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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第一封信

卢兄：您好！

很高兴又一次收到你的长信，谢谢你和朋友们的关心。每次来信，你总是提出不少问题，问到我们在美国到底生活得如何；问到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自由；这自由又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些问题实在不容易回答，这也是每次回信我常常绕开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是，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了解得多了，体会也一点一点深起来。几年生活下来，我觉得，也许现在，我可以在信里给你聊聊美国了。

在美国的华人移民有新老之分。老移民是上一世纪或更早来这块土地上谋生的。以从福建，广东来的为多数，修铁路和淘金就是他们的历史业绩。以后，则象所有其他国家来的移民一样，尽量发挥自己的专长做些经营，美洲大陆上，中国饭馆也就是这样如雨后春笋般冒了一地。至今，这些老移民的后代（戏称为ABC－America Born Chinese，即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已经相当溶入美国社会，与其说是中国人，还不如说是美国人。

新移民多数是近几十年来从台湾和大陆来的留学生及其家属，台湾来美国的移民风要比大陆的早刮几十年，几十年下来都已经基本立足了。最嫩的还是近十几年来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尽管时代不同，新移民和老移民一样，要扎下根来都有一番数不清道不明的挣扎拼搏。说是闯荡曼哈顿闯荡得自我感觉良好者，确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对于华裔新移民，最常见的道路还是读书。在大学里读出一个或数个学位，直至可以找到工作为止。有了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这就算是成功了。还有一部分人，是拿的短期签证过了签证期的，这样，只能在中国人圈子里找一份低薪工作。所以，对于新移民，就其绝大多数而论，若谈及衣食住行，所谓汽车洋房等等，大致都不亚于一般的美国民众，要说好好品一品自由的滋味，许多人大概还没顾得上。

高等学府里，也有一些专学政治法律或社会制度的学者，也许，他们也难于不知如何向国内的学术圈外人开口，因为听众若是对美国历史不甚了了的话，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专门的理论，也实在很吃力，得不偿失。大概正因为以上情况，至今为止，我们还很少看到向国内普通人介绍美国社会一般百姓生活中的法律，政治情况的书籍。所以，你的问题问得很自然：美国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滋味啊？

我也不敢说已经品出美国自由的滋味来了。我来美国后没有再进过大学的门槛，尤其是刚来时尚有语言障碍，甚至还不能从书本上去了解我已经生活其中的社会。同时，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最普通的美国人中间，大多数还是颇为底层的美国人。所以，我也许没有资格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可不要因此就不读我的信。我作为这里一个最普通的人，可以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谈一些对美国的所见所闻所读所思。我相信，你读了之后，一定也会象我一样，时而大惑不解，时而豁然开朗，最后没准就能品出一些滋味来了。

要下笔谈美国，确实非常犹豫。我记得看到过一个旅美人士写的感想，他说，刚到美国的时候，好象有一肚子可写的，体会特多，可是待的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参不透”，反而不知如何下笔。因为一深入进去，你就会看到，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美国的真实，都比观光两个月的旅客眼中的美国，要复杂得多。

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背景非常不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实际上非常深。到了美国以后我们才发现，美国人是多么地不了解中国，尤其是普通美国民众，他们想了解中国的热情，远远比不上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好奇心。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包括我们在内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感觉自己已经通过“全方位”的信息渠道了解了美国，大致对美国应该有了八九不离十的概念了。跑来一看，居然全然不是一码子事儿！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前两年的春节晚会，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小品，表演了一个中国父亲给在美国的留学生儿子打越洋电话。这位当父亲的掷地有声地在电话里对儿子说，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让他们美国人来给我们涮盘子！话音一落，下面的激动的观众席上，发出一阵如雷般心有共鸣的掌声。这个场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大陆已经有相当多的“游子”在美国留学，他们在餐馆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向自己的家乡抱怨在餐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也很多，由于心疼儿子而产生对美国人愤愤不平的家长及其亲属，在中国已经形成一定的舆论。

我不知道这位“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作何感想。我和一些中国留学生谈起过这个节目，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在美国看的录像。提到这一情节，他们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脸的“道不清楚”。真实吗？你可以说很真实。几乎所有我遇到过的中国留学生都有过很漫长的餐馆打工的经历，几乎人人都遇到过几个苛刻的餐馆老板，工资给得低，不给好脸色，甚至根本不尊重雇员的人格。使得在大陆时被视为“佼佼者”的大学毕业生们，严重心理失衡。其中总有人写信回家诉苦的，没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这里的留学生看了会摇头呢？因为这是发生在美国，可又不是真正的美国。因为，这是美国的华裔社会非常特殊的现象。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初来乍到时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都是在中国餐馆里度过的，餐馆的老板也都是华人，这是一个华裔社会。这个社会有时可以说很封闭，它不仅有它自己的语言，还有它自己的规范规则和道德标准。美国餐馆的工作环境，包括雇主对于雇员的态度，与中国餐馆常常有本质上的不同。之所以中国留学生一般不进美国餐馆，是因为基本上进不去。原因有两个，一是刚来时英语不过关，不能适应工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多数留学生没有工作许可，打工是非法的，美国餐馆的老板不会接受。

原则上说，美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时候，要求对方有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用的经济来源。可以是亲友的赞助。目的是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工作的权利。外国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势必要去打工维持生活和支付高昂的学费，这就形成了和美国公民抢饭碗的局面。一个自己还有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取得留学签证都要求经济担保的原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是无理的。

但是，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担保都是以各种方式“找”来的，很多人取得“担保”的时候，都向对方讲清楚，这是“名义担保”，也就是说，这个“担保”只用于取得一个签证，之后，就“自己想办法”了。这个“办法”只能是非法打工，非法进入工作市场。也许不是绝对的，就算相对来说，美国餐馆的老板一般比较守法，不会接受这样的非法雇员，而中国餐馆的老板一般都宁可冒违法的风险，也愿意接受。他们愿意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雇非法工便宜，听使唤。于是，一种供求关系就这样形成了。当然也有好的老板，但是，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苛刻的华人老板比比皆是。受到委屈的并不止是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来探亲想挣一些钱的探亲者，最底层的还是非法移民，这里甚至包括一些非华裔的非法移民。今年六月，移民局从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市的一家中国餐馆中，发现一个十三岁的墨西哥男孩，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星期干七天，每天工资只有二十一美元，远运低于美国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工资。这种情况，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原先在这里合法工作的华人移民和华裔美国人，因为这些工作机会原来是他们的，其他的美国人一般不会在中国餐馆找工作。其次，受到损失的有可能是一般美国人，因为失去原来工作的华裔美国人可以得到一些社会福利金，这份钱，是工作的美国人交的税金。

因此，你让听“越洋电话”的儿子，跟他爸怎么说好呢？这“儿子”肯定知道，一般的美国人，根本搞不清楚“华人社会”的这笔帐，如果他们也看到这个节目，肯定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既不知道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也不知道外国留学生想留在这个国家所必须经历的许多合法和非法的“技术诀窍”。在美国的“儿子”，不管自己的遭遇多么令人同情，也不管自己的种种做法是多么情有可原，但是当“父亲”要把这口气出到非华裔社会的美国人头上，“儿子”也只能一脸苦笑了。

更何况，“儿子”的大多数美国同学也个个都在“涮盘子”。“涮盘子”挣学费养活自己，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的年轻人，一般很早就有打工的经验，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试着打点零工。美国的家长有时为了从小锻炼他们的“打工”能力，甚至先让孩子从家务活儿“打”起，让他们承包一些家务，挣一些“小工资”。我刚到美国时，自己还没有割草机，房东介绍了一个割草的临时工。一会儿，只见一个男子用小卡车载了一个割草机来，车上还跳下来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卸下割草机，小卡车就开走了。留下来工作的是那个男孩。在七月的大太阳下割得满脸通红，挣一点零花钱。到十六七岁，除了很少的富家子弟，一般的美国年轻人都已经进入自立或者半自立状态。什么都干，非常吃苦耐劳。我的朋友比尔就是十七岁完全自立的。

全美大量的快餐店需要不计其数的雇员，它们的雇员都是临时的，流动的。几乎全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快餐店是美国年轻人最平常的打工起点。既使在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之后，他们都有一个长短不一的寻找合适工作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涮盘子”也常常是他们暂时解决生存问题的办法之一。更有大量的美国青年，大学毕业后，他们选择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打算找一个稳定工作，下苦力做一段，然后就痛快玩一段，几十年都在“打零工”。这是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

我在国内的时候，看过介绍，也知道美国年轻人比较独立，但是，真的和这些独立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还是很吃惊。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自由自在很放松的心态。“涮盘子”就“涮盘子”，“扛大包”就“扛大包”，美国青年不会在打工时，因为觉得自己“屈才”了而痛感命运不公，怨天怨地或自怨自艾。对一个临时工作，他们只在意工资的高低，一点没有什么贵贱之想。也许中午为别人端盘子，收别人的小费，到了晚上，坐在酒巴里，就是别人为他服务，付给别人小费。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里有什么区别。如果现在告诉他们，中国有工资很高的餐馆打工，他们肯定会奔走相告，相约而去，绝对不会觉得是“丢了份了”。

在讨论两个国家的“距离感”时，我曾经试图向我的美国朋友劳拉解释这个小品和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可是非常非常吃力。这里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求生问题，有移民问题，有美国的华人社会的种种特殊情况，有中国人对于“涮盘子”和美国人的不同理解，还参杂着复杂的背景文化。她听得目瞪口呆。许多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和想当然的事情，对于她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提这样一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路程的距离也造成了理解的距离，对于双方都是如此。而站在误解和隔阂中间，不论想对其中的哪一方讲清另一方的故事，都是有困难的。真实的故事也会造成不真实的印象。给“父亲”写信介绍了半天“美国情况”的“儿子”，肯定也没有预料到会引出“父亲”电话里的这样一个结论。再说，你的问题都是一些“大问题”，答好了，能使你对美国加深了解，答不好，只能加深误解。所以，我得深呼吸一下，很当心地给你写信。

也许，我首先应该强调的是，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世界上很难找出同样一个如此流动变化的环境，这是任何一个美国故事的大前提。

在美国，最能够体现这种特殊性的就是纽约。在国内时，我们常常听到把上海比作纽约般的国际大都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城市确有相似之处。我们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开车还很不熟练。十分紧张地按照路线图走，结果依然走错一条隧道，一出来就闯进了曼哈顿的一片混乱之中。那天又是圣诞夜的下午，车不分道，耳边一片汽车喇叭声。这是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都看不到的交通混乱。当时我们之所以能够马上稳住神，就仗着那一片儿整个环境的大感觉，非常象我们所熟悉的上海。

但是要论及国际大都市的国际化，无论上海或是北京都无法与纽约匹敌。在纽约的地铁里，你常常听不到英语，但是你有可能听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远在300多年前的1673年，当时这个城市里还只有8，000个居民，就已经有十八种语言。现在，这个城市甚至有170种不同民族的社区。所有国家的移民就这样聚居在一起，洋洋大观。去年我开车去纽约，，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在最热闹的大街上车子出了毛病，一辆犹太人的拖车就把我送进了一个全部由以色列移民组成的修车行，他们互相之间都只说古老的意地绪语。

在纽约的住宅区附近的蔬菜水果店，他们的主人都是一些不声不响，辛勤工作的亚裔。我一开始还总以为他们是华裔，一边递上菜去，一边总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中国话来。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听不懂，他们是朝鲜来的移民。据说，他们知道在一个陌生地方谋生不容易，所以非常“抱团”。来一家新移民，原来的朝鲜裔的店主们，就会筹款集资盘下一个新店，交给新来的同胞经营，然后让他挣了钱以后慢慢还，一步一步地，就逐渐控制了这个行当。蔬菜水果店据说最早是意大利移民的谋生之道，但是他们来得早，有了更好的出路，就把这个地盘给让出来了。

在纽约，你会渐渐学会辨认全世界各种种族的服装，学会从各种不同的脸型和特征去辨别他们来自哪一个地区和国家，问题是，这和在北京上海遇到的不同，在那里，他们都是来自四方的“外宾”。在纽约，不管他们之间差异多大，都称自己是“美国人”。如果你不把他们当作正统美国人，那么，美国就没有“美国人”了。

住在纽约或旧金山的华裔美国人，不要说有人一辈子不讲英语，甚至可以做到只讲中国的一种方言。在旧金山的的菜铺里，我就亲眼看到，店主因为一名美国妇女用英语问价而不搭茬，也因为我们不会说广东话，对我们不理不睬。

在纽约，当然最显眼的少数民族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既使不论那些来自非洲各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操的不同语言，就是十几代生活在这里的黑人，他们讲的都是口音非常独特的“黑人英语”，不要说我们这样新来的听不懂，说快了连“正宗美国人”也听不懂。

可是，什么人才是“正宗的美国人”呢？我们常常说起“白人”，但是，待久了，你才发现，他们都是在几百年里，陆陆续续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里“移”过来的，有的家族来得早些，有的甚至比我们来得还晚，英语比我们还次，而且，还有人不断地在“移”过来。这些从德国，英国，波兰，法国，俄国，波斯，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在不同的时代移民过来的“美国人”，我们硬把他们看做一回事，可是，那些新来的，他们之间根本互相就不认同。就象他们从来就搞不清我们和日本人，老挝人，越南人也根本毫不相干一样。但是，到了这里，几年一过，加入了美国国籍之后，通通成了“美国人”。

而且，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老一代移民稳定下来，互相通婚，生下的新一代，夹在父母的母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我遇到过父亲一辈子混迹于纽约的“意大利城”，却从小不准儿子学意大利语的，也遇到过被父母逼着进中文学校，却对父母说“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的小华裔美国人。然后他们又有了他们的下一代……这时，新的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

在纽约，有个着名的旅游胜地，叫做爱丽斯岛，它曾经是世界各国移民入境美国的第一站。现在，那里成了一个移民博物馆。我去那里参观的时候，到美国才只有一年，但是，站在那个大厅里，你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平等。其实，让你产生这个感觉，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的立意。在那里，我看到那些看上去很“美国”的人，也一样饶有兴趣地通过电脑，在根据自己的姓氏查阅自己家族的移民历史。这时你会觉得，你和他们只有踏上这块土地的先后之分，没有本质区别。在大厅里，有一个设计非常聪明的展品，从一个角度看，它是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是成百上千世界上各个不同种族的移民照片。它告诉你，这些人的总和，就是美国。

美国的种族问题是世界出名的。但是，你要把它仅仅理解成“黑人白人问题”，似乎又过于简单了。每年潮水般涌进来的外国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从“暂居的外国人”变成了“永久居民”，要不了几年，一入籍，就成了某裔的“美国人”。也就成了美国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美国人听到我总是能清清楚楚地说出“中国有56个民族”，感到很好奇。因为他们谁也说不上美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而且，中国的各民族，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也罢，“少数民族”也罢，基本上都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而在美国，那些移民早的，与其他各种种族通婚混血好几代，以至于自己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了，就只称自己是美国人，不再算“少数民族”了。而且不论“多数民族”，“少数民族”，一概都是外来的。谁也不是美洲的猿人进化过来的。现在一般来说，按看得见的明显区别分分大类，比如说，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等。但是，我已经说过，他们自己根本不认帐，还是要华裔，日裔……等等地分开来。

美国的种族隔离问题在法律上早已解决。一般情况下不再有尖锐的种族冲突。人们的观念也大为改变，但是，种族问题也变得错综复杂，远不局限于黑人白人之间。比如说，几年前的着名的洛杉矶黑人骚乱，起因是几名白人警察在追捕时违法打了一名黑人。但是，在骚乱期间，你知道是什么人拥有的商店成为黑人的主要抢劫和破坏目标吗？是亚裔商店。尤其是朝鲜人的商店，损失最为惨重，搞得白人都莫名其妙。一些电视记者去采访了许多黑人，发现他们对亚裔有一肚子的怨气，其中一名黑人牧师对记者说，这些亚洲人从不知什么地方跑来，却要夺去我们的工作。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看了跑来气呼呼地说，这是美国，都是移民，他们自己也不一样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这么搅作一团。结果这场骚乱成了种族问题新发展的象征，其特点居然是“少数民族歧视少数民族”！

不少华裔美国人实际上也早就加入了“种族歧视”的行列。在许多华人圈子里，对于黑人的歧视看法是十分公开的，甚至在美国的华语文章里，出现过对黑人的污辱性称呼，这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之所以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原因仅仅是黑人和白人都不会去看华语报纸。大量华人移民的历史并不长，华裔一般都对自己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地位沾沾自喜，而对来了几百年的黑人，看到他们还有不少仍然地位低下，十分看不上眼。但是，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是华人望尘莫及的。

今年，有一张华语报纸引来了犹太族裔反诽谤联盟全美理事长的抗议信，抗议起因于这份报纸的两篇文章，一篇在报导一个华裔家庭受到房东不公平待遇时，在报导中口口声声把这个波兰裔的天主教徒房东称为“犹太房东”，这里的“犹太”只是被当做小气无理这样的形容词来用的。在另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里，一个华裔作者先是企图证明基督是被犹太人害死的，之后又提出十分“惊人”的观点，说是二次大战中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反而使犹太人“赚尽天下便宜”！这一次，没有想到犹太人也会看中文报纸，所以才引出了这些抗议信。相信以后编辑们会小心得多。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华裔中间的，很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

实际上，一些华裔看不起黑人，常常只是因为黑人比他们穷；他们讨厌犹太人，常常只是嫉妒犹太人比他们更有成就。在美国，年轻的一代和老一代明显不同，在老一代的美国人里，我遇到过好几个很好心的白人老头儿让我别理黑人，说他们很坏。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那里，你会感觉到60年代民权法案以后美国教育的效果，至少，我问过我的每一个白人美国朋友，你们对于黑人是怎么看的？你们对于犹太人又有什么看法？迈克和比尔的回答最为简洁，几乎是各种回答的概括和总结：我不以肤色和种族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华裔移民中，对于这个问题就很少有这样的理性思维。

每个民族给美国带来了他们长处，也给美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缺点。以我们熟悉的华裔来说，在学校里华裔优等生的比例远远大于他们在美国的人口比例。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百分之四十的一年级新生是亚裔学生，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在美国，这一点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他们的缺点有时只有华人自己才心里明白，一般美国人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在美国，任何一个售报机，都是一个铁合子。所有的报纸都在里面。放一个硬币就可以全部打开，取一张之后再把它关上。我第一次买报的时候，塞进硬币，一拉开盖子，发现所有的报纸都在我面前，吓了一跳。根据我在中国的经验，我想，这样的设计怎么行，这不是三下两下就拿光了吗？但是，这是根据美国的国情设计的，美国人不会扔一个硬币，却拿两份报纸。但是，我很快发现了例外，中国人聚居地的中国饭店，中国商店门口，就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售报机，一个硬币只拿得出一张报纸。

在美国的华人报纸上，多次有人从美国各地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报纸问题”引发议论，其中一个华人讲述了在半小时里，他如何活生生地眼看着同胞们“免费”取光了一大堆报纸。这个简单问题的外延扩大，就是出现一些华人社会特有的现象。比如，很多中国饭店拒收华人的支票。有一个华人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对很多中国饭店不收支票很不理解，在询问中，老板告诉他：老实说，“美国人”的支票我们是接受的。他更百思不得其解，如何会出现这种华人歧视华人的“种族歧视”。直到有一天想卖掉自己的计算机，从一个中国留学生手里收到了800多美元的假支票，这才“恍然大悟”。

在美国，不仅对于禁止种族歧视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甚至还有“平权法案”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如果这样的情况是发生在一般的美国饭店，早就让顾客告上法庭，罚款罚出老本来了，因为这是违法的。但是在华人社会，被拒收支票的，也就是摇摇头，算了。这里流行的是中国人的概念，先是想想老板也是没办法，再想想把华人的脸丢到美国的法庭上，大家都不光彩。实在看不过，也就是在中文报纸上呼吁大家“自重”。在美国，各个种族都有象“华人社会”这样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之外的美国人，根本不清楚那里面除了不同于英语的种种语言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特殊概念和规则。前不久，还有一个东南亚来的苗族移民的后裔，一个美国籍的苗族小女孩，控告她的父亲性虐待。她父亲居然在纽约的法庭上，信誓旦旦地说是要当众依苗家的风俗杀鸡喝鸡血以证明自己无罪。结果，当陪审团依然判他有罪之后，据说是引起纽约的苗族社区震惊，他们说这种事情哪有告上法庭的，以前这样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内部解决”的。这么一说，倒是轮到美国社会“震惊”了。

实际上，各个种族的移民都给美国带来了自己的贡献和问题，贡献有时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占美国人口约百分之十二的黑人，通常被认为是相对比较贫穷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甚至有许多人口比例远小于他们的少数民族，都看不起他们。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爵士乐，摇滚乐以及他们的舞蹈，体育才能，长久以来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美国文化，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娱乐的范围。只有到了这里，你才会体会到，这些音乐和舞蹈有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它几乎完全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面貌，你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整个美国的精神面貌。没有非洲文化，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文化。在今天，已经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不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这应该说是美国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移民在各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美国强大和继续保持强大的必要前提。

但是，移民的问题有时也是非常严重的。例如，复杂的移民使美国的犯罪问题，尤其是集团犯罪问题复杂化。不论哪个国家的人，都会为自己的“游子”在美国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比如哪一个有了杰出贡献，哪一个又得了诺贝尔奖，谈起来如数家珍，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一般人都很少想到另外一面。尤其是大家在指责美国的犯罪率的时候，都很少考虑美国汹涌澎湃的移民背景，因为自己没有在美国这样的大流动背景中生活的经验，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同胞在这些问题中会扮演什么大角色。比如亚洲国家的民众，很少有人会想到，亚裔帮派已经在美国成为后起之秀，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亚洲帮派列为仅次于意大利黑手党的第二优先打击对象。他们来到美国，就成了美国的犯罪问题的一部分。尽管，许多犯罪的帮派成员事实上仍然拿着自己母国的护照，根本不是美国公民，甚至还不是美国的合法居民。移民问题的两极，使得赞成继续大门敞开和要求减少移民的两派，在美国永远争不出个你对我错来。

来这里以前，我们对美国是世界各民族的大熔炉之类的说法也是耳熟得很，可是，从来没有设身处地想过，在这么一个大熔炉里头，可是怎么个活法？到了这里，有的美国人说，这不是“大熔炉”，这是一个“蔬菜色拉锅”，在里头搅拌了半天，青菜还是青菜，萝卜还是萝卜。不管是“大熔炉”也好，是“蔬菜色拉锅”也好，真的置身其中，那种怪怪的感觉真不由你不时时感叹不已。我们常常迷惑不解：天天有成千上万计的合法及非法移民入境的美国，它是如何做到，让全世界各国移民所造成的无序归成有序的呢？

仅仅在1994年，就有五十万合法移民加入美国国籍，有五万四千名外国人因种种原因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移民局逮捕了一百一十万人，进行了四万六千件刑事调查，驱逐了四万四千非法移民。移民局认为他们取得证据有权监禁的非法移民达五十万人，（实际因拘留所床位不够只拘留了六分之一），还有不计其数的非法移民避开了移民局的视线，用各种方式悄然溜过国境，消失在本来就由各种肤色，眼色，发色组成，操着各种语言的“美国人”之中。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报告，在去年的人口调查中发现，美国每十一个人中就有一名是出生在外国的第一代移民。

你信中好几次向我们介绍国内“民工潮”的兴起和因此带来的种种问题，我想，这对于你理解美国的“移民潮”可能有点帮助。而后者，已经日日不断，潮潮不息地进行了近五百年。

刚来美国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洗衣机，因此，常去投币洗衣铺洗衣服。那里黑人很多。我们经常一边等着，一边欣赏黑人儿童特殊的发形，十分感慨。你知道，最早的非洲移民被作为奴隶贩卖到美洲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那本名为“根”的小说也早已举世闻名。我和一个有着典型非洲姓名的黑人聊过，他就是奴隶的后代，他告诉我，对于绝大多数的奴隶后代来说，寻根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完全可以想像，十几代一过，他们早早地就成了美国人。但是，我又要说到他们的发形。虽然一定有变化，但是，可以断言这是他们非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这里，只有他们有这样的发形。那样奇特多姿，富有想象力。这只是文化耐力的一个小小例证。

最叫我吃惊的是，在今天交通发达，完全不存在穷乡僻壤的美国，居然还有一种称为“阿米绪”的移民，他们说一种类似德语的语言，完全拒绝现代生活，使用传统农具，一代一代在美国过着十八世纪的“欧洲乡村生活”。

我想说的是，各国的移民所保持的不仅是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见解以及政治偏见，宗教信仰乃至宗教狂热，一些新移民甚至保持着他们的母国，或者说前祖国，的遗爱或宿怨。这一切，当然给移民本身，尤其是新移民带来巨大的困惑。

就华裔移民来说，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针锋相对地讨论过有关的种种命题。从要不要再让下一代学中文，直到移民如何定位和文化认同，甚至爱国是爱哪一国等等（华裔美国人除了爱中国还是爱美国这样的问题，还有两岸三地此类复杂情况）。不论是哪一种观点，都表达了移民的心理失衡。即使是反对子女学中文的，也绝不是连“多一种外语就多一种谋生技能”这样的简单道理都不明白，更不必上纲上线到是否爱国的高度，这只不过反映了作者痛感于第一代移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地位。

移民们的各自母国，常常热情地发出呼唤，呼吁他们“离乡不离土”，“把根留下”，一个国家，能够念念不忘它的“游子”，当然令人感动。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游”得很远，以至于加入了新的居住地国籍的移民们，面对母国的频频呼唤，同时又面临走进陌生新大陆的诸多困难，往往前顾后盼，徒生烦恼，总是要莫名其妙地问出“我是谁”的问题来。移民们发泄他们的困惑是很自然的，但是，很少有人写文章谈一谈：什么是美国的困惑？

记得在中国时，看过一个叫“鹰冠庄园”的美国电视连续剧，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一个美国女孩子和一个新移民恋爱了，一切顺顺当当之际，那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小伙子却神情激动地宣称，他的母国发生了某一变化，他要舍弃一切回去参加自己民族的一场革命。

这不仅仅是那个正在恋爱中的美国女孩子的困惑，这也是美国的困惑。他的居民乃至于公民是如此的“国际化”，你吃不准他们什么时候属于你，什么时候又突然不属于你。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奇异和最纷杂的思想，最聪明和最零乱的思路，最清楚和最不可理愈的逻辑，最惊人和最怪诞的行为……，这一切原本应属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可是有一天他进入了你的国境，成了你的一员，他所附带的一切你就不能拒绝。全世界的问题都成了你的问题，全世界的麻烦也成了你的麻烦。

如果那些移民在想为自己母国有所行动的时候，都象那个小伙子一样回去“闹革命”倒也罢了。事实上，他们常常就地行动。所以美国常常发生些令人费解的故事。例如去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对这个国家和政府持有两种不同政见的人，就在纽约街头发生冲突。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是美国合法居民，甚至有一些已是美国公民。但是，这并不影响双方在美国的国土上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庆问题发生冲突，以至需要美国的警察出来维持秩序。

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却先给你写了那么一大段题外话，正是想让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你，能够理解我前面说的那句话：美国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如果隐去这个大背景，我就可能讲不清我的美国故事。

好了，今天就先写到这儿，下封信开始，我试试看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写写什么是美国的自由。

祝 好！

林达

第二封信

卢兄：你好！

我尚在犹豫如何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你的回信已经来了，说是很有兴趣看我写下去，我试试看吧。

美国的自由不身临其境是很难想象的。我一旦动手写，就发现，要写美国的“自由”，好象必须从它的“不自由”写起。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都认为，美国既然是以“自由”而出名的地方，那就是行为可以非常放任，没有什么约束。我差不多也是带着这样的概念踏进这个国家的。但是，才住了没几天，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的一个好朋友被拘留了。前一天正好是周末，那个年轻人和他的朋友在自己家的河里划船，钓鱼。但是，他们越出了自己的地界，由水路进入了公园的范围。结果被警察发现，宣告他们违反了当地的两条法规，我只记得其中一条是没有事先取得在公园钓鱼的许可证。总之，两条“罪名”在我当时看起来都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在美国，按当地法律完全符合拘留条件，（当然，拘留是有时限的），这样的违法行为不是很严重，可以交保候审，但是，规定的保释金不低，所以，那小伙子最终还是选择坐在拘留所里候审。初到美国，这件事确实使我感到很意外。

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么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么人向警察求情或是陪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贿络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的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制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除了联邦法律之外，各个州，市，县，镇，都有它们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相当严格的。

我是从一个以“酒文化”自豪的国家出来的，一开始感到反差特别大的，就是有关“酒”的法律。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州法律，都不允许卖酒给21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纽约市都是如此。由于执法很严，所以，即使是中年人去买酒，都会被要求出示驾驶执照，因为那上面有出生日期，可以确定年龄。如果让警察看到一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从你手上买到了一罐啤酒，你肯定得去法庭。我们的一个朋友在餐馆打工时，就是因为一时疏忽，没有查看驾驶执照，就卖了一瓶啤酒给一个看上去很“老相”的年轻人，被传到法庭，判罚了500美元的罚款。最近，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已经立法规定18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能买烟。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就没有21岁以下的年轻人喝酒。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是最有逆反心理，也是最想做一点“违禁”的事情的，这种情况全世界都一样。但是在美国，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不能毫无顾虑，万一给警察抓住，也只好认罚。每年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警察总能抓住一批这样的年轻人。今年夏天，我们就在电视里看到一些这样的年轻人，交了不低的罚款之后，十分沮丧地步出法庭。

另外，商店在周一到周六，晚上十一点以后不准卖酒，星期天商店整天不准卖酒。这里也是每周休息两天。人的活动显得相当有规律，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是放松玩的时候，到了星期天晚上交通流量急剧减少。也许，当初立这条法，也是让大家在这一天收收心，好好休息，准备迎接下一周的工作吧。我住的这个州，直到去年刚刚修改这条法律，允许有卖酒许可证的饭店在星期天卖酒，其它零售店依然不行。

同时，法律规定，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你不会看到美国人在工作的地方午餐时喝啤酒，因为午餐时间也在工作时间之内。很多州的法律也不允许在公共场所喝酒，因此，在公园里野餐，你只能带些不含酒精的饮料。甚至在大街上你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都是违法的，不管里面是空的，满的，还是装了半瓶酒的。同样，在汽车上，在驾驶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有一个打开过的酒瓶，也是同样违法的，哪怕这只是一只空酒瓶。由于执法很严，一般人都很小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美国朋友要搬到其他的州去，大家在一起聚会送他。有一个女孩子送了他一瓶好酒，他当场打开让大家尝尝。分手已经近半夜了，他拿着那剩下的半瓶酒上了车，但是马上就跳了下来，把那半瓶酒放进车后的行李箱，对我们笑笑说，“我可不想惹麻烦。”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一个对酒管制最严的国家。也许，这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国宗教迫害逃出来的清教徒，他们比天主教徒更重视对于“十诫”和其他宗教诫律的实行，更重视“修身养性”。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完全禁酒的时期。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禁酒已经不可能做到，绝对禁酒的法律反而给酿私酒和走私酒的人造成暴富的机会。因此，才逐步有所放开。但是相比之下，依然是管制严格的。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公路和汽车的发展，人们移动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美国法律对于酒的严格管理，确实有效地减少了由于酗酒而产生的车祸。

当然并不是仅仅与酒有关的，才有那么多“法”。美国法律的触角几乎伸到每一个角落。去年我们去凤凰城，住在一个老朋友那里，他们也是来自中国。到了这里，就遇到在中国从来也没有过的新问题。问题来自他们读小学的女儿，在中国时，她和所有的双职工子女一样，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放学了自己回家做作业。在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由于孩子不懂事而导致的危险。离开学校以后，家长自己不能照顾的话，必须托给别人照顾。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各类托儿所，念中学的女孩子利用假期替别人照看孩子，也是她们“打工”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朋友当时经济上尚不宽裕，更由于习惯了中国的做法，觉得付这笔托儿费“够冤的”。于是，决定冒险“违法”。天天孩子放学，走到家门口就会非常小心地四处张望，然后一溜而入。接着，这孩子遵照父母的关照，不开门，不接电话，唯恐被人发现孩子是一个人在家。因为如果被人发现了，美国人完全有可能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好心去报警。这么一来，孩子将会被带到专门的福利机构，暂时被政府收养。不通过吃力的司法程序，你很难把孩子要回来。孩子12岁之前，他们会一直都为此感到担心。

今年就发生过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的婴儿被政府收走的情况。婴儿的母亲出差，父亲临晨被孩子吵醒，在换尿布冲洗孩子时，两次失手使孩子从手中落入浴缸。此后，孩子一直啼哭。这位父亲到下午三点，看到孩子依然哭闹，怕他有伤就带他去了医院。医院发现孩子有骨折等问题，了解整个过程之后，马上就去报警了。孩子治疗之后就由政府暂时收养，理由是他受到了虐待。孩子的父母除了失去孩子，还可能面临“虐待罪”的起诉。他们不仅赢得周围同胞的同情，连美国的中文报纸上都报导了华人对此感到的愤愤不平。说是他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怎么可能“虐待”。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不考虑动机，只察看行为和后果的。它自有它的“法律逻辑”：一个婴儿被摔了两次，却长达近十小时不能得到检查和医治，美国法律认为，这种情况只能够叫做“被虐待”。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看到一般华裔的观点和美国法律的差异。华裔同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这一对“不幸的父母”身上，觉得他们孩子已经被带走了，居然还要面临一场官司，确实不幸之极。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在孩子一边。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还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当然要站在孩子这一边。

有许许多多我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里都是“违法”的。比如，孩子哭闹，家长上去给一巴掌的话，是违法的；在公共场所发生争执拉拉扯扯的话，也是违法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周围看到的人很可能马上就去报警。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来了那么些年，居然一次也没有在公共场所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当老板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试，雇主问你的年龄，是违法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残疾，是违法的；问你的婚姻状况，是违法的；问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况，是违法的；问你有没有孩子，是违法的；问你是否被逮捕过，是违法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进一个工作单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总是有年龄，籍贯，性别，民族，本人成份，家庭成份，何时入团，何时入党，何年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等等条款，如果，在美国一个雇主给你递上这么一张表格，你拿着就可以对他说“咱们法庭上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首先是源于1964年的民权法。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都在那里骚动不安的年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它还使得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的。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浮到了表层上，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等，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权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64年的民权法中有关雇主的规定，涵盖了所有2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该法禁止因雇员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以及他的移民背景（母国），而在雇用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歧视。因此，如果雇主问了这些问题的话，他拒绝雇你的真正原因就有可能是“移民歧视”，“种族歧视”，担心妇女有孩子要影响工作……等等，而以这些原因剥夺一个人工作的权利，都是违法的。所以，干脆法律规定，这些问题都不准问。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又规定了不得对年龄40岁以上的公民在雇用上歧视，从此，雇主就连年龄也不能打听了。

到了1972年，美国又制定了着名的“平权法案”，更规定了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超过1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必须在招工，技术培训，升迁等机会上，给弱势群体一定的比例。否则，是违法的。顺便提一下，平权法案还扩展到大学招生。例如，美国的大学招生，是没有体检这一关的，有残疾的年轻人在平权法案的保护下，比一般的年轻人更容易入学。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考大学时，就有一个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考得非常好，却因为一只手有一点残疾而落选，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却无法忘却发录取通知那天他的目光。这真是很不公平，华罗庚还脚有残疾呢，凭什么他就不能上学。执行这个法案也产生许多问题，这我想以后再向你介绍。

1990年，美国又通过了能力缺陷法，不仅涵盖了有身体和智力缺陷的人，还涵盖了有传染病的人。雇主不仅被要求不准歧视，必须提供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还被要求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设备。例如助听器，助读器，等等。比如说，一名雇员被查出有爱滋病病毒，只要他的病尚不影响工作，雇主不得解雇他，还必须为他提供必要的防止传染的条件。否则，是违法的。

1991年，美国再一次制定新的民权法案。把雇主和雇员在发生民权官司时，提供证据的负担重新放到雇主一边。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雇员告雇主性别歧视，那么，法庭当然需要证据。证据是有两方面的，一是雇员拿出受到歧视的证据，二是雇主拿出没有歧视雇员的证据。如果，法律规定证据的负担是在雇员一方，那么，雇员如果拿不出受到歧视的充足证据，就判雇主无罪。但是，如果法律规定证据的负担是在雇主一方，那么，雇员不必提供充分证据，而是雇主必须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歧视雇员，只要雇主拿不出这样的证据，那么，法庭就可以认定你是有歧视行为的。当然，证据的负担在哪一方面，就对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

80年代，最高法院在判这一类案子的时候，比较倾向于保护雇主的利益，证据的负担也要求在雇员一边。91年的民权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纠正这一倾向。最利害的一招，是该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如果雇员由于其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等原因受到歧视的话，可以向雇主提出精神伤害的惩罚性赔款。后来，就发生过一个保险公司的全体女职员联合起来，告老板在升迁问题上性别歧视的，胜诉之后赔偿金额几乎是天文数字。前几天，又有一个体重300多磅的汽车零件公司管理人员，被解雇后告老板体重歧视的，也在胜诉后得到高金额的赔偿。由于执法很严，因此，在美国当上老板之后似乎也并不“自由”。

在中国的时候，人们都对美国的“性开放”，“性自由”留有深刻印象。但是，对美国的另一面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想向你介绍美国的一些有关“性骚扰”的规定。禁止性骚扰也是民权法的内容之一。如果你进入一个美国公司工作，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工作场所都有一些严格的行为规范。你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一种非常严重的“骚扰行动”，才会被称为“性骚扰”，实际上，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好象并不是如此。我曾经看过一个大公司的规章制度，厚厚一大本，其中就有按民权法所制定的禁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很多规定。比如说，不允许在工作场所张贴裸体照片。美国人是非常习惯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放一些私人照片和装饰的，一般的办公室，其主人都会放各种放大的家庭照片，还有各种自己喜欢的装饰画和照片，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如果放一张裸体照，就属于“性骚扰”的范围。这条规定甚至严格到如果你在自己更衣箱内侧贴裸体照，都在被禁止范围。又比如，在工作场所说脏话也属于“性骚扰”范围，哪怕是顺口溜出来的也不行。对于开玩笑也有明确的界限，规章制度认定，不同的性别对于一个玩笑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对于一个“玩笑”是否属于“性骚扰”，它的确定，以听这个“玩笑”一方的感受为标准。也就是说，你在开一个玩笑的时候，不论你自己认为是多么“无所谓”，只要听这个玩笑的人认为听了不舒服，认为你是在“性骚扰”，就可以确认你是“性骚扰”。

对于管理人员要求就特别严格，如果和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人员约会谈恋爱的话，公司规定其中一方必须调往另一部门工作，并且明文警告，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影响管理人员的前程。同时，制度中还有对发生了“性骚扰”的情况之后，被“骚扰”者如何向上投诉的指示，指定向一定的部门和负责人提出告诉。接受告诉者有责任代为保密，并在规定的天数内必须给出调查和处理的答复。但是，如果已经告上法庭的话，公司不再有代为保密的责任。

我的一个朋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操作，她告诉过我发生在她这个车间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女工们纷纷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员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后，他就为那个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事后，那名管理员被主管找去谈话，他已被控“性骚扰”。他当然为自己声辩，主管就拿出公司规定给他看，在规定上，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肢体“不接触”。因为，“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距离拉开，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美国人，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约，地方法律的改变，往往需要经过当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要由立法来决定。比如说，是否可以发行彩票。我们刚到这个州的时候，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之后，州长提出议案，以发行彩票集资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强烈的反对，经过大量的宣传和反宣传。老百姓两边意见都听了一年多，最后，公民投票通过，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州修改法律，这才开始发行彩票，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

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当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几年前，我们和一个从芝加哥来的北京朋友聊天，他谈到有些华人老板在这里颇为抠门，有时工人加班都不给加班费。这时，他那个到美国学校接受教育才两三年，只有12岁的女儿在一旁听了之后，马上本能地用英语大叫：这是非法的！我们听了反而愣住了。

很快，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思路。记得那次从大峡谷回来，我兴高采烈地和一大帮美国人一起谈我的大峡谷之行。他们也兴冲冲地和我开玩笑：这么深的峡谷，不干点什么多可惜呀！你就没往下扔个可乐罐吗？我脱口而出：那是非法的！大家更高兴了，因为他们发现我也终于开始习惯用这样的字眼了。看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问了，闹了半天美国居然是这么“不自由”，那么美国的“自由”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凭什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呢？

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扞卫自己的自由。

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跟你玩命不可。所以，我们看到，凡是有关公民权利的案例，也就是那些牵涉到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的案例，他们非常较真，经常一个小人物的案子就会引起全国性的辩论，甚至惊动最高法院。

所以，看来我要谈到美国自由的话，必须介绍美国人拥有一些什么权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介绍一下美国自由的守护神－权利法案了。这些法案对于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读过这些法案，当时这些法案已经和美国的一些其它重要历史文件一起，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只是一些写在纸上有关权利的简单条文，似乎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来到美国之后，最大的不同，就是看到了这些毫无生气的条文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的如何“活”起来。说真的，看着这些条文活起来，真是非常有趣。我想和你聊的，就是那些“活”的条文。

要谈到着名的权利法案，我必须提一提这个国家的建立过程，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是非常特别的。你知道美国在建国之前有很长的殖民地历史，当时它的大部分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这里的人越来越不满于英国对于美洲殖民地的政策，首当其冲的是其税收政策和限制美洲殖民地的自治，同时，引起极大民愤的，是英国立法不允许美洲的老百姓有集会自由，并且允许当地驻军占用民房，使人民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结果冲突频起。每当发生冲突，他们面对的总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的镇压，所以他们深感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奕。

想想是很有意思，最终引发的那场称之为“独立战争”的战争，实际上并不同于此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没有此类战争通常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当时的美洲大陆上，大多数居民来自英国，而且还有不少人的移民历史不长，他们不仅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还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他们偏偏是想要从英皇那里独立出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战争，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官逼民反，要求地方独立自治的国内战争。事实上，当时确有许多美洲的英皇保皇派站到了英国军队一边，使这场战争内战的色彩更为浓厚。

我说这个国家的建立很特别，是因为我发现如果严格追究的话，你都无法确定这个国家到底算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现在美国人庆祝国庆是在每年的7月4日，这是美国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美国的建国就是从那一年算起的。但是，这个时候，为时8年企图脱离英国统治的“美国革命”刚刚开始一年，美国只是宣布了它决心独立这样一个目标，离开真正的独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当时的美国根本还没有象其它的国家那样，在成立的时候拥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象象样样的政府，也没有总统，没有宪法，没有很多作为一个国家似乎必须有的东西，它的建国者甚至还没有把美国的江山打下来。

独立宣言是由所谓的“大陆议会”发布的。这个“议会”，只是当时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各个地区的代表，暂时凑在一起的一个“会议”而已。这个“大陆议会”算不上是政府，它的第一次会议也不是“独立宣言”发表那年。1774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的两年之前，它已经开过一次会，决定“造反”了。只是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反”的，还只是“反”英皇的不合理法令，目标并不是独立，而只是争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两年之后，他们再次开会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段和英皇驻军的战争，此时他们一致认为，不摆脱英皇的统治，他们不可能自由。这才产生了独立的念头，有了“独立宣言”。因此，严格地说，这时，美国的建国者只是宣称要“独立”，天下却还远远没有打下来。

也许，在当时美国人的概念中，他们已经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了。在他们看来，总统不是什么必要条件，中央政府也不是什么必要条件，他们有关自由独立的美国的理想，才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当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理想的这一天起，美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他们毕竟曾经是英皇的子民，独立实际上就是颠覆英皇派驻在美洲殖民地的合法总督政府。在哪国的历史上，造反都不新鲜，中国也有的是农民起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这种情况多的是。可是，美国的建国者好象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都不同，他们要的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

因此，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很有意思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在打下江山之后必定要坐江山的合理性。他们似乎没有看出“打江山”和“坐江山”之间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那么，什么是成立政府的“合理性”呢？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政府的正当权利，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美国的建国者通过这个宣言明确表示，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才组织起来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有权力改变和废除它。”

这一切都发生在打下江山之前，事实上，此后还经历了七年的“独立战争”。直到1783年，他们才打胜了这场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名义而举行的战争。英国终于签字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但是，独立之后的美国人民就保证能够得到自由了吗？我想这肯定不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所有试图推翻旧政权的力量，都拥有过一个对老百姓来说是绝对动听的口号。道理很简单，仗是要老百姓一起打的，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草莽力量都无法和一个现成的政府抗衡。当胜利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得胜的将领胸中回荡着一股豪壮之气的时候，当初的动听宣言后面，往往就悄悄地爬上了一个问号。独立战争取胜的时候，对于胜利的将领们，应该是顺势把大权一下子揽过来的最佳时刻，因为此刻的人民心中正充满了对他们英雄的崇敬，尤其是对华盛顿这样一个军队统帅。但是，这个英雄和统帅，以及所有的美国独立的功臣们，居然象他们士兵们一样，仗一打完就一哄而散，统统回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被“撇下”的美国还是没有一个象象样样的政府。这事儿摊在哪个国家头上似乎都无法想象，你说这美国的建国是不是很特别？

和华盛顿有过同样功绩的世界各国伟人们，不知是否能够理解华盛顿和他的伙伴们。我至少一度怀疑他们的“反常”举止，是因为他们是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的缘故，没有领袖的“气质和魄力”。因为我老是很奇怪地在美国园林史里看到华盛顿的身影。华盛顿酷爱田园生活，所有介绍美国园林史的书籍，都要提到他和他这一辈人对美国园林的影响。在独立战争中，他还念念不忘写信回家，对庄园的种植进行安排，并且从英国邮购各种植物的种子。战争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他的庄园，忙在他的土地上，致力于改良品种，终日与牛马为伍，尽情享受着归隐田园的乐趣。以至于在1783年英国承认他们独立之后，美国似乎还是没有“建国”。依然没有总统，没有统一的税收，没有一个政府应该有的许多东西，一点不象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

所以，当这批最初的建国者打下江山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好象就跟他们手下的士兵一样，松下一口气，说：这下好歹摆脱那该死的中央政府，可以自由了。所以，独立后的美国非常松散，他们甚至把这个应该是国家的东西叫做“友好联盟”。各州纷纷通过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在这些州宪法里，很多都包含了今天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即以法律的名义保护个人的自由。独立第二年，当时的“大陆国会”还通过了一个文件，以确认各州可以保持他们的“主权，自由和独立”。不管这事情看上去是多么荒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国的建国者确是一批真正热爱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作为，尤其是他们在得到这个国家之后的作为，为美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奠定了基础，为美国人和千千万万个即将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的自由，奠定了基础。

