称赞我。”小尼古拉突然感到胸口揪紧，失声痛哭起来。

“您不舒服吗？”他听见德萨尔在问。

“没有。”小尼古拉回答，又躺到枕头上，“他是个好人，那么和气，我喜欢他，”他想到德萨尔，“还有皮埃尔叔叔！他是个多好的人哪！还有父亲呢？父亲！父亲！我一定要做得连他都满意……”

第二部

一

历史是研究各民族生活和人类生活的科学。要直接掌握和叙述人类的生活，即使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古代史学家都用同一种方法叙述和探索那几乎无法探索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叙述统治一个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认为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至于个别人怎样使整个民族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他们的意志又是受谁支配的，对这两个问题古人回答说：第一个问题，是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第二个问题，还是神指引特选的人去达到既定的目标。

对古人来说，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相信，是神直接干预了人类的事。

近代史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个论点。

古人认为是神支配着人类，是神指引着各个民族去追求既定的目标。近代史既然否定了这两点，那么，它就不应该研究形成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该研究形成政权的原因。但近代史并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古人的观点，在实践中却跟着古人走。

近代史否定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受神意引导的人物，代之以天赋非凡的英雄，或者领导群众的各种人物，从帝王到记者。近代史否定以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标（古人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代之以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极其抽象地提出全人类文明的福利，而所谓全人类就是指占欧洲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几个民族。

近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现实的逻辑却迫使表面上否定帝王赋有神权和古人服从天命的观点的史学家走到老路上去，那就是：第一，承认各民族是由个别人物领导的；第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某种既定的目标行动。

从吉本[277]到巴克尔[278]的近代史学家，他们之间表面上似乎存在分歧，他们的观点似乎新颖，其实他们的全部著作仍以这两个无法避免的陈旧论点为基础。

第一，史学家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活动，而且照他看来，这些个别人物是领导着人类的（有人认为帝王将相是这样的人物，有人则认为除了帝王和演说家，学者、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的人物）。第二，史学家知道人类所追求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力强盛，有人则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一小块叫作欧洲的土地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发生了一场骚动，它扩大，蔓延，发展成为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几次向东推进，同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达到极限——莫斯科；然后，出现了一个完全对等的自东向西的运动，并且同第一次运动一样，中欧各民族都卷入了。这次相反的运动达到它的西方极限——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间，大量田地荒芜，房屋焚毁，商业改变方针，千百万人破产，千百万人发财，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千百万宣扬爱人精神的基督徒互相残杀。

这一切表明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焚烧房屋、残杀同类？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这样做？人们接触到那个时期运动的遗迹和传说，不禁要提出这些天真而合理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向历史学求教，因为历史学是认识民族和人类的科学。

如果历史学仍保持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神要奖赏或惩罚人民，就赋予拿破仑权力，并以神的意志引导他达到神的目标。这个答案可说是明确圆满的。拿破仑赋有神意，这一点可信可不信，但对相信的人来说，那个时期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但近代史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神直接参与人类活动的陈旧观点，因此得另作解答。

近代史回答这些问题说：你们要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怎么会发生？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

“路易十四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有哪几个情妇，有哪几个大臣，他把法国治理得很糟。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些软弱无能之辈，他们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几个宠臣，有哪几个情妇。有些人当时就写了书。十八世纪末，巴黎聚集了二三十人，他们宣扬人人平等和自由。从此所有的法国人相互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其他许多人。这时法国出了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无往而不胜，也就是说杀了许多人，因为他赋有天才。后来他找了个借口去屠杀非洲人，杀了许许多多人。他又聪明又狡猾，回到法国，就要大家听他的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他当上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杀人。他在那里又杀了许多人。俄国当时有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心要恢复欧洲秩序，因此就同拿破仑打起来。但在一八〇七年，他突然同拿破仑交好，而到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脸，他们又杀了许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马到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又突然从莫斯科逃走。于是亚历山大皇帝听取斯坦因等人的劝告，把全欧洲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拿破仑的盟国突然都变成他的敌人，这支大军就去攻打拿破仑新集合起来的武装力量。盟军打败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但没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各方面对他表示敬意，虽然五年以前和一年以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后来路易十八即位，但对此人法国人和盟国人一直加以嘲笑。拿破仑则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被迫退位流放。然后，精明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先占据首位，从而扩大法国领土）在维也纳举行谈话，这些谈话使有些国家得益，有些国家吃亏。外交家和君王突然又差点争吵起来，他们又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不料这时拿破仑又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又向他屈服。但盟国君王们因此大为震怒，又同法国人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又立即把他称作强盗，把他放逐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开他心爱的人们和心爱的法国，在孤岛岩石上慢慢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代。于是反动势力又在欧洲抬头，各国君王又继续欺凌他们的人民。”

你们别以为这是嘲弄，是对历史著作的讽刺。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的作者，国别史、通史和当时文化史的作者——所编著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答案的最温和论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近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回答着没有人提出的问题。

历史的目的如果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他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各民族的运动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近代史煞费苦心地提出各种答案，不是说拿破仑天才横溢，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自大，哪些作家写了哪些著作。

这一切可能都是事实，人们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但答非所问。这一切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而神权又凭自身力量，一贯通过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来统治各民族，但我们并不承认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一种力量起作用，那就要说明这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历史的全部旨趣就在于这种力量。

史学家似乎认为这种力量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大家都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即使饱读史书的人也不禁要问：连史学家对这种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它尽人皆知呢？

二

什么是推动各民族的力量？

传记作家和国别史家认为，这力量就是英雄和君王所赋有的权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各种事件完全是由拿破仑、亚历山大或者他们所叙述的那些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他们这种答案，只有当一个史学家就某一事件作答时，才差强人意。但当不同国籍、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事件时，他们的答案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看法不仅各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一个史学家说，某个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个史学家说，它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个史学家却说，它是由第三者的权力造成的。除此以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权力所依靠的力量时其意见也是互相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之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279]则说，他的权力是建立在欺诈和愚弄人民之上的。因此，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无法理解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重大的历史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答。

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认为传记作家阐述造成事件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是英雄和君王天赋的权力，他们认为它是多种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通史家描述一场战争或一个民族被征服时，不是从一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许多跟事件有关的人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是由许多力量形成的，因此，似乎不能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然而，通史家却常常仍把权力看作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认为它是造成事件的原因。按照他们的论述，历史人物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各种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有时他们认为，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盖尔温努斯[280]、施洛塞尔[281]等人，时而认为拿破仑是革命和一七八九年思想的产物，时而又干脆说，一八一二年远征和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事件只是拿破仑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的专横独断，一七八九年思想的发展遇到了阻碍。革命思想和群众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群众情绪。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产生的。这种情况不仅随处可见，而且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充满这种矛盾。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开始分析，就半途而废。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分力的总和必须等于合力。通史家从来不注意这个条件，因此，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就假设还有一种决定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传记作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直率地说，这些事件是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通史家盖尔温努斯反驳传记作家的这种观点，认为一八一三年远征和波旁王朝复辟，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以外，还由于斯坦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布里昂等人的行动造成的。这位传记作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为以下几种分力——塔列兰、夏多布里昂等人的作用；但是这几种分力的总和，也就是夏多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相互说了什么话，只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表明千百万人的服从。因此，要说明他们这些关系怎样使千百万人服从，也就是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家又不得不回到他所否定的权力，也就是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不仅与传记作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要看他们要雨还是要晴。通史家也是这样的：他们说事件造成权力，因为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当他们需要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是所谓文化史家，他们遵循通史家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认为这种力量在于所谓文化，在于智力活动。

文化史家完全步前辈通史家的后尘，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家从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说这个特征就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智力活动是事件的原因，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有某些联系，但我们绝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了人们的行动，因为一面宣扬人人平等，一面发生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一面宣扬博爱，一面进行战争和施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是格格不入的。

但即使承认充斥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点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模糊力量支配的，历史的主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另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说拿破仑拥有权力，因此发生了事件，这还可以理解；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成为事件的原因，这退一步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那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中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就像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等任何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运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形诸文字）；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观念，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借这种概念就最容易使用意义更不清楚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文字。

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也许它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它们认真地详细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事件的原因，例如把一八一二年远征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说得明白些，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不由得自相矛盾，表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不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三

一辆火车头在行进。如果有人问，它怎么会移动？一个农民回答说：鬼在推它。另一个农民回答说：火车头行进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农民回答说：火车头移动的原因在于风把烟往后吹。

农民是驳不倒的。要驳倒他，就得向他证明，鬼是没有的，或者让另一个农民向他解释，推动火车头的不是鬼而是德国人。直到彼此矛盾，他们才明白，他们两个都错了。但那个说原因在于轮子转动的，他会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进行分析，就得不断探索，他就得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被压缩在锅炉里的蒸汽是火车头移动的最终原因之前，他就不能停止探索。那个说，风把烟往后吹是火车头移动的原因的人，看出车轮转动不是原因，于是就把首先看到的迹象当作原因。

唯一能够解释火车头运动的概念是同所见到的运动相符的力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和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符的力的概念。

不过，对这一概念，不同的史学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与所见到的运动也不相符。有人认为这是英雄们天赋的力，就像农民认为火车头里有鬼一样；有人认为力是由其他几种力形成的，就像农民认为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一样；又有人认为力是受智力影响的，就像第三个农民认为风吹烟动产生了力一样。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人物，不论他们是恺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全体人员，毫无例外的全体人员，那么，它就不能不把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归于个别人。而史学家在这方面所知道的唯一概念就是权力。

权力这个概念是处理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手段，谁破坏这个手段，像巴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的其他方法，谁就失去研究历史的唯一可能。用权力概念来解释历史，这在通史家和文化史家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表面上摈弃权力这个概念，其实每一步都在运用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问题上有点像流通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有点像纸币。纸币可以使用，可以流通，行使它的职能，对任何人无害，甚至有益，只要不问它拿什么作储备。英雄们的意志怎样造成事件？只要抛开这个问题，那么，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将是有趣的，有益的，甚至富有诗意。但是，纸币太容易印制，印得太多，或者大家都想拿它兑换黄金，纸币的实际价值就成了问题，同样，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有人天真地问：“拿破仑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一步？”这就是想拿纸币换成纯金，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成了问题。

通史家和文化史家就像那种人，他们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铸成比黄金轻的硬币以代替纸币。这种硬币确实也叮当作响，但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能欺骗无知的人，但只能叮当作响的假金币却欺骗不了任何人。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铸东西。同样，通史家只有在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主要问题的时候才是真金。通史家回答这个问题时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即使回答，也是牛头不对马嘴。金属筹码有点像黄金，但只能在承认它可以代表黄金的人们中间流通，或者在不识真金的人们中间流通。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也是如此，他们不回答人类的主要问题，他们只是为了某种目的供大学和爱读正经书的人使用的硬币。

四

古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意志总是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又服从神的意志。如果摈弃这种观点，那么，历史著作就得从以下两种观点之中选择一种，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念，或者明确解释那造成历史事件、被称为权力的力量的意义，否则就会矛盾百出，寸步难行。

恢复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念已被打破，所以必须解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召集军队，发动战争。这类事大家都不会感到奇怪，这种观点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因此，为什么拿破仑一声令下，六十万人马就投入战斗，这问题就提得毫无意义。他拥有权力，因此他的命令就得到执行。

如果我们相信权力是神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十分圆满。但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弄明白，一个人可以统治许多人，这种权力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体力上压倒一个弱者的权力，也就是使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282]的权力。这种权力也不能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像某些史学家天真地想象的那样。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就是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赋有所谓天才的人物。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因为，且不说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对他们的道德品质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路易十一也好，梅特涅也好，他们虽统治着千百万人，但精神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优点，相反，他们在精神上往往远不如被他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权力的源泉不在于掌权的人的体力和智慧，那么，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不在于人，而在于掌权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之中。

法学对权力就是这样理解的，它像兑换银行那样，要把权力这一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明白表示或默许把权力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讨论国家和权力怎样安排（如果可以安排的话）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但应用到历史上时，权力这个定义就需要加以解释。

法学看待国家和权力，就像古人看待火那样，把它看作绝对存在的东西。不过，在历史上，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就像现代物理学认为，火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学和法学观点的根本分歧，法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永恒不变的权力是什么，但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权力的意义这一历史问题，却完全无法回答。

如果权力是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时是个罪犯，而后来那些被他逮捕的人又成了罪犯呢？[283]

宫廷政变有时参加的只有两三个人，是不是也要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人呢？在国际关系中，是不是也要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外来征服者呢？一八〇八年莱茵联盟的意志是不是移交给了拿破仑呢？一八〇九年，俄军联合法军去打奥地利，俄国人民的意志是不是移交给了拿破仑？

这些问题可以有三种答案。

第一，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交给他们选出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定权力的斗争，都应看作是对现存权力的破坏。

第二，群众的意志是在一定的明确条件下交给统治者的，任何限制、冲击，甚至摧毁权力的事件都是因统治者不遵守交权的条件造成的。

第三，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的，但这些条件是不明确的，而许多权力的出现，它们的斗争和灭亡，只是由统治者或多或少地履行这种不明确的条件造成的，而群众的意志则是根据这些条件由一部分人交给另一部分人的。

史学家解释群众和统治者的关系就有这样三种方式。

有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家和专题史家，不懂得权力的意义，天真地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叙述某种权力时，他们就把这种权力看作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侵犯，是一种暴行。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在各民族复杂动荡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出现，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保皇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是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而易见，这些史学家相互驳斥，各执一词，他们的解释只能哄哄小孩子罢了。

另一类史学家认为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群众意志的总和有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时才有权力，至于究竟是些什么条件，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使告诉我们，他们的话也总是自相矛盾的。

每个史学家按照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这些条件就是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强盛、财富、自由和公民的教育。但是，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看法的矛盾，就算有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事实和这种理论总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交权的条件在于财富、自由和人民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能享尽天年，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对这个问题史学家回答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为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那么，为什么这种行为不报应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为什么偏偏报应在路易十六身上呢？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是无法回答的。按照这种观点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群众意志的总和几世纪里一直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里，然后突然开始在五十年间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府，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次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浦，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人民意志迅速从一个人手里移交到另一个人手里，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等事时，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民意志的转移不是正常转移，而是由于狡诈、错误、阴谋或外交家、帝王和政党领袖的软弱而发生的偶然事件。因此，这些史学家认为，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或者说，又是对权力的侵犯。因此，史学家认为这类历史事件是背离理论的。

植物学家看见一些植物从双子叶种子里长出来，就坚持认为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对于那些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栎树，他就认为这些植物背离了理论。这些史学家有点像这个植物学家。

第三类史学家认为，群众意志交给历史人物是有条件的，至于有哪些条件，我们不知道。他们说，历史人物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执行了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这样说来，如果推动各民族前进的力量不在历史人物手里，而在各民族人民手里，那么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群众的意志，而历史人物的活动就代表群众的活动。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表达群众的意志，还是只表达一部分？如果像某些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表达群众的意志，那么，拿破仑、叶卡德琳娜等人传记中所有的宫廷丑闻就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样说显然是荒唐的。但如果像一些所谓哲学史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表现人民的生活，那么，要确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人民的生活，首先就应知道人民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遇到这种困难时，这类史学家就想出一些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笼统、最难捉摸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普遍采用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把某个抽象概念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同时研究留下最多纪念碑的人物——皇帝、大臣、将军、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按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个抽象概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由于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任意的假定之上，群众意志的总和总是交给头面人物，因此，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行为，永远不会反映在几十个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互相残杀的人物的叙述中。

历史处处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动荡和他们的东进，难道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行为来说明吗？难道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人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难道能用伊凡四世的病态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284]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运动，难道能用对哥弗雷[285]、路易之流和他们的情妇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286]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在我们看来至今难以理解。当历史人物已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目标——解救耶路撒冷时，这个运动忽然停止了，这一点尤其令人难以理解。教皇、国王和骑士鼓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原来鼓动他们去的那个未知的原因不再存在。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287]的历史显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们的历史仍是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行为动机的历史仍不可知。

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向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作家和改革家的行为动机、生活条件和思想条件。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生性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为什么法国革命时期人们互相把对方送上断头台。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现代史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所得到的将是君王们和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的历史。

五

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生活包容得了的，因为这少数几个人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找到。有一种理论说，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交给历史人物，但这种理论只是未经历史经验证实的假设。

群众意志的总和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也许能说明好多事情，对法学的目的也许是必要的，但应用到历史上，一旦发生革命、征服、内战，一旦开始一个历史时期，这种理论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这种理论似乎是驳不倒的，因为交出人民意志这种事既然不存在，也就无法检验。

不论发生什么事件，不论这事件由谁领头，这种理论总可以说，事件由某人领头，因为群众意志的总和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牛在走动，但没注意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牧场，也没注意牧人的驱赶，就断定那群牛走什么方向是由带头的那头牛引导的。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就有点像这个人的判断。

“牛群朝那个方向走，因为带头的那头牛在引导它；所有其他牛的意志的总和就交给那群牛的首领。”这就是第一类史学家的答案，他们认为权力是无条件交出的。

“如果引导牛群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带头牛走的不是牛群选择的方向，全群牛的意志总和就由一个首领移交给另一个首领。”承认群众意志总和在已知条件下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就是这样回答的。（使用这种方法观察的人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观察者按照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已改变了行动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旁边甚至后面的人当作首领。）

“如果不断更换带头的牛，不断改变牛群行动的方向，那是因为要达到既定的方向，牛群把意志交给我们所注意的那几头牛，而要研究牛群的行动，就得观察在牛群周围走动而引人注意的那几头牛。”这是第三类史学家的说法，他们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是他们时代的表现。

群众意志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只是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权力。权力是什么？权力是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在什么条件下交给一个人？在那个人表达群众意志的条件下。这是说，权力就是权力。也就是说，权力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并不了解。

如果人类知识的领域仅限于抽象思维，那么，人类在批判了科学对权力的解释以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只是一个名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要认识现象，除了抽象思维外，人类还可以用经验这一手段来检验思维的结果。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确实存在的现象。

且不说，没有权力这一概念，人们的集体活动就无法叙述，权力的存在不仅被历史所证明，而且被对当代事件的观察所证明。

发生一件事，总会出现一个人或几个人，而那件事就是按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签发了一道命令，法国人就开往墨西哥。[288]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发布了命令，军队就开往波希米亚。[289]拿破仑发布了命令，军队就开往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布了命令，法国人就服从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那件事总是同发布命令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有关。

史学家按照老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的事，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意志上找寻事件的原因，但他们的结论既不能从推理中获得，也不能用经验来证明。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他的话——只表现在部分事件上（例如在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的部分活动中），因此不承认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奇迹，就不能承认几句话是推动几百万人行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承认几句话可以成为事件的原因，但历史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多半不起任何作用，就是说，他们的命令常常不被执行，有时甚至出现与他们的命令相反的情况。

如果我们不承认神干预人类事务，我们就不能把权力看作事件的原因。

从经验角度来看，权力只是个人意志同另一些人执行这个意志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种关系，我们首先应该确定，意志这一概念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如果神发布命令，表现自己的意志，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么，这种意志的表现将超越时间，同时也不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因为神同事件无关。但是，如果谈到命令，也就是在一定时间一些互相关联的人们意志的表现，我们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就得重现：第一，整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也就是事件和发命令的人当时行动的连续性；第二，发命令的人同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必要联系的条件。

六

只有超越时间的神的意志，才能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系列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神，才能凭他的意志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至于人，他是按一定时间行动，亲自参与各种事件的。

重新确立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不执行前一道命令，就不能执行后一道命令，只有执行前一道命令才能执行后一道命令。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的，没有一道命令适用于一系列事件；每一道命令都产生于另一道命令，每一道命令从来不是关系到一系列事件，而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打仗，我们是把一系列彼此关连的命令收容在一个命令里。拿破仑不能下令远征俄国，他也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他今天下令向维也纳、向柏林、向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海军、兵站发出这样那样的指令和命令。他发出无数命令，这许多命令又形成一连串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期间，曾下令远征英国，所花的力气和时间超过任何别的计划。虽然如此，他在位期间从没试图真正执行这项计划，却远征他屡次认为应结成同盟的俄国，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系列事件不适合，而后面一些命令则是适合的。

命令若要得到切实的执行，人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命令能执行，什么命令不能执行，是办不到的，不仅对有千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远征俄国这样的事办不到，就是对最简单的事也办不到，因为执行这样或那样的命令都会遇到无数阻力。每执行一道命令，总有大量命令没有被执行。凡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命令总是同事件没有联系，因此没有被执行。只有那些同一连串命令有联系、同一连串事件相适应的命令，才能得到执行。

我们往往认为，一件事的发生是由它之前所发的命令引起的。这种错误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道命令中，有几道命令与事件有关并得到了执行，而忘记那些不能执行因而未被执行的命令。此外，我们在这方面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无数不同的细小事件，例如促使法国军队进攻俄国的事件，根据结果被归纳成一个事件，同时又把一连串命令，相应地归纳为一个意志的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要进攻俄国，他就进攻了。事实上，在拿破仑的全部行动中从来找不到这一类意志的表现，我们只看到五花八门目的不明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的表现。拿破仑发了无数命令没有被执行，而几道有关一八一二年远征俄国的命令被执行了，并非因为这些命令有什么特点，不同于一连串未被执行的命令，而是因为一连串未被执行的命令不适合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事件。这好比在镂花模板上之所以制成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因为在图形哪一边上了色和怎样上了色，而是因为模板上整个图形都是上色的。

因此，研究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发现，命令绝不能成为事件的原因，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要弄清楚这种关系是什么，必须重新注意命令中另一个被忽略的条件，那就是命令不是出于神意，而是出于人意，而且发命令的人亲自参加了事件。

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叫权力。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几点：

人们为了共同行动总要结成一定的团体，虽然共同行动的目的不同，但是参加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样的团体，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人直接参加共同行动，极少数人不直接参加共同行动。

人们为了共同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军队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

任何军队都是按军衔由低级至高级组成：人数最多的是列兵，其次是班长和军士，高级军官人数更少，直到最后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最高军事当局。

军队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由列兵组成，再高一点由军官组成，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顶端就是最高统帅。

士兵人数最多，组成圆锥体的底部，是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刺、杀、烧、抢，他们总是从上级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自己从来不发命令。军士的人数比士兵少，他们行动比士兵少，但他们已可发号施令。军官行动更少，但命令发得更多。将军只指挥军队，指示目标，自己简直不使用武器。最高统帅从来不直接参加行动，只对全军发布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一切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政府机关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如此。

因此，不必特地分解一个圆锥体的组成部分，即一支军队的军衔，或任何政府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我们就可以看出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联合行动的人总是结成下述关系：直接参加行动越多的人，他们的指挥权越少，他们的人数却越大；直接参加行动越少的人，他们的指挥权越大，他们的人数却越少；这样从底层上升，直到最后一个人，那个人直接参加行动最少，而发号施令的机会却最多。

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的实质。

重新注意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个条件，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同一连串相应事件有关时才被执行。重新注意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必要条件，我们发现，根据这种关系，发命令者最少参加事件，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发号施令。

七

一件事发生时，人们就那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既然这件事是由许多人的共同行动产生的，那么，表示出来的意见和愿望总有一项实现，或者近乎实现。当其中一项意见实现的时候，这项意见往往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而同这件事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人人发表意见，该怎么拖和往哪儿拖。他们把木头拖走，其实这事是根据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一个用手干活干得多的人，不能多想他所干的活，不能多考虑共同活动的结果，也不能发号施令。一个多发号施令的人，由于多动口就不能多动手。

在一个为同一目标而行动的大团体里，就更加明显地分离出一类人，他们越少参加共同活动，就越多从事发号施令。

一个人单独工作时，他总是在回顾过去的行动，为当前的行动辩护，并策划未来的行动。

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它让那些不参加行动的人为他们的共同行动作回顾、辩护和策划。

法国人由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互相溺死，互相残杀。为了这件事，人们替表现出来的意志辩护说，这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又为这事辩解说，这是为了权力统一，为了抵抗欧洲，等等。人们自西向东残杀同类，伴随这事件的是法国光荣、英国卑鄙等说法。历史表明，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标准而是自相矛盾，例如说，杀人是为了承认一个人的权力，又说，在俄国屠杀千百万人是为了使英国丢脸。不过，这些辩解在当时是必要的。

这种辩解是为那些制造事件的人开脱道德责任。这些临时目的就像装在火车头前面清扫铁路的扫帚，用来开脱人们的道德责任。没有这种辩解，在审查历史事件时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回答：千百万人怎么会共同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你能想象有一件事不是受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所作指示和命令的影响而发生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情绪、欧洲均势或人类文明中找到辩解的呢？因此，一个事件总是符合某一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它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的产物。

一只船不论朝什么方向行驶，总可以看到前面被它划开的波浪。船上的人就觉得这波浪是唯一可见的运动。

只有不断仔细观察水流，并拿波浪的运动同船的运动作比较，我们才明白，波浪的不断运动都是由船的运动引起的，我们之所以被引入迷途，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觉得船在动。

我们如果不断注视历史人物的活动（就是重新注意所发生事件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略历史人物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前进，船前总有同样的波浪：船不断改变方向，前面的波浪也不断改变方向。但不论它往哪个方向行驶，前面总有波浪。

不论发生什么事，人们总觉得那是早就意料到的，是合乎人的本意的。不论船往哪个方向行驶，波浪总在前面汹涌翻腾，既不引导船的行进，也不加快它的速度，但从远处看，我们会发觉波浪不仅自己在翻腾，而且在引导船行进。

史学家只研究历史人物意志的表现——它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起来——认为事件是靠命令发生的。但如果研究事件本身，研究它同群众的联系，包括历史人物在内，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命令是由事件决定的。这一推论不容置辩的证据是，不论发出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一旦事件发生——不论什么事件——从不同人物不断表现出的各种意志中，总可以找出在意义和时间上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的意志表现。

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直接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第一，什么是权力？

第二，什么力量造成民族运动？

回答是：

第一，权力是某一个人同其他人的关系，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共同行动发表的意见、推测和辩解越多，他参加行动就越少。

第二，各国人民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甚至不是由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由两者结合引起，而是由全体参加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而且他们总是这样结合起来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从精神方面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看，服从权力的人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因此，事件发生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在于两者的结合。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这个概念不能用在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上。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中的极限，如果它不同所研究的对象开玩笑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同原子相吸，原子同原子相斥。

谈到热和电的相互作用，谈到原子同原子的相互作用，我们说不出发生这种作用的原因，我们只能说事情就是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我们对待历史现象也是这样。战争或革命怎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结成一定的团体，他们都参加这个团体。我们说，事情只能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

八

如果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规律就够了，我们的议论也就可以到此结束。但历史规律是关系到人的。一小块物质不能向我们表明：它完全不能感觉到相吸和相斥规律的需要，因此这种规律是不存在的。但人是历史的现象，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服从任何规律。

在历史的每一步上，人类意志的问题虽然没有说出来，却是存在的。

凡是认真思考的史学家都不会不接触到这个问题。历史上一切矛盾和暧昧，历史学所走的错误道路，全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缘故。

如果人人可以自由表达意志，就是说，人人可以任意行动，那么，全部历史不过是一系列互相没有联系的偶然事件的总和而已。

如果，在一千年里，千百万人中有一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也就是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显而易见，这人只要有一个违反规律的行动，他就会破坏全人类的一切规律。

只要有一个支配人们行动的规律，那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因为人们的意志必须服从这个规律。

在自由意志问题上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自古以来这个问题一直盘据在最卓越的人们的头脑里，自古以来一直有人提出它的重大意义。

问题在于，如果把人当作观察的对象来看待，那么，不论从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出发，我们都会发现，人像世上万物一样，必须服从普遍规律。如果我们从自身出发把人看作我们所意识到的那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受理性影响的自我认识的源泉。人凭理性观察自己，但要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意识。

没有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活人。而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个活人，必须要有愿望，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而人意识到构成他生命本质的意志，他只能认为它是自由的。

如果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看到他的意志总是按同一规律行动（不论他观察到他必须进食，或者动脑筋，还是观察任何别的事物），他就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按一个方向活动看作对意志的限制。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就因为他认为意志应该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我举起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明白，这种不合逻辑的回答是自由的无可反驳的证明。

这个回答是不合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如果自由的意识不是独立的不受理性影响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实验和论证向大家证明，人是观察的对象，服从一些规律，譬如人一旦认识万有引力规律或不可入性规律，人就服从这些规律。但同样一系列实验和论证向人表明，他内心感觉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有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取决于他的身体、他的性格和支配他的动机，但人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

人通过实验和论证知道，石头向下落。这一点人是深信无疑的。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希望他知道的规律得到实现。

但当他同样确信他的意志要服从规律时，他就不相信这一点，不愿相信这一点。

不论实验和论证多少次向人表明，在同样条件下，以同样性格，他会作出跟以前同样的事情来；虽然如此，即使在同样条件下，以同样性格，做上一千次同样的事，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仍像实验以前那样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每个人，不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不管论证和实验怎样向他证明，在同样条件下，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行为，他还是认为，没有这种荒谬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自由的本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觉得，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却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他不仅不能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因为人的一切努力，一切生活的冲动，都在于力求增加自由。富裕和贫穷、声名显赫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屈服、强和弱、健康和疾病、教养和无知、劳动和闲散、饱和饥、美德和罪恶，这一切都是程度不同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只能被看作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如果理性认为自由只是没有意义的矛盾，就像在同一时间进行两种活动，或者发生没有原因的行动，那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

这种自由的意识不可动摇，不可否定，不受实验或论证影响，为所有思想家所承认，也是人人所感觉到的。没有这种意识，就无法想象人这一概念。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人是全能、至善和全知的上帝的造物。人类的自由意识产生罪恶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罪恶呢？这是一个神学问题。

人的行动属于统计学所表示的普遍的永恒规律。人类的自由意识也产生社会责任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社会责任呢？这是一个法学问题。

人的行动产生于他的先天性格和影响他的动机。什么是良心？自由的意识产生行为的善与恶，那么，什么是行为的善与恶？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

从人类全部生活来看，人服从决定这种生活的规律。但单独来看，人似乎是自由的。应该怎样看待各民族和全人类过去的生活：它是人们自由行动的产物，还是非自由行动的产物？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这个知识普及、自以为是的时代，依靠最有力的愚昧工具——书籍的传播，意志自由的问题才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数所谓先进人物，就是一群不学无术之徒，从事自然科学工作，只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想解决整个问题。

“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人的生活是由肌肉运动表现的，而肌肉运动决定于神经活动。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在太古时代由猴子变来的。”他们就是这样说，这样写，这样印成书刊的。他们竭力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必然规律，早在几千年前不仅被各种宗教和所有思想家所承认，而且从未被否定过。他们对此毫不怀疑。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只能阐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根据观察，理性和意志只是脑子的分泌物，而根据一般规律，人可能是在太古时代从低级动物发展而来的。这个事实只是从一个新的方面阐明几千年前各种宗教和哲学理论都承认的真理：从理性观点看，人服从必然性规律，但这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问题具有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另一个方面，也是相反的方面。

说人是在太古时代由猴子变来的，这同说人是在某个时代由一把土变来的同样可以理解（前者的X是时间，后者的X是起源），但人的自由意识怎样同他所服从的必然规律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的，因为在青蛙、兔子和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肌肉和神经的活动，但从人身上我们既能观察到肌肉和神经的活动，又能观察到意识。

自然科学家和他们的信徒自以为能解决问题。他们有点像抹灰匠，本来人家要他们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壁，他们却趁总监工不在场，兴之所至把窗子、神像、脚手架和未砌好的墙壁统统抹上灰泥。他们还沾沾自喜，因为从他们抹灰匠的观点看来，一切都抹得平整而光滑。

九

要解决自由和必然这个问题，历史比其他学科有利：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不涉及人的意志的实质，只涉及这种意志在过去一定条件下的表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历史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同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历史研究的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

因此，历史不像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它没有自由和必然两者矛盾结合所无法解决的奥秘。历史观察人的生活，认为这两者矛盾的结合已经完成。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历史事件，人的每一行动，都被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觉得有丝毫矛盾，虽然每一事件部分是自由的，部分是必然的。

要解决自由和必然怎样结合、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哲学可以而且应该走一条同其他学科相反的道路。历史不应该先给自由和必然本身下定义，然后把生活现象归到这两个定义，历史应该从大量历史现象中引出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因为那些现象总是离不开自由和必然的。

不论我们观察许多人的行动还是一个人的行动，我们总是把它们看作人的自由和必然规律结合的产物。

不论我们说的是民族迁徙和野蛮人入侵，还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还是某人一小时前选定散步方向的行动，我们都看不到丝毫矛盾。指导这些人行动的自由和必然的程度，我们觉得是很清楚的。

关于自由多少的问题，常因我们观察现象的观点不同而不同；但也有永远一致的一面，那就是我们觉得，人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和必然的一定结合。在我们所观察的每一行动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一定程度的必然。任何行动中自由越多，必然就越少；必然越多，自由就越少。情况永远如此。

自由和必然的比例，要由观察行动的观点而定，但两者的关系总是成反比的。

一个落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使那人淹死；一个因给婴儿哺乳而饥饿憔悴的母亲偷了一些食物；一个受过纪律训练的士兵在部队里服从长官命令，竟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在知道他们所处条件的人看来，这些人的罪过比较小，也就是自由比较少，属于必然规律的成分比较多；而在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的人看来，他们的自由就比较多。同样，一个人在二十年前杀过人，以后一直安分守己地生活在社会中，他的罪过看来比较小；二十年后再来考虑，他的行为似乎更属于必然规律。但如有人在他犯罪后第二天来考察，他的行为就比较自由。同样，一个疯狂的、醉酒的或高度紧张的人的每一行动，在知道情况的人看来，自由比较少，必然比较多；但在不知道情况的人看来，自由就比较多，必然就比较少。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随着观察行动的观点不同，自由的概念有增有减，必然的概念也相应地有增有减。所以，必然的概念越大，自由的概念就越少。反之亦然。

宗教、常识、法学和历史也都是这样看待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对自由和必然观念的增减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以下三种根据：

第一，完成行为的人同外界的关系。

第二，他同时间的关系。

第三，他同产生行为的原因的关系。

第一种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认识了人同外界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了每个人在与他共存的一切事物关系中的地位。按照这种根据可以看出，一个将要淹死的人比一个站在陆地上的人更少自由而更多必然；还可以看出，一个住在人烟稠密地区而同别人有密切关系的人，一个受家庭、职务、企业束缚的人，他们的行动无疑比一个在僻静地方单独生活的人更少自由而更多必然。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不同他周围的条件联系起来，我们就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但如果我们看到他与周围条件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到他同人与物的联系：同他说话的人、同他所读的书、同他从事的工作，甚至同他周围的空气、同照在他周围东西上的光联系起来，我们就看到，每种条件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着他某一方面的行动。我们看到这种影响越多，就觉得他的自由越少，他需要服从的必然就越多。

第二种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看出人同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按这种根据可以看出，人类始祖的堕落显然比现代人的结婚更不自由。由此还可以看出，生活在几世纪前的人，同我隔着一定时间，他们不像现代人的生活那样自由，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后果。

在这方面，对自由和必然的比重的认识程度，决定于完成那个行为和我们判断它们之间相距时间的长短。

如果我观察我在一分钟前（当时的条件同我现在所处的条件几乎相同）所完成的行动，我认为我这一行动无疑是自由的。但如果考察我在一个月前所完成的行动，我得承认，要不是完成这个行动，我就不可能获得由此产生的许多有益、愉快，甚至必要的结果。如果我回忆更遥远的往事，回忆十年或十年以上完成的行动，那么，那次行动的后果我就觉得更明显；我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次行动将会怎样。我回忆得越远，或者我对同一件事思考得越深，我对我行动的自由就越怀疑。

关于自由意志在人类公共事业中的作用，我们在历史上也发现同样信念的级数。我们觉得任何现代事件无疑都是某些人行动的结果，但在一个较远的事件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必然结果，而且我们也想象不出会有其他结果。我们观察的事件越远，我们越觉得那些事件不是任意作出的。

我们觉得奥普战争[290]无疑是俾斯麦诡诈行动的结果。

对拿破仑发动的几次战争，我们虽然也有怀疑，但仍认为它们是英雄意志的结果。不过，我们把十字军远征看作占有一定地位的事件，没有这个事件欧洲近代史就不可思议，虽然十字军远征的编年史家认为这事只是少数人意志的产物。至于民族迁徙，今天已没有人认为欧洲的复兴决定于阿提拉[291]的专横行为。我们观察的历史事件越远，造成事件的人们的自由意志越可疑，必然规律也就越明显。

第三种根据是我们对理性所要求的无穷因果关系的理解，其中我们所理解的每一现象，也就是人的每一行为（既是前面现象的结果，也是后面现象的原因）应该有它确定的地位。

按照这种根据，通过观察，我们对那些属于人类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规律认识得越清楚，我们对行动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原因了解得也越正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的行动越简单，我们所研究的人物性格和头脑以及他的行动越不复杂。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的行动和别人的行动就越自由，越不属于必然。

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行为（不论这是一种罪行还是一种善行，或是一种无所谓善恶的行为）的原因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自由成分最大。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罪行，我们就急于想惩罚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善行，我们就赞赏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认为它最独特、最自由。但如果我们知道无数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看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我们就不会那么坚持惩罚罪行，不会那么赞赏善行，对貌似独特的行为也并不觉得那么自由。一个在坏人中成长的罪犯，他的罪行就比较情有可原。父母为子女作出的自我牺牲，可能获得奖赏的自我牺牲，比无缘无故的自我牺牲更可理解，因此不那么值得同情，自由的程度也比较小。对于教派或政党的创始人或发明者，当我们知道他的活动的情况和原因时，我们就不那么感到惊讶。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断在人们的行动中寻求因果关系，那么，我们越是正确地把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我们就越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必然的，是越少自由的。如果我们观察的行为是简单的，而且我们有大量这一类行为可供观察，那么，我们就更觉得那些行为是必然的。一个不诚实父亲的儿子的不诚实行为、一个落在恶劣环境中的女人的恶劣行为、一个酒鬼的酗酒行为，我们越了解这行为的原因，就越觉得这些行为不是自由的。如果我们观察智力不发达的人的行为，例如，一个小孩、一个疯子或者一个傻子，我们知道他们行为的原因和天性与智力的贫弱，我们就会看出必然成分很大，自由成分很小，而且我们一旦知道造成行为的原因，我们就能预言它的结果。

一切法典所承认的免罪和减罪的情形，就建立在这三种根据上。罪责的大小，要看我们对受审查者所处环境认识的多少，要看那行为和审查之间相距的时间，还要看我们对行为原因了解的多少。

十

因此，我们对自由和必然的概念，按照人同外部世界联系的大小，按照时间的远近，按照同原因的关系的了解程度（我们根据这些原因来观察一个人的生活），而逐渐减少或增加。

因此，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他同外界的关系越清楚，行为完成的时间同判断它的时间相隔越久，行为的原因越为人所理解，那么，我们都会获得必然最大和自由最小的观念。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他同外界的联系最小，他的行为最近才完成，他行为的原因是我们所不理解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必然最小和自由最大的观念。

但是，不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不论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观点，不论我们怎样弄清楚人与外界的关系，不论我们怎样觉得它不可理解，不论怎样把时间延长或缩短，不论我们觉得那原因可以理解或不可以理解，我们都不能想象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必然。

第一，不论我们怎样想象一个人可以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在空间上自由的概念。人的任何行为都不可避免受他自身和周围事物的制约。我举起一只手，又把它放下。我觉得我的行为是自由的。但我要自问：我能不能朝所有的方向举起手来呢？我看出，我是朝最不受外界事物和自身结构妨碍的方向举起手来的。我从各种不同的方向中选出一个，因为这个方向阻力最小。如果我要行动自如，必须不遇到任何阻力。如果要想象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他必须超越空间，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不论我们怎样使判断的时间接近行为的时间，我们仍旧不能获得在时间上自由的概念。因为，即使我观察一秒钟以前完成的行为，我还是认为那行为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是受完成的时间制约的。我能举起手来吗？我把手举起来，但我自问：我能在过去的一瞬间不举手吗？为了确信这一点，我在下一瞬间不举手。但我不举手就在提出自由问题的最初那一瞬间。时间在消逝，而我又无法留住它。我当时举起的手已不是现在举起的手，当时的空气也已不是现在我周围的空气。我第一次活动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当时我也只能完成一个动作，不论我做什么，只能有一个动作。我接着不再举手，并不证明我不能举手。因为在一个时间里我只能做一个动作，不可能做其他动作。要把这动作想象为自由的，就必须想象它是现在发生的，是在过去未来之间发生的，这就是说，超越时间的动作是不可能的。

第三，不论要了解原因有多么困难，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完全的自由，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原因。不论我们怎样难以理解在我们自己或别人任何行为中表现意志的原因，理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假设和找到原因，因为没有原因就无法想象任何现象。我举手没有任何原因，但我要做一个没有原因的动作，就是我行为的原因。

但即使我们想象一个完全不受任何影响的人，只观察他现在这一瞬间的行为，认为他这行为没有任何原因，必要的成分小得等于零，我们也不能获得人有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一个人完全不受外界影响，超越时间，又无原因，也就不成其为人。

同样，我们也绝不能想象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自由而仅仅服从必然规律。

第一，不论我们对人所处的空间条件的知识怎样增加，这方面的认识永远不会完全，因为这种条件的数目是无限的，就像空间是无限的一样。既然不能确定人受影响的所有条件，那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也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

第二，不论我们怎样延长现象发生和判断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是有限的，可是时间是无限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完全的必然。

第三，不论行为原因这条链子怎样容易知道，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整条链子，因为它是无限的，因此也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

不过，除此以外，即使认为自由的成分小得等于零，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例如一个垂死的人、一个未出世的胎儿或者一个白痴，他们完全没有自由，我们观察的人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没有自由，就不成其为人。因此，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规律，没有丝毫自由，也是不可能的，就像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自由一样。

因此，要把人的行动想象成完全服从必然规律，没有任何自由，我们就得知道无限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时间和无限多的原因。

要把一个人想象成完全自由的，不服从必然规律，我们就得把他想象成一个超空间、超时间和不受原因影响的人。

在第一种情形中，如果没有自由的必然是可能的，我们就会从必然得出必然规律的定义，也就是得出一种没有内容的单纯形式。

在第二种情形中，如果没有必然的自由是可能的，我们就会达到一种超空间、超时间和无原因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本身是无条件的，也是不受限制的，那就是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存在着一种没有形式的内容。

总之，我们得出形成人的世界观的两个根据：不可知的生命的实质，阐明这种实质的规律。

理性说：第一，空间和使它本身成为可见的各种形式——物质，是无限的，否则就不可思议。第二，时间是一刻不停的无限运动，否则就不可思议。第三，因果关系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

意识说：第一，世界上存在的只有一个我，我就是一切，因此我包括空间。第二，我在现在这一瞬间意识到我活着，我就用这静止的一瞬间来测量流动的时间，因此我是超时间的。第三，我是超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每一生活现象的原因。

理性表达必然规律，意识表达自由的实质。

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是人类意识中的生活实质。没有内容的必然是人类的理性及其三种形式。

自由是被观察的对象。必然是观察者。自由是内容。必然是形式。

只要把形式和内容这两种互相关联的认识来源分开，我们就会得出自由和必然这两个互相排斥又难以理解的概念。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明确的人生概念。

离开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互相规定的形式和内容的概念，任何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所知道的人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就是意识和理性规律的关系。

我们所知道的外部自然界的一切，都不过是自然力和必然的关系，或生活的实质和理性规律的关系。

自然的生命力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为我们所认识，我们把这些力叫作引力、惯性、电力、畜力，等等；但人的生命力是知道的，我们把它叫作自由。

但是，正如万有引力，人人都感觉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那样，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规律知道多少（从万物都有重量这个基本知识到牛顿定律），我们对它就了解多少；同样，自由意志也是这样，人人都意识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规律了解多少（从人都要死这个事实，到最复杂的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我们对它就了解多少。

一切知识都只是把生活实质归纳为理性规律。

人的自由意志与其他任何力不同，在于人能认识自由意志，但在理性看来，它同任何其他力并无区别。万有引力、电力或化学亲和力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理性对它们下了不同的定义。同样，在理性看来，人的自由意志与其他自然力的区别，也只在于理性对它所下的定义。自由离开必然，也就是离开给它下定义的理性规律，就同万有引力、热力或植物生长毫无区别。在理性看来，自由只是一瞬间无法确定的生命感觉。

正如无法说明的推动天体的力的实质，无法说明的热力、电力、化学亲和力或生命力的实质形成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科学的内容那样，自由意志形成历史的内容。但正如每种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未知的生命实质的表现，而这种生命实质是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那样，人的自由意志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的表现形成历史研究的对象，而自由意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

在实验科学中，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规律，把未知的东西叫作生命力。生命力只是我们对所知的生命实质之外未知部分的一种说法。

在历史中也是这样：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规律，把未知的东西叫作自由意志，从历史来说，自由意志只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规律中未知部分的一种说法。

十一

历史从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研究人的自由意志同外界联系的表现，也就是用理性规律来解释这种自由，因此历史只有用这些规律来解释自由意志，才是一门科学。

历史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也就是不服从规律的东西，这正如天文学承认天体是受一种自由力推动那样。

承认这一点，就否定了规律存在的可能，也就是否定了任何知识存在的可能。如果有一个自由运行的天体，那么开普勒[292]定律和牛顿定律就不存在了，任何天体运动的观念也就不再存在。如果存在着一种人的自由行为，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历史规律，不存在任何历史事件的观念。

就历史来说，人类意志有几种运动路线，路线的一端是隐秘不可知的，而在另一端，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活动着现在人的自由意识。

这种活动的范围在我们眼前展开得越广，活动规律也越明显。发现和解释这种规律就是历史学的任务。

历史学遵循它的途径在人的自由意志中找寻现象的原因，从这种观点出发，历史规律是无法阐明的，因为，不论我们怎样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只要我们承认有不服从规律的力量存在，就不可能有规律。

只有我们把这种自由缩到无限小，也就是把它看得微不足道，我们才确信原因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于是历史学就不再去找寻原因，而把找寻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

其实人类早就在找寻这种规律。历史应该采取新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的培养应同反复分析现象原因的旧历史学的自行消亡同时进行。

人类所有的科学走的都是这条路，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得出无穷小数时，就放弃分析过程而进入综合未知的无穷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去找寻规律，也就是找寻一切未知的无穷小的元数所共有的性质。

其他科学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虽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规律时，他并没有说太阳或地球具有吸引的性质；他说，大大小小的物体都具有相互吸引的性质，这就是说，他撇开物体运动原因的问题，来说明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的共同性质。各种自然科学都是这样做的：它们撇开原因问题，找寻规律。历史也是这样。如果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运动，而不是叙述人们的片断生活，那么，它也应该撇开原因的概念，来寻找自由意志所有相等的相互关联的无限小因素所共同具有的规律。

十二

自从哥白尼学说被发现和得到证实以来，单是承认运转的不是太阳而是地球这一点，就足以破除古人的宇宙观。推翻这个学说，就可以保持天体运行的旧观念，如果不推翻这个学说，就不能再研究托勒美[293]的天动说。但即使在哥白尼学说被发现以后，托勒美的天动说还是被研究了很长时间。

自从有人提出并证实，出生率或犯罪率服从数学定律，一定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关系造成民族迁徙，从此历史依据的基础就从根本上被摧毁了。

推翻这种新学说，就可以保持旧的历史观，如不推翻新学说，就不能把历史事件当作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来加以研究。因为，如果建立某种管理形式，或发动某个民族迁徙，是由于某种地理的、人种的或经济的条件，那么，建立管理形式或发动民族迁徙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不能被看作是原因。

然而，旧的历史学仍同完全违反它的理论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语言学和地质学的规律一样被人研究着。

在物理哲学中新旧观点进行了持久而顽强的斗争。神学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亵渎神的启示。然而真理即使胜利了，神学照旧牢固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现在，新旧历史观同样进行着持久而顽强的斗争，神学照样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亵渎神的启示。

以上两种情形，斗争从两方面挑起感情，抹煞真理。一方面是唯恐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大厦遭到破坏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是破坏的激情高涨。

从反对新兴的物理哲学真理的人看来，如果承认这种真理，就要破坏他们对神、对创造宇宙万物、对约书亚奇迹[294]的信仰。从捍卫哥白尼学说和牛顿定律的人看来，例如从伏尔泰看来，天文学定律摧毁了宗教，于是他们就借万有引力定律来反对宗教。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一承认必然规律，就会破坏心灵的概念、善恶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国家机关和教会机关。

正如当年的伏尔泰一样，现在必然规律的自发捍卫者就用必然规律来反对宗教；但是，正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一样，历史的必然规律不仅没有摧毁政府机关和教会机关所依据的基础，甚至加强了那个基础。

现在的历史问题同当年的天文学问题一样，全部分歧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一种测量看得见现象的绝对单位。在天文学上，这就是地球的不动性；在历史上，这就是人格的独立性，也就是自由。

在天文学上，承认地球运行的困难，在于否定地球不动而行星运动的直接感觉。同样，在历史学上，承认个人服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规律的困难，在于否定个人独立性的直接感觉。但是，天文学的新观点说：“不错，我们并不觉得地球在动，但如果承认它不动，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找到了规律。”历史学的新观点也说：“不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困境；承认我们对外界、时间和因果关系的依赖性，我们就找到了规律。”

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否定空间中不动的观念，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目前的情况同样必须否定并不存在的自由，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依赖性。

附录

略谈《战争与和平》

我在最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花了五年连续不断的艰巨劳动，写成了这部作品。值此出版之际，我想在序言[295]里说明我对它的看法，以消除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希望读者不要在我的书里看出和寻找我不想也不会表达的东西，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要表达的东西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根据作品的条件），我认为并不容易。限于时间和我的才能，我不能充分实现我的愿望。我想借刊物[296]热情提供的机会，向可能对此感兴趣的读者简略地陈述一下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看法。

第一，《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它不是传奇，更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那种形式。作者蔑视艺术散文作品流行形式的这种声明，如果出自凭空臆想、缺乏先例的话，那就会显得狂妄自大。事实上，从普希金时代起，俄罗斯文学中不仅有许多背离欧洲形式的实例，而且找不到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俄罗斯文学的新时期里，没有一部稍稍超越平庸的艺术散文的作品，采用的形式是传奇、长诗或中篇小说。

第二，本书第一卷出版后，有些读者向我指出，时代特征在我的作品里不够清楚。对这种指责，我反驳如下。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里没有找到的时代特征，就是农权制的残酷、虐待妇女、鞭打成年儿子、萨尔蒂科娃虐待狂[297]，等等；而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时代特征，我不认为是正确的，也不愿加以表现。我研究了许多书信、日记和传说，并没有发现当时蛮横残酷的程度超过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也是那样恋爱，那样嫉妒，那样探索真理，那样行善，那样耽于情欲；在上流社会，人们也过着那样复杂的精神生活，甚至比现在更典雅。如果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专横和粗暴，那是因为至今传说、笔记、小说和传奇里只描写暴力和残酷事件的缘故。认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残酷，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就像一个人隔着山只看见一片树梢，就认为当地除了树林就没有别的东西一样。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像每个时代的特征那样，在于最高阶层同其他阶层的格格不入，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于教育的特点，在于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我竭力表现的就是这种特征。

第三，在俄国作品里使用法语的问题。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不仅俄国人，而且法国人，说的话部分是俄语部分是法语？指责俄国书里有人说法语和写法语，就像指责一个人在欣赏图画的时候，发现画面上有实际并不存在的污点（阴影）一样。画家在画面上所作的阴影，有人指责那是污点，其实这是不存在的。画家并没有过错；画家如有过错的话，那也只在于这些阴影画得不准确或者画得太粗糙。在研究本世纪初那个时代，描写那个社会的俄国人，描写拿破仑，描写直接参与当时生活的法国人时，我不由得过分迷恋于表现那种法国思维方式。因此，在不否定我所画的阴影可能不准确或者很粗糙的情况下，我只希望那些认为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很可笑的人明白，他们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观赏肖像时，看到的不是脸部的明暗，而是鼻子下的污点。

第四，书中人物的名字，如保尔康斯基、德鲁别茨基、比利平、库拉金等，有点像俄国人的名字。把书中虚构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我觉得让拉斯托普庆伯爵同普隆斯基公爵说话，同斯特列尔斯基或其他虚构的复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听起来总有点别扭。保尔康斯基或德鲁别茨基虽然不是伏尔康斯基或特鲁别茨基，但这些姓氏在俄国贵族圈子里听起来却是熟悉的，自然的。我不会给所有的人物构想出听起来不觉得虚假的名字，要克服这个困难，我只能随便选用俄国人熟悉的姓氏，然后改动一两个字母。如果虚构的名字同真实的人名巧合，因而使谁产生一种想法，以为我要写某个真实的人物，那我会感到很遗憾，尤其因为描写现在存在着的和过去存在过的人物的文学活动，同我所从事的创作毫无共同之处。

阿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两个特殊的人物，我不由自主地随便给他们起了名字，这两个名字非常近似当时社交界两个性格特殊而可爱的真实人物。这是我的错误。这个错误是由这两个人物的特殊性格造成的，但我的错误只限于这两个人物的安排上；这两个人物同现实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一点读者一定会同意。其余人物都是虚构的，他们在我的头脑里都没有传说或现实中的原型。

第五，在描写历史事件上，我同史学家的叙述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并非偶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史学家和艺术家在描写历史时代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对象。史学家如果试图表现历史人物的全貌，表现历史人物对待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性，就像艺术家不做自己的事情而老是表现他的历史作用那样，那是错误的。库图佐夫并不总是身骑白马，手拿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庆并不总是手拿火把，点燃伏隆诺夫邸宅[298]（他甚至从未这样做过）；玛丽雅皇后也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手按法典站在那里。但在人民的想象中他们就是这样的。

在史学家看来，在达到某一目的上起促进作用的就是英雄；在艺术家看来，这种和生活各方面都一致的人物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英雄，而应该是人。

史学家有时歪曲真相，把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纳入他要赋予这个人物的单一思想里。艺术家相反，他认为这种单一思想同自己的任务是水火不相容的，他竭力要理解和表现的不是某个活动家，而是人。

在描写历史事件时，这种分歧更加明显，更加重要。

史学家注意的是事件的结果，艺术家关心的是事件本身。史学家描写战役说：某军左翼向某村进攻，把敌人打退，但又被迫后撤；当时骑兵进攻，击溃……等等。史学家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叙述。但是对艺术家来说，这种话毫无意义，甚至不触及事件本身。艺术家通过自身经验或者根据书信、笔记和记述，对已发生的事件作出自己的结论，而史学家所作关于某人和某军的结论（例如战役）往往同艺术家正好相反。所得结论的分歧是由于两者从不同的来源汲取资料。我们仍以战役为例。对史学家来说，史料主要来源于个别指挥官和总司令的报告，但对艺术家来说，从这种史料中不可能汲取任何东西，它们对艺术家不说明什么，不解释什么。不仅如此，艺术家发现其中有必不可少的谎言，就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对每次战役的描写，敌我双方总是完全对立的。在每次描写战役时，谎言总是少不了的，因为要用三言两语来描写几千人在几俄里内的情况，描写他们由于惊恐、羞辱和死亡的影响，精神受到的极其强烈的刺激。

在描写战役时，通常总是写：某某军队派去进攻某某据点，然后又奉命撤退，等等。仿佛认为，几万人在练兵场上听命于一人的纪律，在进行生死决战的地方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凡是参加过战争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错误；[299]而军情报告就是根据这种设想写成的，战争描写也是如此。战斗一结束，您就去走访所有的部队，甚至在第二天、第三天也行，只要在军情报告没有写好以前，您去向所有的士兵、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询问战斗的情况，他们都会告诉您大家的见闻和体会，您就会产生一种庄严、复杂、纷纭、沉重而模糊的印象，但从一个人那里，尤其是从总司令那里您却弄不清楚整个战争是怎样进行的。但过了两三天，军情报告送上来了，一些喜欢胡说八道的人就胡乱编造他们并未见到过的事，最后写成一份总报告，而根据这份总报告又写成军队的呈文，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怀疑和问题轻易地变成虚假的，但却是明确的总能讨人喜欢的说法。过一两个月后，您再去问问参加过战斗的人，您就会觉得在他的讲述中已没有原先那种生动的材料，他只根据军情报告说话。许多活着的参加过鲍罗金诺战役的聪明人，就是这样对我讲述这次战役的经过的。大家讲的情况都一样，都是按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300]和格林卡[301]等人的不正确描写讲述的，虽然讲的人彼此相距几俄里，但都讲得一模一样。

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后，炮兵司令克雷尚诺夫斯基把炮兵军官从各个棱堡送来的报告交给我，要我把二十多份报告综合成一份总报告。我很遗憾，没有照抄这些报告。这是用军事谎言编写报告的好例证。我猜想，我的许多写过这类报告的同行读到这里，想起他们怎样按长官指示写那些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情况，一定会发笑的。凡是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俄国人多么善于在战争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又多么不善于在描写战争上吹牛撒谎。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军队里写军情报告的任务，多半是由非俄罗斯人完成的。

我说这一切是要表明，为军事史家提供材料的军事描写，不可能避免谎言，从而说明艺术家和史学家在历史事件的理解上常常无法避免分歧。不过，除了不可避免地歪曲历史事件之外，在我所关心的那个时代的史学家那里，我看到（大概是因为习惯于把事件分类、简短地叙述和悲观地看待事件的缘故）辞藻特别浮夸的叙述，在那里，不仅是事件本身，而且对事件意义的理解都离不开谎言和歪曲。在研究梯也尔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这两部主要史书时，我常常感到困惑，弄不懂怎么会出版和阅读这两本书。且不说他们引用了截然相反的材料，用最严肃庄重的语气叙述同一个事件，我在这些史学家的著作里还读到这样一些描写，使我想起这两本书是那个时代仅有的历史文献，拥有千百万个读者时，我真不知道笑好还是哭好。我只从著名史学家梯也尔的著作里引用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况了。他讲到拿破仑怎样随身携带大量伪钞后说：“他使用了这些钱财，用值得他和法军自豪的事业来补偿，下令救济遭受火灾的人们。但由于食物过于昂贵，又没有预计到要向外人（大部分是不友好的人）提供食物，拿破仑宁愿向他们散发钱币，因此他就发行了大量纸卢布。”

这一段话足以使人惊呆，即使不能说它缺德，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过在梯也尔的整部书里，这段话并不使人感到突兀，因为它同全书辞藻浮夸而思想贫乏的风格是一致的。

总之，艺术家和史学家的任务截然不同，因此在我的书里对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同史学家有分歧，这一点不应使读者感到惊讶。

但艺术家不应忘记，人民中形成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概念，不是出于幻想，而是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的，史学家尽可能把这些资料做了分类处理；艺术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像史学家一样，也应受历史资料的支配。凡是在我的小说里说话和行动的历史人物都不是虚构的，而是利用我在写作时收集的一系列图书作为依据，我不想在这里列举书名，但我随时都可以引用这些资料。

第六，最后一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想法。我认为，在历史事件中，所谓伟大人物只有微小的作用。

研究充满如此丰富事件的悲壮而又亲切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又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传说，我深切地感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智力所无法探究的。说一八一二年事件的原因（这在大家看来都是很简单的）在于拿破仑的野心和亚历山大皇帝的坚定爱国心，是毫无意义的，就像说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在于某个野蛮人把人民驱往西方，而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无方，或者说，一座大山崩倒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挖了最后一锹土。

像千百万人互相残杀、五十万人被杀死的事件，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一个人不可能挖倒一座大山，一个人也不可能迫使五十万人死亡。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有些史学家说，原因是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和俄国人的爱国心。另一些史学家说，原因在于拿破仑军队传播了民主思想，又说在于俄国必须同欧洲结成联盟，等等。但千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是谁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这样的事对谁都不可能有益，只能对大家有害，这点似乎人人都清楚；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以无数次地回顾检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件的原因，但大量解释和它们的总和只证明：原因不计其数，任何一种原因都不能称之为原因。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在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到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这个真理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是每个人生来具有的，无需再加以证明，如果人身上没有另一种感情和意识——这种感情和意识使人确信，他不论何时做什么事都是自由的。

从一般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们无疑会相信一切事件所遵循的那条永恒规律。从个人观点看问题，我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杀人的人、下令越过涅曼河的拿破仑、你和我，当我们呈文请求决定职务，赞成或者反对什么的时候，大家都确信，我们的每一行动都基于理智原因和个人意志，这样行动或那样行动都是由我们决定的。这种信念十分强烈并为我们每个人所珍重，尽管历史论据和罪行统计使我们相信别人的行动是无意识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由自由和意识决定的。

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当我完成一个行动时，我相信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完成的；从参加人类共同生活的角度（从它的历史意义上）来研究这一行动，我相信，这个行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那么，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关于人在回顾往事时把虚假的自由推理暂时用在已完成的事上（这一点我打算在别的地方详细论述），这种心理研究证实，人在完成某种行为时他的自由意志是错误的。但那种心理研究也证明，另一种行为的自由意志不是回顾，而是刹那间的，毫无疑问的。不论唯物主义者说什么，我无疑都能完成某种行为，或者，如果这行为只涉及我个人，我可以不做这行为。我无疑可以按我个人意志举起手来或放下手。我可以立刻停止写作。您可以立刻停止阅读。我无疑可以按我个人意志越过一切障碍在思想上飞到美国，或者转移到可爱的数学问题上。我可以享受我的自由，举起手来，再用力地把它放下。我这样做了。但我的旁边站着一个孩子，我把手举到他的头上，我想用同样的力气朝孩子头上放下手去。我不能这样做。一只狗向这个孩子扑去，我不能不举手打狗。我站在前线，不能不跟着部队前进。当我周围的人都向前跑的时候，我不能不跟着部队进攻，我不能不跑。当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时，我不能不说话，或者知道我将要说的话。对着迎面而来的打击，我不能不眨眼。

总之，行为有两种：一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种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产生矛盾的错误只在于伴随与我有关的每一行为的自由意识。这种行为同我有关，同我这个人存在的最高抽象有关，而我却错误地把同别人一起干的和别人强迫我发生的行为算作我的行为。要划清自由和依从的界线十分困难，而划清这个界线则是心理学重要的和唯一的任务：不过，在观察我们最自由和最依从的表现的条件时，不能不看到，我们的行为越抽象，同其他人的行为越少联系，它就越自由；反之，我们的行为同其他人的行为联系越多，它就越不自由。

最强大、最密切、最沉重和最经常的联系就是所谓对别人的支配权，其实也就是对别人最大的依从。

不知道这是不是错误，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相信，当我在描写一八〇七年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一八一二年的历史事件时，这种宿命的规律格外明显，[302]我不能添写那些人的意义，他们似乎控制着事件，其实他们比其他事件参加者更少做出自由的人的行为。我对这些人的行为之所以发生兴趣，只是想用它们来说明依我看是支配历史的那条宿命的规律，以及那条心理学规律，它促使做出最不自由行为的人从回顾往事中虚构出一系列结论，以证明他本身的自由。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各章内容概要

第一卷

第一部

1　彼得堡。女官安娜·舍勒家的晚会。女主人和达官华西里公爵。谈论拿破仑。安娜·舍勒策划让华西里公爵之子阿纳托里娶保尔康斯基家玛丽雅公爵小姐

2　安娜·舍勒的客人。华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和儿子伊波利特。保尔康斯基家小公爵夫人丽莎。侨居俄国的法国人莫特玛子爵和莫里奥神父。拜见女主人的姑妈。皮埃尔·别祖霍夫在晚会上露面

3　谈论拿破仑杀害当甘公爵。当甘公爵在女演员乔紫家邂逅拿破仑的故事。皮埃尔同莫里奥神父谈论政治均势。安德烈公爵在客厅出现。安德烈遇见皮埃尔。华西里公爵同女儿海伦赴英国公使的晚会

4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要求华西里公爵设法把她的儿子保里斯调入近卫军。客厅里谈论拿破仑。皮埃尔为革命和拿破仑辩护，安娜·舍勒的客人们因此抨击他。安德烈公爵支持皮埃尔。伊波利特公爵用俄语讲一个莫斯科贵妇人的笑话

5　皮埃尔的特点。安娜·舍勒的客人告辞。伊波利特公爵送别安德烈公爵夫人。皮埃尔来到保尔康斯基家。皮埃尔同安德烈公爵商谈皮埃尔的前途

6　皮埃尔在保尔康斯基家。安德烈公爵和夫人为安德烈的出征争吵。皮埃尔同安德烈公爵共进晚餐。安德烈谈到自己、婚姻和女人。皮埃尔赴阿纳托里的晚宴。陶洛霍夫同英国人斯蒂文思打赌

7　莫斯科。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在罗斯托夫家。罗斯托夫伯爵和伯爵夫人。罗斯托夫家母女同庆命名日。卡拉金娜母女来访。谈论莫斯科的重大新闻：老别祖霍夫伯爵病危，他的私生子皮埃尔因闹事被驱逐出彼得堡，老别祖霍夫死后遗产问题

8　罗斯托夫家的小辈：娜塔莎、尼古拉、彼嘉、宋尼雅和保里斯在客厅里。布娃娃咪咪的故事

9　客厅景象。伯爵的外甥女宋尼雅。伯爵同客人谈论尼古拉参军，伯爵夫人谈论子女教育。尼古拉和宋尼雅。大女儿薇拉

10　娜塔莎躲在花房里。妒忌，尼古拉和宋尼雅接吻。娜塔莎把保里斯唤到花房。她建议保里斯吻布娃娃。娜塔莎吻保里斯，两人谈情

11　起居室里两对情人：宋尼雅和尼古拉，娜塔莎和保里斯。他们同薇拉吵嘴。两位老朋友的谈话：罗斯托夫伯爵夫人抱怨家庭生活烦恼，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讲到儿子调入近卫军，哭诉手头拮据，无钱给保里斯治装。她希望获得别祖霍夫伯爵的遗产

12　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带儿子保里斯探望患病的别祖霍夫伯爵。他们在那里遇见华西里公爵。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决定照顾病人

13　皮埃尔在莫斯科父亲家里。他被驱逐出彼得堡后遇见几位公爵小姐。保里斯来到皮埃尔屋里，两人谈心。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母子俩回到罗斯托夫伯爵家。他们谈论别祖霍夫伯爵的遗嘱

14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向丈夫要五百卢布送给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为儿子保里斯治装。两人相对而哭

15　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命名日宴会。等待娜塔莎的教母阿赫罗西莫娃。申兴跟别尔格在伯爵书房里谈话。阿赫罗西莫娃的到来。客人入席。宴会

16　席间谈论宣战书和对拿破仑的战争。骠骑兵上校。尼古拉的插话。娜塔莎的淘气

17　年轻人唱歌。宋尼雅因爱尼古拉而流泪，尼古拉赠诗宋尼雅。宋尼雅同娜塔莎谈心。娜塔莎、保里斯、宋尼雅和尼古拉合唱《泉水》。跳舞。罗斯托夫伯爵跟阿赫罗西莫娃跳“丹尼洛·古柏”舞

18　在别祖霍夫伯爵家。准备终敷礼。病室谈话。劳兰医生。华西里公爵同卡嘉公爵小姐密谋藏匿伯爵遗嘱

19　皮埃尔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一起回家。皮埃尔在垂死的父亲的接待室里。别祖霍夫伯爵想见儿子。接待室里的人招呼皮埃尔

20　皮埃尔在病室。别祖霍夫伯爵。行终敷礼。在场的有：三位公爵小姐、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华西里公爵、神父、医生、仆人等

21　华西里公爵和卡嘉公爵小姐，皮埃尔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争夺放遗嘱的文件夹。别祖霍夫伯爵去世

22　童山保尔康斯基家庄园。保尔康斯基老公爵。他的女儿玛丽雅公爵小姐。几何课。裘丽来信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回信

23　安德烈公爵夫妇来到童山。他们会见玛丽雅公爵小姐和她的法国女伴布莉恩。保尔康斯基公爵父子见面，谈论战争和政治

24　童山家宴。保尔康斯基公爵父子就苏沃洛夫和拿破仑进行争论。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25　安德烈公爵准备参军。他跟妹妹话别。玛丽雅公爵小姐用圣像替哥哥祝福。安德烈公爵辞别父亲、妻子和妹妹。动身

第二部

1　一八〇五年十月俄军在奥地利布尔诺。一个步兵团准备接受总司令检阅。团长下令全团士兵换装。将军为被贬当兵的陶洛霍夫穿蓝大衣训斥基莫兴大尉。将军命令陶洛霍夫换装

2　库图佐夫检阅团。总司令停留在三连前，同基莫兴谈话。库图佐夫召唤陶洛霍夫。检阅顺利结束后团长心情愉快。他同基莫兴谈话。检阅后士兵的议论。歌手们合唱。谢尔科夫同陶洛霍夫谈话

3　库图佐夫同奥国御前军事参议员谈话。安德烈公爵在库图佐夫司令部。马克总司令来到司令部。谢尔科夫向奥国将军施特劳赫和奥国军事参议员祝贺马克到来

4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士官生尼古拉停留在布尔诺。同德国房东谈话。杰尼索夫输钱回家。军官吉梁宁的到来。杰尼索夫写信给“她”。司务长来要钱，发现杰尼索夫丢了钱袋。尼古拉揭发吉梁宁偷钱袋

5　杰尼索夫骑兵连军官们热烈谈论引起尼古拉跟团长争吵的吉梁宁事件。谢尔科夫带来马克失败和进攻的消息

6　俄军向维也纳撤退。渡过恩斯河。聂斯维茨基招待军官们。后卫队长官派聂斯维茨基向骠骑兵传达最后撤退和烧桥的命令

7　最后一批俄军过恩斯桥。桥上拥挤不堪。过路士兵的议论。一辆载着女人的德国货车。聂斯维茨基在桥上遇见杰尼索夫。杰尼索夫骑兵连过桥

8　法军逼近恩斯桥。法军炮击骠骑兵。杰尼索夫在骑兵连。骑兵连撤回桥的另一头。谢尔科夫、随从军官和聂斯维茨基先后向保罗格勒团团长传达后卫队长官停止前进和烧桥的命令。骠骑兵在法军霰弹炮围击下烧桥。尼古拉在烧桥时的心情

9　库图佐夫军沿多瑙河退却。俄军在克雷姆斯战斗中获胜。总司令派安德烈公爵到奥国皇宫送捷报。安德烈公爵在途中和布罗姆。奥国陆军大臣的冷淡接待和安德烈心情的变化

10　安德烈公爵逗留在布罗姆外交官比利平官邸。比利平其人。安德烈同比利平谈到法军占领维也纳、克雷姆斯战役、同普鲁士联盟、奥地利叛变和拿破仑的新胜利

11　安德烈公爵在比利平官邸会见一批青年外交官。比利平让安德烈“欣赏”伊波利特。安德烈公爵进皇宫

12　奥国皇帝弗朗茨接见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接受勋章。朝廷官员注意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回到比利平处。比利平讲述法军占领维也纳桥。安德烈公爵决定立刻回部队

13　安德烈公爵在撤退的俄军队伍中。撤退部队的混乱情景。安德烈公爵为保护军医夫人同辎重军官争吵。总司令部的混乱景象。库图佐夫派巴格拉基昂率部抵挡法军进攻

14　库图佐夫获悉俄军受大量法军攻击濒临绝境。库图佐夫派巴格拉基昂四千前卫队到霍拉勃隆阻挡敌军。缪拉错把巴格拉基昂队伍当作全部俄军，建议俄军休战。拿破仑致函缪拉撕毁停战协定

15　安德烈公爵在巴格拉基昂队伍里。安德烈同值班军官巡视阵地。随军商贩帐篷里的情景和土申大尉。俄军的情况。一名掷弹兵偷窃受体罚。在前线。陶洛霍夫同法国掷弹兵争论。士兵西多罗夫说“法国话”，俄国兵和法国兵都哈哈大笑

16　安德烈公爵观察土申炮兵连阵地，画军队部署草图。安德烈无意中听到军官们在棚子里谈论对死的恐惧。法军的第一炮。土申从棚子里出来

17　申格拉本战役开始。安德烈公爵赶回格仑特，同巴格拉基昂公爵会合。军法官和谢尔科夫。巴格拉基昂在土申炮兵连。巴格拉基昂向指挥官发布命令。他在战斗中的作用

18　巴格拉基昂来到部队右翼。战斗临近。伤兵。老团长向巴格拉基昂报告我军打退法国骑兵进攻和伤亡情况，并劝巴格拉基昂避开危险。法军一个纵队和俄军两个营的行动。巴格拉基昂率领俄军进攻

19　俄军右翼撤退。巴格拉基昂派谢尔科夫传令左翼将军撤退。左翼两个指挥官——在布尔诺曾受库图佐夫检阅的步兵团长和保罗格勒骠骑兵团长——互相怄气。将军和上校比勇。杰尼索夫骑兵连进攻。进攻中的尼古拉。尼古拉负伤

20　步兵团在树林里受法军突击。曾受库图佐夫检阅的步兵团长试图制止士兵逃跑。基莫兴连进攻。俄军逼退法军。陶洛霍夫的英勇行为。被忘却的土申炮兵连的行动。炮兵反击法军，士气昂扬。土申头脑里的幻想世界。参谋官传令炮兵连立刻撤退。安德烈公爵带来同样命令

21　土申炮兵连撤退，他遇到长官和副官。土申用炮车运送负伤的尼古拉。夜间进攻。军队停留。土申和尼古拉在篝火旁。将军召见土申。巴格拉基昂在农家吃饭。步兵团长讲述他们团的进攻和陶洛霍夫的英勇行为。谢尔科夫讲述保罗格勒团进攻情况。土申的出现。他在长官面前窘态毕露。巴格拉基昂问土申丢掉大炮的经过。安德烈公爵庇护土申。尼古拉负伤后在篝火旁过夜

第三部

1　华西里公爵企图让皮埃尔娶自己的女儿。皮埃尔在彼得堡华西里公爵家。皮埃尔成为富翁和别祖霍夫伯爵后，亲友对他刮目相看。华西里公爵成为皮埃尔的领导人。皮埃尔参加安娜·舍勒家晚会。海伦和皮埃尔在女主人的老姑妈旁边。皮埃尔决定娶海伦为妻

2　皮埃尔想避开海伦，但一个半月来一直住在华西里公爵家，在人们眼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华西里公爵家庆祝海伦命名日的晚会。华西里公爵讲彼得堡军事总督维亚兹米金诺夫的笑话。皮埃尔和海伦。两人单独在小客厅。皮埃尔犹豫不决。华西里公爵祝福一对年轻人。皮埃尔同海伦结婚

3　保尔康基斯公爵接到华西里公爵父子来童山的通知。华西里公爵父子到达那天老公爵心情特别恶劣。老公爵因总管扫雪迎客大怒，吩咐把雪扫回原处。午餐。小公爵夫人在童山的生活：经常对公公感到恐惧和反感。她不来吃午饭。老公爵来到她的房间。客人来到。主人出来前华西里父子的谈话。小公爵夫人和布莉恩小姐替玛丽雅公爵小姐梳妆打扮。玛丽雅公爵小姐出去迎客前的心情

4　玛丽雅公爵小姐出来迎客。阿纳托里对布莉恩发生兴趣。老公爵穿衣服时想到玛丽雅公爵小姐出嫁这个难题。老公爵出来见客。他斥责女儿的服装和发式。老公爵同阿纳托里谈话。华西里公爵单独向老公爵吐露心愿。阿纳托里的出现使三个女人兴奋。玛丽雅公爵小姐和法国女人布莉恩的幻想。在起居室。玛丽雅公爵小姐弹钢琴。阿纳托里向布莉恩调情

5　玛丽雅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和小公爵夫人晚上的心情。华西里公爵为儿子求婚后老公爵的心情。阿纳托里同布莉恩小姐在花园幽会。老公爵同女儿谈求婚事。玛丽雅公爵小姐在花园撞见阿纳托里拥抱法国女人。玛丽雅断然拒绝华西里公爵替儿子求婚。老公爵高兴。玛丽雅公爵小姐幻想自我牺牲：她决定促成阿纳托里和布莉恩结婚

6　罗斯托夫家接尼古拉来信，得知他负伤和提升军官。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准备把这消息告诉伯爵夫人。娜塔莎猜到这个消息，她知道信的内容后就告诉宋尼雅。彼嘉评论哥哥和姐姐。娜塔莎同宋尼雅谈论尼古拉。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把尼古拉的信交给伯爵夫人。伯爵夫人读尼古拉的信，全家给尼古拉写回信

7　奥洛莫乌茨野营。尼古拉到保里斯处领取家里寄来的钱和信。尼古拉会晤保里斯和别尔格。尼古拉读家信。保里斯和尼古拉谈副官职务。近卫军讲出征情况，尼古拉讲保罗格勒团进攻情况。尼古拉同安德烈发生冲突

8　两位皇帝检阅俄军和奥军。尼古拉对皇帝的敬爱和崇拜

9　保里斯去奥洛莫乌茨安德烈处为自己当副官事奔走。总司令接待室里的一幕：安德烈公爵同俄国老将军谈话。保里斯决定今后按不成文从属关系行事。安德烈和保里斯访问陶尔戈鲁科夫公爵。陶尔戈鲁科夫讲到军事会议、主张进攻的少壮派胜利、拿破仑的信、拿破仑和马尔科夫伯爵的笑话。安德烈公爵为保里斯向陶尔戈鲁科夫求情。保里斯为接近上层感到兴奋

10　尼古拉所在的杰尼索夫骑兵连退居后备。俄军在维绍城击败法军。尼古拉因不能参加战斗而伤心。尼古拉向哥萨克购买被俘法国龙骑兵的马。亚历山大皇帝亲临前线。尼古拉的狂欢。他在维绍再次遇见沙皇。杰尼索夫庆祝自己提升少校。尼古拉幻想愿为皇帝而死

11　亚历山大皇帝在维绍害病。法国军使萨瓦里送来拿破仑同亚历山大皇帝会面的建议。陶尔戈鲁科夫奉派同拿破仑谈判。十一月十九日准备奥斯特里茨会战。安德烈公爵在陶尔戈鲁科夫公爵处。陶尔戈鲁科夫讲到会见拿破仑，拿破仑害怕大会战。陶尔戈鲁科夫介绍威罗特侧翼包抄计划。安德烈公爵归来汇报作战计划。库图佐夫认为会战必败

12　军事会议。威罗特其人。库图佐夫在会上瞌睡。威罗特宣读奥斯特里茨会战部署。宣读时将军们的反应。朗热隆反对计划。库图佐夫宣布休会。奥斯特里茨会战前夜安德烈公爵的沉思。安德烈公爵幻想获得荣誉

13　尼古拉在侧翼散兵线。他的幻想。敌军的呐喊。巴格拉基昂公爵和陶尔戈鲁科夫公爵观看敌方奇怪的火光和呐喊。巴格拉基昂派尼古拉窥察敌军侧翼。法军向尼古拉射击。巴格拉基昂留尼古拉当传令官。拿破仑给士兵的命令

14　俄军纵队调动。行军途中的混乱情景。对奥军不满。哥德巴赫河上拉开战幕。奥斯特里茨会战前的拿破仑

15　库图佐夫率领俄军第四纵队前进。会战开始前安德烈公爵的心情和幻想。库图佐夫生步兵将军的气。库图佐夫派安德烈公爵传令三师停止前进，并派狙击兵前进。俄国皇帝和奥国皇帝带随从巡视前线。亚历山大皇帝问库图佐夫为什么不开战和库图佐夫的回答。库图佐夫下令进攻。米洛拉多维奇带领纵队进攻

16　四纵队同法军冲突。俄军逃跑。库图佐夫负伤。安德烈公爵手举军旗冲向法军。安德烈公爵负伤。他关于无边无际的天空的遐想

17　巴格拉基昂指挥的俄军右翼。巴格拉基昂公爵派尼古拉见总司令或皇帝要求开战。尼古拉往俄军前线。近卫骑兵的进攻。尼古拉经过近卫步兵团遇见保里斯和别尔格。尼古拉遇见逃跑的俄奥士兵

18　尼古拉在普拉茨村附近。溃散的俄军队伍。皇帝和总司令负伤的传闻。原野上的死者和伤者。法军向尼古拉开炮。尼古拉在荷斯吉拉迪克村郊看见皇帝，但不敢对他说话。冯托尔大尉同皇帝谈话。尼古拉后悔自己的迟疑不决，他去找库图佐夫。俄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失利。俄军纵队溃退。法军炮轰奥格斯特堤岸。陶洛霍夫在奥格斯特堤岸

19　安德烈公爵负伤躺在普拉岑高地。拿破仑巡视战场。他发现安德烈未死，下令把他抬到救护站。俄国负伤军官被抬到拿破仑面前。拿破仑同雷普宁公爵和苏赫吉仑中尉谈话。安德烈公爵想到拿破仑以及生和死的问题。法国兵把安德烈公爵身上的圣像取下又挂上。安德烈公爵同其他伤员留给当地居民照顾

第二卷

第一部

1-3　莫斯科。尼古拉同杰尼索夫复员回家。在英国俱乐部为巴格拉基昂设宴；议论军事和政治

4-6　皮埃尔在宴会上，猜疑海伦同陶洛霍夫的关系。皮埃尔和陶洛霍夫在席上争吵，提出决斗。索科尔尼基的决斗，陶洛霍夫负伤。皮埃尔夫妇吵嘴和分裂；皮埃尔去彼得堡

7-9　童山。奥斯特里茨战役后安德烈公爵下落不明，老公爵相信儿子已死。安德烈公爵夫人生产；安德烈公爵在紧急关头回家。安德烈儿子的出生和妻子的死

9-12　罗斯托夫家人。尼古拉同陶洛霍夫的接近；陶洛霍夫的母亲。议论同拿破仑的新战争；征兵。罗斯托夫家的欢乐气氛和恋爱事件。陶洛霍夫向宋尼雅求婚遭拒绝。约盖尔家的舞会和杰尼索夫跳玛祖卡舞

13-14　欢送陶洛霍夫参军。尼古拉赌钱大输给陶洛霍夫，陶洛霍夫幸灾乐祸。尼古拉输钱后心情沮丧

15-16　当晚青年在罗斯托夫家欢聚；娜塔莎唱歌；尼古拉告诉父亲输钱。杰尼索夫向娜塔莎求婚遭拒绝。尼古拉回团

第二部

1-5　皮埃尔在托尔若克驿站遇共济会会员巴兹杰耶夫，后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皮埃尔在彼得堡参加共济会。共济会的复杂仪式；共济会会员维拉尔斯基。华西里公爵试图使皮埃尔夫妇和好失败；皮埃尔到基辅庄园

6-7　一八〇六年底。俄国联合普鲁士再次同拿破仑作战。安娜·舍勒家晚会。谈论有关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治问题。保里斯。保里斯同海伦接近

8-9　童山。老公爵监督征兵工作，儿子当助手。安德烈公爵照顾患病的儿子。比利平来信报道普尔土斯克战役

10-14　皮埃尔在基辅庄园；解放农奴计划。一八〇七年春安德烈公爵到保古察罗伏。在渡船上与皮埃尔谈论人生目的；安德烈思想消极，皮埃尔信善。在童山。玛丽雅公爵小姐的“神亲”

15-18　尼古拉回团感到亲切。在普尔土斯克和埃劳会战后驻扎在德国，保罗格勒团的饥饿和疾病。杰尼索夫抢劫步兵团粮食。杰尼索夫与已任军输官的吉梁宁打架。军事法庭审查此事，杰尼索夫不服。杰尼索夫负伤住医院。弗里德兰会战后停战。尼古拉探访杰尼索夫。医院里的悲惨景象。杰尼索夫同意请求皇帝开恩

19-21　拿破仑同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会面。尼古拉穿便服向皇帝呈递杰尼索夫的请愿书。两国皇帝友好会晤。俄国近卫军和法国近卫军的快乐日子。拿破仑亲自把荣誉团勋章授予俄国士兵拉扎列夫。保里斯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升官，心情愉快。尼古拉一向把拿破仑看作俄国的敌人，现在思想混乱

第三部

1-3　亚历山大一世在埃尔富特重新会晤拿破仑。一八〇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在保古察罗伏工作，为农民做了许多事。安德烈公爵因事走访罗斯托夫伯爵。娜塔莎给他的印象（娜塔莎和宋尼雅夜谈）。安德烈对待人生态度的转变（老麻栎树给他的启示）。他决定去彼得堡任职

4-6　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逢国内改革运动。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接见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在柯楚别依家认识斯佩蓝斯基，同他接近，并在他的影响下工作

7-10　皮埃尔热衷于共济会活动，后出国，回国后试图改革共济会工作。在彼得堡他的观点遭到反对，热情减退，转入内心活动；同妻子和解。海伦的豪华沙龙。皮埃尔日记（第八章和第十章）

11-13　罗斯托夫一家在彼得堡，他们在彼得堡的社会地位不同于莫斯科。别尔格向薇拉求婚。娜塔莎同保里斯重逢，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娜塔莎同母亲夜谈

14-17　朝臣家举行盛大舞会；罗斯托夫全家准备参加舞会；赴会。舞会景象；波兰舞和华尔兹舞。娜塔莎的激动、胆怯、恐惧和狂喜。娜塔莎遇见安德烈公爵，他给她的印象

18-24　国务会议开幕；皇帝演说。斯佩蓝斯基的午宴；泽尔维、马格尼茨基、斯托雷平。安德烈公爵对彼得堡的工作失望。安德烈公爵在罗斯托夫家。别尔格家的晚会。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接近。娜塔莎再度同母亲夜谈（第二十二章）。安德烈公爵告诉皮埃尔他爱娜塔莎，并去父亲处谈婚事。他向娜塔莎求婚。婚期推迟。安德烈公爵出国

25-26　童山。老公爵心情的变化。玛丽雅公爵小姐对生活的态度；她幻想当巡礼者

第四部

1-2　一八一〇年罗斯托夫家的乡村生活。尼古拉回家休假，试图整顿家业

3-7　准备打猎；机灵的猎人丹尼洛。尼古拉同远房大叔和伊拉金一起猎狼、狐狸和灰兔；打猎丰收。到大叔家过夜；大叔弹吉他，娜塔莎跳俄罗斯舞

8-11　婚事。娜塔莎的悲伤。尼古拉和宋尼雅。竖琴和歌唱晚会；乘三驾马车化装出游；宋尼雅在谷仓旁算命

12-13　归家；在镜子前算命。尼古拉决定娶宋尼雅，因此同母亲发生冲突

第五部

1-2　皮埃尔在莫斯科；他的苦闷，消极和玩乐。保尔康斯基公爵带女儿到来。他接近法国女人布莉恩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的痛苦时期

3-5　老公爵的命名日。同梅蒂维埃医生的冲突。午餐；拉斯托普庆伯爵；谈论拿破仑夺取奥登堡大公领地，俄国朝廷对拿破仑的敌意。玛丽雅公爵小姐同皮埃尔的坦率谈话。保里斯和裘丽；裘丽的多愁善感，纪念册上的诗和画；保里斯向裘丽求婚

6-7　罗斯托夫伯爵同娜塔莎和宋尼雅在莫斯科阿赫罗西莫娃家作客。娜塔莎试图接近未婚夫的家庭；娜塔莎跟父亲的访问不顺利

8-13　娜塔莎同父亲看歌剧；在包厢里认识海伦和阿纳托里。娜塔莎在海伦影响下迷恋阿纳托里。海伦家的晚会，乔紫小姐的朗诵；阿纳托里吻娜塔莎

14-15　阿赫罗西莫娃访问保尔康斯基公爵不顺利。阿纳托里给娜塔莎的信；宋尼雅试图恢复娜塔莎的理智；娜塔莎的愤怒和反抗。娜塔莎写信给玛丽雅公爵小姐表明同安德烈公爵分手，她试图跟阿纳托里私奔

16-18　阿纳托里在陶洛霍夫帮助下企图诱拐娜塔莎；马车夫巴拉加。阿纳托里试图带走娜塔莎；计划败露

19-22　阿赫罗西莫娃找皮埃尔谈话。皮埃尔同娜塔莎谈话。皮埃尔痛斥阿纳托里；阿纳托里被驱逐出莫斯科。娜塔莎试图服毒自杀；她害了重病，同皮埃尔产生友谊。一八一二年的慧星

第三卷

第一部

1　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议论。一八一二年欧洲民族自西向东推进

2　拿破仑从德累斯顿来到波兰，成为军队首脑。渡过涅曼河；波兰枪骑兵团的自我牺牲

3　亚历山大在维尔诺参加舞会；巴格拉歇夫向皇帝报告法军不宣而战的消息

4　亚历山大派巴拉歇夫给拿破仑送信。巴拉歇夫在法国军营；他遇见缪拉，缪拉装模作样地同他谈话

5-7　会见达武元帅；达武的不友好态度。拿破仑在维尔诺接见巴拉歇夫，作长篇谈话；拿破仑发怒。拿破仑突然设宴招待巴拉歇夫

8　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和在土耳其的军队中找寻阿纳托里。他要求调到西部军队。路过童山。安德烈为布莉恩同父亲吵嘴。出征

9-11　德里萨大营和总司令部。军队里的党派。作战计划。普法尔。军事会议。安德烈公爵决定不留在司令部而去部队服役

12-15　保罗格勒团行军到波兰。野营生活。尼古拉和伊林。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功绩。旅店一幕：遇见团军医太太。奥斯特罗夫诺的战斗；尼古拉俘虏法国军官

16-18　莫斯科；罗斯托夫一家。娜塔莎的病和情绪；斋戒。宣战书和呼吁书。娜塔莎做礼拜

19-20　皮埃尔的心情；《启示录》和皮埃尔想到天赋他建立伟大的业绩。罗斯托夫吃饭时宣读呼吁书；彼嘉要求参军。皮埃尔发现自己对娜塔莎的感情，决定不再去罗斯托夫家

21-23　皇帝驾临；莫斯科的群众情绪；彼嘉的狂热。克里姆林宫的午餐；皇帝分发饼干。斯洛博达宫接待贵族和商人；贵族的爱国热情。皮埃尔的心情同人们融成一片

第二部

1　作者评论一八一二年事件中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作用，简要战事述评，斯摩棱斯克失守

2-5　童山。安德烈公爵来信叙述战争形势，敌军逼近；保尔康斯基公爵对危险认识不足；管家阿尔巴端奇被派往斯摩棱斯克。斯摩棱斯克受炮击；城里的混乱景象。安德烈公爵遇见阿尔巴端奇，坚决要求父亲立刻去莫斯科躲避战火。一星期后安德烈公爵路过荒芜的童山，以为父亲和妹妹已到莫斯科，其实他们都在保古察罗伏。巴格拉基昂致函阿拉克切耶夫谴责巴克莱

6　彼得堡的团体；宫廷党派和它们对战争的态度；在安娜·舍勒客厅里谈论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

7　法军逼近莫斯科。拿破仑和拉夫鲁施卡

8　保尔康斯基一家在保古察罗伏；老公爵中风，他态度改变，对女儿的爱，死。准备去莫斯科

9-12　保古察罗伏农民的心情；村长德隆。玛丽雅公爵小姐对农民讲话。农民拒绝她的要求。玛丽雅公爵小姐的思索

13-14　尼古拉和伊林路过保古察罗伏，帮玛丽雅公爵小姐摆脱困境。通过这次邂逅，尼古拉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相互留下印象

15-16　安德烈公爵在察廖夫—扎伊米歇村。库图佐夫阅兵。杰尼索夫的游击战计划。库图佐夫其人和他对战争的观点。库图佐夫读让理夫人的小说

17-18　法军入侵之前莫斯科的情况；拉斯托普庆的传单。市民的闲话，说法语罚款。雷比赫施放气球。鞭打法国厨师。皮埃尔去鲍罗金诺

19-23　作者议论舍瓦尔季诺和鲍罗金诺会战。皮埃尔在军队里；民团；战斗前夜皮埃尔观察阵地

24-25　安德烈公爵在鲍罗金诺会战前夜。安德烈公爵同皮埃尔会面。他们谈论战争

26-29　八月二十五日的拿破仑。早晨的梳妆。儿子的画像。统帅的命令，作战部署。作者评论拿破仑在这次会战中的盲目性。夜间的拿破仑

30-32　会战开始；晨雾；炮轰景象。皮埃尔在拉耶夫斯基炮垒观察。皮埃尔天真的勇气；皮埃尔目睹炮垒被法军占领，又被夺回

33-34　激战。拿破仑。他的疑虑和动摇

35　库图佐夫。库图佐夫紧张而疲劳，但相信会战必胜。库图佐夫对伏尔佐根发脾气。发布明天进攻的命令

36-37　安德烈公爵的团在猛烈炮火下转入后备队。一颗霰弹在安德烈公爵身边爆炸；重伤。在救护站；阿纳托里截肢。安德烈公爵心情激动

38-39　拿破仑的心情；作者评论拿破仑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者议论鲍罗金诺会战

第三部

1-2　作者议论历史的动力和一八一二年俄国和法国的军事行动

3-4　库图佐夫和将军们在波克朗山；讨论作战计划。菲里军事会议

5　作者对放弃莫斯科的想法

6-7　海伦在彼得堡；海伦皈依天主教和再嫁计划

8-9　皮埃尔同几个士兵从鲍罗金诺回到莫扎依斯克。在客店过夜；梦（生活就是拉车）；回到莫斯科

10-11　皮埃尔在拉斯托普庆伯爵接待室；议论克留恰列夫和魏列夏金案件。拉斯托普庆训斥皮埃尔同共济会的关系，劝他立即离开莫斯科。皮埃尔弃家出走

12-17　罗斯托夫一家；准备撤离莫斯科，娜塔莎为接待伤员事责备母亲。出发；负伤的安德烈公爵在罗斯托夫家的行李车上。在街上遇见穿车夫长袍的皮埃尔

18　皮埃尔换上农民服装，住在巴兹杰耶夫寡妇的空房子里，带上一支手枪

19　拿破仑在波克朗山上眺望莫斯科，等待“大贵族”代表团的到来。随从们不敢告诉拿破仑莫斯科已是个空城。拿破仑下令进入莫斯科

21-23　莫斯科像一个空蜂窝。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军队撤离，街头景象。抢劫商店，喝酒闹事。宣读拉斯托普庆告示；警察局局长被围攻

24-25　拉斯托普庆对库图佐夫和莫斯科事态发展不满，发布最后命令。群众情绪激动来到他的官邸。他把魏列夏金交给群众折磨至死。他在索科尔尼基逃避疯人的包围

26　法军进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城门口的景象。城里的抢劫和大火。作者对莫斯科大火原因的想法

27-29　皮埃尔；皮埃尔刺死拿破仑的计划。仑巴尔大尉来到巴兹杰耶夫家；疯人开枪；皮埃尔同仑巴尔共进晚餐，相互谈心

31-32　罗斯托夫家的车队在梅基希过夜。娜塔莎同负伤的安德烈公爵相会

33-34　皮埃尔徘徊在莫斯科街头。皮埃尔抢救孩子。皮埃尔被法国巡逻兵拘捕

第四卷

第一部

1-3　彼得堡；最上层党派之争；沙龙里所反映的战争危险。八月二十六日安娜·舍勒的沙龙；宣读总主教给皇上的信，谈论海伦的病。信稿。库图佐夫的第一个捷报。没有进一步消息使大家惶惑不安。海伦暴卒。放弃莫斯科的消息。沙皇给库图佐夫的诏书。亚历山大同库图佐夫专使米肖谈话，表示要跟拿破仑决战到底

4-5　在祖国危急存亡的时刻，尼古拉奉派去沃罗涅日补充军马时的心情。他顺利购得军马；省长家的晚会；尼古拉在省长的圈子里获得成功；省长夫人企图替他同玛丽雅公爵小姐撮合

6-8　尼古拉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相会。相互吸引和开始接近；尼古拉想到宋尼雅内心矛盾。母亲来信提到安德烈公爵负伤。宋尼雅来信表示放弃同尼古拉结婚的约定。宋尼雅写信的背景

9-11　皮埃尔被俘最初几天；在委员会里受审。皮埃尔受审时的心情。在达武处再次受审。他被当作间谍；皮埃尔不明白审问结果。皮埃尔目睹五名俘虏被枪毙；他没有立刻明白他已得救

12-13　皮埃尔在战俘营；他的心情。他同普拉东相遇；他们的交谈和最初印象；普拉东自述。普拉东的详细情况

14-16　玛丽雅公爵小姐同尼古拉见面后带着侄儿到雅罗斯拉夫尔哥哥处。她对娜塔莎发生好感。她见到哥哥时产生的悲痛印象；她想到他的生命正在消逝。安德烈公爵末日的心情；他对娜塔莎的爱；生的愿望同死神斗争；死亡

第二部

1-3　俄军撤出莫斯科后行动述评；俄军到达塔鲁季诺；著名的侧翼进军，作者对这次行动和库图佐夫的作用的看法。沙皇给库图佐夫的信

4-7　塔鲁季诺会战前的部署；库图佐夫不知道会战推迟；他的惊讶和愤怒。第二天的军事行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部队；错过俘虏缪拉的机会；塔鲁季诺会战结果的意义

8-10　对拿破仑行动的分析；拿破仑试图恢复莫斯科秩序，但没有成功

11-13　皮埃尔的俘虏生活。法军准备撤离莫斯科。普拉东替法国人缝制衬衫。皮埃尔内心的变化；俘虏和法国人对他的态度

14　法军和俘虏撤离莫斯科；一片混乱；途中景象；怨声载道。撤退第一夜；皮埃尔在野外嘲笑自己的处境

15-19　俄军状况；陶霍杜罗夫奉命攻击布鲁西埃师，同莫斯科撤出的法军遭遇，深夜向库图佐夫报告；库图佐夫看到战争的转折点，情绪激动。拿破仑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大道。库图佐夫的正确计划和其他俄国将领的错误打算

第三部

1-2　评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全民性和游击战

3-6　游击战的发展。杰尼索夫的队伍；他联合陶洛霍夫攻击法军骑兵运输队。彼嘉·罗斯托夫被德国将军派到杰尼索夫处送信，并留在他身边，彼嘉和杰尼索夫察看法军，途遇陶洛霍夫。探子季洪

7-9　林中哨所的午餐。彼嘉心情愉快。他对被俘的法国小鼓手感兴趣。陶洛霍夫的到来；陶洛霍夫企图夜间去法军营地窥测情况。彼嘉不顾杰尼索夫劝阻自愿跟他同去。他们顺利到达目的地

10-11　彼嘉兴奋无法入眠，他请哥萨克磨刀并同他谈话。彼嘉在磨刀声中打盹。早晨。出发；进攻的信号；彼嘉忘我地冲锋，头部中弹阵亡。俄国俘虏遇救，包括皮埃尔

12-15　皮埃尔在俘虏中间重新振作精神。普拉东热病复发。普拉东讲一个商人遭冤狱的故事。普拉东掉队被枪杀。皮埃尔获得解放前夜做了一个象征性的梦

16-19　战争末期俄军和法军行动分析

第四部

1-3　罗斯托夫一家。娜塔莎为安德烈公爵去世而极度悲伤，同家人疏远。彼嘉死讯震动全家，娜塔莎竭力安慰母亲，而对母亲的爱又使她恢复生活的信心。娜塔莎同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亲密友谊。她们一同去莫斯科

4-5　分析库图佐夫的行为，评价他在这次全民战争中的作用

6-9　库图佐夫在克拉斯诺耶城下；他向军队讲话。全团在野外宿营；士兵的景象。法国军官仑巴尔和他的勤务兵；歌唱亨利四世

10-12　法军渡过别列津纳河。司令部和朝廷反库图佐夫的阴谋加剧。库图佐夫将别尼生调离军队。康斯坦丁亲王的到来，库图佐夫明白他的任务已完成。库图佐夫在维尔诺；亚历山大皇帝来临。皇帝表面上赐恩库图佐夫，内心对他不满。库图佐夫不能担当欧洲战争的新任务。他的退休和死亡

13-14　皮埃尔。他在奥廖尔久病和康复。逐渐恢复正常生活，内心发生巨大变化。对人和对生活的新观点；他对公爵小姐、对仆人、对被俘的意大利军官、对共济会会员的态度。决定回莫斯科重建家园

15　莫斯科的复兴。……

16-20　皮埃尔来到莫斯科。访问玛丽雅公爵小姐。同娜塔莎相遇；皮埃尔没有立刻认出她来。旧情复燃。三人共同回忆安德烈公爵，皮埃尔讲述被俘情况。娜塔莎和皮埃尔感到他们的关系接近。皮埃尔在走最后一步时畏缩不前；玛丽雅公爵小姐的促成。爱

尾声

第一部

1-4　作者关于历史动力的思想，他对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作用的论述

5-9　一八二〇年。老罗斯托夫伯爵去世。尼古拉辞去军职，担任文职，勉强赡养母亲和宋尼雅。尼古拉遇见玛丽雅公爵小姐，自尊心使他开始时同她疏远。刹那间流露的真情战胜一切障碍。结婚。尼古拉在乡下管理农业；他们的家庭生活。皮埃尔在乡下罗斯托夫家

10-13　婚后的娜塔莎；她性格的改变；夫妇关系。皮埃尔从彼得堡回来。家庭生活；礼物；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杰尼索夫

14　谈论彼得堡社会思潮和俄国形势；对反动派的愤慨。皮埃尔和尼古拉的观点；他们的矛盾。小尼古拉听他们争论。情绪激动

15-16　两对夫妇的关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

第二部

1-12　作者总论史学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确定历史的动力；在否定上帝的现代史观指导下探索历史事件的原因

托尔斯泰生平及创作年表

王景生编

1828年

8月28日（公历9月9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为退役中校，曾参加1812年卫国战争。

1830年

8月7日，母亲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去世。

1837年

1月10日，全家迁往莫斯科。

6月21日，父亲去世。

1841年

8月30日，托尔斯泰兄弟的监护人、姑母亚·伊·奥斯汀·萨肯去世。

9月，全家迁往喀山，到新监护人姑母彼·伊·尤施科娃家。

1844年

9月20日，被录取为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一年级大学生。

1845年

9月13日，转入法律系学习。

1847年

4月14日，辍学。

4月23日，离开喀山回雅斯纳亚·波良纳。

1848年

10月至次年1月，在莫斯科。

1849年

2月至5月，在彼得堡。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士学位考试。

1851年

12月8日，日记中写有《茨冈人生活故事》构思。

1851年

3月末，完成短篇小说《昨天的故事》。

4月末，随长兄尼古拉去高加索。

6月，以志愿兵身份参加战斗活动。

1852年

2月，任命为四等炮兵下士。

6月，完成中篇小说《童年》。

9月6日，《现代人》杂志发表《童年》。

1854年

1月，晋升为准尉。

9月，晋升为少尉。

10月，《少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

1855年

1月至9月，《弹子房记分员笔记》、《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伐木》等短篇小说发表。

11月，赴彼得堡。结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

1856年

1月至12月，《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暴风雪》、《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作品发表。

11月，以中尉衔退役。

1857年

1月，《青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

1月至7月，游历欧洲几国。

9月，短篇小说《卢塞恩》（又译《琉森》）发表。

1858年

8月，短篇小说《阿贝特》发表。

1859年

1月，短篇小说《三死》发表。

1860年

7月，再次游历欧洲诸国。

1861年

4月，自国外回彼得堡。

9月23日，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别尔斯结婚。

1863年

1月，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

9月，开始写《战争与和平》。

1865年

2月，长篇小说《一八〇五年》（即《战争与和平》）第一至二十八章发表。

1867年

12月，《战争与和平》前三卷出版。

1868年

3月，《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出版。

1869年

2月，《战争与和平》第五卷出版。

12月，《战争与和平》第六卷出版（该书当时共分六卷出版）。

1870年

2月，开始构思《安娜·卡列尼娜》。

1872年

5月，短篇小说《高加索的俘虏》发表。

1873年

3月，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

12月，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

1875年至1878年

继续发表《安娜·卡列尼娜》各章节。

1878年

1月，《安娜·卡列尼娜》单行本出版。

1880年

1月，开始写《忏悔录》。

1881年

9月，全家迁莫斯科。

1883年

1月，开始写《我的信仰是什么？》。

5月，将全部财产移交给妻子。

1884年

3月，研究孔子、老子著作。

6月17日，第一次出走。

1885年

写作大量劝善短篇小说。

1887年

1月，戏剧《黑暗的势力》遭禁演。

1889年

12月，完成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

1891年

9月，发表声明，放弃1880年以后发表作品的版权。

1893年

5月，完成长篇专著《天国在你们心中》。

1895年

8月，契诃夫首次拜访托尔斯泰。

10月，《黑暗势力》首次在俄国公演。

1898年

2月，论文《什么是艺术？》出版。

6月，完成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

1899年

3月，《复活》前几章刊出。

1900年

1月，当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

与高尔基相识。

2月，写论文《不许杀人！》。

1901年

2月，东正教主教会开除托尔斯泰教籍。

1903年

1月，开始写《回忆录》。

8月，写小说《舞会之后》。

9月，开始写论莎士比亚文章。

1905年

3月，写完《绿棒》一文。

1906年

9月至10月，写《致一个中国人的信》。

1908年

1月，彼得堡成立纪念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委员会。

6月，写成《我不能沉默》一文。

1909年

5月，又一次开始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

11月，《中国圣人老子语录》出版。

19l0年

1月，完成短篇小说《农村三日》。

10月，写最后一篇著作《有效的方法》。

10月28日（公历11月10日），秘密从雅斯纳亚·波良纳出走，彻底摆脱“老爷”式的生活环境。

10月31日，感染肺炎，在梁赞—乌拉尔铁路线的阿斯塔波尔车站停下来。

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尔车站逝世。

11月9日，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树林中。

[1]　《俄国批评界论列·尼·托尔斯泰》，莫斯科，苏联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61～562页。

[2]　《俄国批评界论列·尼·托尔斯泰》，莫斯科，苏联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93页。

[3]　同上书，第107页。

[4]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9页。

[5]　贝奇科夫著：《托尔斯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95页。

[6]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4页。

[7]　转引自王景生著：《洞烛心灵》，中央编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8]　热那亚于1805年并入法国，卢卡于同年改为侯国，受拿破仑管制。

[9]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1804-1814，1815）。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2年发动对俄战争，失败；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1815年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1821年病故。

[10]　原文为法语，以下凡原著为法语的一律排楷体，不再一一加注。

[11]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俄国沙皇，1801-1825年在位。

[12]　哈登堡——当时的普鲁士首相。

[13]　霍维茨——当时的普鲁士外交大臣。

[14]　拉法特（1741-1801），瑞士作家，著有《相面术》一书。

[15]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著名统帅，苏沃洛夫的学生，在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1）中屡建军功；1805年，俄、奥、英对拿破仑作战，任驻奥地利俄军总司令；1812年抗法战争中任总司令，指挥鲍罗金诺战役和塔鲁丁诺战役，打败拿破仑。

[16]　俄国皇后颁发给成绩优秀的中学女毕业生的奖章。

[17]　叶卡德琳娜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年在位。原为德国公爵之女，1745年与彼得三世结婚。1762年参与宫廷政变，废彼得三世，取得皇位。

[18]　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保王党，因被控参与谋杀拿破仑案，于1804年3月21日被处以死刑。

[19]　乔紫小姐是法国悲剧演员，做过拿破仑的情妇。曾于1808年赴彼得堡演出，轰动一时。

[20]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名著，一译《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们同意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国家，国家必须保护一切缔约者的自由、平等、生命和财产，体现全体人民的“公意”；如果这种契约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取消它，被暴力夺去的自由应用暴力夺回。

[21]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在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的军事政变。发生于法国新历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故名。政变后成立三人执政府，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掌握军政全权。

[22]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组织，因会址设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1789年成立，在全国设有支部。起初成分复杂，后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中心，成员称为雅各宾派，领袖有罗伯斯庇尔等。1793年6月推翻吉伦特派，建立雅各宾派专政。1794年热月政变后解散。

[23]　1796年11月，法军在意大利北方进攻阿尔科拉桥，连续三天，相持不下。第三天决战时，拿破仑手执军旗，亲自带领士兵冲上此桥，加以占领。

[24]　共济会是一种宗教哲学社团，十八世纪创立于英国，后来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俄国共济会成立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共济会又称自由泥瓦匠会。

[25]　俄国人打赌要握手，然后由证人把双方的手分开。

[26]　当时1个金卢布合10个卢布。

[27]　莎乐莫妮是著名歌剧女演员，1805-1806年曾随德国剧团在莫斯科演出。

[28]　让理夫人（1746-1830），法国教育家和小说家。小说多反映上流社会的古板礼节。

[29]　莫斯科名流，爱好交友，以举办盛大酒宴、舞会著称。

[30]　指基督教徒的终敷礼。

[31]　维尔纳夫——法国海军上将。

[32]　一种牌戏。

[33]　意思是不择手段地弄钱。

[34]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元帅，曾参加俄土战争。1799年任意大利境内对法作战的俄奥军总司令。

[35]　俄国教会风俗，表亲结婚须得总主教许可。

[36]　1俄里合1.06公里。

[37]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写有小说《裘丽或者新爱洛绮丝》，内容宣扬个性解放，爱情自由。裘丽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公爵爱好讽刺，也不赞成这部小说的思想。他知道信是裘丽写的，就故意把她说成爱洛绮丝。

[38]　指德国作家艾卡尔豪森（1752-1803）的作品《自然奥秘解答》，1805年译成俄语，在共济会会员中特别流行。

[39]　指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

[40]　丢赛克（1761-1812），著名钢琴家，作曲家。生于波希米亚扎斯拉夫尔。

[41]　波罗的海沿岸的公国（自1170年起）。

[42]　法国民歌的开头两句。

[43]　莫罗（1763-1813），拿破仑手下名将，后因拿破仑忌才而遭放逐。1799年几次惨败于苏沃洛夫。事实上，落入圈套的不是苏沃洛夫，而是莫罗。

[44]　这是老公爵对奥国军事参议院的蔑称。

[45]　巴仑是保罗时期的德国总督，曾参与暗杀保罗事件。老公爵说这话带有讽刺意味。

[46]　土耳其城市，1788年被俄将苏沃洛夫攻克。

[47]　斯特恩（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主要作品有《特利斯拉姆·项狄》和《感伤的旅行》。

[48]　当铺当时由俄国国家设立，并发行有利息的证券。

[49]　皇家草场在彼得堡涅瓦河畔，是沙皇阅兵的地方。

[50]　俄国乡下女人穿的无袖长衣。

[51]　当时奥地利轻骑兵多从克罗地亚（今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一部）雇用。

[52]　伊兹梅尔是乌克兰黑海沿岸城市。十六世纪为土耳其要塞。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中为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军攻占，1812年起归属俄国。

[53]　一种牌戏。

[54]　马克（1752-1828），奥地利将军，曾在乌尔姆指挥奥军。

[55]　指决斗。

[56]　指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

[57]　原文为德语。

[58]　法国成语，意思是很冷淡。

[59]　卡尔大公（1771-1847），奥地利元帅。1793-1809年曾参加对法战争，是拿破仑一世的劲敌。1809年任总司令，五月在阿斯波恩战胜法军，七月在瓦格拉姆被法军击败。

[60]　奥国皇帝在维也纳的夏宫。

[61]　意大利村庄。1797年在这里签订法奥和约。

[62]　这里是文字游戏，指的是拿破仑。

[63]　正教徒指俄军。

[64]　萨丁尼亚陛下指拿破仑。在波茨坦会议上，普鲁士坚持向拿破仑下最后通牒，要他赔偿萨丁尼亚，但遭拿破仑拒绝。

[65]　这里指好色之徒。

[66]　德摩斯梯尼（约前384—前322），古希腊演说家。

[67]　布尔诺在摩拉维亚。

[68]　1793年法国共和党人进攻土伦，拿破仑在这里初露头角，大显身手。

[69]　雾月相当于公历10月20日到11月19日。

[70]　这里发生的攻击，梯也尔（法国史学家）说：“俄国人表现得很英勇，这在战争中是少见的，两群步兵坚决地互相迎战，在交锋前各不相让。”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说：“几营俄国兵显得英勇无畏。”——作者原注。

[71]　1普特合16.38公斤。

[72]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因诱走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王后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

[73]　康斯坦丁亲王（1779-1831）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胞弟。

[74]　指别尔格。

[75]　基督教主祷文的第一句。

[76]　奥地利将军。

[77]　这些都不是俄国人。

[78]　俄文“季特”和“打谷”谐音。

[79]　阿尔科拉桥在意大利维罗纳希，1796年拿破仑在这里大败奥军。参见本书第36页注。

[80]　见本书第296页注。

[81]　指俄罗斯本土。

[82]　俄国风俗：神父施洗时剪下一撮婴儿头发用蜡粘住，投入圣水盘，如浮在水面，表示吉祥。

[83]　公历1月18或19日。

[84]　开牌后，输家把所押的那张牌放在右边，赢家放在左边。

[85]　原文为意大利语。

[86]　原文为意大利语。

[87]　苏萨夫人（1761-1836），法国作家，此处指她的小说《爱米丽和阿尔封斯》。

[88]　杯底向上表示不再要茶；方糖一般不放在茶里，而只在喝茶时咬一点。

[89]　诺维科夫（1744-1818），俄国著名启蒙主义者，讽刺作家，新闻记者，出版商，共济会会员，但反对共济会的迷信仪式。1792年被叶卡德琳娜二世监禁，1796年保罗一世时获释。

[90]　共济会中的一派，因追随马丁尼斯·巴斯卡里斯而得名。

[91]　凯姆庇斯基（1380-1471），中世纪神秘主义者，著有不少宗教论著。

[92]　原文是拉丁文。

[93]　典出《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家，他文父亲宰肥牛犊欢迎他。

[94]　马拉（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95]　引自莫里哀喜剧《乔治·当丹》。

[96]　沙皇皇室出面主办的机关，主要从事抚养孤儿，救济残疾人等活动，部分资金由募捐收集。

[97]　皮埃尔的俄国名字就是彼得。照俄国正教规定，同一日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因此他们都是皮埃尔的保护神。

[98]　赫尔德（1744-1803），德国文艺理论家，哲学家。

[99]　波将金（1739-1791），俄国元帅。曾参加1768-1774年俄土战争，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中任俄军总司令。

[100]　表示睁一眼，闭一眼。

[101]　A表示亚历山大，N表示拿破仑。

[102]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伯爵，1808年起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制定自由主义改革计划，1810年倡议建立国务会议；1812年被流放。

[103]　原文是拉丁语。

[104]　1776年德国亚当·威绍普特创立的半政治半宗教组织，主张自然神论和共和政体的秘密社团。

[105]　科兰古（1772-1827），法国将军和外交家，1807年曾任驻俄大使。

[106]　德利涅亲王（1735-1814），比利时政治家和作家。叶卡德琳娜时代曾在俄国服务。

[107]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

[108]　指1808年俄国与瑞典争夺芬兰的战争。

[109]　十七至二十世纪初拉脱维亚北部地区和爱沙尼亚南部地区的正式名称。

[110]　娜塔莎迷信通神学说，认为一个人的气质同一定的颜色和形状有关。

[111]　凯鲁比尼（1760-1842），意大利作曲家，主要创作歌剧。

[112]　俄国宫廷中著名美人，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

[113]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

[114]　原文是德语。

[115]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三十节。

[116]　当时打猎用的狗有两种：一种是灵，嗅觉特别灵敏，但跑得并不很快，专门找寻猎物；另一种是狼狗，嗅觉不如灵灵敏，但跑得极快，善于追捕猎物。

[117]　俄国贵族地主家常养有小丑，他们多穿女人服装，用女人名字。

[118]　希腊神话里的月神和狩猎女神。

[119]　俄国式三弦琴。

[120]　按当时风俗，圣诞节让公鸡啄食麦子可以预卜吉凶。

[121]　凯鲁比尼的歌剧，作于1804年。

[122]　约翰·费尔德（1782-1857），作曲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1804年起定居俄国。

[123]　莫斯科的贫民窟。

[124]　阿斯特列亚派和灵粮派是彼得堡的两个共济会支会。

[125]　每个共济会支会都有一张带象征符号的毯子。

[126]　这里指12月6日的冬尼古拉节。

[127]　蒂尔西特和约——1807年拿破仑同亚历山大一世签订的和约，俄国同意建立华沙大公国和参加大陆封锁。

[128]　俄国作家卡拉姆辛（1766-1826）的中篇小说，写一个农村少女被贵族遗弃而自杀的故事。

[129]　指对囚犯做慈善事业。

[130]　一家女裁缝铺的店名，同“大骗子”一词谐音。

[131]　见第422页注。

[132]　谢苗诺娃（1787-1876）——俄国戏剧演员和歌剧演员。

[133]　抹大拉是个从良的妓女，事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七和第八章。

[134]　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七节。

[135]　俄国风俗，出门前坐一会儿，预祝一路平安。

[136]　1806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欧洲许多国家采取同样行动，以保持法国在贸易中的优势，但欧洲许多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常违反这个体制。拿破仑借口俄国不遵守这个体制，在1812年进攻俄国。

[137]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大臣。

[138]　1812年5月初，俄法战争爆发前不久，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见他的新盟友奥国皇帝和普鲁士王，并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宴会和庆典，接受各方面的阿谀奉承。

[139]　原文是拉丁文。

[140]　洛里斯东伯爵（1768-1828），法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自1811年起任驻彼得堡大使。

[141]　库拉金公爵（1752-1818），俄国驻巴黎大使，1812年5月要求法国军队撤出普鲁士谈判失败，就申请发还他和全体俄国驻法使馆人员护照归国。

[142]　巴萨诺公爵（1763-1839），1811-1812年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

[143]　缪拉（1767-1815），酒店老板的儿子，1808年被任命为那不勒斯王。他的妻子是拿破仑的妹妹卡罗林娜。

[144]　原文是意大利文。

[145]　达武（1771-1823），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的历次战争，指挥一个步兵军。

[146]　斯坦因（1757-1831），1807-1808年曾任普鲁士首相，进行资产阶级改革。1808年因支持军事改革，重建普鲁士军队，拿破仑以“鼓动叛乱”罪迫其去职，并通令缉捕。初避居奥地利，后去俄国，任沙皇顾问（1812-1815）。

[147]　阿姆斐尔德（1757-1814），瑞典将军和政治家。1810年离开瑞典，取得俄国国籍，任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148]　巴克莱（1761-1818），苏格兰籍俄国将军。多次参加战争，1810-1813年任俄国陆军大臣。

[149]　普法尔（1757-1826），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后在俄军服役，1812年奉亚历山大一世命制订第一个反抗拿破仑的计划。

[150]　贝尔纳多特（1763-1844），出身平民，1810年被选为瑞典王位继承人。曾任攻击拿破仑的北路军总司令，1812年和俄国缔结同盟。

[151]　指波兰。

[152]　贝西埃（1768-1813），法国元帅，拿破仑的亲信。

[153]　1709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入侵俄国，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大败瑞典军队。

[154]　塞夫勒是巴黎附近的城市，法国的瓷器生产中心。

[155]　都是德国的城市。

[156]　1811年3月7日库图佐夫被任命为多瑙河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土耳其鲁舒克城堡区。

[157]　伏尔佐根（1774-1845），普鲁士将军，1807年起在俄军服务。

[158]　叶尔莫洛夫（1777-1861），俄国将领，1812年卫国战争中任第一军参谋长，战后曾任高加索军军长和格鲁吉亚驻军总司令等职。

[159]　1809年巴克莱统率军队在芬兰作战大捷。

[160]　米肖上校（1771-1841），军事工程师，原籍撒丁，1805年参加俄军。

[161]　原文是德语。

[162]　原文是德语。

[163]　原文是德语。

[164]　原文是德语。

[165]　原文是德语。

[166]　原文是德语。

[167]　指乌克兰。

[168]　在希腊北部，公元前480年少数斯巴达人在此抵御人数众多的波斯入侵军，最后全体壮烈牺牲。

[169]　俄国旧历6月29日前两周，正是拿破仑越过俄国边界后17天。

[170]　俄国人习惯，唾指甲以求吉利。

[171]　典出《旧约全书》。

[172]　皮埃尔就是彼得的法文叫法，而彼嘉是彼得的小名，所以他们是同名人。

[173]　1586年铸的一尊巨炮，重40吨，炮身长5.34米，口径890毫米，保存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74]　在正教中，指由几个司祭共同主持礼拜。

[175]　格林卡（1776-1864），俄国作家，于1808-1824年间主办《俄国信使报》。

[176]　波将金（1739-1791），俄国元帅，拥立叶卡德琳娜二世称帝，参加过1768-1774年俄土战争，1789-1791年俄土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

[177]　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道德论集》等。

[178]　法国诗人拉封丹的一篇寓言诗，被认为内容不正派。

[179]　彼得三世（1728-1762）在位期间，1762年俄国发生宫廷政变，由他妻子叶卡德琳娜二世即位，当时传说彼得三世因试图解放农奴而被贵族推翻。

[180]　当时新兵入伍都要剃头。

[181]　按俄国风俗，一个女人不可以嫁给嫂嫂或姐夫的兄弟。如果娜塔莎同安德烈结婚，玛丽雅就不能同尼古拉结婚。

[182]　指德国人。

[183]　按俄国旧俗，这是治牙痛的一个方法。

[184]　俄谚：意思是做大事不能顾细节。

[185]　让理夫人（1746-1830），法国女作家，主要写教诲小说，在贵族家庭流传很广。

[186]　华西里·普希金（1770-1830），俄国诗人，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伯父，著有讽刺诗和寓言。

[187]　据古希腊神话，黑海沿岸英勇好战的女部落叫亚马孙人。

[188]　苏萨夫人（1761-1836），法国女作家，她的小说十九世纪初一度在俄国很流行。

[189]　当拿破仑大军逼近斯摩棱斯克时，荷兰人斯密特（又名弗朗茨·雷比赫）向莫斯科总司令建议制造一个装有炮弹的大气球，得到俄国皇帝支持，这一建议被接受后，就在离莫斯科六俄里处试制，但未成功。

[190]　当时是莫斯科宣读圣谕和行刑的地方，离红场不远。

[191]　安德烈·凯萨罗夫（1782-1813），政论家、作家、语文学家。

[192]　马林——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诗人，善作打油诗。

[193]　盖拉科夫——史学家，写过许多平庸的诗篇，曾在军官学校任教。

[194]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1812年曾在俄军服务，1814年回普军，次年参加滑铁卢战役；重要著作有《战争论》。

[195]　原文是德文。

[196]　原文是德文。

[197]　原文是德文。

[198]　原文是德文。

[199]　原文是德文。

[200]　指拿破仑。

[201]　典出《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第八节至第十七节。

[202]　西班牙中西部城市，1818年7月22日法军在这里打败仗。

[203]　弗朗苏瓦·席拉尔（1770-1837），肖像画家，接近法国宫廷。曾为拿破仑儿子约瑟夫·弗朗苏瓦·沙尔里（1811-1832）画像，后者出生后即获得罗马王称号。

[204]　拉斐尔（1483-1520）的名画，作于1515-1519年。

[205]　副王指缪拉，当时缪拉已被封为那不勒斯王。

[206]　指鲍罗金诺。

[207]　指1572年8月23日夜间巴黎新教徒所遭受的大屠杀。

[208]　科维扎尔（1775-1821），法国名医，曾任拿破仑御医。

[209]　叶尔莫洛夫（1777-1861），俄国步兵上将（1818），曾参加1805-1807年俄法战争，1812年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著有《笔记》。

[210]　等于2134米。

[211]　这些是拿破仑取得几次重要胜利的地方。

[212]　原文是德语。

[213]　原文是德语。

[214]　原文是德语。

[215]　原文是德语。

[216]　1俄亩等于1.09公顷。

[217]　达武元帅属下的师，大部分是从汉堡和不来梅地区征集来的。

[218]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219]　萨拉戈萨是西班牙城市，1808-1809年两度被法军围困，1809年2月经过两个月英勇抵抗后沦陷。

[220]　1807年在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别尼生指挥的俄普联军被拿破仑打得大败。

[221]　原诗如下：我生为鞑靼人，

我愿做罗马人，

法国人叫我野蛮人，

俄国人叫我乔治·丹东。

[222]　哥伦布发现美洲，有人认为很容易。哥伦布请他把一个鸡蛋竖起来。那人竖了很久竖不起来。哥伦布把鸡蛋一头敲碎，鸡蛋就竖起来了。哥伦布说：“别人做的事都是容易的。”

[223]　霍夫曼滴剂由二份硫磺和三份酒精合制而成，当时在俄国用得很普遍。

[224]　法国巴黎产的一种双面挂毯。

[225]　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囚犯。

[226]　莫斯科一个区。

[227]　克里姆林宫只是莫斯科的皇宫、宫廷教堂等建筑，并不是什么城堡。这里托尔斯泰有意嘲弄法国人对俄国的无知。

[228]　塔尔玛——著名悲剧演员，为拿破仑所喜欢；裘申奴阿——女演员；波蒂埃——喜剧演员；索邦——巴黎大学。

[229]　圣三一修道院离莫斯科66俄里。

[230]　杜洛奈（1771-1849），法军占领莫斯科期间的驻防军司令。

[231]　一位是保罗皇帝的寡妇玛丽雅皇太后，另一位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

[232]　指克利亚斯提策城下之战，在这次战斗中维特根施泰因打败了前不久建立的俄奥联军。

[233]　迦特人歌利亚是非利士人的勇士，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勇猛无敌，后被大卫用机弦甩石打死。事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234]　耶和华吩咐亚当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

[235]　农民习惯把衬衫下摆露在外面，当兵就得塞在裤子里。

[236]　俄语“农民”和“基督徒”两词读音接近。

[237]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

[238]　原文是德语。

[239]　原文是德语。

[240]　旧时流行于波兰和乌克兰等地的弹拨乐器。

[241]　原文是德语。

[242]　法军称鲍罗金诺战役为莫斯科河战役。

[243]　暗指拿破仑在埃及向军队吹嘘他的功绩时说过的话。

[244]　雅科武列夫上尉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父亲。

[245]　图托尔明——退役少将，莫斯科孤儿院院长。

[246]　芬（1778-1837），拿破仑的秘书。

[247]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积极浪漫主义前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被拿破仑放逐，1812年居住在俄国。

[248]　俄军冲锋时常喊“皇帝，乌拉！”这里就是指俄军冲锋。

[249]　指哥萨克。

[250]　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以产良种马著称。

[251]　原文是德语。

[252]　亚麻布厂地处卡卢加至维亚兹马线上，库图佐夫曾在此扎营。

[253]　见威尔逊的笔记。——列夫·托尔斯泰

[254]　见波格丹诺夫所著1812年历史：《评库图佐夫和令人不满的克拉斯诺耶战役结果》。——列夫·托尔斯泰

[255]　暗示拿破仑临战前在金字塔上对部队说的话。

[256]　指缪拉。

[257]　贵族人家挂祖宗画像的房间，类似外客堂。

[258]　参见第1054页注释。

[259]　福蒂（1792-1838），诺夫哥罗德修道院院长，于1820年发动对不同教派的迫害。

[260]　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自然哲学体系初探》、《先验唯心主义体系》等。

[261]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

[262]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著有《基督教真谛》、小说《阿达拉》等。

[263]　指1799年俄将苏沃洛夫率兵远征意大利，当时拿破仑正在埃及。

[264]　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制造一种勋章，表彰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上面刻有这句话。

[265]　据希腊神话，拉奥孔是特洛伊的祭司，因警告特洛伊人不要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连同其两个儿子被巨蟒缠死。

[266]　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

[267]　原文是拉丁文。

[268]　圣经会于1812年由高里岑建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因高里岑失势，于1826年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封闭。

[269]　两人都是神秘主义者，高斯涅尔曾任圣经会会长，塔塔利诺娃是精神协会创始人，后来两人都失败了。

[270]　克留德涅尔夫人（1764-1825），女作家，生于里加，宣扬神秘主义，亚历山大一世曾受她影响。

[271]　艾加特豪森（1752-1803），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272]　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273]　道德同盟——1808年在普鲁士成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宗旨是反对拿破仑法国，于1810年被法国政府下令解散。俄国十二月党人最初的组织章程曾参考“道德同盟”的政治纲领。

[274]　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275]　普鲁塔克是古希腊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伟人传》。

[276]　古罗马传说中的英雄，他为拯救罗马烧手以表决心。

[277]　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278]　巴克尔（1821-1862），英国社会学家，实证论者，著有《英国文明史》等。

[279]　朗弗里（1828-1877），法国史学家，著有《拿破仑一世史》。

[280]　盖尔温努斯（1805-1871），德国史学家，著有《十九世纪史》。

[281]　施洛塞尔（1776-1861），德国史学家，著有《世界通史》十九卷。

[282]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283]　拿破仑三世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失败，第三次成功。

[284]　库尔布斯基（1528-1583），俄国政治家，原是伊凡四世手下的宠臣，后逃亡立陶宛，写信给伊凡四世，斥责他的暴政。

[285]　哥弗雷（约1060-1100），十七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领袖。

[286]　彼得是法国修道士，曾带领穷人队伍作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287]　骑士抒情诗歌手出现于中世纪德国，他们歌唱骑士的战斗生活和十字军远征。

[288]　拿破仑三世发动的侵略战争。1862-1867年法国参加对墨西哥的干涉，以失败告终。

[289]　指1866年普奥战争。

[290]　指1866年的奥普战争，当时托尔斯泰正在写这部小说。

[291]　阿提拉（406-453），匈奴部族首领，曾征服东罗马帝国，蹂躏欧洲大片土地。

[292]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发现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打下基础。

[293]　托勒美——古希腊天文学家，首创天动说。

[294]　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该卷叙述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用强力攻占巴勒斯坦并把它分给各部族的经过。

[295]　本篇是托尔斯泰完成《战争与和平》后写的一篇说明，原著附在书后，现仍按原著次序，置于正文之后。

[296]　指《俄国档案》。本文最初发表在1868年3月号《俄国档案》上。

[297]　萨尔蒂科娃（1730-1801）——俄国女地主，以残酷虐待农奴著称。

[298]　拉斯托普庆在莫斯科郊区的私邸。

[299]　在本书第一部和描写申格拉本战役的章节发表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卡尔斯的）叫人转告我他对我的描写的意见，这些意见加强了我的信念。穆拉维约夫总司令评论说，他从来没有读到过比这更正确的战争描写，他凭自己经验相信，在作战时总司令的命令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列夫·托尔斯泰

[300]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军事历史学家，1812年卫国战争中曾任库图佐夫的副官。

[301]　格林卡（1776-1847）——俄国作家，曾出版《俄国导报》，著有《俄罗斯史》。

[302]　值得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描写1812年的作家在这个事件中都看到一种特殊的和宿命的东西。——列夫·托尔斯泰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译本序

“你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一八七八年有人问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躺在沙发上回答说：

“是的，就像现在这样，饭后我独自躺在这张沙发上，吸着烟——我不知道我是在竭力思索呢还是在与瞌睡作斗争，突然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贵妇人的光胳膊在我面前掠过，我不由得仔细看看这个幻影。接着出现了肩膀、脖子，最后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形象，她身穿白衣裳。她那双含怨带恨的眼睛看着我。幻影消失了，可是我已无法摆脱它，它日夜跟踪着我。为了摆脱它，我必须给它找个化身。这就是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起因。”[1]

当然，《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动机不会这样简单，安娜这个光艳照人的形象也并非产生于一次偶然的幻觉。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是着实费了一番工夫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3-1877），当时俄国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地主俄国受到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书中说到，“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指的就是封建贵族的旧秩序被颠倒了过来，资本主义制度则刚刚开始建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动中，社会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尚、思想意识……无一不受到震撼，无一不遭到冲击。国家处于转折关头，每个俄国人徘徊于十字路口，怎样对待这场空前的大变动，就成为每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俄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托尔斯泰面对着这样一个新旧势力搏斗的社会，他那颗热爱生活而又仁慈善良的心不能不颤抖，不能不感到惶惑不安。他多方观察，苦苦思索，希图弄清这场变动的实质，消除人民的苦难，但他无能为力。

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尤其吸引托尔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变化和妇女的命运。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而一个妇女因爱情问题而卧轨自杀的消息，特别使他感到震惊和难过。这也许就是他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直接原因。

这部小说既不同于写在这以前的《战争与和平》，也不同于写在这以后的《复活》。在《战争与和平》里，作者主要描写十九世纪初战争年代与和平生活中的俄国贵族和人民，当时他对贵族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在《复活》中，作者主要反映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人民的苦难和挣扎，那时他对俄国社会已经绝望，他的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这个忏悔贵族的立场已完全转到广大农民一边。而《安娜·卡列尼娜》则创作于这两者之间，它着重描写的是这个变动中的俄国社会，同时反映出作者矛盾重重、惶惑不安的心态。

托尔斯泰自己说过，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要写的主要是家庭问题，书中写到几个不同家庭的不同遭遇，而安娜和卡列宁的家庭则是全书的主线。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按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卡列宁。卡列宁比安娜大二十岁，但官运亨通，很早就做上大官。他虚伪冷酷，醉心仕途，是个十足的做官机器。安娜同他正好相反，她热情善良，生气蓬勃，但在同卡列宁结婚后，她的生气就被压抑了。虽然如此，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爱情依旧怀着模糊的憧憬。当时，俄国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像安娜这样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很有个性的女子就自然无法不受影响，一旦遇到伏伦斯基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就堕入情网，无法自拔，最后演出一场动人心魄的大悲剧，惨死于火车轮子之下。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给安娜安排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有人责怪他对女主人公处理得太残酷。对这个问题作者解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他对一位朋友说：‘你想想，我那位塔吉雅娜[2]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总的说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往往做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事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托尔斯泰说这话首先是表明他的创作信条：严格遵守现实主义方法，忠实表现生活的逻辑。同时也说明他对安娜的态度。

托尔斯泰对安娜究竟抱什么态度？是同情还是谴责？为什么他要选用《圣经》中“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作为卷首题辞？根据《圣经》原意，就是：人间的罪孽只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无权评论的。关于这个题辞，托尔斯泰曾回答魏烈萨耶夫说：“我选用这个题辞，正如我曾解释过的，只不过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人们所做的坏事有其痛苦的后果，这不来之于人，而来之于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亲身体验了这一点。”

其实，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谴责，又有同情。但这矛盾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而所谓复杂就是充满矛盾。他在哲学思想、宗教观点、伦理道德、家庭生活各方面无不充满矛盾，而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尤其突出。托尔斯泰热爱生活，把爱情看作人间最美丽的花朵。他在作品里以不同的方式歌颂爱情，而对安娜这样的女性更是无限热爱。你看，他描写安娜，一反平时朴实无华的语言，竭力使用最绚丽的辞藻。他通过伏伦斯基的眼睛、吉娣的眼睛、陶丽的眼睛、列文的眼睛精心塑造安娜，使这个贵族少妇成为世界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美丽形象。我们读完小说，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令人心醉的安娜·卡列尼娜。难怪伏伦斯基在车站上初次邂逅安娜，就发现她的脸上有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吉娣一见安娜，就为她倾倒，觉得她不像是个有八岁儿子的母亲，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既严肃又时而显得忧郁的神情，她十分淳朴自然，毫不做作，但在她的内心里却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陶丽看到安娜热恋伏伦斯基时的神态又是另一番景象：双颊和下巴上分明的酒窝，嘴唇的优美线条，荡漾在整个脸上的笑意，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动作的优美和灵活，说话声音的甜美和圆润，就连她回答人时半是嗔怪半是撒娇的媚态，这一切都使人神魂颠倒。就连乡下地主列文看到安娜的画像也大为着迷，觉得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披着一头乌黑的鬈发，光着肩膀和胳膊，嘴唇上挂着若有所思的微微笑意，并且用那双使人销魂的眼睛扬扬得意而又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而等他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时，更情不自禁地赞叹她达到了美的顶峰，另有一种令人心醉的风韵。

托尔斯泰描写安娜确实是怀着满腔激情的，他不仅赞美安娜的外貌，而且充分颂扬安娜的为人。全书开头，安娜遇到铁路工人惨死的场面，她大动怜悯之心，竭力想减轻家属的苦难，而对伏伦斯基的慷慨解囊，更大为赞赏。兄嫂不和，她亲自前去调解，凭她的聪明才智劝说嫂嫂，给她很大的安慰。她对儿子谢辽查真挚的母爱，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她在上流社会又是个十分勇敢的女性，敢于向封建的伦理道德挑战，敢于正视向她投来的世俗目光，敢于同伏伦斯基一起出走，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总之，托尔斯泰对女性的颂扬在安娜身上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但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却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作者在书里倾注了对她的无限同情，同时愤怒地控诉迫使她走上毁灭之路的社会。

然而，托尔斯泰毕竟是个矛盾的人物，他对安娜除了爱慕和同情之外，对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肯定。从宗教和伦理道德出发，他认为她是有罪的，因为她不能克制她的感情，一味追求自由和爱情，违背“妇道”，弄得身败名裂，自取灭亡。但他对安娜的谴责还是有分寸的，也可以说是同情多于谴责，他不忍对安娜直接进行批判，也不让人对她说三道四。他真正痛恨的是这个社会，是卡列宁之流的官场人物，因为他们控制和奴役像安娜这样不幸的人，杀人不见血地蹂躏像安娜这样美好的人性。托尔斯泰满腔愤恨地把卡列宁塑造成令人憎恶的人物，目的就是要对他进行无情的鞭挞。卡列宁从外表到内心可说毫无可取之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是个官气十足的大官僚，又是个道貌岸然的封建家长。他同安娜正好相互对照，凡是安娜具有的优点他都没有，而他身上的一切缺点正是安娜所深恶痛绝的。托尔斯泰有意拿两人作对照，来显示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因此，他们两人正好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群。除了卡列宁之外，托尔斯泰又拿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猥琐、残酷和自私来对比安娜的真诚、开朗、善良和仁慈。这里，托尔斯泰的爱憎是十分分明的。

也许有人会说，作者对卡列宁也没有全盘否定，卡列宁对安娜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譬如，他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丈夫的责任，按时给安娜送生活费，而在安娜分娩病重时他也感到悔恨，对安娜和伏伦斯基也说了心里话，向他们表示宽大的胸怀。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托尔斯泰对人的独特看法，以及他在塑造人物时反对简单化、强调要有血有肉的一贯手法。关于人，托尔斯泰说过这样的话：“有人徒劳地把人想象成为坚强的，软弱的；善良的，凶恶的；聪明的，愚蠢的。人总是有时是这样的，有时是另一样的；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有时明理，有时错乱；有时善良，有时凶恶。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这话当然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道理。托尔斯泰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长期观察人的结果，他在创作时常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拿安娜来说，她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勇敢女性，为了争取爱情和自由敢于正视险恶的环境；但她也有软弱的一面，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像一具无形的枷锁束缚着她的思想，使她在冲破婚姻关系上内心矛盾重重。她梦见自己有两个丈夫，一个是伏伦斯基，一个是卡列宁，就是这种苦闷心情的反映。她产后发高烧，说呓语，竟把平时恨之入骨的卡列宁说成好人，甚至圣人，还要自己心爱的情人伏伦斯基同他握手言和，这种行为也反映出安娜内心极其矛盾，无法克服恐惧和内疚。拿卡列宁来说，他千方百计制止安娜对伏伦斯基的爱情，制止不成，为了保全面子考虑同安娜离婚，但等安娜正式要求离婚，他又坚决不同意，安娜要求他把儿子归她，他不仅不同意，而且不让她同儿子见面，对儿子则谎称他母亲已经死去。当他收到安娜病危电报时，内心又浮起卑劣的念头，满心希望她死，但等他听到安娜的呓语，看到她病危的景象，他顿时良心闪现，向安娜表示忏悔，要求安娜和伏伦斯基的饶恕。凡此种种都说明托尔斯泰对人性的复杂和变化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并能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安娜的悲剧进一步表现在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情上。安娜对卡列宁为她安排的那套死气沉沉的生活深感不满，强自压抑着她身上蓬勃的生气，但在遇到伏伦斯基后，她那被控制着的生命之火就熊熊燃烧，终于发展成一场大火，把自己烧成灰烬。这是旧的伦理道德、教会习俗对一个感情真挚的女子人性的蹂躏，也是像卡列宁那样的官僚机器对敢于要求个性解放的妇女的戕害，这是主要的方面。但在促使安娜对生活彻底幻灭上伏伦斯基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伏伦斯基原来也是贵族中的一个花花公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自从遇到安娜后他的感情和生活起了很大变化。他真诚地爱安娜，为了她放弃功名，改邪归正，不再吃喝玩乐，而把全部感情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了她，他不怕舆论；为了她，他不惜开枪自杀；为了她，他毅然同她离开祖国。事实上，像伏伦斯基那样感情真挚的青年在贵族中是不多见的，他的精神境界远超过一般贵族青年。但伏伦斯基终究是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贵族，他可以为安娜放弃功名，改变生活方式，但他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长期局限于同安娜一起的两人世界里，他需要社会活动，需要同朋友交往，不能像安娜那样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就导致安娜的不满，引起两人之间的不和。安娜离家出走后，她在舆论的压力和世俗的目光下精神上已极其压抑，再加上长期离开心爱的儿子，母性的痛苦又经常折磨着她，而成为她唯一感情支柱的伏伦斯基的爱情又渐渐淡化，使她内心感到一片空虚，无可奈何地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这是安娜临终前的叹息，也是她对所生活的社会的控诉，其中也不无自我谴责的成分。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入木三分的鞭笞，也表现了他对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个女性的无限同情。

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除了安娜、卡列宁和伏伦斯基这条线之外，还有一条列文和吉娣的线。作者在这里详细描写了列文和他一家的生活，但更多地叙述了列文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好几部作品里通过一个主人公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一个地主的早晨》里的地主和《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但应该说，列文这个人物带有更浓的自画像色彩。列文的生活方式很有点像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列文的许多思想感情酷似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感情。

列文和安娜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两个都是善良可爱的人。列文身为大地主，但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地主。他严肃正派，个性顽强，思想上有改革愿望，但又有保守色彩。他对当时俄国农村经济的情况忧心忡忡，他认为农民没有土地，却要养活整个俄国，而农民又不愿真心为地主工作，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列文凭着一股热情，天真地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主张实行对分制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所谓对分制就是收成的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地主。但这种办法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幻想，土地所有制问题不解决，农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热情。农民世世代代受着地主的剥削和愚弄，他们积累了惨痛的教训，因此不论地主说什么话，提出什么新办法，他们都不会相信，列文的改革办法也是行不通的。

但列文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地主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他迷恋自己那套海市蜃楼式的农业改革，不仅想在俄国推广，而且想推广到全世界。他希望农民富足，俄国富强，自己这样的地主老爷也可以在农民面前“问心无愧”。他劲头十足地搞农业改革，亲自参加农活，不断地探索、宣传、进行实验，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列文年富力强，家庭生活美满，精神上却极其苦闷。他甚至抵挡不住死的诱惑，几次想到自杀，以致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这是多大的悲剧！列文的这种心情正是托尔斯泰当年心情的写照，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真可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也是导致他八十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的原因。

托尔斯泰借列文的口说，“要是我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就产生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宗教问题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长期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动摇。他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家里人都是基督教徒，从小又受到神学的教育，因此他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宗教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是托尔斯泰的学识又实在太渊博了，可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晓，再加上他爱探索真理，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究底，对俄国教会的黑暗腐败又了解得太多，因此他对宗教不能深信不疑。直到晚年，托尔斯泰还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两句话极其深刻，说明少数统治阶级有财有势，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空虚，他们信仰上帝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而广大人民一无所有，饥寒交迫，度日如年，他们也需要信仰上帝，以缓解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一番话进一步说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直到晚年都是动摇的。

列文和安娜从表面上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婚姻遭遇各异，个性、脾气、教养、爱好也各各不同，但他们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两人都是上流社会里少见的优秀分子，他们心地善良，诚恳真挚，同情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关心别人的幸福；他们富有正义感，对不公平的社会都愤愤不平，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敢于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对抗。列文在婚前经历过放荡的生活，同吉娣这样一个纯洁的姑娘结婚，他自惭形秽，感到内疚，甚至把记录婚前生活的日记全部交给未婚妻阅读，请她重新考虑是不是愿意与他结合，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人品！而这又正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安娜对抗社会的结局是悲惨的，列文探索新生活的道路，结果也失败了，因此两人的生活经历都很不幸，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痛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他们也就有了共同的爱憎。

列文的故事在小说中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列文的形象本身也具有感人的魅力，但应该说，列文在书里还起着衬托安娜、解释安娜的作用。在小说里，凡是好人几乎都同情安娜，喜欢安娜，但真正欣赏安娜精神世界的，不是别人而是列文。列文发现安娜身上“具有诚实的美德”，脸上有一种“洋溢着幸福的光辉并且把幸福散发给别人的神态”。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这是安娜心灵的要求，也是列文追求的人生目标。而在这种崇高的追求中两颗纯洁的心发生了共鸣，尽管在生活上他们各走各的路。列文对安娜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列文说安娜是“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和可怜的女人”，这话也可说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评语，有助于我们对安娜的理解。

《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一部小说结构比较特别，它由安娜、卡列宁、伏伦斯基和列文、吉娣两条线组成。有人对此提出意见，认为不合“建筑学”原则，托尔斯泰却反驳说：“相反，我正以建筑学而感到自豪，圆拱砌合得使人察觉不出拱顶在什么地方。”他又说：“这座建筑物的联结不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靠一种内在的联系。”托尔斯泰确实是一位文学方面的建筑大师，他所建造的艺术大厦是那么宏伟壮丽，它的结构是那么新颖别致，拱顶又砌合得那么天衣无缝，不能不使人叹服于他那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3]

第一卷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了。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面对这样的局面，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老少，个个都感到很痛苦。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就算是随便哪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他们的关系也要比奥勃朗斯基夫妻融洽些。妻子一直关在自己房里，丈夫离家已有三天。孩子们像野小鬼一样在房子里到处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替她另找工作；厨子昨天午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也都辞职不干了。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基华）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但不在妻子的卧室里，而在书房的皮沙发上。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抱着个枕头使劲贴住面颊，仿佛还想睡一大觉。但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嗯，嗯，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想着刚才的梦，“嗯，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了，阿拉平在达姆斯塔特[4]请客；不，不是达姆斯塔特，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平在玻璃做的桌子上请客，大家唱意大利歌儿《我的宝贝》[5]，不，不是唱《我的宝贝》，是唱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些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酒瓶原来都是女人。”

奥勃朗斯基高兴得眼睛闪闪发亮。他想得出神，脸上浮着微笑。“对，真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还有许多妙事，可惜一醒来就忘记，连印象都模糊了。”他看到厚窗帘边上漏进来的一线阳光，就快乐地从沙发上挂下双腿，用脚去探找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以及怎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啊呀呀，啊呀呀！真糟糕！”他一想到家里出的事，就叹起气来。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他同妻子吵架的详情细节，想到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他一手造成、最使他苦恼的事端。

“唉！她不原谅我，她不肯原谅我。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都怪我，可我又没有错。全部悲剧就在这里，啊呀呀！”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颓丧地叹着气。

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可是她不在客厅里。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最后他到了卧室，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该死的信。

她，这个永远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被他认为头脑简单的陶丽，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色瞧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想到这情景，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脸上竟不由自主地（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延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

他因这样的憨笑不能饶恕自己。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按捺不住怒气，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奔出房间。从此她就不愿再见他了。

“都怪我笑得太傻了。”奥勃朗斯基想。

“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可是答不上来。

二

奥勃朗斯基对待自己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装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今年三十四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他的妻子比他只小一岁，却已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现在他不再爱她了，这一层他并不后悔。他后悔的是没有把那件事瞒过妻子。不过，他感觉到自己处境的为难，也替妻子、孩子和自己难过。他要是早知道这件事会让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会竭力把这罪孽瞒住，不让她知道。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只模模糊糊地感到妻子早已知道他对她不忠实，不过装作没看见罢了。他甚至认为，她已经年老色衰，失去风姿，毫无魅力，纯粹成了个贤妻良母，理应对他宽宏大量，不计较什么。谁知正好相反。

“唉，真糟糕！啊呀，真糟糕！”奥勃朗斯基一直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没出这件事以前，一切都多么如意，我们的日子过得多美！她有了几个孩子，感到心满意足，十分幸福。我也从不干涉她的事，让她随意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说真的，糟就糟在那个女人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真糟糕！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的确有点儿庸俗，下流。可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教师啊！（他清晰地想起了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放肆过。现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真像有意跟我过不去似的！啊呀呀！究竟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时，他通常解决的办法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抛弃烦恼忘记愁。他现在也别无他法。但此刻他可不能靠睡眠来忘掉烦恼，至少不到夜里办不到，因此也就不能重温有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往后瞧着办吧！”奥勃朗斯基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拉起腰带打了个结。他挺起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照例迈开那双轻灵地支撑着他那肥胖身子的八字脚，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使劲摇了摇铃。他的贴身老仆马特维应声而来，手里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手拿理发用具也跟着马特维走进来。

“衙门里有没有来公文？”他接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来，问。

“在桌上哪。”马特维回答，他疑惑而又同情地瞅了老爷一眼，等了不多一会儿，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了。”

奥勃朗斯基什么也没回答，只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奥勃朗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你何必说这话呢？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马特维双手插在上装口袋里，伸出一只脚，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忠心耿耿地对主人默默看了一眼。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这以前别再来打扰您，来也是白搭。”——这句话他显然是预先想好的。

奥勃朗斯基懂得，马特维想说说笑话，逗人家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几个译错的字，顿时容光焕发。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到了。”他做了个手势，要理发师那只光润的胖手停一下，说道。理发师正在他那又长又鬈的络腮胡子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来。

“赞美上帝，”马特维回答了一声，表示他像老爷一样懂得她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就是说，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奥勃朗斯基的爱妹来访，也许能使兄嫂言归于好。

“就她一个，还是同姑爷一起来？”马特维接着问。

奥勃朗斯基不好回答，因为理发师正在剃他的上唇，他就竖起一只手指。马特维对镜子点点头。

“一个人。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吧？”

“你去报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报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吗？”马特维疑惑不解地问。

“对，去向她报告。噢，你把电报拿去给她看，她会吩咐的。”

马特维心里明白：“您这是要我去试探一下。”但嘴里却说：“是，老爷。”

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穿着咔嚓咔嚓响的长靴慢吞吞地回到房里的时候，奥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要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向您回禀，她要走了。她说，‘他——就是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马特维眼睛里含着笑意说，接着双手插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打量主人。

奥勃朗斯基不作声。随后他那漂亮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呃？马特维！”他摇摇头说。

“不要紧，老爷，会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解决吗？”

“会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奥勃朗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问道。

“是我，老爷。”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坚定而愉快的声音。接着老保姆马特廖娜严厉的麻脸从门外探了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奥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奥勃朗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家里几乎人人都站在他一边，就连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这个老保姆，也不例外。

“什么事啊？”他垂头丧气地问。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也许上帝会赐恩的。她太受罪了，人家瞧着她都觉得可怜。再说家里闹得颠三倒四的，也不是个办法。老爷，您得可怜可怜孩子他们哪。去认个错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玩出事情来了……”

“她不肯同我见面呢……”

“您只要尽心尽力就行。上帝是仁慈的，老爷，您一定得祷告上帝，祷告上帝。”

“好的，你去吧。”奥勃朗斯基突然涨红了脸说。“来，让我换衣服！”他对马特维说，随即利索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举着那件洗净熨挺的衬衫，好像举着一具马轭，吹吹上面看不见的灰尘，这才满意地把它套在老爷强壮的身体上。

三

奥勃朗斯基穿好衣服，身上洒了香水，拉齐衬衫袖口，照例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重链子带表坠的怀表分别放到几个口袋里，然后又抖了抖手帕。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遭到了不幸，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健康，浑身芳香，精神抖擞。他微微抖动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给他准备好咖啡，咖啡杯旁边摆着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是那个想买他妻子林产的商人写来的，他看了很不愉快。那座树林非卖不可，但现在同妻子还没有言归于好，这件事就根本谈不上。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会牵涉当前他同妻子的和解问题。一想到他会受这种金钱关系的支配——为了出卖树林而非同妻子讲和不可，他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奥勃朗斯基看完信，把公文挪到面前，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记号，又把公文推开，开始喝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说实话，他对科学、艺术、政治都不感兴趣，但却始终支持大多数人和他们的报纸对各种问题的观点，而且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才改变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他改变了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里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

奥勃朗斯基从不选择政治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政治派别和观点自动找上门来，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上装的式样，在穿着上总是随大流一样。由于进出上流社会，再加上成年人思想活跃，他需要有政治观点，就像需要帽子一样。至于他选中自由派，而不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信奉保守派，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有道理，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自由派说俄国什么事都很糟。不错，奥勃朗斯基负债累累，手头总是很拮据。自由派说，婚姻制度陈旧，必须加以改革。不错，家庭生活确实没有给奥勃朗斯基带来多少乐趣，还违反他的本性，强迫他说谎作假。自由派说——或者更确切些，暗示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不错，奥勃朗斯基即使做一个短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再说，他也无法理解，既然现实生活这样快乐，那又何必用恐怖而玄妙的语言来谈论来世呢。此外，奥勃朗斯基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作弄老实人。例如他说，若要夸耀祖宗的话，那就不应限于留利克[6]而把人类的老祖宗——猴子忘掉。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在奥勃朗斯基身上扎了根，他爱读他订的报纸，就像饭后爱抽一支雪茄，因为读报会使他头脑里腾起一片轻雾。他读了社论，社论里说，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叫嚣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这一洪水猛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凭空捏造的革命这一洪水猛兽，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因循守旧”，等等。他又读了一篇论述财政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到边沁和穆勒[7]，并且讽刺了政府某部。凭着天生的机灵，他能识破各种各样的讽刺文章是什么人策划的，针对什么人的，出于什么动机。他觉得这种分析是一种乐趣。可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想到了马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的风波。他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以及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等广告，不过这些新闻广告并没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有点儿滑稽。

他看过报纸，喝了两杯咖啡，吃好黄油面包，站起身来，拂掉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接着挺起胸膛，快乐地微微一笑。这并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愉快的事，而纯粹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不过，这愉快的微笑立刻又勾起他的心事。他沉思起来。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勃朗斯基听出是他的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雅的声音）。他们在搬弄什么东西，把东西弄翻在地上。

“我说嘛，车顶上不能乘客人，”女儿用英语叫道，“捡起来！”

“怎么能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呢，”奥勃朗斯基想，“真是乱七八糟。”他走到门口召唤他们。孩子们丢下充当火车的匣子，向父亲跑来。

这女孩是父亲的小宝贝，她大胆地跑进房间，抱住他，嘻嘻哈哈地笑着吊在他的脖子上。她像平时一样，闻到他络腮胡子里散发出来的熟识的香水味，就感到快乐。最后，女孩吻了吻他那焕发着慈爱的光辉、因为弯腰而涨得通红的脸，松开双手，正要跑开，却被父亲拦住了。

“妈妈怎么样？”他抚摩着女儿光滑娇嫩的脖子，问。“你好！”他同时转过脸笑眯眯地回答男孩子的问候。

他知道他不太喜欢男孩子，但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男孩子感觉到这一点，对父亲冷淡的笑容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是一个通宵没睡觉。”他想。

“那么她高兴吗？”

女孩子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母亲心里不高兴。这一点父亲应该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显然是装出来的。她为父亲脸红。做父亲的立刻察觉到这一点，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女儿说，“她没叫我们上课，她叫古丽小姐带我们到奶奶家去玩。”

“好的，去吧，我的小塔尼雅。哦，等一下。”他又拦住她，抚摩着她柔软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了两块她喜爱的糖：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这给格里沙吗？”她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摸摸她的小肩膀，吻吻她的头发和脖子，这才放她走。

“马车准备好了。”马特维说，“来了一个请愿的女人。”他补充说。

“来了好一阵了吗？”奥勃朗斯基问。

“大约有半个钟头了。”

“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有人来要立刻报告我！”

“总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哪！”马特维说。他的语气那么亲切朴实，叫你没法子发火。

“噢，那你叫她马上进来！”奥勃朗斯基烦恼地皱着眉头说。

来请愿的是加里宁上尉的妻子。她提出一个办不到的无理要求，但奥勃朗斯基还是照例请她坐下，仔细听她把话说完，中间也没有插嘴，还给她做了详细的指示，告诉她应该怎么办，应该去向谁要求；他甚至用他粗犷、奔放、漂亮而清晰的字体，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可能帮她忙的人。奥勃朗斯基把上尉的妻子打发走后，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看来没有忘记什么，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

“真糟糕！”他垂下头，漂亮的脸上现出苦恼的神情，“去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着，但内心却在说，不用去，除了虚情假意，不会有别的，他们的关系已无法补救，因为她不能再变得年轻美丽，富有魅力，而他也不能立刻成为对女人无动于衷的老人。现在除了虚情假意、说谎骗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虚情假意、说谎骗人却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但早晚还是得去，总不能一直这样僵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两口，就丢进螺钿烟灰缸里，然后迈着大步穿过阴暗的客厅，打开另一扇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四

陶丽穿着短袄，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她从前那头浓密的秀发，现在已变得稀疏难看，用发针盘在脑后。她面颊凹陷，那双惊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而显得格外触目。房间里乱七八糟，到处摊着衣物。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下来，眼睛盯住门，竭力装出严厉而轻蔑的神气，但是装不像。她怕他，怕此刻同他见面。她正在试着做三天来已经试了十次的那件事：把准备带到娘家去的孩子们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清理出来，可她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会儿，她又像前几次那样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因循下去了，得想出一些办法来惩罚惩罚他，羞辱羞辱他，哪怕只让他稍微尝尝他给她的痛苦滋味，也算是对他做了报复。她老是说要离开他，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无法不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无法不再爱他。此外，她觉得既然在家里都照管不好五个孩子，一旦离开家，到了外面，就更管不好了。事实上，这几天最小的孩子已经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另外几个孩子昨天一天简直没有吃上饭。她知道离家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欺骗自己，继续整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一看到丈夫，她伸手到衣柜抽屉里，仿佛在找寻东西。等他走到身边，才回头向他瞧了一眼。她原想摆出一副严肃果断的样子，结果却露出困惑痛苦的神色。

“陶丽！”他怯生生地低声说，把头缩在肩膀里，竭力装出驯顺的可怜相，但整个人还是显得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她迅速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的模样。“哼，他倒得意！”她想，“可我呢？……他那副和颜悦色的样子真叫人讨厌，可大家还因此喜欢他，称赞他；我就是恨他这副样子。”她抿紧嘴唇，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右颊的肌肉抽搐起来。

“您要干什么？”她急急地用不自然的胸音说。

“陶丽！”他颤声又叫了一下，“安娜今天就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嚷道。

“这可是应该的呀，陶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眼睛不看他，嚷道。她这么叫嚷，仿佛是由于身体上什么地方疼痛得厉害。

当奥勃朗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他还能保持镇定，还能像马特维说的那样希望一切都顺利解决，还能平静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一看到她痛苦憔悴的脸，一听见这种听天由命的绝望声音，他就喘不过气来，喉咙里就像有样东西哽住了，眼睛里也泪光闪闪。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啦！陶丽！你就看在上帝的分上吧！……你要知道……”他说不下去，喉咙被泪水哽住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柜子，瞪了他一眼。

“陶丽，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有一句话：请你原谅我，原谅我……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原谅我一时的……一时的……”

她垂下眼睛听着，看他还要说些什么，仿佛求他否认有过那件事，好使她改变想法。

“一时的冲动……”他继续说。

一听到这句话，她又像身上给扎了一针似的，抿紧嘴唇，右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

“走开，走开！”她声音更尖锐地嚷道，“别来对我说您那种冲动和卑鄙的行为！”

她想出去，可是身子一晃，她连忙抓住椅背。他的脸变宽了，嘴唇噘起，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陶丽！”他说着哭起来，“看在上帝分上，想想孩子吧，他们是没有罪的。我有罪，你惩罚我好了，让我来赎罪吧。只要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干！我有罪，我确实罪孽深重！可是陶丽，你就原谅我吧！”

她坐下了。他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他说不出有多么可怜她。她几次想说话，可是开不了口。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是为了逗他们玩；可我想到他们，知道他们这下子都给毁了。”她这样说，显然这是她三天来反复叨念的话里的一句。

她照旧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瞧了她一眼，挨近些想去拉她的手，却被她嫌恶地避开了。

“我一直想着孩子们，为了拯救他们我什么都愿意干。可是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他们的父亲呢，还是把他们留给放荡好色的父亲——对，就是放荡好色的父亲……好，您倒说说，出了那件……那件事以后，难道我们还能生活在一起吗？难道还有可能吗？您倒说说，难道还有可能吗？”她提高声音反复说，“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同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关系以后……”

“可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

“我讨厌你，我恨你！”她嚷道，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没有良心，不知羞耻！您卑鄙，讨厌！您是个外人，是个十足的外人！”她又痛苦又憎恨地说出连她自己也觉得可怕的“外人”这两个字。

他对她瞧了瞧。她一脸的怨气使他又害怕又惊奇。他不懂得为什么他可怜她反而使她生气。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没有爱情。“哦，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有个孩子哭起来，大概是摔跤了。陶丽留神倾听着，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似乎弄不懂她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接着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孩子哭时她脸色的变化，心里想，“她爱我的孩子，又怎么能恨我呢？”

“陶丽，你让我再说一句吧！”他跟在她后面说。

“您要是跟住我，我就叫仆人，叫孩子！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同您那位姘头住在这儿好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用手擦擦脸，悄悄地从房间里走出去。“马特维说事情会解决的，可是怎么解决呢？我看不出有丝毫的可能。唉，真糟糕！她叫起来多么粗野呀！”他想起她的叫嚷和“无赖”、“姘头”这些字眼，自言自语道，“说不定连女仆都听到了！太粗野了，真是太粗野了。”他独自站了几秒钟，擦擦眼睛，叹了一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师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勃朗斯基想起他对这个认真的秃头钟表师开过的玩笑，说这个德国人“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一辈子都上足发条了”。他想到这个笑话，笑了。奥勃朗斯基喜欢说俏皮话。“说不定事情真的会解决的！会解决的，这话说得好！”他想，“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你同马莉亚还是把休息室收拾收拾让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住吧。”他对走进房里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走到台阶前。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送他到门口，问。

“不一定。拿去开销吧，”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十卢布钞票交给马特维，“够不够？”

“够也好，不够也好，总得凑合着过呀！”马特维说罢，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退到台阶上。

这时候，陶丽哄好孩子，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知道他走了，就回到卧室。只要她一走出卧室，一大堆家务事就会把她包围起来，因此卧室就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刚才她一走进育儿室，英国保姆和马特廖娜就抓住机会，向她提了几个不容耽搁而且只有她才能回答的问题：孩子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服？让不让他们吃牛奶？要不要派人去找一个新厨子？

“嗳，别来打扰我，别来打扰我！”她说着回到卧室，在她刚才同丈夫谈话的地方坐下，紧握着瘦得戒指都要从手指上滑下来的双手，从头至尾重温那场谈话。“他走了。但他同她到底怎么断绝关系呢？”她想，“他是不是还在同她见面？我刚才怎么不问问他？不，不，和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还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们彼此也是外人，永远是外人！”她特别感慨地重复着这个她觉得十分可怕的词儿，“我本来多么爱他，多么爱他呀！……多么爱他呀！难道现在就不爱他了？我现在不是比以前更爱他吗？最可怕的是……”刚想到这里，马特廖娜从门口探进头来，把她的思路打断了。

“太太，您把我的兄弟叫来吧，”她说，“他很会做饭，要不然孩子们又会像昨天那样，到六点钟还吃不上饭呢。”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新鲜牛奶叫人去拿了吗？”

就这样，陶丽又忙起日常的家务来，让家务把她的痛苦暂时淹没掉。

五

奥勃朗斯基凭着一点小聪明，在学校里书念得不坏，但他常常偷懒，又喜欢淘气，因此毕业时名次还是排在末尾。他生活放荡，年资不高，却在莫斯科官厅里担任一个体面而俸金优厚的官职。这个位置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部里身居要职，奥勃朗斯基的官厅就隶属于他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位置，奥勃朗斯基通过其他许多亲戚——兄弟、姐妹、从表兄弟、从表姐妹、叔伯、舅父、姑妈、姨妈等——的关系，也可以弄到这个或类似的位置，每年约莫有六千卢布俸金。他需要这笔进款，因为他的妻子虽说有大宗财产，他自己经营的事业却总是很不顺手。

奥勃朗斯基的亲戚朋友极多，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有一半人认识他。他生于烜赫的官宦世家。官场里上了年纪的人，有三分之一是他父亲的朋友，从小就认识他；另外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再有三分之一是他的老相识。这样，地位、租金、租赁权等尘世福利的支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是不会把一个自己人忘记的。因此，奥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并不太费力。他只要不固执己见，不妒忌，不同人吵架，不发火就行，而他生性随和，素来没有这些毛病。要是人家说，他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肥缺，他会觉得可笑，再说他也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他所要求的只是领取跟他的同年人一样的俸金，因为他任这类官职决不比别人差。

凡是认识奥勃朗斯基的人都喜欢他，不仅因为他善良乐天，诚实可靠，还因为在他的身上，在他英俊健康的外貌上，在他闪闪发亮的眼睛，乌黑的眉毛、头发和白里透红的脸上，有一种招人喜爱的生理上的力量。“哦！斯基华！奥勃朗斯基！是他来了！”谁遇见他都会这样笑逐颜开地叫起来。即使有时同他谈话并不特别有趣，但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遇见他还是很高兴。

奥勃朗斯基主管莫斯科那个官厅已有三年，他不仅获得同僚、下属、上司和同他打过交道的一切人的好感，而且受到他们的尊敬。奥勃朗斯基赢得他的同事普遍尊敬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他由于知道自己的缺点，待人接物极其宽大；第二，他的自由主义不是从报上学来，而是天赋的，因此很彻底，本着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对人一视同仁，不问他们的身份和头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职务总是很随便，从来不卖力，也从来不犯错误。

奥勃朗斯基到了官厅，在毕恭毕敬的看门人陪同下，挟着公事包走进他的小办公室，换上制服，这才走到办公大厅里。全体文书和公务员纷纷起立，快乐而恭敬地向他鞠躬。奥勃朗斯基照例走向自己的位子，一路上跟同事们一一握手，然后坐下来。他先讲几句笑话，讲得很有分寸，接着开始办公。办公时应保持多少自由、随便和礼节，才能使大家愉快地工作，这一层奥勃朗斯基比谁都懂得。秘书像其他官员那样，愉快而恭敬地拿着公文走过来，并且用奥勃朗斯基所提倡的没有拘束的亲昵语气说：

“我们终于拿到奔萨省的报告了。这就是，您要不要……”

“终于拿到了？”奥勃朗斯基用一只手指按住公文说，“哦，各位……”办公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不知道，我这个长官半小时前还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呢！”他一面煞有介事地低下头听报告，一面想，但眼睛里含着笑意。办公要持续到两点钟，这以后才能休息和进餐。

不到两点钟的时候，办公厅的大玻璃门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闯进来。坐在沙皇像和守法镜下办公的全体官员，看到有机会松散松散都很高兴，纷纷向门口回过头去。但看门人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

等秘书读完公文，奥勃朗斯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按照时髦的自由主义作风，就在办公厅里掏出一支烟，往他的小办公室走去。他的两个同僚——老资格的官员尼基丁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着他走去。

“吃过饭还来得及办完。”奥勃朗斯基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丁说。

“福明那家伙是个十足的骗子手。”格里涅维奇说到同他们正在办的案件有关的一个人。

奥勃朗斯基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头，表示不该过早地下判断，但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刚才闯进来的是谁？”他问看门人。

“大人，有个人趁我一转身，问也不问就钻了进来。他要见您。我说，等官员都走了，再……”

“他在哪里？”

“大概在门厅里，刚才还在这儿走来走去呢。哦，就是他。”看门人指着一个体格强壮、肩膀宽阔、蓄有鬈曲大胡子的男人说。那人也不脱下羊皮帽，就沿着石级磨损的台阶矫捷地跑上来。一个瘦小的官员挟着公事包正好走下去，就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望这个跑上来的人的两只脚，然后用询问的目光对奥勃朗斯基瞟了一眼。

奥勃朗斯基站在台阶顶上。他一认出跑上来的人是谁，他那张被制服的绣花领子托住的和颜悦色的脸就更加容光焕发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8]，你到底来啦！”他打量着迎面走来的列文，带着友好而嘲弄的微笑说。“你怎么屈驾到这鬼地方来找我呀？”奥勃朗斯基说，他不以握手为满足，又吻了吻他的朋友，“你来好久了吗？”

“我刚到，很想看看你。”列文一面回答，一面羞怯而愤怒地向周围望望。

“嗯，到我的办公室去吧。”奥勃朗斯基知道这位朋友自尊心很强，容易恼羞，就说。他挽住列文的胳膊，拉着他走，仿佛带着他经过什么危险的地方。

凡是相识的人，奥勃朗斯基差不多都“你我”相称；不论是六十岁的老人还是二十岁的青年，是演员还是大臣，是商人还是侍从武官，他都一视同仁，因此在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他都有许多老朋友。这些处于社会两极的人，要是知道通过奥勃朗斯基的关系，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的东西，准会感到惊奇的。他会跟随便什么人一起喝香槟酒，凡是同他喝过香槟酒的人，他都同他们“你我”相称。因此，如果有下属在场，他遇见一些不体面的“你”——他就这样戏称他的许多朋友——他也会凭他的机灵冲淡下属不愉快的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你”，但奥勃朗斯基凭他的机灵感觉到，列文以为他也许不愿在下属面前暴露同他的亲密关系，因此连忙把他领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跟奥勃朗斯基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彼此“你我”相称也并非只因香槟酒的缘故。列文从小就是他的同伴和朋友。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志趣各异，却像一般从小就熟识的朋友那样感情深厚。不过，他们也像一般行业不同的朋友那样，对对方的工作，口头上也会谈论并表示赞成，心底里却总是鄙薄的。他们各人都以为自己所过的是唯一正确的生活，而别人却在虚度年华。奥勃朗斯基一看见列文，就忍不住露出嘲弄的微笑。他看见列文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不知有多少次了。列文在乡下忙忙碌碌，但究竟在忙些什么，奥勃朗斯基从来不很清楚，而且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总是情绪激动，慌慌张张，手足无措，又因自己这种窘态而恼怒，而且对各种事物往往抱着人家意料不到的新观点。奥勃朗斯基对他的这种态度又是嘲笑，又是欣赏。同样，列文心里也瞧不起朋友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和他的职务，认为他办的公事根本没有意思，因而经常加以嘲笑。所不同的只是，奥勃朗斯基做着一般人都在做的事，笑得很自在，很淳朴，而列文却笑得不自在，有时还有点气愤。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奥勃朗斯基说着走进了办公室，这才放下列文的胳膊，仿佛表示这里没有危险了，“看见你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他继续说，“你说说，你好吗？过得怎么样？几时到的？”

列文不作声，打量着奥勃朗斯基那两个同事陌生的脸，特别注意到文质彬彬的格里涅维奇的两只手。这两只手的手指那么白皙细长，尖端弯曲的指甲那么焦黄，还有袖口上的纽扣那么大那么亮，仿佛把列文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使他无法自由思想。奥勃朗斯基立刻发觉这一点，微微一笑。

“哦，对了，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菲里浦·伊凡诺奇·尼基丁，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接着又转身介绍列文说：“地方自治会会员，自治会里的新派人物，一手举得起五普特[9]的体育家、畜牧家、猎手，我的朋友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老弟。”

“不胜荣幸。”那个小老头说。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格里涅维奇伸出他那指甲很长的瘦手，说。

列文皱起眉头，冷冷地握了握他的手，立刻又转身跟奥勃朗斯基说话。虽然他很尊敬他的异父同母的哥哥——那位全国闻名的作家，但遇到人家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京·列文，而是把他当作名作家柯兹尼雪夫的兄弟和他交往时，他就觉得不舒服。

“不，我已经不是地方自治会会员了。我同每个人都吵过架，不再参加会议了。”他转身对奥勃朗斯基说。

“这么快吗？”奥勃朗斯基微笑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告诉你，”列文说，但接着就讲了起来，“好吧，简单地说，我确信地方自治会根本没有事干，也不可能有事干。”他气愤地说，仿佛刚才有人得罪了他，“一方面，它玩弄议会的一套，现在要我搞这玩意儿，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另一方面（他口吃了一下），这是县里某一帮人发财致富的手段。从前有监护机关，有法院，现在有地方自治会，只不过不是受贿而是支干薪罢了。”他说得十分激动，仿佛有人在反对他的意见。

“哈哈！我看你又变了，变成保守派了，”奥勃朗斯基说，“不过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吧。”

“好的，以后再谈。现在我有事要找你。”列文一面说，一面嫌恶地瞧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奥勃朗斯基几乎看不出来地微微一笑。

“你不是说过你不再穿西装了吗？”他打量着列文身上那套显然是法国裁缝缝制的新衣服，说，“对了！我看这也是新的变化。”

列文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但不是像一般成年人那样微微有点红，而是像孩子那样满脸通红。他对自己的腼腆感到可笑，因此更加害臊，脸也就红得更厉害，简直要流出眼泪来。这张聪明的、男子汉的脸上竟现出如此孩子般天真的神气，看上去真是别扭，奥勃朗斯基就不再向他看了。

“我们到什么地方见面？我有话要同你谈谈呢。”列文说。

奥勃朗斯基仿佛沉吟了一下，说：

“这样吧，我们到古林那里去吃午饭，到那边去谈谈。三点钟以前我有空。”

“不，”列文想了想回答，“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一下。”

“噢，那我们就一起吃晚饭吧。”

“吃晚饭？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只要问你两句话，我们以后谈吧。”

“那你现在先把这两句话告诉我，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谈。”

“唔，就是这么两句话，”列文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他竭力克制着腼腆，脸上现出尴尬的神气。

“谢尔巴茨基一家怎么样？没有什么新情况吧？”他说。

奥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脸上微微一笑，眼睛里闪出愉快的光芒。

“你问的只有两句话，可我不能用两句话来回答你，因为……对不起，你等一下……”

秘书现出亲切而又恭敬的样子走进来，并且像每个做秘书的人那样，自信在办公事方面比上司高明，拿着公文走到奥勃朗斯基跟前，嘴里说是请示，其实是向他说明困难所在。奥勃朗斯基没有听完他的话，就亲切地用手按住他的衣袖。

“不，您就照我说的那样去办吧！”他说，微微一笑来缓和语气。接着，他三言两语说明了自己对这桩公事的看法，然后推开公文说：“请您就这样去办吧，查哈尔·尼基奇。”

秘书尴尬地退了出去。列文趁奥勃朗斯基同秘书谈话的时候，克服了窘态。他双臂搁在椅背上，脸上露出嘲弄的神气。

“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他说。

“你不明白什么呀？”奥勃朗斯基依旧那么快乐地微笑着，掏出一支烟。他期待列文说出什么古怪的话来。

“我不明白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耸耸肩膀说，“你怎么会这样认真哪？”

“为什么不会呢？”

“为什么不会吗？因为没有意思。”

“这是你的想法，可我们还忙不过来呢！”

“忙于纸上谈兵。不过你干这种事是很有才能的。”列文补了一句。

“你是不是认为我有什么缺点？”

“也许是的，”列文说，“但我还是很欣赏你的魄力，并且因为有你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做朋友而感到荣幸。不过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补充说，竭力想正视奥勃朗斯基的眼睛。

“嗯，好的，好的。你等着吧，你将来也会弄到这个地步的。你现在在卡拉金县拥有三千亩[10]土地，你身上的肌肉这么发达，脸色又像个十二岁小姑娘那样红润，你当然很得意喽。但有朝一日你也会到我们这里来的。至于你所打听的事：没有什么变化，可惜你太久没到这儿来了。”

“哦，出什么事了？”列文恐惧地问。

“没什么，”奥勃朗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你这次来莫斯科到底有什么事？”

“嗯，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回答，脸又红到耳根了。

“好的，我明白了！”奥勃朗斯基说，“老实说，我本来要请你到我家去的，可是我妻子身体不太好。对了，你要是想见他们，那么可以到动物园去，他们四五点钟大概在那里。吉娣在那里溜冰。你先坐车去吧，我回头去找你。我们再一起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

“太好了。那就再见吧。”

“留神别忘了。你这个人，我知道，弄不好又会忘记的，或者一转身又回乡下去了！”奥勃朗斯基笑着大声说。

“不会的。”

列文走出办公室，直到门口才想起他忘记同奥勃朗斯基那两位同事告别了。

“这位先生看上去精力充沛得很。”列文走后，格里涅维奇说。

“可不是，朋友，”奥勃朗斯基摇摇头说，“他真是个幸运儿！在卡拉金县有三千亩土地，真是前途无量！身体又强壮！可不像我们这班人。”

“您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斯吉邦·阿尔卡迪奇？”

“唉，我的事情可糟透啦！”奥勃朗斯基长叹了一声，说。

六

奥勃朗斯基问到列文这次来莫斯科的目的，列文脸红了，并且因为脸红而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回答说：“我是来向你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这件事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彼此交谊深厚。他们的关系在列文读大学时更加深了。列文同陶丽和吉娣的哥哥，谢尔巴茨基公爵少爷，一起准备应考，一起进了大学。他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并且爱上了他们一家人。看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列文确实爱上了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姑娘。列文已经记不起他的生母了，他唯一的姐姐又比他大好多岁，因此正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他初次看到了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他由于父母去世，早就丧失了。他们家的每个人，特别是姑娘，他觉得仿佛都披着一重诗意盎然的神秘纱幕，他不仅看不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缺点，而且隔着这一重充满诗意的纱幕，他还感觉到他们都赋有最崇高的感情和完美无瑕的品德。为什么这三位小姐必须今天说法语，明天讲英语呢？为什么她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轮流弹钢琴，却让琴声送到楼上她们哥哥那间有两个大学生在做功课的房间里呢？为什么要请教师上门来教她们法国文学、音乐、绘画和跳舞呢？为什么她们每天要在规定的时间穿上缎子外套——陶丽穿长外套，娜塔丽雅穿中外套，吉娣穿短外套，这外套短得连她那双紧裹在红袜子里的小腿都暴露无遗了——同林侬小姐一起坐马车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上兜风呢？为什么她们还要让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保护着，在那里散步呢？这一切以及她们在她们的神秘世界里所做的其他许多事，他都无法理解，但他知道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呢，就是喜爱这种神秘的生活。

在大学时代，他差点儿爱上了大小姐陶丽，但陶丽不久就嫁给了奥勃朗斯基。接着他爱起二小姐来。他觉得他一定要在她们姐妹中间爱上一个。至于究竟爱哪一个，他却拿不定主意。娜塔丽雅踏进社交界不久就嫁给了外交官李伏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吉娣还是个孩子。谢尔巴茨基少爷进海军不久，在波罗的海淹死了。这样，列文同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关系，尽管有同奥勃朗斯基的交情，从此也就疏远了。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今年初冬又来到莫斯科，看见了谢尔巴茨基一家人。这时他才明白，在这三姐妹中他真正应该爱的是哪一个。

他这个出身望族、算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在别人看来真是太容易了。他可能立刻就会被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夫婿。但列文正在热恋中，他觉得吉娣是个十全十美的姑娘，是下凡的仙女，他自己则是个庸夫俗子，因此简直不敢想象别人和她本人会认为他能高攀得上。

列文为了要看见吉娣，几乎天天出入交际场所。他就这样神魂颠倒地在莫斯科混了两个月。后来他忽然断定这件事没有希望，就回乡下去了。

列文认为这件事没有希望，理由是他在她亲戚的眼里根本配不上迷人的吉娣，而吉娣本人也不会爱他。在她亲戚的眼里，他这人已经三十二岁，却还没有固定的事业和社会地位；他的同辈，有的已是上校和侍从武官，有的当上教授，有的做了银行行长和铁路经理，有的就像奥勃朗斯基那样当上政府机关的长官。可他呢（他很知道他在人家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个地主，只会养养牛，打打大鹬，盖盖仓库，也就是说，是个毫无出息的傻小子。他所干的，照社交界看来，正是蠢材干的事。

至于神秘而迷人的吉娣本人呢，她是不可能爱上像他这样相貌不好看而又才具平庸的人的。还有，他认为他一向对待吉娣的态度——他是她哥哥的朋友，因此待她就像大人对待孩子一样——也是他们恋爱上的一个障碍。他认为像他这样相貌不好看而心地善良的人，只能得到人家的友谊，而要获得像他对吉娣那样的爱情，就必须是个相貌英俊、才华出众的人才行。

据说，女人往往会爱上丑陋而平庸的人，但他不信，因为平心而论，他自己觉得，他也只能爱美丽、神秘而不同凡响的女人。

但是，在乡下独自待了两个月以后，他相信这次恋爱同他青年时期所经历的不一样。这次的爱情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她肯不肯做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简直一天也活不下去。而他的绝望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推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将遭到拒绝。他终于下定决心到莫斯科来求婚。要是成功，就结婚；或者……要是遭到拒绝，他无法想象他将会怎么样。

七

列文乘早班车来到莫斯科，住在他异父同母的哥哥柯兹尼雪夫家里。他换好衣服，走进哥哥的书房，想立刻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但他发现书房里不止他哥哥一个人，还坐着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这位教授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要和他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一个重要哲学问题而发生的误会。教授那时正在同唯物论者展开激烈的辩论，而柯兹尼雪夫则兴致勃勃地注视着这场辩论。他读了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就写信给他表示不同意见。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过分让步。教授立刻赶来同他辩论。他们辩论的是一个时髦问题：在人类活动中，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如果有，又在哪里？

柯兹尼雪夫迎接弟弟时，露出他那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亲切而冷淡的微笑。他给弟弟和教授做过介绍后，又继续他们的讨论。

这位教授前额狭窄，脸色枯黄，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他停住话头，同列文打了个招呼，又说下去，不再理他。列文坐下来，想等教授走，但很快就对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报刊上读到过他们正在讨论的那些文章。他在大学里读的是自然科学，因此对那些文章很感兴趣，认为它们发展了科学原理。不过，他从没把作为动物的人类的起源以及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等科学论断同生和死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这些问题近来越来越频繁地在他的头脑里盘旋。

他听着哥哥同教授的谈话，注意到他们把科学问题同精神问题联系起来，有几次甚至要专门探讨精神问题，但每次他们一接触到这个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总是立刻避开，又转入琐碎的分类、保留条件、引证论据、暗示和引用权威意见等方面，使他很难听懂他们的讨论。

“我不能容忍，”柯兹尼雪夫用他一贯明确的叙述和文雅的措辞说，“我说什么也不能同意凯斯的话，他认为我对外部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从印象产生的。事实上，我关于存在这个最根本的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获得的，因为没有传达这种概念的专门器官。”

“是的，但是他们，伍斯特也好，克瑙斯特也好，普利巴索夫也好，都会回答您说，存在这一意识是由全部感觉的总和产生的，存在这一意识是感觉的结果。伍斯特甚至直率地说，如果没有感觉，也就没有存在的概念。”

“我认为相反。”柯兹尼雪夫又开口了……

这时列文又觉得他们快要接触到最核心的问题，但他们又离开了这个题目。他决定向教授提一个问题。

“这样说来，如果我的感觉不存在了，如果我的肉体死亡了，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了吗？”他问。

教授恼怒地、仿佛因话头被打断而痛苦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古怪的提问者（他与其说像个哲学家，不如说像个拉纤夫），然后把目光转向柯兹尼雪夫，仿佛在问：“叫我怎么说呢？”不过，柯兹尼雪夫说话远不像教授那样激动，那样偏激。他从容不迫，既能回答教授的话，又能理解列文提这问题的淳朴而自然的想法。他微微一笑说：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

“我们没有资料……”教授应和着说，又继续阐述他的论点，“不，我要指出的是，如果确实像普利巴索夫所明白提出的那样，感觉是以印象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严格区别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倾听他们的谈话了，他一心只等教授告辞。

八

等教授走了以后，柯兹尼雪夫对弟弟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要住一阵吧？农场搞得怎么样？”

列文知道哥哥对农业并不太感兴趣，他这样问只是客套一番，因此只告诉他出卖小麦和金钱上的一些事。

列文原想把结婚的打算告诉哥哥，并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确实下了决心，可是一看见哥哥，听了他同教授的谈话，又听到哥哥询问农业（他们母亲遗下的田产还没有分，列文同时管理着两房产业）时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不知怎的，他感到不能把决心要结婚的事告诉哥哥。他觉得哥哥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看待这件事。

“那么，你们那边的地方自治会弄得怎么样？”柯兹尼雪夫问。他对地方自治会很感兴趣，对它很重视。

“哦，说实在的，我可不知道……”

“怎么？你不是地方自治会理事吗？”

“不，已经不是理事了，我辞职了，”列文回答，“我不再出席他们的会议了。”

“可惜！”柯兹尼雪夫皱起眉头低声说。

列文讲起县地方自治会的情况来替自己辩白。

“事情总是这样！”柯兹尼雪夫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俄国人总是这样。能看到自己的缺点，这也许是我们的长处，但我们往往夸大其词，随便讽刺挖苦，聊以自慰。我老实对你说，要是把我们地方自治会的权利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譬如说德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准会把这种权利变成自由，可是到了我们手里，只会变成一种嘲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列文负疚地说，“这是我最近的感受。我诚心诚意地试过了。我没有办法，无能为力。”

“不是无能为力，”柯兹尼雪夫说，“是你对这事的看法不对。”

“也有可能。”列文颓丧地回答。

“告诉你，尼古拉弟弟又来这儿了。”

尼古拉是列文的亲哥哥，柯兹尼雪夫的异父同母的弟弟。他自甘堕落，荡光了大部分家产，在最荒唐的下层社会里混日子，同兄弟们都闹翻了。

“真的吗？”列文恐惧地叫道，“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看到他了。”

“他在这里，在莫斯科吗？他在哪里？你知道吗？”列文站起来，仿佛马上就要去找他。

“我悔不该把这事告诉你，”柯兹尼雪夫看到弟弟那副激动的样子，摇摇头说，“我派人打听到他的住处，替他还清了欠特鲁宾的债，把借据给他送去。可是你瞧，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柯兹尼雪夫说着从吸墨纸底下抽出一张条子，交给弟弟。

列文看了看这张字迹古怪而熟识的条子：“我恳求你们别来打扰我。这是我要求我亲爱的兄弟们给我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列文看完这张条子，没有抬起头来，却拿着条子站在柯兹尼雪夫面前。

他想从此忘记这个不幸的哥哥，但又觉得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种思想在他心里斗争着。

“他显然是要侮辱我，”柯兹尼雪夫继续说，“但要侮辱我他又办不到。我原来倒确实是愿意帮助他的，可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是的，是的，”列文连声说，“我了解并且看重你对他的态度，但我还是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吧，可我劝你别去！”柯兹尼雪夫说，“就我来说，我没有什么顾虑，他不会挑唆你来跟我闹的。至于你，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要帮助他也没有办法，不过，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也许是没办法帮助他，但我觉得于心不忍……特别是现在这种时候……不过那当然是另一回事……”

“噢，这一层我可不明白！”柯兹尼雪夫说，“我只明白了一件事，也就是学会了宽恕。自从看到尼古拉弟弟变成这个样子以后，我对所谓卑鄙行为的看法改变了，变得宽宏大量了……你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

“哦，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列文反复说。

列文从柯兹尼雪夫的仆人那里打听到尼古拉的地址，本想立刻去看他，但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改到下午去。要做到心情平静，首先要解决促使他这次来莫斯科的那件事。列文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先到了奥勃朗斯基的官厅里去。他打听到了谢尔巴茨基家的情况，就坐上马车到可能找到吉娣的地方去了。

九

四点钟光景，列文感到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在动物园门口下了车，沿着小径向山上溜冰场走去。他知道一定可以在那边找到吉娣，因为看见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入口处。

这是一个严寒而晴朗的日子。入口处停着一排排私人马车、雪橇、出租马车，还可以看到许多宪兵。服装整洁的人群，帽子被灿烂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在入口处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甬道上，在俄国式雕花小木屋之间，熙来攘往。园里的老桦树，枝叶扶疏，被雪压得低垂下来，看上去仿佛穿着节日的新装。

他沿着小径向溜冰场走去，一路上自言自语：“不要激动，要镇定。你激动什么呀？你怎么啦？安静些，傻东西！”他在心里这样责备自己。可他越是想镇定，就越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有个熟人看见他，喊他的名字，可是他连那人是谁都没有认出来。他向山上走去，那里传来滑下来和拖上去的雪橇链子的铿锵声、雪橇滑动的刷刷声和欢乐的人声。他又走了几步，看见溜冰场就在前面，并且立刻就在溜冰的人群中认出她来了。

他认出她就在这里，不禁惊喜交集。她站在溜冰场的那一头，正在同一位太太谈话。她的服装和姿势都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列文一下子就在人群中认出她来，就像从荨麻丛中找出玫瑰花一样。一切都因她而生辉。她是照亮周围一切的微笑。他想：“难道我真的可以走到她眼前去吗？”他觉得她所在的地方是不可接近的圣地。刹那间，他竟然害怕到这个地步：他差点儿逃走。他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并且用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她周围运动、他也可以到那边去溜冰的想法来宽慰自己。他走了过去，像对着太阳似的不敢朝她多望，但也像对着太阳一般，即使不去望她，还是看得见她。

每星期的这一天，只要到了这个时刻，溜冰场上就都聚集着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彼此认识。这里有大显身手的溜冰健儿，也有扶着椅背胆怯而笨拙地学步的新手，有小孩，还有为了增进健康而来溜冰的老人。列文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因为他们就在这里，就在她旁边。所有溜冰的人似乎都若无其事地赶上她，超过她，甚至同她攀谈，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纯粹因为冰场出色和天气晴朗而兴高采烈，纵情欢乐。

吉娣的堂弟尼古拉·谢尔巴茨基穿着短上装和紧身裤，脚上套着溜冰鞋，坐在长凳上。他一看见列文，就对他叫道：

“喂，全俄溜冰冠军！您来了好久了吗？冰面挺不错，快穿上溜冰鞋吧！”

“我没有溜冰鞋。”列文回答，在她面前居然这样放肆，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奇。他虽然没向她那边望，却没有一秒钟不看见她。他觉得“太阳”在向他靠近。她在拐弯的地方，转动她那双裹在长靴里的窄小的脚，显然胆怯地向他溜过来。一个身穿俄式服装的少年，放肆地挥动双臂，身子低低地弯向地面，追上了她。她溜得不很稳；她的双手从带子吊着的小袖筒里伸出来，以防摔倒。她的眼睛望着列文。她认出他来了，向他微微笑着，同时因为自己的胆怯而露出羞涩的神气。她拐了个弯，一只脚富有弹性地往冰上一蹬直溜到她的堂弟眼前。她抓住他的手臂，微微笑着向列文点点头。她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美。

他一想到她，她的整个形象就会生动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特别是在她那少女秀美的肩上灵活地转动着的淡黄头发的玲珑脑袋，再加上她孩子气的开朗善良的面貌，使她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她脸上天真无邪的神气，配上她柔美苗条的身材，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深深地留在他的心坎里。不过，使他感到惊奇的，往往是她那温柔、安详和真挚的眼神。而最使他难忘的是她的微笑，这笑容每次都把列文带到一个神奇的仙境，使他心驰神往，留连忘返，好像回到童年时代难得遇到的快乐日子里一般。

“您来这儿好久了吗？”她向他伸出一只手，说。列文捡起从她袖筒里掉下的手帕，她说了声：“谢谢。”

“我吗？没多久，我是昨天……我是说今天……才到的。”列文由于激动，没有立刻明白她问这话的意思，这样回答。“我要来看看您，”他说，但一想到他来找她的用意，顿时涨红了脸，窘态毕露，“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漂亮。”

她留神地向他瞧瞧，仿佛想弄明白他发窘的原因。

“我得珍重您的夸奖。大家都说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溜冰大师呢。”她一面说，一面用戴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袖筒上的霜花。

“是的，我一度对溜冰入过迷，希望能达到尽善尽美的水平。”

“看来您干什么事都挺认真，”她笑眯眯地说，“我真想瞧瞧您溜冰。您就穿上溜冰鞋，让我们一起溜吧！”

“一起溜！真会有这样的事吗？”列文望着她想。

“我这就去穿。”他说。

说着他就去穿溜冰鞋。

“先生，您好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溜冰场的侍者扶住他的脚，替他拧紧溜冰鞋，说。“您一走，这儿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溜冰大师了。这样行吗？”他拉紧皮带问。

“行，行，就是请快一点儿。”列文回答，好不容易才忍住脸上幸福的微笑。他想：“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幸福！她说：‘一起，让我们一起溜吧。’我现在就对她说吗？可我很怕向她开口，因为我现在很幸福，至少充满幸福的希望……要是现在不说呢？……可我得说！一定得说，一定得说！不要胆怯！”

列文站起来，脱下大衣，沿着小屋旁边高低不平的冰面滑出去。一滑到光滑的冰场上，就毫不费力地溜起来，随心所欲地加快速度，不断弯来弯去，改变方向。他怯生生地接近她，但她的微笑使他放下心来。

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们就肩并肩地溜起来，不断加快速度。他们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握得越紧。

“同您一起溜，我会学得快一点。不知怎的，我就是相信您。”她对他说。

“您靠着我，我也就更加有信心了。”他说，但立刻因为说了这句话而感到害怕，脸都红了。果然，他一说出这句话，她脸上亲切的表情顿时消失，好像太阳躲进乌云里。列文熟悉她脸上这种变化，知道她在深思，她那光滑的前额上也出现了皱纹。

“您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不过我没有权利问您。”他慌忙说。

“为什么？……不，我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她冷冷地回答，立刻又补了一句，“您没有看见林侬小姐吗？”

“还没有。”

“您去看看她吧，她可喜欢您啦！”

“这是什么意思？我得罪她了。上帝啊，你帮助我吧！”列文想着，就向坐在长凳上的那个满头灰白鬈发的法国老妇人跑去。她笑眯眯地露出一口假牙，像老朋友一般迎接他。

“您瞧，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她看看吉娣，对他说，“可我们也老了。小熊[11]都变成大熊啦！”法国老妇人笑着继续说，提到他以前曾拿英国童话中的三只熊来戏称她们三姐妹。“您还记得您这样说过她们吗？”

这件事他完全不记得了，可是她十年来一直在笑这句话，并且很欣赏它。

“嗯，去吧，去吧，你们去溜吧！我们的吉娣现在溜得可好啦，是不是？”

列文跑回吉娣身边的时候，她已经不再绷着脸，眼神也显得诚恳亲切了，但列文觉得她的亲切中含有一种故作镇定的特殊味道。他感到不痛快。她谈了一下这位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谈到她的怪癖，然后问起他的生活情况来。

“冬天您在乡下不觉得寂寞吗？”她问道。

“不，不寂寞，我忙得很。”他一面说，一面感到她在用镇定的语气控制他，使他无法越出这样的话题，就同初冬那次一样。

“您要在这里住一阵吗？”吉娣问。

“我不知道。”他嘴里回答着，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心里想，如果他又被她那种平静友好的语气控制住，那他这次又会空手回去的。他决定打破这种局面。

“怎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要看您了。”他说，但说过后又立刻感到恐惧。

是她没有听见他这句话呢，还是她不愿意听，她仿佛绊了一跤，顿了两次脚，就匆匆地从他身边溜走了。她溜到林侬小姐面前，对她说了些什么，又向妇女换鞋的那所小房子溜去。

“上帝呀，我做了什么啦！上帝呀，帮助我，引导我吧！”列文祷告着，觉得需要剧烈地运动一下，就奔跑起来，在冰上兜着大大小小的圈子。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溜冰场上的新秀，嘴里衔着一支香烟，穿着溜冰鞋从咖啡室里出来。他起步滑了一下，沿着台阶一级级跳下来，发出嗒嗒的响声。接着，他飞跑下来，两臂的姿势都没有改变，就在冰场上溜了起来。

“嗬，这倒是一种新鲜玩意儿！”列文说着跑上去，也要试试这种新花样。

“当心别摔死了，这是要练过的！”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对他大声说。

列文走到台阶上，从上面一个劲儿直冲下来，伸开两臂在这种不熟练的溜法中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个台阶上他绊了一下，一只手几乎触到冰面，但他猛一使劲恢复了平衡，就笑着溜开去了。

“他这人真好，真可爱！”这会儿，吉娣同林侬小姐从小房子里出来，脸上露出亲切宁静的微笑，像瞧着心爱的哥哥那样瞧着他，心里想，“难道是我的过错吗？难道我做了什么坏事了吗？他们说我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但我同他在一起总觉得很快活，他这人实在好。但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列文由于剧烈的运动而满脸通红。他看见吉娣要走，她母亲在台阶上接她，他就站住，想了想。他连忙脱下溜冰鞋，在动物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俩。

“看见您很高兴，”公爵夫人说，“我们仍旧每逢星期四招待客人。”

“这么说，就是今天啰？”

“您要是能来，我们将感到很高兴。”公爵夫人冷冷地说。

母亲这种冷淡的态度使吉娣觉得难受。她忍不住想弥补一下，就回过头，笑盈盈地对他说了一声：“再见！”

这时候，奥勃朗斯基歪戴着帽子，容光焕发，眼睛发亮，以胜利者的快乐姿态走进动物园。但他一走到丈母娘眼前，就露出负疚的忧郁神色，回答她关于陶丽健康状况的询问。他沮丧地同丈母娘低声交谈了几句，就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手臂。

“我们现在就走吗，呃？”他问。“我一直在惦记你。你来了，我真高兴。”他意味深长地盯住他的眼睛，说。

“走吧，走吧！”列文兴高采烈地回答。他的耳朵里还一直响着“再见”这个声音，眼前还浮现着她说这句话时的那张笑脸。

“到英国饭店还是爱弥塔日饭店？”

“随便。”

“那就到英国饭店吧。”奥勃朗斯基说。他所以挑选英国饭店，是因为他欠英国饭店的账比欠爱弥塔日饭店的更多，他觉得避着不到那里去是不好的。“你有马车吗？那太好了，我把我那辆打发走了。”

两个朋友一路上沉默不语。列文在捉摸吉娣脸上表情变化的原因。他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又悲观失望，分明看出他的希望是不现实的，同时又觉得在看到她的笑容、听到她说“再见”之后，他仿佛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奥勃朗斯基一路上考虑着菜单。

“你不是爱吃比目鱼吗？”当他们到达饭店时，他问列文。

“什么？”列文反问了一句，“比目鱼吗？是的，我太喜欢比目鱼了。”

十

列文同奥勃朗斯基一起走进饭店的时候，他发现奥勃朗斯基脸上和身上显然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仿佛是抑制着的欢乐。奥勃朗斯基脱下外套，歪戴着帽子，走进餐厅，对那些身穿燕尾服、手拿餐巾围拢来的鞑靼侍者吩咐了一下。他向遇见的熟人一一点头致意。这里也像别处一样，凡是认识的人见到他都很高兴。他走到酒台旁边，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点鱼，对柜台后面那个浓妆艳抹，一身都是缎带、花边和满头鬈发的法国女人说了几句俏皮话，引得她咯咯咯地笑起来。对这个全身仿佛都是用假发、花粉和香油做成的法国女人，列文极其厌恶，连一口酒都没有喝。他连忙从她身边走开，好像避开脏地方一样。他的整个心灵都沉浸在对吉娣的回忆里，他的眼睛闪耀着胜利和幸福的微笑。

“请到这边来，大人，这边没有人打扰，大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鞑靼老头特别殷勤地说。他的臀部很宽，把燕尾服都撑得叉开了。“大人，您请。”他对列文说，表示由于尊敬奥勃朗斯基，对他的客人也格外殷勤。

他一转眼工夫就在青铜吊灯下面那张原来已铺有桌布的圆桌上再铺上一块干净桌布，挪了挪丝绒面椅子，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奥勃朗斯基面前，听候吩咐。

“大人，您要是喜欢单间，马上就有一间要空出来了，戈里曾公爵同一位夫人就要走了。今天有新鲜牡蛎。”

“啊，牡蛎！”

奥勃朗斯基考虑起来。

“原来的计划不变吧，列文？”他指着菜单，脸上露出迟疑不决的神色说，“牡蛎好不好？你得注意了！”

“是弗仑斯堡[12]货，大人，奥斯坦德[13]货没有。”

“弗仑斯堡货就弗仑斯堡货吧。新鲜不新鲜？”

“昨天刚到的。”

“那就先来个牡蛎，咱们再把整个计划改动一下，你看怎么样？”

“我反正都一样。我最喜欢蔬菜汤和麦片粥，不过这里当然不会有这种东西。”

“您要吃俄国麦片粥吗？”鞑靼人弯腰问列文，好像保姆问孩子一样。

“不，我相信你点的菜一定错不了。我刚溜过冰，肚子饿得很。”他发现奥勃朗斯基脸上有点不高兴，又补充说，“你别以为我不欣赏你的挑选。我吃起来一定满意。”

“那当然！不论怎么说，吃是人生一大乐事！”奥勃朗斯基说。“伙计，那么就给我来二十个，不，二十个太少，来三十个牡蛎，再有蔬菜汤……”

“青菜汤。”鞑靼人用法语应和说。不过，奥勃朗斯基显然不让他再卖弄法文菜名的知识。

“蔬菜汤，懂吗？再来个浓汁比目鱼，再来……煎牛排。注意了，要好的。或者再来个阉鸡，还有罐头水果。”

鞑靼人记起奥勃朗斯基一向不喜欢照法文菜单点菜，就不再用法文菜名重复一遍，但他还是自得其乐地把整张菜单用法语念了一遍。接着又像装了弹簧一样灵活，啪的一下把菜单放下，拿起酒单递给奥勃朗斯基。

“咱们喝什么酒呢？”

“随便，只是少一点儿，就喝香槟吧。”列文说。

“怎么？一开始就喝香槟？不过也行。你喜欢白封的吧？”

“白封的。”鞑靼人又用法语附和说。

“好，那就先来那种酒和牡蛎吧，后面的菜回头再说。”

“是，大人，来点什么下菜酒呢？”

“来纽意酒吧……不，还是来点老牌沙白立葡萄酒。”

“是，大人。要不要来一点您的干酪？”

“好，来点帕尔玛[14]干酪。你也许要来点别的什么吧？”

“不，我无所谓。”列文忍不住笑着说。

鞑靼人摆动着燕尾服后襟跑开了。过了五分钟，他端着一盘珍珠母色贝壳都打开了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飞奔而来。

奥勃朗斯基揉了揉浆过的餐巾，把巾角塞到背心领口里，稳稳当当地摆开双臂，动手吃牡蛎。

“真不错！”他用银叉把滑腻腻的牡蛎从珍珠母色的贝壳里挑出来，一个又一个地吞下去。“真不错！”他连声说，那双湿润发亮的眼睛忽而望望列文，忽而望望鞑靼人。

列文也吃着牡蛎，虽然他更爱吃白面包夹干酪。他欣赏着奥勃朗斯基那种吃得津津有味的模样。就连那个鞑靼侍者也一面开瓶塞，把起泡的葡萄酒倒进精致的酒杯里，一面现出得意的笑容，整整他的白领带，不时望望奥勃朗斯基。

“你不太喜欢牡蛎，是吗？”奥勃朗斯基说着，把杯子里的酒喝干。“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呃？”

他想让列文高兴，可是列文不仅不高兴，还感到局促不安。他心事重重；在这个饭店里，在男人带着太太一起用餐的这些单独房间之间，在这种嘈杂的闹声中，他觉得难受，觉得不舒服。这里的青铜器、镜子、煤气灯、鞑靼侍者，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讨厌。他唯恐充满心灵的美好感情遭到玷污。

“我？是的，我有心事；不过这一切都使我不舒服，”他说，“你不能想象，这一切对我这个乡下人来说有多么古怪，就像我在你们那里看见那位先生的长指甲一样……”

“是的，我也发觉你很注意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奥勃朗斯基笑着说。

“我真看不惯，”列文回答，“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用乡下人的眼光来看一看吧。我们在乡下总是竭力使自己的一双手便于干活，因此经常剪指甲，有时还把袖子卷起来。可是这里大家故意留指甲，留得越长越好，还有袖口的纽子也大得像碟子，弄得两只手什么事也不能做。”

奥勃朗斯基快乐地微笑着。

“是的，这表示他不用干粗活。他只用脑力劳动……”

“也许是这样。可我总觉得别扭，就像在吃饭这件事上觉得别扭一样；我们乡下人吃饭，总是尽量吃得快一点，吃完了好干活，可咱们在这里却想尽量吃得慢一点，因此先弄点牡蛎来吃吃……”

“哦，这个当然，”奥勃朗斯基随和地说，“不过这也就是文明的目的：处处讲究享受。”

“嗯，如果这就是文明的目的，那我宁可做个野蛮人。”

“你本来就很野蛮。你们列文家的人都很野蛮。”

列文叹了一口气，他想起尼古拉哥哥，感到羞愧和痛苦，皱起了眉头，但奥勃朗斯基一谈到另一个题目，立刻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么，今天晚上你到我们那里，就是谢尔巴茨基家去吗？”奥勃朗斯基推开粗糙的空牡蛎壳，把干酪挪到面前，意味深长地闪亮眼睛说。

“去，一定去，”列文回答，“尽管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

“你这算什么话！真是胡说八道！这是她的派头……喂，伙计，来汤！……这是她的派头，贵夫人的派头嘛！”奥勃朗斯基说，“我也要去，不过我得先去参加一下巴宁娜伯爵夫人的音乐会。嗐，你这个人还不算野蛮吗？你忽然从莫斯科失踪了，这事该怎么解释呢？谢尔巴茨基一家人一再问我，你到哪里去了，仿佛我一定知道似的。其实我只知道一点：你常常做些人家不会做的事。”

“是的，”列文缓慢而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这人是有点野蛮。不过我的野蛮不在于离开这儿，而在于现在又来了。我现在来……”

“嗬，你好幸福哇！”奥勃朗斯基盯住列文的眼睛，打断他的话说。

“何以见得？”

“‘我凭烙印识别骏马，从小伙子的眼睛看出他有了情人。’”奥勃朗斯基背诵着诗句，“你真是前途似锦啊！”

“难道你的一切都过去了吗？”

“虽不是一切都过去了，但你有前途，可我只有现实生活，而且是颠三倒四的。”

“怎么回事？”

“糟得很。唉，我不想谈我的事，其实也无从谈起。”奥勃朗斯基说，“那么你来莫斯科到底有什么事？……来，收掉！”他大声吩咐鞑靼人。

“你猜得着吗？”列文回答，他那双炯炯发亮的眼睛盯住奥勃朗斯基。

“猜得着，但这事我不好先开口。你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我猜得对不对。”奥勃朗斯基带着微妙的笑容瞧着列文，说。

“那么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列文声音哆嗦地说，觉得自己脸上的全部肌肉都在抽搐，“这问题你怎么看？”

奥勃朗斯基慢吞吞地喝干了那杯沙白立酒，眼睛一直盯住列文。

“我吗？”奥勃朗斯基说，“我所希望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没有了。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那么你没有搞错吧？你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事吗？”列文眼睛盯住对方问，“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我想有希望。为什么没有呢？”

“不，你真的以为这事有希望吗？不，你把你的想法统统说出来！不过，万一，万一我遭到拒绝呢？……我简直相信会遭到拒绝……”

“你究竟凭什么这样想呢？”奥勃朗斯基看到他这样激动，笑着说。

“我有时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事对我也好，对她也好，都是太可怕了。”

“嗳，这对一位姑娘来说决没有什么好怕的。随便哪一位姑娘遇到人家来求婚，总是挺得意的。”

“对，随便哪一位姑娘都是这样，可她是个例外。”

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他很懂得列文的这种感情，懂得在他看来天下的姑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除了她以外的天下所有的姑娘，这些姑娘个个具有人类的各种缺点，都平凡得很；另一类就是她一个人，没有任何缺点，而且凌驾于全人类之上。

“等一下，你加点酱油。”他捉住列文那只正在推开酱油瓶的手说。

列文听话地加了点酱油，但他不让奥勃朗斯基吃。

“不，等一下，等一下。”列文说，“你要明白，对我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件事我同谁都没有谈过，我同谁都不能像同你这样坦率地谈。其实咱俩处处不一样：趣味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但我知道，你喜欢我，了解我，我也非常喜欢你。啊呀，看在上帝分上，你就把实话全说出来吧。”

“我怎么想，就怎么对你说，”奥勃朗斯基微笑着说，“不过我先要对你说：我妻子是个极其古怪的女人……”奥勃朗斯基想到同妻子的关系，叹了一口气。他沉默了一下，又说：“她有先见之明。她看人看得很透，可这还不算，她还能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譬如说，她曾预言沙霍夫斯卡雅小姐将嫁给勃仑登。当时谁也不相信，但后来果然如此。这会儿她是赞成你的。”

“你这话怎么说？”

“是这样的，她不仅喜欢你，她还说吉娣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列文一听到这话，立即笑逐颜开，感动得几乎要掉眼泪。

“她说得太好了！”列文叫道，“我一向说她是个极好的人，你的夫人是个极好的人。好，这事谈得够了，够了。”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好的，可是你坐呀！”

但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矫健的步伐在这小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次，眨眨眼睛，免得人家看见他的眼泪。然后又回到桌旁坐下。

“你要明白，”他说，“这不是一般的爱情。我谈过恋爱，但这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这不是出于自己的感情，而是受一种外界力量的支配。说实在的，我上次离开这儿，因为觉得那事没有希望，那是一种人间不可能有的幸福；但我经过一番内心斗争，觉得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我一定要解决……”

“那你究竟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呢？”

“啊，这个回头再说！啊呀，我心里有多少想法，有多少事要问问你呀！你准不能想象，你刚才的话对我起了多大的作用。我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叫人家讨厌。我把什么都忘记了……我今天才知道尼古拉哥哥……才知道他也在这里……可我连他都给忘了。我仿佛觉得连他都是幸福的。我简直疯了。但有一件事太可怕……你已经结过婚，你一定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可怕的是，如今我们都有了年纪，以前我们都有过……不是爱情，而是罪孽……可如今我们忽然要同一个纯洁无瑕的姑娘接近。这太可憎了，因此不能不觉得自己高攀不上。”

“嗳，你并没有多少罪孽。”

“咳，还是有的，”列文说，“毕竟还是有的。‘我嫌恶地回顾我的生活，我战栗，我诅咒，我痛恨自己……’就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呢？做人就是这样的。”奥勃朗斯基说。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我喜爱的那句祷告：‘不是我可以将功赎罪，而是凭你的慈爱饶恕我。’也只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十一

列文把酒杯里的酒喝干了。他们沉默了一阵。

“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你认识伏伦斯基吗？”奥勃朗斯基问列文。

“不，我不认识。你问这干什么？”

“再来一瓶酒。”奥勃朗斯基吩咐鞑靼侍者。那个侍者没有事也守在他们旁边，转来转去，替他们斟酒。

“为什么要我同伏伦斯基认识呢？”

“你应该同他认识一下，因为他是你的情敌之一。”

“伏伦斯基是个什么人？”列文问。他的脸色顿时变了，从奥勃朗斯基刚才还在欣赏的天真的喜悦变成凶狠和恼怒。

“伏伦斯基是基里尔·伊凡诺维奇·伏伦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活标本。我在特维尔服役时就同他认识了，他常常到那边去招募新兵。非常有钱，人又长得漂亮，交游又广。他在担任宫廷武官，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小子。不仅心地善良，我来到这儿以后还发现他很有教养，又很聪明，是个前程远大的人物。”

列文皱起眉头，不作声。

“对了，你走了没多久，他就来到这儿了。据我了解，他爱吉娣爱得入了迷，还有，她母亲……”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不明白。”列文忧郁地皱着眉头说。他立刻想到了尼古拉哥哥，痛恨自己竟把他给忘了。

“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奥勃朗斯基笑眯眯地摸摸他的手说，“我把我所知道的全告诉你了。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在这件微妙的事上，从各方面看来，希望都在你这一边。”

列文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脸色发白。

“不过我劝你赶紧把这事解决掉。”奥勃朗斯基给他斟满酒，继续说。

“不，谢谢，我不能再喝了，”列文推开酒杯说，“我要醉了……那么，你近来怎么样？”他问，显然想改变话题。

“再说一遍：我劝你无论如何要赶紧解决。今晚不要谈了，”奥勃朗斯基说，“明天一早正式去求婚，愿上帝保佑你……”

“哦，你不是一直想到我们那边去打猎吗？你明年春天来吧。”列文说。

他心里十分悔恨，真不该同奥勃朗斯基谈这件事。奥勃朗斯基竟然跟他谈什么彼得堡的一个军官在跟他竞争，还做了猜测，提了劝告，这可亵渎了他的特殊的感情。

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他懂得列文内心的活动。

“我以后一定去。”他说，“是啊，老弟，女人好比螺旋桨，弄得你老是团团打转。我的情况也很糟，糟得很呢。都是女人的缘故。你坦率告诉我，”他掏出一支雪茄，一只手按住酒杯说下去，“你给我出出主意。”

“你究竟有什么事？”

“是这么一回事。假定你结过婚，你爱你的妻子，可是另外有个女人把你迷住了……”

“对不起，这种事我可一点也不理解，就好像……譬如说，我现在吃饱了饭，经过面包店，又溜进去偷面包。”

奥勃朗斯基的眼睛比平时更加闪闪发亮。

“为什么不？奶油面包有时香得会使你克制不住。

‘我若能克制尘世欲望，

那当然无比高尚；

我若忍耐不了这寂寞，

毕竟也享尽人间欢乐！’”[15]

奥勃朗斯基一边说，一边微妙地笑着。列文也忍不住笑了一笑。

“好吧，言归正传，”奥勃朗斯基继续说，“你要知道，那女人温柔多情，真是可爱，而且孤苦伶仃，她牺牲了一切。如今木已成舟，我又怎么能把她抛弃呢？就算为了不破坏家庭生活，非得同她分手不可，难道就不能可怜可怜她，设法减轻点儿她的痛苦吗？”

“哟，对不起，你也知道，我认为天下女人可以分成两种……不……说得确切些：真正的女人只有一种……那种既堕落又可爱的女人，我没有见过，我看也不会有。至于那个坐在柜台后面、满头鬈发、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我觉得她不是女人，简直是个妖精。凡是堕落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那么福音书中的那个女人[16]呢？”

“啊呀，别说了！基督要是知道人们会滥用他的话，就决不会说了。一部福音书大家就只记得这样几句话。不过我所说的并不是我所想的，而是我所感觉的。我嫌恶堕落的女人。你害怕蜘蛛，我可害怕那些妖精。你一定没有研究过蜘蛛，所以不知道它们的特性；我对那些女人也是这样。”

“你说说倒轻巧，好像狄更斯小说中的那位先生，他遇到难题，就用左手一个个从右肩上往后扔。不过，抹煞事实并不解决问题。你倒说说，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妻子老了，可你还精力旺盛。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觉得你再也无法爱你的妻子了，不管你怎样尊敬她。一旦遇到一位可爱的人儿，你就完了，完了！”奥勃朗斯基颓丧地说。

列文嗨地笑了一声。

“是啊，完了，”奥勃朗斯基继续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但总不能去偷奶油面包哇！”

奥勃朗斯基哈哈大笑起来。

“吓，真是一位道学先生！但你要明白，现在有两个女人：一个始终坚持她的权利，也就是坚持要你的爱情，但你却不能给她；另一个女人为你牺牲了一切，对你却毫无所求。你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才好呢？这是一大悲剧。”

“如果你想知道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我认为恋爱……就是柏拉图在《酒宴》中所说的两种恋爱，这两种不同的恋爱就是对人们的试金石。有些人只懂得这种恋爱，有些人只懂得另一种。对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悲剧不悲剧。那种恋爱是不会有什么悲剧的。‘多谢您使我得到了满足，再见！’——这就是全部悲剧。至于柏拉图式的恋爱是不会有什么悲剧的，因为这种恋爱始终是纯洁无瑕的，因为……”

这当儿，列文想起自己的罪孽和他所经历过的内心斗争，出其不意地补充说：

“但你说的话也许是对的。很可能是对的……可我说不上来，实在说不上来。”

“你要知道，”奥勃朗斯基说，“你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这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你自己具有一丝不苟的脾气，你就要求实际生活里一切都一丝不苟，但这是办不到的。譬如说，你瞧不起公益事业，因为你要求它都能符合你的目的，可这是办不到的。你要求人家的一举一动都具有目的性，要求恋爱和家庭生活永远统一，可这是办不到的。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组成的。”

列文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回答。他在想心事，没有听奥勃朗斯基说话。

两人忽然发觉，他们虽然是朋友，虽然在一起吃饭喝酒，关系似乎应该更加融洽，其实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彼此互不关心。奥勃朗斯基多次发觉，他们在饭后往往意见更加分歧，而不是更加融洽，但是他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开账！”他吩咐侍者，起身走到隔壁大厅，在那里遇见一个熟识的副官，就同他谈起某女演员和她的供养者来。奥勃朗斯基同那个副官一谈话，顿时感到轻松愉快，同列文谈话时产生的那种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极度紧张感也消除了。

鞑靼人送来账单，总共是二十六卢布零几个戈比，外加小账，其中列文吃的酒菜账是十四卢布。要是在别的时候，他这个乡下人准会大吃一惊，但今天他毫不在意，立刻付清了账，以便回家去换衣服，再坐车到决定他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去。

十二

吉娣·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今年才十八岁。冬天里，她第一次进入社交界。她在交际场中获得的成功超过她的两位姐姐，甚至出乎公爵夫人的意料。不仅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几乎个个拜倒在吉娣脚下，而且在这第一个冬天就出现了两位认真的求婚者：列文和在他走后立即出现的伏伦斯基伯爵。

列文在初冬时节的出现，他的频繁来访和对吉娣明显的爱慕之情，使做父母的第一次正式谈论吉娣的前途并发生了争吵。公爵中意列文，认为他配吉娣再合适也没有了。公爵夫人呢，她以女人家回避问题的惯用手法，说吉娣年纪还小，说看不出列文有诚意，说吉娣对他没有意思，用诸如此类的话加以推托；但她没有把主要的理由讲出来，那就是她希望替女儿选择个更好的对象，而列文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他的为人。上次列文突然从莫斯科不辞而别，公爵夫人倒很高兴，她得意扬扬地对丈夫说：“你瞧，被我说中了吧！”后来伏伦斯基一出现，她就更加高兴了，确信吉娣准能找到一个不仅是好的而且是杰出的夫婿。

在吉娣母亲看来，列文同伏伦斯基是怎么也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欢列文偏激而古怪的议论，不喜欢他在交际场所表现出来的笨拙行为——她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傲慢而产生的——不喜欢他整天同牲口和农民打交道的这种她认为粗野的乡下生活。她特别不喜欢的是，他爱上她的女儿，出入她们家也有一个半月了，却还在等待，还在观察，唯恐开口求婚会使他有失面子，他不懂得，一个男子经常出入有年轻姑娘的人家是非表明来意不可的。后来他又突然不别而行。“幸好他一点也不招人喜欢，吉娣没有爱上他。”做母亲的这样想。

伏伦斯基能使吉娣母亲的愿望全部得到满足。他很有钱，又很聪明，家庭出身好，当上了宫廷武官，更是前程似锦，而且又是个招人喜欢的男人。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理想的女婿了。

伏伦斯基在舞会上露骨地向吉娣献媚，他同她跳舞，经常出入她们的家，因此他的一片心意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如此，整整一个冬天，母亲的心情却一直极其烦躁。

三十年前公爵夫人自己出嫁，那是姑妈做的媒。未婚夫——他的情况事先都已知道——上门来相亲，他也就露了脸。做媒的姑妈事后分头传达了双方的印象。印象都很好。然后约定日期，公爵向女方父母求婚，当场就被接受了。这件事的经过很简单很顺利。至少公爵夫人有这样的感觉。但轮到给她的女儿择婿，她才体会到这件事看来平常，做起来却不简单，不容易。为了两个大女儿——陶丽和娜塔丽雅——出嫁，她担了多少忧，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钱，同丈夫争吵了多少回呀！如今小女儿要出嫁，她还是那样恐惧，那样忧虑，同丈夫争吵得比前两次更厉害。老公爵也像天下一切做父亲的人那样，对女儿的名誉和贞操管得特别严。他狂热地守着女儿，特别是他的爱女吉娣，处处同公爵夫人吵嘴，说她败坏了女儿的名声。在两个大女儿的婚事上，公爵夫人对公爵这一套已经习惯了，如今她更觉得公爵的严格管教是有道理的。她看到近来世风日下，做母亲的责任更重了。她看到，像吉娣这样年纪轻轻的姑娘都在组织什么团体，听什么演讲，同男人自由交往，单独坐车上街，有许多人甚至不行屈膝礼，而最主要的是，她们都坚持选择丈夫是她们本人的事，与父母无关。“现在出嫁同以前不一样了。”年轻姑娘都这么想这么说，就连上了年纪的人也一样。可是究竟该怎样出嫁，公爵夫人却怎么也打听不到。父母替儿女做主的法国规矩行不通，还遭到非难。女孩子完全自己做主的英国风俗也不能被接受，在俄国社会也行不通。通过别人做媒的俄国风俗被认为不开明，遭到大家的唾弃，包括公爵夫人在内。可是究竟女孩子该怎样出嫁，做父母的该怎样嫁女儿，谁也说不上来。公爵夫人不论同谁谈这件事，大家都说：“算了吧，那种老规矩如今该丢掉了。结婚的可是年轻人，不是他们的父母，还是让年轻人自己做主去吧。”没有女儿的人说说这种风凉话当然很容易，可是公爵夫人懂得，女孩子同男人接触就可能发生爱情，她可能爱上一个不想结婚的人，或者一个不配做她丈夫的人。不管人家怎样劝告公爵夫人，说如今应该让年轻人自己去安排生活，她却怎么也不能接受，就像她不能接受有朝一日实弹手枪将成为五岁孩子最好的玩具这种说法一样。因此，公爵夫人为吉娣比为两个大女儿操的心就更多了。

她唯恐伏伦斯基对待她的女儿只不过玩弄玩弄罢了。她看出女儿已经爱上了他，不过她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不至于做出那种事来，并以此自慰。但她也知道，如今社交自由，女孩子很容易丧失理智，而男人对那种罪孽又不当一回事。上星期吉娣把她同伏伦斯基跳玛祖卡舞时谈的话告诉了母亲。这番话使公爵夫人稍稍宽了心，但她还不能完全放心。伏伦斯基对吉娣说，他们弟兄俩都很听母亲的话，凡是重大的事，不同她商量是从来不做决定的。他说：“眼下我在等我妈从彼得堡来，也就是在等待一种特殊的幸福。”

吉娣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做母亲的对这事有做母亲的想法。她知道伏伦斯基天天都在等老夫人到来，老夫人对儿子的选择也一定会高兴的。使公爵夫人感到纳闷的是，他竟因唯恐违反母亲的心意而绝口不提婚事。但她渴望这件婚事成功，特别是要使自己定心，就更相信女儿的话了。公爵夫人看到大女儿陶丽遭到这样的不幸，竟至准备离开丈夫，心里虽然十分难过，但她的全部感情还是集中在这件决定小女儿命运的事上。今天，列文的出现更增添了她的焦虑。她觉得女儿曾一度钟情于列文，因此唯恐她过分单纯而拒绝伏伦斯基的求婚。总之，她唯恐列文的到来会使这桩眼看就要成功的好事受到影响，横生波折。

“什么，他来了好久了？”她们回到家里时，公爵夫人问到列文说。

“今天刚来，妈妈。”

“我有一句话要说，”公爵夫人开了头。从她严肃而激动的脸色上，吉娣猜到她要谈的是什么事。

“妈妈，”她涨红了脸，连忙向她回过头去说，“我请求您，我请求您不要说。我知道了，我全知道了。”

她的愿望同她母亲是一样的，但母亲的动机却使她感到委屈。

“我只想说，在给了一个人希望以后……”

“啊，妈妈，好妈妈，看在上帝分上，不要说吧。说那种事太可怕了。”

“不说，不说！”母亲看到女儿眼睛里的泪水，说，“但是有一件事，我的心肝，你曾经答应过我，说你不会对我隐瞒任何事情的。你这么说了，不会做不到吧？”

“永远不会的，妈妈，我对你什么事也不隐瞒！”吉娣涨红脸，眼睛盯住母亲回答，“可我现在没有什么话要说。我……我……就是想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对，凭她这种眼神，她是不会说谎的。”母亲想，看见女儿激动和幸福的模样，微笑起来。公爵夫人笑的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以为她自己此刻所想的事是多么重大，多么意义深远。

十三

在吃过晚饭到晚会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吉娣的心情就像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她的心卜卜直跳，头脑里思潮翻腾。

她觉得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晚会，将决定她的命运。她不停地想着他们两个，忽而分开想，忽而连起来想。回顾往事，她愉快而亲切地想起了她同列文的交往。她回忆起童年时代以及列文和她已故哥哥的友谊，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富有诗意。她相信列文是爱她的，列文对她的爱慕使她觉得荣幸和欣喜，她想到列文就觉得愉快。可是一想到伏伦斯基，却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尽管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和他在一起，仿佛有一点矫揉造作，但不在他那一边——他是很诚挚可爱的——而是在她这一边。她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十分自在。不过，她一想到将来同伏伦斯基在一起，她的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光辉灿烂的前景；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面前是一片迷雾。

她上楼去穿上夜礼服，照了照镜子，快乐地想到今天是她的一个好日子，她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当前的局面；她觉得自己镇定自若，举止优雅。

七点半钟，她刚走进客厅，仆人就来通报说：“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到。”这时公爵夫人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出来。“果然来了！”吉娣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心里。她照了照镜子，看到自己脸色苍白，吃了一惊。

现在她才断定，他之所以来得特别早，就是为了要同她单独见面，以便向她求婚。直到此刻，她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直到此刻，她才明白问题不仅关系到她一个人——她同谁在一起生活才会幸福，她爱的又是哪一个——就在这一分钟里她将使一个她所爱的人感到屈辱。而且将残酷地使他感到屈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个可爱的人爱上了她，对她发生了爱情。可是没有办法，她需要这样做，她应该这样做。

“天哪，难道真的要我亲口对他说吗？”她想，“叫我对他说什么好呢？难道真的要我对他说我不爱他吗？那分明是说谎。叫我对他说什么好呢？难道要对他说我爱上别人了？不，这可办不到。我要逃走，逃走。”

听到脚步声时，她已走到门口了。“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可我怕什么呢？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要说实话。同他在一起是不会觉得局促不安的。瞧，他来了！”看见他那强壮而又拘谨的身影和那双紧盯着她的明亮的眼睛，她自言自语。她对着他的脸瞧了一眼，仿佛在请求他宽恕，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我没有按时来，看样子来得太早了。”他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客厅，说。他看到他的愿望已经达到，没有谁会妨碍他向她开口，脸色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嗳，不！”吉娣说着在桌旁坐下。

“不过，我就是想同您单独见面。”他开口说，没有坐下来，也没有向她看，唯恐丧失勇气。

“妈妈马上就下来。她昨天太累了。昨天……”

她嘴里说着，但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她那恳求和怜爱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他望了她一眼，她脸红了，不再说下去。

“我告诉过您；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住好久，……这要看您了……”

她的头垂得越来越低，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眼看就要出口的话。

“这要看您了，”他又说了一遍，“我想说……我想说……我来是为了……为了要您做我的妻子！”他嗫嚅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他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就住了口，对她望了望。

她眼睛避开他，重重地喘着气。她兴奋极了，心里洋溢着幸福感。她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爱情表白竟会对她发生这样强烈的作用。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她想起了伏伦斯基。她抬起她那双诚实明亮的眼睛望着列文，看见他那绝望的神色，慌忙回答：

“这不可能……请您原谅……”

一分钟以前，她对他是那么亲近，对他的生命是那么重要！可此刻，她对他又是多么隔膜多么疏远哪！

“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他眼睛避开她，说。

他鞠了一躬想走。

十四

就在这当儿，公爵夫人进来了。她看见只有他们两人在场，又发觉他们那副尴尬的模样，脸上顿时现出焦虑的神色。列文向她鞠了个躬，一句话也没有说。吉娣不作声。也没有抬起眼睛来。“赞美上帝，她拒绝他了。”做母亲的想。她的脸上又浮起每星期四接待客人时惯常的微笑。她坐下来，问起列文乡下的生活。列文只得又坐下，等待别的客人到来，以便悄悄溜掉。

过了五分钟，吉娣的朋友，去年冬天才结婚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来了。

这是一个消瘦、枯黄、病态的神经质女人，生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她像一般已婚女人爱姑娘那样爱吉娣，总是照她自己的幸福观来替吉娣择婿，因此希望她嫁给伏伦斯基，今年初冬，她在吉娣家里常常遇见列文，她一直不喜欢他。她一遇到他，总是爱拿他开玩笑。

“我就喜欢他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他不是认为我愚蠢而不愿在我面前高谈阔论，就是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他那副样子，我觉得怪好玩的！我就喜欢他看见我受不了。”她这样说到列文。

她说得对，列文看到她确实受不了，并且瞧不起她，因为她竟认为神经质是她的长处，值得自豪，又因为她对一切庸俗粗野的事物总是抱着满不在乎的冷漠态度。

在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交界常见的关系，那就是表面上客客气气，心底里彼此却极其蔑视，不可能相互认真对待，甚至也不会生对方的气。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一见面就向列文进攻。

“嘿！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您又光临我们这个腐化堕落的巴比伦[17]了，”她伸出瘦黄的小手给他，想起初冬时他有一次把莫斯科说成巴比伦，说，“那么，是巴比伦改邪归正了呢，还是您堕落了？”她嘲弄地打量着吉娣，加上一句。

“哟，伯爵夫人，承您这样牢牢记住我的话，真是不胜荣幸！”列文回答，他已经恢复了常态，立刻照老规矩对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反唇相讥，“我这话对您的作用真是太大了。”

“可不是！我总是把您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啊，吉娣，你又溜过冰了？……”

然后她同吉娣谈起话来。列文觉得，不管现在退席有多么尴尬，但总比整个晚上留在这里，面对着偶尔瞅他一眼又慌忙避开他的视线的吉娣要好过一些。他刚要起身，公爵夫人却发现他不作声，就对他说：

“您这次来莫斯科，可以住一阵吗？您一定是忙于地方自治会的工作，不能耽搁得太久，是吗？”

“不，公爵夫人，地方自治会的事我已经不管了，”他说，“我要在这里住几天。”

“他出什么事了？”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注视着他那一本正经的脸色，思忖着，“今天他怎么不高兴辩论辩论呢？我要逗他一逗。我最爱在吉娣面前出出他的丑，我要逗他一下。”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她对他说，“请您给我讲讲，这是怎么一回事——您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卡卢加乡下的庄稼汉和婆娘把他们的东西统统喝酒喝光了，如今弄得没钱给我们付租子。这算什么呀？您一向总是很称赞庄稼汉的。”

这时候，客厅里又进来一位太太。列文就站起身来。

“对不起，伯爵夫人，这事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无可奉告。”他说着，回头望了望跟着那位太太进来的军官。

“这一定是伏伦斯基。”列文想，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对吉娣望了望。吉娣瞟了一眼伏伦斯基，又回头瞅了一下列文。单从她那情不自禁地闪出光芒的眼睛，列文就看出，她爱的正是这个人，他看得清清楚楚，就跟她亲口告诉他一样。但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如今不管是不是合适，列文都只好留下来，因为他需要知道吉娣所爱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有些人一遇到一个在某方面幸运的情敌，就立刻抹煞他的一切优点，只看到他身上的缺点；但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最希望在这幸运的情敌身上发现胜过自己的地方，并且忍住揪心的剧痛，一味找寻对方的长处。列文属于后一种人。不过，他要在伏伦斯基身上找出他的长处和迷人的地方并不困难。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伏伦斯基是个个儿不高、体格强壮的黑发男子，相貌端正英俊，性格沉着刚毅而又和蔼可亲。从他的面孔到身材，从他剪得短短的黑发、刮得光光的下巴到宽舒的崭新军服，一切都显得落落大方，雅致洒脱。伏伦斯基给进来的太太让了路，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然后又走到吉娣身边。

当他走近吉娣的时候，他那双漂亮的眼睛闪出特别温柔的光芒。他带着隐隐约约的幸福、谦逊而得意的微笑（列文有这样的感觉），彬彬有礼地向她鞠躬，又把他那短小而宽阔的手伸给她。

他同每个人点头致意，寒暄几句，这才坐下来，就是没有对列文望一眼，而列文却一直盯着他看个不停。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公爵夫人指着列文说，“这位是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这位是阿历克赛·基利洛维奇·伏伦斯基伯爵。”

伏伦斯基站起来，友好地望着列文的眼睛，握了握他的手。

“今年冬天我本来有个机会同您一起吃顿饭，”他露出诚恳而开朗的微笑说，“可您忽然回乡下去了。”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瞧不起甚至憎恨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人。”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看来我的话对您的作用太大了，使您记得这样牢。”列文说。想到这话刚才已经说过，他脸红了。

伏伦斯基对列文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瞧了一眼，微微一笑。

“您一直住在乡下吗？”他问，“想来冬天一定很寂寞吧？”

“要是事情忙，就不寂寞，再说在自己家里是不会寂寞的。”列文生硬地回答。

“我喜欢乡下。”伏伦斯基说，听出列文那种生硬的语气，但假装没有注意。

“但我想，伯爵，您是不肯一辈子都住在乡下的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长期住过，但我有过一种奇怪的心情，”伏伦斯基回答，“我同我妈在尼斯[18]住过一个冬天，我从来没有那么怀念过乡村，那有树皮鞋和庄稼汉的俄国乡村。说实在的，尼斯这地方很枯燥乏味。还有，那不勒斯、索伦多，短期住住是不错的，可是待在那些地方就特别怀念俄国，怀念俄国乡村。那些地方就像……”

他对吉娣，也对列文说着。他那安详友好的目光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他说话显然毫不拘束。

他发觉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想说话，就住了口，留神地听她说。

谈话没有片刻停顿，弄得老公爵夫人随时备用的两门重炮——古今教育问题和普遍兵役制问题——没有机会搬出来，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也没有机会向列文挑衅。

列文想加入大家的谈话，但是插不进嘴。他时刻都对自己说：“现在可以走了。”但他没有走，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谈话转到扶乩和灵魂的问题。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相信招魂术，就讲起一桩她亲眼目睹的奇迹来。

“啊，伯爵夫人，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务必带我去看看！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怪事，虽然我一直在到处找寻。”伏伦斯基笑眯眯地说。

“好的，下星期六陪您去。”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回答，“那么您，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相信不相信哪？”她问列文。

“您何必问我呢？您一定知道我会怎么说的。”

“不过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列文回答，“相信扶乩只能证明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庄稼汉高明。庄稼汉相信毒眼[19]，相信中邪，相信蛊术，而我们却……”

“怎么，您不相信吗？”

“我没有办法相信，伯爵夫人。”

“如果是我亲眼目睹的呢？”

“乡下女人也都说，她们亲眼目睹过妖魔鬼怪。”

“那您认为我是在撒谎吗？”

她不高兴地笑了。

“不是的，玛莎，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是说，他没有办法相信。”吉娣说，她为列文脸红了。列文察觉到了这一点，心里更加恼火。他正要对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进行反击，但这时伏伦斯基眼看再谈下去会弄得不愉快，就带着开朗快活的微笑来打圆场。

“您认为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吗？”他问，“为什么？我们承认电是存在的，虽然我们并不懂得电。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能有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存在呢……”

“人们最初发现电的时候，”列文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只是发现了它的现象，还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作用。一直过了多少世纪，才想到应用它。招魂术呢，正好相反，一开头就是什么茶几写字，灵魂降临，然后才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伏伦斯基照例用心听着列文的话，对这些话显然很感兴趣。

“是的，不过招魂术家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力，但力是存在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会起作用。至于这种力是由什么组成的，那就让科学家去揭示吧。我不懂为什么这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力，如果它……”

“那是因为，”列文打断他的话说，“你每次拿松香在皮毛上摩擦，就会产生电的现象，可是招魂术并不是每次都灵的，所以它不是自然现象。”

伏伦斯基大概觉得在客厅里谈这类事太严肃了，因此没有反驳列文的话，却竭力转变话题。他只快乐地微微一笑，向太太们转过身去。

“让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吧，伯爵夫人！”伏伦斯基说，但列文要把他想说的话说完。

“我想，”列文继续说，“招魂术家企图把自己的奇迹说成是一种新的力，这是完全徒劳的。他们直率地谈论灵魂力，想用物质的方式来检验它。”

大家都希望列文快点把话说完，他也感觉到了。

“我想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降神家，”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您身上有一股灵气。”

列文涨红了脸，张开嘴想再说些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公爵小姐，让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扶乩吧，”伏伦斯基说，“公爵夫人，您答应吗？”

伏伦斯基说着站起来，眼睛找寻着小桌子。

吉娣也站起来找小桌子。她经过列文身边时，目光同列文相遇了。她从心底里可怜他，特别是因为他的痛苦都是由她造成的。“要是你能原谅我，那就请原谅我吧，”她的眼神这样说，“我实在太幸福了。”

“我恨所有的人，包括您和我自己在内。”他的眼神这样回答。接着他拿起帽子，但他还是命定不能脱身。正当大家在小桌子旁坐下而列文想离开的时候，老公爵走了进来。他向太太们问了好，就招呼列文。

“啊！”他高兴地说，“来了好久了？我还不知道你来了。看见您真高兴。”

老公爵对列文说话，忽而用“你”，忽而用“您”。他拥抱了列文，同他说话时没有注意到伏伦斯基。伏伦斯基站起来，镇定地等待公爵同他说话。

吉娣发现，经过刚才那件事以后，父亲的亲热使列文觉得难堪。她也看到，她父亲终于回答了伏伦斯基的鞠躬，但态度十分冷淡。伏伦斯基带着亲切的怀疑神气望了望她的父亲，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老公爵对他这样不友好，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吉娣看到这情景，脸红了。

“公爵，您让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过来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试验了。”

“什么试验？扶乩吗？嗳，各位太太，各位先生，请原谅我，依我看，投铁圈都要比这有趣多了。”老公爵望着伏伦斯基说，猜想这玩意儿一定是他想出来的，“投铁圈要比这有意思些。”

伏伦斯基用他那双刚毅的眼睛惊奇地望望公爵，接着微微一笑，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谈起下星期将要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来。

“我想您也会参加吧？”他对吉娣说。

列文等老公爵一离开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这天晚上给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吉娣回答伏伦斯基问她参加舞会一事时那张幸福的笑脸。

十五

晚会结束后，吉娣把同列文的那场谈话都讲给母亲听了。她虽然很怜悯列文，但是想到有人向她求过婚，心里觉得乐滋滋的。她绝不怀疑她这样做是不是对。但她上床以后好久都睡不着觉。她的头脑里一直萦绕着一个景象，那就是列文皱紧眉头、善良的眼睛忧郁地凝望着她的脸，当时他在客厅里一面听她父亲说话，一面打量着她和伏伦斯基。她真替他难过，眼泪忍不住簌簌地落下来。但她立刻想到，她是拿谁来替换他的。她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那张刚毅俊俏的脸庞，他那高贵大方的仪态和他待人接物的和蔼风度；她想起她所爱的这个人对她的爱情，心里又一次觉得甜滋滋的。她带着幸福的微笑靠在枕头上。“他真可怜，真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我的错。”她这样对自己说，内心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她不知道，她后悔的是她当初引起了列文的爱情，还是现在拒绝了他的求婚。但是她的幸福却被心里的这种疑虑破坏了。“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她这样自言自语着直到睡去。

这时候，在楼下公爵书房里，父母之间像往常一样，又为爱女发生了一场争吵。

“什么？让我来告诉你！”公爵挥动双臂嚷道，又把身上的灰鼠皮晨衣裹裹紧，“你没有自尊心，不要面子，用这种恶劣愚蠢的攀亲手段来侮辱女儿，把女儿毁掉！”

“看在上帝的分上，公爵，你别这样，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啦？”公爵夫人说着差点儿哭出来。

她同女儿谈过话以后满心欢喜，像平时一样走来向公爵道晚安。她虽然不想告诉丈夫列文求婚和吉娣拒绝的事，但向他暗示，她认为女儿同伏伦斯基的事已成定局，只等他母亲一到，就可以宣布。公爵一听到这话，勃然大怒，嘴里吐出难听的话来。

“你做了什么吗？我来告诉你：第一，你勾引求婚的小伙子，结果一定会弄得莫斯科满城风雨，这是不可避免的。你既然举行晚会，就应该把大家都请来，不要单请你挑出来的那几个小伙子。你把所有的花花公子（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统统叫来，再请一位钢琴师来，让大家都来跳舞，不要像今天这样光找求婚的小伙子。我看见这些小伙子就讨厌，讨厌，你把女儿弄得昏头昏脑的。列文要比他们好一千倍。至于彼得堡的那个花花公子，这种人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都是坏蛋。尽管他有皇族的血统，我的女儿可用不着这种人！”

“我到底做了什么啦？”

“做了……”公爵怒吼道。

“我知道，要是听你的话，”公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我们永远也别想把女儿嫁出去。要是这样，我们还不如到乡下去的好。”

“到乡下去，再好也没有了。”

“你听我说。难道是我在巴结他吗？我一点也没有巴结他。人家小伙子，很好的小伙子，爱上了她，她好像也……”

“哼，好像！要是她真的爱上了，可他却像我这老头子一样，根本不想结婚，那又怎么办？……咳，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啊，招魂术！啊，尼斯！啊，舞会……’”公爵想象着妻子的样子，每说一句话，行一下屈膝礼。“瞧着吧，我们会害苦吉娣的，真的会把她弄得昏头昏脑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我不是想，我是知道；对这种事我们有眼光，女人家就没有。我看有一个人倒是有诚意的，那就是列文；我还看到一只鹌鹑，就是那个花言巧语的花花公子。”

“哼，你自己倒是真的昏了头……”

“等你将来想到我的话，就晚了，就像陶丽的事那样。”

“唉，好吧，好吧，我们不谈了！”公爵夫人想起不幸的陶丽，便不让他再讲下去。

“那么好，明天见！”

于是夫妇俩相互画了十字，接了吻分手，但感到各人还是坚持各人的意见。

公爵夫人起初坚信吉娣的命运今天晚上已经决定，对伏伦斯基的诚意无须怀疑，可是丈夫的话弄得她心烦意乱。她回到自己房里，也像吉娣一样对茫茫的前途感到恐惧，心里不断祷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十六

伏伦斯基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个社交界红极一时的人物，婚后，特别是在丈夫去世后的孀居生活中，有过许多风流韵事，在社交界闹得沸沸扬扬。至于他的父亲，他几乎记不起来了。他自己是在贵胄军官学校教育成长的。

毕业的时候，他是个风头十足的青年军官，很快就加入了彼得堡富有军官的圈子。他虽然有时也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他的风流韵事却都发生在社交界之外。

在经历了彼得堡奢侈放荡的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初次尝到了同一位纯洁可爱而又倾心于他的上流社会姑娘接近的乐趣。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同吉娣接近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在舞会上，他多半同她一起跳舞；他经常出入她的家。他同她谈的，无非就是交际场中流行的那套废话，但他说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加上些使她觉得别有用意的东西。尽管他没有对她说过什么当着别人的面不能说的话，他却感到她对他越来越依恋。他越是感觉到这一点，心里就越高兴，对她也越发温柔体贴了。他不知道他对待吉娣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殊的叫法，叫作“不想结婚而勾引姑娘”，而这种行为正是像他那样的翩翩少年所常犯的罪孽。他觉得他这是第一次尝到这样的乐趣，就尽情加以享受。

要是他听见这天晚上吉娣父母的谈话，要是他能设身处地替她的家庭想一想，并且知道他不同吉娣结婚她将会很不幸，那他一定会感到惊奇而无法相信。他无法相信，这件给了他尤其是给了她这么大乐趣的事，会有什么不好。他更无法相信他应当结婚。

结婚这件事在他永远是无法想象的。他不仅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从他们这批单身汉的观点看来，成立家庭，特别是做一个丈夫，是很别扭，很不习惯，简直是十分可笑的。不过，伏伦斯基虽然根本没有想到她父母所说的话，这天晚上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时候，却觉得他同吉娣精神上的秘密联系大大加强了，非采取一些措施不可。但是可以而且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他却想不出来。

“妙的是，”当他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时想，每次他从他们那儿出来，总带着那种由于整晚没抽烟而产生的神清气爽的感觉，以及被她的爱情所打动的新的醉意，“妙的是我们彼此都默默无言，然而我们通过眉目和举动的微妙交谈，彼此是多么了解呀！今晚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露骨地向我表示她对我的爱情，而且表示得多么可爱，多么淳朴，多么信任哪！我自己也觉得我变好了，变纯洁了。我觉得我有了热情，有了许多优点。她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多么使人心醉呀！当她说：‘我实在……’”

“那又怎么样？那也没什么。我很快乐，她也很快乐。”接着他就开始考虑再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残余的夜晚。

他考虑着他可以去的地方。“俱乐部吗？去打牌，同伊格拿托夫一起喝香槟酒吗？不，不去。到‘花市’去，在那边准可以找到奥勃朗斯基，有唱歌，有康康舞[20]。不，都玩腻了。我爱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因为自从去他们家以后我就变得好了。回家去吧。”于是他一直走回杜索旅馆，吃了晚饭，脱掉衣服，他的头一放到枕头上，照例立刻就安宁地睡熟了。

十七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伏伦斯基坐车到彼得堡车站去接他母亲。他在车站大台阶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勃朗斯基。奥勃朗斯基在等候坐同一班车来的妹妹。

“啊，阁下！”奥勃朗斯基高声喊道，“你来接谁呀？”

“我来接妈妈。”伏伦斯基像别的遇见奥勃朗斯基的人那样，笑逐颜开地回答。他握了握他的手，同他一起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我昨夜等你等到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又上哪儿去啦？”

“回家了。”伏伦斯基回答，“老实说，我昨天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心里太高兴了，哪儿也不想去。”

“‘我凭烙印识别骏马，从小伙子的眼睛看出他有了情人。’”奥勃朗斯基像上次对列文一样朗诵了这两句诗。

伏伦斯基摆出并不否认的样子笑了笑，但立刻把话岔开去。

“那么你来接谁呀？”他问。

“我吗？我来接一位漂亮的女人。”奥勃朗斯基说。

“原来如此！”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来接我的亲妹妹安娜的。”

“哦，是卡列宁夫人吗？”伏伦斯基问。

“你大概认识她吧？”

“好像见过。也许没见过……说真的，我记不得了。”伏伦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一提到卡列宁这个名字，他就模模糊糊地联想到一种古板乏味的东西。

“那你一定知道我那位赫赫有名的妹夫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吧。他是个举世闻名的人物。”

“我只知道他的名声和相貌。我听说他这人聪明，有学问，很虔诚……不过说实在的，这些个……我都不感兴趣[21]。”伏伦斯基说。

“是的，他是个杰出的人物，稍微有点保守，但人挺不错，”奥勃朗斯基说，“人挺不错。”

“啊，那太好了！”伏伦斯基微笑着说。“嗬，你也来了，”他对站在门口的母亲的那个高个子老当差说，“到这儿来吧。”

伏伦斯基近来同奥勃朗斯基特别热乎，除了因为奥勃朗斯基为人和蔼可亲外，还因为伏伦斯基知道他同吉娣平时常有来往。

“我们礼拜天请那位女歌星吃晚饭，你说好吗？”他笑嘻嘻地挽着奥勃朗斯基的手臂对他说。

“好极了。我来约人参加公请。哦，你昨天同我的朋友列文认识了吗？”奥勃朗斯基问。

“那还用说。但他不知怎的很快就走了。”

“他是个好小子，是不是？”奥勃朗斯基继续说。

“我不知道，”伏伦斯基回答，“莫斯科人怎么个个都很凶——当然现在同我说话的这一位不在其内——他们总是摆出一副架势，怒气冲冲的，仿佛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瞧瞧……”

“是的，确实是这样……”奥勃朗斯基快活地笑着说。

“车快到了吗？”伏伦斯基问车站上的一个职工。

“信号已经发出了。”那个职工回答。

车站上紧张的准备工作，搬运工的往来奔走，宪兵和铁路职工的出动，以及来接客的人们的集中，都越来越明显地表示火车已经驶近了。透过寒冷的雾气，可以看见那些身穿羊皮袄、脚蹬软毡靴的工人穿过弯弯曲曲的铁轨，奔走忙碌。从远处的铁轨那里传来机车的汽笛声和沉重的隆隆声。

“不！”奥勃朗斯基说，急于想把列文向吉娣求婚的事讲给伏伦斯基听，“不，你对我们列文的评价不恰当。他这人很神经质，确实常常不讨人喜欢，但因此有时倒很可爱。他天性忠厚，生有一颗像金子一样的心，不过昨天有特殊原因。”奥勃朗斯基别有含意地笑着说下去，完全忘记他昨天是那么真心实意地同情列文。今天他虽然又产生同样的感情，但那是对伏伦斯基的。“是的，他昨天忽而特别高兴，忽而特别痛苦，那是有原因的。”

伏伦斯基站住了，单刀直入地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昨天向你姨妹求婚了？……”

“可能！”奥勃朗斯基说，“我看昨天有过这类事。他走得很早，而且情绪很坏，那准是……他爱上她好久了。我真替他难过。”

“原来如此！……不过我想她可以指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伏伦斯基说，又挺起胸膛，来回地踱起步来。“但我不了解他，”他补充说，“是的，一个人遇到这种事确实很痛苦！就因为这个道理许多人情愿去找窑姐儿。在那种地方，除非你没有钱，没有谁弄不到手；可是在这儿人家总要掂掂你的分量。啊，火车来了。”

真的，机车已在远处鸣笛了。不多一会儿，站台震动起来，火车喷出的蒸气在严寒的空气中低低地散开，中轮的杠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上一下移动着。从头到脚穿得很暖和的司机，身上盖满霜花，弯着腰把机车开过来。接着是煤水车，煤水车之后是行李车，行李车里有一条狗在汪汪乱叫。火车开得越来越慢，站台震动得越来越厉害。最后，客车进站了，车厢抖动了一下，停了下来。

身子矫捷的列车员不等车停就吹着哨子跳了下来。性急的乘客也一个个跟着往下跳，其中有腰骨笔挺、威严地向周围眺望的近卫军军官，有满脸笑容、手拿提包的轻浮小商人，有掮着袋子的农民。

伏伦斯基站在奥勃朗斯基旁边，环顾着车厢和下车的旅客，把母亲完全给忘了。刚才听到的有关吉娣的事使他兴高采烈。他不由得挺起胸膛，眼睛闪闪发亮，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

“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在这个车厢里。”身子矫捷的列车员走到伏伦斯基面前说。

列车员的话提醒了他，使他想到了母亲，以及很快就要同她见面这件事。他内心并不尊敬母亲，也不爱她，只是口头上没有承认这一点罢了。就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他对待母亲除了极端顺从和尊重之外，不能有别的态度。而表面上对她越顺从和尊重，心里对她却越不敬爱。

十八

伏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了，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伏伦斯基凭他丰富的社交经验，一眼就从这位太太的外表上看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他道歉了一声，正要走进车厢，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他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近来的人群，仿佛在找寻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

伏伦斯基走进车厢。伏伦斯基的母亲是个黑眼睛、鬈头发的干瘪老太太。她眯缝着眼睛打量儿子，薄薄的嘴唇露出一丝笑意。她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把手提包递给侍女，伸出一只皮包骨头的小手给儿子亲吻，接着又托起儿子的脑袋，在他的脸上吻了吻。

“电报收到了？你身体好吗？赞美上帝！”

“您一路平安吧？”儿子说，在她旁边坐下来，不由自主地倾听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就是刚才门口遇见的那位太太在说话。

“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话。”那位太太说。

“这是彼得堡的观点，夫人。”

“不是彼得堡的观点，纯粹是女人家的观点。”她回答。

“那么让我吻吻您的手。”

“再见，伊凡·彼得罗维奇。请您去看看我哥哥来了没有，要是来了叫他到我这儿来。”那位太太在门口说，说完又回到车厢里。

“怎么样，找到哥哥了吗？”伏伦斯基伯爵夫人问那位太太。

伏伦斯基这才想起，她就是卡列宁夫人。

“您哥哥就在这儿。”他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刚才没认出您来。说实在的，我们过去见面的时间太短促，您一定不会记得我了。”伏伦斯基一面鞠躬，一面说。

“哦，不，”她说，“我可以说已经认识您了，因为您妈妈一路上尽是跟我谈您的事情。”她说，终于让那股按捺不住的生气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哥哥我可还没见到呢。”

“你去把他找来，阿历克赛。”老伯爵夫人说。

伏伦斯基走到站台上，叫道：

“奥勃朗斯基！这儿来！”

但安娜不等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就迈着矫健而又轻盈的步子下了车。等哥哥一走到她面前，她就用一种使伏伦斯基吃惊的果断而优美的动作，左手搂住哥哥的脖子，迅速地把他拉到面前，紧紧地吻了吻他的面颊。伏伦斯基目不转睛地瞧着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微笑着。但是一想到母亲在等他，就又回到车厢里。

“她挺可爱，是不是？”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她丈夫让她同我坐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同她一路上尽是谈天。噢，我听说你……你一直还在追求理想的爱情。这太好了，我的宝贝，太好了。”

“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妈妈！”儿子冷冷地回答，“那么妈妈，我们走吧。”

安娜又走进车厢，来同伯爵夫人告别。

“您瞧，伯爵夫人，您见到了儿子，我见到了哥哥。”她快活地说，“我的故事全讲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哦，不！”伯爵夫人拉住她的手说，“我同您在一起，就是走遍天涯也不会觉得寂寞的。有些女人就是那么可爱，你同她谈话觉得愉快，不谈话同她一起坐坐也觉得愉快。您就是这样一位女人。您不必为您的儿子担心：总不能一辈子不离开呀！”

安娜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眼睛含着笑意。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有个八岁的儿子，”伯爵夫人向儿子解释说，“她从没离开过儿子，这回把儿子留在家里，她总是不放心。”

“是啊，伯爵夫人同我一路上谈个没完，我谈我的儿子，她谈她的儿子。”安娜说。她的脸上又浮起了微笑，一个对他而发的亲切的微笑。

“这一定使您感到很厌烦吧。”伏伦斯基立刻接住她抛给他的献媚之球，应声说。不过，安娜显然不愿继续用这种腔调谈下去，就转身对伯爵夫人说：

“我真感谢您。我简直没留意昨天一天是怎么过的。再见，伯爵夫人。”

“再见，我的朋友，”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吻您漂亮的脸。不瞒您说，我这老太婆可真的爱上您了。”

这句话尽管是老一套，安娜却显然信以为真，并且感到很高兴。她涨红了脸，微微弯下腰，把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接着又挺直身子，带着荡漾在嘴唇和眼睛之间的微笑，把右手伸给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握了握她伸给他的手，安娜也大胆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她这样使劲握手使伏伦斯基觉得高兴。安娜迅速地迈开步子走出车厢。她的身段那么丰满，步态却那么轻盈，真使人感到惊奇。

“她真可爱！”老太婆说。

她的儿子也这样想。伏伦斯基目送着她，直到她那婀娜的身姿看不见为止。伏伦斯基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他从窗口看着她走到哥哥面前，拉住他的手，热烈地对他说话。说的显然是同他伏伦斯基不相干的事。这使他感到不快。

“哦，妈妈，您身体好吗？”他又一次对母亲说。

“很好，一切都很好。阿历山大长得很可爱，玛丽雅长得挺漂亮。她真好玩。”

伯爵夫人又说起她最得意的事——孙儿的洗礼。她就是为这事特地到彼得堡去了一次。她还谈到皇上赐给她大儿子的特殊恩典。

“啊，拉夫伦基来了，”伏伦斯基望着窗外说，“您要是愿意，现在可以走了。”

伯爵夫人的老当差走进车厢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伯爵夫人站起来准备动身了。

“走吧，现在人少了。”伏伦斯基说。

侍女拿着手提包，牵着狗；老当差和搬运工拿着其他行李。伏伦斯基挽着母亲的手臂。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忽然有几个人神色慌张地从他们身边跑过。戴着颜色与众不同的制帽的站长也跑过去了。显然是出了什么事。已经下车的旅客也纷纷跑回来。

“什么？……什么？……自己扑上去的！……轧死了！……”过路人中传出这一类呼声。

奥勃朗斯基挽住妹妹的手臂，也神色慌张地走回来。他们在车厢门口站住，避开拥挤的人群。

太太们走到车厢里，伏伦斯基同奥勃朗斯基跟着人群去打听这场车祸的详情。

一个看路工，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由于严寒蒙住耳朵，没有听见火车倒车，竟被轧死了。

不等伏伦斯基和奥勃朗斯基回来，太太们已从老当差那儿打听到了详细经过。

奥勃朗斯基和伏伦斯基都看到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奥勃朗斯基显然很难过。他皱着眉头，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哎呀，真可怕！哎呀，安娜，还好你没看见！哎呀，真可怕！”他喃喃地说。

伏伦斯基不作声。他那张俊美的脸很严肃，但十分平静。

“哎呀，伯爵夫人，您还好没看见。”奥勃朗斯基说，“他老婆也来了……看见她真难受……她一头扑在尸体上。据说，家里有一大帮子人全靠他一个人养活。真可怜！”

“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安娜激动地低声说。

伏伦斯基瞅了她一眼，立刻走下车去。

“我马上回来，妈。”他从门口回过头来说。

几分钟以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奥勃朗斯基已经在同伯爵夫人谈论那个新来的歌星了，但伯爵夫人却不耐烦地望着门口，等儿子回来。

“现在我们走吧。”伏伦斯基走进来说。

他们一起下了车。伏伦斯基同母亲走在前面。安娜同她哥哥走在后面。在车站出口处，站长追上了伏伦斯基。

“您给了我的助手两百卢布。请问您这是赏给谁的？”

“给那个寡妇，”伏伦斯基耸耸肩膀说，“这还用问吗？”

“是您给的吗？”奥勃朗斯基在后面大声问。他握住妹妹的手说：“真漂亮！真漂亮！他这人挺可爱，是吗？再见，伯爵夫人。”

他同妹妹站住了，找寻她的侍女。

他们出站的时候，伏伦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从站里出来的人们还纷纷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死得真惨哪！”一位先生在旁边走过说，“听说被轧成两段了。”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这是最好过的死法，一眨眼就完了。”另一个人说。

“怎么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啊！”第三个人说。

安娜坐上马车。奥勃朗斯基惊奇地看到她的嘴唇在哆嗦，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

“你怎么啦，安娜？”他们走了有几百码路，他问道。

“这可是个凶兆。”她说。

“胡说八道！”奥勃朗斯基说，“最要紧的是你来了。你真不能想象，我对你抱有多大的希望啊！”

“你早就认识伏伦斯基了？”她问。

“是的。不瞒你说，我们都希望他同吉娣结婚呢。”

“是吗？”安娜悄声说。“哦，现在来谈谈你的事吧！”她接着说，抖了抖脑袋，仿佛要从身上抖掉什么妨碍她的累赘似的。“让我们来谈谈你的事。我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啊，如今全部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奥勃朗斯基说。

“那么，你把事情经过都给我讲讲吧。”

奥勃朗斯基就讲了起来。

到了家门口，奥勃朗斯基扶妹妹下了车，叹了一口气，握了握她的手，自己就到官厅办公去了。

十九

安娜走进房里的时候，陶丽正同如今已长得很像他父亲的留着浅色头发的胖男孩坐在小会客室里，听他念法文。那孩子一面读书，一面转动上装上一颗勉强挂住的纽扣，竭力想把它拽下来。母亲几次把他的手拉开，可是胖鼓鼓的小手还是不停地玩弄那个纽扣。母亲索性把那个纽扣扯下来，放到口袋里。

“手放安分些，格里沙！”她说着又拿起她编织了好久的毛毯。每逢她心里烦恼的时候，她总是做这个活儿。这会儿她又心神不宁地织起来，手指哆哆嗦嗦地数着针数。尽管她昨天就吩咐仆人告诉丈夫，他的妹妹来不来不关她的事，她还是一直在做招待她的准备工作，并且急切地等待着小姑。

陶丽受尽悲痛的折磨，心力交瘁。不过，她没有忘记，她的小姑安娜是彼得堡一位大人物的太太，是彼得堡的贵夫人。因为这个缘故，她没有按照恫吓丈夫的话行事，也就是说没有忘记小姑要来做客这件事。“是的，安娜说什么也是没有过错的。”陶丽想，“我觉得她这人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她待我一向都挺亲热。”的确，从她在彼得堡卡列宁家获得的印象而言，她不喜欢他们的家庭，觉得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有一种虚伪的气氛。“但是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待她呢？只要她不来规劝我就行！”陶丽想，“什么安慰啦，劝解啦，基督式的宽恕啦，这一切我都想过一千遍了，全没有用。”

这几天，陶丽一直单独同孩子们在一起，她不愿意诉说心头的伤心事；而心情这样悲痛去谈别的事，她又办不到。陶丽知道，不管怎么说，她总会把这事向安娜和盘托出的。一会儿，她因为想到可以痛痛快快地诉说一下而高兴；一会儿，她又因为必须把自己的屈辱告诉她——他的妹妹，并且听她那老一套的劝慰而生气。

陶丽不住地看表，时刻都在等待安娜的到来，但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等到客人当真到了，却偏偏没有听见铃声。

直到听见门口衣服的窸窣声和轻轻的脚步声，她才回过头去。从她那憔悴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神色，不是快乐，而是惊奇。她站起来，一下子把小姑抱住。

“怎么，你已经到啦？！”陶丽吻着安娜说。

“陶丽，我看见你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陶丽勉强微笑着说，竭力想从安娜的脸色上看出，她知道不知道那件事。“多半知道了。”她察觉安娜脸上的同情，想。“哦，来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里去。”她继续说，竭力想把说明那件事的时间往后推。

“这是格里沙吗？我的天哪，他长得多大了！”安娜说着，吻了吻他，眼睛却一直盯着陶丽。她站住不走，脸涨得通红。“不，哪儿也不用去了，就在这里好了。”

她取下头巾和帽子。她那鬈曲的乌黑头发有一绺被帽子缠住。她摆摆头，把那绺头发抖落下来。

“你可真是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哪！”陶丽几乎带着妒意说。

“我吗？……是啊！”安娜说。“哎哟，塔尼雅！你跟我的谢辽查一样大，”她对跑进来的女孩子说，并把她抱起来，吻了吻，“真是个好姑娘，真可爱！把几个孩子都让我看看。”

安娜提到每一个孩子，不仅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的出生年月、性格以及害过什么病。这使陶丽十分感动。

“好吧，那么我们就去看看他们，”陶丽说，“可惜华夏这会儿睡着了。”

看过孩子以后，她们俩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喝咖啡。安娜拿起托盘，然后又把它推开。

“陶丽，”她说，“哥哥都告诉我了。”

陶丽冷冷地望了望安娜。她等待着故作同情的客套，可是安娜没有说那一类话。

“陶丽，亲爱的！”她说，“我不想在你面前替他说话，也不想安慰你；这可不是办法。不过，好嫂子，我真替你难过，打从心底里替你难过！”

从安娜那双覆盖着浓密睫毛的亮晶晶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她坐得更靠近嫂嫂一点，用她那有力的小手握住嫂嫂的手。陶丽没有把手缩回去，不过她面部的冷淡表情并没有改变。她说：

“安慰我是没有用的。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她一说出这句话，脸上的神气顿时变得温和了。安娜提起陶丽干瘪的小手，吻了吻，说：

“不过，陶丽，这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糟的事，怎么办比较好——你得想一想啊。”

“一切都完了，再没有什么好想的了！”陶丽说，“你要知道，最糟糕的是我没法摆脱他，我离不开孩子们。可是同他生活在一起，我又办不到，我看见他就受不了。”

“陶丽，我的好朋友，他已经告诉我了，可是我想从你嘴里听听，你把前后经过都给我讲讲吧。”

陶丽用询问的目光对她望了望。

安娜脸上现出真挚的同情和友爱。

“好吧，”她突然开口说，“不过我要从头说起。我怎样结婚你是知道的。我受了我妈的教育，不仅天真无知，简直是愚蠢得很。我什么也不懂。人家说，做丈夫的都把自己过去的事情讲给妻子听，可是斯基华……”她改口说，“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一向认为我是他亲近过的唯一女人。我就这样生活了八年。说实话，我不仅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不忠实，而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你想想，我一向是这样想的，可是现在突然知道了这全部可怕的丑事……你替我想想。我满以为自己很幸福，可是忽然……”陶丽忍住呜咽说下去，“忽然看到一封信……一封他写给他的情妇、写给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信。真的，这真是太可怕了！”她慌忙掏出手帕捂住脸。“如果是一时感情冲动，那还可以谅解，”她停了停继续说，“没想到他竟是这样处心积虑，狡猾地欺骗我……而且是跟哪一个呀？……一面继续做我的丈夫，一面却同她……这太可怕了！你是不会理解的……”

“不，我能理解！我能理解的，我的好陶丽，能理解的！”安娜握住她的手说。

“你以为他会理解我的全部痛苦吗？”陶丽继续说，“丝毫也不！他可称心得很呢。”

“嗳，不！”安娜连忙打断她的话说，“他挺可怜，他悔恨得要命……”

“他会悔恨吗？”陶丽凝视着小姑的脸，插了一句。

“是的，我了解他。我看着他不能不替他难过。我们俩都是了解他的。他这人心地很好，就是有点儿骄傲，可现在他抬不起头来。使我感动的主要是（安娜猜到最能打动陶丽心弦的事）……有两件事在折磨他：一件是他没脸见孩子们，另外一件是他爱你……是的，世界上他最爱的就是你，”她急忙打断想反驳她的陶丽，“但他却弄得你很痛苦，弄得你伤透了心。他总是说：‘不，不，她不会饶恕我的。’”

陶丽一面听着小姑的话，一面若有所思地望着旁的地方。

“是的，我懂得他的处境很痛苦。有罪的人总是比无罪的人更痛苦，要是他明白全部不幸都是由他的罪孽造成的。”她说，“可是我怎么能饶恕他呢？他有了那个女人，我怎么能再做他的妻子呢？如今再叫我同他生活在一起，那是活受罪，因为我珍惜过去对他的爱情……”

她又痛哭起来，说不下去了。

但她好像故意似的，每次心一软下来，就又说些话来激怒自己。

“是的，那个女人年轻，漂亮。”她继续说，“你知道，安娜，我的春青和美丽都被谁糟蹋了？被他和他的孩子们。我为他操劳，我的一切都在这上面消耗掉了；如今他遇到一个新鲜的贱货，自然就被迷住了。他们一定在背后议论我，或者更恶劣，就是根本不提到我。你明白吗？”她的眼睛里又燃起怒火来，“以后他还会对我说……可是我能相信他吗？再也不能了。不，一切都完了，包括安慰、劳动的快乐、受罪……你能相信吗？我刚才教格里沙念书，这本来是我的一种乐趣，如今却成了痛苦。我何必辛辛苦苦干个没完呢？要孩子干什么呢？可怕的是，如今我已横下了一条心，我对他没有爱，没有情，我对他只有恨。我恨不得把他杀了……”

“陶丽，好人儿，我全明白，但你不要折磨自己。你太委屈太气愤了，因此许多事情就看不清楚了。”

陶丽安静下来。她们沉默了有两分钟光景。

“怎么办呢？你替我想想，安娜，帮助帮助我吧。我反复考虑，可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安娜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但她心里对嫂嫂的每句话和脸上的每个表情都发生了共鸣。

“我只说一点，”安娜开口了，“我是他的妹妹，我知道他的脾气。他这人什么事都容易忘记（她在脑门前做了个手势），容易极度着迷，但也容易极度后悔。现在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明白，他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来。”

“不，他明白，一向都明白！”陶丽打断她的话说，“可是我……你把我给忘了……难道我好过吗？”

“你听我说：当他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老实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处境有那么痛苦。我只看到他那一方面，只看到家庭给搞得乱糟糟的，我为他难受；可是同你谈了话以后，我作为一个女人，看法就变了。我看到你的痛苦，心里真说不出多么替你难受！不过，陶丽，我的好人儿，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有一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你是不是还有足够的爱来原谅他，这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要是有，那你就原谅他吧！”

“不！”陶丽开口说，可是安娜再次吻吻她的手，把她的话打断了。

“我比你了解上流社会的男人，”安娜说，“我知道像斯基华那样的男人怎样看待这一类事。你说斯基华同她在一起议论你。没有这回事。这些男人尽管干着这种不老实的事，但他们还是把家庭和妻子看得很神圣的。他们瞧不起被他们玩弄的女人，那些女人也破坏不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在家庭和那些女人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情况确实是这样。”

“是的，可是他同她亲过嘴了……”

“陶丽，听我说，好人儿。当年斯基华爱上你的时候，我是看见的。我记得他当时跑到我那儿，流着眼泪谈到你，你在他心目中真是多么崇高和富有诗意呀！我知道，他同你一起生活得越长久，就把你看得越崇高。我们还常常取笑他每说一句话总要加上一句：‘陶丽真是个少见的好女人。’你在他心目中一向是个天仙，现在也没有变。他这次感情冲动并不是真心爱上她……”

“但要是下次再冲动呢？”

“我想不会再有了……”

“好吧，那么要是换了你，你能原谅他吗？”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不，我能原谅。”安娜想了想说。她想象了一下这样的处境，在心里衡量了一番，补充说：“不，我能，我能，我能。是的，我会原谅的。可能我同原来有点不一样，但我会原谅的，我会完全原谅他，就像根本没有过那件事一样。”

“哦，这个当然，”陶丽很快地插嘴说，仿佛经过多次考虑，“否则就说不上原谅了。要原谅就得完完全全地原谅。哦，我们走吧，我带你到你房间里去。”她说着站起来，一路上搂住安娜。“我亲爱的朋友，你来了我真高兴！我现在好过些了，好过多了。”

二十

这一天，安娜整天都待在家里，就是说，待在奥勃朗斯基家里。她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有几个熟人知道她到了莫斯科，当天就来拜访她。安娜一早晨都同陶丽和孩子们在一起。她只送了一个条子给哥哥，叫他务必回家来吃午饭。“来吧，上帝是仁慈的！”她写道。

奥勃朗斯基真的回家来吃午饭了。吃饭时谈的话很一般。妻子同他谈话，又随便地用“你”称呼他，这是好久没有的事。夫妻之间还有隔阂，但已经不再讲什么分离之类的话了。奥勃朗斯基看到有解释与和解的可能。

午饭刚吃完，吉娣就来了。她认识安娜，但不熟。她现在到姐姐家里来，不免有点紧张，不知道那位人人称赞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将怎样接待她。但安娜很喜欢她。这一层吉娣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欣赏她这样美丽和年轻。吉娣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仅被安娜所左右，而且爱慕安娜，就像一般年轻的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女那样。安娜不像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也不像是有个八岁孩子的母亲。要不是她眼睛里有一种使吉娣吃惊和倾倒的既严肃又时而显得忧郁的神情，凭她动作的轻灵，模样的妩媚，以及忽而通过微笑忽而通过目光流露出来的勃勃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吉娣觉得安娜十分淳朴，她什么也不掩饰，但在她的内心里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那是吉娣所无法捉摸的。

饭后，等陶丽一回自己的房里，安娜就连忙站起来，走到正在吸雪茄的哥哥面前。

“斯基华，”她快乐地使着眼色，替他画着十字，用眼睛指指门，对他说，“去吧，上帝保佑你。”

奥勃朗斯基领会她的意思，丢下雪茄，走了出去。

等奥勃朗斯基走了以后，她又回到沙发上。她在沙发上坐着，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不知是因为孩子们看出妈妈喜欢这位姑妈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先是两个大的，然后是两个小的照例学他们的样，在饭前就一直缠住新来的姑妈，一刻也不肯离开她。他们仿佛在玩一种游戏，都想尽量挨近姑妈坐，并且抚摩抚摩她，拉住她那玲珑的手，吻吻她，玩弄她的戒指，或者至少摸摸她衣服上的褶裥。

“来，来，我们像刚才一样坐法。”安娜坐到原位上说。

于是格里沙又把头钻到她的胳膊底下，贴住她身上的衣服，现出得意而幸福的神气。

“那么，什么时候举行舞会呀？”她问吉娣。

“下个星期。将是一次盛大的舞会，这样的舞会总是挺快活的。”

“哦，总是挺快活，原来还有那么一种舞会吗？”安娜带着亲切的嘲弄口吻说。

“看起来奇怪，其实倒是有的。在鲍勃利歇夫家开总是快活的，在尼基京家开也是这样，可是在梅日科夫家开却总是很沉闷。您难道没有发觉吗？”

“不，我的宝贝，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快活的舞会了。”安娜说。吉娣又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个没有对她开放的特殊世界。“对我来说，只是有些舞会不那么叫人难受和沉闷罢了……”

“您在舞会上怎么会感到沉闷呢？”

“我又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吉娣发觉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因为您总是比谁都美。”

安娜容易脸红。这会儿她飞红了脸说：

“第一，从来没有这回事；第二，就算是这样，对我又有什么用？”

“这次舞会您来参加吗？”吉娣问。

“我想不能不参加吧。你拿去吧。”她对塔尼雅说。她正从姑妈尖端纤细的雪白手指上拉下宽松的戒指来。

“您来，我太高兴了。我真想在舞会上见到您呢！”

“如果您一定要我来，我只要想到，至少可以使您高兴，我也就心甘情愿了……格里沙，不要拉我的头发，已经够乱的了。”她一面说，一面整理着格里沙正在玩弄的那绺散乱的头发。

“我猜想你参加舞会，会穿紫色的衣服。”

“为什么一定要穿紫色的呢？”安娜笑笑问。“喂，孩子们，去吧，去吧。听见没有？古丽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呢。”她说着把那些孩子打发到餐室里去，摆脱了他们。

“我可知道您为什么叫我去参加舞会。您对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您要人人都在场，人人都参加。”

“您怎么知道？您说。”

“嘿！您现在的年华真太宝贵了，”安娜继续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好比弥漫在瑞士群山中的蔚蓝色雾霭。这种蔚蓝色雾霭笼罩着童年即将结束时那个幸福年代的一切，过了这快乐幸福的阶段，路就越来越窄了，踏上这段道路真叫人又惊又喜，尽管它看来还是光明美好的……谁不是这条路上的过来人哪！”

吉娣默默地微笑着。“可她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我真想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吉娣想，同时想起她丈夫卡列宁那副俗不可耐的相貌。

“您的事我知道一些了。斯基华告诉了我，我向您祝贺，我很喜欢他，”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伏伦斯基了。”

“啊，他上车站去了？”吉娣涨红了脸问，“斯基华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基华全讲给我听了。我真高兴啊！我昨天是同伏伦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一直同我谈着他的事。他是她的宝贝。我知道做母亲的都有偏心，但是……”

“那么他母亲对你说了些什么？”

“嚯，说了许多！我知道他是她的宝贝，但他这人显然很讲义气……譬如她讲到他要把全部财产都让给他哥哥，他小时候就做过不寻常的事：从水里救起过一个女人。一句话，是个英雄。”安娜一面说，一面微微笑着回想他在车站上送给人家两百卢布的事。

不过，她没有讲到那两百卢布。不知怎的，她想到这件事有点不愉快。她觉得这事同她有点关系，而那个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

“老太太再三请我到她家里去，”安娜继续说，“我也很愿意看到这位老太太，我明天就去看看她。啊，赞美上帝，斯基华在陶丽房里待了这么久！”安娜改变话题，补了一句，接着站起身来。吉娣觉得她仿佛有什么事不高兴。

“不，是我第一！不，是我！”孩子们喝完茶，吵吵闹闹地跑回到安娜姑妈身边来了。

“大家一齐到！”安娜说。她笑着跑过去迎接这群高兴得尖声大叫的活泼的孩子，把他们都抱住，并且一起摔倒在地上。

二十一

陶丽在大人们吃茶的时候才走出房门。奥勃朗斯基没有出来。他大概从后门走出了妻子的房间。

“我怕你住楼上会冷，”陶丽对安娜说，“我想让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也就靠得更近了。”

“嗳，你可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安娜回答，打量着陶丽的脸，竭力想看出有没有和解。

“你住这儿亮一点。”嫂嫂回答。

“我同你说实话，我不论在哪儿都睡得像土拨鼠一样熟。”

“你们在谈什么呀？”奥勃朗斯基从书房里走出来，问妻子。

一听他的语气，吉娣和安娜都立刻知道他们夫妻俩已经和解了。

“我要让安娜搬到楼下来，可是得换个窗帘。谁也不会换，只好我自己动手了。”陶丽回答他说。

“天知道他们是不是完全和解了？”安娜听见她那冷淡而平静的语气，心里想。

“嗳，行了，陶丽，你老是自找麻烦，”丈夫说，“要是你同意，这一切都让我来办吧……”

“是的，他们一定和解了。”安娜想。

“我知道这些事你会怎么做，”陶丽回答，“你会叫马特维去做他不会做的事，你自己就跑掉，结果准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陶丽说着嘴角上浮起了惯常的嘲讽笑意。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感谢上帝！”因为和解是她一手促成的，她从心里感到高兴，就走到陶丽面前，吻了吻她。

“保证不会，你怎么这样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奥勃朗斯基露出隐约的微笑对妻子说。

整个晚上，陶丽对丈夫说话照例稍微带点讽刺，而奥勃朗斯基则心满意足，但他注意分寸，不使人家觉得他得到了宽恕就忘了自己的过错。

到九点半钟的时候，奥勃朗斯基家愉快欢乐的谈笑，被一件看来似乎很平凡、但不知怎的大家都认为突兀的事破坏了。在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忽然站起身来。

“我的照相簿里有她的照片，”她说，“顺便也让你们看看我的谢辽查。”她带着母性的傲然微笑加了一句。

都快十点钟了——她平日总是在这个时候同儿子分手，并且在自己去赴舞会之前往往亲自安置儿子睡觉——她感到惆怅，因为离开儿子这么远。不论他们在谈什么事，她总会不知不觉地想到她那个头发鬈曲的谢辽查。她很想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她抓住第一个机会，就站起来，迈着她那轻盈而有力的步子去取照相簿。通往她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台阶。

当她离开客厅的时候，门廊里传来了铃声。

“这会是谁呢？”陶丽说。

“来接我还不到时候，也许是谁这么晚才来。”吉娣说。

“一定是来送公文的。”奥勃朗斯基插嘴说。当安娜走到楼梯口，仆人跑上来正要通报有客的时候，来客已经站在灯光下了。安娜往下一望，立刻认出是伏伦斯基，一种惊喜交集的奇怪感觉一下子袭上她的心头。他站着，没有脱外套，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在她走到楼梯一半的当儿，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他的脸上现出一种羞愧和惊惶的神色。她微微点了点头，上楼去了，接着就听见奥勃朗斯基叫他进去的洪亮声音，以及伏伦斯基谢绝他的温和、平静的低声回答。

当安娜拿着照相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奥勃朗斯基说，他是来打听他们明天请一位外来的名流吃饭的事的。

“他说什么也不肯进来。真是个怪人！”奥勃朗斯基又说。

吉娣脸红了。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明白他为什么跑来，又为什么不进来。“他到我们家去过了，”她想，“没有找到我，猜想我在这里，可他又不进来；因为想到时间晚了，而且安娜在这里。”

大家彼此瞧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接着翻阅起安娜的照相簿来。

一个人在晚上九点半到朋友家打听一次预定宴会的细节，没有进去，这事本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可是此刻，大家却觉得奇怪。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最感到奇怪和别扭的却是安娜。

二十二

当吉娣同母亲踏上灯火辉煌，摆满鲜花，两边站着脸上搽粉、身穿红色长袍的仆人的大楼梯时，舞会刚刚开始。大厅里传来窸窣声，像蜂房里发出来的蜂鸣一样均匀。当她们站在楼梯口，在两旁摆有盆花的镜子前整理头发和服饰时，听到乐队开始演奏第一支华尔兹的准确而清晰的提琴声。一个穿便服的小老头，在另一面镜子前整理了一下斑白的鬓发，身上散发出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到她们，让了路，显然在欣赏他不认识的吉娣。一个没有胡子的青年——被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称为“花花公子”的上流社会青年——穿着一件领口特别大的背心，一路上整理着雪白的领带，向她们鞠躬，走过去之后，又回来请吉娣跳卡德里尔舞。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伏伦斯基，所以她只能答应同那位青年跳第二圈。一个军官正在扣手套纽子，在门口让了路，摸摸小胡子，欣赏着像玫瑰花一般娇艳的吉娣。

在服饰、发式和参加舞会前的全部准备工作上，吉娣煞费苦心，很花了一番功夫，不过她现在穿着一身玫瑰红衬裙打底、上面饰有花纹复杂的网纱衣裳，那么轻盈洒脱地走进舞厅，仿佛这一切都没有费过她和她的家里人什么心思，仿佛她生下来就带着网纱、花边和高高的头发，头上还戴着一朵有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走进舞厅之前，老公爵夫人想替她拉拉好卷起来的腰带，吉娣稍稍避开了。她觉得身上的一切已很雅致完美，用不着再整理什么了。

今天是吉娣一生中幸福的日子。她的衣服没有一处不合身，花边披肩没有滑下，玫瑰花结没有压皱，也没有脱落，粉红色高跟鞋没有夹脚，穿着觉得舒服。浅黄色假髻服帖地覆在她的小脑袋上，就像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纽扣都扣上了，一个也没有松开，手套紧裹住她的手，把她小手的轮廓显露得清清楚楚。系着肖像颈饰的黑丝绒带子，特别雅致地绕着她的脖子。这条带子实在美，吉娣在家里对着镜子照照脖子，觉得它十分逗人喜爱。别的东西也许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但这条丝绒带子真是完美无缺。吉娣在舞厅里对镜子瞧了一眼，也忍不住微微一笑。吉娣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使人产生一种大理石般凉快的感觉，她自己特别欣赏。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樱唇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魅力而忍不住浮起笑意。吉娣还没有走进舞厅，走近那群满身都是网纱、丝带、花边和鲜花、正在等待人家来邀舞的妇女，就有人来请她跳华尔兹。来请的不是别人，而是最杰出的舞伴、舞蹈明星、著名舞蹈教练、舞会司仪、身材匀称的已婚美男子科尔松斯基。他同巴宁伯爵夫人跳了第一圈华尔兹，刚刚把她放下，就环顾了一下他的学生，也就是几对开始跳舞的男女。他一看见吉娣进来，就以那种舞蹈教练特有的洒脱步伐飞奔到她面前，鞠了一躬，也不问她是不是愿意，就伸出手去搂住她的细腰。她向周围望了一下，想把扇子交给什么人。女主人就笑眯眯地把扇子接了过去。

“太好了，您来得很准时，”他揽住她的腰，对她说，“迟到可是一种坏作风。”

她把左手搭在他的肩上。她那双穿着粉红皮鞋的小脚，就按着音乐的节拍，敏捷、轻盈而整齐地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转动起来。

“同您跳华尔兹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在跳华尔兹开头的慢步舞时对她说。“好极了，多么轻快，多么合拍！”他对她说。他对所有的好舞伴几乎都是这样说的。

她听了他的恭维话，嫣然一笑，接着打他的肩膀上面望出去，继续环顾整个舞厅。她不是一个初次参加跳舞的姑娘，在她的眼里，舞池里的脸不会汇成光怪陆离的一片。她也不是一个经常出入舞会的老手，对所有的脸都熟识得有点腻烦。她介于两者之间：她很兴奋，但还能冷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她看见舞厅的左角聚集着社交界的精华。那边有放肆地大袒胸的美人丽蒂，她是科尔松斯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秃头亮光光的克利文，凡是社交界精华荟萃的地方总有他的份；小伙子们都往那边望，但不敢走拢去；吉娣还看见斯基华在那边，接着她又看到了穿黑丝绒衣裳的安娜的优美身材和头部。还有他也在那边。吉娣自从拒绝列文求婚的那天晚上起，就没有再见过他。吉娣锐利的眼睛立刻认出他来，甚至发觉他在看她。

“怎么样，再跳一圈吗？您累不累？”科尔松斯基稍微有点气喘，说。

“不了，谢谢您。”

“把您送到哪儿去呀？”

“卡列宁夫人好像在这儿……您把我送到她那儿去吧。”

“遵命。”

于是科尔松斯基就放慢步子跳着华尔兹，一直向舞厅左角人群那边跳去，嘴里说着法语：“对不起，太太们！对不起，对不起，太太们！”他在花边、网纱、丝带的海洋中转来转去，没有触动谁的帽饰上的一根羽毛。最后他把他的舞伴急剧地旋转了一圈，转得她那双穿着绣花长筒丝袜的纤长腿子露了出来，她的裙子展开得像一把大扇子，遮住了克里文的膝盖。科尔松斯基鞠了个躬，整了整敞开的衣服的胸襟，伸出手想把她领到安娜跟前去。吉娣飞红了脸，把裙裾从克里文膝盖上拉开。她稍微有点晕眩，向周围环顾了一下，找寻着安娜。安娜并没有像吉娣所渴望的那样穿紫色衣裳，却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敞胸连衫裙，露出她那像老象牙雕成的丰满的肩膀和胸脯，以及圆圆的胳膊和短小的手。她整件衣裳都镶满威尼斯花边。她的头上，在她天然的乌黑头发中间插着一束小小的紫罗兰，而在钉有白色花边的黑腰带上也插着同样的花束。她的发式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老从后颈和鬓脚里露出来的一圈圈倔强的鬈发，这使她更加妩媚动人。在她那仿佛象牙雕成的健美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

吉娣每次看见安娜，都爱慕她，想象她总是穿着紫色衣裳。可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衣裳，才发觉以前并没有真正领会她的全部魅力。吉娣现在看到了她这副意料不到的全新模样，才懂得安娜不能穿紫衣裳，她的魅力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装更引人注目，装饰在她身上从来不引人注意。她身上那件钉着华丽花边的黑衣裳是不显眼的。这只是一个镜框，引人注目的是她这个人：单纯、自然、雅致、快乐而充满生气。

她像平时一样挺直身子站着。当吉娣走近他们这一伙时，安娜正微微侧着头同主人谈话。

“不，我不会过分责备的，”她正在回答他什么问题，“虽然我不明白。”她耸耸肩膀继续说。然后像老大姐对待小妹妹那样和蔼地微笑着，转身招呼吉娣。她用女性的急促目光扫了一眼吉娣的服装，轻微到难以察觉，却能为吉娣所领会地点了点头，对她的服饰和美丽表示赞赏。“你们跳舞跳到这个大厅里来了！”她添了一句。

“这位是我最忠实的舞伴之一，”科尔松斯基对他初次见面的安娜说，“公爵小姐使这次舞会增光不少。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您跳一个华尔兹吧！”他弯了弯腰说。

“你们认识吗？”主人问。

“我们什么人不认识啊？我们两口子就像一对白狼，人人都认识我们。”科尔松斯基回答。“跳一个华尔兹吧，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

“要能不跳，我就不跳！”她说。

“今天您非跳不可。”科尔松斯基回答。

这时伏伦斯基走了过来。

“啊，既然今天非跳不可，那就来吧。”她没有理睬伏伦斯基的鞠躬，说。接着就敏捷地把手搭在科尔松斯基的肩上。

“她为什么看见他有点不高兴啊？”吉娣察觉安娜故意不理伏伦斯基的鞠躬，心里想。伏伦斯基走到吉娣面前，向她提起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并且因为这一阵没有机会去看她而表示歉意。吉娣一面欣赏安娜跳华尔兹的翩翩舞姿，一面听伏伦斯基说话。她等着他邀请她跳华尔兹，可是他没有邀请。她纳闷地瞧了他一眼。他脸红了，慌忙请她跳华尔兹，可是他刚搂住她的细腰，迈出第一步，音乐就突然停止了。吉娣瞧了瞧他那同她挨得很近的脸。她这含情脉脉却没有得到反应的一瞥，到好久以后，甚至过了好几年，还使她感到难堪的羞辱，一直刺痛着她的心。

“对不起，对不起！跳华尔兹，跳华尔兹了！”科尔松斯基在大厅的另一头叫道。他抓住最先遇见的一位小姐，就同她跳了起来。

二十三

伏伦斯基同吉娣跳了几个华尔兹。跳完华尔兹，吉娣走到母亲跟前，刚刚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了几句话，伏伦斯基就又来邀请她跳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在跳卡德里尔舞时，他们没有说过什么重要的话，只断断续续地谈到科尔松斯基夫妇，他戏称他们是一对可爱的四十岁孩子，还谈到未来的公共剧场。只有一次，当他问起列文是不是还在这里，并且说他很喜欢他时，才真正触动了她的心。不过，吉娣在跳卡德里尔舞时并没抱多大希望。她心情激动地等待着跳玛祖卡舞。她认为到跳玛祖卡舞时情况就清楚了。在跳卡德里尔舞时，他没有约请她跳玛祖卡舞，这一点倒没有使她不安。她相信，他准会像在过去几次舞会上那样同她跳玛祖卡舞的，因此她谢绝了五个约舞的男人，说她已经答应别人了。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圈卡德里尔舞，对吉娣来说，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色彩、音响和动作的美妙梦境。她只有在过度疲劳、要求休息的时候，才停止跳舞。但当她同一个推脱不掉的讨厌青年跳最后一圈卡德里尔舞时，她碰巧做了伏伦斯基和安娜的对舞者。自从舞会开始以来，她没有同安娜在一起过，这会儿忽然看见安娜又换了一种意料不到的崭新模样。吉娣看见她脸上现出那种她自己常常出现的由于成功而兴奋的神色。她看出安娜因为人家对她倾倒而陶醉。她懂得这种感情，知道它的特征，并且在安娜身上看到了。她看到了安娜眼睛里闪烁的光辉，看到了不由自主地洋溢在她嘴唇上的幸福和兴奋的微笑，以及她那优雅、准确和轻盈的动作。

“是谁使她这样陶醉呀？”她问自己，“是大家还是一个人呢？”同她跳舞的青年话说到一半中断了，却怎么也接不上来。她没有去帮那个青年摆脱窘态，表面上服从科尔松斯基得意扬扬的洪亮口令。科尔松斯基一会儿叫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子，一会儿叫大家排成一排。她仔细观察，她的心越来越揪紧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众人的欣赏，而是一个人的拜倒。这个人是谁呢？难道就是他吗？”每次他同安娜说话，安娜的眼睛里就闪出快乐的光辉，她的樱唇上也泛出幸福的微笑。她仿佛在竭力克制，不露出快乐的迹象，可是这些迹象却自然地表现在她的脸上。“那么他怎么样呢？”吉娣对他望了望，心里感到一阵恐惧。吉娣在安娜脸上看得那么清楚的东西，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坚定沉着的风度和泰然自若的神情到哪里去了？不，现在他每次对她说话，总是稍稍低下头，仿佛要在她面前跪下来，而在他的眼神里却只有顺从和惶恐。“我不愿亵渎您，”他的眼神仿佛每次都这样说，“但我要拯救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脸上的表情是吉娣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谈到共同的熟人，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吉娣却觉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决定他们两人和吉娣的命运。奇怪的是，尽管他们确实是在谈什么伊凡·伊凡诺维奇的法国话讲得多么可笑，什么叶列茨卡雅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对象，这些话对他们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吉娣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吉娣的心目中，整个舞会，整个世界，都笼罩着一片迷雾。只有她所受的严格的教养在支持她的精神，使她还能照规矩行动，也就是跳舞，回答，说话，甚至微笑。不过，在玛祖卡舞开始之前，当他们拉开椅子，有几对舞伴从小房间走到大厅里来的时候，吉娣刹那间感到绝望和恐惧。她回绝了五个人的邀舞，此刻就没有人同她跳玛祖卡舞了。就连人家再邀请她跳舞的希望也没有了，因为她在社交界的风头太健，谁也不会想到至今还没有人邀请她跳舞。应当对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可是她又没有勇气这样做。她觉得自己彻底给毁了。

她走到小会客室的尽头，颓然倒在安乐椅上。轻飘飘的裙子像云雾一般环绕着她那苗条的身材；她的一条瘦小娇嫩的少女胳膊无力地垂下来，沉没在粉红色宽裙的褶裥里；她的另一只手拿着扇子，急促地使劲扇着她那火辣辣的脸。虽然她的模样好像一只蝴蝶在草丛中被缠住，正准备展开彩虹般的翅膀飞走，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也许是我误会了，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

她又回想着刚才看到的种种情景。

“吉娣，你怎么了？”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在地毯上悄没声儿地走到她跟前，说，“我不明白。”

吉娣的下唇哆嗦了一下，她慌忙站起身来。

“吉娣，你不跳玛祖卡舞吗？”

“不，不！”吉娣含着眼泪颤声说。

“他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祖卡舞。”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她知道吉娣明白，“他”和“她”指的是谁。“她说：‘您怎么不同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跳哇？’”

“哼，我什么都无所谓！”吉娣回答。

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了解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昨天拒绝了一个她也许心里爱着的男人的求婚，而她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她信任另一个人。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找到了同她跳玛祖卡舞的科尔松斯基，叫他去请吉娣跳舞。

吉娣跳了第一圈，算她走运的是她不用说话，因为科尔松斯基一直在奔走忙碌，指挥他所负责的舞会。伏伦斯基同安娜几乎就坐在她对面。吉娣用她锐利的眼睛望着他们；当大家跳到一处的时侯，她又就近看他们。她越看越相信她的不幸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看到他们在人头济济的大厅里旁若无人。而在伏伦斯基一向都很泰然自若的脸上，她看到了那种使她惊奇的困惑和顺从的表情，就像一条伶俐的狗做了错事一样。

安娜微笑着，而她的微笑也传染给了他。她若有所思，他也变得严肃起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吉娣的目光引到安娜脸上。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迷人的，她那双戴着手镯的丰满胳膊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脖子是迷人的，她那蓬松的鬈发是迷人的，她那小巧的手脚的轻盈优美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是迷人的，但在她的迷人之中却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

吉娣对她比以前更加叹赏，同时心里也越发痛苦。吉娣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垮了，这从她的脸色上也看得出来。当伏伦斯基在跳玛祖卡舞碰见她时，他竟没有立刻认出她来——她变得太厉害了。

“这个舞会真热闹哇！”伏伦斯基对吉娣说，纯粹是为了应酬一下。

“是啊。”吉娣回答。

玛祖卡舞跳到一半，大家重复着科尔松斯基想出来的复杂花样。这时，安娜走到圆圈中央，挑了两个男人，又把一位太太和吉娣叫到跟前。吉娣走到她身边，恐惧地望着她。安娜眯缝着眼睛对她瞧瞧，握了握她的手，微微一笑，就转过身去，同另一位太太快乐地谈起话来。

“是的，她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像魔鬼般媚人的东西。”吉娣自言自语。

安娜不愿留下来吃晚饭，主人来挽留她。

“好了，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科尔松斯基用燕尾服袖子挽住她裸露的胳膊说，“我还想来一场科奇里翁舞呢！那才美啦！”

科尔松斯基慢慢移动脚步，竭力想把安娜拉过去。主人赞许地微笑着。

“不，我不能留下来。”安娜笑盈盈地回答。尽管她脸上浮着笑意，科尔松斯基和主人从她坚定的语气中还是听得出没法子把她留住。

“不了，说实在的，我到了莫斯科，在你们这个舞会上跳的舞，比在彼得堡整整一个冬天跳的还要多呢！”安娜回头望望站在她旁边的伏伦斯基，说。“动身以前我要休息一下。”

“您明天一定要走吗？”伏伦斯基问。

“是的，我想走。”安娜回答，仿佛对他大胆的询问感到惊奇。不过，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和微笑中闪动的难以克制的光辉，像火一样燃烧着他的全身。

安娜没有留下来吃饭，就走了。

二十四

“是的，我这人有些地方惹人讨厌。”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徒步向他哥哥家走去，心里想，“我同人家老是合不来。人家说我骄傲。不，我这人并不骄傲。我要是骄傲，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于是他想起了伏伦斯基：伏伦斯基幸福、善良、聪明而又沉着，决不会落到像他今晚所遭遇的可悲境地。“是的，她应该挑选他。这是对的，我不能埋怨谁，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都得怪我自己不好。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她同我结成终身伴侣呢？我是个什么人？我算得了什么？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对谁也没有用，谁也不需要我。”接着他想起了尼古拉哥哥，快乐地回想着他。“他说世界上一切都是卑鄙龌龊的，这话不是很对吗？我们对尼古拉哥哥的评价未必公平吧？普罗科斐看见他一身破烂，酒喝得烂醉，当然把他看成一个堕落的人，但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了解他的心，知道我们俩很相像。而我没有去找他，却去吃饭，又到这儿来。”列文走到路灯底下，看了看笔记本里哥哥的地址，就雇了一辆马车。在到尼古拉住所去的长途中，列文生动地回想着他所知道的、哥哥一生中的各种事情。他想到哥哥在大学和毕业后的一年里，怎样不顾同学们的嘲笑，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严格遵守一切宗教仪式、礼拜、斋戒，放弃各种享乐，特别是女色；后来忽然变了，结交了一批坏蛋，从此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又想到了他虐待一个男孩子的事。尼古拉从乡下领了一个小孩来抚养，有一次在盛怒之下竟把他打成残废，弄得被送上了法庭。他又想到尼古拉同一个骗子的纠纷。他输给那骗子一笔钱，付了一张支票，后来又告发这骗子骗了他的钱。（这就是柯兹尼雪夫替他付的那笔钱。）接着又想到他怎样因打架闹事在拘留所里被关了一夜。他回想到他怎样无耻地控告柯兹尼雪夫，说他没有把母亲遗产中应该给他的一份分给他，还想到不久前他到西部边区任职，因为殴打乡长而受到审判……这一切都很可恶，但列文并不像那些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不了解他的心地的人那样，把他看得十分可恶。

列文想起，当尼古拉笃信上帝，坚持斋戒，常做礼拜，过修士生活的时候，当他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谁也没有鼓励他，大家还要嘲笑他，包括他列文在内。大家取笑他，叫他挪亚[22]，叫他修士，可是后来他变得放荡了，谁也不帮助他，大家都怀着恐惧和嫌恶的心情回避他。

列文觉得不管尼古拉哥哥生活多么堕落，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深处，并不比那些蔑视他的人更坏。他生性放荡，智力不足，这可不能怪他。其实他总是想做个好人。“我要把心里话全告诉他，要他也把话都讲出来，我还要让他明白我是爱他的，也是了解他的。”十点多钟，列文来到尼古拉所住那家旅馆时，心里作着决定。

“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房间。”看门人回答列文。

“在家吗？”

“应当在家。”

十二号房间的门半开半掩，在一道灯光中飘浮出一股劣等烟草的浓烟，还传来列文所不熟悉的声音。但列文立刻知道哥哥在里面，因为听见了他的咳嗽声。

当他进门的时候，听见那个陌生的声音说：

“一切都要看事情是不是办得合理、卖力。”

康斯坦京·列文朝门里张望了一下，看见说话的是个头发浓密、穿着紧身短袄的青年，沙发上还坐着一个年轻的麻脸女人，穿一身没有袖子和领子的毛料连衫裙。没有看见哥哥。列文想到哥哥同这样一些陌生人混在一起，感到痛心。没有人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就一面脱套鞋，一面倾听那个穿短袄的人在谈些什么。他在谈一个企业。

“哼，真该死，那些特权阶级！”哥哥一面咳嗽，一面说。“玛丽雅！你给我们拿饭来，要是还有酒，也弄点来。没有就去买。”

那女人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就看见了列文。

“有一位老爷来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她说。

“找谁呀？”传出尼古拉生气的声音。

“是我。”列文走到有亮光的地方，回答。

“我是谁呀？”尼古拉声音更加生气地问。只听见他急急忙忙站起来，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接着列文就在对面门口看见哥哥高大消瘦、背有点驼的身子和他那双神情恐惧的大眼睛。他的模样是这样熟识，而他的粗野和病态却又如此使人吃惊。

他比三年前列文最后一次看见他时更瘦了。他穿着一件短上衣。他的手和粗大的骨骼似乎更大了。头发变得稀疏了，嘴唇上留着同样稀疏的小胡子，那双同原来一样的眼睛诧异而天真地望着来客。

“哎呀，柯斯嘉！”他认出了弟弟，突然叫道，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辉。但就在这一刹那，他回头对那个青年望了望，他的头和脖子立刻起了一阵列文所十分熟悉的痉挛，仿佛被领带勒痛似的。接着在他那消瘦的脸上又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粗野、痛苦和冷酷的表情。

“我给您和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写过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同你们认识。你有什么事？您有什么事？”

他完全不像列文所想象的那样。列文原来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最难弄的方面，也就是使人很难同他相处的地方忘记了。而现在，当他看见他的脸，特别是看见他头部痉挛地牵动时，他又想起了这一切。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怯生生地回答，“我只是来看看你。”

弟弟的胆怯显然使尼古拉软化了。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哦，是这样？”他说，“那么，进来，坐下。你要吃晚饭吗？玛丽雅，拿三客饭来。不，等一下。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指着穿短袄的人对弟弟说，“这位是克里茨基先生，还在基辅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朋友了，是位杰出的人物。他当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个坏蛋。”

于是他习惯成自然地向房间里每个人扫视了一下。他看见站在门口的女人要走，就对她喝道：“等一下，我对你说！”他又向所有的人环顾着，用列文极其熟悉的那种颠三倒四的方式，开始给弟弟讲克里茨基的经历：他怎样因创办穷学生救济会和星期日学校而被大学开除，后来怎样进民众学校当教师，又怎样从那里被赶出来，后来又为什么事吃过官司。

“您是基辅大学的吗？”列文为了打破随后出现的那种难堪的沉默，问克里茨基说。

“对，原来是基辅大学的。”克里茨基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说。

“这个女人嘛，”尼古拉打断他的话，指着她说，“是我生活上的伴儿，叫玛丽雅。我把她从窑子里领了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脖子牵动了一下，“但是我爱她而且尊重她。我希望凡是想同我来往的人，”他提高嗓子，皱起眉头，补充说，“也爱她，尊重她。她可以说是我的妻子，是的，可以说是我的妻子。好了，现在你知道你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如果你觉得这样会有损你的身份，那么请便，这里是门。”

于是他的眼睛又询问似的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

“怎么会有损我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么，玛丽雅，叫他们拿三客饭来，还有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下……不，不用了……你去吧。”

二十五

“你瞧！”尼古拉皱紧眉头，抽搐着身子，继续说。他显然吃力地在考虑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你瞧……”他指指房间角落里一束用绳子捆着的铁条，“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着手经营的事业的开端。我们要搞一个生产合作社……”

列文简直没有在听他说话。他凝视着他那张肺痨病人的脸，越来越替他难过。他无法强制自己去听哥哥讲合作社的事。他看出来，这个合作社只是一个避免自己蔑视自己的救生圈。尼古拉继续说：

“你知道，资本家压迫工人，我们这里的工人和农民承受着全部劳动的重负，可是不管怎样卖力干，他们都不能摆脱牛马一般的处境。劳动的全部利润本可以用来改善他们的境况，使他们获得空闲的时间，并因此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可是现在，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了。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他们活儿做得越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润就越多，他们也就只好永远做牛马。这种制度非改进不可！”他说完话，用询问的眼光对弟弟望了望。

“是的，这个当然。”列文注视着哥哥瘦骨嶙峋的脸上泛起的红晕，说。

“所以我们在搞一个钳工合作社，社里的全部生产，包括利润，主要是生产工具，都是共同的。”

“合作社将办在哪里？”列文问。

“办在喀山省伏兹德列姆乡。”

“为什么要办在乡里？我看乡里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为什么钳工合作社要办在乡里呢？”

“因为农民像以前一样还是奴隶。人家要把他们从奴隶地位解救出来，你和谢尔盖因此就不高兴了。”尼古拉听到反问大为恼火，说。

列文这时环顾着这个阴暗肮脏的房间，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似乎更加激怒了尼古拉。

“我知道你和谢尔盖的贵族观点。我知道他把全部智慧都用来为现存的罪恶辩护。”

“嗳，你何必扯到谢尔盖身上去呢？”列文微笑着说。

“谢尔盖吗？我来告诉你！”尼古拉一提到谢尔盖的名字，忽然嚷起来，“我来告诉你……谈他干什么？但是……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瞧不起我们这个……那好，去你的吧，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喝道：“滚！滚！”

“我丝毫也没有瞧不起你们，”列文怯生生地说，“我甚至不想同你们争论。”

这当儿，玛丽雅回来了。尼古拉生气地对她瞧了一眼。她连忙走到他跟前，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我身体不好，容易发脾气，”尼古拉稍微安静了一点，吃力地喘着气说，“再说，你还谈到谢尔盖和他的文章。那种文章完全是胡说，完全是撒谎，完全是自我欺骗。一个不懂得正义的人怎么能写文章谈论正义？您读过他的文章吗？”他问克里茨基，又坐到桌子旁边，推开撒满半桌子的纸烟，以便腾出地方来。

“我没有读过。”克里茨基显然不愿参加谈话，闷闷不乐地说。

“为什么？”这会儿尼古拉对克里茨基发脾气了。

“因为我觉得犯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请问，您怎么知道会浪费时间呢？许多人都看不懂那篇文章，因为太深奥了。我可另当别论，我看透了他的心思，并且知道文章的毛病在哪里。”

大家都不作声。克里茨基慢吞吞地站起来，拿起帽子。

“您不吃晚饭吗？好吧，再见。明天把钳工带来。”

克里茨基一走，尼古拉便微微一笑，使了个眼色。

“他这人也不好，”他说，“我看得出来……”

这时候，克里茨基在门外叫他。

“您还有什么事？”尼古拉说着到走廊里去找他，剩下列文和玛丽雅两人，他就同她攀谈起来。

“您同我哥哥在一起有好久了？”列文问她。

“已经有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很不好。酒喝得太多了。”玛丽雅说。

“他喝什么酒？”

“他喝伏特加。这对他很有害。”

“他喝得很多吗？”列文低声问。

“是的。”她怯生生地望着门说。这时尼古拉正好走进门来。

“你们在谈什么呀？”他皱着眉头问，恐惧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在谈什么呀？”

“没谈什么。”列文尴尬地回答。

“你们不愿说，那随你们的便。不过你同她没什么可说的。她是个窑姐儿，你是个老爷。”他抽动一下脖子说，“你呀，我看得出来，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掂过了分量，你为我的迷误感到惋惜。”他又提高声音说。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雅走到他身边，又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

“噢，好的，好的！……晚饭怎么样了？啊，来了。”他看见茶房端着盘子进来，说。“这儿，摆在这儿！”他怒气冲冲地说，立刻拿起伏特加，倒了一杯，一口气喝干了。“喝吧，你要吗？”他马上高兴起来，对弟弟说。“嗯，谈谢尔盖谈得够了。我看见你还是很高兴的。不论怎么说，我们到底不是外人。嗨，喝吧。你倒讲讲，你眼下在做些什么？”他津津有味地嚼着一块面包，又倒了一杯酒，继续说，“你过得怎么样？”

“我照旧一个人住在乡下，搞搞农业。”列文回答，惊奇地注视着哥哥那副狼吞虎咽的馋相，却竭力装作不在注意他。

“你为什么不结婚？”

“没有机会。”列文涨红了脸回答。

“怎么会？我是完了！我把自己的生活给糟蹋了。我以前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说：要是当年我需要的时候把我名下的那份产业给了我，我的整个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列文赶快把话岔开去。

“你的凡尼亚在我的波克罗夫斯克管理处办事，你知道吗？”他说。

尼古拉抽动了一下脖子，沉思起来。

“你给我讲讲，波克罗夫斯克的情况怎么样？房子还在吗？还有那些桦树？还有我们的教室？园丁菲利浦还活着吗？那亭子和沙发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留心房子里的东西，不要去动它，早一点结婚，一切都要恢复原来的样子。我过一阵去看你，要是你妻子好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到我那里去，”列文说，“我们一定会给你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要是不会碰到谢尔盖，我会到你们那边去的。”

“你不会碰到他。我完全不靠他生活。”

“好，但不管怎么说，你得在我和他两人中间挑一个。”他怯生生地瞧瞧弟弟的眼睛说。他这种胆怯的样子把列文感动了。

“你要是想知道我对这件事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在你们的争吵中我不偏袒哪一方。你们两个都不对。你不对的地方比较外露，他不对的地方比较隐蔽。”

“啊哈！这一点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你已经明白了，啊？”尼古拉快乐地叫起来。

“不过，不瞒你说，我更看重同你的感情，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列文看重同尼古拉的感情，因为尼古拉的遭遇很不幸，需要温暖，但这话他说不出口。不过，尼古拉懂得他的意思，就又皱起眉头，拿起酒瓶来。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雅伸出胖胖的光胳膊去拿酒瓶。

“放手！别来管我！我要揍你了！”他叫道。

玛丽雅露出和善的微笑，使尼古拉也感动了。她拿走了酒瓶。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吗？”尼古拉说，“她比我们谁都懂事。她有些地方很善良可爱，是不是？”

“您以前来过莫斯科吗？”列文问她，纯粹是为了找点话说说。

“你对她说话不必用‘您’。这样会使她害怕的。除了她脱离窑子时那位审问她的法官以外，谁也没有对她用过‘您’字。天哪，这世道多么荒谬哇！”他忽然叫了起来，“那些新机关，那些调解法官，自治会，哼，真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讲起他同那些新机关的冲突来。

列文听着他说。在否定一切公共机关这一点上，他和尼古拉是有同感的，而且自己也常常这样说，但现在从哥哥嘴里听到这话，他却觉得不高兴。

“到了阴间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了。”列文开玩笑说。

“到阴间吗？哎，我可不喜欢阴间！不喜欢！”他说，他那双恐惧的疯狂眼睛盯住弟弟的脸，“能摆脱一切卑鄙龌龊和乱七八槽的东西，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当然很好，可是我害怕死，害怕得要命。”他浑身打了个哆嗦。“你喝一点吧。要不要来点香槟？或者我们到哪儿去走走。我们到吉卜赛人那儿去！老实说，我可爱上了吉卜赛和俄罗斯的歌曲。”

他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列文靠了玛丽雅的帮助，好容易才劝住他不出去，并且让他躺下来。他喝得烂醉了。

玛丽雅答应有事写信给列文，并劝说尼古拉到他弟弟那里去住。

二十六

列文早晨离开莫斯科，傍晚回到家里。他一路上在火车里同邻座旅客谈论政治，谈论新造的铁路，并且也像在莫斯科时一样，被满脑子的混乱思想、自怨自艾的情绪，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折磨着。直到他在家乡车站下了车，认出外套领子竖起的独眼车夫伊格拿特，看见车站朦胧灯光下他那辆垫着毛毯的雪橇，他那几匹系住尾巴、套着饰有铃铛和璎珞的马具的马，车夫伊格拿特一面安放行李，一面告诉他村里的消息，告诉他包工头来过了，巴瓦生了小牛——直到这时，他才觉得头脑清醒了一些，羞耻感和自怨自艾的情绪也逐渐消失了。他一看见伊格拿特和那几匹马，就有这样的感觉。他穿上伊格拿特给他带来的羊皮外套，裹紧身子坐上雪橇回家去，一路上考虑着村里当前的事务，眼睛望着那匹原来骑人、现在却拉着边套的虽然衰老但仍不失慓悍本色的顿河骏马，这时，他对他这次不幸遭遇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他感到悠然自得，不再有什么非分之想。首先，他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幻想结婚会给他带来什么特殊幸福，因此也就不再蔑视现在的生活。其次，他决不再耽于肮脏的色欲，因为这次他去求婚，一想到过去自己在这方面的罪孽，就深感悔恨。然后，他想到尼古拉哥哥，下定决心不再忘记他，他要关心他，注意他的情况，万一有三长两短，一定去帮助他。他觉得，离这一天不会太远了。接着他又想到哥哥谈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番话。当时他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现在却使他思考起来。他认为改造经济条件是荒谬的，但拿自己的富裕同人民的贫困一对照，总觉得不合理。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他决心今后要劳动得更多，生活得更俭朴，尽管他以前也劳动得很多，生活也并不奢侈。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一路上都沉浸在最愉快的幻想里。就这样，他怀着对新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在晚上八点多钟回到了家里。

从原来的保姆、现在的女管家阿加菲雅的房间窗子里漏出来一道灯光，照在屋前积雪的场地上。阿加菲雅还没有睡。顾士玛被她叫醒，睡眼惺忪地赤脚跑到台阶上。猎狗拉斯卡也跳了出来，汪汪乱叫，差一点把顾士玛绊倒；它的身子擦着列文的膝盖，跳跃着，前爪想搭到他的胸膛上，但又不敢。

“老爷，你这么快就回来了。”阿加菲雅说。

“我想家了，阿加菲雅。做客虽好，总不如家里呀！”他回答着，走进了书房。

书房被端进来的蜡烛照亮了。一件件熟识的东西都呈现在眼前：鹿角、书架、烟囱早就需要修理的壁炉、壁炉上面的镜子、父亲坐惯的那张沙发、大桌子、桌子上摆着的那本打开的书、破烟灰碟、一本有他的字迹的本子。他看到这一切，对刚才路上所构思的新生活是否能实现，刹那间产生了怀疑。这一切生活陈迹仿佛抓住了他，对他说：“不行，你躲不开我们，你也不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你将同以前一样：老是怀疑，永远对自己不满，徒劳无功地试图改革，堕落，永远期待不可能到手的幸福。”

但这些都是他的东西对他说的话，他的内心却有另一种呼声：不要因循守旧，事在人为。他听从这个呼声，走到那个放着一对三十六磅重的铁哑铃的角落，举起哑铃做体操，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这当儿，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他连忙放下哑铃。

管家走进来说，感谢上帝，家里平安无事，但是告诉他，荞麦在新的烘谷器上烘焦了。这个消息使列文很生气。新的烘谷器是列文设计的，一部分还是他的创造发明。管家一向反对这种烘谷器，现在他就暗自得意地宣告荞麦被烘焦了。列文却坚持，荞麦被烘焦是因为没有按照他吩咐过无数次的办法去烘。他大为恼火，就把管家训斥了一顿。但是有一个重大的喜讯：他从展览会上高价买来的良种母牛巴瓦生了小牛。

“顾士玛，拿皮外套来。你去给我弄一盏马灯，我要去看看。”他对管家说。

饲养良种牛的牛棚就在房子后面。列文经过丁香树下的雪堆，穿过院子，来到牛棚。冰冻的门一打开，就冲出一股热烘烘的牛粪味。那些牛看到不习惯的马灯光，都吃了一惊，在新鲜干草上骚动起来。那头荷兰牛黑白相间的强壮宽阔的脊背闪闪发亮。公牛金雕带着鼻环躺在里面，听见有人走过，想站起来，但又改变主意，只打了两个响鼻。红毛美人巴瓦胖得像头河马，转过身子，不让人看见小牛，并且把它浑身上下嗅个不停。

列文走进隔开的牛栏，把红白相间的小花牛扶起来，让它用颤巍巍的细腿站着。巴瓦焦急得哞哞直叫，但等列文把小牛推到它的身边，它便放下心来，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开始用粗糙的舌头舔小花牛。小花牛摸索着，鼻子伸到母亲的乳房下，摇摆着尾巴。

“把灯拿过来，费多尔，拿到这儿来。”列文察看着小牛说。“像它娘！虽然毛色像它爹。太美了。身子又长又宽。华西里，它长得很好，是不是？”他对管家说，由于看到小牛而高兴，不再为荞麦烘焦的事生他的气了。

“怎么会不好呢？不过，包工头谢苗在您走后第二天就来过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您要同他讲好价钱！”管家说，“机器的事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

这个问题就把列文引到庞大而烦杂的农务上去了。他从牛棚走到账房，同管家和包工头谢苗谈了一阵之后就回家，一直走到楼上客厅里。

二十七

房子很大，式样很老。列文虽然一个人独住，但占用了整座房子，而且整座房子都生了火。他知道这样做是很傻的，太说不过去，也违反他的新计划，但这座房子对他来说就是整个天地。他的父母以前生活在这个天地里，后来又死在这里。列文认为他们所过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曾梦想同他的妻子、同他的一家重新建立这样的生活。

列文几乎不记得他的母亲了。她留给他的印象成了神圣的回忆。在他的想象中，他未来的妻子应该是个像他母亲一样又贤慧又美丽的理想女人。

他不仅无法想象不经过结婚可以对女人发生爱情，而且他首先想到的是家庭，然后才是同他建立家庭的那个女人。因此，他对结婚的看法同他大多数朋友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结婚是社会生活中许多事情之一；但对列文来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关系到终身幸福。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放弃这样的终身大事！

他走进平时喝茶的小客厅，拿起一本书，在他的安乐椅上坐下来，阿加菲雅给他端来了茶，并且照例说了一句“老爷，我坐了”之后，才在窗口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说也奇怪，他觉得他还是没有抛弃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就不能生活。不论是同她还是同别的女人一起，他的梦想一定要实现。他看着书，想着书里的事，有时停下来听听喋喋不休的阿加菲雅说话，同时头脑里断断续续地浮现着农务和未来家庭生活的种种景象。他觉得，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确立，调整，固定下来。

他听着阿加菲雅谈到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上帝，把列文给他买马的钱拿去喝酒，喝得烂醉，把老婆打得死去活来。他一面听她唠叨，一面看书，回味着由看书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这是丁铎尔[23]的《热学》。他想起他曾批评丁铎尔对实验的本领太自负，并且缺乏哲学观点。忽然，他的头脑里浮起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思想：“两年以后我就有两头荷兰牛了，巴瓦可能还活着，金雕将有一打女儿，再加上这三头宝贝，多美呀！”他又拿起书来。

“不错，电和热是同一个东西。但在解方程式时能不能用一种数来代替另一种数呢？不行。那怎么办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联系凭本能也可以感觉到……特别有趣的是巴瓦的女儿将成为一头红白相间的花牛，牛群里再加上这三头牛……太好了！我将同妻子和客人们一起观看牛群……妻子会说：‘我同康斯坦京照顾这头小牛就像照顾孩子一样。’有个客人会说：‘您对这事怎么那样感兴趣呀？’她回答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我也都感兴趣。’但她究竟是谁呢？”于是他又想起在莫斯科发生的事……“究竟怎么办呢？……我并没有错。但现在一切都得从头来起了。说什么生活不允许，情况不允许，这都是胡说。一定要努力生活得更好，比原来的好得多……”他抬起头来沉思。老狗拉斯卡还没有充分享受主人归来的欢乐，跑到院子里叫了几声，又摇摇尾巴，带着户外的新鲜空气回到房子里，跑到他面前，把头伸到他的手底下，哀怨地尖叫着，要求他的抚摩。

“它就是不会说话，”阿加菲雅说，“它是条狗……可它也懂得主人回来了，主人心里不高兴呢。”

“为什么说我不高兴啊？”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老爷？像我这把年纪还会不知道？我从小就是在老太爷他们身边长大的。不要紧，老爷。做人只要身体健康、良心清白就好了。”

列文凝神地望着她，觉得很奇怪：她怎么这样了解他的心事？

“那么，再给您沏杯茶吧。”她说着拿起茶杯，走了出去。

拉斯卡拼命把头伸到他的手底下。他摸摸它，它立刻蜷伏在他的脚边，把头搁在伸出的后脚上。它微微张开嘴，啧着嘴唇，用湿润的嘴唇更舒服地盖住它那衰老的牙齿，怡然自得地安静下来，表示一切都称心如意了。列文留神地瞧着它最后的动作。

“我也是这样！”他心里想，“我也是这样！没什么……一切都很称心。”

二十八

舞会后的第二天清早，安娜打电报给丈夫，说她当天离开莫斯科。

“不，我得走了，得走了！”她向嫂子解释她为什么要改变计划，那种语气就像想起了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似的。“不，还是今天走好！”

奥勃朗斯基没有在家里吃饭，但答应七点钟回来送妹妹。

吉娣也没有来，只送来一张条子说她头痛。陶丽和安娜就同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起吃饭。不知是孩子们容易变呢，还是特别敏感，他们觉得今天安娜同平时完全不一样，她不再关心他们——总之，他们不再同姑妈玩，也不再爱她，对她走不走毫不在意。安娜一早上都在忙于准备回家。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记下账目，收拾行李。陶丽总觉得安娜心神不宁，情绪烦躁。这种心情陶丽是体验过的，不是无缘无故，多半是由于对自己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陶丽跟着她进去。

“你今天好怪！”陶丽对她说。

“我吗？你发现了？我并不怪，我只是有点难过。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老是想哭。这很傻，但会过去的。”安娜急急地说，涨得通红的脸俯向一个玲珑的手提包。她正在把睡帽和麻纱手帕放到手提包里去。

她的眼睛格外明亮，眼眶里泪光闪闪。“我当时舍不得离开彼得堡，就像现在舍不得离开这儿一样。”

“你这次来做了一件好事。”陶丽凝视着她的脸说。

安娜用泪汪汪的眼睛对她瞧了瞧。

“别这样说，陶丽。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来宠我，把我宠坏了。我做了什么？我又能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有那么多的爱，你能饶恕人……”

“要是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你真幸福，安娜！”陶丽说，“你心里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英国人说，人人心里都有秘密[24]。”

“你有什么秘密？你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有的！”安娜忽然说。在流过眼泪之后，她的嘴唇上出乎意外地浮起一种狡猾而嘲弄的微笑。

“那么，你的秘密一定是可笑的，而不是痛苦的。”陶丽笑眯眯地说。

“不，是痛苦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今天走而不是明天走吗？我的心事很难说出口，但我愿意向你坦白。”安娜说，身子断然地往安乐椅上一靠，眼睛盯着陶丽的眼睛。

陶丽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红到脖子上乌黑鬈发的发根，不禁吃了一惊。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可知道吉娣今天为什么不来吃饭吗？她在吃我的醋。我破坏了……这次舞会使她痛苦而不是快乐，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不过，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错，或者只有一点儿错。”她说，尖细的声音强调“只有一点儿”几个字。

“哈，你说这话多么像斯基华！”陶丽笑着说。

这话使安娜感到委屈。

“哎，不不不！我可不是斯基华，”她皱着眉头说，“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一点儿怀疑，所以我才对你这样说。”

但就在她说这话的一刹那，她觉得她说的不是真话。她不仅怀疑自己，而且一想到伏伦斯基就心慌意乱。她之所以要提前走，就是为了避免再同他见面。

“是的，斯基华对我说了，你同他跳过玛祖卡舞，还有他……”

“真想不到事情会弄得这么可笑。我原来只想给他们撮合撮合，结果却完全出乎意外。也许我是情不自禁……”

她涨红了脸，停住了。

“哦，这一点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了！”陶丽说。

“但要是他在这件事上认真的话，我是会感到失望的。”安娜打断她的话说，“我相信这件事会被忘记的，吉娣也不会再恨我了。”

“不过，安娜，我对你说句实话，我不太赞成吉娣这门婚事。要是他伏伦斯基一天里就会对你发生爱情，这门婚事还是吹掉的好。”

“哎呀，我的天，这未免太愚蠢了！”安娜说。她听见陶丽把她的心事说出来，脸上又浓浓地泛起了得意的红晕。“这么说来，这回我离开这儿，却成了我心爱的吉娣的仇人了！啊，她是多么可爱呀！不过，陶丽，这事你会设法补救的吧？是吗？”

陶丽好容易才忍住笑。她爱安娜，但看到她也有弱点，觉得挺好玩。

“成为仇人吗？那是不会的。”

“我真希望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现在更加爱你们了。”她含着眼泪说，“哎，我今天多傻呀！”

她拿手帕抹了抹脸，开始换衣服。

直到安娜就要动身的时候，奥勃朗斯基才赶回来，他满脸红光，喜气洋洋，一身都是酒气和雪茄味儿。

安娜的情绪也感染了陶丽，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小姑时，喃喃地说：

“记住，安娜，你帮了我的忙，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要记住，我爱你，并且将永远爱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真不明白你说这话做什么！”安娜忍住眼泪吻着陶丽，说。

“你过去了解我，现在也是了解我的。再见，我的好朋友！”

二十九

“啊，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当安娜同直到第三次铃响还站在车厢过道的哥哥最后告别时，头脑里首先这样想。她坐在软席上，同安奴施卡一起。她在卧车的昏暗灯光中向周围环顾着。“感谢上帝，明天就可以看到谢辽查和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又可以照老样子太太平平过日子了。”

安娜虽然还没有消除一天来的激动，但已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旅途生活。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和关上红色手提包，拿出一只小靠枕，放在膝盖上，整齐地盖住两腿，舒舒服服地坐下来。那个有病的太太已经躺下睡觉了。另外两位太太同她攀谈起来。那个胖老太婆包好脚，抱怨起车厢里的暖气来。安娜同太太们敷衍了几句，看到谈话不会有什么趣味，就叫安奴施卡拿出一盏马灯，挂在座位的扶手上，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开头她读不进去。先是嘈杂的声音和旅客的来往打扰她；后来火车开动了，她又不能不被开车的响声所吸引；然后是雪片打着左边的车窗，粘在玻璃上；接着是衣服裹得很紧、半边身子撒满雪花的列车员走了过去；然后又是对今天大风雪的议论，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种种响动不断地重复出现，又是火车的震动和响声，又是打在车窗上的雪片，又是那忽冷忽热的暖气，又是在昏暗的车厢里闪过的人影，又是那些说话声，但安娜已开始在读小说，并且读进去了。安奴施卡已经在打瞌睡，她那双宽阔的手戴着其中一只已经破了的手套，抓住放在膝盖上的红色手提包。安娜在读小说，并且读进去了，但她不高兴读，或者说不高兴跟踪别人的生活。她自己对生活的兴趣太浓了。她读到小说中女主人公看护病人，她就渴望自己在病房里悄悄地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她就渴望自己去作这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马打猎，戏弄嫂子，并且以她的勇敢使大家吃惊，她就渴望自己也这样做。但她又无事可做，于是只好用她的小手玩弄光滑的小刀，勉强读下去。

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已达到他英国式幸福的境界，获得了男爵爵位和领地。安娜很想同他一起到那个领地去，可是忽然觉得他应该害臊，她自己也应该为此感到害臊。“但他究竟有什么可害臊的？我又有什么可害臊的？”安娜又生气又惊奇地问自己。她双手紧紧握住裁纸刀，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放下了书。没有什么可害臊的。她反复重温着在莫斯科的往事。一切都是美好的，愉快的。她想起舞会，想起了伏伦斯基和他那张多情的恭顺的脸，想起了她同他的全部关系：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但就在回忆过程中，她的羞耻感增强了。她一想起伏伦斯基，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温暖，真温暖，简直有点热呢！”她在座位上换了一个姿势，断然地对自己说：“哎，那有什么呢？那又有什么道理？难道我害怕正视这件事吗？哎，那有什么呢？难道我同这个小伙子军官有了或者可能有超过一般朋友关系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来，可是怎么也读不进去。她拿裁纸刀在窗玻璃上刮了一下，又把光滑冰凉的刀面贴在面颊上，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突然涌上心头，她差一点笑出声来。她觉得她的神经像琴弦一样在弦轴上越绷越紧。她觉得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手指和脚趾都在痉挛，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喘不过气来；而在这摇曳的昏暗灯光里，一切形象却异乎寻常地鲜明，使她感到惊奇。她不断地感到疑惑，不能确定火车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后退，还是根本没有开动。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奴施卡还是别的什么人？“那边座位扶手上是什么东西？是皮大衣还是野兽？在这儿的是不是我自己？是我自己还是别的女人？”对这样的精神恍惚，她感到恐惧。它有一种吸引力，但她可以凭意志听从它或者摆脱它。她站起身来清醒清醒，推开羊毛毯，脱下短披肩。她清醒了一刹那，知道那个穿着掉了纽扣的粗布长外套的瘦瘦的乡下佬是个生炉子的，他进来看看温度表，风雪就随着他从门口刮进来；但随后一切又都模糊了……这个腰身很长的乡下佬仿佛在啃墙上的什么东西，那个老太婆把腿伸得有一车厢长，弄得车厢里一片阴暗。接着听到一阵恐怖的尖叫和轰隆声，仿佛有人被撕裂了；然后是一片耀眼的通红的火光，最后一切又全被一堵墙遮住了。安娜觉得她在往下沉，但这一切并不可怕，而是怪有趣的。一个衣服裹得很紧、身上落满雪花的人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站起身来，清醒了。她明白火车进站了，那个人是列车员。她叫安奴施卡把她的披肩和头巾拿给她，她穿戴好了，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奴施卡问。

“是啊，我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儿太热了。”

她打开门。暴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同她争夺着车门。她觉得很有趣。她拉开门，走了出去。风仿佛就在等着她，快乐地呼啸着，想把她擒住带走，但她抓住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到站台上，离开那节车厢。风在踏级上很猛烈，但在站台上被车厢挡住，变得轻微些了。她舒畅地深深吸着雪花飞舞的凛冽的空气，站在车厢旁边，环顾着站台和灯光辉煌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从车站角落里，经过一排柱子，在火车车轮之间冲击着，咆哮着。车厢、柱子、人，凡是看得见的东西全都半边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暴风雪平静了片刻，接着又更加猛烈地刮来，简直使人无法抵挡。然而，人们还是快乐地交谈着，奔来跑去，把月台上的铺板踩得咯咯直响；大门不断地打开又关上，一个人的弯曲影子在她的脚边滑过，接着就听见锤子敲在钢铁上的声音。“把电报拿来！”从暴风雪怒号的黑暗中传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请到这里来！二十八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叫嚷。有几个穿戴得很暖和、身上落满雪花的人跑过。有两个嘴里衔香烟的人在她旁边走过。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从手筒里伸出一只手，正要去抓门柱，回到车厢里，突然发现她的旁边站着一个穿军服的人，挡住了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伏伦斯基的脸。他举起一只手放在帽檐旁，又向她鞠了一躬，问她有没有什么事，他能不能为她效劳？她好一阵什么也没回答，凝神地望着他。尽管他站在阴影里，她却看见，或者说她自以为看见他脸部和眼睛的表情。这就是昨天那么打动她心弦的那种又恭敬又狂喜的表情。这几天，甚至刚才，她还在反复对自己说，对于她，伏伦斯基只不过是随处可以遇见的无数普通青年中的一个罢了，她决不让自己再去想他；可是这会儿，刚同他见面，她就被一种快乐的骄傲情绪所控制。她不必问他怎么会来到这里。这一点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对她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她在这里。

“我不知道您也来了。您来做什么呀？”她垂下正要去抓门柱的手，说。她的脸上焕发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欢乐和生气。

“我来做什么吗？”他盯住她的眼睛，反问说，“说实话，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风仿佛冲破了重重障碍，把车厢顶上的雪吹落下来，把什么地方的破铁皮吹得铿锵发响。前面，机车发出哀怨而凄凉的尖锐汽笛声。暴风雪的恐怖景象在她看来显得格外壮丽。他对她说的话，正是她内心所渴望而她的理智所害怕的。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但他从她的脸上看出了内心的斗争。

“要是我说的话使您不高兴，那就请您原谅。”他恭顺地说。

他说得那么彬彬有礼，又那么斩钉截铁，使她好一阵都答不上来。

“您的话很傻。我请求您，如果您是个好人，那就把您说的话忘掉，我也会把它忘掉的。”她最后说。

“您的每一句话，您的每一个动作，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

“够了，够了！”她叫道，竭力想使自己被他贪婪地凝视着的脸装出很严厉的样子，但是装不成。于是她一手抓住冷冰冰的门柱，跨上踏级，急急地走到车厢的平台里。她在这小小的平台上站住，头脑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她想不起自己说过的话，也想不起他说过的话，但她明白，这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这使她感到害怕，也使她觉得幸福。她站了几秒钟，走进车厢，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原来折磨过她的精神紧张，不仅恢复了，而且变本加厉，使她担心身上会有什么东西因过度紧张而断裂。她通宵没有入睡。不过，在这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在那充满她头脑的幻想中，并没有什么阴暗和不愉快的东西；相反，只有一种快乐的、使人陶醉的热辣辣的感觉。天快亮时，安娜在座位上打起瞌睡来。她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火车驶近了彼得堡。有关家庭、丈夫、儿子和今天以及往后的种种琐事的思想，立刻涌上她的心头。

火车在彼得堡车站停下来，她下了车，首先引起她注意的就是丈夫的脸。“哎呀，我的天！他的耳朵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她望着他那冷冰冰的、一本正经的脸，特别是他那对现在使她感到惊奇的、撑住圆礼帽边缘的大耳朵，心里想。他一看见她，就向她走过来，嘴唇上浮起他那惯常的嘲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直瞪着她。当她遇见他那执拗而疲倦的目光时，一阵不愉快的感觉揪住了她的心，仿佛她原来希望看见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特别使她吃惊的，是当她遇见他时所产生的那种对自己不满的感觉。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熟悉的感觉，也就是在对待丈夫关系上的虚情假意。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种感情，现在却十分明白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是啊，你看，你多情的丈夫像新婚头一年那样多情，望你连眼睛都快要望穿了。”他用尖细的声音和对她惯用的腔调慢慢地说。谁要是真的用这种腔调说话，那准会被人嘲笑的。

“谢辽查身体好吗？”她问。

“这就是对我的热情的全部报答吗？”他说，“他身体很好，很好……”

三十一

这一夜，伏伦斯基通宵不想睡觉。他坐在他的座位上，一会儿直瞪着前方，一会儿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他一向以镇定沉着使不熟悉他的人感到惊奇和不安，而此刻似乎变得更加傲慢自负了。他看人好像在看一样东西。一个在区法院任职、有点神经质的青年坐在他对面，很恼恨他这副样子。那青年向他借火抽烟，还同他攀谈，甚至于推推他，想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伏伦斯基望着他还是像望着一盏灯那样。那青年实在受不了他这种冷漠的态度，就扮了个鬼脸。

伏伦斯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也没有看见。他觉得自己像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给安娜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象——这一点他还没有自信——而是因为她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觉得幸福和自豪。

这一切将产生什么后果，他不知道，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他觉得他以前所浪费和分散的精力现在都集中在一点，并且精神抖擞地去追求一个崇高的目的。他因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对她说了实话，她到哪里，他也到哪里；他现在发现生活的全部幸福，生活的唯一意义，就是看到她，听见她的声音。当他在波洛果伏下车去喝矿泉水，看见安娜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原来所想的。他感到很高兴，因为对她说了这话，现在她知道了他的情意，一定正在想着他的话。伏伦斯基通夜没有合眼。他回到车厢里，不断地回忆着看见她的各种情景，回味着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并且在头脑里幻想着未来生活的种种情景，而这可使他兴奋得简直连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伏伦斯基在彼得堡下了火车，觉得自己在通宵失眠之后却神清气爽，好像洗过冷水澡一样。他站在她那节车厢旁边，等她出来。“我可以再看她一眼，”他情不自禁地微笑着，对自己说，“我要看看她走路的姿势，看看她的脸。说不定她会说些什么，会回过头来，瞟我一眼，笑一笑。”但是，他还没有看见她，却先看到了她的丈夫由站长恭恭敬敬地陪着穿过人群。“哦，是啊，是她丈夫！”直到现在伏伦斯基才清楚地懂得，那丈夫是同她一辈子结合在一起的人。他本来知道她有丈夫，但几乎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看见他，看见他的脑袋、肩膀和穿黑裤子的腿，特别是当他看见他露出所有主的神气，泰然自若地挽起她的胳膊时，他才确信这一点。

他看见卡列宁，看见他那彼得堡式刮得光光的脸和严厉而充满自信的神态，以及他的圆礼帽和微驼的背，才相信他的存在，并且产生了一种不快的感觉，就像一个口渴得要命的人走到泉水旁边，却发现那里有一条狗、一只羊或者一头猪在饮水，并且把水搅混了。卡列宁走起路来蹒蹒跚跚，摆动屁股，这副样子使伏伦斯基特别厌恶。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有爱她的绝对权利。但她还是那样，她的神态还是那样使他觉得精神振奋，心里充满幸福，受到鼓舞。他吩咐那个从二等车厢来的德国跟班拿着行李先走，自己则向她跟前走去。他看见他们夫妻见面，而且以他情人的明察秋毫的眼力看出她同丈夫说话有点拘谨。“不，她不爱他，她不会爱他！”他心里这样断定。

他从后面走近安娜的时候，他高兴地发现她感觉到他的接近，回头瞧了一眼，一认出是他，又继续同丈夫说话。

“您昨儿晚上睡得好吗？”他同时向她和她丈夫鞠躬，使卡列宁认为他是在向他鞠躬。至于卡列宁是不是认得他，那倒是无所谓的。

“谢谢您，很好！”她回答。

她的脸显得有点疲倦，也没有那股忽而从微笑中忽而从眼神里焕发出来的生气；但是在她对他的一瞥中，她的眼睛里却有一样东西闪了闪。虽然这火花一闪就熄灭了，他却因这一瞥而感到幸福。她向丈夫瞟了一眼，想知道他是不是认识伏伦斯基。卡列宁不高兴地望望伏伦斯基，茫然地回想着他是谁。伏伦斯基的镇定自若，碰到卡列宁那种冷冰冰的自信，就像镰刀碰在石头上一样。

“伏伦斯基伯爵。”安娜介绍说。

“噢！我们好像认识，”卡列宁伸出手，冷冷地说。接着又对安娜说：“你同母亲一起去莫斯科，却同儿子一起回来。”他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说，好像说一个字就是抛出一个卢布来。“您一定是来休假的吧？”他不等伏伦斯基回答，又用戏谑的口吻对妻子说：“嘿，离开莫斯科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这样对妻子说，是要使伏伦斯基感觉到他要同她单独在一起，接着向伏伦斯基转过身去，举手碰了碰帽檐；但伏伦斯基却对安娜说：

“希望有荣幸去拜访你们。”

卡列宁用疲倦的眼睛对伏伦斯基瞟了瞟。

“欢迎！”他冷冷地说，“我们每逢星期一招待客人。”然后他把伏伦斯基抛在一边，对妻子说：“真巧，我正好有半小时空来接你，可以向你表示表示我的热情。”他继续用戏谑的口吻说。

“你太夸大你的热情了，我可不敢领教哇！”她同样用戏谑的口吻说，同时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跟在他们后面的伏伦斯基的脚步声。“这关我什么事？”她心里想，接着就问丈夫，她不在家的时候谢辽查怎么样。

“啊，好得很！玛丽埃特说他很听话……不过我要说句使你扫兴的话……他并没有想念过你，可不像你的丈夫哇！但我要向你再说一声‘谢谢’，我的朋友，你给了我面子，提早一天回来。我们那只‘茶炉子’可要大大高兴了。（他把那位赫赫有名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叫作茶炉子，因为她不论遇到什么事总是兴奋激动得要命。）她几次问起你。说实话，要是允许我冒昧奉劝，你今天应该去看看她。她这人不论什么事都是挺热心的。现在除了她自己操心的种种事情以外，还忙着给奥勃朗斯基夫妇调解呢。”

李迪雅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上流社会里一个圈子的中心人物。而安娜通过丈夫的关系，同这个圈子里的人很接近。

“我给她写过信了。”

“不过她总是希望知道得更详细些。去一次吧，我的朋友，要是你不太疲劳的话。哦，康德拉基会给你马车的，我可要到会里去了。现在我又可以不用单独一个人吃饭了！”卡列宁继续说，但已经不再用戏谑的口吻。“你真不会相信我已经习惯同你……”

于是他好一阵握着她的手，带着一种异样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三十二

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的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冲下楼梯来迎接她，欢天喜地地叫着：“妈妈，妈妈！”他跑到她面前，就挂在她的脖子上。

“我对您说是妈妈！”他对家庭教师大声说，“我知道的！”

儿子也像丈夫一样，在安娜心里引起一种近乎扫兴的感觉。她在想象中把他看得比实际上更好。但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欣赏他的本来面目。不过，他的本来面目也是可爱的：他生着一头浅黄的鬈发、一双天蓝的眼睛和两条穿着紧身长筒袜的细长结实的腿。安娜在亲近和抚爱他时，体会到一种近乎肉体的快感；而在遇见他那单纯、信任和亲爱的目光，听见他那些天真的问话时，就又感到精神上的安慰。安娜取出陶丽送给孩子的礼物，对儿子说莫斯科有一个叫塔尼雅的小姑娘，这个塔尼雅不但会自己读书，她还在教别的孩子呢。

“哦，那我不如她吗？”谢辽查问。

“在我看来，你是天下最好的孩子。”

“这我知道。”谢辽查微笑着说。

安娜还没有喝完咖啡，仆人就进来通报说，李迪雅伯爵夫人到。李迪雅伯爵夫人又高又胖，脸色憔悴枯黄，但生有一双美丽的若有所思的黑眼睛。安娜爱她，但今天她仿佛第一次发现她身上的各种缺点。

“嘿，我的朋友，您拿到橄榄枝了吗？[25]”李迪雅一走进房间就问。

“是的，事情全结束了，但这一切也并不像我们原先想的那么严重，”安娜回答，“总之，我嫂子也太死心眼了。”

不过，李迪雅伯爵夫人虽然关心各种闲事，但人家对她讲她所关心的事却从来不好好听，这会儿就打断安娜的话说：

“是啊，天下烦恼和邪恶真多，我今天可吃尽苦头啦。”

“怎么回事？”安娜竭力忍住笑问她。

“为真理而奋斗，费力不讨好，我有点厌倦了，有时简直有点泄气了。姐妹会（这是一个博爱的、爱国的宗教组织）的事搞得很好，可是你拿这些先生简直毫无办法，”李迪雅伯爵夫人带着无可奈何的嘲弄口吻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歪曲，然后又卑鄙无耻地谈论它。只有两三个人，包括你丈夫在内，了解这个事业的全部意义，可其他人呢，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糟。普拉夫京昨天写信给我……”

普拉夫京是一位侨居国外的著名泛斯拉夫主义者。李迪雅伯爵夫人讲了他来信的内容。

接着伯爵夫人又讲了一些反对教会联合运动的阴谋和不快的事情，就匆匆地走了，因为她还要去参加一个团体的会议和斯拉夫委员会的活动。

“这种事情向来如此，可是我以前怎么没有发觉呢？”安娜自言自语，“是不是她今天特别生气呀？但说来也实在可笑，她的目的是行善，而且又是个基督徒，可她总是愤愤不平。她总是碰到冤家对头，而且是基督教和慈善事业方面的冤家对头。”

李迪雅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一个朋友，那是位长官夫人。她讲了城里的种种见闻。到三点钟她也走了，但答应来吃晚饭。卡列宁还在部里。只剩下一个人，她就利用这段时间去照料儿子吃饭（他一向单独吃饭），收拾收拾东西，看了桌上堆着的信件和便条，又写了些回信。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莫名其妙的羞愧和兴奋完全消失了。在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觉得心安理得，无可非难。

她诧异地回想着她昨天的经历。“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也没有。伏伦斯基说了些蠢话，但那是说过就算了，而且我也回答得很得体。这事可不必对丈夫讲，也不能讲。把这种事告诉他倒是小题大做了。”她想起她曾经告诉丈夫，在彼得堡，她丈夫手下有个青年，差点儿向她求爱，但卡列宁却回答说，这类事情凡是参加社交活动的女人都会碰到，他完全相信她的稳重，决不会让猜疑来贬低她和贬低自己。“看来没有必要讲出来吧？是的，感谢上帝，没有什么可讲的。”她自言自语着。

三十三

卡列宁四点钟从部里回家，照例没有时间到房里去看安娜。他走到书房里去接见等着他的来访者，在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吃饭的时候来了几个客人（平日总有几个客人到卡列宁家来吃饭）：卡列宁的老表姐，一位司长和他的太太，一个被推荐到卡列宁部下任职的青年。安娜走到客厅里来招待他们。五点正，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第五下，卡列宁就穿着燕尾服，佩着两枚勋章，系看白领带，走了进来，因为一吃完饭他就要出去。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预先排定，都有活动。为了完成每天摆在他面前的事，他总是严格遵守时间。“不紧张，不休息。”——这是他的信条。他走进客厅，向每个人点头致意，一面向妻子微笑，一面匆匆坐下来。

“是啊，我的孤独生活这下子算结束了。你真不知道一个人吃饭有多别扭（他特别强调‘多别扭’三个字）。”

吃饭时他同妻子谈了些莫斯科的事，带着嘲讽的微笑问到奥勃朗斯基的情况。不过，谈话都是一般性的，都是些彼得堡官场和社会上的事情。饭后，他陪了半小时客人，就又笑嘻嘻地握了握妻子的手，乘车去参加会议。这天晚上，安娜既没有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去——虽然公爵夫人一知道安娜回来，就请她晚上去玩——也没有到她订有包厢的剧院里去看戏。她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她预备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在客人走后，安娜理理服装，感到很懊恼。她在衣着上一向善于精打细算，在去莫斯科之前就请女裁缝替她改制三件衣服。她要求衣服改得认不出是改制的，而且三天前就应当改好。结果两件衣服根本没有改，还有一件也改得不称安娜的心。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这样改更合适，因此惹得安娜大发脾气，过后她想起来都觉得害臊。为了要使心情平静下来，她走到孩子房里，整个黄昏都同儿子在一起过，最后又安顿他睡觉，为他画了十字，盖好被子。她哪儿也没有去，一晚上在家里过得那么愉快，觉得很高兴。她感到那么心安理得，那么清楚地看出，她在火车上认为不平凡的遭遇，其实只是社交界一件平凡的小事，她没有理由要在人家面前和自己面前感到害臊。安娜坐在壁炉旁边读一本英国小说，等着丈夫。九点半正，她听见他的铃声，接着他就走进房里来。

“你到底来了！”她说着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旁边坐下。

“我从各方面看出来，你这次出门很顺利。”他对她说。

“是的，很顺利。”她回答。于是她一五一十把各种事情讲给他听：她同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同车去莫斯科，她到达莫斯科的情况，铁路上发生的意外事故。接下来又讲到她怎样开头同情哥哥，后来又同情陶丽。

“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原谅，虽然他是你的哥哥。”卡列宁严厉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懂得他说这话就是为了表示，亲属关系并不妨碍他说出公正的意见。她知道丈夫的这种性格，并且很欣赏。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也回来了，我很高兴！”他继续说。“那么，对议会里通过的我那个新法案，那里有什么议论吗？”

关于那个法案，安娜什么也没有听说。这件对他如此重要的事，她竟没放在心上，她感到内疚。

“这里正好相反，反应很大。”他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她看出来，卡列宁想把这件事当中他觉得有趣的地方告诉她，因此故意提些问题引他讲。他就得意扬扬地笑着讲给她听，由于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他博得了不少喝彩声。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证明，对这件事的合理而坚定的看法，在我们中间开始确立。”

卡列宁喝完第二杯奶油红茶，吃好面包，站起身来，向书房走去。

“你哪儿也不去，一定很寂寞吧？”他说。

“嗯，不！”她回答着，也跟着他站起来，送他穿过客厅到书房里去。“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哇？”她问。

“我最近在读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他回答，“是一本很出色的书。”

安娜微微一笑，那神气就像人们看见心爱的人的弱点一般。她挽住他的手臂，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晚上读书是他必不可少的习惯。她知道，虽然公务几乎占去他的全部时间，他还是认为有责任关心知识界的一切大事。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艺术对他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虽然如此，或者说就因为这个缘故吧，卡列宁从不放过艺术界发生的任何重大问题，并且认为博览群书是他的责任。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方面，卡列宁常常产生各种疑问，进行探索，但在艺术和诗歌方面，尤其在音乐方面，尽管他一窍不通，却总有他明确而坚定的见解。他爱谈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爱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而他对各种文艺流派都做了十分明确的分类。

“好了，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看见书房里的安乐椅旁已摆了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又握住她的手，吻了吻。