此后，几年的实践证明：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此薄弱的政府体系实在挑不起类似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边疆之类的重担。于是，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在独立战争结束4年之后，1787年，美国的各州代表才被迫重新聚集在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以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美国联邦政府。

但是，这些建国者们似乎对英国政府统治下的前车之鉴尚且记忆犹新，而且深痛恶绝。对于“中央政府”这个玩意儿依然疑虑重重，他们生怕逃出虎穴又落入狼口，生怕美国人民重新丧失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也许你会说，这回该是轮到他们自己建立政府了，只要他们自己下定决心“施仁政”，不就得了，有什么可犯难的。但是，他们似乎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认为，国家机器自有它自己运转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它就会成千上百年地运转下去。万一走上歧途，小小百姓根本很难与之匹敌。

他们从与英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么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临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

美国的建国者依然面对他们原来的问题：如何虎口余生－如何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给它一口吃掉？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么，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

鉴于上述思路，他们在起草美国的宪法的时候，也就是在确立一个政府框架，制造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决定同时制定一些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条款，作为整个宪法的一部分。这就是着名的“权利法案”。在确定宪法的过程中，有两种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派的意见是这些保障人民自由的条款，必须与宪法的其它条款一起通过；另一派则希望政府能够早日进入工作状态，他们的意见认为，先通过宪法把政府建立起来，然后再讨论权利法案的条款，把它作为宪法修正案加上去。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他们都确认权利法案的重要性，分歧只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权利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从此由宪法所支撑的美国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的结构。政府和人民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个运转结构也是美国稳定的原因之一：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它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发生大滑坡；同时，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以及宣泄情绪的出口，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从而产生爆发性的破坏力。美国的政府结构也是很有意思的，以后有时间再聊。到1789年，美国的宪法前一部分才被通过。也就是说，美国打赢独立战争的6年之后，美国人法定的建国日13年之后，美国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才刚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这个时候，美国大概可以说正式建立起来了。正是这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人攻下了巴士底狱。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把法国革命看做是平等自由的先驱。而在当时人们不屑一顾的蛮荒之地美洲大陆，一个民主的制度，一个自由的国家已经在非常理性的思考下悄悄建立起来了。即使我们在今天以挑剔的眼光，审视这份200年来一个字都没有被修改过的美国宪法，都会被它所表现的人类智慧和理性所折服。

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是在1791年依法被大部分州通过之后，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的。

以上我所谈到的历史部分，你可以轻易地从美国的中学课本中找到，宪法教育是他们中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看到过一本中学课本，一张卡通画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前辈的思考：画上的一个人拿着一份宪法草案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国家政府！'一个惊叹号，另一个人则激动地争辩：“你这文件上没有列出我们的权利！！！”三个惊叹号。画得十分生动。

美国的自由就是这么开始的。但是，我会在后面向你介绍，美国人追求自由的过程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而且，这并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今天写得够长的了，下回再接着写吧。

盼来信！

林达

第三封信

卢兄：你好！

谢谢你的来信。你说正在等我的“下回分解”，才发现自己一停笔已经不少日子了，真是抱歉。

昨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了市中心的“人权节”，很是有趣。在这里，每个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节日，一般都安排在气候最舒服的季节。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日休闲去处；另一方面，这些节日的主办单位也可以有一笔收入。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也有这样的节日。这种节日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和名称，例如，苹果节（庆祝苹果收获），樱花节（在大片盛开的樱花树下赏花），等等。主要形式都差不多，最多的总是小吃摊，然后，就是卖各种小商品，小工艺品的。正中总是有搭建的临时舞台，鼓乐歌舞不断，十分热闹。有时还有化妆游行。整个安排，比如在市中心划出一块禁车区，附近的交通管制，警察维持治安等等，都是由当地政府协助完成的。

“人权节”的名称听上去严肃了点儿，但是整个形式和其它节日差不多，有的是好吃好玩和好看的。你猜猜这一天该着谁最不高兴？是开饭馆的。以为大家都在小吃摊上吃饱了，顾不上再照顾饭馆的生意了。

整个气氛确实就象过节，唯一不同的是，在“人权节”上，最好的中心地段只有非盈利组织才能在里面设摊。任何一个地方，呼吁人权的呼声最高的，往往总是处于少数，处于劣势，处于被动地位的人和团体。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一天，是这些组织特别高兴的时刻，他们拉起横幅，放上宣传画，卖他们自己出版的报纸，散发宣传品，等等。他们的观点，宗旨，目标包罗万象，什么样的都有。从保护环境，保护宠物，到共产党，托洛斯基派，民兵组织……，应有尽有。他们之间的观点有很多是互相冲突的，甚至是誓不两立的。但是，在这里，在春天暖暖的阳光下，他们比邻设摊，友好相处，绝对没有剑拔努张，一争高下的景象。他们都积极地向过往行人阐述，或者说兜售自己的观点，以赢得听众。“言论摊”在这里就象小吃摊一样在争取人们的光顾。

说真的，这些人挺吃力的。你想想，在一个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有人说的地方，你要想脱颖而出，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可不就是怪难的吗？

我们逛了一大圈之后，来到中心广场。小小的广场安排得十分紧凑，台上的摇滚乐正在兴头上。一个大概是跟儿童有什么关系的组织，派出了两名女士正在给小朋友的脸上画各种好看的图案。不知哪个组织提供了好几罐彩笔。让大家在广场的水泥地上，随心所欲地涂抹写画自己的想象和理想。我们在托洛斯基派的摊位上买了一本他的自传，还在共产党的摊位上看到了久违的毛泽东戴着军帽的大幅画像，看到了“文化革命”出版的小册子。我翻了翻，“红卫兵文艺小分队”在里面摆着很革命的姿势，“赤脚医生”正背着药箱在向我微笑。

我们恰巧认识这个摊位上的一个小伙子，他叫杉尼加。他剃着一个“朋克”头，头发染了一点绿色，头颈里挂着一条粗粗的铁链条作装饰，牛仔裤破得很时髦。他的兄弟是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他也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们的头儿是一个马克思家乡来的德国人。据说他们每周开一次会研究革命大业，总是通霄达旦，以至他第二天总是不能再上班。为此他甚至几次丢了工作，依然为理想在所不惜。杉尼加实际上是个十分腼腆，和善的小伙子，只有19岁。他对中国发生的“文化革命”的了解，只限于当时中国向海外发行的宣传品的范围。其实，他在诸多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以后，已经听到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文革故事”，但是他宁可相信那些30年前的宣传品，也不愿意让留学生们那些扫兴的故事，搅了他19岁的乌托邦好梦。看到他，使我们又想起前年我们去旧金山时，一个朋友讲到她遇到的“美国红卫兵”。

这位朋友在旧金山的“中国城”也遇到一个美国人积极向她宣传“文化革命”。她想，你这家伙在美国吃饱喝足，昏了头对中国来的人奢谈什么“文革”。当初，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机会向中国的“文革宣传者”喝它一声，这回可不想错过机会，就用英语对他大叫了一声“闭嘴”。我们一群听了都哄堂大笑，觉得颇为痛快。尽管，这个朋友和我们大家都知道，谁也无法让他真的“闭嘴”，因为他有言论自由，这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那就是我上封信中所提到的“权利法案”。它的第一条就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一般认为，在整个宪法修正案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有了这一条，说什么都可以，嘴是挺痛快的，可耳朵就不一定舒坦。因为你时时有可能听到你不喜欢的，讨厌的，甚至极其憎恶的言论，但是，也同样因为有了这一条，谁也无法真的让别人闭嘴了。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简称“不得立法”条款，是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灵魂，称之为字字千金也毫不过分。我以后会慢慢给你解释这一条的深刻含义。你一定记得，我们尽管只是普通人，在一起的时候，倒也琢磨过民主自由的含义，甚至还琢磨过为什么必须有言论自由。我们谈到过，在大众语言中，民主自由总是象四字成语一样连在一起，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凑巧因为同是被人们追求的目标，才被许多人一糊涂而误以为是一回事。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专制体制都不失时机地利用过人们的这种糊涂。其实中国人倒是应该很能理解辨别其中的差异，甚至明白它们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冲突的。只需这么一想马上就清楚了：“文化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一来，那些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别说是自由，还会有活路吗？

我们想过，也许，正是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任何人以“民主”的借口扼杀思想扼杀真理，或者干脆谋杀了那个口吐真言的倒霉蛋。所以，才必须有言论自由。我们当时还谈到，言论所表达的思想，是最丰富最无从把握的，其发展是与人类共存亡的。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如果把这个问题用通俗化的简单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直到我踏到美国的土地上，我还以为，美国人把言论自由看做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解：正是为了保护在任何时间空间里有可能存在的“潜在真理”，所以，才不给任何人以绝对真理自居，并且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力，或者象我们以前熟悉的说法，真理越辩越明。

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人心中的言论自由，与真理不真理根本不沾边。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关键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

其实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那么，美国的权利法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它的特点就是规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剥夺这种自由。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权利的理解与我们当初的理解大相径庭。

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

但是，这么说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回答你的好奇，你提出的大问题还在这里：到底是怎么个自由法呢？

当然，在来美国之前，我们就知道这里有言论自由这么回事。然而，真正看到这里五花八门的言论，还是发现自己以前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很多中国人能够想象得出的最大的自由，大概就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之前，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里所作的形容和定义：“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我们还远非精英之类，对于言论自由的想象力到此为止也已经够可以的了。

那么，在美国，言论自由是什么呢？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么，写什么，只要不真干，都无人干涉。真干的话，必须受法律约束，合法的行，非法的不行。因此，基于美国复杂的移民背景，你在这里不仅永远可以听到不同声音，而且，可以听到超出你想象的千奇百怪的无数种不同声音，包括滥用言论自由者发出的不和谐音。

这非举点例子不可。

你比较熟悉的美国运用言论自由的例子，是当年的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是基督教黑人教堂的一个牧师，他充分利用了宪法中“言论自由”的条款，坚持非暴力，他发动的呼吁人权的走向华盛顿和平大游行，吸引了包括许多白人在内的二十五万人，成功地使六十年代黑人争取人权的运动达到了目的。由于他被一个白人的种族主义分子所暗杀后，毛泽东曾经发过唁电，因此，一般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虽然在中国对他有深入了解的人并不多。他和这一段历史在美国的公共电视台经常播放，他的生日被定为国定假日，在电视上你可以无数次地看到他的着名演说：“我有一个梦……”。这是很典型的运用言论自由的正面事例。

可想而之，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日益声势浩大的民众动荡也伤透脑筋，但是，他们却只能对整个运动的领袖听之任之。因为，马丁·路德·金是合法的。枪杀他的詹姆斯·厄尔·雷是一个白人的极端分子，这一行动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如果只是象其他所有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一样，仅以言论表达他的意见，那么他在美国也是合法的，可是他走了极端，杀了人，被判定为一级谋杀罪，处以终生监禁。最近，他曾提出假释要求，被否决了。所以，他至今还待在大牢里。

马丁·路德·金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因此，他的演说一直是非常理性的。

与马丁·路德·金同时期的另一位重要黑人运动领袖马康姆·X，他是当时黑人穆斯林教的领导人之一，他和马丁·路德·金一样，也充分利用了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去唤醒黑人的人权意识，但是他的主张是“为了赢得自由可以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观点都远比马丁·路德·金有更大的跌宕起伏和变化。

他曾经相信过“白人都是魔鬼”，也曾有过非常极端言论的演讲。他曾经宣传过“以暴力反对暴力”。但是，即使在他的言论最极端的时候，他本人的行为始终还是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从未使用过任何暴力。因此，他也是合法的。

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全美国都处于震惊哀痛的气氛中，唯有他发出了“恶有恶报”的评论，引起舆论大哗。要知道，在六十年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在立法上面临彻底解决的关头，肯尼迪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的态度还是鲜明的。当立法取消种族隔离前后一段时期，一些保守的南方城镇种族矛盾十分激化。如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有一些白人种族主义分子，试图阻止第一批黑人学生进入原来的白人学校，正是肯尼迪总统下令由联邦国民兵保护黑人学生上学。此类措施确实有助于美国尽可能平稳地度过这个历史转折。尽管马康姆·X对肯尼迪的死发表了异乎寻常的见解，但是，除了他的伊斯兰教组织的教主因此令他禁口九十天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方面对他的言论加以限制，因为他是合法的。他有权说出他的个人感受。教主后来变得无限期的禁口指令，也成为他离开该教会组织的原因之一。

马康姆·X最终成为一个悲剧的主角。当他到麦加朝圣，开始相信，在美国黑人和白人有可能互相尊重而共存的时候，当他开始转向温和，可以冷静地思考马丁·路德·金的理想的时候，激进派却讨厌他了。“他们不让我转弯，我走进了死胡同”，说完这句话不到一个月，从麦加回来只有九个月，他就被枪杀在演讲的讲台上。

权利法案是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它有效地阻止了各届美国政府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干涉。但是，不同的时期，都有各种各样来自各个民族的极端主义者。总有人企图用枪弹封杀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言论。枪杀马康姆·X的三名枪手都是来自新泽西州纽瓦克清真寺，和他的观点不同的黑人穆斯林。他们被判无期徒刑，在1985年被假释。

马康姆·X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人物，我希望以后有时间专门给你聊聊他的故事，因为他和美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密不可分。在这里我提到他，是为了说明，过激的言论同样在宪法保护的范围之内。

那么，到哪一步法律就要开始追究了呢？就是当你开始走向违法的行动，哪怕只是迈出半步。作为一个例子，我再把刚才的故事接着讲下去。马康姆·X的被谋杀抓住的只是枪手，对此案幕后的主使者尽管有种种猜测，却一直没有被确认。原先的教主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言论，但是断然否认参与阴谋。被人们怀疑为幕后者的有一个是曾与马康姆·X关系非常好的教内兄弟，叫路易斯·法拉肯，在马康姆·X与教主分裂的时候，他站在教主一边激烈地反对过马康姆·X，我们现在还时而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他，他至今仍是美国最大的黑人穆斯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非常能言善辩。据说，在马康姆被害的前夜，他不仅就在纽瓦克清真寺，而且还说过“马康姆逃不了，只有一死”的话。但是，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一切只能停留在猜测的层面上。

但是，当初年仅十四岁，亲眼看到马康姆倒在血泊中的他的大女儿，却坚信这个人是幕后凶手。据新闻报导，在复

Chapter_2

仇的念头下，她在去年多次打电话并且已经部分付款给她的男友，雇他去刺杀路易斯·法拉肯，结果被告发。经过起诉，成为马康姆案三十年后的续集，因而轰动全国。但是在今年开庭之前，原告与被告之间以某种交易达成庭外协议，原告撤消了起诉。对于该案，众说纷纭，有说是被雇者诱她上钩之后去邀功请赏的，也有说是政府阴谋的。这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了。我想说的只是，美国宪法只保护包括过激言论在内的一切言论，一旦走出权利法案保护的范围，哪怕只有一小步，也是非常危险的。严格地说，她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杀人，但是用法律的语言说，她的言论会导致迫在眉睫的危险，因此，出了宪法保护的范围。这一案件如果不撤诉并且判定有罪的话，最高刑期可达90年，罚款可达225万美元。

权利法案本身是用于限制联邦政府的，但是，从政府，司法，到民众各方，对于言论自由实践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如何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界定，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认识逐步深化，逐渐取得基本共识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美国人同时还时时面临着滥用自由者的挑战，还常常不得不在个人安全，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权衡。尤其是最高法院，总是被推到困难判断的最前沿。因为要保障言论自由，仅仅靠一条抽象大原则的宪法修正案是远远不够的。具体界定通常需要由法院裁决，困难的案子一般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他们的判例可以被此后的案子援引，直至新的判决推翻老的判例为止。

对于宪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几乎从一开始，最高法院就挣扎在两难之间：既要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又惧怕言论引起的非法行为以及煽动的暴力，甚至担心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产生了最着名的，对所有宪法条款都有效的“清楚与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如果政府无法证明某一言论是造成了清楚与现实的危险，它就不能对该言论的发表者进行惩罚。这条原则产生在本世纪初。

但是，新的判断困难随之而来。什么样的程度的危险算是危险了呢？危险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算是“清楚”了呢？离危险相距多远就算是“现实”了呢？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非常顶真，已经到了咬文嚼字，辎铢必究的地步。大概对于他们来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的自由事关重大，不得马虎。

由于这一类问题本身的模糊性，也由于“自由言论”在美国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美国的发展带有很鲜明的历史印记，几乎每一次重大案例的确定都反映了大的社会变革。在早期，美国的最高法院依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判案时，对于自由言论的理解还是非常狭窄的。例如，在1918年，一个曾四次以社会主义者身分竞选总统的工人领袖，尤金·德布斯，就因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宣传社会主义而入狱，罪名是煽动不服从，非忠诚和叛变，煽动拒服兵役和阻碍美国征兵。

50年代，还有一些涉及美国共产党的案子。我们都很熟悉，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里，要武装革命，暴力推翻政府，这和夺取政权是很合逻辑的事情。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些案子里，则竭力试图将直接组织暴动和宣传暴动分开，因为根据宪法，对前者联邦政府有权干预，而后者却属于信仰范围，政府就是不满意，也只能干瞪眼。1951年，美国最高法院还认定美国共产党领袖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但到了1957年，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观点已经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推翻政府”，更象是在宣传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它所可能引起的“危险”，并不是非常“清楚”和“现实”的。

到了1969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布朗登堡案的时候，重新规则了“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它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在这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已经变得非常宽容。在我刚刚提到的尤金·德布斯被判刑的50年后，人们再回顾这个案子，已经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在60年代，煽动反越战和宣传不论什么主义，都已被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了。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够取得民权运动胜利的基础。

这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时，所作出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以及规定这种“危险”以“迫在眉睫”为标准，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只要是对美国政府不满，或是呼吁大家起来反对联邦政府的某项政策的言论，都很难逃脱“颠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说象美国共产党这样公然主张“武装斗争”的政党，也赢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则和标准之后，美国几乎杜绝了以言论获罪。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所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自由，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地下的秘密政党，因为不再有这个必要。“政党们”发现自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宣传自己哪怕是要求大家起来“暴力革命”的主张。这样，也就没有了某个“地下政党”和美国联邦政府作“地下斗争”的所有惊险故事。所有与这种故事有关的血腥气也就都不存在了。当然，美国联邦政府也因此省了很多力气，它乐得摆出一副“无为而治”的样子。大大小小的政党们也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民众是任凭你去“呼唤”的，就看你“唤”得起“唤”不起了。

时过境迁，当我们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六十年代以前种族隔离的情况已经恍如隔世。当然，在美国这样多种族的国家，种族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变得复杂得多了。白人和黑人的冲突远比当年淡化，而当初谁也没有想到过的不同少数族裔之间问题却日益凸现。这我在前面也已经提到过一些了。

现在的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相信还有不少，但是，象三K党这样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却已经少了。即使同为三K党，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比几十年前远为温和。不要说暴力行为要顾忌法律的惩罚，就是在宣传上，口气也软得多了。除了他们本身的认识也随时代变化有所不同之外，他们也希望靠这种变化，逐步把已走经散了的听众再吸引一些回来。真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的黑人领袖们，在美国处于劣势，必须充分利用宪法赋予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争取黑人应有的人权。在今天，当三K党变得很不得人心，成了极少数的时候，竟轮到他们也想利用“言论自由”这一条来求生存了。你也许要问，象三k党这样的在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团体，也允许他们公开言论吗？我前面已经说过，美国的言论自由与言论的内容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

三K党在这里也确实是够声名狼籍的，因此，在1987年8月，当他们在堪萨斯市的电视上想试一试言论自由的时候，居然引发了一场全国关注的辩论。

堪萨斯市的电视20频道，是当地一个闭路电视公司的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搞的一套节目，称之为“公众参与”频道。它宣称来者不拒，先来先播。不论是谁，都可以事先制作好一套录像节目，付一笔费用后就公开播放。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拍一套录像节目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电视台还宣称，对于任何人拿来的录像带都不作任何检查与删选，唯一的规矩是排队，“先来先播”。结果有一天，一个名叫丹尼斯·马昂的水力机械师，他同时也是三K党的一个领导人，拿来了一套名为“种族与情理”的录像带，要求每周播放一集。这一次，电视公司却没有痛快地接下他的节目，反而左右为难起来。

他们知道，“种族与情理”的节目制作人叫汤姆·麦茨格，此人以前是三K党的成员，当时是“白色亚利安人”组织的领导人。在言论自由的美国，有人制作播放这样的节目并不奇怪，这套节目当时在全国的50个城市已经播放了5年，但是在堪萨斯市，这家电视公司和地方当局，却难以简简单单地把它当“言论自由”接受下来。

从这家电视公司来说，它的周围百分之九十五是黑人居民，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因为这套节目，失去公司的闭路电视订户。甚至还担心会出现抗议和引起暴力冲突。至于地方当局，里面已经有了一些黑人部长，当地还有不少黑人政治家。对于他们来说，这实在太过份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年把他们引向民权运动胜利的“言论自由”，有朝一日也会变成他们的对手所拥有的有效武器。

电视台的拒绝引起了三K党在电视公司前的集会，他们身穿连中国人都熟悉的三K党白色长袍，游行要求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种视觉效果在黑人面前引起的刺激当然可想而知。全国关注的一场争辩就这么开始了。一方是以丹尼斯·马昂为首的三K党，另一方则是以黑人牧师克莱弗为代表的当地居民，堪萨斯市的市政府及电视公司。克莱弗牧师从小生长在种族隔离严重的南方，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带领过反种族隔离的游行，他取得神学硕士之后，成为一名牧师，同时，他是着名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地方委员，是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南方基督教联合会的副主席，1979年还成为一名市议员。

电视公司手中的挡箭牌确实甚为薄弱。他们先提出，该公司的规定是播放当地制作的节目，“种族与情理”节目并非当地制作，故而他们有权拒绝。三K党立即表示他们将在当地重新制作一套“谈论节目”取代“种族与情理”。电视公司只好又提出，规定必须有6个人参加电视制作的训练，三K党一口答应，表示乐于接受训练。电视公司有点“黔驴技穷”了。据马昂说，他们打算制作的“谈论节目”，主题是种族问题，但是也打算揭露官僚主义及政府，他说，“我们的节目是以白人劳动者为基础的，我们也打算揭露有钱人，他们的大多数都是白人。”他们还打算与黑人的黑色种族至上主义者和种族隔离主义者在“谈论节目”中交谈，马昂说：“我们都不相信种族融合，我们只是肤色不同，观点是一致的。”克莱弗牧师却愤怒不已，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言论自由的案例，我只认为这是恐怖主义分子在利用电波。他们是在恐怖有可能滋长的地方制造气氛，在有问题的地方培育种族偏见的种子……如果有人享受言论自由而不影响别人的生存，我不反对。可他们是恐怖主义者，是谋杀者，从历史记录看，他们已经谋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这是一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牧师非常自然，情绪激烈的反映。但是，连他也清楚地知道，从宪法的角度看，以前的三K党有谋杀黑人的记录，并不能成为剥夺今天的三K党成员言论自由的理由。他要领着人们取胜还是要寻找法律依据。

电视公司从公司规定的角度试图阻挡三K党的方法已经失败。克莱弗牧师是市议员，因此，他想从政府干涉的可能性入手，即我刚才提到过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但是，根据最高法院对布朗登堡的判例，他必需提供证据，同时证明这个即将播出的“谈论节目”不仅有引起暴力的“可能性”，而且暴力“迫在眉睫”，否则，这一条就套不上。由于当地居民曾经宣称，要以战斗来阻止三K党向电视台的进军，马昂也向新闻说过“我们不惜杀开一条血路去得到这个机会，也不惜为言论自由而牺牲”之类的话。克莱弗相信自己可以提供暴力“可能性”的证据。但是，该节目还没制作出来，他和他在市议会的同事们自己也吃不准，是否拿得出暴力“迫在眉睫”的证据。他们只能放弃这个方向，寻找其它途径。

美国是一个私有制的国家，有权把别人从自己的私人领土上赶出去，是这个国家的最起码原则。一家之主当然有权不准别人在他自己的屋子里胡说八道。这一条对于克莱弗牧师和电视公司，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立即提出：播放“公众参与”节目的有线电视频道，是该电视公司的私有财产，而不是什么“公众论坛”。

什么是“公众论坛”呢？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里，除了演讲这样的“言论”之外，还有包括新闻，写作，示威，游行，传单和一定形式的象征性表达，例如在学校里戴个有象征和平图案的黑袖章，表示抗议战争。但是有一条，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原则：美国的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合理的规定，规定这种表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但是，一是必须合理，比如不妨碍交通是一条合理的规定；二是“内容中性”。什么是“内容中性”呢？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言论自由与表达的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表达的内容无关。

所以，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的地方政府对于言论的方式，地点等等的规定，其目的不能是为了限制某一言论的内容。因此，对所有的言论必须一视同仁。比如说，地方政府在某一广场举行过庆祝国庆的集会，那么，它就无法再拒绝其它任何内容的集会在同一地点举行。否则，就有违背“内容中性”的嫌疑，打起官司来的话，法院就可以判定该地方政府为违宪。同时，在美国，在一些特定地点的言论表达是特别受到保护的，比如说，街道，公园，广场和公共场所。这些地方历来被认为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所谓的“公众论坛”。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在辩论开始以后，双方当然都请了律师，以便占据法律上的制高点。这一次，同意为三K党提供法律服务的，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有美国朋友对我们说过：“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新移民，又是穷人，你可不能不知道这个协会。”因为，它经常为没钱请律师的少数族裔穷人提供免费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并且竭尽全力扞卫公民自由。所以，这个协会在这里有很好的声誉，尤其在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中口碑甚佳。这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克莱弗牧师担任这个协会的地方委员的原因。但是这一次，他们却站在三K党一边，原因很简单，他们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他们的宗旨是保护公民自由，并不在乎提出申请要求帮助的是哪一部分公民，是持有哪一种观点的公民。

这个案子又有了时代变革和发展的特点。它把言论自由带到了电子时代。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新时代的问题：电视节目到底是电视公司的私有财产，还是公民可以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公共论坛”？对于这一点，承接三K党委托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律师，斯蒂芬·潘弗，他的观点与克莱弗牧师完全不同。他认为，“今天的公众参与频道相当于200年前支撑着演说者的肥皂箱。它是穷人的论坛。在今天的高技术时代，一个人若想支付不多的钱而得到较多的听众，这是屈指可数的方法之一。”你知道，他所指的肥皂箱，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英国海德公园的公共论坛，美国并没有一个海德公园，但是它有渊源于英国的同样的传统。200年前，人们只要在公共场所，在地上放上一个空的木头肥皂箱子，往上一站，就可以发表演说了。这是人们曾经非常熟悉的街头景观。今天，你在美国已经很少看到这一景象了。人们已经找到了更合适的地方去发表他们的意见。除了刚才提到的，自己制作节目，然后到电视台付费播放的“公众参与”节目之外，更普遍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谈论节目”和“空中交谈”。

“谈论”节目实际上属于娱乐业，范围广泛。凡是以“说”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大多都可以归入其中。刚来美国时，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我问一旁的朋友：美国有相声吗？他说，没有。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也可以说有。后来我熟悉了美国的“谈论”节目，才理解那位朋友为什么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谈论”节目的一部分可以说很象中国的相声，尤其是单口相声。因为这里的“谈论”节目以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居多。绝大多数以不停地博得大家的笑声为目的。但是它不象中国的相声有越来越精确的文稿，在这里，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多一些。两人谈的也有，场内笑声不断，一般都没有文稿。有些有名的“谈论”节目主持人，以访谈的形式为多。他们能够经常约到电影明星之类的娱乐界名人，双双妙语连珠，总是一开口就笑倒一片。但是，这实在不能说是“相声”。同时，还有一些十分严肃的“谈论”节目。尤其是“空中交谈”。

世界上第一个现场“空中交谈”主持人莱利·金主持的节目，到今年已经是十周年了。在美国，他的节目最受瞩目的一次，是当初克林顿，布什和裴洛竞选总统时，把他的“莱利·金现场”当做大辩论的战场。他已经访谈的对象，从美国的总统，第一夫人，到戈尔巴乔夫等国际政坛名人，着名罪犯以及种种娱乐界巨星等等，什么样的名人都有。之所以称为“空中交谈”，是因为这些名人在节目中，不断回答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从电话提出的问题。这个节目仅美国的固定观众据说就达一千万人，根据美国最大的一家电话公司的统计，在他的节目中打进的电话达两百万通。

从十年前莱利·金的“空中交谈”开始，此类节目由于讨论的议题常常有关民众切身利益，民众亦可参与发表意见，因此发展非常迅速。现在，美国已有一千三百多个电台播放“空中交谈”。和我们在国内所听到的一些类似广播节目所不同的是，这里的主持人不总是那么脉脉温情地与听众亲切交谈，相反往往是充满了火药味，“空中交谈”演成一场“空中舌战”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之所以可以把它比作支撑自由言论者的现代肥皂箱，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同时还在于它的议题是无禁区的。因此，你在电台里，可以听到各种言论。有白人至上主义者，有宣扬黑权因而攻击白人和已经当政的黑人（骂他们全是白人的御用政客）的，有赞成和反对同性恋的，也有攻击和同意堕胎的，有的则痛骂政府和总统。但是，也有从正面宣传美国理想的。比如收听率排位第三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坎·汉波林。他是一位黑人，却又是一个极端保守派，这很不寻常。他节目的口号就是“一个依然相信美国梦的人”。每天他的节目开始，都要先宣布前一天为打击罪犯而牺牲的警察名单，放一段为阵亡军人送葬的凄凉的军号。然后，会有一个人出来唱一遍国歌，通常是两三岁的幼童，或是年迈的老人，虽然可能五音不全，但是很能打动听众。他的“谈论”十分严肃正面，感召力也很强，我的朋友比尔是个白人大学生，就是坎·汉波林的忠实听众。“空中交谈”节目的主持人都是反应很快的聪明人，尤其是对每天在那里发生的重大时事，非常敏感。有一个“谈论”节目的主持人就告诉大家，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必须起床，然后读二十多种报纸。所以，美国政府的各项决策，新闻等等，你都可以在“空中交谈”的唇枪舌箭里，立即感受到美国人的各种反应。因此，对我们来说，听这样的节目实在是了解美国人的一条捷径。

同时，应该说，这样的节目也真是非常的“美国化”，很能够帮助你理解所谓的“美国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了以后不久就发现，美国人总是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某种“经营”。就象堪萨斯市的“公众参与”节目，也是电视公司的挣钱方式之一。当你在收听各种政治宣传和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时而慷慨激昂，搏来一片掌声；时而又插科打浑，下面笑作一团。但是，不管主持人论及的是如何重大的议题，不管有时听上去是多么严肃认真，正义凛然，义愤填膺，可是，正如我一开始所介绍的，台上台下都认同一点：这是一个娱乐业。听众一般总是挑他们相近观点的节目去听。通过这样的节目，听众除了对他们所关心的议题，感受到参与，情绪宣泄，心声为之一吐为快等等痛快之外，他们还享受了主持人的思辩和智慧，欣赏了幽默，犀利等语言技巧，实在很值。众所周知，成功的“谈论”节目的经营者或是主持人，绝不是当上了总统或反对派政治领袖，绝不是呼风唤雨，唤起了民众领导了革命，而是，挣了大钱。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获利甚丰的行当。但是，和其它电台电视节目一样，他们获利的基础是他们的收听率（收视率）。听众多，广告则多，广告多，广告费就多，道理十分简单。所以，他们本能地很注意抓住广大听众所关心的焦点。政界和百姓所关注的重大议题和娱乐性的“谈论”节目的内容就这样自然地重合了。他们以自己的观点，对民意的掌握（不同观点的节目掌握不同的观众群），以及智慧和技巧获取观众。他们并不接受政府或党派的捐赠而成为他们的喉舌。因此，被民众公认钱挣得无可厚非。美国人都不会否认，“谈论”节目是美国娱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承认，这样的节目是美国言论自由的一个象征，同样也是普通美国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二者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政于乐”，确实很代表一种“美国风格”。

我前面已经说过，很多“谈论”节目同时也是严肃的，它的娱乐性丝毫不减弱它对于民众的政治影响力。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对这个节目掉以轻心。因为每一个政治家或是政客，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谈论”范围之内。这种“谈论”往往是措词激烈的批评甚至是言语刻毒的攻击。但是，一般来说，政界人士总是姑且忍之，很少有出来“反攻的”。因为，看似平平常常的一个娱乐节目，它有着一个谁也奈何不得的最强劲的后台，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这个国家，不要说政界人士，就是政府机构要出来干预言论自由，也肯定被看做鸡蛋碰石头之类不自量力的举动。曾有一次，由于一个“谈论”节目严词批评加利弗尼亚州议会的议事质量，州议会一怒之下立法禁止该州的广播系统收听“谈论”节目。结果听众在该节目的号召下纷纷打电话去抗议，当天就推翻了该项法案。

我再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来。克莱弗牧师和其他市议员在市司法部进行了法律咨询，然后，在市议会提出取消整个“公众参与”频道。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把三K党拒之于电视台的门外，但是，克莱弗牧师认为，他们既然不是只取消一个节目，而是取消了所有的该频道的节目，这样，在限制言论方式的“内容中性”这一条上，大概就可以说得过去了。于是，1988年6月16日，堪萨斯市的市议会以9比2通过决议，授权电视公司干脆关闭这一频道。

两张反对票之中的一张，是来自一名54岁的女议员。投出这一票，她经过一番特别认真的考虑，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她说，“我憎恨他们（三K党）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在本世纪，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曾经就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象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他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同意这一理论的人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力量所在，正是让大家分享言论自由的理想和它的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三K党播放他们的节目，克莱弗牧师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去阻止他们的节目，而是应该也播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能最终站得住脚的理论，才是更可靠和更持久的。但是，克莱弗牧师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么，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市议会刚刚表决，潘弗已经告到了联邦地区法院。三K党告堪萨斯市政府的案子就这样立案了。诉状包括以下内容：市政府以言论内容为依据歧视三K党，市政府无权限制“公共参与”节目这样的公共论坛，市政府撤销这个频道不仅侵犯了三K党的言论自由权利，还侵犯了其他制作者以及观众的权利。市政府曾试图阻止立案，提出若是三K党不播放这个节目，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该市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还是可以在其它“谈论节目”里，当别人邀请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可以发传单，在中央大街游行，等等。但是这些理由都被法院驳回，因此，还是立案了。根据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了解，市政府对能够赢这个官司确实没有信心，于是向三K党寻求庭外和解，提出设立一个公共麦克风，任何人都可以每次上去讲15分钟，以此替代“公共参与”节目，作为和解的条件。这一提议被拒绝了。最后，作为撤销起诉以及庭外和解的条件，由潘弗律师代表三K党提出两条：“公众参与”频道必须恢复；这个城市必须制定新的规定，以确保其他参与这个频道的节目制作者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保护。

市议会恢复“公共参与”频道的投票在1989年7月13日，场面十分情绪化。大量反对三K党节目的民众来到议会厅。他们发表了演说，唱着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时代最着名的歌曲和“上帝保佑美国”，市长几次想清场都做不到。最后人们齐声祷告……投票是在人们的祈祷声中进行的。

结果最后由市长宣布。

结果如何呢？

你猜猜吧，我下封信告诉你。我可要去睡了。

祝 好！

林达

第四封信

卢兄：你好！

我上封信所讲的故事，你在回信中已经猜对了它的结果。

堪萨斯市议会的表决结果是这样的，由7票对3票通过：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公众参与”频道重新恢复。三K党的第一集录像节目在1990年4月3日播出。

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案例，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也不是太远。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想通过这个案例，让你可以大致了解美国人现在对于言论自由的看法。因为，你已经看到，即使在美国，朝野双方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在不断探索之中，这种探索至今也没有停止，他们也经历了从不宽容，草木皆兵，到更为宽容和放松，以及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再逐步加以调整的过程。

呼吁言论自由的一般都是在某一阶段处于少数，不利地位的政党，团体和个人。他们总是相信，尽管自己当时处于劣势，声音微弱，但是真理在手，必须呐喊。尤其当他们的言论受到压制的时候，他们之中也许有一些人真心相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成为多数，他们会非常自然地推崇言论自由。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在宣扬自己的主义的时候，自由常常就是他们宣称的目标和大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先例，情况经常是相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论自由总是在事实上仅仅成为争取胜利的工具和手段，一旦获胜，就常常被有意无意或是无可奈何地弃之如敝履。

这种情况究竟为什么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摈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只要让“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觉得言论自由只是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到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

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划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愿意理解和真正理解言论自由的原则，以及甘愿为此支付代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往往要比事先想象它要困难得多。我敢打赌，现在世界各地正在为言论自由呼喊的许多人，都还没有认真想过这种代价，他们若是真的看到美国的言论自由，看到那些滥用自由的人也同样拥有的权利，保管要吓一跳。

我再举个例子吧。你信中问起过今年的奥克拉荷马市的大爆炸，并且关心我们的安全。可见这消息马上传到了中国。但是我想，站在美国之外，确实很难体验这场爆炸对于这个国家的震动。这不仅仅是隔着一个太平洋造成的“隔岸观火”感，我相信还有文化隔阂所拉开的距离。所以，我就从这场爆炸讲起。

爆炸发生时，我正昏头昏脑地开车在跑长途，当时从车内的收音机里断断续续听到新闻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也没有去想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天晚上，我在一个美国朋友迈克家里歇脚。一进门他就激动地带我到电视机前看爆炸新闻，他知道我开了一天车肯定没机会看电视。面对电视里被开肠破肚浓烟滚滚的联邦大楼，死者伤者包括楼内托儿所的许多幼童一片惨状，我自然也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感到非常震惊。你知道，两年前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那是一场不完全成功的爆炸，由于只炸塌了几层停车库，死亡人数相对少的多（死亡6人）。但是，这次爆炸不仅选择在刚上班的人员密集时间，而且大楼正面的九层全部炸塌，当时估计的死亡人数在一百至三百人之间，实际死亡人数为168人。当时，新闻媒体就把它称之为自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这一说法，除了说明爆破的杀伤力之外，也隐含着人们对于这次爆破作者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猜测。这样的猜测应该说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美国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首先，美国参于了众多的国际事务，静下心来想想，似乎许多国家的恐怖组织都有理由将他们在国内的困境迁怒于美国，两年前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基于美国的特殊背景，任何一个恐怖组织都非常容易在美国的本土上，找到他们的狂热的同胞和支持者。美国什么样的人没有哇！

记得那天晚上，迈克还估计，在这个作案组织后面很可能有一个脑子聪明的家伙。因为奥克拉荷马市是奥克拉荷马州的首府，这个州在美国属于南方并且偏中部。这个城市很少被人提起，与热热闹闹的东西两岸大城市相比，这是个详和宁静的地方。和美国大多数地方一样，用“安居乐业”来形容恐怕最为恰当。谁也不会料到这样的地方会成为攻击目标，当然也就不会严加防备。所以，挑选这样的地方下手，还不是个狡猾的家伙吗？

接下来，谁都以为，如此大案的侦破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搞出点眉目来。当克林顿总统宣称“没有人能在美国藏匿”的时候，我心里马上就嘀咕，在这里要藏个人真是太容易了。美国从来没有户籍制度，家乡观念非常薄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美国人没有中国人的“村头老槐树情结”，因此人员流动就象蚂蚁搬家一样频繁忙碌。但是不到48小时，一切就见分晓了。开箱结果真是让所有的人楞了一楞。被逮捕的麦克维和尼可斯都是典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几乎是一个通常所说的“乡巴佬”。

一瞬间，大家似乎稍稍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真是国际恐怖组织，谁知道还有没有一连串爆炸跟在后头。如果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行为，这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稍一缓过神来，人们就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大概有很多人，会想起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事情发生后当即发表的讲话。这大概是他上台以来，发表的最好的一篇讲话了，尽管非常非常之短。大家都会想起他对于爆炸案的一句评价：“这是针对美国，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所有信仰的攻击。”人们渐渐意识到，不论是什么人发动的这场攻击，只要是在这块土地上使用暴力恐怖手段，都是对美国人民所选择的最基本的目标——自由的攻击。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回到了你的问题：这个国家有着什么样的自由？这个自由有什么特殊之处？对于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的我们来说，在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同时，似乎无法回避象影子一样紧紧跟在后面的另一个问题：美国人民两百多年来究竟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才维持了这样的自由？自由不是无偿的。随着对这一事件背景的深入了解，人们越来越清楚，奥克拉荷马的爆炸案只是美国人为自由所支付诸多代价之一。

涉案的麦克维和尼可斯都是退伍兵，他们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歹徒”，甚至可以说是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者”。联邦调查局曾经认为，他们身后有一个尚未发现的国内危险组织，他们还一度怀疑某一个民兵组织是他行动的后台，该组织的领导人却立即声明否认。至今为止，也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何民兵组织直接涉案。但是，他们和一些右派民兵组织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的影响，说这些右派民兵组织的主张是他们精神上的后台，大概是不错的。

在上次我们去玩的“人权节”上，我们在民兵的摊位上也逗留过。当时，正是奥克拉荷马爆炸案发生不久之后，新闻界的报导引起了我们对于民兵的好奇心。我们买了一张他们的报纸，顺便和一个穿着迷彩服的民兵聊了起来。他马上把话题引向了刚刚发生的爆炸案。并且很激动地对我们警告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防止政府利用这个案件，剥夺人民的权利。此话何讲呢？因为在当时，新闻界大量报导了一些民兵的偏激言论，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还引出了克林顿总统措词激烈的一番抨击。

大量的美国民兵正在宣传些什么以及正在干些什么呢？平时一般美国人也不太清楚。或者说，即使听到看到过他们宣传的人，大多数也不以为然。他们基本上都自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民权，向全民警告联邦政府正在日益扩大他们的权力，使人民正在逐步失去他们的自由；他们反对税收，指责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浪费了老百姓的钱；他们反对政府管制枪枝，声明他们成立的宗旨就是在政府失去人民控制的时候进行自卫，等等。

对于这样的观点，美国人从来就不陌生。他们愿意各种各样的怪论合法存在，哪怕再偏激一点也无所谓，只要它不是一种行动。再说，大家还想，有人对政府的行为敲敲警钟，总比没有好。但是，永远有人滥用自由。你确定了任何一种自由，都会有人滥用，言论自由也不例外。实际上，尽管滥用言论自由不象滥用武器和武装那样看上去那么触目惊心，但是，却远为复杂。

美国民兵的宣传各色都有。他们中间也有象麦克维那样的偏激妄想的观点。看了下面的宣传，你也可以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容忍程度有进一步的了解。

有些民兵的偏执宣传认为，一个“世界政府”既将出现，这股阴险的力量将统一摆布所有的人，这个世界将充满仇恨和恐惧，联邦政府和联邦调查局是真正的爱国者的最大敌人。在一些最具有影响力的民兵团体所散发的训练手册中，你可以看到设计周详的攻击行动计划，包括攻击联邦大楼，绑架重要人物，破坏食物供给和处决敌人。在这些计划中，美国联邦政府始终是他们的假想敌。

蒙大拿州民兵是全国三个最重要的民兵组织之一。它散发到各地民兵组织的“M.O.D.训练手册”价值75美元，200页，是该团体公开销售的出版物。里面包括以下内容：

——一种涉及爆炸，或者具有极大摧毁力的行动，可以导致敌人无可弥补的损失……这需要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爆炸知识，市郊游击队必须冷酷无情地来执行这种行动。

——对国家的经济，运输和通讯系统，军队和警察系统进行破坏性攻击。政府机构和服务中心是较容易破坏的目标，如果市郊游击队员本身是工人，由他们对工业下手则更好，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工厂，机械，懂得如何摧毁整个运作系统，损害力会更大。

——多散布有关警察失职，政府管理不当的谣言，让错误的计划落入当局手中，这种错误信息可以产生“一种紧张的，不安全的，不稳定的，以及对政府警觉的气氛”。

——袭击兵工厂以夺取武器，炸弹，军需品。发展气象预报，求生，埋伏和狙击的技巧，以及掌握夜间透视设备，手榴弹，等等。可以处决奸细，政府官员以及向警方自首或提供线索给警方的成员。

——绑架知名艺术家，运动员，或在其它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绑架他们“可以成为一种宣传革命和爱国主张的有用手段”。

不知道你看了有没有吓一跳，我反正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真的问了好几遍：这样的出版物真的是合法的吗？在美国，确实没有人能够禁止这样的宣传，因为它只算是抽象的指导原则，而不是正在具体实施的一项恐怖行动计划，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所以，就还没有走出这个国家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围。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帮人是绝对的“光说不练”，里面出个把麦克维之类的“走火入魔”的家伙，是完全可能的。大爆炸的后果已经摆在眼前，因此，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这正是他们所付出的自由的代价之一。

当然，禁止和批评反驳是两回事。对于各种言论不禁止，并不是说明没有人反对。虽然，一般情况下对这一类的言论连批评都很少。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关心，这里的书籍杂志以及各种出版物多如牛毛。只要你有钱，可以“自营出版”，也就是把稿子往印刷厂一送，印出来就是了。问题是你的书要有人看并不容易。书太多了，人们只挑自己有兴趣的看，就是偶而翻到上面提到的这种读物，至多说一声：这家伙疯了。也就扔一边去了。另外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各类狂人疯语有的是，谁会去认真写文章批评一个疯子呢？

但是发生了大爆炸，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平时人们不屑一顾的疯言疯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被提起和转载。尽管至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说明那个放炸弹的家伙有什么组织背景，但是，看着电视里的浓烟滚滚，天天在报导新的死亡数字。人们再看那些“疯话”，已经不敢小看它们了。各种文章开始纷纷攻击这种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指责这些人煽动恐怖主义。抨击的声音绝对占了上风。就在这个时候，克林顿总统发表了一次谈话，轰动了全国。

克林顿在四月24日，也就是爆炸案发生的5天之后，发表谈话，斥责那些煽动公众辩论的“愤怒声音”。他说，美国的广播电台太多地被用于“使一些民众尽可能陷于偏执妄想，也使我们其余的人陷于分裂，彼此不满。他们散布仇恨，他们的言论使人觉得暴力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是我们挺胸而出，公开发言反对这种鲁莽言行的时候了。”他还呼吁：“他们议论仇恨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反对。他们谈论暴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反对。他们发表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不负责任言论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出抗诘。”他还指责这些人歧图制造国家分裂，“他们积极使用言论自由，使我们保持沉默的人更加不可原谅。因此，美国同胞们，行使你们的权力。这关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在爆炸案发生刚刚两天的时候，克林顿已经在爆炸发生的城市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近年来不断有人攻击政府，把政府形容成人民的敌人，是否有助于这个惨案的发生？”当时的克林顿非常谨慎，他拒绝猜疑作案的动机和气氛，要求一切等到调查有了结果再说。他的谨慎是很有道理的。

在美国，民间言论，尤其是民间批评，包括攻击政府的言论，总统最好是姑且听之。实在恼火的，也只能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听过算了。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只听说：美国人连总统都可以骂呢。觉得他们真是够“自由化”的。到了这里之后，有了具体的感性认识，发现美国总统是着实不那么好当。

总统时时刻刻几乎都在受攻击，上层政界对手的攻击尽管激烈，但多少有点礼仪章法，一到民间，就花样百出，全无章法可言了。冷嘲热讽，人身攻击，破口大骂，什么都有，而且都不是什么私人场合。各种形式的攻击不是在广播，就是在电视里。报刊杂志上，漫画满天飞，电视里我们还看到过被演员丑化了的克林顿，长的真象，口气手势也维妙维肖，就是特丑。尤其是在保守派的“谈论节目”里，克林顿及其夫人一直是主持人不离口的攻击嘲笑对象。反政府言论最激烈的要属基·戈登·利迪，他曾经在他的节目里说过，如果在练枪的靶子上写上克林顿总统和夫人的名字，“就可以增加瞄准度”。

对于这一切，美国总统是无权禁止的，也没有任何机会来点儿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的小动作。政府也无权过问。这不仅仅是克林顿有此麻烦，历届总统都是如此。可是，总统也是凡人，一肚子火气可想而知。退一步说，就算总统是“君子之腹”，不可以“凡人之心”度之，他或许对那些私人攻击全不去在意。但是，面对那些给他和政府带来巨大麻烦，煽动了选民怒火的“言论”，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他没法无动于衷。不过，不论总统的感受如何，不论他心里是多么想让那些家伙“闭嘴”，他最好还是不作或少作反映。因为在美国，除了宪法，谁说了也不算。总统和政府，最大的忌讳莫过于违宪。对民间批评攻击政府的言论提出疑议，多少会涉嫌干涉言论自由，除了收效甚微，还有可能有损自己的政治形象。所以，一般总统很少去反攻民间的批评言论。克林顿以前也曾经对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和主持人作过反攻，但很难说就是成功之举。

我想，在抛开他一开始的谨慎态度，发起这场舌战之前，克林顿是考虑过的。首先，爆炸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其次，由于处理此案得当，他的声望正在大大上升；再者，他顺应了一片对过激言论的谴责声，应该很符合恐怖事件阴影下的民众心理。你已经看了上面他的那段讲话，再想到大爆炸的背景，也许你也会觉得，这是一篇很普通，很“义正词严”的讲话。但是，在美国，事情远不那么简单。他的讲话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尽管克林顿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针对保守派的“谈论节目”，这些节目的“名嘴”们立即就出来迎头反击。一方面，他们指出保守派与恐怖主义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听众最多的节目主持人拉希·林堡说，“这些疯子（指爆炸案嫌犯）与主流保守派之间绝对没有关联，持不同观点和心怀仇恨之间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他们指责克林顿把二者混为一谈是“有意栽赃”。尽管对政府持不同观点的人有时也言词激烈，但是克林顿的讲话，由于他的地位不同，就有煽动人们起来攻击压制政治反对派言论的嫌疑，这在美国是犯忌的。克林顿指责的“愤怒声音”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界定。也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有人放炸弹是因为听了哪一个“愤怒声音”才去干的。克林顿的话也就有“横扫一片”和“扩大打击面”之嫌。

克林顿的这一番话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我前面就介绍过，很多人在爆炸案发生以后，都试图对一些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进行反思和批评。但是，克林顿忘了，他不一样，他是总统，他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民间的各种“声音”。他在讲话中还曾诘问这些“愤怒声音”：“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但是恰恰是这样的问题，让反对者又在广播里发出“愤怒声音”：“我们是什么人？克林顿先生居然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纳税人！我们是你的选民！我们原来是指望你为老百姓服务的，你倒反过来问我们是什么人！”

克林顿的疏忽，正是他自己忘了问自己：我是什么人？因为，众所周知，他始终是他所指责的各种反对派“愤怒声音”所攻击的当事人。他在大爆炸之后，对概念模糊的“愤怒声音”发出抨击，就很难摆脱借故出气，趁机压制反面声音的干系。人们甚至完全可以提出那个民兵向我们提出警告：要防止政府利用爆炸案，剥夺人民的权利。总之，克林顿总统的一番话，并没达到他所预期的反应，甚至可以说是引起了一些相反的效果。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言论自由在美国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奥克拉荷马大爆炸对于美国确实是一个很强的刺激。克林顿一再提出的反恐怖法一直得不到通过，甚至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之后，都不能在国会通过。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参众两院却很快通过了反恐怖法。但是，这立即引起了全国民权组织和知识阶层的强烈关注，相信它的实行远不是那么简单，它的一些条款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有可能最终会受到最高法院的挑战。你也许要感到奇怪，“反恐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怎么也会有人反对呢？

因为反恐怖法的内容包括增加司法人员，加强司法当局追踪电话，检查信用卡和其他记录的能力，限制死刑犯上诉的部分权利，以及在涉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案件时可以动用军队，等等。这些条款显然是加强和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限，而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也显然有可能受到威胁。这些权力只要稍微被滥用一下，美国人的自由马上就会岌岌可危。因此，所有的人对这一类的问题都非常谨慎。象这样的反恐怖法，一般来说，总统是很难使国会让步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即使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炸成这样，国会都拒绝让步。这次国会能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正是验证了克林顿总统在爆炸之后的那段讲话，这场爆炸是对美国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对于自由“信仰”的攻击。因为，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自由就会被逼得让步。

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与我们原来的东方文化背景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里的华人社会，即使他们的多数已经入了美国籍，相对来说，还是远比其他美国人对联邦政府有更大的信任度。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权限的扩大，也远没有象美国人那样怀着重重戒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比起他们的文化背景中，千年历史以来的任何政府，美国政府的权力都要小得多，美国总统相比之下也要可怜得多。因此，在美国的中文华人报纸上，华人所写的介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章，会在大标题上把联邦调查局称为“美国最受尊敬的联邦机构”，这对于很多的美国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已经谈到过，美国的建立过程是很不一般的。美国在建国13年之后才有了一个正式的政府和总统，实际上，这个政府在当时比起其它国家的政府，仍然是缺少很多东西的。比如说，各州有自己管理治安的警察，而联邦政府是没有警察或者类似警察的机构的。这种状态居然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至于犯罪分子只要从甲州逃到乙州，警察就只能望洋兴叹。并不是美国人愚蠢到了连这点简单道理都不明白的地步，而是他们认为，一个有着极大权力的联邦政府再加上一个强有力的警察机构协助的话，距离控制人民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自由和安全，自由和代价，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的选择。即使在美国，自由也不断在让步。尽管美国人对有可能产生一个沙俄式的秘密警察机构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在犯罪的攻击下，国会在1907年终于让步，同意成立一个20人编制的针对国内犯罪问题的调查局。现在看来，国会当初的顾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美国老百姓始终对联邦调查局忧心忡忡也不能说是过虑。因为，美国的建国者在200年前就已经知道，国家机器是有它自己的运转机制的，一旦你把它建立起来，就由不得你了。

近90年来，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展成了美国最大的联邦机构，每年的经费高达十五亿美元，拥有22，000名雇员，60个分局遍布全国，另有15个国外分支机构。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指纹中心，以及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它在打击美国的犯罪上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美国人很少以此感到自豪的。因为，调查机构越发达，他们越感到自由受到威胁。这也就是美国人对反恐怖法始终不能放心的缘故。

美国现在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实际上还是控制很严的。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前，就有一些研究右派民兵的学者，向联邦调查局提出过警告，说这些组织中的一部分人，有十分危险的进行恐怖活动的倾向。但是，他们所得到的联邦调查局回答是，我们无权作任何事情。因为他们不可能凭这样的警告，或者说，凭一个倾向，就取得类似窃听电话之类的行动许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现在每年联邦调查局得到法院许可所进行的窃听，平均每年不到850次，你可以看到，对于有大量国际贩毒集团和国际贩运人口集团等等集团犯罪的国家，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对于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平衡，控制过严，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利于打击犯罪，松一松，公民权利马上失去保障。这也是总统和国会，司法部官员和民权组织以及专家学者们，始终争执不休的联邦调查局的权限问题。

还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经过了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的今天，在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节节升高，美国国会通过反恐怖法的时候，美国人民担心的是什么呢？在最近美国民意调查的结果中看到，半数以上的美国人依然回答说，他们担心联邦政府侵犯他们的隐私权。犯罪有可能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只有在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失控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失去整个自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提出，要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电话监听系统，这个系统将使执法人员在某些犯罪率高的地区，有同时监听百分之一电话的设备能力。当然，有这个设备能力，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得到法院的窃听许可。即便如此，这个建议还是使美国人大惊失色。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再怎么解释，也无法使美国人相信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隐私权。这一设想刚一出笼，已经引起了民权组织的严重关注和不安。

迄今为止，在安全与自由面前，美国人还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继续支付代价以保留自由。因此，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美国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不作过度反应，也就是说，依然按照他们过去所制定的原则行事。他们所做的只是逮捕确有证据的有行动的刑事嫌疑犯。至今为止，在押的还是只有两名。其中一名嫌疑犯尼可斯的兄弟，曾经被拘留，可是证据不足马上就被释放了。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在记者面前依然是一套套的反政府理论。但是，美国人还是认为，对于没有参与“行动”的他，还是必须给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有证据的两名嫌疑犯，美国人也还是打算保护他们作为被告的公民权利，为他寻求一个公平的审判。在被炸的联邦大楼毁去之前，还是留有充分的时间，让被告的律师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并且考虑把他移到其它州审判，因为担心在爆炸发生的州，当地陪审团受的刺激太大，可能会影响审判和裁决的公正。甚至，在审判之前上诉法院还换下了主审法官，原因是该法官的法庭和办公室在联邦大楼被炸时受损，他的一些职员受伤，上诉法院在撤换法官的命令中说，“根据这些情况，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无法不对艾利法官的公正能力存疑”。另外，民权组织和知识界还是在对反恐怖法的一些条款提出质疑，以防止爆炸引起的过度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

但是，你也许注意到了，我说的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面前，依然选择自由。谁也不知道，在这个变得越来越无法预测的世界上，恐怖主义还会如何发展，还可能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武器。麦克维仿效的只是前一阵国际上较常用的汽车炸弹，几乎同时传来的东京地铁毒气案，却向全世界暗示了恐怖主义的升级。我想，事实上，核武器的发明至今，它对于整个人类的真正潜在危险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假设有朝一日，当核技术不再那么神秘，恐怖主义分子也能够顺手操上一个两个的时候，真不知道美国会作什么样的选择，人类又会作什么样的选择。

因此，实际上，最终这将是一场人类良知与邪恶的角逐。很可惜，我们至今能够看到的仍然是自由的让步。美国人能把自由坚持到今天，坚持到这个分上，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呢？

写了不少了，明天先寄出这封信吧。以后再写。

祝 好！

林达

第五封信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已经注意到，我在前面的信中，常常提到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的最高法院到底在执行宪法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还要从美国的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结构谈起。

你一定记得，美国的建国者对于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始终是很有顾虑的，他们曾经在不能确定自己有能力把握它之前，宁可先选择不要联邦政府。美国人至今还在中学课本里，把前辈的这些矛盾告诉自己的年轻一代：

“写出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都经历过反英战争，他们无法轻易忘记，一个大权在握的国王如何夺走了人民的权利。他们还记得那些税法，和士兵们怎样在没有搜捕状的情况下，就搜查他们的家。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发现，政府太弱，就会没有法律和秩序。出于这些原因。他们对于新政府的建立给出一些很谨慎的思考，他们的这些思想在两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在指导我们。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这些思想”。这是一些什么思想呢？它的关键就是分权。首先是从横向把政府的权力切成两个大的层次。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开。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层，没有什么稀罕的。但是在美国，这种分割是相当彻底的。也就是说，这些建立联邦政府的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大权独揽，并且把这种思想以立法的形式在宪法上确立下来。有一点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美国的执法非常认真，尤其是宪法，你会发现每一个字都是个顶个管用的。

结果，就造成了美国一开始就在各种政策上非常不统一的情况。它的形象因此也非常的不统一。比如在蓄奴的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很早开始就有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的南方是传统的农业州，奴隶一直是农业低技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方以大工业为主，需要的是有技术的工人，经济背景的不同，形成的观念也不同。但是美国地方的高度自治，造成各行其事的情形。美国在废除奴隶制之前，南方的奴隶就一直往北方逃亡，100多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联邦立法不准蓄奴，但是，南方各州还是有种族隔离的地方法，更是造成大量黑人涌向北方的工业城市，远在民权法案取消种族隔离之前，黑人的民歌已经在唱着“甜蜜的家，芝加哥”。所以，当时的南北面貌是很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美国是地方自治权很大的一个国家。地方上的每一个官员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直接选上去的，和联邦政府毫不相干。州一级，甚至市一级的政府和头头，从来不必顾忌或者考虑中央政府或者总统对自己印象如何。相反的，他们总是很担心他们在选民中的形象怎么样，竭力要向他的选民表示，自己是顾及当地人的利益的。否则，下一届他铁定就选不上了。所以，在美国，中央和地方对着干的情况是从来就有的，所有的人也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他们之间也一直就习惯处于不断互相协调的状况。

所以，在美国，有时会出现一些对于我们来看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加利弗尼亚州政府控告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巨额赔偿。因为加州和墨西哥接界，从墨西哥天天都有大量非法移民跑进来，按照美国法律，不管是不是非法移民，有一些美国人认为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必须向他们免费提供的，比如紧急医疗救助和青少年义务教育。这样，非法移民不仅为加州带来很多问题，还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加州政府就理直气壮地向法院控告联邦政府没有把边界守好，因为守国境线是联邦政府的事情。加州政府说，正是由于联邦政府没有把国境守住，才造成加州很多由非法移民问题造成的损失，因此，理所当然要联邦政府赔偿。

1964年，国会通过联邦的民权法，禁止在全国任何地方实行种族隔离。南方几个州非常恼怒，不仅因为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情绪还很强烈，而且，还因为州政府这一级认为，联邦这一立法是在侵犯南方各州的自治，首先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带头冲出来不准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结果，肯尼迪总统派国民兵护送黑人学生上学。在南方的乔治亚州，也是我前面说的几个当年坚持种族隔离的州之一，州议会为了表示对于联邦政府的鄙视，就在自己的州通过立法，把当年南北战争时南军军旗的图案放到了州旗上，决定州旗的形式是他们的权力，联邦政府也无权干涉。30多年之后，美国南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站在校门口阻挡黑人学生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已经垂垂老矣。他仍然记得出来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向公众道歉，尽管大家早已原谅了他。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已经有了黑人市长，这个城市也以它国际化的口号，得到了1996年的奥运会举办权。民主党的州长米勒觉得，这样一面历史原因造成的州旗实在有损于这个州在世界上的形象，提出修改。但是，这一提议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始终在那里反省。他们为这场内战的发生而感受的痛苦似乎越来越大。事实上，当时的这场战争，解放黑奴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原因，主要还是南方的要求更大的自治甚至分离。现在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炫耀北军的胜利，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首先认为，同胞之间的这场杀戳，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这是今天美国对于“内战”这个问题的基本共识。在今天的美国南方，不论持什么观点的人，也都尊重他们的前辈为自己的家乡和理想的献身，在南方，你到处可以看到纪念死于战争的南军战士的纪念碑，在亚特兰大着名的独石山公园，巨大的独石山上刻的就是南军将领的浮雕。当米勒州长提出改旗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但是种族的问题已经沉淀在底层，人们提出的理由是，南军军旗是南方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必要去改。最后，米勒州长自信寡不敌众，自动取消了提议。至今，这面州旗依然在那里飘扬。

今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是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由于联合国大厦位于纽约市，市长为全世界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但是，在开场之前，纽约市长居然让人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阿拉法特给“请”出剧场去了。多年来，由于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中，美国政府一直站在以色列的一方，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把美国当做敌对一方，他们的游击活动也不乏放炸弹之类的暗杀活动，遇害的美国人也有不少。所以，西方世界在长期以来，一直是把阿拉法特和他的组织当做恐怖分子来看的。你知道，最近两年的中东和平进程，不仅当事的双方首脑在观念和行动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双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也成了促进和平的调解人。就在和平刚刚迈出第一步，一切关系都还不十分稳定的时候，大家当然都希望借相聚的机会加深相互关系，至少不要再出什么岔子。偏偏遇上个纽约市长“不信邪”。他说，我只知道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杀了不少美国人，我这里的音乐会就是对他不欢迎。结果，就真的把他给“请”出去了。

对此，美国联邦政府搞外交的和总统克林顿真是气的七窍冒烟。但是，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任何依据可以对这位市长进行惩罚，他这样做并不违法。这是纽约市举行的音乐会，市长是主人，是在他管的地盘内，就连克林顿总统都是被邀请的客人。当然在这里是市长说了算。克林顿除了代表自己去道歉，他甚至都不能说他要代表纽约市道歉，因为他根本代表不了纽约市，他没有这个权。

美国除了权力的横向分割，宪法还把国家政府的权力从竖向切成三条。这是你早就知道的“三权分立”，也就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绝对独立。你知道，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有过系统的论述。美国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时候，做得特别彻底。宪法的这样一种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其中某一分支的权力过大。因此，总是使得每一个分支的行动都必须受到其它分支的检验。比如说，国会作为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案，总统作为行政机构可以表示不同意，并且行使他的否决权，国会如果坚持，就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立这个法。相反，总统提出的法案，也必须经过国会的投票，国会可以通过，也可以反对。而作为司法部分的最高法院，有权对总统和国会提出的任何法案进行审查，然后，它不仅有对法案的解释权，而且，有宣布这些法案是否违反宪法的权力。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又没有提出法案和立法的权力。这三个权力分支机构的这种状态，就是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以上谈到的是主要的制约方式，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的制约。比如美国国会就有权在充足理由的前提下，弹劾总统和大法官。没有一个人是选上就可以吃上定心丸的，就是在任期内，也不是一定保险的，国会议员也是一样。国会有专门设立的道德委员会。今年，美国国会的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就因为性丑闻，受到道德委员会的追查，最后被迫辞职的。总统的一举一动也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克林顿总统有一只叫“袜子”的猫，这只“第一猫”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喜爱，就有大量的人给“袜子”写信。美国总统由于是全民直选出来的，所以，历届总统都很注意和普通民众的关系。“袜子”当然最好是能给喜欢它的人写回信。由于回信的任务实在太重，白宫就专门有一个人是为“袜子”写回信的。结果，白宫这一举动马上受到了谴责，说“袜子”是总统家的私猫，怎么可以让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的公职人员为他回信。国会议员对于所有重大问题的立场，更是在美国民众的监督之下。美国国会的听证，除了一些外交国防秘密之外，一般都是公开的。而且，它对于各种问题的投票情况也是公开的。就是每一个议员对各种议题，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都不能瞒着他的选民。国会议员们在国会发表的讲话，法律规定美国老百姓都有权向国会索取。另外，整个听证过程都由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现场转播。我们刚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频道很奇怪，常常在很晚的时候还在播国会听证，由于已是下班时间，国会议员们也都下班了，除了主持人和书记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听，一个议会大厅里空空荡荡的，那发言的议员照样在那里滔滔不绝。这是因为重大议题排满了白天的议事日程，如果议员对各类问题还有意见要发表，就只能排在晚上。但是，他并不是在白说，除了有记录在案，他的选民也可以在电视里知道他的态度。

当然，听起来是很理想化的蓝图，在要付诸实行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说美国在讨论宪法的时候，就遇到怎样确定各州代表的人数问题。在国会中代表一个州的议员的多寡，当然直接影响到投票争取该州利益的成败。在美国，当时大州和小州人数相差很大，如果按照人口比例决定议员的人数，小州的利益得不到体现；如果平均分摊，每州不论人数多寡都是一样的名额，大州又觉得吃亏了。一开始也是争执不休，最后他们终于达到妥协，同意美国的国会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众议院以人口比例确定议员的数量，而它的参议院则不论州的大小，每州两名议员，以确认小州的利益也有保障。达成这样的妥协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历史把它称为“伟大的妥协”。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习惯把一种胜利冠以“伟大”，却很少把一个妥协加上这样的形容词，但是美国人真是非常感激他们前辈的这一次妥协，这种妥协是需要高度的理性精神，智慧和道德力量的。他们达成妥协，才有了美国宪法和实行宪法的可能性，你不能不称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这样的进步正是从妥协开始的。真正的历史进步往往始于妥协，如果互不妥协，可以使历史也随之一起僵持很多年。如果一方以强力压服另一方，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未必就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进步。

美国宪法的文本，200多年来没有作过一字修改，它的基本内容非常稳定。它所增加的内容都是以“修正案”的形式补充进去的，权利法案就是整个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对于修正案的增加美国国会也非常谨慎。从1789年以来，尽管曾经有三千多条修正案被提出，但是，至今为止，美国国会只通过了26条宪法修正案。

如果你要真正了解美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美国是个非常松散的国家。你有时候会发现它有许多相互矛盾提法和做法，这是因为它分权的结果。当初建立这个制度的人，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效果。美国人大概除了保护宪法是一致的，别的几乎没有什么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外交上，美国也常常表现得变化和矛盾，因为美国的民众在变化，总统和国会也常有不同意见。美国国会要通过什么决议，总统是根本管不了的。

美国总统自己也经常必须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表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必须说一些美国民众认为他必须“表态”的话，否则他就太得罪选民，这是很危险的。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美国青少年在新加坡探亲时违法，被当地法院判“打屁股”。了解下来这种刑罚出手很重，会留下终生不退的伤痕，受刑时也很痛苦。由于这个闯了祸的家伙还不是成年人，这种判决对于美国文化也实在太离谱，因此，有大量的美国人对这种判决不能接受。于是克林顿总统也因此向新加坡政府提出改变判决的要求。当时，我问我的好朋友迈克是什么看法，他聪明的眼睛里露出笑意，反问道，“林达，你如果在美国犯了罪，美国法律会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而对你另眼相看吗？”我说这当然不会。“那么，我们的总统凭什么要新加坡法律对一个美国人区别对待呢？”这个逻辑是很简单，那么，是克林顿总统不懂这个道理吗？你可别忘了，他是律师出身。可是他自己再怎么想都没用，他只能去表这个态，别无选择，他必须在选民面前交代得过去。

在美国，总统是总统，国会是国会，总统不邀请，国会的议长也不能自己就跑到白宫去。总统接受国会邀请去国会大厦发表一场演说，也是难得发生的事情。总统有总统的意见，国会有国会的意见，总统四年选一次，众议员两年选一次，参议员六年选一次，轮着大换班。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组合的国会也有不同的意见，不要说什么对外政策，对内一个预算方案谈不拢，政府照样关门。

相信今年美国的“政府关门”，你也一定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它的驻外使馆和领事馆全都不发签证了。政府是一个执行机构，它的运作需要钱。但是，支出的预算方案，也要经过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互相制约的批准程序。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的预算，国会也不同意总统的白宫提出的预算，麻烦就开始了。如果国会能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强行通过，总统也只好按着国会预算用钱，可是这一次，国会又无法弄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于是就造成了僵持。僵持阶段政府拿不到钱，于是，除了万分必要的政府机构之外，其余的就都关掉了。关门时期刚好遇上圣诞节，白宫的圣诞树，国家不管付电费了，总统得用自己的薪水来照管这棵“天下第一树”。不管这对于另一个国家看起来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对于美国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当任的总统再要面子也没有办法。问题是，这种状态别人不习惯，美国人自己却已经很习惯了，完全一副“饱经风霜”，“处变不惊”的样子。200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谁也不当一回事。美国人从来不担心他们的总统和国会意见不一致会出什么乱子，相反，如果总统和国会的意见一直都没有分歧，美国人可就要不放心了。但是美国的这种情况一旦反映到对外打交道上面，弄不好就乱套了。人家的抗议都顶上门来了，美国人还搞不懂关键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

说起美国政府关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电视台在政府关门的时候采访了一些美国小朋友，问他们对政府关门有什么看法，一个小孩子很自然地就说，他们（指总统和议员们）拿了工资却做不好工作，应该把他们给解雇了。一副理所当然的“小主人”的态度，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教育。

刚来的时候，我也不大相信，美国国会真的不听总统的吗？看得多了，也就不大惊小怪了。更何况，除了以上权力的分散之外，美国还有很多独立的力量。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国家是没有任何挣钱的企业和公司之类的东西的。社会上大量的自己作主的企业家就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国会通过确立为敌国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去暗定一个政策，对他们进行围堵，原因很简单，美国政府根本无权限制它的商人们跑到这些国家去投资和展开贸易。另外，美国社会还有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社会组织，比如说，代表老人的，代表少数族裔的，代表妇女的，代表医生的，代表工人的，……等等，等等。他们都在权利法案的保护下合法存在，他们也形成对于政府的制约力量，总统是一个也惹不起的。同时各种社会力量本身也在达到一种制约和平衡的效果。因此，美国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它是平面撒开的。乍一看挺乱的，可是正因为他们都已经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制约，所以，反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秩序”。在建国后的两百多年来，尽管移民浪潮越演越烈，美国几乎成了世界的人口流动中心，但是，在你我想象中它应该是混乱不堪的时候，实际上却表现得十分有序，这和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应该是分不开的。

美国的最高法院又是什么样的呢？法院的最高原则是司法独立，它谁也不靠，谁也不帮，谁也不听，可以说是高高在上。最高法院的组成是九名大法官。这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会批准任命的，并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也许你会问了，既然大法官是总统任命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就会偏向总统了呢？问题就在于，虽然大法官是不变的，但是总统是一直在换的，他的任期是四年，最多只能连任两期。有很多美国总统在他们短短的四年里，根本没有大法官退休，也就根本没有机会去任命一个他“喜欢”的大法官。美国历史上着名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苦于当时的最高法院太保守而想在自己任期内多任命两个大法官，但是，又没有那么多退休的，于是他就提出，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从9名增加到12名。结果没有“得逞”，至今为止，大法官还是9名。总统要是犯了法，事情闹到最高法院的话，总统的威风就一点儿也没有了。当年尼克松因为手下人目无法纪而惹上水门案的麻烦，他原以为自己是逃得过的，事情到了最高法院他还想违法掩盖，越掩盖越露出马脚，最后只得自动下台。有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多年后还在说，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尼克松送进监狱。最近，克林顿总统的“白水案”在国会闹得纷纷扬扬。国会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总统交出有关文件，总统不愿意。这事儿眼看着就要闹到最高法院，报纸上说，白水案越来越像水门案了。可见到今天为止，总统还没有和最高法院勾结的可能。

即使总统提名，候选的大法官也必须在各方面完全经得起检验。比如第一个黑人大法官托马斯，就在被提名后受到“性骚扰”的指控，经历了漫长的国会听证，最后由国会投票，以多数票通过判定他是清白的，才得以上任。上任之后的大法官，也必须在各方面“行得正，立得直”，否则这个“终身”职位也是有可能保不住的。这种“行得正，立得直”，并不仅仅是指他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对他的法律水平和公正性的要求。

我前面已经说过，大法官们所代表的最高法院，是没有提出法案和通过立法的权力的。但是，他们有对美国法律的解释权，尤其是对宪法的解释权。正因为解释权在他们手上，因此，宣布一项法案或者一项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否违反宪法的权力，也在他们手上。判决是在这9名大法官中通过投票决定的，但是，所有的大法官，包括对某一项判决持反对意见的在内，都要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法案或是案子写下一段评语，这些评语都是作为历史文件存档的。因此，查看这些大法官的评语，不仅可以了解美国的历史案件，还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宪法的认知进步。

每次看这些美国大法官的评语，你都可以看到思想，智慧和理性的力量。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的大法官们也受到不同的历史局限，但是，在他们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作理性的思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声誉前程都在其中，他们更考虑到，他们常常就是确立美国社会“游戏规则”的人，不论对错，在一个判例被推翻之前，这个判例就是很长一段时期里，美国人必须遵从的“游戏规则”。美国这个国家，你会在表象上看到它非常五光十色，非常感性。但是在它的根子上，你却可以发现，正是一种高度的理性在统治和管理这个国家。同时，政治的公开化也使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计谋”取胜的道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公开化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这就是新闻监督。我们也发现，美国的言论自由重点，并不是一个人能够在朋友面前，在会议上，甚至站在大街上直述观点而受到保护，也不是他可以放心地在日记书信里写下自己的真实感想，而是可以在公开的出版物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进一步的新闻出版自由。它的关键就是免预检制度。这使我又想起了奥克拉荷马爆炸案的一个小插曲。

美国的新闻效率在这件爆炸案中可见一斑。爆炸发生时，一个电台的女记者正巧有事来到出事地点附近。她刚停下车就听到一声巨响，随即看到前面不远的一个教堂整个玻璃窗飞了出来，碎玻璃象雨点般撒了她一车顶。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这教堂的煤气罐炸了。可是当她钻出车子，才发现稍远一些的联邦大楼正冒着大火浓烟。她立即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爆炸源。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使她立即冲回汽车操起她的移动电话，一边向出事地点跑去，一边向电台大叫：“让我播音！让我播音！”电台也不问青红皂白，也不请示汇报研究讨论，当下就中断正常播音，转而接上了这位女记者的移动电话，播出她的现场报道。那么，她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怎么报呢？很简单，她就是见到什么报什么。她先告诉大家她看到的联邦大楼烈火浓烟，然后随着她逐步接近现场，她报导伤亡，救护，采访目击者。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同时，非常详尽的报到就同步在电台播出去了。我当时听了这一段，真是很佩服这个女记者的新闻素质。静下心来一想，说实在的，若是没有电台里值班的那位当机立断给她接上，她不也是徒有“素质”吗？可是那值班的怎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能给接呢？这就是美国的新闻免预检制度所起的作用。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里，只有一种类似预检和限制的规定，那就是“5秒滞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这里看电视和听广播的时候，有时会听到“笛”的一声，中断数秒，这是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都比实际播出晚了5秒钟。这5秒钟时间，就是留给预检的。那“笛”的一声，就是预检的人发现了问题，中断广播，把那句不能播的话给“限制”下去了。说来挺好玩的，因为尽管大家没听到给抹掉了的那句话，但是谁都知道那是什么。因为那个守在那里做预检的人，他只有抹去一句话的权力。你一定挺好奇吧？那是什么话呢？实际上很简单，那是一句大家知道的脏话。

说到这5秒滞后的预检限制，它并不是一条法律，它是管理广播和电视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条规定。这条规定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是源于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着名歌星玛当娜。谁都知道，她是个出奇至胜，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家伙。她在接受一次现场直播的采访时，那句着名的脏话一串串地从她嘴里滚滚而出，让大家觉得忍无可忍。于是，才产生了这个“五秒滞后”。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在美国，“忍无可忍”，永远只可能是一个提案的动因，而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提案成立的依据。就象我上次所讲的“三K党”故事，黑人和三K党之间，他们相互都感到无法容忍，这可能成为他们提出禁止对方言论的动因，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提案因此就能成立。

言论自由是一个人说的权利，但是有一条，就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听，也就是说，你不能侵犯别人。因此，在美国的电影里，在电视播放的录像带里，是可以有脏话的，例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一批着名的描写越南战争的电影，为了表现当时战场上士兵状况的真实，里面脏话出现的频率很高。片头上对于有冒犯，暴力等等情况按规定都有预告，如果你不愿意看的话，你可以选择不看。就象三K党的节目，讨厌他的人有权利不看这个频道，这就不能构成侵犯。但是，收看和收听现场直播的节目，人们实在无法预料和防止玛当娜们连篇的脏话侵犯，因此，有了最近被普遍接受的“5秒滞后”规定。

新闻的免预检免限制在美国的历史很长。一般来说，朝野双方在很早就已经达到共识。所以，由民间控告官方新闻限制这方面的官司很少，但是，一旦发生官方要求限制新闻的案件，总是足以引起震动的大案。下面再举个有意思的例子，你肯定会感到惊奇。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个国家不可思议，它的人种的纷杂，内容的丰富，使你感觉它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它常会意外地送你一份惊奇，你在这里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失望，但是绝不会是因为单调。

那是大致15年以前，有个叫哈瓦德·莫蓝的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一开头就很吸引人。

“你即将获知的是一个秘密——一个由美国和另外四个氢弹制造国高度保守的秘密。”

“我只是通过阅读和提问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没有利用任何保密材料……”

“我干吗不告诉你呢？……别怕，我并不是打算帮你去造一颗氢弹。你还远远没有这个能力，除非你掌握着一个中等国家的政府。”

“也不是因为我希望印度，以色列，或者南非，巴基斯坦从我这里可以更快地得到氢弹，尽管这些资料是对他们是有用的……”

“我说出这个秘密，是为了尽可能有力地建

Chapter_3

立一个基本观点：在原子时代，保守秘密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政治气氛，这种气氛有助于使那些可怕武器的生产受到保护，并且变得永久化。尤其是保守那些被少数专家指为禁区的权威秘密，更是如此。”

这可不是一个玩笑。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反核积极分子，这篇名为“氢弹秘密”的文章，是准备在一个叫“进步”的杂志上发表的，计划中是作为该刊1979年4月号的封面故事。这是一份在华盛顿州的麦迪逊市发行的月刊。它创刊于1909年，它的创始人当过华盛顿州州长，国会议员，并且还代表“进步党”竞选过总统。该报在全美的发行量约三，四千份。它的宗旨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强调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强调保护环境，质疑庞大集团的所作所为。

一年前，他们换了个执行编辑，这人以前是编“原子科学家简报”的，在这里上任之后就出了个新招，他打算在采访全国的核工厂的基础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核武器工业的文章。他已经发了类似“最善良的人在造原子弹”这样的文章。在他的研究工作中，遇到了瓦德·莫蓝。

瓦德·莫蓝的家乡临近世界着名的美国核物理基地——橡树岭。这个地名在中国的物理系大学生中是绝对不陌生的。他说，在别的地方，孩子们也许会问：你这么聪明，怎么没发财啊？在他的家乡，孩子们就会问：你这么聪明，怎么没去当个核物理学家？橡树岭云集了世界一流的核物理科学家，如果这是在中国，也许有很多人，会因为自己的家乡是世界着名的科学基地而自豪，但是瓦德·莫兰却只觉得是核阴影在笼罩着他的家乡。在美国，反核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持有这一类观点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新一代的美国年轻人中间，你很难找到一个为自己国家所拥有的最先进核武器和核威力感到自豪的。

瓦德·莫蓝在读大学的时候选修过不少物理方面的课程，但是他放弃了当物理学家的念头。他参加空军，开着运输机飞行在美越之间。在此期间，他有机会看到了氢弹，它只不过六到八英尺长，一英尺半的直径，这么小的摸样，却有一千倍于广岛原子弹的威力，这个概念使他深感可怕。他想：这玩意儿可是很容易被误用滥用的。他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对氢弹的兴趣。他不仅要知道这国家干吗要造这玩意儿，还想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知其然，必须知其所以然，这是他的思维习惯。所以，当他参加反核活动的同时，他很自然地把精力都投入了研究核技术之中。

他和“进步”杂志一拍即合是很自然的，他们都质疑政府对核技术保密的合理合法性。他们认为保密的目的，只是为了把美国人民排除在对核武器的讨论之外。所以，他揭开核秘密的行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他探索的整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当然，他是个很聪明的家伙；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这方面的工厂，设施等等的保密，实际上是漏洞非常多的。不管怎么说，他越来越接近了关键的概念。最终，据他所说，他发现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基本的物理知识，再加上时间和坚持，都可以找到氢弹的秘密。

瓦德·莫蓝坚持说，他所有的材料来自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他和一些原子能工作者的谈话，他只是自己动脑筋把所有的材料拼凑起来，破了这个迷。他还认为，他所介绍的氢弹制造原理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威胁：“这距离画出一张氢弹蓝图来还有很远呢。”再说，大多数国家不论财力或技术力量，都还不到造氢弹的水平。最后，他还解释，他所介绍的东西早已散见在各种公开读物上，他所做的事，只不过是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在文章发表之前，一个警惕的教授把它送到了美国能源部。当时能源部负责防御计划的付部长是塞威尔，核武器保密就归他管。这是他第一次从“外面”拿到这样的氢弹资料。他拿给有关当局的最高层领导看了之后，他们一致认为，不仅文章中的一些资料是应该保密的，那份杂志的发行也是有害的。他们把这事儿转到了司法部，要求他们把“进步”给停了。

司法部一听就头皮发麻了，他们当然知道，这种事在美国可是麻烦大了：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政府怎么能就说“停”就“停了”一份新闻刊物呢？我前面就说过了，这个国家，除了宪法，谁说了也不算。更何况，你一定也记得，为了纽约时报要发表美国五角大楼的越南战争秘密文件，前几年刚打过一场官司。由于输了这场官司，一些政府官员至今还觉得灰头土脸，十分窝囊。

对于新闻制度，寻找以前的案例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些对已经发表的不当新闻的惩罚规则。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制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预先不能限制。可是，如今是事关比原子弹还要命的氢弹，是一个谁也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司法部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只有硬着头皮上。这个案件已经把美国的言论自由问题推向了核时代。一开始，“进步”杂志的编辑就知道情况不妙，政府已经全力以赴，一个小小杂志，力量对比相差太悬殊了。

1979年3月2日，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塞威尔领着能源部和司法部的官员，来到了“进步”杂志社。编辑坚持说，文章的来源是公开的读物。他们要知道，这篇文章到底哪部分应该保密？塞威尔说，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保密的。但是能源部提出可以帮他们重写，然后再让他们发表。考虑了几天之后，他们通过律师回答，他们不打算修改，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有权按原样发表。

三百年前，这里的新闻预检制已经被废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起草出来之后，有过关于新闻自由和侵犯隐私权之间的争论，但是，有关禁止预检却很少有人提出过疑议，所以这类的官司也很少，最高法院判决的第一个此类重要案子是在1931年的“尼尔案件”，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新闻自由）的主要意图就是防止对出版物的预先限制。”也就是说，即使是对于滥用新闻出版自由的人，也只能在事后，即出版之后适当惩罚，而不能预先阻止他出版。在1964年的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又作出了深刻承诺：“公众辩论的发行应该是无禁区的，坚定蓬勃的，以及完全开放的。”有关新闻和国家安全，美国的开国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当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在全民的监督之下，就不再有阴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将会尽早地被纠正，这样的国家，它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这样的观点，在美国很早就被大家所接受。但是，杰弗逊的时代还没有氢弹。

因此，“进步”杂志案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核时代案件”，它不仅是在向第一修正案的基本信念挑战，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闻界在决定公众辩论所采取的形式时，是否也是“无禁区”的。

“进步”的编辑克诺尔对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持绝对肯定观点的人。有人问他，如果有个喝醉了的海军官员，把他第二天要出发攻打黎巴嫩的保密消息讲给你听了，你也发表吗？他回答说，政府如果不向国会宣布就打算去参与战争，我当然要发表。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美国在国外的情报人员的名字，你也发表吗？他说，那得看他在干什么了，如果这家伙以美国的名义，用着纳税人的钱，却在人家那里挖民主的墙脚，我当然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么，如果这将危及他的生命呢？克诺尔回答说，这是他的工作，情报人员当然有被人家杀了的思想准备，这就和工伤的性质是一样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个编辑想发什么和不想什么消息，也不在于应该和不应该发什么消息，关键在于，他认为发表的决定权应该在他的手里，而不是在美国政府手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一直不同意这种绝对主义的观点，主要的疑点就是国家安全。但是，他们似乎也只是提出这个两难问题，并没有能够解决。

正因为新闻自由的主要原则在美国深入人心，所以，我提到过，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的官司很少。从前面提到的1931年“尼尔案件”到这个“进步”杂志案之间，美国政府与新闻界只打过四场官司。美国政府也在尽量避免这种事情，但是，一旦出现这样的罕见情况，也就是说，到了美国政府迫不得已非要去惹这个麻烦不可的时候，案子总是十分急迫，法律程序的通过也比一般情况要快得多，也就常常会留下一大堆值得争议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五角大楼”案件，这是由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要公布一批有关美国卷入越战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在这个案件中，短短的几星期里，各级法院就产生了种种不同意见。一个首席法官甚至由于进程过快而拒绝对案件引起的一些问题作出判断。最后，法院是以6票比3票的结果，反对美国政府限制这两家报纸发表这些秘密文件。这是对这个具体案件的判决，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有关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关系的问题。参照这个案件，也不能使“进步”杂志案的答案就更清楚。

在“五角大楼”案中，有两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出，他们认为，在如下情况下，也许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预先限制新闻发表，即政府必须证明“这种发表将无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刻地导致危害，这种危害必须类似威胁已经发航的运输船的安全。”可是，谁又能说得上，对于热核武器该怎么定义“直接和立刻”的危害呢？说到底，以往的规则都无法解决核时代的案件。

另一方面，“进步”杂志则辩称，在科学的领域，哪怕是热核科学的领域，所谓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两难问题”更为简单。他们认为，整个旧的安全概念在此领域都行不通。他们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通过原子能的释放，我们这一代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自人类历史发明火以来最具变革性的力量。这个宇宙的基本能量，已经不再适合可以被抛弃的狭窄民族主义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谈不上保密，也谈不上防卫了。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控制，除非能够唤醒人类的良知和坚韧。”

“进步”杂志还找了一些权威的核科学家支持他们。不少专家并不同意他们发表文章的理由，他们觉得讨论核武器的伦理问题，并不一定要提供制造它的技术资料，甚至他们也看不上瓦德·莫蓝的科学知识，他们之所以支持杂志社，是因为觉得文章的内容已经算不上是秘密，发表并不会有什么害处。

但是，美国政府出动了国务院，能源部，防卫部和主要的核武器设计实验室的专家，他们宣布，如果该文章出版，“会有损美国的安全，会帮助外国发展热核武器，会增加热核战争的危险。”尽管美国政府上一次打输了“五角大楼”的官司。但是他们觉得，这一次可不是上一次，他们手里还有一个绝招——在1954年，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了一个“原子能条例”。这是处理非正常情况的非常规条例，是美国极少几个特别授权美国政府可以进行新闻预禁的法规之一。

该条例规定，美国政府可以起诉并要求法院禁止任何人揭示“限定资料”。“限定资料”包括核武器的设计，工厂，设备，或特殊核材料的生产……。但是，不包括已经解密和已经被划出“限定”范围的资料。美国政府宣称，这种资料生来就是保密的。不管是一个政府雇员从实验室得到，还是一个公民作在自己家里想出来的，不论是设计，公式，还是一个念头，只要一产生，就是保密的。所以，哪怕瓦德·莫蓝拿出证据，他百分之一百的资料都是从公开出版物上抄下来的，但是，只要他把它们凑在一起，结果就是保密的，除非美国政府同意宣布这不是秘密。该条例还有犯罪处罚规定。在当时，揭示“限定资料”的处罚，是一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十年以下监禁，也可以同时并罚。

这案件一旦归到“原子能条例”下面，就成了一个暗箱。瓦德·莫蓝的辩护人在保密的挡箭牌下，不能知道有关此案的几乎一切信息。被告也无法回答面前的一大堆问题。任何试图被引进法庭的证据，都有一个保密的陷阱等在那里。例如，瓦德·莫蓝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料来自公开读物，他拿来一本自己的大学教科书，政府说，他在教科书上划的线必须擦掉才可以拿出来，尽管这些线只是他读大学准备考试时划的。他又拿出一些杂志文章，一个记者后来报道说，他拿出来东西的都被司法部宣称是秘密的，指出文章哪一部分是秘密的行为本身，是秘密的；争论它是不是秘密的争论，是秘密的；法庭对于这些秘密的看法，也是秘密的。这里有件很有趣的事情。新闻检查制度这个字眼，在美国是份量很重的，或者说，是很难听的，所以当“进步”杂志社在法庭上指责美国政府是新闻预禁的时候，政府的一些人提出抗议，他们说，他们的律师说的，这不是“检查”，这只能称作是“删除”。“进步”的编辑克诺尔就说，你就是把它叫做香蕉奶油甜点心我都不在乎，可是它还是新闻检查制度。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该案的法官心情很不轻松。他写道：“如果发出一张初步的强制令，据本庭所知，这将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用新闻检查制度禁止出版的第一个实例。这种声名狼藉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1979年3月26日，法官发表了他的看法。首先他指出，这个案子与“五角大楼案”不同，后者只是国家行政部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图阻止新闻发布，而这个案子，有国会已经通过的“原子能条例”授权禁止。他认为，这个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的条例是清楚的，范围是适度的。再说，相比之下，“五角大楼案”只牵涉到3至20年以前的“历史资料”，这个案子则不同。最后，他主要是注意到了这个案子的巨大风险。他说，也许，从长久的意义来说，不自由，勿宁死。但是从眼前看，我们只有在拥有活下去的自由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享受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也就是说，把氢弹秘密“放出去”之后，没准大家连活得成活不成都成了问题。他写道，“如果作出一个反对美国的裁定，这一错误将为我们所有的人铺平通向热核毁灭的道路。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生的权利受到威胁，出版的权利变得可以商榷。”法官“遗憾”地签下了这份预禁令。

这个案子是不是很有意思？我想，这个法官的判决是很能理解的，谁敢冒这样的风险呢？但是这个案子里确实暴露出许多很耐琢磨的问题。例如，在这个“进步”杂志案中所出现的“暗箱问题”，就是很值得深思的。当一名被告所被控的一切都变成了“秘密”，甚至他的律师，法官，陪审团都不能清楚地了解与案情有关的细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有可能进行一场“公平的审判”，被告的权利还怎么可能得到保护呢？这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美国的“反恐怖法”草案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之一。

立法反对恐怖活动当然是一件好事情，问题是具体的做法，也就是“反恐怖”究竟怎么“反”法。例如，将来出现在美国的恐怖活动，其中很可能有一些是类似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这样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罪犯起诉的证据也就有可能来自美国之外。因此“反恐怖法”草案允许在对国际恐怖主义份子起诉时，使用来自国外的证据，并且允许作为证人的美国驻国外情报人员不出庭，以免使美国在国外的情报网不受到破坏。乍一听，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这些恐怖主义者很可能就象在纽约爆炸案中的被告一样，他们尽管是在为另一个国家服务，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美国公民，即使不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法庭审理，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公平审判，就不能剥夺他们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比如说，我以后还会提到的宪法第六修正案中所规定的，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人。审理中的“暗箱”在美国是违宪的。