“他毕竟是个好人，正直，善良，事业上有成就，”安娜回到房里，自言自语，仿佛在一个指责他、说他这人不讨人喜爱的人面前替他辩护着，“可是他的耳朵怎么显得这么怪呀！是不是因为他刚理过发了？”

十二点正，安娜还坐在写字台旁给陶丽写信，就听见穿着拖鞋的稳重的脚步声。卡列宁梳洗完毕，腋下夹着一本书，走到她跟前。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他异样地微笑着，向卧室走去。

“他凭什么权利那样看他呀？”安娜记起伏伦斯基看卡列宁的目光，想。

她脱了衣服，走进卧室，可是她的脸上不仅没有她在莫斯科生活时从眼神和微笑中焕发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她心中的火花似乎熄灭了，或者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四

伏伦斯基离开彼得堡的时候，把他滨海街那组大公寓交给他的朋友和要好同事彼特利茨基照管。

彼特利茨基是个青年中尉，出身并不显要，不仅不富裕，而且负债累累，天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还常常因为种种荒唐可笑的丑事而被关禁闭，但同事和长官都很喜欢他。伏伦斯基在十一点多钟从火车站搭车回到寓所，看见门口停着一辆他熟识的马车。当他还在门外打铃的时候，就听见男人的哈哈笑声、女人喃喃的说话声和彼特利茨基的喊叫声：“如果是个坏蛋，就不让他进来！”伏伦斯基关照勤务兵不要通报，自己就悄悄地走进第一个房间。彼特利茨基的女朋友，希尔顿男爵夫人，穿着闪闪发亮的紫缎衣裳，头发浅黄，脸色鲜红，说着一口巴黎话，像金丝雀一般使整个屋子都充满她的声音。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彼特利茨基穿着大衣，卡梅罗夫斯基骑兵大尉一身军装，大概刚下班。他们分坐在她的两边。

“好哇！伏伦斯基！”彼特利茨基叫着跳起来，嘎的一声推开椅子。“主人来了！男爵夫人，给他用新咖啡壶煮点咖啡。嘿，真是没想到！我希望你书房里的这个装饰品能使你满意，”他指指男爵夫人说，“你们是认识的吧？”

“那还用说！”伏伦斯基说，快乐地微笑着，紧紧握住男爵夫人的小手，“当然！我们是老朋友了。”

“您出门刚回来，那我走了，”男爵夫人说，“嗯，我这就走，要是妨碍你们的话。”

“您可不用客气，男爵夫人，处处都是您的家。”伏伦斯基说。“您好，卡梅罗夫斯基。”他冷冷地握了握卡梅罗夫斯基的手，说了一句。

“您就从来不会讲这样漂亮的话。”男爵夫人对彼特利茨基说。

“不，怎么不会？等吃过饭我也来讲些同样漂亮的话。”

“吃过饭讲就不稀奇了！好吧，我来给您煮咖啡。您去洗个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着又坐下来，小心地转动新咖啡壶上的螺旋。“彼尔，拿咖啡给我，”她对彼特利茨基说，亲昵地唤他彼尔，并不掩饰她同他的特殊关系，“我来加一点。”

“您会把它弄糟的。”

“不，我不会把它弄糟！那么您的太太呢？”男爵夫人突然打断伏伦斯基跟他同事的谈话，插嘴说，“我们已经把您从这儿送出去让人家招女婿了。您把太太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生来是个吉卜赛人，死后还是个吉卜赛人。”

“这样更好，这样更好。让我们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没有放掉伏伦斯基的手，就用戏谑的口吻告诉他她最近生活上的打算，征求他的意见。

“他总是不肯同我离婚！唉，叫我怎么办呢？（他是指她丈夫。）我想去对他起诉。您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卡梅罗夫斯基，当心咖啡，已经烧开了。您瞧，我有多少事情啊！我要起诉，因为我要我的那一份财产。您知道他这人实在岂有此理，居然说我对他不忠实，”她轻蔑地说，“竟想侵占我的财产。”

伏伦斯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位俏丽女人的快乐闲谈，随声附和着，半真半假地给她出着各种点子。总之，立刻采用他对这类女人谈话时惯用的腔调。在他的彼得堡世界里，所有的人被分成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庸俗、愚蠢、可笑，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同一个合法的妻子共同生活，姑娘必须贞洁无瑕，女人必须有羞耻心，男人要有丈夫气概，要刚强持重，要教育孩子，要自食其力，要偿清债务，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想法。这都是些可笑的老派人。另一类是堂堂正正的人，他伏伦斯基和他的朋友们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特点是：风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沉溺于各种情欲而不会脸红，对什么事都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

伏伦斯基怀着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另一个世界的种种印象，只在最初一刹那感到有点突兀，但很快就像两脚伸进一双旧拖鞋那样，又回到原来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了。

咖啡结果还是没有煮好，却溅了大家一身，烧干了，并且起了它必然的作用，就是说引得哄堂大笑，溅污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衣服。

“嗯，那么再见吧，要不然您就永远不去洗脸，而在我的心上留下一个正派人所能犯的主要罪行——不爱清洁。那么，您是不是要我对准他的喉咙捅上一刀子啊？”

“不错，但您的小手离开他的嘴唇要近一点，这样他就会来吻您的手，事情也就会圆满解决了。”伏伦斯基回答。

“那么回头在法兰西剧院见！”接着是一阵衣服的窸窣声。她走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起身来，伏伦斯基不等他走，就同他握了握手，走到盥洗室去。当伏伦斯基梳洗的时候，彼特利茨基把他走后自己的情况简单地向他讲了讲。钱一点都没有了。他父亲说不再给他钱，也不肯替他还债。裁缝要控告他，另外有个人也威胁要叫他坐牢。团长宣布，他要是再干这种丑事，就得离开军队。男爵夫人已经像辣萝卜一样叫他讨厌，她总是想给他钱花。但另外有个女人，他要把她带来给伏伦斯基看看，美得叫人销魂，纯粹是个东方美人，“说实在的，活像女奴利百加[26]。”他昨天同别尔科歇夫也吵过架，还想同他决斗，但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总之，一切都很精彩，都非常有趣。彼特利茨基不想让朋友详细了解他的处境，就给他讲种种有趣的新闻。伏伦斯基在这居住了三年的熟悉透顶的寓所里，听着彼特利茨基讲着熟悉透顶的故事，体会到一种回到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的快乐。

“不可能！”他正在洗脸盆里洗他那健康红润的脖子，这会儿就放下洗脸盆的踏脚板，叫起来，“不可能！”他听到罗拉抛弃费丁果夫而同米列耶夫同居时，叫起来，“他还是那样愚蠢和自得吗？啊，那么布祖鲁科夫怎样了？”

“哈，布祖鲁科夫又闹了一个笑话，有趣极了！”彼特利茨基大声说，“你知道，他是个舞迷，皇家舞会他一次也不肯放过。有一天，他戴着新式的盔形帽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你看见过新式盔形帽吗？很漂亮，很轻。他刚站在那里……不，你听我说。”

“我是在听啊！”伏伦斯基用毛巾擦着身子，回答。

“正好亲王夫人同一位大使之类的人物走了过来，算他倒霉，他们正在谈新式盔形帽。亲王夫人想让那大使看看这种新式盔形帽……他们看见我们的宝贝正好站在那里（彼特利茨基摹仿他戴着盔形帽站在那里的姿势）。亲王夫人向他借盔形帽来看看，他不肯。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嗐，大家都向他眨眼，点头，皱眉，意思就是叫他把帽子给她，可他还是不给。光站在那儿发愣。你可以想象得出他那副神气……可是那一个……他叫什么呀……已经要拉他的帽子了……他还是不给！……那人就一把从他头上抢过来，交给亲王夫人。‘这可是顶新式帽子啊！’亲王夫人说。她把帽子翻过来，你真想不到，里面哗啦一声倒出东西来了！一个梨子，一大把糖果，足足有两磅重！……他竟把这些东西都藏了起来，这宝贝！”

伏伦斯基哈哈大笑。后来，过了好一阵，当他们已经在谈别的事情时，他一想到盔形帽，就又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爆发出一串健康的笑声。

伏伦斯基听了这些消息，在跟班的帮助下穿好制服，就去报到。他打算报到后到哥哥家和培特西家去，再访问几户人家，希望在那种交际场所遇见卡列宁夫人。照他在彼得堡生活的老规矩，他这一出去，要到深夜才会回家。

第二部

一

那年冬末，谢尔巴茨基家请医生会诊，来诊断吉娣的病，确定治疗方案，使她愈益虚弱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吉娣的病由于节令将近入春，更加恶化。家庭医生要她吃鱼肝油，接着给了她含铁剂，后来只开了硝酸银，可是三种药物都没有效。他就劝她开春出国疗养，还请来一位名医。这位名医年纪并不大，生得相貌堂堂，他要求检查病人的全身。他兴致勃勃地再三说，处女的羞怯完全是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一个未老的男子接触年轻姑娘的身体，那是极其自然的事。他认为这不算一回事，因为他天天都在这样做，根本不觉得或者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他认为处女的羞怯不仅是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而且也是对医生的侮辱。

看来也只好服从了，因为，尽管所有的医生都毕业于同一个学校，读的是同一类书，学的是同一种医学，尽管有人说这位名医其实是个庸医，但在公爵夫人家里和在她那个圈子里，不知怎的，大家都认为这位医生医道特别高明，只有他才能救吉娣的命。这位名医就仔细检查了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病人，然后用心洗了洗手，站在客厅里同公爵说话。公爵皱着眉头，一面咳嗽，一面听医生讲解病情。公爵阅历丰富，头脑聪明，自己又没有病，不相信医学，而且全家只有他一人深知吉娣的病因，因此他对医生耍的这出把戏感到很恼火。“真是个牛皮大王。”他听着这位医生喋喋不休地谈他女儿的病，心里想。医生却强自忍住对这位公爵老爷的鄙视，竭力迁就他的理解水平。他懂得同老头子谈是没有用的，这里的一家之主是母亲。他准备在她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这当儿，公爵夫人带着家庭医生走进客厅来。公爵溜掉了，他认为这场戏太滑稽可笑，但竭力不让人察觉他的想法。公爵夫人十分惊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她觉得她对不起吉娣。

“嗯，医生，您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有话就请您直说。”她想问：“还有没有希望？”可是她的嘴唇直打哆嗦，这话怎么也问不出口。“啊，怎么样，医生？”

“等一下，公爵夫人，我要先跟我的同行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您禀告我的意见。”

“那我们应该回避吗？”

“请便。”

公爵夫人叹了一口气，出去了。

只剩下两位医生的时候，家庭医生就怯生生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她患的是初期肺结核，但是……名医不等他讲完，看了看自己的大金表。

“哦！”他说，“但是……”

家庭医生毕恭毕敬地说到一半住口了。

“您要知道，是不是初期肺结核，我们还不能诊断；没有发现空洞以前无法断定。但推测是可以的。症状也是有的：营养不良，神经容易亢奋，等等。问题在于：如果是肺结核，应该怎样增加营养？”

“不过，您也知道，患这种病总有些神经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因素！”家庭医生露出微妙的微笑，大胆插嘴说。

“是的，这个当然！”名医又看了看表，回答。“请问，亚乌兹桥修好了吗？还是仍旧得兜圈子？”他问。“啊！修好了。那我只消二十分钟就可以到目的地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在于：增加营养，调理神经。两者互相关联，必须双管齐下。”

“那么，出国疗养呢？”家庭医生问。

“我反对出国疗养。请您注意：假如是初期肺结核——但我们还无法诊断——那么出国疗养并没有好处。重要的是增加营养，但必须注意适量，否则反而对身体有害。”

于是名医就提出了用苏打水治疗的方案。他用这个疗法显然是因为苏打水没有任何害处。

家庭医生恭恭敬敬地用心听着。

“不过，出国旅行的好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习惯，摆脱原来的环境，免得触景生情。再说，做母亲的也有这样的希望。”他说。

“哦！那就让她们去吧，但那些德国的江湖郎中会害人的……又不能不听他们……好，那就让她们去吧。”

他又看了看表。

“哦！我得走了。”他说着向门口走去。

名医向公爵夫人提出（纯粹是出于礼貌）他要再看看病人。

“什么！再检查一次！”母亲恐怖地叫道。

“哦，不，我只是还要了解些细节，公爵夫人。”

“请进来。”

于是母亲只好陪着医生再到客厅去看吉娣。吉娣站在房间当中，身体消瘦，面颊绯红，眼睛由于害臊而闪出一种异样的光芒。医生一走进去，她一阵脸红，眼泪便夺眶而出。她觉得她的所谓病和治疗实在太荒唐，太可笑了！她觉得给她治病，就像把一只打碎的花瓶拼凑起来一样可笑。她的心碎了。他们想用药丸和药粉来给她治病，那又有什么用？但她不能伤母亲的心，尤其是因为母亲还觉得对她负疚呢。

“对不起，请您坐下，公爵小姐。”名医说。

他笑嘻嘻地在她对面坐下，按着她的脉搏，又向她提出一些讨厌的问题来。她回答了几句，突然发火了，站了起来。

“对不起，医生，这可实在毫无必要。这话您已经问过我三遍了。”

名医并不生气。

“这是病态的烦躁，”等吉娣走了以后，他对公爵夫人说，“不过我结束了……”

他把公爵夫人看作一位极其聪明的女人，在她面前科学地分析了公爵小姐的病，坚决主张那种毫无用处的饮水疗法。至于要不要出国旅行，医生沉思了一阵，仿佛在解答什么难题。最后他宣布了决定：可以出国，但不要相信江湖郎中，有事只能向他请教。

医生走后，家里仿佛发生了一桩喜事。母亲回到女儿身边，兴高采烈。吉娣也装得很高兴。现在她几乎常常装假。

“真的，我很健康，妈妈。但您要是愿意出国，那我们就去吧！”她说着，竭力装作对这次旅行很感兴趣，并谈到出门的准备工作。

二

医生走后，陶丽来了。她知道今天会诊，因此不管自己产后起床不久（她在冬末又生了一个女孩），也不管自己有许多烦恼和忧虑，抛下喂奶的婴儿和生病的女孩，跑来打听对吉娣的命运究竟做了怎样的决定。

“啊，怎么样？”她走进客厅，没有脱下帽子就问。“你们都很高兴，准是有好消息，是吗？”

大家想把医生的话详细告诉她，可是那医生虽然头头是道地讲了好一阵，要传达他的话却很不容易。唯一明确的是他们决定出国旅行一次。

陶丽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她的知心妹妹要走了，偏偏她现在的生活又很不愉快。她同奥勃朗斯基和解后的关系仍使她感到委屈。安娜所弥补的裂缝并不牢固，原来的那道裂缝总破坏着家庭的气氛。倒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但奥勃朗斯基几乎总是不在家，钱也几乎老是没有，陶丽一直因为疑心他不忠实而感到苦恼，她害怕再尝到妒忌的痛苦，竭力驱除这方面的猜疑。不久前体验过的那种强烈的妒意不会再有了，即使再发现他有不忠实的行为，也决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严重影响她的心情。今后即使再发生这一类事，也只能破坏她所习惯的家庭生活。她这样让自己受骗，并且因他有这种弱点而瞧不起他，但她更瞧不起的是她自己。此外，这个大家庭的琐碎家务不断地折磨她：一会儿，婴儿吃不饱了；一会儿，奶妈走了；一会儿，又是另一个孩子病了。

“你那几个孩子怎么样？”母亲问。

“唉，妈，您自己也够烦恼的了。莉莉病了，我担心不要是猩红热。我趁早先来打听一下，要不，万一是猩红热——但愿不是——那我就只好关在家里不出门了。”

老公爵等医生走后，也从书房里出来，他转过脸让陶丽亲吻，同她说了几句话，就对妻子说：

“怎样决定的？出去吗？唉，那你们打算拿我怎么办？”

“我想你还是留下吧，阿历山大。”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妈，为什么不让爸爸同我们一起去呢？”吉娣说，“一起去他高兴，我们也快活些。”

老公爵站起来，摸摸吉娣的头发。她抬起头，勉强笑着望望父亲。在家里她总觉得父亲比谁都了解她，虽然他很少谈到她。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是父亲的爱女。她认为父亲对她的挚爱使他能明察秋毫。此刻，当她的目光遇到他那凝视着她的慈祥的蓝眼睛时，她觉得他看透了她的心事，察觉了她头脑里一切不好的念头。她红着脸，向他凑过去，等待他的亲吻，他却只摸摸她的头发说：

“这种该死的假头发！叫人碰不到自己的女儿，却摸到哪个死婆娘的头毛。嗯，陶丽，”他对大女儿说，“你们那位公子哥儿在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爸爸。”陶丽回答，懂得是在说她的丈夫。“总是不在家，简直见不到他的影子。”她忍不住冷笑了一下。

“怎么，他还没有下乡去变卖树林吗？”

“没有，他还在作准备。”

“哦，原来如此！”公爵说。“那么我也得去吗？我听从你的吩咐。”他一面坐下来，一面对妻子说。“你呀，小吉娣！”他对小女儿说，“你有朝一日醒来会说：‘我可完全健康了，我真快乐，又可以一清早同爸爸踩着冰雪去散步了。’你说呢，嗯？”

父亲的话似乎很简单，但吉娣听了就像一个罪犯被揭发一般，说不出有多狼狈。“是的，他全知道，全明白，他说这话等于告诉我，虽然丢脸，但必须忍受。”她鼓不起勇气来回答。她还没有开口，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急急忙忙地从房里冲出去。

“看你开的玩笑！”公爵夫人责怪丈夫。“你总是……”她向他吐出一大套责备的话来。

公爵听着夫人滔滔不绝的责怪，一言不发，脸色越来越阴沉。

“她多么伤心，这可怜的孩子，多么伤心，你不知道，只要稍稍暗示一下那件事，她就难过得要命。真是错看了人了！”公爵夫人说，从她语调的变化，陶丽和公爵都听出她这是在谈伏伦斯基。“我真不懂怎么没有法律来制裁这种卑劣的家伙！”

“哼，我可不想听了！”公爵怒气冲冲地说，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仿佛想走，但到门口又站住了。“法律是有的，妈妈，既然你逼得我开口，那就让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谁的错：是你，是你，都是你。制裁这种骗子的法律一向是有的，现在也有！是啊，要不是发生了那种不该发生的事，我这个老头儿也会同他，同这个花花公子去决斗的。好，如今你们就来给她治病吧，把那些江湖郎中统统请来吧！”

公爵仿佛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公爵夫人一听出他的语气，就像平日遇到什么重大的问题那样，立刻变得平静而且后悔了。

“阿历山大，阿历山大。”她喃喃地说，向他走过去，大哭起来。

她一哭，公爵也就不作声了。他走到她跟前。

“啊，好了，好了！你也很难过，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仁慈的……谢谢……”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手上感觉到公爵夫人和泪的亲吻，他也回吻了她，接着走出房间。

这以前，当吉娣哭着走出房间的时候，陶丽出于做母亲的和家庭主妇的习惯，立刻看出面前摆着女人家的活儿，就想去做。她脱下帽子，仿佛在精神上卷起袖子，准备动手。当母亲责怪父亲的时候，她试图本着做女儿的身份去劝阻母亲。当公爵大发雷霆的时候，她不作声；她为母亲害臊，也更加敬重父亲，因为看到父亲这么快又变得和蔼可亲了。等父亲一走，她就准备去做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到吉娣房里去安慰她。

“妈，我有一件事早就想告诉您：您可知道列文上次来这儿，是来向吉娣求婚的吗？他告诉斯基华了。”

“那又怎么样呢？我不明白……”

“吉娣大概拒绝他了吧？……她没对您说过吗？”

“没有，不论这一个，还是那一个，她都没有说起过；她这人太好强了。不过我知道事情都是为了那一个……”

“是的，您倒想想，她居然拒绝了列文。但我知道，要不是为了那一个，她是不会拒绝他的……可后来那一个又狠狠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对女儿十分内疚，想起来都觉得难堪，因此恼羞成怒。

“哼，我可实在弄不懂！如今做姑娘的什么事都自作主张，什么话也不对做母亲的说，结果就……”

“妈妈，我去看看她。”

“去吧，难道我拦着你吗？”母亲说。

三

一走进吉娣的小房间——一个漂亮的粉红色小房间，里面摆满古老的萨克森瓷器玩偶，而吉娣自己两个月前还像这房间一般洋溢着粉红色的青春的欢乐——陶丽就想起去年她们姐妹俩一起快乐而亲热地布置这个房间的情景。她看见吉娣坐在近门的一张矮凳上，眼睛直瞪着地毯的一角，她的心凉了。吉娣对姐姐瞧了一眼，脸上那种冷漠而带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我这次回去以后就要长期关在家里，你也不能来看我了。”陶丽在她旁边坐下来说，“我要同你谈谈。”

“谈什么？”吉娣恐惧地抬起头，急急地问。

“谈什么？还不是谈你的苦恼。”

“我没有什么苦恼。”

“得了，吉娣。难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全知道。听我说，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种事。”

吉娣不作声，她的脸色变得更严厉了。

“你犯不着为他痛苦。”陶丽单刀直入。

“是的，既然他瞧不起我。”吉娣颤声说，“不要说了！请你不要说了！”

“谁同你说的？谁也没有说过。我相信他从前爱你，现在还是爱你的，不过……”

“哼，我最受不了这样的同情！”吉娣突然发火了，叫起来。她在凳上转过身去，脸涨得通红，手指急促地哆嗦着，忽而用这只手忽而用那只手捏着腰带扣子。陶丽知道吉娣一激动，就会两手乱抓。她知道她一生气，就会不顾一切，说出许多不该说的气话来。陶丽想安慰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什么，你要我感觉什么？”吉娣急急地说，“是不是我爱上了一个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的人，我还得为他去死吗？这种话亏你做姐姐的说得出口，你以为……以为……以为你同情我！……我可不要这种同情和做作！”

“吉娣，你这话太不讲理了。”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我吗，正好相反……我看见你难过……”

可是吉娣在火头上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

“我没什么好伤心的，也用不着人家的安慰。我这人挺自负，决不会去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是的，我也没有这样说……只有一件事，你老实告诉我，”陶丽拉住她的手说，“告诉我，列文向你提出来了吗？……”

一提到列文的名字，吉娣似乎丧失了最后的自制力。她霍地从凳上跳起来，把腰带扣子往地上一摔，迅速地做着手势说：

“你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列文？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我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我这人挺自负，我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像你那样，回到一个对你变了心、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身边去。我真不懂，这一层我真不懂！你办得到，我可办不到！”

她说了这些话，对姐姐瞧了一眼，看见陶丽忧郁地低着头，不作声。吉娣原想出去，看到姐姐这副模样，就在门边坐下，用手帕捂住脸，垂下了头。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光景。陶丽想着心事。她经常感觉到的委屈，经她妹妹一提起，又格外尖锐地刺痛着她的心。她没有料到妹妹会这样冷酷，因此很生她的气。她忽然听见衣服的窸窣声和压抑不住的悲泣，同时感到有一双手搂住她的脖子。吉娣跪在她面前。

“我的陶丽呀，我太……太不幸了！”她满怀歉意地低声说。

她把涕泗滂沱的可爱的脸埋在陶丽的裙子里。

眼泪就像一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少了它，姐妹俩谈心的机器就不能顺利运转。哭过一场之后，姐妹俩谈的已不是她们的心事，而是别的事，她们也互相谅解了。吉娣明白，她在气头上说的关于丈夫变心和委屈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可怜的姐姐的心，但姐姐原谅了她。陶丽呢，也弄明白了一切她想知道的事；她明确了她猜得对，吉娣的悲伤，无可慰藉的悲伤，就在于列文向她求婚，她拒绝了他，而伏伦斯基却欺骗了她，如今她准备去爱列文，恨伏伦斯基。这些话吉娣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她只谈了她的心情。

“我一点也不悲伤，”她平静下来说，“但我觉得一切都很丑恶、讨厌、粗野，首先是我自己。这一层你能理解吗？你真不能想象，我对一切都抱着多么恶劣的想法。”

“嘿，你会有什么恶劣的想法呢？”陶丽微笑着问。

“最最恶劣、最最粗野的想法；我简直没法儿告诉你。这不是忧愁，也不是烦恼，而是要坏得多。仿佛我心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唉，该怎么对你说呢？”她看见姐姐眼睛里疑惑的神色，继续说。“爸爸刚才对我说……我觉得他想的无非是要把我嫁出去。妈妈带我去参加舞会，我觉得她就是要赶快把我嫁出去，好把我摆脱掉。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无法驱除这些想法。我真看不惯那些所谓求婚者。我觉得他们是在从头到脚打量我。以前我穿着跳舞衣裳出去，觉得简直是一种享受，我总是很自我欣赏，现在却感到害臊，不自在。唉，有什么办法呢！医生……哼……”

吉娣迟疑了一下。她本想说下去，但自从她心里起了这样的变化以后，奥勃朗斯基在她心目中已变得很讨厌了，她一看见他，就无法排除最粗野最丑恶的想法。

“啊，我觉得一切都很粗野卑鄙，”她继续说，“这是我的病。也许会好的……”

“你别这样想……”

“没有办法。我只有在你家里跟孩子们一起才觉得快乐。”

“可惜你不能到我家去。”

“不，我要去的。我生过猩红热，我不怕。我去要求妈妈。”

吉娣坚持要去，就到了姐姐家里。孩子们害的确实是猩红热，她看护他们。姐妹俩照顾六个孩子，直到他们都痊愈，可是吉娣的健康并没有好转，谢尔巴茨基一家就在大斋节出国去了。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是一个整体，那里大家互相认识，彼此来往。但在这个大圈子里还有小圈子。安娜·卡列尼娜在三个不同的小圈子里都有朋友，而且关系密切。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员的圈子，包括他的同事和部下，成员五花八门，关系错综复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安娜起初对这些人怀着近乎虔敬的感情，而现在这种感情已经消失了。她现在熟悉他们所有的人，就像在小县城里人们互相熟悉一样。她知道每一个人的习惯和嗜好，以及他们的苦衷；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和以什么人为中心；知道谁庇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谁跟谁在什么事上观点一致，在什么事上意见分歧；但是这个维护男性利益的政府官员的圈子，虽经李迪雅伯爵夫人一再劝诱，却从来引不起她的兴趣，她总是避开他们。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小圈子是卡列宁赖以飞黄腾达的圈子。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就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形成这个圈子的是那些年老色衰、仁慈虔敬的妇女和聪明好学、功名心重的男人。这圈子里的一个聪明人把它称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卡列宁很重视这个圈子，而善于同各种人相处的安娜，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是在这个圈子里找到朋友的。可是现在呢，在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她觉得这个圈子叫人十分反感。在她看来，她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人都装腔作势。她在这个圈子里感到那么厌倦，那么不自在，就尽可能少去拜访李迪雅伯爵夫人。

最后，同安娜有关的第三个圈子是真正的社交界，那里充满舞会、宴会和华丽的服装。这个社交界一手抓住宫廷，免得堕落到“半上流社会”[27]的地位。这个圈子里的人自以为瞧不起“半上流社会”，其实他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安娜是通过她的表嫂培特西公爵夫人同这个圈子发生关系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万卢布收入。安娜在社交界中刚一露面，公爵夫人就特别喜欢她，照顾她，把她拉进她们的圈子，并嘲笑李迪雅伯爵夫人那个圈子。

“等我变得又老又丑了，我也会这么办的，”培特西说，“但您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进这个修道院未免太早了。”

安娜起初竭力避开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圈子，因为那里的交际费超过她的进款，而且她心里也比较喜欢第一个圈子；但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情况就反过来了。她避开她那些精神上的朋友，进出豪华的交际场所。她在那边遇见伏伦斯基，并在这种会见中尝到一种销魂的快乐。她在培特西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培特西娘家就姓伏伦斯基，培特西是他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伏伦斯基都去，一有机会就向她倾诉爱情。她没有给他任何鼓励，但每次见到他，心里就会燃起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他时的那种热情。她自己也感觉到，只要一看见他，她的眼睛里就会闪出欢乐的光芒，嘴唇上就会浮起微笑，而且抑制不住这种快乐的表情。……开头安娜满以为，他的大胆追求使她不快，但在莫斯科回来后不久，她去参加原以为会遇见他的晚会而没有遇上他时，她就会感到怅然若失，因此明白她一直是在欺骗自己，他的追求不仅没有使她觉得讨厌，反而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乐趣了。

那位著名歌星在唱第二遍了。剧院里集中了社交界人士。伏伦斯基从正厅第一排座位上看见了堂姐，不等幕间休息，就来到她的包厢里。

“您怎么不来吃饭？”她对他说。“在谈恋爱的人眼睛真尖，简直叫我吃惊。”她又笑嘻嘻地低声加了一句，低得只有他一人听见：“她不在。等歌剧结束，您来好了。”

伏伦斯基询问似的对她瞧了一眼。她低下头。他用微笑来向她表示感谢，在她身边坐下。

“您当初那种嘲笑的模样，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呢！”培特西公爵夫人继续说，她一直注意着他们这种爱情的发展，对他们的事特别感兴趣。“如今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您被人家揪住了，我的宝贝。”

“我就是希望被揪住呢！”伏伦斯基泰然而又和蔼地微笑着说，“说实在的，我要是有什么抱怨的话，那就是被揪得还不够紧。我有点丧失希望了。”

“嘿，您能有什么希望呢？”培特西为朋友感到委屈，说，“咱们心照不宣吧……”不过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火花，表明她像他一样懂得他能有什么希望。

“毫无希望！”伏伦斯基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笑着说。“对不起，”他说着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越过她那裸露的肩膀向对面包厢瞭望，“我怕我要成为笑柄了。”

他很明白，在培特西和社交界其他人的心目中，一个追求姑娘或者任何没有丈夫的女人而失败的男人，就要成为笑话的对象，但是一个追求已婚女人，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去把她勾引到手的男人，决不会成为笑话的对象，相反，倒有一种英雄豪侠的味道，因此他胡子底下现出矜持而快乐的微笑，放下望远镜，向堂姐瞧了一眼。

“那您为什么不来吃饭呢？”她一边说，一边欣赏他。

“这我要告诉您的。我很忙。忙什么？我让您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着。我在替一个做丈夫的和一个侮辱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呢。是的，真的！”

“哦，调解好了吗？”

“差不多。”

“这事您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她站起身来说，“您下次休息时来吧。”

“不成，我要到法国剧院去了。”

“去听尼尔生[28]唱歌吗？”培特西惊奇地问，她怎么也不承认尼尔生的歌喉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有什么办法呢？我和人家约定在那里见面，都是为了调解那件事。”

“‘和事佬有福了，他们可以进天国。’”培特西说，隐约记得有人说过这一类话。“嗯，那么您坐下来讲讲，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着又坐下了。

五

“这事有点荒唐，但太有意思了，我很想讲给您听听。”伏伦斯基眉开眼笑地望着她，说，“我不讲他们的名字。”

“但我会猜的，这样更有趣。”

“那您就听我说：有两个快乐的小伙子乘车去……”

“一定是你们团里的军官，是不是？”

“我没有说是军官，只是两个吃过早饭的小伙子……”

“说得明白些：是喝过酒的。”

“也许是这样。他们到一个同事家去吃饭，情绪非常好。他们看见一位漂亮的女人坐马车追过他们，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至少他们认为她在向他们点头，向他们微笑。他们自然就追了上去。他们没命地赶着马。使他们惊奇的是，这位美人儿就在他们去吃饭的那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美人儿跑上楼去。他们只看见短面网下的红唇和一双小巧玲珑的脚。”

“您讲得那么津津有味，我看您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您刚才是怎么对我说的？后来，这两个年轻人走到同事家里，他办酒替他们饯行。当然，他们可能多喝了几杯，这在饯行筵席上是常有的事。吃饭的时候，他们打听楼上住着什么人。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们问：‘楼上有小姐们住着吗？’主人家的仆人回答说，这里住着很多位小姐。饭后，这两个小伙子走到主人书房里，给这位素昧平生的女人写信。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白爱情，又亲自把它送到楼上，以便当面解释信里可能写得不够清楚的地方。”

“您把这种丑事讲给我听干什么？嗯？”

“他们打了打铃。出来一个侍女，他们就把信交给她，还再三向她表示，他们爱那个女人爱得神魂颠倒，要是不能见见她，简直就会在门口当场死去。那侍女疑惑不解地同他们谈着话。突然一位留有香肠般络腮胡子、面孔红得像龙虾的先生走出来，声明房子里除了他妻子以外没有别的人，就把他们俩赶走了。”

“您怎么知道他的胡子——像您说的那样——像香肠呢？”

“嗯，您听我说。我刚才去给他们调解过了。”

“哦，结果怎么样？”

“事情可有意思了。原来这是一对幸福的夫妇，九品文官和他的夫人。九品文官提出申诉，我就当了调解人，而且是个顶呱呱的调解人！我敢保证，就是塔列兰[29]也比不上我。”

“有什么困难吗？”

“好，您听我说……他们照例赔了罪：‘我们觉得很抱歉，这是个不幸的误会，请您原谅。’留香肠胡子的九品文官开始有点心软了，但还是要表示表示他的愤怒。他火冒十丈，满口粗话。我又只得施展施展我的外交才能了。我说：‘我也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对，但请您原谅，这是个误会，他们年轻无知，而且刚刚吃过早饭。不瞒您说，他们感到很后悔，请您饶恕他们的过错。’九品文官听了心又软了，说：‘我同意您的意见，伯爵，我也准备饶恕他们，但您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个正派女人，却遭到这两个小流氓的侮辱和调戏……’您要知道，那个小流氓当时就在场，我只好再给他们调解。我又运用外交手腕，可是事情刚要结束，我们的九品文官又冒火了，脸又涨得通红，香肠胡子又竖起来，我只好再一次施展我的外交手腕了。”

“嘿，这故事一定得给您讲讲！”培特西笑着对一位走进包厢来的太太说，“他真把我笑死了。”

“啊，祝您成功！”她用法语补了一句，把不握扇子的那个手指伸给伏伦斯基亲吻，耸耸肩膀，让缩上来的衣服滑下一点。这样，当她接近脚灯时，在煤气灯光和众人的目光下，她的肩膀和胸部就会充分袒露出来。

伏伦斯基到法国剧院去了。他确实要去看看那位从不错过一场法国剧院演出的团长，向他报告这三天来他起劲地忙碌着的调解工作。卷入这件事的有他喜爱的彼特利茨基，还有那个不久前才调到团里来的可爱的青年，出色的同事，年轻的凯德罗夫公爵。这件事主要是关系到团的名誉。

这两个青年都在伏伦斯基的骑兵连里服役。九品文官范登跑来找团长，控告他的两个军官调戏他的妻子。据范登说，他的年轻妻子（他们结婚才半年）和她母亲在教堂里做礼拜，她忽然感到不舒服，因为怀了孕，站不住，看到一辆马车，就雇了车回家。这时候，有两个军官追逐她，她害怕了，身体更不舒服，一到家就跑上楼。范登已从官厅回来了，听到铃声和说话声，便走出来开门。他看见两个喝醉酒的军官，就把他们推出去。他要求严办他们。

“不，不论您怎么说，”团长把伏伦斯基请来，对他说，“彼特利茨基也实在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闹事。这位九品文官也不肯罢休，他会去上告的。”

伏伦斯基看到事情不妙，又不可能举行决斗，只得竭力劝说那位九品文官不要太激动，私下了结这件事。团长请伏伦斯基来商量，因为知道他这人品德高尚，办事机灵，尤其是一向珍惜团的声誉。他们谈了一阵，决定让彼特利茨基和凯德罗夫随伏伦斯基去向这位九品文官赔礼。团长和伏伦斯基两人都明白，凭伏伦斯基的名字和他宫廷武官的身份，是能使九品文官回心转意的。这两个条件确实都起了作用，但调解结果究竟怎样，正像伏伦斯基说的，还在未定之际。

伏伦斯基来到法国剧院，同团长一起走进休息室，向他报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团长考虑了一番，决定不受理这个案件，但后来出于好奇，又向伏伦斯基询问他们会见的详细情节。他听伏伦斯基讲到九品文官刚有点平静，但一想到事情的经过，又冒起火来。伏伦斯基说完最后一句调解的话，就乘机退出，却把彼特利茨基推到前面。团长听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好一阵。

“这事真不像话，但挺好笑。凯德罗夫是打不过这位先生的！他大为生气，是吗？”团长笑着反问。“今天克列尔怎么样？美极啦！”他接着谈论起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看多少遍，她总是天天不一样。只有法国人才有这样的本领。”

六

培特西公爵夫人不等最后一幕结束，就离开剧院回家。她走进梳妆室，在苍白的长脸上扑上一些粉，擦擦匀，梳了梳头发，又吩咐仆人在大客厅里摆好茶。这时候，一辆辆马车陆续来到她那滨海大街的大住宅门口。客人们在宽敞的大门口下了车。看门的胖子每天早晨都在玻璃门外读报教诲过往行人，这时轻轻拉开大门，让来客从他身边进去。

主人和客人差不多同时走进大客厅：女主人新梳了头，脸上刚匀过粉，从一扇门进来；客人们从另一扇门进来。大客厅里的墙壁是暗色的，铺着柔软的地毯，灯光把桌子照得通亮，桌布白得耀眼，桌上摆着银茶炊和半透明的白瓷茶具。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掉手套。几个仆人悄没声儿地走来，帮助客人拉开椅子，大家就分两组坐下来：一组坐在女主人旁边，围着茶炊；另一组坐在客厅另一头，围着那位穿黑丝绒衣裳、生着两条弯弯黑眉毛的美丽的公使夫人。两组人的谈话开头照例总是游移不定，被招呼、寒暄、献茶所打断，仿佛在摸索话题。

“她作为一个演员真是出类拔萃，她一定研究过考尔巴哈[30]的造型，”一位外交家在公使夫人那一组中说，“你们可曾注意她是怎样倒下来的……”

“嗳，咱们别再谈尼尔生了！她没有什么新东西好谈了。”一位穿老式绸衣裳、没有眉毛、不戴假发而生着浅黄色头发的红脸胖太太说。这是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她以性格直爽、态度粗暴出名，因此绰号叫“可怕的娃娃”。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坐在两组客人当中，同时倾听和介入两边的谈话。“今天我就听到有三个人谈到考尔巴哈，谈的都是同样的话，仿佛预先串通好了似的。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这样喜欢这句话。”

谈话被她这个意见打断，只得再想新的话题。

“您给我们说些什么好玩的事，但话可不要刻毒。”擅长闲谈的公使夫人对外交官说。那外交官此刻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倒有点为难了，因为一般认为只有刻毒的话才好玩。”他笑眯眯地说，“不过我愿意试一试。您出个题目吧。关键全在于题目。有了题目，文章就好做了。我常常想，上个世纪的好口才，到今天也很难说出有趣的话来，因为一切有趣的话现在都已成为陈词滥调了……”

“这话也早就有人说过了。”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开始得很文雅，但因为太文雅了，谈谈又谈不下去。于是不得不采用那种最可靠的办法：挖苦人。

“您没发现土施凯维奇有几分路易十五的风度吗？”他瞟了一眼那个站在桌旁的浅黄头发的年轻美男子说。

“可不是嘛！他的趣味同这客厅是一致的，因此他经常到这儿来。”

这番话得到了人家的响应，因为他暗示的事在这个客厅里是不能直说的。那就是土施凯维奇同女主人的关系。

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同样在三个无法避免的题目之间兜来兜去：最近的社会新闻、剧院和对人的挖苦，但最后也集中到说人家的坏话上。

“你们听说了吗，玛尔基谢娃——不是女儿，是母亲，给自己定做了一件鲜艳的玫瑰红衣服？”

“不会的！要不那真是太妙了！”

“我真弄不懂，像她这样聪明的人——她确实并不笨——怎么不明白，她这样会被人家笑死的。”

人人都找些话来挖苦和嘲笑那个倒霉的玛尔基谢娃。于是谈话就像烧旺的篝火一样噼噼啪啪地谈开了。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和蔼可亲的胖子，热衷于收藏版画，知道妻子有客人，就在去俱乐部之前到客厅里来了一会儿。他踏着柔软的地毯，悄悄地走到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跟前。

“您喜欢尼尔生吗？”他问。

“哎，怎么可以这样偷偷溜到人家跟前来？您真把我吓死了！”她回答，“请您别来同我谈什么歌剧了，您对音乐一窍不通。还是让我来迁就您，同您谈谈您的釉陶和版画吧。那么，您最近在旧货市场买到些什么宝贝呀？”

“您要看看吗？不过您在这方面是外行。”

“给我看看。我在那些……他们叫什么呀？……那些银行家家里见识过了……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拿给我们看过了。”

“哦，您到舒茨堡家去过啦？”女主人在茶炊那边问道。

“去过，亲爱的。他们请我同丈夫一起去吃饭，还告诉我说，单是席上的调味沙司就花了一千卢布。”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发觉大家都在听她，就高声说：“那沙司真是糟糕，绿茸茸的。我们也只好回请他们一次。我花了八十五戈比做了沙司，大家都吃得很满意。我可没本领做价值一千卢布的沙司！”

“她这人真是举世无双！”女主人说。

“真了不起！”另外有人说。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话总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获得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说话虽然常常像现在这样很不得体，但她所说的普通事多少总有点意思。在她所处的圈子里，这样的话往往会像最俏皮的话那样产生效果。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自己也弄不懂，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但她知道会有，并且加以利用。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留神地听着，以致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也停止了。女主人想把两组人拉在一起，就对公使夫人说：

“您真的不要喝点茶吗？您还是到我们这儿来吧！”

“不，我们这儿很好。”公使夫人笑盈盈地回答，接着继续谈他们开了头的话题。

这场谈话是很有趣的。他们在对卡列宁夫妇说长道短。

“安娜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人大变了。她使人觉得有点怪。”她的一个女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了伏伦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嗳，那有什么呢？格林[31]有个童话，写一个没有影子的男人，一个失去影子的男人。这是为了某件事而给他的惩罚。可我一直不明白，这怎么能算是惩罚呢。不过，一个女人要是没有影子，她一定很寂寞吧。”

“是啊，不过有影子的女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安娜的女朋友说。

“烂掉您的舌头！”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一听见这话，立刻说，“安娜是个很好的女人。我不喜欢她的丈夫，但很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的丈夫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像他那样的政治家整个欧洲也很少见。”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可是我不信，”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要不是做丈夫的都这样说，我们早就看清他的真面目了。照我看，卡列宁简直是个傻瓜。这话我只能悄悄地说……事情还不一清二楚吗？以前人家告诉我，他是个聪明人，我就一直在考虑，还以为是我自己笨，看不出他的聪明来。如今我说他是个傻瓜——虽然是悄悄地说的——这就对头了，是不是？”

“您今天好刻毒！”

“一点也不。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两人中间总有一个是傻瓜。哦，不过您也知道，天下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可谁都满足于自己的智慧。”外交官说了一句法国谚语。

“对了，对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应声说，“但我可不许你们说安娜的坏话。她这人太好，太可爱了。如果人家都爱上她，像影子一样跟住她，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可不想说她的坏话呀！”安娜的女朋友辩解说。

“即使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住我们，这也不能表明，我们就有权利说她的坏话。”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把安娜的女朋友狠狠地奚落了一番，站起身来，同公使夫人一起转移到桌子旁边的一组，那边大家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边讲谁的坏话呀？”培特西问。

“在谈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对卡列宁做了一番鉴定。”公使夫人笑嘻嘻地在桌旁坐下来，回答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见。”女主人说，眼睛盯住房门。“啊，您到底来了！”她微笑着对进来的伏伦斯基说。

伏伦斯基不仅认识房间里所有的人，而且天天同大家见面，因此他进来的时候态度从容自若，好像他才离开大家一会儿就回来似的。

“你问我从哪儿来吗？”他回答公使夫人的话说。“没有办法，只好坦白了。我从滑稽歌剧院来。看了怕也有一百遍了，还是看不厌。真是妙极了！我知道这太不像话。我看歌剧要打瞌睡，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收场，总觉得挺有趣。今天晚上……”

他说出法国女演员的名字，正想讲点她的什么趣闻，可是公使夫人装出害怕的样子，打断他说：

“那种可怕的事情您不要再讲了。”

“好的，我不讲，其实那种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的。”

“要是它像歌剧一样流行，大家都会去看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附和说。

七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培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是安娜，就对伏伦斯基丢了一个眼色。他望望门口，脸上现出一种古怪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怯生生地瞧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欠起身来。安娜走进客厅。她照常挺直身子，眼睛望着前方，步伐轻快而稳健，同交际场中其他女人走路的姿势截然不同。她跨了几步，走到女主人面前，同她握了握手，嫣然一笑，并且带着这笑容瞟了一眼伏伦斯基。伏伦斯基对她深深鞠了一躬，推了一把椅子给她。

她只点点头回答，飞红了脸，皱起眉头。接着连忙向熟人点头招呼，握握一只只伸过来的手，又对女主人说：

“我刚才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本想早一点来，可是被她留住了。约翰爵士在她那儿，他这人真有意思。”

“哦，是那位传教士吗？”

“对，他讲印度的生活讲得可有趣了。”

因她的到来而中断的谈话，又像被风吹动的灯光一样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对了，约翰爵士。我看见过他。他身体挺健康。符拉西耶娃可完全被他迷住了。”

“小符拉西耶娃要嫁给托波夫，这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都已经定了。”

“我很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他们是纯粹凭感情结合的。”

“纯粹凭感情？您的思想倒很时髦！现在还有谁谈感情啊？”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蠢的老作风现在还流行着呢。”伏伦斯基说。

“谁坚持这种作风，谁准要倒霉。我知道幸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理性上面的。”

“是的，不过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旦遇到原来被克制的热情爆发，就会烟消云散了。”伏伦斯基说。

“不过，我们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双方都不再放荡了。这就像猩红热一样，要害过一次才能免疫。”

“那么，恋爱跟牛痘一样，也可以搞人工接种啰？”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过一个教堂职员，”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我不知道这对我有没有作用。”

“不，说实在的，我认为要懂得爱情，就必须先犯一下错误，然后再改正。”培特西公爵夫人说。

“连结过婚的都得这样吗？”

“改邪归正，永不嫌迟。”外交官说了一句英国谚语。

“对，正是这样！”培特西附和说，“必须先犯错误再改正。您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她问安娜。安娜嘴唇上隐隐约约地挂着坚定的微笑，正在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玩弄着脱下的手套说，“我想……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想法；有多少颗心，就有多少种爱情。”

伏伦斯基注视着安娜，屏住呼吸听她说出什么话来。等她说出这话，他才像脱离危险似的舒了一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哦，我收到了莫斯科来信。他们说谢尔巴茨基家的吉娣病得很厉害。”

“真的吗？”伏伦斯基皱着眉头说。

安娜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这事您不关心吗？”

“不，我很关心。我想知道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能告诉我吗？”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培特西跟前。

“请您给我一杯茶。”安娜说着，在培特西椅子后面站住了。

培特西公爵夫人倒茶的时候，伏伦斯基走到安娜跟前。

“信上说些什么呀？”伏伦斯基又问。

“我常常想，男人都不懂得什么叫卑鄙，嘴上却老是挂着这两个字。”安娜说，并不回答他的问题。“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她加了一句，走了几步，在屋角摆满照相簿的桌旁坐下来。

“我不太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伏伦斯基递给她一杯茶说。

安娜瞟了一眼身边的沙发，他连忙坐下来。

“是的，我想对您说，”安娜说，眼睛不对他看，“您的行为不好，不好，很不好。”

“难道我不知道我的行为不好吗？但是，是谁促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安娜严厉地盯住他说。

“您知道为什么。”伏伦斯基大胆而快乐地回答，接住她的目光不放。

不是他，而是她发窘了。

“这只能证明您这人无情无义。”她嘴里这样说，但她的眼神表明，她知道他是有情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她怕他。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是个误会，那不是什么爱情。”

“您记住，我禁止您说这个讨厌的词儿。”安娜身子打了个哆嗦说，但她立刻察觉，她用“禁止”这两个字，就等于承认自己对他有一定的权力，而这样正好鼓励他诉说对她的爱情。“这话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她继续说，坚决地看住他的眼睛，脸烧得通红，“我今晚特地跑来，知道会遇见您。我是来对您说，这事该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在人家面前红过脸，可如今您使我觉得自己仿佛有什么过错似的。”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流露出来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所打动。

“您要我怎么样？”他简单而认真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一次，请求吉娣的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做的。”他说。

他看出她说这话很勉强，不是出于内心。

“您要是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爱我，”安娜低声说，“那就这样去做，也好让我心里平静。”

伏伦斯基容光焕发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我不能平静，也不会让您平静的。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分开来想。我觉得咱俩是一体。我看，我也好，您也好，今后都不会有什么平静。我看只有绝望和不幸……或者只有幸福，无比的幸福！……难道这就没有可能吗？”他只动了动嘴唇，她却听见了。

安娜竭力想理智地说出应该说的话，但结果只把脉脉含情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什么话也没有说。

“嘿，有了！”伏伦斯基欢天喜地地想，“我原来都快要绝望，以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可是忽然来了希望！她爱我。她自己也承认了。”

“那么，为了我的缘故，您就那样去做吧，以后再也不要对我说那种话了。还是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吧。”她嘴里这么说，她的眼神所表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意思。

“做朋友，我们是不可能的，这一层您也明白。我们要么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要么成为最不幸的人——这全得由您决定。”

她想说些什么，但他抢在她前头，继续说。

“唉，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像现在这样还能抱有希望，还能忍受痛苦。要是连这样也不行，那只要您吩咐一声，我就走。要是我在您面前使您难受，那我就不再让您看见我了。”

“我并不想把您撵到哪儿去。”

“只要没有什么变化就好了。但愿一切都像现在这样。”他颤声说。“嗐，您丈夫来了。”

真的，就在这当儿，卡列宁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客厅。

他对妻子和伏伦斯基瞟了一眼，走到女主人眼前，坐下来喝茶，用他那不慌不忙、一向洪亮的声音开始说话，并且带着惯常的戏谑口吻取笑人家。

“您的伦布里耶人士[32]都到齐了，”他环顾所有在座的人说，“全都是美人和缪斯[33]。”

但是，培特西公爵夫人受不了他那种冷嘲热讽[34]的腔调。她这位聪明的女主人立刻就引他谈论起普遍兵役制这种严肃的问题来。卡列宁也就立刻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开始一本正经地为培特西公爵夫人所攻击的新敕令进行辩护。

伏伦斯基和安娜仍旧坐在小桌子旁边。

“这真有点不成体统！”一位太太低声说，对安娜、伏伦斯基和安娜的丈夫瞟了一眼。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安娜的女朋友回答。

但不仅这两位太太，客厅里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米雅赫斯公爵夫人和培特西本人，都对这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他们碍了大家什么事似的。只有卡列宁一次也没有朝那个方向望，一直热衷于这场开了头的谈话。

培特西公爵夫人发觉大家对这事都感到不愉快，就悄悄地拉一个人坐到她的座位上听卡列宁说话，自己走到安娜跟前。

“您丈夫说话条理清楚，我一向很钦佩。”培特西说，“最玄妙的道理，经他一说，我就懂了。”

“哦，是啊！”安娜说，脸上浮起幸福的微笑。培特西对她说的话，她其实一个字也没有听清楚。但她还是转移到大桌子旁边，参与大家的谈话。

卡列宁坐了半小时，走到妻子面前，要她一起回家，但她对他看也不看，就回答说，她要留下来吃晚饭。卡列宁鞠了一躬，走了。

安娜的车夫，身穿光亮皮外套的肥胖的鞑靼老头，好不容易才制服那匹在门口冻得不安宁的灰色副马。跟班打开车门，站在旁边。看门人站在门口，拉住大门。安娜用她灵巧的小手解开被外套上钩子钩住的袖口花边，低下头，心花怒放地听着伴送她出来的伏伦斯基说话。

“就算您什么也没有说过，就算我也没有什么要求，”他说，“但您要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谊，在我的生活中只能有一种幸福，就是您很不喜欢的那个词儿……爱情……”

“爱情……”她慢悠悠地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跟着他说了一遍。就在她解开袖口花边的一刹那，她突然加上一句说：“我所以不喜欢这个词儿，是因为它对我的含义太多了，远不是您所能理解的。”她说着朝他的脸瞟了一眼。“再见！”

她同他握了握手，接着敏捷而轻盈地从看门人旁边走过，坐进马车里。

她的目光，以及同她的手的接触，像火一样燃烧着他的全身。他吻了吻手掌上同她接触过的地方，得意扬扬地回家去，意识到今晚比前两个月更接近他的目标了。

八

卡列宁看见妻子同伏伦斯基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谈得很热烈，原来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和有失体统，但他发觉客厅里人人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些异常和有失体统，这才觉得的确有些不成体统。他决定就这事同妻子谈一谈。

卡列宁回到家里，照例走进书房，在安乐椅上坐下来。他翻开一本用裁纸刀夹着的论教皇主义的书，像平日一样读到一点钟。他只偶尔擦擦他那突出的前额，摇摇头，仿佛要驱除什么东西。他在规定的时间站起身来，漱洗一下，准备去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他夹着一本书走到楼上，但今天晚上他不像往常那样考虑官厅里的公事。他的头脑被妻子和与她有关的不愉快的事情塞满了。他一反常规，没有立刻上床睡觉，却背着两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无法睡觉，觉得必须好好考虑一下这种新的局面。

起初，卡列宁心里决定要同妻子谈一谈，他觉得这事很简单很容易。可是现在，把这新出现的局面考虑了一番之后，他却觉得这事很复杂很为难。

卡列宁不是个好猜疑的人。猜疑，他认为是对妻子的侮辱，而对妻子是应该信任的。至于为什么应该信任，应该完全相信他那位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他没有问过自己；但他对她从没有不信任过，因为一向信任她，并且对自己说应该信任她。可是现在呢，尽管他仍认为猜疑是可耻的，应该相信妻子，而且这种信念并没有被破坏，他却感到面对着一种乱七八糟的荒唐局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卡列宁面对现实，发觉妻子可能爱上别人。他觉得这样的现实实在荒唐，简直难以理解。卡列宁这辈子一直是在处理各种生活问题的官府里工作的。可是每当他自己同生活发生冲突时，他却总是回避它。他现在的感受就像一个人正平静地走在一座横跨深渊的桥上，忽然发现桥断了，下面是万丈深渊。这深渊就是生活本身，而桥则是卡列宁所过的那种脱离实际的生活。他第一次想到他妻子可能爱上别人，不禁大吃一惊。

他没有脱衣服，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室的镶木地板上，在阴暗的客厅——那里灯光只照在沙发上方他自己那个巨幅新画像上——的地毯上，步伐均匀地踱来踱去。接着他又走进她的起居室，里面点着两支蜡烛，照着她亲友的画像和她写字台上那些他所熟悉的精美小玩意儿。他穿过她的房间，走到卧室门口，又往回走。

每来回走一次，他总要在灯光明亮的餐室的镶木地板上停住脚步，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要制止，还要说出我的意见和决定。”于是他又往回走。“可是究竟说什么呢？做出什么决定来呢？”他在客厅里自言自语，但找不到答案。“到底出了什么事啦？”他在回书房去时问自己，“什么也没有。她同他谈了一阵。那有什么关系？一个女人在交际场所同人家谈谈话又有什么稀奇？还有，猜疑，这是贬低自己，也贬低她。”他走进书房时自言自语。这种论点，以前他觉得很有说服力，现在却变得毫无分量、毫无价值了。他又从卧室门口回到客厅；但他一回到客厅，仿佛就有一种声音在对他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既然人家都注意到了，那就说明有了问题。他在餐室里又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要制止，还要说出我的意见……”但从客厅里往回走的时候，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接着他又问自己：“出了什么事啦？”回答说：“什么也没有。”他又想起，猜疑对妻子是一种侮辱，但到了客厅他又相信出什么事了。他的思想同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却碰不到什么新东西。他意识到这一层，擦擦前额，在妻子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

这当儿，他望着她的桌子，桌子上摆着孔雀石文具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考虑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情。他第一次生动地想象着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一想到她可以而且应该有她自己的独立生活，他害怕极了，连忙把这种思想驱除掉。这也就是他所害怕正视的深渊。在思想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这对卡列宁来说是一种不习惯的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一种有害的危险的胡思乱想。

“最糟糕的是，”他想，“正当我的事业快要成功（他想到他刚提出的计划），特别需要安静和精力的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竟落到了我的身上。怎么办呢？我可不是那种一遇到麻烦和变动就没有勇气去正视的人。”

“我要考虑一下，加以解决，把它抛开。”他大声说。

“她的感情，她心里曾经产生和可能产生什么念头，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的范畴。”他自言自语，意识到新出现的局面可以归结为什么性质的问题，聊以自慰。

“是的，”卡列宁又自言自语，“她的感情之类的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的。我是一家之长，我有义务指导她，因此对她也负有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发觉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权力。我应当把我的意见向她说出来。”

于是卡列宁就在头脑里明确地编好了今晚要对妻子说的话。他一面考虑要说的话，一面又因为家庭问题这么不知不觉地耗费他的时间和脑力而感到惋惜。虽然如此，他的头脑里还是像起草公文一样清楚地组织好了当前这次讲话的形式和顺序。“我应当说出下列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面子的重要性；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有必要，指出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指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想到这里，卡列宁交叉起双手，掌心向下，用力扳开手指，把指关节弄得咯咯发响。

这个手势，这种双手交叉、把手指扳得咯咯发响的坏习惯，总能使他镇定下来，使他的头脑恢复冷静，而此刻他正非常需要冷静。门口传来马车驶近的声音。卡列宁在客厅中央站住了。

传来女人上楼的声音。卡列宁准备好了要说的话，站在那里，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看会不会再弄出声音来。只有一个关节发出咯的一声。

楼梯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他知道她已经走近了。虽然他对准备好的言辞感到很满意，但对当前这场表白还是有点害怕……

九

安娜垂着头，摩弄着头巾的穗子走进来。她红光满面，但这容光不是欢乐的光彩，却像黑夜里可怕的大火。安娜看见丈夫，抬起头来，好像好梦初醒，微微一笑。

“呦，你还没有睡？真怪！”她一边说，一边解下头巾，并且没有停下来，一直向梳妆室走去。“该睡觉了，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隔着一扇门说。

“安娜，我有话要跟你说。”

“跟我？”她惊奇地说，从门里出来，望着他。“有什么事吗？谈什么？”她坐下来问。“嗯，你要谈，那就谈吧。不过最好还是睡觉。”

这话安娜脱口而出，她自己听着，对于自己的说谎本领也感到吃惊。她说得多么自然，仿佛她真的很想睡觉！她觉得自己披着一件刺不穿的谎言的铠甲。她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帮助她，支持她。

“安娜，我应当警告你。”他说。

“警告？”她说，“什么事？”

她那么大方、那么愉快地望着他，要是换了别人——不像丈夫那样了解她——决不可能从她的音调和这句话的含义上听出有丝毫不自然的地方。但他是很了解她的。他知道只要他上床比平时迟五分钟，就会引起她的注意，她就会查问原因。他知道，她不论有什么事，高兴的，快乐的或者烦恼的，都会立刻告诉他。而现在呢，他却看到她根本不理会他的心情，而且只字不提她自己。这情况使他感到有点反常。他看到，她那一向对他开放的灵魂，现在却对他封锁起来了。不仅如此，他从她的音调中听出，她并没有因此感到窘迫，而且仿佛坦率地对他说：“是的，封锁起来了，应该这样，今后也将这样。”他现在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到家里，却发现家门锁着。“但说不定还能找到钥匙吧。”卡列宁想。

“我要警告你的是，”他低声说，“由于轻佻和不检点，你会使社会有理由来议论你。你同伏伦斯基伯爵（他从容不迫地断然说出这个名字）过分热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对你的注意。”

他说着，望望她那双神色难以捉摸而使他吃惊的含笑的眼睛。他一面说，一面就觉得这话是徒然的。

“你总是这样，”她回答，仿佛完全不了解他的意思，故意装作只懂得他最后那句话，“我烦闷，你不高兴；我快乐，你又不高兴。我不烦闷，这又使你生气吗？”

卡列宁身子打了个哆嗦，弯拢手，想把关节弄出响声来。

“啊，请你不要扳手指，我实在不喜欢。”她说。

“安娜，你变成什么样子啦？”卡列宁勉强克制着感情，停止双手的活动，低声说。

“到底什么事啊？”她用半真半假的惊讶口吻说，“你要我怎么样？”

卡列宁沉默了一阵，擦了擦前额和眼睛。他看到他没有照预定的计划做，也就是警告妻子不要在大庭广众丢脸，却情不自禁地为她的良心不安，并且同他凭空虚构的障碍作着斗争。

“我要对你说的话是这样的，”他冷淡而镇定地继续说，“我要求你听一听。老实说，我承认猜疑是卑劣可耻的，我绝不允许自己被这种感情所支配。不过，有一些礼法，你要是违反了，就会受到惩罚。今晚不是我，而是大家都注意到，你的行为不太得体。这从你给大家的印象可以做出判断。”

“你的话我简直一点也不懂。”安娜耸耸肩膀说。（“他自己倒不在乎，而是人家注意到了，这才使他不安。”安娜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你身体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她补了一句，站起身来，正要向门口走去，可是他抢前一步，仿佛想留住她。

他的脸色阴沉沉的很难看，安娜从没见过他这个模样。她停住脚步，脑袋一会儿往后仰，一会儿歪在一边，敏捷地取下一个个发针。

“好吧，我听着，”她平静而嘲弄地说，“我倒很想听听，因为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着，说得那么从容不迫，语气那么自信，措辞那么得体，连她自己都觉得惊奇。

“深入捉摸你的感情，我没有权利，而且我认为这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卡列宁开始说，“我们挖掘自己的灵魂，常常会挖到没有被发现过的东西。你的感情关系到你的良心，而指出你的责任，那可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应负的责任。我同你生活上结合在一起，那不是由什么人结合的，而是由上帝结合的。破坏这种结合就是犯罪，犯这一类罪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哎呀，天哪，我真想睡觉！”她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摸摸头发，搜索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分上，别这么说。”他温和地说，“也许是我错了，但你要相信，我说这话一半是为自己，一半也是为你呀。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色顿时沉下来，眼睛里嘲弄的光芒也熄灭了。他说“爱”这个字使她很反感。她想：“他会爱吗？难道他也会爱吗？要不是他听人家说到‘爱’，他恐怕一辈子也不会使用这个字吧。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真的不明白，”她说，“你有什么意见，尽管直说好了……”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爱你。我可不是为我自己说话，这儿关系到的主要人物是：我们的儿子和你。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话你也许会觉得是多余的，不得体的；也许这是出于我的误会。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原谅。但如果你觉得这儿有一点道理的话，那就请你想一想。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吧……”

卡列宁自己也没想到，他说出来的话，完全不是他预先准备好的那一套。

“我没什么要说的，而且……”她急急地说，勉强忍住微笑，“真的，该睡觉了。”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走进卧室。

安娜走进卧室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他的嘴唇严厉地紧闭着，眼睛不朝她看。安娜在自己的床上躺下来，时刻等待着他再和她说话。她又害怕他开口，又希望他开口。可是他不作声。她一动不动地等了好一阵，终于把他忘记了。她想着另一个人。她看见他，并且觉得一想到他，她的心就荡漾起来，就充满一种罪恶的喜悦。忽然她听见均匀而平静的鼾声。最初一刹那，卡列宁仿佛对自己的鼾声感到吃惊，停止了；但呼吸了两下以后，鼾声就又更加均匀而平静地响起来。

“迟了，迟了，已经太迟了。”她微笑着低声说。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阵。她觉得简直可以在黑暗中看见自己眼睛的光芒。

十

从那一夜起，卡列宁也好，他的妻子也好，都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安娜照常出入交际场所，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去的次数特别多，到处都同伏伦斯基见面。卡列宁眼看着这种情景，束手无策。他千方百计想引她开诚布公地谈谈，她却总是用一道难以突破的玩世不恭的障壁把他挡住。表面上一切如旧，其实他们的内在关系完全变了。卡列宁这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却觉得自己软弱无能。他像一头公牛，驯服地垂下头，等待着他已感到的高举在他头上的利斧。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应当再试一试，认为用善心、温情和规劝来挽救她，使她醒悟，还有一线希望，因此他天天都准备和她谈一次话。但每次他一开始谈话就感觉到，那个主宰着她的邪恶和欺骗的魔鬼，同样也主宰着他；他对她说的话完全不是他原来想说的，语气也完全不是他原来想用的。他同她说话，不由自主地用了他惯于对别人反唇相讥的语气。而用这种语气是无法说出他要对她说的心里话的。

……

……

十一

有一个欲望，差不多整整一年成了伏伦斯基生活中唯一的心愿，而排挤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这个欲望，对安娜来说原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怕的，因而也就格外使人销魂、神往。这个欲望终于得到满足了。他脸色苍白，下颚打颤，站在她面前，要求她镇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她镇静，怎样才能使她镇静。

“安娜！安娜！”他颤声说，“安娜，看在上帝分上！……”

不过，他说得越响，她那原来快乐高傲、如今变得羞愧难当的头就垂得越低。她全身弯曲，从坐着的沙发上滑下来，滑到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把她扶住，她准会倒在地毯上。

“上帝呀！饶恕我吧！”她呜咽着说，把他的手紧压在自己的胸口。

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除了低首下心，请求饶恕，没有别的办法。如今在她的生活中，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人，因此她只能向他要求饶恕。她望着他，深痛地感到屈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呢，觉得自己好像一名凶手，面对着一具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这被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初期的爱情。一想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付出羞愧难当的代价，她心里不由得感到又可怕又可憎。她这种精神上一丝不挂的羞愧感，也传染给了他。然而，不管凶手面对着尸体是多么魂飞魄散，他还得把这尸体切成碎块，掩蔽起来，还得享用凶手通过谋杀所获得的东西。

于是，好像凶手残暴而又狂热地扑向尸体，把它撕裂、切碎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上吻个不停。她抓住他的手一动不动。“是的，这些亲吻是用这种莫大的羞愧换来的。是的，这只手将永远属于我了，这是我的同谋者的手。”她拉起这只手，吻了吻。他跪下来，想看看她的脸，可是她把脸藏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她好容易控制住自己，站起来，把他推开。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但却更加逗人爱怜。

“一切都完了，”她说，“我除了你，什么也没有了。你要记住！”

“我不会不记住那像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为了这片刻的幸福……”

“什么幸福！”她厌恶而恐惧地说——这种恐惧不由得也传染给了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

她霍地站起来，把他摆脱掉。

“不要再说了。”她重复说，脸上露出使他惊奇的冰凉的绝望神情，离开了他。在这进入新生活的时刻，她觉得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种又羞愧又快乐又恐惧的心情，也不愿意把它说出来，唯恐被不得体的语言亵渎了。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她不仅还是找不到语言来表达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甚至头脑里也理不出一条思路来。

她对自己说：“不，现在我还不能思考这个问题，等我平静一点再说。”可是她的心情始终没有平静过。每当她想到，她做了什么，她将会怎样，她应该怎么办，恐惧就会袭上心头，她连忙把这些思想驱除掉。

“以后，以后再说，”她说，“等我平静点再说。”

但是在梦里，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她的处境就丑态毕露地呈现在她眼前。有一个梦几乎夜夜都来纠缠她。她梦见两个人都是她的丈夫，两个人都爱她爱得疯疯癫癫。卡列宁哭着吻着她的手说：“我现在多么幸福哇！”伏伦斯基也在旁边，他也是她的丈夫。她感到奇怪，以前她怎么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今她却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简单多了，现在他们两人都感到满足和幸福。但是这种梦好像恶魔一样拆磨她，把她吓醒过来。

十二

列文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每当他想起求婚遭到拒绝的耻辱，就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他安慰自己说：“从前我考物理得了一分[35]留级，也是这样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以为我这一辈子完了。当我把姐姐托我办的事办错的时候，我也认为自己不中用了。可是后来怎样呢？几年以后想起这些事，就觉得好笑，当时何必这样苦恼！现在这件倒霉事也是这样。过些时候，我也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

但是，过了三个月，他对这事还是念念不忘，他还是像开始时那样，一想起来就感到痛苦。他心里不能平静，因为他深感自己早已达到成家的年龄，渴望过家庭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而且结婚的日子越来越渺茫了。他也像别人一样痛苦地感觉到，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过独身生活是不好的。他记得他去莫斯科之前有一次对他的牧人尼古拉——一个朴实的农民，列文平时喜欢同他闲聊——说：“啊，尼古拉！我要结婚了。”尼古拉立刻像谈一件理所当然的正经事那样回答说：“早就是时候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可是现在，结婚这件事比以前更加渺茫了。位子仿佛已被占据了。他在想象中把别的姑娘一个个放在这个位子上，总觉得没有一个合适。还有，每次想到他去求婚遭到拒绝，以及他在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就觉得羞愧难当。不管他怎样反复对自己说，这事不能归咎于他，但一想到，也像想到其他类似的耻辱一样，总是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以前他也同别人一样，有过他自认为放荡的行为，因此该受良心的谴责；但回忆那种放荡行为，远不如回忆这些细小而可耻的事痛苦。这些创伤永远不会愈合。除了原来那些回忆以外，如今又加上了求婚遭到拒绝，以及那天晚上他在众人面前的那副窘态。但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痛苦的回忆逐渐被他田园生活中琐碎而必要的事情冲淡了。他对吉娣的思念一星期比一星期少了。他急切地等待着她已经结婚或者即将结婚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会彻底治愈他的心病，就像拔掉一颗病牙那样。

这时候，春天来了。这是一个爽朗可爱的春天，既没有风雪，也不是变幻莫测。这是一个植物、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少有的好春天。这个可爱的春天鼓舞了列文，他决心抛开往事，独立自主而满怀信心地安排他的独身生活。虽然他回乡时拟订的许多计划并没有实行，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生活上保持纯洁——他是遵守的。他以前每次因为失足而觉得羞愧难当，这样的痛苦现在不会再有了，现在他可以大胆地正视人家的眼睛。还在二月间，玛丽雅就来信告诉他，尼古拉哥哥的病情日益恶化，可他又不肯就医。列文接信后就去莫斯科看望哥哥，总算说服他去看医生，并且出国到矿泉疗养。他说服了哥哥，借了路费给他，并没有惹他生气。这件事使他感到很高兴。除了春天特别需要照顾的农活和读书以外，列文早在冬天就动手编写一部农业方面的书，企图证明劳动力在农业中也像气候和土壤一样，是一种绝对因素，因此农学的一切原理，不能只根据土壤和气候这两个条件，而要根据土壤、气候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才能确立。所以，虽然孤独，或者正由于孤独吧，他的生活显得非常充实。偶尔感到不满的只是，除了阿加菲雅以外，他不能把头脑里萦回着的许多想法告诉人家，尽管他常常同她议论物理学、农业理论，特别是阿加菲雅所爱好的哲学。

春天回暖得很慢。大斋期[36]最后两三个礼拜还是晴朗而严寒的天气。白天，冰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夜里，气温又降到零下七度；路上还结着厚厚的冰，马车在没有路的地方也可以通行。复活节依然一片积雪。复活节后的第二天，忽然吹来一阵暖风，乌云笼罩大地，下了三天三夜温暖的暴雨。到星期四，风停了，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仿佛在掩盖自然界变化的秘密。在雾中，春潮泛滥，冰块坼裂、漂动，泡沫翻腾的浑浊的溪水奔腾得更加湍急。在复活节后的第七天，从傍晚起雾散了，乌云碎裂得像一块块羔皮，天空明朗了，真正的春天到了。早晨，灿烂的太阳升起来，迅速地吞噬了水面上薄薄的浮冰，温暖的空气带着充满苏醒过来的大地的水蒸气晃动着。隔年的老草和刚出土的嫩草一片葱绿，绣球花、醋栗和黏稠的桦树都生意盎然地萌芽了。金黄色花朵累累的枝条上，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一般的田野上空，在盖满冰块的留茬地上空唱歌；凤头麦鸡在积满黄褐色塘水的洼地和沼地上哀鸣；鹤和雁发出春天的欢呼，高高地在上空飞过。牧场上，脱毛还没有长好的牲口号叫起来；弯腿的羊羔在咩咩叫着的掉了毛的母羊周围欢蹦乱跳；活泼的孩子在留有赤脚印迹的刚干的村路上奔跑；从池塘旁边传来洗衣妇快乐的谈话；家家院子里扬起农民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

十三

列文套上宽大的长靴，第一次不穿皮大衣而穿上呢子短袄，出去视察农场。他涉过在阳光下亮得耀眼的溪流，忽而踩在冰上，忽而陷进污泥里。

春天是人们计划和设想的季节。列文来到户外，好像一棵树到了春天还不知道该把它那饱含浆汁的嫩芽和新枝怎样生长和往哪里伸展，他还不知道他那心爱的农场今后要办些什么事业，但他觉得心里充满最美好的计划和设想。他先来到饲养场。母牛已经放到围场里晒太阳，身上换过的新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们哞哞地叫着，要求到田野上去。列文欣赏着那一头头极其熟悉的母牛，吩咐牧人把它们放到田野里，把小牛赶进围场。牧人兴高采烈地准备到田野上去。放牛的农妇都撩起裙子，迈开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嫩的脚，啪哒啪哒地踏着泥浆，手拿树枝追逐着因春天到来而欢乐地哞叫的小牛，把它们赶进围场。

列文欣赏了一番今年生的特级小牛——早熟的小牛有农家一般母牛那么大；巴瓦生的小牝牛才三个月，就有周岁小牛那么高——吩咐工人把食槽搬到外面来，在围场里给它们喂干草。但是一冬没有用过的围场，秋天造的木栅已经坏了。他派人去找木匠。木匠照规定本该做打谷机了。但是木匠还在修理耙，而耙本来应该在谢肉节[37]之前就修好。这使列文很恼火。恼火的是他努力了多少年，可是农活上松松垮垮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他查明冬天不用的木栅被搬到耕马的马厩里，在那里被弄坏了，因为原来是围小牛用的，做得不坚固。此外，他吩咐冬天就该修理耙和各种农具，还特地雇了三个木匠，可是现在一查，也都没有修好，耙倒需要用了。列文派人去找管家，接着又亲自去找。那管家也像这一天的万物那样焕发着光彩。他穿着羔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干草，把它折断。

“为什么木匠不做打谷机？”

“啊，我昨天就要向您报告了：耙要修理。因为要耙田了。”

“冬天为什么不修？”

“您要木匠做什么呀？”

“小牛围场的木栅放在哪里？”

“我吩咐他们摆在老地方。您拿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管家摆摆手说。

“不是老百姓没有办法，是您这位管家没有办法！”列文恼怒地说。“哼，我雇您来干什么！”他叫嚷道。但是一想到这样斥责也无济于事，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只叹了一口气。“嗯，怎么样，可以播种了吗？”他沉默了一下问。

“土耳钦那边的地，明后天可以播了。”

“那么三叶草呢？”

“我派华西里同米施卡去了。他们正在播种。我不知道他们干得了干不了，地烂得很呢。”

“有多少亩？”

“六亩光景。”

“为什么不全播种呀？”列文大声嚷道。

三叶草只播了六亩，而没有把二十亩地都播上。这使列文更加恼火。根据理论和他个人的经验，三叶草只有尽早播种，甚至在雪还没有融化之前播种，才会有好收成。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做到过。

“人手没有。您拿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三个没有来。还有那个谢苗……”

“咳，您该把干草的事搁一搁。”

“我已经把它搁开了。”

“那么人都到哪里去了？”

“五个在搞蜜渍水果（他是说混合肥料）[38]。四个在翻燕麦，恐怕烂掉，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

列文明白，说“恐怕烂掉”，其实就是说他的英国燕麦种已经完了——他们又没有照他的话办理。

“我不是在大斋节前就说过了吗，要装通风筒……”他嚷道。“您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及时办好的。”

列文怒气冲冲地挥了挥手，走进谷仓去看燕麦，然后回到马厩那里去。燕麦还没有坏。不过，雇工们在用铲子翻燕麦，其实可以直接把它倒进底下的谷仓里。列文吩咐他们这样做，把两个雇工调去播种三叶草，对管家也不再生气了。是啊，天气这样好，还生什么气呢。

“伊格拿特！”他对那卷起袖子正在井边洗马车的车夫叫道，“给我备马……”

“哪一匹，老爷？”

“嗯，就骑科比克吧。”

“是，老爷。”

趁车夫备马的时候，列文又把在前面忙碌的管家叫到跟前，想同他和好。列文就跟他谈这个春天的农活和农庄的计划：

运输肥料要趁早动手，好在第一次刈草之前结束。要不停地耕远处的那块地，使它成为秋耕休闲地。刈草不用对分制[39]，而是雇人给工资。

管家用心听着，显然竭力想表示赞成主人的计划，可他还是露出那种列文早已熟悉、并且总是为之恼火的无能为力的沮丧神气。这种神气表示：一切都很好，但得听天由命。

没有什么比这种态度更使列文伤心的了。但这种态度是他所雇用过的管家的通病。大家对他的计划都抱这样的态度，因此他现在不再生气了，而是感到伤心，觉得需要更加坚决反对这种老是同他作对的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他想不出叫什么好，就叫它“听天由命”。

“要是来得及的话，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们至少还要雇十五个工人，可是雇不到。今天来了几个，干一个夏天要七十卢布。”

列文不作声。他又遇到了这种阻力。他知道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出较高的工钱也雇不到四十个以上的工人，最多只有三十七八个。但他还是不能不同这种阻力斗争。

“要是他们不肯来，那就派人到苏里，到契斐罗夫卡去招。总得招人来呀！”

“好的，我派人去。”华西里·费多罗维奇垂头丧气地说，“再有，马也都老了。”

“我们要添买几匹。这些我都知道，”列文笑着加上说，“您总是缩手缩脚的。今年我可不让您照您那一套去办了。一切我都自己来。”

“您可实在休息得太少了。本来，主人家亲自管事，我们是求之不得……”

“他们正在桦树谷那边播种三叶草吗？我去看看。”他说着跨上车夫牵来的那匹浅黄色小马科比克。

“小溪过不去，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车夫叫道。

“噢，那我打树林里走。”

这匹闲久了的小骏马，在水洼上打着响鼻，不时昂起头，轻快地溜着蹄子。列文就骑着它穿过围场，出了围场大门，向田野驰去。

列文在畜栏和粮仓里感到愉快，到了田野上，就更加兴奋了。小骏马的溜蹄使列文的身子有节奏地左右摇摆。他穿过那还留着一块块残雪和地上的脚印正在融化的树林，吸着温暖而新鲜的带雪味的空气，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每一棵树皮上长着青苔、枝条上暴出点点嫩芽的树。他出了树林，面前就展开一片丝绒地毯般广阔平坦的绿色田野，没有黄土，没有沼泽，只有洼地上还留着一块块正在融化的残雪。他看见农家的马和马驹在践踏他的田地，就咐吩一个农民把它们赶开。他遇到农民伊巴特，问道：“喂，伊巴特，快播种了吧？”伊巴特回答说：“先得耕地呀，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不论是母马和马驹践踏他的田野，或者是伊巴特愚蠢可笑的回答，都没有使列文生气。他骑着马越走越高兴。脑海里浮出许多农业计划，一个比一个出色：在所有田野的南面都种上一排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把田野划成六块耕地，再划三块作牧场，在田野尽头造一个饲养场，挖一个水塘，为了利用畜肥，再盖一个临时畜栏。这样，种上三百亩小麦、一百亩马铃薯、一百五十亩三叶草，就没有一亩荒地了。

列文脑子里充满种种幻想，小心翼翼地让马沿着田埂走着，免得践踏庄稼，向正在播种三叶草的工人那里跑去。一辆装种子的大车不是停在田边上，而是停在田当中，冬小麦被车轮碾过，都被马蹄踩坏了。两个工人坐在田埂上，大概在合抽一个烟斗吧。大车上拌种子用的泥土没有研碎，压成了硬块，或者冻起来了。工人华西里一看见主人，就向大车走去，米施卡也动手播种。这种情况很不像话，但列文是难得对工人发脾气的。华西里走过来，列文就叫他把马牵到田边上去。

“不要紧，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华西里回答。

“对不起，不要讨价还价，”列文说，“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是，老爷。”华西里回答着，抓住马笼头。“您瞧我们播的种，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他讨好说，“头等的活。只是难走得要命！草鞋上足足有一普特泥。”

“为什么你们不把土筛一筛呢？”列文说。

“噢，我们会把它捏碎的。”华西里回答，拿起一把种子，并把泥土放在手心里揉碎。

华西里确实没有错，因为没有筛过的泥土是别人给他装的车，但这事毕竟叫人生气。

列文经常用一种方法来平息自己的怒火，那就是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现在他又试用这个办法。他瞧瞧米施卡怎样双脚粘满大泥块，一步步走过来，他就跳下马，从华西里手里接过筛子，亲自动手播种。

“你播到什么地方啦？”

华西里用脚趾指一个标记，列文就仔细地把种子播在地里。地像沼泽一样难走，列文播完一行就满头大汗。他停下来，把筛子还给华西里。

“哦，老爷，到夏天您可不要为这一行骂我呀！”华西里说。

“怎么会？”列文快活地说，已经感到这种转变情绪的办法起作用了。

“啊，到夏天您再来瞧瞧，光景就不一样了。您看看我去年春天播过的地方，就像种的一样齐！我这个人哪，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干起活来就像给我亲爹干活一样卖力。我不喜欢马马虎虎，也不让别人马马虎虎。这样，东家高兴，我们也高兴。您瞧瞧！”华西里指指田野说，“真叫人心里高兴啊！”

“今年春天真不错，华西里。”

“是啊，几时有过这样好的春天，连老年人都记不起来了。我们家里，老头子也播了半亩光景小麦。他说你简直分不清是小麦还是黑麦。”

“哦，小麦你们早就种下了？”

“是您前年教给我们的呀！您还送给我两斗种子呢。我们卖掉四分之一，多下来的都种下去了。”

“嘿，你要注意，把泥块弄碎，”列文一面向马走去，一面说，“还要看住米施卡。要是苗长得好，每亩给你五十戈比。”

“谢谢老爷！我们本来就很感激您了。”

列文骑上马，向种有隔年三叶草的田野，向已经耕过准备种春小麦的田野跑去。

留茬地上，三叶草苗长势很好。新苗生气蓬勃，从去年小麦的残秆中间绿油油地一个劲儿往上长。马齐膝陷在泥里，每条腿从半解冻的泥土里拔出来，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在耕过的地里，马根本不能行走，只有结冰的地方才可以立足。在冰雪融解的畦沟里，马腿一直陷到膝盖以上的地方。耕过的地很出色，再过两天就可以耙地和播种了。一切都赏心悦目，一切都叫人心花怒放。回家时列文打算涉过小溪，希望水能退掉。他果然涉过了小溪，还惊飞了两只野鸭。“山鹬也该出来了。”他想。在回家路上转弯的地方，他遇见管林人，证实他的猜测是对的。

列文纵马小跑回家，以便赶紧吃好饭，准备好猎枪，傍晚去打猎。

十四

列文兴致勃勃地骑马跑近家门，听见大门口有马车铃的响声。

“哦，一定有人从火车站来了，”他想，“现在正是莫斯科班车到达的时候……这是谁呀？会不会是尼古拉哥哥？他不是说过‘可能到温泉去，也可能到你那里’吗？”最初一刹那，他感到担心和不快，唯恐哥哥一来，会扰乱他春天快乐的心情。但他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害臊。他立刻敞开胸怀，带着喜悦的柔情，衷心希望来的是他哥哥。他策马前进，跑到槐树前面，看到一辆火车站的出租雪橇和一位穿皮大衣的先生。此人不是他的哥哥。“啊，但愿是个谈得来的有趣的人。”他想。

“啊！”列文举起双手，快乐地叫道，“贵客临门啦！嘿，我看见你真高兴！”他一认出是奥勃朗斯基，就叫道。

“我一定能从他那里打听出，她有没有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他想。

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他想到她，觉得一点也不痛苦。

“怎么样，没想到吧？”奥勃朗斯基从雪橇上下来，说。他的鼻梁上、面颊上和眉毛上都溅着泥，但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跑来看看你，这是一；”他一面说，一面拥抱他，同他亲吻，“跑来打猎，这是二；来卖叶尔古沙伏的树林，这是三。”

“太好了！今年春天不错吧？你怎么坐雪橇来呀？”

“坐马车更糟，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那个熟识的车夫回答。

“嘿，看见你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列文像孩子般天真地微笑着说。

列文把奥勃朗斯基领到客房，把他的行李——一个旅行袋、一支有套子的猎枪和一袋雪茄——也送到那里，让他独自留在那里梳洗更衣。列文自己就到账房去安排耕地和三叶草的事。阿加菲雅一向很顾到家庭的体面。她在前厅看见列文，就向他请示怎样备饭。

“您瞧着办吧，只是要快一点。”他说着就去找管家。

他回来的时候，奥勃朗斯基已梳洗完毕，满面春风地从房里出来。他们一起上楼。

“啊，终于来到你这里，我真高兴！现在我明白你在这里所干的神秘事业了。说实话，我可真羡慕你呢！多么好的房子，一切都是多么出色呀！明朗，快乐！”奥勃朗斯基说，忘记并非一年到头都是春天，都是晴朗的日子。“你那位老保姆真可爱！要是有个穿围裙的侍女，那就更妙了。不过像你那样过着严肃的修道院生活，这样也就很不错了。”

奥勃朗斯基讲了许多有趣的消息，特别是提到列文的哥哥柯兹尼雪夫今夏准备到乡下来看他。

吉娣和谢尔巴茨基家的情况，奥勃朗斯基只字未提；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他的体贴，十分欢迎他的来访。列文过着孤单的生活，心里有许多感触平时无法对人诉说。现在他就尽情向奥勃朗斯基倾诉，又是诗意盎然的春天的快乐，又是他在农业上的失败和计划，又是对他读过的书籍的想法和意见，特别是他自己著作的构思——尽管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他的构思基础其实是批判一切旧的农业著作。奥勃朗斯基一向和蔼可亲，不论什么问题，只要稍作暗示就能领悟，这次来访格外惹人喜欢。列文发现他还有一种待人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亲切温厚的情意，觉得很高兴。

阿加菲雅和厨师竭力把饭菜做得特别美味可口，使这两位饿慌了的朋友一坐下，不等正菜上来，就大吃黄油面包、咸鹅和腌蘑菇。列文又吩咐先送汤来，不用等馅饼烘好，可是厨师原想用他拿手的馅饼来博得客人的赞赏。不过，奥勃朗斯基尽管吃惯各种珍馐美味，也觉得这里的一切特别有味：草浸酒哇，面包哇，黄油哇，特别是咸鹅，还有蘑菇哇，荨麻汤啊，白汁鸡呀，克里木葡萄酒哇，一切都很鲜美可口。

“太美了，太美了！”吃过热菜之后，他点着一支雪茄说。“我到你这里，就像从一艘喧闹而颠簸的轮船上来到宁静的海岸。那么，你说劳动者这个因素应当研究，它还决定着农业方法的选择。这方面我当然是个门外汉，但我认为理论和它的应用对劳动者也有影响。”

“是的，不过你听我说：我这里说的不是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是农业科学。农业科学应该是一种自然科学，它还从经济学、人种学的观点来观察各种现象和劳动者……”

这时候，阿加菲雅拿着蜜饯进来。

“啊，阿加菲雅！”奥勃朗斯基吻着自己肥胖的手指尖，对她说，“您的咸鹅太美了，草浸酒太美了！……怎么样，康斯坦京，咱们该出发了吧？”他对列文说。

列文望了望窗外落到光秃的树梢后面的太阳。

“该出发了，该出发了！”他说，“顾士玛，套车！”他说着跑下楼去。

奥勃朗斯基走到楼下，小心翼翼地解下帆布枪套，打开枪匣，动手装配他那支贵重的新式猎枪。顾士玛已嗅到一笔可观的酒钱，跟住奥勃朗斯基寸步不离，替他穿袜子，着靴子。奥勃朗斯基也乐于把这些差事交给他。

“康斯坦京，你关照一下，我今天约了商人梁比宁到这里来，要是他来了，让他等一下……”

“难道你把树林卖给梁比宁了？”

“是的，你认得他吗？”

“当然认得。我同他打过‘一言为定’的交道。”

奥勃朗斯基笑了。“一言为定”是这个商人的口头禅。

“是的，他这人说话真可笑……它知道主人要到哪里去！”他拍拍拉斯卡的头，加了一句。拉斯卡汪汪地叫着，在列文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舔舔他的手，一会儿舔舔他的靴子和枪。

他们走到门口，敞篷马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路虽然不远，但我还是叫他们套了车。不过，你要不要走过去呀？”

“不，还是坐车去好。”奥勃朗斯基一边说，一边向马车走去。他坐上车，拿虎皮毯子盖住两腿，点着了雪茄。“你怎么不抽烟！雪茄——这不只是一种享受，简直是人间妙品，其乐无穷。这才是生活的乐趣！太美了！我真希望过这样的生活！”

“又有谁碍着你啦？”列文笑着说。

“不，只有你才是幸运儿。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你喜欢马有马，你喜欢狗有狗，你喜欢农场有农场。”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有什么就享受什么，缺少什么也并不苦恼。”列文想起吉娣，这样说。

奥勃朗斯基明白他的意思，对他瞧瞧，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列文很感激奥勃朗斯基，因为凭着他素有的机警，发现列文怕谈到谢尔巴茨基家的事，就只字不提。不过，列文其实很想打听那件使他十分苦恼的事，但又开不了口。

“那么，你的事怎么样？”列文想到只考虑自己的问题是不得体的，就问。

奥勃朗斯基的眼睛快乐地闪着光芒。

“你认为一个人有了一份口粮，就不可以再去爱奶油面包。你认为这是一种罪孽，但我认为一个人没有爱情是无法生活的。”他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列文的问题，说，“我生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说实话，这事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大害，对自己却其乐无穷……”

“哦，你又有什么新的情况吗？”列文问。

“有的，老弟！你瞧，有一种属于奥西安[40]笔下的女人……那种在梦里才能见到的女人……啊，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可怕的。我说呀，女人这东西不论你怎样研究，总归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那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不，有一位数学家说过，快乐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求真理。”

列文默默地听着。不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捉摸他朋友的心，无法懂得他的感情和他研究女人的乐趣在哪里。

十五

打猎的地方就在离河不远的小白杨树林。进了树林，列文下车把奥勃朗斯基带到一块块冰雪融化、青苔丛生的潮湿草地上去。他自己来到另外一边一棵双干孪生的白桦树旁，把猎枪搁在一根低矮的枯枝上，脱去长袍，整整腰带，活动一下双臂，试试是不是灵活。

灰毛老狗拉斯卡紧跟在他们后面，小心翼翼地在列文对面蹲下来，竖起耳朵。太阳正落到树林后面去。疏疏落落夹杂在白杨中间的白桦，在落日的余晖中清楚地映衬出它们那缀满饱满嫩芽的枝条。

从积着残雪的密林里，隐隐约约地传来蜿蜒的细流的潺潺声。小鸟啁啾鸣啭，间或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

在一片寂静中，可以听见隔年落叶由于泥土解冻和青草萌发而发出飒飒的响声。

“多么奇妙哇！简直听得见、看得出青草在生长！”列文发觉一片潮湿的灰绿色白杨树叶在一片嫩草旁边晃动，自言自语着。他站着倾听，时而俯视布满青苔的潮湿土地，时而瞧瞧那耸耳细听的拉斯卡，时而眺望那伸展在面前山脚下树梢光秃的茫茫林海，时而仰望那白云片片、昏暗下来的天空。一只鹞鹰悠然鼓动两翼，在远处树林上高高飞过；另一只也以同样的动作朝同一个方向飞去，接着就消失了。鸟儿在树林里越叫越响，叫声越来越嘈杂了。一只猫头鹰在不远处啼起来，拉斯卡一惊，悄没声儿地迈了几步，侧着脑袋，留神倾听。隔河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它照例先咕咕叫了两声，接着就嘶哑地乱叫起来。

“嚯，布谷鸟叫了！”奥勃朗斯基从灌木丛里走出来说。

“是的，我听见了。”列文回答，老大不高兴地用自己也觉得讨厌的声音打破了树林中的寂静。“这下子快了。”

奥勃朗斯基的身子又隐没到灌木丛里。列文只看见火柴一亮，接着就出现香烟的红烟头和一缕青烟。

咔！咔！——传来奥勃朗斯基扳动枪机的声音。

“这是什么叫声？”奥勃朗斯基问，引列文注意那像小马淘气时嘶鸣一般拖长音的尖细叫声。

“啊，你不知道吗？这是公兔在叫。别说话！你听，飞过来了！”列文扳动枪机，几乎叫出声来。

远处传来尖锐的鸟叫声，接着按照猎人所熟悉的节拍，过了两秒钟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在第三声之后就听到粗嘎的啼声。

列文左顾右盼。在他前面苍茫的天空中，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梢的嫩枝上，出现了一只飞鸟。它一直向列文飞来，越来越近的粗嘎叫声，仿佛均匀地撕裂粗布的声音，在耳边鸣响。鸟的长喙和脖子已看得见了。就在列文瞄准的一刹那，从奥勃朗斯基站着的灌木丛里红光一闪。那只鸟就像箭一般落下来，接着又挣扎着向上飞起。又闪出一道红光，传出一声枪响。那鸟儿拼命拍着翅膀，仿佛想停留在空中。它停了一刹那，就沉重地啪哒一声落在泥地上了。

“难道没有打中吗？”奥勃朗斯基被烟遮住看不见，叫道。

“瞧，在这里呢！”列文指指拉斯卡说。拉斯卡正竖起一只耳朵，摇动它那翘得高高的毛茸茸尾巴，慢吞吞地一步步走过来，仿佛有意要延长这种快乐，而且似乎带着笑容，把死鸟衔给主人。“嘿，你打中了，我真高兴！”列文说，同时因为打死这只山鹬的不是他，不免有点妒意。

“老手失眼，意外意外！”奥勃朗斯基一面装子弹，一面回答。“嘘……来了。”

真的，又听到了接二连三尖锐的鸟叫声。两只山鹬嬉戏着，互相追逐着，只是尖叫，并不啼鸣，一直飞到猎人们头上。枪响了四声，山鹬像燕子一般来个急转弯，就消失了。

……

……

打猎成绩很可观。奥勃朗斯基又打了两只鸟；列文也打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色黑下来了。穿过桦树枝的空隙可以看见银光灿烂的金星在西方闪耀着温柔的光辉；而阴沉的大角星则在东方发出红色的光芒。列文望见头上的北斗星，但接着又找不着了。山鹬不再飞了，不过列文决定再等一会儿，等金星从桦树枝下升到树梢上空，北斗星全部出现。金星已经升到树梢上空了，北斗星的斗和斗柄在苍茫的天空中已经十分清楚了，可是他还在等待。

“该回去了吧？”奥勃朗斯基说。

树林里已一片寂静，也没有一只鸟在飞动。

“再等一会儿。”列文回答。

“听便。”

现在，他们两人相距有十五步光景。

“斯基华！”列文出其不意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姨妹结婚了没有，或者打算几时结婚？”

列文自以为十分镇定，任何回答都不会使他激动。可是，奥勃朗斯基的回答却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她并没想到结婚，现在也不想结婚。她病得很厉害，医生叫她到国外疗养去了。大家甚至为她的生命担心呢。”

“你说什么！”列文叫道，“病得很厉害？她怎么啦？她怎么……”

他们这样交谈的时候，拉斯卡竖起耳朵，抬头望望天空，又责难似的朝他们望望。

“他们可找到个说话的时候了！”拉斯卡想，“鸟儿飞来了……瞧，真的飞来了。他们却把它错过了……”

就在这当儿，两人忽然听见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声，两人同时抓住枪，接着闪出两道火光，在同一刹那响起了两发枪声。一只在高空飞翔的山鹬，一下子收拢翅膀，落在树丛里，把嫩枝都压弯了。

“嘿，妙极啦！大家都打中了！”列文叫道，跟着拉斯卡一起跑到树丛里去找山鹬。“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啊？”他回想着。“对了，吉娣病了……有什么办法，真叫人难过。”

“嘿，找到了！真乖！”他说着从拉斯卡嘴里取下温暖的鸟，放进差不多装满了的猎袋。“找到了，斯基华！”他叫道。

十六

在归途中，列文详细打听吉娣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听到的消息使他高兴，虽然他羞于承认。高兴的是他还有希望；更高兴的是，她使他忍受的那种痛苦，如今她自己也尝到了。不过，当奥勃朗斯基谈到吉娣的病因，并且提到伏伦斯基的名字时，列文就打断他的话：

“我没有权利打听人家的私事，老实说，我对这丝毫也不感兴趣。”

列文的脸色刚才还那么快乐，一下子却变得如此阴郁。奥勃朗斯基察觉列文脸上这种他很熟悉的迅速变化，微微一笑。

“你同梁比宁买卖树林的事讲好了吗？”列文问。

“是的，讲好了。价钱不错，三万八。首付八千，其余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忙了好一阵。谁也不肯出更高的价钱了。”

“你这样等于把树林白白送掉了。”列文老大不高兴地说。

“怎么是白白送掉呢？”奥勃朗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知道列文此刻对什么事都很反感。

“因为树林至少值五百卢布一亩。”列文回答。

“唉，你们这些土财主！”奥勃朗斯基开玩笑说，“你们这种瞧不起我们城里人的口气真叫人受不了！……至于办事，那我们一向都是行的。不瞒你说，我一切都算过了，树林卖到了好价钱，我简直担心对方变卦呢，你要知道，这树林里没有‘材木’，”奥勃朗斯基想用这种行话来证明列文的疑虑是多余的，“多半是些柴木。而且每亩不会超过三十沙绳[41]，他却给了我每亩两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微微一笑。他想：“我知道，这种作风不光他一个人有，城里人个个都有。十年里，他们只下乡过两三次，乡下话只学会两三句，就满口乱说，以为他们什么都懂了。什么‘材木’哇，‘沙绳’啊。嘴里尽管这样说，其实什么也不懂。”

“我并不想来教你怎样办公文，”他说，“一旦需要，我还要来向你请教呢。不过，在买卖树林这种事上，你太自信了。这事可不好办哪。你数过树吗？”

“树怎么数哇？”奥勃朗斯基笑着说，一直想消除朋友的恶劣情绪。“海滩的砂子，星星的光芒，除非有天大的本领才数得清……”

“是的，梁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商人买树，没有一个不数的，只有你才这样白白送给他。你那座树林我是知道的。我年年都到那边去打猎，你那座树林每亩值五百卢布现钞，他却只给你两百卢布，还是分期付款。你这是白白送了他三万卢布。”

“吓，你打的是如意算盘，”奥勃朗斯基可怜巴巴地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呢？”

“因为他同别的商人都勾结好了；他收买了他们。我同那些人都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贩子。要是利润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这样的买卖他们是不肯做的。他们总是想用二十戈比买进价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嗯，算了吧！我看你今天情绪不佳。”

“一点也不！”列文闷闷不乐地说。这时他们回到了家门口。

大门口停着一辆包着铁皮和皮革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阔皮带系住的牡马。马车上坐着脸色红润、腰带束紧的替梁比宁赶车的账房。梁比宁已进了屋，在前厅等候这两位朋友。梁比宁是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留着小胡子，凸出的下巴剃得光光的，生有一双浑浊的暴眼睛。他身穿一件蓝色的长礼服，纽扣一直钉到腰部以下的地方，脚蹬一双踝部起皱、腿肚笔直的长靴，外面套了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把整个脸擦了一下，拉了拉原来就很整齐的礼服，笑容可掬地迎接他们，向奥勃朗斯基伸出一只手去，仿佛要捉住什么东西似的。

“啊，您可来了！”奥勃朗斯基说，向他伸出手去，“太好了。”

“我不敢违抗阁下的命令，虽然道路糟透了。一路上简直只能步行，但我还是准时来到。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我向您请安。”他对列文说，竭力想握列文的手。可是列文皱起眉头，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手，同时把山鹬取出来。“两位在打猎消遣吗？请问，这是什么鸟？”梁比宁轻蔑地瞧着山鹬，加上一句说，“味道大概很不错吧。”接着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仿佛对打山鹬这种事是不是值得，深表怀疑。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阴郁地皱着眉头，用法语对奥勃朗斯基说。“你们到书房里去谈谈吧。”

“不成问题，哪儿都行。”梁比宁煞有介事地说，仿佛想让大家知道，怎样同人打交道，这在别人也许是困难的，但在他可从来不当一回事。

梁比宁走进书房，习惯成自然地环顾了一下，好像在找圣像，但找到了圣像，又不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橱和书架，又像对待山鹬那样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怎么也不同意花这么多钱去买书。

“嗯，您把钱带来了吗？”奥勃朗斯基问。“请坐。”

“钱，我们是不会拖欠的。我跑来见您，想同您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呀？您请坐。”

“行！”梁比宁说着，坐下来，十分费力地把臂肘搁在椅背上。“您该让点步哇，公爵。要不太罪过了。钱都准备好了，一文也不会少的。我是不会拖欠的。”

列文这时已把枪放在柜子里，走到门口，但一听见商人的话，又站住了。

“您简直是白白拿了人家的树林，”他说，“他到我这里来得太晚了，要不我会替他定个价钱的。”

梁比宁站起来，默默地微笑着，从头到脚对列文打量了一番。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太精明了！”他笑嘻嘻地对奥勃朗斯基说，“你压根儿没有办法买他的东西。我买他的小麦，出了好大的价钱。”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白白送给您呢？我又不是地上捡到的，也不是偷来的。”

“对不起，现在的时势根本不可能偷。现在的时势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要光明正大，哪能再偷哇！我们说话凭良心。那座树林太贵，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微让一点价。”

“你们这笔买卖讲定了没有？要是讲定了，那就不用讨价还价；要是没有讲定，那树林我买。”列文说。

梁比宁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现出老鹰一般残酷贪婪的神气。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迅速地解开礼服，露出没有塞在裤腰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铜纽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只鼓鼓囊囊的旧皮夹来。

“请您收下，树林是我的了。”他说着，急急地画了个十字，伸出一只手。“钱请您收下，树林是我的了。瞧吧，梁比宁做买卖就是这样的，从不斤斤计较。”他皱起眉头，挥挥皮夹，又说。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样性急了。”列文说。

“嗳，算了吧，”奥勃朗斯基诧异地说，“你要知道，我已经答应他了。”

列文走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梁比宁眼睛望着门，笑嘻嘻地摇摇头。

“太年轻了，简直像个孩子。老实说，我买这座树林完全是为了名誉，好让人家说，买进奥勃朗斯基家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我梁比宁。至于赚不赚钱，那只好听天由命了。我可以对上帝起誓。请您在这张地契上签个字……”

一小时以后，这个商人整整齐齐地合拢长袍，扣上外套，口袋里藏着契约，坐上他那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回家去了。

“唉，这些老爷！”他对账房说，“都是一路货。”

“可不是，”账房回答，把缰绳交给他，扣上皮遮篷。“该祝贺您这笔买卖吧，米哈伊尔·伊格拿基奇？”

“嗯，嗯……”

十七

奥勃朗斯基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着商人预付给他的三个月钞票，走上楼去。买卖树林已经成交，钱已到手，打猎成绩又好，奥勃朗斯基兴高采烈，因此特别想驱除列文心头的恶劣情绪。他希望到吃晚饭的时候能高高兴兴地结束这一天，就像早晨开始时一样。

列文确实心绪不佳，尽管竭力想对这位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吉娣没有结婚，这个消息使他有点乐滋滋的。

吉娣没有结婚并且病了，为了一个她所爱的人冷落她而病了。这种冷落仿佛也使列文感到委屈。伏伦斯基冷落她，而她却冷落他列文。这样，伏伦斯基就有权鄙视他，因此是他的敌人。但列文并没想得这么多。他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地方侮辱了他。不过，现在他不是因这件事破坏了他的情绪而恼火，而是对当前的各种事情总是看不顺眼。出卖树林的愚蠢勾当，奥勃朗斯基在这件事上的受骗上当，加上这桩买卖又是在他家里成交的，这样就使他火上加火。

“嗯，完了吗？”他遇见奥勃朗斯基上楼来，说。“你要吃晚饭吗？”

“好的，那我不客气了。我到了乡下，胃口好极了！你为什么不请梁比宁吃饭呢？”

“哼，去他的！”

“你何必这样对待他呢！”奥勃朗斯基说，“你连手都不愿跟他握一握。那又何必呢？”

“因为我从来不同奴才握手，而奴才比他还要好一百倍呢。”

“你这人真是顽固不化！那么，对打破阶级界限你有什么看法？”奥勃朗斯基说。

“谁愿意打破，谁就去打破吧，我可感到恶心。”

“我看你是个十足的顽固派。”

“老实说，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个什么人。我是康斯坦京·列文，这就是了。”

“而且是心情不佳的康斯坦京·列文。”

“是的，我确实心情不好。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恕我直说——你这笔买卖做得太傻了……”

奥勃朗斯基宽宏大量地皱起眉头，仿佛受到人家莫须有的嘲弄和责难。

“哎，别说了！”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卖掉东西，总是立刻会有人说，‘这要值钱得多呢。’是不是？可是当你出卖的时候，谁也不肯出高价钱……是的，我知道你恨那个倒霉的梁比宁。”

“也许是的。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会说我是顽固派，或者用别的什么可怕的名称来称呼我。我看到我们贵族阶级各方面都在衰落，心里感到悲伤、痛苦。再说，不管怎样打破阶级界限，我还是甘心当贵族阶级。破落并不是由于奢侈。要是由于奢侈，那倒无所谓。过阔绰的生活，这原是贵族的习惯，只有贵族才会这样过日子。如今我们周围的农民都在买地，这我倒并不难过。做老爷的无所事事，农民一年忙到头，他们把游手好闲的人挤掉，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替农民们高兴。不过，贵族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天真无知而破落，我瞧着就觉得难受。这里有个波兰佃户用半价向一位住在尼斯的贵夫人买进一块好田产。那里又有人向商人抵押田地，一亩只押到一卢布，其实值十卢布。今天你又无缘无故送给那个骗子三万卢布。”

“照你说应该怎么办？一棵树一棵树地去数吗？”

“一定要数。你没有数过，可是梁比宁数过了。梁比宁的子女就有生活费和教育费，你的孩子恐怕就没有！”

“好了，你别见怪，我说，这样去数未免有点小气。我们有我们的事，他们有他们的事，再说也总要让他们赚点钱。总之，事情已经过去，也就算了。啊，煎蛋可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阿加菲雅还要给我们喝那美味的草浸酒吧……”

奥勃朗斯基在桌旁坐下来，开始同阿加菲雅说笑，再三对她说，他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好的午饭和晚饭了。

“吓，您还夸奖呢，”阿加菲雅说，“可是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呢，你不论给他吃什么，哪怕是一块面包皮，他总是二话不说，吃完就走。”

不论列文怎样克制自己，他还是闷闷不乐。他很想问奥勃朗斯基一件事，可是下不了决心，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什么时候开口。奥勃朗斯基已走到楼下自己房里，脱去衣服，洗了脸，穿上有皱纹的睡衣，上了床，可是列文还在他房里踱来踱去，谈着各种琐事，不敢提出他想问的事。

“这香皂真漂亮！”他看看一块香皂，把它打开来说。这是阿加菲雅为客人预备的，不过奥勃朗斯基没有用过。“你瞧，简直像一件艺术品呢。”

“是的，现在一切都做得十分讲究，”奥勃朗斯基眼睛湿润、怡然自得地打着呵欠，说，“譬如说，剧院也办得很有趣……呵——呵——呵！”他打着呵欠，“到处都是电灯……呵——呵——呵！”

“是的，电灯。”列文说，“是的。那么，伏伦斯基现在在哪儿啊？”他忽然放下肥皂问。

“伏伦斯基吗？”奥勃朗斯基止住呵欠说，“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也走了，就再也没有到莫斯科来过。康斯坦京，我老实告诉你，”他双臂搁在桌上，一只手托住他那红润俊美的脸，那双善良而睡意惺忪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说道，“这该怨你自己不好。你害怕情敌。我还是当时对你说过的那句话，我说不出你们俩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力争呢？我当时就对你说过……”他没有张开嘴，光用牙床打了个呵欠。

“他知不知道我向她求过婚呢？”列文瞧着他想，“嗯，他脸上有一种外交家的调皮神气。”他自己感到脸红了，默默地盯住奥勃朗斯基的眼睛。

“如果说她当初有过什么的话，那也只是被他那漂亮的外表所吸引。”奥勃朗斯基继续说，“你要知道，他那种十足的贵族气派和未来的社会地位，不是对她本人，而是对她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起眉头。他所遭到的被拒绝的屈辱，像新鲜创伤一样在他心里作痛。不过，他在家里，在自己家里是可以得到慰藉的。

“等一等，等一等，”他打断奥勃朗斯基的话说，“你说贵族气派。请问，伏伦斯基之流这样瞧不起我，他们的贵族气派究竟表现在哪里呢？你认为伏伦斯基是个贵族，可我不这样认为。一个人，他的父亲靠钻营拍马起家，母亲天知道同谁没有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我认为我们这些人才是贵族，我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三四代祖宗，他们都很有教养——至于才能和智慧那是另一回事——从来不奉承拍马，从来不依赖谁，就像我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我也知道许多这样的人。你认为我数树林里的树是小气，你却白白送给梁比宁三万卢布。还有，你收收地租和别的什么，可是我没有那种收入，因此我珍重祖上传下来的产业和劳动所得……我们是贵族，可不是那种专靠权贵们的恩典过日子、只要两毛钱就可以收买的人。”

“嗯，你这是在骂谁呀？我是同意你的意见的。”奥勃朗斯基诚恳而快乐地说，虽然觉得列文所说的两毛钱就可以收买的人，也包括他在内。列文的激动确实使他觉得很好玩。“你这是在骂谁呀？你说的关于伏伦斯基的许多话虽然并不正确，但我现在不来谈那个。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一定同我一起到莫斯科去了……”

“不，不论你是不是知道，我要告诉你，我去求过婚，但遭到了拒绝。现在，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只给我留下一个屈辱而痛苦的回忆。”

“为什么呀？真是胡说！”

“好吧，这事我们不再谈了。要是我得罪了你，那就请你原谅。”列文说。现在他说出了心里话，心情又像早晨一样开朗了。“你不生我的气吧，斯基华？请你不要生气。”他含着笑，握住斯基华的手说。

“不，一点也不，也没有理由生气。我们彼此把话都说出来了，我很高兴。你准知道，清早打猎可有意思呢。去不去呀？我情愿不睡觉，打好猎就直接上车站。”

“那太好了。”

十八

伏伦斯基内心虽然充满激情，但他的生活表面上还是沿着原来的社交活动和军伍生活的轨道进行，没有什么变化。团的活动在伏伦斯基的生活里占重要地位，因为他爱团，更因为他在团里受到普遍的爱戴。在团里，大家不仅喜爱伏伦斯基，而且尊敬他，以他为荣，由于他非常有钱，又很有教养，又有才气，前程远大，名誉地位都摆在面前，可他并不把这一切放在眼里，却处处关心全团和同僚们的利益。伏伦斯基知道同僚们都很敬爱他，他也爱这里的生活，并且希望人家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

当然，他没有同任何一个同僚谈过他的恋爱问题，即使在最放纵的酒宴上也没有泄露过秘密（其实他从来没有醉得丧失自制力），还要堵住那些向他暗示他这种关系轻率的同僚的嘴。虽然如此，他的桃色新闻还是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多少猜到他跟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多数青年人所羡慕的，正是他在恋爱中最麻烦的事情——卡列宁的崇高地位，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就格外惹人注目。

多数妒忌安娜的年轻妇女，对于人家说她“清白无辜”，早已非常反感，如今眼看舆论开始变得合乎她们的心意，就十分高兴，巴不得把轻蔑的情绪尽量往她身上发泄。她们已在准备大量泥块，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向她身上扔去。多数上了年纪的人和大人物，对于这种正在酝酿中的社会丑闻，感到不满。

伏伦斯基的母亲知道他和卡列宁夫人的私情，起初感到高兴，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中的风流韵事更能使一个公子哥儿增色的了。她感到高兴，还因为她十分喜爱的卡列宁夫人，一路上同她谈了那么多她自己儿子的事。照伏伦斯基伯爵夫人看来，她也就具有一切美丽而高贵的女人的美德。不过，最近她听说儿子拒绝了一个前程远大的职务，就是为了要留在团里，好经常同卡列宁夫人见面，还听说许多大人物因此对他不满，她这才改变了看法。还有使她不高兴的是，她从各方面听说，他和卡列宁夫人的私情并非她所赞许的那种前途辉煌的风流韵事，而是她听说的那种可能使他遭殃的不顾死活的维特[42]式的狂恋。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以后，她就没有看见过他。于是她派了大儿子去把他找来。

做哥哥的对弟弟也很不满意。他没有分析弟弟谈的是一种怎样的恋爱，是高尚的还是庸俗的，是热烈的还是不热烈的，是规矩的还是不规矩的（他自己虽然已有儿子，却还同一个舞女姘居，因此对这种事是不计较的）；不过，他知道弟弟这种恋爱是他必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

除了军职和社交之外，伏伦斯基还有一个嗜好：玩马。他酷爱赛马。

今年预定要举行一次军官障碍赛马。伏伦斯基报了名，买了一匹英国纯种牝马。他尽管沉湎于恋爱之中，对将要举行的赛马虽有所克制，但还是兴致勃勃，十分向往……

这两种热情并不互相抵触。相反，他正需要一项同恋爱无关的活动和嗜好，使他能时时摆脱过分激动的情感，精神上得到调养和休息。

十九

在红村赛马那一天，伏伦斯基比平时更早来到团的食堂吃牛排。他不需要严格节制饮食，因为体重四普特半，正合标准，但也不能再胖了，因此他不吃淀粉和甜食。他坐在桌旁，解开上装纽扣，露出雪白的背心，双臂搁在桌上，一面等他叫的牛排送来，一面望着一本摊在盘子上的法国小说。他眼睛望着书，只是为了避免同进进出出的军官们打招呼，好想他的心事。

他想到安娜答应在赛马后同他见面。他已经有三天没有看见她了。她丈夫刚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见到她，也不知道怎样去打听消息。他最近一次同她见面是在培特西堂姐的别墅里。他尽可能少到卡列宁家的别墅去。现在他想到那里去，就考虑着怎样去才合适。

“当然，我会说是培特西派我来打听，她去不去看赛马。当然，我要去一下。”他拿定主意，抬起头来不再看书。他生动地想象着看见她的欢乐情景，不由得喜形于色。

“派个人到我家里去，叫他们赶快把三马篷车准备好。”他对那个给他端来一银盘热气腾腾的牛排的跑堂说，接着把盘子拉到面前，吃了起来。

从隔壁弹子房里传来撞球声和谈笑声。门口出现了两个军官：一个年纪轻的，面容清瘦虚弱，是新近从贵胄军官学校毕业来到团里的；另一个是位胖胖的老军官，腕上戴着手镯，生有一双眼皮浮肿的小眼睛。

伏伦斯基对他们瞟了一眼，皱起眉头，装作没有看见，斜眼对住书本，一面吃，一面看书。

“怎么？干活以前加点油吗？”那个胖军官在他旁边坐下来，说。

“是啊！”伏伦斯基皱着眉头，擦擦嘴，也不看他一眼，就回答说。

“你不怕发胖吗？”那个军官又说，同时给年轻的军官拉过一把椅子来。

“什么？”伏伦斯基现出厌恶的神色，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生气地说。

“你不怕发胖吗？”

“来人哪，白葡萄酒！”伏伦斯基不理他，却吩咐跑堂说，接着把书挪到另一边，继续读下去。

那胖军官拿起酒单，对年轻的军官说话。

“我们喝什么酒，你自己挑吧！”他把酒单递给他，眼睛看着他说。

“就来点莱茵葡萄酒吧！”年轻的军官说。他怯生生地斜睨着伏伦斯基，拼命用手指去扯那几乎看不见的唇髭。他看见伏伦斯基没有回过身子，就站起来。

“我们到弹子房去吧！”他说。

那胖军官顺从地站起来。他们向门口走去。

这当儿，体格魁伟的骑兵大尉雅希文走进食堂来，傲慢地对这两个军官把头一抬算打招呼，走到伏伦斯基身边。

“哦，原来在这里！”他用他的大手掌重重地拍拍伏伦斯基的肩章，叫道。伏伦斯基愠怒地回过头来一看，脸上立刻焕发出他所特有的和蔼而镇定的神色。

“真聪明，我的阿历克赛！”骑兵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现在吃一点，再喝上一小杯。”

“其实我并不想吃。”

“瞧，真是形影不离！”雅希文嘲弄地目送那两个军官出去，加上一句。接着他弯拢他那紧裹着马裤的长得出奇的腿，在伏伦斯基旁边坐下来。“你昨天怎么没到克拉斯宁斯基剧院去呀？节目可真不错呢！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特维尔斯卡雅家坐了一阵。”伏伦斯基回答。

“哟！”雅希文叫了一声。

雅希文是个赌棍和酒徒。他放荡不羁，常常做缺德的事。他是伏伦斯基在团里最好的朋友。伏伦斯基喜欢他，因为他有过人的体力，能够狂饮不醉，通宵不眠而毫无倦容，又因为他有坚强的意志，使长官和同僚对他十分敬畏，在赌博上敢于赌上万的输赢，不管喝了多少酒，赌起钱来照样沉着精明，因此在英国俱乐部里被认为是第一号赌徒。伏伦斯基看重他，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觉得雅希文喜欢他并非由于他的名声和财富，而是由于他的为人。在所有的朋友中间，伏伦斯基只愿意同他一人谈谈自己的恋爱问题。他觉得雅希文表面上似乎蔑视一切感情，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能理解他伏伦斯基整个生命里沸腾着的热情。此外，他相信雅希文确实讨厌流言蜚语，而且能正确理解他的感情，也就是说，知道并且相信他这次恋爱不是玩笑，不是儿戏，而是一种正经得多、重要得多的事。

伏伦斯基没有同他谈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他全都明白，全都理解。他从他的眼神里高兴地看出这一层。

“啊，对了！”雅希文说。他听到伏伦斯基说他在培特西家坐了一阵，他的黑眼睛便闪闪发亮。他捋着左边的胡子，按照自己的坏习惯把胡子塞进嘴里。

“嗯，那么你昨天在做什么？赢了吗？”伏伦斯基问。

“赢了八千。但有三千不能算数，不见得肯付。”

“啊，那你即使在我身上输掉也无所谓了。”伏伦斯基笑着说。这次赛马雅希文在伏伦斯基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

“我一定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

于是谈话就转到对今天赛马的猜测上。此刻伏伦斯基只能想到这件事。

“走吧，我吃完了。”伏伦斯基说，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雅希文伸直他的长腿，挺起他的长背，也站起来。

“我吃饭还早，可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喂，来酒！”他用他那喊口令时震得玻璃窗哐哐发响的洪亮声音叫道。“不，不用了。”他立刻又叫道。“你回家去，我同你一起去。”

于是他就同伏伦斯基一起走了。

二十

伏伦斯基住在一所宽大洁净的芬兰式木屋里，木屋用板壁隔成两间。在营地里，彼特利茨基也和他住在一起。伏伦斯基同雅希文走进木屋，彼特利茨基还在睡觉。

“起来，你睡得也够了！”雅希文走到里屋，推推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睡觉的彼特利茨基的肩膀，说。

彼特利茨基一骨碌爬起来，跪在床上，朝四下里打量了一下。

“你哥哥来过了！”他对伏伦斯基说，“他把我弄醒，那该死的家伙，他说还要来。”说完他又拉上毯子，倒在枕头上。“哎，别捣蛋了，雅希文！”他对拉掉他身上毯子的雅希文怒气冲冲地说，“别捣蛋了！”他转过身来，睁开眼睛。“你还是告诉我喝点什么好，我嘴里难过极了……”

“最好喝点伏特加。”雅希文声音低沉地说。“吉列辛科！给老爷拿点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大声叫道，显然是在欣赏自己的好嗓子。

“你说伏特加吗？呃？”彼特利茨基皱起眉头，揉揉眼睛问。“你也喝一点吗？让我们一起来喝！伏伦斯基，你喝吗？”彼特利茨基一面说，一面爬起来，用虎皮毯子裹住身体。

他走到外屋门口，举起双手，用法语唱道：“‘从前屠勒国有个国王’[43]……伏伦斯基，你喝吗？”

“走开！”伏伦斯基已经穿上跟班递给他的礼服，说。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雅希文问他。“瞧，还有一辆三驾马车。”他看见门外有一辆马车驶过来，又说了一句。

“到马房去，我还得为马的事去找一下勃良斯基呢。”伏伦斯基说。

伏伦斯基确实约好要去访问那个住在离彼得高夫十里路的勃良斯基，把买马的钱送去给他。他想赶到那边去一下，但同僚们立刻明白，他不光是要到那里去。

彼特利茨基继续唱着，一只眼睛眨了眨，嘟着嘴，仿佛在说：“吓，我们可知道这是个怎样的勃良斯基。”

“当心别迟到了！”雅希文只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为了改变话题，就说：“我那匹黑鬃栗色马怎么样，跑得好吗？”他望着窗外，问起那匹辕马，那是他卖给伏伦斯基的。

“等一等！”彼特利茨基对走出门去的伏伦斯基叫道，“你哥哥留给你一封信和一张条子。等一等，放在哪里了？”

伏伦斯基站住了。

“啊，放在哪里啦？”

“放在哪里啦？这倒是个问题！”彼特利茨基一本正经地说，食指从鼻子旁边往上一指。

“快说呀，别开玩笑！”伏伦斯基笑着说。

“我没有生过壁炉。总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啊呀，别开玩笑了！信到底在哪里？”

“嗐，我真的忘记了。别是我做梦看见的吧？等一等，等一等！你何必生气呢！你要是昨天像我一样喝了四瓶酒，你也会忘记睡在什么地方的。等一等，让我想一想！”

彼特利茨基走进里屋，在床上躺下来。

“等一等！当时我这样躺着，他那样站着。对了——对了——对了……在这里！”彼特利茨基说着把信从床垫底下掏出来。原来他把信藏在这里。

伏伦斯基拿了信和哥哥的条子。不出他所料：母亲来信责备他为什么不去看她，哥哥的条子说要同他谈一谈。伏伦斯基知道，这都是为了那件事。“这关他们什么事啊！”伏伦斯基想，把信揉成一团，塞在上装纽扣之间，好在路上仔细看看。在木屋门口，他遇见两个军官，一个是他们团的，另一个是别个团的。

伏伦斯基的宿舍一向是军官们聚会的地方。

“上哪儿去？”

“我有事，到彼得高夫去。”

“你的马不是从皇村送来了吗？”

“送来了，但我还没有看到。”

“听说马霍京的那匹角斗士摔坏了脚。”

“胡说！不过，这样的烂泥地怎么赛马呢？”另一个说。

“嘿，我的救星来了！”彼特利茨基看见有人进来，这样叫道。这时勤务兵正端着一个盛有伏特加和酸黄瓜的盘子，站在他面前。“是啊，雅希文叫我喝点酒提提神。”

“咳，您昨天可把我们害苦了，”来人中的一个说，“闹了整整一夜，不让人睡觉。”

“不，我们收场收得可真有意思！”彼特利茨基说，“伏尔科夫爬到屋顶上，说他很伤心。我说：听听音乐吧，来个葬礼进行曲！他在屋顶上听着听着，就在葬礼进行曲的伴奏下睡着了。”

“喝吧，一定得喝点伏特加，再来点矿泉水，还要大量柠檬，”雅希文站在彼特利茨基旁边说，好像母亲管孩子吃药一样，“然后再稍微喝点香槟酒，来这么一小瓶。”

“嗯，这是好办法。等一等，伏伦斯基，我们一起喝吧！”

“不，各位再见。我今天不喝酒。”

“哦，你是不是怕发胖啊？好，那我们就自己来喝。给我们来点矿泉水和柠檬。”

“伏伦斯基！”他走到门口，听见有人叫道。

“什么事！”

“你最好把头发剪一剪，你的头发太长了，特别是额头上秃的地方。”

伏伦斯基的确未老先秃。他快乐地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接着把帽子拉到额头上，走到门外，坐上马车。

“到马房去！”他说，正要掏出信来读，但立刻又改变主意，免得在看马之前分心。他想：“回头再看吧！……”

二十一

临时马房是个木棚，造在跑马场旁边。伏伦斯基的马昨天就该牵到那里了。他还没有见过他的马。最近几天，他自己没有骑马练习，却交给驯马师去训练，因此他一点也不知道他那匹马的情况。他刚下车，他的马童老远就认出他的马车，便把驯马师叫出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英国人，穿着长筒靴和短上装，脸刮得光光的，只有下巴底下留着一撮胡子，迈着骑手的笨拙步伐，张开两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他。

“喂，弗鲁-弗鲁怎样了？”伏伦斯基用英语问。

“很好，阁下！”英国人先用英语再用俄语回答，声音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最好不要进去，”他掀起帽子，继续说，“我刚给马戴上笼头，它有点烦躁。最好不要进去，免得惊动它。”

“不，我要进去。我要去看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起眉头说，说时仍旧没有张开嘴巴。他摆动两肘，步履蹒跚地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房前面的小院。值班的是个身穿干净短上衣的漂亮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走过来迎接他们，然后跟在他们后面。总共有五匹马分别系在单间马房里。伏伦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那匹高大的红棕色角斗士，今天也该送到这里。伏伦斯基很想看到自己那匹马，但更想看看那匹他没有见过的角斗士。但伏伦斯基知道，按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不但不许看，连问一下都是有失体统的。他们顺着走廊走去，小伙子把左面第二个单间马房的门打开，伏伦斯基就看见一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和它的四条雪白的腿。他知道这就是角斗士，但他仿佛避免看到别人拆开的私信那样，扭转身子，走到系着弗鲁-弗鲁的单间马房旁边。

“这匹马是马克……马克……那个名字我总是说不来。”英国人用他那个指甲龌龊的大拇指指指背后的角斗士单间马房说。

“马霍京的吗？对，这是我的一个劲敌。”伏伦斯基说。

“那匹马要是让您骑的话，”英国人说，“我一定买您的票。”

“弗鲁-弗鲁性子比较躁，那一匹强些。”伏伦斯基听到夸奖他的骑术，笑眯眯地说。

“障碍赛马关键在于骑术和胆量。”英国人说。

说到胆量，伏伦斯基不但觉得他是足够的，而且深信天下没有比他更有胆量的人了。

“您真的认为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不用了。”英国人回答，“请不要大声说话。马有点发躁。”他加上说，向对面那个关上的单间马房点点头，里面传出马蹄践踏干草的声音。

他打开门。伏伦斯基走进一个有微弱光线从小窗洞里透进来的单间马房。单间马房里系着一匹戴笼头的深栗色马，在新鲜干草上倒换着马蹄。伏伦斯基向昏暗的马房张望了一下，又情不自禁地瞧了瞧他那匹心爱的马。弗鲁-弗鲁是匹中等身材的马，体格不是没有缺点的。它的骨骼细小，胸骨突出，胸部狭窄。它的臀部有点下垂，前腿弯曲，后腿更加弯曲。前后腿的肌肉都不十分发达，但肋骨部分特别宽阔，由于它的腹部练得消瘦，这一点就格外触目。从正面看上去，膝盖以下的腿骨不比手指粗，但从侧面看去却非常粗大。它的全身，除了肋骨，显得特别瘦长，仿佛从两边被夹过了。但它具有极大的优点，足以弥补各种缺点。这优点就在于它是“纯种”，照英国人的说法，这是“关键”。在那象缎子一般光滑的薄皮肤下，肌肉从血管的网脉下面突出来，看上去像骨头一样坚硬。瘦削的脑袋上长着一双突出的闪闪发亮的快乐眼睛，鼻子部分特别长，张开的鼻孔里露出充血的薄膜。它的全身特别是头部具有一种既刚毅又温柔的神态。它所以不会说话，仿佛只因为嘴的构造不允许它说话罢了。

至少伏伦斯基认为，它是懂得他此刻瞧着它的全部感情的。

伏伦斯基一走到它面前，它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斜着凸出的眼睛，使眼白都充血了。它从对面瞧着进去的人，摆动笼头，富有弹性地倒换着蹄子。

“嘿，您瞧，它多么不安宁啊！”英国人说。

“啊，宝贝！啊！”伏伦斯基走到马旁边，抚慰着它说。

但他越接近它，它就越兴奋。直到他走到它的头旁，它这才安静了，它的肌肉也在又薄又细的毛皮下面抖动起来。伏伦斯基摸摸它结实的脖子，把它撇在一边的一绺鬣毛理理好，把他的脸凑近它那像蝙蝠翅膀一样张开的鼻孔。它打了个哆嗦，用紧张的鼻孔大声地呼吸着空气，竖起尖尖的耳朵，向伏伦斯基伸出厚实的黑嘴唇，仿佛想咬他的袖子。但是它一想起戴着笼头，就抖动了一下，又倒换起它的细腿来。

“安静点儿，宝贝，安静点儿！”他又抚摸了一下它的臀部，说。他看到他的马情况良好，便高兴地走出马房。

马的兴奋也感染了伏伦斯基。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灌进他的心脏，他也像马一样要活动，要咬人。他感到又惊又喜。

“好，那么一切都拜托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场。”

“好的！”英国人说，“您现在到哪儿去呀，阁下？”他忽然用英语“阁下”这种称呼问。这种称呼他以前几乎从来没有用过。

伏伦斯基惊奇地抬起头来，故意不看英国人的眼睛，只望望他的前额，奇怪的是他怎么敢提这样的问题。但他懂得英国人提这问题，并不是把他当作主人，而是当作骑手，就回答说：

“我要到勃良斯基那里去一下，过一个钟头就回家。”

“这问题今天有多少人问过我了！”他想着，脸红了，这在他是难得有的。英国人对他仔细瞧了瞧，仿佛知道伏伦斯基要上哪儿去，又补充说：

“赛马前最要紧的是保持平静，”他说，“不要生气，也不要烦躁。”

“好的！”伏伦斯基含笑用英语回答。他跳上马车，吩咐车夫到彼得高夫去。

他没有走多远，早晨预示要下雨的乌云就聚集在一起，下起倾盆大雨来了。

“糟了！”伏伦斯基拉起车篷，想，“路本来就够泥泞的了，这下子可要变成沼泽了。”他独自坐在拉上篷的马车里，取出母亲的信和哥哥的条子，看了一遍。

是的，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大家，他的母亲，他的哥哥，大家都认为必须干涉他的恋爱。这样的干涉使他感到愤恨——这种情绪在他是难得有的。“这关他们什么事？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有责任来关心我？他们为什么要跟我纠缠不清啊？因为他们觉得无法理解这件事。如果这只是件上流社会一般的庸俗的桃色事件，他们就不会来干涉我了。他们觉得这事有点异乎寻常，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比生命还要宝贵。他们不太理解这一层，因此他们有点担忧。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将来又会变得怎样，这是我们自作自受，决不会埋怨谁。”他自言自语。他用“我们”这个词把自己和安娜联系起来了。“哼，轮不到他们来教训我们该怎样生活。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幸福，他们不知道我们要是没有爱情，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幸福或者不幸，因为根本就活不下去。”他想。

他心里觉得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家的干涉格外生气。他觉得他同安娜的恋爱并非一时的冲动，像上流社会一般风流韵事那样，除了愉快或者不愉快的回忆，在生活中不会留下一点痕迹。他觉得他自己的处境和她的处境都十分痛苦，就他们在上流社会里的显眼地位，隐瞒他们的恋爱，说谎和欺骗都是很困难的；当他们热恋得忘乎所以而沉湎于爱情之中时，还要说谎，欺骗，装假，经常想到别人，这确实是很困难的。

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被迫违反本性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景，特别是她不止一次流露出来的因为不得不欺骗和说谎而产生的羞愧。他还感受到自从他同安娜有了关系以后间或涌上心头的奇怪的心情。这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之感：是对卡列宁呢，还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上流社会，他可说不上来。但他总是竭力排除这种心情。这会儿，他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沉思下去。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是骄傲而平静；如今呢，内心的平静和自尊心都保持不住了，尽管她不动声色。是的，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他暗自下了决心。

他第一次产生一个明确的想法：必须结束这种虚伪的生活，而且越快越好。“抛弃一切，我和她亲亲热热地隐居到什么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语道。

二十二

暴雨没多久就停了。当伏伦斯基驱车前进，辕马带着两侧缰绳松开的骖马在泥泞地上奔驰的时候，太阳又露面了，别墅屋顶和大街两旁花园里的古老菩提树，都湿淋淋地闪着光芒，树枝上快乐地滴着水珠，屋顶上也有水流下来。他不再去想这场雨会怎样损坏跑马场，却高兴地想到，借着这场雨一定能同她单独见面，他知道卡列宁最近才从温泉回来，还没有离开彼得堡。

伏伦斯基希望同她单独见面，照例尽可能避免引起人家的注意，在过桥之前就下了车，步行过去。他不从大门的台阶上进去，而是穿过院子走后门。

“老爷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您走前门吧，那边有仆人会给您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从花园里过去。”

他确信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很想使她大吃一惊，因为他没有答应她今天来，她一定认为他在赛马以前不会来了。他按住军刀，沿着两旁种满花草的铺砂小径，小心翼翼地向通花园的露台走去。这会儿，伏伦斯基完全忘记了一路上想到的自己处境的痛苦和困难。他一心想的是马上可以看见她，不是在想象中，而是真正看见她整个的人。当他蹑手蹑脚地踏着缓斜的台阶走上露台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他时常忘记的他们关系中最痛苦的一样东西：她那个带着疑问的、他认为是敌意的目光看他的儿子。

这孩子是他们来往中最大的障碍。有他在旁边，伏伦斯基也好，安娜也好，不仅避免说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甚至不说孩子听不懂的暗语。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商量过，而是自然形成的默契。他们认为欺骗孩子是可耻的。当着他的面，他们像普通朋友一般谈话。不过，尽管这样留神，伏伦斯基还是常常发现这孩子在用专注和怀疑的目光盯着他，还带有一种古怪的羞怯和变幻莫测的神情，对他忽而亲切，忽而冷淡，忽而腼腆。仿佛这孩子感到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只是他弄不懂那究竟是什么关系。

真的，这孩子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竭力想弄明白，他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人，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凭着孩子的敏感清楚地看到，父亲、家庭教师和保姆不仅不喜欢伏伦斯基，而且怀着厌恶和恐惧望着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但母亲却把他看作最好的朋友。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个什么人？应该怎样爱他？我弄不明白，是我错了，还是我生得太笨，还是我是个坏孩子？”孩子常常这样想。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脸上露出试探、询问、有时还带点敌意的神气，以及那使伏伦斯基感到局促不安的羞怯和变幻莫测的表情。只要有这孩子在场，伏伦斯基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这是他近来常常感觉到的。只要这孩子在场，伏伦斯基和安娜就会像航海者那样，从罗盘上发现他们高速航行的方向远离正确的航线，但又没有力量刹车，因此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偏离方向，但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那就等于承认毁灭。

这孩子好比一个罗盘，带着他对生活的天真看法，指出他们偏离他们明明知道但又不敢正视的正确方向有多远。

这一次，谢辽查不在家，真正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家里。她坐在露台上，等她那个出去散步而遇雨的儿子回来。她派一个男仆和侍女出去找，自己坐在家里等。她穿着一件阔边绣花的白色衣裳，坐在露台一角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她低下黑色鬈发的头，前额紧贴着放在栏杆上的一把冰凉的喷水壶。她那双戴着他很熟悉的戒指的好看的双手抱住喷水壶。她的整个体态、她的头、她的脖子和双手，伏伦斯基每次看见都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倾倒。他站住了，神魂颠倒地望着她。但他刚要迈开步子向她走去，她就发觉他的来临，立即推开喷水壶，转过她那热辣辣的脸去迎接他。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他一面向她走过去，一面用法语说。

他本想向她跑过去，但一想到也许旁边有人，于是向露台门望了一下，涨红了脸，就像他每次觉得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加以提防那样。

“不，我身体很好。”她说着站起来，紧紧地握住他伸出来的手，“我没有想到……你来。”

“天哪！你的手多冷啊！”他说。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辽查，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这里回来的。”

尽管她竭力装作镇定，她的嘴唇还是在不断抖动。

“请你原谅我跑到这里来，但我要是看不到你，那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他继续照例用法语说，有意避免俄语里“您”和“你”这两个词，因为用“您”显得太疏远，用“你”又亲昵得有点危险。

“有什么要原谅的？我太高兴啦！”

“你一定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里有烦恼。”他继续说，没有放掉她的手，同时弯下身去，“你在想什么呀？”

“老是想着一件事。”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实话。不论什么时候问她在想什么，她总是这样回答：想着一件事，想着自己的幸福和不幸。他来的时候她正在想：为什么这种事在别人，譬如培特西（安娜知道她同土施凯维奇的暧昧关系），不算一回事，在她却那样痛苦呢？今天这个想法不知怎的使她特别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她的问题，看见她情绪激动，竭力想排解她的愁闷，便用极平静的语气详细告诉她赛马前的准备工作。

“要不要告诉他？”她望着他那双镇定的亲切的眼睛，想，“他这样快乐，这样一心一意忙着他的赛马，他是不会理解这件事的，不会理解这件事对我们的全部意义的。”

“但你没有告诉我，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不再谈赛马的事，说，“请你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他，却稍稍低下头，皱着眉头，用她那双睫毛很长的亮晶晶的眼睛对他望望。她拿着一张叶子的手在哆嗦。他看到这情景，脸上现出那种使她倾心的唯命是从的奴隶般的忠诚。

“我看出发生什么事了。我知道你心里烦恼，我却不能替你分担，我怎么能有片刻的安宁呢？请你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吧！”他又恳求道。

“是的，他要是不能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我就不能原谅他。还是不说的好，何必去试他呢？”她想着，眼睛一直盯住他，拿着叶子的手抖得越发厉害了。

“看在上帝分上！”他拉住她的手，重复说。

“要我说吗？”

“你说，你说，你说……”

“我怀孕了。”她慢慢地低声说。

她手里的叶子抖得更厉害了，但她一直盯住他，看看他听到这话的反应怎样。他脸色发白，想说些什么，但是没有说，只放掉她的手，低下头来。“是的，他懂得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她想了想，感激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不过，她以为他也像女人家那样懂得这个消息的意义，她可错了。一听到这消息，他十倍强烈地感觉到，他心里又充满了对某一个人的异常厌恶的情绪。同时他明白他所盼望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今后再也无法瞒住她的丈夫，这种不自然的局面无论如何得赶快结束了。此外，她的激动在肉体上也感染了他。他用温柔驯顺的目光瞧了她一眼，吻了吻她的手，然后站起身来，默默地在露台上走来走去。

“是的，”他断然走到她面前说，“我也好，你也好，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作儿戏。如今我们的命运已经定了，必须结束……”他一面说，一面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结束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

“结束吗？怎样结束呢，阿历克赛？”她低声说。现在她安心了，她的脸上洋溢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其实已经结合起来了。”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是的，但是要完全结合，完全结合。”

“可是应该怎么办，阿历克赛，你教教我，怎么办？”她悲哀地嘲弄着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说，“难道有什么办法能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吗？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不论怎样困难的处境都有办法摆脱。只要打定主意，”他说，“不管怎样都要比你现在的处境好。我明白，现在一切都使你痛苦：上流社会也罢，儿子也罢，丈夫也罢。”

“嗳，唯独不能把丈夫算在里面，”她冷笑着说，“我才不管他，我也不想他。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我了解你，你也为他痛苦的。”

“嗳，他根本不知道。”她说，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的面颊、前额、脖子全红了，眼睛里涌出羞愧的泪水。“好，我们不谈他吧。”

二十三

伏伦斯基有好几次——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决——试图引她商量她的处境问题，但每次她都像现在回答他的挑战那样，总是说得不着边际，使人不得要领。仿佛这里有着一种她不能或者不愿正视的东西；仿佛一谈到这事，她，真正的安娜，就隐藏起来，出现了一个他所陌生的古怪女人。这个女人他不爱，他害怕，处处地方同他作对。不过，今天他决定把心里话统统告诉她。

“他知道不知道，”伏伦斯基用他素常坚定沉着的语气说，“他知道不知道，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你也不能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您说，该怎么办呢？”她带着微微嘲弄的口吻问。她本来担心他会轻视她怀孕这件事，现在又唯恐他认为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离开他。”

“很好。假定我这么办吧，”她说，“您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可以先讲给您听听。”于是她那双一分钟前还很温柔的眼睛闪出了凶恶的光芒。“‘哦，您爱上了别人，同他发生了罪恶的关系，是吗？（她竭力摹仿丈夫的腔调，像他一样把“罪恶的”三个字说得特别响。）我曾经警告您，要考虑宗教、民法和家庭各方面的后果。您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您败坏我的名誉……（和我儿子的名誉。）’”她原想这样说，但她不能拿儿子开玩笑……“‘败坏我的名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补充说，“总之，他会打官腔，斩钉截铁地明确表示，他不能放过我，他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制止这件丑事。他会冷静地照他所说的办法认真去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不是人，他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时简直是一架凶恶的机器，”她一面说，一面仔细想着卡列宁的外貌、说话的姿势和他的性格，把他身上能找到的缺点全部集中起来，并不因为自己对他犯了大罪而稍稍原谅他。

“不过，安娜，”伏伦斯基用恳切的温和语气说，竭力安慰她，“无论如何得告诉他，然后看他的办法再采取对策。”

“怎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觉得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您很痛苦。”

“哼，逃走，叫我做你的情妇吗？”她恶狠狠地说。

“安娜！”他略带谴责的口吻叫道。

“是啊，”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掉……”

她又想说：“把儿子……”但是她说不出口。

伏伦斯基无法理解，像安娜这样个性很强又很诚实的人，怎么能忍受这种自欺欺人的处境而不愿摆脱。他没有想到主要原因就是她说不出口的“儿子”这个词。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以后将怎样对待她这个抛弃父亲的母亲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害怕，简直无法认真思考，只能像一般女人那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语言来安慰自己，好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并忘记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要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异样的诚恳而温柔的音调说，“以后再也不要同我谈这事了！”

“可是，安娜……”

“再也不要谈了。让我去吧。我处境的屈辱、糟糕，我都知道，但这事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容易解决。让我去吧，照我的话办。再也不要同我谈这事了。你答应我吗？……不，不，你要答应一声。”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但我心里不能平静，特别是在你告诉我这件事以后。你心里不能平静，我心里也不能平静啊……”

“我！”她重复说，“是的，我有时感到痛苦，但这会过去的，只要你永远不再同我谈这事。你一同我谈这事，我就痛苦。”

“我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的话，“你这人天生这样诚实，要你说谎确实是很痛苦的。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为了我毁了自己的一生。”

“我现在想的也是这件事，”他说，“你怎么可以为我而牺牲一切呢？你要是有什么不幸，我可不能原谅自己。”

“我不幸吗？”她挨近他，带着火热的爱恋的微笑瞧着他，说，“我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他也许感到寒冷，他的衣服被撕破了，他感到害臊，但他并不是不幸。我不幸吗？不，这正好是我的幸福哇……”

她听见儿子回来的声音，慌忙向露台望了一眼，霍地站起来。她的眼神里燃起了他所熟悉的火焰，她用戴着戒指的好看的手迅速地捧住他的头，对他望了好一阵，接着把自己的脸凑过去，用微微张开的笑盈盈嘴唇吻了吻他的嘴和眼睛，就把他推开。她要走，但他把她拉住了。

“什么时候？”他神魂颠倒地瞧着她，低声说。

“今晚一点钟。”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接着就迈动轻盈而迅速的步伐去迎接儿子。

谢辽查在大花园里遇雨，就同保姆一起坐在亭子里避了一阵。

“嗯，再见，”她对伏伦斯基说，“马上就要去看赛马了。培特西答应来接我一起去。”

伏伦斯基看了看表，匆匆走了。

二十四

伏伦斯基在卡列宁家的阳台上看了看表，心情十分激动，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以致虽然看了表上的指针，却没有看清究竟是几点钟。他走上大路，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向他的马车走去。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恋之中，根本没有想到时间，也没有想到是否还有时间上勃良斯基家去。他的头脑只有一种简单的本能——这是常有的事——那就是提醒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应该再做哪件事。车夫正坐在驭座上，在浓密的菩提树斜影里打瞌睡。伏伦斯基向他走去，观赏着那像柱子一样麇集在肥壮马匹上的蚋群，唤醒车夫，跳上马车，吩咐他到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七里光景，他才醒悟过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那天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军官两里比赛、军官四里比赛和伏伦斯基参加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是赶得上的，但他要是到勃良斯基家去一下，等他赶到，宫廷里的人都将到齐了。这就不太好。但他答应过勃良斯基，要到他家去一下，就吩咐车夫不要顾惜马，继续赶路。

他赶到勃良斯基家，只待了五分钟，就又跑回来。这样的高速行车使他静下心来。他同安娜关系中一切痛苦的事，他们谈话后所留下的前途茫茫的感觉，都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现在他高兴而激动地想着赛马，想到他一定能赶上比赛。今夜快乐的约会，只偶尔像火花一样在他头脑里闪过。

他追过一辆辆从别墅和彼得堡赶来看赛马的人的马车，赛马的气氛越来越浓，即将投入赛马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

他的宿舍里已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到赛马场去了，跟班在大门口等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跟班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有好几位先生来问过他，马童也从马房里来过两次。

伏伦斯基不慌不忙地换好衣服（他从来不慌张，也不会丧失自制力），吩咐车夫驱车到马房。从马房那里他就看见赛马场上人山人海，各种马车，行人，士兵，以及挤满人群的亭子。第二场比赛正在进行，他走进马房，就听见铃声。当他走近马房的时候，正好遇见马霍京那匹红棕色角斗士，披着蓝边橘黄马衣，竖起两只青色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上去。

“科尔德在哪里？”他问马夫。

“他在马房里备鞍。”

在单间马房里，弗鲁-弗鲁已经备好鞍，正被牵出来。

“我没有迟到吧？”

“行！行！”英国人先用英语又用俄语说，“不用急。”

伏伦斯基又瞧了一眼浑身哆嗦的骏马那副美丽可爱的模样。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它，走出马房。他在最不易引人注目的有利时刻走到亭子旁边。两里比赛快要结束，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跑在前面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和他后面的近卫骠骑兵军官身上。两人都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往终点冲刺。人们从赛马场中间和外围涌向终点，近卫重骑兵队的士兵和军官同声高呼，向他们即将获得胜利的长官和同僚表示庆贺。伏伦斯基悄悄地走到人群中间。几乎就在比赛结束钟响的时候，那取得冠军的高个子近卫重骑兵军官，溅了一身泥浆，伏在马鞍上，正好放松了缰绳，让他那匹浑身大汗、气喘吁吁的灰马放慢步子。

牡马竭力收住脚步，放慢它那庞大身子的迅速运动。这位近卫重骑兵军官仿佛酣睡刚醒，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吃力地笑了笑。朋友和观众把他团团围住了。

伏伦斯基有意避开那批在亭子前面彬彬有礼地走动和交谈的上流社会人士。他知道安娜、培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里，故意不走近她们，免得分心。但是，迎面走来的熟人不断地拦住他，告诉他刚才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还问他为什么迟到。

当骑手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里的时候，伏伦斯基的哥哥阿历山大，佩着上校金边肩章，走到他面前。他像阿历克赛一样，个儿不高，但很结实，而且比阿历克赛更加红润漂亮，生有一个红鼻子和一张开朗的脸，脸上带着酒意。

“你收到我的条子了吗？”他说，“你这人总是找不着的。”

阿历山大·伏伦斯基虽然生活放荡，特别是以酗酒出名，却是一位显要的宫廷官员。

这会儿，他在同弟弟谈一件对弟弟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事，知道会有许多目光集中在他们身上，但他却装出一副笑脸，仿佛在同弟弟笑谈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收到了，说实在的，我可不明白你担心的是什么。”阿历克赛说。

“刚才我发现你不在，还有星期一人家看到你在彼得高夫。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啊。”

“有些事局外人是不必操心的，你担心的那件事就是……”

“嗯，既然这样，你就别再担任军职了……”

“我请求你不要干涉我的私事，就是这样。”

阿历克赛·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的脸刷地发白了，他那突出的下巴抖动了一下。这在他是难得有的。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难得生气，但一旦生气，并且下巴抖动，阿历山大·伏伦斯基就知道他是不好惹的。阿历山大·伏伦斯基快乐地微微一笑。

“我只是把母亲的信转交给你。你写封回信给她，比赛以前可不要闹情绪。祝你成功！”他微笑着用法语加了一句，从他身边走开了。

他走了以后又有朋友来招呼伏伦斯基，把他拦住了。

“你连朋友都不认识啦！你好，老兄！”奥勃朗斯基说，他在彼得堡显贵中间也像在莫斯科一样出众，面色红润，络腮胡子又整齐又滋润。“我是昨天来的，有机会能看到你比赛得胜真是高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你明天到食堂来吧！”伏伦斯基说。他抓住奥勃朗斯基的大衣袖子，道了歉，然后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赛的马正被牵到那边去。

赛跑过的马精疲力竭，浑身汗水，被马夫牵回马房去；参加下一场比赛的马精神抖擞，多半是英国马，戴着风帽，勒紧肚带，仿佛奇异的巨鸟，一匹又一匹地出现了。肌肉发达而身躯瘦小的美人儿弗鲁-弗鲁被牵到右边来，它迈着富于弹性的长腿，好像踩在弹簧上一般。离它不远是双耳下垂的角斗士，它身上的马衣正被取下来。这匹牡马高大匀称的美丽身材，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短得异样的脚胫，吸引了伏伦斯基的注意。他正想走到自己那匹马跟前去，却又被一个熟人拦住了。

“啊，您瞧，卡列宁在那边！”同他交谈的熟人说，“他在找妻子，他妻子在亭子里呢。您没有看到她吗？”

“不，没有看到。”伏伦斯基回答，没有望一眼那人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亭子，一直向他的马走去。

伏伦斯基来不及仔细察看他不满意的马鞍，骑手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来抽签决定他们的号码和出发点。十七个军官，神态庄重严肃，许多人脸色发白，集中到亭子前来抽签。伏伦斯基抽到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口令：“上马！”

伏伦斯基发觉他和其他几个骑手已成为众目之的，不免有点紧张，但他遇到这种情况，动作总是格外沉着。他不慌不忙地向他的马走去。科尔德为了庆祝赛马，穿上最讲究的服装：扣上纽扣的黑礼服，浆得笔挺、夹住双颊的白衬领，黑色的圆礼帽和长皮靴。他像平时一样镇定沉着，亲自拉着两根缰绳，站在马前面，弗鲁-弗鲁像害热病一样继续颤动着。它那双火辣辣的眼睛瞟着走拢来的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把一只手指伸到肚带底下试试松紧。马更留神地瞟了他一下，露出牙齿，竖起一只耳朵。英国人噘起嘴唇，对凡是检查他所装配的马鞍的人，总是露出微笑。

“您一上马，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伏伦斯基最后一次向他的敌手们扫了一眼。他知道，比赛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有两个骑手已经向出发的地方驰去。伽尔青，伏伦斯基的朋友，也是他最危险的敌手之一，正在那匹不让他骑上去的枣红牡马周围打转。个儿矮小的近卫骠骑兵军官，穿着紧身的马裤，摹仿英国人骑马的姿势，像猫一样俯伏在马背的后部。库卓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骑在他那匹格拉波夫养马场买来的纯种牝马上，由一个英国人拉着缰绳。伏伦斯基和他的同僚都知道库卓夫列夫和他那神经“脆弱”、极度虚荣的性格。他们知道他害怕一切，害怕骑战马，但这次正因为比赛危险，可能有人摔断脖子，每道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名医生，停有一辆缀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和护士，他才决定参加比赛。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伏伦斯基亲切而带鼓励意味地对他挤挤眼。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看到，那就是他的劲敌，骑角斗士的马霍京。

“不要性急，”科尔德对伏伦斯基说，“记住一条：遇到障碍物不要控制它，也不要鞭打，要听其自然。”

“好的，好的！”伏伦斯基接过缰绳说。

“尽可能跑在前头，万一落后了，即使到最后一分钟也不要丧失信心。”

马没有来得及动一动身子，伏伦斯基就矫捷地踏上装有钢齿的马镫，稳稳当当地让他那强壮的身子坐到咯吱作响的皮马鞍上。他右脚伸进马镫，两手熟练地分开缰绳。科尔德松了手。弗鲁-弗鲁仿佛不知道用哪一只脚起步，伸长脖子把缰绳绷紧，迈开步子，像踩在弹簧上一般，把驮在柔软脊背上的骑手颠得左右摇摆。科尔德加快步子，跟在他们后面。兴奋的马拉紧缰绳，忽东忽西，拼命摆动，想把骑手摔下来。伏伦斯基竭力用声音和手使它安静，可是没有用。

他们向出发点跑去，已经接近赛马场周围的小河。有许多人骑着马在前面跑，后面也有许多人。伏伦斯基忽然听见背后有匹马在泥地上飞跑，接着他就被骑着双耳下垂的、白腿的角斗士的马霍京赶上了。马霍京露出他的长牙齿，笑了笑，伏伦斯基却怒气冲冲地对他瞅了一眼。他一向不喜欢马霍京，这会儿又把他看作最危险的敌手。马霍京在他旁边飞驰，惊动了他的马，这就使他对马霍京更加恼火了。弗鲁-弗鲁迈开左脚，忽然大跑起来。它跑了两步，对拉紧的缰绳很生气，就转成摇摆不定的碎步，把骑手颠得更加厉害。科尔德也皱起眉头，小跑着跟住伏伦斯基。

二十五

参加这次比赛的军官共有十七名。比赛将在亭子前周围四里的椭圆形大赛马场举行。场里设了九道障碍：一条小河、一个筑在亭子前的四尺高的牢固大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一座“爱尔兰堤坝”（这是最难越过的障碍之一，由树枝堆成一座堤，堤后面还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水沟，因此必须越过两重障碍，否则就有生命危险），然后再是两道水沟和一道干沟，比赛终点就在亭子对面。但比赛并不在场子里开始，而是从离场子两百米开外的地方开始。在这段路上设置了第一道障碍——一条有堤的六尺宽的小河，骑手们可以随意跳越或者涉水而过。

骑手们排成一行起跑了三次，可是每次都有谁的马抢先冲出去，只好重新来过。资格很老的发令员谢斯特林上校有点冒火了，直到他第四次喊“跑！”骑手们才一齐出发。

当骑手们排成一行的时候，一双双眼睛，一副副望远镜都集中在这群五光十色的人身上。

“出发了！起跑了！”过了一阵意料中的沉默以后，四面八方都喊了起来。

观众为了要看得更清楚些，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单独行动，跑来跑去。在最初一瞬间，聚在一起的骑手们就拉开距离，他们三三两两，一个接一个驰近小河。观众似乎觉得他们在一起奔驰，但对骑手们来说，几秒钟的差别关系可就大了。

神经过分亢奋的弗鲁-弗鲁在起跑时慢了一步，有几匹马抢在它前头，但不等跑到小河，伏伦斯基就使劲勒住缰绳，轻易地超过了三匹马。他的前面就只剩下两匹马了，马霍京那匹屁股匀称而轻快地摆动的红棕色角斗士跑在伏伦斯基前面。跑在最前面的是载着那半死不活的库卓夫列夫的狄安娜。

在最初几分钟里，伏伦斯基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和他的马。他在第一道障碍——小河之前还不能完全掌握马的行动。

角斗士和狄安娜同时驰近小河，而且几乎在同一刹那纵身一跃，飞到对岸；弗鲁-弗鲁也像飞一样跟着它们跃过河去，但就在伏伦斯基腾空的瞬间，他忽然看见几乎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卓夫列夫同他的狄安娜一起在河对岸挣扎（库卓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马就同他一起栽了个跟斗）。这些细节伏伦斯基是后来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见弗鲁-弗鲁落脚的地方，可能就在狄安娜的腿上或者头部。但是，弗鲁-弗鲁好像一只从高处跳下来的猫，在跳跃时拼命伸长腿和背，这样就越过了那匹马，向前跑去。

“啊，我的宝贝！”伏伦斯基想。

过了小河以后，伏伦斯基就完全把马控制住了，开始任意驾御它，企图跟在马霍京后面越过大栅栏，然后在以后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平地上超过他。

大栅栏就竖立在皇亭前面。当他和在他前面领先一马身的马霍京接近“魔鬼”（大栅栏的名称）的时候，沙皇、朝廷百官和老百姓都凝视着他们。伏伦斯基感觉到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身上的目光，但除了那匹马的耳朵和脖子，迎面飞来的地面，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拍子、始终保持同样距离的角斗士的白腿和臀部之外，他什么也没看见。角斗士纵身一跃，没有发出撞击什么东西的声音，摇了摇短尾巴，就从伏伦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好哇！”有人叫道。

就在这一刹那，在伏伦斯基的眼前，在他的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他的马在动作上没有丝毫变化就飞越了过去，木板消失了，只听得后面发出砰的一声。他的马被跑在前头的角斗士激怒了，在栅栏前面飞腾得太早，它的后蹄就在栅栏上碰了一下。它的步子并没有变化，伏伦斯基却溅了一脸的泥。他知道他又同角斗士保持原来的距离了。他又看见他前面那匹马的臀部、短尾巴和距离不远的飞驰的白腿。

就在伏伦斯基想着该追过马霍京的一刹那，弗鲁-弗鲁仿佛懂得他的意思，不用任何鼓励，就大大加快速度，开始从最有利的地方，从围绳那一边逼近马霍京。马霍京不放弃靠近围绳的有利地位。伏伦斯基刚想到可以从外边追过去，弗鲁-弗鲁就改变步子，开始这样奔驰。弗鲁-弗鲁由于汗湿而开始发黑的肩膀已同角斗士的臀部平齐了。他们并排跑了几步。但当他们逼近障碍物的时候，伏伦斯基为了避免兜大圈子，拉动缰绳，就在斜坡上很快地追过了马霍京。马霍京溅满泥浆的脸在他眼前掠过。他甚至发现马霍京微微笑了笑。伏伦斯基超过了马霍京，但发觉他就在后面，还不断地听到背后角斗士整齐的蹄声和急促有力的呼吸声。

后面两道障碍，水沟和栅栏，轻易地越过了，但伏伦斯基听见角斗士的鼻息和蹄声越来越近。他给了马一鞭子，高兴地感到它顿时加快速度，角斗士的蹄声又离得像以前一样远了。

伏伦斯基一马当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也是科尔德给他的劝告。现在他确信可以获胜。他的兴奋，他的快乐和对弗鲁-弗鲁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他很想回顾一下，但他不敢这样做，就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不再策马，让它像角斗士那样（他有这样的感觉）留点余力。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了。如果他能抢在别人之先越过它，就可以得到冠军。他向“爱尔兰堤坝”驰去。他同弗鲁-弗鲁一起老远就看见了这道“堤坝”，刹那间他同马都迟疑了一下。他发现马耳朵上表示出来的犹豫，就扬起鞭子，但他立刻感到迟疑是没有必要的：马知道该怎么办。它加快步子，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稳稳当当地腾空一跃，凭着一股冲劲，远远地飞过水沟。于是弗鲁-弗鲁就毫不费力地以原来的节奏、原来的步伐继续奔驰。

“好，伏伦斯基！”他听见人群的欢呼。他知道那是站在障碍旁边他团里的同僚和朋友。他听见雅希文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他。

“嘿，我的宝贝！”他听着背后的动静，想到弗鲁-弗鲁。“它也跳过了！”他听见后面角斗士的蹄声，想。只剩下最后一道四尺宽的水沟了。伏伦斯基连看都没有看它，一心想远远地跑在前头，便一前一后地拉动缰绳，使马头按着奔跑的节奏一起一落。他发觉马已在拼着最后的力气奔驰了；不仅它的脖子和肩膀湿透了，就连它的鬣毛、脑袋和尖耳朵上都汗如雨下，它的呼吸剧烈而短促。但他知道它的余力还是能跑完最后一百五十米的。伏伦斯基觉得自己越来越贴近地面，马奔得更加轻灵了。从这两点上他知道他的马大大加快了速度。马越过水沟，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它像鸟儿一般飞了过去，但就在这一刹那，伏伦斯基大惊失色，发觉他没有跟上马的节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竟一屁股在马鞍上坐下来，因而犯了一个无法饶恕的糟透了的错误。他的位置顿时改变了，他明白出了可怕的事。他还没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眼睛旁边就闪过红棕马的白腿。马霍京从旁边飞驰过去。伏伦斯基的一只脚刚触及地面，他的马就向这只脚上倒下来。他刚好把脚抽出，马就横倒下来，痛苦地喘着气。它摆动汗淋淋的细脖子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好像一只被击落的鸟，在他脚边的地面上挣扎。伏伦斯基的笨拙动作害得它折断了脊梁骨。但这是他好久以后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见马霍京飞也似的跑远了，他却独自摇摇晃晃地站在泥泞的、静止不动的地面上，弗鲁-弗鲁痛苦地喘着气，躺在他前面，又弯曲着脖子用一只美丽的眼睛望着他。伏伦斯基还是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仍旧拉着缰绳。马又像一条鱼似的全身挣扎起来，把马鞍两翼擦得沙沙发响，又伸出两只前脚，但没有力气抬起后半身，立刻又浑身直打哆嗦，横倒下去。伏伦斯基激动得扭歪了脸，脸色发白，下颚颤动，他踢踢马肚子，又动手拉缰绳。但马没有动，却把鼻子埋进泥里，用它那双好像在说话的眼睛瞪着主人。

“哎呀呀！”伏伦斯基两手抱住头，呻吟起来，“哎呀呀！我做了什么啦！”他叫道，“比赛输啦！这是我自己不好，真丢脸，不可饶恕哇！真倒霉，我这匹心爱的马被我给毁了！哎呀呀！我做了什么啦！”观众、医生和助手、他团里的军官一齐向他跑来。他觉得自己身体完好，没有一点损伤，但心里难过。马的脊梁骨折断了，决定把它枪毙。伏伦斯基不能回答问题，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他转过身去，也不拾起从头上掉下来的帽子，就离开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他觉得自己很不幸，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最痛苦的不幸，无法补救的不幸，而且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雅希文拿着帽子追上他，把他送回家。过了半小时，伏伦斯基才清醒过来。但这次赛马的事故，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痛苦最悲伤的回忆，久久地留在他的心坎里。

二十六

卡列宁同他妻子的关系，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同往年一样，他一开春就到国外温泉去疗养，以恢复由于一年比一年繁重的冬季工作而受到损害的健康，并且同往年一样，在七月份回来，立即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日常工作。同往年一样，他的妻子到别墅去避暑，他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家晚会后做了一次谈话以来，他再也没有向安娜提起他的猜疑和妒忌。他那种惯于摹仿别人说话的腔调，现在最适合于用来对待妻子。他对妻子的态度比以前稍微冷淡一些。他对她有点不满，仿佛只是因为那天夜里她有意回避同他谈话。对她的态度，他只是有几分恼恨罢了。“你不愿向我坦白，”他仿佛在心里这么对她说，“这样对你更糟。如今即使你来求我，我也不愿对你说心里话，这样对你更糟！”他在心里说，好像一个人想去救火，但花了很大力气，却没有救成，因而大为恼怒地说：“那就让你去烧吧！烧个干净吧！”

他这个在公务上如此精明能干的人，竟不懂得这样对待妻子是十分荒唐的。他所以不懂得这一层，因为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实在太糟糕了，索性把他对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他原是一位细心的父亲，但从去年冬末以来，他对儿子的态度特别冷淡，而且对他也像对妻子那样，说话带着嘲弄的口吻。“嘿，年轻人！”他这样招呼儿子。

卡列宁认为，并且逢人就说，他今年公务空前繁忙；但他没有意识到，今年正是他自己给自己想出许多工作来，这是他把他对妻子和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的一种手段；但他没有想到，这种感情保留得越长久就越糟糕。要是有谁问卡列宁，对妻子的行为他有什么想法，那么，忠厚老实的卡列宁是什么也不会回答的，他只会对问这话的人大为生气。因此，当有人问起他妻子的情况时，他的脸上就会现出矜持而严厉的神色。卡列宁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事实上他是从来不想的。

卡列宁的私人别墅在彼得高夫。李迪雅伯爵夫人年年夏天都要到那里去，住在安娜隔壁，同她经常来往。今年夏天，李迪雅伯爵夫人不肯到彼得高夫去住，一次也没有上安娜家，还向卡列宁暗示，安娜不宜同培特西和伏伦斯基太接近。卡列宁表示不该怀疑他的妻子，严厉地制止她说下去。从此以后他就回避李迪雅伯爵夫人。他不愿看到，也没有看到，社交界有许多人都在用白眼看着他的妻子；他不愿了解，也不了解，为什么他的妻子再三坚持要搬到那住着培特西又离伏伦斯基军营不远的皇村去。这一层，他不让自己考虑，也从来不考虑，但他内心深处却清楚地知道——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这一层，也没有任何证据和疑问——他是一个戴绿头巾的丈夫，因此是极其不幸的。

在和妻子一起度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看到别人不贞的妻子和受骗的丈夫，卡列宁不知多少次对自己说：“这叫人怎么容忍哪？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耻的局面？”可是现在，当灾难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仅不考虑怎样结束这种局面，甚至根本不愿意正视它，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可怕，太不体面了。

卡列宁从国外回来后，到别墅来过两次。一次在这里吃午饭，另一次同客人一起消磨黄昏，但像往年一样，一次也没有过夜。

赛马那天，卡列宁正好特别忙碌，但当他安排当天的活动日程时，他决定一吃完早中饭就到别墅里去看望妻子，再从那里到赛马场。由于宫廷里的文武百官都将去看赛马，他当然也非去不可。他要去看望妻子，因为他自己规定一星期去看她一次来保持体面。还有，那天正好是十五日，是他照例给妻子送生活费去的日子。

他想了想有关妻子生活费的问题，就凭着他天生控制思想的能力，不再让自己更多地去想妻子的事。

这天早晨，卡列宁很忙。昨晚李迪雅送给他一本小册子，那是彼得堡一位到过中国的著名旅行家写的。她还附来一封信，要求他接见这位旅行家，说从各方面看来他都是个很有趣和很有用的人。卡列宁昨晚来不及把小册子看完，直到今天早晨才把它看完。接着来了请愿的人，然后又是报告、接见、任免、奖赏、年金、薪俸和书信来往，也就是卡列宁的所谓例行公事。这些公事花去他很多时间。然后又是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占用的时间不多。他只是送来卡列宁所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经济状况，说今年情况不太好，因为出门次数多，开支大，入不敷出。不过，那位医生是彼得堡的名医，他同卡列宁很有交情，花去了他许多时间。卡列宁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来，看到他很惊奇。当医生十分仔细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叩击和触摸他的肝脏时，他就格外惊奇。卡列宁不知道，他的朋友李迪雅发觉他今年健康情况不好，就请医生来给他检查。“为了我的缘故，请您替他检查一下。”李迪雅伯爵夫人这样对医生说。

“为了俄罗斯的缘故，我愿意给他检查，伯爵夫人。”医生回答。“一个极其可贵的人才！”李迪雅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卡列宁的健康状况很不满意。他发觉他肝脏肿大，营养不良，温泉疗养毫无效果。他劝他多做体力活动，精神上不要过于紧张，尤其是要摆脱一切忧虑，但这对卡列宁来说就像叫他不要呼吸一样，是办不到的。医生走后给卡列宁留下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就是他得了什么病，而且是无可救药了。

医生从卡列宁家出来，在台阶上碰见他的老朋友斯留丁。他是卡列宁的秘书。医生同他是大学里的同学，虽然难得见面，彼此却很尊敬，交谊很深。因此医生把他对病人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他，而这样的意见他对任何其他人都不会讲的。

“您来看我，我很高兴。”斯留丁说，“他身体不好，我觉得……嗯，怎么样？”

“我来告诉您。”医生一面说，一面从斯留丁头上向他的车夫招招手，叫他过来。“是这样的，”医生用他白净的手拉住鞣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好了，说，“一根弦，要是不把它拉紧，要弄断它是很困难的；但要是把它绷紧到最大限度，只要用一个手指往弦上一按，它就会断掉。就他对公事那么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说，他的弦早已绷到极限了，何况还有别的压力，相当沉重的压力。”医生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总结说。“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加上说。“是啊，是啊，当然得花许多时间。”斯留丁说了一句，医生没有听清楚，就这样含糊其词地回答。

医生花了卡列宁许多时间之后走了，接着就来了那位著名的旅行家。卡列宁凭着他刚才读完这本小册子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同他谈论这问题，使旅行家对他知识的渊博和见解的高超感到惊奇。

和旅行家同时来访的还有省里的首席贵族。他有事来彼得堡，卡列宁必须同他谈一次话。首席贵族走后，卡列宁要同秘书办完例行公事，还要为一件重要的事去访问一位要人。直到五点钟吃饭的时候，他才回来，同秘书一起吃了饭，又邀请他一起坐车到别墅，然后去看赛马。

卡列宁现在总是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时机同妻子见面，虽然他没有公然承认这一点。

二十七

安娜正站在楼上的镜子前，在安奴施卡的帮助下钉着连衫裙上最后一个花结。她忽然听见大门口有车轮轧过砂砾的声音。

“培特西来还早呢！”她想着，往窗外一望，看见一辆马车，车里露出一顶黑礼帽和她十分熟悉的卡列宁的耳朵。“哎呀，糟了，难道他要来过夜吗？”她想，觉得这情况可能引起十分可怕的后果，就毫不迟疑地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跑下楼去迎接他。她觉得她所熟悉的撒谎欺骗的伎俩又冒头了，就索性破釜沉舟，向他说出些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来。

“啊，太好了！”她一面说，一面同丈夫握手，又笑眯眯地像对亲人那样对斯留丁打了个招呼。“我想你将在这里过夜吧？”——这是欺骗的伎俩向她提示的第一句谎话，“我们现在一起去吧。可惜我已经答应了培特西。她要坐车来接我。”

卡列宁一听到培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

“噢，那我不来拆散你们这两位老搭档了！”他用惯常的戏谑口吻说，“我同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一起去。医生也劝我多走走路。我一路上走过去，就譬如在温泉上散步。”

“你别忙，”安娜说，“你们要喝茶吗？”她打了打铃。

“拿茶来，再告诉谢辽查，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来了……啊，您身体怎么样？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您还没有到我这里来过呢。您瞧瞧，我这里的阳台多好！”她交替着同他们两人谈话。

她说话很自然很大方，但说得太多太快。她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再有，她从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好奇地对她一瞥的眼神里，发现他在观察她。

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立刻走到阳台上。

她在丈夫身边坐下。

“你的脸色不太好。”她说。

“是啊，”他说，“医生今天来看过我，花了我整整一个钟头。我想大概是我的哪一位朋友叫他来的：把我的健康看得太重要了……”

“哦，他说了些什么？”

她问他健康和工作的情况，劝他休息，叫他搬到她那里去住。

这些话她说得很热情，很急促，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辉，但卡列宁现在毫不注意她的姿态。他听见她说的话，只从字面上来领会这些话的意义。他回答她也很简单，虽然带有戏谑的口吻。这次谈话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安娜后来每次想到这次短时间的见面，总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谢辽查由家庭女教师带领着走进来。要是卡列宁留意观察一番的话，他准会发现谢辽查先望望父亲后望望母亲那种胆怯和慌张的眼神。可是他什么也不愿细看，什么也没有看到。

“嘿，年轻人！他可长大了。真的，完全像个大人了。你好，年轻人。”

他说着向吓坏了的谢辽查伸出一只手。

谢辽查以前看到父亲总有点胆怯，现在呢，自从卡列宁开始叫他年轻人，他自己又无法解答伏伦斯基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哑谜以来，他就想躲开父亲。他回头望望母亲，仿佛在寻求保护。他只有同母亲在一起才觉得快乐。这当儿，卡列宁正同家庭教师谈话，同时一只手搂住儿子的肩膀。谢辽查非常尴尬，安娜看到，他简直要哭出来。

儿子一进来，安娜顿时涨红了脸。她一发现谢辽查局促不安的神气，慌忙跳起来，把卡列宁的手从儿子肩上拉开，又吻了吻儿子，领他到阳台上，自己又立刻回到房里。

“时间到了，”她看了看表说，“培特西怎么还不来！……”

“是啊，”卡列宁说，站起来，交叉两手，把手指捏得咯咯发响，“我还给你送钱来了，因为夜莺总也不能光唱歌不吃饭哪，”他说，“我想你也需要钱了吧。”

“不，不需要……哦，需要。”她眼睛不看他，脸红到头发根，说，“我想你看完赛马会弯到这儿来的。”

“当然！”卡列宁回答。“哦，彼得高夫的美人，培特西公爵夫人来了，”他望了望窗外驰来的一辆坐位高得出奇的全副皮马具的精美英国马车，补充说，“多么豪华！多么漂亮！好，那么我们也走吧。”

培特西公爵夫人没有下车，只见她那个穿半筒皮靴、斗篷和戴黑礼帽的跟班跑到大门口。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儿子，又走到卡列宁面前，伸出一只手给他。“你特地跑来，真是太感谢了。”

卡列宁吻了吻她的手。

“好，那么再见。你回来喝茶，那太好了！”她说着，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地走了出去。但是，一等到看不见他了，她就想到她手上被他嘴唇接触过的地方，不禁嫌恶地打了个寒噤。

二十八

卡列宁来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同培特西并肩坐在那个集中了上流社会人士的亭子里了。她老远就看见了丈夫。两个人——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她不需要依靠任何感官，就能觉察他们近在眼前。她老远就发觉丈夫在走过来，不由得注视着他从人潮中挤过来的姿势。她看见他怎样向亭子走来，忽而倨傲地回答谄媚的鞠躬，忽而友好而简慢地同平辈招呼，忽而脱下他那顶压住耳朵的大圆帽，殷勤地等待着权贵们的顾盼。她熟悉他这一套，心里十分嫌恶。“沽名钓誉，飞黄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的全部货色，”她想，“至于高尚的思想啦，热爱教育啦，笃信宗教啦，这一切无非都是往上爬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向妇女们聚集的亭子眺望的眼神（他一直朝她的方向望着，但在薄纱、绸带、羽毛、阳伞和鲜花的海洋中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来），她明白他在找她，但装作没有看见。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培特西公爵夫人叫道，“您一定没有看到您的夫人吧。瞧，她就在这里！”

他冷冷地微微一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缭乱。”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向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一般做丈夫的同妻子刚分开一会儿又相逢那样。接着他又同公爵夫人和其他熟人招呼，对每个人都分别表示恰当的礼节：同太太们说几句笑话，同男人们寒暄一番。在下面，在亭子旁边站着卡列宁所尊敬、以才智和教养出名的侍从武官。卡列宁同他攀谈起来。

在前后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谈话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侍从武官反对赛马。卡列宁不同意他的看法，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均匀的声音，没有漏掉一个字。他所说的每句话，在她听来都是虚伪刺耳的。

当四里障碍赛开始的时候，她探身向前，眼睛盯住伏伦斯基，看他怎样走到马旁边，接着翻身上马，同时听见丈夫讨厌的喋喋不休的说话声。她替伏伦斯基担心，心里很难受，但听见丈夫这种尖细的声音和熟悉的腔调，就觉得更加不舒服。

“我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我不爱撒谎，我也不能容忍谎言，可他（丈夫）撒谎却是家常便饭。他明明知道这一切，明明看见这一切，还要撒谎。既然他能这样若无其事地撒谎，他这人还能有什么感情呢？如果他杀死我，杀死伏伦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可是不，他要的只是谎言和面子。”安娜自言自语，根本没有考虑她要求丈夫怎么样，希望丈夫做个怎样的人。她不了解卡列宁今天这样异乎寻常地饶舌，弄得她恼恨，完全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反映。正像一个受伤的孩子拼命以蹦蹦跳跳来减轻疼痛那样，卡列宁需要用其他脑力活动来排除有关妻子的思想。当她在场，或者伏伦斯基在场，或者有人经常提到伏伦斯基名字的时候，卡列宁总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正像一个孩子惯于蹦蹦跳跳那样，他也惯于说些聪明得体的话。他说：“军人赛马、骑兵赛马具有危险性，但这是比赛中无法避免的。如果说英国在军事史上可以炫耀最显赫的骑兵功勋的话，那是因为它长期来一直在培养马和人的胆量。我认为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我们往往只看到最肤浅的表面现象。”

“不是表面现象，”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听说有个军官折断了两根肋骨。”

卡列宁照例只露出牙齿微微一笑，没有任何别的表情。

“公爵夫人，就说这不是表面现象，”他说，“还有内在的东西。但问题不在这里，”接着他又转身对那位刚才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记参加赛马的都是干这一行的军人，还应该承认，任何职业都有不愉快的一面。赛马原是军人的天职。拳击和西班牙斗牛之类畸形运动是野蛮的特征，但体育运动却是文明的标志。”

“不，下次我再也不来看赛马了，可把我弄得紧张死了，”培特西公爵夫人说。“你说是吗，安娜？”

“紧张是紧张，但我舍不得走开，”另一位太太说，“如果我是个古罗马的女人，一定不会放过一场角斗的。”

安娜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拿着望远镜对准一个地方。

这时候，一位高个子将军穿过亭子。卡列宁住了口，迅速而稳重地站起身来，向这位将军低低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同他开玩笑说。

“叫我赛马可困难啦！”卡列宁毕恭毕敬地回答。

这回答虽然毫无意义，将军却装出一副从聪明人嘴里听到聪明话的神气，仿佛完全能领会这话的俏皮之处。

“这事有两个方面，”卡列宁继续刚才的话，“表演者和观众。就观众来说，爱好这种玩意儿是不文明的铁证，这个我同意，但是……”

“公爵夫人，来打个赌吧！”从下面传来奥勃朗斯基对培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啊？”

“我同安娜赌库卓夫列夫公爵。”培特西回答。

“我赌伏伦斯基。赌一副手套。”

“行！”

“真漂亮，是吗？”

旁边有人谈话，卡列宁沉默了一阵，但立刻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勇敢的比赛……”他刚要说下去。

这时候骑手们出发了，谈话都停止了。卡列宁也不作声。大家都站起来，向小河那边眺望。卡列宁对赛马不感兴趣，因此没有看那些骑手，却心不在焉地用疲倦的眼睛扫视着观众。他的目光停留在安娜身上。

安娜脸色苍白而严厉。除了一个人以外，她显然什么也没有看见，谁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卡列宁对她望了望，连忙扭过身去，望望别人。

“不过，这位太太和另外几位太太也都很紧张，这是很自然的。”卡列宁自言自语。他想不去看她，但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被吸引到她身上。他又打量着她的脸，竭力不去研究这脸上的表情，但终于违反本意，恐怖地看到他所不愿看到的神态。

库卓夫列夫在河边第一个从马上摔下来，弄得人人都很激动，但卡列宁从安娜得意扬扬的苍白脸上看出，她所凝视的那个人没有摔下来。当马霍京和伏伦斯基越过大栅栏的时候，紧接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军官一头栽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观众中发出一片恐怖的惊叫声时，卡列宁看到，安娜甚至没有发觉这事，也弄不懂周围的人们在说些什么。但他越来越执拗地盯住她。安娜全神贯注在奔驰的伏伦斯基身上，却感到丈夫冷冰冰的眼光从侧面盯住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起眉头，又回过头去。

“哼，我才不在乎呢！”她仿佛这样对他说，以后就再也不去看他了。

赛马很不顺利，十七个人倒有半数以上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到比赛快结束时，大家都很激动。由于沙皇很不高兴，大家就更加不安了。

二十九

观众都大声表示不满，都重复一个人说的话：“就差人同狮子搏斗啦！”大家都觉得恐惧，因此伏伦斯基摔下马来，安娜惊叫一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接着安娜脸上起了变化，变得实在不成体统。她惊惶失措，像一只被捕的鸟儿那样扑腾挣扎：忽而站起来走开，忽而对培特西说话。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培特西没有听见她的话。培特西正弯下身子，同一个走到她面前来的将军说话。

卡列宁走到安娜跟前，殷勤地向她伸出一只手臂。

“要是你高兴的话，我们走吧。”他用法语说，但安娜正注意听着那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丈夫。

“听说，腿也摔断了，”将军说，“这真是太不像话啦。”

安娜没有回答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伏伦斯基倒下的地方瞭望，但距离太远，那边又聚集了那么多人，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放下望远镜，正要走，但就在这当儿，一个军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什么事。安娜探身向前，听他说些什么。

“斯基华！斯基华！”她向哥哥叫道。但是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想走。

“我再一次向你伸出我的手臂，要是你愿意走的话，”卡列宁触触她的手，说。

她嫌恶地避开他，不看他的脸，回答说：

“不，不，别来管我，我不走。”

现在她看见伏伦斯基倒下的地方，有个军官穿过赛马场，向亭子跑去。培特西向他挥挥手帕。

军官带来消息说，骑手没有受伤，但马折断了脊梁骨。

安娜一听见这消息，立刻坐下来，用扇子遮住脸。卡列宁看见她哭了，她不仅忍不住眼泪，甚至哭出声来，哭得胸脯不住起伏。卡列宁用身子把她挡住，让她有时间平静下来。

“我第三次向你伸出我的手臂。”他过了一会儿又对她说。安娜对他望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培特西公爵夫人走来解救她。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是我把安娜带来的，我答应送她回去。”培特西插进来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彬彬有礼地笑着说，但严厉地盯住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太好，我想让她同我一起走。”

安娜恐惧地回头看了一眼，顺从地站起来，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打听好了再告诉你。”培特西低声对她说。

在亭子出口处，卡列宁照常同遇见的人寒暄几句。安娜也照常回答人家的招呼，但她精神恍惚，像做梦一样挽住丈夫的手臂走着。

“他有没有摔死？这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今天我能看见他吗？”她想。

她默默地坐上卡列宁的马车，又默默地离开停满马车的地方。这一切卡列宁都看在眼里，但他还是避免想到妻子当前的处境。他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他看到妻子的举动有点乖戾，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她。不过单提这事，不说别的，又觉得很困难。他张开嘴，想对她说她的举动有失体统，但他不由自主，说出来的竟完全是另一回事。

“真是的，我们大家都很爱看这种残酷的场面，”他说，“我注意到……”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恼火了，顿时说出他想说的话来。

“我应该对您说。”他开始说。

“哦，这下子要摊牌了！”她想，心里感到恐惧。

“我应该对您说，您今天的行为有失检点。”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啦？”她一面大声说，一面迅速地向他回过头去，盯住他的眼睛，但已经完全没有原来那种隐蔽的欢乐，而是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恐惧。

“注意！”他指指车夫背后打开的窗子，对她说。

他起身把窗子关上。

“您发现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啦？”她又问。

“刚才有一个骑手从马上摔下来，您没有掩饰您那种大惊失色的神气。”

他等她反驳，可是她眼睛瞪着前方，一言不发。

“我曾经要求您在交际场所注意您的一举一动，免得那些毒舌头说您闲话。我一度谈到内心活动问题，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谈的是公然表现出来的行为。您的行为太不检点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也没有听进去。她有点怕他，但心里一直在想，伏伦斯基是不是真的没有摔死。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有马折断了脊梁骨。他们说的是不是他呀？卡列宁说完时，她只是装出嘲弄的神气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卡列宁开始时说得很大胆，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说些什么时，她的恐惧传染给了他。他看见她这种嘲弄的微笑，心里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迷惘。

“她在嘲笑我的猜疑。对，她马上就会像上次那样对我说，我的猜疑是没有根据的，这太可笑了。”

现在，事情就要全部摊牌，他最希望的是，她还会像上次那样回答他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是没有根据的。他知道的事实在太可怕了，因此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但此刻她脸上那种恐惧而忧郁的神色，却说明她并不想欺骗他。

“也许是我错了，”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

“不，您没有错！”她不顾一切地瞧了一眼他那冷冰冰的脸，慢吞吞地说，“您没有错。我实在是被吓坏了，我克制不住自己。我听着您说话，心里却在想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看见您就受不了，我怕您，我恨您……您高兴怎样对付我就怎样对付我吧。”

她仰靠在马车的一角，双手掩住脸，放声哭了起来。卡列宁一动不动，眼睛仍旧瞪着前方。他整个的脸忽然露出一种死人般僵硬的庄重神色。直到别墅，他这种神态始终没有变。快到家的时候，他带着这个神态向她转过头去。

“好吧！在我采取保全我名誉的措施并把它告诉您以前，”他的声音哆嗦了，“我要求您至少在公开场合保持体面。”

他先下车，然后扶她下来。他当着仆人的面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回彼得堡去了。

他走了不多一会儿，培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给安娜送来一张条子：

“我派人到阿历克赛处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他身体很好，没有受伤，但感到扫兴。”

“这样说，他会来的！”安娜想，“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真痛快。”

她看了看表。还有三个钟头。她一回想到上次见面的细节，热血又沸腾起来。

“啊，我的上帝，多么幸福哇！这事很可怕，可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种奇妙的幸福……丈夫！哼……啊，感谢上帝，我同他什么都完了。”

三十

谢尔巴茨基一家去疗养的那个德国小温泉，也像一切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那样，照例可以看到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的结晶现象。在那里，每个社会成员都被安排在一定的位置。正如一滴水遇到严寒会变成雪花那样，每个人一来到温泉，就会被安排到一定的位置。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和小姐[44]，根据他们所租用的房子、他们的声望和交往的朋友，很快就在这种结晶过程中被固定在一定的地位。

今年，温泉浴场来了一位真正的德国公爵夫人，社会的结晶运动因此就更加快了速度。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要让女儿谒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这个仪式在他们到后的第二天就举行了。吉娣穿着她那件从巴黎定制来的极其朴素，也就是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衫裙，姿态优美地低身行了个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希望这张美丽的小脸上重新出现玫瑰花。”——这样，谢尔巴茨基一家就给定下了一个固定的生活轨道，要离开它是不可能的。谢尔巴茨基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她那个在上次战争中负伤的儿子、一位瑞典学者和康纳特兄妹。不过，同谢尔巴茨基一家交往最多的还是：莫斯科的罗基谢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吉娣不喜欢她，因为她同吉娣一样生的也是相思病），以及莫斯科的一位上校。这位上校吉娣从小就认得，他老是穿着军服，佩着肩章，生着一双小眼睛，敞开的领子上打着花花绿绿的领带，样子十分可笑，还因为他老是对人纠缠不清而惹人讨厌。这种生活方式定型以后，吉娣开始感到无聊，何况公爵又到卡尔斯巴德去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俩。她对她所结识的人不感兴趣，觉得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什么新东西。现在她在温泉浴场，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那些她所不熟识的人。吉娣生性善良，总认为在人们身上可以发现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在素不相识的人身上。吉娣猜测着那些人的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她的想象中，他们都具有极其高尚的品德，她还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加以证实。

在这些人中间，吉娣最感兴趣的是一个俄国姑娘。这个俄国姑娘是同一位叫施塔尔夫人的害病的俄国太太一起来到温泉的。施塔尔夫人是个上流社会里的人，病得很厉害，不能行动，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才难得坐轮椅来到温泉浴场上。但是，施塔尔夫人不同任何俄国人来往。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认为，这与其说是由于疾病，不如说是由于骄傲。这个俄国姑娘除了服侍施塔尔夫人外，吉娣还发现她同每个重病人都很要好——这种人在温泉浴场上是很多的——落落大方地照顾他们。这个俄国姑娘，照吉娣观察，不是施塔尔夫人的亲戚，也不是用人。施塔尔夫人叫她华仑加，别的人都称她“华仑加小姐”。吉娣留神观察这个姑娘同施塔尔夫人和其他不认识的人的关系，对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同情。从她们接触的目光中，吉娣发现华仑加也喜欢她。

这位华仑加小姐不仅青春已过，而且简直就像从来没有过青春：她看上去可以说才十九岁，但也可以说已有三十岁。她的相貌，尽管带有病容，不能说长得难看。要不是她生得太瘦，头同她的中等身材相比显得太大，她原是很美的；不过看样子她对男人并没有吸引力。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花瓣还没有脱落，就已萎靡不振，失去香气了。此外，她对男人没有吸引力，还因为她缺乏吉娣特别充沛的东西——被抑制的生命火焰和对自己魅力的自觉。

她似乎一直在忙于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不关心别的事。她的情况同吉娣正好相反，吉娣对她也就格外感兴趣。吉娣觉得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可以找到她现在苦苦追求的东西，那就是超脱吉娣所十分厌恶的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和生活价值。这种关系，她觉得好像是恬不知耻地陈列着等待买主的商品。吉娣越是仔细观察这位不熟识的朋友，就越相信这位姑娘就是她心目中的完人，越是急切地想同她认识。

这两个姑娘每天都要遇见好几次，每次见面吉娣的眼睛仿佛都在说：“您是谁？您是干什么的？您就是我理想中的完人，是吗？可您千万不要以为我硬要同您认识。我只是欣赏您、喜欢您罢了。”那个不认识的姑娘的眼神回答说：“我也喜欢您。您非常非常可爱。我要是有时间，就会更喜欢您了。”吉娣看见她确实总是很忙碌：一会儿把一个俄国孩子从温泉浴场领回家；一会儿给女病人送毛毯，还替她盖在身上；一会儿抚慰恼怒的病人；一会儿给谁买饼干下咖啡。

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温泉浴场上出现了两个人，人们都厌恶地注意着他们。一个是背有点驼的高个子男人，两只手特别大，身穿一件短得同他身材不相称的短大衣，生有一双天真而可怕的乌黑眼睛；另一个是相貌和善的麻脸女人，衣着简朴，毫无风韵。吉娣认出他们是俄国人，就在头脑里构思着他们美丽动人的恋爱史。不过，公爵夫人从旅客登记簿[45]上查到，他们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她讲给吉娣听，这个尼古拉是个怎样的坏蛋。于是，吉娣对他们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吉娣对他们两人立刻产生了反感，这并不是因为母亲对她讲了这些话，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康斯坦京·列文的哥哥。尼古拉有不断抽动脑袋的习惯，这会儿就更引起吉娣对他难以克制的嫌恶。

她发觉他那双可怕的大眼睛紧盯着她，眼睛里反映出憎恨和嘲弄的情绪，因此她竭力回避同他见面。

三十一

这是个阴雨的日子，一早晨雨就下个不停。病人都拿着伞，聚集在游廊里。

吉娣、她的母亲和那个得意扬扬地穿着在法兰克福买的现成西式礼服的莫斯科上校，三人在一起散步。他们靠着游廊的一边走，竭力避开在另一边走着的尼古拉·列文。华仑加穿一件深色连衫裙，头戴帽边翻下的黑帽子，领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女人，从游廊一头走到另一头。她每次遇见吉娣，总要和她交换友好的目光。

“妈妈，我可以去同她聊聊吗？”吉娣说。她注视着这位不熟悉的朋友，发现她往温泉浴场上走去，认为她们可以在那儿相见。

“啊，既然你那么想认识她，那就让我先去了解一下，让我先去一下。”母亲回答，“你看出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她准是个专门陪伴病人的。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同施塔尔夫人认识一下。我认识她的嫂子。”公爵夫人傲然地昂起头，又说了一句。

吉娣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夫人避不同她认识而生气。吉娣就没有坚持要这样做。

“她这人真好，真可爱！”她望着华仑加说，华仑加正在把一只杯子递给法国女人。“您瞧，她多么朴素，多么亲切。”

“我觉得你的偏爱实在可笑。”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回去吧。”她发现尼古拉·列文同他的女人和德国医生迎面走来，尼古拉·列文仍旧怒气冲冲地同医生大声谈着些什么，又说了一句。

她们刚转身往回走，就听见他们已经不是在大声说话，而是在叫嚷了。尼古拉·列文停住脚步，对医生大叫大嚷。医生也冒火了。人群把他们围住。公爵夫人同吉娣连忙避开，那上校却挤到人群中去探听出了什么事。

几分钟以后，上校又赶上了她们。

“那边出了什么事？”公爵夫人问。

“真是丢脸哪！”上校回答，“在国外遇见俄国人真是倒霉。那位高个子先生同医生吵嘴，对医生说了许多粗话，责备他看病看得不对，还挥动手杖。真是丢脸！”

“吓，真叫人受不了！”公爵夫人说，“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亏得那个……那个戴蘑菇帽子的女人出来调解。大概是个俄国女人吧。”上校说。

“是华仑加小姐吧？”吉娣快乐地问。

“是的，是的，是她第一个出来调解。她挽住那位先生的手臂，把他领开了。”

“啊，妈妈，”吉娣对母亲说，“瞧您还不理解为什么我赞赏她呢。”

从第二天起，吉娣留心观察这位不熟识的朋友，发现她对待尼古拉·列文和他的女人的态度，已同对待她的其他被保护人一样了。她主动去接近他们，同他们交谈，替那个不懂任何外语的女人当翻译。

吉娣更加执意要求母亲让她同华仑加认识。公爵夫人虽然很不愿意同那傲气十足的施塔尔夫人认识，但她还是迈出第一步，打听到华仑加的情况，知道她的底细，得出结论是，同她认识尽管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她就亲自去找华仑加，同她认识。

公爵夫人挑选女儿到温泉口去、华仑加站在面包店旁边的机会，走到她面前。

“对不起，请允许我同您认识认识，”她带着庄重的微笑说，“我的女儿爱上您了，”她说，“您也许不认识我吧！我是……”

“我们大家彼此都有这样的感情，公爵夫人。”华仑加连忙回答。

“您昨天对我们那位可怜的同胞做了好事啦！”公爵夫人说。

华仑加脸红了。

“我不记得了，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事。”她说。

“怎么没有？您使那个列文避免了一场不愉快的争吵。”

“哦，那是他的女伴叫我去的。我竭力劝他安静。他病得很厉害，对医生意见很大。这种病人我可照顾惯了。”

“是的，我听说您同施塔尔夫人，大概是您的姑妈吧，在孟通[46]一起住过。我认识她的嫂子。”

“不，她不是我的姑妈。我叫她妈妈，但我不是她的亲戚。我是她抚养的。”华仑加涨红了脸回答。

她的回答是那么朴实，她脸上诚恳而开朗的神情是那么可爱，使得公爵夫人懂得了为什么吉娣会那样喜欢这个华仑加。

“那么，那个列文怎样了？”公爵夫人问道。

“他要走了。”华仑加回答。

这当儿，吉娣从温泉口回来，看见母亲已经同那位不熟识的朋友认识了，脸上不禁现出高兴的神色。

“嘿，吉娣，你那么想认识这位小姐……”

“华仑加，”华仑加笑眯眯地说，“大家都这样叫我。”

吉娣高兴得飞红了脸，好一阵默默地握住这位新朋友的手。华仑加没有回答她的紧握，却一动不动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里。华仑加小姐的手虽然没有回答她的紧握，但她的脸上现出宁静、快乐而略带忧郁的微笑，露出一排好看的大牙齿。

“我也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她说。

“可您是那么忙……”

“嗳，不，我一点儿也不忙。”华仑加回答，但就在这时候她不得不把两个新朋友丢下，因为有两个俄国小女孩——病人的女儿，向她跑来。

“华仑加，妈妈叫你！”她们嚷道。

华仑加就跟着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公爵夫人探听到了华仑加的身世、她同施塔尔夫人的关系和施塔尔夫人的情况。

施塔尔夫人是个多病的狂热的女人。有人说她一贯折磨丈夫；也有人说她丈夫生活放荡，使她受罪。她同丈夫离婚后不久生下第一个孩子，但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夭折了。施塔尔夫人的家属知道她这人感情脆弱，唯恐这消息会使她受不了，就拿当天夜里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御厨生下的女儿去顶替。这孩子就是华仑加。施塔尔夫人后来知道，华仑加不是她的女儿，但继续抚养她。再说，不久以后，华仑加家里也没有一个亲人了。

施塔尔夫人在南欧已住了十多年，一直卧病在床。有人说，施塔尔夫人是以慈善事业和笃信宗教而获得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她是个品德极其高尚的人，活着就是为了替别人谋福利。谁也不知道她信什么教——天主教，耶稣教，还是正教，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她同各种教会和各种教派的最上层人物都有交情。

华仑加同她长期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施塔尔夫人的，都认识并且喜欢华仑加小姐——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公爵夫人探听到这些底细，觉得女儿同华仑加接近并不会有失体面，何况华仑加的品德和教养又极其出众——法语和英语都讲得十分流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改变了公爵夫人的想法，那就是她替施塔尔夫人传话说，夫人因病不能同公爵夫人认识，感到很遗憾。

吉娣自从同华仑加认识以后，对她越来越迷恋，天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优点。

公爵夫人听说华仑加歌唱得很好，就请她晚上到她们的住处来唱歌。

“吉娣会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琴虽然不好，但您一定会使我们高兴的。”公爵夫人做作地微笑着说。吉娣现在特别不喜欢这种微笑，因为她发现华仑加不喜欢唱歌。但晚上华仑加还是带着琴谱来了。公爵夫人把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也请了来。

华仑加看见有陌生人在场，并不在意，立刻走到钢琴旁边。她自己不会伴奏，但照谱唱得很出色。吉娣弹得一手好琴，就给她伴奏。

“您很有才华。”华仑加美妙地唱完第一首歌，公爵夫人就称赞说。

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母女也道了谢，称赞了她。

“您瞧，”上校望着窗外说，“多少听众围拢来听您唱歌呀！”窗外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大家快乐。”华仑加淳朴地回答。

吉娣得意扬扬地望着她的朋友。她赞赏华仑加的艺术才华、她的嗓子和她的相貌，但最使她叹服的是华仑加的态度。华仑加根本不把她的歌唱当作一回事，对人家的称赞也毫不在意。她仿佛只是问：“还要再唱吗？够了吗？”

“要是换了我，”吉娣暗自想，“我会多么自豪哇！看到窗外这许多听众，我会多么高兴啊！可是她毫不在意。她唯一的动机就是不要拒绝我妈的要求，要使她高兴。她心里有些什么想法呢？是什么给了她这种超凡绝俗、与世无争的力量？我真想知道个中奥妙，向她学习呀！”吉娣凝视着她那平静的脸，想。公爵夫人请华仑加再唱一曲，华仑加就又十分婉转、清脆动听地唱了一支歌。她挺直身子，站在钢琴旁边，用一只黝黑的瘦手打着拍子。

下一页琴谱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吉娣弹完序曲，对华仑加望了一眼。

“这首我们跳过去吧，”华仑加涨红了脸说。

吉娣吃了一惊，疑惑不解地盯住华仑加的脸。

“哦，那就换一首吧！”她立刻懂得这首歌有点蹊跷，就翻着琴谱匆匆地说。

“不，”华仑加一手按住琴谱，笑眯眯地回答，“不，就唱这首吧。”接着她就像原来一样镇定而悦耳地唱了这首歌。

等她唱完了，大家又向她道谢，然后出去喝茶。吉娣同华仑加一起到房子旁边的小花园里去。

“这首歌使您回想到什么往事，是吗？”吉娣说。“您用不着告诉我，”她慌忙加上一句，“您只要说一声，是或者不是。”

“不，为什么？我可以告诉您。”华仑加坦率地说，不等对方回答就讲下去，“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受。我爱过一个人，这首歌我唱给他听过。”

吉娣睁大眼睛，一言不发，感动地望着华仑加。

“我爱他，他也爱我，可是他妈妈不让我们好，他后来就同别人结婚了。他现在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有时也看见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过一段恋爱史吧？”她说着，刹那间在她美丽的脸上闪出了热情的火花。这种火花吉娣觉得在她自己身上也曾经燃烧过。

“怎么会没有想到？我要是个男人，一旦见到您，就不会再爱别人了。我只是不明白，他怎么能迁就母亲而把您给忘了，使您遭到这样的不幸？他太没有情义了。”

“不，他是个很好的人。我并没有什么不幸，我很幸福。嗯，那么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吗？”她说着向房子里走去。

“您这人真好，真好！”吉娣叫道，并拦住她吻了吻，“我要是能有一点儿像您就好了！”

“您为什么要像人家呢？您自己就很好。”华仑加露出温柔而疲倦的微笑，说。

“不，我一点儿也不好。哦，请您告诉我……等一等，让我们坐一下！”吉娣说着，又拉她同自己在长凳上并排坐下来。“告诉我，想到一个人不珍重您的爱情，不愿同您……您不觉得委屈吗？”

“不，他不是不珍重。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但他是个孝子……”

“嗳，但要是他并非因为听从母亲的话，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呢？……”吉娣说，觉得她自己泄露了秘密。事实上，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把秘密暴露了。

“那就是他自己的不是了，我也不会怜惜他的。”华仑加这样回答，显然懂得，现在已不是在谈她的事，而是在谈吉娣的事了。

“那么委屈呢？”吉娣说，“委屈是忘不了的，忘不了的。”她想起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时自己对伏伦斯基的一瞥，说。

“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您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比做错事更糟！做得丢脸哪！”

华仑加摇摇头，把一只手放在吉娣的手上。

“有什么丢脸的？”她说，“您总不能向一个对您冷淡的人说您爱他吧？”

“当然不，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但他是知道的。对，对，从彼此的眼神、举动上看得出来。我就是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是不是爱他。”华仑加开门见山地说。

“我恨他；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那又为什么？”

“丢脸哪，委屈呀！”

“哎，要是大家都像您这样感情脆弱，那还得了！”华仑加说，“这种事没有一个姑娘没有经历过。何况这一切又都是无关紧要的。”

“那什么才是有关紧要的呢？”吉娣惊奇地凝视着她的脸，问。

“嗯，要紧的事多着呢！”华仑加微笑着说。

“到底是什么事啊？”

“啊，有好多事比这更加要紧！”华仑加回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窗外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

“吉娣，天气凉了！你拿条披肩去，或者到屋里来。”

“哦，我得走了！”华仑加站起来说，“我还要到柏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看她。”

吉娣拉住她的手，眼睛里露出十分好奇和恳求的神色，仿佛在问：“到底什么事最要紧？您怎么能这样镇定啊？您要是知道，那就告诉我吧！”但是华仑加根本不懂得吉娣的目光里包含的意思。她只记得今晚她还要去看柏尔特夫人，再要在十二点以前赶回家去给妈妈做茶。她走到屋子里，收拾好琴谱，向大家告了别，就走了。

“让我送您回去吧！”上校说。

“是啊，夜这样深了，怎么可以一个人走路呢？”公爵夫人附和说，“我叫巴拉莎送您去吧。”

吉娣看到，华仑加听说一定要送她回去，忍不住笑了。

“不，我一向一个人走路，从来没有出过事。”她拿起帽子说。接着又吻了吻吉娣，但始终没有说什么事要紧，就夹着琴谱，大踏步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昏暗里，把什么事要紧，是什么力量给予她这种令人羡慕的镇定和自尊的秘密也带走了。

三十三

吉娣同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吉娣同她的认识，再加上她和华仑加的友谊，不仅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她痛苦的时刻安慰了她。这种安慰就是，通过她同她们的交往，在她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同她过去所经历的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崇高而美丽的世界，从它的高处可以冷静地观察往事。在吉娣面前，除了她至今一直沉沦的本能生活之外，又出现了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宗教所开辟的，但这种宗教同吉娣从小熟悉的宗教，同在寡妇院（那里常可以遇到熟人）举行弥撒和通宵礼拜上，在跟牧师一起背诵斯拉夫经文时所表现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崇高、神秘、同美好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仅应该信仰，而且应该热爱。

这一切吉娣不是从语言中领会的。施塔尔夫人同吉娣谈话，就像同一个心爱的孩子谈话一样。吉娣使她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施塔尔夫人只有一次谈到，在人类的苦难中只有爱和信仰是唯一的慰藉，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是无微不至的。接着她就转变话题。不过，吉娣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从她天国般的（吉娣这样形容）每一瞥视中，特别是从她的整个身世（她从华仑加那里知道的）中，总之，从各方面领会了她吉娣以前所不知道的“要紧的事”。

但是，不论施塔尔夫人品德多么高尚，身世多么动人，也不论她的语言多么优雅，吉娣却在她身上发现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她发现只要一问到施塔尔夫人的家庭，她就会轻蔑地微微一笑。这是同基督教的仁爱精神不相符的。她还发现，当施塔尔夫人同天主教神父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竭力把脸藏到灯罩的阴影里，并且露出异样的微笑。这两件虽是小事，却使吉娣感到困惑，对施塔尔夫人发生了疑问。华仑加呢，无亲无故，孤苦伶仃，没有欲望，没有悔恨，对往事只有一点惆怅，倒是吉娣心目中的一个完人。她从华仑加身上领悟到，一个人只要能忘我，热爱别人，就能心安理得，幸福康宁。吉娣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如今她知道了什么事“最要紧”，就不满足于赞叹赞叹，而是立刻献身到展开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按照华仑加所讲的施塔尔夫人等人的行为，吉娣已构思出她未来生活的图景。她将像华仑加多次讲到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那样，每到一地就去找寻受苦的人，尽可能帮助他们，向他们分送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终的人听。像阿琳那样给罪犯读福音书，这念头特别使吉娣神往。但这一切都是吉娣秘密的梦想，她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对华仑加讲过。

不过，吉娣一方面期待着大规模实行自己计划的时机，另一方面，在这病人和苦难人集中的温泉浴场，倒也很容易找到仿效华仑加、实行自己新理想的机会。

公爵夫人起初只发现吉娣受到施塔尔夫人，特别是华仑加那种“狂热”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吉娣不仅摹仿她的行为，而且不自觉地在走路、说话和眨眼上学她的样。后来公爵夫人又发现，除了这种迷恋之外，在女儿身上还发生了一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发现吉娣每天晚上都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在以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公爵夫人还发现她避开社交界熟人，却同受华仑加保护的病人，特别是同害病的画家彼得罗夫一家来往。吉娣显然以在这个家庭里当护士为荣。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也绝不反对，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又是个正派女人。那位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吉娣的行为，也竭力称赞，叫她抚慰的天使。这一切本来都是好事，要不是做得过分的话。公爵夫人看到女儿走极端，就向她指出。

“凡事不宜走极端。”她用法语对她说。

女儿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她只是在心里想，为基督教工作是没有什么过分不过分的。遵奉基督教义，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要做到这样，还有什么过分可言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过分行为，尤其使她不高兴的是，她觉得吉娣不愿把心事向她和盘托出。吉娣确实对母亲隐瞒着自己的新思想和新感情。她隐瞒着，并不是不尊敬或者不爱母亲，而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情愿告诉任何人，却不愿告诉母亲。

“安娜·巴夫洛夫娜怎么这样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谈到彼得罗夫的妻子说。“我请她来，可她似乎有点不高兴。”

“不，我没有感觉到，妈妈。”吉娣涨红了脸说。

“你好久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了吗？”

“明天我们准备去游山。”吉娣回答。

“好，你们去吧！”公爵夫人回答，凝视着女儿羞红的脸，竭力猜想她发窘的原因。

当天，华仑加来吃饭，告诉她们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改变主意，不去游山了。这时，公爵夫人发现吉娣的脸又红了。

“吉娣，你同彼得罗夫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当屋子里只剩下母女俩的时候，公爵夫人说，“为什么彼得罗夫夫人不再送孩子来，自己也不到我们这里来了？”

吉娣回答说她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生她的气。吉娣说的全是实话。她不知道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但是猜到了几分。她所猜到的原因既不能告诉母亲，也不能向自己坦白。那种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说出口，因为万一是误会，就未免太糟糕太丢人了。

她一再仔细回顾她同这一家人的全部关系。她回忆到她们见面时安娜·巴夫洛夫娜和善的圆脸上怎样流露出淳朴的喜悦；回忆到她们怎样秘密商量病人的事，怎样使他抛下医生所禁止的工作，拉他出去散步；回忆到那个叫她“我的吉娣”的最小男孩对她的依恋，她不在旁边，他是不肯睡觉的。这一切都是多美呀！接着她又想到彼得罗夫穿着咖啡色上装的瘦削的身子，他那细长的脖子，稀疏而鬈曲的头发，一双最初使吉娣感到害怕的询问般的蓝眼睛，以及他在她面前勉强振作精神的痛苦模样。她想到最初看到他，她怎样竭力克制着像看到一切痨病患者时的那种不愉快感觉，怎样煞费苦心地想出话来同他攀谈。她想到他望着她时的那种胆怯而感动的目光，想到自己对他的怜悯、自己的困惑和意识到做了好事的奇特心情。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但这一切都是开头的情况。现在呢，几天前事情突然变糟了。安娜·巴夫洛夫娜一面装作殷勤地迎接吉娣，一面却在不断观察她和丈夫。

他看到她走近，就露出衷心的喜悦。难道这就是安娜·巴夫洛夫娜冷淡她的原因吗？

“是的，”她回想着，“前天，安娜·巴夫洛夫娜对我说：‘您瞧，他一直在等您，您不来他就不肯喝咖啡，虽然身体虚弱极了。’她说这话时，样子有点不自然，这同她善良的本性是完全不相称的。”

“也许是吧，那天我把毛毯交给他，她也很不高兴。这事本来很普通，可是他接受时那副模样真尴尬，谢了好半天，弄得我也尴尬起来。还有，他替我画的那幅肖像是多么出色。但主要是他那种惶恐而多情的眼神！对，对，就是这样！”吉娣恐怖地一再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应当的！他太可怜了！”接着她这样对自己说。

这种疑虑损害了她的新生活的魅力。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登和吉兴根[47]去访问了俄国朋友——照他的说法，去呼吸呼吸俄国空气——以后，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生活的看法截然相反。公爵夫人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美的，尽管她在俄国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她在国外竭力想装得像一位欧洲太太，因为本来不像——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贵夫人——就装腔作势，弄得有点不自然。公爵呢，正好相反，觉得外国什么都是丑的，欧洲生活使人讨厌。他处处保持着俄国习惯，在国外故意装得比原来更不像一个欧洲人。

公爵回来时瘦了，面颊松弛下垂，但情绪极好。他看见吉娣身体完全复原，更加高兴。吉娣同施塔尔夫人和华仑加交上朋友，公爵夫人又观察到吉娣身上近来发生了变化。这些消息使公爵心烦意乱，引起他的猜疑和恐惧，唯恐人家引诱他的女儿，使她离开他，跑到他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去。但这些不愉快的消息，终于淹没在他素来就有、而在游了卡尔斯巴德温泉之后更加明显的敦厚乐观的海洋里了。

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特有的皱纹和被浆硬的白领子撑住的微微鼓起的双颊，兴高采烈地同女儿一起到温泉浴场去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座座整洁明亮的小花园楼房，一个个面色红润、胳膊发红、灌饱啤酒、喜气洋洋的德国侍女，以及灿烂的阳光——这一切都使人心旷神怡。不过，他们越走近浴场，遇见的病人就越多，在井井有条的德国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就越发显得可怜。这种强烈的对照已不再使吉娣感到惊奇。灿烂的阳光，蓊郁的草木，音乐的声音，在她看来就是所有这些熟人的天然背景。她发现他们的健康总是在起变化，不是变坏就是变好。但在公爵看来，这六月早晨的明朗和生气，乐队正在演奏的轻松的华尔兹，特别是健壮的德国侍女的模样，同这些从欧洲各地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相对照，就显得怪诞和不协调。

当爱女挽着公爵手臂散步的时候，他虽然感到十分得意，仿佛又回复了青春，但他却为自己雄赳赳的步伐和强壮的四肢感到局促不安，甚至害臊。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赤身露体一样。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那些新朋友吧，”公爵用臂肘夹紧女儿的手臂说，“现在我连这个讨厌的索登温泉也喜欢上了，因为它把你的病治好了。只是你们这里有点儿忧郁，有点儿忧郁。这是谁呀？”

吉娣向他一一介绍他们遇到的熟识和不熟识的人。在花园门口，他们遇见瞎眼的培尔特夫人和她的领路人。公爵发现这位法国妇人一听见吉娣的声音就现出亲切的神气，他感到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特有的出格的殷勤态度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样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吉娣捧上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和抚慰的天使。

“嗬，那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笑着说，“她叫华仑加小姐是第一号天使呢。”

“嗯，华仑加小姐，她确实是一位天使，没说的。”培尔特夫人应和说。

他们在游廊里遇见了华仑加。她手里拿着一只雅致的红色手提包，匆匆地向他们走来。

“你瞧，爸爸回来了！”吉娣对她说。

华仑加照例简单而自然地做了一个介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立刻同公爵落落大方地攀谈起来，就像她同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知道得很清楚。”公爵微笑着对她说，吉娣高兴地看出父亲喜欢她这个新朋友。“您这样急急忙忙到哪儿去呀？”

“妈妈在这儿，”她对吉娣说，“她一夜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去给她拿针线活儿。”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喽！”华仑加走后，公爵说。

吉娣看出，他很想取笑取笑华仑加，但因为太喜欢她了，他不愿这样做。

“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又说，“包括施塔尔夫人在内，如果她肯赏脸见见我的话。”

“难道你认得她吗，爸爸？”吉娣发现公爵一提到施塔尔夫人，眼睛里就闪出嘲笑的火花，不禁恐惧地问。

“我认识她丈夫，同她也有点认识，那还是在她加入虔信派以前呢。”

“爸爸，什么叫虔信派啊？”吉娣问，发现施塔尔夫人身上那种高贵的东西竟然有一个名称，感到惊奇。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她凡事都要感谢上帝，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要感谢上帝，她死了丈夫，也感谢上帝。这实在太可笑了，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

“这是什么人？瞧他的模样多可怜！”他发现长凳上坐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病人，身穿一件咖啡色大衣，白色的裤子由于两腿太瘦而现出异样的褶裥。

这位先生把草帽举到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被帽子扣得发红的高高前额。

“这位是彼得罗夫，是一位画家，”吉娣涨红了脸回答，“那是他的妻子，”她指着安娜·巴夫洛夫娜，补充说。就在他们走近的当儿，安娜·巴夫洛夫娜似乎故意去追赶一个循小路跑开去的孩子。

“唉，他多么可怜，可是脸却长得多么可爱呀！”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过去呀？他说不定有话要对你说呢。”

“好，那我们就去吧。”吉娣说着，断然转过身去。“今天你觉得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支着手杖，怯生生地对公爵望了一眼。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白得耀眼的牙齿。

“我们昨天就在等您了，公爵小姐。”他对吉娣说。

他说这话时身子摇晃了一下，接着又重复这个姿势，竭力想装成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来要来的，可是华仑加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派人来通知说你们不去了。”

“怎么不去了？”彼得罗夫涨红了脸，立刻咳嗽起来，一面说，一面用眼睛找寻妻子。“安娜，安娜！”他喊道，在他那又细又白的脖子上，青筋像绳子一般突出来。

安娜·巴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哑着嗓子，怒气冲冲地低声责问她。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巴夫洛夫娜一反常态，带着假笑说。“我很高兴同您认识，”她对公爵说，“我们老早就在等您了，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画家又一次哑着嗓子低声说，显然更加生气了，因为他的嗓子表达不出他想表达的情绪。

“唉，我的天！我原以为我们不去了呢。”妻子懊丧地回答。

“怎么搞的，几时……”他又咳嗽起来，摆了摆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同女儿一起走开了。

“啊呀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可怜的人！”

“是的，爸爸，”吉娣回答，“你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没有用人，钱简直一点也没有。他从画院领到一点钱。”她情绪激动地讲着，竭力压制着因安娜·巴夫洛夫娜奇怪地改变对她的态度而产生的疑虑。

“喏，这位就是施塔尔夫人。”吉娣指着一辆轮椅说，椅上靠住枕头躺着一个用灰色和蓝色料子包着的东西，上面张着一顶伞。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后面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面色阴沉、身体强壮的德国工人。旁边站着一位淡黄头发的瑞典伯爵，吉娣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旁慢慢走着，像打量什么古怪的东西一样打量着这位夫人。

公爵走到她面前。吉娣立刻在他眼睛里察觉到那种使她窘惑的嘲弄的火花。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用那种现在只有很少人能讲的典雅的法语对她说起话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为了感谢您对小女的盛情，我不能不使您回想到我。”他脱下帽子，没有再戴上，对她说。

“阿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她抬起她那天国般的眼睛望着他，吉娣从她眼睛里看到不高兴的神色，“我看到您，很高兴。我可真喜欢令嫒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啊，我已经习惯了。”施塔尔夫人说着，给公爵同瑞典伯爵做了介绍。

“您的模样倒没有什么变，”公爵对她说，“我有十年或者十一年没有福气见到您了。”

“是啊，上帝给人苦难，也给人承担苦难的力量。我常常想，我拖着这条命干什么……盖那一边！”她恼怒地对华仑加说，因为华仑加替她用毯子盖腿盖得不对。

“大概是为了好继续行善吧。”公爵眼睛含着嘲笑说。

“这事可不该我们来判断。”施塔尔夫人发觉公爵脸上微妙的神情，说，“那么，这本书是您给我们送来的吗，亲爱的伯爵？太感谢了！”她对那个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莫斯科上校，叫了一声。他向施塔尔夫人鞠了一躬，带着女儿同莫斯科上校一起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莫斯科上校有意显出嘲弄的神气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同他打招呼而生着气。

“她还是老样子。”公爵回答。

“那您还是在她生病以前，也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就认识她了吗，公爵？”

“是的，我看着她躺倒的。”公爵说。

“听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起不来了，因为她的腿短了一截。她的整个身子难看极了……”

“爸爸，不会吧！”吉娣叫起来。

“爱说闲话的人都这么说，我的宝贝。你那位华仑加真是够受的了！”他继续说，“唉，这些有病的太太！”

“啊，不，爸爸！”吉娣激动地说，“华仑加崇拜她。再说，她做了多少善事啊！你问随便什么人都行！她和阿琳是人人都知道的。”

“也许是这样，”他用手臂夹紧女儿的手臂说，“但做了好事，问谁，谁也不知道，那就更好了。”

吉娣没有回答，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即使在父亲面前也不愿公开她内心的秘密。不过，说也奇怪，不论她怎样避免受父亲的影响，不让他踏进她心中的圣地，她却觉得她整整一个月来保存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象，从此消逝了，就像一具由旧衣服装扮成的木头模特儿，一旦剥去衣服，就原形毕露了。施塔尔夫人如今只剩下一个短了一截腿的躯体，因为模样太丑了，就长年躺在那里，可她还要折磨任劳任怨的华仑加，就为了给她盖毯子盖得不合她的意。吉娣不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恢复施塔尔夫人原来在她心中的形象了。

三十五

公爵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家人和朋友，甚至也感染了他们的德国房东。

公爵同吉娣一起从浴场回来，邀请上校、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和华仑加一起喝咖啡。他吩咐仆人把桌椅搬到花园里的栗树底下，在那里摆早餐。房东和仆人受他快乐心情的影响，也变得活泼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半小时以后，楼上那位患病的汉堡医生，从窗口羡慕地望着栗树下这群快乐健康的俄国人。在一圈圈摇曳不停的树枝阴影下，在铺着雪白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黄油、干酪、野味的桌子旁，公爵夫人头戴缀有紫色缎带的帽子，坐着给大家分发咖啡和面包。桌子的另一头坐着公爵，他吃得津津有味，快乐地大声谈着话。公爵把买来的东西摆在身边，有雕花木盒、木雕小玩意儿、各种各样的裁纸刀。他在各地温泉都要买一批小玩意儿，分赠给大家，包括女佣丽斯星和房东。他用蹩脚得可笑的德语同房东说笑话，坚决认为治好吉娣的病的不是温泉，而是他那出色的伙食，特别是他的黑李子汤。公爵夫人嘲笑丈夫的俄国习气，但非常高兴，十分活跃。这是她来到温泉以后不曾有过的。上校听公爵讲笑话，照例面带笑容，但在他用心研究的欧洲问题上，他支持公爵夫人的观点。心地善良的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听公爵说笑话，咯咯地笑个不停。连华仑加也被公爵的笑话逗得发窘，不禁发出轻微而有传染性的笑声。这是吉娣从没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吉娣高兴，可她总不能摆脱心事。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她所喜爱的生活流露出有趣的看法，等于向她提出一个她无法解答的问题。这问题又加上了彼得罗夫一家对她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今天表现得特别清楚和不愉快。人人都很快活，但吉娣快活不起来。这样她就更痛苦。她的心情就像小时候被罚关在房间里，却听见姐姐们在外面快乐地谈笑一样。

“嗳，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递给丈夫一杯咖啡。

“我出去散步，嗯，有时经过小铺子，他们就用德语‘大人，阁下，殿下’地乱叫，要求你进去买一点什么。嗯，只要他们一叫‘殿下’，我就忍不住了，十个塔勒[48]就这样送掉了。”

“原来你是因为无聊才买的。”公爵夫人说。

“当然是因为无聊。在那里过得实在无聊，妈妈，真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才好。”

“怎么会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说。

“有趣的东西我全知道：黑李子汤也好，豌豆灌肠也好，我统统知道。”

“不，公爵，不管您怎么说，他们的制度总是挺有趣的，”上校说。

“有什么有趣的？他们都像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铜币，扬扬自得，似乎他们德国人把谁都征服了。哼，可我有什么事好得意的呢？我没有征服什么人，我不得不自己脱靴子，还得自己把它放到门外去。早晨一起来，就得立刻穿好衣服，走到餐厅里去喝那难喝得要命的早茶。在家里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从容不迫地醒过来，耍耍脾气，发发牢骚，然后定定神，好好考虑考虑各种事情，用不着性急。”

“时间就是金钱，您忘记了这一点。”上校说。

“什么时间！有时候你为半卢布可以牺牲一个月，可有时候你不论出多少钱也换不到半个小时啊。你说是吗，吉娣？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呀？”

“没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呀？再坐一会儿。”他对华仑加说。

“我要回家了。”华仑加说着站起来，又哧哧地笑了。

她收起笑容，告了别，走进屋里去拿帽子。吉娣跟着她进去。她觉得如今连华仑加也变了。她没有变坏，但变得同她原来所想象的不同了。

“嗬，我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华仑加收拾起伞和提包说，“您爸爸真好！”

吉娣不作声。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哪？”华仑加问。

“妈妈想去看看彼得罗夫他们。您不去吗？”吉娣试探着华仑加的态度，说。

“我去的。”华仑加回答，“他们准备回去，我答应去帮助他们收拾行李。”

“好，那我也去。”

“不，您去做什么？”

“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吉娣抓住华仑加的伞，不让她走，睁大眼睛说，“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去？”

“没什么。您爸爸回来了，再说他们看到您去会拘束的。”

“不，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不愿让我常常到彼得罗夫家去？您不是不愿意吗？为什么不愿意？”

“我没有这样说过。”华仑加镇定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

“全都告诉您吗？”华仑加问。

“全都告诉我，全都告诉我！”吉娣接口说。

“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历克赛维奇（指画家）本想早些走，现在却不想走了。”华仑加微笑着说。

“说下去！说下去！”吉娣阴郁地望着华仑加，催促道。

“嗯，不知怎的，安娜·巴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儿。这当然不成理由，但他们的争吵是为了这事，是为您而引起的。说实在的，这些病人的脾气都很暴躁。”

吉娣越来越皱紧眉头，一言不发。华仑加竭力安慰她，想使她平静，因为看到吉娣马上要爆发了，但不知道究竟会怎样：是放声痛哭还是倾吐冤屈。

“所以您还是不去的好……您要明白，您不要生气……”

“我这是活该！我这是活该！”吉娣急急地说，从华仑加手里夺过伞来，避开朋友的眼睛。

华仑加看到朋友孩子气的愤怒，忍不住要笑，但又怕冒犯她。

“怎么是您活该？我不明白。”她说。

“是我活该，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不是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同我有什么相干？到头来弄得我成了争吵的原因，仿佛我做了人家没叫我做的傻事。因此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

“可为什么要装假呀？”华仑加低声说。

“哎，多么愚蠢，多么可恶！我完全不需要……一切都是假的！”她说，把伞打开又收拢。

“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面前、自己面前、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了欺骗大家。不，这样的事今后我再也不干了！宁可当傻瓜，也不说假话，不骗人！”

“到底谁在骗人哪？”华仑加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仿佛……”

吉娣按捺不住，大发脾气。她不让她把话说完。“我不是说您，根本不是说您。您是完美无缺的。对，对，我知道您是完美无缺的，但我是个傻瓜，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不是傻瓜，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是个怎样的人，就让我怎样好了，我可不愿装假。安娜·巴夫洛夫娜同我有什么相干！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能改变本性……这一切都不对头，不对头！……”

“什么事不对头哇？”华仑加困惑地说。

“一切都不对头。我只能凭良心过日子，可您的生活循规蹈矩。我喜欢您就是喜欢您，而您喜欢我恐怕只是为了要挽救我，开导我！”

“您这话不公平。”华仑加说。

“我又没有说别人，我只是说我自己。”

“吉娣！”传来母亲的声音，“到这儿来，把你的项链拿来给爸爸看看。”

吉娣没有同朋友和解，却露出傲慢的神气，拿起桌上的项链盒子，到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这样红？”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问。

“没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来。”说着她又往回跑。

“她还没有走！”她想，“叫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老天爷！我做了什么啦，我说了什么啦！我为什么要对她发脾气呀？叫我怎么办？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吉娣想，在门口站住了。

华仑加戴上帽子，拿着伞，坐在桌旁，察看着被吉娣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华仑加，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吉娣走到她面前，喃喃地说，“我记不起来我刚才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想使您难过。”华仑加含笑说。

吉娣同华仑加和解了。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吉娣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她不放弃她所学到的一切，但明白她想照她的愿望生活，那只是自我欺骗。她仿佛猛醒过来，觉得要不装假，不说假话，维持她理想的精神境界，那是多么困难哪。她感觉到，她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悲伤、疾病和垂死的人，又是多么叫人难堪。她为了爱这个世界而作的努力，确实使她很痛苦。她想赶快回俄国，回叶尔古沙伏，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她从信里知道陶丽姐姐已带着孩子到了叶尔古沙伏。

但她对华仑加的爱并没有淡薄。吉娣在同她告别时，要求她到俄国去看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会去的。”华仑加说。

“我永远不结婚。”

“嗳，那我就永远不去看你们了。”

“好吧，那我就为这个缘故去结婚。您可千万要记住您的诺言哪！”吉娣说。

医生的预言证实了。吉娣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以前那样快活，那样无忧无虑，但很平静。她在莫斯科的不幸遭遇已经成为过去。

第三部

一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在长期脑力劳动之后想休息一下。他不像往年那样出国旅行，却在五月底来到乡下弟弟家里。他认为田园生活是最美好的，如今就到弟弟家来享受这种生活。列文看到他来特别高兴，因为知道今夏尼古拉哥哥不会来了。不过，尽管列文很敬爱柯兹尼雪夫，他同哥哥一起在乡下生活却觉得无聊。看到哥哥对乡村的态度，他就觉得别扭，简直还有点不愉快。对列文来说，乡村是生活的地方，是欢乐、痛苦和劳动的地方；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既是劳动后休息的场所，又是驱除都市乌烟瘴气的消毒剂，他相信它的功效，乐于享用。对列文来说，乡村好就好在它是劳动的场所，而劳动又是绝对有益的；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所以特别好，就因为住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无所事事。此外，柯兹尼雪夫对老百姓的态度，也使列文有点生气。柯兹尼雪夫说，他了解并且喜爱老百姓，常常同农民谈话，善于同他们交谈，不装腔作势，十分自然，每谈一次话，都使他得出有利于老百姓的结论，因此足以证明他了解他们。列文不喜欢像哥哥这样对待老百姓。对列文来说，老百姓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加者。不过，虽然他对农民怀着敬意和一种近乎骨肉之情——他自认为所以有这种感情，多半是由于吮吸了农家出身的乳母的奶汁的缘故——虽然他同他们一起劳动时，对他们的力气、温顺和公正感到钦佩，但当共同的事业需要其他品德时，他又会对他们的粗心、疏懒、酗酒和撒谎感到恼火。要是有人问列文爱不爱老百姓，他一定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对老百姓也像对其他一切人那样，又爱又不爱。当然，他为人心地善良，对任何人都是爱超过不爱，对老百姓也是这样。但是，他不能把老百姓当作一种特殊的人物来对待，因为他不仅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不仅同他们利害完全一致，而且因为他自以为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看到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不能拿自己同老百姓进行对比。此外，虽然他作为东家和调解人，尤其是作为顾问（农民都很信任他，往往从四十里[49]外跑来向他求教），长期同农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对老百姓却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问他了解不了解老百姓，那也会像问他爱不爱老百姓那样，使他感到难以回答。说他了解老百姓，那等于说他了解一切人。他经常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农民。他认为他们是善良而有趣的，他在他们身上不断发现新的特点，因此不断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同时也在不断形成新的观点。柯兹尼雪夫正好相反。他拿他所不爱好的生活同田园生活相比较，因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同样，他拿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同老百姓相比较，因而也就喜欢老百姓，而且把老百姓看得同其他人截然不同。在他那思路清楚的头脑里对老百姓的生活明确地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这种观念部分来自生活本身，但多半是由于同别种生活相比较而产生的。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对他们的同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每逢兄弟俩对老百姓的意见发生争论时，柯兹尼雪夫总是占上风。柯兹尼雪夫对老百姓的为人、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趣味有一定的看法，而列文却没有固定的见解，因此逢到争论时，列文往往自相矛盾。

在柯兹尼雪夫看来，他的弟弟是个好青年，良心放在正中（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虽然头脑灵敏，但容易凭一时观感行动，因此往往前后矛盾。他有时以做哥哥的宽厚胸怀来对他进行谆谆教导，但同他争论却觉得索然无味，因为他实在不堪一击。

列文认为哥哥是个才智卓越、教养有素的人，道德高尚，办公益事业有特殊才干。但是，列文年纪越大，对哥哥的了解越深，在他的内心深处就越发经常想，这种他自己完全缺乏的办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不是什么特长，相反，倒是由于身上缺乏一种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正直、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活力，缺乏所谓良心这种东西，缺乏志向，缺乏那种促使一个人从无数生活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为之奋斗终身的志向。他对哥哥了解越深，越发现哥哥和其他许多办公益事业的人并不真正关心公益，而只是理智地认为这工作是正当的，因此才认真去做罢了。使列文增强这种信念的是，他发现哥哥对公共福利和灵魂不朽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对棋局或者一架灵巧的新机器更感兴趣。

除此以外，列文同哥哥在一起感到别扭，还因为夏天在乡下列文总是忙于农活，白天虽然很长也来不及把各种工作做完，而柯兹尼雪夫却在休息。不过，他现在虽在休息，也就是说不在写作，却习惯于脑力活动，喜欢把浮上脑际的思想，用简明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喜欢讲给别人听。他最经常和天然的听众就是他的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无间，列文觉得丢下他一个人总有点说不过去。柯兹尼雪夫喜欢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同时懒洋洋地聊聊天。

“你真不会相信，”他对弟弟说，“这种乌克兰式的懒散对我有多么惬意。头脑里空空如也，一片宁静。”

但是列文坐着听他说话觉得无聊，特别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农民就会把厩肥运到没有耕过的地里，要是他不在旁边监督，天知道他们会把它扔在什么地方；犁铧也不会拧紧，听任它们脱落，然后说什么新式犁不中用，还不如他们的老式犁好，等等。

“这样热的天，你跑得也够了。”柯兹尼雪夫对他说。

“不，我还要到账房去一下。”列文说着又往田野里跑去。

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老保姆兼管家阿加菲雅把一罐刚腌好的蘑菇往地窖里送时，滑了一下，跌倒了，伤了手腕。当地一位医生，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饶舌青年跑来诊治。他检查了手腕，说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绷带。他留下来吃饭，显然很高兴能有机会同大名鼎鼎的柯兹尼雪夫谈话。为了表示他对事物抱有开明观点，就把当地一切流言蜚语统统告诉他，还抱怨地方自治会干得不好。柯兹尼雪夫用心听着，不时向他提出些问题。他因为来了一位新听众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谈个不休，发表了一些很有水平的一针见血的见解，博得了青年医生的钦佩。这样，他又处在他弟弟熟悉的那种经过一场精彩热烈的谈话后就会出现的兴奋状态。医生走后，柯兹尼雪夫想带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似乎还因为有这种无聊的嗜好而沾沾自喜。

列文要到耕地和牧场上去，就自告奋勇，驾马车把哥哥带去。

这是夏季收播交接的时节。今年的收成已成定局，开始准备明年的播种，而割草的时候也到了。现在，黑麦已全部抽穗，但颜色还是灰绿的，没有灌浆，轻轻地迎风摇摆；幼嫩的燕麦，夹杂着一簇簇黄草，参差不齐地生长在迟种的田野上；早荞麦长势旺盛，盖没了土地；休耕地被牲口踩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已经翻耕好一半，只留下一条条田间小路；黄昏时分，分布在田野里的一堆堆干粪的味儿混和着青草的蜜香，散发开来；在洼地上，河边的草地伸展得像一片海洋，中间夹杂着一堆堆酸模的黑色茎秆，正等待着收割。

这是一年一度紧张收获前的短暂休息时节。丰收在望，白天晴朗炎热，夜晚短促多露。

兄弟俩到草地上去要穿过树林。柯兹尼雪夫一路上欣赏着枝叶扶疏的树林的美景，时而给弟弟指指阴面发黑、夹杂着黄色托叶的含苞待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指今年新生幼树的翡翠般嫩芽。列文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听哥哥对自然景色的赞叹。他觉得语言会破坏自然美景。他只随声附和着，心里却不断想着别的事。过了树林以后，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引住了。在休耕地里，有的地方野草正在发黄，有的地方被践踏过了，割成一块块方格，有的地方积着一堆堆厩肥，有的地方已经翻耕过了。有一队大车在田野里前进。列文数了数大车，看到需要的东西都运出来了，心里很高兴。他一看到草地，思想就转到割草问题上去了。他对于割草总是特别兴奋。到了草地上，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茂密的矮草上。柯兹尼雪夫怕沾湿脚，要求弟弟把马车驶过草地，直到钓鲈鱼的柳树丛旁。列文很舍不得他的草，但还是把马车赶到草地上。长得高高的草温柔地缠绕着车轮和马脚，把种子沾在湿漉漉的车辐和车毂上。

哥哥整理好钓竿，坐在树丛下。列文从车上解下马，把它拴好了，走进密不通风的灰绿色野草的海洋中。在积水的洼地上，丝带一般柔软光泽的草长得齐腰高，结满了成熟的种子。

列文穿过草地，走到大路上，遇见一个老头儿，一只眼睛浮肿着，掮着个蜂箱。

“怎么？你捕获了一窝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是捕获的，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能保住自己的就算不错了。这已经是第二次离窝了……亏得小伙子们把那窝蜂捉了回来。他们当时正在耕您的地。他们解下马，骑着就赶上了……”

“喂，福米奇，你倒说说，现在就动手割草还是再等几天？”

“还等什么！照我们的习惯，是得等到圣彼得节。不过您总是比人家割得早一些。那就不等了，上帝保佑，草好得很呢！这些草料够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么样？”

“那可要看老天爷了。天气八成不会错的。”

列文走到哥哥跟前。柯兹尼雪夫一无所获，但并不感到无聊，而且情绪很好。列文看出他同医生谈得津津有味，还想再谈谈。列文呢，正好相反，他一心想早些回家，好安排明天割草的人，解决他十分关心的割草问题。

“好了，我们走吧。”他说。

“忙什么呀？再坐一会儿。瞧你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虽然没有钓到鱼，我可很高兴。钓鱼打猎的好处就是可以接近大自然。这蓝莹莹的水真是太美啦！”他说，“这种芳草萋萋的河岸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语——你知道是什么吗？‘草对河水说：我们总是摇摆不停，摇摆不停。’”

“我不知道这个谜语。”列文没精打采地回答。

三

“你知道吗，我在想你的事。”柯兹尼雪夫说，“照那位医生的话看来，你们县里的情况真是太糟了。那小子生得倒不笨。我以前对你说过，现在我还是这么说：你不出席会议，完全不过问地方自治会的事，这样不好。要是正派人推开不管，事情就糟了。我们出了钱，付了工资，可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药房，什么也没有。”

“唉，你要知道，我试过了，”列文不大乐意地低声回答，“我不行！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你不行？老实说，我不明白。不关心，没有能力，我看都不是；难道只是因为懒惰吗？”

“统统不是。我试过了，我明白我无能为力。”列文说。

他不太注意哥哥说的话。他望望河对岸的耕地，看见一个黑魆魆的东西，但看不清光是一匹马，还是管家骑在马上。

“你到底为什么会无能为力呀？你试过了，你认为没有成功，因此就灰心丧气了。你怎么这样没有自信心哪？”

“自信心嘛！”列文被哥哥的话刺痛了，说，“我不明白。我念大学的时候，要是有人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我不懂，我就会觉得丧失自信心。但这里首先得肯定，干这种事要有一定的才干，首先必须相信这种事是很重要的。”

“怎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柯兹尼雪夫说。使他不快的是，弟弟并不重视他关心的事，尤其是弟弟简直没有在听他。

“我并不认为重要，也不感兴趣，那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他看出骑马跑来的确是管家。管家准是已让农民们离开耕地，他们正在把犁翻转过来。“难道真的已经全耕完了？”他想。

“嗯，你听我说，”哥哥聪明俊美的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说，“凡事总有个界线。不随波逐流，做个忠厚老实、不爱虚伪的人，这当然很好，这一切我都明白。不过，你说的话要不是毫无意思，就是十分荒谬。你既然热爱老百姓，怎么能认为为老百姓做的事并不重要，还肯定……”

“我可从来没有肯定过。”列文心里想。

“……你可知道他们没有人帮助就会活不成？无知的娘们把孩子活活折磨死，老百姓愚昧保守，听凭乡下文书摆布，你有力量，却不去帮助他们，因为你认为这事并不重要。”

柯兹尼雪夫认为弟弟所以这样，不出以下两种原因：“不是智力不足，看不出自己能做些什么，就是不愿牺牲个人的安宁和放下架子，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于哪一种原因。”

列文觉得他除了屈服或者承认自己对公益事业不热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使他感到委屈和痛苦。

“两者都有，”他毅然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

“什么？合理安排资金，给人医疗条件，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我觉得不可能……我们这个县的面积有四千平方里，一旦冰雪融化，路上一片泥泞，再加上暴风雪，农活忙，实行全县的免费医疗就不可能。再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医药。”

“嗳，对不起，这话可是不公平了……我可以给你举出千万个例子来……那么学校呢？”

“学校有什么用？”

“你这算什么话？难道教育的作用都可以怀疑吗？假如教育对你有好处，那么它对别人也会有好处的。”

列文觉得哥哥怀疑他的品德，为此感到委屈，并且十分气恼，不由得说出他对公益事业冷淡的主要原因来。

“也许这一切都是好的。可是我何必为了我从不请教的医疗机构，为了我将来决不会把我孩子送去而农民也不愿把他们孩子送去的那种学校而操心呢？再说，我还不信有必要把他们送去。”他说。

这个出其不意的反驳使柯兹尼雪夫听了一愣，但他随即想出一个新的进攻办法来。

他沉默了一下，拉起一根钓竿，又抛到水里，笑嘻嘻地对弟弟说：

“嗯，对不起，你听我说……首先，医疗站总是需要的。你瞧，我们不是请来了站里的医生给阿加菲雅治伤吗？”

“嗐，我看她的胳膊伸不直了。”

“现在还难说……再说，会读书写字的农民、雇工对你也更有用处，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都行，”列文断然回答，“雇工会读书写字反而更糟。他们又不会修路，桥一造好，又会被偷掉。”

“问题不在这里。”柯兹尼雪夫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人家说话自相矛盾，特别是在辩论中不断改变论点，使人无从回答。“请问，你是不是承认教育对老百姓是有益的？”

“我承认。”列文漫不经心地说，但立刻感到他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觉得，要是他承认这一点，那就证明他的话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不知道哥哥将怎样论证，但知道从逻辑上看，哥哥准会向他论证的。他期待着这样的论证。

事实上，哥哥的论证要比列文所预期的简单得多。

“如果你承认教育是有益的，”柯兹尼雪夫说，“那么，你既然是个正直的人，就不能不热爱、不能不支持这项事业，不能不甘心乐意为它出力。”

“但我还不能承认这是好事。”列文涨红了脸说。

“怎么？你刚才不是说……”

“我是说，我既不承认这是好事，也不认为它是办得到的。”

“你不花点力气，不可能理解这件事。”

“好，就算是这样吧。”列文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完全不是这么想，“就算是这样吧，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为这种事操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既然我们已经讨论开了，那你就从哲学观点上给我解释一番吧！”列文说。

“我不明白这同哲学有什么关系。”柯兹尼雪夫说，列文觉得他的口气等于表示，对方没有资格谈论哲学。这可使列文大为生气。

“我老实对你说吧！”列文情绪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无非是个人幸福。我是一个贵族，在地方自治会里，我看不到有什么东西会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进，也不会改进；我的马只好拖着我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官我也用不着，我以前从不去麻烦他，以后也不会去麻烦他。我不但不需要学校，而且——我也对你说过——学校简直是有害无益。在我看来，地方自治机关只会使人增加负担，要每亩地缴纳十八戈比，还得坐车赶到城里去，在旅馆里过夜喂臭虫，听各种胡言乱语。何况个人利益也刺激不了我。”

“听我说，”柯兹尼雪夫笑着打断他的话，“我们在为解放农民而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个人利益的刺激呀，可我们还不是照样干啊。”

“不！”列文越来越激动地说，“解放农民，那可是另一回事。这里夹杂着个人利益。我们想摆脱那压在我们这一切善良人身上的枷锁。但是做一个地方自治会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名清道夫，怎样铺设城市的下水道，可我又不住在城里；当陪审员去审判一个偷咸肉的农夫吧，那又得一连六小时听辩护人和检察员的胡言乱语以及审判长的问话；审判长问那个傻老头阿廖沙：‘被告先生，您承认偷窃咸肉这一事实吗？’老头儿却问：‘您在说什么呀？’”

列文说得忘乎所以，摹仿起审判长和傻老头阿廖沙的模样来。他自以为他的话都说在点子上。

柯兹尼雪夫却耸耸肩膀。

“吓，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说，那些同我……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在任何时候我都会全力去保卫。当年宪兵来搜查我们学生的信件时，我就曾全力保卫我们的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享受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知道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兄弟和我自己的命运。我愿意讨论那些同我有关的事，可是要我决定怎样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子阿廖沙——我实在不懂这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

列文的话好像决了堤，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柯兹尼雪夫微微笑了笑。

“也许明天就要审问你了。难道你情愿在旧刑事法庭上受审吗？”

“我不会受审的。我从来不杀人，没有理由审判我。就是这样！”他继续说，接着又扯开去了，“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就像三一节[50]插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欧洲土生土长的桦树林，其实我真不愿意给它们浇水，也不相信它们会成长！”

柯兹尼雪夫耸耸肩膀，表示弄不懂在他们的争论中怎么忽然冒出个桦树林来，虽然他立刻明白了弟弟这番话的意思。

“对不起，这样是永远得不出结论来的。”他批评弟弟说。

不过，列文自己也知道他不关心公益事业，却还要为这个缺点辩护。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列文说，“任何活动如果没有个人利益做基础，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哲学道理。”他说。他故意重复着哲学两个字，表示他同别人一样也有资格谈论哲学。

柯兹尼雪夫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合乎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吓，哲学，你还是别谈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寻求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必要联系。这且不去说它，我现在只想纠正你的比喻。桦树不是插的，桦树是栽培的，是播种的，而且需要细心照顾。一个民族，只有认识他们制度的长处，并且加以重视，才有未来，才有历史地位。”

柯兹尼雪夫把问题引到列文所不懂的哲学和历史的范畴，并且指出他观点中的种种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恕我直说，这是出于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贵族老爷的习气。我相信这是你一时的糊涂，将来会改正的。”

列文不作声。他觉得他被全面击败了，但又觉得哥哥并不理解他的话：这是由于他说话词不达意呢，还是由于哥哥不想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无法理解他呢。他没有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反驳哥哥，却想到一件与此完全无关的私事。

柯兹尼雪夫收起最后一根钓竿，解下马，他们就回家了。

四

列文在同哥哥谈话时想到的那件私事就是：去年有一次去看割草，对管家大为生气，他就使用他那种控制情绪的方法——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镰刀，亲自动手割草。

他很喜欢割草，亲自参加过好几次。他割了房子前面的一大块草地，而且今年开春就定下计划，要从早到晚同农民一起割几天草。哥哥来后，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割草。让哥哥一个人整天待在家里，他觉得于心不安，又怕哥哥因此取笑他。但当他走过草地时，割草的情景便又浮上脑海，他几乎决定再次到草地上去劳动。在同哥哥做了那场激动的谈话以后，他又想到还是去割草好。

“我需要体力劳动，要不我一定又会发脾气了。”他想着，决定亲自去割草，也不管在他哥哥面前和老百姓面前会有多么尴尬。

傍晚，列文来到账房，安排好工作，派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割草的人，一起割那块最大最好的卡里诺夫草地。

“请您把我的镰刀送去给基特，叫他磨好明天送来，说不定我要亲自去割草。”他说，竭力装得若无其事。

管家笑了笑说：“是，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把这事告诉了哥哥。

“看样子天气稳定了，”他说，“明天我要去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劳动。”柯兹尼雪夫说。

“我太喜欢了。我有时就同农民一起割草，明天我要割它一整天。”

柯兹尼雪夫抬起头来，好奇地望望弟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割上一整天？”

“是的，干这活可有劲儿啦！”列文说。

“作为一种运动，这是再好也没有了，只怕你未必受得了。”柯兹尼雪夫一本正经地说。

“我试过了。开头很累，后来也就习惯了。我想我不会落后的……”

“噢，原来如此！那么你倒说说，农民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恐怕他们会笑老爷是个怪人吧。”

“不，我想不会。这是一项愉快而辛苦的劳动，大家根本没工夫想什么。”

“那你怎么同他们一起吃饭呢？总不能把法国红葡萄酒和油炸火鸡送到那边去吧？”

“没问题，我只要在休息时回家一次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列文起得比平时早，可是因为安排农活耽搁了一会儿，当他来到草地上的时候，农民们已经在割第二行了。

他在山上就看见下面那片已经割了一部分的茂盛草地，还有一行行割下的灰草和一堆堆衣服——那是割草人在割第一行时脱下的。

他骑马跑得越近，就越清楚地看见一长串割草的农民，他们挥动镰刀的姿势各各不同，有的穿着上装，有的只穿一件衬衫。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

他们在高低不平的低洼草地上慢慢移动，那里曾经有一个古老的堤坝。列文认出几个熟人，其中有叶米尔老头，他穿着很长的白衬衫，弯着腰挥动镰刀；还有小伙子华西卡，他给列文赶过车，此刻正大刀阔斧地割着每一行草；还有列文的割草师父基特，这是一个瘦小的农民。基特走在最前面，也不弯腰，仿佛在随意舞弄镰刀，却割下很宽的一行草。

列文下了马，把它系在路旁，走到基特跟前。基特从灌木丛里拿出一把镰刀，交给他。

“磨好了，老爷；它快得像剃刀，草一碰上就会断掉。”基特微笑着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列文。

列文接过镰刀，试了试。割草的农民割完一行，满头大汗，高高兴兴地一个个走到大路上，来同老爷打招呼。他们都望着他，但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身穿羊皮短袄、满脸皱纹、没有胡子的高个子老头向他说话，大家才说起话来。

“老爷，您得留神，既然上了手，可不能掉队呀！”他说。列文听见割草农民勉强克制的笑声。

“我尽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基特后面，等待开始。

“留点神哪！”老头儿又说。

基特让出了地位，列文就跟在他后面。草很短，靠近道路的地方特别韧。列文好久没有割草了，又受到众人的注视，因此有点紧张，他虽然拼命挥动镰刀，开头还是割得很糟。他听到背后人家在议论他：

“镰刀装得不好，柄太长了，瞧他的腰弯得太低了。”一个人说。

“握得低一些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没关系，割割就会好的。”老头儿继续说，“瞧他干起来了……你割得太宽了，这样会累坏的……东家在为自己卖力气呀！瞧他割得多不整齐！要是我们这样干，就要挨骂了。”

后面的草比较柔软。列文听着他们的话，没有搭理，跟在基特后面，竭力想割得好一些。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光景。基特一停不停，一个劲儿向前割去，没有丝毫疲劳的样子；可是列文已经在担心，怕不能坚持到底，他实在累坏了。

他觉得他的力气已经使尽，就决定叫基特停下来。但就在这时候，基特自动停了下来，弯下腰抓起一把草，把镰刀擦擦干净，动手磨刀。列文伸伸腰，叹了一口气，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一个农民走在他后面，显然也累了，因为他没有走到列文跟前，就站在那儿，磨起刀来。基特磨快自己的镰刀，又替列文磨了磨。他们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这样。基特连续不断地挥动镰刀，一停不停，也不觉得疲劳。列文跟在他后面，竭力不落后。他感到越来越累，觉得身上的力气一点也没有了，就在这时，基特停下来磨镰刀。

他们就这样割完了第一行。割完这一长行，列文觉得特别费力。等到割完了，基特把镰刀往肩上一搭，沿着刚才割草时留下的足迹慢吞吞地走回来，列文也就沿着他自己的足迹往回走。尽管汗水从他面颊上，从他鼻子上雨水般流下来，他的背也湿透了，像刚从水里起来一样，他还是感到很高兴。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能够坚持下去了。

使他扫兴的是，他的那一行割得很难看。“我要少动胳膊，多动身子。”他一面想，一面拿基特割的笔直的一行同自己割的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一行作着比较。

列文发现，基特割第一行割得特别快，而这一行又特别长，大概是有意想试试老爷的力气。以后几行就比较省力了，但列文还是得使出浑身力气，才不至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什么也不想，也不希望什么，一心只求不落在农民后面，尽可能把活儿干好。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飒飒声，眼睛前面只看见基特越走越远的笔直的身子、割去草的弧形草地、碰着镰刀像波浪一样慢慢倒下去的青草和野花，以及前面——这一行的尽头，到了那儿就可以休息了。

在劳动中，他忽然觉得他那热汗淋漓的肩膀上有一种凉快的感觉，他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产生的。他在磨镰刀的时候抬头望望天空。飘来一片低垂的沉重乌云，接着大颗的雨点就落下来了。有些农民走去把上衣穿起来；有些农民像列文一样，只感到清凉舒服，愉快地耸耸肩膀。

他们割了一行又一行，有的行长，有的行短，有几行草好，有几行草差。列文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压根儿不知道此刻是早是晚。劳动使他起了变化，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在劳动中，有时他忘乎所以，只觉得轻松愉快。在这样的时刻，他割的那一行简直同基特割的一样整齐好看。但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并且存心要割得好些，就顿时感到非常吃力，那一行也就割得很糟了。

他又割完一行，正要换行，可是基特停下来，走到高个子老头儿跟前，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两人都望望太阳。“他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他不换行啊？”列文想，没有考虑到他们已经不停地割了四个多钟头，该吃早饭了。

“该吃饭了，老爷。”老头儿说。

“到时候了吗？啊，那就吃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基特，同那些到放衣服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起，穿过被雨稍稍淋湿的一大片割过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他的干草都被雨淋湿了。

“干草要糟蹋了。”他说。

“不要紧，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老头儿说。

列文解下马，回家去喝咖啡。

柯兹尼雪夫刚刚起床。列文喝完咖啡，又去割草。这时柯兹尼雪夫还没有穿好衣服进餐室呢。

五

早饭以后，列文在行列中的位置变了，他的一边是个爱开玩笑、要求同他并肩割草的老头儿，另一边是那个去年秋天刚成亲、头一次出来割草的小伙子。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向外撇，稳健地大踏步向前走去，同时像走路时随便摆动两臂那样，轻松地把草割下来，堆成整齐的高高的草垛。仿佛不是他，而是锋利的镰刀自动割下多汁的青草。

小伙子米施卡走在列文后面。他那青春焕发的可爱脸庞因为使劲而牵动着，他的头发用新鲜的草扎住。不论谁向他瞧瞧，他总是露出微笑。看样子，他是死也不肯承认，干这活儿是很累的。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他觉得大热天割草并不太费力。浑身出汗使他感到凉快，而那烧灼着他的脊背、头部和肘部以下裸露的双臂的太阳，却给他增添了劳动的毅力和干劲。他越来越频繁地处在那种忘我的陶醉状态。镰刀自动地割着草。这真是幸福的时刻。更愉快的是，当他们走到行列尽头的河边时，老头儿用湿草擦擦镰刀，把刀口浸到清清的河水里洗濯，又用装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喂，尝尝我的克瓦斯！怎么样，味道好吗？”他眨眨眼睛说。

列文确实从没喝过这种带有绿萍和铁皮磨刀石盒锈味的温水。喝过水以后，他一只手撑着镰刀，心旷神怡地慢慢踱着步。这当儿，可以拭去流下来的汗水，深深吸一口气，望望排成一长行的割草人以及树林里和田野上的景色。

列文割得越久，越频繁地处在忘我的陶醉状态中，仿佛不是他的双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充满生命和思想，自己在运动，而且仿佛着了魔似的，根本不用思索，就有条不紊地割下去。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呀。

只有当他遇到土墩或者难割的酸模，需要考虑该怎么割时，他才停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感到劳动是费力的。老头儿干这活儿一直很轻松。遇到土墩，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刀刃，时而用刀尖，小幅度地从两边割去土墩周围的草。他一面割，一面总是留神观察前面的景象。他一会儿割下一段酢浆，自己当场吃掉或者给列文吃；一会儿用刀尖割下一段树枝；一会儿看看鹌鹑的巢，母鸟怎样从刀尖下飞走；一会儿又在路上捉到一条蛇，用镰刀像叉子一样把它挑起来，给列文看看，又把它扔掉。

列文也好，他背后那个小伙子也好，要这样改变劳动姿势都很困难。他们两人不断重复着一种紧张的动作，沉浸在劳动的狂热中，没有本领改变这动作和观察前面的景象。

列文没有注意时间在怎样过去。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久，他会说才半小时，其实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割完一行转过身来时，老头儿叫列文看看那些从四面八方走来的男女孩子。他们的小手拿着一袋袋沉甸甸的面包和用破布塞着的一罐罐克瓦斯，穿过几乎遮没他们身子的高高的草丛和道路，向割草的农民走来。

“你瞧，那些小虫子爬来了！”他指指孩子们说，接着手搭凉棚望望太阳。

他们又割了两行，老头儿站住了。

“哦，老爷，该吃饭了！”他断然说。割草的农民走到河边，穿过刚割过的一行行草地，向堆放衣服的地方走去。送饭来的孩子正坐在那边等他们。农民们聚集起来：远的聚在大车旁边，近的聚在铺着青草的柳树底下。

列文坐在他们旁边，他不想走开。

农民们在老爷面前早已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了。他们在准备吃饭。老头儿们在洗脸，小伙子们在河里洗澡，也有人在安排休息的地方。他们解开面包袋，打开装克瓦斯的罐子。那老头儿把面包掰碎，放在碗里，用匙柄揉压，从磨刀石盒里倒些水，再捏些面包进去，又撒了些盐，接着就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您尝尝我的泡面包吧！”他跪在碗前面说。

这泡面包味道实在好，列文吃得不想回家去吃饭了。他同老头儿一起吃饭，跟他闲话家常，并且把自己的事和老头儿可能感兴趣的情况全告诉了他。他觉得他对待这老头儿比对待哥哥还亲。想到他竟会有这样的感情，他不禁亲切地笑了。老头儿又站起来，做了祷告，然后拿一把草当枕头，在矮树旁躺下。列文也照他的样做了。尽管太阳底下有纠缠不清的苍蝇和爬得他汗湿的面孔和身体发痒的虫子，但他很快就睡着了。直到太阳移到矮树的另一边，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醒过来。老头儿早已起来，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四下里看了一下，简直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了样。有一大片草地割过了，它在夕阳的斜照下，连同一行行割下的芬芳的青草，闪出一种异样的光辉。那河边被割过的灌木，那原来看不清的泛出钢铁般光芒的弯弯曲曲的河流，那些站起来走动的农民，那片割到一半的草地上用青草堆起来的障壁，那些在割过的草地上空盘旋的苍鹰——一切都显得与原来不同了。列文清醒过来，估量着已经割了多少，今天还能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割草的成绩很不错。这块大草地，在农奴制时代三十个人要割两天，如今已全部割好了。只剩下几个短行的边角还没有割。列文希望这一天割得越多越好，因此看到太阳很快就要落山，有点懊丧。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心只想尽可能多干些，干得快些。

“我们把马施金高地也割了，你说怎么样？”他问老头儿。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已经不高了。您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好不好？”

午饭以后，大伙儿又坐下来，吸烟的人吸起烟来，这时候老头儿向大家宣布：“割完马施金高地，请大伙儿喝伏特加。”

“嘿，行啊！走吧，基特！我们加把劲！晚上来喝个痛快吧。走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等吃完面包，就又干了起来。

“喂，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基特说着，一马当先，像跑步一般走去。

“走吧，走吧！”老头儿说着，跟在他后面，一下子就赶上了他，“当心哪！我可要赶过你了！”

小伙子和老头儿都争先恐后地割着草。他们割得很快，却没有把草糟蹋，一行行照样割得整整齐齐。剩下的一个角落只花五分钟就割完了。最后几个人割完他们剩下的几行，前面几个已拿起上衣往肩上一搭，穿过大路向马施金高地走去。

当他们带着叮当作响的磨刀石盒，走进马施金高地树木茂盛的谷地时，太阳已经快落到树梢后面了。谷地中央的草长得齐腰高，草茎很软，草叶很阔，树林里处处都是三色堇。

大家简短地商量了一下，究竟直割好还是横割好，然后叶尔米林一马当先，向前走去。他个儿高大，皮肤黧黑，也是个出名的割草能手。他走在行列前头，回过头来，开始割草。大家跟在他后面，沿着谷地走下山坡，又来到山坡上树林的边缘。太阳落到树林后面去了。已经有露水了，割草的农民只有在小山上才照得到太阳，但在有雾霭升起的低地和小山的另一边，他们就在阴凉的露珠滚滚的地方割草。活儿干得热火朝天。

割草时，野草飒飒作响，散发出芬芳的香味，高高地堆成一行又一行。割草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短短的一行行草地上，把磨刀石盒震得铿锵作响，一会儿是镰刀的碰击声，一会儿是磨刀声，一会儿又是欢乐的喧闹声，大家都你追我赶地割着。

列文仍旧夹在小伙子和老头儿中间。老头儿穿上羊皮袄，还是兴致勃勃，说着笑话，动作很麻利。树林里，杂生在青草丛中的肥大的桦树菌，不时被镰刀割断。老头儿一遇到蘑菇，就弯下腰，捡起来放在怀里。“再给老太婆送个礼。”他每次总是这样说。

尽管刈割湿润而柔软的草并不费劲，但是沿着谷地的斜坡爬上爬下却很吃力。可是老头儿满不在乎。他仍旧那样挥动镰刀，他那穿着一双大树皮鞋的脚，稳稳当当地迈着小步，慢吞吞地爬上斜坡。虽然由于使劲，他整个身子和拖到衬衫下面的短裤都在不断晃动，但他并不放过一根小草，一个蘑菇，而且仍旧跟农民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跟在他后面，常常觉得拿着镰刀爬那种空手都很难爬的陡坡准会摔跤；但他还是爬了上去，做了应该做的事。他觉得仿佛有一种外力在推动着他。

六

农民们割完马施金高地，割净最后几行草，就穿起上衣，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列文骑上马，恋恋不舍地同他们分了手，跑回家去。他从高地上回头望了一下，看到洼地上升起一片迷雾，农民们已经看不见了，只听到他们快乐而粗野的说话声、笑声和镰刀互相碰击的声音。

列文满头大汗，蓬乱的头发黏在前额上，晒得黑黑的脊背和胸部也汗水淋漓。他兴高采烈地冲进哥哥房里。这时候，柯兹尼雪夫早已吃过午饭，在屋里喝着放冰块的柠檬水，翻阅着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和杂志。

“嘿，我们把一块草地全割完啦！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列文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说。

“老天爷！你弄成个什么样子啦！”柯兹尼雪夫不高兴地望望弟弟，说，“喂，门，快把门关上！”他叫起来，“准有十只苍蝇被你放进来了。”

柯兹尼雪夫最讨厌苍蝇，他的房间只有夜间才开窗，门一直关得很紧。

“我保证一只也没有。就是放进来，我也会把它捉住的。你真不知道割草有多愉快！你今天一天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很好。难道你真的整整割了一天草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头狼了。顾士玛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不，我并不想吃。在那边吃过了。我现在去洗个脸。”

“哦，去吧，去吧，我回头就到你那里去。”柯兹尼雪夫望着弟弟摇摇头，说。“快去吧！”他微笑着加了一句，然后收拾好书报，准备走。他忽然高兴起来，不愿意离开弟弟。“刚才下雨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那算什么雨？只下了几滴。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过得很好，是吗？啊，那太好了！”列文说着就去换衣服。

过了五分钟，兄弟俩在餐室里又相遇了。列文并不觉得饿，他坐下来吃饭只是为了不让顾士玛扫兴，但是他一开始吃，却又觉得这顿饭特别香。柯兹尼雪夫笑眯眯地望着他。

“哦，对了，你有一封信。”他说，“顾士玛，请你去拿一拿，在楼下。别忘了把门关上。”

信是奥勃朗斯基寄来的。列文把它读了出来。奥勃朗斯基从彼得堡写道：“我收到陶丽来信。她在叶尔古沙伏，一切都很不顺利。请你到她那里去一下，给她出出主意，你什么事都在行。她看到你一定很高兴。她只剩下一个人，怪可怜的。我岳母一家还在国外。”

“啊，太好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我们一块儿去。她这人挺好。不是吗？”

“他们离这儿远吗？”

“有三十里的样子。不，恐怕有四十里。不过路很好走。坐车去很方便。”

“那太好了！”柯兹尼雪夫一直微笑着，说。

弟弟那副样子使他也高兴了。

“嗬，你胃口不错呀！”他望着他那伏在盘子上的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和脖子，说。

“好极了！你真不会相信，这是治疗各种傻气的妙方呢。我要给医学增加一个新名词：劳动疗法[51]。”

“嗳，我看你用不着这样治疗。”

“是的，但凡是神经有毛病的人都用得着。”

“但这得验证一下。我本想到割草场去看看你，可是天气热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走到树林那儿就不想再走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就穿过树林走到村子里，遇见你的奶妈，向她打听农民对你的看法。据我了解，他们并不赞成你的做法。她说：‘这不是老爷做的事。’总之，我觉得老百姓对他们所谓‘老爷的’活动有很严格的规定。他们不让老爷们做超过他们规定的事情。”

“也许是这样，但这种乐趣是我生平从没尝到过的。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不是吗？”列文回答，“如果他们不高兴，那又有什么办法？不过我想不要紧。是吗？”

“总之，”柯兹尼雪夫说下去，“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

“十分满意。我们把整块草地都割好了。我还在那边认识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儿！你真想不到他这人多有意思！”

“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喽。我也是这样。首先，我解决了两个棋题，其中一个特别妙，一开头就出卒子。这我待会儿要走给你看的。后来我又想到了我们昨天的那场谈话。”

“什么？昨天的那场谈话？”列文说。他怡然自得地眯着眼睛，饭后饱得鼓起腮帮，实在想不起昨天有过一场什么样的谈话。

“我认为你有几分是对的。我们的分歧在于，你把个人利益当作动力，我却认为凡是有一定教养的人都应当关心公共福利。你说的可能也有道理，从物质利益出发开展活动更合乎大家的愿望。总的说来，你的脾气太容易激动了——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心血来潮，要干就干；你要么凭一股热情拼命大干，要么什么事也不做。”

列文听着哥哥的议论，却什么也没听明白，他也不想明白。他只担心哥哥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来，因为这样就会被哥哥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了。

“就是这样，老弟。”柯兹尼雪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是的，那个当然。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并不坚持我的意见。”列文带着孩子气的羞怯微笑回答。他想：“我同他究竟争论过什么事？当然啰，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一切都很好。我现在要到账房去把事情安排一下。”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脸上浮起微笑。

柯兹尼雪夫也微微一笑。

“你要出去，那我们一起走吧！”他不愿离开他那生气勃勃、精神抖擞的弟弟，说，“既然你要到账房去，我们就一起走吧。”

“哎呀，老天爷！”列文大叫一声，弄得柯兹尼雪夫吃了一惊。“什么事，什么事？”

“阿加菲雅的手怎样了？”列文敲敲脑袋说，“我把她给忘了。”“好多了。”

“哦，我还是跑去看她一下。不等你穿好衣服，我就可以回来了。”说着他像打响板一样啪的一声碰响靴跟，跑下楼去。

七

奥勃朗斯基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公务到彼得堡去。这种公务局外人无法理解，但对官场中人来说却是最自然不过的。不完成这种公务就无法在官场供职，无法使部里想到自己。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奥勃朗斯基几乎随身带上家里所有的钱，兴致勃勃地在赛马场和别墅里消磨日子。就在这时候，陶丽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住，以便尽可能节约开支。她来到了叶尔古沙伏村，那边的地产原是她的陪嫁，也就是春天刚卖掉林产的地方，离列文的波克罗夫斯克村大约有三十里。

叶尔古沙伏巨大的旧宅早已拆毁，老公爵就把厢房重新翻造，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陶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厢房还很宽敞舒服，虽然也像一般厢房那样盖在甬道的一侧，方向也不朝南。如今厢房已经破旧了。当奥勃朗斯基春天出卖林产的时候，陶丽就要求他看看房子，吩咐管家做些必要的修理。奥勃朗斯基也同一切变心的丈夫一样，特别关心妻子生活上的舒适，亲自察看房子，做了他认为必要的安排。他认为必须把全部家具都换上新的提花装饰布，挂上窗帘，整理好花园，在池塘上架一座小桥，种上各种花草；可是他忘记其他许多必要的事情，弄得陶丽后来受罪不浅。

奥勃朗斯基虽然竭力想做个体贴入微的父亲和丈夫，却总是不能牢记他是个有家室的人。他喜欢过单身汉生活，迷恋这种生活方式。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得意扬扬地向妻子宣布，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房子修缮一新，布置得像个神话世界。他再三劝她搬到那里去住。在奥勃朗斯基看来，妻子下乡的好处很多：可以增进孩子们的健康，可以节省开支，他自己也可以更自由些。陶丽则认为到乡下过夏对孩子们是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个患猩红热后还没有复原的女孩子，再说还可以借此摆脱那经常折磨她的种种屈辱，暂时拖延木柴商、鱼贩和鞋匠的小额欠款。此外，她高兴下乡，还因为想把吉娣叫到乡下来住一阵。吉娣将在仲夏时节回国，医生要她用水浴疗法。吉娣从温泉写信来说，同陶丽一起到充满童年回忆的叶尔古沙伏来消夏，她觉得没有比这更令人神往的事了。

村居头几天，陶丽觉得生活很艰苦。她小时候在乡下住过，在她的印象中，乡村是逃避城市各种烦恼的场所，乡下的生活虽然十分冷清（这一层陶丽是不在乎的），但很便宜舒服：样样东西都有，样样都很便宜，样样都可以弄到，对孩子们也很有好处。这回她作为一个主妇来到乡下，却发现根本不像她原先所想的那样。

她们到乡下的第二天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夜里，走廊和育儿室里漏水，只得把小床搬到客厅。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挤奶妇说，有的已怀孕，有的刚养过头胎，有的太老，有的奶汁很少；没有奶油，连孩子吃的牛奶都不够。鸡蛋也没有。母鸡弄不到，只好拿一些又老又瘦的公鸡来煮和油炸。找不到洗地板的女工，因为大家都到马铃薯地里去了。不能乘马车出去玩，因为马的性子很躁，不能拉车。没有地方洗澡，因为整个河滩都被牲口踏坏了，而且暴露在大路旁；连散步都不行，因为牲口穿过坍倒的栅栏，到处乱闯，还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大声吼叫，看来像要顶人。可以放衣服的柜子也没有一个。衣柜是有的，但柜门不是关不拢，就是逢到人在旁边走过就会自动打开来。铁锅和瓦罐也没有，洗衣室里没有蒸汽锅，下房里连烫衣板都没有一块。

开头几天，陶丽没有片刻安宁和休息，却遇到对她来说是可怕的灾难，使她大失所望。她竭力张罗，还是觉得束手无策，时刻都在忍住涌上眼睛的泪水。管家原是司务长出身，生得相貌堂堂，彬彬有礼，很得奥勃朗斯基的欢心，因此从看门人的职务被提升上来，可是他一点也不能体会陶丽的苦恼，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毫无办法，老百姓就是这样可恶。”但什么忙也帮不了。

看来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但是在奥勃朗斯基家里，也像在别的家庭里那样，有一个不受人注目却极其重要、极其有用的角色，那就是马特廖娜。马特廖娜安慰太太，向她担保说，一切都会解决的（这是她的口头禅，马特维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说着她自己也就不慌不忙地干起活来。

马特廖娜立刻同女管家搞好关系，第一天就同她和管家一起在槐树下喝茶，商量各种问题。不久，槐树下就成了马特廖娜的俱乐部。就在这里，通过这个由女管家、村长和办事员组成的俱乐部，生活上的困难渐渐克服，一个礼拜以后，所有的问题真的都解决了。屋顶修好了；厨娘（村长的干亲）找到了；母鸡买来了；母牛开始出奶了；花园用栅栏围起来；木匠做了个轧布机；衣柜装上搭钩，门就不会自动打开；还做了块用粗布包住的烫衣板，搁在安乐椅扶手和五斗橱上；下房里也就散发出烫衣服的味儿来了。

“您瞧！您不是总以为没有办法吗？”马特廖娜指着烫衣板说。

他们甚至用干草搭了一个洗澡棚。莉莉首先到那儿去洗澡。对陶丽来说，她的部分愿望实现了，她开始享受虽然还不安宁但还算舒服的乡村生活。带着六个孩子，陶丽是不得安宁的。平常总是一个孩子病了，另一个孩子像要生病的样子，第三个孩子缺乏营养，第四个孩子显得脾气暴躁，等等。难得，十分难得有几天太平日子。但这些操劳和忧虑，对陶丽来说，却是唯一能够获得的幸福。要是没有这些事情，她就会独个儿思念那并不爱她的丈夫。不过，虽然常常担心孩子们生病，有的孩子真的病了，有的孩子爱发脾气，这些都使做母亲的十分苦恼，然而孩子们如今也都开始以微小的快乐来补偿她的苦难了。这种快乐是那么微小，就像沙里的金子一样。在她不愉快的时刻，她只看到苦难，只看到沙子；但在心情愉快的时刻，她却只看到快乐，只看到金子。

现在，在这种冷清清的乡村生活中，她越来越经常地意识到这种快乐。她往往静静地望着他们，竭力在心里说服自己，她做得不对，她作为母亲，太偏爱自己的孩子了；但她还是无法不对自己说，她的六个孩子个个都很可爱，尽管长得不一样，却都是少见的好孩子，她因此感到幸福，感到自豪。

八

五月底，村居生活大致安排好了，陶丽收到丈夫来信，回答她对乡间紊乱情况的诉苦。他在信里请求她原谅，因为他考虑得不周到，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来看望他们。但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六月初陶丽还是单身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52]前的礼拜天，陶丽带着全体孩子到教堂去领圣餐。她在同妹妹、母亲和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论哲学问题时，她在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常常使她们感到惊奇。她笃信奇怪的轮回说，却很少关心宗教教义。不过，在家庭里她却严格遵守一切教规，并且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诚心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受圣礼了，这使她很不安，因此在马特廖娜的完全赞同和支持下，她决定今夏去参加这种仪式。

陶丽几天前就在考虑怎样打扮她的几个孩子。衣服有的要缝制，有的要改，有的要洗，还要利用褶边和绉边放长，钉上纽扣，准备好缎带。

为了英籍家庭女教师替塔尼雅改制的那件衣服，陶丽大为生气。那英国女人改这件衣服时，弄错了地位，肩膀开得太高，结果把整件衣服都糟蹋了。塔尼雅穿在身上，肩膀窄得极其难看。亏得马特廖娜设法嵌进一块三角衬，再加上一个披肩，才把这缺点掩盖了。衣服总算补救好，但陶丽差点同那英国女人吵起嘴来。不过第二天一切都舒齐了，不到九点钟——九点钟是他们要求牧师举行圣餐的时间——孩子们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高高兴兴地站在门口马车旁边，等着他们的母亲。

靠了马特廖娜的情面，他们套车不用烈性的黑马，而用管家那匹棕色马。陶丽因梳妆打扮而耽搁了一阵，终于穿着一身雪白的薄纱连衫裙，出来坐上马车。

陶丽兴奋地用心梳好头发，穿上衣服。她从前梳妆打扮是为了自己，为了使自己美丽动人。后来，年岁越大，她就越不喜欢打扮；她发觉自己年老色衰了。但今天她又心情愉快地打扮了一番。她不是为自己打扮，不是要自己好看，而是因为她是这几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她不愿损害他们一家给人的总印象。她最后照了一次镜子，感到满意了。她确实很美。不是她以前参加舞会时的那种美，而是适合她今天地位的那种美。

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外没有别的人。但是陶丽看出，或者感觉到，她和她的孩子们引起了他们的赞叹。孩子们不仅因为打扮漂亮而显得好看，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很可爱。不错，阿廖沙站得不太好，老是回过头去想看看自己上衣的背部，但还是显得十分可爱。塔尼雅站着像个大人，照顾着弟妹。最小的女孩莉莉对什么都露出天真的惊讶神气，特别招人喜爱。她领过圣餐，又用英语说了一句：“请再给我一点儿。”这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仿佛做了一件庄严的事，个个都很安静。

到家以后一切也都很顺利，可是吃早餐的时候，格里沙吹起口哨来，更坏的是不听英国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馅饼。在这种高兴的日子，要是陶丽在场的话，她是不会同意罚孩子的，可是她当时不在，事后又不能不维持英国教师的威信，只好同意罚格里沙。这件事使大家多少有点扫兴。

格里沙哭着说，尼古拉也吹过口哨，却没有受罚，他哭不是为了吃不到馅饼——这个他不在乎——他哭是因为对待他不公平。这事确实叫人太难过了。陶丽决定同英国教师商量一下，饶恕格里沙。她就去找她。但就在这当儿，当她经过客厅的时候，看到一个动人的景象，使她心里乐滋滋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就饶恕了这个罪人。

罪人坐在客厅的角窗上，塔尼雅拿着盘子站在他旁边。她假装要喂洋娃娃吃点心，要求英国教师答应她把她的一客馅饼拿到育儿室，其实却把这客馅饼拿去给弟弟吃。他一面继续哭诉着对他的处分不公平，一面吃着姐姐送来的馅饼，同时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也吃吧，我们一起吃……一起吃。”

塔尼雅先是因为怜悯格里沙，后来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高尚，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她并没有拒绝吃她的一份点心。

他们看见母亲来了，吓了一跳，但仔细察看她的脸色，懂得他们做得对，就笑起来。他们嘴里鼓鼓地塞满馅饼，双手擦着微笑的嘴唇，把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涂满眼泪和果酱。

“我的妈呀！一件雪白的新衣服哇！塔尼雅！格里沙！”母亲说着，竭力想保住塔尼雅的连衫裙，但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浮起幸福的微笑。

新衣服都脱下来了，给女孩子们换上短衫，男孩子们换上旧上装，还吩咐预备好马车——使管家懊恼的是他那匹棕色马又被套上车了——出去采蘑菇和洗澡。育儿室里响起一片欢腾的尖叫声，直到他们出发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蘑菇，连莉莉都找到了桦树菌。以前总是古里小姐先找到，再指给她看，可是今天她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桦树菌，引得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找到了大蘑菇！”

随后他们来到河边，把马拴在桦树下，就下去洗澡。车夫杰仑基把不断摆动尾巴驱逐苍蝇的马拴在树上，自己在草地上躺下来，在桦树荫下抽烟斗；从浴场那边不断传来孩子们欢乐的尖叫声。

照顾这些孩子，不让他们调皮捣蛋，可费劲呢；要记住从各人身上脱下的袜子、裤子和鞋，解开又系上带子和扣好纽扣，也很麻烦，但陶丽自己一向喜欢洗澡，认为洗澡对孩子们的健康很有益处，因此觉得没有比同孩子们一起洗澡更快乐的事了。检阅一双双胖鼓鼓的腿子，给他们穿上长袜，把他们光溜溜的小身体抱在怀里，再浸到水中，同时听着他们又惊又喜的尖叫；看着这些气喘吁吁的小天使，浑身淌着水，睁着一双双惊奇而快乐的眼睛，她觉得有说不出的快乐。

有一半孩子已穿好衣服。这时候有几个出来采药草的农妇，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洗澡的地方，怯生生地站住了。马特廖娜叫住了一个，要她把掉在水里的浴布和衬衫拿去烘干。陶丽同农妇攀谈起来。那些农妇开头都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的话，但不多一会儿胆子大了，开始说话，并且由于对孩子们表示了真心的叹赏，使陶丽对她们发生好感。

“啊呀，你真是个小美人，像砂糖一样白，”一个农妇欣赏着塔尼雅，摇摇头说，“就是太瘦了……”

“是啊，她生过病。”

“瞧你，她们也给你洗澡了。”另一个对着婴儿说。

“没有，他才三个月呢。”陶丽得意扬扬地回答。

“是吗！”

“那么，你有孩子吗？”

“本来有四个，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一男一女。女儿今年春上才断了奶。”

“她多大了？”

“两岁。”

“你喂奶怎么喂得这么长啊？”

“我们的习惯要喂三个斋期……”

接着谈到了陶丽最关心的问题：分娩的情况怎样？婴儿得过什么病？丈夫在哪里？是不是经常回家？

陶丽简直不愿离开这些农妇，因为同她们谈话实在太有趣了，她同她们的趣味实在太一致了。陶丽最高兴的是，她清楚地看到，这些农妇都很羡慕她有这许多孩子，而且他们又长得这样可爱。她们使陶丽感到好笑，却使那个英国女人生气，因为她成了她们哄笑的对象。她衣服穿得最慢，有一个年轻的农妇眼睛一直盯住她。当她穿第三条裙子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农妇忍不住评论说：“哎，穿了一条又一条，简直穿不完了！”她这样一说，引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九

当陶丽头上包着围巾，由那群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孩子簇拥着，乘车回家去的时候，车夫说：

“有位老爷来了，大概是波克罗夫斯克的老爷。”

陶丽往前一望，看见了列文熟悉的身材，他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大衣，向他们迎面走来。她感到很高兴。她一向高兴看到他，这会儿，在她开心的时候看到他，就格外高兴。再没有人比列文更能赏识她的人品了。

他一看见她，眼前就浮现出他想象中的未来家庭生活的画面。

“您简直像只母鸡，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

“啊，我见到您真高兴！”她向他伸出手去说。

“您高兴见到我，却不让人家知道您在这里。我哥哥住在我那里。我收到斯基华的信，才知道您到乡下来了。”

“斯基华给您写信了吗？”陶丽惊奇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来了，他想您会答应让我来帮您点儿忙的。”列文说。这话他一出口，立刻感到尴尬，连忙住了口，默默地跟着马车一起走。他摘下菩提树的嫩芽，放在嘴里咀嚼。他觉得尴尬，因为他猜想，这种本来应该由丈夫做的事情，现在却要外人来帮助，陶丽会不愉快的。奥勃朗斯基拿自己的家务事去麻烦别人，这种作风陶丽确实很不喜欢。她也立刻明白，列文懂得这一层。就因为列文懂得这种细致的感情，陶丽才特别喜欢他。

“当然，我明白，”列文说，“这只是说您想看看我，我也很高兴看到您。当然，我能想象，您这位城里太太一定觉得这里太不文明了。要是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

“嗳，不！”陶丽说，“开头是有点不方便，亏得我这位老保姆，如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她说着指指马特廖娜。老保姆知道在说她，快乐而亲切地对列文微微一笑。她认识列文，知道他是小姐的理想对象，很希望这桩婚事能够成功。

“您请上车吧，我们这里可以挤一下。”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走。孩子们，谁愿意同我一起跟马赛跑哇？”

孩子们不大认得列文，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他，但他们看见他并不觉得畏怯和嫌恶——孩子们遇到装腔作势的大人往往会产生这种古怪的感觉，而且感到难受。不论在什么场合，装腔作势也许能欺骗最精明老练的大人，但你即使掩饰得再巧妙，也仍然骗不过一个最迟钝的孩子。列文身上纵然有缺点，他却从不装腔作势，因此孩子们很喜欢他，就像他们从母亲脸上看出她对他的感情那样。听到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跳下车来，同他一起奔跑，就像他们同奶妈、古里小姐或者母亲一起奔跑那样。莉莉也要求到他那里去，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就让她坐在肩上，掮着她跑。

“您不用害怕，您不用害怕，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列文一面说，一面快乐地向她微笑，“我不会摔倒，她也不会掉下来的。”

母亲看到他那灵活有劲、小心翼翼而过分紧张的动作，放心了。她望着他，脸上露出快乐而赞许的微笑。

在这乡下，同孩子们和他所喜欢的陶丽在一起，列文不禁产生了孩子般快乐的心情。陶丽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列文一面同孩子们跑步，一面教他们体操，又用他的蹩脚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咯咯发笑。他还把他在乡下的情况讲给陶丽听。

午饭以后，陶丽同列文坐在阳台上谈天，谈到了吉娣。

“您知道吗？吉娣要到这儿来同我一起过夏天。”

“真的吗？”他涨红了脸说，接着为了改变话题又说，“那么，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好吗？如果您一定要算钱，那就每个月付给我五个卢布，只要您不怕难为情。”

“不，谢谢您。我们全安排好了。”

“哦，那么让我看看您的牛。要是您答应，我来指点指点怎样喂饲料。关键在于饲料。”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跟陶丽大谈养牛之道，指出一头母牛就是一架把饲料加工成牛奶的机器，等等。

他嘴里这样说，心里却极想听听有关吉娣的详细情况，但又怕听到。他怕的是他心里好容易才平静下来，这一回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不过这些事得有人照料，可是叫谁来照料呢？”陶丽垂头丧气地回答。

她靠了马特廖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安排得妥妥帖帖了。她不愿作任何变动，再说她也不相信列文的农业知识。说母牛是制造牛奶的机器，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理论只会妨碍农业。她觉得这一切其实要简单得多：只要像马特廖娜说的那样，给花牛和白肚牛多喂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子把泔脚拿去喂洗衣妇的母牛就是了。这道理很清楚。至于说到面粉饲料和草类饲料的理论，那是靠不住的，听不懂的。不过，最主要的是她想谈谈吉娣的事。

十

“吉娣写信给我，说她现在最希望的是孤独和安静。”陶丽沉默了一会儿，说。

“她的身体好一点吗？”列文激动地问。

“感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就不相信她会有痨病。”

“啊，那太好了，我真高兴！”列文说。当他说这话并且默默地瞧着她的时候，陶丽觉得他脸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神气。

“您听我说，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陶丽脸上露出善良而带有几分嘲弄的微笑，说，“您为什么生吉娣的气呀？”

“我？我没有生气。”列文说。

“不，您生气了。您在莫斯科的时候，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也不到她们那边去呢？”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一直红到头发根，“我简直弄不懂，像您这样好心肠的人，怎么会没发觉这一层。您怎么一点都不同情我，当您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您总知道，我去求过婚，但被拒绝了。”列文说。刚才他对吉娣还满腔柔情，这时却因为觉得受到了侮辱而愤恨起来。

“为什么您认为我会知道呢？”

“因为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了。”

“嗳，这一层您可错了。这事我确实不知道，虽然也猜想过。”

“噢，那您现在知道了。”

“我原先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很痛苦的事，但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件事。既然她没有告诉我，那她也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你们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您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您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最后一次去你们家那一天。”

“我老实对您说吧，”陶丽说，“我非常、非常可怜她。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也许是吧，”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她这个可怜的人，我真替她难过。现在我了解您了。”

“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站起来说，“我走啦！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再见。”

“不，等一下！”她抓住他的袖子说，“等一下，再坐一会儿。”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这事我们不要再谈了！”他一面说，一面坐下来，觉得被埋葬了的希望又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了。

“如果说我以前不喜欢您，”陶丽说，眼睛里洋溢着泪水，“如果说我以前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

那种原以为已经消逝的感情逐渐复活，控制了列文的心。

“是的，我现在全明白了，”陶丽继续说，“这一点您是不会了解的；你们男人自由自在，可以任意选择对象，你们自己总是很清楚，爱的是谁。可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总是那么害羞，她只能远远地看着你们男人，听到什么话都只好相信，而且一个姑娘往往还感到她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是的，如果心里没有明确的想法……”

“不，心里想法是有的，可是您要明白：你们男人看上一个姑娘，就找上门去，去接近她，观察她，看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等到您确信您爱她时，就去求婚……”

“嗯，情况并非完全这样。”

“反正等到你们的爱情成熟了，或者在两个对象中选定了一个，你们就去求婚。可是人家不会去问一个姑娘。即使希望她自己选择，她也不可能选择，她只能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

“是啊，她在我和伏伦斯基之间做了选择。”列文心里想。希望在他的心里复活，接着又死去了，只是痛苦地揪着他的心。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衣服或者别的什么商品是这样选择的，可爱情不是。选择定了就好了……可不能反复哇。”

“唉，自尊心哪自尊心！”陶丽说，仿佛自尊心是女人所理解的感情中最卑下的一种，因此很蔑视它。“当时您向吉娣求婚，她正好无法回答您。她犹豫不决。犹豫的是：要您还是要伏伦斯基。当时她天天都看到他，却好久没有看到您了。要是她年纪大一些，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就不会犹豫了。我一向对他很反感。事情也就这样完啦。”

列文想起了吉娣的回答。她当时说：“不，这不可能……”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冷冷地说，“我珍重您对我的信任，但我想您误会了。不过，不管我做得对不对，您那么蔑视的自尊心却使我不可能去想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说实在的，绝对不可能。”

“我只想再说一句：您要明白，她是我的亲妹妹，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说她爱您，我只想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列文跳起来说，“您真不知道您是怎样刺痛了我的心哪！好比您死了一个孩子，人家还要对您说：他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啊，他理应活下去呀，您看到他会多高兴啊！可是事实上，他死了，死了，死了……”

“您这人真可笑。”陶丽不管列文的激动，带着苦笑说，“是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说下去，“那么，等吉娣来了，您不到我们这儿来吗？”

“不，我不来。当然，我并不是要避开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不过我尽量避免因我在场而使她不愉快。”

“您这人真是太可笑了。”陶丽亲切地凝视着他的脸，重复说，“好，那就算我们根本没谈过这事。塔尼雅，你来做什么？”陶丽用法语问进来的女孩子。

“妈妈，我的铲子在哪儿啊？”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女孩子想说，可是忘记法语铲子该怎么说。母亲提示了她，塔尼雅就用法语又问了一遍，铲子在哪里。这使列文觉得很反感。

现在他觉得陶丽的家庭和她几个孩子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

“她为什么要同孩子们说法语？”他想，“这有多别扭，多做作呀！孩子们也感觉到这一点。学会了法语，却牺牲了朴素的语言。”他心里想。他不知道这一层陶丽已反复思考过不知多少次了，但尽管她觉得牺牲了朴素的语言，还是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教孩子们。

“那您还要赶到哪儿去呀？坐一会儿吧。”

列文留下来喝茶，但他已经兴致索然，感到坐立不安了。

喝过茶，列文走到门厅吩咐套车。他回到屋子里，看见陶丽神情激动，脸色阴郁，眼睛里含着泪水。当列文出去吩咐套车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下子把她今天的快乐和因孩子而自豪的情绪粉碎了。原来格里沙和塔尼雅为了争皮球而打起架来。陶丽听见育儿室里的叫声，跑了过去，看见一个不愉快的场面。塔尼雅揪住格里沙的头发，格里沙气得脸色发青，挥动拳头在她身上乱打。陶丽看到这情景，她的心都要碎了，仿佛黑暗笼罩了她的生活：她明白她那么引以自豪的孩子其实都是些极其平凡的，甚至是不好的，教养很差，染有野蛮粗暴习气的坏孩子。

她无法说和考虑别的事情，她不能把她的不幸讲给列文听。

列文看见她很不高兴，就竭力劝慰她，说这并不证明有什么不好，凡是孩子都喜欢打架。他嘴里虽这样说，心里却想：“不，我不会装腔作势同孩子们说法语；只要不宠坏孩子，不损害他们的天性，他们就会长得很可爱了。是的，将来我的孩子不会是这样的。”

他告辞了，她也不再挽留。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克二十里的列文姐姐地产所在地的村长来见列文，报告农业和割草的情况。他姐姐地产的收入主要靠春季水淹的草地。往年，割下的草是以每亩二十卢布的价钱卖给农民的。列文掌管这份地产后，他观察了割下来的草，发现价值应该高些，就定了每亩二十五卢布。农民不肯出这个价钱。列文还怀疑他们挡掉了其他买主。这样，列文就亲自跑到那里，决定部分用雇工、部分按收成分摊的办法来割草。当地农民千方百计阻挠这种新办法，可是列文坚持这样做，结果第一年草地的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前年和去年农民继续反对，但收割工作还是顺利进行。今年农民按三分之一分成的办法割草，现在村长跑来报告说草已经割完，他怕天下雨，就请了账房，当着他的面分了草，而且已给东家收了十一堆干草。列文问起那块大草地上总共收了多少干草，那个没有征得同意就擅自分了草的村长回答时吞吞吐吐。列文又从一个农民的语气中听出，这次分草有毛病，就决定亲自到那边去检查一下。

列文在午饭时刻来到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奶妈的丈夫——他的一个老头儿朋友——家里，再到养蜂场去看这个老农，想从他那儿了解割草的详细情况。巴孟内奇老头相貌端正，喜欢饶舌，高高兴兴地接待列文，陪他参观他的全部产业，详细介绍了他的蜜蜂和今年蜜蜂分群的情况。但是列文问起割草的事，他却含糊其辞，不乐意回答。这就更加证实了列文的猜测。他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干草不可能有五十车。为了拆穿农民们的花招，列文吩咐立刻把运干草的大车拉来，运一堆干草到仓库里去。结果一堆干草只有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辩解，说干草很松，一堆起来就压实了，也不管他怎样赌咒发誓，列文还是坚持说，干草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分掉了，因此不能按每堆五十车接收。经过好一阵争论，问题解决了，这十一堆干草每堆按五十车计算归农民，东家的一份重新分配。这场谈判和干草的分配一直继续到下午。当分配到最后一批干草时，列文委托账房监督余下的工作，自己坐在用柳枝标出的干草堆上，欣赏着人声鼎沸的草地。

在他的面前，在沼泽后面的河湾上，有一群穿得花花绿绿、快乐地高声谈笑的农妇；松散的干草在嫩绿的草地上很快堆成一排灰色的长条草垛。农民们拿着草叉，跟在妇女后面，把草垛成一个个又宽又高的松软草堆。左边，大车在割过的草地上辘辘滚过，干草被一大叉一大叉地抛起来，草堆一个个消失，变成了一车车芬芳的干草，车上的干草满得一直垂到马尾上。

“真是割草的好天气！干草可出色啦！”坐在列文旁边的老头儿说，“简直香得像茶叶，不是干草！就像小鸭子捡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指人们正在用草叉装车的一个干草堆说，“午饭后已经运走一大半了。”

“这是最后一车吗？”他大声问一个站在大车前座上挥动缰绳的小伙子。

“最后一车了，老爷！”小伙子勒住马，笑嘻嘻地回过头去，望望那坐在大车上也在微笑的面颊红润的农妇，大声回答，接着又赶车前进。

“这是谁呀？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儿亲切地微笑着说。

“多好的小伙子！”

“小伙子还不赖。”

“成亲了吗？”

“两年多了。”

“有孩子没有？”

“什么孩子！整整一年啥事也不懂，还怕羞呢。”老头儿回答。“瞧这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香！”他想改变话题，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列文留神打量着伊凡·巴孟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装草。伊凡·巴孟诺夫站在大车上，接收、铺平和踏实大束大束的干草，那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递给他的。她先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抱给他，然后又用叉子灵活地叉给他。她干得轻松、利落、愉快。压实的干草不容易叉起来。她先把草耙松，把叉子戳进去，然后以富有弹性的敏捷动作把全身重量压在叉子上，接着又弓起系着红色宽带的脊背，再昂起身子，挺出她那白围裙下的丰满胸部，灵活地挥动叉子，把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到车上。伊凡显然竭力想使她避免重复劳动，大大地张开双臂接住她抛来的干草，然后把它平铺在大车上。年轻的农妇耙拢最后一些干草，掸掉落到脖子里的草屑，拉正滑到没有晒黑的雪白前额上的头巾，钻到大车底下去捆车。伊凡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哈哈大笑着。在这两口子的脸上洋溢着刚刚觉醒的强烈的青春的爱情。

十二

草车装好了。伊凡跳下车来，牵住那匹肥壮骏马的缰绳。他的妻子把耙扔在大车上，雄赳赳地摆动双臂，向聚在一起跳轮舞的农妇们走去。伊凡把车拉到大路上，加入干草车的队伍里去。农妇们又把耙掮在肩上，晃动花花绿绿的衣衫，尖声尖气地大声说笑，跟在草车后面。一个女人的粗野嗓子带头唱起歌来，唱到反复的地方，就有四五十个五花八门的嘹亮嗓子，有的粗犷，有的尖细，接下去，从头唱起这首歌来。

唱歌的女人们走近列文。他觉得仿佛是一片欢声雷鸣的乌云向他袭来。这乌云越来越近，包围了他。于是他躺着的草堆，还有别的草堆和大车，还有整块草地以及遥远的田野，一切都随着这片夹杂着呼喊、口哨和怪叫的粗野欢乐的歌声的节拍振动着，起伏着。列文羡慕这种健康的欢乐情景，很想参加到这种愉快的生活里去，但是他什么也不会，只有躺着旁观、倾听的份。当载歌载舞的农民消失时，一种因自己的孤独、无所事事和愤世嫉俗而产生的惆怅揪住了他的心。

有几个农民为干草的事同列文争得很凶，有的被他责骂过，有的想欺骗他，就是这些农民此刻都高高兴兴地向他鞠躬致意，显然一点也没有记他的恨，一点也没有后悔，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想欺骗他。这一切都淹没在欢乐的集体劳动的海洋里。上帝赐与光阴，上帝赐与力量。光阴和力量又都贡献给劳动，劳动本身就是奖赏。可是为谁去劳动？劳动会产生什么果实？这些事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列文一向很欣赏这种生活，一向很羡慕过这种生活的人，可是今天头一次，在他看见伊凡·巴孟诺夫对待年轻妻子的景象以后，他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要把他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的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全在他自己。

跟他坐在一起的老头儿早就回家，人们都走散了。路近的回家去；路远的准备吃晚饭，在草地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察觉，继续躺在草堆上，观察着，倾听着，思索着。留在草地上过夜的人们，在这短促的夏夜几乎没有睡觉。先是听见一起晚餐时欢乐的谈笑，后来又听见歌声和笑声。

漫长的一天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黎明以前万籁俱寂。只听得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晨雾弥漫的草地上马的嘶声。列文苏醒了，从草堆上爬起来，仰望星星，他知道天快要亮了。

“啊，叫我怎么办呢？我做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竭力想把在这短促的夏夜所产生的思绪理出来。他的思绪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抛弃他过去的生活，抛弃他那毫无用处的知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使他感到快乐，感到轻松。第二方面是关于他现在所向往的那种生活。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生活的朴实、纯洁和合理，并且相信在这种生活中他能获得他所缺乏的满足、安宁和高尚品德。第三方面是怎样把现在的生活改变成新生活。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一种是明确的。“娶一个妻子吗？要有一个工作，非有一个工作不可吗？离开波克罗夫斯克吗？再买些田地吗？加入农民村社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应该怎么办？”他又问自己，但不得要领。“不过，我通夜没有睡觉，头脑不清，”他自言自语，“以后会明白的。但有一点很清楚：我的命运昨天晚上决定了。我原来关于家庭生活的梦想都是荒唐的，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一切都要简单得多，美好得多……”

“多美呀！”他仰望天空，凝视着那奇异的珍珠母壳般的朵朵白云，想，“在这美好的夜晚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这种珍珠母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刚才我望望天空，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片白云。是的，我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的！”

他走出草地，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吹起了阵阵微风，天空变得阴沉灰暗了。黎明前光明战胜黑暗的阴晦时刻来到了。

列文冷得瑟缩发抖，眼睛望着地面，急急地走去。“这是什么？有人来了。”他听见铃铛声，抬起头来，想。在四十步开外的地方，一辆顶上载着行李的四驾马车，正沿着野草丛生的大路迎面驰来。那两匹辕马避开车辙紧挨着辕杆，但是斜坐在驭座上的老练马车夫却让辕杆对准车辙，这样车轮就可以在平滑的地方滚动了。

列文只注意到马车，没有想到来的是谁，漫不经心地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瞌睡，窗口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双手拉住白色睡帽的绸带，看来刚刚睡醒。她容光焕发，若有所思，内心充满列文所不熟悉的复杂而细腻的活动，没有看见他，眺望着远方的曙光。

就在这个景象消失的一刹那，她那双恳切的眼睛对他瞧了一下。她认出他来了。一阵惊奇的喜悦使她的脸更加开朗了。

他不会看错的。这样的眼睛天下只有一双。能够把他全部生活的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的，天下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她。这个人就是吉娣。他知道她刚从火车站出来，到叶尔古沙伏去。于是在这不眠之夜使列文激动的一切，他所做出的各种决定，一下子都消失了。他嫌恶地回忆起要娶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只有在这辆向另一头驰去的马车里，才能解决近来弄得他如此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往外眺望。马车弹簧的声音听不见了，只有铃铛的声音还隐约传来。狗的吠声表明马车已经过了村庄，周围只剩下一片空旷的田野和前面的村子，还有他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单独在荒凉的大路上走着。

他望望天空，满心希望再看到他刚才欣赏过的珍珠母壳般的云朵，因为这朵云象征着他今天夜里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天空中再没有像珍珠母壳一般的东西了。那边，在那高不可攀的空中发生了神秘的变化。珍珠母壳的痕迹也消失了，半边天空像铺着地毯一般，浮动着越来越小的云朵。天空变得蔚蓝而明朗了，但带着同样的温柔和同样的冷漠来回答他询问的目光。

“不，”他自言自语，“不论这朴实勤劳的生活多么美好，我可不再回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卡列宁最亲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极其冷静理智的人，却有一个同他整个性格格格不入的弱点。卡列宁听到或者看到孩子和女人的眼泪，总不能无动于衷。一看到眼泪，他就会手足无措，完全丧失思维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知道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上诉的女人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哭，如果她们不愿坏事的话。“他会生气，这样就不会听您的话了。”他们总是这样说。真的，在这种场合，眼泪往往会破坏卡列宁的情绪，使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可无能为力。请您走吧！”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这样叫嚷。

安娜从赛马场回来向他坦白了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接着就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卡列宁当时对她虽然十分生气，但还是被她的眼泪弄得心慌意乱。他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这种时刻流露感情是不合适的，就竭力克制，一动不动，也不望她一眼。他的脸上因此露出死人一般异样的僵硬表情，使安娜感到惊讶。

他们回到家里，他扶她下了马车，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像平日一样彬彬有礼地同她道了别。作为缓兵之计，他说明天将把他的决定告诉她。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使他心里产生剧烈的创痛。这创痛由于她的眼泪引起他对她的怜悯而加剧了。可是当卡列宁单独坐在马车里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摆脱了这种怜悯以及近来常常折磨他的猜疑和妒忌的痛苦。这使他又惊又喜。

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以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他忽然发觉那长期妨碍他生活并且支配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不再存在，他又可以照旧生活，思索和关心牙齿以外的事情了。这样的幸福他简直无法相信。卡列宁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种古怪而可怕的痛楚，如今过去了，他真的又能照旧生活，又能不只考虑妻子的事了。

“她没有廉耻，没有良心，没有宗教信仰，完全是个堕落的女人！这一层我早就知道，早就看到了，虽然为了顾惜她，竭力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他确实觉得他早就看到这一层。他回忆起他们以往生活的细节。以前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这些细节却清楚地表明，她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在生活上同她结合，这是一个错误，但这事不能怪我，因此我不该受罪。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过错在她。但她不干我的事。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他不再关心她和儿子将遭到什么命运。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得体、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方式洗雪由于她的堕落而使他蒙受的耻辱，继续沿着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

“我不能因一个下贱女人犯罪而遭殃，我只要能脱离她使我陷入的困境就好了。我一定能脱离的！”他自言自语，眉头越皱越紧，“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历史上的事例，就从给大家新鲜印象的墨涅拉俄斯的《美丽的海伦》[53]开始，当代上流社会里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一系列事实，浮上卡列宁的脑海，“达利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巴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还有德拉姆……像他这样正直有为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果宁，”卡列宁回想着，“就算人家会刻薄地嘲笑他们，我可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我总是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很不幸。”卡列宁对自己说，虽然这并不是事实。他从来没有对这种不幸表示过同情，而且听到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事越多，越是沾沾自喜。“这种不幸人人都可能遇到，如今我也碰上了。问题在于怎样能不失面子，忍受这样的境遇。”于是他开始逐一分析落入跟他同样处境的人们的应付办法。

“达利亚洛夫同人决斗了……”

卡列宁年轻时对决斗特别关心，因为他天生胆小，而且在这一点上有自知之明。卡列宁一想到手枪对准自己，就不能不毛骨悚然。他一生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小就常常使他想到决斗，使他设想把生命置于这种危险之下的情景。后来，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早就把这种心情忘记了。可是习惯势力十分顽固，卡列宁担心自己胆怯的心情会重新出现，他又反复想着决斗的问题，想得出神，虽然知道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别人决斗。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不比英国），有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的意见卡列宁特别看重）从好的方面来看决斗这种事；可是这种事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假定我找人决斗，”卡列宁继续想，生动地想象着在他挑战以后将要度过的夜晚，想象着瞄准他的手枪，他打了个寒噤，自己明白他决不会这样做，“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会我怎样射击，怎样站立，我扳了扳枪机，”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结果我把他打死了。”卡列宁对自己说，接着摇摇头，想驱除这种无聊的想法。“为了明确自己对犯罪的妻子和儿子的态度而去杀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我还得因此做出决定，应该拿她怎么办。但更可能的是我将被打死或者打伤。我是无辜的，是牺牲品，如果我被打死或者打伤，那就更没有意思了。不仅如此，从我这方面提出决斗，也是不应该的。难道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决不会让我去决斗的，决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的吗？这样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事先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却要用这种挑战来给自己增添虚假的光彩。这是不正派的，是虚伪的，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没有意义的，谁也不希望我决斗。我的目的只是要保持我的名誉，保持继续顺利办公务所必需的名誉。”卡列宁一向把公务看得很重，如今就更加重视。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抛弃了决斗这个主意以后，卡列宁想到了离婚——他所记得的那些被欺骗的丈夫选择的另一个办法。卡列宁逐一分析他记得的离婚案件（在他所熟悉的上流社会里这是屡见不鲜的），却找不到一件是出于和他相同的目的。在这些案件中，做丈夫的不是出让就是出卖不贞的妻子；对方因为犯罪而无权结婚，就同新的配偶结上不光明的非法婚姻关系。就他的情况来说，卡列宁看出，只把犯罪的妻子休掉的所谓合法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他所处的复杂生活环境，不可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犯罪的丑恶证据；他看出，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他们所过的体面生活也不允许他提出来；提供这样的证据，一定会在舆论上使他遭到比她更严重的损害。

企图离婚只会弄得在法庭上当众出丑，成为仇人们诽谤他和贬低他崇高社会地位的良机。他的宗旨是息事宁人，这是不可能通过离婚达到的。此外，一旦离婚，甚至企图离婚，妻子显然将同丈夫断绝关系，而同情人结合。卡列宁虽然觉得他现在对妻子十分鄙视和冷淡，但心底里对她还剩下一种感情，那就是不愿看到她同伏伦斯基自由结合，犯了罪反而开心。这样的想法使卡列宁大为恼火。他一想到这种情景，心里就难受得呻吟起来，在马车上欠了欠身，换了换座位，然后好一阵皱起眉头坐在车上，拿毛茸茸的毯子包住他那双怕冷的瘦骨嶙峋的腿。

“除了正式离婚以外，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巴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就是说同妻子分居。”他平静下来，继续想；但这个办法也同样会出丑。更重要的是，分居也同正式离婚一样，会把他的妻子推到伏伦斯基的怀抱里去。“不，这可不行！不行！”他又把毯子拉了拉，高声说，“我不该倒霉，她和他也不应幸福。”

在真相不明时折磨过他的妒忌心，经过妻子向他坦白，就像忍痛拔掉病牙一样，已经消失了。但它被另一种感情所取代：他希望她不仅不能如愿以偿，而且将为自己的犯罪而受到惩罚。尽管他不承认有这样的感情，但在灵魂深处，他很希望她因为破坏他的安宁和名誉而吃苦。卡列宁再次分析了决斗、离婚和分居等办法，再次把它们抛弃。他深信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发生的事隐瞒起来，采用一切办法斩断他们的私情，但最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不承认——要惩罚她，用这种方式把她留在身边。“我应当向她宣布我的决定：在仔细考虑了她一手造成的家庭痛苦以后，任何其他办法对双方都比维持现状[54]更坏，只要她严格遵守我的决定，即断绝同情人的关系，我同意维持现状。”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为了证实它的正确，卡列宁想出了一个重要理由。“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才符合宗教教义，”他对自己说，“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我才没有抛弃犯罪的妻子，并且给她以悔改的机会，甚至——不管这在我是多么痛苦——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来使她悔改并挽救她。”虽然卡列宁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在道德上影响妻子，一切促使她悔改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他经历了痛苦的时刻，却从来没有想到从宗教中去寻找指导。现在，当他认为他的决定合乎宗教要求时，这种宗教上的许可使他十分高兴，他的内心也比较平静了。一想到在他一生中如此重要的关头，谁也不能说他的行为不符合宗教教义——在对宗教普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他始终高举宗教的旗帜——他就觉得很高兴。卡列宁进一步仔细考虑今后的生活，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同妻子恢复原来的关系。毫无疑问，他再也不能恢复对她的尊敬；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因为她是一个堕落不贞的妻子，就非得把他自己的生活弄乱，使他自己忍受痛苦不可。“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安排一切，原来的关系又会恢复的，”卡列宁自言自语，“恢复到这样的地步，使我不再觉得生活中有过变故。她活该倒霉，可我没有过错，我不能因此受罪。”

十四

当卡列宁的马车驶近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肯定了这个决定，而且打好了写给他妻子信的腹稿。卡列宁走进门房，瞧了一下部里送来的信件和公文，吩咐拿到他的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吧，我谁也不见。”他回答门房说，特别强调“谁也不见”几个字，但从语气中听出他的情绪很好。

卡列宁在书房里来回踱了两次，在仆人预先点好六支蜡烛的大写字桌旁站住，咯咯地扳响手指，坐下来，摆好文具。他两肘搁在桌上，侧着头，想了一会儿，就一个劲儿地写起信来。他对她不用称呼，而且用法文写，因为法文里的“您”这个代词不像俄文里那样使人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曾向您表示，有关这次谈话的问题我将把我的决定书面告诉您。在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以后，现在我就抱着实践这个诺言的目的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论您的行为怎样，我认为我无权割断上苍把我们结合起来的关系。家庭不能因任性、专横或者夫妻中一方犯罪而被破坏，我们的生活应当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我，对您，对我们的孩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促使我写这封信的事件已经后悔，并且还在后悔；您会同我齐心协力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忘记往事。否则您自己一定也能预见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这一切我希望详细面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结束，我请求您尽速回彼得堡，至迟不要过星期二。我为您的回来做好一切准备。请您务必注意，我亟盼您能实行我的要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用款——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特别是他没有忘记送钱给她；既没有苛刻的措辞，也没有责备，也没有姑息。最重要的是为她的归来搭了一座金桥。他把信折好，用象牙裁纸刀压平，把钱也装进信封，同时因使用精美的文具而感到愉快，然后打了一下铃。

“把这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面交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站起来说。

“是，大人。茶要给您送到书房里来吗？”

卡列宁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以后，一面玩弄着沉甸甸的裁纸刀，一面走到安乐椅旁。那边已经摆好了灯和一本打开的论述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安乐椅上挂着一个椭圆形金边镜框，里面嵌着由一位名画家出色地画成的安娜肖像。卡列宁对它瞧了一眼。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嘲弄而傲慢地望着他，就像他们最后一次交谈时一样。画家卓越地画成的肖像，头上扎着黑色花边，头发乌黑，双手白嫩好看，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由于带着一种高傲和挑战的神气，使卡列宁感到无法忍受。他对画像望了一会儿，浑身打了个哆嗦。他嘴唇发抖，嘴里吐出“布尔尔”的声音，急忙转过身去。他连忙在安乐椅上坐下来，打开书本。他想看书，可是怎么也不能恢复他原来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浓厚兴趣。他眼睛看着书，心里却在想别的事。他想的不是妻子，而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他最关心的复杂案件。他觉得现在他比以前更深入了解这个案件了，并且，他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心里有了一个好主意，能把它彻底解决，用来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威望，打败敌人，因此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等仆人摆好茶，一走出房间，卡列宁就起身走到写字桌旁。他把公文夹推到桌子中央，露出隐隐约约的得意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心致志地阅读有关当前这个复杂案件的报告。卡列宁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作为一个步步高升的官僚，一向追逐功名，注意克己，力求公正，但刚愎自用。他的特点是轻视官样文章，精简公文往返，总是竭力要求直接掌握可靠材料，并且节约官厅支出。恰巧那个著名的“六月二日委员会”提出了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问题。这个省是属卡列宁的部管辖的，而那边的灌溉工作正好是铺张浪费和官样文章的突出实例。卡列宁知道情况属实。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工作是卡列宁前任的前任创办的。这项工作确实花费了而且还在花费大量资金，但毫无成效，显然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卡列宁一上任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想处理这件事，但开头他觉得他的地位还不稳固，他知道这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是不明智的，后来忙于别的事，干脆把这件事忘记了。这事也就像别的许多事那样无人过问。（有许多人靠这项事业生活，特别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爱好音乐的家庭；个个女儿都会拉提琴。卡列宁认识这一家人，他还给一个大女儿主过婚。）一个同他作对的部提出这个问题来，卡列宁认为不公平，因为每个部都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但由于官场的习惯，没有人提出来罢了。现在，既然人家已向他挑战，他也就只好勇敢地应战，并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工作。但他是决不会向那些先生示弱的。他还要求任命一个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问题，是“六月二日委员会”偶然提出而得到卡列宁积极支持的，因为非俄罗斯人的悲惨处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委员会里，几个部因此发生争论。同卡列宁作对的那个部证明，非俄罗斯人的处境很好，提出的改革只会破坏他们的繁荣，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只是因为卡列宁的部没有实行法律规定的措施。现在卡列宁打算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成立新的委员会，负责就地调查非俄罗斯人的状况；第二，如果非俄罗斯人的状况确如委员会掌握的材料所说的那样，那么另外成立一个学术委员会，从（甲）政治上，（乙）行政上，（丙）经济上，（丁）人种学上，（戊）物质上和（己）宗教上来研究造成非俄罗斯人悲惨状况的原因；第三，要求作对的那个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非俄罗斯人目前这种不幸状况曾采取什么措施；第四，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按照委员会所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第一七〇一五号和第一八三〇八号报告看来，该部行动正好违反……根本法和组织法第十八条和第三十六条的附款。当卡列宁迅速记下这些想法的提纲时，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他写满一张纸，站起身来，打了打铃，叫仆人把一张条子送给办公室主任，要他给他收集必要的资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步，又望了那画像一眼，皱起眉头，轻蔑地冷笑了一下。卡列宁翻阅了一下那本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又提起兴致来，看到十一点钟才上床。他躺在床上想起同妻子发生的纠纷，觉得这事完全不像他原来所想的那样可悲。

十五

伏伦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这样过日子，劝她向丈夫坦白她的秘密。安娜虽然固执而且恼怒地反对他的意见，但在心底里却觉得她的处境确实是虚伪和可耻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样的处境。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她在激动之下把自己的秘密向他和盘托出。当时虽然觉得很难受，但她还是高兴的。丈夫撇下她走了以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至少再不用虚伪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她的地位从此永远明确了。这种新的地位也许很糟，但它是明确的，不会再有暧昧和谎言了。她想，她坦白了一切，使自己和丈夫都感到痛苦，但如今情况明确，这样也就得到了补偿。当天晚上，她同伏伦斯基见面，并没有把她和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明确她的地位，是必须告诉他的。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觉得那些话实在可怕，如今简直无法理解，她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粗鄙的话来，也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后果。但话已经说出口，卡列宁也已一言不发地走掉了。“我见了伏伦斯基，也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想叫他回来，告诉他，可是又改了主意，因为一开头我没有对他说，现在再说就有点别扭。为什么我想告诉他却又没告诉他呢？”回答这问题的，是她脸上涌起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这样做；她明白她感到害臊。她的地位，昨天晚上还觉得那么明确，今天忽然变得不但不明确，而且是走投无路了。她由于突如其来的羞耻而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的丈夫会怎么办，心里就浮起最可怕的念头。她想到，管家立刻会来把她赶出屋子，普天下的人都会知道她的耻辱。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屋子，她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她找不到答案。

她想到伏伦斯基，她仿佛觉得他不爱她了，他开始感到她是他的累赘，她不能献身于他，因此对他产生了敌意。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所说的并且在自己头脑里盘旋的那些话，她已对所有的人都说过了，大家都已听见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侍女，更不敢走到楼下去看望儿子和家庭教师。

侍女在门外留神听了好一阵，才进屋来。安娜询问似地瞧了她一眼，恐惧地涨红了脸。侍女说她仿佛听见在叫她，就走了进来，因此向她赔礼。她拿来衣服和一张条子。条子是培特西写的。培特西提醒她，今天上午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她们的崇拜者卡鲁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那里去打槌球。“您来呀，就算是来研究研究风俗。我等您。”她在结尾这样写道。

安娜读完条子，长叹一声。

“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奴施卡说，“你去吧，我现在要穿衣服出门。是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

安奴施卡出去了，但安娜并没有动手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垂下头和双手，只偶尔打个哆嗦，仿佛想做什么手势，说些什么话，接着又木然不动。她反复说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在她都是毫无意义的。为自己的处境向宗教求救，也像向卡列宁求救一样，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尽管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把她教养成人的宗教。她早就知道，只有她抛弃那构成她全部生活意义的东西，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她才能向宗教求救。她不仅觉得痛苦，而且开始对那种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新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惧。她觉得一切在她心里都变成双重的了，就像疲倦的眼睛看东西一样。有时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她害怕的和希望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唉，我这是在做什么呀！”她忽然觉得两边太阳穴作痛，自言自语。当她醒悟过来时，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抓住两鬓的头发，并且挤压着太阳穴。她跳起来，开始踱步。

“咖啡煮好了，老师和谢辽查在等着呢！”安奴施卡回来发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说。

“谢辽查？谢辽查怎么样？”安娜整个早晨第一次想到儿子，兴奋地问。

“他大概做了什么错事。”安奴施卡笑嘻嘻地回答。

“怎么做了错事？”

“您把桃子放在角房里，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提到儿子，立刻就使安娜从绝境中得救了。她想到了这几年来她这做母亲的为儿子而生活的职责——这种职责是真心诚意的，虽然被大大夸大了。她高兴地感到，她在目前的困难处境中，除了同丈夫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儿子。不管她处在什么境地，她都不能抛弃儿子。即使丈夫羞辱她，驱逐她，即使伏伦斯基冷淡她，继续过他那种独立不羁的生活（她又带着恼恨和责难想起了他），她也不能放弃儿子。她有她的生活目的。她必须行动，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儿子的这种地位，不让人家把他从她手里夺走。甚至必须赶快，必须赶快行动，趁现在人家还没有把他从她手里夺走。她必须把儿子带走。这就是她当前要做的唯一的事。她必须定下心来，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想到同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想到立刻就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她心里才平静下来。

她迅速地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步伐稳健地走进客厅。咖啡、谢辽查和家庭教师照例在那边等着她。谢辽查穿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弯着背和头，聚精会神地——这种神态是她所熟悉的，很像他的父亲——摆弄着手里的鲜花。

家庭教师的神气特别严肃。谢辽查像平日那样尖声叫起来：“啊，妈妈！”接着他犹豫不决了，该放下花，走过去迎接母亲呢，还是做好花环，然后拿着走过去。

家庭教师向她请过早安以后，详细报告谢辽查的行为，但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走，光带儿子。”

“是的，这样做很坏。”安娜说。她抓住儿子的肩膀，对他望了望——她的目光不是严厉的，而是胆怯的，使孩子又困惑又高兴——又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感到惊异的家庭教师说着，没有放掉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来。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竭力想从她的表情上猜测为了桃子的事会把他怎么样。

“谢辽查，”等家庭教师一走出屋子，她就说，“这样做很坏，你以后再不会这样做了吧？你爱我吗？”

她觉得眼泪夺眶而出。“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真会同他父亲一起来折磨我吗？难道他真的不怜悯我吗？”眼泪已沿着她的面颊滚滚而下。为了掩饰泪痕，她蓦地站起来，简直像跑步一般冲到阳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了。灿烂的阳光穿过被雨水冲洗过的叶子，空气很冷。

由于寒冷和内心的恐惧，她浑身打了个哆嗦。在户外清新的空气里，这种寒冷和恐惧更加强烈地袭击着她。

“去吧，到玛丽爱特那里去吧！”她对跟着她出来的谢辽查说，接着就在阳台的草毯上踱来踱去。“难道他们不能饶恕我吗？不了解这事是无可奈何的吗？”她自言自语。

她停住脚步，望了望随风摆动的白杨树树梢和它那些被雨水冲洗过、在寒冷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叶子。她明白他们是不会饶恕她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现在都像这树木一样，一点也不怜悯她。她又觉得在她的内心里出现了两重人格。“不要想了，不要再想了！”她对自己说，“要准备动身。上哪儿去？什么时候去？带谁一起去？对，上莫斯科，乘夜车去。带安奴施卡和谢辽查去，只带些最必要的生活用品。但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

她迅速地走进屋子，走到起居室，在桌旁坐下来给丈夫写信：

自从发生那事以后，我无法再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我不懂法律，因此不知道儿子应该跟父母中的哪一方；但我把他带走了，因为没有他我不能生活。请您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

她顺利地一口气写到这个地方，但是当写下了要求她认为他所缺乏的宽宏大量的话，还要考虑应该用什么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

“要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和悔恨，我可不愿意，因为……”

她的思路连贯不起来，她又停住了。“不，”她自言自语，“什么也不必写了。”接着就把信撕掉，重新写过，根本不提什么宽宏大量，就把信封起来。

另外还要写一封信给伏伦斯基。“我向丈夫坦白了。”她写道，但坐了好一阵，再也写不下去。这样太粗野了，太不像女人的做法了。“可我还能给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羞耻的红晕又涌上她的脸，她想到他的冷静。于是对他的恼恨又使她把写了一句话的信纸撕个粉碎。“什么也不用写了。”她自言自语，接着收起信纸，走上楼去，向家庭教师和仆人宣布，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说完就动手收拾行李。

十六

门房、园丁和仆人在别墅的几个房里走来走去，搬运行李。衣橱和五斗柜都打开了；派人到店里去买了两次绳子；地板上撒满报纸。两个大箱子、几个行李袋和用皮带扎住的羊毛毯被搬到前厅。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大门口。安娜忙于收拾行装，暂时摆脱了内心的骚乱。她站在自己房里的桌子旁，正在收拾旅行包。这当儿，安奴施卡告诉她有一辆马车驶来。安娜往窗外瞧了一眼，看见卡列宁的信差站在台阶上打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两手放在膝盖上，在安乐椅上坐下来，带着一种准备应付任何局面的镇定态度说。仆人拿进来一个由卡列宁亲笔写的大信封。

“信差奉命要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等仆人一走，就手指发抖地拆开了信。一卷没有折叠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出来。她打开信，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回来做好一切准备。……我亟盼您能实行我的要求。”她读着，从下面往上读，接着又倒过来，从头到尾把信再读一遍。她读完感到浑身发冷。一种意料不到的灾难落到了她的头上。

早晨，她后悔不该向丈夫坦白，恨不得收回当初向他说的一番话。她但愿他的信能证明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使她安心。可是，这封信在她看来比什么都可怕，她想不出比这更可怕的东西了。

“他对！他对！”她说，“当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徒，他宽宏大量！呸，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这一点，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谁也不会了解，可我又不能说出来。人家会说，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正直的人；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室息了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时时刻刻都在侮辱我，自己还扬扬得意。难道我没有尽力，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找寻生活的意义吗？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他吗？当我没有办法爱他时，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儿子吗？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现在怎么样呢？要是他把我杀了，要是他把他杀了，我都可以忍受，我都可以原谅，可是不，他……”

“我怎么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他来这一手正是出于他那卑劣的本性。他总是对的，可我这个被糟蹋的人却被糟蹋得更厉害更可怕……”她又记起信里的话：“您自己一定也能预见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这是他威胁要把儿子夺走，而按照他们愚蠢的法律，大概是可以这样做的。难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话吗？他连我爱儿子这一点都不相信，都加以轻视（本来就一向是加以嘲笑的），轻视我这种感情，但他知道我不会抛弃儿子，我不能抛弃儿子，没有儿子，即使同我所爱的那个人在一起，我也不能生活。他也知道，我如果抛弃儿子，离开他，就将成为一个最堕落最下贱的女人——这些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我是没有力量这样做的。”

“我们的生活应当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记起信里另一句话。“这种生活过去已经够痛苦的了，如今变得越发可怕。今后又将怎样呢？这一切他明明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要活命、要恋爱而后悔；他知道这样生活下去，除了谎言和欺骗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可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知道他，知道他在谎言里生活得很不错，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优游自在。不，我不让他这样优游自在，我要冲破他这张想束缚我手脚的谎言的罗网。该怎样就怎样吧！不论什么总比谎言和欺骗好！”

“可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还有像我这样不幸的女人吗？……”

“哼，我要冲破它，冲破它！”她忍住眼泪，叫着跳起来。她走到写字桌旁，想另外给他写一封信。但她在心底里感觉到，她无力冲破任何罗网，无力摆脱这样的处境，不论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坐到写字桌旁，但是不写信，却把双臂搁在桌上，头伏在臂上，哭了起来。她呜咽着，整个胸脯一起一伏，哭得像个孩子。她哭，因为她想把自己地位肯定下来的幻想从此破灭了。她预料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还要糟得多。她觉得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早晨看来还如此卑微，对她却是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一个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情人姘居的女人的那种可耻地位；她觉得不论怎样努力，她都不能使自己变得坚强些。她永远得不到恋爱的自由，却从此要成为一个有罪的妻子，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罪行被揭露，让人家看到她为了同一个无法跟她共同生活的独立不羁的陌生男人发生可耻关系而欺骗丈夫。她知道情况就是如此，但这实在太可怕了，她简直无法想象结局将会怎样。于是她呜呜地哭个不停，好像一个受到惩罚的孩子。

听见仆人的脚步声，她清醒过来。她转过脸去，假装在写信。

“信差要求回音。”仆人报告说。

“回音吗？好的，”安娜说，“让他等一下。回头我会打铃的。”

“我能写什么呢？”她想，“我独自能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要什么？我爱什么？”她觉得心里又出现了双重人格。她害怕这种感觉，为了摆脱这些思绪，就抓住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去做。“我得去看看阿历克赛（她在心里这样称呼伏伦斯基），只有他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要到培特西家去，说不定我能在那边看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昨天她还对他说过她不再到培特西家去，他说他因此也不再去了。她走到桌旁，给丈夫写了个条子：“来信收到。安。”她打了铃，把它交给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进来的安奴施卡说。

“一直不走了？”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打开，叫马车等着。我要上公爵夫人家去一下。”

“您出门穿什么衣服哇？”

十七

培特西公爵夫人邀请安娜参加的槌球赛，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贵妇人是彼得堡一个出色的新社交团体的显要代表。这个团体摹仿人家用得很滥的名称，叫作“世界七奇[55]”。她们确实属于上流社会，但同安娜经常出入的社交界却是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头，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卡列宁的政敌。安娜由于这些顾虑，原来不预备去，而培特西公爵夫人唯恐她拒绝，就在信上做了暗示。这会儿，安娜希望看到伏伦斯基，就急于想去。

安娜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比其他客人都早。

她进去的时候，伏伦斯基的那个络腮胡子梳得像宫廷侍从一样整齐的仆人，也正要走进去。他在门口站住，脱下帽子，让她先走。安娜认出他来，这时她才想起伏伦斯基昨天说过，今天他不来了。他大概是为这事送条子来的。

她在门厅里脱外套的时候，听见那个像宫廷侍从一样打官腔的仆人说：“伯爵给公爵夫人的。”说着就把条子送进去。

她很想问问他家老爷在什么地方。她想回去，送一封信给他，叫他到她那儿去，或者她自己去找他。可是，两样都不行：宣布她到来的铃声早已响过了，培特西公爵夫人的男仆已经侧身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她走进里屋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去通报。您高兴到花园里去吗？”另一个仆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报告说。

安娜仍像在家时那样感到心神不宁，甚至更厉害些。她什么事也不能做，也无法见到伏伦斯基，可是得留在这里，留在那些同她的心情格格不入的外人中间。不过，她穿着一套很合身的服装；她并不孤独，周围是她所熟悉的悠闲的人们，她觉得比在家里轻松些，她不用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安娜看见培特西穿着一身雅致得使她惊奇的雪白衣裳，像平时一样向她微微一笑。培特西公爵夫人同土施凯维奇和一位亲戚小姐一起走来。这位小姐的父母住在外省，知道女儿能在赫赫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度过夏天，十分高兴。

安娜的神色有点异样，立刻被培特西察觉了。

“我没有睡好。”安娜一面回答，一面凝视着向她们走来的仆人。她猜想他一定是送伏伦斯基的条子来了。

“您来了，我很高兴。”培特西说，“我累了，趁他们没有来，我想先喝一杯茶。您还是去吧，”她对土施凯维奇说，“同玛莎一起去试试槌球场上那块割过的草地。咱们一面喝茶，一面谈谈心。咱们来好好聊一聊[56]，好吗？”她笑眯眯地夹着英语对安娜说，握住她那只拿伞的手。

“好，不过我不能在您这儿待很久，我还得去看傅列达老小姐。我答应去看她都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是违反她的天性的，不过在社交场中说谎不仅毫不费力，甚至使她感到快乐。

她为什么要说一秒钟以前还没想到的事，她自己也不能解释。她这样说，只因为想到伏伦斯基不来了，她要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设法看到他。但她为什么偏偏要提到傅列达老小姐，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她没有理由特别需要看到傅列达。不过，她要看见伏伦斯基，确实再也没有比这更巧妙的办法了。

“不，我说什么也不放您走。”培特西回答，仔细打量着安娜的脸，“说实话，要不是我喜欢您，我准会生气的。您仿佛担心同我的朋友们交往会损害您的名誉似的。请你把茶给我们送到小客厅里去。”她照例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她接过条子，读了一下。“阿历克赛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了。”她同样若无其事地说，仿佛伏伦斯基对安娜来说除了打槌球，就没有别的意义了。

安娜明白培特西什么都知道，可是听培特西当着她的面这样说到伏伦斯基，她一时竟相信，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哦！”安娜冷冷地说，仿佛对这事不感兴趣，接着又含笑说，“您的朋友们怎么会损害人家的名誉呢？”这样说俏皮话，这样隐瞒秘密，对安娜也像对一切女人那样，是很有吸引力的。倒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有什么目的要隐瞒，而是隐瞒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都是社交界中的大明星。他们处处受欢迎，我呢！”她在“我”字上加强了语气，“可从来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我确实没有工夫。”

“不，您也许是不愿遇见斯特列莫夫吧？他同卡列宁在委员会里斗法，这让他去，这同我们不相干。但在交际场中他可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人，他还是个槌球迷。您可以看到，这位拜倒在丽莎脚下的老情人，处境固然可笑，但他很有办法应付这种可笑的局面！他这人很有意思。萨福·施多茨您认识吗？这可是一位崭新的新派人物。”

培特西不停地说着话，但从她那快乐聪明的眼光中，安娜察觉她有几分了解她的处境，正在替她做着安排。她们坐在小起居室里。

“我得写回信给阿历克赛。”培特西说着在桌旁坐下，写了几行，套上信封。“我叫他来吃午饭。我说我这里有位太太，吃饭少一个男伴。您看这样能说服他来吗？对不起，我要失陪一会儿。请您封好信，叫人送去。”她走到门口说，“我得去安排一下。”

安娜毫不犹豫，拿着培特西的信在桌旁坐下，看也不看就在下面加了两句：“我必须见到您。到傅列达家花园来。六点钟在那边等。”她封好信，培特西一回来，就当着她的面叫人把信送去。

茶已给她们送来，摆在凉快的小客厅的茶几上。这两位女人在客人到来以前，真的像培特西所说的那样，谈起心来。她们评论着她们等待中的客人，然后谈到了丽莎·梅尔卡洛娃。

“她这人很可爱，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对您迷得很呢。昨天赛马结束后她来看我，没有遇见您，感到很扫兴。她说您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要是个男人，准会为您神魂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其实已经神魂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怎么也弄不懂，”安娜沉默了一会儿说，她的语气表明她问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她问的事对她特别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同卡鲁日斯基公爵，那个被人唤作米施卡的，关系怎么样？我难得见到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培特西眼睛笑了笑，仔细望望安娜。

“新作风，”她说，“他们都选择这种新作风。他们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这可是一种新作风。”

“哦，那么她同卡鲁日斯基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培特西突然忍不住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这在她是很难得的。

“您这可侵犯米雅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这问题太孩子气了。”培特西显然想忍住笑，但是忍不住，于是爆发出一阵富有传染性的哈哈大笑。只有不常笑的人才会这样大笑。“您应该去问问他们自己呀！”她噙住笑出来的眼泪说。

“哈，您笑好了，”安娜也不由得笑着说，“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不理解丈夫是做什么的。”

“丈夫吗？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只是给她拿拿毛毯，随时侍候侍候她罢了。至于内幕究竟怎样，谁也不想知道。您也知道，在上流社会里即使梳妆打扮这类事也是没有人谈，没有人想的。这事也是如此。”

“罗兰达卡夫人的庆祝会您去不去？”安娜问，想转变话题。

“我不想去。”培特西回答。她眼睛不看朋友，小心地把香茗倒在透明的小茶杯里。她把茶杯推到安娜面前，掏出烟卷，插在银烟嘴里，把它点着了。

“您也知道，处在我的地位是很幸福的。”她端起茶杯，收住笑容说，“我了解您，也了解丽莎。丽莎这人很单纯，像孩子一样不识好歹。至少她年轻的时候很不懂事。现在她知道，像这样的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她也许故意装作不懂事，”培特西微妙地笑着说，“但不管怎样，这样对她是合适的。您也明白，同样一件事可以用悲观的眼光去看，因此感到痛苦，但也可以把它看得无所谓，甚至觉得快乐。也许您看事太悲观了。”

“我真希望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别人，”安娜若有所思地一本正经说，“我比人家坏，还是比人家好？我想比人家坏。”

“你这人真是太孩子气了，太孩子气了！”培特西又说，“啊，他们来了。”

十八

传来了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接着是女人的说话声和笑声。不多一会儿，进来了期待中的客人：萨福·施多茨和一个叫华西卡的健康得红光满面的青年。显然，他的身体从不缺乏带血的嫩牛排、地菇和布尔冈红葡萄酒的营养。华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躬，对她们瞧了一眼，但只有一刹那工夫。他随着萨福走进客厅，在客厅里跟着她走来走去，仿佛绑在她身上似的。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一直盯住她，好像要把她吃掉。萨福·施多茨是个金发的黑眼睛女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矫捷的小步走进来，像男人一样同两位太太紧紧握手。

安娜从没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对她的美貌、过分时髦的打扮和大胆的举止感到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有真的，也有假的）梳得高高的像座炮台，使她的头部同她袒露的丰满胸部一样大小。她的动作非常敏捷，每走一步，她那浑圆的膝盖和大腿的轮廓就在衣服底下显露出来，使人不禁发生这样的疑问：在这撑得很宽大的摇摇晃晃的裙子底下，她那上半身充分袒露、下半身和背部掩蔽得严严实实的苗条身子究竟有多大？

培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您真不会想到，我们差点儿轧死两个兵士，”萨福·施多茨立刻笑眯眯地讲了起来，同时挤眉弄眼，拉拉一下子歪在一边的裙裾。“我同华西卡一起坐车来了……哦，你们不认识吧。”她说了他的姓，向她们做了介绍，脸涨得绯红，咯咯地大笑起来，因为她当着陌生女人的面竟叫了他的小名。

华西卡又向安娜鞠了一躬，但没有对她说什么。他对萨福说：

“您赌输了。我们先到了。您付钱吧。”他笑嘻嘻地说。

萨福笑得更欢了。

“总不能现在就付哇！”她说。

“那也行，我以后来拿好了。”

“好的，好的。哦，”她忽然对女主人说，“我这人真糟糕……我可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客人来了。就是他。”

萨福带来而又被她忘记的这位意外的青年可是个了不起的贵客。尽管他年纪很轻，两位太太却都站起来迎接。

这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也像华西卡一样，跟住她寸步不离。

一会儿，卡鲁日斯基和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来了。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消瘦的黑发女人，生有一张慵懒的东方面孔和一双难以捉摸的美丽眼睛。她那身深色的服装（安娜立刻注意到了，并且大为欣赏）同她的美貌十分相称。萨福有多少强壮和洒脱，丽莎也就有多少娇弱和妩媚。

不过，按照安娜的审美观，丽莎要迷人得多。培特西对安娜说，她装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当安娜亲眼看到她以后，觉得并非如此。其实丽莎是个不懂事、被惯坏，同时又唯命是从的可爱女人。真的，她的风度和萨福的风度相同；她也像萨福一样，有两个崇拜者，一老一少，跟住她形影不离，并且用他们的眼睛吞噬她；但她身上有一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点，犹如金刚钻在玻璃器皿中闪出夺目的光辉一样。这光辉是从她那双美丽的、真正难以捉摸的眼睛里闪耀出来的。她那从黑眼圈中流露出来的慵倦而热烈的目光，以它特有的诚挚无邪而动人心魄。不论谁瞧见这双眼睛就会觉得完全了解她，而一旦了解了，就不能不爱她。一看见安娜，丽莎脸上立刻浮出快乐的微笑。

“嘿，看到您真高兴！”她走到安娜跟前说，“昨天在赛马场上我刚要到您那儿去，您却走了。昨天我特别想看到您。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是吗？”她用那种能穿透人的整个灵魂的目光盯着安娜说。

“是的，我真没想到会那样叫人激动。”安娜红着脸说。

这时大家都站起来，准备到花园里去。

“我不去。”丽莎说，笑盈盈地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槌球有什么好玩的！”

“不，我喜欢。”安娜说。

“嗳，您怎么会不觉得无聊呢？人家看您总是兴致勃勃的。您真会生活，可我感到无聊。”

“您怎么会无聊？你们是彼得堡最快乐的人。”安娜说。

“也许有比我们更无聊的人，但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我感到无聊得要命。”

萨福点着了烟，同两个青年到花园里去了。培特西和斯特列莫夫留下来喝茶。

“怎么，无聊吗？”培特西说，“萨福说，她们昨天在你们家里过得很快活呢。”

“唉，真乏味呀！”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赛马结束后大家都到我家里去。老是那些人，老是那些人！老是那个样子。整个黄昏大家都躺在沙发上。这有什么意思呢？嗯，您倒说说，您怎么会不觉得无聊呢？”她又对安娜说，“只要对您瞧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您这个女人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不会觉得无聊的。您教教我，您怎么能做到这一步？”

“我什么也没做。”安娜回答，由于这种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涨红了脸。

“啊，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年纪五十光景，头发灰白，还很精神，长得丑陋，但显得聪明，富有个性。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一有空就同她待在一起。他虽然是卡列宁的政敌，但看见安娜·卡列尼娜，他这个老于世故的聪明人，就竭力装得对她格外亲切。

“‘什么也没做’，”他微妙地笑着应和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早就对您说了，”他对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要不感到无聊，就不要去想您会觉得无聊。好比您害怕失眠，就不要怕您会睡不着觉。这一层道理，也就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刚才对您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过，那我可太高兴了，因为这样说不仅聪明，而且千真万确。”安娜笑眯眯地说。

“不，您倒说说，为什么人会睡不着觉，为什么人不能不感到无聊呢？”

“要睡好觉，必须工作；要心里高兴，也必须工作。”

“要是我的工作谁也不需要，我又何必工作呢？可是装模作样我不会，我也不愿意。”

“您这人真是无可救药，”斯特列莫夫眼睛不看她，说；接着又同安娜说话。

他难得遇到安娜，除了敷衍性的客套外，对她说不出什么话，但他说这种客套时——譬如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李迪雅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总让人觉得他在千方百计讨好她，想对她表示敬意，甚至是一种超过敬意的感情。

土施凯维奇走进来，宣布大家都在等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您不要走！”丽莎·梅尔卡洛娃知道安娜要走，请求说。斯特列莫夫也给她帮腔。

“离开这个地方，到傅列达老婆子家去，”他说，“这可是天壤之别了。再说，您去只会成为她诽谤的对象，您在这儿却会唤起最美好的感情，同诽谤截然不同的一种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迟疑地想了一会儿。这个聪明人的奉承话，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同情，以及她所习惯的社交界的这种气氛——这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而等待她去处理的事却是那么麻烦，使她一时间犹豫不决：要不要留下来，把向伏伦斯基解释的难堪时刻往后推。但是，一想到如果不做出决定，她独自回家后将会怎样，一想到自己双手抓住头发的那种想想也可怕的姿势，她就同大家告别，走了。

十九

伏伦斯基表面上过着轻浮的社交生活，实际上却是个办事有条有理的人。当他年纪很轻，还在武备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遭到拒绝，他感到屈辱，从此就再没有在经济上弄得很狼狈过。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始终保持有条不紊，他根据情况，或多或少，每年总有四五次独自关起门来处理经济事务。他把这叫作结算或者清理。

赛马后的第二天，伏伦斯基很晚才醒来。他不修面，不洗澡，穿上直领制服，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动手工作。彼特利茨基知道伏伦斯基在这种时候脾气很大，醒来看见他坐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上衣服，不去打扰他，走了出去。

凡是碰到个人私事繁杂琐碎的人，总以为只有他才会遇到这种繁杂琐碎和难以处理的麻烦事，根本没想到别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伏伦斯基就有这种想法。他心里不免有点骄傲，也不无理由地认为，要是任何人处在这种困境，早就会弄得很狼狈，以致会做出什么不好的行为来。伏伦斯基觉得要避免尴尬的局面，现在必须理一理账目，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弄个明白。

伏伦斯基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事，就是财务。他用蝇头小楷把他所欠的债务都写在一张信纸上，结算下来，他共欠人家一万七千多卢布。为了计算方便起见，他把零头去掉。他数了数现款和银行存款，发现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而在新年以前不会再有什么收入了。伏伦斯基重新算了一下债务，把它分成三类抄下来。第一类是必须立刻偿还的，或者说必须准备好现款，以便债主来讨时随时都能偿付的。这样的债务将近四千卢布：一千五百卢布是买马的欠款，两千五百卢布是他要为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付的保证金，因为维涅夫斯基当着伏伦斯基的面赌钱输给了一个骗子。伏伦斯基当场就想把钱付清（他当时身边有钱），可是维涅夫斯基和雅希文都坚持由他们自己付，而不应该让没有赌钱的伏伦斯基付。这事本来也无所谓，伏伦斯基知道，他卷入这桩丑事只不过因为替维涅夫斯基做了口头保证，但他一定得准备好这两千五百卢布，以便掷给那个骗子，不再同他多费口舌。为了偿付这一类迫切的债务，他需要四千卢布。第二类是比较次要的债务，共计八千卢布。主要是欠赛马场马房、燕麦和干草供应商、英国马师和马具商等人的债务。在这些债务名下也须先付那么两千卢布，才可以定心。最后一类债务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这些倒不用忧虑。这样，他目前至少需要六千卢布来开销，可是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像伏伦斯基那样被认为每年有十万卢布进款的人来说，偿付这些债务似乎不成问题，但困难在于，他根本没有十万卢布收入。他父亲留下大宗遗产，单是这一项每年就可有二十万卢布收入，但兄弟之间还没有分过财产。他的哥哥同没有任何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华丽雅·契尔科娃公爵小姐结婚，背了一身债。阿历克赛几乎把父亲遗产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哥哥，只给自己留下每年两万五千卢布。阿历克赛当时对哥哥说，在他结婚以前，这些钱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不会结婚。他的哥哥正统率一个最豪华的团，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予。他的母亲也有一份产业，除了上述两万五千卢布以外，每年又给阿历克赛两万卢布，但总是被阿历克赛花个精光。最近，母亲因他的不正当关系和离开莫斯科同他吵过嘴，不再寄钱给他。这样一来，过惯每年开销四万五千卢布生活的伏伦斯基，今年只有两万五千收入，境况自然就很困难了。他又不能向母亲要钱。他昨天收到母亲的一封信，特别生气，因为信中暗示，她愿意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取得成功，但不愿支持他过有失上流社会面子的生活。母亲想用金钱来收买他的企图，深深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然而，他又不能收回他已出口的慷慨诺言，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可能出什么事，觉得当时的诺言未免太轻率了，他这个没有成家的人也可能需要十万卢布的收入。但收回诺言是不可能的。他只要一想到嫂子，想到这位亲切可爱的华丽雅一有机会就要提到他的慷慨，说尽好话，他就明白要收回那项赠予是不应该的。这就同殴打妇女、偷窃或者说谎一样不应该。只剩下一个办法，伏伦斯基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了：向高利贷者借一万卢布（这是没有困难的），节约开支，再卖掉几匹跑马。他一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立刻写信给再三要向他买马的罗兰达卡。然后他差人去请英国骑师和高利贷者来，又照账单分配好他手头所有的钱。做完这些事，他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母亲。接着又从皮夹子里取出安娜的三张条子，重读一遍，把它们都烧掉了。他又想到昨天同她的谈话，便沉思起来。

二十

伏伦斯基的生活特别幸福，因为他有一套原则，明确规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套原则包括的范围虽然有限，却是不容怀疑的。伏伦斯基从不越出这个范围，遇到他该做的事，他从来不犹豫不决。这套原则明确规定：欠职业赌棍的赌债必须还清，但欠裁缝的工钱可以不付；对男人不能撒谎，但对女人可以瞎说；不可以欺骗人家，但可以欺骗丈夫；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但可以侮辱人家，等等。这种种规则也许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但它们是不容怀疑的。伏伦斯基遵守这些原则，感到心安理得，可以在人前昂首阔步。直到最近，一涉及他同安娜的关系，他才开始觉得他的原则并非处处适用，将来还会出现一些找不到指导方针的困难和疑问。

他现在同安娜和她丈夫的关系，他觉得是简单明了的。在指导他行动的原则里，对这个关系有明确的规定。

她是一个正派女人，把爱情献给了他。他也爱她，因此在他看来，她应该获得与合法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要他用言语，用暗示去侮辱她，或者仅仅不向她表示一个女人应得的尊敬，那是宁可砍掉自己的手也不干的。

他对社会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这件事大家可能知道，可能怀疑，但谁也不应该把它说出口来。要不然他会想办法叫那个饶舌的人闭嘴，并且尊重他心爱的女人虚假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就更明白不过了。自从安娜爱上伏伦斯基以来，他就认为他对她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这人的处境无疑很可怜，但有什么办法呢？丈夫的唯一权利就是要求决斗，而这一着伏伦斯基在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了。

但是最近，在他和她之间出现了新的不可告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捉摸不定，使伏伦斯基害怕。昨天她刚向他宣布她怀孕了。他觉得这个消息和她对他的期待完全超越了指导他生活的那套原则。他确实感到惊惶失措了。在她向他宣布她怀孕的最初一刹那，他内心提醒他，要她抛下丈夫。他当时说了这话，但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不要那样做的好。同时，他心里一想到又觉得害怕——那样做恐怕不好吧？

“既然我叫她抛下丈夫，这就是说同我结合。我有那样的准备吗？现在我没有钱，叫我怎么把她带走呢？就算可以想办法……但我现在在服兵役，怎么能把她带走呢？不过，既然我这样说了，就得这样做，也就是得想办法筹款和退伍。”

他沉思起来。退不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蔽而重要的生活趣味上来。

他从小就向往功名。这种向往，他自己并不承认，却十分强烈，以致这种欲望现在同他的爱情发生了冲突。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最初几步是成功的，可是两年前他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想表示他这人独立不羁，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步步升级，竟谢绝了人家向他提供的职位，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更高的声誉。可是事实证明，他太自信了，人家从此不再过问他的事。他无可奈何，只得硬充好汉，装得落落大方，仿佛他不生任何人的气，也没有丝毫委屈情绪，只求人家不去干涉他的事，因为他很快乐自在。其实他去年去了一次莫斯科以后，心里就不快活了。他觉得做一个无所不能并且无求于人的人，已没有什么了不起，许多人开始觉得他毫无作为，只是个正直善良的小子罢了。他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倒给他增添了新的光彩，使折磨他的功名心得以暂时平息，可是一星期前它又在他身上觉醒了。跟他同样出身、同一圈子里的童年朋友，又是中等武备学校同届毕业生谢普霍夫斯科依，在学业和体操上，在惹是生非和追求功名上，一向都是他的劲敌，最近从中亚细亚回来。他在那边连升两级，获得了青年将军难得到手的奖章。

他一到彼得堡，大家就把他当作初露光芒的一级明星，议论纷纷。他和伏伦斯基又是同学，又是同年，却已当了将军，并且可能获得一个左右政局的要职。伏伦斯基呢，虽然独立不羁，风头很健，并且得到一个绝色女人的爱情，但毕竟只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当然，我并不羡慕也不能羡慕谢普霍夫斯科依，但他的升级提醒我，只要时机成熟，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可以很快飞黄腾达的。三年前他的地位还跟我一样。我要是退伍，就会葬送自己的前途。留在军队里，就什么也不会丧失。她自己说过，她不愿改变现状。不过，既然我有了她的爱情，就不应该羡慕谢普霍夫斯科依。”他拈着小胡子，慢慢地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眼睛更加闪闪发亮。他觉得心情平静、愉快，这是每当他明确了自己的处境之后所常有的。一切都清楚明了，就像每次处理财务以后那样。他修了面，穿上衣服，洗了个冷水澡，出去了。

二十一

“我是来接你的。你今天处理了半天，”彼特利茨基说，“还没有处理完吗？”

“处理完了。”伏伦斯基回答，眼睛里露出笑意，小心翼翼地拈着胡子尖，仿佛把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以后，任何粗鲁的动作都会把它破坏似的。

“你每次处理完事情就像洗过澡一样。”彼特利茨基说，“我从格里茨基（他们那么称呼团长）那儿来，大家都在等你。”

伏伦斯基没有回答，他眼睛看着伙伴，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噢，这音乐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吗？”他留神听着传到他耳朵里的熟悉的管乐器的低音以及波尔卡和华尔兹的乐曲，说，“他们在庆祝什么呀？”

“谢普霍夫斯科依回来了。”

“啊！”伏伦斯基说，“我还不知道呢。”

他的眼睛笑得更亮了。

既然伏伦斯基确信爱情就是他的幸福，情愿为恋爱牺牲功名，至少认为自己已经抱定这样的宗旨，他也就不妒忌谢普霍夫斯科依，也不因为他回到团里不先来看他而生气。谢普霍夫斯科依是他的好朋友，这次回来他自然高兴。

“嘿，我太高兴啦！”