当“反恐怖法”草案在参院通过以后，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辩论。它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着名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负责人，着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斯，大学教授等组成的，在一起讨论有关“反恐怖法”草案所牵涉到的种种问题。也谈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审判中的“暗箱”问题。总的来说，政府一方，尤其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具体工作的高级官员，都对于他们在工作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发出抱怨，在美国严格执行宪法的情况下，他们要对恐怖活动的嫌疑分子进行监视，却很难拿到一张窃听许可证。抓到什么罪犯，又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起诉失败。他们坚持“反恐怖法”草案所放松的限制，对于美国的反恐怖活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作为民权组织等属于“美国人民”和理性思维的另一方，却对于“反恐怖法”草案中有可能发展成侵犯公民权利的部分提出严重质疑。例如，“反恐怖法”草案的有关条例规定，如果一个美国公民向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经费等等，就可以对他进行起诉。听上去很顺理成章。但是，民权组织马上提出了其中所隐含的问题。例如，美国政府宣布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中，有着名的哈玛斯组织。这个组织确实在最近进行了一系列的炸弹攻击。但是，民权组织指出，哈玛斯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它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组织，在美国，完全有可能有一些公民只是在宗教上认同这个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美国公民就有可能因为出于宗教的原因，向属于这个组织的医院捐了十块钱而受到“反恐怖法”的起诉，并且有可能因此而判刑，这显然是侵犯了公民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在“反恐怖法”草案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使我们感到吃惊的，并不是一个“反恐怖法”草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而是美国人对于所有的立法和案例所涉及到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问题所持有的认真态度，惊叹他们的持久的顽强和理性的思索。在这个辩论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负责人还提到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他提到，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要提醒国会防止过度反应并不是无稽之谈。在二次大战美国在遭受到日本的珍珠港突袭之后，几乎海军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曾经作出过一次错误的过度反应。美国西海岸当时有十二万日裔的侨民，你也知道，一般来说，东方民族对于“故国家园”很难从根子上抛舍。更何况，这些日裔侨民里还有一些来到美国不久的新移民，两国交战，确使许多移民产生巨大的心理矛盾。同时，惊恐之中的美国政府，面对数量如此之大的来自敌国的移民，也觉得防不胜防。由于珍珠港事件是一场突袭，美国政府更担心这些日裔移民中会有人向其母国提供各种情报，从而导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

当时，在强大战争攻击的威胁之下，政府的权限也相对扩大。结果，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把美国西海岸十二万日裔移民，包括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日裔美国人，全部圈入了落矶山脉东面的十个临时居住地，十二万人一宿之间全部失去自由。在这一天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支持美国的军队而努力工作。在被集中圈住的四年当中，甚至还有人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收到为美国战斗的儿子的阵亡通知书。今天，当我们和美国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都觉得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错误。但是，美国政府确实在战争的威胁下，曾经犯下过这样一个可怕的侵犯公民权利的历史错误。

当年的这十二万人中，有一个姓伊藤的年轻人在圈居生活中和一名共同命运的女孩相识。在他们恢复自由四年之后，他们组成家庭并给他们的新生儿起了个名字，他叫兰斯·艾伦·伊藤。艾伦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们在失去自由期间，一个为他们看守房子的名叫艾伦的牧师。兰斯这个名字，则是为了纪念为他们向美国政府索赔的一个叫兰斯的律师。由于这个家庭的这一段经历，这个孩子立志长大以后要做法官，致力于保护平民百姓。他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纪大审判”辛普森案的主审法官。在以后的信里，我会一再向你提到这个名字。一向在审判中以冷静着称的伊藤法官，谈起美国的这一段历史却无法平静，他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我必须告诉大家，如果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它就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实际上，这就是美国人今天对待任何一个民权案件的基本态度。发生的任何一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他们的态度就是，它如果可能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那么，它也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在美国，对于这一类问题，会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尽管他们和这一个公民并不相识，甚至，也许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人。

从“进步”杂志案的发展你也可以看到美国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案子本身到这里并还没有结束，因为这只是地方法院的判决。“进步”杂志马上提出上诉，发誓要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几个星期之后，事情发生了谁也无法料到的变化。这一回，你肯定猜不出结果来了。

我还是下次再给你写吧。

祝 好！

林达

第六封信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谈到我的故事使你有了许多新的想法，我很高兴。你非常关心那个“进步”杂志案的结局，说是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我还是先把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吧。

难怪你猜不出来，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把一件原本十分沉重的事情戏剧化了。从我下面的故事里，你也可以感觉出一点“美国风格”。哪怕是再严重的事情，到了这里，都会变得有点“迪斯尼”兮兮。

“进步”杂志上诉只有几个星期，政府的阵线就开始溃散了。地方法院的宣判是在1979年的三月底。你还记得我介绍过的那个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吗？作为美国着名的有关扞卫公民自由的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忽略如此重要的一个案例。同年5月初，该协会的一位调查员在进行有关这个案件的工作，他本身也是一个业余的原子武器的设计人员，他跑到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公共图书馆，从目录里查询有关“武器”的一栏，他把一份文件抽出书架，发现这份文件里已经包含了莫蓝文章里的大部分所谓“秘密”的“限定资料”。一年前，图书馆清理资料的时候，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把这份应该是保密的资料放到了公开的书架上，也是非常凑巧地正好让这个调查员给翻到了。

你一定还记得，“原子能条例”里规定，“限定资料”里不能包括已经解密的资料。因此，由于这个调查员的发现，司法部的不少人都觉得撤回起诉算了。但是，情报部门却照会司法部长说，尽管图书馆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但是，这些资料还没有被那些“敏感”的外国政府弄到手。因此，阻止莫蓝文章的发表，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司法部长告诫自己的属下：“国家利益和原子能条例，都要求我们尽力而为。……局部的泄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和盘托出。”

同时，你要知道，尽管这篇文章由于官司尚在进行之中，并没有与读者见面，但是，这场官司本身是无法保密的。如此一个大案，你可以想象，新闻界是多么地激动，尤其这牵涉到他们本身的权利，知识界会以多大的热情关注这一场划时代辩论，有多多少少人会觉得这真是一件够刺激的事情。全美国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有关的报导，这是记者们最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刻。有的记者有意地去重复“莫蓝历程”。他们运用他们可利用的公共图书馆之类的途径，企图去复制同样的工作，有人得到的结果，与莫蓝十分相近。也有一些记者，他们的本意是了解“进步”案的全过程，可是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实际上就频频闯入了氢弹的“秘密”领地，有时完全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糊里糊涂就已经掌握了一些氢弹“秘密”。

事情已经足够热闹了，这时，冒出来一个叫恰克·汉森的。你可以说他是“原子爱好者”，也可以说他是“氢弹迷”。我又要发感叹了：在美国，什么样的怪人没有啊！他发起了一个反对政府起诉“进步”杂志的运动。他不但使抗议信象雪花一样铺天盖地飞向议员和美国能源部，他还发起了一场“氢弹设计竞赛“，谁的设计能第一个让能源部定为必须保密，谁就是这个竟赛的优胜者。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给一个参议员寄了一封信，里面描绘了他自己版本的氢弹秘密的轮廓，他搞出来的东西和莫蓝的很接近。他还把这封信寄往全美各地的一些报社。

9月16日，威斯康新州的一家很小的报纸，发表了他的信。第二天，政府就对“进步”杂志案撤诉了。司法部长承认起诉已经毫无意义，汉森的信已经发表，有关报导已经满世界都是了，再去阻止另一家出版社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年“进步”杂志的11月号以通栏标题“氢弹秘密：我们怎么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你”全文刊登了莫蓝的文章，尽管在此案过程中，作者已经发现了一些技术错误，但是整篇文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动，只是在后面附了一页作者的更正。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结果。可以说，它说明了一些问题，也留下了很多问题。这也是我上封信打住的原因，我说过，我要想一想。作为一个外来者，我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撇开这文章该不该发表这样的问题，只谈操作的话，在美国，阻止它发表的操作比在任何地方都困难。就这个案子，你也看到了，就象司法部长事后所说的，“我不认为预禁起什么作用”。就算那个实验室的图书馆没有犯错误，也会有无数人出来向这个案子挑战，不出那个汉森，也肯定会出个汤姆，或者约翰什么的。更何况，由于没有检查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来不及禁止，等美国政府看到的时候，百姓们个个都已经看到了。同时，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感受到这个国家对于新闻自由的敏感程度。一份小小的杂志，一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文章，如果它不发表，影响也许是很小的，如果它发表了，后果有可能是很大的。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我感受到在表面的戏剧化后面，深藏着美国人的恐惧。不论是民众，还是法院，他们所在乎的，不仅是一篇文章作者的权利，也不仅是一个杂志社的权利，尽管他们很看重这样权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并不赞成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讨论核问题，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切担忧也不愿看到政府所警告的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坚决站到了支持“进步”杂志社的一方。我感到，他们真正在心中无法平息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将要突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的恐惧。

你的来信说，你猜不出这个案子的结果，和你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也处在两难之间有关。是的，案子撤销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政府仍然认为，这些资料的发表，对于美国是有害的。对其是否真的有害和可能的伤害程度，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而权威的判断。人们仍然要问：这些资料的发表，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以后，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问题，也许，涉及更严重的国家安全，那时，又怎么办呢？你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美国的自由。我最想告诉你的总是：什么是美国自由的代价。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忽略一些次要的问题和争执，将会对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在上述案件中你可以看到，真正能够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有可能迫使新闻自由让步的，就是国家利益。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利益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在真正紧迫和严重的关口，比如说，在这个“进步”杂志案子里，我想，美国政府也是相信国家利益真的有可能受到伤害，发急了才出此下策，因为政府官员是最不便去向新闻界挑战的。几个部长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下赌注。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个案子的结果，美国人民在扞卫新闻自由的同时，很可能确实支付了国家利益的代价。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当然应该知道，所支付的国家利益并不是政府的，而是整个国家，也就是整体美国人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呢？

我想，首先是，如果一遇到“国家利益”这个震慑力量就让步的话，早就没有美国的新闻自由了。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们所遇到的真正困扰总是来自美国政府，只有政府才可能提出检查制度和禁止发行之类的要求。如果说，美国政府打算以预检预禁这样的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的话，或者说，某一届政府不希望公布不利于它的材料的时候，他们不费力气就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借口，就是国家利益了。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丑闻。我相信没有一个尼克松会愿意这样的材料被公布。如果要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应该也是很容易的。至少这些材料的公布，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社会的不安定，说是这是一种国家利益，也完全说得过去。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每一个案例来看，力量对比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不仅仅是一个报社或杂志社与整个美国政府的人力，财力和掌握的手段无法匹敌，而且发表一篇文章的份量和国家利益的份量也根本无法较量。因此，一旦“国家利益”这个重磅炸弹能够有朝一日炸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缺口，整个美国的新闻自由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了。

这不仅仅是美国新闻界的恐惧，这是美国人的恐惧。你已经看到，这种恐惧甚至压倒了他们对于热核武器威胁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大致说来，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是过得很好的，并且自由自在。他们有数量比例相当大的一批人，在关心着各种只有衣食无忧，思想无拘无束才会去关心的问题。你只要想一想，连“核专业”都会冒出这么一大群“业余专家”和“迷”来，是不是都是吃饱了撑的。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运作正常，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一个聚集了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点自由。这是二百多年来，他们感到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美国政府还怎么保住国家秘密呢？除了他们自己看牢点，别让新闻界给弄了去，是至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唯一办法。

你的信中谈到，国内现在涉及新闻界的诽谤案特别多，你想知道，在美国，，这一类问题的是怎么解决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界明星声誉的轻松话题，这是在新闻自由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因为，如果新闻界在批评美国政府官员的时候，一个细节失实就要面临巨额赔偿的话，新闻界的步履就要艰难得多，它对于美国政府的约束力也要大大减弱。

在美国，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又没有检查制度，我也曾经以为，这里的诽谤讼诉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奇怪地发现，这类案子非常少。首先，一般来说，此类案子不论在哪里，牵涉普通人的，总是较为罕见，因为新闻界对他们没兴趣；其次，容易牵扯进去的，最多的是有点职权的人，，即“公职人员”，以及有点名气的，即“公众人物”。然而在美国，这两类人都知道，要和新闻界打赢所谓诽谤罪的官司，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由于他们的知难而退，这类官司当然就少了。几年前，对中国来的一个公众人物，美国新闻界作了各个角度的报导，使其一下子无法适应，就对记者报怨，你们美国不是最讲隐私权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实际上，这是对美国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这里是最有隐私权的地方。但是，你要想竞选总统，想当官（大官小官不论），想当明星，当民间组织的头头，想在公众事务中成为一个“人物”，那么，可以说，从头到尾，你都在新闻的监督之下。也许你天天在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也许你很少见报，但是这已经是取决于新闻界对你感兴趣的程度了，而不是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一般来说，他们要保持良好形象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端正自己的行为，二是以最大可能隐藏自己的劣迹，躲过新闻界的目光。当然，这很难。这就是“做名人难”在美国的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被新闻界触怒的公众人物，马上会自然地想到他们的反击武器－诽谤罪和名誉损失赔款。这里的报社和杂志社都是私营的，一旦巨额的赔款成立，对大多数新闻机构来说，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我前面谈到过，美国没有对于新闻的检查和预先禁止，所以，有可能对新闻界形成的最大威胁，就是在出版物发行之后的诉讼，和由此引出的巨额赔款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美国人也是在逐步摸索中寻找答案的。

使这一目标在判例上明朗化，制定出明确原则来的是轰动一时的沙利文案。

这个案子的发生是在1960年。你也知道，这是黑人的人权运动最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前夕，是种族问题最敏感，也是种族冲突最容易爆发的时候。那年的3月29日，纽约时报以整版刊登了一幅广告。这是由64人签名的一个宣传广告，签名人中间包括一些南方的黑人牧师。宣传的内容是当时在美国南方，黑人进行的非暴力示威行动。他们呼吁着：“在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许诺下，我们有权利以人的尊严生活。”接下来，这份宣传广告谈到，黑人遭到了由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所教唆的“恐怖浪潮”的攻击，还举了一些警察虐待黑人的例子。可是，事后发现，这些例子有很多不实之处。

看到这份宣传广告之后，蒙哥马利市专管警察部门的一名政府官员，名叫沙利文的，向法院告状，以诽谤罪告纽约时报和四名黑人牧师。尽管那个宣传广告上的指责，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认为，既然他的职位使他必须为该市的警察行为负责，因此，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已经诋毁了他的名誉。一开始，法院的陪审团判给他50万美元的损失陪偿金。而且，阿拉巴马州高级法院支持了这一判决。

纽约时报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这时，已经是1964年了。

纽约时报的律师辩称，这篇宣传广告是由64名知名人士签署的，如果他们知道内容不实，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诽谤行为。至于纽约时报，他们并没有责任要对发表的东西都作精确的核实，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有权决定是否发表。

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并且，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你也一定注意到了，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污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使他们有可能生存下去。

在三年以后的另外两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又把这一原则从“公职人员”扩大到了“公众人物”。在1986年，这一原则再一次扩大到“卷入公众事物”的普通人。

我再告诉你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没准，你听了又要感到意外了。

这个一直告到最高法院的案子，牵涉到对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说是很恶心的攻击。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也不是太久，这个案子到达最高法院的时候是1988年。事情发生在1983年，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色情杂志刊登了一份以滑稽漫画形式出现的烈酒广告，在这个广告里，漫画虚构了这样的情节，挖苦一个叫弗威尔的“公众人物”，说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喝醉酒以后和他的母亲在户外的小屋里发生的！弗威尔不干了，他没法把它当做什么滑稽玩笑接受下来，一纸给告到法院。

他的诉状分两部分。第一条，是诽谤罪。我想，若不是他实在觉得这幅漫画情节恶劣而完全有理由说它有“真实的恶意”，弗威尔是不会上法院去告的。看到这里，你也一定会想，那个弗威尔还是应该有希望获胜的，这漫画看着也太“恶意”了。但是，他又没能成功。为什么呢？

诽谤罪被陪审团否决了。他们的理由是，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闹的，根本不会有人当真，也就谈不上什么诽谤。在这里，是有一些专门制造假新闻的报纸以取悦某些读者的，一些人明明知道是闹着玩的，照样买回来看，也就是图个好玩。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张这样的小报，上面大字标题：卡斯特罗死了！下面就是很大的一张照片：卡斯特罗正躺在棺材里。我吃了一惊，马上指着那张报纸向我的朋友“报告新闻”，她只远远扫了一眼，就说，这报纸是开玩笑的。果然，不久以后，我又看到这家报纸在一幅长着翅膀的婴孩照片旁，“报导”某人刚生了一个小天使！在美国，这种报导当然就谈不上失实不失实，或者诽谤不诽谤的问题。陪审团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没人信，你的名誉也就没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弗威尔的诉状中还有一条。他提出，这张恶意的漫画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巨大创伤。这一点，陪审团同意了。判给他二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陪审团的这一判决，立刻引起了政治漫画家，艺术家和连环画家的严重关注。他们时时都可能画些戳痛公众人物的东西，他们的问题很简单：要是一张漫画就可以判决造成精神损伤的巨额赔偿的话，界线在哪里？但是，1986年，巡回上诉法庭支持了初级法院的判决。

两年后，当最高法院复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一致同意这样的判决：一个公众人物，当他受到讽刺挖苦的时候，不论它是多么具有伤害性，甚至有色情描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弗威尔赢得的二十万精神创伤赔偿金也给推翻了。应该说，这个案子又进一步扩大了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这个案子的首席法官讲的一段话让我一直很难忘记。公众人物是经常受到讽刺挖苦，漫画化甚至丑化的。他说，考虑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普遍原则，我根本就没打算提供一个例外，让它在这种事情的对错中间划上一条界线。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最高法院，诽谤罪问题的解决毕竟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寻求的目标，确保新闻监督的功能，以维持社会的健康正常运作。因此，在最高法院判案的时候，就可以避开细节的纠缠，避开在低一层次的是与非之间划界线，而作出高一层次的原则性判决。

这会不会就出现大量的不实报导，以至于“乱了套”呢？我们看到的美国新闻和图书出版，是非常“井井有序”的。在自由的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之中，社会总的趋势是在趋于健康和更富于创造力。社会的基本健康，又有助于新闻和图书出版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新闻出版界也有它自己的一套自然约束。尽管法院一般不会轻易作出诽谤罪的判决，但是它还是可以裁决报导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如果一张报纸或一个出版社频频作出不实报导，读者就会对它嗤之以鼻，就无法维持它原来的读者群，也就破坏了它自己的生存条件。在市场调节之下，当然也有适应它的特定读者面的一些劣质读物，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这样的读物并不是主流。

我还想谈谈，有关我所了解的色情影片和色情读物等等在美国的情况。我觉得如果不向你作这方面的介绍，就是不完整的。我第一次看到色情杂志，是在我来美国后进的第一个小书店里。我进去以后随意地在里面逛，逛到最里面一个半遮半盖的角落，一下子发现满满的两个陈列架上，都是封面就“非常色情”的色情杂志。作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这也我是这辈子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杂志。我很好奇，就打开两本翻了翻，想知道美国的色情杂志到底是什么样的。里面和封面差不多。第二天，我告诉了认识不久的美国朋友，他们笑着拿我寻开心，当然，都是一些善意的玩笑。然后，我就问他们，这是合法的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慢慢地，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书店都有这样的读物，这也和书店确认自己的读者面有关。美国的书店大概没有一个象中国城市里大的“新华书店”那么大，一般都是小小的店面，各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决定是否卖这样的读物，取决于书店自己的经营方针。这儿也有一个档次问题，和出版社的定位问题是一样的。在书店陈列这类读物的时候也有一些规定，它不能放在很开敞醒目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能侵犯那些不愿意看的人，也必须让带孩子来买书的家长可以预防孩子看到。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样的书店有可能卖这类读物，如果自己不愿意看，只要不去那个角落就可以了。

色情读物也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同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我已经介绍过，言论自由的关键是言论的“内容中性”，对于各种宣传，它只是简单地交给民众自己去判断。但是，对于未成年的青少年就有比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因为严格地说，青少年还没有长大成“人”，他们还不具备成年人的判断力。因此，比如在学校里，他们往往受到各种校规的约束，比成年人的自由要少得多。不仅色情读物不能出售给青少年，电影也严格分级，很多电影青少年是不允许看的。说来你也许会奇怪，有些限制甚至比中国人的道德概念还要严格得多。这也是我在中国时对美国缺少了解的一面。

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大陆来的朋友告诉我，他有时以自己的名义去为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同学买成人电影票。我素知他平时教子甚严，听了当然吃了一惊。后来才明白，他指的是一些武打片。中国人的概念是“少林小子”，“自古英雄出少年”，小孩子看看武打片有什么关系，哪怕是对子女非常严格的家长，也不会在意。但是，美国的孩子是买不到这样的电影票的。

出于对青少年保护而产生的这样电影分级限制，也是一个有可能引起争议，有可能划不清界限的问题。由于这些规定例外地追究了“言论的内容”，实际上就被迫进入了困难的次一个层次的是非判断。就在已经实行的电影电视分级制上，实际上也一直在发生激烈争执。我们就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样的辩论会，一方是影视制片人的代表，另一方就是在美国为影视评级的12人委员会中的一个代表。你可以看到，一离开“内容中性”，问题就会复杂得纠缠不清。影视制片人经常是颇为恼火的，因为一个片子一旦由于一个或一些镜头给划进“级”去，整个未成年观众群也就给划走了，而他们往往是观众的主力军。我就在报纸上看到过，香港的制片人屡屡抱怨，因为他们在香港放得好好的武打片，一出口到了美国都成了“三级片”，由此票房收益大减。问题是，划的标准是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除了一些比较容易判断的之外，大量是难以确认的。比如，暴力场面以及描写性爱，是凡有开打的或是凡有性爱场面的都算，还是到某一程度的才算。前者，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做到，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这样做，而后者，就成为永无止境的争执的源泉。美国也是无法解决如此争端，所以把决定权就交给那十二个不幸的审查委员，他们时时处于被攻击的地位，做的也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工作。

我上面提到的辩论会真是十分热闹。制片人首先质疑的是这个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资格：这十二个人，究竟他们是凭什么教育背景，什么个人资历，或什么其他条件，就可以替全美国的青少年作主，决定他们可以看什么和不可以看什么电影呢？那名审查委员会的代表答到，他无法拿出这样的资格标准，所有的委员都具有不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等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是做父母的。每当他们去判断一个片子，他们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他们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希望我自己的孩子看这样镜头，这就是他们的判断标准。平心而论，他说得非常动感情，保护美国下一代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但是那个制片人已经大叫起来：等一等，等一等，他说，我也是做父亲的，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健康而正派的孩子，可是他们已经是高中生，他们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其实所有的家长也都明白他们的孩子已经什么都懂了，而他们只是装作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而已，我对自己的孩子看什么就不作任何限制。审查委员就说，你可以对自己的孩子不作限制，可是你问一下其他的父母，他们是否愿意他们的孩子什么都看呢。

制片人立即回答说，他并不在替别的父母作决定，可是审查委员你却在替他和其他所有的父母作决定。这不公平。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大量似是而非，所谓“推一推就推过去，拉一拉就拉回来”的片子，对于审查委员可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对于制片人，就差得太多了。一个片子一旦被列入“某级”，大量青少年观众被拦在电影院外，票房价值马上就下去了。辩论虽然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结果，但是通过这样的辩论，可以看到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美国，成年人是否就有很普遍的机会接触色情读物呢？我所看到情况是这样的。在公共场所，如公共图书馆或在一般公司企业的会客室里，是没有这一类的读物的。我在这里住过各种档次的旅馆，也从没见到过。电视节目里，也没有色情片。你在美国旅行，视觉环境是相当“干净”的。在美国，这不是一种满目皆是的东西，不到特定的地方有意寻找，是碰不上的。如果有这种需求的人，他可以在某些书店的角落去买，可以去一些电影院，可以自己去租借这样的录像带。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是否就有很多成年人沉湎于色情读物呢？我相信大多数的美国成年人都或多或少看过，至少是看到过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并不认为有很多人沉湎与此。相对来说，美国社会的基调是比较健康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非常丰富，你可以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可以使你觉得有趣，会使你入迷的东西也非常多，而且容易得到。所以整个社会的兴趣也很分散。每个人也在选择自己的档次定位。人们知道，同时也习惯有各种类型的读物，大多数人并不沉湎于这样的东西。

我又要讲到滥用自由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在美国，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向市场的速度非常快，许多技术本身就是在市场的推动下向前走的。电脑新技术的普及极快，短短的时间里，花样百出，令人目不暇接。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新闻媒体讨论“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这指的是日益普遍的计算机联网服务。通过这样的服务，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电脑网路运用各种资料库，和别人交换信息。在美国的问题是，这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特权，它是通过电话线外接的，你只要每月付一些费用都可以得到。可以先用多少小时，然后再根据你使用的时间计费。因为方便，费用不高，很快成为飞速普及的新的信息源，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一些附带的问题就已经产生了。

这样一个突然产生的大量信息流动，如此广大的读者面，马上使一些滥用自由的人，甚至一些犯罪分子，趁虚而入。因为这个领域已经开拓出来，但是一开始美国政府还没有想到，如何在这一领域制定法规，去防止色情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侵犯。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和电脑网路同步产生的，所以无形之中就成了唯一的一个漏洞。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只要没有法规说这是犯法的，那么它就是合法的。所以以制作色情信息牟利的人，立即进入了这条所谓“信息高速公路”，而且迅速曼延开来。

突然发现问题而感到震惊的，当然是一批青少年的家长。因为有很多辅导孩子做作业的网路以及“儿童谈天说地”等等各种节目，有些青少年花不少时间在电脑旁边，当然有大量有趣的节目，对开拓他们的心智颇为有益。所以，孩子们坐在电脑前，，父母一度是很高兴的，至少不会想到孩子会因此受到什么伤害。可是，当有一天，他们发现孩子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居然是在看电脑提供的色情照片，他们怎么会不吓一大跳。甚至有一个十三岁的乡下女孩，糊里糊涂给一个“电友”给骗到了洛杉矶。电脑是可以对话的，比电视的情况远为复杂。

于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又出现了“电脑时代”的讨论。今年的3月23日，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正派通讯法案”，该法案规定，对凡是制作“猥亵，淫荡，挑逗，污秽和下流”的色情素材，在电脑网路上传送的个人以及公司都可以进行惩罚，可处以最高10万美元和两年的徒刑。对于兜售这种素材的人，也可以进行惩罚。提出这项法案的是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于色情素材。我前面提到过，美国联邦政府一向有严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出猥亵素材的法规，这一次，却把政府的权威扩大到了电脑的联网通信业。

你听了，也许觉得一切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但是，这项决议不仅激怒了联网通讯业，还引起了美国的民权组织的批评，连克林顿政府都立即向参议院提出“缓办”的请求。白宫发言人说，“总统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更仔细的讨论……政府厌恶任何形式的猥亵素材传送，但需要注意到重要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

为什么连美国总统都会认为还需要“更仔细的讨论”呢？原因是电脑的情况与广播电视并不完全相同，除了一些类似的功能之外，它在美国还成了出版业的扩展领域。许多杂志出了“电脑版”，订户可以在电脑上阅读，同时就可以在电脑里储存杂志上的资料，需要时也可以打印出来。出版业也省了好多印刷版的人力物力，优越性当然很多。但是，新的法案就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同一张报纸或杂志，会由于某一张照片或某一句话，使得印刷版可以照出，而电脑版却给禁掉了。作为同一个出版业，就可能面临两种政策。出版业的言论自由就有了一定的疑问。同时，法案对于这样的用词：“猥亵，淫荡，挑逗，污秽和下流”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定义，也可能成为今后打官司的麻烦主题。因此，非盈利组织“民主与技术中心”的主席认为，“那是违宪的，是对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自由的直接威胁。”批评者还担心，这是美国政府对电子通讯扩大检查的先声。

电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的信息传布是双向的，而不是象电视那样是单向的。它的公众参与性更大。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电子购物，电子竞选……等等，不一而足。它涉及的面相当广，因此，还要“更仔细讨论”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在处理牵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问题时，通常所持的谨慎态度。那么你要问了，怎么办呢？管制法案尚未最后实行，但是已有许多人冲出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市场规律又在悄悄地起作用。

最起劲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几个大的联网公司，他们的动因当然是不希望产生严格的法规，因为法规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时候，也就同时扫掉了他们的一大笔成人生意。他们在商业网上设立了一些阻拦功能。另外，各大软件公司也在设计各种管制软件。最近设计出来的一种软件，50美元一个，是家用的。家长们可以用来装在自己的电脑里，据说基本上可以阻挡所有的色情信息。这样的东西出得很快，因为准保能挣钱。

之所以写这些，也是希望你体会到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流动感，以及在这种越来越快的发展和流动之中，他们如何在竭尽全力维护一个古老的基本信仰。我相信老的问题尚未基本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诞生。对于美国人，这一直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最后，有关言论自由的“内容中性”原则，我还想到，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原则，那么，象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性的社会，它将依靠什么标准去作判断？它又靠什么人去作判断？以图书为例，美国的图书协会，每年都要收到近千封“人民来信”，要求对于书籍和其他资料进行检查和禁止，比如，保守派的人会要求禁止与性，自杀，魔鬼主义有关的书，有脏话的书，和表现青少年自我意识及表现人生狂暴面的书，等等。自由派也会要求禁止一些具有文化冒犯性的书，比如，有种族敏感问题的书，有对女性不恭的描写的书，等等。还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禁书要求，从“第三帝国的兴亡”到“活的圣经”，甚至“哈利克·芬历险记”都有人提出要禁，你说，听谁的好呢？就象你我都经历过的，是小裤脚管和尖头皮鞋该禁，，还是喇叭裤和披肩发该禁呢？

这封信就先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第七封信

卢兄：你好！

这次，不等你的来信，我就想继续写下去了。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牵涉到的内容确实非常丰富，我再给你谈谈这里结社的情况，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记得那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刚刚当选不久，有一天，我从一大堆邮件里发现了一封由这位新总统给我的信，我看来看去，前面打印的确实是我的名字，后面龙飞凤舞，也确实是克林顿的大名（当然，这是手迹的印刷品）。

当时，我已经习惯从邮箱里每天取出一堆各种各样的推销信，美国人称为垃圾邮件。这些信推销什么的都有。你如果曾经买过一件邮购商品，那么，各种其他的邮购公司，就会从联网的电脑系统中获得有关你的资料，姓名，地址等等。各种推销信就蜂涌而来了。如果你给什么残疾人基金捐过款，那么，各种保护猫和狗，保护你听也没听见过的动物，保护儿童，保护环境等等的组织，都会寄来要求捐款的信件。同时，他们会寄来一张设计得挺好看的这一组织的“标志”，一般是一张粘贴纸，你把捐款寄去，把“组织标志”往汽车上一贴，你加入这个组织的过程就算完成了，你就取得了这一年的成员资格。到了第二年，你再次收到这样的信，你可能是没钱了，也可能是对这个组织的观点不同意，或者是不感兴趣了，你不再寄钱去，你的成员资格也就取消了。谁也不会在乎。

美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改主意了。你想想看，在一个信息流量那么大的社会，每天人们都要接触那么多新的老的主张和观点，当然经常有人改主意才是正常的。美国人对于“改主意”是普遍接受的。接受自己“改主意”的状态，也容忍别人“改主意”的情况。但是，在美国，你如果了解一下年轻人的普遍的捐款走向，也可以看出美国人的思想趋势。在美国的年轻人中间，向保护环境和保护野生动物的组织捐款的特别多。我有时都觉得颇为感动，他们本身都不富裕，每一美元都挣得不容易，但是给这些组织一捐就是几十元。你真的很难想象这里的年轻人对野生动物的热情。还有一些非政治倾向的人权组织，得到美国年轻人的捐款也比较多。

由于电脑技术的普及，一般的推销信或者募捐信，它的称呼都可以直接印上收信者的姓名，以增加“亲切感”。比如这里的“时代杂志”，就用电脑处理把每一个订户的姓名组合在封面上，让你感觉这本杂志好象专门是为你准备的。严格的说，我收到的“克林顿签名信”，就是这样一种募捐信。信中阐述该党的种种主张，以及他们将如何给美国带来希望，然后，希望你寄上几十美元（可以量力而行，十元，二十元，或者更多，都可以）。这笔钱，你可以说是党费，是对该组织的支持，是募捐，都可以。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我还收到一张象信用卡一样的硬卡片儿，这张卡，我要是硬把它翻成你我都熟悉的概念，那么，我大概可以把它称为是“党证”。如果我在上面签上名，至少在克林顿执政的四年里，我也就是这个执政党的党员了。你是不是觉得这有点儿滑稽，或者会不会说，这是不是太随便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听说美国的政党组织不严密，加入和退出都很随便。当我真的收到这么一封信的时候，才体会到这个“随便”的程度。应该说，这完全是一种概念的不同。在这里，政党只是一种团体，同样的团体在美国有成千上万，有宗教团体，学术团体，由各种各样目标，观点，信仰，兴趣等等原因而凑在一起的团体。它们之间，有大小的区别，而没有什么贵贱高下之别。在美国人的概念里，政党，只不过是对美国的各项方针政策目标有兴趣而凑在一起的一帮人而已，也是诸多团体中的一种。在层次上，一个党员并不比一个“鲸鱼协会”或“野狼协会”会员显得更“高级”。所以，参加一个政党，哪怕是一个执政党，都没有什么人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

同时，你要想成立一个团体或是政党，也非常简单。成立所谓“非盈利组织”要经过一番审查，因为“非盈利组织”是要为某一目标筹款的，有时它参与经营，所有的利润都用于它所设定的目标，而不是进入私囊，因此它的收入也是免税的。对于它的审查，也不是由于它的筹款所服务的目标，而是由于涉及免税。美国这种简单结社的方式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结果。没有人会来干涉你的宗教，信仰。只要你不是什么贩毒集团，不是旨在从事违法勾当，没有人会来干涉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兴趣而产生的结社，或者说结党。

在美国，成立一个政党的困难不在于来自政府的干涉，而是在于你很难吸引一群人跟着你走。因为在美国老百姓面前，可以吸引他们的目标，口号，观点，实在太多了。他们的各种主意也特大。比如说，你有一个组织或政党，想吸引更多的人，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宣传对象，跟他讲你的主张，他听了之后感觉都不错，在你已经觉得差不多成了的时候，也许，他会突然问你，你赞成让马戏团利用动物作表演吗？如果你作了肯定的回答，而且觉得这种小事根本无关大局的话，你很有可能因此就前功尽弃了。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比你所关心的国家大事分量更轻的严肃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你是赞成虐待动物，他怎么还可能跟你走呢？你别以为我在开一个玩笑，因为我就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

结社的普遍，不仅增加了美国人讨论和表达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的机会，也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美国人一般来说是喜欢轻松话题的，是喜欢开心逗乐的，是喜欢研究琢磨一些有趣的东西的。各种各样的“专业结社”或者说“专题结社”，不仅加深了许多专题的研究，也真是给他们平添许多乐趣。你一定记得我说过有许多人业余研究原子弹的，昨天在电视里，我们就看到一帮人是一个专门业余造火箭的组织的，正在当地政府协助下，一个一个往天上放呢！

各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使这个社会增加了多元文化的深度和厚度，使人们在循着自己的思路走的时候，也注意到别人对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和理解，美国人相信，这种参照对任何一种信仰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不少滥用自由的情况。

一般来说，美国人的团体都是十分松散的，对自己的成员没有什么很强的约束力控制力，也并不要求他们的忠诚，理解它的成员随时随地有可能“改变主意”。一个政党或者团体，它的普通成员的言行都只对自己负责，跟他所属的组织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一个不论什么性质的团体，如果它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结构，或者对它的成员有很强的控制能力，美国人反而会觉得很奇怪，甚至会担心它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担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在美国这种出问题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都读到过有关“人民圣殿”的惨剧。这个宗教性质的团体，在他们的内幕面临被新闻界披露的情况下，其领导人诱使和迫使他们的成员自杀，造成几百人的死亡，震惊了世界。我到了这里以后，曾经在电视里看到过介绍这一事件的电视记录片。这应该说，这是一起“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在美国被一些人滥用的典型。那些被迷惑的“人民圣殿”成员和他们的亲属，都为此支付了惨痛的代价。

“人民圣殿”这样的组织在这里称之为小教派。各种小教派在这里很多，不是对他们搞专题研究的人，根本搞不清楚。我也遇到过向我宣传的一个小教派，向我强调世界末日的来临，然后，留下一些小册子就走了。一般的小教派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爱信不信，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以后，还真碰到一次类似“人民圣殿”这样酿成惨剧的小教派事件。这样大的事情我想你在中国也一定听说了，而且这一事件居然在两年之后成为另一场惨剧的动因，这真是谁也没有料到。

我在这里，将又一次提到奥克拉荷马大爆炸。它发生的日期正是两年前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叫瓦柯的地方，发生“大卫教派”惨案的日子。因此，从奥克拉荷马爆炸一开始，敏感的人们就对此议论纷纷，猜想这两个惨案之间是否会有什么关联。没有几天，随着爆炸嫌疑犯麦克维的被捕，这一猜测果然被证实。麦克维除了平时对联邦政府不满之外，使他最为愤怒和激动的就是瓦柯的大卫教庄园两年以前的爆炸。为此，他还特地去过大卫庄园的爆炸现场凭吊。他对于奥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的攻击，几乎就是对于两年前这场爆炸的报复。

大卫教派的教主是一个叫大卫·柯瑞希的中年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口若悬河。他在瓦柯买了一个庄园，有一批信徒就聚在里面。如果他们就这么聚着，随他们是宣传什么宗教，都不会有人感兴趣。问题是他们在里面非法囤积武器弹药。美国可以私人拥有武器，但是在管理上有一套规定，对武器的类别等也有规定，超出规定就可以以非法拥有武器罪逮捕起诉。因此，找上门去的是联邦烟酒火器管理局。他们一去，里面就开枪反抗，当场造成四名探员和六名大卫派教徒的死亡。一下子就轰动了美国。

由于里面有不少妇女儿童（女信徒和她们的孩子），当局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在美国，妇女，尤其是儿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关注点，万一出点什么漏子，政府很难向老百姓交代。就这样，开始了双方长达51天的对峙。在此期间，电视天天现场报导，还播放了柯瑞希以前的传教录像。还有许多人赶到现场去。同时，有关这个小教派的种种调查情况大量被报导。有几个女信徒在对峙期间离开庄园。可是，他们就是不出来，怎么劝也没用。你说怎么办呢？

当时一些不在庄园内的大卫教信徒，在接受采访调查时，谈到柯瑞希有与多名女信徒发生性关系和猥亵儿童的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后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也正是这一条，使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司法部长同意用催泪弹进攻庄园。因为可以说，这一行动是为了救出里面的儿童。但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只要有儿童，总归麻烦大了。

据一个前大卫派教徒说，柯瑞希经常提到，他们有可能与联邦政府发生战斗，并说，最后所有的信徒都会死亡。但是他宣称他们将会再来，重新夺回这个世界。后一个预言看来难以实现，但是前一个预言却不幸而发生了。整个过程电视里都放了，众目睽睽之下，催泪弹刚刚放出去，里面就引爆了一团炸开的火球，根本就无法接近。整个建筑物都倒塌在烈火之中，80多个人，包括二十多名儿童，都在火焰中丧生。

从我的眼睛里看出去，我只看到柯瑞希是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那一群傻呼呼跟在后面的人也是给灌了迷魂汤了，最倒霉的是那些孩子，都是那些当妈的太糊涂，害了他们。这些人自己不想活，还打死了四个联邦探员，够“罪大恶极”的了。悲剧是悲剧，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在美国，有的是对政府的处理表示不满和感到愤怒的，其中最极端的麦克维，竟然在两年之后为此去攻击联邦大楼。整整两年来，瓦柯悲剧始终在困扰着美国朝野。对于这个行动，政府和司法部长始终都承认“毫无疑问是有失误”，“我们不会再这样做”。可是，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想，未来的司法部长依然会象她的上任一样，觉得“攻，还是不攻”这是她“这辈子最难决定的一件事”。

当然，这样的极端事件很少，但是，我相信滥用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情况在美国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还会有很多人成为这种滥用自由的牺牲品，这是不可避免的。终会有狂人，也永远会有由于种种原因上当的。但是，美国人并不因此而怀疑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成人，你就拥有许多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至于你是要正确地使用它，滥用它，还是自己放弃权利而去听任别人摆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追求这样一个理想，奉行一种共同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选择，整个社会也在为此支付代价，承担后果。

美国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想以宗教自由为例。你知道，有很多宗教都有过迫害异端的历史，至今为止，都还常常有这样的宗教或是教派，时不时地为我们提供迫害异端的实例。美洲大陆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当初美洲大陆大批移民的开始，就是英国的宗教迫害造成的。从1629到1640年，就有七万五千多名清教徒难民逃离英国，其中有三分之一来到了北美洲。这些被迫害的清教徒并不因此就理解了宽容。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一个“正统的宗教”，需要扫除异端。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英国争夺宗教正统地位的失败者，却丝毫没有想过自己是“非宽容”观念的牺牲者。因此，当他们来到美洲大陆，他们依然视自己为正统，要求后来者依从他们的清规戒律，同样地无法容忍与他们不同的宗教观点。最着名的就是北美洲的清教徒对于教友派的迫害。当时马萨诸塞州的教友派就备受责罚和驱逐，以至于根本禁止他们入境，两三年内，就有四人因违令入境而死。有一位女士居然不服驱逐就被吊死在波士顿的会议厅里。你说这地方是不是够野蛮的。尽管当时还没有美国（在美国独立之前），但是这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就是发生在美国人的父辈，或者说，祖父辈的事情。

美国从这样一种状况走向宗教自由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罗杰·威廉斯。在英国时，他在宗教界就以正直无私和有献身精神闻名。他来到美洲大陆时，受到清教徒教会的热烈欢迎，但是他却令他们吃惊地拒绝了现成的职位，因为他不能容忍他们与英国教会所保持的联系。来到新大陆，他希望能彻底与英国的教会脱离，创立全新面貌的美洲教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曾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脱离派。从人格上来说，他是一个追求纯净和完美的人。但是，这种人格上的优点在非成熟期非常容易走向的一条歧路，就是不宽容。说白了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自己是个好人，他就眼里容不下沙子。问题在于，如果他追求的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完美，还追求宗教信仰的完美的时候，就会容不下和自己不同的信仰，观点，意见。

追求完美在走向极端的时候，终于成为一种缺点。他严以律己，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他容不下周围的缺点，包括他的同行者的缺点，他容不下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观念和行为，因此，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离开他自己的教友和教会，最后走进一条死胡同。正是因为此路不通，使他有了反省反思的机会。他终于大彻大悟，领悟到对于今天来说也还是很“现代”的观念：宗教自由的关键是宽容和共存。（其实，结社自由的关键也是如此。）他承认了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甚至，人们可以信奉不同的神和上帝。他随之提出了一整套思想。由于他的主张包括政教分离的内容，否定行政官员对宗教事物的权力，导致最终被当局所驱逐。幸而当时的美洲尚有广袤的荒原，他向印地安人买下了罗得岛，使美国在独立之前，就有了一个宗教自由的实验地。

这个时候，他人格上的优点真正地体现出来了。正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正因为他的正直无私，所以，当他领悟了宽容和共存的意义之后，就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去实施。罗得岛从此成为北美大陆上第一块从法律上享有宗教自由的土地。最为不容易的是，他不仅接受各种教派，甚至接受异教，接受从他个人信仰来看，可以说是最敌对的一方。他自己虽然是清教徒，但是在教友派被外面的清教徒迫害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为了能够使宗教自由得到保障，他还在理论和实践上建立了一整套相应的民主政治体系。罗得岛的传统和罗杰·威廉斯的理论，给后来的美国提供了一个回味久长的橄榄。三百年前的罗得岛的思想，也经过漫漫长途之后才在美国普遍被接受。现在的美国，人们放松得多了。实际上，放松下来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宗教教派都有利。真的生活在一个宽容共存的环境里，再回首那些由于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思想不同而厮杀的腥风血雨年代，再看着今天一些尚未悟过来的紧张地带，今天你在我的庙里放个炸弹，明天我在你的寺中放一把火，真是感到非常非常不值得。

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对这里主要的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因为我们读多了历史上有关这些教派之间相互对立，迫害，乃至于战争的故事，看到这里的不同教堂前面树立的不同教派的名字，未免产生一些“历史联想”。后来，和不同教派的美国神职人员聊天以后，才发现他们对这种差异的态度非常放松，基本的态度是理解别人对圣经的不同理解。

我们有个好朋友，叫弗兰西斯，是一个修士。他所属的修道院的教派，是天主教最严谨的一个分支。在六十年代以前，他们除了和上帝对话之外，是从不开口说话的。他们今天依然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仪式和生活方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他们的简朴，幽默和善意，还有就是他们对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所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兴趣，以及他们对世俗的外部世界所表现的宽容。他们完全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们这样的教外人士，从来没有一次对我们进行宗教的宣传或者劝说。对于他们自己，弗兰西斯说，当他刚刚进入修道院的时候，他所最尊敬的一位老年修士波尔神父就对他说过，在人类文明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各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他们自觉地和世俗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便于思索，以便于和超然的神灵对话。所以，他们只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主动和尘世拉开距离，以寻求他们的哲学思考而已。波尔神父是美国最早开始学习和教授东方盆景的爱好者之一。他早年随大学生代表团到过中国，非常热爱东方艺术。他教出的学盆景的学生已经遍布全美。当这位老年修士去世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送葬，我们惊异地发现，以繁琐仪式出名的天主教，在这里仪式十分简化。他们淡然地对待死亡，悼词中仍然富含幽默，宁静和感恩。来到墓地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安葬时甚至不用棺木，真正地“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在这种平静详和的宗教中，你反而会感觉到一种无法抵御的精神力量。

这个修道院也使我想到，如果宗教能够这样非常友好宽容地对待无神论者们，那么，世俗世界似乎也没有必要非常紧张地对待他们。各自尽可以在不同的世界里进行自己的思考和反省。