团长杰明占用了地主的一座大房子。宾主全部聚集在楼下宽敞的阳台上。在院子里，首先投入伏伦斯基眼帘的是一批站在大酒桶旁边、穿直领制服的歌手，以及被军官们簇拥着的团长强壮快乐的身子。团长走到阳台的第一级上，对站在一旁的兵士做着手势，大声吩咐着什么，声音压倒正在演奏奥芬巴赫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几名兵士、一个骑兵司务长和几个下士同伏伦斯基一起走到阳台旁边。团长回到桌子旁，拿了一杯酒，又走到台阶上，举杯祝酒说：“为我们的老同事和勇敢的将军谢普霍夫斯科依公爵的健康干杯。乌拉！”

紧接着团长之后，谢普霍夫斯科依手里拿着酒杯，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你越活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直立在他面前的司务长说。那个司务长已在服第二期兵役，但仍两颊红润，样子很年轻。

伏伦斯基三年没有看见谢普霍夫斯科依了。谢普霍夫斯科依蓄了络腮胡子，显得老成，但风采不减当年。他的相貌和风姿与其说是英俊动人，不如说是温文尔雅。伏伦斯基在他脸上看出的唯一变化，就是焕发着那种一帆风顺而又受到普遍尊重的人所常有的镇定自若的容光。伏伦斯基熟悉这种容光，因此立刻就在谢普霍夫斯科依身上察觉了。

谢普霍夫斯科依从台阶上下来，看见伏伦斯基。快乐的微笑使他更加容光焕发了。他向伏伦斯基抬抬头，远远地举起酒杯向他致意，同时用这个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应酬一下司务长。那位司务长已经伸长脖子，噘起嘴唇等待着接吻。

“啊，他来了！”团长叫起来，“雅希文还对我说你心情不好呢。”

谢普霍夫斯科依吻了吻英俊的司务长湿润娇嫩的嘴唇，又用手帕擦了擦嘴，走到伏伦斯基跟前。

“嘿，我太高兴啦！”他说，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招待他一下！”团长指着伏伦斯基，大声吩咐雅希文。接着就走到兵士们站着的地方。

“你昨天为什么没去赛马场？我还以为可以在那边看见你呢！”伏伦斯基打量着谢普霍夫斯科依说。

“我去是去的，可是迟到了。真该死！”谢普霍夫斯科依回答，接着对副官说：“请您替我平分给大家吧！”

于是他涨红了脸，匆匆地从皮夹子里掏出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

“伏伦斯基！要吃点东西还是喝点酒？”雅希文问。“喂，拿点东西来给伯爵吃！先喝了这个吧！”

团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好久。

酒喝了很多。大家把谢普霍夫斯科依抬起来摇荡和抛掷了好一阵。接着又抬起团长来摇荡。然后团长亲自同彼特利茨基一起在歌手们面前跳起舞来。后来团长有点累了，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向雅希文证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进攻这方面。宴会暂时停了一下。谢普霍夫斯科依走进屋子，到盥洗室去洗手，却在里面看见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正在用水冲头。他脱下制服，把汗毛很多的红色脖子伸到龙头底下，用手洗着脖子和头。伏伦斯基洗完了，在谢普霍夫斯科依旁边坐下来。两人坐在长沙发上，展开了一场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谈话。

“我从妻子那儿经常听到你的消息。”谢普霍夫斯科依说，“你常常看到她，我很高兴。”

“她同华丽雅很好。她们是我在彼得堡高兴会见的仅有的几位妇女。”伏伦斯基笑着回答。他预见到了他们谈话的题目，他对这题目很感兴趣。

“仅有的几位吗？”谢普霍夫斯科依微笑着问。

“我也知道你的情况，可不光是通过你的夫人。”伏伦斯基说，脸上露出严肃的神气来制止这样的暗示，“我为你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原希望你取得更大的成功呢。”

谢普霍夫斯科依微微一笑。伏伦斯基这种评语他听了显然很高兴，而且他认为无需掩饰这种心情。

“我呢，正好相反，老实说，我原来还不敢指望这么多。不过我是高兴的，十分高兴。我爱好功名，这是我的弱点，我承认。”

“如果你没有取得成就，你也许就不会承认了。”伏伦斯基说。

“那也不见得。”谢普霍夫斯科依又笑着说，“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成就就活不成，但那太无聊了。当然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觉得我干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行当还是有些才能的，而且不论什么权力落到我手里，总要比落到我认识的一些人手里好些，”谢普霍夫斯科依得意扬扬地说，“因此我掌的权越大，就越是高兴。”

“这情况对你也许是这样，但不见得对别人都如此。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认为不值得光为这个而活着。”伏伦斯基说。

“对啦！对啦！”谢普霍夫斯科依笑着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听到了你的情况，听到你拒绝了……当然，我是赞成你的行为的。不过，干什么事都有一定的方法。我认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好的，可是你的做法不对头。”

“既然做了也就算了。你知道我这人做事从不后悔。再说我现在也很不错。”

“很不错，这是暂时的。你不会就这样满足的。我对你哥哥就不说这种话了。他是个好小子，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哦，他来了！”他又说，同时倾听着“乌拉”的叫喊声，“他很快活，可是你不会就此满足的。”

“我没有说就此满足了。”

“不仅如此，像你这样的人是很需要的。”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统统都会完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指别尔特涅夫那个反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吗？”

“不！”谢普霍夫斯科依因为人家怀疑他这样荒谬而气得皱起眉头，说，“这都是胡诌。这样的胡诌是永远避免不了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但搞阴谋的人总要捏造出一个有害的危险政党来。这是他们的惯伎。现在需要一个像你我这样独立自主的人组成的强大政党。”

“这是为什么呀？”伏伦斯基说出几个当权者的名字。“为什么他们不能算是独立自主的人呢？”

“因为他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没有高贵的门第，不像我们这样生下来就接近太阳。他们会被金钱或者恩惠收买。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想出一套理论来。他们宣扬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很有害的理论，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官邸和俸禄。你看看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过如此。也许我不如他们，我比他们愚蠢，虽然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就不如他们。不过，至少有一点我们比他们强得多，就是我们不容易被收买。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

伏伦斯基用心听着，但吸引他注意的与其说是谢普霍夫斯科依的话，不如说是他对事业的态度。谢普霍夫斯科依已经在考虑同当权者斗争，并且有他的爱憎，可是他自己在公务上的兴趣，却只限于骑兵连。伏伦斯基也明白，谢普霍夫斯科依思考问题、理解事情的突出能力，他的聪明和口才在他所生活的圈子里是少见的。伏伦斯基在这方面妒忌他，虽然觉得这是可耻的。

“这方面我毕竟缺少一样重要的东西，”他回答，“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以前有过兴趣，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你这可不是真心话。”谢普霍夫斯科依笑嘻嘻地说。

“不，是真心话，是真心话！……现在是这样。”伏伦斯基为了表示真诚，加上说。

“是的，现在是真心话，这可是另一回事了；但这个现在不是永久的。”

“也许是的。”伏伦斯基回答。

“你说，也许！”谢普霍夫斯科依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继续说，“但我要对你说必定。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想看到你。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一点我明白，但你不应当固执。我只要求你给我行动自由。我并不要庇护你……其实我为什么不能庇护你呢？你庇护过我多少次了！我希望我们的友谊重于一切。是的，”他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微笑着对他说，“你给我行动自由，退出你的团，我再悄悄地提拔你。”

“但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伏伦斯基说，“但求一切保持原状。”

谢普霍夫斯科依立起身来，面对他站着说：

“你说但求一切保持原状。我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但你听我说：我们的年纪相同，也许你认识的女人比我多。”谢普霍夫斯科依的微笑和姿势表示，伏伦斯基不用害怕，他会小心翼翼地轻轻接触他的痛处的。“但是我结过婚了，你可以相信我。正像谁说过的那样，你只要了解一个你所爱的妻子，你就比认识几千个女人更了解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伏伦斯基对那个向屋子里张了一眼并请他们到团长那儿去的军官大声说。

伏伦斯基此刻很想听下去，想知道谢普霍夫斯科依还要对他说些什么。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女人——这是男子事业上的一大绊脚石。爱上一个女人，又要做一番事业，这很难。既要避免障碍又要随心所欲地爱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怎么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呢？”爱好打比喻的谢普霍夫斯科依说，“等一等，等一等，有了，这好比背上有包袱，却要腾出双手来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包袱绑在背上。这就是结婚。我结了婚，就有这样的体会。我的双手一下子腾出来了。但要是不结婚而背着这样的包袱，你的一双手就腾不出来，你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你看看马桑科夫，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因为女人而毁了前程。”

“那是什么样的女人！”伏伦斯基想到同这两个人搞上关系的法国女人和女演员，说。

“女人的社会地位越巩固，情况就越糟。好比你不光是用双手背着包袱，而是先要从别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伏伦斯基低声说，眼睛瞪着前方，心里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再说：女人总是比男人更讲究物质。我们把恋爱看得很伟大，她们却总是很实际。”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他对进来的跟班说。其实跟班并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样来请他们去。跟班交给伏伦斯基一封信。

“是仆人从培特西公爵夫人那儿给您带来的。”

伏伦斯基拆开信，脸刷地红了。

“我有点头痛，我要回家了。”他对谢普霍夫斯科依说。

“哦，那么再见了。你给我行动自由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会在彼得堡找到你的。”

二十二

已经五点多钟了，为了能及时赶到那里，并且不用大家都认识的马，伏伦斯基坐上雅希文的出租马车，吩咐车夫拼命快跑。这辆四座老式马车很宽敞。他坐在角落里，两腿搁到前座上，沉思起来。

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的财务已处理好了，模模糊糊地回想到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的友谊，还夸奖他是个有用的人才，还有最重要的事——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都溶合成生活的全部欢乐。这种心情是那么强烈，他不由得笑了。他放下两腿，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用手抱住，又摸摸昨天从马上掉下来摔坏的富有弹性的小腿。接着身子向后一仰，深深地舒了几口气。

“好哇，真好哇！”他自言自语。以前他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可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珍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身体。他那强壮的腿稍微有点疼痛，他觉得很愉快；他深呼吸时胸部肌肉抽动，他也觉得很愉快。这晴朗而带点凉意的八月天气，使安娜感到心灰意冷，却使他觉得精神振奋，连刚才用水冲洗过的脸和脖子也感到爽快。在这户外的新鲜空气里，他觉得小胡子上搽过的润发油香得特别舒服。他从马车窗口望见的一切，在带有凉意的澄澈空气里的一切，在淡淡的夕阳下都显得像他一样健康、愉快和精神。在落日的余晖里闪耀着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清楚轮廓，偶尔出现的行人和马车，一片宁静碧绿的树木和青草，种着马铃薯的畦沟整齐的田野，以及房屋、树木、灌木和马铃薯畦投下的斜影，一切都很美，就像一幅刚画好、上过光的风景画。

“快一点，快一点！”他把头伸到窗外，对马车夫说。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塞到回过头来的马车夫手里。马车夫的手在车灯旁边摸索了一下，于是响起了呼呼的扬鞭声，马车就在平坦的大路上飞驰起来。

“除了这幸福，我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他眼睛盯着车窗之间的骨制铃钮，回忆着最近一次看到的安娜的模样，心里想。“我越来越爱她了。哦，傅列达官邸别墅的花园到了。她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她怎么样？为什么她要约我在这里见面？为什么她要在培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直到现在才考虑这问题，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马车还没有驶进林荫道，他就命车夫停车。接着不等车停住，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来，走进通房子的林荫道。林荫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可是他向右边看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她。她脸上遮着面纱，但他神魂颠倒地用目光捉住她那独特的步态、倾斜的肩膀和头部的姿势，他的全身立刻像通过了一股电流。他又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两腿富有弹性的动作，直到肺部的呼吸。他的嘴唇微微哆嗦起来。

她走到他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吧？我非找到你不可。”她说。他透过面纱看见她紧闭嘴唇的严肃神气，心情立刻变了。

“我，我会生气！你怎么来的，要到哪儿去？”

“这没关系，”她说，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来吧，我要跟你谈谈。”他明白出了什么事，这不是一次欢乐的幽会。他在她面前不知所措；他还不知道她惊慌的原因，却感到这种情绪已经不知不觉传染给了他。

“什么事？什么事？”他问，用臂肘夹紧她的手臂，努力想从她的脸色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竭力振作起精神来，接着忽然站住了。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急促地喘着气，开始说，“我同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回家，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我说我不能再做他的妻子……我什么都说了。”

他听着她说，不由得整个身子都向她倾侧过去，仿佛这样可以减轻她处境的痛苦。但她刚说了这几句话，他立刻就挺直身子，脸上露出高傲和严厉的神气。

“是的，是的，这样更好些，好上一千倍！我明白这在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她并没有听他的话，她琢磨着他脸上的表情。她看不出他心中首先出现的念头：如今一场决斗无法避免了。其实她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他脸上刹那间的严厉神气，做了别的解释。

她接到丈夫的信以后，心里明白一切都会照旧不变，她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状况，抛弃儿子，同情人结合在一起。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家里过了一个早晨，更加强了这种想法。但这次约会对她来说还是极其重要的。她希望这次约会将改变他们的处境，将会拯救她。假如他听到这消息，果断地、热情地、毫不迟疑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走！”她会抛下儿子，跟他一起跑掉的。可是这消息并没在他身上激起她所预期的变化，他只是好像受到了什么侮辱。

“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这是必然的事，”她恼怒地说，“你看……”她从手套里拉出丈夫的信。

“我明白，我明白！”他接过信，打断她的话说，但没有看信，竭力安慰她，“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打破这种局面，为你的幸福献出我的一生。”

“你对我说这话做什么？”她说，“这一层难道我还会怀疑吗？要是我怀疑……”

“谁来了？”伏伦斯基突然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女人说，“万一她们认识我们呢，”他慌忙拉住她，拐到旁边一条小路上。

“唉，我不在乎！”她说。她的嘴唇哆嗦起来。他觉得，她的眼睛带着异样的愤恨从面纱底下看着他。“我说问题不在这儿，这一层我不会怀疑的；可是他写信给我说些什么，你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又像最初一刹那听到她同丈夫决裂的消息时那样，伏伦斯基一面看信，一面不知不觉又想到他同那个被侮辱的丈夫之间的关系。现在，他手里拿着他的信，不由得想象着早晚总会收到的挑战书，想象着决斗的场面，那时他将像现在一样脸上露出冷淡而高傲的神气，向空中开一枪，然后面对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这当儿，他的头脑里又闪过了刚才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的想法——最好不要使自己受到束缚，但他知道这想法是不能告诉她的。

他一面看信，一面抬起眼睛来看她。他的眼神里没有果断的表情。她立刻看出，这件事他早就想过了。她知道，不论他对她说什么，他都不会把他的全部想法告诉她。她明白，她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这不是她所期待的局面。

“你看他算是一种什么人，”她颤声说，“他……”

“请你不要见怪，这样我倒觉得很高兴。”伏伦斯基打断她的话，“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把话说完，”他继续说，眼神要求她让他说明他的意思，“我很高兴，因为事情不可能，决不可能像他所想的那样维持原状。”

“为什么不可能啊？”安娜噙着眼泪说，显然已不再重视他说的话了。她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定了。

伏伦斯基本来想说，只要举行一场他认为无法避免的决斗，这种局面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但他说了别的话。

“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困惑，脸也红了，“你能允许我来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刚开始说。

她不让他把话说完。

“那么儿子呢？”她叫道，“你看到他信上的话吗？他要把他留下，我可不能也不愿这样办。”

“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究竟怎么好呢？把儿子留下还是继续过这种屈辱的生活？”

“谁过屈辱的生活？”

“所有的人，尤其是你自己。”

“你说屈辱的……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她颤声说。她现在不要听他的假话。她心中只剩下他的爱情，她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那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对我来说天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爱情。只要有了它，我就觉得自己很高尚，很坚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屈辱的。我以我的处境自豪，因为……我自豪的是……自豪的是……”她说不出她自豪的是什么。羞耻和绝望的眼泪把她哽住了。她停住脚步，放声痛哭起来。

他也感到喉咙里有一样东西哽住，他的鼻子发酸，生平第一次觉得想哭。他说不出究竟什么事使他这么感动，他可怜她，但他觉得又无法帮助她，并且知道他是造成她不幸的原因，他做了错事。

“难道不能离婚吗？”他有气无力地问。她摇摇头，没有回答。“难道不能带着儿子离开他吗？”

“是啊，但这一切要由他决定。现在我得到他那里去了。”她冷冷地说。她认为，一切都将维持原状的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礼拜二我就要回彼得堡，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这事我们不要再谈了。”

安娜打发到傅列达花园门口来接她的马车已经到了。安娜同他告了别，乘车回家。

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卡列宁走进会议厅，照例同主席和委员们一一问好，这才一手按住给他准备好的文件，在他的座位上坐下来。在这些文件中有他所需要的材料和他准备做的声明提纲。其实他并不需要材料。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无需背诵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政敌徒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时，他的演说就会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更出色。他觉得他的演说内容是那么重要，句句话都意味深长。不过，在听例行报告时，他也会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瞧着他那筋脉毕露的白手，那么斯文地用长长的手指抚摸着面前白纸的两边，瞧着他那露出倦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谁也不会想到马上就会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吐出一些话来，引起轩然大波，促使委员们叫嚣和对骂，弄得主席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等报告一结束，卡列宁就用平静而尖细的嗓子宣布，关于处理非俄罗斯人的问题，他也有些意见要发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卡列宁咳清喉咙，眼睛不看他的政敌，但像平时发言一样，选定坐在他面前的第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里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小老头——作为视线的对象，开始叙述他的意见。当他谈到实质性问题时，他的政敌就跳起来反驳。这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斯特列莫夫也被触怒，和他辩论起来。于是会议上就发生了一场风波，但卡列宁胜利了，他的建议通过了。成立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一定的圈子里都在纷纷谈论这次会议。卡列宁的成功甚至超过他的预料。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卡列宁醒来以后得意扬扬地想到昨天的胜利。当办公室主任想讨好他，把听到的有关委员会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想装得若无其事，但还是忍不住微微笑了笑。

卡列宁同办公室主任一起研究公务，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规定安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仆人走来向他报告她来到时，他感到惊讶和不快。

安娜一早就到达彼得堡。根据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卡列宁不会不知道她的来到。但她到家的时候，他没有出来迎接她。仆人告诉她他还没有出门，正在同办公室主任谈公事。她吩咐仆人告诉丈夫她已经来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一面动手解开行李，一面等他进来。可是过了一小时还不见他来。她借口安排家务走到餐室，故意大声说话，希望他会过来，可是他没有来，虽然她听见他把办公室主任送到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上班，她很想在他出去以前看到他，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明确下来。

她在大厅里来回走了一会儿，断然向他那里走去。她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穿着一身文官制服，显然就要出门，但他坐在小桌子旁边，双臂搁在桌上，眼睛无精打采地瞪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他。她看出他在想她的事。

他一看见她，想站起来，但又改了主意，接着他的脸刷地红了，这是她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他迅速地站起来，迎着她走来，没有看她的眼睛，却朝上看看她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拉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很高兴。”他在她旁边坐下，说。他显然还想说些什么，嗫嚅了一下。他几次想开口，可是说不出来……她原来想好这次见面要奚落他责备他，但现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而且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了好一阵。“谢辽查身体好吗？”他问，但不等回答又继续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午饭，我现在就要走了。”

“我要到莫斯科去。”她说。

“不，您回来了，这很好，很好！”他说了一句，又停住了。

看到他没有力量开口，她就先开口了。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盯住她头发的执拗目光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和那天对您说的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作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个，”他突然坚决而愤恨地直盯住她的眼睛说，“我料到会这样。”在愤怒之下，他显然又恢复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不过，正像我上次对您说过，又在信里写了的那样，”他声音尖锐地说，“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需要知道这个。这事我不加过问。做妻子的并非个个都像您这样贤惠，会这么急急忙忙地把如此愉快的消息告诉做丈夫的。”他特别强调“愉快的”三个字。“在社会上没有知道这事以前，在我的名誉没有受到损害以前，我对这事可以不加过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应该维持原状，只有在您自己毁坏自己的名誉的情况下，我才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我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原状。”安娜怯生生地说，恐惧地瞧着他。

她又看见他那种镇定自若的姿态，那种像小孩子一样尖的嘲弄声音，她对他的嫌恶又压倒了对他的怜悯，她只感到害怕，但无论如何她要明确她的地位。

“我不能再做您的妻子了，既然我……”她刚刚开口。

他恶毒而阴冷地笑了起来。

“准是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您的思想。我既很尊敬您，又很轻视您……我尊敬您的过去，我轻视您的现在……您对我的话的理解离开我的原意很远。”

安娜叹了一口气，垂下头来。

“不过，我不能理解，像您这样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情绪激动地说下去，“竟会对丈夫坦率说出自己的不贞，却不觉得这有什么不体面，仿佛您认为妻子忠于丈夫倒是不体面似的。”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么样？”

“我要我不至于在这里遇见那个人，要您的行为不至于使社会和仆人对您有闲话……要您不再同他见面。这看来不算过分吧。这样您就可以享受一个规矩妻子的权利，而不履行一个规矩妻子的义务。我要对您说的就是这一些。现在我得走了。我不回家吃饭。”

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躺在草堆上过的一夜，并不是虚度的。他经营的农业使他产生反感，已经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致了。尽管是丰收的年景，但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挫折，他同农民之间发生这么多争执，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至少他觉得从来没有过。发生这些挫折和争执的原因，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他在工作中所尝到的乐趣，他通过劳动同农民的接近，他对他们、对他们生活的羡慕，他想过那种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那天夜里对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详细办法他都考虑过了——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他对自己所经营的农业的看法，使他再也没有原来那样的兴致了。而且，他也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个事业的基础的他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关系。一群像巴瓦一样的良种母牛，全部耕过的肥沃土地，九块用灌木围住的平坦耕地，九十亩施过基肥的田地，几架条播机，等等——这一切都很优越，如果这些活儿是他自己或者他和同情他的人一起干的。可是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他正在写一部有关农业的书，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他是很有帮助的），他所经营的农业只是一场他同劳动者之间的残酷而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他那方面，自始至终要求努力把农活做得尽善尽美，而另外那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在这场斗争中他还看到，他这方面是竭尽努力，而那一方面却是毫不出力，甚至毫无要求，结果工作做得对谁都没有好处，只白白糟蹋了很好的农具、很好的牲口和土地。最糟糕的是，不仅完全浪费了花在这方面的精力，而且现在，当他明白了这工作的意义以后，他不能不感觉到，他花费这些精力的目的也是毫无价值的。说实在的，他们之间在斗些什么呢？他竭力争取每一个小钱（他不得不争取，因为只要稍稍放松，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来偿付劳动者的工资），他们却坚持工作要轻松愉快，也就是像他们所习惯的那样。从他的利益出发，每个劳动者应该尽量多干活，应该经常留心，不要损坏播种机、马拉耙、打谷机，应该经常想到他在干什么；可是劳动者却希望工作尽可能轻松愉快些，多休息休息，尤其要紧的是要无忧无虑，不动脑筋。今年夏天，列文到处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挑定了长满野草和艾蒿的坏田，叫人在那里割苜蓿做干草，可他们总是割那些留种的好苜蓿田，借口是管家叫他们割的，还安慰他说，干草一定很出色，但他知道，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这些田割起来省力些。他派了一架翻草机去翻草，可是没有翻动几排草就坏了，因为农民坐在驭座上，看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挥动，觉得气闷，没有管好。他们对他说：“老爷，您不用操心，婆娘们马上就会把它翻好的。”几架犁都损坏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头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把犁头升起来。这样既折磨马匹，又毁坏田地，可是他们还叫列文不用担心。马随意闯进小麦田，因为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当守夜人。农民们违反列文的吩咐，还是轮流值夜，结果凡卡在白天干了一天活以后，在值夜时睡着了。他表示悔恨说：“随您怎么处分好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胀死了，因为把它们放到再生的苜蓿田里，又不给它们水喝。他们还怎么也不相信，小牛是吃苜蓿吃得太多胀死的，还说什么有个邻居三天之内就倒毙了一百十二头牲口。这种种事故的发生，并非因为有谁对列文或者他的农场怀恨在心；正好相反，他知道大家都很爱戴他，认为他这个老爷没有架子（这是最高的颂扬）。至于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故，只因为他们希望干活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他的利益，他们不但不关心，不理解，而且肯定同他们最公正的利益相对立。列文早就不满于自己对待农业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船漏水，但他并没有去找寻漏洞，也许是故意欺骗自己吧。如今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不仅不能吸引他，而且使他觉得厌恶。他再也干不下去了。

再说，吉娣现在离开他只有三十里，他想看到她，但又看不到。当他在她家的时候，陶丽曾经请他再去，去向她重新求婚。她还向他暗示，妹妹现在会接受他的求婚的。列文自从再次看见吉娣以后，自己觉得还是爱她的，但他不能到奥勃朗斯基家去，因为知道她在那里。他向她求婚而遭到拒绝，这件事就成了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能因为她不能成为她所爱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这种想法使他对她变得冷淡和充满敌意了。“如今我同她说话不能不带责备的语气，看见她不能没有气，她也只会更加恨我，这是一定的。再说，在陶丽对我说了这番话以后，我怎么能再上她们家去呢？难道我能装作不知道她告诉我的情况吗？我去就要装得宽宏大量，原谅她，饶恕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爱情恩赐给她的角色！……陶丽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番话呢？我要是在无意中看见她，一切就很自然，可是现在已经办不到了，办不到了！”

陶丽给他送来一封信，要他借一副女式马鞍给吉娣。“我听说您有马鞍，”她在信里写道，“我希望您亲自把它带来。”

这可实在使他忍无可忍了。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这样贬低自己的妹妹！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掉了，最后就不附回信，派人把马鞍送去。写信说他会去，那不行，因为他不能去；写信说他不能去，因为有事没工夫或者要出门去，那就更糟。他把马鞍送去不写回信，又觉得做了一件丢脸的事。第二天，他把感到厌烦的农事交托给管家，自己动身到遥远的苏罗夫斯基县去拜访他的朋友史维亚日斯基。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附近有一些大鹬繁殖的沼泽，他不久前写信给列文，要他履行很早答应的到他家小住的诺言。苏罗夫斯基县大鹬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列文了，但他因为农忙一再延期没去。现在他很高兴远远离开谢尔巴茨基家，尤其是摆脱他的农活去打猎，因为在他心里烦恼的时候，打猎是最好的消遣。

二十五

到苏罗夫斯基县去既没有铁路，也没有驿车。列文就乘自备的老式四轮马车前去。

半路上，他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停下来喂马。一个红光满面的秃头老农，留着宽阔的两颊上已发白的红棕色大胡子，出来开门。他靠在门框上，让这辆四轮马车驶进去。老头儿给车夫指指屋檐下一个座位，又请列文走进正房。新修的宽大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摆着几具烧焦的木犁。一个服装整洁的少妇，赤脚穿着套鞋，弯着腰，正在擦新盖的门廊里的地板。她被列文后面的猎狗吓了一跳，叫了起来，但后来知道这狗不会咬人，又立刻对自己的恐惧笑起来。她用光胳膊指指正房的门，又弯下腰，藏起她那美丽的脸，继续洗地板。

“您要茶炉子吗？”她问。

“好，麻烦你了。”

正房很大，里面有一个荷兰式火炉，还有隔板。圣像底下摆着一张描花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门旁有一个食器柜。百叶窗关着，苍蝇很少，屋子里那么洁净，使列文担心那一路上跑来、又在水潭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把地板弄脏，便强迫它留在门边的角落里。列文观察了一下正房，就走到后院去了。一个漂亮的少妇脚上穿着套鞋，摇晃着一担空水桶，跑在他前头，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点儿！”老头儿快乐地对她叫道，接着走到列文跟前。“啊，老爷，您是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的吧？那位老爷也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双臂靠在栏杆上，兴致勃勃地同列文攀谈起来。

老头儿正在讲他同史维亚日斯基的交情，大门轧轧地响了，在田里干活的人拉着犁和耙走进院子里。套着犁和耙的马匹很高大，皮毛很光泽。干活的显然都是家里人：两个小伙子穿着花布衬衫，戴着便帽；另外两个是雇工，一个年老，一个年轻，都穿着麻布衬衫。老头儿走下台阶，动手解马。

“他们在耕什么地？”列文问。

“耕马铃薯地。我们也算租了一小块地。费多特，你不要把骟马放出去，把它牵到食槽那儿，我套别的马。”

“哦，爸爸，我要的犁铧拿来了吗？”体格魁梧的小伙子问。他显然是老头儿的儿子。

“在……在门廊里，”老头儿把解下的缰绳绕了几圈扔在地上，回答，“趁他们在吃饭，你把它装好。”

相貌漂亮的少妇挑着满满一担水走进门廊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来了几个女人：有年轻美貌的，有中年的，有年老难看的，有的带着孩子，有的不带孩子。

茶炉子的烟囱咝咝地响了。干活的人和家里人安顿好马匹，坐下来吃饭。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请老头儿一起喝茶。

“啊，我们喝过了，”那老农说，可是他显然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现在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打听到这个老农的全部家史。十年前，老头儿向一个女地主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把这些地买了下来，又向邻近一个地主买了三百亩。他把一小部分最坏的地租给人家，自己一家人和两名雇工种了四十亩光景。老农诉苦说他的情况不好。但列文懂得，老头儿诉苦完全是客套，其实他的农场很兴旺。要是境况不好的话，他也不会以每亩一百零五卢布的价钱买进土地，也不会给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娶媳妇，也不会在火灾以后两次盖房子，而且越盖越好了。老头儿嘴里尽管诉苦，但看得出他为自己的富裕，为他的儿子、侄儿、儿媳妇、马匹、母牛，特别是为他所经营的整个农场，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从老农的谈话中列文知道，他还采用了一系列新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列文坐车经过时就看到他种的马铃薯已经开过花，在结实了，而他列文的马铃薯才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犁耕马铃薯地。他种小麦。老头儿筛黑麦，把筛下来的麦屑喂马。这件小事使列文特别钦佩。列文自己有多少次看到这种好饲料被糟蹋，总想把它收拾拢来，但总是办不到。这一点这个老农做到了，列文对他大为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吗？她们把它装起来放在大路上，大车来了就运走。”

“唉，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列文递给他一杯茶说。

“谢谢！”老头儿接过茶杯，回答，但指指他吃剩的一块糖，谢绝在茶里放糖。“同雇工怎么搞得好呢？”他说，“只会搞得你破产。就拿史维亚日斯基家来说吧。我们知道他家的土地黑得像鸦片，可是收成没有什么好称赞的。就因为照顾得不好嘛！”

“你种田不是也雇工吗？”

“我们干的是庄稼活儿。我们什么事情都自己动手。雇工不好，可以走，我们就自己来。”

“爸爸，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一回事，老爷！”老头儿站起来说。他画了好一阵十字，向列文道了谢，走出去了。

列文走到下房去叫车夫，看见全家的男人都围着桌子吃饭。婆娘们站在旁边侍候。年轻力壮的儿子嘴里满口麦粥，正在讲着什么笑话。大家都哈哈大笑，特别是那个穿套鞋的少妇，一边把菜汤倒在碗里，一边笑得非常快乐。

这个农家的幸福生活给列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很可能同穿套鞋的少妇的美貌有关，但这印象是那样强烈，使列文怎么也不能忘记。从老农家到史维亚日斯基家的一路上，他不时想到这个农家，仿佛在这印象里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了他。

二十六

史维亚日斯基是本县的首席贵族。他比列文大五岁，早就结婚了。他家里住着年轻的姨妹，列文很喜欢她。列文还知道，史维亚日斯基夫妇很想把这个姑娘嫁给他。他像一切未婚青年那样，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尽管他从来没有对谁谈起过，他心里却很清楚。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从各方面看来这位迷人的姑娘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但他同她结婚就像登天一样不可能，即使他没有爱上吉娣。这种想法使他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做客所希望得到的快乐大打折扣。

列文接到史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立刻就想到这件事。虽然如此，他认为史维亚日斯基有这种意思，完全是他毫无根据的猜想，但他还是去了。此外，他在内心深处，还想考验一下自己，看看究竟对这位姑娘有没有感情。史维亚日斯基家的生活是极其愉快的，史维亚日斯基本人又是列文认识的最优秀的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列文对他很有好感。

史维亚日斯基是列文觉得困惑不解的一个人物。他们这种人的理论振振有词，但总是脱离实际，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却非常刻板，一成不变，完全和理论不符，甚至是南辕北辙。史维亚日斯基是个极端的自由派。他蔑视贵族，认为多数贵族是秘密的农奴主，仅仅由于胆怯而不敢公开表态。他把俄罗斯看成像土耳其一样是个衰亡中的国家。他觉得俄国政府坏透了，简直不值得去认真批评政府的行为，但他又在为那个政府办事，是个模范的首席贵族。出门总是戴缀有帽徽的红帽圈制帽。他认为只有在国外才能真正像人那样生活，因此一有机会就出国，但他在俄国又经营着复杂的技术先进的农业，并且兴致勃勃地注意和了解俄国发生的一切。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但在地方自治会里谁也不愿像他那样同农民握手，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不信神，不信鬼，什么也不信，却很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维持他们的收入，还竭力保存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是个激进派，主张妇女绝对自由，尤其认为妇女应该有劳动权。他虽然没有孩子，不过，他的和睦的家庭生活却使大家羡慕。他为妻子安排的生活，使她除了同丈夫一起关心怎样使时间消磨得更如意更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能做。

要不是列文具有从最好方面看人的特点，他要了解史维亚日斯基的性格原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会对自己说：“不是傻瓜就是坏蛋。”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但他不能说他是“傻瓜”，因为史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个聪明人，而且很有教养，平易近人。没有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但他非万不得已，不轻易显露自己的知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个坏蛋，因为史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工作积极热情，一向得到周围人们的赞扬。他确实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可是无法理解，而且总是把他和他的生活看成一个难解的谜。

史维亚日斯基同列文相处很好，因此列文敢于去试探他，去了解他对人生的基本观点，但总是徒劳。每当列文试图闯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时，他就发现史维亚日斯基总有点狼狈，他的眼睛里总会现出隐约的恐惧，好像生怕列文看透他，他总是婉转地加以拒绝。

现在，在对农业感到失望以后，列文特别高兴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且不说这一对万事如意的幸福夫妇和他们的安乐窝总会使他快乐。现在，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极其不满，他就更想知道史维亚日斯基所以对生活如此开朗、坚定和快乐的秘诀。此外，列文知道他会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遇到邻近几个地主，他现在特别想谈谈、听听有关收成、雇工等农事方面的问题。他知道一般都认为谈这些事是很庸俗的，但现在他却认为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在农奴制时代也许并不重要，在英国也许并不重要。在这两种环境里，规章制度都已确立，但现在，在我们俄国，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在这种时候，怎样确立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列文想。

打猎的成绩比列文预料的要差。沼泽干了，大鹬几乎没有了。他走了一整天，只带回来三只，但也像每次打猎回来那样，胃口和心情都很好，同时由于剧烈的体力活动，精神也很振奋。在打猎的时候，他仿佛什么也不想，可是情不自禁地又回忆起那个老农和他的一家。他们给他留下的印象，仿佛不仅要求他注意，并且要求他解决什么同他有关的问题。

晚上喝茶的时候，有两个地主为了委托代管产业的事跑来。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列文所希望的有趣的谈话。

列文坐在茶桌旁，靠近女主人。他不得不同她和坐在对面的主人的姨妹谈话。女主人是个圆脸、淡黄头发、个儿矮小的女人，脸上一直现出酒靥和微笑。列文竭力想通过她解答她丈夫使他产生的重大哑谜，但他无法充分自由思索，因为感到局促不安。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坐在他对面的姨妹穿着一件领口开成梯形的连衫裙，露出雪白的胸部。列文认为她是特意为他穿这件与众不同的服装的。她的胸部是那样白，或者说她的皮肤是那样白，这个敞胸的大开领就弄得列文心神不定了。他想象着，也许是错误地想象着，这开领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他认为他没有权利看它，就竭力不去看，但觉得她的领口开成这样都是他的过错。列文觉得他仿佛欺骗了谁，他要做一番解释，可是怎么也无法解释，因此一直红着脸，感到手足无措。他的局促不安也传染给了男主人漂亮的姨妹。但女主人看来并没留心这一点，有意拉她的妹妹一起加入谈话。

“您说，”女主人把开了头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任何俄国东西都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他喜欢出国，但在国外从来不像这里这样自由自在。在这里，他觉得是在自己人中间。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天生对什么事都感兴趣。哦，您还没有到我们学校里去过吧？”

“我看到了……就是那所爬满常春藤的房子吗？”

“是的，这是娜斯嘉的事业。”她指指妹妹说。

“您在亲自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避免看她的领口，但不论他往哪里看，总是避不开它。

“是的，我一直在教书，但我们有一位很好的女教师。我们还在教体操呢。”

“不，谢谢，茶我不要了。”列文说。他觉得这样有点失礼，但他无法继续谈下去，就红着脸站起来。“那边谈得很有趣呢，”他又说了一句，向桌子另一头走去。男主人和两个地主就坐在那里。史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手臂搁在桌上，用这只手转动着茶杯，另一只手握住他的大胡子，把它弯到鼻子底下，再放下，仿佛在嗅着它。他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盯住那个留灰白小胡子的神情激动的地主，显然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那地主在抱怨农民。列文明白，史维亚日斯基知道该怎样回答地主的这种抱怨，他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把他的话驳倒，但就他的身份来说，他不会这样回答，只能有趣地听着地主这番可笑的话。

这位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显然是个顽固的农奴主，长期住在乡下，对农业很热心。从他的服装——那件有点别扭的老式旧礼服，从他那双聪明忧郁的眼睛，从他那口条理清楚的俄语，从显然是长期习惯了的命令口气，从他那只被太阳晒黑的好看大手的果断动作，以及无名指上戴着的那个老式订婚戒指上，列文看出了他这个特点。

二十七

“哼，要不是舍不得抛弃长期经营的事业……花了那么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丢掉，卖掉，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事……去听听法国歌剧。”那个地主的苍老而聪明的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

“可是您始终没有把它抛弃哇！”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史维亚日斯基说，“可见还是有好处的。”

“好处只有一点，就是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气。再说，总希望农民将来会变得文明一点。可是，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分得没有一匹马，没有一头牛。他穷得快饿死了，可是您去雇他来干活呢，他就会给您捣蛋，还要去向调解法官申诉。”

“那您也可以向调解法官申诉哇！”史维亚日斯基说。

“我申诉？我才不干呢！准会弄得流言蜚语满天飞，谁还高兴去申诉！譬如在饲养场，他们预支了工资，跑了。调解法官能拿他们怎么办？把他们释放了。只有乡法院和乡长才能维持秩序。乡长照老规矩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你只好抛弃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这个地主显然在嘲弄史维亚日斯基，但史维亚日斯基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他这人很好玩。

“可是我们管理我们的产业并不用那一套，”他笑着说，“我也好，列文也好，他也好。”

他指指另一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也在经营，可是您问问他，情况怎么样？难道那样的经营合理吗？”这地主说，显然故意用“合理”这个形容词。

“我经营的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经营的方式就是到秋天付税以前把钱准备好。农民们跑来，‘啊呀，老爷，爸爸，救救命吧！’唉，都是自己的邻居农民，可怜哪。唉，我就给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同时对他们说：‘记住，孩子们，我帮了你们忙，以后如果有需要，你们也得帮我的忙：种燕麦也好，割草也好，收麦子也好。’同时讲定每户出多少劳役。他们中间也有没良心的，这是事实。”

列文早就熟悉这种宗法制作风，同史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同那个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说话。

“那您认为该怎么办？”他问，“现在应该怎样经营呢？”

“嗯，就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么办嘛，或者收成对分，或者租给农民；这样办是行的，可就是毁了国家的总财富。我的土地用农奴劳动可以收种子的九倍，可是用对分制只能收三倍。解放农奴把俄国给毁了！”

史维亚日斯基眼睛里含着微笑对列文瞧了瞧，甚至露出一种隐约可辨的嘲弄神气；但列文并不觉得那地主的话可笑，他了解他们，超过了解史维亚日斯基。那地主继续说下去，反复证明为什么解放农奴毁了俄国，列文觉得他的话很对，对他来说很新鲜，是驳不倒的。这地主说的显然是他个人的想法，这是很难得的。他有这种想法，并非头脑闲着没事胡思乱想的结果，而是由于处在这种生活环境，由于过着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并且经过反复思考才产生的。

“您要明白，问题在于，一切改革都是强制推行的。”他说，显然想表示他并不缺乏教养，“您只要看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皇帝的改革，或者看看欧洲的历史就行了。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进步。就说马铃薯吧，在我国也是靠强制才推广的。从前连木犁也不用。木犁恐怕还是封建时代输入的，而且一定也是强制推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解放前就采用了各种改良农具，又是烘干器，又是扬谷机，又是肥料车，这种种农具我们都是强制推广的。农民们先是反对，后来就学我们的样。一到废除了农奴制，把我们的权力给剥夺了，我们的农业原来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今又落后到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我是这样看的。”

“这怎么会呢？既然是合理的，你们还是可以照样雇人干活呀！”史维亚日斯基说。

“没有权啦！请问，我能靠谁去干呢？”

“对了，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雇工。”

“雇工不愿好好干活，他们不肯用好的农具。我们的雇工只知道一件事——喝酒，喝得像猪一样烂醉，把你给他的东西统统毁掉。把马饮伤，把很好的马具弄断，拿轮胎去换酒喝，把铁片放到打谷机里弄坏打谷机。凡是不称他心的，他就讨厌，因此弄得整个农业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荒芜了，长满了野草，或者给农民瓜分了，原来可以收到一百万，现在只能收几十万；国家的总财富减少了，要是不那么搞，情况就不同了……”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所设想的农奴解放计划，按照他的计划，这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

列文对他的话不感兴趣，但等他讲完，列文又谈起他最初的意见。他对史维亚日斯基说着，竭力想引他说出他的真实意见来：

“农业水平在不断下降，就我们现在同雇工的关系来说，要实行合理的经营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事实。”他说。

“我不同意，”史维亚日斯基一本正经地反驳说，“我只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农业，而且，在农奴制时代，我们搞农业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的役畜，没有管理制度，我们不会算账。您去问问当家人，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干有利，怎么干不利。”

“意大利式的会计！”那地主挖苦说，“不管你怎么算，他们总会把什么都糟蹋掉，弄得一点好处也没有。”

“为什么会被他们糟蹋呢？一架老爷打谷机，或者你们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弄坏，可是我那种蒸汽机他们就不会破坏了。一匹俄国马又怎么样呢？蹩脚种，揪住尾巴才肯跑，这样的马他们会给您糟蹋，可是荷兰马或者别的名种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一定要提高农业水平。”

“要是有条件就好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您有办法，可是我要维持一个儿子上大学，几个孩子念中学，我可买不起荷兰马呀。”

“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要把我最后剩下的东西都拍卖掉吗？不，谢谢啦！”

“说农业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我可不同意。”列文说，“我在干这件事，我有本钱，可是我毫无办法。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利。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的钱，全都亏本：养牲口，亏本；用机器，还是亏本。”

“这话很对！”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高兴得笑起来，附和说。

“也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列文接下去说，“凡是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都是这样，除了少数例外，全都亏本。对了，您倒说说，您经营农业有利可图吗？”列文说。这当儿，他发现史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刹那间又出现了恐惧的神色。每次他想进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就会看到这种神色。

列文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太诚恳的。女主人刚才喝茶的时候已经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了一位德国会计师来，他收取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全部经济，发现他们亏空了三千多卢布。到底亏空了多少，她记不清楚，但那德国人连一分一毫都算出来了。

列文一提到史维亚日斯基的农庄有利可图，那地主就忍不住笑了笑，显然知道这位当上首席贵族的邻居会有什么好处。

“也许无利可图，”史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能说明，或者我是个坏当家，或者我把钱用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奇地嚷道，“在欧洲也许可以有地租，那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就变好了，可是我们这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却变得更坏了，越耕越糟糕，所以谈不到什么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则呀！”

“那我们是违反法则的：地租对我们来说毫无作用，相反，它只会坏事。不，您倒说说，地租的理论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们要来点酸牛奶吗？玛莎，给我弄点酸牛奶或者草莓来，”他对妻子说，“今年的草莓熟得特别晚。”

史维亚日斯基高兴地站起来，走开去，显然认为谈话已经结束。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开始呢。

列文失去一个谈话的对手，只好同那个地主继续谈论。他竭力想对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雇工的特点和习惯所造成的；但那个地主也像一切离群索居、独自思考的人那样，不善于理解别人的思想，特别固执己见。那个地主说，俄国农民都是懒猪，喜欢过猪一样的生活，要他们摆脱这种生活，需要权力，可是现在没有权力；需要大棒，可是我们变得太自由了，用了一千年的大棒忽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狱所代替，在监狱里，他们供给该死的臭农民很好的汤，还要给他们计算有多少立方英尺空气。

“为什么您认为，”列文竭力想回到本题上来，说，“不可能建立一种对待劳动者的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吗？”

“对俄国农民，这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权力呀！”那个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定出新的条件来呢？”史维亚日斯基吃过酸牛奶，点着一支烟，重新参加讨论。“对待劳动者的一切关系都是明确的，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原始公社和它的连环保自然而然地瓦解了，农奴制消灭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的形式是确定不移的，非采用不可。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欧洲不喜欢这些形式。”

“是不喜欢，所以在研究新形式。总会研究出来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列文回答，“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呢？”

“因为这同重新研究造铁路的方法一样。铁路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

“但如果他们搞的对我们不适合，如果并不高明，那怎么办？”列文说。

在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他又发现了恐惧的神色。

“嗳，这样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已经研究出欧洲正在研究的东西啦！这种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欧洲在劳动组织问题上有些什么作为吗？”

“不，不很知道。”

“这个问题欧洲最优秀的人物现在都在研究。舒尔茨·特里奇运动[57]……再有，拉萨尔[58]论工人问题的大量著作……穆尔豪森市[59]的试验——这些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知道一点，但不太清楚。”

“不，您不用客气；这一切您知道得不会比我差。我当然不是社会学教授，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要是您也感兴趣的话，您就去研究研究吧。”

“那么他们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了起来。史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了列文想窥察他内心世界秘密的讨厌习惯，走出去送客人。

二十八

这天晚上，列文同太太们在一起感到很无聊。他想到，对农业不满，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要使劳动者对待劳动处处都像他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途中那个老农那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想法使他特别激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应该设法解决。

列文向太太们道了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一天，同她们一起骑马到公家树林里去参观一个有趣的天然陷坑。他在睡觉以前走进主人书房，去借史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有关劳动问题的几本书。史维亚日斯基的书房很大，四壁摆满书橱，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灯，周围呈星形陈列着各种文字的最新报刊。写字台旁边放着一个文件柜，每个抽屉都标着金字。

史维亚日斯基取出书，在摇椅上坐下来。

“您在看什么呀？”他问站在圆桌旁翻阅杂志的列文。

“哦，对了，这里面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史维亚日斯基就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说，“原来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完全不是腓特烈。”他兴致勃勃地说，“原来……”

于是他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十分重要而有趣的新发现。列文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农业方面的问题，但他听着主人的话，心里不禁问：“他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对瓜分波兰那样感兴趣？”等史维亚日斯基讲完了，列文不禁问：“那又怎么样？”可是史维亚日斯基什么也没回答。他感兴趣的只是“原来”怎么样。他没有说明，并认为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他感兴趣。

“唉，我对那个好生气的地主倒很感兴趣呢！”列文叹了一口气说，“他这人很聪明，懂得许多道理。”

“哼，算了吧！他是个顽固的暗藏的农奴制拥护者，他们全是的！”史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领头人哪……”

“是的，只是我把他们往另一个方向领。”史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我最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他说我们要合理经营农业行不通，只能像那位文静的地主那样放放高利贷，或者用最普通的方式经营农业。这该怪谁呢？”

“当然应该怪我们自己。再有，说行不通也是不对的。华西里契科夫就行通了。”

“工厂……”

“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事使您感到惊奇。农民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都还很低，他们总是反对他们所不熟识的东西。在欧洲，合理经营农业行得通，因为农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也一定要教育农民——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究竟怎样教育农民呢？”

“教育农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您自己刚才说，农民的物质水平很低。学校又有什么用呢？”

“哦，您使我想起一个劝告病人的笑话来：‘您最好试一试泻药。’‘试过了，反而更糟。’‘试一试水蛭疗法。’‘试过了，反而更糟。’‘啊，那就只好祷告祷告上帝了。’‘试过了，反而更糟。’我同您也是这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反而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您说反而更糟。我说教育，您说反而更糟。”

“那么学校到底有什么用呢？”

“学校能满足农民的其他需要。”

“哦，这我可怎么也弄不懂！”列文情绪激动地反驳说，“学校怎么能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呢？您说学校、教育会满足他们的其他需要。这就更糟了，因为这些需要他们无法满足。加减法和教义问答怎么能帮助他们改善物质条件呢？这我可永远也弄不懂。前天晚上，我遇见一个农妇抱着奶娃娃，我问她到哪儿去。她说：‘去找巫婆，哭鬼缠住了娃娃，我抱他去治一治。’我问，巫婆怎么能治好哭病呢？‘她会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再念念咒。’”

“瞧，您自己回答了问题！要她不把孩子抱到鸡笼上治哭病，这就需要……”史维亚日斯基快乐地笑着说。

“嗳，不，”列文沮丧地说，“我只是用这种治疗方法来比喻用学校治疗农民。农民贫穷无知，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像农妇看见哭鬼一样，因为那孩子在哭。至于为什么学校能治这贫穷无知的毛病，那就不明白了，就像为什么鸡笼可以治疗哭病一样。要把农民贫穷的病根治好。”

“啊，您至少在这一点上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60]不谋而合了。他也说，教育可能是生活福利和舒适的结果，像他所说的，是经常洗涤的结果，可不是会读书和计算的结果……”

“嗯，说我同斯宾塞不谋而合，我很高兴，或者相反，我感到很不高兴。其实这一层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处，有用的是那种可以使农民富裕些、空闲些的经济设施——到那时也就会有学校了。”

“现在全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的。”

“那您自己在这方面同斯宾塞怎么这样一致呢？”列文问。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又闪过恐惧的神色，接着他微笑着说：

“嘿，这个治疗哭病的故事太妙啦！真是您亲自听见的吗？”

列文明白，他是无法找到这个人的生活同思想之间的联系的。他的议论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显然毫不在乎，他只要议论议论就行了。当他的议论不能自圆其说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出现这样的局面，总是竭力避免，把话题引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去。

这一天的全部印象，从途中那个老农给他的印象——这个印象成了一天里所有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起，都使列文十分激动。这位可爱的史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他显然还有一些列文所不知道的生活原则，同时他同无数群众在一起，用一些同他自己格格不入的思想来指导舆论；那位牢骚满腹的地主，他因在生活中感到苦恼而发的议论很对，可是他对整个阶级、对俄国最优秀阶级的怨气却是不对的；还有，列文不满于自己的活动，并且模模糊糊地希望能纠正这些情况，这一切都交集在一起，使他感到苦恼，并期望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列文独自待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躺在手脚稍一活动都会弹起来的弹簧垫子上，好久睡不着觉。史维亚日斯基虽然说了许多聪明话，列文却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他觉得那个地主的意见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在心里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由于农民憎恨一切改良，要实行改良非强制不可。如果您的农业不改良就毫无办法，那么这话是对的。其实只要雇工能像途中看到的那个老农那样干活，农业还是搞得上去的。我们大家都对农业现状不满，这说明不是我们错了，就是雇工们错了。我们一向照我们的方式，照欧洲的方式，一个劲儿地干，也不问劳动力究竟怎样。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劳动力看作理想的劳动力，应该承认它是具有独特本能的“俄国农民”，并根据这情况来安排农事。假定说，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像那位老农一样经营农业，您有办法使雇工关心收成，并且找到他们所能接受的改良办法，那么，您就不会糟蹋土地，就可以使收成增加一倍或者两倍。您把收成对分，一半给劳动者。这样，您自己留下的会多得多，劳动者也会得到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缩小经营规模，促使雇工关心农业收成。至于怎样做，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无疑是办得到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考虑怎样实行这个想法。他本来不打算第二天回去，但现在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家。还有，这个穿敞领连衫裙的姨妹使他产生一种近乎做了什么坏事后的羞耻和悔恨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刻回去，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提出新的计划，好用新的办法来下种。他决心彻底改变他的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实行他的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他努力奋斗，成绩虽然不如他的期望，但他确实尽了力，并相信这事是值得做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农事已在进行，不能中途停顿，从头来起，只好在运转中调整这架机器。

他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把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欣然同意他的一部分话，就是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的，不合算的。管家说，这意见他早就说过了，但老爷就是不肯听他的话。至于列文建议让他同劳动者合伙经营各种农业，管家听了垂头丧气，没有表示任何明确意见，接着就立刻说到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运走，派人去耕第二遍地，这就使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列文同农民们谈起按新的条件把土地出租给他们时，他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是那么忙于当天的农活，根本没有工夫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似乎完全懂得列文的建议——让他全家分享饲养场的利益——完全赞成这个建议。但当列文反复说明未来的利益时，伊凡的脸上却现出焦虑和歉疚的神色，表示他不能再听下去了，还匆匆地给自己找些刻不容缓的工作：忽而拿起叉把干草从牲口棚里叉出来，忽而去打水，忽而去出厩肥。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尽量掠夺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他们坚信，不管他对他们怎样说，他的真正目的是永远不会告诉他们的。他们自己呢，发表意见时会说许多话，可是也决不会说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来。此外，列文认为那个满腹牢骚的地主说得对，农民在订任何契约时，最重要的不可动摇的一条就是，不能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的耕作方法，使用新式农具。他们承认，新式犁耕地耕得比较好，快速犁用起来更顺手，可是他们会举出千万条理由来拒绝使用任何新式犁。列文相信这样一定会降低农业水平，但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就开始实行新计划，至少他认为是这样。

起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按照新的条件出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不久他相信这是办不到的，就决定把农场分成几部分。饲养场、果园、菜园、草地和分成几块的耕地，都应该分开来管理。列文觉得，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比谁都理解他的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家里人组成的合作社，加入了饲养场。远处一块荒了八年的耕地，靠着聪明的木匠雷祖诺夫的帮助，由六家农民照新的合作条件负责耕种。农民舒拉耶夫按照同样的条件，负责管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照原来方式耕种，但这三个组是新法经营的开端，列文也全力以赴。

真的，饲养场的情况至今没有好转。伊凡坚决反对牛棚保暖和提取新鲜奶油，认为牛养在冷的地方可以少吃饲料，做酸奶油比新鲜奶油更有利可图。他还要求同过去一样付工资给他，对于他所领到的不是工资，而是利润的一部分预支，他丝毫不感兴趣。

事实上，雷祖诺夫的合作社借口时间来不及，没有照合同规定耕两遍地。结果是，这个社的农民虽然应按照新的条件耕作，却不把土地看作共同的土地，而仍旧看成对分制的租地。这个社的农民和雷祖诺夫本人都对列文说：“您最好还是收收地租，这样您省事些，我们也自由些。”此外，这些农民还用种种借口，一再拖延契约规定的盖饲养场和干草棚的事，一直拖到冬天。

舒拉耶夫应该把他负责的菜园分块租给农民，可是他显然曲解了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而且看来是故意曲解的。

还有，当列文同农民谈话，向他们说明计划的种种好处时，他常常发觉农民们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并且不管他怎么说，他们总是表示决不受骗上当。这一点，当他同那个最聪明的农民雷祖诺夫谈话时，感觉特别强烈。他还在雷祖诺夫的眼睛里看出一副神气，就是分明在嘲笑他列文，还明确表示，即使有人受骗上当，可决不是他雷祖诺夫。

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况，列文还是觉得计划可行，只要严格实行核算，坚持他的意见，将来总能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事情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

这些事情，加上手头其他事务和书房里的写作占用了列文整个夏天的时间，使他简直没有工夫打猎。八月底，他从陶丽派来还马鞍的仆人那里知道，奥勃朗斯基一家到莫斯科去了。他由于现在想起来都不能不脸红的粗野无礼，当时没有给陶丽写回信。这个行为真是破釜沉舟，使他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他和史维亚日斯基不告而别，也同样粗野无礼。他再也不会去看他们了。现在他对这些事都毫不在乎。经营农业的新计划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有生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如此吸引过他。他翻阅史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所没有的资料，翻阅有关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但不出他所料，找不到同他所进行的事有关的资料。他希望从政治经济学里，譬如从他最早热心研究过的穆勒[61]的著作里，获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却只找到从欧洲农业情况中得到的规律，但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怎么会具有普遍意义。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不论是学生时代迷惑过他、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农业现状的办法，都同俄国农业毫无关系。政治经济学里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却说，按照这种规律发展，最后必然灭亡。前者和后者不仅都没有解答，甚至没有稍稍暗示，他列文，以及俄国所有的农民和地主，该怎样用千百万双手去耕种千百万亩土地，来提高生产，增进公共福利。

既然他已着手研究，就认真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书籍，还准备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以避免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往往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对方就会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波依斯、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吧？您去读一读，这个问题他们早就研究过了。”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契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拥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有些场合，譬如途中那个老农，劳动者和土地能提供丰富的产品；但在多数场合，用欧洲方式投资，产量就很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者只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才愿意工作，才肯好好工作。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同人民的精神密切关联的。他想，俄国人民负有自觉地开发广大荒地的使命，直到荒地开完为止，他们为此沿用适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坏。这一点，他想在他的著作里用理论来加以阐述，在他的农业实践中加以证明。

三十

九月底，为了在租给合作社的土地上建筑牲口棚，运来一批木材，还卖掉了奶油，分配了利润。事实上，农事搞得很出色，至少列文认为是这样。为了要在理论上阐明一切，完成著作——按照他列文的梦想，不仅要在经济学方面引起一场革命，而且要彻底破除旧的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新科学的基础——必须出国访问一次，去实地考察这方面的情况，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列文只等小麦卖掉，弄到一笔钱就出国去。但是天开始下雨，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无法收割，弄得一切工作都停顿了，连小麦都无法卖出去。道路一片泥泞，无法通行；两架风车被洪水冲走，天气越来越坏。

九月三十日，太阳一早就出来了。列文满以为天气好了，断然开始准备动身。他吩咐把小麦装车，派账房到商人那里去取钱，自己骑上马到农场各处去，以便在动身前最后作些安排。

列文办完一切事，浑身湿透，雨水从皮衣领子流进他的脖子，流进他的皮靴，但他傍晚回家，心里很兴奋。傍晚天气更坏了，大粒的雪糁沉重地打着浑身湿透、耳朵和脑袋直打哆嗦的母马，使它侧着身子走，但列文戴着风帽觉得很舒服。他兴致勃勃地向周围眺望，忽而望望流着浑浊的水的车辙，忽而望望每条光树枝上淌着的水滴，忽而望望桥板上点点没有融化的白色雪糁，忽而望望光秃的榆树周围堆得厚厚的充满液汁的新鲜落叶。周围的景色虽然阴沉，可他还是异常兴奋。他同较远村子的农民谈话，发觉他们对新的关系已开始习惯了。他走到一个管房子的老头儿家里去烤衣服，那老头儿显然很赞成列文的计划，自动提出要求入伙购买牲口。

“只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工作，就一定能达到目标，”列文想，“努力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公共福利的问题。整个农业，主要是全体农民的处境，必须彻底改变。必须以人人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然后全俄国，然后全世界。一种正确的思想决不会没有成果。是的，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至于我列文曾经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向吉娣求婚遭到拒绝，而且自己觉得那么可怜，那么不中用——这一切都无足轻重。我相信，富兰克林[62]想到自己，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对自己毫不信任。这都无足轻重。他一定有他的阿加菲雅，可以把他的计划向她和盘托出。”

列文就这样沉思着摸黑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账房回来了，带回一部分小麦钱。同管房子人的合同订好了。账房一路上看见田野里到处堆着麦子，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一百六十堆麦子运走，同人家简直不能相比。

晚饭后，列文照例拿了一本书坐到安乐椅上，一面看书，一面继续想着同著作有关的当前这次出国旅行。今天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工作的全部意义，他的头脑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整段整段说明他思想的文章。他想：“应该把它记下来，它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原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躺在他脚边的拉斯卡伸了个懒腰，也站起来，对他望望，仿佛在问到哪里去。但列文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想法记下来，因为几个管事的农民来了，列文只得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明天的工作安排完毕，又接见了几个有事找他的农民以后，列文回到书房里，坐下来工作。拉斯卡躺在桌子底下；阿加菲雅坐在她的老位子上织袜子。

列文写了一会儿，忽然历历在目地想到了吉娣、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您可用不着烦恼，”阿加菲雅对他说，“哎，您为什么老坐在家里呀？可以到温泉去住一阵，反正您要出门去。”

“我准备后天就去，阿加菲雅。我得把事情办完哪。”

“哼，您有什么事情！难道您奖赏庄稼汉奖赏得还不够吗！人家已经在说：‘你们家老爷会得到皇上恩典的。’真奇怪，您替庄稼汉操心干什么？”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是为自己工作。”

列文的农业计划阿加菲雅全都知道。列文常常把他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她，不时同她争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这会儿她完全误解了他的话。

“当然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灵魂。”阿加菲雅叹息道，“嗯，就说巴尔汶·杰尼索奇吧。虽说他不识字，却死得清白，但愿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她说到不久前死去的男仆，“给他授了圣餐，涂了圣油。”

“我说的不是这个，”列文说，“我是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是庄稼汉干活干得卖力，我的好处也就大了。”

“哼，不管您怎样做，假如他是个懒鬼，他处处都会偷懒的。假如他有良心，他会好好干；假如他没有良心，你也毫无办法。”

“哦，可是您自己不是也说，伊凡照顾牲口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阿加菲雅回答，显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您该成亲了，真的！”

阿加菲雅提到的这件事——列文刚才也想过——使他觉得又伤心又委屈。他皱起眉头，没有回答她，又坐下来工作，重新思考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一片肃静中，他只间或听到阿加菲雅编织袜子的声音，不禁又想到了他不愿想到的事，就又皱起眉头来。

九点钟，他听见铃铛声和马车在泥地上滚动的重浊响声。

“啊，有客人来看您了，不会冷静了。”阿加菲雅说，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但列文抢在她的前头。这会儿他的工作不顺手，正欢迎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三十一

列文跑到半楼梯，听见前厅里传来熟识的咳嗽声；但因为自己脚步声的影响听不清楚，他很希望是他听错了。接着他就看见一个熟识的瘦骨嶙峋的高高的身影，看来是不会错的，但他还是希望是他弄错了，希望这个脱下外套、咳清喉咙的高个子不是他的哥哥尼古拉。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同他在一起总感到痛苦。这会儿，列文由于袭上心头的思绪和阿加菲雅提到他的心事，正心烦意乱，同哥哥见面就觉得格外不舒服。他希望见到的是那种心情开朗、身体健康的外来客人，好在这心绪不佳的时刻给他解解闷儿，可是现在来的却是他的哥哥，他对弟弟的心事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会唤起他最隐秘的思想，迫使他把他的心事和盘托出，而这却是他所不愿意的。

列文一面因产生这种要不得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一面跑到前厅。他一到近处看看他的哥哥，那种失望的心情立刻消失了，代替它的只是怜悯。哥哥尼古拉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了，现在变得更瘦更憔悴了。他简直是一具皮包骨头的架子。

他站在前厅里，抽动细长的脖子，摘下围巾，异样地苦笑着。列文一看见他这种朴实谦卑的微笑，觉得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了。

“啊，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一直盯住弟弟的脸，哑着嗓子说，“我早就想来了，但身体老是不好。现在可好多了。”他用瘦削的大手摸摸胡子，说。

“噢，噢！”列文答应着。他亲吻时感到哥哥皮肤的干枯，又那么接近地看到哥哥那双流露出异样光辉的大眼睛，他越发觉得害怕了。

几个星期前，列文写信给哥哥，告诉他家里那块未分的产业卖掉了，他现在可以分到近两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来拿这笔钱，但更重要的是到老家来住一阵，接触接触家乡的泥土，好像古代勇士那样养精蓄锐，来应付面前的工作。他虽然更加弯腰曲背，高高的个子瘦得更加刺眼，他的动作却依旧很敏捷急促。列文把他领到书房里。

哥哥精神抖擞地换了衣服（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梳了梳又稀又直的头发，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列文记得他小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他甚至毫无怨言地提到柯兹尼雪夫。看见阿加菲雅，他同她有说有笑，还向她打听几个老仆的情况。巴尔汶·杰尼索奇的死讯使他很难过。他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但立刻又镇静下来。

“他确实很老了。”他说了一句，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上一两个月，再到莫斯科去。不瞒你说，米亚赫科夫答应给我弄个位置，我要去当差了。今后我要彻底改变生活，”他继续说，“不瞒你说，我离开那个女人了。”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搞的，为了什么呀？”

“哎，她是个讨厌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一大堆麻烦。”但他没有讲是些什么麻烦。他不能说，他把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赶走是因为茶煮得太淡，还因为她像照顾病人那样照顾他。“再说，我今后要彻底改变生活了。我当然也同别人一样，做过许多傻事，不过财产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我一点也不看重。只要身体健康，而我的身体，感谢上帝，现在完全好了。”

列文听着，想说些什么，可是怎么也想不出说什么好。尼古拉大概也感觉到这一点，就问起弟弟农业方面的事。列文也高兴谈谈自己的事，因为谈这类事不用装腔作势。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了哥哥。

哥哥听着，但显然不感兴趣。

这两个人相互是那么亲近，那么了解，就连最微细的动作和音调都能比任何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

这会儿，他们两人只有一个思想——尼古拉的病和接近死亡——压倒了一切。但他们中间谁也不敢说出口来，因此避开这个盘踞在他们心头的思想，他们就只能说说谎话了。等过了黄昏，到了就寝的时刻，列文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便同什么客人在一起，随便什么礼节性的访问，他都没有感到像今晚这样不自在，这样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在和感到悔恨，他变得更加不自在了。他真想对着这位垂死的心爱的哥哥大哭一场，可是他却不得不听着哥哥讲他将怎样生活下去，并且附和着这样的谈话。

由于房子潮湿，只有一个屋子生火，列文就让哥哥同他一起睡在他的卧室里，中间只有一道隔板。

哥哥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但也像一般病人那样翻来覆去，不断咳嗽，有时咳不出来，嘴里就嘀咕着。一会儿他呼吸困难，就说：“唉，上帝呀！”一会儿他被痰塞住了，就怒气冲冲地骂道：“哼！活见鬼！”列文听着他的动静，好半天没睡着。列文脑子里千头万绪，但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归宿，头一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呈现在他面前。而在这个睡意蒙眬中呻吟、习惯成自然地忽而祷告上帝、忽而咒骂魔鬼的亲爱的哥哥身上，死就绝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遥远。死也同样在他身上存在着，这一层他是感觉到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再过三十年，那还不是一样？至于这无可避免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不仅不知道，不仅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想。

“我在工作，我要做点什么，可是我忘记了，到头来一切都要完结，一切都要死。”

他在黑暗中蜷缩着身子，抱着双膝，坐在床上，同时屏住气息不停地冥思苦想。但他越是冥思苦想，就觉得越清楚，事实无疑是这样：他在生活中确实忘记了、忽视了一个平凡的情况——死一定要来，一切都要完结，什么事也不值得动手，而且是无可奈何的。是的，这很可怕，但是事实。

“可我现在还活着。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亮蜡烛，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脸色和头发。是啊，两鬓有点花白了。他张开嘴巴。臼齿开始坏了。他露出他的肌肉发达的双臂。是的，力气很大。但现在靠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以前身体也很强壮啊。他忽然回想起来，他们小时候怎样睡在一起，怎样等家庭教师费多尔一出房门，就相互扔枕头，哈哈大笑，笑得忘乎所以，连对费多尔的畏惧也抑止不住这种沸腾的生活幸福。“可是现在只剩下凹陷的皮包骨头的胸部……我呢，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咳！咳！哎，活见鬼！你怎么跑来跑去不睡觉哇？”哥哥对他吆喝道。

“没什么，不知怎的，我失眠了。”

“我倒睡得很好，我现在不出汗了。你看，你摸摸我的衬衫。不是没有汗吗？”

列文摸了摸，走到隔板后面，吹熄蜡烛，但还是好一阵没有睡着。他刚刚有点弄明白怎样生活的问题，却又冒出一个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死。

“唉，他快要死了，恐怕活不到春天了，该怎么救救他？叫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方面我知道些什么呢？我简直忘记有这么一回事了。”

三十二

列文早就发现，谁要是过分谦让恭顺而使人感到不安，往往会很快变得过分苛刻挑剔而叫人难受。他觉得他哥哥就是这样一种人。果然，尼古拉哥哥的温良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拼命同弟弟为难，有意触动他的痛处。

列文觉得自己错了，但又不能改正。他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勉强敷衍，而是所谓推心置腹地谈话，就是把他们所想的和所感觉的说出来，那么他们就只能相对无言，列文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尼古拉也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可是我害怕，害怕，害怕！”如果他们只说真心话，那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但这样就无法生活，因此列文竭力去做他试了一辈子都没有学会、而许多人照他看来不但做得很好、而且非如此不能生活的事：竭力说些违心的话，但又总是感到这样做十分虚伪，哥哥会看破他的谎言并因此大为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促使弟弟讲述他自己的计划，而且不仅指责他，还故意把他的计划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不过借用别人的思想，但把它歪曲，还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的地方。”

“我要告诉你，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的。他们否定私有财产、资本和遗产的合理性，可是我不否定这种重要刺激（列文本来讨厌使用这种字眼，但自从他开始著作以来，就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种外来语了）的作用，我只是要调节劳动。”

“问题就在这里，你借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它有力的地方，还要人家相信这是一种新东西。”尼古拉怒气冲冲地扭动他那系着领带的脖子，说。

“可是我的思想和人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们那边，”尼古拉眼睛里闪出凶焰，冷笑着说，“他们那边至少还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美——清楚，明确。那也许是乌托邦。但如果真能把过去的东西一笔勾销，废除财产，废除家庭，那么劳动也就可以调整了。可是你呢，你什么也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呀？我从来不是个共产主义者。”

“我原来倒是的，不过发现目前还不是时候，但它是合理的，是有前途的，好像早期的基督教那样。”

“我只是认为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待劳动力，也就是说要研究它，承认它的特点……”

“这可是完全不必要的。劳动力本身会按照发展的阶段产生一定的活动形式。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佃农，现在又有对分制，又有地租，又有雇工——你还要找什么呢？”

列文一听到这话大为恼火，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唯恐这话是真的，他确实想调和共产主义和现存制度，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找寻一种生产率高的劳动方式，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劳动者。我要组织……”他暴躁地回答。

“你并不想组织什么。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要标新立异，要表示你不只是剥削剥削农民，还抱有什么理想。”

“哼，既然你这么想，那就别管我！”列文回答，觉得他左颊上的肌肉在抑制不住地跳动。

“你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什么信仰，你只想满足你的自尊心。”

“哼，说得好，你别管我！”

“我才不来管你！早就该滚蛋啦！我真后悔跑了来！”

不管列文后来怎样竭力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什么还是分手的好。列文明白，哥哥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

列文再次走到尼古拉面前，尴尬地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请他原谅，但尼古拉已在收拾行李准备走了。

“哟，好宽宏大量啊！”尼古拉微微一笑，说，“如果你要人家说你正确，那我可以让你满足。但即使你是对的，我可还是要走！”

直到临别的时刻，尼古拉吻了吻弟弟，突然严肃得异样地对弟弟瞧了一眼说：

“无论如何你不要记我的恨，康斯坦京！”他的声音哆嗦了一下。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真心话。列文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看见并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列文懂得这意思，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又吻了吻哥哥，可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出国去了。他在火车站遇到吉娣的堂兄谢尔巴茨基，他那副忧郁的神气使这位堂兄感到惊奇。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唉，没什么，人生快乐的事本来就很少。”

“怎么很少？同我一起到巴黎去吧，何必到什么牟罗兹[63]去！您去看看，那边多开心哪！”

“不，我完了。我快要死了。”

“哦，原来如此！”谢尔巴茨基笑着说，“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不久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列文确实说出了他最近的心情。他处处只看见死和死的临近。但他所设想的事业却越来越吸引他。在死没有来到之前，总得活下去。他觉得黑暗笼罩了一切；但正因为这样黑暗，他觉得事业才是这黑暗中唯一的指路明灯，因此抓住它不放。

第四部

一

卡列宁夫妇仍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天天见面，但彼此完全像陌生人。为了避免仆人们的口舌，卡列宁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天天同妻子见面，但有意不在家吃饭。伏伦斯基从不到卡列宁家来，只在别的地方同安娜见面。这一点做丈夫的是知道的。

这样的局面使他们三个人都很痛苦，要不是相信它早晚会改变，相信它只是一种暂时的苦恼折磨，这样的生活他们中间任何一个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卡列宁希望妻子的恋情也能像一切事物那样总有一天会过去，大家都会忘记这件事，他的名声也能保持清白。安娜所以能忍受这样的局面——这种局面是她造成的，因此她比谁都痛苦——是因为她不仅希望并且坚信这事不久一定会解决，一定会有个结果。这样的局面她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但她相信解决办法不久就会出现。伏伦斯基呢，不由自主地服从她的意志，也希望有什么办法一下子就把一切苦恼解决掉，并且无需由他负责。

仲冬，伏伦斯基过了一星期很无聊的日子。他负责招待一位来彼得堡游览的外国亲王，陪他参观彼得堡的名胜古迹。伏伦斯基风度翩翩，举止大方，善于同这种人交际，因此奉命招待亲王。但这个差事他觉得很苦恼。亲王将来回国后，人家会问他在俄国看到什么，因此任何游览胜地他都不肯放过；再说他自己也希望尽情享受俄国的各种赏心乐事。伏伦斯基不得不同时在这两方面替他当向导。每天早晨，他们驱车游览名胜古迹；每天晚上，他们沉湎于俄国式的欢乐。亲王体格特别强壮，这在别的亲王也很少见。他用体操和其他养生之道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虽然纵欲无度，他的外表还是像荷兰大黄瓜那样光泽发亮。亲王游览过许多地方，认为现代交通发达，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享受各国特有的欢乐。他到过西班牙，在那边沉溺在小夜曲中，并且同一个弹曼陀林的西班牙女人打得火热。在瑞士，他杀过小羚羊。在英国，他穿着大红上装骑马越过障碍，并且同人打赌要猎取两百只野鸡。在土耳其他到过后宫，在印度他骑过大象。如今来到俄国，就希望尝尝俄国特有的各种乐事。

伏伦斯基简直成了他的典礼官，把各种人向亲王建议的俄国式娱乐煞费苦心地加以安排。赛马啦，吃俄国薄饼啦，猎熊啦，乘三驾马车啦，和吉卜赛人玩乐啦，还有把碗碟都砸个粉碎的俄国式狂饮啦。各种俄国习气亲王一下子就沾染了，他砸碎盛满碗碟的盘子，再拉个吉卜赛女人坐在膝上，还问人家说：还有什么呀？难道俄国风俗只有这些吗？

其实在俄国的各种娱乐中，亲王最喜欢的是法国女演员、芭蕾舞女和白封的香槟。伏伦斯基同亲王之流打惯交道，但不知是他自己最近变了呢，还是他同这位亲王的交往太密切了，总之，他觉得这一星期的日子特别难过。在这一个星期里，他一直有一种感觉，仿佛被派去照管一个危险的疯子，他既害怕疯子，又怕同他太接近自己的精神也会失常。伏伦斯基经常意识到，为了自己不受屈辱，必须时刻保持彬彬有礼、不亢不卑的态度。有些人拼命讨好亲王，竭力向他提供各种俄国式娱乐，使伏伦斯基感到惊奇，但亲王对他们却抱着轻蔑的态度。他要研究俄国女人，对她们评头品足，几次三番使伏伦斯基气红了脸。伏伦斯基之所以特别讨厌亲王，主要还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这面镜子里照到的东西，并不能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这位亲王只是个十分愚蠢、十分自信、十分健壮、十分整洁的人罢了。他是一位绅士——这是事实，伏伦斯基也不能否定。他对上级抱平等态度，并不奉承拍马；对同辈坦率直爽；对下级则抱着居高临下的宽厚态度。伏伦斯基自己也是这样的，还认为这是很大的美德；但同亲王在一起他似乎要低人一等，而这种居高临下的宽厚态度却使他大为生气。

“笨蛋！难道我也是这样的吗！”他想。

第七天，亲王动身去莫斯科，伏伦斯基同他道了别，接受了他的谢意，还因为摆脱了这种不愉快的处境和这面讨厌的镜子而感到很高兴。他们猎熊猎了一个通宵，显示了俄国式的胆魄，到第二天早晨，就在车站上分手了。

二

伏伦斯基回到家里，看到安娜的来信。她写道：“我病了，心里烦恼。我不能出门，但再不见到您，可实在受不了。今天晚上来吧！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七时要出去参加会议，到十时才回来。”他想了想，她不顾丈夫的禁令叫他直接到她家里去，他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决定去一下。

伏伦斯基今冬升了上校，离开团，单独居住。他吃过午餐，随即躺在沙发上。过了五分钟，这些日子所目击的种种丑恶景象、安娜的形象和那个在猎熊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农民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搅成一团。伏伦斯基就这样睡着了。他在黄昏醒来，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连忙点亮蜡烛。“什么事？什么事？我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是的，是的，参加打猎的那个身材矮小、肮脏、胡子蓬乱的乡下人，弯下腰去做着什么，忽然用法语说着奇怪的话。是的，梦见的就是这个。”他自言自语。“可是怎么这样可怕呀？”他又鲜明地回想着那个乡下人，还有他所说的莫名其妙的法国话，他的背上又掠过一道恐怖的寒噤。

“真荒唐！”伏伦斯基一面想，一面看了看表。

已经八点半了。他打铃叫来仆人，慌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完全忘记了刚才的梦，只担心不要迟到。他乘雪橇来到卡列宁家门口，又看了看表，已经九点差十分了。门口停着一辆又高又窄的轿车，套着两匹灰马。他认出是安娜的马车。“她要到我那边去呢，”伏伦斯基想，“这再好不过了。我真不高兴走进这所房子。但也无所谓，我总不能躲起来呀。”他想。于是伏伦斯基带着从小养成的毫无顾忌的洒脱态度跳下雪橇，走到门口。门开了，那个手里搭着羊毛车毯的看门人在叫唤马车。伏伦斯基一向不注意细节，这时却发现看门人瞧他一眼时露出惊奇的神情。就在门口，伏伦斯基差点儿同卡列宁撞了个满怀。煤气灯照亮了卡列宁黑色大礼帽下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和海龙皮领子衬托下白得耀眼的领带。卡列宁那双浑浊呆板的眼睛直盯着伏伦斯基的脸。伏伦斯基鞠了个躬，卡列宁咬咬嘴唇，一只手举到帽檐边，走了出去。伏伦斯基看见他头也不回坐上马车，从车窗口接过毛毯和望远镜，就消失了。伏伦斯基走进前厅。他皱着眉头，眼睛里露出愤怒而矜持的光芒。

“这局面真糟！”他想，“要是他出来干涉，保护他的名誉，我倒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表示我的感情；可是他那么怯懦，那么卑鄙……他使我成了骗子，可我从来不愿做骗子呀。”

自从安娜在傅列达花园里同他谈话以后，伏伦斯基的思想大大改变了。安娜完全委身于他，一心一意等他决定她的命运，任何安排都愿意接受。他呢，情不自禁地顺从安娜的软弱，早就不像原来那样以为他们的关系可以结束了。他那猎取功名的计划又退到次要地位。他觉得他已摆脱了决定前途的活动圈子，完全沉溺在爱情里。这爱情越来越紧地把他同她缚在一起了。

他还在前厅就听见她走远去的脚步声。他知道她在那里等过他，留神听着，这会儿刚回客厅去。

“不！”她一看见他就叫起来，同时眼泪夺眶而出，“不，要是这样的局面再继续下去，事情就会发生得更快，更快！”

“你说什么，我的宝贝？”

“什么？我等你，苦苦地等着你，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我不要！……我不要同你吵嘴。你一定是没有办法。不，我不要！”

她双手搭在他的肩上，用深情、热烈、询问的目光对他望了好半天。她仔细察看着他的脸，以补足没有看见他的那段时间的损失。每次相逢，她总是竭力把想象中的他（无比英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同实际的他融成一体。

三

“你遇见他了吗？”他们在桌旁灯光下就座后，她问，“瞧，这就是对你迟到的惩罚。”

“是啊，这是怎么搞的？他不是应该去开会吗？”

“他去过，回来了，现在又不知上哪儿去了。但这没关系。咱们不去谈它。你到哪儿去了？还在陪那个亲王吗？”

她对他生活中的细节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想说他因为一夜没睡，所以睡着了，但看见她那张兴奋的幸福的脸，心里感到惭愧，就说，亲王走了，他得去复命。

“那么现在结束了？他走了吗？”

“感谢上帝，总算结束了。你真不相信我是多么讨厌这种差事啊。”

“为什么呀？你们年轻男人还不是过惯这样的生活吗？”她皱紧眉头说。接着拿起桌上的编织物，眼睛不看伏伦斯基，抽出插着的钩针。

“我早就抛弃那种生活了。”他说，对她脸色的变化感到惊奇，竭力想捉摸它的意义。“老实说，”他笑眯眯地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这个星期我看着那种生活就像在照镜子一般，我觉得厌恶。”

她手里拿着编织物，但并不编织，却用一种异样的、闪烁的、怀有敌意的目光望着他。

“今天早晨丽莎拐到我这儿来过——她们可不怕李迪雅·伊凡诺夫娜，敢于来看我。”她插上一句说，“她把你们的雅典晚会讲给我听了。真是太下流啦！”

“我正要说呢……”

她不让他说下去。

“你认识的那个泰丽莎也在吗？”

“我正要说……”

“你们男人真卑鄙！难道你们不了解做女人的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事吗？”她说着越来越气。她的话泄露了她气愤的原因。“特别是一个无法知道你生活的女人。我现在知道什么？我以前知道什么？”她说，“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那一些。可我怎么知道你对我说的是实话还是……”

“安娜！你冤枉了我。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什么思想瞒着你吗？”

“是的，是的！”她说，显然在竭力驱逐嫉妒的念头。“可是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哇！我相信你，相信你……那么你要说什么？”

他一下子想不起要说什么。她这种醋性最近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这使他感到恐怖，而且，不论他怎样掩饰，这种心情毕竟使他对她变得冷淡了，虽然他知道她是因为爱他才嫉妒的。他曾几次三番对自己说，她的爱情对他真是幸福；可是她爱他，就像那种把爱情看成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而他现在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来的时候，离开幸福却要远多了。当时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幸福，但幸福在前头；现在呢，他觉得最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完全不像他最初看见她时那样诱人。无论精神上，肉体上，她都不如从前了。她整个身子变宽了，当她谈到那个女演员的时候，她脸上现出一种使她变得难看的愤恨神色。他望着她，好像望着一朵摘下已久的凋谢的花，他很难看出它的美——当初他就是为了它的美把它摘下来，而因此也把它毁了的。他觉得那时他的爱情强烈得多，但只要他横下一条心，还是可以把这种感情从心里压下去的；现在呢，他觉得他对她并不那么爱了，但他知道，他同她的关系却是再也割不断了。

“嗯，关于那个亲王，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呢？我把那魔鬼赶跑了，赶跑了！”她又说。魔鬼是他们用来称呼她的嫉妒的。“是啊，你不是刚要谈那个亲王吗？你为什么那样讨厌他呢？”

“哎，真受不了！”他说，竭力想抓住被打断的思路。“他不是那种你同他交往越久就越觉得可爱的人。要是给他下个评语，他是展览会上稳得头奖的一头饲养得很好的牲口，就是这样。”他带着一种讨好她的恼火口吻说。

“不，怎么能这样说呢？”她反驳道，“他毕竟是见过世面，很有教养的吧？”

“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教养——他们的教养。看来他受的教养，就是为了要蔑视教养，就像他们除了肉体的快乐之外蔑视一切一样。”

“可你们不是个个都喜欢肉体的快乐吗？”她说。他又在她逃避他的目光中看出忧郁的神色。

“你怎么为他辩护哇？”他笑嘻嘻地说。

“我不是为他辩护，那与我无关；但我想，要是你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快乐，那你可以拒绝。可是你也喜欢看那个一丝不挂的泰丽莎……”

“魔鬼，魔鬼又来了！”伏伦斯基拿起她放在桌上的一只手吻着，说。

“是的，可是我受不了！你真不知道我等你等得有多苦！我想我这人醋性不大，醋性不大。你在这儿，同我一起，我相信你，可是当你一个人在别处过着那种我不了解的生活时……”

她摆脱了他，终于把钩针抽了出来，开始用食指帮助，迅速地一针又一针地编织着在灯光下白得耀眼的毛线，她那纤细的手腕在绣花袖口里神经质地迅速颤动着。

“哦，怎么样？你是在哪里遇见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她忽然很不自然地问。

“我们在门口碰上了。”

“他还是向你鞠了躬吗？”

她板起面孔，眼睛半睁半闭，一下子改变了脸上的表情，停止手里的活儿。伏伦斯基忽然在她美丽的脸上看到了卡列宁向他鞠躬时的那副表情。他微微一笑，她却用她那动听的胸音快乐地笑起来——这笑正是她最使人销魂的魅力之一。

“我实在弄不懂他，”伏伦斯基说，“如果你在别墅里向他坦白以后，他同你一刀两断；如果他要求同我决斗……可是我实在弄不懂：他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境况？他很痛苦，这看得出来。”

“他吗？”她冷笑一声说，“他满足得很呢！”

“既然一切都称心如意，我们又何必苦恼呢？”

“只有他才不苦恼。难道我还不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一个人只要有一点感情，能够像他同我这样过日子吗？他什么也不明白，什么感觉也没有。一个人只要多少有一点感情，难道能同有罪的妻子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吗？难道能同她说话吗？能叫她亲爱的吗？”

她又忍不住摹仿他的口气：“安娜，安娜，我亲爱的安娜！”

“他不是男子汉，不是人，他是块木头！谁也不懂得他，只有我懂得。哼，要是我换了他，我早就把我这种妻子杀掉，撕成一块块，也决不会说：‘安娜，我亲爱的安娜。’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做官的机器。他不明白我是你的妻子，他是外人，是个多余的人……不，我们不谈这个！……”

“你这话不公平，不公平，我的宝贝！”伏伦斯基说，竭力安慰她。“但没关系，我们不谈他。告诉我，你这一阵在做些什么？你怎么了？你这是什么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她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气望着他。显然她又想起丈夫什么可笑的地方，正在伺机说出来。

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这不是病，这是你怀了孕。产期在什么时候？”

嘲笑的神气在她眼睛里熄灭了，但由于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和内心的忧郁，另一种微笑替换了她原来的表情。

“快了，快了。你说我们的处境很痛苦，必须把它结束掉。你真不知道这种处境使我多么痛苦，但为了能自由自在地爱你，我什么牺牲都可以忍受！我真不愿意用嫉妒来折磨自己，来折磨你……这事快了，但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快。”

一想到将来会怎样，她觉得自己实在可怜，眼泪就簌簌地流出来。她说不下去了。她把手放在他的袖口上，钻石戒指和雪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

“不可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话我本不愿对你说，可是你逼得我说。快了，一切都快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安静了，可以不再受苦了。”

“我不明白！”他嘴里这样说，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你问什么时候吗？快了。我过不了这一关。你别打断我。”她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要死了，我很高兴，我要死了，这样你我都可以解脱了。”

泪水不断地从她眼睛里涌出来。他弯下腰去吻她的手，竭力掩饰毫无缘由却又无法克制的激动。

“是的，还是那样好，”她说，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们就剩这一条，这一条路了。”

他省悟过来，猛然抬起头。

“真荒唐！你说的真是太荒唐了！”

“不，这是真的。”

“什么，什么真的？”

“我要死了。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梦？”伏伦斯基问，立刻想到他梦见了那个乡下人。

“是的，一个梦。”她说，“我早就做过这种梦了。我梦见我跑进卧室，我要到那里去拿样东西，找件什么东西。你知道梦里是有这种事情的，”她说，恐怖地睁大眼睛，“在卧室里，在角落里站着一个东西。”

“嗐，真荒唐！怎么可以相信……”

但她不让他打断她的话。她说的事对她关系太大了。

“那个东西转过身来，我一看，原来是个乡下人，他胡子蓬乱，个儿矮小，样子真是可怕。我想逃走，可是他向一个口袋弯下腰去，双手在里面乱掏乱摸……”

她装出他在口袋里乱掏乱摸的样子，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伏伦斯基一想到他的梦，感到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同样的恐惧。

“他乱掏乱摸，嘴里急急地说着法国话：‘得把那铁敲平，打碎，揉压……’我吓得拼命想醒过来，好容易才醒了……但醒了又做梦。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科尔尼就对我说：‘您要死了，夫人，死在生产中，死在生产中……’我这才真正醒了……”

“真荒唐，真荒唐！”伏伦斯基说，但连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没有一点说服力。

“好吧，咱们不谈它。你打一下铃，我叫他们送茶来。你等一下，我不久就要……”

她说到一半忽然停住。她脸上的神气一下子变了。恐惧和激动忽然被宁静、严肃和幸福的表情所代替。他无法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她感到一个新的生命在她身体里蠕动。

四

卡列宁在家门口遇见伏伦斯基后，仍乘车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在那里坐到两幕演完，看到了他要看的人。回到家里，仔细看了看衣帽架，发现军大衣已经不在了，就照例走到自己房里。但是，他违反平时的习惯，没有上床睡觉，却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一直踱到半夜三点钟。妻子不顾体面，不遵守他向她提出的唯一条件——不要在家里接待情人，这使他大为生气，心里不能平静。她既然不遵守他的要求，他就要惩罚她，实行他的警告：提出离婚，夺走儿子。他知道这样做有不少困难，但他既然这样说过，现在就非得这样做不可。李迪雅伯爵夫人也曾向他暗示，这是他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近来，离婚手续已十分完善，卡列宁看到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祸不单行，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问题和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工作的问题给卡列宁带来很多麻烦，弄得他心情十分烦躁。

他通夜没有合眼。他的愤怒与时俱增，到天亮达到顶点。他慌忙穿好衣服，仿佛端着一个盛满愤怒的杯子，唯恐把它泼翻，又唯恐由于愤怒丧失他同妻子谈判所需要的力量，因此一听到她起来，就走进她的房里。

安娜自以为深知丈夫的为人，但看到他走进来的那副神气，也大吃一惊。他皱起眉头，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嘴巴坚决而轻蔑地闭得很紧。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举动上，在他的声音里，妻子发现一种他身上从没有过的坚决和果断的神气。他走到房里，不同她打招呼，一直走到她的写字桌旁，拿起钥匙，打开抽屉。

“您要什么？！”她叫起来。

“您情人写来的信！”他说。

“不在这里。”她关上抽屉说。但他从她这一举动上看出，他猜得对，就粗暴地把她的手推开，迅速地抓住他知道放着那些信件的文件夹。她想夺回那文件夹，但他猛地把她推开了。

“坐下，我有话要同您谈谈！”他说，把文件夹挟在腋下，用臂肘把它紧紧挟住，弄得一边的肩膀都耸了起来。

她又惊奇又胆怯地默默望着他。

“我对您说过不许您在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我需要看见他，是为了……”

她停住了，找不到什么借口。

“我不需要追究一个女人想看她情人的原因。”

“我要，我只是……”她涨红了脸说。他这种粗暴的态度激怒了她，使她增添了勇气。“您不觉得您太随便侮辱我吗？”她说。

“对正派的男人和正派的女人才说得上侮辱，但对贼说他是个贼，这只是确认事实罢了。”

“您的本性竟这么残酷，我以前都还不知道。”

“做丈夫的让妻子自由，衷心给她庇护，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全面子。难道这叫残酷吗？”

“这比残酷还要坏，老实对您说，这是卑鄙！”安娜怒不可遏，大声嚷道。她站起来想走。

“不！”他声音比平时更尖锐刺耳地叫起来，接着用他粗大的手指紧紧抓住她的手腕，抓得手镯在她腕上留下红色的痕迹。他使劲把她按在她的座位上。“卑鄙吗？假如你喜欢使用这个字眼，那么我说，为了情人，抛弃丈夫，抛弃儿子，却又吃着丈夫的面包，这才叫卑鄙！”

她低下头来。她昨天对情人说，他是她的丈夫，丈夫是多余的。然而这话她此刻不仅没有说，连想都没有想到。她觉得对方的话是完全对的，只低声说：

“我的处境有多坏，您怎么也不会比我自己更了解，可是您何必把它讲出口来呢？”

“我何必把它讲出口来吗？何必吗？”他继续那么怒气冲冲地说，“就是要让您知道，既然您不尊重我要您顾全面子的愿望，我就要采取措施来结束这样的局面。”

“快了，本来就快结束了。”她说，一想到她想快一点死的愿望，眼泪又夺眶而出。

“那会结束得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象的更快！你们需要的是肉体上的满足……”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打一个倒下的人，这不仅有失厚道，而且不体面。”

“是的，您只顾到您自己。至于别人的痛苦，曾经做过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却漠不关心。您就不管他的一生都给毁了，不管他的通……铜……通苦。”

卡列宁说得太快，以致口吃了。他怎么也说不出“痛苦”这个字眼，结果就说成了“通苦”。她觉得好笑，但立刻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还有心情去笑话他，就又感到害臊。她刹那间头一次觉得同情他，可怜他，为他难过。可是她能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呢？她垂下头，不作声。他也沉默了一阵，然后用不很尖锐刺耳的声音冷冷地说下去，任意在一些没有特殊意义的字眼上加重语气。

“我是来告诉您……”他说。

她对他瞧了一眼。“不，这只是我的想象，”她记起他说“通苦”这个字眼时脸部的表情，心里想，“不，一个人眼神那么迟钝，神气那么悠然自得，难道会有什么感情吗？”

“我什么也不能改变！”她喃喃地说。

“我是来告诉您，明天我就要到莫斯科去，我再也不回到这座房子里来了。您将通过我所委托的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知道我的决定。我的儿子将住到我姐姐家去。”卡列宁说，好容易记起他要提一下儿子。

“您要谢辽查只是为了使我痛苦，”她皱起眉头瞧着他说，“您并不爱他……把谢辽查留下吧！”

“是的，因为我对您的厌恶影响到儿子，我甚至不爱他了。但我还是要把他带走。再见！”

他说完就要走，但这回她把他拦住了。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把谢辽查留下吧！”她又一次喃喃地说，“我没有别的要求了。把谢辽查留下，直到我……我快要生了，把他留下吧！”

卡列宁脸涨得通红，挣脱她的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子。

五

卡列宁走进彼得堡一位著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那里已坐满了人。三位贵妇人：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是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是手上戴戒指的德国银行家；一位是留大胡子的商人；一位是穿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怒气冲冲的官员，显然已等了好久了。两个助手伏在桌上写着什么，笔尖发出沙沙的响声。文具非常精美，卡列宁一向爱好讲究的文具，这会儿自然注意到了。一个助手没有站起来，眼睛半睁半闭，愤愤地对卡列宁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现在有事。”助手用笔指指等候着的人，严厉地回答，接着继续写他的东西。

“他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呀？”卡列宁问。

“他没有空，他一直很忙。请您等一下。”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递给他。”卡列宁看到不得不暴露身份，煞有介事地说。

助手接过名片，对上面的名字显然没有好感，但走进门去。

卡列宁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但由于他知道上层官场的内情，他不太赞成把公开审判的细节也原封不动搬到俄国来。他还以他对任何钦定规章所许可的程度对它进行谴责。他在官场中混了一辈子，因此，即使不赞成某一件事情，也往往由于懂得凡事不可能没有毛病，毛病是可以纠正的，从而缓和了这种不赞成的态度。他不赞成新的法院规定律师辩护制度。不过，他从没同律师打过交道，因此只在理论上不赞成它。这会儿，他在律师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使他对它更加反感了。

“他马上就来。”助手说。过了两分钟，门口果然出现了那个刚同律师商谈完毕的高个子老法学家和律师本人。

律师身材矮壮，头上秃顶，有着深褐色大胡子、浅色长眉毛和突出的前额。他衣着漂亮，像个新郎，从领带、双重表链到漆皮靴子都很讲究。他的面孔聪明而粗鲁，他的服装精致而俗气。

“请进！”律师对卡列宁说。他板着面孔让卡列宁先进去，然后关上门。

“请坐！”他指指摆满文件的写字桌旁一把扶手椅，在主位上坐下来，然后侧着头，搓搓他短短的手指上长满白毛的小手。他刚坐定，就有一只飞蛾在写字台上飞过。律师以叫人意料不到的敏捷分开双手，捉住飞蛾，又恢复原来的姿势。

“在谈我这件事以前，”卡列宁惊奇地注视着律师的动作，说，“我要声明，我同您谈的事必须严守秘密。”

一个隐约的微笑分开了律师两撇下垂的褐色小胡子。

“我要是不能保守人家信托我的秘密，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但如果您需要保证……”

卡列宁往他的脸上瞧了一眼，看出他那双聪明的灰色眼睛在笑，仿佛什么都知道了。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卡列宁继续说。

“在俄国，人人知道您，”律师又捉到一只飞蛾，“知道您所做的有益事业，我也不例外。”他低下头说。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鼓起勇气来。但一旦下定决心，他就用他那尖嗓子说下去，既不胆怯，也不口吃，有几个字眼特别加重语气。

“我不幸成了被欺骗的丈夫，”卡列宁开始讲道，“我希望根据法律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要做到儿子不归母亲一方。”

律师的灰色眼睛竭力忍住笑，但高兴得忍不住不断眼。卡列宁看出，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不仅是揽到一笔好生意的人的欣喜，而且还有胜利和快乐，还有如同他在妻子眼睛里所看到的幸灾乐祸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您办离婚手续吗？”

“对，正是这样，但我应该预先向您声明，我也许会浪费您的时间。我今天只是先来同您商量一下。我希望离婚，但采取什么形式对我关系很大。要是形式不合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放弃法律途径。”

“哦，那个当然，”律师说，“事情当然要由您决定。”

律师觉得他那种克制不住的幸灾乐祸的神气会得罪主顾，就垂下眼睛望着卡列宁的脚。他望了望在自己鼻子前面飞过的飞蛾，挥了挥手，但出于尊重卡列宁的身份，没有当着他的面捉飞蛾。

“虽然有关这类案件的法令我也略知一二，”卡列宁继续说，“但我想知道办理这类案件的具体手续。”

“您要我告诉您能实现您愿望的各种途径吗？”律师没有抬起眼睛回答，得意地学着主顾的腔调说。

看到卡列宁点头表示同意，他继续说下去，只偶尔瞟一眼卡列宁涨得红斑点点的脸。

“根据我国法律，”他对俄国法律稍稍露出不满的神色说，“可以离婚的有下述情况……等一下！”他对在门口探进头来的助手说，但还是站起身，说了几句话又坐下了。“有下述情况：夫妻一方生理上有缺陷，分离五年音讯不明。”他弯起一个生满汗毛的短手指说，“再就是通奸（他说这个字眼时显然兴致勃勃）。分得细一些就是（他继续弯曲粗短的手指，虽然这样再分是重复的）：丈夫或妻子生理上有缺陷，再就是丈夫或妻子与人通奸。”他把五个手指都弯起来了，因此只好把它们伸直，再说下去，“这是理论观点，但承蒙下问，我想您要知道的是实际条款吧。因此，根据先例，我应该向您奉告，离婚案件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我想生理上的缺陷是不存在的吧？也不是分离而不通音讯吧？……”

卡列宁肯定地点点头。

“那就不外乎以下情况：夫妻一方与人通奸，一方犯罪的罪证经双方承认，或者未经承认，罪证是非自愿提供的。老实说，后面那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律师说着，偷偷地瞟了卡列宁一眼，不作声了，好像一个手枪商人在介绍了各种枪支的优点以后，等待着顾客的选择。可是卡列宁没有答腔，律师就继续说：“我认为最简单省事、最合理的是夫妻双方都肯定是通奸。要是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也不会这样说了，但我想这事我们是懂得的。”

卡列宁心情十分紧张，一下子弄不懂双方肯定通奸是否合理，目光中露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于是律师赶快向他解释：

“两个人无法再共同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如果双方肯定这一点，那么细节和手续就无所谓了。这也就是最可靠最省事的办法。”

现在卡列宁完全明白了。但他有宗教上的戒律，不能采用这个办法。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有一些信件足以成为非自愿提供的罪证。”

一提到信件，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出一种尖细、怜悯而轻蔑的声音。

“请您注意！”他开始说，“这一类事情，您也知道，通常由教会处理；大司祭神父他们对这类事情是要追根究底的，”他露出一种和神父同样感兴趣的微笑，说，“信当然可以成为部分证明，但在法律上必须有直接的罪证，就是说要有证人。总之，既然承您信托我，那就请允许我选择适当的办法。要达到目的，只好不择手段。”

“要是这样……”卡列宁顿时脸色发白，正要说什么，但这当儿，律师站起身来，又走到门口，同打断他们谈话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不是在拍卖商品！”他说完又回到卡列宁旁边。

他回到坐位上，又悄悄地捉住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一套好窗帘了！”他皱着眉头想。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将把我的决定用书面通知您。”卡列宁站起身来说，同时扶住桌子。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说：“从您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婚是办得到的。请您把您的条件告诉我。”

“完全办得到，如果您让我有充分行动自由的话。”律师不回答问题，说，“我几时可以得到您的消息？”律师边问，边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靴子都闪闪发亮。

“过一个星期。至于您是否愿意接受办理这个案件，还有条件怎样，也请费神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送当事人走出门去，接着一个人留下来，陶醉在快乐的心情中。他心里那么高兴，甚至一反常规，给那个讨价还价的贵妇人让了步，也不再捉飞蛾，最后下定决心在冬天以前把家具都换上天鹅绒面子，就像西戈宁家一样。

六

卡列宁在八月十七日委员会的会议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次胜利的结果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调查非俄罗斯人情况的新委员会得到卡列宁的鼓励，非常迅速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并被派到目的地去。三个月以后就提出一份调查报告。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调查了非俄罗斯人的情况。一切问题都解答得冠冕堂皇，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它们不是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结果。解答都是根据省长和主教提供的官方材料，这些材料根据的又是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而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根据的又是乡公所和地方教士的报告，因此所有这些解答无疑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歉收？当地居民为什么坚持自己的信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借助官方机构的便利，原是永世不得解决的，如今却都取得了明确的解答。这种解答对卡列宁的意见是有利的。但是上次会上受到沉重打击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就采取了卡列宁意料不到的策略。斯特列莫夫拉了一帮子人，忽然站到卡列宁一边来，不仅热烈支持他所提出的各种措施，而且根据这种精神提出更加极端的措施。这些违反卡列宁本意的过火措施被通过了，而斯特列莫夫的策略也就暴露了。这些极端的措施一下子显得十分荒唐，以致引起政府官员、社会舆论、聪明的贵妇人和报纸异口同声的攻击，他们还对这些措施和公认的倡议人卡列宁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却推卸责任，装作他只是盲目追随卡列宁的计划，对所做的事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和愤慨。这给了卡列宁一个沉重的打击。卡列宁不顾健康衰退，不顾家庭痛苦，并不屈服。委员会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为他们的错误辩解，说他们错信了卡列宁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胡说八道，是一纸空文。卡列宁和他一伙人看出这种对待公文的过激态度是危险的，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层和社会上就造成一片混乱，而且，虽然大家对这事都极其关心，但谁也弄不清楚，非俄罗斯人真的是趋向贫穷灭亡呢还是兴旺发达。由于这件事，同时也由于妻子不贞而对他的轻蔑，卡列宁的地位已变得岌岌可危。卡列宁处于这样的境况，做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宣布他要求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使委员会感到惊讶。卡列宁取得许可后就动身到遥远的省份去了。

卡列宁的出门引得大家议论纷纷，尤其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拨给他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

“我觉得他这样做很有气派。”培特西同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谈到这事说，“大家都知道现在铁路四通八达，何必付驿马费呢？”

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她的话，培特西的意见甚至使她生气。“您说得倒漂亮。”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您有几百万家产，但我倒很希望丈夫有机会夏天去视察视察。出门对他的健康和心情很有好处，我还准备用这笔出差费给自己买一辆马车，雇一个车夫呢。”

在去遥远省份的途中，卡列宁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他去访问总督。在一向车水马龙的报馆街旁边的十字路口，卡列宁忽然听见一个洪亮愉快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他不由得回过头去。在人行道的转角处站着奥勃朗斯基。他快乐年轻，容光焕发，身穿时髦的短大衣，头上歪戴着时髦的低顶帽子，笑得鲜红的嘴唇间露出雪白的牙齿。他拼命叫着，要马车停下来。他一只手按住停在街角的一辆马车的窗子，窗子里探出一个戴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孩子的头。奥勃朗斯基满面笑容，向妹夫招手。那位太太露出和善的微笑，也向卡列宁招招手。原来是陶丽和她的两个孩子。

卡列宁不愿在莫斯科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到他的内兄。他掀了掀帽子想继续赶路，可是奥勃朗斯基叫住他的车夫，踏着雪地向他跑去。

“你怎么好意思不通知一下！来好久了吗？我昨天在杜沙旅馆的旅客牌上看到‘卡列宁’这名字，没想到原来是你！”奥勃朗斯基把头伸到车窗里说，“不然我早就进去看你了。我看到你真高兴！”他一面说，一面两脚相撞，把雪抖掉，“你怎么好意思不告诉我们一声！”他重复说。

“我没有工夫，我太忙了。”卡列宁冷冷地回答。

“到我妻子那边去一下，她真想看见你呢。”

卡列宁拉开包住他那双怕冷的脚的车毯，走下马车，踏着雪地向陶丽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您为什么这样躲开我们？”陶丽笑眯眯地说。

“我太忙了。看见您很高兴，”他用分明极不高兴的语气说，“您身体好吗？”

“嗯，我那位亲爱的安娜怎么样？”

卡列宁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就想走。可是奥勃朗斯基把他拦住了。

“你听我说，我们明天这样安排。陶丽，你请他明天来吃饭！我们叫柯兹尼雪夫和彼斯卓夫也来，让他领教领教莫斯科的知识分子。”

“对，务必请您来！”陶丽说，“要是您高兴，那就请在五六点钟来。嗯，我那位亲爱的安娜怎么样？好久没……”

“她很好。”卡列宁皱着眉头，喃喃地说。“我很高兴！”他说着就向自己的马车走去。

“您来吗？”陶丽大声问。

卡列宁喃喃地说了些什么，陶丽在嘈杂的马车声中听不出来。

“我明天去看你！”奥勃朗斯基对他叫道。

卡列宁坐上马车，坐得很深，使自己看不见人，人家也看不到他。

“怪人！”奥勃朗斯基对妻子说，接着看了看表，举起手做了个手势，表示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抚，就雄赳赳地沿着人行道走去了。

“斯基华！斯基华！”陶丽涨红了脸叫道。

他回过头来。

“我不是要给格里沙和塔尼雅买大衣吗？给我点钱！”

“不要紧，你说记我的账就是了。”他说着快乐地向一个坐车经过的熟人点了点头，就不见了。

七

第二天是星期日。奥勃朗斯基到大剧院去看芭蕾舞排演，把昨晚答应的珊瑚项链送给他最近捧场的漂亮舞女玛莎·契比索娃，并且在灯光暗淡的后台，偷吻了一下她那张因他的礼物而喜气洋洋的美丽脸蛋。除了赠送礼物以外，他还要约她在排演结束后见一次面。他向她说明芭蕾舞开场时他不能来，但答应在最后一幕结束前赶到，并带她去吃晚饭。奥勃朗斯基出了剧院，到猎品市场亲自选购了鱼和芦笋，十二点钟来到杜沙旅馆。他要看的三个人碰巧都住在这个旅馆里：刚从国外归来借住在这里的列文，来莫斯科视察的新上任长官，以及他一定要接回家去吃饭的妹夫卡列宁。

奥勃朗斯基喜欢吃喝，更喜欢请客，而且在菜肴、饮料和宾客的挑选上都很讲究。今天这场宴会的安排使他特别满意：有活鲈鱼、芦笋和主菜——非常美味的普通煎牛排，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酒。这是吃的和喝的。客人有吉娣和列文，而且为了不使人感到突兀，还有一个堂妹和吉娣的弟弟小谢尔巴茨基，而主客则是柯兹尼雪夫和卡列宁。柯兹尼雪夫是莫斯科人，哲学家；卡列宁是彼得堡人，政治家。还邀请了出名热心的怪人彼斯卓夫。他是个自由派，健谈家，音乐家，历史学家，又是个极其可爱的五十岁老青年。他将成为柯兹尼雪夫和卡列宁的“调味品”或“配菜”。

卖掉树林的第二期付款已经领到，还没有用光；陶丽近来很温柔体贴；这次宴会的安排处处都使奥勃朗斯基满意。他情绪极好。有两件事不太愉快，但这两件事都淹没在他内心欢乐的海洋里了。第一件事就是：昨天他在街上遇到卡列宁，发觉他对他态度冷淡。卡列宁脸上出现这样的表情，他不去看他们，他来莫斯科也不通知他们一声，这些情况再联系到有关安娜和伏伦斯基的传说，使奥勃朗斯基猜想夫妇之间一定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另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是，新来的长官，也像一切新上任的长官那样，是个出名可怕的人物。他清早六点钟起床，干工作像一匹马，并要求下属也像他那样工作。此外，这位新长官的作风以像熊一样粗暴出名，而且据说他的观点同原来的长官正好相反，因此也就同奥勃朗斯基的观点正好相反。昨天奥勃朗斯基穿着制服去上班，新长官却很亲切，像老朋友一样同他谈了话；因此奥勃朗斯基认为应该穿着礼服去拜访他一次。奥勃朗斯基想到新长官也许不会很热情地接待他，但是又本能地感觉到，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大家都是凡人，你我都一样，何必生气争吵呢？”他一面想，一面走进旅馆。

“你好，华西里！”他歪戴着帽子沿长廊走去，对一个熟识的茶房说，“你留起络腮胡子来啦？列文住在七号吧？请你带我去。再有，你去打听一下，安尼奇金伯爵（就是新来的长官）见不见客？”

“是，老爷，”华西里笑容可掬地回答，“您好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昨天来过，不过走的是另一道门。这是七号吗？”

奥勃朗斯基进去的时候，列文正站在房间中央，同特维尔的一个乡下人用尺量着新鲜熊皮。

“啊，是你们打死的吗？”奥勃朗斯基大声问。“好东西！是头母熊吗？你好，阿尔希普！”

他握了握那个乡下人的手，没有脱外套和帽子，在椅子上坐下。

“把外套脱下，坐一会儿！”列文给他摘下头上的帽子说。

“不，我没空，我只坐一秒钟。”奥勃朗斯基回答。他敞开外套，接着又脱了下来，整整坐了一个钟头，同列文谈打猎的事，又说了一番知心话。

“嗯，你倒说说，你在国外做了些什么呀？你到过什么地方？”等乡下人走了，奥勃朗斯基问他。

“我到过德国、普鲁士、法国、英国，但不是到京城，是到工业城市，看到不少新鲜玩意儿。我走了一趟，很高兴。”

“是的，你想解决工人问题的想法我是知道的。”

“根本不对：在俄国谈不上工人问题。在俄国是农民对土地的关系问题；他们那里也有这问题，但他们是改正缺点的问题，而我们……”

奥勃朗斯基用心听着列文的话。

“对，对！”他说，“很可能你是对的。”他说，“你精神这样饱满，又猎熊，又工作，兴致勃勃，我真高兴。谢尔巴茨基告诉我——他见到过你——你心情忧郁，老是谈到死……”

“那有什么办法？我还是要想到死，”列文说，“真的，是死的时候了。这一切都很无聊。老实对你说：我对我的思想和工作是很重视的，可是，你倒想想，我们这个地球算得了什么？无非是生长在宇宙里的一小块青苔罢了。可我们还自以为很了不起，什么思想啊，事业呀！其实都只是沧海一粟。”

“老兄，这可是老生常谈哪！”

“是老生常谈，但要知道，等你看穿了，一切就都无所谓了。只要你懂得人早晚总要死，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那就一切都无所谓了！我认为我的理想很重要，其实它同样是无所谓的，即使实现，还不是同包围这头熊一样没意思。因此，打猎也好，工作也好，无非是消磨消磨日子，度过一生，免得想到死罢了。”

奥勃朗斯基听着列文的话，露出微妙而亲切的微笑。

“嗬，说得太妙了！现在你同意我的意见啦！你曾经攻击我生活上追求享乐，你还记得吗？嗳，道学先生，别这么一本正经啦！……”

“不，生活中确实还有些美好的东西……”列文有点困惑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不久都会死的。”

“为什么说‘不久’哇？”

“你要知道，你一想到死，生活就不那么有魅力了，但心里倒会平静些。”

“正好相反，生命越到尽头越是甜。哦，我该走了。”奥勃朗斯基一面说，一面第十次站起身来。

“不，你再坐一会儿！”列文挽留他说，“我们几时再见哪？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这人真要命！我是特地来的……你今天一定要到我家来吃饭。你哥哥要来，我的妹夫卡列宁要来。”

“难道他在这里吗？”列文说。他想打听打听吉娣的消息。他听说初冬她在彼得堡那个嫁给外交官的姐姐家里，不知道她有没有回来，但接着又改变主意，不想问了。“她来不来还不是一样。”他想。

“那么你来吗？”

“当然来。”

“那么五点钟来，穿上礼服。”

奥勃朗斯基说着站起身，走到楼下去见新来的长官。他的直觉没有欺骗他。模样可怕的新长官原来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奥勃朗斯基同他一起吃午饭，坐了好半天，直到三点多钟才来到卡列宁下榻的房间。

八

卡列宁做过早弥撒从教堂回来，整个早晨都没出去。早上他有两件事要办。第一，接见那个要去彼得堡、目前正在莫斯科的非俄罗斯人代表团，并对他们作指示；第二，按照约定，写信给律师。这个代表团虽是根据卡列宁的建议派出的，但有许多麻烦甚至危险。他能在莫斯科见到他们，感到很高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对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一无所知。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的任务只是汇报他们的贫困和实际情况，请求政府援助，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某些声明和要求反而支持了反对派，因此毁了整个事业。卡列宁同他们谈了好一阵，给他们拟了一个共同守则；把他们打发走了以后，他又写了两封信到彼得堡协助代表团活动。办这件事的主要助手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她在派代表团的事上是个行家，没有人比她更能安排和指导代表团的活动了。办完这件事，卡列宁便写了一封信给律师。他毫不迟疑地允许律师酌情办理他的案件。随信还寄去伏伦斯基给安娜的三封信，都是从那个抢来的文件夹里找到的。

自从卡列宁抱着不再回家的决心出走，又去找了律师并向他单独说了自己的意图，尤其是自从他把这个生活中的问题变成白纸黑字以来，他对自己的意图考虑得更成熟了，信心也更大了。

当他听见奥勃朗斯基的洪亮声音时，他正在封缄给律师的信。奥勃朗斯基正在同卡列宁的仆人争吵，坚持要他进去通报。

“不要紧，”卡列宁想，“这样反而好，我马上把我对他妹妹的态度告诉他，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到他家去吃饭。”

“请进来！”他把文件收拾好，放进文件夹里，大声说。

“你胡说，他明明在家！”传来奥勃朗斯基回答那个不让他进来的仆人的声音。他说着一路上脱外套，走进屋子。“啊，找到你真高兴！我真希望……”奥勃朗斯基高兴地开口说。

“我不能去。”卡列宁冷冷地站着说，也没请客人坐下。

卡列宁想一开始就用冷淡的态度对待内兄，他认为他正在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对待妻子的哥哥应该用这样的态度；但他没有想到奥勃朗斯基心里热情翻腾，待他还是这样友好。

奥勃朗斯基闪闪发亮的眼睛睁得老大。

“你为什么不能去？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疑惑不解地用法语问，“不，你这可是答应过的。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去。”

“我要告诉你我不能到你家里去，因为我们的亲戚关系要断绝了。”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奥勃朗斯基面带笑容问道。

“因为我正要同你的妹妹，也就是同我的妻子，办理离婚手续。我不得不……”

不等卡列宁把话说完，奥勃朗斯基便出人意料地惊叫了一声，颓然在扶手椅上坐下来。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你这算什么话！”奥勃朗斯基叫道，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

“就是这样。”

“对不起，我说什么……说什么也不能相信……”

卡列宁坐下来，觉得他的话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还得做一番解释，但他觉得，不论他怎样解释，他同内兄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是的，我要求离婚实在是万不得已。”他说。

“我只要说一句话，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你是一个杰出的正派人，我知道安娜——对不起，我不能改变对她的看法——是一个很贤慧的女人，因此，对不起，我不能相信这事。这里一定有误会。”他说。

“是啊，要是误会就好了……”

“对不起，我明白。”奥勃朗斯基打断他的话说，“不过，当然……一句话：不要操之过急。无论如何不要操之过急！”

“我并没有操之过急，”卡列宁冷冷地说，“这种事又不能跟谁商量。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这太可怕了！”奥勃朗斯基长叹了一声说，“要是我的话，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有一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我要求你也这样做！”他说，“我想，诉讼还没有开始吧。在你起诉以前，请你同我妻子见一次面，同她谈一谈。她爱安娜就像爱亲妹妹一样，她也爱你。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你同她谈一谈！你就赏我这个脸吧，我求求你！”

卡列宁沉思起来。奥勃朗斯基满怀同情地望着卡列宁，不去打扰他。

“你能去看看她吗？”

“我说不上来，所以我也没到你家去。我想我们的关系应当改变了。”

“究竟为什么呀？我不明白。对不起，照我想，除了亲戚关系之外，我一向对你很友好，你对我也多少有点情谊……而且我也衷心尊敬你，”奥勃朗斯基握着他的手说，“就算你最坏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也不会，永远不会评判你们任何一方，我也不明白我们的关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改变。是啊，你无论如何要去看看我的妻子。”

“嗳，我们对这事的看法不一样。”卡列宁冷冷地说，“不过，我们不谈这个吧。”

“不，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今天不能去吃顿饭？我妻子在等你。请你去一下吧！主要是同她谈一谈。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我跪下来请求你！”

“既然您那么要我去，那我就去一次。”卡列宁叹了口气说。

为了改变话题，他问起他们两人都关心的事——奥勃朗斯基的新长官，一个年纪不老却忽然升到这样高位的人。

卡列宁本来就不喜欢阿尼奇金伯爵，总是同他意见不合，如今更无法克制对他的憎恨——一个宦途失利的人对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的憎恨。这种情绪在官场中是容易理解的。

“哦，你看到他了？”卡列宁带着恶毒的嘲笑说。

“当然，他昨天到我们那里去办过公了。看来，他很懂行，精力旺盛。”

“哦，他的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啊？”卡列宁说，“用在事业上还是用在改变人家已完成的事情上？我们国家的不幸就在于善于做官样文章，纸上谈兵，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地方。他的方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奥勃朗斯基回答，“我刚才在他那里，说实在的，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们一起吃了早点，我还教了他怎样做橘子酒。这种饮料很清凉。真奇怪，他居然连这都不知道。但他很喜欢这种酒。啊，说实在的，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

奥勃朗斯基看了看表。

“啊呀，已经四点多了，我还得到陶尔果伏辛那儿去一下！那么，请你务必来吃饭。你要是不来，你真不知道会使我和我妻子多么难过。”

卡列宁送内兄走的时候，态度同刚才见到他的时候完全两样了。“我答应了，我一定去。”他没精打采地回答。

“你可以相信，我非常感激。我希望你也不至于后悔！”奥勃朗斯基微笑着回答。

他一面走一面穿外套，一只手拍拍仆人的头，笑着走了出去。“五点钟，请你穿礼服来！”他回到门口，又大声说了一遍。

九

主人回到家里已经五点多了，有些客人也来了。他和同时到达的柯兹尼雪夫与彼斯卓夫一起走进门来。这两个人，正像奥勃朗斯基说的，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两人在性格和智力上都很受人尊敬。他们相互也很尊敬，但几乎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属于对立的两派，恰恰是由于属于同一个阵营（他们的论敌就把他们混为一谈），但在同一个阵营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天下没有比在半抽象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更难调和的了，因此，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意见一致过，而且早就惯于心平气和地嘲笑对方无法改正的谬误。

奥勃朗斯基赶上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谈论着天气走进门来。客厅里已经坐着奥勃朗斯基的岳父老公爵，小谢尔巴茨基，土罗甫春，吉娣和卡列宁。

奥勃朗斯基一眼看出，客厅里缺了他，局面就很尴尬。陶丽穿一件华贵的灰绸连衫裙，愁眉不展，因为孩子们得在育儿室里单独吃饭，丈夫不在，她又没有办法使客厅里气氛融洽些。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坐得“像牧师太太做客”（照老公爵的说法），显然都弄不懂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只是为了避免冷场，勉强挤出一两句话来。敦厚的土罗甫春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他一看见奥勃朗斯基，厚嘴唇上就浮起微笑，仿佛在说：“嘿，老兄，你把我放在一批有学问的人中间啦！让我到‘花花世界’[64]去喝一杯，那才有劲呢。”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斜睨着卡列宁。奥勃朗斯基明白，老公爵一定想出了一句什么妙语来形容这位大人物——他就像鲟鱼一样是让客人在宴席上共享的。吉娣望着门口，故作镇定，使自己在列文进来的时候不致脸红。小谢尔巴茨基还没有同卡列宁正式介绍过，竭力装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卡列宁遵照彼得堡的习惯，同贵妇人一起进餐总是穿燕尾服，系白领带。奥勃朗斯基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来赴宴纯粹是为了践约，他坐在这群人中间是在尽痛苦的义务。其实他是奥勃朗斯基到来以前制造冷气，使所有的客人冻僵的罪魁祸首。

奥勃朗斯基走进客厅，向大家道歉，说他被一位公爵——这位公爵永远是他迟到早退的替罪羊——留住了，接着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相互介绍认识了，又把卡列宁同柯兹尼雪夫拉在一起，鼓动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他们立刻就同彼斯卓夫一起抓住这个题目议论起来。他拍拍土罗甫春的肩膀，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让他坐在妻子和公爵旁边。然后他对吉娣说她今天很漂亮，又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一会儿工夫，他就把这个社交界面团完全揉匀了，客厅里活跃起来，洋溢着一片笑语声。只有列文一个人不在。但这样也好，因为奥勃朗斯基走进餐室，惊奇地发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都不是从列维[65]而是从德普雷[66]买来的，他就吩咐车夫立刻赶到列维去重新买过，自己又回到客厅里。

他在餐室门口遇见列文。

“我没有迟到吧？”

“你还会不迟到！”奥勃朗斯基挽住他的手臂说。

“客人很多吗？有些什么人？”列文不禁涨红了脸，用手套拂去帽子上的雪，问。

“都是自己人。吉娣也在。来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卡列宁。”

奥勃朗斯基虽然自由主义思想很浓，但他知道人家同卡列宁认识是会觉得很荣幸的，因此要让所有这些好朋友都分享这份荣幸。但列文此刻却无心同卡列宁认识。自从他遇见伏伦斯基那个难忘的晚上以来，他没有再见到过吉娣，如果不算那次在大路上看见她一眼的话。他从心底里知道，今天晚上他会在这里看见她。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不受这事束缚，他竭力不去想它。现在呢，他分明听说她在这里，顿时感到又惊又喜，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说不出他想说的话。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像从前一样呢还是像马车里那样？陶丽说的要是真话，那该怎么办？又怎么会不是真话呢？”他心里琢磨着。

“哦，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卡列宁吧！”列文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鼓足勇气迈步走进客厅。他看见了吉娣。

吉娣既不像从前那样，也不像马车里那样，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她惊惶，畏葸，羞怯，因此也更加迷人。列文走进屋子的一刹那，吉娣就看见了他。她正在等他。她很高兴，高兴得心慌意乱，以致当他向女主人走去而又瞟她一眼时，她自己和他，还有看到这一切的陶丽，都觉得她会忍不住哭出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木然不动，只有嘴唇在微微哆嗦，等他走过来。列文走到她跟前，鞠了一躬，默默地伸出一只手。要不是她的嘴唇在微微哆嗦，眼睛因为潮润而更加明亮，她说话时的微笑就会显得十分安详。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吉娣说着用冰凉的手毅然握了握他的手。

“您没有看见过我，我可看见过您了。”列文露出幸福的微笑说，“您从火车站乘车到叶尔古沙伏去的时候，我看见过您。”

“什么时候？”吉娣惊奇地问。

“您乘车到叶尔古沙伏去的时候。”列文说，他心里充溢着幸福，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接着他想：“我怎么可以把不纯洁的念头同这个楚楚动人的小东西联在一起呢！是的，看来陶丽说的是实话。”

奥勃朗斯基挽住列文的手臂，走到卡列宁面前。

“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他说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卡列宁握住列文的手，冷冷地说。

“你们原来就认识吗？”奥勃朗斯基惊奇地问。

“我们在同一节车厢里待过三小时，”列文笑着说，“可是一下车就像从化装舞会里出来一样，完全糊涂了，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请吧！”奥勃朗斯基指着餐室说。

男宾走进餐室，来到桌子旁边。桌上放着六种伏特加、六种干酪，有的干酪盘子里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鲱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一片片法国面包的盘子。

男宾站着，围住香喷喷的伏特加和点心，柯兹尼雪夫、卡列宁和彼斯卓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讨论也因等待宴席开始而停止了。

柯兹尼雪夫善于出其不意地用雅谑来结束一场最抽象和认真的争论，并以此转变对谈者的情绪。现在他也这么办了。

卡列宁认为，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当局采用高级措施才能实行。

彼斯卓夫坚持说，一个民族只有人口密度较大才能同化另一个民族。

柯兹尼雪夫同意双方的意见，但有保留。他们走出客厅时，柯兹尼雪夫为了结束谈话，笑着说：

“因此，要实行非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多生孩子。我们哥儿俩最不行了。你们，结过婚的先生们，特别是您，斯吉邦·阿尔卡迪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您有几个呀？”他亲切地笑着问主人，同时把一只小酒杯举到他面前。

大家都笑起来，奥勃朗斯基尤其高兴。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嘴里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倒在递过来的酒杯里。原来的谈话果然就在这戏谑中结束了。

“这干酪不坏。您要来一点吗？”主人说。“你真的又在做体操吗？”

他问列文，左手捏捏他的肌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手臂。于是，奥勃朗斯基的手指就隔着礼服的薄呢摸到一块像圆干酪那样的坚硬肌肉。

“好硬的肌肉！简直像参孙[67]！”

“我想猎熊一定要有很大的力气。”卡列宁说，关于打猎的知识他是很可怜的。他撕下一块薄得像蛛网的面包瓤，加上干酪。

列文微微一笑。

“完全不是。相反，一个孩子都能打死一头熊。”他说着，向那些跟主妇一起走到桌旁来的女宾微微躬身，让到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头熊，是吗？”吉娣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滑溜溜不听话的蘑菇，因此抖动着那透露出她雪白小手的袖口花边，但还是叉不住。“你们那里真的有熊吗？”她向他半侧着美丽的头，笑盈盈地又说。

吉娣的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对他来说，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睛和手的每个动作，都具有多少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信任，有柔情，羞怯而深切的柔情，有许诺，有希望，有对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并且使他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爱情。

“不，我们是到特维尔省去打来的。归来的途中，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姐夫或者说姐夫的妹夫。”列文含笑说，“那次见面可有意思了。”

于是列文就兴致勃勃地讲着，他怎样通宵不睡觉，穿着土羊皮袄闯到卡列宁的车厢里。

“列车员像俗话[68]说的那样，根据衣衫要把我赶出去；但我立刻引经据典，故弄玄虚……您起初也因为我的土皮袄想把我赶出去，”他忘记卡列宁的名字，对他说，“但后来您就帮我说话，我真感激您哪。”

“总的说来，乘客挑选座位的权利太不明确了。”卡列宁用手帕擦擦手指尖，说。

“我看出您对待我还有点犹豫不决，”列文朴实地笑着说，“我就连忙说点聪明话来补救土皮袄引起的误会。”

柯兹尼雪夫继续同女主人谈话，一只耳朵却听着弟弟说话，斜着眼睛向他望望。“他今天怎么啦？简直像打了一场胜仗。”他想。他不知道列文今天仿佛长了一对翅膀了。列文知道吉娣在听他说话，她很高兴听他说话。只有这件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在他看来，不仅在这个屋子里，而且在整个世界，只有他——他变得身价百倍了——和她两个人。他觉得自己处在令人头晕目眩的高空，所有这些善良可爱的卡列宁们、奥勃朗斯基们和整个世界都在遥远的下方。

奥勃朗斯基也不对列文和吉娣瞧一眼，就让他们坐在一起，仿佛没有什么用意，只因为没有别的空位置了。

“哦，你就坐在这儿吧。”他对列文说。

筵席像奥勃朗斯基爱好的餐具一样精美。玛丽·路易汤十分出色；小巧的馅饼入口即化，无懈可击。两个男仆和马特维系着雪白的领带，利落地悄悄伺候着酒食。这次宴会在物质方面是成功的，在非物质方面也不逊色。谈话一会儿集中，一会儿分散，始终没有停顿，到宴会结束气氛一直非常活跃，男宾们站起来离开餐桌都没有停止说话，连卡列宁都变得活泼了。

十

彼斯卓夫喜欢把讨论进行到底，他对柯兹尼雪夫的话并不满意，况且他觉得他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决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密度的问题，”他一面吃汤，一面对卡列宁说，“这问题要同基础联系起来，不能光凭几条原则。”

“我认为，”卡列宁从容不迫地懒洋洋回答，“这是一样的。照我看来，只有比较文明的民族才能影响另一个民族……”

“但问题就在这里。”彼斯卓夫用他的男低音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很急，而且仿佛总是把整个心都放到所说的话里。“什么叫比较文明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是最文明的？谁能同化谁呢？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德国人的文明并不比人家差！”他叫道，“这里另有规律！”

“我认为只有真正文明的民族才有影响。”卡列宁微微扬起眉毛说。

“那么，文明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彼斯卓夫问。

“我想这些标志是大家都知道的。”卡列宁说。

“都知道得很清楚吗？”柯兹尼雪夫微妙地笑着说，“现在大家都承认，真正的文明只能是纯粹古典的文明；可我们看到双方争论激烈，却也不能否认对方有他的有力论据。”

“您是个古典派，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要来点红葡萄酒吗？”奥勃朗斯基说。

“我并不评论这种或那种文明，”柯兹尼雪夫像对待孩子一般露出宽厚的微笑说，同时把酒杯递过去，“我只说双方都有有力的证据。”他又对卡列宁说：“就所受的教育来说，我是个古典派，但在这场争论中没有我的地位。我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论据，可以证明古典教育比现代教育优胜。”

“自然科学同样具有培养教化的作用，”彼斯卓夫附和说，“就说天文学吧，就说植物学吧，或者具有一系列规律的动物学吧！”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卡列宁回答，“我想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文本身对心灵的发展有特别良好的作用。此外，无可否认，古典作家会对道德发生高度的影响。不幸的是，成为当代祸害的虚伪学说，往往同自然科学的教授有关。”

柯兹尼雪夫想说些什么，可是彼斯卓夫用他沉厚的低音打断了他。他激烈地斥责这个荒谬的意见。柯兹尼雪夫沉着地等待机会说话，显然已准备好反驳，而且充满胜利的信心。

“但是，”柯兹尼雪夫终于微妙地笑着对卡列宁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要不是古典教育具有像您所说的优点，即道德的作用，说得更明白些，反虚无主义的作用的话，要确切衡量各种科学的利弊是困难的，究竟该选择哪些科学，这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彻底解决。”

“那不成问题。”

“要不是古典教育具有这种反虚无主义的作用，我们也会多考虑考虑，多权衡权衡两者的利弊了，”柯兹尼雪夫微妙地笑着说，“我们也会给两者都提供发展的条件了。但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具有反虚无主义的疗效，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提供给我们的病人……但万一没有疗效怎么办呢？”他又用雅谑来结束。

柯兹尼雪夫一提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土罗甫春笑得特别洪亮，特别高兴，因为他听着这场谈话，一直希望能听到什么可笑的话，这下子终于听到了。

奥勃朗斯基请彼斯卓夫出席没有请错。有彼斯卓夫在场，谈话总是饶有趣味，而且一刻也不会冷场。柯兹尼雪夫刚用一句俏皮话结束谈话，彼斯卓夫立刻又提出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能同意，”他说，“政府抱有这样的目的。政府显然是受舆论支配的，它根本不关心它采取的措施会有什么影响。譬如，妇女教育应该说是有害的，可是政府开办了女子学校和女子大学。”

于是，话题立刻转到女子教育问题上。

卡列宁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同妇女解放问题混为一谈，因此有人就认为妇女教育是有害的。

“我倒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彼斯卓夫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缺乏教育而被剥夺权利，她们没有权利，所以就缺乏教育。不要忘记，妇女被奴役是那么普遍，那么悠久，以致我们往往不肯承认她们同我们之间存在的鸿沟。”

“您说权利，”等彼斯卓夫说完，柯兹尼雪夫接着说，“是指当陪审员、地方自治会议员、参议会会长的权利，当官员、国会议员的权利吗？”

“当然。”

“就算妇女作为少数例外可以担任这些职务，我认为您用‘权利’这个字眼也是不恰当的。还不如说‘义务’来得好。谁都能同意，担任陪审员、地方自治会议员、电报局职员的工作，我们觉得是尽一种义务。因此，说得恰当些，妇女是在寻求义务，而且完全是合法的。她们想协助男子共同劳动，这种愿望我们是不能不同情的。”

“一点不错，”卡列宁附和说，“我觉得问题在于她们能不能胜任这种义务。”

“一定能胜任愉快，”奥勃朗斯基插嘴说，“只要教育能在她们中间普及。这一点我们看得出来……”

“那句俗话是怎么说的？”老公爵早就注意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闪动他那双滑稽的小眼睛，说，“我可以当着女儿们的面说：‘女人头发长，可是……[69]’”

“黑奴解放前人们就是这样看待黑人的！”彼斯卓夫愤愤地说。

“我觉得很奇怪，妇女在寻求新的义务，”柯兹尼雪夫说，“可是我们却不幸看到，男子总是在逃避义务。”

“义务总是离不开权利。妇女所追求的就是：权力，金钱，荣誉。”彼斯卓夫说。

“这好比我去追求当奶妈的权利，看到人家出钱雇用妇女，却不要我，我就生气。”老公爵说。

土罗甫春爽朗地哈哈大笑。柯兹尼雪夫惋惜这样的妙语不是他说的。连卡列宁也扑哧一笑。

“是的，男子是不能喂奶的，”彼斯卓夫说，“可是妇女……”

“不，有个英国人曾经在船上给自己的小孩喂奶。”老公爵不顾当着女儿们的面，放肆地说。

“有多少这样的英国人，就有多少女人可以做官。”柯兹尼雪夫说。

“是的，可是叫一个没有家庭的姑娘怎么办呢？”奥勃朗斯基想到他念念不忘的契比沙娃，插嘴说。他同情彼斯卓夫，支持他的意见。

“要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姑娘的身世，那您就会知道，是这个姑娘抛弃了家庭——或者是她自己的家，或者是她姐妹的家——本来她满可以在家里干干女人家的活的。”陶丽突然怒气冲冲地插进来说，大概猜到奥勃朗斯基所说的姑娘是谁。

“但我们维护一个原则，一种理想！”彼斯卓夫用响亮的低音反驳说，“妇女渴望得到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要是想到不能获得这种权利，她们会觉得委屈和难受的。”

“可我觉得委屈和难受的是，人家不要我当奶妈。”老公爵又说，引得土罗甫春哈哈大笑，把一大块芦笋都抖落在酱油碟里了。

十一

人人都参加这场谈话，只有吉娣和列文例外。开头谈的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列文不禁想到他对这问题有话要说。这事原来他觉得很重要，此刻却像梦里的幻象一般，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甚至觉得奇怪，他们何必那么起劲地谈论这种与谁都无关的问题呢。大家又谈论起妇女的权利和教育问题。吉娣对这事原来也很感兴趣。以前她一想起她在国外的朋友华仑加，想到华仑加寄人篱下的痛苦生活，她就一再思考这个问题；她多少次思考过自己的问题，想到要是她不结婚，她会有怎样的结局；她多少次为这事同姐姐争论过！可是现在她对这事毫无兴趣。她正同列文单独谈着话，不是一般的谈话，而是一种神秘的交流。这种交流使他们越来越接近，并且使他们对正在踏入的那个未知世界感到又惊又喜。

开头，吉娣问列文去年是怎么看见她在马车里的。列文告诉她，他怎样从割草场走大路回家，半路上看见了她。

“那天大清早，您大概刚醒来，您妈妈还睡在角落里。这是一个可爱的早晨。我一面走，一面想：这辆四驾马车里坐的是谁呀？一辆有铃铛的讲究的四驾马车，您在上面一掠而过。我看见您坐在窗口，双手拉住睡帽的带子，您正想得出神呢，”他微笑着说，“我真想知道您当时在想些什么。您在想什么要紧事啊？”

“我当时是不是披头散发呢？”吉娣想。不过，看见列文在回忆细节时浮起欢乐的微笑，她明白，她当时给他的印象很好。她涨红了脸，高兴地笑起来。

“我实在不记得了。”

“土罗甫春笑得多快活呀！”列文欣赏着他那双笑得泪汪汪的眼睛和哆嗦的身子，说。

“您早就认识他了吗？”吉娣问。

“谁不认识他！”

“您大概认为他是个坏人吧？”

“不是坏人，是个小人。”

“不对！您快别这样想！”吉娣说，“我以前也很瞧不起他，其实他是个极其可爱、极其善良的人。他的心是金子做的。”

“您怎么能看出他的心来呢？”

“我同他是老朋友了。我很了解他。去年冬天，在……在您来到我们家以后不久，”吉娣露出歉疚和信任的微笑说，“陶丽的几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他碰巧去看她。您真不能想象，”她低声说，“他是多么为她难过，他就留下来帮她照顾孩子。他在他们家里待了三个星期，像保姆一样照顾孩子。”

“我在讲给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听，在猩红热流行时土罗甫春怎样照顾孩子们。”吉娣俯身对姐姐说。

“是的，他真好，真了不起！”陶丽望望土罗甫春说。土罗甫春发觉他们在谈他，就和蔼地对列文笑笑。列文又对土罗甫春瞧了一眼，弄不懂以前他怎么没发觉这个人的优点。

“该死，该死，我以后再也不把人往坏处想了！”列文快活地说，老实说出了他此刻的心情。

十二

在谈到妇女权利时，接触到在太太们面前不便谈的婚姻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彼斯卓夫在席上几次提到这问题，但柯兹尼雪夫和奥勃朗斯基都小心地回避了。

等大家从餐桌旁站起身来，太太们走开了，彼斯卓夫没有跟着她们走，却转身同卡列宁交谈，说出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照他看来，夫妇之间的不平等，在于妻子不贞和丈夫不贞在法律上和舆论上受到的制裁都不一样。

奥勃朗斯基匆匆走到卡列宁跟前，向他敬烟。

“不，我不抽烟。”卡列宁镇定地回答，接着似乎故意要表示他并不怕谈这事，带着冷冷的微笑同彼斯卓夫说话。

“我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据在于事物本身。”卡列宁说着想到客厅里去，但这当儿土罗甫春出其不意地对卡列宁说起话来。

“你们该听到过普里雅奇尼科夫的事吧？”土罗甫春问。他喝了香槟酒兴奋了，一直在等待机会打破难堪的沉默。“华夏·普里雅奇尼科夫，”他那红润的嘴唇上浮起善良的微笑，他主要是对主客卡列宁说的，“今天我听人家说，他在特维尔同克维茨基决斗，把克维茨基打死了。”

痛疮疤往往最容易触到，而奥勃朗斯基就觉得今天的谈话不幸每分钟都触到了卡列宁的痛疮疤。他又想把妹夫拉走，可是卡列宁却好奇地问：“普里雅奇尼科夫为什么决斗哇？”

“为了妻子。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

“啊！”卡列宁冷冷地说，扬起眉毛，往客厅里走去。

“您来了，我很高兴，”陶丽带着怯生生的微笑，在前厅遇见他说，“我有话要同您谈。就在这里坐吧。”

卡列宁还是扬起眉毛，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陶丽旁边坐下来，勉强装出笑容。

“好的，”他说，“我也要请您原谅，我马上就要告辞了。明天我就要出门。”

陶丽坚信安娜是清白的，面对着这个冷酷无情、不动声色地要毁灭她那无辜的好朋友的人，她气得脸色发白，嘴唇发抖。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不顾一切地盯住他的眼睛说，“我问您安娜的情况，您没有回答我。她怎么啦？”

“她身体看来很好，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回答，眼睛没有看她。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对不起，我是没有权利……但我像亲姐妹一样爱安娜，尊重安娜；我要求您告诉我，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卡列宁皱起眉头，几乎闭住眼睛，垂下头。

“我想您丈夫一定告诉过您，我认为我同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关系必须改变的原因吧！”卡列宁说，没有对着她的眼睛看，却很不高兴地望着走过客厅的谢尔巴茨基。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能相信！”陶丽把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紧握在胸前，有力地挥动着说。她迅速地站起来，一只手放在卡列宁的袖口上。“这里太闹。我们到那边去吧。”

陶丽的激动影响了卡列宁。他站起身来，顺从地跟着她走进儿童读书室。他们在一张铺着被削笔刀划满刀痕的漆布的桌子旁坐下来。

“我不信，我不信！”陶丽说，竭力捕捉他那避开她的目光。

“我们不能不相信事实，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说，特别强调“事实”两个字。

“她做了什么事？”陶丽问，“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她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欺骗了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她所做的。”卡列宁说。

“不，不会的！不，恕我直说，您错了！”陶丽双手按住两鬓，闭上眼睛，说。

卡列宁光用嘴唇冷冷地一笑，想让她看看他的决心，并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决心。陶丽这种热情的庇护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却触痛了他的伤疤。他情绪激动地谈了起来。

“既然妻子亲口告诉丈夫她做了这种事，还说她八年的生活以及生了一个儿子这些都错了，她要重新开始生活，那就不可能弄错。”卡列宁鼻子里哼了一声，怒气冲冲地说。

“安娜和罪恶——我无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无法相信这件事。”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说，这会儿对着陶丽激动的善良的脸瞧了一眼，话匣子不由自主地打开了，“我真希望这事只是一种猜疑。以前，当我这样猜疑的时候，我觉得痛苦，但比现在还是好过些。当我这样猜疑的时候，还有希望；可是现在没有希望了。不过，我还是怀疑一切。我怀疑一切，甚至恨我的儿子，我有时简直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我真不幸！”

这些话他都不需要讲。他向陶丽脸上瞧上一眼，陶丽就明白了。她开始可怜他，对她好朋友清白的信念也动摇了。

“啊呀！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难道您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婚吗？”

“我决定采取最后手段。我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陶丽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不，不是没有办法！”她说。

“这种痛苦同别的痛苦不一样。别的痛苦，譬如说，丧偶，死亡，你只要背上十字架，默默地忍受就是了，可是遇到这种痛苦，你必须行动，”卡列宁说，仿佛在捉摸她的思想，“你必须摆脱这种屈辱的处境，总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呀！”

“我明白，这事我很明白！”陶丽说着，垂下了头。她沉默了一会儿，想着她自己的事和她自己家庭的痛苦，接着突然激动地昂起头，合拢双手做出恳求的姿势。“但是慢着！您是个基督徒。您替她想想吧！要是您把她抛弃了，她会怎样呢？”

“我想过，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我想得很多。”卡列宁说。他脸上泛起红斑，浑浊的眼睛直盯着她。陶丽现在已经满心可怜他了。“当她亲口把我的耻辱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我让一切都维持原状。我给她悔过自新的机会，我竭力挽救她。可是结果呢？她不肯遵守最起码的要求——顾全面子！”卡列宁怒气冲冲地说，“只有自己不愿毁灭的人，人家才能救他；但要是本性败坏了，堕落了，她认为毁灭就是得救，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离婚！”陶丽回答。

“‘什么都行’指什么呀？”

“不，这太可怕了。她不再是谁的妻子，她会毁灭的！”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卡列宁耸起肩膀，扬起眉毛，说。一想到妻子最近的行为，他恼火极了，他又变得像开始谈话时那样冷酷。“我很感谢您的同情，可是我得走了。”他站起身来说。

“不，等一下！您千万不要毁了她。等一下，让我把我自己的事告诉您。我结了婚，可是丈夫欺骗了我；我又气愤又妒忌，想抛弃一切，想自己一个人……可是我清醒过来；是谁使我清醒的？是安娜，是安娜救了我。我现在照旧生活。孩子们在成长起来，丈夫回到家里，认识到自己的不是，他变得规矩了，正派了，我也就这样生活……我饶恕他了，您也应该饶恕她！”

卡列宁听着，但她的话对他已不起作用。他的心里又升起了他决定离婚那天同样的怒火。他仿佛抖掉什么东西似地抖动了一下身子，用尖锐响亮的声音说：

“饶恕，我不能够，我也不愿意，而且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我对这个女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她却把一切都践踏到她所喜欢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狠心的人，我从来没有恨过什么人，但我现在打从心底里恨她，我不能饶恕她，我恨透她对我所做的坏事！”他说，愤恨得嗓子都被眼泪哽住了。

“爱那些恨您的人……”陶丽怯生生地说。

卡列宁哼地冷笑了一声。这话他早就知道了，但不适用于他现在的处境。

“爱那些恨您的人，却不能爱您所恨的人。我打扰了您，请原谅。各人有各人说不完的苦恼！”卡列宁冷静下来，振作精神告了别，走了。

十三

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列文很想跟着吉娣到客厅里去；但又怕这样向她献殷勤太露骨了，她也许会不高兴。列文只得留在男宾圈子里，参加大家的谈话。他眼睛没有朝吉娣望，却感觉到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目光和她在客厅里的位置。

他立刻轻而易举地实践对她所作的诺言——永远往好处看人，永远爱一切人。谈话转到了农民村社的问题。彼斯卓夫认为农民村社具有特殊的原则，他把它称为“合唱原则”。列文既不同意彼斯卓夫的意见，也不同意他哥哥的意见。他哥哥与众不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俄国农民村社的意义。但列文同他们谈话，竭力为他们调解，缓和他们的争论。他一点也不注意他自己在说些什么，更不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他只有一个愿望：让他和大家都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现在他只关心一个人。这人起初在客厅那边，后来移过来，停留在门口。他没有回头，却感觉到倾注在他身上的目光和微笑。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她同弟弟一起站在门口，望着他。

“我还以为您要去弹钢琴呢，”他走到她面前说，“我们乡下就缺少一样东西：音乐。”

“不，我们只是来找您，来谢谢您的光临，”她说，同时像赠送礼物似的送给他一个微笑，“何必这么起劲地争论不休呢？谁也说不服谁的。”

“是啊，说得对，”列文说，“人们争论得很起劲，往往就因为弄不懂对方究竟想证明什么。”

列文常常发现，当聪明人争论时，双方花了极大的力气，费了许多口舌，用了大量巧妙的逻辑，最后发现他们苦苦争辩的东西，原来在争论一开始大家就已明白了，但他们始终各执一词，又不愿直说，唯恐遭到对方攻击。他还有这样的体会：在争论中，有时你明白了对方所喜欢的东西，自己也忽然喜欢它了，就立刻表示同意。这样，就什么论据也用不着了。有时正好相反：你终于说出了你所喜欢的东西，要是说得好，说得恳切，对方也会同意，不再争论。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她皱起眉头，竭力想领会他的意思。不过，他刚一开始解释，她就明白了。

“我明白：一个人必须懂得他为什么争论，他喜欢的是什么，这样才可以……”

她完全领会，并且表达了他表达不清的意思。列文高兴地微微一笑：他同彼斯卓夫和哥哥啰啰唆唆争论了好半天，她竟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他最复杂的思想表达出来了。这使他感到惊奇。

谢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吉娣走到摆开的牌桌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支粉笔，动手在崭新的绿呢上画着一个个圆圈。

他们继续谈论饭桌上谈到的那些问题：妇女自由和就业问题。陶丽认为一个未婚的姑娘应该待在家里做做家务。列文同意她的意见。他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缺乏女助手，家庭不论贫富，都不能没有保姆，不论是雇用的还是亲属。

“不，”吉娣涨红了脸说，同时用她那双诚恳的眼睛更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姑娘刚过门，难免不受屈辱，可她自己……”

列文明白她的暗示。

“哦！是的！”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您说得对！”

看到吉娣心目中少女的恐惧和屈辱，他顿时明白了彼斯卓夫吃饭时关于妇女自由的一番话。他爱她，体会到了这种恐惧和屈辱，立刻放弃了他的论点。

接着是一片沉默。吉娣一直拿粉笔在桌上描画着。她的眼睛闪出宁静的光辉。他受到她的情绪的影响，觉得周身充满越来越浓烈的幸福。

“呀！我涂了一桌子！”她放下粉笔说，接着动了动身子，好像要站起来。

“我怎么能让她走掉，自己留下来呢？”列文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等一下，”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来，“我早就想问您一件事。”

列文盯住她那双亲切而惶恐的眼睛。

“请您问吧。”

“您瞧，”列文说着写了十四个字母，加上一个问号。那是组成十四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就是：“您上次回答我‘这不可能’，是说永远呢还是指当时？”吉娣能不能懂得这个复杂的句子，他毫无把握，但他望着她的那副神情，仿佛他一生的命运都决定于她能不能懂得这句话。

吉娣一本正经地对他瞧了一眼，一只手支着紧蹙的前额，读了起来。她偶尔对他瞧瞧，仿佛在问：“我猜得对吗？”

“我明白了。”吉娣涨红了脸说。

“这是个什么字眼？”列文指着代表“永远”一词的那个字母问。

“这表示‘永远’，”她说，“但这不是真心话！”

列文迅速地把所写的句子擦掉，把粉笔给了她，站起身来。吉娣也写了六个字母。

陶丽看见这一对人，她同卡列宁谈话所引起的烦恼顿时消失了。她看见吉娣手里拿着粉笔，脸上挂着羞怯而幸福的微笑，抬头望着列文；又看见他那俊美的身子伏在桌上，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忽儿瞧瞧桌子，忽儿瞧瞧吉娣。他突然容光焕发，他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当时我不能不这样回答。”

列文怯生生地对她抛去一个疑问的眼光。

“只限于‘当时’吗？”

“是的。”她微笑着回答。

“那么……那么现在呢？”他问。

“嗯，那您念吧。我把心里的希望告诉您。我真希望啊！”吉娣又写了八个字母，意思是：“希望您能忘记并饶恕过去的事。”

列文用紧张得发抖的手指抓住粉笔，折断了，写了几个字母，意思是：“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您。”

她一直微笑着，对他瞧了一眼。

“我明白了。”她悄悄地说。

列文坐着，又写了一个长句子。她全明白了，没有问他：“对不对？”拿起粉笔，立刻就回答他。

列文好一阵看不懂她所写的字母，不时望望她的眼睛。他幸福得头晕目眩，怎么也猜不透她所写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从她那双洋溢着幸福的迷人眼睛里，他明白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于是他写了三个字母。但不等他写完，她就跟着他手的动作读了出来，又自己拼成句子，接着写了回答：“对。”

“你们在猜字谜吗？”老公爵走过来说，“要是你们看戏不愿迟到，那就该走了。”

列文站起身来，把吉娣送到门口。

他们谈话时什么都谈到了。吉娣说她爱他，她会告诉爸爸妈妈他明天早晨要来。

十四

吉娣一走，列文剩下一个人。他觉得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天赶快到来。这样他又可以看见她，可以同她永远结合在一起了。他是那么焦急，害怕那看不到她的未来十四个小时，就像害怕死一样。为了避免孤独，消磨时间，他需要找一个人谈谈。奥勃朗斯基原是他最愉快的谈伴，但他要走了，说是去赴晚会，其实是去看芭蕾舞。列文只来得及对他说，他很幸福，他喜欢他，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他的帮助。奥勃朗斯基的眼神和微笑向列文表示，他很懂得他的心情。

“怎么样，是死的时候了吗？”奥勃朗斯基情绪激动地握着列文的手说。

“不——不！”列文说。

陶丽同他告别时也像祝贺一般说：“您同吉娣又见面了，我真高兴，要珍惜旧日的友谊啊。”

陶丽这句话却使列文不高兴。她不理解这种感情在列文是多么崇高，是她根本无法领会的，她也不应该提到它。

列文同她们告了别，但不愿一个人独处，就抓住他的哥哥。

“你上哪儿去？”

“我去开会。”

“哦，我跟你去。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去吧！”柯兹尼雪夫微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了？”

“我吗？我太幸福了！”列文放下马车关着的窗子，说，“你不在乎吧？不然我要闷死了。我太幸福了！为什么你一直不结婚？”

柯兹尼雪夫微微一笑。

“我很高兴，她看来是个好姑娘……”柯兹尼雪夫说。

“别说，别说，别说！”列文两手抓住他的皮外套领子，把他的脸盖住，大声说。“她是一个好姑娘”这句话太普通，太平凡了，同他的心情太不协调了。

柯兹尼雪夫高兴地笑出声来，这在他是很难得的。

“啊，不论怎么说，这事使我很高兴。”

“这事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要谈了！不要谈了，不要谈了！”列文说，又用外套领子把脸盖住，加了一句：“我真喜欢你！怎么样，我可以去参加会议吗？”

“当然可以。”

“今天你们讨论什么？”列文问，一直笑着。

他们来到会场。列文听着秘书结结巴巴地念着显然连他自己也不懂的记录；但列文从秘书的相貌上看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这从他宣读记录时那副惶惑的窘态可以看出来。接着辩论开始。他们争论某宗款项的调拨和某处水管的敷设问题。柯兹尼雪夫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大通，挖苦两个议员。另一个议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开头有点胆怯，但接着就又辛辣又和好地对他做了答辩。接着史维亚日斯基（他也在场）也说了一通，说得十分漂亮得体。列文听着他们的辩论，听出根本没有什么调拨款项和敷设水管的问题，根本没有这些事，他们也根本没有真正生气，他们都是些善良可爱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好很亲密的。他们不妨碍谁，大家都高高兴兴。最妙的是列文今天把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从以前没有觉察到的细微特征上看出每个人的心灵，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好人。今天大家都特别喜欢他。这从大家同他说话的态度，从大家——甚至包括不认识他的人——望着他时那种亲切友好的神气上可以看出来。

“怎么样，你满意吗？”柯兹尼雪夫问他。

“太满意了。我简直没有想到这个会那么有意思！好极了，太美了！”

史维亚日斯基走到列文跟前，请他到他家去喝茶。列文怎么也弄不懂，也回想不起来，他对史维亚日斯基什么地方不满意，对他有什么要求。他是一个又聪明又极其善良的人。

“我很高兴！”列文说，接着问候他的妻子和姨妹。根据他那古怪的思路，史维亚日斯基的姨妹在他头脑里总是同婚姻联系在一起，因此列文觉得把他的幸福告诉史维亚日斯基的妻子和姨妹比告诉谁都合适。他欣然同意去看看她们。

史维亚日斯基向他打听乡下的情况，照例认为欧洲没有的东西在俄国也不可能有。但现在列文听了，一点也不生气。相反，他觉得史维亚日斯基是对的，他经营的全部事业都毫无意义。他还发现史维亚日斯基有意不把自己的正确意见说出来，他的为人确实很厚道，很能体贴人。史维亚日斯基家的两位女人也特别可爱。列文觉得，那件事她们已经全知道了，并且同情他，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说出来。他在他们家里坐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再暗示充满他心里的那件事。他没有发觉，他已经使他们感到很厌烦，他们早就要睡觉了。史维亚日斯基打着呵欠把他送到前厅，弄不懂这位朋友的情绪怎么有点异样。已经一点多钟了。列文回到旅馆里，想到他还得独自熬过剩下的十个小时，感到害怕。值班的茶房没有睡觉，给他点亮蜡烛，正要走，但列文把他留住了。这个茶房叫叶果尔。列文以前没有注意，今天才发现他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心地十分善良。

“怎么样，叶果尔，不睡觉很难受吧？”

“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老爷家里干活轻松一点，但在这里进账多一点。”

原来叶果尔家里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做裁缝的女儿，他想把女儿嫁给马具店一个店员。

列文趁这机会把他的想法告诉叶果尔。他说，结婚的主要条件是爱情，有了爱情就一定幸福，因此幸福全在自己。

叶果尔用心听着，看来完全懂得列文的意思，但他在表示赞同他的话的时候却出乎列文的意料，讲了他的看法。他说他在好的老爷家里干活，总是感到很满意，对他现在的主人也很满意，虽然他是个法国人。

“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列文想。

“嗯，叶果尔，当年你结婚的时候爱不爱你的妻子啊？”

“怎么会不爱呢！”叶果尔回答。

列文看到叶果尔很兴奋，很想讲讲自己的心情。

“我这一辈子也很怪。我从小就……”他开始说，眼睛闪闪发亮，显然受到列文兴奋的传染，好像人们打呵欠受到传染一样。

这时候铃声响起来，叶果尔走了，剩下列文一个人。他在午餐时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里又谢绝了茶点和晚餐，他根本不想吃晚饭。昨夜他没有睡觉，现在也不想睡。屋子里很凉快，他却觉得闷热。他打开两扇气窗，坐在对窗的桌子上。在白雪皑皑的屋顶那边望得见系着链子的雕花十字架，再高一些就是御夫星座和黄澄澄的五车二星所组成的三角形。他一会儿望望十字架，一会儿望望星星，吸着那均匀地吹进屋里来的清凉空气，同时像做梦一样追逐着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一个个形象和回忆。三点多钟，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就向门外望了望。原来是他所认识的赌徒米亚斯金从俱乐部回来了。他皱着眉头，神情忧郁地走过，不断咳嗽。“可怜的人，真不幸！”列文想，因为怜爱这个人，眼泪竟夺眶而出。列文想同他谈谈，安慰安慰他；但想到自己只穿一件衬衫，就改了主意，又在气窗前面坐下，沐浴在凛冽的空气里，抬头望着那默默无声而对他意义深长的美丽的十字架和那冉冉上升的黄澄澄的星星。六点多钟，传来擦地板的声音和教堂的钟声。列文觉得身子冷得有点僵了。他关上气窗，洗了脸，穿上衣服，走到街上。

十五

街上还是空荡荡的。列文向谢尔巴茨基家门口走去。大门关着，万物都在沉睡中。他回到旅馆，又走进房间，要一杯咖啡。端咖啡来的日班茶房不是叶果尔。列文想同他攀谈攀谈，但是听见有人打铃，那茶房就走了。列文试图把咖啡喝光，把面包圈放进嘴里，可是他的嘴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面包。列文吐掉面包，穿上外套，又走了出去。他第二次来到谢尔巴茨基家门口时，已经九点多了。房子里的人刚起来，厨子出去买菜了。他至少还得等两个钟头。

这个通宵和整个早晨，列文一直昏昏沉沉，并且完全摒弃了物质生活。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两夜没有睡觉，不穿外衣在凛冽的空气中待了几小时，不仅觉得神清气爽，简直有点飘飘欲仙：一举一动都毫不费力，而且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自信可以飞上青天，或者推开屋角，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不断看表，东张西望，在街上度过剩下的时间。

他当时看见的景象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两个上学去的孩子，几只从屋顶飞到人行道上的瓦灰鸽，几个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摆在窗口的小圆面包。这些面包、鸽子和两个男孩都不是尘世的东西。一个男孩跑去追鸽子，笑嘻嘻地对列文瞧了一眼；一只鸽子鼓动翅膀，在太阳底下，在漫天飞舞的雪粉中闪烁着飞走了；窗子里冒出新鲜烤面包的香味，摆出来几个小圆面包。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这一切合在一起真是美好得出奇，列文不由得笑了起来，快乐得流出眼泪。他在报馆街和基斯洛夫卡大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旅馆，把表放在面前，坐下来，等候到十二点钟。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谈论机器，谈论一个骗局，还有早晨刚醒来后的咳嗽声。他们不知道时针已接近十二点。十二点到了。列文走到门口。马车夫们显然什么事都知道了。他们喜气洋洋地围住列文，争先恐后，兜揽生意。列文竭力不得罪另外几个马车夫，答应下次雇他们的车，就坐上一辆，吩咐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这车夫穿——件雪白衬衫，衬衫领子贴住强壮红润的脖子，露在长袍外面，模样洒脱不羁。这车夫的雪橇很高很舒服，这样好的雪橇列文以后再也没有坐到过。马也很出色，一个劲儿地飞奔，但看上去仿佛没有在动。那车夫认得谢尔巴茨基家。他把双臂弯成一个圆圈，表示对乘客特别尊敬，嘴里叫了声“普鲁”，在大门口停下来。谢尔巴茨基家的看门人准是什么都知道了。这从他眼睛里的笑意和说话的神情上看得出。他说：

“嘿，您好久没来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

他不仅知道了一切，而且十分高兴，竭力掩饰着内心的喜悦。列文望了望他那双苍老而和蔼的眼睛，甚至发觉在自己的幸福里还有一种新的东西。

“都起来了吗？”

“请进！放在这里吧。”当列文转身想取回帽子时，他笑嘻嘻地说。列文这样迟疑是有道理的。

“请问该向哪一位通报？”仆人问。

这仆人年纪很轻，是个新来的，穿得像花花公子，但是亲切善良，他也知道了一切。

“公爵夫人……公爵……公爵小姐……”列文说。

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林侬小姐。她走过客厅，她的鬈发和脸都焕发着光彩。他刚开始同她谈话，忽然听到门外有衣服的窸窣声。于是林侬小姐立刻从列文的眼睛里消失了。他感到幸福临近的喜滋滋的恐惧。林侬小姐慌忙离开他，往另一扇门走去。她刚一出去，镶木地板上顿时响起一阵非常急促的轻盈脚步声。于是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他自己——比他自己更好，他追求和渴望那么久的东西，一下子临近了。她不是自己走过来，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送到他面前。

他只看见她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像他的内心一样，洋溢着又惊又喜的爱情的光芒。这双眼睛越来越近，爱情的光芒耀得他眼花缭乱。她站在他面前，接触到他了。她的双手举起来，落在他的肩上。

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她跑到他跟前，羞怯而快乐地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他拥抱了她，把嘴唇紧贴在渴望他的亲吻的嘴上。

她也通宵没有合眼，一上午都在等他。她的父母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了这事，为她的幸福而感到幸福。她等着他。她要亲自第一个向他宣布他们俩的幸福。她准备单独同他见面，想到这一层，她又胆怯又害臊，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门外等林侬小姐走开。林侬小姐走了。她不假思索，毫不迟疑地走到他面前，做了她刚才所做的事。

“我们到妈那里去！”她拉着他的手说。他久久地说不出话来，这与其说是因为怕语言亵渎他的崇高感情，不如说每当他想说话时，总觉得幸福的泪水把他哽住了。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

“难道这是真的吗？”列文终于哑着嗓子说，“我不能相信你会爱我！”

吉娣看见他说话的亲热语气和瞟她一眼的畏怯眼神，不禁嫣然一笑。

“真的！”她意味深长地慢悠悠说，“我多幸福哇！”

吉娣没有放下他的手，拉着他走进客厅。公爵夫人一看见他们，便呼吸急促，哇的一声哭出来，接着又立刻笑了，以列文意料不到的矫捷步伐跑到他面前，抱住他的头，吻了吻他。她的泪水把他的面颊都弄湿了。

“那么一切都定啦！我高兴极了。你要爱她。我高兴极了……吉娣！”

“解决得好快呀！”老公爵故作镇定地说，但列文转身向他说话时，发现他的眼睛也湿了。

“我早就盼望着了！”他捉住列文的手，把他拉过来说，“当这个轻浮的孩子还没想到……”

“爸爸！”吉娣叫起来，用双手捂住他的嘴。

“哦，我不说了！”他说。“我太……太……高……嗐，我真糊涂……”

他抱住吉娣，吻着她的脸，她的手，又吻了吻她的脸，在她身上画了十字。

列文看见吉娣怎样好一阵亲热地吻着她父亲肥胖的手，他对这位以前不熟悉的老公爵也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

十六

公爵夫人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脸上露出微笑。公爵坐在她旁边。吉娣站在父亲的椅子旁，一直拉住他的手不放。大家都默不作声。

公爵夫人首先说出她的想法，把她想到和感觉到的事组织成为实际问题。最初一刹那，大家都觉得这事有点别扭和苦恼。

“什么时候哇？还得订婚，发请帖。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你看怎么样，阿历山大？”

“问他，”老公爵指指列文说，“这事他是主角。”

“什么时候吗？”列文红着脸说，“明天。既然你们问我，那么我说，今天订婚，明天结婚。”

“嗳，我的宝贝，别说傻话了！”

“那么就过一星期。”

“他简直疯了。”

“不，怎么见得？”

“啊呀，老天爷！”公爵夫人看到他这样性急，高兴地笑着说，“那么嫁妆呢？”

“难道还要什么嫁妆吗？”列文恐惧地想，“不过，嫁妆也罢，订婚也罢，这些东西总不会损害我的幸福吧？一定不会的！”他瞧了吉娣一眼，发现她一点也没有因想到嫁妆而烦恼。“看来这是必要的。”他想。

“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是说说我的愿望罢了。”列文表示歉意说。

“那就让我们来商量商量吧。订婚，发请帖，那些事现在就可以办了。就是这样。”

公爵夫人走到丈夫面前，吻了吻他，想走，但他把她留住了，拥抱她，而且像年轻的情人那样，笑眯眯地热烈地吻了好几次。这对老夫妇一时间简直有点糊涂，弄不清究竟是他们又在恋爱了，还是他们的女儿在恋爱。等公爵夫妇走了，列文走到未婚妻面前，拉住她的手。此刻他已镇静下来，能够说话了。他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但他说的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从来不敢这样希望，但心里总是相信，”他说，“我相信这是命里注定的。”

“至于我，”她说，“即使当时……”她停了停，用她那双诚实的眼睛毅然望着他，又说下去，“即使当我推掉自己的幸福时，我也相信。我一直只爱您一个人，可那时我昏了头。我应该说……您能忘记这事吗？”

“也许这样更好些。我有许多地方要请您原谅。我应该告诉您……”

他决定告诉她一些事。一开始他就决定告诉她两件事：他不像她那样纯洁，他不信教。这在他是很苦恼的，但他认为应该把这两件事都告诉她。

“不，现在不谈，以后告诉您！”他说。

“好的，那就以后说吧，但您一定要告诉我。我什么也不怕。我需要知道一切。咱们讲定了。”

他补充说：

“咱们讲定了，不论我是个怎样的人，您都要我，您都不会抛弃我，是吗？”

“是的，是的！”

他们的谈话被林侬小姐打断了。林侬小姐虽然有点装腔作势，但是和蔼地微笑着，走来向她心爱的学生祝贺。她还没有走，仆人就一个个走来道喜。随后，亲戚纷纷来到。这样大家就喜气洋洋地忙碌了一阵，直到结婚后第二天，列文才空下来。列文一直感到窘困，厌烦，但幸福的程度不断增长。他一直觉得人家对他的要求很多，但究竟要求什么却不知道。他只照人家的话去做，而这一切都给他带来幸福。他原以为他的求婚将与众不同，普通的求婚条件会损害他的特殊幸福；但结果他所做的同别人并没有两样，而他的幸福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与众不同了。

“今天我们要吃糖了。”林侬小姐说。于是列文就坐车去买糖果。

“啊，我太高兴了！”史维亚日斯基说，“我劝您到福明花店去买些鲜花来。”

“这个需要吗？”于是列文就坐车到福明花店去。

哥哥对他说，得借些钱来，因为开销很多，要买礼物……

“还要礼物吗？”于是列文赶到傅尔达珠宝店去。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傅尔达珠宝店，列文发现大家都在等候他，大家都为他高兴，个个向他道喜，就像这几天他所接触到的人那样。奇怪的是，不仅大家都喜欢他，而且以前对他没有好感的、冷漠无情的人也都称赞他，处处顺着他，体贴入微地尊重他的感情，并且同他一样相信，他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的未婚妻十全十美。吉娣也有同样的感觉。当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竟然暗示她希望有更好的未婚夫时，吉娣大为生气，断然说天下再没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弄得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不得不同意，而在吉娣面前遇见列文的时候，总是露出赞赏的微笑。

他答应向她坦白他的秘密，这在当时是很痛苦的。他同老公爵商量了一下，征得他的同意，把记录着他的忏悔的日记交给吉娣。他当时写这日记，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未婚妻看的。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他丧失了童贞和他不信宗教。他不信宗教的自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是信教的，对教义从没有怀疑过；他形式上不信教，她却毫不在意。她怀着满腔爱情，了解他的整个心灵，在他的心灵里发现她所需要的东西。至于他这种心灵状态叫作“不信教”，在她是无所谓的。他坦白的另一件事却使她伤心得流泪。

列文把日记交给她，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他认为在他和她之间不能也不该有什么秘密，因此决定这样做；但他没有考虑过这事对她会有什么影响，他没有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直到那天晚上，他去看戏以前来到她家里，走进她的屋子，看见她那泪痕斑斑、由他一手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痕而引起的既可怜又可爱的脸时，他才看出了在他可耻的往事和她鸽子般纯洁的心灵之间的鸿沟，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惶恐。

“拿去，把这些可怕的本子拿去！”她推开面前的日记本，说，“您拿这些本子来给我看做什么！……不，这样也好，”她看到他那绝望的脸色，很怜悯他，补充说，“但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垂下头，一言不发。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您不会原谅我！”他喃喃地说。

“不，我原谅您，但这太可怕了！”

不过，他的幸福是那么巨大，这种自白不仅没有损害它，而且给它增添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原谅了他，但从此以后他更觉得自己高攀不上她，在品德上比她卑下，因此也就更加珍惜自己不配享受的幸福。

十七

卡列宁一面情不自禁地回忆着席间和饭店的谈话，一面走进自己冷清清的房间。陶丽关于饶恕的话只有使他恼火。基督教的教义对他是不是适用，这是个很大的难题，简直说不清楚，但卡列宁对这问题早就做了否定的回答。在大家说过的话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愚蠢而善良的土罗甫春的那句话：“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显然，大家都同意他的话，尽管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

“不过，这事已经定了，想也没意思。”卡列宁自言自语。他只想着当前的旅行和调查的事，走进房里，问那个送他进来的看门人，他的跟班到哪里去了。看门人说他的跟班刚刚出去。卡列宁吩咐拿茶来，就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行程。

“有两封电报。”跟班回来，走进房间说，“请您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卡列宁拿起电报，拆开来看。第一封电报是宣布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那个职位。卡列宁把电报一扔，涨红了脸，在屋里踱起步来。“上帝要毁灭谁，就使谁发疯。”[70]他想起了这句拉丁文谚语。这里的“谁”，他现在指的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恼恨的不是他没有得到这个位置，不是人家故意忽视他，而是他弄不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夸夸其谈的斯特列莫夫担任这个职位比谁都不合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提出这项任命是怎样毁了他们自己，怎样损害他们的威信哪！

“又是这一类事吧？”他一边拆开第二封电报，一边恼怒地自言自语。电报是妻子打来的。蓝铅笔写的“安娜”这个名字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要死了，求你务必回来。如能得到饶恕，我死也瞑目。”他看完电文，冷笑了一声，扔下电报。最初一刹那，他认为这无疑是个骗局，是个诡计。

“她什么欺骗的事做不出来呀！多半她要生孩子了。也许是生产上的什么病吧。但他们要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使生下来的孩子取得合法身份，破坏我的名誉，还是阻碍离婚？”他心里琢磨着。“可是电报里明明写着：我要死了……”他重新读了一遍，电文里的字句突然使他吃惊，“万一真是这样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万一她真的在临终前的痛苦中忏悔了，我却看作她又在欺骗，拒绝回去，那又怎么样？这样不仅太不近人情，会叫人家都说我的不是，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未免太愚蠢了。”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来，我要到彼得堡去。”他吩咐跟班说。

卡列宁决定到彼得堡去看看妻子。如果她的病是假的，那他就一言不发走掉。如果她真的病危，临终前想看他一面，那他就饶恕她，只要她还活着；要是去晚了，那就最后一次尽他做丈夫的责任，给她料理后事。

一路上，他不再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

卡列宁带着乘一夜火车所产生的疲劳和风尘，在彼得堡的朝雾中，坐马车经过空荡荡的涅瓦大街，眼睛望着前方，头脑不去思考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不能思考这事，因为一想到将要出现的局面，他无法排除一个念头，就是只要她一死，就会立刻解除他的困境。面包房、关着门的铺子、夜间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工人在他眼前掠过。他观察着这一切，竭力不去想那将要出现的局面。他不敢希望有那样的局面，但毕竟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的马车驶近大门口。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一辆轿车，轿车上坐着的马车夫在打瞌睡。卡列宁走进门去，仿佛从头脑底里掏出了主意，镇定下来。这主意就是：“如果是骗局，那就泰然置之，加以蔑视，返身就走。如果是真的，那就遵守礼节，照章办事。”

不等卡列宁打铃，门房早就把门打开了。门房彼得罗夫，又名卡比东诺奇，穿一件旧礼服，不打领带，脚上套着一双便鞋，模样十分古怪。

“太太怎么样？”

“昨天平平安安生了个孩子。”

卡列宁站住了，脸色发白。现在他才明白，他是多么希望她死啊。

“她身体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惯系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不好，”他回答，“昨天会诊过了，此刻医生还在。”

“把行李拿进来。”卡列宁听到还有死的可能，松了一口气，就一面吩咐仆人，一面走进前厅。

衣帽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卡列宁注意到了，就问：

“有谁在？”

“医生，接生婆，还有伏伦斯基伯爵。”

卡列宁走到里屋。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生婆头戴紫色绸带的软帽，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安娜的起居室里走出来。

她走到卡列宁面前，由于产妇病危而不拘礼节，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卧室里。

“感谢上帝，您回来了！一直在问起您，一直在问起您呢！”她说。

“快拿冰来！”医生在卧室里用命令的口气说。

卡列宁走进安娜的起居室。伏伦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捂住脸哭着。他一听见医生的声音便霍地跳起来，放下手，这样就看见了卡列宁。他一看见她的丈夫，尴尬极了，又坐下来，头缩到肩膀里，仿佛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竭力振作精神，站起来说：“她快死了。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我完全听凭您的处置，但请您让我留在这里……不过我听从您的吩咐，我……”

卡列宁看见伏伦斯基的眼泪，心慌意乱——他看见别人的痛苦总是这样的——立即转过脸去，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向门里走去。卧室里传出安娜的说话声。她的声音是愉快的，富有生气，音调非常清楚。卡列宁走进卧室，走到床跟前。她脸朝他的方向躺着。她的双颊绯红，眼睛闪闪发亮，一双雪白的小手从上衣袖口里露出来，玩弄着毯子的一角，把它扭来扭去。她看上去不仅容光焕发，身体健康，而且情绪极好。她说话很快，很响，音调十分清楚，充满感情。

“因为阿历克赛，我是指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两人的名字一样，都叫阿历克赛，命运真是太奇怪太捉弄人了，是吗？）阿历克赛不会拒绝我。我可以忘记过去，他也会饶恕的……他怎么还不来？他这人真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人有多好。唉！我的上帝，我烦死啦！快给我一点水！嗐，我这样对待小女儿可不好哇！好，那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了，还是这样好。他一回来，看见她会难受的。把她抱去吧！”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来了。您看，他来了！”接生婆说，竭力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卡列宁身上。

“嗐，胡说八道！”安娜没有看见丈夫，继续说，“把她给我，把小女儿给我！他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来，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所以我觉得难受。他的眼睛，说真的，谢辽查的眼睛同他一模一样，所以我不敢看谢辽查的眼睛……给谢辽查吃过饭没有？我知道大家全会把他忘记的。他可不会忘记。得让谢辽查搬到角房里去，叫玛丽爱特陪他睡。”

突然她身子缩成一团，住了口，恐惧地把双手举到脸上，仿佛在等待打击，实行自卫。她看见了丈夫。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历克赛，你过来。我急死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发烧，又要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我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卡列宁皱着眉头，现出痛苦的神色。他拉住她的手，想说些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下唇打着哆嗦，他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激动，只偶尔对她望望。每次他对她望的时候，总看见她那双盯住他的眼睛流露出那么温柔而狂喜的神色，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等一下，你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仿佛在拼命集中思想。“对了，”她又说，“对了，对了，对了。我就是要说这个。你别以为我怪。我还是同原来一样……可是另外一个女人附在我身上，我怕她，因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所以我恨你，可是我忘不了原来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才完完全全是我。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你问问他吧。我现在觉得很沉，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手指都很沉。你瞧，我的手指有多大！不过这一切都快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饶恕我，完完全全饶恕我吧！我这人坏，但奶妈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人——她叫什么呀？——她还要坏。我要到罗马去，那里是一片荒野，这样我就不会碍着谁了，我带谢辽查去，还有小女儿……不，你不会饶恕我！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不，不，走吧，你这人太好了！”她用一只火热的手抓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把他推开。

卡列宁的心越来越慌乱，此刻已经慌乱得不再去克制它了。他忽然觉得，他所谓心慌意乱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使他体会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幸福。他没有想到，他终生竭力遵循的基督教教义要求他饶恕和爱他的仇敌，不过他的心里充满了饶恕和爱仇敌的快乐。他跪在床前，头伏在她的臂肘上，她火热的手臂透过上衣烧灼着他的脸，他像孩子般痛哭起来。她搂住他那半秃的头，身子挨近他，挑战似地傲然抬起眼睛。

“他来了，我知道！现在您饶恕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哇？……把这些个皮外套拿掉！”

医生拿开她的手，小心翼翼地让她躺到枕头上，用毯子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天躺着，目光炯炯地望着前面。

“记住一点，我只要求饶恕，别的什么也不要……他，怎么还不来？”她接着对门外的伏伦斯基说，“来吧，来吧！把手给他。”

伏伦斯基走到床边，一看见她，又用双手捂住脸。

“把脸露出来，瞧瞧他。他是个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让他把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卡列宁捉住伏伦斯基的双手，把它们从脸上拉开。伏伦斯基的脸由于痛苦和羞愧显得十分难看。

“把手给他！你饶恕他吧！”

卡列宁把手伸给他，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舒齐了。只要把我的腿稍微拉拉直就好了。对了，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糊墙的花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几时才完结呀？给我点吗啡。医生！给我点吗啡。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翻来复去。

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她整天发高烧，说胡话，处于昏迷状态。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知觉，几乎连脉搏都停止了。

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

伏伦斯基回家去了，但一早又跑来探问病情。卡列宁前厅遇见他说：

“您留着，她也许会问到您。”说着亲自把他领到妻子的起居室里。

到早晨，病人又兴奋起来，思潮翻腾，胡言乱语，接着又昏迷了。第三天还是这样，但医生说有希望了。那天，卡列宁走进伏伦斯基坐着的房间，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来。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伏伦斯基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什么也不明白。您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我还是请您相信，我比您更难受。”

他想站起身来，但卡列宁拉住他的手说：

“我请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向您说明我的感情，那以前支配我、今后还将支配我的感情，免得您误解我。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了。不瞒您说，开头我拿不定主意，我很痛苦；我老实对您说，我有过对您和对她进行报复的欲望。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这里来的，说得更明白些：我但愿她死。可是……”他沉默了一下，考虑着要不要向他坦白自己的感情，“可是一看见了她，我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责任。我完全饶恕了她。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有人夺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恳求上帝，但愿不要从我身上夺去饶恕的幸福！”他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使伏伦斯基感动，“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使人家都取笑我，我可不会把她抛弃，也不会说一句责备您的话，”他说下去，“我的责任给我明白规定：我应当同她在一起，我将同她在一起。要是她想见您，我会通知您的，但现在，我想您还是离开的好。”

卡列宁站起身来，失声痛哭，再也说不下去。伏伦斯基也站起来，弯着身子，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理解卡列宁的感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崇高的、具有像他这种世界观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感情。

十八

同卡列宁谈过话以后，伏伦斯基走到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他在什么地方，他要到哪儿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无法洗刷他的屈辱。他觉得自己被迫离开他一直轻松而自豪地走着的那条轨道。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准则，以前看来是那么坚定不移，如今突然显得荒谬而不适用了。受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是个可怜的人物，是他幸福的一个偶然而有点可笑的障碍，如今突然被她亲自召来，并且推崇到凌驾一切的高度。这个丈夫处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奸刁，并不虚伪，并不可笑，而是善良、朴实而高尚。伏伦斯基情不自禁地有这样的感觉。角色突然变了。伏伦斯基觉得他崇高，自己卑鄙；他正直，自己堕落。他觉得她的丈夫尽管痛苦，还是宽宏大量；而他自己公然骗人，显得堕落渺小。不过，在这一向被他无理蔑视的人面前感到自己卑劣，这只是他痛苦的一小部分原因。他觉得无比痛苦的是，他认为近来渐渐冷下去的对安娜的热情，如今因为意识到他将永远失去她而变得空前强烈。他在她患病期间彻底认识了她，了解了她的心，他觉得以前他其实并不爱她。如今呢，他了解了她，真正爱上了她，他却在她面前受到屈辱，永远失去她，只在她心里留下一个可耻的回忆。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当卡列宁拉开他蒙着羞愧的脸的双手时，他现出那种又可笑又可耻的模样。他站在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茫然不知所措。

“您要叫辆马车吗？”门房问。

“好，叫一辆。”

伏伦斯基在三夜没睡觉以后回到家里。他不脱衣服，俯卧在沙发上，合拢两手，枕在脑门下。他的脑袋很重。浮想、回忆和种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清晰地一个又一个在头脑里迅速交替起伏：忽儿是他给病人倒药水，药水溢出茶匙；忽儿是接生婆的一双白手；忽儿是卡列宁跪在床前地板上的古怪姿势。

“睡吧！别想啦！”他对自己说，像一般健康人那样充满平静的信心，认为只要想睡就会立刻睡着。果然，在同一刹那，他的头脑昏昏沉沉，他跌进了忘川。恍恍惚惚的生命的波涛刚袭上他的头脑，就仿佛有一道强烈的电流突然贯串了他的全身，他猛地惊醒了，一骨碌从沙发上爬起来，两手一撑，恐惧地跪了下来。他圆睁着两眼，仿佛根本没有睡过似的。一分钟前脑袋沉重和四肢软弱的感觉顿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他听见卡列宁的话。他看见他站在面前，他看见安娜热辣辣的绯红面颊和她那双热情地望着卡列宁而不望着他的水汪汪眼睛。他看见卡列宁拉开他蒙住脸的手时他那副愚憨可笑的模样。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一下子躺到沙发上，闭上眼睛。

“睡吧！睡吧！”他一再对自己说，但一闭起眼睛，却更清楚地看见那难忘的赛马前夕安娜的脸。

“这一切都完了，从此完了。她想把这些从记忆里抹掉，可是我没有她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怎样才能和好呢？”他说出声来，无意地重复着这句话。这样重复着，使塞满他脑子里的种种形象和回忆无法翻腾起来。但这样抑制他的胡思乱想并没有多久。最美好的时光和他不久前所受的屈辱，一幕接着一幕，又飞快地在他头脑里掠过。“把他的手拉开！”这是安娜的声音。他放下手，感到自己脸上那副羞愧愚憨的表情。

他一直躺着，竭力想睡着，虽然觉得毫无希望。他不断地低声重复着所想事情中的个别字句，希望借此制止出现新的形象。他留神倾听，只反复听见古怪的疯狂低语：“我不会珍惜，不会享受；我不会珍惜，不会享受。”

“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疯了？”他自言自语。“也许是吧。人们怎么会发疯，怎么会开枪自杀？”他自己作着回答，接着睁开眼睛，惊奇地发现头旁放着他嫂嫂华丽雅亲手做的绣花靠枕。他摸摸靠枕的流苏，竭力想着华丽雅，想着他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要去想这种无关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不，得睡觉了！”他推了推靠枕，把头靠在上面，但要使眼睛闭住却很费劲。他跳起来，又坐下了。“我完蛋了！”他自言自语。“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还有什么呀？”他的思潮迅速地流遍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他同安娜的恋爱。

“功名心吗？谢普霍夫斯科依吗？社交界吗？宫廷吗？”什么问题他都无法认真思索。这一切以前觉得都很重要，现在却觉得都无所谓了。站起身来，脱下上装，解开皮带，露出毛茸茸的胸脯，好呼吸得更舒畅些，然后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人就是这样发疯的，”他反复说，“就是这样自杀的……免得受耻辱。”他慢吞吞地加了一句。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目光呆滞，咬紧牙关，走到桌旁，拿起手枪，察看了一下，转动弹膛，沉思起来。他垂下头，脸上露出冥思苦想的神气，手里拿着手枪，一动不动地站了两分钟光景。“当然！”他自言自语，仿佛长时间合乎逻辑的冷静思索使他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其实，他所深信的这个“当然”，只是他在这一小时里兜了几十个圈子的回忆和想象的又一次循环罢了。无非是重温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无非是想到毫无意义的茫茫的未来生活，无非是感到自己身受的屈辱，无非是这些思想感情的不断重复出现。

“当然！”他第三次沿着那荒诞的回忆和思索的圈子打转时，重复说。他整只手使劲握住手枪，仿佛把它紧握在拳头里，枪口对住左胸，扳动了枪机。他没有听见枪声，但胸口上猛烈的枪击使他站不住脚跟。他丢掉手枪，想抓住桌子边缘，但身子一晃，在地上坐下来。他惊奇地向周围打量着，从地板上仰望桌子的曲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连自己的房间也不认得了。仆人急急忙忙地走过客厅，他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定神思索，才明白他坐在地上。他看见虎皮毯子和手上的血，才明白他开枪自杀了。

“笨蛋！没有打中。”他用手摸索手枪，反复说。手枪就在旁边，他却伸手到远处去找。他继续摸索，手伸到另一边，但没有力气使身子保持平衡，又倒下了。血不断地流出来。

那个留络腮胡子的文静的仆人，经常向熟人诉说自己神经衰弱，这会儿看见老爷躺在地板上，吓坏了，竟让他留在血泊中，自己跑去求救。一小时后，嫂嫂华丽雅带着她从各处请来而同时到达的三位医生走进屋子，他们把伤者抬到床上，她自己留在旁边照顾他。

十九

卡列宁的错误在于他同妻子见面前没有料到这样的可能：妻子会诚心诚意忏悔，他会饶恕她，而她结果没有死。这个错误的后果，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两个月后充分显示出来了。不过他所以犯这个错误，不仅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些可能，还因为在那天他同垂死的妻子见面以前，他不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榻旁生平第一次被怜悯心所支配。这种感情是由别人的痛苦引起的，以前他把它当作一种有害的缺点而羞于承认。对她的怜悯，对于希望她死这种心理的忏悔，尤其是饶恕的快乐，这一切不仅使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体会到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内心的平静。他忽然觉得，原来使他痛苦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当他谴责、非难和憎恨人的时候，一切事情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当他饶恕人和爱人的时候，一切都显得简单明白，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饶恕了妻子，为她的痛苦和忏悔而怜悯她。他饶恕了伏伦斯基，怜悯他，特别是在听到他的绝望行为以后。他比以前更加怜爱儿子，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他对新生小女儿的感情更是特殊，不仅怜悯，而且充满慈爱。开头他只是出于怜悯而照顾这个柔弱的新生儿。她不是他的女儿，在她母亲生病的时候被弃在一边。要不是他关心，她准会死去。但他自己也没有注意，他是多么喜爱她呀。他每天总要到育儿室去好几次，在那里坐上好一阵，使得原来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见了他也不以为意了。有时候，他一连半小时默默地瞧着睡熟的婴儿毛茸茸的、皮肤松软的番红花般的小脸，观察着她那起皱的前额，还有那双握着拳头用手背擦着小眼睛和鼻梁的胖鼓鼓的小手。在这样的时刻，卡列宁心里觉得特别平静，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觉得心安理得的处境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他感到，除了支配他心灵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粗暴的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支配他的生活，这种力量不让他保持他所渴望的内心宽厚的平静。他觉得大家都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瞧着他，不了解他，期望他会有什么行动。特别是他觉得他同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当由于死亡临近而产生的宽厚心情过去以后，卡列宁发觉安娜怕他，看见他就觉得痛苦，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却又不敢说，似乎也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下去，而对他有所期待。

二月底，安娜新生的女儿，名字也叫安娜，忽然病了。早晨卡列宁走到育儿室，吩咐仆人去请医生，自己到部里去了。办完公事回家已经三点多钟。他走进门厅，看见一个漂亮的仆人，身穿饰金制服，头戴熊皮帽子，手里拿着一件白裘斗篷。

“谁来了？”卡列宁问。

“培特西公爵夫人。”仆人回答。卡列宁觉得他似乎在笑。

在这个痛苦的时期里，卡列宁发现，他在上流社会的熟人，特别是妇女，对他和他的妻子特别关心。他发现所有的熟人都勉强掩饰着喜悦，也就是上次在律师眼里、现在在这个仆人眼里所看到的得意扬扬的神色。大家似乎都兴高采烈，仿佛在办喜事。人家遇见他，总是勉强掩饰住内心的喜悦，向他打听他妻子的健康情况。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到来，同她有关的一些回忆，以及对她的反感，使卡列宁觉得不快，他一直往育儿室走去。在第一间育儿室里，谢辽查伏在桌上，两脚搁在椅子上，一面描着什么，一面兴致勃勃地说着话。英国女教师在安娜病中代替法国女教师，坐在他旁边编织披肩，慌忙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拉了拉谢辽查。

卡列宁摸摸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对太太健康的问候，又问婴儿[71]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只要给她多洗洗澡，老爷。”

“可是她一直很不舒服哇！”卡列宁倾听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说。

“我想是那个奶妈不好，老爷。”英国女教师断然地说。

“何以见得？”他站住问。

“同保罗伯爵夫人家一样，老爷。他们给孩子看病，发现原来只是孩子饿了，奶妈没有奶，老爷。”

卡列宁沉吟了一下。他站了几秒钟，走到隔壁房里。女孩仰天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衔拉给她吃的丰满的乳房，也不理睬奶妈和伏在她身上的保姆两人的逗弄，哭个不停。

“还是没有好吗？”卡列宁问。

“很不安静。”保姆低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会不会是奶水不足。”他说。

“我也这样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

“那您为什么不说呀？”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一直不舒服。”保姆不满意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仆人。从她这简单的一句话里卡列宁听出对他地位的暗示。

婴儿哭得更响了，挣扎着，呜咽着。保姆摆了摆手，走到她跟前，从奶妈手里把她抱过来，一面走一面摇着她。

“得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卡列宁说。

样子强壮、衣着整洁的奶妈唯恐被解雇，嘴里嘀咕着，藏起丰满的乳房，对人家怀疑她奶水不足，轻蔑地微微一笑。在她这个微笑里，卡列宁也看出了对他地位的嘲弄。

“不幸的孩子！”保姆说，同时哄着婴儿，继续来回踱步。

卡列宁在椅子上坐下来，脸上露出痛苦颓丧的神情，望着来回踱步的保姆。

等到婴儿安静下来，被放到一张栏杆很高的小床里，保姆把枕头拉拉整齐，走开了，卡列宁这才站起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婴儿旁边。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颓丧地望着那婴儿；但突然一个微笑牵动他的头发和额上的皮肤，浮现在他的脸上。接着他悄悄地走出屋子。

他在餐室里打了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生妻子的气，因为她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在这种恼怒的心情下，他不愿到妻子那儿去，也不愿看到培特西公爵夫人，但妻子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像平常那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就勉强忍住怒气，走到她的卧室里。他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口，无意中听见了他不愿听见的谈话。

“要是他不出门，那我能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不过，您的丈夫应该大方些。”培特西说。

“我不愿意这样倒不是为了丈夫，是为了我自己。这事别提了！”安娜声音激动地说。

“是的，但您总不会不愿意同一个为您自杀的人告别一下吧……”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

卡列宁脸上露出惶恐和负疚的神色停住脚步，想悄悄地走开。但想了一想，觉得这样有失体面，又回过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说话声停止了，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晨衣，圆圆的头上盖着剪得很短的浓密的乌黑头发，坐在长沙发上。一看见丈夫，她脸上的活泼神气照例顿时消失。她垂下头，不安地对培特西望了一眼。培特西穿着十分时髦，帽子高耸在头上，好像煤油灯上的灯罩，身穿一件青灰色连衫裙，连衫裙上的深色斜条子花纹一半在上半身的一边，一半在裙子的另一边。她坐在安娜旁边，高高的扁平身躯挺得笔直。她低下头，露出嘲弄的微笑迎接卡列宁。

“啊！”她仿佛吃惊似地说，“您在家里，我很高兴。您哪儿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生病以来，我没有看到过您。您的种种操心，我都听说了。是的，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丈夫！”她带着意味深长和亲切可爱的神气说，仿佛因为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她要给他发一枚宽宏大量勋章似的。

卡列宁冷冷地点了点头，吻了吻妻子的手，问了问她的健康情况。

“我觉得好一些了。”她说，避开他的目光。

“可是您的脸色像在发烧一样。”他说，把“发烧”两字说得特别响。

“我同她谈话谈得太多了，”培特西说，“我觉得这是出于我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身，但安娜忽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您等一等。我有话要对您说……不，是对您说，”她对卡列宁说，她的脖子和前额都涨红了，“我不愿意也不能向您隐瞒什么事。”她说。

卡列宁把手指扳得咯咯响，低下头。

“培特西说，伏伦斯基伯爵动身到塔什干以前，想到这里来辞行。”她眼睛不望丈夫，显然急于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这在她是多么困难，“我说我不能接待他。”

“您说，我的朋友，这要看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培特西纠正她的话。

“不，我不能接待他。这完全没有……”她忽然停住，询问似地对丈夫瞧了一眼（他没有朝她看）。“总而言之，我不要……”

卡列宁上前一步，想拉住她的手。

她的第一个动作是缩回她的手，想避开他那只青筋突出的湿润的手，但她显然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握住了他的手。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是……”他说，又困惑又恼怒地感到，他自己本来可以轻易做出决定的事，却不能当着培特西的面来讨论，因为他认为她就是当着世人的面主宰他的生活并妨碍他表示爱和饶恕的暴力的化身。他望着培特西公爵夫人，住口了。

“哦，再见，我的宝贝！”培特西站起来说。她吻了吻安娜，走了。卡列宁送她出去。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培特西在小客厅里站住了说，又一次特别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我是个局外人，可是我实在爱她，也实在尊敬您，因此斗胆向您进一个忠告。您就接待他一次吧。阿历克赛·伏伦斯基是个正直的人，他要到塔什干去了。”

“我谢谢您的关心和忠告，公爵夫人。至于妻子能不能接待什么人，这问题可以由她自己决定。”

他照例神气活现地扬起眉毛说，但立刻想到，不论他说什么话，就他的处境来说都是不可能神气的。这一点，他从培特西听了他最后一句话以后脸上露出的那种抑制着的嘲弄的奸笑里看出来了。

二十

卡列宁在大厅里向培特西鞠了一躬，走到妻子那里。安娜躺在床上，但是一听见他的脚步声，连忙照原来的姿势坐起来，惶恐地瞧着他。卡列宁看见她在哭。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他简单地用俄语重复了一遍当着培特西的面用法语讲过的话，在她旁边坐下来。他用俄语称呼她“你”，这种亲昵的叫法使安娜怒不可遏。“我也很感谢你的决定。我也认为伏伦斯基伯爵既然要走，那就毫无必要到这里来。不过……”

“我已经这样说了，还要重复做什么？”安娜突然克制不住怒气，打断他的话。“哼，毫无必要！”她心里想，“一个人为了他所爱的女人情愿毁灭自己，而且已经毁了自己，她没有他也不能生活，如今他来同她告别，竟毫无必要！”她闭紧嘴唇，垂下闪闪发亮的眼睛，看着他那双青筋毕露、慢慢地搓着的双手。

“这事我们再也不要谈了！”她镇定地补充说。

“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我很高兴看到……”卡列宁又开口了。

“看到我和您的愿望是一致的。”她迅速地替他把话说完，他说话的那种慢吞吞的样子使她恼火，况且她又知道他要说什么。

“是的，”他肯定说，“培特西公爵夫人干涉人家最复杂的家庭问题是很不妥当的。特别是她……”

“人家说她的闲话，我一句也不信，”安娜急急地说，“我知道她是真心爱护我的。”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不作声了。她烦躁地摸弄着晨衣的流苏，带着一种难堪的生理上的厌恶望着他。她为这种情绪而责备自己，但无法加以克制。她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不要看见他，免得使她感到厌恶。

“我刚才吩咐他们去请医生了。”卡列宁说。

“我身体很好，给我请医生做什么？”

“不是的，小宝宝老是哭，他们说奶妈的奶水不足。”

“为什么我当初要求喂奶您不答应？不管怎么说（卡列宁明白，‘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个小娃娃，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她打了打铃，吩咐仆人把婴儿抱来。“我要求喂奶，不让我喂，现在又来责备我。”

“我并没有责备……”

“有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呀！”她哭了起来。“原谅我，我太激动了，是我不对。”她冷静下来说。“你走吧……”

“不，这样下去可不行！”卡列宁断然地对自己说，走出妻子的房间。

他在世人眼中的难堪处境，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那种神秘的暴力——它违反他的心意，支配他的生活，强迫他服从它的意志并使他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这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分明看到，整个社会和妻子对他都有所求，但他不明白所求的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他的内心正在滋长一种破坏他精神安宁和一生修养的愤恨感情。他认为安娜最好割断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但要是他们认为办不到，他甚至情愿容许他们恢复这种关系，只要两个孩子不受羞辱，他不失掉他们，也不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行。不论这种情况多糟，总比决裂要好，因为一旦决裂，她就会处于走投无路的可耻境地，他也将失去他所爱的一切。但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早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不许他做他现在认为合情合理的事，而要强迫他去做不合理的、但他们认为正当的事。

二十一

培特西还没有出大厅，就看见奥勃朗斯基走进了大门。奥勃朗斯基刚从叶里赛耶夫饭店来，那里到了一批新鲜牡蛎。

“啊！公爵夫人！这可是一次愉快的见面哪！”他说，“我去拜访过您了。”

“只能见个面，因为我要走了。”培特西一面戴手套，一面笑眯眯地说。

“嗳，公爵夫人，您慢点儿戴手套，让我吻吻您的小手。恢复旧习惯，没有比吻手礼更称我的心了。”他吻了吻培特西的手，“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哪？”

“您才不配呢！”培特西笑嘻嘻地回答。

“不，我才配呢，因为我已变成一个极其安分的人了。我不仅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还在帮助别人解决家庭问题呢！”他煞有介事地说。

“呦，我太高兴啦！”培特西回答，她立刻明白他说的是安娜。他们一起回到大厅，站在一个角落里。“他在折磨她，”培特西意味深长地低声说，“这样可不行，这样可不行……”

“您有这样的想法，我很高兴，”奥勃朗斯基摇摇头，露出严肃、痛苦和同情的脸色说，“我就是为这事到彼得堡来的。”

“城里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她说，“这种局面是维持不下去的。她一天比一天瘦。他不了解，像她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把感情当儿戏的。出路只能从两者中挑选一条：不是他拿出点魄力来把她带走，就是同她离婚。要不然会把她活活闷死的。”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说……”奥勃朗斯基叹息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专门为了那件事……我当上了侍从官，嗯，我得来道谢。不过，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啊，上帝保佑您！”培特西说。

奥勃朗斯基把培特西公爵夫人送到门廊，又一次在她手腕上吻了吻，也就是在手套以上、脉搏跳动的地方，对她说了一句极不体面的调戏话，弄得她又好气又好笑。接着他就往妹妹那里走去。他看见安娜正在流泪。

奥勃朗斯基刚才还兴致勃勃，但一看见她，立刻就怀着满腔怜悯，伤感起来，同她的心情很协调了。他问起她的健康情况，还问她早晨过得怎样。

“坏透了，坏得不能再坏了。白天，早晨，过去，未来，都是这样。”她说。

“我觉得你要给悲伤压垮了。应该振作起来，应该正视人生。我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但是……”

“我听说女人爱男人，往往连他们的缺点也爱，”安娜忽然开口说，“可是我恨就恨他的道德。我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你要明白，我一看见他那副模样就反感，就生气。我不能，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叫我怎么办呢？我一向很不幸，我常常想，没有人比我更不幸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现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你也许不相信，我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不多见的正派人，我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可我还是恨他。我恨就恨他的宽宏大量。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

她想说“死”，但奥勃朗斯基不让她说下去。

“你有病，容易激动，”他说，“相信我，你言过其实了。事情并没有这样糟。”

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要是换了别人，谈到这种绝望的事是决不会笑的（这时笑会显得粗鲁无礼），但是在他的微笑里包含着无限善良和近乎女性的温柔，因此他的笑不但不使人感到屈辱，反而使人觉得亲切，安慰。他那平心静气的劝慰和微笑像杏仁油一样有舒松镇定的作用。安娜立刻感觉到这一点。

“不，斯基华，”她说，“我完了，完了！比完了还要糟糕。不，我还没有完，我不能说一切都完了，相反，我觉得一切都还没有完。我好像一根绷紧的弦，快要断了。但还没有断……结局一定很可怕。”

“不要紧，可以把弦慢慢放松。天无绝人之路。”

“我想了又想。只有一条路……”

他又从她那惊惧的目光中看出，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他不让她把话说完。

“完全不是，”他说，“听我说。你对你的处境没有我看得清楚。让我把我的想法坦白告诉你。”他又小心翼翼地露出杏仁油一般滑腻的微笑。“我从头说起：你嫁了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丈夫。你没有爱情，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却结了婚。就算这是一个错误吧。”

“一个可怕的错误！”安娜说。

“但我要再说一遍：这事真所谓木已成舟了。后来，我们不妨说，你爱上了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这事很不幸，但这也是木已成舟了。这事被你丈夫知道，他饶恕了你。”他每说一句停一停，等待她反驳，可是她什么也没回答。“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跟你丈夫生活下去？你愿不愿意这样？他愿不愿意这样？”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但你亲口说过，你没办法跟他过下去。”

“不，我没有说过。我否认这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

“是的，但你让我……”

“你无法理解。我觉得我是在一头栽进深渊里去，我不应该得救。我也无法得救。”

“不要紧，我们会想办法把你拉住，把你救出来。我了解你，了解你无法把你的希望、你的感情说出来。”

“我什么希望，什么希望也没有……但愿一切都就此完结。”

“可他看到这一点，明白这一点。难道你以为他没有你痛苦吗？你痛苦，他也痛苦，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只有离婚才能解决一切。”奥勃朗斯基好容易才说出他的中心意思，意味深长地对她望了望。

她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否定地摇摇她头发剪得很短的头。但从她那突然恢复本来的美丽的脸上，他看出她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她认为这种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实在替你们难过！要是能办成这事，我将多么幸福哇！”奥勃朗斯基说，笑得大胆些了，“你不要说，什么也不要说！但愿上帝让我说出心里想说的话来。我现在就去找他。”

安娜用她那双若有所思的亮晶晶的眼睛对他望了望，什么话也没有说。

二十二

奥勃朗斯基脸上带着像进入会议主席座那样庄重的神气，走进卡列宁的书房。卡列宁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想着奥勃朗斯基跟他妻子谈的同一件事。

“我不打扰你吧？”奥勃朗斯基说，一看见妹夫，突然产生一种他很少有的窘态。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掏出刚买的新式开法的皮烟盒，闻了闻皮革，取出一支烟来。

“不。你有什么事啊？”卡列宁不乐意地回答。

“是的，我要……我要……是的，我要同你谈谈。”奥勃朗斯基说，对自己身上很少出现的畏怯感到惊奇。

这种畏怯的心情很意外，很奇怪，奥勃朗斯基简直不相信这是出于良心的呼声，提醒他打算做的事是不对的。他振作精神，克服这种畏怯的心情。

“我希望你相信我对妹妹的友爱和对你的尊敬。”他红着脸说。

卡列宁站住了，一言不发，但他脸上那种逆来顺受的神色使奥勃朗斯基吃惊。

“我想，我要同你谈谈妹妹和你们两人关系的问题。”奥勃朗斯基说，还在竭力克制不习惯的羞怯感。

卡列宁苦笑了一声，望望内兄。他没有回答，走到桌子旁边，拿起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交给内兄。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正在写的信，我想我还是用书面表达更清楚些，再说我在场也会使她激动的。”他把信交给奥勃朗斯基说。

奥勃朗斯基接了信，疑惑不解地望望那双盯住他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开始读信。

我知道您看到我就感到厌恶。不管相信这一点在我是多么痛苦，我看事实就是如此，无可奈何。我不责备您，当我在您病中看见您时，我诚心诚意决心忘记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重新生活。这一点，上帝可以给我作证。我对我所做的，现在不懊悔，将来也永远不会懊悔；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您的幸福，您灵魂的安宁，但现在我明白这是无法实现的。请您坦率告诉我，怎样才能使您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我完全服从您的意志和您公正的感情。

奥勃朗斯基把信交还给妹夫，又疑惑不解地对他望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样的沉默对他们两人都很难堪，因此，奥勃朗斯基嘴里不作声，嘴唇却神经质地抽动不停，眼睛一直盯住卡列宁的脸。

“这就是我要对她说的话。”卡列宁转过身去说。

“是的，是的……”奥勃朗斯基没有办法回答，眼泪哽住了他的喉咙。“是的，是的。我了解您。”他终于这样说。

“我希望知道她要求什么。”卡列宁说。

“我怕她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没有办法判断，”奥勃朗斯基镇定下来说，“她被压垮了，被您的宽宏大量压垮了。要是让她读到这封信，她会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只会把头埋得更低。”

“是的，既然这样，那怎么办呢？怎样说明……怎样了解她的愿望呢？”

“如果你允许我说出我的意见，那么我想，要结束这样的局面，该采取什么措施，只能请你直率指点了。”

“这么说来，你认为一定要结束这样的局面吗？”卡列宁打断他的话说。“可是怎样结束呢？”他双手在眼前做了一个难得做的手势，补充说，“我看不到任何出路。”

“不论什么处境都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奥勃朗斯基站起来，精神振奋地说，“你一度想同她断绝……要是你现在相信你们彼此不能使对方幸福的话……”

“对幸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就说我同意一切，一无所求吧。我们的处境究竟有什么出路呢？”

“要是你愿意知道我的意见。”奥勃朗斯基说，脸上露出同安娜谈话时一样使人心宽的杏仁油般滑腻的微笑。这善良的微笑具有那么强大的说服力，以致卡列宁不由得感到自己无力反驳而受它的支配，愿意听信奥勃朗斯基的话。“那么我要说，她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有一件事是可能的，有一件事也许是她所希望的，”奥勃朗斯基说下去，“那就是断绝你们之间的一切关系，排除一切同这种关系有联系的回忆。照我看来，你们之间必须确立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只有双方获得自由才能建立。”

“离婚！”卡列宁嫌恶地插嘴说。

“对，我认为就是离婚。对，离婚！”奥勃朗斯基红着脸重复说，“对于像你们这种关系的夫妇，不论怎么说，这都是最明智的出路。既然夫妇双方都觉得无法共同生活，还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卡列宁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只有一点需要考虑：夫妇中是不是有一方想重新结婚？如果没有，那就很简单。”奥勃朗斯基说，越来越没有拘束了。

卡列宁激动得皱起眉头，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奥勃朗斯基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卡列宁却反复考虑了千百遍。这一切他觉得不仅不很简单，甚至是根本办不到的。离婚的详细手续他已经知道，他觉得是办不到的，因为他的自尊心和宗教信仰不允许他随便控告人家通奸，更不允许他已经得到饶恕的心爱的妻子遭到告发和羞辱。他认为不可能离婚，还有更重大的原因。

要是离婚，儿子会怎么样？把他留给母亲是不幸的。离了婚的母亲将会有一个非法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前夫儿子的处境和教育肯定会很糟。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吗？他明白那将是出自他这一方面的报复，他可不愿意这样做。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卡列宁觉得不可能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同意离婚，他将毁了安娜。他心里牢记着陶丽在莫斯科说的话。她说，他决定离婚是只顾自己，而没有考虑到他将无可挽回地把她毁掉。现在他把这话同他对她的饶恕和他对两个孩子的热爱联系起来，他对这话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同意离婚，给她自由，他认为这就是剥夺成为他生活最后依恋的他心爱的孩子，同时也是剥夺她走正路的最后依据，使她彻底毁灭。他知道，要是她离了婚，她将同伏伦斯基结合，这种结合是非法的，犯罪的，因为照教会规矩，这样的女人当丈夫在世的时候是不能再结婚的。“要是她同他结合，过了一两年不是他把她抛弃，就是她同别的男人搞上关系。”卡列宁想，“我要是同意这种非法的离婚，我将成为促使她毁灭的罪人。”这一点他反复考虑了几百遍，深信离婚不仅不像他内兄所说的那样简单，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奥勃朗斯基的话他一句也不信，每句话他都有千百条理由加以驳斥。卡列宁听他说话的时候，觉得他的话正是表现了那种支配他生活、强迫他服从的强大的暴力。

“问题只在于你同意离婚有什么条件。她毫无所求，也不敢向你要求什么，她完全听凭你的宽宏大量。”

“天哪！天哪！这为的是什么呀？”卡列宁记起离婚的琐碎手续，丈夫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像伏伦斯基那样羞愧得双手蒙住了脸。

“你很激动，这我明白。但你要是好好考虑一下……”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卡列宁想。

“对，对！”他尖声嚷道，“我可以忍受耻辱，我甚至可以放弃儿子，但是……但是好不好不提这事呢？不过，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说着转过身去，使内兄看不见他的脸，接着在窗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感到悲伤，他感到羞耻；但除了悲伤和羞耻，他又为自己高尚的谦逊而高兴和激动。

奥勃朗斯基被感动了。他沉默了一会儿。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请你相信我，她很看重你的宽宏大量。”他说。“但显然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加了一句，但出口以后立刻觉得这话是愚蠢的。他好容易忍住对自己愚蠢的嘲笑。

卡列宁想回答些什么，但是眼泪把他哽住了。

“这是命里注定的不幸，只好逆来顺受。我认为这是既成事实，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们两人。”奥勃朗斯基说。

奥勃朗斯基从妹夫房里出来，非常感动，但这并不影响他因为顺利办妥这件事而产生的得意心情，他相信卡列宁是不会收回说过的话的。除了得意之外，他还有一个想法：等到这事办成功了，他将问问妻子和好朋友：“我同皇帝有什么差别？皇帝调动军队，谁也没有好处；可是我拆散夫妻，三人皆大欢喜……[72]或者说：我同皇帝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到那时……我会想出更妙的话来。”他笑嘻嘻地自言自语着。

二十三

伏伦斯基的伤势很危险，尽管没有触及心脏。有好几天他处在死亡的边缘。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只有嫂嫂华丽雅一人在他房里。

“华丽雅！”他一本正经地望着她说，“我无意间失手把自己打伤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人家问起，你就这么对他们说好了。要不然太惹人笑话了！”

华丽雅没有回答，只弯身向着他，笑眯眯地望望他的脸。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没有发烧的样子，但眼神很严肃。

“啊，赞美上帝！”她说，“你不痛吗？”

“这里稍微有一点。”他指指胸口。

“那么让我替你换换绷带吧。”

他默默地咬紧宽阔的牙关，瞧着她替他换绷带。等她换好了，他说：

“我不是在说胡话；请你设法不要让人家说闲话，说我是有意开枪把自己打伤的。”

“没有人会这样说。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无意间失手开枪了。”她带着会意的微笑说。

“总该不会了，但最好是……”

他苦笑了一下。

他这些话和这种苦笑虽然使华丽雅吃惊，但是当他伤口的炎症消失，身体复原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悲伤已减轻了。他仿佛以这个行动洗刷了他所蒙受的羞耻和屈辱。现在他可以心平气和地想到卡列宁了。他承认他宽宏大量，但也不觉得自己卑微。同时，他又恢复了生活的常规。他觉得他可以问心无愧地正视人家的眼睛，又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只有一种心情他无法排遣，虽然他不断设法加以克服：他将永远失去她而抱恨终身。他在她丈夫面前赎了罪，现在就应该放弃她，不再成为她同她的忏悔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绊脚石，这一点他是下定决心了；但他无法从心里驱除丧失她爱情的遗恨，无法从头脑里抹去同她一起度过幸福时刻的回忆。这些时刻他在当时并不那么珍惜，现在却觉得无限留恋，难以忘怀。

谢普霍夫斯科依建议他到塔什干去任职，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离开出发的时间越近，他越觉得他无可奈何地做出的牺牲是多么痛苦。

他的伤痊愈了。他各处奔走，准备动身去塔什干。

“再见她一面，然后隐居起来，一直到死。”他想。当他向培特西辞行的时候，就把这念头告诉了她。培特西负着这项使命来到安娜家里，又给他带回否定的答复。

“这样也好，”伏伦斯基得到这答复，想，“这是我的弱点，当面去向她告别会弄得我不能自制的。”

第二天，培特西一早亲自去看他，说她从奥勃朗斯基那里听到可靠消息，卡列宁同意离婚，因此他可以去看她。

伏伦斯基连培特西走都没有送一送，忘记了他原来做出的决定，也没有问一声什么时候可以去，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就立刻动身到卡列宁家去。他一口气跑上楼梯，什么也不看，一个劲儿地冲进她的房间。他没有考虑，也没有注意屋里还有没有人，就搂住她，在她的脸上、手上和脖子上吻个不停。

安娜对这次见面已有准备，考虑过对他说些什么，可是这会儿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热情支配了她。她想使他镇静，使自己镇静，但是已经迟了。他的感情传染给了她。她的嘴唇直打哆嗦，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的，你把我占有了，我是你的人。”她把他的手紧贴在胸口，终于说。

“这个当然！”他说，“我们活一天，就应该这样过一天。这一点我现在明白了。”

“这话很对。”她说，脸色越来越苍白，抱住他的头。“出了这么些事情，想想毕竟可怕。”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们的爱情，要是还能更强烈些，就因为其中有些可怕的地方。”他抬起头来，笑得露出坚固的牙齿，说。

她也不得不用微笑来回答他——不是回答他的话，而是回答他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她拿起他的一只手，要他抚摸她那冷冷的面颊和剪短的头发。

“你的头发剪得这样短，我简直认不出了。你太美了。简直像个男孩子。可是你的脸色多苍白！”

“是的，我身体很虚弱。”她笑眯眯地说。她的嘴唇又哆嗦起来。

“我们到意大利去吧，你的身体会复原的。”他说。

“难道我同你真能做夫妻，真能成立家庭吗？”她紧盯着他的眼睛说。

“我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事为什么不早些实现。”

“斯基华说他什么都同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宽宏大量。”她不看伏伦斯基的脸，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要离婚，现在我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只是不知道谢辽查的事他想怎样决定。”

他怎么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现在见面的时刻，她怎么会想到儿子，想到离婚。这些有什么要紧呢？

“别谈这些，别去想它！”他说，用自己的手翻弄着她的手，竭力引她注意他，可是她一直不对他瞧。

“唉，我为什么不死啊，还是死的好！”她说，无声的眼泪沿着双颊直往下流，但她还是强作欢笑，免得他难过。

拒绝那项到塔什干去的迷人而危险的任命，照伏伦斯基以前的看法，是可耻的，办不到的。但现在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项任命，并且发觉上级对他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他就立刻辞职了。

一个月以后，安娜没有获得离婚，并且断然放弃这个要求，她撇下了卡列宁父子两个，同伏伦斯基一起出国了。

第二卷

第五部

一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原来认为，在大斋期之前不可能举行婚礼，因为现在离大斋期只有五个礼拜，要在这期间置办嫁妆，连一半都来不及，但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公爵的一位老姑母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婚期就会更往后推移。因此，公爵夫人终于同意在大斋期之前举行婚礼，把嫁妆分成大小两份，先办齐一份小的，大的一份以后补送。列文一直没有答复是不是同意这样做，这使她大为生气。新夫妇等婚礼完毕马上就要到乡下去，那里根本不需要大的嫁妆。这样，公爵夫人的打算就显得更加妥当了。

列文依旧处在神魂颠倒之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就是整个生存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目的。现在他不用做什么考虑，也不必操什么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对未来的生活，他没有任何计划和打算。他听任别人做主，相信一切都会得到妥善安排。哥哥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都会指点他应该做些什么。他只要完全同意人家的一切建议就行了。哥哥替他筹款，公爵夫人要他结过婚就离开莫斯科，奥勃朗斯基劝他出国。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们高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很幸福，不论你们怎么办，我的幸福都不会受影响。”他想。

他把奥勃朗斯基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告诉吉娣，她不同意，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她自己的一套打算，这使他大为吃惊。吉娣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心爱的事业。他知道她不仅不理解这事业，而且不想去理解。但这并不影响她认为这事业是很重要的。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她不愿到他们将来不准备长期生活的外国去，而要到他们安家的地方去。她这种明确的意图使列文感到惊奇，但他觉得到哪儿去都一样，就立刻要求奥勃朗斯基到乡下去一次——仿佛这是他不容推诿的责任——凭他卓越的审美观把那里的一切都布置好。

“我倒要问你，”奥勃朗斯基为新婚夫妇的来临把乡间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回来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了？”

“没有这个证书就不能结婚。”

“啊呀呀呀！”列文叫道，“我恐怕有八九年没有领圣餐了。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太好啦！”奥勃朗斯基笑着说，“可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样不行。你得去领圣餐。”

“什么时候？只剩下四天了。”

这件事也由奥勃朗斯基替他做了安排。列文开始领圣餐。像列文这样不信教但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是很痛苦的。现在，当他对一切都充满感情，心肠很软的时候，要他矫揉造作不仅很痛苦，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却不得不撒谎或者亵渎神明。这两件事他都办不到。他几次三番问奥勃朗斯基不领圣餐能不能得到证书，奥勃朗斯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两天工夫，这在你算得了什么？何况司祭是一位十分可爱的懂事的老头儿。他会不知不觉把你这颗病牙拔掉的。”

列文站着做第一遍礼拜时，竭力想恢复他十六七岁时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他立刻相信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试图把它看成是毫无意义的风俗习惯，像礼节性访问一样，但觉得连这样也绝对办不到。列文对宗教的态度也像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摇摆不定。他不信教，但也不能肯定这一切都是荒谬的。因此，他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像例行公事那样淡然处之。在这领圣餐的全部时间里，他因为做着他自己也不理解的事，做着如他内心所提示的虚伪不好的事而感到羞耻和不安。

在做礼拜的时候，他一会儿听着祈祷，竭力用不违反他观点的意义来理解它，一会儿觉得他不能理解，甚至不得不加以谴责，就竭力不去听它，而沉湎于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回忆中。他无聊地站在教堂里，头脑中浮想联翩。

他做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起得比平时早，也不喝茶，早晨八点钟就上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婆子和几个教堂执事外，什么人也没有。

年轻的助祭穿一件显露出骨头突出的长脊背的薄薄法衣，走过来迎接他，然后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开始念祈祷文。当助祭念祈祷文的时候，特别是迅速地重复着“上帝怜悯”——听上去好像在说“饶恕，饶恕”——的时候，列文觉得他的思想仿佛被禁锢起来，贴上封条，不能活动，要不然就会引起混乱，因此他站在助祭后面，没有去听他，也不理会他，只管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她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记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的情景，心里想。在这种时候，他们照例想不出什么话说。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断地张开又捏拢。她看着这动作，自己也笑了。他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地看着这粉红色手掌上错综的脉纹。“又是饶恕，”列文想，同时画着十字，鞠着躬，望着正在行礼的助祭背部肌肉的活动，“她接着拿起我的手察看上面的脉纹。‘你的手真可爱！’她说。”他想到这里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助祭短小的手。“是的，这会儿快完了，”他想，“不，看来又从头念起了，”他听着祈祷文想，“不，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结束前总是这样的。”

助祭从绒布袖口里伸出一只手，悄悄地接过一张三卢布钞票，说他要把列文的名字记下来。接着就精神抖擞地用他的新靴子咯咯地踩响空旷的教堂的石板，走上祭坛。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往外张望，招招手叫列文过去。到这时为止一直被压抑着的思想又在列文头脑里活动起来，他连忙把它驱散。“总会了结的。”他想着，向读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向右转弯，看见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儿，留着稀疏的灰白大胡子，生有一双疲劳的和善眼睛，站在读经台旁，翻着圣礼书。他向列文微微点点头，立刻用惯常的腔调念起祈祷文来。他念完祈祷文，一躬到地，脸转向列文。

“基督降临，不显形迹，正在听取您的忏悔，”司祭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他继续说，眼睛不看列文的脸，双手在圣带下面合拢来。

“我怀疑过一切，现在还是怀疑一切。”列文用他自己听来都觉得讨厌的声音说，说完就住口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说的，接着闭上眼睛，用弗拉基米尔口音急急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我们应该祈求仁慈的上帝增强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孽？”他一停不停地说，仿佛不肯浪费一点时间。

“我的主要罪孽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在怀疑中。”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重复说，“那么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情不自禁地说，接着又为这样的亵渎而感到惶恐。但列文的话对司祭似乎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他露出一丝笑意，说。

列文不作声。

“您明明看见大地上创造出来的万物，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司祭用习惯成自然的腔调又急急地说，“是谁用星星来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的？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他用询问的目光对列文瞧了一眼，说。

列文觉得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得体的，因此只就他的问话做了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吗？那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万物呢？”司祭带着快乐的困惑神气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涨红了脸说，觉得他的话很愚蠢，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实在愚蠢。

“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会有怀疑，也要恳求上帝加强他们的信心呢。魔鬼的力量大得很，我们一定要抵抗他。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祷告上帝吧！”他匆匆地一再说。

司祭稍微停了一下，仿佛在沉思。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教区里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吗？”他微笑着加上说，“一位出色的姑娘！”

“是的，”列文回答，为司祭脸红。“在忏悔的时候他问这个干什么？”他想。

司祭仿佛知道他的心事，回答说：

“您准备结婚，上帝将赐给您子孙后代，是不是啊？啊，魔鬼诱使您不信神，要是您不能战胜这种诱惑，您能给您的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婉转的责难口气说，“要是您爱您的孩子，那您作为一个慈父，就不仅希望您的孩子荣华富贵，还希望他们得救，希望真理的光芒能照耀到他们的心灵。是不是啊？要是天真无知的孩子问您：‘爸爸！土地、江河、太阳、花草，世界上这一切使我喜爱的东西是谁创造的？’那您怎么回答他呢？难道就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既然上帝出于大恩大德向您展示了这一切，您又怎么能不知道呢？也许您的孩子会问您：‘在阴间有什么在等着我呀？’如果您什么也不知道，您怎么对他说呢？您让他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好哇！”他说着停住了，侧着头，用那双和善的眼睛望着列文。

列文什么也没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将来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有充分时间可以考虑该怎样回答呢。

“您踏进人生这一阶段，”司祭继续说，“您要选择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祷告上帝，凭主的仁慈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爱人的恩典饶恕这个儿子……”司祭念完赦罪文，给他祝福了一番，就放他走了。

那天列文回到家里，感到很高兴，因为结束了那种尴尬的局面，而且不用撒一句谎。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说的话，并不像他起初所想象的那样愚蠢，不过他的话里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弄个明白。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列文空前深切地感到，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明白不干净的地方，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像别人一样，可是以前他就因此反对人家，还责备过他的朋友史维亚日斯基。

那天晚上，列文同未婚妻一起在陶丽家里度过，感到特别高兴。他把他的兴奋心情告诉了奥勃朗斯基。他说他快活得像一头受过训练的狗，终于能领会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声叫着，摇着尾巴，心花怒放地跳上桌子和窗台。

二

举行婚礼那天，列文按照风俗（公爵夫人和陶丽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风俗），事先不跟未婚妻见面，却同三个在旅馆里邂逅的单身朋友一起吃饭：一个是柯兹尼雪夫；一个是列文的大学同学卡塔瓦索夫，现在当上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遇见他，就把他拉到旅馆里来；一个是男傧相契利科夫，现任莫斯科调解法官，也是列文的猎熊朋友。这顿饭吃得很快活。柯兹尼雪夫情绪极好，很欣赏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玩笑。卡塔瓦索夫发觉他的玩笑得到重视和理解，便更加尽情发挥。契利科夫总是快乐而善意地参与各种谈话。

“你们看，”卡塔瓦索夫由于讲台上讲课养成的习惯，拖长字句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过去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哪！我说的是过去的他，因为现在他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爱好学术，通情达理。现在呢，他的一半才能都用来欺骗自己，另外一半为这种欺骗进行辩解。”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了。”柯兹尼雪夫说。

“不，我并不反对。我赞成劳动分工。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只好做些人出来，其余的人就得促进他们的教养和幸福。这就是我的看法。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的大有人在，可我不在其内。”

“有朝一日我知道您也在恋爱了，我将多么高兴啊！”列文说，“您一定要请我吃喜酒。”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你爱上墨鱼了。你知道吗？”列文转过来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奇在写一本营养学著作……”

“嗳，别胡扯了！写什么都无所谓。不过我倒确实爱上了墨鱼。”

“可是它不会妨碍您爱妻子。”

“是不会妨碍，可是妻子要妨碍我呀。”

“为什么？”

“您会明白的。您现在爱农业，爱打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他说塘村那边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契利科夫说。

“嗳，我不去，你们去打好了。”

“哦，这倒是真的，”柯兹尼雪夫说，“今后打熊这件事就没有你的份了，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一想到妻子不会让他去打猎，他觉得很好玩，他情愿从此放弃猎熊的乐趣。

“不过，您不参加打这两头熊，毕竟很可惜。您还记得上次在哈比洛夫的事吗？那次打猎多有趣呀！”契利科夫说。

契利科夫认为不结婚也很快活，列文不愿打破他这种幻想，因此没有说什么。

“同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可不是没有道理的，”柯兹尼雪夫说，“不管你怎样幸福，你总不能不为丧失自由而惋惜吧？”

“您承认您有果戈理笔下新郎[73]那样的心情，想从窗口跳下去吗？”

“一定有的，就是不肯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着哈哈大笑。

“好吧，窗子反正开着……我们现在就到特维尔去！有一头母熊在，可以直捣它的巢穴。真的，坐五点钟的班车去吧！这里的事让他们去办。”契利科夫笑嘻嘻地说。

“啊，说句实话，”列文笑着说，“我心里可没有为失去自由感到惋惜！”

“对，您现在心里一片混乱，什么感觉也不会有，”卡塔瓦索夫说，“等您稍微冷静一点，您就会感觉到了！”

“不，尽管有了感情（他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说爱情）和幸福，丧失自由毕竟是可惜的，我多少总应该有点感觉呀……可是正好相反，我还因为失去自由而高兴呢！”

“糟糕！您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卡塔瓦索夫说，“来，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者祝他实现他的梦想，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即使这样也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了！”

吃完饭，客人们走了，大家赶回去换衣服参加婚礼。

列文独自留下来，回想着这些单身汉的话，又一次问自己：他心里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因为丧失自由而感到惋惜？想到这问题，他微微一笑。“自由吗？要自由干什么？幸福就在于爱情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这就是幸福。根本用不着什么自由！”

“可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仿佛有一个声音突然低声问自己。他的笑容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一种奇怪的感觉支配了他。他觉得恐怖和怀疑，怀疑一切。

“万一她不爱我怎么办？万一她只是为结婚而同我结婚怎么办？万一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的所作所为怎么办？”他问着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直到结了婚才明白她并不爱我，她不可能爱我。”于是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恶劣想法。他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仿佛他看见她同伏伦斯基在一起还是昨天的事。他怀疑她没有向他坦白一切。

他霍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忘乎所以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问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是自由的，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到此为止？不论怎样总比一辈子的不幸、耻辱和不贞要好！”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怀着对一切人、对自己和对她的愤恨走出旅馆，坐车到她家里去。

他在后屋里找到她。她正坐在箱子上，同侍女料理什么，挑选着散满椅背和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呀！”她一看见他，立刻容光焕发，叫了起来，“你怎么来的，您怎么来的（最近几天她总是忽而称呼他‘你’，忽而称呼他‘您’）？真没想到！我在整理我姑娘时期的衣服，准备送给人家……”

“噢！太好啦！”他闷闷不乐地望着那侍女，说。

“杜尼雅，你出去一下，我回头叫你，”吉娣说，“你怎么了？”她等侍女一出去，就断然地用“你”称呼他。她发现他的脸色激动、阴郁、异样，感到恐惧。

“吉娣！我很苦恼。我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苦恼。”他带着绝望的语气说，在她面前站住了，恳求般地望着她的眼睛。他从她那含情脉脉的诚恳的脸上看出，他想说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但他还是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事情还可以取消，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啦？”

“我说过一千遍，我不能不想的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答应同我结婚。你想一想吧！你做了错事。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不可能爱我的……要是……你最好说出来，”他没有望着她，说，“我会痛苦的。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论怎样总比不幸要好……趁现在还来得及……”

“我不明白，”她恐惧地回答，“你想取消……你不愿意了，是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气得满脸通红，叫起来。

但他的脸色是那么可怜，她不由得忍住怒气，扔掉扶手椅上的衣服，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天哪！叫我怎么办哪？……”她说着哭起来。

“嗐，我在干什么呀！”他叫道，在她面前跪下来，吻着她的双手。

过了五分钟，公爵夫人走进屋里，看见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吉娣不仅使他相信她爱他，甚至解答了他的问题：她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完全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爱什么，因为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好的。他也觉得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并肩坐在箱子上，理着衣服，并且争论着。吉娣要把列文上次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衫裙送给杜尼雅，他却坚持这件衣服不能送给任何人，她可以把一件浅蓝色连衫裙送给杜尼雅。

“你怎么不明白？她是个黑头发的姑娘，穿蓝衣服不合适……我什么都考虑过了。”

公爵夫人听说他来访的原因，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生起气来，叫他立刻回家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要来了。

“她这几天本来就没吃什么，人也瘦了，可你还要拿你那些蠢话来使她烦恼，”她对他说，“走，走，我的宝贝。”

列文感到内疚和害臊，但心里很踏实。他回到旅馆。他哥哥、陶丽和奥勃朗斯基全都穿戴好了，正准备拿圣像给他祝福。再不能耽搁了。陶丽还得回家去接她那个卷过头发、擦过发油的儿子，他将拿着圣像伴送新娘一起走。还得派一辆马车去接男傧相，另外一辆送走柯兹尼雪夫后再回来……总之，有大量琐事需要处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再拖延，已经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很不像样。奥勃朗斯基同妻子并排站着，摆出煞有介事的可笑姿势。他拿着圣像，叫列文一躬到地，带着和善的嘲笑吻了他三次。陶丽也这样做了，接着又匆匆走去调派马车，这可是件麻烦事。

“嗯，现在我们就这么办：你坐我们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要是同意，请他到了以后把车打发回来。”

“好，一定照办。”

“我们同他一起马上就来。东西送去了吗？”奥勃朗斯基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接着吩咐顾士玛把他的衣服拿来。

三

一大群人，其中多数是女人，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没有能挤进教堂的人，都聚集在窗口，拥挤着，争吵着，从窗栏杆外面往里张望。

在宪兵指挥下，已经有二十多辆马车排列在街上。一个警官不顾严寒，站在教堂入口处，身上的制服闪闪发亮。马车络绎不绝，一会儿是头上戴花、手里提着拖地长裙的太太，一会儿是脱下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人，陆续走进教堂。教堂内部，两盏枝形大吊灯光亮夺目，圣像前的蜡烛也全部点上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色浮雕、枝形大吊灯和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垫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陈旧发黑的圣经、司祭和助祭的法衣，一切都沐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和戴长手套的人群中间，传出压低声音的热烈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下异样地回响着。每当教堂门打开发出尖锐的响声时，人群就不再说话，大家回过头去，希望看到新郎新娘进来。门开了差不多有十次以上，每次不是走到右边来宾席的迟到客人，就是欺骗或者说服警官混到左边人群里的观众。亲友和观众都等急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新娘马上就要来了，没有去想他们为什么迟到。接着越来越频繁地向门口张望，谈论着会不会出什么事。后来，大家为新郎新娘的迟到越来越不安，但都装作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样子，径自谈着话。

大辅祭似乎要让人注意他的时间很宝贵，不耐烦地咳嗽着，咳得窗子的玻璃都震动了。唱诗台上的唱诗班等得有点厌烦，发出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司祭一会儿派执事，一会儿差助祭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法衣，束着宽腰带，也不断走到边门去等待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于是来宾个个感到不安，开始高声表示惊奇和不满。一个傧相乘车去探听消息。这时候，吉娣身穿雪白的连衫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冠，早已准备就绪，同一位女主婚人和二姐娜塔丽雅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眼睛望着窗外，等男傧相来通知新郎的到来，已经白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这当儿，列文穿好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在旅馆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断地把头伸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始终不见他所等待的人，只好绝望地回来，摆动双手，同悠然自得地抽烟的奥勃朗斯基说话。

“有谁遇到过这样尴尬的局面！”他说。

“是的，真要命！”奥勃朗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表示同意，“不过你放心好了，马上就会来的。”

“不，怎么搞的！”列文克制着怒火说，“还有这种该死的敞胸背心！不行啊！”他望着身上衬衫揉皱的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送上火车怎么办！”他绝望地叫道。

“那你就穿我那件好了。”

“早就该这么办了。”

“招人笑话可不好哇……等一下！会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要换衣服的时候，他的老仆人顾士玛拿来了燕尾服、背心和其他必要的东西。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衬衫在您身上。”顾士玛平静地微笑着回答。

顾士玛没有想到应该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听到吩咐要把全部行李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新夫妇今晚就要从那里出发到乡下去——就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只留下一套礼服。列文的衬衫从早晨穿起，已经弄皱了，他穿着时式的敞胸背心，简直不像样子。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取，路又太远。他就差人到铺子里去另外买一件。仆人回来说，铺子都关门了，因为今天是礼拜天。派人到奥勃朗斯基家去取，可是借来的衬衫又宽又短，不能穿。最后只得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大家都在教堂里等新郎，他却像笼子里的野兽，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向走廊张望，又恐惧又绝望地回想着他对吉娣说过的话，不知道她现在有什么想法。

最后，顾士玛惶恐得上气不接下气，拿着衬衫冲进屋子里。

“刚刚赶上。他们正在往大车上搬呢。”顾士玛说。

过了三分钟，列文不看一下表——怕心里难受——就拔脚穿过走廊跑去。

“用不着这么急，”奥勃朗斯基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笑眯眯地说，“会解决的，会解决的……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嘛。”

四

“来了！”“就是他！”“哪一个？”“那个年纪轻些的，是吗？”“瞧她，我的宝贝，可把她急坏啦！”当列文在门口迎接新娘，同她一起走进教堂时，人群里纷纷议论着。

奥勃朗斯基告诉妻子迟到的原因，客人们都交头接耳，笑眯眯地低语着。列文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她最近几天憔悴多了，戴着花冠远没有平时好看，但列文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洁白鲜花的梳得高高的头发，她那像少女一般遮住长脖子两侧和后颈、只露出前面部分的高耸的打褶领子，以及她那细得惊人的腰身，觉得她比什么时候都迷人——并非因为这些花、这袭长纱、这件从巴黎定制的连衫裙增添了她的美，而是因为她那可爱的脸蛋、她的眼神和她嘴唇的表情与众不同，始终显得十分纯洁和诚挚。

“我还以为你想逃走呢！”她说，对他嫣然一笑。

“我干了一件傻事，简直不好意思说呢！”他红着脸说，看到柯兹尼雪夫走过来，只好去招呼他。

“你的衬衫事件真有意思啊！”柯兹尼雪夫摇摇头，笑嘻嘻地说。

“是的，是的。”列文随口回答，没听清对他说的是什么。

“喂，康斯坦京，现在得决定一下了，”奥勃朗斯基装出惊惶的样子说，“有个重大问题。这问题的重要性现在你才能理解。他们问我，要用点过的蜡烛还是没有点过的蜡烛？相差十个卢布，”他笑得噘起嘴唇，添加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怕你不同意。”

列文懂得这是开玩笑，但他笑不出来。

“到底怎么办？用没有点过的蜡烛还是用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对，对！用没有点过的蜡烛。”

“啊，我很高兴。问题决定了！”奥勃朗斯基笑嘻嘻地说，“一个人在这种时候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当列文手足无措地对他瞧了瞧，向新娘走去时，奥勃朗斯基对契利科夫说。

“记住，吉娣，你要先踏到垫子上。”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这人真好！”她对列文说。

“怎么样，不害怕吗？”老姑母玛丽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不冷吧？你的脸色这样白。等一下，把头低下来！”吉娣的二姐娜塔丽雅说，她举起她那丰满美丽的手臂，笑盈盈地理了理吉娣头上的鲜花。

陶丽走过来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哭了起来，接着又勉强笑着。

吉娣也像列文一样目光茫然地望着大家。不论人家对她说什么，她总是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这种微笑现在在她是很自然的。

这时候，神父们纷纷穿上法衣，司祭和助祭走到靠近教堂入口处的读经台上。司祭转身对列文说了一句话，列文却没有听清楚。

“您拉住新娘的手，把她领过去。”傧相对列文说。

列文好一阵弄不懂人家要他做什么。他们好一阵纠正他，几乎想撒手不管了，因为他不是伸错了自己的手，就是拉错了吉娣的手。最后他才明白，不要改变位置，用右手拉住吉娣的右手。等到他终于照规矩拉住新娘的手，司祭就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在读经台旁站住了。一大批亲友窃窃私语，衣服发出窸窣的响声，向他们走去。有人弯下腰，把新娘的裙子拉拉挺。教堂里一片肃静，连蜡烛油滴落的声音都听得见。

小老头司祭戴着法冠，银光闪闪的卷发在耳后分成两股，背上系着金十字架。他从笨重的银色法衣下伸出干瘪的小手，在读经台旁翻弄着什么。

奥勃朗斯基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咬咬耳朵，对列文使了个眼色，又走回来。

司祭点着了两支花烛，用左手斜拿着，使蜡烛油慢慢滴落下来，接着向新郎新娘转过脸去。这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司祭。他用疲劳的忧郁眼神望望新郎新娘，叹了一口气，从法衣里伸出右手给新郎祝福，又同样地但格外温柔地把他那叠起的手指放在吉娣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拿起小香炉，慢悠悠地走开去。

“难道这是现实吗？”列文想，回头看了新娘一眼。他稍稍低下眼睛看着她的侧影，从她嘴唇和睫毛依稀可辨的动作上他知道，她觉察到了他的目光。她没有回过头去，但那打褶的高领子碰到了粉红色小耳朵，微微动了动。他看见她压抑着胸膛里的叹息，她那戴长手套、拿着蜡烛的小手抖动起来。

衬衫迟到所引起的麻烦，同亲友的交谈，他们的抱怨，他那尴尬的处境，这一切都突然消失了。他只觉得又快乐又害怕。

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大辅祭穿着银色法衣，卷发向两边分开，雄赳赳地走上前来，熟练地用两个手指提起肩衣，在司祭对面站住了。

“上帝赐福！”庄严的声音接二连三地慢慢传开，把空气都震动了。

“我主恩佑永存！”小老头司祭继续在读经台上翻弄着什么，恭顺地像唱歌一般回答。于是，一个看不见的合唱队的谐音整齐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响，从窗子到圆顶，充满了整个教堂。

大家照例为神赐的和平和拯救，为正教最高会议，为皇帝祈祷；为今天结婚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祈祷。

“我们祈求主赐给他们完全的爱和平安，帮助他们！”大辅祭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堂。

列文听着他的祈祷，感到惊奇。“他怎么知道我需要的正是帮助呢？”他记起自己不久前的恐惧和疑虑，想道，“我知道什么呢？没有帮助我能做这样可怕的事吗？现在我需要的正是帮助。”

等助祭念完祈祷文，司祭手拿圣书对新郎新娘说：

“永恒的上帝，你把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他用温柔的唱歌般的声音念道，“让他们永结同心；你曾赐福以撒和利百加，并照圣约赐福他们的后裔，今求赐福你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指引他们走上从善之路。上帝你爱世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现在，将来，直到永世。”“阿门！”无形的合唱声又在空中传播开来。

“‘把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让他们永结同心。’这句话多么意味深长，同我现在的心情多么吻合！”列文想，“她的心情是不是同我一样呢？”

他回过头去，遇到了她的目光。

他从这目光里看出，她所理解的同他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几乎一点也不懂得祈祷文中的字句，甚至连听都不在听。她无法听，也无法理解，因为心里充满了一种感情，而且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一个半月来使她内心又快乐又痛苦的那件事终于实现了，她感到无比高兴。那天，在阿尔巴特街房子里，她穿着咖啡色连衫裙默默地走到他面前，并且许身于他时，她心里仿佛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一种对她来说陌生而又崭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她依旧过着原来的生活。这六个礼拜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和最苦恼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全部希望、全部心愿都集中在一个她还不理解的男人身上，而使她同他结合的却是一种更加难以理解的感情。这种感情忽而吸引她，忽而使她反感，她却继续过着原来的生活。她一方面过着原来的生活，一方面对自己、对自己这样完全漠视过去一切而感到吃惊。她对一切事物、习惯，对曾经爱她、现在还是爱她的人们，对由于她的冷淡而伤心的母亲，对以前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和蔼的父亲，都变得无法克服的冷淡。她有时因为这种冷淡而感到吃惊，有时又因为造成这种冷淡的原因而高兴。除了同这个人一起生活以外，她没有别的想法，没有别的愿望；可是这种新的生活还没有来到，她甚至无法清楚地想象这样的生活。她只是又惊又喜地期待着未知的新生活。现在这种期待，这种未知的状态，这种抛弃旧生活的惋惜心情就都要结束，新的生活将要开始了。这种新的生活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不能不使她感到害怕，但不管害怕不害怕，六个星期来它已经在她心里逐步形成，现在只不过正式加以肯定罢了。

司祭又转向读经台，好容易拿住吉娣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京同上帝的仆人叶卡吉琳娜结成夫妻。”司祭把一只大戒指套在吉娣细得可怜的粉红色小手指上，说了同样的话。

新郎新娘几次都竭力揣摩他们该做什么，可是每次都弄错了，司祭就低声纠正他们。最后，他做完了各项应做的仪式，用他们的戒指画了十字，又把大戒指给了吉娣，把小戒指给了列文。他们又搞错了，把戒指传来传去传了两次，到头来还是没有做对。

陶丽、契利科夫和奥勃朗斯基走过来纠正他们。发生了一阵混乱、低语和微笑，但新郎新娘脸上那种庄严的表情并没有改变；相反，他们的手虽然弄错了，他们的神气却更加庄重、严肃。当奥勃朗斯基低声提示他们，现在他们应当戴上各自的戒指时，他的微笑不禁在嘴唇上消失了。他觉得不论怎样的微笑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快。

“你起初创造男人和女人，”司祭在他们交换戒指后念道，“你使他们结成夫妻，生儿育女。啊，我们的上帝，你把天上的福气赏赐给你所选择的仆人，世世代代，未曾中断，今望你赐福给你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使他们以信仰、思想、真理、爱情永结同心……”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关于结婚的一切想法，他关于安排生活的理想，都是很幼稚的，都是他至今不理解的，而且现在更加不理解了，虽然他正在亲身参与这件事。他的胸膛起伏得越来越厉害，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五

两家在莫斯科的亲友都聚集在教堂里了。在婚礼过程中，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服饰华丽的妇女和姑娘，系白领带、穿燕尾服和穿制服的男人，一直都彬彬有礼地低声谈着话。谈话多半由男人开始，女人则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十分吸引她们的宗教仪式的细节。

新娘身边站着她的两个姐姐：一个是陶丽，一个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娴静美丽的娜塔丽雅。

“玛丽怎么穿起紫得发黑的衣裳来参加婚礼？”科尔松斯卡雅夫人说。

“对她那种脸色，这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德鲁别茨卡雅夫人回答，“我真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在傍晚举行婚礼。这是商人的作风……”

“这样更美些。我也是傍晚结婚的。”科尔松斯卡雅夫人回答。想起那天她多么漂亮迷人，丈夫爱她爱得多么可笑，现在事过境迁，一切都变了，她不禁叹了一口气。

“据说，做过十次以上傧相，自己就不想结婚了；我真想做第十次傧相，好给自己保上险，可是这一次已被人家占了位子了。”辛亚文伯爵向对他有意思的美丽的查尔斯卡雅公爵小姐说。

查尔斯卡雅小姐只报以微笑。她望着吉娣，心里想，有朝一日她也处在吉娣的地位而站在辛亚文伯爵旁边，她要向他提到他今天说的笑话。

谢尔巴茨基对上了年纪的宫廷女官尼古拉耶娃说，他想把花冠戴到吉娣的假发上使她幸福。[74]

“她用不着戴假发的。”尼古拉耶娃回答，她早就打定主意，要是她所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同她结婚，他们的婚礼将极其简单，“我不喜欢这样的铺张。”

柯兹尼雪夫同达丽雅·德米特烈夫娜谈着话。他开玩笑说，婚后旅行的风俗所以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妇总未免有点害臊。

“令弟真可以感到自豪。她实在太可爱了。您羡慕他吗？”

“嗳，这种心情在我早已过去了，达丽雅·德米特烈夫娜。”他回答说，脸上突然现出忧郁而严肃的神色。

奥勃朗斯基正在给他的姨妹讲一句关于离婚的俏皮话。

“花冠得理一理。”她没有听他的话，回答说。

“真可惜，她变得那么憔悴，”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对娜塔丽雅说，“可他连一个手指都配不上她呢。对吗？”

“不，我很喜欢他。倒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妹夫，”娜塔丽雅回答，“他的态度多么大方！在这种场合要保持大方，不让人见笑，可不容易呀。他一点也没有惹人笑话的地方，也不紧张，但心情一定很激动。”

“您大概这样希望吧？”

“差不多。她一直爱他的。”

“嗯，让我们看看他们谁先踏上垫子。我提醒过吉娣了。”

“反正都一样，”娜塔丽雅回答，“我们都是顺从的妻子，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的。”

“我当年就故意抢在华西里前面踏上垫子。你们呢，陶丽？”

陶丽站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的谈话，没有回答。她十分感动。她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她不哭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为吉娣和列文高兴。她回忆起自己结婚时的情景，不时望望容光焕发的奥勃朗斯基，忘记了当前的一切，一味回想着她那纯洁无瑕的初恋。她不仅回忆自己的往事，而且回忆到所有女亲友的往事。她想到她们一生中最庄严的时刻，想到她们也像吉娣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满怀爱情、希望和恐惧，同过去诀别，踏进神秘莫测的未来。在这些新娘中，她也想到了她亲爱的安娜。关于安娜将离婚的消息，她最近也听到了。安娜当年也是那么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站在教堂里，显得那么纯洁。可是现在呢？

“这事真是难以理解！”陶丽不由得说。

注视婚礼仪式的不限于新郎新娘的姐妹、女友和亲戚。单纯来看热闹的女人也都呼吸急促，激动地观察着，唯恐漏掉新郎新娘的一个动作和一个表情。她们恼火地不理睬，甚至往往不听那些说着不三不四的戏谑话的冷淡的男人。

“她怎么满面泪痕哪？莫非她自己不愿意吗？”

“嫁给这样的好小子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他是公爵吗？”

“那个穿白缎子的是她的姐姐吗？你听那司祭在叫：‘妻子应敬畏丈夫。’”

“这是邱多夫教堂的唱诗班吗？”

“不，是西诺德教堂的。”

“我向跟班打听过了。他说马上就要把她带到乡下去。听说新郎很有钱呢。所以才把她嫁给他。”

“不，他们是很好的一对。”

“哼，玛丽雅·华西里耶夫娜，您还说她们穿裙子不用裙箍呢。你看那个穿紫褐色衣服的，据说是公使夫人，她的裙子多么飘……荡来荡去的。”

“这位新娘真可爱，就像一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羊！不管怎么说，我们女人家总是同情自己的姐妹的。”

挤进教堂里来看热闹的女人们就这样议论纷纷。

六

结婚仪式第一部分结束时，助祭把一块粉红色绸子铺在教堂中央的读经台前，唱诗班唱起动听的几部合唱的赞美诗来，男低音和男高音互相呼应着。于是，司祭回过头来，做手势要新郎新娘踏上这块粉红色绸子。列文和吉娣都曾多次听说，谁先踏上这垫子，谁将成为一家之主，但当他们向前跨上两三步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他们也没有听见大声的议论和争吵。有些人说是新郎先踏上去的，又有些人说是两人同时踏上去的。

在照例问过他们愿不愿意结成夫妻，他们有没有同别人定过亲，而他们做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奇怪的回答以后，第二部分仪式开始了。吉娣听着祈祷文，想听懂它的意思，可是听不懂。欢乐兴奋的情绪随着仪式的进行越来越充满她的心，使她丧失了注意的能力。

他们祈祷着：“你赐他们以贞洁与子女，使他们儿孙绕膝。”接着又提到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他的妻子，“使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此乃一大神秘”。他们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多子多福，像赐福给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稷普拉一样，使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的儿子。“这一切都很美，”吉娣听着这些话想，“一切都理应如此。”于是在她开朗的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微笑，并且感染了所有望着她的人。

“戴好！”当司祭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茨基抖动他那戴着三颗纽扣的长手套的手，又把花冠高高地举在她的头上时，有人这样劝告说。

“戴上吧！”她笑眯眯地低声说。

列文回头对她瞧了瞧，被她脸上焕发的快乐光辉感动了。这种感情不觉也传染给了他。他也变得像她一样心花怒放。

他们听着读《使徒行传》，听着大辅祭声音洪亮地读着最后一节诗篇——那是观众急不可待地等待着的——觉得很快活。他们从浅杯里喝着搀水的温葡萄酒，觉得更快活了。当司祭一下脱掉法衣，拉住他们的手，在男低音激动的“荣耀归主”声中，领着他们绕过读经台时，他们觉得更加兴高采烈。小谢尔巴茨基和契利科夫扶着花冠，不时被新娘的裙裾绊住。他们也愉快地微笑着。司祭一站住，他们不是撞在新郎新娘身上，就是落在后面。吉娣身上燃起的幸福火花仿佛感染了教堂里每一个人。列文仿佛觉得司祭、助祭也像他一样都想笑。

司祭从他们头上取下花冠，读了最后一篇祈祷文，向他们祝贺。列文瞧了瞧吉娣，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现在这个样子。她脸上洋溢着新的幸福光辉，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列文想对她说些什么，但他不知道仪式有没有结束。司祭把他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他嘴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低声说：

“吻您的妻子，吻您的丈夫。”说着，他接过他们手里的蜡烛。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她那笑盈盈的嘴唇，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心里产生一种新奇的亲密感，走出教堂。他不相信，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们惊奇而羞怯的目光相遇时，他才相信，他觉得他们已经合成一体了。

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吃过晚饭就到乡下去了。

七

伏伦斯基同安娜一起在欧洲旅行已有三个月了。他们游览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准备在那里居住一个时期。

漂亮的茶房头儿，一头浓密的搽过油的头发从颈根分开，穿着燕尾服，胸口露出一大块白麻纱衬衫，圆滚滚的大肚子上挂着一串吊满饰物的链条，双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严厉地回答着一个站在他面前的先生的问题。他一听见另一边入口处有人上楼就回过头去，看见是那个租用他们头等房间的俄国伯爵，就恭恭敬敬地从口袋里抽出手，鞠了一躬，报告说刚才有个信差来过，租用别墅的事已经办好，经理准备签订合同了。

“啊！那太好了，”伏伦斯基说，“太太在家吗？”

“太太出去散步已经回来了。”茶房回答。

伏伦斯基摘下头上宽边的软礼帽，用手帕擦擦汗滋滋的前额和头发。他的头发长得遮住半个耳朵，往后梳，掩盖着他的秃顶。他心不在焉地向那个还站在那里向他凝视的先生望了望，正要走开。

“这位俄国先生也问起您呢。”茶房头儿说。

伏伦斯基带着一种又烦恼又期待的复杂心情——烦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逃避不了熟人，期待的是能找到什么事来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回头望望那个走开又站住的先生。就在这同一时刻，两人的眼睛都发亮了。

“高列尼歇夫！”

“伏伦斯基！”

这真的是伏伦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高列尼歇夫。高列尼歇夫在学校里是个自由派，以文官资格毕业，但哪里也没有供过职。两个朋友毕业后就各奔前程，这以后只见过一次面。

那次见面，伏伦斯基知道高列尼歇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派的活动，并且蔑视伏伦斯基的事业和地位。因此，伏伦斯基见到高列尼歇夫，就用他惯用的那种冷淡而高傲的态度来对待他，意思就是说：“您喜欢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我都无所谓。您要了解我，就得尊敬我。”然而高列尼歇夫对伏伦斯基说话还是带着轻蔑和冷淡的口气。这次见面看来只会加深他们的隔阂。可是现在他们彼此一认出来，就容光焕发，高兴得叫起来。伏伦斯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看见高列尼歇夫会那么高兴，但他自己恐怕也没意识到他其实是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上次见面时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脸上浮起开朗的微笑，向老同学伸出手去。高列尼歇夫脸上不安的神色也被同样的喜悦神色所代替。

“看见你我真高兴！”伏伦斯基说，亲切的微笑使他露出雪白的坚实牙齿。

“我听说来了一位伏伦斯基，但不知道是哪一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我们里面坐。哦，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多。我在写东西。”

“噢！”伏伦斯基很感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接着，他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凡是不愿让仆人听懂的话不说俄语，却说法语。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块儿旅行。我现在正要去看她。”他一面用法语说，一面留神地打量着高列尼歇夫的脸色。

“哦！我倒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高列尼歇夫若无其事地回答，“你来了很久了吗？”他添上一句。

“我吗？第四天。”伏伦斯基回答，又一次留神地打量着老同学的脸。

“是的，他是个正派人，看事通情达理，”伏伦斯基懂得高列尼歇夫脸上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心里想，“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事的。”

伏伦斯基同安娜在国外度过了三个月，不论遇见什么人，他总是暗暗自问，这个人将怎样看待他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男人们看待这事多半都是通情达理的。但要是问问他或者问问那些“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事的人，究竟他们是怎样看待的，他自己也好，他们也好，都会茫然不知所答。

事实上，伏伦斯基认为有“通情达理”看法的人并没有什么看法，他们只是像一般有教养的人对付从四面八方包围生活的复杂难解的问题那样，抱着彬彬有礼的态度，避免作任何暗示和提出不愉快的问题罢了。他们装出完全理解这种局面的神气，承认它，甚至赞成它，但认为解释这一切是不得体的，多余的。

伏伦斯基立刻看出高列尼歇夫就是这一类人，因此看见他特别高兴。果然，当高列尼歇夫被领到卡列宁夫人面前时，他的态度正是伏伦斯基所希望的。显然，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一切不愉快的话题。

他以前没有见过安娜，这会儿见了，深深被她的美貌，尤其是她那种随遇而安的落落大方态度所激动。当伏伦斯基带着高列尼歇夫进去的时候，她的脸红了。他非常喜欢她开朗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他特别喜欢她当着客人的面，仿佛怕人家误会，有意亲热地叫伏伦斯基“阿历克赛”，并且说他们将搬到这里叫别墅的新租房子里去。高列尼歇夫喜欢她这种对自己处境若无其事的大方态度。他认识伏伦斯基，也认识卡列宁，因此瞧着安娜这种诚恳快乐、生气勃勃的模样，觉得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理解这件她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那就是她抛弃了丈夫和儿子，使丈夫遭到不幸，自己也坏了名誉，却还能这样生气勃勃，感到如此幸福。

“这房子在旅行指南里也有，”高列尼歇夫提到伏伦斯基租用的别墅说，“里面有丁托列托[75]的杰作，是他晚期的作品。”

“我说，天气这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下吧。”伏伦斯基对安娜说。

“太好了，我去戴帽子，马上就来。您说今天热吗？”她在门口站住，询问地瞧着伏伦斯基，说。她的脸上又泛起一片红晕。

伏伦斯基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高列尼歇夫，她怕她的举动不合他的心意。

他用温柔的目光对她望了一阵。

“不，不太热。”他说。

安娜觉得什么都明白了，主要是明白他对她的举动很满意。接着，对他嫣然一笑，快步走出门去。

两个朋友对望了一眼。两人脸上都出现了迟疑的神色，高列尼歇夫显然很欣赏她，想说句恭维话，可是想不出来。伏伦斯基呢，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说。

“那么，”伏伦斯基为了找点话说，便先开口，“那么你在这里定居吗？你是不是还在干那一行？”他继续说，想到人家告诉他高列尼歇夫在写作什么……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高列尼歇夫听到这话，高兴得涨红了脸，“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但在做准备，在收集材料。第二部的内容将要广泛得多，几乎触及一切问题。在我们俄国，大家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他热烈地滔滔不绝谈起来。

高列尼歇夫像谈什么名著一样谈到的《两个原理》第一部，伏伦斯基实在不知道，因此起初觉得很窘。后来，高列尼歇夫开始叙述他的见解，伏伦斯基虽然对《两个原理》一无所知，但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高列尼歇夫讲得很动听。但高列尼歇夫在谈到他所研究的题目时那种怒气冲冲的激动模样，却使伏伦斯基感到惊奇和不快。高列尼歇夫越说眼睛越亮，越急于反驳他的假想敌人，脸上的神色也变得越发激动和愤慨。伏伦斯基回想起高列尼歇夫原是个瘦削、活泼、善良和高尚的孩子，在学校里总是名列第一，也就怎么也无法理解他现在为什么这样愤怒，也不赞成他这样急躁。他特别不高兴的是，像高列尼歇夫这样教养有素的人竟会变得像讨厌的无聊文人一样。犯得着这样吗？伏伦斯基不喜欢这样，但他觉得高列尼歇夫是不幸的，他可怜他。他的不幸简直像是精神错乱，这可以从他激动的漂亮的脸上看出来，因为连安娜进来他也没有发觉，仍旧情绪激昂地急急忙忙谈他那些事情。

当安娜戴好帽子，披上斗篷，用她纤细的手摆弄着阳伞，站在旁边时，伏伦斯基松了一口气，摆脱了高列尼歇夫紧盯住他的贪婪的眼睛，带着新的爱意瞧了一眼他那迷人的生气蓬勃的快乐女伴。高列尼歇夫好容易才镇静下来，开头有点沮丧和忧郁，但对谁都亲切温柔的安娜，很快就以她淳朴而快乐的态度使他活跃起来。她试用了各种不同的话题，然后引到绘画上去。高列尼歇夫谈得很精彩，她留神听着。他们徒步走到他们所租的那座房子，进去观看了一番。

“有一点我很高兴，”回来的路上安娜对高列尼歇夫说，“阿历克赛将有一间出色的画室。你一定要使用那间屋子。”她用俄语对伏伦斯基说，并且亲切地用“你”来称呼他，因为她懂得，高列尼歇夫将成为他们隐居生活中的密友，在他面前不用顾忌。

“你画画吗？”高列尼歇夫连忙转身问伏伦斯基。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画了。”伏伦斯基红着脸说。

“他很有才气，”安娜快乐地笑着说，“当然，我不是行家！不过行家也这么说过。”

八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复原的初期，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不可饶恕。她浑身充满生的欢乐。回忆丈夫的痛苦并没有损害她的幸福。一方面，这种回忆太可怕了，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痛苦又使她太幸福了，因此她一点也不后悔。回想她病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同丈夫和解、决裂、伏伦斯基的负伤、他的重新出现、准备离婚、离开丈夫的家、同儿子诀别——这一切她觉得就像一场怪诞的梦。她同伏伦斯基到了国外，才从这场梦中清醒过来。回想到她对丈夫所犯的罪过，她产生了一种嫌恶的感觉，好像一个将要灭顶的人摔掉一个抱住他的人一样。那个人就这样淹死了。这样做当然是卑鄙的，但却是她唯一获救的办法。这些可怕的事还是不要去想的好。

在刚同丈夫决裂的时候，她对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如今记起种种往事，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使这个人痛苦是无可奈何的，”她想，“但我不愿利用他的痛苦。我现在也很痛苦，今后也会痛苦的：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了坏事，因此我不指望幸福，不指望离婚，我将忍受耻辱，忍受离开儿子的痛苦。”但是，不论安娜怎样真心实意地愿意受苦，她其实并不痛苦。她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在国外，他们避免同俄国女人接触，巧妙地避免撒谎作假，过虚伪的日子。他们在各地遇见的人，总是装得很了解他们的关系，了解得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清楚。离开心爱的儿子，最初她也不觉得痛苦。女儿是他的孩子，长得十分可爱，深受安娜的宠爱，因为只剩下她这样一个孩子，安娜就格外宝贝，更难得想到儿子了。

随着健康恢复而增长的生的欲望是那么强烈，生活环境又是那么新鲜，那么使人愉快，安娜觉得自己幸福得不可饶恕。她对伏伦斯基越了解，就越爱他。她爱他，为了他，也为了他对她的爱情。能够完全占有他，这一直使她感到快乐。同他亲近，她总觉得很快乐。她对他的性格特点越来越了解，觉得他无比亲切可爱。他改穿便服后的翩翩风度格外迷惑她，就像迷惑着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不论他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她都觉得特别崇高，特别美好。她对他的迷恋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竭力想在他身上找出一点不好的东西，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不敢在他面前暴露自卑感，她觉得这种情绪万一被他发觉，他可能不再爱她。现在她再没有比失去他更可怕的事了，虽然毫无理由这样害怕。她不能不感激他对她的情谊，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重这样的情谊。照她看来，他显然赋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理应担任重要的职务，但他却为她牺牲了功名，并且从无怨言，他对她越来越宠爱，时刻留意不使她觉得所处的地位不光彩。像他这样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仅从来不敢违抗她的心愿，而且简直毫无自己的意志，总是一味迁就她。她不能不珍惜这份情谊，虽然他对她的过分体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时使她觉得受不了。

不过，伏伦斯基实现了他的宿愿，却并不觉得特别幸福。不久他就觉得，这种欲望的满足只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中的沧海一粟。他看到满足于这种欲望，就是犯了人们常犯的那种无法挽救的错误，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幸福。在他同她结合、改穿便服的初期，他尝到了以前没有尝到过的自由的快乐，自由恋爱的快乐，因此感到很满足，但这样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就觉得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最难满足的欲望，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他不由自主地抓住这种刹那间的怪念头，把它当作愿望和目的。每天都得设法消磨十六个小时，因为在国外他们过的是无拘无束的生活，远离彼得堡那种耗费时光的社交生活。至于以前在国外享受过的单身汉生活的乐趣，伏伦斯基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了，因为他稍作这样的尝试，同几个朋友晚餐回来得迟一些，就会引起安娜意料不到的忧郁和烦恼。同当地人士和俄国侨民交际，又因他们的关系不明确而无法进行。游览名胜古迹吧，且不说他们都已经游览遍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把这事看得很重要。

这样，伏伦斯基就像一头饥不择食的动物，不由自主地忽而研究政治，忽而阅览新书，忽而从事绘画。

他从小就有绘画的才能，现在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花钱，于是开始收集版画，自己也画起画来，把要求消耗的过剩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

他赋有鉴赏艺术和别具一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自以为具备做一个艺术家的条件，但在选择哪一类绘画上费了一番踌躇：画宗教画呢，历史画呢，风俗画呢，还是写实画？他懂得各类绘画，不论画哪一类都有灵感，但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对绘画其实一无所知，他只是兴之所至地画着，不管画出来的东西像哪一类。他不懂得这一点，他的灵感也不是直接来自生活，而是间接地从艺术品中所体现的生活中得来的，因此他的灵感来得很快很容易，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很快很容易就做到酷似他所摹仿的那种绘画。

在各种画派中，他最喜欢优美动人的法国画。他就摹仿这种绘画，给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画肖像。这幅肖像他自己和看到的人都认为画得很成功。

九

这座古老荒废的宫殿式别墅有高高的雕花天花板和壁画，镶木地板，高大的窗门上挂着厚实的黄窗帘，花架和壁炉上摆着大花瓶，门上雕着花，阴暗的大厅里挂着许多图画。他们搬进去以后，这座别墅的外表使伏伦斯基有一种愉快的错觉，仿佛他并不是一个俄国地主，一个退职的军官，而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人，而且还是一名清高的艺术家，为了心爱的女人放弃了社交活动、亲友和功名。

伏伦斯基住进这座别墅后，他安排的活动也很得体。他通过高列尼歇夫的关系认识了几个有趣的人物，开头一个时期生活得优游自在。他在一位意大利美术教授的指导下练习写生，并研究意大利中世纪生活。这种生活使伏伦斯基着了迷。他甚至按照中世纪的样子戴帽子，把斗篷搭在一边肩膀上。这种打扮对他倒是挺合适的。

“我们住在这里，简直什么也不知道。”有一次伏伦斯基对一早走来看他的高列尼歇夫说，“你见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递给高列尼歇夫一份早晨刚收到的俄国报纸，指着上面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写一位也住在这个小城里的俄国画家的，他刚完成一幅传说已久的画，但这幅画已被人家定购去了。文章谴责政府和美术学院对这样一位杰出的画家不予奖励和帮助。

“见过了，”高列尼歇夫回答，“当然，他不是没有才能，但走的完全是邪路。他对待基督，对待宗教画还不是伊凡诺夫、施特劳斯、雷农[76]那一套？”

“他画的是什么？”安娜问。

“基督在彼拉多[77]面前。基督被新派现实主义画成犹太人了。”

话题一转到高列尼歇夫最喜爱的绘画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起来：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在艺术大师们的作品里，基督的形象已经定型了。因此，如果他们不画上帝，而要画革命家或者圣贤，他们尽可以挑选历史人物，如苏格拉底、弗兰克林、夏洛特·科尔德，又何必挑选基督呢？他们所挑选的基督恰恰是艺术上无法表现的人物，再说……”

“那位米哈伊洛夫真的那么穷吗？”伏伦斯基问，他自以为是个庇护文艺的俄国财主，因此不管他画得怎样，都应该帮助他。

“我看不见得。他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画的华西里奇科娃像您见过吗？不过，他可能不再画肖像了，因此生活很拮据。我是说……”

“能请他给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画幅像吗？”伏伦斯基问。

“给我画像做什么？”安娜说，“你已经替我画了像，我再不要别人画了。还不如给安尼（她这样叫她的女儿）画一张吧。啊，她来了。”她望了一眼窗外那个抱着婴儿走进花园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添上说。接着又偷偷地瞟了伏伦斯基一眼。这个漂亮的意大利奶妈，伏伦斯基替她画过头像，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隐患。伏伦斯基给她画了写生，很欣赏她的美丽和中世纪式的风韵。安娜心里也不敢承认，她唯恐吃这个奶妈的醋，因此特别宠爱她和她的小儿子。

伏伦斯基也向窗外望了一眼，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转身对高列尼歇夫说：

“你认识那位米哈伊洛夫吗？”

“我见到过他。他是个怪物，一点教养也没有。说实在的，他是时下常见的那种野蛮的新派人，就是在没有信仰、否定一切和唯物主义的思想直接影响下培养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从前，”高列尼歇夫说，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不顾安娜和伏伦斯基都想说话，“从前的自由思想家是用宗教、法律和道德观念培养起来，经过自身的奋斗和努力才领会自由思想的；现在却出现了天生的新式自由思想家，他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道德、宗教，还有权威，他们是在否定一切的思想中成长的，所以说他们是野蛮人。他就是这种人。他大概是莫斯科宫廷总管的儿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后来进了美术学院，有了名气，他也不是傻子，就想再受点教育。他开始阅读他认为是知识源泉的杂志。我对您说，从前不管是谁，就说法国人吧，想受点教育总是先研究各种古典作品：神学啦，悲剧啦，历史啦，哲学啦，那些摆在他面前的智慧成果。可是现在呢，人们一下子掉进否定主义的书堆里，马上沾染了否定主义的习气，就是这样。不仅如此，二十年前还能够在这种书籍里发现同权威抵触、同几世纪以来的传统观念抵触的地方，还能够从这种抵触中发现别的东西；可是现在呢，一下子就陷进这种书籍里，甚至不屑同旧观念争论，明目张胆地说：除了进化、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什么也没有，就是这样。我在我的文章里……”

“我说，”安娜说，她早就偷偷同伏伦斯基交换着眼色，知道伏伦斯基对这位艺术家的教养不感兴趣，他只是想帮助他，请他画一幅肖像罢了，“我说，”她毅然打断谈得津津有味的高列尼歇夫，“我们去看看他！”

高列尼歇夫镇静下来，高兴地同意了。这位画家住得很远，他们决定乘马车去。

一小时后，安娜同高列尼歇夫并排，伏伦斯基坐在前座，一起来到远处住宅区里一座漂亮的新房子门前。出来迎接的看门人妻子告诉他们，米哈伊洛夫通常是在画室里见客的，但此刻他在几步外的寓所里。他们就请她把名片递给他，要求让他们看看他的画。

十

伏伦斯基伯爵和高列尼歇夫的名片送进来的时候，画家米哈伊洛夫照例正在工作。早晨，他在画室里画一张巨幅油画。回到家里，他对妻子大发雷霆，怨她不会对付前来讨账的房东太太。

“我对你说过二十回了，叫你不要多啰唆。你本来就很傻，再用意大利话啰唆，那就傻上加傻了。”争论了好一阵以后，他这样说。

“那你不该拖欠这么久，这不能怪我。要是我有钱……”

“看在上帝分上，你让我安静点吧！”米哈伊洛夫带着哭声嚷道。接着他捂住耳朵，走到隔壁工作室里，随手把门锁上。“傻婆娘！”他自言自语，在桌旁坐下来，打开画夹，格外起劲地继续画那张开了头的素描。

他平时工作，从来没有像在生活困难，尤其是在同妻子吵嘴的时候那样卖力，那样顺利。“唉，真想逃到什么地方去呀！”他一面工作，一面想。他正在画一个怒气冲天的人物。这张画是以前画的，但他不满意。“不，那一张好一点……放到哪儿去了？”他回到妻子那里，皱着眉头，眼睛没有看她，却问大女儿，他给她们的那张纸哪里去了。这张被丢掉的画稿找到了，但弄得很脏，沾满了蜡烛油。他把画稿放在桌上，身子退后一点，眯起眼睛，打量它。他忽然微微一笑，快乐地摆了摆手。

“对啦，对啦！”他说，拿起铅笔立刻迅速地画起来。蜡烛油的污点反而使画中人看上去别有风味。

他在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个雪茄商刚毅的脸容和突出的下巴，他就照这张脸和这个下巴画下去。他高兴得笑起来。这画像就从没有生气的虚构变得生气勃勃，再也不能改了。这幅画像有了生命，轮廓清楚，无疑已经定形。根据人物的需要，这幅画还可以做些修改，两腿的摆法可以而且应该改一改，左臂的姿势可以重画，头发可以向后梳，但这些改动已不会改变总的形象，只会再去掉一些掩盖人物性格的东西，他仿佛把盖着这像的一层遮布拉掉了；增加的每一笔只是使整个形象更加刚毅，就像蜡烛油滴上去后产生的效果一样。仆人把名片递交给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心地画完这幅像。

“就来，就来！”

他走到妻子面前。

“够了，萨莎，别生气了！”他羞怯而温柔地笑着对她说，“你错了。我也错了。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他同妻子言归于好，穿上天鹅绒领子的橄榄色外套，戴上帽子，到画室去。他已把那幅成功的画像忘记了。这会儿，几位俄国贵客乘四轮弹簧马车来访使他快乐和兴奋。

关于画架上的那幅画，他只想到这样的画还从来没有人画过。他并不认为他的画比拉斐尔的画还好，但他知道那幅画里所表现的内容至今没有人表现过。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在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了；但人家的意见，不管什么意见，对他都很有价值，使他深为感动。任何评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哪怕评论的人只看到极微小的一点，都使他感激不尽。他总认为评论家的理解比他自己深刻得多，因此总希望听到人家指出他自己没有发觉的毛病。他常常从参观者的意见中发现问题。

他大踏步向画室走去，心情很激动，可是那站在门口阴影处的安娜的妩媚形象仍使他大吃一惊。安娜正在听高列尼歇夫滔滔不绝地谈着什么，显然很想看看这位走拢来的画家。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当他走近他们时，就把这最初的印象一下子抓住，吞了下去，就像抓住那个雪茄商的下巴一样，并且把它收藏好，一旦需要时再拿出来。伏伦斯基和安娜事先听了高列尼歇夫对这位画家的介绍已有点失望，现在看到他的外貌就更加失望了。米哈伊洛夫中等身材，体格强壮，步伐轻松，戴着咖啡色礼帽，穿着橄榄色外套和窄小的裤子——虽然当时已流行宽大的裤子——特别是他那张俗气的阔脸，以及那种又畏怯又想装作威严的神情，都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请进！”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接着走进门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十一

走进画室，画家米哈伊洛夫再次打量了一下客人们，把伏伦斯基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他的颧骨，记录在头脑里。他的艺术家本能在不停地收集素材，他因为即将听到人家评论他的作品而越发激动，但还是敏捷细致地通过一些不易察觉的特征构成了对这三个人的印象。那个男人（高列尼歇夫）是侨居当地的俄国人。米哈伊洛夫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见过，同他谈过什么话。他只记得他的面孔，就像记得他见过的一切人的面孔那样。他还记得它属于高傲自大和缺乏表情的那一类面孔。浓密的头发和十分开阔的前额使他的脸显得很神气，但脸上只有一种活泼天真的表情，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狭窄的鼻梁上。伏伦斯基和安娜，在米哈伊洛夫看来，都是有钱有势的俄国人，但也像一切有钱有势的俄国人那样，对艺术一窍不通，却装作艺术的爱好者和鉴赏家。“他们一定已看遍了古董，现在又在周游现代画家、德国江湖骗子、英国拉斐尔前派傻子的画室；到我这儿来也只是为了补齐他们的参观罢了，”他想。他清楚地懂得，那些艺术上的半瓶子醋（他们越聪明越坏）巡视现代画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断定美术已经衰落，现代画家的作品看得越多就越相信，古代大师们的作品是无法逾越的。这一点，他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得出来，从他们互相交谈，观看人体模型和胸像，无拘无束地走来走去，等待揭去画上遮布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上也看得出来。虽然如此，他翻开一张张画稿，拉开窗帘，揭去遮布，还是感到非常兴奋。虽然他认为凡是有钱有势的俄国人都是畜生和傻子，却很喜欢伏伦斯基，尤其是安娜。

“啊，请看！”他步伐轻灵地退到一旁，指着一幅画说，“这是彼拉多的训诫。《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说，自己觉得嘴唇都激动得哆嗦起来。他往后退了几步，站到他们后面。

在来访者默默观看那幅画的几秒钟里，米哈伊洛夫也观看着，用旁观者的冷静眼光观看着。在这几秒钟里，他相信，这几位刚才还被他蔑视的来访者将做出最高明最公正的评判。他忘记了他在作这幅画的三年里对它的想法；他忘记了原以为无可置疑的优点——他用旁观者那种冷静的新眼光看着这幅画，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他看见前景中彼拉多恼恨的脸和基督镇静的脸，还看见后景中彼拉多的仆从和观看动静的约翰的脸。每一张脸都经过长期琢磨，反复修改，都具有不同的性格。每一张脸都曾带给他多少痛苦和欢乐呀，为了全画的协调不知修改过多少次，在处理色彩浓淡和明暗上都曾煞费苦心——这一切如今从旁观者的眼光看来，都千篇一律，庸俗得很。那张成为全画中心的基督的脸，当初他最得意，画成后感到十分高兴，如今他用旁观者的眼光一看，却觉得毫无价值。他看出他所画的（根本谈不上好，他清楚地看出许多缺点）只是摹仿提香、拉斐尔、鲁本斯的无数基督像，摹仿他们的无数兵士和彼拉多罢了。这一切都很庸俗，贫乏，陈旧，色彩斑剥，笔力软弱，简直画得很糟。客人们当着画家的面说些虚伪的恭维话，背后却在怜悯他，嘲笑他，但这可不能怪他们。

沉默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他却觉得十分难受。为了打破沉默而且表示他并不激动，他强作镇定，对高列尼歇夫说起话来。

“我好像有幸见到过您。”他一面说，一面不安地望望安娜，又望望伏伦斯基，唯恐看漏他们的一丝表情。

“是啊！我们在露西家一次晚会上见过面，那天有位意大利小姐——一位新的拉契尔[78]朗诵剧本。”高列尼歇夫活泼地说，目光毫不留恋地离开那幅画。

不过，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在等待他对这幅画发表评语，就说：

“您的画比我上次看到的大有进步。不过，彼拉多的形象像上次那样使我非常感动。你太了解这个人物了，他是个善良可爱的家伙，但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过我觉得……”

米哈伊洛夫活泼的脸顿时容光焕发，他的眼睛发亮了。他想说些什么，可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假装咳嗽。不管他多么轻视高列尼歇夫的艺术鉴赏力，不管高列尼歇夫对彼拉多这个官僚面部表情的正确评语多么无足轻重，不管他的评语多么令人生气地没有接触到要害，米哈伊洛夫还是十分高兴。他自己对彼拉多这个人物的看法同高列尼歇夫一样。这个看法只是米哈伊洛夫所坚信的无数正确看法之一，但他觉得这并没有贬低高列尼歇夫的评语。这个评语使他对高列尼歇夫发生好感，他的心情顿时由沮丧变得兴奋。整幅画在他面前立刻显得生气勃勃，充满丰富多彩得无法形容的生命特征。米哈伊洛夫又想说他很了解彼拉多，可是嘴唇情不自禁地抽搐着，他说不出话来。伏伦斯基和安娜也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故意压低声音，一方面是怕伤了画家的感情，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大声说出蠢话来。这种蠢话，人们在美术展览会上谈论艺术时，是很容易脱口而出的。米哈伊洛夫觉得这幅画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他走到他们面前。

“基督的神情多么奇妙哇！”安娜说，在整幅画中她最喜欢这表情。她认为这是全画的中心，对它的称赞一定会使画家高兴，“显然他很怜悯彼拉多。”

在他的画里，在基督的形象中，这只是可以提出的无数正确看法之一罢了。她说基督怜悯彼拉多。在基督的表情中应该有怜悯，因为在他身上有爱，有天国的宁静，有从容就义和不尚空谈的表情。既然彼拉多是肉体生活的化身，基督是精神生活的化身，前者有官僚神气，后者有怜悯之情，那是理所当然的。在米哈伊洛夫的头脑里又掠过各种各样的思想。他又高兴得容光焕发了。

“嗯，这像是怎么画的，空气多么浓厚！人简直像可以走进去呢！”高列尼歇夫这样评论说，对这幅画的内容和构思显然并不欣赏。

“是的，功力真了不起！”伏伦斯基说，“后景中的人物多么突出！这才是真正的技巧。”他对高列尼歇夫说，暗示他们上次的谈话。那天伏伦斯基表示，他没有希望达到这样的技巧。

“是的，是的，真了不起！”高列尼歇夫和安娜附和说。米哈伊洛夫虽然情绪很好，但评语中提到技巧还是伤了他的心。他怒气冲冲地对伏伦斯基望了望，突然皱起眉头。他常常听到技巧这个名词，但他实在不明白它的含义。他知道这个名词一般是指同内容无关的绘画技术。他发觉人们往往把技巧和内在价值对立起来，就像现在这种称赞，仿佛依靠技巧就可以把坏的内容画好似的。他知道，要去掉表面的东西而不损害作品的价值，要把所有表面的东西都去掉，必须十分小心；而描绘艺术品是不能依靠技巧的。要是让孩子或者厨娘看看他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也一定会把所有表面的东西剥掉。一个技巧娴熟的老画家，如果头脑里没有内容，光凭技巧是什么也画不出来的。米哈伊洛夫也知道，即使谈到技巧，他也没有资格受到赞扬。在他完成和没有完成的作品里，他看到了刺眼的缺点。这些缺点就由于他在去掉表面东西时不慎重而出现的，现在再修改一定会损害整个作品。他看到，几乎每个人的身体和面孔都留有损害绘画的没有去干净的表面东西。

“只有一点意见，要是您不见怪的话……”高列尼歇夫说。

“啊，那太好了，我正要请教。”米哈伊洛夫勉强笑着说。

“那就是您画出来的是人化的神，而不是神化的人。不过我知道您是有意这样画的。”

“我画不出那个我心里不存在的基督。”米哈伊洛夫不快地说。

“是的，既然这样，您要是让我直说……您的画是那么完美无缺，我的意见是丝毫也不会损害它的。再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您有您的想法，您的动机不同。不过，就拿伊凡诺夫来说吧。我认为，要是把基督贬低到历史人物的地位，那么伊凡诺夫还不如选择没有人画过的其他历史题材好。”

“但这不是摆在艺术面前最伟大的主题吗？”

“存心去找，还是找得到其他题材的。问题在于艺术不能容忍争吵和议论。看到伊凡诺夫的画，不论信徒还是非信徒都会问：这是不是神哪？这样就不能给人一个统一的印象。”

“这是为什么呀？我觉得，有教养的人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米哈伊洛夫说。

高列尼歇夫不同意这个意见，始终坚持统一的印象是艺术所不可缺少的，驳斥了米哈伊洛夫的话。

米哈伊洛夫很激动，但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的想法辩护。

十二

安娜同伏伦斯基早就在相互使眼色，对于这位朋友的能言善辩感到厌烦。伏伦斯基终于不等主人过来，就径自走到另一幅不大的图画前面。

“啊，真美呀，太美啦！真是奇迹！太美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什么东西他们那么喜欢哪？”米哈伊洛夫想。他把那幅三年前作的画完全忘记了。他忘记了他几个月里日日夜夜全神贯注地作这幅画时的痛苦和欢乐，就像他平时总是把画好的画都忘记了那样。他连看都不愿看它，现在摆出来展览，只是为了等一个想买它的英国人。

“哦，那只是一幅旧的习作。”他说。

“真美呀！”高列尼歇夫说，显然也被这幅画的美迷住了。

两个男孩子在柳树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抛下钓钩，正在灌木丛后面全神贯注地收回浮子；小的一个躺在草地上，双手托着淡黄色乱发的脑袋，一双若有所思的蓝眼睛瞧着水面。他在想些什么呢？

对这幅画的赞赏唤起了米哈伊洛夫旧日的兴奋，但他害怕并且不喜欢无谓的怀旧情绪，因此，他听了这种赞赏虽然很高兴，还是想让来访者观看第三幅画。

伏伦斯基却问这幅画卖不卖。米哈伊洛夫被来访者的称赞弄得很兴奋，听到有关金钱的话，觉得很不快。

“摆出来就是卖的。”他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回答。

等来访者们走了，米哈伊洛夫在那幅彼拉多和基督的画前坐下来，心里重温着他们说过的话，以及虽然没有说过但是暗示过的话。说也奇怪，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当他按照他们的观点看待问题的时候，有些意见他认为十分重要，可是这时这些意见忽然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画，这才满心相信它是完美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只有具备这样的信心，才能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作画。只有这样，他才能好好工作。

基督的一只脚照透视学看来是画得不正确的。他拿起调色板，工作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注视着后景中约翰的像。这像来访者们都没有注意，但他觉得是完美无缺的。改好脚，他想把整个像再加加工，但心情太激动了，无法再动笔。当他过分冷静的时候，他无法工作；当他过分兴奋，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同样无法工作。只有从冷静到产生灵感，在这个过渡阶段，他才能工作。可是今天他太兴奋了。他刚想把画遮起来，却又站住，手里拿着遮布，得意扬扬地微笑着，对约翰的形象看了好一阵。最后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遮布，又疲劳又幸福地走回家去。

伏伦斯基、安娜和高列尼歇夫回家途中特别兴奋和快乐。他们谈论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才气”这个东西被他们看成是一种同智慧和感情无关、近乎生理的天赋能力。他们用这个词来解释画家的一切感受。在他们的谈话里，这个词用得特别多，因为他们非用它来说明他们一窍不通而偏偏要谈论的东西不可，他们说他的才气是无可否认的，但他的才气因为缺乏教养——俄国画家的通病——而不能发挥。但那幅表现两个男孩子的画却深印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几次三番谈到它。

“真是太美啦！他画得多么朴素，多么成功！他自己还不知道这幅画有多么出色。是的，不能错过机会，一定要把它买下来。”伏伦斯基说。

十三

米哈伊洛夫把他的画卖给了伏伦斯基，并答应替安娜画一幅肖像。在约定的那一天，他来了，动手工作。

这幅肖像连续画了五次，结果使大家惊叹不止，特别是伏伦斯基，因为它不仅十分逼真，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美。真奇怪，米哈伊洛夫怎么能发现她那种特有的美。“要像我这样了解她，爱她，才能抓住她那最可爱的灵魂的表现。”伏伦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通过这幅画才真正领略她最可爱的灵魂的表现的。但这表情是那么真挚，使他和其他人都觉得他们早就熟悉了。

“我努力画了那么多时间，毫无成绩，”他说到他自己替她画的那幅像，“而他只看了看，就画出来了。这就叫技巧。”

“不要急，”高列尼歇夫安慰他说。他认为伏伦斯基既有才能，又有卓越的艺术素养。高列尼歇夫相信伏伦斯基的才能还有一原因，就是他需要伏伦斯基对他的文章和思想表示赞同和欣赏，他认为赞赏和支持应该是相互的。

在别人家里，特别是在伏伦斯基的别墅里，米哈伊洛夫同在自己画室里完全不同，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仿佛害怕同他所不尊敬的人接近，总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对伏伦斯基称“阁下”，并且不顾安娜和伏伦斯基的盛情邀请，从来不留下来吃饭，除了画画也从来不上他们家的门。安娜待他比待谁都亲切，因为画像而很感激他。伏伦斯基对他更是毕恭毕敬，显然很想听听这位画家对他的画的意见。高列尼歇夫从不放过机会向米哈伊洛夫灌输真正的艺术观。但米哈伊洛夫对他们依旧十分冷淡。安娜从他的目光中察觉他很喜欢看她，但他避不同她谈话。伏伦斯基谈到他的画，他总是固执地保持沉默。人家拿伏伦斯基的画给他看，他也同样固执地保持沉默。显然，他讨厌高列尼歇夫的谈话，但也不去反驳他。

总之，当他们较深地了解了米哈伊洛夫的为人以后，他们对他那种拘谨而不愉快、几乎近于敌意的态度，都很反感。等到写生完毕，他们拿到一幅优美的肖像，他就不再上门了，这时大家都如释重负。

高列尼歇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想法，就是米哈伊洛夫只是嫉妒伏伦斯基罢了。

“就算他因为自己有才能并不嫉妒；但是一个宫廷官员，一个富家子弟，再说还是位伯爵（要知道他们一提到爵位都是深恶痛绝的），没有经过勤学苦练，居然也能从事那种他米哈伊洛夫毕生献身的工作，即使没有超过他，也毕竟使他恼火。尤其因为他缺乏那样的教养。”

伏伦斯基嘴上替米哈伊洛夫辩护，心里却也相信高列尼歇夫的看法，因为照他看来，一个属于下层社会的人是不可能不嫉妒的。

伏伦斯基和米哈伊洛夫都替安娜写生，他们的画照理应该让伏伦斯基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可是他却看不出来。直到米哈伊洛夫的画完成以后，他才决定停笔不再替安娜画像，认为没有必要再画下去了。至于那幅表现中世纪生活的画，他却继续画下去。他本人，还有高列尼歇夫，特别是安娜，都认为他画得不错，因为他的画比米哈伊洛夫的画更近似名画。

至于米哈伊洛夫，他虽然热衷于替安娜画像，但当写生完毕，可以不再听高列尼歇夫有关艺术问题的谬论，可以把伏伦斯基的绘画忘记时，他就显得比他们更高兴。他知道不能禁止伏伦斯基对绘画喋喋不休，也知道这些艺术上的半瓶子醋享有要画什么就画什么的权利，但他总觉得嫌恶。一个人用蜡塑造了一个大玩偶，并且去亲吻她，你也不能禁止他呀！但要是这个人带了玩偶走来，坐在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面前，并且动手抚爱这玩偶，就像谈恋爱的人抚爱他的情人那样，那就会使谈恋爱的人觉得嫌恶了。米哈伊洛夫看见伏伦斯基的画，他所感到的就是这种嫌恶。他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又可恨。

伏伦斯基对绘画和中世纪的迷恋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对绘画的滋味领略得够了，再也无法把那幅画画完。画到一半停止了。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的缺陷开始时还不显著，但要是继续画下去，就会叫人受不了。他和高列尼歇夫有同样的感觉。高列尼歇夫觉得他没有话可说，经常用构思还未成熟和正在收集材料来欺骗自己。高列尼歇夫痛恨这样的情况，但伏伦斯基呢，他既不会欺骗自己，也不会折磨自己，更不会痛恨自己。他性格果断，既不做解释，也不进行辩护，就搁笔不画了。

但是，不画画，伏伦斯基觉得他和安娜——她对他的灰心丧气感到惊奇——在意大利的生活太乏味了，宫殿式别墅突然显得那么破旧肮脏，窗帘上的污点、地板的裂缝和檐板上剥落的灰泥又都那么刺眼，老是高列尼歇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又那么叫人讨厌，因此非改变一下生活不可。他们决定回国，住到乡下去。在彼得堡，伏伦斯基打算同他哥哥分家，安娜则想看看儿子。他们打算在伏伦斯基家乡的大庄园里过夏天。

十四

列文结婚有两个多月了。他很幸福，但完全不像预期的那样。他时刻感到以前的梦想破灭了，同时却遇到新的意料不到的赏心乐事。列文很幸福，但开始家庭生活以后，他处处发现，事情同他原来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处处感到好像那种欣赏过别人在湖上平稳而幸福地泛舟的人，一旦自己坐到船上，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他发现，泛舟并非只是平平稳稳地坐着，没有什么摇摆，而是需要思考，片刻不能忘记该往哪儿航行，不能忘记脚下是水，必须不停地划桨，而没有划惯桨，双手是很痛的。这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虽说有趣，却很费劲。

在他独身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夫妇生活，看到他们琐碎的家务、争吵、吃醋，他就在心里嘲笑他们。照他看来，他未来的夫妇生活不仅不会产生这种情况，而且整个家庭生活方式也将与众不同。没想到他同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而且也充满琐碎的家务。这种琐碎的家务以前他不屑一顾，如今却显得如此重要，无法回避。列文看到，所有这些家务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么容易处理。尽管列文自以为对家庭生活持有最正确的观点，但他也像一切男人那样，不知不觉把家庭生活纯粹看作爱情的享受，不应遇到任何阻碍，也不该受任何琐事的干扰。他认为他应该专心做他的工作，工作以后在爱情的幸福中得到休息。她应当被宠爱，此外再不能有别的要求了。他也同一切男人一样，忘记她也需要工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那个像诗一样美的吉娣，在婚后头几个星期，甚至开头几天，就在考虑和张罗着桌布、家具、客房床垫、托盘、厨子、饭菜等家务。还在他们订婚以后，她就拒绝出国旅行，决定回乡生活，仿佛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除了爱情，她还能考虑别的事。她的果断使他吃惊。这种态度当时曾使他不愉快，如今她这样操劳家务，又多次引起他的烦恼。他看出她需要这种操劳。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并且嘲笑种种琐事，但他爱她，不能不欣赏她的这些活动。他嘲笑她怎样摆设从莫斯科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布置她自己的房间和他的房间，怎样挂窗帘，怎样为来客和陶丽准备好客房，怎样给她的新侍女安排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子准备饭菜，怎样同阿加菲雅吵嘴，从她手里接管了食品贮藏室。他看到老厨子怎样笑嘻嘻地欣赏她，听着她那些缺乏经验的不切实际的吩咐。他看到阿加菲雅对这位年轻主妇就贮藏室做出的新安排怎样若有所思地慈祥地摇着头。他看到吉娣又哭又笑地走来向他诉苦，说侍女玛莎仍把她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听她的话，他却觉得她格外可爱。他觉得这很有趣，也很新奇。但他想，要是没有这些事，那就更好了。

他不懂得她婚后心情的变化。她在娘家有时很想吃点卷心菜加克瓦斯或者糖果，可是吃不到。如今她可以随意吩咐，要买多少糖果就买多少糖果，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要定制什么点心就定制什么点心。

现在她满心希望陶丽带孩子们来住一阵，尤其因为她可以给孩子们定制各人喜爱的点心，陶丽也准会赞扬她家务上的种种新安排。她自己也弄不懂是什么道理，但家务对她确实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凭本能感觉到春天临近了，她也知道将会有春雨绵绵的日子，就加紧筑巢，边筑边学筑巢的方法。

吉娣悉心操持琐碎的家务，这同列文原先崇高的幸福观极其格格不入。这也是他失望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尽管不理解她这种操心的意义，却觉得她很可爱，情不自禁地加以欣赏，把它看作一种新的赏心乐事。

另一种失望和赏心乐事就是吵嘴。列文从来没有想到，他同妻子除了温存、尊敬和恩爱之外还可能有别的态度。婚后没有几天，他们竟突然吵嘴了。她说他并不爱她，只爱他自己，说着就哭起来，摆动双手。

他们第一次吵嘴是因为列文到一个新的田庄去，回家时想抄近路，结果迷了路，迟到半小时。他一路上都想着她，想着她的恩爱，想着自己的幸福。离家越近，对她的爱情也越热烈。他怀着当初到吉娣家去求婚那样热烈、甚至比那时还要热烈的感情冲进房里，没想到遇到的竟是他在她脸上从没见过的一种忧郁的表情。他想吻她，却被她一把推开了。

“你怎么啦？”

“你倒开心……”她开口说，竭力想装得镇定而刻毒。

但她一开口，责备、莫名其妙的醋意、刚才一动不动地呆坐窗前半小时所经受的折磨，就一古脑儿发泄出来。这当儿，他才清楚地明白了他在婚礼结束后把她从教堂里领出来时还没有明白的事情。他明白了她不仅同他十分亲近，而且明白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界线现在已分不清了。这一层，他是从刹那间出现的双重心理中懂得的。他先是很生气，但立刻又觉得他不能生她的气，因为她同他是两位一体，不能分成你我的。他最初一刹那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背后突然受到一记沉重的打击，但等到他怒气冲冲地回过身去，想找到仇人报复，却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无意中打了自己一下，他不好对谁生气，只得默默地忍受疼痛，自己安慰自己。

后来他再也没有如此强烈地产生过这种感觉，但此刻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很自然地想替自己辩护，向她证明是她错了；但证明她错就会更加激怒她，就会扩大那条成为一切痛苦根源的裂痕。照习惯他想把过错加到她身上；但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却要他尽快消除裂痕，不让它扩大。这种莫须有的责难确实使他很难过，但进行辩解，使她痛苦，那就更糟。好像一个人在半睡不醒中感到一阵剧痛，想把身上的痛处挖掉、除去，等到苏醒过来，才明白原来全身都在作痛。除了默默忍受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就竭力克制自己。

他们和好了。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嘴里没有承认，只是对他更加温柔。他们加倍体会到爱情的幸福。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后再不会发生类似的冲突；冲突甚至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往往是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引起的。发生这一类冲突常由于彼此还不了解对方的脾气，由于结婚初期两人的情绪常常不正常。当一个情绪好，另一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和睦还不会遭到破坏；但当两人都情绪不好时，就会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冲突，事后甚至记不起来，他们究竟为什么吵嘴。不错，当两人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加倍幸福。但结婚初期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段不好过的日子。

在婚后最初一段日子里，他们感到特别紧张，仿佛有一条链子把他们系住，从两端拉紧。总之，他们的蜜月，也就是婚后的第一个月，列文对它怀着满腔希望，结果不但并不甜蜜，而且是他们一生中最委屈痛苦的日子。当时他们确实难得心平气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后来却竭力想把这段不愉快日子里种种不正常的可耻情况从记忆里抹掉。

直到婚后第三个月，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过得比较平稳。

十五

他们刚从莫斯科回来，剩下两人在一起，感到很高兴。列文坐在书房的写字台旁写东西。吉娣穿着那件婚后最初几天穿过，因此他特别喜爱、特别欣赏的深紫色连衫裙，坐在从列文的祖父起一直摆在书房里的那张老式皮沙发上绣花。他一面想，一面写，一直快乐地意识到她就坐在身边。他没有放弃他的农事，也没有停止写他那部要阐明他的新农业体制基本观点的著作。过去，他觉得这些活动和思想同笼罩着他生活的阴影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他觉得它们同未来生活的光辉灿烂的幸福比较起来同样是无足轻重的。他继续从事他的工作，但觉得他的注意重心转移了，因此对工作也就有了更加明确的看法。以前，这些工作只是他逃避生活的手段。以前，他觉得没有这些工作他的生活就太无聊。而现在，他需要这些工作是为了避免幸福的生活过分单调。他又拿起稿子，把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他高兴地发现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这是一项新鲜而有益的工作。他觉得以前许多想法未免有些偏激。他重新回顾全部事业，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变得明确了。他正在写新的一章，论述俄国农业衰落的原因。他论证俄国贫穷的原因不仅在于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不合理和方针的错误，还由于俄国近来不合理地引进外来文明，特别是交通事业，铁路，促使城市人口集中，奢侈成风，工业、信贷和随之产生的交易所投机事业恶性发展，因而损害了农业。他认为，只有当国家的财富正常发展，相当多的劳动力用在农业上，农业处于合理的至少是稳定的状态，真正的文明才能出现。他认为，国家财富应当按比例发展，尤其是其他领域的财富不应该超过农业。他认为，交通事业应当同农业相适应，在我国土地使用不当的情况下，铁路的修筑不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因此为时过早，它不仅不能像预期那样促进农业，反而阻碍了农业，促使工业和信贷发展。好像动物身体里某种器官片面的早熟会妨碍身体的全面发育，信贷、交通事业、工厂企业的发展，在欧洲无疑是必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可是从俄国财富总的发展上来说，它们只会挤掉整顿农业这个当前的主要课题，造成危害。

当他写作的时候，她却想着，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年轻的察尔斯基公爵怎样笨拙地向她献媚，引起丈夫的猜疑。“他吃醋了。”她想，“天哪！他这人真可爱，真傻。他在为我吃醋！他不知道这些人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厨子彼得高明呢。”她一面想，一面怀着一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欲，瞧着他的后脑勺和红脖子。“我舍不得妨碍他工作（但他有的是时间！），可是真想看看他的脸。他会不会感觉到我在看他？我真希望他回过头来……啊，真希望！”她把眼睛睁得老大，想这样来加强视力。

“是的，他们吸去全部精华，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停下笔，喃喃地说，发觉她在笑盈盈地望着他，就回过头来。

“怎么？”他微笑着站起来，问。

“他回过头来了。”她想。

“没什么，我就是要你回过头来。”她说，眼睛盯着他，想看出他有没有因为她打扰而不高兴。

“啊，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真是太好啦！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走到她面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

“我真高兴！我哪儿也不去了，特别是莫斯科。”

“那么你在想什么呀？”

“我吗？我在想……不，不，写你的吧，不要分心了，”她噘着嘴说，“现在我要剪这些小孔了，你看见吗？”

她拿起剪刀，剪起来。

“不，你还是说说，你在想什么？”他说着在她身边坐下，注视着小剪刀怎样剪着圆孔。

“嗯，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莫斯科，想你的后脑勺。”

“为什么这样的幸福正好落在我的头上？真奇怪。但太美了！”他吻着她的手说。

“我倒正好相反，我觉得越幸福，越自然。”

“啊，你有一绺头发松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转过来，说，“一绺头发。你瞧，可不是！不，不，我们正在工作呢。”

可是工作继续不下去了。直到顾士玛进来报告茶点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他们才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慌忙分开。

“他们从城里回来了吗？”列文问顾士玛。

“刚回来，正在拆邮包。”

“你快来，”她一面走出书房，一面对他说，“要不我不等你来就要读信了。让我们去弹个二重奏吧。”

只剩下一个人，他把稿纸放进她买来的新文件夹里，在那随同她一起出现的配有精致用具的新洗脸盆里洗了洗手。列文嘲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种近乎忏悔的心情苦恼着他。他现在的生活有一种可耻的、懒散的、贪图享受的习气。“这样过生活可不好哇！”他想，“唉，将近三个月了，我几乎什么事也没做。今天可以说还是第一次认真工作，可是结果怎样呢？刚一上手，就丢下了。连日常的事务差不多都丢下了。农田我也几乎一直没有去看过，我有时舍不得把她丢下，有时看见她寂寞。从前我以为婚前生活很无聊，没有意思，婚后会开始真正的生活。如今结婚近三个月，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虚度过光阴。不，这样可不行，得重新开始。当然，她没有过错，不能怪她。我自己应该振作起来，保持男子汉的独立性。要不我会一直虚度光阴，把她也带坏……当然，她是没有过错的。”他自言自语。

不过，要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不责怪别人，特别是最亲近的人，那是困难的。列文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不能怪她（她不可能有任何过错），却要怪她所受的教育，过分庸俗无聊的教育。（“那个向她献媚的傻瓜察尔斯基说过：我知道她想阻止他，可是无能为力。”列文想。）“是的，除了对家务的兴趣（这种兴趣她是有的），除了打扮和绣花，没有什么事她真正感兴趣。对我的事业也好，对农庄也好，对农民也好，对她擅长的音乐也好，对读书也好，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什么事也不做，却心满意足。”列文心里这样责备她，不了解她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今后繁重的家务，她是丈夫的妻子，一家的主妇，还将生产、抚养和教育孩子们。他根本没有想到，她凭本能知道今后会有怎样的生活，正在积极迎接这种繁重的劳动，并不因现在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岁月和爱情的幸福而感到负疚，同时正兴致勃勃地筑着她未来的巢。

十六

列文走到楼上，看见妻子坐在一把崭新的银茶炊旁边，面前摆着一套崭新的茶具。她让老保姆阿加菲雅坐在一张小桌旁，给她倒了一杯茶，自己正在读陶丽的来信。他们同陶丽经常有书信来往。

“您瞧，您这位太太要我坐着陪她呢！”阿加菲雅说，亲切地对着吉娣微笑。

从阿加菲雅这句话里，列文听出她最近同吉娣发生的纠纷结束了。他看到新主妇尽管夺了阿加菲雅的权力而使她伤心，但还是征服了她，并且赢得了她的欢心。

“你瞧，我把你的信看过了，”吉娣说着把一封文理不通的信交给他，“这大概是你哥哥的那个女人写来的……”她说，“我没有看完。这是我家里和陶丽的来信。你真不会想到，陶丽把格里沙和塔尼雅带到萨玛茨基家去参加儿童舞会，塔尼雅还扮演侯爵夫人呢！”

不过列文并没有注意听她的话；他涨红了脸，接过哥哥旧情妇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信，看了起来。这已是她第二次来信了。在第一封信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写道，哥哥无缘无故把她赶了出来，还真挚动人地说，她虽然又落到很贫穷的地步，但她一无所求，一无所想，只是担心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身体这样虚弱，她不在旁边他会死去。她要求做弟弟的照顾他。现在她又来信了。她找到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莫斯科又和他同居，接着又一起迁到省城。他在那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他在那边又同长官闹翻了，回到莫斯科，可是路上病得很厉害，恐怕再也起不来了——她这样写着：“他一直在挂念您，再说，钱一点儿也没有了。”

“你看看，陶丽提到你了。”吉娣刚笑眯眯地开口说，发现丈夫脸色变了，就慌忙住口。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她写信来说，尼古拉哥哥快死了。我要去看看他。”

吉娣的脸色顿时变了。关于塔尼雅扮侯爵夫人，关于陶丽，这一切念头全消失了。

“那你什么时候走哇？”她问。

“明天。”

“我同你一起去，可以吗？”她说。

“吉娣！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什么‘什么意思’？”她生气了，因为他似乎很生气，不情愿接受她的提议，“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我不会妨碍你的。我……”

“我去是因为我哥哥快死了，”列文说，“可是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吗？为了和你同样的原因。”

“在这种紧要关头，她只想到一个人待在家里寂寞。”列文想。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她还要强词夺理，这可使他恼火了。

“这不行！”他严厉地说。

阿加菲雅眼看两口子就要吵起来，悄悄把茶杯一放，走出去了。吉娣甚至没有注意到她。丈夫说最后那句话时的口气伤了她的心，特别因为他显然不相信她的话。

“我对你说，要是你去，我就同你一起去，我一定要去！”她急急忙忙、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说不行？”

“因为天知道这是往哪儿走，走的是什么道路，住的又是怎样的客店。你会妨碍我的。”列文说，竭力克制着自己。

“绝对不会。我没有什么要求。你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哼，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女人，你怎么好去同她接近呢？”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谁在那边，有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死了，丈夫去看他，我同丈夫一起去，这样好……”

“吉娣！别生气。你倒想想，情况这么严重，你还要任性，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想想也难受。唉，要是你一个人寂寞，那你就到莫斯科去吧。”

“哼，你总是把我想象得很坏很卑鄙，”她含着委屈和愤怒的眼泪说，“我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软弱，也没有……我只觉得丈夫有苦难，我有责任陪着他，可是你存心伤我的心，故意装作不懂……”

“不，这太可怕了。简直像做奴隶！”列文站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他的愤怒，大声嚷道。但就在这同一刹那，他觉得他是在自己打自己。

“那你何必结婚？不结婚，不是很自由吗？既然后悔，当初又何必急着结婚呢？”她说着霍地跳起来，往客厅里跑去。

他追了上去，她不停地抽泣。

他开始说，竭力找些话，目的不是要说服她，而是要安慰她。但她不听他的，说什么也不肯罢休。他向她俯下身去，捉住那只推开他的手。他吻吻她的手，吻吻她的头发，又吻吻她的手，她一直不吭声。但当他双手捧住她的脸，叫了声“吉娣！”时，她顿时镇静下来，放声痛哭，接着他们就和好了。

终于决定明天两人一起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她要去是为了帮他的忙，并且同意妻子的意见，认为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待在哥哥身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妨碍；但一路上他心里对她和对自己都很不满意。他对她不满意，因为在需要的时候，她不肯放他走（不久以前他还不敢相信他能享受被她爱的幸福，如今他又因为她太爱他而觉得不幸，这种情况他想想也觉得太奇怪了！）。他对自己不满，因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心里特别不满意的是，她并不把哥哥身边那个女人放在眼里。他提心吊胆，唯恐她们两人发生冲突。一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吉娣，将跟一个妓女同住一室，他就嫌恶和恐怖得哆嗦起来。

十七

尼古拉·列文借宿的省城旅馆是按照改良的新式省城旅馆设计的，注重整洁、舒适，甚至优雅，但由于过往旅客的糟蹋，很快就变成装潢时髦的肮脏酒馆，而经过这样的装潢，它却比老式肮脏的旅馆更叫人恶心。这个旅馆已变成了这种样子：一个穿脏制服的士兵在门口抽着烟卷，充当看门人；一座阴暗难看的穿孔铁梯子；一个身穿肮脏燕尾服的没精打采的茶房；一间桌上摆着积满灰尘的蜡制假花的公共食堂；到处都是肮脏、灰尘、凌乱，以及由现代铁路带来的喧嚣忙乱——这一切都使新婚不久的列文夫妇产生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特别是这座旅馆的虚假豪华同他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多么格格不入哇！

旅馆老板照例问了他们要什么价钱的房间，他们这才知道上等房间已全部客满：一间住着铁路视察员，另一间住着莫斯科来的一位律师，再有一间住着乡下来的阿斯塔菲耶娃公爵夫人。只剩下一个肮脏的房间，旅馆老板还告诉他，隔壁一个房间到傍晚也将空出来。列文生妻子的气，因为不出他所料，他一到就急于想去看望哥哥，好知道他的情况，却不能立刻就去，而不得不先把妻子领到他们租用的那个房间。

“去吧，去吧！”她用怯生生的负疚目光瞧着他说。

他默默地走出房间，立刻就碰到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她知道他来了，却不敢走进去看他。她同他在莫斯科看见时一模一样：还是穿着那件毛料连衫裙，光着双臂和脖子，还是那张稍微有点发胖的善良而呆板的麻脸。

“嗯，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了？”

“病得很重。起不来了。他一直在盼您来。他……您……同您的夫人。”

列文最初一刹那不明白她为什么发窘，但她立刻对他做了解释。

“我走了，我要到厨房里去一下，”她说，“他会高兴的。他听见了，他认得她，记得在国外看见过她。”

列文明白她是指他的妻子，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走吧，走吧！”他说。

但他刚一举步，他的房门就打开，吉娣探出头来望了一眼。列文脸红了，因为妻子弄得他们俩都很尴尬，又是害臊又是气愤。不过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脸红得更厉害。她身子缩成一团，脸红得要哭出来，两手抓住头巾梢头，用发红的手指捻弄着，不知道说什么和做什么才好。

最初一刹那，列文发觉吉娣望着这个她觉得不可理解的可怕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好奇的神情，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

“啊，怎么样？他怎么样了？”她先问丈夫，又问她。

“我们总不能站在走廊里说话呀！”列文说，怒气冲冲地望着一个抖动双腿、径自在走廊里走动的男人。

“哦，那么进来吧，”吉娣对镇定下来的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说，但她一发现丈夫脸上惊惶的神色，就说：“你们去吧，回头来叫我。”她说着独自回到房间里。列文就向哥哥的房间走去。

他在哥哥房间里看到和感觉到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满以为哥哥还是同秋天来看他时一样，处在自我欺骗的状态。他听说肺痨病人往往是这样的。他预料会在他身上看到更接近死亡的症状，看到他更加虚弱，更加消瘦，但大体上总还是原来的样子。他预料他将再次感到丧失心爱的哥哥的悲伤和对死的恐惧，就像上次那样，只是程度上更厉害罢了。他在思想上做了这样的准备，却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样。

在一个肮脏的小房间里，描花的四壁上布满唾沫痕迹，透过薄薄的隔板听得见隔壁说话的声音。在令人窒息的恶浊空气里，在一张离墙摆放的床上，躺着一个盖被子的人。一条手臂露在被子外面，像耙柄一样粗大的手腕不可思议地连结在一根从一端到中间都很细很直的骨头上。头在枕头上侧躺着。列文看见两鬓上汗湿的稀疏头发和瘦得皮包骨头的前额。

“这个可怕的人不可能是我的尼古拉哥哥。”列文想。但走近一些，看见了他的脸，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尽管尼古拉脸上有了这样可怕的变化，但列文只要瞧一瞧那双抬起来望着走进房间的人的灵活眼睛，察觉到汗湿的小胡子底下嘴巴的轻微抽动，就肯定了可怕的现实：这个死尸般的身体确实就是他还活着的哥哥。

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严厉地、责备似的对进来的弟弟扫了一眼。这眼光顿时在两个活人之间确立了活的关系。列文在向他射来的目光里立刻察觉到责备的神色，并且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内疚。

列文拉住他的手，尼古拉微微一笑。这笑是轻微的，几乎看不出来，而且尽管在微笑，严厉的眼神并没有改变。

“你没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吧？”尼古拉好容易说。

“是的……哦，不！”列文语无伦次了，“你怎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就是说，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呢。”

要避免沉默，必须说话，可是列文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尤其因为哥哥什么也不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显然在琢磨每一句话的意思。列文告诉哥哥，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来了。尼古拉显得很高兴，但说他怕他现在这个模样会使她吃惊。接着是一阵沉默。尼古拉忽然转动身子，说起话来。列文从他面部的表情上猜想他会说出什么特别重要的话来，可是尼古拉只谈他的健康情况。他责怪医生，抱怨本地没有莫斯科的名医。列文明白他还抱着希望。

等到谈话一停止，列文立刻站起身来，想摆脱痛苦的感觉，哪怕只是片刻也好。他说他去把妻子带来。

“嗯，好的，我叫他们弄弄干净。我想，这里又脏又臭。玛莎！把房间收拾一下，”病人费劲地说，“等收拾好了，你就走开。”他一面说，一面用询问的眼光瞧着弟弟。

列文什么也没回答。他走到走廊里，站住了。他说他去把妻子领来，但这会儿他回味自己的感受，决定竭力劝说她不要到病人房里去。“何必让她像我一样受折磨呢？”他说。

“嗯，什么？怎么样？”吉娣神色惊惶地问。

“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何必来呢？”列文说。

吉娣沉默了几秒钟，胆怯而怜悯地瞧着丈夫；接着走近去，双手抓住他的臂肘。

“康斯坦京！带我到他那儿去吧，我们一起去要好受些。你只要把我带去，把我带去，然后你走开好了，”她说，“你要明白，我看见你，却没有看见他，我就更加难受。到那边我对你，对他，也许都会有点用处的。请你答应我！”她恳求丈夫，仿佛她一生的幸福全在这件事上了。

列文只好答应她。他镇定下来，把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完全忘记了。他带着吉娣回到哥哥的房间里。

吉娣迈着轻盈的步子，不断地望着丈夫，向他露出勇敢和同情的脸色，走进病人的房间，然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轻轻地关上门。她悄没声儿地迅速走到病人床前，又绕了过去，使病人不用转过身来，接着就用她柔嫩的手握住他那皮包骨头的大手，用女人所特有的充满同情的温柔而活泼的语气同他说话。

“我们在索登见过面，但那时还不认识，”她说，“您没想到我会做您的弟媳妇吧？”

“您恐怕不认得我了？”她一走进去，他脸上就泛起笑容，说。

“不，我认得。您通知我们，真是太好了！康斯坦京没有一天不想起您，不挂念您呢。”

但病人的兴致没有持续多久。

不等她说完话，他的脸上就现出垂死的人羡慕健康的人那种严厉责难的神色。

“我怕您住在这里不太舒服吧，”她说，避开他那盯着的目光，打量这房间，“得向老板另外要一个房间，”她对丈夫说，“这样我们可以靠近一点。”

十八

列文无法平静地望着哥哥，在他面前无法装得自然和镇定。他一走进病人的房间，他的眼睛和注意力就不由自主地模糊了。他看不见，也分不清哥哥身体的每个部分。他闻到的是难堪的臭味，看见的是肮脏、凌乱和痛苦的景象，听见的是呻吟，但是他束手无策。他根本没有想到分析分析病人的情况，想想他的身体怎样躺在被子底下，他那皮包骨头的膝盖、大腿和脊背怎样缩成一团，能不能使他躺得稍微舒服一点，即使不能使他好过一点，至少也不要让他太难受。列文想到这些问题，他的背上不禁起了一阵寒颤。他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办法能延长哥哥的生命，或者减轻他的痛苦。病人也觉察到了，自以为完全没有希望，因此脾气更坏了。列文却因此觉得更加难过。坐在病人房里他觉得痛苦，但离开他却更加难受。他不断找借口离开病房又回到病房，因为他无法单独待着。

但吉娣所想、所感觉和所做的完全不同。她看见病人，很可怜他。不过，怜悯在她女性的心灵里唤起的绝不是恐怖和嫌恶，像在她丈夫心灵里所唤起的那样，而是一种积极行动、要弄清他的情况和帮助他的愿望。她毫不怀疑她应该帮助他，也毫不怀疑她能够帮助他。她立刻动手。那些琐碎的事情她丈夫一想到就害怕，却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派人去请医生，到药房去配药，叫她带来的侍女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一起打扫，擦地板，洗东西，亲自洗着什么，把一件东西垫到病人褥子底下。按照她的吩咐，有些东西拿到病房里来，有些东西从病房里拿出去。她几次回到自己房里，毫不理睬遇见的男人，把被单、枕套、手巾和衬衫拿来。

正在公共食堂给几个工程师开饭的茶房，一听见她的召唤，露出愤怒的神色，却不能不照她的吩咐去做，因为她的吩咐是那么亲切而执拗，使人无法拒绝。列文不赞成这一切，他不相信这样做对病人有好处。他尤其怕病人因此生气。但病人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没有生气，只是感到害臊。总的说来，他对她为他所做的事似乎感到新奇。列文被吉娣派去请医生回来，推开房门，正碰上大家在照吉娣的吩咐给病人换衬衣。长长的皮包骨头的白脊背，两边突出的巨大肩胛骨，根根可数的肋骨和椎骨，全都暴露无遗。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同茶房一起替他换衬衫，弄乱了袖子，怎么也不能把他软弱无力的长手臂穿进去。吉娣等列文一进来，就把门关上，没有往病人那边望，但病人一呻吟，她就连忙走过去。

“快一点！”她说。

“嗳，你不要来，”病人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

“您说什么？”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问。

但吉娣听见他的话，明白他在她面前赤身露体，感到不好意思。

“我不看，我不看！”吉娣把他的手臂穿进去，说，“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您到那边去，把衬衫拉一拉。”她又说。

“请你去一下，我的手提包里有一个瓶子，”她对丈夫说，“嗯，就在旁边口袋里，请你把它拿来。这儿马上就可以收拾好了。”

列文拿着瓶子回来，看到病人已经安顿好了，他周围的一切全变了样。难闻的臭气已经换成了醋和香水的气味。吉娣正噘着嘴，鼓起绯红的双颊，用一根小管子喷着香水。室内没有一点灰尘，床底下铺了地毯。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药瓶和水瓶，还有必需的衬衣和吉娣的刺绣架。靠近病床的另一张桌上，放着饮料、蜡烛和药粉。病人洗过脸，梳过头发，穿着干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围着瘦得可怕的细脖子。他躺在干净的床单上，背后垫着高高的枕头，脸上带着新的希望的神色，眼睛紧盯着吉娣。

列文请来的医生——这医生是在俱乐部里找到的——不是原来替尼古拉治过病、尼古拉对他很不满意的那一个。这位新医生拿出听诊器，替病人听诊了一下，摇摇头，开了药方，详详细细地说明了药的服法，然后规定了饮食。他劝病人吃生鸡蛋或者半生不熟的鸡蛋和温度适当的矿泉水掺鲜牛奶。医生走后，病人对弟弟说了几句话。但列文只听见“你的吉娣”几个字。列文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在赞美她。他像列文一样叫她“吉娣”，把她唤到床前。

“我觉得好多了！”他说，“嗐，我要是同你们在一起，早就好了。太好了！”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拉到自己的嘴唇边，但似乎怕她会不喜欢，就改了主意，又把它放下了，只抚摸了一下。吉娣双手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着。

“现在把我翻到左边，你们去睡吧。”他说。

谁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只有吉娣明白。她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注意他需要什么。

“翻到另外一边，”她对丈夫说，“他总是朝那边睡的。你给他翻个身，叫佣人来太麻烦。我不行，您能吗？”她问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

“我怕也不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回答。

不管列文觉得双手抱住这可怕的身体，接触到被子底下他不愿接触的地方是多么可怕，他还是听从妻子的指使，脸上现出他妻子所熟悉的果断神色，两手伸进去抱住那身体。他的力气虽然很大，但这虚弱的身体沉重得出奇，使他大为吃惊。列文给他翻身，尼古拉那皮包骨头的大手搂住他的脖子。这当儿吉娣就迅速地、悄悄地翻过枕头，把它拍拍松，扶正病人的头，又理理那粘住太阳穴的稀疏头发。

病人把弟弟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列文觉得他要拿他的手做什么，用力把它拉过去。列文一动不动地听他摆弄。果然，他把它拉到自己嘴边，吻了吻。列文呜咽得身子直打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了病房。

十九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79]那天晚上列文同妻子谈话时对她有这样的想法。

列文想到福音书里的箴言，并非因为他自认为是聪明通达人。他并不自认为是聪明通达人，但自信比他妻子和阿加菲雅聪明。他也相信，他是集中全部心力来思索死的问题的。他也知道，许多伟大的男思想家（他在书本里读过他们关于死的见解）思索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们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雅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阿加菲雅和他的妻子，是多么不同，她们在这方面倒是十分相似的。她们无疑都知道，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她们虽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所思索的那些问题，但她们都不怀疑生死的意义。对这个问题，不仅她们两人的观点一致，她们同千百万人的看法也一样。她们明确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们一下子懂得该怎样照顾临死的人，对他们也不觉得害怕。像列文这一类人可以对死的问题发表许多高论，但其实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害怕死，看到临死的人就束手无策。要是现在只剩下列文同他哥哥两人在一起，他准会恐惧地望着他，并且会更加恐惧地等待着，什么事也不做。

不仅如此，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怎样看、怎样走才好。谈些不相干的事，他觉得不得体，不行。谈死，谈消极的事，也不行。沉默呢，也不行。“我要是看着他，他会以为我在观察他；要是不看他，他会以为我在想别的事。要是我踮着脚尖走路，他会不高兴；要是放开脚步走，我又觉得不好意思。”吉娣呢，她显然没有想到自己，也没有时间想到自己。她只替他着想，她知道该做些什么，因此一切都很顺利。她把自己的一些事讲给他听，她讲到她的婚礼，她向他微笑，同情他，安慰他，谈到人家病愈的例子。一切都很顺利，可见她知道该怎么办。她和阿加菲雅的行动不是出于本能，不是动物性的，不是没有理性的，因为除了肉体上的护理和减轻痛苦以外，阿加菲雅和吉娣都为临死的人操心比肉体上的护理更重要的事，同肉体完全无关的事。阿加菲雅谈到一个死去的老人时说：“啊，赞美上帝，他受过圣餐，行过涂油礼，但愿上帝让人人都死得像他一样。”吉娣也同她一样，除了关心衬衣、褥疮、饮料之外，第一天就说服病人必须领受圣餐和行涂油礼。

晚上，列文从病人那里回到自己房里，垂下头，不知道做什么好。不要说吃晚饭，睡觉，考虑他们应该怎么办，就是同妻子说话他都做不到，因为他感到害臊。吉娣呢，正好相反，比平时更加能干。她甚至比平时更加活跃。她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亲自帮助铺床，也没有忘记撒除虫药粉。她精神抖擞，思想敏捷，好像一个面临决战的男子，在紧要关头显示出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说明他的一生并没有虚度，而是一直在准备应付这场考验。

什么事到她手里都得心应手。还不到十二点钟，一切都已安排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旅馆变得像她家里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摆了出来，桌布也铺好了。

列文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说话都是不应该的，他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得体的。吉娣却整理着刷子，而且做得一点也不使人觉得讨厌。

不过，他们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很晚还没有上床，上了床也好久睡不着觉。

“我真高兴，我已经说服他明天行涂油礼了。”她说，穿着短衫坐在折镜前面，用一把细密的梳子梳理着她那芳香的柔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但我知道，妈妈告诉过我，有一种祷告是专门祈求恢复健康的。”

“你真以为他还能复原吗？”列文说，望着她那圆圆的小脑袋后面的一绺头发怎样不时被梳子遮没。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满三天了。可是医生知道什么呢？不论怎么说，我说服了他行涂油礼，我还是很高兴的，”她透过头发缝瞅着丈夫，说，“什么事情都很难说。”她添上一句，脸上露出她谈到宗教时所特有的调皮神态。

他们订婚后谈到过宗教问题，此后就没有再谈到过，不过她照旧上教堂，做礼拜，并且始终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尽管他说着相反的话，她却坚信他是一个比她更虔诚的基督徒，他嘴上这样说，完全是一种可笑的怪脾气，就像他谈到刺绣时说，人家在补洞她却在挖洞一样。

“是的，那个女人，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不会处理这种事，”列文说，“还有，我应该承认，你这次来，我真高兴，真高兴。你是这样纯洁……”他拉住她的手，但没有吻它（他觉得在这死神临近的时刻吻她的手是不适宜的），只是露出悔罪的表情，望着她那双晶晶发亮的眼睛。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更难受了，”她说，高高地举起两臂，遮住她那高兴得发红的面颊，把发辫盘在脑后，用发夹叉住，“要不，”她又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幸亏我在索登学到了不少。”

“难道那边也有这样的病人吗？”

“还要厉害呢。”

“我特别难受的是，我不能不想到他年轻时的模样……你真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个多么可爱的青年哪，可是我那时不了解他。”

“我完完全全相信。我觉得我们本来应该同他相处得很好。”她说过后，为自己说了这样的话吓了一跳。她回头望了望丈夫，眼泪簌落落地流了出来。

“是的，本来应该的，”他悲伤地说，“唉，他真是个所谓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可是我们还得挨好些日子，这会儿该睡觉了。”吉娣看了看她的小表，说。

二十

死

第二天，病人受了圣餐，行了涂油礼。仪式进行的时候，尼古拉热烈地祈祷着。他那双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花布桌上的圣像，流露出那么热烈的祈求和希望，使列文简直不敢看他。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有使他更舍不得离开他那么热爱的生活。列文了解哥哥，也知道他的思路。他知道他不信教并非因为不信教日子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把宗教信仰排挤掉了。因此他知道哥哥现在恢复信仰是不正常的，只是一种渴望痊愈的暂时的自私表现。列文也知道，吉娣对他讲那种她听来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增加了他的希望。这一切列文都知道，因此看到那种充满生之希望的哀求目光，看到那只勉强举起来在神情紧张的前额上画十字的皮包骨头的手，看到那突出的肩膀和那再也不能容纳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呼噜呼噜喘气的空虚胸膛，他觉得难受极了。在行圣礼的时候，列文也做着祷告，做了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做过千百遍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的存在，你就使他复原吧（这套话其实已经重复过许多遍了），你救救他，也救救我吧！”

涂过圣油以后，病人好多了。他整整一小时没有咳嗽，微笑着，吻着吉娣的手，含着眼泪向她道谢，还说他觉得很好，哪儿也不痛，胃口也开了，力气也有了。给他送汤来的时候，他甚至坐了起来，还讨肉丸子吃。尽管他已病入膏肓，尽管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不会好的，列文和吉娣在这一小时里还是感到很高兴，战战兢兢地怀着一种唯恐丧失的希望。

“好一些吗？”“是的，好多了。”“真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到底好一些了。”——他们这样相互微笑着，低声耳语着。

这种迷人的好景持续了没有多久。病人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但过了半小时，他又咳醒了。于是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的全部希望一下子消失了。痛苦的现实，无疑粉碎了列文和吉娣以及病人本人心里的一切希望，甚至连以前的希望也影踪全无了。

他不再想半小时前所相信的事，似乎想起来都感到害臊，却要求把那只盖着镂孔纸的碘酒瓶递给他。列文把吸瓶递给了他。他那受圣餐时出现过的充满希望的眼睛现在盯住了弟弟，似乎要求他证实医生说过的嗅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怎么，吉娣不在吗？”列文勉强表示同意医生的意见，尼古拉听了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哑声说，“唉，可以这么说……我是为了她才演这场喜剧的。她太可爱了，可咱们不能欺骗自己。这一层我是相信的。”他说着用骨瘦如柴的手握住瓶子，嗅着碘酒。

晚上七点多钟，列文夫妇正在房里喝茶，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直打哆嗦。

“他要死了！”她喃喃地说，“我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夫妇俩一起跑到病人房里。他用一只臂肘撑着坐在床上，长长的脊背弯曲着，低垂着头。

“你觉得怎么样？”列文沉默了一阵低声问。

“我觉得我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异常清楚地从嘴里慢慢吐出话来。他没有抬起头，只把眼睛往上望，避开弟弟的脸。“吉娣，你出去！”

列文跳起来，低声吩咐她出去。

“我要去了。”他又说。

“你为什么这样想？”列文说，完全是没话找话。

“因为我要去了，”他仿佛很欣赏这句话，重复说，“完了。”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

“您还是躺下吧，躺下好过些。”她说。

“马上就要安安静静躺下了。”他说，“死了！”他又嘲弄又生气地说，“好，既然你们要我躺下，那就扶我躺下吧。”

列文帮哥哥平躺下去，坐在他旁边，屏息凝视着他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只有前额上的肌肉偶尔还在抽动，好像在凝神深思。列文不由自主地思索着哥哥此刻在想什么，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他从那平静而严肃的脸容和眉头肌肉的抽动上看出，那对他还是漆黑一团的事，对垂死的人却是越来越分明了。

“对，对，就是这样，”垂死的人一字一顿地慢悠悠说，“等一下。”他又沉默了。“就是这样！”他忽然平心静气地拖长声音说，仿佛一切事情在他都已了结。“啊，主哇！”他喃喃地说，接着长叹一声。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摸摸他的脚。

“快凉了。”她低声说。

很长一段时间，列文觉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病人躺着一动不动。但他还活着，偶尔叹着气。列文的神经紧张得有点疲劳了。他觉得他虽然拼命思索，还是不能理解他说的“就是这样”是什么意思。他觉得他已经远远落在垂死的人后面了。他对死这个问题已经无法思考，只不由自主地想着现在他应该做些什么：替死人合上眼睛，穿好衣服，置办棺材。说也奇怪，他觉得自己十分冷静，没有悲伤，没有哀悼，对哥哥更没有怜悯。如果说他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懂得他所无法理解的事。

他在垂死的人旁边又这样坐了好一阵，一直等待着终结。但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吉娣出现了。列文站起来想拦住她。但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听见垂死的人动了动。

“别走。”尼古拉说，伸出一只手。列文把一只手伸给他，生气地向妻子挥动另一只手，要她走开。

他握着垂死的人的手坐了半小时，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不再想到死了。他想着吉娣在做什么，隔壁房里住着什么人，医生住的是不是他自己的房子。他很想吃东西，很想睡觉。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手，摸了摸垂死的人的脚。脚凉了，但他还有呼吸。列文又踮着脚尖想走开，但病人又动了动，说：

“别走。”

天亮了；病人的情况没有变。列文悄悄地抽出手，眼睛不看垂死的人，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他预期的哥哥死亡的消息，却听说病人又恢复原来的状态。他又坐起来，咳嗽，又开始吃东西，说话；又不再谈到死，又表示希望恢复健康，变得更加暴躁更加忧郁了。不论做弟弟的，不论吉娣，谁也无法使他平静。他生每个人的气，对每个人都说不愉快的话，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每个人，要求给他从莫斯科请一位名医来。人家问他觉得怎样，他总是恶狠狠地抱怨说：

“我痛苦极了，受不了啦！”

病人的痛苦越来越厉害，特别是由于无法医治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恼火，动不动责备他们，特别是因为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吉娣千方百计照顾他，安慰他，但一切都白费。列文看出她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疲劳不堪，虽然她自己并不承认。那天夜里，病人唤弟弟来准备同生命告别，因而在大家心里引起的死的感觉，现在被破坏了。大家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他已经死去一半了。大家只有一个希望——但愿他快点死，可是又都隐瞒着这种念头，给他服药，替他找药找医生，欺骗他，也欺骗自己，并且相互欺骗。这一切都是虚伪，都是侮辱人格、亵渎神明的可恶的虚伪。列文出于他的本性和比谁都热爱垂死的哥哥，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虚伪。

列文早就想使两位哥哥和解，哪怕在尼古拉临死前的时刻，他写信给柯兹尼雪夫哥哥，接着得到他的回信，他把这信读给病人听了。柯兹尼雪夫来信说，他不能来，但恳切地请求弟弟原谅。

病人一言不发。

“我该怎样给他写回信呢？”列文问，“我想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一点也不！”尼古拉听到这问题，怒气冲冲地回答，“你写信去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又过了三天痛苦的日子，病人的情况还是这样。现在凡是看见他的人，不论旅馆茶房也好，旅馆老板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吉娣也好，都觉得他还不如死了的好。只有病人自己没有这个愿望，相反，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来而生气，并且继续服药，谈着生的问题。只有当鸦片使他暂时摆脱不停的痛苦时，他在迷糊中才偶尔说出他心里比谁都更强烈的真情：“唉，但愿快点完结！”或者：“什么时候才结束哇！”

越来越厉害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没有一种姿势他不觉得痛苦，没有一分钟他能摆脱这种感觉，身上没有一处地方不疼痛，不在折磨他。甚至对这个身体的回忆、印象和思想都在他心里唤起嫌恶，就像他嫌恶自己一样。人家的模样，人家的话，他自己的回忆，对他来说一切都只有痛苦。他周围的人都觉察到这一点，在他面前都不知不觉地不让自己随便活动、谈话、流露自己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只剩下痛苦和希望解脱痛苦的欲望。

他身上显然正在发生变化，使他把死看作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以前，由痛苦或者贫乏而引起的各种欲望，例如饥饿、疲劳、口渴，总是由肉体机能上的满足而得到快感；现在呢，贫乏和痛苦并没有获得满足，而试图满足反而引起新的痛苦。因此全部欲望就汇合成一点：希望从一切痛苦和产生痛苦的根源——肉体中解脱出来。但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这种解脱的欲望。因此他不谈这事，却照例要求满足那些无法满足的欲望。“把我翻到那一边。”他说，但立刻又要求让他恢复原状，“给我喝点肉汤……把肉汤拿走……给我讲讲什么，你们怎么不说话？”但人家一开口，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乏、冷淡和嫌恶的神气。

在他们来到城里的第十天，吉娣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医生说，她的病是疲劳、激动引起的，要她安心静养。

但午饭以后吉娣起床了，照常带着针线活到病人房里去。她进去的时候，他严厉地对她瞧瞧，听说她病了，又轻蔑地冷笑一声。这一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沉重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么样？”她问他。

“更坏了，”他好容易说出来，“疼得很！”

“哪里疼？”

“到处都疼。”

“今天要完结了，你们看吧。”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虽然说得很轻，但列文发觉病人的听觉特别灵，这话他一定听见了。列文对她低声嘘了一下，回头望了望病人。尼古拉真的听见了；但这些话对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目光始终是责难的，紧张的。

“您为什么这样想？”当她跟着列文来到走廊里时，列文问她。

“他开始在自己身上乱抓。”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说。

“怎么乱抓？”

“就是这样。”她一面说，一面撕着自己身上羊毛连衫裙的皱襞。真的，他发现病人这天整天都在自己身上乱抓，仿佛要撕掉什么东西似的。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是对的。傍晚病人已没有力气举起手来，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方，眼神呆滞不动。就连弟弟或者吉娣向他弯下身去，希望他能看见他们，他也还是那样呆呆地望着。吉娣派人去请神父来做临终祷告。

神父做临终祷告时，垂死的人没有流露任何生命的迹象；眼睛闭上了。列文、吉娣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边。神父还没有做完祷告，垂死的人就伸了伸身体，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神父念完祈祷文，把十字架放在那冰凉的前额上，然后又慢条斯理地把十字架包在圣带里，又默默地站了两分钟，摸了摸那凉了的没有血色的大手。

“他去了。”神父说着要走；但突然死人粘在一起的小胡子微微动了动，在一片肃静中清楚地听见从他胸膛深处发出清晰的声音：

“还没有……快了。”

过了一分钟，脸色发白了，小胡子底下露出一丝笑意。聚集在周围的几个女人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殓死人。

哥哥的模样和死的临近，使列文心里重又出现了恐惧。这种情绪是那年秋天黄昏哥哥来看他时产生的，也就是对死的无法理解、对死的临近和无可避免的恐惧。这种心情比上次更强烈了；他觉得他比以前更不理解死的意义，而对死的无可避免的恐惧也更厉害了。不过现在，亏得有妻子在身边，这种心情还没有使他绝望。虽然面对着哥哥的死，他还是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必须爱。他觉得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救出来，在绝望的威胁下，这种爱就显得更强烈，更纯洁。

在他的眼前，不可思议的死的谜还没有解开，另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谜——号召人们去爱和生活的谜，又出现了。

医生证实了他对吉娣的推测。她身体不舒服是因为怀孕了。

二十一

卡列宁自从同培特西和奥勃朗斯基谈过话，知道对他的要求就是让妻子安宁，不要去打扰她，而妻子本人也有这样的愿望以后，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一切都听从那些乐于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主意，什么样的意见他都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他的家，英国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该同他一起吃饭还是分开吃，他这才第一次彻底明白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惶不安。

在这种处境里，最使他痛苦的是，他怎么也不能把往事和现实统一起来，加以调和。使他心里难以平静的倒不是他同妻子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从那时的生活到发觉妻子变心，这个变化他已痛苦地经历过了。这种处境是痛苦的，但他能理解。要是妻子当时向他坦白自己的变心而离开他，他会觉得伤心，觉得不幸，但不会像现在这样陷入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么也不能把不久前他对患病的妻子和对别人的孩子的饶恕、怜悯和爱，同他现在的处境调和起来。也就是说，他现在落得孤零零一个人，受尽屈辱嘲弄，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仿佛这一切就是他饶恕和疼爱妻子所得到的报答。

妻子走后头两天，卡列宁照常接见来访者和秘书，出席会议，到餐厅吃饭。在这两天里，他竭力保持镇定甚至冷淡的模样，但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该怎样处理安娜的东西和房间时，他拼命装出一副神气，似乎新近发生的事并不意外，也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他的目的达到了：谁也看不出他心里有丝毫的绝望。但在安娜走后第二天，当柯尔尼交给他安娜一张未付款的时装店账单，并报告说店员就在门口等着时，他吩咐叫那店员进来。

“对不起，大人，恕我打扰您。如果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不能请您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们。”

卡列宁沉思起来——店员有这样的感觉——接着突然转过身，在桌子旁坐下。他把头埋在手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阵，几次想开口，但又停止了。

柯尔尼懂得老爷的心情，请那个店员下次再来。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明白他再也不能故作镇定了。他吩咐卸下那辆等着他的马车，关照不接见任何人，自己也不下楼吃饭。

他觉得他再也受不住普遍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了。这种表情他在那店员的脸上，在柯尔尼的脸上，在这两天里他所遇见的一切人的脸上，都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觉得他摆脱不了人家对他的憎恶，因为这种憎恶不是由于他坏（要是这样，他可以努力变得好一些），而是由于他不幸，可耻而又可恨的不幸。他知道就是因为这一层，就是因为他心碎肠断，人家才对他这样冷酷无情。他觉得大家在毁灭他，就像群狗咬死一只受尽折磨、痛得汪汪直叫的狗那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伤痕掩盖起来。他勉强试了两天，但现在他觉得已经无力继续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意识到自己在悲痛中孤独无告，越发绝望。不仅在彼得堡，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一诉衷肠，也找不到一个人不把他看作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而只是看作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那样来同情他；事实上，他在哪儿都找不到这样的人。

卡列宁从小就是个孤儿。他还有个哥哥。父亲他们不记得了，母亲死时卡列宁才十岁。财产很少。卡列宁的叔叔是一位高官，原是先皇的宠臣。他把他们抚养长大。

卡列宁在中学和大学全部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靠叔叔的帮助，他立刻踏上显要的仕途，从此醉心于功名。不论在中学里，大学里，还是任官职时，卡列宁都没有交上过一个知心朋友。哥哥是他最知心的人，但他在外交部任职，经常住在国外，卡列宁结婚后不久他就在国外去世了。

卡列宁做省长的时候，安娜的姑妈，当地一位有钱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这个就年龄来说并不年轻，但就做省长来说却很年轻的人。这弄得他的处境十分为难：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地方。卡列宁犹豫了很久。当时肯定这一步和否定这一步的理由势均力敌，同时又缺乏充分理由使他改变遇到疑难问题要慎重处理的原则。但安娜的姑妈通过一个熟人向他暗示，既然他已影响到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责任心，就该向她求婚。他求了婚，并且把他可能倾注的感情都倾注到未婚妻身上，后来又倾注到妻子身上。

他对安娜的迷恋彻底消除了他同别人亲密交往的需要。现在，他在所有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交游广阔，但没有真正的友谊。

有许多人，卡列宁可以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请他们参与他关心的事，请他们声援某个请愿者，也可以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和最高当局的问题，但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只遵照一般的礼仪和习惯，从不越雷池一步。他有一个大学里的同学，毕业后彼此很亲近，他本可以向他倾吐他的悲伤，但这个同学在一个遥远的教育区当督学。在彼得堡的熟人中间，最亲密最谈得来的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和医生。

办公室主任史留丁是个朴实、聪明、善良和有道德的人，卡列宁对他很有好感，但五年来的同事关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妨碍他们推心置腹的交谈。

卡列宁在公文上签了字，沉默了好一阵，不时望望史留丁，几次想开口，但又开不出口。他心里准备好了这样一句话：“您听到我的不幸吗？”但结果还是照例说了一句：“那就请您替我办一办吧。”说完就让他走了。

另一个是医生，他待卡列宁也很好，不过他们之间早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人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闲聊天。

至于他的女友，首先是李迪雅，卡列宁根本就没有想到。女人毕竟是女人，对他说来都是又可怕又讨厌的。

二十二

卡列宁忘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她却没有忘记他。在这孤独绝望的痛苦时刻，她来看他，没有经过通报，就闯进他的书房。她看见他还是像原来那样双手抱头坐着。

“我破坏了禁律！”她快步走进来，由于兴奋和急促的动作而气喘吁吁，用法语说，“我什么都听说了！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的朋友！”她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她那双美丽而若有所思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继续说。

卡列宁皱着眉头站起身来，从她的掌握里抽出手，推给她一把椅子。

“您坐一下好吗，伯爵夫人？我不会客，因为我病了，伯爵夫人。”他说着嘴唇哆嗦起来。

“我的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继续盯着他，重复说。她突然倒竖双眉，额上出现了一个三角形，她那难看的黄脸因而变得更难看了，但卡列宁察觉到她为他难过得几乎要哭了。他深为感动，就抓住她那胖鼓鼓的手吻着。

“我的朋友！”她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您不应该过分悲伤。您的悲伤确实不轻，但您应该想开一点。”

“我垮了，我给毁了，我不能做人了！”卡列宁放下她的手，但继续盯住她那泪水盈眶的眼睛，说，“我的处境太糟，我哪儿也找不到支持，连自己身上也找不到。”

“您会找到支持的，您不要在我身上找，虽然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她叹了口气说，“我们的支持就是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上帝要支持人是轻而易举的，”她带着卡列宁熟悉的欣喜若狂的眼神说，“上帝会支持您，帮助您的。”

这几句话表明她陶醉于自己崇高的感情，并且表达了近来在彼得堡广泛传播而卡列宁认为无聊的神秘情绪，但现在听起来，他却觉得高兴。

“我软弱无力。我给毁了。我原来怎么也没料到，现在怎么也弄不懂。”

“我的朋友。”李迪雅重复说。

“我不是为现在失去的东西而难过，不是的，”卡列宁继续说，“我并不为这难过。但就我现在这样的处境，见到人我不能不感到害臊。这很糟糕，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您那种饶恕人的崇高行为，我和大家都赞叹不止，但这不是您完成的，是您心中的上帝完成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十分激动地抬起眼睛说，“因此您不必为您的行为害臊。”

卡列宁皱起眉头，交叉双手，把手指弄得格格发响。

“什么琐碎的事情都得处理，”他尖声说，“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哪，伯爵夫人，我的精力已经用到极限了。现在我从早到晚整天都得处理，处理那些由于我孤独的新处境而产生（他在“产生”两个字上加强了语气）的家务。佣人啦，家庭教师啦，账目啦……种种琐事耗尽了我的精力，我再也受不了啦。吃饭的时候……我昨天差一点吃到一半走掉。我儿子瞧着我的那副神气，我真受不了。他没有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分明想问，我真受不了他那种眼神。他怕看我，但这还不算……”

卡列宁本想谈一谈给他送来的那张账单，可是声音发抖，就住口了。他一想到那张开着帽子和缎带欠款的蓝纸，就忍不住可怜起自己来。

“我了解，我的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说，“我全了解。您在我身上找不到帮助和安慰，但我来还是为了要帮助您，如果可能的话。要是我能给您解除这种种琐碎无聊的操劳……我了解这方面需要女人家的主意，女人家的安排。您肯把这些事交托给我吗？”

卡列宁一言不发，感激地握了握她的手。

“让我们一起来照顾谢辽查吧。我不善于办事，但我愿意担当起来，做您的管家。您不用感谢我。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我不能不感谢您。”

“但是，我的朋友，不要向您所说的那种感情投降，不要为一个基督徒至高无上的精神害臊，也就是：‘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80]您不用感谢我，您应该感谢上帝，祈求上帝保佑。只有在上帝身上我们才能找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她说着抬起眼睛仰望苍天，祈祷起来。卡列宁从她的沉默中看出这一点。

卡列宁此刻听着她。她那些说教，他以前即使不觉得讨厌，也觉得是多余的，如今听来却觉得很自然，很使人宽慰。卡列宁原来不喜欢这种新的狂热精神。他是个信徒，对宗教发生兴趣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现在新教义对宗教做了一些新解释，引起了争论和分析，这样就从原则上使他产生反感。他以前对这种新教义很冷淡，甚至有点敌视，但同醉心于这种新教义的李迪雅却从来没有争论过，只是竭力用沉默来对付她的挑战。这会儿他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也不反对。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行为和您的话！”等她祷告完毕，他说。

李迪雅伯爵夫人又一次紧握她朋友的两手。

“现在我要做点事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擦去脸上的泪痕，微笑着说，“我去看看谢辽查。非万不得已我不来打扰您。”她说着站起身，走了出去。

李迪雅伯爵夫人走到谢辽查房里，用泪水濡湿受惊的孩子的双颊，还对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圣人，他的母亲死了。

李迪雅伯爵夫人履行了她的诺言。她确实承担起责任来安排和料理卡列宁的全部家务。不过，她说她不善于办事，这倒不是谦虚。她对仆人的吩咐都需要修改，因为都行不通。卡列宁的佣人柯尔尼就往往做这种修改。事实上柯尔尼现在悄悄地在掌管着卡列宁的全部家务，他总是在替老爷穿衣服时小心谨慎地向他报告凡是需要报告的事。但是李迪雅的帮助还是极其有用：她给了卡列宁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感觉到她对他的友爱和敬意，特别使她想起来都觉得快慰的是，她几乎使他真正皈依了基督教，也就是说，把他这个冷淡疏懒的信徒变成一个近来在彼得堡流行的基督教新教义坚决热情的拥护者。卡列宁轻易地相信了这种新教义。也像李迪雅和其他具有同样见解的人那样，他完全缺乏深刻的想象力，缺乏心灵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由想象而产生的看法就会十分生动，势必要求其他看法和现实去同它相适应。例如，死对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他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具有十足的信仰，而他自己又是判断信仰的裁判员，在他的灵魂里没有罪恶，他在这个世界上已完全获得拯救——他看不出这些看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现实的地方。

不错，卡列宁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信仰的这种看法是轻率谬误的。他也知道，如果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饶恕是出于神力的驱使，而纯粹是凭感情行事，那就会比他现在想到基督活在心中，他签发公文是在执行神旨，更加幸福。但是卡列宁不能不这样想，他在他屈辱的处境中不能没有一个崇高的、哪怕是假想的立足点，使他这个被人人鄙视的人也可以鄙视别人，因此他就死抱住这个虚假的救星，把它当作真正的救星。

二十三

李迪雅伯爵夫人还是个年轻热情的姑娘时，就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心地善良而耽于酒色的纨袴子弟。婚后不到两个月，丈夫就把她抛弃了，对于她表示的热烈爱情，他只用嘲笑甚至敌意来回答。这种情绪，凡是知道伯爵的善心而在多情的李迪雅身上又看不到什么缺点的人，都无法解释。从那时起，他们虽然没有离婚，但是分居了。每当丈夫遇见妻子的时候，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用刻毒的嘲笑来对待她。