现在的美国，不仅各教派的教堂相安无事，不同社区的教堂还有他们自己的不同风格。一些教堂的圣歌揉合进大量的现代音乐，黑人教堂更是热闹非凡，他们的圣歌有时完全是摇滚乐，整个礼拜过程的大部分，就是所有的人，牧师，唱诗班和下面的人们，在一起随着强烈的节奏放声歌唱和舞蹈，声振山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吓了我一跳，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教堂做礼拜会做出这样的一番风景。当然，也有非常肃穆礼拜的教堂。有时他们是属于同一教派的，我曾经担心，那些传统礼拜的人们如何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不会认为他们的信仰被亵渎了吗？但是，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之间也相安无事，因为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干涉别人崇拜上帝的方式。

有一个电影在这里曾经非常卖座，名字叫“修女也疯狂”。就反映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美国的这种情况。讲的是一个黑人女歌星，由于她是某一案件的重要证人，警察就把她安排在一个天主教修道院保护起来。修道院都是非常严谨的白人修女，和黑人歌星当然风格截然不同。一开始，她们互相都难以习惯。后来，由于修道院的唱诗班没有一个懂行的，一直没有起色，就把歌星推上了调教唱诗班的位置，她们就在音乐中开始融合在一起。黑人女歌星大大改革了圣歌，使圣歌变得“摇滚化”，保守的院长一开始持怀疑态度，却没想到，在一次演唱时，受到教会高层的肯定。于是皆大欢喜。黑人歌星和白人修女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电影有匪警追杀，有矛盾冲突，有大量笑料，还有非常好听的“摇滚圣歌”。真是典型的“好莱钨”电影。这电影大受欢迎，它以轻松的形式反映了美国正统宗教的轻松现状。美国政府不能干预宗教事务，还必须保持“一碗水端平”，因为政教是分离的。政府不仅仅是不能限制和干涉某一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也不能显得好象在倾向或者是鼓励某一种宗教。所以，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即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学校，是不允许讲授“圣经”这样的课程的。私立学校则有自己的决定权，比如圣约翰大学，是私立的教会学校，它曾经在中国办过分校，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对这个学校很熟悉。现在在美国，“圣经”课还是它的必修课，你进这个学校读书，就必须学习并且通过“圣经”课的考试，如果你不愿意读，你可以选择别的学校。但是公立学校，包括中学和小学就不可以设立这样的课程，老师也不可以在教室里带领孩子们祈祷。你也许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在一个基督教传统曾经很强的国家。当学校从几百年来习惯于讲圣经，习惯于每天带领学生进行祈祷，到禁止这样做，是经历一个很大的冲击的。比如有关学生是否可以在校祈祷，始终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议题。克林顿总统在阿肯色州当州长的时候，曾经签署一项办法，作为这个争论的一个折中解决方案，就是允许在公立学校有“静默时间”。也就是在公立学校里可以设定一个时间段，比如五分钟，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静默，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可以默默祈祷，没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可以静思。但是，任何由老师带领的祈祷都被认为具有宗教强制性而被禁止。但是宗教的私下表达，在公立学校也是允许的。个人可以私下祈祷，学生也可以自己组织在教室外的校园里集体祈祷，可以带“圣经”或其他宗教书籍到学校，可以对宗教作品写读书笔记，学生的宗教团体也可以象其他的学生团体一样，利用学校布告栏或者播音系统通知他们的聚会活动。

今年，在最高法院，还判了一个公立学校与宗教有关的案件。弗吉尼亚大学是一个公立学校，学校一直有一笔经费是专门资助学生刊物的。但是当一个学生团体为他们所办的一份基督教杂志申请经费时，却遭到了拒绝。学校当然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公共基金不能用来资助宗教活动。然而这个学生团体却认为这不公平，他们也有他们的依据，因为宗教表达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如果这笔基金可以资助其他所有的学生刊物，而独独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是妨碍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宗教表达当然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在美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有时候，我都觉得美国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执行有些认真得迂腐，比如在纽约街头，你可以看到不少卖香或卖某些熏香的植物，和一些据说是与宗教有关的物品的小摊儿，我想没准儿谁也说不上这是哪门子宗教，但是年轻人都很喜欢买这些东西，买回去熏着觉得挺神秘的。问题是这些小摊儿是与众不同的“特殊摊位”，他们不用申请执照，因为当局承认他们这是在“宗教表达”，是在“言论自由”，不算是“摆摊作买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学校和学生两方的任何一边，仅仅从一个角度去看，都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而且都涉及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和执行。因此，这样的事情只要双方坚持，那么除了告到法院别无他路。这种案子，在美国人眼里，绝不是什么几个学生办刊物的小事。全国都会眼巴巴地等着判决出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这是在某种情况下两个原则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的问题。这种情况偶有发生，相当于一个悖论。

在该案走向最高法院的途中，上诉法院曾经作过一个判决，该判决认定，大学拒绝资助学生的宗教言论自由，虽然显示歧视，但是为了维持“政教分离”的根本利益，大学的这种做法还是符合宪法精神的。

最终，如此困难的案子还是要走向最高法院，判决的投票情况也反映了解开这个悖论的难度，裁决是以五比四通过的。最后断定弗吉尼亚大学拒绝为这个学生团体的宗教刊物提供资助，是妨碍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学生团体终于胜诉了。一位法官的判决文写得十分生动，他写道：“言论自由中如果不包括宗教的话，就好象汉姆莱特一剧中缺少王子的角色一样。”最高法院同时说明，这只是意味着各州应该以超然的立场对待学生团体，不管他们是宗教团体还是非宗教团体，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支持，而并不是意味着政府从此可以开始资助教会，各法院必须防止这方面的“滥用权力”。

最终裁决是出来了，但这只是在这一个阶段，法律上的一个执行定论，争论并没有中止。既使在宗教界，引起的都并不是一片齐齐的喝彩声。一名美国浸信会公共事务联合委员会顾问就这样说：“对于宗教自由而言，这是一个不幸的日子，在我国的历史上，最高法院首次赞成以公共基金来资助宗教。我们这个国家的创建者明白这一点，若要使宗教富有意义，那必须是自愿自发的，不受政府的协助和控制。”

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的首席法律顾问，就发表了这样一篇谈话，“在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中，我们跨过了一条重要的门槛。这个信息很清楚：宗教言论和传讲教义的人，必须受到与其他任何团体完全相同的对待。宗教言论的内容不应成为不能获得资助的原因。”

向你介绍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并不是要你去从中作出一个判断。当然，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也可能有你的倾向，也可能觉得“公婆皆有理”而无法走出这个悖论。这都无关紧要。我想，我之所以向你介绍这个刚刚发生的案例，是使你能够体会美国人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持的谨慎态度，也能了解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团体和派别学会利用宪法所赋于自己的权利，以合法地宣传自己，扩充自己，包括宗教在内，形成一种“公平游戏”，“公平竞争”的局面。

我也想让你了解，在美国有许多问题都并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人们只是围绕着两百多年前定下的原则，尽他们的努力去实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限制，也都会带来它的新问题。也许，重要的并不是今天的认识，而是不断思考和认识的过程。有些问题在美国已经反复探讨过，但是，至今仍在一个探讨的过程中，例如在美国讨论有关言论自由的“自由表达”时，一直有一个有关“烧国旗”的问题在那里困扰着大家。

刚来美国时，我发现一个很不寻常的景象，就是有不少美国老百姓是自动在家门口悬挂国旗的。尽管不是家家都挂，但是，挂的人家数量也不少。有的人家是国庆之类的大节日挂，还有一些人家是长年都挂，国旗的尺寸大的小的都有。后来逐步了解到，美国在60年代以前，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人对于国旗充满了自豪和崇敬的神圣感情。但是在60年代，在反越战的示威中，焚烧国旗以表达反战情绪的情况十分普遍。此后，用焚烧国旗的行动来表达对政府的某项政策不满的情况并不多，比如在去年，全美只发生了3起这样的焚烧事

Chapter_4

件，前年则一例也没有发生。但是，自从六十年代的自由派思潮流行，美国基本上认同这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对于这个问题也始终有不同意见。保守派对此一直是耿耿与怀。有一个众议员曾经气愤地说，这简直是美国的咄咄怪事，我们烧垃圾算违法（指环境保护法），甚至有的州规定在自己的后院烧枯枝都算违法，可是我们在大街上，在白宫前面烧国旗的反而不算违法，真是岂有此理。又例如挂国旗的人当中，有一些是从越南战场回来的老兵，不论战争如何，他们至少相信自己是曾经为美国战斗，因此，他们常常以挂国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两种观点的人各自“表达”，也就算了。问题是有一些州的法律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条文处罚“烧国旗”之类的举动。于是也引发了一些官司。在1989年和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分别作过裁决，推翻了禁止亵渎国旗的州法律和联邦法律，理由是这些法律违宪，侵犯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

此后，美国相继有49个州要求国会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禁止亵渎国旗。结果，该项宪法修正案今年国庆之前在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但是，却在参议院投票的时候受挫，没有被通过。反对的参议员说，国旗固然重要，但是言论自由更重要。

相信这样的争执并没有结束，还会一年一年争下去。我觉得重要的是这种争执所表现出来的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于宪法的谨慎态度。

今天就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第八封信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对我的这些信始终保持兴趣。今天我想向你介绍牵涉到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二条，即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一些情况。你一定还记得我在介绍奥克拉荷马大爆炸的时候，提到过美国右派的民兵组织。当时，为了配合奥克拉荷马的报导，不甘寂寞的新闻媒体马上明查暗访，收集证据，集中报导了大量右派民兵的情况。伴随着大幅的民兵穿着迷彩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训练照片，人们对国内恐怖组织的关注首先被吸引到右派民兵组织那里。从各种报导中看出，这类民兵组织多由心怀愤懑的白人男子组成，他们痛恨联邦政府，笃信上帝，反对管制武器，反对堕胎，反对课税，以及反犯罪。他们枕戈待旦，等待着应以挽救国家的日子来到。专家认为，他们通常会鼓吹仇视非洲裔，犹太裔，以及其他族裔的言论。以据说曾与奥克拉荷马爆炸嫌犯麦克维有来往的密西根民兵为例，他们在九个州十分活跃。专家指出，还有另一个全国性的半军事组织，可能在二十四个州活动……等等。那么他们都是非法的地下武装吗？不是。组织民兵是美国人民的合法权利。

你来信问过我，美国的民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觉得非解释一下不可。在中国也有民兵，我就当过这样的民兵。记得当时只要是某个年龄段又没有“问题”的人，在工作单位里自然而然就都是“民兵”或是“基干民兵”，受到政府的武装部以及正规军的双重领导，有时由军队协助训练。“全民皆兵”的意思是指民兵是正规军的一种后备补充。可是，你可别给弄混了，美国的民兵却完完全全不同。

美国的民兵是民间的合法武装力量，与官方没有关系。它们由老百姓自发组成，拥有法律所许可的武器装备，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立民兵组织。因此，基于成员的成分不同，他们的宗旨，观点也各不相同。美国式民兵的存在正是依据了权利法案的第二条：“组织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必需的，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保障了人民拥枪的自由及其保卫自由的能力。虽然在选择这份自由的同时，每个人都看到，它并不使人感觉轻松。

当然他们并不都是前面说的“右派民兵”。他们每年召开自己的大会，定期进行军事训练。最近两年，由于联邦政府为防范犯罪，试图制定一系列管制枪械的法律等原因，使不少人认为政府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以及人民持枪的权利，因此，在这两年里，所谓“民兵运动”非常迅速地蔓延开来。

我在前面已经向你谈过到，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的部分，是保障美国人民的权利，其目的是限制以及平衡美国政府的权力的。前面提到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也是美国的建国者对于政府有可能发生异化而设立的一种防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时有发生的情况：即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政府军队的镇压束手无策，也使作为个人的美国人对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的时候信心大增。可是，由于奥克拉荷马的爆炸案所引起的对美国右派民兵组织的种种报导，确实也引起了普遍的不安。

以前，美国人确实认为，此类爆炸只有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才有可能去干，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恐怖主义者不仅有可能在美国自己的的土地上培育出来，而且这些人不是带着各种问题的新移民，而只是普通的土生土长的右派激进主义者。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特例，不是一种非常情况。这是在正常机制的运转中发生的－宪法给了人民成立民兵和拥有武器的权利，人们知道他们必须为那些滥用武器滥用自由的人去支付代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滥用自由的状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以至会走到发生恐怖活动的地步。民兵问题的提出，把个人滥用枪枝提升到了集团滥用武装的高度。尽管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某一民兵组织是爆炸案的后台，但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更要命的是，谁也吃不准，那些一脸严肃宣称自己正在为种种不同的真理而战的极端分子们下一步还打算干些什么。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作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也许你会问，这种自由索取代价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消除，至少，是否有可能减轻，难道自由就不能象人们在呼唤，梦想和歌颂她时，所幻想的那位衣裙洁白不沾染血污的圣洁女神吗？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会有一部分人滥用自由。整个社会也就不得不为这种滥用自由的情况承担后果。而枪枝和武装一旦被滥用的话，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说到美国人为宪法第二修正案已经付出的代价，我想，不仅你很熟悉，所有的中国人大概都很熟悉。国内对此有大量的报导。但是，如果把枪犯罪问题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社会不安的层面上，似乎太简单了一点。

首先，枪在这里确实很普遍。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在美国和在一个禁枪的国家相比，枪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们，以前这个国家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惯，男孩成年的标志，就是在生日那天收到父亲送的一把枪。枪在这里从概念上的平常程度，大致就相当于中国少数民族猎区的猎刀。至于它的普遍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当枪枝管理法通过的时候，受到该法禁止的攻击性武器之中，有一种是仿苏式半自动步枪AK-47，仅此一种型号，在美国民间当时就已经有一百万枝。我们和美国人聊到这种枪的时候，喜欢枪的人都对这条禁令大不以为然。

另外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今年美国能源部发现，原来属于他们的八辆装甲运兵车，竟被糊里糊涂地卖给了私人。其中有一个人付了一万四千五百美金，就把一辆完全可以投入正常使用的装甲车给开回家去了。好在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民间收藏家，也就是看着好玩买回去作收藏，跟买了张稀罕邮票的意思差不多。事后我曾经想过，如果是我的邻居杰米老头儿买回了那辆装甲车，我的反应肯定也就是好奇，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刚来时，从工作的地方举目望出去，总能看到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顶着一把用霓虹灯勾画的手枪。天一黑，就能看到枪口刷刷的地闪出光来，作射击状。后来才知道，这杆子下面就是一个枪店。克林顿上台时，扬言要立法实行严格的枪枝管理以抑制犯罪，结果遭到美国长枪协会和民权组织等的强烈反对。最后通过的枪枝管理法被大大削弱，作用极其有限。在这个问题上，以克林顿为首的政府应该说是受了重挫。该法的最后结果出来之后，就在这个枪店的门口，我们看到一条巨大的横幅：“克林顿输了，美国赢了”。

拥枪者有自己的协会，最大的是全国长枪协会，众多会员的选票使任何政治家都不敢掉以轻心。前总统乔治·布什当选时，全国长枪协会会员的选票帮了大忙，布什总统也成了长枪协会的会员。可是布什当了总统以后也想对枪枝有所控制，长枪协会很不乐意，据说第二次选举就不帮忙了。长枪协会在一封筹款信中毫不客气地大骂联邦官员是穿着皮靴的恶棍，还把这封信寄给了前总统。布什到底是当过总统的，当着他的面这样骂联邦官员，实在让他受不了，宣布退出长枪协会。

刚从一个禁枪的国家出来的我们，第一次走进枪店和军事用品商店的时候，真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看到千百种的各色武器弹药，军用刀，军事装备，迷彩服，等等，都是掏出钱就可以拿回家去的商品，总觉得不可思议。枪的价钱并不贵，人人都买得起。我今年甚至从大量的邮购商品指南中，找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枪枝弹药的目录本。

我来的时间长了，渐渐发现，对于不同背景中长大的人来讲，感觉和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逛这类商店的感觉跟逛百货商店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两样。男人爱逛枪店跟女人爱逛服装店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枪店的后面一般都有射击场，既供买枪的试枪，也供不买枪的打着玩。这样的枪店到处都是。每年，各地还举行大大小小的枪械展销会，爆炸案的主犯麦克维就是在枪械展上，认识了他的一批激进主义朋友的。

其实，很多女人也逛枪店。我们有个叫塞琳娜的好朋友，是个才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她听说中国人不允许携带武器，就给我们看了她的手枪，红木的手柄，小巧精致，真的很漂亮。这是我们到美国后看到的第一把枪。他的丈夫还有两把枪。此后，我们在美国朋友家里看到的枪就越来越多，也更多地理解了美国人的枪的概念。

枪从本质上改变了人民的自卫能力，也带来由于各种不负责任的人滥用枪枝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国内时，我们和你一样，也看到过大量的有关此类的案例报导，以及大量人们对于枪枝普遍而造成的不安全的指责。来到美国以后，我们相信所有的这些报导都是真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生活就比在其他国家生活感觉明显地更不安全。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是宁静和安详的。但是在几个大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的某些特定区域的夜晚，就相对不那么安全。所以，不同的人，居住的地方不同，谋生的方式不同，对于美国安全的体会都会不同。如果让这些不同的人谈美国，肯定让听的人无所适从。

按照法律规定，买了枪之后只能放在你自己的家里，不能带出自己领地的范围之内。如果要带出去，都必须申请许可证。许可证对于一般人并不是很难取得，但是对于有犯罪前科者另当别论。所以，越是有问题的人越是容易违法持枪。如果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自己的身边带一把枪，或是在自己的汽车里放一把枪，都是属于违法持枪的范围，给警察碰上了就可以拘捕。因此拘留所也多关了好多人。例如奥克拉荷马爆炸案的麦克维，当联邦调查局公布嫌疑犯的画像时，收到上万个检举电话，在他们对这些举报一一查询的时候，从电脑里发现麦克维已经被关在拘留所里了。实际上，他在爆炸后的几个小时里已经被拘留了，拘留的原因就是违法持枪。

从这件事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管理实际上是很严的。当时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拦下麦克维的原因是超速行车和没有车牌。此后才发现他无证违法携枪，，立即就拘留了。我也有过一次无车牌驾驶的经验，那是因为刚买了一辆车，必须在另外一个州使用，就决定开到那里买牌照，按照我购车的那个州的法律，新买的车也可以有几天无照行驶。但是这次无照行驶确实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几乎每遇到一个警察都被拦下一次。

对于我们来说，到了美国之后，对于这里枪所带来的问题，由于身临其境的缘故，应该说比在国内看报导要感觉深切得多。

我们坐在家里，经常可以听到枪声，尤其是在周末。这里周围的人都拥有大片土地，喜欢打猎和喜欢枪的人很多，没事就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练着玩。每年到了秋天，就有一段时期允许猎鹿，因为在许多州，鹿的繁殖速度惊人，已经多得到了影响高速公路行车安全的地步。到了猎鹿季节，更是枪声不断。我们住的地方，森林里的大树旁也放着满是枪眼的空铁桶，看来以前的主人也是常在这里练枪法。

安全和不安全有时是很难说的。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遇到都要出门又吃不准谁先回来的情况，就不锁门。锁门比不锁门总要多一道手续，人的习性又总是趋简，天长日久，锁门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家的门玻璃是真真切切让不知哪一个开车路过的家伙用BB弹（直径非常小）给穿了个眼儿的。我们家你说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摸着自己家门上这个枪眼，和远在中国时看美国的枪械犯罪报导，对滥用枪枝问题的体会当然不一样，尽管我们现在仍然不锁门，也并不因此就认为这里不安全。

仅仅死于误伤的事例就很多。我们在电视中看过一个案例的整个审理过程。一对不负责任的爹妈将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塞在床的软垫下，他们低估了小孩子的能力，结果一个三岁的儿子把它掏出来，对准他两岁的妹妹扣了扳机。他以为是一个玩笑，小女孩就这么给打死了。小男孩吓得大哭，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是一边哭一边重复地说：我是一个坏孩子。母亲在一旁洗碗，听到枪声悲剧已定。当然，这一对夫妇尽管悲痛欲绝，仍然被起诉上了法庭。检察官指出，他们另有八杆真枪（都没有上子弹）和许多玩具枪，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怎么明白无数次扣动的玩具枪是无害的，而这一次就有本质性的不同呢？既然家里有幼童，上了膛的手枪就应该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律师辩护主要指出他们已经藏匿了这把枪，不能算失职。但是法官最后还是判其有罪，理由是既然最后孩子还是拿到了枪，就说明不算妥善收藏。当然这样的情况判的是轻罪，但是这一对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以及那个没有责任却确实打死了自己妹妹的男孩，他们此后的一生都很难再摆脱这件事所带来的痛苦和阴影。你也一定听说过，一个日本留学生几年前在美国被开枪打死的事件。那是一个夜晚，一个日本留学生和一个美国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个晚会。他们走错了，找不到地方。就进入一个私人住宅问路。新闻报导中没有非常细节的描写，我也不清楚触发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不知是什么因素使作为主人的这一对夫妇感到如此紧张。是黑夜，是他们有过遭遇危险的经历，是这两个人本身精神控制能力差，还是什么其它因素？总之，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由于我不清楚的原因，使女主人认为，外面在黑夜中进入他们土地范围的汽车有可能是一种危险。她叫出门查看的丈夫带上枪。也许，这样的提醒也使他的丈夫变得更紧张。他出门就对着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举枪大叫：不许动！这是一句标准的警告语，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与警察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中听到。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移动。因为美国人遇到这种事，既使他没有看清那人手里的枪，听到这样的警告语，也都知道对方手里有枪，而且知道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夜里闯入私人领地，有可能发生误会。法律保障人们用枪保卫自己土地的权力，但是为了避免误会，规定开枪以前必须发出警告，如果你听到警告还继续向前走，对方有权开枪。也许，这也是那个留学生的美国朋友没有发生意外的原因。谁也没有料到，这里有一个刚从日本来美不久的留学生。他不仅听不懂英语警告，而且来自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禁枪国家，他没有一点美国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他继续朝持枪的主人走去。我想，那主人也一定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发出了警告，但是黑暗中的人却仍然向他逼近。他就这样开枪了，而且打死了对方。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因为在美国，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开车迷了路，拐进人家家里问路还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们自己也有过多次问路和别人到我们家问路的经历，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可紧张的。但是，事情就是发生了。如果那人手里没有一杆枪，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持枪自由的一个惨痛代价。你可以想象这个日本留学生的双亲是多么悲伤。他们立即赶到美国，很快就开始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轰动了整个日本，关于这个，我想留着以后再向你介绍。

以上的枪枝误伤案例只是成千上万的误伤事件的缩影。相对来说，误伤还是有限的。

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青少年乃至幼童偷偷地把枪带去上学。有的家长收藏枪枝不严，时有三岁五岁的幼童在拿出枪来炫耀的时候，被老师缴械。最麻烦的是半懂不懂念中学的青少年，尽管法律还不允许他们持枪，但是他们如果想要的话，总有办法弄到手。根据今年美国政府公布的报告，全美因为违反枪械法规而被捕的人，包括非法拥有，使用，走私，制造和其它有关罪行，其中占四分之一的人都未成年。

男孩子喜欢玩枪，又有逆反心理，这个年龄阶段容易冲动，也不顾后果。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打架斗殴，在美国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流血事件。至于那些青少年帮派团伙，只要和枪一联系上，事情就有了质的不同。这使得美国的学校当局搞得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甚至弄出许多笑话来。例如，有一个学校搞来了机场用于检测金属物品的仪器，放在校门口，以检查学生是否携带武器。我也听一个朋友说过，他的孩子有一天反穿着衣服回家，原来他外衣的前胸有一个小小的手枪图案，老师认为他穿这衣服是违反校规，当场就让他反着穿，并告诉他以后不准再穿着上学。

最严重的，当然是枪枝助长了真正的犯罪。有了真枪垫底，谁要拿把玩具枪抢劫也会大大提高效率。除了游兵散勇，还有所谓的“有组织犯罪”。

为了维护这份自由，连总统都无法避免付出代价。你知道，着名的林肯总统就是死于枪下的，还有60年代的肯尼迪总统。另外，被指控为谋杀肯尼迪的凶手，也在被捕后不久死于飞来横弹，以至死无对证，结果肯尼迪被刺一案有人至今认为还是一个谜。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前者涉及政治谋杀后者也被猜测为政治谋杀，还不足于说明是民间拥枪的副产品，那么，里根总统在几年前的遇刺和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遇到的几次白宫被枪击事件，都毫无疑问是一些精神上出现了某种偏执倾向的人，滥用枪枝的结果。比如向里根总统行刺的家伙，事后宣称，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吸引他所迷恋的电影明星的注意力，最后被专家认定为精神问题而未被判罪。最近发生的几次枪击白宫事件，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和什么政治阴谋有关，只是一些有着各种问题的个人行为。但是，总统却因此而真正地感到不安全。

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由美国的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共同组成的白宫安全委员会认为，既然国际恐怖主义气焰高涨，把一卡车炸药开到白宫门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与其出了事危及行人与白宫主人的生命，还不如现在就采取措施。结果，总统下令，从今年5月20日开始，终于关闭了白宫前的宾悉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这是一条交通非常繁忙的道路，它的关闭当然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行车便利，这确是一种无奈的代价。但是，它对于美国的意义却远不至于此。

远在建国之初，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杰佛逊就对首都的规划设计提出异议。原方案大街一端是巍峨的国会大厦，另一端是庭院深深皇宫般的总统府。杰佛逊却认为，基于美国的民主建国思想，总统府应该和百姓住家一样，只不过是一幢盖在马路边的简朴住宅。他的方案成了两百多年来美国民主理想的象征。记得我们的一位朋友来访美国，参观首都之后非常惊讶地对我们说了几次，真没有想到白宫看上去是那么不起眼。许多人从照片上认美国，都是无形中就把国会大厦当做了心目中的着名白宫的。其实白宫不仅造型十分简朴，它还确实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而且只有透空的细细铁栅栏与来往行人相隔。两百多年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随意开车经过总统的家。

对于宾悉法尼亚大道车行交通关闭，克林顿总统在宣布时也透出万般无奈：“在我国历史上，宾悉法尼亚大道一直对外界交通开放，即使先后已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并且有八次行刺总统未遂；虽然美国曾经经历一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波斯湾战争，这条大道还是开放的。如今，本人却在现实逼迫下，不得不宣布封闭这条极富历史意义的道路。”美国的新闻媒体指出，“这样的改变，凸现了民主社会在对抗人类脱序行为时，经常面临的困境与无奈。”安全还是自由，美国每天都在面对新的选择。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广场上，曾经有人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让全国所有的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枪下冤魂的亲属，将他们死去的亲人留下的一双鞋子放在这个广场上。那无边无际的鞋看着是那么触目惊心。有的粗犷结实，有的艳丽纤巧，有的稚嫩柔软，诉说着一个个突然中断了的人生。美国人民站在这一双双鞋前面，一切别人对于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枪枝犯罪的指责，好奇，嘲笑和攻击，都变得很远很轻，只有这一双双鞋所盛着的一个个灵魂是真实和沉重的。因为这痛苦是他们自己的，这代价是他们为自己所选择的自由所支付的。两百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问自己:这是不是值得？

在里根被刺案中，有一名高级官员同时颈部中弹，造成高位截瘫。他此后一直致力于呼吁实行枪枝管理。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的枪枝管理法的提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尽管该法通过时已经大打折扣。他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这样做的。这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受害者。不少滥用枪枝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会本能地作出要求禁枪的反应。当然，即使不是直接受害者，也同样心情沉重，这是涉及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奥克拉荷马爆炸案所引发的民众注意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个人持枪问题，而是集中于关心民兵这样的武装团体，其中的极端分子有可能走向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

我们的一个犹太裔的朋友对我们讲的一番话，也许是这里有理性的拥枪者的典型。他们家是从俄国移民美国的，移民历史相当长。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作为美国军人参战，受伤后一直靠残疾军人补贴养活全家。他上大学都是用的政府补贴。因此，他没有大多数犹太裔家庭所拥有的遗产，是一个普通的辛勤工作的美国人。但是，他有犹太民族的普遍特点，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他出生在美国，自我感觉完完全全已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很关心，还特地去过以色列。在那里他非常惊异地发现，，以色列正在动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建立全世界所有的被迫害至死的犹太人的详细档案。面对二战其间犹太民族几乎被灭绝的惨痛历史，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他自然而然地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无力反抗？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枝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枝。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他对我们说：“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之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这样的诘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断会有人一次次地提出来。

那么，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

几乎从美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人民和政府就是一对矛盾。这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在美国，政府是绝对不可以卷入任何所谓实业的。它唯一一个略带实业性质的机构就是邮局，因为邮局有点运输业的味道。其实邮局还管很多其他的事情，老百姓出国旅行要护照，就是向邮局申请的。政府要维持运转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来自税收。一般人的正常收入都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作为税收上交。这是一种非常一目了然也非常惹眼的收钱方式。所以，在每年四月税收截止时，人人都有点心理不平衡。有的在心里嘀咕：政府收了这钱不知干什么去了；另一些人则愤愤然。因此，美国人对所有政府人员，上至总统下至办事员，是从不犯怯的。“你们拿了纳税人的钱，……”，这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对于美国人来讲，一边每年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出去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一边他当然有权提出疑问：人民养活着政府，政府是否在好好为人民服务呢？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应该说比一些其它国家已经强得多了。比如说，我们刚到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台，它从早到晚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也就是说，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正反两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在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争辩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所有的国会会议。每一个发表意见的议员也都清楚最起码的道理：如果他的意见屡屡违背民意的话，在直接选举的制度下，他的政治前途就有了疑问。

即便如此，政府是否在代表人民操作这个问题也仍然不是多余的。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稍不留意，贪污腐化浪费之类的问题时时都可能冒出来。更进一步的问题自然就是：是否出现了某一个危险人物，有意识地利用政府在企图控制人民损害人民的利益呢？这种可能性应该说也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看到了纳粹德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所发生的暴政之后，很难再简单地责难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作出的这种选择。这是美国人永远对自己的政府疑虑重重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珍视自由，重视对政府的监督制约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政府再三呼吁通过立法管制枪枝，以减少犯罪。虽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非常有限的限制。如限制某种枪的型号；又如买枪者必须等候几天，以便让卖枪的查一查电脑，确认对方是否有犯罪前科，等等。至于彻底禁枪，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存在，政府是永远做不到的。但是，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对人民权利的限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人民自由的失去，美国人都有权问这样的问题：政府此举是真的善意为人民着想，还是控制政府的人制造借口，阴谋逐步剥夺人民的自由呢？当然，眼下持两种意见的人都有，谁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服对方。而且，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纯和简单的。比如，后者可能找到证据，说某一个政府观点的支持者是政府利益的受益者；而前者也可以说，一些反对枪枝管理的人是卖枪的！

美国人早已习惯了这种舆论的对立，他们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听一听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至于轻易就被人耍了。即使所有的人都相信克林顿的禁枪是完全善意的，他们仍然不会同意放弃该项自由。因为，迄今为止，美国人还是有这样的基本共识：作为个人，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拥有武器，但是对于整体人民，拥有武器拥有武装是一个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

下次再写。

祝 好！

林达

第九封信

卢兄：你好！

上封信我提到过有关一个日本留学生在夜间进入一个私人领地，发生误会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有关这个案子审判的情况我没有写下去，你来信表示关心，想知道后面的审判情况，我就先把它写下去。事情的发生本来是一个不幸，进一步的处理更凸现了日，美两国巨大的文化差异。

应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但是，从这一事件两国的不同反应来看，他们的文化和对于“私人住所不受侵犯”的理解，距离是很大的。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如果你问一下他们，你估计这个案子会判出什么样的结果，大概所有的人都会说，被告估计会判无罪。这种估计，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死者是个外国人，陪审团会倾向于美国人的被告，而是所有的这些美国人，根据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经验，根据他们知道的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案件，他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估计。

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地的国家。权利法案的第三条，即宪法第三修正案规定“任何士兵，在和平时期，未得屋主的许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战争时期，除非照法律规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以及第四修正案“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加上宣誓和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这两条，都是和上述的个人权利有关的。

问题是，美国人对于这样的宪法条文的执行，是着着实实“令行禁止”的，他们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是绝对的。也许在同是私有制的日本，私有领地受到侵犯，你是可以去法院告的，但是在美国，私人领地受到侵犯，你是有权开枪的。

我们的朋友塞林娜，她听到中国“文化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早已知道，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但是，当时听了塞琳娜的回答，我还是以为，这只是她一句夸张了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这里，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简单地说，凡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前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之后继续侵犯，主人有权开枪，事后也不必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么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起码常识。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只要离开市中心，就有大片大片私人拥有的土地，从几英亩到几千英亩的都有。你千万不要套用中国地主富农的概念，美国私人拥有房地产的已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且，不仅房子是私有的，土地也是绝对私有的。这种私有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房产和土地的出租，一旦签下租约，付了租金，在租约的有效期内，这块地方也就是承租者的私人领地了。房东如果事先没有通知，不得到承租者的许可，也是不许进入的。

美国的土地拥有者只是普通的平民。美国人一般没有造围墙的习惯，我们初来时一直纳闷，这么大的地，怎么看住，怎么保障安全呢？后来发现，有些森林隔一段距离，树上就有一张小纸片，写着：警告，这是私人财产，不要进入。大多数土地连这张小纸片都没有。美国人人都知道，除了公园，这里都是私人土地。除了故意的犯罪，谁也不会进去。罪犯要进去的话，他也必须顾忌说话算数的法律和土地主人手里的枪。

塞琳娜生日那天，我们就又长一见识。那天我们去参加生日晚会，她告诉我们，今天有两个行迹可疑的年轻人，在他们对面的一幢家里没人的房子周围转了好几圈，她丈夫打电话给警察，那两个人马上被逮捕了。我们奇怪地问：他们又没有破门而入，转两圈算什么，警察凭哪条抓人呢？她简单地回答：越界。因为尽管他们没有进入房子，但是他们已经进入了房子周围的私人土地，也就是说，已经侵犯了私人财产，犯法了。美国有大量的美丽风景都是属于私人的，我们刚来的时候，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小湖。我情不自禁地就想走近去，被同行的朋友一把拉住，他笑着说，你还没走到湖边，警车可能已经接到报警电话赶来了。

在美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有人未经许可闯入他人领地而被击毙的案件，现在此类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橇窃之类的犯罪者，开枪者都是依法而无罪开释的。我们来这里之后，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就发生过一个老太太在自己家里开枪打死一个匿入她家中的年轻人而被宣告无罪的。所以，我们也是渐渐才体会到，塞琳娜的话绝非一句玩笑。在美国，如果有中国“文革”期间发生过的那种“抄家”即未经许可进入私人领地侵犯私人财产，不要说动手抄家，刚进去就绝对会遇到枪的反抗。在这里，这早已是天经地义的基本法律常识。因此，你想想看，在美国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起误伤事件，怎么可能判得让一个东方人感到满意呢？地方法院判下来，果然不出所有的美国人的预料，无罪开释。这尽管是美国人的意料之中，可是却是大大地出乎所有日本人的意料之外。结果在全日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签名运动，险些就引起两国的外交纠纷。克林顿接见了死去的日本留学生的父母，再三向他们表示他对这一事件道义上的遗憾。但是，总统是无法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干预司法的，退一步说，即使克林顿有能力干预，他也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总统最顾忌的总是国内的原则和逻辑，国际影响相对来说是次一步的。

此案又经过漫长的上诉，上诉法院最后确认被告的罪名是“使用枪枝不当”，这是一个很轻的罪。但是这确实是大家都认为公正的判决。即使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结果也只能如此了。

顺便我想再谈谈美国的私人土地问题。前面我提到过，这里不大会有什么强闯强占的民事纠纷，这大概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曾经是一块新大陆，除了人口非常稀少的印地安人，（他们也是在很久以前从欧亚大陆穿过白令海峡来到北美的），就是从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过来的移民，曾经是各自代表了一个欧洲国家在那里抢地盘。不仅他们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不断，平民之间也是土地争端纷起的。你从大量的美国西部电影中可以看到，美国是经历过一个“谁掏枪掏得快就是谁厉害”的野蛮时代的。正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所以也就很快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现在美国的邻居们一般都是友好相处的，因为如果有关于土地的任何疑问，地方上都有一个丈量公司，根据每个人手中都有的，在政府已经备案的地产图，丈量公司的技术员会依照现代测量技术，清清楚楚地标出地界，根本没什么可争的。在地皮紧张的大城市，就有非常严格的有关建房的法律细节规定，发生问题之后都是在法庭上找得到“条文”的。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但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作者，写下第三和第四修正案的时候，它的意义并不仅是确立土地的私有权和维护平民之间的地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它的目的不是把邻居挡在外面，而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宪法第三修正案的来由你一定也早就知道了，它是美国人当初饱受英皇军队无理占用民房之苦，绝对不会忘掉要写上去的一条，尽管这一条修正案二百年来在法庭上应用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宪法第四修正案，就象我前面提到的言论自由一样，它的严格执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此，我想在下面，再向你介绍一个有关这条法案的着名案例。

事情发生在1967年，你也知道，这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各种思潮搅得美国所有的年轻人都非常激动的年代。再加上越战所带来的困惑，彻底解决种族隔离的民权法刚刚通过，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骚动不安的气氛，年轻人普遍的吸毒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案件一方的主角是一对夫妻，玛格丽特·麦克苏利和阿兰·麦克苏利。他们都是当时被时代所裹挟，对各种思潮都有兴趣，有社会主义倾向，并且以民权运动为职业的年轻人。

玛格丽特是南方人，出生在肯塔基州，一直受的是南方的传统教育，但是却对政治有些兴趣。她离开大学就嫁了一个军人，有了两个儿子。后来，她随着丈夫的部队调防，搬到了首都华盛顿。当她的丈夫决定学医的时候，她开始寻找一个秘书之类的工作，以便挣些钱支付丈夫的学费。但是很快她的婚姻和工作都起了变化，她离了婚，也厌倦了在国会的秘书工作，最后由她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杜尔·皮尔森的华盛顿专栏作家。此人当时是美国比较出风头的记者之一，他的文章对政府官员的公私缺点都不放过，由于他有广大的读者，他成了使一些人感到害怕的人物，尤其在国会，颇有一些议员见了他很头痛。可是又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1962年，玛格利特成了皮尔森所雇的四个秘书之一，那年她26岁。恰逢婚姻结束，她的社会和政治教育却开始了。皮尔森不仅是一个专揭丑闻的人，他还积极发起发起和参与一些运动，玛格利特最终也被他引进了一些民权运动，这些运动已经使得美国在当时动荡起来。她当时特别有兴趣的是帮助黑人的一个学生非暴力平权组织，她对他们充满同情。皮尔森还把她介绍进了华盛顿的上层圈子。她不断地参加他周围的社交活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甚至于副总统。她不仅为皮尔森的私人文件打字，也为他的日记打字，她很快就成了这个近70岁的专栏作家的女朋友。她当时被他的权威所吸引，也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很得意。两年以后，她跟着皮尔森去参加了64年的民主党大会，遇到许多处于同一“运动”中的黑人，才发现他们自己的奢华社会和民权运动中的黑人根本风马牛不相关，她第一次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和自己在生活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最后，她决定离开，自愿去了密西西比。1966年，她又回到华盛顿，只是这次她再也没有去找皮尔森，而是另外找了个工作。就在那里，她遇到了阿兰·麦克苏利。他是在华盛顿郊区长大的，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并且离了婚。他对政治一直很有兴趣，他们两人有不少共同语言，很快恋爱了。

此后，他们觉得他们工作中遇到的计划，都是安排白人帮助贫穷的黑人，实际上完全可以安排一些黑人去帮助他们，同时，也安排白人去帮助一些贫穷的白人。所以，他们开始离开上层的城市工作，转向阿巴拉其山脉。阿兰在那里找到一个“自愿者组织”里的职位，专门训练帮助山区穷人的义务社会工作者。这个组织准备在肯塔基州的派克郡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就把他给派去了。

派克郡是肯塔基州最大的一个郡，几乎和罗得岛的面积相等，但是，当时它的人口只有八千。约有一半多一点的人住在它唯一的小城里，其余都散在阿巴拉其的深山老林里。许多人都应该需要帮助，因为尽管这里矿产丰富，但是在60年代末期，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文化，半数的家庭还属于穷人之列。可是，你觉着他们需要外界的帮助是一回事，而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愿望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几乎两个世纪了，很少有人出远门，他们几乎可以一直这样在自己的封闭社会里待下去，他们对于外界的一切都深深地感到疑虑和恐惧。

当阿兰和玛格丽特在67年4月1日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从一个叫杰姆斯·康普顿的当地人那里租了一幢房子。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玛格丽特在南方联合教育基金会里找到一个工作，这是1938年就成立的一个民权组织，在那里她研究当地的煤矿工业对山区生活的影响。在此期间，他们曾经到着名的音乐城纳许维尔和一些大学去参加民权运动的会议，那里有激进的提倡“黑权”的黑人领袖的讲话，此后，有些大学还发生了骚乱。他们为此很长时间中断了工作。他回来以后不仅教他的学生如何组织农业工人，还对他们大发激进言论，谈论有关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也不知是因为他过于激进，还是他的长期离职，不到一个月，阿兰就被“自愿者组织”解雇了。

接下来，阿兰就帮助玛格丽特的工作。但是这里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搞民权运动的人认为一定要给予当地人的“帮助”，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贫穷的人们，是否真的对此感兴趣呢？今天在美国以外的地方，都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历来“超现代”的国家，其实并不是如此。我前面说过，美国南方和北方的面貌有很大的区别，既使在今天，你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小城镇，更不用说三十年以前了。那些“新潮”和“前卫”的民权运动者们，他们的言行和这些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格格不入，前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为乐”的一番好意，而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多么难以被对方的文化所接受，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引起对方多大的反感和憎恶。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只是跑来毁坏这里传统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宁生活的家伙。

玛格丽特几乎已经感到绝望了，她认为这是一场和贫穷的战斗，但是刚刚在这个地方碰到一点皮毛，已经眼看着要败下阵来。她在南方长大，因此比阿兰更清楚他们和当地人有着多大的隔阂。后来她说：“我知道那些人不要我们在那里，也根本不想听我们在说什么。我甚至都担心过，就算阿兰没那么激进，他们都想在山里杀了我们。”当地人则对于他们为那里的宁静生活有可能带来的破坏，越来越害怕，他们建议房东把他们赶走。房东于是找了一个借口，要求他们搬家。他们在搬走之前，坚持要房东康普顿去看一下那幢房子，以便确认他们承租期间没有什么损坏。正是这一看，看出了一场大风波。

房子几乎已经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和他们的工作有关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左倾激进的书籍，小册子，照片，胶片盘，大量的信件，等等。这些东西和这种工作气氛，都是住在山里头的康普顿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可以说是把他吓了一跳。他打电话告诉了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当地老百姓自己选的四年一期的“地方治安警察”。他在电话里说，这儿有个共产党的老窝，你们真该去查一查。

八月初，康普顿的“警察”朋友就叫他去地方法院开会。这位“治安警察”同时还打电话通知了两名地方检查官和联邦调查局地方机构的一名官员。这种会议通常是讨论和解决地方上的一些日常问题的。后来主持会议的是其中一个叫托马斯·雷特力夫的检查官。他在会议上提出要对麦克苏利夫妇“采取行动”。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地方机构的官员帮忙，但是被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知道这种行动没有法律依据。于是检查官只好自己找出肯塔基州的法律，设法寻找法律依据。结果，他们找出了半个世纪以前，在一次大战刚刚打完时，该州通过的一个修订法，里面有一条“颠覆罪”，定罪的话可以判21年徒刑以及一万美元罚款。这个修订法从20年代通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想到过要去改动它。就根据这样一个1920年通过的法，他们开出了对阿兰的逮捕状和对他们家的搜查状。搜查范围写的是：“颠覆材料，或印刷机，或其它印刷和传布颠覆材料的机器。”

此刻，麦克苏利夫妇刚刚搬了家，满屋子都是没打开的箱子和纸盒，书和纸满地都是，还有他们与工作有关的书信。他们还习惯保存他们来往信件和各种文字材料，这些东西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就在1967年8月11日的傍晚，一群“地方治安警察”包围了他们的家，当他们从后面包抄上来的时候，玛格丽特在厨房看到他们，还以为他们在找什么逃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冲着他们来的，直到他们冲进门，向他们宣读了搜捕状。检查官也到了搜捕现场。这个名叫托马斯·雷特力夫的检查官以前和麦克苏利夫妇从未见过面，但是，此后所发生的事情，却把他们拴在一起，至少奔波于五个法庭，打了整整十七年的官司。

在对阿兰搜身之后，十几个人搜查了那间小小的屋子，他们拿下了每一本书，把抽斗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甚至把床单从床垫上拉下来，又拖下床垫，最后连床架子都拆开了。玛格丽特后来说，我都不知道他们干吗要这样做，但是他们居然走的时候就让床架子这么散着。麦克苏利夫妇被突然而来事情惊得浑身发抖，他们想过，只要熬过这个晚上，与外界取得联系，一切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当一个家伙对阿兰说“我真想看你是怎么被吊死”的时候，他们才真的害怕自己会有极大的危险。玛格丽特立刻给当地的律师打了一个电话。这时，警察找到一些有关玛格丽特的材料，就给她也开了一张逮捕状。这时，搜查的性质也变了。一开始他们还对书进行挑拣，地上分放了他们认为有问题和没问题的两堆东西。但是，这个时候，雷特力夫看也不看，只是用手指着各种东西让警察拿走。结果，两小堆东西就都合成了一大堆。里面包括他们的电话帐单，水电费的帐单，税单，作废的支票，书信，日记，笔记，结婚证书，甚至于大学里的旧考卷。他们还加上了他们全部的564本书，里面有毛泽东，切·格瓦拉，马克思，列宁的书，也有小说，诗歌和“训猫技巧”，甚至首都华盛顿的电话号码本。一帮警察最后从邻居那里借了一辆车，把麦克苏利夫妇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装上了车。

当晚他们是在牢房里过的。要求阿兰的保释金是5千美元，玛格丽特的保释金是2千美元。他们立即和朋友联系以取得保释金。同时，纽约的两个律师，威廉·肯斯特乐和摩顿·斯达威也把他俩列进了自己的救助名单，他们刚刚成立了一个宪法权利中心，专门从法律上对这样的案子给予帮助，只收很少的费用，甚至免费。这两个律师首先寻求的，就是让上级法院宣布肯塔基州的这条法律违宪，因为在美国，宪法是最高法律，下面的众多法律都不得违宪，否则就会被宣布无效。

当麦克苏利夫妇得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已经不再担心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却开始担心把他们的朋友也拖进类似的麻烦之中，因为他们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已被拿走，里面有的是多年来他们参加各种激进活动和组织的情况，甚至有许多东西连他们自己都多年没有打开了。玛格丽特显然更为不安，她的日记和信件，包括情书都被拿走了，里面有以前她和几个男人的私情记录，情书里当然也有那个专栏作家皮尔森的信。作为习惯于个人隐私权受到尊重的美国人，是根本无法想象这种东西居然会被没收的。但是他们偏偏碰到这样一群“土警察”，一时有理讲不清。事后在法庭上，当法官向参加搜捕的“地方治安警察”问到宪法第四修正案和有关“搜捕”的法律知识，他们竟然毫无所知。他们从来只是被当地居民选出来，管管这个安静小地方的一般治安纠纷的。这次他们就是简单地想给他们讨厌的外乡人吃点苦头，却做梦也没有想过，因此“闯入”了一个“国家级大案”。事实上，他们还和那个“颠覆法”一起，生活在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前。

他俩在牢里只待了一个星期，就收到了朋友们筹集的保释金，于是保释在外。一个月后，派克郡开庭，根据肯塔基州的州法律，以“颠覆罪”对他们进行起诉。但是，起诉后才只有三天，美国地区法院的东部法庭就宣布：“很难想象，一个有能力的律师会认为这条州法律是符合宪法的。”地区法院写道：“（该法）违反第一修正案……因为它不恰当地禁止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它无法分辨提倡理念和提倡行动之间的区别……它把牢狱之灾强加在提倡非主流政治信念的人头上。”同时，地区法院下令，永久地禁止肯塔基的州法律以颠覆罪起诉麦克苏利夫妇或其他任何人。

到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由于一些狭窄的乡下警察的自以为是和胡作非为而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已经可以彻底结束了。接下来，按照美国人的通常逻辑，就是该轮到他们考虑怎么告那批地方官员和警察的问题了。因为在美国，没有错了就算了的事情。可是，地区法庭却因为肯塔基州有可能对“颠覆罪”的合法性提出上诉，因此还不能马上就结案。既然没有结案，那些被原告作为证据的没收品也就不能马上归还。于是法庭下令，让雷特力夫对所有的材料“安全保存”，“直到上诉或其它法律程序终结”。麦克苏利夫妇只是发现他们面临的局面有点奇怪，他们重获自由，可是被抄去的财产却还被锁在别人手里。他们还一点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个由于法律程序造成的“暂缓发还”，他们的个人权利和个人隐私被进一步严重侵犯的威胁还在后头，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谁都没有料到，天下会有这样巧极了的事情。就在他们被抄家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正好通过一个150决议。这个决议源于我前面提到过六十年代的动荡。下面几个数字足以说明这种动荡确实相当严重：在1965到1968年中期，大约有166起大的城市骚乱，导致近200人死亡，近8000人受伤，和1亿5千万以上的财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150决议授权参院成立一个“政府运作委员会”调查骚乱，以帮助从今后立法的角度，维持美国的秩序和安定。这个委员会的头儿，是一个叫麦克莱伦的参议员。他从1934年就开始做参议员，权高位重。因此，他也一直是前面所提到过的作家皮尔森，也就是玛格丽特以前的情人，在他的专栏写作里攻击的目标。于是，当有关麦克苏利夫妇的事情一传到华盛顿的老圈子里，一场公报私仇的戏就趁机开场了。

先是一名叫约翰·布立克的调查员被派到派克郡，和被法庭指定“安全保存”材料的检查官雷特力夫谈了一次，看了234张麦克苏利夫妇文件的照片，回去汇报了他的发现。四天之后，他又来了一次，带走了所有这些文件的副本，里面包括专栏作家皮尔森和玛格丽特的来往情书。麦克莱伦参议员调看了所有这些信件。然后，调查员布立克又奉命来到麦克苏利夫妇的家里，说是他们涉及委员会调查的纳许维尔会议有关的骚乱，给了他们一人一张到国会接受询问的传票。

麦克苏利夫妇一开始以为，这个参院运作委员会并不是对他们本身有什么兴趣，而是想要拿到他们参加的那次会议的文件。他们根本没想到，不要说他们的会议文件，连他们的全部最私密的个人记录，都早已被参议院弄走了。正因为他们被蒙在鼓里，所以他们还在尽一切努力，不让华盛顿把他们的材料拿走。为此，他们的律师代表他们向地区法庭提出申请，要求他们的任何文件都不要交给华盛顿，而是直接发还给他们。法院同意为此举行一次听证会，然后再作决定。

鉴于他们被起诉的“颠覆罪”已被法庭宣布为违宪，与该案有关的材料是理应归还他们的，“暂缓发回”只是法律程序所造成的时间问题。所以，麦克苏利夫妇对这次能够抵挡参院，有充分的信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以“参院获得激进者文件”为题，报导了他们的材料已经被拿走的事实。既使如此，他们还以为报纸是搞错了。但是，心里已经不那么踏实了。所以，在地区法庭的听证会之前，阿兰在根据法庭要求确认对方律师写的“事实陈述”时，特别注意到，里面并没有提到华盛顿到底是否已经拿到了材料。于是，他和律师一起回到对方面前，要求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说，是的，一部分文件他们已经拿到了。麦克苏利夫妇就差没昏过去了。一方面，他们的文件里有他们几年来建立的激进组织的地址名单，另一方面，玛格丽特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她个人的私生活居然又一次被暴露到别人面前。这在美国人的概念里，确实是对一个个人难以想象的侵犯。

地区法院听证之后，否定了他们要求归还文件的要求，并且命令他们遵从参院调查委员会发出的传票。一个月以后，这个案子又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判定，既然当初地区法院对这些文件“安全保存”的命令，原因是肯塔基州有可能对“颠覆罪”的合法性进行上诉，该案没有结案，那么，现在上诉时限已过，理应结案并且发回文件。但是，对于他们收到的传票，是对于另一个案子的调查，上诉法院认为参院运作委员会有权要求执行。

于是，在他们的财产被搜走一年多以后，麦克苏利夫妇从两间牢房里取回了他们的东西。当然，被华盛顿的调查员布立克取走的文件副本，也在法庭命令的归还之列。他在归还的时候，要求阿兰一定要按清单把所有的文件阅读核对一遍，以确保没有差错。在这些文件里，包括玛格丽特一直担心的那本日记。阿兰也是第一次看到妻子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她和专栏作家皮尔森关系的细节，还有大量的情书，甚至在这些信件中，他发现自己的一个朋友写给她的情书，这是发生在阿兰和玛格丽特相遇之前很久的事情，她当然并不想让他知道。阿兰一方面在阅读中感到震惊眩晕，一方面发现参院借口调查骚乱拿走的居然是这种“文件”，感到愤怒不已。他质问调查员布立克，这就是你拿到华盛顿去的东西吗？布立克并不回答。当布立克把全部文件交给他的时候，脸上还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阿兰真是恨不得给他一拳。他无法想象，参议院的老家伙怎么能传看一个女人的隐私书信。对于美国人，这就跟轮奸一样不可饶恕。

回到家，他们分开了各自的文件，最后，还是决定都烧了。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他们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使他们一生都难以恢复。但是在美国，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就这么了结的。麦克苏利夫妇感到，肯塔基地方官员和参院的运作委员会，对他们私人文件的处理蛮横无理。他们成了参议员麦克莱伦和专栏作家皮尔森之间私仇宿怨的牺牲品。他们知道皮尔森经常在他的专栏里攻击参议员麦克莱伦，他们也得知，参议员麦克莱伦在他们的数百文件中，偏偏把皮尔森的情书调去查看。他们的律师坚信参院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于是，他们决定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要求参院运作委员会的成员赔偿他们的精神伤害。同时，他们向该委员会宣布，他们将抵制国会参议院的传票。结果参院告到法庭，他们又因为藐视国会罪被分别判了一年和三个月的徒刑。

他们又一次来到上诉法庭上诉，声称他们之所以藐视国会，是因为他们的传票是建立在非法搜查的基础上的。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最高法院早就有了“排斥原则”，这个原则认定，任何非法搜查的证据都不能用于审理过程，任何在这个基础上的定罪都必须撤销。

在我第一次看到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时候，老实说，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我想，不就是说搜查逮捕要搜捕状吗？联邦政府或是什么地方政府假如真的要找什么人的碴儿，还怕开不出一张搜捕状？对麦克苏利夫妇的搜捕不是“各状俱全”的吗？这也是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严格执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法院在处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是相当仔细的。否则的话，这一条很容易成为虚设条文。

在历史上，这种情况真是太普遍了。英国就曾经给它的警察们广发“通用搜捕状”，使得女皇的部下们可以随时随地冲进任何人的私人领地搜寻“走私货”。这种臭名昭着的滥用搜捕状，在英国引起过公众的极大谴责。因此，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这种“通用搜捕状”有了很大的限制，只有在一个领域里还用，就是对所谓的“颠覆罪”。

在北美大陆还是英国统治的时候，抗税的风潮一起，这种“通用搜捕状”立即就在北美大陆复活了。英国国会授权这种“搜捕状”可以令警察，治安人员等，在北美洲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对所有的“房子，仓库，商店，地窖，船只，包裹，箱子，盒子，桶，任何行李，进行打开搜查”，以寻找没有按贸易法交税的货物。

因此，在1761年，还远在美国独立之前，波士顿的商会就向法院投诉，并且提出，一张搜捕状应该只有在发给特定警官，规定搜查特定房子的特定东西时，才是有效的。如果象“通用搜捕状”这样，把任意搜捕的权力交给任何政府人员，等于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捏在任意一个小警察的手里，而这种包括隐私权在内的权利，是应该留给老百姓的。他们的代表有一段着名的话，“一个人的房子就象是他的城堡，当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里头的时候，他就应该安全得象一个城堡里的王子。如果通用搜捕状应该算合法的话，这种个人的特权就被彻底毁灭了。”

美国成立之前，波士顿法庭上商人代表的长达5个小时谴责“通用搜捕状”的发言，不仅成为此后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基础，也成为15年后美国独立的先声。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搜捕状特别敏感，对于个人隐私，私人财产特别珍重的历史原因。

执行宪法第四修正案时，美国法院认为，最起码要确定：搜查特定的“地点，对象，物品”，是否有“合理的理由”。而且，作出决定的人必须是“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的行政官”，而不能是与该案有牵扯的警官。

所以，美国上诉法院对麦克苏利夫妇这个案子中看上去“合法”的搜捕状，仔细进行了分析。搜捕状的发出是基于房东的儿子小康普顿的誓言，他发誓说，他父亲“在上述地点肯定看到了确定的颠覆材料”。上诉法院首先否定了这份宣誓作为搜捕状基础的合理性，原因是看不出宣誓人和这个调查有什么关系，他的誓言内容并不是他的亲眼所见，而是“道听途说”，更何况，“誓言”里只提到“颠覆材料”，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就算肯塔基州的那条“颠覆法”在当时是有效的，“誓言”里也看不出有任何具体材料是违反了这条法律的。接下来，上诉法庭指出，搜捕状指示警察搜查“颠覆材料，或印刷机，或其它印刷和传布颠覆材料的机器”，却没有对所搜的材料作精确描述，如果所谓的“颠覆材料”是一篇文章，至少要有明确的名称，内容。没有对搜查对象作精确描述，这也是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在法庭做证时，当初参与搜查的警察对有关宪法权利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已经是一个执法人员了。所以，两个世纪以前波士顿商人代表的警告，读上去并不过时。

美国上诉法院认为，麦克苏利夫妇的家遭到搜查一案，是非常典型的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法搜查案例。所以，参院所开出的传票是建立在违法搜查的基础上，传票因此无效。麦克苏利夫妇由于拒绝服从参院传票而被判的藐视国会罪，也因此而被推翻。

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案子以胜诉终结，就是意味着另一个案子的马上开始。所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案子里，前面的被告将要以原告的身份出现，而前一个案子里的全部原告，一个都跑不掉，通通都会成为被告。这个在美国众所周知的“规律”，非常有效地防止了美国政府公职人员对平民的迫害，因为他们必须有所顾忌，一不当心的话，弄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这类案子一般是不大会这样发生的。我下面会进一步向你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会这样发生，因为这里恰恰有一种双重巧合。

所以接下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麦克苏利夫妇对他们所受到的伤害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参议院立即要求撤销这个诉讼，因为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国会议员有一定的豁免权，尤其是他们在国会中的行动。比如，两院议员在议院内所发表的演说及辩论，在其它场合不受质询。这是为了保护立法机构的独立和完整，也是为了使立法机构的成员不因为他们的立法行为而受到官司的干扰。

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美国上诉法庭的十名法官，一起听了参院对于他们的豁免权的争辩。一致同意，如果那些文件没有被扩散到国会之外，参议员可以受豁免权的保护。同时，法官也一致同意，不管这些文件是怎么成为参议员和他们的职员的“占有物”，只要这是他们立法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国会怎么对待这些文件，都还是受豁免权的保护。所以，牵涉到的几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和议员，他们调看到达国会以后的文件等行为，都完全在宪法对国会议员的豁免权的保护之下。

但是，第四修正案还是抓住了调查员布立克检查和获取这些文件的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在调查现场，而不是国会之内，并没有绝对的豁免权。问题是，他的这些行为算不算在第四修正案所涉及的“搜查和没收”的范围内。对于这一点，法官的表决以5比5打了个平局。在联邦法院发生这种情况，就被认为是确定低一级法院的意见。在这个案子里，低一级法院竭力强调布立克的行为完全就是一种“搜查和没收”，至少不能撤销起诉。

至于作为地方检查官的雷特力夫，他自知得不到只有国会议员才能享受的豁免权。他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对于地方官员，他的行为如果是有明确的法令和宪法权利可依，那么也可以免予追究。但是，在这个案子中，法庭认为，检查官雷特力夫应该知道搜捕状依据不足，同时，他也应该知道，法庭命令他“安全保存”文件，他就不应该再把文件交给参院。这样，检查官雷特力夫也必须受到起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麦克苏利夫妇很不幸遇到的双重巧合。一方面，是一个闷在封闭山区，十分狭窄无知的小小地方检查官。另一方面，是自持拥有国会议员豁免权的参议员。实际上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就是美国当时的国内骚乱。这种动荡的情况使得美国上下很多人在认识上都产生混乱，不知道应该如何寻找和确定这些骚乱的后果承担者，也不知应该如何看待民权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不知是否可以把他们看做一种潜在的“危险”，甚至“反美国的危险罪行”的调查对象。没有这种背景，这个案件也是很难发生的。在这个案子中，检查官雷特力夫是根本上的认知混乱，而参议员麦克莱伦，应该说是有意识地在利用这种背景和手中的职权泄私愤。

但是，我还必须提到的是，尽管如此，参议员麦克莱伦还是不敢肆意妄为。可以看得出，他走出一步的时候，还是必须三思而行。他拿到这些文件之后，曾经下令，把这些文件都锁在调查员布立克的私人档案柜里。那些玛格丽特和专栏作家皮尔森的情书他拿去看了，但是，他又把这些信密封在一个信封里，除了规定的少数几个人，其余人都不得打开。尽管是在动荡的年代，美国毕竟还是宪法精神根深蒂固的法制国家，，麦克苏利夫妇担心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一个激进组织和个人由于他们的文件而遇到迫害或麻烦，就连专栏作家皮尔森，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至于参议员麦克莱伦，他只能三思而行，因为他是心虚的，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调查行为，他的行为是经不起推敲的。他知道，他可以因为豁免权逃脱法律的惩罚，但是，只要这件事情闹大，他躲不过专对议员设置的“道德委员会”的追查。而且，在美国，越是象他这样的“公众人物”，越是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角落，只要一公开，这种侵犯公民隐私的事情在美国绝对会引起公众的愤怒，这样，他在选民们心中的“形象”就完了，换句话说，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所以，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前，他也许抵挡不住自己心里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诱惑，但是，当他拿到手之后，他不可能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是捧着一个“烫手的烤白薯”。

麦克苏利夫妇一直坚信，这个参议员就是想借此对专栏作家皮尔森进行报复。但是他们的律师却一直认为，参议员麦克莱伦只是无法抑制自己对于一个“宿敌”的阴暗面的好奇心。正因为皮尔森在他的专栏里，从不放过包括麦克莱伦在内的议员们的私人弱点，所以，他就是忍不住要拿来看看，然后骂一句，你自己算什么东西。我如果假设麦克苏利夫妇的观点是正确的，假设参议员麦克莱伦确实是存心报复，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制度下，他“三思”以后的结果，只能是放弃这个“报复计划”，因为他本人也在各种制约和监督之下。如果说，我们假设律师的估计是对的，那么，你也看到了，即使只是“好奇心”，只要它超越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侵犯了另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就很难做到不受追究。

因此，即使在已经发生的这个案子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美国制度的设计还是在那里悄悄地起作用。那就是，美国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素质或品质是可能出现问题的，这类问题所造成的偏差，使得平民受到侵犯，这在美国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偏差是被约在一定的范围内的，不可能泛滥成为一场大的灾难，不可能因此就株连一大片，揪出许多“阴谋小集团”的。也就是说，在整个宪法和制度之下，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是受到保障的。同时，已经发生的问题，也由于这个制度的运作而能够得到纠正，老百姓最终还是不怕找不到讲理的地方。

经历了所有这些漫漫长途，此案民事诉讼的开庭是在1982年，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5年之后了。阿兰和玛格丽特已经离婚，现在只是因为这个案子，他们重新坐在一起，他们的律师还是15年前的摩顿·斯达威。专栏作家皮尔森已经在几年前去世，参议员麦克莱伦，调查员布利克等都已经去世，因此由司法部代表这些参院的被告，检查官雷特力夫是整个法庭里唯一活着的被告。在作证时，他除了为自己辩护之外，依然滔滔不绝地谈到他对于麦克苏利夫妇的反感，尤其是对玛格丽特的厌恶，甚至当庭大谈她的日记中的隐私细节，希望陪审团能够理解，他的做法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似乎还是不能明白：作为一个个人，你有权厌恶另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一个执法人员，这不能成为你利用手中的职权侵犯他人宪法权利的理由。

陪审团宣布认定被告的罪名成立，并且定出对麦克苏利夫妇精神伤害的赔偿，雷特力夫，160万美元；参议员麦克莱伦，20万美元；布立克，10万5千美元；另一名参院调查委员会的被告爱德勒曼，8万4千美元。

对于这个判决，司法部立即代表参院的被告，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理由还是国会议员的豁免权。上诉法庭最终同意了这几名参院被告的豁免，但是，认定调查员布立克的行为，例如以不适当的态度归还玛格丽特的日记私信等等，仍然是符合定罪条件的。所以，调查员布立克的赔款不能被豁免。至于检查官雷特力夫，最后和麦克苏利达成了庭外和解，他们没有公开这一“私了”的赔偿数字，但是，根据麦克苏利的律师所说，他们所得到的赔偿，“已经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了”。

有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讨论，200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根据发生的不同案例的不同情况，讨论也步步深入。总的趋势是对美国警察的限制越来越严格。除了紧急追捕之中，限制严格的“搜捕状”是绝对的必要条件。搜查是否有“合理的理由”，也会受到严格的检验。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又作出一项裁决，裁定警察在持有搜捕状进入民宅执行任务前，通常必须先敲门及表明身份，并且认定司法官员是否表明身份，属于搜索作业合理性的一部分。只有在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罪证可能被毁灭的情况下，警察才可能对不表明身份的搜查为自己作辩称，但是这种辩称是否成立，还是要由法庭作出判断。

与此有关的问题在美国是很难含含糊糊过去的，老百姓也非常敏感，政府部门更是唯恐捅出什么乱子来不好交代。最近，又有一个轰动全国的案子，搞得联邦调查局非常头痛。在美国的爱荷达州，有一个叫郎迪·威夫的白人分离主义者，他住在一个十分偏僻冷落的地方，不仅观点十分激进，还作过违法的枪枝交易，比如私卖截短了枪管以后的长枪，结果成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对象。在得到证据之后，先是法庭开了传票，要他去法庭为他非法出售枪枝的行为作答辩。他拒之不理。1992年8月联邦调查局的警官带了写着他名字的搜捕状准备去逮捕他，结果他又拒捕，不准他们进入。

后来，不仅发生长时间的对峙，还发生了枪战。最后造成一名联邦探员和威夫的妻子及14岁的儿子在混战中死亡。为此在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事情一发生，联邦调查局就知道这下完了，没办法向美国的民众交代了。因为，不论他们怎么解释，都无法证明他们拿了一张对威夫的搜捕证，却打死了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尽管威夫确实开枪拒捕，尽管还打死了一名联邦探员，甚至还有说他儿子也参与抵抗，或者还有说可能死者是在混乱中被威夫自己的子弹误杀的。但是，这场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私人住宅之中的悲剧，在美国人的概念里，联邦调查局无论如何也推卸不了责任的。

保守派“谈论节目”名嘴，戈登·利迪愤怒得几乎隔三差五就要提到这件事，把联邦调查局的人称作是拿了杀人许可证跑到平民家里行凶的恶棍。甚至告诫听众，如果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到你的家里来，一定要对着他们的头部和胯下开枪，因为这两个地方防弹背心掩盖不住。尽管这些言论听来过激，但是，至少反映了相当数量美国民众对联邦调查局的愤懑情绪。我问过我的有着自由派社会主义倾向的朋友杉尼加，他说联邦调查局的做法“非常非常坏”！调查进行了三年，包括举行国会听证。这些听证都是公开的，给联邦调查局带来极大的压力，导致5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其中包括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遭到停职。主要追究的就是政府方面的责任。至今细节还未调查清楚，但是，政府已经付给威夫的一家310万美元的赔款。

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于处理一个个人的时候，它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这是因为，第一，政府无法隐瞒任何事情。第二，出了差错之后，哪怕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定的民权机构，会在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持一个哪怕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公民和政府打官司，不获胜诉绝不会罢休。整个社会也会对此产生极大的关注和压力。因此，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我来了以后，觉得很吃惊的一点，就是这里在发生一个民权案例的时候，各种民权机构以及许多平民，他们都会抛开对当事人个人的好恶，抛开对他的信念，言论，行为的好恶，去支持这个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这个时候，他们看上去象是在共同守护一个提坝，似乎一旦决堤就会一毁俱毁。

随着历史的发展，第四修正案的内涵也在扩大。这一法案的核心，在于强调禁止“不合理的搜捕”。对于“搜捕”二字的理解，随着不同时代，就产生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对一个人搜身算“搜查”，那么，在你的身上取血样，尿样，算不算“搜查”，在你的电话上窃听，算不算侵犯了你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早在1928年，美国最高法院就以下面这段话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宪法的制定者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寻求幸福的生活。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精神，感觉和智慧的意义。他们知道，人类生活的痛苦，欢乐和满足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物质。因此他们所寻求的是保护美国人的信念，思想，感情和感觉。作为对政府的限制，他们授予一些权利和这些权利的大多数内涵一个独立的地位，正是这些权利对于一个公民是最有价值的。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任何一个不公正指令，不管采用的是什么方法，都必须被认定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

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最高法院更严格定义，只要是政府人员对一个个人“隐私的合理期望”进行干扰，都必须受到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限制。对于“不合理搜捕”限制的范围因此被大大扩展了，所有的个人隐私都被遮盖到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伞下。

这封信够长的了，下次再写吧。

祝 好！

林达

第十封信

卢兄：你好！

今天在这里，按美国人的说法，真是一个“大日子”！夜已深了，我还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决定给你继续写信。

今天并不是节日，但是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整个美国，绝大多数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冲击。今天是前美国橄榄球球星辛普森的宣判日。

我不知道国内对这个发生在一年以前的美国谋杀案有多少篇幅的报导。但是我想，不管你对于这个案子有怎样的了解，我都必须在这里好好写一写它。等你读完了之后，你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天天都有谋杀案发生的世界上，我会要特别向你介绍这样一个谋杀案。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怎么就在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发生兴趣的时候，居然就发生了这么个案子！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去年六月，在洛杉矶的高级住宅区发生了一桩重大谋杀案。死者为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年轻人，都是白人。事情一发生就十分轰动，因为两名死者之一，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名人辛普森的前妻。辛普森是一名黑人球星，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从球场上退役了。退役之后他还拍过一些电影，所以也可以算是一名影星。我们当时既没有看过他打球，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可以说是在美国少有的“辛普森盲”。我们是在此案发生之后，才“补上这一课”的。

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谈一谈美国人的运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球迷。他们迷的品种不多，主要就是称为美式足球的橄榄球，棒球和篮球。说实话，刚从东方来到这里，觉得橄榄球实在是野蛮人的运动，尤其是看到几十个人扑在一个球上，在地上滚作一团的时候，真想不通美国人怎么会喜欢如此愚蠢的游戏。直到后来亲眼看到了运动场上的橄榄球，才体会到了那种特有的激动和刺激，也开始学会欣赏它的运动技巧。我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人的“运动观”好象和中国完全不同，一般的老百姓很少关心美国在世界运动会上得了什么金牌，也从来没有类似“冲出美洲，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莫过于自己所住的城市或是州的运动队在全国联赛上的成绩。出类拔萃的球星在人们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英雄”。所以，当辛普森案出来之后，我们的朋友迈克再三向我们说明：你们要知道，他在大家眼里，是一个“美国英雄”，而且，他以前给人们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可是，案件轰动的原因还不在于被谋杀者之一是他的前妻，而是不久之后洛杉矶警察局宣布他为杀人嫌疑犯。此案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一开始轰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象一般美国人那么激动。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他们那么深的“辛普森情结”。但是，这个案件还是吸引了我们注意。一方面，我们不可能不受到周围朋友的情绪感染，另一方面，这个案子几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你就是找个编剧刻意去编，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一开始案发是在夜晚十点半左右，被害的女主人妮可·辛普森的邻居听到一只狗非常悲哀的叫声。然后，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一名散步者发现一条狗，爪上带有血迹，十分固执地要领他去什么地方。他跟随而去，最后在妮可家铁门内的花园甬道上，发现了被害者的尸体和满地的鲜血。他于是报警，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吸引我们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的那个年轻人。他在临近的一个餐馆当侍者，妮可当晚曾在那家餐馆吃饭，却把眼镜遗忘在餐桌上。这个叫高德曼的年轻人是接到妮可的电话好心去给她送眼镜的，照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不论这个凶杀案是何起因，是何人所为，高德曼都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冤魂。照片上的高德曼看上去很年轻，很单纯。

辛普森的住宅就在附近。案发之后，当警察试图找他通知案情时，发现他已经按他原来的计划去了芝加哥。最后，警察设法找到他住的旅馆，电话向他通报案情，要他赶快回来。就在短短的几天里，警察宣布有足够的证据将辛普森列为杀人嫌疑犯。我想，洛杉矶警察局到底还是顾及辛普森的声望，并没有马上将他逮捕归案，而是答应他参加前妻的葬礼，之后，限时让他自己前去投案。警察局的这一例外宽容，又使该案平添一个戏剧化的情节。

辛普森本人一直否认有罪，他一再宣称他爱他的前妻，绝不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在葬礼上，人们通过电视揣度着他的表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问题是葬礼之后他并没有去投案，一时间连警察也搞不清他去了那里。时限一过，只得把他宣布为重大通辑犯。但是很快，高速公路上就发现了他的白色福特重型车，他的朋友驾车，他坐在后座。警车追上去，他们并不停车，但似乎也无意逃跑，只是不紧不慢地开着。当时，我也是很偶然地打开电视机，正好撞上追踪的现场直播。天上是直升飞机，公路上是整整齐齐的一排警车跟在他的白色福特车后面，出现一番洋洋大观的追捕景象。由于车速很慢，并不显得紧张，倒显得有点滑稽。电视台还同时播放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说他有可能自杀，有可能持枪，有可能最后开枪拒捕，等等。整整几个小时，全美国都在“跟踪追看”。我想，福特汽车公司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免费广告机会。最后，这辆车下了高速公路，直奔他的家里。那里当然也已经候满了警察。门外也聚集了无数兴高采烈看热闹的人群，大多数都是他的球迷，不少人还叫着他的名字表示相信他的无辜。对于唯恐天下不乱，等着看出一场好戏的人来说，这场追踪的结果十分平淡，那些危险的可能性都没有发生。经他的好友下车与警察几番交涉之后，他被允许进屋，喝了一杯桔子汁，就束手归案了。对于洛杉矶警察局来说，他们总算松下一口气来，因为，由于他们对于名人的网开一面而造成的这场意外追踪，已经使他们饱受了各方的攻击。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对该案还是十分漫不经心，因为根据当时的报纸报导，警察在案发的当晚就在辛普森的家里发现有一系列的物证，再说，辛普森和妮可分居后，前者始终无法释怀，屡有冲突的记录。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来说，这叫：杀人动机明确，证据确凿。我实在看不出辛普森还有什么“戏”。既然

Chapter_5

如此，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过过堂，判掉拉倒了。尽管事情是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看上去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凶杀案。可是，谁知道，好戏还没有开场呢。

在辛普森从芝加哥回来的一个小时里，当时警察局还没有宣布辛普森为嫌疑犯，他就已经给美国最着名的律师之一夏皮罗打了电话，聘请他作为他的律师，并且马上就组建了此后名满全美的“梦幻律师团”。找律师，这是美国人遇到预期可能出现的麻烦时，作出的几乎象是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这是美国的特点。美国经过漫长的以法治国的年月，法律的“品种”已经非常齐全，大到宪法，小到专业法规和规定生活中种种细节的法，样样俱全。国家有联邦法，州有州法，郡有郡法。一方面，一个人在美国遇到的任何问题麻烦，几乎都可以归到某一条或几条法律条文中去解决。法律成为美国生活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个普通人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所有的这些法律上的关关节节。社会上庞大的律师队伍自然应运而生。

美国人对于律师又恨又爱的心情，我曾经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看到过。他曾经因车祸受伤，痊愈后有后遗症，所以打官司寻求赔偿。他属于穷人之列，日子当然过得还是挺好，但是没有很多的富余钱。每一次收到律师的帐单，他都愤愤不平，一次一次地对我们说，“一次电话咨询居然要了我80元”，“谈一次话竞然要50元”，虽然这些帐单是讲好事成之后再付的。然而他不但离不开律师，而且还知道律师会帮他的大忙，因为律师完全有把握替他争取到至少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如果没有律师对各种法律条文的知识，他可能连一个大子儿也拿不到。

美国有一个笑话，说是在法学院一年级的课堂上，老师问学生律师的责任是什么，全体学生都回答说，是为主持正义；到了二年级，以这个答案作答的学生已经大大减少；到了毕业班上，当老师问出同一问题而只有一个学生回答为主持正义的时候，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这个笑话的取意是非常直观的。律师的收入非常高，总是让人看了心里不平衡，对律师要钱不要正义的指责很多。当然，律师和其他职业一样，也有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律师在整个司法制度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律师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在经历了辛普森审判之后，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象夏皮罗这样的名律师，确实只有辛普森这样的“明星”请得起。在美国，最能够迅速致富的就是“明星”了，但是谁也不会嫉妒。因为明星都要有点招数的，尤其是球星，绝不是光靠运气就能当上的。接着，辛普森又请了另一名黑人名律师卡可伦。很快，他的律师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小的律师团，拥有全美国最优秀的几十名高级律师。同时，由地方女检察官克拉克，黑人检察官达顿为首的一个检方律师团也组建起来了。这两个律师团，一个代表被告，一个代表原告，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呢？通过辛普森案，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么区别，检方和辩方就象两支均势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么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

所以，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脚，以期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推翻检方的证据，以期维护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你所能做的，只是让证据说话，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双方有道义上的差异。如果检察官有任何抬高自己在道义上地位的迹象，比如说，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开脱等等，都是违反了“公平游戏”的原则，是严重犯规的行为。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非常彻底的司法独立。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案件，美国政府无权干预任何一个审理过程。所以，首先是双方都没有来自上方的压力。其次，是法庭上的对抗双方在道义上完全平等，这就确立了他们在法庭上公平抗衡的前提。如果双方都力量很强，唇枪舌战，逻辑推理，巧妙调动证人，就会变成一场非常有看头的智力角逐。难怪美国有许多电影故事片的大段场景都是在法庭上。

在美国法庭这个“运动场”上吹哨子的裁判，就是法官。他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维持秩序，也就是当双方在对抗的时候，维护“游戏规则”。双方的证据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在法庭上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在有一方犯规的时候叫停，等等，这些都是法官的责任。但是，真正在案子里最终决定输赢的，却不是法官。在审判中，法官只是活像个球场上辛辛苦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裁判。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确实在不断地吹哨叫停。法官跟运动场上的裁判一样，他的水平一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还有就是对抗衡的双方“吹哨吹得公正”。他的水平绝不是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在这些案子中，美国法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儿，他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那么，最终到底是谁在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呢？是最最普通的美国平头大百姓，即陪审团。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它的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都有涉及陪审团制度的内容。它的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急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宪法修正案的第六条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是这样的：“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价值超过二十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其实，你我都早就听说过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是只有在到了美国之后，在了解了陪审团制度的种种细则规定，并且看了陪审团判案，尤其是看了辛普森案件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案审判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陪审团“是什么”和当初设立它的“为什么”。

你在上面的宪法修正案中已经看到了，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只要你提出要求，都可以由陪审团审理。而重大案件，尤其是有可能导致死刑的案件，则必须通过陪审团审理。但是，选陪审团有什么标准呢？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要是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但是，实际上远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联系的人不得入选。有一些职业有可能产生思维倾向的，比如律师，医生，教师等等，也不得入选。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他的选择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或者电话号码本上随机地选择。初选的名单总是远远地超出所需要的人数。比如在辛普森一案中，陪审团的初选是在去年九月底完成的，共选出了304名候选人，最终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这是因为初选之后，还有一次严格的删选，除了我前面列举的不得入选者必须删除之外，其余的候选者还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主要是删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心理倾向的候选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

辛普森案一出来就被称之为“世纪大审判”。主角是名人，美国一流的律师团，检方也摆出决一死战的最强阵容。法官的确定都必须同时被双方所接受，经过双方再三讨论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伊藤的公正无私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恰好是承办此案的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他居然还能被极其挑剔的辩方律师所接受，可见其声誉好到什么程度。

第二轮的陪审团的删选进行了近两个月，可见其困难和慎重的程度。候选人首先要接受法官的审查，比如，有一名女候选人曾经有过被丈夫虐待的经历，由于辛普森曾经打过他的前妻，所以，这名候选人的资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以免她在作判断时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公报私仇”。除了法官的审查，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由于最终的判决将出自这些陪审员之口，双方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都有否决权，所以稍有疑惑就被删除了。这也是初选选出了三百多人的原因。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双方的律师团都只有否决权，而没有“绝对录取权”。这就是说，任何一方都只能说不要哪一个，而不能说非要哪一个做陪审员的。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这很不容易。尤其在这个案子里，被告是黑人的运动英雄，而他被害的前妻是一个白人，你很难说陪审员种族成分就完全不影响他的判断。另外，由于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间是离异的夫妻，因此，普遍认为，陪审团的性别比例也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到去年11月，陪审团终于建立起来了。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在美国，各个州对于是否允许电视台进入法庭是有不同规定的。有些州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上既不准录像，也不准录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电视观众就只能在新闻节目中听到一些简单介绍。这也为一批画画的提供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新闻媒体为了弥补电视观众对法庭审理的视觉了解，总要雇一些艺术家画现场速写。有些州的法律使现场的电视传播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须考虑辩方和检方的意见，最后，由法官裁决。加利弗尼亚州就属于此列。好在伊藤法官批准了辛普森案的电视转播，使所有的人都有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但是，电视转播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可以“暴露”陪审员。

法庭的四大要素，检方，辩方，法官，陪审团都好不容易齐全了，但是还不能开庭，因为要由法官先决定哪些证据可以呈堂，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真的算证据的。这话可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信中已经提到过了，你还记得在阿巴拉其山区受到地方治安警察无理搜捕的那对年轻夫妇的故事吗？在那个故事里，我已经提到过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据这个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则”。我又一次体会到，美国的权利法案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白写的。只要你能够找到条文对得上号，你就可以切切实实地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一个过程叫审前听证。在审前听证开始的时候，被告也必须先回答法官提出的是否认罪的问题。如果承认有罪，一般都可以事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有限的讨价还价。在电视机前，我们看到辛普森无精打采地回答说，不认罪。于是，听证开始。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一开头就提出，在辛普森案发的当天晚上，警察在他家里所找到的一大堆证据，都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在法庭上提供给陪审团。他们的依据正是宪法修正案的第四条：“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我前面说过，妮可分居以后和辛普森依然住得很近。当警察接到报案，查看现场之后，很快就去了辛普森的家。他当时已经离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些证据，然后才据此取得搜捕状，这确实是非常规的做法。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定的理由（猜测，推理和怀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么，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成功地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么办呢？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抵挡在门外呢？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违宪，即使拿到天大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

所以，在开庭之前，法官首先要判定，警察在案发当晚第一次进入辛普森的家是不是合法，如果不合法的话，那么所有在他家发现的证据都不能在审判的时候在法庭上出现，这就是“排斥原则”。也就是从理论上讲，“非法证据”被“排斥”掉之后，在整个案子里唯一有权决定辛普森是否有罪的陪审员们，就不会知道曾经在辛普森家里找到过什么东西。这样，这些找到的东西也就等于不存在，如山的铁证也就在顷刻之间化整为零了。你是否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当时尽管已经知道这个宪法修正案和“排斥原则”，但是还是觉得很新鲜，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谋杀的刑事案件。在我的想象之中，对于一个重大杀人案，真是唯恐证据不足，天底下哪有这号事儿，逮着证据还让它作废的呢？

对于被害者的家属，这一点显然也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最使美国公众在感情上无法平静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被害年轻人高德曼的双亲。出现在电视机前的老高德曼完全是一个心碎而有尊严，强忍悲痛寻求正义的父亲形象。他长得很高，显得清瘦憔悴，他的妻子，被害者的继母，靠在他的一边，看上去非常弱小和无助。她看上去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他们在巨大的丧子之痛面前所表现的互相支撑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在辩护律师提出警察取证非法，证据不应呈堂之后，高德曼的父亲发表了短短的讲话，他指责辩护律师是心里有鬼，如果律师确信自己的被告无罪，就应该让陪审团看到所有的证据。所有的人都对被害家属的愤怒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是所有的人也都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法官判决警察为非法取证，那就只有让证据作废。我早就说过了，美国人只认宪法，因为宪法是整体人民的自由保障。他们已经习惯于为此支付代价。

还要向你介绍的是，辛普森的陪审团从宣誓就任开始，就隔离了。一般的案子，如果影响不是太大的话，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新闻界无孔不入的报导会使陪审团受到极大的干扰。一般在挑选陪审员的时候，就最好挑选那些对案情毫无所知的人，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这也是辛普森案挑选陪审团特别吃力的地方，因为在陪审团被选定和隔离之前，证据和舆论已经漫天都是了。你几乎已经找不到一个人说是没有大量看过有关报导的。但是，被选中的陪审员都会被告之，只有呈堂的证据才是算数的。至于在他们隔离之后公布的证据，如果被法官宣布为非法的话，陪审员根本就不会知道。

所以，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远远少于被告。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既使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认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决定的情况，都会先把陪审员请出法庭。但是作为被告，他有宪法所保证的面对一切与他有关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告是始终在场的。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而被告却有权知道这一切。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少得多。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被告有权面对全部证据和整个审理过程，因为他是当事人，没有人可以瞒着他什么东西，而使他糊里糊涂地就给判了。陪审团却只可以面对非常有限的合法证据。这个案子实在是比较特别，由于双方的激烈角逐，审理过程特别长，导致陪审员被隔离的时间居然长达9个月。

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问我，在美国，什么场合上是必须穿得西装革履，一点马虎不得的？我想，那首先就是你如果当了被告，面临一个比较需要认真对待的案子，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的时候。在美国，人们的穿着打扮实际上是非常随便的。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也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上法庭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要去买一套。因为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是“无罪假定”，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见。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精心打扮一番，以最“正人君子”，最“体面”的形象出现在陪审团面前，以争取“形象分”。这样，在美国的法庭上，检方和辩方的最后一点有可能形成不平等的感觉也消除了。在法庭上，上面坐着穿着特定大袍子的法官，法官的对面，并列地坐着检方的律师团和被告及他的律师团，两组人员座位排列是完全平等的。从视觉上看，都是服装整齐，旗鼓相当的。他们的后面是旁听席，法官的左侧是证人席。某一侧溜墙根的座位坐着从不开口，形色各异的一群，这就是法庭上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陪审团。

我再回到预审阶段的证据裁决。伊藤法官最终裁定，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证据都是可以呈堂的合法证据。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证人的警察一口咬定，案发的当天晚上，他们从案发现场出来，直扑辛普森的家中，并不是对这位被害人的前夫产生了丝毫的怀疑，而是相反，他们考虑到他与被害者曾经有过的亲属关系，有可能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或者说，生命也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再说，与辛普森当时同住的，还有辛普森的孩子，他们的安全也在警察的严重关注之中。在辛普森的家门前和门口停着的辛普森汽车车门上发现血迹，更令人担心里面可能发生什么问题。由于这一切都是处于紧急状态，所以他们是作为紧急状态处理，这才进入他的住宅。此后发现血手套等重大证据，据此取得搜捕状，正式开始搜查。所以，整个程序是完全合法的。辩护律师抗辩说，警察是在撒谎，他们根本一开始就是把辛普森当做嫌疑犯，一开始就是去非法搜查的。这时，法官的裁判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的“吹哨”对被告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法官在这种时候的裁决是很谨慎的，一是要有法律依据，二是要公平。否则的话，就会留下“小辫子”，后患无穷。在整个审判结束之后，只要有这样的“小辫子”，不服的一方就可以提到上诉法庭去，据此推翻审判结果。甚至法官还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被告，葬送自己的前程。我们就曾经看到过一名女法官在一个案件的审理之后，被该案的被告起诉，反过来自己坐上被告席的。

这一次，在伊藤的判决之下，辛普森的律师团一开局就受了一个不小的挫折。那么为什么辛普森的律师团不惜一切要拼命阻止这些证据上法庭，为什么我会在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特别“没戏”呢？因为从他们家搜出的证据看上去实在太有力了。比如说，从他卧室的地毯上，拣到有明显血迹的袜子，血迹的基因测试与被害者相同。在树丛里拣到一只浸着血的皮手套，和现场留下的那只刚好成一对。在他的白色福特车里发现有血迹，地面上也有血迹，等等。你说，是不是被告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的美国朋友迈克在辛普森的律师名单一出来是就说，这下有好戏看了，他们是绝不会放过一丝一毫对被告有利的机会的。我当时真的大不以为然，我说，这么一大堆证据，律师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还能让他脱身了不成？迈克说，也许。这个“也许”，在英语里是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性的意思。我当时没说什么，心里想，走着瞧吧，名律师就能把证据给吃了不成。所以当预审阶段辩护律师提出那些证据是“非法取证”的结果，要求作废，而且眼看着差一点真的给作废了的时候，我才开始提提神，不再对这个案子掉以轻心，因为律师真的把证据一口吃给下去的可能性，我已经看到了。我要留神看看，证据上了堂以后，律师还有什么招数。

真没想到，后面精彩情节迭起，让搞新闻的几乎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我下封信再接着写，好吗？

祝 一切顺利！

林达

第十一封信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信中说，你已经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报导，但是从我介绍的辛普森案之中，使你对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很想听我继续讲下去。这使我觉得挺高兴的。你对于美国司法制度中“无罪假定”有兴趣，可是也担心：一个“犯罪事实”是否最终演变成一场“法庭上的游戏”呢？

实际上，我确实应该先讲清楚，“无罪假定”也罢，检方与辩方的公平角逐也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最初你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因为，美国人认为，在法庭正式宣判之前，这个嫌疑犯只是一个“嫌疑”犯。他有可能在最后被铁一样的证据被判罪名成立，因而从一名“嫌疑犯”变为一名“罪犯”，从而失去一个美国公民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公平的法庭辩论，最终发现证据不足，使这名“嫌疑犯”洗清不白之冤。“无罪假定”和公平审判，正是为了保护一个普通人能够拥有有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审判是一场遵循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对于他们，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于“被告”这样一个倒霉的地位。最后犯罪事实是否能确认，还是要看检察官能否拿出充分的，足以说服普通老百姓的证据，陪审团即是老百姓的代表。

你的信中谈到，理论上能够理解的情况，在事实上是否就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是两个理想状态，即：罪犯被证实有罪，以及嫌疑犯被彻底洗清不白之冤。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大量的非理想状态，就是案情是复杂的，判断是困难的。这也是辛普森案的意义。这个复杂的案件就是让所有的人面对一个困难的事实，看一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是不是仍然起作用，从理论所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是否起作用。

所以，我们再回到辛普森这个案子。在审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在紧张地等着看检察官会提出什么样的罪名指控，同时寻求什么样的刑罚。因为美国各个州对于各项罪名的确立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误杀罪等，量刑标准当然也不同。我觉得，对于各种罪名的严格定义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记得在你寄来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好象叫“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历数种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我当然都赞同。只是再进一步细究，在多元文化和时代大变迁之中，确有“耻”和“非耻”界限不清的情况，比如说同性恋，耻与非耻即使在美国也仍在争论不休。当然，这不是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有一个简单问题至少是可以先解决的，就是“把谋杀当谋杀”。这话听上去好象有点怪怪的，可是有时候也挺现实，比如说，你我都见过好多“被迫害致死”这样的词儿，你说那屈死的主儿不是想告也显得缺点条文，显得有点理亏吗？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弗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要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证明他是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有罪”或是“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只是“一级谋杀罪”指控，你又只能证明杀人而不能证明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它指控，唯一的指控又被否定，案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技巧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可以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的风险也大得多。如果提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当然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了。这对于检察官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检察官的指控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他们提出，在夏天戴着皮手套，携带利刃（两人都是被利刃割断脖子而死），穿戴暗色衣帽（现场拣到一顶暗色帽子）以及在现场停放逃脱工具（指辛普森的汽车里发现血迹），这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当时，我听到检察官寻求的是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时候，觉得这个指控是有一些疑问的，或者说，检方这样做是有些担风险的。首先是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你很难说服陪审团，说是辛普森是“预谋”要杀他。其次，“如果辛普森是个预谋杀人犯的话，”当时我们所有的美国朋友都在开玩笑地说，“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想看，在天天都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好几个破案故事片的美国，哪一个打算逃脱的预谋杀人犯会用这种方法杀出一地血来，然后带回一大堆证据，撒得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呢？如果是辛普森干的话，这种情况看上去更象是一种情绪失控的冲动。