李迪雅伯爵夫人早已不爱她的丈夫，从那时起从没有停止过同人家谈情说爱。她一下子爱上了好几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凡是有什么特点的人她几乎全爱上了。她爱上了所有新订婚的皇亲国戚，爱上了一位总主教、一位助理主教和一位神父；她爱上了一个新闻记者、三个斯拉夫主义者和康米萨罗夫[81]；她爱上了一位大臣、一位医生、一位英国传教士，又爱上了卡列宁。这种朝三暮四的爱情并不妨碍她同宫廷和社交界保持广泛而错综的联系。但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她对他实行特殊庇护以来，自从她关心卡列宁的幸福，在他家里操劳以来，她觉得其他的爱都是虚假的，现在她真正爱上的只有卡列宁一人。她觉得她现在对他的感情比以前对任何人的感情更强烈。分析自己的感情，拿这次感情同以前对别人的感情做比较，她清楚地看出要不是康米萨罗夫救了沙皇的性命，她是不会爱上他的；要是没有斯拉夫问题，她也不会爱上李斯季奇-库奇茨基。但她爱卡列宁是爱他这个人，爱他高深莫测的灵魂，爱他拖长音的尖细可爱的声音，爱他疲倦的眼神，爱他的性格，爱他青筋毕露的又白又软的手。她不仅高兴看见他，而且总是在他脸上察看他对她的反应。她希望他不仅喜欢她说的话，而且喜欢她整个的人。为了他，她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注意修饰打扮。她常常幻想，如果她没有结过婚，他也没有妻子的话，那又会怎么样。他一走进房里，她就兴奋得满脸通红。他对她说些什么愉快的话，她就克制不住由衷的微笑。

李迪雅伯爵夫人心神不宁已经有几天了。她听说安娜和伏伦斯基在彼得堡。一定要使卡列宁避免同她见面，甚至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这件痛苦的事：这个可怕的女人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他随时都会遇见她。

李迪雅通过她的熟人去打听这两个“可恶的人”——她这样称呼安娜和伏伦斯基——在做什么，在这几天里竭力控制她这位朋友的行动，免得他同他们见面。一个年轻的副官，伏伦斯基的朋友——她通过他获得消息，他希望通过她获得某种特权——告诉她说，他们已经办完事情，明天就要走了。李迪雅刚刚放下心，不料第二天早晨就收到一封信，她恐怖地从信封上认出了笔迹。这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笔迹。信封厚得像树皮；在长方形的牛皮纸上写有巨大的花体字母；信里散发着芳香。

“是谁送来的？”

“旅馆里的听差。”

李迪雅伯爵夫人好一阵都无法坐下来看信。她激动得气喘病又发了。等她平静下来，她读了这样一封法文信：

伯爵夫人！基督徒的感情充溢您的心，也使我敢于冒昧给您信。我不幸离开了儿子。我恳求您让我在动身之前再见他一面。我打扰您，请您原谅。我写信给您而不写信给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只是为了我不愿使这位宽宏大量的人因想到我而难过。

我知道您对他的友谊，您一定会了解我的。您能不能把谢辽查送到我这里来，或者约个时间让我回家来看他，或者告诉我什么时候在别的什么地方我能看见他？我知道决定这件事的人的宽宏大量，我一定不会遭到拒绝。您准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他，因此您也不能想象您的帮助将怎样使我感激不尽。

安娜

这封信里的一切都使李迪雅伯爵夫人生气：不论信的内容，不论“宽宏大量”这四个字的含义，特别是那种她认为放肆的语气。

“对来人说没有回信。”李迪雅伯爵夫人说。接着她立刻翻开信纸，写信给卡列宁，说她希望中午在宫廷庆祝会上看见他。

我需要同您谈一件重大而痛苦的事。到那时我们再约个地方。最好在我家里，我将准备您所喜欢的茶。务必要来。上帝给了人十字架，也给了人忍受的力量。

李迪雅伯爵夫人通常每天都要给卡列宁写两三封信。她喜欢这种联络方式，因为写信要比当面交谈更具有风雅和神秘的色彩。

二十四

庆祝会结束了。散会后出来的人，大家见了面，交谈着新闻，谁获得了褒奖，谁提升要职。

“最好请玛丽雅·波里索夫娜伯爵夫人负责陆军部，再请华特科夫斯卡雅公爵夫人当参谋长。”一个穿金边制服、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对一个向他征求提升意见的高大漂亮的女官说。

“还有让我当副官。”女官笑嘻嘻地回答。

“您已经当上官了。您掌管教会部。卡列宁当您的助手。”

“您好，公爵！”小老头向走过来的一个人握握手说。

“您说卡列宁什么？”公爵问。

“他和普嘉托夫都获得了聂夫斯基勋章。”

“我还以为他原来就有了呢。”

“不。您看看他。”小老头用他的金边帽子指指卡列宁，他身穿朝服，佩着崭新的红色绶带，同一个有势力的议员一起站在门口，“他还挺神气活现。”他加了一句，站住同一个体格魁梧、相貌堂堂的宫廷侍从握手。

“不，他老多了。”宫廷侍从说。

“操劳过度。他现在一直在起草计划。现在他不把所有的条款都说清楚是不肯放走这个可怜人的。”

“怎么老了？他还在谈恋爱呢。我想李迪雅伯爵夫人现在正在妒忌他的妻子呢。”

“嗳！请您不要说李迪雅伯爵夫人的坏话。”

“她爱上了卡列宁，这有什么不好呢？”

“听说卡列宁夫人在这里，这是真的吗？”

“嗳，不是在这宫廷里，是在彼得堡。昨天我看见她和伏伦斯基在滨海街手挽着手走呢。”

“这种人没有……”宫廷侍从刚一开口就停止了，他给一位皇亲让路，还向他鞠躬。

大家就这样对卡列宁议论纷纷，责难他，嘲笑他。他呢，这时候正好拦住那个被他抓住的议员，一刻不停地向他说明他的财政计划，唯恐他走掉。

差不多就在妻子离家出走的同时，卡列宁遇到了一个官场中人最伤心的事——晋升的路断了。这件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卡列宁自己却没有发觉他的前程已经完了。不论是由于同斯特列莫夫冲突，还是由于同妻子之间发生的悲剧，也不论是官位已达到命定的极限，今年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卡列宁的前程已经完了。他还身居要职，他是许多委员会的委员，但他这个人已经过时，谁也不对他抱什么希望了。不论他说什么，不论他提什么建议，大家都觉得是老生常谈，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卡列宁并没有发觉这一点，相反，如今他不直接参加政府活动，却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认为指出纠正的办法是他的责任。在同妻子分居后不久，他就动手写新的审判规章，这是他必须写而谁也不需要的无数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卡列宁不仅没有注意到他在官场中的绝境，不仅不为这事忧虑，而且对他自己的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满意了。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82]使徒保罗说。现在卡列宁的一举一动都遵照《圣经》的教导，他常常想到这一段话。他觉得自从离开妻子以来，他就以这些行动来更好地侍奉上帝。

那位议员想摆脱他，脸上露出明显的不耐烦神气，却没有使他发窘。直到议员利用那位皇亲经过的机会溜掉，卡列宁才住了口。

只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垂下头，定了定神，这才漫不经心地回头望了一眼，向门口走去，希望在那里遇见李迪雅伯爵夫人。

“他们个个都那么强壮结实。”卡列宁望着那体格魁伟、留着散发出香气的络腮胡子的宫廷侍从和那个穿军装的公爵的红色脖子，这样想。他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说得对，世间一切都是邪恶。”他又瞟了一眼宫廷侍从的小腿，想。

卡列宁不慌不忙地走过去，照例带着疲劳而不失威严的神气，向那些刚才在议论他的先生鞠了个躬。接着，眼睛望着门口，找寻着李迪雅伯爵夫人。

“啊！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当卡列宁走到一个小老头旁边，冷冷地向他点了点头时，小老头恶狠狠地闪动眼睛说，“我还没有向您道喜呢。”他指指卡列宁身上的新绶带说。

“谢谢您！”卡列宁回答，“今天天气真好哇！”他加上一句，照例特别强调“好”字。

他们都在嘲笑他，这点他是知道的。不过除了敌意外，他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别的什么。这种情况他已经习惯了。

卡列宁看见李迪雅伯爵夫人走进门来，看见她那从紧身衣里裸露出来的黄色肩膀和那双若有所思的诱人的美丽眼睛，他露出发亮的牙齿微微一笑，走到她跟前。

李迪雅近来总是刻意打扮，今天的打扮也煞费苦心。她现在的服饰同她三十年前所追求的完全相反。当年她总是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现在呢，要是她过分打扮就会同她的年龄和相貌不相称，因此她关心的只是怎样使她的外表和装饰不要太不相称。对卡列宁，她达到了这个目的，他觉得她是迷人的。对他来说，她是他在一片包围他的敌视和嘲笑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爱的孤岛。

他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自然地追求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就像植物追求阳光一样。

“我向您祝贺！”她用眼睛示意他的绶带，对他说。

他忍住得意的微笑，闭上眼睛，耸耸肩膀，仿佛这并不使他高兴。李迪雅伯爵夫人很懂得，受勋得奖是他人生的主要乐趣，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

“我们的小天使怎样了？”李迪雅伯爵夫人说，她指的是谢辽查。

“我不能说我对他完全满意，”卡列宁扬起眉毛，睁开眼睛说，“西特尼科夫对他也不满意。（西特尼科夫是谢辽查的家庭教师，负责他的世俗教育[83]。）我对您说过，他对那些会感动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孩子心灵的重大问题有点冷淡。”卡列宁开始讲到他除了公务之外唯一关心的问题——儿子的教育问题。

卡列宁依靠李迪雅的帮助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和活动以后，觉得关心身边儿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卡列宁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教育问题，现在就花一些时间来研究教育理论。他看了几本人类学、教育学和教学法的书，制订了一个教育计划，并且请彼得堡一位最卓越的教育家来指导，着手工作。这项工作是他经常关心的。

“是的，可是心呢？我看出他有一颗同父亲一样的心。一个孩子生有这样的心是决不会坏的。”李迪雅伯爵夫人激动地说。

“是的，也许是这样……至于我呢，不过是尽我的责任罢了。我也只能这样。”

“您到我家来一次，”李迪雅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下说，“咱们要谈一件使您伤心的事。我真情愿牺牲一切也不让您再想起那件不愉快的事，可是别人不这样考虑。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在这里，在彼得堡。”

卡列宁一听到她提起妻子就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立刻现出死一般僵硬的神色，表示他对这事束手无策。

“我早就料到了。”他说。

李迪雅伯爵夫人痴情地对他望了望，为他灵魂的伟大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二十五

卡列宁走进李迪雅伯爵夫人那个陈列着古代瓷器、挂满画像的舒适小书房时，女主人自己还没有来。她在换衣服。

圆桌上铺着桌布，上面摆着中国茶具和一把烧酒精炉的银茶壶。卡列宁漫不经心地环顾了一下无数装饰着书房的画像，在桌旁坐下，翻开桌上的《新约》。伯爵夫人身上绸衣服的窸窣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好，现在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李迪雅伯爵夫人露出兴奋的微笑，急急地走到桌子和沙发中间说，“一边喝茶，一边谈谈了。”

李迪雅伯爵夫人说了几句开场白，就涨红了脸，呼吸急促地把她收到的那封信递给卡列宁。

他读着信，沉默了好一阵。

“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她。”他抬起眼睛，怯生生地说。

“我的朋友！您在谁身上都看不到邪恶！”

“相反，我看到世间一切都是邪恶。可是这样做是不是合理？……”

他脸上显示出犹豫不决和寻求帮助的神色，希望在他所不理解的事情上得到人家的劝告、支持和指导。

“不。”李迪雅伯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凡事都有个限度，我懂得什么叫伤风败俗。”她说得言不由衷，因为她绝对不懂得是什么引得女人伤风败俗的，“可是我不懂得冷酷无情，何况这又是对谁呢？是对您！她怎么可能待在您所在的城市里？唉，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正在研究您的崇高和她的卑鄙。”

“可是谁愿意落井下石呢？”卡列宁说，对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很满意，“我饶恕了她的一切，因此我也不能剥夺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

“但那说得上是爱吗？我的朋友！那是出于真心实意吗？就算您已经饶恕了她，现在还在饶恕她……可是我们有权利去伤害这个小天使的心灵吗？他以为她已经死了。他为她祷告，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孽……这样倒好。他要是看见她，那会怎么想呢？”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卡列宁说，显然同意她的意见。

李迪雅伯爵夫人双手捂住脸，一言不发。她在祷告。

“要是您征求我的意见，”她祈祷完了，放下手说，“那我劝您不要这样做。难道我看不出您是多么痛苦，这事又揭开了您的创伤吗？就算您像平时那样不顾您自己吧，这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呢？不是会给您重新带来痛苦，让孩子也受折磨吗？只要她稍微还有一点儿人心，她就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我毫不动摇，我劝您不要答应。要是您允许，我就写信给她。”

卡列宁同意她的意见。于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就写了这样一封法文信：

亲爱的夫人！

要是让您的儿子想到您，这就会使他产生一系列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在孩子的心灵里灌输一种情绪，使他谴责他原来认为神圣的东西。因此我请求您以基督的爱的精神谅解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至高无上的神赐给您仁慈。

李迪雅伯爵夫人

这封信达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阴险目的。它狠狠地刺痛了安娜的心。

在卡列宁方面呢，他从李迪雅家回来以后，整整一天都无法处理例行公事，也得不到他作为一个灵魂得救的信徒最近所享有的内心平静。

妻子对他犯了这样的大罪，他自己又如李迪雅伯爵夫人公正地说过的那样像个圣人，照理说，回想到妻子是不应该心烦意乱的，可是他却不能平静。他看书看不进去，头脑里驱除不掉痛苦的回忆。他想起他同她的关系，他现在才感觉到他对她做过的错事。他想起从赛马场回来，他怎样听取她坦白自己的不贞，好像听取忏悔一样（特别是想到他只要求她保持体面，并不要求决斗），他感到十分痛苦。他想起他写给她的信，也觉得很难过；特别是一想起他那种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他对别人孩子的关心，他的心就被羞耻和悔恨烧灼着。

这种羞耻和悔恨，现在当他回想起他同她的全部往事，回想起他经过长久迟疑之后向她求婚所说的蠢话时，又涌上心来。

“可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他自言自语。这个问题总是在他心里引起另一个问题：要是换了别人，譬如说，伏伦斯基、奥勃朗斯基和那些腿肚发达的宫廷侍从，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们的恋爱和婚姻会有什么不同呢？他想象着这些身强力壮、信心十足的人，他们总是随时随地吸引他的好奇心。他努力驱除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活着不是为了今世暂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他心里充满了平静和爱。但是在这暂时的无足轻重的生活里，他认为他犯了一些无足轻重的错误，这使他很痛苦，仿佛连他所信仰的永恒的得救都不存在了。不过，这种诱惑没有持续多久，卡列宁心里又恢复了平静和崇高的境界。有了这种心境，他才忘记他不愿想起的那些事情。

二十六

“怎么样，卡比东诺奇？”谢辽查在生日前一天散步回来，脸色红润，兴高采烈，他把有褶的外套交给那俯身向他微笑的高个子老门房，这样说，“怎么样，今天那个扎绷带的官来过吗？爸爸接见他了？”

“接见了。办公室主任一走，我就去通报了，”门房快乐地眨眨眼说，“让我来给您脱。”

“谢辽查！”斯拉夫家庭教师站在通里屋的门口说，“你自己脱。”

谢辽查听见家庭教师的微弱声音，却不理他。他一只手抓住门房的肩带站着，望着他的脸。

“怎么样，爸爸答应他的要求了？”

门房点点头。

那个扎绷带的小官吏已经来过七次，有什么事来求卡列宁，引起谢辽查和门房的注意。有一次谢辽查在门厅里遇见他，听见他哀求门房给他通报，说他和他的孩子们都快饿死了。

这以后，谢辽查在门厅里又一次遇见这个小官吏，对他很关心。“怎么样，他很高兴吗？”他问。

“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走的时候简直手舞足蹈呢。”

“有人送东西来过吗？”谢辽查沉默了一会儿，问。

“啊，少爷，”门房摇摇头，低声说，“伯爵夫人有东西送来。”

谢辽查立刻明白了，门房说的是李迪雅伯爵夫人给他送来了生日礼物。

“真的吗？在哪里？”

“柯尔尼带给你爸爸了。准是件好东西！”

“多大？有这样大吗？”

“小一点，但是件好东西。”

“是一本书吗？”

“不，是样东西。去吧，去吧，华西里·鲁基奇在叫你呢。”门房听见教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抓住他肩带、手套脱了一半的小手拉开，接着眨眨眼，向教师华西里·鲁基奇走来的方向点点头。

“华西里·鲁基奇，马上就来！”谢辽查带着快活而亲切的微笑说。这种笑容总是能制服一丝不苟的华西里·鲁基奇的。

谢辽查实在太高兴了，太幸福了，他不能不让他的朋友——老门房分享家里的另一件喜事。这喜事他是在夏园散步时听李迪雅伯爵夫人的侄女说的。他觉得这喜事特别有意思，因为是同那个小官吏的喜事以及他自己收到玩具这样的乐事同时来临的。谢辽查觉得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应该人人高兴，个个快乐。

“你知道吗，爸爸今天得了聂夫斯基勋章？”

“怎么不知道！人家已经来道过喜了。”

“怎么样，他高兴吗？”

“皇上赐恩，他怎么会不高兴呢！这说明他是立了功的。”门房一本正经地说。

谢辽查沉思起来，凝视着他仔细研究过的门房的脸，特别是那夹在灰色络腮胡子中间的下巴。这下巴，除了总是向他仰视的谢辽查以外，谁也没有看清楚过。

“哦，你的女儿在你家里吗？”

门房的女儿是一个芭蕾舞演员。

“不是礼拜天怎么能来呢？她们也要上课。您也要上课了，少爷，去吧！”

谢辽查走进屋里，不坐下来读书，却对教师说送来的礼物一定是辆火车。“您看是什么？”他问。

但华西里·鲁基奇只想到要谢辽查预备语法，因为语法教师再过两小时就要来了。

“不，华西里·鲁基奇，您只要告诉我，”他已经坐到书桌旁，两手拿着书，忽然问，“什么勋章比聂夫斯基更高？您知道吗，爸爸得了聂夫斯基勋章了？”

华西里·鲁基奇回答说，比聂夫斯基勋章更高的是弗拉基米尔勋章。

“再高些呢？”

“最高是安德烈勋章。”

“比安德烈再高呢？”

“我不知道。”

“怎么，连您都不知道吗？”谢辽查两肘支着脑袋，沉思起来。他的思想错综复杂，五花八门。他想象他的父亲忽然同时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德烈勋章，这样他今天来上课就会和气得多。等到他长大了，他将得到所有的勋章，到那时人家还会想出比安德烈更高的勋章。人家一想出来，他就得到。人家还会想出更高的勋章来，他也会立刻把它弄到手。

时间就在这样胡思乱想中过去。教师来上课，他有关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状语没有预备好。教师不但很不满意，简直很伤心。教师的伤心触动了谢辽查。然而他觉得他没有预备好功课不能怪他；不管他怎样用功，他总是学不好。教师给他解释，他似乎懂了，但当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简直就想不起、弄不懂为什么“突然”这个常见的普通词是行为方式状语。不过使教师伤心，他总觉得内疚，想去安慰安慰他。

他选择了教师默默看书的时候，突然问：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您几时过命名日啊？”

“您最好还是想想您的功课，至于命名日，对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是毫无意义的。命名日也像平时一样，应该用功。”

谢辽查仔细望望教师，望望他稀疏的大胡子，望望他那副滑到鼻梁下面的眼镜，一心一意沉思起来，教师给他作的解释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明白教师嘴上讲的并不是他心里想的，他是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的。“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一个调子讲这种最乏味最无用的东西呢？为什么他疏远我，不喜欢我呢？”他忧郁地问自己，可是回答不上来。

二十七

语文教师上课以后是父亲的课。父亲还没有来，谢辽查就坐在桌旁玩弄一把小刀，同时想着心事。在谢辽查爱好的活动中，有一项就是散步时找寻母亲。他不相信人会死，特别不相信母亲会死，尽管李迪雅伯爵夫人告诉了他，父亲也加以证实，因此，即使在他们告诉他母亲已死的消息以后，他还是在散步时找寻她。凡是身体丰满、风度优美的黑头发女人都是他的母亲。一看见这样的女人，他的心头就会涌上一股亲切的暖流，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泪水也会夺眶而出。他就这样怀着满腔希望等待着，等着母亲走到他面前，揭开面纱，露出整个面孔，向他微笑，把他紧紧抱住。他会闻到她的气息，感觉到她手臂的柔软。他会幸福得哭出来，就像那天晚上躺在她脚边，她呵他的痒，他哈哈大笑，咬她那只戴戒指的白手一样。后来，他无意间从奶妈那里知道，他的母亲并没有死，父亲和李迪雅又向他解释，说她对他来说等于死了，因为她不好（这话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因为他爱她），但他还是到处找寻她，等待她。今天在夏园里有一位戴紫色面纱的太太沿着小径向他们走来，他克制住心悸注视着，满心希望就是她。这位太太没有走到他们面前，却在哪里消失了。今天谢辽查对母亲的爱比平时更强烈。这会儿，他在等父亲来上课，想得出了神，用小刀在旧桌子边上刻满刀痕，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前方，想念着她。

“爸爸来了！”华西里·鲁基奇把他叫醒了。

谢辽查跳起来，跑到父亲面前，吻了吻他的手，仔细望望他的脸，想看出他得了聂夫斯基勋章后高兴的迹象。

“你散步得快活吗？”卡列宁一面说，一面坐到他的扶手椅上，拉过《旧约》，把它翻开来。虽然卡列宁对谢辽查说过不止一次，凡是基督徒都应该熟悉圣史，但他自己上课却常常查阅《圣经》。这一点谢辽查是注意到的。

“嘿，非常快活，爸爸！”谢辽查说着在椅子边上坐下来，摇动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我看见了娜金卡（娜金卡是李迪雅抚养长大的侄女）。她告诉我说您得了新勋章。您高兴吗，爸爸？”

“第一，请你不要摇椅子，”卡列宁说，“第二，可贵的不是奖赏，而是劳动。这一点我希望你能理解。你瞧，如果你劳动、学习只是为了得奖，你会觉得劳动是辛苦的；可是当你劳动的时候，”卡列宁想到，今天早晨他怎样凭责任感签发了一百十八份公文，完成了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说，“如果你爱劳动，就会在其中得到奖赏。”

谢辽查的热情和快乐得晶晶发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在父亲的目光下垂下来。父亲对谢辽查说话一向用这样的口气，他早就听惯了，并且会模仿他。谢辽查觉得，父亲对他说话，总是像对一个凭空想象出来、只有书本里才有的孩子说话，完全不像对他谢辽查说话。谢辽查也总是竭力装得像书本里那样的孩子。

“我想你总该了解这个道理了吧？”父亲说。

“是的，爸爸。”谢辽查竭力装得像个模范孩子那样回答。

功课包括背诵福音书里的几节经文和复习《旧约》的开头部分。福音书里的几节经文谢辽查本来记得很熟，可是这会儿他在背诵时凝视着父亲骨头突出的前额，凝视得出了神，就在同一个字上把一节经文的结尾同另一节经文的开端混淆起来了。卡列宁认为他显然不了解他背诵的经文的意思，大为恼火。

他皱起眉头，开始解释谢辽查听过多次却怎么也记不住的经文，因为他太熟悉了，反而记不住，就像“突然”是行为方式状语一样。谢辽查怯生生地望着父亲，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父亲会不会叫他复述他说过的话？这种情况有时候是有的。这个念头使谢辽查很害怕，弄得他头脑有点糊涂。但父亲并没有叫他复述，就改上《旧约》课了。谢辽查叙述《旧约》里的事件叙述得很好，但要他回答某些事件说明什么问题，他却一无所知，虽然他为这门功课已经受过处罚。使他哑口无言，坐立不安，用刀划桌子，坐在椅上摇晃的，就是要他背诵洪水泛滥以前人类始祖的谱系。这些始祖他一个也不知道，只记得那个活着就被上帝带到天上去的以诺。以前他记得他们的名字，可是现在全忘记了，特别是因为在《旧约》中他只喜欢一个以诺，以诺活着升天这件事在他头脑里是同一连串思想活动联系着的。现在，当他眼睛盯住父亲的表链和背心上半解开的纽扣时，他就沉湎在这一连串的思想中。

对于人家常常对他说起的死这件事，他并不完全相信。他不相信他所心爱的人会死，特别不相信他自己会死。死对他是完全不可能的，是无法理解的。但人家对他说凡人都要死。他问过他所信任的人，他们也都肯定这一点，就连他的奶妈也这样说，虽然说的时候不太高兴。但是以诺没有死，可见不是人人都要死。“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博得上帝的恩宠，活着升天呢？”谢辽查想。坏人，也就是谢辽查所不喜欢的那些人，都会死，但是好人都可以像以诺一样活着升天。

“那么，有哪些祖先呢？”

“以诺，以诺。”

“这你已经说过了。这样不好，谢辽查，太不好了。如果你不努力记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父亲站起身来说，“那还有什么事能使你留意呢？我对你不满意，彼得·伊格纳基奇（他是首席教师）对你也不满意……我得处罚你。”

父亲和教师对谢辽查都不满意，他学习得确实很糟。但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的孩子。相反，他比教师举出来给他做榜样的孩子要聪明得多。照父亲看来，他不肯学习教师给他上过的功课。其实他是不愿学习。他之所以不愿学习，因为在他的心里存在着比父亲和教师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是矛盾的，因此他同教育他的人发生了冲突。

他现在九岁，还是个孩子，但他知道自己的心灵，他爱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就不让任何人闯进他的心灵。教师抱怨他不肯学习，其实他的心灵洋溢着求知欲。他向卡比东诺奇，向奶妈，向娜金卡，向华西里·鲁基奇学习，却不向教师们学习。父亲和教师的希望落空了，就像推动水车的水早就漏掉了，漏到别的地方去了。

父亲罚谢辽查不准去找李迪雅的侄女娜金卡，这正是谢辽查求之不得的。华西里·鲁基奇情绪很好，教他怎样做风车。整个晚上谢辽查都在做玩具风车，同时梦想做一个人可以待在上面转的大风车：或者双手抓住风车的翅膀，或者把自己缚在上面转。整个晚上谢辽查都没有想到过母亲，但是，上床以后，他忽然想到了她，就用他自己的话祈祷，恳求他母亲明天他生日不再躲着他而回家来看他。

“华西里·鲁基奇，您知道我另外还祷告什么吗？”

“是不是希望功课好一点哪？”

“不是。”

“玩具吗？”

“不。您猜不着。美极了，这是个秘密！等到实现了，我再告诉您。您猜不着吧？”

“是的，我猜不着。你说出来吧！”华西里·鲁基奇微笑着说，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嗯，睡下，我要吹灭蜡烛了。”

“灭了蜡烛，我祷告的东西就看得更清楚。哟，我差点儿泄漏秘密了！”谢辽查快活地笑出声来，说。

等到蜡烛拿走以后，谢辽查听见和感觉到他的母亲来了。她俯身站在他旁边，用慈爱的目光抚慰着他。可是又出现了风车、小刀，一切都混淆起来，他就这样睡着了。

二十八

伏伦斯基同安娜回到彼得堡，住在一家上等旅馆里。伏伦斯基单独住在楼下，安娜带着婴孩、奶妈和侍女住在楼上有四间房的大套间里。

他们到达那天，伏伦斯基就去看望他哥哥。他在那里遇见因事从莫斯科来到的母亲。母亲和嫂嫂照常迎接他。她们问他国外旅行的情况，谈到他们共同的熟人，但只字不提他同安娜的关系。第二天一早，哥哥就来看望伏伦斯基，主动向他打听她的情况。伏伦斯基坦率地告诉他，他把他同安娜的关系看得像结过婚一样，他希望她能办理离婚手续，到那时就可以同她正式结婚，而目前他也把她看作正式妻子。他请哥哥把他的意思转告母亲和嫂嫂。

“社会上赞成不赞成，我倒无所谓，”伏伦斯基说，“但我的亲人如果要同我保持亲属关系，那他们就应该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哥哥一向尊重弟弟的见解，但在社会没有判断这件事以前，他不知道弟弟做得对还是不对。至于本人，他完全不反对这件事，因此就同伏伦斯基一起去看安娜。

伏伦斯基当着哥哥的面也像当着一切人的面那样，对安娜用“您”称呼，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知己朋友，但心照不宣；哥哥知道他们的真实关系，他们也就谈到安娜要到伏伦斯基庄园去的事。

伏伦斯基富于社会经验，但由于他现在的特殊处境，头脑十分糊涂。照说他应该明白，社交界的门对他和安娜是关着的，但他头脑里却昏昏然，以为那都是过去的情况，现在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他不知不觉成了一切进步事物的拥护者），现在社会的舆论变了，他们能不能被社交界接纳，这问题还很难说。“当然，”他想，“宫廷社会不会接待她，但是亲戚朋友能够而且应该理解他们。”

一个人可以用同一个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如果他知道并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坐着；但一个人如果知道他非用这样的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不可，他的腿就会麻木痉挛，而竭力想伸到他希望伸的地方去。伏伦斯基对社交界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心里明明知道社交界的门对他们是关闭着的，但他还是在尝试，看社交界的情况现在是不是有了改变，会不会接纳他们。但他很快就发觉社交界的门对他个人是敞开的，但对安娜却是关闭的。好像孩子们玩猫捉老鼠游戏一样，大家的手臂举起来放他进去，但接着就放下来拦住安娜。

伏伦斯基在彼得堡最早遇见的女人之一是他的堂姐培特西。

“到底回来了！”她高兴地迎接他，“安娜呢？见到你我真高兴啊！你们住在哪里？我能想象，你们做了一次这样愉快的旅行以后，我们这个彼得堡一定会使你们觉得讨厌。我能想象你们怎样在罗马度蜜月。离婚怎么样了？手续都办好了吗？”

伏伦斯基发觉，培特西听到离婚手续还没有办，她的热情就冷下来。

“我知道人家会攻击我，”她说，“但我要去看看安娜，是的，我一定要去。你们在这里不会住很久吧？”

果然，她当天就去看安娜，但她的语气和以前完全不同。她显然为自己的勇敢而扬扬得意，并且希望安娜珍重她的友谊。她待了不到十分钟，谈着社会新闻，临走时说：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办理离婚手续。就算我对人家的风言风语不加理会，可是你们不结婚，那些古板君子还是要冷淡你们的。这种情况现在一点也不稀奇。真是司空见惯了。那么，你们礼拜五走吗？真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伏伦斯基从培特西的语气中已经听出，社交界将怎样对待他们，但在他的家庭里，他又做了一番努力。他对母亲不抱希望。他知道，母亲最初见到安娜时，对她大为赞赏，可是现在对她冷酷无情，因为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不过他对嫂嫂华丽雅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他认为她不会攻击他们，一定会毅然去看望安娜，并且在家里接待她。

他们到后第二天，伏伦斯基就去看嫂嫂。他看到只她一人在家，就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希望。

“你要明白，阿历克赛，”她听完他的话说，“我是多么喜欢你，多么愿意为你效劳，可是我不吭声，因为知道我对你和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帮不了什么忙，”她在“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这个称呼上特别加强语气，“你不要以为我对她有意见。绝不是的，也许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我不想也不能细谈，”她怯生生地察看着他那阴郁的脸，说，“但事实却不能不正视。你要我去看她，在家里接待她，好在社交界里恢复她的名誉；可是你要明白，我不能这样做。我两个女儿都长大了，还有，为了丈夫我也不能不在社交界应酬应酬。好吧，我会去看望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她会了解我为什么不能请她到家里来，就是请她来了，也要使她避免遇见有不同看法的人，要不然只会使她生气。我不能提高她的……”

“我认为她不会比你们所接待的成百个女人堕落！”伏伦斯基绷着脸打断她的话，知道嫂嫂的意见不可能改变，就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

“阿历克赛！你不要生我的气。你要了解这不能怪我。”华丽雅带着胆怯的微笑望着他，说。

“我并不生你的气，”他还是绷着脸说，“可是我心里加倍难过。我还感到难过的是，这样会损害我们的情谊。就算不是损害，至少也会削弱我们的感情。你要明白，我这是无可奈何。”

他说完这话，就从她家里出来。

伏伦斯基明白，再作努力也是白费，他们在彼得堡只得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那样再挨上几天，避开原来出入的社交界，免得遇到使他难堪的烦恼和屈辱。他在彼得堡极不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卡列宁和他的名字无处不存在。不论谈什么事都会谈到卡列宁，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遇见他。至少伏伦斯基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一个手指受伤的人，动不动就会让这个痛手指撞在什么地方。

伏伦斯基感到他们待在彼得堡很痛苦，还因为他看到，安娜心里总有一种他难以理解的古怪情绪。她时而仿佛很爱他，时而变得很冷淡，脾气暴躁，莫测高深。她因为什么事很苦恼，有什么事瞒着他，仿佛并没察觉毒害他生活的屈辱。这种屈辱因她的敏感一定使她觉得更难受。

二十九

安娜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儿子。自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同儿子见面的念头一直使她激动。她离彼得堡越近，就觉得这次见面的快乐和意义越大。她没有考虑过怎样安排这次见面。她认为只要同儿子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事是很自然很容易办到的。但她一到彼得堡，就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懂得要安排同儿子见面是很困难的。

她回到彼得堡已经两天了。同儿子见面的念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可是她还没有见到儿子。直接到家里去，可能遇见卡列宁，她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可能不让她进去，还要侮辱她。写信去同丈夫交涉，这在她是痛苦的，因为她一想到丈夫，心里就不能平静。打听到儿子什么时候出来散步，在什么地方看看他，这在她是不够的，因为她为这次见面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多么想抱抱他，吻吻他呀。谢辽查的老保姆本来可以帮助她，教她怎么办。可是老保姆已经不在卡列宁家了。就这样，一面犹豫不决，一面找寻老保姆，过了两天。

安娜打听到卡列宁同李迪雅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第三天就决定写一封信给她。她煞费苦心写成这封信，故意说允许不允许她看儿子，全凭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只要这封信送到丈夫手里，他一定又会装得十分慷慨而不会拒绝她的要求。

信差给她带回来最残酷的意料不到的答复，就是没有回信。她把信差唤来，听他详细叙述他怎样等了一阵，然后人家对他说：“没有回信。”她听了他的叙述，觉得自己受到空前未有的屈辱。安娜觉得自己受侮辱，被损害，但她认为李迪雅伯爵夫人就她的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她的痛苦因为只能独自忍受，就显得特别厉害。她不能也不愿让伏伦斯基分担这份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造成她不幸的主要原因，她同儿子见面这件事在他看来却是最无足轻重的。她知道，他决不会理解她的痛苦有多深；她知道，一提到这件事，他那种冷淡的语气就会惹得她恨他。这一点恰恰是她觉得天下最可怕的事，因此凡是牵涉到儿子的事，她总是瞒着他。

她在家里坐了一整天，考虑着同儿子见面的办法，终于决定写信给丈夫。当李迪雅的信送来时，她已经写好信了。伯爵夫人的沉默原来使她感到自卑，可是现在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使她大为恼怒。她拿人家的恶毒用心同自己热爱儿子的正当感情一对照，就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自怨自艾了。

“这种冷酷无情，虚情假意，”她自言自语，“他们就是要侮辱我，折磨孩子，我会顺从他们吗？决不！她比我更坏。我至少不撒谎。”她当即决定明天，在谢辽查的生日，直接到丈夫家去，买通佣人，或者耍个花招，但无论如何要看到儿子，拆穿他们对不幸的孩子编造的无耻谎言。

她坐车到玩具店买了许多玩具，考虑好行动计划。她将一早去，八点钟就去，那时卡列宁一定还没有起身。她手头要准备好零钱给门房和仆人，这样他们就会让她进去。她将不揭开面纱，推说她是谢辽查的教父派她来祝贺的，她要把玩具放在孩子的床边。她就是没有考虑好对儿子说些什么话。不管她怎样反复考虑，还是毫无主意。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下来，在她原来的家的大门口打了打铃。

“你去看看什么事。是一位太太，”门房卡比东诺奇还没有穿好衣服，就披上大衣，趿着套鞋，从窗口看见门外站着一位戴面纱的太太，说。

门房的助手，一个安娜不认识的小伙子，刚一开门，她就走了进来，从手筒里摸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塞到他手里。

“谢辽查……少爷。”她说着向前走去。门房助手看了看钞票，在玻璃门前又把她拦住。

“您找谁呀？”他问。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什么也没回答。

卡比东诺奇发现这位陌生太太神态慌张，就亲自走到她面前，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斯科罗杜莫夫公爵派我来看少爷。”她说。

“他还没有起来呢。”门房仔细打量着她说。

安娜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座她住过九年的房子，门厅里的陈设虽依然如旧，竟会这样使她激动。种种往事，有欢乐的，有痛苦的，在她头脑里翻腾着。刹那间她竟忘记到这里来做什么。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比东诺奇一面帮她脱外套，一面说。

卡比东诺奇帮她脱下外套，望了望她的脸，认出了她，就默默地向她鞠躬。

“夫人，请进！”他对她说。

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来。她用愧悔的恳求眼神望了望老头儿，步态轻盈地快步走上楼去。卡比东诺奇弯下身子，套鞋绊着梯级，跟在她后面，拼命想赶上她。

“教师在那里，说不定还没有穿好衣服。我这就去通报。”

安娜继续沿着熟悉的楼梯走上去，没有听清老头儿在说些什么。

“您请这边走，往左走。对不起，地方没收拾干净。少爷现在住到原来的会客室去了。”门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不起，夫人，您等一下，我去看看。”他说着追过了她，打开一扇高高的门，消失在门里。安娜站在门口等。“他刚醒来。”门房又从门里走出来说。

就在门房说这话的时候，安娜听见孩子打呵欠的声音。光从这呵欠声她就听出是儿子，她仿佛看到儿子就在面前。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穿过那扇高高的门。门的右边放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男孩子。那孩子只穿一件敞开的衬衫，弯着小小的身子，伸着懒腰，还在打呵欠。他闭上嘴唇，嘴角上浮起一丝睡意未消的幸福微笑。他带着这微笑，又惬意地慢慢躺下来。

“谢辽查！”她低声叫着，同时悄悄走到他旁边。

在她同他分离的时期，在最近她对他的母爱沸腾的时候，她总是把他想象成她最喜爱的四岁时的模样。现在他跟她离开时不同了，和他四岁时的模样更加不一样，长得更高了，但是瘦了些。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脸多么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一双手又多么长！自从她离开以后，他的模样变得多厉害！但这分明是他，是他的头型、他的嘴唇、他的柔软的细脖子和宽阔的小肩膀。

“谢辽查！”她弯下身，在孩子耳边又唤了一声。

他又用臂肘支起身来，转动乱发蓬松的脑袋，仿佛在找寻什么，接着睁开眼睛。他默默地用困惑的眼光对木然不动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随即幸福地微微一笑，又合上睡意未消的眼睛，倒下来，但不是往后躺，而是倒在母亲身上，倒在她的怀抱里。

“谢辽查！我的好孩子！”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双臂搂住他那胖鼓鼓的身体。

“妈妈！”他一面喊，一面在她的怀抱里扭动，使身体各部分都能接触到她的手臂。

他睡意蒙眬地微笑着，一直闭着眼睛，胖嘟嘟的小手从床边举起来，抓住她的肩膀，偎依着她，使她沉醉在孩子特有的可爱的睡意未消的香味和温暖中，并且用他的脸蛋摩擦着她的脖子和肩膀。

“我早就知道了，”他一面睁开眼睛，一面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的。我这就起来。”

他这么说着，又睡着了。

安娜贪婪地打量着他；她看到在她离家的这些日子里，他长大了，模样也变了。她又像认得又像不认得他那双露在被子外面的如今长得那么大的光腿，他那消瘦的面颊，他那后脑勺上剪得短短的卷发——她以前常常吻他的后脑勺。她抚摩着他身上的每个部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把她哽住了。

“你哭什么呀，妈妈？”他完全醒过来了，说，“妈妈，你哭什么呀？”他用哭一样的声音叫道。

“我吗？我不哭了……我是高兴得哭了。我那么久没有看见你了。我不哭了，不哭了。”她一面咽着眼泪，一面背过脸去说，“哦，现在你该起来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收起哭脸，又说。接着没有放开他的手，在床边放着他衣服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不在，你是怎么穿衣服的？你怎么……”她想说得轻松些，可是办不到，只得又背过身去。

“我不洗冷水澡了，爸爸不答应。你没看见华西里·鲁基奇吗？他会来的。你坐在我的衣服上啦！”谢辽查哈哈大笑起来。

她对他望望，也笑了笑。

“妈妈，心肝，宝贝！”他又扑到她身上，搂抱着她，叫起来。仿佛直到现在，看见她的微笑，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不要。”他一面说一面取下她的帽子。他看见她不戴帽子的样子，就像重新看见她一般，又扑上去吻她。

“那么你是怎样想我的？你没想过我死了吧？”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你不相信吗，我的宝贝？”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反复说着这句喜爱的话，同时抓住她那抚摩着他头发的手，把她的手心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吻着。

三十

华西里·鲁基奇起初不知道这位太太是谁，后来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她就是那个抛弃丈夫的谢辽查的母亲（他到他们家来时她已经不在了），他迟疑不决，不知道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还是去报告卡列宁。最后，他考虑到他的职责就是叫谢辽查在规定的时间起床，因此谁在里面，是母亲还是别人，不关他的事，他只要尽他的责任就是了。于是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口，打开房门。

但是，母子的亲热，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谈话，这一切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又把门关上。“再等十分钟吧！”他自言自语，一面咳嗽几声，一面擦眼泪。

这时候，家里的仆人也发生了剧烈的骚动。大家都知道太太来了，是卡比东诺奇放她进来的，她此刻在育儿室里，而老爷八点钟以后照例将到育儿室去。大家心里都明白夫妻两人不能见面，必须设法防止。侍仆柯尔尼去到门房，查问是谁放她进来，怎么放她进来的。他知道是卡比东诺奇让她进来，把她带上楼去，就训斥老头儿。门房执拗地不吭声，但当柯尔尼对他说因此要把他开除时，卡比东诺奇霍地跳到柯尔尼面前，对着他的脸挥动双臂，大声说：

“哼，换了你当然不会让她进来！我在这里干了十年，只受到恩惠，没有别的。你现在倒跑上去说：‘走，滚开！’你这人真刁！就是这样！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怎样揩老爷的油，还偷他的皮外套！”

“你这王八蛋！”柯尔尼轻蔑地说，转身对着进来的保姆，“嘿，您倒来评一评，玛丽雅·叶斐莫夫娜，他对谁也不说一声，就让她进来了。”柯尔尼对她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要出来了，就要到育儿室去了。”

“糟了，糟了！”保姆说，“柯尔尼·华西里耶维奇，你最好想办法把他，就是把老爷拦一拦。我去想办法叫她走。糟了糟了！”

保姆走进育儿室的时候，谢辽查正在讲给母亲听，他同娜金卡怎样一起从山上滑雪下来摔了跤，一连翻了三个筋斗。安娜听着他的声音，看着他的脸和脸上的神情，抚摩着他的手，但没有听进他的话。得走了，得离开他了——这就是她所想和所感觉到的唯一事情。她听见走到门口咳嗽几声的华西里·鲁基奇的脚步声，听见走近来的保姆的脚步声；但是她却像石头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太太，我的好太太！”保姆走到安娜跟前，吻着她的手和肩膀说，“嘿，上帝赐给我们的小宝贝生日快乐。太太，您可一点儿也没变哪！”

“啊，我的好保姆，我不知道你在家里。”安娜暂时醒悟过来说。

“我不住在这里，我住在女儿那里，少爷今天生日，我是特地来祝贺的，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我的好太太！”

保姆突然哭出声，又吻起她的手来。

谢辽查眼睛闪闪发亮，脸上洋溢着笑意，一手拉住母亲，一手拉住保姆，一双光着的胖鼓鼓的小脚拼命跺着地毯。他心爱的保姆对他母亲的亲热情意使他特别高兴。

“妈妈！她常常来看我，来的时候总是……”他刚开始说话就停住了，因为发现保姆对母亲咬了个耳朵，母亲脸上就现出恐惧和羞愧的神色。这种表情跟母亲是多么不相称哪！

她走到他面前。

“我的宝贝！”她说。

她没有办法说“再见”，但她脸上的表情说明了她要说的话，而他也明白了，“我的宝贝，我的小查查！”她唤着她从前叫惯的小名，“你不会忘记我吧？你……”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以后她会想出多少话来对他说呀！可是此刻她却什么话也想不出来，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但谢辽查懂得她要对他说的一切。他懂得她是不幸的，但她是爱他的。他甚至懂得保姆对她低声说了些什么话。他听见她说：“他总是八点钟以后来。”他懂得这是在说父亲，母亲同父亲不能见面。这些他是懂的，只是一件事他弄不懂：为什么她脸上现出恐惧和羞愧的神色？……她没有什么过错，可是她怕他，还为什么事害臊。他很想问一问，来解除心里的疙瘩，可是他不敢问，因为他看到她很痛苦，他为她难过。他默默地紧偎着她，悄悄地说：

“你不要走。他不会马上就来。”

母亲把他推开一点，想看看他说这话是不是思考过的。她在他惊惶的神色中看出，他不仅在说他父亲，而且仿佛在问她，他该怎样看待父亲。

“谢辽查，我的孩子，”她说，“你要爱他，他比我好，比我善良，是我对不起他。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

“天下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谢辽查含着眼泪不顾死活地叫起来，同时抓住她的肩膀，一个劲儿地用他那双紧张得发抖的手臂把她紧紧抱住。

“我的孩子，我的心肝！”安娜唤着，也像他一样天真无邪地轻轻哭起来。

这时候，门开了，华西里·鲁基奇走进来。从另一扇门里传来脚步声，保姆惊慌失措地低声说：

“来了。”说着把帽子递给安娜。

谢辽查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安娜拉开他的手，再次吻了吻他那湿漉漉的脸，快步走出门去。卡列宁迎着她走来。他一看见她，立刻站住，低下了头。

尽管她刚才说过他比她好、比她善良，但当她迅速对他扫了一眼，把他的整个身子和细小地方都看个清楚时，她心里顿时充满了对他的憎恨和因他独占儿子而产生的嫉妒。她连忙放下面纱，加快脚步，几乎像跑步一般从房里直奔出去。

她昨天怀着那么深挚的爱和悲伤在铺子里挑选的玩具，竟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这样又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

三十一

安娜虽然那么渴望见到儿子，那么早就在思想上做好会面的准备，她可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见面会使她如此激动。她回到旅馆的单身房间，好半天弄不懂她怎么会来到这里。“是的，一切都完了，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她自言自语，帽子也不脱，就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坐下。她眼睛紧盯着窗户之间桌上摆着的青铜时钟，沉思起来。

那个从国外带回来的法国侍女走进来请她换衣服。她惊奇地对她瞧瞧说：

“等一下。”

男仆问她要不要喝咖啡。

“等一下。”她说。

意大利奶妈把小女孩打扮好了，抱进来交给安娜。养得胖鼓鼓的小女孩，一看见母亲，伸出手腕胖得像有一根线扎着似的小手，手心向下，咧开没有牙齿的小嘴微笑着，两只小手像鱼鳍划水一样挥动，在浆硬的绣花小裙子上乱摸，发出飒飒的响声。看到她这副模样，谁也忍不住不微笑，不吻吻她；谁也忍不住不伸给她一个手指，好让她抓住，让她尖声叫喊，扭动整个小身子；谁也忍不住不把嘴唇凑过去，让她噘起小嘴，做出接吻的样子。这一切安娜都做了，她抱她，逗她跳跳，吻吻她那鲜嫩的面颊和露出的小肘。但看见这婴孩，她却更加清楚地觉得，她对她的感情如果同她对谢辽查的感情相比较，那简直说不上是爱了。这小女孩身上的一切都很可爱，但不知怎的，这一切都揪不住她的心。她把全部母爱都倾注在同她不爱的男人所生的头生孩子身上，还觉得不满足；这个小女孩是在最痛苦的境遇下生的，可是她倾注在她身上的感情还不如头生孩子的百分之一。此外，小女孩还没有长大，前途尚难以预料，可是谢辽查已经俨然像个成人了，而且是个可爱的人；各种思想感情已开始在他身上斗争；他了解她，爱她，评判她——当她回想到他的话和眼神时，她这样想。可是她却永远同他分离了，不仅肉体上而且精神上永远分离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她把小女孩交给奶妈，让她们出去，自己打开嵌有谢辽查照片的颈饰。当时谢辽查的年纪同这个小女孩差不多。她站起来，脱下帽子，从桌上拿起一本贴有谢辽查不同年龄照片的照相簿。她要拿这些照片进行比较，就把它们从照相簿上抽下来。她把所有的照片都拿了下来。只剩下一张，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一张。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骑在一把椅子上，皱着眉头，嘴上浮着微笑。这是他最有特色最可爱的表情。她用她那双小巧玲珑的手，用她那今天特别紧张的又白又细的手指，几次剔这张照片的角，可是怎么也剔不开来。桌上没有小刀，她撕下旁边一张照片（这是伏伦斯基在罗马拍的照片，他头戴圆礼帽，蓄着长头发），她就用这张照片把儿子的照片剔下来。“哦，是他！”她瞧了瞧伏伦斯基的照片说，接着突然想起谁是造成她今天不幸的罪魁祸首。整个早晨她都没有想到过他。但是，这会儿她一看到这样熟悉这样亲切的仪表堂堂的脸，心头不禁突然涌起一阵爱情的波涛。

“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受苦呢？”她忽然带着一种责备的心情想，却忘记正是她自己对他隐瞒了有关儿子的一切。她派人请他立刻回来，苦苦思索着她要说些什么，好把一切都告诉他，幻想着他将怎样亲热地安慰她。她就这样等待着他。仆人回来说，他现在有客人，过一会儿就来，还问她愿不愿意让刚到彼得堡的雅希文公爵一起来。“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昨天午饭以后他就没有看到过我了，”她想，“他一个人来，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可是他要同雅希文一起来。”她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要是他不再爱自己了怎么办？

她回顾这几天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觉得全都可以证实这个可怕的想法：他昨天没有在家里吃午饭，他坚持他们在彼得堡要分开住，甚至现在都不准备独自到她这里来，有意避免同她单独见面。

“但他应该把这事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真相。只要我知道真相，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自言自语，简直无法想象要是他真的对她冷淡了，她将落得个什么下场。她想到他不爱自己了，觉得自己近乎绝望，因此特别焦急不安。她打铃唤侍女，然后走到盥洗室。她梳妆的时候比平时更加着意打扮，仿佛只要她穿上最合适的衣服，梳了最适宜的发式，他就会重新爱她。

铃响了，她却还没有梳妆完毕。

她走到会客室里，迎接她的不是他而是雅希文的目光。伏伦斯基正在观看她遗忘在桌上的她儿子的照片，并没有急于抬起头来看她。

“我们认识的，”她把她的小手放在窘态毕露的雅希文的巨掌里说。雅希文这副窘迫的神色同他魁伟的体格和粗鲁的面孔很不相称。“去年在赛马场上就认识了。给我。”她说着敏捷地从伏伦斯基手里抢过他正在观看的儿子的照片，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瞧着他，“今年赛马赛得好吗？我只在罗马的科尔索看过赛马。不过，您是不喜欢国外生活的，”她笑眯眯地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一切爱好，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这真使我惭愧，因为我的爱好多半都是不好的。”雅希文咬着左边的小胡子说。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雅希文发现伏伦斯基看了看表，就问她是不是还要在彼得堡住些日子，接着挺直他那魁梧的身子，拿起便帽。

“看来不会很久。”她瞟了一眼伏伦斯基，迟疑不决地说。

“那我们不能再见面了？”雅希文站起身来说，又转身问伏伦斯基，“你在哪里吃午饭？”

“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安娜断然地说，仿佛对自己的窘态感到生气，但照例因为在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处境而涨红了脸，“这儿的饭菜虽然不好，但至少你们可以再见见面。在团里的老朋友当中，阿历克赛最喜欢您了。”

“那太荣幸了！”雅希文笑着说，伏伦斯基从他的微笑中看出，他很喜欢安娜。

雅希文鞠了个躬，走出去，伏伦斯基跟在他后面。

“你也走吗？”她对他说。

“我已经迟了，”他回答，“你去吧！我这就赶上来。”他对雅希文叫道。

她拉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竭力思索说些什么才能把他留住。

“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她拉起他那粗短的手，把它紧贴在自己的脖子上，“哦，我叫他来吃饭没关系吧？”

“太好了！”他平静地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吻吻她的手。

“阿历克赛，你对我没有变心吧？”她双手紧握住他的一只手说，“阿历克赛，我在这里真难受。我们什么时候走哇？”

“快了，快了。你真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使我多么痛苦！”他说着抽回了手。

“嗯，走吧，走吧！”她委屈地说，从他身边急急地走开了。

三十二

伏伦斯基回来的时候，安娜不在家里。人家告诉他，他走后不久来了一位太太，安娜就同她一起出去了。她出去时没有说明到哪里，至今没有回来。她早晨还到什么地方去过，对他也只字不提——这一切，再加上今天早晨她那种兴奋得出奇的神色，以及她当着雅希文的面从他手里抢过儿子照片时那副敌对的态度，使他沉思起来。他决定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就在她的会客室里等她。但是安娜不是一个人回来，而是带着她那位没有出嫁的老姑母奥勃朗斯基公爵小姐一起来。她就是早晨来看安娜，同她一起出去买东西的那位太太。安娜似乎没有察觉伏伦斯基脸上那种焦虑和疑问的神色，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今天早晨买了些什么东西。他看出她内心有一种特殊的变化：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刹那间停留在他身上，显得紧张不安；她的言语和动作带有一种神经质的灵敏和妩媚，这在他们亲近的初期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现在却使他惶惑恐惧。

四人用的饭菜已经摆好。人都到齐了，大家正要走进小餐室，土施凯维奇带着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口信来找安娜了。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她不能来送行，请安娜原谅；她身体不好，但请安娜在六点半到九点之间到她家里去一次。伏伦斯基听到这个规定的时间——显然有意不让她遇见任何人——对安娜瞟了一眼，但安娜似乎没有察觉。

“真抱歉，六点半到九点我正好有事不能去。”她略带笑意地说。

“公爵夫人会觉得很遗憾的。”

“我也是这样。”

“您大概要去听巴蒂的歌剧吧？”土施凯维奇说。

“巴蒂吗？您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要是定得到包厢，我一定去。”

“我可以定到。”土施凯维奇自告奋勇说。

“那真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安娜说，“您要不要同我们一起吃饭啊？”

伏伦斯基微微耸了耸肩。他实在弄不懂安娜的用意。她为什么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来，为什么留土施凯维奇吃饭，还有最叫人弄不懂的是，她为什么要他去定包厢？就她现在的处境，居然想到要去看巴蒂的歌剧，在那里肯定会遇到社交界的所有熟人，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他一本正经地对她瞧瞧，但她还是用又像快乐又像绝望的莫测高深的挑战目光来回答他。吃饭的时候，安娜兴奋得好像在挑衅，又仿佛在向土施凯维奇和雅希文卖弄风情。吃完饭，大家站起来，土施凯维奇去定包厢，雅希文出去吸烟，伏伦斯基就同他一起到自己的房里去。他在楼下坐了一会儿，又跑上楼来。安娜已穿上她在巴黎定制的袒胸天鹅绒镶边浅色丝绸连衫裙，头上扎了一条富丽的镂空白带子，框住她的脸蛋，格外清楚地显出她那光艳照人的美。

“您真的要去看戏吗？”他竭力不去看她，说。

“您到底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呀？”她发现他没有看她，又觉得委屈，说，“到底为什么我不能去呀？”

她仿佛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当然没有什么理由！”他皱着眉头说。

“嗯，我也这么说呀！”她故意装作不懂他语气里的讽刺味儿，若无其事地拉上洒过香水的长手套，说。

“安娜，看在上帝份上，您倒说说，您这是怎么啦？”他说，像她丈夫以前对她说话那样提醒她。

“我不明白您问的是什么。”

“您要知道您可不能去呀！”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人去。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同我一起去，她现在换衣服去了。”

他带着困惑和绝望的神情耸耸肩膀。

“难道您还不知道……”他刚开始说。

“我可不想知道！”她差不多叫喊起来，“我不想。我对我所做的事后悔吗？不，不，不！即使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我们，对你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就用不着考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彼此不见面？为什么我不能去？我爱你，别的我都无所谓，”她带着一种他无法捉摸的特殊眼神望了他一眼，用俄语说，“如果你没有变心。到底为什么你不瞧着我？”

他对她望了望。他看见她相貌和总是裁剪得很合身的服装的美。可是这会儿正是她的美丽和雅致使他恼火。

“我的感情不可能变，这您是知道的，但我请您不要去，我求求您！”他带着一种温柔的恳求语气又用法语说，但他的目光有点冷淡。

她没有听清他的话，但看见他冷淡的眼色，就怒气冲冲地回答说：

“我倒要请您解释解释，为什么我不应该去。”

“因为这会使您……”他犹豫了。

“我真弄不懂。雅希文不会损害我什么，华尔华拉也不比别人坏。啊，她来了。”

三十三

伏伦斯基因为安娜有意对她的处境装得满不在乎，第一次对她感到恼怒，甚至怨恨。由于他无法向她发作，这种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了。要是他能坦率地向她说出他的想法，他准会说：“你这样打扮，再同这位人人都认识的公爵小姐一起去看戏，这样就不仅承认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而且等于向整个社交界挑战，也就是说要从此同它决裂。”

他不能对她说这话。“可是她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她心里有些什么变化？”他自言自语。他觉得他对她的尊敬减少了，但却感到她更美了。

他皱着眉头回到房里，坐在两条长腿搁在椅上的雅希文旁边。雅希文正在喝白兰地和矿泉水，伏伦斯基吩咐仆人也给他送一份来。

“说到兰科夫斯基的‘大力士’，这可是匹好马，我劝你买下来，”雅希文瞅了瞅朋友阴郁的脸，说，“它的臀部有点松弛，可是腿和脑袋好得不能再好。”

“我是想把它买下来。”伏伦斯基回答。

他对谈马是感兴趣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安娜，情不自禁地留神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看看壁炉上的钟。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吩咐向您报告，她到戏院去了。”

雅希文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泡沫翻腾的矿泉水里，喝干了，这才站起身来，扣上纽扣。

“怎么样？我们去吧。”他说，小胡子底下露出一丝笑意，表示他明白伏伦斯基心情愁闷的原因，但并不把它当一回事。

“我不去。”伏伦斯基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可要去，我同人家约好了。那么再见。要不然你就到正厅来，你可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雅希文走到门口又说。

“不，我有事。”

“有了妻子麻烦，有了情妇更糟。”雅希文走出旅馆时想。

剩下伏伦斯基一个人，他站起身，在房里踱起步来。

“今天演什么？今天是第四场演出……叶戈尔夫妇一定在那边，还有我的母亲。这就是说，彼得堡的名流都会集中在那边。这会儿她走进去，脱下皮大衣，走到灯光底下。土施凯维奇、雅希文、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他想象着，“我这是怎么啦？是不是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权利让给土施凯维奇了？不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愚蠢，愚蠢……为什么她要把我弄到这个地步？”他摆了摆手，自言自语。

他的手碰到放着矿泉水和白兰地瓶的小桌子，差点儿把它碰翻。他想扶住它，但没有扶住，就怒气冲冲地把它踢了一脚，接着打了打铃。

“要是你想在我这里做事，”他对走进来的侍从说，“那就记住你的本分。这样可不行。你应该把它收拾掉！”

侍从觉得这事不能怪他，想辩白几句，但他瞟了主人一眼，从他的脸色上看出还是不要吭声的好，就连忙弯下身子，趴在地毯上，动手收拾打碎的和没打碎的酒杯和瓶子。“这可不是你的事，去叫茶房来收拾，你把我的燕尾服拿来。”

伏伦斯基八点钟走进剧场。戏正演到高潮。包厢侍者，一个小老头儿，帮伏伦斯基脱下皮大衣，认出是他，就叫他“大人”，并且说他不必领号牌，要衣服叫他菲多尔就行。在灯火辉煌的走廊里，除了这包厢侍者和两个手拿大衣在门口听戏的仆人，一个人也没有。从虚掩的门里传出乐队小心翼翼地伴奏的弦乐断奏和一个吐词清晰的女歌手的歌声。门开了，包厢侍者溜了进去，那句将近结尾的歌词清楚地传到伏伦斯基的耳鼓里。但是门立刻又关上了，伏伦斯基没有听见歌词的结尾和音乐的尾声。从门里传出雷鸣般的掌声，表明乐曲已经结束。当他走进蜡烛和煤气灯照得光辉夺目的大厅时，喧闹声还没有静止。舞台上女歌手的光肩膀和钻石首饰闪闪发亮。女歌手弯着腰，微笑着，在拉住她手的男高音歌手的帮助下捡起杂乱地越过脚灯掷过来的花束，接着走到一位油光光的头发打当中分开的男人前面，那人正伸出长长的手臂从台下递给她一件东西。这当儿，正厅和包厢的观众全都骚动起来，身子前冲着，鼓掌，喝彩。乐队长坐在他的高椅上帮助递送花束，又整整他的白领带。伏伦斯基走到正厅中央，停住脚步，向周围张望。今天晚上，他比平时更不注意司空见惯的环境、舞台、喧哗，以及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的熟悉而乏味的五光十色的观众。

包厢里照例是那些有军官奉陪的阔太太；照例是那些身份不明的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以及一些穿军服的或穿燕尾服的男子；照例是顶楼上那些肮脏的观众；在包厢和前排大约有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伏伦斯基立刻注意到了这块沙漠中的绿洲，同他们招呼起来。

他进去的时候。一幕戏刚完毕，因此他没有到哥哥的包厢里去，却走到正厅的第一排，同谢普霍夫斯科依一起站在脚灯边。谢普霍夫斯科依弯着一条腿，用靴跟敲敲脚灯，老远一看见他，就向他笑笑，叫他过去。

伏伦斯基还没有看见安娜，他故意不朝她那边望。但他从人们视线的方向看出她在什么地方。他若无其事地朝四周张望，但并不找寻她；他用眼睛找寻卡列宁，准备遇到最糟糕的局面。算他运气，卡列宁今天没有来看戏。

“啊，你身上剩下的军人味道太少了！”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说，“一位外交官，一位演员，你就是这样。”

“是啊，我一回家就穿上燕尾服。”伏伦斯基微笑着回答，慢悠悠地拿出望远镜。

“在这方面，说实在的，我真羡慕你。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衣服的时候，”谢普霍夫斯科依摸了摸他的肩章，“真舍不得我的自由。”

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伏伦斯基的前程早已不存什么希望，但他照旧喜欢他，待他特别亲切。

“你没有赶上看第一幕，真可惜。”

伏伦斯基心不在焉地听着，把望远镜从楼下厢座移到二楼，然后又望着一个个包厢。在一位扎着高髻缠发带的太太和一个怒气冲冲地转动望远镜、眨着眼睛的秃顶老头儿旁边，伏伦斯基突然看到安娜傲慢而美艳惊人、围着花边的笑盈盈的脸。她坐在五号包厢，离开他只有二十步路。她坐在前面，稍稍回过头来对雅希文说着什么。她那美丽宽阔的肩膀托着她的头，她的眼睛和整个脸上闪耀着抑制的兴奋光辉，使他想起当初在莫斯科舞会上看见她的模样。但现在他欣赏她的美，同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他对她的感情没有丝毫神秘的成分，因此虽然她的美比以前更使他倾倒，却使他感到不愉快。她没有朝他的方向望，但伏伦斯基发觉她已经看到他了。

当伏伦斯基又拿望远镜对着那个方向的时候，他看到华尔华拉公爵小姐的脸显得特别红，她不自然地微笑着，也不断往隔壁包厢张望；安娜折拢扇子，拿它敲着包厢的红丝绒栏杆，眼睛凝视着什么地方，却没有看见，显然也不愿看见隔壁包厢里所发生的事。雅希文脸上现出一副赌输钱时的倒霉相。他皱起眉头，把左边小胡子塞进嘴里，越塞越深，同时也斜眼瞅着隔壁包厢。

左边那个包厢里是卡尔塔索夫夫妇。伏伦斯基认识他们，并且知道安娜同他们也认识。卡尔塔索夫夫人是个瘦小的女人，站在他们的包厢里，背对安娜，正在穿丈夫递给她的披肩。她脸色苍白，怒气冲冲，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卡尔塔索夫是个秃顶的胖子，一面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安娜，一面竭力安慰妻子。等妻子走了，丈夫迟疑了好一阵，用眼睛找寻安娜的目光，显然想向她鞠躬。但安娜分明有意不理他，回过头去对俯着身子、头发剪得短短的雅希文说话。卡尔塔索夫没有鞠躬就走了，留下一个空包厢。

伏伦斯基不明白卡尔塔索夫夫妇和安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看出，一定有什么事使安娜感到屈辱。从他看见的情景上，尤其是从安娜的神色上，他都看出了这一点。他知道安娜在竭力维护她所扮演的角色的体面。这种外表镇定的角色她演得很成功。凡是不认识她，不知道她那个圈子，没有听到女人们说她胆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并且扎着花边头带卖俏的人，都会对她的落落大方和美艳魅人惊叹不已，根本没有想到她此刻的感受就像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示众的人。

伏伦斯基知道出了事，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他心里十分焦虑，希望打听一下，就向哥哥的包厢走去。他故意挑选安娜包厢对面的通道走去，正好看见老团长在跟两个熟人说话。伏伦斯基听见他们提到卡列宁夫妇的名字，并且发觉团长急忙意味深长地对那两个说话的人丢了个眼色，大声叫着伏伦斯基的名字。

“嘿，伏伦斯基！你什么时候回到团里来？我们总不能不请你吃一顿饭就让你走哇！你是我们最老的伙伴！”团长说。

“我没有空，真抱歉，下一次吧。”伏伦斯基说着，就上楼跑到哥哥的包厢里。

伏伦斯基的母亲，卷发灰白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厢里。华丽雅同索罗金娜公爵夫人在二楼走廊里遇见他。

华丽雅把索罗金娜公爵小姐送到母亲那里，伸出一只手给小叔子，立刻同他谈起他所关心的事来。他难得看见她这样激动。

“我觉得这很卑鄙很恶劣，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卡列宁夫人……”她开始说。

“什么事？我还不知道。”

“怎么，你没听说吗？”

“你要明白，这种事我总是最后才听到的。”

“天下还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恶毒的人吗？”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丈夫告诉我说……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她丈夫隔着包厢同卡列宁夫人说话，卡尔塔索夫夫人就闹了起来。据说她说了一句侮辱的话就走了。”

“伯爵，您妈妈叫您去呢。”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从包厢里探出头来说。

“我一直在等你，”母亲嘲弄地笑着对他说，“可就是看不到你。”

儿子看出她高兴得忍不住笑。

“您好，妈妈。我来看您了。”他冷冷地说。

“你怎么不去巴结卡列宁夫人哪？”等到索罗金娜公爵小姐走到一边，她用法语说，“她引得全场都轰动了。为了她，大家把巴蒂都给忘了。”

“妈妈，我请求过您，不要对我提这件事。”他皱着眉头回答。

“我说的事大家都在说。”

伏伦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对索罗金娜公爵小姐说了几句就走了。他在门口遇见哥哥。

“啊，阿历克赛！”哥哥说，“多么讨厌哪！一个十足的傻婆娘……我现在就到她那里去。我们一起去吧。”

伏伦斯基没有理他。他匆匆走下楼去。他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但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他恨她把她自己和他弄得这样尴尬，同时又可怜她的痛苦遭遇。这种心情使他不安。他走到正厅，一直向安娜的包厢走去。斯特列莫夫站在包厢旁边，同她谈着话：

“没有再好的男高音了。真是天下无敌！”

伏伦斯基向她鞠了个躬，站住向斯特列莫夫打招呼。

“您大概来迟了，错过了最精采的咏叹调。”安娜对伏伦斯基嘲弄地——他有这样的感觉——瞟了一眼，说。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他严厉地瞧着她说。

“就像雅希文公爵一样，”她笑嘻嘻地说，“他认为巴蒂唱得太响了。”

“谢谢您！”她伸出戴着长手套的小手，从伏伦斯基手里接过节目单，就在这一刹那，她那美丽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她站起来，走到包厢后面去了。

伏伦斯基发现下一幕开始时她的包厢空了。在观众刚安静下来倾听独唱的当儿，他站起来，在一片轻微的嘘声中走出剧场，坐车回家。

安娜已经回到家里。伏伦斯基走进她的房间，她仍穿着看戏时穿的那身衣服，一个人待着。她坐在靠墙的一把安乐椅上，眼睛瞪着前方。她对他望了望，立刻恢复原来的姿势。

“安娜。”他说。

“你，你，全得怪你！”她含着绝望和怨恨的泪水叫着站起来。

“我要求过你，要求你不要去，我早知道你去了会不愉快的……”

“不愉快！”她叫起来，“太可怕了！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天不会忘记这件事。她竟说坐在我旁边是一种耻辱。”

“一个傻婆娘的话，”他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要去惹事呢……”

“我恨你的冷静。你不应该使我落到这个地步。要是你爱我的话……”

“安娜！这事同我爱你有什么相干……”

“啊，要是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要是你像我一样痛苦……”她带着恐惧的神色凝视着他说。

他可怜她，但还有点恼恨。他向她保证永远爱她，因为看到现在只有这一点才能安慰她，他嘴里没有再责备她什么，但心里还在怪她。

他向她保证永远爱她，自己也觉得太庸俗，简直不好意思出口，她却如饥似渴地听了进去，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他们完全和好了，就一起动身到乡下去。

第六部

一

陶丽带着孩子们在波克罗夫斯克妹妹吉娣家避暑。她自己庄园里的房子全倒塌了，列文夫妇就请她到他们那里去消夏。奥勃朗斯基很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可惜他因公务缠身，不能和家人一起到乡下避暑，要不然这对他也是一大乐事。他留在莫斯科，只偶尔到乡下来住上一两天。除了奥勃朗斯基一家和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今年夏天到列文家来做客的还有老公爵夫人——她认为照顾缺乏经验的有喜的女儿是她的责任。此外，吉娣在国外结交的朋友华仑加，履行在吉娣结婚后来看她的诺言，也住在她家里。这些都是列文妻子方面的亲友。列文虽然喜欢这些亲友，但眼看他列文的小天地和生活秩序受到他所谓“谢尔巴茨基因素”的冲击，不免有点遗憾。今年夏天，他这方面的亲戚到他家来做客的只有一个柯兹尼雪夫，况且柯兹尼雪夫也不完全是列文家的人，他有他柯兹尼雪夫的特殊气质，因此在家里列文精神就完全湮没了。

列文家空置很久的房子如今住了那么多人，几乎个个房间都住了人。老公爵夫人每天坐下来吃饭，总要点一点人数。如果正好是十三个，她就叫一个孙儿或者孙女单独坐到小桌上去吃。对精心料理家务的吉娣来说，采购母鸡、火鸡、鸭子等东西就够她忙的了，因为夏天客人和孩子的胃口都很好，食品消耗量很大。

一家人坐下来吃饭。陶丽的孩子们、家庭女教师和华仑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采蘑菇。柯兹尼雪夫的过人智慧和渊博学识使客人们个个折服。他谈到有关蘑菇的事，尤其使大家感到惊讶。

“你们把我也带去吧！我很喜欢采蘑菇，”他眼睛盯着华仑加说，“我觉得这活动挺有意思。”

“那我们太高兴啦！”华仑加涨红了脸回答。吉娣意味深长地同陶丽交换了一个眼色。博学多才的柯兹尼雪夫要同华仑加一起去采蘑菇，这就证实了吉娣最近头脑里萦回着的猜想。她慌忙同母亲说了一句话，免得人家注意她的目光。饭后，柯兹尼雪夫端着一杯咖啡，坐在客厅的窗边，一面继续同弟弟谈话，一面望着孩子们采蘑菇去要经过的门。列文坐在哥哥旁边的窗槛上。

吉娣站在丈夫旁边，显然在等待这场她不感兴趣的谈话结束，她好对他说句什么话。

“你结婚以后许多地方都变了，变得更好了，”柯兹尼雪夫对列文说，同时对吉娣笑笑，他对这场谈话显然不感兴趣，“不过你好发怪论的脾气却没有变。”

“吉娣，你这样站着不好。”做丈夫的推给她一把椅子，含情脉脉地瞧着她说。

“哦，对了，现在可没工夫了，”柯兹尼雪夫看见孩子们跑进来，又说。

塔尼雅穿着长筒袜，挥舞着篮子和柯兹尼雪夫的帽子，侧着身子一路领先，向他大步跑来。

她大胆地跑到柯兹尼雪夫面前，那双酷似她父亲的秀眼晶晶发亮。她把帽子送给他，仿佛要替他戴上，露出羞怯而亲热的微笑来冲淡她的放肆行为。

“华仑加等着呢！”她从柯兹尼雪夫的笑容上看出她可以这样做，就一面小心翼翼地替他戴上帽子，一面说。

华仑加换了一件黄色印花布连衫裙，头上包了一块雪白的头巾，站在门口。

“我来了，我来了，华尔华拉·安德烈夫娜。”柯兹尼雪夫说着喝完咖啡，把手帕和雪茄烟盒分放在两个口袋里。

“呦，我们的华仑加多美呀！呃？”吉娣等柯兹尼雪夫一站起来，就对丈夫说。她说得很响，使柯兹尼雪夫能够听见，显然是有意的。“她多美，美得多有风度！华仑加！”吉娣叫道，“你们到磨坊的树林那边去吗？我们回头去找你们。”

“你简直忘记你的身子了，吉娣！”老公爵夫人急急地走到门口说，“你现在可不能这样大喊大叫哇！”

华仑加听见吉娣的声音和她母亲的训斥，步态轻盈地向吉娣跑来。她动作的敏捷，生气勃勃的脸上的红晕，都说明她心里正起着不平凡的变化。吉娣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留神她的一举一动。她现在叫唤华仑加，就因为她认为今天饭后在树林里将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她在心里为她祝福。

“华仑加，要是今天发生一件事，那我真太高兴了！”吉娣吻着她低声说。

“您跟我们一起去吗？”华仑加窘态毕露地问列文，假装没有听见吉娣的话。

“我要去的，可是只到打谷场，我要留在那边。”

“哦，你有什么事吗？”吉娣说。

“要去看看新买的货车，算算帐，”列文说，“那你到哪里去啊？”

“我到阳台上去。”

二

女人全聚集在阳台上。饭后她们一般喜欢在那里坐坐，不过今天她们还有别的事情。除了人人都在缝制婴儿罩衫和编织襁褓带之外，今天那里还在用不加水的方法煮果酱。这种方法对阿加菲雅来说是新鲜的。吉娣介绍过她娘家使用的这个方法，但这项工作一向由阿加菲雅负责，她认为列文家的一切办法都不会错，因此煮草莓酱还是加了水，肯定说别的方法都行不通。这事被发觉了，现在就决定当众煮果酱，使阿加菲雅相信，不加水照样可以煮好果酱。

阿加菲雅怒气冲冲，满脸通红，头发蓬乱，用她那双露到肘部的瘦手转动着炭炉上的锅子，闷闷不乐地望着草莓，巴不得果酱烧糊，煮不成功。公爵夫人发觉阿加菲雅在生她的气——因为她是煮果酱的主要顾问——就竭力装作在忙别的事，根本不注意果酱，嘴里一直谈着别的事，但不时斜眼望望炭炉。

“我总是亲自给侍女们买些便宜的料子。”公爵夫人继续刚才的谈话，“现在是不是该把浮沫撇掉，我的好保姆？”她转身对阿加菲雅说，“你说什么也不要自己动手，那边太热了。”她阻止吉娣说。

“我来弄吧。”陶丽说着站起来，拿起勺子小心翼翼地在起泡的果酱面上撇着，时而把勺子在一只盛着金黄色浮沫、底下积着一层血红色果酱的盘子上敲敲，把粘在勺子上的浮沫敲下来，“他们喝茶的时候舔到这东西将会多高兴啊！”她想到她的孩子们，同时记起她自己小时候对大人不吃这最好的东西——果酱浮沫感到奇怪。

“斯基华说，最好还是给她们钱，”这时陶丽又继续谈论赏给仆人什么东西最合适这个有趣的问题，“但是……”

“怎么能给钱！”公爵夫人和吉娣异口同声地说，“她们是很看重送礼的。”

“拿我来说，去年就买给我们的马特廖娜一块假毛葛。”公爵夫人说。

“我记得她在您过命名日那天穿过。”

“花样可爱极了，又朴素又大方。要不是她已经有了，我真想给自己也做一件呢。有点象华仑加那一件。真是价廉物美。”

“嘿，现在看来好了。”陶丽舀了一勺子果酱，把它滴下来，说。

“等拉得成丝就好了。再煮一会儿，阿加菲雅。”

“这些该死的苍蝇！”阿加菲雅怒气冲冲地说，“还不是一个样。”她又说。

“啊，瞧它多可爱，别把它吓飞了！”吉娣看见栏杆上一只麻雀正翻着草莓梗，啄食着，突然说。

“是的，但你最好离开炭炉远一点。”母亲说。

“趁这机会来谈谈华仑加的事吧，”吉娣用法语说，每逢她们不愿让阿加菲雅听懂时，总是说法语，“您知道，妈，我不知怎的，真希望今天就能做出决定呢。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那该有多好哇！”

“瞧她真是个做媒的好手！”陶丽说，“她多么巧妙地把他们拉在一起呀……”

“不，告诉我，妈，您有什么想法？”

“我会有什么想法呢？他（“他”是指柯兹尼雪夫）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俄国找到最好的对象，虽然他年纪已经不轻了，但我知道还是有许多女人愿意嫁给他……她是个好姑娘，但他可以……”

“不，您听我说，妈，为什么不论对他或者对她来说都没有更美满的婚姻了。第一，她实在迷人！”吉娣弯起一个手指说。

“他很喜欢她，这是真的。”陶丽附和说。

“其次，他有这样的社会地位，根本就不需要妻子的财产和势力。他只需要一个贤慧娴静的妻子。”

“是的，同她在一起可以放心。”陶丽又附和说。

“第三，她会爱他的。就是说……就是说一切都会称心如意！……我希望他们从树林里出来，事情就能决定了。我从他们的眼色里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那我真会高兴死了！你看怎么样，陶丽？”

“你不要激动，说什么也不要激动！”母亲说。

“我并没有激动，妈。我想他今天就会求婚了。”

“啊，男人怎样求婚，什么时候求婚，这可真有意思……仿佛原来有一道障碍，一下子给冲破了。”陶丽回忆着她同奥勃朗斯基的往事，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说。

“妈，爸爸当年是怎样向您求婚的？”吉娣忽然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简单得很。”公爵夫人回答，因为想起这件往事而绽开了笑颜。

“不，到底是怎样的？在你们开始交谈以前，您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

吉娣觉得特别高兴的是，她现在可以平等地同母亲谈谈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当然爱上了。当年他常到我们乡下来。”

“那么是怎样决定的呢，妈？”

“你一定以为你们现在流行的是一套新花样，对吗？其实还不都是一个样：眉来眼去，笑里传情……”

“您说得真好哇，妈！就是眉来眼去，笑里传情。”陶丽附和说。

“可是他说了些什么啦？”

“列文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是用粉笔写的。这事真怪……我仿佛觉得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吉娣说。

三个女人都想着同一件事。吉娣首先打破沉默。她想起了婚前那个冬天，想起了她对伏伦斯基的迷恋。

“有一件事……就是华仑加以前的对象。”吉娣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事，说，“我要对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一说，使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们男人对我们的过去总是挺会嫉妒的。”她加上说。

“也不是个个都这样，”陶丽说，“你是根据你丈夫的脾气来判断的。列文直到现在想到伏伦斯基还觉得不愉快呢。是吗？是这样吗？”

“是的。”吉娣眼睛里含着笑意，若有所思地回答。

“我可不知道，你过去有什么事会使他烦恼？”公爵夫人出于做母亲的对女儿的关怀，插嘴说，“是因为伏伦斯基追求过你吗？这种事哪一个姑娘没有经历过呀！”

“嗳，我们不谈这个。”吉娣涨红了脸说。

“不，听我说，”做母亲的讲下去，“当时是你自己不要我去同伏伦斯基谈的呀。你记得吗？”

“哎呀，妈！”吉娣露出痛苦的神色说。

“如今可没有人拦着你们……你同他的关系也没有什么越轨的地方。我真想找他当面谈一谈。不过，我的小宝贝，你可激动不得。请你记住这一点，安静些！”

“我安静得很呢，妈。”

“当时亏得来了个安娜，真是吉娣运气好，”陶丽说，“可安娜真是倒霉呀！瞧，事情正好相反。”她不胜感慨地加上说：“当时安娜多么幸福，可吉娣还自以为倒霉呢。真是正好相反！我常常想到她。”

“亏你还想到她！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真没有良心！”母亲说，她不能忘记，吉娣没有嫁给伏伦斯基，却嫁给了列文。

“谈这个事有什么意思呢！”吉娣恼火地说，“这事我不想，也不愿意想……我真不愿意想它！”她留神听着从阳台台阶上传来丈夫熟悉的脚步声，又说了一遍。

“嗨，什么事啊，连想都不愿意想？”列文走到阳台上说。

可是谁也没有回答他，他也就不再问了。

“真抱歉，我破坏了你们的妇女乐园。”列文不太乐意地向每个人扫了一眼，懂得她们在谈不愿当着他面谈的事，说。

刹那间，列文觉得他产生了同阿加菲雅一样的感情。她对煮果酱不加水很不满意，总之，对外来的谢尔巴茨基家的影响很反感。不过，他还是微微一笑，走到吉娣跟前。

“嗯，怎么样？”列文问她，他望着她的那种神情同别人望着她一样。

“没什么，很好！”吉娣笑眯眯地说，“你的事情怎么样？”

“那辆新车比旧车可以多装三倍东西呢。要不要去把孩子们接来？我已经吩咐他们套车了。”

“什么？你要吉娣坐敞篷马车吗？”母亲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呀，公爵夫人。”

列文从来没有叫过公爵夫人“妈妈”，像一般做女婿的称呼丈母娘那样，这使公爵夫人不高兴。列文虽然很敬爱公爵夫人，却不肯这样叫她，因为他觉得这样会亵渎他故世的母亲。

“您跟我们一起走吧，妈。”吉娣说。

“我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轻举妄动。”

“嗯，我走着去好了。我身体好着呢！”吉娣站起来，走到丈夫跟前，挽住他的手臂。

“身体好，可什么事都得有个分寸。”公爵夫人说。

“啊，阿加菲雅，果酱好了吗？”列文笑着对阿加菲雅说，想逗她高兴，“新办法好吗？”

“总该好了。可是照我们看来煮过头了。”

“这样更好些，阿加菲雅，不会变酸，要不然我们这儿冰已经化了，又没有地方保存，”吉娣立刻懂得丈夫说话的意思，就带着同样的心情对老太婆说，“不过你腌的咸菜真好，妈说她哪儿也没有吃到过这样好的咸菜，”她微笑着拉了拉头巾，补充说。

阿加菲雅怒气冲冲地对吉娣望了望。

“您用不着安慰我，少奶奶。我只要对你们俩瞧瞧，就高兴了。”她说。这粗鲁的“你们俩”三个字却使吉娣感动了。

“跟我们一起去采蘑菇吧，您可以给我们带路。”吉娣对阿加菲雅说。阿加菲雅微微一笑，摇摇头，像是在说：“我真想生您的气，可是生不起来。”

“你们照我的话办吧！”老夫人说，“在果酱面上盖一张纸，上面滴几滴朗姆酒，这样就是没有冰也永远不会发霉了。”

三

吉娣能有机会同丈夫单独在一起，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她发现，丈夫刚才走进阳台问她们在谈些什么，却得不到回答时，他那善于流露感情的脸上掠过一种苦恼的神色。

他们走在别人前头，走到看不见房子的地方，来到撒满黑麦穗和麦粒、积有灰沙的踩得很平整的路上。这时候，她更紧地偎依着丈夫，把他的手臂贴住自己的身子。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如今同她单独在一起，一心想到她快做母亲，体验到一种同心爱的女人亲近时超过肉体的纯洁的快乐。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但列文渴望听听她的声音，因为自从她怀孕以来，她的声音也同她的眼神一样变了。她仿佛一个人在专心致志地从事心爱的工作，声音同眼神里都充满又温柔又严肃的调子。

“那么你不累吗？在我身上靠得舒服些吧！”列文说。

“不累，我真高兴同你单独在一起。老实说，同他们在一起不管怎么有趣，也不能使我忘记冬天晚上咱俩在一块儿的快乐。”

“本来就不错，但现在更好。这样那样都很好。”列文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吗？”

“是谈果酱吧？”

“不错，也谈过果酱，但还谈到男人怎样求婚。”

“哦！”列文说，他与其说是在听她的话，不如说是在听她的声音；此刻他们正穿过林中的小路，他一直留神着，尽量避开那些她可能摔跤的地方。

“还谈到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和华仑加呢。你没有注意吗？……我真希望这事能成功。”吉娣继续说，“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她说着瞧了瞧他的脸。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列文含笑回答，“我觉得谢尔盖这人有点古怪。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是的，他爱过那个死去的姑娘……”

“那还是我小时候的事，我后来听别人讲的。我记得他当时的模样。他当时非常可爱。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观察他对待女人的态度：他很亲切，有几个女人他也喜欢，但我觉得她们对他来说只是人，并不是女人。”

“对，不过现在他跟华仑加……看来有点什么……”

“也许有……但我们要知道他的为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过的纯粹是精神生活。他这人太纯洁了，灵魂太高尚了。”

“怎么？难道这样会降低他的人格吗？”

“不是的，他过惯纯粹的精神生活，不会顺从现实生活，可华仑加终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如今列文已惯于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再字斟句酌了。他知道妻子在这种情意绵绵的时刻，只要他稍作暗示，就能懂得他的意思。此刻她确实懂得他的意思。

“是的，但她不像我这样讲究实际；我明白他是决不会喜欢我的。华仑加却是一味追求精神生活的。”

“嗳，不，他很喜欢你。我家的人喜欢你，这使我一直很高兴……”

“对，他待我很亲切，但是……”

“但是他不像已故的尼古拉……你们倒是很合得来，”列文替她把话说完，“你怎么不说了？”他接下去说，“我有时责备我自己，到头来总是把他给忘了。唉，他这人真是又可怕又可爱……是的，我们刚才在谈什么呀？”列文沉默了一阵说。

“你认为他这人不会谈恋爱，是吗？”吉娣用她习惯的语言直率地说。

“不是说他不会谈恋爱，”列文微笑着说，“但他没有人类少不了的那种毛病……我总是很羡慕他；就是现在这么幸福，我还是羡慕他。”

“你羡慕他不会谈恋爱吗？”

“我羡慕他比我强，”列文笑着说，“他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为了尽责任。因此他能够心安理得，无所需求。”

“那么你呢？”吉娣露出嘲弄而深情的微笑问。

她怎么也不能表达促使她微笑的思绪，但她最后归结为一点，就是丈夫称赞哥哥，贬低自己，并非完全出于真心。吉娣知道他这样做是因为热爱哥哥，因为自己过分幸福而感到惭愧，特别是因为这种追求幸福的欲望没有止境。她爱他这种心情，所以笑了。

“那么你呢？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她还是那样微笑着问。

吉娣不相信他还有什么地方对自己不满意，这使他觉得高兴。他无意中逗她说出了不相信的理由。

“我感到幸福，但我对自己不满意……”列文说。

“既然你感到幸福，怎么还会对自己不满意呢？”吉娣说。

“怎么对你说好呢？……在我心里，除了你不摔跤以外，没有别的愿望。啊呀，你可不能这样跳哇！”列文中止原来的谈话，责备她，因为她越过横在路上的一根树枝时动作太快了，“但我扪心自问，拿自己同别人比较，特别是同我哥哥比较，就觉得自己太糟了。”

“到底糟在哪里呀？”吉娣带着同样的微笑继续说，“你不是也在为别人工作吗？你的田庄，你的农场，你的著作，都不能算数吗？……”

“不，我现在更加感觉到你错了，”列文握紧她的手说，“那些都算不了什么。我做那一切都是不卖力的。要是我能像爱你那样爱那些事就好了……事实上，我近来做工作就像应付差事一样。”

“那么，你说我的爸爸怎么样？”吉娣问，“他什么公益事业也不做，是不是也很糟呢？”

“他吗？——不。一个人应该像你父亲那样朴实、开朗、善良，可是这些我有吗？我什么事也不做，因此很痛苦。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在没有你和没有‘这个’以前，”他说着望望她的肚子，她明白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可是现在办不到，我感到惭愧。我做工作就像在应付差事那样，我假装……”

“那么你现在愿意同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对调吗？”吉娣说，“你只要像他一样从事公益事业，热爱那非办不可的差事，就心满意足了吗？”

“当然不是的，”列文说，“不过我太幸福，简直什么也不明白。那么你想我哥哥今天会向她求婚吗？”列文沉默了一会儿，又问。

“我又想，又不想。只是我真希望他会求婚。啊，等一下！”吉娣弯下腰去，在路边摘了一朵野菊花，“嗯，来数一数：他会求婚，他不会求婚。”吉娣说着把花递给列文。

“他会，他不会。”列文一面撕下一片片狭长的白色花瓣，一面数着。

“不对，不对！”吉娣兴奋地注视着他的手指，捉住他的手，说，“你撕了两片了。”

“哦，那么这片小的就不算了！”列文撕下一片还没有长足的花瓣说，“你瞧，马车追上来了。”

“你累不累呀，吉娣？”公爵夫人叫道。

“一点也不累。”

“既然马很听话，走得很慢，你就坐上来吧。”

但是已经用不着坐车了。目的地快到了，大家就步行走了过去。

四

华仑加的黑头发上包着一块白头巾，她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和蔼而快乐地同他们玩着，显然因为有机会向她心爱的男人表白爱情而感到十分兴奋，她的模样也格外迷人。柯兹尼雪夫同她并肩走着，不断地欣赏着她的美丽。他眼睛望着她，心里回想着她说过的一切动听的话，思索着她的种种优点。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她的感情是很特殊的，这种特殊的感情他好久好久以前体验过，而且只有一次，那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同她接近的快乐越来越强烈，当他把采到的一个细株卷边的大桦树菌放进她的篮子里时，他对她的眼睛瞟了一下，看见她脸上泛起又惊又喜的红晕，他自己也窘态毕露，默默地对她微微一笑。这一笑可包含着多少情意呀。

“既然这样，”柯兹尼雪夫自言自语着，“我就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做出决定，可不能像孩子那样热情冲动、神魂颠倒哇。”

“这会儿我要自己一个人去采蘑菇了，要不然我的成绩太差了。”他说着独自离开大伙儿——他们正走在林边稀落的老桦树中间柔软如丝的草地上——向那白桦树中间杂生着银灰树干的白杨和暗色榛树丛的树林深处走去。柯兹尼雪夫走了四十步光景，走进盛开的浅红和深红的卫矛花丛中。他知道人家看不见他，就站住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他头上的桦树梢边有一群苍蝇像蜜蜂一样嗡嗡地闹个不停，偶尔还传来孩子们的声音。忽然从树林边上传来华仑加呼唤格里沙的女低音，柯兹尼雪夫的脸上不禁浮起一片快乐的微笑。柯兹尼雪夫觉察到这微笑，对自己这种处境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掏出一支雪茄，动手点火。他拿火柴在桦树干上擦了好一阵，怎么也擦不着。柔嫩的白色树皮上粘了些磷粉，火就熄灭了。最后，有一根火柴点着了，香味浓烈的雪茄的烟像一块飘荡的桌布向前飞翔，冉冉上升，缭绕在桦树低垂的枝叶之下和灌木上面。柯兹尼雪夫目送着这片烟云，慢慢地向前走去，心里考虑着自己的处境。

“为什么不行呢？”他想，“这会不会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会不会只是一种迷恋，一种相互的迷恋（我敢说是相互的）？但我觉得这在我是反常的，要是我屈服于这种迷恋，我就会背离我的天职和责任……但情况并非如此。我说得出的反对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当我丧失玛丽的时候，我立誓对她永不变心……这一点很重要，”柯兹尼雪夫自言自语，同时又觉得这种顾虑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在别人看来，他至多损害了自己那种诗人的气质罢了，“除此以外，不论我怎样找寻，也找不出一条违反自己感情的理由。要是单凭理智选择的话，我可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对象了。”

不论他回想多少认识的妇女和姑娘，也想不起哪一个具备他冷静思考后认为做他妻子应具备的全部优点。她具有少女的娇媚和魅力，却不是个不解事的孩子。她像一个成熟的女人自觉爱一个男人那样爱他。这是其一。其次，她不但一点也不俗气，而且显然很厌恶上流社会，但又懂得人情世故，还具备一个有教养的女人的优雅风度。缺乏这样的风度，柯兹尼雪夫认为是无法考虑她做他终身伴侣的。第三，她的宗教信仰是虔诚的，但并不是像吉娣那样孩子式的懵懵懂懂的虔诚和善良，她的生活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甚至在一些细节上，柯兹尼雪夫都觉得她是个理想的妻子：她贫穷而孤独，这样她就不会把一大堆亲戚和他们的影响带到夫家来，就像他看到的吉娣那样，而是处处依靠丈夫，感激丈夫，这也是他一贯对未来的家庭生活的希望。这位姑娘正是集种种优点于一身，并且爱着他。他通情达理，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也爱她。唯一的顾虑就是他的年龄。但他出生的家庭是长寿的，他没有一根白发，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四十岁的人。他还记得华仑加说过，只有在俄国大家把五十岁的人看作老头儿，在法国五十岁的人往往自认为年富力强，四十岁还是青年呢。再说，既然他觉得自己的心像二十年前一样年轻，年龄又算得了什么？现在他又来到了树林边缘，看见灿烂的夕阳下华仑加优美动人的体态。她穿着一身淡黄的连衫裙，手里挽着一只篮子，步态轻盈地走过一棵老桦树。当华仑加的形象，同他叹赏不止的夕阳下黄澄澄的麦田、田野后面逐渐没入苍茫天际的远方金黄色老树林的美景融成一片时，涌上他心头的不正是青春的感情吗？他的心快乐地收缩着，一股柔情涌上心来。他觉得他已打定主意。华仑加刚蹲下身去采一朵蘑菇，立刻又轻盈地站起来，回头一望。柯兹尼雪夫扔掉雪茄，毅然地大踏步向她走去。

五

“华尔华拉·安德烈夫娜，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象我会爱上怎样的女人，并且乐意把她称为我的妻子。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如今第一次发现您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我爱您，向您求婚。”

柯兹尼雪夫离开华仑加十步远时，这样自言自语道。华仑加跪在地上，双手保护着几个蘑菇不让格里沙抢去，同时呼唤着小玛莎。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孩子们！这儿多得很！”她用好听的胸音叫道。

她看见柯兹尼雪夫走过来，并没有起身，也没有改变姿势；但种种迹象都告诉他，她发觉他走近了，她很高兴。

“怎么样，您找到什么啦？”华仑加问，把白头巾底下笑盈盈的美丽的脸向他扭过来。

“什么也没有，”柯兹尼雪夫说，“那么您呢？”

她忙于应付身边的孩子们，没有回答他。

“这儿还有一个呢，在树枝旁边。”她对小玛莎说，指给她看一个小小的红蘑菇。这蘑菇富有弹性的粉红色小帽子压着一根干草，它正从草底下生长出来。玛莎把红蘑菇撕成两瓣，露出白色的肉身，捡起来。华仑加也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童年时代。”她离开孩子们同柯兹尼雪夫并肩走着，又说。

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华仑加看出他想说话；她猜到他想说什么，兴奋和恐惧得心都缩紧了。他们走得离开孩子们很远了，谁也听不见他们说话，可是他还没有开口。华仑加宁愿沉默一下。刚刚谈过蘑菇的事，最好还是沉默一会儿再谈，这样比较容易说出他们心里想说的话。可是华仑加偏偏违反心意，仿佛脱口而出地说：

“那您真的什么也没有找到吗？其实树林里总要少一些。”

柯兹尼雪夫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恼火的是她竟谈起蘑菇来。他想回过去再谈谈她刚才讲到的她童年的事；但他仿佛也违反自己的心意，沉默了一阵以后，就她最后那句话说出他的想法。

“我只听说白蘑菇多年都生在树林边上，可是我也不会鉴别哪些是白蘑菇。”

又过了几分钟，他们离开孩子们更远，只剩下他们两人了。华仑加的心噗通噗通地跳得她自己都能听见，她感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在施塔尔夫人家里过了那么些年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后，华仑加觉得能做柯兹尼雪夫那样的人的妻子真是莫大的幸福。再说，她差不多确信她已经爱上他了。而这事此刻就得做出决定。她感到害伯。她又怕他说些什么，又怕他什么也不说。

要么现在说，要么永远不说，这一层柯兹尼雪夫也感觉到了。在华仑加的目光里，在她脸上红晕里，在她低垂的眼睛里，处处都流露出这种痛苦的期待。柯兹尼雪夫看出这一点，他为她难过。他甚至觉得，现在什么话也不说就是侮辱她。他在心里反复提出一切有助于做出决定的理由，同时在心里重复着向她求婚的话，可是他没有说出口，却忽然心血来潮地问：

“白蘑菇和桦树菌到底有什么不同？”

华仑加回答的时候，激动得嘴唇都抖动起来：“蘑菇帽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在根上。”

这两句话一出口，他和她都明白事情完了，原来想说的话不会再说，而在这以前他们达到顶点的激情也平静下来了。

“桦树菌的根好像两天没有刮脸的男人的黑胡子。”柯兹尼雪夫说话已经平静了。

“是的，这倒是真的。”华仑加微笑着回答。他们不由得改变了散步的方向。他们向孩子们走去。华仑加觉得又痛苦又羞愧，但同时又感到轻松。

柯兹尼雪夫回到家里，反复思考着各种理由，觉得他原先的想法错了。他实在忘不了玛丽。

“轻一点儿，孩子们，轻一点儿！”列文站在妻子前面保护她，怒气冲冲地对孩子们嚷道，当时一大群孩子高兴得尖声直叫，向他们冲来。

柯兹尼雪夫同华仑加跟着孩子们从树林里出来。吉娣用不着问华仑加，她从他们两人平静而略带羞愧的脸色看出，她的计划没有成功。

“嗯，怎么样？”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丈夫问她。

“不干！”吉娣说，她微笑和说话的样子很像她父亲。列文常常满意地注意到这一点。

“怎么不干？”

“就是这个样子，”她抓住丈夫的一只手，拉到嘴边，抿紧嘴唇吻了吻，“就像人家亲主教的手一样。”

“谁不干？”他笑着问。

“两个都不干。喏，应该这样……”

“庄稼汉来了……”

“不，他们看不见的。”

六

孩子们喝茶的时候，大人们都坐在阳台上若无其事地谈天，虽然人人（特别是柯兹尼雪夫和华仑加）心里都很明白，发生过一件不愉快而很重要的事。他们两人共同的感受，就像考试不及格而留级或者永远被开除的学生。在场的人也个个察觉到出了什么事，但都兴致勃勃地谈着别的问题。今天晚上，列文和吉娣觉得格外幸福和恩爱。他们在爱情上很幸福，这就使那些向往幸福而得不到幸福的人感到难受，他们因此甚至觉得害臊。

“我说阿历山大不会来了，你们瞧着吧！”老公爵夫人说。

今天晚上大家在等奥勃朗斯基的火车。老公爵来信说，他可能同女婿一起来。

“我还知道为什么，”公爵夫人继续说，“他常说应该让新婚夫妇单独住一阵。”

“爸爸真的就这样把我们扔下。我们好久没看到他了，”吉娣说，“我们怎么算得上新婚夫妇呢？我们早就是老夫老妻了。”

“要是他不来，我也要跟你们分手了，孩子们。”公爵夫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说。

“嗳，您这是怎么啦，妈！”两个女儿异口同声地责怪她。

“你们想想，他心里好受吗？要知道现在……”

老夫人的声音突然哆嗦起来。两个女儿都不作声，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妈总是自寻烦恼。”她们的目光仿佛这样说。她们不知道，尽管夫人在女儿家里过得很好，尽管她觉得自己在这里很有用，但自从心爱的小女儿出嫁，家里变得冷冷清清以来，她就一直为自己伤心，也为丈夫伤心。

“您有什么事，阿加菲雅？”吉娣忽然问那站在面前的样子神秘、脸色庄重的阿加菲雅说。

“晚饭吃点什么？”

“哦，你去安排吧，”陶丽说，“我要去帮格里沙温习功课了。他自己还什么也没有做呢。”

“这是我的事！不，陶丽，我去帮他做。”列文霍地跳起来说。

格里沙已进了中学，夏天照理应该温习功课。陶丽在莫斯科的时候就陪同儿子一起学习拉丁文，到了列文家以后，规定每天至少一次同他复习算术和拉丁文中最困难的部分。列文自告奋勇来代替陶丽；但是做母亲的有一次听列文上课，不像莫斯科教师那样给他辅导，感到很为难，竭力想不得罪列文，但还是毅然对他说，要像老师那样照课本复习，并且表示最好还是让她自己来教。列文对奥勃朗斯基很有意见，因为他玩世不恭，逃避责任，把管教儿子的责任让不懂教育的母亲承担。列文对教师也很有意见，因为他们教孩子教得那么糟糕，但他答应姨姐遵照她的意思教课。他就不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却照着课本替格里沙上课，因此没精打采，常常忘记上课的时间。今天也是这样。

“不，我去，陶丽，你坐着！”列文说，“我们会照章办事，根据课本教的。只不过等斯基华来了，我们要去打猎，那时要停一下课。”

列文说着找格里沙去了。

华仑加也对吉娣说了类似的话。就是在列文设备完善的幸福家庭里，华仑加也能出一分力。

“晚饭我去安排，您坐着吧。”华仑加说着站起来向阿加菲雅走去。

“好的，好的，他们买不到小鸡，那就用我们自己养的……”吉娣说。

“这事让我同阿加菲雅去安排吧。”华仑加说着同她一起走了。

“多么可爱的姑娘！”公爵夫人说。

“不是可爱，妈，简直是个迷人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哪儿也找不到。”

“那么今天你们就在等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吗？”柯兹尼雪夫说，显然不愿意再谈华仑加的事，“很难找到像他们两位这样不相像的连襟了，”他调皮地微笑着说，“一个活泼好动，在交际场中如鱼得水；另一个，我们的列文，机警灵活，可是一到交际场所就呆若木鸡，或者像鱼到了地上，乱蹦乱跳，死命挣扎。”

“是的，他这人粗心大意，”公爵夫人对柯兹尼雪夫说，“我正想求您对他说说，她（她指的是吉娣）绝对不能留在这里，一定要到莫斯科去。他说去请位医生来……”

“妈，他什么都会办到，什么都会答应的。”吉娣说，她对母亲要柯兹尼雪夫过问这事感到不高兴。

她们谈到一半，听见林荫道上传来马嘶声和沙砾路上车轮滚动的声音。

陶丽还来不及站起来迎接丈夫，列文就从格里沙上课房间的窗口跳出去，并且把格里沙也抱了出去。

“斯基华来了！”列文在阳台下面叫道，“我们的课已经上完了，陶丽，不要伯！”他又说，同时像孩子似的跑下去迎接马车。

“他，她，它；他的，她的，它的。”格里沙一面大声背着拉丁文代词，一面沿着林荫道连蹦带跳地跑去。

“还有个什么人。对了，是爸爸！”列文在林荫道入口处站住，叫道，“吉娣，你不要走那么陡的台阶，你绕个圈子过来。”

列文以为车上坐着的是老公爵，可是他错了。他走近马车，才看清坐在奥勃朗斯基旁边的不是公爵，而是一个头戴后面有长飘带的苏格兰便帽的漂亮肥胖的青年。原来是谢尔巴茨基的表兄弟维斯洛夫斯基，一个闻名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的年轻人，并且像奥勃朗斯基介绍时说的，“是位杰出的人物和热衷打猎的好手”。

维斯洛夫斯基毫不计较人家因错把他当作老公爵而产生的懊丧，兴致勃勃地同列文寒暄，说他们以前见过面，接着又抱起格里沙，越过奥勃朗斯基带来的猎狗，把他抱进马车里。

列文没有上马车，却跟在后面走。他心里有点不高兴，因为他越是了解越是喜爱的老公爵没有来，却来了这个完全多余的生人维斯洛夫斯基。列文走到聚集了一大群闹哄哄的大人孩子的台阶边，看见维斯洛夫斯基露出特别亲昵殷勤的样子吻着吉娣的手，越发觉得他是个多余的生人。

“我同尊夫人是表兄妹，又是老朋友。”维斯洛夫斯基再次紧握着列文的手说。

“哦，怎么样，有野味吗？”奥勃朗斯基刚同每个人打过招呼，就问列文说，“我们两人野心可大了！哦，妈，他们结婚以后还没有到莫斯科去过呢。哦，塔尼雅，这给你！你到马车后面去拿吧。”他面面俱到地应付着，“你气色真好啊，我的陶丽。”他一面对妻子说，一面再次吻着她的手，又用一只手拉住她的手，另一只手在上面抚摩着。

列文刚才还兴高采烈，这会儿却闷闷不乐地望着大伙儿，他觉得一切都不顺心。

“昨天他这两片嘴唇才吻过谁呀？”他望着奥勃朗斯基对妻子那种亲热的样子，暗自思忖。他望望陶丽，对她也没有好感。

“她明明不相信他会真心爱她，为什么还那样快活呢？真恶心！”列文想。

他望望公爵夫人，一分钟以前他还觉得她很可爱，但此刻他也不喜欢她像在自己家里那样热情地招待这个帽带飘飘的维斯洛夫斯基。

他甚至不喜欢柯兹尼雪夫，因为他也走到台阶上，装出友好的样子欢迎奥勃朗斯基。列文知道他哥哥一向不喜欢也瞧不起奥勃朗斯基。

列文觉得连华仑加都很讨厌，因为她装出一副无比圣洁的模样同这位城里人认识，其实却一心想嫁人。

但最使人反感的是吉娣，她竟然同这个自以为下乡旅行对人对己都是一大乐事的城里人又说又笑，兴高采烈；特别使他嫌恶的是她回报他微笑时那种异样的笑容。

大家闹哄哄地谈着话，走进屋去。列文等大家一坐下，转身就出去了。

吉娣看出丈夫有些异样。她想找个机会同他单独谈谈，可是他说有事要到账房去，就匆匆走掉了。他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农庄的事了。“他们老是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列文想，“现在又不是过节，工作不等人，不工作就不能生活呀。”

七

列文直到仆人请他吃晚饭，才回家去。吉娣同阿加菲雅站在楼梯上商量晚饭喝什么酒。

“你们忙[84]什么呀？像平常一样就行了。”

“不，斯基华是不喝酒的……康斯坦京，等一下，你怎么了？”吉娣一面说，一面连忙跟在他后面，可是他并不等她，冷冰冰地大踏步向餐室走去，立刻加入那边以维斯洛夫斯基和奥勃朗斯基为中心的热闹的谈话。

“嗯，我们明天就去打猎，怎么样？”奥勃朗斯基说。

“好的，去吧。”维斯洛夫斯基说，同时换到另一把椅子上侧身坐下，把一条胖腿搁在另一条上面。

“我很高兴陪你们去。您今年打过猎吗？”列文对维斯洛夫斯基说，注视着他的腿，但装出高兴的样子。吉娣心里很明白这种高兴是假装的，而且同他的为人极不相称。“大鹬不知能不能找到，但山鹬很多。不过得起个早。你们不累吗？斯基华，你不累吗？”

“我累？我从来不觉得累。我们来它个通宵！出去散散步。”

“真的，我们不要睡觉！太有意思了！”维斯洛夫斯基响应说。

“吓，你自己可以不睡，也不让别人睡，这一点我们倒是相信的，”陶丽用含嘲带讽的口气对丈夫说，现在她对他说话总是用这样的口气，“不过照我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走了，我不吃晚饭了。”

“不，你坐一会儿，我的陶丽，”奥勃朗斯基一面说，一面转到他们正在吃饭的大饭桌后面陶丽的身边，“我还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呀！”

“我看不见得。”

“你知道吗，维斯洛夫斯基到安娜那里去过了。他还要到他们那里去。要知道，他们离这里只有七十里路。我也要去一次。维斯洛夫斯基，你过来！”

维斯洛夫斯基转移到太太们那里，到吉娣身边坐下。

“嗯，您倒说说，您到她那儿去过吗？她怎么样？”陶丽问他。

列文留在桌子另一头，不停地同公爵夫人和华仑加谈话，看见奥勃朗斯基、陶丽、吉娣和维斯洛夫斯基正兴高采烈而又神秘地谈着话。不仅如此，他还看见妻子睁大眼睛望着夸夸其谈的维斯洛夫斯基俊俏的面孔，脸上露出全神贯注的表情。

“他们那里很好，”维斯洛夫斯基谈起伏伦斯基和安娜的情况，“我当然不敢妄加评判，但在他们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

“那么，他们有什么打算吗？”

“大概想到莫斯科去过冬。”

“咱们一起到他们那里去该多好哇！你什么时候去？”奥勃朗斯基问维斯洛夫斯基。

“我打算在他们那里过七月。”

“那么你去不去？”奥勃朗斯基问妻子。

“我早就想去了，我一定要去一次，”陶丽说，“我替她难过，我了解她。她是个出色的女人。等你走了，我一个人去，免得给人家添麻烦。你不去更好。”

“好极了！”奥勃朗斯基说，“那么你呢，吉娣？”

“我？我去做什么？”吉娣满脸通红地说，她回头看了丈夫一眼。

“您同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也熟吗？”维斯洛夫斯基问她说，“她真是个迷人的女人。”

“是的。”吉娣回答维斯洛夫斯基，脸涨得更红了。她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

“那么你明天去打猎吗？”她问丈夫。

在这几分钟里，列文妒意发作，特别是他看到吉娣同维斯洛夫斯基谈话时双颊绯红的那副娇态。这会儿，他又照自己的意思来理解她这句话。尽管后来想起这事感到很荒唐，但现在他满心以为，她问他去不去打猎，只是想知道他肯不肯让维斯洛夫斯基快乐一番，因为照他看来，吉娣已经爱上他了。

“是的，我要去的。”列文用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讨厌的极不自然的声音回答。

“不，明天你们最好在家里待一天，要不然陶丽就没有机会看到丈夫了，你们后天去吧。”吉娣说。

吉娣这番话又被列文曲解成这样：“不要把我同他拆散。你去不去我无所谓，但让我享受享受同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交际的快乐吧。”

“好，要是你希望这样，那我们明天就待在家里。”列文特别殷勤地回答。

维斯洛夫斯基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到来竟会造成别人那么大的痛苦，他随着吉娣从桌旁站起身，又用含笑的亲切目光望着她，跟着她走过来。

列文看见他的目光，顿时脸色发白，好一阵喘不过气来。“他怎么能这样盯住我的妻子瞧！”他怒气冲天地想。

“明天就这样过吗？让我们一起去吧！”维斯洛夫斯基说，坐在椅子上照例又架起腿来。

列文的妒意越发厉害了。他已把自己看成是个受骗的丈夫，妻子和情夫正利用他替他们提供的舒服生活在享乐……虽然如此，他还是彬彬有礼地问维斯洛夫斯基有关打猎、猎枪和皮靴的事，并且同意明天去打猎。

幸亏老夫人站起来，还劝吉娣去睡觉，才使列文不再受罪。不过，列文还是不能避免新的苦恼。维斯洛夫斯基同女主人告别的时候，又想吻吻她的手，但是吉娣脸涨得通红，缩回手去，用事后受她母亲责备的憨直口气说：“我们这里不兴这一套。”

列文认为，她纵容维斯洛夫斯基做出这种轻浮的举动，是她的过错，她又这样拙劣地表示不爱这一套，更是错上加错。

“嗳，何必这样忙着去睡觉！”奥勃朗斯基说。他晚饭时喝了几大杯葡萄酒，情绪特别好，心里充满了诗意。“你瞧，吉娣，”他指指菩提树后升起的一轮明月说，“多美呀！维斯洛夫斯基，这可是唱小夜曲的时候了。你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我们一路上都在唱歌。他随身带来两首优美的抒情歌谱，都是新出的。最好让他同华尔华拉·安德烈夫娜来个二重唱。”

等大家都走散了，奥勃朗斯基同维斯洛夫斯基又在林荫道上散步了好一阵。可以听到他们在合唱一首新的抒情歌曲。

列文听见他们唱歌，皱着眉头坐在妻子卧室的安乐椅上。吉娣问他有什么事，他始终不开口，直到最后她主动怯生生地微笑着问：“是不是维斯洛夫斯基有什么地方使你不高兴？”列文这才打破沉默，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但他说的话使他自己感到惭愧，因此越发恼火了。

他站在她面前，皱紧眉头，眉头底下那双眼睛可怕地闪闪发亮，一双强壮有力的手臂抱住胸膛，仿佛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要不是脸上露出使她感动的痛苦神色，他的表情是很严厉的，简直是冷酷的。他的下颚在抽搐，声音也不连贯。

“你要明白，我不是吃醋。吃醋是个卑鄙的字眼。我不会吃醋，我不相信……我说不出我的感情，但这是可怕的……我不吃醋，但我感到委屈，感到受侮辱，居然有人敢动脑筋，有人敢用这样的眼光瞧着你……”

“是怎样的眼光啊？”吉娣说，竭力回忆当天晚上的每句话和每个行动，分析它们的含义。

当维斯洛夫斯基跟着她走到桌子另一头时，她在内心深处是感觉到有点什么的，但这一点连她自己都不敢承认，更不敢告诉列文，来增加他的痛苦。

“我现在这个模样，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

“唉！”列文双手抱住头，叫了一声，“你还是不要说的好！……那么，要是你还能吸引人呢？……”

“不，康斯坦京，等一下，你听我说！”吉娣带着痛苦的同情神色瞧着他，说，“嗐，你还能有什么想法呢？对我来说，除了你再没有别的人，再没有别的人！……你是不是要我不见任何人哪？”

他的妒忌起初使她生气。她觉得难过的是，连这样极其纯洁的交际的快乐他都不许她享受。不过，现在她不仅情愿牺牲这种小事，而且情愿牺牲一切，只要能使他放心，能使他摆脱痛苦。

“你要了解我这种又可怕又可笑的处境，”列文继续用绝望的口吻低声说，“他到我家来做客，除了他那种放肆的态度和搁腿的姿势，确实没有什么不成体统的地方。他还很自命不凡，我也只好对他客客气气。”

“不过，康斯坦克，你说得也太过分了。”吉娣嘴上这样说，看到他从妒忌中反映出来的对她的爱，心里倒很高兴。

“最可怕的是，你一向是那么纯洁，我现在觉得还是那么纯洁，我们是那么幸福，那么异常幸福，可是忽然来了这样一个坏蛋……不，不是坏蛋，我何必咒骂他呢？他根本不关我的事。可现在我的幸福和你的幸福又怎样啦？……”

“我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吉娣开口说。

“什么缘故？什么缘故？”

“吃晚饭时我们在谈话，我看到你怎么在看我们。”

“是啊，是啊！”列文害怕地说。

吉娣讲给他听他们谈了些什么。她讲的时候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列文不作声，接着偷偷看了看她那苍白的恐惧脸色，突然双手抱住了头。

“吉娣，我把你害苦了！亲爱的，原谅我！这简直是发疯！吉娣，全是我错了。我怎么可以为这种蠢事自寻烦恼呢？”

“不，我真替你难过。”

“替我？替我难过？我算得了什么？我是个疯子！……可是为什么要害得你痛苦呢？想起来真可怕，我们的幸福竟会随便被人家破坏。”

“当然，这事叫人感到委屈……”

“好吧，我要留他在我们这里过夏天，我要客客气气对待他，”列文吻着她的手说，“你看好了。明天……对，明天我同他们一起去。”

八

第二天，太太们还没有起身，打猎用的轻便马车，有四轮的，有双轮的，已经停在门口了。拉斯卡一早知道要去打猎，就一直狂吠滥叫，欢蹦乱跳，接着又坐在车夫的驭座旁，因为猎人们迟迟不出来，它紧张而不满地望着大门——他们应该从那里出来。第一个出来的是维斯洛夫斯基，他脚登一双靴筒高到他的胖腿肚的崭新大皮靴，身穿一件绿色上装，腰里束着一条散发着皮革味的新子弹带，头戴那顶有飘带的苏格兰帽，手里拿着一支没有背带的英国新猎枪。拉斯卡窜到他跟前，跳起来向他致意，汪汪地叫着，仿佛在问，其余的人是不是快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回答，只好又回到原地等候，歪着头，竖起一只耳朵，又不作声了。大门终于格格响着打开了，奥勃朗斯基的黄斑猎狗克拉克飞了出来，在空地上奔突了几圈。接着，奥勃朗斯基手里拿着猎枪，嘴里咬着雪茄，走了出来。“别动，别动，克拉克！”他亲切地对那在他腹部和胸部乱扑乱抓、钩住他猎袋的狗叫道。奥勃朗斯基脚登软皮鞋，裹着包脚布，身穿一条破旧的马裤和一件短大衣。他头上戴着一顶破烂不堪的帽子，但那支新式猎枪却漂亮得像个玩具，子弹带和猎袋虽旧，材料倒是挺讲究的。

维斯洛夫斯基以前不懂得真正的猎人风度：衣服要穿得破烂，但猎具必须是最讲究的。如今他看到奥勃朗斯基优雅、肥壮而生气勃勃的身体穿上破烂的衣衫，别有一种风度，他才懂得了这一点，决定下次打猎也要这样打扮。

“咦，我们的主人怎么搞的？”维斯洛夫斯基问。

“有了年轻的太太嘛！”奥勃朗斯基笑嘻嘻地说。

“是啊，而且又是那么迷人。”

“他已经穿戴好了。大概又跑回她那里去了。”

奥勃朗斯基猜对了。列文又跑回妻子那里，再次问她是不是原谅他昨天的蠢事，还恳求她看在基督份上格外保重。最要紧的是要她留神孩子们，因为他们总是乱冲乱撞。然后又要她再次保证，他出门两天，她决不生气，而且明天一早就派人骑马送一个条子给他，哪怕只写上两个字，也好让他知道她平安无事。

吉娣要同丈夫分别两天，照例感到很难过，但是看到他穿着猎靴和雪白的短衫，显得格外魁梧，以及她所不理解的那种兴致勃勃的打猎劲头，她就因他的快乐而忘记了自己的难受，高高兴兴地同他告别了。

“对不起，各位先生！”列文跑到门口说，“午饭带上了吗？为什么把枣红马套在右边？嗳，没有关系。拉斯卡，安分点儿，躺下！”

“把它们放到没有配过种的羊群里去吧，”他对站在门口问他怎样安排阉羊的牧人说，“对不起，又来了一个捣蛋鬼。”

列文又从马车上跳下来，向手拿量尺朝台阶走来的木匠走去。

“嗐，昨天你不到账房来，现在又要来耽误我的时间了。那么有什么事？”

“您让我们再做一个转弯吧。只要再加三级就行了。我们一定把它配好。这样就稳当多了。”

“你早就该听我的话了！”列文恼火地回答，“我说过，先装侧板，再配上楼梯。现在可无法补救了。照我的话办，再做一副新的吧。”

事情是这样的：木匠在厢房里做楼梯，没有算准高度，结果装上去的踏级都是倾斜的，把活儿搞坏了。现在木匠仍想把这座楼梯装上去，只另外增加三级。

“这样就会好多了。”

“再增加三级，你要把楼梯通到哪儿去？”

“您别见怪，老爷，”木匠神气活现地笑着说，“不高不低，刚刚好。就是说，从下面走起，”他做着满有把握的手势说，“一级，一级，一级走上去。”

“要知道加三级就得增加长度……叫它通到哪儿去呢？”

“就是这样从下面一级一级上去。”木匠固执地说。

“那它就会通到天花板，穿破墙壁了。”

“您别见怪。就是从下面上去。一级，一级，一级走上去。”

列文拉出猎枪通条，动手在沙土上画楼梯的图样给他看。

“来，看见吗？”

“随您的便吧，”木匠说，他的眼睛顿时炯炯发亮，显然领会了他的意思，“看来得重新做一个了。”

“对，就是要照我的话办！”列文一面坐上马车，一面吆喝道，“走了！把狗拉住，菲利浦！”

现在列文把家务和农事全抛开，深深体会到生活和希望的快乐，连话都不想说了。此外，他还产生了猎人在接近目的地时常有的聚精会神的紧张心情。要是说他现在还有什么操心的话，那也只是他们能在柯尔本沼地找到什么野味，拉斯卡同克拉克比起来哪一个强，他自己今天打猎顺利不顺利，他在这位新客人面前怎样才能不丢脸？怎样使奥勃朗斯基打猎的成绩不超过他？——这些思想也在他的头脑里掠过。

奥勃朗斯基也有这样的感觉，同样很少说话。只有维斯洛夫斯基兴致勃勃地说个不停。列文现在听着他说话，想到昨天对他的误解，感到害臊。维斯洛夫斯基确实是个好小子，单纯，善良，乐天。列文要是在结婚以前遇见他，他们准会成为好朋友的。列文本来不太喜欢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放荡不羁的神气。他留着长指甲，戴着苏格兰便帽，打扮得不伦不类，还自以为超群脱俗；但由于他心地善良，举动文雅，这一切是可以得到人家原谅的。他博得列文的欢心，是因为教养好，能说一口漂亮的法语和英语，而且出身和列文一样。

维斯洛夫斯基非常喜欢左边那匹顿河草原马，对它赞不绝口。

“骑着草原马在草原上兜风，该多美呀！您说是不是？呃？”他说。

他把骑草原马奔驰看作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浪漫行为，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过他那天真烂漫的神气，再加上英俊的相貌、可爱的微笑和优雅的举动，确实很招人喜爱。不知是他的天性博得列文的好感呢，还是列文想补偿昨天的唐突，他看到他身上的种种优点，同他在一起觉得很高兴。

他们走了三里路，维斯洛夫斯基忽然发觉雪茄烟和皮夹子都不见了。他不知道是丢了，还是放在桌上。皮夹子里装有三百七十卢布，不能就此算了。

“我说，列文，我想骑这匹顿河马回家去一下。这太有意思了。好不好？”维斯洛夫斯基一面说，一面准备上马。

“不，何必呢？”列文估计维斯洛夫斯基的体重约有一百公斤，回答说，“我派车夫去就行。”

车夫骑着那匹骏马跑了，列文就亲自驾驭剩下的一对马。

九

“嗯，我们的路线到底怎样？你好好给我们讲讲。”奥勃朗斯基说。“计划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先到格伏兹吉夫。在格伏兹吉夫这一边是山鹬出没的地方，过了格伏兹吉夫就是大鹬聚居的沼地，那儿也有山鹬。此刻天太热，我们傍晚可以到达（大概有二十里路），晚上就在那里打猎；在那里住一夜，明天再去大沼地。”

“难道一路上什么也没有吗？”

“有是有的，可是要耽搁时间，天又这么热。有两个小地方还不错，但现在不见得会有什么东西。”

列文自己也想拐到那两个地方去一下，可是那两个地方离家近，随时可以去，再说地方又小，三个人不能同时打猎。这样，他就故意说没有什么东西。他们经过小沼地时，列文想把车子一直赶过去，可是奥勃朗斯基那双经验丰富的眼晴从路上就看见那里有一块沼泽。

“我们不到那里去一下吗？”他指着沼地说。

“列文，让我们去一下吧！多么出色的地方！”维斯洛夫斯基恳求说。列文只好答应。

不等他们停下车来，两条猎狗就争先恐后地向沼泽飞奔过去。

“克拉克！拉斯卡！……”

两条猎狗又回来了。

“三个人一起打太挤了。我留在这里吧。”列文说，满心以为除了那些被猎狗惊起、在沼泽上空盘旋哀鸣的麦鸡，什么也不会有了。

“不！一起去，列文，咱们一起去！”维斯洛夫斯基大声说。

“真的，太挤了。拉斯卡，回来！拉斯卡！你们不需要两条狗吧？”

列文留在马车旁边，妒忌地望着那两个猎人。他们走遍了整个沼地。除了野鸡和麦鸡（维斯洛夫斯基打死了一只），沼地上什么也没有。

“哎，这会儿你们也该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喜欢这块沼地，”列文说，“还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不，还是挺有意思的。您看见吗？”维斯洛夫斯基手里拿着猎枪和麦鸡，笨手笨脚地爬上马车，说，“这一只我打得多漂亮！是不是？哦，我们快到正式猎场了吧？”

突然，马向前猛冲了一下，列文的脑袋撞在谁的猎枪上，发出了一声枪响。其实枪是先响的，但列文还以为是他撞响的。事情是这样的：维斯洛夫斯基在开双筒枪的时候只扳动了一个枪机，而把另一个枪机按住了。子弹打进地里，没有伤到人。奥勃朗斯基摇摇头，不以为然地对维斯洛夫斯基笑了笑。但是列文无意责备他。第一，不论怎样的责备显然都是由于刚才经历了那样的危险和列文额上隆起了疙瘩；第二，维斯洛夫斯基开头天真地感到很难过，后来看到大家一片惊慌，就诚心诚意地笑起来，弄得列文也忍不住笑了。

他们来到了另一片沼地，面积相当大，打一次猎得花许多时间，因此列文劝他们不要下车。可是维斯洛夫斯基坚决要求他停车。其实沼地上可以打猎的地方比较狭窄，列文这个殷勤的主人就又留在马车旁了。

克拉克一到沼泽就一个劲儿往土墩冲去。维斯洛夫斯基首先跟着狗跑去。不等奥勃朗斯基走近，一只大鹬就飞了起来。维斯洛夫斯基没有打中，那大鹬就往没有割过的草地上飞去了。这只鸟还是留给维斯洛夫斯基解决。克拉克又把它找到，自己站住了，维斯洛夫斯基就开枪把它击落，然后回到马车旁边。

“现在该您去了，我留下来看马。”他说。

猎人的妒忌心在列文身上发做了。他把缰绳交给维斯洛夫斯基，自己往沼泽走去。

拉斯卡早就在愤愤不平地尖声叫着，抱怨这样的不平等待遇，这会儿就一个劲儿向列文很熟悉、克拉克却没有到过的草墩那儿冲去。

“你怎么不把它叫住？”奥勃朗斯基嚷道。

“它不会把鸟儿吓跑的。”列文回答，他以他的猎狗自豪，匆匆地跟着它跑去。

拉斯卡在搜索中越接近熟悉的草墩，越发专心致志。沼地上的一只小鸟只吸引了他一刹那的注意。它在草墩前面兜了一个圈子，刚开始兜第二圈，突然周身打了个哆嗦，站住了。

“来呀，来呀，斯基华！”列文喊道，觉得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突然，他紧张的听觉仿佛除去了一层障碍，各种声音分不出远近，乱糟糟地冲进耳朵，使他惊慌失措。他听见奥勃朗斯基的脚步声，却错把它当作遥远的马蹄声；他听见他脚下小草墩裂开的松脆声音，却错把它当作大鹬在展翅飞翔。他还听见后面有拍水的声音，可是听不出究竟是什么声音。

列文选择着落脚的地方，走到狗的旁边。

“抓住它！”

在猎狗前面飞起来的不是大鹬，而是一只山鹬。列文举起猎枪，但正当他瞄准的时候，拍水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还夹杂着维斯洛夫斯基的怪声尖叫。列文看到他的枪落在山鹬后面，但他还是开了枪。

列文确信他没有打中，回头一望，看见马和车已经不在大路上，而陷在沼泽里了。

维斯洛夫斯基想看看打猎，把车赶到沼地，弄得两匹马都陷在泥沼里。

“真见他的鬼！”列文一面暗自骂着，一面往陷住的马车那边走去。“您把车赶到这里来做什么？”他冷冷地说，接着召唤车夫，动手把马拉起来。

列文很恼火，因为他们妨碍了他打猎，又弄得他的马陷在泥沼里，尤其因为要把马拉起来，解下套子，而奥勃朗斯基和维斯洛夫斯基两人谁也不能帮他和车夫一点忙，他们对这事一窍不通。维斯洛夫斯基断定这地方很干燥，列文不理他，只默默地同车夫忙着把马拉出来。后来，在紧张的工作中，列文看见维斯洛夫斯基一个劲儿抓住马车的挡泥板拉，甚至把它折断了。他责备自己没有克服昨天的情绪，对维斯洛夫斯基太冷淡了。于是他故意显得格外殷勤来弥补自己的冷淡。等马车又拉到大路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列文就吩咐开饭。

“谁有好良心，谁就有好胃口！这只小鸡会全部化成我的血肉。”维斯洛夫斯基吃完第二只小鸡，又兴高采烈，说了句法国俏皮话，“啊，我们的灾难结束，往后就会万事大吉了。但为了我的罪孽，我应该来驾车。对不对？呃？不，不，我是个顶呱呱的马车夫。瞧我怎样把你们送到目的地！”列文要求他让车夫赶车，他抓住缰绳不放，回答说，“不，我应当将功赎罪，再说我觉得坐在驭座上挺好的。”他说着赶动了马车。

列文有点担心，怕他把马赶坏，特别是他不懂该怎样驾驭左边那匹枣红马；但他不知不觉受到维斯洛夫斯基快乐情绪的感染，一路上听着他坐在驭座上唱抒情歌曲，或者看他边讲边表演英国人怎样驾驶驷马车[85]。午饭以后，他们全都兴高采烈地赶到了格伏兹吉夫沼地。

十

维斯洛夫斯基拼命赶马，结果太早到达了沼泽地，天气还很热。

列文来到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大沼泽，不由得想摆脱维斯洛夫斯基，自己好自由行动。奥勃朗斯基显然也有这样的愿望，列文从他脸上看到一个真正的猎人在打猎以前全神贯注的表情，以及他特有的温厚而调皮的神气。

“我们怎么走法？这沼泽真不错，我还看见鹞鹰呢，”奥勃朗斯基指着盘旋在薹草上空的大鸟说，“有鹞鹰的地方准有野味。”

“我说，先生们，”列文一面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拉了拉靴筒，看了看猎枪上的弹帽，一面说，“你们看见这片薹草吗？”他指着河右岸一大片割过一半的湿草地，那里有一个暗绿色的小岛，“喏，沼泽就从这里开始，就在我们面前，那边颜色深一点，你们看见吗？沼泽从这里往右，那边有马群的地方；那边有草丛，常常有大鹬；在这丛薹草周围，到赤杨树丛，直到磨坊，都是沼地。喏，你们看，那边有个河湾。这是最好的地方。我在那边有一次打到过十七只山鹬。我们分开走，各人带一条狗，在磨坊那边会合。”

“那么，谁往右，谁往左呢？”奥勃朗斯基问，“右边地方宽敞些，你们两个人去吧，我到左边去，”他仿佛随口说着。

“太好了！我们会比他打得多的！那么，走吧，走吧！”维斯洛夫斯基同意说。

列文只得同意。他们分手了。

一走进沼泽，两条狗就一起开始搜索，往锈铁色的水塘冲去。列文知道拉斯卡的搜索方式：小心翼翼，但迟疑不决。他也知道那个地方，希望能看见一群山鹬。

“维斯洛夫斯基，同我并排走，并排走！”他低声对在他后面哗哗地蹚水的同伴说。自从在柯尔本沼地猎枪走火以后，列文一直很注意枪口的方向。

“不，我不会妨碍您的，您不用为我操心。”

但是列文不禁想起了动身前吉娣对他说的话：“留神哪，不要打在人家身上。”两条狗离目的地越走越近，相互回避着，各走各的路。列文一心想找到山鹬，甚至把脚下靴子从泥沼里拔出来的咕唧声都当作山鹬的叫声。他抓住枪托，使劲把它握住。

“砰！砰！”他听见耳边响起了枪声。这是维斯洛夫斯基在射击沼泽上空飞翔着的一群野鸭，可是野鸭还远没有飞到他们头上。列文没来得及回头看，就听见一只山鹬啪地一声飞起来，接着第二只，第三只，总共有八只都飞了起来。

有一只山鹬忽左忽右乱飞起来，奥勃朗斯基举枪把它打中了。那只山鹬像一块石子似的掉到泥沼里。他不慌不忙地又瞄准向薹草丛低低飞来的另一只，枪声一响，这只鸟也应声掉下；接着看到它又从割过的薹草丛里窜出来，用它那只没有受伤的白色翅膀拼命挣扎。

列文不很走运：第一只山鹬在他开枪时已飞得太近，没有打中；当它再次飞起来，他又向它瞄准，可是这当儿另一只在他脚边飞起，分散了他的注意，结果又没有打中。

他们正在装子弹的时候，又有一只山鹬飞起来。维斯洛夫斯基已装好子弹，向水面上开了两枪。奥勃朗斯基捡起打中的两只山鹬，眼神里闪出得意的光芒，瞧了列文一眼。

“好，现在我们分开吧，”奥勃朗斯基说。他瘸着左腿，拿好猎枪，向狗吹了几声口哨，往一边走去。列文同维斯洛夫斯基走往另一个方向。

列文有个习惯，要是头上几枪打不中，他就发脾气，闹情绪，这样整天就打不好猎。今天也是这样。山鹬多得很，不断从猎狗和猎人脚下飞起。列文本可以定下心，可是他开枪的次数越多，在维斯洛夫斯基面前丢脸的次数也越多。维斯洛夫斯基呢，不管在射程之内还是射程之外，总是兴致勃勃地瞎打一阵，结果一无所得，但他若无其事，一点也不害臊。列文心慌意乱，沉不住气，越来越烦躁，虽然开枪，却根本不存打中什么的希望。看来，拉斯卡也懂得这一点。它搜寻猎物，越来越没精打采，仿佛带着怀疑和责备的目光望着猎人们。枪声一下接着一下，猎人周围硝烟弥漫，可是在宽敞的大猎袋里只有三只小小的山鹬。而且其中一只还是维斯洛夫斯基打中的，再有一只是他们两人共同打下的。然而，在沼泽的另一边，却陆续传来并不频繁、但列文觉得很有道理的枪声，而且枪声每响一下，就听到喊声：“克拉克，克拉克，叼来！”

这就使列文更加激动。山鹬成群地不断在薹草上空盘旋飞翔。地面上的噗噗声和空中的嘎嘎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山鹬纷纷飞起，在空中翱翔一阵，又在猎人面前落下。在沼泽上空盘旋尖叫的鹞鹰已不止两只，而是有几十只了。

列文同维斯洛夫斯基走过了一大半沼地，来到农民们的草场上。这些草场一长条一长条地直通薹草丛生的地方，各户草场的分界线，有些是践踏过的草地，有些是割过的草地。草场已割过一半了。

在没有割过的草地上找到猎物的希望并不比割过的草地上多，但列文答应过奥勃朗斯基同他会合，就只好带着同伴，踏着割过和没有割过的草地继续前进。

“喂，打猎的先生们！”有一个坐在卸掉马的大车旁的农民叫着，“来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喝点酒！”

列文回头望了望。

“来吧，不要紧！”一个大胡子农民喜气洋洋，满脸通红，露出雪白的牙齿，举起一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绿幽幽酒瓶叫道。

“他们在说些什么呀？”维斯洛夫斯基用法语问列文。

“叫我们去喝伏特加。他们大概把草地分好了。我倒想去喝一杯。”列文别有用意地说，他希望维斯洛夫斯基会被伏特加吸引到他们那边去。

“他们为什么请客？”

“不为什么，就是大家快活快活。真的，您去吧，您会高兴的。”

“咱们去吧，这倒挺有意思。”

“去吧，去吧，您找得到通磨坊那条路的！”列文大声叫道。他回头一望，高兴地看到维斯洛夫斯基弯着腰，伸出一只手举着猎枪，拖着两条疲劳的腿磕磕绊绊地走出沼泽，向农民那边走去。

“你也来吧！”一个农民对列文叫道，“不要怕！你也来吃点馅饼吧！”

列文很想喝点伏特加，吃一块面包。他浑身乏力，觉得好容易把两条摇摇晃晃的腿一步又一步地从泥塘里拔出来。他犹豫了一会儿。那猎狗突然停下来。列文全身的疲劳顿时消失，又精神抖擞地踩着泥浆向猎狗走去。一只山鹬从他脚边飞起，他开枪把它打死，可是那狗又站住不走了。“叼来！”这时猎狗前面又有一只山鹬飞起来。列文开了枪。可是今天真不走运，他又没有打中。他再去找那只打死的鸟，也没有找到。他踏遍整个薹草丛，可是拉斯卡不相信他打死了什么。他打发它去找寻，它却只装出找寻的样子，其实并没有真正在找。

列文打猎失利本来都怪维斯洛夫斯基，现在维斯洛夫斯基走开了，情况并没有好转。这里的山鹬也很多，但列文一次一次都没有打中。

夕阳的光芒还很热。列文的衣服被汗湿透，粘在身上；左靴筒里灌满了水，走起路来很重，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沾满火药的脸上滚动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嘴里发苦，鼻子里满是火药和铁锈的味儿，耳朵里不断地响着山鹬的啼声；枪筒热得烫手，碰也不能碰；他的心跳得又急又快；双手紧张得发抖；疲劳的双腿在草墩和泥沼地里磕磕绊绊，摇摇晃晃；但他还是一边走，一边开枪。最后，他又一次丢了脸，没有打中，就把猎枪和帽子扔在地上。

“不，得冷静点儿！”他对自己说。他捡起猎枪和帽子，喊拉斯卡跟住他，走出沼泽。他走到干燥的地方，在草墩上坐下来，脱下靴子，把靴子里的水倒掉，接着又走到水塘边，喝了点带锈铁味的水，把发烫的枪筒浸在水里，洗了洗脸和手。他觉得神清气爽，又向山鹬落下的地方走去，下决心再不焦躁了。

他想沉住气，但还是老样子。他还没有瞄准鸟儿，手指就扳动枪机。情况越来越糟。

他离开沼泽，往他同奥勃朗斯基约定会合的赤杨林走去，他的猎袋里只有五只鸟儿。

他还没有看见奥勃朗斯基，却看见了他的猎狗。克拉克从赤杨暴露的树根下窜出来，浑身上下沾满发臭的泥浆，像个黑炭。它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同拉斯卡相互嗅着。在克拉克之后，奥勃朗斯基的魁梧身子出现在赤杨树荫下。他迎面走过来，满脸通红，汗水淋漓，敞开衣领，还是瘸着腿。

“喂，怎么样？你们打了很多吧！”他乐呵呵地笑着说。

“你怎么样？”列文问。不过根本用不着问，因为他看到奥勃朗斯基的猎袋装得满满的。

“还不错。”

他有十四只鸟。

“这沼地真不错！准是维斯洛夫斯基碍了你的事。两个人合用一条狗不方便。”奥勃朗斯基说这话来冲淡他的得意神气。

十一

当列文同奥勃朗斯基来到列文经常停留的那个农民家里时，维斯洛夫斯基已经在那边了。他坐在农舍屋子的中央，两手撑住长凳，让女主人的兄弟——一个兵士替他脱沾满泥浆的靴子，同时发出一阵有传染性的欢笑。

“我刚来不多一会儿。他们真有意思，又请我吃又请我喝。多么出色的面包！可口极了！还有伏特加，我可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好酒！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钱。还连连不断地说：‘别见怪，别见怪。’”

“怎么会收钱呢？他们是愿意请您这位贵客的呀！难道他们是卖酒的吗？”那兵士终于把那只湿淋淋的皮靴连同发黑的袜子脱下来，说。

农舍被猎人们的泥污靴子和两条正在舔身子的涂满泥浆的猎狗弄得肮脏不堪，屋子里又充满沼泽和火药的味儿，而且没有刀叉，但猎人们却津津有味地喝了茶，吃了晚饭。这种独特的风味只有打猎的时候才能尝到。他们梳洗完毕，来到打扫干净的干草棚里。车夫已在那里替老爷们铺好床了。

天色黑了，可是猎人们谁也不想睡觉。

他们海阔天空地谈了一通打猎、猎狗和打猎逸事，接着谈话就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题目上来。由于维斯洛夫斯基再三称赞这种迷人的过夜方式、芬芳的干草和那辆破马车（他把这辆卸下前轮的马车当作破马车）的独特风味、招待他喝伏特加的农民的慷慨好客，以及各自躺在主人脚边的猎狗的忠心耿耿，奥勃朗斯基就讲起去年夏天他在马尔杜斯家打猎的趣事来。马尔杜斯是著名的铁路大王。奥勃朗斯基讲到这位马尔杜斯在特维尔省租了多么好的沼地，而且保护得多么周到；猎人们坐的马车和狗车多么讲究，搭在沼泽旁边吃早饭用的帐篷又多么有气派。

“我真不了解你，”列文在草堆上站起来说，“你同这些人一起，怎么不觉得讨厌。我知道早饭时喝点法国红葡萄酒是挺愉快的，但是这样的穷奢极侈，你难道不反感吗？这些家伙就像从前的酒类专卖商一样，靠发横财致富，大家都瞧不起他们，可是他们满不在乎，还用发横财得来的钱去收买人心。”

“一点儿也不错！”维斯洛夫斯基附和说，“一点儿也不错！当然奥勃朗斯基去是出于好意，可是人家会说：‘奥勃朗斯基也去了’……”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列文听见奥勃朗斯基笑着这样说，“我根本就不认为他比任何富商或者贵族更不要脸。他们这些人都是靠劳动和智慧发财的。”

“是的，但靠的是什么样的劳动啊？难道霸占土地、投机倒把也算是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要是没有他这一类人，也就不会有铁路了，这难道不是劳动吗？”

“但这种劳动同农民或学者的劳动不一样。”

“就算这样吧，但他的活动创造了成果——铁路，你却认为铁路毫无用处。”

“不，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可以承认铁路是有用的。但任何不符合所付劳动的收益都是不合理的。”

“那么，谁来判断符合不符合呢？”

“凡是用不合理手段，用巧取豪夺得来的利益。”列文觉得无法划清合理和不合理的界线。“譬如银行的收益，”他继续说，“大量财富不劳而获，这是罪恶。这同酒类专卖一样，只是换了个方式。正像法国俗话说的：‘国王死了，国王万岁！’酒类专卖业刚消灭，就出现了铁路、银行，这些也都是不劳而获。”

“是的，你这些话也许是对的，也挺俏皮……躺下，克拉克！”奥勃朗斯基对在草堆里乱钻擦痒的猎狗喝道，显然深信自己的立论是正确的，因此镇定自若，“但你没有划清正当劳动和不正当劳动之间的界线。我拿的薪金比我的科长多，虽然他比我更熟悉业务，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我说不上来。”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你从事农业劳动，得到的利益就说有五千卢布吧，可是我们这位种田的农民主人，不论他怎样拼着命干，收入决不会超过五十卢布，这种情况就像我的收入超过科长，马尔杜斯的收入超过铁路工人一样不合理。反过来，我看到社会上对他们抱着一种不该有的敌视态度，我觉得这里有妒忌的成分……”

“不，这话不对！”维斯洛夫斯基说，“妒忌不至于，但这里是有点不干不净的地方。”

“不，听我说。”列文继续说，“你说我获得五千卢布而一个农民只有五十卢布是不公平的，这话很对。这是不公平的，我也感觉到，可是……”

“的确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吃吃喝喝，打猎玩乐，什么事也不做，可是农民一年到头都要劳动呢？”维斯洛夫斯基说，显然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这问题，因此语气十分真诚。

“是的，你感觉到这一点，可是你又不肯把自己的产业让给他。”奥勃朗斯基说，仿佛有意向列文挑衅。

在这两位连襟之间近来似乎产生了对立情绪：自从他们同两姐妹结婚以后仿佛就展开了竞争，看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这种对立情绪，此刻就从带有个人意气的谈话中反应出来了。

“我不让给人，因为没有人向我要。即使我想让，也不能让，也没有人可让。”列文回答。

“就让给这位农民吧，他不会拒绝的。”

“好吧，叫我怎样让给他呢？同他去办个地契过户手续吗？”

“我说不上来，但是如果你相信你没有权利……”

“我根本不相信。相反，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出让，我对土地对家庭都有责任。”

“不，听我说：如果你认为这种不平等是不合理的，那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

“我是在行动，不过是消极的，我只是竭力防止扩大我同他们之间的差别。”

“不，对不起，这可是奇谈怪论。”

“对，这有点强词夺理。”维斯洛夫斯基附和说，“喂，当家人！”他对推开嘎嘎响的仓门走进来的农民说，“怎么，你还没有睡吗？”

“不，哪里睡得着！我还以为老爷们睡了，忽然听见你们在说话。我来拿把钩镰。那狗不咬人吧？”他问了一句，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那你睡在哪里呀？”

“我们夜里要去放马。”

“啊，夜晚多美呀！”维斯洛夫斯基一面说，一面从打开的仓房门里张望着苍茫暮色下农舍的一角和卸掉马的马车，“你们听，这是女人唱歌的声音。说实在的，唱得不坏。这是谁在唱啊，当家人？”

“是丫头们在唱，就在这附近。”

“咱们去玩玩吧！反正睡不着。奥勃朗斯基，走吧！”

“最好是又能躺下来又能出去玩，”奥勃朗斯基伸着懒腰回答，“躺着真舒服。”

“那么，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维斯洛夫斯基一骨碌爬起来，一面穿靴，一面说，“再见，先生们。如果有趣，我再来叫你们。你们请我来打野味，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小子不是挺可爱吗？”等维斯洛夫斯基走了，房东随手关上门，奥勃朗斯基说。

“是的，很可爱。”列文一面回答，一面继续思考刚才谈到的问题。他觉得他已经尽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说清楚，可是这两位并不愚笨而且诚恳的朋友，却异口同声地说他强词夺理。这使他感到难过。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你要么断定现存的社会制度合理，那你就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你在享受不合理的特权，并且在像我这样尽情享受。二者必居其一。”奥勃朗斯基说。

“不，如果这是不合理的，你就不能尽情享受这些特权，至少我就办不到。我最要紧的是要做到问心无愧。”列文说。

“那么，咱们真的不出去走走吗？”奥勃朗斯基说，显然由于思考这种严肃的问题而感到厌烦了，“反正睡不着觉，咱们还是去走走吧！”

列文没有回答。他们刚才谈话时谈到他的公正行动是消极的，这问题一直萦回在他的心头，“难道公正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吗？”他问自己。

“啊，新鲜干草多香啊！”奥勃朗斯基微微支起身子说，“我说什么也睡不着。维斯洛夫斯基不知在那边搞些什么。你听见笑声和他的说话声吗？咱们去不去？去吧！”

“不，我不去，”列文回答。

“难道你这也有规定吗？”奥勃朗斯基在黑暗中摸索着帽子，笑嘻嘻地说。

“这谈不到什么规定，可是叫我去干什么呢？”

“要知道你这是在自讨苦吃，”奥勃朗斯基找到帽子，站起来说。

“怎么会？”

“难道我看不出你同你太太是怎样相处的吗？我听见你们谈到你可不可以去打两天猎，仿佛这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作为一段闺房佳话，这当然不错；可是一辈子就这么过，那可不行啊。男人应该独立自主，男人有男人的兴趣，男人应该像个男人。”奥勃朗斯基打开门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去逗丫头们玩吗？”列文问。

“如果有兴趣，为什么不去呢？这是不会有什么后果的。对我的妻子不会有什么损害，我乐得快活快活。最要紧的是在家里要维护神圣的秩序。在家里可不能搞这一类事。但也不要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奥勃朗斯基夹着法语说。

“也许是这样，”列文冷冷地回答，转过身去侧着睡，“明天一早就得走。我不叫醒什么人，天一亮就走。”

“先生们，快来呀！”传来维斯洛夫斯基的法国话，“真迷人！这是我的一大发现。真迷人，是个十足的甘泪卿[86]式的女人。我同她已经认识了。说实在的，太妙啦！”他说话时赞不绝口，仿佛她是特地为他而造得如此美妙的，因此对造物主十分感激。

列文假装睡着了，奥勃朗斯基穿上鞋子，点着一支雪茄，走出仓房。不多一会儿，他们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列文好一阵睡不着觉。他听见他的马在嚼干草，接着房东带着大儿子出去放马，然后听见那兵士同侄儿——房东的小儿子在仓房另一头安顿下来睡觉；后来听见那孩子用尖细的声音告诉叔叔他对狗的印象，听来他觉得那两条猎狗又大又可怕；后来那孩子又问那两条狗要去捕什么，那兵士就睡意蒙眬地哑着嗓子告诉他，明天猎人们要到沼泽地去打猎，后来为了摆脱孩子的问题就说：“睡吧，华西卡，睡吧，不然你留点儿神。”不多一会儿，他自己就打起鼾来，接着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见马的嘶鸣和山鹬的啼声。“难道只能是消极的吗？”列文自言自语道，“那又怎么样？又不是我的过错。”他考虑起明天的活动来了。

“明天一早就出发，我一定不能发脾气。山鹬多得很。大鹬也有。等我回来，就可以看到吉娣的条子了。是的，斯基华说得也对：我在她面前缺乏男子气，有点婆婆妈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又是消极的态度！”

他在蒙眬的睡意中听见维斯洛夫斯基和奥勃朗斯基的笑声和兴致勃勃的说话声。他蓦地睁开眼睛；月亮升起来了，他们两人正站在月光溶溶的仓房门口说话。奥勃朗斯基讲到姑娘的新鲜娇嫩，把她比作刚剥出的核桃肉；维斯洛夫斯基呢，发出富有传染性的笑声，重复着大概是哪个农民对他说的话：“你还是赶快去讨个老婆吧！”

列文半睡半醒地说：“先生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说完又睡着了。

十二

列文大清早醒来，试图唤醒两位朋友。维斯洛夫斯基俯卧在床上，伸出一只穿着袜子的腿，睡得那么熟，不可能回答他什么。奥勃朗斯基睡意蒙眬中拒绝那么早出发。就连那身子缩成一团，睡在干草堆旁的拉斯卡，也勉勉强强爬起来，先懒洋洋地伸出一条后腿，然后再伸出另一条后腿。列文穿上靴子，拿了猎枪，小心翼翼地打开吱嘎发响的仓房门，走到街上。车夫们睡在马车旁边，马群打着瞌睡。只有一匹马没精打采地嚼着燕麦，把麦子撒得满槽都是。天色还是灰蒙蒙的。

“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哇，好人儿？”女主人从屋里出来，像对老朋友那样亲切地招呼他。

“我去打猎，大婶。这里到沼泽地走得通吗？”

“从院子后面一直走，经过我们的打谷场，再穿过大麻地，老爷，那里有一条小路。”

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光着晒黑的脚，小心翼翼地领着列文，给他打开打谷场的栅栏门。

“从这里一直走，就可以走到沼泽地。我们家的几个昨天夜里都到那里放马去了。”

拉斯卡兴高采烈地沿着小径跑在前头；列文迈着轻快的步子跟在后面，不时观察天色。他希望在太阳升起之前能到达沼泽地。但是太阳并不懈怠。月亮在他出门的时候还很明亮，此刻却变得像水银一样发出微弱的白光；原来十分清楚的曙光，此刻要用心搜索才能看出；原来远方田野上一个个朦胧的斑点，此刻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堆堆黑麦。在芬芳的高高的大麻地里，雄麻已经被剔除了。大麻上的露珠没有照到阳光，还看不见，但把列文的腿和衣服，直到腰部以上的地方都沾湿了。在这万籁俱寂的清晨，连最微细的声音也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一只小蜜蜂在列文耳边飞过，发出子弹般的啸声。他定睛一看，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它们从篱笆后面的蜂巢里飞出来，飞过大麻田，在沼泽那边消失了。小路一直通到沼泽。沼泽可以从弥漫在上面的雾气上辨认出来，雾气有些地方浓，有些地方淡，薹草和柳树丛像小岛屿似的在这蒙蒙雾海中浮沉。在沼泽和大路边上躺着夜里放牧马群的孩子和农民，他们在黎明前盖着外套睡着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三匹被绳子绊住腿的马在徘徊。其中一匹把脚上的链子弄得叮当作响。拉斯卡在主人旁边走着，东张西望，要求跑到前面去。列文从睡着的农民们身边走过，走到第一个水塘边。他检查了一下弹简帽，放了那猎狗。一匹喂养得很肥壮的三岁栗色马，一看见猎狗，吓得往边上一跳，扬起尾巴，打了个响鼻。其余的马匹也受惊了，它们用绊着绳子的脚踩着水塘，把蹄子从粘稠的泥浆里拔出来，发出哗哗的响声，接着又跳出沼泽。拉斯卡嘲笑地望望马匹，又询问般地望望列文，站住了。列文抚摩抚摩拉斯卡，吹了个口哨，表示可以行动了。

拉斯卡又高兴又担心地在软绵绵的泥沼地上跑着。

拉斯卡跑进沼泽，在熟悉的树根、水草、铁锈和不熟悉的马粪味中立刻嗅出了鸟腥气，那种最使它销魂的鸟腥气。在苔藓和酸模中间，这种腥味儿特别强烈，但弄不清哪个方向更浓，哪个方向淡些。要确定方向，必须顺着风走得更远些。拉斯卡飞跑着，仿佛不觉得腿在移动，但在这样的飞跑中，只要有必要，它还是能随时停下的。它向右方跑去，避开从东方吹来的黎明前的微风，接着又逆风前进。它张大鼻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立刻发觉不是遗留的足迹，是它们本身就在这里，而且不止一只，有许多只。拉斯卡放慢脚步。鸟儿就在这一带，但究竟在什么地方，它还不能确定。为了找到那地方，它开始兜圈子，但忽然听见主人召唤的声音。“拉斯卡！这里！”列文给它指指另一个方向。它站住了，仿佛在问，是不是仍照它原来的主意行动。但主人还是怒气冲冲地重复他的命令，同时指着一个不可能有什么东西的浸水小草墩。拉斯卡听从了主人，装出找寻的样子来讨他的欢心，跑遍草墩，又回到原地。它立刻又闻到了鸟儿的腥味。这会儿，主人不再干涉它，它知道该怎么办。它不看自己的脚下，懊恼地在隆起的草墩上绊着跤，掉到水里，但立刻又用它那矫捷灵活的腿站稳，兜起圈子来，进行搜索。鸟儿的腥味越来越浓烈、越来越分明地冲进它的鼻孔。它一下子完全清楚了，其中有一只就在这里，就在这个草墩后面，离它只有五步。拉斯卡站住了，整个身子一动不动。它的腿短，站着什么也看不见，但从气味上闻出那东西离它不出五步。它站住不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那东西，心里充满期待的快乐。它的尾巴紧张得直竖，只有尾巴尖在微微抖动。它的嘴稍稍张开，两只耳朵竖起。它在奔跑时一只耳朵向后倒下，它沉重而留神地喘着气，但对主人更留神地打量了一下，与其说是回过头去，不如说是斜着眼睛。列文带着拉斯卡看惯的脸色和可怕的眼神，磕磕绊绊，慢得异乎寻常地在草墩上走着。拉斯卡觉得主人走得很慢，其实他已在跑步了。

列文注意到拉斯卡搜寻猎物时的独特姿势，它的整个身子贴在地上，仿佛只用后腿大步扒着地面，微微张开嘴。列文明白它被大鹬吸引住了，就在心里祷告上帝，保佑它成功，因为这是今天看见的第一只鸟。他向它跑去。他走到它旁边，居高临下地向前眺望。他看到了它用鼻子嗅到的东西。在两步开外的草墩中间，他看见了一只大鹬。那鸟儿侧着脑袋，留神倾听。接着它稍稍展开翅膀又收拢来，笨拙地摆了摆尾巴，躲进草墩的一个角落消失了。

“抓住它，抓住它！”列文推推拉斯卡的屁股，叫道。

“我可不去，”拉斯卡想，“叫我到哪儿去呢？我在这儿闻到它们，可是一往前跑，我就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它们是些什么东西了。”可是主人又用膝盖把它撞了撞，用压低的激动声音说：“抓住它，拉斯卡，抓住它！”

“好吧，既然他要这样，我就照办，但现在我可不能负责了。”拉斯卡暗自想，一个劲儿地往草墩中间冲去。现在它什么也闻不到了，只是茫然地看着和听着。

在离原地十步远的地方，一只大鹬发出大鹬特有的粗壮啼声和鼓翼声，飞了起来。枪声一响，雪白的胸脯朝下，啪哒一声落在泥淖里。另外一只不等猎狗惊动，就在列文身后飞起来。

等列文回过身去，它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子弹还是把它打中了。这只大鹬飞了二十步光景，像皮球似的画了个抛物线，沉重地落在干燥地上。

“哈，这才象话！”列文把暖烘烘的肥壮大鹬放到猎袋里，想。“啊，我的拉斯卡，你说行吗？”

列文装上子弹，继续前进。这时候太阳虽然还被乌云遮着，但已经升起来了。月亮失去了光辉，好像一小块白云浮在空中；星星一颗也看不见了。露珠滚滚的水草原来现出银白色，如今已变成金黄色了。锈黄的水塘变得像一大块琥珀。青葱的野草都染上了黄绿色。沼泽的鸟儿，在露珠翻滚、长长的影子投在小河边上的树丛里喧闹起来。一头鹞鹰醒来了，栖在一堆干草上，脑袋一会儿扭到这边，一会儿扭到那边，不满意地瞪着沼泽。穴鸟飞到田野里，一个赤脚的男孩把马群赶到老头儿旁边，老头儿已经揭开外套，正坐着搔痒。火药的硝烟像牛奶一样白蒙蒙地弥漫在青草上。

一个孩子跑到列文跟前。

“叔叔，昨天这里还有野鸭子呢！”他大声对他叫道，老远跟着他走来。

列文当着这个连声喝彩的孩子的面又接连打中三只大鹬，感到特别高兴。

十三

要是第一只走兽或者飞禽能打中，这天打猎就会走运。猎人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列文走了三十里地，猎袋里装着十九只血淋淋的野味，腰里挂着一只野鸭（因为猎袋里装不下了），早晨九点多钟又疲劳又饥饿又快乐地回到借宿的地方。两位朋友早已醒了，而且早就感到饥饿，吃过早饭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记得是十九只。”列文一面说，一面又数了一遍大鹬和山鹬。那些鸟儿缩成一团，干瘪了，血迹斑斑，脑袋歪在一边，完全失去了飞翔时的那副神气。

数目没有错。奥勃朗斯基的妒忌使列文高兴。还有一件使他高兴的事是，他回到借宿处，吉娣派来的信差已给他送信来了。

“我完全健康，十分快乐。如果你为我担心，那么，现在可以放心了。我有了个新的保镖，就是玛丽雅·符拉西耶夫娜（这是个接生婆，是列文家庭生活中一位新的重要人物）。她来看望我，检查下来说我完全健康。我们留她住到你回来再走。大家都快乐，健康，请你不用着急。如果打猎顺利，你可以再待一天。”

打猎顺利和妻子来信这两件喜事实在了不起，使得列文对后来遇到的两件煞风景的事也不以为意了。一件是那匹拉边套的枣红马昨天准是累坏了，不吃草料，垂头丧气。车夫说它劳累过度了。

“昨天赶得过头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车夫说，“可不是，拼命赶了十里路！”

另一件煞风景的事起初破坏了列文的好心情，后来又使他感到好笑，那就是吉娣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原以为一星期也吃不完，如今已吃得一点也不剩了。列文打猎回来，又累又饿，一心想吃馅饼。他走近房子就闻到那股香味，嘴里就感觉到那个滋味，好像拉斯卡嗅到野味一样。他立刻吩咐菲利浦给他拿出来。谁知不但没有馅饼，连小鸡也没有了。

“吓，他的胃口真大！”奥勃朗斯基指着维斯洛夫斯基笑道，“我的胃口也算不错，可是他的胃口实在惊人……”

“嗐，有什么办法！”列文闷闷不乐地望着维斯洛夫斯基说，“菲利浦，那么给我弄点牛肉来。”

“牛肉都吃光了，我把骨头喂了狗了。”菲利浦回答。

列文很不高兴，生气地说：“多少也该留一点给我呀！”他说着差点儿哭出来。

“那么就收拾点野味，放上点大麻，烧来吃吧！”列文声音哆嗦地对菲利浦说，眼睛竭力避开维斯洛夫斯基，“再想办法给我弄点牛奶来。”

后来，等吃饱了牛奶，列文想到对不太熟的客人发脾气，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嘲笑自己饥饿时的那种凶相。

黄昏，他们又去打了一次猎，连维斯洛夫斯基也打中了几只鸟。他们就连夜动身回家。

归途也像出来时一样高兴。维斯洛夫斯基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津津有味地回忆农民们怎样请他喝酒，还对他说：“别见怪，别见怪”；一会儿又想起昨夜的猎艳和那个迷人的姑娘，还有那个农民问他有没有结过婚。而当他知道他还没有妻子，就对他说：“你可别去追求人家的老婆，最好还是自己娶一个。”这两句话维斯洛夫斯基觉得特别好玩。

“总之，我对这次旅行十分满意。您呢，列文？”

“我也很满意。”列文真心诚意地说。他对维斯洛夫斯基不仅没有像在家里时那样的对立情绪，而且觉得他十分亲切可爱。

十四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列文巡视过农庄，去敲维斯洛夫斯基的房门。

“请进！”维斯洛夫斯基用法语大声答应，“对不起，我刚淋过浴呢。”他穿着一件衬衣站在列文面前，笑嘻嘻地说。

“您不用拘礼，”列文在窗口坐下，“您睡得好吗？”

“睡得像死过去一样。今天这天气打猎真好哇！”

“您喝茶还是喝咖啡？”

“都不要。我只要吃早饭。真不好意思。我想太太们该都起来了吧？现在出去散散步多好。您让我看看您的马。”

列文陪着客人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参观了马厩，还一起练了一会儿双杠，这才回家，走到客厅里。

“打猎打得真惬意，增长了多少见识！”维斯洛夫斯基向坐在茶炊旁的吉娣走去，说，“可惜太太们享受不到这种乐趣！”

“嗐，这有什么呢，他总得同女主人应酬几句！”列文自言自语说。他又觉得这位客人同吉娣说话时的微笑和得意扬扬的神气有点不是滋味……

公爵夫人同玛丽雅·符拉西耶夫娜和奥勃朗斯基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她唤列文过去，同他谈吉娣到莫斯科去生产和准备房子的事。他们结婚时，列文觉得种种琐事只会损害婚礼的庄严；如今为了即将到来的生产而作种种准备，他也觉得不胜其烦。他总是竭力避免听她们谈论未来婴儿的襁褓式样，避免看到陶丽特别重视的神秘莫测的编织不完的带子和麻布三角巾，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对于儿子降生这件事（他认为将是个儿子）他充满希望，但毕竟还不能完全肯定。在他看来，这事非同寻常，因此，一方面，是种莫大的因而也是无法到手的幸福；另一方面，既然这事神秘莫测，可人们偏偏自作聪明，把它当作一种平凡的、人为的事来迎接，这就使他感到气愤和委屈。

但是公爵夫人不了解他的心情，认为他对这事不闻不问是粗心和冷淡的表示，因此不让他安宁。她委托奥勃朗斯基看房子，此刻又把列文叫到跟前来。

“我什么也不懂，公爵夫人。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列文说。

“要决定一下你们什么时候搬过去。”

“我实在不懂。我知道千百万孩子不去莫斯科，不请医生，也照样生下来……那么何必……”

“万一有什么……”

“哦，不，那就照吉娣的意思办吧。”

“这事可不能同吉娣谈！难道你要我把她吓坏吗？你听我说，今年春天娜塔丽·戈里岑娜就死在不好的接生婆手里。”

“您要怎么样，我一定照办，”列文闷闷不乐地说。

公爵夫人开始向他解释，可是他并没留神听她。公爵夫人的谈话搞乱了他的心境，不过他闷闷不乐倒不是由于这场谈话，而是由于他看到茶炊旁的情景。

“不，这是不会的，”列文偶尔望望身子侧向吉娣、笑容迷人地对她说着什么的维斯洛夫斯基，又望望满脸绯红、情绪激动的吉娣，心里这样想。

在维斯洛夫斯基的姿态里，在他的眼神和笑意里，有一种不纯洁的东西。甚至在吉娣的姿态和眼神里，列文也看出有不纯洁的地方。他又觉得天昏地暗，眼睛发黑。他又像昨天那样觉得自己一下子从幸福、安宁和尊严的顶峰掉到绝望、愤恨和屈辱的深渊。他又讨厌一切人，讨厌一切事了。

“那么就照您的意思办吧，公爵夫人。”列文说着又回头看了一眼。

“独裁者的王冠沉得很！”[87]奥勃朗斯基同他开玩笑说，显然不仅影射公爵夫人的谈话，而且挖苦他所发现的列文激动的原因，“你今天怎么这样晚，陶丽！”

大家都站起来迎接陶丽。维斯洛夫斯基只站了站，并像现代青年对妇女缺乏礼貌的通病那样，只微微点了点头，接着又嘻嘻哈哈地说下去。“玛莎把我弄得好苦。她睡得不好，今天脾气坏透了。”陶丽说。

维斯洛夫斯基同吉娣又谈到昨天的题目，谈到安娜，以及爱情是不是可以超然于社会环境的问题。吉娣不喜欢谈这事，因为这件事本身和他说话的腔调使她不安，特别是因为她知道这会引起丈夫什么反应。但是她实在太天真纯朴了，不会打断这样的谈话，甚至不会掩饰由于这位青年公然向她献媚而产生的快乐。吉娣想中断这谈话，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论她做什么，她知道都会被丈夫察觉，丈夫都会往坏处想。果然，她问陶丽玛莎怎么了，而维斯洛夫斯基却希望她们之间乏味的谈话快点结束，冷冷地望着陶丽。列文认为吉娣问这个是装腔作势，可恶地耍弄手段。

“我们今天去采蘑菇好不好？”陶丽说。

“去吧，我也去。”吉娣说着脸红了，她出于礼貌想问问维斯洛夫斯基去不去，可是没有问，“你到哪儿去，列文？”当丈夫大踏步从她旁边走过时，她露出歉疚的神色问道。她这种羞愧的神情正好证实了他的疑心。

“我不在的时候有个技工来找我，我还没见到他。”列文眼睛不看她，嘴里这样说。

他走下楼去，但还没有走出书房，就听见妻子急急忙忙地跟着他走来的熟悉脚步声。

“你有什么事？”列文冷冷地对她说，“我们有事。”

“对不起！”吉娣对德国技工说，“我要同我丈夫说一句话。”

德国人想走开，可是列文对他说：

“您放心好了。”

“是三点钟的火车吗？”德国人问，“可别误了车。”

列文没有理他，同妻子走了出去。

“嗯，您有什么话要同我说？”列文用法语问。

他不望她的脸。他不想看到她怀着孕，整个脸都在抽搐的那副极为伤心的模样。

“我……我要说，再不能这样过下去了，这简直是受罪……”吉娣喃喃地说。

“饭厅里有仆人，”列文怒气冲冲地说，“不要哭哭啼啼的。”

“那我们到那边去吧！”

他们在过道里站住了。吉娣想到隔壁房里去，可是英国女教师在那里教塔尼雅功课。

“嗯，我们到花园里去吧！”

在花园里他们遇见一个正在扫地的农民。他们不顾那农民会看见吉娣满面的泪痕和列文激动的神色，也不顾他们活像两个逃避灾难的人，就一个劲儿快步向前走去，都想把心里话说个痛快，消除对方的误会。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好摆脱两人都忍受着的痛苦。

“再不能这样过下去了！简直是活受罪！我痛苦，你也痛苦。可这是为了什么呀？”当他们终于来到菩提树小径头上一个单独的长凳旁边时，吉娣这样说。

“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他的口气里有没有不成体统、不干不净、下流无耻的地方？”列文又像那天夜里那样，两只拳头紧按住胸口，站在吉娣面前，说。

“有的，”吉娣声音哆嗦着说，“但是，列文，难道你看不出这不是我的过错吗？我从早晨起就想换一种态度，可是这些人……他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原来多么幸福哇！”她放声痛哭，哭得整个怀孕的身子直打哆嗦，说不出话来。

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追逐过他们，他们也不需要逃避什么，坐在长凳上也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乐事，但是园丁却惊奇地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安详而幸福的光辉，从他身旁走过，回到屋子里去。

十五

列文把妻子送到楼上，自己就走到陶丽房里。今天陶丽也很苦恼。她在房里走来走去，怒气冲冲地对号啕大哭的小女孩说：

“罚你站一天墙角，让你一个人吃饭，一个洋娃娃也不给你玩，一件新衣服也不给你做！”陶丽训斥着，不知道该怎样处罚她才好。

“哼，这丫头真坏！”陶丽对列文说，“她这种坏习惯是从哪里学来的？”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列文冷冷地问。他本想同她商量商量自己的事，因此懊恼地感到来得不是时候。

“她同格里沙到草莓丛里，在那里……我简直说不出口她在那里做了什么。爱里奥小姐也真叫人遗憾。她就是什么也不管，像机器一样……您倒想想，一个女孩子……”

于是陶丽讲了玛莎的罪状。

“那算得了什么，根本不是什么坏习惯，那只是淘气罢了。”列文安慰她说。

“那么你有什么事不开心哪？你来做什么？”陶丽问，“那边出了什么事？”

列文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他可以痛痛快快地把心里话说出来。

“那边我没有去过，我同吉娣两人到花园里去了。自从……斯基华来了以后，我们这是第二次吵嘴了。”

陶丽用她那双聪明懂事的眼睛望着他。

“嗯，你凭良心说一句，在……不是在吉娣方面，而是在这位先生的腔调里，有没有什么使做丈夫的感到不愉快，不是不愉快，是感到可怕甚至受侮辱的地方？”

“怎么对你说好呢……站着，站在角落里！”陶丽对玛莎说，玛莎看见母亲脸上一丝笑意，刚想转过身来，“上流社会的人们会说，他的行动同一般青年人一样。他向年轻美丽的女人献殷勤，一个上流社会的丈夫是应该引以为荣的。”她夹杂着法语说。

“是的，是的！”列文阴沉沉地说，“那么你察觉了？”

“不光是我，连斯基华也察觉了。喝完茶他就坦率地对我说：我看维斯洛夫斯基有点在追求吉娣呢。”

“那太好了，这下子我可定心了。我要把他赶走！”列文说。

“你怎么，疯了吗？”陶丽恐惧地叫起来，“你怎么了，列文，快冷静些！”她笑着说，“喂，你现在可以到芳尼那里去了！”她对玛莎说，“不行，如果你真要这样做的话，那我告诉斯基华。让他来把他带走。可以对他说，你这里还有客人要来。总之，他待在我们这里不合适。”

“不，不，我自己去。”

“那你会吵架吗？……”

“绝对不会。我会高高兴兴地去办的。”列文真的眉飞色舞地说，“哦，你就饶了她吧，陶丽！她下次不会了。”列文是指那个小罪犯说。玛莎没有到芳尼那里去，却迟疑地站在母亲面前，皱着眉头等待着，竭力想捉住母亲的目光。

母亲对她瞧了一眼。女孩子哇地一声哭出来，脸埋在妈妈膝盖中间。陶丽把自己纤细柔软的手放在她的头上。

“他同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列文一面想，一面去找维斯洛夫斯基。

列文穿过前厅，吩咐仆人备好轿车去车站。

“车上的弹簧昨天断了。”仆人回答。

“那么就备轻便车吧，可是要快。客人在哪里？”

“他回自己屋里去了。”

列文找到维斯洛夫斯基的时候，维斯洛夫斯基正拿出箱子里的东西，摊开新的抒情歌谱，试穿皮绑腿，准备去骑马。

是列文的脸色有点异样呢，还是维斯洛夫斯基意识到他对女主人略施殷勤在这个家庭里是不合适呢，他看到列文进来有点儿（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士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好意思。

“你穿绑腿骑马去吗？”

“是的，这样要干净多了。”维斯洛夫斯基一面说，一面把一条肥腿搁在椅子上，搭上绑腿最下面的钩子，快乐而温厚地微笑着。

维斯洛夫斯基无疑是个好小子。列文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羞怯的神色，不禁替他难过，并且因为自己是主人而害臊。

桌上放着半截手杖，那是今天早晨他们一起试图纠正倾斜的双杠而折断的。列文拿起这半截手杖，动手撕去头上的断片，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

“我要……”他说不下去，但一想到吉娣和种种情景，立刻毅然盯住维斯洛夫斯基的眼睛说，“我吩咐他们给您备马车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维斯洛夫斯基惊奇地问，“到哪儿去呀？”

“把您送到火车站去。”列文撕着手杖头上的断片，阴沉沉地说。

“您要出门去，还是出了什么事？”

“我家里不巧有客人要来。”列文一面说，一面越来越迅速地用粗壮的手指撕着手杖的断片，“不，没有客人来，什么事也没有，但我请求您离开。我这样不讲礼貌，您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

维斯洛夫斯基挺直身子。

“我请求您给我解释……”他终于恍然大悟，不失身份地说。

“我不能向您解释，”列文慢慢地低声说，竭力掩饰下颚的颤动，“您最好别问。”

手杖头上的断片撕光了，列文抓住手杖粗大的两端，把它折断，留神接住折下来的一头。

大概是列文那双有力的手，今天早晨做体操时摸到的肌肉，两只炯炯有光的眼睛，低低的声音和颤动的下颚，这些比任何语言更有力地使维斯洛夫斯基服从了。他耸耸肩，轻蔑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我可不可以见一见奥勃朗斯基？”

耸肩和冷笑并没有使列文生气。“他还要干什么？”他心里想。

“我马上去叫他来。”

“这真是太荒唐了！”奥勃朗斯基听朋友说他被驱逐，在花园里找到正在那里踱步等客人离开的列文，这样对他说，“这简直可笑！什么毒蚊子把你叮了？简直可笑到极点了！要是一个青年人……你就认为……”

列文被毒蚊子叮过的地方显然还很疼，因为奥勃朗斯基刚想说出来，列文就脸色发白，慌忙打断他的话：

“请你不要问原因！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对你、对他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认为他离开这里是不会太难受的，可他在这里我和我妻子都觉得不愉快。”

“他会感到委屈的！再说，这实在太可笑了。”

“可是我觉得又委屈又痛苦！我没有任何过错，我没有理由应该受罪！”

“嗐，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吃醋也可以，但达到这样的程度，简直可笑之至！”奥勃朗斯基又夹着法语说。

列文迅速地转过身去，离开他走到林荫路深处，继续独自在那里踱步。不多一会儿，他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看见树木后面维斯洛夫斯基坐在干草上（倒霉的是马车里没有座垫），戴着他那顶苏格兰帽，顺着林荫道颠簸着离去。

“又有什么事？”列文看见仆人从房子里跑出来，拦住马车。原来是那个德国技工，列文已完全把他给忘了。那个德国人一面鞠躬，一面对维斯洛夫斯基说着什么，接着爬上马车。他们就一起坐车走了。

奥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感到气愤。列文觉得自己不仅可笑到了极点，而且罪孽深重，无脸见人；但是一想到他和他妻子所受的罪，他自问下次要是又遇到这样的事他将怎样处理，接着回答说，还是这样办。

虽然如此，到了晚上，除了公爵夫人不能饶恕列文的行为以外，大家又都显得非常轻松愉快，好像孩子受过了处分，大人结束了一次难堪的官场应酬一样。到了晚上，公爵夫人一走，他们谈到维斯洛夫斯基被驱逐的事，就像在谈一件久远的往事。陶丽从父亲身上继承了说笑话的才能，把个华仑加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次又一次地讲着，每次都添油加醋，增加些新的笑料。她讲到她刚准备系上新的蝴蝶结迎接客人，刚走到客厅，忽然听见一辆老爷马车的辘辘声。是谁坐在马车上啊？一看，原来是维斯洛夫斯基，头上戴着苏格兰帽，手里拿着抒情歌谱，脚上打着皮绑腿，坐在干草上。

“你至少也该弄辆轿车让他坐坐啊！没有，后来我又听见：‘站住！’哟，我想，准是大发善心了。我一看，原来是让那个德国胖子坐在他旁边，把他们一起送走……我这个新蝴蝶结就这样白系了！……”

十六

陶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动身去访问安娜。她感到抱歉，因为这事使妹妹伤心，使妹夫不愉快。她明白，列文一家不愿同伏伦斯基有任何来往，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她认为有责任去看望安娜，表示安娜的处境虽然起了变化，她对她的感情并没有改变。

陶丽这次旅行不愿依赖列文家，自己派人到乡下去租马。列文一知道这事，就走来责备她。

“你为什么以为你去我会不高兴？如果说这事使我不高兴，那你不用我的马，我就更加不高兴了，”列文说，“你从没对我说过一定要去。至于到乡下租马，这事首先使我不高兴，而主要的是他们会租给你，但不会把你送到目的地。马，我有的是。如果你不想使我难堪，你就用我的马。”

陶丽只好同意。到了约定的日子，列文为姨姐准备好四匹马，还有替换的马，都是从耕马和骑马中凑起来的，外表不太好看，但能当天把她送到目的地。当前，要送走公爵夫人和送走接生婆都需要马匹，这对列文来说是有为难之处，但从责任心出发，列文不能让陶丽租用马匹从他家动身；再说租一次马要花二十卢布，对她来说也是一大笔开支。陶丽手头拮据，列文是很同情她的。

陶丽听从列文的劝告，天没亮就动身了。道路平坦，马车舒服，马也跑得很起劲。驭座上除了车夫以外，还坐着账房，那是列文派来代替男仆护送陶丽的。陶丽在车上打起瞌睡来，直到到了换马的客店才醒。

陶丽在列文那次去史维亚日斯基家途中逗留过的富裕农民家喝了茶，同农妇们谈了一会儿孩子的问题，又同那老农谈到他很称赞的伏伦斯基伯爵的事，到十点钟才继续上路。她在家里忙于照顾孩子，从来没有时间思索。这会儿，在这四小时的旅途中，以前被压在心里的种种想法一下子都浮现出来了。她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自己都觉得她的思想很怪。开头她想念孩子们，尽管公爵夫人，主要是吉娣（陶丽更相信她）答应照顾他们，她还是不放心。“但愿玛莎不再淘气，格里沙别让马给踢了，莉丽不再闹肚子。”接着，现实问题被即将发生的问题代替了。她开始想到，今年冬天要在莫斯科租一个新寓所，客厅家具要换一套新的，还要给大女儿做一件皮大衣。然后又想到较远的未来的问题：怎样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女孩子倒没什么，”她想，“可是男孩子怎么办？”

“现在还好，我可以自己管教格里沙，因为我现在没有怀孕，有的是时间。要斯基华管教，当然是靠不住的。我依靠人家的帮助，可以把他们抚养成人，但要是又怀孕呢……”她忽然想起一句俗话，“生儿育女是对女人的诅咒。”她觉得这话没有道理，“分娩倒无所谓，怀孕可真是件苦事。”她回忆最后一次怀孕和最小一个孩子的死亡，这样想。她又想到刚才在歇脚的地方同那个青年农妇的谈话。对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那个漂亮的年轻农妇快乐地回答说：

“有过一个小姑娘，但上帝把她接走了，过四旬斋时把她给埋了。”

“你是不是很舍不得她？”陶丽问。

“有什么舍不得的？老头儿的儿孙多的是。有了儿女就是麻烦，弄得你不能干活，什么事也不能做。只会束缚你的手脚。”

陶丽当时听了这回答很反感，尽管那个农妇待人和蔼可亲，现在她不由得想起这句话来。在这句不近人情的话里倒有一点道理。

“总而言之，”陶丽回顾她婚后十五年来的生活，想，“怀孕，呕吐，脑子迟钝，无所作为，主要是模样丑恶。吉娣，年轻美丽的吉娣，连她都变得那么难看了，我一怀孕就更丑。生产，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后关头……然后是喂奶，通宵不眠，这种可怕的痛苦……”

陶丽给每个孩子喂奶几乎都生奶疖，一想到这种苦，她浑身打了个哆嗦。“然后是孩子生病，无穷无尽地担惊受怕；再有教育，孩子的种种坏习惯（她想到玛莎在草莓丛里的过错），学习，拉丁文——这一切都那么麻烦，不好应付。最可怕的是孩子的夭折。”于是永远揪住做母亲的心的惨痛回忆又浮上她的脑海：那个最小的婴儿患喉炎夭折，他的葬礼，大家对那口粉红色小棺材的冷漠，以及那盖上带有金边十字架的粉红色棺材盖的一刹那，她面对生着鬈曲卷发的苍白小脑门，感到肝肠撕裂的痛楚。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只是：我得不到片刻安宁，一会儿怀孕，一会儿喂奶，老是闹脾气，发牢骚，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使丈夫讨厌，就这样过上一辈子，抚养出一批缺乏教养的不幸的小叫化子。这会儿，要不是在列文家过夏，我真不知道怎样对付过去呢。当然，列文和吉娣很体贴人，使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但总不能一直住下去呀。等他们有了孩子，他们就不能再帮助我们了。事实上，现在他们手头也并不宽裕。至于爸爸，他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财产，又怎么能照顾我们呢？这样，我自己连孩子都养不起，也不能低声下气去求人家接济呀。哦，就算最如意的打算吧，往后不再有孩子夭折，我也勉强把他们培养成人。他们最好也不过是不成为坏蛋。我所能希望的不过如此。可就是为了这个，我得吃多少苦，花多少心血呀……我这辈子也就完了！”陶丽又想到了青年农妇的话。想到这些，她又感到难过，但她不能不同意她的话还有一点粗鲁的道理。

“怎么样，还远吗，米哈伊拉？”陶丽问账房，想摆脱使她感到恐惧的思想。

“听说离这个村子还有七里地。”

马车沿着村道驶到一座小桥上。桥上走着一群快乐的农妇，她们肩上挂着一圈圈草绳，叽里呱啦地有说有笑，十分热闹。她们在桥上站住了，好奇地打量着马车。陶丽觉得她们的脸张张都是健康快乐的，都在用生的欢乐挑逗她。“人人都在生活，人人都在享受生的欢乐。”陶丽经过农妇们身边，往小山上驶去，身子又在老式马车柔软的弹簧上惬意地摇晃，心里这样想。“可是我像一个刚出狱的囚犯，心事重重，此刻总算有片刻的安宁。人人都在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不论是这些农妇，妹妹娜塔丽雅，还是华仑加，或者我现在去访问的安娜，可就是没有我的份儿。”

“他们攻击安娜。为了什么？难道我比她好吗？至少我还有一个心爱的丈夫。虽说不上称心如意，我还是爱他的，可是安娜不爱她的丈夫。她到底有什么过错？她要生活。上帝赋予我们心灵这样的欲望。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很可能这样做。在那可怕的日子里，她到莫斯科来看我。我至今不知道，我当时做得对不对。我当时应该抛弃丈夫，重新开始生活。我也可能真正去爱上一个人，真正被人家所爱。也许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不尊重他，不需要他，”她想到了丈夫，“但我容忍了他。这样是不是好？那时还会有人喜欢我，我还有几分姿色呢。”陶丽继续想，很想照照镜子。手提包里有一面旅行镜子，她很想取出来，但回头看看背后的车夫和那摇摇晃晃的账房，想到万一被他们看见，那可难为情了，结果没有把镜子拿出来。

但不照镜子，她心里还是在琢磨，她的年纪也不算太老，也还来得及。于是她想起了丈夫的朋友土罗甫春，他待她特别殷勤，在她孩子患猩红热的时候同她一起照顾他们，他爱上了她。还有一个年纪很小的青年——丈夫曾开玩笑地告诉她——认为她是三姐妹中最美的。于是陶丽头脑里幻想着最热烈最荒唐的风流韵事。“安娜的行动了不起，我说什么也不能责备她。她自己幸福，也使别人幸福，不像我这样逆来顺受。她一定还是像以往那样鲜艳、聪明和开朗。”陶丽心里这样想，嘴上浮起狡猾的微笑，特别是想到安娜的风流韵事。陶丽同时幻想自己也有了这样的风流韵事，一个她想象中的集种种优点于一身的男子被她迷住了。她也像安娜一样，把私情向丈夫和盘托出。奥勃朗斯基一听到这消息，又惊奇又窘困，使她禁不住笑了。

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陶丽的马车离开大路，转弯向伏兹德维任斯克村驰去。

十七

车夫勒住四匹马，向右边黑麦田望了一眼，看见几个农民坐在那里的大车旁。账房本想跳下车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向一个农民命令似的吆喝了一声，招招手叫他过来。马车奔驰时吹拂着的微风，等车一停就静止了；汗淋淋的马身上落满了牛虻，马怒气冲冲地想把它们驱散。大车旁锤子敲击镰刀的铿锵声停止了。一个农民站起身，向马车走来。

“瞧你这么磨磨蹭蹭的！”账房向那个赤脚踩着留有车辙的坎坷道路慢慢走来的农民怒斥道，“快一点！”

这个卷发的老农头上扎着树皮绳子，弯着被汗水湿透的背，加快步子，走到马车旁边，伸出一只黧黑的手，抓住马车挡泥板。

“到伏兹德维任斯克去吗？到伯爵老爷的庄院去吗？”老农反复问，“走完这条坡路，向左拐，顺着大路一直往前就到了。你们要找谁呀？伯爵本人吗？”

“嗯，他们在家吗，老爷子？”陶丽含糊其词地说，她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向农民打听安娜的情况。

“多半在家。”老农两脚交替踩着泥地，清清楚楚地留下五个脚趾印。“多半在家。”他重复说，显然很想聊聊，“昨天还来了客人。客人多极了……你要什么呀？”他转身对在大车旁向他喊叫的小伙子说，“噢，对了！他们刚才骑马打这儿过，去看收割机。现在该回家了。你们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是远道来的，”车夫爬上驭座说，“那么不远了？”

“跟你说就在这里。你一走到路口……”老农摸着马车的挡泥板，说。

一个年轻矮壮的小伙子也走了过来。

“怎么样，收割缺少人手吗？”小伙子问。

“我不知道，老弟。”

“喏，你向左边一拐，就到了。”老农说，显然还想谈谈，不愿放他们走。

车夫催动了马，他们刚转弯，那个老农就叫道：

“站住！喂，朋友，站住！”两个声音同时叫起来。

车夫停下来。

“他们来了！瞧，这不是他们吗！”老农叫道，“瞧，大队人马！”他指着大路上四个骑马和两个坐敞篷马车的人说。

原来骑马的是伏伦斯基、赛马骑师、维斯洛夫斯基和安娜，坐在敞篷马车上的是华尔华拉和史维亚日斯基。他们出去兜风，还观看了正在开动的新收割机。

马车停下了，骑马的人也慢步走过来。安娜同维斯洛夫斯基并肩走在前头。安娜慢悠悠地骑着一匹鬃毛剪过的短尾英国矮脚马。她那戴着一顶高帽露出一绺绺乌黑头发的漂亮脑袋，她那丰满的肩膀，她那穿着黑色骑装的苗条身段，以及端庄优美的骑马姿势，这一切都使陶丽感到惊讶。

最初一刹那，她觉得安娜骑马有点不成体统。在陶丽的心目中，女人骑马是同年少轻浮、卖弄风情分不开的，因此就安娜的处境来说，骑马是不合适的；但当她走近仔细一看，就觉得她骑马也不错。何况安娜的优雅风度，她的姿态、服饰和举止都朴素文静，落落大方，十分自然。

在安娜旁边，维斯洛夫斯基骑着一匹灰色烈性的骑兵军马。他头戴一顶缎带飘动的苏格兰帽，向前伸着两条粗大的腿，扬扬自得。陶丽一认出是他，忍不住快活地笑了。他们后面是伏伦斯基。伏伦斯基骑着一匹纯种的深色枣红马，那马跑得浑身冒热气。他拉紧缰绳把它勒住。

伏伦斯基后面是一个穿骑装的矮个子。史维亚日斯基同公爵小姐坐着一辆崭新的敞篷马车，车上套着一匹高大的骊马，追赶着骑马的人。

安娜一认出那辆旧马车角落里蜷缩着的瘦小的人就是陶丽，顿时笑逐颜开。她尖叫一声，身子在鞍座上抖动了一下，催马奔驰起来。她驰到马车跟前，不用人家搀扶就跳下马，提起骑装，迎着陶丽跑去。

“我一直盼望你来，但又怕这是痴心妄想。嘿，我太高兴啦！你真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安娜一面说，一面把脸贴住陶丽的脸，吻着她，接着又把她推开，笑盈盈地打量着她。

“啊呀，我太高兴啦，阿历克赛！”安娜回头望了望那跳下马、向她们走来的伏伦斯基，说。

伏伦斯基脱下灰色高帽，走到陶丽跟前。

“您真不能想象，您来，我们有多高兴！”伏伦斯基特别加重语气说，笑眯眯地露出一排结实的雪白牙齿。

维斯洛夫斯基没有下马，只摘下帽子向客人致礼，喜气洋洋地在头上挥动帽子的飘带。

“这位是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当敞篷马车驶近时，安娜这样回答陶丽询问的目光。

“哦！”陶丽说，她的脸上不禁露出不满的神色。

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是她丈夫的姑妈。陶丽早就认识她，并且瞧不起她。陶丽知道，这位老小姐一辈子都在阔亲戚家里当食客；但她现在竟住在陌生的伏伦斯基家里，而又是她丈夫名下的亲戚，这就使陶丽觉得很丢脸。安娜察觉陶丽脸上的表情，感到很尴尬，脸涨得绯红，两手一松，骑装往下滑，把她绊了一跤。

陶丽走到停下的敞篷马车跟前，冷冷地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打了个招呼。她同史维亚日斯基也是认识的。史维亚日斯基问起他那位怪癖的朋友和年轻妻子的情况，接着扫了一眼那几匹拼凑起来的杂牌马和那辆挡泥板打过补钉的老爷马车，就邀请太太们改坐他的敞篷马车。

“让我坐到那辆老爷马车上去吧，”史维亚日斯基说，“这匹马很听话，公爵小姐的驾驭本领也挺出色。”

“不，你们还是坐你们的一辆，”安娜走拢去说，“我们坐那一辆。”说着挽住陶丽的手臂，把她带走。

陶丽看到这辆从没见过的豪华马车，这几匹雄赳赳的骏马和周围这批风度翩翩的贵人，不禁眼花缭乱。但最使她惊奇的，还是她熟悉而喜爱的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观察不像陶丽那样细致，不那么熟悉安娜，特别是没有像陶丽那样一路上产生过那些想法，她就看不出安娜身上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但这会儿，陶丽却在安娜脸上发现那种只有当女人在热恋时才会出现的昙花一现的美，因而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在她的脸上表现出来：双颊和下巴上分明的酒窝，嘴唇的优美线条，荡漾在整个脸上的笑意，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动作的优美和灵活，说话声音的甜美和圆润，就连她回答维斯洛夫斯基（他要求骑她的马，好让他教会那马用右脚起步）时半是嗔怪半是撒娇的媚态——这一切都使人神魂颠倒。看来安娜自己也意识到这一层，因此扬扬得意。

她们同坐一辆马车，两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安娜感到不好意思，因为陶丽用那么专注的疑问目光打量着她；陶丽呢，因为史维亚日斯基说到老爷马车，而现在她同安娜就坐在这辆破旧的马车里，觉得不好意思。车夫菲利浦和账房也有同感。账房为了掩饰窘态，手忙脚乱地扶太太们上车；可是车夫菲利浦闷闷不乐，决心不因人家车子外表的华丽而低声下气。他看了一眼那匹骊马，心里就断定它只配拉敞篷车“兜兜风”，这样大热天一口气是跑不了四十里路的，因此冷笑了一声。

农民们都从大车旁站起来，好奇而又津津有味地望着客人们的会晤，品头评足。

“他们可高兴呢，好久没见面了。”那个头上扎着树皮绳子的卷发老头儿说。

“我说，盖拉西姆大叔，要是让那匹黑乌鸦来运麦子，那就快了！”

“嗨，看哪！那个穿马裤的是女人吗？”一个农民指着那坐到女用马鞍上的维斯洛夫斯基说。

“不，是个男的。瞧，骑上去多利索！”

“喂，弟兄们，今天我们不睡一会儿吗？”

“这会儿哪能再睡觉！”老农斜眼望望太阳说，“过了晌午了！大家拿起镰刀来干吧！”

十八

安娜望着陶丽消瘦、憔悴、皱纹里落满尘土的脸，本想直率地说，她觉得陶丽瘦了，但是一想到自己却变得更加丰满艳丽，陶丽的眼神也有这样的表现，她就叹了一口气，说起她自己的情况来。

“你望着我，一定在想，”安娜说，“我现在这样的处境，是不是觉得幸福？嗯，好吧！说出来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我实在太幸福了。我身上发生了奇迹。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吓得死去活来，突然醒了过来，却又觉得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我清醒过来了。我经历了痛苦和恐惧，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特别是自从我们来到这儿以后，我实在是太幸福了！……”安娜一面说，一面带着羞怯和探询的微笑瞧着陶丽。

“我太高兴了！”陶丽微笑着说，语气不禁变得冷淡了一些，“我真为你高兴。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你忘记我的处境了……”

“给我写信？你不敢？你真不知道我……我认为……”

陶丽很想说出她今天早晨的想法，但不知怎的这会儿又觉得不合适。

“不过，这事以后再谈。哦，这是些什么建筑物？”陶丽想转变话题，就指着刺槐和丁香构成的天然篱笆后面红绿相间的屋顶问，“简直像一座小城。”

但安娜没有回答。

“不，不！你怎样看待我的处境，你有什么想法？”安娜问。

“我认为……”陶丽刚开始说，不料这时维斯洛夫斯基已教会马用右脚起步，他那穿着短上衣的身子笨重地在女用马鞍上一起一伏，在她们旁边驰过。

“行了，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维斯洛夫斯基叫道。

安娜连一眼都没有瞧他，可是陶丽觉得在马车里不便长谈，就这样简单地回答。

“我没有什么想法，”陶丽说，“我一向都很喜欢你。我觉得要喜欢一个人，就该喜欢他这个实在的人，而不是喜欢凭空想象中的人。”

安娜不看朋友的脸，眯缝起眼睛（这是安娜的一个新习惯，陶丽以前没有见过），沉思起来，想领会这话的意思。接着显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领会了，就对陶丽看了一眼。

“就算你有什么过错，”安娜说，“现在你一来，又说了这一番话，那就什么都可以饶恕了。”

陶丽看见安娜的泪水夺眶而出，默默地握了握安娜的手。

“那么这到底是些什么建筑物？这么多房子！”陶丽沉默了一会儿，又重新问道。

“这是佣人的下房、养马场和马厩，”安娜回答，“从这里开始是花园。原来全荒芜了，但阿历克赛把它修好了。他很喜欢这庄园，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搞经济竟那么起劲。不过，他的天分也真高！不论什么事，他做起来都很出色。他不但不觉得乏味，而且劲道十足。我现在才知道，他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好当家，在农业上处处精打细算。不过也只限于农业。遇到几万卢布进出的事，他倒不会打算盘了。”安娜说时脸上露出得意而调皮的微笑，女人谈到只有她们才知道的爱人的优点时往往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你看见这个大建筑物吗？这是一座新医院。我想总要花十万以上吧。这是他的得意杰作。你知道这是怎么搞起来的？农民们要求他减少草地的租金，大概就是那么一回事，可是被他拒绝了。我责备他太小气。当然并不完全为了这事，还有其他各种原因加在一起，他就着手造这座医院，来证明他这人并不小气。说实在的，这都是些小事，可我却因此更加爱他。啊，你马上可以看到住宅了。那还是从他祖父手里传下来的房子，外表一点也没有变。”

“好漂亮！”陶丽露出情不自禁的惊讶目光，望着那座耸立在绿荫蔽天的古树丛中带圆柱的美丽住宅，赞叹说。

“确实很漂亮，是吗？从楼上望出去，景色也挺美。”

她们的马车驶进铺有碎石的院子，在大门口停下。院子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用粗糙多孔的石头砌花坛，坛里的泥土已耙松了。

“哦，他们已经到了！”安娜望着刚从台阶边牵走的坐骑，说，“这匹马很出色，你说是吗？这是匹矮脚马，我挺喜欢。牵到这里来，给我点儿砂糖。伯爵在哪里？”她问两个从房子里奔出来的服装体面的仆人。“啊，他来了！”安娜看见伏伦斯基和维斯洛夫斯基出来迎接她，说。

“您把公爵夫人安顿到哪里呀？”伏伦斯基用法语问安娜，不等她回答就再次向陶丽问好，还吻了吻她的手，“我看是不是住那个有阳台的大房间？”

“嗳，不，太远了！还是住转角的那一间，我们俩见面方便些。好，我们去吧。”安娜一面把仆人拿来的砂糖喂给她的爱马，一面说。

“您忘记您的责任了。”安娜对同时走到台阶上来的维斯洛夫斯基说了一句法语。

“对不起，我的责任有满满几口袋呢。”维斯洛夫斯基把手指插到背心口袋里，笑嘻嘻地也用法语回答。

“可是您来得太迟了！”安娜用手绢擦擦被马舔湿的手，又用法语说，接着她转身问陶丽，“你可以住一阵吧？只住一天吗？这可不行！”

“我答应过他们的，再说孩子们……”陶丽说，模样有点狼狈，因为她得从马车上取出手提包，而且知道自己一定是满面风尘。

“不，陶丽，我的好人……那么，咱们瞧着办好了。来吧，来吧！”安娜说着把陶丽领到她的房里。

这不是伏伦斯基提出的富丽堂皇的大房间，而是安娜要陶丽将就住住的那个房间。但就连这个房间也十分豪华，陶丽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她觉得简直像国外最讲究的旅馆。

“嘿，我的好人，我太幸福了！”安娜穿着骑装在陶丽旁边坐了一会儿，说，“告诉我你家里人的情况。我匆匆见过斯基华一面。可是他不会把孩子们的情况讲给我听。我的宝贝儿塔尼雅怎么样？我想该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吧？”

“是的，长得很大了。”陶丽简单地回答。她自己也弄不懂，有关孩子的事她竟回答得这样冷淡，“我们在列文家里过得很好。”她加了一句。

“嗐，要是我早知道你并没有瞧不起我……”安娜说，“那就应该请你们一家都来。要知道斯基华是阿历克赛很老的朋友哇！”她补充说，顿时脸红了。

“是的，不过我们过得很好……”陶丽不好意思地回答。

“说实在的，我简直高兴得语无伦次了。总之，我的好人，我见到你太高兴了！”安娜一面说，一面又吻她，“你还没告诉我，你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什么都想知道。不过我很高兴，你会看到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你不要以为我想自我表白什么。我不想表白什么，我只要生活；我不想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我有这样的权利，是不是？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再好好谈吧。现在我要去换衣服了，我去给你派个侍女来。”

十九

当剩下陶丽一个人时，她就以主妇的目光仔细打量这个房间。她来到这座房子，在房子里面走过，此刻又住到这个房间里。她目睹的一切都给她留下富丽堂皇和充满现代欧洲奢侈生活的印象。这种豪华气派她只有在英国小说里读到过，在俄国可从来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在乡下了。从花纹新颖的法国糊墙纸到铺满整个房间的大地毯，一切都是崭新的。弹簧床上铺着厚垫子，床头放着别致的靠垫和套有缎子枕套的小枕头。大理石的洗脸盆、梳妆台、长沙发、桌子、壁炉上的青铜座钟、窗帘和门帘，一切都是贵重的，崭新的。

派来的侍女梳着时髦的发式，服装比陶丽还要摩登。这个漂亮的女仆打扮得像这个房间一样新颖华丽。陶丽对她的彬彬有礼、整齐清洁和殷勤周到很满意，但同她在一起又觉得局促不安，不好意思让她看到她那件打过补丁的短袄。那短袄是她错放在行李包里的。在家里，她以这些东补西缀的朴素衣着自豪，这会儿却感到害臊。在家里，她很清楚，做六件短袄需要二十四码[88]棉布，每码棉布值六十五戈比，总共得花十五卢布以上，花边和人工还不算在内。这样修修补补，她就可以节省十五个卢布。这会儿在侍女面前，她并不觉得羞耻，但有点儿不自在。

陶丽早就认识的安奴施卡走进房里来的时候，她觉得轻松多了。女主人把那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侍女召回去，叫安奴施卡留在陶丽房里。

安奴施卡对这位夫人光临显然很高兴，不停地跟她说话。陶丽发觉她很想就女主人的处境，特别是伯爵对她的爱情和忠心，发表意见，可是陶丽一听她谈这事，就竭力制止她。

“我同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从小在一起长大，她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宝贵。当然，我们没资格评判这事。不过，看样子，爱情……”

“哦，方便的话，请你把这拿去洗一洗。”陶丽打断她的话。

“是，夫人！我们这里有两个专门洗衣服的女工，不过被单那种大东西是用机器洗的。什么事伯爵都亲自过问。真是个好当家……”

陶丽看见安娜进来，打断了安奴施卡的唠叨，感到很高兴。

安娜换了一件十分素净的麻纱连衫裙。陶丽仔细察看这件衣服。她懂得这种素净是怎么一回事，得付出多少代价。

“这是我的老朋友。”安娜指着安奴施卡说。

安娜已不再觉得局促了。她落落大方，镇定自若。陶丽看到她完全克服了由于她来临而产生的激动，说话客客气气，从容不迫，似乎把那通向她真实感情和内心思想的门关闭起来了。

“哦，安娜，你的女儿怎样了？”陶丽问。

“安妮（她这样称呼她的女儿）吗？好了，完全复原了。你想看看她吗？来吧，我陪你去看。为了保姆的事，真是伤透脑筋了，”安娜讲了起来，“我们用了一个意大利奶妈。人很好，可是蠢得要命！我们想把她辞掉，可是孩子跟她过惯了，所以还用着。”

“那么，你们是怎样处理那个问题的？……”陶丽刚要问那女孩子用谁的姓，但发觉安娜突然皱起眉头，就改变话题，“你们怎样……已经给她断奶了吗？”

但是安娜已经懂得了她的意思。

“你要问的不是这个吧？你是不是要问她姓什么？是吗？这事使阿历克赛苦恼。她没有姓。或者说她姓卡列宁。”安娜说，眯缝起眼睛，眯得只见合在一起的睫毛。“不过，”她的脸色突然又开朗起来，“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吧。来，我带你去看看她。这孩子可爱极了。她已经会爬了。”

整个房子里穷奢极侈的气派已使陶丽感到惊异，而育儿室里的豪华景象更使她咋舌。这里有从英国定购来的童车，有学步用的坐车，有专门为婴儿爬行用的像弹子台那样的沙发，有摇椅，有崭新的特种澡盆。一切都是英国货，结实，耐用，看得出都很贵重。房间高大宽敞，光线很好。

她们进去的时侯，小女孩穿着一件衬衣，坐在桌旁的小扶手椅上，正在吃肉汤。她衣服的前襟全被汤湿透了。那个专门照顾孩子的俄国侍女，一边喂给她吃，一边显然也在分享她的食物。奶妈和保姆都不在，她们在隔壁房里。那里传来她们用蹩脚法语说话的声音，这是她们唯一能够相互懂得的语言。

一个漂亮的高个子英国女人，脸上现出不愉快的神色和放浪的表情，一听见安娜的声音，就抖动浅黄色卷发，急急地走进门来，立刻替自己辩解，虽然安娜一句话也没有责备她。安娜每说一句话，那英国女人就连声用英语说：“是，夫人。”

这个黑头发、黑眉毛的小女孩，面色红润，强壮的粉红色小身体上起着鸡皮疙瘩。她看见陌生人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却逗得陶丽十分喜爱，她甚至有点羡慕这孩子的健康模样。小女孩爬行的样子她也很喜爱。她的孩子中就没有一个会像她这样爬的。这个小女孩穿上一件后面束住的衣服，被放到地毯上，模样可爱极了。她好像一只小动物，用她那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打量着大人，显然对人家欣赏她感到很高兴，笑眯眯地伸出两脚，使劲用双手撑起她的小身体，接着敏捷地收缩两腿，又用劲往前爬了一步。

但是，陶丽很不喜欢育儿室里的整个气氛，特别是那个英国女人。一个好女人是不肯到安娜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来工作的——陶丽只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像安娜这样能干的人竟会雇用这样一个不可爱不稳重的英国女人。此外，陶丽从几句话里立刻听出，安娜、奶妈、保姆和婴儿之间很少接触，母亲难得到育儿室来。安娜想给孩子找一件玩具，可是找不到。

最使人惊奇的是，问到婴孩有几颗牙，安娜竟回答错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最近长出的两颗牙。

“我有时觉得很难受，我在这里好像一个多余的人。”安娜一面说，一面走出育儿室。她拉起裙子下摆，免得绊到门口的玩具，“生第一个孩子不是这样的。”

“我看正好相反。”陶丽怯生生地说。

“嗳，不是的！告诉你吧，我看到过他了，看到过谢辽查了，”安娜一面说，一面眯细眼睛，仿佛在凝视远处的什么东西，“不过，这事我们以后再谈。你真不会相信，我好像一个饿坏的人，忽然面前摆出一桌丰盛的饭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桌丰盛的饭菜就是你提供的，就是我不能同任何别人谈而只能同你谈的话。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可我决不会放过你的。我要把心里话统统说出来。对了，我先要给你介绍一下你在这里可能见到的那几个人，”安娜继续说，“先从太太们谈起。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你知道她，我也知道你和斯基华对她的看法。斯基华说，她为人在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她比卡吉琳娜·巴甫洛夫娜姑妈高明。这话是真的。不过她心地善良，我对她十分感激。在彼得堡，我一度非常需要一个女伴。就在这时侯，我遇见了她。说实在的，她心地很好。在当时的处境下，她使我大大减轻了痛苦。我看你不会了解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痛苦……在彼得堡，”她添了一句，“我十分安静，十分幸福。哦，这事以后再说。我得一个个说下去。然后是史维亚日斯基，他是首席贵族，是个很正派的人，但他有什么事要向阿历克赛求教。你要明白，阿历克赛有这样一笔财产，自从我们搬到乡下来住以后，他就有了一定的影响。然后是土施凯维奇，你见到过他，他以前常到培特西家去。如今他被抛弃了，就到我们这里来。他这人正像阿历克赛说的那样，他喜欢装成什么样子，你就只能把他当成什么样的人。这样，他倒很讨人喜欢。再有，据华尔华拉公爵小姐说，他这人很规矩。还有就是维斯洛夫斯基……这个人你是认识的。一个挺可爱的小伙子！”安娜说着嘴唇上又浮起调皮的微笑，“他同列文究竟搞了些什么鬼名堂？维斯洛夫斯基讲给阿历克赛听，我们都不相信。他这人倒是挺天真可爱的，”她夹杂着法语说，又露出了同样的微笑，“男人都需要消遣。阿历克赛需要客人，我也很看重他们。我们这里就是要热热闹闹，快快活活，这样阿历克赛就不会有别的心思了。你还会看到我们的管家。是个德国人，人品很好，也很能干。阿历克赛很器重他。还有医生，是个年轻人，未必是个虚无主义者，可是吃饭用刀子……但他是个很出色的医生。还有建筑师……这里简直像个小宫廷！”

二十

“啊，我把陶丽给您请来了，公爵小姐，您不是很想见到她吗？”安娜陪着陶丽走到石砌的大阳台上说，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正坐在刺绣架旁替伏伦斯基伯爵绣沙发套。“她说晚饭以前不想吃东西，您吩咐仆人给她弄些点心来，我去找阿历克赛，把他们全都带到这里来。”

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接待陶丽很亲切，但多少有点长辈的架子。她一见面就向陶丽解释，她住在安娜这里，是因为她一向比那个把安娜扶养长大的姐姐卡吉琳娜更爱她，现在大家都把安娜抛弃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她度过这最痛苦的日子。

“等她丈夫同意离婚了，我就回去过隐居生活，但现在我还有用，我要尽我的责任，不管这事有多麻烦，我可不像别人。你真可爱，你来真是太好了！他们过得活像一对恩爱夫妻；可以裁判他们的只有上帝，不是我们凡人。难道比留卓夫斯基和阿文尼耶娃……还有尼康德罗夫，还有华西里耶夫和玛蒙诺娃，还有李莎·尼普东诺娃……难道没有人说过他们的坏话吗？到头来大家还不是照样接待他们？再说，这是个可爱的上等家庭，他们过得和英国人一模一样。早晨在一吃起早饭，吃完早饭各人做各人的事。晚饭以前，各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七点钟吃晚饭。斯基华叫你来这儿，真是太好了。伏伦斯基需要同大家来往。不瞒你说，他通过母亲和哥哥的关系什么事都办得到。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好事。他没有向你谈到他那所医院吗？真是太美了，什么都是从巴黎运来的。”

安娜在弹子房里找到那些男人，把他们带到阳台上，这样就把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同陶丽的谈话打断了。离开吃晚饭还有不少时间，天气又很好，大家提出了几种办法来消磨这剩下的两个小时。在伏兹德维任斯克消磨时间的方法很多，同波克罗夫斯克截然不同。

“让我们来一场草地网球吧，”维斯洛夫斯基笑容可掬地用法语说，“我再同您搭档，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

“不，太热了；还不如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划划船，让陶丽看看两岸的风光。”伏伦斯基提议说。

“我什么都行。”史维亚日斯基说。

“我想陶丽更喜欢散步，是吗？待会儿再去划船。”安娜说。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维斯洛夫斯基和土施凯维奇到游泳场去，答应在那里准备好船只等着。

安娜同史维亚日斯基，陶丽同伏伦斯基，他们两对在花园小径上散步。陶丽处身在这个陌生环境里，多少有点拘束。在理论上，她对安娜的行为不仅谅解，而且赞成。就像那些在品德操守上无可非议、但又对单调的正经生活感到厌倦的妇女那样，对待非法的爱情，她不仅不以为意，甚至还羡慕不止呢。何况她又是从心底里喜爱安娜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陶丽看见安娜处身在这样一群同她格格不入的人中间，看见她自己感到新奇的那种时髦风尚，觉得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因为在这里享受着舒服的生活，就纵容他们，陶丽觉得特别反感。

总之，陶丽抽象地赞成安娜的行为，可是一看见她为他这样做的那个男人，她就觉得很不愉快。再说，她一向不喜欢伏伦斯基。她认为伏伦斯基骄傲自大，除了财富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伏伦斯基在自己家里想使陶丽愉快，但陶丽同他在一起却觉得局促不安。这种感觉就像被那个侍女看到她的短袄一样。好像由于衣服上的补丁，她在侍女面前感到的不是羞耻而是尴尬一样，她为自己的拮据在伏伦斯基面前感到的也不是羞耻，而是局促不安。

陶丽感到很不自在，竭力搜索话题。她认为像他这样高傲的人，未必爱听人家对他住宅和花园的赞扬，但又想不出别的话题，只好说说她很喜欢他的房子了。

“是的，这建筑是很漂亮，风格也很古雅。”伏伦斯基说。

“我很喜欢门前这个院子。原来就是这样的吗？”

“嗳，不是的！”伏伦斯基回答说，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可惜今年春天您没有看见这个院子！”

伏伦斯基开始有点拘束，接着越来越眉飞色舞地引她注意房子和花园里的种种装饰品。显然他在装饰美化住宅上花了不少心血，觉得非在新来的客人面前夸耀一番不可。他对陶丽的赞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要是您不觉得累，还想看看医院的话，那么，路不远，我们去看看吧。”伏伦斯基察看了一下陶丽的脸色，好判断她是不是真的不觉得累，然后这样说。

“你去不去，安娜？”伏伦斯基问安娜。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安娜对史维亚日斯基说，“但可不能让可怜的维斯洛夫斯基和土施凯维奇在船上等太久啊。得派一个人去跟他们说一声。是的，那个医院是他在这里造的一个纪念碑。”安娜又带着原先谈到医院时那种调皮而懂事的微笑，对陶丽说。

“嘿，这可是个宏伟的工程！”史维亚日斯基说，但为了不让人家觉得他是在讨好伏伦斯基，立刻又补了一句略带批评的话。“不过，我弄不懂，伯爵，您在卫生方面为老百姓做了不少事，为什么对学校却这样漠不关心呢。”

“如今办学校没什么稀奇了，”伏伦斯基用法语说，“您要明白，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我对办医院太感兴趣了。上医院往这儿走。”他指着林荫道旁一条小径，对陶丽说。

太太们打开阳伞，拐到小径上。转了几个弯，穿过一道栅栏门，陶丽看见前面高地上耸立着一座即将完工的式样别致的红色大建筑物。还没有漆过的铁皮屋顶在强烈的阳光下亮得耀眼。在这座快完工的建筑物旁边，另一座建筑物搭着脚手架，也已经动工了。工人们系着围裙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从泥桶里倒着灰泥，用泥刀抹平。

“你们的工程进行得真快！”史维亚日斯基说。“我上次来，屋顶还没有盖好呢。”

“到秋天就可以全部完工。里面差不多都装潢好了。”安娜说。

“这座新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医生的治疗室和药房。”伏伦斯基回答，他看见穿短外套的建筑师向他走来，便向太太们道歉了一下，迎着他走去。

伏伦斯基绕过工人们正在拌石灰的坑，同建筑师一起站住，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

“正面山墙还是太低。”安娜问他谈什么，他这样回答。

“我说，地基得再垫高一些。”安娜说。

“是的，再高一些当然更好，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建筑师说，“可惜来不及了。”

“是的，这事我很感兴趣！”史维亚日斯基对安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表示惊讶，安娜就这样回答他，“新建筑必须合乎医院的要求。不过，有些地方是事后才考虑到的，开头并没有什么计划。”

伏伦斯基同建筑师谈好话，就加入太太们一伙，领她们到医院里参观。

尽管房子外面还在做飞檐，底层还在油漆，楼上差不多已完工了。他们沿着宽大的铁楼梯上去，走进第一个大房间。墙壁用灰泥做成大理石花纹，高大的玻璃窗已经装好，只有镶木地板还没有完工。那些正在刨镶木地板的木匠，放下活儿，解下扎头发的带子，向老爷们致意。

“这是候诊室，”伏伦斯基说，“这里将来放一张写字台、一个桌子和一个书架，不再放别的东西了。”

“来，打这儿过去。不要靠近窗子，”安娜一面说，一面摸摸油漆有没有干，“阿历克赛，油漆已经干了。”她加上说。

他们从候诊室来到走廊。在这里，伏伦斯基指给大家看新式通风设备。然后他领大家参观大理石浴室和安有特种弹簧的病床。接着又逐一参观病房、储藏室和洗衣室，观看了新式锅炉，然后又观看了运送物品的无声手推车，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史维亚日斯基摆出一副新式东西行家的架势，对一切都赞不绝口。陶丽对没有见过的东西感到新奇，很想知道个清楚，就详细询问着，这使伏伦斯基很得意。

“是的，我看这是全俄国唯一一座设备完善的医院。”史维亚日斯基说。

“你们设不设产科呀？”陶丽问，“这在乡下是非常需要的。我常常……”

伏伦斯基一向讲究礼貌，但这会儿还是把她的话打断了。

“这又不是产院，这是医院哪！专门治疗各种疾病，传染病除外，”他说，“哦，您瞧瞧这个……”他说着把一辆新近从国外定购来的轮椅推到陶丽面前，“一个病人，要是身体虚弱或者腿有毛病，不能走路，可是他需要新鲜空气，就可以坐这种轮椅出去……”

陶丽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东西都喜欢，特别喜欢这个天真无邪、兴致勃勃的伏伦斯基。“是的，他是一个挺善良可爱的人。”她有时没有听他说话，而是盯着他瞧，琢磨着他的表情，设身处地替安娜考虑，同时心里这样想。他这种生气勃勃的英姿如今很使陶丽喜欢，也使她明白，安娜怎么会爱上他。

二十一

“不，我想公爵夫人一定累了，她对马也不会感兴趣的。”安娜建议去参观养马场，史维亚日斯基也想去看看那匹新到的种马，伏伦斯基就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去吧，我送公爵夫人回家。我想同您谈谈，要是您愿意的话？”他对陶丽说。

“我对马一窍不通，可是同您谈谈，倒是高兴的。”陶丽感到有点突兀，这样回答。

她从伏伦斯基的脸色上看出，他有事要她帮忙。她没有猜错。他们刚穿过栅门回到花园里，伏伦斯基就朝安娜走去的方向望了望，确信她既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也看不见他们，就开口了：

“您没想到我有话要同您谈吧？”伏伦斯基眼睛笑盈盈地望着陶丽说，“我很明白，您是安娜的好朋友。”他摘下帽子，掏出手帕擦擦开始秃顶的脑袋。

陶丽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怯生生地对他瞧了瞧。当她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侯，她突然感到害伯：那双含笑的眼睛和严厉的神气使她吃惊。

他要同她谈什么事？各种各样的猜测一下子掠过她的脑际：“他会要求我带着孩子到他们家来住一阵，那我只好拒绝了；也许是要我替安娜在莫斯科组织交际活动……会不会是维斯洛夫斯基同安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是有关吉娣的事，会不会他觉得对不起吉娣？”陶丽尽是猜想各种不愉快的事，可怎么也没猜到他要同她谈的话。

“安娜很听您的话，她很喜欢您，”伏伦斯基说，“您要帮帮我的忙。”

陶丽带着疑惑和畏怯的神情望着他那生气勃勃的脸。这脸忽而被菩提树林漏下的阳光整个照亮，忽而被照到一部分，忽而又被阴影遮住。她期待着他再说些什么，可是他拿手杖在石子路上戳戳，在她旁边默默地走着。

“在安娜的老朋友中，您是唯一来看望我们的女人——我不把华尔华拉公爵小姐算在里面——我认为您来看望我们，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您充分懂得这种处境的痛苦，您仍然那么喜欢她，您很想帮助她，我这样了解您，对不对？”伏伦斯基打量了陶丽一眼，问。

“嗯，是的。”陶丽收拢阳伞，回答，“不过……”

“不！”伏伦斯基打断她的话，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会使对方觉得尴尬，突然站住，弄得她也只好停下来，“安娜处境的困难，谁也没有我体会得深。只要您把我看作是个有良心的人，您准能明白这一点。是我造成她这样的处境，因此我有体会。”

“我明白，”陶丽说，很欣赏他这种坦率而肯定的语气，“但正因为您自认为是您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所以您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她说，“她在社交界的处境很为难，这我明白。”

“她在社交界简直像在地狱里！”伏伦斯基阴郁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她在彼得堡两个礼拜，精神上真是受尽了折磨……我对您说的是实话。”

“是的，但在这儿，安娜也好……您也好，都不需要什么社交界……”

“社交界！”伏伦斯基轻蔑地说，“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直到现在，也许是永远，你们是安定幸福的。我看安娜是幸福的，十分幸福。她对我也这样说过。”陶丽笑眯眯地说。此刻她一面这样说，一面不禁怀疑安娜是不是真的幸福。

但看来伏伦斯基对这一层并不怀疑。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她饱经痛苦后又恢复平静了。她是幸福的，真正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担心我们的前途……对不起，您想走吗？”

“不，没关系。”

“那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陶丽在花园小径转角的长凳上坐下来。伏伦斯基站在她的面前。

“我看到她是幸福的！”伏伦斯基重复说，但陶丽越来越怀疑她是不是真正幸福，“可是这样的局面能不能维持下去？至于我们做得对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如今木已成舟，”他改用法语说，“我同她这辈子的命运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今后还可能再有孩子。可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现在，在她经历了种种痛苦和磨难，精神上恢复平静以后，她却看不到这情况，她也不愿看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却不能不看到。我的女儿，在法律上不是我的女儿，而是卡列宁的女儿。我受不了这样的作弄！”伏伦斯基使劲摆了摆手，用忧郁和询问的目光对陶丽望了望，说。

陶丽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瞧着他。伏伦斯基又说下去：

“要是明天再生——个儿子，我的儿子，可是在法律上他是属于卡列宁的。他既不能用我的姓，也不能继承我的财产。不论我们在家里过得多幸福，不论我们有多少孩子，我同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是卡列宁的孩子。您想想，这样的局面多么痛苦，多么可怕！我几次想同安娜谈谈这件事，可是一开口，她就发脾气！她不理解，我也不能对她把话说到底。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有了她的爱情感到幸福，但我还得有我的事业。我找到了这样的事业，我以此自豪，认为它比我在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们干的要高尚得多。我当然也不愿拿我的事业来换取他们的事业。我在家乡安顿下来，在这里工作，我感到幸福，满足，我们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我爱我的工作，倒并非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事可做，正好相反……”

陶丽发觉他讲到这地方有点含糊其辞。她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话岔了开去，但是感觉到，既然谈起不能同安娜谈的心事，他——定会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在乡下的活动，也像他跟安娜的关系一样，是他的一件心事。

“嗯，我再说下去，”他定了定神说，“主要的问题是，当我工作的时候，必须有一种信心，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将有继承人，可是现在我却没有。一个人预先知道，他和他心爱的女人生的孩子都不归他所有，而是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的人所有。请您想想，这样的处境是多么难堪哪！实在太可怕了！”

伏伦斯基说不下去，他太激动了。

“当然，这一层我是理解的。可是叫安娜有什么办法呢？”陶丽问。

“是的，这就要接触到我这次谈话的目的了，”伏伦斯基竭力克制感情说，“安娜是有办法的，这事全在她……就算请求皇上恩准我立嗣，也必须先办理离婚手续。而这事全在安娜。她的丈夫本来同意离婚，您的丈夫当时也做好了安排。我知道他现在也不会拒绝解决这问题。只要给他写一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就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如果她表示有这样的愿望，他绝不拒绝。当然，”伏伦斯基阴沉沉地说，“这是只有这种没有心肝的人才干得出来的法利赛人的残酷。他明明知道，她一想到他是多么痛苦，却偏偏要她写这样的信。我知道这在她是很痛苦的。但是，办理离婚手续太重要了，因此非克服这样的感情不可。这事关系到安娜和她孩子们的幸福和前途。至于我，那就不用说了，虽然我也痛苦，十分痛苦，”伏伦斯基露出一种仿佛在威胁一个使他痛苦的人的神情，夹杂着法语说，“因此您看，公爵夫人，我不怕难为情，像抓住救生圈那样把您抓住了。请您帮助我，叫她写一封信给他，要求离婚！”

“当然可以！”陶丽生动地回想起最后——次同卡列宁的见面，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可以！”她一想到安娜，就毅然地又说了一遍。

“请您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封信。这事我不想同她谈，简直也无法同她谈。”

“好的，我去同她说说。可是她自己怎么会不考虑呢？”陶丽说，不知怎的突然想到安娜那种眯缝眼睛的古怪的新习惯。她也想到，安娜总是在接触到她的私生活问题时眯缝起眼睛。“她眯缝起眼睛，仿佛不愿看到生活的全貌。”陶丽心里这样想。同时为了回答伏伦斯基那种感激的表情，她说：“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她，我一定要同她谈一谈。”

他们站起身来，向房子里走去。

二十二

安娜发现陶丽已经回来，仔细望望她的眼睛，仿佛在问她同伏伦斯基谈了些什么，但没有问出口。

“看来该吃饭了，”安娜说，“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呢。我希望晚上能有机会谈谈。现在该去换衣服了。我想你也该换一换。在建筑工地上，我们把衣服都弄脏了。”

陶丽走到房里，觉得好笑。她没有什么衣服可换，因为已经把最好的穿在身上了；但为了表示她对参加晚餐有所准备，她叫侍女刷干净衣服，换了一副袖口和蝴蝶结，头上系了一条花边带子。

“你瞧，我只能这样打扮。”陶丽看见安娜已换上第三套朴素大方的衣服走过来，含笑对她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讲究礼节了！”安娜说，仿佛在为自己的漂亮服饰表示歉意，“你来，阿历克赛很高兴，这在他是难得的。他肯定很喜欢你！”她加上说，“可你不累吗？”

饭前没有时间谈论什么。她们走进客厅，看见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和几个穿黑礼服的男人已经在那里了。建筑师穿着燕尾服。伏伦斯基把医生和男管家介绍给客人。建筑师在医院里已经介绍过了。

肥胖的餐厅侍仆，滚圆的脸刮得精光，系着浆得笔挺的雪白领带，进来通报晚餐已准备好了。太太们都站起身来。伏伦斯基请史维亚日斯基陪安娜走进餐厅，自己走到陶丽跟前。维斯洛夫斯基抢在土施凯维奇前头，挽住华尔华拉公爵小姐，这样土施凯维奇同管家和医生就只好单独走了。

晚餐、餐厅、餐具、仆人和酒菜不仅同现代豪华住宅的气派相称，而且显得更加豪华，更加时髦。陶丽眼看着这种对她来说特别新鲜的豪华排场，并且作为一个善于治家的主妇，不由得仔细研究各种细节——虽然她并不希望在自己家里使用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些奢侈品是远远超过她家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心里琢磨着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怎样安排的。维斯洛夫斯基、她的丈夫，甚至史维亚日斯基和她所知道的许多人。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些事，并且轻易相信，凡是讲究礼节的主人总是希望客人们觉得，他家里安排得如此完美，并没费什么力气，而是本来就有的。但陶丽知道，即使孩子们当早餐吃的牛奶糊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像这样豪华而复杂的家庭生活一定是由谁苦心安排的。陶丽从伏伦斯基打量餐桌的目光，他对餐厅侍仆点头示意的姿态，以及他征求她吃冷汤还是热汤的口气上看出，一切都出自这位男主人的精心安排。安娜在这方面花的力气就同维斯洛夫斯基一样。安娜、史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和维斯洛夫斯基全都是客人，都快活地坐享现成。

安娜只有在主持谈话上像个女主人。这种人数不多的宴会，有男管家和建筑师这样身份不同的人参加，他们面对这种叫人眼花缭乱的豪华气派都竭力装得大方，但在大家的谈话中却又插不上几句嘴。要主持这种宴会上的谈话是不容易的，但陶丽发觉安娜凭着她圆熟的交际手腕主持这种困难的谈话是那么从容自如，简直可以说是胜任、愉快。

谈话转到土施凯维奇同维斯洛夫斯基两人单独划船的事，土施凯维奇讲到彼得堡游艇俱乐部最近举行的划船比赛。但是安娜等到谈话一停下，立刻就同建筑师说起话来，让他也有机会说说话。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感到大为惊奇，”她是指史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到这里后，新的建筑工程进展得快极了。我天天都到那里去，对工程进展的速度总是感到吃惊。”

“同伯爵阁下一起工作很顺利，”建筑师含笑说（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彬彬有礼，镇定自若），“不比同地方当局打交道。那里动不动就得写公文请示，可这里只要向伯爵当面报告一下，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美国人的作风。”史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那里盖房子总是很合理的……”

谈话转到美国当局滥用权力的问题，但安娜立刻又转移话题，让管家有机会说话。

“你看到过收割机吗？”她问陶丽，“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刚好参观回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呢。”

“这种机器究竟是怎样收割的？”陶丽问。

“同剪刀一模一样。一块板，加上许多小剪刀。就像这个样子。”

安娜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白嫩好看的手拿起刀叉，比划起来。她显然看出自己的讲解谁也听不懂，但知道她讲得很动听，她的手又美，因此继续讲下去。

“还不如说像卷铅笔刀。”维斯洛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讨好地说。

安娜隐隐约约地微微一笑，但没有回答他。

“是不是像剪刀一样啊，卡尔·菲多雷奇？”她问管家说。

“是的，”德国人用德语说，“这个简单得很。”接着就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它不会捆庄稼。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看见过一架，能用铅丝捆庄稼。”史维亚日斯基说，“那一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一切都要看……必须把铅丝的价格计算一下。”那德国人被引得开了口，用德语对伏伦斯基说，“这是算得出来的，阁下。”德国人刚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身必备的铅笔和笔记本，但一想到他坐在餐桌旁，又注意到伏伦斯基冷淡的眼色，就不动了，“太复杂了，一定会有许多麻烦的。”他归结说。

“谁要想赚钱，就不能怕麻烦。”维斯洛夫斯基用德语嘲弄地对德国人说。“我真喜欢德国话。”他又微笑着用法语对安娜说。

“得了吧。”安娜也用法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们还以为会在田野上遇见您呢，华西里·谢苗诺奇，”她对病容满面的医生说，“您到那里去过吗？”

“去过，但又溜了。”医生用忧郁的戏谑口吻回答。

“这么说，您又好好运动过了。”

“太好了！”

“那个老太婆的病怎么样？总不至于是伤寒吧？”

“伤寒倒不是，但病情恶化了。”

“真可怜！”安娜说。她和门客们应酬一通以后，就转身同亲友们攀谈起来。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照您说来，制造机器可真是不容易呀！”史维亚日斯基开玩笑说。

“不，怎见得？”安娜说话时满脸春风，表示她知道，在她描述机器操作时一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被史维亚日斯基发现了。她这种少女般卖弄风情的新作风使陶丽感到很不舒服。

“不过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实在叫人钦佩。”土施凯维奇说。

“可不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昨天还谈到什么防湿层和踢脚板呢，”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那有什么稀奇，我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安娜说，“您恐怕连房子是用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陶丽看出，安娜对自己同维斯洛夫斯基的戏谑并不满意，但又情不自禁地使用这样的腔调。

在这种场合，伏伦斯基同列文的态度截然不同。伏伦斯基对维斯洛夫斯基的胡诌显然毫不介意，相反还鼓励他这样做。

“您倒说说，维斯洛夫斯基，石头是用什么砌起来的？”

“当然是用水泥。”

“不错！那么水泥是什么呢？”

“嗯，有点像稀泥……不，像灰泥。”维斯洛夫斯基这样回答，引得哄堂大笑。

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男管家严肃地保持着沉默外，其余用餐的人都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时而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时而纠缠什么问题，争论不休；时而嘲弄揶揄，挖苦什么人。有一次，陶丽被刺痛了，大为恼火，甚至脸涨得通红，事后想起，还担心当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史维亚日斯基提到列文，说他有一种怪论，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是有害的。

“我没有认识这位列文先生的荣幸，”伏伦斯基微笑着说，“但是他恐怕从来没有见过他所指摘的那种机器吧。就算他见过也试用过，也一定是老爷机器，不是进口货，是俄国土造的。这样还谈得上什么观点呢？”

“总之，是土耳其人的观点。”维斯洛夫斯基笑嘻嘻地对安娜说。“我不能为他的意见辩护，”陶丽气得满脸通红说，“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要是他在这里，他一定知道怎样回答你们，可是我说不出。”

“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同他也是老朋友了，”史维亚日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但是，恕我说句实话，他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譬如他硬说地方自治会和调解法官毫无用处，说什么也不愿参加。”

“这是我们俄国式的冷淡，”伏伦斯基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进一只高脚杯里，说，“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权利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因此把它推卸掉。”

“我不知道有谁比他责任心更强的了。”陶丽被伏伦斯基妄自尊大的语气激怒了，这样说。

“我恰恰相反，”伏伦斯基不知怎的显然被这场谈话刺痛了，继续说，“我恰恰相反，像我这样的人，靠了尼古拉·伊凡诺奇（他指指史维亚日斯基）的大力支持，当选为名誉调解法官，我很感激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我认为出席地方自治会和调解农民的马匹纠纷，同我所能担任的其他工作同样重要。要是选举我正式当地方自治会议员，我认为这是一种光荣。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的利益。可惜大家都不理解大地主对国家的作用。”

陶丽感到奇怪的是，伏伦斯基在自己家里的餐桌旁竟那么自以为是。她想起，列文虽然见解不同，但在自己家里吃饭，往往也是那么过分自信。但她喜欢列文，因此站在他一边。

“那么，伯爵，下次开会能指望您参加罗？”史维亚日斯基说，“但是得早一些去，最好八点以前到那里。您能赏光到我家去吗？”

“我倒是有点同意你妹夫的看法的，”安娜说，“只是不像他那样激烈，”她笑眯眯地说下去，“我担心现在我们的社会公职太多了。就像从前官僚太多，什么事都要有个官到场，如今什么事都得有社会活动家参加。阿历克赛来到这里才六个月，已经担任五六个社会团体的职务了：什么慈善救济委员啦，调解法官啦，地方自治会议员啦，陪审员啦，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啦。照这样生活下去，全部时间都要抛在这上面了。我怕事情太多，难免流于形式。尼古拉·伊凡诺奇，您有多少个公职啊？”她问史维亚日斯基，“总有二十来个吧？”

安娜开玩笑说，但从她的语气里听得出恼怒的成分。陶丽仔细观察安娜和伏伦斯基，立刻察觉到这一点。她还发觉在谈这问题时，伏伦斯基脸上现出严肃而固执的神气。陶丽注意到这一点，还察觉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慌忙谈起彼得堡的熟人来，同时她又回想到伏伦斯基怎样在花园里不伦不类地谈到他的活动。她明白了，在社会活动这个问题上安娜同伏伦斯基暗地里有争吵。

饭菜、酒类、餐具，一切都很精美，但一切也同陶丽在她已好久没有参加的同类宴会和舞会上看到过的那样，千篇一律，而且使人感到紧张。在日常交际活动和朋友交往中，这一切也都给了她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饭后，大家坐在阳台上。过了一会儿，开始打网球。球员分成两组，分别站在碾得十分平整的槌球场上，中间的网挂在金色的柱子上。陶丽试打了一会儿，但不懂怎样打法，等到懂了一点，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一起坐着看人家打了。她的搭档土施凯维奇也打不动了，其余的人又继续打了好一阵。史维亚日斯基和伏伦斯基两人都打得很好很认真。他们机灵地注视着向他们打来的球，不慌不忙，又毫不迟疑地及时跑过去，等球一跳起来，就准确地把球打过网去。维斯洛夫斯基打得最差。他过分急躁，但他的快乐心情却鼓舞了所有打球的人。他的笑声和叫声没有停过。他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征得了女士们的许可，脱去上装。他那穿着雪白衬衫的健美身体、汗珠滚滚的红润脸庞和矫捷灵敏的动作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天夜里，陶丽躺下来睡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维斯洛夫斯基在槌球场上奔跑的身影。

打球的时候，陶丽有点不高兴。她不喜欢维斯洛夫斯基同安娜打球时连续不断的戏谑，也不喜欢孩子们不在时成年人玩孩子游戏的那种别扭劲儿。不过，为了不扫别人的兴，消磨消磨时间，她休息了一会儿，又参加打球，并且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这一天她老是觉得，好像在跟一批比她高明的演员同台演出，她的拙劣演技把整台好戏都糟蹋了。

陶丽来的时候原打算住上两天，要是住得惯的话。但是傍晚打球的时侯，她决定第二天就回去。对那种做母亲的牵挂心情，她到这儿来的一路上还十分厌恶，此刻在离开儿女们一天以后，想法就完全不同，她又一心想起家来了。

在用过晚茶和划过夜船以后，陶丽独自回到房里，脱了衣服，松开她那稀疏的头发准备睡觉，她觉得轻松多了。

想到安娜马上就要来看她，她都觉得不愉快。她很想独自想想心事。

二十三

安娜穿着晨衣进来的时侯，陶丽已想躺下睡觉了。

这一天，安娜几次想谈谈自己的心事，但每次总是谈了几句就不谈了。“等一下吧，等剩下我们两人时再谈。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呢。”她说。

这会儿，只剩下她们两人，安娜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坐在窗口眼睛望着陶丽，头脑里拼命搜索原以为倾吐不尽的知心话，结果却一句也想不出来。这会儿，她仿佛觉得一切都已说过了。

“那么，吉娣怎么样？”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负疚地望着陶丽说，“你老实告诉我，陶丽，她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生气？不！”陶丽微笑着说。

“那么她恨我吗？瞧不起我吗？”

“嗳，不！不过你要知道，这种事人家是不会原谅的。”

“是的，是的！”安娜转过身去，望着打开的窗子，说，“可是我没有错。那么是谁的错呢？错在哪里呢？难道有别的办法吗？嗯，你有什么想法？你不做斯基华的妻子行吗？”

“我实在说不上来。那么你要告诉我的是……”

“是的，是的，不过吉娣的事我们还没有谈完。她现在幸福吗？听说他这人挺不错。”

“说挺不错还不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他更好的好人了。”

“啊，我真高兴！我真是太高兴啦！说他挺不错还不够。”安娜重复陶丽的话说。

陶丽微微一笑。

“那么，你给我说说你自己的事吧。我要同你好好谈一谈。我已经同……”陶丽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伏伦斯基。她觉得不好意思称他“伯爵”，也不好意思叫他“阿历克赛·基里洛维奇”。

“我知道你同阿历克赛谈过了，”安娜说，“但我要坦率地问你一句：你对我、对我的生活有什么看法？”

“一下子怎么说得清呢？我实在说不上来。”

“不，你还是对我说说……你现在看到我的生活了。不过你不要忘记，现在已是夏天了，现在也不是光我们两人在这里了……但我们是早春来的，当时冷清清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后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可是你想象一下，他不在，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这样的日子是要来的……我从各方面看得出，这种情况今后会常常发生，他会有一半时间不在家。”她说着站起来，坐得更靠近陶丽一些。

“当然！”陶丽想劝劝安娜，安娜却打断她说，“当然，我不会勉强要他留在家里。我也不会拖住他。哪天赛马，他的马要参加比赛，他都可以去。那很好。可是你替我想想，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唉，这有什么可谈的！”她微微一笑，“那么他到底同你谈了些什么？”

“他谈的正是我想说的，因此我很容易当他的辩护人。他谈到能不能……有没有可能……”陶丽讷讷起来，“补救，改善你的处境……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还是那一句话，要是可能，你们应该结婚……”

“你是说离婚吗？”安娜问，“你知道吗，在彼得堡唯一来看我的女人是培特西？你不是认识她吗？其实她是一个最放荡的女人。她同土施凯维奇有关系，用最恶劣的方式欺骗丈夫。可是她居然对我说，要是我这不合法的地位一天不改变，她就一天不愿理我。你别以为我在同人家比较……我是了解你的，我的好朋友。可是我不由得想起……那么，他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安娜又问。

“他说，他为你也为他自己感到很痛苦。你也许会说，这是自私自利，但这样的自私自利是合情合理的，是高尚的！他首先要使他的女儿合法化，他要你做他的妻子，对你享有合法的权利。”

“什么妻子？是奴隶，还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当个十足的奴隶？”安娜闷闷不乐地打断陶丽的话说。

“主要的是他希望……希望你不再受苦。”

“这是办不到的！还有呢？”

“还有，最合情合理的是，他希望你们的孩子都有个合法的姓。”

“什么孩子啊？”安娜眼睛不看陶丽，皱起眉头说。

“安妮和未来的孩子……”

“这一点他可以放心，我不会再有孩子了。”

“你凭什么说不会再有了？……”

“不会有了，因为我不要了。”

安娜虽然很激动，但发现陶丽脸上现出好奇、惊讶和恐惧的神色，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上次病后医生对我说的……”

“不可能的！”陶丽睁大眼睛说。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最初一刹那，她只觉得无法完全领会，需要再三想想。

这个发现一下子向她解释了她以前弄不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有的家庭只生一两个孩子。这个发现还引起她许多思想、感触和感情上的矛盾，弄得她——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惊讶地睁大眼睛望着安娜。这正是她今天一路上所幻想的事，如今一知道这是可能的，她又感到害怕了。她觉得这个复杂的问题解决得太方便了。

“这样是不是不道德呢？”她沉默了一阵儿，用法语问。

“怎么会呢？你要知道，我只能在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怀孕，也就是害病，或者做我丈夫——事实上他等于丈夫——做我丈夫的朋友和伴侣。”安娜故意用一种轻浮的语气说。

“对呀，对呀！”陶丽说，听着她自己原来用过的论证，但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说服力了。

“对你，对别人来说，”安娜说，仿佛猜度着她的思想，“也许还有怀疑，可是对我来说……你要知道，我不是他的妻子，他高兴爱我多久，就爱我多久。这样，叫我怎样来维持他的爱情呢？就用这个吗？”

她伸出一双雪白的手臂，在肚子前面围成半圆形。

种种想法和回忆，像平日心情激动时那样，一下子涌上陶丽的心头。“我总是不能把斯基华吸引住，”她想，“他抛下我去追求别的女人，但他为她而第一次对我变心的那个女人，虽然长得又漂亮又活泼，也没能长期迷住他。他把她抛弃了，又搞上另一个。难道安娜真能凭色相把伏伦斯基伯爵一直迷住吗？如果他追求的就是这个，那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打扮得更漂亮、风度更迷人的女人的。不管她那双光着的手臂多白多美，她那丰满的身段多么好看，她那衬托着乌黑头发的红润脸蛋多么标致，他也会找到更美的女人，就像我那个又可恶又可怜又可爱的丈夫那样。”

陶丽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安娜发觉这种叹息是表示不同意，就又说下去。她心里还有不少论证，而且有力得叫人无从反驳。

“你说这样做不好吗？可是得仔细想想，”安娜继续说，“你忘记我的处境了。我怎么能希望再有孩子呢？倒不是说痛苦，痛苦我不怕。请你想想，我的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将成为用别人姓的不幸孩子。就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得不在父母和出生这些问题上蒙受耻辱。”

“就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必须离婚。”

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很想把那几次三番说服自己的论点说完。

“如果我不运用我的智慧，少生几个不幸的人，那上帝何必赋予我智慧呢？”

她对陶丽望了望，但不等回答又说下去：

“面对这样一些不幸的孩子，我将永远觉得有罪，”她说，“如果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他们的不幸；他们如果不幸，那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

其实这也就是陶丽自己用过的论点，可是这会儿她听着，却不懂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在不存在的人面前觉得罪过呢？”她想。她心里突然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她的爱儿格里沙根本不存在，那还谈得上什么对他好不好呢？她觉得这问题实在太荒唐太怪诞了，就摇摇头，想把这叫人头晕目眩的狂想驱除掉。

“不，我不知道，但这样可不好。”陶丽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只说了这样一句。

“是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再有，”安娜添加说，似乎承认这样做是不好的，尽管她的论点理由充足，陶丽的论点却显得理由不足，“主要的是你不要忘记，我现在的处境同你不一样。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希望不再有孩子；可我的问题是：我是不希望有孩子。这是很大的差别。你要明白，就我的处境来说，不能存这样的希望。”

陶丽没有反驳。她忽然觉得，她同安娜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永远不会统一，还是不谈的好。

二十四

“这样就更需要解决你的处境问题了，要是可能的话。”陶丽说。

“是的，要是可能的话。”安娜突然改用一种温和而悲伤的语气说。

“难道就不能离婚吗？听说你丈夫已经同意了。”

“陶丽！我不愿意谈这事。”

“好，不谈就不谈吧！”陶丽发现安娜脸上痛苦的神色，慌忙说，“我只觉得你看事情太悲观了。”

“我？一点儿也不。我很高兴，也很满足。你也看到，还有人在追求我呢，维斯洛夫斯基……”

“是啊，说句实话，我可不喜欢维斯洛夫斯基的腔调。”陶丽想改变话题，这样说。

“哼，一点儿也不！这只会使阿历克赛感到有趣罢了。其实他还是个孩子，完全掌握在我手里。老实说，我可以随意摆布他。他等于你的格里沙……陶丽！”她突然改变话题，“你说我看事情悲观。你不理解。这事实在太可怕了。我尽量不去想它。”

“但我认为你必须处理。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处理。”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你说我应该同阿历克赛结婚，你说我不考虑这问题。我不考虑这问题！”安娜重复说，脸涨得通红。她站起身来，挺起胸脯。长叹一声，迈开轻盈的步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偶尔停一下。“我不考虑吗？我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不在考虑，不在责备自己考虑个不停……因为这样想个不停会叫人发疯的，会叫人发疯的！”她反复说，“我一想到这问题，不吃吗啡就睡不着觉。好吧，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吧。人家都要我离婚。第一，他不肯答应。现在李迪雅伯爵夫人把他控制住了。”

陶丽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露出痛苦的同情神色，转动脑袋注视着来回踱步的安娜。

“应该试一试。”陶丽低声说。

“就算我去试一试。可这意味着什么呢？”安娜说出了反复想过千百遍、背都背得出来的心事，“这意味着我虽然恨他，却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认错，我只好承认他宽宏大量，低声下气地写信给他……好吧，就算我努力去办，去把它办了。我也许会得到一个侮辱性的答复，也许会取得他的同意。好吧，就算我取得了他的同意……”安娜这时已走到屋子的另一头，站在那里摆弄着窗帘，“我取得了同意，可是儿……儿子呢？要知道他们是不肯把他给我的。要知道他将在被我抛弃的父亲家里长大，他将来会看不起我。你要明白，他们两个，谢辽查和阿历克赛，我可以说是一样爱，都超过爱我自己。”

她走到屋子中央，两手紧抱住胸膛，站在陶丽面前。她穿着雪白的晨衣，显得格外高大健美。她低下头，皱着眉，用泪光闪闪的眼睛，望着那激动得浑身哆嗦、穿着打过补丁的短袄、戴着睡帽的瘦小可怜的陶丽。

“世界上我只爱这两个人，可是他们互相排斥。我不能把他们两个联结在一起。可是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却是我唯一的愿望。这一点要是办不到，一切也就都无所谓了。一切，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随便怎样总会了结的，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不能也不喜欢谈这件事。你也不要责备我，不要非难我。你太单纯了，不可能了解我的全部痛苦。”

安娜走过去，坐在陶丽身边，负疚地凝视着她的脸，拉住她的手。“你有什么想法？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你不要歧视我。我不应该被歧视。我这人就是不幸。如果天下真有不幸的人，那就是我。”安娜说着扭过头去，哭了。

等剩下陶丽一个人，她做了祷告，躺到床上。刚才安娜同她说话，她满心可怜她，但这会儿她却不再想她了。对家庭和孩子的思念，特别迷人特别鲜明地在她心头翻腾。这会儿，她觉得她的小天地是那么宝贵那么可爱，她在外面简直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决定明天回家。

就在这时候，安娜回到自己房里，拿起一只酒杯，倒了几滴吗啡，喝了下去，木然不动地坐了一会儿，带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走进卧室。

她走进卧室，伏伦斯基仔细对她瞧瞧。他知道她在陶丽房里待了这么久，她们一定谈过话了，他就在安娜脸上找寻谈话的痕迹。但从她那激动而又抑制的隐瞒着什么事的脸色上，他什么也看不出来，只看到那虽然已经见惯但仍使他销魂的美，她对自己美的矜持，以及想使他动心的愿望。他不愿向她打听她们谈了些什么，但希望她自动说出些什么来。可是她只说：

“你喜欢陶丽，我很高兴。你喜欢她，是吗？”

“其实我早就认识她了。我看她这人很善良，但有点庸俗。不过她来了，我还是很高兴。”

他捉住安娜的手，询问似的对她的眼睛望了望。

安娜把他的眼色理解成别的意思，向他嫣然一笑。

第二天早晨，不管两位主人再三挽留，陶丽还是要回去。列文的车夫穿着他那件旧外套，戴着类似驿站马车夫戴的制帽，驾着一辆由几匹拼凑起来的杂色马拖拉的挡泥板补过的老爷马车，神色阴郁，断然地把车驶到铺满砂砾的大门口。

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和那些男人告辞，陶丽觉得不痛快。待了一天，她也好，主人们也好，都觉得他们合不来，还不如不见面的好。只有安娜一人觉得伤心。她知道，陶丽一走，就再不会有人来触动她那潜藏在心底、因这次见面而翻腾起来的感情。触动这种感情很痛苦，但她知道这是她心灵中最美好的部分，它将很快在她的现实生活中泯灭。

陶丽乘马车来到田野上，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她刚想问问仆人，他们喜不喜欢伏伦斯基家，车夫菲利浦却出其不意地说：

“有钱人就是有钱人，但他们只给了我们三斗燕麦。天没亮就被马吃得精光。三斗燕麦顶什么用？只能当顿点心吃。如今燕麦也不过四十五戈比一斗。要是到我们家做客，要吃多少，就给多少。”

“他家老爷太小气。”账房附和说。

“那么，你喜欢他们的马吗？”陶丽问。

“马吗？没话说的。伙食也挺好。可是我觉得怪气闷的，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我不知道您觉得怎样。”账房转过漂亮而和善的脸，对陶丽说。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样，傍晚到得了家吗？”

“准能到。”

陶丽回到家里，大家平安无事，特别亲切，就兴致勃勃地给家里人讲了这次旅行的经过，他们怎样热情接待她，伏伦斯基家的生活多么阔绰，格调多么高雅，讲到他们怎样消遣，并且不让谁说他们半句坏话。

“你应该多了解安娜和伏伦斯基——我现在对他们比较了解了——才能知道他们为人多么可爱，多么叫人感动！”陶丽十分恳切地说，把她在那里感觉到的不满和局促忘记得干干净净。

二十五

伏伦斯基和安娜还是没有想出任何解决安娜离婚问题的办法，他们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个夏天和部分秋天。他们决定哪儿也不去，但两人离群索居得越久，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来，就越觉得这样的日子不好过，非改变一下不可。

乍一看来，他们的日子似乎不能更美满了：有足够的财产，有健康的身体，有孩子，各人都有自己的活动。没有客人来，安娜照样修饰打扮，还阅读大量图书，都是风行一时的小说和论著。凡是外国报刊推荐过的书籍她都订购，并像单身读书时那样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此外，她还通过书籍和专业刊物研究伏伦斯基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因此伏伦斯基常常就农业、建筑，甚至养马、运动等方面的问题向她请教。伏伦斯基对她的知识和记忆力感到惊讶，开头还不很相信她，要她提出证据。于是她就从书本里找出他需要的地方，指给他看。

她对医院的建设也很感兴趣，不仅帮了许多忙，而且亲自做了安排，出了点子。不过，她最关心的毕竟还是她自己，关心怎样博得伏伦斯基的欢心，怎样补偿伏伦斯基为她牺牲的一切。她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不仅讨他欢心，而且曲意奉承他。伏伦斯基对此很欣赏。不过，他对她竭力用情网来束缚他，又感到苦恼。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被这情网所束缚，越来越想——倒不一定要挣脱——试试，看它究竟是不是妨碍他的自由。要不是这种日益增长的获得自由的愿望，要不是每次到城里开会或赛马都要发生一场争吵，伏伦斯基对自己的生活真可以说是称心如意了。他现在的身份——构成俄国贵族核心的富裕大地主的身份——不仅完全符合他的愿望，而且在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以后，给他带来的乐趣也越来越大。他为事业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越来越多，事业也发展得越好。尽管医院、农业机器和从瑞士订购来的奶牛和其他许多东西花费了大量资金，但是他相信并没有浪费，而且增加了他的财富。凡是事关他的收入的，不论出卖森林、粮食或者羊毛，或者出租土地，伏伦斯基总是铁面无情，咬定价钱不放。不论在哪个田庄，凡是遇到数目较大的业务，他总是采用最稳当可靠的办法，即使遇到进出不大的经济问题，他也精打细算。那个德国管家诡计多端，引诱他买进什么，或者在制订预算时耍弄手法，先把数字定得很高，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低价买进，这样立刻就有利可图，但是伏伦斯基从不轻易听从他。只有遇到订购或者建设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闻所未闻，可以引起轰动的，他才听从那管家的话，同他商量洽购。除此以外，只有当他手头有余款的时侯，他才肯大笔支出，而在支付时更是精打细算，竭力做到一本万利。因此从他经营业务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没有浪费而是增加了财产。

十月里，卡辛省举行贵族大选。伏伦斯基、史维亚日斯基、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的田庄和列文的一小部分产业就在这个省里。

这次选举由于种种原因和参加的人物，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大家议论纷纷，积极筹备。莫斯科、彼得堡和国外的侨民，以前从没参加过选举，这次也都聚集到这里。

伏伦斯基早就答应史维亚日斯基去参加了。

大选以前，常来伏兹德维任斯克的史维亚日斯基顺路跑来邀请伏伦斯基。

前一天，为了这次预定的旅行，伏伦斯基和安娜几乎发生争吵。现在是秋季，正是乡下最寂寞无聊的时节，伏伦斯基思想上做好准备，要同安娜争吵一次，就板着脸，冷冷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向她宣布要出门了。但是，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安娜听到这消息竟若无其事，只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对她打量了一下，弄不懂她怎么能这样泰然自若。她看到他的注视，微微一笑。伏伦斯基知道她有不动声色的本领，还知道只有当她暗地决定什么事却不告诉他时才会这样。他有点担心，但他很想避免纠纷，就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神气（其实他多少也有点相信），相信她是通情达理的。

“我想你不至于感到寂寞吧？”

“我想不至于，”安娜说，“我昨天收到戈缔耶书店[89]寄来的一箱书。不，我不会感到寂寞的。”

“她想装得毫不在乎，这样也好，”伏伦斯基想，“要不然又会来那一套。”

他没有要她坦白她的心事，就去参加选举。他没有同她说个明白就同她分手了，这在他们同居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一方面使他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又使他觉得这样倒更好些。“开头这样有点别扭，但以后她会习惯的。总之，我什么都可以为她牺牲，就是不能牺牲我男子汉的独立性。”他心里这样想。

二十六

九月间，列文为了准备吉娣生孩子搬到莫斯科去住。当柯兹尼雪夫——他在卡辛省拥有田产，很关心当前的选举——动身去参加选举时，列文在莫斯科已经闲居整整一个月了。柯兹尼雪夫邀请弟弟一起去，而列文在谢列兹聂夫斯克县是享有选举权的。此外，列文还要在卡辛省替侨居国外的姐姐办理一件有关托管和收取土地押金的要事。

列文一直犹豫不决，但吉娣看到他在莫斯科无聊，就劝他去，并且替他定制了一套价值八十卢布的贵族礼服。这笔定制礼服的八十卢布是促使列文决心去的主要原因。他就这样到卡辛去了。

列文来到卡辛已经六天了，天天出席会议，为姐姐的事到处奔走，但毫无结果。贵族领袖们都忙于选举，弄得一件同托管有关的普通事也无法解决。另外一件事——收取土地押金，同样遇到了因难。在经过一番奔走后，禁令取消了，押金准备付了，可是那位热心的公证人却不能签发支票，因为需要会长的签名，而会长正忙于开会，又没有指定人代理公务。这样东奔西走，同那些完全理解申请人的苦恼却又爱莫能助的好心人谈话，眼看各种麻烦事都是白费力气，毫无结果，列文觉得十分痛苦，好像一个人在恶梦中挣扎，却不能动弹一样。他同那位心地善良的律师谈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律师看来已经绞尽脑汁，竭尽所能，想帮助列文解决困难。“嗯，您这样试试，”他说过不止一次，“到某某地方去一次。”律师说着制订了一整套计划，怎样避开碍事的主要阻力。但他立刻又补充说：“恐怕还有留难，但不妨一试。”于是列文就去试了，又是四处奔走。遇到的人个个和蔼可亲，可是避开的阻力最后又冒了出来，又妨碍了事情的解决。特别使人恼火的是，列文怎么也不明白他在同谁冲突，他的事情迟迟不得解决究竟对谁有利。这一点看来谁也说不出，就连那律师也不知道。火车站买票必须排队，列文要是懂得这原因，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恼火了。同样，他在事务上遇到障碍，也没有一个人能向他说明原因。

不过，列文结婚以后人变了很多，他变得耐心了。每逢他不明白事情的原因时，就对自己说，不了解情况不要随便判断，大概非这样不可，就竭力忍耐着不生气。

现在，他出席会议，参加选举，也尽可能不指摘人家，不同人家争论，对他所尊敬的正直善良的人认真做着的工作，总是竭力去理解。结婚以后，列文发现许多重要的新事物，那些事物他以前由于轻率而不加重视，忽略了。对选举这件事，他现在也很重视，并且探究它的重大意义。

柯兹尼雪夫向他解释，通过这次选举将引起的变革的重大意义。省首席贵族按照法律规定掌管许多重要公务：又是负责托管机关（列文现在就由于这种机关在受罪），又是保管贵族的大量基金，又是主持男女中学和军事学校，又是负责新式国民教育，最后还有地方自治会。现在的省首席贵族斯涅特科夫是个老派贵族，挥霍光了巨额家产，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但是对新时代的要求一窍不通。他处处站在贵族立场，公然反对普及国民教育，并且使应该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地方自治会受阶级的局限。因此，必须选举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精明能干的新人来代替他，以便凭贵族（不是作为贵族，而是作为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充分发挥对自治有利的作用。在这事事领先的富饶的卡辛省，如今集中了一大批优秀人士。这里的事情办得好，就可以成为其他各省和全国的典范。因此，这次选举具有重大的意义。代替斯涅特科夫当首席贵族的，已提出的候选人是史维亚日斯基，或者更恰当一些，聂维多夫斯基。聂维多夫斯基是位退休教授，绝顶聪明，也是柯兹尼雪夫的好朋友。

选举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对贵族们说，选举公职人员不能讲情面，应该以功绩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辛省尊贵的贵族像历届选举一样，神圣地执行自己的义务，以不负君主的厚望。

省长讲完话就离开会场。贵族们闹哄哄地、生气勃勃地甚至欢天喜地跟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外套，同首席贵族亲切交谈的时候，大家又把他团团围住。列文想知道细节，什么事也不愿放过，因此也站在人群里。他听见省长说：“请您转告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很抱歉，我妻子不能来，她到孤儿院去了。”接着贵族们快快活活地接过各人的外套，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和大家一起举起手来，跟着大祭司念祷词，庄严地宣誓，愿意执行省长的一切要求。宗教仪式对列文总是影响很大，他嘴里说着“我吻十字架”，眼睛扫视说着同样话的老老少少，心里十分感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这些事正像柯兹尼雪夫说的，无关紧要。列文就四处奔走，去处理私事，没注意那些事。第四天，在省会上公开审查本省的基金。新旧两派第一次正式发生冲突。负责审查账目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账目分毫不差。首席贵族站起身来，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激动得流泪。贵族们向他高声欢呼，一个个同他握手。但这时侯，柯兹尼雪夫一派里有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查过账，他们认为查账是对首席贵族的侮辱。委员会里有个成员鲁莽地证实了这——点。然后，一个个儿矮小、样子年轻、说话尖刻的绅士站起来说，首席贵族本来很愿意报告账目，说明公款用途，可是由于委员会过分客气，使他无法如愿。于是委员会就收回了这个报告。柯兹尼雪夫开始条理清楚地论述，他们要么宣布查过账目，要么承认没有查过账目，并且详细说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论点。反对派中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反驳了柯兹尼雪夫。接着史维亚日斯基发言，然后又是那个说话尖刻的绅士发表意见。辩论进行了好久，但毫无结果。列文感到惊奇的是，这事他们竟能辩论这许多工夫，特别是当他问柯兹尼雪夫，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盗用了，柯兹尼雪夫回答说：

“嗳，不！他是——个规矩人。不过，这种管理贵族事务的家长作风必须改变。”

第五天选举各县的首席贵族。这天在有几个县里特别热闹。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史维亚日斯基经全体一致同意当选为县首席代表。当天晚上在他家里大摆酒席庆祝。

二十七

第六天开始选举省首席贵族。大大小小的厅堂挤满身穿各种制服的贵族。有许多人是为了这天的选举特地赶来的。久未晤面的熟人，有的从克里米亚，有的从彼得堡，有的从国外来到这里，大家欢聚一堂。首席贵族的桌子上方挂着沙皇像，人们围着桌子进行热烈的讨论。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从他们含有敌意和猜疑的目光中，从外人走近时就停止谈话，以及其中有些人甚至避到走廊远处去交头接耳这些迹象上可以看出，每一方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表面上看来，贵族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多半穿着老式的紧身贵族服，佩着长剑，戴着礼帽，或者按照各人的身份穿着海军、骑兵、步兵等军服。老派贵族的制服式样很老，带有高耸的肩章，衣服又短又小，肩膀很窄，仿佛穿的人身子长得高大了。新派穿着低腰身、阔肩膀的宽大贵族制服，里面衬着白背心，或者穿着黑领子的有桂叶标志的司法官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在人群中很显眼。

不过，年龄上老与少的区别并不完全符合政治上的派别。据列文观察，有些年轻人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纪很老的贵族却在同史维亚日斯基低声说话，显然是热烈赞同新派的。

在吸烟和小吃的小厅里，列文站在朋友们旁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他全神贯注，但还是听不懂他们在谈些什么。柯兹尼雪夫是他们一堆人的中心人物。这会儿，他在听史维亚日斯基同赫留斯托夫谈话。赫留斯托夫是另一个县的首席贵族，也属于他们一派。他不同意他一县的人去要求斯涅特科夫当候选人，但史维亚日斯基在劝他这么办，柯兹尼雪夫也赞成这个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让一个希望他落选的反对派首席贵族再当候选人。

奥勃朗斯基穿着宫廷侍从制服，刚吃过点心，喝过酒，用洒过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擦着嘴，走过来。

“我们摆开阵势了，”他抚平络腮胡子说，“谢尔盖·伊凡诺维奇！”

奥勃朗斯基听他们谈话，支持史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个县就够了，史维亚日斯基分明已成了反对派。”奥勃朗斯基这样说，除了列文，大家都懂得他的意思。

“啊，列文，看来你也懂得个中奥妙了，是吗？”他转身对列文说，同时挽住他的手臂。列文也很愿意懂得其中奥妙，可是他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稍稍离开人群，告诉奥勃朗斯基，他弄不懂为什么要请首席贵族再当侯选人。

“嘿，你太天真了！”[90]奥勃朗斯基用拉丁语说，接着就扼要地对列文做了一番解释。

如果像历届选举那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首席贵族当候选人，那么他不用选举就可以当选。这样可不行。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但要是有两个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就可以拒绝当候选人。这样老派就可能推选别人，他们的计划就会完全落空。但要是只有史维亚日斯基的一个县提名，斯涅特科夫就可以当候选人。他们甚至还要选举他，设法使他增加票数，这样就把反对派的计划打乱。当人家提出我们一派的候选人时，他们就会投他的票。

列文有点懂了，但还没有完全清楚。他正想再提几个问题，突然大家都说起话来，闹哄哄地向大厅走去。

“什么？什么？谁呀？”“委托书吗？委托谁？什么？”“被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到审判有什么关系？”“这样谁也不让进去了。这太卑鄙了。”“遵守法律嘛！”列文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的叫声，他跟着慌慌张张、唯恐错过什么的人群向大厅挤去。他夹在贵族中间，走近首席贵族的桌子。首席贵族史维亚日斯基和其他领袖正在那边起劲地争论着什么。

二十八

列文站得相当远。他旁边有一位贵族呼噜呼噜地拼命喘气，另一位贵族穿着厚底皮靴，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弄得他听不清楚。他只远远地听见首席贵族的温柔声音，接着是那个说话尖刻的贵族的尖细声音，然后是史维亚日斯基的声音。他从听得懂的话中听出，他们正在争论对一条法律的解释，以及对“在侦讯中”这个术语的理解。

人群散开来，让柯兹尼雪夫走到桌子旁边。柯兹尼雪夫等那个说话尖刻的贵族讲完就说，他认为最可靠的办法是查一查法律条文，并请书记把那一条找出来。原来法律条文规定，遇到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柯兹尼雪夫念了一下法律条文，开始解释它的含义，但这当儿一个个子高大、背有点驼、小胡子染过色的地主，穿着一身高领子夹住后颈的狭窄礼服，打断了他的话。他走到桌子旁，用手上戴着的戒指敲敲桌子，大声叫道：

“投票！投票表决！不必多费口舌！投票表决！”

这时，突然有几个人同时说起话来。戴戒指的高个子贵族火气越来越大，叫得越来越响，但听不出在叫些什么。

他说的其实就是柯兹尼雪夫所建议的；不过，他显然很恨柯兹尼雪夫和他的一派，这种愤恨情绪影响了他一派的人，这样也就引起了对方的反击，虽然这种情绪表现得比较温和。大家叫嚷起来，刹时间乱成一团，省首席贵族不得不要求大家遵守秩序。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我们流血牺牲……皇上信任的……不准审查首席贵族，他又不是伙计……问题不在这里……让我们投票表决！真卑鄙！……”四面八方传出愤怒粗暴的呐喊声。每个人的眼神和脸色都比声音更愤怒粗暴。大家都现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看到大家的情绪为弗列罗夫的问题要不要表决而这样激动，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忘记了柯兹尼雪夫后来向他解释的三段论法：为了公共福利，必须撤换省首席贵族；要撤换省首席贵族，必须获得多数票；为了获得多数票，必须让弗列罗夫有选举权；为了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权，必须解释法律条文。

“一票就可以决定全局，因此如果真愿为公共事业着想，必须严肃认真，贯彻始终。”柯兹尼雪夫这样归结说。

但是列文忘记了这一点。看到这些他所尊敬的好人情绪这样愤激，他觉得很难过。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心情，他不等辩论结束就来到大厅。那里除了茶座旁边有几个茶房外，不见一个人影子。列文看见茶房正忙着擦餐具，摆盘子和酒杯，看见他们镇定自若而生气勃勃的脸，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仿佛从——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来到空气清新的地方。他高兴地走来走去，望着这些茶房。他特别高兴的是看到一个留灰白络腮胡子的茶房，对那些正在取笑他的年轻人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气，同时教他们怎样折叠餐巾。列文刚要同老茶房攀谈攀谈，贵族托管委员会秘书，一个具有熟悉全省贵族姓名和父名特长的小老头，叫他过去。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请过来！”小老头对他说，“令兄正在找您。要投票了。”

列文走进大厅，领到一个白球，就跟着哥哥柯兹尼雪夫走到主席台旁边。史维亚日斯基摆出煞有介事而又含嘲带讽的神气站在那里，把大胡子握在拳头里嗅着。柯兹尼雪夫把手伸向投票箱，把一个白球投进去。他站在一旁，给列文让出地位。列文走了过去，但是惊惶失措，问柯兹尼雪夫说：“往哪儿投？”他悄悄地问。当时旁边正好有人在说话，他希望没有人会听见他的问题。但是，谈话的人住口了，大家都听见了他这个可笑的问题。柯兹尼雪夫皱起眉头。

“这要看各人的信仰了。”他严厉地说。

有几个人笑了。列文涨红了脸，慌忙把手伸到票箱罩布下，投在右边，因为那球在他的右手。等投好了票，他才记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又连忙伸进去，但已经晚了，这样就更加窘态毕露，他慌忙往后排走去。

“赞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对的九十八票！”口齿不清的秘书喊道。接着传出了一阵笑声：票箱里发现一个纽扣，两个核桃。弗列罗夫获得了选举权，新派胜利了。

但老派并不服输。列文听见有人要求斯涅特科夫当候选人，并且看见一群贵族围住这位正在说话的首席贵族。列文走近去。斯涅特科夫在回答贵族们的话时，说到贵族对他的信任，说到他们对他的爱戴使他受之有愧，他虽为贵族服务了十二年，但这是他的本分。他几次三番重复说：“我尽心尽力，效忠君王，承蒙各位信任，感激不尽！”他突然被眼泪哽住，说不下去，就离开会场。他的眼泪不知是由于想到他所受的委屈，还是由于对贵族的满腔热情，或者是由于他所处的四面楚歌的困境，但这种激动情绪影响了大家。多数贵族都很感动。列文对斯涅特科夫也发生了同情。

省首席贵族在门口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您原谅！”他像对陌生人那样说，但一认出是列文，便怯生生地微微笑了一笑。列文觉得他想说些什么，但由于激动而说不出来。当他匆匆走过时，他脸上的神色以及穿着制服和镶金边白裤、挂着十字勋章的姿态，使列文觉得他好像一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意识到大难临头了。他脸上的神色使列文特别感动，因为昨天刚为托管的事到他家里去过，看到他是一个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人。一座摆设着古色古香旧家具的大房子；几个衣冠不讲究而且有点肮脏的毕恭毕敬的老仆人——显然是留在主人家里的农奴；他那位和蔼的胖太太，头戴一顶有花边的睡帽，身披一块土耳其式大披肩，正在抚爱她的小外孙女；他那个在念六年级的儿子，刚放学回家，吻了吻父亲的大手，向他致敬；主人威严而又亲切的语言和手势——这一切昨天都使列文肃然起敬，产生好感。这会儿，列文很怜悯和同情这位老人，很想安慰他几句。

“看来您还是我们的首席贵族。”他说。

“未必见得，”老头儿怯生生地环顾了一下，说，“我累了，老了。有人比我合适，比我年轻，让他们担任吧。”

首席贵族说完就往边门走去。

最庄严的时刻到了。马上要开始正式选举。这派和那派领袖都在掐着指头估计白球和黑球的数目。

辩论弗列罗夫选举资格的问题，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列罗夫的一票，而且使他们赢得时间，争取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前来投票。两个贵族嗜酒成癖，被斯涅特科夫的党羽灌醉了；另外一个贵族的制服不翼而飞了。

新派得知这个情况，就趁辩论弗列罗夫资格问题的机会，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又把两个灌醉的人中的一个接来投票。

“一个接了来，用冷水把他冲醒了，”那个乘车去接的地主走到史维亚日斯基跟前说，“不要紧，能顶用。”

“醉得不太厉害吧，不会倒下吧？”史维亚日斯基摇摇头说。

“不要紧，他行的。只要不再给他喝酒就是了……我对茶房领班说过，说什么也不要再让他喝了。”

二十九

在供吸烟和小吃的小厅里挤满了贵族。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焦虑不安。情绪特别激动的是两派贵族的领袖，他们知道全部底细，算得出票数。他们是一场将要展开的战斗的指挥官。其余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此刻还在寻欢作乐。有些站着或者坐在桌旁吃点心；有些在狭长的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吸烟，一面同久未晤面的朋友谈话。

列文不想吃东西，也不吸烟。他不愿加入自己人的一伙，也就是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史维亚日斯基等人的一伙，因为那身穿宫廷武官制服的伏伦斯基正在兴致勃勃地同他们谈话。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看到他，就竭力避开他，不愿同他见面。列文走到窗口坐下，打量着周围的人群，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他觉得非常伤心，因为看到周围人人生气勃勃，奔走忙碌，只有他一人同旁边坐着的那个身穿海军服、没有牙齿、喃喃地说个不停的老头，对选举漠不关心，无事可做。

“他是个十足的骗子手！我对他说过，那样不行。可不是！他收了三年都收不齐。”一个个儿不高、背有点驼的地主，搽过油的头发耷拉在制服的绣花领子上，他使劲踩响那双因为参加选举才穿的新皮靴后跟，精神抖擞地说。那地主不满地向列文瞥了一眼，猛地转过身去。

“是的，这事可不体面，没话说的。”小个儿地主声音尖细地说。

一大群地主簇拥着一个胖将军，紧跟着他们，匆匆地走近列文。地主们显然在找寻一个人家听不到的地方谈话。

“他居然敢说是我指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看他是把裤子当掉买酒喝了。我才不管他什么公爵不公爵呢！他不该说这话，这个猪！”

“对不起，听我说！他们有条文作根据，”另外一伙中有人说，“太太应该登记成为贵族家属。”

“我他妈的才不管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心里话。高尚的贵族就应该这样。要有信心。”

“阁下，来吧，喝一杯好香槟。”

再有一群人紧跟着一个大声叫嚷的贵族：他是三个被灌醉的人中的一个。

“我总是劝玛丽雅·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不租出去没有好处。”一个留灰白小胡子、穿旧参谋部上校军服的地主声音悦耳地说。这就是列文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遇见的那个地主。列文立刻认出了他。那地主也打量了一下列文。他们相互问好。

“看到你真高兴。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在首席贵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家里见到过您。”

“那么您的农庄弄得怎么样了？”列文问。

“还是那个样子，总是亏本。”那地主露出听天由命的苦笑和无可奈何的冷静神气回答，在列文旁边站住，“那您怎么会到我们省里来的？”他问，“来参加我们这里的政变吗？”他用咬音不准的法语着重说了“政变”两个字，“俄国文武百官都集中在这里了：又是宫廷侍从，又是各部大臣。”他指指身穿白裤和宫廷侍从服、仪表堂堂的奥勃朗斯基说。

“不瞒您说，我很不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对他望了望。

“这有什么好了解的？没有丝毫意义。这是一种没落的制度，完全靠惯性活动。您只要看看这些制服就明白了：都是些调解法官，终身官僚，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可就是没有贵族。”

“那您何必来呢？”列文问。

“按照习惯，这是一。再有，关系还得维持。而且也有道义上的责任。再有，说句实话，也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我女婿想弄个终身官职。他们没有钱，得提拔提拔他们。可是这些老爷跑来做什么呢？”他指指那个在主席台上发过言的说话尖刻的绅士说。

“他是新一代贵族。”

“新是新的，但不是贵族。他们是地主，我们可是乡绅。他们这些贵族在自取灭亡。”

“您不是说这是一种没落的制度吗？”

“没落尽管没落，但对他们还得客客气气。就拿斯涅特科夫来说吧……好也罢，歹也罢，我们毕竟有一千年历史了。譬如说，我们要在房子前面造个花园，要设计一下，可是这地方长着一棵百年老树……它尽管长得节节疤疤，老态龙钟，但我们可不会因为造花坛而把老树砍掉，我们将利用这棵树重新布置花坛。树不是一年长得起来的，”那个地主小心翼翼地说，接着立刻改变话题，“您的农场弄得怎么样了？”

“不好。只有五厘利润。”

“是的，但您还没有把您的劳动算进去。您的劳动不是也得花代价吗？就拿我来说吧。我在没有搞农场以前，每年有三千卢布官俸。如今我干得比当差还卖力，可是像您一样也只有五厘利润，而且还算走运呢。我自己的劳动还不算在里面。”

“既然是纯粹亏本的买卖，您何必还要干呢？”

“就这样干下去！您说有什么办法？习惯了，不得不这样。我还要对您说，”那个地主臂肘搁在窗口，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儿子对农业毫无兴趣。看来他要做个有学问的人。这样，我的事业就没有人继承了。可我还是照样干。最近我又办了个果园。”

“是的，是的！”列文说，“您说得很对。我总觉得搞农场没有实利，可我还是照样干……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务。”

“让我来讲件事给您听吧，”那个地主继续说，“有一个做买卖的邻居来看我。我们在农场里绕了一圈。还参观了果园。他说：‘啊，斯吉邦·华西里奇，您这儿什么都好，可就是果园荒芜了。’其实我的果园弄得很好。他还说：‘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把这些菩提树都砍掉了。不过要等到茂盛的时候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棵树可以锯两块厚板。如今厚板很值钱，还可以砍下来盖房子。’”

“他就可以用这笔钱去买牲口，或者低价买进土地，再分租给农民，”列文含笑替他把话说完，显然不止一次遇见过打这种如意算盘的人，“他就会大发其财。可是咱们能保住自己的产业，再能留些给孩子们，就算上上大吉了。”

“听说您结婚了，是吗？”那地主问。

“是的，”列文得意扬扬地回答，“说起来也真有点怪，我们就是这样毫无算计地过日子，好像命里注定了，只能跟灶王奶奶那样一辈子守着家。”

那地主在灰白的小胡子底下冷笑了一声。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凡诺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伏伦斯基伯爵，他们都想搞现代化农场，可是至今除了亏本毫无结果。”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商人那样办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树木砍成木材呢？”列文又回到吸引他的那个问题上来。

“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守着家。那可不是贵族的事。我们贵族的事不是在这里选举大会上，而是在我们各自的角落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是根据我们的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农民总是竭力想多租些地种种。不管地多糟，还是一样种。结果也没有好处，总是净亏本。”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列文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他看见史维亚日斯基向他走来，加上说。

“自从上次在府上见面以来，我们这还是第——次碰头，”那个地主说，“可是已谈得很痛快了。”

“噢，是不是在骂新制度哇？”史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我们谈了个痛快。”

三十

史维亚日斯基挽住列文的手臂，把他带到他一派人那里。

如今列文要避开伏伦斯基已不可能。伏伦斯基同奥勃朗斯基和柯兹尼雪夫站在一起，眼睁睁地望着走近来的列文。

“见到您很高兴。我好像在……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家见到过您。”伏伦斯基一面说，一面把手伸给列文。

“是的，那次见面我记得很清楚。”列文说着涨红了脸，立刻转过身去同哥哥谈话。

伏伦斯基微微一笑，继续同史维亚日斯基说话，显然不想同列文攀谈；但是列文一面同哥哥谈话，一面却不断打量伏伦斯基，心里考虑着同他说些什么话，来弥补刚才的失礼。

“现在问题究竟在哪里？”列文一面问，一面打量着史维亚日斯基和伏伦斯基。

“在于斯涅特科夫。他要么放弃，要么答应。”史维亚日斯基回答。

“他怎么样，答应了没有？”

“问题就在于他既不放弃又不答应。”伏伦斯基说。

“要是他放弃了，那么谁当候选人呢？”列文瞧瞧伏伦斯基问。

“谁都可以。”史维亚日斯基说。

“那您愿意吗？”列文问。

“只有我除外。”史维亚日斯基窘了，怯生生地瞧了一眼站在柯兹尼雪夫旁边那个说话尖刻的绅士，说。

“那么谁呢？聂维多夫斯基吗？”列文问，觉得自己有点语无伦次了。

但他这样一说就更尴尬了。聂维多夫斯基和史维亚日斯基两个本来就都是候选人。

“我可说什么也不干。”那个说话尖刻的绅士回答。

原来他就是聂维多夫斯基。史维亚日斯基替他同列文做了介绍。“怎么，连你也动心了？”奥勃朗斯基对伏伦斯基使了个眼色，说，“这好比赛马，可以赌输赢。”

“是的，这确实叫人动心，”伏伦斯基说，“既然上了手，就想干到底。这可是一场斗争！”他皱起眉头，绷紧刚毅的脸说。

“史维亚日斯基真是个干练的人！什么事到他手里都干净利落。”

“嗯，是的。”伏伦斯基心不在焉地说。

接着是一阵沉默。这时伏伦斯基对列文望望（他总得望望什么），望望他的脚和他的制服，又望望他的脸，发现他眼神忧郁地望着自己，就敷衍着说：

“您长期住在乡下，怎么不当调解法官呢？您没有穿调解法官的制服。”

“因为我认为调解法庭是一种愚蠢的机构。”列文一直在找机会同伏伦斯基谈谈，好冲淡刚才见面时的鲁莽，这样说。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伏伦斯基略带惊讶地说。

“那简直开玩笑，”列文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用不着调解法官。八年来我没有遇到过一件纠纷。有了事，判得也是颠三倒四的。调解法庭离开我有四十里路。为了解决两个卢布的纠纷，我得花十五卢布请一位律师。”

于是他就讲到，一个农民怎样偷了磨坊主的面粉，磨坊主向他提出，那农民反而控告磨坊主诽谤。这些话说得很不得体，很愚蠢。列文说的时侯自己也感觉到了。

“嗬，他可真是个怪人！”奥勃朗斯基带着甜腻腻的微笑说，“我们去吧，大概要投票了……”

他们就走散了。

“我真不懂，”柯兹尼雪夫注意到弟弟的笨拙行为，说，“我真不懂，一个人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手腕。对，我们俄国人就是缺乏政治手腕。现任首席贵族是我们的对头，你却同他热乎，还请他当候选人。伏伦斯基伯爵呢……我不会同他交朋友的；他请我去吃饭，我就不去；但他是我们方面的人，我们怎么能把他当作敌人呢？再有，你还问聂维多夫斯基当不当候选人。这太不成体统了。”

“咳，我真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小事。”列文闷闷不乐地说。

“你说这一切都是小事，可是你——插手，总是坏事。”

列文不作声。他们一起走进大厅。

现任首席贵族虽然感觉到有一种反对他的阴谋气氛，也不是个个人要求他当候选人，他还是决定参加竞选。大厅里一片肃静，秘书大声宣布，近卫军大尉斯涅特科夫被提名为省首席贵族候选人。

几个县首席贵族端着盛有选举球的小盘子，从自己的席位走到主席台，选举就这样开始了。

“投在右边。”当列文同哥哥跟着一位县首席贵族走近主席台时，奥勃朗斯基悄悄对他说。可是列文此刻忘记了原先向他说明过的办法，唯恐奥勃朗斯基说“投在右边”说错了。因为斯涅特科夫是他们的对头。他右手拿着球走近票箱，可是想了想，以为弄错了，在投入票箱前一瞬间把球换到左手。这样自然就投到左边去了。站在票箱旁边的一个老手，只要每个人的手臂一动，就知道球投到哪里了，这会儿不禁皱起眉头。他没有机会试一试他那明察秋毫的眼力。

一切又都归于沉寂，但听得数球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人宣布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现任首席贵族获得相当多的票数。人群又喧哗起来，争先恐后地向门口走去。斯涅特科夫走进来，贵族们把他团团围住，向他祝贺。

“那么，现在结束了吗？”列文问哥哥说。

“才开始呢，”史维亚日斯基笑着替柯兹尼雪夫回答，“另外两个候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

这事列文又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他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些奥妙的地方，但他极不愿意去回想究竟奥妙在哪里。他觉得闷闷不乐，很想离开这一伙人。

因为谁也不注意他，而且他认为谁也不需要他，他就悄悄地走到吃茶点的小厅里。他又看到那几个茶房，觉得轻松多了。那个小个儿老茶房请他吃点东西，他同意了。列文吃了一客青豆牛肉饼，同那老茶房谈谈他以前的主人。他不愿回到那乏味的大厅里，就往旁听席走去。

旁听席上挤满了衣饰华丽的贵妇人，她们伏在栏杆上，竭力不漏掉下面说的每一句话。贵妇人旁边坐着和站着一些风度翩翩的律师、戴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到处都在议论选举的事，谈到首席贵族脸色多么憔悴，争论多么有趣。列文听见有人在称赞他的哥哥。一位贵妇人对律师说：

“我听见柯兹尼雪夫的演讲，真是太高兴了！即使饿着肚子也值得一听。漂亮极了！一切都讲得那么清楚明白！你们的法庭里没有一个人说得像他那样好。只有马伊台尔还可以，但就是他的口才也差远了。”

列文在栏杆边上找到一个空位子，就伏在栏杆上观察和倾听。

贵族们全都按县份坐在各自的席位上。大厅中央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人，正在用尖细而响亮的声音宣布：

“现在表决骑兵上尉阿普赫金当首席贵族候选人！”

接着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然后听见一个老头儿有气无力的声音：

“没有人同意！”

“现在表决七等文官波尔当首席贵族候选人。”一个人宣布。

“没有人同意！”一个青年的尖嗓子叫道。

于是又从头来起，又是“没有人同意”。这样过了一小时光景。列文伏在栏杆上，一面观察，一面倾听。开头他觉得奇怪，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相信这种事他是无法理解的，开始感到无聊。后来他想起他在人人脸上看到的那种激动和凶狠的神气，他又觉得悲哀。他决定离开这地方，就往楼下走去。在旁听席外的走廊里，他遇见一个来回踱步的垂头丧气、眼睛红肿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又遇见一对人：一个穿高跟鞋匆匆跑上楼来的贵妇人和一个轻浮的副检察官。

“我对您说过不会迟到的。”当列文闪在一旁给贵妇人让路时，那副检察官说。

当秘书抓住列文的时候，列文已经走到出口的楼梯上，正在背心口袋里掏着外套的号牌。“请您快些来，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在选举了。”

正在表决那位坚决不肯当候选人的聂维多夫斯基。

列文走到大厅门口，门已经锁上了。秘书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个面红耳赤的地主迎着列文溜出来。

“我受不了啦！”一个地主说。

紧接着露出了省首席贵族的脸。他的脸由于疲劳和恐惧显得很难看。

“我对你说过不要放任何人出去！”他斥责看门人。

“我是让人家进来，大人！”

“老天爷！”省首席贵族长叹一声，垂下头，无力地拖着他那穿白裤子的腿，向大厅中央的大桌旁走去。

果然不出所料，聂维多夫斯基得票最多，当选为省首席贵族。不少人喜笑颜开，不少人心满意足，不少人欢天喜地，但也有不少人垂头丧气，闷闷不乐。原来的省首席贵族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当聂维多夫斯基离开大厅的时俟，人群围住他，兴高采烈地紧跟着他，那情况就像第一天大家簇拥着致开幕词的省长，也像簇拥着上次当选的斯涅特科夫一样。

三十一

新当选的省首席贵族和获得胜利的新派中的许多人，当天晚上都在伏伦斯基的住处聚餐。

伏伦斯基来参加选举，是因为待在乡下觉得无聊，同时表明他在安娜面前仍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再有是为了支持史维亚日斯基的竞选，报答史维亚日斯基为他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上的奔走。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严格履行他所选定的贵族兼地主这个身份的全部义务。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选举这件事竟那么使他感兴趣，那么打动他的心，而他干这种事又是那么得心应手。在贵族圈子里，他是一个崭新的人物，但显然已获得成功，并且自信在贵族中间有一定的势力，这也是事实。他所以拥有这种势力是由于他拥有财富和爵位，由于他在城里拥有豪华的住宅——这是从事财政工作、在卡辛开有生意兴隆的银行的老朋友席尔科夫让给他的——以及由于他有一个从乡下带来的出色的厨子，再有就是由于他同省长（他是伏伦斯基的同学，又曾得到过伏伦斯基的庇护）交谊深厚，而最主要的是由于伏伦斯基平易近人，很快就使多数贵族改变成见，不再认为他高傲无礼了。伏伦斯基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娶了吉娣的狂妄自大的家伙，无缘无故怀着疯狂的仇恨对他胡言乱语了一通以外，他所认识的贵族个个都支持他。他清楚地看到，别人也都承认，聂维多夫斯基的成功是借助于他的大力支持。这会儿，伏伦斯基坐在他举办的宴席上，庆祝聂维多夫斯基当选，感到很得意。他对选举这件事大感兴趣，竟想到三年后下届选举前他要是结了婚，就要参加竞选，好像一个骑师赢了一笔赌注以后，就想亲自参加赛马一样。

现在正在庆祝骑师的胜利。伏伦斯基坐在主位上，他的右首坐着年轻的省长——一位侍从将军。对大家来说，他是一省之主，他在选举大会上郑重其事地致了开幕词，正像伏伦斯基亲眼目睹的，许多人对他卑躬屈节，肃然起敬。但对伏伦斯基来说，他还是小马斯洛夫·卡吉卡（他在贵胄军官学校里的绰号），他看见伏伦斯基便张皇失措，伏伦斯基却总是竭力给他鼓气。伏伦斯基左首坐着年少气盛、相貌阴险的聂维多夫斯基。伏伦斯基对他却坦率而有礼。

史维亚日斯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对他来说，这甚至不是什么失败，正像他举杯向聂维多夫斯基祝贺时说的那样，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能代表贵族所应遵循的新方向的合适人选了。因此，他说，凡是正直的人都拥护今天的胜利并且感到庆幸。

奥勃朗斯基也很高兴，因为这几天过得很愉快。大家都感到满意。在丰盛的宴席上，大家又提到了选举中的种种插曲。史维亚日斯基滑稽地模仿前任首席贵族声泪俱下的讲话，并且对聂维多夫斯基说，“阁下应该采取一种比眼泪复杂的审核基金的办法”。另一个爱说俏皮话的贵族说，前任首席贵族为了举行舞会，特地招聘了一批穿长袜的仆人，如今新任首席贵族要是不举行由穿长袜的仆人侍候的舞会，那就只好打发他们回家了。

在宴会中间，大家不断地称呼聂维多夫斯基“我们的省首席”“阁下”。

这种称呼使聂维多夫斯基心花怒放，好像人家把新娘称作“夫人”，并且对她用了夫家的姓一样。聂维多夫斯基装作无所谓，甚至蔑视这些称呼，不过显然很得意。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流露出在座全体自由主义新派人物所不欣赏的轻狂态度。

席间发了几份电报给关心这次选举的人。奥勃朗斯基兴致勃勃地发了一份电报给陶丽，全文是：“聂维多夫斯基以十二票优势当选。特此报喜。请转告。”他说：“要让他们高兴一下。”接着就口述了电文。不过，陶丽收到这份电报，只叹息又浪费了一个卢布的电报费，并且明白这又是宴会结束时的余兴节目。她知道斯基华一向有在宴会结束时“乱发电报”的毛病。

宴席上的食品，包括上等的菜肴和进口的各种美酒，都是名贵、纯粹和可口的。这一伙大约有二十个人，都是由史维亚日斯基从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新派人物中挑选出来的，个个都举止文雅，谈吐风趣。大家都半戏谑半认真地为新当选的首席贵族、为省长、为银行行长、为“我们亲切可爱的主人”的健康干杯。

伏伦斯基十分满意。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外省会有这样亲切的气氛。到宴会结束时，大家越发欢畅了。省长邀请伏伦斯基参加义演音乐会，那是由省长夫人举办的，她又很想同伏伦斯基认识。

“那里要开个舞会，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美人。那确实是很出色的。”

“我可是个门外汉。”[91]伏伦斯基说了这句他很欣赏的英国话，微微一笑，但答应参加。

大家已经离开餐桌，开始抽烟。这时候伏伦斯基的侍仆端着放有一封信的托盘，走到他跟前。

“是专差从伏兹德维任斯克送来的。”他使了个眼色说。

“奇怪，他真像副检察官史文吉斯基。”当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看信的时候，有一位客人品评他的侍仆说。

信是安娜写来的。他没有看信，就知道内容了。他原以为选举五天就可以结束，因此答应星期五回家。今天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的内容一准是责备他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发出的信大概还没有送到。

信的内容果然不出他所料，但形式出乎意料，使他格外不愉快。“安妮病得很厉害，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一个人手足无措。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不会帮忙，反而碍事。我前天、昨天一直等你来，现在派人探问：你在哪里？你怎么啦？我本想亲自跑一趟，但知道你会不高兴的，因此改了主意。不论怎样给我写个回信，我好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却想亲自跑一趟。又是女儿生病，又是这样不客气的口气！

选举是这么欢欣愉快，而逼得他非回去不可的爱情却又是那么沉重难受，这两者竟形成这么强烈的对照，伏伦斯基不禁感到惊讶。可是不能不回去。于是他就搭下一班火车连夜赶回家。

三十二

伏伦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想到他每次出门他们总要发生争吵，这样只会影响他对她的感情而不能系住他的心，就决定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伏伦斯基来告诉她出门消息时那种冷淡而严厉的目光可伤了她的心。他还没有动身，安娜平静的心情就已被破坏了。

后来剩下一个人，她又反复琢磨他那种表示享有自由行动权利的目光，她照例感到屈辱。“他有权利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但可以走，而且可以把我丢下。他享有一切权利，可我什么权利也没有。他明明知道这情况，就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啦？……他用那么冷淡而严厉的目光瞧了瞧我。当然，他这种神气很难捉摸，但以前是没有的。他这目光包含着许多意思，”她想，“这目光表示他对我开始冷淡了。”

尽管她相信他对她开始冷淡了，她还是毫无办法，说什么也不能改变同他的关系。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只能用爱情和姿色来笼络他。也像以前那样，她白天用工作、夜里用吗啡来摆脱那种可能失宠的忧虑。不错，还有一个办法，不是去笼络他——别的她什么也不需要，她要的就是他的爱情——而是进一步密切同他的关系，使他无法抛弃她。这办法就是先离婚，再结婚。现在她愿意办手续了，并且下了决心，只要他或者斯基华一提出，她立刻同意。

安娜怀着这样的思想单独过了五天，也就是伏伦斯基预定去参加选举的五天。

散步，同华尔华拉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是看书，一本又一本地看——她就这样消磨时间。但到了第六天，当车夫空车回来时，她觉得再也无法摆脱对他的思念，急于想知道他在那边做些什么。就在这时女儿病了。安娜亲自照顾她，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使她分心，何况女儿的病并没有危险。不论安娜怎样勉强自己，也无法爱这个女孩，而她又不会装出爱她的样子。当天傍晚，安娜剩下一个人，为他惶惶不安，决定到城里去找他，但仔细考虑了一下，就改了主意，写了伏伦斯基收到的那封前后矛盾的信，写好后也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人送去了。第二天早晨，安娜接到他的信，后悔自己不该写那封信。她担心又会看到他临走时向她投来的那种严厉目光，特别是当他知道女孩病情并不严重的时候。但她写了信给他，还是感到高兴。现在安娜心里已经肯定他讨厌她了。他恋恋不舍地放弃自由回家，但她看到他归来，还是很高兴。让他去讨厌吧，只要他能回到她身边，让她看着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就好了。

安娜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丹纳[92]的新作在灯下阅读，同时倾听门外的风声，时刻等待马车的来到。有好几次，她似乎听到了辘辘的车轮声，但每次都错了；最后她不仅听到了车轮声，而且听到了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下重浊的响声。就连正在独自摆牌阵的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安娜立刻涨红了脸，站起来，但不像前两次那样下楼去，而是站住不动。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害臊，但更担心的是不知他将怎样对待她。屈辱的感觉过去了；她现在害怕的只是他不高兴的神色。她想起女儿的病昨天就完全好了。她刚发出信，女儿的病就好了，她简直生起女儿的气来。然后她想起了他，想起了他的手、他的眼睛、他整个的人。她听到他的声音。她忘记了一切，欢天喜地地跑下楼去迎接他。

“啊，安妮怎么样？”他望着向他跑来的安娜，在下面提心吊胆地问。

他坐在椅子上，一个仆人正在替他脱暖靴。

“没什么，她好一些了。”

“你呢？”他身子抖动了一下，说。

安娜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把它拉过来搭住她的腰，同时盯住他的眼睛。

“噢，那太好了。”伏伦斯基说，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着她的发式和服装。他知道她是特地为他而打扮的。

这一切他都很欣赏，但已经欣赏过多少次了！这时他脸上又出现了她十分害怕的那种冷若冰霜的神色。

“噢，那太好了。那么你身体好吗？”他用手帕擦了擦潮湿的胡子，吻吻她的手说。

“不要紧，”她心里想，“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他在这里就不会不爱我，不敢不爱我。”

他们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一起快快活活地度过了黄昏。华尔华拉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一走，害得安娜又服了吗啡。

“那有什么办法？我睡不着……一个人东想西想的。他在，我从来不吃。几乎从来不吃。”

伏伦斯基讲着选举的情况。安娜善于提问题引他谈到他最高兴的事——他的成功。她告诉他家里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她讲的各种消息都是最令人高兴的。

深夜，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安娜看出她又完全控制了他的心，就想消除由那封信所造成的不愉快印象。她说：

“你倒坦白一下，收到我的信，你有没有气？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话刚一出口，她就明白，不管他现在对她怎样满怀热情，这件事他可不会原谅她。

“是啊，”他说，“那封信真是太吓人了。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要亲自来。”

“这一切都是实话。”

“我并没有怀疑。”

“不，你怀疑了。你不高兴了，我看得出来。”

“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有点不高兴，这是真的，我不高兴的只是你不肯承认，我还有义务……”

“参加音乐会的义务……”

“好，我们不谈了。”他说。

“为什么不谈呢？”她说。

“我只是想说，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办不可的事。譬如说，现在我为了房产的事要到莫斯科去一次……嗐，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生气？难道你不知道我没有你就活不成吗？”

“如果是这样，”安娜突然改变语气说，“那你是讨厌这种生活了……哼，你回来一天又要走了，就要那些……”

“安娜，你太不讲道理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

“要是你去莫斯科，那我也去。我不愿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分手，要么生活在一起。”

“你要知道，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但为了这个……”

“必须离婚，是吗？我来写信给他。我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不过，我要同你一起去莫斯科。”

“你这简直是在威胁我。其实，我要同你永远不分离，我没有比这更大的愿望了。”伏伦斯基微笑着说。

不过，他嘴里说着这样温柔的话，眼睛里却闪出又冷又凶的目光，就像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不顾死活的人。

她看到这目光，正确地猜到了它的含义。

“如果这样，那可太不幸了！”他的目光似乎在这样说。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但她却永远不会忘记。

安娜写了一封信给丈夫，要求离婚。十一月底，她同要到彼得堡去的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分了手，和伏伦斯基一起迁居莫斯科。现在，他们一面天天等待卡列宁的回信，好接着办离婚手续，一面像正式夫妻那样定居下来。

第七部

一

列文夫妇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两个多月。根据有经验的人的可靠计算，吉娣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但还没有分娩，也没有任何征象表明现在比两个月前更接近产期。医生也罢，产婆也罢，陶丽也罢，母亲也罢，特别是一想到分娩临近就胆战心惊的列文，都开始感到焦虑；只有吉娣自己觉得十分平静和幸福。

她现在清楚地意识到，内心产生了一种对未来的——对她来说多少已是现实的——婴儿的爱，并且快乐地体味着这种新奇的感情。这婴儿已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有时已开始独立生活。她因此觉得苦恼，同时又为这种新奇的快乐，简直要笑出声来。

她喜爱的人，个个都在她身边，个个都待她很亲切，个个都十分体贴她，处处都使她称心满意，因此，要是她知道这一切不久都将结束，她也不会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了。使她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丈夫不像她以前所爱的那样，不像在乡下那样了。

在乡下，吉娣爱他那种亲切温和、殷勤好客的风度。在城里，他总是显得惶惶不安，仿佛怕人家欺负他，尤其是怕欺负吉娣。在乡下，列文感到得其所哉，不用紧张地赶时间，但也从来没有空闲。在城里，他总是匆匆忙忙，唯恐错过什么，但其实无所事事。吉娣觉得他很可怜。她知道，在别人看来他并不可怜，正好相反，在交际场中——就像一般女人有时观察心爱的人那样，故意冷眼旁观，以便看出他给人什么印象——她甚至带着妒意察觉到，他不仅并不可怜，而且由于他那良好的教养，对待妇女略带拘谨、腼腆而文雅的态度，他那强壮的体格，特别是她觉得他那富有表情的脸，他简直是十分迷人的。不过，她不是看他的外表，而是看他的内心。她看出他在这里有点反常，但不懂是什么原因。有时她在心里责怪他不会在城里过日子，有时又承认，他确实很难在城里把生活安排得使她满意。

真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爱打牌，也不上俱乐部。同奥勃朗斯基那样的男人一起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她现在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狂饮滥喝，然后到哪儿去寻欢作乐。她一想到男人们在这种时候会到什么地方去，就感到不寒而栗。叫他去交际场所吗？她知道，那里只有同年轻女人接近才有乐趣，可她又不愿他这样。叫他同她、同母亲和姐妹们一起坐在家里吗？可是，不管那种“东家长西家短”的谈话——老公爵这样称呼她们姐妹之间的谈话——她觉得多么有趣，对他毕竟是索然无味的。这样，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继续写他的书吗？他也这样试过，还为写作到图书馆去搜集过资料，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越没有事做，时间就越少。他还向她诉苦，关于他的著作这里谈得太多了，反而搞乱他的思想，损害他的兴致。

城里生活的唯一优点是，他们俩一次也没有吵过嘴。不知是由于城市的生活环境不同呢，还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都变得更谨慎理智了，总之，他们在莫斯科没有因妒忌而吵过嘴。这一点，他们刚来的时候是很担心的。

这方面还发生过一件对两人来说都非同小可的事，就是吉娣同伏伦斯基的见面。

吉娣的教母，上了年纪的玛丽雅·波里索夫娜公爵夫人，一向很钟爱吉娣，一定要看看她。吉娣由于怀孕哪儿也不去，这次也只得随着父亲去拜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夫人，结果就在这位老夫人那里遇见了伏伦斯基。

这次见面，吉娣唯一可以自责的是，当她一认出原来很熟识的穿便服的人时，顿时呼吸急促，血往心脏里直涌，还感觉到脸涨得通红。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父亲故意提高嗓子同伏伦斯基攀谈，使吉娣不等他们谈话完毕，就做好精神准备，可以落落大方地面对伏伦斯基，必要时还可以平心静气地同他谈话，就像同玛丽雅·波里索夫娜公爵夫人谈话一样。不过，最重要的是她的一举一动，包括最细微的语气和笑容，都能得到丈夫的赞许——她仿佛觉得丈夫此刻就在身边。

吉娣同伏伦斯基谈了几句话。他把选举戏称为“我们的国会”，吉娣听了甚至平静地笑了一笑（这时一定要微微一笑，表示她懂得这个玩笑），但接着她就向玛丽雅·波里索夫娜公爵夫人转过身去，再也不看他一眼，直到他起身告别。这时，她才对他瞧了瞧，但显然只是因为人家向她鞠躬告别，不瞧瞧他是失礼的。

她很感激父亲，因为父亲在她面前只字不提这次同伏伦斯基的邂逅。但她看出，从此以后，在日常散步的时候，父亲待她特别亲切，说明对她的行为是满意的。她对自己也很满意。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有力量把自己对伏伦斯基的旧情全部禁锢在心里，在他面前显得落落大方，镇定自若。

她告诉列文在玛丽雅·波里索夫娜公爵夫人家遇见伏伦斯基，列文听了脸涨得比她更红。要把这事告诉他，她觉得很难启齿；要讲述这次见面的细节，那就更加狼狈，因为他虽没向她提什么问题，却一直皱着眉头盯住她。

“可惜你当时不在，”吉娣说，“不是说你不在房间里……要是你在场，我就不会那么自然了……我现在的脸比那时要红得多，红得多了，”她说这话时脸红得简直要掉眼泪，“可惜你没在门缝里张望。”

她那双真诚的眼睛使列文相信，她对自己的行为是满意的。他虽然看到她脸红，但立刻放心了，开始向她询问她愿意讲的情况。列文知道了详细经过，甚至知道，在开头一刹那她情不自禁地涨红了脸，但接着就像萍水相逢一样若无其事；他十分高兴，对吉娣的态度很满意。他说以后再不会像选举大会上那样鲁莽行事，下次再遇见伏伦斯基，一定待他客客气气。

“以前我想到世界上有个莫须有的对头，心里就觉得难受，”列文说，“如今可高兴了，十分高兴了。”

二

“那你就去看望一下保尔夫妇吧！”十一点钟，列文出门前进来看吉娣，吉娣对他说，“我知道你要在俱乐部吃晚饭，爸爸已给你预定好了。上午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我只想去看看卡塔瓦索夫。”列文回答。

“怎么这样早就去？”

“他答应给我介绍梅特罗夫。我很想同他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有名的学者。”列文说。

“噢，你上次大为称赞的就是他的文章吧？嗯，那么以后呢？”吉娣问。

“可能还要到法院去一下，为了我姐姐的事。”

“那么，音乐会去不去？”吉娣问。

“嗐，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不，你去一下，那边要演奏一些新作……你一向很感兴趣。要是换了我，一定去。”

“嗯，无论如何晚饭前我一定回家。”列文看看表说。

“那你穿上礼服，好直接去拜访保尔伯爵夫人。”

“非去不可吗？”

“啊呀，非去不可！她来拜访过我们。那又费得了你什么事？你拐过去坐一会儿，谈上五分钟天气什么的，就走好了。”

“唉，不瞒你说，这一套我已经不习惯了，我觉得别扭。这算什么呢？一个人陌陌生生地跑去，无缘无故坐上一会儿，既打扰人家，又挺不自在，坐这么一会儿又走了。”

吉娣笑了。

“你单身的时候不也常去拜访人家吗？”

“拜访过，但总觉得别扭，如今可完全不习惯了。说实在的，我宁可两天不吃饭，也不愿去做这样的访问。真别扭！我总觉得人家会恼火，会说：‘你没有事跑来干什么？’”

“不，人家不会恼火的。我可以向你担保。”吉娣笑盈盈地盯着他的脸说，她拉住他的手，“嗯，再见……你就去一下吧。”

他吻了吻妻子的手，刚要走，她却把他拦住了。

“康斯坦京，告诉你，我手头只有五十卢布了。”

“噢，那我到银行里去取。要多少？”列文现出那种她熟悉的不高兴神气说。

“不，你等一下，”吉娣拉住他的手说，“我们来谈一谈，这事使我发愁。我好像并没有什么浪费，可是钱就像水一样流走了。我们总有什么地方安排得不得当。”

“一点也没有。”列文咳清喉咙，皱起眉头瞧着她说。

她懂得这种咳嗽的意思。这表示他非常不高兴，不是对她，是对他自己。他确实很不高兴，倒不是因为钱花得太多，而是因为想起一件他明知不对却想忘却的事。

“我吩咐过索科洛夫卖掉小麦，把磨坊的租金先收一收。钱会有的。”

“不，可我总担心花得太多了……”

“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列文一再说，“嗯，再见了，我的心肝。”

“不，说实话，我有时后悔不该听妈的话。我们要是留在乡下多好！这会儿可把你们都害苦了，钱又花得……”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自从结婚以来，我从没说过希望比现在过得更好这一类话……”

“真的吗？”吉娣瞧着他的眼睛说。

列文说这话根本没有经过考虑，只是随口安慰安慰她罢了。但当他对她望了望，看见她那双恳切的可爱的眼睛询问地盯着他时，他又诚心诚意地重复了一遍。“我压根儿把她给忘了。”他心里想。于是他想起了不久即将发生的事。

“那么快了吗？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列文握住她的双手，低声问。“我原来想得太多，现在反而不想了，也不知道究竟怎样。”

“你不害怕吗？”

吉娣轻蔑地微微一笑。

“一点儿也不。”她说。

“万一有什么事，可以到卡塔瓦索夫家来找我。”

“不，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好了。我同爸爸到林荫道上去散一回步。我们要到陶丽家去看看。晚饭前等你回来。哦，对了！你知道吗，陶丽的情况简直糟透了。她一身是债，一个钱也没有。我们昨天跟妈妈和阿尔谢尼（她这样称呼她的姐夫李伏夫）谈过了，决定让你同他去教训教训斯基华。简直太不像话了。这事可不能告诉爸爸……但要是你和他……”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列文说。

“不论怎么说，你到阿尔谢尼家去同他谈谈，他会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你的。”

“好，阿尔谢尼的意见我都能同意。我会拐到他那里去的。还有，要是赴音乐会，那我就同娜塔丽雅一起去。好，再见。”

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列文的老仆顾士玛——结婚前侍候过他，目前在管理他城里的产业——把他拦住了。

“美人儿（从乡下带来的左辕马）换了马掌，可是走起来还是一跛一跛的，”顾士玛说，“您说怎么办？”

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列文很关心乡下带来的几匹马。他想把这事尽可能安排得好些，钱花得少些。哪里知道用自己的马比租马更贵，他们还得雇马车坐。

“去请一位兽医来，说不定是挫伤。”

“嗯，那么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怎么办？”顾士玛问。

据说，雇一辆双马大轿车，从城市这一头到那一头，在融雪的泥地里跑四分之一里，中间停留四小时，就得五个卢布。对这种情况，列文现在已经不像初到莫斯科时那样感到吃惊。现在他已经习惯了。

“叫车夫租两匹马来，套上我们自己的车。”列文说。

“是，老爷。”

就这样多亏城市生活的便利，列文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在乡下不知要花费多少手脚的麻烦事，走到大门口，喊了一辆马车，向尼基塔街驶去。一路上他不再想到钱的问题，却考虑怎样同彼得堡一位社会学家见面，同他谈谈自己的著作。

只有刚到莫斯科的时候，乡下人所无法理解的种种开支——既是非生产性的，又是不可避免的——使列文大为惊奇。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他的情况就像俗话说的醉汉那样：“第一杯像木头梗喉咙，第二杯像老鹰升天空，第三杯以后像小鸟飞西又飞东。”当列文兑开一张一百卢布钞票让仆人和门房购买制服时，他不由得计算了一下。这些毫无意义但又必不可省（他只是暗示了一下这种制服并没有必要，公爵夫人和吉娣就十分惊讶）的制服，抵得上整个夏季雇两个工人的代价，也就是说从复活节到四旬斋之间的三百个劳动日，而且每天从早到晚都干重活。因此花这一百卢布钞票，就同喝第一杯酒一样难受。但是兑开第二张一百卢布钞票——为了请亲戚吃饭，买了二十八卢布的酒菜——虽然也使列文想到，二十八卢布等于农民千辛万苦刈割、捆扎、脱粒、簸扬、包装好的九石[93]燕麦的代价，但毕竟要容易些了。如今兑散一张钞票早已不加思索，轻松得真像小鸟飞西又飞东了。花钱换来的乐趣是不是抵得上挣钱付出的劳动，也早就不再计较。某种谷物卖出去不能低于某种价格，这样的经济核算也被置诸脑后。长期以来他咬定价格的黑麦，每石也比一个月前少卖了五十戈比。照这样过下去，过不了一年就非负债不可——就连这样的盘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要银行里有存款，也不必问是从哪里来的，只要明天有钱买牛肉就行。他至今保持这样的观念：他在银行里总有钱存着。如今银行里的钱用光了，他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弄钱。因此，当吉娣提到钱的时候，他刹那间感到很烦恼，但他没有工夫考虑这问题。他一路上只是想着卡塔瓦索夫和即将同梅特罗夫见面的事。

三

列文这次来莫斯科，同大学里的老同学、结婚后还未见过面的卡塔瓦索夫教授来往还密切。卡塔瓦索夫使列文喜欢的是他朴实明朗的世界观。列文认为卡塔瓦索夫的世界观明朗是由于他智力贫乏，卡塔瓦索夫则认为列文思想矛盾是由于他的头脑缺乏锻炼；但是列文喜欢卡塔瓦索夫的开朗，卡塔瓦索夫也喜欢列文丰富而纯朴的思想。因此他们愿意常常见面，争论一番。

列文曾把自己著作中的几段念给卡塔瓦索夫听，卡塔瓦索夫很喜欢。昨天卡塔瓦索夫在演讲会上遇见列文，告诉他大名鼎鼎的梅特罗夫——列文很喜欢他的文章——目前在莫斯科，卡塔瓦索夫同他谈起过列文的著作，他很感兴趣。梅特罗夫明天十一点钟将去他家，卡塔瓦索夫很愿意替列文介绍一下。

“您确实大有进步，老弟，我很高兴！”卡塔瓦索夫在小客厅里遇见列文说，“我听见门铃声，心里想，他不会准时到的……您说，黑山人怎么样？他们是天生的军人。”

“您问这个干什么？”列文问。

卡塔瓦索夫给他扼要地讲了最新消息。接着走进书房，他把列文介绍给一个身材矮壮、模样可爱的人。这就是梅特罗夫。他们谈了一会儿时事，谈到彼得堡上层对一些时事的看法。梅特罗夫转述可靠方面传来的意见，据说那是沙皇和某位大臣的话。卡塔瓦索夫也从可靠方面听到沙皇的意见，说法却截然不同。列文竭力琢磨，这两种意见哪一种可能性大。这个问题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瞧，他几乎完成了一部论述劳动者同土地关系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说，“我不是专家，但我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觉得很高兴，因为他没有把人类看作超然于动物学规律之外的东西，恰恰相反，他认为人类受环境支配，并且在这种从属关系中探索发展的规律。”

“这倒挺有意思！”梅特罗夫说。

“我在写一部有关农业的著作，我研究了一下农业的主要手段——劳动者，”列文涨红了脸说，“却得出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结论。”

列文像摸索道路一般开始小心翼翼地阐述他的观点。他知道梅特罗夫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但列文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新观点能支持到什么程度，也无法从这位学者沉着聪明的脸色上看出来。

“但您究竟从哪方面看出俄国劳动者的特点呢？”梅特罗夫说，“从动物的本性呢，还是从所处的环境？”

列文觉得提这样的问题就是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仍继续阐述他的想法，认为俄国人民对土地的看法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为了说明这个论点，他连忙补充说，俄国人民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他们有义务移居到荒无人烟的辽阔的东方去。

“要就人民的共同义务下一个结论，是很容易误入歧途的，”梅特罗夫打断列文的话说，“劳动者的状况总是由他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决定的。”

梅特罗夫不让列文把想法说完，就向他阐述自己学说的特点。

梅特罗夫的学说究竟有什么特点，列文并不了解，他没有用心去思考。他认为梅特罗夫也像其他学者一样，虽然在文章中批驳一般经济学理论，但还是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看俄国劳动者的状况。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在俄国面积最大的东部，基本上还没有实行地租制；对八千万俄国人口中的十分之九来说，工资只够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资本除了最原始的工具以外还不存在——他却只从这个观点来看待一切劳动者，尽管他有许多地方不同意一般经济学家的观点，并有他自己的新工资理论，也就是此刻他向列文阐述的那些观点。

列文勉强听着，开始还表示些不同意见。他很想打断梅特罗夫的话，说说自己的观点，来证明梅特罗夫继续阐述是多余的。后来，他觉得他们的意见太分歧，不可能相互了解，就不再反驳，只是听听罢了。他对梅特罗夫的观点虽然毫无兴趣，但仍高兴地听着。这样一位有学问的人，居然甘愿详细向他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列文在这方面懂得很多，有时只要暗示一下就能把整个问题说清楚。这使列文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满以为这是人家特别看得起他，殊不知梅特罗夫已同他的知己朋友们反复谈了不知多少次，因此特别高兴同每个陌生人谈这个题目，其实他同谁都高兴谈谈他正在研究、但自己还不清楚的问题。

“我们恐怕要迟到了。”卡塔瓦索夫等梅特罗夫一结束长篇大论，看了看表说。

“是的，今天业余爱好者协会要纪念斯文基奇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卡塔瓦索夫回答列文说，“我约好同彼得·伊凡诺奇（梅特罗夫）一起去。我答应宣读一篇论文，来介绍他的动物学著作。您同我们一起去吧，挺有意思的。”

“真的，是时候了，”梅特罗夫说，“要是方便，您跟我们一起去吧，请您到舍间去坐坐。我很想听听您的大作呢。”

“不，不行。还没有写完。不过，我很高兴去参加纪念会。”

“哦，老兄，您听说了吗？我写了一份个人意见送上去了。”卡塔瓦索夫在另一个房里穿礼服，说。

大家开始谈论大学的问题。

有关大学问题的争论，是今冬莫斯科的一件大事。委员会里的三位老教授拒不接受青年教授的意见，青年教授就单独提出了一份建议。这个建议，一部分人认为是荒唐的，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是合理的。于是教授分成了两派。

卡塔瓦索夫一派认为对方有告密和欺诈的卑劣行为；另一派则认为对方幼稚无知，不尊重权威。列文虽不在大学工作，但他来到莫斯科后就听到和谈论过这件事，并且有他自己的见解；到那所古老大学的一路上，他们一直谈论着这件事，列文也参加了谈话。

会议已经开始了。在卡塔瓦索夫和梅特罗夫就座的铺着桌布的主席台上坐着六个人，其中一个正低着头凑近稿纸，念着什么。列文在主席台旁的空位子上坐下来，低声问旁边一个大学生，那人在念什么。那个大学生不高兴地打量了一下列文，说：“传记。”

列文对那位科学家的传记并不感兴趣，但他不由自主地听着，并且知道了这位著名科学家生平的一些趣闻逸事。

等传记宣读完毕，主席向宣读者道了谢，又朗诵了诗人孟特专门寄来的贺诗，并对那位诗人表示谢意。然后卡塔瓦索夫用他响亮而尖细的声音宣读了他自己评介这位科学家著作的文章。

等卡塔瓦索夫读完，列文看了看表，才知道已经一点多了。在赴音乐会前给梅特罗夫念自己的著作已经来不及，再说他现在也没有这个兴致。他一面听人家宣读论文，一面在思索刚才的谈话。他恍然大悟，觉得就算梅特罗夫的想法有意思，他自己的想法也有道理。这两种思想只有分头进行研究，才能弄个明白，得出结论。要是混淆两种思想，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列文决定辞谢梅特罗夫的邀请，于是等会议一结束，就走到他跟前。梅特罗夫正在同主席谈论时事，就把列文介绍给他。梅特罗夫顺便对主席说了他对列文说过的话，列文也发表了今天早晨发表过的意见，但为了换个方式，他讲了刚想到的新意见。随后他们又谈到大学问题。因为这一套列文都已听过了，他就对梅特罗夫说，他很抱歉，不能接受他的邀请，接着同大家点头告别，坐车到李伏夫家去了。

四

李伏夫是吉娣姐姐娜塔丽雅的丈夫，长期待在国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国首都度过的。他在那里受教育，又在那里任外交官。

去年他辞去外交官职务，并非由于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从没同人家闹过纠纷），而是调到莫斯科御前侍从厅，这样就可以让他的两个儿子受到最良好的教育。

尽管他们的习惯和观点截然不同，李伏夫比列文的年纪也要大好几岁，这个冬天他们却过得很投契，很友好。

李伏夫在家，列文不经通报就进去了。

李伏夫身穿——件束腰带的便服，脚登一双半统麂皮靴，戴一副蓝玻璃夹鼻眼镜，坐在安乐椅上读着一本摆在面前读书台上的书。他那只好看的手夹着一支烧掉一半的雪茄，小心地伸得离开身子远远的。

他一看见列文，他那张还相当年轻俊美、在银光闪闪的卷发衬托下显得格外有威仪的脸现出了笑容。

“太好了！我正要派人到您那里去呢。哦，吉娣怎么样？这里坐，舒服点儿……”他站起来，挪了挪摇椅，“您看到最近一期《圣彼得堡杂志》吗？我觉得很精彩，”他带着一点法国腔说。

列文把从卡塔瓦索夫那里听来的彼得堡人们的言论讲了讲，又谈了些时事，还讲了他同梅特罗夫的认识和出席会议的情况。李伏夫对这些都很感兴趣。

“啊，我真羡慕您，您能进入这有趣的学术界，”李伏夫说，他谈得一起劲，照例就改用他讲得更流利的法语，“我没有空，这是事实。处理公务和教育孩子占掉了我的全部时间，再有，说出来我也不怕难为情，我的教养太差了。”

“我倒不这样看。”列文笑眯眯地说，对李伏夫这种不是做作，也不是有意装得谦逊，而是完全出于真诚的虚心，觉得很感动。

“嗯，的确是这样！我现在觉得我受的教育太少了。为了教育孩子，我甚至得温习功课，简直得重新学习。因为不仅需要教师，还需要督学，就像您搞农业既需要劳动者又需要监工一样。您看我在读这个，”李伏夫指指读书台上的布斯拉耶夫语法课本说，“他们要米沙学，可是难得很……来，您给我解释解释。这里说到……”

列文说这无法解释，只能靠死记，可是李伏夫不同意他的意见。

“嗳，您这是在笑话我！”

“正好相反，不瞒您说，我一看到您，就考虑到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将来怎样教育孩子。”

“嗐，这又没有什么好学习的。”李伏夫说。

“我只知道，”列文说，“我没有见过比您的孩子更有教养的孩子，也不希望有比他们更好的孩子。”

李伏夫显然竭力克制着高兴的心情，但脸上还是洋溢出笑意。

“但愿他们比我强。我的希望不过如此。您真不知道，”李伏夫说，“对付像我那两个在国外放纵惯了的孩子有多费力。”

“这些都可以弥补。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我看到您的孩子，就有这样的想法。”

“说到品德教育，您真不能想象，这事有多难！您刚刚克服这种毛病，那种毛病又冒了出来，又得抓紧教育。要不是借助宗教——您记得我们以前谈过这事——做父亲的光靠自己的力量，谁也无法教育孩子。”

列文很感兴趣的这场谈话，被打扮好准备出门的美人娜塔丽雅闯进来打断了。

“嘿，我不知道您来了，”娜塔丽雅说，对打断这种她早就熟悉并且觉得无聊的谈话，不但不道歉，反而高兴，“哦，吉娣怎么样？我今天要到你们家去吃饭。我说，阿尔谢尼，”她对丈夫说，“你坐轿车去吧……”

于是夫妇两人开始商量一天的活动。丈夫因公事得去会见一个人，而妻子要赴音乐会，参加东南委员会的大会。总之，他们有许多事要商量并做出决定。列文既是自己人，也应该参与这种商量。最后决定，列文同娜塔丽雅一起乘车去参加音乐会和大会，从那里打发马车到办公室去接李伏夫。然后他再去接妻子，把她送到吉娣家。要是他还没有办完公事，那就派马车来，让列文送她去。

“你瞧，他对我过奖了，”李伏夫对妻子说，“他硬说我们的孩子好，可我看到他们身上的缺点真不少。”

“阿尔谢尼总是走极端，我一向这么说，”妻子说，“要是追求十全十美，那就永远不会满足。爸爸说得对，他们教养我们的时候走了极端，把我们关在阁楼里，自己住正房；现在正好相反，做父母的住贮藏室，孩子们倒住正房。如今做父母的不用活了，什么都为了孩子。”

“要是愿意，那又有什么呢？”李伏夫露出可爱的微笑，摸摸她的手说，“不认识你的人还以为你不是亲娘，而是后妈呢。”

“不，走极端总是不好的。”娜塔丽雅一面镇定地说，一面把裁纸刀放回桌上原来的地方。

“啊，过来吧，十全十美的孩子。”李伏夫对走进来的两个漂亮男孩说。他们向列文行了个礼，走到父亲跟前，显然想问他什么事。

列文很想同他们谈谈，听听他们对父亲说些什么，但是娜塔丽雅同他说起话来，同时李伏夫的同事马霍京，穿着一身御前侍从服，来接李伏夫一起去会见什么人。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谈论赫尔采戈文、柯尔静斯卡雅公爵夫人、议会，以及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的暴卒。

列文把交给他的使命忘记了。他走到前厅才想起来。

“哦，吉娣嘱咐我同您谈谈奥勃朗斯基的事。”当李伏夫站在楼梯上送妻子和列文出门的时候，列文说。

“是的，是的，妈妈要我们两个连襟教训教训他。”李伏夫涨红了脸，笑着说，“可是为什么要我去呢？”

“那就由我去教训他吧，”娜塔丽雅披了一件雪白的斗篷，等他们谈完话，笑眯眯地说，“来，我们走吧。”

五

上午的音乐会演出了两个精彩节目。

一个是《荒野里的李尔王》幻想曲[94]，另一个是纪念巴赫的四重奏。这两个都是新作，具有新风格，列文很想对它们做出评价。他把姨姐送到她的座位上，自己就站在一根圆柱旁，聚精会神，用心细听。他望着系白领带的乐队指挥双手的挥舞——这总是分散人们对音乐的注意，叫人讨厌——望着那些为了来赴音乐会戴上帽子、却把帽带结在耳朵上的太太，以及那些或者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或者对什么都感兴趣、唯独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他望着这些，竭力不分散自己的注意，不破坏音乐给他的印象，同时竭力避开音乐行家和饶舌的人，站在那里俯视舞台，用心听着。

他越往下听《李尔王》幻想曲，越觉得难以形成明确的概念。乐曲不断重复开头部分，仿佛在积聚某种感情，用音乐来表现，但接着又分裂开来，变成许多支离破碎的乐句，有时甚至变成作曲者随心所欲创作出来的毫无联系的复杂声音。这种支离破碎的乐句，即使有时还不错，但听来也很不舒服，因为都是突如其来，使人毫无精神准备。欢乐也好，悲哀也好，绝望也好，柔情也好，高兴也好，都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像疯子一样。而且，也像疯子一样，这种种感情又突然消逝了。

在演奏过程中，列文一直觉得好像聋子在看跳舞。乐曲演奏完毕，他觉得简直莫名其妙，由于注意力过分集中反而毫无所得，只感到特别疲劳。四面八方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只听见人们纷纷起立，开始走动，说话。列文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好解答自己的疑问，就去找寻行家。他看见一位著名音乐家正在同他熟识的彼斯卓夫谈话，感到很高兴。

“太妙了！”彼斯卓夫用深沉的低音说，“啊，您好，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我觉得特别生动明快、色彩丰富的，就是科苔莉雅的来临，这女人，这位永恒的女性[95]，同命运展开了搏斗。您说是不是？”

“怎么会出现科苔莉雅呢？”列文怯生生地问，完全忘记了幻想曲是描写荒野里的李尔王的。

“有科苔莉雅的……你看！”彼斯卓夫说，手指弹了弹那份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节目单，把它递给列文。

这时列文才想起幻想曲的标题，连忙念了念节目单背面印着的译成俄文的莎士比亚诗句。

“不看这个就听不懂了。”彼斯卓夫对列文说，因为那位著名音乐家已经走开，他没有谈伴了。

幕间休息时，列文同彼斯卓夫争论起瓦格纳[96]乐派的优缺点来。列文认为瓦格纳和他门生们的错误，就在于企图把音乐引到其他艺术领域，这就同诗企图描写应该由图画来描绘的形象一样。为了说明这种谬误，他举了一个雕塑家作为例子。这位雕塑家企图在诗人塑像的大理石台座上雕刻出诗的形象的阴影。“雕塑家手下的阴影简直不像阴影，它仿佛缠绕在梯子上。”列文说。他很欣赏这句话，但他不记得以前有没有说过，更不记得有没有对彼斯卓夫说过。他说了这句话，觉得很不好意思。

彼斯卓夫则认为艺术是统一的，只有把各种艺术糅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最高境界。

音乐会的第二个节目列文就听不下去了。彼斯卓夫站在他旁边，几乎不停地同他说话，批判这个乐曲过分追求形式的朴素，拿它比作拉斐尔前派的绘画。离开音乐会的时候，列文又遇到许多熟人。他同他们谈论政治，谈论音乐，也谈论共同的朋友；他也遇到了保尔伯爵，可是他把访问他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

“好，那您现在就去吧，”娜塔丽雅对他说，因为他对她讲过这事，“也许他们不接见您，那么您就到会场里来找我。您可以在那里找到我。”

六

“也许现在不见客吧？”列文走进保尔伯爵夫人的大门问。

“见的，请进来。”门房说着，随即毫不犹豫地帮他脱下外套。

“真倒霉，”列文叹着气，脱下一只手套，整了整帽子，暗自想，“唉，我来做什么？嗨，我同他们有什么好谈的？”

列文穿过前客厅，在客厅门口遇见保尔伯爵夫人。她正板着脸，心事重重地对女仆吩咐着什么。她一看见列文，微微一笑，请他到隔壁小客厅里坐——那里有说话声传来。在小客厅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莫斯科上校坐在安乐椅上。列文走过去，同他们打了招呼，在长沙发旁坐下来，把帽子搁在膝盖上。

“夫人身体好吗？您去听音乐了没有？我们没能去。妈妈参加丧事去了。”

“是的，我听说了……真没想到这么快！”列文说。

伯爵夫人走过来，坐到沙发上，也问了问他妻子的健康，打听了一下音乐会的情况。

列文回答了她，又一次问起阿普拉克辛娜的暴卒。

“她的身体一向很弱。”

“您昨晚去听歌剧了吗？”

“去了。”

“露卡唱得太漂亮了。”

“是的，漂亮极了，”列文重复大家对这位歌星才华的赞词，根本不考虑人家对他会有什么想法。保尔伯爵夫人装出在听的样子。等到列文说够了，不再作声了，一直保持沉默的上校才开口。上校也说了些有关歌剧和歌剧院灯光之类的事。最后，他谈到即将在玖林家举行的狂欢节舞会，笑呵呵地站起身来走了。列文也站了起来，但他从伯爵夫人脸色上看出，还没有到走的时候，还得再待两分钟。他又坐下了。

但他一直觉得十分无聊，再也想不出话题，只好不作声。

“您不去参加大会吗？据说很有意思呢。”伯爵夫人开口了。

“不，我答应去接我的姨姐。”列文说。

接着出现了冷场。母女俩又交换了一下眼色。

“哦，看来现在是时候了，”列文想了想站起来。太太们同他握手，再三要他向夫人致意。

门房一边帮他穿外套，一边问：

“请问老爷哪里下榻？”接着就把他的住址登记到一个袋帧精美的大本子里。

“当然，我倒没什么，但是多么可耻，多么无聊哇！”列文心里想，拿大家都这样干的想法聊以自慰。接着他就到大会场上去，好在那里找到姨姐，把她接回家。

参加委员会公开大会的人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几乎都到了。列文正好赶上被公认为非常精彩的时事述评。等到述评结束，人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列文遇见史维亚日斯基。史维亚日斯基请他今晚一定去参加农业会议，那里将宣读一份精彩报告。他还遇见刚从赛马场回来的奥勃朗斯基和其他许多熟人。列文又同人谈到大会、新的乐曲和公审等事，听到各种意见。大概由于他精神上过分疲劳，在谈到公审时说错了话，事后想起一直很懊悔。大家还谈到一个外国人在俄国受处分的事，都认为把他驱逐出境是不妥当的，列文就把昨天从朋友那里听来的话说了一遍。

“我觉得把他驱逐出境，就像处分梭鱼，把它放到河里去一样。”列文说。事后他才想到，他把朋友的话当作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其实是引用了克雷洛夫的寓言，那位朋友又是从报上一篇小品文里看来的。

列文陪着姨姐回到家里，看见吉娣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他就到俱乐部去了。

七

列文到俱乐部，来得正是时候。来宾和会员跟他同时到达。列文好久没有到俱乐部来了，自从他离开大学，住在莫斯科，进入社交界以来一直没有来过。他记得俱乐部，记得里面的种种设备，但当年俱乐部留给他的印象已消失了。直到马车驶进半圆形的院子，他下了马车，走上台阶，那个佩肩带的门房悄悄地拉开门，向他鞠躬的时候；直到他在门厅里看见一大堆套鞋和外套（大家认为在楼下脱掉套鞋比穿着上楼省事）；直到他听见通报他上楼的神秘铃声，沿着缓斜的楼梯上去，看见楼梯口的雕像，又在楼上房门口看见第三个熟识的门房，穿着俱乐部制服，老态龙钟，不急不慢地打开门，打量着他这位客人——直到这时，俱乐部的印象，那种悠闲、舒适和华丽的印象，才重新浮上他的脑海。

“请把帽子给我，老爷！”门房对列文说，他已把帽子留在门厅里的规矩忘记了，“您好久没来了。老公爵昨天给您预定过位子了。奥勃朗斯基公爵还没有来。”

这个门房不仅认得列文，还知道他的亲友，立刻提到他的几位老朋友。

列文走过第一个摆有许多屏风的大厅，向右经过一个坐着水果商人的房间，赶过一个慢吞吞地走着的老头儿，这才进入人声喧闹的餐厅。

他穿过一排几乎坐满人的桌子，打量着来宾们。这里，那里，到处都看见形形色色的人，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面熟的，有知己的。没有一个脸上带着愤怒和焦虑的神色。仿佛大家都把烦恼和忧虑连同帽子一起留在门厅里，准备逍遥自在地享受一番快乐的物质生活。来到这里的有史维亚日斯基，谢尔巴茨基，聂维多夫斯基，老公爵，伏伦斯基和柯兹尼雪夫。

“啊！你怎么迟到了？”老公爵含笑说，把手从肩膀上方伸给他，“吉娣怎么样？”他拉拉好塞在背心纽扣缝里的餐巾，又问。

“没什么，她身体很好。她们三个在家里吃饭。”

“啊，又在谈东家长西家短了。我们这里没有位子了。你到那张桌上去，赶快占个座位。”老公爵说，小心翼翼地接过一盘子鳕鱼汤。

“列文，这里来！”较远的地方有个亲切的声音叫道。这是土罗甫春。他同一个青年军人坐在一起，旁边有两只倒翻过来的空椅子。列文高兴地走到他们跟前。他一向喜欢那个吃喝玩乐、心地善良的土罗甫春——看到他就会想起向吉娣求婚的事——而今天，经过紧张的谈话以后，他觉得土罗甫春忠厚的模样格外可爱。

“这两个位子是留给您和奥勃朗斯基的。他马上就来。”

这位腰骨笔挺、眼睛总是含笑的快乐军人是彼得堡人加金。土罗甫春给他们做了介绍。

“奥勃朗斯基总是迟到。”

“啊，他来了。”

“你刚来吗？”奥勃朗斯基迅速地走到他们跟前，对列文说，“好极了。你喝过伏特加吗？好，来吧。”

列文站起来，跟他走到摆着各种伏特加和各色冷盘的大桌子旁。从二三十种冷盘里照理总可以挑到合乎口味的东西，但奥勃朗斯基又点了一种特殊的冷盘。那个站在旁边穿制服的侍者立刻把点的冷盘端了来。他们各喝了一杯伏特加，这才回到桌旁。

他们还在吃汤，加金就叫了一瓶香槟酒，吩咐侍者斟满四个玻璃杯。列文没有拒绝人家请他喝的酒，自己又要了一瓶。他肚子饿了，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但更加津津有味地参加大家放肆的愉快谈话。加金压低声音，讲了彼得堡一个新鲜的趣闻。这个趣闻不成体统，也很无聊，但是十分可笑。列文听了忍不住放声大笑，引得邻座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这件事有点像：‘这我可实在受不了啦！’你听说过吗？”奥勃朗斯基问，“嘿，简直妙透了！再来一瓶！”他吩咐侍者，接着就讲起那个故事来。

“彼得·伊里奇·维诺夫斯基敬你们两位的酒。”一个老侍者端来两杯盛在精致玻璃杯里的泡沫翻腾的香槟酒，打断奥勃朗斯基的话，对他和列文说。奥勃朗斯基拿起酒杯，同桌子另一头那个留褐色小胡子的秃头男人交换了个眼色，笑眯眯地向他点点头。

“这是谁？”列文问。

“你在我那里见过他一次，记得吗？是个好小子。”

列文也像奥勃朗斯基那样，举起酒杯来。

奥勃朗斯基讲的趣闻也很可笑。列文也讲了一件有趣的事，大家也很欣赏。然后大家谈到了马匹，谈到了今天的赛马，以及伏伦斯基的那匹“缎子”怎样勇猛地赢得了冠军。列文简直没注意这顿晚餐是怎么过去的。

“嘿！他们来了！”晚餐结束的时候，奥勃朗斯基一面说，一面从椅背上伸出手去，同那伴着一位高个子近卫军上校向他走来的伏伦斯基握手。伏伦斯基脸上洋溢着俱乐部里人人都有的轻松愉快的神色。他兴高采烈地把臂肘搁在奥勃朗斯基的肩膀上，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又带着同样快乐的微笑把手伸给列文。

“见到您很高兴，”伏伦斯基说，“我那天在选举大会上找过您，他们说您已经走了。”

“是的，我当天就走了。我们刚才谈到您的马。我向您道喜，”列文说，“您那匹马跑得快极了。”

“您不是也养马的吗？”

“不，是我父亲从前养过，我还记得，还懂得一点。”

“你在哪里吃了饭？”奥勃朗斯基问。

“我们坐二号桌，在圆柱后面。”

“大家都在向他祝贺，”高个子上校说，“他第二次获得皇帝的奖赏，要是我打牌能像他赛马那样走运就好了。”

“嗐，何必浪费大好光阴呢。我要到‘地狱’去了！”上校说完就走了。

“这是雅希文。”伏伦斯基回答土罗甫春的询问，在他们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他喝干了敬他的一杯酒，又叫了一瓶。不知是受俱乐部气氛的影响呢，还是喝了几杯酒，列文兴致勃勃地同伏伦斯基谈着良种牲口，由于对他没有丝毫芥蒂而感到高兴。列文甚至还提到听他妻子说，她在玛丽雅·波里索夫娜公爵夫人家里遇见过他。

“嘿，玛丽雅·波里索夫娜公爵夫人，真是个妙人！”奥勃朗斯基说，接着讲了她的一件趣事，引得大家都笑了。伏伦斯基笑得特别真诚欢畅，使列文觉得他们已完全言归于好了。

“怎么样，结束了吧？”奥勃朗斯基站起身，笑着说，“我们走吧！”

八

列文离开餐桌，觉得走起路来两臂摆动得特别精神，特别轻松。他同加金一起经过一个个高大的房间，向弹子房走去。穿过大厅时，他同岳父碰上了。

“嗯，怎么样？你喜欢我们这座逍遥宫吗？”老公爵挽住他的手臂说，“让我们去走走。”

“我是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这里太有趣了。”

“是的，你觉得有趣。可是我的兴趣同你不一样。你瞧瞧这些老头儿，”老公爵指着一个脚穿软靴、蹒跚地向他们走来的驼背瘪嘴的老头儿说，“你以为他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老浑蛋吗？”

“怎么是老浑蛋？”

“对了，你就不知道这个名称。这是我们俱乐部里的行话。你知道滚鸡蛋游戏吧？一个熟鸡蛋滚得次数多了，就变成不中用的老浑蛋了。我们也是这样，俱乐部里天天来，月月来，年年来，终于变成老浑蛋了。呵，你笑了，可我们只想到自己都快变成老浑蛋了。你认识契青斯基公爵吗？”老公爵问。列文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准备讲什么可笑的事了。

“不，我不认识。”

“哟，怎么会！契青斯基公爵可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哦，那也不要紧。他这个人就是喜欢打弹子。三年以前他还不是老浑蛋，还精神得很呢。他自己也叫别人老浑蛋。最近，他有一次到这里来，可是我们的门房……你知道华西里吗？喏，就是那个胖子。他是个说俏皮话的好手。嘿，契青斯基公爵问他说：‘喂，华西里，有哪些人来了？有没有老浑蛋？’不料他回答说：‘您是第三名。’嗨，老弟，你说可笑不可笑！”

列文和老公爵一边谈天，同遇见的熟人打招呼，一边周游各个房间：大房间里摆着一张张桌子，老牌迷们正在打输赢不大的纸牌；休息室里，人们正在下棋，柯兹尼雪夫坐在那里同一个人谈话；弹子房里，在房间转角处的大沙发旁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喝着香槟酒，有说有笑，加金也在里面；他们也参观了一下“地狱”，那里的一张桌子旁聚集了一群赌徒，雅希文也坐在那里。他们走进光线很暗的阅览室，竭力不弄出声音来，看见一个青年坐在灯下，怒气冲冲地翻阅着一本本杂志，另外有个秃头将军在埋头看书。他们还走进被老公爵称为“智囊室”的房间里，有三位先生正在那里起劲地谈论时事。

“公爵，您请过来，都准备好了。”老公爵的一位老搭档找到他，说。于是老公爵就走了。列文坐下来听了一会儿，可是一想到今天早晨的全部谈话，感到无聊极了。他连忙站起来去找奥勃朗斯基和土罗甫春，只有同他们在一起才有趣。

土罗甫春坐在弹子房的高背沙发上，手里端着一大杯酒。奥勃朗斯基同伏伦斯基坐在房间一侧的门边。

“她倒并不觉得寂寞，不过这种关系未定的尴尬处境……”列文一听见这样的谈话，想赶快走开，可是奥勃朗斯基把他叫住了。

“列文！”奥勃朗斯基叫道。列文发现他的眼睛里虽没有泪水，却是潮润的。他喝了点酒，或者动了感情，总是这样的。这会儿，他既喝了酒，又有点动感情。“列文，不要走！”他说着一把抓住他的臂肘，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走。

“这是我忠实的朋友，简直可以说是最最知心的了，”奥勃朗斯基对伏伦斯基说，“你当然也是我最亲密最可贵的朋友。我希望，我也相信，你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你们都是好人。”

“好吧，那我们非亲嘴不可了。”伏伦斯基一面和蔼可亲地开着玩笑，一面伸出手来。

他连忙抓住对方伸出来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列文一面说，一面握着伏伦斯基的手。

“喂，来一瓶香槟！”奥勃朗斯基吩咐道。

“我也高兴得很呢！”伏伦斯基说。

不过，尽管奥勃朗斯基抱着希望，他们两人也抱着希望，他们却无话可谈，而且两人都感觉到这一点。

“你知不知道他不认识安娜？”奥勃朗斯基对伏伦斯基说，“我一定要带他去见见她。我们去吧，列文！”

“真的吗？”伏伦斯基说，“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真想立刻回家！”他继续说，“可是我不放心雅希文，我要等他赌完再走。”

“什么，他赌得很糟吗？”

“他总是输钱。只有我才管得住他。”

“我们来打三角怎么样？列文，你打吗？嗯，好极了！”奥勃朗斯基说，“摆好三角。”他吩咐记分员说。

“早就准备好了。”记分员早已把弹子摆成三角形，正滚着红弹子玩，回答说。

“好，来吧。”

打完一盘以后，伏伦斯基和列文就坐到加金桌旁。列文应奥勃朗斯基的邀请也打起纸牌来。伏伦斯基一会儿坐在桌旁，被不断走来找他的熟人所包围，一会儿走到“地狱”里去看看雅希文输得怎样了。列文消除了精神上的疲劳，感到心旷神怡。结束同伏伦斯基的敌对关系，他感到高兴。他心里一直充满安宁、体面和满足的感觉。

打完牌，奥勃朗斯基挽住列文的手臂。

“嗯，那么我们去看看安娜吧。现在就去吗？呃？她现在在家里。我早就答应她带你去了。今天晚上你打算到哪里去？”

“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答应过史维亚日斯基去参加农业会议。好吧，我们就去一下。”列文说。

“太好了，我们去吧！去看看，我的马车来了没有。”奥勃朗斯基吩咐侍者说。

列文走到牌桌旁，付清了他输掉的四十卢布，又把俱乐部里的全部花销付给门口那个不知凭着什么法术知道账目的老侍者。接着他就大模大样地摆动双臂，穿过一个个房间，向出口处走去。

九

“奥勃朗斯基老爷的马车！”门房用愤怒的低音喊道。马车驶过来，奥勃朗斯基和列文上了车。马车跑出俱乐部大门的一刹那，列文头脑里还充满俱乐部那种悠闲、舒适和人人彬彬有礼的印象，但一到街上，他就感觉到马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听见迎面而来的马车夫的怒喝声，看见朦胧灯光下一家酒馆和一个小铺子的红色招牌，原来的印象顿时消失了。他开始思考他的行为，自问他去看安娜是否妥当。吉娣会说什么？但奥勃朗斯基不让他胡思乱想，仿佛猜透他的心事，驱除了他的疑虑。

“你能同她认识，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你要知道，陶丽早就有这个心愿了。李伏夫也常去她家。她虽是我的妹妹，”奥勃朗斯基说下去，“但我敢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会看到的。她的处境十分痛苦，特别是现在。”

“为什么现在特别痛苦呢？”

“我们正在同她丈夫交涉离婚的事。他也同意了，可是在儿子问题上卡住了。这件事早该解决，却拖了三个月。只要一离婚，她就同伏伦斯基结婚。那种古老的结婚规矩实在无聊，其实谁也不相信，却妨碍人家的幸福！”奥勃朗斯基又说，“嗯，只要一离婚，他们的处境就同我们一样了。”

“那么困难到底在哪里呢？”列文问。

“唉，这事说来话长，也实在无聊！我们这里什么事都莫名其妙。事实上，她在这里，在莫斯科，等待离婚已经等了三个月，这里人人都认识他，也都认识她；她哪里也不去，除了陶丽，不接见任何女客，因为她不要人家怜悯她。就连华尔华拉公爵小姐那个傻女人也认为待在她那里不体面，走掉了。老实说，要是换了别的女人，早就垂头丧气了。可是她呢，你可以看到，她多么会安排生活，多么沉着，多么自重……向左拐弯，就在教堂对面的巷子里！”奥勃朗斯基从车窗口探出身来，对车夫喊道，“嚯，好热呀！”他说，虽然气温才零下十二度，他却把解开纽扣的皮大衣敞得更开些。

“她不是有个女儿吗，一定在忙着照顾吧？”列文说。

“你大概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抱窝的母鸡了，”奥勃朗斯基说，“女人忙，就一定是忙孩子。不，她抚养女儿大概挺认真，不过没听到她提起。她首先在忙写作。嗐，你在讥笑了，可你不要笑。她写了一本儿童读物，但没向谁说起，只念给我听过。我把原稿交给伏尔古耶夫了……就是那个出版商……他自己大概也是个作家。他很内行，据他说这部作品写得很好。你以为她是位女作家吗？根本不是。她首先是个感情丰富的女人，你会看到的。她收养了一个英国小姑娘，老实说，整个家庭都需要她照顾。”

“怎么，她在做慈善事业吗？”

“瞧你的，马上就往坏处想了。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是出于同情心。他们，就是说伏伦斯基，有个专门训练马的英国人，技术是有的，可是个酒鬼。他得了酒精中毒症[97]，丢下一家人不管。安娜看到了，帮助他们，对他们十分关心，如今一家人都由她负担。她也不是高高在上，光赐给他们一点钱。她亲自替两个男孩补习俄语，好让他们进中学，又把女孩接到身边。回头你会看到她的。”

马车驶进院子里，门口停着一辆雪橇。奥勃朗斯基下了车，使劲打了打铃。

他没问开门的仆人安娜在不在家，就径自走进门厅。列文跟着他进去，心里却越来越怀疑他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列文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脸涨得通红，但他自信并没有喝醉，就跟在奥勃朗斯基后面沿着铺有地毯的楼梯走上去。到了楼上，一个仆人像对老朋友那样向他们鞠躬致意，奥勃朗斯基就问安娜有什么客人，那仆人回答就是伏尔古耶夫先生。

“他们在哪里？”

“在书房里。”

奥勃朗斯基同列文一起穿过有深色护壁板的小餐厅，踏着柔软的地毯，走进光线暗淡的书房，房里点着一盏有暗色大灯罩的油灯。壁上还有一盏反光灯，照亮了一个巨幅的女人全身像，不由得吸引了列文的注意。这是安娜的像，是在意大利时由米哈伊洛夫画的。奥勃朗斯基走到屏风后面，正在说话的那个男人住了口。这当儿，列文正凝视着这个在灯光照耀下仿佛要从画框里走出来的人，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他甚至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听见人家在说些什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幅美妙的肖像。这不是画像，是一个活生生的迷人的女人，披着一头乌黑的卷发，光着肩膀和胳膊，长有柔软毫毛的嘴唇上挂着若有所思的微微笑意，并且用那双使人销魂的眼睛扬扬得意而又脉脉含情地望着他。如果说她不是活的，那只是因为任何活着的女人都不可能有她那么美丽动人。

“我太高兴了，”他突然听见身边有个声音，显然是对他而发的，原来就是他叹赏不止的画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安娜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迎接他。列文在书房暗淡的光线下看见了画里的女人，她穿着一件花纹斑驳的深蓝连衫裙，姿势不同，表情两样，但也像画家在画里所表现的那样，达到了美的顶峰。她本人不像画里那样光彩夺目，却有画里所没有的另一种使人心醉的风韵。

十

安娜站起来迎接他，并不掩饰看到他的喜悦。她伸出强健有力的小手同他握，给他介绍伏尔古耶夫，又指指那个坐着做针线的漂亮红发小姑娘，说是她的养女。她这些举动具有列文所熟悉和喜爱的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稳重端庄，落落大方。

“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她重复说，这句普通的应酬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列文觉得具有特别的意义，“我早就知道您并且喜欢您了，由于您同斯基华的友谊，以及您太太的关系……我认识她时间不久，可是她留给我的印象简直像一朵美丽的鲜花，真是一朵鲜花呀！听说她不久就要做母亲了！”

她说话从容不迫，毫无拘束，偶尔把视线从列文身上移到哥哥身上。列文觉得他给人家的印象是好的，同她在一起也就变得轻松愉快、没有拘束，仿佛他从小就认识她似的。

“我同伊凡·彼得罗维奇坐到阿历克赛的书房里来，”奥勃朗斯基问她可不可以吸烟，她这样回答，“就是为了好抽抽烟。”接着瞟了一眼列文，意思是问：他抽不抽烟？又把那个玳瑁烟盒拉过来，掏出一支烟。

“你今天身体好吗？”做哥哥的问她。

“没什么。像往常一样神经有点儿亢奋。”

“画得挺精彩，是吗？”奥勃朗斯基发觉列文望着安娜的肖像，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样好的肖像。”

“像极了，是不是？”伏尔古耶夫说。

列文的视线从画像移到本人身上。当安娜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时，她脸上焕发出一种异样的光辉。列文脸红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刚想问她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见陶丽了，但安娜抢先开了口：

“我刚才同伊凡·彼得罗维奇谈到华辛科夫最近的一些画。您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列文回答。

“对不起，我把您的话打断了，您想说……”

列文问她是不是好久没见到陶丽了。

“昨天她在我这里，她为格里沙很生学校的气。拉丁文教师对他似乎不讲道理。”

“是的，我见到那些画了。我不太喜欢。”列文回到她刚才开了头的话题。

列文现在不像早晨那样光说说客套话了。同她说话一字一句都有特殊意义。同她说话很愉快，听她说话就更愉快。

安娜说话不仅毫不做作，而且聪明直爽；她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却很尊重对方的想法。

谈话转到新艺术流派和一位法国画家新近给《圣经》作的插图上。伏尔古耶夫非难那位画家把现实主义发展到俗不堪耐的地步。列文说，法国人在艺术上总是最墨守成规，因此他们认为回到现实主义就是做了特殊贡献。他们认为不撒谎就是诗。

列文还没有说过一句比这更使他扬扬自得的俏皮话。安娜突然听到这个想法，大为欣赏，她的脸顿时容光焕发。她笑了。

“我笑，就像人家看见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一样，高兴极了，”她说，“您的话一针见血，道破今天法国艺术的特点，包括绘画，甚至包括文学：左拉也好，都德也好。但也许通常就是这样的：先从千篇一律的虚构形象中产生概念，然后进行综合，等虚构的形象用腻了，这时就会想出一些比较自然比较合理的形象来。”

“嗯，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伏尔古耶夫说。

“那么，您到俱乐部去过了？”安娜问哥哥说。

“啊呀呀，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列文一面想，一面出神地盯住她那表情丰富的美丽脸蛋，发现它一下子就变了样。列文没听见她探过身去对哥哥说了些什么，但她面部表情的变化使他吃惊。原来那么娴静端庄的脸，突然显出一种异常好奇、生气和矜持的神色。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接着她就眯缝起眼睛，仿佛在回忆什么。

“是的，不过这可谁也不感兴趣。”她说，接着又对那个英国女孩说了一句英语：“请吩咐他们在客厅里摆茶。”[98]

女孩子站起身，出去了。

“怎么样，她考试及格吗？”奥勃朗斯基问。

“好极了。这姑娘很能干，脾气也挺好。”

“到头来你会比亲生孩子更疼她的。”

“瞧你们男人说的。爱是不能分多少的。我爱女儿和爱她是两种不同的爱。”

“我刚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说过，”伏尔古耶夫说，“要是她能把花在这个英国小姑娘身上百分之一的精力，用到教育俄国儿童的共同事业上，她就会做出重大贡献。”

“唉，随便您怎么说，我可办不到。伏伦斯基伯爵很鼓励我（她说‘伏伦斯基伯爵’几个字时，用恳求和畏怯的目光望了列文一眼，他不由得也用尊敬和认可的目光回答她），鼓励我在乡下办好学校。我去过几次。孩子们都很可爱，可是我对这工作不感兴趣。至于精力，那是由爱产生的。爱不能勉强，不能依靠命令。嗯，就说我爱这个女孩子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缘故。”

她又对列文瞧了一眼。她的微笑和眼神都告诉他，她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她尊重他的意见，并且预先知道他们是能互相理解的。

“这一点我完全理解，”列文回答，“我们不可能把全部心血放在学校和这一类机关上，我想就因为这个缘故吧，慈善事业总是不大有成效。”

她沉默了一会儿，微微一笑。

“是的，是的！”她证实说，“我可永远办不到。我没有那么开阔的胸襟，不能爱孤儿院里所有那些讨厌的小姑娘。这一点我可永远办不到。有多少妇女就靠这个手法猎取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如今越发厉害了。”她带着忧郁和信任的神气夹着法语说，表面上仿佛是对哥哥说的，其实显然是讲给列文听的，“现在我很需要做些什么，可就是不能做。”她忽然皱起眉头（列文明白她皱眉头是因为谈到了她自己的事），接着就改变话题，“我知道人家议论过您，”她对列文说，“说您是个不好的公民。我总是竭力替您辩护。”

“您怎样为我辩护呢？”

“那要看人家怎样攻击您了。来，大家喝点茶好吗？”她站起身，拿起一本皮面精装的本子。

“交给我吧，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伏尔古耶夫指着书说，“这挺有价值。”

“嗳，不，这还只是草稿。”

“我告诉过他了。”奥勃朗斯基指着列文对妹妹说。

“你这又何必呢！我写的东西有点像丽莎·梅尔察洛娃向我兜售的囚犯做的雕花小篮子。她在主持慈善会的监狱部，”她对列文说，“那些不幸的人在耐心上表现了奇迹。”

列文在这个他十分喜爱的女人身上又发现了一个特点。除了智慧、文雅和美丽以外，她还具有诚实的美德。她不想在他面前掩饰自己艰难苦涩的处境。她说了这话，叹了一口气，面部表情变得像石头一样呆板。这样也就显得格外美丽动人，但这是一种新的表情，完全超出画家在肖像中所表现的那种洋溢着幸福的光辉并且把幸福散发给别人的神态。列文又望望肖像和她本人，看她怎样同哥哥手挽着手走进高大的门里，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怜爱之情。

她请列文和伏尔古耶夫先去客厅，自己同哥哥留下来说话。“他们在谈论离婚，谈论伏伦斯基，谈论他在俱乐部里做些什么，还是在谈论我？”列文暗自猜想。安娜同哥哥在谈些什么？这问题使他忐忑不安，他简直没听见伏尔古耶夫告诉他安娜这部儿童读物的优点。

喝茶的时候又继续这种富有内容的愉快谈话。不仅没有一分钟需要找寻话题，相反，大家总觉得来不及把想说的话说个畅快。为了听别人说话，情愿自己克制着不说。不论他们说些什么，也不仅是她说的，就是伏尔古耶夫和奥勃朗斯基的话，由于她的注意和评论，列文觉得也都别有含义。

列文一面倾听这场有趣的谈话，一面欣赏她，欣赏她的美丽、聪明和教养，欣赏她的淳朴和真挚。他边听边说，又不断地思索，思索她的精神生活，竭力捉摸她的感情。他以前曾经严厉地谴责她，如今却以古怪的逻辑替她辩护，为她难过，并且唯恐伏伦斯基不能充分理解她。十点多钟，奥勃朗斯基起身要走（伏尔古耶夫走得更早），列文却觉得仿佛才来了不久。他无可奈何，也只好站起来，心里却还舍不得走。

“再见！”安娜握着他的手，用迷人的目光盯住他的眼睛说，“我真高兴，冰块融化了。”她用法语加了一句。

她放了他的手，眯缝着眼睛。

“请您转告尊夫人，我仍旧喜爱她。要是她不能饶恕我现在的处境，那就希望她永远不要饶恕我。要饶恕，就得经历我经历过的这种生活，但愿上帝保佑她别受这个罪。”

“好，我一定转告……”列文涨红了脸说。

十一

“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和可怜的女人！”列文同奥勃朗斯基走到严寒的户外，心里想。

“嘿，怎么样？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奥勃朗斯基看到列文完全被征服了，对他说。

“是的，”列文若有所思地回答，“真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不但聪明，而且极其真挚。我真替她难过！”

“上帝保佑，如今一切都快解决了。我说，凡事都不要太早下结论，”奥勃朗斯基打开车门说，“再见，我们不是同路。”

列文不断地想着安娜，想着同她交谈的每句话，同时回忆着她脸部的各种表情，越来越同情她的处境，越来越替她难过——他就这样回到了家里。

到家以后，顾士玛告诉他吉娣平安无事，她的几位姐姐刚走，又交给他两封信。列文在前厅看了信，免得以后分心。一封是账房索科洛夫写来的。索科洛夫说小麦不能脱手，因为每石人家只肯出五个半卢布，可是钱又没有别的来路。另一封信是他姐姐寄来的。她怪他至今没有把她的事情办好。

“好吧，既然不肯多出线，那就五个半卢布卖掉吧。”列文立刻果断地就第一件事做了决定，这在以前他会觉得很棘手的，“真奇怪，在这里怎么老是这样忙啊！”他想到第二封信。他觉得对不起姐姐，因为她托他办的事至今没有办好。“今天我又没有去法庭，但今天实在没有空。”他决定明天去办，就往妻子房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回顾这一天的活动。这一整天就是谈话：听人家谈，自己也参加谈。他们谈的事，他在乡下是决不会谈到的，可是在这里，却谈得很有趣。他谈的话都没有错，只有两件事不太妥当。一件是他谈到梭鱼，另一件是他对安娜产生的爱怜之情。

列文看到妻子有点闷闷不乐。三姐妹一起吃饭本来很开心，但左等右等都不见他回来，大家都觉得无聊，两位姐姐便先走了，剩下吉娣一个人。

“嗯，那么你在做些什么呀？”她盯着他那双形迹可疑的眼睛问。但为了不影响他讲出全部真相，她藏住关注的神色，和颜悦色地听他讲述怎样消磨黄昏。

“啊，我遇见了伏伦斯基，真是高兴。同他在一起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拘束。说实在的，从今以后我决心再也不同他见面了，不过以前那种尴尬局面已经不存在了。”他说了这话，想到自己“决心再也不同他见面了”，却又立刻去看望安娜，不禁脸红起来，“你瞧，我们总是说老百姓爱喝酒，我不知道究竟谁喝得更多：是老百姓还是我们这个阶级的人。老百姓只有逢年过节才喝一点，可是我们……”

但是吉娣对议论老百姓喝酒的问题毫无兴趣。她看到他脸红了，很想知道是什么缘故。

“那么，你后来又到哪里去了？”

“斯基华拼命拉我去看望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

列文说了这话，脸涨得更红了。他去看望安娜是不是妥当，这问题终于明确了：他不该去。

一听到安娜的名字，吉娣便睁大眼睛，眼里闪闪发光，但她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掩饰内心的激动，不让他发觉。

“哦！”她只叫了一声。

“我去过了，你总不会生气吧？斯基华劝我去，陶丽也希望我去。”列文继续说。

“嗯，不。”吉娣嘴里这样说，但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她是个非常可爱又非常非常可怜的好女人。”列文讲到安娜，讲到她的活动，以及她要他转达的问候。

“是的，她自然非常可怜，”当他讲完了，吉娣说，“你接到谁的信了？”

列文告诉她，被她平静的语气哄过去，就去换衣服。

他回来时，看见吉娣仍旧坐在那把椅子上。他走到她面前，她对他望了一眼，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列文嘴里这样问，心里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爱上这个可恶的女人了，她把你给迷住了！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对，对！这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在俱乐部里喝酒，拼命喝酒，还赌钱，然后又到……到谁那里去了？不，我们走吧……我明天就走。”

列文劝慰妻子，劝了半天都没有结果。最后他承认，怜悯的感情加上酒，就使他忘乎所以，因而受到安娜狡猾的诱惑，今后他一定回避她。他诚恳地承认，在莫斯科待得太久，老是吃喝玩乐，成天空谈，他变得糊涂了。夫妻俩一直谈到深夜三点钟。直到三点钟，他们才言归于好，安心睡觉。

十二

安娜送走客人，没有坐下，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整个晚上，她都无意识地竭力使列文拜倒在她的脚下（近来她对年轻男人都是这样的）。她知道，她使一个已婚的正派男人，在一个晚上对她倾倒的程度达到了顶峰，而且她也很喜欢他（尽管从男人看来，伏伦斯基同列文截然不同，但她是个女人，看出了伏伦斯基和列文的共同之处，也就是吉娣能同时爱他们两人的原因），但是等他一离开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

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以各种不同方式一直执拗地纠缠着她。“既然我对别人，对那个结过婚热爱妻子的人，都那么有魅力，为什么他却待我这样冷淡？……也不能说是冷淡，他是爱我的，这一点我知道。但如今一种新的因素使我们之间有了隔阂。为什么整个晚上都不见他的人影子？他叫斯基华带口信，说他不能让雅希文独自留下，他得看住他赌钱，雅希文又不是个小孩子！就算这是实话吧——他倒是从来不说假话的——这句话也别有用意。他趁机向我表示，他还有别的义务。其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没有意见。但何必做给我看呢？他要向我证明，他对我的爱情不应妨碍他的自由。可是我不需要证明，我需要爱情。他应该了解我在这里莫斯科生活是多么痛苦。难道这样也能算生活吗？我这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待一拖再拖的结局。又没有回信！斯基华说他不能去找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又不能再写信。我毫无办法，无从下手，无法改变，我只能忍耐，只能等待，自己找点消遣——摹仿英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啦，写作啦，读书啦。但这一切都只是自欺欺人，都只是吗啡罢了。他应该可怜可怜我呀。”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感觉到眼睛里涌上自爱自怜的泪水。

她听见伏伦斯基急促的打铃声，慌忙擦去眼泪，不仅擦去眼泪，而且坐到灯下，翻开一本书，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让他明白，他没有如期回来，她很不满意，但只是不满意罢了，决不能让他看出她很伤心，看出她这种自爱自怜的心情。她可以自爱自怜，却不能叫他来怜爱她。她不愿吵嘴，还曾责备他想吵嘴，可是这会儿自己却不由得摆出吵嘴的姿态。

“嗨，你不觉得寂寞吧？”伏伦斯基兴致勃勃地走到她跟前说，“赌博真是一种可怕的嗜好！”

“不，我不觉得寂寞，我早就习惯了。斯基华来过了，还有列文。”“是的，他们要来看看你。那么，你喜欢列文吗？”他在她旁边坐下来说。

“很喜欢。他们才走了没多久。雅希文怎么了？”

“他赢过钱，赢了一万七。我招呼他走。他刚打算走，可是又回去，结果还是输了。”

“那你何必留在那里呢？”她突然白了他一眼，问。她面部的表情冷淡而带有敌意。“你对斯基华说你留下来是要把雅希文带走。可你还是让他留了下来。”

他的脸上同样现出准备吵架的冷酷表情。

“第一，我没有请他给你带什么口信；第二，我从来不撒谎。主要是我想留下就留下了。”他皱着眉头说，“安娜，何必这样？何必这样呢？”他停了停，向她探过身去说。接着张开手，希望她会把手放在他手里。

这种爱情的挑逗使她高兴。但是一种古怪的邪恶力量却不让她屈服于爱情的诱惑，仿佛争吵的条件不允许她就此投降。

“当然，你想留下就留下。反正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可是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话呢？为什么呢？”她越说越激动，“难道有谁要剥夺你的权利吗？可是你总要表示你有理，那就有你的理去吧！”

他捏拢拳头，扭过身去，脸上现出比原来更加顽固的神气。

“你真是顽固不化！”她对他凝视了一会儿，突然想出适当的字眼，来说明他那种使她恼怒的神情，说，“的确是顽固不化。对你来说，这只是能不能在我面前保持胜利者姿态的问题，可是对我来说……”她又为自己伤心，差点儿哭起来，“你真不知道这对我是个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对我抱着敌意……就是抱着敌意，你真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真不知道我在这种时刻是多么悲观绝望，我真害怕，害怕我自己！”她说着转过身去，掩饰她的哭泣。

“嗐，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他看到她那种绝望的神色，大吃一惊，又探过身去，拉住她的手吻了吻，说，“这是为什么呀？难道我在外面寻欢作乐了吗？我不是竭力避免同别的女人来往吗？”

“但愿如此！”她说。

“嗯，你倒说说，我该怎样才能使你放心呢？只要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被她的绝望神情所感动，这样说，“只要你不像现在这样难受，我什么都愿意做，安娜！”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由于孤独的生活，还是神经……好吧，我们不说了。这次赛马怎么样？你还没有讲给我听过呢！”她问，竭力掩饰得意的神色——胜利毕竟在她一方面。

他吩咐摆晚饭，接着就给她讲赛马的详细情况；但从他的语气里，从他变得越来越冷的眼神里，她看出他没有原谅她的胜利，她反对过的那种顽固不化的神气又在他身上出现了。他待她比以前冷淡些，仿佛后悔向她屈服。她忽然想到使她获得胜利的那句话：“我是多么悲观绝望，我真害怕我自己。”——她懂得这种武器是危险的，下次不能再用了。她觉得除了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他们之间还出现了敌对的魔鬼，她无法把它从他身上赶走，更不能把它从自己心里驱除。

十三

没有一种环境人不能适应，特别是他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这样生活。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列文决不会相信他能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高枕无忧；能这样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过日子，而且入不敷出，纵酒狂饮（他对俱乐部里的行为想不出别的说法），还同妻子一度爱恋过的男人保持不三不四的友谊，又去拜访那个除了荡妇之外没有其他叫法的女人，甚至受到这个女人的诱惑，弄得妻子很伤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居然能高枕无忧，而且在疲劳、通宵不眠和狂饮滥喝以后睡得十分酣畅。

早晨五点钟，开门声把他吵醒了。他霍地跳起来，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吉娣不在床上，但隔壁屋子里有摇曳的灯光，他听见她的脚步声。

“什么事？……什么事？”他睡意惺忪地问，“吉娣！什么事？”

“没什么，”吉娣手拿蜡烛从隔壁走过来说，“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她说时露出一种特别可爱和古怪的微笑。

“什么？开始了？开始了？”列文恐惧地说，“得派人去请……”他慌忙穿衣服。

“不，不！”吉娣微笑着用手拦住他说，“大概没什么。我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现在过去了。”

她说着走到床边，熄了蜡烛，躺下来，安静了。虽然她的屏息静气，尤其是当她从隔壁屋子过来，对他说“没什么”时那种温柔而兴奋的神色使他觉得古怪，可是他睡意正浓，立刻又呼呼睡着了。事后他才回想到她那种屏息静气的模样，懂得当她躺在他身边，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女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时，她那高贵可爱的心灵有些什么感受。七点钟，她用手轻轻推推他的肩膀，低声唤他，把他叫醒了。她仿佛在进行思想斗争：又想同他说话，又舍不得把他叫醒。

“康斯坦京，不要害怕，没什么，不过看样子……得派人去请丽莎维塔。”

蜡烛又点着了。吉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编织的活计。近来她常常做这活儿。

“你千万不要紧张，不要紧的。我一点儿也不怕。”吉娣看到他那惊慌失色的脸说，把他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又把它贴在自己的嘴唇上。

列文丧魂落魄地一骨碌爬起来，盯住她的眼睛，穿上晨衣站住，但一直望着她。他应该走出去，可是舍不得离开她的目光。难道他还不喜爱她的脸，不熟悉她的表情和眼色吗？可是他从没看到过她现在这种模样。想起昨天她那种痛苦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此刻在她面前是多么卑鄙可耻啊！她那张红喷喷的脸，围着从睡帽里散出的柔发，焕发出快乐和坚毅的光辉。

尽管吉娣的性格一般说很少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但列文看到她的心灵此刻揭去了一切掩盖，赤裸裸地暴露在他面前，他还是为她的单纯真挚而深深感动。他热爱的这个女人，这样单纯真挚，越发显出她的本色。吉娣含笑望着他，突然她的双眉抖动了一下，她抬起头来，迅速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整个身子依偎着他，使他沐浴在她火热的气息里。她很痛苦，并且仿佛在向他诉说她的痛苦。开头一刹那，他照例觉得这都是他的过错。但她的眼睛含情脉脉，说明她不但不怪他，还因此更爱他。“如果不是我的过错，那又是谁的过错呢？”列文情不自禁地想，找寻着造成这痛苦的罪人，好去惩罚他，可是找不到。她觉得痛苦，诉着苦，但又为这痛苦而得意，高兴，甚至欢天喜地。他看出在她的心灵里起着一种高尚的变化，但究竟是什么？他无法理解。这是超出他的理解能力的。

“我派人接妈妈去了。你快去请丽莎维塔来……康斯坦京！……没有关系，已经过去了。”

吉娣从他身边走开去打铃。

“嗯，现在你去吧，巴莎要来了。我不要紧。”

列文惊奇地看到她拿起夜间带来的编织物，又动手编织。

列文从一扇门里出去，听见侍女从另一扇门进来。他站在门口，听见吉娣在给侍女详细布置家务，还亲自同她一起移动床铺。

他穿好衣服，趁仆人套马的时侯——因为还没有出租雪橇——又跑回卧室，但不是踮着脚尖，却像插上了翅膀。两个侍女正在卧室里小心翼翼地搬动东西。吉娣走来走去，一边敏捷地编织，一边吩咐侍女做什么事。

“我马上去请医生。已经派人去接丽莎维塔了，我现在再去一下。还需要什么吗？对了，要到陶丽家去一下，是吗？”

吉娣对他望望，显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

“是的，是的，去一下，去一下。”她皱着眉头，对他挥挥手，急急地说。

他刚走到客厅，突然听见卧室里传出一声凄惨的呻吟，接着又静止了。他站住，好一阵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这是她。”列文自言自语，抱着头奔下楼去。

“啊，上帝赐恩！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反复叨念着这突然涌到嘴边的话。他这个不信教的人，此刻不光是嘴里这样叨念着，他明白，别说他心里的种种怀疑，就是他凭理性根本无法相信的东西，也丝毫不妨碍他向上帝求救。一切怀疑和理性此刻都从他的心灵里消失了。试问：他不向支配他生命、灵魂和爱情的上帝求救，又能向谁求救呢？

马还没有套好，但由于准备当前要处理的事，他觉得体力上和精神上特别紧张，就不等套好马，先步行出发，并吩咐顾士玛随后追上来。

在转角处，他遇见一辆飞驰过来的出租雪橇。丽莎维塔身穿旧丝绒外套，头上包着一块头巾，坐在一辆小雪橇上。“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列文认出她那张配着淡黄头发、此刻显得特别严肃认真的瘦脸，兴奋得不断地念叨着。他没有吩咐雪橇停下来，却在旁边护送她往回跑。

“那么，已经有两个钟头了吗？不会再多吧？”丽莎维塔问，“您去接彼得·德米特里奇，可不用催他。再到药房里去买点鸦片来。”

“这么说，您看会很顺利吗？啊，上帝赐恩，救救我们吧！”列文看见自己家的马从大门里跑出来，这样说。他跳上雪橇，坐在顾士玛旁边，吩咐到医生家去。

十四

医生还没有起床，仆人说他“睡得很晚，吩咐过不要叫醒他，不久自己就会起来的”。仆人正在擦灯罩，看上去十分专心。他擦灯罩那么认真而对列文家的事却那么冷淡，使列文开头觉得惊讶，但他仔细一想，立刻明白，人家不了解也没有必要了解他的心情，因此他的行动要格外镇定、慎重和果断，好打破这堵冷淡的墙壁，达到自己的目的。“要不慌不忙，不放过任何机会。”列文自言自语，觉得应付当前事务的体力和精神越来越充沛了。

列文听说医生还没有起床，就考虑各种办法，最后决定：让顾士玛拿条子去请另一位医生，他自己到药房里去买鸦片，要是等他回来医生还没起床，那就贿赂仆人，要是对方再不答应，那就强迫他把医生叫醒。

在药房里，一个形容消瘦的药剂师正在为等候的马车夫贴药瓶上的标签，像那个擦灯罩的仆人一样冷淡，拒绝卖给列文鸦片。列文竭力不动声色，不发脾气，说出医生和接生婆的名字，讲明鸦片的用途，竭力说服药剂师卖一些给他。药剂师用德语问了问卖不卖，听见隔壁有人表示同意，就拿出瓶子和漏斗，慢条斯理地从大瓶里灌一点到小瓶里，贴上标签，封上瓶口——尽管列文求他不用这样做——还要把它包扎起来。这下子列文可忍不住了，他断然从对方手里夺过瓶子，拔脚从巨大的玻璃门里冲了出去。医生还没有起床，那个仆人这会儿正忙着铺地毯，不肯去把他叫醒。列文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张十卢布钞票，慢悠悠地但又不浪费时间，一面把钞票递给他，一面解释说，彼得·德米特里奇（以前在列文心目中毫不足道的彼得·德米特里奇，此刻可变得多么重要哇！）答应过他随时可以出诊，因此此刻把他叫醒，他决不会生气。

那仆人同意了，走上楼去，请列文到候诊室等待。

列文听见医生在隔壁咳嗽，走动，漱洗，说话。这样过了三分钟，列文觉得简直像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再也等不住了。

“彼得·德米特里奇，彼得·德米特里奇！”他用哀求的声音对着那打开的门说，“看在上帝份上，请您不要见怪。您就这样接待我好了。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医生在隔壁回答。列文听见医生说这话时还在笑，不禁感到惊异。

“一会儿就好……”

“马上就来。”

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穿靴子；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穿衣服，梳头发。

“彼得·德米特里奇！”列文又可怜巴巴地叫起来，这当儿医生穿好衣服，梳好头发，走出来了。“这种人真没有心肝，”列文想，“人家快没命了，他还梳头发！”

“您早！”医生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若无其事地说，仿佛存心逗逗他，“不要忙。怎么样？”

列文竭力把妻子的状况讲得很详细很周到，同时不断要求医生立刻就同他一起回去。

“您不用忙。这事您没有经验。其实我没有必要去，但既然答应您了，那就去一下。不过不用着急。您请坐，要不要喝杯咖啡？”

列文对他望了一眼，仿佛在问他是不是在作弄他。其实医生并没有作弄他的意思。

“这我知道，我知道，”医生微笑着说，“我也是一个成了家的人，不过我们男人在这种时刻总是最可怜的。我有一个女病人，她丈夫在这种关头总是直往马厩里跑。”

“那么您看怎么样，彼得·德米特里奇！您看会顺利吗？”

“各种征象都表明是顺产。”

“那么您现在就去吗？”列文愤怒地瞧着端咖啡进来的仆人，说。

“再过一小时。”

“不，看在上帝份上您行行好吧！”

“好，那么让我把咖啡喝了。”

医生动手喝咖啡。两人都不作声。

“这下子可把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了。您看到昨天的电讯了吗？”医生嚼着面包说。

“不，我不能再等啦！”列文跳起来说，“那么您过一刻钟来吗？”

“再过半小时。”

“真的吗？”

列文回到家里，正好和公爵夫人同时到达。他们一起走到卧室门口。公爵夫人眼睛里含着泪水，双手直打哆嗦。她一看见列文，抱住他哭起来。

“啊，怎么样，我的宝贝丽莎维塔？”她一把抓住喜气洋洋而又心事重重走过来的接生婆的手，问。

“情况良好，”接生婆回答，“您劝她躺下来。这样会好过些。”

列文自从早晨醒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就下定决心不胡思乱想，不随便猜测，坚决克制感情，免得扰乱妻子的心。他还要安慰她，鼓励她，这样来熬过当前这一时刻。列文打听到这种事通常要持续多久，精神上准备忍受五小时。他觉得可以控制情绪，甚至不让自己想到将发生什么事，将有怎样的结局。可是当他从医生那里回来，看到她痛苦的模样时，他就越来越频繁地仰起头，不断叹息，一再念叨：“啊呀，上帝呀，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感到恐惧，唯恐自己受不住，会失声痛哭或者跑出门去。他是这么痛苦，而时间却只过了一小时。

这样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直到他预定的忍耐极限——五小时，情况依然如故。他一直忍耐着，因为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同时每分钟他都觉得已达到忍耐的极限，他的心马上就要痛苦得碎裂了。

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他的痛苦和恐惧却不断增长，越来越厉害了。

生活中一切必不可少的习惯对列文来说都不再存在。他失去了时间观念。当吉娣把他叫到身边，他抓住她那忽而异常使劲地握紧他的手，忽而又把他推开的汗滋滋小手时，他觉得几分钟简直像几小时那么长，而有时几小时却又像只有几分钟那么短。丽莎维塔请他到屏风后面去点蜡烛，他感到惊奇，才知道已是傍晚五时了。要是人家告诉他现在才上午十点钟，他倒不会感到那么惊奇。他不太清楚他在什么地方，现在是什么时候，在发生什么事情。他看见她热得发红的脸，时而不知所措，痛苦万状；时而嫣然微笑，使他得到宽慰。他看见公爵夫人，满脸通红，神情紧张，灰白的卷发蓬乱不堪，她咬住嘴唇，勉强忍住眼泪。他看见陶丽，看见吸着很粗烟卷的医生。他还看见脸色坚定、果断和使人宽慰的接生婆，还看见皱着眉头在大厅里来回踱步的老公爵。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一概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同医生一起在卧室里，一会儿在摆好饭桌的书房里；一会儿又不是她，而是陶丽。后来列文记得人家派他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又叫他搬桌子和沙发。他干得很卖力，满心以为是为她而干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他自己安排过夜的地方。后来又为什么事派他到书房里去问医生。医生回答了他，接着又谈到议会里的混乱情况。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卧室去取一个镀金的银圣像。他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柜子上去取，竟把一盏神灯打碎了。那个老仆人安慰他不要为妻子和神灯的事难过。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吉娣的床头，竭力把它塞在枕头后面。但这一切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为什么做的，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他的手，怜悯地瞧着他，请求他放心；陶丽劝他吃点东西，把他从房里领出去；就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他，给他吃了点药水。

他只知道和感觉到，现在发生的事同一年前在省城医院里尼古拉哥哥临死时的情况有点相似。所不同的只是，那次是丧事，这次是喜事。但是，那次丧事和这次喜事同样都越出生活的常轨，仿佛是生活里的窟窿，通过这些窟窿看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当前正在发生的事同样痛苦，同样折磨人；在观察这种崇高的境界时，灵魂同样不可思议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那是理性所不能达到的。

“啊，上帝呀，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不断地念叨着，虽然长期疏远宗教，此刻却像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一样虔诚一样单纯地祈求着上帝。

在这段时间里，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当他不在她面前时，他同那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粗烟卷，又把烟头在积满烟灰的烟缸边上捻灭的医生，同陶丽和老公爵，在一起谈论正餐，谈论政治，谈论玛丽雅·彼得罗夫娜的病。在这种时候，列文暂时忘记了一切，仿佛好梦初醒。但当他在她面前，在她床头旁时，他的心就痛苦得几乎要裂开来，他就不停地祷告上帝。每当卧室里传来惨叫声，他从忘却的境界中醒悟过来时，他又回到最初的懵懂状态。他一听到呻吟，就跳起来，跑去替自己辩护，但一路上又想到他并没有过错，他真想保护她，帮助她呢。但一看到她，他又明白他帮不了忙，于是感到恐惧，就祷告起来：“啊，上帝呀，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两种心情都变得越来越强烈：不在她面前，他把她完全给忘了，心里就越来越平静；在她面前时，她的痛苦和他那种爱莫能助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他跳起来，想逃到什么地方去，结果却又跑回到她身边。

有时候，她接二连三地召唤他，他就责怪她。可是一看见她那温柔的笑脸，听见她说：“我真把你折磨苦了”，他就责怪上帝；可是一提到上帝，他立刻又祈求饶恕和施恩。

十五

列文不知时间早晚。蜡烛已经烧光。陶丽来到书房，请医生躺一会儿。列文坐着听医生讲一个会催眠术的江湖骗子的故事，眼睛望着他烟卷上的灰烬。这是一段无事可做的空闲时间，他的头脑昏昏沉沉，完全忘记了当前的事。他听医生讲故事，听得很清楚。突然传来一声不同寻常的尖叫。这叫声太可怕了，列文甚至不敢跳起来，他屏住呼吸，用恐惧而疑问的目光对医生望了望。医生侧着头，留神倾听，赞许地微微一笑。这一切都太不寻常，列文反而一点也不惊讶。“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想，依旧坐着不动。“这是谁在叫哇？”他跳起来，踮着脚尖跑进卧室，绕过丽莎维塔和公爵夫人，走到床头旁边他的老位子。叫声停止了，但发生了什么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他没有看到，也不明白，其实他也不想看到，不想明白。但他看见丽莎维塔的脸色严肃、苍白，依旧那么坚毅，虽然她的下颚在微微抖动，她的眼睛紧盯着吉娣。吉娣的脸发烧，显得很痛苦，汗涔涔的额上粘着一绺头发。她向他转过脸来，找寻着他的目光。她伸出双手要抓住他的手。她用湿滋滋的手捉住他冰凉的双手，把它们贴在自己的脸上。

“不要走开，不要走开！我不怕，我不怕！”她急急地说，“妈妈，替我把耳环摘下来，戴着碍事呢。你不害怕吧？快了，快了，丽莎维塔……”

她说得非常快，非常快，还想笑一笑。可是她的脸色突然变了，她将他一把推开。

“哎哟，不得了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快去，快去！”吉娣叫起来。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同寻常的尖叫。

列文双手抱住头，从屋子里冲出去。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切都很好！”陶丽在后面对他叫道。

不过，不管人家怎么说，列文认为这下子一切全完了。他站在隔壁屋子里，头靠在门楣上，听着从没听到过的惨叫和哀号。他知道这声音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吉娣发出来的。他早已不希望有什么孩子了。如今他简直恨那个孩子。他甚至并不珍惜她的生命，但愿能停止这种揪心的痛苦。

“医生！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啊，我的上帝！”他一把抓住走进来的医生的手，问。

“快完了。”医生说。医生说这话时板着脸，列文还以为“快完了”就是说她快死了。

他忘乎所以地冲进卧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丽莎维塔的脸。她的眉头皱得更紧，脸绷得更厉害了。看不到吉娣的脸。在原来是她的脸的地方，有一个样子紧张得吓人、有惨叫声发出来的东西。他把头靠在床栏杆上，觉得心都快碎了。恐怖的叫声没有停止，越来越可怕，并且达到了顶点，接着突然安静下来。列文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无法怀疑：叫声停止了，只听得低低的奔忙声、衣服的窸窣声和急促的喘息声，以及她那断断续续、富有生气的温柔而幸福的声音，低低地说：“全完了。”

他抬起头来。她的双臂软绵绵地落在被子上，她的模样异常妩媚娴静，默默地望着他，想笑又笑不出来。

列文蓦地觉得他从度过二十二小时的那个神秘、恐怖和怪诞的世界一下子回到了人世间。人世间是他熟悉的，如今可闪耀着简直难以习惯的新的幸福光辉。绷紧的弦全断了。意外的狂喜的呜咽和泪水涌上他的心头，他激动得浑身发抖，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在床前跪下来，把妻子的手放在嘴唇上吻着。她那只手微微动着手指来回答他的亲吻。就在这时侯，床脚边，在丽莎维塔灵巧的手里像灯上的火花一样跳动着一个生命，那是以前没有的，但从今以后他就有权利活下去，并且懂得自身的价值，还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活的！活的！还是个男孩呢！大家都放心吧！”列文听见丽莎维塔用颤抖的手拍拍婴儿的背，说。

“妈妈，是真的吗？”吉娣问。

公爵夫人只用啜泣来回答。

在一片寂静中，响起了一个同屋里所有压抑的说话声截然不同的声音，像是肯定地回答做母亲的问题。这是一个不知从哪里降生的新人大胆、泼辣、肆无忌惮的啼叫。

以前，要是有人对列文说，吉娣死了，他也同她一起死了，他们的孩子都是天使，上帝就在他们面前，他是不会感到丝毫惊讶的。现在呢，他回到了现实世界，好容易才明白她平安无事，而那个拼命啼哭的小东西就是他的儿子。吉娣活着，痛苦过去了，他感到无比幸福。这一点他是明白的，并因此感到幸福。可是那孩子呢？他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是谁？……这一点他怎么也无法理解，并且感到很别扭。他总觉得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弄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十六

早晨九点多钟，老公爵、柯兹尼雪夫和奥勃朗斯基一起坐在列文屋子里，谈了一会儿产妇的情况，接着就谈起别的事来。列文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不由自主地回顾往事。他回想今天早晨以前的事，还有昨天这事发生以前他自己的情况，简直像过了一百年。他仿佛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因此竭力往下沉，免得那几个一起聊天的人感到不快。他嘴上说着话，心里却不断地想着妻子，想着她现在的情况，也想着儿子——他竭力使自己习惯他有了个儿子。婚后，女性的天地对于他来说，增添了一种崭新的意义，如今却达到了无法想象的高度。他听他们谈论昨天俱乐部里的宴会，心里却在记挂：“这会儿她怎样了？睡着了吗？她好吗？她在想什么？儿子德米特里是不是在哭？”在谈话时，话说到一半，他突然跳起来，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可不可以去看她，你叫人来告诉我。”老公爵说。

“好的，马上就来。”列文回答，一个劲儿地往她屋子里奔去。

吉娣没有睡着，正同母亲低声商量着给孩子施洗的事。

她仰天躺着，梳洗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一顶漂亮的蓝边睡帽，双手伸在被窝外面。她用目光迎接他，把他吸引过去。她的眼睛本来就炯炯有神，他走得越近，就越发明亮。她脸上的表情从尘世变为天堂，好像临死的人那样，不过一种表示诀别，一种却表示欢迎。一阵激动又袭上他的心头，同婴儿降生的一刹那所体验到的一样。吉娣拉住他的手，问他有没有睡过觉。他回答不上来，知道自己感情的脆弱，就扭过头去。

“我倒迷糊了一下，康斯坦京！”她对他说，“现在我觉得挺好。”

她瞧着他，但她脸上的表情忽然变了。

“把他抱来给我，”她听见婴儿的尖叫声说，“给我，丽莎维塔，也让他看一看。”

“好，让爸爸看看！”丽莎维塔抱起一个奇怪的蠕动着的粉红色东西，走过来说，“等一等，让我们先来打扮一下。”丽莎维塔说着把这个蠕动的粉红色东西放在床上，解开襁褓，用一个手指把他托起，翻了个身，扑上些粉，重新包扎起来。

列文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竭力想在自己心里唤起做父亲的感情。他对他只觉得厌恶。但是，当接生婆解开襁褓，列文看见番红花色的小手臂和小腿，上面也长着手指和脚趾，大拇指同其他手指也显然不同，还看见接生婆把那双张开的小手臂像柔软的弹簧一样夹拢来用襁褓包住时，他忽然怜恤起这个小东西来，唯恐接生婆把他弄伤，竟一把拉住她的手。

丽莎维塔笑了。

“您别怕，别怕！”

等到婴儿打扮好了，变得像个结实的布娃娃，丽莎维塔把他摇晃了一下，仿佛在卖弄自己的手艺，接着身子闪到一旁，让列文看到儿子的整个俊俏模样。

吉娣也斜着眼睛往那个方向望。

“给我，给我！”她说着甚至抬起身来。

“哎呀，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您可不能这样乱动啊！等一下，我这就给您。先让爸爸看看我们长得有多俊！”

丽莎维塔一手托住这个把头藏在襁褓里的奇怪的粉红色小东西，另一只手只用几个手指捉住晃动的脑袋，把他送到列文面前。这个粉红色的小东西也有鼻子，还斜着眼睛看人，咂着嘴唇。

“真是个漂亮的小娃娃！”丽莎维塔说。

列文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这漂亮的小娃娃在他心里只引起厌恶和怜悯。这可完全不是他所预期的感情。

当丽莎维塔把婴儿放到没有喂过奶的胸脯上时，列文别转身去。

突然一阵笑声逗得他抬起头来。这是吉娣笑了。婴儿吃起奶来了。

“嗳，够了，够了！”丽莎维塔说，但是吉娣不肯放开他。他在她的怀里睡着了。

“现在你看看吧！”吉娣说，把婴儿转过来让他看个清楚。那张皮肤松得象小老头的脸皱得更厉害了，接着他打了个喷嚏。

列文带着微笑勉强忍住感动的泪水，吻了吻妻子，离开阴暗的屋子。

他对这个小东西所产生的感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感情没有丝毫欢乐，相反只有一种难堪的恐惧：他意识到自己又一方面的软弱无能。这种意识最初十分强烈，他唯恐这个娇嫩脆弱的小东西将来吃苦，因此看见婴儿打喷嚏时油然而生的莫名其妙的欣慰和自豪，都没能使他感到轻松。

十七

奥勃朗斯基的境况很窘迫。

卖树林所得的钱已花去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以九折向商人预支现款，几乎也预支光了。那商人再不肯多付一文钱，陶丽去年冬天又曾公开声明，她自己享有产权，拒绝在出售最后三分之一树林而领得款项的协议书上签字。他的薪水全部用作家里日常开支和偿还无法拖延的零星欠款，现在他确实囊空如洗了。

这种境况使人觉得很不痛快，很不体面，奥勃朗斯基再也无法容忍了。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他的年俸太少。他的官职在五年前还算不错，如今却不足道了。彼得罗夫任银行行长，年俸一万二；史文吉茨基当公司董事，年俸一万七；米丁是创办银行的董事长，年俸五万。“看来是我自己睡大觉，人家也把我给忘了，”奥勃朗斯基自怨自艾地想。他开始时时留意，处处打听，到冬末就窥察到了一个肥缺。他通过亲戚朋友先从莫斯科发动攻势，到春天时机成熟，又亲自出马，直闯彼得堡。这一类差事，年俸多少不一，从一千到五万，既安闲舒适，油水又足。近年来这种位置增加了几倍。这就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公司”理事的职务。这项差事，也像其他类似的差事一样，需要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活动能力，因此很难找到兼有这两种长处的人材。既然找不到这种理想人物，那么物色一位正派人来担任总比一个不正派人要好些。奥勃朗斯基不仅是个一般所谓正派人，而且是个名符其实的正派人。这里所谓正派，也就是当时莫斯科上层流行的说法：正派的事业家啦，正派的作家啦，正派的杂志啦，正派的机关啦，正派的流派啦，意思是说人或者机关不仅正派，有时还敢于顶撞政府。奥勃朗斯基出入于流行这种说法的上流社会，被公认为是个正派人，因此他弄到这个差事的希望比别人大。

这个差事年俸有七千到一万卢布，还可以不放弃原来的官职而兼任。奥勃朗斯基谋得这个差事的关键在于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个犹太人。这些人都已疏通好了，但奥勃朗斯基还得亲自到彼得堡去走访一下。此外，奥勃朗斯基还答应妹妹安娜从卡列宁那里取得离婚的明确答复。他向陶丽要了五十卢布，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奥勃朗斯基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听他宣读《俄国财政衰落的原因》的报告，一心希望他早些结束，好谈谈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是的，意见很正确。”当卡列宁摘下他那副看书非戴不可的夹鼻眼镜，询问地望了望原来的内兄时，奥勃朗斯基说，“这些细节也都很正确，不过现在的要旨毕竟还是自由。”

“是的，但我要提出另一个要旨，包括自由在内。”卡列宁说，特别强调“包括”两字，接着又戴上夹鼻眼镜，想再读一读报告中有关的段落。

卡列宁翻着字迹清秀、两边空白很宽的手稿，又读了那个说服力很强的段落。

“我不赞成关税保护政策，倒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集体福利——对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一视同仁，”他说，从夹鼻眼镜上面瞧着奥勃朗斯基，“可是他们不理解这道理，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爱说空话。”

奥勃朗斯基明白，卡列宁一谈到他们——就是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造成俄国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的思想和行为，他的话就快结束了，因此情愿放弃他提出的自由的重要性，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卡列宁住了口，若有所思地翻阅着手稿。

“哦，顺便说一下，”奥勃朗斯基说，“你若有机会见到波莫尔斯基，请你对他说说，我很愿意担任‘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公司’理事的空缺。”

奥勃朗斯基对这个重涎已久的差事说得多了，因此讲得十分利落，毫无差错。

卡列宁向他详细打听了这个新成立的理事会的业务，沉思起来。他在考虑这个理事会的业务同他的计划有没有抵触。但是，由于这个新机构的业务很繁杂，他的计划涉及面又广，他无法一下子做出判断，就摘下夹鼻眼镜说：

“当然，我可以对他说说，不过，你究竟为什么要谋这个差事啊？”

“年俸优厚，差不多有九千卢布，而我的经济……”

“九千卢布。”卡列宁重复说了一遍，皱起眉头。这笔数目可观的年俸使他想到，奥勃朗斯基所谋求的职位，在这方面就违反他计划中强调精简节约的宗旨。

“我认为并且写过一篇文章说明，现代的高薪制是我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的表现。”

“那么，照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奥勃朗斯基说，“假定一位银行行长年俸一万卢布，那是因为他的工作值这么多钱。或者说，一位工程师年俸两万卢布，那是因为他的事业是有前途的！”

“我认为薪俸是一种商品的代价，应该受供求法则的支配。规定薪俸时如果忽视这个法则，譬如说有两位同一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学问和能力不相上下，一个年俸四万，另一个只要两千就心满意足了；或者重金礼聘毫无专长的律师或骠骑兵去当银行行长，那我可以断定，这种薪俸不是遵照供求法则，而是徇私枉法。这种舞弊行为情节恶劣，对政府工作十分有害。我认为……”

奥勃朗斯基连忙打断妹夫的话。

“是的，不过你得承认，现在开办的是一种肯定对国家有益的新机构。不论怎么说，这可是一项前途远大的事业！现在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办得正派。”奥勃朗斯基特别强调“正派”两字。

不过，“正派”两字在莫斯科流行的含义卡列宁并不知道。

“正派只是一种消极的因素。”他说。

“但你还是给我帮个大忙吧，对波莫尔斯基说说，如果有机会……”奥勃朗斯基说。

“不过，我看这事关键在于波尔加林诺夫。”卡列宁说。

“波尔加林诺夫那方面完全同意了。”奥勃朗斯基红着脸说。

一提到波尔加林诺夫，奥勃朗斯基的脸刷地红了，那是因为今天早晨他刚到这个犹太人家里去过，并且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奥勃朗斯基深信他向往的工作是一项有发展前途的正派的新事业，但今天早晨波尔加林诺夫分明是有意叫他同其他来访者在接待室里坐等两小时。他一想起这事，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觉得不自在，也许是因为他奥勃朗斯基公爵，身为留里克王族的后裔，竟在一个犹太佬的接待室里等了两小时；也许是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遵照祖先的榜样为政府效忠，却自己另找出路。总之，他觉得非常不自在。在波尔加林诺夫家等待的两小时里，奥勃朗斯基勉强打起精神在接待室里踱步，抚摩着络腮胡子，同其他来访者随便攀谈，还想出一句俏皮话聊以自嘲：“登门求告犹太佬，冷板凳上坐到老！”——就这样竭力想不让人家甚至包括他自己察觉当时的苦恼心情。

但他始终觉得很不自在很烦恼，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是由于那句俏皮话：“登门求告犹太佬，冷板凳上坐到老”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波尔加林诺夫接见他时客气得有点异乎寻常，显然是由于屈辱了他而洋洋自得，并且几乎拒绝了他的要求。奥勃朗斯基想尽快把这事忘掉，如今一提起，不禁脸红了。

十八

“现在我还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就是安娜的事。”奥勃朗斯基沉吟了一会儿，抖掉头脑里不愉快的印象，说。

奥勃朗斯基一提到安娜的名字，卡列宁的脸色顿时变了：原来那种生气勃勃的神气消失了，出现了憔悴和死灰般的颜色。

“您究竟要我怎么样？”他在安乐椅上转过身来，嗒地一声合拢夹鼻眼镜，说。

“做个决定，不论怎样的决定，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现在向你要求，不是把你当作（他本想说‘一个受侮辱的丈夫’，但唯恐因此坏事，就改了口）一位政治家（这种说法也不妥当），只是当作一个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怜恤她。”奥勃朗斯基说。

“你究竟要说什么？”卡列宁低声问。

“是的，应该怜恤她。你要是像我这样看见她——我同她一起过了一冬——你就会可怜她了。她的处境实在糟，糟得很呢。”

“照我看，”卡列宁声音尖得刺耳地回答，“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已经万事如意了。”

“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看在上帝分上，我们不要互相责备吧！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你也知道，她所希望和期待的就是离婚。”

“但我想，要是我提出把儿子留给我作为条件，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会拒绝离婚的。我原来就是这样答复的，并且认为这事已经了结啦。我认为这事已经结束了！”卡列宁尖声叫道。

“啊，看在上帝份上，你别激动！”奥勃朗斯基拍拍妹夫的膝盖说，“事情并没有结束。请你让我再把这事的经过扼要说一说：当你们分开的时候，你真了不起，真是再宽宏大量也没有了；你答应给她一切——自由，甚至离婚。她因此十分感激你。不，你听我说。她确实很感激，最初觉得对不起你，她什么也不考虑，也无法考虑。她放弃了一切。可是现实生活和时间表明，她的处境很痛苦，简直无法忍受。”

“我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生活毫无兴趣。”卡列宁扬起眉毛，打断他的话说。

“对不起，这话我可不信，”奥勃朗斯基婉转反驳说，“她的处境使她自己觉得很痛苦，对别人也没有丝毫好处。你说她自作自受，这一层她明白，她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她坦率地说不敢对你有什么要求。但是我，我们一家人，凡是爱她的人，都要求你，恳求你。她为什么要受这个罪？这样对谁有利呢？”

“对不起，看来您把我放在被告地位了。”卡列宁喃喃地说。

“不，不，绝对不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奥勃朗斯基说，又碰碰他的手，仿佛这样可以使妹夫心软，“我只想说一点：她的处境很痛苦，只有你能减轻她的痛苦，这在你毫无损失。一切都由我来替你安排，不用你费神。其实你已经答应过了。”

“以前是答应过的。我原以为儿子的问题可以使这事了结。此外我希望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能慷慨……”卡列宁脸色发白，嘴唇哆嗦，好容易才说了出来。

“一切全看你的宽宏大量了。她只有一件事请求你，恳求你——帮她摆脱当前难堪的处境。儿子，她不再要求了。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你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你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吧。离婚这件事目前对她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要不是你以前答应过她，她也就安心住在乡下了。你答应了她，她写信给你，这样就来到了莫斯科。可是，在莫斯科不论遇见什么人，她的心窝就像挨了一刀子。她住了六个月，天天都在盼你的决定。老实说，好比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脖子套上绞索有几个月了，随时可能处决，也可能遇赦。你就怜恤怜恤她吧，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你这人挺认真……”

“我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卡列宁嫌恶地打断他的话说，“也许我答应过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

“那么你对答应过的事反悔了？”

“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从不拒绝，但希望有时间让我考虑一下，这事能办到什么程度。”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奥勃朗斯基跳起来说，“这话我可不愿相信！即使在女人中间也没有比她更可怜的了，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

“我答应过的事只要办得到就行。你是以自由思想出名的。我可是个信徒，遇到这么重大的事，我不能违反基督教教义。”

“不过就我所知，我们基督教是允许离婚的，”奥勃朗斯基说，“我们的教会也允许离婚。我们也看到……”

“允许是允许的，但不是这个意思。”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简直不认得你了！”奥勃朗斯基沉默了一阵说，“你不是出于基督教的精神饶恕一切并且不惜牺牲一切吗？我们大家不是都十分钦佩这种精神吗？你亲口说过：有人要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可是现在……”

“我请求您，”卡列宁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下颚哆嗦，声音尖得刺耳地说，“我请求您不要……不要再说了。”

“哦，不！我要是伤了你的心，那就请你……请你原谅，”奥勃朗斯基尴尬地微笑着说，同时伸出手，“不过我只是奉命传个口信罢了。”

卡列宁也伸出手来，沉思了一下，说：

“我得考虑一下，向人请教请教。后天我给您正式答复。”

十九

奥勃朗斯基刚要走，柯尔尼进来通报说：

“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来了！”

“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是谁呀？”奥勃朗斯基刚要问，但立刻明白了。

“噢，是谢辽查！”他说，“我还以为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是哪位部长呢。”他立刻想起来：“安娜还要我去看看他呢。”

他还想起临别时安娜带着一种羞怯可怜的神气对他说：“你总会看见他的。你详细打听一下，他在哪里，谁在照料他。还有，斯基华……要是能办到的话！你看是不是能办到啊？”奥勃朗斯基明白，所谓“要是能办到的话”，意思就是说，要是能办理离婚手续而把儿子归她的话……如今奥勃朗斯基看出这事想也别想了，但能看到外甥还是很高兴。

卡列宁提醒内兄他们从不向儿子提到他母亲，并要求他也只字不提。

“上次同他母亲见面后他大病了一场，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卡列宁说，“我们甚至担心他会送命。幸亏合理的治疗和一夏的海水浴使他恢复了健康。现在遵照医生的意见，我把他送到学校里去了。果然，同学们对他起了良好的影响，他现在身体十分健康，书也念得很好。”

“嘿，多漂亮的小伙子！已经不是什么谢辽查，而是体体面面的谢尔盖·阿历克赛伊奇了！”奥勃朗斯基瞧着那个穿蓝上装和长裤、肩膀宽阔的漂亮男孩矫健而洒脱地走进来，含笑说。这孩子看上去又健壮又快活。他像对一般客人那样对舅舅鞠了个躬，但一认出是舅舅就脸红了，连忙扭过身去，仿佛受了什么委屈，生气了。他走到父亲面前，把学校发下来的成绩单交给他。

“噢，还不错，”做父亲的说，“你去吧。”

“他瘦了，长高了，不再是小娃娃，而是个大孩子了。我很高兴，”奥勃朗斯基说，“你还记得我吗？”

孩子飞快地对父亲瞟了一眼。

“记得，舅舅，”他望了望舅舅回答，接着又垂下眼睛。

舅舅叫他过去，拉住他的手。

“啊，你怎么样？”他想同他谈谈，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孩子红着脸没有回答，小心地从舅舅手里抽出手。奥勃朗斯基一松手，他询问地对父亲瞧了一眼，就像一只获释的小鸟，飞快地跑出了屋子。

谢辽查上次见到母亲，离现在已经有一年了。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就在这期间他被送进学校，结识了许多同学，并且喜欢他们。那次母子见面后害得他生了一场病的对母亲的种种幻想和回忆，如今已不再盘踞在他的心头了。每当这种思绪袭上心来的时候，他总是竭力把它驱散，认为这是丢脸的，只有女孩子才会动感情，一个男孩或男同学是不该这样的。他知道父母因争吵而分居，知道他命定要留在父亲这里，就竭力使自己适应这样的局面。

一看见相貌酷似母亲的舅舅，他感到很不愉快，因为引起了他认为可耻的回忆。使他更不愉快的是，当他在书房门外等候时听见了几句话，尤其是看到父亲和舅舅的脸色，他知道他们谈到了母亲。谢辽查为了不责怪住在一起并且赖以生活的父亲，特别是不受他认为有失面子的那种感情所支配，竭力不望这位跑来破坏他内心平静的舅舅，并且避免因他勾起这方面的思绪。

不过，当奥勃朗斯基跟着他出去，在楼梯上看见他，把他唤到跟前，问他在学校里课余玩些什么时，谢辽查看见父亲不在，就同他畅谈起来。

“现在流行开火车，”他回答舅舅说，“您知道怎么搞的吗？两个人坐一条长凳，算是乘客。另外一个站在长凳上。其余的人都来拉车。可以用手拉，也可以用皮带拉，拉着穿过一间间屋子。我们预先把门都打开。嗬，列车员可难当了！”

“就是站着的那一个吗？”奥勃朗斯基笑着问。

“对，干这个要又勇敢又灵活，特别是遇到急刹车，或者有人掉下来。”

“是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奥勃朗斯基感慨地凝视着这双酷似母亲但不再有丝毫孩子气的灵活的眼睛，说。虽然他答应卡列宁不在谢辽查面前提到安娜，但他还是忍不住。

“你还记得妈妈吗？”他出其不意地问。

“不，不记得。”谢辽查急急地说，脸涨得通红，垂下了眼睛。做舅舅的就再也无法从他嘴里问出什么来了。

半小时以后，斯拉夫家庭教师发现他的学生在楼梯上，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学生是在发脾气还是在哭。

“哦哟，怎么了，你准是跌伤了，是吗？”家庭教师说，“我对你说过这种游戏很危险。得去告诉校长。”

“我要是跌伤了，谁也不会发觉的。这不成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事啊？”

“别管我！我记得不记得……这干他什么事？我为什么要记得？别管我！”这会儿他已经不是对家庭教师而是在对全世界说话了。

二十

奥勃朗斯基在彼得堡照例没有虚度光阴。到了彼得堡，除了妹妹离婚和给自己谋职这些事以外，他在莫斯科——正如他所说的——过了一阵发霉的生活以后，照例需要换换空气，提提神。

莫斯科虽然也有音乐杂耍咖啡馆和公共马车，但毕竟是死水一潭。奥勃朗斯基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他在莫斯科住了一阵，特别是同家属生活在一起，总觉得提不起精神，愁闷得很。长期守在莫斯科家里，他常由于妻子的心情恶劣和责难埋怨，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工作上的种种琐事甚至债务而心烦意乱。但只要一到彼得堡，在他经常出入的上流社会——那里人人都在生活，的的确确是生活，而不像在莫斯科那样混日子——过上一阵，一切忧虑烦恼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妻子吗？……今天他刚同契青斯基公爵谈过这事。契青斯基公爵已有家室，孩子都已长大，当上了贵胄军官学校学生，但他还有一个非法的家庭，也生了孩子。虽然第一个家也满不错，但契青斯基公爵觉得第二个家更使他快乐。他把长子领到第二个家里，对奥勃朗斯基说，他认为这样对儿子更有好处，更能增长他的见识。要是在莫斯科人家会怎么说呢？

孩子吗？在彼得堡，孩子们并不妨碍父亲的生活。孩子们都在学校里读书，这里也没有莫斯科流行的——例如李伏夫家——那种谬论，认为孩子们理应过穷奢极侈的生活，做父母的只能常年操劳和忧虑。这里大家都懂得，一个人活着应该为自己，凡是有教养的人都应该如此。

当差吗？在这里当差也不像在莫斯科那样只是毫无目的地服苦役；在这里当差很有意思。可以见到各种权贵，抓住机会为他们效劳，说说聪明得体的话，对不同的人施展不同的手腕。这样，一个人转瞬之间就会飞黄腾达，像奥勃朗斯基昨天遇见的如今已成了达官贵人的勃良采夫那样。这样当差才有意思啊。

彼得堡对金钱的看法特别使奥勃朗斯基宽心。巴特尼央斯基——照他的生活方式每年得花五万卢布——昨天就这事向他发了一通妙论。

午饭前，奥勃朗斯基谈得很起劲，对巴特尼央斯基说：

“你同莫尔德文斯基一定很熟吧？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替我向他说句话。有一个位子我很想要，就是南方铁路……”

“唉，别提了，我反正记不住的……可你何苦为了这种铁路公司的事去同犹太佬打交道呢？……不论怎么说，总是很肮脏的！”

奥勃朗斯基没有告诉他这事业有发展前途。这一点巴特尼央斯基是无法理解的。

“我需要钱，没钱可活不下去。”

“你不是活着吗？”

“活着，可是负债。”

“真的吗？负了很多债吗？”巴特尼央斯基同情地问。

“很多，大约有两万呢。”

巴特尼央斯基呵呵大笑。

“啊，你真是个幸运儿！”他说，“我欠了一百五十万债，手头一无所有，可是你看，我还不是照样活着！”

奥勃朗斯基知道这是实话，他不仅听人家这样说，而且亲眼目睹。齐瓦霍夫负债三十万，手头不名一文，可是他照样生活，而且过得多么阔气！克利夫卓夫伯爵早被认为山穷水尽了，他却还养着两个情妇。彼得罗夫斯基挥霍掉五百万家产，依旧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还负责财政部工作，每年有两万卢布收入。除此以外，彼得堡对奥勃朗斯基的身体也很有好处。彼得堡使他恢复了青春。在莫斯科，他发现鬓上有几根白发，午饭后要打瞌睡，伸懒腰，走楼梯上气不接下气，对年轻女人不感兴趣，舞会上不爱跳舞。在彼得堡，他觉得年轻了十岁。

他在彼得堡的感受，正如刚从国外归来的六十岁的彼得·奥勃朗斯基公爵昨天对他说的那样。

“我们在这里不会过日子，”彼得·奥勃朗斯基说，“不瞒你说，我在巴登避暑；嚯，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年轻人。一看见年轻女人，就想入非非……吃点东西，稍微喝一点，就觉得精神抖擞，浑身是劲。一回到俄国，就得陪着妻子，还得住到乡下去，唉，说来你也不会相信，这样过上两个礼拜，就连衣服都懒得换，干脆穿着睡衣吃饭。哪里还有兴致去想年轻女人！变成十足的老头儿，想的也无非是灵魂得救之类的事。一到巴黎，可又恢复青春了。”

斯吉邦的体会同彼得完全一样。在莫斯科，他精神萎靡，要是再住下去，难保不弄到只考虑灵魂得救之类的事；可是在彼得堡，他觉得自己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了。

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和奥勃朗斯基之间早就存在一种古怪的关系。奥勃朗斯基总是轻浮地向她献殷勤，轻浮地对她说些不成体统的话，他知道她最爱听这类话。在同卡列宁谈话后的第二天，奥勃朗斯基乘车去看她，觉得自己青春焕发，调情撒谎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但他其实并不喜欢她，甚至讨厌她。他们无法改变谈话的腔调，因为她很喜欢他。因此，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一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倒觉得很高兴。

“啊，您也在这儿，”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一看见奥勃朗斯基就说，“请问，您那位可怜的妹妹现在怎样了？您别这样看着我！”她补充说，“自从所有的人，所有比她坏千百倍的人，纷纷攻击她的时候起，我就认为她做得很漂亮。我不能饶恕伏伦斯基，因为上次她来彼得堡，他竟没让我知道。不然我一定去看望她，陪她到处走走。请您务必替我向她问好。现在您给我讲讲她的情况吧。”

“是的，她的处境很痛苦，她……”奥勃朗斯基太老实，把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的“讲讲您妹妹的情况吧”当作真心话，就讲起安娜的情况来。米雅赫基公爵夫人照例立刻打断他的话，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做的同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做的都一样，不过人家偷偷摸摸，她不愿欺骗，她做得漂亮极了。她抛弃了您那位性情乖僻的妹夫，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请您不要见怪。人人都说他聪明，聪明，只有我说他愚蠢。如今他同李迪雅还有兰道打得火热，大家都说他是傻子，我真不想同意他们的说法，可是这一次我不能不同意。”

“有一件事我要向您请教，”奥勃朗斯基说，“昨天我为妹妹的事去找他，要求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当时没有给我答复，说是要想一想。今天早晨我没有收到回答，却收到他的请柬，邀请我今晚到李迪雅伯爵夫人家去。”

“噢，对了，对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高兴地说，“他们一定去请教兰道，听取他的意见。”

“向兰道请教？这是什么意思？兰道是谁？”

“怎么？您不知道裘利·兰道，大名鼎鼎的裘利·兰道，那个未卜先知的人吗？他也是个傻子，可是你妹妹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唉，您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住在外省的结果。不瞒您说，兰道原是巴黎一家铺子的伙计，他有一次去看病，在候诊室里睡着了，却在睡眠状态中给每个病人治病，治法真是稀奇古怪。后来密列丁斯基——您认识这位病人吗？——夫人知道了，就请他去替她丈夫治病。照我看是毫无效果，因为他仍旧很虚弱，可是他们相信他，把他随身带着。后来又把他带到俄国来。到了这里，大家一窝蜂地去找他，他开始替大家治病。他治好了别苏波夫伯爵夫人的病，她对他宠爱得不得了，还收他当干儿子。”

“怎么收他当干儿子？”

“是的，收了他当干儿子。如今他不再叫兰道，他成了别苏波夫伯爵了。但问题不在这里，李迪雅——她这人我很喜欢，可是她的头脑有毛病——就一个劲儿拜倒在兰道脚下。现在离开他，她也好，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也好，简直寸步难行。因为这个缘故，你妹妹的命运如今就掌握在这位兰道，或者说别苏波夫伯爵的手里。”

二十一

奥勃朗斯基在巴特尼央斯基家吃得酒醉饭饱，走进李迪雅伯爵夫人家里，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伯爵夫人那里还有谁呀？那个法国人在吗？”奥勃朗斯基打量着熟识的卡列宁的外套和一件样子古怪的有扣子的朴素大衣，问门房说。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和别苏波夫伯爵。”门房一本正经地回答。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猜对了，”奥勃朗斯基一面上楼一面想，“真是怪事！不过同她接近接近倒也不错。她很有点势力呢。要是她能对波莫尔斯基说句把话，事情就十拿九稳了。”

天色还很亮，可是李迪雅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已放下窗帘，灯火辉煌了。

伯爵夫人和卡列宁坐在一盏吊灯下的圆桌旁，低声谈着话。一个相貌漂亮的瘦小男人，臀部象女人一样宽，罗圈腿，脸色苍白，一双好看的眼睛炯炯有神，长头发直垂到礼服领子上。他站在另外一头，观看壁上的画像。奥勃朗斯基同女主人和卡列宁打过招呼后，不由得又瞧了一眼这位陌生人。

“兰道先生！”伯爵夫人声音温柔和谨慎得使奥勃朗斯基惊讶地招呼他，接着就给他们做了介绍。

兰道匆匆回头一望，走了过来，含笑把他那僵硬出汗的手放在奥勃朗斯基伸出的手里，接着又立刻走开去，继续观看画像。伯爵夫人和卡列宁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看到您很高兴，特别是今天。”李迪雅伯爵夫人给奥勃朗斯基指指卡列宁旁边的座位，说。

“我给您介绍的这位兰道，”她望望法国人，又望望卡列宁，低声说，“其实是别苏波夫伯爵，您一定也知道了。只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号。”

“是的，我听说了，”奥勃朗斯基回答，“据说，他把别苏波夫伯爵夫人的病完全治好了。”

“她今天到我这里来过，样子怪可怜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对卡列宁说，“这次分别使她伤心极了。对她真是一大打击！”

“他一定要走吗？”卡列宁问。

“是的，他要到巴黎去。他昨天听见了一个声音。”李迪雅伯爵夫人望着奥勃朗斯基说。

“噢，一个声音！”奥勃朗斯基跟着说了一遍，觉得在这帮人中间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他还摸不着头绪的怪事，他必须保持警惕。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李迪雅伯爵夫人仿佛言归正传，微妙地笑着对奥勃朗斯基说：

“我早就认识您了，今天有机会同您再次见面，真是太荣幸了。俗话说：‘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不过，要成为朋友，必须理解对方的心情，可您对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恐怕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吧。我的意思您一定明白。”她抬起她那双若有所思的美丽眼睛，说。

“多少知道一点，伯爵夫人，我明白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处境……”奥勃朗斯基说，不太清楚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含糊其辞地随口应和着。

“变化不在于表面处境，”李迪雅伯爵夫人严厉地说，同时含情脉脉地望着站起来走到兰道跟前的卡列宁，“他的心变了，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您不见得能完全理解他内心发生的变化。”

“不，我大致能想象这种变化。我们一向很要好，如今又……”奥勃朗斯基说，也用多情的目光回答伯爵夫人的目光，同时心里琢磨着两位部长中她同谁更接近，好请她向谁说说情。

“他内心的变化不会削弱他对人的爱，相反，只会加强他的爱。不过您恐怕未必能了解我。您不喝点茶吗？”她用眼睛指指端着一盘茶走过来的仆人说。

“不完全了解，伯爵夫人。当然，他的不幸……”

“是的，他的心一旦起了变化，不幸就成了大幸。”她满怀情意地望着奥勃朗斯基说。

“看来可以请她对两个人都说说情。”奥勃朗斯基心里想。

“哦，当然，伯爵夫人，”他说，“不过我想这种变化十分隐秘，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愿说出口来。”

“正好相反！我们应该说，还应该互相帮助。”

“是的，这毫无疑问，不过人的信仰千差万别，何况……”奥勃朗斯基温柔地笑着说。

“在神圣的真理上是不可能有差别的。”

“噢，是的，这个当然，不过……”奥勃朗斯基尴尬地住了口。他明白他们谈到宗教问题上来了。

“我看他马上就要睡着了。”卡列宁走到李迪雅跟前，意味深长地低声说。

奥勃朗斯基回头望了望。兰道双臂搁在安乐椅扶手和椅背上，垂下头，坐在窗口。他一察觉大家都在望他，抬起头来，像孩子一般天真地微微一笑。

“别去注意他，”李迪雅说，轻巧地推过一把椅子给卡列宁，“我发觉……”她刚开口，就有一个仆人拿着一封信进来。李迪雅匆匆看了看信，道歉了一声，就飞快地写了封回信交给那仆人，回到桌子旁。“我发觉，”她继续把话说下去，“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最不关心宗教了。”

“哦，不，伯爵夫人，莫斯科人是以信心坚定闻名的。”奥勃朗斯基回答。

“是的，不过就我所知，您就是个不关心宗教的人。”卡列宁懒洋洋地笑着对他说。

“怎么可以不关心呢！”李迪雅说。

“我在这方面不是不关心，我是在等待时机，”奥勃朗斯基露出最招人喜爱的微笑说，“我觉得对我来说，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没有到。”

卡列宁和李迪雅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卡列宁严厉地说，“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有没有准备，因为上帝的恩惠不受人的支配，有时它并不降临到苦苦追求的人身上，却降临到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就像降临到扫罗身上那样。”

“不，看来时候还没有到。”李迪雅注视着那个法国人的一举一动，说。

兰道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

“我可以听听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原来不想打扰您，”李迪雅温柔地瞧着他说，“跟我们一起坐吧。”

“只要不闭目回避上帝的光就好了。”卡列宁继续说。

“啊，但愿您像我们一样幸福，能感到永恒的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李迪雅伯爵夫人怡然自得地微笑着说。

“不过，一个人也许觉得自己不可能达到这样崇高的境界。”奥勃朗斯基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觉得他这是昧着良心承认宗教的崇高，但在一个对波莫尔斯基说一句话就能使他获得垂涎已久的职位的人面前，又不敢吐露他的自由思想。

“您是说罪恶妨碍了他吗？”李迪雅说，“但这是个荒谬的说法。对信徒来说罪恶是不存在的，他们赎了罪。对不起！”她看见仆人又拿了一封信进来，说。她看完信，回答道：“告诉他明天在王妃那里……对信徒来说罪恶是不存在的。”她接着又说。

“是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奥勃朗斯基想起教义问答上这句话，微微一笑说，表示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噢，这是《雅各书》里的话。”卡列宁带点责备的口吻对李迪雅说，这个问题他们显然已谈过多次了，“曲解这句话真是为害不浅！再没有比这种曲解更使人丧失信心的了。‘我没有行为，我就不能有信心’，哪里也找不到这样的话。有的正好相反。”

“为上帝辛勤操劳，守斋戒拯救灵魂，”李迪雅伯爵夫人鄙夷不屑地说，“这是我们的修士们的谬论……其实哪里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照他们那一套倒要好办多了。”她说着，眼睛盯着奥勃朗斯基，脸上露出那种她在皇宫里抚慰惊惶失措的年轻新宫女时的笑容。

“我们靠为我们受难的基督得救，我们靠信心得救。”卡列宁露出赞赏的目光，附和说。

“您懂英文吗？”李迪雅问，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站起身来，到书架上去找一本书。

“我念一段《平安和幸福》[99]或者《庇护》[100]，好吗？”她用询问的眼光瞧了瞧卡列宁，说。她找到书，又坐下来，打开了书。“这一段很短。是描写获得信心的途径，以及因此充满心灵的超越尘世一切的幸福。一个信徒不会不幸福，因为他不是孤独的。好吧，你们会明白的。”她刚要开始念，仆人又进来了，“是波罗兹金娜吗？告诉她明天两点钟……是的！”她指着书里那个地方，用若有所思的美丽眼睛望了望前方，叹口气说，“瞧，真正的信心就有这样的作用。您认识萨宁娜吗？您知道她的不幸吗？她丧失了独生子。她绝望了。嗯，结果怎么样？她找到了这位朋友，如今她为孩子的夭折感谢上帝呢。瞧，这就是信心所赐予的幸福！”

“噢，这确实很……”奥勃朗斯基说，高兴的是她要念书了，这样可以让他稍微定定神。“不，看来今天还是不要开口的好，”他想，“只要不坏事，能从这里脱身就好了。”

“您会觉得无聊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对兰道说，“您不懂英文，但这一段很短。”

“嗳，我懂的，”兰道带着同样的微笑回答，闭上眼睛。

卡列宁同李迪雅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她就念了起来。

二十二

奥勃朗斯基听了这些闻所未闻的怪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五光十色的彼得堡生活把他从莫斯科的一潭死水中拯救出来，使他欢欣鼓舞。不过，这种五光十色的繁华景象，只有在熟悉的亲友中间才能欣赏和领略到。如今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感到困惑，目瞪口呆，摸不着头绪。奥勃朗斯基听着李迪雅伯爵夫人朗诵，察觉兰道那双不知是天真还是狡猾的漂亮眼睛紧盯着他，他的头脑感到有说不出的沉重。

五花八门的思想在他头脑里搅成一团：“萨宁娜死了孩子反而高兴……现在最好能抽支烟……要得救，必须有信心，修士不知该怎么办，可李迪雅伯爵夫人知道……我的头脑怎么这样沉哪？是白兰地喝多了，还是因为这一切太离奇了？直到此刻，看来我还没做过什么有失体统的事。不过现在请她帮忙总不是时候。据说，他们强迫人家做祷告。但愿他们不要来强迫我。那实在太无聊了。她这是在念什么鬼话呀？但她的声音倒很好听。兰道就是别苏波夫。为什么他就是别苏波夫？”奥勃朗斯基忽然觉得他的嘴忍不住打起呵欠来。他摸摸络腮胡子，不让人家看见他打呵欠，身子晃动了一下。紧接着他迷迷糊糊地觉得睡着了，要打鼾了，听见李迪雅伯爵夫人说：“他睡着了。”他才猛地惊醒过来。

奥勃朗斯基惊醒过来，仿佛做了什么错事，被人家揭发了。不过，他立刻看出“他睡着了”这句话不是在说他而是在说兰道，就放心了。那个法国人像奥勃朗斯基一样睡着了。不过，奥勃朗斯基认为，他打瞌睡一定得罪了他们（其实他也没有认真考虑，因为周围的一切实在太离奇了），而兰道的瞌睡却使他们异常高兴，特别是李迪雅伯爵夫人。

“我的朋友，”李迪雅说，小心翼翼地提着丝绸连衫裙，免得发出窸窣声，她有点得意忘形，对卡列宁不用“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却用“我的朋友”。“把手给他。您看见吗？……嘘！”她对又走进来的仆人发出嘘声，“我现在不接见。”

法国人头靠在安乐椅背上睡着了，也许是假装睡着了。他那只搁在膝盖上的汗湿的手微微抽动着，仿佛在抓什么东西。卡列宁站起来，小心翼翼地（但还是在桌上撞了一下）走过去，把他的手放在法国人手里。奥勃朗斯基也站起身来，拼命睁大眼睛，想消除睡意，一会儿望望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一切都是现实，不是做梦。奥勃朗斯基觉得他的头脑越来越不舒服了。

“叫最后来的那个人，那个有所企求的人滚出去！叫他滚出去！”法国人用法语说，没有睁开眼睛。

“对不起，不过您也看见……您十点钟再来吧，最好是明天来。”

“叫他滚出去！”法国人不耐烦地重复说。

“他这是不是指我呀？”

奥勃朗斯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忘记了他想求李迪雅的事，忘记了妹妹的事，一心想尽快离开这地方，就踮着脚尖走出去，然后像逃离传染病房那样一口气跑到街上。他同马车夫攀谈了好一阵，说着笑话，想尽快使自己的情绪恢复正常。

他在法国剧院里赶上最后一场戏，然后到鞑靼饭店喝了点酒，在这种熟悉的气氛中稍微定下心来，不过这天晚上他总觉得很不自在。

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回到他在彼得堡借宿的彼得·奥勃朗斯基家里，发现培特西来的一封短信。她在信里说很想把那场开了头的谈话谈个完，请他明天去一次。他刚读完信，皱着眉头想着这件事，忽然听见楼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仿佛有谁背着什么重东西在走路。

斯吉邦·奥勃朗斯基走出去看看，原来是模样变得年轻的彼得·奥勃朗斯基。彼得喝得酩酊大醉，楼梯也不会走了；但他一看见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就吩咐仆人把他扶起来，接着一把搂住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同他一起走到房里，讲他怎样度过这个黄昏，但一讲就睡着了。

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垂头丧气，这在他是很难得的。他好久不能入睡。他记起的一切都是讨厌的，但最讨厌的，简直可以说是丢脸的，就是想到他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度过的黄昏。

第二天，他收到卡列宁斩钉截铁拒绝同安娜离婚的答复。他明白这个决定的依据，就是那法国人昨天的梦呓或者假装做梦，信口开河。

二十三

在家庭生活中要采取什么行动，要么夫妇感情破裂，要么美满和谐。如果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夫妇关系不好不坏，那就不会有什么行动。

许多家庭长年累月毫无变化，夫妇双方对生活都感到厌倦，就因为他们的感情既没有破裂，也谈不上美满和谐。

当阳光已不像春天那样和煦而像夏天那样炎热，林荫道上的树木早已绿叶成荫，树叶上也落满灰尘的时候，伏伦斯基和安娜觉得，莫斯科这种尘土飞扬的炎夏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不过，他们并没像早先决定的那样搬到伏兹德维任斯克去，却仍留在两人都感到厌恶的莫斯科，因为近来他们的生活已不美满和谐了。

使他们隔阂的恼恨情绪，不是任何外来原因造成的。一切尝试不仅不能消除这种情绪，反而使它加剧了。这种恼恨产生在各人自己心里，就她来说，是因为他的爱情日渐衰退；在他却是由于后悔他为了她而陷入苦恼的处境，如今她不仅不来减轻他的苦恼，反而火上加油，使他更加难受。他们谁也不提心情恶劣的原因，但都认为错在对方，并且一有机会就竭力指责对方。

对她来说，他整个的人，包括他的习惯、思想、愿望，以及他的全部心理和生理特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爱女人，而这种爱她认为应该全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可是现在这种爱日渐减少了，因此她断定，他准是把一部分爱移到别的女人身上，或者某一个女人身上，她因此吃醋了。其实她不是吃别的女人的醋，她是因为他的爱情衰退而恼恨。她还没有吃醋的对象，她正在找寻。她往往凭蛛丝马迹，从妒忌一个女人转为妒忌另一个女人。时而她妒忌他过独身生活时结交的下流女人，他很容易同她们重修旧好；时而她妒忌他可能遇见的社交界女人；时而她妒忌一个凭空想出来的姑娘，认为他可能抛弃她而去同她结婚。这最后一种妒忌使她最痛苦，尤其因为有一次他无意中向她说起，他的母亲很不了解他，竟然劝他同索罗金娜公爵小姐结婚。

安娜对他发生猜疑，生他的气，找寻种种理由发泄。她处境的一切痛苦，她都怪在他头上。她在莫斯科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忍受痛苦，卡列宁处理问题迟疑不决，她孤独地生活——一切她都算在他的账上。他要是爱她，能体谅她处境的痛苦，一定会把她营救出来。她住在莫斯科而不住在乡下，也是他的过错。他不能像她希望的那样在乡下过田园生活。他需要交际，害她落到这种可怕的境地，可他又不愿了解她这种处境的痛苦。她同她的儿子永远分离，也是他的过错。

就连他们难得的片刻温存，也不能使她感到宽慰，因为她在他的温存中看到他心安理得的神气，这是以前没有的，因此引起她的恼怒。

天色已经黑了。安娜独自等待他从男人们的宴会上归来。她在他的书房里（那里最少听到街上的喧闹）来回踱步，仔细回想昨天吵嘴的那些话。她从使人难堪的话想起，想到他们争吵的原因，最后才想到那场谈话是怎样开始的。她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场纠纷是由如此无伤大雅的话引起的。但事情确实是这样。起因就是他嘲笑女子中学，认为办这种中学没有必要，而她却为女子中学辩护。他根本不尊重女子教育，说什么安娜抚养的英国女孩甘娜就不需要懂得物理学。

这话激怒了安挪。她认为这是对她的活动蔑视的暗示。她就反唇相讥，进行报复。

“我不指望您能像情人那样把我和我的感情放在心上，但希望您说话留点情面。”她说。

他气得满脸通红，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她不记得她用什么话回答他，只记得他显然有意刺痛她，说：“您对那个女孩子的宠爱我确实不感兴趣，因为我看有点不自然。”

她千辛万苦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天地，以度过她的痛苦生活，却被他残酷地摧毁了。他还蛮不讲理地责备她装腔作势，不自然。他的残酷和蛮不讲理可把她激怒了。

“我觉得很遗憾，只有那种粗俗的物质的东西您才能理解，才觉得自然。”她说完就走出屋去。

昨天晚上，他到她屋里去，他们没有提这场争吵，觉得气氛缓和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今天，他整天都不在家，她觉得非常孤独。一想到同他的争吵就很难受，她情愿忘记一切，饶恕他，同他言归于好，情愿责备自己，替他辩护。

“都怪我自己不好。我脾气暴躁，无缘无故吃醋。我要同他和好，我们到乡下去，到了那里我就放心了。”她自言自语道。

“不自然！”她忽然想起最伤她心的这几个字。其实使她伤心的与其说是这几个字，不如说是他有意弄得她难堪。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不爱自己的女儿，却爱人家的孩子，这不自然。他怎么能懂得我对孩子们的爱，懂得我为他而牺牲的对谢辽查的爱？可是他还要伤我的心！不，他一定是爱上别的女人了，一定的。”

她看到，为了安慰自己，思想上又兜了一次不知已兜过多少次的圈子，到头来还是那样恼怒，她不禁对自己感到害怕。“难道我真的不能控制自己吗？真的不能吗？”她自言自语，在思想上又回到了原地，“他这人诚实，真挚，他爱我，我也爱他。这几天就可以办好离婚手续。我还需要什么呢？我需要安宁，需要信任，我来承担责任好了。好吧，等他一来，我就说都是我错，尽管我并没有什么错。我们这就一起走。”

为了不再胡思乱想，不再任意发怒，她吩咐仆人把箱子搬来，准备整理下乡的行装。

晚上十点钟，伏伦斯基回来了。

二十四

“怎么样，过得快活吗？”安娜带着悔罪的温顺神情出来迎接他，问道。

“还是老样子。”伏伦斯基一眼看出她的情绪很好，回答说。他对她的喜怒无常早已习惯了，但今天他特别高兴，因为他自己的情绪也很好。

“啊，都准备好了！那太好了！”他指指前厅里的皮箱说。

“是啊，得走了。我乘车去兜一回风，天气太好了，我真想到乡下去呢。没什么事拦着你吧？”

“我也这样希望呢。我去换换衣服，马上就来，我们再谈谈。你吩咐他们摆茶。”

他说完就到书房里去了。

他说“那太好了”的口气，带有几分侮辱人的味道，好像大人赞扬小孩不再淘气那样。特别叫人难受的是，她悔罪的语气同他那种趾高气扬的音调正好形成强烈的对照。刹那间，她真想再跟他吵一场，但她竭力克制，还是高高兴兴地迎接他。

伏伦斯基一进来，她就告诉他今天是怎么过的，以及下乡的计划。这些话她多半早就准备好了。

“不瞒你说，我这简直是心血来潮，”她说，“何必坐在这里等离婚呢？乡下还不是一样？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对离婚再不抱希望，再不愿听人家提到这件事。我决定不再让这事影响我的生活。你同意吗？”

“嗯！”他不安地望了望她那激动的脸色，说。

“您在那里究竟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人？”她沉默了一下，问。

伏伦斯基说了客人们的名字。

“酒席很精致，还有划船比赛，一切都满不错，不过莫斯科总免不了有些荒唐事。来了一位女人，据说是瑞典皇后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游泳技术。”

“怎么？她游泳了？”安娜皱着眉头问。

“穿着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又老又丑。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哪？”

“真荒唐！怎么，她游泳有什么特别吗？”安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径自说。

“根本没什么特别。我说，真是无聊透了。那么，你想什么时候走哇？”

安娜摇摇头，仿佛想摇掉什么不愉快的思想。

“什么时候走吗？越早越好。明天来不及了。后天吧。”

“嗯……不，等一下。后天是礼拜天，我要到妈妈那里去一下。”伏伦斯基说着露出尴尬的样子，因为一提到母亲，就发觉安娜狐疑的目光紧紧盯住他。他的窘态证实了她的猜疑。她顿时涨红脸，竭力躲开他。现在浮现在安娜眼前的已不是瑞典皇后的教师，而是那个同伏伦斯基母亲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了。

“明天你能走吗？”她问。

“不行！我要办的那件事的委托书和钱，明天都还拿不到。”他回答。

“既然如此，那我们索性不去了。”

“那又为什么呢？”

“再晚我就不去了。要走礼拜一走，不然就不走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伏伦斯基仿佛摸不着头绪地说，“简直没有道理！”

“对你来说是没有道理，因为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你不想了解我的生活。我在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照顾甘娜。你却说这是装腔作势。你昨天还说，我不爱女儿，却假装爱这个英国女孩，说什么这是不自然的；我倒很想知道，我在这里怎样生活才算自然！”

她猛地醒悟过来，对自己违反原来的主意感到大吃一惊。她明明知道这样会断送自己，但还是克制不住感情，不能不向他指出，他是多么错误，她不能对他让步。

“这话我从没说过，我只是说，我不赞成你突然喜欢起人家的孩子来。”

“你既然自命直爽，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我从来不自吹自擂，也从来不撒谎，”他竭力压制着冒上心来的怒火，低声说，“那太遗憾了，要是你不尊重……”

“尊重两字只是用来掩盖失去爱情的心。您要是不再爱我，那还不如直说。”

“不，简直叫人受不了！”伏伦斯基站起身来，大声叫道。他站在她面前，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要试验我的耐性呢？”他说话的神气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克制着。“凡事总有个限度。”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嚷道，恐怖地凝视着他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里憎恨的光芒。

“我的意思是……”他刚开口，又停住了，“我倒想问问：您要我怎么样？”

“我能要您怎么样？我只能求您不要抛弃我，像您想的那样，”她说，明白他没有说出口来的话是什么，“不过这并不是我所要的，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全完了！”

她向门口走去。

“等一下！你……等一下！”伏伦斯基仍旧皱着眉头，但拉住她的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们要推迟三天动身，你却说这是胡说，我这人不老实。”

“是的，我再说一遍：一个为我不惜牺牲——切的人竟然责备我，”她想起上次争吵时的话，说，“那就比一个不老实的人更坏，这种人没有心肝。”

“不，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大声嚷道，立刻把她的手放掉。

“他恨我，这很明显。”她想，接着就默默地头也不回，踉踉跄跄走出房去。

“他爱上别的女人了，这一点越发明显了。”她走到自己房里，自言自语。“我需要爱情，可是没有爱情，因此一切全完了，”她重复说过的话，“也应该完了。”

“可是怎么办？”她问自己，在镜子前面的安乐椅上坐下。

如今她到哪里去：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妈家去呢，还是到陶丽家去，或者独自出国？他此刻一个人在书房里做什么？这场争吵是决裂呢，还是又会言归于好？她在彼得堡的熟人会怎样谈论她呢？卡列宁对这事会有什么看法？他们的关系破裂以后将会怎样？形形色色的思想涌上心头，但她还没有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她心里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她对它很感兴趣，但究竟是什么，她还不明确。她又想到卡列宁，想到她产后的那场病，以及当时盘踞在头脑里的念头。“我为什么不死掉？”——她忽然想到她当时说过的话和当时的心情。她恍然大悟，她心里藏着一个念头。是的，这是解决一切烦恼的唯一办法。“是的，死！……”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耻辱，谢辽查的耻辱，还有我自己的难堪的耻辱——只要我一死，就都解决了。我一死，他就会后悔，就会可怜我，就会爱我，就会为我而悲痛。”她嘴角上挂着一丝自怜自爱的惨笑，坐在安乐椅上，把左手上的戒指取下又戴上，从不同角度生动地想象着她死后他的心情。

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搅乱了她的沉思。她假装在收拾戒指，没有回过头去。

他走到她跟前，拉住她的手，低声说：

“安娜，你想走，我们后天就走。我什么都同意。”

她没有作声。

“怎么样？”他问。

“你自己知道。”她说，这当儿她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抛弃我，抛弃我吧！”她边哭边诉，“我明天就走……我还要做出别的事来。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堕落的女人，是你身上的包袱。我不再折磨你，不再折磨你！我要让你自由。你不爱我，你爱上别的女人了！”

伏伦斯基请求她安静，向她担保她的妒忌毫无根据，他对她的爱情从没消失，今后也永远不会消失，他比以前更加爱她。

“安娜，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和折磨我呢？”他吻着她的手说。这会儿，他脸上洋溢着一片柔情，她听出他的声音里搀和着眼泪，她手里也感觉到湿润。安娜不顾死活的妒意一转眼就变成不顾死活的狂恋；她搂住他，在他的头上、脖子上和双手上印满数不清的热吻。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安娜觉得他们已完全言归于好，就兴致勃勃地动手收拾行装。他们究竟星期一走还是星期二走，还没有最后确定，因为昨天双方互相谦让，但安娜还是积极准备动身，虽然她觉得早一天走还是晚一天走，现在都没有关系。当他穿戴好了，比平日早来到她的房里时，她正站在一个打开的箱子前面，挑选着衣服用品。

“我现在到妈妈那里去一下，让她把钱托叶戈罗夫转给我。明天就可以动身了。”他说。

尽管她的情绪很好，但一提到上他母亲别墅去，她的心又被刺痛了。

“不，我也来不及收拾呢。”她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想：“这样看来，可以按我的意图办了。”接着又说：“不，随你的便好了。你到餐厅去吧，我马上就来，我把那些用不着的东西挑出来。”她说着把一些东西放到安奴施卡手臂里，而安奴施卡身上已经堆了一大堆衣服了。

安娜走进餐厅的时候，伏伦斯基正在吃牛排。

“说来你也不会相信，这些房间使我腻烦透了，”她在旁边坐下来喝咖啡，说，“再没有比这种有摆设的房间更叫人讨厌的了，既没有表情，又没有灵魂。这挂钟，窗帘，特别是糊墙纸，简直像恶梦。我想念伏兹德维任斯克，就像想念天堂一样。你还没把马匹打发走吗？”

“没有，等我们走了再走。你要上哪儿去吗？”

“我要到威尔逊那儿去一下。我要给她送些衣服去。那么肯定明天走喽？”她喜气洋洋地说，但接着她的脸色突然变了。

伏伦斯基的侍仆进来要彼得堡来电的收据。伏伦斯基收到一份电报，原是不稀奇的，但他仿佛有什么事要瞒过她，说到书房里去拿收据，接着就慌慌张张地对她说：

“明天我一定把事情都办好。”

“谁的电报？”她不理他，问道。

“斯基华打来的。”他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难道斯基华对我还有什么事要隐瞒吗？”

伏伦斯基叫住仆人，要他把电报拿来。

“我不高兴给你看，因为斯基华是个电报迷。事情还没有眉目，何必来电报呢？”

“是离婚的事吗？”

“是的，但他说还毫无进展。答应一两天内给明确答复。喏，你拿去看吧？”

安娜双手哆嗦地接过电报，看到了伏伦斯基所说的内容。电文后面又加了一句：“希望甚微，当尽力而为。”

“我昨天说过，什么时候离婚，甚至离得成离不成，我都不在乎，”她涨红了脸说，“完全没有必要瞒着我。”接着她暗自想：“看来，他要是同别的女人通信，照样可以瞒着我。”

“雅希文同伏伊托夫今天早晨要来，”伏伦斯基说，“他看来赢了钱，弄得彼夫卓夫倾家荡产，简直无法偿还了。大约有六万卢布。”

“不！”她恼怒地说，因为他这样明显地改变话题，表示看出她在发脾气，“你怎么认为我对这消息会感兴趣，非得瞒过我不可呢？我说过，这事我连想都不愿意想，但愿你也同我一样。”

“我是关心的，因为我喜欢把事情弄明确。”他说。

“明确不在乎形式，在乎爱情，”她越说越恼火，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他说话的语气那么冷静，“你为什么希望这样呢？”

“天哪，又是爱情！”他皱着眉头想。

“你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为了你，也为了未来的孩子们。”他说。

“不会再有孩子了。”

“那未免太遗憾了。”他说。

“你只想到孩子们，可是为什么不替我想想呢？”她完全忘记了或者根本没听见他说的“为了你，也为了孩子们”，这样责问他。

能不能再有孩子，早就成了他们争论并使她恼怒的问题。她认为，他希望再有孩子，就是不珍惜她的美。

“唉，我明明说过：为了你，主要是为了你，”他仿佛忍痛皱着眉头，重复说，“我认为你心情烦躁主要是由于身份不明。”

“是的，他不再装模作样了。他分明对我怀着冷酷的仇恨。”她不听他的话，暗自寻思，但心惊胆战地凝视着他那像法官一样冷酷无情的挑战目光。

“那可不是理由，”她说，“我简直不明白，既然我现在完全听你摆布，怎么还会成为心情烦躁的原因呢？还有什么身份不明的呢？正好相反。”

“我觉得遗憾，你不想明白我的意思，”他执拗地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打断她的话，“你觉得身份不明，就在于你以为我是自由自在的。”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她说着背过身去喝咖啡。

她翘起小指，端起咖啡杯，举到嘴边。她喝了几小口，瞟了他一眼，从他的面部表情上清楚地看出，他讨厌她的手、她的姿势和她的声音。

“你母亲有什么想法，她要给你娶谁做媳妇，都不关我的事。”她用颤动的手放下杯子说。

“我们又不是谈这个。”

“不，就是谈这个。老实对你说，一个没有心肝的女人，不论她年老年轻，不论是你母亲还是别的什么女人，我都毫无兴趣，我根本不愿听到她的事。”

“安娜，我请求你谈到我的母亲时要尊重她。”

“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儿子的幸福和名誉，就是没有心肝。”

“我再一次请求你，谈到我所尊敬的母亲时要尊重她。”他提高嗓门，严厉地望着她说。

她没有回答。她凝视着他，凝视着他的脸和手，想起昨天他们和好时的种种景象，想起他热烈的爱抚。“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一定也这样热烈地爱抚过，今后也还会这样的！”她暗自想。

“你并不爱你母亲。你这都是嘴上一套，嘴上一套，嘴上一套！”她恨恨地望着他说。

“既然如此，那么就得……”

“就得决定一下，我已经决定了。”她说完要走，这当儿雅希文正好走进来。安娜同他招呼一下，站住了。

为什么当她思潮翻腾，感觉到可能会有可怕下场的生死关头，她要在一个早晚会知道一切的陌生人面前装模作样呢？她说不上来，但立刻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坐下来，同客人攀谈。

“嗯，您近来怎么样？欠账都收齐了吗？”她问雅希文。

“还好，我看收齐是不可能的，礼拜三我就得走了。你们呢？”雅希文眯缝着眼睛望着伏伦斯基说，显然猜到他们刚才吵过嘴了。

“大概后天吧。”伏伦斯基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走吗？”

“现在已经决定了。”安娜说，她望着伏伦斯基的那种眼神表示，他别想再言归于好了。

“难道您就不可怜可怜倒霉的彼夫卓夫吗？”她继续同雅希文谈话。

“我从来不问我自己是不是可怜他，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您看，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了，”他指指侧面的口袋，“现在我是个有钱人，可是今晚我到俱乐部去，说不定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叫花子了。老实说，谁同我坐下来一起赌钱，谁就想叫我输个精光，我对他也是这样。嗐，我们就是这样赌个你死我活，乐趣也就在这里。”

“噢，要是您结过婚，”安娜说，“您太太会怎么样呢？”

雅希文笑了。

“看来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结婚，也永远不打算结婚。”

“那么赫尔辛基的事呢？”伏伦斯基加入谈话说，接着瞧了一眼笑眯眯的安娜。

一遇到他的目光，安娜脸上立刻现出冷酷严厉的神情，仿佛对他说：“没有忘记呢。还是老样子。”

“难道您真的谈过恋爱吗？”她问雅希文。

“嚯，老天爷，谈过多少次了！不过，您要明白，有的人可以坐下来打牌，但只要幽会时间一到，站起来就跑。谈情说爱我也行，但不能耽误晚上的牌局。我就是这样安排的。”

“不，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真正的恋爱。”她本想说赫尔辛基的事，可是不愿重复伏伦斯基说过的话。

那个向伏伦斯基买马驹的伏伊托夫来了，安娜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临走以前，伏伦斯基走到她房里。她想假装在桌上找寻什么东西，但觉得装假是可耻的，就对住他的脸冷冷地瞧了一眼。

“您要什么？”她用法语问。

“甘必塔的证书，我把它给卖了。”他说话的语气比语言更清楚地表示：“我没有工夫解释，解释也没有用。”

“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他想，“如果她自讨苦吃，那是她自作自受。”不过，当他出去的时候，他仿佛觉得她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的心突然因为怜悯她而揪紧了。

“什么，安娜？”他问。

“没什么，”她依旧那么冷淡而镇静地回答。

“没什么，那你就自作自受去吧！”他暗自想，又冷了心，转身就走。出门的时候，他在镜子里看见她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想站住，说句话安慰安慰她，可是话还没有想好，两脚已出了房门。这天他整天都不在家。晚上回来，侍女对他说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头疼，请他不要到她房里去。

二十六

他们从来不曾闹过一整天别扭，今天是破题儿第一遭。其实也不是什么闹别扭，而是公开承认感情冷淡了。他到房里拿证书，冷冰冰地瞅了她一眼。他怎么能用这样的眼光瞅她呢？瞅了一眼，明明看见她绝望、心碎，怎能不吭一声，若无其事地走掉？他不仅对她冷淡，而且恨她，因为他显然爱上别的女人了。

安娜一面回想着他全部冷酷无情的话，同时想象着一些他显然想说而说不出口的冷言冷语，越来越恼火了。

“我不留您，”他会这样说，“您要去哪儿可以去哪儿。您不愿同您丈夫离婚，大概是想回到他那里去吧？您回去得了。您要是需要钱，我可以给您。您要多少卢布？”

在她的想象中，他说了只有粗汉才说得出口的种种最残酷的话，她不能饶恕他，仿佛他真的说过这些话。

“他这个忠厚老实人，昨天不是还发誓真心爱我吗？以前我不是也多次感到绝望，其实都没有必要吗？”她紧接着又自言自语。

除了访问威尔逊花去两小时外，安娜整天都沉溺在猜疑中：是一切全完了，还是有希望言归于好；是马上就走，还是再见他一面。她等了他一整天又一个黄昏，最后吩咐侍女转告他她头疼，自己走进卧室，同时心里合计着：“要是他听了侍女的话仍来看我，说明他还是爱我的。要是不来，那就是说一切全完了。我就得决定该怎么办！……”

晚上，她听见他的马车停下的声音、他的打铃声、他的脚步声和同侍女谈话的声音。他听了侍女的话，信以为真，不再探问什么，就到自己房里去了。可见一切全完了。

死现在是促使他恢复对她的爱情、惩罚他、让她心里的恶魔在同他搏斗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这种死的情景生动地出现在她的眼前。

去不去伏兹德维任斯克，同丈夫离不离婚，如今都是小事，都是不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惩罚他。

她倒出通常服用的一剂量鸦片，并且想到只要把这整瓶药一饮而尽就可以死去，实在容易得很。她不禁又津津有味地想象着他将多么痛苦，悔恨和追忆对她的爱情，可是已来不及的情景。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在一支残烛的微光中望着天花板的雕花墙冠和屏风投上去的一小片阴影，脑子里生动地想象着，当她不在人间而只给他留下一个回忆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触。“我怎能对她说出那么冷酷的话来呢？”他会这样自怨自艾，“我怎能一言不发就离开她的房间？如今她已经没有了。她永远离开我们了。她在那里……”屏风的阴影突然摇曳起来，笼罩了整个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冠；同时有些阴影从另一个方向朝她袭来；刹那间阴影消失了，然后又飞快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摇曳着，融成一片。于是周围变得一团漆黑。“死！”她想。灭亡的恐惧攫住了她，她好半天弄不清她在什么地方。她想再点亮一支蜡烛来代替那支熄灭的残烛，可是双手哆嗦，怎么也找不着火柴。“不，什么都不要紧，只要活下去就行！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那些都是往事，什么都会过去的。”她一面说，一面感觉到欢庆复活的泪水沿着面颊滚滚而下。为了摆脱恐惧，她慌忙往他书房走去。

他在书房里睡得很熟。她走到他跟前，举起蜡烛照着他的脸，好一阵望着他。这会儿，他睡着了，她实在爱他，一看见他的模样，就忍不住流出爱的热泪。不过她知道，他一醒来，就会用自以为是的冷酷目光看她；她要向他倾诉爱情，首先非得向他证明是他负她不可。她没有弄醒他，回到自己房里，又服了一剂量鸦片，到天快亮时才睡去。但恶梦联翩，不断惊醒，始终没有完全失去意识进入睡乡。

早晨，她又做了同伏伦斯基结合前做过多次的那种恶梦，并且被吓醒了。一个胡子蓬乱的小老头，弯着腰摆弄一样铁器，嘴里喃喃地说着莫名其妙的法国话。每次做这种恶梦，她总是恐怖地发觉那乡下人并不理会她，却用铁器在她身上乱捅。她惊醒过来，一身冷汗。

她起床的时候，回想昨天的往事，好像隔着一片迷雾。

“吵过一次嘴。这种事发生过多次了。我说我头疼，他没有进来。我们明天就动身，我得去看看他，做好准备。”她自言自语道。听说他在书房里，她就去找他。她穿过客厅的时候，听见门口有辆马车停下来。她往窗外一望，看见一个戴紫帽的年轻姑娘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那个打门铃的仆人吩咐着什么。有人在前厅谈了几句话，走上楼去。接着就听见客厅外面传来伏伦斯基的脚步声。他快步走下楼去。安娜又走到窗前。她看见他没有戴帽子，走到台阶上，向马车走去。那戴紫帽的年轻姑娘交给他一包东西。伏伦斯基笑眯眯地对她说了一句什么。马车走了，他又急急地跑上楼来。

笼罩着她整个心灵的迷雾突然消散了。昨天的种种感受重又刺痛着她那颗受伤的心。她怎么也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不顾屈辱，在他房里待上一整天。她走进他的书房，去向他表明自己的决心。

“刚才索罗金娜母女路过这里，从妈妈那里给我带来钱和证件。我昨天没有弄到。你的头怎么样？好些吗？”他若无其事地说，不愿看到也不愿探究她那阴郁而得意的神色。

她站在房间中央，默默地凝望着他。他对她瞧了一眼，皱了皱眉头，继续看信。她转过身，慢吞吞地走出房去。他还来得及把她唤回来，但她走到门口，他还是不作声。只听见他翻阅信件的飒飒声。

“喂，我问你，”她已经走到门口，他这才开口了，“我们明天一定走，是不是？”

“您走，我不走！”她转身对他说。

“安娜，这种日子叫人怎么过呀……”

“您走，我不走！”她重复说。

“这简直叫人受不了！”

“您……您会后悔的！”她说着走了出去。

他被她说这话时的绝望语气吓坏了，霍地跳起来，想去追她，但定了定神，又坐下，咬紧牙关，皱起眉头。这种他认为无礼的威胁使他大为恼火。“我什么都试过了，”他想，“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于是他就准备进城，再到母亲那里去一次，请她在委托书上签个字。

她听见他在书房和餐厅里走动的脚步声。他在客厅门口站住了。但他没有拐到她的屋里来，他只关照仆人，他不在的时候可以让伏伊托夫把马驹带走。随后她听见马车驶过来，大门打开了，他又走到门外。接着他又回到门厅里，有人跑上楼来。原来是侍仆上楼拿主人忘记的手套。她走到窗口，看见他看也不看地接过手套，拍拍车夫的背，对他说了些什么。然后，他没有抬头望望窗口，同平常一样洒脱地坐上马车，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戴上手套，就在转角处消失了。

二十七

“他走了！全完了！”安娜站在窗前自言自语。回答她的只有蜡烛熄灭后的黑暗同恶梦留下的印象，她心里充满了冷彻骨髓的恐惧。

“不，这是不可能的！”她大声叫道，穿过房间，拼命打铃。这会儿，她真的害怕独个儿待着，不等人来，就走去迎接。

“去打听一下，伯爵上哪儿去了。”她说。

仆人回答说，伯爵到马厩去了。

“伯爵让我禀告您，您要是想出门，马车就会回来的。”

“好的。等一下。我这就写一张条子。叫米哈伊尔把条子送到马厩里去。快一点儿。”

她坐下来写道：

“是我错了。快回家，有话面谈。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回来，我害怕极了。”

她把信封好交给仆人。

现在她害怕独个儿等着，就随着仆人走出房间，往育儿室走去。

“嗐，怎么搞的，这不是他，不是他！他那双蓝眼睛和他那怯生生的可爱笑容在哪里？”她精神恍惚，原希望在育儿室里看到谢辽查，却看到了胖鼓鼓、红喷喷、长着一头乌黑卷发的小女孩，禁不住这样想。女孩子坐在桌旁，拿一个瓶塞子在桌上乱敲，一双乌溜溜的眼睛茫然地瞪着母亲。安娜回答英国保姆说，她身体很好，明天下乡去，接着就在女孩旁边坐下，拿瓶塞子在她面前旋转着。但孩子响亮的笑声和眉毛一扬的姿势太像伏伦斯基了，她好容易忍住呜咽，慌忙站起身来，走了出去。“难道真的一切全完了？不，这是不可能的，”她想，“他会回来的。他将怎样向我解释他和她谈话后的笑容和兴奋劲儿呢？但即使不解释，我也相信他。我要是不相信他，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我可不愿意。”

她看了看表。才过了十二分钟。“这会儿他接到条子，一定回家来了。要不了多少工夫，再过十分钟……万一他不回来怎么办？不，不会的。可不能让他看出我的眼睛哭过了。我去洗个脸。咦，我头发梳过了没有？没梳过？”她问自己，但是记不起来。她摸摸头。“哦，对，梳过了，可是什么时候梳的，一点也记不起了。”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的手，走到镜子前面照照，看是不是真的梳过了。头发是梳过了，但她记不起什么时候梳的。“这是谁呀？”她望着镜子里那个脸上发烧、两只异样地闪闪发亮的眼睛盯住她的女人，想，“对了，这就是我。”她恍然大悟，从头到脚打量着自己，突然觉得他在吻她的全身，她打了个哆嗦，耸耸肩膀。然后把手举到嘴边吻了吻。

“怎么啦，我疯了！”她走进卧室，安奴施卡正在收拾屋子。

“安奴施卡。”她唤了一声，在侍女面前站住了，眼睛瞪着她，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

“您得去看望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侍女懂事地说。

“去看望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吗？是的，我要去的。”

“十五分钟去，十五分钟来。他已经动身回来了，马上就要到了。”她摸出表，看了看，“可他怎么能这样撇下我自己跑掉呢？他不同我和好怎么能过日子呢？”她走到窗口，望望大街。算时间他该回来了。但也可能计算得不正确，她就重新回忆他什么时候走的，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

她刚走到挂钟前面去对表，就有人乘车来了。她往窗外一望，看见他的马车。但没有人上楼来，只听得楼下说话的声音。这是派去的仆人坐马车回来了。她下楼去迎接。

“伯爵没有碰到。他到下城车站去了。”

“你怎么啦？什么？……”她问那个把字条交还给她的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米哈伊尔。

“原来他并没有接到字条。”她恍然大悟。

“把这个条子送到伏伦斯基伯爵夫人的乡下去，你知道吗？立刻带回信来。”她对送信的人说。

“那么我自己……我自己做什么呢？”她想，“对了，我去看看陶丽，要不我会疯的。对了，我再打个电报去。”她拿起笔来写电文：

“我有话要谈，即来。”

她发了电报，去换衣服。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她又望了望身子发胖、样子文静的安奴施卡的眼睛。她这双善良的灰色小眼睛，显然露出同情的神色。

“安奴施卡，好朋友，叫我怎么办哪？”安娜边哭边说，颓然倒在安乐椅上。

“您不要这样难过，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这种事总是难免的。您出去走走，散散心吧。”侍女说。

“是的，我这就去，”安娜打起精神，站起来说，“要是我不在家有电报来，就送到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去……不，我会回来的。”

“是的，不要东想西想了，得做些事，出去，主要是离开这座房子。”她自言自语，恐怖地听着自己心脏的扑扑跳动，急忙走出大门，坐上马车。

“您上哪儿，夫人？”彼得还没有跳上驭座就问。

“到兹纳敏卡街，奥勃朗斯基家。”

二十八

天气晴朗了。下了一早上的蒙蒙细雨，这会儿刚刚放晴。铁皮屋顶、人行道石板、马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件、铜器和白铁，一切都在五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下午三点钟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套着一对灰马的舒适的弹簧马车在飞驰中微微摇晃，安娜坐在车上的一角，在一刻不停的辚辚声中，眼望着窗外瞬息万变的景象，重新回顾这几天来的事件，对自己处境的看法同在家里时完全不同了。死的念头现在对她已不那么可怕那么肯定，死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她责备自己竟这样妄自菲薄。“我求他饶恕。我向他屈服，主动认了错。何必呢？难道没有他我就不能过吗？”她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却看起商店的招牌来，“公司和仓库……牙科医生……是的，我要把一切全告诉陶丽。她不喜欢伏伦斯基。这是丢人的，痛苦的，但我要把一切全告诉她。她爱我，我愿意听她的话。我对他不再让步，我不许他教训我……菲里波夫，精白面包。据说他们是把发好的面团送到彼得堡来的。莫斯科的水真好哇。还有梅基兴的矿泉和薄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十七岁那年，同姑妈一起去朝拜三圣修道院，“当时是坐马车去的。难道一双手冻得红红的姑娘就是我吗？有多少东西，当时觉得高尚美好，如今却变得一钱不值，过去的东西再也要不回来了。当时我能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落到如此可耻的下场吗？他收到我的条子准会得意忘形了！但我会给他点颜色瞧瞧……这油漆味好难闻哪！他们怎么老是造个没完漆个没了的？……时装店和女帽店。”她又看看招牌。有个男人向她鞠躬。这是安奴施卡的丈夫。“是我们的寄生虫，”她想起伏伦斯基说过的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不能拔掉，但可以忘却。我要把它忘却。”这时她想起同卡列宁的往事，想起她怎样把它从记忆中抹掉。“陶丽会以为我抛弃了第二个丈夫，因此当然是我的不是。我何必要人家说我是呢！我办不到！”她自言自语，伤心得想哭。但她立刻想，那两个姑娘什么事笑得那么开心。“大概是想到爱情了吧？她们不知道这事有多么痛苦，多么卑鄙……林荫道和孩子们。三个男孩在奔跑，玩着赛马游戏。唉，谢辽查！我失去了一切，也不能使他再回来了。是的，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失去一切了。说不定他赶不上火车，这会儿已经回家。我又要低三下四了！”她责备自己，“不，我要去找陶丽，向她坦白：我不幸，我自作自受，全是我不是，可我确实很不幸，你帮帮我忙吧……这两匹马，这辆马车——我坐着有多难受——都是他的，可我以后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安娜思考着她要向陶丽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不惜触痛自己的心，走上楼去。

“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问。

“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列文来了。”仆人回答。

“吉娣！就是伏伦斯基恋爱过的那个吉娣，”安娜想，“他对她总是念念不忘。他后悔没有同她结婚。可他一想到我，总是怀恨在心，后悔同我结合。”

安娜到的时候，姐妹俩正在谈论哺育婴儿的事。陶丽单独出来迎接这位打断她们谈话的客人。

“哦，你还没有走吗？我正要去看你呐！”陶丽说，“我今天收到斯基华的信。”

“我们也收到他的电报了。”安娜一面回答，一面回头张望，找寻吉娣。

“他来信说，他不明白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究竟存什么心，但他得不到答复是不走的。”

“我想你有客人吧。可以让我看看信吗？”

“是的，吉娣在，”陶丽尴尬地说，“她在育儿室里。她生了一场大病。”

“我听说了。可以让我看看信吗？”

“我这就去拿。不过他并没有拒绝，相反，斯基华觉得蛮有希望呢。”陶丽站在门口说。

“我可不抱希望，我也没有这个要求。”安娜说。

“噢，吉娣是不是认为同我见面会辱没她的身份？”安娜剩下独自一人时想，“也许她是对的。但她不该……她这个同伏伦斯基恋爱过的人不该这样对待我，虽然这是事实。我知道，凡是正派女人都因我的身份不愿接见我。我知道，自从我为他牺牲一切的最初一刹那起，情况就是这样！这是报应！嗐，我真恨死他了！我来这儿干嘛呀？只有更痛苦，更难受！”她听见姐妹俩在隔壁商量，“如今叫我对陶丽说什么好呢？让吉娣看到我的不幸，我求她庇护，这样来安慰她吗？不，就连陶丽也不会理解的。我同她谈也没有用。我只要看看吉娣，让她知道现在谁也不放在我眼里，什么事也不放在我心上，我什么都不在乎，就行了。”

陶丽拿了信出来。安娜看完信，默默地交还给她。

“这些我全知道了，”她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那是为什么呀？我倒抱着希望呢。”陶丽好奇地瞧着安娜说。她从没见过安娜心情这样烦躁。“你什么时候动身？”她问。

安娜眯缝起眼睛望着前方，没有回答。

“吉娣怎么躲着我呀？”她望着门口，涨红了脸说。

“嗳，别瞎说！她在喂奶，她弄不来，我在教她……她听说你来很高兴呢。她马上就来，”陶丽不会撒谎，窘态毕露地说，“你看，她来了。”

吉娣知道安娜来了，本想不出来，但是陶丽把她说服了。吉娣鼓足勇气，走进来，脸涨得通红，走到安娜面前，伸出一只手。

“看到您我真高兴。”她声音哆嗦地说。

吉娣对这个不规矩的女人抱着敌意，但又想对她表示宽宏大量。在这种内心矛盾中，她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但一看到安娜美丽可爱的脸，对安娜的敌意就完全消失了。

“您要是不愿意同我见面，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的。什么事我都习惯了。您害过病了吗？是的，您的样子变了。”安娜说。

吉娣发觉安娜望她的目光带有几分敌意。她认为这是由于安娜以前庇护过她，如今自己却落到这个境地，因而感到难堪。吉娣心里替她难过。

她们谈到吉娣的病，谈到婴儿，谈到斯基华，但安娜对这些事显然毫无兴趣。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安娜站起来说。

“您什么时候动身？”

安娜又没有回答，转身继续同吉娣攀谈。

“是的，看到您我真高兴，”安娜笑眯眯地说，“我从各方面听到您的情况，甚至从您丈夫嘴里听到。他到我那里去过了，我很喜欢他。”安娜说这话显然不怀好意，“他现在在哪里？”

“他到乡下去了。”吉娣红着脸说。

“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向他致意。”

“一定！”吉娣天真地重复她的话，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她的眼睛。

“那么，别了，陶丽！”安娜吻了吻陶丽，握了握吉娣的手，匆匆地走了。

“还是同原来一样，还是那么迷人，真美！”又剩下姐妹俩时，吉娣说，“不过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相！真可怜！”

“可不是，今天她有点异样，”陶丽说，“我送她到前厅，发觉她想哭呢。”

二十九

安娜上了马车，情绪比离家时更坏。除了原来的痛苦，又加上了被侮辱被唾弃的感觉，这是她在遇见吉娣时明显地感觉到的。

“您上哪儿，夫人？回家吗？”彼得问。

“是的，回家，”她说，现在根本不考虑她要到哪里去。

“他们瞧着我，就像瞧着什么稀奇古怪、神秘莫测的东西。他们那么起劲地谈些什么呀？”她望着两个步行的人想，“难道人能把自己的感受讲给别人听吗？我原来也想给陶丽讲讲，幸亏没有讲。她看到我的不幸会高兴的！表面上她会不动声色，但看到我由于她所妒忌的欢乐而受惩罚，她会感到高兴。吉娣会更加高兴。我可把她看透了！她知道我在她丈夫心目中特别有魔力，因此吃我的醋，恨我，瞧不起我。在她的眼里，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我如果真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只要我高兴，早就把她的丈夫迷住了……我的确有过这样的念头……瞧这家伙好神气。”这时一个红光满面的胖子迎面而来，把她当作熟人，掀了掀他那亮光光的秃头上的亮光光的大礼帽，接着发觉认错了人。安娜看见他，这样想。“他还以为认识我呢。其实他并不认识我，天下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正像法国人说的：我只认识我自己的胃口。你瞧，他们要吃那种肮脏的冰淇凌。他们就知道吃，”两个男孩拦住卖冰淇淋的小贩，那小贩从头上放下木桶，用手巾擦擦汗淋淋的脸，安娜望着他们，心里想，“大家都喜欢吃可口的甜食。没有糖果，就吃肮脏的冰淇凌。吉娣也是这样：得不到伏伦斯基，就要列文。她还吃我的醋呢。她还恨我呢。我们彼此互相仇恨。我恨吉娣，吉娣恨我。这是事实……理发大师邱金。我总是请邱金替我梳头的……等他来了，我要告诉他。”她想着微微一笑，但立刻想到如今可没有人同她说笑话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和好玩的。一切都叫人讨厌。晚祷的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一本正经地画着十字！仿佛怕失掉什么。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谎言，都有什么用？无非是想掩盖我们彼此的仇恨，像这些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雅希文说：‘他想使我输个精光，我对他也是这样。’这倒是真的！”

她在胡思乱想中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最后来到家门口。直到看见门房出来迎接她，才想起她发出的信和电报。

“有回信吗？”她问。

“让我看看。”门房回答。他朝桌上望了望，拿起一封薄薄的方形电报交给她。“十时前不能回来。伏伦斯基。”她念道。

“那么，送信的回来没有？”

“还没有，夫人。”门房回答。

“啊，既然如此，那我知道该怎么办，”她自言自语，心头起了一股无名火和复仇的欲望，她跑上楼去，“我亲自去找他。同他永别以前，我要把话同他说个明白。我从没像恨他这样恨过人！”她心里想。一看见衣帽架上挂着他的帽子，她嫌恶得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没想到他这个电报是回答她的电报的，他当时还没有收到她的信。她满心以为这会儿他正悠闲地同母亲和索罗金娜小姐聊天，拿她的痛苦取乐呢。“是的，得赶快走。”她对自己说，还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她想尽快摆脱她在这座可怕房子里所产生的情绪。仆人、墙壁、房子里的每样东西好像几座大山压在她身上，引起她的嫌恶和憎恨。

“对了，我得到火车站去，要是找不到他，就到那边去揭穿他的把戏。”安娜看了看报上的火车时刻表。晚上八点二十分有一班车，“是的，我赶得上的。”她吩咐换上两匹马，自己动手把几天需用的东西收拾到行李袋里。她知道再也不会回来了。在掠过头脑的种种计划中，她模模糊糊地选定了一种，也就是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庄园里闹了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在最先停靠的城里住下来。

晚饭已经摆好。她走到桌旁，闻了闻面包和奶酪，觉得样样食品都令人恶心，就吩咐仆人套好车，走出门去。房子已在整条街上投下阴影，天气晴朗，在夕阳下还很暖和。不论拿着行李送她出来的安奴施卡，还是把行李放上马车的彼得，或者情绪不佳的车夫，个个都使她讨厌，他们的言语和举动都惹得她生气。

“我不需要你了，彼得。”

“那么车票怎么办？”

“嗯，随你的便吧，反正都一样。”她不耐烦地回答。

彼得跳到驭座上，两手叉腰，吩咐车夫上火车站。

三十

“哦，又是那个姑娘！我什么都明白了。”马车刚走动，安娜就自言自语。马车在石子路上摇摇晃晃，发出辘辘的响声，一个个印象又接二连三地涌上她的脑海。

“嗯，我刚才想到一件什么有趣的事啦？”她竭力回想，“是理发大师邱金吗？不，不是那个。噢，有了，就是雅希文说的：生存竞争和互相仇恨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哼，你们出去兜风也没意思。”她在心里对一群乘驷马车到城外游玩的人说，“你们带着狗出去也没用。你们逃避不了自己的良心。”她随着彼得转身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的工人，摇晃着脑袋，正被一个警察带走。“哦，他这倒是个办法，”她想，“我同伏伦斯基伯爵就没有这样开心过，尽管我们很想过这种开心的日子。”安娜这是第一次明白她同他的关系，这一点她以前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追求的是什么呀？与其说爱情，不如说是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回想起他们结合初期他说过的话和他那副很像驯顺的猎狗似的神态。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流露出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自豪。当然也有爱情，但多半是取得胜利时的得意。他原以得到我为荣。如今都已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得意的了。没有得意，只有羞耻。他从我身上得到了一切能得到的东西，如今再也不需要我了。他把我看作包袱，但又竭力装作没有忘恩负义。昨天他说溜了嘴，要我先离婚再结婚。他这是破釜沉舟，不让自己有别的出路。他爱我，但爱得怎么样？热情冷却了[101]……那个人想出风头，那么得意扬扬的，”她望着那个骑一匹赛跑马的面色红润的店员想，“唉，我已没有迷住他的风韵了。我要是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的。”

这倒不是推测，她看清了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在爱情上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他却越来越冷淡，这就是我们分手的原因，”她继续想，“真是无可奈何。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我要求他也更多地为我献身，他却越来越疏远我。我们结合前心心相印，难舍难分；结合后却分道扬镳，各奔西东。这种局面又无法改变。他说我无缘无故吃醋，我自己也说我无缘无故吃醋，但这不是事实。我不是吃醋，而是感到不满足。可是……”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她激动得张开了嘴，在马车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我真不该那么死心塌地做他的情妇，可我又没有办法，我克制不了自己。我对他的热情使他反感，他却弄得我生气，但是又毫无办法。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索罗金娜没有意思，他不爱吉娣，他不会对我变心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我并不因此觉得轻松。要是他并不爱我，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这简直是地狱！事情就是这样。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这些街道我全不认识了。还有一座座小山，到处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数不清的人，个个都是冤家……嗳，让我想想，怎样才能幸福？好，只要准许离婚，卡列宁把谢辽查让给我，我就同伏伦斯基结婚。”一想到卡列宁，她的眼前立刻鲜明地浮现出他的形象，他那双毫无生气的驯顺而迟钝的眼睛，他那皮肤白净、青筋毕露的手。他说话的腔调，他扳手指的声音。她又想到了他们之间也被称为爱情的感情，不禁嫌恶得打了个寒噤。“好吧，就算准许离婚，正式成了伏伦斯基的妻子。那么，吉娣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看我吗？不。谢辽查就不会再问到或者想到我有两个丈夫吗？在我和伏伦斯基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感情呢？我不要什么幸福，只要能摆脱痛苦就行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不，不！”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自己，“绝对不可能！生活迫使我们分手，我使他不幸，他使我不幸；他不能改变，我也不能改变。一切办法都试过了，螺丝坏了，拧不紧了……啊，那个抱着婴儿的女叫花子，她以为人家会可怜她。殊不知道我们投身尘世就是为了相互仇恨、折磨自己、折磨别人吗？有几个中学生走过来，他们在笑。那么谢辽查呢？”她想了起来，“我也以为我很爱他，并且被自己对他的爱所感动。可我没有他还不是照样生活，我拿他去换取别人的爱，在爱情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对这样的交换并不感到后悔。”她嫌恶地回顾那种所谓爱情。如今她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看得一清二楚，她感到高兴，“我也罢，彼得也罢，车夫菲多尔也罢，那个商人也罢，凡是受广告吸引到伏尔加河两岸旅行的人，到处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当她的马车驶近下城车站的低矮建筑物，几个挑夫跑来迎接时，她这样想。

“票买到奥比拉洛夫卡吗？”彼得问。

她完全不记得她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费了好大劲才听懂他这个问题。

“是的。”她把钱包交给他说，手里拿了一个红色小提包，下了马车。

她穿过人群往头等车候车室走去，渐渐地想起了她处境的细节和她犹豫不决的计划。于是，忽而希望，忽而绝望，又交替刺痛她那颗受尽折磨扑扑乱跳的心。她坐在星形沙发上等待火车，嫌恶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她觉得他们都很讨厌），忽而幻想她到了那个车站以后给他写一封信，信里写些什么，忽而幻想他不了解她的痛苦，反而向母亲诉说他处境的苦恼，就在这当儿她走进屋子里，对他说些什么话，忽而她想，生活还是会幸福的，她是多么爱他，又多么恨他呀；还有，她的心跳得好厉害呀。

三十一

铃声响了。有几个年轻人匆匆走过。他们相貌难看，态度蛮横，却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彼得穿着制服和半筒皮靴，他那张畜生般的脸现出呆笨的神情，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车。她走过站台，旁边几个大声说笑的男人安静下来，其中一个低声议论着她，说着下流话。她登上火车高高的踏级，独自坐到车厢里套有肮脏白套子的软座上。手提包在弹簧座上晃了晃，不动了。彼得露出一脸傻笑，在车窗外掀了掀镶金线的制帽，向她告别。一个态度粗暴的列车员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上了闩。一位穿特大撑裙的畸形女人（安娜想象着她不穿裙子的残废身子的模样，不禁毛骨悚然）和一个装出笑脸的女孩子，跑下车去。

“卡吉琳娜·安德列夫娜什么都有了，她什么都有了，姨妈！”那女孩子大声说。

“连这样的孩子都装腔作势，变得不自然了。”安娜想。为了避免看见人，她迅速地站起来，坐到面对空车厢的窗口旁边。一个肮脏难看、帽子下露出蓬乱头发的乡下人在窗外走过，俯下身去察看火车轮子。“这个难看的乡下人好面熟。”安娜想。她忽然记起那个恶梦，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向对面门口走去。列车员打开车门，放一对夫妇进来。

“您要出去吗，夫人？”

安娜没有回答。列车员和上来的夫妇没有发觉她面纱下惊惶的神色。她回到原来的角落坐下来。那对夫妇从对面偷偷地仔细打量她的衣着。安娜觉得这对夫妻都很讨厌。那个男的问她可不可以吸烟，显然不是真正为了要吸烟，而是找机会同她攀谈。他取得了她的许可，就同妻子说起法国话来，他谈的事显然比吸烟更乏味。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存心要让她听见。安娜看得很清楚，他们彼此厌恶，彼此憎恨。是的，像这样一对丑恶的可怜虫不能不叫人嫌恶。

铃响第二遍了，紧接着传来搬动行李的声音、喧闹、叫喊和笑声。安娜明白谁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因此这笑声使她恶心，她真想堵住耳朵。最后，铃响第三遍，传来了汽笛声、机车放汽的尖叫声，挂钩链子猛地一牵动，做丈夫的慌忙画了个十字。“倒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安娜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想。她越过女人的头部从窗口望出去，看见站台上送行的人仿佛都在往后滑。安娜坐的那节车厢，遇到铁轨接合处有节奏地震动着，在站台、石墙、信号塔和其他车厢旁边开过；车轮在铁轨上越滚越平稳，越滚越流畅，车窗上映着灿烂的夕阳，窗帘被微风轻轻吹拂着。安娜忘记了同车的旅客，在列车的轻微晃动中吸着新鲜空气，又想起心事来。

“啊，我刚才想到哪儿了？对了，在生活中我想不出哪种处境没有痛苦，人人生下来都免不了吃苦受难，这一层大家都知道，可大家都千方百计哄骗自己。不过，一旦看清真相又怎么办？”

“天赋人类理智就是为了摆脱烦恼嘛。”那个女人装腔作势地用法语说，对这句话显然很得意。

这句话仿佛解答了安娜心头的问题。

“为了摆脱烦恼。”安娜摹仿那个女人说。她瞟了一眼面孔红红的丈夫和身子消瘦的妻子，明白这个病恹恹的妻子自以为是个谜样的女人，丈夫对她不忠实，使她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打量着他们，仿佛看穿了他们的关系和他们内心的全部秘密。不过这种事太无聊，她继续想她的心事。

“是的，我很烦恼，但天赋理智就是为了摆脱烦恼；因此一定要摆脱。既然再没有什么可看，既然什么都叫人讨厌，为什么不把蜡烛灭掉呢？可是怎么灭掉？列车员沿着栏杆跑去做什么？后面那节车厢里的青年为什么嚷嚷啊？他们为什么又说又笑哇？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

火车进站了，安娜夹在一群旅客中间下车，又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开他们。她站在站台上，竭力思索她为什么到这里来，打算做什么。以前她认为很容易办的事，如今却觉得很难应付，尤其是处在这群不让她安宁的喧闹讨厌的人中间。一会儿，挑夫们奔过来抢着为她效劳；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在站台上把靴子后跟踩得咯咯直响，一面高声说话，一面回头向她张望；一会儿，对面过来的人笨拙地给她让路。她想起要是没有回信，准备再乘车往前走，她就拦住一个挑夫，向他打听有没有一个从伏伦斯基伯爵那里带信来的车夫。

“伏伦斯基伯爵吗？刚刚有人从他那里来。他们是接索罗金娜伯爵夫人和女儿来的。那个车夫长得怎么样？”

她正同挑夫说话的时候，那个脸色红润、喜气洋洋的车夫米哈伊尔，穿着一件腰部打折的漂亮外套，上面挂着一条表链，显然因为那么出色地完成使命而十分得意，走到她面前，交给她一封信。她拆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揪紧了。

“真遗憾，我没有接到那封信。我十点钟回来。”伏伦斯基潦草地写道。

“哼！不出所料！”她带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对米哈伊尔低声说。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剧烈的心跳使她喘不过气来，“不，我不再让你折磨我了。”她心里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自己，而是威胁那个使她受罪的人。她沿着站台，经过车站向前走去。

站台上走着的两个侍女，回过头来打量她，评论她的服装：“真正是上等货。”——她们在说她身上的花边。几个年轻人不让她安宁。他们又盯住她的脸，怪声怪气地又笑又叫，在她旁边走过。站长走过来，问她乘车不乘车。一个卖汽水的男孩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天哪，我这是到哪里去呀？”她一面想，一面沿着站台越走越远。她在站台尽头站住了。几个女人和孩子来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他们高声地有说有笑。当她在他们旁边走过时，他们住了口，回过头来打量她。她加快脚步，离开他们，走到站台边上。一辆货车开近了，站台被震得摇晃起来，她觉得她仿佛又在车上了。

她突然想起她同伏伦斯基初次相逢那天被火车轧死的人，她明白了她应该怎么办。她敏捷地从水塔那里沿着台阶走到铁轨边，在擦身而过的火车旁站住了。她察看着车厢的底部、螺旋推进器、链条和慢慢滚过来的第一节车厢的巨大铁轮，竭力用肉眼测出前后轮之间的中心点，估计中心对住她的时间。

“那里！”她自言自语，望望车厢的阴影，望望撒在枕木上的沙土和煤灰，“那里，倒在正中心，我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

她想倒在开到她身边的第一节车厢的中心。可是她从臂上取下红色手提包时耽搁了一下，来不及了，车厢中心过去了。只好等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投身到河里游泳的感觉攫住了她，她画了十字。这种画十字的习惯动作，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周围笼罩着的一片黑暗突然打破了，生命带着它种种灿烂欢乐的往事刹那间又呈现在她面前，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第二节车厢滚近拢来的车轮。就在前后车轮之间的中心对准她的一瞬间，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轧过，“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她说，觉得无力挣扎。一个矮小的乡下人嘴里嘟嚷着什么，在铁轨上干活。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

第八部

一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已经是盛夏时节，柯兹尼雪夫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在这期间，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花了六年心血写成的著作《试论欧洲和俄国国家基础和形式》，一年前完稿，其中一些章节和序言已在刊物上发表过，另一些章节柯兹尼雪夫也读给朋友们听过，因此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对公众已不新鲜，但柯兹尼雪夫还是期望它的出版会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即使不是一场学术革命，也将轰动学术界。

这部著作经过仔细修订，去年已正式出版，并且分发到书商手里。

柯兹尼雪夫向任何人提到这本书，朋友们问起，他都回答得很淡漠，他也从不向书商打听书的销路，其实他十分关心这部著作给社会和学术界的最初印象。

但是，过了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社会上没有任何反应。他的朋友、专家和学者有时出于礼貌才提到它。那些对学术著作不感兴趣的熟人根本没有提到过它。目前社会上关心别的事，对它十分冷淡。学术期刊上整整一个月对这本书只字不提。

柯兹尼雪夫精确估计写书评需要的时间，可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始终毫无反应。

只有在《北方甲虫》一篇讽刺小品文里，谈到倒嗓歌唱家德拉班吉时，顺便插了几句话，批评柯兹尼雪夫的著作，说它早就受到大家的谴责和普遍的嘲笑。

到了第三个月，终于在一本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柯兹尼雪夫认识文章作者，在高鲁勃卓夫家见过他。

作者是个年轻有病的小品文作家，文笔泼辣，但教养极差，在私人交往上很胆怯。

柯兹尼雪夫虽然很瞧不起这位作者，但还是认真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实在太厉害了。

写小品文的人显然完全不理解这部著作，但巧妙地摘录了片言只语，使没有看过这书的人（事实上几乎谁也没有看过它）觉得整部著作只是辞藻的堆砌，文字很不恰当（已用问号标出），作者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批评的手法十分巧妙，使柯兹尼雪夫自己都无法否认，厉害也就厉害在这里。

柯兹尼雪夫分析这位评论家的论点是否正确，态度虽十分诚恳，但他从不认真考虑人家所指责的缺点错误，认为人家显然是有意挑剔。不过他立刻不由自主地仔细回忆他同这位作者见面和交谈的情况。

“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柯兹尼雪夫问自己。

他记起上次见到这个年轻人，曾纠正他语言上的粗鲁无礼，这样就找到了对方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他的著作没有任何反应，不论文字的或者口头的。柯兹尼雪夫看到他六年心血完全白费了。

他觉得特别痛苦，因为在完成这部作品以后，不再有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做了。

柯兹尼雪夫天资聪明，很有教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如今不知道该把精力往哪里使。交际场所的谈话，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花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他是个城市居民，不愿像他那个缺乏生活经验的弟弟来到莫斯科那样，把时间全部花在谈话上，因此他还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和脑力活动的能力。

在他著作失败后最痛苦的时期，幸亏原来不受人重视的斯拉夫问题，开始取代异教徒、欢迎美国朋友、萨玛拉大饥荒、各种展览会和招魂术等问题。柯兹尼雪夫原是提出斯拉夫问题的人之一，就全心全意投入这项活动。

柯兹尼雪夫所属的圈子，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外，什么也不谈，什么文章也不写。一向无所事事的人，如今都把全部时间用来为斯拉夫人服务。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服装、啤酒、小饭馆——一切都证明大家是支持斯拉夫人的。

有关这问题的许多言论和文章，柯兹尼雪夫在细节上并不同意。他看到斯拉夫问题在社会上已成了时髦的谈话资料——这种谈话资料总是在不断翻新。他看到许多人参与其事，怀有自私和虚荣的目的。他认为报刊大量登载夸大其词的东西，目的只是哗众取宠，压倒别人。他看到在这波澜壮阔的社会浪潮中，冲得最前、叫得最响的都是些郁郁不得志的人：没有军队的司令、没有部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从这个问题上，他看到许多东西是轻率可笑的，但同时看到并且承认那种联合社会上各阶级、令人感动的日益高涨的热情。屠杀同教教友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大家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为崇高事业而英勇斗争，激发全体人民不是口头上而是用行动来支援兄弟民族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柯兹尼雪夫感到高兴，那就是舆论的表现。整个社会明确表示它的愿望。正如柯兹尼雪夫说的那样，“表现了民族精神”。他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看得越清楚，这将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划时代事件。

他全心全意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把著作也给忘了。

如今他忙得不可开交，连答复来信和要求的时间都没有。

他忙了一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直到七月才准备下乡到弟弟那里去。

他准备去休息两个星期，同时在全民族最神圣的地方，在偏僻的乡村，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对这种精神他同全体首都居民都深信不疑。卡塔瓦索夫早就想实践去列文家访问的诺言，就和他同行。

二

柯兹尼雪夫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今天特别热闹的库尔斯克车站，下了马车，回头望望押送行李的仆人，就看到一批批志愿兵乘驷马车驰来。妇女们手拿花束欢送他们，她们在一群蜂拥而来的人的护送下进入车站。

有一个前来欢送志愿兵的贵夫人，走出候车室，招呼柯兹尼雪夫。

“您也来送行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出门。到弟弟家去休息。您老是给人家送行吗？”柯兹尼雪夫似笑非笑地说。

“不能不送啊！”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已经送走了八百人，是吗？马尔文斯基不相信我的话呢。”

“超过八百了。如果加上不是直接从莫斯科出发的，已超过一千了。”柯兹尼雪夫说。

“可不是，我说嘛！”那位贵夫人快乐地响应说，“据说已经募捐了将近一百万卢布，是吗？”

“超过了，公爵夫人。”

“今天有什么消息？又把土耳其军击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柯兹尼雪夫回答。他们谈到最新消息，证实连续三天土耳其军在各个据点被击败，四下逃跑，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嗯，想麻烦您一件事：有个很好的年轻人要求参军，不知怎的遭到留难。我想请您给他写个条子。我认识他，是李迪雅伯爵夫人介绍来的。”

柯兹尼雪夫详细询问公爵夫人那个要求参军青年的情况，走进头等车候车室，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公爵夫人。

“您知道吗，伏伦斯基伯爵，那位大名鼎鼎的……也坐这趟车。”当他找到公爵夫人，把条子交给她时，公爵夫人带着得意和微妙的笑容说。

“我听说他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坐这一趟车吗？”

“我见到过他。他在这里待了一阵。只有母亲来给他送行。到头来他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噢，那当然。”

他们谈的时候，人群从他们旁边向餐室涌去。他们也向那边移动，看见一个绅士手拿酒杯，声音洪亮地向志愿兵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同胞效劳！”他越说越响，“莫斯科母亲祝福你们去完成伟大的事业！万岁！”他声泪俱下地叫道。

人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群人涌到候车室，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嘿！公爵夫人，怎么样！”奥勃朗斯基突然出现在人群中，满面春风地说，“说得漂亮、热情，是吗？太好了！还有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最好也讲几句鼓励鼓励。您是行家。”他添上说，露出亲切、尊敬和谨慎的微笑，轻轻地推推柯兹尼雪夫的手臂。

“不，我马上就要走了。”

“上哪儿？”

“到乡下弟弟那里去。”柯兹尼雪夫回答。

“那您会见到我妻子的。我写过信给她，但您可以更早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了，一切都好[102]。她会明白的。不过，麻烦您对她说一声，我已当上联合委员会理事了……嗯，是的，她会明白的！您知道，这是人生的小小苦恼，”他仿佛道歉似的对公爵夫人说，“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是比比施，送去一千支步枪和十二名护士。我跟您说过吗？”

“是的，我听说了。”柯兹尼雪夫不大乐意地回答。

“您要走了，真可惜！”奥勃朗斯基说，“明天我们要设宴欢送两个参战的人：一个是彼得堡的迪米尔-巴特尼央斯基，另一个是我们的维斯洛夫斯基。两人都要出发了。维斯洛夫斯基结婚才不久，真是个好样的！是不是，公爵夫人？”他对公爵夫人说。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他，却对柯兹尼雪夫望了望。柯兹尼雪夫和公爵夫人似乎想摆脱奥勃朗斯基，但这并没使他感到狼狈。他笑嘻嘻地一会儿望望公爵夫人帽上的羽毛，一会儿左顾右盼，仿佛在回想什么事。他看见一位太太拿着募捐箱走过，就叫她过来，塞进一张五卢布钞票。

“只要口袋里还有钱，我看见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奥勃朗斯基说，“今天有什么消息？那些门的内哥罗人可真了不起！”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伏伦斯基也搭这班车的时候，他叫道。奥勃朗斯基的脸刹那间显得很哀伤，但稍微过了一会儿，当他抚摸着络腮胡子，微微摇晃着两腿走进伏伦斯基房间时，他就完全忘记了当时伏在妹妹尸体上失声痛哭的情景，而把伏伦斯基看作一位英雄和老友。

“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也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等奥勃朗斯基一走开，公爵夫人对柯兹尼雪夫说，“您瞧，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性格，斯拉夫性格！不过我怕伏伦斯基看到他会难过的。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遭遇太使我感动了。路上您同他谈谈吧。”公爵夫人说。

“好的，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一向不喜欢他，但这事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他不仅自己去，还出钱带一连骑兵去。”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大家向门口拥去。

“这就是他！”公爵夫人指着身穿长外套、头戴阔边黑呢帽、挽着母亲走去的伏伦斯基，说。奥勃朗斯基走在他旁边，兴奋地谈着什么。

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眼睛瞧着前方，仿佛不在听他说话。

大概是奥勃朗斯基告诉了他，他朝公爵夫人和柯兹尼雪夫站着的方向望了望，默默地掀了掀帽子。他那张饱经沧桑而显得苍老的脸简直像化石一样。

走到站台上，伏伦斯基默默地让母亲走过去，自己也消失在单间车厢里。

站台上奏起了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然后是一片“万岁”的喊声。有一个志愿兵，身材很高，胸脯凹陷，年纪很轻，拿毡帽和花束在头上挥着，特别显眼地行着礼。接着两个军官和一个蓄大胡子、戴油腻制帽的老人也探出头来行礼。

三

柯兹尼雪夫向公爵夫人告别后，同卡塔瓦索夫一起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列车受到一群整齐地唱着《颂歌》的青年的欢迎。志愿兵又伸出头来，又行礼，但柯兹尼雪夫毫不在意，他同志愿兵打交道打得多了，很了解他们，对他们不感兴趣。但卡塔瓦索夫一向忙于学术活动，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因此对他们很感兴趣，不断向柯兹尼雪夫询问他们的事。

柯兹尼雪夫劝他到二等车厢亲自同他们谈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他的话去做。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同志愿兵攀谈起来。志愿兵坐在车厢角落里，高谈阔论，显然知道乘客们和进来的卡塔瓦索夫都在注意他们。说话声音最响的是那个胸脯凹陷的高个子。看样子他喝醉了，正在讲他们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穿着奥地利近卫军军服的老军官。他笑眯眯地听着他讲，偶尔打断他的话。第三个穿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手提箱上。第四个睡着了。

卡塔瓦索夫同那个青年谈话，知道他原是莫斯科富商，不到二十二岁就把一大笔家产挥霍光了。卡塔瓦索夫不喜欢他，因为他娇生惯养，身体虚弱，毫无大丈夫气概，但他却以英雄自居，自吹自擂，叫人讨厌，此刻喝多了酒，更是肆无忌惮。

第二个是个退伍军官，也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这人看来阅历丰富，曾在铁路上工作，当过经理，办过工厂，此刻讲的话都毫无意义，而且滥用术语。

第三个是炮兵，同前面两个不一样，很招卡塔瓦索夫的喜欢。他是个谦逊文静的人，显然很崇拜那个退伍军官的学问和那个商人的慷慨，却只字不提自己的事。卡塔瓦索夫问他去塞尔维亚的动机是什么，他谦虚地回答说：

“没什么，大家都去嘛。应该帮帮塞尔维亚人。真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边特别缺少像您这样的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我在炮兵队里干了还没多久，说不定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的。”

“现在最需要炮兵，怎么会把您派到步兵里去呢？”卡塔瓦索夫从这位炮兵的年龄推测，他的军阶一定相当高。

“我在炮兵里没干过多久，我是个退伍的士官生。”他说着开始解释，为什么军官考试他没有及格。

这一切都给了卡塔瓦索夫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下车到站上喝酒时，卡塔瓦索夫想同谁谈谈，来证实自己得到的不良印象。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在倾听卡塔瓦索夫同志愿兵谈话。等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卡塔瓦索夫就同他攀谈起来。

“是的，动身去那边的人，情况确实个个不同。”卡塔瓦索夫含糊其辞地说，他想发表意见，也想引出老头儿的看法。

那老头儿是个军人，经历过两次战争。他知道怎样才算个真正的军人，但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抱住酒瓶不放的那份酒兴看来，他认为他们都是些该死的兵痞。他住在县城里，想讲讲他们那里有个退伍军人，又是酒鬼，又是小偷，因为没有人雇他做工就参了军。不过，他凭经验知道，在目前这种气氛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是危险的，尤其不能指摘志愿兵，因此他窥察着卡塔瓦索夫的神色。

“是啊，那边很需要人。”他眼睛里含着笑意说。他们谈论最新的战争消息，向对方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不知明天将同谁作战——根据最新消息，土耳其军已在各个据点被击溃了。结果，直到分手，两人都没有发表意见。

卡塔瓦索夫回到他的车厢里，不由得违心地对柯兹尼雪夫讲了他观察志愿兵的印象，说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欢迎志愿兵的又是一片歌声和欢呼声，又是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本城的妇女们又向志愿兵献花，陪着他们走进餐厅。不过这一切比起莫斯科来可差得远了。

四

列车停靠在省城车站，柯兹尼雪夫没有到餐厅去，却在站台上来回踱步。

他第一次经过伏伦斯基的房间，看见百叶窗关上了。但第二次经过时看见老伯爵夫人坐在窗口。她招手叫他过去。

“嗯，我现在送他到库尔斯克去。”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柯兹尼雪夫说，站在她的窗口往里张望，“他这次行动真是太漂亮了！”他发觉伏伦斯基不在里面，加上说。

“出了那件倒霉事以后，他还能做什么呢？”

“那件事真是太可怕了！”柯兹尼雪夫说。

“唉，我这是受的什么罪！您请进来吧……唉，我这是受的什么罪！”柯兹尼雪夫走进车厢，坐在她旁边的软座上，她重复说，“简直没法想象！整整六个礼拜，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要不是我求他，什么东西也不吃。简直一分钟也不能让他独个儿待着。我们把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全拿走了，我们都住在楼下，谁也不能担保他不出什么事。您知道，他为了她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了，”她说，一想到这事她那苍老的前额又蹙了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她那种女人应得的下场。连死的方式都挑得那么卑贱下流。”

“审判她可不是我们的事，伯爵夫人，”柯兹尼雪夫叹息说，“但我懂得这事对您有多痛苦。”

“唉，甭提了！当时我住在我家庄园里，他也在我那里。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回信，叫那人带回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就在车站上。晚上我刚回到屋里，我的梅丽告诉我有位太太卧轨自杀了。真是晴天霹雳！我知道就是她。我当时就关照：不要对他说。可他们已经告诉他了。当时他的车夫在场，什么都看见了。我跑到他屋里，看见他已经精神失常，那个模样可吓人啦！他一言不发，骑上马往那里直奔。我不知道那里的情况究竟怎样，但他被送回来时已经像死人一样没有知觉。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是‘完全虚脱’。后来就有点疯疯癫癫了。”

“唉，提他干什么！”伯爵夫人摆摆手说，“那日子太可怕了！哼，她怎么说也是个坏女人。哎，这种不要命的热情算什么呀！无非让人看出她这人不正常罢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她毁了自己，也毁了两个好人：她的丈夫和我那可怜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了？”柯兹尼雪夫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历克赛最初什么都答应了。如今他可后悔把自己的女儿给了人家。可是话出了口，又不好收回。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我们竭力不让他同阿历克赛见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些。她使他自由了，可我那个可怜的孩子完全被她给毁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途和我，可是她还不肯放过他，存心把他彻底给毁掉。咳，不论怎么说，她这种死法就是一个堕落的不信教的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吧，我眼看儿子给毁了，没法不恨她。”

“那他现在怎么了？”

“上帝拯救了我们：发生了塞尔维亚战争。我老了，不懂这种事，但对他来说确是上帝的恩典。当然，我这个做母亲的有点担心，再有，据说彼得堡对这事也另有看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唯一能使他振作起来的事。雅希文，他的朋友，把钱输得精光，也要到塞尔维亚去。是雅希文来看他，把他动员去的。如今这事可引起了他的兴致。您去同他谈谈吧，我希望能使他散散心。他太伤心了。倒霉的是他的牙又痛了。不过，他看见您一定会高兴的。请您去同他谈谈，他就在那边散步。”

柯兹尼雪夫说他很高兴见他，说着就往站台那一头走去。

五

站台上，货物在夕照下投出的斜影里，伏伦斯基身穿长外套，帽子压得很低，双手插在口袋里，仿佛笼中的野兽，踱来踱去，每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柯兹尼雪夫发觉他走过去的时候，伏伦斯基看见他，却假装没有看见。柯兹尼雪夫不在意。他不计较同伏伦斯基的个人恩怨。

这时候，在柯兹尼雪夫眼里，伏伦斯基是个从事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他觉得有责任鼓励他，赞扬他。他就走到他面前。

伏伦斯基站住了，凝神细看，认出是柯兹尼雪夫，就上前几步，使劲握住他的手。

“也许您并不希望同我见面，”柯兹尼雪夫说，“不过，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哇？”

“对我来说，同您见面比同谁见面都少些不愉快，”伏伦斯基说，“您不要见怪。人生对我已没有什么愉快的事了。”

“这我了解，我愿意为您效劳，”柯兹尼雪夫凝视着伏伦斯基痛苦不堪的脸，说，“要不要为您给李斯基奇[103]或者米兰[104]写封信哪？”

“噢，不用了！”伏伦斯基仿佛好容易才听懂他的话，说，“要是您不介意，那我们一起走走。车厢里太气闷了。写信吗？不，谢谢您，一个人去死是不用什么介绍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嘴角上微微一笑，说。他那双眼睛依旧流露出愤恨和痛苦的神情。

“是的，不过您同有地位的人建立些关系还是需要的，这样可以方便些。不过，当然随您的便。我很愿意知道您的决定。眼前对志愿兵攻击得太多了，因此像您这样的人去一定可以改变舆论。”

“我这人，”伏伦斯基说，“好就好在对生死毫不在意。冲锋也好，砍杀也好，倒下也好，我的力气都是足够的——这一点我知道。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献出我的生命——我觉得不仅多余而且简直讨厌的生命。它对别人也许还有点用处。”他的下颚由于一刻不停的剧烈牙痛而抽搐着，使他说话时无法表现他想表现的感情。

“我敢担保，您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柯兹尼雪夫十分感动地说，“为了把同胞弟兄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出生入死也是值得的。但愿上帝赐给您战斗的胜利和内心的平静。”他加上说，伸出手。

伏伦斯基紧紧握住柯兹尼雪夫的手。

“是的，作为一个工具，我还有些用处。可是，作为一个人，我已是个废物了。”他一字一顿地说。

他那阔大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充满口水，妨碍他说话。他不作声，凝视着那沿铁轨缓慢而平稳地滚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

突然，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不是身上的疼痛，而是揪心的难受，使他刹那间忘记了牙痛。一看到煤水车和铁轨，再加上同那次事件以后没见过面的朋友一谈话，他顿时想起了她，想起了那天他像疯子一样冲进车站看见她所剩下的一切：一张长桌上，在一群陌生人的围观下，那不久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知羞耻地横陈着；那盘着浓密发辫、鬓角上覆着几绺卷发的完整的脑袋向后仰着；那张美丽的脸上，嘴唇半开半闭，凝聚着一种异样的神情——嘴唇悲怆凄凉，那双没有闭上的凝然不动的眼睛动人心魄，仿佛在说他们吵嘴时她对他说的那句可怕的话：“你会后悔的！”

他竭力回忆第一次——也在车站上——见面时她的模样：神秘，妩媚，热情，自己追求幸福，也赐给人幸福，不像她最后一次留给他的冷酷的复仇神气。他竭力回忆同她在一起的幸福时刻，但这些时刻永远被糟蹋了。他只记得，她曾威胁他将饮恨终生，她胜利了。他不再觉得牙疼。一阵抽泣使他扭歪了脸。

他默默地在货物堆旁来回踱了两次，才勉强控制感情，平静地对柯兹尼雪夫说：

“今天没有什么消息吗？是的，他们第三次被击败了，看来明天会有一场决战。”

他们又议论了一阵米兰国王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听见铃响第二遍，就分手各自回车厢去。

六

柯兹尼雪夫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从莫斯科脱身，所以没有打电报叫弟弟去接。当卡塔瓦索夫和柯兹尼雪夫坐着在车站上雇的四轮马车，像阿拉伯人一样风尘仆仆，正午到达波克罗夫斯克家门的时候，列文不在家里。吉娣同父亲和姐姐坐在阳台上，一认出大伯，就跑下去迎接。

“您怎么好意思不通知一下！”她一面说，一面伸出手给柯兹尼雪夫，并且凑过去让他吻吻前额。

“我们平安到达，没有惊动你们，”柯兹尼雪夫回答，“我一身是灰，真不敢碰你了。我近来很忙，不知道几时可以脱身。你们还是老样子，”他笑嘻嘻地说，“在幽静的好地方，不受潮流冲击，享享清福。你看，我们的朋友卡塔瓦索夫到底也来了。”

“不过，我不是黑人，只要一洗干净，又会像个人的。”卡塔瓦索夫习惯成自然地用戏谑的口吻说，微笑着伸出手。他的牙齿因为脸黑而显得格外洁白光亮。

“康斯坦京准会高兴的。他到农场去，该回来了。”

“他一直在搞他的农业。真是田园风光啊！”卡塔瓦索夫说，“可我们在城里，除了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我们那位朋友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一定与众不同吧？”

“哦，他吗？没什么，同大家一样，”吉娣窘态毕露地转身望望柯兹尼雪夫，回答说，“我这就派人去找他。爸爸现在住在我们这里。他刚从国外回来。”

吉娣派人去找列文，又叫仆人带两位风尘满面的来客到屋里梳洗：一个到书房里，另一个到陶丽的大房间里，又吩咐给客人备饭，自己就敏捷地——这在她怀孕期是不允许的——跑到阳台上。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来了。”她说。

“啊呀，这么大热天，真够辛苦的了！”老公爵说。

“不，爸爸，他这人挺可爱，康斯坦京很喜欢他。”吉娣发觉父亲脸上嘲弄的神气，微笑着说，仿佛在向他恳求什么似的。

“我倒没什么。”

“你去招待招待他们吧，好姐姐，”吉娣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上见到斯基华了，他身体很好。我要去看看米嘉。真糟糕，自从吃茶点起还没喂过他呢。这会儿他该醒了，一定在哭了。”她觉得乳房发胀，快步向育儿室走去。

不出所料（她同婴儿生理上的联系还没有断），她凭自己乳房发胀知道他饿了。

她知道不等她走到育儿室，婴儿已在哭了。果然他在嚷嚷。她听见他的声音，加快脚步，但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越响。哭声很响亮健康，听得出是饿了，等不及了。

“哭了好一阵了吗，保姆？”吉娣一面坐下来准备喂奶，一面急急地说，“快把他抱给我。唉，保姆，你怎么这样慢吞吞的，嗐，帽子回头再系好了！”

婴儿声嘶力竭地啼哭着。

“总得弄弄好哇，少奶奶，”几乎一直待在育儿室里的阿加菲雅说，“总得把我们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噢，噢！”她哄着婴儿，却不理做母亲的。

保姆把婴儿抱给母亲。阿加菲雅跟着走过去，慈祥的微笑使她的脸都松开了。

“他认得人，认得人。千真万确，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少奶奶，他认得我呢！”阿加菲雅嗓门压倒婴儿的啼声叫道。

但吉娣不听她的。她同婴儿一样越来越急躁了。

由于急躁，好一阵没有喂上奶。婴儿没有吮到奶，生气了。

经过一番剧烈的啼哭、打呛以后，总算顺当了，母子都定下心来，不再作声。

“啊呀，可怜的宝贝浑身上下都是汗呢！”吉娣摸着婴儿的身子，低声说，“为什么你说他会认人了呢？”她加上说，斜睨着她觉得调皮地从小帽子底下望着她的婴儿的眼睛，又瞧瞧他那有节奏地一起一伏的小腮帮，以及他那在空中画着圆圈的粉红色小手。

“不可能！要是他认得人，那准认得我。”吉娣回答阿加菲雅，嫣然一笑。

她嫣然一笑，因为她嘴里虽说不可能认得人，心里却觉得他不仅认得阿加菲雅，而且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得，他还知道和懂得许多谁也不知道的事，她这个做母亲的就是依靠他而知道和懂得许多东西的。对阿加菲雅，对保姆，对外祖父，对父亲来说，米嘉只是一个需要物质照顾的生物；但对母亲来说，他早就是个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同他早就有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了。

“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准会看到的。只要我这样一来，他就会高兴得笑起来，那宝贝，简直像明亮的太阳！”阿加菲雅说。

“嗯，好的，好的，我们回头看吧，”吉娣喃喃地说，“现在你去吧，他睡着了。”

七

阿加菲雅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保姆放下窗帘，从小床纱帐里赶走苍蝇和一只在玻璃窗上乱撞的大胡蜂，这才坐下来，拿一把桦树帚在母子头上挥动着。

“热死了！老天爷就是落几滴小雨也好哇！”她说。

“是啊，是啊，嘘……嘘……”吉娣这样回答，微微摇晃身子，亲热地握住米嘉那只胖得手腕上仿佛有一根线束着的小手。米嘉那双眼睛忽而闭上，忽而睁开，他那只小手却一直在轻轻挥动。这只小手逗得吉娣心神不宁，她很想吻吻它，但又怕把孩子弄醒。那只小手终于不动了，眼睛也闭上了。那婴儿偶尔一面吃奶，一面扬起弯弯的长睫毛，在朦胧的光线中用他那双乌溜溜水汪汪的眼睛盯住母亲。保姆停止打扇，打起瞌睡来。可以听见楼上老公爵洪亮的说话声和卡塔瓦索夫哈哈大笑的声音。

“我不在，他们一定谈得很起劲，”吉娣想，“康斯坦京不在，总叫人恼火。他一定又到养蜂场去了。他常常到那里去，虽然叫人寂寞，可我还是高兴的。可以让他散散心。现在他比春天快活多了，精神也好多了。要不然他老是那么闷闷不乐，心里烦恼，我真替他担心呢。他这人真可笑！”她笑盈盈地自言自语着。

她知道什么事使丈夫烦恼，就是他不信教。要是有人问她是不是认为他不信教来世就要灭亡，她准会同意他将灭亡。虽然如此，他的不信教并没使她觉得不幸。她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灵魂不能得救，而天下她最爱的就是丈夫的灵魂，但她想到他的不信教还是笑嘻嘻的，并且暗自说他这人真可笑。

“他一年到头尽读那些哲学书做什么？”她想，“要是这一切都写在书里，他会懂得的。要是书上的话都是胡扯，还读它做什么？他自己也说希望有信仰。那他又为什么不信教呢？大概是因为想得太多吧？想得太多是由于孤独。他老是一个人，一个人。他同我们又谈不来。我想这两个客人会使他高兴的，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喜欢同他谈天。”她想，接着又立刻考虑让卡塔瓦索夫睡在哪里好——让他单独住一间，还是和柯兹尼雪夫同住。这当儿，她突然想到一件事，激动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把米嘉都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乐意地望了她一眼。“洗衣妇看来还没把洗好的东西送来，客人用的干净床单一条也没有了。要是我不去料理一下，阿加菲雅就会拿用过的床单给柯兹尼雪夫铺床。”吉娣一想到这事，血就往脸上直涌。

“是的，我要去料理一下。”她下定决心，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她记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灵问题没有思考好，就又重新想起来，“是的，康斯坦京不是教徒。”她想到这里又浮起了微笑。

“嗯，他不是教徒！但与其像施塔尔夫人或者我在国外向往做的那种人，还不如让他永远像现在这样。是的，至少他不会装腔作势。”

前不久那件证明他心地善良的事，又历历在目地呈现在她眼前。两星期前，陶丽接到奥勃朗斯基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替他还债。陶丽绝望了，恨透丈夫，又蔑视他，又可怜他，决定同他离婚，拒绝他的要求，但临了还是同意卖掉一部分产业。这事以后，吉娣不由得带着柔情的微笑，回想丈夫当时那种羞涩的神态。他一再想解决这件他关心的事，终于想出了一种可以帮助陶丽而又不伤她自尊心的办法，那就是让吉娣把她的一份地产送给陶丽，这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的。

“怎么能说他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呢？他生着这样一副好心肠，总是唯恐人家难受，连小孩都不例外！总是替别人着想，就是不想到自己。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一直认为康斯坦京有义务当他的管家。姐姐也是这样。现在陶丽和她的孩子就由他保护着。乡下人都天天来找他，仿佛他就应该为他们做事。”

“啊，但愿你能像你爸爸，像你爸爸就好了！”吉娣说着把米嘉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小腮帮。

八

在心爱的哥哥临死那一刻，列文第一次用所谓新的信仰——在他二十到三十四岁期间逐渐形成，代替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信仰——来看待生死问题。自从那时起，使他惊异的主要不是死，而是生。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物体和它的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定律、进化——这些术语代替了旧的信仰。这些术语和有关的概念对科学很有用，但对生命本身却毫无作用。列文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脱去暖和的皮袄，换上薄纱衣服，一到冰天雪地，不是凭理论而是通过切身感受，觉得自己简直像赤身露体一样，因此必将痛苦地灭亡。

自从那时起，列文对这个问题虽没有多加思索，并且照往常那样生活，他却不住为自己的愚昧无知感到害怕。

他还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所谓的信仰不仅是无知，而且是一种缺乏知识的胡思乱想。

在他新婚的日子里，新的欢乐和责任排除了这些思想；但在妻子生产以后，在莫斯科无所事事，他就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执拗地要求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要是不接受基督教对生命问题的解答，那我接受什么样的解答呢？”在他的全部信仰里，不仅找不到任何解答，就连类似解答的话都找不到。

他仿佛在玩具店和军器店里找寻食品。

如今他不自觉地在每本书里，在每次谈话中，在每个人身上找寻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答案。

最使他惊奇和苦恼的是，多数同他地位和年龄相仿的人，都接受新的信仰来代替旧的信仰，却看不出任何不幸，而是心安理得，十分满足。因此，除了主要问题以外，还有一些问题使列文感到苦恼：这些人老实吗？他们是不是在弄虚作假？还是他们比他更清楚地懂得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科学答案？于是他就竭力钻研这些人的意见和解答这些问题的书籍。

他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以来，发现他少年和大学时代认为宗教已经过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凡是同他亲近的正派人，个个都信教。老公爵也好，他所喜爱的李伏夫也好，柯兹尼雪夫也好，还有妇女个个都信教，他的妻子同他童年时代一样虔诚。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凡是他十分尊敬的人，没有一个不信教。

另外，读了许多书以后，他确信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也没有做过任何解释，只是摒弃他觉得不解决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却拼命去解决一些他毫无兴趣的问题，例如生物体的进化，机械地解释灵魂，等等。

此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出了一件对他来说异乎寻常的事。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在祈祷时信起教来。但过了那个时候，他就再没有那样的心情了。

他不能承认当时认识了真理，现在却犯了错误，因为只要平心静气地思索一下，一切便都不能成立；他也不能承认当时错了，因为他珍惜当时的心情，但他要是承认自己意志薄弱，那就会亵渎那个时刻。他处在自相矛盾的痛苦之中，竭力想摆脱出来。

九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时而轻微，时而强烈，但从不离开他。他读书，思索，读得越多，想得越多，觉得离追求的目标越远。

最近，在莫斯科和乡下，他确信从唯物主义者那里找不到解答，就重新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都不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人生。

他阅读其他人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理论，并试图加以批驳，他觉得他们都言之成理；但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思索问题的答案时，就会兜来兜去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他在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含义不清的名词上兜圈子，存心落入哲学家或者他自己所设下的文字陷阱时，他似乎有所领悟。但只要抛弃人为的思想，从现实生活出发，回到他一向感到满意的习惯的思路上来，这种空中楼阁立刻就像纸屋一样崩塌了。十分清楚，这种空中楼阁就是用颠来倒去的名词术语砌成的，除了理智以外，完全脱离生活中的重大事物。

他一度阅读叔本华，用“爱”这个字来代替“意志”。这种新的哲学在他还没有抛弃以前，曾经给了他一两天的慰藉；但当他从实际生活出发加以观察时，它也就崩塌了，成为一件不能御寒的薄纱衣服。

柯兹尼雪夫哥哥劝他读霍米亚科夫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作品第二卷，虽然开头讨厌他那种振振有词、辞藻华丽和机智俏皮的风格，后来却深为他有关教会的论述所感动。最初使他感动的思想是，上帝的真理不是个人所能领悟，只有由爱结合起来的团体——教会才能理解。使他高兴的思想是，相信一个由一切人的信仰所组成、以上帝为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然后再信仰上帝、创世、堕落、赎罪，要比直接信仰上帝——遥远而神秘的上帝，信仰创世等，容易得多。后来他阅读天主教作家写的教会史和东正教作家写的教会史，发现这两个本质上完全正确的教会互相排斥，他对霍米亚科夫的教会理论失望了，于是这座建筑物也像哲学建筑一样崩塌了。

整个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精神上十分痛苦。

“要是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可是我无法知道，因此无法活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水泡，这水泡一刹那破灭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泡。”

这是一个叫人痛苦的谬误，但却是人类几世纪来在这方面冥思苦想的唯一成果。

这是一种最新的信仰，人类思想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几乎都是以它为依据的。这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挑选了这种信仰，认为它是最明确的。

但这不仅是一个谬误，而且是一股恶势力——人类不该向它屈服的邪恶可恨的势力——的残酷嘲弄。

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而摆脱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死。

于是，列文这个身强力壮、家庭生活美满的人，竟几次想到自杀，他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

不过，列文并没有开枪自杀，也没有上吊，而是继续生活着。

十

列文思考，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他找不到答案，悲观失望。但当他不再向自己提这问题时，仿佛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因此就满怀信心地生活着，行动着。近来，他生活的信心充足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恢复他的日常活动。农活、同农民和邻居交往、家务、姐姐和哥哥委托他代管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从今春开始他对养蜂的嗜好——这些活动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他从事这些活动，并不像以前那样遵照什么公认的理论，觉得非这样做不可；正好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过去办公共福利事业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另一方面因为穷于思索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来的种种事务，根本不再考虑公共福利。他关心这些事，只因为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这些事非做不可。

以前（几乎从童年直到成人），当他想做些对大家、对全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的事时，他觉得很愉快，但做起来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活动是否必要也缺乏信心。再有，活动本身总是初看很有意义，越到后来就越无足轻重，最后竟显得毫无意义了。婚后他越来越纯粹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业并没有什么乐趣，却坚信它是必要的，看到它比以前兴旺发达，规模也越来越大。

现在，他好像一张犁，不由自主地在地里越陷越深，不离开犁沟就拔不出来。

同祖祖辈辈一样过家庭生活，就是说达到和他们同样的文化教养，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这是天经地义。好比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一样，必须在波克罗夫斯克把农业经营得有利可图。如同有债一定要还那样，必须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好，使儿子将来继承产业时感激父亲，就像列文感激祖父惨淡经营的家业那样。

不能袖手不管哥哥、姐姐和那些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就像不能把抱在怀里的婴儿抛弃一样。不能不关心请来做客的姨姐和她孩子们的舒适，以及妻子和婴儿的安宁，也不能不每天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他们。

这一切再加上打猎和养蜂，就使列文的生活忙碌不堪，但当他冷静地思索一下时，又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意思。

列文不仅知道他必须做什么，而且知道这一切他应该怎样做，怎样分清轻重缓急。

他认为雇佣工人工资越少越好，但不该用预支工资的方式来廉价奴役工人，虽然这样做很有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向农民出售干草，虽然他很怜悯他们。夜店和酒店必须取缔，虽然都有利可图。砍伐树林一定要从严处分，但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可不用罚款。而且不准扣留闯到庄稼地里的牲口，虽然这使看守人生气，使农民肆无忌惮。

彼得付给高利贷者月息一分的债款，那就必须借一笔钱给他，好让他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但对拖欠地租的农户却不准赖租或者宕账。草地不割，草都浪费了，不能原谅管家；但种上树苗的八十亩地不能割草。一个长工在农忙季节回家料理父亲的丧事，虽然可怜，却不能原谅他，在这种宝贵的时候旷工，工资必须照扣。对不能干活的老仆，每月口粮必须照发。

列文知道，一回家首先必须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妻子，那些农民虽已等了他三小时，可以让他们再等一会。他也知道收集蜂群是一大乐事，但是既然有农民到养蜂场找他谈话，他只得放弃这种乐趣，让老头儿独自收集蜂群。

他做得对不对，他不知道，也不打算估量，而且避免谈论和思考这些问题。

反复思考往往使他疑惑不决，反而看不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他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的时候，他常觉得心里有个英明的法官，能区别是非，分清好歹，他的行动稍有差错，立刻就会发觉。

他就这样活着，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并且因为这样的愚昧无知而痛苦得想自杀，同时却又坚定不移地走着他独特的人生道路。

十一

柯兹尼雪夫来到波克罗夫斯克那天，列文正好十分苦恼。

正是一年中农活最紧张的季节，在劳动中人人表现出忘我的精神，这在别处是看不到的。要是表现这种精神的人对自己的劳动要价很高，或者这种情况不是年年如此，劳动的成果也不是那么平凡，这种精神就会得到好评。

收割黑麦和燕麦，搬运麦捆，割草地，翻耕休闲地，打谷子，播种冬麦——这一切看来都很简单，但要及时完成，就得全村男女老少不停地劳动三四个星期，每天比平时多做三倍工作，只吃点克瓦斯、洋葱和黑面包，夜夜打谷和搬运麦捆，每晚最多只睡两三小时。全俄国年年都是这样干的。

列文在乡下度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经常同老百姓接触，在干活时他总觉得受老百姓这种昂扬情绪的感染。

大清早，他骑马到黑麦地，又去察看正在搬运和堆垛的燕麦。然后在妻子和姨姐起床时回家，同她们一起喝咖啡。这以后又去打谷场，那里新装的打谷机准备打谷了。

这天列文整天都同管家和农民谈话，回到家里同妻子、陶丽、她的孩子们和岳父谈话，心里老是想着近来除了农活一直盘踞在他头脑里的问题，并且到处找寻答案：“我是个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新盖的谷仓——仓顶用剥皮的新鲜白杨做梁，叶子没有落光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钉在上面做桁条——的荫处，从敞开的大门往里张望，透过到处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糠屑，时而望望骄阳照耀下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从仓房里搬出来的新鲜干草，时而望望花斑头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地叫着飞到屋檐下，又鼓动翅膀栖在门口光亮的地方——时而望望在灰尘飞扬的阴暗谷仓里忙碌的人们，头脑里出现了种种古怪的念头。

“干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他想，“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干活？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忙忙碌碌，拼命在我面前表示卖力呢？我熟识的玛特廖娜老婆子为什么这样起劲哪？（上次火烧，一根大梁掉下来把她打伤了，我替她治过伤。）”他望着那个消瘦的老婆子，在高低不平的坚硬的打谷场上紧张地挪动她那双晒黑的光脚，使劲耙着谷子，“当时她的伤痊愈了，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再过十年，人家就会把她埋葬，她身上什么也不会留下。这个穿红裙子的漂亮姑娘现在那么干净利落地簸谷，将来也什么都不会留下，人家也会把她埋葬。还有那匹花斑骟马也没有剩下多少日子了，”他望着肚子一起一伏、张大鼻孔拼命喘气的老马，怎样踩着转动的斜轮子，想，“它也会被埋葬的。还有那个费多尔，卷曲的大胡子上落满糠屑，衬衫破了一大块，露出雪白的肩膀，正把麦子送到打谷机上，他也会被人家埋葬的。可他现在还在解麦捆，发号施令，对娘儿们吆喝，利索地调整飞轮上的皮带。最重要的是，不仅他们要被埋葬，连我也要被埋葬，我也什么都不会留下。这都是为什么呀？”

他一面这样想，一面看着表，好算出一小时能打多少麦子。他需要知道这个，好规定一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才开始打第三捆。”列文一面想，一面走到打谷人跟前，用压倒机器轰隆声的嗓门，要他每次往里面少放一点。

“少放一点，费多尔！你瞧，都堵住了，所以转不快。放得均匀些！”

费多尔满头大汗，脸上沾满灰尘，显得又脏又黑，大声答应着，但还是做得不符合列文的要求。

列文走到鼓轮旁边，把费多尔推开，亲自动手把麦束放进去。

他差不多一直干到农民吃午饭的时候，才同费多尔一起离开仓库。他们站在打谷场上一个整齐的留种用的黑麦堆旁，交谈起来。

费多尔是从一个遥远的村子，也就是列文出租土地让农民搞合作经营的地方来的。那块地现在租给原来看院子的人了。

列文同费多尔谈起那块地，还向他打听，同村那个富裕而善良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地。

“地租太贵，普拉东付不起，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费多尔从汗水淋漓的怀里取出麦穗，回答。

“那么基里洛夫怎么付得起呢？”

“米久哈那家伙（费多尔这样鄙称看院子人），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怎么会付不起呢！那家伙就会剥削人，自己占便宜。他连同教弟兄都不怜悯。至于普拉东大叔会剥削人吗？人家欠了他债，他一笔勾销，自己却弄得手头很紧。全得看是什么人哪。”

“那他何必一笔勾销呢？”

“嘿，天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譬如米久哈就是为了填饱他的大肚子，可是普拉东是个规矩的老头儿。他活着是为了灵魂，他记得上帝。”

“他怎么记得上帝？怎么为灵魂而活着呢？”列文几乎喊起来。

“怎么样吗？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要知道人是个个不同的。拿您来说，您也不会欺负人……”

“好，好，再见！”列文说，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转过身，拿起手杖，快步走回家去。一听到费多尔说普拉东活着是为了灵魂，并且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一些模糊不清但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冲破闸门，奔向一个目标，弄得他晕头转向，眼花缭乱。

十二

列文沿大路大踏步走去，他关心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理不出个头绪来），还不如说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心情。

费多尔说的那些话像电花一般在他心里起了作用，把他心头零星的模糊思想汇合在一起。这些思想，在他谈论土地出租时，就不知不觉地盘踞在他的心头了。

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种新东西，他愉快地琢磨着，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欲望，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样的上帝？还有什么比他的话更荒谬的？他说一个人不应为自己的欲望活着，也就是说，不应为我们所理解、所迷恋、所追求的东西活着，而应该为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为谁也无法理解、无法确定的上帝活着。这算什么话？我不理解费多尔这种谬论吗？就算理解，我也怀疑它们的正确性吗？我认为他的话愚蠢、暖昧、含义不明吗？

“不，我像他一样充分理解他的话，比我理解生活中任何事更透彻。我在生活中从不怀疑什么，因此也不可能怀疑他的话。不仅我一个人，世界上人人都理解，没有人对此发生怀疑，大家都同意他的话。

“费多尔说看院子人基里洛夫活着为了吃饱肚子。这是当然的事。我们人是有理性的生物，要活命不能不吃饱肚子。可是费多尔说，为吃饱肚子活着是不对的，活着应该为真理，为上帝。经他一提示，我才恍然大悟！我和千百万古人和千百万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和思想丰富、著作等身的贤人，都含糊其词地谈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大家都同意一点：活着为了什么，什么是善。我和大家都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个信念无法用理智解释，它超越理智，超越因果关系。

“要是善有原因，它就不是善；要是善有结果——奖赏，它也不是善。因此善是超越因果关系的。

“这个道理我明白，人人都明白。

“我追求奇迹，因为看不到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嘿，原来奇迹就在这里，这是我周围永存的唯一奇迹，可是我没有发现！

“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难道我找到了一切答案，难道我的苦恼从此结束了？”列文一面想，一面迈步在灰砂飞扬的大路上走着，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觉得已经从长期的苦恼中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太痛快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兴奋得喘不过气，再也走不动了，就离开大路来到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下没有割过的草地上。他从汗淋淋的头上摘下帽子，支着一个臂肘，侧身躺在林间宽大多汁的野草上。

“是的，得好好思考一番，弄个明白。”他一面想，一面凝视着面前没有被践踏过的青草，看一只绿色的甲虫怎样沿着一根冰草爬上去，但被茅草叶子挡住了。“一切得从头开始。”他自言自语说，拉开茅草叶子，不让它挡住甲虫的路，又弯下另一片叶子，让甲虫爬过去，“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啊？我发现什么了？”

“以前我常常说，在我的身体里，在这根青草里和这只甲虫里（瞧，它不喜欢这根草，展翅飞走了）都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发生物质变化。我们每个人，还有白杨、云彩和星云都在进化中。从什么进化而来？进化成什么？进化和斗争是永无止境的吗？……仿佛在无穷中会有什么方向和斗争！我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我沿着这条路冥思苦想，还是弄不懂人生的意义、我的欲望和冲动的意义。不过，我的冲动很明显，我经常受它支配。因此，当费多尔对我说：‘要为上帝、为灵魂而生活’时，我觉得又惊奇又高兴。

“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只是明确了我所知道的事。我懂得了那不仅过去而且现在赋予我生命的力量。我摆脱了欺骗，认识了我主。”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来趴在地上，动手拿一根草打了个结，竭力不把它折断。

“不仅是理智的骄傲，而且是理智的愚蠢。主要是诈骗，理智的诈骗。确实是理智的诈骗行为。”他重复说。

他扼要地回顾了最近两年思想演变的过程，这种明显的关于死的思想是从看见他心爱的哥哥病危而产生的。

他第一次清楚地懂得，在人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忘却以外别无他物。他决定再不能这样活下去，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致成为魔鬼的恶毒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但是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是照原来那样生活、思想和感觉，并且在这期间结了婚，体验到许多快乐，当他不考虑生活的意义时，还能感到幸福。

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他生活美满，但思想贫乏。

他凭着随同母奶一起吸进去的心灵的真理过活（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思想上不仅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竭力回避它们。

现在他明白了，他只能凭他从教养获得的信仰生活。

“要是我没有这种信仰，要是我不知道应该为上帝而不是为个人欲望而生活，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将怎样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会抢劫，撒谎，杀人。成为我生活中主要欢乐的东西也就不再存在了。”要是他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不论他怎样苦苦思索，也无法想象他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充满兽性的东西。

“我寻求这些问题的解答。可是我的思想不能为我找到答案，因为它达不到这个水平。答案是生活本身给我的，是由于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这种知识我不是用什么方式取得的，它是天赋的，就像每个人都是天赋的一样，它是天赋的，因为我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它。

“我这是怎样得到它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做到爱人而不害人吗？我从小听人家对我这样说，我就高高兴兴地相信了，因为人家说的道理在我心灵里本来就有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发现了凡是妨碍满足我欲望的一切人理应被消灭的法则。这是理智做出的结论。但理智不会发现应该爱人这个原则，因为它是违反理性的。”

十三

列文回想起前不久发生的跟陶丽和她的孩子们有关的一幕。孩子们没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草莓，用注射器把牛奶射到嘴里。做母亲的发现他们捣蛋，就当着列文的面训斥他们说，大人费了多少力气才取得的成果，被他们随便糟蹋，这些力气都是为他们花的；如果打碎茶杯，他们就没有茶喝；如果浪费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他们就会饿死。

孩子们听母亲训斥时那种平静、沮丧的不信任神气使列文感到惊奇。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对母亲的话只字不信。他们无法相信她的话，因为不能想象他们的游戏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也不能想象他们所毁坏的就是他们赖以生活的东西。

“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一向如此，将来也是这样。这都是老规矩，永远不会变。这都是现成的，用不着我们操心，可是我们要想出些新鲜花样来。所以我们想出把草莓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牛奶用注射器直接相互射到嘴里。这很新鲜好玩，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

“当我用理智探索自然力的作用和人生的意义时，难道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

“一切哲理，通过人所不习惯的奇怪思路，去探索早已懂得而且人类借此生活的道理，不也是这样的吗？每个哲学家事先就像费多尔一样明确知道——但也不比他更清楚——人生的主要意义，但为了发挥他的理论，却用靠不住的推理方式回到尽人皆知的道理上来，这一点难道还不明显吗？

“好吧，如果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做杯子，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都会饿死的。好吧，如果听任我们放纵欲望和思想，抛弃上帝和造物主的概念，那将会怎么样！或者不懂得什么是善，不解释什么是道德上的恶，那又会怎样！

“好吧，不懂得这些道理，你们去建设建设什么东西看！

“我们往往只会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就像孩子一样！

“那种使我精神平静并同农民一致的使人快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我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从小受的教养要我信奉上帝，我是个基督徒，这辈子充满基督教赐予我心灵的幸福，我的整个身心洋溢着这种幸福并且赖以生活。可是我像孩子一样幼稚无知，不了解它，总是破坏它，也就是想摧毁赖以生活的东西。一旦遇到危急，就像孩子饥寒交迫一样，去向他求教。而且我还不如孩子，他们因为淘气而驯顺地挨母亲的责骂，我却认为我那种幼稚的胡闹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害。

“是的，我懂得事情并不是凭理智，而是靠天赋，我是通过心灵，通过教堂所宣扬的主要东西而懂得道理的。”

“教堂吗？是教堂！”列文自言自语，转了个身，用另一个臂肘支着身子，眺望着远处向河边走去的一群牲口。

“可是我能相信教堂传播的一切道理吗？”他想，试图用各种可能破坏他现在平静心境的事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一向使他觉得迷惑不解的那些教义。“创世的道理怎么样？我怎样解释生存？用生存来解释生存吗？没有东西能解释吗？还有魔鬼和罪孽呢？我用什么来解释罪恶？……那么救世主呢？……

“可是除了尽人皆知的道理，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无法知道。”

如今他觉得没有一条教义违反它的主要信仰——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上帝、对善的信仰。

每一条教义与其说是用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不如说是侍奉真理。每一条教义不仅不会违反这个主要的信仰，而且是完成世上种种奇迹所必不可少的。出现这种奇迹，就是为了使每个人，使千百万形形色色的人，圣贤和白痴，儿童和老人，农民，李伏夫，吉娣，乞丐和国王懂得同一个道理，并且构成那种我们唯一重视和珍惜的精神生活。

他仰天躺着，遥望万里无云的高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穷无尽的空间而不是圆圆的苍穹吗？但不管我怎样眯细眼睛极目远望，我不能看到它不是圆的和不是有限的。我明明知道空间是无穷的，但当我看出它是坚实的苍穹时，我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比我竭尽目力妄想看得更远要正确些。”

列文不再往下想，仿佛在倾听快乐而专心地交谈什么的神秘声音。

“这真的就是信心吗？”他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我的上帝呀，我感谢你！”他喃喃地说，把喉咙里涌上来的呜咽咽下去，同时双手擦着夺眶而出的泪水。

十四

列文眼睛瞪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接着看见他那辆套着“乌鸦”的马车，还有那个驾车到牲口群旁同牧人说话的车夫。然后他听见近处的车轮声和他那匹骏马的喷鼻声，但他沉浸在遐想中，根本没想到车夫向他跑来有什么事。

直到车夫离他很近，向他招呼，他才醒悟过来。

“夫人派我来接您。大伯带着一位老爷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列文仿佛从梦中醒来，好一阵还没完全清醒。他打量着胯股间和被缰绳擦伤的脖子上汗沫淋漓的骏马，又望望身边的车夫伊凡，想到他一直在等待哥哥，想到妻子一定因他迟迟不归而担心，并且竭力猜想那个跟哥哥一起来的客人是谁。他的哥哥、妻子和未知的客人，此刻在他心目中都和以前不同。他觉得他同一切人的关系都起了变化。

“今后我同哥哥再不会像以前那样疏远，再不会争吵了；我同吉娣再不会吵嘴了；不论来客是谁，我都要待他客客气气；我对仆人、对伊凡的态度也会两样了。”

列文用粗硬的缰绳勒住焦躁地喷着鼻息、要求奔驰的骏马，转身望望旁边的伊凡。伊凡空着一双手不知所措，就一直按住衬衫。列文想找个借口同他谈话。他想说伊凡把马肚带收得太紧，但这样有点像责备，而他却想说些亲切的话。可是别的话又想不出来。

“您靠右边走吧，那边有个树桩。”车夫替列文拉了拉缰绳说。

“你别来碰我，也别来教训我！”列文由于车夫的干涉生气地说。人家干涉他的行动总使他恼火，这次也是如此，但他立刻烦恼地想到，只要一接触现实，他就无法保持良好的情绪。

在离家四分之一里的地方，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雅迎面跑来。

“康斯坦京姨父！妈妈也来了，外公也来了，谢尔盖姨父也来了，另外还来了一个人。”他们爬上马车说。

“是谁呀？”

“模样可吓人啦！瞧，两只手就是这个样子。”塔尼雅在马车里站起身来，模仿卡塔瓦索夫的样子，说。

“哦，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雅模仿的姿势使他想起了一个人。

“嗐，但愿不是一个叫人讨厌的人！”列文想。

大路刚一转弯，列文就看见那群迎面走来的人，并且认出那个戴草帽的就是卡塔瓦索夫——他走路时摆动双手的姿势就像塔尼雅所模仿的那样。

卡塔瓦索夫很喜欢谈论哲学，他从那些对哲学一窍不通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听来一些哲学见解。最近列文在莫斯科同他争论过好多次。

列文一认出卡塔瓦索夫，首先想到那一次争论，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他占了上风。

“不，我再也不争论，再也不随便发表意见了。”列文想。

他下了马车，同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打过招呼，就问起妻子的情况。

“她把米嘉抱到柯洛克（一座离家很近的树林）去了。她想让他在那里歇一会儿，家里太热了。”陶丽说。

列文一向劝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里，认为这很危险，因此这消息使他不快。

“她抱着他到处跑，”老公爵笑眯眯地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试。”

“她想到养蜂场去。她以为你在那边。我们正往那里走呢。”陶丽说。

“那么，你在忙什么呀？”柯兹尼雪夫落在众人后面，同弟弟并肩走着问。

“哦，没什么。仍旧在搞农业，”列文回答，“你怎么样，可以待一阵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来了。”

“大概可以待两个礼拜。我在莫斯科还有一大堆事呢。”

说这话的时候，弟兄俩的目光相遇了。列文望着哥哥有点局促不安，虽然他一向希望，现在特别强烈地希望同哥哥友好，首先做到开诚布公。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

列文竭力搜索能使柯兹尼雪夫感兴趣的话题，免得他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问题——他说到在莫斯科有一大堆事，已经做了暗示——就谈起柯兹尼雪夫的著作来。

“你那部著作有什么反应吗？”列文问。

柯兹尼雪夫听出他提这个问题的用意，微微一笑。

“对这事谁也不感兴趣，我自己尤其不感兴趣。”他说，“你瞧，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用伞指指白杨梢上的灰云，又说。

这样的话就足以使兄弟之间恢复即使不是敌对也是冷淡的关系——这是列文竭力想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承蒙光临，真是太荣幸了。”列文对他说。

“早就想来拜访您了。现在让我们好好谈一谈，交换交换看法，您读过斯宾塞的作品吗？”

“不，没有读过，”列文说，“不过，我现在用不着。”

“怎么用不着？可有意思呢。为什么用不着？”

“因为我完全相信，我关心的问题在他们那类人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答案的。现在……”

卡塔瓦索夫脸上安详乐观的表情使他觉得惊奇。这场谈话显然破坏了他的情绪，他感到惋惜，但一记起自己的决心，就不再谈下去。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列文说，“如果到养蜂场，那么这儿走，走这条小路。”他对大家说。

他们沿着狭窄的小径，来到一块没有割过的林中草地，草地的一边长着一片色彩鲜艳的紫罗兰，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藜芦。列文请客人们来到小白杨树浓密的阴影里，在专门为参观养蜂场而又害怕蜂群的客人设置的长凳和树桩上坐下，自己走到小木屋里去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招待大人和孩子。

他倾听越来越频繁地在他旁边飞过的蜂群，沿着小径蹑手蹑脚走到木屋里。在入口处，一只蜜蜂钻到他的胡子里，嗡嗡叫着。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走。他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上的衣架上摘下他的面罩，戴好了，两手插在口袋里，走进篱笆围着的养蜂场。在这割去野草的养蜂场上，一排排整齐的老蜂房用树皮绳子缚在木桩上。他认识每一个蜂房，知道它们的来历。沿篱笆陈列着一排今年才入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出口处，一群群工蜂和雄蜂麇集在一起盘旋游戏，弄得人眼花缭乱；其中工蜂总是朝一个方向飞到鲜花盛开的菩提树林里，又飞回蜂房，这样不断地往返采蜜。

耳朵里不断地传来营营嗡嗡的声音，忽而是急急飞过的忙碌的工蜂，忽而是东游西荡的闲散的雄蜂，忽而是保护财物不受敌人侵犯、随时准备蜇人的守卫蜂。在篱笆的那一边，有个老头儿在做桶箍，没有看到列文。列文站在养蜂场中央，没有招呼他。

能有机会独自待着，摆脱一下破坏他情绪的现实生活，他觉得很高兴。

他想起他对伊凡又发了脾气，对哥哥态度冷淡，同卡塔瓦索夫谈话又很轻率。

“难道这样的心情只是一刹那的事，它又会无影无踪地消失吗？”他想。

但就在恢复情绪的当儿，他愉快地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一种重大的新变化。现实生活只是暂时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他的心情其实还是很安宁的。

就像此刻在他周围飞舞、威胁他、吸引他注意的蜜蜂，使他身体上不得安宁，迫使他退缩，避开它们那样，自从他上了马车就骚扰他的种种忧虑，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由；但这种情况只是在他处身于这些忧虑之中时才有。就像他的体力并没有受蜜蜂的损伤一样，他新近觉醒的精神力量也是完整无损的。

十五

“啊，康斯坦京，你知道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跟谁同车吗？”陶丽给孩子们分好黄瓜和蜂蜜，说，“跟伏伦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了。”

“他不光是自己去，还出钱带一个骑兵连去！”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为人，”列文说，“难道一直还有志愿兵出去吗？”他瞧了一眼柯兹尼雪夫，加上说。

柯兹尼雪夫没有回答，用一把钝刀小心翼翼地从盛有一个楔形白蜂窝和蜜汁的碗里挑出一只活蜂。

“可不是！您没看到昨天车站上那个场面呢！”卡塔瓦索夫苏苏地吃着黄瓜，说。

“哦，怎么回事？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给我讲讲：这些志愿兵都到哪儿去？他们同谁打仗啊？”老公爵问，显然是继续刚才列文不在时开了头的谈话。

“同土耳其人打仗。”柯兹尼雪夫把那只拼命挣扎的被蜜浸得发黑的蜂挑出来，放在一张坚实的白杨树叶上，这才定下心来笑着回答。

“那么，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凡·伊凡诺奇·果佐夫和李迪雅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过战，但大家同情兄弟民族的苦难，愿意支援他们。”柯兹尼雪夫说。

“公爵说的不是支援，”列文帮岳父说话了，“他说的是打仗。公爵说，个人不得到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康斯坦京，当心哪，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它要蜇我们了！”陶丽挥开一只黄蜂说。

“这不是蜜蜂，这是黄蜂。”列文说。

“嗯，嗯，那么照您的理论又该怎样呢？”卡塔瓦索夫笑嘻嘻地问列文说，显然想引他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我认为：一方面，战争是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任何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这种责任，它也无法避免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按照科学和常识来说，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战争这种事上，公民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意志。”

柯兹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同时用想好的道理反驳他。

“对了，问题就在这里，老弟，有时政府不能执行公民的意志，社会就起来表示态度。”卡塔瓦索夫说。

不过，柯兹尼雪夫显然不赞成这种反驳。他听到卡塔瓦索夫的话，皱起眉头，说出不同的意见：

“可不能这样提问题。这里谈不上什么宣战不宣战，只不过表现人情，表现基督徒的感情罢了。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遭屠杀。唉，即使不是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而只是一般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哇。一旦动了公愤，俄罗斯人就会赶去制止暴行。譬如说，你走在街上，看见醉汉殴打妇女或孩子，我想你一定不会问有没有向这人宣过战，就会向他冲过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但我不会把他打死。”列文说。

“不，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说不上来。要是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可能感情用事，但事先我可不敢说。遇到斯拉夫人受压迫，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情冲动了。”

“也许你没有。别人可是有的，”柯兹尼雪夫不满意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正教徒受‘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的传说。人民听到骨肉同胞受苦难，就会起来说话。”

“也许是这样，”列文含糊地回答，“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是人民，我没有感觉到这一层。”

“我也没有，”老公爵回答，“我住在国外，看看报纸，老实说，在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忽然都那么热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可我对他们却毫无感情？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想到我这人是个怪物呢，还是卡尔斯巴德矿泉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一回来，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只关心俄罗斯、不关心斯拉夫弟兄的，不止我一人，还有别的人。瞧，康斯坦京就是一个。”

“这里个人意见无足轻重，”柯兹尼雪夫说，“当全体俄罗斯人民表示态度的时候，个人意见就不足道了。”

“对不起，这一点我可看不出来。人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老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礼拜天教堂里不是讲过吗？”陶丽听着他们谈话，插嘴说，“请你给我一块手巾，”她笑眯眯地望着孩子们，对老头儿说，“也不可能人人都……”

“礼拜天教堂里有些什么呢？牧师奉命宣读，他就读了。他们可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叹气，就像平时传道一样，”老公爵又说，“后来说，教堂为了拯救灵魂要募捐了，每人就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至于做什么用，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总是关心的，现在这种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柯兹尼雪夫打量着养蜂老头，肯定地说。

这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老头儿，长着花白大胡子和一头银发，手里拿着一杯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安详地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想明白。

“确实就是这样。”他听了柯兹尼雪夫的话，煞有介事地摇摇头说。

“咳，您问问他好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列文说，“米哈伊雷奇，你听说打仗的事了吗？”列文问他，“你说说，教堂里念过什么了？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我们有什么可想的？皇上阿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替我们考虑，样样事情他都会替我们考虑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要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娃娃一点吗？”他指指吃完面包皮的格里沙，问陶丽。

“我不需要问，”柯兹尼雪夫说，“我们看到过，我现在也看到，成千上万人牺牲一切，为正义的事业出力，他们从俄国四面八方来，明确表示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出钱来，或者亲自出发，直率地说出为了什么。这到底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照我看，”列文开始有点激动，说，“在八千万人民中总会有几百个，甚至象现在这样几万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亡命之徒，他们随时准备投奔普加乔夫一伙，奔往基发，奔往塞尔维亚……”

“我对你说，不是千百个亡命之徒，是最优秀的人民代表！”柯兹尼雪夫十分激动地说，仿佛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可直接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啊。”

“‘人民’这个词的含义太笼统了，”列文说，“乡下文书，学校教师，再加上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至于其余八千万人，像米哈伊雷奇那样，不仅没有表示他们的意志，他们根本不懂为什么要表态。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

十六

柯兹尼雪夫在论战上富有经验，没有立刻反驳，却把话题一转，说：

“不错，你要是用算术方法去了解人民的精神，那当然是很困难的。我们这里又不采用投票方式，事实上也不能采用，因为它不能反映民意。不过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从气氛中感觉到，可以用心来体会。且不说在表面平静的人民海底里流动的潜流——凡是不抱成见的人都能看见，你就观察一下社会吧。世界上形形色色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以前都势不两立，如今却联合起来了。一切分歧都消除了，各种社会团体都有了共同语言，大家都感觉到有一种自然力量抓住他们，把他们往一个方向送。”

“是啊，所有的报纸都唱着同一个调子，”老公爵说，“这是事实。千篇一律，简直像雷雨前的蛙鸣。它们叫得你什么也听不见。”

“是不是青蛙，我不办报，不想替它们辩护；我是说全体知识分子思想一致了。”柯兹尼雪夫对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可是老公爵打断了他的话。

“咳，关于思想一致我还有些话说，”老公爵说，“我还有个女婿，叫斯吉邦·阿尔卡迪奇，你们都认识他的。现在他弄到一个什么委员会理事的差事，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那边没事可做——嗳，陶丽，这又不是什么秘密！——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不妨问问他，这差事有没有作用，他会说作用极其重要。他为人诚恳，但我们也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是起作用的。”

“对了，他要我转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弄到这个差事了。”柯兹尼雪夫不满意地说，认为老公爵的话驴唇不对马嘴。

“报刊上的思想一致也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只要一打仗，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一倍。他们怎能不关心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还有别的什么呢？”

“有许多报纸我是不喜欢的，但这话未免有点不公平。”柯兹尼雪夫说。

“我只要提出一个条件来就行了，”老公爵继续说，“阿尔方斯·卡尔在同普鲁士开战前发表的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好！谁鼓吹战争，就让谁参加特种先锋队，带头去冲锋陷阵吧！’”

“这下就要当编辑的好看了。”卡塔瓦索夫想象着他熟识的编辑参加这种先锋队的情景，放声笑起来说。

“我看他们准会临阵脱逃的，”陶丽说，“这样只会坏事。”

“如果临阵脱逃，那可以用霰弹或者派拿鞭子的哥萨克押阵。”老公爵说。

“这可是个笑话，公爵，恕我不客气说一句，还是个不体面的笑话呢。”柯兹尼雪夫说。

“我看并不是笑话，这是……”列文刚一开口，就被柯兹尼雪夫打断了。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他应尽的责任，”柯兹尼雪夫说，“脑力劳动者的责任就是反映舆论。报刊的责任就是使舆论一致并得到充分反映，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们会保持沉默，可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万众一心准备站起来，准备为被压迫人民作自我牺牲。这是一种壮举，是力量的保证。”

“不过，这不光是自我牺牲，还要杀死土耳其人，”列文怯生生地说，“人民牺牲或者准备牺牲，是为了自己的灵魂，可不是为了杀人。”他加上说，不知不觉把这场谈话同他念念不忘的思想联系起来。

“怎么为了灵魂？要知道这种话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笑嘻嘻地说。

“嗯，您知道的！”

“哈哈，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放声大笑说。

“基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105]”柯兹尼雪夫也反驳说，他仿佛随便引用《福音书》里一句话，却弄得列文发窘。

“这话一点不错。”老头儿站在他们旁边，重复说，同时回答偶尔向他投来的目光。

“不，老弟，你被打垮了，打垮了，彻底打垮了！”卡塔瓦索夫得意扬扬地叫道。

列文恼火得脸红耳赤，倒不是因为他被打垮了，而是因为他沉不住气又争论起来。

“不，我没法同他们争论，”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我可是光着身子。”

他看到不可能说服哥哥和卡塔瓦索夫，而要他同意他们的观点则更不可能。他们宣扬的就是那种险些儿把他毁灭的智力上的妄自尊大。他不能同意，根据几百名开到京城里来夸夸其谈的志愿兵的高调，包括他哥哥在内的几十个人就有权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也就是复仇和屠杀的思想。他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还因为他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却看不出有这种思想的表现，在他自己身上也找不到这样的思想（他无法不把自己看成是俄国人民的一分子），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和人民都不知道，都无法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却清楚地知道，只有严格遵守摆在人人面前的善的原则，才能得到这种公共福利，因此不论为了什么目的都不要战争和鼓吹战争。他和米哈伊雷奇如同传说中邀请北欧游牧民族酋长到俄国来实行统治的斯拉夫人一样：“您来做王，来统治我们吧。我们甘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一切屈辱，一切牺牲，都由我们承担；我们不做判断，不做决定。”可是现在的人民，照柯兹尼雪夫的说法，已放弃了用如此昂贵的代价买得的权利。

他本来还想说：既然舆论是公正的法官，为什么革命、公社并不像支援斯拉夫人运动那样合法？但这一切只是些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想而已。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前这场争论激怒了柯兹尼雪夫，因此争论下去是不好的。列文不作声，只提醒客人们，乌云聚拢来了，还是趁没下雨赶快回家吧。

十七

老公爵和柯兹尼雪夫坐上马车跑了；其余的人也都疾步走回家去。

天上的阴云忽而发白，忽而变黑，迅速地飘过来。他们必须再加快脚步，才能赶在下雨前回到家里。前面的乌云沉得低低的，黑得像煤烟，飞快地横过天空。离家还有两百步光景，可是刮风了，随时都会下倾盆大雨。

孩子们又惊又喜地尖叫着，跑在前头。陶丽吃力地挣脱贴住两腿的裙子，眼睛盯着孩子们，已经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奔跑了。男人们按住帽子，大踏步走着。当大滴的雨点打着铁皮水槽的边缘时，他们已走到台阶边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快活地说笑着，跑到屋檐底下。

“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雅，她手里拿着头巾和披肩在前厅迎接他们。

“我们还以为她同你们在一起呢。”她说。

“那么米嘉呢？”

“一定在柯洛克树林里，保姆同他们在一起。”

列文抓起一件披肩，拔脚往柯洛克跑去。

刹那间，乌云已把太阳完全遮住，天色黑得像日食一样。狂风肆无忌惮地刮个不停，挡住列文的去路，吹落菩提树上的叶子和花朵，把白桦树枝上的树皮剥得不成样子，把洋槐、牛蒡、花草和树梢都吹得倒向一边。在花园里干活的姑娘们尖声叫着跑到下房。白茫茫的雨帘吞噬了远处的树林和附近的一半田野，迅猛地向柯洛克推进。雨点碎成一个个小水珠，弥漫在空中。

列文头向前冲，同那要刮去他手里头巾的狂风搏斗着，快跑到柯洛克了。这当儿，他看见一棵麻栎树后面有个白晃晃的东西，突然火光一闪，整个大地燃烧起来，头上的天空仿佛爆裂了。列文睁开发花的眼睛，透过把他同柯洛克隔开的浓密雨帘，首先恐惧地看到，树林中间那棵熟识的麻栎树的绿色梢头已古怪地换了位置。“难道真的被雷劈了？”列文刚一想到，那棵麻栎树的梢头越来越快地倒下来，隐没在其他树木后面，接着就听见轰隆一声，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

闪电、雷鸣和浑身上下的一阵寒意交集在一起，使列文感到极其恐怖。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别砸着他们哪！”他喃喃地说。

他立刻想到，祈求那棵已倒下的麻栎不要砸着他们是多么可笑，但他还是重复了一遍，因为除了这种毫无意思的祷告外，他束手无策。

他跑到他们平时常去的地方，可是没有找到。

他们在树林另一头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唤他。两个穿深色衣服（他们出门时穿的是浅色衣服）的人弯腰站在什么东西上。这是吉娣和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他们身边的时侯，天亮起来了。保姆的下半截衣服是干的，可是吉娣的衣服全湿透了，贴在她身上。雨虽然已经停了，可他们还是保持雷电交作时那个姿势。两人都弯下腰，俯在一辆遮着绿色阳伞的童车上面。

“都活着吗？都平安无事吗？赞美上帝！”他喃喃地说，跺着一只灌满了水快要脱落的靴子，啪哒啪哒地向他们跑去。

吉娣戴一顶被雨淋得走了样的帽子，扭过她那张湿淋淋红喷喷的脸对着他，羞怯地微笑着。

“咳，你怎么不害臊啊！我真不明白怎么可以这样鲁莽！”他怒气冲天地责备妻子。

“说实在的，这不能怪我。我们刚要走，他就哭起来。我们只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要……”吉娣开始为自己辩解。

米嘉身上一点没湿，平平安安，一直睡得很香。

“啊，赞美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这是在说什么！”

他们收拾好湿尿布；保姆把婴儿抱了起来。列文走在妻子旁边，为自己的发火感到悔恨，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吉娣的手。

十八

那天一整天，列文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人家的谈话。他对心中发生的变化虽然感到失望，但还是一直很高兴。

雨后地面太湿，不能出去散步；而且阴云始终没有离开地平线，忽而这里，忽而那里，雷声隆隆，遮暗了天空。大家就在房子里消磨那天剩下的时间。

大家不再争论，午饭以后，个个情绪都很好。

卡塔瓦索夫起初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逗得太太们发笑，后来受柯兹尼雪夫的怂恿，就讲了他对雌雄苍蝇性格和外貌差异以及它们生活习性的有趣观察。柯兹尼雪夫也兴致勃勃，喝茶时应他弟弟的要求讲了他对东方前途的看法，讲得那么通俗生动，使大家都很感兴趣。

只有吉娣一人没听完他的话，因为被叫去替米嘉洗澡了。

吉娣走了几分钟，列文也被叫到育儿室。

列文放下茶点，惋惜不能听完这场有趣的谈话，又担心不要出了什么事——因为没有要紧的事是不会请他去的——就向育儿室走去。

列文对哥哥关于获得解放的四千万斯拉夫人应该同俄国一起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新鲜理论虽然很感兴趣，吉娣叫他去究竟有什么事也使他不安，但当他一离开客厅，剩下自己一个人时，早晨所想的事又立刻浮上心头。斯拉夫人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同他内心的感受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他一下子就把它置诸脑后，又恢复了早晨那种心情。

他不像以前那样回顾思想的全过程（他不需要这样做）。他立刻恢复了原来支配过他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同他的思想分不开的——并且发觉这种心情比以前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不像以前那样为了获得这种心情必须自我安慰并回顾思想的全过程。现在正好相反，快乐和宽慰的心情比以前强烈，但思想却跟不上他的心情。

他穿过游廊，望望苍茫暮色中出现的两颗星星，忽然想：“是的，我曾经望着天空想，我见到的苍天并不是幻影，但有些事我没有想透彻，有些东西我不敢正视。但不管怎样，都没有理由反对。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会清楚的！”

他踏进育儿室，突然明白他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是他启示了什么是善，那么为什么这种种启示只限于基督教一个教呢？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劝人为善，它们同这种启示又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他已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来不及向自己解释清楚，就踏进了育儿室。

吉娣卷起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一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就转过脸来，笑盈盈地示意他走过去。她一只手托着仰天浮在水面上、两只小脚乱踢的胖娃娃的头，另一只手拿着海绵往婴儿身上擦，臂上的肌肉有节奏地跳动着。

“嘿，你瞧，你瞧！”当丈夫走到她身边时，她说，“阿加菲雅说得对，他会认人了。”

从今天起，米嘉确实认得所有的亲人了。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们立刻试给他看，那娃娃果然认得他了。她们又特地把厨娘叫来试验。她弯下腰，娃娃却皱起眉头，不高兴地摇摇头。吉娣向他俯下身去，他就满脸笑容，小手抓住海绵，咂着嘴唇，发出满意的怪声，不但吉娣和保姆，连列文也顿时心花怒放了。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出来，又用水把他冲了冲，拿大毛巾把他包起来，擦干了，等他尖声啼哭了一阵之后，把他抱给母亲。

“哈，我真高兴，你开始喜欢他了，”吉娣安静地在坐惯的位置上奶孩子的时候，对丈夫说，“我真高兴啊！要不我可为这事担忧呢：你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不，难道我说过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有点失望罢了。”“怎么，你对他觉得失望？”

“不是对他失望，是对我自己的感情觉得失望。我抱的希望还要大些。我原希望心里会产生一种意外的欢乐，相反却觉得厌恶和怜悯……”

她隔着婴儿的身子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话，重新戴上替孩子洗澡时摘下的戒指。

“主要是忧虑和怜悯大大超过欢乐。可是今天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雷雨，我明白了我是多么爱他啊。”

吉娣脸上洋溢着欢笑。

“你当时很害怕吗？”她说，“我也是的，但现在我比当时更害怕。我要去看看那棵麻栎树。卡塔瓦索夫这人真有趣！总的来说，今天这一天过得真有意思。你心里高兴的时候，待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真好……哦，到他们那里去吧。这里洗过澡，总是闷热得很……”

十九

列文走出育儿室，剩下自己一个人，又立刻想起了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他没有回到人声嘈杂的客厅，却站在游廊里，凭栏望着天空。

天色全黑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没有乌云。乌云滞留在另一方，那里电光闪闪，远远地传来雷声。列文倾听花园里菩提树滴水的谐调声音，仰望熟识的三角形星群和支流错综的银河。闪电一亮，不仅银河，就连那灿烂的星星也影踪全无了，但等闪电熄灭，星星又仿佛被一只魔手抛出来，立刻出现在原处。

“嗯，究竟什么事使我惶惑不安呢？”列文暗暗自问，感到心里已有了他的答案，虽然还不很清楚。

“是的，神的明确无疑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启示向世人公布善的法则。这些法则我觉得存在于我的心中，承认这些法则——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和人家结成信徒的团体，就是教会。那么，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向自己提出这个他自认为危险的问题，“难道这几亿人就被剥夺了生活中少了它就毫无意义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吗？”他沉思起来，但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我究竟在探索什么？”他自言自语，“我在探索人类各种信仰和神的关系。我在探索上帝对这充满星云的整个宇宙所做的普遍启示。我究竟在做什么？对我个人，对我的心，无疑已显示了人的智慧所无法达到的认识，可是我却固执地想用智慧和语言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星吗？”他仰望着一颗移动到白桦树梢上的明亮的行星，自言自语，“可是我望着星星的运动，却不能想象地球的旋转。我说星星在运动是对的。

“天文学家要是估计到地球全部错综复杂的运动，他们还能理解和算出什么来吗？他们关于天体的距离、重量、运动和摄动的奇妙结论，都是根据看得出来的天体围绕固定的地球的运动，根据目前我亲眼目睹、过去曾出现在亿万人眼前的运动，这种运动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可以得到证实。就像天文学家不根据子午线和地平线对看得见的天体进行观察，所得的结论将是虚妄和不可靠一样，我要是不以对人人都同样永恒不变、基督教向我显示并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获得证实的善恶观为基础，我的结论同样将是虚妄和不可靠的。其他信仰和它们对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不可能去解决。”

“咦，你还没有走吗？”吉娣也从这里到客厅去，看见他问，“怎么，你没有什么不痛快吧？”她凭着星光仔细打量着他的脸，说。

不过，要不是又一次使群星黯然失色的闪电，她还是不能看清他的脸。凭着闪电的强光，她才看清了他的脸，看出他平静快乐。她对他嫣然一笑。

“她一定知道，一定了解我在想什么，”他想，“我要不要告诉她？好，让我告诉她。”他正要开口，却被她抢先了。

“听我说，康斯坦京！你帮个忙，”她说，“到角房里去看看，他们给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方便。他们有没有放上新脸盆？”

“好的，我这就去。”列文站起来吻着她说。

“不，不用对她说了，”当她走到他前面时，他想，“这是一个秘密，只我一个人需要，重大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种新的感情并没有使我发生什么变化，并没使我感到幸福，并不像我梦想的那样大彻大悟，而是像我对儿子的感情那样。也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地方。是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这种感情却不知不觉痛苦地出现在我身上，并且牢固地扎根在我心里。

“我依旧会对车夫伊凡发脾气，依旧会同人争吵，依旧会不得体地发表意见，依旧会在我心灵最奥秘的地方同别人隔着一道鸿沟，甚至同我的妻子也不例外，依旧会因自己的恐惧而责备她，并因此感到后悔，我的智慧依旧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祷告，但我依旧会祷告——不过，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分钟不但不会像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我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

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

附录　《安娜·卡列尼娜》各章内容概要

上

第一部

1　奥勃朗斯基夫妻吵架

2　吵架后奥勃朗斯基的处境

3　奥勃朗斯基早晨去官厅以前。接见加里宁上尉遗孀

4　奥勃朗斯基同妻子和解失败

5　奥勃朗斯基的官职。奥勃朗斯基在官厅里。列文来访

6　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吉娣的恋爱

7　列文探望哥哥柯兹尼雪夫。列文参与柯兹尼雪夫同哈尔科夫来的教授谈话

8　柯兹尼雪夫同列文谈论地方自治会和哥哥尼古拉

9　列文和吉娣在动物园溜冰。列文和奥勃朗斯基去饭店午餐

10～11　奥勃朗斯基和列文在英国饭店；午餐；谈到吉娣和伏伦斯基。奥勃朗斯基同列文争论爱情和女人问题

12　谢尔巴茨基一家。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为吉娣婚事操心

13　列文向吉娣求婚遭到拒绝

14　谢尔巴茨基家晚会。列文同伏伦斯基见面

15　晚会结束后。吉娣父母吵嘴

16　伏伦斯基对吉娣的态度

17　伏伦斯基和奥勃朗斯基在莫斯科车站等候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

18　安娜·卡列尼娜抵达莫斯科。她同伏伦斯基在车厢里相遇。看道工死于火车轮下。他的死给安娜·卡列尼娜的印象

19　安娜和陶丽见面。她们谈论奥勃朗斯基的变心

20　安娜同吉娣相遇

21　奥勃朗斯基夫妻言归于好。伏伦斯基的夜访

22　吉娣和安娜在舞会上

23　安娜的成功和吉娣的悲伤

24～25　列文赴旅馆探望尼古拉哥哥

26　列文回到自己的庄园

27　列文对家庭生活的幻想

28　安娜同陶丽话别。安娜回彼得堡

29　安娜在火车上。阅读英国小说。一个梦

30　途中遇伏伦斯基。安娜抵达彼得堡。在车站上遇丈夫

31　伏伦斯基遇见安娜后的心情。伏伦斯基同卡列宁在彼得堡车站相遇

32　安娜回到家里，见到儿子谢辽查。李迪雅伯爵夫人和安娜另一女友的来访。安娜的心情

33　安娜回来后第一天在卡列宁家

34　彼得堡伏伦斯基寓所

第二部

1　谢尔巴茨基家替吉娣会诊。决定出国

2　吉娣心绪恶劣引起全家不安

3　陶丽在吉娣房里。吉娣向陶丽诉说心事，情绪激动

4　安娜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地位。伏伦斯基同培特西公爵夫人在歌剧院相遇

5　伏伦斯基给培特西讲九品文官以及他两个同僚闹事的经过

6　歌剧结束后在培特西家。众人对卡列宁夫妇的诽谤

7　安娜在培特西家。伏伦斯基向安娜表白爱情

8　卡列宁决定同妻子谈她在培特西家的行为

9　卡列宁同安娜谈话

10　谈话后夫妻关系

11　伏伦斯基同安娜发生关系。安娜内心的痛苦

12　列文在乡下。春天的农活

13　列文在自己的领地

14　奥勃朗斯基来访列文。准备打猎

15　列文和奥勃朗斯基狩猎。列文从奥勃朗斯基嘴里知道吉娣的病

16　奥勃朗斯基向商人梁比宁出售树林

17　列文同奥勃朗斯基在打猎后晚餐时谈心

18　伏伦斯基的生活；他的社交关系和团里的利益。嗜马成癖

19　伏伦斯基在团的公共食堂

20　伏伦斯基在红村营地木屋

21　伏伦斯基在赛马马房。弗鲁～弗鲁。伏伦斯基到彼得高夫看望安娜

22　赛马前伏伦斯基在安娜处。安娜告诉他怀孕

23　伏伦斯基从当前处境中找出路

24　伏伦斯基去赛马场路过勃良斯基家。在马房里和赛马场亭子旁。同哥哥和奥勃朗斯基相遇。比赛开始前的军官们

25　赛马；四里障碍赛。起赛。伏伦斯基同马霍京角逐。伏伦斯基赛马失利

26　卡列宁同妻子谈话后夫妇之间的关系。赛马那天卡列宁的活动

27　卡列宁在彼得高夫妻子的别墅

28　卡列宁在赛马场上。安娜的心情

29　伏伦斯基落马时安娜的激动。卡列宁对她的责备。安娜向丈夫承认自己同伏伦斯基的关系

30　谢尔巴茨基一家在国外温泉疗养。俄国来的旅客。华仑加

31　吉娣同华仑加认识

32　华仑加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的晚会上

33　吉娣认识华仑加后精神上的变化

34　谢尔巴茨基公爵赴卡尔斯巴德旅行回来。他同施塔尔夫人、华仑加和画家彼得罗夫认识

35　父亲回来后吉娣心情转变。谢尔巴茨基一家回到俄国

第三部

1　柯兹尼雪夫在乡下列文家。两兄弟在看待老百姓上意见分歧。列文关心农活

2　柯兹尼雪夫在列文伴同下前去钓鱼

3　两兄弟为地方自治会事争吵

4　列文清晨割草

5　早饭以后。割草人的午餐。在马施舍高地割草

6　列文割草后归家。奥勃朗斯基来信。两兄弟打算去叶尔古沙伏看望陶丽

7　陶丽和孩子们的乡村生活

8　陶丽带孩子们受圣餐。采蘑菇和游泳

9　列文在陶丽乡下

10　列文同陶丽谈论吉娣。列文辞别陶丽

11　列文在姐姐乡下养蜂场一个老头儿朋友家。列文同农民分草。伊凡·巴孟诺夫夫妇

12　列文欣赏农家生活。他决定开始过新生活。吉娣乘车去叶尔古沙伏陶丽家，途中邂逅列文

13　在妻子说出私情后，卡列宁从彼得高夫到彼得堡途中沉思。他决定表面上维持原来的关系

14　卡列宁写信给妻子要她在避暑季节结束后回彼得堡。卡列宁官场纠纷。“六月二日委员会”。卡列宁要求成立新的委员会

15　安娜向丈夫坦白后的心情。谢辽查做错事以后。安娜写信给丈夫，决定去莫斯科

16　安娜对卡列宁来信的反应。她想冲破“谎言的罗网”

17　安娜走访培特西，希望见到伏伦斯基。培特西同安娜谈论上流社会

18　槌球小组成员；萨福·施多茨、华西卡、卡鲁日斯基公爵、丽莎·梅尔卡洛娃、斯特列莫夫和“贵客”

19　伏伦斯基理财

20　伏伦斯基的生活原则。他希望明确自己同安娜的关系

21　团长设宴欢迎谢普霍夫斯科依公爵。谢普霍夫斯科依同伏伦斯基谈话。谢普霍夫斯科依企图拉伏伦斯基进官场任职

22　伏伦斯基同安娜在傅列达别墅花园里相见。他们谈论卡列宁来信

23　“六月二日委员会”会议。卡列宁做报告，获得成功。安娜回到彼得堡，同丈夫交谈

24　列文经营的农业；他同农民之间的激烈斗争。农业上的失败。丧失兴致。列文内心的苦闷。决定去史维亚日斯基家打猎

25　去史维亚日斯基家途中：在富裕的农民家逗留。老农家幸福生活给列文的印象

26　史维亚日斯基和他的家庭。史维亚日斯基的为人和观点。打猎失利。晚上喝茶时谈论农事，有两个地主参加

27　两个地主的宗法制农民观点。列文对农奴制改革、银行和铁路持否定态度

28　在史维亚日斯基书房里继续谈话。列文对学校的看法。列文关于地主经营的结论：必须注意俄国农民的特点并使雇工关心收成

29　列文试图改造原来的农场；实行计划的困难。列文对新的农场安排感兴趣，竭力研究经济规律

30　列文决定出国考察农业问题。准备出国。幻想建立一项新的科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流血的农业革命的思想

31　尼古拉哥哥来到列文庄园。列文思索死的问题

32　两兄弟争论列文的经济计划。尼古拉离去。列文出国

第四部

1　卡列宁安排夫妇两人在彼得堡的生活。伏伦斯基陪同外国亲王参观彼得堡名胜

2　安娜写信给伏伦斯基请求他去看望她。伏伦斯基的梦。伏伦斯基在门口同卡列宁相遇

3　安娜醋性发作。她想到分娩时可能死亡。安娜讲了和伏伦斯基相同的梦

4　伏伦斯基到来给卡列宁的印象。卡列宁夺取安娜放伏伦斯基来信的文件夹。卡列宁同妻子谈话。企图办理离婚手续

5　卡列宁为离婚走访彼得堡著名律师

6　卡列宁领导的委员会报告失败。卡列宁决定亲自到当地去调查情况。卡列宁路过莫斯科。遇见奥勃朗斯基

7　奥勃朗斯基在列文住宿的旅馆。邀请列文赴宴

8　奥勃朗斯基在卡列宁处

9　奥勃朗斯基家宴会。列文遇吉娣

10　谈论古典教育和实科教育的优点以及妇女解放问题

11　列文同吉娣的“神秘交流”

12　陶丽请求卡列宁饶恕安娜

13　列文和吉娣在奥勃朗斯基家谈心

14　谈心后列文心情激动

15　列文求婚

16　谢尔巴茨基家商量婚礼。吉娣读列文日记后的烦恼

17　卡列宁接安娜电报回彼得堡。安娜产后病危。卡列宁同伏伦斯基在安娜床前和解

18　伏伦斯基在经历上一幕后的痛苦心情。自杀

19　卡列宁在饶恕安娜后的心情。他对新生女孩的态度。培特西看望安娜，为伏伦斯基要求在他动身去塔什干前同安娜话别。安娜拒绝这个要求

20　培特西来访后卡列宁同妻子谈话。安娜恼怒。卡列宁准备容许安娜同伏伦斯基保持关系

21　奥勃朗斯基在卡列宁家。他同妹妹谈她的处境。劝安娜同丈夫离婚

22　奥勃朗斯基充当安娜和卡列宁的中间人。卡列宁宽宏大量，准备离婚

23　自杀未遂后的伏伦斯基。他恢复健康；准备去塔什干任职。同安娜见面。辞去塔什干的任命，同安娜一起出国

下

第五部

1　列文婚前受圣礼

2　结婚那天单身汉在列文家午餐。列文突然怀疑吉娣对他的爱情。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吵嘴

3　在教堂里等候新郎。列文迟到的原因

4　结婚仪式开始

5　举行仪式时在场亲友的品评

6　婚礼。新夫妇下乡

7　伏伦斯基和安娜在国外。来到意大利小城。伏伦斯基遇朋友高列尼歇夫。高列尼歇夫同安娜相识。赴伏伦斯基租下的豪华别墅

8　安娜和伏伦斯基旅居国外的情况。伏伦斯基习画

9　伏伦斯基和高列尼歇夫谈论画家米哈伊洛夫。安娜建议参观米哈伊洛夫画室

10　画家米哈伊洛夫在工作室。来访

11　米哈伊洛夫对来访者的印象。观看米哈伊洛夫所作《彼拉多训诫基督》一画。来访者评论这幅画

12　伏伦斯基和安娜欣赏另一幅画。伏伦斯基想买这幅画

13　米哈伊洛夫替安娜画像。伏伦斯基中止习画。决定回国

14　列文的家庭生活。琐碎的家务。同妻子吵嘴。对蜜月的失望

15　列文从事写作

16　尼古拉哥哥病危的消息。列文和吉娣到县城看望他

17　列文和吉娣在旅馆里探望病人

18　尼古拉病情恶化。吉娣看护他

19　吉娣和列文对死的态度

20　尼古拉受涂油礼和圣餐礼。他的死

21　妻子出走后的卡列宁；他的困惑和孤独；他的经历

22　李迪雅伯爵夫人对卡列宁的关怀

23　李迪雅伯爵夫人的经历。安娜回到彼得堡；她写信给李迪雅伯爵夫人要求同儿子见面

24　卡列宁出席宫廷庆典。宫内官员诽谤卡列宁。他在仕途上的绝境

25　卡列宁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他决定拒绝安娜同儿子见面

26～27　生日前夜的谢辽查。教师和父亲给他上课

28　伏伦斯基从国外归来。他和安娜在社交界的地位

29～30　安娜同儿子见面

31　会面以后：安娜的孤独感和对伏伦斯基爱情的疑虑

32　在安娜住宿旅馆里午餐。土施凯维奇建议定包厢观看巴蒂的演出

33　观看歌剧。安娜遭到卡尔塔索夫夫人凌辱。伏伦斯基和安娜到乡下去

第六部

1　陶丽带着孩子、华仑加和柯兹尼雪夫在波克罗夫斯克列文家避暑。采蘑菇

2　阳台上妇女们交谈。吉娣希望柯兹尼雪夫向华仑加求婚

3　列文夫妇谈论华仑加和柯兹尼雪夫

4　柯兹尼雪夫思考能不能同华仑加结婚

5　柯兹尼雪夫同华仑加表白心事的企图没有成功

6　期待老公爵到来。奥勃朗斯基和维斯洛夫斯基来访

7　维斯洛夫斯基对吉娣的态度引起列文猜疑

8　准备打猎。出发。猎人们的心情

9　打猎第一天。往格伏兹吉夫沼地途中。早餐。到达打猎地

10　奥勃朗斯基打猎得手，列文失利

11　猎人们在农家小屋。列文和奥勃朗斯基为富翁马尔杜斯的事争论。维斯洛夫斯基和奥勃朗斯基夜游

12　第二天列文打猎顺利

13　列文打猎取得新成绩。吉娣来信。归家

14　列文再次醋性发作

15　维斯洛夫斯基被驱逐

16　陶丽到伏兹德维任斯克伏伦斯基庄园看望安娜

17　陶丽在野外遇安娜、伏伦斯基和他们的客人——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史维亚日斯基、维斯洛夫斯基

18　安娜和陶丽在归途中和到家后交谈

19　安娜的生活环境。陶丽在安娜的育儿室

20　参观房子、花园和医院

21　伏伦斯基同陶丽谈话，指出安娜必须离婚；伏伦斯基要求她在这件事上帮忙

22　伏伦斯基家的午餐

23　陶丽和安娜密谈离婚和生育问题

24　安娜就自己处境同陶丽最后一次谈话。陶丽回家

25　安娜秋天的生活。她的活动。伏伦斯基的经济措施。动身去参加选举

26　列文和柯兹尼雪夫在卡辛选举会上

27　卡辛选举省首席贵族。选举会上的贵族。派别、小组和他们的策略

28　表决被指控的贵族弗列罗夫能不能参加选举的问题。临近选举的庄严时刻

29　参加选举者的激动。贵族们议论纷纷。列文跟保守地主谈话

30　列文同伏伦斯基相遇。列文在选举会上的行为。前任首席贵族斯涅特科夫参加竞选。选出新的省首席贵族

31　选举完毕后伏伦斯基设宴招待，省长和新任首席贵族出席

32　伏伦斯基在接到安娜来信后回乡。安娜决定请求丈夫同意离婚。伏伦斯基和安娜迁居莫斯科，等待卡列宁答复和准备办理离婚手续

第七部

1　列文一家在莫斯科的生活。在玛丽雅·波里索夫娜公爵夫人家吉娣遇伏伦斯基

2　列文经济困难。意想不到的新开支

3　列文在卡塔瓦索夫家。同彼得堡学者梅特罗夫见面。参加大学庆祝会

4　列文在李伏夫公爵家。谈论儿童教育

5　列文参加早晨音乐会。他同彼斯卓夫就瓦格纳乐派进行争论

6　列文走访保尔伯爵夫人

7　列文在英国俱乐部。遇见土罗甫春、奥勃朗斯基、岳父和伏伦斯基

8　老公爵讲关于契青斯基公爵的笑话。奥勃朗斯基建议列文去看望安娜

9　列文和奥勃朗斯基在安娜家

10　安娜给列文的印象

11　列文回家。同妻子谈心

12　安娜同伏伦斯基谈话，对他去俱乐部表示不满

13　吉娣临产

14　列文请医生。吉娣分娩时列文焦急万状

15　分娩顺利

16　列文对新生儿的感情

17　奥勃朗斯基经济境况窘迫。去彼得堡。在卡列宁处。要求谋得联合公司理事职务

18　奥勃朗斯基同卡列宁谈离婚问题

19　奥勃朗斯基在卡列宁书房遇谢辽查。舅舅和外甥在楼梯上谈话

20　奥勃朗斯基在彼得堡的交际活动——在巴特尼央斯基处和培特西家

21　卡列宁和奥勃朗斯基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兰道——别苏波夫伯爵。李迪雅同奥勃朗斯基谈宗教问题

22　奥勃朗斯基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观看催眠术以后，卡列宁拒绝妻子离婚要求

23　安娜和伏伦斯基关系恶化。安娜的猜疑。为安娜所抚养的英国女孩而吵嘴

24　安娜要求立刻下乡。因此又发生争吵。和解

25　奥勃朗斯基来电引起一场误会。安娜对伏伦斯基母亲的反感。安娜同来访的雅希文谈话

26　安娜内心猜疑和绝望的增长。想到死是摆脱困境的出路

27　安娜精神恍惚

28　走访陶丽。同吉娣相遇

29　归家。安娜决定去迎接伏伦斯基，揭发他的变心

30　安娜在往下城车站途中的胡思乱想。彷徨于希望和绝望之间

31　火车出发前的景象。安娜万念俱灰。她的自杀

第八部

1　大约两个月以后。柯兹尼雪夫的著作出版。新作没有引起重视。公众关心塞尔维亚战争

2　志愿军从库尔斯克车站出发。欢送志愿军。伏伦斯基出征

3　察里津车站上欢迎志愿军。卡塔瓦索夫观察志愿军

4　省城的逗留。柯兹尼雪夫同送儿子出征的伏伦斯基伯爵夫人谈话

5　柯兹尼雪夫和伏伦斯基。痛苦地回忆那个悲惨的场面

6　柯兹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在乡间列文家

7　吉娣思索丈夫不信教的问题

8　列文的探索和疑虑

9　列文阅读哲学和神学著作。对两者都感到失望。自杀的念头

10　列文思索公共福利事业没有结果。必须为自己和为亲人活下去。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11　列文忙于农活，同时思考生活的意义。从庄稼汉费多尔的话“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生活”得到启示

12　费多尔的话给他留下的印象。生活的意义在于行善和爱人

13　列文得出的结论：信仰上帝，信仰善，就是人的唯一天职

14　列文迎接客人——柯兹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中途参观养蜂场

15～16　谈论塞尔维亚战争的民族意义和人民的统一思想

17　吉娣带着婴儿和列文遇大雷雨

18　雨后人们的心情。卡塔瓦索夫的笑话。柯兹尼雪夫对东方问题前途的看法。列文在育儿室

19　列文获得信仰，内心平静

[1]　见弗·康·伊斯托明（1847-1914）所著《晚年》一书。

[2]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

[3]　引自《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十九节，全句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4]　德国西部一个城市。

[5]　原文为意大利语。以下排正楷体者，原文均为俄语以外的外语，未注明语种者均为法语。

[6]　留利克——俄国建国者。

[7]　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代表。穆勒（1806-187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8]　“列文”这个名字照俄文应译作“廖文”，但“列文”在中国已相当流行，本书就不再改动。

[9]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10]　本书中一律用“亩”表示“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

[11]　原文为英语。

[12]　德国城市。

[13]　比利时城市。

[14]　意大利城市。

[15]　奥地利音乐家约翰·施特劳斯著名歌剧《蝙蝠》中的歌词，原文是德文。

[16]　指圣经中改邪归正的女人抹大拉的马利亚，事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17]　巴比伦是古代繁华城市，这里指奢侈堕落的都市。

[18]　法国南部著名游览和疗养地。

[19]　按古代传说，一种看人就能害人的有魔法的眼睛。

[20]　一种低级的舞蹈。

[21]　原文是英语。

[22]　挪亚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创世记》第六章中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23]　丁铎尔（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

[24]　原文为英语。

[25]　橄榄枝代表和平，这里指给奥勃朗斯基夫妇调解成功一事。

[26]　《旧约全书·创世记》中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奴。

[27]　指资产阶级社会中摹仿上流社会交际活动的妇女。

[28]　瑞典著名歌星，当时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出，轰动一时。

[29]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善于玩弄外交手腕而不重信义。

[30]　考尔巴哈（1805-1874）——德国画家。

[31]　雅各·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是德国著名童话作家。

[32]　指从前伦布里耶公爵夫人在巴黎举行的文人雅士的集会。

[33]　希腊神话中的文艺之神。

[34]　原文为英语。

[35]　指五分制中最低的分数。

[36]　大斋期指复活节前四十天，又称四旬斋。

[37]　谢肉节指大斋前的一星期。

[38]　俄文“蜜渍水果”和“混合肥料”两词近似，只差一个字母。

[39]　地主和农民各得一半草料，把一半草料作为给农民的报酬。

[40]　奥西安——传说中的三世纪盖尔（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地）的游唱诗人。他笔下的女人多半是悲剧性的，神秘的。

[41]　1沙绳等于2.134米。

[42]　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角，因失恋而自杀。

[43]　歌德名著《浮士德》中的诗句。

[44]　这一句原文为德语。

[45]　原文为德语。

[46]　法国著名疗养地。

[47]　巴登和吉兴根都是德国温泉疗养地。

[48]　德国银币。

[49]　本书的“里”一律指“俄里”，每俄里等于1.06公里。

[50]　耶稣复活节后第五十天，通常适宜于植树。

[51]　原文为德语。

[52]　圣彼得节在俄历六月底。

[53]　德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19-1880）的著名轻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很流行。海伦，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在墨涅拉俄斯外出时，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走。

[54]　原文为拉丁语。

[55]　原文为英语。

[56]　原文为英语。

[57]　舒尔茨·特里奇（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合作运动创办人。

[58]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哲学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59]　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

[60]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

[61]　穆勒（1773-1836）——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要义》。

[62]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63]　牟罗兹（睦尔豪斯）——法国东部城市。

[64]　莫斯科一家巴黎式夜总会。

[65]　都是莫斯科的著名酒店。

[66]　都是莫斯科的著名酒店。

[67]　以色列大力士，见《旧约全书·士师记》第十四至第十六章。

[68]　俄国俗话：“相见看衣衫，相别看智慧。”

[69]　俄国谚语：“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70]　原文为拉丁语。

[71]　原文为英语。

[72]　俄语“调动军队”和“离婚”、“拆散夫妻”是同一个词，这里是文字游戏。

[73]　指果戈理剧本《结婚》中的主人公，七等文官波德科列辛，他通过媒婆和朋友的撮合，答应同商人女儿结婚，但患得患失，内心充满恐惧，在举行婚礼前一刻跳窗潜逃。

[74]　俄俗结婚时戴花冠预祝幸福。

[75]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画家，名作有《天堂》《圣马可的奇迹》《最后的晚餐》等。

[76]　伊凡诺夫（1806-1858）——俄国画家，在一些宗教题材的作品中，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自然色彩的复杂性。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认为耶稣是历史上的人物而不是神。雷农（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著有《耶稣传》。

[77]　彼拉多是古罗马巡抚，钉耶稣于十字架上，事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

[78]　拉契尔——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79]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80]　见《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三节。

[81]　康米萨罗夫曾打落凶手手枪，救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性命。

[82]　见《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二节。

[83]　指宗教以外的教育。

[84]　原文为英语。

[85]　原文为英语。

[86]　德国作家歌德名著《浮士德》里的女主人公。

[87]　引用普希金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话。

[88]　原文是阿尔申，此处译作码，每阿尔申等于0.71米。

[89]　当时开设在莫斯科的一家法国书店。

[90]　原文为拉丁语。

[91]　原文为英语。

[92]　丹纳（1828-1893）——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研究》《论智力》等。

[93]　这里指俄石，每俄石等于209.91升。

[94]　俄国作曲家A.M.瓦拉基列夫的音乐组曲《李尔王》中的一支插曲。

[95]　原文为德语。

[96]　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文学家。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浮士德序曲》，歌剧《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舍》《罗恩格林》等。

[97]　原文为拉丁语。

[98]　原文是英语。

[99]　原文为英语。

[100]　原文为英语。

[101]　原文为英语。

[102]　原文为英语。

[103]　李斯基奇——当时塞尔维亚外交部长。

[104]　米兰——当时塞尔维亚亲王，后当塞尔维亚王。

[105]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译本序

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于是找到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1889-1899）时间。当时他已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

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上所花费的心血是惊人的。他为此特地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狱吏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流行分析研究。托尔斯泰连续多年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在前六年里，他先后写出了三份草稿。可是，后来他觉得写不下去，而对已经写出的草稿又感到极其不满，他十分苦恼。柯尼讲的故事经过托尔斯泰的“变形”，结局成为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纯属个人的愿望，因此是虚假的。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目睹亿万人民的苦难，觉得光写两个人的个人命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深刻揭示黑暗的沙皇帝国，真实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命运。因此，以忏悔贵族这一男主人公作为主线的写法必须改变，而应该以平民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生活遭遇作为主线，并通过这条主线来广泛描写人民的苦难。

接着，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应该使女主人公的心灵不断升华，最后显得光彩照人，而把男主人公则写成具有高尚追求而又有可笑缺点的与众不同的忏悔贵族。《复活》的定稿就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构思。不过，托尔斯泰这时仍没有放弃男女主人公最终结为眷属的设想。这种设想一开始就在托尔斯泰的头脑里生了根，他确实希望两个不幸的好人最终能获得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有没有根据，托尔斯泰心里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得出结论：男主人公既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复活，而精神上复活了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结婚，共同生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托尔斯泰明确这一点时，离最初动笔已有九年，但从此到最后定稿就比较顺利了。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何等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真像他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一块肉放进墨水缸里”。

托尔斯泰把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定为全书的枢纽，着力塑造这个艺术形象，使她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大放异彩。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个平民女性，是俄罗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她身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朴素、纯洁和善良，也表现出不合理社会对她的肆意蹂躏和残酷迫害。

她的一部血泪史是对统治阶级最有力的控诉和最无情的鞭挞。

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个像水晶一般纯洁的姑娘，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滑，最后滑进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押上审判台。

尽管历尽了苦难，饱尝了辛酸，卡秋莎·玛丝洛娃并没有丧失可贵的人性。她始终是那样善良，那样厚道。即使在地狱一般的牢房里，她还是时时关心别人，帮助难友。她看到孩子饥饿的目光，自己也不能坦然进餐。聂赫留朵夫残酷地毁了她的一生，她恨聂赫留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卡秋莎·玛丝洛娃又确实是个复杂的很有个性的人物。除了善良之外，她又有极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使她格外不能忍受人家对她的蹂躏，从而产生反抗和报复的念头。但她的处境是无可奈何的，她的反抗和报复行为也是幼稚可笑的。她作践自己，当上妓女，以为这样就是对所有欺侮过她的男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对一度爱过她的聂赫留朵夫的报复，殊不知那些男人根本没有什么廉耻心，她这种可怜的行为并不能使他们感到丝毫内疚，而她自己却只能不断地堕落下去。

她最初在探监人员中认出聂赫留朵夫时，并没有破口大骂，而是习惯成自然地露出媚笑，盘算着怎样从他身上捞几个钱。她趁典狱长不注意，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十卢布钞票藏起来。这种行动似乎表现出她不知羞耻，其实她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堕落。我们看到，当她作为女犯被士兵押往法庭时，她对路人的轻蔑目光满不在乎，可是一个卖煤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时，她却脸红了，低下头去。这个羞涩的表情像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她的灵魂，豁露出她纯洁的天性。同时这也是一处伏笔，预示女主人公精神上必将“复活”。

卡秋莎灵魂的觉醒，正好是在她堕落到谷底的时候，这是很发人深思的。当时在她的心目中，做妓女还是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所以不愿接受聂赫留朵夫的建议，改变这样的生活。她讨好聂赫留朵夫，只希望他帮助她早日脱离监狱，回到妓院，同时从这位阔老爷身上多弄几个钱。可是聂赫留朵夫却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要赎罪，要拯救她，要同她结婚。卡秋莎绝对不相信他的这番表白，对他非常反感，以致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骂道：“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正是在这种狂怒之下，卡秋莎·玛丝洛娃恢复了她的人格尊严。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她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让血泪交流的往事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冲击她那颗被苦难折磨得麻木的心。

托尔斯泰塑造卡秋莎·玛丝洛娃确是煞费苦心的。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她进入一个五光十色的生活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女主人公联系起来，有的用语言，有的用目光，有的用行动，有的用意念。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烘托出人物的形象，而且浓郁地透射出时代特征和社会气氛。一方面是令人窒息的无穷苦难，一方面是灵魂糜烂的荒淫与无耻！

托尔斯泰在情节安排上一向尊重情理，从不生造偶然巧合或误会冲突，但又注意曲折细腻，引人入胜。这种创作特色在《复活》中可说达到了高峰。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邂逅，他心情紧张，唯恐被对方认出，当众出丑，可是玛丝洛娃却偏偏盯住他的脸失神地瞅了好半天，其实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又如，在定案时，除了那个愚蠢而恶毒的副检察官外，无论法官或陪审人员都想对玛丝洛娃从轻发落。可是，由于腐朽的官场作风，办案轻率马虎，那些主宰人民命运的官僚根本无视别人的苦难，糊里糊涂地加重了玛丝洛娃的刑期。玛丝洛娃的苦难不断加深，她性格的复杂特征也愈益豁露出来。她处身于社会最下层，却又自认为高出于其他苦难人之上。她天资聪颖，阅历丰富，能看清许多严酷的社会现象，识透上层人物的丑恶灵魂，但有时又天真得要命，容易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结果受骗上当。她在苦难的深渊中感到绝望，以致自暴自弃，但这样也只是为了要麻痹自己，要不然她就无法生活下去。这一情况也说明天性纯洁的卡秋莎并没有完全堕落，一旦时机成熟，她在精神上就会“复活”。托尔斯泰塑造这一迷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了他对下层人民怀着极其真挚的感情，因此能那么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对暗无天日的旧俄社会发出“我控诉！”的呐喊。

在《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艺术形象在地位上仅次于卡秋莎·玛丝洛娃，但从揭示小说主题来看，他是全书的关键人物。《复活》不是一部单纯描写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而是一部再现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俄国社会面貌的史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案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很大，托尔斯泰只是借助这个冤案，不断扩大揭露批判的范围：先是荒唐的法庭，再是黑暗的监狱，苦难的农村和腐朽的上流社会，最后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而用来实现这一创作意图的角色就是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比卡秋莎·玛丝洛娃更复杂。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其实，岂止是同情和赞扬，这时的聂赫留朵夫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凭着他高超的艺术手法，浑然天成地将前后判若二人的聂赫留朵夫统一起来。掌握这一点，是理解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关键。要不聂赫留朵夫精神的觉醒，直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叛逆者、揭发者和抗议者，都将不可思议。

聂赫留朵夫出场时同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一样，精神上也处于昏睡状态。他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精神空虚，无所作为，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却还潜藏着一颗追求正义的种子。他年轻时抱着“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不仅写过这一类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上代继承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如今，他继承了大量土地，但他既不能放弃产业，又不能否定年轻时的理想，他为此感到苦恼。聂赫留朵夫一上场便遇到这样的苦恼，显然也是作者的一处伏笔，暗示聂赫留朵夫同一般贵族并不完全相同，他的心灵里还残留着一线光明，日后在精神上还有觉醒的可能。

事实上，聂赫留朵夫心灵上的健康因素还不止这些。他在玩弄和抛弃了卡秋莎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也有过内疚。为了使自己快快活活地活下去，他迫使自己不去想它，努力把它忘记。表面上他做到了这一点。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得知怀孕的卡秋莎被他的姑妈从家里赶出来，感到十分难受。尽管姑妈说卡秋莎生性放荡，自甘堕落，但他还是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由此可见，聂赫留朵夫还不同于那些毫无廉耻之心、一味寻欢作乐的贵族老爷。正因为如此，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席上认出卡秋莎之后如坐针毡，内心展开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斗争。

聂赫留朵夫的转变过程，怎样做到顺理成章，没有斧凿痕迹，这在艺术上是一大难题。聂赫留朵夫精神上尽管还留有健康的因素，“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常在他内心发生冲突，他还几次进行“灵魂的净化”。他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主动上监狱去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以此来赎罪，但这些行动还不是他精神上真正的觉醒和复活。我们看到，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心惊肉跳，并非因为谴责自己的可耻行为，而是担忧自己名誉扫地，“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不过，聂赫留朵夫后来还是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卡秋莎，这是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个充满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告别旧我的第一个台阶！就在他见到多年未见的卡秋莎时，他还没有在内心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而是居高临下地审视被他蹂躏过的不幸女人。但通过重逢后的谈话、他所看到的玛丝洛娃的行为，他逐步看到被他坑害的女人精神上堕落之深，她不仅不以当妓女为耻，“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而在玛丝洛娃的精神完全觉醒之后，他的心灵才受到真正的触动。“直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忏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聂赫留朵夫的精神觉醒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他先是彻底否定了自己（这极其困难，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贵族朋友，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父母，否定了整个上流社会。他痛感，“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他四处奔波，目睹俄国社会的种种丑恶，感触很深。他从解救玛丝洛娃的行动中，逐渐产生和增强背叛上流社会的决心，他愤怒抗议沙皇专制制度，揭发上层官僚的血腥罪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下层人民的情绪，也散发出革命风暴渐渐临近的气息。

卡秋莎·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为什么卡秋莎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她究竟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甚至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这些问题在《复活》问世时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一直众说纷纭。这种“探讨不尽”的情况既反映作者的构思不落俗套，也显示出真正艺术品的强大魅力。

男女主人公的这一结局，上面已经说过，托尔斯泰是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读者一样，衷心希望历尽苦难的卡秋莎最后能获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聂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偿，因为大家看到他对卡秋莎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称得上是“苦恋”。但是，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他的创作信条是：“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他不是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一句话，在艺术里不能撒谎。

卡秋莎·玛丝洛娃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这一点不难判断。聂赫留朵夫不仅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而且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还为革命家做事。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片诚意。此外，聂赫留朵夫精神觉醒后，背叛了上流社会，靠拢了下层人民。卡秋莎作为下层人民的一员，看到了这一点，她感到欣慰。而宽宏大量，原谅可以原谅的人，这也正是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德。

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一向认为聂赫留朵夫是她所遇见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尽管他残酷地伤害过她。她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在她的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一份可贵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像蜜蜂把窝螟虫封起来”。事实上，像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但是，在经历了血泪斑斑的摧残之后，要玛丝洛娃再像以前那样爱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爱情已大大褪色，但也可说有了升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爱已没有少女时代的狂热，也没有理想化的成分，她更不想同他结合。含苞欲放的爱情的芳香已经消失，鲜艳娇嫩的花瓣已经褪色，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不复返，生活就是这样严酷！当然，这些只是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求婚的部分原因。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是托尔斯泰笔下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他们不愿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卡秋莎·玛丝洛娃也不愿这样做。

至于卡秋莎·玛丝洛娃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玛丝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有个男人不因她的身世嫌弃她，真心同情她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变得好过些，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们“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卡秋莎·玛丝洛娃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们的思想和事业，但她知道他们是“好得出奇”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情。这种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屈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惨遭遇，托尔斯泰着墨的也绝不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他是以玛丝洛娃的悲剧为中心，气势磅礴地描写人民的苦难，因此《复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的受难图。在监狱里，特别清楚地展示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景象。例如明肖夫母子的冤案。明肖夫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明肖夫又被诬告为纵火犯。律师一眼看出，火是酒店老板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一笔保险费。明肖夫母子没有任何罪证，仍被关进牢里。“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又如，一百三十名泥瓦匠外出谋生，仅仅因为身份证过期而被当作罪犯关押起来。就连典狱长也知道他们确实没有罪，不过出于“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的残酷想法，还是把他们囚禁起来，用树条抽打他们。此外，还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迫害的教徒。总之，监狱里关满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的犯人。

在监狱外面，下层平民的生活也很悲惨。聂赫留朵夫在农村看到的贫困景象使他不寒而栗。“老百姓纷纷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有个农民因为偷砍了地主的两棵小树，被官府抓去坐牢，家里老婆只得靠讨饭来养活三个孩子和有病的老人。孩子的处境尤其悲惨。“这娃娃的脸像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微笑，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扭动两条像蚯蚓一般的细腿。”地主、管家、警察都是那样专横狠毒，对农民动不动罚款，动不动强迫他们做工抵偿，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在城市里，下层人民同样受尽折磨。洗衣妇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痨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气里洗熨衣服”。油漆工“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脸色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乞丐“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们站在街角要饭……”

《复活》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托尔斯泰在这里提出尖锐的问题：人民的苦难是怎样造成的？谁是罪魁祸首？人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托尔斯泰探索卡秋莎·玛丝洛娃和全体苦难人民不幸的根源，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沙皇制度，就用锐利的笔锋进行无情的揭发。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是一出十足的讽刺剧。庭长急于同情妇幽会，心不在焉，只想赶在六点钟以前草草收庭。法官因为一早跟老婆吵架，老婆威胁不给他饭吃，开庭后他始终为此事忧心忡忡。而那个一心跟玛丝洛娃作对的副检察官是个无耻的好色之徒，又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陪审员们（包括当时的聂赫留朵夫在内）也是一伙没有头脑、没有责任心的老爷。就是这样一批浑蛋造成了玛丝洛娃的冤案，也使许多无辜百姓坐牢甚至送命。

聂赫留朵夫为解救玛丝洛娃不得不奔走于高高在上主宰平民百姓命运的大官之间，遇到的都是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没有一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十分正派，像骑士一般廉洁奉公，其实他一贯搜刮民脂民膏，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残酷迫害几百名无辜的波兰百姓，让他们破产、流放和坐牢，不觉得罪过，反引以为荣。他对家里人的钱财都要侵占，人品非常卑劣。掌管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老将军，早年曾用刺刀和步枪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高加索少数民族居民。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关起来，关得他们“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他还时时告诫自己，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退休大臣察尔斯基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每年要挥霍几万卢布公款，谁也不敢停止给他付钱。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受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托尔斯泰的批判矛头也没放过沙皇的官方教会。法庭审判固然是一出滑稽戏，而犯人们进监狱教堂做礼拜更是一出入木三分的讽刺剧。官方不惜花费重金重建监狱教堂，使它“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司祭把切碎的面包浸在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血肉。然后他率先吃“上帝的身体和血”，“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可是，在唱诗班唱完“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时，“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托尔斯泰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还有那个主管宗教的高官托波罗夫，他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知道宗教是欺骗，但他仍起劲地维护着宗教。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把老百姓都看作鸡，宗教就像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托尔斯泰愤怒地斥责他们：“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总之，沙皇专制和官方教会是完全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之上的。他们虐待人，折磨人，审判人，惩办人，杀害人。无辜的人民遭殃，他们无动于衷，一心要清除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他们不但不会宽恕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而且不惜冤枉大量无辜的人。事实上，他们宁可惩罚千百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统治术！

《复活》不愧是一部史诗，一部十九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在书里还描写了一批反对沙皇统治的政治犯、革命家。当然，托尔斯泰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偏颇和局限之处。这些革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民意党人。应该说，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例如农民出身的革命家纳巴托夫在宣传革命的同时，认为革命成功后人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革命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位平民革命家玛尔凯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革命领导人诺伏德伏罗夫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十分虚荣的人。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心里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以免妨碍他的自我表现，而西蒙松则是一个反对杀生的素食主义者。

但是，这些革命家毕竟也是勇敢反抗沙皇专制的战士，托尔斯泰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品德高尚，其中有些人本身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白和生命”。例如，女革命家谢基尼娜十九岁就离开富裕的家庭，参加了革命活动。她被判刑是因为主动承担向搜查房间的警察开枪的责任，其实枪是别人开的。她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托尔斯泰对革命家遭到沙皇政府残酷镇压深表同情。卡秋莎·玛丝洛娃精神上的复活，不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帮助，而是由于政治犯和革命家的影响和教育。这一点充分说明，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政治犯和革命家的人格比贵族叛逆者聂赫留朵夫要高尚得多，他们也更值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信赖和敬爱。

《复活》结尾引用了大量《圣经》章节，这反映托尔斯泰晚年一方面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会决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极端苦闷，找不到一条出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他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慰藉。这是托尔斯泰——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的大悲剧。但即使有这样的结尾，也无损于《复活》这部艺术杰作历久不衰的夺目光辉。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锄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黏乎乎的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在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就因为这个缘故，省监狱办公室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这天早晨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鬈发花白的女人，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说。

值班的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空气就比较新鲜爽快些，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但从院子里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大踏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套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些斜视。她挺直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她来到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现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厉、苍白而满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千万别跟他们多啰唆，咬定了别改口，就行了。”

“只要有个结局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说。

“结局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跟在看守长后面，疾步走着。他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说：“把她带去！”

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红脸，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目光对着那女犯，笑嘻嘻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不像我们那样规规矩矩做人，就会弄到这个下场！”孩子们恐惧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能再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察觉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并不转过头，却悄悄地斜睨着那些向她注视的人。大家在注意她，她觉得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些，带有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在石子路上行走，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鞋，她的脚感到疼痛。她瞧瞧自己的双脚，竭力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拍拍翅膀飞起来，从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声。

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凡。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这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年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惯，总是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不再给这个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人间的孩子喂奶，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于是，孩子不久就饿死了。

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个个都行了洗礼，个个都没有吃奶，个个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凑巧来到牲口棚，斥责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臊气。当时产妇和她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姑娘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又因为把产妇放进牲口棚里，大骂了一通，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娃娃，觉得很惹人爱怜，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怜悯这个教女，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此就叫她“再生儿”。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害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两个老姑娘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

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雅把这娃娃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念书，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雅却要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很严格，遇到自己情绪不好，就罚她甚至打她。由于两个老姑娘持不同的态度，小姑娘长大成人后，便一半成了个侍女，一半成了个养女。她的名字也不上不下，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金卡。[1]她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衣物，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

有人来给她说媒，她一概谢绝，觉得嫁给卖力气过活的男人，日子一定很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生活。

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两年后，这位侄少爷出发远征，途经姑妈家，又待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引诱了卡秋莎，动身那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钞票。他走了五个月后，她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变得性情烦躁，一味想着怎样才能避免即将临头的羞辱。她服侍两个老姑娘，不仅敷衍塞责，而且连自己都没想到，竟发起脾气来。她顶撞老姑娘，对她们说了不少粗话，事后又觉得懊悔，就要求辞工。

两个老姑娘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从她们家里出来，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已半百，还是对她纠缠不清。有一次，他逼得特别厉害，她发起火来，骂他浑蛋和老鬼，狠狠地把他推开，他竟被推倒在地。她因此被解雇了。她再找工作已不可能，因为快要分娩，就寄居到乡下一个给人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过生，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到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引诱她的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手头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懂得省吃俭用，很会花钱，待人又厚道，总是有求必应。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把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费用。另外，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牛。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零星花掉了。这样，当卡秋莎身体复元时，她已身无分文，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她到林务官家干活。林务官虽然已有老婆，但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不放。卡秋莎讨厌他，竭力回避他。但他比卡秋莎狡猾老练，主要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做妻子的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看到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待在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撵了出来，连工资都没有拿到。此后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不错，后来主顾越来越少，他就借酒解愁，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喝掉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借以养活儿女，供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艰苦生活，犹豫不决，就到荐头行找工作，给人家当女仆。她找到了一户人家，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进去才一星期，那个念中学六年级的留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缠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却一味责怪玛丝洛娃，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但在荐头行里无意中遇到一位手上戴满戒指、肥胖的光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地址，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去找她。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来到这屋里。这老头子一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但听得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新鲜得很呐！”然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他是作家，钱多得要命，只要她能如他的意，他是不会舍不得花钱的。她果然如了他的意，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常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很快就把钱花光了。过了几天，作家又来请她去。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叫她搬到一个独门独户的寓所去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作家，然后又搬到一个更小的独户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后来竟不辞而别，到下城去，显然是把她抛弃了。这样，玛丝洛娃又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独个儿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派出所长对她说，她要领到黄色执照[2]，接受医生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客客气气接待她，再也不敢要她做洗衣妇，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她根本不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对她们充满怜悯。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痨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3]高温的肥皂蒸气里洗熨衣服。玛丝洛娃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样的苦役，不禁感到恐惧。

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依靠、生活无着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而在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就越来越离不开酒瓶。她之所以离不开酒瓶，不仅因为酒味醇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暂时解脱烦闷，增强自尊心。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喝酒是无法维持的。她不喝酒就觉得意气消沉，羞耻难当。

牙婆招待姨妈吃饭，把玛丝洛娃灌醉，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做生意，又向她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但这样就逃避不了男人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取得生活安定而又合法的地位，就是进行法律所容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一条。此外，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诱惑她，使她最后打定主意，那就是牙婆答应她，她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4]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衫，等等，任凭挑选。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再也禁不住诱惑，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当天晚上，牙婆雇来一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从此以后，玛丝洛娃就经常违背上帝的诫命和人类道德，过起犯罪的生活来。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获得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而且受到它的保护。最后，这类妇女十个倒有九个受着恶疾的折磨，未老先衰，甚至夭折。

夜间纵酒作乐，白天昏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醒酒，或者喝咖啡，身上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没精打采地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隔着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对骂几句。接着是梳洗，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服饰同老鸨吵嘴，反复照镜子，涂脂抹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点心；最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客人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通奸。客人中间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龙钟的老头，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的，有强壮的，有病弱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又是喧闹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黄昏一直响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得脱身和睡觉。天天如此，个个星期都是这样。每到周末，她们乘车去到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的态度有时严肃认真，有时轻浮粗野，蹂躏了不仅为人类所赋有、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使她们可以和同谋者再干上一星期同类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天天如此，不分冬夏，没有假期。

玛丝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那时她才二十六岁，不料出了一件事，使她进了监狱。她在牢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三

当玛丝洛娃在士兵押送下走了许多路，筋疲力尽，好容易才走到州法院大厦时，她两个养母的侄儿，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鸭绒垫褥，被单被揉得很皱。他穿着一件前襟皱裥熨得笔挺的洁净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子，吸着香烟。他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想着今天有什么事要做，昨天发生过什么事。

昨天他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黄昏。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他想起昨晚的事，叹了一口气，丢掉手里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忽然改变主意，从床上挂下两条光溜溜的白腿，用脚找到拖鞋，拿起一件绸衬衣往胖胖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沉重的步子，急速走到卧室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香味。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他那口补过多处的牙齿，用香喷喷的漱口药水漱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再用几块不同的毛巾擦干。他拿香皂洗手，用刷子仔细刷净长指甲，在巨大的大理石洗脸盆里洗了脸和肥胖的脖子，然后走到卧室旁的第三间屋里，那里已为他准备好了淋浴。他用凉水冲洗丰满白净、肌肉累累的身子，拿软毛巾擦干，穿上熨得笔挺的洁净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鬈曲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面已变得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的东西，衬衫、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贵重、最讲究的，都很高雅，大方，坚固，名贵。

聂赫留朵夫从好多领带和胸针中随手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以前他对挑选领带和胸针很感兴趣，现在却毫不在意），又从椅子上拿起刷净的衣服穿好。这下子他虽算不上精神抖擞，却也浑身上下整洁芳香。他走进长方形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得锃光闪亮，上面摆着麻栎大酒台和一张活动大餐桌，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很气派。桌上铺一块浆得笔挺、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有煮沸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食具旁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出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5]。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从通向走廊的门里忽然悄悄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带，把她那宽阔的头都遮住了。她叫阿格拉斐娜，原是聂赫留朵夫的母亲的侍女。前不久母亲在这个房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担任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斐娜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前后在国外待了十年，很有点贵妇人的风度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您早，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您好，阿格拉斐娜！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聂赫留朵夫戏谑地问。

“有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家的女佣人送来有好半天了，现在她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斐娜说着把信交给聂赫留朵夫，脸上现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下。”聂赫留朵夫接过信说，察觉阿格拉斐娜脸上的笑意，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斐娜的笑容表示，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以为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她结婚。阿格拉斐娜笑容的含义却使聂赫留朵夫不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斐娜拿起那把放错地方的扫面包屑小刷子，将它放回老地方，悄悄地走出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斐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看见上面的字迹尖细而稀疏，读了起来：

我既已承担责任，把您的事随时提醒您，现在就通知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因此您不能照您一贯的轻率作风，如昨天所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观看画展，除非您情愿向州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准时出庭。昨天您一走，我就记起这件事。请您务必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又加了两句：

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正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迟早听便。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是要用无形的千丝万缕把他同自己拴得越来越紧。凡是年纪已不很轻、又不是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不过，除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他就算拿定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并非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作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过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她却不认为已一刀两断。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正因为他腼腆，这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终于把聂赫留朵夫引入彀中；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迷恋她，同时又一天比一天嫌恶她。聂赫留朵夫起初经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在她面前感到内疚，因此若不取得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看见他的笔迹和邮戳，就脸红耳赤，心惊肉跳。他每次面临危险，总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的紧张是多余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估计将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6]登位后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一心一意投入这场斗争，根本不知道家里出了不幸的变故。

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产生的种种烦恼。记得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知道这事，就做好同他决斗的准备，决斗时他将朝天开枪。还记得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奔往花园的池塘，想投水自尽，他连忙追了上去。“我现在不能到她那边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心里盘算着。一星期以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她，语气很坚决，承认自己有罪，不惜用任何方式赎罪，但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们的关系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就在等她的回信，但没有等到。没有回信多少也是个好兆头。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该来信了，说不定还会像上次那样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心里酸溜溜的，但同时又因为可以不再撒谎作假而感到高兴，并松了一口气。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作出决定：继续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采取他总管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再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此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纳。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不高兴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7]的忠实信徒，而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8]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折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曾把一小块土地（那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来的）分给农民。他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像十年前处理父亲遗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默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

第一条道路他不能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既不愿意做官，又不能放弃早已过惯的奢侈生活。再说，他也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欲望，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道路，要否定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后来又从亨利·乔治[9]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的“土地私有不合理”这个论点，他可怎么也办不到。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使他不高兴。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就得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习作。看到这幅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画稿，看到那些习作和整个画室，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他的绘画水平已无法再提高了。这种心情是他近来常有的。他认为这是由于审美观过分高雅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总是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就辞去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活动。现在事实证明他无权妄自尊大。因此一想到这事就不愉快。他心情沉重地瞧瞧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里面有各种装饰、用品和舒适的家具。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完后就把信撕掉，觉得口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却又觉得太冷淡，人家看了会生气。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的老仆人，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灰细布围裙，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不成。反正今天我要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离开书房去换衣服。

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那个熟识的车夫驾着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车夫把他那套在白衬衫领子里的黧黑强壮的脖子半扭过来，说，“看门的说，老爷您才走不久。”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又考虑起近来经常盘踞在他头脑里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怎么也无法解决。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他想结婚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不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唯恐丧失自由，凡是年纪不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本名是玛利亚，如同他们这种圈子里所有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别名）结婚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步态、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教养有素”——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形容词，并且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聂赫留朵夫认为这足以证明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不想同米西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好得多因而同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哪怕这已是往事。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屈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理由，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10]。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

想到他可以而且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他感到高兴。

“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考虑吧。”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口的柏油马路上时，他这样想。

“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11]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做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份，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像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像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六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的法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扬扬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若无其事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子四时以前可以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走，“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他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在这个案子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遇见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像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那只空手拼命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子？”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两点钟，又到正好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像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12]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审理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审理。”副检察官说完，又这样摆动手臂，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他借口一个证人没有传到而推迟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推迟审理只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只要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法庭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较多，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里熙熙攘攘，越来越热闹。人群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的相貌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们讲述的案子。在审讯休息时，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就是她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本来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可是律师想出来的办法太狠毒了，逼得那老太太非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老太太身体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断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您帮个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自己想着心事，根本没有听她说话。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敏捷地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背心，露出浆得笔挺的雪白硬胸，脸上现出得意扬扬的神色，因为他使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律师身上，他也察觉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气仿佛在说：“我没什么值得大家崇拜的。”他迅速地从人群旁边走过去了。

七

玛特维终于来了。还有那个脖子很长的瘦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为人正直，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论到哪里都保不住位置，因为他嗜酒成癖。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得了这个职位，他总算保持到现在，并因此觉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后，从眼镜上方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说。

“看样子全到了。”快乐的商人说。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有时越过眼镜、有时透过眼镜看看被点到名的人。

“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个相貌堂堂、熟悉各种案情的先生答应。

“退役上校伊凡诺夫。”

“有。”那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

“到，”那个和颜悦色、笑得咧开嘴巴的商人答道，“都准备好了！”

“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民事执行吏越过眼镜向他瞧瞧，特别恭敬而愉快地向他鞠躬，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的身份与众不同。

“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等，等等。

少了两个人，其余的都到了。

“诸位先生，现在请出庭。”民事执行吏愉快地指指门口，说。

大家纷纷起身，在门口互相让路，进入走廊，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一端是一座高台，上去要走三级台阶。台中央放一张桌子，桌上铺一块绿呢桌布，边缘饰着深绿色穗子。桌子后面放着三把麻栎扶手椅，椅背很高，上面雕有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框里嵌着一个色泽鲜明的将军全身像[13]。将军的军服上挂着绶带，一只脚跨前一步，一只手按住佩刀柄。右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放着检察官的高写字台。左边，同高写字台对称，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麻栎栏杆，栏杆后面是被告坐的长凳。现在凳子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高背椅，那是供陪审员坐的，高台下面的几张桌子是给律师用的。大厅被栏杆分成两部分，这一切都在大厅的前半部。大厅的后半部摆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直到后面的墙壁。法庭后半部的前排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又像工厂的女工，又像公馆里的女佣，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他们显然被法庭的庄严肃穆气氛镇住了，因此交谈时怯生生地压低声音。

陪审员们一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开庭了！”

全体起立。法官纷纷走到台上：领头的是体格魁伟、留络腮胡子的庭长，然后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沉，因为他在出庭前遇到在当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说，他刚才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向他宣布家里不开饭。

“看来咱们只好上小饭店去吃饭了。”内弟笑着说。

“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最后上去的法官就是那个向来迟到的玛特维。他留着大胡子，一双善良的大眼睛向下耷拉着。这个法官长期患胃炎，遵照医生嘱咐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因此今天他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此刻他走上台去，脸上现出专注的神情，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常用各种不同方式预测各种问题。此刻他就在占卜，要是从办公室到法庭扶手椅座位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那么新的疗法定能治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走下来是二十六步，但他把最后一步缩小，这样就正好走了二十七步。

庭长和法官穿着衣领上镶有金线的制服，走上高台，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仿佛都为自己的威严感到不好意思，慌忙谦逊地垂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桌布后面的雕花扶手椅上。桌上竖立着一个上面雕着一只鹰的三角形打击器，还放着几个食品店里盛糖果用的玻璃缸和墨水瓶、钢笔、白纸以及几支削尖的粗细铅笔。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么匆匆忙忙，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么拼命摆动一只手，迅速走到窗边自己的座位上，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时间为审案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还是第四次。他热衷于功名，一心向上爬，因此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刑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角，已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然后把昨天才弄到手和阅读过的一篇查禁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他想跟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论以前再好好看一遍。

八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就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拿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是两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大得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囚袍。他一边走进法庭，一边叉开两手的大拇指，用手紧贴住裤缝，使过分长的衣袖不致滑下来。他眼睛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留下位子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盯住庭长，颊上的肌肉抖动起来，仿佛在嘟囔着什么。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着囚袍。她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眼睛发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镇定。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长袍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小心地把它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那个宪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等她坐下了，宪兵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振作精神，木然望着窗外。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玛丝洛娃坐下来，他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问题，决定他们的罚款，处理请假陪审员的事，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折拢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到玻璃缸里，这才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像魔术师似的摸出一张张纸条，打开来，念着纸条上的名字。随后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上浮肿，脸色白中带黄。他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个小勋章。他慢吞吞地挪动法衣里的两条肿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往读经台挤去。

“请过来！”司祭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走过去。

这个司祭任职已超过四十六年，再过三年就要像大司祭前不久那样庆祝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陪审法院开办以来[14]他就在区法庭任职，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由他带领宣誓的已多达几万人，而且到了晚年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出力。他死后不仅能给家人留了一座房子，而且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庭里带领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人们起誓，因此这项工作是不正当的。这一点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不仅从来不感到于心有愧，而且还很喜爱它，因为可以借此结识许多名流。今天他就认识了那位名律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只办了击败那个帽子上戴花的老太太一案，就净到手一万卢布。

等陪审员都顺着台阶走到台上，司祭就侧着花白头发的秃头，套上油腻的圣带，然后理理稀疏的头发，向陪审员们转过脸去。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都有小窝的浮肿的手，手指并拢，像捏住什么东西。“现在大家跟着我念，”他说着就领头宣誓，“凭万能的上帝，当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予生命的十字架，我答应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说一句，顿一顿。“手这样举好，不要放下，”他对一个放下手来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留络腮胡子的相貌堂堂的人、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照司祭的要求举起右手，并拢手指，而且举得很高很有精神，看上去很高兴，可是其他的人似乎有点勉强，不大乐意这样做。有些人念誓词念得特别响，仿佛有意在挑衅说：“我照念就是了，照念就是了。”有些人只是喃喃地动动嘴巴，落在司祭后面，后来忽然惊觉了，慌忙赶上去。有些人恶狠狠地使劲捏拢手，仿佛怕落掉什么东西。有些人把手指松开又捏拢。个个都觉得别扭，只有小老头司祭满怀信心，自以为在干一件有益的大事。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挤在一起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烟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当首席陪审员，大家立刻赞同。他们丢掉或者捻灭烟蒂，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谁当选了，大家又回到原位，跨过别人的脚，在两排高背椅上坐好。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毫不耽搁，气氛十分庄严。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使参加者都很满意，更加坚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断改变姿势，一会儿身子支在左臂肘上，一会儿支在右臂肘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弄齐一叠纸，一会儿摩挲裁纸刀，一会儿摸弄着铅笔。

庭长说，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与外界私通消息，如有违反，将受惩罚。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用心听着。那个商人周身散发出酒气，勉强忍住饱嗝，听到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九

庭长讲话完毕，就向几个被告转过身去。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跳起来，颊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你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粗声粗气地急急说，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辞。

“你的身份是什么？”

“农民。”

“什么省，什么县人？”

“土拉省，克拉比文县，库比央乡，包尔基村人。”

“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生于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我们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过婚吗？”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以前吃过官司吗？”

“从来没有吃过官司，因为我们以前过日子……”

“以前没有吃过官司吗？”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吃过。”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庭长叫下一个被告的名字。

但西蒙仍旧站着，把包奇科娃挡住。

“卡尔津金，请坐下。”

卡尔津金还是站着。

“卡尔津金，坐下！”

但卡尔津金一直站着，直到民事执行吏跑过去，侧着头，不自然地睁大眼睛，不胜感慨地低声说：“坐下吧，坐下吧！”他才坐下来。

卡尔津金像站起来时一样快地坐下，把身上的长袍裹裹紧，颊上的肌肉又不出声地抖动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庭长不胜疲劳地叹了口气，问第二个被告，眼睛不瞧她，只顾查阅着面前的文件。对于庭长来说，审理案件已是家常便饭，若要加速审讯，他可以把两个案件一次审完。

包奇科娃四十三岁，出身科洛美诺城的小市民，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以前没有吃过官司，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包奇科娃回答问题非常泼辣，那种口气仿佛在回答每句话时都说：“对，我叫叶菲米雅，也就是包奇科娃，起诉书副本收到了，我觉得挺有面子，谁也不许嘲笑我。”等庭长一问完，包奇科娃不等人家叫她坐，就立刻自动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好色的庭长特别亲切地问第三个被告，“你得站起来。”他发现玛丝洛娃坐着不动，和颜悦色地说。

玛丝洛娃身姿矫捷地站起来，现出唯命是从的神情，挺起高耸的胸部，用她那双笑盈盈而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盯住庭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柳波芙。”她迅速地说。

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审问，挨个儿瞧着被告。他眼睛没有离开这第三个被告的脸，想：“这不可能，她怎么会叫柳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琢磨着。

庭长还想问下去，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怒气冲冲地嘀咕了一句，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对被告说：“怎么叫柳波芙呢？”他说，“你登记的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不作声。

“我问你，你的真名字叫什么。”

“你的教名叫什么？”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问。

“以前叫卡吉琳娜。”

“这不可能。”聂赫留朵夫嘴里仍这样自言自语，但心里已毫不怀疑，断定她就是那个他一度热恋过，确确实实是热恋过的姑娘，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在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抛弃了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想她，因为想到这件事实在太痛苦了，这件事使他原形毕露，表明他这个以正派人自居的人不仅一点也不正派，对那个女人的行为简直是十分下流。

对，这个女人就是她。这会儿他看出了她脸上那种独一无二的神秘特点。这种特点使每张脸都自成一格，与其他人不同。尽管她的脸苍白和丰满得有点异样，她的特点，与众不同的可爱特点，还是表现在脸上，嘴唇上，表现在略微斜睨的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烂漫、笑盈盈的目光中，表现在脸上和全身流露出来的唯命是从的神态上。

“你早就该这么说了，”庭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说，“你的父名叫什么？”

“我是个私生子。”玛丝洛娃说。

“那么按照你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你呢？”

“米哈依洛娃。”

“她会做什么坏事呢？”聂赫留朵夫心里仍在琢磨，他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你姓什么，通常人家叫你什么？”庭长继续问。

“通常用母亲的姓玛丝洛娃。”

“身份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你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不作声。

“你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店里。”她说。

“什么店？”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店您自己知道。”玛丝洛娃说，她扑哧一笑，接着迅速地向周围扫了一眼，又盯住庭长。

她脸上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她的话、她的微笑和她迅速扫视法庭的目光是那么可怕和可怜，弄得庭长不禁垂下了头。庭上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接着，这种寂静被一个旁听者的笑声打破了。有人向他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问她：“你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审吗？”

“没有。”玛丝洛娃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坐下。”庭长说。

被告就像盛装的贵妇人提起拖地长裙那样提了提裙子，然后坐下来，一双白净的不大的手拢在囚袍袖子里，眼睛一直盯住庭长。

接着传证人，再把那些用不着的证人带下去，又推定法医，请他出庭。然后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很响、很清楚，但因为念得太快，混淆了舌尖音和卷舌音，以致发出来的声音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令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子的这边扶手上，一会儿靠在那边扶手上，一会儿搁在桌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要打呵欠，都勉强忍住。

几个被告中，卡尔津金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挺直腰板坐在那里，镇定自若，偶尔用一只手指伸到头巾里搔搔头皮。

玛丝洛娃忽而一动不动地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忽而全身抖动，似乎想进行反驳，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沉重地叹着气，双手换一种姿势，往四下里看了看，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摘下夹鼻眼镜，望着玛丝洛娃，他的内心展开了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十

起诉书全文如下：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摩尔旅馆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明该旅客乃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密里央内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法医验明，死亡乃因饮酒过量、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尸体当即入土掩埋。

“案发数日后，斯梅里科夫同乡好友、商人季莫兴自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一事，疑有人谋财害命。

“关于此项怀疑，已由预审查明下列事实：（一）斯梅里科夫死亡前不久曾向银行提取现款三千八百银卢布。然在封存死者遗物清单中只开列现金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斯梅里科夫临死前一日曾在妓院和摩尔旅馆同妓女柳波芙（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相处达一昼夜之久。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曾受斯梅里科夫之托，自妓院径赴摩尔旅馆取款。该玛丝洛娃即会同摩尔旅馆茶房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使用斯梅里科夫交与之钥匙，打开皮箱，取出现款。玛丝洛娃开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场目睹箱内装有百卢布钞票若干叠。（三）斯梅里科夫偕同妓女玛丝洛娃自妓院回到摩尔旅馆后，玛丝洛娃受茶房卡尔津金怂恿，将彼交与的白色药粉掺入一杯白兰地中，使斯梅里科夫饮下。（四）次日早晨该妓女玛丝洛娃将斯梅里科夫钻石戒指一枚售与女掌班，即妓院女老板和本案证人基达耶娃，声称戒指系斯梅里科夫所赠。（五）斯梅里科夫死后第二日，摩尔旅馆女茶房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即至本地商业银行，在本人活期存款户中存入一千八百银卢布。

“经法医解剖尸体，化验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该斯梅里科夫系中毒身亡。

“被告玛丝洛娃、包奇科娃与卡尔津金在受审时均不承认犯有罪行。玛丝洛娃供称，在彼所谓‘工作’的妓院中，斯梅里科夫确曾令彼到摩尔旅馆为该商人取款，彼即用交与之钥匙打开商人皮箱，并遵嘱取出四十银卢布，未曾多取分文，此点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能证明，因开箱、取款、锁箱之际两人均在场目睹。玛丝洛娃又供称，彼第二次到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后，确曾受卡尔津金教唆使商人饮下掺有药粉之白兰地，以为此药粉是安眠药，使商人服后熟睡，彼可及早脱身。戒指一枚确系商人斯梅里科夫所赠，因彼受到商人殴打，放声痛哭，且欲离去，该商人即以此戒指相赠。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供称，失款一节彼毫无所知，彼从未踏进该商人房间，一切勾当均系玛丝洛娃一人所为，因此该商人如有失窃情事，定系玛丝洛娃持商人钥匙取款时谋财所致。”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全身打了个哆嗦，张开嘴巴，回头瞧了一眼包奇科娃。“当法庭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出示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单并查询该存款来源时，彼供称：此乃彼同西蒙·卡尔津金二人十二年积攒所得，彼并准备同西蒙·卡尔津金结婚。又据西蒙·卡尔津金第一次受审时供称，玛丝洛娃持钥匙自妓院来旅馆，教唆彼与包奇科娃共同窃取现款，然后三人分赃。”玛丝洛娃听到这里身子又哆嗦了一下，甚至跳起来，脸涨得通红，嘴里嘀咕着什么，但被民事执行吏所制止。“最后卡尔津金还供认，彼曾将药粉交给玛丝洛娃，使该商人安眠；但在第二次审讯时又推翻前供，声称并未参与谋财案件，亦未曾将药粉交与玛丝洛娃，而将全部罪责推到玛丝洛娃一人身上。至于包奇科娃在银行存款一节，彼同包奇科娃供词相同，声称系彼二人十二年来在旅馆听差所得之小费。”

接着，起诉书列举被告对质记录、证人供词、法院鉴定人意见，等等。

起诉书结尾如下：

“综上所述，包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娃·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经过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谋财害命，以毒药掺酒灌醉斯梅里科夫，致彼死亡。

“查此项罪行触犯刑法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据此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〇一条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交由地方法院会同陪审员审理。”

书记官这才念完长篇起诉书，收拾好文件，坐下来，双手理理长头发。大家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愉快地感觉到审讯就要开始，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正义就可得到伸张。只有聂赫留朵夫一人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玛丝洛娃竟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不由得大惊失色。

十一

等到起诉书念完，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对卡尔津金说话，脸上的神情分明表示：这下子我们就会把全部案情弄个水落石出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身子侧向左边，开口说。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两手贴住裤子两侧的接缝，整个身子向前冲，两边腮帮无声地抖动个不停。

“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放在酒里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中毒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他说完把身子侧向右边。

“绝对没这回事，因为我们的本分是伺候客人……”

“这话你留到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绝对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庭长从容而坚决地再次问道。

“我可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又连忙奔到西蒙·卡尔津金身边，悲天悯人地低声制止他。

庭长现出对他的审问已经完毕的神情，把拿文件那只手的臂肘挪了个地方，转身对叶菲米雅·包奇科娃说话。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摩尔旅馆串通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盗窃其现款与戒指一枚，三人分赃，并为掩盖你们的罪行，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毒酒，致使他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个女被告神气活现地断然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既然那个贱货进去过，那就是她作的案。”

“这话你以后再说，”庭长又是那么软中带硬地说。“那么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钱不是我拿的，酒也不是我灌的，我连房门都没有踏进去过。我要是在场，准会把她撵走。”

“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从来没犯过。”

“很好。”

“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庭长转身对第三个被告说，“你被控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到摩尔旅馆，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他像背书一般熟练地说，同时把耳朵凑近左边的法官，那个法官对他说，查对物证清单还少一个酒瓶。“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庭长又说了一遍，“你们分了赃，然后你又同商人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尔旅馆，你给斯梅里科夫喝了毒酒，因而使他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急地说，“我原先这么说，现在也这么说：我没有拿过，没有拿过就是没有拿过，我什么也没有拿过，至于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你不承认犯有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你犯了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毒酒的罪行，你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人家告诉我那是安眠药，吃了没有关系，我也就相信了。我没有想到他会死，我也没有存心要害他。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起誓，我没有这个念头。”她说。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你承认给他喝过毒酒，是吗？”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是为了要他睡觉。我没有想害死他，我没有这个念头。”

“很好，”庭长说，对取得的结果显然很满意，“那么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他说，身子往椅背一靠，两手放在桌上。“把全部经过从头到尾说一说。你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眼睛一直盯着庭长，一言不发。

“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

“事情的经过吗？”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说，“我乘马车到了旅馆，他们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她说到他这个字时，脸上露出异常恐惧的神色，眼睛睁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住了口，仿佛思路突然断了，或者想到了别的事。

“那么，后来呢？”

“后来还有什么呢？后来在那里待了一阵，就回家了。”

这当儿，副检察官怪模怪样地用一个臂肘支撑着，欠起身来。

“您要提问吗？”庭长问，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就做做手势，表示给他提问的权利。

“我想提一个问题：被告以前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眼睛不望玛丝洛娃，说。

他提了问题，就抿紧嘴唇，皱起眉头。

庭长把这个问题重说了一遍。玛丝洛娃恐惧地直盯着副检察官。

“西蒙吗？以前就认识。”她说。

“现在我想知道被告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常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吗？他常常找我去接客，谈不到什么交情。”玛丝洛娃回答，惊惶不安地瞧瞧副检察官，又望望庭长，然后又瞧瞧副检察官。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总是只找玛丝洛娃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缝起眼睛，带着阴险多疑的微笑，说。

“我不知道。教我怎么知道？”玛丝洛娃怯生生地向四下里瞧了瞧，她的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一刹那。她回答说，“他想找谁就找谁。”

“难道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觉得血往脸上直涌。其实玛丝洛娃并没有认出他，她立刻转过身去，又带着恐惧的神情凝视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过什么亲密关系，是吗？很好。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臂肘从写字台上挪开，动手做笔记。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用钢笔随意描着笔记本上的第一个字母。他常常看到检察官和律师这样做：当他们提了一个巧妙的问题以后，就在足以给对方致命打击的地方做个记号。

庭长没有立刻对被告说话，因为他这时正在问戴眼镜的法官，他同意不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并开列在纸上的那些问题。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又问玛丝洛娃。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继续说，比较大胆地瞧着庭长一个人，“我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刚刚睡着，我们的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唤醒了。她说：‘走吧，你那个做买卖的又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掌班硬叫我去。他就在旁边，”她一说到他字，显然又现出恐惧的神色，“他一直在给我们那些姐妹灌酒，后来他还要买酒，可是身上的钱花光了。掌班不信任他，不肯赊帐。他就派我到旅馆去。他告诉我钱在哪里，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在同左边那个法官低声交谈，没有听见玛丝洛娃在说什么，但为了假装他全听见了，就重复说了一遍她最后的那句话。

“你就乘车去了。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呢？”他说。

“我到了那里，就照他的话办，走进他的房间。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进房间的，我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一起进去，还有她。”她说着指指包奇科娃。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15]。”玛丝洛娃皱起眉头，眼睛不瞧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

副检察官刚提问，玛丝洛娃就全身打了个哆嗦。她不懂是什么缘故，但觉得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有数过，我只看见都是些百卢布钞票。”

“被告看见了百卢布钞票，那么，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后来你把钱取来了？”庭长看看表，又问。

“取来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走了，”玛丝洛娃说。

“那么，你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下去的？”庭长问。

“怎样给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没有回答，只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一直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下，说，“我被他搞得筋疲力尽。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但愿他能放我走。我累坏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把我们也弄得烦死了。我们来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脱身了。’我说：‘好的。’我还以为那不是毒药。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躺在隔板后面，一看见我就要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自己喝，一杯给他喝。我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给他吃。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还会给他吃吗？”

“那么，那个戒指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那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你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拔脚要走。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丝洛娃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仍旧装腔作势地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几个问题。在取得许可以后，他把脑袋歪在绣花领子上，问道：“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待了多少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惶失措的神色，目光不安地从副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急急地说：“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那么，被告是不是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后，有没有到旅馆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隔壁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忘乎所以，竟直接向她提问题了。[16]

“我去理理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同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

“他也去了。”

“他去干什么？”

“那商人还剩下一点白兰地，我们就一块儿喝了。”

“噢，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么，被告有没有同西蒙说过话？说了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过什么，我全讲了，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有罪，就是这样。”

“我没有别的话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装腔作势地耸起肩膀，动手在他的发言提纲上迅速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同西蒙一起到过那个空房间。

法庭上沉默了一阵子。

“你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玛丝洛娃叹口气说，坐下来。

随后庭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接着听了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地站起来，走出法取。庭长同左边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生有一双善良大眼睛的法官交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感到胃里有点不舒服，自己要按摩一下，吃点药水。他把这事告诉了庭长，庭长就宣布审讯暂停。陪审员、律师、证人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大家高兴地感到一个重要案件已审完了一部分，开始走动。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十二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那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年，他总是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在莫斯科郊区他母亲的大庄园里歇夏。但那年夏天他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到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写。姑妈家里十分清静，没有什么玩乐使他分心，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遗产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淳朴的旧式生活。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身上充满活力，心情舒畅。一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照人家的指点，亲身体会到生活的美丽和庄严，领悟到人类活动的全部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对此不仅抱着希望，而且充满信心。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特别是由于他本身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光景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因道德而自我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因此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篇论文，论述这个问题。

那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每天一早起身，有时才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在晨雾弥漫中洗完澡回家，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早晨他有时喝完咖啡，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以前，他在花园里打个瞌睡，然后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一边吃一边说些有趣的事，逗得姑妈们呵呵大笑。饭后他去骑车或者划船，晚上又是读书，或者陪姑妈们坐着摆牌阵。夜里，特别是在月光溶溶的夜里，他往往睡不着觉，原因只是他觉得生活实在太快乐迷人了。有时他睡不着觉，就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在花园里散步，直到天亮。

他就这样快乐而平静地在姑妈家里住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留意那个既是养女又是侍女、脚步轻快、眼睛乌黑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从小由他母亲抚养成长。当年他才十九岁，是个十分纯洁的青年。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但事有凑巧，那年夏天的升天节[17]，姑妈家有个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做客，其中包括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她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在屋前修剪平坦的草地上玩“捉人”游戏。他们叫卡秋莎也参加。玩了一阵，轮到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是很高兴，但他从没想到他同她会有什么特殊关系。

“哦，这下子说什么也捉不到他们两个了，”轮到“捉人”的快乐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短壮罗圈腿跑得飞快，“除非他们自己摔跤。”

“您才捉不到哪！”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格格地笑着，敏捷地同聂赫留朵夫交换着位子。她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向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让画家捉到，就一个劲儿地飞跑。他回头一看，瞧见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那两条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腿灵活地飞跑着，不让他追上，向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没有一个人跑到那里去，但卡秋莎回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头示意，要他也到花坛后面去。聂赫留朵夫领会她的意思，就往丁香花坛后面跑去。谁知花丛前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踏空，掉到沟里去。他的双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晚露。但他立刻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好笑，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那双水灵灵的乌梅子般的眼睛也闪耀着笑意，她飞也似地迎着他跑来。他们跑到一块儿，握住手。[18]

“我看，您准是刺破手了，”卡秋莎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理理松开的辫子，一面不住地喘气，一面笑眯眯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道沟。”聂赫留朵夫也笑着说，没有放掉她的手。

她向他靠近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向她凑过脸去。她没有躲避，他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你这是干什么！”卡秋莎说。她慌忙抽出被他握着的手，从他身边跑开去。

卡秋莎跑到丁香花旁，摘下两支已经凋谢的白丁香，拿它们打打她那热辣辣的脸，回过头来向他望望，就使劲摆动两臂，向做游戏的人们那里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那是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世间万物在他的眼睛里就仿佛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更逗人喜爱，更有意思，生活也更加充满欢乐。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不仅卡秋莎在场或者同他接近时有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聂赫留朵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收到母亲令人不快的信也罢，论文写得不顺利也罢，或者心头起了青年人莫名的惆怅也罢，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他可以看见她，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卡秋莎在家里事情很多，但她总能一件件做好，还偷空看些书。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刚看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借给她看。她最喜爱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他们只能找机会交谈几句，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或者院子里，有时在姑妈家老女仆玛特廖娜的房间里——卡秋莎跟她同住，——有时聂赫留朵夫就在她们的小房间里喝茶，嘴里含着糖块。他们当着玛特廖娜的面谈话，感到最轻松愉快。可是到了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谈话就比较别扭。在这种时候，他们眼睛所表达的话和嘴里所说的话截然不同，而眼睛所表达的要重要得多。他们总是撅起嘴，提心吊胆，待不了多久就匆匆分开。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他同卡秋莎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位姑妈发现他们这种关系，有点担心，甚至写信到国外去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雅姑妈唯恐德米特里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她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聂赫留朵夫也像一切纯洁的人谈恋爱那样，不自觉地爱着卡秋莎，他对她的这种不自觉的爱情就保证了他们不致堕落。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就心惊胆战。但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雅姑妈的忧虑就要切实得多。她生怕具有敢作敢为的可贵性格的德米特里一旦爱上这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迟疑地同她结婚。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绝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凭着他的憨直性格，他就会断然决定非同她结婚不可，不管她是个怎样的人，只要他爱她就行。不过，两位姑妈并没有把她们的忧虑告诉他，因此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就这样离开了姑妈家。

他当时满心相信，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他全身充溢着生的欢乐的一种表现，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感情。临到他动身的时刻，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双泪水盈眶、略带斜睨的乌溜溜的眼睛送着他，他这才感到他正在失去一种美丽、珍贵、一去不返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再见，卡秋莎，一切都得谢谢你！”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雅姑妈的睡帽，对她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忍住满眶的眼泪，跑到门廊里，在那儿放声哭了起来。

十三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整整三年没有同卡秋莎见面。直到三年后他升为军官，动身去部队，路过姑妈家，这才又见到了她。但同三年前的夏天住在她们家里时相比，他已换了个人了。

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如今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个谜，他兴致勃勃地企图解开这个谜；现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都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安排的。那时，接触大自然，接触前人——在他以前生活、思想和感觉过的哲学家、诗人——是重要的；现在呢，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跟同事们的交际活动。那时，他觉得女人是神秘而迷人的，正因为神秘就更加迷人；现在呢，女人，除了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她们的作用都很清楚：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乐用具。那时他不需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花不掉，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地产，分赠给他的佃户；现在呢，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不够用，为了钱他跟母亲拌过嘴。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呢，他以为精力充沛的强壮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身上发生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须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譬如，聂赫留朵夫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书籍并同人家谈论这些事，人家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简直有点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就会好意地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但他看爱情小说，讲淫秽笑话，到法国剧院看轻松喜剧，并且津津乐道，大家就称赞他，鼓励他。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在布置书房上穷奢极侈，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都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但公爵夫人一想到儿子同卡秋莎的关系，而且可能同她结婚，就感到忧心忡忡。

同样，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他把父亲遗留给他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因为他认为地主拥有土地是不合理的。不料他这种行为却使他的母亲和亲戚大为吃惊，并且从此成为大家嘲弄的话题。人家多次告诉他，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索性不干农活。等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输去许多钱，弄得叶莲娜·伊凡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她却满不在乎，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还是件好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做过反抗，但十分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好的，别人却认为坏的；反之，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坏的，别人却认为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开头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

聂赫留朵夫天生热情好动，不久就沉湎于这种受亲友称道的新生活中，把内心的其他要求一概排斥了。这种变化开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而在他进入军界后彻底完成。

军官生活本来就容易使人堕落。一个人一旦进入军界，就终日无所事事，也就是说脱离合理的有益劳动，逃避人们共同负担的义务，而换来的则是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再有，一方面是颐指气使，对别人享有无限权力；另一方面，在长官面前却又奴颜婢膝，唯命是从。

不过，除了进军队服务以及军服、军旗和合法的暴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性堕落外，在有钱有势的军官才能进入的近卫军团里，军官们因为富裕和接近皇室而格外堕落。这批人很容易发展成为疯狂的利己主义者。聂赫留朵夫自从担任军职，开始像同僚们那样生活以来，他就落入了这种疯狂的利己主义的泥沼之中。

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只须穿上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精心缝制、洗刷干净的军服，戴上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跨上一匹由别人饲养和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同他一样的人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挥舞马刀，开枪射击，并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就行了。他们没有别的事做，但那些达官贵人，不论老少，连沙皇和他的亲信都赞同他们的活动，甚至因此夸奖他们，感谢他们。这些活动结束以后，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去吃吃喝喝，纵情挥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场，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然后又是挥金如土，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的腐蚀特别厉害，因为要是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害臊。军人过这样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并且自吹自擂，引以为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聂赫留朵夫正好是在向土耳其宣战后进入军队的。“我们准备为国捐躯，因此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在我们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才这样过日子。”

聂赫留朵夫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也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想法。他由于冲破了以前给自己定下的种种道德藩篱，一直感到轻松愉快，并且经常处于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中。

三年后他到姑妈家去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这次到姑妈家去，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已开赴前方，他中途要经过她们的庄园，而且两位姑妈热情邀请他去，但主要的原因是他很想看看卡秋莎。也许在灵魂深处他已受到那如今脱缰的兽性的冲动，对卡秋莎起了歹念，但这一点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想重游他曾快乐地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两位对他一向十分慈爱和赞赏、可笑而又可亲的姑妈，看看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天真可爱的卡秋莎。

他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19]到达的。当时冰雪初融，道路泥泞，而且下着倾盆大雨，把他淋得浑身湿透，身子冻僵，但他还是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在那个时候，他总是这样的。“她是不是还在她们家里？”马车到达姑妈家熟识的旧式地主庄园时，他心里想。庄园院子里堆着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周围砌着一道矮墙。他满心希望，她一听见他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台阶上，但只看见两个裙裾掖在腰里的赤脚女人提着水桶从边门出来，她们显然正在擦地板。正门入口处也没有她的人影子，只见听差吉洪一人出来。他系着围裙，看来也在打扫房子。索菲雅姑妈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了前厅。

“啊，你到底来了，太好了！”索菲雅姑妈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雅姑妈有点不舒服，她刚才去教堂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你，索菲雅姑妈，”聂赫留朵夫吻了吻索菲雅姑妈的手说，“对不起，我把您弄湿了。”

“快到房间里去。你浑身都湿透了。瞧你已经有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来。”

“我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识的好听声音。

聂赫留朵夫高兴得心都怦怦直跳。“她还在这儿！”好像太阳从云端里露出脸来。聂赫留朵夫兴高采烈地跟着吉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很想向吉洪打听一下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吗？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快出嫁了？可是吉洪的态度是那么毕恭毕敬，庄重严肃，并且一定要亲自给他用水冲手，弄得聂赫留朵夫不好意思向他打听卡秋莎的事，只能问问他的孙子们好不好，那匹被唤作“哥哥”的老马和看家狗波尔康怎么样。原来孙子们和老马都很好，挺强壮，只有波尔康去年疯了。

聂赫留朵夫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刚要穿上干净衣服，忽然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中听出是谁来了。只有她才是这样走路和敲门的。

他披上潮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果然是她，是卡秋莎。还是同原来一样，但出落得越发俏丽可爱了。那双纯洁的略带斜睨的黑眼睛仍旧那么笑盈盈地从脚到头打量人。她仍旧系着洁白的围裙。姑妈让她送来一块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是俄国式大浴巾，一条是毛巾。不论是没有用过的字迹清楚的香皂，还是那两条手巾，或者卡秋莎本人，都是那么洁净、新鲜、纯朴、惹人喜爱。她那两片线条清楚的可爱红唇，像上次看见他时一样，由于内心难以抑制的喜悦而皱了起来。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口，脸涨得通红。

“你好……您好，”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对她说话用“你”好还是用“您”好，脸涨得像她一样红，“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您瞧，姑妈叫我给您送您喜爱的玫瑰香皂来了。”她说着把肥皂放在桌上，把毛巾往椅子扶手上一搭。

“人家侄少爷自己有。”吉洪夸耀客人的阔气说，得意扬扬地指指聂赫留朵夫那个打开的大梳妆箱。箱子里放着许多银盖的瓶子、刷子、发蜡、香水和其他化妆用品。

“您替我谢谢姑妈。我来到这里，真高兴。”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心里像上次一样开朗和温暖。

她听了这话只微微一笑，就走了。

两位姑妈一向宠爱聂赫留朵夫，这次见到他格外高兴。德米特里出去打仗，可能负伤，也可能阵亡。这就使两位姑妈格外疼他。

聂赫留朵夫原定在姑妈家只停留一天一夜，但见了卡秋莎，他就决定多待两天，过了复活节再走。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和同事申包克打了个电报，请他也到姑妈家来。他们原先约定在敖德萨会合。

聂赫留朵夫第一天看到卡秋莎，对她就燃起了旧情。他像上次一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兴奋，听见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就快乐，看见她那双水汪汪像乌梅子一样的眼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他就心醉，主要是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一看见她满脸红晕的模样，就心慌意乱。他发觉自己在恋爱了，但不像以前那样觉得恋爱是个谜，他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他在恋爱，并且认为人的一生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又在恋爱了，并且意识到这一点，还因此感到高兴。他隐隐约约地知道，恋爱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会怎么样。

聂赫留朵夫也像所有的人那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部队生活唤起的利己主义在他身上恶性发作，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把精神的人完全压倒了。不过，他看见了卡秋莎，旧情复发，精神的人又抬头了，并且重新支配着他的行动。在复活节前的这两天里，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不停地展开着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内心斗争。

他心里明白他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留在姑妈家里，知道留着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待在这里实在太快乐了，他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就留了下来。

在复活节前一天，礼拜六傍晚，司祭带了助祭和诵经士乘雪橇赶来做晨祷。他们说，他们千辛万苦才穿过水塘和干地，走完从教堂到姑妈家的三里路。

聂赫留朵夫同姑妈和仆人站在一起做完晨祷，同时目不转睛地盯住卡秋莎，看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同司祭和两位姑妈互吻了三次，正要到房里去睡觉，忽然听见玛丽雅姑妈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同卡秋莎一起在走廊里，正准备到教堂去行复活节蛋糕和奶饼的净化礼。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也去。”

去教堂的路，马车不能通行，雪橇也不好走。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一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他吩咐仆人把那匹叫“哥哥”的公马备好鞍子，自己不上床睡觉，却穿上漂亮的军服和紧身马裤，披上军大衣，跨上那匹不住嘶叫的膘肥体壮的老公马，摸黑穿过水塘和雪地向教堂跑去。

十五

这次晨祷给聂赫留朵夫一辈子留下极其鲜明、极其深刻的印象。

通过稀稀落落散布着几堆白雪的漆黑道路，他骑马着水，来到教堂前的院子里。他的马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竖起耳朵。这时候，礼拜已开始了。

有几个农民认出他是玛丽雅小姐的侄儿，就领他到干燥的地方下马，牵过马来挂好，然后把他带到教堂里。教堂里已挤满了过节的人。

右边都是庄稼汉：老头子身穿土布长袍，脚包白净的包脚布，外套树皮鞋；小伙子身穿崭新的呢长袍，腰束色彩鲜艳的阔腰带，脚蹬高筒皮靴。左边都是女人，她们头上包着红绸巾，身穿棉绒紧身袄，配着大红衣袖，系着蓝色、绿色、红色或者花色的裙子，脚上穿着钉上铁钉的半统靴。老年妇女衣着朴素，站在后面，她们包着白头巾，身穿灰短袄，系着老式毛织裙子，脚穿平底鞋或者崭新的树皮鞋。人群中还夹杂着孩子，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头发抹得油光光。农民们画十字，甩动头发鞠躬。妇女们，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用她们褪了色的眼睛盯着蜡烛和圣像，用并拢的手指紧紧地按按额上的头巾、双肩和腹部，嘴里念念有词，弯腰站着或者跪下。孩子们看见有人在瞧着他们，就学大人的样，一个劲儿地做祷告。镀金的圣像壁，被周围饰金大蜡烛和小蜡烛照得金光闪闪。枝形大烛台上插满了蜡烛，光辉灿烂。从唱诗班那里传来业余歌手欢乐的歌声，其中夹杂着嘶哑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声。

聂赫留朵夫向前走去。教堂中央站着上层人物：一个地主带着妻子和穿水兵服的儿子，警察分局局长，电报员，穿高筒皮靴的商人，佩戴奖章的乡长。在读经台右边，地主太太后面站着玛特廖娜。玛特廖娜身穿闪光的紫色连衣裙，披着有流苏的白色大围巾。卡秋莎站在她旁边，身穿一件胸前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根浅蓝带子，乌黑的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蝴蝶结。

整个教堂里都洋溢着喜悦、庄严、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司祭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挂着金十字架。助祭和诵经士穿着有金银丝绦装饰的祭服。业余歌手们也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头发擦得油光闪亮。节日的赞美诗听上去像欢乐的舞曲。司祭们高举插有三支蜡烛、饰有花卉的烛台，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反复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很美丽，但最美丽的却是那穿着雪白连衣裙、系着浅蓝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鲜红蝴蝶结、眼睛闪耀着快乐光芒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发觉她虽然没有回过头来，却看见了他。他是在走向祭坛，经过她身边时注意到的。他对她本没有什么话要说，但就在经过她身边时想出了一句：“姑妈说，做完晚弥撒她就开斋。”

就像每次见到他那样，她那可爱的脸蛋上泛起了青春的红晕，乌黑的眼睛闪耀着笑意和欢乐，她天真烂漫地从脚到头瞅着聂赫留朵夫。

“我知道。”她笑眯眯地说。

这当儿，一个诵经士手里拿着一把铜咖啡壶，穿过人群，在经过卡秋莎身边时没有留神，他的祭服下摆触到了卡秋莎。那诵经士显然是由于尊敬聂赫留朵夫，有意从他旁边绕过去，结果却触到了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心里奇怪，那个诵经士怎么会不明白，这里的一切，连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卡秋莎一人而存在的，他可以忽视世间万物，但不能怠慢卡秋莎，因为她就是世界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壁才金光闪闪，烛台上的蜡烛才欢乐地燃烧；为了她，人们才高歌欢唱，“耶稣复活了，人们啊，欢乐吧！”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为她，为她一人而存在的。他认为卡秋莎也懂得，一切都是为了她。聂赫留朵夫注视着她那穿带皱褶雪白连衣裙的苗条身材，注视着她那张聚精会神的喜气扬扬的脸，心里有这样的感觉。他还从她脸部的表情上看出，她心里所唱的和他心里所唱的是同一首歌。

聂赫留朵夫在早弥撒和晚弥撒之间那个时刻走出教堂。人们纷纷给他让路，向他鞠躬。有人认识他，有人却问：“他是谁家的？”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停住脚步。乞丐们把他团团围住。他把钱包里的零钱都分给他们，这才走下台阶。

天已经亮了，四下里一切都看得清楚，但太阳还没有升起。人们分散在教堂周围的墓地上。卡秋莎留在教堂里。聂赫留朵夫站在门口等她。

人们陆续从教堂里出来，他们靴底的钉子在石板地上敲得叮叮作响。他们走下台阶，分散到教堂前面的院子里和墓地上。玛丽雅姑妈家的糕点师傅，老态龙钟，脑袋不断颤动，拦住聂赫留朵夫，同他互吻了三次。糕点师傅的老伴头上包着一块丝绸三角巾，头巾下面有一个皮肤打皱的小肉团。她从手绢里取出一个黄澄澄的复活节蛋，送给聂赫留朵夫。这当儿，一个体格强壮的青年庄稼汉，身穿一件崭新的紧身外套，腰里束着一条绿色宽腰带，笑嘻嘻地走过来。

“基督复活了！”他眼睛里含着笑意说。他向聂赫留朵夫凑过脸来，使他闻到一股庄稼汉身上所特有的好闻气味，他那鬈曲的大胡子扎得聂赫留朵夫脸上发痒，接着就用他那宽厚的滋润的嘴唇对住聂赫留朵夫的嘴唇吻了三次。

就在聂赫留朵夫跟那个庄稼汉亲吻，接受他所送的深棕色复活节蛋时，出现了玛特廖娜的闪光连衣裙和那个戴着鲜红蝴蝶结的可爱的乌黑脑袋。

她隔着前面过路人的头看见了他，他也看到她容光焕发的脸。她跟玛特廖娜一起走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站住，散钱给乞丐。一个鼻子烂得只剩块红疤的乞丐走到卡秋莎跟前。她从手绢里取出一样东西送给他，然后向他凑拢去，丝毫没有嫌恶的样子，眼睛里依旧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同他互吻了三次。正当她同乞丐接吻的时候，她的目光同聂赫留朵夫的目光相遇了。她仿佛在问：她这样做好吗？做得对吗？

“对，对，宝贝，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美，我喜欢这样。”他的眼神这样回答。

她们走下台阶，他就走到她跟前。他不想按复活节的规矩同她互吻，只想同她挨得近一点。

“基督复活了！”[20]玛特廖娜说。她低下头，微笑着，那口气仿佛在说：今天大家平等。接着她把手绢揉成一团，擦擦嘴，把嘴唇向他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同她接吻。

他回头看了卡秋莎一眼。她飞红了脸，同时向他挨过来。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吻了两次，仿佛迟疑了一下，还要不要再吻一次。终于决定再吻一次，他们就吻了第三遍。接着两人都笑了笑。

“你们不去找司祭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我们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卡秋莎说，仿佛在愉快的劳动以后用整个胸部深深地呼吸着，同时用她那双温柔、纯洁、热烈而略带斜睨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

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达到顶点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既没有自觉和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如今他每次回想到卡秋莎，这个夜晚的情景总是盖过了他看见她的其余各种情景。那个头发乌黑光滑的小脑袋，那件束住她处女的苗条身材和不高胸部的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那个泛起红晕的脸蛋，那双由于未眠而略带斜睨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有她全身焕发出来的特点：她那纯洁无瑕的少女的爱，不仅对着他——这一点他知道，——而且对着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不仅对着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对着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这样的爱，因为他意识到，这一夜他通宵达旦也有这样的感情，并且知道，正是这种爱把他同她连结在一起。唉，要是他们的关系能保持在那天夜里的感情上，那该多好！“是的，那件可怕的事是在复活节夜晚之后发生的呀！”现在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员议事室窗前，暗自想着。

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来后，就跟姑妈们一起开斋。为了提提神，他按照军队里的习惯，喝了伏特加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一阵敲门声把他吵醒。他从敲门声上听出，这是她，就揉揉眼睛，伸着懒腰坐起来。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他下了床说。

她把房门稍微推开一点。

“请您去吃饭。”她说。

她仍旧穿着那件雪白的连衣裙，但头发上的蝴蝶结不见了。她瞅了一下他的眼睛，满脸春风，仿佛她告诉了他一件特殊的大喜讯。

“我这就来。”他一边回答，一边拿起梳子来梳头发。

她站在那里没有走。他一发觉，就丢下梳子，向她走去。但就在这当儿，她敏捷地转过身，像往常那样，轻快地沿着过道的花地毯走去。

“我真傻，”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我为什么不把她留住？”

他拔脚跑去，在过道里追上她。

他要拿她怎么样，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他觉得，刚才她走进房间，他应该像一般人在这种场合那样，对她做些什么，可是他没有做。

“卡秋莎，你等一下。”他说。

她回头一看。

“您要什么？”她停住脚步说。

“没什么，不过……”

他提起精神，想到一般男人处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办，就搂住卡秋莎的腰。

她站住了，对他的眼睛瞧瞧。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别这样。”她脸红得简直要哭出来，说，同时用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推开那只搂住她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开她，有那么一会儿，他不仅感到十分羞愧，而且觉得自己可恶。他应该相信自己的这种感情，可是他不知道这种羞耻心正是他灵魂里表现出来的最高尚的感情，反而认为他自己愚蠢，他应该像一般人那样行动才对。

他又一次追上她，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次的吻同前两次——那次在丁香花坛后面情不自禁的一吻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接吻完全不同。这一次的吻是可怕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仿佛他打碎了一个无价之宝，再也无法补救似的。她拔脚从他身边跑掉了。

他走到餐厅。两位盛装的姑妈、一个医生和一位女邻居都站在放冷盘的桌旁等着。一切都同平时一样，可是聂赫留朵夫心里却起了风暴。人家对他说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一心只想着卡秋莎，回味着刚才在过道里追上她时的一吻。他没有心思想别的事。她每次进来，他眼睛没有看她，却总是真切地感觉到她就在旁边，他必须竭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她。

午饭以后，他立刻回到自己屋里，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房子里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兽性的人，如今不仅抬起头来，而且把他初来时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存在的精神的人踩在脚下。如今这个可怕的兽性的人独霸了他的心灵。尽管他一直在守候她，今天他却毫无机会同她单独见面。多半是她在躲避他吧。但到了傍晚，她凑巧有事到他隔壁房间里去。原来是医生要留下来过夜，卡秋莎只得替他铺床。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她进去，仿佛去干什么犯法的事似的。

她两只手伸进干净的枕头套里，抓住枕头角，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欢笑，而是一种恐惧的可怜巴巴的苦笑。这笑容仿佛向他表示，他这样做是要不得的。他刹那间楞住了。现在还能进行斗争。他对她真正爱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还在响着，他不能不考虑到她，考虑到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后面那个声音压倒了前面的声音。他断然走到她跟前。那种按捺不住的可怕兽性控制了他。

聂赫留朵夫搂住她不放，按她坐在床上。他觉得还有些什么事要做，就在她旁边坐下。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好少爷，请您放手，”她哀求说，“玛特廖娜来了！”她一边叫，一边挣脱身子。门外真的传来了脚步声。

“那我晚上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屋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您在说什么？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她嘴里这么说，而她整个兴奋慌乱的神态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回事。

来的果然是玛特廖娜。她走进房里，手臂上搭着一条被子，不以为然地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责备卡秋莎拿错了被子。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感到羞耻。他从玛特廖娜的脸色上看出，她在责怪他，而且责怪得有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干的事不对，但原先被他对她的纯洁爱情压制着的兽性如今控制了他，霸占了他，把其他一切感情都扼杀了。现在他知道，要满足这种兽性该怎么办，就竭力想办法。

整个黄昏他都感到心神不宁，一会儿走到姑妈们屋里，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走到台阶上，心里只盘算着一件事，怎样同她单独见面。不过，她在躲避他，而玛特廖娜却寸步不离地看住她。

十七

整个黄昏就这样过去，黑夜降临了。医生去睡觉了。两位姑妈也安歇了。聂赫留朵夫知道玛特廖娜此刻在姑妈卧室里，女仆屋里只有卡秋莎一人。他又走到台阶上。户外漆黑、潮湿，温暖。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迷雾。春天里，这样的雾能化开残雪，也许雾本身就是由残雪融化而成的。房子前面百步开外的峭壁下有条小河，从那边传来一种古怪的响声，那是冰层破裂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冰雪覆盖的水塘，来到女仆屋子窗口。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跳得他自己都能听见。他时而屏住呼吸，时而长叹一声。女仆屋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独自坐在桌旁沉思，眼睛瞪着前方。聂赫留朵夫一动不动地瞧了她好一阵，很想看看在她认为没人看见的时候她会做些什么。她木然不动地坐了两分钟光景，这才抬起眼睛，微微一笑，摆摆头，仿佛在责备自己，然后换了个姿势，突然把双臂往桌上一搁，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

他站在那里瞧着她，不自觉地同时听着自己的心跳和从小河那边传来的古怪响声。那里，在雾蒙蒙的河上，正在发生持续不断的缓慢的变化：一会儿是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喘气，一会儿是咔嚓一声裂开，一会儿是哗啦一下崩塌，一会儿是薄冰像玻璃一样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站在那里，瞧着卡秋莎由于内心斗争激烈而显得苦恼的、沉思的脸，他很可怜她，但说来奇怪，这种怜悯心反而加强了他对她的欲念。

他被欲念完全控制了。

他敲了敲窗子。她像触电似的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露出恐怖的神色。接着她跳起来，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窗玻璃上。她用双手在眼睛上搭了个凉棚，认出是他，但她脸上的恐惧神色并没有消失。她的神态异常严肃，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种模样。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笑了笑，仿佛只是为了迎合他才笑的。她心里根本不想笑，有的只是恐惧。他对她做了个手势，要她出来。她摇摇头，表示不出来，可是依旧站在窗边。他又一次把脸凑近玻璃窗，想喊她出来，但就在这当儿她向房门口转过身去，显然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窗口。雾很浓，离开房子五步就看不见窗子，只剩下一团漆黑的影子，中间现出一个似乎很大的红色灯光。河那边仍旧传来古怪的喘气、崩塌、坼裂和冰块相撞的声音。在附近浓雾弥漫的院子里，有一只公鸡啼起来，附近几只公鸡响应它，然后从远处村子里也传来互相呼应、汇成一片的鸡鸣。不过，除了河那边，四下里还是一片宁静。这时鸡已啼第二遍了。

聂赫留朵夫在房子转角处来回走了两下，好几次踩在水塘里，又回到女仆屋子窗边。灯依旧亮着，卡秋莎依旧坐在桌旁，仿佛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他一走到窗口，她对他望了一眼。他敲了敲窗子。她没有看是谁在敲，就从屋里跑出来。他听见门钩嗒的响了一声，接着外道门吱的一声开了。他在门廊里等她，立刻默默地把她搂住了。她紧偎着他，抬起头，嘴唇凑过去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门廊转角处干燥的地方，他全身被没有满足的欲望煎熬着。突然外道门又发出咯吱吱的响声，又传来玛特廖娜怒气冲冲的声音：

“卡秋莎！”

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回到女仆屋里。他听见门钩又嗒的一声扣上。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窗里的灯火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迷雾和河上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走到窗口，一个人也看不见。他敲敲窗子，没有人答应。聂赫留朵夫从前门台阶回到房子里，但睡不着觉。他脱下靴子，光着脚板从过道走到她的房门口，旁边就是玛特廖娜的房间。起初他只听见玛特廖娜平静的鼾声，他刚要进去，忽然听见她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弄得床铺嘎吱发响。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光景。等到一切又安静下来，又听到平静的鼾声，他就竭力从那些不会吱嘎发响的地板上往前走去，一直走到她的房门口。什么声音也没有。她显然没有睡着，因为听不见她的鼾声。他刚低声唤了一下“卡秋莎”，她就霍地跳起来，走到房门边，生气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劝他走开。

“这像什么话？唉，这怎么行？姑妈她们会听见的，”她嘴里这样说，但整个身子却仿佛在说，“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这一点只有聂赫留朵夫懂得。

“喂，你开一开门。我求求你了。”他语无伦次地说。

她不作声，接着他听见一只手摸索门钩的响声。门钩嗒的一声拉开了，他钻进打开的门里。

他一把抓住她，她只穿着一件又粗又硬的衬衣，露着两条胳膊。他把她抱起来，走出房门。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她喃喃地说。

但他不理她，一直把她抱到自己房里。

“哎呀！别这样，您放手。”她嘴里这么说，身子却紧紧地偎着他。

……

等她浑身哆嗦，一言不发，也不答理他的话，默默地从他房里走出去，他这才来到台阶上，站在那里，竭力思索刚才发生的事的意义。

房子外面亮了一些。河那边冰块的坼裂声、撞击声和呼呼声更响了。除了这些响声，如今又增加了潺潺的流水声。迷雾开始下沉，从雾幕后面浮出一钩残月，凄凉地照着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

“我这是怎么啦，是交了好运还是倒了大霉？”他问自己。“这种事是常有的，人人都是这样的。”他自己回答，接着就到房间里睡觉去了。

十八

第二天，申包克衣冠楚楚，兴致勃勃，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来找他。申包克凭他的文雅、殷勤、乐观、慷慨和对聂赫留朵夫的友爱博得了两位姑妈的欢心。他的慷慨虽然很讨姑妈们喜欢，但有点过分，使她们感到疑惑。门口来了几个瞎眼乞丐，他一给就是一个卢布。他给仆人们发赏钱，一次就发了十五卢布。索菲雅姑妈的小狮子狗修才特卡当着他的面碰破了脚，他就亲自替它包扎，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花边麻纱手绢（索菲雅姑妈知道，这种手绢至少要十五卢布一打），把它撕成一条条，给修才特卡做绷带。姑妈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申包克其实欠了二十万卢布的债，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是永世还不清的，因此多二十五卢布或少二十五卢布对他没有什么区别。

申包克只逗留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了。他们不能再待下去，因为到了部队报到的最后期限。

在姑妈家度过的最后一天里，聂赫留朵夫脑子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前一夜的事。他的内心有两种感情在搏斗着：一种是兽性爱所引起的热辣辣的充满情欲的回忆，这种情欲虽不及预期的那样醉人，但毕竟达到了目的，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另一种感情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坏的事，必须加以弥补，但弥补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自己。

聂赫留朵夫身上利己主义恶性发作，他想到的只有他自己。他考虑的是，要是人家知道他对她干的事，会不会责备他，会责备到什么程度。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现在的心情怎样，将来会产生什么后果。

他以为申包克猜到了他同卡秋莎的关系，这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难怪你忽然对两位姑妈恋恋不舍，在她们家里住了一个礼拜，”申包克看到卡秋莎，对聂赫留朵夫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也不肯走了。真迷人！”

聂赫留朵夫还想到，虽然没有尝够同她恋爱的欢乐，就此离开未免有点遗憾，但既然非走不可，那么索性让这种无法维持的关系一刀两断，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还想到，应该送她一些钱，不是为了她，不是因为她可能需要钱，而是因为遇到这样的事，通常都是这么做的。既然他玩弄了她，要是不给她一些钱，人家会说他不是个正派人。于是他就给了她一笔钱，那数目，就他的身份和她的地位而言，他认为是相当丰厚的。

临走那天，他吃过午饭，在门廊里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刷地红起来。她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女仆屋里的门开着，想走过去，但他把她拦住了。

“我想跟你告别，”他手里揉着装有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说，“这是我……”

她猜到是什么，皱起眉头，摇摇头，把他的手推开。

“不，你拿去。”他喃喃地说，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他像被火烫痛似的，皱起眉头，哼哼着，跑回自己房里去。

随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一阵，一想起刚才那一幕，他浑身抽搐，甚至跳起来，大声呻吟，仿佛肉体上感到痛楚似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是这样。申包克同家庭女教师有过这样的事，这是他亲口讲的。格里沙叔叔也有过这类事。父亲也干过这样的事。当时父亲住在乡下，同那个农家女人生了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至今还活着。既然大家都这样做，那就是合情合理的。”他这样宽慰自己，可是怎么也宽不了心。他一想起这事，良心就受到谴责。

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很卑鄙、恶劣、残酷。一想到这事，他不仅无权责备别人，而且不敢正眼看人，更不要说像原来那样自认为是个高尚、纯洁、慷慨的青年了。但他必须保持原来那种对自己的看法，才能快快活活满怀信心地活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想它。他就这样办了。

他开始过新的生活：来到新的环境，遇见新的同事，投入战争。这种生活过得越久，那件事的印象就越淡薄，最后他真的把它完全忘记了。

只有一次，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希望看到卡秋莎，就拐到姑妈家去，这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家到外面去分娩，生了个孩子。两位姑妈听人家说，她完全堕落了。他心里很难受。按分娩时间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但也可能不是他的。两位姑妈都说她堕落了，因为她像她母亲一样生性淫荡。姑妈们这种说法他听了高兴，因为仿佛替他开脱了罪责。起初他还想找寻她和孩子，但后来，由于想到这事内心感到太痛苦、太羞耻了，就不再费力气去找寻，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罪孽，不再想到它。

但是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良心上背着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不过，要他真正承认这一点，还为时过早，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十九

聂赫留朵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从法庭走到陪审员议事室的。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断地吸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很赞赏商人斯梅里科夫寻欢作乐的方式。

“嘿，老兄，他玩得真够痛快，纯粹是西伯利亚人的作风。他可实在有眼光，看中了这么个小妞儿！”

首席陪审员发表一通议论，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同那个犹太籍店员开着玩笑，因为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聂赫留朵夫对人家的问话，总是只回答一两个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别人不要来打搅他。

民事执行吏步态蹒跚地走来邀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胆战，仿佛不是他去审问别人，而是他被带去受审判。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个坏蛋，没有脸正眼看人，但习惯成自然，他还是大模大样地登上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手里玩弄着夹鼻眼镜。

被告们已被带出去，这时又被押送回来。

法庭里新来了几个人，都是证人。聂赫留朵夫发现，玛丝洛娃几次三番盯着那个满身绸缎丝绒、珠光宝气的胖女人瞧个不停。这个女人头戴饰有花结的高帽，胳膊露到肘部，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坐在栏杆前第一排。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她是证人，是玛丝洛娃所在那个窑子的掌班。

开始审问证人，问他们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等。然后庭长征求法官意见，证人要不要宣誓。接着那个老司祭又勉强挪动两腿走出来，又把绸法衣上的金十字架拉拉正，又那么镇定自若地带领证人和鉴定人宣誓，满心相信他正在干一件重大而有益的事。等到宣誓完毕，证人都被带出去，只剩下妓院掌班基塔耶娃一人。法官问她关于本案知道些什么。基塔耶娃装出一脸媚笑，每说一句话，戴着高帽的头就往下一缩，带着德国口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讲着这事的经过。

先是那个熟悉的旅馆茶房西蒙到她的窑子里来，要替一位有钱的西伯利亚商人物色一个姑娘。她派柳波芙去。过了一会儿，柳波芙就带着那个商人一起回来。

“那个买卖人已经有点糊涂了，”基塔耶娃笑嘻嘻地说，“到了我们那里还是喝，还请姑娘们喝；可是他身上的钱没有了，他就派这个柳波芙到他房间里去拿，他对她已经蛮有点意思了，”她瞟了一眼被告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玛丝洛娃听到这里似乎微微一笑。这种笑使他感到恶心。他心里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嫌恶，同时也带着几分怜悯。

“那么你对玛丝洛娃有什么看法？”那个被指定替玛丝洛娃辩护的见习法官红着脸，怯生生地问。

“太好了，”基塔耶娃回答，“姑娘受过教育，蛮有派头。她出身上等人家，法国书也看得懂。她有时稍微多喝几杯，但从来不放肆。十足是个好姑娘。”

卡秋莎对掌班瞧瞧，但接着突然把视线移到陪审员那边，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充满恼恨了。她那双恼恨的眼睛有一只斜睨着。这双异样的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相当久。聂赫留朵夫虽然胆战心惊，他的目光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双眼白白得惊人的斜睨的眼睛。他突然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冰层坼裂，浓雾弥漫，特别是那钩在破晓前升起、两角朝下的残月，照着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这双乌溜溜的眼睛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使他想起了那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

“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想。他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但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看看庭长。聂赫留朵夫也叹了一口气。“唉，但愿快点结束！”他想。此刻他的心情仿佛一个猎人，不得已弄死一只受伤的小鸟：又是嫌恶，又是怜悯，又是悔恨。那只还没有断气的小鸟不住地在猎袋里扑腾，使人觉得又讨厌又可怜，真想赶快把它弄死，忘掉。

聂赫留朵夫此刻听着审问证人，心里就有类似的复杂感情。

二十

可是，仿佛有意跟他为难似的，审讯拖了很长时间。先是法庭逐一审问证人和鉴定人，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煞有介事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请陪审员检察物证，其中包括一个很大的戒指，显然原来戴的手指很粗，戒指上面有钻石镶成的梅花。再有一个滤器，验出来里面有毒。这些物证都盖了火漆印，上面贴有标签。

陪审员正要去查看物证，不料副检察官又站起来，要求在检查物证以前先宣读法医的验尸报告。

庭长一心想快点结束这个案子，好赶去同他的瑞士女人相会。庭长明明知道宣读这种报告，除了惹人厌烦，推迟吃饭时间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而副检察官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因为他有权这样做。庭长毕竟不能拒绝，只得同意。书记官取出文件，又用他那舌尖音和卷舌音不分的声调，没精打采地念起来：

“外部检查结果：

“（一）费拉朋特·斯梅里科夫身长二俄尺十二俄寸[21]。”

“那汉子可真高大。”那个商人关切地凑着聂赫留朵夫的耳朵低声说。

“（二）就外表推测，年约四十岁。

“（三）尸体浮肿。

“（四）全身皮肤呈淡绿色，并有深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上有大小水泡，有几处脱皮，状如破布。

“（六）头发深褐色，很浓密，一经触摸，随即脱落。

“（七）眼球突出眼眶之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和口腔有泡沫状脓液流出，嘴微张。

“（九）由于面部和胸部肿胀，颈部几乎不复能见。”

等等，等等。

就这样在四页报告纸上写了二十七条，详细叙述这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高大肥胖而又浮肿腐烂的可怕尸体的外部检查结果。聂赫留朵夫听了这个验尸报告，原来那种说不出的嫌恶感越发强烈了。卡秋莎的一生、从尸体鼻孔里流出来的脓液、从眼眶里暴出来的眼球、他聂赫留朵夫对她的行为，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同一类事物。这些事物从四面八方把他团团围住，把他吞没了。等外部检查报告好容易宣读完毕，庭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抬起头，希望宣读工作就此结束。不料书记官又立刻宣读内部检查报告。

庭长又垂下头，一只手托住脑袋，闭上眼睛。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好容易忍住睡意，身子间或晃了晃。被告们却回他们后面的宪兵一样，坐着一动不动。

“内部检查结果：

“（一）头盖骨表皮极易从头盖骨分离，无一处瘀血可见。

“（二）头盖骨厚度中等，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小块已变色，长约四英寸，脑膜呈浊白色。”

等等，另外还有十三条。

然后是在场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然后是医生的结论。结论表明，根据尸体解剖并记录在案，死者胃部以及部分肠子和肾脏发生异变，使人有权以高度可能性肯定，斯梅里科夫之死实由于毒药搀入酒内灌进胃里所致。根据胃和部分肠子异变，难以断定用的是什么毒药；但可以肯定毒药是和酒一起进入胃里的，因为胃里有大量酒液。

“看来他喝得可凶了。”那个商人瞌睡刚醒，说。

这份报告宣读了将近一小时，但还是没有使副检察官满足。等报告宣读完毕，庭长就对他说：“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不用再念了。”

“我可要求念一念这个报告。”副检察官稍稍欠起身子，眼睛不看庭长，严厉地说。他说话的口气使人觉得，他有权要求宣读，并且决不让步，谁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将有理由提出上诉。

那个生有一双和善的下垂眼睛的大胡子法官，因患有胃炎，觉得体力不支，就对庭长说：“这个何必念呢？徒然拖时间。这种新扫帚越扫越脏，白白浪费时间。”

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一言不发，只是忧郁而执拗地瞪着前方。不论对妻子还是对生活他都不抱任何希望。

宣读文件开始了。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局委托，遵照第六三八号指令，”书记官提高嗓门，仿佛想驱除所有在场者的睡意，又断然念起来，“在副医务检察官监督下，作下列内脏检查：

“（一）右肺和心脏（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二）胃内所有物（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三）胃（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四）肝脏、脾脏和肾脏（盛于三磅玻璃瓶内）。

“（五）肠（盛于六磅陶罐内）。”

这次宣读一开始，庭长就俯身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另一个法官。在获得他们肯定的回答后，他就打断书记官说：“法庭认为宣读这个文件没有必要。”他说。

书记官住了口，收拾文件。副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记着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检查物证了。”庭长宣布。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纷纷起立，手足无措地走到桌子旁边。他们依次察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那个商人还把戒指戴到自己手指上试了试。

“嚯，手指好粗，”他回到他的座位，说，“活像一条粗黄瓜，”他补充说，津津有味地猜想那个中毒丧命的商人一定像个大力士。

二十一

等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休息，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他这人天生十分愚蠢，加上中学毕业时又获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得到奖金，因此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在女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更使他扬扬自得），结果也就变得越发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站起来，显示出穿着绣有花纹的制服的优美身材，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承审的案件，”他开始发表刚才在宣读报告时准备好的演说，“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犯罪案件。”

副检察官自以为他的演说应该有社会影响，就像那些名律师发表他们一举成名的演说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姐姐，还有一个马车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演说。社会名流也都是这样崭露头角的。副检察官的行事原则，就是要永远高瞻远瞩，换句话说，就是要探索犯罪心理奥秘，揭露社会溃疡。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你们面前这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世纪末罪行。这种罪行具有可悲的腐化堕落的特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某些分子就受到这种堕落风气的严重影响……”

副检察官讲了好半天，一方面，竭力思索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使他的演讲能毫不停顿，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好一阵唾沫，但立刻振作精神，更加口若悬河地说下去，来弥补这个间歇。他一会儿换一只脚站着，眼睛盯着陪审员，对他们曲意奉承；一会儿看看笔记本，声音平静而老练；一会儿又用慷慨激昂的语气控诉，身子忽而对着旁听者，忽而对着陪审员。只有那三个被告他一眼也不看，虽然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在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最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当时很时髦，就是到今天也还是被看成学术上的新事物，其中包括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22]、塔尔德[23]、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24]、颓废论。

按照副检察官的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个强壮淳朴的俄罗斯人，天性忠厚，气度宽大，轻信别人，以致落入无耻男女之手，不幸丧生。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一生备受压迫，缺乏教养，毫无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身上具有精神退化的种种征状。但造成罪行的主要动力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派的最恶劣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不看她，说，“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庭里听到她掌班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是个孤儿，多半生来带着犯罪的胚胎。她出身于有教养的贵族家庭，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可是她抛弃她的恩人，放纵情欲。为了满足情欲而投身妓院，并由于受过教育而在姑娘中间特别走运。不过，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刚才你们在这里听她掌班说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她能用一种神秘的本领控制嫖客。这种本领最近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被称为‘暗示说’。她就是凭这种本领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而富裕的俄罗斯壮士，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盗窃钱财，然后又丧尽天良要了他的命。”

“哼，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庭长笑着侧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十足的笨蛋。”严厉的法官回答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时副检察官姿势优美地扭动细腰，继续说下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你们手里，不过社会的命运也多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深切注意这种罪行的危害性，注意玛丝洛娃之类病态人物对社会形成的威胁。你们要保护社会不受他们的传染，要保护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成员不因此而导致常见的灭亡。”

副检察官似乎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同时又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终于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他的演说剥去华丽的词藻，中心意思就是，玛丝洛娃用催眠术把商人迷倒，骗得他的信任，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神气活现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两人开脱，把全部罪责都推在玛丝洛娃身上。

律师批驳玛丝洛娃所说的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是个已被揭发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毫无价值。他还说，至于两千五百卢布，那么两个勤劳正直的茶房是挣得出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可以从旅客手里得到三五个卢布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被玛丝洛娃盗窃了，可能已转交给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精神状态不正常。毒死商人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因此他要求陪审员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如果陪审员裁定他们在盗窃上有罪，那么他们至少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也没有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尾时刺了一下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科学方面的一番宏论，虽然精辟，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包奇科娃父母的身份不明。

副检察官恨得咬牙切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轻蔑而惊讶的神气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他说话结结巴巴，显然有点胆怯。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受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堕落的全部重担。但律师在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人人听了都替他害臊。他谈到男人的粗暴残忍和女人的悲惨痛苦的时候，已经语无伦次，庭长有意帮他解围，就请他不要离题太远。

这个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位辩护人说，玛丝洛娃曾受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几个字）引诱者的腐蚀，那么种种事实毋宁说，是她引诱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扬扬地坐下。

接着，法庭让被告们自己辩护。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替自己辩护，她却像一头被包围的野兽，只抬起眼睛来对他望望，又望望其他人，接着垂下眼睛，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突然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问道。原来聂赫留朵夫正勉强忍住抽噎。

聂赫留朵夫还弄不清他目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把强自克制的抽噎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作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他戴上夹鼻眼镜，接着掏出手绢，擤了擤鼻涕。

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内心斗争，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

二十二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

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好久，说什么抢劫就是抢劫，偷盗就是偷盗，从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锁着的地方盗窃，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他解释的时候，老是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希望他领会这个重要关节，领会以后好向同事们解释。然后他认为陪审员们已充分理解这些道理，就开始解释另一个道理：致人于死的行为叫做谋杀，因此毒死也是一种谋杀。等他觉得这个道理也为陪审员们所理解了，就又向他们阐明：如果盗窃和谋杀同时发生，那么盗窃和谋杀就构成犯罪因素。

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快点脱身，因为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成习惯，一开讲怎么也收不住嘴，因此就向陪审员们详详细细解释，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有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有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无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无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接着他又向他们说明，他们虽享有这项权利，但必须合理使用。他还想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对提出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表示他们裁定问题中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如果他们不同意提出的全部罪行，那就应该声明对不同意的地方持保留态度。这当儿，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刻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着话，两边法官都现出沉思的样子听着，偶尔看看表，觉得他的讲话很好，就是说照章办事，只是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也好，法庭上其他官员和在场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后，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要说的话似乎都已说了。可是庭长怎么也不肯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抑扬顿挫的声音，沾沾自喜，觉得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指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必须慎重，不能滥用，因为他们已宣过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神圣秘密必须严加保守，等等，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仿佛怕听漏一个字。这样，聂赫留朵夫不用担心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他心里发生了一种常见的情况：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外貌由于这些年饱经风霜，变得使他吃惊，但接着透过外貌，她的本来面目逐渐恢复，聂赫留朵夫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人的主要风貌。

聂赫留朵夫心里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不错，尽管她身穿囚袍，身体发胖，胸部高耸，尽管她下巴放宽，额上和鬓角出现皱纹，眼睛浮肿，她确实就是卡秋莎，就是在复活节黎明时用她那双充满生之欢乐的热情眼睛，天真地从脚到头笑盈盈瞅着他这个心爱的人的卡秋莎。

“居然会有这样的巧遇！偏偏排在我陪审的庭上审讯，十年不见，偏偏在这里的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事将怎样收场啊？但愿快一点，快一点收场！”

他心里产生了悔恨情绪，但他还不愿受它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他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背，把它的鼻子按在闯祸的地方。那小狗尖声狂叫，四脚抵住地面，身子往后退，想远远离开自己闯祸的地方，并且把它忘掉，但主人铁面无情，不肯罢休。聂赫留朵夫也感到他以前的行为多么卑劣，也感到主人那只强有力的手，但他还是不了解他所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他有一个支配他命运的主人。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他，他感到无法脱身。他还在硬充好汉，若无其事地坐在第一排第二座上，习惯成自然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随便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不过，在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不仅那个行为，而且他的整个闲散、放荡、残忍和自满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鄙和恶劣。在以往的十二年里，有一块可怕的幕布一直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那件罪行和犯罪后所过的全部生活。如今这块幕布在飘动，他已经偶尔看到了幕布后面的景象。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洒脱地拿起问题表，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纷纷起立，因为可以退庭而高兴，但又仿佛害臊似的，两手不知往哪儿搁，一个个走进议事室。等他们走进去一关上门，就有一个宪兵来到门口，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搁在肩上，在门外站住。法官们站起来，走出去。被告们也被带走了。

陪审员走进议事室，像原先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烟来吸。刚才在法庭里，他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多少都觉得自己的处境有点尴尬，自己的行为有点做作。但是一走进议事室开始吸烟，这种感觉就过去了。你们如释重负，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顿时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姑娘没有罪，她是一时糊涂，”好心肠的商人说，“应该从宽发落才是。”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能凭个人印象办事。”

“庭长的总结做得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太好了！我差一点听得睡着了。”

“要是玛丝洛娃没有同他们串通好，他们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笔钱。关键就在这里。”脸型像犹太人的店员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钱是她偷的啰？”一个陪审员问道。

“这话我说什么也不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全部勾当都是那个红眼睛的女骗子干的。”

“他们都是一路货。”上校说。

“可是她说她没有踏进那个房门。”

“您太相信她了。我这辈子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那个贱货的。”

“不过，您光是不相信她，也不解决问题。”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一再讲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买卖人脾气暴躁，再加喝了酒，就把她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呢，自然又疼她了。他就说：‘这个给你，别哭了。’那个家伙，据说身高二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25]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打断他的话说，“问题在于这事是她策划和教唆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不可能光是那两个茶房干的。钥匙在她手里嘛。”

他们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咱们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吧。请。”他说着在主席位子上坐下。

“那种姑娘都是坏蛋。”店员说。为了证实玛丝洛娃是主犯，他就讲到他的一个朋友怎样在林阴路上被一个这样的姑娘偷走了怀表。

上校就乘机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银茶炊失窃的案子。

“诸位先生，大家请按问题次序讨论。”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说。

大家都住了口。要讨论的问题有这样几个：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比文县包尔基村农民，现年三十三岁。他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蓄意对商人斯梅里科夫谋财害命，串通他人在白兰地酒里放入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三）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夫娜·玛丝洛娃，现年二十七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那么她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摩尔旅馆服务时，从投宿该旅馆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为此用随身带去的钥匙开启皮箱？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对这个问题大家很快作了回答。大家一致同意说：“是的，他犯了罪。”——认定他参与谋财害命。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成员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为被告开脱。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懂法律，就向他解释，不论从哪方面看，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无疑都是有罪的，但他回答说他也明白这一点，但最好还是宽大为怀。“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至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讨论和解释以后，大家都认为：“她没有犯罪。”因为说她参与毒死人命案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一点她的律师尤其强调。

商人想替玛丝洛娃开脱罪责，就坚持包奇科娃是罪魁祸首。好几个陪审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员要严格按法律办事，认为说包奇科娃是毒死人命案的同谋犯根据不足。

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胜利了。

至于有关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犯了罪，”不过应劳动组合成员的要求加了一句，“但可以从宽发落。”

同玛丝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说，她在毒死人命和盗窃钱财方面都犯了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上校、店员和劳动组合成员都支持商人，其余的人动摇不定，但首席陪审员的意见逐渐取得优势，主要因为陪审员个个都累了，情愿附和那种可以早些获得统一的意见，让大家离开法庭，自由行动。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况和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毒死人命两方面都没有罪。起初他相信大家会这样裁定，但后来看到，那商人由于贪恋玛丝洛娃的美色，并且对这一层直认不讳，并且替她辩护得十分拙劣。同时由于首席陪审员据此对他进行攻击，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累了，因此都倾向于判玛丝洛娃有罪，聂赫留朵夫很想起来反驳，但他怕替玛丝洛娃说话，大家就会立刻发现他同她的特殊关系。但他又觉得这事不能就此罢休，应该起来反驳。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刚要开口，不料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种唯我独尊的口吻所激怒，突然对他进行反驳，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您说她偷了钱，因为她有钥匙。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会在她走后用万能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响应说。

“再说，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有地方好放。”

“对，我也这么说。”商人支持他的意见。

“多半是她到旅馆取钱，使那两个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乘机作案，事后又把全部罪责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的时候情绪很激动。首席陪审员也恼火起来，因此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丝洛娃并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当谈到她有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时，热心替她辩护的商人说，必须裁定她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她根本没有理由把他毒死。首席陪审员则说，不能裁定她无罪，因为她本人招认药粉是她放的。

“放是她放的，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鸦片也能致人死命的。”上校说。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乘机讲到他的内弟媳妇有一次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及时抢救，她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自信，那么威严，谁也不敢打断他的话。只有店员看到上校喜欢离题发挥，受了他的影响，决定打断他，好讲讲他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人可习惯了，”他讲了起来，“一次就能服四十滴鸦片。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他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看到自己取得胜利，很得意，就表示同意。

“但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劳动组合成员一人坚持：“不，她没有罪。”

“这样岂不是说，”首席陪审员解释说，“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她也就没有罪了。”

“就这么办吧，再加上要求从宽发落，那就尽善尽美了。”商人兴高采烈地说。

大家争论得头昏脑胀，都很疲劳，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里要加上一句：是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

聂赫留朵夫太激动了，也没有发觉这个疏忽。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被送到庭上。

拉伯雷[26]写过一个法学家，他在办案时引证各种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最后却建议法官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通过这个决定而不是通过那个决定，并非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而是因为第一，会议主持者的总结虽然做得那么长，却偏偏漏掉平日讲惯的那句话：“是的，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第二，上校讲他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当时太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并非蓄意杀人”这个保留条款，他还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个保留条款就足以撤销公诉；第四，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感到疲劳，都想快点脱身，因此就一致同意那个可以早一点结束的决定。

陪审员摇了摇铃。掮着出鞘军刀的宪兵把刀放回鞘里，身子闪到一旁。法官纷纷就位。陪审员一个跟着一个出来。

首席陪审员郑重其事地拿着那张表格。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格递给他。庭长看完表格，显然大为惊讶，双手一摊，就同其余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因为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照陪审员这个决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却无缘无故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说，“这样她就要被判服苦役，可她又没有罪。”

“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依我看，这种情形可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如发现裁决不当，可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计算着，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

“说什么也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掉换一只脚站着，咳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法庭上的官员，包括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

三个被告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显然并不了解这答案的利害关系。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判处那几个被告什么刑罚。

这样处理玛丝洛娃使副检察官感到意外的成功。他心里十分高兴，并把这成功归因于他出色的口才。他查了查法典，站起来说：“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这几条都是法律所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审理暂停，法官商议判决。”庭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哦，老兄，我们做了一件错事，太丢人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当儿首席陪审员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讲话，“我们这是把她送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会儿他完全不计较这位教师不拘礼节的态度。

“可不是，”他说，“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刚才书记官告诉我：副检察官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我们不就是这样裁定的吗？”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争议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她当然不可能蓄意杀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离开议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案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辩白说，“当时谁也没有反对。”

“当时我正好离开议事室，”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会没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哼，您没有想到！”

“这事还可以补救。”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瞧了瞧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有一种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活动。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就他来说，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如今呢，服苦役，去西伯利亚，这样就一笔勾销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负伤而没有死去的鸟就不会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按照诸位陪审员先生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褫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并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褫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分担，如被告无力缴纳，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全部变卖，戒指追还，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着，双手贴住裤腿上的接缝，手指叉开，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看上去若无其事。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忽然对着整个法庭大声叫嚷，“冤枉啊！我没有罪！我根本没有起过坏心，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她说完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走出法庭，可是玛丝洛娃还坐在那里痛哭，弄得宪兵只好拉拉她的衣袖。

“不，可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了刚才那种卑劣的感情，自言自语。他身不由主地赶到走廊里，想再去看她一眼。门口挤满了陪审员和律师，他们有说有笑，为办完案子而高兴。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在门口停留几分钟。等他来到走廊里，玛丝洛娃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走去，也不顾人家的注意，直到追上她方才站住。她已经停止号哭，只是抽抽搭搭地呜咽着，用头巾梢儿擦着她那红块斑斑的脸。她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等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急忙返身往回走，想去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直到门房那里才追上他。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穿上浅色大衣，从门房手里接过镶银手杖，“我可以同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件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吧？太荣幸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着同聂赫留朵夫握手，同时高兴地想到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当时聂赫留朵夫舞跳得多么漂亮多么轻快，比所有的青年都出色。“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吗？”

“有关玛丝洛娃那个答案有点误会了。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可是竟判了她服苦役。”聂赫留朵夫紧皱着眉头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作出的答案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向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答案不符合案情。”

庭长这时才想起，他本想对陪审员们说明，既然他们回答：“是的，她犯了罪。”而没有否定蓄意杀人，那就是肯定了蓄意杀人，但他当时急于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这样说。

“是的，难道有错也不能纠正吗？”

“要上诉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这事得找律师商量。”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

“这可太不像话了。”

“不过，您要明白，玛丝洛娃前面也无非只有两条路。”庭长说，显然想尽量讨好聂赫留朵夫，对他客气些。他理理大衣领子外面的络腮胡子，轻轻挽着聂赫留朵夫的臂肘，往门口走去，嘴里说：“您也要走吧？”

“是的。”聂赫留朵夫说，慌忙穿上大衣，跟着他一起出去。

他们来到令人欢乐的灿烂阳光下，立刻由于街上辘辘的车轮声不得不提高声音说话。

“您瞧，情况是有点别扭，”庭长放开嗓子说，“那个玛丝洛娃前面本来是有两条路摆着：一条几乎可以无罪开释，坐一阵子牢，还可以扣除已监禁的日子，那简直只能算是拘留；另一条是服苦役。中间的路是没有的。你们原来要是能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谋杀’，她就可以无罪开释了。”

“我忽略了这一点，真是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是啊，关键就在这里。”庭长一面笑着说，一面看看表。

此刻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

“您要是愿意，现在还可以去找律师。一定要找个上诉的理由。要找总是找得到的。上贵族街，”他回答马车夫说，“三十戈比，多一个戈比不要。”

“是，老爷，您请上车。”

“再见。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效劳，请光临贵族街德伏尔尼科夫的房子。这地名好记。”

他亲切地鞠了一躬，坐上车走了。

二十五

同庭长谈了话，又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聂赫留朵夫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他想，刚才他所以感到特别难受，是由于在那么不习惯的环境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事真是万万没料到，太可怕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赶快动手。立刻就动手。对，我得在这里打听一下，法纳林或者米基兴住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两位名律师。

聂赫留朵夫返身回到法院，脱下大衣，走上楼去。他在第一条走廊里就遇见了法纳林。他拦住律师，说有事要同他商量。法纳林认识他，知道他的姓名，表示极愿意为他效劳。

“虽然我很累了……但要是时间不长，您就给我讲讲您的事吧。咱们到这里来。”

法纳林把聂赫留朵夫带到一个房间里，多半是哪个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桌旁坐下。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要请求您，”聂赫留朵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过问这个案件。”

“噢，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

“我今天做了一次陪审员。我们把一个女人，一个无罪的女人判了服苦役。这件事使我很难过。”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脸红耳赤，说不下去了。

法纳林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睛听着。

“哦！”他只应了一声。

“我们把一个无罪的女人判成有罪。我希望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转到最高法院重判。”

“转到枢密院去。”法纳林纠正他说。

“对了，我就是来求您办这件事的。”

聂赫留朵夫想赶快说出最难出口的话，因此立刻就接着说：“至于办这个案子的酬报和费用，不管多少，全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事我们以后好商量。”律师说。他看到聂赫留朵夫的幼稚，宽厚地微笑着。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聂赫留朵夫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

“好吧，这事我明天就来办，要研究一下案情。后天，不，礼拜四晚上六点钟您到我家来，我给您答复。这样好吗？那咱们走吧，我还有些事，要在这里查一下。”

聂赫留朵夫向他告辞，走了出去。

他同律师谈过话，又采取了措施替玛丝洛娃辩护，觉得心里平静多了。他走到法院外面。天气晴朗，他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纷纷向他兜揽生意，可是他情愿步行。有关卡秋莎以及他对她行为的种种思绪和回忆，顿时在他头脑里翻腾起来。他又变得垂头丧气，心情郁闷了。“不行，这事以后再说吧，”他自言自语，“现在我得抛开这些烦恼，去散散心。”

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晚餐，看了看表。时间不算晚，还赶得上。正好有一辆公共马车叮噹响着驶过来。他跑了几步，跳上马车。他在广场上下了车，另外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过了十分钟，就来到柯察金家大门口。

二十六

“老爷，请进，都在等您呢，”柯察金家那个和蔼可亲的胖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有英国铰链、开时没有声音的麻栎大门。“他们已经入席了，但关照过，您一到就请进。”

门房走到楼梯口，拉了拉通到楼上的铃。

“有客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脱衣服，一面问。

“柯洛索夫先生，还有米哈伊尔少爷，其余都是家里人。”门房回答。

一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漂亮侍仆从楼梯顶上往下看了看。

“您请，老爷，”他说，“关照过了，请您上来。”

聂赫留朵夫上了楼，穿过熟识的华丽宽敞的大客厅，走进餐厅。餐厅里，一家人都已围坐在饭桌旁，除了母亲沙斐雅公爵夫人之外。她是从来不出房门一步的。饭桌上首坐着柯察金老头；他的左边坐着医生，右边坐着客人柯洛索夫，柯洛索夫当过省首席贵族，如今是银行董事，又是柯察金的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朋友；左边再下去是米西的小妹的家庭教师蓝德小姐，还有就是才四岁的小妹；她们对面，右边再下去是米西的哥哥，柯察金的独生子，六年级中学生彼嘉，一家人就是因为等他考试而留在城里没有走；彼嘉旁边是那个担任补习教师的大学生；左边再下去是斯拉夫派信徒，四十岁的老姑娘卡吉琳娜；她对面是米哈伊尔，或者叫米沙，他是米西的表哥。饭桌下首是米西本人，她旁边放着一份没有动用过的餐具。

“哦，这就好了。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柯察金老头费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说道，抬起看不出眼皮的充血眼睛望望聂赫留朵夫。“斯吉邦。”他嘴里塞满食物，用眼睛示意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转身对那个神情庄重的餐厅胖侍仆说。

聂赫留朵夫同柯察金老头虽然很熟，同他一起吃过多次饭，可是今天聂赫留朵夫不知怎的特别讨厌他那张红脸、他那被背心上掖着的餐巾衬托着的两片吃得津津有味的贪婪嘴唇、他那粗大的脖子，尤其是他那吃得大腹便便的将军式身躯。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这个老头的残酷。他在任地区长官的时候，常常无缘无故把人鞭笞一顿，甚至把人绞死，其实他既有钱又有势，根本没有必要这样来邀功请赏。

“马上就来，老爷。”斯吉邦一面说，一面从摆满银餐具的酒橱里拿出一个大汤勺，又向那个蓄络腮胡子的漂亮侍仆点点头。那个侍仆就把米西旁边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摆摆正。那副餐具上原来盖着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浆过的餐巾，餐巾上面绣着家徽。

聂赫留朵夫绕饭桌一周，同大家一一握手。他走过的时候，除了柯察金老头和太太小姐们，一个个都站起来。聂赫留朵夫跟多数人虽然从没交谈过，但还是一一握手问好。这种应酬他今天觉得特别嫌恶，特别无聊。他为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正想在米西和卡吉琳娜之间的空位上坐下，但柯察金老头要他即使不喝酒，也先到那张摆着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冷菜桌上去吃一点。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肚子那么饿，一吃干酪面包就放不下，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哦，怎么样，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柯洛索夫借用反动报纸抨击陪审制度的用语挖苦说。“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把无罪的判成有罪，是不是？”

“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把是非彻底颠倒了……”老公爵笑着连声说，他无限信任这位自由派同志和朋友的博学多才。

聂赫留朵夫不顾是否失礼，没有答理柯洛索夫，却坐到一盘刚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旁边，继续吃着。

“您让他先吃吧。”米西笑眯眯地说，用他这个代词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时柯洛索夫情绪激动，大声讲到那篇使他生气的反对陪审制的文章。公爵的表侄米哈伊尔附和他的看法，介绍了那家报纸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打扮得像平时一样雅致，她衣着讲究，但讲究得并不刺眼。