另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是否要求死刑。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死刑。比如说，前年在纽约，有一名黑人在地铁里突然开枪滥杀，造成多名无辜旅客的伤亡。但是由于纽约州当时没有死刑，就只能判处多年监禁。不久之后，该州又恢复了死刑，但是这名罪犯已经不能重新改判了。辛普森案所发生的加利弗尼亚州是有死刑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审判之前就提出是否寻求死刑，而不是在被告确定有罪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给检察官的决定带来很大难度。因为在美国，是否应该有死刑这回事，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争执久远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人反对死刑。

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还有大量的宗教教徒和民权活动人士在质疑死刑的道德问题。由于在宪法修正案的第八条里，规定法院对罪犯不得以残酷和异乎寻常的方法来惩罚，因此一度美国曾经考虑死刑是否违宪，并且曾在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布死刑为违宪。但是到1976年，又在“死刑必须很适当地执行”的前提下，重新作出接受死刑的决定。此后，各个州相继恢复死刑，今年三月七日纽约州州长所签署的死刑法，是美国第38个恢复死刑的州。但是，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已恢复死刑的州，在执行死刑法的时候都非常慎重。为了确保不错杀无辜，这些州的州政府都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律师团，专为死刑犯进行辩护和协助他们上诉。美国在1967到1977年之间，没有任何死刑案，此后到1993年，全国虽有2716名罪犯被判死刑，然而，真正执行的还不到三百名。也就是说，在26年中，美国只有不到三百名的罪犯被真正处死。而且关于死刑的讨论还仍在继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检察官必须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对辛普森这样一个曾经是黑人体育英雄的人寻求死刑，很可能就会使陪审员在考虑被告的“罪名成立”时，心理压力太大，从而“下不了手”。因此，最终检察官放弃了提出要求死刑，我想，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智的。

当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照例需要被告当着陪审团的面再回答一次，是否自认“罪名成立”。一般来说，被告都是简单回答“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辛普森不但一反预审时无精打采的摸样（预审时陪审团不在场），而且提足中气斩钉截铁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绝对不成立！”这种出乎意外的夸张修辞，在法庭上可能是属于首创，其目的当然是一开头就给陪审团留个强烈印象。一时间，在法庭之外被大家传为笑柄。那些天你在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大家在说“百分之百的绝对”如何如何。不管怎么说，随着被告的否认罪名，“世纪大审判”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的审判过程中最冗长，也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听证了。因为听证过程就是双方律师，也就是两支“运动队”的竞技对抗过程，先是由检方提供证据和证人，然后，由辩方提供证据和证人。一开始，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在法庭上最狼狈的人肯定应该是被告，结果发现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在美国的法庭上看到，最狼狈的其实不是被告而是证人。你会说，证人不就是提供证据吗？怎么会被搞得狼狈呢？这是因为，不论证人提供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证据，不论他提供的证词是想说明被告有罪还是没罪，他都要在陪审团面前经受得住反对一方的诘问。在一个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双方的提问。不论是检方还是辩方，向证人提问都是最具技巧性的工作。如果你是检方的证人，那么，检方的提问一般是比较好应付的，但是，辩方的提问就完全有可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亦然。

在美国的法庭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证据和证词，因此，任何证据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检方所作出的血样化验报告，辩方都会提出要一份血样另请专家进行测试。证人的每一句话，也有可能被陪审团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因此，证词的可靠性，证人本身的可靠性，当然都在律师质疑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把美国法庭比作“运动场”的话，证人就是运动双方竞争和游戏的那只“球”。

在作证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问。提什么问题，怎么提法都大有讲究。与证人观点一致的一方，必须通过提问和证人的回答，使一旁的陪审团相信证词是可靠的。而另一方，却恰恰相反，他必须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提出一些证人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让证人的回答出现矛盾，或者刺激证人的感情薄弱点，使证人在情绪激动时证词出现漏洞，甚至于直接对证人本身的信誉和可靠性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法庭经验的证人当然很有可能被问得狼狈不堪。

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有些问题在“犯规”之列，是不准提出的。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全靠法官掌握。这个时候，法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方在向证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另一方是在不断对“问题”本身的犯规提抗议的。“抗议”一提出，法官马上要“吹哨”，宣布对这个“问题”本身是否通过。如果通过，证人可以回答，如果不通过，证人就必须拒绝回答。那么，什么问题是属于犯规的呢？最常见的是“与案情无关”的问题，比如说，证人本人的信誉和道德品质经常会受到质疑，这一类问题一提出，提供证人的一方肯定要“抗议”，以保护自己的证人，这时，全看法官判断了。如果法官判“与案情无关”，质疑就被半路堵回去了，证人就可以松口气，如果法官认为这一提问对鉴定证人本身的可靠性，以及对鉴定他证词的可靠性都有关，那么，证人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好准备应付一些咄咄逼人的问话了。

还有一些诱导性的问题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你不能先确定一个事实，问证人是不是这样。这也是犯规的。同一个问题，有时候从一个角度去问是可以的，而换一个角度问就犯规了。在美国的法庭上，是相当紧张的。提问的一方总是尽量提一些问题，诱使证人讲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词，对方就几乎一直在对各种问题的提法提出“抗议”，法官就不断地在对每一个“抗议”作“通过”或“否决”的判定。一旦法官的判定出来，抗议一方可以再一次对法官的判定加以“抗议”，这时，法官再重复一次他的判定时，会简单讲出他作出判定的理由。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律师和法官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必须熟悉各种判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美国，前案的判例也是后案审判的依据。因此，律师在“抗议”时，常常提出某个法律条文或以前的某个判例作为依据，说明自己“抗议”得有理。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要对这些条文判例都反应得过来，然后，还要马上从自己的熟悉的判例中找出自己反驳的理由。这时，抗议一方若是再不服，也只能“当场服从裁判”了。整个过程：提问，抗议，判定，再抗议，再判定及说明依据，都象是在运动场上激烈比赛中的裁决过程一样，一分钟或数分钟之内快速完成的。因为一切都“有规有矩”，绝对服从“裁判”的权威，所以非常顺畅和有秩序，很有节奏感。

在美国法庭上，最大的犯规莫过于“争执”了。法庭之所以能够这么有秩序，在陪审团面前“不准争执”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审理过程中，提问的一方是在与证人对话，“抗议”的一方是在与法官对话，检辩双方一般是相互不对话的。一旦出现他们之间的对话，通常带有“争执”意味，法官会在这样的“苗子”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叫停，有时会立即判处罚款。这时，检查官和辩方律师只好当场掏出支票本先付罚款，200美元的罚款当场交出，“争执”消除，正常的程序再继续下去。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都因为“争执”而被法官当场罚过款。

在向证人提问时，也绝对不允许“争执”。与证人的全部对话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即使提问的一方发现证人明显是在那里说谎，他也不能直接对证人说，你这是说谎，因为这不仅已经不是“提问”，而且是一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能够做的，就是以继续提问的方式戳穿证人的谎言。一般来说，都能够达到目的。何况证人出庭时都要宣誓说实话，说谎在理论上犯了伪证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有的律师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变为疑问句的本事。

在辛普森这个案子中，最长的一个阶段是由检方提供证据证人，这一个阶段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几乎每天都进行。你在国内的相关报导中一定也看到了，情况对于这位足球明星显得非常不利。首先他提不出最重要的所谓“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当天晚上，妮可在十点钟左右给母亲打过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到辛普森在自己家里接一名出租司机的电话，这段时间为45分钟。这是辛普森最关键和引起争议的一段时间。辛普森自己声称这段时间他是在家里独自睡觉，因此，提不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检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辛普森是否来得及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动作。对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持有不同意见。辩护律师一直宣称，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是用刀，相对需要时间，而且他还必须来回于两个住宅之间。两个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束手待毙，毫无搏斗，妮可也许由于是女性，显得弱一些，高德曼却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

但是，最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杀得顺利的话，时间也许是够的。同时却也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些疑问，一是时间到底够不够，二是作为一个预谋杀人犯的话，辛普森为什么冒险给自己只安排非常短的作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开车来回，杀人，然后更衣灭证（凶器和凶手所穿的衣服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他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切，因为他后面的时间安排把自己给堵死了－他不仅没有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反而还约了一个豪华出租车到他的住所接他去机场。如果是一个预谋杀人案，这种安排也是很不近情理的。

正因为他预订了出租车，才出现了对他又是十分不利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司机的证词说，到他家门外的时候是十点二十二分，打电话进去，没人接电话。等候一段，几次打电话，仍然没人接。他与老板联系是否要离开，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等候”。然后，他在黑暗中看见一名身材与辛普森相似的黑人走进辛普森的家。后来，看到出现灯光，他再打电话，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辛普森接电话，告诉司机他睡过了头，马上出来。人们听了这样的证词，完全可以这样想，辛普森杀人误了乘车的点儿，是匆匆赶回来假装睡过了头的。但是，即便如此，有关“最愚蠢的谋杀犯”的“笑话”在人们头脑里依然挥之不去，因为，如果按照他与司机约定的时间，他几乎根本不可能“按时”回来，他为什么要愚蠢到事先约一个人到家里来，以证明自己事发的时候不在家呢？

司机作为一个证人，过关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的基本证词都得到他的移动电话的电话记录的证实，因为他曾多次和他的老板联系。而其他一些收集证据的警察局证人都受到辩方律师十分苛刻的盘问。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佛曼，正是他拣到两只血手套作为关键证据的。他不是洛杉矶警察局重案组的成员，他只是碰巧了那天当夜班，接到报警电话是他先到的现场。最初的一些证据，包括辛普森白色福特车上的血迹，那两只血手套，等等，就是他发现的。此后，重案组的人一赶到，他把案子交出去，就再也没他的事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牵进这个案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显然他在该案里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他是辩方假设的有可能因种族歧视而栽赃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一段听证对他来说过得相当艰难。但是，佛曼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基本上还是令检方满意的。尽管他受到被告律师的反复盘问，他还是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似乎没出什么大漏子。对于如何发现一些重要证据，他都能一一道来，没有什么破绽。对于被告律师指责他有种族主义的言论，他也断然加以否认。他非常坚决地回答说，在以往的至少十年里，他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字眼。

另一个在法庭上十分狼狈的，是一个冯姓的华裔警官。他是搞技术的。亚裔在美国的各种机构里，担任技术方面的小头头的相当多。重案组接手之后，就是由他负责收集证据。因此，他也是一个本案“罪证可靠度”的重要证人。

本案的血样证据显得很重要的原因，是辛普森接到警察报告他前妻死亡的电话后，从芝加哥赶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被割破的手指。他自称是在旅馆被打破的玻璃杯割伤的。但是，检方要证明的是，在他的汽车和现场发现的血滴中，有辛普森的基因，也就是说，要证明他的手指是在去芝加哥之前，是在杀人现场割破的。

在一开始他接受律师盘问的时候，冯警官十分从容，问他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他回答得信心十足，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漏洞。他实在是小看了名律师的细致。实际上，当时取证的全过程都是有录像的，这是警察局的工作录像，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全部证据，所以这些录像在被告律师那里都有一份拷贝。

在审理过程中，每当某一方提出，他们又找到一份新的证据的时候，都要把陪审团请出法庭，然后讨论该项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可以呈堂。然而被告是一定有权出席的。证据是不可以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一下子突然拿出来的。所有的证据都必须按规定提前一段时间交到法庭，向对方公开这些证据以及证据所准备说明的问题。这样，在决定呈堂之前，对方就有一段充分的准备时间，研究证据并进行反调查，寻找它的漏洞，考虑用何种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把这份证据驳倒。这既是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拥有的权利，也是公平审判的组成内容之一。如果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提前向法庭提交证据，就是犯规了，证据就会被法官拒绝呈堂。在这次审判中，辩方和检方就有过证据交晚了而给作废掉的情况。因此，所有的证据双方是都有一份拷贝的。这也是律师们面对证人个个胸有成竹，可以提得出一大堆问题的原因。

我想，如果下一次这位冯警官如果还有出庭的机会的话，他非把这些录像全看到能背出来不可，因为，后一段的听证真是叫他无颜以对江东父老了。

对他的第一阶段的听证结束后，被告律师马上就在法庭上放开了警察局取证的工作录像。反正放出来的和当初冯警官的作证有多处不符。基本上都是技术细节问题，比如说，他曾经说，取证时是按操作规定作了戴橡皮手套等防污染措施，但在录像里却不是这样。再比如，他说某一重要证据是他自己亲自收集，录像里却是技术级别还不够的助手在那里操作。另外，取到的血样没有及时送检，在高温的车内放置过久无人看管等等。总之，此类问题一大堆。在法庭上尝到自己信口开河苦果的冯，愁眉苦脸，与录像里的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恰成鲜明对照。问题是被告律师并不满足于把冯定位在一个“马大哈”的形象上，他们直追冯的个人品质问题。他们要通过提问，使陪审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冯前面第一阶段的证词，不是时日已久，记忆不清说错了，也不是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而是有意撒谎，是有意掩盖警察局草菅证据，甚至有可能偷换证据的真相。他们要让陪审团明白，冯不仅是一个撒谎者，而且还可能是一个阴险的，居心叵测的，刻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家伙。当不善的提问如洪水滔滔般涌来时，证人真是很难招架得住，有一度，冯看上去简直是比被告还要象被告，用狼狈不堪来形容是绝对不过分的。

由于冯涉及的物证特别多，所以听证的时间也特别长。经过好多天，当长长的作证过程终于过去的时候，冯又让所有的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当他结束听证，好歹离开证人席的时候，他走过检察官的座席，非常尴尬地和检察官握了一下手。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本来是检方提供的证人，检方当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作为一个负责取证的技术官员，至少能向法庭和陪审团提供有力的证词，证明检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取证过程是科学的而公正的，没有被调包可能的，但是冯却使他们大失所望。同时，正由于他接触的证据特别多，一旦捅开这个漏洞，影响非同小可。作为一名犯罪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冯当然知道自己闯的祸不小。如今木已成舟，双方握手道别的心情当然都很复杂，但是却很好理解。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倒是冯和辩护律师的分别场面。

当冯尴尬地与检察官握别，然后经过被告律师的席位时，却出人意料地表情轻松并且热情地与他们握手拥抱，场面之“感人”，成为当天辛普森案报导的最大热点。但是在美国谁也说不上他是吃错了什么药，才会对几天来向他发动猛烈攻势的敌手如此“言欢”。只有在这里的一些东方人才认为“也可以理解”，也许他是有“不打不相识”的东方式逻辑，也许是表示“你们也是为了工作，不是对我有仇，我不怪罪你们”的东方式宽容。谁知道呢？但是，这样一个场面，天知道会对陪审团造成什么影响，这是所有的人真正关心的焦点。因为法庭上煞费苦心的一切，不就是为了给陪审团留下一个印象吗？

接下来，有大量枯燥的基因化验证据。这些证据谁懂都没用，上了法庭，就是要陪审团能够搞清楚并且相信。因此，除了展示证据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专家上法庭，向陪审团上基因课，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基因，什么是DNA，等等。

我是一直很相信科学证据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觉得辛普森难以解脱的原因之一。就在审了一半的时候，我从电视里看到一个几年前发生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那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妇女，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的婴儿突然急病，她送他去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宣布孩子是中毒，而且医院化验结果显示婴儿所吃进去的毒药，是一种类似汽车冷却液的东西。于是，医院向警察局报了警。在美国如果是涉及到儿童的犯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鉴于没有其他人接触过中毒的婴儿，孩子又一直是这位母亲在喂，这名妇女一下子摆脱不了干系。孩子抢救过来之后，就被社会专门机构暂时收养，与父母隔离开，等候调查，每个星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去看望。同时，对孩子中毒的事件展开调查，警察获准在他们家里进行搜查，在他们家的厨房吊柜里，确实发现了一个空的冷却液的罐子。由于汽车的普及，在美国家家都有冷却液，但是由于冷却液有毒，一般确实不会放在厨房里。这时，孩子的祖母，父亲和母亲都去暂时收养孩子的地方探望，孩子救过来以后，看上去十分健康，临走前，孩子的母亲单独抱着孩子在接待室里，门半掩着，孩子的祖母看到她用奶瓶给孩子喂了奶。

当他们回到家里以后，接到通知，孩子再一次以同样的中毒症状病危，最后抢救无效，孩子死了。这位妇女被地方检察官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入狱。入狱之后，在等候审判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她始终否认自己有罪，可是除了她的丈夫，其他人都将信将疑。

在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是医院的报告，证明最后化验发现，临死前，孩子的血液中总共还有约半汤勺的毒液。这位妇女有一名律师，他的辩护策略显然不能使人信服。最后，她被判有罪，处以终生监禁。她不服判决，开始上诉。这时，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孩子一生下就和父亲一起生活，过了不久，第二个孩子发生了同样的中毒症状。孩子的父母又忧又喜，尽管孩子又有问题，但是至少证明这和这位妇女无关。但是检察官不同意以第二个孩子发生的情况否认前面的起诉。也许是什么人为了救出那位母亲，存心又给第二个孩子喂了冷却液呢？

这时，她雇用了第二个律师。当时她自己经历了漫长的灾难之后，已经心灰意懒。律师在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之前，也对她到底是否毒死自己的儿子吃不准。她又由于前一个律师办案失败，对律师失去信心。因此，一开始，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好。但是当那名律师真正相信了她之后，全力以赴展开调查，最后他找了许多医学专家，发现冷却液在体内的半衰期是一个小时，也就是说，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有一半被排出体外。这样的话，根据那位妇女最后一次喂奶的时间，到孩子抽血化验的时间间隔这样计算，如果化验时还能确定孩子体内有半汤勺冷却液的话，他妈当初得给他一下子灌下去六加仑！

这份证明一出来，检察官马上把起诉给撤了。经过医学专家对她的第二个孩子的反复鉴定，证实他们的孩子有一种非常罕见的遗传疾病。发病的症状就活象是中毒。而医院的化验室当初肯定是先入为主，马虎从事了。至今，这名妇女还保留着对医院化验室起诉的权利。

这个案例至少使我了解到，一个看上去已经掌握了科学证据的案子，并不是意味着律师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更不是意味着就不会再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

在辛普森案审理期间，还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子，一名二十多岁的妇女被控抢劫，由受害者作形象辨认确定是她。这类案件，受害者的指认，往往成为关键的证据。她本人不仅提供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明，而且根本说不出事发的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否认有罪，但是，最终还是被判有罪入狱。在她坐牢大概七个月左右的时候，真正的罪犯因其他案件被捕，同时供认了这桩抢劫。这时，大家才发现，这两个妇女长得非常相象。

事实上，嫌疑犯表示认罪的情况是最皆大欢喜的。当然，也有一些罪犯虽然不认罪，但是却明显属于“垂死挣扎”，比如，有大量证人目睹其犯罪，证据确凿，当场人赃俱获的。就象我在前面提到的，在纽约地铁开枪滥射的那名黑人，他手持半自动步枪，在车厢的走道上边走边射，总共造成六人死亡，十九人受伤。他也是在法庭上宣布不认罪的。同时，他不要律师，要求为自己辩护。由于事情发生在拥挤的地铁上，证人（包括受伤的幸存者）很多，这个牙买加移民却在自我辩护中宣称，所有的证人都是因为他是黑人而在陷害他。尽管他不否认枪是他的，但是他辩称是别人从他手中拿走了枪，杀了人再把枪还给他的。他在法庭上也是西装笔挺，侃侃而谈，以奇怪的逻辑自比是圣徒受难，但是我相信当全体陪审团员一致通过，认定他的六项一级杀人罪“罪名成立”的时候，肯定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他是被冤枉的。

困难的是那些没有证人亲眼看到犯罪过程，嫌疑犯则坚决否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要确认罪犯有时是非常困难的。你从刚才我提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有时即使有证人，都会发生指认错误。有化验报告，也有可能产生偏差。但是对于涉嫌的这一个公民，就很可能要为一个证据上的偏差而付出一生的自由作为代价。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在美国这样一个把公民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无辜的人失去自由，是美国人认为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了。

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群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到正在进行的审判，大家开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师，拿这场审判开玩笑。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尔希的白人女孩说，不管大家怎样取笑这场审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么，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

我逐步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他们一般来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情况使大家都难以判别，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因此，在法庭上，检察官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在辛普森一案中，辛普森对于他和妮可的离异始终没有想开，而且在他们分开之后，曾多次到妮可居住的地方，不仅发生争吵，还情绪失控动手打过妮可，以至于有一次当他愤怒地冲向妮可住所的时候，妮可吓得打报警电话。这一类电话都是有录音的。这一录音在法庭上曾一再播放。同时，妮可还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有她被辛普森殴打以后脸上带伤的照片，还有一份遗嘱，似乎也在暗示辛普森对她有生命威胁。再者，其他人，包括辩护律师在内，都提不出使人信服的有动机的其他任何嫌疑犯。

可是，这一切都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包括出租车司机所提供的证词等，也还不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证据。在作案现场没有人证的情况下，真正有份量的，应该是那些现场的血液取样DNA检验报告，以及血手套，血袜子等物证，但是提供物证的同时，检察官必须向陪审团证明，取证是科学的，证人是可信的，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

同时，辩方律师却根本不必去证明什么，辩方律师所必须作的事情，就是对证据提出怀疑，并且使陪审团对证据的可信度也发生怀疑，那么，就胜利有望了。

在检方证人非常漫长的作证过程中，辩方律师竭力使人们相信，检方所提供的证据，有可能是警察栽赃的结果。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相信这样一个方向有可能走得通的。要让陪审团相信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离谱，而且非常异乎寻常的假设，实在是太难了。在我看来，有几个地方辩方律师使人感觉很勉强。比如，他们假设妮可有可能是被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杀死的，因为妮可有吸毒的历史，如果大量购买毒品又不能支付的话，犯毒集团是有谋杀此类客户的情况。但是，这种谋杀一般都十分“专业”，不仅用枪，而且干脆利落，从此案的现场看根本不象。更何况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依据。另外就是他们对冯警官表现得过分的攻击。他们还曾提出，辛普森在运动生涯中，身体受过伤，这些旧伤导致他根本不可能做到去刀夺两命，可是辛普森在从球场上退役之后，偏偏不甘寂寞，拍摄了大量商业性的健身录像带。检方马上在法庭上放起了这些录像，只见镜头前的辛普森体魄强健，动作自如，还不停地在开着玩笑，看得他自己和辩护律师都哭笑不得。

但是，有几个地方他们显然是成功的，首先是指出了取证过程的操作不规范，血样保管有漏洞，提出辛普森被警察抽去作化验的血少了一些（暗示有人利用了这份血样去栽赃，给栽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还提出辛普森作案时间的疑问。另外，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场面，就是让辛普森试戴在现场拣到的那双血手套。尽管检方此后调动了一切手段证明手套的本来的尺码是合适的，只是有些缩水了，但是在法庭上，辛普森吃力地把两只大手硬撑进显然偏小的手套，我相信这样一个景象比任何说明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更为强烈。

尽管如此，当检方的证人纷纷作证完毕的时候，并没有给人一种形势明朗的感觉，也丝毫看不出辩方有绝对取胜的迹象。在美国，被告被警察掌握了一大堆证据，却反过来指责警察是栽赃，这种情况毕竟还是罕见的。如果被告的律师不拿出点什么绝招来的话，很难取信于陪审团。同时，形势不明朗的状态，对检方也是一个不详之兆，因为这说明检方的证据仍处于被挑战的过程之中。

在这一段时间里，辛普森本人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在外界争取同情。他设立了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以收集寻找凶手的线索，以巨款悬赏捉拿凶手，同时他还在牢里写了一本书为自己辩解。从我的感觉，这些举动收效甚微。人们依然将信将疑。

当时，在我周围的美国人中间，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辛普森也许是杀了人，大家的依据主要还是凭感觉，觉得除了他之外，实在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有这样说得过去的杀人动机和那么多疑点。同时，他们也多数认为辛普森最后能够“脱身”，因为他们都熟悉美国的司法制度，感觉检方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因此，作为这样一个重大案件的定罪，很可能是不够的。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

祝 好！

林达

第十二封信

卢兄：你好！

我接着上次谈了一半的辛普森案继续写下去。

由于时间拖得非常长，陪审团的隔离时间已经到了创记录的水平。在此期间，有十名陪审员由于种种原因，或是被取消资格，或是主动要求离开了陪审团。幸而，十二名陪审员之外，还有十二名候补陪审员。自始至终，候补陪审员是和正式的陪审员一起参加法庭的审理活动的。每当一名陪审员因故离开的时候，就有一名候补的顶上去。一旦候补的全部顶完，再有人必须退出的话，审判就可能由于陪审团的人数不足而宣告失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因此，所有的人都在捏把汗，已经审了那么久，可千万别到最后关头因为陪审团人数不足给弄砸了。好在，剩下的这些人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陪审员是法庭中最神秘的一群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生杀大权”所引起的神秘感，另一方面，法庭上的摄相机镜头已经扫到了所有的人，一切都是公开的，只有陪审员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出现过。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因此，每当有一个陪审员“从神秘中退出”的时候，总是有一大群记者跟在后面。一般来说，他们都遮面而过，匆匆钻进汽车，就从此不再露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由于这样一段陪审员的经历而影响自己和家庭的平静生活。但是，也有一旦卸下这个身份，解脱了法律约束，就回答记者提问，甚至接受电视台采访的。看着这些陪审员，我有时会大叫起来：美国人就让这样的人决定一个大案的判决啊！我算是服了，这完完全全就是从马路上随意找来的普通人，普通得让你想不通：一个世界上最科学发达，工业先进的国家，怎么会把所有大案的判决权就交给了甚至可以是文盲的老百姓，却让一大帮法学博士在一旁干瞪眼！

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人很少，与检方的听证时间相比，这一段听证时间也显得很短。但是，出来了好几个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大师。其中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也许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特别留意一名华裔证人，事实上，他的出场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因为这位李博士是世界有名的高级犯罪学专家。他是辛普森的律师夏皮罗的朋友，他们的相熟是很自然的。夏皮罗是名律师，手上经过的都是大案，而李博士是着名犯罪学家，从技术的角度给过夏皮罗很多的帮助。他曾经为许多大案提出关键性的证据。这些证据，有用于为罪犯定罪的，也有帮助了嫌疑犯解脱的，他只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提出科学证据，这就是他的工作。正是他这些科学的研究成果和不偏不倚的科学态度，受到相关领域的普遍尊重。在辛普森从芝加哥刚刚回到洛杉矶时，他就接到了夏皮罗要他在科学证据方面协助的请求，并且在其后答应了出庭作证。这一类专家的作证都是要付报酬的，但是他显然很重视华人珍惜名誉的传统，在出庭之前，就宣布把五万美元的出庭报酬捐给了洛杉矶警察局作为教育基金。他为什么捐给为检方工作的洛杉矶警察局呢？因为他作证的主要内容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取证工作有问题，尤其是主要取证警探的水平太差。巧的是，备受辩方律师攻击的主要取证警探也是个华裔。出身于台北警校的李博士本身是美国康州州警察总局刑事鉴定化验室主任，也就是说，他是司法部下属单位的一个雇员。联邦和州的司法部是管对刑事案件起诉的，他却千里迢迢地从美国东北部赶到西南部来为另一个州起诉的重大杀人嫌疑犯作证。这在美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提供科学证据，不论是为被告，还是为检察官，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为辛普森这样的名人作证，可以获取的报酬要高得多，可这次他把预定的报酬捐给了法庭上的对手。不过，即使他不捐这钱，他也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外部和自己心理上的压力。相反，在辩方宣布他将出场作证后，每天电视上专家们的评论是一片赞叹仰慕，好象在等待一位大明星的出现。

他曾经受辛普森的律师夏皮罗的委托，为辛普森作过身体检查，以证明他身上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法庭上出示了这些检查的照片。他还根据犯罪现场的照片作了一些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在分析了一张现场照片之后，认为其中的一个痕迹“有可能”是“第二双脚印”。这如果被证明是真的，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现场除了被害者之外，只发现过一个人的脚印，尽管作案者的鞋子始终没有找到，但是脚印的尺寸与辛普森的一致，而且被确定，那是一双只有富人才会问津的昂贵的鞋。检方认为，辛普森作案是一个人干的。李博士的发现就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刑事法律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被告只要提出“合理的怀疑”即可，不必作出证明，这叫做“没有证明的负担”；而相反，检方则必须提供证明以“超越合理的怀疑”，这叫做“具有证明的负担”，或者说“证明的负担在检方”。

因此，检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一点被突破，他们也再一次请出犯罪专家，以否定李博士的推抡。在法庭上，检方也从他的工作录像中挑出他的操作不规范之处。这时，法庭之外又出现了意外情节。李博士在遭到反驳之后，在自己的实验室开起了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说，自己的结论和反驳他的专家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因为他当初在法庭上说的就是“有可能是第二双脚印”，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肯定是”。同时，他还对检方挑出了他的操作不规范的毛病十分恼怒，指责检方在他操作过程中不配合，不向他提供应有的装备，使他根本找不到手套等，只能违规操作。他还对记者说，他后悔自己卷入此案。此举显得急于在为自己的证词辩解，一时间舆论大哗。一般来说，证人的作用就是在法庭上的证词，作证成功不成功也都在法庭上了结了。在法庭之外，你再为自己的证词作什么解释，陪审团听不见，对于这个案子等于是没起作用。但是，这番话对于庭外的民众显然是有影响的，对辩方显然不利。辩方律师肯定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招。我觉得这也是华人重个人声誉的心理起作用，他显得最关心的，是自己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声誉不要因此受损。李博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陪审团是无法知道的，但是作为世界着名的犯罪学家，他在法庭上作了种种分析之后所作的结论，对陪审团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他针对检方所提出的血液证据说，“在这些情况下，我所能得出的唯一看法是，事有蹊跷。”

而真正戏剧性的情节，是出在拣到血手套的警官佛曼身上。谁也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这位作为检方关键证人的佛曼，居然在近十年里，断断续续地让一个剧作家录下了他的大量言论。这是因为那名剧作家要收集洛杉矶警察生活的素材，通过朋友介绍，付费让佛曼录的音。你不得不佩服辛普森雇的那些律师，他们怎么就把这些证据搞到了手。这是整个漫长的审判的最后阶段，起了这样一个高潮，一出来就差点把法官给赶出了局。

因为伊藤法官的妻子是洛杉矶警察局的高阶官员，曾经是佛曼的上司。在佛曼的录音里，不仅有大量攻击黑人的言论，还有许多贬抑西班牙裔，犹太人以及妇女的言论，其中包括对这位法官妻子的抨击。于是，检方提出法官本人也被卷入了这个案子，这些录音中涉及他妻子的内容，有可能使法官在判断是否允许这些录音呈堂的时候受情绪影响而作出不公正裁决。因此，要求法官出局。伊藤也在法庭上含泪承认，听到对他妻子的攻击，他也会象常人一样，感到深受伤害。这下真是热闹了。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的这场审判，由于历时弥久，已经受到不少非议。陪审员退下来十个不说，现在连法官也要保不住了。最后，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辩之后，检方终于作出决定，在事先洗去录音带有关法官妻子的内容，不再要求法官回避。大家总算松下一口气来。

陪审团在这一段时间当然被请出了法庭，这一段风波，他们是不知道的。

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先在法庭播放了一次佛曼的录音带，以确定这些录音是否可以和哪些可以放给陪审团听。放录音带的那天，法庭上气氛凝重，鸦雀无声。佛曼的录音带不仅回响在法庭上，而且回响在整个美国，震动了所有的人。你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牛哄哄”的家伙，好吹嘘而且厚颜，他毫不掩饰他对黑人的仇视，夸耀自己的滥用职权。最严重的是，他以完全肯定的态度描述了警察作伪证和栽赃的违法行为。五个月前，他在这个法庭上，曾经发誓说真话并且宣称自己十年来没有提到过“黑鬼”这个词。但是，现在在同一个法庭上，你可以听到，他宣称洛杉矶市政府里的黑人都该一起枪毙掉。在十四个小时的录音中，他不止四十次用了“黑鬼”这个词。这一切，相信你在国内的有关报导中都已经看到了。

这段录音对于美国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震动。我以前给你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事实上，现在即使是三K党，也会避免在他们的宣传中使用直接的种族污辱性的语言，因为在美国种族问题上，三十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由于非常复杂的种种因素，种族问题依然是美国的一个敏感问题。听到这段录音，黑人当然感到愤怒，大多数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的白人，也感到十分尴尬。

但是，当最直接的感情上的风潮过去之后，大家最集中的话题当然就是，佛曼的录音会给这场审判到底带来什么。我想，这应该先说说在此之前究竟是什么样的局面。我曾经在上封信里提到过我周围的美国人的一般看法。实际上，每一天晚上，还有大量的法律专家们针对当天的发展作出许多权威性的评论。对于整个审判中发生的种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拖长，分歧和争论不断在增加，但是在佛曼的录音带出来之前，多数的法律专家都认为，这一案件会因为陪审团意见不统一而无法作出判决。

你也许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不论陪审团最后作出什么样的裁决，是“罪名成立”也罢，是“罪名不成立”也罢，都必须是陪审团全体陪审员一致的意见。只要是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就意味着“无法作出裁决”，就必须宣布这一次的审判“宣告失败”。在审判失败之后，检方必须立即作出决定，是重新再一次审判，还是撤销起诉，就以“审判失败”结案算了。如果选择前者，那么一切已经来过一遍的程序都必须从头再来一遍。当然，如果有的话，双方都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没有新的证据，也可以改变进攻的策略。我又要拿运动场作比喻了，审判失败说明这场球给踢和了，那么就再踢一场，决个胜负。

在辛普森案件出来之前，就有一个非常轰动的兄弟二人枪杀亲生父母的大案。他们的父母有巨额的财产，看上去杀人动机明确。但是，这两个人高马大的兄弟，承认杀人的同时却不同意自己被起诉的“一级谋杀罪”。他们在法庭上声泪俱下，说是他们的父母长期对他们性虐待，最近他们怀疑父母要对他们“灭口”。他们是为了自卫，在惊恐之下才“先下手为强”的。这种说法成立的话，罪名和刑期都不一样，几年之后一假释，就可以出来享受遗产了。这个案子审了很久之后，就是因为陪审团意见不统一，宣布审判失败的。最近正在重新开审。

审判失败之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撤销起诉了。有时是因为检方认为再审也不可能使陪审团一致同意他们所提出的罪名，就认输放弃了。有时则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检方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再承担庞大的诉讼开支，因而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对被告有利的。至于判决本身一定要陪审团全体一致通过才能算数，这一条显然也是“慎之又慎”的规定。在我看来，这只是进一步表现了美国司法制度“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

为什么大多数法律专家在佛曼录音带出来之前会认为陪审团意见会不一致呢？这正反映了这个案子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它有大量的科学证据，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疑点和逻辑上不够通顺的地方。在事后，李博士甚至直接谈到，一般的这样的案子能够找到的DNA之类的科学证据都是不多的，而这个案子的DNA证据“多得叫人起疑”。因此，专家都估计陪审团会产生确信大量物证的一派，和认为该案疑点太多的另一派，专家认为他们很难通过相互说服而达到统一。但是在佛曼的录音出来以后，多数专家的意见趋于陪审团会一致作出无罪判决。专家作出这项判断时，并没有强调这是因为陪审团的种族比例。在最后的陪审团中，有九名黑人，一名拉丁裔和两名白人。那么事实上，究竟什么是佛曼录音所带来的变化呢？有两个变化是非常确定的：录音使检方最重要的一名证人从可信变为绝对不可信，录音使辩方提出的不太可能发生的警察栽赃神话变得有可能。第一条的依据是佛曼第一次的证词显然有谎言，第二条的依据是佛曼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使人相信他可能有对辛普森栽赃的动机。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对陪审员如何判案是有一套规范的。比如说，一切以法律为依据，要以证人物证为凭据，不可轻信双方的律师，不可以参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要确信证据毫无问题才可以作罪名成立的判定，等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即使某陪审员自己认为有可能是辛普森作的案，但是，只要是证据有疑问，他仍然会根据法律对陪审员的要求，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定。

在双方的公平角逐中，检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败明显是在实力上敌不过辩方，或者说，工作没有做到家。因为，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对抗游戏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箭，但是实际上，显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这样一个大案有着巨量的幕后工作，双方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收集证据，这里包括有关自己一方证人和对方证人的所有情况。象佛曼的录音，是这一关键证人的关键信息，如果当初是由检方而不是辩方获得了这份资料，检方有可能根本不会让他作为自己一方的证人出庭。这份录音是在与佛曼私交非常好的一名女剧作家手里，她住在北卡罗兰纳州，和洛杉矶的距离比上海到新疆还要远。这份录音又完全是私人之间的交易，知道的人应该非常少。检方没有掌握这一情况，看上去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你没有拿到，对方却拿到了，这就无法原谅自己。美国的法庭就象一个寻求公平的竞技场，任何一方，如果在关键时刻出现后方空虚，只有活生生看着对方进球，悔断肠都没有用。

这些录音是在十年当中，断断续续录成的。采访的地点通常是在幽静的饭馆里。采访双方居住的地方相距这么远，能够持续十年的往来和合作，说明他们的关系是很深的。在法庭上，她曾经被问到她与佛曼之间的关系，她明显地结巴了一下，然后回答，是一般的合作关系。检方律师对这名证人当然讨厌之极，所以在庭外，检方律师说过，她要是再这样说的话，我就要在法庭上公布她给佛曼的情书了。之所以我提到这一点，也是想让你了解，辩方能够得到这份录音带存在的消息，以及能够使这份纯私人性质的录音变成一份“证据”，是做了不知多少工作的。

这名女剧作家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是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现的。实际上，她并不是辛普森案的直接证人，她只是有关佛曼和录音带的证人。当被告律师提出录音带的证据之后，法庭照例又要对这一证据是否应该呈堂，避开陪审员展开一场激烈的法庭辩论。这位女剧作家就是在陪审团不在场的这种情况下出的场。

检方只能试试看亡羊补牢，于是拼死阻止录音带向陪审团播放。在混战一场的时候，高德曼的父亲再一次在法庭外发表讲话。他质问辩护律师，这到底是审判辛普森还是审判佛曼。检方也援引“与本案无关”的条例进行抗辩，说佛曼是不是种族主义者，和辛普森有没有杀人根本没关系，他是种族主义者也并不说明他就会去栽赃。但是，要说这份录音与本案完全无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为了慎重处理佛曼的录音，伊藤法官决定再一次把佛曼传来听证。当然，陪审团是不在场的。佛曼又一次来到了法庭，这一天，法庭上也是气氛凝重。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名警察的身分，录音带一曝光，他马上就申请退职了。可以说，作为这场案子的证人，他已经远不是在法庭上被“审”得狼狈的问题，他几乎是声败名裂，丢了工作，前途茫茫。他这次走上法庭，已经是一个在全国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者的象征。引人注意的，是他带了一名他的律师同上法庭。现在是他自己遇到了麻烦，他也需要律师为他出主意，保护他自己的权利。

佛曼求助于律师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自己一定远在录音带公布之前，就知道自己遇到了大的麻烦，所以，一直有两名律师为他工作。他的录音带一曝光，其中的一名律师就宣布辞职了。许多人猜测，他是不愿意再为这样一个臭名昭着的雇主服务，也有可能，他觉得对这样一个“死老虎”，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辛普森案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想起那个法学院学生的笑话，以及这个笑话所引起的有关律师职责的思考。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么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么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因此，不论是尚在未决之中的重大杀人嫌疑犯“活老虎”辛普森也好，“死老虎”佛曼也好，作为一个律师竭诚为他们服务，都没有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

佛曼在法庭上只待了四分钟。这短短的几分钟，却把法庭变成了检方的“滑铁卢战场”。佛曼接受了被告律师的一系列提问，其中包括“你在此案初审听证时所说的证词，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你有没有提交过捏造的警方报告？”最致命的一个问题是“在此案中你有没有栽赃和假造证据？”在这些问题提出时，检方几乎是不停地跳起来“抗议”这些提问，但是，问题都被当裁判的法官通过了。每当佛曼接到一个问题，他就把头侧向一边，悄悄向他的律师咨询。然后，他回过头来，快速并且简单地答道：“我要求引用我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权利。”他用这句话象神符一样抵挡了所有的问题。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呢？

我曾经在前两封信里，在介绍陪审团的时候，提到过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的第五条。这短短的十条法案，其中每一句话对于一个美国公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说不准在什么关键时候就能维护你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佛曼只引用了权利法案第五条中的一句话，就是人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一句也被扩大为：不能强迫一个人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而这一条更普遍的应用，是你和许许多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所有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或其他美国匪警片的人，都会记得，每当“神探”们抓住嫌疑犯的时候，不管如何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都会一边气喘嘘嘘地给犯人带手铐，一边背诵同样的一段话，它的第一句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被捕的人有什么“权利”保持沉默呢？这就是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给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同时要求一个律师，由他协助你摆脱困境。有一次我和好朋友劳拉聊起来，我说，警察要是忘了把权利告诉犯人，那会怎么样呢？她毫不犹豫地说，那只好放他回家了。

恰到好处地运用权利法案第五条，可以在美国非常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这里有厚厚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运用第五条”，专门介绍公民如何在各种情况下借此保护自己的。“运用第五条”，是所有的美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法律术语。

实际上，佛曼警官并不是这个案子中第一个“运用第五条”来保护自己的人。在这个案子刚刚开审不久，有一个被告的证人为辛普森作证，她是辛普森邻居的女佣，是一个从南美过来的移民，来的时间不久，只会说西班牙语，法庭还特地给她配了一名翻译。当时，她说在一段关键时间里，就是检方认为辛普森是开车出去杀人的那一段时间里，她记得自己看到过辛普森的车停在家门外。最后，在检方的追问下，大家觉得她对时间的记忆不准确，所以对案子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检方对于这个证人的出现感到非常紧张，定了一系列的策略要把她“攻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攻击她的可信度。

检方因此收集了有她的全部资料，然后在法庭上要她回答，为什么她在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在表格上填的出生年月，和她的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不相符合。对于一个从贫穷的南美国家来美国移民的人，很可能为了能在美国留下来，在一些类似出身年月的问题上搞点小花样，这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检方就是要利用一切可趁之机，使得陪审团认为这是一个不诚实的证人，证词也就不可信了。但是，检察官的问题刚刚提出来，伊藤法官马上叫停，然后，对这个毫无美国法律知识的南美女佣说，回答这个问题对你有可能不利，你有权“运用第五条”，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找一个律师，让他告诉你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结果，检方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因此，在佛曼当时的情况下，律师给他的建议就是，引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权利抵挡所有的问题，因为他已经

Chapter_6

有无可抵赖的大量证据在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手里。例如，他第一次的法庭证词显然有谎言，人们如果愿意，至少可以追究他的伪证罪。他的录音里已经有不少他拿来夸耀的捏造警方报告的事例，等等。现在，他如果当庭回答这些问题，不但那些答案肯定属于“对自己不利的证词”，甚至可能是“自证其罪”。同时，他的回答，一定还会引来辩方律师一大串穷追猛打的进一步提问。这样，他本人的形势将会变得无法预料，弄不好还会引一场官司上身，真正地由一个证人变成一个被告。面对极为险峻的形势，他当然首先选择自保。他的律师受他雇用，当然首先考虑的也是保护他的利益。他已经不可能再去管什么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的困境，他顾自己都顾不过来了。

那么，也许你会问我，那个南美女佣和佛曼警官明知自己不是“无懈可击”的，在法庭上会遇到麻烦，那么他们能不能因此而选择回避，不上法庭作证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侵犯了被告受到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我前面已经介绍过，在第六修正案中是这样规定的，“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公开的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这位南美女佣和佛曼都是对被告有利的，如果他们拒绝出庭，被告方面可以要求法庭出传票强迫他们到庭作证，以保护被告的宪法第六修正案的权利。

前面提到的那个为佛曼警官录音的女剧作家，也属于同样的情况。鉴于她和佛曼的多年私交，她当然知道，她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对于佛曼是多么不利。而且，交出录音带之后，她知道自己在一般人眼里总是一个“见利忘义”私德可疑的形象，她当然巴不得隐姓埋名，至少不要再在这个案子里抛头露面了，最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个女作家就是她。因此，一开始她是拒绝了辩方的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辩方有权利要法庭出传票命令她出庭。辩方律师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中的一句：“被告人应有权……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当时伊藤法官表示，他无权这样做，因为他无权命令另一个州的居民来他这个法庭作证，而必须由她所居住的北卡罗兰纳的法庭出一张传票。可见，她的出庭一方面是辩方律师大量工作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被告受到宪法修正案保护的结果。

由于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存在，使得美国保护证人的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录音，甚至还可以做到录像，这一切是否可以取代证人呢？录音和录像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一部分的，但是，如果这些证据是牵涉到一个证人的话，被告仍然有权利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要求与证人当面对质。如果证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庭的话，那么，被告虽然还是有可能被判下来，但是，在上诉的时候，他多半就可以逃掉了。因为美国的上诉法庭并不是把案子再重审一遍，而是审查这个案子有没有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地方。如果被告在上诉的时候提出，他的宪法权利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得到保护，那么，上诉法院是有充足的理由驳回地方法院的判决的。

结果证人常常成为一个案子的关键，少了一个证人就输了一场官司。对于检方来说，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案子破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了，可是证人或是死了，或是跑了，你拿不出证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罪犯逍遥法外。所以保护证人非常重要。尤其是象贩毒集团这样大的集团犯罪，经常以杀害证人作为逃避法律惩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的司法部门因此有庞大的保护证人计划。不但要在审判之前确保证人的安全，甚至还要保护证人事过之后的安全。重大案件的证人，一般在审理之后都由美国司法部门负责帮助他和家属“消声匿迹”，安全地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每一个这样的证人，都要花去上百万的美元。在美国电影里，你也常常可以看到反映这种情况的故事。

我们再回到辛普森案。佛曼警官的关键是，当辛普森的律师问他：“在此案中你有没有栽赃和假造证据”的时候，他的回答竟然也是：“我要求引用我的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权利”！你说人们将会如何解读这句话呢？最直接最明白的解读就是：如果佛曼直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话，这个回答将会对佛曼不利，或者说，他的回答将会使他“自证其罪”。也就是说，在辛普森案中，他是栽了赃了，制造了假证据了。如果他如实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他将无法逃脱由于栽赃而被起诉，这将对他不利。而他引用他的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权利之后，他不“自证其罪”，别人要证明他有罪也就非常困难。佛曼的这句话一出口，我认为，检方从理论上已经全盘皆输。

尽管事实上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这样回答，只是为了抵挡更多的问题滔滔而来，只是他的律师的一个策略。他的律师确实是聪明的，佛曼以不变应万变的回答，使他在法庭上只待了四分钟就下去了。他只要对任何一个问题有实质性的回答，他就很难如此轻易脱身。