“您一定累坏了，饿坏了，是不是？”她等聂赫留朵夫咽下食物，说。

“不，还好。那么您呢？看过画展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改期了。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草地网球[27]。说实在的，密丝脱克鲁克斯打得真漂亮。”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感到很愉快，不仅因为这种豪华的气派使他觉得舒服，而且周围那种亲切奉承的气氛使他高兴。今天呢，说也奇怪，这座房子里的一切，从门房、宽阔的楼梯、鲜花、侍仆、桌上的摆设起，直到米西本人，什么都使他嫌恶。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作势，很不自然。他讨厌柯洛索夫那种妄自尊大的自由派论调，讨厌柯察金老头那种得意扬扬的好色的公牛般身材，讨厌斯拉夫派信徒卡吉琳娜的满口法国话，讨厌家庭女教师和补习教师那种拘谨的样子，尤其讨厌米西说到他时单用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态度常常摇摆不定：有时他仿佛眯细眼睛或者在月光底下瞅她，看到了她身上的种种优点，他觉得她又娇嫩，又美丽，又聪明，又大方……有时他仿佛在灿烂的阳光下瞧她，这样就不能不看到她身上的种种缺点。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今天他看见她脸上的每道皱纹，看见她头发蓬乱，看见她的臂肘尖得难看，尤其是看见她大拇指上宽大的指甲，简直同她父亲的手指甲一模一样。

“那玩意儿没意思，”柯洛索夫谈到网球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棒球要有趣多了。”

“不，您没有尝到那个乐趣。那种球好玩极了。”米西不同意他的话，但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说好玩极了几个字有点装腔作势，怪不自然的。

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米哈伊尔和卡吉琳娜也都参加进去。只有家庭女教师、补习教师和孩子们没作声，显然不感兴趣。

“老是吵嘴！”柯察金老头哈哈大笑，从背心上拉下餐巾，哗啦啦地推开椅子，从桌旁站起来。仆人把他的椅子接过去。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纷纷起立，走到放有漱口杯和香喷喷温水的小桌旁，漱了一下口，继续那种谁也不感兴趣的谈话。

“您说是吗？”米西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要他赞成她的意见，她认为，人的性格再没有比在运动中暴露得更清楚的了。可她在他脸上却看到那种心事重重而且——她觉得——愤愤不平的神色。她感到害怕，很想知道那是什么缘故。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聂赫留朵夫回答。

“您去看看妈妈，好吗？”米西问。

“好，好！”他一面说，一面拿出香烟，但他的口气分明表示他不愿意去。

她不作声，困惑地对他瞧瞧。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不错，既然来看人家，可不能弄得人家扫兴啊！”他暗自想，就竭力做出亲切的样子说，要是公爵夫人肯接见，他是高兴去的。

“当然，当然，您去，妈妈会高兴的。烟到那边也可以抽。伊凡·伊凡内奇也在那里。”

这家的女主人沙斐雅公爵夫人长期卧病在床。她躺着会客已经有八年了，身上穿的满是花边、缎带和丝绒，周围都是镀金、象牙、青铜摆件和漆器，还有各种花草。她从不出门，一向只接见她所谓“自己的朋友”，其实就是她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聂赫留朵夫属于这种被接见的“朋友”之列，因为她认为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又因为他的母亲是他们家的老朋友，更因为米西如能嫁给他，那就更加称心了。

沙斐雅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后面。米西走在聂赫留朵夫前面，但一走进大客厅，她就突然站住，双手扶着涂金椅子背，对他瞧了瞧。

米西很想出嫁，而聂赫留朵夫是个好配偶。再说，她喜欢他，她惯于想：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她还用精神病患者常用的那种无意而又固执的狡诈手法来达到目的。此刻她同他说话，就要他说出他的心事来。

“我看出您遇到什么事了，”米西说，“您这是怎么了？”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卡秋莎，就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

“是的，遇到了事，”他说，想把今天的事老实说出来，“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大事。”

“什么事啊？您不能告诉我吗？”

“这会儿我不能。请您别问我。这件事我还来不及好好考虑。”聂赫留朵夫说着，脸涨得更红了。

“您对我都不肯讲吗？”她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手里的椅子也挪了挪。

“不，我不能！”他回答，觉得这样回答她，等于在回答自己，承认确实遇到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噢，那么我们走吧。”

米西摇摇头，仿佛要甩掉不必要的想法，接着迈开异乎寻常的步子急急向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不自然地咬紧嘴唇，忍住眼泪。他弄得她伤心，他觉得又不好意思又难过，但他知道只要心一软，就会把自己毁掉，也就是说同她结合在一起，再也拆不开。而这是他现在最害怕的事。于是他就一言不发地同她一起来到公爵夫人屋里。

二十七

沙斐雅公爵夫人刚吃完她那顿烹调讲究、营养丰富的晚饭。她总是单独吃饭，免得人家看见她在做这种毫无诗意的俗事时的模样。她的卧榻旁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咖啡。她在吸烟。沙斐雅公爵夫人身材瘦长，黑头发，牙齿很长，眼睛又黑又大。她总是竭力打扮成年轻的模样。

关于她同医生的关系，有不少流言飞语。聂赫留朵夫以前没把它放在心上，但今天他不仅想了起来，而且看见那个油光光的大胡子分成两半的医生坐在她旁边的软椅上，他感到有说不出的恶心。

沙斐雅公爵夫人身边的矮沙发上坐着柯洛索夫，他正在搅动小桌上的咖啡。小桌上还放着一杯甜酒。

米西陪聂赫留朵夫走到母亲屋里，但她自己没有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赶你们走，你们再来找我。”她对柯洛索夫和聂赫留朵夫说，那语气仿佛她跟聂赫留朵夫根本没有闹过什么别扭。她快乐地嫣然一笑，悄悄地踩着厚地毯走了出去。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讲，”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脸上挂着一种简直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一口同真牙一模一样精致好看的长长的假牙。“听说您从法院出来，心里十分愁闷。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干这种事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聂赫留朵夫说，“你会常常感到你没有……你没有权利去审判……”

“这话说得太对了！”她仿佛因为他的话正确而深受感动，其实她一向就是这样巧妙地讨好同她谈话的人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感兴趣，”她又说，“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就到府上去欣赏欣赏了。”

“我完全把它丢下了。”聂赫留朵夫干巴巴地回答，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就跟她的老态一样使人一目了然。他怎么也不能勉强装出亲切的样子。

“这可不行！不瞒您说，列宾亲口对我说过，他很有才能。”她对柯洛索夫说。

“她这样撒谎怎么不害臊。”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暗想。

等到沙斐雅公爵夫人确信聂赫留朵夫心情不佳，不可能吸引他参加愉快知趣的谈话，她就把身子转向柯洛索夫，征求他对一出新戏的意见，仿佛柯洛索夫的意见能消除一切疑问，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永垂不朽。柯洛索夫对这出戏批评了一通，还乘机发挥了他的艺术观。沙斐雅公爵夫人对他的精辟见解大为惊讶，试图为剧本作者辩护几句，但立刻就认输了，最多只能提出折中看法。聂赫留朵夫看着，听着，可是他所看见和听见的同眼前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聂赫留朵夫时而听听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话，时而听听柯洛索夫说话，他发现：第一，沙斐雅公爵夫人也好，柯洛索夫也好，他们对戏剧都毫无兴趣，彼此也漠不关心，他们之所以要说说话，无非是为了满足饭后活动活动舌头和喉咙肌肉的生理要求罢了；第二，柯洛索夫喝过伏特加、葡萄酒和甜酒，有了几分酒意，但不像难得喝酒的农民那样烂醉如泥，而是像嗜酒成癖的那种人的微醺。他身子并不摇晃，嘴里也不胡言乱语，只是情绪有点反常，扬扬自得，十分兴奋；第三，聂赫留朵夫看到，沙斐雅公爵夫人在谈话时总是心神不定地望望窗子，因为有一道阳光斜射进窗口，这样就可能把她的老态照得一清二楚。

“这话真对。”她就柯洛索夫的一句评语说，接着按了按床边的电铃。

这时医生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出去，仿佛是家里人一样。沙斐雅公爵夫人边说话边目送他出去。

“菲利浦，请您把这块窗帘放下来。”那个模样漂亮的侍仆听到铃声走进来，公爵夫人用眼睛示意那窗帘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其中总有点神秘的地方，没有神秘就不成其为诗。”她说，同时斜着一只黑眼睛怒容满面地瞅着那个正在放窗帘的侍仆。

“没有诗意的神秘主义是迷信，而没有神秘主义的诗就成了散文。”她忧郁地微笑着，眼睛没有离开那正在拉直窗帘的侍仆。

“菲利浦，您不该放那块窗帘，要放大窗子上的窗帘。”沙斐雅公爵夫人痛苦地说，为了说出这两句话得费那么大的劲，她显然很怜惜自己。接着提起戴满戒指的手，把那支冒烟的香气扑鼻的纸烟送到嘴边，使自己平静下来。

胸膛宽阔、肌肉发达的美男子菲利浦仿佛表示歉意似的微微鞠了一躬，在地毯上轻轻迈动两条腿肚发达的强壮的腿，一言不发，顺从地走到另一个窗口，留神瞧着公爵夫人，动手拉窗帘，使她的身上照不到一丝阳光。可他还是没有做对，害得苦恼不堪的沙斐雅公爵夫人不得不放下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去纠正头脑迟钝、无情地使她烦恼的菲利浦。菲利浦的眼睛里有个火星亮了一亮。

“‘鬼才知道你要怎么样！’——他心里大概在这么说吧。”聂赫留朵夫冷眼旁观着这一幕，暗自想着。不过，菲利浦，这个美男子和大力士，立刻掩藏住不耐烦的态度，沉住气，按照这位筋疲力尽、虚弱不堪而又矫揉造作的沙斐雅公爵夫人的话去做。

“达尔文学说自然有部分道理，”柯洛索夫说，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上，同时睡眼蒙眬地瞧着沙斐雅公爵夫人，“但他有点过头了。对了。”

“那么您相信遗传吗？”沙斐雅公爵夫人问聂赫留朵夫，对他的沉默感到难受。

“遗传？”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不信，”他嘴里这样说，头脑里不知怎的却充满了各种古怪的形象。他想象大力士和美男子菲利浦赤身露体，旁边则是一丝不挂的柯洛索夫，肚子像个西瓜，脑袋光秃，两条没有肌肉的手臂好像两根枯藤。他还模模糊糊地想象着，沙斐雅公爵夫人用绸缎和丝绒裹着的肩膀其实是什么样子，不过这种想象太可怕了，他连忙把它驱除。

沙斐雅公爵夫人却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米西可在等您了，”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要给您弹舒曼的新作呢……挺有意思。”

“她根本不想弹什么琴。她这都是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暗自想，站起身来，握了握沙斐雅公爵夫人戴满戒指的枯瘦的手。

卡吉琳娜在客厅里迎接他，立刻就同他谈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可把您累坏了。”她照例用法语说。

“哦，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好，可我也没有权利使别人难受，”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情绪不好呢？”

“我不愿意说，请您原谅。”他一面说，一面找他的帽子。

“您该记得，您曾经说过做人要永远说实话，而且您还给我们讲过一些极其可怕的事。为什么您今天就不愿意说呢？你还记得吗，米西？”卡吉琳娜对走进来的米西说。

“因为当时只是开开玩笑。”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回答，“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可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太糟糕了，我是说，我太糟糕了，至少我无法说实话。”

“您不用改口，最好还是说说，我们糟在什么地方？”卡吉琳娜说。她抓住聂赫留朵夫的语病，仿佛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是那么严肃。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情绪不好更糟的事了，”米西说，“我就从来不承认，因此情绪总是很好。走，到我那儿去吧。让我们来努力驱散你的不佳情绪。”

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好像一匹被人抚摩着而要它戴上笼头、套上车子的马。今天他特别不高兴拉车。他道歉说他得回家去，就向大家告辞。米西比平时更长久地握住他的手。

“您要记住，凡是对您重要的事，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明天您来吗？”

“多半不来。”聂赫留朵夫说着感到害臊，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为自己害臊还是为她害臊。他涨红了脸，匆匆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可很感兴趣呢，”等聂赫留朵夫一走，卡吉琳娜说，“我一定要弄个明白。准是一件有关体面的事，我们的米哈伊尔怄气了。”

“恐怕是件不体面的桃色案件吧。”米西原想这样说，但是没有出口，她痴呆呆地瞪着前方，那阴郁的神色同刚才望着他时完全不同。不过，即使对卡吉琳娜她也没有把这句酸溜溜的俏皮话说出来，而只是说：“我们人人都有开心的日子，也有不开心的日子。”

“难道连这个人都要欺骗我吗？”米西暗自想，“事到如今他还要这样，未免太不像话了。”

要是叫米西解释一下她所谓的“事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她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她无疑知道，他不仅使她心里存着希望，而且简直已经答应她了。倒不是说他已经明确对她说过，而是通过眼神、微笑、暗示和默许表明了这一点。她始终认为他是属于她的，要是失掉他，那她真是太难堪了。

二十八

“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聂赫留朵夫沿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一路上反复想着。刚才他同米西谈话时的沉重心情到现在始终没有消除。他觉得，表面上看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对她并没有什么过错：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话，也没有向她求过婚，但他觉得实际上他已经同她联系在一起，已经答应过她了。然而今天他从心里感觉到，他无法同她结婚。“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他反复对自己说，不仅指他同米西的关系，而且指所有的事。“一切都是又可憎又可耻。”他走到自己家的大门口，又暗自说了一遍。

“晚饭我不吃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准备好餐具和茶了）的侍仆柯尔尼说，“你去吧。”

“是。”柯尔尼说，但他没有走，却动手收拾桌上的东西。聂赫留朵夫瞧着柯尔尼，觉得他很讨厌。他希望谁也别来打扰他，让他安静一下，可是大家似乎都有意跟他作对，偏偏缠住他不放。等到柯尔尼拿着餐具走掉，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到茶炊旁去斟茶，忽然听见阿格拉斐娜的脚步声。他慌忙走到客厅里，随手关上门，免得同她见面。这个做客厅的房间就是三个月前他母亲去世的地方。这会儿，他走进这个灯光明亮的房间，看到那两盏装有反光镜的灯，一盏照着他父亲的画像，另一盏照着他母亲的画像，他不禁想起了他同母亲最后一段时间的关系。他觉得这关系是不自然的，令人憎恶的。这也是又可耻又可憎。他想到，在她害病的后期他简直巴不得她死掉。他对自己说，他这是希望她早日摆脱痛苦，其实是希望自己早日摆脱她，免得看见她那副痛苦的模样。

他存心唤起自己对她美好的回忆，就瞧了瞧她的画像，那是花五千卢布请一位名家画成的。她穿着黑丝绒连衣裙，袒露着胸部。画家显然有意要充分描绘高耸的胸部、双乳之间的肌肤和美丽迷人的肩膀和脖子。这可实在是又可耻又可憎。把他的母亲画成半裸美女，这就带有令人难堪和亵渎的味道。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三个月前这女人就躺在这个房间里，她当时已干瘪得像一具木乃伊，却还散发出一股极难闻的味道。这股味道不仅充溢这个房间，而且弥漫在整座房子里，怎么也无法消除。他仿佛觉得至今还闻到那股味道。于是他想起，在她临终前一天，她用她那枯瘦发黑的手抓住他强壮白净的手，同时盯住他的眼睛说：“米哈伊尔，要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不要责怪我。”说着她那双痛苦得失去光辉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多么可憎！”他望了望那长着像大理石一般美丽的肩膀和胳膊、露出得意扬扬的笑容的半裸美女，又一次自言自语。画像上袒露的胸部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年轻得多的女人，几天前他看到她也这样裸露着胸部和肩膀。那个女人就是米西。那天晚上她找了一个借口把他叫去，为的是让他看看她去赴舞会时穿上舞会服装的模样。他想到她那白嫩的肩膀和胳膊，不禁有点反感。此外还有她那个粗鲁好色的父亲——他可耻的经历和残忍的行为，以及声名可疑的爱说俏皮话的母亲。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

“不行，不行，必须摆脱……必须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雅的虚伪关系，抛弃遗产，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对，要自由自在地生活。到国外去，到罗马去，去学绘画……”他想到他怀疑自己有这种才能。“哦，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就行。先到君士坦丁堡，再到罗马，但必须赶快辞去陪审员职务。还得同律师商量好这个案件。”

于是他的头脑里突然浮起了那个女犯的异常真切的影子，出现了她那双斜睨的乌黑眼睛。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匆匆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于是，他同她一起度过的景象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在眼前。他想起他同她最后一次的相逢，想起当时支配他的兽性的欲望，以及欲望满足后的颓丧情绪。他想起了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唉，我爱她，在那天夜里我对她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爱上她了，还在我第一次住到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就深深地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当年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他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里他感到伤心极了。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实在相差太远了。这个差别，比起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陪商人酗酒而今天上午受审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一样大。当年他生气蓬勃，自由自在，前途未可限量，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在愚蠢、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罗网里，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不想摆脱这样的束缚。他想起当年他以性格直爽为自豪，立誓要永远说实话，并且恪守这个准则，可如今他完全掉进虚伪的泥淖里，掉进那种被他周围一切人认为真理的虚伪透顶的泥淖里。在这样的虚伪泥淖里没有任何出路，至少他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深陷在里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还扬扬自得。

怎样解决跟玛丽雅的关系，解决跟她丈夫的关系，使自己看到他和他孩子们的眼睛不至于害臊？怎样才能诚实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他一面认为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面又继承母亲遗下的领地，这个矛盾该怎样解决？怎样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总不能丢开她不管哪！“不能把一个我爱过的女人抛开不管，不能只限于出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赎罪，就像当年我给了她一笔钱，自以为尽了责任那样。”

于是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塞在她手里，就跑掉了。“哦，那笔钱！”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心里也像当时一样又恐惧又嫌恶。“唉，多么卑鄙！”他也像当时一样骂出声来。“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我就是无赖，就是流氓！”他大声说。“难道我真的是……”他停了停，“难道我真的是无赖吗？如果我不是无赖，那还有谁是呢？”他自问自答。“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发自己。“难道你同玛丽雅的关系，同她丈夫的关系就不卑鄙，不下流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借口钱是你母亲遗留下来的，就享用你自己也认为不合理的财产。你的生活整个儿都是游手好闲、卑鄙无耻的。而你对卡秋莎的行为可说是登峰造极了。无赖，流氓！人家要怎样评判我就怎样评判我好了，我可以欺骗他们，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

他恍然大悟，近来他对人，特别是今天他对公爵，对沙斐雅公爵夫人，对米西和对柯尔尼的憎恶，归根到底都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也奇怪，这种自认堕落的心情是既痛苦又欣慰的。

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他所谓“灵魂的净化”是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生活了一段时期，忽然觉得内心生活迟钝，甚至完全停滞。他就着手把灵魂里堆积着的污垢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污垢是内心生活停滞的原因。

在这种觉醒以后，聂赫留朵夫总是订出一些日常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写日记，开始一种他希望能坚持下去的新生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翻开新的一页”[28]。但每次他总是经不住尘世的诱惑，不知不觉又堕落下去，而且往往比以前陷得更深。

他这样打扫灵魂，振作精神，已经有好几次了。那年夏天他到姑妈家去，正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这次觉醒使他生气蓬勃、精神奋发，而且持续了相当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以身殉国，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觉醒。但不久灵魂里又积满了污垢。后来还有过一次觉醒，那是他辞去军职，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有好久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太不协调了。他看到这个矛盾，不由得心惊胆战。

这个差距是那么大，积垢是那么多，以致他起初对净化丧失了信心。“你不是尝试过修身，希望变得高尚些，但毫无结果吗？”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呢？又不是光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魔鬼那么说。但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了，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不管他所过的生活同他的理想之间差距有多大，对一个觉醒了的精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我要冲破束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不管这得花多大代价。我要承认一切，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对自己说，“我要老实告诉米西，我是个生活放荡的人，不配同她结婚，这一阵我只给她添了麻烦。我要对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说实话。不过，对她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理处置遗产。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对，我将像孩子一样要求她的饶恕。”他站住了，“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他站住，像小时候那样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上苍说：“主哇，你帮助我，引导我，来到我的心中，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做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清除他身上的一切污垢。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存在于他心中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觉醒了。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趣，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如今他都能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有好的泪水，又有坏的泪水。好的泪水是由于这些年来沉睡在他心里的精神的人终于觉醒了；坏的泪水是由于他自怜自爱，自以为有什么美德。

他感到浑身发热。他走到窗口，打开窗子。窗子通向花园。这是一个空气清新而没有风的月夜，街上响起一阵辘辘的马车声，然后是一片寂静。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杨树，那光秃的树枝纵横交错，把影子清楚地投落在广场干净的沙地上。左边是仓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白忽忽的。前面是一片交织的树枝，在树枝的掩映下看得见一堵黑魆魆的矮墙。聂赫留朵夫望着月光下的花园和房顶，望着杨树的阴影，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

“太好了！哦，太好了，我的上帝，太好了！”他为自己灵魂里的变化而不断欢呼。

二十九

玛丝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牢房。她不习惯长途跋涉，如今一口气走了十五俄里[29]石子路，感到两腿酸痛，精神上又受到意想不到的严厉判决的打击，再加饥饿难忍，人简直要瘫下来。

在一次审讯暂停时，法警们在她旁边吃着面包和煮鸡蛋，她嘴里涌满口水。她感到饥饿，但去向他们讨一点来吃，又觉得失面子。这以后又过了三小时，她不再想吃东西，但觉得浑身乏力。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判决。最初一刹那，她以为是她听错了，无法相信听到的话，无法把苦役犯这个词儿同自己联系起来。不过，她看见法官和陪审员脸上都那么一本正经，无动于衷，判决时都若无其事，感到十分气愤，就向整个法庭大声叫屈。但看到就连她的叫屈人家也不当一回事，又不能改变局面，她就哭了，觉得只好顺受那个硬加到她头上的天大冤屈。特别使她感到惊讶的是，那么残酷地给她判刑的竟是那些一直和蔼可亲地打量着她的中年和青年男人。她看出，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副检察官，心情一直与别人不同。她起初坐在犯人拘留室里等待开庭，后来在审讯暂停时又坐在那里，她看到这些男人都假装有什么事，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或者索性走进房间里来，只是为了要好好地看看她。谁想到就是这些男人竟莫名其妙地判她服苦役，尽管她并没有犯被控告的那些罪。开头她放声痛哭，后来停止了哭泣，呆呆地坐在拘留室里，等待押回监狱。现在她只渴望一件事：吸烟。当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也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时，她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包奇科娃一来就骂玛丝洛娃，叫她苦役犯。

“怎么样，你赢了？没罪了？这回怕逃不掉了吧，贱货！你这是罪有应得。服了苦役，看你还怎么卖俏？”

玛丝洛娃双手揣在囚袍袖管里，坐在那儿，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前面两步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是说：“我没惹您，您也别来犯我。我可没惹您。”

她反复说了几遍，就不再吭声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变得稍微灵活些。

“你是玛丝洛娃吗？”他问，“拿去，这是一位太太送给你的，”法警说着把钱交给她。

“哪位太太？”

“你拿去就是了，谁高兴跟你多啰唆。”

这钱是妓院掌班基达耶娃叫他送来的。她离开法庭的时候，问民事执行吏，她能不能给玛丝洛娃一点钱。民事执行吏说可以。她获得许可，就脱下钉有三个钮扣的麂皮手套，露出又白又胖的手，从绸裙的后面皱褶里掏出一个时式钱包。钱包里装着厚厚一叠息票[30]，那都是她从妓院挣得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取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再加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唤来一名法警，当着女施主的面把这些钱交给法警。

“请您务必交给她。”基达耶娃对法警说。

法警因为人家如此不信任他而生气，所以才那么怒气冲冲地对待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拿到钱很高兴，因为有了钱就可以弄到此刻她所想要的唯一东西。

“真想弄些烟来抽抽。”她渴望抽烟，暗自想着。她实在想抽烟，就拼命吸着弥漫在走廊里的烟味——那是从各个办公室里飘出来的。但她还得等待好多时候，因为负责派人遣送她回狱的书记官把被告给忘了，只顾同一名律师谈论一篇查禁的文章，甚至同他发生争吵。审判结束后，有几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特意走来看她一眼，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但她此刻根本不去理会他们。

直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解回狱。押解她的那个下城人和楚瓦什人从后门把她带出法庭。还在法庭前厅，她就给了他们二十戈比，要求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楚瓦什人笑了，接过钱说：“好的，我们去给你买。”他说完真的去给她买了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头交给她。

路上是不准吸烟的。这样玛丝洛娃只得带着没有满足的烟瘾走回牢房。她回到监狱门口，大约有一百名男犯正好从火车站被押解到这里来。她在过道里遇见了他们。

那些犯人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有其他民族的人，有些人剃了阴阳头，脚上哐啷哐啷地拖着铁镣。他们弄得前屋里灰尘飞扬，并且充满脚步声、说话声和汗酸气。这些犯人从玛丝洛娃身边走过时，都色迷迷地打量着她，有几个擦着她的身子走过，脸上现出淫猥的丑态。

“嘿，这妞儿，长得多俏！”一个犯人说。

“你好哇，小娘子！”另一个挤挤眼说。

一个脸色黝黑的犯人，后脑壳剃得发青，刮得精光的脸上留着小胡子，脚上拖着哐啷啷响的脚镣，跳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

“难道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哼，别装腔了！”他露出牙，闪亮眼睛，嚷道。玛丝洛娃把他推开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浑蛋！”副典狱长从后面走过来，对他吆喝道。

那犯人缩紧身子，慌忙躲开。副典狱长就转身对玛丝洛娃骂道：“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玛丝洛娃想说她从法院里刚回来，但她实在太疲乏了，所以懒得开口。

“刚从法院里来，长官。”那个年纪大些的押解兵穿过人群，手举到帽檐上敬礼说。

“噢，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简直不像话！”

“是，长官。”

“索柯洛夫！把她带去！”副典狱长嚷道。

看守长走过来，怒气冲冲地往玛丝洛娃的肩上一推，对她点点头，把她领到女监的走廊里。在那里她被浑身上下搜摸了一遍，没有搜到什么（那包香烟已被塞在面包里），就又被送回早晨出来的那间牢房里。

三十

玛丝洛娃那间牢房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有一座灰泥剥落的火炉，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地位。牢房中央，正对房门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挂着一束积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发黑的地板，上面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木桶。看守刚点过名，女犯们就被锁在牢房里过夜。

这里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很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铺上：一个是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傻婆娘，她差不多一直用囚袍蒙住头睡觉，另一个害有痨病，因犯盗窃罪而判刑。这个女人用囚袍枕着头，睁大一双眼睛躺在那里没有睡着，勉强忍着咳嗽，压下一口涌上喉咙而感到发痒的黏痰。其余的女人都披着头发，只穿一件粗布衬衫。有的坐在板铺上缝补，有的站在窗边望着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三个做针线活儿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玛丝洛娃去受审时送别她的老太婆，名字叫柯拉勃列娃。她神色忧郁，蹙着眉头，满脸皱纹，下巴底下皮肉松弛，像挂着一个口袋。她身材高大，淡褐色头发编成一根短小的辫子，两鬓花白，脸颊上有一个疣子，上面长着汗毛。这个老太婆因为用斧头砍死亲夫，被判处苦役。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他纠缠她的女儿。她是这个牢房里的犯人头，但她还偷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儿，那双做惯粗活儿的大手像一般农妇那样用三个手指捏着针，针尖对着自己的身子。她旁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个儿不高的女人。她生着狮子鼻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模样和善，喜欢唠叨，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因为火车来的时候她没有举起旗子，结果出了车祸。第三个做针线活儿的女人是费多霞，同伴们都叫她费尼奇卡。她是一个脸色白里透红、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生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浅蓝色眼睛，两条淡褐色长辫子盘在小小的脑袋上。她被关押是因为蓄意毒死丈夫。她出嫁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结婚后就想毒死丈夫。在她交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当法院开庭的时候，她跟丈夫已经十分恩爱了。尽管做丈夫的和公公，特别是十分疼爱她的婆婆，在法庭上竭力替她开脱，但她还是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个善良乐观、总是笑眯眯的费多霞就睡在玛丝洛娃旁边。她不仅很喜爱玛丝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板铺上还有两个女人坐着不干活儿。一个四十岁光景，面黄肌瘦，年轻时一定长得很美，如今可变得又黄又瘦了。她手里抱着一个娃娃，露出又长又白的乳房给他喂奶。她犯的罪是：她的村子里被押走一名新兵，老百姓认为这样不合法，就拦住警察局长，把新兵夺回来；她就是那个被非法押走的小伙子的姑妈，带头抓住新兵所骑的马的缰绳。板铺上还闲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相貌和善，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背有点驼。这个老太婆坐在火炉旁边的板铺上。一个短头发、大肚子的四岁男孩，嘻嘻哈哈地从她旁边跑过，她装出要捉他的样子。那孩子只穿一件小小的衬衫，在她面前跑来跑去，嘴里一直嚷着：“哈哈，老婆婆，你抓不住我的，你抓不住我的！”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一起被控犯纵火罪。她心平气和地忍受着监禁生活，只是为同时入狱的儿子难过，但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老头子，唯恐她不在，他会生满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跑掉了，没有人招呼他洗澡。

除了这七个，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双手握住铁栅栏，同刚才在门口撞见玛丝洛娃、此刻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犯搭话，又是比手势，又是叫嚷。其中有个因犯偷窃罪而被判刑的女人，生得高大笨重，一身是肉，头发火红色，白里透黄的脸上和手上生满雀斑，粗大的脖子从敞开的衣领里露了出来。她对着窗口声音嘶哑地拼命嚷着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她旁边站着一个皮肤发黑、相貌难看的女犯，上身很长，两腿短得出奇，身材像十岁的小姑娘。她脸色发红，长满面疱，两只黑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宽，嘴唇又厚又短，遮不住她那暴出的白牙齿。她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发出一阵阵尖利的笑声。这个女犯喜欢打扮，大家都叫她“俏娘们”。她因犯盗窃和纵火罪而受审。她们后面站着一个模样可怜的孕妇。她身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挺着大肚子，形容憔悴，青筋毕露。她被控犯了窝藏贼赃罪。这个女人沉默不语，但看到院子里的情景，一直露出赞许和亲切的微笑。站在窗口的第四个女人因贩卖私酒而判刑。她是个矮壮的乡下女人，生有一双圆圆的暴眼睛，相貌很和善。这个女人就是老太婆逗着玩的小男孩的母亲。她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没有人照管，也跟她一起坐牢。她也瞧着窗外，但手里不停地织袜子。听到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们的话，她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那个七岁的女儿，披着一头浅色头发，只穿一件衬衫，站在那个火红色头发的女人旁边，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拉住她的裙子，眼神呆滞，用心听着男女囚犯对骂，低声学着说，伤佛要把它们记住似的。第十二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扔进井里活活淹死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浅褐色头发扎成一根不长的粗辫子，但辫子松了，披散开来。她那双暴眼睛呆滞无神。她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只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光着脚板，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每次走到墙跟前又急促地转过身来。

三十一

铁锁哐啷响了一声，玛丝洛娃又被关进牢房。牢里的人都向她转过身去。就连诵经士的女儿也站住，扬起眉毛，瞧了瞧进来的人，但她一言不发，接着又迈开她那有力的大步走了起来。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疑问地凝视着玛丝洛娃。

“哎呀，老天爷！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释放呢，”她用男人一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看样子他们要你坐牢喽。”

她摘下眼镜，把针线活儿放在身边的板铺上。

“好姑娘，我刚才还跟大婶说过，也许会当场把你释放的。据说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还会给些钱呢，全得看你的造化了，”道口工立刻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唉，真是没想到。看来我们占的卦都不灵。好姑娘，看来上帝有上帝的安排。”她一口气说出一套亲切动听的话来。

“难道真的判刑了？”费多霞现出满腔同情的神色，用她那双孩子般清澈的蓝眼睛瞧着玛丝洛娃，问。她那张快乐而年轻的脸整个儿变了样，仿佛要哭出来。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她的床铺在靠墙第二张，紧挨着柯拉勃列娃。

“你大概还没有吃过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却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满是灰土的囚袍，从鬈曲的黑头发上摘下头巾，坐下来。

背有点驼的老太婆在板铺另一头逗着小男孩玩，这时也走过来，站在玛丝洛娃面前。

“啧，啧，啧！”她满心怜悯地摇摇头，啧着舌头说。

那个男孩也跟着老太婆走过来，眼睛睁得老大，翘起上嘴唇，盯着玛丝洛娃带来的白面包。经过这一天的折腾以后，玛丝洛娃看见这一张张满怀同情的脸，她忍不住想哭，嘴唇都哆嗦起来。但她竭力忍住，直到老太婆和男孩向她走过来。当她听到老太婆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看见男孩聚精会神地盯着白面包的眼睛又转过来瞧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整个脸都哆嗦着，接着放声痛哭起来。

“我早就说过，得找一位有本事的律师。”柯拉勃列娃说，“怎么，要把你流放吗？”她问。

玛丝洛娃想回答，可是说不出话。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挖出那包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个脸色白里透红的太太，头发梳得很高，敞开的领子露出一块三角形的胸部。玛丝洛娃把那包烟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瞧了瞧烟盒上的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主要是怪玛丝洛娃不该这样乱花钱。她取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着，自己先吸了一口，然后把它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没有停止哭，一口接一口地拼命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她呜咽着说。

“这帮恶霸！该死的吸血鬼！不敬畏上帝，”柯拉勃列娃说，“平白无故就把人家姑娘判了刑。”

这当儿，那些留在窗口的女人迸发出一阵哄笑声。小女孩也笑了。她那尖细的孩子的笑声，同三个大人沙哑而刺耳的笑声汇成了一片。院子里有个男犯作了个什么怪动作，逗得窗口的看客都忍不住笑起来。

“呸，这条剃光头毛的公狗！他这是干什么呀！”那个红头发的女人说，笑得浑身的胖肉都抖动起来。她把脸贴在铁栅栏上，嘴里胡乱嚷着下流话。

“嘿，这没良心的东西！有什么好笑的！”柯拉勃列娃对红头发女人摇摇头，说。接着她又问玛丝洛娃：“判了好多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有一滴眼泪落到香烟上。

玛丝洛娃怒气冲冲地把那支烟揉成一团，扔掉，又拿了一支。

道口工虽然不吸烟，却连忙把烟头捡起来，把它弄直了，同时嘴里说个不停。

“看来一点儿也不错，好姑娘，”她说，“真理让骟猪给吃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柯拉勃列娃大婶说他们会把你放了的，我说不会。我说，好人儿，我的心觉得出来，他们不会放过她的。可怜的姑娘，果然没错。”她说，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

这时，男犯都已从院子里走掉，同他们搭话的女人也都离开窗口，来到玛丝洛娃跟前。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带着女孩的暴眼睛私酒贩子。

“怎么判得这样重啊？”她一边问，一边挨着玛丝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迅速地编着袜子。

“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要是有钱，请上一个有本事的讼师，包管就没有事了，”柯拉勃列娃说，“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呀……蓬头散发的，大鼻子……嘿，我的太太，要是能把他请来，他就会把你从水里捞起来，让你身上不沾一滴水。”

“哼，怎么请得起，”俏娘们龇着牙冷笑了一声，挨着她们坐下，“没有一千卢布你就甭想请得动他。”

“看样子，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因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的命也真苦，人家把我的儿媳妇抢走了，还把儿子关到牢里喂虱子，连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都被关进来了。”她又讲起她那讲过成百遍的身世来。“看样子，坐牢也罢，要饭也罢，你就甭想躲开它。不是要饭，就是坐牢。”

“他们都是一路货，”贩私酒的女人说，她仔细察看女孩的头，就放下手里的袜子，把女孩拉过来夹在两腿中间，手指灵活地在她的头上找虱子。“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贩卖私酒？’请问，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她一面说，一面熟练地做她做惯的活儿。

私酒贩子的这番话使玛丝洛娃想起了酒。

“最好弄点酒来喝喝。”她对柯拉勃列娃说，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只偶尔抽搭一声。

“要喝吗？行，拿钱来。”柯拉勃列娃说。

三十二

玛丝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接过息票，瞧了瞧。她不识字，但信任那个无所不知的俏娘们。俏娘们告诉她息票值两卢布五十戈比。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洞口，取出蒙在那里的一瓶酒。女人们，除了贴近玛丝洛娃的几个外，看到这情景，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玛丝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土，爬到铺上，开始吃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恐怕凉了。”费多霞说着从墙架上取下一把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那茶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道比茶味更浓，但玛丝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给你。”她叫道，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直盯住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当儿，柯拉勃列娃把酒瓶和杯子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俏娘们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有了东西就一起享用。

过了几分钟，玛丝洛娃兴奋了，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上的情景和法庭上特别使她惊讶的一件事，还滑稽地摹仿检察官的动作。她说，法庭上的男人个个都兴致勃勃地望着她，为此还特意闯到犯人室里来。

“就连那个押解我的兵都说：‘他们这都是来看你的。’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拿文件或者什么东西，可是我看出，他要的不是文件，而是要用眼睛把我吞下去，”她笑嘻嘻地说，摇摇头，仿佛她也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全会演戏。”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道口工附和着，立刻用她那好听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好比苍蝇见了糖。他们别的都不在意，可是见了女人就没命了。他们这帮男人光吃饭还不行……”

“这儿也一样，”玛丝洛娃打断她的话说。“到了这儿，我也遇到了那类事。他们刚把我带回来，正好有一批家伙从火车站上押到。他们死乞白赖地纠缠人，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多亏副典狱长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死缠住不放，好容易才被我挣脱了。”

“那家伙什么模样？”俏娘们问。

“皮肤黑黑的，留着小胡子。”

“多半是他。”

“他是谁？”

“就是谢格洛夫。你看，他刚走过去。”

“这谢格洛夫是个什么人？”

“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两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走。这回又把他抓住了，可他还是会逃走的。连看守都怕他呢，”俏娘们说，她同男犯人们传递纸条，监狱里发生的事她都知道，“他准会逃走的。”

“哼，他会逃走，可不会把咱们带走！”柯拉勃列娃说，“你最好还是讲讲，”她对玛丝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那理事（律师）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如今总得去上诉吧？”

玛丝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雀斑累累的双手伸到蓬乱的浓密头发里，用指甲搔着头皮，走到那三个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

“卡秋莎，我把该办的事都告诉你，”她开口道，“劈头第一件事，你得写个呈子，说你对那个判决不满意，然后再向检察官提出。”

“关你什么事？”柯拉勃列娃怒气冲冲地用低沉的声音说，“你闻到酒味了。这事不用你多嘴。你不说，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多嘴。”

“人家又不是跟你说话，要你啰唆什么！”

“想喝点酒吧？也赶过来了。”

“好哇，就给她喝一点吧。”玛丝洛娃说。她一向很慷慨，有了东西就分给大家。

“让我来给她尝尝……”

“哼，来吧！”红头发女人逼近柯拉勃列娃说，“我才不怕你呢。”

“臭犯人！”

“你自己才是臭犯人！”

“骚货！”

“我是骚货？你是苦役犯，凶手！”红头发女人嚷道。

“对你说，走开！”柯拉勃列娃板起脸说。

但红头发女人反而逼拢来。柯拉勃列娃猛然往她敞开的胖胸部推了一下。红头发女人仿佛就在等她来这一手，出其不意用一只手揪住柯拉勃列娃的头发，举起另一只手想打她耳光，但被柯拉勃列娃抓住。玛丝洛娃和俏娘们拉住红头发女人的双手，竭力想把她拉开，但红头发女人揪住对方的辫子，不肯松手。她刹那间把对方的头发松了一松，但目的是把它缠在自己的拳头上。柯拉勃列娃歪着脑袋，一只手揍着她的身体，同时用牙齿咬她的手臂。女人们都围着这两个打架的人，劝阻着，叫嚷着。就连那个害痨病的女犯也走过来，一面咳嗽，一面瞧着这两个扭成一团的女人。孩子们拥挤着，啼哭着。女看守听见闹声，带了一名男看守进来。他们把打架的女人拉开。柯拉勃列娃拆散她那灰白的辫子，拉掉那几绺被拔下的头发。红头发女人拉拢撕破的衬衫，盖住枯黄的胸部。两人都边哭边诉，大声叫嚷。

“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灌酒灌出来的。明天我告诉典狱长，让他来收拾你们。我闻得出来，这儿有酒味。”女看守说，“你们当心点儿，快把那些东西拿掉，要不你们会倒霉的。我们可没工夫来给你们评理。现在各就各位，保持安静。”

但过了好久还没有安静下来。两个女人又对骂了一阵，争辩着吵架是谁开的头，是谁的不是。最后，男看守和女看守都走了，女人们才安静下来，准备睡觉。那个老太婆随即跪在圣像前面做起祷告来。

“两个苦役犯凑在一起了。”红头发女人突然从板铺另一头哑着嗓子说，每说一句就插进几个刁钻古怪的骂人字眼。

“当心别再自讨苦吃。”柯拉勃列娃也夹杂着类似的骂人话回敬她。于是两人都不作声了。

“要不是他们拦着我，我早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了……”红头发女人又开口了，柯拉勃列娃又立刻回敬。

然后又是沉默，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但接着又是对骂。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完全安静了。

大家都睡了，有几个已发出鼾声，只有那个一向要祷告得很久的老太婆还跪在圣像前叩头。诵经士的女儿等看守一走，就从床上起来，又在牢房里来回踱步。

玛丝洛娃没有睡着，头脑里念念不忘她是个苦役犯。人家已经两次这样称呼她：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她对这事怎么也不能甘心。柯拉勃列娃原来背对她躺着，这时转过身来。

“唉，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玛丝洛娃低声说，“人家做尽坏事，也没什么。我平白无故，倒要受这份罪。”

“别难过，姑娘。西伯利亚照样有人活着。你到那里也不会完蛋的。”柯拉勃列娃安慰她说。

“我知道不会完蛋，但到底太气人了。我不该有这个命，我过惯好日子了。”

“人拗不过上帝呀！”柯拉勃列娃叹了一口气说，“人是拗不过上帝的。”

“这我知道，大婶，但到底太难受了。”

她们沉默了一阵。

“你听见吗？又是那个骚娘们。”柯拉勃列娃说，要玛丝洛娃注意那从板铺另一头传来的古怪声音。

这是红头发女人勉强忍住的痛哭声。红头发女人所以痛哭，是因为刚才挨了骂，遭了打，她真想喝酒，却又不给她喝。她所以痛哭，还因为她这辈子除了挨骂、嘲弄、侮辱和被打以外没有尝过别的滋味。她想找点开心的事来安慰安慰自己，就回忆她同工人费吉卡的初恋，但一回忆，也就想到这次初恋是怎样结束的。那个费吉卡有一次喝醉了酒，开玩笑，拿明矾抹在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接着看到她痛得身子缩成一团，就跟同伴们哈哈大笑。她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她想起这件事，觉得伤心极了，以为没有人会听见，就出声哭起来。她哭得像个孩子，嘴里哼哼着，吸着鼻子，咽着咸滋滋的眼泪。

“她真可怜。”玛丝洛娃说。

“可怜是可怜，可她不该来捣乱嘛！”

三十三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醒来，首先就意识到他遇上一件事。他甚至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就断定那是一件大好事。“卡秋莎，审判。”对了，再不能撒谎了，必须把全部真相说出来。说也凑巧，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首席贵族夫人玛丽雅的来信。这封信聂赫留朵夫期待已久，现在对他特别重要。玛丽雅给了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婚姻！”他嘲弄地说，“我现在离那种事太远了！”

他记得昨天还准备把全部真相告诉她的丈夫，向他道歉，并且愿意听凭他发落。但今天早晨他觉得这事并不像昨天想的那么好办。“再说，既然他不知道，又何必使他难堪呢？如果他问起来，那我当然会告诉他。但何必主动去告诉他呢？不，这可没有必要。”

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今天早晨他也觉得很困难。这种事确实很难启齿，会让人笑话的。世界上有些事只能心照不宣。今天早晨他做了决定：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但要是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卡秋莎什么事都不该隐瞒。

“我要到监牢里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的饶恕。如果有必要，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同她结婚。”他想。

不惜牺牲一切同她结婚，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个想法今天早晨他觉得特别亲切。

他好久没有这样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了。阿格拉斐娜一进来，他就断然——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那么果断——宣布，他不再需要这座住宅，也不再需要她的伺候了。原来他同阿格拉斐娜有一件事心照不宣，他保留这座租金昂贵的大住宅是为结婚用的。因此，退租一事就有特殊的含义。阿格拉斐娜惊讶地对他瞧瞧。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一切照顾，阿格拉斐娜，我今后不再需要这么大的住宅，也不需要仆人了。要是您愿意帮我的忙，那就麻烦您清理这些东西，暂且像妈妈在世时那样把它们都收拾好。等娜塔莎来了，她会处理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斐娜摇摇头。

“怎么好处理呢？这些东西不是都要用的吗？”她说。

“不，用不着了，阿格拉斐娜，多半用不着了，”聂赫留朵夫看见她摇头，就这样回答，“还要请您费心对柯尔尼说一下，我多给他两个月工资，以后就不用他了。”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您这样做可不行啊！”她说，“嗯，您就是要到外国去一次，以后回来还是需要房子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斐娜。外国我不去，我要去也到别的地方去。”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对，应该告诉她，”聂赫留朵夫想，“不用隐瞒，应该把全部真相告诉一切人。”

“昨天我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您记得玛丽雅姑妈家的那个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针线活儿还是我教她的呢。”

“啊，就是那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判，正好碰到我做陪审员。”

“哎呀，老天爷，多可怜哪！”阿格拉斐娜说，“她犯了什么罪该受审判啊？”

“杀人罪，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怎么会是您干的呢？您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斐娜说。她那双老花眼闪出调皮的光辉。

她知道他同卡秋莎的那件事。

“是的，我是罪魁祸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把我的全部计划都改变了。”

“那件事怎么会弄得您改变主意呢？”阿格拉斐娜忍住笑，说。

“既然我害她走上了那条路，我就应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因为您有一副好心肠，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那种事谁都免不了。要是冷静想一想，这一切本来就无所谓，都会被忘记的。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阿格拉斐娜一本正经地说，“您也不必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早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那又能怪谁呢？”

“怪我。因此我想补救。”

“啊，这事可不好补救。”

“这可是我的责任。您要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那就想想妈妈生前怎么希望……”

“我倒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我对先夫人一直感恩不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我的丽莎叫我去（丽莎是她已出嫁的侄女），等到这儿用不着我了，我就到她那儿去。您可不用把那种事放在心上，谁都免不了的。”

“嗯，我可不那么想。不过我还是请您帮我退掉这座住宅，把东西收拾收拾。您也别生我的气。您的种种好处我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激的。”

说也奇怪，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的卑鄙因而憎恨自己那时起，他就不再憎恨别人。相反，他却感到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亲切而可敬。他很想把自己的悔恨心情告诉柯尔尼，但看到柯尔尼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他又不敢这样做了。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还是坐着原来那辆马车，经过平日经过的那些街道，但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今天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同米西结婚，昨天他还觉得很称心，今天却觉得根本不可能。昨天他认为就自己的地位来说，她同他结婚无疑将得到幸福，今天他却觉得他不仅不配同她结婚，简直不配同她亲近。“只要她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就决不会同我来往了。我却还要埋怨她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不行，就算她现在嫁给我，而我知道那个女人关在本地监狱里，明后天就要同大批犯人流放出去服苦役，难道我能幸福吗？不仅不能幸福，而且内心也不能平静。那个被我糟蹋的女人去服苦役，我却在这里接受人家的祝贺，还要带着年轻的妻子出去拜客。或者，我瞒住首席贵族，同他的妻子无耻地勾搭，同时又同他一起出席会议，统计票数，看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由地方自治会监督学校和类似的提案，事后又约她幽会，这是多么卑鄙呀！或者，我将继续去画画，虽然明知那幅画永远也画不成，因为我根本就不该去干那种无聊的事。事实上我也根本无法做那种事。”他自言自语，由于内心发生的变化而暗自高兴。

“首先得去找律师，”他想，“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到监狱里来看她，看昨天那个女犯人，把全部真相都告诉她。”

他一想到怎样跟她见面，怎样把心里话都讲给她听，怎样向她认罪，为了赎罪他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愿意同她结婚，——他一想到这儿，心情异常激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一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同这类犯人见面须得到谁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说，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正式宣布判决以前，探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您就等审讯结束吧。现在先请出庭陪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模样特别可怜。他谢了谢他的好意，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近那个房间，陪审员正好纷纷从那里出来，到法庭上去。那个商人像昨天一样快乐，又吃过东西喝过酒了，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像老朋友那样招呼他。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亲昵态度和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他跟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全体陪审员。“说实在的，”他想，“昨天开庭的时候我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不过，他同其他几个陪审员一起走进法庭，同昨天一样的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了”的吆喝声，又是那三个有领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又是陪审员们在高背椅上就座，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沙皇御像，又是那个司祭——这当儿聂赫留朵夫觉得，尽管他有责任这样做，但今天同昨天一样，他无法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

开庭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少了陪审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讯的是一个撬锁窃盗案。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到庭上。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穿着一件灰色囚袍。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打量着一个个出庭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同一个伙伴撬开仓库的挂锁，从那里偷走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破旧粗地毯。起诉书控告说，这个小伙子跟一个掮粗地毯的同伙在一起走，被警察截获了。他们两人立即认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那个同伙原是个小炉匠，不久就死在牢里。这样，今天就剩下小伙子单独受审。破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案件同昨天一模一样，有各种证据，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交相讯问，等等。那个作为证人的警察遇到庭长、检察官和辩护人问话，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大人，”接着又是“是，大人，”……不过，尽管他显出当兵的那种呆头呆脑的神气，说着简单刻板的话，还是看得出他很可怜小伙子，不大愿意讲述逮捕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也就是房东和粗地毯的所有者。这个小老头看来肝火很旺，问他那些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强回答是他的。当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地毯作什么用，他是不是很需要这些地毯时，他勃然大怒，回答说：“哼，这些破地毯，去他妈的，我根本用不着。早知道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才不去找它呢。我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就是两张也情愿，只要不把我拉到这儿来受审。我坐马车差不多已花了五卢布。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还有风湿痛。”

证人们就说了这样一些话。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他好像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茫然地左顾右盼，同时断断续续地把犯罪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案情明明白白，可是副检察官像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想叫狡猾的罪犯上钩。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门锁被撬开，因此这个小伙子应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犯的，因此罪行固然无可否认但罪犯还不致像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

庭长又像昨天那样装得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并且向陪审员详细解释那些他们早就知道，其实也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法庭又像昨天一样暂停了几次，大家照样又是抽烟，又是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两个宪兵又是竭力克制着睡意，拿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

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干，在城里游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小炉匠不等审讯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手，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落网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努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聊劳动，结交一批像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节。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顾着这个大法庭，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种队伍不仅这里有，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

三十五

聂赫留朵夫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就站起身来，走到过道里，决心再也不回法庭了。不管他们拿他怎么办，他反正再不能参与这种既可怕又可憎的蠢事了。

聂赫留朵夫打听到检察官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差役不肯放他进去，说是检察官此刻有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进门去。有一个官吏迎面走来，聂赫留朵夫就请他向检察官通报，说他是陪审员，有要事见他。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那官吏报告了检察官，就放聂赫留朵夫进去。检察官站着接待他，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求见他，显然不以为然。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严厉地问。

“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有事要同被告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迅速而坚决地说，脸涨得通红，意识到他现在所做的事将会对他今后的生活起决定作用。

检察官个儿不高，肤色浅黑，短短的头发已经花白，两只灵活的眼睛炯炯有神，突出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子。

“玛丝洛娃吗？我当然知道。她被控犯了毒死人命罪，”检察官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接着仿佛要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准许您见她。”

“我要见她，因为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

“噢，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仔细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瞧。“她的案子有没有审问过？”

“她昨天受过审，被冤枉判了四年苦役。她没有罪。”

“噢，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对聂赫留朵夫说玛丝洛娃无罪那句话根本不加理会，“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照理应关在拘留所里。拘留所的探望日期是有规定的。我建议您到那里去问一下。”

“但我需要见她，越快越好！”聂赫留朵夫下巴颤抖着说，感到关键性时刻接近了。

“您究竟有什么事一定要见她？”检察官有几分不安地扬起眉毛，问。

“因为她没有罪，却判她服苦役。我才是罪魁祸首。”聂赫留朵夫颤声说，同时觉得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因为我玩弄了她，害她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要不是我弄得她走上歧路，她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控告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还要……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到这事，眼泪就又夺眶而出。

“是吗？原来如此！”检察官说。“这倒真是个非常例外的事件。您好像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是吗？”检察官问，仿佛此刻宣布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以前听到过似的。

“对不起，我想这事同我的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回答。

“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隐约的微笑，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您的愿望太特别、太出格了……”

“那么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好的，我这就给您打个许可证。请您稍微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写。

“请您坐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站着不动。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声明一下，”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这可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这一点您一定也知道。”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时依旧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他熟悉这种意见，并且认为是种可笑的谬论。“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明白，我作为法庭检察官，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此我劝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法庭会处理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不是正当。如果不正当，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了。”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

“刚才来找您的是谁？”聂赫留朵夫一走，就有个法官走进办公室，问检察官。

“是聂赫留朵夫，说实在的，他在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自治会上就发表过种种怪论。您倒想想，他是陪审员，竟发现被告中有个女人被判服苦役，他说他玩弄过她，现在打算跟她结婚。”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激动得厉害。”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有点不正常。”

“可他已经不太年轻了。”

“嘿，老兄，你们那个大名鼎鼎的伊凡申科夫可真把人烦死了。他说呀说呀说个没完，简直叫人受不了。”

“干脆得制止这种人发言，要不真是十足的捣乱公堂……”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检察官那里出来，乘车直奔拘留所。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玛丝洛娃这个人。所长对聂赫留朵夫说，她准是在老的解犯监狱。聂赫留朵夫就上那里去。

玛丝洛娃果然在那里。检察官忘记了，大约六个月以前发生过一次政治案件，宪兵夸大其词，把它说得极其严重，弄得拘留所所有的牢房里都关满大学生、医生、工人、高等女校学生和女医士。

解犯监狱离拘留所很远，聂赫留朵夫傍晚才到那里。他想走近那座阴森森的大楼门口。哨兵不让他过去，只拉了拉铃。看守听见铃声走出来。聂赫留朵夫出示许可证，但看守说没有典狱长的准许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就去找典狱长。他在楼梯上听见房间里传出一阵钢琴声。有人在弹奏一首复杂而雄壮的短曲。一个侍女一只眼睛上包着纱布，怒气冲冲地给他开了门。这当儿，琴声从房里冲出来，直灌到他的耳朵里。那是一首听腻了的李斯特狂想曲，虽然弹得很好，但弹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然后又从头弹起。聂赫留朵夫问侍女典狱长在不在家。

侍女说他不在家。

“快回来了吗？”

狂想曲又停下了，接着又生气勃勃地从头弹起，直到那个仿佛被魔法停住的地方。

“让我去问问。”

侍女走了。

狂想曲刚刚又热情奔放地弹奏起来，还没有弹到那个被魔法停住的地方，突然中断了。传来了说话声。

“对他说，典狱长不在家，今天不会回来。他出去做客了。干吗纠缠不清啊！”门里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又响起狂想曲，又突然停止了。传来挪动椅子的声音。准是弹钢琴的女人发火了，要亲自训斥一下这个纠缠不清的不速之客。

“爸爸不在家。”一个头发蓬松、面容忧郁的姑娘走出来，生气地说。她脸色苍白，眼睛疲乏无神，眼圈发青。一看见一个身穿讲究大衣的年轻人，口气马上变得温和了。“请进来……您有什么事啊？”

“我要到监狱里去探望一个囚犯。”

“大概是个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的许可证。”

“嗯，我不知道，爸爸不在家。您请进来！”她又从狭小的前室里招呼他。“不然您去找副典狱长吧，他此刻在办公室里，您去同他谈一谈。您贵姓？”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就走了。

他一走，房门还没有关上，就又响起雄壮而欢乐的琴声。这声音同弹琴的地点和面容忧郁而顽强地学琴的姑娘都是很不相称的。聂赫留朵夫在院子里遇见一个两撇小胡子抹过油的年轻军官，就向他打听副典狱长在什么地方。原来他就是副典狱长。他接过许可证，看了看说，这是拘留所的许可证，他不敢让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再说时间也已经晚了……

“您明天来吧。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望。您到那时来吧，典狱长本人也将在家。明天您可以在大间里探望；要是典狱长许可，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同她见面。”

这天聂赫留朵夫探监始终没有成功，就回家了。想到明天将同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心情十分激动。他此刻在街上走着，不去回想法庭上的情景，而回想着他同检察官和副典狱长的谈话。想到他怎样努力要同她见面，怎样把他的愿望告诉检察官，怎样到拘留所和解犯监狱去，准备见她，他内心好半天不能平静。他一回到家里，立刻拿出他好久没有动过的日记本，念了几段，就写了下面这些话：“两年没有记日记，原以为再也不会干这种孩子气的玩意儿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孩子气的玩意儿，而是同自己谈话，同人人身上都存在的真正的圣洁的我谈话。这个我长期沉睡不醒，因此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我当陪审员，在那次法庭上，那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把我惊醒了。我看见了她，看见了被我玩弄过的卡秋莎，身穿囚袍，坐在被告席上。由于荒唐的误会和我的过错，她被判服苦役。我刚才去找了检察官，去过监狱。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同她结婚来赎我的罪。主哇，你帮助我！我感到很快乐，心里充满喜悦。”

三十七

这天夜里，玛丝洛娃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望着那不时被来回踱步的诵经士女儿身子遮住的门，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想着心事。

她想，她到了萨哈林岛[31]后绝不能嫁个苦役犯，总要另外找个归宿，或者嫁个长官，嫁个文书，至少也得嫁个看守或者副看守。他们都是色鬼。“只是人不能再瘦下去，要不然就完了。”她想起那个辩护人怎样盯住她，庭长怎样盯住她，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在她身边走过的男人怎样盯住她。她想起别尔塔到监狱里来探望她时说起，她在基塔耶娃妓院里爱上的那个大学生问起过她，对她的遭遇很表同情。她想起红头发女人同人打架的事，她很怜悯这个红头发女人。她想起面包店老板怎样多给了她一个白面包。她想到许许多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代，特别是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她从来不回想，因为回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原封不动地深埋在她的心底。她连一次也没有梦见过聂赫留朵夫。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胡须，只蓄着两撇小胡子，鬈曲的头发很短很浓密，如今却留着大胡子，显得很老成，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她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掉了。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满心希望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心口下的娃娃，而且常常对她肚子里时而温柔、时而剧烈地蠕动的小生命感到亲切。但在那个夜晚以后一切都变了。未来的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要求他顺路来一次，可是他回电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回彼得堡。卡秋莎知道了这事，决定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火车将在夜间两点钟经过当地车站。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她穿上一双旧的半统靴，戴上头巾，把衣服收拾了一下，就跟玛莎一起往火车站跑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作的秋夜。温暖的大颗雨点时下时停。田野里，看不清脚下的路；树林里像炕里一样黑魆魆的。卡秋莎虽然熟悉这条路，但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火车在那个小站上只停三分钟。她原希望能提早赶到车站，可是当她到达时已铃响第二遍了。卡秋莎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座椅上，没有穿上装，正在打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淌油的粗蜡烛。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在椅背，不知在笑些什么。卡秋莎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但就在这当儿，第三遍铃响了，火车缓缓开动了。它先往后一退，接着，车厢一节碰着一节依次向前移动。有一个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卡秋莎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这时她面前的那节车厢也猛地一震，动了起来。她跟着那节车厢走去，眼睛往窗子里张望。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动手把窗子放下。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也加快脚步跟住火车，可是火车越开越快。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卡秋莎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她跑到站台尽头，好容易才收住脚步免得摔倒，然后从台阶上跑下地面。她还在跑着，但头等车厢已经离得很远了。接着二等车厢也一节节从她旁边驶过，然后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掠过，但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尾部挂着风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风迎面刮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阿姨！卡秋莎阿姨！”玛莎喊着，好容易才追上她，“您的头巾掉了！”

“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卡秋莎想着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他走啦！”卡秋莎叫道。

玛莎害怕了，搂住卡秋莎湿淋淋的衣服。

“阿姨，我们回家去。”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卡秋莎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打定主意这样做。但就在这当儿，如同通常在激动以后乍一平静下来那样，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使劲一撞，慢慢地伸开四肢，然后用一种又细又软又尖的东西顶了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巾，匆匆走回家去。

她浑身湿透，溅满泥浆，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她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自从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不再相信善了。以前她自己相信善，并且以为别人也相信善，但从那一晚起，她断定谁也不相信善，人人嘴里说着上帝，说着善，无非只是为了骗骗人罢了。她知道，他爱过她，她也爱过他，可是他亵渎了她的感情，拿她玩够了，又把她抛弃了。而他还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的人就更坏了。她的全部遭遇都证实了这一点。他那两位姑妈，两位虔诚的老婆子，看到她不能像以前那样服侍她们，就把她从家里撵走。她遇到的一切人，凡是女人都把她当作摇钱树；凡是男人，从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到监狱看守，个个都把她看成玩物。不论什么人，除了寻欢作乐，除了肉体的淫乐，活在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事了。在她过自由生活的第二年，她跟一个老作家同居，那个作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这种欢乐富有诗意，充满美感，是人生的全部幸福。

人人活着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欢乐，一切有关上帝和善的话都是骗骗人的。如果她心里发生疑问：为什么人间安排得如此糟糕，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谈爱情，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三十八

第二天，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女监里照例响起哨子声，柯拉勃列娃早已起床，这时就把玛丝洛娃叫醒。

“我是一个苦役犯。”玛丝洛娃恐怖地想。她揉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吸着室内到早晨已臭不堪闻的空气，想再睡一会儿，重返茫茫睡乡，可是心惊胆战的习惯驱除了睡意。她一骨碌爬起来，盘腿坐好，向四下里打量着。女人都已起床，只有孩子们还在睡觉。贩卖私酒的女人鼓着一双暴眼睛，小心翼翼地抽出孩子们身下的囚袍，唯恐把他们弄醒。反抗募兵的女人把包孩子用的破布晾在火炉旁边。她的娃娃在蓝眼睛的费多霞怀里拼命啼哭。费多霞把他摇荡着，柔声柔气地给他唱催眠曲。患痨病的女人揪住胸口，脸涨得通红，拼命咳嗽；在咳嗽的间歇大声喘气，简直像叫嚷一样。红头发女人醒了，仰天躺在床上，曲着两条肥大的腿，津津有味地大声讲着她的梦景。犯纵火罪的老太婆又站在圣像前，反复叨念着同一套祷词，画着十字，鞠着躬。诵经士的女儿一动不动地坐在板铺上，她那双睡意未消的呆滞眼睛茫然瞧着前方。俏娘们把她那抹过油的粗硬黑发缠在一个手指上，想把它弄鬈曲。

走廊里传来大棉鞋走路的啪哒啪哒声，接着铁锁哐啷一响，进来两个倒便桶的男犯。他们身穿短上衣和裤脚管高出踝骨一大截的灰色裤子，板着脸，怒气冲冲地用扁担挑起臭气熏天的便桶，把它送到牢房外面。女人纷纷到走廊里水龙头旁洗脸。红头发女人在水龙头旁同隔壁牢房一个女人争吵起来。又是辱骂，叫嚷，诉怨……

“你们是不是想蹲单人牢房！”男看守大声喝道，他啪的一声朝红头发女人肥胖的光脊背上打了一巴掌，声音响得整个走廊里都听得见，“小心别再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你看，老头子又来劲了。”红头发女人把这举动当作抚爱，说。

“喂，快一点！收拾好去做礼拜！”

玛丝洛娃还没有梳好头，典狱长就带着卫兵来了。

“点名了！”典狱长吆喝道。

从另一个牢房里又出来一批女犯。所有的女犯在走廊里站成两排，后排女人照规矩必须把手搭在前排女人的肩上。全体点名完毕。

点好名以后，女看守走来把女犯人领到教堂里。从各个牢房里出来的女犯有一百多名，她们排成一个纵队。玛丝洛娃和费多霞就在队伍中间。她们个个包着囚犯的白头巾，穿着白衣裙，只有少数几个穿着自己的花衣服。这几个女人带着孩子，是跟随丈夫去流放的。整座楼梯都被这个队伍挤得满满的。只听得穿大棉鞋走路的脚步声，说话声，间或还有笑声。在拐弯的地方，玛丝洛娃看见自己的冤家包奇科娃凶相毕露地走在前头，就指给费多霞看。女人们走下楼梯，不再作声，画着十字，鞠着躬，开始走进还很空的金碧辉煌的教堂。给她们规定的位置在右边。她们互相拥挤着，停住脚步。紧接着女人之后进来的是穿灰色囚袍的男犯，其中有解犯，有监犯，有经村社判决的流放犯。他们大声咳嗽着，紧挤在教堂左边和中间。在教堂上边的敞廊里站着许多先进来的男犯，一边是剃阴阳头、脚镣哐啷作响的苦役犯，另一边是没有剃头、不戴脚镣的拘留犯。

这座监狱教堂是一个富商花了几万卢布重建的，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

教堂里一片肃静，只听得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声，偶尔还有铁链的哐啷声。接着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忽然挪动身子，彼此挤紧，在正当中让出一条路来。典狱长就从这条路走到教堂正当中全体犯人前面。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仪式是这样的：司祭身穿一件样子古怪而行动不便的锦缎法衣，把碟子里的面包切成许多小块，放到一个葡萄酒杯子里，同时嘴里念着各种名字和祷词。诵经士不停地念各种斯拉夫语祷词，然后又同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唱歌。这些祷词本来都艰涩难懂，如今既念得快，又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祷词内容主要是祈求皇帝和皇室福寿康宁。这种祈福的祷词大家跪着念了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祷词一起念，时而单独念。此外，诵经士又念了几节《使徒行传》，声音那么古怪，紧张，简直一句也听不出来。司祭也念了《马可福音》中的一段，倒念得很清楚。内容是说耶稣复活后在升天、坐到圣父右边以前，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从她身上驱除七个魔鬼，后来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万民传布福音，并声明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还能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好，还能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32]

礼拜的要义据说是，司祭把面包切成小块，放到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那手法是这样的：司祭身穿碍手碍脚的口袋般锦缎法衣，从容不迫地高举起双臂，这样举着不动，然后跪下来，吻吻圣坛和上面的东西。不过关键性的仪式是司祭两手拿起一块餐巾，慢条斯理地在碟子和金杯上挥动着。据说，面包和葡萄酒就在这时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因此这一部分仪式特别隆重。

“最大的荣耀归于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司祭做完这些仪式，隔着隔板大声叫道。接着唱诗班就庄严地唱起来：荣耀理应归于童女马利亚，她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她应该比司智天使得到更多的光荣，比六翼天使得到更大的荣耀。于是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揭去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面包切成四份，先在酒里蘸了蘸，然后送进嘴里。大家认为，他这就是吃了一小块上帝身上的肉，喝了一小口上帝身上的血。随后司祭撩开帘幕，推开中间的门，手拿金杯，从门里走出来，请想进圣餐的信徒也来吃喝泡在杯里的上帝的血肉。

有几个孩子想进圣餐。

司祭先问了每个孩子的姓名，然后用茶匙小心翼翼地从杯子里舀出一小块浸过酒的面包，深深地送进每个孩子的嘴里。诵经士就当场给孩子们擦擦嘴，又快乐地歌唱孩子们吃上帝的身体，喝上帝的血。接着，司祭把杯子端到隔板后面，在那里喝干杯子里的血，吃完上帝的身体，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但司祭存心安慰安慰不幸的囚犯们，就在通常礼拜之外增加一项特殊仪式，就是：司祭站在那由十支蜡烛照亮的铸铁包金、黑脸黑臂的圣像——据认为就是刚才被吃掉的上帝——面前，用怪声怪气的假嗓又像唱又像念，添了下面一段话：

“至亲至爱的耶稣哇！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哇！殉道者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哇！拯救我，我的救主耶稣，我的至美的耶稣，拯救找你的人，救主耶稣哇！饶恕我，全体圣徒，全体先知祷告中诞生的耶稣，我的救主耶稣哇！赐给我们天堂的快乐，爱人类的耶稣哇！”

他念到这里停住了，换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跪下去叩头。大家也照他的样子做。典狱长、看守、囚犯都跪了下去。上边敞廊里脚镣的哐啷声格外频繁。

“天使的创造者，万军之主，”他继续念道，“极顶神妙的耶稣，天使们的惊奇，万能的耶稣，祖先的救主，至亲至爱的耶稣，族长们的赞美，极顶光荣的耶稣，皇帝的后盾，至善的耶稣，预言的实现，极顶奇妙的耶稣，殉道者的堡垒，极顶温和的耶稣，修士们的喜悦，极顶仁爱的耶稣，圣徒们的快乐，至洁的耶稣，童贞者的贞洁，万古永存的耶稣，罪人的救星，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最后总算念完了，又反复呼喊着“耶稣”，但声音越来越沙哑了。他一手稍稍提起绸里子的法衣，曲着一条腿，跪在地上叩头。唱诗班都唱着最后那句话：“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

这项仪式持续了很久。总是以赞美词开始，以“饶恕我吧”结束。然后又是一套新的赞美词，最后以“哈利路亚”终结。犯人们画十字，跪下去，匍匐在地。开头每赞颂一次，犯人们就跪拜一次；后来隔一次跪拜，甚至隔两次跪拜。等到全部赞颂完毕，司祭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合上《圣经》，走到隔板后面去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剩下最后一项仪式，就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一个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举着它走到教堂中央。首先是典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了吻十字架，然后是副典狱长，然后是看守们，最后是犯人们。犯人们互相拥挤，低声咒骂，走到司祭跟前。司祭一面跟典狱长谈话，一面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凑到犯人嘴边和鼻子旁，犯人们就竭力去吻十字架和司祭的手。这次专门为安慰和教训迷途弟兄而做的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四十

在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声嘶力竭地反复叨念和用种种古怪字眼颂扬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仅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以师尊自居的司祭使用面包和酒所作的亵渎法术，而且斩钉截铁地禁止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师尊，禁止在教堂里祈祷，并叮嘱各人单独祈祷。他甚至禁止人们修建教堂，说要毁坏教堂，还说人们不应该在教堂里祈祷，而应该在心灵里和真理中祈祷。主要是他不但禁止对人进行审判、监禁、折磨、侮辱和惩罚，像这里所做的那样，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并说他是来释放一切囚犯，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谁也没有想到，司祭举着让人亲吻的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而他之所以上绞架，就是因为他禁止此刻这里所做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自以为是在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吃喝基督的血肉，不过并非因为他们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而是因为他们不仅盅惑那些被基督认为同自己一样的“弱小者”，而且剥夺他们最大的幸福，使他们遭到最残酷的折磨，不让人们知道基督带给他们的福音。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从前的圣徒都信奉过它，现在的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都信奉它。他相信的并非面包会变成身体，说许多空话会有益于灵魂，或者他真的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块肉。这类事是不足信的。他相信的只是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使他确立这种信心的，主要是十八年来他靠这种礼拜收入钱财，养家活口，让儿子读中学，送女儿进神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信心比司祭更坚定，因为他压根儿忘记了这种教义的实质，只知道香火、追荐亡灵、诵经、普通祈祷和带赞美词的祈祷都有一定的价格，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乐意缴付，因此他叫喊“饶恕吧，饶恕吧”也好，唱赞美诗也好，念经也好，总是镇定沉着，满心相信非这样做不可，就像人家出卖木柴、面粉和土豆一样。至于典狱长和看守，他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也不研究教义和教堂里各种圣礼的意义，但却相信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除此以外，他们还感觉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残酷的职务辩解，虽然这种感觉是隐隐约约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没有这种信仰，恐怕很难甚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拼命折磨人。典狱长天性善良，要不是从这种信仰中获得支持，他绝对不可能这样生活下去。就因为有了这种支持，他才能俨然挺直身子站在那里，又是跪拜，又是画十字，听到大家唱“那些司智天使”，就情绪激动，而在给孩子们授圣餐时，就走上前去，亲手抱起一个领圣餐的孩子，把他举得高高的。

在犯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看透这类玩意儿纯属骗局，用来愚弄这一类信徒，因此心里暗暗好笑。大多数人却相信，这种包金的圣像、蜡烛、金杯、法衣、十字架、反复叼念的“至亲至爱的耶稣”和“饶恕吧”，都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可以在今世和来世得到许多好处。虽然多数人都做过一些尝试，想借助于祈求、祷告、蜡烛，在今世得到好处，结果却一无所得，他们的祷告也没有如愿，但大家还是坚信，失败是偶然的，这一套做法既然得到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同，总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对今世没有作用，对来世也一定会起作用。

玛丝洛娃也这样相信。她在做礼拜时也像别人一样，产生一种又虔诚又厌烦的复杂心情。起初她站在隔板后面的人群中间，除了同牢的几个女伴以外，谁也看不见。后来，领圣餐的人往前走去，她跟费多霞也一起往前移动，于是就看见了典狱长，还看见典狱长后面的看守中间有一个矮小的农民，长着浅褐头发，留着淡白胡子。这人就是费多霞的丈夫。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玛丝洛娃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不断打量他，同时跟费多霞交头接耳地谈话，直到大家画十字和跪拜时，她才也跟着这样做。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一清早从家里出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赶着一辆大车在巷子里走，怪腔怪调地叫道：“卖牛奶，卖牛奶，卖牛奶！”

昨晚下了第一场温暖的春雨。凡是没有修马路的地方一下子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花园里的桦树枝上布满了翠绿的绒毛，稠李和杨树抽出了芳香的细长叶子。住宅和商店都卸去了套窗，人们把窗子擦得干干净净。在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的旧货市场上，一座座货棚旁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群。有些衣服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上搭着熨得笔挺的长裤和背心，在市场上走来走去。

小饭馆周围挤满了不上工的男人，他们穿着干净的腰部打褶的上衣和擦得发亮的皮靴；还有些女人，头上包着花花绿绿的绸头巾，身上穿着钉有玻璃珠的外套。警察挎着用黄丝带系住的手枪，站着岗，窥察什么地方有纠纷，好借此排遣他们难堪的无聊。在林阴道上，在一片新绿的草地上，孩子们和狗在奔跑嬉戏；保姆们兴致勃勃地坐在长凳上聊天。

大街上，左面半边路面没有照到阳光，还很潮湿阴凉，中间的路面已经干了。沉重的载货马车不停地在街上隆隆驶过，四轮轻便马车辘辘地行驶着，公共马车不断发出叮当的响声。四面八方响起教堂参差错落的钟声，震得空气不住地颤抖，号召人们去参加和监狱教堂一样的礼拜。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向各自的教区走去。

聂赫留朵夫所雇的马车没有把他送到监狱门口，而在通往监狱的路口停下。

在这通往监狱的路口，在离监狱大约一百步的地方，站着一些男人和女人，手里多半拿着包袱。右边有几所不高的木屋，左边是一座两层的楼房，门口挂着招牌。用石块砌成的巨大监狱就在前面，但探监的人不准走近。一个持枪的哨兵走来走去，谁想从他身旁绕过，他就向谁吆喝。

木屋小门旁边，在岗哨对面的右边长凳上坐着一个看守。他身穿镶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来探监的人都走到他跟前，报了他们要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跟前，报了玛丝洛娃的姓名，穿制服的看守也记了下来。

“为什么还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

“他们正在做礼拜。等做完礼拜，就放你们进去。”

聂赫留朵夫走到探监的人群那里。人群中走出一个人，衣服褴褛，帽子揉皱，光脚上套着一双破鞋，脸上布满一道道伤痕，向监狱走去。

“你往哪儿溜？”持枪的哨兵对他吆喝道。

“你嚷嚷什么呀？”衣服褴褛的人全没被哨兵的吆喝吓倒，顶嘴说，然后走回来。“你不放，我等着就是。何必大声嚷嚷，简直像个将军似的。”

人群发出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很寒酸，甚至破破烂烂，但也有一些男女衣着很体面。聂赫留朵夫旁边站着一个服饰讲究的男人，脸色红润，胡子刮得精光，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显然是衬衣裤。聂赫留朵夫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探监。那人回答说，他每星期日都来。他们就这样攀谈起来。原来他是银行的看门人，是来探望犯制造伪证罪的弟弟的。这人和蔼可亲，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给聂赫留朵夫听，还想打听聂赫留朵夫的情况，但这时来了一辆橡胶轮胎的轻便马车，由一匹高大的良种黑马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小姐。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大学生手里抱着一个大包袱，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向他打听，可不可以散发施舍物（他带来的白面包），以及为此要办什么手续。

“这是未婚妻要我来办的。她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爹妈要我们把东西散发给犯人。”

“我也是头一次来，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问问那个人。”聂赫留朵夫说，指指身穿制服、手里拿着小本子的看守。

就在聂赫留朵夫同大学生谈话的时候，正中开有小窗洞的监狱大铁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一个看守。那个手拿小本子的看守就宣布探监开始。哨兵退到一边，所有探监的人都争先恐后，有的甚至跑步，纷纷向监狱大门涌去。站在门口的看守高声数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探监人：“十六，十七……”在监狱里面，另一个看守用手拍着每个进入二道门的人，也在点数，目的是免得让一个探监的人留在狱里，也不致跑掉一个犯人。这个点数的看守，眼睛不看走过去的人，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看守这一拍起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屈辱，但他立刻想到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事。这种屈辱的情绪使他感到害臊。

二道门里面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拱形大房间，房间里有几个不大的窗子，上面装有铁栅栏。在这个称为聚会厅的房子里，聂赫留朵夫怎么也没有料到，壁龛里竟会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像。

“挂这个干什么？”他想，情不自禁地把耶稣像同自由人联系起来，却怎么也无法把他同囚犯联系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慢吞吞地走着，让急于探监的人走在前面。他百感交集，想到关在这里的恶人就感到不寒而栗，对昨天的男孩和卡秋莎那样的无辜者则满怀同情，而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不禁又觉得胆怯和爱怜。他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听见看守在那一头说着些什么。但聂赫留朵夫满腹心事，没有理会看守的话，继续往多数探监人走的方向走去，也就是走往男监，而不是他要去的女监。

聂赫留朵夫让性急的人走在前头，自己最后一个走进会面的房间。他推开门，走进这个房间，首先使他吃惊的是一片喧闹声，那是由几百个人的叫嚷声汇合成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直到他走过去，看见房间被一道铁丝网隔成两半，人们像苍蝇钉在糖上那样紧贴在铁丝网上，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后墙上开有几个窗洞的房间，不是由一道铁丝网而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而且铁丝网都是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板上。有几个看守在这两道铁丝网之间来回监视。铁丝网那边是囚犯，这边是探监的人，中间隔着两道铁丝网，距离有三俄尺[33]宽，因此双方不但无法私相授受什么东西，连要看清对方的脸都很困难，特别是近视眼。谈话也很困难，一定要拼命叫嚷，才能使对方听见。两边的人都把脸贴在铁丝网上，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做子女的，大家都想看清对方的脸，说出要说的话。大家都想让对方听见，但他们的声音相互干扰，因此大家都放开嗓门叫，要压倒别人的声音。聂赫留朵夫一走进这个房间，就被这片大叫大嚷的喧闹声吓呆了。要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从脸部表情上判断他们在谈些什么，彼此是什么关系。聂赫留朵夫旁边有个扎头巾的老太婆，脸贴紧铁丝网，下巴哆嗦，正对一个脸色苍白、剃阴阳头的年轻人大声说话。那男犯扬起眉毛，皱紧眉头，用心听着她的话。老太婆旁边是一个穿农民外衣的年轻人，双手遮在耳朵后边，听一个面貌同他相像、脸色憔悴、胡子花白的男犯说话，不住地摇头。再过去一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挥动一条胳膊，一边叫嚷一边笑。他旁边的地上坐着一个手抱婴儿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块上等羊毛头巾，放声痛哭，显然是第一次看到对面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囚衣，剃了阴阳头，戴着脚镣。这个女人后边站着同聂赫留朵夫谈过话的银行看门人，他正用尽力气向对面一个头上光秃、眼睛明亮的男犯叫嚷着。当聂赫留朵夫明白他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说话时，对规定并实行这套办法的人不由得产生了满腔愤恨。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可怕的状况，这种对人类感情的亵渎，竟没有人感到屈辱。士兵也罢，典狱长也罢，探监的人也罢，囚犯也罢，都在这样做，仿佛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聂赫留朵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五分钟，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痛苦，觉得自己软弱无能，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其厌恶，难过得仿佛晕船一般。

四十二

“不过，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聂赫留朵夫鼓励自己说。“可是该怎么办呢？”

他用眼睛找寻长官。他看见一个佩军官肩章、留小胡子、身材瘦小的人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就对他说：“先生，请问，女犯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同她们见面？”他非常紧张而又谦恭地问。

“难道您要探望女监吗？”

“是的，我希望同一个关在这里的女人见面。”聂赫留朵夫依旧那么紧张而谦恭地回答。

“您刚才在聚会厅里就该这么说了。那么您要见什么人？”

“我要见玛丝洛娃。”

“她是政治犯吗？”副典狱长问。

“不，她只不过是……”

“她怎么，判决了吗？”

“是的，她前天判决了。”聂赫留朵夫恭顺地回答，生怕破坏这个似乎同情他的副典狱长的情绪。

“既然您要探女监，那就请到这里来。”副典狱长说，显然从聂赫留朵夫的外表上看出为他效劳是值得的。“西多罗夫，”他吩咐胸前挂着几个奖章的留小胡子军士说，“把这位先生带到女监探望室去。”

“是，长官。”

这当儿，铁栅栏那边传来一阵令人心碎的痛哭声。

聂赫留朵夫觉得一切都很古怪，而最古怪的是，他还得感激典狱长和看守长，感激在这座房子里干着种种暴行的人，还得认为他承受了他们的恩惠。

看守长把聂赫留朵夫从男监探望室领到走廊里，随即打开对面的房门，又把他领进女监探望室。

这个房间也像男监探望室一样，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三部分，但地方要小得多，来探监的人和囚犯也都少些，不过里面的喧闹声同男监一样。在两道铁丝网中间也有个长官在来回踱步。不过，这里的长官是一个女看守，也穿着制服，袖口上镶有丝绦，滚着蓝边，腰里也像男看守一样系一条宽腰带。两边铁丝网上，也像男监探望室一样，贴满了人：这边是穿着各式衣服的城里居民，那边是穿着白色囚衣或便服的女犯。整个铁丝网上都挤满了人。有人踮起脚，这样可以超过人家的头说话，使对方听得清楚些；有人坐在地板上同对方交谈。

在所有女犯中间有一个女人特别显眼，她的叫嚷和模样也特别引人注意。这是一个头发蓬乱、身体瘦弱的吉卜赛女犯，头巾从她那鬈曲的头发上滑了下来。她站在铁丝网那边，挨近柱子，几乎就在房间中央，对一个身穿蓝上衣、腰里紧束着皮带的吉卜赛男人嚷着什么，同时迅速地做着手势。在吉卜赛男人旁边，蹲着一个士兵，正同一个女犯说话。再过去，站着一个穿树皮鞋的矮小农民，留着浅色胡子，脸涨得通红，显然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同他谈话的是一个头发浅黄、相貌好看的女犯。她用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瞅着对方。这就是费多霞和她的丈夫。他们旁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同一个披头散发的宽脸膛女人说话。再过去是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他们各自都同对面的女犯说着话。在女犯中没见到玛丝洛娃。但在那一边，在那些女犯后面还站着一个女人。聂赫留朵夫立刻悟到那个女人就是她，他的心怦怦直跳，气都快喘不过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他走到铁丝网旁边，认清了是她。她站在蓝眼睛的费多霞后面，笑眯眯地听她说话。她不像前天那样穿着囚袍，只穿着一件腰带紧束的白上衣，高耸着胸部。头巾里露出鬈曲的黑发，就像那天在法庭上一样。

“马上就要摊牌了，”他暗自想，“我该怎么称呼她呢？也许她会自动过来吧？”

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来找她的。

“您要找谁？”那个在铁丝网中间踱步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说出口。

“玛丝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叫道。

四十三

玛丝洛娃转过身，抬起头，挺起胸部，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温顺表情，走到铁栅栏跟前，从两个女犯中间挤过来，惊讶地盯着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她从衣衫上看出他是个有钱人，就嫣然一笑。

“您找我吗？”她问，把她那张眼睛斜睨的笑盈盈的脸凑近铁栅栏。

“我想见见……”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用“您”还是“你”，但随即决定用“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我想见见您……我……”

“你别跟我啰唆了。”他旁边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叫道，“你到底拿过没有？”

“对你说，人都快死了，你还要什么？”对面有一个人嚷道。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在说些什么，但他说话时脸上的那副神情使她突然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她的笑容消失了，眉头痛苦地皱起来。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叫起来，眯细眼睛，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来是……”

“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也哽住了。他用手指抓住铁栅栏，说不下去，竭力控制住感情，免得哭出声来。

“对你说：你去管闲事干什么……”这边有人喝道。

“老天爷在上，我连知道也不知道。”那边有个女犯大声说。

玛丝洛娃看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神气，认出他来了。

“您好像是……但我不敢认。”玛丝洛娃眼睛不看他，叫道。她那涨红的脸突然变得阴沉了。

“我来是要请求您饶恕。”聂赫留朵夫大声说，但音调平得像背书一样。

他大声说出这句话，感到害臊，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但他立刻想到，要是他觉得羞耻，那倒是好事，因为他是可耻的。于是他高声说下去：“请您饶恕我，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他又叫道。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斜睨的目光盯住他不放。

他再也说不下去，就离开铁栅栏，竭力忍住翻腾着的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女监来的副典狱长，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这时走了过来。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栅栏旁边，就问他为什么不同他要探望的女犯谈话。聂赫留朵夫擤了擤鼻涕，提起精神，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回答说：“隔着铁栅栏没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副典狱长沉思了一下，“嗯，好吧，把她带到这儿来一下也行。”

“马丽雅·卡尔洛夫娜！”他转身对女看守说，“把玛丝洛娃带到外边来。”

过了一分钟，玛丝洛娃从边门走出来。她步履轻盈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乌黑的鬈发也像前天那样一圈圈飘在额上，苍白而微肿的脸有点病态，但很可爱，而且十分镇定，她那双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在浮肿的眼皮下显得特别有神。

“可以在这里谈话。”副典狱长说完就走开了。

聂赫留朵夫走到靠墙的长凳旁边。

玛丝洛娃困惑地瞧了瞧副典狱长，然后仿佛感到惊讶，耸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理裙子，在他旁边坐下。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很困难，”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但又停住，觉得喉咙哽住了，“过去的事既已无法挽回，那么现在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您说说……”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不理他的话，径自问。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

“上帝呀！你帮助我，教教我该怎么办！”聂赫留朵夫望着她那张变丑的脸，暗自说。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我在做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来吧？”

“没有，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工夫认人。当时我根本没有看。”玛丝洛娃说。

“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脸红了。

“赞美上帝，他当时就死了，”她气愤地简单回答，转过眼睛不去看他。

“真的吗？是怎么死的？”

“我当时自己病了，差一点也死掉。”玛丝洛娃说，没有抬起眼睛来。

“姑妈她们怎么会放您走的？”

“谁还会把一个怀孩子的女佣人留在家里呢？她们一发现这事，就把我赶出来了。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记得，全都忘了。那事早完了。”

“不，没有完。我不能丢下不管。哪怕到今天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全完了。”玛丝洛娃说。接着，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忽然瞟了他一眼，又嫌恶又妖媚又可怜地微微一笑。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因此最初一刹那，他的出现使她震惊，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最初一刹那，她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这是那个热爱她并为她所热爱的迷人青年给她打开的。然后她想到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残酷，想到了接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这都是紧接着那些醉人的幸福降临和由此而产生的。她感到痛苦，但她无法理解这事。她就照例把这些往事从头脑里驱除，竭力用堕落生活的特种迷雾把它遮住。此刻她就是这样做的。最初一刹那，她把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但接着觉得太痛苦了，就不再这样做。现在这个衣冠楚楚、脸色红润、胡子上洒过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所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就因为这个缘故，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利用他弄到些好处。

“那事早就完了，”她说，“如今我被判决，要去服苦役了。”

她说出这句悲痛的话，嘴唇都哆嗦了。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没有罪的。”聂赫留朵夫说。

“我当然没有罪。我又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这儿大家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大家都说应该上诉，可是得花很多钱……”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别舍不得花钱，得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接着是一阵沉默。

她又像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些钱，要是您答应的话。不多……只要十个卢布就行。”她突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窘态毕露地说，伸手去掏皮夹子。

她急促地瞅了一眼正在屋里踱步的副典狱长。

“当着他的面别给，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会被他拿走的。”

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皮夹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递给她，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脸对着他们。他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他心里想，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如今饱经风霜的浮肿的脸，以及那双妖媚的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这双眼睛紧盯着副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他的内心刹那间发生了动摇。

昨晚迷惑过聂赫留朵夫的魔鬼，此刻又在他心里说话，又竭力阻止他思考该怎样行动，却让他去考虑他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怎样才能对他有利。

“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了，”魔鬼说，“你只会把石头吊在自己脖子上，活活淹死，再也不能做什么对别人有益的事了。给她一些钱，把你身边所有的钱全给她，同她分手，从此一刀两断，岂不更好？”他心里这样想。

不过，他同时又感到，他的心灵里此刻正要完成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他的精神世界这会儿仿佛搁在不稳定的天平上，只要稍稍加一点力气，就会向这边或者那边倾斜。他花了一点力气，向昨天感到存在于心灵里的上帝呼救，果然上帝立刻响应他。他决定此刻把所有的话全向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是要请求你的饶恕，可是你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饶恕我，或者，什么时候能饶恕我。”他说，忽然对玛丝洛娃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说话，却一会儿瞧瞧他那只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副典狱长一转身，她连忙把手伸过去，抓住钞票，把它塞在腰带里。

“您的话真怪。”她鄙夷不屑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微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身上有一样东西，同他水火不相容，使她永远保持现在这种样子，并且不让他闯进她的内心世界。

不过，说也奇怪，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他疏远她，反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力量，使他去同她接近。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应该在精神上唤醒她，这虽然极其困难，但正因为困难就格外吸引他。他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对任何人都不曾有过，其中不带丝毫私心。他对她毫无所求，只希望她不要像现在这样，希望她能觉醒，能恢复她的本性。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要明白，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当时你在巴诺伏的样子……”

“何必提那些旧事。”她冷冷地说。

“我记起这些事是为了要改正错误，赎我的罪，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开了头，本来还想说他要同她结婚，但接触到她的目光，发觉其中有一种粗野可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他不敢开口了。

这时候，探监的人纷纷出去。副典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探望的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站起来，顺从地等待人家把她带回牢房。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时间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一只手，“我还要来的。”

“话好像都已说了……”

她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同他握。

“不，我要设法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再同您见面，我还有些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您说。”聂赫留朵夫说。

“好的，那您就来吧。”她说，做出一种要讨男人喜欢的媚笑。

“您对我来说比妹妹还亲哪！”聂赫留朵夫说。

“真怪！”她又说了一遍，接着摇摇头，向铁栅栏那边走去。

四十四

第一次重逢的时候，聂赫留朵夫以为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要为她出力并且感到悔恨，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感动，一定又会恢复原来那个卡秋莎的面目。他万万没有料到，原来的那个卡秋莎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个现在的玛丝洛娃。这使他感到又惊奇又恐惧。

使他感到惊奇的，主要是玛丝洛娃不仅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不是指她囚犯的身份，当囚犯她是感到羞耻的，而是指她妓女的身份），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地位，也就非如此不可。不论什么人，倘若要活动，必须自信他的活动是重要的，有益的。因此，一个人，不论地位怎样，他对人生必须具有这样的观点，使他觉得他的活动是重要的，有益的。

通常人们总以为小偷、凶手、间谍、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职业卑贱，会感到羞耻。其实正好相反。凡是由命运安排或者自己造了孽而堕落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卑贱，他们对人生往往抱着这样的观点，仿佛他们的地位是正当的，高尚的。为了保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总是本能地依附那些肯定他们对人生和所处地位的看法的人。但要是小偷夸耀他们的伎俩，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我们就会感到惊奇。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惊奇，无非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狭小，生活习气特殊，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不过，要是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巧取豪夺，军事长官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血腥屠杀，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威力，也就是他们的强暴残忍，还不都是同一回事？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生活概念，看不出他们为了替自己的地位辩护而颠倒善恶，这无非因为他们的圈子比较大，人数比较多，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她的生活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她是个妓女，被判处服苦役，然而她也有她的世界观，而且凭这种世界观她能自我欣赏，甚至自命不凡。

这个世界观就是：凡是男人，不论年老年轻，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将军，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一例外，个个认为同富有魅力的女人性交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因此，凡是男人，表面上都装作在为别的事忙碌，其实都一味渴望着这件事。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物。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全都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在这十年中间，不论在什么地方，她都看见，一切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开始，到谨慎小心的监狱看守为止，个个都需要她。至于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她没有看到，对他们也不加注意。因此，照她看来，茫茫尘世无非是好色之徒聚居的渊蔽，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不择手段——欺骗、暴力、金钱、诡计——去占有她。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她不仅不是一个卑贱的人，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玛丝洛娃把这样的人生观看得高于一切。她不能不珍重它，因为一旦抛弃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丧失生活在人间的意义。为了不丧失自己的生活意义，她本能地依附于具有同样人生观的人。她发觉聂赫留朵夫要把她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就加以抵制，因为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丧失这样的生活地位，从而也就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她竭力避免回忆年轻时的事和她同聂赫留朵夫最初的关系。那些往事的回忆同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此已从她的记忆里抹掉，或者说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像蜜蜂把一窝螟虫（幼虫）封起来，免得它们糟蹋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一样。因此，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对她来说已不是她一度以纯洁的爱情爱过的人，而只是一个阔老爷。她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她和他只能维持她和一切男人那样的关系。

“嗯，我没有能把主要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跟人群一起往出口处走去时想，“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同她结婚。尽管没有说，但我会这样做的。”

门口的两个看守又用手逐个拍着探监的人，点着数，免得多放一个人出去，或者把一个人留在牢里。这一次他们拍聂赫留朵夫的背，聂赫留朵夫不仅没有生气，而且简直没有注意到。

四十五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退掉这座大住宅，解散佣人，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是阿格拉斐娜竭力劝说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季以前改变生活方式，因为夏季谁也不要租大住宅，再说自己也总得有个地方居住和存放家具杂物。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过学生般简朴生活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家里不仅一切如旧，而且又紧张地忙起家务事来：把全部毛料和皮子衣服拿出来晾一晾，挂开来吹吹风，掸去灰尘。扫院子人、他的下手、厨娘和柯尔尼都一齐忙碌着。他们先把军服、制服和从来没有人穿过的古怪皮货晾在绳子上，然后把地毯和家具也都搬出去。扫院子人和他的下手卷起袖子，露出肌肉发达的胳膊，很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东西。个个房间都弥漫着樟脑味儿。聂赫留朵夫从院子里走过，后来从窗子里望出去，看见那么多东西，而且都是毫无用处的，不禁感到惊讶。“保存这些东西的唯一用处，”聂赫留朵夫想，“就在于让阿格拉斐娜、柯尔尼、扫院子人、他的下手和厨娘有个机会活动活动筋骨。”

“玛丝洛娃的事还没有解决，暂时用不着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再说改变生活方式也实在困难。等她得到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到那时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改变了。”

在同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坐上马车去看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富丽堂皇，摆满高大的盆花，窗子上挂着精美的窗帘。总之，排场十分阔气，表明主人发了横财，因为这样的排场只有暴发户才会有。聂赫留朵夫走进这座房子，在接待室里看见许多来访的人，好像医生的候诊室那样，大家没精打采地坐在几张桌子旁，翻阅供他们消遣的画报，等待着接见。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儿一张很高的斜面办公桌旁。他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走过来同他寒暄，并且说马上去报告律师。但不等律师助手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就开了，传出来响亮而热烈的谈话声。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脸色红润，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穿一身崭新的服装，正在同法纳林谈话。两人脸上的神色表明，他们刚办完一件有利可图而不太正当的事。

“是您自己作的孽呀，老兄。”法纳林笑嘻嘻地说。

“天堂想进，可就是罪孽深重，上天无门哪！”

“行了，行了，这我们知道。”

两人都不自然地笑起来。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看见聂赫留朵夫，说道。他对出去的商人又点了一下头，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陈设庄重的办公室，“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坐下，竭力忍住因刚才那桩得意的买卖而浮起的笑容。

“谢谢，我是为玛丝洛娃的案子来的。”

“好，好，我们这就来研究。哼，那些财主都是骗子手！”他说，“您看到刚才那个家伙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财。可他还说什么‘上天无门哪’。哼，只要能从您身上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他就是用牙也要把它咬到手。”

“他说‘上天无门’，你就说‘二十五卢布钞票’。”聂赫留朵夫想，对这个肆无忌惮的人感到按捺不住的憎恶。律师说话的腔调想表示他同他聂赫留朵夫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那些委托他办案的和其他的人则属于另一个圈子，和他们截然不同。

“嘿，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这浑蛋！我真想散散心哪！”律师说，仿佛在为他没有立刻谈正经事辩护。“好吧，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我已经仔细查阅了案卷，可是就像屠格涅夫说的那样，‘它的内容我不赞成’[34]，那个该死的律师糟透了，没有给上诉留下任何余地。”

“那您决定怎么办？”

“等一下。告诉他，”律师转身对进来前助手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他认为行，很好；他认为不行，就拉倒。”

“可他不同意。”

“哼，那就拉倒。”律师说。他的脸色顿时由快乐和善变得阴郁愤怒了。

“有人说，律师都是白拿人家的钱的，”他恢复原来的快乐神色，说，“前不久有个破产的债务人遭到诬告，我救了他。如今大家都纷纷找上门来。但每办一个案子我都得费不少心血。有位作家说，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留在墨水缸里[35]，这话对我们也适用。好吧，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或者说，您感兴趣的那个案子吧，”他继续说，“情况很糟，没有充足的上诉理由，但试一试还是可以的。您看，我写了这样一个状子。”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跳过那些枯燥乏味的套话，振振有词地念着正文：

“谨呈刑事案上诉部，等等，等等。上诉事由，等等，等等。该案经某某等裁决，等等，玛丝洛娃犯用毒药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罪，根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等等，判处该犯服苦役，等等。”

他念到这里停住了。显而易见，他虽然长年累月惯于办案，但此刻还是津津有味地念着自己写的状子。

“‘此项判决是由严重破坏诉讼程序与错误造成的，’”他振振有词地继续念道，“‘理应予以撤销。第一，在开庭审讯时，斯梅里科夫内脏检查报告刚开始宣读，就为庭长所阻止。’这是一。”

“不过，您也知道，这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呀！”聂赫留朵夫惊奇地说。

“那没有关系，辩护人也有理由要求宣读的。”

“不过，说实在的，宣读毫无必要。”

“但这毕竟是个上诉理由哇。再有：‘第二，玛丝洛娃的辩护人，’”律师继续念下去，“‘在发言时有意说明玛丝洛娃的人品，因此涉及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却为庭长所阻挠，理由是辩护人这些话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然根据枢密院多次指示，在刑事案件中，被告品德和精神面目关系至为重大，至少有利于裁定罪责。’这是二。”他瞅了一眼聂赫留朵夫，说。

“那家伙当时讲得很糟，简直叫人摸不着头绪。”聂赫留朵夫感到越发惊奇，说。

“那小子很笨，当然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来，”法纳林笑着说，“但仍不失为一个理由。好吧，下面还有。‘第三，庭长在总结时完全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八〇一条第一款，没有向陪审员们解释，犯罪的概念是根据什么法律因素构成的，也没有向他们说明，即使他们裁定玛丝洛娃对斯梅里科夫下毒事实确凿，也无权根据她并非蓄意谋害而认为她有罪，因此也不能裁定她犯有刑事罪，而只是由于一种过失，一种疏忽，使商人出乎玛丝洛娃的意料死于非命。’这一点是主要的。”

“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应该懂得。这是我们的过错。”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员们对法庭所提出的玛丝洛娃犯罪问题的答复，在形式上显然是矛盾的。玛丝洛娃被控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目的是谋财，因此她杀人的唯一动机是谋财。然而陪审员们在答复中否定玛丝洛娃有掠夺钱财和参与盗窃贵重财物的目的，由此可见他们本来就要否定被告有谋害性命的意图，仅由于庭长总结不完善而引起误解，致使陪审员们在答复中没有用适当方式表明，因此对陪审员们的答复，绝对须援引《刑事诉讼法》第八一六和八〇八条，即庭长应当向陪审员们解释他们所犯的错误，退回答复，责成他们重新协商，就被告犯罪问题做出新的答复。’”法纳林读到这里停下来。

“那么庭长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呢。”法纳林笑着说。

“那么，枢密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吗？”

“这要看到时候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老废物了。”

“怎么是老废物呢？”

“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哇。嗯，就是这么一回事。接下去是这样的：‘这样的裁决使法庭无权判定玛丝洛娃刑事处分。对她引用《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显然是严重破坏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基于上述理由，谨呈请某某、某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〇九条、第九一〇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等等，等等，撤销原判，并将本案移交该法院另组法庭，重新审理。’就是这样。凡是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过恕我直言，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但话要说回来，关键在于枢密院里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人。要是有熟人，您可以去奔走奔走。”

“我认得一些人。”

“那可得抓紧，要不他们都出去医治痔疮，就得等上三个月了……嗯，万一不成功，还可以向皇上告御状。这也要靠幕后活动。这方面我也愿意为您效劳，不是指幕后活动，是指写状子。”

“谢谢您，那么您的酬劳……”

“我的助手会给您一份誊清的状子，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请教。检察官给了我一张到监狱探望这人的许可证，可是监狱官员对我说，要在规定日期和地点以外探监，还得经省长批准。真的需要这个手续吗？”

“我想是的。不过现在省长不在，由副省长管事。可他是个十足的笨蛋，您找他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您是说玛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准备告辞。

这当儿，一个又黄又瘦、生着狮子鼻、奇丑无比的矮小女人快步闯进房间里来。她就是律师的妻子。她对自己的丑陋显然毫不在意，不仅打扮得与众不同，十分古怪——身上的衣服又是丝绒又是绸缎，颜色鹅黄加上碧绿，——而且她那头稀疏的头发也卷过了。她得意扬扬地闯进接待室。和她同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脸色如土，满面笑容，身穿缎子翻领的礼服，系一条白领带。这是个作家，聂赫留朵夫认得他。

“阿纳托里，”她推开门说，“你来。你看，谢苗·伊凡内奇答应给我们朗诵他的诗，你可得念念迦尔洵[36]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可是律师的妻子同丈夫咬了个耳朵，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话。

“对不起，公爵，我认得您，我想不用介绍了。我们有个文学晨会，请您光临指教。那会挺有意思。阿纳托里朗诵得好极了。”

“您瞧，我有多少杂差呀！”阿纳托里说。他摊开两手，笑嘻嘻地指指妻子，表示无法抗拒这样一位尤物的命令。

聂赫留朵夫脸色忧郁而严肃，彬彬有礼地向律师太太感谢她的盛情邀请，但因无暇不能参加，接着就走进接待室。

“好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他走后，律师太太这样说他。

在接待室里，律师助手交给聂赫留朵夫一份抄好的状子。谈到报酬问题，他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定了一千卢布，并且解释说他本来不接受这类案件，这次是看在聂赫留朵夫面上才办的。

“这个状子该怎样签署，由谁出面？”聂赫留朵夫问。

“可以由被告自己出面，但要是有困难，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可以接受她的委托，由他出面。”

“不，我去一趟，叫她自己签个名。”聂赫留朵夫说，因为能有机会在预定日期之前见到玛丝洛娃而感到高兴。

四十六

监狱看守到了规定时间在走廊里吹响哨子。铁锁和铁门哐啷啷地响着，走廊门和牢房门纷纷打开，光脚板和棉鞋后跟发出啪哒啪哒和咯噔咯噔的响声。倒便桶的男犯在走廊里来回忙碌，弄得空气里充满恶臭。男犯女犯都在洗脸，穿衣，然后到走廊里点名，点完名就去打开水冲茶。

今天喝茶的时候，各个牢房里群情愤激，纷纷谈论着一件事，就是有两个男犯今天将受笞刑。这两个男犯中有一个是年轻的店员瓦西里耶夫。他很有文化，由于醋劲发作而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同监犯人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乐观、慷慨，对长官态度强硬。他懂得法律，要求依法办事。长官因此不喜欢他。三星期前，有个看守殴打倒便桶的男犯，因为那个男犯把粪汁溅到他的新制服上。瓦西里耶夫为那个犯人抱不平，说没有一条法律允许殴打犯人。“我要让你瞧瞧什么叫法律！”看守说，把瓦西里耶夫臭骂了一顿。瓦西里耶夫就回敬他。看守想动手打他，瓦西里耶夫就抓住他的手，紧紧捏了三分钟光景，然后拧着他的手叫他转过身，一下子把他推到门外。看守告到上边，典狱长下令把瓦匹里耶夫关进单身牢房。

单身牢房是一排黑暗的仓房，外面上了锁。这种牢房又黑又冷，没有床，没有桌椅，关在里面的人只能在肮脏的泥地上坐着或者躺着，听任老鼠在身边或者身上跑来跑去，而那里的老鼠又特别多特别大胆，因此在黑暗中连一块面包都无法保存。老鼠常常从囚犯手里抢面包吃，要是囚犯一动不动，它们就会咬他们的身体。瓦西里耶夫不肯蹲单身牢房，因为他没有罪。几个看守硬把他拉去。他拼命挣扎，另外两个男犯帮他从看守手里挣脱身子。看守们都跑拢来，其中有个叫彼得罗夫的，以力气大出名。犯人们敌不过，一个个被推进单身牢房。省长立刻得到报告，说发生了一件类似暴动的事。监狱里接到一纸公文，命令对两个主犯，瓦西里耶夫和流浪汉聂波姆尼亚西，各用树条抽打三十下。

这项刑罚将在女监探望室里执行。

这事昨天傍晚全体囚犯就都听说了，因此各个牢房里的犯人便都纷纷谈论着即将执行的刑罚。

柯拉勃列娃、俏娘们、费多霞和玛丝洛娃坐在她们那个角落里，已经喝过伏特加，个个脸色通红，精神振奋。现在玛丝洛娃手头经常有酒，她总是大方地请伙伴们一起喝。此刻她们正在喝茶，也在谈论这事。

“难道是他闹事还是怎么的？”柯拉勃列娃说到瓦西里耶夫，同时用她坚固的牙齿一小块一小块地咬着糖，“他只是替同伴打抱不平罢了。如今谁也不兴打人哪。”

“听说这人挺好。”费多霞插嘴说。她抱着两条长辫子，没有扎头巾，坐在板铺对面一块劈柴上。板铺上放着一把茶壶。

“我说，这件事得告诉他，玛丝洛娃大姐。”道口工说，这里的他是指聂赫留朵夫。

“我会对他说的。他为了我什么事都肯做。”玛丝洛娃笑吟吟地把头一晃，回答说。

“可就是不知道他几时来。据说马上要去收拾他们了。”费多霞说。“可不得了！”她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有一次看见乡公所里揍一个庄稼汉。那天我公公打发我去找乡长，我一到那里，抬头一看，他呀……”道口工就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来。

道口工故事讲到一半，就被楼上走廊里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打断了。

女人们安静下来，留心听着。

“他们来抓人了，那些魔鬼，”俏娘们说，“这下子会把他活活打死的。那些看守可把他恨透了，因为他总是不肯向他们低头。”

楼上的响声又沉寂了。道口工继续讲她的故事，讲到他们在乡公所仓房里怎样毒打那个庄稼汉，吓得她魂不附体。俏娘们却说，谢格洛夫挨过鞭子，可是他一声不吭。随后费多霞把茶具收掉，柯拉勃列娃和道口工动手做针线活儿，玛丝洛娃则抱住双膝，坐在板铺上，感到十分无聊。她刚想躺下睡觉，女看守就跑过来叫她，说有人探望，要她到办公室去。

“你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他。”玛丝洛娃正对着水银一半剥落的镜子整理头巾，明肖娃老婆子对她说，“不是我们放了火，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有个工人也看见了，他不会昧着良心乱说的。你对他说，让他把米特里叫来。米特里会原原本本把这事讲给他听的。要不然也太不像话了，我们平白无故被关在牢里，可那个坏蛋却霸占人家的老婆，在酒店里吃喝玩乐。”

“真是无法无天！”柯拉勃列娃肯定地说。

“我去说，我一定去对他说。”玛丝洛娃回答。“要不，再喝一点壮壮胆也好。”她挤挤眼，补充说。

柯拉勃列娃给她倒了半杯酒。玛丝洛娃一饮而尽，擦擦嘴，兴高采烈地又说了一遍“壮壮胆也好”，然后摇摇头，笑嘻嘻地跟着女看守沿长廊走去。

四十七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的门廊里已等了好久。

他来到监狱，在大门口打了打铃，然后把检察官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

“您要找谁？”

“探望女犯玛丝洛娃。”

“现在不行。典狱长正忙着呢。”

“他在办公室里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他在这里，在探望室里。”看守回答，聂赫留朵夫觉得他的神色有点慌张。

“难道今天是探监的日子吗？”

“不，今天有一件特殊的事。”他说。

“怎么才能见到他呢？”

“回头他出来，您自己对他说吧。您先等一会儿。”

这时，司务长从边门出来。他穿一身丝绦亮闪闪的制服，容光焕发，小胡子上满是烟草味，厉声对看守说：“怎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带到办公室去……”

“他们对我说，典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看到司务长也有点紧张，不禁感到纳闷。

这时候，里边一扇门开了，彼得罗夫神情激动，满头大汗，走了出来。

“这下子他会记住了。”他转身对司务长说。

司务长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聂赫留朵夫在这儿，彼得罗夫就不再作声，皱起眉头，从后门走掉了。

“谁会记住？为什么他们都这样慌慌张张？为什么司务长对他使了个眼色？”聂赫留朵夫心里琢磨着。

“不能在这儿等，您请到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说。聂赫留朵夫刚要出去，典狱长正好从后门进来，神色比他的部下更加慌张。他不住叹气，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转身对看守说：“费陀托夫，把五号女牢的玛丝洛娃带到办公室去。”

“您请到这里来！”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他们沿着陡峭的楼梯走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扇窗，放着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典狱长坐下来。

“这差使真苦，真苦。”他对聂赫留朵夫说，掏出一支很粗的香烟来。

“您看样子累了。”聂赫留朵夫说。

“这差使我干腻了，实在太痛苦了。我想减轻些他们的苦难，结果反而更糟。我真想早点离开，这差使真苦，真苦哇。”

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什么事使典狱长感到特别苦，但他看出典狱长今天情绪非常沮丧，惹人怜悯。

“是的，我看您是很苦的，”他说，“可您何必担任这种差使呢？”

“我没有财产，可是得养家活口。”

“您既然觉得苦……”

“嗯，老实跟您说，我还是尽我的力做些好事，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要是换了别人，决不会这么办的。您看，这儿有两千多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真是谈何容易！得懂得怎么对付他们。他们也是人，也惹人可怜。可又不能放纵他们。”

典狱长讲起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几个男犯打架，结果弄出人命来了。

这当儿，看守领着玛丝洛娃进来，把他的话打断了。

玛丝洛娃走到门口，还没有看见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却看见她了。她脸色红红的，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来，摇头晃脑，不住地微笑着。她一看见典狱长，脸上现出惊惶的神色，她盯住他，但立刻镇定下来，大胆而快乐地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拖长声音说，脸上挂着微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这跟上次大不一样。

“喏，我给您带来了状子，您来签个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天见到他时表现出来的那副活泼样子，感到有点奇怪。“律师写了个状子，您签个字，我们就把它送到彼得堡去。”

“行，签个字也行。干什么都行。”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嘻嘻地说。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拢的纸，走到桌子旁边。

“可以在这里签字吗？”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你到这儿来，坐下，”典狱长说，“给你笔。你识字吗？”

“以前识过。”她说，微笑着理理裙子和上衣袖子，坐到桌子旁边，用她有力的小手笨拙地握住笔，笑起来，又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他指点她该怎么签，签在什么地方。

她拿起笔，用心在墨水缸里蘸了蘸，抖掉一滴墨水，写上自己的名字。

“没有别的事了？”她问，忽而望望聂赫留朵夫，忽而望望典狱长，随后把笔插在墨水缸里，接着又放在纸上。

“我有些话要跟您说。”聂赫留朵夫接过她手里的笔，说。

“好，您说吧。”她说，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心事或者想睡觉，脸色变得严肃了。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屋子里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

四十八

带玛丝洛娃来的看守在离桌子稍远的窗台上坐下。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他不断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说出主要的话，就是他打算跟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话说出来。玛丝洛娃坐在桌子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屋子里光线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看清她的脸：眼睛边上有鱼尾纹，嘴唇周围也有皱纹，眼皮浮肿。他见了越发怜悯她了。

他把臂肘搁在桌上，身子凑近她。这样说话就不会让那个坐在窗台上、络腮胡子花白、脸型像犹太人的看守听见，而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说：“要是这个状子不管用，那就去告御状。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们都要去办。”

“唉，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那个辩护人是个十足的笨蛋。他老是对我说肉麻话，”她说着笑了，“要是当初人家知道我跟您认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可现在呢？他们总是把人家都看成小偷。”

“她今天好怪！”聂赫留朵夫想，刚要说出他的心事，却又被她抢在前头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那儿有个老婆子，人品挺好。说实在的，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搞的，这样一个顶呱呱的老婆子，竟然也叫她坐牢，不但她坐牢，连她儿子也一起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犯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他们就坐了牢。她呀，说实在的，知道我跟您认识，”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转动脑袋，不时瞟聂赫留朵夫一眼，“她就说：‘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原原本本讲给他听的。’那老婆子叫明肖娃。怎么样，您能办一办吗？说实在的，她真是个顶呱呱的老婆子，分明受了冤枉。好人儿，您就给她帮个忙吧！”玛丝洛娃说，对他瞧瞧，又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来办，我先去了解一下。”聂赫留朵夫说，对她的态度那么随便，越来越感到惊奇。“但我自己有事要跟您谈谈。您还记得我那次对您说的话吗？”他说。

“您说了好多话。上次您说了些什么呀？”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微笑，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是为了求您的饶恕。”聂赫留朵夫说。

“嘿，何必呢，老是饶恕饶恕的，用不着来那一套……您最好还是……”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是嘴上说说，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我决定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脸上顿时现出恐惧的神色。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发呆了，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玛丝洛娃愤愤地皱起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在上帝面前这样做。”

“怎么又弄出个上帝来了？您说的话总是不对头。上帝？什么上帝？咳，当初您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她说了这些话，又张开嘴，但没有再说下去。

聂赫留朵夫这时闻到她嘴里有一股强烈的酒味，才明白她激动的原因。

“您安静点儿！”他说。

“我可用不着安静。你以为我醉了吗？我是有点儿醉，但我明白我在说什么，”玛丝洛娃突然急急地说，脸涨得通红，“我是个苦役犯，是个……您是老爷，是公爵，您不用来跟我惹麻烦，免得辱没您的身份。还是找您那些公爵小姐去吧，我的价钱是一张红票子。”

“不管你说得怎样尖刻，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低声说，“你不会懂得，我觉得我对你犯了多大的罪！”

“‘我觉得犯了多大的罪……’”玛丝洛娃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当初您并没有感觉到，却塞给我一百卢布。瞧，这就是您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如今我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如今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重复说，“我说到一定做到。”

“可我敢说，你做不到！”玛丝洛娃说着，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摸摸她的手。

“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您是位公爵，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尖声叫道，气得脸都变色了，从他的手里抽出手来。“您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玛丝洛娃继续说，迫不及待地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出来。“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副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她霍地站起来，嚷道。

看守走到他们跟前。

“你闹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您就让她去吧！”聂赫留朵夫说。

“叫她别太放肆了。”看守说。

“不，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看守又走到窗子那边。

玛丝洛娃垂下眼睛，把她那双小手的手指紧紧地交叉在一起，又坐下了。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想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我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是您的事。我什么也不需要您帮忙。我对您说的是实话。”玛丝洛娃说。“唉，我当初为什么没死掉哇？”她说到这里伤心得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玛丝洛娃的眼泪也引得他哭起来。

玛丝洛娃抬起眼睛，对他瞧了一眼，仿佛感到惊奇似的，接着用头巾擦擦脸颊上的眼泪。

这时看守又走过来，提醒他们该分手了。玛丝洛娃站起来。

“您今天有点激动。要是可能，我明天再来。您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对他瞧一眼，就跟着看守走出去。

“嘿，姑娘，这下子你可要走运了！”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柯拉勃列娃就对她说，“看样子，他被你迷住了。趁他来找你，你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人什么事都有办法。”

“这倒是真的，”道口工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穷人成亲夜晚也短，有钱人想什么有什么，要怎么办就准能办到。好姑娘，我们那里就有一个体面人，他呀……”

“怎么样，我的事你提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伴们的话，却在板铺上躺下来。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墙角。她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她的内心展开了痛苦的活动。聂赫留朵夫那番话使她回到了那个她无法理解而对之满怀仇恨的世界。她在受尽了折磨后离开了那地方。现在她已经无法把往事搁在一边，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而要清醒地生活下去又实在太痛苦了。到傍晚，她就又买了些酒，跟同伴们一起痛饮起来。

四十九

“唉，真没想到会弄得这么糟，这么糟！”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走出监狱。直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要不是他决心赎罪自新，他也不会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不仅如此，她也不会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直到现在，这一切才暴露无遗，使人触目惊心。直到现在，他才看到他怎样摧残了这个女人的心灵，他也才懂得怎样伤害了她。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忏悔都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他觉得再也不能把她抛开不管，但又无法想象他们的关系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一个戴满奖章的看守露出一副使人讨厌的媚相，鬼鬼祟祟地递给他一封信。

“嗯，这信是一个女人写给阁下的……”他说着交给聂赫留朵夫一封信。

“哪一个女人？”

“您看了就会知道。是个女犯，政治犯。我跟他们在一起。这事是她托我办的。这种事虽然犯禁，但从人道出发……”看守不自然地说。

一个专管政治犯的看守，在监狱里几乎当着众人的面传递信件，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纳闷。他还不知道，这人又是看守又是密探。他接过信，一面走出监狱，一面看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老练，不用旧体字母，内容如下：

“听说您对一个刑事犯很关心，常到监狱里来看她。我很想同您见一次面。请您要求当局准许您同我见面。如果得到批准，我可以向您提供许多有关那个您替她说情的人以及我们小组的重要情况。感谢您的薇拉。”

薇拉原是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偏僻乡村的女教师。有一次聂赫留朵夫跟同伴去那里猎熊。这个女教师曾要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笔钱，帮助她进高等学校念书。聂赫留朵夫给了她钱，事后就把她忘记了。现在才知道她是个政治犯，关在监狱里。她大概在监狱里听说了他的事，所以愿意替他效劳。当时一切事情都很简单，如今却变得那么复杂难弄。聂赫留朵夫生动而愉快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同薇拉认识的经过。那是谢肉节之前的事，在一个离铁路线六十俄里的偏僻乡村。那次打猎很顺手，打死了两头熊。他们正在吃饭，准备动身回家。这时，他们借宿的农家主人走来说，本地教堂助祭的女儿来了，要求见一见聂赫留朵夫公爵。

“长得好看吗？”有人问。

“，住口！”聂赫留朵夫板起脸说，从饭桌旁站起来，擦擦嘴，心里感到奇怪，助祭的女儿会有什么事要见他？随即走到主人屋里。

屋子里有一个姑娘，头戴毡帽，身穿皮外套，脸容消瘦，青筋毕露，相貌并不好看，只有一双眼睛和两道扬起的眉毛长得很美。

“喏，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这位就是公爵，”上了年纪的女主人说，“你跟她谈谈吧。我走了。”

“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呢？”聂赫留朵夫说。

“我……我……您瞧，您有钱，可您把钱花在无聊的事上，花在打猎上，这我知道，”那个姑娘很难为情地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益的人，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因为什么也不懂。”

她的一双眼睛诚恳而善良，脸上的神色又果断又胆怯，十分动人。聂赫留朵夫不由得设身处地替她着想——他有这样的习惯——立即懂得她的心情，很怜悯她。

“可是我能为您出什么力呢？”

“我是个教员，想进高等学校念书，可是进不去。倒不是人家下让进，人家是让我进的，可是要有钱。您借我一笔钱，等我将来毕业了还您。我想，有钱人打熊，还给庄稼人喝酒，这样不好。他们何不做点好事呢？我只要八十卢布就够了。您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她怒气冲冲地说。

“正好相反，我很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这就去拿来。”聂赫留朵夫说。

他走出屋子，看见他那个同伴正在门廊里偷听他们谈话。他没有回答同伴的取笑，从皮夹子里取出钱，交给她。

“您请收下，收下，不用谢。我应该谢谢您才是。”

聂赫留朵夫此刻想起这一切，感到很高兴。他想到有个军官想拿那事当作桃色新闻取笑他，他差点儿同他吵架，另一个同事为他说话，从此他同他更加要好，又想到那次打猎很顺手很快活，那天夜里回到火车站，他心里特别高兴。双马雪橇一辆接着一辆，排成一长串，悄没声儿地在林间狭路上飞驰。两边树木，高矮不一，中间杂着积雪累累的枞树。在黑暗中，红光一闪，有人点着一支香味扑鼻的纸烟。猎人奥西普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从这个雪橇跑到那个雪橇，讲到麋鹿怎样徘徊在深雪地上，啃着白杨树皮，又讲到熊怎样躲在密林的洞穴里睡觉，洞口冒着嘴里吐出来的热气。

聂赫留朵夫想到这一切，想到自己当年身强力壮，无忧无虑，多么幸福。他鼓起胸膛，深深地呼吸着冰凉的空气。树枝上的积雪被马轭碰下来，撒在他脸上。他感到周身暖和，脸上凉快，心里没有忧虑，没有悔恨，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望。那时是多么快乐呀！如今呢？我的天，如今一切都是多么痛苦，多么艰难哪！

薇拉显然是个革命者，她因革命活动而坐牢。应该见见她，特别是因为她答应帮他出主意，来改善玛丝洛娃的处境。

五十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回想昨天的种种事情，心里不由得感到害怕。

不过，心里虽然害怕，他还是更坚强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开了头的事做下去。

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走出家门，乘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要求准许他到牢房探望玛丝洛娃，以及玛丝洛娃要他去探望的明肖夫母子。此外他还想要求探望薇拉，因为她可能帮玛丝洛娃的忙。

聂赫留朵夫在团里服役的时候就认识玛斯连尼科夫。玛斯连尼科夫当时任团的司库，忠心耿耿，奉公守法，除了团里和皇室以外，天下什么事也不关心，什么事也不想过问。聂赫留朵夫发现，他现在已当上行政长官，他所管辖的已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省和省政府。他娶了一个既有钱又泼辣的女人，那女人逼得他脱离军队，改任文职。

她一会儿嘲弄他，一会儿又像对驯服的小猫小狗那样抚爱他。聂赫留朵夫去年冬天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但他觉得这对夫妻十分乏味，以后再也没去过。

玛斯连尼科夫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满面笑容。他的脸还是那样又胖又红，身材还是那样高大，衣服还是像在军队里一样讲究。以前他总是穿一身款式新颖的军装或者制服，干干净净，紧包着他的肩膀和胸部；如今他穿着时髦的文职服装，也是那样紧包着肥胖的身子和宽阔的胸膛。今天他穿着一身文官制服。他们两人虽然年龄悬殊（玛斯连尼科夫已近四十岁了），但彼此还是不拘礼节，你我相称。

“啊，你来了，真是太感谢了。到我太太那儿去吧。我此刻正好有十分钟空，过后要去开会。我们的上司出门了。省里的事现在我在管。”他说着，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神色。

“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啊？”玛斯连尼科夫仿佛一下子警惕起来，用惊恐而又有点严厉的音调说。

“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很关心（玛斯连尼科夫一听见‘监狱’两个字，脸色变得更严厉了），我很想探望，但不要在普通探监室里，要在办公室里，并且不限于规定的日子，要多探望几次。听说这事要由你决定。”

“行，老弟，我随时准备为你效劳，”玛斯连尼科夫说着，双手摸摸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仿佛要表示自己平易近人，“这可以，不过你也看到，我只是个临时皇帝。”

“那么你能给我开一张证明，让我同她见面吗？”

“你说的是一个女人？”

“是的。”

“那么她为什么事坐牢哇？”

“毒死人命罪。但她是被错判的。”

“你瞧，这就是所谓公正审判，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他不知怎的夹着法语说。“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坚定不移地这样相信的，”他补充说，把他一年来从顽固的保守派报上看到的各种文章的同一观点说了出来，“我知道你是个自由派。”

“我不知道我是自由派还是什么派。”聂赫留朵夫笑嘻嘻地说。他常常感到惊讶，为什么人家总是把他归到什么派，并且说他是个自由派，无非因为他主张在审判的时候，先要听完人家的话，在法庭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主张不该折磨人，拷打人，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判刑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由派，我只知道现在的审判制度再糟也比以前的好。”

“那么，你请的律师是哪一个？”

“我找过法纳林。”

“嗨，法纳林！”玛斯连尼科夫皱着眉头说，回想到去年他在法庭上做证，法纳林曾经客客气气地捉弄他足足半小时，引得法庭上哄堂大笑，“我劝你别去跟他打交道。法纳林是个名誉扫地的人。”

“我还有一件事要求你，”聂赫留朵夫不理他的话，径自说，“有一个当教员的姑娘，是我老早就认识的。她这人很可怜，如今也在坐牢，她很想同我见面。你能不能再开一张条子，让我也去探望探望她？”

玛斯连尼科夫稍稍侧着头，考虑着。

“她是个政治犯吗？”

“是的，据说是个政治犯。”

“不瞒你说，凡是政治犯，只能同他们的家属见面，不过我可以给你开一张特别通行证，哪儿都可以通用。我知道你是不会随意滥用的。你关心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薇拉？她长得美吗？”

“长得很丑。”

玛斯连尼科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走到桌子跟前，在一张印有头衔的信纸上写道：“准许来人聂赫留朵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会见在押小市民玛丝洛娃及医士薇拉，请洽办。”他写完信，又以潦草的字迹签了名。

“你将会看到那边的秩序是个什么样子。那边的秩序很难维持，因为关的人太多，特别是解犯太多，但我还是对他们严加管理。我喜爱这工作。你将会看到他们在那边过得很好，大家都很满意。就是要善于对付他们。前几天发生过一次麻烦，有人违抗命令。换了别人就会把它作为暴动来对待，好多人就会遭殃。可我们这里解决得很顺利。一方面得关心他们，另一方面又要对他们严加管理。”他说着，从衬衫的浆得笔挺、扣着金钮扣的白袖子里伸出一只又白又胖的拳头，手指上戴着绿松石戒指，“要做到恩威兼施。”

“嗯，这一套我确实不知道，”聂赫留朵夫说，“我到那边去过两次，感到难受极了。”

“我老实告诉你，你得跟巴赛克伯爵夫人见一次面，”玛斯连尼科夫谈得上了劲，继续说，“她把全部心血都花在这工作上。她做了许多好事。亏得她，恕我不客气地说一句，也亏得我，这儿才面目一新，消灭了以前种种可怕的现象，他们在那边确实过得挺好。是的，你会看见的。至于法纳林，我同他没有私交，但就我的社会地位来说，我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但他确实是个坏人，他在法庭上竟然说得出那样的话来，竟然说得出那样的话来……”

“好，谢谢你！”聂赫留朵夫接过通行证说。他没有听完这位老同事的话，就向他告辞了。

“那你不到我太太那儿去了？”

“不，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嗯，那也没有办法，可她不会原谅我的。”玛斯连尼科夫说，把老同事送到楼梯第一个平台上。凡不是头等重要而是二等重要的客人，他总是送到这里为止。他把聂赫留朵夫也归到这一类客人里面。“不，还是请你去一下，哪怕只待一分钟也行。”

但聂赫留朵夫主意已定。当男仆和门房走到他跟前，把大衣和手杖递给他，推开外面有警察站岗的大门时，他回答玛斯连尼科夫说，他今天实在没有空。

“嗯，那么星期四请您务必来。她每逢星期四招待客人。我去告诉她！”玛斯连尼科夫站在楼梯上，对他大声说。

五十一

从玛斯连尼科夫家出来，聂赫留朵夫乘车赶到监狱，往他熟悉的典狱长家里走去。他像上次一样又听到那架蹩脚钢琴的声音，不过今天弹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克莱曼蒂[37]的练习曲，但也弹得异常有力、清楚、快速。开门的还是那个一只眼睛用纱布包着的侍女。她说上尉在家，然后把聂赫留朵夫带到小会客室。会客室里摆着一张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盏大灯，灯下垫着一块毛线织成的方巾，粉红色的纸灯罩有一角被烧焦了。典狱长走进来，脸上现出惊讶和阴郁的神色。

“请问有何见教？”他一面说，一面扣上制服中间的钮扣。

“我刚才去找了副省长，这是许可证，”聂赫留朵夫把证件交给他，说，“我想看看玛丝洛娃。”

“玛尔科娃？”典狱长因琴声听不清楚，反问道。

“玛丝洛娃。”

“哦，有的！哦，有的！”

典狱长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那里传来克莱曼蒂练习曲的华彩乐段[38]。

“玛露霞，你就稍微停一下吧！”他说，从口气里听出这种音乐已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大苦恼，“简直什么也听不见。”

钢琴声停了。传来不知谁的不愉快的脚步声。有人往房门里张了一眼。

典狱长仿佛因音乐停止而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淡味的粗烟卷，并且向聂赫留朵夫敬了一支。聂赫留朵夫谢绝了。

“我很想见见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今天不便会客。”典狱长说。

“为什么？”

“没什么，这得怪您自己不好，”典狱长微微地笑着说，“公爵，您不要把钱直接交给她。要是您乐意，可以交给我。她的钱还是属于她的。您昨天一定给了她钱，她就弄到了酒——这个恶习她怎么也戒不掉，今天她喝得烂醉，醉得发酒疯了。”

“真的吗？”

“可不是，我只好采取严厉措施：把她搬到另一间牢房里。这女人本来倒安分守己。您今后再别给她钱了。他们那些人就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心里又感到害怕。

“那么，薇拉，那个政治犯，可以见见吗？”聂赫留朵夫沉默了一会儿，问。

“嗯，这可以，”典狱长说。“哎，你来做什么？”他问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说，她正扭过头，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向父亲走来。“瞧你要摔跤了。”典狱长看见女孩向他这个做父亲的跑来，眼睛不看地面，脚在地毯上绊了一下，就笑着说。

“要是可以，我去看看她。”

“好的，可以。”典狱长抱起那个一直盯住聂赫留朵夫瞧的小女孩说，接着站起身，温柔地把女孩放下，走到前室。

典狱长接过眼睛包纱布的侍女递给他的大衣，还没有穿好，就走出门去。克莱曼蒂练习曲的华彩乐段声又清楚地响了起来。

“她原来在音乐学院里学琴，可是那边的教学法不对头。她这人倒是有才气的，”典狱长一边下楼，一边说，“她想到音乐会上演出呢。”

典狱长陪着聂赫留朵夫走到监狱门口。典狱长一走近边门，那门就立刻开了。看守们都把手举到帽檐上，目送典狱长走过去。四个剃阴阳头的人抬着满满的便桶，在前室里遇见他们。那几个人一见典狱长，都缩拢身子。其中一个身子弯得特别低，阴沉沉地皱起眉头，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当然，有才能应该培养，不应该埋没，但是，不瞒您说，房子小，练琴招来了不少烦恼。”典狱长继续说，根本不理睬那些犯人。他拖着疲劳的步子，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进聚会室。

“您想见谁呀？”典狱长问。

“薇拉。”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会儿。”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不能先看看明肖夫母子俩？他们被控犯了纵火罪。”

“明肖夫关在二十一号牢房。行，可以把他们叫出来。”

“我不能到明肖夫牢房里去看他吗？”

“你们还是在这里见面安静些。”

“不，我觉得牢房里见面有意思些。”

“，您居然觉得有意思！”

这时候，衣着讲究的副典狱长从边门走出来。

“好，您把公爵领到明肖夫牢房里。第二十一号牢房，”典狱长对副典狱长说，“然后把公爵带到办公室。我去把她叫来。她叫什么名字？”

“薇拉。”聂赫留朵夫说。

副典狱长是个青年军官，头发淡黄，小胡子上涂过香油，周身散发出花露水的香味。

“请吧！”他笑容可掬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您对我们这地方感兴趣吗？”

“是的，我对这个人也感兴趣。据说他落到这里是完全冤枉的。”

副典狱长耸耸肩膀。

“是的，这种事是有的，”他若无其事地说，彬彬有礼地让客人走在前头，来到宽阔而发臭的走廊里，“但有时他们也会撒谎。请！”

牢房门都没有上锁。有几个男犯待在走廊里。副典狱长向看守们点点头，眼睛瞟着犯人。那些犯人，有的身子贴着墙，溜回牢房里，有的双手贴住裤缝，像士兵那样目送长官走过去。副典狱长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走廊，把他领到由铁门隔开的左边一条走廊里。

这条走廊比刚才那条更狭，更暗，更臭。走廊两边的牢房都上着锁。每个牢门上有个小洞，称为门眼，直径不到一寸。走廊里，除了一个神色忧郁、满脸皱纹的老看守，一个人也没有。

“明肖夫在哪个牢房？”副典狱长问看守。

“左边第八个。”

五十二

“里面可以看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请吧！”副典狱长笑容可掬地说，接着就向看守问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凑近一个小洞往里看：牢房里有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只穿一套衬衣裤，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在迅速地走来走去。他一听见门外的沙沙声，抬头看了看，皱起眉头，又继续踱步。

聂赫留朵夫从另一个小洞往里望，他的眼睛正好遇到一只从里面望出来的恐惧的大眼睛，他慌忙躲开。他凑近第三个小洞，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个子矮小的人，蜷缩着身子，用囚袍蒙住脑袋。第四个牢房里坐着一个阔脸的人，脸色苍白，低垂着头，臂肘支在膝盖上。这人一听见脚步声，就抬起头来，向前看了看。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里，现出万念俱灰的神色。他显然毫不在乎是谁在向他张望。不论谁来看他，他显然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聂赫留朵夫感到害怕，不再看别的牢房，就一直来到关押着明肖夫的第二十一号牢房。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锁，推开牢门。一个脖子细长、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生有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留着一小撮胡子，站在床铺旁边。他现出惊惧的神色，慌忙穿上囚袍，眼睛盯着来人。特别使聂赫留朵夫感动的是他那双和善的圆眼睛，又困惑又惊惧地瞧瞧他，又瞧瞧看守，再瞧瞧副典狱长，然后又回过来瞧瞧他。

“喏，这位先生要了解了解你的案子。”

“十分感谢。”

“是的，有人给我讲了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走到牢房里，站在装有铁栅的肮脏窗子旁，说，“很想听您自己谈一谈。”

明肖夫也走到窗前，立刻讲起他的事来。他先是怯生生地瞧瞧副典狱长，随后胆子渐渐大起来。等到副典狱长走出牢房，到走廊里去吩咐什么事，他就毫无顾虑了。从语言和姿态上看，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极其淳朴善良的农村小伙子。但在监狱里听一个身穿囚服的犯人亲口讲述，聂赫留朵夫觉得特别别扭。聂赫留朵夫一边听，一边打量着铺草垫的低矮床铺、钉有粗铁条的窗子、涂抹得一塌胡涂的又潮又脏的墙壁，以及这个身穿囚鞋囚服、受尽折磨的不幸的人，他那痛苦的神色和身子，心里觉得越来越难受。他不愿相信，这个极其善良的人所讲的事情是真的。他想到一个人平白无故被抓起来，硬给套上囚服，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因为有人要恣意加以凌辱，他不禁感到心惊胆战。不过，想到万一这个相貌和善的人所讲的事只是欺骗和捏造，他就感到更加心惊胆战。事情是这样的：在他婚后不久，一个酒店老板就夺了他的妻子。他到处申诉告状。可是酒店老板买通了长官，官方就一直庇护他。有一次明肖夫把妻子硬拉回家，可是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讨。酒店老板说他的妻子不在（他进去的时候明明看见她在里面），喝令他走开。他不走。酒店老板就伙同一名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起火。明肖夫连同他的母亲被指控放火，其实他当时正在他教父家里，根本不可能放火。

“那你真的没有放过火吗？”

“老爷，我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准是那坏蛋自己放的火。据说，他刚刚保过火险。他却说我和我妈去过他家，还吓唬过他。不错，我那次把他大骂了一顿，我实在气不过。至于放火，确实没有放过。再说，起火的时候，我人也不在那里。他却硬说我和我妈在那里。他贪图保险费，自己放了火，还把罪名硬栽在我们头上。”

“真有这样的事吗？”

“老爷，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说一句，这都是真的。您就算是我的亲爹吧！”他说着要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把他拦住。“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太冤枉了，我会完蛋的。”他继续说。

明肖夫的脸颊忽然哆嗦起来，他哭了。接着他卷起囚袍袖子，用肮脏的衬衫袖子擦擦眼睛。

“你们谈完了吗？”副典狱长问。

“谈完了。那么您不要灰心，我们一定努力想办法。”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去。明肖夫站在门口，因此看守关上牢门时，那门正好撞在他身上。看守锁门的时候，明肖夫就从门上的小洞往外张望。

五十三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走廊往回走（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牢房门都开着），看见许多穿淡黄囚袍、宽大短裤和棉鞋的犯人仔细打量着他，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又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惶惑，又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害臊。

在一条走廊里，有一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跑进牢房，接着就有几个人从里面跑出来，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对不起，老爷，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好，求您替我们作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求您对哪位长官说一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给关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这怎么会？”聂赫留朵夫问。

“您瞧，就这么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是的，这是不得已，”副典狱长说，“这些人被捕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本应把他们送回原籍，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省政府来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不把他们送回去。您瞧，其他各省的人都已遣送回去了，就剩下他们这批人。”

“怎么，就是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

一群人，大约有四十名光景，全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立刻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副典狱长制止他们说：“由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个儿很高，相貌端正。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被驱逐和关押就因为没有身份证。其实身份证他们是有的，只是过期两个礼拜了。身份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处分过人，今年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是泥瓦匠，是同一个作坊的。据说省里的监狱烧掉了。可这又不能怪我们。看在上帝分上，您行行好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但简直没听清那个相貌端正的老人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着一只有许多条腿的深灰色大虱子，怎样在这个泥瓦匠的络腮胡子缝里爬着。

“这怎么会呢？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是的，这是长官们的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才是。”副典狱长说。

副典狱长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矮小的人，也穿着囚袍，怪模怪样地撇着嘴，讲起他们平白无故在这里受尽折磨的情况。

“我们过得比狗还不如……”他说。

“喂，喂，别说废话，闭嘴，不然要你知道……”

“要我知道什么？”个儿矮小的人不顾死活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

“闭嘴！”长官一声吆喝，个儿矮小的人不作声了。

“这是怎么搞的？”聂赫留朵夫走出牢房，问着自己。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用几百双眼睛盯住他，他觉得简直像穿过一排用棍棒乱打的行刑队一样。

“难道真的就这样把一大批无辜的人关起来吗？”聂赫留朵夫同副典狱长一起走出长廊，说。

“请问有什么办法？不过有许多话他们是胡说的。照他们说来，简直谁也没有罪。”副典狱长说。

“不过，刚才那些人确实没犯什么罪。”

“那些人，就算是这样吧。不过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有些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惹呢。喏，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分不可。”

“怎么处分？”聂赫留朵夫问。

“根据命令用树条抽打……”

“体罚不是已经废止了吗？”

“褫夺公权的人不在其内。对他们还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见到的种种情景，这才明白那场刑罚就是在那时进行的。他心里觉得又好奇，又感伤，又困惑。这种心情使他感到一阵精神上的恶心，逐渐又变成近乎生理上的恶心。这种感觉以前虽也有过，但从没像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往四下里张望，就急急地离开了走廊，往办公室走去。典狱长刚才在走廊里忙别的事，忘记派人去叫薇拉。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答应过他把她找来。

“我这就打发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会儿。”他说。

五十四

办公室共有两间。第一间里有一个炉膛凸出、灰泥剥落的大炉子和两扇肮脏的窗子。屋角立着一管给犯人量身高的黑尺，另一个角落挂着一幅巨大的基督像——凡是折磨人的地方总有这种像，仿佛是对基督教义的嘲弄。这个房间里站着几个看守。另一个房间里靠墙坐着二十来个男女，有的几人一起，有的两人一对，低声交谈着。窗口放着一张写字台。

典狱长坐在写字台旁，请聂赫留朵夫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坐下来，开始打量屋里的人。

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一个相貌好看、穿短上装青年。那青年站在一个上了年纪的黑眉毛女人面前，情绪激动地对她说着话，比着手势。旁边坐着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拉住一个穿囚衣的年轻女人的手，一动不动地听她对他讲着什么事。一个念实科中学的男孩，脸上现出惊惧的神色，眼睛一直盯住那个老人。离他们不远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情人。女的是个年纪很轻的姑娘，留着淡黄短头发，模样可爱，容光焕发，身穿一件时髦连衣裙。男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头发鬈曲，身穿橡胶短上衣。他们两人坐在屋角喁喁私语，显然陶醉在爱情里。最靠近写字台的地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身穿黑色连衣裙，看样子是个母亲。她睁大一双眼睛，瞅着一个也穿橡胶上衣、样子像害痨病的青年。她想说话，可是喉咙被哽住，刚开口，就说不下去。那青年手里拿着一张纸，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怒气冲冲地不住折叠和揉搓那张纸。他们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丰满、脸色红润的姑娘，相貌好看，但生着一双暴眼睛，身穿灰色连衣裙，外加一件短披肩。她坐在哀哀哭泣的母亲旁边，温柔地摩挲着她的肩膀。这个姑娘身上什么都美：那白净的大手，鬈曲的短发，线条清楚的鼻子和嘴唇。不过她脸上最迷人的却是那双诚挚善良像绵羊一般的深褐色眼睛。聂赫留朵夫一进去，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就从母亲的脸上移开，同他的目光相遇。但她立刻又扭过头去，对母亲说了些什么。离开那对情人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头发蓬乱，脸色阴沉，正气愤地对一个像是阉割派教徒的没有胡子的探监人说话。聂赫留朵夫坐在典狱长旁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忽然有个剃光头的男孩走到他跟前，尖声问他说：“您在等谁？”

聂赫留朵夫听到这话感到惊奇，他对男孩瞧了一眼，看见他脸色严肃老成，眼睛活泼有神，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在等一个熟识的女人。

“怎么，她是您的妹妹吗？”男孩子问。

“不，不是妹妹，”聂赫留朵夫奇怪地回答，“那么，你是跟谁一起到这儿来的？”他问那孩子。

“我跟妈妈在一起。她是政治犯。”男孩骄傲地说。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您把柯里亚带去。”典狱长说，大概觉得聂赫留朵夫同男孩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就是引起聂赫留朵夫注意的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好看姑娘。她站起来，挺直高高的身子，迈着像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步，向聂赫留朵夫和男孩走去。

“他问了您什么话？您是谁呀？”她问聂赫留朵夫，微微笑着，信任地瞧着他的眼睛，神气那么坦率，看来她一定对谁都是这样朴实、亲切和友好。“他什么事都想知道。”她说，对着男孩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男孩和聂赫留朵夫看见她的微笑也都忍不住笑了。

“是的，他问我来找谁。”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不准跟外面人说话。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典狱长说。

“好的，好的。”她说，用她白净的大手拉着一直盯住他看的柯里亚的小手，回到那个害痨病青年的母亲身边。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是在牢里生下的。”典狱长带点得意的口气说，似乎这是监狱里少见的奇迹。

“真的吗？”

“真的，他不久就要跟他母亲到西伯利亚去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典狱长耸耸肩膀说，“喏，薇拉来了。”

五十五

薇拉身材矮小，又瘦又黄，头发剪得很短，生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步态蹒跚地从后门走进来。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坐下来谈吧。”

“没想到您现在会弄成这个样子。”

“嘿，我倒觉得挺好！挺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照例圆睁着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瞅着聂赫留朵夫，并且转动她那从又脏又皱的短袄领子里露出来的青筋毕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活动来。她的话里夹杂着“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分组”等外来语，显然认为这些外来语谁都知道，其实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

薇拉把她的活动讲给他听，满心以为他一定很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聂赫留朵夫呢，瞧着她那细得可怜的脖子和她那稀疏的蓬乱头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讲这种事。他可怜她，但绝不像他可怜庄稼汉明肖夫那样，因为明肖夫是完全被冤枉关在恶臭的牢房里的。她最惹人怜悯的是她头脑里显然充满糊涂思想。她分明自认为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回事。

薇拉要对聂赫留朵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女朋友，叫舒斯托娃，据她说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跟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拘禁，她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要求交游广阔的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释放出狱。薇拉求聂赫留朵夫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一次面，并且弄到必要的参考书，使他可以在狱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他回到彼得堡以后努力去办。

薇拉讲到她自己的经历时说，她在助产学校毕业后，就接近民意党，参加他们的活动。开头他们写传单，到工厂里宣传，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一个重要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其余的人也都被抓去了。

“我也被捕了，如今就要被流放出去……”她讲完了自己的事，“不过，这没什么。我觉得挺好，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她说着，惨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有一双绵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秘密寓所里，那里有一架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和宪兵来搜查，住在里面的人决定自卫。他们熄了灯，动手销毁罪证。警察和宪兵破门而入，地下党中有人开了枪，一个宪兵受了致命伤。宪兵队审问是谁开的枪，她就说是她开的，其实她一辈子没有拿过手枪，连蜘蛛也没有弄死过一只。罪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

“真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称赞说。

薇拉要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的一切事情，也知道玛丝洛娃的身世和聂赫留朵夫同她的关系。她劝聂赫留朵夫为她说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一名护士。现在医院里病人特别多，很需要护士。聂赫留朵夫谢谢她的好意，并说要努力照她的话去做。

五十六

典狱长站起来宣布，探监的时间到了，必须分手。聂赫留朵夫同薇拉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聂赫留朵夫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各位先生，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典狱长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典狱长的要求只是使屋里的犯人和探监的人更加紧张，他们都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但还是说个不停。有些仍坐着说话。有些在那里告别，哭泣。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同他母亲的会面特别叫人感动。他一直摆弄着那张纸，但脸色越来越激愤。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受他母亲情绪的影响。他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放声痛哭，不住地吸着鼻子。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姑娘——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注意着她——站在哀哭的母亲旁边，劝慰着她。那个戴蓝眼镜的老头儿，拉住女儿的手站着，一面听她说话，一面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情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瞧着对方的眼睛。

“瞧，只有他们两个才开心。”穿短上衣的青年，站在聂赫留朵夫身边，也像他那样冷眼旁观着，这时指着那对情人说。

这对情人——穿橡胶上衣的小伙子和浅黄头发、模样可爱的姑娘——发觉聂赫留朵夫和那个青年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胳膊，身子向后仰，一面笑，一面旋舞起来。

“今儿晚上他们在这儿，在监牢里结婚，然后她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什么人？”

“是个苦役犯。就让他们俩快活快活吧，要不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一边听着患痨病青年的母亲的啼哭，一边又说。

“各位先生！请吧，请吧！别逼得我采取严厉的措施。”典狱长再三说。“请吧，是的，请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这算什么呀？时间早就到了。这样可不行啊。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说。”他没精打采地重复说，一会儿点上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熄灭。

那些纵容一些人欺凌另一些人而又无需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冠冕堂皇，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典狱长显然还是不能不承认，在造成这一屋子人痛苦上他是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心情十分沉重。

最后，犯人和探监的人纷纷走散：犯人往里走，探监的人向外道门走。男人们，包括穿橡胶上衣的，患痨病的和皮肤黝黑、头发蓬乱的，都走了；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带着在狱里出生的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都走了。戴蓝眼镜的老头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出去。

“是的，这里的情况真怪，”那个健谈的青年跟聂赫留朵夫一起下楼时说，仿佛他的话头刚被打断，此刻继续说下去，“还得谢谢上尉，他真是个好心人，不死扣规章制度。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好过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吗？”

“，根本不行。得一个一个分开来谈，还得隔一道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同那个自称梅顿采夫的健谈青年一边谈，一边下楼。这时，典狱长带着疲劳的神色走到他们跟前。

“您要见玛丝洛娃，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就急急地走了出去。

明肖夫无缘无故饱受煎熬，真是可怕。但最可怕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由于他眼看那些无故折磨他的人的残忍，心里产生困惑，因此对善和上帝不再相信。可怕的是那一百多个人没有一点罪，只因为身份证上有几个字不对，就受尽屈辱和苦难。可怕的是那些看守麻木不仁，他们折磨同胞兄弟，还满以为是在做一件重大有益的工作。不过，聂赫留朵夫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年老体弱、心地善良的典狱长，他不得不拆散人家的母子和父女，而他们都是亲骨肉，就同他和他的子女一样。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聂赫留朵夫问着自己，同时精神上感到极度恶心，又逐渐发展成为生理上的恶心。他每次来到监狱都有这样的感觉，但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找到。

五十七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明肖夫母子的案件讲给他听，要求他替他们辩护。律师听完聂赫留朵夫的介绍，说要看一看案卷，又说事情要是确实像聂赫留朵夫所说的那样——这是很可能的——他愿意担任辩护，而且不取分文报酬。聂赫留朵夫顺便给律师讲了那一百三十人冤枉坐牢的事，并问他这事该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默了一下，显然在考虑怎样作出正确的回答。

“是谁的过错吗？谁也没有过错，”他断然说，“您去对检察官说，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对省长说，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总之，谁也没有过错。”

“我这就去找玛斯连尼科夫，对他说去。”

“哼，这没有用，”律师笑嘻嘻地反对说，“那个家伙，是个……他不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吧？……他呀，我不客气说一句，是个笨蛋，又是个狡猾的畜生。”

聂赫留朵夫记起玛斯连尼科夫讲过律师的坏话，一言不发，跟他告了别，坐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要求玛斯连尼科夫：一件是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去，一件是解决那一百三十名囚犯因身份证过期而坐牢的事。去向一个他瞧不起的人求情，虽然很难堪，但要达到目的，这是唯一的途径，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做。

聂赫留朵夫乘车来到玛斯连尼科夫家，看见门口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四轮弹簧马车，有轿车。他这才想起今天正好是玛斯连尼科夫夫人会客的日子，上次玛斯连尼科夫曾邀请他今天来他家。聂赫留朵夫到达这家公馆时，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一个帽子上钉有帽徽、身披短披肩的男仆正扶着一位太太走下台阶，准备上车。她提着长裙的下摆，脚穿便鞋，露出又黑又瘦的脚踝。聂赫留朵夫在停着的一排马车中认出柯察金家扯起篷的四轮马车。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马车夫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向他这位特别熟识的老爷致意。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问门房主人在什么地方，玛斯连尼科夫就出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他正好送一位贵客出来，因为那人的身份很高，他就不是把他送到梯台上，而是一直送到楼下。这位显要的军界客人一边下楼，一边用法语说市里举办摸彩会，为孤儿院募捐，这是太太小姐们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她们既可以借此机会玩一番，又可以募捐到钱。”

“让她们快活快活，愿上帝保佑她们……啊，聂赫留朵夫，您好！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了？”他向聂赫留朵夫招呼说。“您去向女主人问个好吧。柯察金一家也来了。还有纳丁·布克斯海夫登也来了。全市的美人都来了。”他一面说，一面微微耸起他那穿军服的肩膀，让他那个身着金绦制服的跟班替他穿上军大衣。“再见，老兄！”他又握了握玛斯连尼科夫的手。

“哦，上去吧，你来我真高兴！”玛斯连尼科夫兴奋地说，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尽管他身体肥胖，还是敏捷地把聂赫留朵夫带上楼去。

玛斯连尼科夫所以特别兴奋，原因是那位显要人物对他另眼相看。玛斯连尼科夫在近卫军团供职，本来就接近皇室，经常同皇亲国戚交往，但恶习总是越来越厉害，上司的每次垂青总弄得玛斯连尼科夫心花怒放，得意忘形，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狗得到主人拍打、抚摩和搔耳朵那样。它会摇摇尾巴，缩成一团，扭动身子，垂下耳朵，疯疯癫癫地乱转圈子。玛斯连尼科夫此刻正处在这种状态。他根本没有注意聂赫留朵夫脸上严肃的神色，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就硬把他拉到客厅里，聂赫留朵夫无法推辞，只得跟着他去。

“正事以后再说。只要你吩咐，我一定统统照办。”玛斯连尼科夫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客厅说。“去向将军夫人通报一声，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一面走，一面对仆人说。那仆人就抢到他们前头，跑去通报。“你有事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但你一定得去看看我的太太。我上次没有带你去，挨过一顿骂了。”

等他们走进客厅，仆人已去通报了。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这位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这时夹在长沙发周围的许多女帽和脑袋中间，满脸春风地向聂赫留朵夫点头致意。客厅另一头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茶具。有几位太太坐在那里喝茶，旁边站着几个男人，有军人，也有文官。男女喧闹的说话声从那边不断传来。

“您到底来了！您为什么不愿意同我们来往啊？我们什么地方得罪您了？”

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用这样的话来迎接客人，表示她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非常亲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利亚夫斯卡雅太太，这位是契尔诺夫。请坐过来一点。”

“米西，您到我们这一桌来吧。茶会给您送过来的……还有您……”她对那个正在同米西谈话的军官说，显然忘记他的名字了，“请到这儿来。公爵，您用茶吗？”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就是不爱他嘛！”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只爱油煎包子。”

“您老是说无聊的笑话。”另一个头戴高帽、身着绸缎、浑身珠光空气的太太笑着说。

“太美了，这种华夫饼干，又薄又松。您再给我们一点。”

“怎么样，您快走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特地跑来。”

“春光可美啦，现在去乡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米西戴着帽子，身上那件深色条纹连衣裙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腰肢，没有一点皱褶，仿佛她生下来就穿着这样的衣裳，显得十分美丽。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事耽搁了。我到这儿来也是有事情。”

“您去看看妈妈吧。她很想见见您呢。”她嘴里这么说，心里明白这是在撒谎，而且他也懂得这一层，因此她的脸更红了。

“恐怕没有工夫了。”聂赫留朵夫冷冷地回答，竭力装作没有发觉她脸红。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耸肩膀，转身去同一个风度翩翩的军官周旋。那军官从她手里接过一只空茶杯，精神抖擞地把它放到另一张桌上，弄得身上的军刀不断碰撞圈椅。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点钱哪！”

“我又没有拒绝，不过我想到摸彩会上让大家看看，我这人有多慷慨。到那时我一定要大显身手。”

“嗨，那您可得记住哇！”接着就发出一阵装腔作势的笑声。

这个会客日过得很热闹，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更是兴高采烈。

“小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这一点我是很了解的，”她对聂赫留朵夫说（小米卡就是指她的胖丈夫玛斯连尼科夫），“小米卡可能有其他缺点，但您要知道，他这人心地真好。他待那些不幸的囚犯就像自己的孩子。他待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这人心地真好……”

她停住了，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她丈夫的善良——事实上，抽打犯人的命令就是他发出的。接着她笑眯眯地招呼一个走进房来的满脸皱纹、头上扎着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照例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起身向玛斯连尼科夫那儿走去。

“那么，对不起，你能听我说几句吗？”

“哦，当然！你有什么事啊？我们到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日本式小书房，在窗边坐下来。

五十八

“嗯，来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等一下，我们别把这地方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来一个烟灰碟。“嗯，你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你。”

“原来如此。”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颓丧了。那种像被主人搔过耳朵的小狗一样兴奋的神色顿时消失得影踪全无。客厅里传来谈话声。一个女人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个男人重复说：“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个方向传来喧闹的说笑声。玛斯连尼科夫一面留神听着客厅里的谈笑，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抿紧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那么，费神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声，听上去似乎不是装出来的。

“这是维克多在作怪，”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兴致好的时候，说话总是俏皮得很。”

“再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份证过期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关了一个月了。”

聂赫留朵夫就说明他们是怎样被关押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现出焦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个被告哇？”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它。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罪，只因为身份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说。“这就是你所谓办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本来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在押人员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续。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

“对她来说，这样更糟。这个苦命的女人！”客厅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刚刚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样更好，我把这个也带走。”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戏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嬉笑声，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手熄灭香烟，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阿，你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又非常激动，就像刚才那位贵客光临时一样，但此刻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惊惶不安。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利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没有说什么，脸色阴沉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意的男仆们面前经过，走到前厅，来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问丈夫。

“他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作风，这是祖鲁人[39]作风。”

“嗯，他向来是这样的。”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玛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字迹奔放地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可以如愿以偿。信末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玛斯连尼科夫”，而“玛斯连尼科夫”这个名字则是用花俏粗大的字体签署的。

“蠢货！”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从“同事”这两个字上特别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纡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伤天害理的无耻职务，仍自以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名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五十九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会面，但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上次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那帮人就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他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紧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他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

“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这是实话。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恨他，不能饶恕他，但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平心静气地再次拒绝他，这就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上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丝洛娃在同聂赫留朵夫见面以后，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坐到铺上，两手支住膝盖。牢房里只有几个人：那个原籍弗拉基米尔省、带着奶娃娃的患痨病女人，明肖夫的老母亲，以及道口工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婆躺在铺上睡觉；牢房门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玩。弗拉基米尔省女人手里抱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一面手指灵敏地不断编织着，一面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说。“千万别灰心。哎，卡秋莎！说吧！”她两手敏捷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据说，今天来了一大批捐献物品。送来的东西可多了！”弗拉基米尔省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说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来到走廊里。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女人说话声。住在这里的女犯都光脚穿着棉鞋，走进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霞立刻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样，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费多霞问，她那双明亮的浅蓝眼睛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瞧，这是给我们当点心吃的。”她说着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这个傻瓜！”柯拉勃列娃声音沙哑地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那你的丈夫不是要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正式夫妻嘛，”费多霞说，“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结婚呢？”

“你自己才是傻瓜！‘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就会让她过富日子了。”

“他说：‘不论你被发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玛丝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上彼得堡奔走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同意说，一面理着她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喝点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你们喝吧。”

第二部

一

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过两星期后由枢密院审理。这以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那个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上旬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得做好准备，现在就需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那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帐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帐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被置诸脑后，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问题。要是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会安慰自己说，要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管理。这样，他生活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他已毅然做出决定：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而且为了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他却不能再维持现状，而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自己吃亏。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反复拿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觉得地主不雇工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并不解决问题，但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压迫从比较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在中午时分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事先没有打电报回家，而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小伙子，身穿黄土布长外套，腰身细长，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照一般马车夫的习惯侧坐在驭座上，很高兴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攀谈，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辕马和害气肿病的瘦骖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车夫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家。他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主人。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侧身对着车上的乘客，忽而握着长鞭的柄，忽而握着长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大马车，配上三匹草黄大马，带着太太一起兜风，嘿，好不威风！”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见的，还有电光灯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有什么事办不到，大权都在他手里嘛。据说他还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不管那德国人怎样管理他的庄园，怎样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话，却使他不快。他欣赏这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翻耕燕麦地，看到浓绿的草木上空飞翔着百灵鸟。树林里除了晚发的麻栎外都已盖上翠绿的萌芽，草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耕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不乐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烦恼？于是他想到车夫讲的那个德国人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后，着手处理事务，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聂赫留朵夫查阅过帐目，同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亏得农民缺少土地，他们的地又夹在地主的领地当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聂赫留朵夫听了他的话，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查帐和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收割，打捆，或者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儿，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和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帐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如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作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账房出来，一面考虑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做客，还在这里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定了心，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清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盖子打开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抽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要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奇特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他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他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今后怎么过，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觉，从打开的窗子里涌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鸣啭和啁啾——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啭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一想起典狱长，也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时，嘴唇不断地哆嗦，简直像鸣叫时的青蛙一般。于是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拦住，但他不仅一个劲儿地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着，惊醒过来，自问道，“我究竟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无所谓。无所谓。但该睡觉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二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账房派来伺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集合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拼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蒙蒙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拄着拐杖，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安有绿色竖领和大钮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谈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蒙蒙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胖耳、体格强壮的人，也像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儿吗？我们一向很感激先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乐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儿，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可谁存心把它放过？我从早到晚整天抡镰刀，干一天活儿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墙。”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外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劳动力弱、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账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三驾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一直觉得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三

聂赫留朵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两位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也就是他认识卡秋莎的地方。他很希望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处理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一早来到巴诺伏。他的马车驶进庄园，使他触目惊心的，首先是全部建筑物特别是正房那种衰败荒凉的景象。原来的绿铁皮屋顶，好久没有油漆，已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多半是被暴风雨掀起的。正房四周的护墙板，有的已被人撬走，主要是那些钉子生锈、容易撬掉的地方。前门廊和后门廊都已朽烂倒塌，只剩下梁架。特别是后门廊，他记得尤其清楚。有几个窗子由于玻璃损坏已钉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厢房还有厨房和马厩，都已破旧，色泽灰暗。唯独花园没有衰败，更加葱茏繁茂，枝叶扶疏，百花争艳；从墙外就可以看见樱花、苹果花和李子花盛开，白花花一片仿佛天上的浮云。编成篱笆的丁香也像十二年[40]前一样盛开，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十六岁的卡秋莎一起玩捉人游戏。他在这丁香花丛里跌了一中奖，被荨麻刺伤了。当年索菲雅姑妈在正房旁边种的一棵落叶松，小得像木橛子，如今已长大成材，枝条上长满了柔软的黄绿色松针。河水在两岸之间奔流，流到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地往下冲去。对岸草地上放牧着农家毛色斑驳的牛马。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神学校学生，他笑吟吟地在院子里迎接聂赫留朵夫，笑吟吟地请他到账房里去，又笑吟吟地走到隔板后面，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将有什么特殊的事在等着他。隔板后面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谈话，随后又沉默了。马车夫领到酒钱后，叮叮当当地把车赶出院子，接着周围又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穿绣花衬衫的姑娘从窗外跑过，她赤着脚，耳朵上挂着绒球当耳环。一个农民跟在她后面跑过，大靴子的铁钉在踩实的地面上发出叮叮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坐在窗口，望着花园，听着各种声音。从双扉小窗子里飘进来春天的清新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香，风轻轻地吹动他额上汗滋滋的头发和放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河上传来娘儿们噼里啪啦的捣衣声，此起彼落，融成一片，飘荡在阳光灿烂的河面上。磨坊那边传来流水倾泻的匀调声音。一只苍蝇从聂赫留朵夫耳边飞过，发出惊恐的响亮的嗡嗡声。

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年纪很轻、心地还很单纯的时候，也在这儿，在磨坊有节奏的喧闹声中，听见河上的捣衣声；春风也是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上的头发和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而且也有这样的一只苍蝇惊恐地从他耳边飞过。他不仅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情景，而且觉得自己像当年一样朝气蓬勃，心地单纯，胸怀大志，但又觉得像梦景一样不可能重现，他感到无比惆怅。

“老爷，您什么时候吃饭哪？”管家微笑着问。

“随您的便，我不饿。我到村子里去走走。”

“您是不是先到房子里看看，房子里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您去看看吧，要是外表上……”

“不，以后再看，请您先告诉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

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当然有，就住在村子里，我真拿她没有办法。她卖私酒。我知道这事，揭发过她，训斥过她，可是到官府告她，又不忍心：年纪大了，妇道人家，又有孙儿孙女。”管家说，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想讨好东家，又满心相信东家看事情都同他一样。

“她住在哪里？我想去找找她。”

“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起第三家。左边是一所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去。”管家快乐地笑着说。

“不用了，谢谢您，我自己找得着的。倒是要请您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他打算也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同农民们处理好事情，而且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完。

四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一个农家姑娘。她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绒球，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跑来。她左胳膊拼命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紧搂住一只红毛公鸡，把它贴在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晃动血红的鸡冠，仿佛很镇定，只转动两只眼珠，时而伸出一只黑腿，时而又缩回去，爪子不时抓住姑娘的围裙。姑娘走近老爷身边，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脑袋往后一昂，向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聂赫留朵夫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背有点驼的老太婆，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挑着一担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水桶放下来，也像姑娘那样把脑袋往后一昂，对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天气晴朗炎热，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而并不难闻的畜粪味，有的是从大车上山经过的平坦坚实的路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大门敞开的院子。有几个农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望望身材魁伟的老爷，看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拿手杖往地上一点，上坡往村子走来。那些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的农民，坐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走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畜粪，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跟在大车后面，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年轻的农民脚穿树皮鞋，迈着大步，把马赶出门外。一匹蓝灰色长腿马驹从大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紧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母马前面。那母马刚把大车拉到门外，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铄的瘦老头儿牵出来。这老头也光着脚板，穿着条纹裤和肮脏的长布衫，隆起尖尖的肩胛骨。

等马匹上了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你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哪？”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对了，对了。那么，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这算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老头儿一面说，一面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来到敞棚下畜粪已经铲掉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敞棚底下。

“你瞧，我一家老少有十二口呢！”老头儿继续说，指着两个手拿大叉、头巾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有出清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哪？”

“难道自己打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打的？！”老头儿冷笑一声说，“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办：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一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可以到你们屋里看一下吗？”聂赫留朵夫说，穿过院子，从那已经铲除畜粪的地方走到用大叉翻过、冒出强烈味儿的红棕色畜粪上。

“当然可以，请吧！”老头儿说。他迅速迈动脚趾缝里冒出粪汁的两只光脚，跑到聂赫留朵夫前头，给他打开小屋的门。

那两个农妇理好头巾，放下裙摆，露出好奇而恐惧的神情，瞧着袖口钉着金钮子的整洁的老爷走进来。

两个小姑娘，身穿粗布衫，从小屋里跑出来。聂赫留朵夫弯下腰，脱去帽子，进了门廊，接着又走进弥漫着食物酸味的肮脏小屋。小屋里放着两台织布机。炉灶旁站着一个老太婆，卷起袖子，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毕露的胳膊。

“瞧，东家少爷看我们来了。”老头儿说。

“哦，那太高兴了。”老太婆放下卷起的袖子，亲切地说。

“我要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说。

“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就瞧吧。这小房子眼看就要倒了，说不定哪天会压死人。可老头子还说这房子挺不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天地。”大胆的老太婆神经质地晃动着脑袋，说，“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得喂饱那些干活的人。”

“你们吃些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伙食好得很。第一道是面包下克瓦斯[41]，第二道是克瓦斯下面包。”老太婆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笑着说。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看你们今天吃些什么。”

“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我们的伙食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老婆子。”

老太婆摇摇头。

“你想看看我们庄稼人的伙食吗？老爷，我看你这人太仔细了。什么事都想知道。我说过，面包下克瓦斯，还有菜汤，昨天婆娘们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菜汤，吃完汤就是土豆。”

“没有别的了？”

“还能有什么呢，最多在汤里加一点牛奶。”老太婆笑着说，然后抬起眼睛望着门口。

房门开着，门廊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怀抱婴儿的女人都挤在门口，瞅着这个察看庄稼人伙食的怪老爷。老太婆显然因为能同老爷周旋感到很得意。

“是啊，老爷，我们的日子糟得很，真是糟得很。”老头儿说。“你们跑来干什么！”他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吧，再见了！”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又窘迫又羞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多谢您来看望我们！”老头儿说。

门廊里的人互相挤紧，给聂赫留朵夫让路。聂赫留朵夫来到街上，沿着斜坡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门廊里出来：一个年纪大些，穿一件脏得要命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窄小的褪色粉红衬衫。聂赫留朵夫回头对他们瞧了瞧。

“你这会儿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问。

“去找玛特廖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知怎的笑起来，可是岁数大些的那个一本正经地反问道：“哪一个玛特廖娜？是很老的那一个吗？”

“对了，她很老了。”

“哦——哦，”他拖长声音说，“那是谢梅尼哈，她住在村子尽头。我们带你去。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

“那么马怎么办？”

“那不要紧！”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就一起沿着街道往坡上走。

五

聂赫留朵夫觉得同孩子们一起比同大人一起自在得多。他一路上同他们随便聊天。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再笑，却像那个大孩子一样懂事地说话。

“那么，你们村里谁家最穷啊？”聂赫留朵夫问。

“谁家穷？米哈伊拉穷，谢苗·玛卡罗夫穷，还有玛尔法也穷得要命。”

“还有阿尼霞，她还要穷。阿尼霞连母牛都没有一头，他们在要饭呢。”小费吉卡说。

“她没有牛，但他们家总共才三个人，可玛尔法家有五个人呢。”大孩子反驳说。

“可阿尼霞到底是个寡妇哇！”穿粉红衬衫的男孩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说阿尼霞是寡妇，人家玛尔法也同寡妇一样，”大孩子接着说，“同寡妇一样，她丈夫不在家。”

“她丈夫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

“蹲监牢，喂虱子。”大孩子用老百姓惯常的说法回答。

“去年夏天他在东家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就被送去坐牢。”穿粉红衬衫的男孩赶紧说。“到如今都关了有五个多月了，他老婆在要饭，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详详细细地说。

“她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

“喏，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男孩指着一所房子说。房子前面有一个非常瘦小的淡黄头发男孩。那孩子生着一双罗圈腿，身子摇摇晃晃，站在聂赫留朵夫走着的那条小路上。

“华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穿着脏得像沾满炉灰的布衫的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声叫道。她神色惊惶地跑到聂赫留朵夫前面，一把抱起孩子就往屋里跑，仿佛怕聂赫留朵夫会欺负他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小桦树而坐牢。

“那么，玛特廖娜呢，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这时他们已经走近玛特廖娜的小屋。

“她穷什么？她在卖酒。”穿粉红衬衫的瘦男孩断然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打发走，自己走进门廊，又来到屋子里。玛特廖娜老婆子的小屋只有六俄尺长，要是高个子躺到炉子后面的床上，就无法伸直身子。聂赫留朵夫心里想：“卡秋莎就是在这张床上生了孩子，后来又害了病的。”玛特廖娜的整个小屋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满。老婆子和她的孙女正在修理织布机。聂赫留朵夫进门时，头在门楣上撞了一下。另外两个孩子紧跟着东家冲进小屋，小手抓住门框，站在他后面。

“你找谁？”老婆子因织布机出了毛病，心里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问。再说，她贩卖私酒，见了陌生人就害怕。

“我是地主。我想跟您谈谈。”

老婆子不吭声，仔细对他瞧了瞧，脸色顿时变了。

“啊呀，我的好人儿，我这傻瓜可没认出你来呀，我还以为是什么过路人呢！”玛特廖娜装出亲热的口气说，“哎哟，我的好老爷呀……”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场。”聂赫留朵夫望着打开的门说。门口站着几个孩子，孩子后面站着一个瘦女人。她手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娃娃。那娃娃十分虚弱，但一直笑嘻嘻的，头上戴着一顶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好看的，我来让你们知道厉害，把拐杖给我！”老婆子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把门关上，听见没有！”

孩子们都走了，抱娃娃的女人把房门关上。

“我正在琢磨：这是谁来了？原来是老爷，是我们的金子宝贝，百看不厌的美男子！”老婆子说。“你怎么光临我们这个穷地方了，也不嫌这儿脏。啊，你真像金刚钻一样好看！来吧，老爷，这儿坐，就坐在这个矮柜上吧，”她说着用围裙擦擦矮柜，“我还以为是哪个鬼溜进来了，原来是东家，是好老爷，是恩人，是养活我们的好人。你可得原谅我这老糊涂，是我瞎了眼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婆子站在他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臂肘，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讲起来：

“老爷，你也见老了。想当年你真是棵鲜嫩鲜嫩的牛蒡，可是现在呢，简直认不出来了！你准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件事的，你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卡吉琳娜吗？怎么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怎么不记得，我为了她流过多少眼泪，流过多少眼泪！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老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作过孽？谁在皇上面前没有犯过法？年轻人嘛，就是这样的，再加喝了咖啡红茶，就让魔鬼迷了心窍。要知道，魔鬼可厉害了。有什么办法呢！你又没有把她扔掉，你赏了她钱，给了她整整一百卢布。可她干了什么啦？她就是糊涂，没有头脑。她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会过日子了。她虽是我的外甥女，我得直说，这姑娘不走正道。我后来给她安排了一个多好的差使，可她不听话，竟然骂起东家来了。难道我们这等人可以骂老爷吗？，人家就把她辞掉了。后来又到林务官家里干，日子本来也过得去，可她又不干了。”

“我想打听一下那孩子的情况。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孩子在哪儿？”

“当年为了那娃娃我费了不少心思，我的好老爷。她那时病得可厉害，我料想她再也起不了床了。我就照规矩给孩子受了洗，把他送到育婴堂。嗯，做母亲的眼看就要死了，何必叫这小宝贝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就会把娃娃撂下不管，也不会给他吃，让他死去算了。可我想还是花点力气，把他送育婴堂吧。好在还有几个钱，就打发人把他送了去。”

“有登记号码吗？”

“号码是有的，可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刚一送到，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女人。她专干这个行当。她叫玛拉尼雅，现在死了。这女人可聪明啦，干得挺灵巧！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养在家里，喂他吃。喂了一阵子，另外凑几个再送去。咳，我的好老爷！等凑满三四个，一起送去。她干这事可聪明了：先做一个大摇篮，好像双层床，上上下下都装娃娃。摇篮上还有把手。她就这样一下子装四个娃娃，让他们脚对着脚，脑袋不挨着脑袋，免得相碰，这样一次就送走四个。她还用几个假奶头塞在娃娃嘴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了。”

“后来怎么样？”

“后来，卡吉琳娜的娃娃就这么被送走了。她在家里把他养了两个礼拜的样子。那娃娃在她家里就害病了。”

“那娃娃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看的娃娃了。长得跟你一模一样。”老太婆一只眼睛眨了眨，说。

“他怎么会这样弱？多半是喂得很差吧？”

“哪里谈得上喂！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这也难怪，又不是自己的孩子。只要送到的时候活着就行。那女人说刚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就断气了。她连证明都带回来了，手续齐备，真是个聪明女人。”

关于他的孩子，聂赫留朵夫就只打听到这些。

六

聂赫留朵夫在小屋的门楣上和门廊的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头，才来到街上。穿白衬衫的、穿灰衬衫的、穿粉红衬衫的几个孩子都在门外等他。另外有几个孩子也凑到他身边来。还有几个抱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包括那个不费劲地抱着头戴碎布小圆帽、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这娃娃的脸像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微笑，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聂赫留朵夫知道这是一种痛苦的笑容。他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她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阿尼霞。”岁数大些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身招呼阿尼霞。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过活？”

“怎么过活吗？要饭！”阿尼霞说着哭起来。

模样像小老头的娃娃整个脸上浮起微笑，同时扭动两条像蚯蚓一般的细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那女人十个卢布。他还没有走上两步，另一个抱娃娃的女人就追上了他，然后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都说自己穷，要求周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零钱都散发掉，十分忧郁地走回家，也就是回到管家的厢房。管家笑眯眯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不去房间，而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徘徊，思索着刚才见到的种种情景。

厢房周围先是静悄悄的，但过了一会儿，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房里有两个女人愤怒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管家含笑的平静声音。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你为什么还要撕下我脖子上的十字架[42]？”一个女人的愤怒声音说。

“你要知道，它刚闯进去，”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说，你还给我吧。你何必折磨牲口，还害得我孩子没有牛奶吃！”

“你得赔钱，或者做工来抵偿。”管家若无其事地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住房的台阶前。那里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怀了孕，看样子快分娩了。管家身穿帆布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门口台阶上。两个女人一看见东家，就不作声，动手理理头上的头巾；管家从口袋里抽出手，脸上浮起了微笑。

事情是这样的：据管家说，农民常常故意把小牛甚至奶牛放到东家草场上。现在，这两个农妇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捉住，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罚每头奶牛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抵偿。两个农妇再三说，第一，她们的奶牛是偶然闯进来的；第二，她们没有钱；第三，她们即使答应做工抵偿，也要求先立刻放还这两头牛，因为它们一早就在太阳底下烤，没有吃过一点饲料，正在那里可怜地哞哞叫。

“我向你们提过多少次了，”管家一面笑嘻嘻地说，一面回头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要请他做见证似的，“要是你们回家吃午饭，一定得把牲口看好。”

“我刚跑开去看看我的娃娃，那些畜生就走掉了。”

“你既然在放牛，就不能随便走掉。”

“那么叫谁去喂娃娃呢？总不能要你去喂奶吧。”

“要是牲口真的踩坏了草场，那我们也没有话说，可是它刚跑进去。”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都被踩坏了，”管家对聂赫留朵夫说，“要是不处分她们，将来一点干草都收不到。”

“哎，别造孽了！”怀孕的女人叫道，“我的牲口从来没有被人捉住过。”

“喏，这会儿可捉住了，你要么罚款，要么做工抵偿。”

“得了，做工就做工，你快把牛放了，别把它饿死了！”她恶狠狠地嚷道。“人家没日没夜地干。我婆婆害病。我丈夫只知道灌酒。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忙个没完，力气都使光了。你还要逼人家做工，也不怕罪过！”

聂赫留朵夫叫管家把牛放了，自己走到花园里继续想心事，但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觉得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像这样清楚的问题人家怎么看不出，他自己又怎么这样长久一直没有看出来。

“老百姓纷纷死亡。他们对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经常有人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落入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没有发觉，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理所当然。”现在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知道并经常指出，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他十分清楚，儿童和老人纷纷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之所以没有牛奶吃，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口，又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全部灾殃，或者说老百姓遭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因此靠老百姓劳动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极其需要土地，由于缺地而死去，但土地又靠他们耕种，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又被卖到国外去，这样地主就可以给自己买礼帽、手杖、马车、青铜摆件等东西。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十分明白，就像不放马到牧场上去吃草而把它们关在围墙里，它们吃光围墙里的草就会消瘦，就会饿死一样……这种现象真是太可怕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消灭，至少自己不能参与其事。“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他在最近一条桦树夹峙的小径上徘徊，同时想，“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纸都在讨论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唯独忽略那种切实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不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必需的土地。”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43]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他对它的信奉，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商品，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一切利益。”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想到处理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办法，就感到害臊。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却还要肯定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一部分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知道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今后他不打算再这样做，并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办法。他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和用作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44]，但在现行制度下是最接近单一税的办法。不过主要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他回到房子里，看见管家笑得特别高兴，请他吃午饭，还说什么他担心妻子在那个耳朵上戴绒球的侍女帮助下做的菜会煮得太烂，烤得太熟。

桌上铺着一块粗桌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手巾代替餐巾。桌上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耳已断，盆里盛着土豆鸡汤——那只时而伸出这条黑腿、时而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切成块，上面还留着些鸡毛。吃完汤以后，下道菜还是那只连毛都烤焦的公鸡。然后是加了大量奶油和砂糖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可口，聂赫留朵夫还是吃了下去，根本没留意他在吃些什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索，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烦恼都忘记了。

神色慌张、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每次上菜，管家的妻子总要从门缝往里张望，而管家则一直以他妻子的烹饪手艺而扬扬得意，笑得更欢了。

饭后，聂赫留朵夫好容易使管家坐定下来。为了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对头，同时也想对人家说说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他的意见。管家笑笑，装出一副样子，似乎早就想到过这问题，并且乐于听取聂赫留朵夫的意见。其实地对这个方案可说是一窍不通。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没有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这个方案聂赫留朵夫必须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管家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人人都在损人利己。现在聂赫留朵夫竟主张土地的全部收益应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以为可能是有些话他没有听懂。

“我懂了。就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归您收取，是不是？”管家满面堆笑说。

“绝对不是。您要明白，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对！”

“因此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没有收入了？”管家收起笑容说。

“我就是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这人头脑有毛病。于是他就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看能不能从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并且断定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他做管家的一定能捞到好处。

不过，当他明白没有这样的可能时，他对方案就不再感兴趣，并且只是为了讨好东家，脸上才保持笑容。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理解他，就放他走了，自己则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旁坐下来，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太阳已落到新叶翠绿的菩提树后面，蚊群飞进屋里，不住地叮着聂赫留朵夫。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吱嘎的开门声，以及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到账房来，他决定亲自到农民集合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匆匆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就往村子里走去。

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沸腾，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谈话，并且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纷纷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要穷得多。村里的姑娘和婆娘耳朵上都戴着绒球，男人则几乎个个穿着树皮鞋、土布衫和老式长外衣。有几个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仿佛刚干完活回来。

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开始讲话。他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个当然。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明白，农民也都是懂事的，但这会儿他们不理解他的话。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深信，维护自己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不容怀疑。他们通过祖祖辈辈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集拢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使用土地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我们可不能定。地是您老爷的，权柄在您老爷手里。”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这些钱将来都要用在你们村社的公益事业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社是村社，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管家跟在聂赫留朵夫后面，想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含笑说，“公爵老爷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作你们的本钱，供村社使用。”

“这号事我们太明白了，”一个牙齿脱落的老头没有抬起眼睛，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有点像银行，到时候就得付钱。我们不来这一套，因为我们已经够苦的了。再来这一套，非得破产不可。”

“这一套用不着。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听了，反对得更加激烈。

“签字干什么？以前我们怎样干活，以后还是怎样干活。要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一套弄不惯。以前怎么办，以后也怎么办。只要种子能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照现行规矩，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应由农民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愿接受土地啰？”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不老、容光焕发的赤脚农民说。这个农民身穿破旧的老式长外衣，弯着左胳膊，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像士兵听到脱帽的口令拿着帽子那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显然还没有改掉士兵的习惯，一听到口令，就好像中了催眠术。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种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老爷。”这个退伍士兵装出快乐的神气回答，竭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前面，仿佛要把它奉送给愿意要的人。

“嗯，你们还是把我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吧！”聂赫留朵夫感到困感不解，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琢磨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就派人来同我说。”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就这样一无所获，回到账房里。

“我老实对您说吧，公爵，”聂赫留朵夫同管家回到家里，管家说，“您同他们是谈不拢的，这些老百姓顽固得很。开起会来，他们总是固执得要命，谁也说不服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有顾虑。那些庄稼汉，白头发的也好，黑头发的也好，尽管不同意你的办法，可人都挺聪明。他们到账房里来，你只要请他们坐下来喝杯茶，”管家笑嘻嘻地说，“一谈起来，真是海阔天空，头头是道，活像一位大臣。可是一来开会，就换了个人，咬定一点，死不改口……”

“那么，能不能找几个最明白事理的农民到这儿来，”聂赫留朵夫说，“我想给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这个行。”管家笑嘻嘻地说。

“那么就请您约他们明天来一下。”

“这都好办，我召集他们明天来就是了。”管家说，更加欢畅地笑了笑。

“瞧，他这人真鬼！”一个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摇摇晃晃地骑着一匹肥马，对旁边那个身穿破旧老式长外衣、又老又瘦的庄稼汉说。那个庄稼汉所骑的马，腿上的铁绊索叮当作响。

这两个庄稼汉夜里到大路上放马，纵容他们的马溜到地主的树林里吃草。

“‘你只要签个字，我就把土地白白送给你。’哼，他们捉弄咱们还不够吗！不成，老兄，办不到，如今我们也学乖了。”他接着说，同时叫唤一匹离群的周岁马驹，“小驹子，小驹子！”他想把马驹叫住，可是回头一看，马驹不在后面，而是往斜里闯到草场上去了。

“瞧你这狗杂种，溜到东家草场上去了。”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听见那匹离群的马驹一面嘶鸣，一面在露珠滚滚、野草芳香的洼地上奔跑，踩得酸模嚓嚓发响，这样说。

“你听见吗？草场上都长满杂草了，到了休息日得打发娘儿们到对分制田里去锄草，”穿破旧老式长外衣的瘦庄稼汉说，“要不然镰刀都会割坏的。”

“他说‘你签个字吧’，”胡子蓬乱的庄稼汉继续评论东家的话，“你一签字，他就会把你一口活活吞下肚子去。”

“这话一点儿不错！”年纪老的那一个应和说。

他们不再说什么。只听得坚硬的大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

八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他们已把账房收拾干净供他过夜。账房里有一张高大的床，铺着鸭绒垫子，放着两个枕头，还有一条厚得卷不拢的大红双人被子，绗得很细密，带有花纹，大概是管家妻子的嫁妆。管家请聂赫留朵夫吃中午剩下的饭菜，但聂赫留朵夫谢绝了。管家对伙食粗劣和设备简陋表示歉意，然后告辞，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农民们的拒绝并没有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丝毫困惑。正好相反，尽管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接受他的建议并再三向他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却不信任他，甚至对他抱着敌意，他却觉得心情平静而快乐。账房里又闷又脏。聂赫留朵夫走到户外，想到花园里去，可是一想到那个夜晚，想到侍女房间的窗户，想到后门廊，他就不愿再到那些被犯罪的往事所玷污的地方去。他又坐在门廊里，吸着那充满桦树嫩叶浓香的温暖空气，久久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花园，谛听磨坊汩汩的流水声、夜莺的鸣啭和门廊附近灌木丛里一只小鸟的单调叫声。管家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东方，在仓房后面，初升的月亮倾泻出一片银光。空中的闪电越来越清楚地照亮鲜花盛开的蓊郁花园和颓败的房子。远处传来雷声，三分之一的天空被乌云遮住。夜莺和其他鸟类都停止了鸣叫。在磨坊的流水声中传来鹅的嘎嘎声。然后在村子里，在管家院子里，早醒的公鸡开始啼叫——每逢雷雨交加的闷热夜晚，它们总是叫得特别早。俗话说：夜晚过得好，公鸡啼得早。对聂赫留朵夫来说，那个夜晚不止过得好。对他来说，那是个欢乐幸福的夜晚。他那时还是个纯洁的少年，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种种情景如今都历历在目。他觉得现在不仅同当年一样快活，而且同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样幸福。他不仅记得，而且重新体验到，在十四岁那年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向他揭示真理。他还记得，小时候怎样伏在妈妈膝盖上，哭着向她告辞，答应她永远做个好孩子，决不使她伤心。他还记得小时候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说定，他们将互相帮助过高尚的生活，并尽力为一切人谋幸福。

这会儿，他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经受的诱惑：他留恋他的房子、树林、农庄和土地。如今他问自己：他是不是还舍不得那些东西？他甚至觉得奇怪，他居然会留恋那些东西。他想起白天见到的种种景象：那带着几个孩子而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砍伐他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树木而坐牢的；还有那荒唐的玛特廖娜，她居然认为或者至少口头上说：像她们那种女人理应充当东家的情妇；还有她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把孩子送往育婴堂的办法；那个头戴小圆帽、样子像小老头、不住地苦笑的不幸孩子，因为吃不饱而奄奄一息；那个怀孕的瘦弱女人，因为劳累过度，没有看好饥饿的奶牛而被迫为他白白做工。他又想到了监狱、阴阳头、牢房、恶臭和镣铐，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以及京城里全体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事情一清二楚，不容怀疑。

一轮近乎圆满的明月从仓房后面升起，院子里铺满了乌黑的阴影，破房子的铁皮屋顶都被照得闪闪发亮。

一只夜莺沉默了一阵，似乎不愿辜负这皎洁的月光，又在花园里鸣啭起来。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决定今后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他想起他怎样被这些问题困住，无法解决，因为他对每个问题都顾虑重重。现在他又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发现它们都很简单，不禁感到奇怪。所以变得简单，因为他现在不再考虑对他将有什么后果，甚至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而只考虑照道理应该怎么办。说也奇怪，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他简直毫无主意，可是应该为别人作些什么，他却一清二楚。现在他明白，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因为保留土地是很可恶的。他明白，不应该撇下卡秋莎，而应该帮助她，不惜任何代价向她赎罪。他明白，必须研究、分析、理解一切同审判和刑罚有关的问题，因为他看出一些别人没有看出的事。这一切会有什么后果，他不知道，但他明白，不论是第一件事，还是第二件事，还是第三件事，他都非做不可。这种坚强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

乌云逼近了。现在看见的已不是远处朦胧的电光，而是照亮整个院子、破屋和倒塌门廊的明亮闪电。雷声在头上隆隆震响。鸟雀都已停止鸣叫，但树叶却飒飒地响起来，风一直吹到聂赫留朵夫坐着的门廊里，吹动了他的头发。大颗的雨点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敲打着牛蒡叶子和铁皮屋顶。一道明晃晃的闪电照亮整个天空，刹那间万籁俱寂。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从一数到三，一声霹雳就在头上打响，接着空中隆隆地滚过一阵响雷。

聂赫留朵夫走进屋里。

“真的，真的，”他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有两个姑妈？为什么尼科连卡死了，而我却活着？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卡秋莎？我怎么会对她疯疯癫癫？为什么要发生那场战争？后来我怎么过起放荡的生活来？要理解这一切，理解主的全部事情，我无能为力。但执行深铭在我心灵的主的意志，那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这样做，自然就心安理得。”

滴滴答答的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雨水从屋顶上流下来，哗哗地落到一个木桶里；闪电照亮院子和房屋，但不那么频繁了。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脱下衣服，躺到床上，但担心有臭虫，因为肮脏的破墙纸很可能藏着臭虫。

“是的，我不是东家而是仆人。”他这样想，心里感到高兴。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刚一熄灯，小虫就来咬他了。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有的是跳蚤、臭虫、肮脏……那有什么了不起，既然得受这种罪，我也受得了。”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心愿，他还是受不了这个罪。他起来坐到打开的窗口，欣赏着渐渐远去的乌云和重新露面的月亮。

九

聂赫留朵夫直到下半夜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迟。

中午，七名被推选出来的庄稼汉应管家的邀请来到苹果园的苹果树下。管家安排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都是用木桩打进地里，再铺上木板搭成的。聂赫留朵夫和管家费了不少口舌才使农民戴上帽子，在板凳上坐下。那个退伍的士兵今天包着干净的包脚布，穿一双干净的树皮鞋，特别恭敬地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胸前，仿佛送丧一般。直到那个肩膀宽阔、相貌端正的老农戴上他的大帽子，紧了紧崭新的土布长外衣，走到长凳旁坐下，其余的人才学着他的样儿，戴上帽子，落坐了。这个老农留着花白的鬈曲大胡子，活像米开朗琪罗塑造的摩西[45]，他那光秃的前额被太阳晒得发黑，周围生着花白的鬈发。

等大家都坐好，聂赫留朵夫也在他们对面坐下来，臂肘搁在桌上，面前摆着一张纸，他就根据纸上的提纲开始说明他的方案。

不知是因为今天农民少一些呢，还是因为聂赫留朵夫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关心大家的事，他今天并不感到心慌意乱。他自然而然地主要对肩膀宽阔、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农说话，看他赞成还是反对。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估计错了。这个相貌端正的老农虽然有时也赞同地点点他那具有家长气派的端庄的头，有时听到别人的反驳就皱着眉摇摇头，其实他不太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往往要等别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解释一番，他才明白。倒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老头儿比较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这个小老头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几乎没有胡子，身穿一件打过补丁的土黄布紧身外衣，脚上套着一双后跟磨歪的旧皮靴。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砌炉匠。这个小老头儿迅速地动着眉毛，留神倾听，立刻把聂赫留朵夫的话翻译一遍。那个身材矮壮、留着雪白大胡子、一双机灵的眼睛炯炯有神的老头儿也很能领会他的话，并且找各种机会插几句嘴嘲弄东家，借此卖弄自己的小聪明。退伍士兵看样子也很懂事，可惜长期的士兵生活使他头脑迟钝，而士兵的习惯又使他讲起话来叫人摸不着头脑。对这事态度最认真的是那个声音低沉、鼻子很长、蓄有一撮山羊胡子的高个子。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树皮鞋，完全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而且非不得已不开口。还有两个老头儿——一个就是昨天在会上坚决反对聂赫留朵夫一切建议的牙齿脱落的老头儿；另一个老头儿个儿很高，头发全白，相貌和善，瘸腿，两只瘦脚用雪白的包脚布裹着，外套一双农民靴子——几乎没有开过口，虽然一直很用心地听着。

聂赫留朵夫首先说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看法。

“照我看，”他说，“土地不能买进，也不能卖出。如果可以买卖，那么有钱人就可以买进全部土地，他们就可以凭土地使用权任意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你哪怕在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向你收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翅膀捆起来，看他还能不能上天。”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头眼睛含笑说。

“这话说得不错！”长鼻子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是，老爷。”退伍的士兵说。

“有个婆娘给她的奶牛割点草，就被抓起来，送去坐牢。”相貌和善的瘸腿老头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外。租地又贵得要命；付了地租，本钱都捞不回来。”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人家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比劳役制还糟。”

“我同你们想的一样，”聂赫留朵夫说，“我认为占有土地是罪孽。所以我要把土地交出去。”

“嗯，这可是好事！”留摩西式鬈曲大胡子的老头说，显然以为聂赫留朵夫想出租土地。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现在就是要考虑一下，土地应该怎么分。”

“把地交给庄稼汉，不就成了吗？”牙齿脱落、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句话含有怀疑他的诚意的味道，乍一听来叫人很不舒服。但他立刻镇静下来，赶紧说完自己要说的话。

“我是乐意交的，”他说，“可是交给谁？怎么交？交给哪些庄稼汉？还有，为什么要交给你们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这是邻近的一个村，那里份地很少。）

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退伍士兵说了一句：“是，老爷。”

“那么，好吧，”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倒说说，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牙齿脱落的老头儿说。

“没有，皇上什么也没有说。这只是我说的：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来交给农民，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把全部土地按人头平分，庄稼人有份，老爷也有份。”砌炉匠忽上忽下地迅速动着眉毛，说。

“要不又怎么办？按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能使人人满意。

“到底怎样按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做佣人的也有份吗？”

“绝对不行，老爷！”退伍士兵说，竭力想显出又快乐又有精神的样子。

不过，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不同意他的意见。

“既然分，那就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想了想，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行！”聂赫留朵夫事先就准备好反驳意见，说，“要是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劳动不耕种的人，譬如老爷、听差、厨师、官吏、文书、所有的城里人，就个个都可以领到一份，可以把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又集中到财主手里。那些靠自己一小块地过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人口增加，土地就更加分散。财主又会把缺地的人抓在手里。”

“是，老爷。”退伍士兵赶快响应。

“那就得禁止出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有地。”砌炉匠怒气冲冲地打断退伍士兵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说，谁在为自己耕种，谁在为别人耕种，很难区别。

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用合作社方式耕种。

“凡是种地的就分，凡是不种地的就不分。”他用坚决的低音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式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反对意见。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人人有犁，人人有同样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马匹、犁、脱粒机和整个农场都是公有的，而要共同经营，还得大家意见一致。

“我们老百姓是死也不会同意的。”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样打架就打不完了，”眼睛含笑的白胡子老头说，“娘儿们准会彼此把眼珠都挖出来。”

“再说，土地有肥有瘦，怎么办？”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人可以分到黑土，有人只能分到黏土和砂地呢？”

“那只好把所有的地都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反对说，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社分地，而在于各省都要普遍分。要是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人分到好地，有人只能分到坏地呢？人人都想分到好地。

“是，老爷。”退伍士兵说。

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因此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一层不光我们在考虑，许多人都在考虑。有一个叫乔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反正你是东家，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谁拦着你？你作主就是了。”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种插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窘，但他高兴地发现，对这种插话感到不满的，不止他一个人。

“等一下，谢苗大叔，你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威严的低音说。

他这番话使聂赫留朵夫得到了鼓励，他就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属于上帝。”他讲道。

“对，这话不错！”有几个人同声回答。

“土地都是公有的，人人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有坏，人人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公平呢？该这么办：凡是分到好地的人就该按地价付钱给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但究竟谁应该付钱给谁，很难确定；再说村社公益事业也需要筹款。因此得这么办：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作各种用途。这样就公平合理了。你想要土地，就得付钱，好地多付些，坏地少付些。你不要土地，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拿到土地的人替你付。”

“这样可合理了，”砌炉匠动动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钱。”

“那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相貌端正、胡子鬈曲的老头说。

“但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好。”高个儿农民声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

“价钱不能定得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人家付不起，就会亏空；要是太便宜，相互买卖，就会拿土地做生意。我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话很对，这话有理。行，这样办很好。”农民们说。

“他的头脑行，”肩膀宽阔、头发鬈曲的老头又说，“那个乔治！想出来的主意多好。”

“那么，要是我希望弄到一块地，该怎么办？”管家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空地，您就自己拿去种吧！”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没有地你也够饱的了。”眼睛含笑的老头说。

会议到此结束。

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但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大伙商量，然后再给他答复。他们同东家告了别，心情激动地走了。他们响亮的说话声，久久地从大路上传来，越来越远。但村子里农民们的谈话声从河上传来，一直到深晚。

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儿，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疑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打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目前他手头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去年出售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卖农具的定金。

老百姓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多人从附近各村赶来求他帮助，其中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按什么原则行事，该周济谁，该给多少。他觉得既然他有的是钱，就应该周济那些确实很穷的求告者。不过，有求必应却是没有意思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就赶紧离开这地方。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嘻嘻的管家的介绍，以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下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正屋和全部家具。

聂赫留朵夫回想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怎样舍不得放弃财产，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他越来越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愉快，并且像旅行家发现新大陆那样觉得新鲜。

十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城，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新奇。傍晚，他在一片光亮的街灯下从火车站回到寓所。各个房间里都还有臭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都疲劳不堪，满腔怨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架，而那些衣物的用处就在于挂出来晾一晾，透透风，再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没有被占用，但也没有收拾好。许多箱子堵住通道，进出房间不便，因此聂赫留朵夫这时回来，显然妨碍了出于奇怪的习惯而在这里干的活儿。聂赫留朵夫以前也参加过这类活动，但农村的贫困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这种活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十分反感。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收拾衣物——她认为这是必要的——直到他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清理房子里的全部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肮脏的带家具公寓，要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挑出来的东西搬到这里，自己就去找律师。

外边天气很冷。在雷雨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那么冷，风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觉得身上发冷，就不断加快步伐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妇女、孩子、老人，他们的贫穷和困顿（他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是那个模样像小老头儿、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的细腿、一味苦笑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做对比。他经过肉店、鱼店、服装店，看到那么多肥头胖耳、衣冠楚楚的老板，不禁感到惊奇，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因为这样的人乡下一个也没有。这些老板显然满心相信，他们千方百计哄骗不识货的顾客，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十分有益的活动。在城里，丰衣足食的还有臀部肥大、背上钉有钮扣的私人马车夫，头戴饰丝绦制帽的看门人，头发鬈曲、身系围裙的侍女。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后脑勺剃得光光的出租马车夫，他们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轻便马车上，鄙夷而好色地打量着过往行人。聂赫留朵夫看出这些人都是乡下人，他们丧失了土地，因此被迫进城。这些乡下人中间，有的善于利用城市条件，过起上等人的生活来，并且扬扬自得。但有的在城里过的生活比乡下还不如，因此也就更加可怜。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在地下室窗口干活的鞋匠，就是这种可怜人；还有那些洗衣女工也是挺可怜的，她们身体干瘦，脸色苍白，披头散发，露出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前熨衣服，而从窗子里不断冒出带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也同样可怜，他们系着围裙，赤脚套看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晒得黑黑的筋脉毕露的胳膊，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对骂。他们的脸色显得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坐在大板车上摇摇晃晃，也是同样的脸色。那些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站在街角要饭的男女，也是这样的脸色。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小饭店，从窗子里望见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脸色。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白衣服的堂倌正摇晃着身子，来回穿梭，桌子周围坐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而神情呆滞的人，嘴里又嚷又唱。有一个人坐在窗口，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眼睛呆呆地瞪着前方，仿佛在拼命回想什么事。

“他们聚集在这儿干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吸着由寒风送来的灰尘和空气中新鲜油漆的刺鼻味儿。

在一条街上，一队运载铁器的货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隆隆声，追上了他，震得他脑袋和耳朵作痛。他加紧步子，想赶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隆隆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停住脚步，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军官，容光焕发，肤色滋润，留着两端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涂过油。他热情地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起初感到很高兴。

“啊！申包克！”他快活地说，但他立刻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就是当年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去过的申包克。聂赫留朵夫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不过听说他尽管一身是债，从步兵团调到了骑兵队，却不知凭什么法术始终待在有钱人圈子里。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气证明了这一点。

“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眼下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可见老了！”申包克跳下马车，挺挺胸说。“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来的。喂，咱们一起吃饭去，怎么样？你们这儿哪家馆子好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奉陪。”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想尽快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

“有事啊，老兄。有关监护的事。我现在当上监护人了。在管理萨玛诺夫的产业。说实在的，他是个财主。他得了脑软化症。可他有五万四千俄亩土地呢！”他神气活现地说，仿佛他自己拥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产业糟蹋得厉害。土地全都租给了农民。可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交，欠款就达八万多卢布。我去了一年就改变局面，让东家增加收入百分之七十。你说怎么样？”他得意扬扬地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听人说过，申包克因为荡光了家产，还欠下一屁股债，这才通过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挥霍成性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他就靠这种监护工作过活。

“怎样才能摆脱他而又不至于得罪他？”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瞧着他那张容光焕发、胡子抹油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谈论哪家饭馆的菜好，吹嘘他搞监护工作的本领。

“嗯，咱们究竟到哪儿去吃饭呢？”

“我可没工夫。”聂赫留朵夫瞧瞧表说。

“那么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赛马。你去不去？”

“不，我不去。”

“去吧！我自己现在没有马。但我总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吗？他养着几匹好马。你就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晚饭我也不能吃。”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

“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上哪儿去？要不要我送你去？”

“我去找个律师。他住在这儿，拐个弯就到。”聂赫留朵夫说。

“噢，对了，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你在替坐牢的人说情，是吗？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了。”申包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说说！”

“对，对，这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但街上怎么好说呢。”

“是的，是的，你一向是个怪人。那么你去看赛马吗？”

“不，我没空去，也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

“，生气，哪儿的话！你现在住在哪儿？”申包克问，忽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眼神停滞，眉头皱起。他显然想回忆一件什么事。聂赫留朵夫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迟钝的表情，同他刚才从饭店窗口里惊奇地望见的那个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的人一模一样。

“天好冷啊！是吗？”

“是的，是的，很冷。”

“我买的东西在你车上吗？”申包克转身问马车夫。

“嗯，那么再见。遇见你真是高兴，真是高兴！”申包克说，接着紧紧地握了握聂赫留朵夫的手，跳上马车，把他那只戴白麂皮手套的大手举到红润的脸庞前，挥了挥，照例露出白得异样的牙齿笑了笑。

“难道我原来也是个这样的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继续往律师家走去，“是的，我原来还不完全是这样，但很希望做个这样的人，这样过上一辈子。”

十一

律师没有按照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控告他们缺乏根据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到一笔保险费。但问题在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不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不取分文报酬。好，现在谈另一个案件。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了。您要是上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一下子把它推出来，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这笔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去见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最高当局是指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大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他们一度是这样的人物，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46]。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该被判处流放，天下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敢于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该被流放到不是很远的地方，而且可以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可能。”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继续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就得感谢他们的恩德。至于要褫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是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

“哈哈，瞧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吧。在我家里，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一般问题了，”律师说“一般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我妻子您认识的。您来吧！”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觉得自己在说谎。事实上，他所谓想法子，就是想法子不来律师家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法官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律师听了他的话却哈哈大笑，而在谈到“哲学”和“一般问题”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他还觉得尽管现在他跟申包克之流的旧友有了距离，但他跟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的距离要大得多。

十二

到监狱路很远，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人，相貌聪明而善良。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仿佛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因此得意扬扬。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结构复杂，式样别致。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围着正在兴建的大楼；一道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身上溅满石灰浆，像蚂蚁似的在脚手架上来来往往，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头，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砖斗和泥桶提上去，然后把空斗和空桶放下来。

一个服装讲究的胖老爷，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手画脚地对一个毕恭毕敬地听着的弗拉基米尔籍包工头说着什么。有些载货的大车从门里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出去，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驶过。

“做工的人也好，迫使他们做工的人也好，全都认为应该这样过日子。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还得在家里干着不能胜任的重活，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濒临饿死前像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和迫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想。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口来。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生气地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可不能说它荒唐！”

“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用的。”

“既然人家在盖，那就是有用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有饭吃了。”

聂赫留朵夫不作声，特别是因为车轮辘辘作响，说话很费力。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驿道上，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又同聂赫留朵夫聊了起来。

“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到城里来？”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给聂赫留朵夫指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迎面走来。

“难道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人，简直要命。老板把乡下人丢来丢去，简直像刨花一样。到处都挤满了人。”

“怎么会这样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肯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活儿干。没有土地呀。”

聂赫留朵夫好像一个负伤的人，觉得别人总是有意碰他的伤疤，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想，并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有多少土地，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要待在城里。

“我们乡下的地，老爷，每人平均只有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兄弟当兵去了。他们在地里干活儿，可是活儿不多，一干就完了。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原来的地主老爷都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地统统抓在手里。你别想从他们手里租到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下，自己经营。他不肯出租土地，你就毫无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弗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在大剧院里给演员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地产全买下了。如今我们只好听他摆布。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谢谢天老爷，他本人还不错。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雌老虎，但愿上帝保佑别让人碰上她。她搜刮老百姓，可凶了。喏，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是不让进去的。”

十三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大门口拉了拉铃。他不知道玛丝洛娃今天情绪怎样，又想到她和她同监的人都对他保守着什么秘密，不禁提心吊胆，神经紧张。他向出来开门的看守说明要见玛丝洛娃。看守回去打听了一下，告诉他玛丝洛娃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就上医院。医院看门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儿，立刻放他进去，问明他要见什么人，就把他领到儿科病房。

一个青年医生，浑身散发着石炭酸味，在走廊里接见聂赫留朵夫，严厉地问他有什么事。这位医生处处体恤囚犯，因此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生发生冲突。他唯恐聂赫留朵夫提出什么违章要求，就表示他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还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病人，这里是儿科病房。”青年医生说。

“我知道，不过这里有个女人是从监狱里调来担任助理护士的。”

“对，这样的女人这儿有两个。您究竟有什么事？”

“其中有个叫玛丝洛娃的，我同她很熟，”聂赫留朵夫说，“我想见见她，我为她的案子要到彼得堡去上诉。我想把这东西交给她，里面只有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

“行，这个可以。”医生态度缓和下来说，接着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助理护士玛丝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下？到候诊室去也行。”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工作得好不好。

“还不错，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应该说很不错了。”医生说。“喏，她来了。”

老太婆从一扇门里走出来，后面跟着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穿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盖住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刷地红起来，迟疑不决地站住，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踏着走廊里的长地毯快步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想不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脾气又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不同，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拘谨，羞怯，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的话同刚才对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告诉她他将去彼得堡，并且把他装着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的，一张很旧的照片，说不定您会喜欢的。拿去吧！”

她扬起黑眉毛，用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惊奇地瞅了瞅，仿佛在问这给她做什么。然后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插在围裙里。

“我在那里看到了您的姨妈。”聂赫留朵夫说。

“看到了？”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儿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吧？”

“不，不算什么。可我还没有过惯。”

“我很替您高兴。总比那边好一些。”

“‘那边’指什么地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牢里。”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好些。不像那边的人。”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要上彼得堡去。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如今对我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说‘如今都一样’？”

“不为什么。”她说，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双斜睨的黑眼睛又像瞅着他的脸，又像瞅着别的地方。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够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像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那么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手来，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竭力掩饰她的得意神情，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身上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她是要考验我，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无法回答。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使他同她联结起来，而且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起来。这样的联结使他欢欣鼓舞，心里充满温暖。

玛丝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跤。一个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正在休养，看见她差点儿跌跤，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上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逗得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去拿饭来。”

玛丝洛娃不作声，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但她同那个扎着绷带、被护士禁止笑的男孩相互看了一眼，又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丝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才把照片从信封里取出来，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好半天。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连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照片，问道，“难道这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丝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难道你认不出来？”玛丝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她的活泼样儿顿时消失。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凹进去一条皱纹。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哼，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比服苦役还要苦。”

“那怎么会？”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大家为什么不抛下这种生活呢？”

“抛是想抛的，可是办不到。说这些做什么！”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拿起照片往抽屉里一扔，好容易忍住愤怒的眼泪，砰的一声带上门，跑到走廊里。刚才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想象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现在要是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同伴的话使她想起她现在的处境，也使她想起当年在那边的生活——那种生活的痛苦，她当时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却不让自己去深入思量。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那些痛苦的夜晚，特别是谢肉节的夜晚，她在等待那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那天她穿着一件酒迹斑斑的袒胸红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大红蝴蝶结，精疲力竭，浑身虚弱，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两时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间歇，她在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满脸粉刺的给小提琴伴奏的弹钢琴女人旁边坐下，向她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弹钢琴女人也诉说她对处境的苦恼，很想改变环境。这当儿，克拉拉也走到她们跟前。她们三人立刻决定抛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已经过去，刚要走散，忽然听见有几个喝醉酒的客人在前厅喧闹。小提琴手又拉起前奏曲，女钢琴师使劲敲着琴键，弹奏卡德里尔舞[47]曲第一节，用的是一首欢乐的俄罗斯歌曲。一个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矮小男人，满头大汗，酒气醺天，打着饱嗝，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到弹第二节时，他又把燕尾服脱掉。另外一个留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出来），搂住了克拉拉的腰。他们旋转，跳舞，叫嚷，喝酒，闹了好一阵……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过着同样的日子。一个人怎么能不变！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对他的旧恨顿时又涌上她的心头。她真想把他训斥一番，痛骂一顿。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再对他说：她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她决不受他欺骗，不让他在精神上利用她，就像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也不让他借她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是怜惜自己，又是徒然责备他。她很想喝点酒来浇灭心头的痛苦。要是她此刻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要喝酒，除了找医士，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她害怕医士，因为他老是纠缠她。现在她厌恶同男人来往。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小屋子里，没有答理同伴的话，而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好半天。

十四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查玛丝洛娃案；把费多霞的案子提交上告委员会；受薇拉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让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为了这事薇拉给他写过信。这两件事他并在一起，算作第三件。再有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诵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离开家人，流放高加索。他与其说是答应他们，不如说是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这个案子真相大白。

聂赫留朵夫自从上次访问玛斯连尼科夫，特别是回乡一次以后，他不是随便断定，而是全身心感觉到，他憎恶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憎恶那个为了确保少数人享福而迫使千万人受苦并且竭力加以掩盖的圈子。那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看到，也看不到他们的苦难，因此也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聂赫留朵夫现在同那个圈子里的人交往，不能不觉得嫌恶，不能不责备自己。不过，长期的生活习惯又把他吸引到那个圈子里去，他的亲友也吸引着他。而主要是因为要办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事——帮助玛丝洛娃和他愿意帮助的其他一切受难者，他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圈子里的人，尽管那些人不仅无法使他尊敬，而且常常使他愤慨和蔑视。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住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里。他的姨父做过大臣。他一到姨妈家，就落到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里。这使他很反感，但又无可奈何。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得罪姨妈。而他知道姨妈交游广阔，对他要奔走的各种事可能极有帮助。

“啊，关于你，我听到些什么事啦？真是太奇怪了！”姨妈等他一到立刻请他喝咖啡，这样对他说。“你简直是霍华德[48]！你帮助罪犯，视察监狱，平反冤狱。”

“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做。”

“那很好。不过，这里面好像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吧。嗯，你倒说说！”

聂赫留朵夫把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记得，记得，可怜的爱伦[49]对我说起过，当年你住在那两个老太婆家里，她们好像要你同她们的养女结婚。”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向瞧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原来就是她吗？她现在还漂亮吗？”

这位姨妈今年六十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谈锋很健。她的身材又高又胖，唇上有黑色汗毛。聂赫留朵夫喜欢她，从小就受她生气蓬勃和快活开朗的性格的影响。

“不，姨妈，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只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被冤枉判了刑，我有责任，再说她这辈子弄到如此地步，我更是罪责难逃。我觉得我应该尽一切力量替她奔走。”

“可我怎么听人说你要同她结婚呢？”

“是的，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她不愿意。”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垂下眼珠，惊讶地默默瞧了瞧外甥。她的脸色顿时变了，现出高兴的样子。

“嗯，她比你聪明。嘿，你可真是个傻瓜！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

“当然。”

“她干过那种营生，你还愿意同她结婚吗？”

“更加愿意了。因为我是罪魁祸首。”

“哼，你简直是个蠢货！”姨妈忍住笑说，“十足的蠢货。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十足的蠢货。”她反复说，特别喜欢“蠢货”这个名词，因为她认为这个名词确切地表明了外甥的智力和精神状态。“说来也真凑巧，”她说下去，“阿林办了个出色的抹大拉[50]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真叫人恶心。我回来从头到脚都好好地洗了一遍。不过阿林办这事是全心全意的。我们就把她，你那个女人，交给她吧。要叫她们这批人改恶从善，再没有比阿林更有办法了。”

“不过她被判服苦役了。我就是来替她奔走，要求撤销这个判决的。这是我来求您的第一件事。”

“原来如此！那么她的案子归哪里管呢？”

“枢密院。”

“枢密院吗？对了，我那个亲爱的表弟廖伏什卡就在枢密院。不过他是在那儿的傻瓜部里办事，当承宣官。至于真正的枢密官我可一个也不认识。天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要不是德国人，什么盖啦，费啦，德啦，无奇不有，就是什么伊凡诺夫啦，谢苗诺夫啦，尼基丁啦，再不然就是什么伊凡宁科啦，西蒙宁科啦，尼基丁科啦，五花八门，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好吧，反正我对丈夫说一下就是了。他认识他们。他什么人都认识。我会对他说的。但你自己得对他说个清楚，我的话他总是听不懂。不管我说什么，他总是说什么也不明白。他这是存心装不懂。人家个个听得懂，就是他听不懂。”

这时，一个穿长筒袜的男仆端来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一封信。

“正好是阿林写来的信。这下子你就可以听见基泽维特的讲话了。”

“基泽维特是什么人？”

“基泽维特吗？你今天晚上来吧。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他讲得那么动人，就连死不改悔的罪犯听了也会跪下来，痛哭流涕，诚心忏悔。”

不论这事有多怪，也不论这事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脾气多么格格不入，她却狂热地信奉基督教的精神在于赎罪那种学说。她常到宣传这种学说的聚会场所，有时还把信徒召集到家里。这种风行一时的学说不仅否定一切宗教仪式和圣像，而且否定圣礼，但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却在每个房间里挂着圣像，甚至连床头上都有圣像，她还参与一切教会仪式，并不认为这同赎罪说有什么矛盾。

“对了，应该让你的抹大拉听听他的讲道，她会皈依的。”伯爵夫人说，“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听听他的讲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姨妈。”

“我告诉你，这很有趣。你一定要来。那么，你倒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全说出来吧！”

“还有，在要塞那边也有一件事。”

“在要塞那边？好，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到那边去找克里斯穆特男爵。他这人人品极好。你自己会知道的。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他就是对关亡着了迷。不过，这也没关系。他这人心地挺好。你在那边有什么事？”

“我要求他们准许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那边的儿子见一次面。不过我听说这种事不归克里斯穆特管，它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切尔维扬斯基这人我可不喜欢，但他是玛丽爱特的丈夫。可以托托她，她肯为我出力的。她挺可爱。”

“我再要为另一个女人求情。她坐了几个月牢，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不会的，她自己一定知道为了什么。她们清楚得很。她们都是罪有应得，这批剃光头的家伙。”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罪有应得。可是她们在受罪。您是位基督徒，相信《福音书》，可是心肠这么硬……”

“这可不相干。《福音书》是《福音书》，讨厌的就是讨厌的。臂如说，我恨虚无党，特别是那些剪短头发的女虚无党，要是我假装喜欢她们，那就不好了。”

“您到底为什么恨她们呢？”

“在出了三月一日事件[51]以后，你还要问为什么吗？”

“那些女人又不是个个都参加三月一日事件的。”

“还不是一样，她们为什么要管闲事？那又不是女人家的事。”

“那么，为什么您认为玛丽爱特就可以过问那种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玛丽爱特吗？玛丽爱特是玛丽爱特。可是天知道她是什么路数。一个轻薄的女人倒想教训起大家来了。”

“不是教训人，只是想帮助老百姓。”

“没有她们，人家也知道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

“不过，您要知道，老百姓穷得很。喏，我刚从乡下回来。农民干活儿干得死去活来，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这难道合理吗？”聂赫留朵夫不由得受他姨妈善心的影响，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那你是不是要我也去做工而不吃饭呢？”

“不，我不是要您不吃饭。”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由得笑了，“我只是要人人工作，个个有饭吃。”

姨妈又拧紧眉头，垂下眼珠，好奇地瞧着他。

“我的好外甥，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她说。

“那是为什么呀？”

这时候，一个身材很高、肩膀宽阔的将军走进房间里来。这就是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凑过刮得光光的脸颊让聂赫留朵夫亲吻，“你几时来的？”

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哦，他这个人真是少见！”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对丈夫说，“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光吃土豆过日子。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不过他求你的事，你还是帮他办一下吧。他是个十足的蠢货。”她又说，“你有没有听到，据说卡敏斯卡雅伤心得不得了，大家怕她的命会保不住。”她对丈夫说，“你最好去看她一下。”

“是吗，这太可怕了。”做丈夫的说。

“好，你去同他谈谈，我要写信了。”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客厅旁边那个房间里，她就对他叫道：“那么要给玛丽爱特写封信吗？”

“麻烦您了，姨妈。”

“那么我就在信纸上留一块空白，你自己把那个短头发女人的事写上去，玛丽爱特会叫她丈夫去办的。他一定会办的。你别以为我这人心眼儿坏。她们，就是那批受你保护的人，都很可恶，但我并不希望她们遭殃。上帝保佑她们！你去吧。不过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可以听听基泽维特的讲道。我们一块儿做祷告。只要你不反对，这对你是大有好处的。我知道，爱伦也好，你也好，在这方面都很落后。那么再见了。”

十五

察尔斯基伯爵是位退休大臣，对一些事情自己有坚定不移的看法。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坚决相信，鸟儿天生要吃昆虫，要披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翔，同样，他生下来就该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该穿轻暖舒适的华贵衣服，该坐最快最稳的马车，因此这一切都得为他准备好。此外，察尔斯基伯爵认为，他从国库支取的现款越多，他获得的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的交往和谈话越频繁，他就越满意。同这种基本宗旨相比，察尔斯基伯爵认为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其他一切，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都无所谓。本着这种信念，察尔斯基伯爵在彼得堡生活了四十年，活动了四十年，而在四十年届满时当上了大臣。

察尔斯基伯爵谋得这种高位的主要条件在于：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有本事起草虽不漂亮但可以看懂的公文，而且没有什么错别字；第二，他生得仪表堂堂，在必要时可以装得十分自负，甚至使人感到高不可攀，威风凛凛。在另一种场合，却又可以卑躬屈节，达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处理上他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只要有需要，他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竭力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使人不觉得他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是不是合乎道德规范，对俄罗斯帝国或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益处还是极大害处，他都无所谓。

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仅所有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人和他的亲信极多），甚至一切局外人和他自己都深信，他是一个英明的治国人材。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却毫无建树，毫无政绩。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就有一些同他一样能起草公文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只好退休。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他这人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其实照他的程度只能勉强读懂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的确，他同那些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毫无区别。这一层他自己明白，但这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就是他应该年年领取大笔公款，年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讲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顽强，因此谁也不敢停止给他这些酬劳。他照旧每年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报酬，因为他在最高政府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又年年获得他所珍重的肩上或长裤上的丝绦，礼服上的新绶带和珐琅星章。这样，察尔斯基伯爵的交游就越发广阔了。

察尔斯基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像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人家对他有种种说法，但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正派人。”他说，“他还欠了我的情，准会尽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给他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皇后，察尔斯基伯爵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说说。但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好。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谈一谈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到那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政治犯残酷无情，特别擅长折磨人。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站在压迫者一边，因为他得去向他们求情，要他们对某几个人手下留情，稍稍减轻他们习以为常、因而不以为意的残酷手段。而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自怨自艾，对求情的事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去。他这样做，在玛丽爱特和她丈夫面前确实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但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受罪的不幸女人却能因此获得释放，她和她的亲人就不会再备受折磨。此外，他觉得向那批人求情往往言不由衷，因为他已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处身在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到惯常的旧轨道，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笼罩这个圈子的轻浮罪恶的气氛。他在察尔斯基姨妈家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口吻。

总的说来，久别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了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主要是人们在道德上无所追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从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警察身旁经过，沿着洒过水的干净漂亮的街道，经过干净漂亮的房子，来到河滨玛丽爱特的房子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模仿英国人气派的马车夫，下半截面颊上留着络腮胡子，穿着号衣，手拿马鞭，神气活现地坐在驭座上。

门房穿着一身非常干净的制服，打开通门廊的大门。门廊里站着一个跟班，号衣更加干净，上面镶着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更加整齐好看。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穿一身干净的崭新军服，身上带着刺刀。

“将军现在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现在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拿出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拿起笔来写道：“来访未晤，甚以为憾。”他刚写到这里，跟班走到楼梯口，门房走到大门外，喝道：“来车！”勤务兵就挺直身子立正，两手贴住裤缝，两眼迎接从楼上下来的身材瘦小而步伐快得同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太太。

玛丽爱特头戴一顶插有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斗篷，手戴崭新的黑手套，脸上遮着面纱。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可爱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疑问地对他瞅了一眼。

“啊，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公爵！”她用愉快动听的声音叫道，“我该认得……”

“怎么，您连我的称呼都还记得吗？”

“可不是，我跟我妹妹当年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唉，您的模样可变多了。可惜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回到楼上去吧。”她说着，迟疑不决地站住。

她瞧了瞧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礼拜。她伤心透了。”

“卡敏斯卡雅是谁呀？”

“难道您没听说吗？……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他跟波森决斗。他是独生子。真是可怕。他母亲伤心死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一下好，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迈开轻快的步子向大门口走去。

“我今天晚上不能来。”他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回答说。“要知道，我有事找您。”他说，眼睛却瞧着那对向门口走来的棕黄马。

“什么事啊？”

“喏，这是我姨妈的信，信上讲的就是那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递给她上面印有很大花体姓氏字母的长信封。“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知道，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以为我在公事上可以左右丈夫。她错了。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愿过问他的事。不过，当然啰，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可以破一次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她说，用那只戴黑手套的小手摸索她的口袋，却没有找着。

“有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可是她有病，吃了冤枉官司了。”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李迪雅·舒斯托娃。信上写了。”

“好吧，我去试试。”她说，轻盈地跳上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皮座弹簧马车，打开阳伞。跟班在驭座上坐下来，示意车夫赶车。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碰车夫的脊背，那两匹漂亮的细皮英国种母马就被马勒拉住，仰起好看的头，站住，但不住地活动着它们的细腿。

“您务必要来，但不光是为了办您那些事。”她说着嫣然一笑，而且很懂得这一笑的力量。接着，仿佛演完戏放下幕布，她把面纱放下。“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碰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纯种棕黄色母马喷着鼻子，蹄子得得地敲响马路，飞奔而去，马车的新橡胶轮胎在道路坎坷的地方偶尔轻轻跳动一下。

十六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摇摇头，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所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未必能在这次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说。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了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在这里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个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说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像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像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52]某省任省长，残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做的合理安排。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被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肆无忌惮地对父亲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作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沃尔夫在书房里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觉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礼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在桌上，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摆出男子汉气概，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就又悄没声儿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下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做了谴责。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

“你这话我可不明白了！”伯爵说。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不明白的。”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人都明白，就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说我很为做母亲的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扬扬得意。”

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儿子开始为凶手辩护，反对母亲的意见，粗声粗气地向她证明，他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批评他，把他驱逐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不加认可，但是能够理解。他还情不自禁地拿杀人的军官，同监狱里那个因殴斗误伤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青年农民进行比较。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打死人。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抛下妻儿，离开亲友，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等伙食，喝着上等美酒，看看书，而且早晚一定会获得释放，又可以像原来那样过活，甚至更受人注意。

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开头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不作声。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发觉他讲这些话是失礼的。

晚上，吃过饭以后，大厅里像开会似的摆着几排雕花高背椅，桌子后面放着一把圈椅，旁边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玻璃水瓶，那是给讲道的人饮用的。外国人基泽维特将在这里讲道，听的人纷纷来到。

大门口停着许多华贵的马车。在摆设讲究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贵妇人，她们头上戴着假发，腰身勒得很细。在贵妇人中间坐着一些男人，有军人，有文官，还有五个老百姓：两个扫院子的、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

基泽维特体格强壮，头发花白，说一口英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姑娘又快又好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又这样严厉而且无法逃脱，因此不能坐等惩罚临头。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致使基督受难，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大家注定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哆嗦的带哭的声音说，“怎样才能得救呢？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呢？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脸颊滚滚而下。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他十分得意的地方时，总会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一出来，他自己就更加感动。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细工镶嵌的小桌旁，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马车夫惊奇地瞧着这个德国人，仿佛他正赶着一辆车，车杠眼看就要撞到德国人身上，而德国人却不肯让开。多数人坐的姿势跟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样。沃尔夫的女儿，相貌很像父亲，穿着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捂住脸，跪在地上。

口若悬河的讲道人突然容光焕发，露出那种像演员表示欢乐的可以乱真的微笑，声音温柔甜蜜地说：“现在有救了！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拯救。这种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流了血，他情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的苦难，他的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姊妹们！”他又带着眼泪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血……”

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恶心，就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愧的呻吟，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

十八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听差就给他送来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来的，但玛丝洛娃一案枢密院如即将审理，他愿意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正好同他错开。聂赫留朵夫告诉他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几个枢密官审理，他听了微微一笑。

“这三个枢密官正好是三种类型，”律师说，“沃尔夫是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贝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法学家，因此在三人中间他最有生气。希望也在他身上。嗯，那么上诉委员会那边的事进行得怎样了？”

“喏，今天我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昨天没有机会见到他。”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是怎么当上男爵的吗？”律师说，回答聂赫留朵夫在说这个纯粹俄国姓和外国爵位时露出的滑稽口吻。“这是保罗皇帝[53]因什么事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大概是个听差。他不知什么事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说：‘封他为男爵吧，这是我的旨意，谁也不准拦着。’这样就冒出一个沃罗比约夫男爵来了。他为此很得意。其实是个老滑头。”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嗯，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儿走吧。我用车子送您去。”

临走以前，聂赫留朵夫在前厅里接到听差交给他的玛丽爱特的法文信。

“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遵嘱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情。此人不久即可获释。丈夫已对该司令官发了手谕。那么，您就堂而皇之来看我吧。我等您。玛。”

“这像什么话？”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女人在单身牢房里被关了七个月，原来什么罪也没有。如今把她释放，也只需要一句话。”

“这种事向来如此。嗯，至少您的愿望实现了。”

“是的，但事情这样容易解决，反而使我觉得不是滋味。请问：那里究竟在干些什么？究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追根究底的好。我送您去吧。”律师说，这时他们已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轿车来到门前。“您现在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是吗？”

律师告诉车夫到什么地方。几匹骏马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家门口。男爵在家。进门第一间里有一个穿文官制服的青年官员，他的脖子特别细长，喉结突出，步伐特别轻悄。

另外还有两位太太。

“贵姓？”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异常洒脱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

“男爵谈到过您。请稍等一下！”

青年官员走进一个房门关着的房间，从那里领出一个身穿丧服、满脸泪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瘦削的手指放下随便卷起的面纱来掩饰泪痕。

“请进！”青年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步态轻盈地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在门口站住。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子，头发剪得很短，身穿礼服，眼睛快活地瞧着前方。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双颊鲜红、胡子雪白的和蔼的脸就浮出亲切的微笑。

“看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早就认识，我们是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到过，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好吧，请坐，您说说，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

“是的，是的！”他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摇摇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说吧，说吧，我全明白。是的，是的，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提出上诉了？”

“上诉书我已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我要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男爵说，他那张快乐的脸上想装出怜悯的样子，但装不像。“这个案子很动人。看样子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先是待她很粗暴，使她嫌恶他，但过了一阵，他们又和好了……是的，我要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

“察尔斯基伯爵说，他打算去向皇后求情。”

聂赫留朵夫话音未落，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把上诉书送到办公室去吧，我尽力而为。”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这时候，青年官员又走了进来，显然有意卖弄他那种潇洒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说几句话。”

“好，请她来吧！唉，老弟，你在这儿会看到多少眼泪，要是能把大家的眼泪都擦干就好了！但也只能尽力而为。”

那位太太走了进来。

“我忘记求您，可不能让他把女儿抛弃，因为他已经横了心……”

“我不是说过我会尽力而为吗？”

“男爵，看在上帝分上，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吻了起来。

“一切都会办到的。”

等那位太太走了，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们要同司法部商量一下。他们会给我们答复的。到那时我们再尽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走出房间，穿过办公室。像在枢密院那样，他在这个漂漂亮亮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漂漂亮亮的官员，个个整齐清洁，彬彬有礼，服装端庄大方，说话严肃清楚。

“这种人怎么这样多，真是多得要命！他们的身子都保养得多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都多么干净，他们的靴子又擦得多么亮。他们靠的是谁？别说同囚犯比，就是同乡下人比，他们也显得多么阔绰优裕呀！”聂赫留朵夫又情不自禁地想。

十九

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个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他一生战功卓著，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钮扣孔里挂一个白十字章。据说现在他已头脑糊涂了。他在高加索服务时，获得了这枚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十字章。当时他统率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俄罗斯农民，手持步枪和刺刀，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人[54]。后来他在波兰服务时，又驱使俄国农民犯下种种罪行[55]，为此他又获得勋章和军服上新的饰品。后来又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如今他已是个龙钟的老人，但获得了这个重要职位，再加一座好房子、一笔可观的年俸和尊贵的地位。他认真执行上司各种命令，对派给他的任务特别卖力。他非常重视上司的命令，认为天下万事都可以改变，唯独上司的命令不能改变。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种监狱和单身牢房里，关得这些人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

老将军知道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但所有这些事都没有触动他的良心，就像雷击和洪水等天灾造成的苦难不会触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一切都是执行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的结果。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益的。老将军也不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认为军人的爱国天职不容许他考虑，免得在执行时心慈手软。

老将军按照规定的职责，每星期到各监狱巡查一次，询问囚犯有什么要求。囚犯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动声色地听着，一声不吭，但对他们的要求总是置之不理，认为这些要求都是非法的。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老将军寓所，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尖细的钟声奏出《荣耀归于上帝》的乐曲，然后敲了两下。聂赫留朵夫听着这钟声，不禁回想起十二月党人的笔记，那里谈到这种每小时响一次的可爱音乐怎样打动终身囚徒的心。聂赫留朵夫来到的时候，老将军正坐在阴暗的会客室里，挨着一张嵌花小桌，跟一个年轻人一起在纸上转动一个小碟。那年轻人是他一个部下的弟弟，是个画家。画家潮润的细弱手指嵌在老将军皮肤发皱、瘦骨嶙峋的僵硬手指中。这两只合在一起的手一起按住一个倒扣的茶碟，茶碟在那张写有全部字母的纸上转动。那个茶碟正在解答将军的问题：人死后灵魂怎样才能相互认识？

勤务兵拿着聂赫留朵夫名片进来的时候，贞德[56]的灵魂正通过茶碟说话。贞德的灵魂用一个个字母拼成的字句说：“他们相互认识是……”这几个字刚记下来。勤务兵一进来，茶碟刚拼完“通过”两字，正在滑来滑去转动。茶碟之所以这样游移不定，老将军认为是由于下一个字应该是“清”，也就是贞德要说，人的灵魂只有通过清除一切尘世杂念，才能相互认识。画家却认为下一个字应该是“灵”，贞德的灵魂将说，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的光。老将军阴郁地拧紧两条浓密的白眉毛，盯住茶碟上面的两只手，拼命把茶碟往拼成“清”的字母上推，但还以为那是茶碟自己在移动。脸色苍白的年轻画家则把稀疏的头发撩到耳朵后面，一双暗淡无神的浅蓝眼睛瞧着会客室里阴暗的角落，神经质地动着嘴唇，把茶碟往拼成“灵”的字母那里推。老将军因为手头的事被打断而皱起眉头，沉默了一会儿，接过名片，戴上夹鼻眼镜，因为他的粗腰作痛哼了一声，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揉揉发麻的手指。

“请他到书房里去。”

“大人，您让我一个人来把它弄完吧，”画家站起来说，“我觉得灵魂还在这儿。”

“好的，您把它弄完吧。”老将军果断而严厉地说，迈开僵直的腿，刚毅而均匀地大步向书房走去。“欢迎，欢迎！”将军用粗糙的声音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写字台旁那张圈椅请他坐。“来彼得堡好久了吗？”

聂赫留朵夫说来了没有多久。

“令堂大人，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妈妈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真没想到，太遗憾了。儿子对我说他遇见过您了。”

将军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就进侦察局工作，并为这个差事扬扬得意。他的工作就是管理暗探。

“是啊，我跟令尊同过事。我们是老朋友，又是老同事。怎么样，您在担任什么差事吗？”

“不，我没有担任什么差事。”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去。

“我有事要拜托您，将军！”聂赫留朵夫说。

“太——好了。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

“要是我拜托您的事不得当，那就请您原谅。但那件事我不得不来麻烦您。”

“什么事啊？”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的母亲要求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侧着头，眯缝着眼睛，仿佛在考虑似的。其实他根本不在思考，对聂赫留朵夫的问题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将照章回答。他只是在闭目养神，根本不想什么。

“这件事，老实说，我做不了主，”他歇了一会儿说，“探监的问题，有最高当局批准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法令许可的，可以同意。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许可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需要学术性的书籍，他要研究学问。”

“您别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无事生非罢了。”

“不过，他们处境这么痛苦，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消磨时间哪！”聂赫留朵夫说。

“他们老是诉苦，”将军说，“我们可知道他们。”他谈到他们就像谈到一种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服，这在监狱里是少见的。”将军继续说。

他仿佛要证实自己的话，就详详细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舒服条件，仿佛他们的宗旨就是为囚犯安排舒适的居留地。

“以前确实相当艰苦，但现在他们在这儿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经常吃三道菜，而且总有肉吃：不是牛排就是肉饼。每逢礼拜天还要添一道菜，就是甜点心。啊，上帝保佑，但愿个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的伙食！”

将军也像一切老年人那样，一旦遇到他要强调的事，总会反反复复讲上好几遍。此刻他想证明，那些囚犯都是贪得无厌，不知感恩的。

“我们给他们提供宗教书籍，还有旧杂志。在我们图书馆里适当的书有的是，可是他们难得去翻阅。开头他们似乎还感兴趣，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都没有裁开，旧书更没有人问津。我们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地说，“故意在书里夹上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都原封不动夹在里面。再有，这里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继续说，“发给他们石板，发给他们石笔，他们尽可以写写字消遣消遣。他们可以擦掉再写。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完全定下心来。他们只是开头有点烦躁，后来甚至会慢慢发胖，变得十分安静。”将军说，根本没想到他的话其实是多么残酷。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直领撑住的皮肉松弛的光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那是因为极端残酷和血腥屠杀而获得的——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揭穿他这话的实质，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问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吗？舒斯托娃……我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因为人数太多。”他说，显然责怪犯罪的人太多。他打了打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

将军趁办事员还没有来，就劝告聂赫留朵夫担任些差事，说什么凡是高尚正直的人（他自以为是其中的一个）都是皇上……“和祖国”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说起来音调更动听罢了。

“我虽然老了，但还要尽力当好差。”

办事员瘦小而结实，生有一双聪明灵活的眼睛，走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殊地方，有关她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只要公文一下来，我们当天就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住他们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欢迎。”将军说，又试图现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丑。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老头儿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老头儿呢，他则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轻浮而分明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分严厉，只要顺便教诲他几句就是了。

“再见，老弟，请勿见怪，我这是爱护您才说这话的。不要跟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打交道。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他们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我可了解他们了。”他用不容怀疑的口气说。他对这一点确实毫不怀疑，倒不是因为这是事实，而是因为不这样想，他就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位可敬的英雄，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优裕的生活，而成了个出卖过良心、到了晚年还在继续出卖良心的无赖。“您最好还是去担任些差事。”他继续说。“皇上需要正直的人……祖国也需要正直的人。”他补充说。“嗯，要是我们这些人都像您那样不当差，那怎么得了？叫谁来干呢？我们动不动批评现在的制度，可自己又不愿帮政府的忙。”

聂赫留朵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低地鞠了一躬，握了握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揉腰，又走到会客室里。画家已把贞德灵魂的答复记录下来，正在那里等将军。老将军戴上夹鼻眼镜，念道：“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来的光。”

“啊！”将军闭上眼睛，赞许地说。“要是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又怎么认得清楚呢？”他问，又在小桌旁坐下来，手指同画家的手指夹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这时正好驶出大门。

“这地方真气闷哪，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我本来想不等您出来就走掉。”

“是的，很气闷。”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望望空中烟灰色的浮云，又望望涅瓦河上被小舟和轮船激起的银光闪闪的波浪。

二十

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已停了好几辆马车。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律师熟悉这里的一切通路，往左一拐，就走进一扇上面刻着诉讼条例制定年份的木门。他在第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去大衣，露出燕尾服、白胸衬和白领带，从门房那里打听到枢密官都已到齐，就煞有介事地走进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右边放着一个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旋梯。这时候，一个身穿文官制服风度翩翩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从楼梯上下来。房间里有一个留着银白长发，穿着短上衣和灰长裤的小老头儿，样子像个家长。他的旁边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个跟班。

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充作更衣室的大橱，关上橱门。这时候，法纳林看见一个同行——跟他一样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律师，立刻兴致勃勃地同他攀谈起来。聂赫留朵夫乘机打量一下房间里的人。大约有十五个人来旁听，其中两个是女的：一个年轻的戴一副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主要是新闻界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的民事执行吏，穿着漂亮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办哪一个案子。听说是办玛丝洛娃案，就在纸上记下来，走开了。这时候大橱的门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儿从里面出来，已经不穿上衣，而换上一身镶满丝绦的官服，胸前挂满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牌。他的模样活像一只大鸟。

这身可笑的服装显然使小老头儿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慌忙快步走到入口处对面的一扇门里。

“这位就是贝，德高望重啊！”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又介绍同行跟他认识，然后讲了当前即将审理的他认为很有趣的案子。

不多一会儿，这个案子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同旁听群众一起往左走进法庭。他们，包括法纳林在内，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律师来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一点，布置也简单些，唯一的区别是枢密官面前桌上铺的不是绿呢，而是镶有金边的深红色丝绒。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机关的标志——守法镜、圣像、皇帝御像等，这里也无不具备。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开庭了。”所有的人也都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枢密官也那样纷纷走进法庭，也那样在高背扶手椅上坐下，也那样用臂肘支在桌上，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枢密官总共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脸型狭长，不留胡子，生有一双银灰色眼睛。沃尔夫煞有介事地噘起嘴唇，他那双白净的小手翻阅着案卷。下面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格魁梧，麻脸，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就是那个样子像家长的小老头儿，他走在最后。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身体干瘦，脸色很黑，胡子刮得精光，生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聂赫留朵夫也有六年没有同他见面，但立刻认出是他大学时代的要好朋友。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问律师。

“是的，怎么样？”

“我跟他很熟，人品极好……”

“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对了，您本来应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凭良心的。”聂赫留朵夫说，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优秀品质，例如纯洁、诚恳和非常正派。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聚精会神倾听着案情报告，低声说。

原来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改变地方法院的判决，现在开庭就是审理对高等法院裁定的上诉。

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竭力想弄明白目前开审的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也像在地方法庭上一样，使他无法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讲的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些枝节琐事。这个案子涉及报上一篇揭发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舞弊的文章。问题的关键在于股份公司董事长有没有真的侵占股东利益，怎样才能制止他的侵占行为。可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谈到。他们谈论的只是按照法律报纸发行人有没有在报上刊登小品文的权利，他发表了小品文，又是犯了什么罪，是诽谤还是诬蔑，是诽谤中含有诬蔑，还是诬蔑中含有诽谤。此外还涉及某个总署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决议，那是普通人更难理解的。

聂赫留朵夫只理解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虽然昨天对他声色俱厉地说，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此刻在报告时却显然有意偏袒被告，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裁定。谢列宁呢，一反向来的稳重作风，用意料不到的激烈言词发表了相反意见。一向老成持重的谢列宁所以如此激愤，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吃惊，却是有原因的。原来谢列宁知道这个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又无意中得知，沃尔夫几乎就在临开庭之前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此刻沃尔夫在报告案情，虽然措辞十分慎重，但分明在偏袒这个商人。谢列宁听了火冒三丈，就用异常愤激的口气痛加驳斥。他的话显然触犯了沃尔夫，他脸红耳赤，身子哆嗦，默默地装出惊讶的神气，带着威风凛凛而又深受冒犯的样子跟其他几个枢密官一起向议事室走去。

“请问，您来办哪一个案子？”等枢密官们一走，民事执行吏又问法纳林。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是办玛丝洛娃的案子。”法纳林说。

“对，对，今天要审理这个案子。不过……”

“不过怎么样？”律师问。

“不瞒您说，这个案子不公开辩论了，因此枢密官先生在宣布案子的裁定以后，未必会再出来。但我可以去通报……”

“怎么去通报？”

“我会去通报的，会去通报的。”民事执行吏又在纸上记了些什么。枢密官们果然打算在宣布诽谤案的裁定后，不再离开议事室，在那里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办完其他案子，包括玛丝洛娃一案在内。

二十一

枢密官们在议事室里刚围桌坐下，沃尔夫就滔滔不绝地说出必须撤销本案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枢密官尼基丁为人一向刻薄，今天心情格外恶劣。在审案的时候，他听着案情报告，就有了主意。此刻他坐在那里听沃尔夫发言，心里却在想自己的事。他在回想昨天写在备忘录上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垂涎已久的一个肥缺，没有委派给他，却委派给了维梁诺夫。尼基丁深信，凡是在他任职期间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一二等文官，他对他们的评述将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昨天他写了一章备忘录，猛烈抨击几个一二等文官，说他们阻挠他拯救俄国，而他却要使俄国避免被当今那些统治者所摧毁。事实上，他们只是阻挠他领取更多的薪俸罢了。此刻他正在思考，怎样使子孙后代对这些事有个全新的认识。

“是啊，那当然！”他回答沃尔夫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听。

贝脸色忧郁地听着沃尔夫的话，同时在面前的一张纸上画着花环。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派。他忠心耿耿地捍卫六十年代传统[57]，即使有时放弃严格的公正立场，那也只是为了偏袒自由派。因此当前审理这个案子，除了提出控诉的董事长是个卑鄙的人之外，贝之所以主张驳回上诉，还因为控告报馆人员犯诽谤罪，就是压制新闻自由。等沃尔夫报告完毕，贝就撂下没有画完的花环，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他之所以闷闷不乐，是因为像这样起码的常识还要他多费口舌——用温柔悦耳的声音，简单扼要而又令人信服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低下白发苍苍的头，继续把花环画完。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坐在沃尔夫对面，不停地用粗手指把上下胡子塞进嘴里咀嚼。等到贝的话音一落，他就不再咀嚼胡子，用尖厉刺耳的声音说，虽然董事长是个坏蛋，如果有法律根据，他还是主张撤销原判，但既然没有法律根据，那他就支持贝的意见。他说完暗暗高兴，因为借此机会对沃尔夫挖苦了一番。首席枢密官赞同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这个案子就这样被否决了。

沃尔夫很不高兴，特别是因为他那种不正当的偏袒行为似乎被揭穿了。不过他装得若无其事，翻开下一个由他报告的玛丝洛娃案的卷宗，用心阅读。枢密官们这时打了打铃，叫人送茶来，又纷纷谈起与卡敏斯基决斗案同时轰动整个彼得堡的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某局长的案子，他触犯《刑法》第九九五条，遭到揭发检举。

“多么下流！”贝不胜嫌恶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图书资料里找出一位德国作家的文章给您看。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事不算犯罪，男人同男人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拼命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揉皱的香烟，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

“那不可能！”贝说。

“我可以拿给您看。”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举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还说出出版年份和地点。

“据说他已被调到西伯利亚某城当省长去了。”尼基丁说。

“太好了。主教准会举着十字架去迎接他。应该找一个同他一样的主教。我倒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个。”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把烟蒂丢进茶碟，然后竭力把上下胡子都塞到嘴里咀嚼。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进来报告说，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一案时出庭作证。

“这个案子啊，”沃尔夫说，“倒是一件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就这事谈了一阵，吸好烟，喝够茶，然后回到法庭，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裁决，接着开始审理玛丝洛娃案。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子详细报告了玛丝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他的措辞又不很公正，听得出是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身问法纳林。

法纳林站起来，挺起穿着白胸衬的宽阔胸膛，措辞庄重而确当，逐条证明法庭有六点背离法律本义。此外他还扼要提一下本案的实质，指出原判的不公正令人发指。法纳林做了简短有力的发言，他的口气仿佛表示歉意，因为他所坚持的理由，诸位枢密官凭他们明察秋毫的目力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一定看得比他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所承担的责任罢了。法纳林这番话似乎使人觉得，枢密院无疑会撤销原判。法纳林发言完毕后，得意扬扬地微微一笑。聂赫留朵夫望望律师，看见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一定会打赢。不过，他向枢密官们瞅了一眼，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人在笑，一人在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官都没有笑，也没有得意，却露出厌烦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那种人的发言我们听得多了，毫无意思。”直到律师发言完毕，不再耽搁他们了，他们才感到满意。律师发言刚结束，首席枢密官就转身对副检察官说话。谢列宁发言简短而明确，认为要求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于是枢密官又纷纷起立，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意见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贝了解本案的症结所在，也坚决主张撤销原判，并且根据他的正确理解，给同事们生动地描摹当时开庭的情景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经过。尼基丁照例主张严格从事，恪守官样文章，反对撤销原判。这样，本案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理由是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决定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可恶之至。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任何抽象道德的表现，或者更坏一点，任何宗教的表现，不仅是一种恶劣的癫狂，而且是对本人的侮辱。由这个妓女而引起的这场麻烦，再加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的亲自出庭，在他看来都是可恶之至。他不住把胡子塞到嘴里，做出一脸苦相，天真地装得并不了解本案内情，只认为撤销原判理由不足，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意见，不批准本案上诉。

上诉就这样被驳回了。

二十二

“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抠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啊！”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我根本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的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闻。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说这话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姑且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没有罪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加了一句，显然想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讨厌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倒不能这样说。只有一点说来奇怪，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对谢列宁仔细瞧瞧。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不仅忧郁，而且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了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如果不说变成对头的话。

二十三

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子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做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满足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是尽了本分。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务。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在婚姻问题上他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所以结婚，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证实它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不过，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就是她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可以说一无所得。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企图就像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希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像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挣脱了他在其中受到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抵触。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他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像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对这种不合理的事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使他至今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他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58]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59]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等等。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觉得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他是个怎样的人。尤其是在他急不及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空前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心里十分悲哀。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一阵高兴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表示再要见面，却没有找机会会晤，结果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这类奇闻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之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住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都使他闷闷不乐。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诚前来向女儿的救命恩人道谢，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她们不会向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光临。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是不是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他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他觉得就像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踏进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就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放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说着什么，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良、嘴上有毛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她那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特别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他所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要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点不高兴。她立刻改变脸色，甚至整个情绪来讨他的欢心。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仿佛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她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经过，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怎样的人？”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这太糟了，我真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想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来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用对我说这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你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像一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她演得太好了。”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请你别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只要有信仰，心里就快活了。”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去不了……”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乏味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我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轻快地向客厅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是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仿佛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离不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很少。”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苦难的人，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弄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想到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脸相。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机，仿佛老朋友一般。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而且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她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同他谈。

“那么，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说您一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在床上躺下，灭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像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月光从窗帘的隙缝里漏进来，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游移不定的。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心情，继续思索原来那些事情，可是他已无法说服自己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像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二十五

聂赫留朵夫早晨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昨天他做了一件卑劣的事。

他开始回想：卑劣的事没有做过，坏的行为也没有，但有过一些想法，一些坏的想法，那就是他现在的种种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无法坚持，都脱离实际，都不自然，他应该像过去那样生活才是。

坏行为确实没有，但有比坏行为坏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引起种种坏行为的思想。坏行为可以不再重犯，并为此感到后悔，但坏思想却经常产生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只能为其他坏行为开路；而坏思想却会拖着人顺着那条路一直往下滑。

早晨聂赫留朵夫在头脑里重温昨天的思想，不由得感到惊奇，他怎么会有那些想法，哪怕只有一刹那。不论他打算做的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他知道，这样行动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知道，恢复原来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但那是死路一条。他现在觉得，昨天的诱惑好比一个睡过头的人，他已经不想再睡，却还是赖在床上，迷糊一会儿，虽然明明知道，他该起床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重要而快乐的事。

今天是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扫院子人的指点，找到后门，顺着陡直的楼梯上去，一脚踏进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那女人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色。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呀？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们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您是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拼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和一条黑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放下掖起的衣襟，理理头发。“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说起过吧，”她在门口站住，轻声加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事件里去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一扇走廊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身穿一件条纹布上衣，一头淡黄的鬈发围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相貌很像她的母亲。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腰弯得很低，穿一件领子绣花的俄国式衬衫，嘴唇上和下巴上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两人谈得津津有味，直到聂赫留朵夫进门，才回过头来。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就是……”

脸色苍白的姑娘紧张地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着来客。

“那么，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像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呢。姨妈！”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或者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打量那青年的目光，说。

那青年也像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等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下，他就搬过窗口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从另一扇门里又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我简直不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过得怎么样？”

“她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该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是的，她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她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她说，她难过的主要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姨妈说，“这事真糟糕！说实在的，她是在为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托我，我也会保管那些文件的。”

“这事我可知道得比你更清楚！”姨妈说。“不瞒您说，”她又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她一直关到现在，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始终没有讲出来。”丽达慌忙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头发，虽然那绺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打量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做母亲的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不再撩头发，却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一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什么也没有说，一直没吭声。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对他声明，我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浑蛋！”姨妈插嘴给聂赫留朵夫解释说。

“于是他，”丽达慌慌张张地继续说，“他就来劝我。他说：‘不论您对我说什么，都不会损害什么人，正好相反……您要是说出来，那么，那些也许是被我们冤枉受罪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哼，可我还是咬定不说。于是他就说：‘嗯，好吧，您不说就不说，但我说出来您也别否认。’于是他就举出一个个名字来，也提到了米丁。”

“啊，你别说了！”姨妈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她那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张望。“到了第二天，真是想不到，忽然有人敲墙头告诉我，米丁被捕了。唉，我想这是我把他出卖了。我难受极了，难受得简直都快疯了。”

“其实他被捕同你完全没有关系。”姨妈说。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从这边墙跟前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脑子静不下来。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睡觉，盖上被子，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你把米丁出卖了，你把米丁出卖了，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又无法克制。我想睡，睡不着；我要不想，又办不到。哦，这真是可怕！”丽达越说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

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

“这种事可怕就可怕在……”她又开口说，但不等说完就哇地一声哭了。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钩了一下，从房间里冲出去。母亲跟着她跑出去。

“把那些浑蛋统统绞死！”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没有罪的年轻人——像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扛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也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像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复元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出了力，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了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他没有看信，把口封上，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二十七

使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他们的状子呈交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但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最上层社会，却只看到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总是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同时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做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哈哈大笑。“你不想吃，那也听便。”他用餐巾擦擦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像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再见了，我得走了。”

“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说，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并且像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它的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沦丧（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看不出来。这种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在内——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按教义来说，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和任何人力所动摇。这个由上帝创建并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人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也许是不愿看到，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像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老百姓是一种跟他截然不同的生物，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毫无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惬意，但唯恐老百姓也百无禁忌，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把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是他的神圣职责。

有本烹调书说，龙虾天生喜欢被活活煮死，同样，他充分相信老百姓天生喜欢成为迷信的人。不过，烹调书里用的是转义[60]，他的话却是本义。

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就像养鸡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啦，喀山圣母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啦，都是愚昧的偶像崇拜，但既然老百姓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那就得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容易接受迷信，就因为自古以来总是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这批人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在黑暗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那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她在俄国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61]中间传布东正教，维护它的势力。

在接待室里，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状子，值班官员就问能不能先让他看一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接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戴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长裙走出来。她拿着一串茶晶念珠，雪白的双手合抱在胸前，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处走去。但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被请到办公室去。托波罗夫在里面看状子，一边看一边摇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里感到惊奇和不快。

“这状子万一落到皇帝手里，就可能引起麻烦，造成误会。”他看完状子想，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打了打铃，吩咐手下人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原来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决无罪释放。于是主教会同省长就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硬把丈夫、妻子和孩子拆散，流放到不同地方。那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请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那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

可是现在，忽然冒出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在彼得堡交游广阔的辩护人，这个案子可能作为一个暴行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刊登在外国报纸上，因此他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他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这件事您提醒了我，我很感谢。这是省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不作声，嫌恶地瞅着这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像假面具一样的脸。“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麻烦您坐一下。”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像他这样一个无所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这是什么缘故？……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加上说，撇一撇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仿佛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种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要求，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好玩。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从国家高度看问题，总觉得他的话很偏激，很好玩。

“从个人观点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他说，“不过从国家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一言不发地匆匆走了出去，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你的利益，不过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官邸时想。

聂赫留朵夫头脑里逐一回顾被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和教育人民的机关处理过的人。他想到了因贩卖私酒而被判刑的农妇，因盗窃而被判刑的小伙子，因流浪而被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以及仅仅因为要从她身上弄到必要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丽达，还有因反东正教而被判刑的教派信徒，还有因要求制订宪法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左思右想，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妨碍他们这种剥削行为的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荡的小偷，藏匿传单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因此聂赫留朵夫觉得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和托波罗夫起，直到政府各部里坐在办公桌旁官微职小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止，他们对于无辜的人遭殃，根本无动于衷，一心只想清除各种危险分子。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而决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信条，正好相反，他们宁可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就像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不惜把好的皮肉也一起挖掉。

这样解释当前的种种现象，聂赫留朵夫觉得真是再简单明白不过了，但就因为太简单明白，聂赫留朵夫反而犹豫不决，不敢肯定这样的解释。这样复杂的现象总不能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能只是一些空话，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吧。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原定那天傍晚离开彼得堡，但他答应玛丽爱特到戏院里去看她。虽然明明知道不该去，但他还是违背理性，以履行诺言作为理由，到戏院去了。

“我抵挡得住那种诱惑吗？”他内心斗争着，“我再试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场。这时，《茶花女》正好演到第二幕，那个从国外新来的女演员正用新的演技表现患痨病女人怎样渐渐死去。

剧场满座。聂赫留朵夫打听玛丽爱特的包厢在哪里，立刻就有人恭恭敬敬地指给他看。

走廊里有一个穿号衣的跟班，像见到熟人那样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给他打开包厢门。

对面几个包厢里一排排坐着的和站在后面的人，那些在包厢旁边靠墙坐着的看客，正厅里的观众，有的白发苍苍，有的头发花白，有的头发全秃，有的头顶半秃，有的涂过发蜡，有的头发鬈曲，总之，全体观众都聚精会神地观看那个身裹绸缎和花边、瘦得皮包骨头的女演员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地念着独白。包厢门打开时，有人嘘了一声，同时有两股气流，一股冷，一股热，向聂赫留朵夫脸上袭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爱特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女人身披红披肩，头上盘着又高又大的发髻。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玛丽爱特的丈夫，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将军，神情严肃，莫测高深，生着鹰钩鼻子，胸部用棉花和土布胸衬垫得很高。另外一个男人头发浅黄，头顶半秃，留着威严的络腮胡子，下巴剃得很光洁。玛丽爱特妩媚、雅致、身材苗条，袒胸露肩的夜礼服显露出她那丰满的美人肩和脖子与肩膀之间的一块黑痣。聂赫留朵夫一走进包厢，她立刻回过头来，用扇子给他指指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嫣然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但他觉得她的笑还别有一番情意。她的丈夫若无其事地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了一下头。从他的姿势，从他同妻子交换眼色的神气中都可以看出，他就是这个美人的主人和所有者。

女演员的独白一念完，剧场里就掌声雷动。玛丽爱特站起来，提起窸窣作响的绸裙，走到包厢后边，把聂赫留朵夫向丈夫介绍了一下。将军眼睛里一直含着笑意，嘴里说了一句“幸会，幸会！”就心平气和而又莫测高深地不再吭声。

“我本来今天要走，可是我答应过您。”聂赫留朵夫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您要是不愿来看我，那么您就看看那个出色的女演员吧！”玛丽爱特针对他话中的话说。“她在最后一幕里演得太漂亮了，是吗？”她转身对丈夫说。

丈夫点点头。

“这戏打动不了我，”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今天我看到了太多不幸的事……”

“您坐下来，讲一讲。”

她丈夫留神听着，眼睛里含着的讥笑越来越明显了。

“我去看过那个长期坐牢、刚刚放出来的女人。她完全垮了。”

“就是我对你说起过的那个女人。”玛丽爱特对丈夫说。

“是啊，她获得了自由，我很高兴。”他平静地说，摇摇头，在小胡子底下露出聂赫留朵夫认为显然是嘲讽的微笑。“我出去吸吸烟。”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待玛丽爱特对他讲她要告诉他的一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讲，甚至没有要讲的意思，老是开着玩笑，谈着那个戏，说它一定会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62]。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无非是要让他看看自己穿着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迷人罢了。他感到又愉快又嫌恶。

她那娇艳的外表原来遮盖了一切，如今在聂赫留朵夫面前虽不能说已经揭开，但毕竟让他看到了里面隐藏着的货色。他瞅着玛丽爱特，欣赏着她的姿色，但心里知道她是个虚伪的女人，她同那个用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猎取高官厚禄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完全无动于衷。他还知道她昨天说的都是谎话，她一味要把他迷往。至于为了什么，他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对她又迷恋又嫌恶。他几次拿起帽子想走，却又留下了。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浓密的小胡子散发着烟味，他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聂赫留朵夫不等包厢门关上，就来到走廊里，找到大衣，走出剧场。

他沿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发现有个女人在前面宽阔的人行道上悄悄地走着。这女人个儿很高，身段优美，装束妖冶。从她的脸上和整个体态上都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具有一种迷人的性感。凡是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后面赶上去的人，个个都要瞧她一眼。聂赫留朵夫走得比她快，也情不自禁地向她的脸上打量了一下。她的脸擦过脂粉，很好看。她眼睛闪闪发亮，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说也奇怪，聂赫留朵夫顿时又想到了玛丽爱特，因为他又像在剧场里那样产生了又迷恋又嫌恶的感觉。聂赫留朵夫匆匆赶到她的前头，不由得生自己的气。他转身拐到海军街，然后又来到滨河街，在那里来回踱步，引起警察的注意。

“刚才我走进剧场包厢的时候，那个女人也是这样对我嫣然一笑。”他心里想，“不论是那个女人的微笑，还是这个女人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那就可以摆布我。你不需要我，那就走你的路。’那个女人装模作样，仿佛根本没想到这种事而生活在高尚的情操中，其实骨子里都是一回事。这个女人至少老实些，那个女人却一味装假。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穷才落到这步田地，而那个女人却是放纵这种又可爱又可恶又可怕的情欲，寻欢作乐。这个街头女郎是一杯肮脏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场里那个女人却是一剂毒药，谁接触她，谁就会不知不觉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他想，“当它赤裸裸地出现的时候，你从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它，就能看清它，蔑视它，因此不论你有没有上钩，你本质上不会受影响。不过，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跌进它的陷阱，分不清好歹。这才可怕呢。”

这一层聂赫留朵夫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他看见前面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今天夜里地面上没有让人静心休息、催人安眠的黑暗，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朦朦胧胧的奇怪亮光[63]。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同样不再存在愚昧的黑暗，使他昏然入睡。一切都是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凡是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卑鄙龌龊，不值一提的。而所有那些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往往掩盖着司空见惯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风靡一时，被人们费尽心机加以美化。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这些事忘掉，避开，但他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还没有看到替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像他不知道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这种光显得朦胧，暗淡，古怪，他却不能不看见这种光替他照亮的东西。他心里感到又快乐又惶恐。

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决定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带到牢里让玛丝洛娃签字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说也奇怪，他现在倒不希望这事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简直很难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64]的话。梭罗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

“不错，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到哪里去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同他如此相似。他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楞住了。他感到难受极了。他听到这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得意扬扬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的拒绝接受他的牺牲，还有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

既然她有这样的行为，我不是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向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认为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她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我这些决心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他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像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多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棱棱的高个子，颧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很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睛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我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要见一见这犯人。以前一向允许我探望的。”

“那是以前的事了。”典狱长匆匆地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伸出瘦长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干脆回答说不行。

“政治犯不准探望。”他说着，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口袋里藏着一封给薇拉的信，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企图犯罪的人，他的企图被揭穿了。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没有抬起头来，他眼睛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丝洛娃又像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色冷冰冰，气呼呼，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垂下眼睛。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像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他不能像上次那样主动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去，“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光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对她更加恼火。典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他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又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眼睛凄苦地斜睨着他，说。

“那您在想什么？”

“您到医院去过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他那自尊心受到触犯而产生的强烈反感原来已平息了去，此刻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变得更强烈了。“像他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上流社会随便哪个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就是幸福，他却情愿去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偏偏又急不及待地去跟一个医士调情。”他恼火地瞧着她，心里想。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摆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点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理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在他的心里，恶与善，受屈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斗争得很激烈。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起首先产生的是哪种感情：是先从心底里怜悯她呢，还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现在就为这种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出什么事，我的决心绝不动摇。”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就越发怜悯，越发疼爱。他很想安慰安慰她。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一定跟您去。”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您想想，您路上还需要什么。”

“好像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同玛丝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丝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思想使他高兴，使他精神上升华到空前的高度。让她去同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聂赫留朵夫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有一次奉女医士派遣，到走廊尽头药房里去取草药，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一直跟她纠缠不休，她很讨厌他。这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他，使劲推了他一把，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了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好从走廊上经过，听见砸碎瓶子的声音，看见玛丝洛娃脸红耳赤跑出来，就生气地对她嚷道：“喂，小娘们，你要是在这里跟人家搞鬼，我就请你开路。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严厉地瞧着医士，说。

医士陪着笑脸为自己辩白。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对他瞧瞧，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要典狱长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逐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难堪，因为她早就讨厌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的身份和现在的处境，都认为有权侮辱她，现在竟然遭到她的拒绝，不禁感到惊奇。她却觉得极其委屈，不由得为自己的身世伤心得流下泪来。这会儿，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猜想他一定已听到她的新罪名，想为自己辩白一番，说这事是冤枉的。她本来要开口辩白，但觉得他不会相信，只会更加怀疑，于是哽住喉咙，说不下去。

玛丝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要自己相信，正像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她所以这样做，就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但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样的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三十

玛丝洛娃可能随第一批犯人遣送出去，因此聂赫留朵夫积极做着动身前的准备工作。但要做的事太多，他觉得无论有多少时间总归来不及。他现在的情况同以前正好相反。以前他要想出些事来做，而且永远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不过，尽管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一个人，那些事情本身却都很乏味。现在的事情都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但这些事情却是有意义的，很吸引人，而且多得数不清。

不仅如此，以前别人为聂赫留朵夫办事总使他感到烦恼和不满；如今为别人做事却使他心情愉快。

聂赫留朵夫现在要做的事可分三类。他凭他的古板作风把事情这样分了类，并且据此把有关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里。

第一类事是为了玛丝洛娃和对她的帮助。这方面主要就是为告御状奔走，争取支持，以及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是处理地产。在巴诺沃，土地已交给农民，由他们缴付地租，作为农民的公益金。但为了使这件事在法律上生效，必须立下契约和遗嘱，并且在上面签字。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仍像他原先安排的那样，就是他得收地租，得规定交租期限，并且确定从这笔钱中提取多少作为生活费，留下多少给农民做福利。他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需要花多少钱，因此这笔收入他还不敢全部放弃，只是把它减去了一半。

第三类事是帮助囚犯们，而来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起初，他遇到向他求助的犯人，总是立刻为他们奔走，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后来求助的人实在太多，他无法一一帮助他们，这样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担起第四类事来。这一类事他近来最感兴趣。

第四类事就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是怎么产生的？有了这种机关，也就产生了他同一部分囚徒在其中相识的监狱，以及从彼得保罗要塞起到萨哈林岛止的种种监狱，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有了这么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里受尽苦难。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同囚徒的私人关系，通过他同律师、监狱牧师和典狱长的谈话，以及了解被监禁人的经历，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谓罪犯，归纳为五种人。

第一种是完全无罪的，是法庭错判的受害者。例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明肖夫，又如玛丝洛娃和其他人。这种人不很多，据神父估计，大约占百分之七，但他们的遭遇特别引人同情。

第二种人是在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做了什么事而被判刑的。那些审判他们的人，要是处在同样情况下，多半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这种人，据聂赫留朵夫估计，大概超过全体罪犯的半数。

第三种人受惩罚是由于他们做了自认为极其平常甚至良好的事，但他们的行为，按照那些和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制定法律的人看来，就是犯罪。属于这一种的有贩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还有盗窃成性的山民、不信教的和打劫教堂的也属于这一种。

第四种人成为罪犯，只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社会上的一般人。这种人包括教派信徒，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契尔克斯人，也包括为反抗政府而被判刑的各种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工人。这种人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据聂赫留朵夫估计，他们所占的百分比很大。

最后，第五种是这样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要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重得多。他们被社会所抛弃，经常受到压迫和诱惑，以致头脑愚钝，就像那个偷旧地毯的小伙子和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内外看到的几百名罪犯那样。他们不断受到生活的压力，以致做出那些所谓犯罪的行为来。据聂赫留朵夫观察，有好多盗贼和凶手就属于这一种。近来他同其中一部分人有过接触。至于那些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聂赫留朵夫通过深入了解，认为也可归到这一种。然而犯罪学新派却把他们称为“犯罪型”，认为社会上存在这种人，就是刑法和惩罚必不可少的主要证据。照聂赫留朵夫看来，社会对这些人所犯的罪，其实超过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不过，社会不是对他们本人犯了罪，而是以前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了罪。

在这些人中间，惯窃奥霍京特别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奥霍京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活到三十岁也没有见过一个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盗贼群中厮混，却又天赋滑稽的才能，招人喜爱。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帮忙，同时却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监狱，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而且嘲笑神的律法。另一个是相貌英俊的费多罗夫，他带领一伙匪徒劫掠一个年老的官吏，并把他打死。费多罗夫出身农民，他父亲的房屋被人家非法霸占，他自己后来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军官的情妇而吃尽了苦。这人天生活泼热情，到处寻欢作乐。在他的心目中，天下没有一个人会克制欲望，放弃享乐。他也从来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享乐还有其他目的。聂赫留朵夫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都禀赋优异，只是缺少教养，以致畸形发展，犹如植物无人照管就会疯长，变成畸形一样。他还看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的麻木迟钝和表面残酷使人望而生畏，但他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犯罪学派所谓的“犯罪型”。他只觉得他个人讨厌他们，就像他讨厌监狱外面那些穿礼服、佩肩章的男人和全身饰满花边的女人一样。

这样，为什么上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同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这就是聂赫留朵夫所关心的第四类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想从书本上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把凡是同这问题有关的书都买来。他买了龙勃罗梭、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65]的著作，用心阅读，但越读越感到失望。有些人研究学问，目的不是在学术方面做点什么事，例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而是在寻找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的答案，但结果往往失望。聂赫留朵夫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学术给他解答了成千个同刑法有关的深奥问题，可就是没有解答他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他问：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鞭挞、流放、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跟被他们虐待、鞭挞、杀害的人毫无区别？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回答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议论：人有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能不能用头盖骨测定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犯罪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道德败坏的人？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退化？什么是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摹仿、催眠、情欲对犯罪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有哪些责任？等等，等等。

这些议论使聂赫留朵夫想起一个放学回家的男孩曾怎样回答他的问题。聂赫留朵夫问他有没有学会拼法。男孩回答说“学会了”。“好，那么你拼一下‘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就这样狡猾地回答他。在那些学术著作里，聂赫留朵夫为他的主要问题所找到的，也就是这种反问式答案。

那些书里有许多聪明、深奥、有趣的见解，但就是没有回答他的主要问题：凭什么有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替惩罚做辩解，认为惩罚必不可少，这是天经地义。聂赫留朵夫看了很多书，但断断续续，这样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钻研不足，希望以后能找到答案。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还不能肯定近来越来越频繁地盘旋在头脑里的那个答案[66]。

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七月五日出发。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动身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进城来，同弟弟再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少受到她的影响。他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快出嫁时，他们特别谈得来，简直像同龄人那样投契，虽然她已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她爱上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后来尼科连卡死了。姐弟俩都爱尼科连卡，因为他们都具备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

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到军队里服务，沾染了不良习气；她嫁了人，但她只在肉体上爱丈夫，而她的丈夫对她同弟弟以前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不仅不喜爱，甚至不理解他们的感情，还把她原来作为生活目标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说成纯属虚荣心作怪，想在人家面前出风头。

娜塔丽雅的丈夫拉戈任斯基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手腕灵活的官场老手。他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尽量利用此时此地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他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主要是依靠某种能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很轻了。他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他，几乎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不是门当户对。聂赫留朵夫憎恨姐夫，虽然竭力克制这种情绪，避免想到这一点。聂赫留朵夫所以对姐夫反感，是因为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过，他对他反感的主要原因，还是姐姐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从肉体上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而摒弃自己的一切美德。聂赫留朵夫每次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而刚愎自用的人的妻子，心里就很痛苦。他甚至对这个人的孩子都按捺不住心头的嫌恶。每次听说娜塔丽雅要生孩子，他就会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传染到了什么脏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这次没有带来。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到娘家去，但在那里没有碰到弟弟。阿格拉斐娜告诉她，弟弟已搬到一个带有家具的公寓里。娜塔丽雅到那里去找他。在光线昏暗、恶臭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走廊里，一个肮脏的茶房告诉她，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雅想到弟弟房间里，给他留一张字条。茶房就领她去。

娜塔丽雅走进他的两个小房间，仔细观看了一下。她处处都看到她所熟悉的那种整齐清洁，但同时发觉房间里的陈设简朴得使她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那个镶有铜狗的吸墨纸床，还有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书里还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次，而且今天就去。她对眼前的景象摇摇头，就回旅馆了。

娜塔丽雅现在关心弟弟的两件事：一件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的，那里对此事议论纷纷；另一件是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也尽人皆知，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娜塔丽雅一方面有点高兴。她欣赏这种果断行为，因为看到了她出嫁前他们姐弟俩的本来面目，但一想到弟弟竟然要同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又感到不寒而栗。后面这种感情要强烈得多，她决定竭力去影响他，劝阻他，虽然知道这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他打算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件事她并不怎么关心。但丈夫对此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弟弟。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轻举妄动，自我欣赏；它没有任何意思，只能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把土地交给农民，租金也归农民使用，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他说，“要是他真想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这样还说得过去。总之，这种行为近乎精神失常。”拉戈任斯基说，心里已经在考虑聂赫留朵夫需要有个监护人。他要妻子务必同弟弟认真谈谈他这个古怪的意图。

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她穿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梳成时髦的款式。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显然是要讨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她一看见弟弟，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绸连衣裙的下摆发出窸窣的响声。他们接吻，笑眯眯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而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接着他们开始交谈，他们的话就不那么真挚了。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了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到你那里去过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孤独、寂寞。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搁在什么地方，留神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改过自新。”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不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聂赫留朵夫说，瞅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明白。”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像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他的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握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不瞒着什么人。”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他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陪送她，还有别的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却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弄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还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枢密院已经把上诉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人云亦云地认为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问，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问，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不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向法庭直接调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消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环境里成长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政府和政府官员用收税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的话下了断语。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盗窃他们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掠夺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一直在盗窃他们的东西。后来，他们在被盗窃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硬说他们是贼。但他们知道，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盗窃土地的人，因此，让被盗窃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明白，即使明白，也不能同意。土地非成为私有财产不可。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断定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平分全部土地，而平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易驳倒这种理论，“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它又会转到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不打算把土地平分，但土地不应该成为谁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权是人类天赋的。没有私有财产权，耕种土地就会毫无兴致。一旦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蛮荒时代。”拉戈任斯基振振有词地说，重复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驳不倒的，中心意思就是，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必须私有的标志。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像现在这样荒废。现在地主霸占土地，就像狗占马槽一样，自己不会种，又不让会种的人种。”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这简直是发疯！难道我们今天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是您长期以来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但恕我直说一句……”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我要奉劝您在着手处理这问题以前，先好好考虑一番。”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该承担由这种地位产生的责任，应该维护我们的生活水平，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并且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拉戈任斯基不让对方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过穷日子。因此，老实说，我反对您考虑不周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我是从原则出发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劝您多考虑考虑，读点书……”

“哦，我的事您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他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三十三

“哦，孩子们好吗？”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争论结束，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像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的不愉快谈话结束了。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意见分歧的题目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坚持各人的观点，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像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啰！”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这我不能同意。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不过，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我也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真是太好了！”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67]，这又有什么意思？……”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像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像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要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又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事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68]，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开始过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理不出一个头绪。”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匆匆收拾好行李，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首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开两小时，因此他把公寓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热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发散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稀少，那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黧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换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叮叮当当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的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个个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吐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有个完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好多吗？”

文书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份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光景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转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批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传出了口令声。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扛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头发剃光，头上戴着像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先出来的是苦役犯，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标志苦役犯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拼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流放犯……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跟女犯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像马群里的小马一样，夹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偶尔咳嗽几声，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但女犯的队伍里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自己觉得看见玛丝洛娃出来，但后来在人群中又找不到她了。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丧失人类的特征，而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清点过全体人犯，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这次清点花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影响了清点工作。押解兵破口大骂，把犯人推来推去。犯人听凭摆布，但怒形于色。押解兵重新点了一遍。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里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接着爬上车去就座的有抱着啼哭的奶娃娃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脸色阴郁、神情沮丧的男犯。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请求他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求坐车。聂赫留朵夫只看见押解官一言不发，也不看要求的人，只顾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那犯人挥动他的短胳膊，那犯人怕挨打，慌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要叫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好让你一辈子记住！走着去！”押解官嚷道。

只有一个戴脚镣的颤巍巍高个子老头儿得到押解官的准许。聂赫留朵夫看见他脱下薄饼般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幸亏车上有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等那几辆大车都装满袋子，被允许乘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前额、秃头和又红又粗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喊着口令。

士兵们肩上的枪铿锵作响。犯人们脱下帽子，有几个用左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女人中间有的号啕大哭。整个队伍就在穿白军服的士兵包围下走动起来，脚上的锁链扬起了尘土。带头的是士兵，后面是戴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然后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农民，每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女人。后面是装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尖叫和号哭。

三十五

队伍非常长，前头的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装载行李和老弱病残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吩咐车夫赶上队伍，看看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找到玛丝洛娃，问问她有没有收到送去的东西。天气更热了，空中没有风，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街心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驾的不是快马，费了好大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一排又一排模样古怪的可怕生物，迈动上千只穿着同样鞋袜的脚，合着步伐摆动空手，似乎在给自己鼓气。他们人数那么多，模样那么单调，又处在那么古怪的特殊条件下，以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特种生物。直到他在苦役犯中认出凶手费多罗夫，在流放犯中认出滑稽家伙奥霍京和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才改变了这种印象。犯人几乎个个回过头来，斜视着那辆赶上他们的轻便马车和车上那个不断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扬了扬头，表示他认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挤了挤眼。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聂赫留朵夫走到女犯旁边，立刻认出了玛丝洛娃。她在女犯的第二排。这一排边上走着一个女犯，红脸庞，黑眼睛，短腿，模样难看，把囚袍前摆掖在腰里，她就是俏娘们。她旁边是个孕妇，勉强拖着两腿走着。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肩上掮着袋子，眼睛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这一排的第四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穿一件短袍，像农妇那样扎着头巾，步伐矫健，她就是费多霞。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丝洛娃有没有收到东西，她身体怎样，可是在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一发现有人接近队伍，立刻赶过来。

“不行，老爷，接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走过来，大声说。

军士走过来，认出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人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就把手举到帽檐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站住说：“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可以了，这儿是不允许的。别掉队，快走！”他对犯人们吆喝道。接着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迈着穿漂亮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到原来的位子。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同队伍并排走去。队伍不论走到哪里，都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看到它又是同情又是恐惧。乘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着犯人们，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都站住，又惊又惧地瞧着这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钱收下。有些人像中了催眠术，跟着队伍走去，但走了一阵又站住，摇摇头，只用眼睛送着队伍。人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来，互相招呼着，也有人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默不作声。在一处十字路口，队伍挡住了一辆豪华的马车。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满脸油光、屁股肥大的车夫，身穿一件背上有两排纽扣的号衣。马车后座上坐着一对夫妻：妻子消瘦，苍白，戴一顶浅色帽子，打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丈夫戴一顶高礼帽，穿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前座上，面对他们坐着两个孩子：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娇嫩得像朵小花，披着一头浅色头发，也打着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八岁的男孩脖子细长，锁骨突出，戴一顶水手帽，抱着两条长飘带。做父亲的怒气冲冲地责备车夫，怪他没有及时抢在队伍前面穿过马路；做母亲的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绸阳伞放得低低的遮住脸，以挡住阳光和灰尘。大屁股的车夫听着主人不公正的责备，皱起眉头，面带愠色，因为走这条路，正好是主人吩咐的。他费力地勒住那几匹笼头底下和脖子上汗光闪闪、一个劲儿往前冲的黑马。

警察一心一意想为豪华的马车的主人效劳，想把犯人拦住，放马车过去，但他发觉这支队伍里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氛，不能破坏，即使为了这样一位阔老爷也不能破例。他只把手举到帽檐上敬了个礼，表示他对财富的尊重，然后严厉地瞅着犯人，仿佛决心保护车上的贵客，不让犯人们侵袭。因此这辆豪华的马车也不得不等整个队伍走完，直到最后一辆装载行李和坐在行李上的女犯的大车过去，才继续赶路。在那辆大车上，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刚安静下来，一看到这辆豪华的马车，就又尖叫和号哭起来。直到这时，车夫才轻轻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鬃骏马就在马路上迈开步子，拉动那辆微微晃动的橡皮轮马车，蹄声得得地往别墅跑去，把丈夫、妻子、女儿和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男孩一起送到那里去消夏享乐。

做父亲的也好，做母亲的也好，都没有向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解释，他们看见的景象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两个孩子只好自己来解答这问题。

女孩子察看父母的脸色，这样来解答问题：这批人同她的父母和亲友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坏人，因此就该这样对待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女孩子只觉得害怕，直到那些人看不见了，她才放下心来。

不过，脖子细长的男孩一直盯住犯人的队伍，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坚决相信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跟所有的人一样，因此一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怜悯他们。他害怕这些戴着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同时也害怕那些硬要他们戴上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才撅得越来越高，他好容易忍住眼泪，因为他认为在这种场合哭是丢脸的。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像犯人们一样快步向前走去。他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热得受不了，主要是因为街上灰尘飞扬，空气炎热，停滞不动，使人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走了半里路光景，就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马车走在街心，他觉得更热。他竭力回想昨天同姐夫的谈话，但这事此刻已不像早晨那样使他不安了。这事已被囚犯们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景象所冲淡。主要是天气实在热得厉害。在矮墙旁边的树荫下，有个卖冰淇淋小贩蹲在地上，他的面前站着两个实科中学学生。其中一个孩子正舔着牛角小匙，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个孩子则等待小贩把黄糊糊的东西盛满玻璃杯。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喝点东西解解渴？”聂赫留朵夫感到口渴得厉害，很想喝点什么，就问车夫。

“这儿有一家好饭店。”车夫说，赶着马车拐过街角，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家挂有大招牌的饭店门口。

肥头胖耳的掌柜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柜台里。几个堂倌穿着脏得发黑的白工作服，因为没有顾客，都散坐在桌子旁。这当儿看到这位不寻常的客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赶紧迎上前来伺候。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有肮脏桌布的小桌坐下。

另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玻璃瓶。他们擦着额上的汗，和颜悦色地算着帐。其中一个皮肤很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留着一圈黑发，跟拉戈任斯基一样。这个景象使聂赫留朵夫又想起昨天跟姐夫的谈话，他很想在动身之前跟姐夫和姐姐再见一面。“恐怕来不及了，”他想，“还是写一封信吧。”他问堂倌要来了信纸、信封和邮票，一面喝着泡沫翻滚的清凉矿泉水，一面考虑该写些什么。可是他脑子里千头万绪，信怎么也写不好。

“亲爱的娜塔丽雅！昨天跟姐夫的谈话给我留下痛苦的印象，我不能一走了事……”他开了个头。“接下去写些什么？要求他原谅我昨天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他会以为我放弃原来的看法了。再说他这是在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聂赫留朵夫又感到对这个同他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人的满腔憎恨，把那封没有写成的信放进口袋里，付清帐，来到街上，坐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光脚走在滚烫的石子路上一定像火烧火燎。聂赫留朵夫的光手接触到马车上过漆的挡泥板，就像被火烫着似的。

马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跑着，蹄子在尘土飞扬的坎坷的路上发出均匀的得得声。车夫不住地打着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一条倾斜的街上，一座大厦的门口聚集着一群人，还站着一个持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马车停下来。

“什么事啊？”他问扫院子人。

“有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坎坷倾斜的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犯。这犯人肩膀宽阔，蓄看棕红色大胡子，红脸膛，扁鼻子，穿着灰色囚袍和灰色囚裤。他仰天躺着，伸开两只雀斑累累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两只呆滞的充血眼睛，望着天空，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很长一会儿他那高大的胸脯均匀地起伏一下。他的旁边站着一个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空篮的男孩。

“他们的身体在牢里关得虚了，虚透了，如今又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近来的聂赫留朵夫说，显然在责备什么人。

“他恐怕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哭丧着脸说。

“得把他的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哆嗦的粗手指笨拙地解开犯人青筋毕露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显然又激动又紧张，但仍然认为必须把群众呵斥一番。

“你们围着干什么？天气这么热，还要把风挡住。”

“应该先请个医生来检查检查。把身体虚弱的都留下。要不然把半死不活的都拉了来。”店员说，有意显示他通情达理，懂得规矩。

警察解开犯人衬衣上的带子，挺直腰板，向四下里扫视了一下。

“对你们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转过脸来对着聂赫留朵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在聂赫留朵夫眼神里看不到同情，就瞅了一眼押解兵。

可是押解兵站在一旁，只顾瞧着自己踩歪了的靴后跟，对警察的困难处境不闻不问。

“该管的人都不管。活活把人折磨死，天下有这样的规矩吗？”

“囚犯是囚犯，可到底也是人哪！”人群中有人说。

“把他的头枕得高些，给他点水喝。”聂赫留朵夫说。

“已经有人去拿水了。”警察回答，把手伸到犯人的胳肢窝下，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身体拖到高一点的地方。

“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忽然传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警官穿一身白得耀眼的制服和一双亮得更加耀眼的高统皮靴，快步向人群走来。“都走开！站在这儿干什么？”他还没有看清楚人群围着干什么，就大声吆喝道。

他走到紧跟前，看到奄奄一息的囚犯，肯定地点点头，仿佛早就料到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对警察说：“这是怎么搞的？”

警察报告说，有一批犯人押过，其中一个倒在地上，押解兵吩咐把他留下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他送到局里去。叫一辆马车来。”

“扫院子的去叫了。”警察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说。

店员刚说了一句天气太热，警官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事轮得到你管吗？呃？走你的路！”店员就不作声了。

“得给他喝点水。”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对聂赫留朵夫也狠狠地瞧了一眼，但没有说什么。扫院子的端来一杯水，警官吩咐警察端给犯人喝。警察托起犯人的脑袋，想把水灌到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咽下去，水顺着胡子流下来，把上衣前襟和满是尘土的麻布衬衫都弄湿了。

“在他脑袋上泼点水！”警官命令道。警察脱下犯人头上薄饼般的帽子，对准他红棕色的鬈发和秃顶泼了水。

犯人仿佛害怕似的把眼睛睁得更大，不过没有改变姿势。他脸上流着沾有尘土的污水，嘴里仍旧均匀地呻吟着，整个身子不住地哆嗦。

“这不是马车吗？就用这辆车好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对警察说。“过来！喂，叫你过来！”

“有客人了。”马车夫没有抬起眼睛，阴沉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不过你们用好了。钱我来付。”他对马车夫补了一句。

“喂，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快动手！”

警察、扫院子的和押解兵把奄奄一息的犯人抬起来，送上马车，放在座位上。可是那犯人自己坐不住，头老是往后倒，整个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躺平！”警官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就这样把他送去。”警察说，稳稳当当地坐在垂死的人旁边，用有力的右胳膊插到他的胳肢窝下，搂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裹包脚布而只穿囚鞋的脚，放到驭座底下，让两条腿伸直。

警官环顾了一下，瞧见犯人那顶薄饼般的帽子掉在马路上，就把它捡起来，戴在犯人向后倒的湿淋淋的脑袋上。

“走！”他命令道。

马车夫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了看，摇摇头，在押解兵的监督下向警察分局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起，不断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犯人的脑袋一直前后左右晃动着。押解兵走在马车旁边，不时把犯人的腿放放好。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

三十七

马车载着犯人，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身旁，驶进警察分局院子，在一个门口停下。

院子里有几个消防队员，卷起袖子，大声说笑，正在冲洗几辆大车。

马车一停下来，就有几个警察把它围住。他们从胳肢窝下抱住犯人没有生气的身体，抬起他的脚，把他从车上抬下来。马车被他们踩得吱嘎发响。

送犯人来的警察跳下马车，甩动发麻的胳膊，脱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死人被抬进门，送到楼上。聂赫留朵夫跟着他们上去。他们把死人抬到一个不大的肮脏房间里，里面放着四张床。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脖子上扎着绷带；另一个害着痨病。另外两张床空着。他们就把那犯人放在其中一张床上。这时有一个矮小的人，身上只穿衬衣裤和袜子，双目闪亮，不停地动着眉毛，蹑手蹑脚地走到犯人跟前，对他瞧瞧，然后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纵声大笑。这是一个留在候诊室里的疯子。

“他们想吓唬我，”他说，“那不行，办不到！”

警官和一个医士跟着抬死人的警察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人跟前，摸了摸犯人雀斑累累的蜡黄的手，那只手虽然还软，但已现出死灰色。他把那只手拿起来，然后又放开，那只手就软绵绵地落在死人肚子上。

“完了。”医士摇摇头说，但显然是为了照章办事，解开死人身上湿漉漉的粗布衬衫，把自己的鬈发撩到耳朵后面，弯下腰，把耳朵贴在犯人蜡黄的一动不动的高胸脯上。大家都不作声。医士直起腰来，又摇了摇头，用一根手指拨开一只眼皮，又拨开另一只眼皮，那两只淡蓝色眼睛已经木然不动了。

“你们吓不倒我，吓不倒我！”那疯子说，不住地往医士那边吐唾沫。

“怎么样？”警官问。

“怎么样？”医士照样说了一遍。“送太平间。”

“您得留点儿神。是不是真的完了？”警官问。

“到这地步，错不了！”医士说，不知为什么拉拉死人的衬衫把他的胸脯盖住。“我打发人去找马特维·伊凡内奇，让他来瞧瞧。彼得罗夫，你去一下！”医士说着，从死人旁边走开。

“把他抬到太平间去。”警官说。“你回头到办公室来一下，签个字。”他对那个一直跟住犯人的押解兵说。

“是。”押解兵回答。

那几个警察抬起死人，又把他抬下楼。聂赫留朵夫想跟他们去，可是疯子把他拦住了。

“您该没有参加他们的阴谋吧，那么给我一支烟抽！”他说。

聂赫留朵夫掏出一盒烟，递给他。疯子扬起眉毛，急急地讲起来，他们怎样用种种提示法折磨他。

“他们全都跟我作对，用妖术折磨我，把我搞得好苦……”

“对不起，我还有事。”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到院子里，想看看他们把死人抬到哪里去。

那几个警察抬着死人穿过院子，刚走进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们那边去，可是被警官拦住了。

“您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

“不干什么，那就走开。”

聂赫留朵夫服从了，向他雇的那辆马车走去。车夫在打瞌睡。聂赫留朵夫把他叫醒，又坐上马车到火车站去。

马车走了不到一百步，聂赫留朵夫看见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由持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显然已经断气了。那犯人仰天躺在大车上，留着黑色大胡子，剃得光光的脑袋上覆着一顶薄饼般帽子，那顶帽子已经滑到鼻子上。大车每颠动一下，他的脑袋就摇晃一下，撞在车板上。大车的车夫穿着大皮靴，在大车旁边走着赶车。后面跟着一个警察。聂赫留朵夫拍拍他的车夫的肩膀。

“瞧他们搞的！”车夫勒住马说。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跟着那辆大车走去，又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的消防队员已洗好车子，走开了。只剩下又高又瘦的消防队长。他戴着镶蓝帽圈的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严厉地瞧着一匹由消防队员牵来的颈部膘很厚的浅黄色公马。公马的一条前腿有点瘸，消防队长生气地对站在旁边的兽医说着话。

警官也站在这里。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就走到大车旁边。

“从哪儿拉来的？”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

“从老戈尔巴朵夫街运来的。”警察回答。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长官。”

“今天第二个了。”警官说。

“哼，真不像话！天气也实在太热了。”消防队长说，接着转身对那个牵着浅黄马的消防队员嚷道：“把它牵到拐角那个单马房里去！我要教训教训你这狗崽子，你把这些好马都弄残废了，它们可是比你这浑蛋值钱多了。”

这个死人也像刚才那个一样，由几个警察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聂赫留朵夫像中了催眠术似的跟着他们走去。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仍旧往他们送死人的地方走去。

疯子坐在床铺上，拼命吸着聂赫留朵夫送给他的纸烟。

“啊，您回来了！”他说着哈哈大笑。他一看见死人，就皱起眉头。“又来了！”他说。“我都看腻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是吗？”他带着疑问的微笑，对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瞧着现在没有被人遮住的死尸。死尸的脸原先盖着帽子，此刻也暴露无遗。刚才那个犯人长得很丑，可是这个犯人面貌和体型都长得非常好。这个人体格强壮，正当盛年。尽管他被剃了怪模怪样的阴阳头，他那饱满的天庭和那双如今毫无生气的黑眼睛却显得很美，还有那个不大的高鼻子和短短的黑色小胡子，也都生得很好看。他的嘴唇发青，唇边挂着笑意。他的大胡子只盖住下半截脸，在那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结实好看的不大的耳朵。脸上的神情平静、严肃而善良。且不说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精神上原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今被断送了——单从他双手和套着脚镣的双脚的细小骨骼和匀称四肢的强壮肌肉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优秀、强壮和灵巧的人类动物。作为一种动物来说，他在同类中也远比那匹由于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生气的浅黄马完美得多。然而他却被活活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哀悼，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被活活折磨死的会做工的动物来怜悯。他的死在所有的人心里引起的唯一情绪，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体眼看就要腐烂，必须赶快收拾掉，这样就给大家添了麻烦。

医师带着医士在警察分局长陪同下来到候诊室。医师是个矮壮结实的人，穿一件茧绸上装和一条裹紧粗壮大腿的茧绸裤子。警察分局长是个矮胖子，红润的脸庞圆滚滚的，像个球。他有个习惯，喜欢鼓起双颊，然后再把气慢慢吐出来。这样鼓着双颊，他的脸就显得更圆了。医师挨着死人坐到床上，也像刚才医士那样摸摸死人的双手，听听心脏，然后站起来拉拉自己的裤子。

“完全死了。”他说。

警察分局长的双颊鼓得满满的，又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他是哪个监狱的？”他问押解兵。

押解兵回答了他，又提到要收回死人的脚镣。

“我会叫他们取下来的。感谢上帝，我们这里还有铁匠。”警察分局长说，接着又鼓起脸颊向门口走去，再慢慢地吐出气来。

“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医师说。

医师透过眼镜对他瞧瞧。

“怎么会这样吗？您是说，他们怎么会中暑死掉吗？您看，整整一个冬天蹲在牢里，没有活动，不见天日，突然给带到今天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走路，空气又不流通，怎么能不中暑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流放出来？”

“那您去问他们好了。不过，请问您是谁？”

“我是局外人。”

“噢！对不起，我可没闲工夫。”医师说，又恼火地把裤腿往下拉拉，向病人床铺走去。

“喂，你怎么样？”他问那个脸色苍白、脖子上扎着绷带的歪嘴病人说。

这当儿疯子坐在自己的床铺上，不再吸烟，只是朝医师那边吐唾沫。

聂赫留朵夫下楼走到院子里，从消防队的马匹、几只母鸡和戴铜盔的哨兵旁边走过，出了大门，坐上他的马车（车夫又在打瞌睡），向火车站跑去。

三十八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押解兵今天特别操心。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像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69]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这事根本不在他们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到下城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押解兵此刻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没有办完以前，不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人接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获得许可走近车厢，因为他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就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他谈得快一点，谈完就走开，免得被长官看见。车厢总共十八节，除了长官坐的那一节以外，节节车厢都被犯人挤得满满的。聂赫留朵夫走过那些车厢窗口，留神听听里面在干什么。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一个押解兵打开手铐上的锁，把手铐脱掉。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旁边。第二节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聂赫留朵夫的头刚凑近窗口，就有一股充满汗酸臭的热气扑面袭来，同时清楚地听见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所有长凳上都坐着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身穿囚袍和短袄的女人，她们在大声谈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像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我们要到下城再能见面了。”

“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快乐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被折磨死了，是真的吗？”一个神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是魔鬼！”

“妇女中间没有人害病吧？”聂赫留朵夫问。

“娘儿们身子骨硬朗些，”另一个矮小的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嚷嚷呢。”她指着隔壁的车厢说，那儿不断传来同一种呻吟声。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要不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老爷，不可以同她们说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这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就去找长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能从押解兵那里打听到长官在哪里。他们都很忙：有些正把犯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有些跑去给自己买食物，或者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有些在伺候跟押解官一起动身的太太。他们都不高兴回答聂赫留朵夫的话。

聂赫留朵夫找到押解官的时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押解官用他那只短手擦擦盖没嘴巴的小胡子，耸起肩膀，为什么事在斥责司务长。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想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向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拼命摆动两条短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紧接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从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犯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号叫声。聂赫留朵夫跟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上，眼看一节节带铁窗的车厢和车窗里一个个剃光头发的男人脑袋从面前掠过。接着是第一节女犯车厢，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里面的女犯，有的露着头发，有的扎着头巾。然后是第二节车厢，从里面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呻吟。再后面就是玛丝洛娃的那节车厢。玛丝洛娃同另外几个女犯站在窗口，瞧着聂赫留朵夫，对他发出凄苦的微笑。

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所搭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小时。聂赫留朵夫原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次，可是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感慨万千，精疲力竭，而一坐到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更觉得极其困倦。他侧过身子，一只手垫在脸颊下，就立刻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戴徽章、肩上搭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叫醒了。

“老爷，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在找您呢。”

聂赫留朵夫霍地跳起来，揉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想到今天上午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犯人的队伍，几个死人，有铁窗的车厢和关在里面的女犯，其中一个在临产的阵痛中，无人照料，另一个从铁栅后面向他凄苦地微笑。可是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酒瓶、花瓶、大烛台和餐具，几个机灵的茶房在桌子周围侍候客人。候车室深处有个柜台，柜台里面的酒橱前站着一个侍者，柜台上放着各种果盘和酒瓶，旅客都背对外站在柜台旁。

聂赫留朵夫刚从沙发上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些，便发现房间里人人都在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他也往那边望望，看见一伙人抬着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位头上包着轻纱的太太。前面抬圈椅的那个跟班，聂赫留朵夫觉得很面熟。后面一个戴着镶金绦的制帽，是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一个看门人。圈椅后面跟着一个装束雅致的侍女。她头发鬈曲，身上系着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一个装着圆滚滚东西的皮盒子和两把阳伞。再后面走着的就是柯察金公爵。公爵生着两片厚嘴唇，一个容易中风的肥大脖子，挺起胸脯，头上戴着一顶旅行帽。他后面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奥斯登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神气和情绪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郑重其事地同笑盈盈的米西说话，但带点戏谑的味道。最后是那个怒气冲冲地吸着烟的医生。

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坐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

抬圈椅的仆人、侍女和医生鱼贯进入女客候车室，引起所有在场的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一坐下来，立刻把茶房唤到跟前，向他要了酒菜。米西跟奥斯登也在餐厅里停下来，刚要坐下，忽然看见门口有个熟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去。原来她就是娜塔丽雅。娜塔丽雅在阿格拉斐娜伴同下走进餐厅，不住地向两边张望。她几乎同时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对聂赫留朵夫只点点头，先走到米西跟前。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以后，就转身对弟弟说话。

“我总算找到你了。”娜塔丽雅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了招呼，站住同他们谈话。米西把他们乡下的房子着火、逼得他们搬到姨妈家去的事告诉聂赫留朵夫。奥斯登乘机讲了一个同火灾有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说，却转身同姐姐谈话。

“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

“我早就来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斐娜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斐娜说，那个女管家头戴帽子，身穿防雨布大衣，现出亲切而稳重的神态，羞怯地从远处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打扰他。“我们在到处找你。”

“可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刚才给你写信，刚开了个头。”他说。

“真的吗？”她忧虑地问。“有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发现姐弟两人在密谈，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同姐姐在靠窗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上还放着别人的行李、毛毯和帽盒。

“昨天我从你家出来以后，本想再回去赔罪。但不知道姐夫会怎样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我同他谈得不投机，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你也知道……”

娜塔丽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碰碰他的手。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完全了解她，被她的情意所感动。她原来想表示，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她也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他们之间的任何龃龉在她都是痛苦的。

“谢谢，谢谢你……唉，今天我看见什么了！”聂赫留朵夫突然想起第二个死去的犯人，说，“有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被害死了？”

“就这样被害死了。这样的大热天把他们押出来。有两个就中暑死了。”

“那不可能！怎么会呢？今天吗？刚才吗？”

“是的，就是刚才。我看见他们的尸体。”

“可是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呢？是谁害死他们的？”娜塔丽雅问。

“就是那些硬把他们押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觉得她看待这事用的也是丈夫那种眼光。

“啊，我的天！”阿格拉斐娜走到他们跟前，说。

“是的，这些不幸的人遭到什么待遇，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但我们应该知道。”聂赫留朵夫瞧着老公爵说。老公爵这时已围好餐巾，坐在放有一瓶混合酒的桌旁，回过头来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

“聂赫留朵夫！”他叫道，“要不要喝一点解解暑气？出门喝一点再好没有了！”

聂赫留朵夫谢绝了，转过身来。

“那么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雅又问。

“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去做。”

“是的，是的，这我明白。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瞧瞧柯察金，说，“难道真的就一刀两断了？”

“一刀两断了。我想，这样双方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嗯，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娜塔丽雅怯生生地说。“你何必跟着去呢？”

“那是因为我应该去。”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冷冷说，似乎希望不要再谈这事。

不过，他对待姐姐这样冷淡，立刻感到羞愧。“我为什么不把心里所想的都告诉她呢？”他想。“让阿格拉斐娜也听听好了。”他瞅了一下老女仆，对自己说。有阿格拉斐娜在场，这就鼓励他把自己的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想跟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说实在的，我决心这样做，可是她一口拒绝了。”他声音哆嗦着说。每次谈到这事，他总是这样的。“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如果这只是出于一时冲动的话。所以我现在决心跟她去，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来减轻她的痛苦。”

娜塔丽雅一言不发。阿格拉斐娜用疑问的目光瞧瞧娜塔丽雅，摇摇头。这时候，原来那一伙人又从女客候车室里出来，仍旧由漂亮的跟班菲利浦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吩咐停下来，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露出一副疲劳不堪的可怜相，伸给他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待他有力的握手。

“真要人的命！”她指炎热的天气说。“我可受不了。这样的天气真要我的命。”接着她谈了一阵俄罗斯气候的恶劣，又请聂赫留朵夫到他们家去玩，然后示意抬圈椅的人继续上路。“那么，您务必要来。”她坐在圈椅上，转过她的长脸，又向聂赫留朵夫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一伙人往右拐了个弯，向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有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前面，在头等车厢旁边，站着一小群人，仍旧瞧着柯察金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按座位坐好。几个迟到的乘客匆匆走过，把站台的木板踩得咚咚直响。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请旅客就座，请送客的下车。

聂赫留朵夫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刻又走到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跟阿格拉斐娜并排站在车厢旁边，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她连说一句“写信来”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人出门那套老规矩了。一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就破坏了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嗯，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怎样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却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四十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开出，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话。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玛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玛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像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玛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庄稼味，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再下，再下！”聂赫留朵夫望着好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垂直地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那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玛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号。“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像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像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像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70]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作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像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儿，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像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几只手镯。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得意扬扬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装，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乘车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掖起长袍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71]，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像个大姑娘。挣到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补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喝着酒；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像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儿，谁也没有看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儿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了。”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在啰唆什么呀？”她添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像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他又瞎扯起来……”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着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儿，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条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像鸿毛似的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儿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但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像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糅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公事，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事？’我就马上把公事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儿。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儿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儿，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儿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儿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胳膊酸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

“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像让人掉了包，都变了个人了。’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可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四十二

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都套有三四匹膘肥体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叮当作响的小铃铛。他走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一眼就看见头等车厢旁站着一伙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有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再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一身自行车装，手里牵着一头脖子上套有贵重颈圈的肥壮大狗。他们后面站着几个仆人，手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的。这一伙人，从胖太太起到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止，个个都显得优裕富足，怡然自得。在这伙人四周顿时围了一批好奇成性、拜金成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穿俄罗斯民族服装、颈戴项链、夏天里每逢有火车到必定赶来迎接的瘦姑娘、电报员和几个男女乘客。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就是在念中学的柯察金家少爷。那位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柯察金一家就是搬到她的庄园来住的。列车长身穿金绦闪亮的制服，脚蹬擦得锃亮的皮靴，拉开车厢门，并且为了表示敬意，一直拉住那门，好让菲利浦和系白围裙的脚夫把马脸的公爵夫人坐着的圈椅小心抬下车来。两姐妹相互问好，还听到他们用法语商量，公爵夫人坐轿车还是篷车。于是队伍就以手拿阳伞和帽盒的鬈发侍女殿后，向车站出口处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愿同他们再次见面，再次告别，就站住，等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车站。公爵夫人带着儿子、米西、医生和侍女走在前头，老公爵和他的妻姐跟在后面。聂赫留朵夫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只能听见他们用法语交谈的片言只语。在公爵所讲的话中，有一句不知怎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都深深印进聂赫留朵夫的脑海里。

“啊！他可真正是个上等人，真正是个上等人。”公爵用洪亮而自信的声音讲到什么人，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脚夫的簇拥下，同妻姐一起走出车站。

就在这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向站台走来。工人们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最近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可是立刻被列车员赶走了。工人们没有停下，又匆匆向前走去，彼此踩着脚，来到旁边那节车厢门口登上火车。他们背上的袋子不断地撞在车角和车门上。这当儿另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他们要上车，就恶狠狠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连忙下车，又迈着同样矫健的步子，向下一节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就坐在那节车厢里。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他们刚站住，准备继续向前走，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们说，车厢里有空位，可以上去。他们听从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工人们正要各自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老爷和两位太太看见他们胆敢坐到他们这节车厢里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把他们赶了出去。这批工人有年纪老的，有年纪很轻的，总共二十人光景，个个又黑又瘦，满面风霜。他们受到老爷太太的驱逐，显然觉得自己错了，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他们背上的袋子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他们的神情似乎准备走到天涯海角，坐到人家吩咐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坐到钉子上也行。

“你们闯到哪儿去，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迎着他们走来，嚷道。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两位太太中年轻的那一位说，自以为她那口漂亮的法国话会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那位戴手镯的太太只是皱起眉头，嗅个不停，嘴里嘲弄说，跟这批臭庄稼佬坐在一起真是受惠不浅。

工人们却像度过重大危险似的，感到如释重负，心情轻松，站停下来，分头找位子坐下，动动肩膀，卸下背上的袋子，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

同塔拉斯攀谈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样，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三个位子来。有三个工人就坐在这些空位子上，可是聂赫留朵夫一走到他们跟前，他那副老爷的装束使他们手足无措。他们站起来想走，聂赫留朵夫却叫他们坐着不要动，自己在靠近过道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那几个工人中，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头同一个年纪轻的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疑惑甚至恐惧的神色。聂赫留朵夫不像一般做老爷的那样对他们幺五喝六，把他们赶走，反而给他们让座，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甚至担心到头来会不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不过，他们看到这里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谈话也很随便，他们才放下心来，吩咐一个小伙子坐在袋子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起初畏畏缩缩，拼命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免得碰到老爷的脚，但后来同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在他想让聂赫留朵夫注意自己的话时，还用手背碰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他讲到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泥炭田的工作。原来他们在泥炭田里干了两个半月活儿，每人大约挣了十个卢布——有一部分工资他们在受雇时已经预支了——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他讲到，他们干活儿总是在没膝深的水中，从日出干到日落，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

“谁没有干惯，干这活儿当然很苦，”他说，“但干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就是伙食要像样。起初伙食很糟，大伙儿都挺不满意，后来伙食有了改进，干活儿也就轻松了。”

接下去他讲到，他在外面做了二十八年工，总是把全部工钱都寄回家，开头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则交给当家的侄儿。他每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买点烟草和火柴，找点乐子。

“罪过，有时候累了，也喝一点儿伏特加。”他露出负疚的微笑，补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后女人怎样当家，今天回家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个人，另外有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他显然在发疟子，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但那孩子那么严厉而痛苦地对他瞅了一眼，弄得聂赫留朵夫不敢问什么，只是劝老头儿给他买些奎宁来吃，并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药名交给他。聂赫留朵夫想给些钱，可是老头儿说不需要，他自己会买的。

“哦，我出过多少次门，这样的老爷还没有见过。他不仅不揍你，还让位子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是各各不同的。”他最后对塔拉斯说。

“是啊，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聂赫留朵夫瞧着这些筋骨强壮而又干瘦如柴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疲劳而亲切的脸庞，心里想，同时觉得他周围这些人，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他们有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新人。

“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等人。”聂赫留朵夫想起了柯察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同时想起了柯察金之流的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猥琐无聊的兴趣。

他好像一个旅行家，发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为此感到兴高采烈。

第三部

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走了将近五千俄里路。在到彼尔姆[72]以前，玛丝洛娃一直同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聂赫留朵夫才算向有关方面疏通好，把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中。这个主意是同行的薇拉给他出的。

在到达彼尔姆以前，玛丝洛娃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感到十分痛苦。肉体上痛苦，是由于拥挤、肮脏以及虱子等小虫的骚扰。精神上痛苦，是由于跟虫子一样讨厌的男人——虽然每到一站都换一批，但都同样死乞白赖，纠缠不清，使人不得安宁。在女犯人同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之间淫乱成风，因此一个女犯人，尤其是年轻的，要是不愿牺牲自己做女人的贞洁，就得时刻小心戒备。经常处于这种恐惧和挣扎中，那是很痛苦的。玛丝洛娃由于相貌迷人和尽人皆知的身世，特别容易受到这一类袭击。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一律严加抗拒，这样使他们觉得受了侮辱，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这种状况在她同费多霞和塔拉斯接近后有所改善。塔拉斯知道妻子受到男人的进攻后，就自愿加入犯人队伍来保护她，因此从下城起他就以犯人身份同他们一起赶路。

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她的处境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且不说政治犯的膳宿比较好，受到的待遇不那么粗暴，玛丝洛娃自从加入政治犯队伍后，不再受男人迫害，日子过得比较太平，没有人再提起她现在极想忘却的往事。不过，这次调动的最大好处是她认识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对她起了极好的影响，决定了她的前途。

玛丝洛娃获准在旅途中跟政治犯同住，但她身体健康，赶路还得跟刑事犯一起。她从托木斯克[73]起就一直这样步行。跟她一起步行的还有两名政治犯：一名是谢基尼娜，也就是聂赫留朵夫到狱里探望薇拉时，惊奇地看到的那个生有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姑娘；另一名是流放到雅库茨克省[74]的名叫西蒙松的男犯，他肤色浅黑，头发蓬松，眼睛在前额下凹得很深，聂赫留朵夫那次探监也见到过他。谢基尼娜所以步行，是因为把座位让给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坐了。至于西蒙松步行，那是因为他觉得享受阶级特权[75]是不合理的。这三人同其他政治犯不同，大清早就跟刑事犯一起上路。其他政治犯坐大车，要晚一点出发。在到达大城市前，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最后一个旅站。到了大城市，就会有新的押解官来接班。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九月的早晨。天忽而落雪，忽而下雨，寒风阵阵。这批犯人总共有四百名男的和近五十名女的，都集合在旅站院子里，其中一部分围着把两天伙食费发给犯人头的押解官，一部分在向放进院子里的女贩购买食物。犯人纷纷数钱买食物，女贩们尖声说话，一片喧闹。

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羊皮袄，扎着头巾，从旅站房间出来，向女贩们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脚背风的地方，嘈杂地叫卖各种东西：新鲜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带了一头烤乳猪来卖。

西蒙松穿一件橡胶短上衣，脚穿羊毛袜，外套胶鞋，用带子扎紧（他是个素食者，不穿戴皮革制品）。他也来到院子里，等待出发。他站在台阶旁，在笔记本里记着刚想到的话：

“要是细菌能观察和研究人的指甲，它准会认为指甲是无机物。同样，我们观察地球外壳，也会认为地球是无机物。这是不正确的。”

玛丝洛娃同女贩讲好价钱，买了几个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小麦面包，放进袋子里；谢基尼娜在同女贩算账、付钱。这时犯人们不再说话，纷纷站好队。押解官走出来，在出发前对犯人作最后一次训话。

一切都照规定办理：清点人数，检查镣铐，把犯人排成双行，一对对用手铐锁在一起。但突然响起军官的怒斥声、打人的响声和孩子的哭声。人群里顿时静了下来，接着发出低低的埋怨声。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向喧闹的地方走去。

二

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走到喧闹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留很长淡黄小胡子的强壮军官，皱着眉，左手揉着打犯人耳光打痛的右手掌心，嘴里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瘦长男犯人。这犯人身穿一件短囚袍，下身穿一条更短的裤子，一只手擦着被打得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尖声啼哭的包围巾的小女孩。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那军官骂了一句粗话，“叫你懂得顶嘴的滋味……”他又骂了一句。“把孩子交给婆娘们。快戴上手铐！”他吆喝道。

原来那犯人是个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他的妻子在托木斯克得伤寒病死了，给他留下了小女儿，他一路上就得抱着她走。押解官下令给他戴上手铐，他说要抱孩子，不能戴手铐。押解官本来就不高兴，一听这话更加火冒十丈，便动手毒打这个违抗命令的犯人。[76]

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留黑色大胡子的男犯。这个男犯一只手戴着手铐，阴郁地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押解官，一会儿看看那个挨打的抱孩子犯人。押解官再次命令押解兵把小女孩抱走。犯人们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木斯克起从没叫他戴过手铐。”后排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又不是狗崽子，是个娃娃呀。”

“叫他拿这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是违反法律的。”另一个人说。

“这话是谁说的？”那押解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扑去，嘴里嚷道。“我要让你懂得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是你？”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矮个儿、阔脸膛的男犯说。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押解官就左右开弓朝他的脸打去。

“你们要造反啦！我要让你们尝尝造反的滋味。我要把你们像狗那样统统毙掉。上级知道还会感谢我呢。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不再作声。一个押解兵夺下拼命啼哭的小女孩，另一个给顺从地伸出手的犯人戴上手铐。

“把她抱给娘们儿去！”押解官对押解兵嚷道，整了整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挣扎着从围巾里伸出小手，不停地尖声啼哭，脸涨得通红。谢基尼娜从人群里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这娃娃让我来抱吧。”押解兵抱着小女孩站住了。

“你是什么人？”押解官问。

“我是个政治犯。”

谢基尼娜美丽的脸蛋和她那双好看的金鱼眼睛，显然对押解官起了作用（他在接收犯人时已见过她）。他默默地对她瞧了瞧，仿佛在权衡什么似的。

“我都无所谓，你要，就抱去好了。你可怜他们不要紧，可是万一跑掉一个人，叫谁负责呢？”

“他抱着娃娃怎么跑得掉？”谢基尼娜说。

“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你要，就抱去吧。”

“您说给她吗？”押解兵问。

“给她。”

“你来，到我这儿来！”谢基尼娜召唤着，竭力把小女孩叫到自己身边。

小女孩却从押解兵怀抱里向父亲探过身去，仍旧尖声啼哭，不肯到谢基尼娜那边去。

“您等一下，谢基尼娜，瞧她会到我这儿来的。”玛丝洛娃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面包圈，说。

小女孩认得玛丝洛娃，看见她和面包圈，就向她走去。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大门已打开，犯人们走到门外排好队。押解兵重新清点人数。大家把口袋放到大车上，捆在一起，又让体弱的人上车。玛丝洛娃抱着小女孩，走到女犯队伍里，站在费多霞旁边。西蒙松一直注视着刚刚发生的事，这时大踏步向军官走去。军官刚把事情安排好，准备跳上他的四轮马车。

“您这样做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回队伍里去，不关您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们这种做法不对，我就是要说，而且我也说了。”西蒙松紧锁住两道浓眉，盯住押解官的脸说。

“都好了吗？全体注意，起步走！”押解官不理西蒙松，大声喊道，接着按住赶车士兵的肩膀，钻进马车。

队伍动了起来，拉成长长的一串，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两边是沟的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前进。

三

玛丝洛娃在城里过了六年奢侈放荡的生活，又在监狱里同刑事犯一起度过两个月，如今同政治犯待在一起，尽管处境艰苦，她却觉得心情舒畅。每天步行二三十俄里，伙食很好，走两天休息一天。这样，她的身体便逐渐强壮起来。再有，结交一批新朋友，使她发现了以前一无所知的生活乐趣。她认为目前同她一起赶路的人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

“是啊，判刑的时候，我哭了。”玛丝洛娃说。“但我要永远感谢上帝。如今我懂了好多事，那在以前是一辈子都不会懂得的。”

玛丝洛娃毫不费力就懂得了这些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动机。她出身平民，对他们自然很同情。她明白，这些人站在老百姓一边，反对老爷太太们；这些人原来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由和生命。这就使她格外敬重他们，钦佩他们。

她钦佩所有的新朋友，但最钦佩谢基尼娜。她不仅钦佩她，而且怀着特殊的敬意热爱她。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富裕将军家庭出身的美丽姑娘，能讲三种外语，却过着最普通的工人生活，把有钱的哥哥寄给她的东西全都分赠给人家，自己穿戴得不仅很朴素，甚至可以说很粗陋，而且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意。谢基尼娜从不卖弄风情，这使玛丝洛娃感到特别惊奇，因此对她格外钦佩。玛丝洛娃看到谢基尼娜知道自己长得美，并因此感到高兴，但她不仅不因男人欣赏她的美貌而快乐，并且有点恐惧，她对谈情说爱甚至觉得嫌恶和害怕。凡是知道她脾气的男人，即使爱慕她，也不敢有所表示，而总是像对待男朋友那样对待她。那些不熟悉她的男人，往往对她纠缠不清，但据她自己说，全靠她力气大才把他们摆脱掉，而她也就以力气大自豪。她笑着讲道：“有一次，有个老爷在街上缠住我不放，我就抓住他使劲摇晃了几下，把他吓得拔脚就跑。”

她之所以成为革命家，据她自己说，是因为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而喜欢平民生活。那时她常常挨骂，因为喜欢待在女仆室、厨房和马房里，却不愿待在客厅里。

“我跟厨娘和车夫在一起，总是很快活，可是跟我们那些老爷太太在一起却觉得无聊。”谢基尼娜讲道，“后来我懂事了，看出我们的生活真是糟透了。我没有母亲，我不喜欢父亲。十九岁那年我就离开家，跟一个女朋友一起到厂里做工。”

谢基尼娜离开工厂就住到乡下去。后来又回到城里，住在一处设有秘密印刷所的房子里，终于被捕，判处苦役。这些事她自己从没讲过，但玛丝洛娃从别人嘴里知道，她被判苦役，是因为那所房子被搜查时，有个革命者在黑暗中开了一枪，她却把开枪的罪名揽到自己头上。

玛丝洛娃自从认识她以来就看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谢基尼娜从来不顾自己，遇到大小事情，总是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她现在的同志中有个叫诺伏德伏罗夫的，讲到她时总是戏称她为慈善迷。这话确实不错。她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找寻机会为别人出力，像猎人找寻猎物一样。这种爱好已成为习惯，成为她的终身事业。她做起来十分自然，以致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不客气地要她帮助，并且认为不值得一提。

玛丝洛娃刚加入政治犯的队伍时，谢基尼娜有点嫌恶她。玛丝洛娃注意到这一点，但后来又发现谢基尼娜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待她特别和蔼可亲。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竟如此和蔼可亲，这使玛丝洛娃深为感动，她就把整颗心都交给她，并且不知不觉接受她的观点，情不自禁地处处模仿她。玛丝洛娃的一片赤忱感动了谢基尼娜，她也就真心喜欢玛丝洛娃了。

这两个女人特别投机，还因为她们对性爱都十分嫌恶。一个憎恨这种感情，因为在这方面尝够了痛苦；另一个虽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但认为这是一种辱没人格而难以理解的可憎的事。

四

谢基尼娜的影响是玛丝洛娃甘心情愿接受的。玛丝洛娃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她喜欢谢基尼娜。另一种影响来自西蒙松。这种影响的产生是由于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

任何人过日子，做事情，总是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部分顺从别人的想法。人过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别人的想法，这是人与人之间重大区别之一。有些人运用自己的思想往往像做智力游戏那样，把理智当作卸去传动皮带的飞轮，让它任意转动；可是在行动上往往顺从别人的想法，也就是顺从风俗、传统和法律。另一些人却把自己的思想看作一切行动的指针，几乎总是倾听自己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偶尔服从别人的决定，而且服从以前先要经过分析批判，看它是否正确。西蒙松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不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理智地反复思考，然后做出决定，一旦做出决定，就坚决实行。

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就断定父亲做军需官挣来的钱是不义之财。他要父亲把财产还给老百姓，可是父亲不仅不听他，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从此不用父亲的钱。他断定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他就离开大学，参加民粹派，到乡下去当教师，大胆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反对他认为谬误的东西。

他被捕了，受到审讯。

在法庭上，他公然声明法官无权审问他。法官不理他的话，继续对他进行审讯，他就打定主意不再回答，对他们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自己制定了一套教义，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这种教义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我们认为死的和无机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既是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有机体和所有组成部分的生命。因此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屠杀。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而且反对杀害一切动物。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生儿育女只是人类的低级职能，人类的高级职能在于为活着的人服务。他用血液里存在吞噬细胞这个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他认为，单身汉相当于吞噬细胞，它们的责任就在于帮助有机体中衰弱有病的部分。自从他确立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就一直按照它生活，尽管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酒色。他现在认为自己同谢基尼娜一样，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玛丝洛娃的爱，并不违背这个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种爱情不仅不会妨碍他像吞噬细胞那样帮助弱者，而且会更加激励他去这样做。

他不仅解决精神问题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是处理实际问题，他也大多有自己的方式。他处理各种实际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论，并定出一套规则：每天应当工作几小时，休息几小时，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怎样生炉子，怎样点灯，等等。

虽然如此，西蒙松见到人却非常胆怯和谦逊。但他一旦做出决定，那就什么也不能拦阻他。

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爱情对玛丝洛娃影响特别大。玛丝洛娃凭着女人的敏感很快察觉他在爱她。她想到她居然能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唤起爱情，她的自信心也就提高了。聂赫留朵夫向她求婚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那件事；西蒙松爱的却是今天的她，而且纯粹是因为喜欢她。此外，她觉得西蒙松把她看作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品德特别高尚，跟一般女人不一样。她不太清楚究竟他认为她具有哪些品德，但不管怎样，为了不使他失望，她就竭力把她认为自己具有的最好品德表现出来。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好人。

这种情况早在监狱里就开始了。有一天，政治犯会见探监人，她发觉他那双纯朴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前额和眉毛下特别执拗地盯住她。早在那时，她就发觉他有点特别，瞅她的神气也有点特别，她还发现他那直立的头发和皱起的眉头显得很严肃，而眼神却像孩子一般纯洁善良，这两种表情竟能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到了托木斯克后，她调到政治犯中间来，她又看到了他。尽管他们没有谈过一句话，但是两人对视的目光却表明他们都还认得，而且相互都很尊重。此后他们也没有做过意义深长的谈话，但玛丝洛娃觉得，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说给她听的，是为她而说的，并且竭力把话说得明白易懂。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接近，是从西蒙松跟刑事犯一起步行开始的。

五

从下城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在下城，在犯人们坐上装有铁丝网的驳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的监狱办公室。这两次见面，他发现玛丝洛娃沉默寡言，态度冷淡。聂赫留朵夫问她身体怎样，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而且他觉得还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那是以前也有过的。这种阴郁的情绪是由于她遭到了男人的纠缠才出现的，它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烦恼。他担心一路上处在艰苦的条件和淫猥的气氛下，她又会自暴自弃，对生活感到绝望，借烟酒麻醉自己，并对他产生恼恨。但他又无法帮助她，因为在旅途的最初阶段，他一直没有机会同她见面。直到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他才相信自己的忧虑毫无根据。不仅如此，聂赫留朵夫每次看见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内心的变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她看见他，不皱眉头，也不窘迫；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出的力，特别是把她调到她目前所处的人们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在外表上也反映出来。她变得又瘦又黑，似乎见老了；两鬓和嘴角出现了皱纹，她包上一块头巾，不再让一绺头发飘落到额上。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原先那种卖弄风情的味道了。她这种已经发生和还在继续发生的变化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高兴。

现在他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诗意洋溢的迷恋，更不同于后来肉体的魅惑，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判决后他决心同她结婚，来履行责任和满足虚荣心的那种心情。他现在纯粹是怜悯和同情她，就像第一次在监狱里同她见面时那样。他去过医院以后，竭力克制对她的嫌恶，原谅她同医士的所谓暧昧关系（后来知道她是受冤枉的），这种感情曾变得更加强烈。其实这是同一种感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时是暂时的，现在却是经常的。现在，他不论想什么事，做什么事，总是满怀怜悯和同情，不仅对她一人，而且对一切人。

这种感情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使原先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他所遇见的一切人。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他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起，直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自由地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77]，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同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78]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事件[79]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他对他们没有好感，首先因为他们采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对政府，尤其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暗杀，其次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他才知道他们常常遭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不管一般所谓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对待他们多少还讲一点法律。可是对待政治犯，往往连法律的影子都见不到，就像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来认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样。当局对付他们就像用大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拣出他们所需要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被弃在岸上活活干死。当局就是这样逮捕了几百名显然没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一关几年，使他们在狱中得了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而死。他们所以一直被关在牢里，仅仅是因为缺乏释放的理由，再说，把他们关在就近监狱里也便于提审，可以随时要他们就某个问题作证。这些人即使从政府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们的忙闲和情绪。这些官僚往往由于闲得无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绪，把逮捕的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更高的上级长官，那也要看他有没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把被捕人员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流放、苦役、死刑。但只要有个贵夫人来求情，他们就可以获得释放。

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只能用同样手段还击。军人通常总是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把他们的血腥罪行掩盖起来，还说是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政治犯总是受到他们团体舆论的影响，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危险，开展残酷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罪恶，而且还是英勇行为。这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天性温良的人，原来非但不忍心伤害随便什么生物，而且不忍心看到它们受苦，现在却能若无其事地动手杀人。他们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以杀人作为手段，来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一崇高目标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十分崇高，因此自视也很高，其实那是政府很重视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结果。是的，为了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非自视很高不可。

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接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蛋，也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同任何地方一样。有些人成为革命者，因为真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但有些人选择革命活动只是出于自私的虚荣心。不过多数人倾向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冒险和玩命的愿望，那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都具有的。他们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要求清心寡欲、艰苦朴素、真诚老实、大公无私，而且能为共同事业随时牺牲一切，直至献出生命。就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中间，凡是水平高的，往往大大超过一般水平，成为德行高超的典范；凡是水平低的，往往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因此聂赫留朵夫对有些新朋友不仅满怀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有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

六

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一个叫克雷里卓夫的害痨病的青年。克雷里卓夫跟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里，被流放去服苦役。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他，在途中又同他见过几面，还同他谈过话。夏天里，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里卓夫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还讲了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父亲是个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念中学和念大学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名列第一，获得硕士学位。学校要他留校，以后还要送他出国深造。他犹豫不决。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进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有几个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它还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说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他因此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瞧），“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80]案被捕，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像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这事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像原来那样过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大伙也都不作声，显然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像死一般地安静。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唤他，要他回来。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他那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过道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兵。他们经过我的门口，在旁边那个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典狱长声音古怪地叫道：‘洛靖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然后听见牢门吱嘎响了一声，他们走到他跟前，接着就听见洛靖斯基的脚步声。他向过道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忽而解开胸前的纽扣，忽而又扣上，还耸耸肩膀。是啊！忽然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闪开身子。原来是洛靖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来到我门外。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有一副好看的波兰人脸型：前额开阔平直，一头细密的淡黄鬈发，一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是个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站在我的窗洞前面，因此我看见了他的整个脸庞。他的脸瘦削、灰白，怪可怕的。他问我：‘克雷里卓夫，有烟吗？’我刚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典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烟，副典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抽起烟来，仿佛在想心事。后来忽然想到什么事似的，开口说：‘太残酷，太不讲理了！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白嫩的脖子，看见他喉咙里有样东西在抖动，他说不下去。是啊！这当儿，我听见罗卓夫斯基在过道里用尖细的犹太人嗓子嚷着什么。洛靖斯基丢掉烟头，从我的牢门口走开去。于是，罗卓夫斯基就出现在我的窗洞口。他那张孩子气的脸涨得通红，还在冒汗，眼睛泪汪汪的。他也穿着一身干净的衬衣，但裤子太大，他老是用两手把它往上提，整个身子直打哆嗦。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近我的窗洞，说：‘克雷里卓夫，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不是？我觉得不舒服，还要再喝一点润肺汤。’谁也没有理他，他就用询问的目光对我瞧瞧，又对典狱长瞧瞧。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我始终没有……弄懂。是啊！副典狱长顿时板起脸，又尖声尖气地嚷道：‘开什么玩笑？快走。’罗卓夫斯基显然弄不懂有什么事在等着他，急急地沿着过道走去，简直抢在所有人的前头。但接着他站住不肯走，我听见他尖声大叫和号哭。传来一片喧闹，还有顿脚的声音。他刺耳地号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啦响了一声，接下来就一片肃静……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两个都被绳子勒死了。有个看守看见这景象，告诉我，说洛靖斯基没有反抗，罗卓夫斯基却挣扎了好半天，因此他们只好把他拖上绞架，硬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是啊！那看守傻乎乎的。他对我说：‘老爷，人家都说这事很可怕。其实一点不可怕。他们被绞死的时候，只这么耸了两下肩膀。’他装出肩膀猛一下往上耸，然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把绳子一拉，喏，就是把绳套拉得紧些，这就完了，他们再也不动了。’哼，‘一点也不可怕！’”克雷里卓夫把看守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想笑，没有笑成，却放声痛哭起来。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吃力地喘着气，把涌到喉咙里的哽咽硬压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革命者。是啊！”他平静下来说，简短地讲完了他的身世。

他参加了民意党，还当上破坏小组的组长，专门对政府官员采用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放弃政权，让人民掌权。他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一会儿去彼得堡，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到基辅，一会儿到敖德萨，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后来却被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出卖了。他被捕了，……受审讯，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狱中得了痨病。在现在这种条件下，看来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他知道这一点，但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说，要是让他再活一辈子，他还是会那么干，也就是破坏他目睹的那种罪恶累累的社会制度。

克雷里卓夫的身世和同他的接触，使聂赫留朵夫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

七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像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设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到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过了三分钟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来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像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响了一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像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很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了，”小伙子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些什么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子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咕唧咕唧响的大皮靴，跟那些女人一起在黑暗中消失了。

半边门再次哗啦作响，队长请聂赫留朵夫跟他一起去见押解官时，从迷雾里还传来那小伙子的说话声，中间夹杂着女人的声音。

八

这个旅站也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有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窗，住着犯人。另一座住着押解兵。再有一座住着军官，还设有办公室。这三座房子此刻灯火通明，照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里面一定很漂亮舒适，特别是在这个旅站。每座房子入口处都点着灯，围墙四周另外有五六盏灯，把院子照亮。一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那座最小的房子门口。他登上三级台阶，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煤烟味的前室。火炉旁有个穿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系领带的士兵，一只脚穿着长筒黄皮靴，弯着腰，拿另一只靴筒子给茶炊扇风。他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传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您从这门进去吧。”那士兵说着继续烧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小胡子的军官，身穿紧裹宽阔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见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又像嘲讽又像疑惑地盯住他。

“您有什么事？”他问，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嚷道，“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哇？”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颜色瞧瞧，好叫你记住！”押解官对他白了一眼，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叫着，端着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放好（军官睁着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住这个士兵，仿佛要看准一个地方，动手打他）。等茶炊放好，押解官就开始煮茶。接着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白兰地的方玻璃瓶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么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哇？”

“我要求探望一个女犯人。”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坐下来。

“是政治犯吗？法律规定，禁止探望。”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您请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了一遍，“但经我提出要求，最高长官批准让她同政治犯一起走……”

“啊，我知道了，”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们吧？好哇，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想见一见……”

“夜很长，您有的是工夫。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呢？”

“到政治犯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我去过好几次了。要是您怕我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通过她也可以转交。”

“哦，不，她要被抄身的。”押解官说，现出不愉快的笑容。

“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搜也行。”押解官说，拿起一个开了塞子的酒瓶，送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么听便。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老实说，干我们这一行，真是再伤心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惯别种生活，来到这地方，苦透了。您要知道，人家一提到干我们这一行，当押解官，总认为都是没有教养的大老粗，可就是不想想，我们生下来干别的事也完全可以。”

押解官通红的脸、他的香水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难听的笑声，都很使聂赫留朵夫反感。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像整个旅行期间那样，抱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他对任何人都不怠慢，也不蔑视，同谁说话都“一本正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了押解官这番话，以为他很同情受他管辖的那些人的苦难，因此心情沉重。聂赫留朵夫就严肃地对他说：“我想，您做这种工作，可以设法减轻人家的痛苦，这样您就会比较心安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这号人嘛。”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聂赫留朵夫说，“还不跟大家一样都是人。其中还有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丝毫不肯马虎，可我呢，总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受罪，也不让他们吃苦。别的押解官遇到什么事，马上来个依法办理，再不然干脆枪毙，可我总是可怜他们。再来点茶吗？您吃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见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儿遭到诬告，说她毒死了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摇头。

“是啊，这种事情是有的。我可以告诉您，喀山就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字叫爱玛。她原是个匈牙利人，生有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眼睛。”他继续说，一想到这事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风度好极了，简直像个伯爵夫人……”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想，既然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您要是能这样做，我相信您会感到快乐的。”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就像同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那样。

押解官眼睛闪闪发亮，瞧着聂赫留朵夫，显然急不及待地巴望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生有一双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显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很对，确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我还想跟您谈谈那个爱玛。您想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我以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如今我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吃惊地对聂赫留朵夫瞧瞧。

“那么，再给您来点茶吗？”他说。

“不，谢谢。”

“别尔诺夫！”押解官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对他说，让这位先生到政治犯房间里，可以让他待到点名。”

九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又来到路灯昏黄的黑暗院子里。

“上哪儿去？”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问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室去，第五号。”

“这里过不去，锁上了，得穿过那门廊。”

“怎么锁上了？”

“队长锁上的，他自己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往这儿走。”

传令兵领聂赫留朵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沿着铺木板的路，来到另一个门口。还在院子里就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和人们活动的声音，好像一群将要离窝的蜜蜂。聂赫留朵夫走近去，推开门，喧闹声就更响了。听得出有叫嚷、谩骂和哄笑。还听见哐啷啷的镣铐声。空中弥漫着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恶臭。

镣铐的哐啷声和刺鼻的恶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总是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受，精神上感到恶心，又渐渐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相互助长，确实使人觉得特别难受。

旅站门廊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就是“便桶”。聂赫留朵夫踏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便桶边上。她的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帽子。他们正谈得起劲。男犯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说：“就是皇帝也憋不住尿哇！”

那女人放下囚袍下摆，低下头。

从门廊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的牢房门都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另一头有两个小间，是关政治犯的。这个旅站的房子原定可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关了四百五十人，十分拥挤，犯人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都挤满了。有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有人拿着空茶壶出去，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赶上聂赫留朵夫，亲切地同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可亲的脸显得难看了，因为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好几处乌青块。

“你这是怎么了？”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毛病。”塔拉斯笑眯眯地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不屑地说。

“为了婆娘，”他们后面有个犯人说，“他跟瞎子费特卡干了一家伙。”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身体很好，我这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望了一眼。整个牢房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下。牢房里晾着湿衣服，弥漫着水蒸气。还听见女人们一刻不停的叫嚷声。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一群群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同伴，吃了他的肉。流浪汉一个肩膀上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逢到天气暖和的日子，还看到男女犯人在旅站院子里公开通奸的可怕景象，虽然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像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还是觉得羞愧和负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负疚感之分，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是无法清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还夹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嘲弄的哄笑。

十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臭，偷偷地对他说：“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惊奇。这人中等身材，生有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玛卡尔犯的，而是他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愿意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橇，穿上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子藏在雪橇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一路走去，什么事也没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他又低声对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一下雪橇上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霍地跳下雪橇，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浑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后来开庭审判。我们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

十一

政治犯住两个小房间，门外是一截同外界隔离的过道。聂赫留朵夫走进这部分过道，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身穿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不断颤动。

西蒙松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只从两道浓眉下抬起眼睛，并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要跟您见面呢！”他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现出意味深长的样子说。

“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回头告诉您。现在我走不开。”

西蒙松继续生炉子，应用他那套尽量减少热能损耗的原理。

聂赫留朵夫刚要从一扇门里进去，玛丝洛娃却从另一扇门里出来。她手拿扫帚，弯着腰，正在把一大堆垃圾往炉子那边扫。玛丝洛娃身穿白色短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穿长统袜，头上为了挡灰，齐眉包着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挺直腰，脸涨得通红，神态活泼，放下扫帚，在裙子上擦擦手，笔直站在他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同她握手。

“是啊，这是我的老行当，”她说着微微一笑，“这儿脏得简直不像话。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弄不干净。怎么样，我那条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干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使聂赫留朵夫惊讶的异样目光瞧着她。

“哦，那我回头来拿，我那件皮袄也要拿来烤烤干。我们的人都在这里面。”她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靠近的门，自己却往另一个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推开门，走进一个不大的牢房。牢房里，板铺上点着一盏小小的铁皮灯，光线微弱。牢房里很阴冷，空中弥漫着灰尘、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只照亮一小圈地方，板铺处在阴影中，墙上跳动着影子。

在这个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掌管伙食的男犯出去取开水和食物外，所有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薇拉也在这里。她更加又瘦又黄，睁着一双惊惶不安的大眼睛，额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头发剪得很短，身穿一件灰短袄。她坐在一张摊开的报纸前面，报纸上撒满烟草。她正紧张地把烟草往纸筒里装。

这里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觉得极其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掌管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处境极其艰苦，也具有女性持家的本领，并且富有魅力。这会儿她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黑黑的灵巧而好看的手擦干大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板铺的手巾上。艾米丽雅年轻，并不漂亮，但聪明而温和，笑起来显得快乐、活泼和迷人。现在她就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不再来了呢！”她说。

这里还有谢基尼娜。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见到玛丝洛娃啦？”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哪。”她指指小女孩说。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发抖，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淡棕色鬈发的男犯。这男犯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脸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招呼。聂赫留朵夫所以特别忙着跟他招呼，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闪动浅蓝色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接着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握。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

“是啊，有趣的事可不少！”聂赫留朵夫回答，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远不是没有芥蒂的。诺伏德伏罗夫说的话，以及他招人不快的意图，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他感到沮丧和气恼。

“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的哆嗦的手说。

“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慌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严得很。今天一个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没有站起来，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

“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干活儿，打扫。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现在打扫女的那一间去了。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他扬扬头示意谢基尼娜那个角落，问。

“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

“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

“不会，不会，我很留神。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去吧，”她对艾米丽雅说，“我去帮帮玛丝洛娃。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

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取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有面子的皮袄，脚登一双高筒皮靴。他步伐轻快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81]。“我们买到些好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从大家头顶上扔到板铺角上，“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艾米丽雅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笑眯眯地瞧着艾米丽雅说。“来，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这人的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欢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瘦骨棱棱，灰白的脸上颧骨很高，生有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他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神态忧郁，精神萎靡。他身上穿着一件旧的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但眼睛一直瞅着他。然后勉强向他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慢吞吞地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却是十八岁时参加的。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就决心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朗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间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牢，出狱后暗中仍受到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另一个省的一个乡里，在那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他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加强了革命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库茨克区。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也没有损耗他的精力，反而使他更加精神焕发。他喜爱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事，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灵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了监狱，总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有条件尽量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集体。他首先是个村社社员，总是以村社利益为重。他自己一无所求，安贫乐穷，但处处为集体谋利益，并且可以废寝忘食不停地工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工作。他出身农民，勤劳机灵，干活利落，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彬彬有礼，不但能体贴人家的感情，而且能尊重人家的意见。他的老母亲是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没有坐牢时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儿，并且同他以前的伙伴，那些农村青年，来往频繁。他跟他们一起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82]，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宣传，说他们都受了骗，应该从这种骗局中醒悟过来。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他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将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和诺伏德伏罗夫的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

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83]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

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灭，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他有这样的信念，因此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各种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

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民间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屈辱。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当时他们做童工的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追求知识。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两年中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他坐了牢，后来又被流放到沃格格达省。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又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记在心里，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再次被捕，判处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他对宗教也像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一旦看出他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

长期来他养成禁欲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他像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儿都能胜任愉快，得心应手。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第一卷[84]，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诺伏德伏罗夫不论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一切正经工作的障碍。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手去同他握一下。

十三

炉子生好，房间里暖和起来。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面包圈、精白粉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辛劳把它收拾整齐。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这样，待在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除此以外，他们也像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革命漠不关心。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他像一般男人爱女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像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十分忠贞的妻子。

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也成了革命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看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自以为确实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

她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她母亲领去抚养——感到痛苦。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不能平静。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像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情谊。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十四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做着这样的打算。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听他讲。

“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政府掌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动机。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人家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横死的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像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像发表演说似地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来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出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85]和大革命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他们迷失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可把革命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不再作声，只气冲冲地吸着烟。

“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

“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十五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很受所有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并被认为很聪明，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这种革命者的品德远不如一般人。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是大的，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却大大超过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上同西蒙松正好截然相反。西蒙松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们这类人的行动总是由自己的思想所指导，由自己的思想所决定。诺伏德伏罗夫却具有女性的气质，他这一类人所考虑的，是怎样达到由感情决定的目标，以及怎样证明由感情引起的行动是正确的。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能把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无非想出人头地罢了。起初，凭着他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并加以准确表达的能力，他在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进修班）真的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他感到很得意。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后，就无法再出人头地了。后来，正如不喜欢诺伏德伏罗夫的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了在新的环境里再出人头地，他就突然改变观点，以一个渐进的自由派，摇身一变而成为红色的民意党人。由于他天生缺乏怀疑和踌躇这种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获得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一旦选定方向，就不再怀疑，不再踌躇，因此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明了，从来没有什么疑问。由于他的观点狭隘、片面，一切事情确实显得简单明了。照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行。他的自信心实在太强，因此人家对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他的活动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的，他们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作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这样，大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的圈子里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威信。他的活动就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召开重要会议，并在会上通过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充分相信这个纲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执行。

同志们因为他大胆果断而尊敬他，但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把一切杰出人物都看成是自己的对手，并且总是想用老猴对待小猴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恨不得剥夺人家的一切智慧和一切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才能。只有对那些崇拜他的人，他才好意相待。现在在流放途中，他对待接受他宣传的工人玛尔凯，对待倾心于他的薇拉和相貌美丽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他虽然口头上也主张解决妇女问题，但心底里却认为女人都是愚蠢的，猥琐的，除了他所热恋的女人之外，譬如他现在所爱的格拉别茨。只有那些女人才不同凡响，她们的优点也只有他一人能够发现。

他认为男女关系也像其他一切问题那样简单明了，只要承认恋爱自由，就算彻底解决问题。

他有过一个非正式的妻子，还有过一个正式的妻子，但后来同正式的妻子脱离了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又打算同格拉别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诺伏德伏罗夫瞧不起聂赫留朵夫，认为他在对待玛丝洛娃的问题上“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在看待现行制度的缺点和纠正办法上，竟敢跟他诺伏德伏罗夫不一样，甚至敢于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老爷的想法，愚蠢的想法。聂赫留朵夫尽管一路上心情很好，但知道诺伏德伏罗夫对他抱这样的态度，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以眼还眼的态度，怎么也无法克制对他的极度反感。

十六

隔壁牢房里传来长官的说话声。大家都安静下来，接着队长带着两名押解兵走进房间。这是来点名的。队长指着每一个人，计算着人数。他指到聂赫留朵夫时，就和颜悦色地赔笑说：“公爵，现在点过名可不能再待着了。您得走了。”

聂赫留朵夫懂得这话的意思，走到他跟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卢布钞票塞在他手里。

“嘿，拿您有什么办法呢！您就再坐一会儿吧。”

队长刚要出去，另外有个军士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那男犯留着一把稀疏的胡子，一只眼睛底下有瘀伤。

“我是来看我那个小丫头的。”那个男犯说。

“啊，爸爸来了！”忽然响起了孩子响亮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从艾米丽雅身后探出来。艾米丽雅正在跟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一起用艾米丽雅捐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新衣。

“是我，孩子，是我！”布卓夫金亲切地说。

“她在这儿挺好。”谢基尼娜说，同情地瞧着布卓夫金那张被打伤的脸。“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太太她们在给我做新衣裳呢。”女孩指给父亲看艾米丽雅手里的针线活儿，说。“可好看啦，真漂亮！”她含糊不清地说。

“你愿意在我们这儿过夜吗？”艾米丽雅抚爱着女孩说。

“愿意。爸爸也留下来。”

艾米丽雅脸上泛起笑容。

“爸爸可不行。”她说。“那么就把她留在这儿吧！”她转身对做父亲的说。

“好，那就留下吧。”站在门口的队长说，说完就跟军士一起走了出去。

等押解人员一出去，纳巴托夫就走到布卓夫金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喂，老兄，你们那里的卡尔玛诺夫真的要同别人调包吗？”

布卓夫金和蔼可亲的脸容突然变得很忧郁，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白翳。

“我们没听说。大概不会吧。”他说。说话的时候眼睛上仿佛仍旧蒙着一层白翳，接着又对女儿说：“哦，阿克秀特卡，你就跟太太她们一起在这儿享福吧！”说完就连忙走出去。

“这事他全知道，他们果然调包了，”纳巴托夫说，“那您现在怎么办呢？”

“我到城里去告诉长官。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得。”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都不作声，显然担心再发生争吵。

西蒙松双手枕在脑后，一直默默地躺在角落里的板铺上。这会儿突然坐起来，下了床，小心翼翼地绕过坐着的人们，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现在您可以听我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想跟他出去。

卡秋莎瞟了一眼聂赫留朵夫，眼睛同他的目光相遇，他顿时涨红了脸，仿佛摸不着头脑似地摇摇头。

“我有这样一件事要跟您谈谈。”聂赫留朵夫跟着西蒙松来到过道里，西蒙松开口说。在过道里，刑事犯那边的喧嚣和说话声听得特别清楚。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西蒙松却毫不在意。

“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他用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留神地直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他说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牢房门口有两个声音同时叫起来：“我对你说，笨蛋，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嚷道。

“巴不得呛死你这魔鬼！”另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这时候，谢基尼娜来到过道里。

“这里怎么能谈话呢？”她说，“你们到那间屋里去吧，那儿只有薇拉一个人。”她说着就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到隔壁一个很小的、显然是单身牢房里，那房间如今专门拨给女政治犯住宿。薇拉躺在板铺上，头蒙在被子里。

“她害偏头痛，睡着了，听不见的，我走了！”谢基尼娜说。

“不，你别走！”西蒙松说，“我没有什么秘密要瞒着别人，更不要说瞒你了。”

“嗯，好吧！”谢基尼娜说，像孩子一般扭动整个身子，坐到板铺深处，准备听他们谈话。她那双羔羊般的美丽眼睛瞧着远处。

“我有这样一件事，”西蒙松重又说，“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究竟是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不由得很欣赏西蒙松跟他说话的那种坦率诚恳的态度。

“就是我想跟玛丝洛娃结婚……”

“真没想到！”谢基尼娜眼睛盯住西蒙松，说。

“……我决定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我能帮什么忙呢？这事得由她自己做主。”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不过这事她不得到您的同意是不能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在您跟她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以前，她是不能做出什么选择的。”

“从我这方面说，事情早就明确了。我愿意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同时减轻她的苦难，但我绝不希望使她受到什么约束。”

“对，可是她不愿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谈不上牺牲。”

“不过我知道她这个主意是绝不动摇的。”

“哦，那么有什么必要找我谈这件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她要您也同意这一点。”

“可是，我怎么能同意不做我应该做的事呢？我只能说一句：我是不自由的，可她享有自由。”

西蒙松沉思起来，不作声。

“好的，我就这样对她说。您别以为我迷上她了，”西蒙松继续说，“我爱她，因为她是个少见的好人，却受尽了折磨。我对她一无所求，但我真想帮助她，减轻她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听见西蒙松声音发抖，不由得感到惊讶。

“……减轻她的苦难，”西蒙松继续说，“要是她不愿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只要她同意，我就要求把我调到她监禁的地方去。四年又不是一辈子。我愿意待在她身边，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些她的苦难……”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聂赫留朵夫说，“她能找到像您这样的保护人，我很高兴……”

“喏，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西蒙松继续说，“我想知道，既然您爱她，愿她幸福，您认为她跟我结婚会幸福吗？”

“一定会的！”聂赫留朵夫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全得由她作主，我只希望这个受尽苦难的心灵能得到喘息。”西蒙松说，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神情瞧着聂赫留朵夫。这样的神情出现在这个平时脸色阴沉的人的脸上，那是很意外的。

西蒙松站起来，抓住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把脸凑到他跟前，羞怯地微笑着，吻了吻他。

“那我就这样去告诉她。”西蒙松说着走了。

十七

“哦，怎么搞的？”谢基尼娜说，“他在谈恋爱了，真的在谈恋爱了。嘿，西蒙松简直像个孩子，居然这样傻头傻脑地谈起恋爱来，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真是太奇怪了，说实在的，也是太可悲了！”她叹了一口气，结束说。

“那么，卡秋莎呢？您想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谢基尼娜停了停，显然在考虑怎样尽可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以前有过那样的经历，人倒是挺本分的……也很能体贴人……她爱您，真心爱您，她要是能为您做件好事，哪怕是从消极方面考虑，只要您不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很高兴了。对她来说，跟您结婚将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前干的什么事都更堕落，因此她决不会同意。再说，您在她身边，反而使她感到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得离开这儿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基尼娜天真地微微一笑。

“是的，多多少少得这么办。”

“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多多少少离开这儿呢？”

“我这是胡说了。不过，她的事，我想告诉您，她大概看出他那种狂热的爱有点荒唐（他其实还没有向她表白过），所以又喜又惊。不瞒您说，这种事我是不在行的，但我觉得，他的感情虽然比较含蓄，也不外乎男人的那种感情。他说这种爱情使他精神上变得高尚，又说它是柏拉图式的。但我看，这种爱情即使与众不同，它的基础还是肮脏的……就像诺伏德伏罗夫对格拉别茨那样。”

谢基尼娜一谈到她心爱的题目，就离开了本题。

“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

“我想您得对她说一说。把事情都讲讲清楚总是好的。您同她谈一谈，我去把她叫来好吗？”谢基尼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谢基尼娜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独自留在小小的牢房里，听着薇拉轻微的呼吸声，偶尔还夹杂着呻吟，以及隔着两个房门，从刑事犯那里不断传来的喧闹声，他心头涌起一种古怪的感情。

西蒙松对他说了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是沉重而别扭的，但此刻他的心情不仅并不轻松，甚至感到痛苦。他的内心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蒙松的求婚使他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眼里和别人眼里降低了价值：既然这样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都愿意跟她同甘共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妒意，因为他已经惯于领受她对他的爱，无法容忍她再爱别人。再说，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她要是嫁给西蒙松，他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考虑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琢磨自己的心情，房门突然开了，传来刑事犯更嘈杂的喧哗（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紧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是谢基尼娜叫我来的。”玛丝洛娃在他身边站住，说。

“是的，我有话要跟您说。您请坐。西蒙松跟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样子很镇定，但聂赫留朵夫一提到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涨得通红。

“他跟您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的脸顿时皱起来，现出痛苦的神色。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垂下了眼睛。

“他要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听听我的想法。我说这事全得由您做主，由您决定。”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何必这样呢？”她说，用那种一向使聂赫留朵夫特别动心的斜睨瞧了瞧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目光对双方都含义深长。

“这事应当由您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玛丝洛娃说，“一切都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接受不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像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老婆？我何必把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嗯，要是能获得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走了出去。

十八

聂赫留朵夫跟着玛丝洛娃回到男犯牢房，看见那里人人都很激动。纳巴托夫平时到处走动，同每个人交往，留心观察各种动静，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他在墙上发现被判苦役的革命家彼特林写的条子。大家都以为彼特林早已到了卡拉河流域，如今发现他不久前才同刑事犯一起路过此地。

“八月十七日我单独同刑事犯一起上路。涅维罗夫原先跟我一起，可他在喀山疯人院里上吊了。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希望万事如意。”他在条子里这样写着。

大家都在讨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克雷里卓夫却聚精会神，一声不吭，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瞪着前方。

“我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精神错乱，看见鬼魂。”艾米丽雅说。

“是啊，他是个诗人，是个幻想家，这样的人蹲单身牢房是受不了的。”诺伏德伏罗夫说，“我蹲单身牢房的时候，就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总是最有条有理地安排时间，因此总能熬过去。”

“有什么不好熬的？叫我蹲牢房，我总是挺高兴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显然想驱散阴郁的气氛，“本来总有点提心吊胆，唯恐自己被捕，牵累别人，坏了事业；一旦坐牢，就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可以歇一口气。你就坐下来抽抽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谢基尼娜不安地打量着克雷里卓夫那张顿时变色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个幻想家！”克雷里卓夫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他刚叫嚷或者歌唱了好一阵。“涅维罗夫这个人哪，就像我们的门房说的那样，天下少见……对了……这是个像水晶一样通体透明的人。是啊，他不仅不会撒谎，甚至不会作假。他不仅脸皮薄，浑身上下就像被剥掉皮似的，每根神经都暴露在外面。是啊……他的个性复杂得很，可不是那种……唉，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沉默了一阵。“我们争论究竟该怎么办，”他怒气冲冲地皱着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改变生活方式，再教育人民？再有，我们争论该怎样斗争：开展和平宣传，还是采用恐怖手段？是啊，我们老是争论不休。可他们并不争论，他们懂得该怎么办。死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且都是多么好的好人，但他们不在乎！相反，他们巴不得好人都死掉。对了，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一被取缔，整个社会的水平就下降了。哼，怎么能不下降呢！后来，连赫尔岑和他那辈人都被取缔了。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些人……”

“人是消灭不光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总有人会留下来的。”

“不，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人留下来。”克雷里卓夫提高嗓门，不让人家打断他的话，说。“给我一支烟。”

“抽烟对你可不好哇，阿纳托里，”谢基尼娜说，“请你别抽了。”

“哼，你别管！”他怒气冲冲地说，吸起烟来，但立刻咳嗽，恶心得像要呕吐。他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要光发发议论，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把他们消灭掉。就是这样。”

“不过他们也都是人哪！”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只要干得出他们干的那种事，就不是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我说，我们要坐着飞艇飞上天，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像臭虫一样统统消灭掉……是啊，因为……”他正要说下去，可是忽然脸涨得通红，咳得更厉害，接着吐出鲜血来。

纳巴托夫跑到外面去取雪。谢基尼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吃，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苍白的瘦手把她推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等到雪和凉水使他稍微镇静下来，大家扶他睡好，聂赫留朵夫就同大家告辞，跟那个早就来接他的军士一起回去。

刑事犯这时都已安静，大多睡着了。尽管牢房里板铺上和板铺下都睡了人，过道里也睡了人，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囚犯，因此有一部分就头枕着包裹，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睡在走廊地板上。

从牢房门里，从走廊里，都有打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声传出来。到处可以看见身上盖着囚袍的身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只有在刑事犯的单身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他们在墙角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一看见士兵走过，就把它熄灭。有一个老头儿坐在走廊的灯下，光着身子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牢房里病菌弥漫的空气，同这里臭气熏天的恶浊空气相比，似乎干净多了。那盏冒烟的油灯看上去仿佛在雾中发亮。人在这里呼吸都感到困难。穿过这条走廊，要不踩着或者绊着睡着的人必须先看清前面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再找下一步落脚的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在走廊里也没有找到空地方，只得躺在门廊里，靠近一个从裂缝里渗出粪汁来的臭烘烘的便桶。其中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在旅途上常常见到的痴老头儿。另外有个十岁的男孩，他躺在两个男犯中间，一只手托着脸颊，头枕在一个男犯的腿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停住脚步，挺起胸脯，久久地使劲呼吸着冰凉的空气。

十九

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放他进门廊。从门廊右首的披屋里发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个干净的正房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隔板后面，不知谁的强壮肺部发出均匀的鼾声，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神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面子的沙发上，放好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景象中，最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重大，但他不再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途很难预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汁中睡觉，特别是那个睡在男犯腿上的天真孩子的影子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里。

知道远处有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疯了？”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不像人家那么狡猾和小心，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被剥夺了过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舆论影响、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极端腐化分子对还没有完全腐化的人，就像酵母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有力的方式——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使人懂得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仿佛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极端腐化和罪恶，并且把它最大规模地传布到全民中去。“简直像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和流放途中的见闻，想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腐化透了，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全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主要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并且把这种理论传布给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目前这一切行为，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罪行，实施警戒，改造罪犯，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布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实施警戒，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像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系统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意外，也不是由于误会，不是偶尔一遭，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不用大车而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气愤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情况就会得到纠正。这种解释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使他气愤的并非监禁地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塔尔德的著作，那里谈到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纳入各种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这些条文把人送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像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他们是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必然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他看出，像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大臣，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聂赫留朵夫想。他在这样思考中听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一动，跳蚤就像喷泉一样纷纷落到身上，他还是沉酣地睡着了。

二十

聂赫留朵夫醒来时，马车夫都早已上路。老板娘喝够了茶，用手绢擦擦汗淋淋的粗脖子，走进房间来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基尼娜写的。她说克雷里卓夫这次发病比他们预料的更严重。“我们一度想把他留下，自己也留下来陪他，可是没有得到许可。我们就带着他上路，可是怕他路上出事。请您到城里去疏通一下，要是能让他留下，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如果因此需要我嫁给他，那我也情愿。”

聂赫留朵夫打发跑堂的到驿站去叫马车，自己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带铃铛的三驾驿车来到大门前。驿车车轮在冰冻的泥地上滚动，就像在石板路上那样隆隆作响。聂赫留朵夫给粗脖子的老板娘付清了账，匆匆走出门，在马车软座上坐下，吩咐车夫尽可能快赶，一心想追上那批犯人。他在离牧场大门不远处果然赶上了他们的大车。大车载着袋子和病人，在冰冻的泥地上辘辘行进。押解官不在这里，他赶到前头去了。士兵们显然喝过酒，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跟着车队，走在路的两边。车辆很多。前头的大车每辆坐着六个刑事犯，很拥挤。后头的大车每辆坐着三个人，都是政治犯。最后一辆大车上坐着诺伏德伏罗夫、格拉别茨和玛尔凯。倒数第二辆上坐着艾米丽雅、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症的虚弱女人。谢基尼娜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了。倒数第三辆铺着干草和枕头，上面躺着克雷里卓夫。谢基尼娜就坐在他旁边的驭座上。聂赫留朵夫吩咐车夫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停下来，自己向他走去。一个酒意十足的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摆摆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到大车跟前，拉住大车的木柱，在旁边走着。克雷里卓夫身穿土皮袄，头戴羔皮帽，嘴上包着一块手绢，看上去更加消瘦和苍白。他那双好看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他的身子在大车上微微摇晃，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问他健康情况，他只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摇头。他的全部精力显然因大车颠簸消耗光了。谢基尼娜坐在大车另一边。她向聂赫留朵夫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表示对克雷里卓夫的情况很忧虑，接着就用快乐的声调说起话来。

“那军官大概感到不好意思了，”她大声说，好让聂赫留朵夫在辘辘的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他们给布卓夫金去了手铐。现在他自己抱着女儿，卡秋莎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拉接替了我的位子，也跟他们在一起。”

克雷里卓夫指着谢基尼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听不清。他皱起眉头，显然在忍住咳嗽，接着摇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里卓夫从手绢里露出嘴来，喃喃地说：“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肯定地点点头，同谢基尼娜交换了一个眼色。

“哦，三个天体的问题怎样了？”克雷里卓夫又喃喃地说，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容易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他的话，谢基尼娜就向他解释说，这原是一个确定日、月、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里卓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克雷里卓夫点点头，表示谢基尼娜正确地解释了他的玩笑。

“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不在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这事您肯办吗？”谢基尼娜问。

“我一定去办。”聂赫留朵夫说。他发现克雷里卓夫脸上有点不高兴，就回到自己的马车那里，在凹陷的车座上坐下，双手扶住马车两侧，因为道路坎坷不平，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他开始追赶身穿囚服囚袍、戴脚镣和双人手铐的囚犯队伍。这个队伍伸展有一俄里长。聂赫留朵夫认出道路另一边有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和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和扎着带子的白羊毛袜。西蒙松跟妇女们并排走着，嘴里起劲地讲着什么事。

妇女们看见聂赫留朵夫，都向他点头招呼，西蒙松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没有话要说，就没有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他的马车又来到坚固的大路上，走得快多了，但为了超车，得不时离开大路，绕过长长的车队，赶到前头去。

这条车辙纵横的大路通到一座阴暗的针叶树林。道路两旁，桦树和落叶松还没有落叶，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段路走了一半，树林就没有了，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出现了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顶。天气放晴了，云都消散了，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潮湿的树叶、水塘、圆顶和教堂的十字架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右前方，在灰蒙蒙的天边，现出白乎乎的远山。聂赫留朵夫的三驾马车来到城郊一个大村子。村街上满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帽子、穿着古怪服装的少数民族。喝醉酒的和没有喝过酒的男男女女群集在商铺、饭店、酒馆和货车旁边，吵吵嚷嚷。城市显然不远了。

车夫给了右边骖马一鞭子，紧了紧缰绳，侧身坐在驭座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显然想显显身手，把马车赶得在大街上飞跑，也不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的渡口。这时渡船正在水流湍急的河心，从那边划过来。这边渡口大约有二十辆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很多工夫。渡船远远地划到上游，又被急流冲下来，不多一会儿就靠拢木板搭成的码头。

几个船夫都生得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他们穿着羊皮袄和长筒靴，默默无言，熟练地甩出缆索，套在木桩上，放下船板，让停在船上的车辆上岸，再把候船的车辆装到船上，让渡船装满车辆和马匹。宽阔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的两舷，把缆索绷紧。等渡船装满旅客，聂赫留朵夫的车子和卸下的马匹，在周围大车的拥挤下，在渡船边上停住，船夫就关上船板，也不理睬没有上船的旅客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渡船上一片寂静，但听得船夫沉重的脚步声和马匹倒换蹄子踩响船板的声音。

二十一

聂赫留朵夫站在渡船边上，眼睛望着宽阔湍急的河水。两个形象在他的头脑里交替出现着：一个是垂死的克雷里卓夫，他满脸怒容，脑袋被大车颠得直摇晃；一个是精神抖擞地同西蒙松一起在路边走着的卡秋莎。一个形象使他沉重而悲伤，那就是濒临死亡而不愿死去的克雷里卓夫；另一个形象是生气勃勃的卡秋莎，她获得西蒙松这样好人的爱，走上了稳当可靠的善的道路，这本是件喜事，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难受，而且无法克服这样的感觉。

城里教堂的大铜钟敲响了，颤动的钟声荡漾在水面上。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一个个脱下帽子，在胸前画了十字。只有站在栏杆旁的一个个儿不高、头发蓬乱的老头儿没有画十字，只是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聂赫留朵夫，而聂赫留朵夫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这老头儿身穿一件打过补钉的短褂和一条粗呢裤，脚蹬一双补过的长筒靴。他的肩上背着一个不大的口袋，头上戴着一顶破皮帽。

“老头子，你怎么不做祷告？”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戴上帽子，拉拉正，问他说。“莫非你不是基督徒吗？”

“叫我向谁祷告？”头发蓬乱的老头儿生硬地还嘴说。他说得很快，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当然是向上帝啰！”马车夫含嘲带讽地说。

“那你倒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

老头儿的神气那么严肃坚决，马车夫觉得他是在同一个刚强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竭力不让老人的话堵住自己的嘴，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就连忙回答说：“在哪儿？当然是在天上。”

“那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该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在什么地方见过上帝。那是活在上帝心里的独生子宣告的。”老头儿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

“看样子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个洞穴教徒。你就向洞穴祷告吧！”马车夫说，把马鞭柄插到腰里，扶正骖马的皮套。

有人笑起来。

“那么，老大爷，你信什么教呢？”站在船边大车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

“我什么教也不信。除了自己，我谁也不信，谁也不信。”老头儿还是又快又果断地回答。

“一个人怎么可以相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插嘴说，“这样会做错事的。”

“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错事。”老头儿把头一扬，断然地回答。

“世界上怎么会有各种宗教呢？”聂赫留朵夫问。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就因为人都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相信过人，结果像走进原始森林一样迷了路。我完全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出路。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勘教，有人信阉割派。各种教派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都像瞎眼的狗崽子一样，在地上乱爬。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

老头儿说得很响，不住往四下里打量，显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听他说话。

“哦，您这样说教有好久了吗？”聂赫留朵夫问他。

“我吗？好久了。我已受了二十三年的迫害。”

“怎么个迫害法？”

“他们迫害我，就像当年迫害基督那样。他们把我抓去吃官司，又送到教士那儿，送到读书人那儿，送到法利赛人那儿。他们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一切，我没有名字，没有居留地，没有祖国，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人家问我：‘你多大岁数？’我说我从来不数，也无法数，因为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存在。人家问我：‘那么你的父母是谁？’我说，我没有父母，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人家问我：‘你承认不承认皇上？’我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皇上，我是我自己的皇上。他们说：‘简直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求你跟我说话。他们就是这样折磨人。”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聂赫留朵夫问。

“听天由命。有活儿我就干活儿，没有活儿我就要饭。”老头儿发现渡船就要靠岸，得意扬扬地扫了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结束说。

渡船在对岸停住了。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给老头儿一点钱。老头儿拒绝了。

“这我不拿。面包我拿的。”他说。

“哦，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有得罪我。其实，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头儿说着，动手把放下的口袋背到肩上。这时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套上马，上了岸。

“老爷，您还有胃口跟他费话。”马车夫等聂赫留朵夫给了身强力壮的船夫酒钱，坐上车，就对他说。“哼，这个流浪汉不正派。”

二十二

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来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舒适。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了浆硬的衬衫、压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满意的答复：“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像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拿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我穿着睡袍见客，请不要见怪，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只打断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那种人。但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解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过日子。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但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由于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那种早晨时光，他才像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份，因此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她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已递了御状。

“哦！那又怎么样？”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有关这女人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通知我，通知书将寄到这里……”

将军依旧盯住聂赫留朵夫，伸出指头很短的手，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喷着烟，特别响亮地清了清喉咙，又默默地听下去。

“因此我有个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那个状子的批复以前暂时把她留在此地。”

这时候，一个穿军服的听差，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一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了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另外再送点茶来。那么，您还有什么事吗？”将军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要求，”聂赫留朵夫说，“牵涉到这批犯人中的一个政治犯。”

“哦，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

“他病得很厉害，人都快死了。得把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有一名女政治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吧？”

“不是，但只要能让她留下来照顾他，她准备嫁给他。”

将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默默地听着，显然想用这种目光逼得对方局促不安。他不住地吸着烟。

等聂赫留朵夫讲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迅速地舔湿手指，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

“她判的是什么刑？”他抬起眼睛问。

“她判的是苦役。”

“哦，要是判了这种刑，即使结了婚，也不能改善待遇。”

“可是您要知道……”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一个自由人同她结了婚，她照样得服满她的刑。这儿有个问题：谁判的刑更重，是他呢，还是她？”

“他们两人都判了苦役。”

“嘿，那倒是门当户对了！”将军笑着说，“他什么待遇，她也什么待遇。他有病可以留下来，”他继续说，“而且当然会设法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不过她即使嫁给他，也不能留在此地……”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

将军点点头，继续说：“不过再让我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病人见面，这样说。“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他说，“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您又有钱。在我们这里确实钱能通神。上面要我彻底消灭贿赂。可如今大家都在接受贿赂，怎么消灭得了？官位越小，贿赂收得越多。唉，他在五千俄里外受贿，怎么查得出来？他在那边是个土皇帝，就像我在这儿一样。”他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不过您大概常跟政治犯见面吧，您给了钱，他们就放您进去，是吗？”他笑嘻嘻地说，“是这么回事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我明白您非这样做不可。您想见见那个政治犯。您可怜他。于是典狱长或者押解兵就接受贿赂，因为他的薪水只有那么几个钱，他得养家活口，非接受贿赂不可。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或者您的地位，我也会那么办的。可是就我的地位来说，我不能容许自己违反最严格的法律条文，要不我也是个人，也会动恻隐之心的。可我是个执法官，凭一定条件才得到信任，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好吧，这事就到此为止。那么，现在您给我讲讲，你们京城里有些什么新闻？”

于是将军就开始发问，同时自己也发表意见，分明既想听听新闻，又想显示自己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十三

“哦，请问您在哪里下榻？在玖可夫旅馆吗？哦，那地方真是糟透了。回头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将军一面送走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下午五点钟。您会说英语吗？”

“会，会说。”

“哦，那太好了。不瞒您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的情况。今天他要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五点钟开饭，我妻子要求严格遵守时间。至于怎样处理那个女人，还有那个病人，我下午给您答复。也许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

聂赫留朵夫辞别将军，心情特别振奋，就乘车到邮政局去。

邮政局设在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里。几名邮务员坐在斜面办公桌后，把邮件分发给聚集在那里的人群。一个邮务员歪着脑袋，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面前，不停地打上邮戳。聂赫留朵夫没有久等，他一说出名字，就有一大堆邮件交到他手里。其中有汇款，有几封信，有几本书，还有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86]。聂赫留朵夫收下信，走到木板长凳那边。长凳上坐着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在等着领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在他旁边坐下，翻阅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信封很讲究，上面还盖有字迹清楚的鲜红火漆印。他拆开信封，看到信是谢列宁写的，还附着一份公文，血顿时涌上脸孔，心脏也缩紧了。这就是关于卡秋莎案的批复。是个怎样的批复？难道是驳回吗？聂赫留朵夫匆匆看了一下字迹很小、难以辨认、但笔力刚健的信，不由得高兴地舒了一口气。批复是令人满意的。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你上次同我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关于玛丝洛娃一案，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仔细查阅了这个案件，看出她受到不白之冤，确实令人愤慨。这事只能由你递交状子的上诉委员会来改正。我协助了他们裁决这个案件，现随信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地址是叶卡吉琳娜·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给我的。公文正本已送往她当初受审的监禁地，即将转到西伯利亚总署。我赶紧把这个喜讯告诉你。友好地握你的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内容如下：“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号，案卷某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令，兹特通知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皇帝陛下披阅玛丝洛娃御状，体恤下情，恩准所请，着将该犯所判苦役改为流放，在西伯利亚较近处执行。”

这是一个大喜讯。凡是聂赫留朵夫希望为卡秋莎和自己做到的事，如今都已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同她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以前她是个苦役犯，他提出要同她结婚，也只能徒具形式，至多稍稍改善她的处境罢了。如今可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可是聂赫留朵夫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又怎么办呢？她昨天那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是她同意跟西蒙松结合，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问题他怎么也搞不清楚，就索性不去想它们。“这一切以后都会清楚的，”他想，“现在得赶快去同她见面，把这个喜讯告诉她，把她释放出来。”他以为凭到手的副本就足以办到这一点。他走出邮政局，吩咐车夫把他送到监狱。

尽管将军没有准许上午探监，聂赫留朵夫凭经验知道，在上级长官那里绝对办不到的事，在下级官员那里倒很容易办到，因此决定先到监狱去一下，把这个喜讯告诉卡秋莎，也许就可以把她释放出来，同时打听一下克雷里卓夫的健康情况，并把将军的话转告他和谢基尼娜。

典狱长身材魁伟，威风凛凛，留着唇髭和一直长到嘴角的络腮胡子。他接待聂赫留朵夫很严厉，直率地声称，未经长官批准，他不能让任何人进去探监。聂赫留朵夫说，他在京城里也常去探监。典狱长听了回答说：“这很可能，但我不能容许这样做。”他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还表示：“你们这些京城里来的老爷，准以为可以吓唬我们，弄得我们束手无策，可我们虽然身居东西伯利亚，也知道严守法纪，还会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皇帝陛下办公厅发的公文副本对典狱长也不起作用。他断然拒绝放聂赫留朵夫进监狱。聂赫留朵夫天真地以为他一出示公文副本，玛丝洛娃就可以当场获得释放，不料典狱长只轻蔑地微微一笑，声称要释放任何人犯，必须有他顶头上司的命令。他所能答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可以通知玛丝洛娃，说她已获得减刑，一旦接到上级批文，就会立刻把她释放，不会耽搁一个钟头。

关于克雷里卓夫的健康，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情况。他说他连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都不清楚。聂赫留朵夫一无所获，只得坐上马车回旅馆。

典狱长之所以这样严厉，主要是因为监狱里收容了比平常多一倍的犯人，拥挤不堪，而且伤寒流行。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路上告诉他说：“监狱里人死得很多。那边流行瘟疫。每天都有二十人被埋葬。”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虽然在监狱里碰了壁，但他还是兴奋地乘车去省长办公室，查问玛丝洛娃的减刑公文有没有到达。公文还没有到，因此聂赫留朵夫一回到旅馆，毫不耽搁，立刻写信把这事告诉谢列宁和律师。他写完信，看了看表，已经是去将军家赴宴的时候了。

在路上他又想到，不知道卡秋莎对她的减刑会有什么想法。她将被规定居留在什么地方？他将怎样跟她一起生活？西蒙松将怎么办？她对他究竟抱什么态度？聂赫留朵夫想起她精神上的变化，同时也想起了她的往事。

“必须把那些事忘记，一笔勾销。”他想，连忙把有关她的念头从头脑里驱除掉。“到时候都会见分晓的。”他自言自语，接着考虑他该对将军说些什么。

将军家的宴会十分豪华，显示出富豪和达官的生活排场。这种排场是聂赫留朵夫所习惯的，但他已长期丧失奢侈的享受，甚至连最起码的舒适条件都没有，因此这样的宴会就使他格外愉快。

女主人是位彼得堡的老派贵夫人，在尼古拉宫廷里做过女官，法语讲得很流利，讲俄语反而有点别扭。她总是身子挺得笔直，两手不论做什么事，臂肘总是贴住腰部。她尊敬丈夫，态度文静而有点忧郁；对待客人异常亲切，但程度因人而异。她把聂赫留朵夫当作自己人，待他特别殷勤，奉承他而使人不易察觉。这使聂赫留朵夫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尊贵，从而感到扬扬得意。她使他觉得西伯利亚之行虽然古怪，却是高尚的，而且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将军夫人这种微妙的奉承和将军家里豪华的生活，使聂赫留朵夫陶醉于漂亮的陈设、美味的食品以及同教养有素的人们愉快周旋之中，仿佛这段时期的生活是一场梦，如今梦醒了，他又回到现实中来。

在筵席上就座的，除了将军的女儿和她丈夫以及将军的副官等家里人，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和一个从西伯利亚边城来的省长。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些人都和蔼可亲。

那个英国人身体强壮，脸色红润，法语讲得很差，但英语讲得像演说家一般优美动听。他见多识广，讲到美国、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的见闻，使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

开采金矿的年轻商人，原是个农民的儿子，如今穿着一身在伦敦定制的燕尾服，衬衫袖子上配着钻石纽扣，家里藏书丰富，为慈善事业捐过很多钱，信奉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给聂赫留朵夫留下愉快的印象。他是欧洲文化通过教育接种到健康农民身上的一个好标本。

那个边城的省长，原来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时闹得满城风雨的某局局长[87]。这人长得胖乎乎的，生有稀疏的鬈发和一双温和的浅蓝色眼睛，下身特别肥胖，两只保养得很好的白嫩手上戴满戒指，脸上浮着使人愉快的微笑。男主人特别赏识这位省长，因为在大批惯于受贿的官员中间，唯独他不接受贿赂。女主人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之所以看重这位省长，因为他也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同她四手联弹。聂赫留朵夫今天心情特别愉快，连这个人也没使他反感。

副官精力充沛，情绪极好，下巴刮得发青。他处处为人效劳，殷勤的态度很招人喜爱。

不过，聂赫留朵夫最喜爱的还是将军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对年轻夫妇。将军的女儿长得并不美，但生性忠厚，全部身心都用在她的头两个孩子身上。她与她丈夫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为此同父母长期争吵过。她丈夫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天资聪明，为人谦逊，在官府做统计工作。他特别关心非俄罗斯人问题，喜爱他们，竭力要把他们从绝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人人对聂赫留朵夫都很亲切殷勤，而且因为能同他这样一位有趣的新伙伴结交，感到很高兴。将军身穿军服，脖子上挂着白十字章，出来主持宴会。他对聂赫留朵夫像对老朋友似的打了个招呼，立刻邀请客人们吃冷盘和伏特加。将军问聂赫留朵夫从他家出去后做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说他到过邮政局，知道早晨谈起的那个人已得到减刑，同时再次要求将军准许他探监。

将军对吃饭时谈公事，显然很不满意，他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您要来点伏特加吗？”他转身用法语招呼那个走过来的英国人。英国人喝干一杯伏特加，说他今天参观过大教堂和一座工厂，还希望参观一所大的解犯监狱。

“那正好，”将军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可以一起去。您给他们开张通行证。”他对副官说。

“您希望什么时候去？”聂赫留朵夫问英国人。

“我愿意晚上去参观监狱，”英国人说，“所有的人都在监狱里，事先不作准备，一切都保持本来面目。”

“哦，他想看看个中妙处吗？那就让他看吧。我写过呈文，可是他们不听我的话。那就让他们通过外国报纸去领教吧。”将军说着走到餐桌旁，女主人招待客人们入席。

聂赫留朵夫坐在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他对面坐着将军的女儿和某局前任局长。

筵席上谈话时断时续，一会儿谈到印度——那是英国人首先谈到的，一会儿谈到法国人远征东京[88]——将军对这事严加谴责，一会儿谈到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和受贿行为。对这些谈话，聂赫留朵夫都不太感兴趣。

不过，饭后大家到客厅里喝咖啡，聂赫留朵夫跟英国人和女主人谈到格拉斯顿[89]时，却谈得津津有味。他觉得自己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他们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吃了一顿好饭，喝了一些美酒，这会儿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一面喝咖啡，一面同和蔼可亲、教养有素的人谈话，心里越来越高兴。而当女主人应英国人的要求，跟前任局长一起弹奏他们弹得很熟练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聂赫留朵夫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自我陶醉的感觉，仿佛现在才意识到他是个多么好的好人。

那架大钢琴音色优美，交响曲又弹得很出色。至少喜欢和熟悉这支交响曲的聂赫留朵夫有这样的感觉。他听着优美的行板，感到鼻子发酸，对自己的各种高尚行为十分感动。

聂赫留朵夫感谢女主人的盛情招待，说这样的快乐他好久没有享受过了。他正要告辞，不料女主人的女儿神情果断地走到他跟前，涨红了脸说：“您刚才问起我那两个孩子，您愿意去看看吗？”

“她总以为人家都想看看她的孩子呢！”做母亲的看到女儿如此天真不懂事，微笑着说，“人家公爵才不感兴趣呢。”

“不，正好相反，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被这种洋溢的母爱所感动，说，“请吧，请您带我去看看。”

“居然把公爵都领去看她的小娃娃了，”将军正同他的女婿、金矿主和副官一起打牌，从牌桌那边笑着叫起来，“您去吧，去尽尽义务吧。”

少妇想到客人马上要对她的孩子进行评判，显然很激动，就快步把聂赫留朵夫领到里屋。他们来到第三个房间。那个房间很高，糊着白色墙纸，点着一盏小灯，灯上扣着一个深色灯罩。房间里并排放着两张小床，中间坐着一个颧骨很高、模样忠厚、身穿白披肩的奶妈，看上去像是个西伯利亚人。奶妈站起来，向他们鞠躬。做母亲的向第一张小床弯下身去，床上安静地睡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张开小嘴，长长的鬈发披散在枕头上。

“喏，这就是卡嘉，”做母亲的说，拉拉天蓝条纹的线毯，把从毯子底下伸出来的一只雪白小脚盖好，“好看吗？她才两岁呢。”

“太美了！”

“这是华秀克，是他外公起的名。他可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了。他是个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聂赫留朵夫看着背朝天睡的胖娃娃，说。

“是吗？”做母亲的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脚镣手铐、阴阳头、殴打、淫乱，想起垂死的克雷里卓夫，想起卡秋莎和她的全部身世。他心里十分羡慕，真巴不得多享受享受这里优雅的幸福。

他几次三番称赞这两个孩子，多少满足了贪婪地听着赞辞的母亲，然后跟着她回到客厅。英国人已在客厅里等他，准备一起乘车去监狱。聂赫留朵夫跟一家老少告了别，同英国人一起来到将军府的大门口。

天气变了。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盖没了道路，盖没了屋顶，盖没了花园里的树木，盖没了门前的台阶，盖没了马车，盖没了马背。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聂赫留朵夫就吩咐英国人的车夫把车驾到监狱里去。他自己坐上四轮马车，因为要去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感到心情沉重。就这样他坐在柔软的马车上，跟在英国人后面，在雪地上剧烈颠簸着，往监狱驶去。

二十五

阴森森的监狱，门前站着岗哨，门口点着风灯，尽管蒙着一层洁白的雪幕，使大门、屋顶和墙壁都显出一片雪白，尽管监狱正面一排排窗子灯火通明，它给聂赫留朵夫的印象却比早晨更加阴森。

威风凛凛的典狱长走到大门口，凑近门灯，看了看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的通行证，困惑不解地耸耸强壮的肩膀，但还是执行命令，邀请这两位来访者跟他进去。他先领他们走进院子，然后走进右边的门，沿着楼梯走上办公室。他请他们坐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要他效劳。他听说聂赫留朵夫要跟玛丝洛娃见面，就派看守去把她找来，自己则准备回答英国人通过聂赫留朵夫的翻译向他提出的问题。

“这座监狱照规定可以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现在关着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多少儿童？有多少苦役犯，多少流放犯，多少自愿跟着来的？有多少害病的？”

聂赫留朵夫嘴里给英国人和典狱长作着翻译，脑子里并没思考他们话里的意思。他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不禁有点紧张。他给英国人翻译到一半，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开了，像以往历次探监那样，先是一个看守走进来，接着是身穿囚服、头包头巾的卡秋莎。他一见卡秋莎，立刻感到心情沉重。

“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过人的生活。”当卡秋莎没有抬起眼睛，快步走进房间里时，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掠过这样的念头。

他站起来，迎着她走了几步。他觉得她的脸色严肃而痛苦，就像上次她责备他时那样。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的手指痉挛地卷着衣服的边。她一会儿对他望望，一会儿垂下眼睛。

“减刑批准了，您知道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告诉我了。”

“这样，只要等公文一到，您高兴住哪里去就可以住哪里去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我有什么可考虑的？西蒙松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她尽管十分激动，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仿佛事先准备好似的。

“哦，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倘若他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她发觉说溜了嘴，连忙住口，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倘若他要我待在他身边，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呢？我应该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还图个什么呢？”

“也许她真的爱上西蒙松，根本不要我为她作什么牺牲；也许她仍旧爱我，拒绝我是为了我好，不惜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想，不禁感到害臊。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要是您爱他……”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那一套我早已丢掉了。不过，西蒙松这人确实和别人不同。”

“是啊，那当然，”聂赫留朵夫又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想……”

她又打断他的话，仿佛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生怕她来不及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要是我做的不合您的心意，那您就原谅我吧！”她用她那斜睨的目光神秘地瞧着他的眼睛，说。

“嗯，看来只好这样办了。您自己也得生活呀。”

她说的正好是他刚才所想的，但此刻他已不这样想，他的思想和感情已完全变了。他不仅感到害臊，而且感到惋惜，惋惜他从此失去了她。

“我真没料到会这样。”他说。

“您何必再待在这儿受罪呢？您受罪也受得够了。”她说，怪样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罪，我过得挺好。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为您出力呢。”

“我们，”她说“我们”两个字时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您为我出的力已经够多了。要不是您……”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发抖了。

“您不用谢我。不用。”聂赫留朵夫说。

“何必算账呢？我们的账上帝会算的。”她说，那双乌黑的眼睛泪光闪闪。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哪！”他说。

“我好？”她含着眼泪说，凄苦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您好了吗？”[90]这时英国人问。

“马上就好。”[91]聂赫留朵夫回答。接着他向卡秋莎打听克雷里卓夫的情况。

她强自镇定下来，平静地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克雷里卓夫在路上身体很虚弱，一到这里就被送进医院。谢基尼娜很不放心，要求到医院去照顾他，可是没有获得准许。

“那么我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聂赫留朵夫，就说。

“我现在不同您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

“请您原谅！”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从她古怪的斜睨的眼神里，从她说“请您原谅”而不说“那么我们分手了”时伤感的微笑中，聂赫留朵夫明白，她作出决定的原因是后一种。她爱他，认为自己同他结合，就会毁掉他的一生，而她跟西蒙松一起走开，就可以使他恢复自由。现在她由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感到高兴，同时又由于要跟他分手而觉得惆怅。

她握了握他的手，慌忙转身走出办公室。

聂赫留朵夫回头瞅了一眼英国人，准备跟他一起走，可是英国人正在笔记本里记着什么。聂赫留朵夫不去打断他，在靠墙的木榻上坐下来，忽然感到无比疲劳。他之所以疲劳，不是由于夜里失眠，不是由于旅途辛苦，也不是由于心情激动，而是由于他对整个生活感到厌倦。他靠着木榻的背，闭上眼睛，顿时沉沉睡去，像死人一般。

“怎么样，现在去看看牢房好吗？”典狱长问道。

聂赫留朵夫醒过来，看到自己竟在这里睡着了，不禁感到惊讶。英国人已写完笔记，很想参观牢房。聂赫留朵夫就疲劳而茫然地跟着他走去。

二十六

典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在几个看守的陪同下，穿过门廊和臭得令人作呕的过道，走进第一间苦役犯牢房。在过道里，他们看见两个男犯直对着地板小便，不禁吃了一惊。牢房中央放着一排板床，犯人都已睡了。里面大约有七十个人。他们躺在那儿，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参观的人一进来，个个都从床上跳下来，铁链哐啷发响，他们站在床边，新剃的阴阳头闪闪发亮。只有两个人躺着没有起来。一个是年轻人，脸色通红，显然在发烧；另一个是老头儿，嘴里不住地呻吟着。

英国人问，那个年轻人是不是病了很久。典狱长说他是今天早晨才发病的，至于那个老头儿，闹胃病已有好久，可是没有地方安顿，因为医院早就住满人了。英国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想对这些人讲几句话，要求聂赫留朵夫替他当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旅行，除了要写一篇反映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禁地的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讲通过信仰和赎罪来拯救灵魂的道理。

“请您告诉他们，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而且为他们死去，”他说，“如果他们相信这道理，他们就可以得救。”他讲话的时候，全体犯人都挺直身子，双手贴住裤缝，默默地站在板床前面。“请您告诉他们，”他结束说，“在这本书里所有的道理都有。这儿有识字的吗？”

原来这里有二十多人识字。英国人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于是就有几只肌肉发达、生有坚硬黑指甲的大手，从粗麻布衬衫袖口里伸出来，争先恐后地来要书。英国人在这个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然后往下一个牢房走去。

下一个牢房情况也一样。里边也是那样气闷，那样恶臭；前面，两个窗子中间同样挂着圣像；左边放着一个便桶；犯人也都那样身子挨着身子，拥挤地躺在那里；他们同样都从床上跳下来，挺直身子站在那儿；同样也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其中两个勉强爬起来，坐在床上，还有一个躺着不动，对进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三个人都有病。英国人又同样讲了道，同样发给他们两本《福音书》。

从第三个牢房里传出来叫嚷声和吵闹声。典狱长敲敲门，叫道：“立正！”房门一打开，全体犯人也都挺直身子站在床边，除了几个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以外。那两个打架的人，满脸怒容，扭在一起，这个抓住那个的头发，那个揪住这个的胡子。直到看守跑到他们跟前，他们才松手。一个被打破鼻子，鼻子里直流鼻涕和血，他不住用外衣袖子擦着；另一个拉去被对方拔下的一根根胡子。

“班长！”典狱长恶狠狠地叫道。

一个身强力壮、相貌端正的人走了出来。

“怎么也管不住他们，长官。”班长眼睛里露出快乐的笑意，说。

“那就让我来对付他们。”典狱长皱着眉头说。

“他们为什么事打架？”[92]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就问班长，他们为什么事打架。

“为了一块包脚布，他错拿了别人的包脚布，”班长仍旧笑着说，“这个推了一下，那个就还了一拳。”

聂赫留朵夫告诉了英国人。

“我想对他们说几句话。”英国人对典狱长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典狱长说：“行。”于是英国人就拿出他那本皮面精装的《福音书》来。

“麻烦您给我翻译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吵嘴，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给我们提出另一种办法来解决争端。您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按基督教义该怎样对待欺负我们的人？”

聂赫留朵夫把英国人的话和问题翻译了一遍。

“告诉长官，听凭长官发落，对吗？”有一个人斜睨着威严的典狱长，试探着说。

“揍他一顿，他就不会再欺负人了。”另一个说。

有几个人笑着表示赞成。聂赫留朵夫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英国人听。

“请您告诉他们，按基督教义行事正好相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英国人一面说，一面做出把脸送给人家打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做了翻译。

“最好让他自己尝一尝。”有人说。

“要是他两边都挨了揍，那还可以拿什么给人家打呢？”有个病人躺在床上说。

“那就让他把你打个稀巴烂。”

“嘿，那就来试一试吧！”后面有个人说，快乐地笑起来。整个牢房里爆发出一片难以控制的大笑。就连那个挨打的人也一面流血、吐痰，一面哈哈大笑。连几个病人也笑了。

英国人不动声色，要求聂赫留朵夫转告他们，有些事看来似乎办不到，但信徒能够办到，而且轻而易举。

“您问问他们喝不喝酒。”

“喝的，老爷。”一个人说，接着又是一片嗤鼻声和大笑声。

这个牢房里有四名病人。英国人问，为什么不把病人集中在一个牢房里。典狱长回答说，他们自己不愿意。这些病人害的都不是传染病，而且有一名医士照料他们，给他们治疗。

“他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有人说。

典狱长没有理他，就把客人带到下一个牢房。又是打开房门，又是全体起床，肃静无声，又是英国人发《福音书》。在第五个牢房，第六个牢房，在过道右边，在过道左边，个个牢房里都是同样的景象。

他们从苦役犯的牢房走到流放犯的牢房，从流放犯的牢房走到村社判刑农民的牢房，再到自愿跟随犯人的家属房间。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到处都是受冻的人，挨饿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染上疾病的人，受尽凌辱的人，丧失自由的人，就像畜生一样。

英国人发完一定数量的《福音书》，不再发了，甚至不再讲道了。难堪的景象，尤其是使人窒息的空气，显然耗尽了他的精力。他从这个牢房到那个牢房，听着典狱长对每个牢房的情况介绍，只是随口说一句：“行了。”[93]聂赫留朵夫像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懒，但又没有勇气中途退出，离开这地方。

二十七

在流放犯的一个牢房里，聂赫留朵夫看见早晨在渡船上见到过的怪老头儿，不由得感到惊奇。这个老头儿，头发蓬乱，满脸皱纹，上身只穿一件肩头磨破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着同样破旧的长裤，赤脚坐在板床旁边的地板上，目光严厉而疑惑地瞧着进来的人。他那皮包骨头的身子从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来，显得虚弱可怜，但神色比在渡船上更加专注，更富有生气。犯人们也像别的牢房里那样，看见长官进来，都跳下床，挺直身子站着；可是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双眉愤怒地皱起来。

“站起来！”典狱长对他喝道。

老头儿却一动不动，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

“只有你的奴仆见到你才站起来。我可不是你的奴仆。瞧你头上还有烙印……”老头儿指着典狱长的前额说。

“什——么？”典狱长向他逼近一步，威胁说。

“我认识这个人，”聂赫留朵夫慌忙对典狱长说，“为什么逮捕他？”

“警察局因为他没有身份证，把他送来了。我们要求他们别把这种人送来，可他们还是送来。”典狱长怒气冲冲地斜睨着老头儿说。

“看来你也是个反基督的家伙吧？”老头儿对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是来参观的。”聂赫留朵夫说。

“哦，你们来见识见识反基督的家伙怎样折磨人吗？那就看吧。他们把人抓起来，在铁笼子里关了整整一大批。人应当靠辛勤劳动过活，可他们把人都锁起来，像养猪一般养着，不让干活儿，弄得人都变成畜生了。”

“他在说什么？”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说，老头儿责备典狱长把人都关起来。

“您问问他，照他看来应该怎样对付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国人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个问题翻译了一遍。

老头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怪样地笑起来。

“法律！”他鄙夷不屑地跟着说了一遍，“那些反基督的家伙先抢劫大家，霸占所有的土地，夺取人家的财产，统统归他们所有，把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都打死。然后他们再定出法律来，说是不准抢劫，不准杀人。他们早就应该定出这样的法律来了。”

聂赫留朵夫把这些话翻译了一遍。英国人微微一笑。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付小偷和杀人犯呢，您问问他。”

聂赫留朵夫又做了翻译。老头儿严厉地皱起眉头。

“告诉他，叫他先除掉身上反基督的烙印，这样他就不会再遇到小偷和杀人犯了。你就这样告诉他。”

“他疯了。”[94]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给他翻译的老头儿的话，说，接着耸耸肩膀，走出牢房。

“你干你的事，可别去管人家。各人管各人的事。谁该受惩罚，谁可以得到宽恕，上帝都知道，可不用我们操心。”老头儿说，“自己做自己的长官，这样就不需要什么长官了。走开，走开！”他补充说，生气地皱起眉头，眼睛炯炯有神地瞅着待在牢房里迟疑不决的聂赫留朵夫。“反基督的奴仆怎样拿人喂虱子，你看得也够了。走吧，走吧！”

聂赫留朵夫走到过道里，英国人和典狱长却在一个门开着的空牢房门口站住了。英国人问这个牢房是做什么用的。典狱长说，这是停尸室。

“哦！”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说，并要求进去看一看。

停尸室是一间不大的普通牢房。墙上点着一盏小灯，暗淡地照着屋角的几个背包和一堆木柴，也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第一具尸体穿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衬裤，身材高大，留着山羊胡子，剃着阴阳头。这具尸体已经僵硬，两只发青的手原来一定交叉在胸前，现在已经分开；两只光脚也分开，脚掌竖起。旁边躺着一个老妇人。她穿着白裙白袄，没包头巾，留着一条短短的稀疏辫子，瘦小的脸又黄又皱，鼻子很尖。老妇人旁边还有一具男尸，穿着紫色衣服。这颜色使聂赫留朵夫一怔。

他走近前去，仔细看看那具尸体。

往上翘起的山羊胡子，挺拔好看的鼻子，白净的高高前额，稀疏的鬈发，这些特征是他所熟悉的。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还看见这张脸是激愤和痛苦的，今天却变得宁静、安详而且美得出奇。

是的，他就是克雷里卓夫，至少是他物质生命留下的遗迹。

“他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他活着又为了什么？这些问题他现在明白了吗？”聂赫留朵夫想，觉得这些问题无法解答，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感到痛苦。

聂赫留朵夫没有跟英国人告别，就要求看守把他领到院子里。他觉得今晚经历的一切必须独自好好思考一下，就坐上马车回旅馆。

二十八

回到旅馆，聂赫留朵夫没有上床睡觉，而在房间里久久地来回踱步。他跟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她不再需要他，这使他感到伤心和羞愧。不过此刻使他痛苦的倒不是这件事。另外有一件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空前剧烈地折磨着他，要他有所行动。

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今天在这座可怕的监狱里目睹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那毁了亲爱的克雷里卓夫的种种罪恶，正泛滥成灾，不仅看不到战胜它的可能，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战胜。

他的头脑里浮起千百个人的影子，他们被冷酷的将军、检察官、典狱长关在病菌弥漫的恶浊空气里，受尽凌辱。他想起自由不羁、痛骂长官的怪老头儿被看作疯子。他还想起含恨而死的克雷里卓夫夹在其他几具尸体中间，相貌俊美，脸色蜡黄。究竟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自以为头脑清醒而干出那些勾当来的人疯了？这个老问题此刻又更加执拗地出现在他面前，要求他解答。

他来回走得有点累了，脑子也思索得有点累了，就在靠近灯光的沙发上坐下来，随手打开英国人送给他留作纪念的《福音书》，那是他刚才清理口袋时丢在桌上的。“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他想着翻开《福音书》，开始读他翻到的一页。那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一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二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三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四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对了，对了，确实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只有在谦卑的时候才能领略生活的宁静和欢乐。

五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六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为什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在什么地方接待？‘凡为我的名’是什么意思？”聂赫留朵夫问自己，觉得这些话很不好懂。“还有，为什么要把大磨石拴在颈项上，还要沉在深海里？不，这话有点不对头，不确切，不清楚。”他想到他生平读过好几次《福音书》，总是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因而读不下去。他又读完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这几节讲到将人绊倒，讲到他们必须进入永生，讲到把人丢在地狱的火里作为惩罚，讲到孩子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可惜这些话很不连贯，”他想，“但还能看出其中有些好东西。”

十一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

十三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十四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是的，他们的灭亡并非出自天父的意志，但他们在成百上千地死去。而且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聂赫留朵夫想。

二十一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二十二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二十三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二十四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二十五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二十六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二十七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二十八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二十九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三十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三十一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三十三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

“难道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吗？”聂赫留朵夫读完这些字句，忽然大声说。接着有个声音在他心里回答说：“对，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聂赫留朵夫也遇到了一切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情况。那就是他起初觉得古怪、荒诞甚至可笑的思想，不断被生活所证实，有朝一日他忽然发现这原是个极其平凡的无可怀疑的真理。现在他懂得了一点：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现在他才明白，他在各地监狱里亲眼目睹的一切骇人听闻的罪恶，以及制造这种罪恶的人所表现的泰然自若的态度，都是由于他们想做一件做不到的事：他们自己有罪，却想去纠正罪恶。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无理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现在他才明白，他亲眼目睹的一切惨事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加以消灭。他找不到的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事情总不会那么简单吧！”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但同时又明白，这种与他本来的习惯相反的说法，尽管初看起来古怪，却无疑是正确的解答，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这样。“怎样对待作恶的人？难道可以放任他们不加惩罚吗？”这一类常见的反驳，如今已不会使他感到为难了。倘若惩罚能减少罪行，改造罪犯，那么，这样的反驳还有点道理。但事实证明情况正好相反，一部分人无权改造另一部分人，那么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停止做这种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甚至是残忍荒谬的事。“几百年来你们一直惩办你们认为有罪的人。结果怎么样？这种人有没有绝迹呢？并没有绝迹，人数反而增加，因为不仅添了一批因受惩罚而变得腐化的罪犯，还添了一批因审判和惩罚别人而自己堕落的人，也就是审判官、检察官、侦讯官和狱吏。”聂赫留朵夫现在明白，社会和社会秩序所以能维持，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受法律保护的罪犯在审判和惩罚别人，而是因为尽管存在这种腐败的现象，人们毕竟还是相怜相爱的。

聂赫留朵夫希望在这同一本《福音书》里找到能证实这种思想的文字，就把它从头读起。他读着一向使他感动的《登山训众》[95]，今天才第一次看出这段训诫并非抽象的美好思想，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也并不过分而难以实现，而是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戒律。一旦实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人类社会就能确立崭新的秩序，到那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极其愤慨的种种暴行都会自然消灭，而且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天国——也能实现。

那些戒律总共有五条。

第一条戒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对弟兄动怒，不可轻视别人，骂人家是“拉加”[96]。倘若同人家发生争吵，就应该在向上帝奉献礼物以前，也就是祷告以前同他和好。

第二条戒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奸淫，而且不可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要对她永不变心。

第三条戒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就是人在允诺什么的时候不可起誓。

第四条戒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不论人家求你什么，都不可拒绝。

第五条戒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而且要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

聂赫留朵夫凝视着那盏油灯的光，想得出神。他想到生活里的种种丑恶现象，又设想要是人们能接受这些箴规，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怎样。于是他的心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受到的喜悦，仿佛经历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以后忽然获得了宁静和自由。

他通宵没有睡觉。他像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那样，读着读着，第一次忽然领会了以前读过多次却没有注意到的字句的含义。他像海绵吸水那样，拼命吸取面前这本书里重要而令人喜悦的道理。他读到的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似乎把他早已知道却没有充分领会和相信的道理重新加以证实，使他彻底领悟。现在他领悟了，相信了。

不过，他不仅领悟和相信，人们履行这些戒律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他还领悟和相信人人只要履行这些戒律就行，不必再做别的，人生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凡是违背这些戒律的就是错误，立刻会招来惩罚。这是从全部教义归纳出来的道理，而关于葡萄园的比喻[97]尤其有说服力。园户被派到葡萄园替园主工作，他们却把那园看作他们的私产，仿佛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置办的，他们忘记了园主，杀害了凡是向他们提到园主、提到他们对园主应尽义务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在那个园里享乐。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我们活在世界上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断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显然，我们不会有好下场，就像那不执行园主意志的园户那样。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98]可是我们却先要求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没有求到手。

“看来这就是我的终身事业。做完一件，再做一件。”

从这天晚上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将来自会明白。

附录　《复活》各章内容概要

第一部

1　玛丝洛娃被押出庭受审

2　玛丝洛娃的身世

3　聂赫留朵夫公爵的早晨

4　他去法庭途中思考婚事

5　在陪审员议事室

6　几名法官。副检察官勃列威。在法庭走廊里

7　点名核对陪审员，陪审员进入法庭。法庭景象。法官玛特维

8　几名被告。例行的审讯程序。宣誓。司祭介绍。选举首席陪审员。庭长向陪审员讲话

9　审讯被告。聂赫留朵夫认出卡秋莎。宣读起诉书。被告们的表现

10　起诉书

11　审讯被告。审讯暂停

12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来到姑妈家。当时他对卡秋莎的态度

13　三年后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来到姑妈家

14　第二次见面卡秋莎给聂赫留朵夫的印象

15　复活节晨祷。晨祷给聂赫留朵夫的印象

16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对卡秋莎的情欲。兽性的胜利

17　聂赫留朵夫诱奸卡秋莎

18　申包克的来临。他同聂赫留朵夫一起参战。聂赫留朵夫忘记卡秋莎。战后他访问姑妈，得知卡秋莎的不幸消息

19　法庭继续审讯。审问证人

20　宣读验尸报告。陪审员查看物证

21　公诉人发言。律师进行辩护。副检察官反驳。被告最后发言

22　庭长做总结发言。聂赫留朵夫的内心活动

23　陪审员们开会。他们争论玛丝洛娃的犯罪问题。陪审员们的答案。他们回到法庭。法官退庭讨论判决

24　庭长宣读判决。聂赫留朵夫跟庭长谈话

25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谈话

26　柯察金的午餐

27　在柯察金夫人的餐厅里

28　聂赫留朵夫回家。“灵魂的净化”

29　玛丝洛娃回到牢房

30　女牢和女犯

31　女犯们对玛丝洛娃判决的态度

32　玛丝洛娃讲述法庭上和监狱里男人对她的态度。女犯们的争吵

33　聂赫留朵夫决定同玛丝洛娃结婚。聂赫留朵夫同阿格拉斐娜推心置腹的谈话

34　审讯第二天。一个小伙子被告

35　聂赫留朵夫要求检察官同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拒绝再参加审讯

36　聂赫留朵夫去解犯监狱探监不成。在典狱长家里。聂赫留朵夫回家。写日记

37　玛丝洛娃在判决后的沉思。回忆她在车站上见到聂赫留朵夫一面的那个夜晚

38　集合去监狱教堂做礼拜

39　礼拜

40　教堂里人们对礼拜的态度

41　聂赫留朵夫第二次去监狱。在监狱门口等待。男监探望室

42　女监探望室

43　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见面

44　玛丝洛娃的人生观

45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在律师家里。为玛丝洛娃案提出上诉。律师的妻子

46　囚犯谈论两名男犯受笞刑

47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走廊里等待探监。他同典狱长谈话。在办公室里第二次见到玛丝洛娃

48　卡秋莎为明肖夫母子求情。玛丝洛娃痛斥聂赫留朵夫，坚决拒绝同他结婚

49　聂赫留朵夫回见玛丝洛娃后的印象。薇拉的信。聂赫留朵夫回忆同她认识的经过。回忆那次打猎

50　聂赫留朵夫初访玛斯连尼科夫。获准在监狱办公室跟卡秋莎和薇拉见面

51　聂赫留朵夫来到典狱长家。不准探望玛丝洛娃

52　聂赫留朵夫从牢房小洞里看见的景象。在明肖夫的牢房里

53　在监狱走廊里。因没有身份证而被囚禁的犯人们的要求

54　在监狱办公室里。同政治犯见面

55　政治犯薇拉·谢基尼娜的革命经历

56　政治犯同亲人分别

57　聂赫留朵夫在律师办公室。再次访问玛斯连尼科夫。玛斯连尼科夫夫人的会客日

58　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谈正经事。准许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工作

59　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望玛丝洛娃后心情发生变化。第三次探望。玛丝洛娃向狱友讲述这次见面的情况

第二部

1　聂赫留朵夫来到库兹明斯科耶。聂赫留朵夫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他的思想斗争

2　聂赫留朵夫跟农民谈话。土地低价租给农民。聂赫留朵夫和农民都不满足

3　聂赫留朵夫来到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

4　聂赫留朵夫在乡下目睹农民的贫穷

5　聂赫留朵夫在卡秋莎的姨妈家。姨妈讲述卡秋莎和她孩子的事

6　聂赫留朵夫回到自己的庄园。两个农妇同管家争吵。聂赫留朵夫思考土地私有制使农民遭殃。他同管家谈论把土地交给农民

7　聂赫留朵夫根据亨利·乔治原理同农民商量土地问题没有取得成功

8　失眠之夜。聂赫留朵夫的回忆和沉思

9　聂赫留朵夫同农民代表谈话。他讲解亨利·乔治的方案。农民同意他的建议。一张旧照片

10　聂赫留朵夫回城。遇见申包克

11　聂赫留朵夫访问律师。律师对教派信徒案的看法

12　聂赫留朵夫在去监狱路上同马车夫谈话

13　聂赫留朵夫到监狱医院看望卡秋莎。卡秋莎任助理护士。照片引起卡秋莎的回忆和感伤

14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他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里

15　察尔斯基伯爵。为舒斯托娃案走访玛丽爱特

16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在枢密官沃尔夫家里

17　察尔斯基家的晚餐。大家谈到决斗。基泽维尔的讲道

18　律师的来访，玛丽爱特的信。聂赫留朵夫在沃罗比约夫男爵家

19　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关亡。聂赫留朵夫同要塞司令谈论政治犯

20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枢密官们

21　报纸诽谤案。审理玛丝洛娃上诉和驳回此案

22　聂赫留朵夫同副检察官谢列宁的谈话

23　谢列宁简历

24　聂赫留朵夫回到姨妈家。在姨妈家跟玛丽爱特相遇。聂赫留朵夫受诱惑和思想斗争

25　聂赫留朵夫在舒斯托娃家

26　舒斯托娃的姨妈讲述她的被捕

27　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聂赫留朵夫在托波罗夫家

28　聂赫留朵夫在戏院玛丽爱特的包厢里。聂赫留朵夫晚上散步和沉思

29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玛丝洛娃从医院调回监狱的消息。聂赫留朵夫听到这消息后的反应。在家奴办公室里会见卡秋莎。卡秋莎同医士“调情”真相

30　聂赫留朵夫要办的几件事。研究犯罪和刑事法庭问题

31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

32　聂赫留朵夫同姐姐见面。他跟姐夫争论法院审判和土地私有制问题

33　继续争论法院审判

34　聂赫留朵夫准备行装。翻阅日记。押解犯人到火车站

35　囚犯列队经过城市。遇见一辆豪华的马车

36　聂赫留朵夫在小饭店里。后悔跟姐夫争吵。一名犯人中暑

37　聂赫留朵夫在警察分局。一个犯人的死。一个疯子。第二起犯人死亡事件

38　在下城火车站。犯人车厢。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和其他女犯谈话。火车出发

39　柯察金家一伙人。聂赫留朵夫在火车开行前同姐姐见面。聂赫留朵夫出发

40　聂赫留朵夫在火车小平台上想到囚犯的死。雷鸣和暴雨

41　在车厢里。三等车乘客。塔拉斯讲他的悲剧

42　中途停车。柯察金一家人下车。一群工人

第三部

1　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途中的处境。旅途中的一个早晨

2　军官迫害犯人。犯人们的怨声。谢基尼娜和西蒙松的干涉

3　卡秋莎同一起流放的政治犯的关系。谢基尼娜

4　西蒙松对卡秋莎的态度和对她的影响

5　卡秋莎同政治犯接触后发生的变化。聂赫留朵夫对卡秋莎新的感情。聂赫留朵夫接近政治犯前后态度的转变

6　克雷里卓夫。他讲述洛靖斯基和罗卓夫斯基被处绞刑的事

7　晚上在半途一个旅站门口

8　聂赫留朵夫在押解官的房间里

9　旅站上的牢房。刑事犯的居住条件

10　玛卡尔的要求。他的经历

11　聂赫留朵夫在政治犯房间里

12　平民革命家纳巴托夫和玛尔凯

13　男女政治犯之间的关系。格拉别茨和艾米丽雅

14　政治犯争论人民的问题

15　诺伏德伏罗夫

16　晚上点名。西蒙松告诉聂赫留朵夫他想同卡秋莎结婚

17　西蒙松宣布后聂赫留朵夫的心情。聂赫留朵夫跟卡秋莎谈话

18　革命家彼特林和涅维罗夫的消息在政治犯牢房里引起的激动。克雷里卓夫的激动。刑事犯睡觉的景象

19　聂赫留朵夫回到客店。他在目睹监狱里种种罪恶后作出的结论

20　聂赫留朵夫乘车追赶那批犯人。犯人们赶路。垂死的克雷里卓夫。摆渡

21　渡船上的谈话。流浪的怪老头

22　聂赫留朵夫来到外省的一个城市。访问地方长官。为玛丝洛娃和克雷里卓夫求情

23　聂赫留朵夫在邮政局。谢列宁回信玛丝洛娃告御状减刑。典狱长拒绝聂赫留朵夫探监

24　地方长官家的宴会。客人们。聂赫留朵夫在地方长官家的情绪

25　聂赫留朵夫跟英国人一起探监。聂赫留朵夫跟卡秋莎最后一次谈话

26　参观刑事犯牢房，英国人分发《福音书》

27　在流放犯牢房里遇见流浪的怪老头。怪老头的反政府言论。停尸室。克雷里卓夫的尸体。聂赫留朵夫由克雷里卓夫的死引起的感想

28　聂赫留朵夫内心的激动。他读《福音书》。清醒。聂赫留朵夫在新生活的门口

[1]　她的本名叫卡吉琳娜，卡吉卡是粗俗的叫法，卡金卡是高雅的称呼，而卡秋莎则是普通的小名。

[2]　帝俄政府发的妓女执照。

[3]　指列氏温度。列氏温度计把0度作为冰点，把80度作为沸点，列氏30度等于摄氏37.5度。

[4]　正反两面都有横条纹的丝织品或毛织品。

[5]　1829年起在巴黎印行的文艺和政论法语杂志，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流传很广。这里原文为法语。以下原文凡用法语的，一律排为楷体，不再一一作注。

[6]　俄国沙皇，1881-1894年在位，因他父亲被民意党人杀害，所以实行恐怖统治，怂恿反动势力抬头。

[7]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8]　原文是英语。

[9]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0]　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布里丹写有一个寓言，说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干草，外形和质量完全一样，它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捆好，结果饿死。

[11]　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12]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认为生育是罪恶，因而阉割自己。

[13]　指沙皇像。

[14]　俄国在1864年实行司法改革，成立陪审法院，刑事案件公开审判。

[15]　十卢布面值的钞票。

[16]　检察官按理必须通过庭长才能提问题。不能直接审问被告。

[17]　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后四十天，5月1日至6月4日之间。

[18]　在这种游戏中，被追的两人在一个地方会合，相互握手，表示胜利。

[19]　复活节前最后一个礼拜五。

[20]　按基督教规矩，复活节人们见面都要说：“基督复活了！”对方必须回答：“真的复活了！”

[21]　1俄尺等于0.71米。2俄尺12俄寸约合1.95米。

[22]　龙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认为“犯罪”是从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反动的“先天犯罪说”。

[23]　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刑事学家。

[24]　沙尔科（1825-1893），法国神经病理学家，曾著书论述催眠术。

[25]　1普特等于16.38公斤，8普特约合131公斤。

[26]　拉伯雷（1490-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以讽刺见长，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

[27]　原文是英语。

[28]　原文是英语。

[29]　1俄里等于1.06公里。

[30]　在帝俄时代，证券的息票往往当现钱流通。

[31]　即库页岛。

[32]　见《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33]　3俄尺等于2.13米。

[34]　引自屠格涅夫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

[35]　这话其实就是托尔斯泰自己说的。

[36]　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

[37]　克莱曼蒂（1752-1832），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作有钢琴练习曲一百首，是系统的钢琴教材。

[38]　华彩乐段（cadenze），又译华彩经过句。在一些大型独唱曲、独奏曲和协奏曲中，插于乐曲或乐章末尾的一个结构自由的段落。

[39]　非洲东南部一个民族。

[40]　原文是十四年前，卡秋莎的年龄是十八岁，看来同上下文有矛盾。毛德英文译本改成十二年前，卡秋莎的年龄改成十六岁，比较符合全书情节，这里也仿毛德英文译本做了改动。

[41]　家庭自制的饮料。

[42]　基督徒常戴十字架，到死才脱下。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逼我死？”

[43]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44]　亨利·乔治主张土地单一税，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归国有，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这里原文是英语。

[45]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摩西》是他的著名雕塑。据《圣经》记载，摩西是古代犹太人领袖。

[46]　帝俄官府发薪的日子。

[47]　四人组成两对的舞蹈，包括六个舞式。

[48]　约翰·霍华德（1726-1790），英国慈善家，为改良监狱制度进行过活动。

[49]　指聂赫留朵夫的母亲。

[50]　原指《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从良的妓女马利亚。此处泛指妓女。

[51]　指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暗杀一事。

[52]　按照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波兰一部分国土归并入俄罗斯帝国。

[53]　指俄皇保罗一世（1754-1801），在位期1796-1801年。

[54]　指十九世纪上半叶高加索山区少数民族反抗沙皇俄国的斗争，遭到沙皇军队残酷镇压。

[55]　指1830年沙皇军队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罪行。

[56]　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在百年战争时期领导法国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

[57]　指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潮和斗争。

[58]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基督教。

[59]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维奈——十九世纪瑞士神学家；霍米雅科夫（1804-1860），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立场承认基督教义。

[60]　原意是龙虾活煮味道才鲜美。

[61]　十六世纪末波兰某些地方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十九世纪波兰被瓜分后，在俄国所取得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废止教会合并，重新建立东正教，强迫合并派信徒改信东正教。

[62]　这里指《茶花女》中男主角同一个妓女的恋爱故事，以此影射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63]　指彼得堡白夜的光。

[64]　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写过许多文章，支持废奴运动。一八四九年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里写道：“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就是监狱。”

[65]　关于龙勃罗梭和塔尔德，请参看本书第一部第二十一章脚注。嘉罗法洛（生于1852年）和费利都是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的信徒。李斯特（1789-1846）是德国经济学家。摩德斯莱（1835-1918）是英国心理学家。

[66]　指前面第二十七章结尾提出的那个答案：“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67]　指流放。

[68]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69]　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作者注。

[70]　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71]　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前三天举行。

[72]　西伯利亚西部城市。

[73]　西伯利亚城市。

[74]　在西伯利亚中部。

[75]　指俄国民粹派因出身贵族，享有坐车赶路的特权。

[76]　这事在德·阿·李涅夫所著的《押解》一书中有描写。——作者注

[77]　西伯利亚城市，原是帝俄罪犯流放的地区，后改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又改回原名。

[78]　指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运动。

[79]　见本书第258页注。

[80]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波兰反对沙皇专制的运动宣言。

[81]　从上下文看，这里应是艾米丽雅。毛德英译本作艾米丽雅看来是对的。

[82]　俄国农民自卷的纸烟，形似狗腿。

[83]　阿拉哥（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84]　指俄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72年。

[85]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主要设置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镇压异教徒的名义下残酷迫害参加反封建斗争的人、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实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火刑、流放等酷刑。

[86]　彼得堡出版的学术、文学、政治综合性月刊，大部分出版内容倾向进步。

[87]　参看本书第二部第二十一章。

[88]　指1882-1898年法国侵略越南北部的殖民战争。越南北部旧称“东京”。

[89]　格拉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执行殖民政策，于1882年出兵占领埃及。

[90]　原文是英语。

[91]　原文是英语。

[92]　原文是英语。

[93]　原文是英语。

[94]　原文是英语。

[95]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

[96]　意即“废物”。

[97]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到第四十一节：“（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98]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四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指“财利”）……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张耳译

一

自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里打响第一炮，将敌方工事炸得泥石横飞以来，已过去半年时光了。打那时候以来，数以万计的榴弹、炮弹和枪弹从棱堡到堑壕、从堑壕到棱堡不停地飞来飞往，而死神也在双方阵地上空不停地翱翔。

成千成万人的自尊心蒙受了羞辱，也有成千成万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从而显得踌躇满志，还有成千成万人则倒入了死神的怀抱。多少人挂上了星章，多少人则被摘掉了星章。有多少颗安娜勋章、弗拉基米尔勋章啊，可也有多少具玫瑰色的棺材，多少幅亚麻料的遮尸布！而棱堡里依然发出隆隆的炮声，那些禁不住打哆嗦、怀着迷信的恐惧的法国佬在明朗的夜晚依然从自己的营地上窥望着塞瓦斯托波尔棱堡所在的弹坑处处、一片焦黄的土地，窥望着我方水兵在棱堡附近走动的黑影，数着由里面愤怒地伸出炮筒的炮眼；我方的军士信号员也依然从信号塔上用望远镜瞭望着穿艳色军服[1]的法国兵的身影，观察着他们的炮台、篷帐、在绿山上移动的纵队和堑壕里燃起的硝烟；各种各样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愿望，依然从世界的五洲四海，依然壮怀激烈地奔向这个玩命的地方。

可是外交家们未解决得了的问题，诉诸火药和鲜血，那就更难解决了。

我常常异想天开：假如交战的一方向另一方提议，双方各自从部队中裁去一名士兵，将会如何？这愿望可能显得离奇，但何不一试呢？随后双方又各自裁去第二名，继之又裁去第三名、第四名，以此类推，直至双方的部队都各剩下一名士兵（假定双方部队兵力相等，并且量的相等也可代之以质的相等）。到这时候，如果在有理性的造物的有理性的代表之间确有复杂的政治问题必须以武力去解决，那么，就让这两名士兵去拼搏吧——就让一人去攻城，另一人去守吧。

这种论点听上去只是一种奇谈怪论，然而它是可信的，说真的，一名俄国士兵对一名同盟军的代表作战，与八万名士兵对八万名士兵作战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是十三万五千人对十三万五千人呢？为什么不是两万人对两万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人对一人呢？决不能说一种人数比另一种人数不合理。实际上，最后一种人数要合理得多，因为它较为人道些。战争嘛，或者说是一种疯狂，或者说是人们制造这种疯狂，这些人们根本不是我们不知所以地认为的那种有理性的造物。战争只能归为这两种中的一种。

二

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围城的公园里，有一支团里的乐队去一个亭子旁边演奏，三五成群的军人和妇女们在一些小路上悠然漫步。春天明丽的朝阳一大早便升起在英军的工事上空，接着移到棱堡上，后来又移到城市上，移到尼古拉耶夫营房上，把欢乐的光芒一视同仁地洒向芸芸众生，眼下又落在远处蓝蓝的大海上，那大海节奏均匀地晃荡着，银光闪闪。

在滨海街的左侧建有一幢幢水兵小营房，一个略显罗锅的高个子步兵军官从一间宿舍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一边往手上戴着一只不很白但很干净的手套，一边若有所思地瞧着自己的脚下，往山上的公园走去。这个军官前额很低，容貌欠佳，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他智力的愚钝，但同时也显示出他为人的审慎、诚实和正派。他那身材也令人不敢恭维：大长腿，动作笨拙，似乎还带点拘谨。他头戴一顶不算太旧的军帽，身穿一件紫得出奇的薄薄的军大衣，衣襟下露出一条金表链，裤脚上缝有套带，脚上的那双小牛皮皮鞋虽然后跟四边都有些磨损，可是鞋面精光锃亮——但若是说根据在步兵军官身上一般看不到的这些装束，倒不如说根据他这个人的整个神态，一个见多识广的军人一下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步兵军官，而是一个身份较高的人。若不是他那副相貌显示他是道地的俄罗斯人，也许会被人看成是德国人，或者被看成是个副官或团的军需官（那他就该带马刺了），或者是战时从骑兵队，也许从近卫队调来的军官。他的确是从骑兵队调来的，而此时此刻他往上走向公园的时候，他想起了刚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昔日的同僚及其妻子写来的。那位同僚现已退伍，是T省的一位地主，此人有位蓝眼睛的妻子，名叫娜塔莎，她也是他的挚友。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僚在信中写的一段话：

“《残疾人报》[2]刚一送到，普普卡（那位退伍的枪骑兵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便急不可待地奔到前室，抓起报纸，要么跑到凉亭的S形坐椅旁，要么跑到客厅里，（记得否，当团队驻扎在我们城里时，我们与仁兄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冬天夜晚啊。）怀着你所难以想象的热情读着你们的英雄事迹。她常常谈起你。她说：‘瞧，这个米哈伊洛夫是个多可爱的人儿呀，等我见到他时，我定要好好地亲亲他——他在棱堡上作战，准会得乔治十字勋章的，报纸上也定会报导他们。’等等，等等，这真的让我吃起你的醋来了。”在另一处他又写道：“我们这里报纸到得太晚了，传说纷纭，可莫衷一是，比如说吧，你所认得的几个搞音乐的小姐昨天就在那儿说什么拿破仑[3]被我们的哥萨克抓住了，正被押往彼得堡，可你明白，我怎能相信这种传闻呢？有一位从彼得堡来的人（他是一位大臣的亲信，身负特殊使命，是个挺可爱的人，如今城里已没有什么人物了，你难以想象得出，他就是我们这儿难得的消息来源了），他相当肯定地说，我们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这样一来，法国人已经失去了跟巴拉克拉瓦的联络，他还说，在这次战役里，我方损失了二百人，而法军方面则死了五千人。贱内听了这消息，真是欣喜若狂，乐了一个通宵，她说，她料到你一定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一定大显身手……”

读了由我特意标上着重号的词句，看了整封信的语气，趣味高雅的读者对于这位穿着后跟磨损了的皮靴的米哈伊洛夫上尉的正派，对于他那位连消息来源都写了别字的，并具有那么奇怪的地理概念的老同僚，对于那位坐在S形椅子上的脸色苍白的女友（也许读者甚至会不无根据地想象这位长着脏指甲的娜塔莎），总之，对于他所瞧不起的这整个无所事事、肮里肮脏的外省社交界一定会形成一种真实的然而很不怎么样的想法。——虽然如此，米哈伊洛夫上尉还是怀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又忧又喜的心情回忆起自己那位外省的脸色苍白的女相好，回忆起他常常在晚间跟她在凉亭里促膝谈心、互诉衷情的情景，回忆起他们在书房里打一个戈比的赌注的纸牌时，那位善良的枪骑兵同僚怎么输牌，怎么发急，而妻子又怎么嘲笑他的情景——回忆起这些友人对他的情谊（也许，他觉得那位脸色苍白的女相好还有某种超乎友谊的东西）。所有这些老友及其周围的情形都以异常甜蜜欢快的玫瑰色在他的想象中闪过，他为自己的这些回忆而微笑起来，用手摸了摸口袋，那里正藏着这封令他颇感亲切的信。这些回忆对于米哈伊洛夫上尉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就是因为他当今所处的这个步兵团，比起他以前在T城时以骑兵军官身份和以太太小姐们的好男伴身份出入其间，并到处受人欢迎的那个社交圈子差劲多了。

他昔日的社交圈子比之现在的要高多了，所以每当他要吐露心曲时，他就会对他的步兵伙伴们畅谈他风光的往日，说他有过自备的轻便马车，常去参加省长家的舞会，跟一位高级文官打过牌，同事们将信将疑、兴味索然地听着他的絮叨，似乎不愿跟他较真儿，奚落他几句——只是说，“让他吹去吧”；如果说他对于同事们的纵酒、玩牌小赌，总之对于那些不文明作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瞧不起，这应该说是他的性格异常和顺、世故和审慎所使然。

米哈伊洛夫上尉不由得从回忆转而想入非非。他穿着那双后跟磨坏了的皮靴一边走在狭窄的小巷里，一边想着：“要是娜塔莎有朝一日突然从《残疾人报》上读到我如何带头爬上敌人的炮台，并获得乔治勋章的报导时，她该会多么惊讶和欢喜呀。照老规章说，我该升大尉了，然后嘛，在这一年里我可能很轻易地升为少校，因为许多人阵亡了，再说，在这个战役里，我们中间一定还会有许多弟兄战死，而我这个有些名声的人，定会被委派去指挥一个团……当上中校……挂上安娜勋章……再升上校……”接着他想象自己当上将军了，按他的幻想，到了那时候，他那位旧同僚已经作古了，娜塔莎成了寡妇，他要赏光去看望一下她。正当他想到这儿，公园里的乐声更清晰地飞进了他的耳朵，人群也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发现自己已来到了公园，依旧还是原先那个没有什么好神气的、又笨拙又胆小的步兵上尉。

三

他先是走近那个有乐队在旁演奏的亭子，同团的士兵托着翻开的乐谱，站在乐师们前面充当乐谱架，文书、士官生、抱着娃娃的保姆和穿着旧军大衣的军官在他们的周边站了一圈，这些人与其说是在欣赏音乐，倒不如说是在看热闹。海军官兵、副官和戴着白手套穿着新大衣的军官大部分都在亭子的四周站着、坐着，或者在来回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大道上熙来攘往的有各种各样的军官和形形色色的妇女，个别妇女戴着帽子，大部分则扎着头巾（也有既不扎头巾又不戴帽子的），可是没有一个是上岁数的婆娘，妙就妙在全是年纪轻轻的女人。在下边浓荫密布、香气袭人的刺槐组成的各条林荫小道上漫步或闲坐的则是三三两两的好清幽的人。

在公园里遇到米哈伊洛夫上尉的人，谁也没有显出分外的欢喜，也许，与他同团的奥布若戈夫大尉和苏斯利科夫大尉算是例外，他们却非常热烈地跟他握手。不过前者穿着一条驼毛裤子，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没有戴手套，红红的脸上大汗淋漓，而后者则是大喊大嚷，吊儿郎当，以致让人羞于跟他们为伍，尤其是在戴白手套的军官们面前。米哈伊洛夫上尉曾向那些军官里的一位副官点头致意，而对另一位也想打一下招呼，因为他们曾在一位共同的熟人家里见过两次面。再说啦，他同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这两位仁兄天天要见五六次面，握五六次手，那么再跟他们一起散步，还有什么劲儿呢？他不是为这个而来听音乐的呀。

他很想走到他向之点头致意的那位副官跟前，很想跟这些先生们聊上几句，这并不是为了让奥布若戈夫大尉和苏斯利科夫大尉、帕什捷茨基中尉等人看到他和他们谈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令人可心的人，再说他们消息灵通，可能会告诉他一些新闻……

可是，米哈伊洛夫为什么顾虑重重，不敢去到他们跟前呢？“万一他们对我不还礼，”他心里想，“或者虽然向我还一下礼，过后只管谈他们自己的，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似的，或者索性从我身边走开，把我单独撂在那帮特出人物中间，那将如何是好呢？”特出人物这个词（意指无论哪个阶层中的精英式人物）在我们俄国从某个时期起就广为流行了（虽然有人认为在这儿根本不该有这种人物），凡是虚荣所渗透到的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像虚荣这种卑劣的感情在什么时代和环境的条件下不会四处渗透呢？），它全都渗透到了——它已渗透到商人、官吏、文书、军官等等阶层中，也渗透到萨拉托夫、马马迪什、文尼察等地方，总之，凡是有人在的地方，它都渗透到了。既然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围城里到处有很多人，所以就有很多的虚荣，也就有了特出人物，尽管死神时时刻刻都翱翔在每个特出人物和非特出人物的头顶上。

在奥布若戈夫大尉看来，米哈伊洛夫上尉是个特出人物，因为他穿一件清洁的军大衣，戴一副洁净的手套，大尉对他虽然不无敬意，可对他的这一点感到受不了；在米哈伊洛夫上尉的心目中，卡卢金副官是个特出人物，因为他是个副官，跟旁的副官称兄道弟，由于这一点，上尉对他不大有好感，虽然心里怕他。在卡卢金副官看来，诺尔多夫伯爵是个特出人物，卡卢金在心里老是骂他、瞧不起他，就因为他是某个将官的副官。特出人物真是个可怕的字眼呀。为什么佐博夫少尉在一位跟校官并坐在一起的同事身边经过时，虽然这里没有任何可笑之处，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发笑呢？这就是要表明他虽非特出人物，但一点儿也不比他们逊色。为什么那个校官要用那样淡淡的、懒洋洋的、很不自然的腔调说话呢？这就是为了使对方明白他是个特出人物，同时又表明他平易近人，肯屈尊同一个少尉闲谈。为什么那个士官生走在一位初次见到而怎么也不敢去接近的太太后边，要那样挥胳膊挤眼睛呢？这是为了向所有的军官表明，虽然他得向他们脱帽致礼，但他毕竟是特出人物，而且心里怡然自得。为什么炮兵大尉是那样粗声粗气地对待一个好心的传令官呢？这是为了向大家表明，他从不巴结特出人物，也无求于他们，如此等等。

虚荣呀虚荣，到处都是虚荣，即使在那些眼看就要进棺材的人们那里，在那些为了崇高信念而去献身的人们那里，也都有虚荣。虚荣啊！也许，它就是我们的时代特征和特殊病症。为什么在从前的人们那里就没听说有这种像天花或霍乱似的欲望呢？为什么在我们时代只有以下三类人呢？一类人把虚荣的本原当作必然存在的事实，所以认为它是正当的，自然要服从于它；另一类人把它当作不幸的可又无法克服的东西；第三类人则是在其影响下不自觉地奴性地去行事。为什么像荷马和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讲的是爱情、荣誉和苦难，而我们时代的文学却只是没完没了地大讲“势利”和“虚荣”[4]呢？

米哈伊洛夫上尉两次都犹豫不决地从他所认为的那一伙特出人物旁边走了过去，到第三次才勉强自己走到他们跟前。这小圈子里共有四位军官：副官卡卢金，他是米哈伊洛夫的熟人；副官加利钦公爵，他在卡卢金眼里甚至也有点像特出人物；中校涅费尔多夫，他是所谓的一百二十二个上流人物中的一个——那都是些在退伍之后重来服役的人，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鼓舞而来的，一部分是受功名心的驱使，但主要是由于大家都这么做——他是个莫斯科单身俱乐部里的老成员，在这里他是属于那种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懂，对上级的各项措施都要说三道四的不满分子中的一个；还有一位是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也是那一百二十二个英雄之一。米哈伊洛夫赶巧了，卡卢金这会儿情绪正佳（将军刚同他谈了一次话，对他信赖之至；加利钦公爵从彼得堡来了，住在他那儿），他觉得同米哈伊洛夫上尉握一下手并不算有失身份，然而普拉斯库欣却不大愿意这样做，虽然跟米哈伊洛夫常在棱堡里碰面，还不止一次地喝过他的葡萄酒和伏特加，甚至还欠了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赌债。由于他跟加利钦公爵还不大熟，所以不愿意在公爵面前显出自己跟一个普通的步兵上尉相熟；因此他只对上尉微微点点头。

“怎么样呀，上尉，”卡卢金说，“什么时候再上棱堡去呀？还记得咱们在施瓦尔茨那次见面时的情景吗？——打得好激烈呀，对吗？”

“确实很激烈。”米哈伊洛夫说，并不好意思地想起那天夜里他那副狼狈相，当时他猫着腰沿着堑壕悄悄地往棱堡里溜，却碰上了卡卢金，正遇上卡卢金佩着那晃得砰砰作响的军刀神气十足地走过来。

“按说，我应该明天才去，可是我们那儿，”米哈伊洛夫接着说，“有个军官病了，所以……”他是想说，本来还没轮到他去，但因为八连的连长生病了，率领连队的只有一个准尉，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要去接替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因此他今天就要去棱堡。而卡卢金并没有听他说下去。

“我觉得这几天会出什么事。”他对加利钦公爵说。

“是吗，今儿个不会出什么事吧。”米哈伊洛夫胆怯地问，时而瞧瞧卡卢金，时而瞧瞧加利钦。谁也没有答理他。加利钦公爵只是随便皱了下眉头，穿过他的帽边瞟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说：

“那个戴红头巾的小妞长得挺水灵呀。您不认得她吗，上尉？”

“她是住在我宿舍附近的一个水兵的闺女。”上尉答道。

“咱们过去好好瞧瞧她。”

加利钦公爵便一手挽着卡卢金，一手挽着上尉，他事先就料到，这必定会让后者大为高兴的，果真如此。

上尉有些迷信，他认为临作战前去玩女人是种大罪孽，然而他在这个场合里却装得像个大色鬼，显然，加利钦公爵和卡卢金不信他是这样，这倒使那个戴红头巾的小妞深感惊异，因为她以前不止一次地发现上尉走过她的窗前时还脸红呢。普拉斯库欣走在后边，一个劲地碰碰加利钦公爵的胳膊，用法语说这说那；可是在这条小路上并排走不了四个人，所以他只好一个人走在后边，直到逛第二圈时，他才挽住那个走过来要跟他说话的海军军官谢尔维亚金的胳膊，此人是以勇敢闻名的，他很想加入这个特出人物的圈子。于是这个响当当的勇士欢欢喜喜地把他那肌肉发达、健美有力的胳膊伸进普拉斯库欣的肘弯里，虽然大家都知道，包括谢尔维亚金本人也知道这个普拉斯库欣不是个好东西。普拉斯库欣向加利钦公爵说明自己是怎样跟这位海军军官认识的，又悄悄地告诉他说，这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勇士，然而加利钦公爵由于昨天已去过第四棱堡，看到榴弹就在离自己二十步远的地方爆炸，因此便认为自己的勇敢并不次于这位先生，并认为许多人不过是徒有虚名，所以对谢尔维亚金完全不瞧在眼里。

米哈伊洛夫上尉跟着这一伙人一起散步，心里感到美滋滋的，所以就把那封从T城寄来的亲切的信忘了，把要去棱堡而引发的揪心的愁思忘了，把七点钟需要回到宿舍的事也忘了。他一直与他们待在一起，到后来他们避开了他的视线，只顾自己几个人说话，暗示他可以走开，最后干脆离开他走了。但这位上尉还是挺满意的，因此当他走过士官生彼斯特男爵（此人昨晚头一回在第五棱堡的掩蔽部里过了一夜，便自以为是个英雄了，显得傲慢得了不得）的身旁时，士官生在向他脱帽敬礼时摆出一副令人可疑的高傲神态，他丝毫也没有感到耿耿于怀。

四

上尉刚一迈进自己宿舍的门槛，脑子里便冒出一些迥然不同的想法。他瞧着自己小房间里高低不平的泥地、糊着纸的歪里歪扭的窗户、自己睡的旧床，以及床上边钉着的织有女骑士像的毯子，瞧着那挂着的两只图拉制造的手枪，以及和他同住的士官生那张脏里巴叽的床铺和那印花布被子；他瞧着他那头发蓬乱而油腻的仆人尼基塔挠着头从地上滚起来；他瞧着自己的旧军大衣、私人的皮靴和一个包裹，包裹里露出一块肥皂似的干酪的一角和一个盛着伏特加的啤酒瓶的瓶颈，这些东西都是为他上棱堡去而准备的，他怀着近似恐惧的感觉猛然想起了他今天就得带着连队到战壕里去过一整夜。

“我今儿个想必会送命的，”上尉想道，“我有这种预感。主要的是，本来用不到我去，而我却主动要求去。主动要求上阵的人往往会送命的。这该死的涅普希特舍茨基究竟生了什么病？他很可能根本没病，可这儿要有一个人替他去送命，必定送命。话说回来，要是我不死的话，那准会得到升迁。当我对团长说‘要是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病了，那就让我去吧’，我看到团长多么高兴啊。要是升不了少校，那弗拉基米尔勋章准得有份吧。我已经是第十三次去棱堡了。哦，十三！这个晦气的数字。我必定会被打死的，我预感到我会被打死的，可是总得有人去呀，总不能靠一个准尉带一连人去吧；如果出了什么事，这可关系到全团的荣誉、全军的荣誉呀，去是我的职责……是的，职责。不过，我有预感。”上尉忘了，每次他要上棱堡去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出现过这样的预感，他有所不知，每个上前线作战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受这种预感的折磨。一般说来，跟所有才智有限的人一样，上尉的责任感也特别强，这种责任感使他稍稍镇静下来，他在桌子旁坐下来，动笔给父亲写诀别信。近来，由于钱财方面的事他跟父亲的关系有些不大融洽。过十来分钟后，他写完了信，从桌子旁站起来，眼里泪汪汪的，心里默念着他所知的各种祈祷文（因为他不好意思当着仆人的面向上帝大声祈祷），一边穿好衣服。他还想吻一下米特罗法尼小圣像，这是他已故母亲为表示祝福而送给他的，他对这小圣像特别信仰，但当着尼基塔的面不好意思去吻它，所以就把它挪到上衣的外边，以便到了街上后不用解开衣扣就可拿到它。那个醉醺醺的缺乏礼貌的仆人懒洋洋地把新军服递给他（上尉平时去棱堡时穿的那件旧军服尚未补好）。

“为什么不把衣服补好？你就光知道睡觉，混账！”米哈伊洛夫气恼地说。

“睡什么觉？”尼基塔嘟哝道，“整天像条狗似的东奔西跑，累得贼死，到这会儿还不让睡觉。”

“你又喝醉了，我看得出。”

“又没花你的钱，你数落什么。”

“闭嘴，畜生！”上尉大喊一声，准备去揍这个仆人，他本来就情绪不佳，这会儿受到这个他所喜欢的、甚至被他惯坏了的、已经侍候了他十二年的尼基塔的无礼顶撞，简直气得要命，忍无可忍。

“畜生！畜生！”仆人重复了他的骂词，“干吗骂人畜生呢，老爷？您知道当今是什么时代了？骂人可不好呀。”

米哈伊洛夫想起自己要去的地方，觉得难为情了。

“要知道，你让谁都受不了，尼基塔。”他换了温和的语调说，“这封是给老太爷的信，就搁在桌子上，你不要动。”他红着脸补了一句。

“是，老爷。”尼基塔回答说，他用他所说的“自己的钱”喝的酒的酒性发了，心也软了，眨巴着眼睛，显然想哭了。

当上尉到了台阶上说声“再见吧，尼基塔”的时候，尼基塔忽然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他扑上去吻主人的手。他呜呜咽咽地说：“再见，老爷！”

当时有个水兵的老寡妇也正在台阶上站着，作为一个女人，看到这样感人的场面，也深深为之动容，她用脏兮兮的衣袖擦起眼泪，一边哭着说：“连当老爷的还得去受那种种的苦，更不用说我这个成了寡妇的苦命人了。”她对喝醉酒的尼基塔诉说自己的苦命已说过百来遍了：她那男人在头一次遭炮轰时怎样送了命，她家的小屋又怎样被夷为平地（她现在住的房子不是她自家的）等等等等。在老爷走了之后，尼基塔便抽起烟斗，请房东家的小妞去打伏特加，并很快就不哭了，不但如此，甚至为一只似乎是被那老太婆踩坏了的水桶而跟她吵起架来。

“说不定我只会受点伤，”上尉带着连队在黄昏走近棱堡时私下这样推想，“但伤了哪儿？伤势怎么样？伤在这儿或是这儿？”他心里指着腹部和胸部想道。“要是伤在这儿，”他想到大腿部分，“擦着点边过去就好了。要是弹片从这儿过去，那就完蛋了！”

然而，上尉还是猫着腰沿着壕沟平安地到达了阵地。天色已经全黑了，他跟工兵军官一起把士兵安排到各个工事里，便在胸墙根下的一个小坑里坐了下来。炮火减弱了；只是偶尔在我们这边，或在他那边闪现一下。榴弹发光的信管在黑黝黝的星空里划出一道弧光。但每颗榴弹都落在战壕的后面和右面，离上尉所处的避弹坑还很远，所以他有些定心了，于是就喝了点伏特加，吃了些肥皂块似的干酪，抽上根烟，然后向上帝祈祷了一会儿，想睡上片刻。

五

加利钦公爵、涅费尔多夫中校、在公园里遇上他们的士官生彼斯特男爵，还有那个谁也没招呼他、谁也没跟他说话、可是却紧跟在他们后边的普拉斯库欣，都离开了公园，到卡卢金的住所去喝茶。

“喂，你还没把瓦西卡·门德尔的事给我说完呢，”卡卢金脱下军大衣，坐在靠窗的一张舒适的软沙发椅上，一面解开浆过的洁净的荷兰衬衫的领子，一面说道，“他是怎样结的婚呢？”

“好笑着呢，老兄！Je vous dis,il y avait un temps où on ne par-lait que de ca à Pétersbourg.[5]”加利钦公爵笑着说，一面从钢琴旁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坐到卡卢金近旁的窗台上，“简直好笑极了。这事的各种底细我都一清二楚。”于是他便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地讲起那件风流韵事来了。我们这儿就略而不谈了，因为它在我们看来没多大意思。

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光是加利钦公爵，而且连所有在座的先生们——他们中有人坐在窗台上，有人翘着双腿，有人坐在钢琴旁——与他们在公园时相比，都变成另一些人似的，他们在步兵军官面前所表现的那种可笑的、骄傲自大的神情都不见了，他们在这儿，在自己哥儿们中间都显出了自然本色，尤其是卡卢金和加利钦公爵变得如同非常可爱、快乐、善良的孩子一般。他们谈论着彼得堡的同事和熟人。

“马斯洛夫斯基怎么样了？”

“指哪一个？是那个御林军的枪骑兵，还是那个近卫骑兵？”

“他们俩我都认识。我在那边的时候，那个近卫骑兵还是个孩子呢，刚出校门。大的那个怎么样了，当上骑兵大尉了吗？”

“可不！早当上了。”

“怎么，还跟那个茨冈妞厮混？”

“不，甩了。”等等这一类的话。

后来加利钦坐到钢琴旁，自弹自唱了一支茨冈歌曲，唱得相当不错。普拉斯库欣，虽然没有人请他，也跟着唱了起来，唱得非常动听，于是大家都请他一起合唱，他对此颇感得意。

仆人托着银盘进来，盘上放着茶、鲜奶油和甜面包。

“给公爵吧。”卡卢金说。

“想想真觉得奇怪，”加利钦端起一杯茶，走到窗前说，“我们处在这座围城里，既有钢琴，还有茶和鲜奶油，住得又这么舒服，说真的，我真想在彼得堡也拥有这样一套住宅。”

“哼，要是连这一点儿也没有，”那个对什么都不满的老中校说，“却老要这样提心吊胆……眼看天天在打来打去，没完没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得住在肮里肮脏的地方，毫无舒服可言的话，那简直受不了。”

“那咱们的步兵军官们怎么办呢，”卡卢金说，“他们跟士兵们一起住在棱堡里、掩蔽部里，喝士兵的菜汤，那他们怎么办呢？”

“这一点我真不明白，说心里话，我没法相信，”加利钦说，“那些穿着肮脏的内衣、满身虱子、连手也不洗的人怎能英勇杀敌呢。你知道，在那种人身上，是不可能具备cette belle bravoure de gentilhomme[6]的。”

“他们也不懂得这种英勇精神。”普拉斯库欣说。

“你瞎说什么呀，”卡卢金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我在这儿见到的军官可比你多。我到哪儿总是要说，咱们的步兵军官虽然的确是满身长虱子，十来天也不换衣服，但他们是英雄，是了不起的人。”

这时候，一位步兵军官走进房间。

“我……奉命……奉N.N将军之命……我可以见一下大人吗？”他敬了个礼，羞怯地问。

卡卢金站了起来，可没有向那军官还礼，而是装出带官气的微笑，并以虚伪的客套问一声军官，他可否稍候，而且既没有请他坐下，也不再去理睬他，便转身朝着加利钦，同他用法语交谈起来，这样一来，那位可怜的军官只好待在房间中央，简直不知拿自己的没戴手套、垂在身前的双手怎么搁才好。

“长官，事情顶紧急呀。”军官沉默片刻之后说。

“啊！那就请吧。”卡卢金仍带着那种倨傲的微笑说，一边穿上军大衣，陪他向门口走去。

“Eh bien,messieurs,je crois que cela chauffera cette nuit.”[7]卡卢金从将军那儿回来后说。

“啊？什么什么？要出击？”大家都问。

“那我就不清楚了，你们自己会看到的。”卡卢金带着诡秘的微笑说。

“你就告诉我吧，”彼斯特男爵说，“要是有什么行动，那我就得跟T团首先出战了。”

“好，那就去吧。”

“我的长官就在棱堡里，那么我也得去。”普拉斯库欣说，一边挂上军刀，但没有人答理他，他去或是不去，自己该知道嘛。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的。”彼斯特男爵说，他一想到即将来临的战斗，心里直发憷，但他仍然潇洒地歪戴上帽子，迈着坚定响亮的步伐，同普拉斯库欣和涅费尔多夫一起走出房间，这两人也是战战兢兢地急忙跑回自己的阵地，“再会啦，诸位。”“回头见，诸位，今儿个晚上咱们还会见面的。”卡卢金从窗口大声喊道，此时普拉斯库欣和彼斯特已弯着腰骑在哥萨克马鞍的鞍桥上，沿着大路扬鞭策马而去，也许他们以为自己挺像哥萨克呢。

“是呀，有点儿！”士官生没有听清人家朝他说的什么，便这样喊道，哥萨克马驹的蹄声很快消失在黑魆魆的马路上。

“Non,dites moi,est-ce qu'il y aura véritablement quelque chose cette nuit？”[8]加利钦说，他和卡卢金一起靠在窗台上，瞧着在棱堡上空升起的榴弹。

“我可以对你说说，要知道你不是去过棱堡吗？（加利钦作个肯定的表示，虽然他只去过一次第四棱堡。）就在咱们的眼镜堡对过有一条堑壕。”卡卢金虽非专家，可是自以为很有一套精到的军事见解，所以便大谈起我方和敌方的工事以及当前的作战计划等等，他讲得有些乱，而且乱用一些堡垒结构学方面的术语。

“不过他们开始在战壕近处打炮了。啊哈！这是咱们的还是他的呀？瞧，炸开了。”他们靠在窗台上说，一边瞧着在空中交叉划过的榴弹火线，瞧着那顷刻间照亮了深蓝色天空的炮击的火光和白色的硝烟，倾听着越来越激烈的射击声。

“Quel charmant coup d'oeil！[9]不是吗？”卡卢金说，他让他那客人注意观赏这幅确实壮丽的景色。“你知道，有时候你很难把星星跟榴弹区分开来。”

“是呀，我刚才就以为那是颗星星，可是它掉了下来，一下就爆炸了，而那一颗是很大的星星，它叫什么来着？多像一颗榴弹呀。”

“你知道，我对这些榴弹已经十分习惯了，所以我相信，将来回到俄罗斯，在夜晚看到满天星斗，还会以为那是榴弹呢；所以你也会习惯的。”

“可是我去不去参加这次出击呢？”加利钦公爵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他一想到在这样炮火纷飞的时刻去到那儿，就不由得发颤，同时又庆幸地想到，不管怎么样，决不会在夜里派他上那儿去的。

“得了，老兄！别去想啦，再说，我也不放你去的，”卡卢金回答说，不过他很明白，加利钦是决不会去那儿的，“以后有的是机会呢，老兄！”

“真的？你认为用不着去，是吗？”

这时候，在这两位先生翘首观望的那一方向，在一阵大炮的轰鸣之后，又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枪声，整条战线上不断迸发出无数的火花，亮光闪闪。

“这一下可动真格的了！”卡卢金说，“我一听到这种枪声，就冷静不下来，你知道，像有什么在揪我的心。听，那儿有喊‘乌拉’声。”他加了一句，一面倾听远处响起的千百人拖长的呐喊声：“啊——啊——啊——啊”，这些声音是从棱堡那边传来的。

“这是哪一方喊的‘乌拉’声，是他们的还是咱们的？”

“不清楚，可见是在拼刺刀了，因为听不到枪声了。”

这时候有一名传令官带着一个哥萨克骑马来到窗前的台阶旁，下了马。

“从哪儿来？”

“从棱堡来。要见将军。”

“来吧，情况怎么样？”

“敌人进攻阵地……被占领了……法军出动了大批后备部队……攻打我们的阵地……我们只有两个营。”那军官喘着气说，他就是傍晚时来过的那个军官，他虽然气喘吁吁，可仍然十分随便地向门口走去。

“怎么，我们退下了？”加利钦问。

“不，”那军官生气地答道，“另一个营及时赶到了，击退了敌人，但是团长战死了，还牺牲了好多军官，我奉命来要求增援……”

他说了这番话后，便随着卡卢金去到将军那儿，我们就不跟他们一起去了。

过了五分钟，卡卢金骑上了哥萨克战马（又是那种别具一格的哥萨克式的骑姿，我发现所有的副官不知为什么都认为这种骑姿特别对劲），马儿以小速步向棱堡跑去，他是前去传达将军的几项命令的，并等待最后的战报；而加利钦公爵则感到惶惶不安（战事的紧急，往往也会使一个没有参加战斗的旁观者产生这种情绪），他来到街上，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踱来踱去。

六

一群群士兵，有的抬着担架，有的搀着伤员走着。街上已漆黑一片；只有医院里或尚未就寝的军官宿舍的窗口里依然稀稀落落地亮着灯光。从棱堡里仍传来同样的炮击声和步枪的对射声，在黑压压的天空里闪着同样的火光。偶尔可听到传令官骑马奔驰的马蹄声、伤员的呻吟声、抬担架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还有到台阶上观看炮战的惊恐居民中女人的话音。

在那些居民中有我们已经认识的尼基塔，有尼基塔已与之和好了的水兵老寡妇以及她十岁的女儿。

“主呀，至圣的圣母呀！”老太婆叹着气自言自语，一边瞧着那些不断地飞来飞去的小火球似的榴弹，“可怕呀，多么可怕呀！哎——呀——呀——呀。连头一次打炮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可怕呀。瞧，那可恶的玩艺儿在那边炸开了——就在城外咱们房子的上边呀。”

“不，还要远，老落在阿林卡大婶的园子里。”那小丫头说。

“这会儿我那老爷会在哪儿呀，在哪儿呀？”醉意未全消的尼基塔拖着腔说，“我真喜欢自家的老爷呀，连自个儿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虽说也揍我，可我还是对他喜欢得要命。我太喜欢他了，万一他有个好歹，婶子呀，你信吗，以后我自个儿真不知道拿自个儿怎么办才好。真的呀！这样的老爷可没说的呀！难道我拿他去换那帮光爱打牌的家伙吗，他们算什么东西，呸！就这句话！”尼基塔这样说。一边指指老爷房间亮着灯光的窗口。上尉不在的时候，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就招人到这房间里来狂饮，庆祝他得了十字勋章，一个是乌格罗维奇少尉，另一个就是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他本来应该到棱堡去的，但因为牙龈肿了而没有去。

“小星星，那些小星星在那儿使劲滚呢，”那小丫头瞧着天空说，打破了尼基塔说话之后的冷场，“那儿，还在那儿滚呢！这是怎么回事呀？娘，你说呢？”

“咱们家的房子全给炸了。”老太婆说，一边叹着气，没有回答小丫头的问话。

“娘，我今儿个跟舅舅去过那儿，”这爱说的小丫头用唱歌的声音继续说，“有一颗炮弹大着呢，就躺在小屋里的柜子旁边，它准是穿过过道飞进屋里去的。这么大个，抱都抱不动。”

“人家有男人的有钱的全跑掉了，”老太婆说，“可我呢，唉，命苦呀，命苦，剩下的一间小房子也给炸掉了。瞧瞧，那坏蛋打炮打得多狠啊！主呀，主呀！”

“我们刚走出房子，就有一颗炸弹飞——飞了过来，轰的一声，炸起了一地的土，我跟舅舅差点儿让一个弹片给打着了。”

“为这个就该奖她一枚十字勋章。”一个士官生说，他同几个军官一起在这时候来到台阶上看炮战。

“你去找将军吧，老太太，”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拍拍她的肩膀说，“说真的！”

“Pójde na ulice zobaczi co tam nowego.”[10]他一边跑下台阶一边添说了一句。

“A my tym czasem napijmy sięwódki,bo co duszaw pięty ucieka.”[11]快乐的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也笑着说。

七

加利钦公爵遇见的伤员越来越多了，他们中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相互搀扶着走，有的还边走边相互高声地谈着话。

“他们攻得真猛呀，哥儿们，”一个肩上背着两支步枪的高个子士兵用低沉的声调说，“他们攻得真猛呀，还起劲地喊着：‘阿拉，阿拉！’[12]接着就争先恐后地冲上来。打死了一批，另一批又冲上来——简直让你没法办。他们的人海了去啦……”

可他说到这儿，加利钦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从棱堡来的？”

“是的，大人。”

“那好，那边情况怎么样？说说看。”

“怎么样吗？他们的兵力逼近了，大人，他们冲上了壁垒，可不得了。他们把我们全压住了，大人！”

“怎么压住了？你们不是把他们打退了吗？”

“哪儿打退了呀，他的整个兵力都逼近了：咱们的人全被打死了，咱们又没有派援兵来。”（这士兵搞错了，因为堑壕还在咱们手里，可是这是谁都能看得出来的怪现象：在作战时受伤的士兵总是以为仗打败了，而且血流成河。）

“怎么人家跟我说，敌人已被打退了呢？”加利钦懊恼地说。

此时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在黑暗中看见了那顶白色军帽，认出是加利钦公爵，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跟这样一位显要人物交谈几句，于是就来到他的跟前。

“您还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吧？”他把手举到帽檐上，很有礼貌地问。

“我正在打听呢，”加利钦公爵说，并又朝那个背着两支枪的士兵问，“也许，是在你下来后被打退的吧？你离开那儿好一会儿了？”

“刚下来，大人！”那士兵答道，“不见得吧，战壕准是落在他手里了——把咱们全压倒了。”

“哼，你们把堑壕都丢了——真丢脸。这太可怕了！”加利钦说，他为士兵的这种不在乎的样子感到痛心，“你们多丢脸呀！”他又说了一遍，转过身不去理那个士兵。

“唉，那些家伙太不像话了！您还不了解他们吧，您最好别指望那些人有什么自豪感啦，爱国心啦，或其他什么情感了。您瞧瞧这一群群走过来的人，受伤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全是护送伤员的人，他们不过想逃避作战罢了。这些卑鄙的家伙！弟兄们，你们这样做太可耻了，太可耻了！把咱们的堑壕都给丢了！”他又朝士兵们说道。

“有什么辙，敌人兵力强嘛！”一个士兵嘟哝说。

“唉，二位大人，”这时候一副担架抬过他们身旁，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说，“他差不多把咱们的人全打死了，怎么会不丢呢？要是咱们兵力够的话，怎么也不会丢的。要不你怎么办？我捅死了一个，马上就挨了一枪……哎哟，轻点儿，弟兄们，抬稳点儿，弟兄们，走稳点儿……哎——呀——呀！”伤员呻吟道。

“实际上看来，有很多人是不必下来的，可都下来了，”加利钦说，他又叫住那个背着两支枪的士兵，“你干吗下来呀？说你呢，站住！”

那士兵停下脚步，用左手脱下帽子。

“你上哪儿，干什么去？”他朝那个士兵严厉地喊道，“你这……”

这时候他已走到那个士兵跟前，他发现那士兵的右胳膊露在袖口外，胳膊肘以上都在淌血。

“挂彩了，大人！”

“伤在哪儿？”

“想必是这儿挨了子弹，”那士兵指指胳膊说，“还有这儿，脑袋不知道被什么砸了一下。”他说着低下头，让长官看他后脑上被鲜血黏糊着的头发。

“那支枪是谁的？”

“是夺来的一支法国枪；若不是送这位弟兄，我是不想下来的，要是没人搀着，他会摔倒的。”他指着走在稍稍前面的伤兵说，那伤兵拄着枪，挪动左腿，很吃力地一瘸一拐地走着。

“你上哪儿去，浑蛋！”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朝另一个迎面过来的士兵喊道，中尉是想用自己的表现去讨好显要的公爵。那士兵也是受了伤的。

加利钦公爵突然为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感到十分惭愧，更为自己感到惭愧。他觉得自己脸红了——他很少这样脸红过——他转过身去，不理那中尉，他再也不去盘问伤员，也不再去察看他们，便向救护站走去。

加利钦从那些徒步走来的伤员和抬着伤员进来、抬着死人出去的担架员中间费劲地挤到台阶上去。他走进第一个房间，瞧了一眼，马上不由自主地转身往回走，跑到街上去。这里边太可怕了！

八

这个高大而幽暗的厅里只有四五支蜡烛照明，大夫们就是靠这些微弱的烛光来给伤员做检查的——厅里的人已挤得很满了。担架兵们仍不断地把伤员抬进来，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挨放在地上，地上已经躺满人，那些不幸的伤员只得被挤来挤去，浸在彼此流出的血泊里，担架兵们还要去抬新的伤员来。在还没有躺着人的地上可看到一泓泓的鲜血，几百个发热的伤员呼出的气和担架兵的汗气，形成一种异常难闻的强烈的臭气。大厅的四角里有四支蜡烛就在这种臭气里阴惨惨地发着亮。整个大厅里处处都响着各种各样的呻吟声、叹息声、嘶哑的喊声，这些声音有时被一种刺耳的狂喊声所打断。护士小姐们脸色平和，没有那种没用的女性病态性哭哭啼啼的怜悯表情，而是表现出务实有效的关心，她们拿着药，拿着水、绷带、棉线团跨过伤员的身子，在血迹斑斑的军大衣和衬衣之间闪来闪去。大夫们神色阴沉，挽着衣袖，蹲在伤员前面，（医助们在旁边端着蜡烛给他们照亮）他们用手指伸进被子弹打穿的伤口里探摸着，不顾那些痛苦不堪的伤员可怕的呻吟和哀求，把被打断而还挂着的四肢翻来倒去。在加利钦进来的那一会儿，一位坐在门口小桌旁的大夫，已经登记下五百三十二号伤员了。

“伊万·博加耶夫，C团三连列兵，fractura femoris complicata[13]，”另一个大夫在大厅的另一侧喊道，他正在探摸一只被打坏的腿，“把他翻过身来。”

“哎呀，我的老爹，我的老爹！”一个士兵叫嚷着，求他别触碰他。

“Perforatio capitis.”[14]

“谢苗·涅费尔多夫，H步兵团中校。您稍微忍着点儿，中校，这样子没法办，要不我就不管了。”第三个大夫一面说，一面用一种小钩子在那不幸的中校的脑瓜里探找。

“天哪，不要找了！唉，看在上帝分上，快点，快点吧，看在……啊——啊——啊——啊！”

“Perforatio pectoris……[15]塞瓦斯季扬·谢列达，列兵……哪个团的？……不过，不用写了，moritur[16]。把他抬走吧。”大夫说，随即离开了这个翻着眼珠、奄奄待毙的士兵……

约有四十来个担架兵默默地站在门口，瞧着这里的景象，偶尔深深地叹气，他们等着把包扎好了的伤员抬往医院，把死了的人抬往小教堂……

……

九

在去棱堡的路上，卡卢金遇到了许多伤员；而他凭经验明白，这种景象对一个前去参战的人的情绪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他不但不停下来向他们探问，相反，他竭力不去注意他们。在山脚下他遇到一个从棱堡骑马奔驰而来的传令官。

“佐布金！佐布金！等一下。”

“什么事呀？”

“您从哪儿来？”

“从阵地上来。”

“那边情况怎么样？打得热火吗？”

“就像地狱，可怕极了！”

传令官向前疾奔而去。

的确，枪声虽然稀疏下来，可是新一轮的炮战又开始了，打得非常激烈、非常残酷。

“唉，真糟！”卡卢金心想，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也出现一种预感，也就是出现一种很平常的想法——他想到死。但卡卢金不像米哈伊洛夫上尉，他很自尊，天生有一副坚强的神经，一句话，他是所谓的勇敢者。他没有陷于开头时的感觉，而是让自己鼓起勇气。他想起了一位副官，似乎是拿破仑的副官吧，此人在传达命令之后，满头鲜血地骑马跑回拿破仑的身边。

“Vous êtes blessé？”[17]拿破仑问他。

“Je vous demande pardon,sire,je suis tué.”[18]那副官说着便从马上摔了下来，当场就死了。

卡卢金觉得这样死得挺光彩，他甚至想象自己有点像这位副官，然后他扬鞭策马，采取更飒爽的哥萨克骑姿；他回头瞧了瞧那个足蹬马镫，跟着他奔驰的哥萨克，英姿勃勃地骑到应该下马的地方。他发现这儿有四个士兵坐在石头上抽烟。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朝他们喊道。

“我们刚抬走一名伤员，大人，坐下来歇口气儿。”其中一名士兵把烟斗藏到背后，脱了帽回答说。

“还歇着呢！快回岗位去，瞧我去告诉你们团长。”

说着他同他们四人一起沿着堑壕上山，每走一步都遇到伤员。上山后他转到左边的堑壕，没走上几步，便发现只剩下他一人了。一块弹片嗖的一声从他身边飞过，落在堑壕里。另一颗榴弹在他前面升起，似乎冲着他直飞过来。他顿时吓得心惊肉跳：他猛跑了五六步，扑倒在地，可榴弹是在离他老远的地方爆炸的，此时他对自己大感气恼，接着他爬了起来，朝四周扫了一眼，看有没有人瞧见他扑倒，幸好近处一个人也没有。

恐惧感一旦钻进心窝，就不会很快给别的感觉让位。他以前老吹牛皮，说他从来不低头不弯腰，这一回他沿着堑壕跑得可快啦，有时几乎是连滚带爬。“哎呀，看来不妙！”他绊了一跤，心里想道，“我准会被打死。”随之他感到呼吸困难，汗流浃背，他对自己都感到吃惊，但已不想去克制自己的情感了。

蓦然他听到前边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他赶紧直起腰，抬起头，气昂昂地，军刀晃得直响，他已不像先前那样慌慌张张地行走了。他认不出自己来了。他碰见迎面而来的一个工兵军官和一个水兵，那军官朝他大喊一声：“卧倒！”一边指着那颗越来越亮，越来越快地飞近的榴弹的光点，它就在堑壕近处爆炸了，而他在这种惊恐喊声的影响下，只是不自觉地稍稍低了下头，继续向前走去。

“瞧，胆子好大呀！”那个镇定自若地瞧着落下的榴弹的水兵说，他凭经验一眼就估计出弹片不会穿进堑壕里，“都不想卧倒一下。”

卡卢金只需再跑上几步，穿过一块空场，便可到达棱堡司令官的掩蔽部了，然而他却一时又犯起糊涂，冒上了那种愚蠢的恐惧感；心跳得更厉害了，血液涌上了脑袋，他得强鼓勇气才能跑到掩蔽部。

“您干吗这样气喘吁吁的？”当他向将军传达命令之后，将军问。

“走得太急了，大人！”

“要不要来杯酒？”

卡卢金喝了一杯酒，点上一支烟。战斗已经停止，不过双方的猛烈炮击仍在继续。在掩蔽部坐着的有棱堡司令官N将军，另外还有六个军官，其中也有普拉斯库欣，他们在那里议论战事的各种细节。这间小屋子相当舒适，糊有蓝色壁纸，摆着一张沙发、一张床、一张放着公文的桌子，墙上有挂钟，还有一个前面亮着灯的圣像。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瞧着这些散发着生活气息的东西，瞧着作为顶棚的一俄尺来粗的梁木，听着在掩蔽部里响得较轻的炮声，卡卢金简直搞不明白，他怎么让自己一再被那种难以容忍的懦弱所压倒；他很生自己的气，他想去冒冒险，以便再次考验自己。

“您也在这儿呀，大尉，我很高兴。”他对一个海军军官说；这位军官穿着一件校官的军大衣，蓄着大胡子，佩挂着乔治勋章，他这时候来掩蔽部的目的是请将军派几个工兵去修理他那炮台上两个被堵塞了的炮眼的。“将军要我问一下，”当这位炮台指挥官同将军谈完话之后，卡卢金接着说，“你们的炮能不能用霰弹打进敌人的堑壕？”

“只有一门炮可以。”大尉神情抑郁地回答。

“咱们还是瞧一瞧去吧。”

大尉皱了皱眉头，气恼地哼了一声。

“我在那儿已经站了一整宿了，来这儿想歇一会儿，”他说，“您一个人去不行吗？我的助手卡尔茨在那儿，他会把一切指给您看的。”

大尉在这儿指挥一座最危险的炮台，已经有半年时光了，甚至在没有修起掩蔽部之前，从围困之初起，就一直守在棱堡上，他在海军官兵中享有勇敢的名声。所以他的拒绝使卡卢金感到格外惊讶和奇怪。

“哼，虚有其名！”卡卢金心里想。

“那好，我就一个人去，如果您允许的话。”他略带讥讽的口吻对大尉说，而大尉对他的话毫不在意。

话说回来，卡卢金没有想一想，把各次时间都算上，他在棱堡那里总共只待过五十来个小时，而这位大尉在那儿已待了六个月之久。卡卢金还受到虚荣心的驱使——他要出风头，盼奖赏，图名声，追求冒险的乐趣；可是对于这一切大尉早已经历过来了——起初他也追求虚荣，炫耀勇敢，喜欢冒险，盼得奖赏，贪图名声，而且这些东西也都得到了，可如今这些刺激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对世事的看法变了：他不折不扣地尽职尽责，不过，在棱堡上待了半年之后，他深深懂得，生存下来的机会对于他是很少的，非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去冒险了。所以，现在就让那个一星期前刚来这炮台的年轻中尉陪着卡卢金去巡视炮垒，他同卡卢金一块儿毫无益处地把脑袋伸出炮眼，爬上踏垛，他显得比大尉还要勇敢十倍。

在巡视炮垒之后，卡卢金返回掩蔽部，在黑暗中碰到了那位带着传令官前去瞭望台的将军。

“普拉斯库欣大尉！”将军说，“请您到右翼的战壕去，让在那边修建工事的M团第二营停止工作，悄悄地从那里撤走，跟驻扎在山脚下作后备的自己那个团集合。明白吗？您亲自把他们带到团队去。”

“是，将军。”

于是普拉斯库欣快步向战壕跑去。

炮火渐渐稀少了。

十

“这是M团二营吗？”普拉斯库欣问道，他跑到了指定地方，碰到一些在用麻袋背土的士兵。

“是的，长官。”

“营长在哪儿？”

米哈伊洛夫以为有人来找连长，便从自己所待的小坑里爬出来，他把普拉斯库欣当作长官，举手敬个礼，向他走去。

“将军命令……你们……赶快……撤离……主要动作要轻……往回撤，不是往回撤，而是转移到后备队那儿集合。”普拉斯库欣一边说，一边瞟着敌人炮火发出的那个方向。

米哈伊洛夫认出了普拉斯库欣，放下了手，待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就把命令传达下去，随之这一营人兴冲冲地行动起来，大家穿好军大衣，扛起枪，就开拔了。

在经受三个小时的炮轰之后，能撤离像战壕这样危险的地方时所感到的那种欢欣劲，凡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是无法想象得出的。米哈伊洛夫在这三个小时中已经好几次认为自己是死定了，好几次去亲吻他身上所带的全部圣像，最后他稍稍镇定下来，由于他深信他必死无疑，深信他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但尽管这样，当他和普拉斯库欣并肩走在连队的前面，从战壕里撤出的时候，他还是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控制住自己的双腿，不让它们撒开跑。

“再见啦，”一个继续留守在战壕里的少校对他说，这位少校是另一个营的营长，曾和他同坐在胸墙旁一个小坑里一起吃肥皂块似的干酪，“一路平安！”

“也祝您平安地坚守阵地；这会儿好像平静了。”

然而他那话音刚落，敌人对我方战壕里的动静可能有所觉察，又开始炮轰，而且炮火越来越密集，我方也开炮还击。于是又掀起了一场猛烈的炮战。星星在天空中高悬着，光线暗淡，夜色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唯有炮火和榴弹的爆炸顷刻间照亮了周围的景物。士兵们急速地走着，不声不响，无意地在你追我赶；在不断的隆隆炮声中，只听见他们在干巴巴的路上发出的齐整的脚步声，刺刀的碰撞声，某个胆小的士兵的叹息声和祈祷声：“主呀，主呀！这是怎么回事呀！”有时还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和要“担架！”的叫喊声。（在米哈伊洛夫指挥的连队里，光由于炮击，一夜间便死伤了二十六人。）一道火光在黑黝黝的远处地平线上猛地一闪，棱堡上的一个哨兵便大喊一声：“大——炮！”接着在这一连人的头顶上轰然掠过一颗炮弹，炸裂了土地，炸得石块四下乱飞。

“见鬼！他们走得真慢呀！”普拉斯库欣心里想，他走在米哈伊洛夫旁边，不断回头瞧望，“真的，我还是跑到前头去好，反正我已把命令传达过了……可是，不行呀，以后这个畜生可能说我是胆小鬼，几乎像我昨天说他的那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就跟他在一起走好了。”

“他干吗跟我一起走呢，”米哈伊洛夫一边也在想，“我好多次发现，他总是带来坏运道；瞧，那颗炮弹就像直冲这儿来的。”

走了几百步之后，他们碰上了卡卢金，他正向战壕走来，身上的军刀神气地晃得砰砰作响，他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了解工事的修建情况的。在遇到米哈伊洛夫之后，他就想，何必亲自冒着这样可怕的炮火前去那儿呢，命令也没有指定他这样做嘛，倒又如向这个在那边待过的军官问问详情。米哈伊洛夫果然一五一十地谈了修工事的情况。不过在讲述的过程中，每当有炮弹掠过，有时还落在很远的地方，他都蹲下身子，弯下头，还一个劲地说，“这是直冲这儿来的”，这使那位像是对炮火满不在乎的卡卢金感到挺开心。

“当心，上尉，这是直冲这儿来的。”卡卢金开玩笑地说，一边用手捅了捅普拉斯库欣。他又跟他们一起走了一阵后，便拐到通向掩蔽部的堑壕去了。“这个上尉绝说不上是个勇敢的人。”他踏进掩蔽部的门时想道。

“喂，有什么新闻？”一个独自坐在房间里进晚餐的军官问道。

“没什么，看来不会有什么战斗了。”

“怎么不会？正相反，刚才将军又去瞭望台了。来了一个团。这不，枪声又响了，听见了吗？又开枪了。您不要出去。您何必呢？”那军官看到卡卢金要出去的样子，添了一句。

“说真的，我一定得到那儿去，”卡卢金说，“可是我今天已经冒过多次危险了。我希望我没有必要单去当chair àcanon[19]。”

“也罢，我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好了。”他说。

果然，过了二十来分钟，将军偕同几位随从军官一起回来了；其中有士官生彼斯特男爵，但不见普拉斯库欣。几处阵地已经夺回，并由我军占守着。

卡卢金听了详细的战报后，便同彼斯特一起离开了掩蔽部。

十一

“你的军大衣上沾着血：难道你同敌人拼刺刀啦？”卡卢金问他。

“唉，老兄，可怕极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接着彼斯特就聊开了，连长是怎样牺牲的，他是怎样率领全连奋战的，他怎样捅死一个法国兵，要是没有他，那就全玩儿完，等等。

他讲的基本情况，如连长的牺牲，他捅死一个法国兵，都是真的；可是士官生在讲述细节的时候，却胡编乱吹一通。

他不是成心吹牛的，因为在整个战斗期间，他一直处于某种迷离恍惚状态，以至于在他看来，所见的一切似乎都是发生于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和某个人身上，所以很自然，他在回想那些细节时，就尽量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讲。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这位士官生被临时派去参加出击的那个营，因受炮火钳制而在一道矮墙下待了近两小时；后来营长在前边说了些什么，几个连长就开始行动，一营人都动了，从胸墙后面开出来，走了百来步，又停了下来，各连排成了纵队队形。有人叫彼斯特站到二连的右翼。

士官生站在了指定地点，他根本搞不清自已身在何处，为什么要待在这儿，他不由得屏住气，背上掠过一阵阵的寒战，无意识地瞧着前边黑黝黝的远处，等待某种可怕事情的发生。不过，由于当时炮火停了，他也就不怎么害怕，可他一想到他是处在要塞外边的野地里，不免有几分奇怪和惶惑。营长在前边又说了些什么。军官们又低声地下达命令，一连组成的那堵黑墙突然低了下去。他们奉命卧倒。二连也卧倒了。彼斯特在卧倒时，手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唯有二连连长没有卧倒，他块头不高，挥动着出了鞘的军刀，不停地叨咕着，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

“弟兄们！注意，咱们要干得像个样？不要打枪，要让那帮坏蛋吃刺刀。我喊‘乌拉’时，你们紧跟着我，别落后……重要的是，要同心协力……让敌人知道咱们是不好惹的，别让自个儿丢脸，好不好，弟兄们？为了皇上，为了咱们的父亲！”他说着说着就骂起街来，双手起劲地挥动着。

“咱们的连长姓什么？”彼斯特问一个卧在旁边的士官生道，“他好勇敢呀！”

“是呀，一打起仗来，他总是死拼的，”那士官生回答说，“他姓利辛科夫斯基。”

这时候，在连队的前方顷刻间亮起了一团火，发出了极可怕的爆炸声，把全连人都震聋了，石块和弹片在空中飞得老高，呼呼直响。（至少过了五十来秒钟，一块石头从上面掉了下来，砸坏了一个士兵的腿。）这是从升降炮架上射出的榴弹，它落在这连队中，说明法国人已发现了这个纵队。

“放射榴弹！狗崽子……只要你靠近过来，就让你尝尝咱俄国人三棱刀的厉害，坏蛋！”连长说话大嗓门，营长只得命令他闭嘴，别这样大声嚷嚷。

随后，一连站立起来，接着二连也站了起来——他们奉命端起枪，全营人向前开动。彼斯特害怕得要命，他压根记不得走了多久，往哪儿去，有些谁，去干什么。他像醉了酒似的走着。蓦地里从四面八方闪起了无数的火光，响起了某种呼啸声、噼啪声；他也喊了起来，不知所往地跑着，因为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喊。后来他绊了一跤，跌倒在某种东西上——原来这是连长（连长在连队前面受了伤，把这士官生当作了法国兵，便抓住了他的腿）。后来他拔出了腿，站起身来，这时候有一个人的背撞了他一下，他几乎又被撞倒，另一个人喊道：“刺死他！瞧着干什么？”有人就端起枪，把刺刀捅进一个软绵绵的东西。“Ah！Dieu！”[20]有人以可怕刺耳的声音喊了起来，这时候彼斯特才恍然大悟；他刺死了一个法国兵。

他出了一身冷汗，瑟瑟发抖，像发热病似的，他把枪都扔了。不过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立刻意识到他成了英雄。他抓起枪，跟大伙一道大喊“乌拉”，便从这个被刺死的法国兵旁边跑开了，这时候有个士兵就前去脱这个法国兵的靴子。他跑了二十来步，跑进了一个战壕。我们的人和营长都在那儿。

“我捅死了一个！”他报告营长说。

“好样的，男爵……”

……

十二

“你知道吗。普拉斯库欣牺牲了。”彼斯特陪卡卢金回宿舍的时候说。

“不可能！”

“不会有错，我亲眼见到的。”

“再见吧，我得赶快回去。”

“我挺满意，”卡卢金在回宿舍的路上想道，“我头一次值班挺走运。真太好了，我安然无恙地活着，我会得到很好的奖赏，准会得到一把金刀。再说，我也受之无愧。”

他把一切必要的情况向将军作了汇报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加利钦公爵早已回来了，正坐在那里等他，一边在阅读那本从卡卢金桌子上发现的Splendeur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21]。

卡卢金有惊无险地回到住所，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他穿上睡衣，躺在床上，把战况详详细细地讲给加利钦听。他讲得十分自然——这些详情细节都是从那样的角度去表明，他，卡卢金，是个顶顶勇敢有为的军官，可依我看来，作这些暗示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切已是人所共知，谁也没有权利和理由去怀疑，也许已故的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可算例外，虽然这位大尉常常把跟卡卢金手挽手散步视为一种荣幸，只是到昨天，他却对一个朋友悄悄地说，卡卢金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咱们之间私下说说，他顶不愿意上棱堡去啦。

跟米哈伊洛夫并肩同行了一阵的普拉斯库欣同卡卢金刚刚分手，便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精神也开始稍稍振作了，突然间他看到自己后边有一道炫眼的闪光，并听到哨兵喊：“秋炮！”还听见走在后边的一个士兵说：“正好朝咱们的营飞过来！”

米哈伊洛夫回头一瞧：那颗榴弹发光的圆点似乎停在它的最高点上——在那样位置上根本不可能判定它的去向。不过这只持续一眨眼工夫：榴弹飞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近，以至于可看得清雷管冒出的火星，听得见它那要命的呼啸声，接着径直落在这一营人的中间。

“卧倒！”某个惊恐的声音喊道。

米哈伊洛夫扑倒在地。普拉斯库欣也不由自主地把身子俯到地上，眯起了眼睛；他只听得榴弹在近处砸在一块硬邦邦的地上。过了一秒来钟——这一秒钟过得像一个小时——榴弹还没有爆炸。普拉斯库欣吓坏了，他会不会是虚惊呢，也许榴弹是落在老远的地方，而只是他觉得雷管就在近处噬嵫作响。他睁开两眼，带点儿沾沾自喜看到，那个米哈伊洛夫（他还欠这家伙十二个半卢布呢）正趴在地上，趴得比自己低多了，就在自己的腿边，一动不动地紧挨着他。但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目光便遇见一颗在离他一俄尺的地方打着转的榴弹发亮的雷管。

恐怖啊，那把其他一切思想和情感都甩了开去的冰冷的恐怖笼罩了他的全身；他用双手捂着脸，跪倒在地。

又过了一秒钟，在这一秒钟里，脑海里的情感、思想、希望、回忆通通闪了一下。

“谁会被炸死呢——我还是米哈伊洛夫？或是两个人一起完蛋？要是打中我，会打在哪儿呢？要是打在脑袋上，那就全玩儿完；要是打在腿上，那就得截肢，我就定要请求用麻药——那样我还能活下来。也许只打死米哈伊洛夫一个人，以后我就可以对人家讲，我们是怎样并肩走着的，他是怎样被打死的，他的鲜血怎样溅了我一身。不，榴弹离我更近，炸死的会是我。”

此时此刻他想起了欠米哈伊洛夫十二个卢布，还想起了在彼得堡欠下的一笔早该归还的债务；他当晚唱过的那支茨冈歌曲也涌上脑际；他所钟情的戴着有淡紫色缎带的帽子的女人也浮现在他的心头；他也想起了五年前侮辱过他而他没有向之报复的那个人。他回想着，虽然他跟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的往事是那样不可分地搅在一起，然而眼前的感觉——等死和恐怖——却一会儿也没有离开过他。“再说，兴许不会爆炸。”他心里想，并狠了狠心想睁开眼睛看看。就在这一刹那，一团红火已透过他那尚未睁开的眼皮，刺痛了他的眼睛，有一样东西带着可怕的破裂声猛撞到他的胸膛正中；他便朝一处跑去，被脚底下的一把军刀绊了一下，就侧着跌倒了。

“谢天谢地！我只是被震伤了。”这是他的最初想法，他想用手去摸摸胸部，然而他的双手像被捆住了，他的脑袋也像被一种钳子钳住了。他的眼里闪过士兵的身影——他无意识地数着他们：“一个、两个、三个士兵，还有一个撩起军大衣的军官。”他这样想着；后来他眼睛里掠过一道闪光，他想，这是从什么炮射出的呢：是臼炮或是平射炮呢？可能是平射炮吧；瞧，又发射了，又有士兵过来了——五个、六个、七个士兵，全从旁边走过去了。他突然害怕起来，怕他们踩死他；他想大喊一声，说他被震伤了，可是口干得厉害，连舌头都粘在上颚上了，渴得难熬之极。他感到他的胸口一带湿乎乎的——这种湿的感觉使他想到了水，他甚至想把这种湿乎乎的东西喝下去。“准是我摔倒的时候，摔破流血了。”他这样想。他越来越感到害怕，怕那些不断从身边闪过的士兵会踩死他，他集中全力想要喊出声来：“带我走吧！”可是他喊不出来，却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连他自个儿听了也毛骨悚然。后来他的眼前跳动着一些红红的火光，他似乎觉得士兵们往他身上堆石头；火光跳动得越来越少，而堆在他身上的石头却压得越来越沉。他拼死劲要把石头推开，让身子挺直，可是再也看不见了，听不见了，不会思想了，也没有感觉了。他是被弹片击中胸口，当场送命的。

十三

米哈伊洛夫一见榴弹袭来，立即倒身在地，正像普拉斯库欣一样，也眯起双眼，两次睁开眼睛，又两次闭上眼睛，并在榴弹落地而未爆炸之前的两秒钟里，也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他心里向上帝祈祷，并一个劲地叨咕说：“凭你作主吧！”可同时他又想道：“我干吗到军队里做事呢，而且还转到步兵来参战呢；我要是在T城的枪骑兵团留下来，跟我的相好娜塔莎一块儿过日子不是挺好吗？……如今却落到这个份上！”接着他数起数来：“一、二、三、四。”用这些数来占卜，要是榴弹在他数到双数时爆炸，他会活下来，要是数到单数时爆炸，那就性命不保。“全完蛋了！——要送命了！”当榴弹爆炸时（他已记不清是数到双数还是单数），他这样想，他觉得脑袋上挨了一下，疼得要命。“主呀，宽恕我的罪孽吧！”他说，拍了下手，欠起点身子，接着失去了知觉，四肢朝天地倒下了。

他苏醒过来后的头一个感觉就是鼻子流血，脑部疼痛倒是好多了。“灵魂跑掉了，”他想，“它到了那边会怎么样呢？主呀！让我的灵魂安息吧。不过有一点挺怪，”他心里纳闷，“既然要死去了，我还能这样清楚地听到士兵的脚步声和枪炮声。”

“来担架，快！连长挂彩啦！”有个声音在他脑袋上方喊，他无意地听出这是鼓手伊格纳季耶夫的声音。

有人扶着他的肩膀。他试着睁开眼睛，看见头顶上有一片深蓝色的天空、一群群星星，以及两颗相互追逐着飞过他头上的榴弹，还看见伊格纳季耶夫、抬着担架和背着枪的士兵、堑壕的障壁，他一下子明白了，他还没有去到那个世界。

他被一块石头砸了一下脑袋，受点轻伤。他的最初印象似乎是有些遗憾：本来已经安心地做好去那边的准备，可是却回到了这个遍处有炮弹、战壕、士兵和鲜血的现实世界，这未免令他扫兴；第二个印象则是由衷的欣喜，因为他还活着；第三个是恐惧，希望赶快离开棱堡。鼓手用手绢把自己连长的脑袋包扎起来，挽着他的胳膊，扶着他去救护站。

“可是我去哪儿呀？干吗去呀？”这位上尉在稍稍清醒时想道。“我的职责是跟连队待在一起，而不是先离开，再说连队很快就要脱离炮火了，”此时有一个声音对他悄悄地说，“带伤不下火线，准会受嘉奖。”

“不用去了，老弟，”他说，一边从那个殷勤照料，而主要是自己想借机尽快离开这儿的鼓手的胳膊里挣脱出来，“我不去救护站了，我要跟连队待在一起。”

于是他便转身往回走。

“您得去好好包扎一下，大人，”胆怯的伊格纳季耶夫说，“这种伤一时看来好像不大要紧，可是不能让它变重了才是，您瞧那边打得好凶呀……真的，大人。”

米哈伊洛夫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若不是他想起了近日在救护站看到的情景，他似乎就要听从伊格纳季耶夫的劝告了，那情景是：有一个军官手上有些轻微擦伤，前去那儿包扎，几个大夫瞧着他就笑了，有个蓄着大胡子的大夫甚至对他说，这种伤是绝对死不了的，有时吃饭被叉子扎了一下可能比这还要疼呢。

“没准，那帮大夫也会那样信不过地嘲笑我的伤的，还会说些讽刺话。”上尉一琢磨，便不听那鼓手的劝说，毅然决然地回连队来了。

“刚才还同我一起走的传令官普拉斯库欣哪儿去了？”他碰见那个带领这支连队的准尉时问道。

“不知道，好像牺牲了吧。”准尉不大高兴地回答说。顺便提一下，这位准尉对于上尉的归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他就不能得意地对人说，连里只留有他这一个军官。

“是死了或是受了伤？您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同我们一起走的呀。为什么您不带上他呢？”

“战斗这么激烈，哪能带得了他呀！”

“唉，您怎么这样，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气愤地说，“要是他还活着，怎么可以扔下呢？即使是牺牲了，也得把他的遗体带回嘛，不管怎样，他总归是将军的传令官嘛，也许他还活着呢。”

“哪儿活着呀，我对您说了，我亲自到他跟前看过的，”准尉说，“得啦！我倒想把自己的人全带走呢。瞧那些坏蛋！这会儿又开炮了。”他蹲下去，补说了一句。米哈伊洛夫也蹲了下来，抱住脑袋，由于这一动，他的脑袋疼得要命。

“不，一定得去把他抬回来——也许他还活着，”米哈伊洛夫说，“这是我们的责任，米哈伊洛·伊万内奇[22]！”

米哈伊洛·伊万内奇没有回答。

“如果他是个好军官，当时他就会带上他的，可是眼下得派好几个弟兄去；可怎么派好呢？炮火这么厉害，可能会让他们白送命的。”米哈伊洛夫想。

“弟兄们！得跑回去把那个受了伤躺在那边沟里的军官抬回来。”他用不很大声也不大带命令式的口吻说，他觉得弟兄们是不乐意去执行这种命令的。果然，因为他没有指名叫谁去，所以谁也没有站出来去执行这命令。

“军士！过来。”

军士装得没有听见似的，只管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走着。

“可也是，兴许他已经死了，不值得让弟兄们白去冒险，只怪我没有关照到。我要亲自前去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是我的责任呀。”米哈伊洛夫自言自语地说。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您带着队伍走，我会赶上你们的。”他说，接着一手撩起军大衣，一手不断地抚摸他所格外信奉的圣徒米特罗法尼小圣像，此时他怕得直哆嗦，几乎匍匐着，沿着堑壕快步跑去。

米哈伊洛夫亲自见到他那位同僚已经牺牲之后，便猫着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拖着步子往回走，一手托着下滑了的绷带，他那头部的伤开始疼痛难忍。当米哈伊洛夫追上营里的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山脚下的指定地点，这儿几乎已处在炮火的射程之外了，我说几乎处在炮火的射程之外，因为偶尔还有流弹飞到这儿来（当天晚上还有一枚弹片把一名在炮轰时待在水兵的土屋里的大尉打死了）。

“明天我该去救护站挂个号，”上尉想道，此时有个前来的医士给他重新包扎了一下，“这会帮我受嘉奖的。”

十四

好几百具血迹斑斑的尸体躺在棱堡和堑壕之间的朝露遍处、百花争妍的谷地里，躺在塞瓦斯托波尔墓地教堂平滑的地板上，两个小时前他们还是怀有各种各样崇高抑或渺小的希望和心愿的活人，眼下已变成四体僵硬的死尸了；数百个伤员——干渴的嘴里吐着诅咒和祈祷——有的在繁花似锦的谷地里的尸体中间爬来爬去，有的在担架上、在病床上、在救护站的沾满血污的地板上辗转反侧、呻吟哀号；但跟往日一样，萨蓬山上空已露出曙光，闪烁的星辰变得黯然失色，从喧嚣黝黑的海上飘来白的晨雾，东方燃起了绯红的朝霞，长条的红云在淡蓝色的地平线上四散开来，仍是跟往日一样，冉冉地升起辉煌壮丽的太阳，对整个苏醒过来的世界许诺着欢乐、爱情和幸福。

十五

翌日晚，猎骑兵的乐队又在公园里演奏，军官、士官生和一些年轻的女人们又在那亭子附近或下边香花盛开、芬芳扑鼻的刺槐组成的林荫道上悠然漫步。

卡卢金、加利钦公爵和一位上校手挽手地在亭子旁边踱来踱去，谈论着昨天的战事。正如平常在类似情况下一样，谈话的主导线索不是战事的本身，而是谈话者参加战斗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勇敢表现。他们的脸色和声音都带有严肃的、近乎悲哀的表情，似乎昨天的损失使每个人都深为悲痛和感动，不过，说实在的，由于他们中谁也没有失去非常亲近的人，（再说啦，在战斗生活中会有非常亲近的人吗？）这种悲哀的表情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他们认为有必要装出这种表情。实际上正相反，卡卢金和上校尽管都是很好的人，可他们倒巴不得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战斗，只要每次都有金军刀和少将头衔等奖赏可得。有人把那些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个人的功名利禄的好战者称之为恶棍，我倒认为这称法挺恰当。您就去问问彼得鲁绍夫准尉和安东诺夫少尉之流的良心吧，您会发现他们个个都是小拿破仑，都是小恶棍，只要能多得一颗星章，或多拿三分之一的军饷，他们不惜立刻去大打一仗，让成百人送命。

“不，对不起，”上校说，“先是在左翼开打的。要知道我就在那儿。”

“也许是吧，”卡卢金答道，“我主要是在右翼；我到那儿去了两回：一回是去找将军，第二回是去视察阵地。那儿打得可真激烈呀。”

“可不，是这样，卡卢金知道，”加利钦公爵对上校说，“你知道，B今天对我说起你，说你真了不起。”

“不过有伤亡，伤亡挺大，”上校装出悲伤的语调说，“我团死伤了四百来人。真是奇迹，我侥幸地活着回来了。”

这时候，在公园的另一端出现了米哈伊洛夫，他脚登破靴子，脑袋上裹着绷带，身穿淡紫色军大衣，正朝着这几位先生这边走来。他见到他们时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想起了昨天在卡卢金面前蹲下身子躲避弹片时的狼狈相，他又想，他们可别以为他是假装受伤的。因此，假如这几位先生没有朝他瞧的话，那他就要溜下山转回去的，直到可以拿掉绷带时才出来露面。

“Il fallait voir dans quel état je l'ai recontré hier sous le feu.”[23]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卡卢金笑着说。

“怎么，您受伤了，上尉？”卡卢金笑嘻嘻地说，这种笑的意思是：“您昨天看见我了吧？我怎么样啊？”

“是呀，受了点伤，被石头砸了一下。”米哈伊洛夫说，他脸红了，脸上的表情是说：“我看见了，我承认您是好样的，而我是脓包，很差劲。”

“Est-ce que le pavilion est baissé déjà？”[24]加利钦公爵问，又是带着那副傲慢不逊的神态，瞧瞧上尉的军帽，并不专朝某人发问。

“Non pas encore.”[25]米哈伊洛夫答道，他想表明他懂得法语，也能说。

“难道还继续停战吗？”加利钦彬彬有礼地用俄语问他，那意思是说（上尉也是这样感觉的）：您说法语大概太费劲吧，所以干脆用俄语说不是更好吗？……说到这儿，两个副官就离开他走了。

如同在昨天一样，上尉深感孤单异常，他跟各种各样的先生们点头致意——有的人他不愿与之为伍，有的他则不敢接近——便在卡扎尔斯基纪念碑旁坐下来抽烟。

彼斯特男爵也来到公园里。他讲了自己参加停战谈判，并跟一些法国军官说过话，似乎有一个法国军官对他说：“S'il n'avait pas fait clair encore pendant une demi-heune,les embuscades auraient été reprises.”[26]而他便回答他说：“Monsieur！je ne dis pas non,pour ne pas vous donner un démenti.”[27]以及他说得何等巧妙，等等一类的话。

虽然说他参加了停战谈判，可实际上他在那里并没有说过什么特显睿智的话，尽管他极想跟法国人说上几句（因为他认为跟法国人说话其乐无比）。士官生彼斯特男爵沿着分界线走了好一阵，老是问一些离他很近的法国兵：“De quel régiment êtesvous？”[28]他们回答了他，仅此而已。当他越过分界线很远时，法国哨兵没料到这个俄国兵懂法语，就用第三人称骂他。“Il vient regarder nos travaux ce sacré c……”[29]由于对休战不再感兴趣，士官生彼斯特男爵就骑马回来了，在路上他想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法语。到这公园来的还有说话大嗓门的佐博夫大尉，邋里邋遢的奥布若戈夫大尉，对谁都不讨好的炮兵大尉、走桃花运的士官生，还有一些昨天来过这儿的人，他们仍然怀有那些永远改不了的虚伪、虚荣和轻浮的动机。只是没有了普拉斯库欣、涅费尔多夫以及另外某个人，如今未必有人记起他们，思念他们，虽然他们尸骨未寒，尸体还未来得及清洗、收殓和安葬，而他们的父母妻小（如果他们有的话），过上一月两月，同样也会把他们忘了的，如果不是忘得更早的话。

“这老家伙，我都认不出来了，”一个士兵在收尸的时候说，他正抓住一具尸体的肩膀往起来拽，那具尸体胸部被打穿了，脑袋肿得老大，脸孔黑油油的，眼珠上翻，“莫罗兹卡，托住点背，要不会拉断的。嗳，这个臭呀！”

“嗳，这个臭呀！”——这就是那个人留给人们的一切。

十六

我们的棱堡和法军的堑壕上都挂出了白旗，在双方之间的百花盛开的谷地里躺着一堆堆穿灰军服和蓝军服、被脱走了靴子、肢体残缺的死尸，夫役们正在把死尸搬放到大车上，空气里充满尸体可怕的恶臭。一群群人从塞瓦斯托波尔和法军营地纷纷出来看热闹，他们都怀着关切的善意的好奇心互相跑到了一起。

听一听这些人彼此间在说些什么吧。

在俄国人和法国人一起围成的一个圈子里，有位年轻的军官在打量着一个近卫团的公文包，他用法语说话，虽然说得很蹩脚，但还足以让人听得懂。

“Эcecипypya ce yaзоисн？”[30]他说。

“Parce que c'est une giberne d'un régiment de la garde,monsieur,qui porte l'aigle impérial.”[31]

“ЭВУдeлa rapд？”[32]

“Pardon,monsir,du sixième de ligne.”[33]

“Эcecиy aштe？”[34]军官指指那个法国人抽烟卷用的黄烟嘴问道。

“A Balaclave,monsieur！C'est tout simple—en bois de palme.”[35]

“Жоли！”[36]军官说，他对法语还不能运用自如，只能说些他所知道的词。

“Si vous voulez bien garder cela comme souvenir de cette rencontre,vous m'obligerez.”[37]那个颇有礼貌的法国人吹灭烟卷，微微鞠下躬，把烟嘴递给军官。军官也把自己的烟嘴送给他，所有在场的人，不论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大家都满意地笑了。

这儿有一个挺活跃的步兵，穿着玫瑰色衬衫，披着军大衣，有几个士兵背着手，脸上带着快乐而好奇的表情，站在他后边陪着他。他走到一个法国人跟前，向他借火抽烟。法国人把烟抽旺，把烟斗掏了掏，把火倒给这个俄国兵。

“烟丝很буи[38]，”穿玫瑰色衬衫的士兵说，围观者们都笑了。

“Oui,bon tabac,tabac turc，”法国人说，“et chez vous tabac russe？bon？”[39]

“Pycбун，”[40]穿玫瑰色衬衫的士兵说，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Франсенетбун，бонжурмусъе.”[41]穿玫瑰式的士兵一下把自己所知道的法语全亮出来了，并拍拍那法国人的肚子笑了。在旁的法国人也都笑了。

“Ils ne sont pas joils ces bêtes de russes.”[42]法国人群中有一个非洲籍士兵说。

“De quoi de ce qu'ils rient donc？”[43]另一个黑皮肤的操意大利口音的法国兵走到我们的士兵跟前说。

“衣服буи。”那个挺活跃的俄国兵打量着这非洲籍法国兵的绣花衣襟说，大家又笑了。

“Ne sortez pas de la ligne，à vos places,sacré nom……”[44]一个法军的班长喊道，于是士兵们面露不满地散开了。

我们的一位年轻的骑兵军官在一圈法国军官中间用法国理发匠的行话跟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谈到了一位伯爵，“comte Sazonoff,que j'ai beaucoup connu,monsieur，”[45]有位带一个穗的肩章的法军军官说，“c'est un de ces vrais comtes russes,comme nous les aimons.”[46]

“Il v a un Sazonoff que j'ai connu，”骑兵军官说，“mais il n'est pas comte,a moins que je sache,un petit brun de votre âge à peu près.”[47]

“C'est ca,monsieur,c'est lui. Oh,que je voudrais le voir ce cher comte.Si vous le voyez,je vous pris bien de lui faire mes compliments.Capitaine Latour.”[48]他一边说，一边鞠躬。

“N'est ce pas terrible la triste besogne,que nous faisons？ca chauffait cette nuit,n'est-ce pas？”[49]骑兵军官很想继续谈下去，指指那些尸体说。

“Oh,monsieur,c'est affreux！Mais quels gaillards vos soldats,quels gaillards！C'est un plaisir que de se battre contre des gaillards comme eux.”[50]

“Il faut avouer que les vôtres ne se mouchent pas du pied non plus.”[51]骑兵军官说，并鞠一下躬，他自以为很得体。但是够了。

最好请瞧瞧这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吧，他戴着一顶旧帽子，说不定是他父亲的吧，光脚套着一双鞋，穿一件由一根背带吊着的黄土布裤子。刚开始停战时他就从障垒后边跑出来，在谷地里不断地东奔西跑，用茫然而好奇的目光瞧着法国人和横陈在地的尸体，一面采集着开满这个不祥谷地的蓝色野花。他拿着一大束花跑回家的时候，捂起鼻子躲开那随风飘来的臭气，在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边停下步来，久久地打量着一具离他很近的可怕的无头尸身。他站了好一会儿，又更靠近一些，用脚踢了踢那具尸体伸着的一只僵硬的胳膊，那胳膊便稍稍地晃了一下。他又更使劲地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位。小男孩突然大喊起来，把脸藏到花束里，拼命地往要塞跑去。

是呀，棱堡上和堑壕上都挂出了白旗，鲜花盛开的谷地里到处是臭气冲天的尸体，艳丽的夕阳渐渐沉向蓝蓝的大海，大海碧波荡漾，映着夕阳的金光闪闪烁烁。几千人聚集到一起，相互观望着、交谈着、微笑着。这些人都是信奉爱和舍已为人的同一伟大教义的基督徒，他们瞧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悔恨地突然跪倒在那个赐给他们生命并把对善和美的热爱连同对死亡的恐惧注入他们每个人心灵的上帝面前吗？就不会噙着欢欣幸福的眼泪如兄弟般地相互拥抱吗？不会！白旗被收起来了——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大炮又在呼啸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淌了，四处又响起了呻吟和诅咒。

瞧，这一次我把要说的都说了。然而沉重的忧思仍压抑着我。也许不该说这番话。也许我所说的是属于一种无意识地潜藏于每个人心头的恶的真实，它们不该被形之于言词，以免毒害人们，就像不该把酒里的沉淀摇起，以免把酒弄浑一样。

在这篇故事里，哪些地方表现了应该避免的恶？哪些地方表现了应该仿效的善？故事中谁是坏蛋，谁是英雄？人人都很好，人人又都很坏。

无论那个具有非凡勇气（bravoure de gentilhomme[52]）和一切行为的驱动力——虚荣心——的卡卢金也好，那个心灵空虚可又无害于人的普拉斯库欣也好（他总算为了信仰、皇上和祖国而死于战场），那个生性胆怯、目光短浅的米哈伊洛夫也好，那个缺乏坚定信念和规矩的孩子气的彼斯特也好，在这个故事里既不能算是坏蛋，也不能算是英雄。

在我的这篇故事里，我以全部心力去爱的英雄，我力求将其全部的美再现出来的英雄乃真实是也，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美的。

（1855年6月26日）

暴风雪

张耳译

一

傍晚六点来钟，我用够茶之后，便离开驿站上路了。这个站的名称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它位于顿河部队驻扎区内，在诺沃契尔卡斯克附近。我裹紧大衣和车毯，同阿廖什卡并肩坐在一辆雪橇里，当时天已黑了。刚离开驿站那一会儿，天气还算暖和，风也不大。虽然没有下着雪，可头顶上却见不到一颗星星，天空显得分外的低，与铺展在我们眼前的皑皑雪原相比，又显得分外的黑。

我们刚从几座风磨的黑影旁边驶过——其中有一座风磨笨不唧唧地转动着它的巨翼——待出了村子，我便发现，路变得很不好走，雪积得更深了，风开始更猛烈地吹向我的左侧，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了一边，把被滑木划开和被马蹄踩散的雪不断地刮了起来，吹散开去。铃铛声渐渐低沉了，一股寒气穿过袖子的空隙直袭脊背，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驿站长的劝告，他说：还是不走为好，免得瞎跑一宿，在路上冻个贼死。

“咱们不至于迷路吧？”我问驿车夫。可是得不到回答，我便更明白地问：“喂，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

“天知道呢，”他连头也不回地回答我说，“你瞧，风雪刮得多凶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老天爷呀！”

“那你最好说说看，你有没有把握把我们送到站？”我继续问，“咱们到得了吗？”

“按说是到得了的。”驿车夫说，他接下还说了些什么，由于风大，我已听不清楚。

我是不愿意往回跑的；可是在顿河部队驻扎区这片极荒凉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里整夜整宿地瞎跑一气，那可不是件愉快的事呀。再说，虽然在昏天黑地中我无法仔细看清这位驿车夫的脸庞，但不知为何他就让我不大喜欢，也不大令我信得过。他缩着腿坐在雪橇的正当中，而不是靠边点儿坐，他的块头大得过分，声音懒洋洋的，头上的那帽子也不是车夫戴的那一种——帽子老大，向四边晃呀晃的；他赶起马来也不那么地道，两手抓着缰绳，像一个坐在驭座上充当车夫的仆役；我之所以信不过他，主要是因为他那两只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总而言之，我不喜欢这个戳在我眼前的正经八百的带点罗锅的脊背，我觉得它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照我说，还是回去为妙，”阿廖什卡对我说，“迷路可不是好玩的！”

“老天爷！你瞧，风雪刮得多猛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老天爷！”驿车夫抱怨说。

我们没走上一刻钟，驿车夫便勒住了马，把缰绳递给阿廖什卡，从座位上笨拙地抽出两脚，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在雪地上，前去寻路。

“怎么回事？你上哪儿？走错道了，是吗？”我问道。可是驿车夫没有答理我，转过脸避开刺眼的风，离开了雪橇。

“喂，怎么样？有路吗？”他回来时我又问一遍。

“什么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懊恼地回答我一句，仿佛他走错了道是我的过错似的，他又慢吞吞地把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结了冰的手套分开缰绳。

“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的雪橇又跑动后，我问。

“怎么办！走走再看呗。”

我们的马儿依旧以小快步跑着，看来已使足力气了，有的地方走在深达四分之一俄尺[53]的积雪上，有的地方走在嚓嚓作响的冰凌上。

虽然天气挺冷，可衣领上的雪却融得顶快；地面的风雪搅得越来越厉害了，天上又下起稀疏的干雪。

很显然，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跑，因为又跑了一刻来钟，我们竟没有见到一个里程标。

“你看怎么样呀，”我又问驿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

“到哪个站？要是往回走的话，那就由着马自个儿跑，它们准能拉得回去；要是前去下一站，那就不好说了……恐怕会让咱们自个儿玩儿完。”

“哦，那就回去得了，”我说，“真是……”

“那么说，就转回去？”驿车夫又问了一下。

“是的，是的，往回转吧！”

驿车夫放开了缰绳。几匹马跑得比较快了，虽然我看不出我们的雪橇是怎么掉头的，然而风向变了，没多大会儿，透过纷飞的雪花，又看到了那些风磨。驿车夫已来了精神，打开了话匣子。

“前些日子也是这样刮着暴风雪，有辆雪橇也是从前边那个驿站回来，”他说，“他们就在草垛里过了一夜，直到早上才回到站。多亏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哪，大伙非得全冻死不可——那天气可真冷呀。即便那样，还是有一个人冻坏了两条腿，后来三个礼拜里疼得死去活来。”

“可目前并不算很冷，风也小些了。”我说，“走得了吗？”

“天气吗，暖和还算暖和，就是还刮着风雪。眼下往回走，看来是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厉害了。走是能走的，要不是个信差，要不是自个儿愿意。要是让乘客冻坏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爷您若有个好歹，过后我怎么交代？”

二

这时候从我们后面传来了几辆三套马橇车的铃铛声，它们跑得飞快，说话就要赶上我们了。

“这是特快邮车的铃铛声，”我的驿车夫说，“全驿站就只有这样一个铃铛。”

果真，领头的那辆橇车的铃铛声已随风清晰地飘来，那声音异常悦耳：纯净、洪亮、低沉，又有点儿颤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爱好摆弄铃铛的人组装的：把三个铃铛配搭在一起，一个大的置于中间，那声音优美极了，旁边是两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荡的颤动的五度音交融一起，的确异常动人，在这荒凉僻静的原野上显得美妙出奇。

“邮车来了，”当三辆三套马橇车中领头的那一辆跟我们齐头并进时，我的驿车夫说。“路怎么样呀？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一个驿车夫喊着问；而那个驿车夫只吆喝一下马，没有搭理他。

邮车刚从我们旁边飞奔过去，铃铛声很快就被风吹跑了。

我的驿车夫大概感到有些惭愧。

“那咱们就前去吧，老爷！”他对我说，“人家刚过来，这会儿他们的橇印还是好看清的。”

我同意了，我们又顶着风掉过头来，沿着深深的积雪往前缓缓地驶着。我向旁边盯着路，免得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迹。约两俄里以内，那印迹都还清晰可见；过后只看到滑木驶过的地方显出一点点高低不平，再过一会儿我已根本辨认不清那是辙迹，还是被风吹起的一层雪。瞧着滑木下的雪单调地往后跑去，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就开始向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见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怎么也找不到；像先前一样，我们时而顶着风，时而顺着风，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到后来车夫说，我们似乎向右偏了，我说向左偏了，而阿廖什卡却断定说，我们完全是走回头路了。我们又几次停了下来，驿车夫抽出自己的两只大脚，爬下雪橇去找路；但全是白费劲。我也下去瞧了瞧，我隐约看到的是不是路，但是我刚费大劲顶着风走出六七步，就真心相信，到处都是层层单调的白雪，道路不过是出现在我想象中罢了——就在这一会儿，我已经看不见雪橇了。我大喊起来：“车夫！阿廖什卡！”我觉得我的声音被风直接从嘴里抓走了，转眼间就被它吹得不知去向了。我向着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而雪橇不见了，我又往右走，也不见踪影。我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当时我用一种响得刺耳、几近绝望的声音一再喊了起来：“车夫！”其实他就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他那抱着鞭子、歪戴着大帽子的黑色身影猛地显现在我眼前。他把我领到雪橇旁。

“亏得天还暖和，”他说，“要是大冷天，可就糟了！……老天爷！”

“松开马吧，让马拉咱们回去，”我坐进雪橇时说，“它们拉得到吧？你说呢，车夫？”

“按说拉得到的。”

他丢开缰绳，朝辕马的鞍上抽了三鞭，我们又朝一方奔去了。我们走了半个来小时。骤然在我们前边又响起了我所熟悉的那个特别悦耳的铃铛声和另两个铃铛声；可这会儿它们是迎着我们飘来的。这仍然是那三辆三套马橇车，它们已经卸了邮件，后头还拴着几匹往回带的马，它们是在返回原驿站去。那辆驾着三匹大马、挂着悦耳的铃铛的特快邮车飞快地跑在前边。橇车的驭座上坐着一名车夫，不时挺有精神地吆喝几声。后面两辆空雪橇的正中央各坐着两名车夫，可听得见他们响亮而快活的话音。其中有一个车夫在吸烟斗，被风吹旺的火星照亮了他的部分脸容。

我望着他们，为自己害怕前进而感到羞惭，我的驿车夫大概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两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咱们跟着他们走吧。”

三

还没有等最后那辆橇车过去，我的驿车夫便开始笨手笨脚地掉转马头，不巧把橇杆撞到了那几匹拴在橇车后头的马身上。其中有三匹马猛然一躲，挣断了缰绳，向一旁急奔而去。

“瞧，斜眼鬼，不瞧瞧往哪儿转——瞎往人家身上撞。活见鬼！”一个个子不高的车夫用嘶哑而发颤的嗓音骂了起来；我从他的声音和身材判断，他就是那个坐在最后那辆橇车上的小老头。他赶紧跳下雪橇，跑去追马，一边仍在破口痛骂我的驿车夫。

而那几匹马没有乖乖地停下。车夫在它们后边紧追，转眼间马和车夫都消失在白茫茫的暴风雪里。

“瓦西利——依！把那匹浅黄马骑过来，不那样是逮不住它们的，”还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其中一个个子特高的车夫爬下雪橇，不声不响地解开自己的三匹马，牵过其中的一匹，抓住皮马套跳了上去，接着马蹄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踩响了，步子零乱地奔驰起来，也在那同一方向消失了。

我们就同其余两辆橇车一起跟在那辆特快邮车后头跑着，也不管有路没有路地只朝前跑，那辆特快邮车还是那样响着铃铛，快速地奔在头里。

“没什么！他会把马追回来的！”我的驿车夫谈起那个跑去追马的车夫时说，“要是一匹马不合群，它准是匹劣马，它瞎跑到一处去，那……那就不会回来了。”

我的驿车夫自从赶着雪橇跟在人家后头跑之后，他似乎变得比我开心，也比我话多。由于我还不大想睡，自然也就借机跟他闲聊起来。我开始向他问这问那：他是什么地方人，怎么前来此地，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我的老乡，也是图拉省人，农奴出身，家住基尔皮奇村，他们家地少，从那年闹霍乱之后，地里简直就没什么收成；家中还有兄弟俩，老三去当兵了，粮食吃不到圣诞节，只得外出打工，挣口饭吃；家中由他弟弟当家，因为弟弟已娶了亲，而他自己则是个鳏夫，他们村里年年都有人结伙来这儿当驿车夫，他过去虽然没有干过赶车这一行，但还是前来驿站上干活，以便携带兄弟；他在这儿过日子，谢天谢地，年收入有一百二十卢布，寄回家一百卢布，要不是这儿的“信差凶得像野兽，再加这儿的人爱骂街”，本来日子还可过得挺滋润的。

“唉，就拿这车夫说吧，他干吗骂人呢？老天爷！难道我是成心让他的马挣断绳子的？难道我会对人使坏？干吗要去追那些马呢！它们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哪，不单单让马累垮了，连自个儿也得玩儿完。”这个敬畏上帝的庄稼汉一再地说。

“那黑黝黝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前边有几个黑黝黝的东西时问道。

“那是车队。他们那样走法倒挺有趣的！”当我们赶上那一辆接一辆遮着蒲席的带轱辘的大车时，他接着说，“你瞧，一个人影也瞅不见——全在睡觉呢。聪明的马自个儿识得路：它绝对迷不了路。咱也跟车队跑过，所以清楚。”他补充说。

这些从蒲席顶上到车轱辘都落满了雪的大车，在孤单单地赶路，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当我们的铃铛在那车队旁边响过去的时候，只有领头的大车上那盖满两指厚积雪的蒲席被稍稍掀起一点，有一顶帽子从里面探出来一下。一匹花斑大马伸着脖子，鼓起脊背，在全被雪埋住的路上步伐平稳地前进着，单调地晃动着它那套在白色车轭下的毛茸茸的脑袋，当我们的马与之并驾齐驱时，它警觉地竖起了一只落满了雪的耳朵。

我们默不作声地又走了半个来钟头，驿车夫再次跟我聊了起来。

“您觉得怎么样呀，老爷，咱们这么走对头吗？”

“不知道。”我回答说。

“先头风是那样刮的，这会儿咱们可完全是顶着风雪走。不，咱们走得不对头，咱们也迷路了。”他十分镇静地断言。

显然，尽管他胆小得很，可“人多胆壮”嘛，自从同路的人多了，既不用他领路，也不用他负责，这样一来，他就变得极为安心了。他非常冷静地观察着领头的那个车夫的错误，似乎此事同他毫无关系。的确，我发现领头的那辆橇车有时偏到我的左面，有时偏到右面；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转圈子。话说回来，这可能是受错觉的骗，就像我有时觉得那领头的橇车一会儿在上山，一会儿在下坡或者下山，其实呢，这儿的草原到处是平平坦坦的。

又走了不多大会儿，我看见，似乎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长条移动着的黑带子，但过了一会儿我就看清了，这原来是那个被我们超过去的车队。雪依然纷纷地飘落在嘎吱作响的车轱辘上，其中有几个车轱辘甚至转不动了；那伙人依旧在蒲席下睡觉；那匹领头的花斑马依然张开鼻孔，嗅着道路，警觉地竖起耳朵。

“瞧，咱们转呀转呀又转到那个车队边上来了！”我的驿车夫以不满的语调说，“拉特快邮车的马都是好样的马，所以他才这样玩命地赶；要是咱们的马也整宿地这么跑，那早就跑不动了。”他清了清嗓子。

“咱们回去吧，老爷，免得遭罪。”

“为什么？总得到个什么地方吧。”

“去到哪儿呀？咱们得在野外过夜了。风雪刮得好凶呀……老天爷！”

前边领头的驿车夫显然已迷了路，走失了方向，然而他不但不去寻寻路，还开心地吆喝着，继续驾车飞快地奔驰，这虽然让我感到惊奇，可我已经不想离开他们了。

“跟他们走吧。”我说。

车夫赶着车跑着，但他赶起来比先前更不乐意了，而且已不再开口跟我侃谈了。

四

暴风雪变得越来越厉害了，天空下着干燥的小雪；气温似乎开始变得更冷了——鼻子和两颊冻得更厉害，皮大衣里常常被灌进一股股寒气，得把衣服裹得严严实实。有的时候雪橇在光溜溜的冰凌上嘎嘎地驶过，因为地上的积雪都被风刮走了。尽管我对这次迷路的结局甚为关注，可我没有停下宿夜，而已连续赶了五百多俄里的路，所以我禁不住闭上了眼睛，打起盹来。有一次我睁开眼睛，头一片刻间我似乎觉得，有一片亮光照耀着这白茫茫的雪原，这使我吃了一惊：地平线大大扩展了，黑压压的低矮天空突然消失了，四下只见一道道白晃晃的斜飘着的雪线；前边那些马车的轮廓看得更清了；我一抬头仰望，起初似乎觉得乌云已经散去，只有纷飞的雪花遮住了天空。在我打盹的时候，月亮爬上来了，透过稀疏的云层和飘飘而下的雪花，投下一片寒气袭人的光辉。我看得最清的是我的雪橇、马匹、车夫以及跑在前头的三辆橇车：头一辆是那特快邮车，车上依然是那一个车夫坐在驭座上，赶着马儿大快步地奔跑；第二辆橇车里坐着两个人，他们丢下缰绳，用厚呢上衣顶在头上挡风，不停地吸着烟斗，这是从那里闪亮的火光中看到的；第三辆橇车里一个人也看不见，也许它的车夫钻在车当中睡着了。然而，当我醒来时，看见那领头的车夫有时勒住马，下去探探路。每当我们一停下车，风的呼啸声便显得更响，在空中飞飞扬扬的多得惊人的雪花也看得更清楚了。在风雪弥漫中的月光下，我看到了那车夫不高的身影，他手拿鞭子，试探着前边的积雪，在明亮的雪雾中前后挪动着，然后又回到雪橇旁，侧着身子跃上前座，在风的单调的呼吼声中又传来他那洪亮利落的吆喝声和铃铛的叮当声。每当那领头的车夫爬下车子前去寻路标或草垛时，总会从第二辆橇车里传来一个车夫的神气而自信的声音，他朝领头的那车夫喊道：

“听我说，伊格纳什卡！太靠左了，往右一点儿，顶着风雪走。”或者喊道：“瞎转转干啥？打雪地走嘛，看雪怎么堆的，就正好走得出去。”或者喊道：“往右，往右走，我的老兄！你瞧，什么东西在发黑，说不定是路标吧。”或者喊道：“你瞎赶什么呀？瞎赶什么呀？把花斑马给卸下来，让它在前头带路，它准会把你带上道的。那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自己非但没有把拉梢马卸下来，或者走到雪地上去探探路，而且连鼻子都没有从自己的厚呢上衣里伸出来。有一回，领头的伊格纳什卡听到他的一个点子后，朝他喊道：既然他知道怎么个走法，他自己去前边带路好了。那好出点子的人回答说，等到让他赶特快邮车的时候，他就会带路，而且准保把大伙领上道。

“我的这几匹马在大风雪天里是带不了路的，”他喊道，“不是那样的马嘛！”

“那你就别搅和！”伊格纳什卡回答说，一边快活地朝马儿打几声呼哨。

与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坐在同一辆雪橇里的另一个车夫则没有向伊格纳什卡说什么，他一般不掺和到这种事里，虽然他还没有睡觉——我是从两样事看出来的，一是他那烟斗老没有熄掉，二是每当我们停下来时，我就听到他那从容不迫、叨个不停的话声。他在讲故事。只有一次，当伊格纳什卡不知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停下来时，显然由于行路的惬意劲被一再打断，他火了，朝伊格纳什卡嚷嚷起来：

“怎么又停下啦？瞧，他还想找道呢！早跟你说了，这是暴风雪！这会儿就连土地丈量员亲自出马也是找不到道的。趁马还拉得了，就走你的吧。兴许咱们还不会冻死……我说，走吧！”

“可不是吗！去年就有一个邮差差点儿给冻死了！”我的驿车夫搭腔说。

第三辆橇车上的车夫一直睡个不醒。只有在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喊道：

“菲利普！喂，菲利普！”由于没听到回答，他又说：“还没有冻死吧？伊格纳什卡，你最好去瞧一瞧呀。”

干什么都稳重的伊格纳什卡走到那辆雪橇旁，推了推那睡着的人。

“瞧，半瓶白酒就把他醉成这个德行！你冻死了也得说一声呀！”他晃着那个车夫说。

睡觉的人嘀咕了句什么，又骂了一声。

“他活着哪，伙计们！”伊格纳什卡说罢，又向前跑去；我们又向前奔了，甚至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雪橇上拉梢的枣红色小马也不断地挨鞭子抽，不止一次地蹦了起来，不大灵巧地奔跑起来。

五

那个跑去追赶脱缰马匹的小老头和瓦西利回到我们这儿时，我想已经是近午夜了。他们逮住了马，找到并赶上了我们；但是在这种黑得什么都瞧不见的暴风雪中，在这荒凉的原野上，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对于我始终是个不解之谜。那小老头来回晃动着胳膊肘，摆动两腿，骑着辕马急步跑来（其余两匹马被拴在辕马的颈圈上：在暴风雪中是不可丢下马的）。待到他跑到与我并排的时候，他又开口骂起我的驿车夫：

“瞧，斜眼鬼！真是的……”

“喂，米特里奇大叔，”第二辆橇车上那个说故事的人喊了一声，“你还活着呀？上我们这儿来吧。”’

那老头没有搭理他，仍是继续地骂。等他感到骂够了，才跑到第二辆雪橇旁边。

“全逮回来了？”有人从那儿问他。

“不逮回来咋行！”

他那不大的身躯以胸部贴在马背上，让马小跑着，然后跳下雪地，脚不停步地跟着雪橇跑，接着一下窜了进去，两脚搁在橇的边杆上。高个子瓦西利跟先前一样，不声不响地爬进最前边的雪橇，跟伊格纳什卡待在一块，并和他一起寻路。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片白茫茫的荒野上，在暴风雪的寒冷而透明的闪光里马不停蹄地跑了好一阵子。一睁开眼睛，依然是那顶落满了雪的粗笨帽子和脊背戳在我的眼前，依然是那个不高的车轭，在车轭下面，辕马的脑袋依然在笼头的两条拉紧的皮缰绳之间等距离地晃动着，黑色的鬃毛被风一溜儿吹向一边；从背后看去，右边仍是那匹尾巴扎得短短的枣红色拉梢马，还有一个偶尔撞到雪橇夹板上的拴套轴。朝下看，还是那种被滑木划开的松散的雪，风还是持续不断地把一切吹了起来，抛到一边去。前边跑着那几辆三套马橇车，它们仍跟我们保持同样的距离；左右两边一切都是白花花的，扑朔迷离。要找个新目标是白费劲的：没有路标，没有草垛，也没有篱笆，什么都瞧不见。四下尽是白茫茫的一片，并且还在移动；地平线有时显得遥远无比，有时四边又像被压成两步来大，有时骤然从右边耸起一道白色高墙，在雪橇旁边跑动，有时突然不见了，随之又出现在前边，它向远处跑呀跑呀，又消失了。再瞧瞧上两边——起初似乎是亮堂堂的——透过雾霭似乎可看得见星星；然而星星升得越来越高，躲开了我的视野，于是只见雪花飘过眼前落在脸上和大衣的领子上；天空到处是一样的亮，一样的白，无色，单调，而且老是在动。风向似乎变了：时而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时而从侧旁恼人地把大衣领掀到了头上，让大衣领嘲弄似的拍打我的脸，时而从后面钻进什么隙缝里，嗡嗡作响。听得见马啼和滑木在雪地上不断发出低沉的响声，铃铛的叮当声，不过当我们走在深深的积雪上时，那铃铛声就听不大见了。只有当我们偶尔顶着风跑，或者走在光溜溜的冰凌上时，才可清晰地听到伊格纳特[54]振奋的口哨声，还有他那带有颤动的五度音的悠扬的铃铛声，这些声音顿时欢快地打破了荒野的忧郁气氛，然后又是一片单调的声响，令人难堪地、毫无变化地演奏着我不由得想象出的同一种调子。我的一只脚已有些冻僵了，我转动一下身子，想把衣服裹裹好，那落在衣领和帽子上的雪又跑进我的脖子里，使我冷得发抖，不过由于穿着焐暖了的皮大衣，我总的感到还是暖和的，我打起盹来。

六

在我的脑际越来越迅速地交替浮现出种种回忆和想象。

“第二辆雪橇上那个老爱嚷嚷、好出点子的车夫会是个什么样的汉子呢？想必是个红头发、小短腿、结结实实的人吧，”我想着，“就像我们家那个老听差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一样。”这样一来，我在想象中看见了我家大宅的那个楼梯，五个家仆艰难地挪着步，垫着毛巾把一架钢琴从厢房里搬出来；我似乎看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穿着土布外衣，卷起袖子，手上拿着一块钢琴踏板，跑到前边，打开门闩，这儿扯了扯，那儿推了推，在人家的脚腿之间钻来钻去，碍手碍脚，还以关切的声音不断喊着：

“用劲抬呀，前边的，前边的！就这样，后边的抬高点儿，抬高点儿，抬高点儿，抬到门里去！这就对啦。”

“对不起，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我们自个儿来，”我们家的那个花匠胆怯地说，他的身子被挤到栏杆上，由于使劲而涨红了脸，他使出全身的劲抬着钢琴的一角。

然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还在嚷这嚷那。

“这是怎么回事？”我思量着，“他以为大家一起干这个活缺了他就不成，还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这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饶舌便洋洋自得，心里乐滋滋地去滥用它呢？也许就是这样。”我不知为什么又看到那个池塘，那些疲惫不堪的家仆们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拉渔网，又看到那个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提着喷壶，朝着大家叫叫嚷嚷，在岸边上跑来跑去，只是偶尔走到水边，用一只手拿过金色的鲫鱼，放进浑浊的水里，又倒进一些清水。啊，我又想起七月的一个中午。我踩着花园里刚割过的草地，顶着炎炎烈日，向一处走去。我还很年轻，我觉得还缺少什么，又老想追求什么。我走到池塘边，在蔷薇花坛和桦树林荫道之间一处自己心爱的地方躺下睡觉。我躺着，透过蔷薇多刺的红枝条，望着干枯松散的黑土，望着清澈如镜的池水，我记起那时所怀的情感。这是一种带有某些天真自满和忧伤的情感。我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美，这种美又是那样强烈地影响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也很好，唯一使我懊恼的是，没有一个人欣赏我。天气很热。我想睡上一觉，消消愁绪；可是苍蝇，那些讨厌至极的苍蝇，就在这儿也不让我安宁，它们把我围了起来，跟我不依不饶，纠缠个没完，像果核似的从我的前额蹦到手臂上。蜜蜂在我的不远处，在太阳烤热的地方嗡嗡地叫着；黄翅膀的蝴蝶蔫不叽叽地在小草上飞去飞来。我抬头仰望，眼睛被刺疼了——在我头顶上的高处，虽然繁茂的桦树在轻轻地摇晃着它的树枝，但太阳却穿过它光亮的叶子火辣辣地照射下来，我觉得更热了。我用手绢遮住脸；真闷人呀，苍蝇似乎被粘在了冒汗的手上。麻雀在蔷薇丛里蹦来跳去。其中有一只跳到离我一俄尺远的地上，它有两次装作使劲啄地的样子，随之又把枝子弄得沙沙地响，又快乐地啁啾了一声，从花丛中飞了出去；另一只也跳到地上，翘了翘尾巴，瞧瞧周围，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也跟着第一支箭似的飞走了。池塘上传来阵阵的捣衣声，这些声响像是低低地贴着水面向四下飘散开来。还听得见洗澡的人的欢声笑语和在水中的扑腾声。在我的较远处，一阵风吹得树梢闹腾起来；接着我听到更近处风吹草动的声音，还有那蔷薇的叶子在枝头随风摇摆的声音；一阵清风徐徐而来，掀起我手绢的一角，呵痒我的汗滋滋的脸。一只苍蝇从扬起的手绢的缝里钻了进来，惊慌地在我湿润的嘴旁乱碰乱撞。背脊下边有一根枯枝硌着我。不，这儿没法躺了：去洗个澡吧。这在这会儿，我听见花坛旁边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女人惊慌的话声：

“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连一个男人也不见！”

“什么事，什么事？”我跑到阳光下，问那个惊喊着跑过我身旁的女仆。她只是回过头瞧了瞧我，又摆动着双臂继续往前跑去。就在这一会儿，我看见了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太婆马特廖娜，她用一只手按着从头上往下滑的头巾，拖着一只穿毛袜的脚，步履蹒跚地向池塘那边奔。有两个小丫头手拉手地跑着；一个十岁的孩子穿着她父亲的上衣，拉着其中一个丫头的麻布裙，也跟在后头急忙地跑着。

“出什么事啦？”我问她们。

“有个庄稼人淹死了。”

“在哪儿？”

“在池塘里。”

“是哪个人？我们家的？”

“不，是过路人。”

车夫伊万穿着大皮靴，跑在刚割过的草地上，那胖管家雅科夫也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都是朝池塘那边跑去，于是我也跟着他们跑。

我记得当时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跳下水去，把那庄稼人拉上来，救他一命，大家都会敬佩你的。”我当时想的是这个。

“在哪儿呀？哪儿？”我问那群挤在岸边的家仆。

“就在那边，在对岸水最深的地方，靠近澡堂那边，”一个洗衣服的女人一边说，一边把湿衣服挂在扁担上，“我看见他钻到水里，一会儿他露了一次头，又沉了下去，又露出头，拼命地喊：‘我要淹死了，救命！’过后又往下沉，只见冒起一个个水泡。我一看这庄稼人快淹死了，就使劲喊了：‘救命呀，有个庄稼人快淹死了！’”

接着这洗衣服的女人把扁担往肩上一搁，扭着腰，踩着小路离开了池边。

“唉，多造孽呀！”管家雅科夫·伊万诺夫带着无可奈何的声调说道，“这一下跟地方法院的交道就够打的。”

有一个手拿镰刀的庄稼人从聚集在池塘对岸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群中挤了过来，把镰刀挂在柳树杈上，不急不忙地脱着靴子。

“在哪儿，他在哪儿淹的呀？”我不断地老问，很想跳下水去，干出一件不平凡的事来。

但人家指给我看的只是那一片平静的水面，吹来的风偶尔掀起一点涟漪。我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沉下去的，池水依然是那样平静、俏丽，在他的上边坦然地荡漾着，在中午的阳光下金光闪闪；我觉得自己一筹莫展，什么惊人的事也干不了，再说啦，我那水上功夫也实在不行；那个庄稼人已经把小褂从头上脱了下来，说话就要跳下水去。大家都怀着希望，屏住气瞧着他；然而那庄稼人走到水齐肩深的地方，便慢悠悠地退回来，穿上了小褂：原来他不会游水。

人们纷至沓来，越聚越多，娘儿们手拉着手，可没有人出来救助。那些刚来的人出着点子，频频唉声叹气，露出一副惊恐和失望的脸色。那些原先聚集着的人中有的站累了，在草地上坐了下来，有的在走回家去。老太婆马特廖娜问她的女儿炉门关好了没有；那个穿着父亲衣服的小孩在使劲往水里扔石子儿。

正在这一会儿，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那只叫特列佐尔卡的狗从屋边跑下山来，一边汪汪叫着，一边疑惑地回头瞧瞧；接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本人的身影也从蔷薇花坛后边出现了，他一边跑下山来，一边嚷嚷着什么。

“你们站着干啥？”他嚷道，一边跑一边脱下上衣，“人都要淹死了，而你们还站着不动！拿绳子来！”

大家都怀着希望和惊恐瞧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他一只手搭在一个热心的仆人的肩上，用左脚蹬下右脚上的靴子。

“就在大伙站着的那边，在那棵柳树的右边一点，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就在那儿。”有人对他说。

“知道啦！”他回答说，并皱了皱眉头——可能是由于看到娘儿们中有人显出害臊的样子——他脱去小褂，解下十字架，把它交给恭顺地站在他跟前的那个小花匠，接着劲头十足地踩着割过的草地，向池塘走去。

特列佐尔卡对自己主人这样火速行动有些困惑莫解，停留在人群旁边，吧嗒着嘴，吃着岸边的几棵小草，疑惑地望着主人，蓦地里快乐地尖叫了一声，跟着主人一起扑进水里。开头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只见溅起的泡沫直飞到我们跟前，随后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姿势优美地划动双臂，白净的背脊平衡地一起一伏，迅速地向对岸游去。特列佐尔卡呛了几口水，急急忙忙地往回游，在人群边抖了抖身上的水，又在岸边上蹭了蹭背。当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快游到对岸那一会儿，两个车夫也拿着一张卷在棍子上的渔网向柳树奔去。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知为什么举起双手，一而再、再而三地钻进水里，每次都从嘴来喷出一股水，潇洒地甩甩头发，对从四面八方向他提的各种问题一概不予搭理。终于他爬上岸来，我只看见他吩咐人把渔网撒下。过一会渔网被拉了上来，网里除了水革和几条在水草中欢蹦乱跳的小鲫鱼之外，一无所获，当渔网再次被拉上时，我也跑到了那一边。

只听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在发号施令的声音、湿绳子拍击水面的响声和人们惊恐的叹息声。系在渔网右边的湿绳子上缠着越来越多的水草，绳子也越来越多地被拉出水面。

“现在大家一齐拉，一同使劲，拉！”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喊道。浸透了水的鱼网漂浮了上来。

“像有个什么东西，拉起来怪沉的，伙计们。”有人说。

渔网两端被拉上了岸，网里跳蹦着两三条鲫鱼，渔网压到草地上，把草地也弄湿了。在拉紧的网里，通过薄薄一层被搅浑的水，露出一件白色的东西。在死一般的沉寂中，人群里发出一阵虽不很响但异常清晰的惊叹声。

“一齐起劲拉，拉到干的地方！”传来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果断的声音，于是便把淹死的人拖过刚割了牛蒡和龙芽草草茎的地方，直拖到柳树旁边。

我似乎又看见我那穿丝绸衣裙的慈善的老姑妈，看见她那把带穗子的紫色阳伞（这把伞跟这幅简单得可怕的死亡画面不知为何显得如此不协调），看见她那立刻要放声大哭的脸容。我记得这张脸上显出一种用金车素药也治不了的绝望神情，我也记得，她怀着纯真而自私的爱心对我说：“咱们走吧，我的孩子。唉，这多可怕呀！可你老是一个人去洗澡、游水。”我记得我听到这话时所体验的痛苦和悲哀的感情。

我记得，那天的太阳好毒呀，它像火似的烤着我脚下干裂的土地，阳光在波平如镜的池水上戏玩，大鲤鱼在池边蹦跳，一群群小鱼在池中央搅得水平面泛起涟漪；一只老鹰在天空高高地盘旋，盯看着一群在水中一边玩闹、一边穿过芦苇向池塘中央游去的小鸭。酝酿着雷雨的蓬松白云已聚集在地平线上，被渔网拖到岸边的污泥已渐渐地消散了，当我走过堤岸时，又听见了回荡在池面上的捣衣声。

这种捣衣声仿佛是由两根捣衣槌合奏的三度音，这种声响折磨得我难受得很，况且我明白这槌声就是铃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又不让它停息下来。这槌声像刑具一般压着我那只冻僵了的脚。我睡过去了。

我觉得，我们的雪橇跑得飞快，我被惊醒了。我的身旁有两个人正在谈话。

“听我说，伊格纳特，伊格纳特！”我的驿车夫说，“把我的乘客带上吧，你反正得回去，而我何必白赶一趟呢！你给捎上吧！”

伊格纳特的声音就在我的近处回答说：

“让我承接一位乘客，给啥好处呢？……你出一瓶白酒吗？”

“哼，一瓶！……出半瓶吧——就这么定了。”

“瞧你说的，半瓶！”另一个声音喊道，“为了半瓶白酒就让马累个半死！”

我睁开了眼睛。眼前依然是那令人厌烦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依然是那些车夫和马匹，不过我还看见旁边有一辆雪橇。我的驿车夫赶上了伊格纳特，我们齐头并进了好一阵子。尽管另一辆雪橇上有人劝他少于一瓶白酒就不要干，可伊格纳特还是突然让雪橇停了下来。

“搬过来吧，就这么说定了，算你走运。明儿个一到站，你就拿半瓶酒来。行李多吗？”

我的驿车夫以其未曾有过的灵活劲儿跳到雪地上，向我鞠了个躬，请我去换乘伊格纳特的雪橇。我完全同意了；看来，这个敬畏上帝的庄稼人高兴极了，他很想对别人表露一下谢意和喜悦。他一再鞠躬，向我、阿廖什卡、伊格纳什卡道谢。

“真是谢天谢地！要不然真够呛！走了半宿，自个儿都不清楚奔到哪儿。他会把您送到的，老爷，我的几匹马实在跑不了啦。”

接着他挺起劲地把我的行李一件件搬下来。

在他们搬行李的时候，我顺着风（它就像吹着我走的）走到第二辆雪橇旁边。那雪橇上，特别是那两个车夫用上衣顶在头上挡风的那一边，雪已积了四分之一俄尺来厚；而在上衣下边倒是又安静又舒适。那小老头依然伸着双腿躺着，那讲故事的人继续在讲故事：

“当时那将军奉了圣旨前往牢狱去探望玛丽亚，就在这时候玛丽亚对他说：‘将军！我无求于你，也没法爱你，这么说吧，你不是我所爱的人，而我所爱的人就是那个王子……’就在这时候……”他正要往下讲，可一看见我，便停了一会儿，猛抽起烟斗。

“怎么，老爷，您也来听故事吗？”那个被我称为好出点子的人说。

“你们这儿倒挺好，挺快乐！”我说。

“哪儿呀！随便解解闷呗，至少不用去瞎伤脑筋了。”

“那么，你们知道不，咱们这会儿在哪儿呀？”

我感觉到车夫们不高兴我提这个问题。

“谁搞得清在哪儿？说不定已跑到卡尔梅克人的地盘上了。”那好出点子的车夫回答道。

“那咱们该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就这么走呗，兴许走得出去，”他以不满的语调说。

“要是咱们走不出去，马儿在雪地里又走不动了，那可怎么好呢？”

“那有什么！没关系。”

“会冻死的。”

“那可能，因为眼前连个草垛都瞧不见：看来咱们真的跑进卡尔梅克人的地盘上了。重要的是要看这场雪。”

“你是不是怕冻死呀，老爷？”那小老头用发颤的声音说。

虽然他似乎在嘲笑我，可看得出，他也冻得直发颤。

“是呀，天气冷得很哪。”我说。

“唉，老爷你哪！你最好像我这样，时不时地下来跑跑——那样你会变暖和的。”

“最要紧的是你得跟着雪橇跑。”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说。

七

“请过来吧，都安排好了！”阿廖什卡从前面那辆雪橇里朝我喊道。

暴风雪刮得凶极了，我只好向前低低弯下腰，双手抓住大衣的前襟，在被风从脚下吹舞起来的雪花中，勉勉强强走完我与我要上的那辆雪橇之间的几步路。我原先的驿车夫已跪在那空雪橇的中间，一看见我，便摘下头上的大帽子（这时候他的头发被狂风吹得竖了起来），向我讨酒钱。他大概也没指望我会给他，所以我拒绝了他，他一点也不感到扫兴。他还是向我道了谢，戴上帽子，对我说：“上帝保佑你，老爷……”接着拽了拽缰绳，咂了咂嘴唇，就离我们而去了。随后，伊格纳什卡扭了一下整个背，吆喝一下马。于是马蹄的踩雪声、车夫的吆喝声和铃铛声又掩过了风的呼啸声——当雪橇停下不动的时候，风的呼啸声格外地响。

换乘到另一辆雪橇后，约有一刻来钟我没有睡着，以观察这个新车夫和马匹作为消遣，伊格纳什卡挺神气地坐着，身子不停地上下跳蹦，向马挥动那挂着鞭子的手臂，吆喝着，让两脚相互碰碰，又常常俯身向前，整整辕马身上老向右边滑的皮颈套。他个子不大，但身体看来挺棒。他穿了一件短皮袄，外边又套了一件不束腰的厚呢上衣，上衣的领子几乎大敞着，脖子全露在外面；靴子不是毡的，而是皮的。帽子很小，他时常把它脱下来，整了整重新戴好。耳朵只有头发遮着。从他的一举一动中不但显示出他的充沛精力，而且我觉得他也是有意为自己鼓励。不过，我们越往前走，他越来越经常地去整整衣服，在座位上蹦跳着，让两脚相互碰撞，一边还跟我和阿廖什卡聊天：我觉得他是怕自己气馁。这也是不无原因的：虽然他的几匹马都很棒，可是路一步比一步难走，马已跑得没劲了：已经得用鞭子抽了。那辕马是匹鬃毛蓬松的高大的好马，连它也绊了两次跤，虽然一惊之后立即奋力向前，低低垂下那鬃毛蓬蓬的脑袋，差点儿挨到脖下的铃铛。我无意间也看到右边的那匹拉梢马，它那挂着长长的皮缨子的颈套老向外边移动、晃悠，显然它放松了套绳，所以常要挨鞭子。但是按一匹好马，甚至一匹烈马的习性来说，它似乎为自己的气力不足而恼恨，常气冲冲地垂下或昂起脑袋，去拉紧缰绳。看起来情况确实是可怕的：暴风雪越刮越凶，天气也越来越冷，这几匹马已跑得有气无力，路又变得更加难走，再说，我们根本不清楚自己眼下身在何处，该往何处奔，别说是去驿站，就连一处避避风雪的地方也找不到。可是铃铛响得那么自然、欢快，伊格纳什卡吆喝得又那么精神、潇洒，仿佛我们是在过节，是在寒冬季节阳光璀璨的中午在乡间大道上乘车出游似的——听来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古怪。主要的是，我们一直乘雪橇在跑，飞快地跑，离开原先所在的地方向某处瞎奔——想想就觉得好怪。伊格纳什卡唱起一支歌，虽然他用的假嗓难听死了，可他唱得那么高亢，那么有板有眼，还时常杂以几声口哨，听着他的歌唱，如果还感到害怕，那就太怪了。

“嘿——嘿！扯着嗓子穷唱什么呀，伊格纳特！”传来那个好出点子的人的声音，“歇一会儿吧！”

“什么？”

“歇——一歇！”

伊格纳特停住了唱。一切又沉寂下来，只有风在吼叫、呼啸，雪花旋飞着，更浓更密地落进雪橇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来到我们的雪橇旁。

“有什么事？”

“什么事！到底往哪儿跑呀？”

“谁知道呢！”

“怎么，脚冻坏了，干吗拍拍碰碰的？”

“全冻僵了。”

“你最好下去走一趟吧：瞧那边像是有卡尔梅克人的游牧营帐。走一走也可以暖和一下脚嘛。”

“行呀。你把马给拽住……拽。”

伊格纳特便向人家所指的方向跑去。

“应该常下来瞧瞧、走走——这样就找得到道；要不瞎跑一气管啥用！”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对我说，“瞧，让马累得大汗淋淋的！”

在伊格纳特前去找路的那段时间里（他去了好大一阵子，我真担心他可能迷路），那好出点子的车夫以自信而平静的语调告诉我说，在刮暴风雪的时候应该如何举措，他说最好是给马卸了套，让它自个儿跑，它准能把你领上道；有时也可看星星去辨认方向；他还说，要是让它来带路，我们可能早就到站了。

“怎么样，找到了？”他问伊格纳特，后者踩着几乎齐膝深的雪，费劲地一步步刚走回来。

“找是找到了，看见那些营帐了。”伊格纳特喘着粗气答道，“可搞不清是什么人的。我说，伙计，说不准咱们奔到普罗尔戈夫林场上来了。应当往左走。”

“瞎说什么呀！这完全是咱们自己人的游牧点，就在镇子后面嘛。”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反驳道。

“我说不对！”

“我一瞅就知道了：准定是它，要不是它，那就是塔梅舍夫斯科。还得一直往右走，正好去到大桥，也就是到八号里程标。”

“跟你说了，那不是！反正我亲眼见的！”伊格纳特恼火地答道。

“唉，伙计！你还算个车夫哪！”

“是车夫咋的！你自个儿去瞧嘛。”

“我去干啥呀！本来我就知道。”

伊格纳特看来气火了：他不再答理，跳上驭座驾雪橇继续向前。

“瞧，两脚都冻僵了——简直暖和不过来。”他对阿廖什卡说，两只脚继续更频繁地相互碰撞着，而且抠出掉进靴筒里的雪，撒了出去。

我困得要命。

八

“难道我就要冻死了吗？”我蒙蒙眬眬地想道，“常言说，冻死往往从睡觉开始。冻死还不如淹死的好，淹死了，人家会用网拉我上来；不过，淹死也好，冻死也好，反正是一码事，只要没有这根棍子硌在背下，能迷糊会儿就好。”

我打了一会儿盹。

“可是这一切如何是了呢？”我睁了一下眼睛，细瞧了瞧白雪覆盖的旷野，心里突然这样说，“这将如何是了呢？要是我们找不到草垛，马又停下不走，这种情况似乎眼看就要发生——那我们可全得冻死。”说心里话，我虽然有点儿害怕，但盼着我们会发生某种不同凡响的、具有点儿悲壮味的事，这种愿望在我心里压过了轻微的恐惧。我觉得，若是天亮之前，这几匹马能自动地把我们这些冻得半死的人（甚至要有几个完全冻得呜呼哀哉了的人）运到老远的、不熟悉的村子去，那就算不错的了。这一类的幻想异常清晰而迅速地在我面前飞掠而过。马站住了，雪越积越厚，只看得见马身上的车轭和耳朵；骤然间伊格纳什卡驾着他那三套马橇车出现在高处，并从我们身边驶过。我们求他，呼喊他，请他把我们捎上；可是声音被风吹走了，无声无息了。伊格纳什卡窃笑着，吆喝着马，吹着口哨，离开了我们，消失在一个积雪老深的山沟里。小老头跃上马，摆动胳膊肘，想要急奔前去，可就是在原地动不了；我原先那个戴大帽子的车夫朝他扑了过去，把他拉下马，打翻在雪地，再踏上一只脚。“你是个搞邪术的东西，”他喊道，“你是个爱骂娘的坏家伙！咱们得一起去找路。”然而小老头用脑袋钻过雪堆：他与其说像个小老头，倒不如说像只兔子，一跳就从我们身旁溜开了。所有的狗都前去追他。那个好出点子的人（他就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哩）说，大家围成一圈坐，即使雪把我们埋住了，也不要紧：我们挤在一起就暖和了。此话不假，我们感到又暖和又舒服；只是想喝点什么。我取出食品箱，请大家喝带糖的罗木酒，我自己也痛痛快快地喝着。那个爱讲故事的人讲了一个关于彩虹的故事——他正说着说着，我们的头上就出现了一个雪砌的顶棚和一道彩虹。“现在咱们在雪地里各造一间小屋，大家都睡一觉！”我说。雪像皮毛似的又柔软又暖和。我给自己造了间小屋，正想进去，但此时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瞧见我的食品箱里有钱，便说：“慢！把钱交出来。你反正是一死！”说罢便抓住我的一条腿。我把钱给了他，只求他放了我；然而他们不信我只有这些钱，想要干掉我。我抓住小老头的手，怀着无法形容的欣慰吻起他的手来；那小老头的手真是很柔软很可爱。他起初把手缩了回去，而后来就伸过来让我去吻，甚至还伸过另一只手来抚慰我。然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走过来吓唬我。我跑进自己的房间里；但这不是什么房间，而是一条长长的白色走廊，还有一个人拽住我的双腿。我使劲挣脱着。在那个拽我的人的手里仍留下了我的衣服和一块皮；而我只感到冷和羞愧——更令人羞愧的是，我那姑妈拿着阳伞和顺势疗法的药箱，同那个淹死鬼手挽手向我迎面走来。他们笑着，不理解我向他们所打的手势。我向雪橇奔去，两脚在雪地上蹭着；而那小老头挥动两个胳膊肘前来追我。小老头已经追近了，可是我听见前面有两口钟在响，我知道，如果我跑到那两口钟旁，我就有救了。钟声听得越来越清；可是那小老头把我追上了，他扑过来用肚子压在我的脸上，于是我就几乎听不见钟声。我又一把抓住他的手，开始吻它，然而那小老头原来不是小老头，而是那个淹死鬼……他喊道：“伊格纳什卡！停一下，那边不是阿赫梅特卡的草垛吗，像极了！你去瞧瞧！”这真是太可怕了。不行！我最好醒过来吧……

我睁开眼睛。风掀起阿廖什卡的大衣前襟，遮到我的脸上。我的一只膝盖露在了外面，我们的雪橇跑在光溜溜的冰凌上，铃铛的三度音和回荡在空中的颤悠的五度音合到了一起，响得分外清晰。

我想瞧瞧哪儿有草垛；可是没有见到草垛，我睁眼望去，却瞅见一座带有阳台的房子，还瞅见一座堡垒的带有雉堞的围墙。我可没有心思去细细观察这座房子和堡垒。我主要是想再看看我曾跑过的那条白色的走廊，听听那教堂的钟声，亲亲那小老头的手。我又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

九

我睡得很死；然而我在梦中老是听见那三度音的铃铛声，我似乎看到它有时像一只狗，汪汪叫着，向我扑来，有时又像一架风琴，我成了风琴中的一根簧管，有时又像是我做的一首法文诗。有时我觉得这三度音就是一种刑具，它不断地钳着我的右脚跟。它钳得那么厉害，让我都疼醒了，我睁开眼睛，按摩按摩脚。脚已有些冻僵了。夜色依然那么亮堂、朦胧、洁白。我和雪橇依然是那样被晃来晃去；那个伊格纳什卡还是侧身坐着，时不时地拍打着双脚；那匹拉梢马依然伸长着脖子，腿抬得不很高，在深深的积雪上小跑着，颈套上的缨子摇来晃去，拍击着马肚子。鬃毛飘飘然的辕马脑袋，把套在车轭上的缰绳拉得时紧时松，有节奏地晃动着。而雪把这一切遮盖得比先前更厚了。雪在车前和车旁打着旋，落在滑木和马腿上，深达马膝盖，还从上面落到衣领和帽子上，风忽左忽右地玩弄着伊格纳什卡的厚呢上衣的领子、衣襟和那匹拉梢马的鬃毛，在马轭上和车辕间呼吼着。

天气变得冷极了，我刚从领子里探出脑袋，那冰冷的干雪便纷纷落在我的睫毛上、鼻子上和嘴巴上，钻到脖子后面。我环顾一下四周，一切都是白白的、亮亮的，遍地是雪，除了一片朦胧的光和雪之外，到处一无所有。我感到怕得厉害。阿廖什卡在我的脚边，在雪橇的最里边睡着了，他的整个背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伊格纳什卡没有垂头丧气，他不断地拽拽缰绳，吆喝着，拍碰着双脚。铃铛声响得依然那么奇妙。马儿不时地打着鼻响，仍在向前奔跑，不过打前失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也跑慢了。伊格纳什卡又蹦了一下，挥了挥手套，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歌来。没待唱完歌，他便停住了雪橇，把缰绳扔在前座上，爬下雪橇。风狂号起来；雪像从簸箕里倒出来似的，猛撒在大衣的前襟上。我回头一瞧：我们后头的第三辆雪橇已不见了（它不知在何处掉队了）。在第二辆雪橇旁，在一片白茫茫的飞雪中，可以看到那小老头倒换着双脚在跳蹦。伊格纳什卡离开雪橇三四步，在雪地上坐下来，解开腰带，动手去脱靴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问。

“得换换靴子；要不然双脚会全冻僵的。”他答道，一边继续脱换靴子。

要从衣领里伸出脖子去瞧一瞧他是怎么干这件事，我实在觉得不胜其冷。我挺直身子坐着，一边瞅着那匹拉梢马，它伸出一条腿，疲惫不堪地摆动着那条扎短了的、落满了雪的尾巴。伊格纳特跳上驭座时，使雪橇为之一震，这一下就把我震醒了。

“我说，咱们这一会儿在哪儿呀？”我问，“天亮前到得了不？”

“放心吧，会把您送到的，”他回答，“眼下我已换了双靴子，脚暖和多了。”

他又赶路了，铃声响了起来，雪橇又开始摇摇晃晃，风又在滑木旁呼啸着。于是我们又在漫无边际的雪海中航行了。

十

我睡得死沉沉的。阿廖什卡蹬了我一脚，把我蹬醒了，我睁开了眼睛，此时已经是早晨。可觉得比夜间还冷。雪已不下了；可强劲而干燥的风仍然把雪粉撒到地上，特别是撒到马蹄和滑木近旁。右边，东方的天色依然是阴沉的，一片深蓝；不过一条条明亮的橘红色斜晖已越来越明朗地映现在空中。头顶上，透过飞跑着的、被朝阳微微染红的白云，可以看见淡淡的蓝天；左边的云在飘动着，明亮而轻盈。目力所及，到处尽是深深的白雪，层层叠叠。有一处还可看到一个发灰的小丘，细小而干燥的雪粉越过那小丘不断飞旋而去。既不见雪橇，又不见人踪兽迹。车夫和马的背部轮廓和颜色即使在白色的背景下也显得清清楚楚……伊格纳什卡那深蓝色帽子的帽圈，他那衣领、头发乃至靴子都变白了。雪橇也被雪全盖住了。瓦灰色辕马的整个右半边脑袋以及脖子上的鬃毛也都沾满了雪；靠我这边的那匹拉梢马的腿，在雪里陷到了膝盖，它那整个冒汗的臀部的右侧已落满了雪，显得蓬蓬松松。颈套上的缨子合着你所随意想到的某种旋律的节拍在跳动着，那拉梢马自己还是照样跑着，不过从它那塌陷进去的、频频起伏着的肚子和那双耷拉下来的耳朵可以看出，它已累得够呛了。只有一样新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里程标。里程标上的雪不断掉落在地上，风自右边刮来，在里程标周围堆成一座雪山，而且还在猛吹不已，不断把松散的雪从一边吹到另一边。使我深感惊讶的是，我们就驾着这几匹马不知所往地不停地瞎跑了一整宿，瞎跑了十二个小时，却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的铃铛响得似乎更欢了。伊格纳特不时地裹紧衣服，吆喝几声；在后边，马打着响鼻，小老头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所坐的雪橇的铃声也响个不停；可是那个老睡大觉的车夫肯定在原野上跟我们失散了。我们又跑了半俄里之后，便看到了雪橇和三套马橇车新留下的辙迹，那上面已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我们还偶尔在车辙间看到一些淡红色的血迹，这大概是马蹄相互踩伤所留下的吧。

“这是菲利普！瞧，他赶在咱们前头去了！”伊格纳什卡说。

我一瞧，路旁的雪地里有一座挂着招牌的小房子，它的屋顶和窗户几乎都被雪埋住了。这小酒馆旁边停着一辆由三匹灰马拉的雪橇，马的毛都被汗湿透而变卷曲了，它们叉开腿，耷拉着脑袋。门口的雪已被铲净，门旁还立着一把铁锹；可是风仍在呼呼地吹着，不断把屋顶上的雪刮了下来，吹得它四处飞旋。

一听到我们的铃声，门里便出来一个大块头、红头发的车夫，他满脸通红，手里端着一杯酒，嘴里嚷嚷着什么。伊格纳什卡向我转过头来，请我允许他停一下车。此刻我才头一回看见他那张脸。

十一

他的脸并不像我依据他的头发和身材所想象的那样黝黑、干瘦，长有一个直挺的鼻子。这是一张圆圆的、乐呵呵的脸，长着翘鼻子、大嘴巴，还有一双明亮的、浅蓝色的圆眼睛。他那两腮和脖子都是红红的，仿佛用呢子擦过似的；他的眉毛、长长的睫毛以及均匀地覆盖着他脸下方的面毛上都粘满着雪，全变成白色的了。到驿站只剩下半俄里地了，我们便停下来歇歇。

“不过得快点儿。”我说。

“就一会儿。”伊格纳什卡答道，一边跳下驭座，走到菲利普跟前。

“来点儿，伙计。”他说，一面从右手脱下手套，把手套和鞭子一起扔在雪地上，接着一仰脖子，把递给他的那小杯白酒一饮而尽。

酒馆里的一个酒保，没准是个退伍的哥萨克，手里拿着一瓶半俄升装的酒，从门里走了出来。

“哪位要来点儿？”他问。

高个子瓦西利是个有点消瘦的庄稼汉，长着棕褐色头发，蓄着山羊胡子，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则是个胖子，头发是淡黄色的，红红的脸上围着半圈浓密的白色大胡子。他们俩走了过来，各喝了一小杯。那小老头也走到这帮喝酒的人跟前，可没有人给他酒喝，他只好走开，走到那几匹在雪橇后头拴着的马身边，抚摩起其中一匹的脊背和屁股。

小老头正是我所想象的那副模样：又瘦又小，脸色发青，满是皱纹，蓄着稀稀的下巴胡，尖尖的鼻子，一口磨损了的黄牙，他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车夫帽，可是那件短皮袄却很破旧，溅满柏油，肩部和下摆都破了，既拢不住膝盖，也遮不住掖在大毡靴里的粗麻布裤子。他腰弯背驼，皱眉蹙额，脸部和双膝都在打战，他在雪橇旁捣鼓着，显然是要让身子暖和些。

“喂，米特里奇，给你来半瓶酒好吗？喝了就暖和啦。”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对他说。

米特里奇的脸抽搐了一下。他整了整那匹马的马套，又整了整车轭，然后向我走来。

“我说，老爷，”他从自己的白发上脱下帽，深深鞠了一躬，说道，“跟您东闯西撞地找了一整宿的路，您就赏我半瓶酒喝喝吧。这是实话，老爷，大人！要不然，身子没法暖和过来。”他带着讨好的微笑添上一句。

我给了他二十五戈比。酒保拿出半瓶酒，给小老头斟了一杯。他脱下握着鞭子的手套，伸出一只又小又黑、粗糙而又有点发青的手去接杯子；可是他那大拇指仿佛是别人的似的，不听他使唤：他拿不住酒杯，它掉到了雪地上，酒全撒了。

在场的所有车夫都哈哈大笑。

“瞧，米特里奇冻成那个德行！连酒杯都拿不住了。”

米特里奇为撒了酒而大感懊恼。

不过，人家又给他斟了一杯，并直接灌进他嘴里。他一下便变得乐滋滋的，跑进酒馆里，点上了烟斗。露出那一口磨损了的黄牙，每说一句话都骂骂咧咧。车夫们喝完了所剩的半瓶酒，就各奔各的雪橇，我们又动身了。

雪显得越来越白、越来越亮，瞧起来异常刺眼。橘红色的、浅红色的一道道霞光越来越高、越来越耀眼地在天空中放射开来；一轮红日透过灰色的云层出现在地平线上；天空也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蓝了。村子附近的大路上的车迹显得一清二楚，稍呈黄色，某些路段有点坑洼不平；在那严寒而凝缩的空气中，使人产生一种惬意的轻松感和凉爽感。

我所乘的这辆橇车跑得飞快。那辕马的脑袋、脖子，连同那飘在车轭旁的鬃毛也在迅速地晃动，而且几乎是在同一地方，在那个爱好者组装的铃铛下晃来晃去，铃铛里的铃舌已不是在敲打，而是在蹭磨铃壁。两匹拉梢的好马齐心协力地紧拉着冻得发弯了的边套，在起劲地奔腾，缨子不断地拍着马的腹部和颈套下方。有时，一匹拉梢马从踩出的路上摔到了雪堆上，但立刻就从那里蹦了出来，踢得雪花四溅，迷人眼睛。伊格纳什卡用欢快的高音吆喝着；干冷的冰碴在滑木下发出刺耳的响声；后面响着两只铃铛清脆的兴高采烈的叮当声，还可听见车夫们醉醺醺的吆喝声。我往后一瞧：两匹拉梢的鬃毛蓬松的灰马伸长着脖子，弯咬着马嚼，呼吸均匀地在雪地上驰骋着。菲利普挥了挥鞭子，整了整帽子，那小老头跷着两腿，仍跟先前一样躺在雪橇的正中。

过了两分钟后，雪橇就在驿站门前清扫过的木板上嘎嘎地响开了，伊格纳什卡便向我转过他那沾满雪花、散发着寒气的乐呵呵的脸。

“终归把您送到了，老爷！”他说。

（1856年2月11日）

卢塞恩——德·聂赫留多夫公爵日记摘抄

张耳译

7月8日

昨日傍晚我抵达卢塞恩，住在当地一家最佳的旅馆——瑞士饭店。

“卢塞恩是一座古老州城，位置就在四个州交界的湖畔，”默里说，“它是瑞士最具浪漫情趣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三条要道交汇；坐一小时的轮船便可到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一处最壮观的胜景。”

不管真也罢假也罢，反正其他的导游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各国的旅游者，尤其是英国人，来卢塞恩观光的，多得不可胜数。

这家瑞士饭店乃一五层的宏伟建筑，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它耸立在湖畔的堤岸上，那里早先有一座带顶盖的曲形木桥，桥的四角都有小教堂，桥顶悬梁上雕有圣像。如今由于英国人的大批到来，依照他们的需要和趣味，依靠他们的资金，拆掉了那座旧木桥，在原地修起了如棍子般笔直的根基坚固的堤岸，在堤岸上又盖起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房前植了两排小椴树，都用棍子支撑着，在椴树之间照例摆上绿色的长凳。这是供人游乐消闲的地方；头戴瑞士草帽的英国女士们和身着舒适耐穿服装的英国男士们常在这里徘徊漫步，为自己的这种创作而洋洋得意。也许，这些堤岸、房屋、椴树以及英国人若处于旁的某些地方是会很得体的，唯独不该在这儿，在这种气势异常雄伟而又难以言表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显眼。

当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面湖的窗子时，这儿的湖光山色和苍穹之美在最初的瞬间简直令我眼花缭乱、震惊不已。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需要把骤然充溢于我心中的感情表露一下。这一会儿我真想去拥抱一下什么人，紧紧地抱抱他，胳肢胳肢他，捏捏他，总之，要对他和自己干点什么迥乎寻常的事。

傍晚六时许。下了整天的雨，现在已放晴了。像燃烧的硫黄似的淡蓝色湖上泛着几叶扁舟，后面出现一道道顷刻即逝的浪痕，湖水平静如镜，似乎特别显眼地铺展在窗前的草木纷披的绿岸之间，并向前伸展，可是在两座巨大的陡堤之间被压缩拢来，湖水变暗了，随之在层层叠叠的谷地、山峦、暮霭和冰块中被挡住了，消失了。近处蜿蜒着湿润鲜绿的湖岸，岸上点缀着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往前是一些草木葱茏的深绿色堤岸，岸上有些古堡的残垣断壁；视线尽处则是连绵的淡紫色远山，尽是巉岩峭壁和淡白色雪峰。一切都浸在柔和的、透亮的天蓝色中，并被从云缝间投下的炎热的落日余晖照耀着。无论湖上、山上或天空上都看不见一根完整的线条、一片完整的色彩、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在失衡，显得离奇古怪，阴影和线条混杂交合，千变万化，可是一切又显得那么宁静、柔和、统一，展示出美的必然性。然而在这儿，在我的窗前，就在这种变化不定、浑然自在的美中，却愚蠢地、古怪地横着一道白棍子似的堤岸，还种植着用棍支着的椴树，摆着绿色的长凳——这些寒碜而俗气的人工造物，不但没有像远处的那些别墅和废墟一样，沉没在美的整体和谐之中，相反，正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触到这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上，而心里老想把它推开，把它毁掉，就像抹掉眼旁鼻子上的黑点一样；可是那有英国人在散步的堤岸依然待在那儿，我只得竭力去寻找一个看不到它的视点。我学会这样的观赏法，在晚餐之前，我就自个儿默默地欣赏着，把在对大自然的独人直观中所体验的那种虽不充分但很甜美的情感细加品味。

七点半时，有人来唤我去用晚餐。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餐室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供一百人就餐的长餐桌。旅客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女士们衣裙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还有跟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侍者们悄悄的谈话声——这些轻微的动作大约持续了三分钟；男士们和女士们终于把各个座位坐满了，他们穿得都极为漂亮，甚至相当阔气，一般又非常整洁。在瑞士通常大部分旅客都是英国人，所以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保持严格的公认的礼节，不大相互交谈（这不是出于傲慢，而是由于没有相互接近的必要），以及由于自己的需要得到适当而愉快的满足而怡然自得的神情。四面八方都亮闪着雪白的衣领、雪白的真牙和假齿、白白净净的脸和手。那些脸孔，其中很多是挺漂亮的，只表现出一种个人的惬意感，至于对直接与己无关的周围一切，它们的表情则是十分的冷淡；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整衣领、切切牛肉、斟斟酒才动几下，任何内心的激动都不会反映在手的动作上。家庭成员之间偶尔也低声地交谈几句关于某种菜肴或酒的美味，或交谈几句关于在里吉山上看到的美景。单身的男女旅客默默地并排坐着，连瞧都不互瞧一眼。这百来人中如果有两个人偶尔聊上几句，那准是聊天气、聊登里吉山的事。几乎听不到刀叉和盘子的擦碰声，菜肴是被小口小口地吃着，吃豌豆和青菜时必定使用叉子；那些侍者不由得也恪守这种共同的静默，轻声细语地问客人要哪种酒。这样的用餐气氛总是使我感到压抑，很不舒畅，结果便变得郁郁然。我总觉得像犯了什么过错而受惩罚似的，就像小时候由于淘气而被放到椅子上，人家讽刺地说：“歇一会儿吧，宝贝！”——那时候我还听到哥哥们在隔壁房间里的嬉闹声，我血管里的年轻血液就会翻腾。以前我曾拼命反抗在这样用餐气氛中所感受的这种压抑感，可是白搭，这一张张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难以抗拒的影响，所以我也变得那样死气沉沉了。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连看都不看了。起先我曾试着跟邻座的人侃几句，可是除了在同一地方由同一个人显然重复了千百次的老一套话之外，我就没有得到过旁的答话。要知道所有这些人既不是笨，也不是缺乏感情，或许，这些麻木的人们中的许多人有跟我一样的内心生活，许多人的内心生活也许比我的更复杂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让自己失去人生的一大乐趣——与人相互交谈的乐趣呢？

我们在巴黎的旅馆生活可就不大一样了，在那儿，我们二十来个人尽管国籍、职业和性格截然不同，但在法国社交风气的影响下，大家聚到一张桌上共餐，就像聚在一起玩乐一样。在那儿，谈话会从桌子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话里充满戏谑和俏皮，即使常常用的是一些半通不通的词句，但都会立即融成一片。在那儿谁都不顾虑什么后果，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辩论家、自己的bel esprit[55]、自己的嘲笑对象，什么都是共同的。在那儿，吃过晚餐之后，我们就立刻把桌子移开，就在那沾满尘土的地毯上不管合不合节拍地跳起la pолkа[56]，一跳就是一个晚上。在那儿，我们虽然有些轻浮、不很聪明、不大受人尊敬，可是我们都是人。那富有风流韵事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在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可自由出入杜勒利宫[57]的美国大夫，那蓄着长发的青年剧作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最优秀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根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的不幸的漂亮寡妇——我们相处全都很有人情味的，虽然有些表面，但彼此都很友好，别后彼此都留有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浅些，有的却给人留下真诚亲切的回忆。然而在这英国式的table d'hôte[58]上，我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绦带、宝石戒指、搽了发油的头发和绸缎衣服，心里常在想，这些装饰会使多少生气勃勃的女性变得幸福，也可使别的人感到幸福。想起来感到奇怪，有多少朋友和情侣——异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侣——在这儿并肩而坐，也许就不明白这一点。天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都不明白这一点，从来不把他们所如此向往的也很容易赐予旁人的这种幸福相互赠与对方。

像平常这样的晚餐之后一样，我变得闷闷不乐，没有吃完最后一道点心，便郁郁寡欢地去市里溜达。没有照明的肮脏的街道，闭了门的店铺，与喝得醉醺醺的工人或与去打水的女人的相遇，或者与那些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东张西望、贴着墙来来去去的女人的相遇，不但没有驱散我的郁闷心情，反而使它更趋强烈。街上已经全黑了，我没有向四周张望，脑子里也没有任何想法，便向旅馆走去，指望睡上一觉，能摆脱这种阴郁的情绪。我心里变得极度的冷漠、孤独和沉重，一个人来到新的地方，有时会无缘无故地产生这样的情绪。

我只顾瞧着自己的脚下，沿着堤岸向所住的旅馆走去，蓦地里一种奇妙的、异常亲切悦耳的乐声令我猛吃一惊。这些乐声立刻让我精神一振。仿佛一道明亮欢快的光射进我的心坎。我变得高兴了，快乐了。我那昏沉沉的注意力又重新投向了周围的各种事物。我先前对之无动于衷的湖光夜色的美突然像一件新奇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惊喜。霎然间我不由得发现那深蓝底上灰云密布的阴郁的天空被冉冉上升的月亮照亮了，那平静的墨绿的湖面辉映着万家灯火，远处是黑压压的群山，还有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从对岸传来的鹌鹑清脆嘹亮的啼声。在我的正前方，在那个荡漾着音乐、最吸引我注意的地方，我看见在若明若暗的街道中央围了半圈的一群人，在人群前面没几步远处，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小个子。在人群和那小个子后面，在被深灰色云片分隔开的蓝色天空里，齐整地映出花园中几棵黑黝黝的杨树，在那古老教堂的两旁庄严地耸立着两个严整的塔尖。

我来到较近处，乐声显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分辨出在远处夜空中甜美地回荡的吉他的完美和音和几个相互轮唱的歌声，它们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在唱到最动人处却烘托出了主旋律。那主旋律有点像优雅悦耳的玛祖卡舞曲。歌声显得时近时远，时而像低音，时而又像的罗尔[59]人低回婉转的假嗓。这不像是一支歌，而是像对一支歌曲的轻巧的素描。我弄不懂这是什么；可是它美极了。这些甜美低徊的吉他和音，这种优美轻快的旋律，还有在黑沉沉的湖面、明亮的月光、两个默默耸立的高大塔尖以及花园中的黑黝黝的杨树所组成的奇幻背景上的这个黑衣人的孤单身影——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但又具有无法形容的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骤然间各种纷杂的、无意中冒出的生活印象对于我都有了意义和魅力。我的心田里似乎开出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片刻之前我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感受到的厌倦、乏味、冷漠都消失了，我一下感到有爱的需要，并充满希望和对生活的不知缘由的乐趣。“要求什么呢，希望什么呢？”我不禁这样自问。“你瞧它，那美和诗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放开你的喉咙，尽你最大的气力吸进它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属于你，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更走近了。那小个子看来像是四处流浪的的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向前伸着一只腿，仰着头，一边弹吉他，一边用不同的嗓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很感谢他让我心里发生这样的转变。我所能看到的是，他穿着一件很旧的黑外衣，剪得短短的黑发，头戴一顶俗里俗气的旧便帽。他的装束没有显出一点艺人的风度，可是他那洒脱的、天真快乐的姿态和动作，以及他那矮小的身材，则形成了一道动人的、有趣的风景。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门口处，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盛装华服、宽裙飘逸的太太小姐们，衣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号衣的看门人和听差们；在街上，在围了半圈的人群中，在稍远的林荫道上的椴树间，停留着或聚集着衣着讲究的侍者们，头戴白帽子、身穿白罩衫的厨子们，互相搂着腰的小妞们和漫步的人们。看起来他们也都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情感。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歌手的四周，专注地倾听着。四处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声的间歇中，才听到从这处水面上飘来的节奏均匀的锤声，从弗廖申堡传来的时断时续、颤颤悠悠的蛙声，还间杂着鹌鹑的单调而甜润的啼声。

那小个子在幽暗的街上像夜莺似的唱着，唱了一曲又一曲，一段又一段。虽然我已来到他的近旁，可是他的歌声仍然给了我很大的快感。他那不很响亮的声音非常悦耳，他用来支配这声音的柔情、韵味和分寸感都是很不寻常的，表明他具有很高的天分。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都有不同的唱法，显然，这种巧妙的变唱都是由他自由发挥，即兴处理的。

从上边瑞士饭店和下边林荫道上的人群中，不时传来啧啧的称羡声，周围笼罩着一片充满敬意的沉静。在旅馆灯光的辉映下，姿势优美地倚立在凉台上、窗子里的衣冠楚楚的男士和女士越来越多了。悠然漫步的人们停下了脚步，在堤岸的阴影里、在椴树旁，到处都站有一些男男女女。在我旁边，离人群不远处站着两个抽着雪茄、带点贵族派头的听差和厨子。那厨子深深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在听到每个高亢的假嗓声调时，便喜不自胜地、有所困惑地对那听差点点头，挤挤眼，用胳膊捅捅他，那表情好像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啊？”从那听差的满脸笑容上我看得出他对歌声也颇感满意，不过他只耸耸肩膀作为对厨子的回答，那意思是说，让他惊奇是很难的，因为他听过很多比这更好听的歌声。

在歌唱的间歇中，当歌手在清清嗓子时，我就问那听差，那唱歌的是什么人，是否常来这儿。

“是的，一个夏天他来三回两回，”听差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是来讨点饭吃罢了。”

“怎么，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

“是的，是的。”听差没有一下弄明白我的意思，便这样回答，后来他明白过我的问话，又补充说，“哦，不！在这儿我只见到他一个。再没有旁人了。”

这时候那小个子唱完了第一支歌，利索地把吉他一翻，用他的德国patois[60]低声嘟哝了句什么；他的话我听不懂，可是它引起了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他说的什么呀？”我问道。

“他说嗓子太干了，想喝点酒。”站在我身旁的那听差译给我听。

“怎么，他大概喜欢喝酒？”

“这种人都这个样。”听差回答说，笑了笑，朝他摆了摆手。

歌手脱下帽，抡了抡吉他，走近旅馆。他仰起头，面朝站在窗边和凉台上的先生女士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意大利半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用的那种语调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vous trompez；je ne suis qu'un bauvre tiaple.”[61]

他稍稍停顿、沉默了一会儿；但由于没有人掏给他一个子儿，他又举一下吉他说：“A prèsent,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hi.”[62]上边的听众没有吭声，但仍站在那里等听下一支歌曲；下边的人群中发出了笑声，也许是因为他说的话好奇怪，而且也因为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很利落地把这几个钱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上，塞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他戴上了帽子，又唱起了他所谓的I'air du Righi的、优美动听的的罗尔歌曲。他留到最后唱的这支歌，比先头唱的歌更为动人，在人数增多了的人群中，从四方八方都响起了阵阵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一次抡了抡吉他，脱下帽子，把它托向自己身前，向窗前挪近两步，又把那句不好理解的话重说了一遍：“Messieurs et Mesdames,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63]

看来，他以为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很俏皮，可是在他的声音和动作中，我这会儿看出了他的某种犹豫和孩子般的胆怯，这跟他那矮小的身材一样特别显眼。那些斯文的听众依然在灯光照耀下的凉台上窗口旁风姿优雅地站着，他们的华服盛装光彩照人；有些人温文尔雅地谈着话，看来是在谈论那个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有些人带着好奇的神态俯视着这个矮小的黑身影，从一个阳台上传来了一位年轻姑娘响亮而欢快的笑声。下边人群中的交谈声和笑声越来越响了。歌手第三回重复了他那句话，不过他的声音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又把拿着帽子的那只手向前伸去，但又立即缩了回来。那聚在一起欣赏他的歌声的成百个衣着华丽的人们中仍然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分钱。人群毫无同情心地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个子歌手显得更小了，他一只手拿过吉他，另一只手把帽子举在头上，说：“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eit.”[64]然后又戴上了帽子。人群中爆发出开心的大笑声。那些在安闲地交谈的漂亮的男士和女士们从阳台上慢慢走掉了。人们重新在林荫道上散起步来。在唱歌时寂静了一阵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向歌手走过来，而是从远处瞧着他笑。我听见那小个子歌手在嘟哝着什么，转了一下身子，那身影仿佛变得更小了，他迈着快步向市里走去。那些边瞧他边散步的开心的人们仍在不远处目送着他，笑着……

我十分惘然，搞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个意思。我站在原来的地方，不知所以地瞧着那个在黑暗中渐渐远去的小个子歌手，他正迈着大步向市内迅速奔去，同时我也瞧瞧那些嘲笑着目送他的散步的人们。我感到很难堪，很痛苦，更主要的是，我为那个小个子，为那一群人，也为我自己感到丢脸，好像是我在向人家讨钱，而人家什么也没给我，还对我加以嘲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便怀着被钳痛的心，快步地向瑞士饭店门口走去。我还搞不清自己此时的感受，只觉得有一种沉重的、无法解脱的东西堵在我的心头，压迫着我。

在气派而明亮的大门口，我遇上一个很礼让的看门人和一家英国人。一位壮健、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士，蓄着黑黑的英国式络腮胡子，头戴黑色帽子，胳膊上搭着一条毛披巾，手里拿着一根贵重手杖，跟一位身穿奇特的绸连衣裙、头戴饰有闪亮的缎带和极华美花边的帽子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自命不凡地走着。与他们并排而行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戴着一顶精致的瑞士女帽，帽上插着一支羽毛，á lamousquetaire，[65]帽子下面她那白皙脸蛋的周围，垂着又软又长的淡褐色鬈发。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十来岁的脸颊绯红的小妞在跳跳蹦蹦，从异常精致的裙花边下露出一双白白胖胖的小膝盖。

“多美的夜晚呀。”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那位太太用甜滋滋的欢欣的嗓音说。

“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哼了一声，看来，他在这世上活得太惬意了，所以连话也懒得说。这种人似乎都觉得活在世上是如此安宁、舒适、干净、轻松，就在他们的动作和脸色上也都表现出对任何旁人的生活的冷漠，他们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会向他们鞠躬，他们一回来，就会有干净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充分权利享受这一切——因此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把那个疲惫不堪也许正饥肠辘辘的、而今羞愧地躲开嘲笑他的人群的流浪歌手跟他们这种人作了对比，我终于明白了，那像石头一般压在我心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并对他们这种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气愤。于是我就在这个英国人身旁来回走了两次，每次都不给他让路，还用胳膊推他一下，觉得有说不出的痛快，然后我走下门口的台阶，摸黑朝市内方向，朝那个小个子消失的地方跑去。

我赶上了在一起行走的三个人，向他们打听歌手在哪儿；他们笑了，指给我说，他就在前面。他一个人快步地走着，没有人向他靠近，我觉得他还在气嘟嘟地嘀咕着什么。我赶上了他，建议他与我一起去个地方喝瓶酒。他依然那样快步地走着，而且不满地回头瞅了瞅我；但待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停下脚步。

“好吧，既然您如此盛情，我只好从命了，”他说，“那边有一家小咖啡店，可以上那儿去——那是一家普通的店。”他指着那家还在营业的小酒吧补充了一句。

他说的“普通的”一词倒不由得使我不想去那家普通的咖啡店，而是想到那些欣赏了他的歌唱的人们住宿的瑞士饭店去。尽管他惶惶不安地几次谢绝去瑞士饭店，说那儿太奢华了，可是我坚持要去，他也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乐滋滋地挥了挥吉他，跟着我一起沿着堤岸往回走。在我刚来到这歌手的身边时，有几个在闲步的人就凑了过来，想听听我说些什么，这会儿他们一边在嘀嘀咕咕，一边尾随着我们来到饭店门口，也许是盼着那的罗尔人再演唱点什么。

我在过道里遇到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侍者微笑着，瞧了瞧我们，他不给任何回答。便跑过去了。我又向领班的侍者提了同样的要求，他神情严肃地听完我的话，又把这胆怯而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绷起脸吩咐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一个厅室去。这个左边的厅室是个招待普通顾客的酒吧间。在室内的角落里有一个罗锅的女佣在洗餐具，整个室内只摆有几张没上过漆的木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来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温和而又带嘲弄意味的笑容瞧着我们，而且把两手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一边跟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嘀咕着什么。显然，他很想让我们明白，他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这歌手高得多，然而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感到挺好玩。

“您要普通的葡萄酒吗？”他带着傲慢的神情问，一面对我的这位同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餐巾从一只胳膊转搭到另一只胳膊上。

“要香槟，拿最好的。”我尽量摆出极傲慢极神气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罢，我所装的傲慢和神气的样子也罢，对这个听差都毫不起作用；他冷笑了一下，瞧着我们稍站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看了看他的金表，然后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出餐室，仿佛去散步似的。他拿着酒很快回来了，还另外跟来了两个听差。那两个听差在洗餐具的女人旁边坐了下来，带着开心的关注和温和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像父母在可爱的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候欣赏着他们一样。只有那个罗锅的洗餐具的女人似乎不是带嘲笑而是同情地瞧着我们。在这些听差火辣辣的眼光下，跟这位歌手侃聊，款待他，虽然已使我感到很难堪很不自在，可是我仍然尽可能大大方方地去做自己的事。在灯光下我对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体格匀称、很有力气然而很瘦小的人，几乎是个矮子，一头像鬃毛似的黑发，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老是泪汪汪的，看不见睫毛，那张长得挺俊的小嘴异常招人喜欢。他蓄着短短的连鬓胡子，头发留得也不长，衣着极为寒酸。他显得邋邋遢遢，衣衫褴褛，皮肤晒得黑不溜秋，总之，像一个干粗活的人。与其说他像个艺人，不如说他像个穷小贩。只有他那老湿润的明亮的眼睛和那抿起的小嘴倒有某些独特动人之处。从外相看，他的年纪约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实际上他三十八岁。

他显然很真心实意地叙谈了自己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年幼时便失去了双亲，又没有其他亲人。他从未有过什么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一只手患了骨疽病，使他干不了活。他打小就喜欢唱歌，所以也就去唱歌了。老外们有时丢给他一点钱。他就买了一把吉他，干起这一行来了，十八年来就在瑞士和意大利各处流浪，在旅馆饭店门前卖唱献艺。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如今仅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晚的膳宿费。他每年都来一趟瑞士，跑遍最好的旅游胜地，如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这已是第十八回了；他经过圣·贝尔纳德前去意大利，又经过圣·哥达或萨瓦返回去。如今他走路已感到费劲了，因为他受了风寒，双腿发疼，他把这称之为关节炎，这病变得一年重于一年，再加上视力和嗓音也差了。虽然如此，眼下他还要去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再经过小圣·贝尔纳德前往意大利，那是他特别喜欢去的国度；总的说来，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老家去，那边是否有亲戚，是否有房子和地产的时候，他那张小嘴仿佛打了褶一般，抿成一个快乐的微笑，接着他回答我说：

“Oui,le sucre est bon,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66]说着向听差们挤挤眼。

我一点不懂这话的意思，可是那几个听差都笑了起来。

“我一无所有，要不然我怎么会这样去东奔西跑呢？”他向我解释说，“我之所以要回去，就是因为故乡总有些让我挂念的东西。”

于是他露出狡黠自满的微笑再次重复了这句话：“Oui,le sucre est bon.”并温和地笑了起来。听差们也都高兴地哈哈笑了，唯有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用她那双仁慈的大眼睛瞧了瞧这小个子歌手，并替他拣起在谈话时从凳子上掉下地的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玩杂耍的乃至变戏法的都喜欢称自己为艺人，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交谈者示意说他是个艺人，可是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这种身份，很简单，他认为自己所干的事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已。我问他，他所唱的歌是不是他自个儿创作的，他对这样奇怪的问题深感惊讶，他回答说，他哪能创作呢，这些全是古老的的罗尔民歌。

“那首里吉的歌呢？我想，它不是古老的民歌吧？”我说。

“是的，那是大约十五年前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那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首歌就是他作的。多么优美的歌呀！您要知道，这是他为旅游的人创作的。”

随之他把这首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很喜欢这支歌：

要是你想上里吉走走，

到维吉斯前无需把鞋穿上，

（因为可乘轮船前往），

从维吉斯前去要拿上粗拐杖，

一手还得牵着一位小姑娘，

行前得有杯美酒饮饮，

不过莫要饮得太过量，

因为谁想畅饮，

谁就得先效力一番……

“哦，多么优美的歌呀！”他下结论说。

那几个听差大概也觉得这支歌棒极了，因此都向我们靠过来。

“那么，曲子是谁谱的呢？”我问。

“没有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这是唱给老外听的，所以得有点新鲜玩意儿。”

当听差们给我们拿来了冰块，我便给我这位交谈者倒了一杯香槟，他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便回头瞧了瞧那些听差，在凳子上有些坐立不安。我们碰了碰杯，祝愿艺人们身体康健，他饮了半杯，觉得应该思索一下，便深思地扬扬眉毛。

“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ca[67]。恿大利的d'Asti[68]酒是不错的，可是这种酒更棒。哦，意大利！那里多好呀！”他补充说。

“是呀，那里的人都很珍视音乐，珍视艺人。”我这样说，意在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饭店门前一无所获的事上来。

“不，”他答道，“就音乐来说，我在那边不能给任何人以满足。意大利人自己就是世界上很难得的音乐行家；而我只不过会唱些的罗尔歌曲罢了。这对于他们毕竟还新鲜点儿。”

“那里的先生女士们是不是慷慨些呢？”我继续说，希望他同情我对瑞士饭店的旅客们的愤慨。“那里不至于像此地一样吧。在一个住着阔佬的旅馆里，上百来人听一个歌手唱歌，居然分文不给……”

我的问话完全没有产生我所预期的效果。他竟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反而以为我说的话是对他那得不到一点酬报的才能的责备，所以就竭力向我做解释。

“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回答说，“有的时候嗓子不佳，疲累了。要知道我今儿个走了九个钟头的路，差不多唱了一整天。真够呛呀。那群好摆架子的老爷们呢，他们有时候不大喜欢听的罗尔歌曲。”

“不管怎么说，哪能什么都不给呢？”我重说了一次。

他没有搞懂我的意思。

“那倒没什么，”他说，“这儿主要是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police[69]，这是个事儿。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这儿是不准唱的，而在意大利您可以到处去唱，没人会对您说三道四。在这儿，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就让您唱，要是不高兴，就会让您蹲大牢。”

“怎么会呢，真的吗？”

“真的，如果警告过您一次，您还是去唱，他们就会抓您去蹲大牢。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嘻嘻地说，仿佛这是他的一次最愉快的回忆似的。

“唉，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共和国的新法律就是这么定的嘛，”他继续说，也来精神了，“他们不愿想一想这个：穷人好歹也得活嘛。假如我不残废，那我就会去干活。我唱歌又怎么着，难道我唱歌会害着什么人？这是什么世道呀？富人可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像我这样的a un bauvre tiaple[70]已经没法活了。这算什么共和国法律呢？如果这样来搞，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不是这样吗，先生？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要……”他犹豫片刻说，“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法律。”

我又往他杯里斟了酒。

“您没有喝呢，”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向我鞠了一躬。

“我明白，您要干什么，”他说，一边眯起一只眼睛，用手指吓了下我，“您要灌醉我，看我出洋相；可是不，这您办不到。”

“我为什么要灌醉您呢，”我说，“我只不过想让您快乐一些。”

他大概有点懊悔了，因为他误解了我的用意，对我有所不恭，他显得不好意思了，便欠起身子，捏了捏我的胳膊肘。

“不，不，”他带着请求原谅的表情说，并用他那双湿润的眼睛瞧着我，“我不过是开下玩笑罢了。”

随后他说了一句挺含糊、挺机巧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嘛。

“Je ne vous dis que ca！”[71]他最后说。

就这样，我和歌手继续喝着酒，聊着天，而那几个听差仍然无所顾忌地瞧着我们，似乎还在嘲笑我们。虽然我谈得正欢，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说实话，我越来越恼火。其中一个听差站起身来，走到这小个子歌手跟前，瞧瞧他的脑顶笑了起来。我对瑞士饭店的住客们本来已窝了一肚子气，还没有来得及往某人身上撒，老实说，眼前这伙听差着实把我拱火了。这时候，那个看门人没有脱帽走进餐室，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坐到我的旁边。这最后的情境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或虚荣心，让我气炸了，终于使窝在我心头的强压着的那股气宣泄了出来。为什么我一人在大门口时，他对我低三下四地鞠躬，而这会儿，因为我跟一个流浪的歌手坐在一起，他便不讲礼貌地跟我并肩而坐呢？我怒气冲天，心里沸腾着一种我所暗暗喜欢的愤怒，因为当我出现这种愤怒时，我甚至会兴奋起来，而它则对我起着镇定作用，至少在短时间里会给我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添不寻常的应变性、能量和力度。

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你笑什么？”我对那听差嚷了起来，并感到自己脸色变白，双唇不禁打战了。

“我没有笑，我就是这个样的。”那听差答道，一边往后退。

“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这儿坐着客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来这儿坐着呢？不许你坐！”我大喊道。

那看门人嘀咕着什么，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是听差，你们有什么权利嘲笑他，而且跟他坐在一起呢？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不取笑我，不坐在我的旁边呢？是不是因为他衣着寒酸，是在街头卖唱的？就是因为这个，又因为我穿的是好衣服。他虽然穷，可我相信，他比你们好一千倍。因为他不欺侮任何人，而你们却欺侮他。”

“可我没说什么，您干吗这样呢，”我的对头——听差胆怯地答道，“我并没有妨碍他坐嘛。”

那听差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德语算是白费了。粗鲁的看门人本想出来替这听差帮腔，我当即狠了他一通，他也装作不明白我的话，只挥了挥手。那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可能看到我火冒三丈的样子，怕闹出乱子来，或者是认同我的看法，向着我，便尽量站到我和看门人之间，一边劝他别言语，一边说我说话有理，请我消消气。“Der Herr hat Recht；Sie haben Recht.”[72]她再三说。这位歌手则显出一副惶恐的、可怜巴巴的神色，他显然搞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离开这儿。可是我心头火气越来越大，非说个痛快不行。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些分文不给他的听众，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罢休。我想，假如那些听差和看门人不肯让步，我很乐于跟他们较量一番，或者拿起棍子照着那无力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瓜上敲上一敲。这会儿我若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会乐意冲进英国人的壕沟大砍一阵。

“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间餐室，而不领到那个餐厅呢？啊？”我责问那个看门人，并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走开。“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要待在这个餐室，而不是待在那个餐厅呢？难道所有付了钱的人在饭店里不都是平等的吗？不单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都一样的。你们的共和国讨厌透啦！……这就是所谓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餐室来，可是那些英国人却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就是说，他们每个人从他那儿偷去了应该付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指定这个餐室给我们用呢？”

“那个餐厅关了。”看门人答道。

“不，”我嚷了起来，“瞎说，那个餐厅没有关。”

“那您知道得更清楚啰。”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看门人转过肩膀从我身边走开了。

“哼！有什么说的！”他嘟哝说。

“不，不是‘有什么说的’，”我大嚷起来，“得马上领我到那个餐厅去。”

不管那罗锅女人怎么劝说，也不管那歌手一再求我回去为好，可我还是把领班的侍者叫来，让我和我的伙伴一起去到另一个餐厅。领班的侍者听见我说话发狠，看见我脸色激动，便没有跟我争吵，而是带点鄙薄的神情谦让地说，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未来得及向看门人证明他撒谎，因为在我走进另一个餐厅之前，已不见他的人影了。

这个厅确实是开着的，灯烛辉煌，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坐在一张桌旁就餐。虽然侍者把我们带到一张特别的餐桌上，我和这个肮里肮脏的歌手就在那个英国人旁边就座，并吩咐把那瓶没喝完的酒给我们拿过来。

那两个英国人起先感到惊讶，随之恶狠狠地瞧了瞧那半死不活地坐在我旁边的小个子；他们相互在嘀咕着什么，那女人竟把盘子一推，绸连衣裙沙沙作响地站了起来，两个人接着就走掉了。我看到那英国人在玻璃门外边恶狠狠地对一个侍者说着什么，一面不断用手指指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了瞧。我正兴头十足地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样我便可以把自己的一肚子怒气朝着他们发泄出来。好在他们没来找我们的茬，但当时我还为此而感到不快。

起先不肯喝酒的歌手这会儿把瓶里所剩下的酒匆匆地一饮而尽，他是想尽快地离开这儿。不过我感到他深情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更加泪汪汪、亮闪闪了，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古怪、挺含糊的感谢话。可是他的这句话总归还是让我听了很愉快，那话的意思是：若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尊重艺人的话，那他就好过了，他还祝我万事如意。我和他一起走到过道上。几个当差和我的那个对头——看门人都待在那儿，看门人好像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他们似乎都把我视为疯子。我要让这位小个子歌手跟这里所有的人显得平等，所以我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恭敬态度，我脱下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又干又瘦的手。那些听差对我装出毫不理睬的样子。其中只有一人发出了冷嘲的笑声。

歌手鞠个躬，便消失在黑暗中了，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想通过睡觉消去这一切印象以及那突现在我心头的愚蠢而幼稚的愤恨。可是我觉得自己过于激动了，难以入睡，所以又出去到外边走走，以便让自己平静下来，说实话，除此之外，我还隐约希望寻个机会跟那看门人、听差或英国人干一仗，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态度。然而，除了那个一看见我便背过身去的看门人之外，我没有遇到任何人，于是我只好独自在堤岸上来回漫步。

“这就是诗意的奇怪命运。”我稍稍平静下来后思忖着。人人都喜欢诗意，寻求诗意，在生活中盼望和寻求一种诗意，可是没有人承认诗意的力量，没有人珍视世界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没有人珍视或感谢那些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给予人们的人。去问问所有住在瑞士饭店的旅客中随便哪个人：“何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所有的人，或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带嘲弄的表情对您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乃金钱也。‘也许这种思想您不喜欢，不合于您的崇高理想，’他会这样说，‘可这有什么法子呢，既然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唯有金钱能给人以幸福。我不能不让我的理智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一句，‘也就是去看真实。’你的理智很可怜，你所盼望的幸福也很可怜，你就是个连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不幸的家伙……为什么你们全都离开祖国、亲人、工作和财物，而拥到这个瑞士的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今晚你们大家都跑到凉台上，肃静地倾听这个矮小的叫花子唱歌呢？如果他还愿意再唱下去，那你们也还会默默地听下去的。难道是为了钱，哪怕是为了百万钱财，就能把你们赶出祖国，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为了钱就可以使你们走到凉台上，肃静地、一动不动地站上半个钟头吗？不，是有一种东西在驱使你们这样的，它永远会比生活中各种其他动力更有力地推动你们：那就是对诗意的需求，你们没有意识到它，不过你们却感觉得到它，只要你们身上还有一丁点儿人味，就会永远感觉得到的。‘诗意’这个词儿你们听来会觉得可笑，你们常用这个词儿来嘲笑和责难人，你们允许娃娃们、傻小姐们去爱诗意的东西，即便那样，你们也嘲笑他们；你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然而娃娃们看待生活的眼光是很健康的，他们喜爱并知道人所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给人以幸福的东西，可是你们已被生活搞糊涂了，蜕化变质了，所以你们会去嘲笑你们所爱的这一种东西，专门去找你们所憎恨的、造成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变得如此不明事理，因此你们竟不懂你们对这个给你们带来纯洁享受的贫穷的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可同时你们却认为自己有必要不管利益和乐趣向一个勋爵低三下四，而且心有所图地为他牺牲自己的宁静和安适。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的荒谬！可是今晚最使我惊讶的还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提供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享受的无意识性，我几乎很能理解，或者说，这种事我在生活中遇到多了，所以已看惯了，众人那种粗暴而无意识的冷酷对于我说来已不是新鲜事了，不管那些替群众心态作辩护的人怎么说，群众即使是一些好人的共同体，但是他们只接触到兽性和卑劣的方面，所以表现出来的只是人类天性的弱点和冷酷。而你们作为爱自由、讲人道的民族的儿女们，你们这些基督徒们，你们这些真正作为人的人，怎么竟以冷酷和嘲笑去回报一个不幸的乞讨者带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享受呢？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的祖国没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该有乞丐，也不该有乞丐现象所赖以存在的怜悯感——可他是付出劳动的呀，他带给你们快乐，他乞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一丁点东西赐给他作酬劳，因为你们已享用了他的劳动。然而你们却带着冷冷的微笑，从你们光彩夺目的高楼大厦中把他当作稀罕物去观赏，在你们百来个有福气的阔佬中却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点点儿东西！他满心羞愧地离开了你们，而一群无聊的家伙却跟在后边嘲笑他，他们不去羞辱你们，而是去羞辱他——是因为你们冷漠、无情、不知羞耻；是因为你们白白享用了他带给你们的快乐，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去羞辱他。”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那家下榻着富豪们的瑞士饭店门前，一个流浪行乞的歌手，曾唱歌、弹吉他达半小时之久。约有百来人听了他的演唱。歌手曾三次请求大家给他点什么。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点东西，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杜撰，而是真事，有人愿意的话，可以到瑞士饭店的常客那里去调查一下，也可以查阅一下报纸，看看那些于七月七日在瑞士饭店住宿的老外是些什么人。

这就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应该以火热的、抹不去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件事比报刊上史书上所记述的事实更重要，更严肃，并且更有深远的意义。说什么英国人再次杀戮了上千的中国人[73]，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拿钱币去买他们的货物，而他们国家正要吸收硬币；说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上千个卡比耳人[74]，是因为庄稼在非洲长得好，还因为经常打仗有利于军队训练；说什么土耳其驻那不勒斯的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说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eres[75]散步，并且通过报刊使老百姓相信，他不过是秉承全体老百姓的意志去治理国家的——这通通是掩盖或表明早已举世皆知的事实的胡话；而七月七日发表于卢塞恩的事在我看来却是十分新鲜古怪的，它与人类天性中一贯的丑陋面无关，而是属于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现象。这种事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资料。

这种没有人味的事无论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乡村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个达到高度文明、自由和平等的地方，在这个最文明民族的最文明的旅游者所云集的地方却能出现呢？为什么这些在一般情况下能从事各种正直、人道事情的有教养、懂人道的人们都没有用人类的同情心去干点个人的善事呢？为什么这些人在自己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关心在印度的未婚中国人的境况，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却缺乏人对人的那种普通的、原始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情感吗？难道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利心已占据了这种感情的位置？难道被捧称为文明的人的理智和自私的共同扩展，会消灭那种本能和友爱的一致要求，或与之相矛盾吗？难道这就是那种为之流了那么多血、犯了那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个民族像孩子似的，光听到“平等”一词就会成为幸福的人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难道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度过的吗？生活中仅有千分之一部分是属于法律范围的，其他部分都是在法律之外，在社会的风习和见解的范围内度过的。在社会中，一个听差穿得比一个歌手好，他便可不受惩罚地去欺侮歌手。我穿得比听差好，也可以不受惩罚去欺侮听差。看门人认为我高于他，而歌手比他低；当我和歌手待在一起的时候，那看门人便认为自己跟我们平等了，便变得粗鲁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一蛮横，看门人便承认自己比我低。听差对歌手一蛮横，歌手也承认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即使一个公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碍着任何人，只是为了不被饿死而去干一种他能干的事，居然也被关进大牢，难道这就是自由的国家？就是人们所称的绝对自由的国家？

一个为正当解决自己生活需要而被抛到这个善恶、事件、见解、矛盾等永远在动的无边海洋中的人，确是一种不幸的、可怜的造物！人们世世代代拼搏着，劳作着，为的是把善推向一边，把恶推向另一边。多少世纪过去了，无论在哪儿让一个不偏不倚的人站到善与恶的天平上称一称，天平都不会摆动，在它的各头有多少善，就有多少恶。只要人学会不说长论短，不认真积极地去思索，不去回答那些向他提问的只是为了永远得不到解答的问题，那就好了。只要他明白各种见解既是错的又是对的就好了。说它错，因为它片面，因为人不可能把握全部真理；说它对，因为它反映人类意向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永远变化的、无穷的、无限纷杂的善恶混合中给自己做出了划分，在这种海洋中划出假想的界线，并期待这个海洋按这种假想分开，似乎就没有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在另外的方面做出的无数其他的划分似的。诚然，世世代代都在形成这些新的划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将会过去。文明乃善也，野蛮乃恶也；自由乃善也，奴役乃恶也。正是这种臆想出来的知识毁灭着人类天性中那些本能的、最快乐的对于善的原始需求。那么由谁来给我下这样的定义：何为自由，何为专制，何为文明，何为野蛮？这个同那个之间的界限何在？谁的心灵里具有这样确定不移的善恶尺度，使他能够度量出那些稍纵即逝的纷乱的事情呢？谁有那么大的智慧，即便在静止的过去中能把握和衡量一切事情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不同时共处的那种情况呢？我又何以知道我看见一种东西多于另一种东西，不是因为我站的地方不适当呢？谁又能在理智上哪怕完全脱开人生一会儿，以便独立超然地观察一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绝不会犯错误的指导者，即指导世界的神灵，他洞悉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的心，给每一个人注入追求合理事物的愿望；正是这位神灵让树木朝阳光生长，让花卉在秋天里播种，让我们不知不觉地相互贴近。

正是这一个永不会犯错误的、善良的声音压制着文明的喧嚣而急促的发展。谁更大程度上是人，谁更大程度上是野蛮人呢？是那个见了歌手的破衣烂衫便愤然拂手而去，也不肯拿出自己财产的百分之一去酬劳歌手，这会儿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房间里，平静地谈论中国的事情，并认为在那边进行屠杀是正义行动的英国勋爵呢，或是那个冒着坐牢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跋山涉水，四处流浪，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而是用自己的歌声去愉悦别人，今天又受到侮辱，差点儿被人撵出门外，又累又饿，蒙受羞辱，已经跑到某处烂稻草上去睡觉的小个子歌手呢？

此时此刻，在夜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听到从城里传来那位小个子的琴声和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怜悯他，也没有权利为勋爵的富贵而愤愤不平。有谁称量过这些人中每个人内心的幸福呢？或许他眼下正坐在某处肮脏的门槛上，眺望着月色皎洁的苍穹，在寂静、芳香的夜色中欢乐地歌唱，他心中坦然：无怨，无恨，无悔。可是有谁知道，在这些富贵人家的高墙大院内人们这会儿在心里谋算着什么呢？谁能知道他们的心里是不是像这小个子歌手心里一样，有那种无牵无挂、甜美的生活喜悦和跟世界的谐和呢？允许并安排这一切矛盾存在的神的仁慈和圣明是无边的。唯独你，一条渺小的蠕虫，居然胆敢无法无天地去试探他的法则、他的意图，唯独你觉得有矛盾存在。他正从那光辉灿烂、高不可测的九霄温存地俯视着并欣赏着你们大家所寄身于其间的那充满矛盾、永恒运动着的无限和谐。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摆脱这些放之四海而皆通用的法则。不行呀，你既然对那些听差怀着委琐鄙俗的愤慨，那你也就得对永恒和无限的和谐需要作出回答……”

（1857年7月18日）

三死

臧仲伦译

一

时值秋天。大道上有两辆轻便马车在快速奔驰。前面一辆轿式马车里，坐着两名女人。一位是太太，面黄肌瘦。另一名是侍女，满面红光，体态丰盈。她戴的帽子已经褪色，帽下常有几绺没抹发油的短发露出来，因此她时不时伸出她那戴着破手套的红红的手，急促地整理一下头发。她胸前披着一块粗呢披巾，高高的胸部散发出一股健康的气息。她那对滴溜溜乱转的黑眼珠，一会儿注视着车窗外向后飞奔的原野，一会儿又怯怯地偷觑一下太太，一会儿又不安地扫视一眼马车的角落。太太的帽子挂在网架上，在侍女的鼻子前左右晃动，一只小狗躺在她的两腿上。地上堆着几只小匣子，因此她的两脚只能微微抬起，在一片弹簧的颤悠声和玻璃的颤动声中，可以微微听到她那鞋底敲打匣子的声音。

那位太太将两手叠放在大腿上，闭上了眼睛。她的身体斜倚在背后的靠垫上，在微微摇晃，她皱眉蹙额，不时干咳两声。她头戴一顶白色睡帽，她那娇嫩苍白的脖子上，围着一块浅蓝面的三角头巾。头发上一条直缝，伸进睡帽下，把她那头淡褐色的、抹得油光锃亮的、非常平整的头发一分为二，但是这道宽缝处的白皙的皮肤上，却现出一种枯黄的死人般的颜色。她眉清目秀，面容姣好，但是皮肉松弛，皮肤微黄，腮帮和颧骨上不时泛出一片潮红。她的嘴唇枯焦，状极不安，睫毛稀疏，并不卷曲，一件旅途穿的呢子外衣，由于胸脯塌陷，直直地垂在胸前。尽管太太的眼睛是闭着的，仍看得出她一脸倦容，心情烦躁，以及脸上那惯有的痛苦表情。

一名听差，用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正坐在车夫座上打盹儿。那名驿站派来的马车夫，则一迭声地吆喝着，驱赶着四匹大汗淋漓的高头大马，间或回过头来看一眼。另一名马车夫，正在后面一辆弹簧马车上大声吆喝，催马快跑。车轮留下的两条平行的宽宽的车辙，在布满石灰和泥泞遍地的道路上均衡而又快速地向前后伸展。天空灰蒙蒙的，很冷，潮湿的尘雾纷纷扬扬飘洒在原野和道路上。马车里很闷，散发着一股花露水和尘土味。那位有病的太太把头向后一仰，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一双大眼睛顾盼有姿，颜色也深得非常好看。

“又来了。”当那名侍女的外套下摆，轻轻碰到了一点她的小腿时，她用她那美丽而又瘦削的手神经质地把它推开，痛苦地撇了撇嘴。马特廖莎伸出两手，把那件外套提起了点，用她那健壮的双腿微微站立起来，向一边靠了靠。她那鲜艳的脸蛋上布满灿烂的红晕。那位有病的太太的美丽的黑眼睛十分羡慕地注视着侍女的动作。太太用两手支着座位，也想站起身来，略微坐高点，但是力不从心。她的嘴角耷拉下来，她的整个脸部都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辛酸的异样的表情。“你就不能帮帮我吗！……啊呀！不用啦！我自己能行，不过，别把你那硬撅撅的麻袋塞在我背后，劳你大驾了！……你不会就算啦，还是别碰我好！”太太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又迅速抬起眼睑，看了一眼侍女，马特廖莎咬着红红的下嘴唇。病人的胸中发出一声长叹，但是叹息还没结束，就变成了咳呛。她转过脸，皱起眉毛，用两手捂住了胸口。当这阵咳嗽过去了，她又闭上了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两辆马车驶进了村子，马特廖莎将一只胖手从披巾下伸出来，画了个十字。

“这是哪儿？”太太问。

“驿站，太太。”

“我问你干吗画十字？”

“教堂，太太。”

病人把脸转向车窗，她坐的马车正驶过一座很大的乡村教堂，于是她睁大两眼望着教堂，开始慢慢地画了个十字。

驿站旁，两辆马车一齐停了下来，从弹簧马车里走下了病女人的丈夫和医生，两人走近轿式马车。

“您觉得怎么样？”大夫一边替她号脉，一边问道。

“嗯，你觉得怎么样，我的朋友，不觉得累吗？”丈夫用法语问道，“想不想下车歇会儿？”

马特廖莎搂着几只小包蜷缩在角落里，以免影响他们说话。

“没什么，还是老样子。”病人回答，“我就不下车了。”

丈夫站了一会儿，走进驿站。马特廖莎从马车里跳下来，踮着脚尖，穿过一片泥泞，进了大门。

“我不舒服，也不能影响你们吃早点呀。”病人微微一笑，对站在车窗旁的大夫说道。

“我是死是活，他们才不管呢。”当她看到丈夫轻手轻脚地离开她，快步登上驿站的台阶后，暗自想道，“他们身强力壮，因此对一切都不在乎。噢！我的上帝！”

“怎么样，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丈夫看见大夫进来了，说道，一边笑容可掬地搓着两手，“我已吩咐下去，让他们把食品箱[76]拿来，足下以为如何？”

“行啊。”大夫回答。

“嗯，她怎么样？”丈夫压低了声音，扬起眉毛，一声长叹，问道。

“我说过，她不仅到不了意大利，能够到莫斯科就谢天谢地了，尤其是这种天气。”

“那怎么办呢？啊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端到这儿来。”他向拿食品箱进来的用人加了一句。

“本来就该留在家里嘛。”大夫答道，耸了耸肩膀。

“您说，我又有什么法子呢？”丈夫不以为然，“要知道，我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劝她不要出来，说到旅途的一切花费，说到我们必须撇下孩子，以及我事务繁忙，等等，她硬是不听。她做了一大堆出国生活的计划，倒像她很健康似的。假如把她的病情告诉她……不等于要她的命嘛。”

“其实她已经死了，您必须知道这点，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一个人，没有肺是活不下去的，也不会再长出一个肺来。伤心，难过，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你我能够做到的，就是让她安安静静地死。现在需要的是牧师。”

“啊呀，我的上帝！您应该明白我的处境，我怎么忍心提醒她，让她立遗嘱呢，还是听其自然吧，这话我说不出口，您知道得很清楚，她的心肠有多好……”

“您还是试试吧，劝她先留下，到冬天路冻结实了再走[77]。”大夫意味深长地摇摇头，说道，“要不然，路上，病情可能恶化……”

“阿克休莎，阿克休莎！”驿站长的女儿，头上顶着一件毛皮上衣，站在满是泥泞的屋后的台阶上，跺着脚，尖声叫道，“咱们去瞧瞧希尔金的太太去，听说她胸部有病，要到国外去。害痨病的人是啥样，我还从来没见过哩。”

阿克休莎跑到门口，接着她们俩便手拉手地跑出了大门。她们放慢了脚步，从马车旁缓缓走过，向放下的车窗里张望了一眼。病人向她俩转过头来，但是看到她俩一脸好奇，便双眉深锁，扭过了头。

“我的妈——呀！”驿站长的女儿迅速转过头，说道，“从前是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儿，眼下成什么了？甚至看着都让人害怕。你看见啦，看见啦，阿克休莎？”

“是呀，多瘦呀！”阿克休莎点头称是，“咱俩就装作到井台上去似的，再去瞧瞧。瞧，她把头扭过去啦，不过我还是看见了。多可惜呀，马莎。”

“满地净是烂泥！”马莎答道，两人又跑回了大门。

“看来，我变得让人害怕了，”病人想，“但愿快点，快点到国外去，在国外，我的病会很快好的。”

“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的朋友？”丈夫说，边嚼着一块什么东西，边走到轿式马车旁。

“问来问去都是老一套，”病人想，“就管自己吃！”

“没什么。”她含糊其辞地答道。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我担心，赶上这种天气，长途跋涉，你的病会恶化的，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也这么说。咱们不如回去吧，好不好？”

她怒气冲冲地不置一词。

“天气说不定会好起来的，那时路就好走了，你的病也有了起色，咱们大家再一起走也不迟。”

“请恕我直言。早先，要是不听你的话，现在我就在柏林了，也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天使，你也知道当时不可能嘛。而现在，你要是肯再留一个月，你一定会康复如初，我要办的事也办完了，咱们也可以把孩子们一起带去了。”

“孩子们没病，我有病。”

“你要明白，我的朋友，这样的天气，要是你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那时候，起码在家里。”

“在家里又怎么样……死在家里吗？”病人答道，气不打一处来。但是这个“死”字分明把她吓住了，她哀求地、疑惑地看了一眼丈夫。他垂下了眼睛，一言不发。病人像孩子似的一撇嘴，眼泪汪汪，泪如雨下。丈夫掏出手绢，捂住了脸，默默地离开了轿式马车。

“不，我非走不可，”病人说，抬眼望天，双手合十，手指交叉，开始念念有词地低声祷告，“我的上帝！干吗呢？”她说罢，眼泪更止不住地往下流。她长久地、热烈地念着祷告，但是胸中仍旧一样感到疼和憋气。天空、原野和路上仍旧一样灰暗，一样秋雾弥漫，既没有变浓，也没有变淡，仍旧像过去一样纷纷扬扬地飘洒在泥泞的道路上，飘洒在屋顶上、马车上和马车夫的老羊皮筒子上。他们正在粗嗓门地、愉快地交谈着，给马车膏油和套车……

二

轿式马车已经套好了，但是马车夫仍在磨蹭。他走进驿站的小木屋。屋里又热，又闷，又黑，又难闻，散发出一股马车夫味、烤面包味、白菜味和羊皮味。有几名马车夫坐在里屋，一名厨娘在炉灶旁忙前忙后，炕上躺着一名盖着几张羊皮的病人。

“赫韦多尔大叔，赫韦多尔大叔。”一名小伙子，穿着羊皮筒子，腰里掖着皮鞭，走进屋来，对病人说道。

“你呀，真扯淡，找费季卡干吗？”一名车夫搭腔道，“人家在等你上车哩。”

“我想要那双靴子，我那双穿破了。”那小伙子答道，甩了甩头发，整了整掖在腰里的手套，“没准睡着了，赫韦多尔大叔！”他走到热炕前，又叫了一声。

“咋啦？”听到一个虚弱的声音答道，接着一个满脸红胡子的瘦瘦的脸从炕上探了下来。随后，一只长满了毛的又瘦又苍白的大手，拉过一件呢大衣，盖上了他那穿着脏衬衫的瘦骨嶙峋的肩膀。“给点水喝，小兄弟，你咋啦？”

小伙子递给他一瓢水。

“是这么回事，费佳，”他倒换着两脚，说道，“现在你兴许用不着那双新靴子了，让给我吧。你兴许不会再穿它上路了。”

病人低下他那无力的脑袋，趴在那只摸得发亮的水瓢上，把他那向下耷拉的稀稀落落的胡须泡在黑乎乎的水里，有气无力而又贪婪地喝着。他那乱糟糟的大胡子很脏，两眼混浊而且陷了进去，他吃力地抬起眼睛，望着小伙子的脸。他喝完水，想举起手来擦擦濡湿的嘴唇，但是手举不起来，只能歪过嘴在大衣袖子上蹭了蹭。他用鼻子默默地喘了口粗气，强打精神地注视着小伙子的眼睛。

“没准儿你答应过别人了吧，”小伙子说，“那就糟蹋啦。主要是出门在外，湿了呱叽的，我得出门干活，因此我琢磨：让我跟费季卡把靴子要来吧，没准儿他用不着了。兴许，你自己要用，你就言语……”

病人胸腔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涌上来，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他弯下身子，开始连咳带呛地咳得都喘不上气来了。

“还用啥呀，”厨娘突然怒气冲冲地像炒豆子似的嚷嚷起来，嚷得满屋子只听见她的声音，“都第二个月没下过炕了。他那个咳劲，一听到他没命地咳嗽，我的五脏六腑都疼。他哪用得着那双靴子呀？不会让他穿着新靴子下葬的。早就该去啦，请主饶恕我说这种造孽的话。瞧，没命地咳。要不让他挪个地儿，搬到别的屋去住，上哪儿都行！听说城里有治这病的医院；要不然像话吗——把炕全占了，真够呛。把人挤得没一点空地儿。还说哩，要保持干净。”

“喂，谢廖加！快上车，老爷等着哩。”驿站管事向屋里嚷了一声。

谢廖加没等到回答，已经想走了，但是病人一边咳嗽，一边用眼睛向他示意，他有话要说。

“你把靴子拿去吧，谢廖加。”他忍住咳嗽，稍歇片刻后说道，“不过，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替我买块石碑。”他沙哑着嗓子又加了一句。

“谢了，大叔，那我拿走啦。至于石碑，我保证，一定买。”

“我说伙计们，听见啦。”病人还能够说得出话，但紧接着又弯下身子，咳得喘不过气来。

“行啊，听见了。”一名马车夫说道，“去吧，谢廖加，快上车，要不然，管事又该跑来找你了。要知道，希尔金的太太有病。”

谢廖加连忙把自己那双穿着过大的破靴子脱了下来，扔到长凳底下。费多尔[78]大叔的那双新靴正好合脚，于是谢廖加打量了一下靴子，便走出门去，向那辆轿式马车走去。

“多好的一双靴子呀！我给你抹点油。”当谢廖加爬上车夫座，提起缰绳时，一名车夫手里拿着鞋油，走过来向他说道，“白给的？”

“眼红啦？”谢廖加回答，微微起立，用粗呢大衣的下摆裹紧了双腿。“走吧！我的老伙计！”他挥动马鞭，向马一声吆喝，于是两辆马车载着自己的乘客和大小箱笼，沿着潮湿的道路疾驰而去，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秋雾中。

那名有病的马车夫仍旧留在那间闷热的木屋的火炕上，他想咳而又咳不出来，于是便使了老大劲翻了个身，不再作声了。

一直到晚上，木屋里人来人往，不断有人来吃饭——谁也没听到病人有什么动静。快到半夜了，厨娘才爬上炕，从他脚头拿了件羊皮筒子。

“纳斯塔西娅，你别生我的气，”病人道，“我很快就会把这地儿给你腾出来的。”

“得了，得了，那有什么，没关系。”纳斯塔西娅咕哝道，“你哪儿疼，大叔？你只管说。”

“里里外外，浑身疼。只有上帝知道到底哪儿疼。”

“你咳嗽的时候大概嗓子眼疼吧！”

“哪儿都疼。我的死期到了——就这么回事。哎哟，哎哟，哎哟！”疼人呻吟道。

“你得把腿盖严实点儿，就这样。”纳斯塔西娅说。她一边下炕，一边顺手把那件粗呢大衣拿过来，盖在他身上。

半夜，木屋里只有一盏夜间的小灯在微微发光。纳斯塔西娅和十来个马车夫都鼾声大作，睡在地板上和长凳上。只有病人一个人在低声哼哼、咳嗽和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天快亮的时候，他完全安静了下来。

“昨儿个夜里我梦见一桩怪事。”第二天早晨，厨娘醒来，屋里半明半暗，她伸着懒腰说道，“我梦见好像赫韦多尔大叔下炕了，出去劈木柴。他说，纳斯佳，让我给你搭把手吧；我就劝他说：你哪劈得了木柴呀，可他一把抓起斧子就劈开了，劈得可快，可利索啦，只看见碎木片乱飞。怎么啦，我说，你不是有病吗。不，他说，我没病，说罢就抡起斧子使劲儿一挥，把我吓得魂灵儿都出了窍。我大叫一声就醒了。他该不是死了吧？赫韦多尔大叔！大叔！”费多尔没有反应。

“可不吗，该不是死了吧？快去看看！”马车夫醒了，其中一人说道。

一只布满红毛的瘦瘦的胳臂从炕上耷拉了下来，已经冷了，一片死白。

“快去报告站长，好像死了。”那马车夫说。

费多尔没有亲人——他是远方来的外地人。第二天就把他埋了，埋葬在小树林后面的一处新坟地，于是纳斯塔西娅接连好几天，逢人便说她做的那梦，并且说，是她头一个想到费多尔大叔的。

三

春天来了。在某市潮湿的街道上，在结成冰块的马粪间，一条条湍急的溪流在潺潺流淌。衣服艳丽，人来人往，笑语声喧。在栅栏墙后面的一座座小花园里，树木已绽开了新芽，清风过处，树枝在轻轻摇曳，声音细微，隐约可闻。到处在流淌着和滴答着晶莹的水珠……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鼓起小翅膀飞来又飞去。在有阳光的一面，在栅栏墙，在房屋和树木上，一切都在活动和发光。在天上，在地下，在人的心里，到处是一片欢乐和青春。

在一条通衢大街的一家大公馆门前，铺着新鲜的麦秸。这家公馆就住着那位急于出国的奄奄一息的病人。

在关着的房门旁，站着病人的丈夫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长沙发上坐着一位神父，他低垂着双眼，拿着一件用长巾[79]包着的东西。在屋角，在一张伏尔泰椅[80]上斜躺着一位老太太（病人的母亲）在哀哀恸哭。她身旁站着一名侍女，一手拿着一块干净手帕，等着老太太要用时递过去；另一名侍女拿什么东西在揉老太太的太阳穴，轻轻吹着她那包发帽底下的白头发。

“唉，基督保佑您，我的朋友。”丈夫对那位跟他一起站在门旁的上了年纪的女人说，“她对您一向很信任，您也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您就好好儿劝劝她吧。亲爱的，去吧。”他已经想替她开门了，但是表姐拦住了他，几次把手帕按到眼睛上。她终于一扬头。

“现在好了，我不像是哭过的了。”她说，自己开开门，走了进去。

丈夫很激动，似乎心慌意乱，完全没了主意。他本来想过去看看老太太，但是刚走几步又转过身穿过房间，走到神父身旁。神父看了看他，举眼望天，一声长叹。他那浓密的胡须也跟着这动作一起一落。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说。

“有什么法子呢？”神父叹息道，他的眉毛和胡须又一起一落地重演了一遍。

“她妈也在这里！”丈夫几乎绝望地说，“她肯定会受不了的。她是非常非常爱她的呀……我简直不知道还有谁像她这样……神父，您就试试看，去安慰安慰她，劝她离开这里吧。”

神父站起来，走到老太太身边。

“没错，您哪，母亲的心是谁也估量不了的，”他说，“然而上帝是仁慈的。”

老太太的脸蓦地整个儿抽搐起来，她歇斯底里地打起嗝来。

“上帝是仁慈的。”当她稍稍平静下来以后，神父又继续道，“不瞒您说，我那教区里曾经有一位病人，病情比玛丽亚·德米特列芙娜严重得多，您猜怎么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草药在短期内就把他的病治好了。而这老百姓现在就在莫斯科。我跟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说过这事——不妨试试嘛，起码对病人也是个安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不，她已经活不了啦。”老太太说，“还不如让上帝来把我带走，可是却偏偏要带她走。”她说罢，又歇斯底里地、猛烈地打起嗝来，打得昏死了过去。

病人的丈夫伸出双手，捂住了脸，跑出了房间。

在楼道里，遇到他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他正在拼命追一个比他还小的小女孩。

“孩子们怎么办，要不要领他们去见妈妈？”保姆问。

小男孩站住了一会儿，定睛看了看父亲的脸，猛地尥起蹶子，快活地、又喊又叫地向前跑去。

“她好像一匹黑马，爸！”小男孩指着妹妹叫道。

这时，在另一间屋里，表姐正坐在病人身旁，在委婉而又巧妙的谈话中，正极力让她对死有个思想准备。大夫在另一扇窗户旁调药水。

病人穿着宽大的白睡衣，四周用枕头围着，坐在床上，默默地望着表姐。

“啊呀，我的朋友，”她猛地打断她的话，说道，“别给我做思想工作了，别把我当孩子啦。我是个基督徒，我全知道。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丈夫早听我的话，我现在早在意大利了，也许，甚至可以肯定，我的病早好了。这话，所有的人都对他说过。但是，有什么法子呢，看来，这是天意，我命该如此。我们大家都罪孽深重，这我知道；但是我指望上帝开恩，人人都可以得到宽恕，大概，人人都可以得到宽恕吧。我想极力做到有自知之明。我也罪孽深重，我的朋友。但是，我受了多少苦啊。我极力忍着，听天由命地忍受自己的苦难……”

“那么叫神父来好吗，我的朋友？领过圣餐后，您心里会更松快些的。”表姐说。病人低下头，表示同意。

“上帝啊！饶恕我这个有罪的人吧。”她悄声道。

表姐走出房门，向神父递了个眼色。

“她是天使！”她两眼噙着泪花对那个当丈夫的说。

丈夫哭了。神父走进门，老太太还是昏迷不醒，第一个房间里静悄悄的，全无声息。五分钟后，神父从门里走出来，他解下长巾，整理了一下头发。

“谢谢上帝，她现在平静些了。”他说，“她想见你们。”

表姐和丈夫走到里间。病人看着圣像，在低声哭泣。

“祝贺你，我的朋友。”丈夫说。

“多谢了！我现在觉得多好呀，我感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甜蜜。”病人说，她那薄薄的嘴唇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上帝多仁慈啊！他是仁慈和无所不能的，不是吗？”她说罢又用噙满泪花的眼睛望着圣像，热烈地祷告起来。

后来，她好像蓦地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示意，让丈夫到她身边去。

“你从来不肯做我求你做的事。”她用微弱的、不满的声音说道。

丈夫伸长脖子在洗耳恭听。

“什么事，我的朋友？”

“我说过多少遍了，这帮医生什么也不懂，倒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女郎中治好了不少病……刚才神父也说过……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快派人去请吧。”

“请谁呀，我的朋友？”

“我的上帝！硬是不肯懂嘛！……”于是病人皱起眉头，闭上了眼睛。

大夫走到她身旁，拿起她的手，脉搏分明跳动得越来越弱了。他向病人的丈夫使了个眼色，病人注意到了这一表情，害怕地回头看了看。表姐扭过了头，哭了。

“别哭啦，别折磨自己，也别折磨我啦，”病人说道，“这会夺走我的最后一点平静的。”

“你是天使。”表姐吻着她的手，说道。

“不，吻这儿，只有吻死人才吻手。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当天晚上，病人就成了一具尸体，入殓后，棺材就停放在这座公馆的大厅。在一个双门紧闭的大房间里坐着一名诵经士，他正在用鼻音不慌不忙地念着“大卫的歌[81]”。明亮的烛光从高高的银烛台上洒落在死者苍白的前额上，洒落在沉重的像蜡一般的手上，洒落在盖尸布和脚趾部分可怕地突出来的僵硬不动的皱褶上。诵经士并不懂他念的歌词是什么意思，只是不慌不忙地念着。在静静的房间里，这些歌词奇怪地发着响声，然后又归于岑寂。间或从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一两声孩子说话的声音和他们咚咚的脚步声。

“你掩面，他们便惊惶。”诗篇道，“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82]

死者的脸严峻、平静而又庄严肃穆。无论是冰清玉洁的前额，也无论是僵硬的嘴唇，都了无动静。她整个人都在注意倾听。但是，即使现在，她是否真的懂得这些伟大的诗句呢？

四

过了一个月，在那位死者的坟墓上，建起了一座石砌的小教堂。马车夫的坟上仍旧没有石碑，坟头上，只有绿油油的小草破土而出，这座坟头乃是一个人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唯一标志。

“你要造孽啦，谢廖加，”有一回，驿站的厨娘说道，“要是你再不给赫韦多尔买块石碑的话。说得倒好，冬天，冬天准买，可现如今，说话不算数了？这可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呀。他已经来找你要过一回了，你不买，还会再来，掐死你。”

“那又怎么啦，我又没赖账，”谢廖加回答，“这石碑我一定买，说买就准买，花一个半卢布买一块。我没忘，不过得运回来呀。一有机会进城，准买。”

“依我看，你哪怕立个十字架呢。”一名老车夫插嘴道，“要不然，也太不像话了。人家的靴子倒穿着。”

“上哪儿弄十字架呀？总不能找块劈柴砍一个吧？”

“你说什么呀？用劈柴当然砍不出来。你拿把斧子，起个大早，进趟林子，不就砍成了。砍倒一棵小树。一个带顶的木头十字架不就有了。要不然，没准儿，还得请森林巡查员喝酒。随便弄个什么破玩意儿，都得请他喝酒，你请得起吗？前些日子，我把一根撬棍弄断了，就去砍了根新的，蛮好的，谁也没说一句话。”

一大早，天刚亮，谢廖加就拿起斧子，进了林子。

因为没有受到太阳照射的露水还在滴落，树叶花草上还覆盖着一层银光闪闪的露珠。东方欲晓，曙光微露，映照着笼罩在苍穹上的一层薄薄的云翳。树下没有一根小草，枝上没有一片树叶在动。只有间或听到的密林深处的鼓翅声，或者地面上发出的簌簌声，才猛然打破林中的静谧。蓦地响起了一声奇怪的、非大自然所有的响声，一直传到林边，才戛然而止。但是又传来了同样的响声，而且开始在下面，在一棵一动不动的树干旁，等速地重复响起来。有一个树冠开始异乎寻常地颤动起来，它那苍翠欲滴的树叶也开始低声絮语，一只立在这树枝头的红胸鸲也发出一声啁啾，飞动了两次，最后尾巴一甩，飞落到了另一棵树上。

斧子在树下发出越来越重浊的声响，多汁的白色的小木片，飞落在布满露珠的小草上，斧子每次砍下去都可以听到一声轻微的折裂声。树全身颤动了一下，便向一边倾斜，但是又很快挺直了，在根部惊恐地摇晃着。霎时间，一切又归于沉寂，但这树又向一侧倾斜，树干中又发出了折裂声。最后，枝摧叶落，树枝下垂，树冠倾斜，轰然倒在了潮湿的泥地上。斧声和脚步声都静了下来。红胸鸲一声啁啾，向高处飞去。它的翅膀碰到的那根小树枝，晃动了片刻，接着便跟别的树枝一样，静默不动，枝上的树叶也哑默无声。由于空间扩大了，四周的树显得更加快乐地亭亭玉立，树枝虽然纹丝不动，但却树影婆娑，婀娜多姿。

旭日东升，光华四射，阳光穿过薄薄的云翳，在天空猛地一亮，接着便洒遍大地和天空。晨雾在谷地上团团升起，升腾飘忽，朝露在郁郁葱葱的青草和树叶上闪烁，嬉戏，碧空如洗，云翳变白了，变透明了，向四处飞散。鸟儿在密林里扑腾，仿佛在羞答答地窃窃私语，在诉说自己的幸福；苍翠欲滴的树叶在高处快乐而又平静地低声絮语，而那些活着的树的枝叶，则在那棵倒下的死树上慢慢地、庄严地迎风摇曳。

霍尔斯托梅尔——一匹马的故事

纪念M.A.斯塔霍维奇[83]

臧仲伦译

第一章

天空越升越高，朝霞弥漫天际，向四下扩散，朝露的一片银辉显得更白了，镰刀似的一钩残月也渐渐变得没有生气，树林中渐渐鸟语声喧，人们开始陆续起床，在老爷家的马圈里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马打响鼻的声音、马蹄踩着干草来回倒腾的声音，以至马麇集在一起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架来而发出的愤怒的、尖利的嘶鸣声。

“靠边儿！来得及！都饿坏啦！”一个老牧马人一面打开轧轧作响的大门，一面说，“你上哪儿？”他挥手赶着一匹想要钻出大门去的小牝马，吆喝道。

牧马人内斯特身穿哥萨克上衣，腰系镶嵌着金属饰物的皮带，肩膀上挎着马鞭，腰里拴着用毛巾裹着的面包，双手拿着马鞍和笼头。

这些马一点不怕牧马人，对他的嘲弄口吻也毫不生气，它们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大门，只有一匹暗栗色的鬃毛很长的老牝马贴起一只耳朵，很快地转回身去。这会儿，有一匹站在后面的年轻的小牝马，本来这事跟它毫不相干，却尖声嘶叫起来，用臀部顶了一下靠它最近的马。

“走开！”牧马人大喝一声，声音更响也更严厉了，喊罢，他就向马圈的犄角走去。

在马圈里所有的马（约有一百匹）中，有一匹花斑骟马表现得最有耐性，它孤零零地站在棚舍下的犄角里，眯着眼睛，在舔着棚子的橡木立柱。不知道这匹花斑骟马在其中舔到了什么滋味，但是它在干这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别淘气！”牧马人走到它身边，用同样的口吻对它说道。他边说边把马鞍和磨得发亮的鞍垫放在它身旁的马粪上。

花斑骟马不再舔了，它一动不动地对内斯特望了很长时间。它不笑，也不发怒，也不皱眉，只是用整个肚子吁了口气，深深地长叹了一声，便转过脸去。牧马人搂住它的脖子，给它戴上了笼头。

“你叹什么气呀？”内斯特说。

骟马摆了摆尾巴，仿佛说：“不要紧，没什么，内斯特。”内斯特把鞍垫和马鞍放到它背上，这时，骟马便贴紧两耳，可能是表示自己的不满，但老头却因此而骂它是废物，并开始给它勒紧肚带。这时骟马便鼓起肚子，但是内斯特却把一只手指塞进它的嘴里，用膝盖顶了一下它的肚子，因此它只好把肚子里的气吐了出来。尽管如此，当老头用牙咬着勒紧它的肚带的时候，它又贴紧了耳朵，甚至还回头看了他一眼。虽然它知道这没有用，但它仍旧认为有必要表示一下它对此感到的不快，并且以后还要一直这样表示下去。当它被备好马鞍后，它便伸出一条浮肿的右腿，开始咀嚼马嚼子，这想必也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吧，因为它现在总该知道马嚼子是不可能有任何滋味的。

内斯特踩着短短的马镫跨上了骟马，接着便解开马鞭，抽出压在膝盖底下的哥萨克上衣，以赶车人、猎人和牧马人特有的骑马姿势在马鞍上坐好，拉了一下缰绳。骟马抬起头，表示它正待命出发，但仍站在原地不动。它知道，在出发以前，内斯特坐在它的马背上还有好一阵嚷嚷，还有好些话要吩咐另一名牧马人瓦西卡和马群。果然，内斯特开始嚷嚷起来：“瓦西卡！我说，瓦西卡！你把母马放出来了吗？你往哪儿闯，鬼东西！靠边！你难道还没有睡醒吗？把门打开，先放母马头里走。”等等。

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瓦西卡怒气冲冲，睡眼蒙眬，他牵着一匹马的缰绳站在门框旁边，放马群出去。马儿开始小心翼翼地踩着干草，嗅着草香，一匹跟一匹地走出去。马群中，有年轻的小牝马、周岁的马驹、还在吃奶的驹子和怀驹的母马，这些母马小心翼翼地挺着大肚子，一匹匹单独地迈出了大门。年轻的小牝马有时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互相把头放在对方的脊背上，蹄声杂沓，争先恐后，拥挤在大门口，为此，每次都要受到牧马人的呵斥。还在吃奶的小驹子，有时候跑到别的母马的大腿旁，响亮地嘶鸣着，来回答母马的短促的呼唤。

一匹年轻淘气的小牝马一挤出大门就低下头，把脑袋歪向一边，掀起臀部，尖嘶了一声；但它毕竟不敢抢到浑身布满栗色斑点的灰色老马茹尔德芭的前面去。茹尔德芭慢条斯理地，迈着沉重的脚步，肚子左右摇摆着，像往常一样老成持重地走在马群的最前面。

才几分钟工夫，刚才还热热闹闹、挤满了马匹的马圈就变得空空的，显得很凄凉。空棚下面的一根根立柱忧郁地矗立着，一眼望去，只剩下一片被践踏得凌乱不堪的、满是马粪的干草。花斑骟马对这一片马去棚空的景象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总还是感到不胜凄凉。它慢慢地，好像在鞠躬一样低下了脑袋，然后又抬起头来，尽着被束紧的肚带可能容许的限度长叹一声，接着便瘸着酸痛的、弯曲的腿，步履艰难地随着马群走去，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脊背上还驮着年老的内斯特。

“我知道，现在他一走上大路准要打火，然后吸他那个拴着小链子、包着铜箍的木管烟袋。”骟马想，“对此，我倒觉得很高兴，因为一大早，踏着露水，我很喜欢闻这股烟味，它使我想起许多愉快的往事。可恼的只是，老头嘴里衔着烟袋总是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侧着身子坐着，而且非侧身坐着不行，可我这边正疼哩。话又说回来，由他去吧，为了别人的快乐而受苦，在我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甚至我还觉得其中自有一番做马的乐趣。就让这个可怜的老头去神气活现吧。其实也只有当他一个人，谁也看不见他的时候，他才敢这么放肆，就让他去侧身坐着吧，”骟马一面思忖着，一面小心翼翼地迈着弯曲的四腿走在大路中央。

第二章

内斯特把马群赶到应该在那里放牧的河边，便跳下马来，卸下了鞍子。这时马群已经在这片尚未被践踏过的草地上慢慢地四下散开，草地上覆盖着露水和一片雾霭，有一条河环抱着这片牧场，这片雾霭就是从草地上和河上同时升起的。

内斯特给花斑骟马卸下了笼头，并给它的脖子底下挠了挠痒。作为回答，骟马闭上了眼睛以示感谢和快意。“这老家伙，可喜欢哩！”内斯特说。其实骟马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挠痒，它只是出于礼貌才装作对此感到很愉快，并且摇了摇头表示同意。但是内斯特也许认为，过分的亲昵会使花斑骟马误会他的用意，所以他就完全出其不意地、无缘无故和冷不防地把骟马的脑袋从自己身边推开，而且还挥了一下笼头，笼头上的皮带扣把骟马的干瘦的腿打得很疼，然后一句话不说，就向小丘上他通常坐着休息的树桩走去。

这种行为虽然使花斑骟马很伤心，但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摇摆着脱了毛的尾巴，一路嗅着向河边走去，啃着青草聊以解闷。它丝毫不去理会它周围那些在早上撒欢的年轻的小牝马、刚满周岁的马驹和还在吃奶的小驹子在玩什么花样，它知道，先空腹好好儿喝点水，然后再吃草，在它这个岁数这是最合乎健康之道的。于是它便挑选了一处坡度较缓也较开阔的河岸，弄湿了蹄子和蹄上的距毛，把嘴伸进水里，透过那被撕裂了的两片嘴唇吮吸着水，并翕张着饮满水的两胁，惬意地摇晃着它那稀稀拉拉的、尾根秃了的花斑尾巴。

那匹褐色小牝马是一个爱寻衅闹事的家伙，它总爱戏弄老马，做出种种使它不愉快的事。这会儿，它踩着水走到老马跟前，仿佛有什么事似的，其实只是为了存心把老马面前的水搅浑。但是花马已经喝足了水，它仿佛没有发觉褐色小牝马的计谋似的，从容不迫地把自己陷进泥里去的脚一只一只地拔了出来，然后甩了一下脑袋，躲开这个小姑娘，走到一边吃起草来。它用各种姿势伸开四腿，决不多践踏一棵草，它几乎腰也不伸地吃了整整三个小时。它吃饱喝足，肚子都挂了下来，就像在骨瘦如柴的肋骨上挂了一只大口袋似的。它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压在四条病腿上，以期尽可能减少疼痛，特别是那条右前腿比其他三条腿都弱，接着它便睡着了。

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有的老年令人生厌，有的老年分外悲惨。也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和令人生厌兼而有之，花斑骟马的老年就属于这一类。

这匹骟马身躯高大——不低于两俄尺三俄寸[84]。它的毛色原先带乌黑的花斑。那是它过去的模样，可如今乌黑的斑点已变成了肮脏的棕褐色。它的花斑由三块黑斑组成：一块在头部，直到脖子中央，鼻旁还有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白斑。粘满牛蒡草的长长的鬃毛，有的地方是白色，有的地方是浅褐色。另一块黑斑沿着右胁直到腹部正中；第三块黑斑在臀部，兼及尾巴的上部直到两条大腿的一半。尾巴的其余部分则花白相间。它那瘦骨嶙峋的大脑袋沉重地低垂在它那瘦得脊椎骨突出、像木头一般的脖子上，它的眼睛上方有两个深窝，嘴上还挂着一片过去被撕裂了的黑嘴唇。从耷拉下来那片嘴唇看进去，可以看到过去被咬伤、已经歪向一边的发黑的舌头和被磨损的下齿的黄色残根。两只耳朵（其中一只被剪开了）低垂在两边，只间或懒洋洋地翕动一下以驱赶纠缠不去的苍蝇。一绺还是长长的额鬃耷拉在一只耳朵后面，宽大的额头凹了下去，而且粗糙不平，在宽大的颧骨上有两块皮像口袋似的悬挂着。脖子上和脑袋上的青筋纠结在一起，苍蝇一飞上去，青筋就战栗、跳动。它脸上的神色是忍气吞声的、深思的和痛苦的。它的两条前腿在膝盖处成了弓形，两只前蹄上都长了瘤，而在那条一半有黑斑的大腿上，靠近膝盖处，还长着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瘤。两条后腿倒还比较有劲，但是大腿上的毛已被磨光，而且看来这些地方已经很久不长毛了。它的四条腿很长，与它那瘦弱的身躯很不相称。它的肋骨虽然向外突出，但是它们十分阔大，而且绷得很紧，以致身上的那张皮仿佛干巴巴地紧贴在肋骨之间的凹陷处。它的耆甲和脊背伤痕累累，布满了从前惨遭毒打的疤痕，而且后部还有一处新的伤口在溃烂化脓；尾巴的黑色的根部翘起着，露出了尾椎骨，长长的尾巴几乎是秃的。在棕褐色的臀部上，靠近尾巴处，有一块巴掌大的长了白毛的伤疤，仿佛是被咬伤的，在前部肩胛骨上还可以看到另一处刀伤。它的后膝盖和尾巴很脏，这是因为经常闹胃病的缘故。它全身的毛虽然很短，却根根直立。尽管这匹马的老年令人生厌，但是你若望它一眼，就会不由得陷入深思，至于行家，他马上就会说，想当年，它一定是一匹出色的好马。

行家甚至会说，俄国马只有一个品种能有这样宽大的骨骼，这样粗壮的股骨，这样的马蹄，这样细的腿骨，这样优美的脖子，尤其是这样的头骨和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头部和颈旁的这种纯种筋脉的隆块，这样细密的毛皮和鬃毛。在这匹马的形体上，在这种可怕的结合中——因为毛色驳杂而更显衰老的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和意识到过去的美和力量而现出自信和安详的姿态与神情——确有某种悲壮的东西。

它宛如一具行尸走肉，孤独地站在沾满露水的牧场中间，而从离它不远的地方传来四下散开的马群的蹄声、响鼻声、马驹的嘶鸣声和尖叫声。

第三章

太阳已经升到了树林上空，灿烂地照耀着草地和蜿蜒曲折的河流。露水渐干，逐渐凝成一滴滴水珠。在某些地方，在低洼处，在树林的上空，最后的一点晨雾正像轻烟般渐渐飘散。一缕缕云彩在舒卷变幻，但是还没有起风。河对岸，一大片绿油油的正在抽穗的黑麦像一根根鬃毛似的竖立着，散发着一片新绿和花的芳香。布谷鸟在树林里嗄哑地咕咕叫着，内斯特仰天躺着，计算着他还有多少年好活。百灵鸟在黑麦地和草地上振翅飞翔。一只迟归的野兔落到了马群中，它跳到开阔的地方，蹲在灌木旁边，侧耳倾听。瓦西卡把头埋在草丛里打盹，那些马驹绕过他，在下面一片低洼的牧场上散得更开了。那些老马不住地打着响鼻，踏着露水，踩出一条条亮晶晶的足迹，一直在挑选那些谁也不会来打扰它们的地方，但是它们已经不是在吃草，只是在品尝着那些鲜美的嫩草。整个马群不知不觉地向一个方面移动。又是那匹老母马茹尔德芭老成持重地走在其他马的前面，以此表示还可以往前走。头一回下驹的年轻的黑马“小苍蝇”不停地叫唤着，翘起尾巴，对自己那匹淡紫色的小马驹打着响鼻，那小驹子在它周围蹒跚地走着，膝盖还在不停地哆嗦。暗栗色的、还没有配过种的“燕子”，毛色宛如缎子般光洁闪亮，它低下头去，黑丝线似的额鬃就遮住了它的脑门和眼睛。它在吃草玩，把草咬断又扔掉，还不住地用被露水打湿的长着毛茸茸的距毛的蹄子踢打着地面。有一匹较大的驹子大概正在设想它是在玩什么游戏，翘起了宛如头盔上的羽毛似的短而卷曲的小尾巴，已经绕着自己的妈妈转了二十六圈。那匹母马在十分从容地吃着草，对于儿子的这种性格已经习以为常，只间或乜斜着一只又大又黑的眼睛瞟它一眼。有一匹最小的驹子，黑毛，大头，额鬃怪模怪样地竖立在两耳中间，小尾巴还像它蜷伏在母腹里那样向一边蜷曲着。它竖起耳朵，瞪着两只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凝神注视着那匹忽前忽后跑来跑去的小马驹，不知在羡慕它呢，还是在谴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小驹子用鼻子顶着母亲的乳房在吃奶，有些则不知道为什么故意不听母亲的叫唤，用蹒跚的小跑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接着又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下来，刺耳地尖声嘶鸣着；有些小驹子并排侧卧在草地上，有些在学吃草，有些则伸出后脚在耳朵后面搔痒。还有两匹怀驹的牝马在独自走着，一面慢腾腾地移动着脚步，一面在继续吃草。看得出来，它们的怀驹是受到别的马匹的尊重的，因此那些年幼的马驹谁也不敢走到它们跟前去捣乱。如果有哪一个淘气包胆敢挨近它们，它们只要动一动耳朵，摆一摆尾巴，就足以向它们表示，它们的行为是非常不成体统的。

刚满周岁的小牡马和刚满周岁的小牝马自以为大了，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很少蹦蹦跳跳，很少和快乐的伙伴们聚会在一起。它们弯着那被剪去鬃毛的、天鹅般的细长脖子，庄重地吃着草，摇摆着它们那扫帚似的秃尾巴，仿佛表示它们也有尾巴似的。有些则像大马那样躺着、打滚和互相挠痒。最快乐的一群是那些两三岁的马驹和那些还没有交配过的牝马。它们几乎总是走在一起，不与别的马为伍，宛如一群结伴同行的快乐的姑娘。从它们中间时时传来马蹄声、欢叫声、嘶鸣声和尥蹶子的声音。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把头搁在对方的背上，互相嗅着，跳跃着，有时还打起一声响鼻，高高地翘起尾巴，一溜小跑，骄傲地、卖弄风情地在自己的女伴面前跑过。在所有这些年轻的马中间，淘气的褐色小牝马是个头号美人和最爱领头闹事的。它想出什么鬼点子，别的马就跟着学样；它上哪儿，成群结队的美人也跟着它上哪儿。今天早晨，这个淘气包特别顽皮，兴致也特别好。它的心情十分快乐，就像人们的心情也常常会变得十分快乐一样。还在饮水的时候，它就把那匹老马作弄了一番，它踏着河水一路跑去，接着又假装看见了什么东西受了惊，打起一声响鼻，撒开腿向旷野里跑去，为此，瓦西卡只好骑上马去追它和那些尾随着它的其余的马。后来，吃了一会儿草以后，它又开始打滚，然后又跑到那些老牝马的前头，并以此逗弄它们，接着它又把一匹小驹子赶开，跟在它后面追它，仿佛要咬它似的。母马害怕了，便停止吃草，那匹小驹子用可怜的声音喊叫着，但是这个淘气包甚至碰都没有碰它，它不过是吓唬吓唬它，向它的女伴们表演一番，而那些女伴则赞许地望着它的恶作剧。后来它看见在河对岸很远的黑麦地里有个农民正赶着一匹有杂毛的灰色马在犁田，它便想去勾引它。它止住了脚步，骄傲地昂起了头，头部微侧，接着抖动了一下身子，便用一种甜润、温柔和拖长的声音嘶鸣起来。在这声长嘶中既有顽皮，又有感情，又带有若干哀怨。在这声嘶鸣中流露出祈求，对于爱情的许诺和忧伤。

瞧那儿，有一只长脚秧鸡在稠密的芦苇丛中跑来跑去，在热情地呼唤着自己的女友，瞧那儿，布谷鸟和鹌鹑在歌唱爱情，花儿凭借风力在互相传送着芬芳馥郁的花粉。

“我既年轻又漂亮，而且身强力壮，”淘气包的嘶鸣声说道，“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尝到过这种感情的甜蜜，不仅没有尝到过，而且连一个情人，连一个情郎也没有看见过我。”

这声情意深长的嘶鸣，引起了低地和田野的忧伤而又充满青春烦恼的回响，由近及远，传到了有杂毛的灰马的耳朵里。它竖起耳朵，站住了。那农民用树皮鞋踢了它一下，但是灰马却被远处的这声银铃般的嘶鸣弄得神魂颠倒，也引吭长嘶起来。农民发火了，拽了下缰绳，用树皮鞋猛踢了一下它的肚子，以致它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它的嘶鸣，又继续前进了。但是灰马感到又甜蜜又伤心，因此从远处的黑麦地里还长时间地不断向马群传来刚开始的热情的嘶鸣和农民的怒气冲冲的吆喝。

如果说，这匹灰马只听到一声这样的嘶鸣就如醉如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那它如果亲眼见到淘气包这个大美人儿，看见它怎样竖起耳朵，张开鼻孔吸入空气，向前飞奔，抖动着自己那年轻美丽的身躯呼唤着它，它不知又该怎样神魂颠倒呢！

但是这匹淘气的小牝马并没有对自己的心事思忖多久。当灰马的声音一停，它又嘲弄地嘶鸣了一阵，然后便低下头去，开始用脚刨坑，然后又走上前去把花斑骟马弄醒，作弄它。花斑骟马一向是这些幸福青年的受气包和供它们耍笑逗乐的对象。它从这些年轻的马那儿吃到的苦头，远比从人那儿吃到的苦头多。对前者与后者它都没有做过坏事。人们曾经需要过它，可是这些年轻的马儿干什么要来折磨它呢？

第四章

它老了，它们还年轻；它瘦弱，它们却膘肥体壮；它闷闷不乐，它们却兴高采烈。由此可见，它完全是一匹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不相干的马，完全是另一类生物，因此不必去怜悯它。马只怜悯它们自己，间或也怜悯一些从它们身上很容易想象到自己处境的马。但是花斑骟马又老又瘦又丑，难道这是它的过错吗？……似乎并不是。但是，按照马的观点看来，它是有过错的，只有那些身强力壮、既年轻又幸福的马，那些前程远大的马，那些稍一动弹每块肌肉就在颤动、尾巴像根橛子似的翘得老高的马，才是永远正确的。也许，花斑骟马自己也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它也同意它是有过错的，因为它已经度过了它的一生，那它就得为这一生付出代价。但是它毕竟是匹马，因此当它眼睁睁地瞧着这帮年轻的马就因为它年老多病而欺侮它（其实它们在生命终了的时候也难免要年老多病的），它就禁不住感到委屈、忧伤和愤懑。那些马的残忍冷酷的原因，也是出于一种贵族感情。它们之中每一匹马的家谱，就其父系或者母系都可以追溯到那匹大名鼎鼎的斯梅坦卡，可是花马却家世不明；花马是个野种，是三年前花了八十卢布纸币从市集上买来的。

褐色小牝马仿佛信步走去，无意中走到了花斑骟马的鼻子跟前，撞了它一下。花马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贴紧耳朵，龇了龇牙。小牝马转过屁股，装作要踢它的样子。它睁开了眼睛，躲到一边去。它已经不想睡觉了，于是它又开始吃草。又是这个淘气包被一群女友簇拥着，走到了骟马跟前。有一匹两岁的白额小牝马，它是一匹很蠢的马，它随时随地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在模仿褐色小牝马，这时它也跟它一起走了过来，就像模仿者一向所做的那样，领头的那匹马做什么，它也跟着学样，有过之而无不及。褐色小牝马通常装作有事，贴近骟马的鼻子走过，甚至连瞧都不瞧它一眼，以致花马简直不知道它是不是该生气，这确实很可笑。现在那匹褐色小牝马又如法炮制，但是跟在它后面的白额小牝马这时却撒起欢来，干脆用胸部撞了骟马一下。骟马又龇牙咧嘴尖叫了一声，竟然以人们意想不到它会有的灵巧劲儿向它猛扑过去，并且在它的大腿上咬了一口。白额小牝马尥起蹶子，重重地踢了一下老马的瘦骨嶙峋的肋骨，老马疼得直喘粗气，它本想再扑过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长叹一声，退到一边去了。马群中所有年轻的马想必都把花斑骟马对待白额小牝马的放肆举动看作是对它们个人的侮辱，因此在当天的全部剩余时间里坚决不让它再吃草，一分钟也不让它安宁，以致牧马人有好几次出面制止它们，他不明白它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骟马十分生气，当内斯特准备把马群赶回家的时候，它居然自动走到老头身边。当老头给它备好鞍，骑到它身上以后，它倒觉得比较快乐、比较安静些了。

当这匹年老的骟马驮着内斯特老头回家的时候，天知道它一路上在想什么。它在伤心地想那些纠缠不休的残酷的年轻的马呢，还是怀着老马们所特有的轻蔑而又沉默的倨傲宽恕了那些欺侮过它的马呢？反正一直到家它都没有用任何方式表露过自己的想法。

这天晚上，有几位干亲家来找内斯特。当他把马群赶过仆人们住的下房时，他看见有一辆套着马的大车拴在他家的台阶旁。他把马群赶进去以后，忙得连鞍子也顾不上卸下就把骟马赶进了马圈，接着他就喊瓦西卡，叫他把骟马的鞍子卸掉。说罢他便锁上大门，去找干亲家了。不知是因为这匹从马市上买来、生身父母不明的“满身痂疮的窝囊废”侮辱了白额小牝马，斯梅坦卡的曾孙女，因而也侮辱了全马圈的贵族感情呢，还是因为骟马驮着高高的鞍子而又无人骑坐的这副模样叫那些马看来实在古怪和荒唐，反正这天夜里马圈里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所有的马，无论老少，都龇牙咧嘴地对骟马紧追不舍，把它赶得满马圈乱跑，马蹄踢着它的骨瘦如柴的两肋的声音和痛苦的哼唧声不绝于耳。骟马再也受不了这个了，它再也逃不开大家对它的踢打了。它在马圈中央停住脚步，脸上流露出衰弱无力的老年的令人讨厌的愠怒，接着便是悲观绝望；它贴紧耳朵，蓦然做了一个动作，致使所有的马立刻鸦雀无声。最老的牝马维亚佐普丽哈走上前去嗅了嗅骟马，长叹了一声。骟马也喟然长叹。

第五章

月光轻泻，在马圈中央站着那匹又高又瘦的骟马，它驮着高高的马鞍，鞍鞒的顶端耸起着。其他的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它的周围，屏息静听，仿佛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不平常的事似的。确实，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意想不到的事。

下面的故事就是它们从它那儿听到的。

第一夜

“是的，我是柳别兹内[85]一世和芭芭[86]的儿子。照家谱上说，我的名字叫穆日克[87]一世。我穆日克一世，外号霍尔斯托梅尔[88]，人们所以这样叫我，乃是因为我步子宽大、健步如飞，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第二匹这样的马来。就出身来说，世界上没有一匹马比我的血统更高贵了。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何必呢？你们也永远不会认出我来，就像维亚佐普丽哈没有认出我来一样，她曾在赫列诺沃伊跟我待在一起，她也是直到现在才认出我来。要不是这位维亚佐普丽哈出来证明，也许你们现在也不会相信我。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我不需要马的怜悯。但是你们硬要我说。是的，我就是马迷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霍尔斯托梅尔，伯爵本人也知道，但因为我比他的爱马‘天鹅’跑得快，他就把我从养马场卖出去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花马，我想我不过是一匹马罢了。我记得，人们第一次评论我的毛色，使我和我的母亲都大为吃惊。我大概是在夜里出生的，天快亮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已经被母亲舔干净，能够站着了。我记得我老想要什么，我老觉得一切都非常奇怪，但同时又非常简单。我们的单马房全在一个温暖的长过道里，装着栅栏门，因此隔着栅栏什么都一目了然。母亲把奶头凑过来喂我，可是我还是如此天真，一会儿用鼻子顶她的前腿，一会儿又钻到牲口槽下面去。蓦地，母亲回头望了一眼栅栏门，便把一条腿从我的背上跨过去，退到一旁。值日的马夫隔着栅栏门到单马房里来看我们了。”

“‘你瞧，芭芭下驹啦。’他说罢便拨开门闩，踏着新铺的干草走了进来，用双手搂住我。‘你瞧呀，塔拉斯，’他叫道，‘满身花斑，活像只喜鹊。’”

“我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可是一个趔趄，跪倒在地上。”

“‘瞧这小鬼。’他说。”

“母亲担心起来，可是并没有过来保护我，只是长叹了一声，稍稍地退到一旁。马夫们都来看我了，一名马夫跑去报告马夫头。大家瞧着我身上的花斑都笑了，给我起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不仅是我，就是我母亲也不明白这些字眼的意思。直到如今，在我们家属和我们的所有亲戚里都没有一匹是花马。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不好，我的体格和力气就在当时也是有口皆碑的。”

“‘你瞧，多灵活，’马夫说，‘抓都抓不住它。’”

“过了不大一会儿，马夫头来了，他看了我的颜色感到很诧异，甚至现出伤心的样子。”

“‘这丑八怪到底像谁呢？’他说，‘现在，将军准不会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哎呀，芭芭，你真给我出了道难题。’他对我母亲说，‘你哪怕给下匹白额呢，可你却偏下了匹花斑！’”

“我母亲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跟在平素相同的情况下一样，又叹了口气。”

“‘它长得像个什么鬼啊，简直像个庄稼汉。’他继续说道，‘决不能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太丢人了。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非但他这么说，大家看着我也都这么说。过了几天，将军也亲自来看我了，于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又对我的毛色大惊小怪，把我和我母亲都骂了一顿。‘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无论谁看见我都这么说。”

“直到开春，我们都分别住在专为母马预备的单马房里，每匹驹子都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马圈顶上的积雪被太阳晒化的时候才间或把我们和母亲一起放出来，放我们到铺着新鲜干草的宽敞的院子里。在这里，我才第一次认识了我的所有亲属：近亲和远亲。这时我才从各个门里看到，当时所有的名马都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走了出来。这儿有年老的戈兰卡，斯梅坦卡的女儿‘小苍蝇’、克拉斯努哈、骑马多布罗霍季哈。所有当时的名马统统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聚集到这里，在太阳下漫步，在新鲜的干草上打滚，彼此嗅着，就像那些普通马一样。挤满当代美人的那个马圈的盛况，我至今都忘不了。你们一定觉得奇怪，而且也很难相信我也曾经年轻过，活泼过，但事实就是如此。当年的这位维亚佐普丽哈也在那儿，当时她还是匹刚满周岁的马驹——一匹可爱、快乐、活泼的小马。但是，请她不要见怪，我要说，尽管现在她在你们中间被认为血统高贵，当时她不过是那一代马驹里的一匹较次的马罢了。如其不信，她自己会向你们承认这一点的。”

“我的满身花斑虽然很不为人们所喜欢，但却招来了所有的马的特别喜爱；大家都围住我，欣赏我，和我玩。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对我的花斑的评论了，觉得自己十分快活。但是很快我就尝到了我一生中的头一次痛苦，而造成这次痛苦的原因就是我的母亲。那时候雪已经开始融化，麻雀在马棚下面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户外的春意也更浓了，可我母亲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也起了变化。她的脾气全变了，一会儿她忽然无缘无故地在院子里奔跑嬉闹，这跟她那可敬的年纪是很不相称的；一会儿又陷入沉思，开始嘶鸣；一会儿对自己的牝马姐妹又咬又踢；一会儿跑过来嗅我，不满地打着响鼻；一会儿又跑到太阳底下，把脑袋放到她的表妹库普奇哈的肩膀上，长久地、沉思地给她挠着背，而且把我从她的奶头旁推开。有一次，马夫头来了，吩咐给她戴上笼头，把她带出了单马房。她一声长嘶，我也向她回叫了一下，向她扑去，但是她竟不曾回过头来看我一眼。马夫塔拉斯一把搂住我，这时母亲已被牵出去了，门也随手关上了。我一纵身冲了过去，把马夫都摔倒在干草上——但是门已经关上了，我只听见母亲的越来越远的嘶鸣声。可是在这片嘶鸣声中我已经听不到呼唤，我听到的乃是另一种感情的流露。同她的声音相应和的是远处一声雄壮的嘶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多布雷一世的声音，他正由两名马夫左右护卫着走去同我的母亲相会。我不记得马夫塔拉斯是怎么走出我的单马房的，因为我太伤心了。我感到我永远失去了母亲的爱。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花马，这时我想起了人们对我的毛色的评论，我一时怒起，便把我的脑袋和膝盖拼命往马房的墙上撞——一直撞到我大汗淋漓，筋疲力尽方才罢休。”

“过了不大一会儿，母亲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我听见她怎样一路小跑，迈着异样的步伐穿过过道，来到我们的单马房前。马夫给她开了门，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变得既年轻又漂亮。她嗅遍了我的全身，打了一声响鼻便开始低声叫唤起来。我根据她的整个表情看出来，她并不爱我。她对我絮絮叨叨地讲着多布雷多么美，她又多么爱他。这样的会面又继续了多次，而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便越来越冷淡了。”

“不久我们就被放出去吃草。我从此便尝到了一种新的快乐，这种快乐代替了我那失去的母爱。我有了女友和伙伴，我们在一起学吃草，学大马一样嘶鸣，还学着翘起尾巴围着自己的母亲跑。这是一段幸福的时期。无论我干什么，大家都原谅我，大家都爱我，欣赏我，不管我做出什么事情来，大家也都对我宽宏大量。但是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我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骟马长叹了一声，离开了那些马，走到一边去了。

天色早已大亮。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内斯特走了进来。群马都散开了。牧马人整了整骟马背上的马鞍，把马群赶了出去。

第六章

第二夜

当马群刚一赶回来，它们又重新聚集在花马的周围。

“在八月份，人们就把我和母亲分开了。”花马继续说道，“对此，我倒并不觉得特别伤心。我看到我的母亲已经怀着我的弟弟，就是后来那著名的乌桑，我也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并不嫉妒，但是我感到我对她渐渐地冷淡了。此外，我也知道，离开母亲以后，我就得住进马驹的公共马厩，两匹或者三匹住在一起，每天成群结队地到户外去。我和米雷同住一间单马房。米雷是一匹骑马，后来他成了皇帝的坐骑，他曾被画在画里，还被塑了像。但在当时他还是一匹普通的马驹，毛色光洁细腻，脖子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四条腿宛如琴弦一样匀称而纤美。他永远十分快乐，他心肠好，和气，永远乐意同大家在一起玩，互相舔，同马或者人开个玩笑。我和他住在一起，不知不觉地要好起来，而且在我们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快活而轻佻。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他跟牝马们打情骂俏，取笑我的天真和不解风情。也是我活该倒霉，我出于自尊心便学起他的样来，很快就一头扎进了情网，而我的这种早恋就成了我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的祸根。总之，我就这样堕入了情网。”

“维亚佐普丽哈比我大一岁，我跟她特别要好；但是快到秋末的时候，我发现她开始看见我就害羞……但是，我不想来叙述我的初恋的全部不幸史，她自己一定记得我的那种狂热的迷恋，结果这场热恋却成了我一生中的最重要的转捩点。牧马人都冲上前来赶她，并且打我。晚上，他们便把我赶进一间特别的马房。我叫了一整夜，好像预感到明天将要发生的变故。”

“第二天早晨，将军、马夫头、马夫和牧马人都走进了我那马房的过道，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可怕的叫喊。将军大声叱骂马夫头，马夫头辩护说，他并没有吩咐把我放出去，是马夫们自作主张这样做的。将军说，他要把大伙都狠狠地揍一顿，但是决不能留下孽种。马夫头保证一切照办。他们安静了下来，后来就走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正在策划一件什么事来对付我。”

“这事以后的第二天，我便永远不再嘶鸣了，我终于成了我现在这副模样[89]。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变了。任何东西我都觉得不可爱，我陷入深思，开始思索。起初，我觉得一切都可憎可厌。我甚至不吃，不喝，不出去，至于玩，我压根儿就不去想它。有时候我也想尥一下蹶子，跑一跑，叫一叫，但立刻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何必呢？这又干吗呢？于是就心灰意懒，再也不想动了。”

“有一天傍晚，我被牵出去遛弯儿，这时马群正好从旷野里被赶回来。我老远就看见尘土飞扬和我们所有那些母马的模糊而熟悉的身影。我听见快乐的叫唤声和马蹄声。尽管马夫牵着我的笼头上的绳子，勒得我的后脑勺疼，我还是站住了，开始眺望渐渐走近的马群，仿佛在眺望那永远失去的、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似的。她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能够分辨出每一匹马——都是我所熟悉的漂亮雄健、膘肥体壮的身躯。她们中也有一些回过头来看我。马夫使劲拽着我的笼头，我也已经不觉得疼了。我忘乎所以和不由自主地按照老习惯引吭长嘶起来，并且撒开蹄子小跑；但是我的嘶鸣声听起来凄楚、可笑，而且荒唐。马群中虽然没有马发笑，但是我发现，许多马都出于礼貌扭过头去，不愿看我。她们大概觉得既恶心，又可怜，又丢人，尤其觉得我太可笑了。她们觉得可笑的是我那细长的难看的脖子、大脑瓜（在这段时间里我瘦了）和我那又长又笨拙的四条腿，以及我照老习惯绕着马夫打圈的那种蠢笨的一溜小跑的步法。谁也没有回答我的嘶鸣，大家都对我掉头不顾。我蓦地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我跟她们大家的差距有多么大，而且还会永远这样，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跟着马夫回到家的。”

“我本来就有爱好严肃和深思的习惯，如今在我身上又发生了激变。我身上那惹起人们如此奇怪的轻蔑的花斑，我那奇怪的出乎意料的不幸，以及我在养马场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这是我感觉到了的，但是我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迫使我陷入深思。我思索着人们的偏颇：他们指责我，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我思索着母爱和一般女性的爱的反复无常，以及这种爱居然会随着生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主要的是，我思索着我们与之关系密切，我们称之为人的那一种奇怪的动物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决定了我在养马场的地位的特殊性。对此，我是感觉到了的，但是我无法理解。这种特殊性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人的特性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我是经过下面这件事情之后才明白过来的。”

“这事发生在冬天过节的时候。人们一整天都没有给我喂料，也没有给我饮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马夫喝醉了：就在这一天，马夫头前来看我。他一看没有饲料，就用最难听的话把不在这儿的马夫臭骂了一顿，骂完就走了。第二天，马夫带着另一名伙计到我们的马房里来给我们喂草料，我发现他脸色特别苍白，而且十分伤心，特别是他那长长的脊背表现出某种非同小可和惹人怜悯的状态。他怒气冲冲地把干草扔进了栅栏门。我本想把头伸过他的肩膀去，但是他用拳头狠狠捶了一下我的鼻梁，我只得把头缩了回去。他还用皮靴踢了一下我的肚子。”

“‘要不是这匹癞皮马[90]，’他说，‘啥事也没有。’”

“‘怎么回事？’另一名马夫问道。”

“‘要是伯爵的马，他兴许就不会来看了，可他自己的马驹呀，他每天非来看两回不可。’”

“‘难道把花马给他了？’另一名马夫问。”

“‘是卖给他的还是送给他的，狗才知道他们。伯爵的马哪怕统统饿死也不要紧，可你怎么敢不给他的马驹喂料呢。他说，躺下，就动手打开了，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疼牲口超过了疼人。这家伙分明丧尽了天良，他自己还边打边数，这野蛮人，将军打人也没这么打过，他把我的整个脊背都打烂了，分明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

“他们所讲的鞭打和基督徒的良心，我是十分明白的，可是什么‘他自己的呀，他的马驹呀’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还完全不懂，从这些话里我只看到，人们在推测我与马夫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我当时怎么也闹不清。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已经把我和其他马分开饲养了，我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被称为是某人的所有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我这样一匹活生生的马说什么‘我的马’，我觉得这话是如此奇怪，就像说什么‘我的土地，我的空气，我的水’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这话却对我具有巨大的影响。我不断思索着这一问题，直到我与人发生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后很久，我才终于明白了人们赋予这些奇怪的字眼以何种意义。这些字的意义是：人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不是事业，而是字眼。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有可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津津乐道于用只有他们才懂得的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对象。属于这一类的就有在他们之中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字眼，说到底，就是：我的，我的，我的。他们用这些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东西、生物和对象，甚至也用它们来谈论土地，谈论人和马。对于同一件东西，他们规定，只许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如果有谁能把数量最大的东西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种游戏说成是我的，那这个人就被认为是他们中间最幸福的人。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过去曾有很长时间极力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有什么直接的好处，但结果却发现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例如，那些把我称为他们的马的人中，有许多人并不驾驭我，而真正驾驭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喂我的也不是他们，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待我好的也不是那些把我叫作他们的马的人，而是马车夫们、马医们，总之是一些不相干的人。后来，我扩大了自己的观察范围，我才弄清，不仅对于我们马来说，我的这一概念毫无道理可言，它不过是人称之为所有感和所有权的那种人类的低级的、兽性的本能罢了。一个人说：‘我的房子’，可是他从来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他关心的只是房屋的建造和维护。一个商人说：‘我的铺子’，比如说，‘我的呢绒铺子’，可是他没有一件衣服是用他铺子里出售的上好呢料做成的。有些人把土地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块土地，也从来没有在这块土地上走过。有些人把另外一些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而他们对待这些人的关系无非是净对他们作恶罢了。有些人把女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女人或者妻子，可是这些女人却和别的男人同居。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不是做一些他们认为是好事的事，而是一味追求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叫作自己的。我现在深信，这就是人和我们的本质区别。因此，且不说我们超过人类的其他的优点，就凭这一点，我们敢大胆地说，在生物排列的阶梯上，我们站得比人类高：人的活动——至少是我曾与之发生过关系的那些人的活动，遵循的是字眼，可是我们的活动遵循的却是事业。因此能够把我说成是我的马的这一权利，便由马夫头得到了，并因此而揍了马夫一顿。这一发现使我大为吃惊，连同我的毛色斑驳在人们中间所引起的种种想法和评论，以及由于我母亲的变心而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思，都促使我变成了一匹像我现在这样严肃和爱好深思的骟马。”

“我有三大不幸：我是一匹花马，我是一匹骟马，人们还认为，我不属于上帝和我自己（就像一切活物都具有的特性那样），而是属于那个马夫头。”

“他们对于我的这种设想引起了许多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把我单独饲养，喂得也好一些，更经常地用练马索让我跑圆道，而且较早地让我上套拉车。我两岁多的时候，他们就让我第一次上套拉车了。我记得，头一回，那个自以为我是属于他的马夫头，亲自带着一帮马夫来给我套车，他满以为我会暴跳如雷或者反抗。他们把我的嘴唇使劲扳开。他们把绳子套在我身上，让我驾上了辕。他们还在我背上套上一副很宽的十字形皮带，又把皮带拴在车辕上，以防我尥蹶子。可是我所盼望的只是乘此机会来表现一下我是愿意劳动和爱好劳动的。”

“我走起路来活像一匹有经验的马，他们对此感到很惊讶。他们开始调教我，于是我便开始练习小跑。我每天都有很大长进，三个月以后连将军本人和许多别的人也纷纷夸奖我跑得好。但是事情也怪，正因为他们以为我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马夫头的，所以连我的跑对于他们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人们让我的马驹兄弟们练跑，测试他们的耐力，出来观看他们，让他们驾上镀金的马车，给他们披上贵重的马披。我则拉着马夫头的普通马车到切斯缅卡和其他村子里去替他办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花马，而最主要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的马，而是马夫头的财产。”

“明天，如果咱们还活着，我将告诉你们，马夫头自以为他拥有的这一所有权，对于我产生了怎样的主要后果。”

这一整天，马群对霍尔斯托梅尔都毕恭毕敬，但是内斯特的态度仍旧很粗暴。庄稼汉的那匹灰马已经走到马群附近嘶鸣起来，于是褐色小牝马又开始搔首弄姿。

第七章

第三夜

新月初露，窄窄的镰刀似的月牙儿照着站在马圈中央的霍尔斯托梅尔的身影。其他的马都聚集在它身旁。

“由于我不是伯爵的，也不是上帝的，而是马夫头的，这对我便产生了一个主要的令人诧异的后果。”花马继续说道，“健步如飞本来是我们的主要优点，可是它却成了我被逐的原因。正当人们在跑圈调教‘天鹅’的时候，马夫头驾着我从切斯缅卡回来，在圈子旁站住了。‘天鹅’跑过我们身边。他跑得很好，但他毕竟有点卖弄，不像我那样训练有素，一只脚一接触地面，另一只脚随即离地而起，不随便浪费一点精力，而是全力以赴地勇往直前。‘天鹅’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了。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圈子，马夫头并没有阻拦我。‘怎么样，来试试我的这匹花马好吗？’他嚷道，当‘天鹅’再次和我并排的时候，他就放开了我。因为‘天鹅’已经加快了速度，跑顺了腿，所以第一场我落后了，但是在跑第二场的时候，我追了上去，开始接近轻便马车，开始并驾齐驱，开始超过，而且终于超了过去。又试了第二次——情况依旧。我跑得更快，这使大家吃了一惊，决定趁早把我卖出去，而且卖得越远越好，不得走漏一点消息。要不然让伯爵知道了，那就糟了！他们都这么说。后来他们就把我卖给了一个马贩子当辕马。我在马贩子那儿并没有待很久，我又被一个来补充军马的骠骑兵买了去。这一切是如此不公平，如此残酷，因此当我被人家从赫列诺沃伊牵走，永远离开那使我感到可亲可爱的一切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高兴。我待在他们中间实在太痛苦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爱情、荣誉、自由，摆在我面前的则是劳动、屈辱，屈辱、劳动，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因此我就必须成为什么人的马。”

这天晚上，霍尔斯托梅尔没有能够再讲下去。马圈里发生了一件使所有的马都感到惊慌失措的事。怀驹过了预产期的牝马库普奇哈起初也在听故事，这时却突然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到马棚底下，开始在那里大声哼哼，使所有的马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它身上。接着它就躺了下去，然后又站起身来，接着又躺下。一些老母马都懂得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些年轻的马却慌了神，它们撇下骟马，围住了那匹病马。快天亮的时候，她下了一匹四腿哆嗦的小驹。内斯特叫来了马夫头，于是他们便把那匹牝马和驹子带进了单马房，而把除了它以外的马赶去放青。

第八章

第四夜

晚上，等大门关了，一切都静下来以后，花马又继续说下去：

“在我被人辗转倒卖的时候，我对人和马作了许多观察。我在两个主人那里待得最久：先是在一位公爵——骠骑兵军官那儿，后来是在一位住在显灵的尼古拉教堂附近的老太婆那儿。”

“我在骠骑兵军官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虽然他是导致我毁灭的罪魁祸首，虽然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是正因为这一点我当时爱他，现在还爱他。我喜欢他漂亮、幸福、有钱，正是因此他谁都不爱。你们是懂得咱们这种崇高的马的感情的。他的冷酷，他的残忍，我对于他的从属地位，使我对他的爱更增添了一层特殊的力量。在我们那些美好的岁月里，我常常想，你就打死我，把我赶到筋疲力尽吧，我将因此而感到幸福。”

“马夫头以八百卢布的代价把我卖给了马贩子，骠骑兵又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他所以买我，就因为谁也没有一匹花马。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他有一个情妇。因为我每天拉他到她那儿去，或者拉她到他这儿来，有时候则拉他们俩，所以我知道这件事。他的情妇是个美人儿，他也是个美男子，而且他的车夫也是个美男子。正因为这点我爱他们仨。我的日子过得很美。我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一早，马夫来给我刷洗，不是车夫亲自动手，而是马夫。马夫是一个从农民中雇来的年轻小伙子。他打开门，把马身上冒出的热气放出去，把马粪清除掉，然后解下马披，接着就用刷子刷我的身体，用铁篦子篦下一缕缕白色的马皮屑，马皮屑落到被马蹄铁上的棘刺蹬坏了的铺着麻包的地上。我开玩笑地咬咬他的袖子，用一只脚轻轻地踢蹬着地面。然后他就把马一匹接一匹地牵到水槽旁边，那小伙子欣赏着经他刷洗光滑的我那花斑，欣赏着我那马蹄阔大、笔直如箭的腿，欣赏着我那闪闪发亮的臀部和脊背——都能躺在上面睡觉。他把干草塞进高高的栅栏门，把燕麦倒进橡木做的牲口槽。最后，车夫头费奥凡就来了。”

“主人和车夫一模一样。两人都是什么也不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爱，正因为如此，大家都爱他们。费奥凡上穿红衬衫，下着棉绒裤，外披腰部带褶的外衣。我喜欢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头上抹了油，穿着腰部打褶的外衣走进马厩，一声吆喝：‘喂，畜生，你忘啦！’接着他就用叉子把捅捅我的大腿，但是他从来不触痛我，只是为了开开玩笑而已。我立刻明白这是开玩笑，于是便贴紧耳朵，龇牙咧嘴。”

“与我配对的是一匹黑马驹。每逢夜间出车我常和它套在一块儿。这个波尔坎不懂开玩笑，简直凶得像个恶鬼。我和它并排站着，中间隔一道马栏，我常常跟它当真咬起架来。费奥凡不怕它。有时，波尔坎一直走上前来，一声长嘶，仿佛要把费奥凡踢死似的，其实它不过是虚晃一招，于是费奥凡就给它戴上笼头。有一回，我跟它配对拉车，沿铁匠桥飞奔而下。主人和车夫都不害怕，他们俩又说又笑，向人们吆喝着，拽紧缰绳，东拐西弯，居然没轧着一个人。”

“我在为他们卖命中丢掉了我最优良的品质和半条性命。就在那时候，他们把我饮伤了，把我的腿也给跑断了。但是，尽管如此，这还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们常常在十二点来，给我上好套，给马蹄抹上油，把我的额鬃和鬃毛给泼湿了，然后让我驾上辕。”

“雪橇用芦席苫顶，上铺丝绒，挽具上还有各种小巧的银扣，缰绳也是真丝编的，有一个时候还是抽丝绣花的。这套挽具是如此合身，等所有的绳襻和皮带系紧扣好之后，你简直没法分清哪儿是挽具，哪儿是马。他们总是在板棚里就把我套上车，套得不松不紧，可以行动自如。这时候，费奥凡就进来了，他的屁股比肩膀还宽，腰里束着一根红色的宽腰带，几乎齐到腋下，他检查一下挽具，便坐下来，把上衣掖进裤腰，接着便把一只脚伸进脚镫，常常还开上两句玩笑，然后他就挎上马鞭（这鞭子几乎从来没有抽过我，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说道：‘走吧！’于是我就昂首阔步地迈出大门。女厨子出来泼泔水，总要在门口站住。农民们往院子里运劈柴，也总是瞪大了眼睛。我走出去，跑了几步，便停下来。仆人们出来了，车夫们也赶着车过来了，于是他们就聊起天来。大家老是等呀等呀，有时在大门口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们有时候也出去跑上一段，拐个弯，又停下来。”

“门里终于有了动静，白头发的吉洪穿着燕尾服、挺着大肚子跑了出来，叫道：‘来车！’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愚蠢的说法：‘上前’，仿佛我不知道拉车不能向后，只能向前似的。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就把雪橇赶近前去，接着公爵就大大咧咧地走出来，似乎这辆雪橇也罢，马也罢，弯腰曲背，伸出两手（这样伸着两手看来是没法持久的）的费奥凡也罢，都是平淡无奇的。公爵头戴高筒军帽，身穿灰色海龙皮领的军大衣，领子遮住了他那红润的、长着一对黑眉毛的美丽的脸庞——这样漂亮的脸是永远不应该遮住的。他踩着地毯走了出来，响着军刀、马刺和套鞋的铜后跟，似乎行色匆匆，丝毫不理会除了他以外人人争看、人人欣赏的我和费奥凡。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我就拉紧缰绳，恭恭敬敬地缓步走上前去，站住了。我斜过眼去瞟了一眼公爵，扬了扬我那纯种的马头和细密的额鬃。公爵的情绪很好，有时跟费奥凡开开玩笑，费奥凡则微微转过他那漂亮的脑袋来回答他，但是没有松手，只是用缰绳做了一个勉强察觉得出来的、只有我才懂得的动作，于是便一二三，步子越迈越宽，我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在颤动，我把雪和泥浆踢到雪橇的前下方，飞驰而去。那时候也没有眼下那种愚蠢的叫法：‘啊！’——好像车夫有什么地方在疼似的，而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当心躲开！当心躲开！’费奥凡叫道，于是行人靠边，纷纷止步，弯过脖子，打量着漂亮的骟马、漂亮的车夫和漂亮的老爷。”

“我最爱超过快马。有时候，我和费奥凡远远瞥见一辆值得我们努力追赶的雪橇，我们就像一阵旋风似的飞奔前去，渐渐地开始越离越近，我已经把泥浆踢到雪橇的背部，接着我就同车上的乘客并驾齐驱，我在他头上打了一声响鼻，接着便跟辕鞍，跟车轭并列，一忽儿已经看不见他了，只听见我身后他那越离越远的声音。而公爵、费奥凡和我——我们都默不作声，装作我们不过是有事外出，根本没去注意那些驾着劣马与我们邂逅的人。我喜欢超过别的马，但是我也同样喜欢遇到善跑的骏马；一个刹那，一个声响，匆匆的一瞥，我们已经分道扬镳，我们又各自东西了。”

大门又响了起来，接着便听到了内斯特和瓦西卡说话的声音。

第五夜

开始变天了。天色阴霾，一早连露水都没有，但是天气暖和，蚊虫嗡嗡嘤嘤地纠缠不休。马群一赶回来，群马就聚集在花马周围，于是它就这样说完了自己的往事：

“我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这样的生活我只过了两年。第二年冬末就发生了一件我认为最快乐的事，可是紧接着我又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不幸。这事发生在谢肉节，我拉公爵去赛车。参与赛车的还有‘缎子’和‘小公牛’。我不知道公爵在那边亭子里干什么，我只知道他出来后便吩咐费奥凡把车赶进圈子。我记得我被领进了圈子，他们让我站好，又让‘缎子’就了位。‘缎子’的背上骑着一名伴赛骑手，我则跟原来一样驾着那辆城里人惯坐的雪橇。我在拐弯处就把它撂到了后头，于是人们发出一片欢笑声和喊叫声，大家纷纷祝贺我。”

“当我被牵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后面跟随着一群人。有五六个人向公爵出价几千卢布想买我，公爵只是露出他那雪白的牙齿哈哈一笑。”

“‘不，’他说，‘这不是一匹马，而是一位朋友，给金山我也不卖。再见了，诸位。’他掀开车毯，便上了车。”

“‘上斯托任卡。’这是他情妇的住所，于是我们便飞驰而去。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幸福日子。”

“我们到了她家。他把她称为自己的，而她却爱上了另一个人，跟他私奔了。他是到了她的住所才知道这事的。这时已是五点钟，于是他不给我卸套，立刻驱车去追她。这样的事是从未有过的：他们用马鞭抽我，让我飞跑。我生平第一次乱了步法，我感到惭愧，正想改正，但是我猛地听到公爵连声音都变了，他不断狂叫：‘快！’接着鞭子一声呼啸，狠狠地向我抽来，我狂奔而去，一条腿碰上了雪橇前部的铁条。我们追了二十五俄里[91]才追上了她。我虽然把他拉到了，但是我却整夜颤抖，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第二天早晨他们给我水喝，我喝了水，从此就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一匹马了。我病了，他们折磨我，把我弄成了残废，可是人们却说这是治疗。我的马蹄脱落了，腿部肿了，四腿弯曲了，胸脯瘪了进去，浑身衰弱无力。他们把我卖给了马贩子。他给我吃胡萝卜和别的什么东西，把我弄成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但那模样又可以欺骗外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也跑不动了。除此以外，马贩子还变着法儿折磨我，当买主一来，他就走进我的马房，用鞭子狠狠地抽我，吓唬我，简直把我弄得要发疯，然后他又抹去我身上的一道道鞭痕，牵了出去。后来有一个老太婆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去。她常常坐车到显灵的尼古拉教堂去，而且老打车夫。车夫在我的马栏里哭，这时候我才知道眼泪具有一种可口的咸味。后来那老婆子死了，她的管家就把我带到农村，卖给了一个布商。后来我因为吃小麦吃撑了，病变得更重了。他们又把我卖给了一个庄稼人。我便在那里耕地，几乎什么也不吃，而且那庄稼人又用犁头划破了我的一条腿。我又病了。接着，一个茨冈人把我换了去。他穷凶极恶地折磨我，最后才把我卖给了这儿的管家。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

大家默然。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来。

第九章

第二天傍晚，马群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们的主人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茹尔德芭走近家门时，斜过眼去瞟了一眼这两个男人的身影：一个是头戴草帽的年轻的主人，另一个是又高又胖、皮肉松弛的军人。老牝马瞟了这两人一眼，便紧挨着客人的身边走了过去；其余的年轻的马惊慌起来，举步不前，特别是当主人陪着客人故意走进马群，互相指指点点，在谈论着什么的时候。

“这匹菊花青是我向沃耶伊科夫买来的。”主人说。

“这匹年轻的白腿黑马是谁的？——真好。”客人说。他们忽前忽后，指指点点，评论了许多马。他们也发现了那匹褐色小牝马。

“这是我从骑马赫列诺夫斯基留下来的种。”主人说。

他们边走边看，无法把所有的马都看遍。于是主人便把内斯特叫来，老头一听主人叫唤，就急忙用靴跟敲了敲花马的两胁，快步跑上前来。花马瘸着一条腿，但却跑得挺带劲，看来即使命令它使尽全力跑到天涯海角，它也不会有半句怨言。它甚至准备纵身飞奔，甚至还企图用右腿起跑。

“在俄国，我敢大胆说，没有一匹马能比这匹牝马更好的了。”主人指着一匹牝马说道。客人夸奖了一番。主人激动地或走或跑，指点着和叙述着每一匹马的来历和品种。显然，听着主人的介绍，客人感到乏味，于是他就想出一些问题，装作他对这些也颇感兴趣似的。

“是的，是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瞧，”主人说，并不去回答他的问题，“你瞧这几条腿……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它在我这儿下的马驹已经两岁了，能赛马了。”

“跑得好吗？”客人说。

他们就这样评论了所有的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显摆的了。他俩只好停止了说话。

“怎么样，咱们走吧？”

“走吧。”于是他们就向大门走去。客人很高兴，因为参观完毕，他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在家里可以吃饭、喝酒、抽烟，他的心情分明快活起来。内斯特骑着花马在等待主人还有什么指示。当客人走过内斯特身边时，他用他那又大又胖的手拍了一下花马的屁股。

“瞧，浑身花斑！”他说，“我也有过这样一匹花马，你记得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主人听到已经不是在讲他的马，便不再听下去，却回过头去，继续望着他的马群。

蓦地，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蠢笨、孱弱、衰老的嘶鸣。这是花马在引吭长嘶，但是它没有叫完，就仿佛害臊似的戛然而止。无论客人或者主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声嘶鸣，他们从一旁走过，回家去了。霍尔斯托梅尔认出了这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就是它的心爱的主人，那个曾经显赫、富有的美男子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第十章

雨仍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马圈里阴沉沉的，可是在老爷的宅子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主人家的豪华的客厅里摆下了非常讲究的晚茶。男主人、女主人和来客正坐在那儿用茶。

茶炊旁边坐着女主人，她怀孕了，这从她那隆起的肚子、挺直而凸出的姿态、丰腴的体形，特别是从她那温柔而又庄重地瞧着人的目光深沉的大眼睛，便可一目了然。

主人双手捧着一盒特制的十年陈雪茄，照他的说法，这样的雪茄谁也没有，因此他准备拿出来在客人面前炫耀一番。主人是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美男子，精神焕发，保养得很好，头发经过精心梳理。他在家中穿着一套在伦敦定做的崭新的宽大而厚实的西服。他的表链上挂着几枚大而贵重的表坠。衬衫上的金袖扣大而厚实，还镶着绿松石。他的胡子是拿破仑三世式的；那两撇耗子尾巴[92]也是抹过油膏的，而且向上翘得只有在巴黎才能做到的那种模样。女主人身穿一件印有五彩缤纷的大花束的薄绸连衣裙，她有一头淡褐色的浓发，虽然头发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但十分美丽，插着一些大而别致的金发针。手上戴着很多手镯和戒指，都十分贵重。茶炊是银的，茶具十分精致。一名男仆，身着燕尾服和白坎肩，系着领结，仪表非凡，像一座雕像似的站在门口，静候主人的指示。家具都是用弯曲木制成的，光洁明亮；壁纸是深色的，印着大花。桌旁站着一只十分小巧玲珑的小狗，它的银项圈在铿锵作响。这只小狗取了一个非常难叫的英国名字，夫妻俩因为不懂英语，所以叫起来很拗口。在墙角的鲜花丛中放着一架incrusté[93]钢琴。一切都焕发出时新、豪华和珍奇的气派。真是琳琅满目，但是在一切东西上又都留有一种穷奢极侈、珠光宝气和缺乏高雅情趣的特别的印记。

男主人是一个酷爱快马的人，他体格强壮，性情好动。像他这种人是从来不会绝迹的。他们穿着貂皮大衣驱车出游，把贵重的花束抛掷给女演员，喝最昂贵、最时新的美酒，住最贵的旅馆，颁发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品，供养着花销最多的女人。

来客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人，又高又胖，秃顶，蓄着茂密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他过去一定很漂亮。但现在看来无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金钱上都大不如前了。

他债台高筑，为了不被抓进大牢，他不得不找点事做。他现在是一处养马场的场长，正前往省城公干。这个位置是他的阔亲戚替他谋得的。他穿着军服上衣和蓝裤子。这样的上衣和裤子除了有钱人以外是谁也做不起的，他的内衣也一样，他的表也是英国货。他的皮靴底简直好极了，足有一指厚。

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辈子挥霍了两百万家产，现在还欠债十二万。因为有过这么一大笔财产，所以往往还保持着生活中的排场，使他能够借债度日，近乎阔绰地又过了十个年头。约莫十年过去了，排场完了，于是尼基塔的生活也就变得凄凉了。他已经开始喝酒，就是说借酒以图一醉，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其实喝酒，他从来没有开始过，也从来没有终止过。他的穷途落魄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他的眼神的不安（他的目光开始躲躲闪闪）、语调和动作的迟疑不决中。这种不安的神情之所以使大家感到吃惊，因为它分明是不久前才在他身上出现，而且看得出来，他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可现在，就在不久以前吧，他才因饱受苦难而一反常态，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主人和主妇都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想必是心照不宣，这事且留待上床时再详细讨论，他们现在姑且对这位可怜的尼基塔敷衍应酬，甚至殷勤款待。年轻主人的幸福的神态伤害了尼基塔的自尊心，使他想起自己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心里又痛苦又嫉妒。

“怎么样，抽雪茄对您没什么吧，玛丽？”他对那位太太说，说话的声调是一种特别的、难以捉摸的，只有长于此道的人才学得来——这种声调客气而友好，但又不十分尊重，这是那种经常出入社交界的人同姘妇说话的腔调，以示与妻子有别。他倒并不是想要侮辱她，相反，他现在还巴不得能巴结上她和她那位当家的，虽然他自己决不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用这种语调跟这样的女人说话。他知道，如果他对她像对待一位太太那样，她自己都会感到诧异，甚至还会生气的。此外，他对一位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的真正的妻子总得保持若干显示尊重的语调。他对待这一类太太一向是尊敬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意那些杂志（他从来不看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上所宣传的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以及婚姻不足取诸如此类的所谓论点，而是因为一切体面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他是一个体面人，虽然已经潦倒了。

他拿起一支雪茄，但是主人却笨拙地抓起一把雪茄来敬客。

“不，你一抽就知道了，真好。拿去吧。”

尼基塔用手推开了雪茄，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受到侮辱和感到羞惭的神情。

“谢谢。”他掏出自己的烟盒，“你尝尝我的吧。”

女主人是敏感的，她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急忙和他谈起话来：

“我非常喜欢雪茄，要不是我周围大家都在抽烟，我自己还想抽哩。”

她说罢嫣然一笑，她的笑是美丽的、善良的。他也迟疑地报以一笑。他缺了两颗牙。

“不，你抽这个吧，”迟钝的男主人继续说道，“另一种的味道淡一些。弗里茨，bringen Sie noch eine Kasten，”他说，“dort zwei[94]。”

他的德国听差又去把另一盒拿了来。

“你更喜欢哪一种？凶些的吗？这种非常好。你全拿去吧。”他又要把雪茄塞给他。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珍藏，他分明很得意，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点上了烟，急忙把已经开始的话题继续下去。

“那么‘缎子’你是花多少钱买的呢？”他说。

“可花了大价钱，不下五千吧，但是我起码赔不了本。老实告诉你，它下的驹子有多好啊！”

“能赛马了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问。

“赛得可好啦。它下的马驹眼下已得了三次奖：在图拉、莫斯科和彼得堡，在彼得堡那次是和沃耶伊科夫的‘大青马’跑的。要不是那个骑手机灵，四次矫正它跑乱了的步法，它恐怕就要榜上无名了。”

“这马就是胖了点。实打实说吧，荷兰马的味道太重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那么那些母马是干什么用的？我明天带你去看。多布雷尼娅，我花了三千。拉斯科瓦娅，我花了两千。”

男主人又开始列举自己的财产。女主人看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听了这些很难受，他不过假装在听罢了。

“你们还喝茶吗？”她问。

“我不喝了。”男主人说，又继续讲下去。她站起身来，男主人喊住了她，搂住她接了个吻。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望着他们，也为了巴结他们，不自然地笑了笑。但是当男主人站起身来，搂着她，陪她走到门帘那边去时——尼基塔的脸色忽然变了，他长叹一声，在他皮肉松弛的脸上忽然现出了绝望，甚至还可以看到愤愤不平的神态。

第十一章

主人回来了，笑吟吟地坐在尼基塔的对面。他俩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你说过，你是向沃耶伊科夫买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的，买了‘缎子’，我已经说过了。我一直想从杜博维茨基那儿买几匹牝马来，可是他剩下的都是些废物。”

“他破产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但他刚说出口又止住了，四下看了看。他想到他还欠这个破了产的主儿二万卢布。如果说有什么人“破产”的话，那人们一准在说他。他闭上了嘴。

他俩又沉默了很长时间。主人在脑子里盘算着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客人面前吹嘘一番。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则在思忖着，他怎么才能显示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已经破了产的人。但是两人的思路都很窄，尽管两人都在拼命抽雪茄提神。“话又说回来，什么时候喝酒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想。“一定得喝点酒，要不然，跟他在一起非闷死不可。”主人想。

“那你在此地还要逗留很久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再待个把月吧。怎么样，咱们吃晚饭去好吗？弗里茨，饭准备好了吗？”

他们走进了餐厅。在餐厅的吊灯下的餐桌上放着蜡烛和各种极为罕见的东西：带吸管的矿泉水瓶、有美人像的瓶塞、长颈瓶装的特种美酒、非同凡响的下酒菜和伏特加。他们喝了再喝，吃了又吃，话匣子总算打开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经满脸绯红，他不再胆怯，谈了起来。

他们先谈女人。谁有什么女人：茨冈女人、舞女、法国女人。

“怎么，你离开那个马蒂埃了吗？”主人问。这就是那个从前靠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养活、使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倾家荡产的情妇。

“不是我离开了她，而是她离开了我。唉，老弟，你试想，我这辈子花了多少钱啊！现在我能有一千卢布，能够离开所有的人，真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在莫斯科住不下去了。唉，有什么好说的呢。”

单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主人觉得乏味。他想说他自己——炫耀一番。可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却想谈他自己——谈他的显赫的过去。主人给他斟了一杯酒，等他什么时候把话说完，好自吹自擂一番：他是怎样办起了这座过去谁也不曾有过的养马场的。而且他的玛丽不仅因为他有钱才爱他，也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他。

“我想告诉你，在我的养马场里……”他刚开始说，但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打断了他的话。

“从前呀，我敢说，”他开口道，“我爱生活，也会生活。你刚才谈到赛马，那你就说说你哪一匹马跑得最快？”

主人一听到又有机会来谈自己的养马场了，感到分外高兴。他刚要开口，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又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是的，”他说，“要知道，你们这帮养马场老板的所谓赛马，无非是出于虚荣心罢了，并不是为了欢乐和生活。我从前可不是这样的。今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曾经有过一匹拉车的马，是一匹花马，浑身花斑，就跟你的牧马人骑的那匹一样。唉，真是一匹好马！说来你也不信，那是在四二年，我刚到莫斯科；我到马贩子那儿去，看到一匹花斑骟马，体格很好。我一看就中意了。价钱呢？一千卢布。我很中意，就买了下来，让它拉车。这样的马我不曾有过，你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无论就拉速，就力气，就外表的美，我都没有见过比它更好的马了。你那时还是个毛孩子，这事你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想，你总该听说过吧。全莫斯科都知道它。”

“是的，我听说过，”主人不乐意地说道，“但是我想跟你谈谈我的马……”

“那你听说过啦。我买下它的时候，既不知道品种，也没有畜种证书。这是我后来才打听到的，是我和沃耶伊科夫俩人打听出来的。它是柳别兹内一世的儿子，名叫霍尔斯托梅尔，也就是量粗麻布的意思。因为它毛色不纯，赫列诺沃伊养马场把它给了马夫头，这个马夫头又把它给骟了，卖给了马贩子。这样的好马天下少有，老弟！唉，俱往矣。唉，青春不再！”他唱了一句茨冈歌，他已经有了醉意，“唉，俱往矣，大好的岁月。我那时才二十五岁，我当时有八万银卢布[95]的年收入，没有一根白头发，满嘴的牙齿都像珍珠一样，无论干什么都马到成功。唉，俱往矣。”

“嗯，那时候的马也没有这样快。”主人利用对方说话的间歇说道，“我告诉你，我的头一批马开始做坐骑和套车的时候，还没有……”

“你的马！那时候可要快多了。”

“怎么快多了？”

“快多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我驾着它出去赛车。我的马都不在那儿。我不喜欢大走马，我有一些纯种马：‘将军’、肖莱、穆罕默德等。我平时总是驾花马外出。我的车夫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我很喜欢他，现在他也变成酒鬼了。我就这样去了。有人说：‘谢尔普霍斯科伊，你什么时候才能养几匹大走马呀？’‘你们那些破玩意儿，去它们的吧，我这匹拉车的花马准跑得过你们所有的马。’‘这可是跑不过的。’‘赌一千卢布。’于是击掌为定。大家起跑了。我超过了五秒钟，赢到了一千卢布。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还驾过纯种的三套马马车，三小时跑了一百俄里。全莫斯科都知道。”

于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便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地胡诌起来，那位东道主连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在他对面，给自己和他往杯子里斟酒，聊以解闷。

天色渐明，可他们俩还坐在那里。主人感到乏味极了，他站起身来。

“该睡觉就睡觉去吧。”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他说着站起身来，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向安排给他住的房间走去。

主人和情妇同榻而卧。

“不，他真叫人受不了，喝醉了酒就没完没了地胡说。”

“他还向我献殷勤呢。”

“我怕他会开口借钱。”

谢尔普霍斯科伊和衣躺在床上，喘着粗气。

“我可能信口开河说得太多了。”他想，“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酒倒不错，但这家伙是个大浑蛋，浑身商人气。我也是个大浑蛋，”他自己对自己说，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过去我养活别人，现在别人养活我。不错，现在是温克勒莎在养活我——我向她拿钱花。他[96]这是活该，他这是活该！话又说回来，得把衣服脱掉，靴子我可脱不下来。”

“来人哪！”他叫道，但是打发来侍候他的那个仆人早就睡觉去了。

他坐起来，脱去了军服上衣、坎肩，凑凑合合地褪下了裤子，但靴子怎么也脱不下来，那个软软的大肚子碍事。他好容易脱下了一只，另一只——折腾了半天，弄得气喘吁吁，人都弄累了。他就这样，一只脚套在靴筒里倒了下去，打起鼾来，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烟味、酒味和肮脏的老年人的气味。

第十二章

如果说这天夜里霍尔斯托梅尔还在回忆什么往事的话，那它也被瓦西卡打了岔。他把马披扔到它身上，疾驰而去。他把它拴在酒店门口，让它直到天亮都和一匹农民的马待在一起。它俩互相舔着。早晨它回到马群里，一个劲儿地搔痒。

“不知道什么东西痒得这么厉害。”它想。

又过了五天，请来了马医。他高兴地说：

“疥疮。让我去卖给茨冈人吧。”

“何必呢？宰了得了，让它今儿就一命归天。”

早晨静悄悄的，风和日丽，马群到野外去了。霍尔斯托梅尔留了下来。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又瘦又黑又脏，外衣上溅满了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一个专剥兽皮的人。他连瞧都没瞧它一眼，就抓起霍尔斯托梅尔笼头上的缰绳，把它牵走了。霍尔斯托梅尔连头也没回，就像平时那样拖着四条腿，后脚上缠着干草，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走出大门后，它想去井台，但是剥兽皮的人拽了一下缰绳说：“不必了。”

剥兽皮的人和瓦西卡一前一后，走到砖棚后面的山沟里，便停了下来，仿佛在这个最普通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似的。这时候，剥兽皮的人把缰绳递给了瓦西卡，脱去外衣，挽起袖子，从靴筒里取出刀子和磨刀石，便动手磨起刀来。骟马向缰绳伸过头去，它出于无聊想嚼嚼绳子，但又够不着，它只得叹口气，闭上了眼睛。它的一片嘴唇耷拉下来，露出磨平了的黄牙，接着它就在磨刀声中打起了瞌睡。只有那条稍稍伸出的长有瘤子的病腿在微微哆嗦。蓦地，它觉得有人托住了它的颧骨，把它的脑袋往上抬。它睁开了眼睛。它前面有两条狗，一条朝剥兽皮的人的方向嗅着，另一条蹲着，望着骟马，仿佛正等着它身上的什么东西似的。骟马望了它们一眼，接着便用颧骨蹭了蹭抓住它的那只手。

“大概想给我治病，”它想，“治就治吧！”

果然，它觉得有人在它的喉咙上做了什么手术。它觉得疼，哆嗦了一下，蹬了一下腿，但它还是忍住了，等待着下文。下文是一种什么液体像一大股喷泉似的流到了它的脖子上和胸上。它张开两胁吐了一口气。它感到轻松多了。它的生命的整个重担减轻了。它闭上了眼睛，垂下头去——谁也没有去扶住它。然后脖子也低垂下去，接着四条腿也哆嗦起来，全身开始晃动。它倒不是觉得害怕，它感到惊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它感到惊异，便向前、向上冲去。但是四条腿刚一挪动，就一个趔趄侧身倒了下去，它想跨前一步，却一个倒栽葱，又向左侧倒下了。剥兽皮的人等到痉挛停止，便赶开已经凑近来的那两条狗，然后抓住骟马的一条腿，把它翻了个身，让它肚子朝天，接着他便叫瓦西卡抓住这条腿，开始开膛剥皮。

“想当年，这也是一匹好马哩。”瓦西卡说。

“要是肥点，这张皮子就好了。”剥兽皮的人说。

傍晚，马群下山，那些走在左边的马看到山脚下有一摊鲜红的东西，旁边有一群狗在奔忙着，乌鸦和鹞鹰飞来飞去。一条狗用两腿蹬住马尸，摇晃着脑袋，把它咬住的那块马肉撕下来。褐色小牝马站住了，伸长了脑袋和脖子，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牧马人好容易才把它赶走。

清晨，在遍地老林的山沟里，在杂草丛生的林边洼地上，有几只大脑袋的狼崽在快乐地嗥叫着。它们一共五只：四只几乎一般大小，有一只最小，脑袋比身体还大。一只瘦瘦的正在换毛的母狼拖着吃得鼓鼓的肚子（大肚子上的奶头几乎拖到地上），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冲着狼崽坐了下来。狼崽们围成一个半圆，伫立在它对面。母狼走到那只最小的狼崽面前，垂下尾巴，弯下脑袋，将嘴朝下，做了几个抽搐的动作，接着便张开牙齿锋利的大嘴，用足力气吐出了一大块马肉。狼崽子们更加向它凑近了些，但是它威胁地向它们挪近一步，把整块马肉都给了那只小的。那只小狼崽仿佛在发怒似的嗥叫着，一口咬住马肉，将它按在脚下，大嚼起来。接着母狼又给第二只、第三只和所有的五只狼都吐出了一块肉，这时它才在它们对面躺下来休息。

一星期后，砖棚附近只剩下了一块巨大的颅骨和两根大腿骨，其余的统统被拖走了。到了夏天，一个收集骨头的农民又把这两根大腿骨和颅骨拿去派了用场。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个曾经出入社交界、吃喝玩乐了一辈子的人的尸体，被掩埋到土里却要晚得多。无论是他的皮也罢，肉也罢，骨头也罢，都毫无用处。正如二十年来他那具出入社交界的行尸走肉一直是大家的沉重负担一样，最后把这具尸体掩埋入土又只是给人们增添了一项新的麻烦。任何人都早就不需要他了，他早就成了大家的累赘，但是埋葬死人的活死人还是认为有必要给这具立时腐烂肿胀的尸体穿上好的制服、好的皮靴，把这具尸体安放在好的新棺材里，棺材的四角还挂上新流苏，然后再把这口新棺材放进另一口铅椁里，把它运往莫斯科，并且在那里把前人的尸骨挖掘出来，接着就在原地把这具正在腐烂生蛆、穿着新制服和锃亮的皮靴的尸体掩埋起来，用土盖上了一切。

伊万·伊利奇之死

臧仲伦译

一

在司法机关大楼里，正在开庭审理梅尔温斯基家族一案。在庭间休息的时候，几名委员[97]和一名检察官都聚集到伊万·叶戈罗维奇·舍别克的办公室里，谈起了那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态度激昂，旁征博引，认定此案不属法院管辖，伊万·叶戈罗维奇固执己见，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则不置可否，从一开始就无意介入争论，他随便浏览着刚才送来的《新闻》报。

“诸位！”他说，“伊万·伊利奇死了。”

“真的？”

“这不，请看，”他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递给他一张新出的、油墨气味很浓的报纸。

在黑色的边框中赫然印着：“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温娜满怀悲痛讣告诸亲友：爱夫，高等审判厅委员伊万·伊利奇·戈洛温不幸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谨订于星期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在座诸公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爱他。他患病已达数周之久，据说，得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职位仍替他保留着，但是据推测，倘若他死了，上峰很可能委派阿列克谢耶夫来担任他的职务，而阿列克谢耶夫的空缺则由温尼科夫或什塔贝尔递补。因此，聚会在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一听说伊万·伊利奇死了，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的死，对于诸委员本人或者他们的熟人的职务上的升迁，会有怎样的意义。

“现在，我想必可以得到什塔贝尔或者温尼科夫的位置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此事上峰早已首肯，而这次晋升将为我增加八百卢布年俸，外加一个办公室。”

“现在可以呈请把我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想，“妻子一定会非常高兴。现在她再也不会说我从来不肯为她的亲戚出力了。”

“我早就想他会一病不起的，”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出了声音，“可惜。”

“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医生也没法确诊。或者说，确诊了，但众说不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还以为他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在过节以后还一直没有上他家去过，可老想去。”

“怎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似乎薄有资产，但也不过区区之数。”

“是啊，应当去。可惜他家住得太远了。”

“应当说，离您太远了。离开您住的地方，什么都远。”

“你们瞧，就因为我住在河对面，他总不肯原谅我。”彼得·伊万诺维奇笑容可掬地指着舍别克说，于是他们便谈论起城区距离的遥远，接着便去开庭。

由于此公的溘然长逝，从而引起每个人推测由此而可能产生的职务上的升迁和可能有的变化以外，一个经常见面的熟人的死这一事实本身，还使所有闻讯的人产生一种庆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没有死。”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这么感觉。伊万·伊利奇的一些相知，即他的一些所谓朋友，此时不由得想到，现在他们还必须去履行一项非常乏味的礼尚往来：参加祭奠和吊唁遗孀。

过去与伊万·伊利奇过从最密的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万诺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他过去在法律学校的同学，他认为他过去多承伊万·伊利奇关照，心中十分感激。

吃午饭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伊万·伊利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又告诉她，也许有可能把内弟调到他们这个地区来。饭后，他也没躺下小憩片刻，便穿上燕尾服，坐车到伊万·伊利奇家里去了。

在伊万·伊利奇私邸的大门前，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楼下前厅的衣帽架旁，靠墙放着一个覆盖着锦缎的棺材盖，棺材四周挂着璎珞和刷有金粉的绦带。两位身穿丧服的女士正在脱皮大衣，一位是伊万·伊利奇的妹妹，这是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的，另一位是不相识的太太。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僚施瓦茨恰好从楼上下来，他在楼梯上面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就站住了，对他递了个眼色，仿佛说：“伊万·伊利奇做得也够蠢的，换了足下与我，就完全不同啦。”

施瓦茨的蓄着英国式的连鬓胡子的脸和他那穿着燕尾服的整个修长的身材，像平时一样，具有一种高雅的庄重，这种庄重与施瓦茨的谐谑、轻浮的性格适相矛盾，可是在这里却别具深意。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样想。

彼得·伊万诺维奇让女士们先走，接着他就慢条斯理地跟在她们后面向楼梯走去。施瓦茨见此也就不下楼了，他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彼得·伊万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显然，他想跟他商定今天在哪儿打文特[98]。两位太太上了楼去看望死者的遗孀，施瓦茨严肃地抿紧嘴唇，投过调皮的一瞥，扬了扬眉毛，示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到右边死者的房间里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走了进去，像平时一样，这时他踌躇不决，不知道他在那儿应该做什么。他只知道在这样的场合画个十字总也无妨。但是画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心里却拿不定主意，因而取了个折中办法：走进房间后，他画了个十字，微微弯了弯腰，似乎在鞠躬。同时，随着胳膊和脑袋的动作，他偷眼打量了一下房间。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生，大概是侄子辈的，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退出房间；一位老妇人站着不动，一位奇怪地扬起眉毛的太太正在对她低声说着什么；一位身穿常礼服、精神抖擞、态度果断的诵经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扰的神态大声诵读着什么；一名专管打杂的农民格拉西姆，正轻手轻脚地走过彼得·伊万诺维奇面前，往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见这个，彼得·伊万诺维奇就立刻嗅到一种腐尸的微臭。在最后一次拜访伊万·伊利奇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曾在书房里见过这个农民，他当时正干着护理病人的差事，而且伊万·伊利奇特别喜欢他。彼得·伊万诺维奇不断画着十字，在介于棺材、诵经士和安放在墙角桌子上的神像这三者之间微微地鞠着躬。然后，他觉得似乎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已经做得太久了，便稍停片刻，开始打量死者。

死者像死人一向躺的那样躺着，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四肢全无生气地陷进灵柩的垫子里，永远佝偻着的脑袋被放置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突出着（死人向来都是这样的），两鬓坍陷，脑门微秃，鼻子突出，鼻子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似的。自从彼得·伊万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许多，变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那样，他的脸却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庄重了。他的面部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个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这种告诫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起码是与他无关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有点儿不快，便再一次匆匆地画了个十字（他觉得画得太匆忙了，匆忙得近乎失礼），便转身向门口走去。施瓦茨正叉开两腿，两手在背后摆弄着他那圆筒礼帽，在外屋等着他。瞧一眼施瓦茨那玩世不恭、整洁挺括、英俊潇洒的仪表，就使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精神为之一爽。彼得·伊万诺维奇心里明白，他施瓦茨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毫无抑郁不乐之感。他那副样子就似乎在说：伊万·伊利奇的丧事绝不能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来破坏“庭规”，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在今晚，当仆人摆好四支新开封的蜡烛的时候，打开纸牌，玩上一阵；总之没有理由可以设想，这件丧事会妨碍我们愉快地度过今天的夜晚。他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了从他身旁走过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并建议他们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碰头，打它一局。但是，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是注定今晚玩不成文特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尽管她费尽心机想朝相反的方面发展，还是从肩膀以下不断加宽。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扎着花边缎带，跟那位站在灵柩对面的太太一模一样奇怪地扬起眉毛。她陪同别的太太们从自己的内室出来，把她们送到死者的房门口，然后说道：

“马上就要举行安魂祈祷了，请进去吧。”

施瓦茨模棱两可地鞠了个躬，站住了，似乎对这个建议既未表示接受，也未表示谢绝。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认出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叹了口气，走到他的身边，拿起他的手，说道：

“我知道，您是伊万·伊利奇的生前知交……”她瞧了瞧他，等待他对这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彼得·伊万诺维奇知道，正如在那边必须画十字一样，在这里就应当握一握手，叹口气说：“请相信我！”于是他便这么做了。做完以后，他觉得效果恰如所料：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咱们走，趁那边还没有开始，我有点事想跟您谈谈。”她说，“请把您的胳臂给我。”

彼得·伊万诺维奇伸出了胳臂，他俩便向内室走去。当他们走过施瓦茨的身边时，施瓦茨伤心地向彼得·伊万诺维奇递了个眼色，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说：“打文特的事算吹啦！请别见怪，我们只能另找牌友了。您倘若能够脱身，五个人打也行。”

彼得·伊万诺维奇更加伤心地长叹了一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他俩走进了她家的客厅，客厅的四壁糊着玫瑰色的珠皮呢[99]，灯光昏暗，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她坐在长沙发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则坐在一张弹簧已坏、一坐下就不规则地乱颤的软凳上。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本来想关照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去的，但她觉得眼下说这话跟她的处境不相称，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这张软凳上就座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伊万·伊利奇从前是怎样布置这间客厅的，他还跟他商量过关于这种印有绿叶的玫瑰色珠皮呢的事。这位死者的遗孀从桌旁走过，想坐到长沙发上去的时候（整个客厅几乎摆满了家具和各种小摆设），她那黑披肩上的黑色花边被桌上的雕花挂住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想帮她解开，这时，他身下的软凳获得了解放，开始波动，把他推出来。这时，这位遗孀已经自己动手把花边摘了下来，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落座，压住了他身下那张正在造反的软凳。但是这位遗孀并没有把花边全摘下，因此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站起身来，软凳又重新开始造反，甚至还“嘎”地响了一声。当这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便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由于花边的插曲和与软凳的斗争，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感慨冲淡了，他坐在那里双眉深锁。幸亏伊万·伊利奇的听差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进来报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选定的那块坟地索价二百卢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态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一眼，接着便用法语说她的境况十分艰难。彼得·伊万诺维奇默然以对，摇了摇头，表示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是势所难免、无可奈何的事。

“请抽烟吧。”她用豁达大度同时又悲恸欲绝的声音说道，接着她便跟索科洛夫谈起了那块坟地的价钱问题。彼得·伊万诺维奇一面点烟，一面听见她非常详尽地询问了关于坟地的各种价钱，然后把她要买的那一块定了下来。谈完坟地的事以后，她又吩咐了一些关于唱诗班的事，索科洛夫便走了出去。

“一切都要我亲自过问。”她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把放在桌上的照相册挪到一边；接着，她又发现烟灰正在威胁着桌子，便忙不迭地将烟灰缸给彼得·伊万诺维奇挪近了一点，说道：“如果硬说我由于悲痛无法照料实际工作，我认为这是假的。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事虽然不能给我慰藉……却能替我分忧的话，那就是为他而操心张罗。”她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是她又突然振作起来，似乎强忍下悲痛，开始平静地说：

“不过我有件事想跟您谈谈。”

彼得·伊万诺维奇点点头，小心在意地不让软椅里的弹簧乱颤。这些弹簧又立刻在他的屁股底下动起来。

“最后几天他非常痛苦。”

“很痛苦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哎呀，痛苦极了！最后几小时，而不是最后几分钟，他不停地喊叫。连续三天三夜，他直着嗓子不停地喊叫，简直叫人听了心碎。我真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重门都听得见。哎呀！我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莫非他当时还神志清醒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是的，”她低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一刻钟才跟我们告别，还请我们把沃洛佳领出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跟死者相知多年。死者先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后来和他一起上学，及至成年，又是同僚。尽管他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可是一想到他的痛苦，他还是不寒而栗。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前额，那个紧压在嘴唇上的鼻子。由人及己，他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事对于我也可能立刻和随时发生。”他这样想道，霎时感到一阵恐怖。但是立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个惯常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遭到这个变故的是伊万·伊利奇，而不是他，他是不应该，也绝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他这样想就会抑郁寡欢，这是很不应该的，施瓦茨的脸色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彼得·伊万诺维奇做了这样的一番考虑以后，便放下心来，开始有兴趣地询问伊万·伊利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不过是一种例外，这种例外仅为伊万·伊利奇所独有，而与他毫不相干。

他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通伊万·伊利奇遭受到的确实十分可怕的肉体痛苦的诸般细节之后（这些细节，彼得·伊万诺维奇仅从伊万·伊利奇的痛苦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神经起的作用便知道了），这位遗孀分明认为有必要转入正题了。

“哎呀，彼得·伊万诺维奇，多么痛苦呀，多么可怕的痛苦，多么可怕的痛苦呀。”她又哭了起来。

彼得·伊万诺维奇连连叹息，等待她什么时候擤鼻涕。他看到她擤鼻涕了，便说道：

“请相信我……”于是她又侃侃而谈，终于道出了她找他到这里来的本意。她的用意是在探询，由于丈夫去世，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等问题。她装模作样地似乎在征求彼得·伊万诺维奇关于抚恤金的意见，但是他看出来，连最微末的细则她都知道了，甚至他不知道的事她也了如指掌：她已经知道，由于丈夫去世，她可以从国库捞到什么的种种规定；但是现在她想要打听的是，能否想个办法捞到更多的钱。彼得·伊万诺维奇极力替她设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设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貌骂了几句我们的政府悭吝成性之后，他终于说道，再多恐怕不行了吧。于是她叹了口气，显然开始在想如何把客人支使走。他明白了她的心思，便把烟弄灭，站起身来，握了握手，向前厅走去。

餐室里悬挂着一座挂钟，这钟是伊万·伊利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对此颇感得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餐室里遇到了一位神父和几位来参加丧礼的熟人，他还看到一位他熟悉的年轻美貌的小姐，伊万·伊利奇的女儿。她一身丧服。她的腰肢很细，现在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表情果断，近乎愠怒。她向彼得·伊万诺维奇点头行礼时的那种神态，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在女儿背后，站着一位阔气的年轻人，也是满脸愠色，他是法院的预审官，彼得·伊万诺维奇听说，这就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们悲戚地点了点头，正想朝死者的房间走去，这时恰好从楼下走上来一个中学生，他是伊万·伊利奇的儿子，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这简直是个小伊万·伊利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记得，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像他儿子现在这样。男孩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那种邋遢样。那男孩一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就板起面孔，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点了点头，便走进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万诺维奇站着，双眉深锁，低头望着身前的脚尖。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底都没有屈从于那令人沮丧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前厅里阒无一人。格拉西姆，就是那个专管打杂的农民，从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把所有的皮大衣一一扔开，终于找到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万诺维奇搭讪道，“舍不得吗？”

“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上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像个干得正欢的仆人那样，迅速打开门，向马车夫一声吆喝，接着侍候彼得·伊万诺维奇坐上马车，又一个箭步跑回门廊，仿佛在想，他还需要做什么。

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闻够了神香、尸臭和石碳酸的气味以后，这时呼吸到新鲜空气，感到分外愉快。

“您吩咐上哪儿？”车夫问。

“还不晚。顺道再去看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接着，彼得·伊万诺维奇便驱车出发了。果然，他进去的时候，他们才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为第五个牌友，很方便地参加了进去。

二

伊万·伊利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简单、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高等审判厅委员，终年四十五岁。他是一位官吏的儿子。他父亲在彼得堡的各部和各司官运亨通，终于混到了这样一种地位：虽然十分明显，这种人不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们资格老和官衔高，又不能强令他们引退，因此便为他们增设了一些闲职，而他们也就领取数千卢布的干薪，由六千至一万不等，并靠着这笔干薪颐养天年。

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成员，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便是这样的一号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万·伊利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像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供职，他也凭着资历快要升到拿干薪的地位了。他的幼子却宦海失意，在官场中到处碰壁，现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特别是他的两位嫂子，不仅不喜欢遇见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连他这个人的存在也不愿意提起。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此人也像他的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京官。伊万·伊利奇，诚如人们所说，乃是le phenix de la famille[100]。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样不通人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冒失莽撞。他介乎二者之间——聪明伶俐、招人喜欢而又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起在法律学校攻读。弟弟没有毕业，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伊万·伊利奇却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时他就已经是他后来终生恪守不渝的那样一种人了：为人干练、和蔼可亲、交游广阔，但是他又严格执行他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职责的一切，他无不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无论在少年时代还是在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逢迎之徒，但他从少年时代起，恰如苍蝇之爱光一样，就唯上流社会身居最高地位的人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对生活的见解，并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也曾沉溺于女色和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也染上一些自由思想，但是这一切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就是他的锐敏的感觉向他正确指出的那个限度之内。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做过一些事先他就认为是十分卑鄙下流的行为，而且一边干一边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做过这些事，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坏的，因此他不仅转而承认这些行为是好的，而且把过去的所作所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毫无痛心之感。

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以十品官的资格毕业，并从父亲那儿取得了一笔置装费以后，便到沙默尔的店里给自己定做了衣服，在表坠上挂了一枚上刻“respice finem”[101]的纪念章，然后告别了亲王和老师，并与同学们在多农大饭店饱餐了一顿，便手提时新的皮箱，带着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服装、刮脸和梳洗用具以及格子花毯等束装就道，到外省赴任，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像在法律学校一样，伊万·伊利奇立刻就为自己定下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秉公办事，仕途得意，同时又愉快而不失体面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峰派遣去巡视各县，他无论对上司或对下属都很庄重，并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为自豪的一丝不苟和清廉正直的态度来完成上峰交给他的主要关于分裂派教徒的诸种事务。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酒色，他在处理公务上却非常审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私；但是在社交事务中，他却常常谈笑风生、妙语惊人，从来都是和蔼可亲而又彬彬有礼的，诚如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他是一个bon enfant[102]。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女士硬是缠住这位穿戴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与他发生过暧昧关系；他还有一个情妇是时装店的女裁缝；他也有过同一些前来公干的侍从武官纵酒作乐和在晚间寻花问柳的事；他也有过巴结上司，甚至巴结上司太太的事，但是这些事他都做得恰到好处，因此不可能遭人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格言来说明：il faut que jeumesse se passe[103]。这一切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衫，口操法语干的。而且主要的，一切又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

伊万·伊利奇这样供职了五年，接着他在职务上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104]，因此也就需要一批新的人。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成了这样的新人。

伊万·伊利奇被遴选为法院的预审官，尽管这个职务是在另一个省里，他必须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一切从头开始，他还是欣然应命。朋友们都来为伊万·伊利奇送行，并与他合影留念，还送给他一只银烟盒。接着他便走马上任去了。

在做法院预审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仍旧一如既往，就像他担任特派员的时候那样comme il faut[105]、彬彬有礼、公私分明，从而博得了普遍的尊敬。预审官的职务本身比起从前那个职务来，对于伊万·伊利奇也比较有兴趣得多，而且更吸引人。在他担任从前那个职务时，他常常穿着在沙默尔那儿定做的制服，从容不迫地走过战战兢兢、恭候接见的申请人以及对他不胜羡慕的官员们的身边，无须通报就跨进上司的办公室，点起一支烟，与上司坐在一块饮茶——这固然很愉快，但是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当他接受派遣外出视察的时候，属于上述直接听命于他的人的，也只有一些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他喜欢谦恭有礼地对待这样的下属，几乎跟他们平起平坐，他喜欢让他们感觉到，他本来是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但是他对待他们却十分友好和平易近人。然而那时候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现在，身为法院预审官，伊万·伊利奇感到，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甚至那些最显赫、最自负的人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印有案由的公文上写上几行字，这个显赫而又自负的人就将作为被告或者证人被带到他这里来，如果他不想让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伊万·伊利奇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这个权力，相反，他总是尽量使这种权力的表现带有温和的色彩，但是意识到这个权力和可以使它带有温和的色彩，却成了他的这个新职务的主要兴趣所在和令他悠然神往的地方。至于在职务本身之中，也就是在预审工作中，伊万·伊利奇很快就学会了这样的办事方法，即撇开与公事无关的一切情况，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公文上等因奉此，照章办事，他个人的观点被完全排除在外，主要是必须遵从一切规定的格式。这个工作是一件新事，而他就是在实践中制定1864年条例附件的开创人之一。

在调到一个新城市担任法院预审官之后，伊万·伊利奇结识了一批新交，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举止行为也略有变化。他与省当局保持着某种适当的距离，并择优结交了一些居住在该城的司法界人士和富有的贵族，采取了一种对于政府不无微词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文明开通的作风。与此同时，伊万·伊利奇担任新职之后，一方面丝毫没有改变服饰的风雅，另一方面又蓄起了颔须，听凭胡须随意生长。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新城市的生活也十分愉快：跟与省长唱反调的一群人亲密无间，他的薪俸也比从前优厚了，此外，打惠斯特[106]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那时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打惠斯特了，他打起牌来轻松愉快，脑子灵活，十分精明，因为具有这个本领，所以一般说他从来都是赢家。

在新城市供职两年之后，伊万·伊利奇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米赫尔是伊万·伊利奇经常出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位非常妩媚动人、非常聪明、才貌出众的姑娘，伊万·伊利奇在公余的消遣作乐中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建立了一种说说笑笑的、十分随便的关系。

伊万·伊利奇在身为特派员的时候是常常跳舞的。他当了法院预审官以后，跳舞就成为一种例外情形了。他跳舞已经具有这样一层意思：虽然我在新的机构中供职，而且又是五等文官，但是就跳舞而言，那我能够证明，在这类逢场作戏中我是能够胜过他人的。因此，在晚会即将结束时，他偶尔也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翩翩起舞，而且也主要是在这种跳舞的时候他征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万·伊利奇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明确意图，但是当这位姑娘爱上他以后，他不由得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真是的，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对自己说。

待字闺中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位大家闺秀，长得也不难看，还薄有资产。伊万·伊利奇原可望攀一门更美满的亲事，但是这门亲事也就算好的了。伊万·伊利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应有此数。她出身名门，又是一个可爱、美丽和十分正派的女人。如果说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并且发现她赞同他的人生观的话，那就错了。正像如果说他所以结婚乃是因为他周围的人赞同这门亲事一样，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出于两层考虑：他拥有这样一位妻子，乃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快事，与此同时，他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那些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结婚了。

结婚过程本身以及最初的婚后生活（夫妻恩爱、新家具、新餐具、新床新被，直到妻子怀孕）都很好，以致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认为，结婚不仅不会改变他那轻松愉快、逍遥快活、永远体面并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的性质（伊万·伊利奇认为这是一般生活所固有的），而且还会加深它。但是就在这时候，从妻子怀孕的最初几个月起，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他对此怎么也摆脱不开。这种新情况是不愉快的、痛苦的和有失体面的。

妻子无缘无故地（像伊万·伊利奇所认为的那样），de gaité de coeur[107]（像他对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破坏生活的欢愉与体面：她毫无道理地吃醋，硬要他对她嘘寒问暖，她对一切都吹毛求疵，并与他寻衅争吵，说一些不愉快的和难听的话。

起初，伊万·伊利奇希望用一种对待生活的十分随便和十分体面的办法（这种办法过去曾使他数度摆脱困境）来摆脱这种情况的不愉快。他尝试着无视妻子的心情，继续像过去那样轻松愉快地生活：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打牌，自己也试着到俱乐部去或者去拜望朋友们。但是有一次妻子开始蛮不讲理地用粗话骂他，而且每当他不照她的要求办，她就骂不绝口。看来她已下定决心，不把他制伏决不罢休，也就是说他必须坐在家里，像她一样闷闷不乐才是。对此，伊万·伊利奇真是大吃一惊。他至此才恍然大悟。夫妇生活（起码是跟他的妻子）并不总是能促进生活的愉快和体面的，相反，它常常破坏它们，因此必须严加防范，使自己免受这些破坏。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寻找对策。公务是令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肃然起敬的唯一的事，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利用公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公事来与妻子斗争，借以保全自己的独立的小天地。

随着孩子的出生、想自己喂奶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不顺心的事，加上孩子和母亲的真病和假病（对此，伊万·伊利奇必须表现出同情，可是他对于疾病及其症状简直一无所知），在家庭之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随着妻子变得更加易怒和苛求，伊万·伊利奇也就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越来越多转移到公务上去。与过去相比，他变得更加喜爱公务，他的功名利禄之心也变得更强了。

很快，婚后还不到一年吧，伊万·伊利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虽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方便，可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事。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过一种体面的、为社会所称道的生活，就必须像对待公务一样，对此定出自己的一定之规。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为自己定出了一套对待夫妇生活的一定之规。他向家庭生活要求的，仅仅是它能够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地方安睡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则是为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寻求的只是逍遥自在，如果他找到了这种自在的生活，就不胜感激之至，如果遇到反抗和埋怨，他就一头钻进自己独立的、与家庭隔绝的公务之中，并从中找到乐趣。

伊万·伊利奇受到上司的器重，被认为是一个克尽厥职的好僚属。过了三年，他就被提升为副检察官。新的职务、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审任何人和把任何人关进大牢、公开的讲演，以及伊万·伊利奇在讲演中所取得的成功——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沉湎于公务之中。

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妻子也变得越来越唠叨和爱发脾气了，但伊万·伊利奇定出的对待家庭生活的一定之规使他成了她的埋怨几乎打不穿的铜墙铁壁。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城市里为官七年之后，又被调到另一个省就任检察官。他们搬了家，钱又拮据，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他的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但是开销却更大了。除此以外，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万·伊利奇就更加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在这个新住地所发生的一切不幸都诿过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话的多数话题，特别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都会重新挑起过去引起龃龉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妇间难得相亲相爱，而且为时不长。这不过是一些他们暂时停泊的小岛罢了，接着他们又重新驶进彼此怀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万·伊利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这种现象或许会使他觉得很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他在家庭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目标在于使自己越来越多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消磨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个办法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非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不可的话，他就尽量利用外人在场这一点来确保这种状况。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伊万·伊利奇有公务在身，他的全部生活兴趣都集中在官场之中，于是这种兴趣便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可能毁掉他想毁掉的任何人，当他走进法庭和会见下属时的威风，甚至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对待上司和下属的成功，而最主要的则是他所感觉到的他的办案才干——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跟同僚们的闲谈、宴聚和惠斯特，都使他感到生活十分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它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继续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长女已经十六岁，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了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也是他们口角的对象。伊万·伊利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很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三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间，伊万·伊利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几次升迁他都谢绝了，他盼着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万·伊利奇期待着大学城的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霍普捷足先登，得到了这个职位。伊万·伊利奇很生气，开始责难他，并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于是上峰开始对他冷淡了，而且在下一次的任命中，他又是榜上无名。

这事发生在1880年。这一年是伊万·伊利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一方面发现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又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别人却认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他感到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岁入三千五百卢布的地位是极为正常，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一则是意识到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他太不公平，二来是妻子的没完没了的数落，末了是他开始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眼下的地位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年夏天，为了减少支出，他告了假，与妻子一起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哥哥的乡村里度夏。

在乡下，由于摆脱了公务，伊万·伊利奇第一次感到不仅是寂寞，而且是无法忍受的烦恼，于是他决定，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必须采取某些断然的措施。

伊万·伊利奇在凉台上走来走去，度过了一整宿不眠之夜以后，决定到彼得堡去奔走一番，并申请调到另一个部去，借此惩罚一下那些不善于知人善任的衮衮诸公。

第二天，他不顾妻子和内兄的一切劝阻，首途到彼得堡去了。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求得一个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他已经不再支持任何一个部、任何一个派系或者任何一种活动了，他需要的只是职位，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行政工作也罢，银行也罢，铁路也罢，玛丽亚皇后掌管的机关也罢，甚至海关都成，但是非得有五千卢布不可，并且一定要调离那个不善于知人善任的部。

不料伊万·伊利奇此行却取得了惊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库尔斯克，他的一位朋友伊利英登上了头等车厢，他告诉他，库尔斯克省省长收到的一封最新电报说，数日之内部里将发生人事更迭：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职位将由伊万·谢苗诺维奇接任。

这个正在拟议中的人事更迭，除了对俄国自有其意义姑且不论之外，对于伊万·伊利奇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将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由此可见，他的朋友扎哈尔·伊万诺维奇也将跃居高位。这次人事更迭对伊万·伊利奇十分有利，因为扎哈尔·伊万诺维奇是伊万·伊利奇的同窗好友。

在莫斯科，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伊万·伊利奇到达彼得堡之后，就找到了扎哈尔·伊万诺维奇，并取得了他的承诺，一定在他过去供职的司法部里给他谋一个职位。

一星期后，他电告妻子：

扎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在首次官报中即将取得任命。

伊万·伊利奇由于这次人事更迭出乎意料地在他过去供职的部里取得了这样一项任命，他居然一跃而高出他的同僚两级：五千卢布年俸和三千五百卢布调任费。伊万·伊利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整个部的一切恼怒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简直幸福极了。

伊万·伊利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笑逐颜开，他俩又签订了“停火协定”。伊万·伊利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大家怎样庆贺他，他过去的所有敌人怎样丢人现眼，现在又怎样对他拍马逢迎，人们又怎样羡慕他的地位，他还特别讲到，在彼得堡大家都非常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听着他侃侃而谈，装作她对这些话都信以为真，没有跟他抬杠，只是做了一些他们在即将迁往的那个城市里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的计划。伊万·伊利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就是他的计划，他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他那一度遇到的坎坷生活又将具有真正的、它所固有的逍遥自在而又体面的性质了。

伊万·伊利奇这次回来只能作短暂的停留。九月十日他就必须前去上任，此外，还得有时间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从省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购。一句话，关于如何安置的问题，他已有成竹在胸，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心里决定的也几乎和他一模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如此顺利，他们夫妇俩又目标一致了。此外，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情投意合，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伊万·伊利奇本来想立刻携眷赴任，可是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万·伊利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分外殷勤和亲近起来了）却坚持以为不可，于是伊万·伊利奇只好只身先行赴任。

伊万·伊利奇走了，他一直心情愉快，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情投意合二者互相促进而产生的。他找到了一座非常好的住宅，夫妻俩梦寐以求的也正是这样的房子。高大、宽敞、古色古香的接待室，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卧室，儿子的学习室——一切都宛如特意为他们设计好了似的。伊万·伊利奇亲自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特别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别有一种古雅的气派），以及选购沙发套和椅套，于是东西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私下制定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超出了他的企望。他明白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所具有的那种雍容大方和古雅脱俗的气派，他在临睡时想象着那面貌将焕然一新的客厅。他瞧着那装修尚未完工的客厅，他已经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布置就绪时的壁炉、隔热板、格子架，那些随处摆放着的椅子、那些陈设在墙上的大盘和小碟，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对此也有同好的帕莎[108]和小丽莎[109]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能够搜求到而且廉价买进了一批古董，这将使一切赋有一种特别典雅的气派。他在自己的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坏，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都使他兴趣盎然，甚至于他所热衷的新职务也没有引起他这么大的兴趣，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他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他在寻思窗帘应该用什么样的窗帘架，直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简直乐此不疲：他常常亲自张罗，重新摆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一个小梯子，以便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裱糊匠说明他想要怎样悬挂窗帘，可是他失足摔了下来。不过他身体壮实，手脚灵活，没有跌倒，只是肋部在梯子边上碰了一下。碰伤的地方痛了一阵，但是很快也就好了。伊万·伊利奇在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身心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年。他本想在九月份把一切布置就绪，可是却拖到了十月中旬。然而新居却布置得美轮美奂，不仅他自己这么说，而且所有看见过的人也都向他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切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常有的，其结果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檀木、盆花、地毯以及黝暗和闪闪发光的青铜摆设——这一切无非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居然弄得如此雷同，简直毫无值得注目之处，而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在铁路车站上迎来了自己的家属，把他们带到了灯烛辉煌、布置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听差给他们打开了通往饰有鲜花的前厅的门，接着他们就走进客厅和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这时，他感到幸福极了，他领着他们到处参观，踌躇满志地听着他们的夸奖，高兴得满脸放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顺便问起，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笑了，接着便绘声绘色地表演给他们看，他是怎么从梯子上滑下来的，又怎么把裱糊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学过体操。别人非摔死不可，我不过在这儿稍微磕了一下；摸上去有点疼，但是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乌青。”

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新居里住下来，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人们在某个新居住定以后，往往觉得样样都好，就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像常有的情形那样，还稍嫌不足，还缺少大约五百卢布的区区之数。总之，一切都很好。感到特别好的是在最初那个时期，那时一切尚未布置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去采购，一会儿去定做，一会儿要重新摆设，一会儿要稍加调整。夫妻之间虽然还有某些争执，但是因为夫妻俩都满意，再加又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说过也就完了，没有引起大的口角。等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稍嫌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是紧接着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于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

伊万·伊利奇上午在法院视事，中午回家。在最初那个阶段，他的心情是好的，虽然稍感痛心，原因也是由于新居。（桌布和椅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的被拽断了的绳子，都使他十分恼火：他在布置这所新居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感到痛心。）但是，大体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仰，就像生活理应如此那样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坐车上法院。在那儿，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他立刻升堂视事。上诉人、办公室查讯、办公室本身、开庭——公审和预审。在这一切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经常破坏公事正常进行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事：除了公事关系以外，决不允许跟人们发生任何关系，而且发生关系的情由也只能是公事往来，而且关系本身也只能是公事公办。例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什么事。因为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因此伊万·伊利奇也就不能与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倘若该人有事直接与审判厅委员有关，而且此种关系可以书写到等因奉此的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办到的事，伊万·伊利奇无不一一照办，与此同时，他还遵循着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等公务关系结束，其他任何关系也就随之告终。伊万·伊利奇对这种严格区分公与私的本领已高度娴熟，而且凭着长期的实践和独到的才干，他对此早已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以致所谓公私混淆云云，有时他也不费吹灰之力地偶一为之。他所以敢于这样做，乃是因为他感到一旦有必要，他有随时恢复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本领。这事在伊万·伊利奇办来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甚至还技艺精湛。在公务间隙，他就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又稍许谈点打牌，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便拖着疲乏的身子，但是怀着一个优秀演奏家把自己的那个音部、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规规矩矩地演奏完毕的心情，回到家来。在家中，母女俩或是出门拜客或是有什么人来拜访她们；儿子或者上学校读书或是在跟家庭补习老师准备功课，在认真学习学校里教的课程。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万·伊利奇有时就读一点大家经常谈论的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披阅公文，核对法律——对照供词，援引律例。对此，他既不感到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可以玩文特的时候，这些工作是乏味的；但是，倘若没有人玩文特，这毕竟比孤身独坐或者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万·伊利奇的乐趣是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男女宾客来家便宴，跟这种人通常消磨时间的办法一样（就像他家的客厅与所有的客厅相同一样），同他们在一起消遣作乐。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次晚会，让大家跳舞。伊万·伊利奇很快活，一切也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蛋糕和糖果的事发生了一场大的口角：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万·伊利奇却固执己见，硬要到一家售价昂贵的食品店里去购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剩下了，而食品店老板的账单却赫然开明共计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口角。这场口角吵得很厉害而且不愉快，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骂他是“笨蛋和窝囊废”。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真是群贤荟萃。伊万·伊利奇还和特鲁福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这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做官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交际场中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万·伊利奇的真正乐趣则是玩文特的乐趣。他认为，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之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趣味相投的牌友和文文静静的搭档坐下玩文特——这种乐趣好比是蜡烛照亮了所有的不愉快——但是一定要四个人在一起玩（五个人就很不痛快了，虽然他总装作十分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而且认真（当出牌的时候），然后共进晚餐，喝一杯葡萄酒。在玩过文特之后，特别是稍许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万·伊利奇便心情特别愉快地上床就寝。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结交的朋友都是最优秀的人物，达官显要和一些年轻人也是座上客。

在对他们到底应结交何等样人的看法上，丈夫、妻子和女儿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的朋友、亲戚和邋遢鬼拒之门外，闭门不纳，因为这些人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四壁悬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对他们嘘寒问暖。很快，这些邋遢朋友也就不再贸然前来了，于是戈洛温家就只剩下了一些最优秀的达官贵人。一些年轻人竞相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公子，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万·伊利奇已经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商议：何不让他俩在一起乘车出游或者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在毫无变化地进行着，而且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虽然伊万·伊利奇有时说，他口中有一股怪味，腹部左侧有点不舒服，但也说不上这就是不健康。

到后来，这种不舒服感却逐渐增加，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为疼痛，但他总感到肋下有一种隐痛，心情也变坏了。这种恶劣的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在戈洛温家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轻松、体面的生活的愉快感了。丈夫与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也很快销声匿迹，就连体面也难以维持了。口角又频繁起来，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夫妻能够意见一致、不吵不闹地共处的岛屿已经很少。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丈夫的性格很难相处，现在看来，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有一种喜欢夸大的习惯，她说，他的性格坏到极点，而且一向都是这样，要不是她的脾气好，谁也没法二十年如一日地忍受这种坏脾气。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倒也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而且常常在他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要没碴儿找碴儿，一会儿是发现某件餐具被损坏了，一会儿是吃的东西不对他的口味，一会儿是儿子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了，一会儿又是女儿的发型叫他看不顺眼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起初还反唇相讥，对他说些不愉快的话，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吃饭开始时发这么大的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由即将进食在他心中引起的一种病态，因此她也就忍气吞声，不置一词，只是催促大家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是很大的美德。她心中认定，她丈夫的性格太可怕了，造成了她毕生的不幸，于是她便自叹命苦起来。可是她越是自叹命苦，就越憎恨自己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是她又不能盼望当真如此，因为这样一来，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加激起了她的怒火，对他怀恨在心。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都救不了她。她十分恼怒，但还是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的恼怒又加剧了他的恼怒。

在一次伊万·伊利奇表现得特别蛮不讲理的口角之后，他解释说，他的肝火的确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于是她就对他说，他既然有病，就应该去治疗嘛，而且硬要他去找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像惯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架子，是医生的一种臭架子，也是他所熟悉的，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模一样；然后东敲敲，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人家做出他事先早已明确、显然是多余的回答，还有一种俨然的架势，那架势似乎在说，您一旦落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一切做出安排，至于一切如何安排，我们是心中有数和毫无疑问的，对于任何人，无论贵贱，我们都可以千篇一律地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中一模一样，正如他在法院中对被告装模作样那样，现在这位名医也在对他装模作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您体内有如此这般的疾病；但是，假如经过如此这般的化验之后未予证实，那么就可以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疾病。倘若假设您患有某种疾病，那么……如此，等等。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他的病情是否危险？但是医生却对这个不恰当的问题不予理睬。从医生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是无聊的，因此无须讨论；当前要做的仅仅是估计各种可能性——究竟是游走肾呢，是慢性黏膜炎呢，还是盲肠炎？根本不存在伊万·伊利奇的生死问题，只有或是游走肾或是盲肠二者之间的争议。伊万·伊利奇亲眼看到，医生朝倾向于盲肠的方向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争议，他只做了一点保留：如果验尿之后能够提供新的罪证，那么此案就将重新审理。这一切恰如伊万·伊利奇本人曾千百次同样冠冕堂皇地对被告所做的那样。现在，医生也同样冠冕堂皇地做出了自己的归纳，并且扬扬得意地，甚至愉快地从眼镜上方望了被告一眼。伊万·伊利奇从医生的归纳中得出一个结论：情况不妙，但是他，也就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的人，对此都感到无所谓，可是他却感到心情沉重。这个结论使伊万·伊利奇感到十分痛苦，使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巨大的怜悯感，同时对这个医生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居然漠然处之，感到极大的愤慨。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站起身来，把钱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恰当的问题，”他说道，“但是，一般说，这病是否危险呢？……”

医生用一只眼睛透过眼镜片严厉地望了他一眼，似乎在说：“被告，如果您不在向您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就此止步，我将不得不下令把您逐出法庭。”

“我认为需要告诉您的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医生说，“以后的情况经化验后自会分晓。”接着医生便点头送客。

伊万·伊利奇慢腾腾地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去。一路上，他不断琢磨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极力把所有那些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学术语翻译成普通人所说的话，并从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情况不妙——对我来说是很不妙呢，还是暂时无甚紧要呢？他觉得，医生所说的一切，其含意都是情况不妙。伊万·伊利奇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凄凉的。街上的出租马车是凄凉的，房子是凄凉的，行人、店铺也都是凄凉的。而这种疼痛，微微的，隐隐约约的，一秒钟也不停止的疼痛，与医生含糊其辞的话联系在一起，就具有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意义。现在，伊万·伊利奇怀着一种新的沉重感注视着这种疼痛。

他回到家里，开始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妻子听着，但是正当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戴着帽子进来了，她准备同母亲一道出门。她勉强坐了一会儿，听了这些乏味的话，但是时间一长，她就受不了了，于是母亲也没有听完。

“嗯，我听了很高兴，”妻子说，“那你现在就得注意按时服药喽。把医生的处方给我，我这就打发格拉西姆到药房去买药。”她说罢就去换衣服了。

她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憋住了气，可是她一出去，他就长叹了一声。

“也罢，”他说，“也许确实无甚紧要……”

他开始服药，执行医嘱，而医嘱由于化验小便的结果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但是恰好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在这次化验以及理应在这次化验之后紧接着做的检查中，出现了某种差错。这事不能怪医生，但结果是医生对他说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或是他忘记了，或是他没有说真话，或是他对他隐瞒了什么情况。

但是伊万·伊利奇还是严格地执行医嘱，而且他在这样执行的初期还得到了一种安慰。

自从找医生看过病以后，伊万·伊利奇全力以赴地，就是严格地执行有关摄生与服药的医嘱，密切注视自己的病痛以及自己整个机体的发展趋势。人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健康成了伊万·伊利奇的主要兴趣所在。每当人们在他面前谈到病人，谈到死者，谈到病愈的人，特别是谈到与他相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他总是极力使自己的激动藏而不露，留神谛听，反复询问，并将这些话应用到自己的疾病上去。

病痛并没有减轻，但是伊万·伊利奇却强自振作，硬要自己相信病正在好转。当没有什么事情使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还可以欺骗欺骗自己，但是一遇到他和妻子发生不快，或是出现了公务上不顺心的事，以及打文特的时候手气不好，他就立刻感到自己病得很厉害。过去，他也遇到过这些不顺心的事，但是他期望着很快就可以改变逆境，他将奋发自强，取得成功，赢得全胜。可是现在任何不顺心的事都使他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他寻思：瞧，我刚开始见好，药力正开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这桩可诅咒的不幸或是不愉快的事……于是他怨恨那件不幸的事，以及那些存心跟他过不去，想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他感到这种怨恨会断送他的性命，但他又无法克制这种积愤。看来，他自己应该明白，他的这种怨天尤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应该去理睬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区区小事。但是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他说他需要安静，他也密切注视着破坏这种安静的一切，可是一遇到任何稍许破坏这种安静的事，就升起一股无名火。他读了一点医书，并常常去看医生，这就使他的病情更恶化了。但是病情的恶化是渐进的，因此将这一天与另一天相比，似乎差别也不大，因此他还能欺骗自己。可是当他去找医生看病时，他又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发展迅速。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去就医。

这个月，他又去拜望了另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所说的话几乎和第一位一模一样，只是问题的提法略有不同罢了。找这位名医看病，只是加重了伊万·伊利奇的怀疑和害怕。他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可是他对疾病又做了完全不同的诊断，虽然如此，他却保证此病一定能够痊愈，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所做的假设却把伊万·伊利奇弄得更糊涂了，使他的疑心更深了。一位顺势疗法[110]派医生对疾病又做了另一种诊断，并给他开了药。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悄悄地瞒着大家，把这药服了近一个星期。但是一星期以后，因为不见起色，他对过去的治疗和这次的治疗都失去了信心，更加心灰意懒起来。有一次，一位相识的太太讲到拜求神像能包治百病。伊万·伊利奇发现自己正在凝神倾听，并且对此事的真实性信以为真。这个情况使他感到骇然。“难道我竟糊涂到这种程度了吗？”他暗自思忖，“不要紧！一切都是扯淡，不要疑神疑鬼了，应当选定一位医生，严格服从他的治疗。我就这么办得了。现在就此结束，再别去想它了，要严格执行治疗直到夏天，到那时候再看情况。这种犹豫不决现在该结束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就是办不到。肋下的疼痛一直在折磨着他，似乎还在不断加剧，而且越来越变成经常性的。嘴里的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怪了，他觉得他嘴里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他的食欲和体力也越来越差。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万·伊利奇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关于这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他们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正是这一点使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他看到，他的家属，主要是妻子和女儿，正热衷于出门拜客，她们什么也不懂，还嗔怪他老是闷闷不乐、吹毛求疵，似乎他在这方面犯了什么过错似的。虽然她们极力掩饰，可是他看得出来，他妨碍了她们，但是妻子对他的疾病也给自己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不管他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对此恪守不渝。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是知道的，”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伊万·伊利奇就像一切善良的人们那样，总不肯严格执行医生规定的治疗。今天他遵守医嘱服药和吃饭，按时就寝；可是到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会突然忘了服药，吃起了鲟鱼（这是不许他吃的），并且坐下来打文特，一打就到一点钟。”

“唉，这是哪辈子的事呀？”伊万·伊利奇恼火地说，“不就是有一回在彼得·伊万诺维奇家吗。”

“那昨天跟舍别克呢？”

“反正我也疼得睡不着……”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这样下去永远也好不了，而我们却陪你受罪。”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对待丈夫的疾病的表面上的、说出来让别人和他本人听的态度就是如此，即这个病都是伊万·伊利奇自找的，而且这整个疾病乃是他对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她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好受些。

在法院，伊万·伊利奇发现，或者他自以为发现，人们对待他的那种同样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他觉得，人们都在端详他，就像端详一个即将出缺让位的人一样；一会儿他的朋友们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的疑神疑鬼，仿佛在他体内出现的那个非常可怕的、前所未闻的疾病正在不断地折磨他，而且正在不可阻挡地把他带往某处——这事倒成了他们最愉快的笑料似的。特别是施瓦茨的喜笑颜开、精力充沛和落落大方使他十分恼火，这一切使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他本人在十年以前的模样。

朋友们常常前来凑牌局，大家就座。发牌，洗牌，红方块加红方块，共计七张。他的对手说：没有王牌，于是给了他两张红方块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兴高采烈，很可能赢得全胜。可是伊万·伊利奇却突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以及嘴里的那股味儿，他对于自己会获得全胜居然感到高兴，觉得十分荒唐。

他瞧着自己的对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瞧着他如何用他那灵活的手拍着桌子，然后彬彬有礼而又宽容大度地放开输掉的牌，把它们推到伊万·伊利奇的身边，以便给他一种把赢得的牌收起来的愉快，而无须麻烦他远远地伸出手去。“他在想什么呀，他以为我居然衰弱到不能远远地伸出手去了吗？”伊万·伊利奇这样想，把他的王牌忘了，多出了一次王牌，结果打了自己的牌，他本来已经胜券在握，最后却以三分之差输掉了。而最可怕的则是他看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难过，而他倒处之泰然。他为什么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真叫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便对他说：“如果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一下。”休息？不，他一点都不累，他们打完了这一圈。大家都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伊万·伊利奇觉得，他把这种闷闷不乐也传染给他们了，但又无法把它驱散。他们吃完晚饭，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在独自寻思：他的生活毫无乐趣，而且使别人的生活也抑郁寡欢，此外，这种有害的状况不是在减弱，而是越来越厉害地渗透到他的整个机体之中。

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再加上肉体上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躺到床上，而且他常常由于疼痛大半夜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早晨又得起床、穿衣、上法院、说话、写字，如果不去上班视事，那就得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家里，而其中的每一小时都是痛苦。他就这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而且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五

一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新年之前，他的内兄来到他们的城市，要住在他们家。当时伊万·伊利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出去买东西了。他从公廨回来，走进自己的书房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内兄。他的内兄是一个健康好动的人，正在亲自收拾皮箱。他听见伊万·伊利奇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默默地瞧了他一秒钟。这一瞥向伊万·伊利奇说明了一切。他内兄张开了嘴，一声“哎呀”没有喊出口便忍住了。这个动作肯定了一切。

“怎么，我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化。”

他内兄说过这话以后，尽管伊万·伊利奇一再把话题引向自己的外表，他仍旧讳莫如深。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回来了，他内兄便去找她。伊万·伊利奇锁上了门，照起了镜子——先照正面，接着又照侧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他的照片和他在镜中所看到的容貌两相对照——变化是巨大的。接着他捋起袖子，露出了胳臂瞧了瞧，又把袖子放下来，坐到沙发榻上，脸变得比黑夜还阴沉。

“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迅速站起身来，走到桌子跟前，打开卷宗，开始披阅，但是他读不下去。于是他打开了门，向客厅走去。客厅的门是关着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跟前，开始倾听。

“不，你太夸大其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

“我怎么夸大其词了？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他已经是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没有光。他生的什么病？”

“谁都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这是另一位医生）说是什么什么，反正我也弄不清。可是列谢季茨基（这就是那位名医）说恰好相反……”

伊万·伊利奇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开始想道：“肾，游走肾。”他想起了医生向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肾怎样脱落，又怎样游走。于是他便在脑海中殚思极虑地想要捉住这个肾，不许它乱动，把它固定下来。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不，我还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这就是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摇了摇铃，吩咐套马，准备出门。

“你到哪儿去呀，Jean[111]？”妻子带着特别伤感和难得的和善的表情问道。

这种难得遇到的和颜悦色使他升起一股无名火，他阴郁地望了她一眼。

“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

于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接着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医生。他遇见了他，并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他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按照医生的看法）在他体内发生的种种情况，他一切都明白了。

盲肠里有一个玩意儿，一个小玩意儿。这一切是能够治愈的，只要加强某一种器官的功能，并减弱另一种器官的活动，便能发生一种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复了。他回家吃饭稍许迟了点。他吃了饭，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决心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工作。最后，他终于向书房走去，并且立刻坐下来办公。他披阅着案卷，工作着，但他却时时刻刻想着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重要的心事，必须等公务完毕之后再行处理。当他办完公事，他才想起，这件心事乃是对于盲肠的种种焦虑。但是他并没有陷于这种焦虑之中，他走到客厅去喝茶。这时正好有客人来访，大家在说话，弹琴，唱歌；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心爱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说法，这个夜晚，伊万·伊利奇过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关于盲肠的重要心事。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向大家告辞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睡在书房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他走进去，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是他没有看书，而是在想。于是在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他所想望的盲肠的康复，它经过吸收与分泌终于恢复了正常活动。“是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不过应当助造化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药，于是便支起身子来服了药，接着又仰面躺下，注意药物如何在有效地起作用，药物又如何在消灭疼痛。“不过应当适时服药，以免发生副作用；我现在已经觉得稍许见好了，大大地见好了。”他开始抚摩肋下——摸上去并不疼，“是的，我不感到疼，的确已经大大见好了。”他吹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康复和吸收。陡地，他感到一阵原有的熟悉的疼痛，一种隐隐约约的酸痛，而且疼个没完，疼痛虽微，但是很严重。嘴里又是那股熟悉的叫人恶心的怪味。他的心开始作痛，头脑一阵发晕。“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也不肯停止了。”接着，他又蓦地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生命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就近在眼前。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要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了。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在哪儿呢？难道是死吗？不，我不想死。”他跳起来，想要去点蜡烛，他用发抖的手摸了一阵，把蜡烛和蜡烛台都碰倒在地板上，于是他又往后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一样，”他睁开两眼凝视着黑暗，自言自语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他听见从门外传来的远远的歌声和伴奏曲。）他们对一切都置之漠然，可他们也同样要死的。这帮傻瓜，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模一样。可是他们却在扬扬得意。这些畜生！”愤怒窒息着他。他感到十分痛苦，心头有说不出的难过，总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非受这种可怕的恐怖不可吧。他爬起身来。

“反正这样不妥，应当安静下来，应当把一切从头到尾细细地考虑一番。”于是他就开始思前想后，“是的，且说得病之初，先是肋部碰了一下，我依然那样，今天如此，明天也还是如此。有一点酸痛，后来痛得厉害了些，然后去看医生，后来是沮丧、忧虑，又去看医生。于是我就越走离深渊越近了，体力减退了，越走越近了。我变得憔悴不堪，两眼没有神。死就在眼前，可是我却在想什么盲肠。我想修复盲肠，可是这却是死期将至。难道是死吗？”他又感到一阵恐怖，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弯下腰去寻找火柴，可是却把胳膊肘碰到了床头柜上。它妨碍了他，把他碰得很疼，他一时怒起，便用力推了它一下，把床头柜推倒在地。他在绝望中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马上来临。

这时候，客人们正在陆续告辞。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正在送客。她听见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便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无意中碰倒的。”

她走出去，拿来一支蜡烛。他躺着，沉重和急促地喘着气，宛如一个人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她。

“你怎么啦，Jean？”

“没……什么，碰……倒……了。”

接着他又想到：“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不会懂的。”

她的确不懂。她捡起了蜡烛，把它点着了，就匆匆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依旧仰面躺着，望着上方。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病情更重了吗？”

“是的。”

她摇了摇头，又略坐了片刻。

“我说，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一趟。”

这就是说她想把那位名医请来，而不吝惜钱。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必了。”她略坐片刻便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当她吻他的时候，他对她真是恨之入骨，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安睡。”

“好吧。”

六

伊万·伊利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

在内心深处，伊万·伊利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对这种想法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点。

他在基泽韦特的《逻辑》[112]中所学到的那个三段论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仅仅适用于卡伊，而绝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因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来都有别于所有其他人的完全特殊的人；他是万尼亚[113]，他先和妈妈、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车夫、保姆在一起厮混，后来又和卡坚卡在一起，经历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喜怒哀乐。难道卡伊也闻过万尼亚那么喜欢闻的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卡伊也是那么吻母亲的手的吗？难道母亲衣服的绸褶也是那么对卡伊作响的吗？难道他也在法律学校为了馅饼的事闹过风潮吗？难道卡伊也是这么谈恋爱的吗？难道卡伊也能这样开庭审案吗？

卡伊是的确要死的，他也应当死，但是对于我，对于万尼亚，对于有感情有思想的伊万·伊利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这是绝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所感觉到的就是如此。

“如果我也必须像卡伊那样死去，那我是应当知道这个的，我是应当心中有数的，但是我心中却毫无此种感觉。我和我所有的朋友都明白，这决不会和卡伊一样。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却是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个呢？”

他无法理解，于是就极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不正确的、病态的想法，并且极力用另一些正确的、健康的想法把它们挤走。但是这一想法不仅是想法，而且似乎就是现实，它又来了，伫立在他的面前。

他又逐个地唤出另一些想法来取代这一想法，希望能够从中寻到支持。他企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过关于死的想法。但是说来也怪，过去遮挡过、掩盖过、消灭过关于死的意识的一切，现在已经不能再起这个作用了。最近一个时期，伊万·伊利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企图恢复过去的感情思路，不再去想到死。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应该去办公，过去我就是靠它生活的。”于是他就摈弃一切疑虑，向法院走去。他与同僚们交谈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漫不经心地，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两手支着橡木软椅上的扶手，与平素一样探过身去，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蓦地抬起眼睛，端端正正地坐好，发表了一些老生常谈，就宣布开庭。但是倏地在半中间，他肋下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隐隐发作起来。伊万·伊利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在继续作祟。它又来了，伫立在他面前，瞧着他，于是他大惊失色，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和痛心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卓越、精明的法官，也居然会乱了章程，出现差错。他抖擞起精神，极力使头脑清醒，他好不容易才把审讯进行到终了，怏怏不乐地坐车回家。一路上，他伤心地想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隐蔽的事情隐蔽过去了；即使埋头审案，他也不能摆脱它。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想叫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并忍受难以形容的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万·伊利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找别的挡箭牌。别的挡箭牌也果然被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又立刻失去了招架的力量。倒不是因为这些挡箭牌被毁坏了，而是被洞穿了，似乎它能穿越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

在最近这个时期，他有时走进由他布置的那间客厅，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他为了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那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蓦地看到在油漆一新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终于发现这是相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青铜饰物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由他充满了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相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漫不经心感到十分恼火——相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这些整理好，把相册上的铜饰又扳正了。

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相册的établissement[114]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叫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跟他抬杠，他据理力争，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给忘了，看不到它了。

不过当他亲自把东西移过去的时候，妻子却说：“这又何苦呢，用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挡箭牌，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隐匿不见，但是他不由得注意了一下肋下，那儿仍旧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忘不掉它了，它分明在花丛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在这个窗帘上，我就像对敌发动猛攻时捐弃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又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四目对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不寒而栗。

七

伊万·伊利奇患病的第三个月上——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而主要的是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最大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出缺让位，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自己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了，人家给他吃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哀愁起初曾使他的疼痛稍减，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让人受不了。

人们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让人生厌。

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小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再加上他知道，若要办理此事，还得有人在一旁伺候。

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万·伊利奇得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管打杂的农民来把便盆拿出去。

格拉西姆是一个穿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起胖来的年轻庄稼汉。他永远乐呵呵的，性格开朗。起初，看到这个永远干干净净地穿着俄国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作呕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便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瘦骨嶙峋的、软弱无力的大腿。

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柏油味和一种沁人心脾的冬天的户外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麻布围裙，里面穿着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他那年轻有力的胳膊。他没有抬头望伊万·伊利奇（显然，他在抑制着在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不痛快），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万·伊利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动作敏捷地把他那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的脸向病人转了过来。

“您有何吩咐？”

“我想，你干这事一定感到不愉快吧？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力气。”

“这是哪儿的话，老爷。”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闪，露出了他那年轻的、洁白的牙齿，“为什么不侍候您呢？您有病嘛。”

于是他就用他那灵巧、有力的双手做完了自己惯常做的事，接着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五分钟后，他又同样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

伊万·伊利奇依然坐在沙发椅上。

“格拉西姆，”当格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好以后，他说道，“请你过来一下，帮帮我的忙。”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来。我一个人太费劲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发走了。”

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抱住了他，就像他走起路来十分轻巧一样，灵巧而又轻轻地把他抱起来，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给他提上了裤子，接着便想把他放下，让他坐好。可是伊万·伊利奇请他把自己扶到长沙发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费力地、似乎没有碰着挤着似的，连扶带抱地把他搀到沙发近旁，让他坐好。

“谢谢。你干什么都……那么灵巧，那么好。”

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开。但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他不想让他走。

“还有一件事：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端过来。不，就这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脚下。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

格拉西姆把椅子端过来，不磕不碰地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接着便把伊万·伊利奇的两腿扶起来放到椅子上。伊万·伊利奇觉得，当格拉西姆把他的两腿高高抬起的时候，他感到好受了些。

“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伊万·伊利奇说，“请你把那边的那个靠垫给我搁在腿底下。”

格拉西姆照办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然后放下。当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好受了些。他把腿放下，他就觉得差一些。

“格拉西姆，”他对他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向城里的用人们学会了怎样跟老爷们说话。

“你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我还需要做什么事吗？事情都做完了，不过还要劈点儿柴留到明天用。”

“那么你给我把脚架高一点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于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这种姿势使他一点都不觉得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呢？”

“您放心吧，咱来得及。”

伊万·伊利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来扛着他的腿，并且和他攀谈起来。事情也怪，他觉得，格拉西姆扛着他的腿，他就好受些。

从此以后，伊万·伊利奇有时就叫格拉西姆来，叫他用肩膀扛着他的腿，并且很喜欢跟他说话。格拉西姆轻快、乐意、淳朴而且善良地做着这事，这种善良使伊万·伊利奇深为感动。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常常使伊万·伊利奇觉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不但不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难受，反而使他得到安慰。

伊万·伊利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虚伪，那种不知为什么被大家默认的虚伪，说什么他只是有病，而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取得某种很好的效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以外，什么效果也不会有。这种虚伪使他感到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是想就他的险恶的病情对他说谎，而且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到这个骗局中来。虚伪，在他临死前施加到他头上的这种虚伪，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这些出门拜客、窗帘、午餐的鲟鱼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虚伪，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非常痛苦。说来也怪，每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起码别再撒谎好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濒临死亡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的事情的水平，一种多少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如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可怜他，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因此，伊万·伊利奇只有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整宿整宿地扛着他的两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万·伊利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猝然跟他“你我”相称，补充道：“要不是你有病，要不，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听到这话，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且认为对此无须隐瞒，他只是可怜这位衰弱的、憔悴不堪的老爷。甚至有一次，当伊万·伊利奇打发他去睡觉的时候，他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认为干这活是受累，因为这活儿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这事落到他头上的时候有人也能替他干同样的活儿。

除了这种虚伪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久的痛苦之后，他真希望（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有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人们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们那样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显赫的高等审判厅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颇相类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得到安慰。伊万·伊利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就在这时候，他的同僚，高等审判厅委员舍别克光临了。伊万·伊利奇本来想哭和接受爱抚的，结果反而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习惯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固执己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化了伊万·伊利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八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扇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屋子。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日也罢——反正都一样，反正都相同：持续不断的、一刻不停的剧痛，意识到那正在无望地逐渐离开，但还未完全离开的生命；正在日益迫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那劳什子的虚伪。一星期一星期，一天天，一小时一小时，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问，您不要喝茶吗？”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上必须喝茶。”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不要挪到长沙发上去吗？”

“他要收拾房间，我在这里碍事，不干净，乱。”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了。”

仆人又干了一会儿。伊万·伊利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指他的儿子）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去叫醒她。请问要去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他说。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对，茶……拿来吧。”他说。

彼得向门口走去。伊万·伊利奇害怕一个人留下。“找件什么事情来留住他呢？对，吃药。”“彼得，把药递给我。”他又想：“为什么不吃药呢？也许吃药还有效。”他拿起茶匙喝完了药。“不，不会有效的。这一切都是扯淡，都是骗局。”他一尝到那熟悉的、甜腻的和令人万念俱灰的药味，心里就想道，“不，我没法相信。但是这疼痛，这疼痛又干吗呢，它哪怕能稍微停一会儿呢。”他发出了呻吟，彼得回来了。“不，去，拿茶来。”

彼得走了，剩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他开始呻吟。这与其说由于疼痛（尽管疼得非常厉害），倒不如说由于苦恼。“老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老是这没完没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点呢。什么东西快点？死，黑暗。不，不。一切都比死强！”

彼得用托盘端茶进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很长时间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谁，和他来干什么。彼得被他看得手足无措起来。当彼得发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茶……好，你放下吧。不过你来帮我洗洗脸，换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洗脸。他洗洗停停地洗了手，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开始梳头，而且照了照镜子。他害怕起来：头发平贴在他那苍白的脑门上，使他觉得特别可怕。

给他换衬衫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低下头去看一眼自己的身体，他会觉得更可怕，因此他不敢看自己。但是一切总算做完了。他穿上晨衣，裹上毛毯，在沙发椅上坐下，准备喝茶。片刻间，他觉得精神倍爽，但是当他一开始喝茶，又是那股怪味，又是那种疼痛。他勉强喝完了茶，便伸直两腿躺了下来。他躺下以后就打发彼得走了。

一切依旧。一会儿闪出一点希望，一会儿绝望的大海又奔腾咆哮，永远是疼痛，永远是忧伤，永远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一个人待着感到特别凄凉，真想叫个什么人来，但是他没有叫就知道，他瞧着别人心里会更难受。“哪怕再给来点吗啡呢——昏睡过去倒好。我要对他，对医生说，让他再给我想点法子。这不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一小时、两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突然，前厅里响起了门铃声。没准儿是医生吧。不假，这是医生，满脸红光，精神抖擞，肥肥胖胖，喜笑颜开，他脸上的那副表情似乎在说：您一定被什么事情吓住了吧，咱们就来给您安排一切。医生也知道这种表情在这里并不合适，但是他的脸上既然永远挂上了这副表情，就取不下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早穿上了燕尾服出去拜客一样。

医生精神抖擞地、令人安心地搓着手。

“真冷，外面冷得厉害。让我烤烤火。”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似乎在说，只要稍候片刻，让他先暖和暖和，等他暖和过来，一切就好办了。

“嗯，我说，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感到，医生想说：“事儿怎么样？”但是他也觉得这样说不妥，便改口道：“您夜里睡得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瞧着医生，脸上的表情似乎在问：“难道你说谎从来不觉得害臊吗？”但是医生却不想明白他提的这个问题。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说道：

“仍旧疼得很厉害。疼痛不止，一点没有减轻。能有点什么药就好了！”

“是啊，你们这些病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嗯，现在，我似乎暖和过来了，甚至办事十分认真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任何意见了。来吧，您好。”于是医生跟他握了握手。

接着，医生便抛开刚才说说笑笑的态度，开始一本正经地检查病人，号脉，量体温，并开始东敲敲，西听听。

伊万·伊利奇深知，而且觉得，这一切无疑都是扯淡，都是毫无意义的骗局。可是当医生跪着，向他伸过头去，将耳朵忽高忽低地贴在他身上，带着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在他身上做着各种体操动作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却任凭他去装模作样，就如从前他听凭律师信口雌黄一样，其实他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说的话都是撒谎，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医生跪在长沙发上，还在敲打着什么，这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绸衣在门口窸窸窣窣地响了起来，听得见她在责备彼得，为什么大夫来了不通知她？

她走进来，吻了丈夫，然后立刻开始说明她早就起床了，当大夫来的时候，只是由于她误以为是别人，她才没有在这里。

伊万·伊利奇望着她，将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什么都看不顺眼：她那白皙、丰腴、干净的手和脖子，她那头发的光泽，她那充满生气的眼睛的闪光。他对她深恶痛绝。由于对她油然而生的憎恨，她的接触使他感到十分难受。

她对他以及对他的疾病的态度依然和从前一样。正如医生一旦定出了他对病人的态度，就无法更改一样，她也定出了一套对待他的态度：他不肯做他应该做的什么什么，因此只能怪他自己，于是她就爱护备至地责备他——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她也已经无法更改了。

“他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服药。主要的是两脚朝上，用这样的姿势躺着可能对他有害。”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让格拉西姆扛着他的两条腿。

医生亲切地微微一笑，略含轻蔑之意，他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病人有时就会想出这样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谅。”

检查完毕，医生看了看表，于是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便向伊万·伊利奇宣布，不管他愿不愿意，反正她今天已经请了一位名医，他将同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那位普通医生的名字）一起会诊。

“请你千万不要反对，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她话中带刺地说，以此让他明白，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她只有这样说才能使他无法拒绝她。他一言不发，双眉深锁。他感到，包围着他的这种虚伪已经乱成一团，简直难辨真假。

她替他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她自己，她对他说，她为了自己竟做着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至于他倒应该从反面来理解这话了。

果然，在十一点半，那位名医来了。又开始了听诊，以及先是当着他的面，后来又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的关于肾脏、关于盲肠的意味深长的谈话，然后是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的相互问答，以致他们又没有谈到现实的生与死的问题（现在他面临的只有这一个问题），却提出了什么肾和盲肠的问题，说什么他的肾和盲肠似乎工作得不对头，因此现在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和那位名医即将对它们发动进攻，迫使它们就范。

那位名医带着严肃的，但并非没有希望的神情告辞了。伊万·伊利奇向他抬起了闪烁着恐惧与希望之光的眼睛，怯生生地问道，他的病有没有痊愈的可能，这位名医的回答是：无法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伊万·伊利奇送别医生时抱着希望的目光是如此可怜，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到这个目光忍不住哭了出来，这时，她正走出他的书房门，以便把出诊费交给那位名医。

由医生的鼓励而产生的兴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是那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画、窗帘、壁纸、药瓶，又是他那同样地不断作痛、备受煎熬的身体。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呻吟起来。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就昏睡过去了。

当他清醒过来时，已是暮色苍茫，给他端来了饭菜。他勉强喝了点鸡汤，于是又周而复始，又是那正在降临的黑夜。

吃过饭以后，在七点钟，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他的房间。她的穿着打扮就像去赴什么晚会似的，束紧的肥大的乳房，她脸上还留有脂粉的痕迹。她还在早上就向他提到过他们要去看戏。今晚有刚来此地的萨拉·贝尔纳[115]的演出，他们有一个包厢，这是他坚持要他们订下来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事给忘了，因此她的打扮他看了很不顺眼。但是，他想起这是他自己硬要订一个包厢去看戏，因为这对于孩子们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审美享受，他便把自己的恼怒隐忍了下来。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顾盼自得地走进来，但是又似乎于心有愧似的。她坐了一会儿，问了他的健康状况，但是他看到，她问的目的不过是问问罢了，并不是为了想知道，因为她也知道没什么可问的，所以她就说起了她想要说的话：要不是包厢已经订下了，而且埃伦、女儿和彼得里谢夫（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的未婚夫）都去，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单独去，她是决不会去看戏的。她巴不能守着他坐在这里倒更愉快些。不过，她不在的时候，他可千万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

“对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未来的姑爷）也想进来看看你。行吗？还有丽莎。”

“让他们进来吧。”

女儿进来了，袒胸露臂，裸露着年轻的身体，那使他十分痛苦的身体。可是她却把这个身体拿出来展览。她强壮、健康，分明在热恋中，并对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愤怒。

穿着燕尾服，烫着á la Capoul[116]鬈发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也进来了，雪白的衣领紧紧地裹着他那长长的、青筋毕露的脖子，衬衫的前胸一片雪白，黑色的紧身裤把强壮的大腿裹得紧紧的，一只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高顶礼帽。

在他之后又悄悄地溜进来一个中学生，穿着新制服，可怜巴巴的，戴着手套，眼睛底下有一块乌青。他为什么会有这块乌青，伊万·伊利奇是知道的。

他一直很可怜儿子。他那吃惊的、哀伤同情的目光显得很可怕。伊万·伊利奇觉得，除了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个人理解他和可怜他。

大家坐下，又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接着便是沉默。丽莎问母亲望远镜在哪儿，于是母女俩便拌起嘴来：是谁把它放起来了，放在哪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问伊万·伊利奇有没有看过萨拉·贝尔纳。伊万·伊利奇先是没有听懂他问的问题，可后来又答：

“没看过。您看过吗？”

“是的，看过她演的Adrienne Lecouvreur[117]。”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在演什么角色的时候特别漂亮，女儿不同意，于是又谈起了她的演技的优美与真实，也就是那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

在说到半中间的时候，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望了伊万·伊利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人也瞧了他一眼，闭上了嘴。伊万·伊利奇两眼闪着怒火向前直视着，分明对他们十分恼怒。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必须想个办法来打破这种沉默，可是谁都不敢造次，大家都害怕贸然破坏这种彬彬有礼的虚伪，使大家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丽莎第一个下决心打破这种沉默，她想掩饰大家都感觉到的东西，却说漏了嘴。

“我说，如果要去的话，也该走了嘛。”她瞧了一眼表（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说道，接着便向那位年轻人会心地（只有他俩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站起身来。衣服开始作响。

大家也站起身来，然后便告辞走了。

他们走出去以后，伊万·伊利奇觉得心里松快了些。没有虚伪了，虚伪和他们一起走了，但是留下了疼痛。还是那同样的痛，还是那同样的恐惧，不见得更痛苦些，也不见得更好受些。反正每况愈下。

又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过去了，一切依旧，永远没完没了，那不可避免的终局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好吧，把格拉西姆叫来。”他在回答彼得的问话时说。

九

深夜，妻子回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但是他听见了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又急忙闭上。她想把格拉西姆打发走，亲自陪他。他睁开眼睛，说道：

“不，你走。”

“你很痛苦吗？”

“反正一样。”

“你吃点鸦片吧？”

他同意了，喝了下去。她走了。

直到凌晨三点钟前，他一直处在十分痛苦的昏睡中。他感到疼痛难忍，他觉得，他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加之，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痛苦难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钻进去。他在挣扎，然而又在帮忙。突然间，他坠落下去，跌倒了，他醒了过来。还是那个格拉西姆坐在他的床脚头，在安静地、耐心地打着盹儿。可是他却躺着，把穿着袜子的两条瘦骨嶙峋的腿搁在他的肩膀上；还是那支罩着灯罩的蜡烛，还是那种无休止的疼痛。

“你走吧，格拉西姆。”他低声说。

“没关系，我再坐一会儿，老爷。”

“不，你走吧。”

他把腿缩了回来，侧身躺下，把一条胳膊压在身底下，自怜自叹起来。等格拉西姆走到隔壁房间去了，他便再也忍耐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告，自己的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不存在。

“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把我带到人世间来呢？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可怕地折磨我呢？……”

他根本没有希望得到回答，他哭的是没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又痛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动弹，也没有叫人。他自言自语道：“你来吧，你再疼吧！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呢，为什么呢？”

后来，他安静了下来，不仅不再哭了，甚至还停止呼吸，全神贯注。似乎他不是在倾听用声音说出来的说话声，而是在倾听他内心中升起的心声和思路。

“你到底要什么呢？”这是他听到的第一个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明确的概念。“你到底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呢？”他向自己重复道，“要什么？——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

他又全神贯注，留神谛听，连疼痛也没有使他分心。

“活下去？怎么活下去？”他的心声问道。

“对，活下去，像我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像你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吗？”那个声音又问。于是他就开始在自己心中逐一回想起他的愉快的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说来也怪，所有这些愉快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现在看去完全不像当时所感觉到的那样。而且统统如此——除了儿时的一些最早的回忆。过去，在童年时代，有一些事情是的确愉快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回来，倒是可以为它生活。但是那个体验过这种愉快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这仿佛是关于另一个人的回忆。

造成现在的他——伊万·伊利奇的那些事情一开始，过去被看作快乐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便渐渐消散，变成某种渺小的，常常令人生厌的东西了。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也就变得越渺小、越可疑。这是从他在法律学校上学的时候开始的。在法律学校倒还有某些确实美好的东西：那里有欢娱，那里有友谊，那里有希望。但是到了高年级，这些美好的时光就少起来了。然后是在省长身边第一次供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是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的回忆。然后这一切便乱作一团，美好的东西变得更少了。以后美好的东西又更少了点，越往后越少。

结婚……于是骤然出现了失望、妻子嘴里的气味、肉欲和装模作样！还有那死气沉沉的公务，还有那为金钱的操心，就这样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是这一套，而且越往后越变得死气沉沉。恰如他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却自以为在步步高升。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大家看来，他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紧跟着在他的脚下一步步溜走了，终于万事皆休，你去死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不可能这样无聊，这样丑恶。如果生活真是这样无聊，这样丑恶的话，那又何必会死去，而且是痛苦地死去呢？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吧。

“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但是又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呀？”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他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与死之谜的想法当作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掉了。

“你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呢？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像你眼下在法院里，当执行吏宣布：‘开庭……’时那样活吗？开庭，开庭。”他向自己重复道，“瞧，这就是法庭！我可没有犯罪呀！”他愤怒地大叫，“为什么审判我？”接着他便停止了哭泣，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开始想那朝夕思虑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恐怖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还是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他想到（这个想法常常来光顾他），这一切乃是因为他生活得不对头的时候，他又立刻想起他一生循规蹈矩，兢兢业业，于是他便把这个奇怪的想法赶走了。

十

又过了两星期。伊万·伊利奇已经躺在长沙发上起不来了。他不愿意躺在床上，所以就躺在沙发上。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面壁而卧，他孤独地忍受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的痛苦，孤独地思考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当真要死吗？于是他内心的声音便答道：是的，这是真的。那这些痛苦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声音又答道：就这样，不干什么。此外，往下想就是一片空虚。

从伊万·伊利奇开始患病的时候起，从他头一次去找医生看病的时候起，他的生活就分裂为两种彼此对立、互相交替的心情：时而是绝望和等待着那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时而是希望和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自己体内的活动，时而他眼前只看见暂时偏离自己职守的肾或者盲肠，时而又只看见那用任何办法也无法幸免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

这两种心情从他患病之初便互相交替出现。但是越病下去，关于肾的种种推测就越变得可疑和荒诞不经，而死即将光临的意识却变得越来越真切了。

他只消想一想，三个月以前他是什么样子，现在他又是什么样子，想一想他怎样在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使任何一点希望都破灭了。

近来，他一直处在孤独之中，他孤独地脸朝着沙发背躺着。身居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熟人无数，家属众多，可是他却感到一种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海底还是地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伊万·伊利奇在这可怕的孤独中，只靠回忆往事过日子。他的过去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总是从时间最近的开始，逐渐引向最遥远的过去，引向儿时，然后便停止在那里。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今天端给他吃的黑李子酱，他便想起了儿时那半生不熟的、皱了皮的法国黑李子，想起它那特别的味道和快吃到核时的满嘴生津。由于想起李子的味道，同时又出现了一连串儿时的回忆：保姆、弟弟和玩具。“别想这个了……想起来太痛苦了。”伊万·伊利奇自言自语道，于是他又转向现在。他看到沙发背上的纽扣和山羊皮的皱纹。“山羊皮既贵又不结实，就是因为它惹起了口角。但那是另一块山羊皮，而且也是另一次争吵，当时，我们把父亲的皮包扯破了，我们受到了惩罚，可是妈妈却拿来了馅饼。”于是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时代，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很痛苦，于是他又极力把这个思想驱散，努力去想别的事。

与此同时，随着这个回忆的峰回路转，他心中又萦回着另一串回忆——想到他的病情是怎么加剧和发展的。越是追溯过去，生活的情趣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情趣也越多。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正如病痛越来越厉害一样，整个生活也越来越坏了。”他这样想。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小点亮光，以后便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迅速。“与死亡距离的平方成反比。”[118]伊万·伊利奇想，于是一块石头以加速度向下飞落的形象便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一连串有增无已的痛苦，正在越来越迅速地飞向终点，飞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我在飞……”他战栗，动弹，想要反抗，但是他心中明白，反抗是没有用的，于是他就用他那看累了的，但又不能不看着他前面的东西的眼睛看着沙发背，等待着，等待那可怕的坠落、碰击和毁灭。“反抗是不行的，”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哪怕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呢！那也办不到。如果说我生活得不对头，那倒也是一种解释。但就是这点没法承认，”他自言自语道，想起自己毕生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和品行端正，“就是这点不能认账。”他一面对自己说，一面哑然失笑，好像有什么人会看见他的微笑并被他的微笑所骗似的，“无法解释！痛苦，死……这又是为什么呢？”

十一

就这样过了两星期。在这两星期中，发生了伊万·伊利奇和他的妻子所盼望的事情：彼得里谢夫正式提出了求婚。这事发生在晚上。第二天，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丈夫的房间，边走边寻思着怎样向他宣布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求婚，可是也正是在昨天夜里伊万·伊利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见他躺在那张长沙发上，不过换了个姿势。他仰面躺着在呻吟，目光呆滞地望着身前。

她先谈到药，他把自己的视线向她转了过来。她没有把她要说的话说完：他在这一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恨，而且是对她的极大的憎恨。

“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他说。她想走开，但是这时女儿进来了，走到他跟前去问候。他像看妻子那样望了望女儿，她问候他的健康，对于她的问题他只是冷冷地答道，他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大家解放出来，不受他的拖累了。母女俩一言不发，坐了片刻便出去了。

“咱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啦？”丽莎对母亲说，“好像这是咱们干的似的！我可怜的爸爸[119]，但是他干吗要折磨咱们呢？”

医生在平素该来的时候来到了。伊万·伊利奇在回答他“是与否”的时候，一直用愤恨的目光盯着他，最后终于说道：

“您明知道您已束手无策，那您就别管我了吧。”

“咱们总可以减轻一点痛苦吧。”医生说。

“那您也办不到，您就别管我了。”

医生走进客厅，告诉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病情很严重，若要减轻痛苦（痛苦一定很剧烈），只有一个办法——服鸦片。

医生说他的肉体痛苦很剧烈，这话倒不假，但比他的肉体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上的痛苦，这也是他的主要痛苦所在。

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于，昨夜，当他望着格拉西姆那睡眼蒙眬的、善良的、颧骨突出的脸时，他突然想到：怎么，难道我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当真都“错了”吗？

他想到过去他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他的一生过得不对头——也许这是真的。他想到他反对身居最高地位的人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的那些微弱的企图，那些他立刻从自己的脑海里赶走的微弱的企图——这些倒可能是对的，而其他的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以及这些社会与公务的利益——这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企图在自己面前替这一切辩护，可是他忽然感到，他所辩护的事情太站不住脚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

“倘若果真如此的，”他对自己说道，“那我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到，我毁掉了上天给予我的一切，而且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又怎么样呢？”他仰面躺着，开始重新逐一检查自己整个的一生。当他在早上看见用人，然后是妻子，然后是女儿，然后是医生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证实了他在夜间所发现的那个可怕的真理。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统统错了，这一切乃是一个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的大骗局。这一认识加剧了、十倍地加剧了他肉体上的痛苦。他呻吟，辗转反侧，撕扯着身上的衣服。他觉得，这些衣服使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受。为此，他恨他们。

他们给他服了大剂量的鸦片，他昏睡过去了，但是在吃午饭的时候疼痛又开始发作。他把所有的人统统赶了出去，痛得直打滚。

妻子走到他的身边说：

“Jean，亲爱的，这事你就算为我（为我？）做的吧。这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反而时常有用。怎么样？这没关系的。没病的人也常常……”

他睁大了眼睛。

“什么？领圣餐[120]吗？干什么？不要！不过……”

她哭了起来。

“行不行，亲爱的？我去把咱们的那位叫来，他非常和气的。”

“好极了，太好了。”他说。

当神父来了，并听了他的忏悔以后，他的心才软下来，他仿佛摆脱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阵轻松。正由于这样，痛苦也似乎减轻了，霎时间，他升起了一线希望。他又开始想到盲肠以及治愈它的可能性。他两眼噙着泪水领了圣餐。

领完圣餐以后，他们又扶他躺下，他感到一阵暂时的轻松，生的希望又出现了。他想起了他们建议他做手术的事儿。“活，我想活。”他自言自语道。妻子前来祝贺他[121]，她说了一些人们惯常说的话，又加了一句：

“你觉得好点了，是吗？”

他看也没有看她就说道：是的。

她的衣服，她的体态，她的面部表情，她说话的声音——统统都在对他说着同样的话：“错了。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不过是向你掩盖了生与死的一片虚伪和一场骗局罢了。”一想到这个，他的憎恨就油然而起，而伴随着憎恨又升起了肉体上的剧烈的痛苦，而与痛苦俱来的则是意识到那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的毁灭。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他感到一阵绞痛和刺痛，疼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当他说“是的”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可怕的。他说完“是的”以后，便直视着她的面孔，接着便异常迅速地（就他的虚弱而言）翻过身去，脸朝下，大叫：

“走开，走开，你们别管我了！”

十二

从此刻起，便开始了那第三天不停的喊叫，这叫声是如此可怕，隔着两道门也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在回答妻子问话的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他完了，无可挽回了。末日，真正的末日到了，可是他的疑惑仍旧没有得到解决，疑惑仍旧是疑惑。

“哎哟！哎哟！哎哟！”他用各种声调叫道。他开始大叫：“我不要！”——接着便是一个劲儿地喊叫“哎哟”。

整整三天，在这三天中，对他来说是不存在时间的，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进一只漆黑的口袋，他就在那黑咕隆咚的口袋里挣扎着。他苦苦地挣扎着，就像一个死囚明知道他已不能生还，可还在刽子手的手下苦苦挣扎一样。尽管他在拼命挣扎，可是每分钟都感到他离那使他胆战心惊的事越来越近了。他感到他的痛苦在于，他正在钻进那个漆黑的洞穴，而更痛苦的则是那个洞他钻不进去。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开脱拽住了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

蓦地，有一股什么力量当胸，对准肋下推了他一下，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他终于跃进了洞穴。可是在那边，在洞穴的尽头，有件什么东西在发亮。他当时的情形，就像他常常在火车车厢里发生的情形那样，他自以为在前进，其实却在后退，到末了他才突然辨明了真正的方向。

“是的，一切都错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这不要紧。可以，可以再往‘对’的方面做嘛。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他问自己，忽然安静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第三天的末尾，在他临死前一小时。就在那时候，那个中学生悄悄地走进了爸爸的房间，走到他的床边。那个生命垂危的人还在拼命喊叫，两手乱甩。他的手打着了中学生的头。中学生抓住了它，把它贴到嘴唇上，哭了起来。

就在那时候，伊万·伊利奇跌进了洞穴，看到了光明，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的一生都错了，但这事还是可以纠正的。他问他自己：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接着他便屏息静听，安静了下来。这时，他觉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望了儿子一眼。他可怜起他来了。妻子走到他的身边，他望了她一眼。她张开了嘴，鼻子上和腮帮子上还挂着没有擦净的眼泪，她神情绝望地望着他。他也可怜起她来了。

“是的，我给他们增添了痛苦。”他想道，“他们觉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后，他们会好起来的。”他想说这话，但是没有力气说出来。“其实，何必说呢，应当做到才是。”他这样想。他用目光向妻子指了指儿子，说道：

“领走……可怜……还有你……”他还想说“宽恕”，但却说成了“快去”，因为没有气力更正，他便挥了一下手。他知道，谁该明白谁就会明白的。

他突然明白了，那使他苦恼和不肯走开的东西，正从他的左右和四面八方忽然立刻都走开了。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做到使他们不痛苦，做到使他们，也使他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么好又多么简单啊。”他想。“可是疼痛呢？”他问他自己，“它到哪里去了呢？喂，疼痛，你在哪儿呀？”

他开始寻觅。

“是的，这就是它。那有什么要紧，让它去疼吧。”

“可是死呢？它在哪儿？”

他在寻找他过去对于死的习惯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它。

“它在哪儿？死是怎样的？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

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对于他，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这一瞬间的意义已经固定不变。对于守候在旁的人来说，他的弥留状态又持续了两小时。他的胸膛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响，他那瘦削不堪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然后呼哧声和嗄哑声便越来越少了。

“完了！”有人在他的身旁说道。

他听见了这话，并在自己心中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死——完了，”他对自己说，“再也没有死了。”

他吸进一口气，但是刚吸下半口就咽了气，两腿一伸，死了。

克莱采奏鸣曲

靳戈译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十二节）

一

这是一个早春季节。我们乘火车已是第二个昼夜。一些短程乘客不断在车厢里进进出出的，但有三个人和我一样，是从始发站上的车：一位不漂亮也不年轻的太太，抽着烟，满脸痛苦的样子，穿一件半男式大衣，戴着顶小便帽；她的一位熟人，四十来岁，爱说话，穿戴讲究、新式；还有一位先生独自待在一旁，不高的个子，不时做出突然阵发性的动作，年纪不大，一头鬈发却已经明显地过早花白了，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迅速地从一件东西转到另一件东西上。他穿着做工昂贵的羊羔皮领子大衣，头戴羊羔皮高帽子。他解开大衣时，里边露出内衣和俄罗斯式的绣花衬衫。这位先生的特点，还在于偶尔不时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好像是在咳清喉咙或开始了又中断的发笑。

旅途中，这位先生一直总竭力回避与乘客们交谈、相识。对于邻座们的攀谈，他回答得简单又尖刻，要不就看书，抬头往窗外张望，抽烟，或者从自己的一只旧袋子里取出带着的东西，喝茶或吃起来。

我觉得他是苦于自己的孤独，于是几次想和他说说话，但因为我们是斜对面坐着，而每当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把身子转开，并拿起书本或看着窗子。

第二天临傍晚列车到了一个大站暂停的时候，这位神经质的先生下车去要了开水，给自己沏了茶。那位穿戴讲究、新式的先生呢，我后来知道他是个律师，和穿一件半男式大衣、抽着烟的邻座太太一起，到站上喝茶去了。

那位先生和太太不在的时候，车厢里进来了几个新的人，其中有位满脸皱纹的高个子老头儿，胡子刮得光光的，看样子是商人，他穿着鼬鼠皮袄，戴着顶前檐很大的布便帽。商人坐在了和律师一起的那位太太的位置对面，便立刻和一个年轻人聊起来，看起来那是商人的伙计，也是在那一站进的车厢。

我是侧身坐着的，火车又停着，所以在无人通过的时候能听见他们谈话的一些片段。商人起初宣称他是到还有一站地的自家庄园去；然后他照例谈起价格，谈起商务来，他们照例谈论起眼下莫斯科做生意的情况如何如何，谈论起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伙计开始讲述他们两人都知道的一个富商在集市上暴饮酗酒的情况，可是老头子没有让他说完，而讲起过去自己参加的在库尔维诺的暴饮来。他显然为自己曾经亲自参加过这种暴饮感到骄傲，讲述时一副得意的样子，说他和一位老相识一起喝醉了酒，在库尔维诺弄出了那样的笑话，以致只能悄悄地说说，而那伙计使整个车厢都听得见地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老头子也笑了，露出两颗黄牙。

因为听不出任何有趣的东西，我就站立起来，好乘列车开动前到月台上去溜溜。在门上我碰见了律师和太太，他们正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谈着什么。

“您来不及了，”好交际的律师对我说，“现在都响第二遍铃声了。”

还确实，没有等我走到车厢的头上，铃声就响了。我回来的时候，太太与律师之间热烈的谈话还在继续。商人老头儿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他严厉地注视着自己的前方，偶尔不以为然地咬咬牙。

“她干吗直接向自己的丈夫宣布，”我从律师身边经过时，他正微笑着说，“说她没法也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呢，因为……”

接着，他讲述了一些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在我后边走过的，还有一些乘客，一位列车员，跑进来一名搬运工人，因为一阵相当长时间的喧哗，所以听不清楚谈话。等到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又听见了律师的声音，但谈话显然已经从一个局部的事件转到一般性的议论了。

律师说，在欧洲离婚现在是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变得越来越经常了。发觉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后，律师不再说下去了，他转过身去对着老头子。

“从前没有这种情况的，不是吗？”他露出愉快的微笑说。

老头子想要回答，可这时候列车启动了，因此老头子便脱下布便帽，开始画十字和低声祈祷起来。律师把目光转到一边，恭恭敬敬地等待着。老头子做完祷告，又画了三次十字后，把自己的便帽戴正戴牢了，在位置上坐好了后才开始说话。

“以前也有的，老爷，不过要少些，”他说，“照现如今的情况，没法不这样。因为人都很受过教育了嘛。”

列车开得越来越快了，路轨交接处发出的响声使我难以听清楚他们在说的话，因为觉得有趣，我便坐得靠近些。我的邻座，那位眼睛闪闪发亮的神经质的先生显然也发生了兴趣，他没有挪动位置，留神在听。

“不过受教育有什么不好？”太太带着几乎让人觉察不出的微笑说，“难道像古老时候那样更好些吗，那时候未婚夫和未婚妻没有见过面便结婚？”她接着说，和许多太太习惯的那样不理睬自己的话伴，而只回答她以为人家要说的那些话，“那时候，人们不知道是不是爱，能不能爱，而是碰上了什么人就同他结婚，结果一辈子受折磨；依您看，这样倒好些？”她说，看样子是把话对着我和律师，而不是对着那个和她说话的老头子。

“变得很受过教育了嘛。”商人一边轻蔑地瞅瞅太太一边重复说，并不理睬她的问题。

“我倒愿意知道，您怎么理解夫妻生活中的教育与失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律师略带微笑说。

商人想说话来着，但他被太太打断了。

“不，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但是，律师制止了她。

“不，请您让他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教育出蠢事。”老头子坚决地说。

“让不相爱的两个人结婚，然后再为夫妻生活失和感到吃惊，”太太急急忙忙说着，同时看看律师和我，甚至还看了看那位已经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的伙计，他当时正用一个胳膊肘支在座背上边微笑边倾听着谈话，“要知道，只有对牲口才能这样，主人要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而人可是有自己的偏爱、依恋的，”她说，显然是想挖苦商人。

“您这样说没有用，太太，”老头子说，“牲口是动物，而人得守法律。”

“哦，可是，没有爱情，人还怎么生活呢？”太太一直就那么急急忙忙发表自己的意见，大概她以为自己的意见很新鲜。

“以前大家没有弄明白这种事情，”老头子用威严的口气说，“这事儿现如今才时行起来。有点什么事儿，她马上就会说：‘我要离开你。’庄户人家里也流行起这种时髦名堂了。她说：‘嘿，瞧你的衬衫和裤子，我可是要跟万卡一起过去了。他的头发比你的鬈。’瞧，你倒说说吧。而对一个女人来说，首要的一件事是得有惧怕心。”

伙计看看律师，又看看太太和我。他继续保持微笑，同时显然随时准备对商人的话进行讥笑或表示支持，就看别人的反应了。

“什么样的惧怕心？”太太说。

“可就是这样讲：怕自己的丈——夫！就是这样的惧怕心。”

“嘿，老爷子，这样的时代过去了。”太太甚至带着某种恶意说。

“不，太太，这样的时代是不会过去的。夏娃，一个女人，她本来就是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嘛，过去是这样，将来直到世纪完了仍是这样。”老头子边说边这么严肃而得意地摇晃着脑袋，以致伙计立刻认定胜利在商人一边，于是他放声大笑了起来。

“不过这是你们男人的看法，”太太不屈服，她看着我们说，“你们给了自己自由，却想把女人关在闺阁里。自己则什么事儿都可以随心所欲干去了。”

“没有人会允许随心所欲地干的，不过一个男人在家不会招来什么，而一个做了妻子的女人嘛——那可是个靠不住的容器。”商人继续劝导说。

商人那种劝导的口气显然征服了听众，太太则甚至感到自己给击败了，不过她还是没有投降。

“是啊，不过，我认为您会同意吧，女人——是人，有着和男人一样的感情。要是她不爱自己的丈夫，那有什么办法？”

“不爱！”商人竖起眉毛，动了动嘴唇，威严地重复说，“甭担心，会爱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论断使伙计特别喜欢，于是他发出表示支持的声音。

“哦，不，不会爱的，”太太说，“而如果没有爱情，那么要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那如果妻子背叛了丈夫，那时怎么办？”律师说。

“这是不许可的，”老头子说，“对这种事情，应该看住。”

“可要是发生了呢，那怎么办？因为常有这种情况。”

“看什么人了，我们这里可不经常发生。”老头子说。

大家都沉默了。伙计稍稍移动了一下，往更近处靠，而且显然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微微笑着开始说起来：

“是的，瞧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就出了一件丑事儿。要做出评判真是太困难了。他碰上了这样一个女人，放荡的。她干起了坏事儿。而可爱的小伙子呢，是个稳健又有发展前途的人。起初，勾搭上了个办事员。他也是好心相劝。她不理睬。干出了所有各种样的下流勾当。开始偷起他的钱来了。于是，他打她。结果呢，她也越来越不像话。与一个没有受过洗礼的家伙，一个犹太人，真说不出口，通奸了。他还怎么办呢？完全抛弃了她。就这么活着，单身汉一个，而她却在东游西荡。”

“所以他是个傻瓜，”老头子说，“要是在开始的时候对她不放任，真正的严加管束，用不着担心，她就会好好过日子了。一开始就不应当放纵。在野外是别相信马儿，而在家里则可别相信妻子。”

这时，列车员进来收在下一站下车乘客的车票。老头子交出了自己的车票。

“是的，对女人就得趁早管住，不然的话，一切都将完蛋。”

“可是，正如您自己刚才所讲的，已婚的男人在库纳维诺集市上寻欢作乐，那又怎么说呢？”我忍不住说。

“这是另一码子事了。”商人说，便沉默不作声了。

汽笛鸣响了，商人站起来取下架子上的口袋，穿好衣服，举了举帽子，走到煞车台上去了。

二

老头子刚走出去，几个人又谈论起来。

“一个旧脑筋的老爷子。”伙计说。

“真是一部活的《治家格言》[122]，”太太说，“关于女人和婚姻的观念，多野蛮！”

“是啊，关于婚姻，我们离欧洲人的观点远着呢，”律师说。

“要知道，这些人不明白的主要问题，”太太说，“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婚姻，只有爱情使婚姻光明美满，只有充满爱情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

伙计边说边微笑，他出于实用，希望从聪明的谈话中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

在太太说话的时候，我听到背后好像有一种被打断的笑声或嚎哭声；我们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我的邻座，那位头发花白、眼睛发亮的孤独的先生，他显然对谈话发生了兴趣，在谈话进行时不被人注意地来到了我们旁边。他双手放在座位靠背上站着，而且看样子很激动：面孔红红的，一边脸颊的肌肉在抽搐。

“这是怎样的一种爱情……爱情……爱情……使得婚姻光明美满？”他吞吞吐吐说。

看到话伴激动的样子，太太尽可能温柔和仔细地努力对他做回答。

“真正的爱情……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有了这种爱情，婚姻也就可能。”太太说。

“是啊，可是真正的爱情是指什么呢？”眼睛发亮的先生说着，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和一副羞怯的样子。

“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爱情。”太太说，显然是想中断和他的交谈。

“可是我不知道，”先生说，“应当确定一下，您是指……”

“怎么？简单得很，”太太说，但是她开始考虑了，“爱情？爱情是专对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所表现的比对所有其他人更倾心的感情。”她说。

“倾心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两天，半个小时？”头发花白的先生说完后，便笑了起来。

“不，请原谅，您说的显然不是它。”

“不对，我说的正是它。”

“人家的意思，”律师指着太太插进来说，“婚姻应当首先出自感情，要是您喜欢的话，也就是爱情，而如果有这样的感情，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才会是就像所说的那样光明美满，而不是另一种样子。其次呢，任何的婚姻，如果其基础没有自然的感情——要是您喜欢的话，也就是爱情——那么其自身就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力。是我理解的这样吗？”他转过去问太太。

太太用点头的动作，表示赞同对自己思想所做的解释。

“然后……”律师继续说，但这时神经质的先生的一双眼睛像冒着正在燃烧的烈火，显然是忍不住了。他不让律师把话说完，而自己开始说：

“不，我是说它，是说专对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所表现的比对所有其他人更倾心的感情，不过我只是要问：那种更倾心的感情是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很长久，有时是一辈子。”太太耸了耸两个肩膀说。

“可是要知道，那只是在长篇小说里，而在生活中从来不会有。在生活中有的，只是专对某人比对其他所有人更倾心的感情一年，这都很少见，更常见的是几个月，要不只有几周，几天，几小时。”他说，显然知道自己的意见会使大家吃惊，因此感到满足。

“啊，什么呀，您！不是的，不是，对不起。”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甚至连伙计，都发出不赞同的声音。

“是啊，我知道，”花白头发的先生以压倒我们的声音嚷嚷着，“你们说的是认为应该的那种情况，而我说的是实际上存在的情形。任何一个男人对每个漂亮的女人都经受到你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

“啊，您说的真可怕；可是，人们之间毕竟存在着那种被称为爱情的感情吧？这种感情会保持一辈子，而不是几个月或几年！”

“不，没有。甚至就算某个男人会专心一辈子爱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完全有可能宁肯爱上另一个男的，而且在交际界从来如此，现在也如此。”他说完，便拿出香烟盒，抽起烟来。

“然而可能也有相互的爱情。”律师说。

“不，不可能，”他反驳说，“这种情况，就像把两颗做了记号的豌豆放进运豌豆的大车里不会并排在一起一样，是不可能的。再说了，此外这里不只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这里大概还有腻烦呢。一辈子爱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这等于说一支蜡烛点一辈子一样。”他说着，深深地吸了口烟。

“但是，您说的全是一种肉体的爱情。难道您不承认建立在一致的理想和精神上的亲近基础上的爱情？”太太说。

“精神上的亲近！一致的理想！”他发出特别的声音重复说，“可是，这种情况何必睡在一起呢（请原谅，说得粗鲁）。不然的话，因为理想一致人们就一起睡觉好了。”他说着，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可是，对不起，”律师说，“有一个事实与您说的相矛盾。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存在着，整个人类或者其大部分吧，都过着婚姻生活，而且很多人都诚实地度过了漫长的婚姻生活。”

头发花白的先生又笑起来了。

“刚才你们说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而当我对除了性爱之外的爱情的存在表示怀疑的时候，你们又拿婚姻的存在向我证明爱情的存在。可婚姻这玩意儿，在我们今天，它只是一种欺骗！”

“不是的，请原谅，”律师说，“我只是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婚姻。”

“存在着。可只是它们为什么存在着？把婚姻看成是某种神秘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必须对上帝负责的一种秘密，它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在那些人那里，婚姻是存在的，可是在我们这里，它不存在。在我们这里，人们轻视联姻，他们在婚姻中除了性交看不见任何别的，结果不是欺骗就是施暴。如果是欺骗，那还比较容易承受。丈夫和妻子只是欺骗人们，他们是一夫一妻，而实际过的是多妻和多夫的生活。这很糟糕，但还可以，过得去；可是到了那种更经常的情况呢，丈夫和妻子承担了终身共同生活的表面义务，而从第二个月就互相憎恶，想分开但毕竟还生活在一起，于是这婚姻就成了可怕的地狱，因此他们酗酒，开枪自杀，谋害并毒死自己或对方。”他越说越快，不容任何人插话，而且越说越气愤。大家都沉默下来了。那是一种尴尬的局面。

“是啊，夫妻生活中无疑常常会有一些危机的事件。”律师说，他希望停止这种有失斯文的激烈谈话。

“你们啊，我看是已经认出我是谁了吧？”花白头发的先生轻轻地仿佛平静地说。

“遗憾，我没有这样的荣幸。”

“不大的荣幸。我是波兹内舍夫，就是出了您暗示的那种危机事件的那个人，在危机事件中他把妻子杀了。”他说着，抬起头迅速地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了看。

谁也没有想出说什么好，于是大家都沉默着。

“好吧，全无所谓了，”他以自己特别的声音说，“不过，对不起了！啊！……我不打扰你们了。”

“啊，不，您请便……”律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您请便”什么。

但是，波兹内舍夫不听他的，很快转过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先生和太太说起了悄悄话。我和波兹内舍夫并排坐着，没有说话，因为我想不出说什么好。要看书光线太暗，所以我闭上眼睛，假装要入睡的样子。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到达下一站。

在下一站，律师和太太转到了另一节车厢，那是他们事先与列车员说好了的。伙计在固定的坐凳上安顿好后睡着了。波兹内舍夫则一个劲儿地抽烟，喝着还是在前一站沏上的那杯茶。

当我睁开眼睛并朝他瞅了瞅时，他突然坚决而生气地对着我说：

“知道我是谁后，和我在一起您也许感到不愉快了吧？要是这样的话，我走。”

“哦，不，您请便好了。”

“好吧，那喝杯茶吧？只是浓。”他给我冲了一杯茶。

“他们在说……全是撒谎……”他说。

“您指什么？”我问。

“还是指那事儿嘛——关于他们的那种爱情以及爱情是什么。您不想睡？”

“一点儿也不想。”

“是那样，您想听吗，我就给您讲讲，我正是被这种爱情引导到后来所发生的那件事儿的。”

“好啊，要是您不感到沉重的话。”

“不，沉默着才使我感到沉重。您喝茶吧，还是太浓了？”茶确实浓得像啤酒，不过我还是喝了一杯。这时，走过一位列车员。他用恶狠狠的目光注视着列车员，等他走开了才开始讲起来。

三

“好，那我就给您讲讲……您可是真的想听？”

我再说了一遍，很想听。他沉默了一会儿，伸出手抹了一把脸，便开始讲起来：

“既然讲，那就一切从头讲起——应当讲讲我是怎样和为什么结婚的，还有结婚前我的情况。”

“我结婚以前的生活，和大家，也就是和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我是个地主，大学副博士，还担任过县贵族长。我结婚以前的生活，和所有的人一样，也就是很放荡，和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放荡，还自信我应当这样生活。关于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个可爱的人，一个完全守道德的人。我不是女人的勾引者，没有不自然的偏好，也不像我的许多同时代人把这看成生活的主要目的，我变得放荡是慢慢地，体面地，为了健康。对于那些会以生孩子或恋情缠上的女人，我是回避的。诚然，也许有过孩子，有过恋情，不过我干得好像并没有同他们一样。而这样做，我不但认为是道德的，还对此引以为豪。”

他停下来了，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就像他每当得出一个显然是新的思想时从来所做的那样。

“可是要知道，主要的卑鄙肮脏也就在这里。”他嚷起来说，“因为放荡并不在某种肉体方面，因为无论什么肉体的不像话都并非放荡；而放荡，真正的放荡，恰恰在于自己摆脱对你与之有肉体交往的女人的道德态度。而我还把这种摆脱称作自己的功劳。记得有一次，因为没有来得及向大概是爱上我并把自己献给了我的女人付钱，我曾经感到多么痛苦。只有当把钱汇给了她，以此表明我自认为已经与她没有了任何关系之后，我才感到心安理得。您别摇头，好像您同意我似的。”他突然朝我嚷嚷，“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你们大家，还有您，您，如果不是少有的例外，您也持和我一样的那些观点。好吧，反正全一样，原谅我吧，”他接着说，“但是问题在于这很可怕，可怕，可怕！”

“什么可怕？”我问。

“我们生活中关于女人及对待女人的态度的那个迷误的深渊啊。是的，我没法平心静气地谈论这种事情，这倒不是因为我出了他所说的那个事件，而是因为自从我出了那个事件以后，我的眼睛睁开了，于是我看见了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全都翻过来了，全都翻过来了！……”

他抽了一支烟，用胳膊肘支着膝盖，又开始讲起来。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从列车行驶的哗啦啦声中听到他威严而悦耳的嗓音。

四

“是的，只有在经受了自己所经受的痛苦过后，只是因为这种痛苦，我才明白了全部的根源所在，明白了应该如此，这样才使我看到了既成事实的全部恐怖。”

“所以您请看吧，导致我出事的那种东西是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满十六岁。它发生在我还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我的一个哥哥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还不知道女性，但正如我们圈子里所有不幸的孩子一样，我也已不是什么白璧无瑕的小孩了：我受男孩子们教唆变坏已经第二次了；女人，不管什么样的，只要是女人，就像某种甜蜜的东西，一个女人，随便哪个女人，女人的裸体，已经使我心慌意乱了。我的孤独是不纯洁的了。我受折磨，就像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孩子一样受折磨。我感到害怕，我痛苦，我祈祷，终于倒下了。无论在想象中和实际生活中，我都已经是个堕落的人，但是最后的一步我还没有迈出去。我独自在往下滑，但还没有把双手放到另一个人的肉体上。可这时哥哥的一个同学，大学生，开心种，一个所谓的好小伙子，也就是教会我们喝酒、玩纸牌赌博的最大坏蛋，他在一次喝过酒以后说服我到那地方去。我们去了。哥哥也还是个童贞少年，那个夜晚也去了。而我，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自己变坏了，参与了糟蹋一个女人。知道吗，我从任何一个大人那里都没有听到过，说我干的是坏事。就是现在，也没有人会听到这样说。不错，这在戒律中有，但因为戒律只有在考试回答神父时才用得着，其实就是那也不很有用，远不及在语法的条件句中使用ut的规定那么严格。”

“这样，从那些意见受我尊重的大人那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说这是一种不良行为。相反，我从自己尊敬的人们那里听到说这样好。我听到，说我的一些斗争和痛苦会因此得到安慰，我听到这个并读到和听到大人们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从同学们那里则听说，这其中有某种贡献，是勇敢的表现。所以总的说，除了好的，这里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患病的危险？但连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儿。这事儿由关怀的政府管。政府注视着妓院的正确活动，为中学生提供放荡的安全保证。还有医生们，为注意这事儿得到薪俸。就应该这样。他们断言，放荡往往对健康有益，于是他们建立起正确、合理的放荡。我知道一些从这个意义上关心儿子们健康的母亲。连科学也把他们往妓院送。”

“为什么还有科学呢？”我问。

“那医生是些什么人？科学的祭司。是谁确认这有益于健康，促使青少年放荡？是他们。而然后，他们再大张声势地医治梅毒。”

“可为什么不医治梅毒病呢？”

“那是因为，假如他们把花在医治梅毒上百分之一的努力放到根除放荡上，梅毒早就连影儿都不见了。可是那些努力不是用在根除放荡上，而是用在了鼓励它，用在保证放荡的安全上了。好，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身上发生的那种可怕的事情，不仅仅在我们的阶层，还有大家，甚至包括农民在内都发生过，至少十分之九的人都发生过；在于我堕落了，不是因为沉溺于某个女人美貌的自然的引诱。不，没有一个女人引诱我，我的堕落是因为我周围的环境，有些人把堕落看成是——对健康最合法和有益的行为，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个年轻人最自然的，不仅是可以原谅的，而且甚至是无辜的娱乐。我也就不明白这里有什么堕落，我不过是简单地开始屈从了部分是为着享受，部分是出于正如开导我说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必然产生的需求，就像我开始喝酒、抽烟那样开始屈从于这种放荡罢了。而毕竟在这头一次堕落里，有某种特别的和动人的玩意儿。我记得当时自己就在那地方，还没有出房间，就感到哀伤，哀伤，甚至想哭，哭自己无辜的毁灭，哭对女人的永远被伤害的态度。是的，对女人的自然的变化的态度永远地被伤害了。打那以后，我对女人就已经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洁的态度了。我成了那种被称为浪子的人。而做一个浪子，其体质状态和吸吗啡成瘾的人、酗酒者和烟鬼的状态是一样的。一个吸吗啡成瘾的人，酗酒和嗜烟的人已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为自己享乐而结交过几个女人后的男人也是这样，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是一个永远损坏了的人——一个浪子。对于浪子，正如对一个酒鬼和吸吗啡成瘾者一样，也从脸色，从待人接物，就立刻可以认出来。一个浪子可以克制，可以作斗争，但是对待女人，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有那种单纯、光明、纯洁的兄弟般的态度了。凭一个人怎么观看、打量年轻的女性，立刻就可以认出他是个浪子。我也成了一个浪子，后来也是那样，也正是这一点，把我给毁了。”

五

“是啊，是这样的。然后便越走越远，做出各种各样越轨的行为来。我的上帝！只要我一想起这方面的卑鄙肮脏，就觉得可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同学们曾因为我的所谓无辜而讥笑我。而您倒听听关于黄金般的青年，关于军官们，关于巴黎人的事儿！而所有这些个先生和我，当时的我们，都是些三十岁的浪荡鬼，心灵上往往有着许许多多对于女人的各种最不相同的可怕的罪恶，当时我们这些三十岁的浪荡鬼，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脸刮得精光，喷了香水，穿着洁白的内衣、燕尾服和制服，走进客厅或来到舞会上——那是纯洁的象征——多么潇洒迷人！”

“那您就想想吧，应该是怎样而实际又怎样。应该是那样，有这么一位先生进入我姐妹、女儿的社交圈，了解他生活的我应当迎他走过去，把他叫到一边，并轻声地对他说：‘亲爱的，我可是知道你怎么生活，知道你晚上怎么过以及和谁在一起过。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这里是一些纯洁、无辜的姑娘。你走开吧！’应该是这样的吧；可实际却是那样，当这么一位先生出现了，当他和她，也就是和我的姐妹、女儿跳舞、拥抱的时候，要是他富裕并有关系，我们就兴高采烈。也许他是玩够了什么丽戈尔博什[123]那样的女人来找我女儿的。就算他有劣迹，不健康——也没有什么。现在医疗条件好。怎么的，据我所知，有几位上流社会的姑娘都由着父母高兴地嫁给了梅毒病人。噢！噢，真卑鄙肮脏！不过，把这种卑鄙肮脏和虚伪揭露出来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接着，他几次发出自己古怪的声音，并喝起茶来。茶浓得可怕，要把它冲淡些，又没有开水。我感到自己喝下两杯后特别兴奋。茶该是对他也起了作用，因为他变得越来越激动了。他的嗓门越来越动听，也更有表现力了。他不停地变换姿势，一会儿脱下帽子，一会儿又把它戴上，在我们坐着的半暗不明的光线下，他的脸发生了古怪的变化。

“瞧吧，三十岁以前我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要结婚，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最高尚、纯洁的家庭生活的念头，还带着这种目的在注意寻找一位适合这个目的的姑娘，”他接着说，“我置身在放荡的泥潭里，同时又在寻找纯洁的能配得上我的姑娘。许多姑娘都因为对我来说不够纯洁而被放弃了；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自认为配得上我的。她是奔萨省原来很富可是已经破落的地主两位女儿中的一位。”

“在出去划船后的一个傍晚，在夜间的月光下，回家后我们并肩坐着，欣赏着那裹着紧身针织衫的标致身段和一绺绺的头发，我突然决定，正是她。在这个晚上，我觉得她理解我所感觉到和想到的一切的一切，而我感受到和想到的，正是最高尚的东西。而其实呢，只不过是那件针织衫她穿着特别合身罢了，一绺绺的头发也是这样。在和她亲切地度过了一天后，我还想和她更亲近些。”

“真是怪事儿啊，美就是善这样一种幻觉，通常是那么完善。一个漂亮的女人说着蠢话，你听着并不觉得蠢，反倒觉得聪明。她在说在做蠢事儿，你却以为那是一种可爱的玩意儿。而如果她说得既不蠢也不下流，而只是漂亮，你立刻会断定她是个奇迹，聪明又守道德。”

“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回到了家里，认定她是道德上最完美的，因此她才配做我的妻子，于是第二天就向她求婚。”

“要知道，这可是多大的胡闹！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不幸在人民中间，在一千个结过婚的男人里，难得有一个不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像唐·璜[124]一样结过十次乃至一百或一千次婚的。（不错，现在我听说并看到一些纯洁的青年人，他们感到并懂得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愿上帝帮助他们！但是在我们那时候，一万人里却没有这样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却假装不知道。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对主人公们的感情以及他们通常经过的池塘、灌木丛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在描写他们对某位少女的伟大爱情时，却基本上不写这些有趣的主人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只字不提他怎么拜访一些家庭，不提女佣、厨娘和别人的妻子。要是有这种不体面的长篇小说，它们也绝对到不了最需要知道这种事情的人——主要是姑娘家的手里。起初，大家在姑娘们面前假装，认为那充斥着我们城市乃至乡村生活一半的放荡行为是完全不存在的。然后，便对这种假装习以为常了，结果终于像英国人那样自己也真诚地相信起来，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守道德的人，都生活在一个守道德的世界里。那些可怜的姑娘们呢，还完全认真地相信了是这样。我那不幸的妻子也这么相信了。我记得自己已经成了未婚夫以后，我把自己的日记给她看了，她从那里至少能多少认清点儿我的过去，主要的——是了解和我有过交往的最后一位女的，因为她从别人那里也会知道那位女的，所以我才感到有必要把情况告诉她。我记得她弄清楚和明白了以后，是那么恐惧、失望和不知所措。我看到，她那时想抛弃我。再说，她干吗不抛弃呢！”

他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茶。

六

“不，与此同时，那样倒好了，那样倒好了！”他叫嚷起来说，“是我活该嘛！但是，问题不在那里。我是想说，因为这其中受欺骗的都是些不幸的姑娘，母亲们可是知道的，特别是被自己的丈夫们教育出来的母亲们，她们对这种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们只是假装作相信丈夫的纯洁，实际上的行为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她们知道用什么诱饵可以为自己及自己的女儿们使男人们上钩。”

“因为只有我们男人不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不想知道，女人们可是知道得很清清楚楚的，我们称之为最高尚的富有诗意的爱情，并不取决于品德而取决于肉体上的接近，以及发型、连衣裙的颜色和样式。您问问一个有经验又有意勾引男人的荡妇，她更愿意拿什么冒险：是要她在所引诱的那个人面前暴露虚伪、冷酷甚至放荡呢，还是穿着做工不好和不漂亮的连衣裙出现在他面前？——不管谁及任何时候都宁可选择前者。她知道，我们弟兄尽说些关于高尚感情的谎话——他需要的只是肉体，所以他可以原谅一切卑鄙肮脏，却容不得穿一身做得难看、不讲究和不好的衣服。一个荡妇是自觉地知道这一点的，而所有无辜的姑娘知道这一点，就如同牲口知道这一点一样，是不自觉的。”

“因此，才有这些个讨厌的针织衫、到臀部才合上的裙子，这些裸露的肩膀、胳膊以及几乎裸露的胸脯。女人，尤其是有过与男人相处经验的女人，知道得非常清楚，关于高尚的玩意儿——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男人需要的是肉体以及把这肉体装扮得具有吸引力的一切；所以，才有这玩意儿。因为如果只要抛掉那种已经成了我们第二天性的不像话的习惯，而看看我们上层阶级生活的本来面目，包括它的全部荒淫无耻，就好了；要知道，这真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妓院。您不同意？让我来给您证明。”他打断我说，“您说，我们社会中的女人与妓院里的女人有不同的兴趣，可是我说，不，我来证明。如果人们的生活目的和生活的内在内容不同，这种不同就一定会在外表上反映出来，因此，外表也会不同。可是您瞧瞧那些不幸的遭蔑视的女人，以及那些最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同样的穿戴，同样的发型，同样的香水，同样裸露的胳膊、肩膀、胸脯和翘起的紧裹着的臀部，对钻石及昂贵闪光的东西的同样的渴求，同样的娱乐、跳舞、音乐和歌唱。用以吸引人的全部手段，也是同样的。没有丝毫区别。要严格地界定，只能说，短期的妓女——普遍是受蔑视的，而长期的妓女——受着尊敬。”

七

“是啊，就是这些以针织衫，还有一绺绺的头发，还有到臀部才合上的裙子，把我们给逮住了。逮住我们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正在恋爱，是个在像休闲地里培育的黄瓜一样的条件下长大的青年人。要知道，在体力上完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我们有丰盛而令人垂涎的食品，正好成了性欲的一种系统的刺激物，而没有别的。不管您是否觉得奇怪，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本人，直到最近还没有看到特别的任何名堂。而现在，我看到了。因此，那种情况才使我痛苦，也就是没有人知道这样，大家却说着和刚才那位太太一样的蠢话。”

“是啊，今年春上，农民们在我们附近修筑铁路路基。他们一个小伙子通常的食品——是面包、克瓦斯、大葱；他活着，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做着容易做的庄稼活儿。来到铁路工地上，他的食品——是粥和一磅肉。可是他吃了这一磅肉得拉着三十普特[125]重的手车干十六小时，这样对他还正好。而我们呢，吃两磅肉，还有野味以及种种刺激性的佳肴和饮料——这劲儿往哪儿消耗？用到色情上了。而如果往那上头用，安全的阀门打开着，不会有什么事儿；可要是您像我那样暂时把阀门关上了，立刻就会产生一种兴奋，它通过我们正常生活的棱镜折射成为最纯净的水一般的，甚至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于是，我就和所有恋爱的人一样坠入了情网。而且，一切都明摆着：有欣喜，有温情，有诗意。其实啊，我的这种爱情，一方面是她妈妈和裁缝们的操心，另一方面——是空虚的生活条件下我吃下过多食品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一方面，要是不去划船，没有裁缝给做合身的衣服等等，就让我的妻子穿着干活时用的衣服待在家里，另一方面，让我处在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条件里，为了干活需要吃多少才吃多少，而且让我的安全阀门开着——不然的话，它到这时偶然会关上，我就不至于坠入情网，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八

“好了，这里的情形却成了这样：我有财产，她穿得好，划船又成功。二十次没有成功，可这下子成功了。就好比一个圈套。我不是在说笑话。因为现在的婚姻，也正是这样安排的。这样不是很自然吗？一个少女长大了，应当把她嫁出去。如果少女不是丑八怪，又有想结婚的男人，这似乎很简单。古时候就是这么办的。女孩子成年了，父母亲就给安排婚事。整个人类过去是这么办的，现在也是这样：中国人，印第安人，穆斯林，在我们民间，都是如此；至少人类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部分是这样。只有像我们这些浪子那样百分之一或更少的人，才发现这样不好，想出新的名堂来。可是究竟有什么新的呢？新的是，姑娘们待着，男人们便逛集市似的来回挑选。姑娘们呢，等着，想着，但没有胆子说：‘亲爱的，要我吧！不，要我。别要她，要我吧：你瞧啊，我的肩膀和其他部位怎么样。’而我们这些男人呢，来来回回地看呀看的，感到很满意，说了：‘我知道，我不会上钩的。’他们走来走去，看来看去，这一切都是为他们安排的，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瞧啊，一不当心，啪的一下，就上钩了！”

“那怎么办？”我说，“难道向女的提出求婚？”

“这我可不知道怎么好了：不过如果讲平等，那就得讲平等。如果认为靠说媒是卑贱的，那么这可要卑贱一千倍。在那里，权利和机会是平等的，而这里，女人不是集市上出卖的奴隶，便是圈套里的诱饵。您要照实告诉一个做母亲的或姑娘本人，说她只为逮着个未婚夫忙着；上帝啊，这可是一种多大的侮辱！可是要知道，她们大家干的也就是这个，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不过也要知道，有时看着完全年轻轻的可怜无辜的姑娘忙于这种事儿——真是可怕。话又说回来了，要是这是公开干的吧，倒还好些——这却总是搞欺骗。‘啊，物种起源，这多有意思！啊，丽莎对绘画很感兴趣！而您会去看画展吗？多有教益！可是乘三驾马车去玩，去看话剧，去听交响乐呢？啊，多么出色！我的丽莎对音乐喜欢得要命。可您为什么不赞成这些信念？那就划船去！……’可想法只有一个：‘你要了，要了我，我的丽莎吧！不，我！哎，你哪怕试试！……’哦，卑鄙下流！虚伪！”他下了结论，便把最后一杯茶喝完，着手收拾起杯子和器皿来。

九

“再说，您知道，”他开始说，同时把茶和白糖放进一个小口袋里，“现在的世界上，苦于受女人的统治，那全部是因为这。”

“怎么个受女人的统治？”我说，“权利，法律上的优势可是在男人一边啊。”

“对，对，这一点，正是这一点，”他打断我说，“正是这一点，是我想对您讲的，也正是这一点，说明了那种不寻常的现象，一方面完全正确，妇女是被逼迫到了最屈辱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她却正在进行统治。正如同犹太人，他们用自己金钱的力量来抵偿自己的受压迫，女人也是这样。‘啊，你们希望我们只当些商人，那好，我们，一些商人，就得占有你们。’犹太人说。‘啊，你们想要我们只成为情欲的对象吗，那好吧，我们就作为情欲的对象来收容你们。’女人们说。妇女之缺乏权利，不在于她不能参加表决或当审判者——从事这种事情不构成任何权利——而在于性的交往方面和男人平等，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利用或拒绝男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男人，而不是只充当被选择者。您说，这不像话，好，那就让男人也没有这种权利。现在的情况，是女人丧失了男人具有的那种权利。于是，为了使这种权利得到补偿，她便在情欲方面对男人施加影响，通过情欲征服男人，使男人只在形式上进行选择，而在实际生活中，进行选择的是她。而她一旦掌握了这种手段，便加以滥用，因此具有对男人进行统治的力量。”

“不过，这种特殊的力量在哪里呢？”

“力量在哪里？它到处，在一切方面都存在。您到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里去走走。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东西，花了无法估量的人力劳动，而您倒是看看，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商店里，难道有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供男人使用的吗？生活的全部奢侈品都是供妇女使用，靠妇女维持着的。您算算所有的工厂。它们的绝大部分都是为女人生产无用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赏玩品的。数百万的人，一代一代的奴隶，在工厂里因为苦役般的劳动而死去，只是为了女人的喜好。女人像皇后使百分之九十的人类处于奴隶般繁重的劳动之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受了屈辱，丧失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于是，她们就利用我们的情欲对我们进行报复，使我们落进她们的网里。是的，全是为了这样，女人们才把自己变成激起情欲的工具，使得男人不能平静地和她们打交道。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他就会因为她的魅力而拜倒在地，并失去理智。以前我要是看到一位穿着舞裙的太太总会觉得不自在，不好受，而现在我简直觉得可怕，我简直发现某种对人们有危险的和违法的东西，并想大声叫警察来，叫保卫人员来防止出危险，要求把危险的东西赶走、清除掉。”

“是啊，您在笑！”他朝我叫嚷起来，“可这完全不是开玩笑。我相信，人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定会到来，也许很快人们将感到吃惊，怎么可以让这样的社会存在，在这个社会里，居然允许女人对直接引起情欲的身体进行打扮，那是一种危害社会安宁的行为。因为这等于任意在各条道路上设置各种陷阱——甚至更坏！为什么要禁止狂热的赌博，而对女人那种娼妓式的刺激情欲的装饰不加禁止？它要危险一千倍！”

十

“好了，瞧吧，把我给逮住了。我是个坠入情网的人。在我的心目中，不仅她最完美，在做未婚夫的时候还认为自己也是最美的。因为没有那么个坏蛋，他会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在某方面比自己还要坏的坏蛋，不至于找不到引以为豪或为自己感到满意的理由。我也是这样：我结婚不是为了钱——谈不上自私，不像我的多数朋友那样为了钱或拉关系结的婚——我富，她穷。这是其一。另一点我引以为豪的是，别人结婚事先就抢着继续他们婚前所过的那种多妻的生活，我可是打定了主意结婚后一定保持一夫一妻，对此我也感到无比自豪。是啊，我是一头可怕的猪，可还把自己想象成了天使。”

“我做未婚夫持续的时间不长。现在我一回想起自己做未婚夫的那段时间，不能不感到羞愧！多么卑鄙肮脏！要知道，爱情被认为是精神的，而不是情欲的。好吧，如果爱情是精神的，是精神的交流，那就得通过语言、聊天、交谈进行这种精神的交流。可压根儿没有这回事情。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谈话往往困难得可怕。这真是一种西绪福斯[126]的劳动。你刚想出点东西来说，可一说了又得沉默下来再想。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关于我们今后的生活，安排，计划，一切可说的都说过了，而接下去还有什么？要知道，如果我们是些动物倒好了，那就知道用不着说话了；而这里啊，相反，应该说话，可是又没有话可说，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通过谈话解决的。而除此之外，还有送糖果，粗鲁地大吃甜东西这样不像话的习惯，以及所有种种为了婚礼进行的琐碎准备：讨论住房、卧室、床铺、被子、睡衣、内衫和装饰。因为您一定明白，如果像那个老头子说的那样按照《治家格言》里说的结婚，那么绒毛被褥，陪嫁，床铺——所有这一切只是些伴随圣礼的细节。可是在我们这里，十个结婚的人中未必有一个不但不相信圣礼，甚至也不相信他自己正肩负起的某种责任，上百个男人里未必有一个以前没有实际结过婚，以及五十个男人中未必有一个不事先做好捞到任何合适的机会就背叛自己的妻子，大多数人都把乘坐马车到教堂去看作只是占有一个女人的特殊条件——您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细节有着多么可怕的意义。所以，全部问题仅在于此。这是某种类似买卖的玩意儿。把一位无辜的姑娘卖给了一个浪子，还给这种买卖添加上某些形式。”

十一

“大家都这么结婚，我也这样结了婚，并开始过人们赞美的蜜月。要知道，就这个名称便有多下流了！”他恶狠狠地咬咬牙齿说，“在巴黎，我逛过一次有各种娱乐的场所，进去后看到有块招牌，画的是一位长胡子的女人和一条水狗。结果呢，那原来是一个穿着低领子女服的男人和一条裹上海象皮在澡盆里游水的狗。一切都没有多大意思；但当我出来时，领看者客气地送着我，在入口处指指我对大家说：‘你们问这位先生，值得看吗？进来吧，进来吧，每人一法郎！’我不好意思说不值得看，那领看的人显然是料到了这一点。那些经受过蜜月的全部鄙俗而又不想使别人失望的人，大概往往也是这样。我也同样没有使任何人失望，但是现在我不懂，为什么不说出真实情况。我甚至认为，必须讲出这事儿的真实情况。不好意思，难为情，害臊，可怜，以及主要的是无聊，无法忍受的无聊！这有点儿像人家叫我抽烟时经历的感受，我觉得不好受而把流淌的唾液舔回咽下去，还做出一副很愉快的样子。如果结了婚而有像学抽烟时的享受，那么这种享受要到后来才会有：到了夫妻双方彼此培养起了那种罪恶，才能从中得到享受。”

“怎么是罪恶？”我说，“要知道，您讲的可是人类最自然的特点。”

“自然的？”他说，“自然的？不，我要告诉您，恰恰相反，我得出了一个信念，认为这不……自然。对，完全不……自然。您去问问孩子们，问问未失贞洁的姑娘吧。我的一个姐妹年纪很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两倍的男人，他是个浪子。我记得婚礼后的那天晚上，可怜的她是怎么流着眼泪从他那里跑出来的，她浑身哆嗦着说，她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她甚至没法说出口，他要她干什么。”

“您说：自然！自然的是吃。而且吃是开开心心、轻松、愉快的，并从一开始就不害羞；而这里是卑鄙，是羞耻，是痛苦。不，这不自然！而且我坚信，一个未被糟蹋的姑娘永远都憎恶这种事儿。”

“那怎么，”我说，“人类还怎么继续发展？”

“是啊，好像是为了人类不至于灭亡！”他恶狠狠地讥讽说，好像等待着向他提出这个熟悉而不诚实的反驳似的，“为让英国贵族永远可以大吃大喝的名义宣传节制生育——这可以；为了得到更多的愉快，宣传节制生育——这可以；可是只出于道德的名义宣传节制生育，住嘴吧，亲爱的，会有怎样的叫嚷：好像人类不停止发展是因为还有些个人不想再做猪。我对这灯光感到不舒服，可以关掉吗？”他指着一盏照明的灯说。

我说，我无所谓。他于是和自己做任何事情一样，急忙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把毛料帘子拉到灯上给遮盖起来。

“毕竟，”我说，“如果大家都拿这作为自己的一条法则，人类就要停止发展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

“您在说人类将怎样继续发展？”他又在我的对面坐下来说，同时把两条腿分得很开，把胳膊肘低低地靠在那上面。“这人类，它干吗继续发展？”他说。

“怎么干吗？否则的话，现在就不会有我们俩了。”

“可是，又要我们干吗？”

“怎么干吗？为了活着嘛。”

“活着又干吗？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如果生活是为了生活，还干吗活着！要那样的话，叔本华们和哈特曼们[127]，还有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完全正确的了。而要是生活有目的，那么当目的达到的时候，生活就应该停止。结果它会是这样。”他带着明显的激动说，看样子很珍惜自己的想法。“结果它会是这样。请您注意：如果人类的目标——是福利、善良、爱情，随您便吧，如果人类的目标是先知所说的所有的人们通过爱团结为一体，化干戈为玉帛，以及如此等等，那么要知道是什么妨碍达到这一目标吗？是种种激情。激情中最有力、又凶恶又顽强的——是性欲，是肉体的爱，因此，如果消灭了激情，消灭了其后一种最有力的肉体的爱，那种预言一定会实现，人们将团结成一体，人类的目标将会达到，它也用不着再存在下去了。暂时人类还活着，前面就存在着理想，当然不是兔子和猪那样尽量多繁殖的理想，也不是猴子或巴黎人那样尽可能雅致地享受性欲的理想，而是靠克制和纯洁达到善良的理想。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追求这样的理想。可是您看看，有什么结果。”

“结果是，肉体的爱——它成了一种安全阀。人类现在活着的一代没有达到目标，它之所以没有达到，只因为这里有激情及其中最有力的一种——性欲。而有性欲就有新的一代，因此也就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目标。那一代再达不到，还会有下一代，这样直到那时候，直到目标达到了，预言实现了，人类团结成一体了。而否则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如果就算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并把人造成了不是死的，没有性欲的，就是永久性的。如果他们是死的，没有性欲的，那结果会怎么样？那他们就会活过去，不达到目的而死去；可是为了达到目的，上帝该会创造出新的一些人来。如果他们是永久性的呢？那比方说吧（虽然那些个人而不是新的一代，要改正错误并接近完美会困难些），比方说吧，他们经过好多千年以后会达到目的，但那样还要他们干吗？拿他们有什么用？正是像现在这样，才是最好……不过也巧，您不喜欢这种表达的形式，而您是个进化论者吗？即使那种情况，也还是一样。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为了保持与其他动物的竞争，就应该像蜜蜂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无止境地生育；应当像蜜蜂一样繁殖无性的，也就是还得尽量节制生育，而无论如何不能像我们生活的整个制度所驱使的那样，让欲火燃烧。”他沉默了一会儿。“人类会停止存在？未必有人，不管他怎么看待世界，会怀疑这一点吧？其实，这一点和死亡一样不容置疑。因为按照所有教会的学说，世界的末日将会到来，而根据所有科学的学说，这种情况同样不可避免。那么从道德学说得出同样的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之后，他沉默了好久，又喝了一杯茶，抽完一支烟，并从口袋里取出新的烟，把它装进自己一个旧的有污斑的烟盒里。

“我理解您的想法，”我说，“有点类似恰凯尔教徒[128]的观点。”

“是的，是的，他们也是对的，”他说，“性欲，不管其表现如何都是一种恶，一种可怕的恶，应当与之作斗争，而不是像在我们这里似的，加以鼓励。福音书里所说见女人而起淫念的，便是犯奸淫了，这不是光指对别人的妻子，而正是——和主要的是指——对自己的妻子。”

十二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正好相反：如果一个人单身的时候还想到节制，那么所有的人结了婚以后则都认为从此就无需节制了。要知道那些婚礼完了的年轻人，得到父母的同意单独过一些日子——这不是别的，恰恰正是纵欲。但是，如果一个人违反了道德法则，他就得为自己付出代价。不管我怎么努力安排自己的蜜月，结果却不成。老是一直觉得下流、可耻和无聊。可是，很快变得痛苦不堪了。这很快就开始了。好像是在第三还是第四天，我发现妻子感到寂寞，就开始问她为什么，开始拥抱她，依我看，我做了她愿意我做的事儿，她却推开了我的一只手，哭起来了。哭什么？她说不出来。但是，她感到哀伤，感到沉重。大概是她疲惫的神经给她暗示了我们性关系下流的真实情况，但她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我开始询问她，她说了点什么，觉得离开了母亲哀伤。我似乎觉得，这不是真话。我于是劝导她，不提她母亲。我不明白，她就是感到痛苦，而母亲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可这时，她为我没有提她母亲生气了，好像是我不相信她似的。她对我说，她发现我不爱她。我指责她任性，她的脸突然完全变了，气愤的表情代替了哀伤，她还开始用最挖苦的言词指责我自私和冷酷。我瞅了她一眼，她的整张面孔都表现出对我的最大的冷漠、敌视和几乎是憎恨。我记得看到她这副模样时，自己是怎样地害怕起来。‘怎样？什么？’我想，‘爱——是心灵的结合，可代替它的，瞧是什么！对，这不可能，这不是她！’我尝试让她缓和下来，却好像碰在了一道打不通的冷淡和刻薄的敌视的墙上，以致我没有来得及扭头看一看便发火了，接着我们互相说了一大堆不愉快的话。这第一次争吵的印象，是可怕的。我把这叫作争吵，其实那不是争吵，它恰恰不过是我们之间实际存在的那道深沟的暴露。相爱被情欲的满足消耗尽了，于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关系成了互相敌对的两个人，也就是两个完全互不相容的自私自利者，都希望通过对方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满足。我把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个事件称为争吵，然而那不是争吵，而只是情欲停止的结果，它暴露出我们相互间实际的真正关系。我还不懂，这种冷淡和敌对的关系是我们的一种正常的关系，我还不懂这一点是因为这种敌对的关系，在起初一段时间很快由于我们重新升起的经过蒸馏的情欲，也就是由于相爱，被掩盖了起来。”

“于是我想了，我们争吵了又和好了，再也不会这样了。可是，就在这头一个月，也就是蜜月里，超量的时期很快又来了，我们又变得不再互相需要，争吵又发生了。这第二次争吵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比第一次更痛苦。我于是想，可见第一次并非偶然，它本该如此，而且将来还会发生的。第二次争吵更使我痛苦的是，因为它的发生出于最不可能的理由。这与钱有点儿关系，我这个人从来不怜惜钱，对妻子是怎么也不会怜惜的。我只是记得，她把事情歪曲了，把我的意见看成了我想通过钱而凌驾于她之上的一种表现，仿佛我认定自己有让人受不了的，愚蠢而卑鄙的，完全不像我也不像她做得出来的特权。我发火了，开始责备她不讲道理，她也指责我，就又吵上了。从她的言词和她的脸部、眼睛的表情里，我又看到原来使我如此吃惊的那种恶狠狠冷淡的敌意。我记得自己和兄弟，和朋友，和父亲都争吵过，但是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特别而尖刻的凶狠。然而过了一些时候，这种互相的仇恨又被相爱，也就是性欲掩盖起来了，我还把这两次争吵看成是可以补救的误会而自我安慰呢。可是，发生了第三次第四次争吵，于是我明白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如此，以后还会发生，我为自己今后的处境感到可怕了。此外，还有一种思想在折磨着我，那就是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不幸，不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别人的夫妻生活不全像我和妻子在一起的生活那样。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并非大家都像我这么认为，这是他们特有的不幸，大家都把这种特有的令人害臊的不幸不仅向别人隐瞒着，而且还向自己本人隐瞒着，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这样。”

“这种情况从头几天就开始了，它一直在继续，而且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凶狠。在心灵深处，我从头几个星期就感到自己上当了，结果不像我期待的那样，结婚不但不是幸福，它是一种很沉重的事情。然而，我和大家一样不愿意承认（要不是它完了，我也许现在也不会承认的），不但瞒着别人，而且瞒着自己。现在我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处境。它本来是可以看出来的，可是导致我们发生争吵的原因，事后都想不起来了。在互相怀着敌意的情况下，理智是来不及设想出足够的理由来的。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和好居然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有时是说几句话，做点解释，甚至流眼泪，可能有时……噢唉！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卑鄙下流——刚才还互相用最狠毒的言词进行争吵，突然出现互相默视的目光，微笑，接吻，拥抱……呸，卑鄙！当时我怎么会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全部下流肮脏……”

十三

进来了两位乘客，他们在另一头的位置上坐下来。在他们坐下来时，他沉默着，但他们安顿好了，他又继续说起来，显然一分钟也不失去自己思想的线索。

“要知道，主要令人厌恶的是，”他开始了，“从理论上讲，爱情是某种理想的、崇高的东西，而在实际中呢，爱情是一种卑鄙肮脏的玩意儿，谈论它和回想它都让人觉得卑鄙和害臊，要知道，大自然可不是无缘无故把爱情做成使人觉得卑鄙和害臊的，而如果觉得卑鄙和害臊，也就应该这样理解它。然而这里却相反，人们做出样子，好像卑鄙和令人害臊的东西美好并崇高。我的爱情最初有些怎样的征象呢？而我对自己随意过分地发泄兽欲不仅不觉得害臊，不知怎么还以能有这么过分的精力而感到自豪，同时却不仅毫不考虑她的精神生活，甚至也毫不考虑她的肉体生活。我为我们互相间哪儿来那样的仇恨感到吃惊，而事情是完全明摆着的：这种仇恨不是任何别的，它是人的自然本性及对压制自己的那种兽性的抗议。”

“我为我们的互相仇恨感到吃惊。而其实，这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这种仇恨不是别的，它无非是一桩犯罪的两个同谋间的仇恨——既是因为对犯罪的唆使，也是因为共同参与了犯罪。既然可怜的她在头一个月就怀孕了，而我们肮脏的关系却在继续，这怎么不是罪过呢？您以为我的叙述离题了？一点儿也没有！我这是在给您讲述自己怎么杀了妻子的整个事件。审判时他们问我。是用什么及怎样杀害妻子的。犯傻！他们以为，我当时是用刀子在十月五日杀了她的。我杀害她不是在那时，而要早得多。正如现在人们在进行杀害一样，像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究竟用什么呢？”我问。

“瞧还真奇怪，没有人愿意知道如此清楚和显而易见的东西，医生们应该知道和宣传这些东西，然而他们对此保持沉默。因为事情最简单不过了。男人和女人被创造得像牲口一样，所以在发生肉体的爱情过后就怀孕，然后是喂奶，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一个女人，对她的婴儿也一样，肉体的爱情是有害的。男人和女人数量相等，这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似乎很清楚，就是得像动物所干的那样，也就是节欲，这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科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找到了某种在血液里循环的白血球，以及全部种种毫无用处的蠢话，却不能明白这一点。至少，还没有听到谈这事儿。”

“于是瞧吧，对一个女人来说只有两条出路。一条——使自己变得畸形，根据需要的程度消除或正在消除自己身上那种作为一个女人的，也就是做母亲的能耐，为的是男人能平平安安经常地享受；或者另一条出路，甚至不是出路，而是简单、粗鲁、直接地违反自己的法则，这种情况在一切所谓诚实的家庭里进行着，也就是那样，一个女人违反自己的自然本性，应当同时又怀孕，又喂奶，又当情人，该弄到连任何一头牲口都不如的程度。因此，精力也会不够。由于这种原因，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了歇斯底里，神经质，在人民中间——有了狂叫病。您注意，纯洁的姑娘是没有狂叫病的，只有娘儿们，和丈夫生活的娘们才有。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在欧洲也正是这样。所有的歇斯底里病医院里住满了违反自然法则的女人。但是要知道，狂叫病和夏尔科[129]医生的顾客——是完全的废物，而世界上便充满了半残废的女人。您想想吧，当一个女人怀了孕或给自己生下的婴儿喂奶，她是在进行着何等伟大的工作。在成长的那一代，正在继续和取代我们。而这可是使神圣的事情遭到了破坏——被什么？——想想都觉得可怕！他们还谈论什么妇女的自由和权利。这等于食人者们把自己俘虏的人养肥了拿来吃，而与此同时还要人们相信，好像他们正在关心这些人的自由和权利。”

这一切都很新鲜，并使我感到惊讶。

“那怎么办？如果是这样，那，”我说，“就是两年只能爱妻子一次，可是男人……”

“那些科学的可爱祭司们又让大家相信，”他抓紧说，“男人是必需的。我曾吩咐他们这些巫师履行女人的义务，按照他们的意见，女人是男人必需的，那时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劝人家说，他必须要伏特加酒，需要卷烟，鸦片，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需的。结果是，上帝不知道需要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去问巫师，便糟糕地做了安排。劳您看吧，事情办不成。正像他们所断言的那样，一个男人必须得使自己的癖好获得满足，可这里却遇到了生育和喂养孩子的麻烦，它们妨碍着这种需求的满足。怎么办呢？找巫师吧，他们会安排的。他们也就想出办法来了。啊，这些巫师连同他们的欺骗什么时候才会被揭穿呢？是时候了！已经都到了丧失理智和开枪自杀的程度。不然还怎么呢？动物倒好像是知道的，它们的后裔是自己种族的继续，因此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的法则。只有人不知道这样的法则，也不想知道。人只关心自己怎样得到更多的满足。这又是谁呢？大自然的帝王，人。因为，您注意，动物只有到了能生育后裔的时候才进行交配，而大自然那位可恶的帝王——却在任何时候都进行，只要自己觉得快乐。而且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猴子类的活动提高，称之为爱情，是为创造珍宝。还以这种爱情的名义，也就是通过淫乱，扼杀——还怎么的？——半个人类。他把本该作为人类走向真理和幸福的助手的所有女人为了自己获得满足而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助手。您看看吧，到处都在阻碍人类前进的是什么？女人。可是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只因为这个。是的，是的。”他重复了几次，开始稍稍移动着，拿出香烟抽起来，显然是想稍安静一会儿。

十四

“瞧我也过着这种猪一般肮脏的生活，”他又用原来的语调接着说，“最糟糕的是，我过着这种可恶的生活，可还想象是否因为自己不去勾引别的女人，我以为自己过着诚实的家庭生活，是个守道德的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错，而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那一定是她的错，是因为她的性格。”

“错的显然不在她。她是个和大家，和大多数一样的女人。她受的教育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女性所要求的那样，是和毫无例外所有富裕阶级的女性一样的教育，而且也不能不受那样的教育。人们在谈论某种新的女子教育。全是些实话：一个女人的教育正符合我们现在对女人的不是假装而是真正普遍流行的观点。”

“而女子教育将永远符合男人对她们的看法。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男人是怎么看待女人的：‘Wein Weiber und Gesang’[130]！诗人在诗里也这么说。拿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绘画、雕塑来说，从爱情诗和裸体的维纳斯及弗莉尼[131]开始，您看到女人都是享乐的工具；在特鲁勃德和格拉切夫卡街[132]，以及在宫廷舞会上，女人就是这样。请您当心魔鬼的狡猾：好吧，是一种享受，一种满足，那就让人知道这是一种快乐，女人是一块甜蜜的点心。不，开始的时候，一些追求者曾经都让人们相信他们崇拜女人（他们是崇拜女人，不过还是把她们看成是一种享乐的工具）。现在，大家相信都已经尊敬女人了。有些人给让座，给拾手绢；另一些人承认她们有担任一切职务的权利，有权参与管理，等等。这是都在做，但是对女人的看法，却依然如故。她是一种享乐的工具。她的肉体是享乐的手段。而且，她也明白这一点。完全和奴隶制一样。奴隶制，要知道，不是别的，恰恰是一部分人享受很多人在被强迫条件下的劳动。因此，为了使奴隶制不存在，就得人们不愿意去享受其他人的强迫劳动，使人们把这样做视作一种罪过和可耻的事情。可是，废除奴隶制的表面形式，规定不能再买卖奴隶后，人们就觉得并使自己相信已经不存在奴隶制了，他们没有也不想看到奴隶制的继续存在，因为人们依旧喜欢并认为享受别人的劳动是好的和公道的事情。而只要他们认为这是件好事儿，那就永远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比别人更强有力和更狡猾，能把这事儿办成。妇女解放的问题，也一样。要知道，对女人的奴役仅在于人们愿意并认为她是享乐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好了，于是瞧吧，人们解放妇女，给她种种和男人平等的权利，但是却继续把女性看成享乐的工具，小时候及社会舆论也是这么教育她们的。于是瞧，她依旧是那么受屈辱的堕落的奴隶，而男人呢，他依旧是堕落的奴隶占有者。”

“他们在课堂上和法律上解放了女性，却依旧把她们看成享乐的对象。教育她们像在我们这里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看待自己，因此，她们永远是下等的存在。她们要么是经那些浑蛋医生的帮助使自己不再生育，也就是完全成了妓女，落到连牲口都不及的地步，要么就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那样，心灵受到了创伤，成了歇斯底里、不幸的女人，精神上不再有发展的可能。”

“中学和大学改变不了这种情况。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男人改变对女人及女人本身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才可能。只有到了一个女人把处女状态看作最高境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这种最高境界看作是一个人的——羞辱和可耻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改变。只要不达到这样，任何一位姑娘的理想，不管她受过多少教育，毕竟还得去吸引更多的男人和更多的色鬼，以便可以从中选择。”

“至于一个女的数学天赋更高，而另一个女的会演奏竖琴——这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有当一个女人使男人着了迷，她才会幸福，才能达到希望达到的一切。因此，一个女人的主要任务——是迷住男人。这事儿过去和将来都如此。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少女生活中是这样，在她们婚后的生活中继续是这样。在少女生活中，这样是为了选择，而到结了婚以后——是为了控制丈夫。”

“有一种情况会停止或是暂时抑制这一点，那——是孩子，不过那女的也得是个并非畸形，也就是自己给孩子喂奶的人才行。但是，这里又有个医生的问题。”

“我妻子希望自己喂奶，而且后来五个孩子都是自己喂的，可是养头一个孩子时就身体不好。这些医生呢，不知羞耻地脱了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到处摸来摸去，为此我还得感谢他们，付给他们钱——这些可爱的医生发现，说她不该喂奶，因此她第一次失去了可以使她脱离卖弄风情的唯一手段。由奶妈喂了，也就是我们利用一个女人的贫困、需求和无知，把她从自己的婴儿那儿吸引到我们家里来，并为此给她戴上金银丝绣的盾形头饰[133]。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因为怀孕和喂奶的那段时间变得自由了，她身上原来沉睡的那种女性风情便特别有力地显示了出来。而与此相应的是在我身上，便特别有力地表现出妒忌的痛苦，这种痛苦在我的整个婚后生活中不停地折磨着我，就好像它们不能不使得像我这样，也就是不道德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所有丈夫受到折磨一样。”

十三

“在婚后整个时间的生活里，我从来没有中断过经受妒忌的折磨。但是有一些阶段，我为此感到的痛苦特别尖锐。有了头一个孩子而医生却禁止她喂奶，便是那样的阶段之一。这段时间我特别妒忌，首先是因为妻子经受了作为母亲特有的那种不安，它会使生活的常规无缘无故地受到破坏，其次是因为看到她如此轻而易举地抛下一个母亲的道德责任，我便虽然也是无意识却是公正地得出结论，认为她也会同样轻而易举地抛开做妻子的道德责任，何况她身体完全健康，而且尽管有可爱的医生的禁止，她还是亲自给后边几个孩子喂奶，还喂得非常好。”

“可是，您不喜欢医生。”我发现每当他提到医生时，口气便显得特别凶狠，便说。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情。他们毁了我的生活，就像他们毁了并正在毁坏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一样，而我却没法找到结果与原因的联系。我知道他们也和律师及其他的人们一样，是要挣钱，而我倒是宁肯把自己的一半收入交给他们，而且每个人如果知道是那样，也会乐于把自己一半的收入交给他们的，只要他们别干预人家的家庭生活，永远别再到身边来。因为我虽然没有收集过材料，但是我知道数十起情况——它们多得很——说明是他们把那个婴儿扼杀在母亲的腹腔里，说什么母亲没法把孩子生出来，而后来这母亲却生得很顺利，不然还让有些母亲做什么手术。然而没有人认为那是谋杀，就像过去不认为宗教裁判是谋杀一样，而把这看成是为了人类的福利。他们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但是，和他们，特别是通过女人带进世界的那种崇拜物质的道德腐蚀比较起来，所有这些罪行都算不了什么。只要遵循他们的指点，那么因为到处及在一切方面都有传染病——所以人们就不应该共同生活而应当互相隔绝：根据他们的学说，大家都应该互相隔离开躲着，嘴巴还不能离开石炭酸喷雾器（不过，已经发现那玩意儿也不管用了），对此我且不说。不过，这不算什么了不起。主要的毒害——是使人们，特别是使女人堕落。”

“现在呢，像‘你生活得不对，要好好过日子’这样的话都不能说了，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人这么说。而如果你生活得不对，那么原因在于神经功能不正常或类似这样的名堂。因此，就得去找他们，而他们就会开方子到药房去买三十戈比[134]的药，然后要您把它们服了。假如您变得更糟了，他们再给您开药，再让您找医生去。一种非常巧妙的名堂！”

“然而问题不在这里。我刚才说了，她自己给孩子们喂奶喂得很好，唯有怀孕和喂孩子使我摆脱了妒忌的折磨。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一切都会发生得更早些。是孩子们救了我们。我和她八年里她生了五个孩子。而且全都是她自己喂的奶。”

“你们的孩子，他们现在在哪儿？”我问。

“孩子们？”他惊恐地说。

“请您原谅，也许，这使您回想起来感到沉重？”

“不，没有什么。孩子们的一位姨妈和一个舅舅把他们领走了。他们不肯把孩子们给我。我给他们交出了财产，他们却没有把孩子们给我。因为我似乎是个疯子。我现在是从他们那儿来的。我看到了他们，可是人家不肯把他们给我。不然的话，我会教育他们长大后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亲那样。可是，他们将变得和父母亲一样。嘿，有什么办法！明摆着嘛，人家不把他们给我，是不相信我。再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教育好他们。我想，不。我——是一堆废墟，一个精神残废。我身上有一种东西。我知道。是的，是这样，我知道有那种大家还不会很快意识到的东西。”

“对，孩子们活着，而且会和他们周围所有的人一样长大成同样的野蛮人。我看到了他们，看到过三次。我对他们做不了什么事情，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我到南方自己的老家去。我在那里有一幢小房子和一座小花园。”

“是啊，我知道的东西，人们还不会很快认识到的。太阳上和星星里含有多少铁，含有一些什么样的金属——这是很快可以认识到的；而瞧，要揭露我们猪一般的卑鄙肮脏，这却是困难的，非常困难……”

“就凭您能听我说，这一点就已经使我很感激了。”

十六

“瞧您提到了孩子们。关于孩子们，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弥天大谎！孩子——是上帝的恩赐，孩子——是一种快乐。要知道，这全是撒谎。所有这事儿，原来是的，而现在可完全不对了。孩子——是一种痛苦，仅此而已。大多数母亲是直接这样感觉的，有时也无意中就直接这么说。您倒去问问我们这些富裕人家圈子里的多数母亲，她们一定会告诉您，因为害怕孩子们会生病和死去，她们宁肯不要有孩子，如果已经生下来了，也不愿自己喂奶，免得因为爱孩子而受折磨。孩子以自己的那些小手小脚及整个身体的全部可爱给予她们的享受和婴儿带给她们的快乐——比起她们经受的痛苦来，要小得多——已经不用说孩子的生病或死亡了，仅为这种可能性的担心这一点，也是巨大的。拿利和弊一掂量，便是弊多利少，所以就不愿有孩子。她们直接而大胆地这么说，以为这样的感情是出于自己对孩子们的爱，是一种美好的和受夸奖的感情，她们还引以为豪呢。她们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这种议论恰恰否定了爱，而是对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确认。对她们来说，从孩子那儿得到的满足比不上为孩子担心的痛苦，因此就不该要自己将会喜欢的孩子。她们不是为喜欢的人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自己而牺牲了应该爱的人。”

“很清楚，这不是爱，而是自私。但是，只要想想受了我们城市生活里的那些医生的影响，她们为孩子们的健康经受的种种过分的担心，也就不能——去指责富裕家庭的母亲们的这种自私了。到现在我甚至记得妻子的生活和状况，当时她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正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身上——只要一想起来，我就觉得可怕。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不成了。那是一种随时都存在的危险，刚躲过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又来了，于是绝望地挣扎，又脱离危险，经常地处于这种状态，好像处在一艘就要沉没的船上。有时候我似乎觉得那是故意做出来的，她装出一副关心孩子们的样子，好战胜我。这种时候，一切都那么动人、简单而对她有利地解决了。有时候，我觉得她在这些场合做的和说的一切——都是她故意这么做和故意这么说的。可是不，她自己也可怕地受着折磨，经常地为孩子们，为他们的疾病和健康受到惩罚。这是对她的一种考验，对我也一样。而且，她没法不感到痛苦，因为爱抚孩子，像动物一样得给孩子们喂奶，哄逗他们，保护他们——这样的要求，她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是有的，可她又不像动物那样——缺乏想象和理智。一只母鸡并不害怕自己孵出的小鸡会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小鸡可能会患的各种疾病，不懂得所有人们想象出来能摆脱疾病和死亡的全部各种手段。对一只母鸡来说，鸡仔也不构成痛苦。它为自己的鸡仔做着自己高兴做和应该做的事情；鸡仔对它来说是一种快乐。而且，当一只小鸡开始患病时，它的关怀是明确一定的：窝它，给它啄食。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它知道自己是在做需要做的一切。一只鸡仔死的时候，它不会问自己的鸡仔为什么死了，上哪里去了，它只会咯嗒咯嗒叫几声就停下来，继续按原来那样活着。可是对于我们不幸的女人们和我的妻子，就不是这样了。且不说疾病——怎么治疗，关于怎么教育和长大，她从所有各个方面听了和读了无数各种不同的和经常改变的规则。应该这样，喂那些食品，不，不是这样，应该喂这些食品，而瞧，是这样；给穿衣服，给喝水，给洗澡，帮助睡觉，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对所有这一切，我们，首先是她，每星期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规则。就好像人们从昨天才开始生养孩子们似的。而假如不这么喂奶，不这么洗澡，不按时做各种事儿，以及孩子们有病，那社会觉得好像是她的错，她做得不像应该做的那样。”

“这还是在健康的时候，那已经是一种痛苦了。而要是万一得了病，那就当然进入一座完全的地狱。按理说，疾病可以医治，有这么一门科学，也有这样一些人——医生，他们懂得，但不是所有的，而只有最好的医生懂得怎么医治。于是瞧吧，一个孩子病了，得去找这位最好的医生，他能救孩子，于是孩子得救了；而要是找不着这位医生，或者住在不是这位医生住的同一个地区，结果孩子死了。而且并非她一个人这么相信，她那个圈子里所有的女人都这么相信，而且从所有各个方面听到的，也只有这样的事情：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的两个孩子死了，因为没有及时把伊万·扎哈雷奇医生请来，伊万·扎哈雷奇可是曾救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家大闺女的命呢；可是瞧啊，彼得罗夫家听了大夫的劝告，及时把孩子们分送到各家旅店去住，这样就活下来了，而要是不这么分开住的话，那几个孩子就没有命了。而那一家呀，那孩子虚弱，听了医生的建议，搬到了南方，孩子得救了。她怎么能不一辈子受折磨和放心不下呢，因为她像动物一样本能地爱着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生命则取决于及时得知伊万·扎哈雷奇会怎么说。至于伊万·扎哈雷奇会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而知道得最少的是他本人，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法提供任何帮助，而且他这么支支吾吾见啥说啥，只为了让大家继续相信他似乎懂得点儿什么。要知道，如果她完全是头牲口，也就不会受折磨了；可是她完全是个人，于是就相信上帝，像所有信教的娘儿们那样说和那样想了：‘上帝赐给的，上帝又拿走了，你离不开上帝。’她于是觉得，自己孩子们的生与死，和所有的人们一样非人力所能掌握，只能取决于上帝的旨意，这样她才不至于为自己去防止孩子们的疾病和死亡威胁苦恼了，然而她没有这么做。要那样，她的境况就会这样了：她的孩子生来就虚弱，要遭受无数的灾祸，是一些单薄的生命。对这些生命，她本能地抱着一种热烈的爱。此外，这些生命是托付给她了，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生命的手段又瞒着我们，却向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们公开，从那些人那里，她只能花许多钱才能得到服务和建议，即使花许多钱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对于妻子，因而也是对于我，有了孩子们以后的全部生活，已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了。还怎么能不痛苦呢？她就是经常地受折磨。经常是这样，刚从一个妒忌事件或简直是争吵后安稳下来，想好好过一阵子，读点书或思考点什么，刚想着要做点事情，突然得悉瓦西亚呕吐或玛莎出血了，或安德留夏出现了斑疹，好了，我们就没法过安稳日子了。奔哪儿，找哪位医生，隔离到什么地方去？接着开始洗肠，量体温，买药水，还有和医生们商量。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另一种名堂又开始了：没有规则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正如我刚才对您讲的，是没完没了地处于要摆脱想象中和实际的危险那种状态。要知道，现在大多数家庭也是这样。在我的家庭里，情况尤其尖锐。妻子是喜欢孩子的，可又是个轻信的人。”

“这样，有了孩子不仅没有改善我们的生活，倒是毒害了它。此外，孩子——对我来说，成了发生争执的新理由。自从有了孩子以后，这些越长越大的孩子也就更经常地成了我们争执的手段和对象。孩子们不仅是争执的对象，而且还是斗争的武器；我们好像是拿孩子在进行互相争斗。我们每个人都拿自己喜欢的一个孩子——争斗的武器，我更多地是拿大儿子瓦西亚进行争斗，她则拿丽莎。此外，孩子们长大了一些以后，他们的性格也定型了，我们习惯于把拉到自己一边的孩子们称为同盟者。这些可怜的宝贝，他们为此痛苦死了，我们却经常处于自己的家庭战争中，竟顾不上去考虑他们。一个女儿是我的同盟者，大儿子则长得像她，是她的心肝宝贝，我便常常讨厌他。”

十七

“哎，我们就这么生活着。关系变得越来越敌对了，而且终于到了不是分歧导致敌视，而是敌视造成分歧的程度：不管她说什么，我事先就已经不同意了，她呢，也是这样。”

“到了第四年，双方都好像不知怎么各自认定，我们已经没法互相理解、互相同意了。我们已经不再试图把话说完。对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孩子们，我们依然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据我现在的回忆，我坚持的一些意见，自己远不是那么珍惜的，也不是不能让步的，可是因为她坚持反对，让步——意味着对她让步。她大概以为自己在我面前从来都完全正确，而我却一直自认为在她面前是个圣人。我们俩几乎注定得不说话，我相信要交谈也无非是像动物互相之间进行的那样：‘几点钟了？该睡觉了。今天午饭吃什么？上哪儿？报纸上写些什么？派人去请医生。玛莎嗓子疼。’稍稍越出点儿这个缩小到不能再缩小的范围，一谈话就会生气、发火。为了咖啡，为了一块桌布，为了一辆敞篷轻便马车，为了玩文特牌时出一张牌就会突然冲突起来，发泄仇恨——尽管这些事儿无论对她对我都一点儿也不重要。至少在我身上，对她常常会引起可怕的憎恨！我有时看她怎么倒茶，摆动一条腿或把一只勺举到嘴边呷着把液体吸进嘴里，就因为这种最讨厌的动作而憎恨她。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憎恨完全有规律和均匀地在我心头产生，与我们称之为爱情的那些时期相近。爱的时候——恨的时候，爱情旺盛的阶段——憎恨的时间也长，爱情淡薄了些——憎恨的时间也短了。当时我们不理解，这种爱和恨也正是动物的感情，只是出自不同的两极罢了。要是我们理解自己的情境，这样活着是可怕的；但是我们不理解，也没有看到这一点。一个人不正确地活着的时候，他可以使自己变得糊涂，以便看不到自己处境的灾难性，这既是他的一种解脱，又是对他的惩罚。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她一直努力紧张地忙着做家务，安排家具，关于自己和孩子们的穿着，关于孩子们的学习和健康，借此忘了自己。我也有自己的事儿做——公务，打猎，玩纸牌。我们双方经常都忙着。我们双方都感觉到，我们越忙就会变得彼此越仇恨。‘你以为做鬼脸好，’我在想她，‘可瞧你的表演折磨了我一整夜，可我要开会。’‘你倒是好，’她不仅这么想，而且这么说，‘我却为了孩子一整夜没有睡。’”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永远的迷雾里，看不到自己所处的那种境遇。而且如果不发生已经发生的那件事儿，我便会就这样活到老，在去世的时候我还会认为自己生活得不错。不特别好，但也不坏，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就不会理解自己落人的那个不幸的深渊和那种可恶的虚伪里了。”

“我们好像两个互相仇恨的囚犯被一条链子锁着，互相毒害对方的生活而竭力不去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都生活在和我们一样的地狱里，而且不能不是这样。当时我还既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别人的这种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在合乎规律的和甚至不合规律的生活中，都是何等的相似！正当对父母亲老说生活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为了教育孩子，城市生活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是瞧吧，就需要搬到城里去了。”

他开始沉默了，两次发出自己这时已经变得完全像在克制哭泣的声音。列车在向下一站行驶。

“几点钟了？”他问道。

我看了看表，两点。

“您不疲倦？”他问。

“不，不过您疲倦了。”

“我觉得有点儿气闷。请原谅，我出去一会儿，喝杯水。”

他于是摇摇晃晃地穿过车厢。我独自坐着，分析他对我所讲的一切。我陷入了深思，以致没有注意到他从另一道门回来了。

十八

“对，我说着说着就说岔了。”他又开始说，“我反复考虑了许多，现在对许多事情看法不一样了，而且想把它们全都说出来。好了，我们开始搬到城市里住去了。对不幸的人们来说，在城市里生活要好一些。在城市里，一个人可以生活一百年也不会猛然发觉自己早已死了和腐烂了。他总是忙着，没有工夫去自我分析。各种各样的事情，社会交流，保健，艺术，孩子们的健康及他们的教育。一会儿得接待这些和那些人，去拜访这些和那些人；一会儿得去看看这位女的，听听这个男的或女的意见。要知道，在城市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而有时甚至是两个名人，他们都是怠慢不得的。此外，还得自己，这个或那个，或和教师、补课教师、女家庭教师聊聊，进行谈话，因为生活一片空荡荡的。好吧，我们就这样生活着，感到共同生活带来的痛苦少了些。开始的一段时间，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在一个新的城市的一幢新的住宅里安置下来了，就有一件事情——从城里到乡下，再从乡下到城里，这么来回走动。”

“过了一个冬季，到了第二个冬季，却发生了这么一件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正是它导致以后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适，坏蛋们嘱咐她不要生孩子了，还教会她用什么办法。我对此极为反感。我反对这样做，但是她头脑轻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只好屈服了；我们猪一般肮脏生活的最后一个理由——孩子——被剥夺了，生活也就变得更卑鄙下流了。”

“一个农民，工人，他们需要孩子，尽管他们难以养活孩子，但是需要，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有理由。对于我们这些人，有了孩子，就不再需要了，孩子们——是多余的操心，一种开支，一些遗产的共同继承者，他们是一种负担。因此，对我们来说，连猪一样肮脏的生活的理由都没有。我们要么是靠人工摆脱孩子，要么把孩子看成一种不幸，看成一种不当心的结果，那就更糟糕。没有理由。但是，我们已经在道德上这么堕落了，乃至看不到需要理由。现在有教养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屈从于这种放荡，却在良心上丝毫也不感到痛苦。”

“没有什么好痛苦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良心，除了社会舆论和刑事法律的良心以外，如果那可以叫作良心的话。而在这里，这两者都没有违反：在社会面前没有什么良心可讲，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嘛：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伊万·扎哈雷奇都是。因此又何必要繁殖贫困的人们，或者使自己失去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呢？在刑事法律面前讲良心，或害怕它，也没有什么必要。那些不像话的浪荡女人和士兵的婆媳把孩子扔进池塘和井里；他们明摆着是应当被关进监狱的，可是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干得正是时候，又干净利索。”

“这样，我们又生活了两年。坏蛋们提供的办法，还明显地开始起作用了：她体质上胖起来了，开始变得好看了，就像夏天的最后一阵美景。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开始包装自己。她身上出现某种挑逗性的、令人们神魂颠倒的美。她正处于一个三十岁而不会生育、保养得好而又容易生气的女人的鼎盛时期。她的模样惹人动心。当她在男人们面前走过时，她会把他们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她像一匹刚歇下的马，喂得饱饱的，能担负重荷，却解除了羁绊。就和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一样，没有任何束缚。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害怕了。”

十七

他突然站立起来，转坐到紧靠窗口的地方。

“请原谅。”他说，一双眼睛注视着窗户，默默地坐了三分钟。然后，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又坐回到我的对面。他的脸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一双可怜的眼睛，一种几乎是古怪的微笑，使他的嘴唇皱了起来。“我稍稍有点儿疲倦了，不过我要说。还有很多时间，天还没有亮。是的，”抽完一支烟，他又开始了，“她不再生孩子以后，就发胖了，而那种毛病——关心孩子的永远的痛苦——开始过去了；倒也不是说过去，不过她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清醒过来后就发现有一个神赐的包含种种欢乐的完整世界，自己把它给忘了，自己在那个世界里不会生活。那是一个神赐的世界，过去自己竟完全不知道。‘可不能放过它！时不待人啊！’我觉得她是这么想的，或者首先是她感觉到了，再说她也没法不这样想或这样感觉：她受的教育，就是认为世界上唯一值得重视的——是爱情。她嫁了人，从中似乎得到了点爱情，但不仅远非本来所承诺的和期待的，倒还有许多失望、痛苦的及一种想象不到的折磨——为了孩子们！这种折磨使她疲倦了。而感谢殷勤的医生们，使她懂得了没有孩子也行，不要孩子也是可以办到的。她感受到了这一点，高兴了，于是，为了自己知道的东西——爱情，她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但是，这已经不是那种对于已被妒忌和种种憎恨搅得腻烦的丈夫的爱情了。那是一种不同的、纯洁的和新鲜的爱情，至少我认为她是这样，开始呈现在她的想象中。她于是开始了东张西望，好像在等待什么。我看到了这一点，便没法不感到担心。就在身边，开始接连出现这样的情况，她和往常一样借别人交谈的机会和我说话，也就是在与别人说话的时候把话同时对着我，大胆地表示完全不考虑自己一个钟头以前曾说过相反的话，半认真地表达这样的意见：母性的关怀——这是一种欺骗，不值得那样嘛——青春尚在和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孩子们。她对孩子们的关心，变得少了，不像以前那样拼命了，可是对自己，对自己外表的关心却越来越多，尽管她瞒着这一点，还增加了对自己享乐以及使自己好看的注意。她又开始热心地练习起原来自己已经抛弃的钢琴。一切便从这里开始了。”

他又把自己一双疲倦地注视着的眼睛转向窗子，但立刻又显然是竭力克制自己地继续往下说。

“是的，这个人出现了。”他开始显出不安的样子，并两次通过鼻子发出自己特别的声音。

我看出提到这个人，想到他，说他，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但是，他竭尽全力要撕毁那道阻挡自己前进的障碍似的坚决继续说：

“依我看，据我的评价，那人是个废物。倒不是因为他影响了我的生活，而是因为他确实如此。同时，因为他是这么个东西，也无非是她当时无责任能力的一个证明。不是他，就是另一个人，这事儿总会发生。”他又沉默了。“是的，他是个音乐师，小提琴手；不是那种职业的音乐师，而是个半职业、半社交场中的人。”

“他的父亲——一个地主，是家父的邻居。他——也就是他的父亲——破产了，于是孩子们——三个儿子——都找了活计；只有这一个小的，被运到了巴黎的教母那里。在那里，他被送进音乐学院，因为有音乐才华，他以一名小提琴手从那儿毕业，在音乐会上演奏。他这个人嘛……”显然是想说什么坏话，但他忍住了，并很快地说，“哼，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怎么生活的，只知道今年他来到了俄国，找我来了。”

“一双扁桃形水汪汪的眼睛，殷红的嘴唇上挂着微微的笑容，抹了脂膏的小胡子，最新颖时髦的发式，一张好看而鄙俗的女人们称之为不坏的脸蛋，身体虽没有什么病却比较单薄，臀部特别发达，像女人，人家说他像霍屯督人[135]。据说，他们也擅长音乐。他尽量做出亲切随便的样子，却敏感而且随时准备稍遇到阻力就停止进攻。他保持外表的优美，穿着一双巴黎人特有的带扣子的靴子，系一条色泽鲜艳的领带，还有其他等等巴黎的外国人总是以自己的独特和新奇吸引女人的特点。那态度显示出一种故意做作的表面开心。就是那种态度，您知道，说什么都用暗示和半句话，好像对方全都明白，全都记得，而且自己能加以补充。”

“事情的全部原因，正是这个他和他的音乐。要知道，在法庭上这案子好像被看成全都是因为妒忌才发生的。其实一点儿也不，当然也并非一点儿也不，是那可不是因为那。法庭也正是这么判决的，说我是个被欺骗的丈夫，我杀人是为了保护自己受损害的名誉（因为照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被宣判无罪了。我在法庭上竭力想说明此案的内容，但他们把我看成是要挽回妻子的名誉。”

“她与这个音乐师的关系，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这对我都没有意思，对她也一样。有意思的是对您讲的，也就是我的猪一般的卑鄙肮脏。全都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的那个我给您讲过的可怕深渊，是因为互相仇恨的可怕的紧张状态；在那种状态下，稍有点儿原因就会爆发危机。我们之间的争吵，最后不知怎么变得可怕了，而且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紧张的兽欲的发泄。”

“要不是他，那也会有另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妒忌，那就会有别的借口。我坚持认为，所有像我这么生活的丈夫，不是放荡不羁，就是离婚，要不是自杀，或是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就像我干的那样。如果有谁不发生这种事情，那也是特别少见的例外。因为在我这么做以前，已经几次处于自杀的边缘，她也服过毒。”

二十

“是的，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不久，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好像和好地生活着，没有丝毫理由破坏它；突然谈论起狗来，我说有一条狗在展览会上得了奖章。她说：‘不是得奖章，是受到了好评。’接着就争吵开了。开头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彼此互相指责：‘噢，这早就知道了，总是这样的：你说过……’‘不，我没有讲。’‘那么就是说，我撒谎啰！……’可以感觉到，那种想自杀或把她杀了的可怕争吵眼看就要开始了。你知道马上就要爆发，于是又像害怕火似的害怕爆发，所以就想克制自己，但是你浑身都已经愤怒了。她也是这样，处于最坏的情况下，故意反复歪曲你说的任何一句话，把它变成错误的意思；她说出的每句话都很恶毒，只要她知道哪儿是我最大的痛处，她便往哪儿捅。越到后来，越是厉害。我就嚷嚷：‘你住嘴！’或者类似这样。她于是就从房间里跑出去，到儿童室去。我竭力拦住她，以便把话说完，证明我的观点，我于是拉住她的一只手。她就做出我把她弄疼了的样子叫嚷起来：‘孩子们，你们的父亲打我了！’我就斥责她：‘不要骗人！’‘要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这么嚷嚷，或大声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孩子们都扑到了她身上。她于是就安抚他们。我说：‘你别装假！’她就说：‘对你来说，全都是装假；你杀了一个人，也会说他装假。现在我算是明白你了。你希望的，正是这样！’‘哦，就算你像头牲口一样死了吧！’我吼道。我现在还记得，这些可怕的话是多么使我感到恐惧。我怎么也不曾料到，自己会说出这样可怕、粗鲁的话，而且为自己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吃惊。我大声嚷嚷着这些话跑到自己的书房里，坐下来抽烟。我听到她走到了前厅，准备出去。我问她，上哪儿？她不回答。‘哼，见她的鬼去吧！’我自言自语说着，回到书房里，重新坐下来抽烟。我头脑里涌现出数千个计划，怎么对她进行报复，怎么摆脱她，怎么补救这一切，以及怎么做才能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边考虑这事儿边抽烟，抽着，抽着。我想离开她躲藏起来，到美国去。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幻想自己怎么摆脱她，然后和另一位美丽的、全新的女人结合，这将是多么美好。以她的死或者通过离婚摆脱了她，我就想着这么办才好。我知道自己稀里糊涂地在想不该去想的办法，可也因此不去明白自己在想不该想的办法，因为这样，我继续抽着烟。”

“然而，家里的生活在继续。女家庭教师来了，问：‘madame[136]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佣人来问，要不要把茶端来。我得到餐厅去；孩子们，特别是大女儿丽莎，她已经懂事了，会用疑问和不友善的目光看着我。我们默默地喝着茶。她一直不在。整整一晚上过去了，她不在，于是两种感情在我的心里交替地出现：一种是对她的愤恨，她以擅自离家来折磨我和所有几个孩子；一种是害怕，怕她不再回来，会对自己干出什么事儿来。我反倒得去找她。可是，上哪儿找她去？她姐妹家？但是，跑到那里去打听是愚蠢的。哼，让上帝和她在一起吧：她想折磨人，就让她自己受折磨好了。要知道，这还不正是她自找的。而且，下次将会更糟糕。而如果她没有上姐妹家，正在干或也许已经对自己干了什么，那怎么办？……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没有进卧室，一个人到那里去躺着等待多愚蠢，就躺在这里了。想做点什么事儿，写信，看书；什么也做不了。我独自坐在书房里，痛苦而又愤怒，不时留神听着动静。三点，四点，还是一直不见她回来。快天亮时，我睡着了。我醒了，她还没有回来。”

“家里的一切都正常在进行，但是大家都疑惑了，大家都用询问和指责的目光看着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而我心里呢，依然在进行着同样的一场斗争：因为她的折磨而产生的愤恨，以及为她感到担忧。”

“快十一点时，她的一个姐妹作为她的代表来了。便开始和通常一样的谈话：‘她的情况可怕。啊，出了什么事儿了？’‘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讲了她令人无法忍受的性格，并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干。”

“‘可是要知道，总不能这样下去吧。’她姐妹说。”

“‘全都是她的事儿，而不是我的，’我说，‘我是不走第一步的。要离婚，就离。’”

“那姐妹毫无收获就走了。和她谈话时，我大胆地说了，自己不会走第一步，但是当她走了以后，我走出房间，看到孩子们可怜巴巴惊恐的样子时，我已准备走出第一步了。而且我乐于这么做，但不知道怎么做。我又来回走着，抽着烟，喝了早餐后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并到了无意中想到达的状态：看不到自己情况的愚蠢和卑鄙下流。”

快到三点钟时，她回来了。遇见我时，她什么也没有说。我想象她是妥协了，于是我开始说，我之所以这样是被她指责激怒的结果。她带着还是那么严厉和可怕而痛苦的表情说，她不是回来做解释的，而是回来把孩子们领走的，因为我们已经再也没法共同生活下去了。我就开始说，错不在我，是她激怒了我。她严厉、庄重地看我，然后说道：

“‘别多说了，你会后悔的。’”

“我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滑稽剧。于是她嚷嚷起来，我弄不清楚她嚷的什么，接着她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响起一阵钥匙的声音：她把自己锁在里边了。我推了推门，没有回应，于是我愤愤地走开了。过了半个小时，丽莎淌着眼泪跑过来。”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听不见妈妈的声音了。’”

“我们去了。我尽全力把门推开。门闩闩得不牢，两扇门开开了。我来到床边。她穿着裙子和高筒靴不方便地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空鸦片瓶。我们使她恢复了知觉。又是淌眼泪，终于和好了。也算不上和好：每个人内心里依然存在着原来反对对方的愤恨，还增加了因为这次争吵而生气造成的那种痛苦，而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全部痛苦算在了对方的账上。但是总得想办法让这一切结束吧，于是生活又变得和原来一样。依然是那争吵，而且情况更糟，往往没完没了地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一个月一次，有时每天都争吵。而且还老是同样的情况。有一次我都已经办了出国护照，因为争吵持续了两天，可后来又是半解释半和好了，我就留下来了。”

二十一

“瞧吧，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正是处于这种情况。这个人到了莫斯科——他姓特鲁哈切夫斯基——便来找我。那是一天早晨。我接待了他。我们之间一度以‘你’[137]相称。这次谈话时，他试图在‘你’和‘您’二者中坚持用‘你’，但我毫不含糊地用了‘您’，他立刻也相应地照办了。头一眼看到他，我就不喜欢。但是怪事儿了，某种古怪的命运的力量驱使我没有推开他，让他离开，而是信任地和他接近起来。要知道，冷冷地敷衍他几句，也不把他介绍给妻子就告别，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可不是，我和他好像故意地谈起他的演奏来，对他说有人告诉我，他把拉小提琴的事儿给扔了。他说，相反，他现在比以前演奏得更多了。他开始回忆起我以前演奏的事儿来。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再也不拉小提琴了，我的妻子拉得好。”

“事情让人吃惊！我对他的态度，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头一个小时就像我们的关系刚建立的时候那样了。我和他的关系中有某种紧张的东西：我注意听着他说的或我自己说的每一个词儿，每一句话，并把它们看得很重要。”

“我把他介绍给了妻子。他们立刻就谈起了音乐。他还提出乐于和她合奏。妻子像最近一段时间总表现的那样，显得很高雅，有魅力和惹人心动的美。她显然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此外，她还为自己得到演奏自己喜爱的小提琴的机会感到满足和高兴，因此专门从剧院租来了一把琴，而且这种高兴劲儿都表露在她的脸上了。然而一看到我，她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感情，表情也就变了，又开始玩起互相欺骗的把戏来。我微微笑了笑，做出一副感到很愉快的样子。他就像所有放荡的男人见到漂亮的女人那样瞅着我妻子，还装得好像只对谈话的对象感兴趣那样，其实那已经完全不再使我感兴趣了。她竭力表现得淡漠，但是我那种她熟悉的实际是妒忌的虚假微笑表情以及他的色迷迷的目光，显然使她兴奋了。我看到，从第一次会见起，她的一双眼睛就特别亮晶晶，以及大概由于我的妒忌，他与她之间立刻就达成了默契，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引起同样的一些表情、目光和微笑。她脸红了，他的脸也红了，她微微笑了，他也露出了微笑。他们谈论了音乐，谈论了巴黎，谈论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微笑着站起来要走，把礼帽拿着贴在颤抖着的一条腿旁站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我们将干什么似的一会儿瞧瞧她，一会儿瞧瞧我。我现在都记得那一分钟，恰恰就是这一分钟，我可以不叫他，那样就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了。可是，我看看他，又看看她。‘别以为我对你妒忌了，’我想象中对她说，‘或者我会怕你，’我想象中对他说，便邀请他晚上带着小提琴来，好和我妻子合奏。她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脸一下子通红了，并好像感到惊恐似的开始拒绝，说自己拉得不够好。她的这一拒绝更使我生气，于是我就更坚决地邀请他来。我记得自己看着他的后脑壳和那往两边分开梳的黑头发分得清清楚楚的白皙的脖子时的古怪感情，当时他正以自己像鸟儿蹦跳似的脚步从我们家出去。我不能不暗自承认，这个人的在场，使我感到痛苦。‘要永远不再见到他，’我想，‘这取决于我。’但这么做了——等于承认我怕他。不，我不怕他！‘这也太卑鄙了。’我对自己说。就在这里，在前厅里，我知道妻子听到了我对他说的话，是我坚持要他今天晚上带着小提琴来的。他答应了，而且已经走了。”

“傍晚他带着小提琴来了；他们进行了演奏。但是，演奏好长时间没有成功，没有他们需要的乐谱，而已有的一些乐谱，妻子事先不准备是演奏不了的。我很喜欢音乐，赞同他们的演奏，给他安置好了乐谱支架，帮着一页页地给翻乐谱。这样，他们演奏了一些没有词儿的歌谣曲子及莫扎特的一首小奏鸣曲。他拉得非常出色，具有某种高度的被称为风格的东西。此外，他还有一种完全不属于他性格所固有的精妙、高尚的味道。”

“他的水平当然比妻子要强得多，因此他帮助她，同时尊敬地夸她的琴技。他表现得很不错。妻子好像只对音乐感兴趣，显得很单纯而自然。我呢，虽然装着对音乐感兴趣，整个晚上却一直不停地受着妒忌的折磨。”

“从他的一双眼睛和我妻子的目光碰上的头一分钟开始，我就在他们两人的身上看出都有一头野兽，不顾地位和社交中的一切条件在问：‘行吗？’回答则是：‘哦，是的，当然。’我看到他怎么也不曾料到会在我妻子，一位莫斯科太太的身上遇到如此迷人的女人，并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对于她是否同意这一点，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全部问题在于，只要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丈夫别来妨碍。假如我是个纯洁的人，就不会明白这一点，可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直到结婚以前，对女人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我对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我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她对我，除了经常生气，只有偶尔的习惯了的性欲，没有别的感情，而这个人，以其优雅和新式的外表，还有主要的是对音乐的不容置疑的高度才华，由于合作演奏产生的接近，以自己对音乐，特别是对小提琴的钟爱造成的影响，这个人该不仅会使她喜欢，而且无疑毫不犹豫地该会征服她，揉她，抚摸她，耍弄她，把她捻成绳索，拿她做什么都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因此我痛苦极了。但是尽管那样，或者也许是违反我意志的力量迫使我不仅对他特别客气，而且特别亲热。我这么做是为了妻子还是为了他，借以表明我不怕他，还是为了自己，进行自我欺骗——我不知道，只是我对自己和他的交往一开始就没法坦诚相待。为了不随心所欲地现在就杀了他，我应该对他亲热。晚饭后，我请他喝名酒，夸奖他的演奏，带着特别亲切的微笑与他交谈，请他下个星期天来吃午饭，并再次与妻子合作演奏。我说了，我将邀请个把爱好音乐的熟人来听他演奏。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接着，波兹内舍夫非常激动了，变换自己坐的姿势，发出自己特别的声音。

“真是件奇怪的事情，这个人的出现会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在显然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的同时，他又可怜说，“从一个展览会回到家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正走进前厅，突然感到某种沉重的东西像一块石头落在了我的心上，可自己又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有点儿像那样，穿过前厅时，我有某种想起他的感觉。只有在书房里的时候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于是便返回到前厅，想检验一下自己。是啊，我没有错：这是他的一件外套。您知道吗，一件时髦的外套。（虽然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凡是涉及到他的一切，我都会引起特别的注意。）我一问：‘是这样，他在这里。’我没有到客厅去，而是穿过孩子们的课堂间到大厅里去。女儿丽莎坐着看书，保姆带着小女儿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在转动一个小盖子。通向大厅的一道门关着，还听到从那里传出一种有节奏的arpeggio[138]以及他和她的说话声。我留神细听，却没有听清楚。显然，钢琴的声音是故意用来掩盖他们谈话的，可能还接吻。我的上帝！这时，我心里产生的是一种什么滋味！只要我一想起那头野兽已经系在我心里的时候，我便感到恐惧。心脏突然抽紧了，停住了，然后便像小锤子似的敲打起来。从来都是这样，在任何激怒之下，我主要的一种感情是——觉得自己可怜。‘居然在有孩子们在，有保姆在的情况下！’我这么想。我该是很可怕的，因为连丽莎都用一双奇怪的眼睛看着我。‘我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进去吗？我不能，上帝知道我会干出什么来的。’但是，我也没法离开。保姆望着我，她的目光好像理解我的处境似的。‘是的，不进去不行！’我对自己说，便立刻打开门。他坐在钢琴前面，正用自己弯着向上举起的粗大白皙的手指弹出这些个arpeggio。她站钢琴的边角上，面对翻开着的乐谱。她首先看到或听到了，便瞅了瞅我。她是惊恐了呢还是假装不惊恐，或者确实不是惊恐，可是她没有颤抖一下，也没有晃动一下，而只是脸红了，而且这也是在过后。”

“‘我真高兴，你来了；我们还没有决定在星期天演奏。’她说，那语气是和我单独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提到自己和他时，她用的是‘我们’，这一点也使我极为反感。我默默地和他打了招呼。”

“他握了握我的一只手，同时露出一种使我感到简直是在讥讽的微笑开始向我做解释，他是为了星期日的演奏做准备送乐谱来的，可究竟演奏什么，他们之间却有不同的意见：演奏难度较大的和古典的，也就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呢，还是演奏几首小玩艺儿？一切都既自然又简单，什么都扯不上。而与此同时，我却深信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而是他们商量好了用来欺骗我的。”

“对于一个妒忌的人（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家都是妒忌的人）来说，最受不了的关系之一——便是交际中形成的一定的条件，允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大程度和最危险地接近。如果在舞会上妨碍人家接近，妨碍医生和女病人接近，妨碍在从事艺术、绘画而主要的是——音乐时的接近，你势必成为人们的笑料。人家两个人一起在那里搞最高尚的艺术，音乐；为此需要一定的接近，它是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只有愚蠢、爱吃醋的丈夫会从这种接近中看到什么不轨之处。而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社会中大多数的淫乱事件，正是通过这些个玩意儿，尤其是通过音乐本身发生的。我所表现出的痛苦，显然使他们尴尬了：我好像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像一只倒过来的瓶子，里边装的水因为太满了反倒没有流出来。我想骂他一顿，把他赶出去，但是我感到自己应该再次显得客客气气亲切的样子。我还真那么做了。我做出一副赞许这一切的模样，于是又按照迫使自己因为他的在场更使我痛苦却又更亲切地和他相处的古怪感情对待他，我说自己对他的趣味完全放心，还劝她也信任他。他于是又为了平息不愉快的印象要多久就多久地待下来，直到我带着一脸惊恐的神气走进房间并沉默不语——这时他才装作已经决定好了明天的演奏的样子，走了。我可是完全相信，演奏什么的问题和他们热衷的那事儿比较起来，完全无关紧要。”

“我特别客气地把他送到前厅（对这么一个人，怎么能不送呢，他的到来是为了打破安宁和毁坏整个家庭的幸福！），我怀着特别的亲切，握了握他那只白皙、柔软的手。”

二十二

“这一整天我都没有和她说话，我不能。她的接近引起我如此的厌恶，以致我害怕起自己来。吃午饭的时候，她当着孩子们的面问我什么时候走。下星期我要到县里去开一次代表大会。我说了自己走的日期。她问我，路上需要些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在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儿，就默默地离开，回自己的书房里去了。最近一段时间，她从来不到我的房间来，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躺在书房里，在生气。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于是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不成形的思想。觉得她就像乌利亚的妻子[139]，想隐瞒自己已经犯下的罪过，所以才在这种一般不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来。‘难道她是到我这里来？’听到临近的脚步声，我在想。如果是到我这里来，那就是说我猜对了。于是，我心头升起一股对她无法形容的憎恨。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会不会是绕过这里到大厅去呢？不，门吱扭一声响了，门口出现了她那高高的漂亮的身形，而且她那张脸上，那双眼睛里——都有一种羞怯和想隐瞒的试探，但我看出来了，我知道这种表情的意思。我这么久久地屏住呼吸，差点儿窒息过去，并在继续注视着她的同时，抓起香烟盒，抽起烟来。”

“‘啊，这是怎么了，人家到你这里来坐一会儿，你却抽起烟来了。’接着，她在长沙发上离我近近地坐下来，要靠到我身上。”

“我挪开了点儿，免得接触到她。”

“‘我看你是对我要在星期天演奏不满。’她说。”

“‘我丝毫没有不满。’我说。”

“‘难道我还看不出来？’”

“‘那我祝贺你，因为你看出来了。我却除了看到你的行为像个高级娼妇，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要是你想像个出租马车夫那样骂人，那我就走。’”

“‘你走吧，只是你要知道，假如你不珍惜家庭的名誉，那么我珍惜的不是你（见你的鬼去），而是家庭的名誉。’”

“‘喂，什么，什么？’”

“‘你滚吧，为了上帝，你滚吧！’”

“她是假装不明白还是真的不明白指的什么，只是她感到受了委屈，便大发其怒。她站起来了，但没有离开，而是站在房间中央。”

“‘你变得绝对让人无法忍受了，’她开始说，‘这种性格的人，连天使也没法和他共同生活。’接着，她便和通常一样竭力尽可能地刺痛我，提到我怎么对待自己的一个姐妹（那是有一次，我失去了自制，对自己的一个姐妹说了些蠢话；她知道我为这件事儿感到痛苦，因此就在这个地方戳我）。‘从那以后，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了。’她说。”

“‘对，侮辱我，鄙视我，使我丢脸，把我置于犯了过错的地位，’我对自己说，于是突然对她产生了那么可怕的仇恨，我还真从来没有经受过。”

“我第一次想从体力上表达这种仇恨。我跳起来，朝她一边走过去；但就在我跳起来的那一分钟，我记得我意识到自己的憎恨并问自己，任这种感情发泄好吗，并立刻对自己做出回答，认为这样好，这样可以吓唬她，于是立刻不是制止这种憎恨，而是为它在自己身上爆发加油，为在自己身上发的火越烧越旺而高兴。”

“‘你滚，要不我就杀了你！’我叫喊起来，同时走到她身边，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我有意加强了自己嗓门的愤恨语气这么说。当时，我的样子该是很可怕的，因为她胆小成那样，以至都无力走开了，而只是说：”

“‘瓦西亚，怎么了，你怎么了？’”

“‘你出去！’我更大声地吼起来，‘只有你会把我气成这样。该负责任的不是我！’”

“我放任自己的愤怒，以此自我陶醉，我还想做出某种不寻常的、表明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最大限度的动作。我可怕地渴望揍她，杀了她，但是我知道这样不行，于是在毕竟还是放开自己愤怒的同时，再一次地大声吼着‘你出去’，并从桌子上抓起吸墨器，把它扔在紧挨着她的地板上。我瞄得很准，正好扔在了她身边。这时，她从房间往外走，但在门口停下了。这时，趁她还看得见（我故意让她能看见），我开始从桌上抓东西，蜡烛台，墨水瓶，把它们往地上扔，并继续嚷嚷着：”

“‘你出去！你滚！该负责任的不是我！’”

“她走开了，我也立刻就停止了。”

“一个小时后，保姆来到我这里并告诉说，妻子的歇斯底里发作了。我去了：她在号啕大哭，在大笑，什么也不能说了，整个身体在颤抖。她不是在假装，而是真的患病了。”

“天快亮时，她安静下来了，而且在我们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影响下，我们和好了。”

“在我们和好的那个早上，我向她承认自己为她吃特鲁哈切夫斯基的醋，她毫无不安的感觉，并以一副最自然的样子笑了起来。正如她所说的，连她自己都甚至觉得古怪，竟去迷上这样的一个人。”

“‘对这样的一个人，除了能提供点音乐的满足外，难道还能给一个正常的女人提供什么别的？如果你愿意，我决定永远不再见到他。哪怕就星期天，虽然所有的客人都请好了。你写张条子吧，就说我身体不适，完了。有一点不好，就是有人会想，就是他本人会想自己是个危险人物。而我倒还真自豪呢，不至于允许自己想干这种事情。’”

“要知道，她并没有撒谎，她相信自己说的话；她指望以这些话唤起自己对他的蔑视，从而保卫自己不受他的骚扰，但是这一点她没有成功。一切都和她的愿望相反，特别是这该死的音乐。因此，一切也就完了。星期天，客人们都来了，他们又进行了合奏。”

二十三

“我想在这里谈自己当时很虚荣是多余的：在通常我们的生活里，如果不虚荣，知道吗，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好吧，星期天，我饶有兴致地安排会餐和音乐晚会。我亲自为会餐采购了食品，亲自去请客人。”

“快六点钟，客人们都集合好了，他也穿着件俗里俗气的燕尾服，钻石扣子的，来了。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一切都脸带微笑地连连表示赞同和理解，您知道吧，也就是带着那种特别的表情，表示你们要做或要说的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我这时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他身上不正常的一切，因为它们全都说会使我放心，表明他站在我妻子面前处于那么低级的水平，正如她所说的，她还不至于降低到那种地步，我也就已经大可不必妒忌了。首先，我已经被这种痛苦折磨得太沉重了，我得休息一下了；其次，我要相信妻子的誓言，而且我也相信了。但是，尽管我不妒忌了，在整个会餐及音乐开始之前的晚会头半部分，我无论对他和她毕竟都还是感到不自在的，所以我还一直注视着他们俩的动作和目光。”

“会餐就是会餐，枯燥乏味而又虚伪。音乐早早地就开始了。啊，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这个晚会的全部细节；我记得他怎么取过小提琴，打开匣子，去掉一位太太为他绣的琴盖，拿起琴来开始调音。我记得妻子怎么带着一副假装冷淡的样子坐下来，我看出这种冷淡的样子下掩饰的十分胆怯——主要是因为自己不会的胆怯——她带着假装的表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便开始在钢琴上按通常的‘啦’音，他则拨了几下小提琴，对好了乐谱。我记得然后他们怎么互相使眼色，回头看看坐好了的人们，然后他们互相间说了点什么，便开始了。他奏了第一组和音。他的脸变得认真、严肃和讨人喜欢，一边细听着自己的声音，同时用手指小心地按着弦线，钢琴也配合他弹起来了。这样，就开始了……”

他停下来，一连好几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想继续往下说，但是鼻子哼起气来，所以又停了一会儿。

“他们演奏了贝多芬的《克莱采奏鸣曲》。您知道开头的急奏部分吗？知道吗？！”他叫嚷起来，“啊！……这奏鸣曲是件可怕的玩意儿。恰恰是这一部分。再说了，总的讲，音乐是一种可怕的玩意儿。这算什么？我不明白。音乐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的？而且，它为什么要干正在干的事情？据说音乐使心灵变成崇高的形象——这是胡说八道，不对！它是起作用，可怕地起作用，我是在说自己，但它从来不会使心灵变成崇高的形象。它既不使心灵变成崇高的形象，也不使心灵变成卑鄙的形象，而是使心灵变成愤怒的形象。怎么对您说呢？音乐迫使我忘了自己，忘了自己真正的处境，它把我带到某个另一种不是自己的处境中：在音乐的影响下，我仿佛感到自己其实没有感到的东西，仿佛理解并不理解的东西，能办办不到的事情。对这一点，我是那样解释的，即音乐的作用好比打哈欠，好比发笑：我不想睡觉，可是我看着打哈欠的人就打哈欠，我发笑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好笑的，是因为有人在笑。”

“它，这音乐立刻把我直接带入那种谱写了这部曲子的那个人所处的心灵状态。我的心灵和他融为一体了，随着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要知道，就算那个谱写了《克莱采奏鸣曲》的人——贝多芬吧，因为他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处于这种状态的——这种状态引导他去完成一定的行为，所以这种状态对他才有意思，对我来说则一点儿也不。因此，音乐只会让人生气，而不会使人去完成什么。喏，在演奏军人进行曲吧，军人们在乐曲声下行进，音乐也就达到目的了；演奏舞曲时，我跳舞了，音乐完成了它的目的了；响起弥撒曲了，我接受了圣餐礼，音乐也同样达到了目的，可那首乐曲只有刺激，至于在受这种刺激时该怎么办，却没有表达。所以音乐是这么可怕，有时候它起的作用这么恐怖。在中国，音乐是一件国家的事情。还正应该这样。随便某个人，他想给一个个的或者给许许多多人催眠，催了眠后便对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难道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吗？还有主要的是，这种催眠者也许是头一个不道德的人。”

“不然的话，到了有的人的手里，它便会是一种可怕的工具。例如，就拿这部《克莱采奏鸣曲》的开头一部分急奏曲来说吧。这首急奏曲，难道能在坐着身穿低领子晚装的太太们的客厅里演奏吗？进行演奏了，完了给鼓掌，然后吃冰淇淋，讲述最新的流言蜚语。这种东西只能在一定的重要而有意义的场合，以及在需要完成一定的、与这种音乐相一致的重要行为的时候演奏。演奏这种音乐，接着去做这种音乐驱使人去做的事情。而否则的话，既不分时间也不分地点，表达无任何必要表达的精力和感情，就不能不起破坏性的作用。这玩意儿，它至少对我起了可怕的作用；我仿佛觉得自己至今还不知道的一些完全新的感情，一些可能性，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正是这样，完全不像我以前所想和所经历的那样，而是瞧吧，这样，好像有一种东西在我的心灵里说。我认识到的那种新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没法做出回答，但是意识到这种新的情况，令人感到很开心。所有原来的那些人，其中包括我妻子和他，都完全成了另一种样子。”

“在这首急奏曲以后，他们演奏完了一首美丽、一般、并不新而带平庸的变奏的andante[140]以及完全薄弱的终曲。然后，应客人们的请求，还一会儿演奏艾伦斯特[141]的《哀歌》，一会儿演奏一些不同的小玩艺儿。这一切都很好，但它们对我产生的印象还不及头一首乐曲的百分之一。这一切也是在头一首乐曲所留下的印象背景上产生的。整个晚会期间，我都感到轻松、愉快。妻子呢，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在这次晚会上那样。她演奏时，这双明亮发光的眼睛，这种端庄肃穆的表情，还有他们演完了以后这种好像完全瘫软的姿势，软弱、可怜和迷人的微笑。这我完全都看到了，却没有赋予任何其他的意义，除了她和我都同样经受到的，我们仿佛是新发现似的回忆起种种新的、不曾经受过的感情。晚会圆满地结束了，大家都散了。”

“知道我两天后要去出席代表大会，特鲁哈切夫斯基在告别时便说，他希望下次到来时再得到今晚那样的满足。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他不至于会在我不在家时再到我家来，我还为此感到愉快。这样，因为在他离开以前我不会回来，那我和他也就不会再见面了。”

“我第一次真正满意地握了握他的一只手，感谢他带给我们的快乐，他同样也和我妻子告了别。而且，他们的告别，我觉得是最自然和合乎礼貌的了。一切都非常之好。我们夫妻俩都为晚会感到满意。”

二十四

“两天后，我怀着最好最平静的心情告别了妻子，到县里去了。在县里，总会遇到许多事情，而且完全是另一种特殊的生活，是一个特殊的天地。两天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第二天在出席会议的时候，收到了妻子给我的一封信。我立刻读了它。她写了孩子们的情况，写了叔伯、保姆、购买东西等等琐事，就像谈到最平常的事情一样，还写到特鲁哈切夫斯基就便去过，带去了原来答应的乐谱并答应再进行合作演奏，不过对此她拒绝了。我不记得他曾答应过要送乐谱去：我觉得他当时好像完全告别了，因此这一点使我感到不愉快，吃惊。但是，事情实在太多，以致我没有功夫去多想，只有到了晚上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信读了一遍。除了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特鲁哈切夫斯基又去了一次外，我似乎觉得信的整个调子不自然。那头妒忌得发疯的野兽又在自己的洞穴里吼叫了，它想蹦出来，但我害怕这头野兽，便赶快把它关好。‘这妒忌真是多么卑鄙的感情！’我告诉自己。‘还怎么能比她的信写得更自然？’”

“我于是躺在床上，开始考虑明天要办的事情。在这些代表大会期间，到了新的地方，我从来都会长久睡不着觉的，可是这下子我很快睡着了。可是您知道，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好像突然一下电击，人就醒过来了。我就是这样醒过来了，而且是带着对于她，对于自己对她的肉体的爱，还有对于特鲁哈切夫斯基以及他和她之间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想法醒过来的。恐怖和仇恨揪着我的心。不过，我变得使自己理智起来。‘胡说什么呀，’我对自己说，‘一点儿根据都没有，过去和现在都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我怎么可以这么贬低她和自己，居然会想出这种恐怖的情况来。他不过是个受雇的小提琴手，一个有点名气的下贱人，我的妻子，家庭里一位受尊敬的母亲，一个有身份的女人，突然之间竟会和他……多么荒唐！’我一方面这样觉得。‘这怎么不会呢？’另一方面，我又这样觉得。我之所以娶她，之所以和她生活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她那玩意儿，因此别人及这个音乐师也需要她身上的那玩意儿，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好理解的事情，怎么不会发生？他是个未婚的人，健康（我记起他怎么咯吱吱响地咬煎肉饼上的酥肉及怎么用殷红的嘴唇贪婪地喝杯子里的葡萄酒），吃得饱，其实，非但不规矩，而且显然还懂得利用所提供的机会进行那些个享受的规矩。他们之间还有音乐这玩意儿的联系，一种最精巧微妙的淫欲感情的联系。有什么能制止他？没有什么。相反，倒是一切都引诱着他。她呢？对了，她是什么？她是个谜，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不知道她。我只知道她像只动物。而动物是怎么也没法制止的，也不应该制止。”

“只有这时候，我才记起那个晚上他们的脸，演奏完《克莱采奏鸣曲》以后他们又演奏了一首充满激情的玩意儿，不记得那是谁的了，是一首近乎猥亵的情歌。‘我怎么可以走了呢？’在回忆他们的面孔时，我对自己说，‘这个晚会上，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成了，难道这还不清楚吗？难道看不出，在那个晚会上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障碍，而且他们两个人，主要是她，在他们的事情发生后曾经感到某种羞愧？’我记得当我向钢琴走过去的时候，她是怎么一边软弱、可怜而幸福地在微笑，一边擦着通红的脸上的汗。他们当时就已经互相回避去看对方，只有到吃晚饭时他给她倒水，他们才互相瞅了瞅，稍稍微笑了一下。我现在心怀恐惧地回忆了他们那种被我捕捉到的带着勉强可以觉察出的微笑的目光。‘是啊，全部完了。’一个声音对我说，而同时，另一个声音又对我说了完全不同的内容。‘你这是犯的什么傻，这事儿不可能。’这是另一个声音在说。我在黑暗中躺着，感到可怕，就划了一根火柴，接着，在这间四周贴着黄色糊墙纸的小小房间里，我不知怎么毛骨悚然起来。我便拿起烟来抽，而且像通常自己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圆圈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为的是使自己处于烟雾中而看不见那些矛盾。”

“我整一夜没有睡着，于是在五点钟决定再也不能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待下去了，要立刻回去。我起床了，叫醒管我的值班人，要他去把马车备好。对会议，我给写了一张便条，说有紧急事情要我回莫斯科，因此请求一位成员替代我。八点钟，我就乘坐一辆长途四轮马车走了。”

二十五

列车员进来了，看到我们的蜡烛点完了，便把它掐灭，没有给换上新的。外面天都已经快亮了。波兹内舍夫沉默下来，列车员在车厢里的时候，他一直沉重地喘着气。只有当列车员走出车厢以后，他才继续往下讲。在半暗不明的车厢里，只听得列车行进时玻璃震动的声音和那伙计均匀的打鼾声。在清晨半明亮的霞光映照下，我已经完全看不清他的模样了。只听到他越来越激动的嗓门。

“得乘坐三十五俄里的马车和八个钟头火车。乘马车倒非常痛快。那是阳光明媚的寒秋天气。您知道，这种时节，车轮子会在光滑的道路上留下印记。道路平坦，阳光艳丽，空气令人神清体爽。坐在四轮马车里真惬意。到天完全亮了的时候，一路上我真感到轻松极了。看看马车，望望田野和遇到的人们，我忘了自己是在往哪里赶路。有时候，我仿佛觉得自己就这么普普通通乘马车在转悠，好像根本就不曾发生过驱使我回家的那件事儿。而像这样忘了自己，我往往会特别开心。当我想到自己在往哪儿走的时候，便对自己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别去想。’再说半途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把我耽搁了，我的心便被吸引到更远的地方：长途四轮马车坏了，得进行修理。马车这次损坏有很大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使我没法在预计的五点钟回到莫斯科，而得到晚上十二点才能达到，所以回到家里——已经将是当晚一点钟了，因为我赶不上特别快车，只好乘坐普通客车。为了找大车，修理，付钱，在客栈小店里喝茶，和守院子的人聊天——这一切，使我的心更分散了。到了黄昏时候，一切才完全弄好，我于是又上路，夜晚赶路比白天还好。天上一弯新月，稍稍有点儿霜冻，外加非常好的道路，马匹，开心的马车夫，我真是边走边欣赏，几乎不去考虑等着我的是什么，或许正因为我意识到了等着我的那件事，我才特别愉快，以便和人生的欢乐告别。但是，我的这种压制自己感情的悠哉泰然状态，随着马车的到达结束了。一走进火车的车厢，完全不同的感觉开始了。乘这八个小时的火车，对我来说真是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情。是因为一坐进车厢里我就已经生动地想到自己要到了呢，还是因为铁路对人有一种激发作用，只是我一坐到车厢里就已经没法控制自己的想象，它不断异常鲜明地开始向我描绘出引起我妒忌的图景，这些图景一个接着一个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一个比一个猥亵下流，它们还全都是趁我不在时她背叛我的表现。出于不满、愤怒以及为自己受了侮辱而陶醉的特殊感情，在用眼睛盯着这些表现而无法摆脱开的同时，我好像在燃烧；我无法不看着它们，无法抹掉它们，又不能不想到它们。睁着眼睛注视着这些想象出来的图景还不够，我还越来越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想象中出现这些图景时的愤怒，好像成了想象中那些事件的证明，认为那就是真的了。有个什么样的魔鬼，它好像违反我的意志预先设计好了一些最可怕的想象，然后把它们暗示给了我。我不由自主地记起老早以前与特鲁哈切夫斯基的一个兄弟进行过一次谈话，并狂热地以这次谈话揪我自己的心，因为我拿它来对待特鲁哈切夫斯基及自己的妻子。”

“这是很早以前了，但我记起了它。我记得特鲁哈切夫斯基的一个兄弟在回答他是否逛妓院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一个正常的人，当他能找到正常的女人时是不会到那种地方去的，因为那种地方会染上疾病，再说既肮脏又下流。瞧吧，他也是，他的兄弟，找到了我的妻子。‘对，她已经不是青年少女了，旁边有颗牙齿已经脱落，而且人也有些发胖了，’我替他想道，‘可是有啥办法呢，现有的应该利用嘛。’‘对，他对她降低了要求，拿她做了自己的情妇，’我对自己说，‘此外，她安全。’‘不，这不可能！我在想什么呀！’我感到害怕地对自己说。‘绝没有，绝没有这种事情。甚至就连作这样的推想都没有丝毫的根据，她不是对我说了吗，就连我会妒忌他的想法都使她感到屈辱？是呀，可是她撒谎，全是撒谎！’我叫嚷起来——于是又开始了……我们的车厢里当时只有两位乘客，一个老太婆和她的丈夫，两个人都不爱多说话，而且他们俩到下一个车站都下去了，所以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像一头笼子里的野兽，我一会儿跳起来，走到窗口，一会儿开始摇摇晃晃地来回走，竭力想超过列车奔驰的速度；但是，车厢所有的东西和玻璃都在震颤，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样……”

接着，波兹内舍夫跳了起来，走了几步，重新又坐下来。

“噢呀，我害怕，我害怕火车的车厢，我浑身感到恐怖。是的，恐怖！”他继续说，“我对自己说：‘我得考虑别的事情。喏，比方，想驿栈的主人，我在他那里喝过茶！’于是，眼前浮现出那个留着长长的大胡子的看守院子的人和他的孙子——一个和我儿子瓦西亚一般大的男孩。我的瓦西亚！他会看到那音乐师怎么去吻他的妈妈。他可怜的心灵里会怎么样？她有什么！她爱……这样，原来的那些玩意儿又来了。不，不……好，我就想想医院的检查吧。对，昨天有个病人找大夫。那医生留着和特鲁哈切夫斯基一样的小胡子。他又是多么无耻地……他说自己要走的时候，他和她两个人都把我给欺骗了。于是，又开始了。不管想什么，都会与他联系上。我痛苦极了。最痛苦的，在于我不明白，我在怀疑，我处于分裂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应当——爱她还是恨她。痛苦是这么强烈，以致我记得我得出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想法，想出去到铁路上，躺在车厢底下的铁轨上了此一生。这样，至少可以不再摇摆不定，不再怀疑了。唯一妨碍我这么做的是可怜自己，这是在当时立刻直接由于对她的仇恨引起的。对于他，我是怀着一种古怪的感情，既憎恨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和他的胜利，而对于她，则有一种可怕的仇恨。‘不能结束自己，把她留下了；得使她哪怕受点痛苦，好让她明白我经受的痛苦。’我对自己说。每到一站，我都要下去散散心。在有个车站上，我看到小吃部有人在喝酒，我也立刻喝了些伏特加酒。和我并肩站在那儿喝酒的，是个犹太人。他和我聊起来，我也就为了不至于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车厢里而和他一起进入他那个肮脏的、烟雾腾腾和满地瓜子壳的三等车厢里。我和他在那里并排坐下。他东拉西扯说了许多话，还讲了几个笑话。我听着他说话，却没法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继续在想自己的事情。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便要求我听他说的话；于是，我站起来，又回到了自己的车厢里。‘得好好想想，’我对自己说，‘我想的到底对不对？我这么受折磨有根据没有？’我坐下来，想安安静静考虑考虑，但一坐下来考虑，原来那玩意儿打破了平静立刻又来了：代替冷静分析的——是一些情景和想象。‘我都受折磨多少回了，’我（回忆起自己以前妒忌发作时类似的情况）告诉自己，‘后来都不了了之。现在也是，或许，甚至显然，我将看到她正安安稳稳躺着；她一醒来，看到了我，就高兴了，我将从言语和一双眼睛里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于是认为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哦，要是这样可多好！’‘可是不，这种情况过去太经常了，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有一个声音这么对我说，于是，又开始了。是啊，这才叫惩罚！要消除一个年轻人对女人的欲念，用不着带他到梅毒病医院，只要让他看看我自己内心里那些抵住我心灵的魔鬼就行了！因为可怕的是，我认为自己对她的肉体拥有像对待自己的肉体一样完全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同时我却又感到自己无法控制这个肉体，它不是我的，她可以不听我而自己想拿它怎么办就怎么办。无论对于她或是他，我都毫无办法。他和管钥匙的万卡[142]一样，站在绞索下还唱那首怎么亲吻甜蜜的嘴唇之类的歌曲。再说，占优势的是他。而对于她，我就更束手无策了。如果她没有做而想做，我又知道她想做，那就更糟：她做了反倒好些，那我也就清楚了，用不着再怀疑了。我无法说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她不去希望自己该会希望的东西。这岂不是完全疯了！”

二十六

“在最后的前一站列车员来收票时，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来到煞车处，意识到事情终于快要解决了这一点，更增强了我的激动。我感觉到冷，下颚哆嗦起来，牙齿互相在打架。我无意识地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坐上便走了。我边走边张望着四周围，看看稀少的行人、看院子的人以及由路灯和我的马车投射下来的忽儿往前忽儿往后的影子，什么也没有去想。走了半俄里光景，我的两只脚感到冷，因此想起在车厢里时把毛线袜子脱了，并把它们放在小手提箱里了。”

小手提箱呢？它在吗？在。可那个筐子呢？我记起来了，自己把行李完全给忘了，不过我想起并取出行李票，终于认为不值得为此返回车站去，就继续往前走。

“不管怎么尽力去回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自己当时的状态：我在考虑什么？希望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只记得我意识到一点，自己一生中一件可怕的和很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要发生那件重要事情是出于我的想象呢，还是出于我的预感——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那件事情发生后，所有以前的分分秒秒在我的记忆中具有了阴暗的色彩。我的马车开到了台阶上。已经一点钟了。台阶旁边停着几辆出租马车，看窗子都亮着，它们在那儿等待雇客（我们的住宅、大厅、客厅的窗户都亮着）。不等弄清楚为什么这么晚了我们家的窗户还亮着，我就怀着等待发生可怕事情的心情登上阶梯，按响了铃。一个善良、勤奋却很愚蠢的仆人叶戈尔把门打开了。我的一双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前厅衣架上他的外套和另外几件衣服并排挂着。我应当感到吃惊，然而我没有吃惊，好像我等待着是这样似的。‘正是这样，’我对自己说。我问叶戈尔，谁在这里，他对我说了是特鲁哈切夫斯基。我又问还有谁在，他回答说：”

“没有别人呢。”

“我记得他是用这样一种语调回答我的问话的，就好像希望让我高兴一下，解除我关于还有什么人在的疑问。‘没有别人。是这样，是这样。’我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而孩子们呢？’”

“‘感谢上帝，都健康。早就睡着了。’”

“我没法喘过气，也没法使下颚停止哆嗦。‘是啊，可见并不像我原来所想的一样：我原来还以为——不幸，可是一切都好好的，和以前一样。现在呢，瞧，和以前不一样，而是全都和我本来所想象的那样；我原以为那只是一种想象，可是瞧，一切全都成了事实。瞧这一切……’”

“我差点儿哭出来了，但那魔鬼立刻暗中提示我：‘你别哭，别多愁善感，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平安地分开的，将没有证据了，那你就永远怀疑去、痛苦去吧。’于是，对自己的感知立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您都不会相信的——一种高兴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痛苦现在就要结束了，现在我得来惩罚她，我可以摆脱她了，我可以尽情发泄自己的愤怒了。于是，我就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愤恨——我变成了一头野兽，一头凶恶而狡猾的野兽。”

“‘不必，不必，’我对想到客厅里去的叶戈尔说，‘你呀，这样吧：你赶快去雇一辆出租马车，坐马车走；喏，这是单据，你去把行李取回来。走吧。’”

“他顺着走廊去拿自己的大衣。我怕他会惊动他们，便陪他到他住的小屋，等他穿好衣服。在隔着一间屋的客厅里，可以听到说话声和刀及盘子的声音。他们在那里吃东西，没有听到铃声。‘但愿他们可别现在走了。’我心想。叶戈尔穿好了他那件阿斯特拉罕羊羔皮领子大衣出去了。我让他走了后关上门，当我感到只剩下一个人以及现在自己就得行动时，开始感到恐怖了。怎么行动——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全都结束了，已经不能再怀疑她是否有罪，所以我现在就得惩罚她，了结自己和她的关系。”

“以前我还犹豫，动摇，我对自己说：‘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是我错了。’现在这样的疑问已经不存在。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决定了。躲开我，她夜里偷偷地一个人和他在一起！这已经是忘乎所以、无所顾忌了。要不，更坏：故意这么大胆、放肆地胡来，以这种放肆表明是无知犯罪。完全清楚了。毫无疑问了。我担心的只有一点：可别让他们跑走了，再搞出什么新的名堂来欺骗我，使我因此没有了明显的证据，不能进行惩罚。于是，为了尽快捉住他们，我踮起脚来往他们坐着的地方走，我没有经过客厅，我是穿过走廊和儿童室过去的。”

“在第一儿童室里，男孩子都睡着。在第二儿童室里，保姆的身子动了动，想醒来，于是我考虑了，如果她知道了一切会怎么想，而这么一想，自己便充满了如此的可怜之心，以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而且为了不惊醒孩子们，我又踮着脚跑回走廊里，再来到自己的书房，坐在自己的长沙发上痛哭起来。”

“‘我——一个诚实的人，我——一个自己爹娘生的儿子，我——一辈子幻想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我——一个从来不曾背叛她的男子汉……可是瞧！她，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母亲，竟去拥抱一名音乐师，因为他有两片红嘴唇！不，这不是个人！这是一条雌狗，一条卑贱的雌狗！她一辈子装出爱自己的孩子的样子，却居然在孩子们那间屋的隔壁房里干好事。她还给我写信呢！却这么无耻地扑上去搂人家的脖子！而我知道什么？也许，一直就是这样。也许，她早已经和仆人们勾搭上了，生下了这些孩子，算是我的。要是我明天回来的话，她仍会梳理好自己的头发，以自己的腰身和懒洋洋优雅的举止（我看到了全部她那张迷人而可恶的脸）来迎接我，让这头妒忌的野兽永远待在我心里，揪我的心。保姆会怎么想，还有叶戈尔。还有可怜的小丽莎！她已经懂点事情了。可是这种卑贱下流！这种谎言！这种我这么熟悉的兽欲！’我自言自语着。”

“我想站起来，但是不能，心脏这么在跳动，使我的两只脚没法站住。对，我会因为遭受到的打击死去。她会杀了我的。她正需要这样。杀人对她来说有什么？可是，不，这样对她太有利了，我不能让她得到这种满足。对，我还坐在这里，而他们却在那里吃呀笑的，还……是的，尽管她已经不是什么黄花闺女了，他还是不会厌弃她的：她毕竟长得不难看，主要的呀，至少对他宝贵的健康是安全的。‘可是，那时我为何不掐死她呢。’我回忆起一星期前我把她拖出书房然后又朝她扔东西的那一分钟，对自己说。我生动地回想起当时的那种状况；不但回忆起来了，而且感觉到了那种我当时常常感觉到需要揍她、毁了她的愿望。我记得自己曾经多么想行动，并有过各种各样的设想，而除了行动所需要的一切想法，都被排除出了我的头脑之外。我进入了那样一种状态，就像当一头野兽或一个人在遇到危险时处于肉体亢奋的影响之下，这时一个人会准确、不匆忙，而且不丧失一分钟地始终怀着一个确定的目的去行动。”

二十七

“我做的头一件事情是脱下靴子，只穿着袜子走到长沙发上面挂着枪和刀剑的墙边，拿下一把弯曲的大马士革短剑，它还一次也没有用过，极其锋利。我把它从剑鞘里拔出来。我记得剑鞘掉进了长沙发背后，我还记得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得找出来，不然它会丢失的。’然后，我把一直穿在身上的大衣脱了，只穿着袜子，轻轻地往那边走过去。”

“我悄悄走过去，突然把门打开。我现在还记得他们脸部的表情。我记得这种表情，因为它给了我一种痛苦的欢乐，那是一种恐惧的表隋。我需要的，正是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俩见到了我的那一秒钟里双双脸上出现的绝望的恐惧表情。他好像是坐在桌子旁边，但当看到或听到我以后，两只脚一跳站起来，并背靠椅子停在那里了。他脸上只有一种无疑是很恐惧的表情，同时还有另外某种东西。如果仅仅是一种表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也许就不至于发生了；然而在她的脸部表情里，至少我感觉到在开头一刹那，还有伤心，还有因为她对爱情的欢悦及她和他在一起的幸福遭到破坏的不满。她仿佛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人家别妨害她现在的幸福。这种和另一种表情，在他们的脸上只保持了一瞬间。他脸上的恐怖表情立刻被疑问的表情所代替：可以撒谎吗，还是不可以？如果可以，那就应当开始。如果不可以，那就又有另一种名堂将开始。可是什么？他疑问地瞧了她一眼。当她瞅了他一眼时，在她的脸上，代替失望和伤心的表情的，我似乎觉得是对他的关怀。”

“我顿时在门口停住了，把短剑握在背后，就在这一瞬间，他微微笑了笑，并以一种淡漠到可笑的语气说：”

“‘我们玩弄乐器来着……’”

“‘真没有想到。’她同时也附和着他说。”

“但无论谁，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把话说完：一星期前我曾经受过的那种愤怒控制了我。我又感受到了需要破坏、暴力和疯狂的喜悦，并任其发泄。”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完……另一种他害怕的玩意儿开始了，它立刻打断了他们在说的一切。我仍把短剑藏在背后向她扑过去，免得他妨碍我击中她胸部下边的一侧。我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部位。在我向她扑过去的那一分钟，他看到了，而我却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抓住我的一只手并叫喊起来：”

“‘您要清醒，您干什么呀！来人啊！’”

“我挣脱出一只手，便默默地扑向他。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碰在了一起，他突然直到嘴唇满脸煞白得像白布，眼睛有点儿特别地在闪亮。接着又是我不曾料到的，他钻到了钢琴下面，向门口跑去。我正扑着向他奔跑过去，但我的右臂被拉住了，这是她。我竭力挣脱。她更死死拉住我不放。这出乎意料的障碍，她那沉重和令我厌恶的接触更加激怒了我。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疯狂到了该是可怕的程度，并为此感到高兴。我把左臂全力一挣，胳膊肘正好击中了她的脸部。她大叫一声，放开了我的一只手。我想跑过去追他，可是一想，穿着袜子去追赶自己妻子的情人一定很可笑，我却不想成为可笑，而想成为可怕的人。我突然处于可怕的暴怒之中，却还是一直记得自己会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部分地指导了我的行动。我转过身来对着她。她倒在了沙发床上，一只手捂着被我击中的眼睛看着我。她的脸上表现出害怕和对我像一个仇敌似的憎恨，就像落入被提起的捕鼠器里的一只耗子。除了害怕和对我的憎恨，至少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正该是因为对别人的爱情所引起的那种害怕和对我的憎恨。但是，要是她不说话，我也许还会忍住，不做我已经做了的那件事儿。然而，她突然开始说起来，伸出一只手来抓住我握着短剑的那只手。”

“‘你醒醒！你干什么？你怎么了？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事儿……我发誓！’”

“我本来还不至于立刻下决心，但我对她最后的几句话做出了相反的结论，也就是什么事儿全都发生了，因此激起我做出回答。而回答应该与我自己身上正在越益crescendo[143]的那种情绪相适应，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暴怒也有它自己的规律。”

“‘别撒谎，下贱的东西！’我吼着用左手抓住了她的一只手，但她挣脱开了。当时我没有放下短剑，还是用左手抓住她的喉头把她往后推，并开始掐她的喉管。一条多结实的脖子……她伸过双手抓住我的双手，要把我的手拉开，我却好像正等待这一着，使出浑身的力气，把短剑刺进她身子左侧肋下的部位。”

“有人说暴怒发作的人是不清楚自己所干的事情的——这是胡说，不是的。我全记得，而且一分钟也没有记不清楚过。我身上的暴怒越是强烈的时候，我头脑里的意识之光也燃烧得更明亮，使我不能不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分分秒秒我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不能说自己事先知道我将干什么，但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好像在稍稍之前一点，我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仿佛是为了以后能进行忏悔，我可以对自己说我本可以停止的。我知道我用短剑刺到她肋下的部位及短剑刺进去的情景。在做这事儿的那一分钟，我清楚自己是在做某种可怕的和从来对谁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知道这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但是，这种意识像雷电，一闪就过去了，跟在其后紧接着的是行动，连行动也是异常清楚地意识到的。我听到并记得她胸衣以及还有什么瞬息间的阻挡，那刀便随即深入到柔软的肉体里了。她用双手捂住短剑，割破了双手，但没有能阻止了。我后来想想，在监狱里，以及在我完成了道德上的转变过后，想到这一分钟时尽可能地做了回忆和设想。我记得，瞬息间，只有瞬息间，在做出行动之前，曾经可怕地意识到我是在杀害并已经杀了一个女人，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我的妻子。我记得这种意识的恐怖，并随着得出结论和模糊地回忆起来，把短剑刺入以后，我立刻又把它拔了出来，想纠正已经做了的事情，并加以制止。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等着想看看还能不能补救。她跳起双脚，叫了一声：‘保姆！他把我杀了！’”

“保姆听到了喧闹，站在了门口。我一直站立着，等候着，还不相信。但是，血立刻从她的胸衣下流出来了。这时我才明白已无法补救，并立刻决定认为这无需补救，这正是我自己想做的，我做了自己正想要做的事情。她倒下去，以及保姆叫喊着‘我的妈呀！’向她跑过去时，我继续站着，并直到这时才扔下短剑，走出了房间。”

“‘不应该激动，应当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没有去看她和保姆，对自己说。保姆大声嚷嚷着，叫来了侍女。我穿过走廊，叫侍女过去后，便来到自己房间里。‘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立刻明白了该怎么办。我来到书房里，径直走到墙边，从墙上取下一支手枪，看了看——它是装了子弹的——便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我捡起掉在长沙发背后的剑鞘，坐在了长沙发上。”

“我这么坐了好久。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回忆。我听到那边在拖拉什么。听到有什么人来了，然后又来了什么人。然后，听到和看到叶戈尔怎么把取回来的筐子送进我的书房里。好像还有谁需要这东西似的！”

“‘你听说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你告诉看门的人，让他派人去报告警察局。’”

“他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我站起来，把门锁上，然后拿出烟和火柴，抽起烟来。没有抽完一支烟，我感到困倦得很，睡着了。我大概睡了两个来钟头。记得我在梦中见到我和她亲密，发生争吵然后和好的情景，我们稍稍受到某种东西的妨碍，但我们是友好的。门上的敲击声把我惊醒了。‘这是警察，’我醒过来时想，‘因为我好像杀了人，而也许，这是她，原来什么事儿也没有。’门上又有敲击的声音。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一心在解决问题：有过这事儿还是没有过？对，有过。我回忆起了胸衣的妨碍和刀刺入的情景，背上感到跑过一股寒气。‘对，有过。对，现在该结果自己了。’我对自己说。不过我虽然这么说，却知道我是不会杀死自己的。可是我站起来了，还把手枪拿在手里。但怪事了：我记得自己以前曾经多次近乎自杀，甚至和那天想下到铁路轨道上去一样，我觉得这很容易，我之所以觉得很容易，是因为我想借此来使她遭到失败。现在我无论如何不能杀了自己，甚至连想都不能想这事儿。‘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自己，得不到回答。又有人在敲门。‘对，首先应当弄清楚这是谁在敲门。我还来得及。’我放下手枪，拿一张报纸把它盖上。我向门走过去，把门闩拉开。这是妻子的姐妹，一个善良而愚蠢的寡妇。”

“‘瓦西亚！这是什么？’她说着，随时准备着的眼泪流出来了。”

“‘要干什么？’我粗鲁地问。我明白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对她粗声粗气，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另外的语气来。”

“‘瓦西亚，她要死了！伊万·费多罗维奇说的。’伊万·费多罗维奇是个医生，是她的医生和顾问。”

“‘难道他在这里？’我问，于是我对她的全部愤恨又上来了，‘那又怎么样？’”

“‘瓦西亚，你到她那里去吧。啊，这多可怕。’她说。”

“‘到她那里去吗？’我给自己提出了问题。然后马上得出了回答，应该到她那里去，显然从来都是这么办的，一个像我这样的丈夫把妻子杀了，那就一定得到她那里去。‘如果都是这么做的，那就应当过去，’我对自己说，‘是啊，如果需要的话，我总是来得及的。’我考虑到自己开枪自杀的想法，便跟着她过去了；‘现在得要听一些废话，看一些怪里怪气的面孔了，但我不会屈服它们的。’我告诉自己。”

“你等等，’我对她姐妹说，‘不穿靴子不像样，哪怕就让我穿上双便鞋吧。”’

二十八

“真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当我走出房间和经过那些习惯了的房间时，心里一再地出现什么事儿也没有的希望。但是，医生的讨厌气味——三碘甲烷，石碳酸——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不，全都发生了。顺着走廊从儿童室旁边经过时，我看见了小丽莎。她用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我。我甚至仿佛感到，个个孩子都在这里，而且都在这么看着我。我走到了门口，一名女佣从里边为我打开门后出去了。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她那件扔在椅子上的浅灰色连衣裙，它完全被血染黑了。她屈起双膝躺着——躺在我们的双人床上，还在我睡的一边，这样便于走近她。她躺得很倾斜，用枕头垫着，身上的短上衣敞开着。伤口用东西包上了。房间里一股浓烈的三碘甲烷气味。首先和最使我吃惊的，是她那张肿胀的脸以及鼻子的一边那个发青的眼眶。这是她想拉住我时被我的胳膊肘一击的后果。已经谈不上丝毫的美了，她身上有某种使我感到厌恶的东西。我在门槛上停住了。”

“‘你过去，到她身边去。’她的姐妹对我说。”

“‘对，显然她是想忏悔，’我想，‘原谅她？是啊，她要死了，可以原谅她。’我竭力显得宽宏大度地想。我走过去了。她艰难地向我抬起眼睛，其中有一只被打伤了，然后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

“‘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我杀了……’她的脸随即通过肉体上的痛苦甚至死亡的临近，表现出原来那种我所熟悉的冷冷的野兽般的憎恨，‘孩子……我还是不会……给你的……她（她的姐妹）会领走……’”

“关于对我来说是主要的那事儿，关于自己的罪过、失忠，她仿佛认为不值得一提。”

“‘是啊，你为自己干下的事情得意去吧。’她眼睛看着门上说，接着便抽泣起来。她的姐妹正带着孩子们站在门边上，‘是啊，瞧你干的这事儿。’”

“我瞥了一眼孩子们以及她那被打伤后带着青斑的脸，第一次忘了自己、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骄傲，第一次看到了她是个人。于是，我便觉得使自己感到受侮辱的一切——我的全部妒忌，是那么微不足道，而我已经干了的，则是多么严重，以致我想扑下去把脸贴在她的一只手上，并对她说：‘原谅我！’可是，我没有敢。”

“她不作声了，闭上了眼睛，显然是再也没有力气说下去了。然后，她那受损伤的脸颤抖起来，起了皱纹。她无力地把我推开了。”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原谅我。’我说。”

“‘原谅？这全是胡说！……只要不死就好了！……’她大声嚷嚷着，挺起身子，一双因为发烧而放光的眼睛直注视着我，‘对，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憎恨你！啊唷！啊哈！’显然是因为害怕什么而昏迷了，她叫喊起来：‘来吧，你杀，你杀，我不怕……只是得把大家，把大家，还有他。他走了，走了！’”

“昏迷一直在继续。她已经话都说不出了。当天快中午的时候，她死了。在这之前，八点钟，我被带到警察局，再从那里进了监狱。在那里待了十一个月，等候法庭审判。我仔细反省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弄明白了。我是在第三天开始明白的。在第三天，我被押送到那里……”

他想说什么，但因为忍不住哭了起来，停下了。恢复过来后，他接着说：

“我只有看到她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才开始明白……”他在抽泣，但立刻赶紧继续说，“只有看到她死去后的脸时，我才开始明白自己所干的一切。我明白了，是我，是我杀了她，原来活活的，行动着的，温暖的她，现在成了蜡一样不动的，冰冷的，而且无论何时何地用什么办法都不能纠正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有经受过这种事情的人是不会明白的……呜！呜！呜！……”他嚷嚷了好几次，然后平静了。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久。他在抽泣，在我面前默默地颤抖。

“啊，对不起您……”

他转过身去，然后在铺位上躺下，用一块方格子毛毯盖好。在我该下车的那一站——那是早晨八点钟——我过去和他告别。他是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了，一动未动。我伸出一只手推了他一把。他露出了脸，看得出是没有睡着。

“再见了。”我向他伸出一只手说，他也向我伸出一只手，微微笑了笑，但是那么可怜，我却想哭了。

“是啊，对不起您了。”他重复了一遍结束自己全部叙述时说的那句话。

（1890年）

舞会之后

张耳译

“诸位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单凭自身去搞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于环境，环境是会卡人的。不过在下倒认为，问题全在于一种偶然。我就拿自个儿的事来说吧。”

我们在聊天时聊到，一个人若要修身养性，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人人尊敬的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接过这话就聊开了。说实在的，并没有人说人单凭自身就搞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可是伊万·瓦西利耶维奇素来有这样的习惯：话匣子一打开，便会冒出一串想法，并自行解答，随后还顺着这些思路，谈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他常常谈得有滋有味，把自己的讲话原由却忘个精光，不过，他谈的倒非常情真意切。

这一回他也是这样聊开的。

“我就拿自个儿的事来说吧。我的一生之所以成了这般模样，而不是另一番风景，那并不是由于环境的缘故，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

“这说来就话长了。要让你们弄明白，就得讲上一大堆呢。”“那您就讲一讲嘛。”

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沉思了片刻，摇了摇头。

“是呀，”他说，“我这一生就由于一个晚上，或者更可说由于一个早晨，便整个变了样。”

“这话怎么讲呢？”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正处于热恋之中。我曾恋爱过好多回，而那一回我爱得最为狂热。那已是如烟的往事了：如今她的女儿都已出嫁了。她姓б，是的，瓦莲卡б，”伊万·瓦西利耶维奇说了她的姓名，“她虽然年已半百，可依然是个出色的美人。她在十八岁青春妙龄时，那真是迷人得很哪：身材修长苗条，举止优雅，相貌姣美，说真的，美极了。她总是昂首挺胸，似乎非如此不可，她的头稍稍后仰，加上她的花容月貌和修长的身材——尽管她不够丰满，甚至稍嫌瘦削——让人看来，有点过于威严的样子，若不是她那嘴边、她那双明眸迷人的眼睛和她那可爱的青春的身躯显示出亲切的、永远快乐的微笑，那很可能会使人敬而远之的。”

“伊万·瓦西利耶维奇多会绘声绘色呀。”

“不管怎么去绘声绘色，也没法让你们全领会她是怎么样的一位绝色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我要讲的事是发生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大学里还没有成立什么小组[144]，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不过都还青春年少，过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生活：学习和玩乐。我当时是个挺爱玩挺活跃的小青年，而且也有钱。我有一匹挺冲的溜蹄马，常跟小姐们一起上山滑雪（当时溜冰还不时兴），跟同学们一起饮酒行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别的不喝；没有钱就啥也不喝，但不像现在这样去喝伏特加）。我的主要乐趣是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舞跳得挺棒，模样嘛，也不丑。”

“咳，不必谦虚嘛，”一位在座的女士打断他的话说，“我们还见过您早先的一张银板相片呢。您不但不丑，还是个美男子呢。”

“说美男子就美男子吧，问题不在这儿。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爱她爱得最狂热的那段时间里，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我参加了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位厚道的老人，是位又富有又好客的宫廷高级侍从。接待我的是他的太太，她也像他一样的厚道，穿着一件深褐色的丝绒连衣裙，戴着一副镶钻石的头饰，袒露着衰老然而圆润白皙的肩膀和胸脯，就像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45]的画像一样。这次舞会美妙极了：设有乐池的舞厅非常华美，有一班很出色的农奴乐师，他们全是从一位爱好音乐的地主家来的；菜肴丰美，香槟多得海了去啦。虽然我很喜欢香槟，可我没有喝，因为没喝酒就已被爱情陶醉了。不过我玩命地跳舞，跳卡德里尔舞，跳华尔兹舞，跳波尔卡舞，不用说，只要可能，我总是跟瓦莲卡跳。她那天穿一身白色连衣裙，束着一根玫瑰色腰带，手上戴一副白色皮手套，手套几乎齐到她那瘦削的肘部，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缎鞋。跟她跳玛祖卡舞的机会被人抢走了：她刚一进来，一个讨厌之极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抢先一步邀请了她——这事我至今还不能原谅他——我是由于顺路上一家理发馆去买手套[146]，结果来迟一步。所以玛祖卡舞我没有跟她跳，而是跟一位德国小姐跳的，以前我也曾一度追过这位小姐。可是那个晚上我怕是对她很不礼貌，既没有同她说话，也没有瞧她，我只盯着那个穿白色连衣裙、束玫瑰色腰带的修长而苗条的身影，她那喜冲冲、红艳艳、泛着两个小酒窝的脸蛋和她那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一人，大家也都在瞧她，欣赏她，男人在欣赏，女人也在欣赏，虽然她使他们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没法不欣赏她呀。”

“照理应该说，玛祖卡舞我没有跟她一起跳，可实际上我几乎一直是在跟她跳。她坦然自若地穿过整个大厅，径直来到我的跟前，我没等她邀请就赶忙站了出来，她微微一笑，答谢我的机灵。当我们[147]被领到她面前，她没有猜出我的性格代号[148]时，她只得把手伸给了别人，耸了耸她那瘦削的双肩，并朝我嫣然一笑，以表惋惜和安慰。当大家把玛祖卡舞变换成华尔兹舞时，我就跟她跳华尔兹舞跳了很久，虽然她已频频喘气，但却对我说：‘Encore[149]’。于是我便一次又一次地跟她跳着华尔兹舞，简直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

“嘿，怎么感觉不到呢？我想，您搂着她的腰，不但会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也会感觉得到她的身体嘛。”一位客人说。

伊万·瓦西利耶维奇突然红了脸，几乎气冲冲地喊了起来：

“是呀，你们这些当今的年轻人就是这样。除了身体，你们什么也不看。我们当年就不是这样。我越是爱得强烈，就越是不去注意她的身体。如今你们就要看大腿、脚踝什么的，你们总想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而对于我来说，正像Alphonse Karr[150]——他是个好作家——说的，在我所爱的对象身上总是穿着铜制的衣装。我们不是去脱光她，而是尽力给遮上赤裸的身体，像挪亚的好儿子[151]所做的那样。唉，你们是不懂的……”

“别听他。那后来呢？”我们中间有个人问。

“是这样的。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她跳，不知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个个累得要死，你们知道，舞会快结束时都是这样，老反来复去演奏玛祖卡舞曲，老头子们和老太太们已从客厅的牌桌旁站起身来，等着去吃夜宵，仆人们更是端着东西跑进跑出。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该好好利用最后几分钟。我再次选定她，我们在舞厅里已转遍上百次了。”

“‘那么，吃过夜宵，再同我跳卡德里舞好吗？’我领她回到座位时问她。”

“‘那当然，只要家里人不带我坐车回家。’她笑嘻嘻地说。”

“‘我不让您走。’我说。”

“‘把扇子还给我呀。’她说。”

“‘我真不舍得还。’我说，一边将那把并不值钱的扇子递给她。”

“‘那就送您这个吧，您就别舍不得啦。’她说，一边扯下扇子上的一根羽毛给了我。”

“我接过这根羽毛，只能以目光表示自己的全部喜悦和谢意。我不仅很高兴、很满意，而且很幸福，心里甜滋滋的，我变得很和善，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变成了一个不知有恶、只会行善的超凡脱俗之人了。我把羽毛藏到手套里，站在那儿，无力离开她身旁。”

“您瞧，人家在请爸爸跳舞呢。”她对我说，一边指着她父亲高大匀称的身躯。她父亲是位上校，佩戴着银色的肩章，正跟女主人和其他女士们一起站在门口。

“瓦莲卡，上这儿来。”我们听见戴钻石头饰、露着伊丽莎白式肩膀的女主人响亮的声音。

“瓦莲卡向门口走去，我跟着她过去。”

“‘Ma chère[152]，劝您父亲同您跳一会儿吧。彼得·弗拉季斯拉维奇，请吧，’女主人对上校说。”

“瓦莲卡的父亲是位相貌堂堂、精神焕发的老人，身材魁梧而匀称。他红光满面，蓄着à la Nicolas I[153]式的向上翘起的雪白唇髭和跟唇髭连到一起的同样雪白的络腮胡子，鬓发前梳，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和嘴唇上，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泛出亲切欢快的微笑。他姿态优雅，宽宽的胸脯高挺着，颇具军人派头，胸前挂着不多几枚勋章，肩膀显得健壮有力，两腿修长而匀称。他是一位颇具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军官。”

“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上校推辞说，他已不大会跳舞了，话虽如此，他还是笑嘻嘻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剑带上取下佩剑，把它交给一个殷勤的年轻人，左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得照规矩办嘛。’他微笑着说，一边握住女儿的一只手，身子转了九十度，等候着节拍。”

“等到玛祖卡舞曲一奏起，他便灵敏地跺一下脚，随即跟上另一只脚，接着他那魁梧肥胖的躯体时而轻快平稳地、时而响亮急烈地踩着靴底，两脚相碰，绕着大厅旋转起来。瓦莲卡的优美身躯在他旁边翩然飘舞，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时而加速步子，又时而放慢，舞步既灵巧又准确，全舞厅里的人都注视着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我不单单在欣赏，而且带着狂烈的喜悦看着这父女俩。尤其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他那双紧扎着套带的靴子，那是一双用小牛皮制的优质靴子，但不是带尖头的新潮式样，而是一种无根的老式方头靴。一看便知是部队的靴匠的手艺。我想，‘为了把爱女带人社交界，给她穿戴打扮，而自己则不买新潮的靴子，而只穿家制的靴子。’所以这双方头格外使我感到亲切。看得出来，他早先跳舞跳得很棒，可如今身体发福了，要跳出他极力想跳的那种优美快速的舞步，两腿的弹性已显不够了。不过他仍然灵巧地跳了两圈。他迅速地叉开两腿，又合了拢来，虽然显得有点笨重，但还是跪下了一条腿，而她则微笑着，整了整被他挂住的裙子，从容自若地绕着他跳了一圈，大家都为之热烈鼓掌。他略为费劲地站起身来，他以双手温柔而亲切地抱住女儿的耳朵，亲了亲她的额头，随之把她引到我身边，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这一回她的舞伴不是我。”

“‘得了，反正一样嘛，现在您就跟她跳吧。’他说，一边亲切地微笑着，把佩剑插进剑带里。”

“事情往往是这样，瓶子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里面的水就会跟着大股大股地往外流，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是这样，它把我心中所蕴藏的全部爱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那时候我用自己的爱拥抱了整个世界。我爱那戴头饰的女主人，爱她的丈夫、她的宾客、她的仆人，甚至也爱那个对我绷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至于对她的父亲，以及他那双家制皮靴和同她相似的亲切微笑，我当时更是感到一种热烈的柔情。”

“玛祖卡舞跳完之后，主人夫妇请客人们去吃夜宵，然而б上校婉谢了，他说自己第二天得早起，便向主人告辞了。我生怕把瓦莲卡也带走，幸好她跟母亲一起留下了。”

“吃过夜宵后，我跟她跳了她事先应诺的卡德里尔舞，虽然我似乎已幸福无边，可我的幸福仍增长不已。我们没说半句有关爱情的话。我甚至没有问问她，也没有问问自己，她是不是爱我。而我爱她，这在我就够了。我唯一担心的是，可能有什么事会毁了我的幸福。”

“我回家之后，脱了衣服，想去睡觉，此时我才发现，我根本睡不着。我手里拿着那根从她扇子上扯下的羽毛，还有她的一只手套，这是她临走前，我扶着她母亲和她先后上车的时候，她赠给我的。我瞅着这两样东西，不用合上眼睛，便会回想起她来：有时看到她在两个舞伴中作选择，在猜我的性格代号，我听到她娇声娇气地说，‘傲慢？对不？’并高兴地把手伸给我；有时看到她在用晚餐，慢慢地呷着香槟，蹙着眉头，用温柔的目光瞄着我。不过我更多地想到她同父亲一起跳舞的情景，看到她那么从容自若地在父亲身旁转动的翩翩舞姿，露出那为自己也为父亲感到骄傲和快乐的神情望着在周围欣赏着他们的观众。我不由得对这父女俩产生了同样一种亲切的柔情。”

“当时我和我已故的兄弟单独住在一起。我那兄弟一向不喜欢上流社会，也从不参加舞会，这时候又正在准备学士考试，过着极为正经规矩的生活。他已经入睡了。我瞧了瞧他那埋在枕头里、让绒布被子遮了一半的脑袋，不觉对他产生了爱怜和惋惜。我惋惜的是，他不知道也不能分享我所体验到的幸福。我们家的奴仆彼得鲁沙举着烛灯迎接我，他要帮我脱衣服，可我遣开了他。他那似睡非睡的神态和那蓬头乱发在我看来非常可爱动人。我尽量不发出声响，踮着脚走进自己的卧室，坐在床沿上。可不，我感到太幸福了，我没法入睡。再说，房间里炉火很旺，我感到闷热，我没有脱下制服，便轻轻地走到前室，穿上大衣，打开大门，向外边走去。”

“我离开舞会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回家后坐了坐，又过了两个来小时，所以我出门时已经天亮了。那正是谢肉节时的天气，雾霭茫茫，路上饱含水分的积雪已在消融，四处屋檐上在沥沥滴水。当时б家是住在城市的一头，挨着一大片空场，空场的一头是人们消闲游乐的去处，而另一头则是一所女子中学。我走过我们那条僻静的小巷，来到了大街上，在这里才开始遇到一些行人和运送劈柴的雪橇，雪橇的滑木已触到了路面[154]，套着光溜溜车轭的马匹节奏均匀地晃动着湿漉漉的脑袋，身披蒲席、脚登肥大皮靴的车夫们啪嗒啪嗒地走在雪橇旁，街两旁的房子在雾气中显得老高老高，一切在我眼里都显得特别亲切，特别有意义。”

“当我走到他们家近旁的那个空场上，看见空场上供人消闲游乐的那一方尽头有一大片黑黝黝的东西，并听到从那边传来的笛声和鼓声。我的心里一直是在歌唱，有时还听到玛祖卡舞曲的乐音。但这儿响的是另一种音乐，是一种又生硬又刺耳的音乐。”

“‘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想，并沿着空场中央一条平滑的车道，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我约走了百来步，便从雾色中看出那边有一片黑黝黝的人影。显然是一群士兵。‘大概是在操练吧。’我这样想，此时我又看见一个铁匠，穿着油污的短皮袄，系着围裙，手里拿着东西，走在我的前面，我便跟他一起向那边靠近一点。身穿黑军服的士兵们分成两列，面对面地站着，腿边持着枪，身子一动不动。在他们的后边站着一个击鼓的和一个吹笛的人，他们不停地反复奏着一个很难听很刺耳的乐调。”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问两个站在我旁边的铁匠。”

“‘在惩罚一个鞑靼逃兵’铁匠气愤地说，一边瞧着两个行列的远端。”

“我也朝那边瞧去，看见两列士兵中间有一个可怕的东西正向我挪近。向我挪近的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他的手被绑在两个士兵的枪杆上，由他们牵着走。他的旁边走着一个穿大衣戴军帽的高个子军人，此人的身影我看来很眼熟。受处罚者浑身抽搐，两脚踩着融化的雪，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在两列士兵的棍子的夹击下，向我这边慢慢过来，他一会儿往后倒，而那两个用枪牵着他的军士便把他往前推，一会儿他又向前栽，那两个军士就把他往后拽，不让他倒地。那个高个子军人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摇大摆地跟在他旁边。此人就是她的那位红光满面、蓄着雪白小胡子和络腮胡子的父亲。”

“每挨一棍子时，那受惩罚者仿佛大为惊讶，把他因疼痛而皱起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并龇出白牙，重复着同样的话。待至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才听清他说的这些话。他不是在说，而是在哀求：‘弟兄们，发发慈悲吧。弟兄们，发发慈悲吧。’然而弟兄们并没有发慈悲，当这一行人走到我跟前时，我看到站在我对面的一个士兵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一步，呼的一声抱起棍子，狠狠地打在鞑靼人的背上。鞑靼人向前一栽，而那两个军士又拽住了他。随之从另一边又落下同样的棍子，又是这边一棍、那边一棍。上校在一旁走着，时而瞧瞧自己的脚下，时而瞧瞧那受处罚的人，吸进一口气，鼓起腮帮子，并噘起嘴唇把这口气慢慢地吐了出来。这一行人经过我所站的地方时，我向走在两列士兵之间的受惩罚兵背部扫了一眼。那真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我难以相信这是人的肉身。”

“‘天哪！’站在身旁的铁匠惊叹了一声。”

这一行人渐渐远去了，棍子照样从两边接连打在那个跌跌绊绊、浑身颤抖的人的背上，鼓仍是那样敲着，笛子仍是那样吹着，那上校的魁梧英俊的身影仍是那样步伐坚定地在受惩罚的人旁边移动着。蓦然间上校停下脚步，快步走到一名士兵跟前。

“‘我让你知道点厉害，’我听见他怒冲冲的声音，‘你还敢糊弄？还敢吗？’”

“我看到他举起那戴着麂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个惊惶失色、个小力单的士兵一记耳光，因为那士兵不够使劲地朝鞑靼人的鲜血淋淋的脊背打棍子。”

“‘拿些新军棍来！’他喊了一声，此时他回头一瞧，瞧见了我。他装作不认得我，威严地、凶狠地皱了皱眉头，急忙转过脸去。我感到羞愧难当，不知往哪儿瞧才好，好像我做了一件极丢人的事而被揭穿了似的，我垂下眼睛，赶紧地奔回家去。一路上我耳边一会儿响着击鼓声和吹笛声，一会儿听到‘弟兄们，发发慈悲吧！’这样的哭求声，一会儿又听到那个喊着‘你还敢糊弄？还敢吗？’的上校的自信而愤怒的声音。这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近乎生理上的痛苦，这使我感到恶心，所以我好几次停下脚步，这景象在我心中引起的恐怖，使我差点儿要呕吐。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到家的、怎样躺下的。可是我刚要睡着，便又听到、看到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切，于是我爬了起来。”

“‘显然，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某种事理，’我琢磨着那位上校，‘要是我也能知道他所知道的那种事理，我也就会理解我所看到的事了，那种事也就不会让我苦受折磨了。’可是不管我怎么琢磨来琢磨去，我仍无法理解上校所知道的那种事理，直到傍晚我才睡着，那也是因为上了一位朋友家，和他一起喝得烂醉之后才睡着的。”

“怎么，你们以为我当时就断定自己所看见的是一件坏事吗？决非如此。‘既然这事做得这么有信心，而且大家也认为这样做很是必要，那么，他们定必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理。’我这样想着，而且努力去搞懂这种事理。但无论我怎样努力，到后来还是莫名其妙。既然莫名其妙，我就不能像先前所希望的那样去部队服役了，后来我不但没有去部队服役，而且没有在任何机关里供过职，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我成了个百无一用的废物。”

“得啦，我们可知道您是怎么个百无一用的，”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您还不如说说，若是没有阁下您，那会有多少人变得百无一用了呢。”

“得啦，这纯粹是蠢话。”伊万·瓦西利耶维奇真正懊恼地说。

“喂，那段爱情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问。

“那段爱情？从那一天起那爱情就渐渐告吹了。当她像平常那样笑容可掬地在沉思的时候，我立刻就想起在广场上的上校，我就感到有点别扭，有些不愉快，后来我跟她会面的次数渐渐少了。爱情嘛，也就这样吹灯了。世上就常有这样的事嘛，它会让人的一生来个大转向、大变样。可诸位却说……”他打住了。

（1903年8月20日于雅斯纳亚·波良纳）

谢尔盖神父

臧仲伦译

一

四十年代，在彼得堡发生了一件使大家惊奇的事。一位美男子，公爵，胸甲骑兵团禁卫骑兵连连长，大家都预言，他将被提升为侍从武官，拿稳了随侍皇帝尼古拉一世的灿烂前程，可是他在与深得皇后宠幸的美丽的宫中女官举行婚礼前一个月，突然呈请退职，断绝了同未婚妻的关系，把自己一处不大的田庄交给了妹妹，进了修道院，想要出家当修士。这件事看来非同寻常，对于不知道内情的人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斯捷潘·卡萨茨基公爵本人，发生这一切是如此合乎自然，他简直不能想象，除此以外他还能有别的做法。

斯捷潘·卡萨茨基的父亲是一位退伍的禁卫军上校，他死的时候，儿子才十二岁。他临终时嘱咐，不要把儿子留在家里，应该把他送进武备学校[155]。母亲虽然舍不得让儿子离开家，但是她不敢违拗亡夫的遗愿，还是把他送进了武备学校。这位遗孀自己也携同女儿瓦尔瓦拉移居彼得堡，在儿子所在的地方住下来，以便逢年过节的时候接他回家。

这孩子才华出众，自尊心很强，因此，他各门功课都名列第一，特别是他酷爱的数学，成绩更加拔尖。在队列训练和骑马方面，他也同样名列前茅。虽然他比一般人个子要高，但是长得英俊潇洒。此外，倘不是他性情暴躁，在操行上也是个模范生。他不喝酒，不好色，刚正不阿。唯一妨碍他为人表率的，是他那一触即发、暴跳如雷的性格。当他怒火爆发的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变成一头野兽。有一次，一个同学拿他收藏的矿物标本开了句玩笑，他差点把这个同学从窗口扔出去。另一次，他差点完蛋：他把一大盘肉丸子扣到庶务官的脸上，向这个军官扑过去，揍他；揍他的原因，据说是他说话不算数，并且当面撒谎。倘若不是校长把这件事遮盖过去，把庶务官逐出校门，他一定要被黜当兵。

他十八岁毕业，进贵族禁卫团当了军官。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皇帝尼古拉·帕夫洛维奇[156]就认识他，进了禁卫团以后，皇帝也对他十分赏识，因此大家预言，他稳可以当上侍从武官。而卡萨茨基也非常想得到这个，这不仅是出于虚荣心，主要是因为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就热烈地，正是热烈地爱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每当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身穿军服、唇髭上有一只鹰钩鼻、蓄着剪短的连鬓胡子、身材颀长、昂首挺胸，健步走进武备学校（他常来看他们），声音洪亮地向学生们问好的时候，卡萨茨基就感到恋人般的狂喜，正如他后来遇到他的意中人所感到的那种狂喜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对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一片痴情更为强烈。他真想有机会向他表露一下自己的无限忠心，甘愿为他做出任何牺牲，甚至慷慨捐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也知道这种狂热是什么引起的，就故意激发它。他同军校学生一起玩，让他们随侍左右，他对他们一会儿像孩子似的随便，一会儿很友好，一会儿又庄严肃穆。在卡萨茨基最近发生的殴打军官的事情之后，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对卡萨茨基未置一词，但是当卡萨茨基走到他的身边，他又故作姿态地叫他走开，并且皱紧眉头，举起手指表示威胁。后来，他在临走的时候又说：

“您要明白，一切我都知道，不过有些事我不想知道罢了。但是它们全在这里。”

他指了指心。然而，当军校毕业生觐见皇上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提起这件事，而是像往常一样对他们说，为了他们能够为皇上和祖国效忠，他们有事全可以直接找他，他将永远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大家像往常一样十分感动，而卡萨茨基想到过去打庶务官的事，不禁声泪俱下，发誓要鞠躬尽瘁，效忠于敬爱的沙皇。

卡萨茨基进禁卫团以后，他母亲就带了女儿先是搬到莫斯科，后来又搬回农村。卡萨茨基把财产的一半分给了妹妹，而他留下的那一半，仅够他在那个奢侈讲究的禁卫团里供自己花销。

从外表看，卡萨茨基似乎只是一个仕途得意，而又颇为出色的非常普通的年轻禁卫军人而已，但是他的内心中却进行着复杂而紧张的活动。这种内心活动从他小时候起就似乎是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但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力求尽善尽美，做出成绩，以博得人们的夸奖和惊叹。不管是军事训练还是一般功课，他都认真去做，非要得到夸奖，并把他提出来作为大家的表率才肯罢休。一件事达到了目的，就接着做另一件。他就这样在各门功课上都获得了第一。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他的法语会话不够流利，就全力以赴，力争达到掌握法语就像他掌握俄语一样。后来他学习下棋，同样孜孜不倦，终于达到还在军校上学的时候就下得非常出色。

除了效忠沙皇和祖国这个总的人生使命之外，他还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其他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怎样微不足道，他还是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一当他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另一目标又立刻呈现在他的脑海，代替了从前的。这种力争出人头地，以及为了出人头地而力求达到预定的目标，充满了他的整个生活。为此，当他担任军官以后，他就立志要尽善尽美地精通本职工作，虽然他那抑制不住的暴躁性格积重难返，使他又屡犯军纪，有害于他的上进，但他还是很快成了一名模范军官。后来，他在上流社会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自己受的普通教育尚有不足之处，他立志要充实它，于是就坐下来埋头读书，终于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后来他又立意在高等上流社会取得一种卓越的地位，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很好，他很快达到了目的：他被邀请参加上流社会的所有舞会和某些晚会。但是这一地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习惯于事事领先，而在这件事上他离独占鳌头还差得远。

那时的高等社会，依我看，无论何时何地都由四种人组成：第一种，富有的宫廷显要；第二种，并不富有，但是在宫闱之内出生和长大的人；第三种，巴结朝廷显贵的富人；第四种，既不富有，又非出生宫闱，但对第一类和第二类曲意逢迎的人。卡萨茨基不属于前两类。卡萨茨基充其量只能纳入后两类之列。他刚踏入上流社会，便立志要与这个社会的一个女人搞上关系。出乎他的意料，他很快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快看到，他出入的那个阶层不过是较低的阶层罢了，还有更高的阶层，而在这个高等的宫廷阶层里，他虽然被接纳，但总显得是外人。他们对他彬彬有礼，但是言语态度间往往流露出他们还有自己人在，而他并不是自己人。卡萨茨基想在那里成为自己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或者当上侍从武官（他正等待着这个），或者在这个圈子里结婚。他下决心要做到这一点。他看中了一个姑娘，这是一位美人和内侍女官，她不仅是他想要进入的那个社会里的自己人，而且是在这个高级圈子里所有身居要职、地位稳固的人努力想要接近的一个女人。这便是科罗特科娃伯爵小姐。卡萨茨基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才去追求科罗特科娃小姐，她还异常妩媚，因此他很快就爱上了她。起先，她对他特别冷淡，但是后来突然全都变了，她变得很温存，她的母亲也特别殷勤地邀他到她们家作客。

卡萨茨基提出求婚，被接受了。他感到奇怪：他竟轻易地得到了这样的幸福，而且在她们母女俩的言语态度间又流露出某种特别的、令人奇怪的东西。他太钟情了，他太迷恋了，因此居然没有发现在城里几乎尽人皆知的一件事：他的未婚妻在一年前曾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情妇。

二

在预定举行婚礼的日子前两周[157]，卡萨茨基坐在沙皇村他的未婚妻的别墅里。这是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未婚夫陪同未婚妻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在绿荫如盖的菩提树林荫道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梅丽穿着一件白色的薄纱连衣裙，显得分外姣美。她仿佛是贞洁和爱的化身。她坐着，一会儿低下头，一会儿抬头望望这位魁梧的美男子。卡萨茨基特别温柔和特别小心翼翼地在同她说话，唯恐自己有一个姿势、一句话玷污和亵渎了未婚妻的天使般的纯洁。卡萨茨基属于四十年代（现在已经绝迹）的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两性关系上对自己恣意放纵，内心也不谴责这种行为的不洁，但是却要求自己的妻子白璧无瑕、守身如玉。对自己圈子里每一个少女的这种白璧无瑕他们是尊重的，也这样来对待她们。男人可以纵情酒色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但是关于女人的那种观点却与现在年轻人的观点截然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把每一个少女都看做是在寻找配偶的雌儿，我看上面的那种观点是有益的。少女们看见把她们这样神化，也就努力去多多少少做个女神。卡萨茨基就抱有对女人的这种观点，而且他也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未婚妻的。这天，他特别钟情，对未婚妻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肉欲，相反，他脉脉含情地看着她，就像看着一件高不可攀的东西似的。

他伸直自己高大的身躯，两手拄着军刀站在她面前。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全部幸福。这就是您，这就是你，”他怯怯地微笑着说，“给予我的幸福！”

他正处在这样的时期，还不习惯于对人称“你”。在精神上，他感到她高高在上。对这位天使称“你”，他感到害怕。

“由于……你，我才认识到我自己，认识到我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早知道这个了，因此我才爱上了您。”

近处响起了夜莺的啼啭，微风过处，嫩绿的树叶在微微摆动。

他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她明白他是在感谢她刚才所说的她爱上了他。他走了几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到她跟前坐下。

“您知道，你知道，得了，反正一样。我跟你亲近不是无私的，我想建立起跟上流社会的联系，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你，这与你相比是多么渺小啊。为了这个，你不生我的气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摸了摸他的手。

他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不，我不生气。”

“是的，你刚才说……”他踌躇了一下，他觉得这么说太无礼了，“你说，你爱上了我，但是，请原谅我，这我是相信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在使你担忧，使你不安。这是什么呢？”

“对，要么现在，要么永远守口如瓶，”她想，“他反正会知道的，但是现在他决不会走掉。啊呀，倘若他走掉，这该多么可怕呀！”

她用爱恋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那魁梧、高贵、健壮有力的身躯，现在她爱他胜过爱尼古拉。假如不是皇位，她才不愿意拿这个人去换皇上呢。

“您听我说。我不愿意不诚实，我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您会问是什么？那就是，我曾经爱过别人。”

她用恳求的姿势把自己的手放在他身上。

他一言不发。

“您想知道是谁吗？对，是他，皇上。”

“我们大家都爱他，我想，您是在学校……”

“不，是在后来。这是一时的迷恋，但是后来就过去了。但是我应该说出来……”

“嗯，那又怎么样呢？”

“不，我不是一般地。”她用双手蒙住脸。

“怎么？您委身给他了吗？”

她一言不发。

“做了情妇？”

她一言不发。

他跳了起来，脸像死人一样苍白，颧骨抽搐着，站在她面前。他现在想起了，有一次，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在涅瓦大街遇见他，曾向他亲切祝贺[158]。

“我的上帝，我干了什么呀，斯季瓦[159]！”

“别碰，别碰我。噢，多痛苦啊！”

他扭头向屋里走去。在屋里，他遇见了她的母亲。

“您怎么啦，公爵？我……”她看见他的脸以后，不作声了。血猝然涌上了他的脸。

“您知道这事，居然想利用我来替他们遮丑。倘若你们俩不是女人的话——”他在她的头顶举起了巨大的拳头，嚷了一声，便转身跑了出去。

假如他的未婚妻的情夫不是一国之君，他非打死他不可，但这人偏偏是他崇拜的沙皇。

第二天，他就递上假条并呈请退职，同时推说有病，什么人也不见，接着就到乡下去了。

夏天他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度过的，顺便安排一下家务。夏天结束以后，他没有回彼得堡，而是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修士。

他的母亲写信给他，劝他做事不要这样不留后路。他回信说，上帝的使命高于一切其他考虑，而他已经领悟到这个使命了。只有他妹妹一个人（她也像她哥哥一样骄傲和虚荣心很强）了解他。

她明白，他所以去当修士，是为了比那些想要显示站得比他高的人站得更高。她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他出家就是为了表明，他把别人以及从前他自己供职的时候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切都视同粪土，而且他正登上一个新的高度，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从前曾经羡慕过的芸芸众生。然而也不像他妹妹瓦莲卡[160]所想的那样，只有这一种感情在主宰着他。他心中还有另一种瓦莲卡所不知道的、真正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同骄傲感以及凡事争先的愿望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他。过去他一直把梅丽（未婚妻）想象成圣洁的天使，对梅丽的失望和受到的侮辱是如此厉害，这一切就把他引向绝望，绝望又把他引向哪里呢？——引向上帝，引向在他心中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的童年的信仰。

三

在圣母节[161]那天，卡萨茨基进了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是一个贵族，一个博学的著述家和长老，也就是说，他隶属于由瓦拉希亚[162]沿袭下来的传统——修士必须毫无怨言地服从他选定的领导人和师父。修道院长是著名的阿姆夫罗西长老的徒弟，阿姆夫罗西是马卡里的徒弟，马卡里是列昂尼德长老的徒弟，列昂尼德又是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163]的徒弟。而卡萨茨基就拜这位修道院长为师。

卡萨茨基在修道院除了意识到他那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感之外，就像在他所做过的所有事情中那样，甚至在修道院里，他也竭力争取在外表和内心两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并从中找到乐趣。在禁卫团里，他不仅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军官，而且他做得比上级要求的还多，从而扩大了完美的范围，同样，在修道院里，他也力求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修士：克尽厥职、克制、谦卑、宽厚，从行动到思想都很清白、顺从。特别是最后一个品德，或者说美德，减轻了他生活的艰难。修道院靠近首都，参观者不断，修士生活中的许多要求，都是他所不喜欢的，都在诱惑他，但是这一切都被“顺从”二字化为乌有：说长道短不是我的事，完成规定的职事才是我的本分，不管在圣遗骨[164]旁守灵，在唱诗班唱诗，或者在客舍记账，一切可能产生的疑惑，不管是对什么事情，都被对长老的顺从扫除净尽。倘若不是顺从，他很可能为教堂祈祷的冗长和单调，参观者的熙来攘往，以及师兄弟们的无聊庸俗感到苦恼，但是现在这一切不但都被快乐地忍受了，而且成了他生活中的慰藉和支持：“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祷告一天必须听好几遍，但是我知道必须这样。由于知道必须这样，我就在这里面找到了乐趣。”长老曾对他说，正如为了维持生命必须有物质食粮一样，为了维持精神生命，也必须有精神食粮——教堂的祈祷。他相信这话是对的，固然，有时候清早他是勉强起来参加教堂祈祷的，但是这确实给予他无可置疑的安慰和快乐。快乐来自谦卑的意识，以及所作所为和长老的一切规定的毋庸置疑。他的生活的兴趣不仅在于越来越多地驯服自己的意志和越来越谦卑，而且还在于达到基督徒的一切美德，这些美德在最初一段时期他觉得是容易做到的。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送给了修道院而且毫不惋惜，他也不偷懒。对下属表示谦卑，在他不仅是容易的，而且带给他一种乐趣。甚至战胜淫欲之罪——无论是好色还是淫乱，他做起来也毫不费力。长老特别告诫他不要犯这个罪，但是卡萨茨基高兴的是，他并没有犯这个罪。

只有想起未婚妻使他痛苦。不仅是想起，甚至设想一下可能发生的事，都使他难受。他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所熟悉的那位皇上的宠姬，后来嫁了人，成了贤妻良母。她的丈夫身居要职，既有权，又有势，还有一个改邪归正的美丽的妻子。

在良好的时刻，这些思想并没有使卡萨茨基心烦意乱。当他在良好的时刻想起这些，他反而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些诱惑。但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突然在他眼前黯然失色，虽然不能说他不再信仰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他不再看见它，不能再在自己心中唤起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而回忆和（说来可怕）对自己贸然出家的悔恨攫住了他整个的心。

对这种状况的拯救是一应职事——工作和从早到晚地整天祈祷。他像平常一样祈祷、跪拜，甚至超过平常，祈祷得更多了，但他只是用肉体在祈祷，没有灵魂。这样的状况常常持续一天，有时候两天，然后自行消失。但是这一天或者两天是可怕的。卡萨茨基感到他已不在自己，也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而是处在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下。在这个时期，他所能做和做过的一切，就是听从长老的教导，守身自持，清静无为，坐以待变。总的说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卡萨茨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是凭长老的意志在生活，而在这个顺从中自有一种特别的宁静。

卡萨茨基就这样在他出家的第一所修道院里过了七年。在第三年末，他落发为修士司祭，赐名谢尔盖。落发对谢尔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内心事件。他过去在领圣体血时也曾体验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和精神振奋；而现在，轮到他来主领祈祷了，主持奉献祈祷居然使他进入一种兴高采烈和深受感动的境界。但是后来这种感情越来越淡漠，有一次正赶上他处在他常有的这种被压抑的心情下主领祈祷，他感到连这也将消失。的确，这种感情衰退了，但是留下的习惯还在。

总的说来，在修道院生活的第七年，谢尔盖开始感到厌倦了。需要学习的一切和需要做到的一切，他都做到了，此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然而，麻木不仁的状态却越来越严重。也就在这时候，他知道了母亲的死耗和梅丽出嫁的消息。他对这两个消息都漠然置之。他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生活。

在他出家的第四年，大主教对他特别垂青，为此长老对他说，如果上面有意委派他高级的职务，他是不应该拒绝的。于是修士的虚荣心便在他心中抬头了，而这正是修士们视为大忌的。他被指派到京城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去。他想要拒绝，但是长老命令他接受。他只得接受委派，告别了长老，转到另一所修道院去。

这次调往京都的修道院，在谢尔盖的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各种各样的诱惑接踵而至，谢尔盖只好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对付这个。

在过去那所修道院里，女性的诱惑很少使谢尔盖感到痛苦，但是在这里，这种诱惑却以可怕的力量抬头了，甚至取得了某种固定的形式。有一个出名的品行不端的太太开始来勾引谢尔盖。她跟他攀谈，请他到她家里去做客。谢尔盖严词拒绝了，但他却被自己的愿望的明确性吓了一跳。他非常害怕，因此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长老，除此以外，他为了防范自己，又叫来了自己的年轻的徒弟，克服羞耻向他承认了自己的弱点，并请他看住他，除了祈祷和应做的职事以外，不让他到任何地方去。

除此以外，对谢尔盖的一个很大的促使他犯罪的诱惑是这所修道院的院长，一个在宗教界飞黄腾达，尘缘未断、八面玲珑的人，谢尔盖对他十分憎恶。无论谢尔盖怎样克制自己，他还是克制不了这种反感。他极力忍让，但是内心深处还是谴责他。这种不好的感情终于爆发了。

这事发生在他来新修道院的第二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圣母节那天，大教堂里正在进行彻夜祈祷，来客云集。修道院长亲自主领祈祷。谢尔盖神父站在自己通常站的位置上进行祈祷，也就是说，他正处在他祈祷时经常有的那种内心斗争的状态中，特别是在大教堂，不是由他亲自主领祈祷的时候。他的内心斗争表现在，那些参观者，先生，特别是女士激怒了他。他极力对他们视而不见，不去看周围发生的一切：一个士兵怎样把人们推开，陪他们进来，女士们怎样互相把修士指给对方看——她们甚至常常指着他和另一位漂亮的修士。他仿佛给自己设了障眼物，除了圣像幛前的烛光、圣像和诵经的人以外，极力对一切视而不见；除了唱和念的祷告词以外，对一切听而不闻，除了那由于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应该做的事而体验到的忘我境界以外，任何别的感情也不去体会。当他听着和默诵着听过这么多次的祷告的时候，总是体验到这种忘我的境界。

他就这么站着，鞠躬行礼，在需要画十字的时候画十字，内心斗争着，一会儿潜心于冷静的谴责，一会儿又故意什么也不想，心如止水。正在这时候，法衣圣器室执事尼科季姆神父（这人对于谢尔盖神父也是促使他犯罪的一大诱惑——他对修道院长的阿谀奉承，使谢尔盖神父不由得常常要指责他）走到他的身边，向他深深一鞠躬，说院长叫他到祭坛去。谢尔盖神父整了整法衣，戴上修士帽，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祭坛走去。

“Lise,regardez à droite,c'est lui.”[165]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Où，Où？Il n'est pas tellement beau.”[166]

他知道这是在说他。他一面听着，一面像往常受到诱惑时常常做的那样，不断地默祷：“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他低下头，垂下眼睛，走过讲经台，绕过那些身穿法衣、这时正从圣像幛旁走过的唱诗班的领唱，走进北边的门。他进了祭坛，按照惯例在胸口画着十字，向圣像深深鞠躬，然后抬起头来望了院长一眼。他用眼角看到在院长身旁还站着另一个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的人影，但是没有向他们转过身去。

院长身穿法衣，站在墙边。他从大肚子和肥胖的身体上披的法衣下面伸出短胖的小手抚摩着法衣上的金丝花边，正笑容可掬地和一个军人说话。那军人穿着缀有绣花缩写字、两肩饰有带的御前侍从的将军服。谢尔盖神父用自己的军人的习惯的眼睛一下就看清了这些花字和带，这位将军是他们团从前的团长。现在他显然身居要职，谢尔盖神父立刻发现院长是知道这个的，他正对此感到高兴，因此他那胖胖的红脸映着秃顶，容光焕发。这使谢尔盖神父十分不快，觉得受了侮辱。看院长的意思，把他谢尔盖神父叫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满足一下将军的好奇，正如将军所说，他想看一看他过去的同僚。谢尔盖神父一听这话，更增添了不快。

“非常高兴看到天使般模样的您，”将军伸出手来说，“希望您没有忘记老同事。”

须眉皆白的院长红光满面，笑容可掬，仿佛对将军所说的话表示赞许，而将军那保养得很好的脸上带着一副自鸣得意的笑容，嘴里喷出一股酒味，颊须上散发着雪茄烟的臭气——这一切都惹恼了谢尔盖神父。他向院长再次鞠了个躬，说道：“法师，您叫我？”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的脸部表情和整个姿态都似乎在问：干什么？

院长说：“是的，同将军见见面。”

“法师，为了免受诱惑，我已远离尘世，”他说，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您为什么又在这里让我受到这种诱惑呢？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在上帝的神殿里。”

“走吧，走吧。”院长猛地面红耳赤，皱紧眉头，说道。

第二天，谢尔盖神父请求院长和师兄弟们原谅他的倨傲，但是与此同时，经过一夜的祈祷之后，他决定必须离开这所修道院。他把这事写信告诉了长老，并恳请长老允许他返回长老的修道院。他写道，他感到自己的弱点，没有长老的帮助，他独自一人是抵挡不了这些诱惑的。同时他忏悔自己犯的倨傲的罪。下一次邮班送来了长老的回信。长老在信中写道，他的傲气是一切的根源。长老向他说明，他的怒火所以爆发，是因为他的谦卑和不为僧侣们感到的荣耀所动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自己的那点傲气；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什么也不需要。正是由于这点，他才会对院长的行为觉得受不了。我为了上帝把一切都视同粪土，他们却拿我像野兽似的展览。“倘若你蔑视荣誉是为了上帝，你就会忍受。你身上的世俗的傲气还没有熄灭。我的孩子谢尔盖，我一面想着你一面祷告。关于你，上帝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像过去一样地生活，要顺从天命。也就在这时候我获悉，过着圣徒生活的隐修士伊拉里翁在他的隐修地死去。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坦宾诺的住持问我，有没有哪位师兄愿意到那里去居住，恰好你在这时候来信。你就到坦宾诺修道院去找派西神父吧，我会写信告诉他的，你请求他允许你占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这倒不是说你可以代替伊拉里翁，但是为了克服傲气，你需要一个隐修的地方。愿上帝祝福你。”

谢尔盖听从了长老的忠告，把他的信给院长看了，求得了他的允许，把修道室和自己的一应物品交给修道院，便动身到坦宾诺隐修院去了。

坦宾诺隐修院的住持是一个非常好的当家人，商人出身，他随和地接纳了谢尔盖，把他安顿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起初给了他一名侍者，后来又听从他的意愿，留下了他一个人。修道室是在山里挖的一个窑洞，伊拉里翁就埋葬在这间窑洞里。窑洞的后室葬着伊拉里翁，前室则有一个铺着草垫的壁龛，供睡觉用，室内有一张小桌和一块隔板，隔板上放着圣像和书。在外面那扇经常关着的门上也钉着一块隔板，一名修士每天一次从修道院里拿来的食物，就放在这块隔板上。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成了隐修士。

四

在谢尔盖隐修生活第六年的谢肉节[167]，邻城里一伙快活的有钱人，有男有女，在吃完春饼、喝过酒之后，决定驾着三套马的雪橇外出郊游。这伙人中有两位律师、一位富有的地主、一位军官和四个女人。女人中一位是军官的太太，另一位是地主的太太，第三位是一个少女，地主的妹妹，第四位是一个离了婚的太太，一个美人，有钱而怪僻，她那乖张的行为常常使全城为之吃惊和不安。

天气好极了，路像地板一样。他们在郊外跑了大约十俄里，便停下来，开始商量往哪儿去：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走。

“这条路是通哪儿的？”那位离了婚的美丽的太太马科夫金娜问。

“通坦宾诺，离这儿十二俄里。”向马科夫金娜献殷勤的那位律师说。

“嗯，再往下呢？”

“再往下就经过修道院到Л。”

“就是那位谢尔盖神父住的地方吗？”

“对。”

“卡萨茨基？那位美男子，隐修士？”

“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去找卡萨茨基吧。先在坦宾诺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但是，咱们就来不及回家过夜了。”

“没关系，就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很可能那儿有所修道院的客舍，而且非常好。我替马欣辩护的时候，到那儿去过。”

“不，我要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得了，哪怕您再神通广大，这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打赌！”

“行啊。倘若您在他那儿过夜，要我给什么都行。”

“A discrétion.”[168]

“您也得这样！”

“那当然。走吧。”

给车夫们拿来了酒。他们自己则拿来了一箱馅儿饼、酒和糖果。女士们把自己紧裹在白色的狗皮大衣里。车夫们争论了一下由谁领头，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剽悍地侧转身子，把长鞭一扬，一声吆喝——铃声清脆地响起来，滑木也发出吱吱的声音。

雪橇轻轻地颠簸着和摇晃着。拉边套的马套着一副镶有金属饰件的套具，马尾巴被高高地绾起，它们平稳地、愉快地飞奔着。像抹了油一般光滑平坦的路面迅速地朝后倒退。车夫不时剽悍地抖动一下缰绳。律师和军官面对面地坐着，跟身旁的马科夫金娜闲扯。而她则裹紧大衣，一动不动地坐着，在想：“千篇一律，一切都叫人恶心：红红的油亮的脸，酒味，烟味，说来说去那一套，思想总也出不了那个圈子，一切都围着‘恶心’二字打转，可是他们还自鸣得意，坚信非这样不可，而且他们可以这样一直活到死。我可不干。我感到无聊。我需要有什么东西来把这一切全打乱，翻个过儿。嗯，哪怕像萨拉托夫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好像出去玩时给冻死了。嗯，我们这帮人会怎样做呢？将怎样表现呢？肯定非常卑鄙。大家都只顾自己。而且，我的表现也很可能是卑鄙的，但是我起码长得漂亮。他们都知道这个。那么，那位修士呢？难道他连这个都不懂吗？不可能，这是他们唯一懂得的。就像秋天我跟那个军官学校学生一样，那家伙真蠢……”

“伊万·尼古拉伊奇！”她说。

“什么事？”

“他有多大年纪？”

“谁呀？”

“当然是卡萨茨基。”

“好像四十开外吧。”

“怎么，所有的人他都接见吗？”

“所有的人，不过他并不常常接见。”

“把我的腿盖上。不是这样，您真是笨手笨脚！对了，再裹紧点儿，再裹紧点儿，就这样。别捏我的腿呀！”

他们就这样一直跑到修道室所在地的树林跟前。

她走下雪橇，命令他们走开。他们再三劝阻她，她倒生起气来，命令他们快走。于是雪橇走了，而她，裹着她那件白色狗皮大衣，开始沿小路走去。律师下了雪橇，留下观望。

五

谢尔盖神父闭门隐修已经第六年了。他四十九岁。他的生活是艰难的。并不是素食和祈祷有什么艰难，这算不了艰难，而是内心的斗争，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斗争的根源有二：怀疑和肉欲。而这两个敌人总是一起抬头。他曾经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敌人，其实这二者是相同的。怀疑一消除，淫欲也随之消灭。但是他始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魔鬼，一直同他们分别斗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想，“你为什么不赐给我信仰。是的，淫欲，是的，圣安东尼[169]和别的圣徒也曾和淫欲斗争，但是他们有信仰。他们有信仰，而我却有这样的没有信仰的时刻和日子。倘若尘世是罪恶的，必须弃绝尘世，那么整个世界，它的全部美，又是为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诱惑呢？诱惑？我想逃避尘世的欢乐，在也许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孜孜以求，难道这就不是诱惑吗？”他对自己说，心里不寒而栗，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败类！败类！还想当圣徒哩。”他开始骂自己，接着便开始祷告。但是刚开始祷告，他在修道院里惯常的模样就鲜明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戴着修士帽，穿着长袍，道貌岸然。他摇了摇头。“不，这不是真相，这是欺骗。但是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骗不了上帝。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一个可怜而又可笑的人。”于是他掀开法衣的衣襟，望了一眼他那穿着衬裤的可怜的腿，笑了笑。

然后他放下衣襟，开始念经、画十字和鞠躬行礼。“难道这张卧榻将成为我的葬身之地吗？”他念道。仿佛有一个魔鬼在向他低声耳语：“单身的卧榻本来就是葬身之地嘛。虚伪。”于是他在想象中看到了那个曾与他姘居的寡妇的双肩。他甩了一下头，继续念经。他念完戒律，又拿起《福音书》打开来，翻到他反复诵读而且都会背了的地方：“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170]他收起涌上心头的一切怀疑。就像人们安放一个不易平衡的物体一样，他把自己的信仰重又安放在那条摇晃不定的细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它，以免把它碰倒。眼前的障幕又出现了，他心安了。他重念了一遍自己童年的祈祷：“主啊，带我去，带我去吧。”——于是他不仅感到了轻松，而且还感到快乐和深受感动。他画了一个十字，在铺在窄凳上的褥子上躺下，把夏天穿的法衣枕在头底下。他睡着了，睡得很轻。在梦中，他仿佛听见铃铛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是醒了还是仍在梦中，但这时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了起来，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对，这是很近的敲门声，在敲他的门，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的上帝！我在圣徒传中读到，魔鬼常常装扮成女人的模样，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的，这是女人的声音，而且声音是那样温柔、畏怯、可爱！呸！”他啐了一口唾沫。“不，这是我的幻觉。”他说，便走到设着诵经台的那个墙角，用正确的、习惯的姿势双膝跪下，在这个下跪的姿势中他找到了快慰。他跪下，头发披散在脸上，他把已经光秃的脑门紧贴在潮湿、阴冷的花条布地毯上。（地板透风）

……他念着赞美诗，那个小老头皮缅神父对他说过这能驱妖辟邪。他用有力的神经质的两腿轻轻地抬起他那消瘦的很轻的身体，他想继续念下去，但是他没有念，而是身不由己地竖起耳朵在听。他希望能再听到那声音。但是万籁无声，水依旧滴滴答答地从屋顶滴下来，滴到放在房角的小木桶里。外面细雨夹着浓雾，消融着积雪。静静的，静静的。突然窗外响起了沙沙声，而且显然是人的声音——还是那个温柔的、怯生生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只能属于一个可爱的女人，这声音在说：

“让我进来吧。看在基督的分上……”

仿佛全身的血都涌进了心脏，而且停止不动。他连气都不敢出：“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171]

“我可不是魔鬼呀……”听得出，说这话的嘴巴在微笑，“我不是魔鬼，我不过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迷了路——不是误入迷途，而是真的迷了路（她笑了）。我冻坏了，请求一个安身之地。”

他把脸贴近玻璃。神灯反射在玻璃上，到处在闪闪发光。他把手掌贴近脸的两侧，向外仔细张望。浓雾、细雨、树，原来是在右边。她，对，她，一个穿白色长毛皮大衣的女人，戴着帽子，有一张十分可爱、善良、受惊的脸，她就在这儿，离他的脸只有两俄寸，正弯下腰看他，他们的眼睛相遇了，彼此都认出了对方。并不是说他们从前彼此见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在他们交换的眼光里，他们（特别是他）感觉到，他们彼此相识，相互了解。交换过这样的眼光以后，再要怀疑这是魔鬼，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可爱的、怯生生的女人，那是不可能了。

“您是谁？您来干什么？”他说。

“您倒是开门呀，”她用撒娇似的专横口吻说道，“我冻坏了。跟您说，我迷了路。”

“要知道我是修士，一个隐居修炼的人。”

“哎呀，您就开门吧。您难道要在您祷告的时候让我在窗下冻死吗？”

“您是怎么……”

“我又不会吃了您。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进去吧。我简直冻坏啦。”

她自己也觉得毛骨悚然，她说这话几乎带着哭音。

他离开窗户，望了一眼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他说道，画着十字，深深地鞠躬，然后走到门旁，将门打开，进了门廊。在门廊里，他摸着了门钩，开始拔它。他听到门的那一边有脚步声，她正离开窗户向门口走来。“啊呀！”她突然叫了一声。他明白，她是一脚踩到门槛旁的水坑里了。他的手哆嗦着，他怎么也拔不出被门绷紧了的挂钩。

“您倒是怎么啦，让我进去呀。我全身都湿了，我冻僵啦。您净想着拯救灵魂，我可是冻僵啦。”

他把门使劲向身边一拉，拔出了门钩。他没有估计到门的弹力，把门顺手向外一推，碰了她一下。

“啊，对不起！”他说，突然完全变成了很久以前与女士们交往时的惯用口吻。

她听到这个“对不起”以后，微微一笑。“嗯，他还不怎么可怕。”她想。

“没什么，没什么。请您原谅我。”她从他身边走过，说道，“要不是情况这么特殊，我是说什么也不敢惊动您的。”

“请进。”他说，让她从身旁走过。一种他很久没有闻过的优雅的香水的强烈芳香沁入了他的心脾。她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他把外面的门“砰”地带上，没有挂上门钩，便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这个罪人吧，主啊，饶恕我这个罪人吧。”他不仅在心中不停地默祷，甚至形诸于色，不由地翕动嘴唇，念念有词。

“请进。”他说。

她站在房间中央，水从她身上滴到地上。她在仔细地打量他，她的眼睛在笑。

“请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您看，我实在没有办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从城里出外郊游，我跟他们打赌，我将一个人从麻雀村走到城里，但是在这儿迷了路，就这样。要不是碰巧遇见您的修道室……”她开始撒谎了。但是他的面容使她发窘，使她没法再说下去，便住了嘴。她意想中的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的美男子，但是他在她的眼中仍旧非常美。卷曲的、斑白的头发和胡须，端正的、秀气的鼻子，两眼像两枚火炭似的熠熠发光，当他举目直视的时候，使她吃了一惊。

他看出她在撒谎。

“是呀，是这样。”他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眼睛，“我一会儿再到这儿来，您请自便。”

于是他拿下灯，点上蜡烛，向她深深一鞠躬，走了出去，进了隔板后面的小屋。她听见他在那里挪动什么东西。“大概他在用什么东西顶住门，不让我进去。”她想了想，微微一笑。她脱下狗皮白大氅以后，开始取下用发卡卡在头发上的软帽和帽子底下的针织头巾。她站在窗下的时候，根本没有淋湿，她这样说，不过是催促他让她进去的借口。但是她在门旁的确踩了水坑，因此左脚一直湿到小腿肚，皮鞋和高筒套鞋里也满是水。她坐到他的床上（一块木板，不过上面铺了一条小毯子），开始脱鞋。这间小小的修道室，她觉得美极了。这间三俄尺宽四俄尺长的窄小房间，像玻璃一样清洁。小屋里只有一张床，就是她现在坐的，床上方的小隔板上放着书。墙角是一个小小的诵经台。门上钉着几颗钉子，挂着皮大衣和法衣。诵经台的上方挂着一张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和一盏神灯。屋里的气味很怪：油味、汗味和泥土味。一切她都喜欢，甚至这味儿。

湿了的两脚，特别有一只脚使她不放心，她开始急急忙忙脱鞋，一面不时露出笑容。她感到高兴的与其说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倒不如说她看到她居然扰乱了这个非常可爱、令人莫名其妙、又怪又招人喜欢的男人的心。“嗯，不理我，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她自言自语道。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您是这么称呼的吧？”

“您有什么事？”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

“请您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真的，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当真会生病的。就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病了。我全身都湿了，两只脚冰冷冰冷的。”

“请原谅我，”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无法为您效劳。”

“我本来是无论如何不敢惊动您的。我只要等到天亮。”

他没有回答。她听见他在低声地念念有词——显然，他在祷告。

“您不会到这边来吧？”她微笑着问，“要不，我要脱衣服啦，得烤一烤。”

他没有回答，继续在墙的那一边用平静的声音念着祷告。

“对，这才像个人。”她想，费劲地脱着那只咕哧咕哧响的高筒套鞋。她拽着鞋，但拽不下来，她觉得这很好玩。她轻轻地笑出声来，但她知道，他听得见她的笑声，而且这笑声会在他身上取得她预期的效果，因此她笑得更响了。而这个快乐、自然、善良的笑声果然在他身上取得了她想要取得的效果。

“是啊，这样的人是可以爱的。瞧那双眼睛，瞧那张淳朴、高贵——不管他怎么喃喃地念着祷告——和充满热情的脸！”她想着。“我们女人是骗不了的。还在他把脸贴近玻璃看见我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就看上了我。眼睛亮了一下，便铭刻在心里了。他爱我，喜欢我。对，他喜欢我。”她说，终于脱下了套鞋和皮鞋，开始脱长筒袜。要脱袜子——脱掉这双系在吊袜带上的长筒丝袜，就必须撩起裙子。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便说道：

“别进来呀。”

但是墙那边没有任何回答。不快不慢的念念有词的声音在继续着，还有一些动作的声音。“大概，他在磕头，”她想，“但是他不会鞠躬告辞的。”她说，“他在想我，就像我在想他一样。他正怀着同样的感情在想着我的这两条腿。”她说，拉下湿漉漉的长筒袜，光脚踩在床上，缩起两腿。她双手抱住膝盖坐了不大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这样荒无人烟的隐修院，这样的寂静。再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她站起来，把袜子拿到炉子跟前，挂在通风口上，一种特别的通风口。她把它转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迈着光脚回到床上，把腿又蜷起来坐在上面。墙那边已经悄无声息。她瞧了一眼挂在她胸前的小表，已经两点了。“我们那帮人要三点左右来。”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怎么，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这么坐下去吗？多荒唐！我不干。我就叫他来。”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谢尔盖·德米特里奇。卡萨茨基公爵！”

门那边静悄悄的。

“听我说呀，这太残酷了。要不是我有事，我才不叫您哩。我病了，我不知我到底怎么啦。”她用痛苦的声音说道，“哎哟，哎哟！”她扑到床上，呻吟起来。说来也怪，她仿佛真的觉得她浑身无力，全身都疼，她在哆嗦，发高烧。

“听我说呀，帮帮我吧。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啦。哎哟！哎哟！”她解开上衣，露出胸脯，将裸露到肘部的两条胳膊一甩，“哎哟！哎哟！”

这时候，他一直站在自己的贮藏室里，不停地祷告。把晚祷文全部念完之后，现在他正一动不动地站着，眼观鼻，鼻观心，在心中作着祷告，不断默诵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

但是他一切都听见了。他听见她脱衣服时绸衫子的声音，听见她光着脚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听见她用手给自己搓脚的声音。他感到他意志薄弱，每一分钟都可能毁灭，因此他不停地祷告。他仿佛体验到童话里的英雄一往无前时体验到的那种心情。就这样，谢尔盖听到，感觉到，危险和毁灭就在这里，就在他的上下左右，他只有一眼也不去看她，才能得救。但是想要看一看她的愿望骤然攫住他整个身心。而就在这一刹那，她说道：

“听我说呀，这太不人道啦。我会死的。”

“对，去就去，但是我要像那位神父做的那样，把一只手按在淫妇头上，另一只手放进火盆。但是没有火盆呀。”他回头一看。灯。他伸出一只手指放在火苗上，皱起了眉头，准备忍受，他觉得似乎相当久了竟毫无感觉，但是突然——他还说不上疼不疼和到底有多疼，就皱起了眉头，把手缩了回来，连连甩着手。“不，我干不了这个。”

“看在上帝的分上！哎哟，到我这里来一下吧！我要死了，哎哟！”

“那怎么办，我要毁灭吗？那不成。”

“我这就到您那里去。”他说，接着便打开房门，也不看她，就从她身边走过，进了那扇通向门廊的门（他常常在门廊里劈柴），摸着了劈柴的木墩和靠墙的斧子。

“就来。”他说罢就右手拿起斧子，把左手的食指放在木墩上，抡起斧子，一下就砍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以下。手指蹦了起来，比砍断一根同样粗细的劈柴要容易，它翻了个过儿，“啪”的一声蹦到木墩边上，然后落到地上。

他听见这声音比感到疼痛要早一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奇怪为什么不疼，就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和流下的温暖的血。他迅速用法衣的下摆裹住被砍断的指关节，把它紧按在大腿上，回头走进了房门。他在那女人面前站住，垂下眼睛，低声问道：

“您有什么事？”

她望了望他那苍白的脸和左边的抖动着的面颊，她突然觉得羞耻起来。她跳下床，抓起皮大衣披在身上，裹住了身子。

“是的，我觉得疼……我着了凉……我……谢尔盖神父……我……”

他抬起眼睛望着她，眼睛里闪耀着平静的快乐的光，他说：

“好妹妹，你为什么要毁灭自己的不死的灵魂呢？诱惑必须进入尘世，但是诱惑经由他而进入尘世的那个人是有祸的……祷告吧，求上帝宽恕我们。”

她听着他的话，望着他。她突然听到有液体滴下的声音。她低头一看，看见血正从他的手上沿着法衣往下流。

“您把手怎么啦？”她想起了她听到的声音，便拿起灯，跑进门廊，看见地上有一节血淋淋的手指。她回到屋里，脸色比他的还要苍白，她想对他说什么，但是他悄悄地走进贮藏室，随手关上了门。

“请饶恕我，”她说，“我用什么来赎自己的罪呢？”

“走开。”

“让我来给您包扎一下伤口吧。”

“离开这里。”

她匆忙地、一言不发地穿好衣服。她穿戴好了，裹上大衣，便坐下等候。外面传来了铃铛的声音。

“谢尔盖神父，请您饶恕我。”

“走吧，上帝会饶恕你的。”

“谢尔盖神父，我一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别嫌弃我。”

“走吧。”

“请您饶恕我，祝福我。”

“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可以听见从隔板后面传来的声音，“走吧。”

她号啕大哭，走出了修道室。律师向她迎面走来。

“得了，输啦，没有办法。您坐哪儿？”

“哪儿都行。”

她坐上雪橇，一直到家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年以后，她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172]，在修道院里过着刻苦的生活。她的师父是一位隐修士，名字叫阿尔谢尼，他间或用写信的方式指导她。

六

谢尔盖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七年。起先，人家给他拿来的许多东西他都收下了：有茶，有白糖，有白面包，有牛奶，有衣服，有劈柴。但是日子越往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也就越严格，他拒绝一切多余的东西，最后发展到除了一星期一次的黑面包以外，他什么也不要。给他拿来的一切，他都分给了前来求他的穷人。

谢尔盖神父的全部时间都在自己的修道室里度过，不是祈祷，就是跟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交谈。谢尔盖神父间或外出，也仅仅是一年两三次到教堂里去，有时，他也外出挑水和砍柴，如果对此有需要的话。

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年，就发生了很快传遍各地的马科夫金娜事件，她的夜访，此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以及她的进修道院。从那时起，谢尔盖神父的名声开始大振。来访者越来越多，在他的修道室四周也搬来了修士，建起了教堂和客舍。谢尔盖神父的名声越传越远，而且恰如我们惯常见到的那样，他的名望往往超过了他的事迹。人们开始从很远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来找他，也有带病人来的，硬说他能治好他们的病。

他第一次治愈病人是在他隐修生活的第八年。这是治好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他母亲把他带来找谢尔盖神父，硬要谢尔盖神父把手按在他头上[173]。谢尔盖神父从来没有想到他能治病，他把这种想法认为是犯了倨傲的大罪。但是带孩子来的那位母亲硬是苦苦哀求，在地上磕头求告，她说，为什么他能给别人治病就不肯治好她的儿子呢，她请他看在基督的分上行行好。谢尔盖神父认定能治病的只有上帝，她对此的回答是，她只请求他把手按一按，祷告祷告。谢尔盖神父拒绝了，走进了修道室。但是第二天（这事发生在秋天，夜里已经很冷），他走出修道室去挑水，又看到了那个母亲，带着她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又听到她同样的哀告。谢尔盖神父想起了那个不义之官的故事[174]，过去他毫不怀疑他必须拒绝，现在他却感到怀疑，而感到怀疑之后，他就开始祈祷，一直祈祷到他在心中拿定主意为止。他拿定的主意是这样的，他必须满足那个女人的要求，因为她的信仰能够救她的儿子；至于他谢尔盖神父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过是上帝选中的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走出去找那母亲，满足了她的愿望，把手按在孩子的头上，开始祷告。

母亲带着孩子走了，过了一个月，孩子居然痊愈了，于是谢尔盖长老（现在人们都这么称呼他）治病如神的名声传遍了四乡。从那时候起，没有一个星期没有病人川流不息地来找谢尔盖神父。他既然没有拒绝这一些人，也就不能拒绝另一些人，于是他便把手按在他们头上，进行祷告，居然许多人痊愈了，于是谢尔盖神父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

就这样在修道院里过了九年，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十三年。谢尔盖神父已经有了长老的仪表：长长的银髯，头发虽然稀少，但是仍旧黑而卷曲。

七

谢尔盖神父已经有几个星期在执着地想着一个问题，屈从于这样的地位，他这样做好不好？这个地位与其说是他自己找的，不如说是修士大司祭和修道院长强加给他的。这事开始于那个十四岁的男孩痊愈之后，从那时候起，谢尔盖每月、每周、每天都感到他的内心生活被毁坏了，被一种外在的生活所代替，仿佛有人把他里子朝外地翻了个过儿。

谢尔盖看到，他成了吸引来访者和施主们到修道院里来的工具。正因为此，院方才为他安排了使他能充分发挥效用的条件，例如，人们完全不让他有劳动的可能，为他准备好了他可能需要的一切，而要求于他的仅仅是，他不要剥夺给那些来访者的祝福。为了他的方便，他们替他安排了接见的日子。他们安排了一间男客接待室和一个专供他替来人祝福的地方。这个地方四周围了栏杆，免得那些向他挤过来的女客把他撞倒。倘若说人们需要他，他为了执行基督博爱的信条就不能拒绝人们想要看到他的要求，而避开这些人是残忍的——这一点他不能不同意，但是随着他越来越献身于这样的生活，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内心生活变成外在的了，他心中的活命之泉[175]在日渐枯竭，他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多地是为了人们，而不是为了上帝。

不论他向人们劝谕，还是单纯地祝福，不论他替病人祝祷，还是向人们指破迷津，倾听人们对他的感谢（因为据说，他曾以治病或者规诫帮助过这些人）——对此种种，他不能不感到高兴，他也不能不关心自己工作的后果，以及它对人们的影响。他想，他是一盏点亮的灯，他越是感觉到这个，他就越感觉到他心中燃烧着的上帝的真理之光正在渐渐黯淡和熄灭。“我做的事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上帝，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人？”——这个问题常常折磨着他。对此，他倒不是不能回答，但是他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他在灵魂深处感到，魔鬼用为人的活动偷换了他为上帝的整个活动。他之所以感觉到这个，是因为过去人们打断了他的隐修，使他感到苦恼，而现在他却为他的隐修本身感到苦恼。他对这些来访者感到不胜负担，被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他在灵魂深处对他们的来访还是高兴的，他高兴地听到那包围着他的一片颂扬。

甚至有一个时期，他决心出走，躲起来。他甚至把一切都考虑好了这事应当怎么办。他给自己准备好了一套农人的衬衫、裤子、褂子和帽子。他借口说，他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布施给那些向他求告的人。他把这套衣服藏在身边，考虑他将怎样穿戴起来，把头发剪短，离开这里。先坐火车离开，坐过三百俄里再下车，然后再沿着一个个村子走。他问过一个当兵的老汉，他是怎么求乞的，人家是怎么布施和留他住宿的。这老汉就告诉他，在哪儿乞求布施和在哪儿借宿好，谢尔盖神父也想照此办理。甚至有一天夜里，他穿好衣服，想要走了，但是他拿不定主意：留下好还是出走好？起先他犹豫不决，后来犹豫过去了，他便习以为常，向魔鬼屈服了。这套农人的服装只是使他回想起他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感情而已。

来找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留给他修道和祈祷的时间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候，在头脑清醒的时刻，他想，他就好比那从前有过一泓清泉的地方。“从前曾经有过一股活命之水的纤细的清泉，静静地从我身上流出，流过我的全身。当‘她’（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回想起那一夜和她——现在的阿格尼娅姆姆[176]）诱惑我的那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她尝到了那洁净的水。但是从那时候起，水还没有来得及流到一定数量，一群口渴的人就来了，他们你推我搡，互相拥挤。他们把什么都推了进去，剩下了一摊泥浆。”他在难得的头脑清醒的时刻这样想，但是他最惯常的状况是：疲倦和因这疲倦而产生的自我陶醉。

有一年春天，在仲春节[177]前夕，谢尔盖神父在自己的窑洞教堂里做彻夜祈祷。容纳得下的人都进来了，大约二十人左右。这都是些有钱的老爷和商人。谢尔盖神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让谁进来，却是由一个指定照料他的修士和一个每天从修道院派到他的隐修地来的值日修士挑选的。一大群人，大约八十余名朝圣的香客，特别是一群村妇拥挤在外面，在等候谢尔盖神父出来替他们祝福。谢尔盖神父在主领祈祷，当他唱着赞美诗走出来……走到他的先行者的棺材跟前时，他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倒，幸亏有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商人和一名跟在他后面充当助祭的修士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神父！谢尔盖神父！亲爱的！主啊！”一些女人七嘴八舌地说道，“脸白得像手绢。”

但是谢尔盖神父立刻恢复了常态，虽然他的脸色还十分苍白。他把商人和助祭从身边推开，继续唱着赞美诗。谢拉皮翁神父、助祭，还有教堂差役，以及经常住在隐修地、侍候谢尔盖神父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太太，都齐声恳求他暂停祈祷。

“不要紧，不要紧的，”谢尔盖神父说，在他的胡子底下微微露出一丝微笑，“不要中断祈祷。”

“是的，圣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想。

“真是圣徒！上帝的使者！”他立刻听到身后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和那个扶过他的商人的声音。他不听众人劝说，继续主领祈祷。大家又互相拥挤着，穿过甬道，回到了小教堂。在那里，虽然稍许把时间缩短了一点，谢尔盖神父还是把彻夜祈祷做完了。

做完祈祷，谢尔盖神父立刻给在场的人祝福，然后走出来，走到洞口外一棵榆树下面的长凳前。他想休息一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觉得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刚一出来，人群就向他拥去，请求他祝福，请他指破迷津。这里有一群女香客，她们总是从一个圣地走到另一个圣地，从一个长老走到另一个长老那里，她们在任何圣地和任何长老面前永远是无限感动。谢尔盖神父深知这是一类司空见惯的、最不虔诚、最冷酷和最矫揉造作的人，其中还有一些云游派旧教徒，他们大都是脱离定居生活的退役士兵；还有一些是贫穷的、大都是爱酗酒的老汉，他们从一个修道院走到另一个修道院，到处流浪，但求一饱；也有一些愚昧无知的村民和村妇，带着他们的自私要求，或者要求治病，或者要求为他们的一些最实际的事排忧解难：女儿出嫁呀，承租店铺呀，购买土地呀，或者要求解脱他们睡觉时把孩子无意中压死或是跟人养私生子的罪孽呀，等等。对这一切谢尔盖神父是早就熟悉的，而且毫无兴趣。他知道，他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新东西，这些人在他心中也引不起任何虔诚的感情，但是他仍旧喜欢看到他们，喜欢看见这群需要他、珍视他，需要和珍视他的祝福、他的话的人，因此他一方面把这群人当作累赘，另一方面他又喜欢这群人。谢拉皮翁神父想把他们赶走，说谢尔盖神父累了，但是这时候谢尔盖神父想起了《福音书》上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178]一想到这个，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感动，便说让他们进来吧。

他站起来，走近栏杆。人们都聚集在栏杆近旁。他开始替他们祝福，并且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连他自己也大为感动。他虽然愿意接见所有的人，但是力不从心：他两眼又一阵发黑，他摇晃了一下，抓住了栏杆。他又感到血涌上了脑袋，先是脸色发白，然后突然满脸通红。

“是啊，看来，只能到明天了。我今天不行啦。”他说，向大家做了一个总的祝福，便向长凳走去。那商人又扶着他，拉着他的手走了过去，帮他坐下。

“神父！”听见人群中喊道，“神父！神父！你不要离开我们！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商人扶着谢尔盖神父坐在榆树下面的一条长凳上，自告奋勇担任起警察的职务，非常坚决地将人们驱散。尽管他说话很轻，谢尔盖神父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是他说话的神气坚决而愤怒。

“滚开，滚开。祝福过就行了嘛，你们还要干什么？走。要不然，说真的，我可要揍啦。得了，得了！那大婶，那个缠黑色包脚布的，走开，走开。你往哪儿钻呀？跟你说，不干了。明天做什么听上帝安排，今天统统完了。”

“大叔，我就瞧一眼他的脸。”一个小老太婆说。

“我让你瞧！往哪儿钻？”

谢尔盖神父发现，商人的态度似乎太厉害了，于是就用衰弱的声音告诉侍者，请他不要把人赶走。谢尔盖神父知道，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会把他们赶走的，他也很希望独自留下，歇会儿。他派侍者去说，无非是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罢了。

“好，好，我不赶他们，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良心，”商人回答，“他们简直要人家的命嘛。他们简直没一点同情心，他们心里只有自己。跟你们说，不行。走。明天。”

商人终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

商人如此卖力，是因为他喜欢整饬秩序，喜欢赶人，喜欢对他们为所欲为，而主要是因为他有求于谢尔盖神父。他是一个鳏夫，他有一个独生女儿，有病，还没有出嫁，他跋涉一千四百俄里专程把她带来见谢尔盖神父，是希望谢尔盖神父能治好她的病。他在女儿生病的两年间到处替她延医治病，先是在省城大学区的附属医院里——没有治好；后来又带她到萨马拉省的一个农人那里——稍许减轻了一点；后来又带她到莫斯科的一个医生那里，花了不少钱——仍旧毫无起色。现在他听人说，谢尔盖神父能治病，就把她带来了。因此，商人把所有的人全赶走以后，便走到谢尔盖神父面前，二话没说，就双膝跪下，用大嗓门说道：

“神圣的神父，祝福我的生病的女儿吧，医好她的病痛吧。我大胆拜倒在您的神圣的脚下。”说罢就两手相握，拱手当胸。他做这一切和说这一切，仿佛是在做一件由法律和习俗明确和硬性规定的事情一样，仿佛必须这样，而不能用别的什么办法来请求治愈他的女儿。他做这事的时候信心十足，甚至连谢尔盖神父也觉得，所有这一切的确必须这样说、这样做才对。不过他还是吩咐他站起来说究竟有什么事。商人说，他的女儿是一个二十二岁的还没有出阁的闺女，两年前，她母亲得急病死了之后，她也犯了病，“哎呀”一声，就像他说的那样，从此得了精神病。如今他把她从一千四百俄里以外带到这里，她眼下在客舍等着，谢尔盖神父吩咐带她来她就来。她白天不能出门，怕光，要出来只能在太阳下山以后。

“怎么，她身体很弱吗？”谢尔盖神父说。

“不，她的身子骨倒不特别弱，还挺壮实，据大夫说，她不过是神经衰弱罢了。谢尔盖神父，如果你现在吩咐带她来，我就一口气跑回去。神圣的神父呀，让当爹的心死而复生吧，不要让我断子绝孙哪——请您用祈祷救救我的有病的女儿吧。”

商人又“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歪着脑袋，拱手抱拳，长跪不起。谢尔盖神父再次吩咐他站起来，心想自己的工作也真够繁难的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勉为其难。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好，晚上带她来吧。我替她祷告祷告，但是我现在累了。”他闭上了眼睛，“到时候我会派人去找您的。”

商人踩着沙地蹑手蹑脚地退走了，可是皮靴发出的吱吱声反而更响。但他终于走了，剩下了谢尔盖神父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的整个生活不是祈祷就是接待来客，但今天的日子特别艰难。早上是一位从外地来的权贵同他谈了许久。他走后又来了一位太太，带着儿子。儿子是一位年轻教授，不信教，而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仰谢尔盖神父。她把儿子带来，硬要谢尔盖神父同他谈谈。话谈得很不投机。年轻人显然不想和修士争论，对他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意，仿佛勉强顺着一个衰弱多病的人似的。但是谢尔盖神父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并不相信上帝，尽管如此，他仍旧十分安闲、自在和平静。现在，谢尔盖神父怏怏不乐地想起了这次谈话。

“吃点东西吧，神父。”侍者说。

“好，随便拿点什么来吧。”

侍者走进了盖在离窑洞洞口十步远的一间小修道室，谢尔盖神父又剩下了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只身独处，样样事自己动手，只用圣饼和面包充饥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人们早就向他证明，他没有权利忽视自己的健康。他们给他吃素的但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他吃得很少，但是比从前多多了，而且常常吃得津津有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一边吃一边感到厌恶和自觉有罪。现在也同样如此。他吃了点粥，喝了一碗茶，又吃了半个白面包。

侍者走了，剩下他一个人坐在榆树底下的长凳上。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五月的傍晚，白桦、白杨、榆树、稠李和橡树上的叶子刚刚绽开。榆树后面的一丛丛稠李正繁花盛开，尚未凋落。一只夜莺就在近旁，另外两只或者三只，在下面河边的灌木丛里婉转歌唱。很远就可以听到从河那边传来的大概是下工回来的工人的歌声；太阳落到了森林后面，透过层层绿叶，迸溅出万道金光。这一边，是一片璀璨的新绿，那一边，连同榆树，则是一片昏暗。甲虫在飞，又常常摔下，掉到地上。

晚饭后，谢尔盖神父开始默祷：“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吧。”然后他开始念赞美诗。突然，在念赞美诗中间，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麻雀，它从树丛里飞下地来，叫着，跳着，蹦到他跟前，不知被什么吓了一跳，又飞走了。他念着祷告，诉说自己脱离尘世的决心，他想快点把它念完，好派人去叫商人把他生病的女儿带来。她引起了他的兴趣。她使他感兴趣的是，这也是一种消遣，毕竟是一个新人。再说，她父亲和她都认为他是神的侍者，他的祈祷必定灵验。他虽然矢口否认这点，但是他在灵魂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

他常常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斯捷潘·卡萨茨基居然成了一名非同凡响的神的侍者，简直成了神医。他成了神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不能不相信他亲眼看到的奇迹，从那个衰弱无力的男孩开始，直到最后一个由于他的祈祷而眼睛复明的老妇人为止。

不论这有多么奇怪，但这毕竟是事实。商人的女儿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首先因为她是个新人，她信仰他；其次因为他可以在她身上又一次证明他那能治百病的能力和他的声望。他想：“人们不远千里而来，会登报，皇上会知道。欧洲，那个不信上帝的欧洲也会知道。”他突然对自己的虚荣心感到羞惭，于是他又开始祷告上帝。“主啊，上天的主宰，安慰者，真理之灵啊，来吧，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吧，洗涤我们身上的一切污浊。上帝啊，拯救我们的灵魂，把我满身的尘世虚荣污垢清洗掉吧。”他又重复祷告了一遍，他想起，他为这事不知道祷告多少遍了，但他的祷告迄今为止毫无效果：他的祷告为别人创造出奇迹，但是他却不能为自己向上帝求得摆脱这种渺小的情欲。

他想起自己在隐修初期的祷告，那时候，他祈求上帝赐给他纯洁、谦卑和爱，他觉得那时候上帝是垂听他的祷告的。他清白，砍断了自己的手指，他举起那截满是皱褶的断指吻了一下；他觉得那时候他自觉渺小，常常厌恶自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他觉得他那时候也曾有过仁爱之心，他想起他是抱着怎样的恻隐之心来欢迎那个来求他的老头，那个来要钱的喝醉酒的兵和她的。但是现在呢？他问自己：他爱什么人吗？他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吗？爱谢拉皮翁神父吗？对今天到过他这里的所有的人他是不是都怀有博爱之心呢？他爱不爱那位年轻学者呢？——他曾那样谆谆善诱地同这个年轻人谈话，他关心的只是卖弄自己的聪明，显示自己有学问，并不落后。他们爱他，他感到高兴，他需要他们的爱，但是他却不觉得自己爱他们。他现在既没有爱，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听到商人的女儿才二十二岁，他很高兴。他还想知道她究竟漂亮不漂亮？他问她的病情，正是想知道她是不是具有女性的魅力。

“难道我竟这样堕落吗？”他想，“主啊，帮助我，让我恢复原来的样子吧。主啊，我的上帝。”他拱手当胸，开始祷告。夜莺在婉转歌唱，甲虫飞到他头上，在他的后脑勺上爬着，他把它拂落在地上。“他[179]究竟有没有呢？就好像我在敲一座从外面锁着的房子的门……门上挂着锁，我应该是看得见他的。这锁就是夜莺、甲虫、大自然。也许，那个年轻人是对的。”接着，他开始大声祷告，祷告了很久，直到这些想法消失不见，他又感到平静和充满了信心为止。他摇了一下铃，对走出来的侍者说，让商人和他的女儿现在就来吧。

商人挽着女儿的胳膊把她带来了。他把她搀进修道室，便立刻走了。

女儿一头金发，十分白嫩，是一个苍白、丰满、非常矮小的姑娘，她有一张受惊的、孩子般的脸和很发达的女性的体态。谢尔盖神父仍旧坐在洞口的长凳上。当那姑娘走过来，在他身旁停下，他替她祝福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放肆大吃一惊：他竟会这样地打量她的全身。她走过去了，他感到自己好像被蜇了一下似的。他从她的面貌看出来，她性欲很强，但是智力迟钝。他站起来，走进修道室。她正坐在凳子上等他。

他走进去的时候，她站了起来。

“我要找爸爸。”她说。

“别怕，”他说，“你哪儿疼呀？”

“我哪儿都疼。”她说，忽然嫣然一笑。

“你的病会好的。”他说，“你祷告吧。”

“祷告什么呀，我祷告过，一点没用。”她一直在微笑，“还是您祷告吧，把手按在我身上。我梦见过您的。”

“怎么梦见过？”

“我梦见过您就这样把手按在我的胸口，”她拿起他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胸前，“就按在这儿。”

他把右手伸给她。

“你叫什么呀？”他问，全身哆嗦着，他感到他被征服了，淫欲已经脱离了约束。

“我叫玛丽亚。怎么啦？”

她拿起他的手，吻了吻，然后伸出一只手搂住他的腰，紧紧地偎依着他。

“你要干什么？”他说，“玛丽亚，你是魔鬼。”

“得啦，没准儿不要紧的。”

于是她搂着他，同他一起坐到床上。

拂晓，他从屋子里出来，走上了台阶。

“难道这一切是真的吗？父亲一来，她会告诉他的。她是魔鬼。我该怎么办呢？瞧，那就是我用来砍断自己手指的斧子。”他抓起斧子，向修道室走去。

侍者迎上前来。

“您要劈柴吗？把斧子给我。”

他把斧子给了他。他走进修道室，她还躺着，在睡觉。他恐惧地望了她一眼，走进修道室，取下农人的衣服穿好，拿起剪子剪短了头发，就走出去，顺着小道向山脚下的河边走去，他已经四年没有到那里去了。

河边有一条路，他顺着这条路走去，走到吃午饭的时候。中午，他走进黑麦地，在地里躺了下来。傍晚，他来到河边的一个村子。他没有进村，而是向河边的一座悬崖走去。

清晨，离日出大约还有半小时。一切都是灰蒙蒙、阴沉沉的，从西边吹来一阵阵拂晓前的寒风。“是啊，应当结束了。没有上帝。怎么结束呢？跳河吗？我会游泳，淹不死。上吊吗？对，有腰带，挂在树上。”这好像是可行的，而且很近便，这使他感到一阵恐怖。他想照往常绝望的时候那样进行祷告，但是向谁祷告呀，没有上帝。他用手支着头躺着。他突然感到很困，手再也支撑不住脑袋，便伸直手，将头枕在胳膊上，立刻睡着了。但是睡梦只持续了一刹那，他又立刻惊醒，精神恍惚，不知是在做梦，还是在回忆。

他仿佛看见自己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在乡下，在姥姥家。一辆马车走到他们跟前，从马车里走出了舅舅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他蓄着活像铁锹的黑色大胡子，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帕申卡[180]，她有一双温柔的大眼睛和一张可怜巴巴的、怯生生的脸。现在给他们这群男孩里送来了这个帕申卡，必须陪她玩，但又实在没意思。她很笨，结果是大家都把她当笑料，硬要她表演她是怎么游泳的。于是她便躺在地板上，表演陆地游泳。大家哈哈大笑，把她当傻瓜。她看见这样便羞得面红耳赤，一副可怜相，可怜得叫人于心不忍，叫人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哭笑不得的、善良的、低声下气的笑容。谢尔盖在回想，这以后，他什么时候看见她的。他再次看见她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他当修士之前。她嫁给了一个地主，这家伙把她的全部家产挥霍得精光，还打她。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小时候就死了。

谢尔盖想起，他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很不幸。后来他又在修道院里看见过她一次，她已经守了寡。她还是老样子——不能说笨，但乏味、渺小、可怜。她是带着女儿和女儿的未婚夫一道来的。她们已经穷了。后来他又听人说，她住在一个小县城里，说她十分贫穷。“我为什么想到她呢？”他问自己，但又不能不想她。“她在哪里？她怎么样了？她还像从前在地板上表演游泳时那样一直很不幸吗？我为什么要想到她呢？我怎么啦？应该结束了。”

他又开始感到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思想，他又开始想帕申卡。

他这么躺了很久，一会儿想到自己那不可避免的结局[181]，一会儿又想到帕申卡。他把帕申卡想象成自己的救星。他终于睡着了。他在梦中看见一位天使向他走来，对他说：“找帕申卡去吧，去问她你应该怎么办，你的罪孽是什么，你怎样才能拯救自己。”

他醒了，认定这是上帝显灵，他很高兴，决定照梦中嘱咐他的话去做。他知道她住的那座城市（离此三百俄里），于是他便到那里去了。

八

帕申卡早就不是原来的帕申卡了，而是一个又老又干瘪，满脸皱纹的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一个穷困潦倒、爱喝酒的小官吏马夫里基耶夫的丈母娘了。她住在女婿最后丢官的那个县城里，并在那里养活全家：女儿、患神经衰弱症的有病的女婿，以及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她靠给商人家的闺女上音乐课所得来养家，每节课收费五十戈比。有时一天四节课，有时一天五节课，因此每月可得大约六十卢布。他们便暂时以此为生，等候补缺。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恳求代为谋职的信寄给所有的亲戚和熟人，其中也包括谢尔盖。但是这封信寄到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是星期六，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正在自己和面做葡萄干奶油面包，这种奶油面包数她爸爸的那个农奴厨子做得最好。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想在明天过星期日的时候让外孙和外孙女们吃一顿好的。

她的女儿玛莎正在照看最小的孩子；两个大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上学去了。女婿因为夜里没睡，现在刚睡着。昨晚，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很久没有睡，极力劝阻女儿不要对丈夫发火。她看到女婿是一个弱者，他不会换个样子说话和生活，她看到妻子对他的责备于事无补，因此极力劝说他们，叫他们要心平气和，不要互相埋怨，互相恼恨。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她在生理上就几乎受不了。她很清楚，这样做什么都不会变好，只会变坏。她甚至没有想这个，她只是一看到那副怨气冲天的样子心里就难受，就像闻到恶臭，听到噪音，看见殴打肉体一样。

她正在扬扬得意地教卢克里亚怎样和面，这时，那六岁的外孙米沙，围着兜兜，迈着罗圈腿，穿着补过的袜子，满脸惊慌地跑进了厨房。

“姥姥，一个挺可怕的老头找你。”

卢克里亚望了一眼外面。

“真的，一个朝圣的香客，太太。”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自己的瘦胳膊肘互相对着擦干净了，又将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本来她想到屋去拿钱袋布施五个戈比，但是她接着想起她没有比十戈比银币更小的钱了，于是决定布施一点面包，她回到碗柜旁。但是她突然想起她刚才那么小气，突然脸红了。她一面吩咐卢克里亚切面包，一面就亲自去取外加的十戈比银币。“这是对你的惩罚，”她对自己说，“给双倍。”

她一面道歉，一面把钱和面包都给了那位朝圣的香客。当她布施的时候，她非但没有因自己的慷慨感到自豪，相反，因为给得太少而觉得羞愧。而这位朝圣者是这样仪表堂堂。

虽然他用基督的名义[182]跋涉了三百俄里，衣衫褴褛，形容憔悴，面目黧黑。他的头发剪短了，戴着农人的帽子，穿着农人的皮靴，虽然他谦卑地鞠躬行礼，但是他仍旧器宇轩昂，令人注目。但是，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差不多有三十年没见他了，也不可能认识他。

“请别见怪，大爷。也许，您想吃点东西吧？”

他收下了面包和钱。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奇怪他怎么不走，而且老瞧着她。

“帕申卡，我是来找你的。让我进去吧。”

他那美丽的黑眼睛恳求地注视着她，闪着泪花，嘴唇在白胡子底下凄恻地抖动了一下。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抓住她那干瘪的胸脯，张大了嘴，两眼发直，看着那位香客的脸发愣。

“这不可能！斯乔帕！[183]谢尔盖！谢尔盖神父。”

“对，就是他。”谢尔盖轻声说，“不过不是谢尔盖，也不是谢尔盖神父，而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斯捷潘·卡萨茨基，一个堕落的、罪孽深重的人。让我进去，你帮助帮助我吧。”

“这不可能，您怎么能这样谦卑呢？咱们快进去吧。”

她伸出手，但是他没有握她的手，他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但是带他上哪儿呢？屋子太小。先是分了一间很小的房间给她，跟一个小贮藏室差不多，但是后来连这个小贮藏室她也让给女儿了。现在玛莎正在那里摇着孩子哄他睡觉。

“您坐这儿，我就来。”她指着厨房里的一张长凳对谢尔盖说。

谢尔盖立刻坐下来，并且用显然已经习惯了的姿势把挎包先从一个肩头，然后从另一个肩头卸了下来。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变得多么谦卑呀，我的天！名气那么大，突然这样……”

谢尔盖没有理她，只是宽厚地笑了笑，把挎包放在自己的脚边。

“玛莎，你知道这是谁？”

接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便悄悄地告诉女儿谢尔盖是什么人，她们俩一起把被褥和摇篮搬出贮藏室，把屋子腾出来让给谢尔盖。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谢尔盖领进了小屋。

“您在这儿先休息休息。请别见怪，我要出去一下。”

“去哪儿？”

“我在这儿有课，说起来都不好意思——在教音乐。”

“教音乐——这好啊。不过有一点，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我来找您是有事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跟您谈谈呢？”

“我把这个看作是我的福气。晚上行吗？”

“行，不过还有一个请求：别跟别人说我是什么人。我只是对您才开诚相见，谁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必须这样。”

“啊呀，我告诉女儿了呀。”

“嗯，那就请她别说出去。”

谢尔盖脱下皮靴，躺了下来，在一夜未睡、跋涉了四十俄里之后，立刻睡着了。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回来的时候，谢尔盖正坐在那间小屋里等她。他没有出去吃午饭，只吃了一点卢克里亚给他拿进屋来的菜汤和稀粥。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谢尔盖说，“现在可以谈谈了吗？”

“这样的贵客，我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这份福气？我请了假，没去上课。以后再……我一直想去看您，还给您写过信，可突然这样幸福。”

“帕申卡！请把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当作忏悔，当作我临终前在上帝面前说的话。帕申卡！我不是圣徒，甚至也不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肮脏、丑恶、不走正路而又自命不凡的罪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比所有的人都坏，但是我比最坏的人还坏。”

帕申卡先是瞪着眼睛看着他，将信将疑。后来，她完全相信了，便伸出手去摸摸他的手，苦笑着说：

“斯季瓦，你也许夸大了吧？”

“不，帕申卡。我是色鬼，我是凶手，我是一个渎神者和骗子。”

“我的上帝！这是什么话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必须活下去。过去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甚至还教过别人怎么生活，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请你教我。”

“哪能呢，斯季瓦。你在取笑我。你们干吗老取笑我呢？”

“嗯，好，我取笑你。不过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生活的，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我？我过的是最肮脏、最丢人的生活，所以现在上帝惩罚我，也惩罚得对。我生活得很糟，糟透啦……”

“你怎么出嫁的？你跟丈夫是怎么过的？”

“一切都很糟。我出嫁了——爱上了一个人，别提多丢人啦。爸爸不赞成这门婚事，我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我出嫁后，本应当好好帮助丈夫，可是我却净用嫉妒折磨他，我没法克制心中的嫉妒。”

“听说他爱喝酒。”

“可不，我又不会安慰他，反而责备他。要知道，这是一种病。他控制不住自己，我现在还常常想起我怎么硬不让他喝。我们吵得可凶了。”

她用她那美丽的、因为回忆而感到痛苦的眼睛望着卡萨茨基。

卡萨茨基想起，人家对他说过，帕申卡的丈夫经常打她。现在，卡萨茨基瞧着她那干瘦的脖子，耳后青筋毕露，头上一簇稀疏的斑白的头发，仿佛看见了当时的情景。

“后来剩下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财产。”

“您不是有一座庄园吗？”

“瓦夏[184]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卖了，都……花光了。必须活下去，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我们这些小姐全一样。但是我特别不行，束手无策，就这样花完了最后一文钱。我教孩子的时候，自己也捎带学了点。可是这时候米佳病了，已经读四年级啦，上帝把他带走了。玛涅奇卡[185]爱上了万尼亚——我那姑爷。怎么说呢，他是个好人，只是命不好。他有病。”

“妈，”女儿打断了她的话，“把米沙抱走吧，我总不能劈成两半呀。”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哆嗦了一下，站起来，穿着她那后跟已经磨坏的皮鞋快步走出房门，不一会儿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回来了，这孩子身子往后仰，用小手抓住她的头巾。

“对，我讲到哪儿啦？对了，他在这儿原来有个好差事——上司也很和气，但是万尼亚干不了，便辞职了。”

“他害的什么病？”

“神经衰弱，这是很可怕的病。我们商量过，应当出去疗养，但是没有钱。我老盼着这病过一阵会好。他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不过……”

“卢克里亚！”传来了他那怒气冲冲的、衰弱的声音，“用得着她的时候，总不知道把她支使到哪里去了。妈！……”

“来了，”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又打住了话头，“他还没吃饭。他没法跟我们一起吃。”

她走出去，在那里安排了点事，又回来，一面揩拭着晒黑的瘦瘦的手。

“我就这样过日子。我们总是发牢骚，总是不满，可是，谢谢上帝，外孙和外孙女都很好，都很健康，日子还过得去。关于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么，您靠什么生活呢？”

“我多少挣点钱。过去我因为音乐而苦恼，现在却亏了它。”

她把她的瘦小的手搁在她座位旁的一只小衣柜上，好像弹练习曲似的用瘦削的手指弹着。

“您教课，人家给您多少钱？”

“有给一个卢布的，有给五十戈比的，也有给三十戈比的。他们对我都很好。”

“怎么样，有成绩吗？”卡萨茨基的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问道。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起初并不相信他提这问题是严肃的，她疑惑地望了望他的眼睛。

“成绩是有的。有一个很好的小姑娘，她爸爸是个卖肉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倘若我是一个出入上流社会的女人，不用说，凭爸爸的关系，我是能够给姑爷找到差事的。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所以才把他们大家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啊，是啊。”卡萨茨基说，低下了头，“那么，帕申卡，您是怎么参加宗教生活的呢？”他问。

“啊呀，别提了。糟透啦，实在顾不过来，我有时跟孩子们一起斋戒祈祷，也常常去教堂，但是有时就几个月不去，让孩子们去。”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呢？”

“说实话，”她的脸红了，“穿得破破烂烂的去，在女儿和外孙们面前怪难为情的，而新衣服又没有。反正是因为我懒罢了。”

“那么，您在家祷告吗？”

“祷告的，这又能算什么祷告呢，信口念念罢了。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没有真正的感情，只知道自己糟透了……”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卡萨茨基连连称是，似乎表示赞同。

“来了，来了。”她答应着女婿的叫唤，整了整盘在头上的辫子，走出了房间。

这次，她很久没有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卡萨茨基还像原来那样坐着，两肘支在膝盖上，低下了头。但是他的挎包已经背到背上了。

她拿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白铁灯走了进来，他抬起他那美丽的、疲倦的眼睛望着她，深深地、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没有告诉他们您是谁，”她畏怯地开始说，“我只说我认识您，您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朝圣的香客。咱们吃饭去吧，喝点儿茶。”

“不……”

“那么，我拿到这儿来吧。”

“不，什么也不要。上帝保佑你，帕申卡，我走了。如果你可怜我，那你就别告诉任何人你看见过我。我以永生的上帝的名义恳求你：别告诉任何人。谢谢你。我真想拜倒在你的脚下，但是我知道这会使你不安的。谢谢你，看在基督的分上饶恕我。”

“祝福我吧。”

“上帝会祝福的。看在基督的分上饶恕我。”

他想要走，但是她不让他走，给他拿来了一点面包、面包圈和奶油。他全收下了，走了出去。

天黑了。他还没有走过两家房子，她就看不见他了，不过根据大司祭家的狗在向他叫，她知道他正在朝前走。

“我的梦原来应的是这个，帕申卡正是我从前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人。我从前为人们活着，却以上帝为借口；她活着为了上帝，却以为她活着为了别人。是啊，做一件好事，施舍一碗水，不图报答，比我的造福于人们更为可贵。但是我不是也曾有过几分真诚为上帝服务的心吗？”他问自己，他的回答是：“是的，但是这一切都被人世的虚荣玷污了、遮盖了。是的，对于像我这样活着的人，对于人世的虚荣，上帝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要去找他。”

于是他向前走去，就像找帕申卡的时候那样，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同朝圣的男女香客们相遇又分手，凭着基督的名义乞讨一点面包，借宿一宵。间或有悍妇辱骂他，喝醉的农人怒斥他，但是大部分人给他吃，给他喝，甚至还给他一些东西路上吃用。他的老爷的仪表取得了某些人的好感，也有一些人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一个老爷也居然落得一贫如洗，似乎很高兴。但是他的温顺征服了一切人。

他在人家家里找到一本《福音书》，就常常念它，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听了都很感动，并且奇怪，他们听他念，就像听着一个新的、但同时又是早就熟悉了的东西似的。

倘若他能为人们做一点事：出点主意，读点什么，写点什么，或者排难解纷，他也听不到对他的感谢，因为他走了。渐渐，上帝在他的心中出现了。

有一天，他跟两个老太婆和一个士兵在路上走。一位老爷跟太太坐在一辆套着快马的轻便马车上，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骑着马，叫住了他们。太太的丈夫和女儿骑马，坐在马车里的是太太和一个显然是来旅行的法国人。

他们叫住了他们，大概是想让这个法国人看看leg pélérins[186]。——这种人由于俄国人固有的迷信，不去做工，却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到处流浪。

他们说法语，以为这些人听不懂。

“Demandez leur，”法国人说，“s'ils sont bien sûrs de ce que leur pélérinage est agréable à Dieu.”[187]

他们问了，老太婆们回答：

“全由上帝怎么看了。我们的脚到了，心能不能到呢？”

又问了士兵。他说，因为他一个人无处可去。他们又问卡萨茨基是什么人？

“上帝的奴仆。”

“Qu'est ce qu'il dit？Il ne répond pas.”[188]

“Il dit qu'il est un serviteur de Dieu.”[189]

“Cela doit être un fils de prêtre.Il a de 1a race.Avez-vous de la petite monnaie？”[190]

法国人有零钱。他给大家每人二十戈比。

“Mais dites leur que ce n'est pas pour des cierges que je leur donne,mais pour qu'ils se régalent de thé；[191]茶，茶，”他微笑着，“pour vous,mon vieux.”[192]他说，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卡萨茨基的肩膀。

“基督保佑你们。”卡萨茨基回答，他没有戴上帽子，光着头鞠了一躬。

这次的相遇使卡萨茨基特别高兴，因为他蔑视世俗之见，做了一件最平常，也最容易做的事——谦卑地收下了二十戈比，把它送给了同伴，一个瞎眼的乞丐。世俗之见具有的意义越小，他就越强烈地感觉到上帝。

卡萨茨基就这样过了八个月。到第九个月，他在省城的一家他和香客们过宿的收容所被拘留了，他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抓进了警察署。问他的证件在哪里，他是什么人，他回答说，他没有证件，他是上帝的奴仆。他被当作流浪汉给判了刑，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他在一家富有的农人的垦地上住了下来，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在东家的菜园里做工，还兼教孩子们读书和照顾病人。

[1]　当时的法军制服为蓝上衣、红裤子。

[2]　指《俄国残疾人报》，它是一家官方报纸，常报导战争新闻。

[3]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4]　这里指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作品《名利场》和《势利人脸谱》。

[5]　法语：我跟您说吧，有一个时候彼得堡人尽议论这件事了。

[6]　法语：贵族所具有的那种高尚的英勇精神。

[7]　法语：喂，诸位，看来今晚会有场激战呢。

[8]　法语：不，你说说，今天晚上真的会出什么事吗？

[9]　法语：多美的景色呀！

[10]　波兰语：到街上去，打听打听那儿有什么新闻。——作者译注

[11]　波兰语：咱们趁这时候喝点儿酒，要不然太可怕了。——作者译注

[12]　我们的士兵跟土耳其人作战时，便听惯了敌人的这种喊声，所以如今他们老说法国兵也喊“阿拉！”。——作者注

[13]　拉丁语：大腿粉碎性骨折，有并发症。

[14]　拉丁语：颅骨穿孔。

[15]　拉丁语：胸腔穿孔。

[16]　拉丁语：快死了。

[17]　法语：您受伤了？

[18]　法语：请原谅，陛下，我牺牲了。

[19]　法语：炮灰。

[20]　法语：主呀！

[21]　法语：《交际花盛衰记》。作者在这里作了这样的注：“这是近一时期以来最畅销的受人喜爱的书籍之一，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年轻人中特别流行。”

[22]　即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别称。

[23]　法语：真该瞧一瞧在昨天炮火下我碰见他时他那副样子。

[24]　法语：难道旗子已经拿下了吗？

[25]　法语：还没有。

[26]　法语：如果过半小时天色还黑的话，我们就能再度占领阵地。

[27]　法语：先生，我之所以不说不对，只是因为我不想反驳您罢了。

[28]　法语：你们是哪个团的？

[29]　法语：他来偷看咱们的工事，这该死的……

[30]　俄国腔的法语：为什么这儿有只鸟？

[31]　法语：因为这是近卫团的公文包，先生，它上边有帝国的鹰徽。

[32]　俄国腔的法语：那么您是近卫军？

[33]　法语：不，先生，我是常备军第六团的。

[34]　俄国腔法语：这是哪儿买的？

[35]　法语：在巴拉克拉瓦，先生！这是很普通的东西——黄杨木做的。

[36]　俄国腔的法语：漂亮！

[37]　法语：您要是肯收下这个作为我们相逢的纪念，那我深感荣幸。

[38]　法语译音：好。

[39]　法语：是的，好烟丝，是土耳其烟丝，你抽的是俄国烟丝？好吗？

[40]　俄国腔的法语：俄国的好。

[41]　俄国腔的法语：法国的不好，您好，先生。

[42]　法语：他们都很难看，这些俄国畜生。

[43]　法语：他们笑什么呀？

[44]　法语：不要过界，各回各的地方，真见鬼……

[45]　法语：我很熟悉的萨佐诺夫伯爵，先生。

[46]　法语：他是我们所敬爱的真正的俄国伯爵中的一位。

[47]　法语：我倒认识一位萨佐诺夫，但据我所知，他不是伯爵，个子不高，黑头发，年纪同您差不多。

[48]　法语：对，先生，就是他。哦，我真想见见这位可爱的伯爵：您要是见到他。请您务必替我向他问好。我是拉图尔大尉。

[49]　法语：咱们干的这种可悲的事不是很可怕吗？昨天晚上打得真激烈呀，不是吗？

[50]　法语：哦，先生，这太可怕了！可你们的士兵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和这样了不起的人打仗，很足荣幸。

[51]　法语：必须承认，你们的士兵也不好对付。

[52]　法语：贵族的英勇气概。

[53]　1俄尺相当于0.71米。

[54]　即伊格纳什卡的正式名字。

[55]　法语：机智的人。——原注

[56]　法语：波尔卡舞。——原注

[57]　旧时的法国王官，今已改建为花园。

[58]　法语：公共餐桌。——原注

[59]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省区。

[60]　法语：方言。——原注

[61]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那你们就错了；我是个穷光蛋。——原注

[62]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现在我给你们唱一支里吉民歌。——原注

[63]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

[64]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谢谢你们，祝你们晚安。——原注

[65]　法语：像火枪手一样。——原注

[66]　法语：是呀，糖是好东西，孩子们都喜欢。——原注

[67]　法语：这话我只跟您说。——原注

[68]　法语：阿斯提（酒）。

[69]　法语：警察带来许多麻烦。

[70]　法语：穷小子。——原注

[71]　法语：我只是对您说。——原注

[72]　德语：这位先生是对的；您也对。——原注

[73]　1856年底，中国政府逮捕了英国船上的鸦片贩子。英国人声称大英帝国受到侮辱，从军舰上炮轰广州，侵占并掠夺了该城，屠杀了大量市民。

[74]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

[75]　法语：普隆比埃尔，是一个疗养地；此处的拿破仑是指拿破仑三世。

[76]　贵族坐马车远游时，随身携带的食盒。

[77]　俄国秋天多雨，道路泥泞，不便行走，到了冬天，路冻结实了，就好走了。

[78]　即费佳。这是大名。赫韦多尔，是小伙子把费多尔的音念别了。

[79]　神父法衣的一部分，垂在胸前，绣有十字架。

[80]　一种高背深座的安乐椅。

[81]　指《旧约·诗篇》中大卫的诗。

[82]　《旧约·诗篇》第104篇第29-31节。

[83]　本篇情节是《夜牧》和《骑手》的作者M.A.斯塔霍维奇所构思，后由A.A.斯塔霍维奇转让给作者的。——作者注

[84]　1俄尺合0.71米，1俄寸合4.4厘米。

[85]　意为“殷勤周到的人”或“亲爱的”。

[86]　意为“村妇”。

[87]　意为“庄稼汉”。

[88]　意为“量粗麻布的人”，以形容它在快跑时身躯矫捷，步子很大，就像量布人在量布一样。

[89]　指被阉割，成了一匹骟马。

[90]　指这匹马浑身花斑。

[91]　1俄里合1.06公里。

[92]　指两撇向上翘起的胡子。

[93]　法语：带镶嵌的。

[94]　德语：再去拿一盒来，那儿有两盒。

[95]　1个银卢布合3.5纸卢布。

[96]　指温克勒莎的丈夫。

[97]　指高等审判厅委员。

[98]　一种牌戏。

[99]　一种厚实的印花布，印有图案或花纹，用于糊墙，或为家具包面。

[100]　法语：全家的骄傲。

[101]　拉丁语：宜有先见之明。

[102]　法语：好孩子。

[103]　法语：年轻人难免要胡闹。

[104]　1864年沙皇政府实行司法改革，添设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

[105]　法语：正派，规矩。

[106]　一种四人成局的牌戏。

[107]　法语：任性地。

[108]　帕莎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小名。

[109]　丽莎是伊万·伊利奇的女儿。

[110]　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111]　法语：约翰。（约翰相当于俄语中的伊万。）

[112]　基泽韦特（1766-1819），德国哲学家，康德哲学的诠释者。他所著的逻辑教科书的俄译本曾在沙俄学校中被广泛采用。

[113]　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114]　法语：设备。

[115]　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116]　法语：卡波式。

[117]　法语：《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系法国戏剧家斯克里布（1791-1861）作的剧本。

[118]　意为离死亡越近，速度越快。

[119]　“爸爸”两字是用法国腔的俄语说的。

[120]　又称“领圣体血”，东正教的一种礼仪：由神父对面饼和葡萄酒（象征耶稣为众人免罪而舍弃的身体和血）进行祝祷，然后由教徒领食之。教徒临终要领最后一次圣餐。

[121]　祝贺他领了圣餐。

[122]　俄国十六世纪一部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服从家长的法典，后来泛指守旧家庭的生活习惯。

[123]　当时法国一位名声很不好的女歌星。

[124]　原是西班牙传说中一个以不断引诱女人为能事的浪子型人物，不少欧洲作家写过以他为主人公的作品，其中以英国拜伦的同名长诗最有名。

[125]　俄国重量单位，l普特等于16.38公斤。

[126]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形象，他生前作恶多端，死后被罚往山上运石头，石头每到山顶便滚下来，他就又往上运，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127]　叔本华和哈特曼都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128]　恰凯尔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主张不育和财产公有。

[129]　夏尔科（1825-1893），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

[130]　德语：酒、女人和歌曲。

[131]　弗莉尼是古代希腊著名的妓女。

[132]　当年莫斯科的两条街道，那里有许多妓院。

[133]　当时俄国专供奶妈的一种民族装饰，由雇主提供。

[134]　俄国货币单位，100戈比为1卢布。

[135]　南部非洲的一个黑人部族，以臀部肥大为美。

[136]　法语：太太，夫人。

[137]　俄罗斯人交谈时用“你”表示亲近、随便，用“您”则表示尊重或疏远。

[138]　意大利语：从低调开始用琶音弹出的和弦。

[139]　乌利亚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他的妻子拔示巴与大卫通奸，大卫设计杀害乌利亚而娶拔示巴。事见《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140]　意大利语：行板乐曲。

[141]　艾伦斯特（1814-1865），德国小提琴家、作曲家。

[142]　俄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诱奸了自家主人的妻子而以此炫耀，结果被绞死。

[143]　意大利语：增长。

[144]　指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莫斯科的大学生所组织的研究哲学和文学的小组。

[145]　指1741-1761年在位的俄国女皇。

[146]　当时有些理发馆代销手套、领带等物。

[147]　指他和另一个男舞伴。

[148]　指两个男舞伴同时邀请女士跳舞时，预先要选定一个代表自己性格的代号，如“温顺”“傲慢”等，请女方猜，被猜中者便可与她跳舞。

[149]　法语：再来一次。——原注

[150]　法语：阿尔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

[151]　见《圣经·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有一次因醉酒而光着身子睡觉，他儿子见了后便拿来衣服给他盖上。

[152]　法语：亲爱的。——原注

[153]　法语：尼古拉一世。——原注

[154]　指路面已积雪不多。

[155]　这是沙俄为贵族子弟开办的一种军官学校。

[156]　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157]　这是作者的疏忽。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是在举行婚礼前一个月。

[158]　指卡萨茨基同梅丽订婚一事。

[159]　斯季瓦是斯捷潘的小名。

[160]　瓦莲卡是瓦尔瓦拉的小名。

[161]　圣母节在俄历10月1日。

[162]　瓦拉希亚，地区名，今已不用，在罗马尼亚西南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1763年，当时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应当地国王之请，来到瓦拉希亚整顿修道院，并担任德拉戈米尔纳修道院住持，以教规严格著称。

[163]　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1722-1794），俄国18世纪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摩尔达维亚的尼亚梅茨基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他十七岁进修道院当修士，以苦修和生活严肃著称，曾创立一个特殊的修士团体圣以利亚隐修院。他曾到瓦拉希亚帮助国王整顿修道院。生平著译颇多，在宗教界很有名。

阿姆夫罗西、马卡里、列昂尼德均为俄国19世纪的著名长老。

[164]　即被教会敬为圣徒的人死后留下的干尸。据说它能显灵，有神效。

[165]　法语：丽莎，你往右边看呀，这就是他。

[166]　法语：哪儿，哪儿？他也不怎么漂亮嘛。

[167]　谢肉节在大斋前一星期，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送冬迎春的节日。

[168]　法语：要什么给什么。

[169]　圣安东尼（251-357），埃及隐修士，被认为是修士的始祖。他以苦行和禁欲著称，他生平受过许多女性诱惑，但毫不动摇。

[170]　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171]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一节。

[172]　这里的“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是指进修道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正式落发当修女。这是修士（修女）落发的第二级。落发后，由修道院长赐予法名，正式脱离尘世。第一级落发是刚进修道院的时候。最后一级落发是修行多年，道行日深，举行落发仪式后，即遁迹山林，穿上苦行修士服，进行隐修。东正教教徒的落发，只剪去一圈头发。

[173]　指施行基督教的按手礼：由神父把手按于领受者头上，念诵规定经文，以求得“圣灵”降于其身。

[174]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至六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申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申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175]　指迷信中一种能起死回生的活命之水。

[176]　即那个曾经诱惑过他的离了婚的太太马科夫金娜。现在她成了修女，名叫阿格尼娅姆姆。

[177]　仲春节：东正教在复活节和圣三一节之间的节日。

[178]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十四节。

[179]　指上帝。这时，谢尔盖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180]　帕申卡是拉普新科维娅的小名。

[181]　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182]　指沿途乞讨为生。

[183]　斯乔帕是斯捷潘的小名。

[184]　帕申卡的丈夫。

[185]　即玛莎。玛莎和玛涅奇卡都是玛丽亚的小名。

[186]　法语：朝圣者。

[187]　法语：您问问他们，他们是否坚信他们朝圣是上帝的意愿。

[188]　法语：他说什么？他没有回答。

[189]　法语：他说他是上帝的奴仆。

[190]　法语：也许，这是一个教士的儿子，看得出是好人家出身。您有零钱吗？

[191]　法语：不过请您告诉他们，我不是给他们买蜡烛的，是让他们美美地喝点儿茶。

[192]　法语：给您，老爷爷。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战争与和平（精装版）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俄罗斯文学的巨擘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尾声

第一部

第二部

附录

略谈《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各章内容概要

托尔斯泰生平及创作年表

安娜·卡列尼娜（精装版）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译本序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二卷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第八部

附录 《安娜·卡列尼娜》各章内容概要

复活（精装版）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译本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录 《复活》各章内容概要

三死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精装版）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暴风雪

卢塞恩——德·聂赫留多夫公爵日记摘抄

三死

霍尔斯托梅尔——一匹马的故事

伊万·伊利奇之死

克莱采奏鸣曲

舞会之后

谢尔盖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