但是，人们无法不考虑佛曼在“栽赃”问题上引用的第五条的最直接含义。那天从法庭上出来的黑人律师考克伦，活像一个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将军，站在法庭的门口就当场发表了讲话，让大家好好想想，检方提供的最主要证人，当问他是否栽赃的时候，他居然要“运用第五条”！这说明了什么？这时，黑人组织“伊斯兰之国”又给考可伦律师派了几名彪形大汉作保镖，看上去着实有点滑稽。

当时的法学院教授们评论说，佛曼所采用的立场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检方“只能指望别让陪审团听到佛曼的回答。只要陪审团听到了，检方的一切努力将会万劫不复。最低限度的影响，就是陪审团不会相信和佛曼有关的一切事情。”的确，陪审团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外面都翻了天了，他们却一无所知。接下来，检方所要做的，确实都在围绕着如何阻止有关佛曼的一切被送到陪审团面前。当然，在我看来，这就象预审阶段辩方曾经试图阻挡证据呈堂一样，总显得有点勉强。但是，他们部分地做到了。首先是，伊藤法官宣布，既然佛曼决定用“第五条”回答一切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让他在陪审团面前再来这么一遍，也不告诉陪审团，佛曼不再出庭的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第五条”，但是，要求陪审团把他的不出庭，列为检验他的可信度的因素之一。伊藤法官不把佛曼“运用第五条”的情况告诉陪审团，他的考虑显然是不想让佛曼一个含义并不绝对明确的回答，一下子就毁了检方的全部证据。同时，伊藤法官决定，佛曼长长的录音，只挑选两段放给陪审团听。在佛曼四十一次谩骂“黑鬼”的录音中，陪审团只能够听到两次，而且是在不太刺激性的语句中。也没有同意辩方所要求的，播放录音中描述警方捏造理由抓人，销毁证据等部分。法官的理由是，辩方律师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佛曼确实在辛普森案件中栽赃，因此并没有为播放具有爆炸性的证词提出所需的根据。伊藤依然认为，辩方有关佛曼栽赃的“这个假设在法理和逻辑两方面，都还需要大为加强，这样空泛的说法，还不能提到陪审团面前作为证据。”

应该说，伊藤法官是在竭力维持裁判的公正，他又使陪审团通过录音了解了佛曼初审阶段证词不实的真相，以及他的种族主义的倾向，又不让他过去十年与本案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夸夸其谈，由于其刺激性而对审判形成超出合理范围的影响。辩方对这样的裁决可以说是愤怒之极。一方面，陪审团在作出判决之前，将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佛曼对栽赃的问题采取了“运用第五条”的态度，因为凡是没有被批准呈堂的信息，任何人都不允许在陪审员面前透露，另一方面，他们期望甚高的录音带被大大的打了折扣。但是，也只能服从裁判。作为弥补，他们又提供了一些证人。这些证人都清楚地向陪审团证明了佛曼对黑人仇视和对黑白通婚的憎恶。当天的听证结束之后，检方就承认，他们打了一场败仗。

我相信你看到这里，一定对我屡屡把美国的法庭比作运动场不再感到奇怪了。说实话，这种双方均势力敌的阵势，平等顽强的对抗，以及裁判为保证公平审判所作的努力，常常使我们惊叹不已。

辩方提供证人证据的阶段，相对于检方的听证阶段，是要短得多了。人们经过漫长的听证，终于等到了结辩的来临。在结辩开始之前，还有几件事我想提到的，一是辛普森本人决定放弃上证人席作证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在宪法第六修正案里规定的，即，“被告应有权……与原告的证人对质”，但是这一举动有时对被告有利，有时却是有风险的，因为当被告走上证人席的时候，检方也有权利对他大量盘问，除了问到与案情有关的问题，还会尽可能质疑他的个人品质问题，使陪审团对被告留下一个坏印象。因此被告是否为自己作证，一般都由他的律师根据利弊为他分析和决策。二是伊藤非常出人意料地同意了辛普森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发表了很短的，为自己辩解的讲话。尽管这段话只有一分多钟，而且陪审团也不在场，但是法官的这一决定使检察官气得双手发抖，因为这不是作证，检方无法对他提问。被告律师提出这一要求一定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这一做法由于并不犯规，所以他们也估计法官有可能会同意。虽然法官对法庭上的一些情况有决定权，但是所有的法律专家对伊藤这一决定的评价都是：“极不寻常”。

在结辩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裁决，就是法官同意了检方的要求，让陪审团不受“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的影响，如果陪审团发现辛普森是出于冲动而不是出于预谋杀害两名被害人的话，他们也可以将被告判为“二级谋杀罪”。法律专家们都认为，这一裁决是检方“非常重大的胜利”，原因是陪审团有了更大的空间去达成合议，甚至可能会使陪审员改变态度。

可是，我觉得检方的这个要求很难说就是明智的。因为“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有着逻辑上的差异。当初检方坚决提出“一级谋杀罪”的唯一指控时，曾经强调了辛普森是“在夏天带手套，携带利刃，穿戴暗色衣帽”，并且针对这种指控配上了物证，如皮手套，暗色绒线帽……等等。但是，现在检方的要求恰恰证明他们自己都对这种说法没有信心，何况在要求陪审团也转而考虑“二级谋杀罪”的时候，那些只能和“一级谋杀罪”相匹配的物证又该如何处理呢？陪审团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完全有理由质疑物证的可靠性。

不管这么样，在距离初选陪审团整整一年的时候，结辩开始了。所谓结辩，就是检辩双方分别向陪审团总结自己的证据，陈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在整个听证过程中，双方律师在证人面前只有提问的份，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只能是间接的，因此，这是双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整地表达自己，直接地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最后一锤子是很体现律师水平的。一般都尽量动之于情，晓之于理，因为陪审团毕竟是一些大活人，就看谁能把他们给说动了。

检方集中向陪审团重复了证据，这包括，妮可所住的公寓后门发现的血迹，DNA测试与辛普森的血型相同（570亿人中间才有一个这样的血型）；现场发现名贵鞋的鞋印，尺寸与辛普森的相同；作案者戴的一双稀有的皮手套（一只在现场，一只在辛普森的屋后），辛普森曾经拥有过一双同类型的手套；此外，还有辛普森汽车里有血脚印，他的卧室里有带血迹的袜子。

在结辩时，检方不得不严厉批评了佛曼，但是强调，“佛曼是一名种族主义以及他在证人席上对此问题说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未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如果陪审员因为一名警察的种族主义态度而不理睬如此有力的证据，这将成为一个悲剧。”

在检方提到辛普森割破的手指的时候，过分卖力的电视转播录像师把镜头摇向了辛普森的手指。伊藤法官马上命令拔去电源插头，致使转播中断。因为录像师的这一举动有可能使电视观众看到辛普森的笔记本，这严重违反了“被告与其律师之间的交流必须保密”的规定，这一规定也是为了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然后，法官马上向负责转播的的机构－电台及电视新闻协会处以一千五百美元的罚款，罚款之后，又重新恢复了转播。

在检方结辩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女检查官克拉克十分动情地向陪审团讲诉她自己如何面对如山铁证始终相信辛普森是此案凶手，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将他绳之以法。在克拉克讲述的过程中，被告律师三次从椅子上跳起来抗议。最后一次，被告律师抗议的矛头已经是指向法官，抗议法官没有公平对待他的抗议，终于迫使法官宣布休庭，把陪审团暂时请出法庭。看来检查官克拉克确实是“犯规”了，在经过讨论重新开庭的时候，法官下令检查官克拉克在此后的结辩中，不准再说“我”如何如何，不许使用“我”这个词。在她保证不再这样做之后，结辩才继续下去。被告律师认为，她前面的这种叙述方式是在暗示陪审团，她自己是在“伸张正义”，在为被害者“讨还公道”，在“道义”上拔高检方而贬低辩护方。用这种方法来影响陪审团，这在美国的法庭上是一种明显的犯规，怪不得辩方律师十分愤怒，连连抗议。

在检方的结辩中，黑人律师达顿是受到一致好评的，他的发言集中要点，极富感情。达顿还很年轻，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很正直很忠于职责。对于什么是律师的职责这样一个的话题，在辛普森案期间已经不再如笑话那样轻松。这个话题对于美国一般老百姓，对于法学院学生，对于象达顿这样严肃的律师，都成为越来越沉重的困扰。他看上去象个理想主义者，相信自己是在为被害者的家属讨还公道，他在这个案子里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黑人，却在试图把一个“黑人英雄”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不少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都指责他“出卖黑人兄弟”，但是这只使他感到难过却并不使他感到困扰，真正使他困扰的是，在他奋力在“讨还公道”的过程中，他看到和他一样的律师，正在他的对立面上工作，而且，眼看着要“拼不过他们了”。他在这个案子审了一半的时候，发表过十分伤感的讲话他说，自己如果重新选择的话，很可能不会再去做一个律师。在美国，实际上人们都有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心理负担。看着完全站在对抗立场的双方律师的这场“球赛”，很多美国人也一头扎在“正义”这个概念圈子里出不来。

辩方律师的结辩是有别于检方的。律师卡可伦明确对陪审团表示“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这是在美国法庭上，对抗双方最大的区别。检方必须拿出铁证来，而辩方不需要任何证据，需要的只是提出疑问。所以，在最后，卡可伦是以十五个问题来结束他的结辩的。美国司法制度对于要求判一个人有罪的检方，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在我看来，也是在贯彻“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在辩方的结辩中，律师直指物证受到污染和警方涉嫌栽赃。冯警官和佛曼再一次受到攻击，他们被形容成“一对行骗的恶魔”，主攻对象当然是佛曼。但是辩方律师有大量的夸张的，煽动种族情绪的言辞，比如说，称佛曼和希特勒一样，是一名“灭绝种族的种族主义者”。我觉得，正是辩方律师所采取的这个策略，搅混了这一锅水，在一个相当清楚的审理逻辑上蒙罩了一层迷雾。

接近尾声，人们的情绪都显得激动不安。辩方的“种族策略”更是在那里添乱。法庭外，被害者高德曼和辛普森的家属分别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谈话。高德曼的父亲是犹太人，他说，把言辞中含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佛曼，比作杀害了千百万犹太人的希特勒，根本是比喻不当。他还说，卡可伦雇佣的保镖是来自“伊斯兰之国”，他就没什么资格谈种族主义的问题。这里我略为解释一下，老高德曼这样说，是因为“伊斯兰之国”是法拉肯领导的，他就是我以前提到过，马康姆·X的女儿始终怀疑他是杀害自己父亲凶手的那个人。法拉肯在美国是出了名的反犹太民族的另一类种族主义者。辛普森的家属则也发表谈话，为辛普森的律师辩护。种族话题终于越炒越热，新闻界也不断公布黑人和白人对辛普森“是否有罪”不同观点的比例。法庭外，开始聚集一些民众，有的高叫“释放”，有的则回应“有罪，DNA”，还有人大叫：“让陪审团裁决，这是美国！”

检方最后为结辩安排了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一边播放妮可以前在辛普森冲到她家里时，她向警方报警的录音，在她惶恐不安的声音背景下，银幕上，是巨幅的两名受害者满身是血的尸体照片。总之，在这几天里，检辩双方都已经充分运用了他们有可能利用的一切办法，包括各种展示手段，去说服陪审团。历时九个月，聆听了127名证人的审判，终于走向判决。伊藤法官给予陪审团最后的指示。这些指示主要是美国法律对于陪审团的规定。法庭上一片肃静，伊藤法官一字一句地，清楚地念了两遍。其中有，法律规定，陪审团在合议之前，不得互相讨论案情；在合议之前，不得对案子形成固定的看法；陪审员必须按法律判断，而不能参杂自己的好恶；陪审员不得轻信双方的律师，要以证据为依据；陪审员不得由于对双方律师的印象好坏而影响对证据的判断；在双方的证据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倾向于相信证明被告罪名不成立的证据。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面的最后一条。在辛普森的案子里，始终没有出现过直接的证据，所有双方提供的证据，都是所谓外围的“情况证据”。这时，最容易出现双方证据有矛盾的情况，而美国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是站在保护被告的立场上的。

法官给出这些指示以后，这个案子就正式交给陪审团了。对于陪审团的研议时间，专家的猜测都在十天半月不等。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没有律师什么事儿了。如果陪审团对于法官最后的指示不清楚，或者对法律上还有什么问题，法官会给他们法律上的指导。除此之外，法官也丝毫不能再给这个案子任何影响了。对法官来说，案子已完全交出去了。由于大家对于研议时间的估计比较长，因此法庭几乎是空的，就连从不离开的高德曼的家属都不在场，法庭上只有辛普森和他的一名不太唱主角的律师在陪伴着他。

可是，就在不到四小时的时候，这十二名陪审员表示他们已经作出裁决，然后，神情严肃地进入法庭，把装着裁决的密封信封交给了伊藤法官。辛普森面容凝重地盯着他们看，他当然也想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来。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两个人向他这个方向投了一眼，其他人的眼光都避着他。一般分析，陪审员避开被告的目光，十之八九不妙，所以，当辛普森离开法庭的时候，看上去脸色阴沉。法官决定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拆封宣布。

当天晚上，全美国的人都在猜，什么是陪审团的裁决。所有的情况细节都被专家搬出来分析了又分析，但是，依然莫衷一是。

尽管你已经知道了结果，我还是决定把宣布裁决留到下次再写，回想宣布时全美国的激动，至今还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要再想想，对于辛普森案，我到底还要告诉些你什么。

祝 好！

林达

第十三封信

卢兄：你好！

我记得就是在辛普森案裁决宣布的那天晚上，我开始给你写这个案子的。我现在还记得周围所有的人在那天经历的冲击。洛杉矶的上午十点，是美国东海岸的下午一点，所以，那天我和周围的朋友都度过了一个非常心神不宁的上午。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美国大选，人们等待新总统的选举结果都远没有这样紧张的气氛。新闻界事后报道说，在宣布前后的这十分钟里，全美国的人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不工作，不上课，不打电话，不上厕所，人人都在听辛普森的判决。在亚特兰大的哈茨夫国际机场，由于大家都看电视，使达美航空公司的数班飞机延迟登机，一名不识时务的工作人员在宣判的关键时刻催大家登机，结果一百多名旅客一起大吼，叫她“闭嘴”。在迈阿密的银行里，出纳员停止点钞，排队的长龙突然消失，大家都去看电视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虽然没有停止交易，但在一点钟之后变得非常缓慢，到一点十分，在显示股价的标示板上，多打出了一行字“辛普森被判所有罪名无罪”，之后，交易才恢复正常。平时充满交易员震耳欲聋喊叫声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宣判的那几分钟完全鸦雀无声。首都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平时你很难让他们承认，有什么事情会比他们手头的公事更重要，但是这一天，一度各机关部门几乎停摆，从白宫到国会和联邦各部门，原定下午一点钟举行的许多有关国家政策的简报，听证和记者会，不是延期就是取消，只为了等待辛普森的审判。人们用各种方法获得消息。首都的自行车邮递员利用无线电从公司调度那里获得结果，一路喊叫着告诉行人。

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一刻，令美国人自己都无法想象。最千差万别，最各行其是的美国人，居然同一个时刻，全国一致，千千万万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有的例行事物都被巨大的好奇心所吞没”。

尽管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想到过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也和他们一样，久久无法从巨大的震动中回复常态。这一宣判，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多。

审判刚刚结束，检辩双方和当事人双方的家属立即分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辛普森的儿子读了他父亲的一份声明，他表示“将以抓到杀害妮可和高德曼的凶手为此生最重要的目标”。检方和被害人家属在电视镜头面前，几乎可以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检方的律师们动情地与被害者家属拥抱，互相表示感激和安慰。看着这个律师团所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确实非常令人感动。尽管他们是在一个“关键大赛”中踢输了的“球队”，但是你看到他们依然团结，互相分担失望和痛苦，领队的女检查官克拉克高度赞扬和感谢了他的同事。在这一年中，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克拉克本人还因为夜以日继的工作，失去了她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老高德曼最后一次声音颤抖的讲话，振荡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1994年6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恶梦降临的一天，今天是第二个恶梦。今天，并不是检察官输掉了这个官司，今天失败的是这个国家。正义和公道没有得到伸张。”

辩方律师在最后结辩时的“种族策略”，已经使得这个案子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许多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高兴地庆祝“正义和公道得到了伸张”，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许多白人表示失望。但是，这种分野并不是绝对的。略为理智的人，都是根据他们的分析和直觉，在对这个案子作他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种族归属。事实上，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其他种族，都依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结论。大多数美国人在判决出来之后，都还是认为辛普森是杀了人的。问题是，不管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样一个事实总是无可置疑地摆在所有的人面前：在美国，这两个被害人被以十分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妮可的头颅几乎被割了下来，但是凶手并没有归案。也就是说，不管辛普森是否寻到了他的“正义和公道”，被害人的正义和公道肯定尚未得到伸张。

因此，整个美国几乎都无法从一个精神重负中解脱出来。因为实际上，大家都背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负担。人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世纪大审判”审了一年，结果嫌疑犯被宣布无罪了，凶手却还是没有结果，甚至于现在连嫌疑犯都没有了。所有的人中，最感到不堪重负的就是法律工作者了。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美国司法制度的机制，更清楚维持这个制度的理由以及为此支付的代价。他们比别人经历更大的精神矛盾和冲击，这是因为，那些沉痛的代价通常是经过他们的双手，亲手支付出去的。在法庭宣判后不久，一向给人以冷静镇定印象的伊藤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当警官的妻子忍不住失声痛哭，互相安慰，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回到法庭与辩方律师握手。这时，检察官已经早就离开了。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通过“法庭”频道收看审判情况，“法庭”频道的几个年轻人，非常出色地为这个案子作过大量转播，采访，评价等工作，宣判后，他们也显然心情沉重。问到他们的感想，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在这个法庭守了9个月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还会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知道，经过这次审判以后，我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美国也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了。

在社会上大量认为辛普森有罪的人们，都希望找出这场对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谬误的罪责承担者。因此，各种批评接踵而至。有的指责陪审员的情绪被辩方律师的“种族煽动”所左右，忘却了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陪审团中有9名是黑人。也有的估计他们是在这个案子中被隔离得太久了，急着回家，因而根本没有认真研议，草草就作出了判决。在这里以“技术型”着称的华裔则嫌陪审员的文化水平太低。在陪审团中间，只有3名大学以上学历的。他们说，要是那12名陪审员都是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老中”，辛普森还会有救吗？……在种种说法中，“种族主义情绪导致误判”和“辛普森金钱买正义”是最多的两项指责，甚至欧洲和其他国家，都纷纷传来类似的批评。

写到这里，我想先告诉你几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你在最近的信中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在这一年里，美国所有的人都在问别人或被别人问这个问题。在该案审判的不同阶段，在时而检方占上风，时而又是辩方占上风的时候，这个问题曾被一遍遍地提出来。后来，尤其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我开始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先问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答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

在辛普森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导，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的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他们问，你觉得辛普森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的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罪有还是没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还有，在整个审理过程中，辛普森的“梦幻律师团”意见不和的消息不时见报。最初呼声最高的夏皮罗律师明显从主角的地位退了下来，而且到后来，他和另外两名律师，看上去几乎很少交谈。在判决之后，夏皮罗发表谈话说，“过去我的立场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种族意识将不是，而且应该不是此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仅打出了种族牌，而且把它当做王牌来打。”谈到卡可伦把佛曼比作希特勒，夏皮罗说，“我非常生气。我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文明中最残暴的人类事件。而纳粹大屠杀是希特勒干的事。在我看来，把佛曼这个人和这样一个凶恶的人相比，是错误的。”他谈到，卡可伦这个提法事先并没有和他商量，，他今后也不会再和卡可伦进行这样的合作。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是，这支“梦幻球队”是踢赢了，但是它赢得不够光彩。在宣判第二天的报纸上，有美联社的两张照片。一张的标题是，“梦幻队，赢了！”，照片上是宣判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辛普森律师团阵容，另一张的标题是，“空忙一场，失望！”，拍的是检察官克拉克和达顿在宣判时的表情。如果没有标题，如果让你仅仅根据这两张照片的脸色去判断输赢，你肯定莫名其妙。因为胜利了的“梦幻队伍”和输了的检察官一样，一脸沉重。我相信，他们作为名律师，作为这一行当专家中的专家，他们自己清楚，而且知道同行们也清楚，他们赢得并不光彩。他们唬得住老百姓，却骗不过明眼的内行。

正如夏皮罗所说的，他们不应该“打种族牌”。就和在球场上一样，有的队“球风好”，有的队“球风不好”，球风不好的队也能够赢，他们的一些小动作也许还不能算作犯规，但是这样的球队虽然赢了，却不能得到球迷和同行的尊敬。看来，夏皮罗确实是这个律师团水平最高的一个，也是最顾及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心的一个。可以想象，在决定辩护策略的时候，这个律师团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辩。但是，很不幸，夏皮罗的意见没有占上风。你也许会说，如果不打“种族牌”，会不会输呢？夏皮罗之所以会在最后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就说明他和所有的明白人一样清楚，不这样做，他们一样会赢。

不打种族牌，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揭发佛曼在初审阶段撒谎的事实，以及佛曼这个人有种族主义倾向并且没有警察的职业道德这样的事实。正是这些事实，使得陪审团有充足的理由，对佛曼这个证人和与他相关的证据提出疑问。同时冯警官在取证操作和保管物证中的失误，以及我以前介绍过的各种疑点都依然存在。再加上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陪审团判决的法律要求，使得检方在结辩之前就大势已去了。

这些法律规定，使得陪审员把个人的臆断猜测，尽可能地与陪审员职责所要求的法律判定区别开来。因此事实上，你在美国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就是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足，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

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辩护策略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面对检方的强有力证据，有人考虑到陪审团的种族比例，提出打“种族牌”，以期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也是正常的和意料得到的。但这不是正直和光彩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证人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你也许会问我，那么到底这张牌是不是起了作用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使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以及有关这篇文章和周围的人发生的讨论。

这是一篇提倡女权的文章。它谈到，女性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她们的语言都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作者例举了许多女性的习惯用语，分析了其语言特征，主要是它的柔性的一面。作者指出，这说明了女性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使得她们逐步地习惯于谦和，柔性和没有自信心。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不但与男性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显然还有她因生理不同而产生的心理不同，这些因素同样也影响了她的态度和语言特征。最后，大家争论的结果就是，事实上，你根本已经无法完全辨别出，在女性的语言特征中到底哪一些是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造成的，而哪一些是由长期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因素造成的。

在这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里，我想，也永远无法分析清楚，有几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受了被告律师种族情绪煽动的影响。人们的猜测和指责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陪审员从法庭出来以后对这种指责的否认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尽管法律对陪审员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说过，他们都是大活人。这也是任何法制社会在穷根追底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的困惑，因为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是“人”在那里进行。从前面我介绍的美国权利法案的200多年的实行历史中，你也可以看到，每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的不同，理解和实行的情况也就不同。但是，从它整个的实行历史来看，是在不断趋进于它的立法本意，这也是美国社会本身在进步的表现。那么，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被告律师“种族牌”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裁决是否趋近于立法本意呢？这个答案，我想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拨去被告律师“种族牌”在这个案子上所罩上的迷雾，审理和判定的逻辑都是清楚的。这也是在社会上作民意调查，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一个一致定论，而这9名黑人，2名白人和一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却会有一个一致定论的原因。陪审员的判断逻辑是与民众不同的。况且，只要这12个陪审员中间有一个不同意，陪审团也无法作出“罪名不成立”的裁决。同时，这也是民意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受到的是“公正审判”的原因。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但是对于一个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道理。他们会想，如果凶手是判罪了，那么说明审判是公正的，凶手没有被判罪，这场审判当然就是不公正的。这二者怎么会出现不统一呢？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么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象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象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么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辛普森并没有公布他为了应付这场官司到底用了多少钱。但是一般的判断都是他已经早就用完了他的钱。他必须用将来挣的钱来归还欠债了。不管他用了多少钱，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金钱买正义”这句意义不明确的话，到底指责的是什么。我想问的是辛普森是到哪里去买来了正义，他是送钱给检察官，法官或是警察了吗？是从他们那里去“买”正义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他是花了巨款，但是买的是律师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他用这笔钱得以能够在全国各地收集证据，并且以此在法庭上公平地与对方据理抗争。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相反，需要做的不是抑制辛普森的“金钱买正义”，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资助其他的平民也能同样正当地“买到正义”。

在美国，这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做的，因为宪法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被告有权利“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神探亨特”在向被抓住的嫌疑犯背诵了“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任何你讲的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词”之后，就是背诵“你有权请一个律师……”如果一个平民请不起律师的话，那么，他会告诉你，法庭将会为你指派一名律师。宪法规定请律师是被告的权利。在美国律师有是一种收费的服务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一般是法庭规定律师都必须有一定的小时数的义务服务。这就是法庭指派律师的来源。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也有为平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他们经常能够得到一些非常好的律师作义务服务。对于一些民事案件，比如牵涉婚姻，住所，福利等等，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联邦法律服务公司，为请不起律师的人提供免费律师。这个公司去年经手了170万个讼诉。但是，这个公司不管刑事案件。

在美国，一个被告可以主动放弃你请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被迫失去这样的权利。去年洛杉矶大火，不知烧掉了多少人家的房屋森林，结果闯祸的是一个刚刚从南美偷越边境过来的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有权拥有一个法庭指派给他的律师，最终我记得判的刑期很短，虽然造成的损失惊人，因为他是烧火取暖，属过失犯罪，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非法移民，就夸大罪行，或加重处罚。

法庭指派的律师，当然不会都象夏皮罗，但是如果你有证据说明法庭给你派的律师不尽职的话，你可以据此上诉，推翻原判，我以后再给你讲点这样的故事。不管怎么说，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这是一项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去做的工作。在真正做到这一点以前，应该说，能够“买到正义”的人数越多，越表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在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

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

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话，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森案一结束，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争议也非常多。它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看上去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尽管以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他们居然是在“玩真的”，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有知识就有知识，没文化就没文化，也觉得够悬乎的。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法律博士一大堆，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作“法官之上的法官”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出了名的“现代国家”，怎么会“落后”到依靠“乌合之众”来判案的地步呢？我曾经和朋友迈可讨论过陪审团。他说，在这里，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它的弱点，我们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们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象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和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

辛普森案宣判后，克林顿总统看完电视，回到办公室就写下以下声明：“陪审团已听过证据并作出它的判决。我们的司法制度要求尊重他们的决定。在这一刻，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可怕罪行受害人的家属并为他们祈祷。”美国司法部长则在辛普森宣判后，针对陪审团制度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并未发现任何认定他们（陪审团）需要改革的立论基础。我们有陪审团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在考虑改变此一制度时，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小心。”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在世界上众多审判制度中，独独选中陪审团制度，而且守着不肯放呢？当然，你也知道，陪审团制度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的产生远早于美国的诞生。在中世纪的英国，司法相当黑暗，监狱形同地狱，屈打成招比比皆是。十二世纪以后，逐步建立了陪审制度。美国独立之后，建国者们即将陪审制度作为宪法的一部分肯定下来，此后的宪法修正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就认为，这种审判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确立这样一个制度，它的立法精神就在于防止联邦政府和政府的官员滥用职权，践踏人民的基本自由。

固然，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我曾经提到过，所有的“法制”都会有“人制”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的过程，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前人立法之后，有后人修正的可能。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人对于法律条文的不同解释。你可以看到，一些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解释和实行得风马牛不相及。在辛普森案的审理中，法官对于具体情况的处理，每天都受到大量法律专家的评判。最终的一个“生死断定”，总是由“人”来作出，由法官也罢，是法律专家也罢，是陪审团也罢。在辛普森案这个案子里，我们就看到，尽管双方律师充分出示了各自的证人证据，但是，即使是法律专家，也是各作各的判断，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律专家，照样会判出不同结果来。

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全美首屈一指，世界着名的华裔刑事科学鉴定专家李博士，在审判结束时，他的办公室铃声没有断过，全美的新闻机构排队等着在电话里了解他的看法。他就认为，他对判决不感到完全意外，他说，他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洛杉矶检察部门有关辛普森的证据并不能使人心服，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检方对被告作案的“时间顺序凑不拢，失去基本逻辑基础”。他认为，辛普森不太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杀两人，再回家更衣销毁证据。他同时表示，还有其他物证也有重大嫌疑，比如命案现场的第一保存采证过程就极为重要，而以他的专业标准来看，“检方物证的可信度极为离谱”。但是，我们当然相信，也有其他的法律专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因此，并不是说，是法律专家断案就是绝对的。这毕竟不是计算机算题，信息输进去，一按电钮，“啪”一下结果就出来了。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强调整个审理过程是完全由专业的律师按规定操作，由精通法律法规的法官控制“公平审理过程”。当该摆出来的所有合法证据，都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双方律师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之后，然后按照法律有关判定的指示去合议出一个一致的判断。这个制度的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一般常人的智力已经足以判断。如果证据是矛盾的，有疑问的，判案的法律指示已经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被告“罪名不成立”。如果一切是有争议的，法律也规定审判将宣告失败。因此，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案者是不是专业人员的问题，而是判案者是否公正的问题了。这个公正，是指判案者首先绝对没有陷害被告的动机，并且尽可能不受任何其他影响，而仅仅以证据为依据去进行判定。在陪审制度起源的英国都已经用得不多的时候，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而不用其它任何制度替代，这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顺便我想告诉你，辛普森案的法庭里，作为被告的体育明星是一个公认的“大款”，名律师的报酬也大概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检察官虽然是公职人员，年薪也应在二十万美元之上。伊藤法官的薪水我无法估计，只知道法庭配给他的那把椅子，就值六千美元。而法庭上的陪审员却只有一天几美元的补贴，他们出现在法庭上，与钱没有关系。在美国，被选上的人去法庭做陪审员，是一项必须去尽的公民义务，其重要性和服兵役一样。在大学里都有规定，凡是有陪审员任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考试。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作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最没有除了他们应该考虑的证据之外，非考虑不可的其他因素。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老百姓在一般的情况下，是象一盘散沙的，在没有和外国打仗的时候，是不拧成一股绳的。美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的出发点，是保护公民的自由，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那么，陪审团制度确实有它难以替代的优越性。

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惊奇，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二百二十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非常野蛮的土地，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却有这样的“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这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不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不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么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因此，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老百姓手里的枪枝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么一个开头，你还想指望美国人看上去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吗？他们两百多年来，政府和老百姓，就这么乱中有序地互相习惯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一定记得前面的那些信里，每当我在一个方面回答了你的的问题，介绍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我就要同时告诉你，他们为此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让你对这些代价有清楚的了解，是我写这些信的真正出发点。我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代，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总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向那些对于各种需求饥肠辘辘的民众，描绘不同食谱的美味午餐。于是这些人有了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往往会不幸地冒出来。一种情况是，这是一份虚假的许诺，人们被土豆加牛肉的食谱所吸引，得到的午餐却是树皮加草根，令人大失所望。另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是一份真实的午餐，可是，当人们被引到餐桌前，才发现一个早该想到的简单真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还未享受到，已经先被昂贵的代价所吓倒，不知那个当初引他们走向餐桌的家伙是有意还是还是无意，他竟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样的代价。这是不公平的。

辛普森回家了，也是坐的白色汽车，电视一路跟踪，顶上有十二架直升飞机在追随，使人想起一年前的追捕场面。他跑了，永远地跑了。就是你明天发现一把凶刀，上面有他清清楚楚的血手印，就是明天有人拿出一盘录像带，上面有辛普森杀人的全过程，也统统没有用。检察官再也不可能向他提出另一场起诉，因为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里，有这样一句话，“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至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这在美国的法律术语中叫做“两次困境”，将一个公民置于“两次困境”是违宪的。权利法案的这一条，限制了政府的执法人员对一个公民无休无止的纠缠。因为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必须防止这样的情况：一个执法人员没有充分证据却要判一个人有罪，当陪审团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后，执法人员不甘心，明天弄到一点什么，重新起诉，后天有些借口，又重新起诉，反正你别想太平。禁止“两次困境”就彻底杜绝了这种可能。对于一个罪行，刑事起诉只以一次为限。要成功，检察官就必须在一次起诉中成功。如果被判无罪释放了，只有当他又一次犯罪被你抓住，你才可能再一次对他起诉，否则，你只能看着他永远地逃离你的手掌心。

但是，当人们以复杂的心情，又一次在电视里，看着一辆载着辛普森的白色汽车在公路上向家里开去的时候，宪法保障公民所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代价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已经永远地逃脱了。“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这里，不错判错杀一个无辜公民的代价，就是可能有一千个罪犯被放跑了。这种代价是多方面的，不论从哪一方面去探究，都是沉重的。

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两名被害人的公道就再也无法讨还，正义再也无法得到伸张，老高德曼苍凉悲愤的声音将永远使有良心的美国人不得安宁。在“放掉一千”的同时，人们必须面对许许多多被害人哭泣的冤魂。人们将时时会怀疑，他们在检察官输掉一场场官司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象老高德曼所指责的，正在输掉一个国家？

如果辛普森是凶手的话，他放回家之后，大概也不会再去杀人。但是，谁能保证那些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而被放掉的“一千”，甚至远不止一千的嫌疑犯，回家以后会干些什么呢？“放”得越多，当然危险就越大，社会就越不安宁，这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每一个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实际上，美国人为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付出精神上和安全上的巨大代价之外，他们人人还在付出金钱的代价。你已经看到了，辛普森一案，仅仅审理费用就达八百多万美元，如果加上警方调查取证的费用，不会低于一千万美元。你不要以为这是因为辛普森是名人，才审得时间特别长。加里佛尼亚州的一个华人妻子，被控谋杀丈夫来自大陆的情人和她的孩子，已经审了很久，被华裔称为“小辛普森案”，目前已经宣告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失败，案子悬搁。由于检察官不肯放弃，最近即将开始重新审理，至少又是一倍的时间。这个时间当然就是金钱。不管最终的判决将是什么，陪审员应该说是谨慎的，他们至少不会因为涉案的都是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就草草判掉算了。他们当然不但知道重新审判要花钱，还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美国政府不拥有任何企业，它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包括这些陪审员，交给政府的税金。

从今天的报纸上，我们看到，爱荷达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控两个一级谋杀罪。他杀害了同是从中国来的一对留学生夫妇。他一直没有认罪，检方在起诉的时候要求判他死刑，在开审前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罪了。我曾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得到法庭给他的一个交换条件，换取一个略轻一些的刑罚。结果他有可能被判处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当记者采访死者家属的时候，他们谈到很不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中国人，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一种罪行有一个量刑的上下限。在这个限度之内，都是合理的。罪犯认罪，可以省下大量的人力财力，在限度之内的减刑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被害者家属也一定没有想到，案子拖长的话，有可能耗去美国老百姓辛苦工作挣来的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事实上，美国人依然要用自己的税金把他养在牢里，尽管不论是凶手还是被害者，都不是美国人。他们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指金钱，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

明确了代价之后，仍然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得到的。

这封信写得够长的了。很想念你，来信。

祝 好！

林达

第十四封信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谈到由于辛普森案所反映出来美国的种族问题，希望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作更多的介绍。这也是我很想多谈一些的题目，但是，要讲清楚很难。首先是题目太大，其次是因为太复杂，在这样短短的信里，只能讲到一些皮毛。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尽量谈一些，使你有至少有一点大致的印象。

这些日子，美国又很热闹，趁着辛普森案所激起的美国黑人的种族情绪，一名黑人领袖出来号召，在马丁·路德·金当年领导“走向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30多周年后的今天，再进行一次同样的活动，也就是，再来一次到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这立即引起了全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许多不安。人们担心，在这种时候，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否会煽起更大的种族情绪，甚至有人趁机挑起黑人对其他种族的仇恨，担心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举行以“种族”为主题的集会，是否在“群体效应”的影响下，发生一些类似骚乱的事情，更担心万一发生骚乱，万一再和警察之类的发生冲突，又要引起什么社会动荡。人们记忆犹新，在民权运动中，人们的情绪，尤其是黑人的情绪是多么强烈，冲突是多么容易发生。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正在于他站在干柴边上，却能够不去点燃一堆可以利用的烈火，而是主张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议。问题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和组织者，却不是马丁·路德·金，人们的担心实在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次“百万黑人大游行”挑头的，正是“黑人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法拉肯，在我前面的信中，曾经提到过这个人物。这个组织历来观点激进，法拉肯本人也以发表大量的反犹太民族的言论而着名，而且他所发表的言论里，除了反白人之外，也反美国人中的越南裔和朝鲜裔，还反天主教和同性恋，总之一向是树敌颇多。他的演说能力，也就是鼓动群众的能力，在大家都很能言善辩的美国，也是非常出名的。他还邀请了辛普森和所有的黑人中的名人参加这个集会。

这个集会预定的地点，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地带，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上。我想，最不安的应该是总统克林顿和美国政府，因为不管惹出什么麻烦来，首先总是政府的麻烦。那么美国政府能不能找点什么理由，阻止这样一个活动呢？这是不可能的。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论坛”，而“集会自由”又是被涵盖在“言论自由”里面的，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如果美国政府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被怀疑是阻扰之类的举动，那么它将要遇到的麻烦，就远远不止是一场集会了。因此，现在的美国政府，不管它对于一个这样的集会实际上有多么不安，它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积极配合，提供一切方便，摆出一个落落大方的姿态。也许你会问，对于这样前景不可预测的“巨型集会”，美国政府不能公开阻扰，那么能不能暗中搞点小动作呢？

我想，这是每一个手中握有很大权力的人，心中无法抵挡的诱惑。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它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阶段，试过搞点小动作，为自己减少麻烦。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经过认真设计的国家制度下，这样做对于政府和操作者，都非常非常危险。首先是一旦被揭露，将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政治丑闻，涉案的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还有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这类事情很难避免早晚有一天会被揭露。对于美国在历史上走过的这样的阶段，我也想在这里向你作一点介绍。

我前面谈到过，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的形势感到最无从把握的，就是六十年代的动荡，这也是美国政府最容易一发急就挺而走险的时候。正在进行的越战，也是这种动荡的一个重要的起因。1969年，就有两个美国知识份子，布卢姆和瓦斯寇，他们也是热衷于民权运动的积极份子并且属于一个叫“结束越战新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策划了一场大的反战游行集会。当时，他们想使得集会规模尽可能大一些，就去联合当地的黑人一起参加。但是，当时的黑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平等权益。应该说，他们是当时美国社会上两股不同的力量，是动荡的两个不同的源头。他们分开“折腾”，已经使得当时的美国政府头痛不已。问题是，美国政府和老百姓一样，也是第一次遇到60年代的许多新思潮新问题新骚乱，谁也不知道这种动荡是什么走向，到底会产生多大的“破坏”。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当然希望情况不要向失控的方向发展，当然希望这种骚动不安的力量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

有的黑人组织对于这场反越战的集会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他们很想联合的“黑人联合阵线”却没有多大兴趣。大型的抗议集会的组织，经常有财力上的问题，于是，这个“阵线”的领导人就提出，他们可以动员他们的成员前往白人的反战集会“助阵”，但是白人的反战组织是否能给黑人自己的集会捐点款，比如说，他们来一个人得到一美元的捐款？为此，他们举行了一些协商会议。

这种主意提出后，在“新动员”组织中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可以考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民权运动是自愿参加的，这么一来不是成了交“人头税”了吗？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两个组织之间达成协议而进行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新动员”组织收到来自“黑人联合阵线”的一封非常不礼貌的催款信，而不久之后，“黑人联合阵线”也发现一张评论这件事情的传单，传单的文章中间，印了一只黑色的猴子，文章的题目是“给他们香蕉！”此后，“新动员”组织的反越战大集会依然如期举行，而且很成功，但是“黑人联合阵线”没有参加。这两个组织，也从此产生隔阂而疏远了。

谁也没有想到，所谓的“催款信”和传单，都是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实行的一个秘密“反间谍计划”的杰作。当时美国的反战者和民权运动的组织，都是他们这个“计划”干扰和瓦解的目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计划，是在6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于国内骚动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设立的，得到当时的局长胡佛的同意。但是搞出这套计划的人都知道，弄不好，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这种做法的“违宪性”，人人皆知。但是，可以想象，美国政府中搞出这些计划的人，当时也是给逼急了。在美国的宪法里，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实行不允许有任何假设条件下的变通。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中止人民可以享受的宪法权利。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看的一本美国小说里。这本小说好象叫“代号R密件”。这种书在美国，是标准的所谓“畅销小说”，就是情节紧张引人入胜而且价格便宜，最适合在旅行中消磨时间。畅销小说的作家都是以挣钱为目标，他们自己和评论界都不会认为这些畅销小说有什么很高的文学价值。这本书也不例外，很“好看”，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小说假设了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为首的一帮美国政府官员，阴谋通过一个类似紧急状态法的法案，以期可以在宣布非常状态的时候，就使权利法案失效。经过紧张的种种情节之后，最终阴谋被揭露，没有得逞。我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种对于我十分新鲜的东西，它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是老掉牙的永恒主题。这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民众就天天在那里围绕着种种细节和政府计较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如何做到无例外地保证人民享有宪法权利。

正是因为无例外，因此在60年代美国的骚乱此起彼伏的时候，美国政府并不能因此借口什么“紧急状态”而丝毫减少人民的各种表达意愿的权利，要游行的还是照样游行，要集会的也照样集会。着名电影明星简·芳达在越南战争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军装，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摆个姿势拍照，还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干得如此出格，政府也拿她没办法，找不到法律依据去惩罚她，只好随她去。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齿，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电影，这也不妨碍她的电影得奥斯卡金像奖，风光至今。

在60年代情况越来越不明朗，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专门对付国内犯罪的机构，压力也确实很大。他们有一个任务是维持政府机构和首都华盛顿的安全，但是在60年代末期，每年至少有4，5次几十万或上百万人的“华盛顿游行”，还有无数次几乎整年不断的小一些的集会，在国会大厦，白宫，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等附近的广场举行。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断有一些人，试图进入五角大楼，爬白宫的篱笆，其中也有少数“战斗性”特别强的，鼓吹要烧毁桥梁，扔炸弹和杀死警察。联邦调查局也确实很难分辨，哪些人只是威胁，说不定真有几个是要真干的。结果，联邦调查局终于出此下策，搞了这个秘密计划，主要目的是搞清情况，同时也做些不光彩的“小动作”。

正因为这是对美国人民特别敏感的宪法的“明知故犯”，因此这个计划成为当时联邦调查局的最高机密之一，再三强调绝对不准泄密。实际上，这个计划的寿命十分之短。1971年3月，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文件失窃，其中有一份文件恰好是有关这个计划的。事情一发生，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就非常紧张，立即全部停止了这个计划。这个时候，这个计划已经有了五个分支，从这五个分支和他们的活动来看，他们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减轻潜在的骚乱，暴力和动荡，减轻社会在这方面的压力。在他们的活动中，确实没有特别的种族倾向和观点倾向。

例如，他们的目标中既有黑人的种族主义激进组织，同时也有三k党和一些被称为“仇恨的白人”的各种组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秘密计划成员，甚至已经控制了三k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并且不断劝阻它的成员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当时的目标并不明确，只是寻找一些他们认为有暴力危险的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所以他们所违宪调查的组织和个人，范围非常广泛，也就是说，侵犯了无数“个人”的宪法权利。

由于这个计划执行的时间并不长，联邦调查局害怕暴露，又主动及时停止了整个计划，因此在此后的四年中，问题一直没有被外界所知。直到1975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是为参院一个专门研究政府情报部门运作的委员会举行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丘奇参议员，所以人们都称它为“丘奇委员会”。他们发现联邦调查局大量的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例如，瓦解示威，窃听，检查信件，检查银行收支，甚至查看私人的垃圾。

这一切，证实了当初在美国政府要求设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调查机构的时候，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性质的机构最担心它会发生的问题，已经确确实实如预料般地一一发生了。这就是美国国会当初宁可罪犯逃过一个州就抓不住，也死活不肯让政府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警察机构的原因。我曾经告诉过你，直到美国成立100多年之后，国会才勉强同意政府成立一个20人的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一直是美国民众最不放心的地方，因为它最容易步入歧途。

我前面所提到的反越战“新动员”组织的领导人布卢姆等人，是在读了有关国会听证会的报导之后，才知道他们自己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目标。于是，他们决定上法庭起诉。但是，他们也只是听说有这个秘密计划，作为原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在联邦调查局中，哪些具体的人应该成为他们起诉的对象。结果，他们还是从报纸上的国会听证会的报导中，找了五个人的名字作为他们的被告。

他们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多少证据。他们只能查到联邦调查局的一般资料，却看不到这个秘密计划的档案，这也是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容易失控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这样一个宪法至上的国家，这个秘密计划之所以会诞生，而且存在几年，能够侵犯大量公民的宪法权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发明者和执行者，对这个保密系统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事实上，它的保密系统也确实使它成功地一度逃离了民众的监督。

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制度下，这种情况毕竟还是比在其它一些国家更容易纠正。首先是做的人本身都很了解这个制度以及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非常心虚。事实上，这也是这个计划会自行中止的原因。其次，越是这样帷幕重重，看上去叫人看不透的政府机构，越是会被国会死死盯住。这个相互制约的机制，使得这种问题的暴露在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它最终被国会的“丘奇委员会”揭露，应该说还是必然的。“丘奇委员会”在揭开了联邦调查局的违法事实以后，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信息自由法”。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资料在这个法案之下，都必须公开，接受监督。于是，在这个法案实行之后，“新动员”组织的这个案子也一下子绝处逢生，因为他们依法拿到了这个秘密计划有关他们的一万三千页的文件。

查阅了这些文件，他们才知道，在这个秘密计划实行时期，他们的电话曾被窃听，银行帐号被查阅，他们的邻居朋友被召去谈话。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当年和黑人的“阵线”组织在反战集会联合问题上的失败，原来是联邦调查局伪造信件搞的小动作。在他们的律师查看档案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他们这个案子以外的问题。比如，在50年代，联邦调查局就有过类似的计划，针对调查美国共产党。还有，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集会中，联邦调查局使用一些小伎俩，破坏过其它组织的集会，比如利用步话机误导游行队伍，等等。

最终，陪审团宣布，具体参与“秘密计划”的几名联邦调查局的被告罪名成立，赔偿金额达70万美元以上。他们大叫冤枉，他们辩称，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执行公务。但是从1971年起，美国的法律已经要求公务人员对执行公务中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例外，就是在公务员执行公务的时候，坚信自己是不违反宪法的，才可以免予起诉。在这个案子中，这些被告无法使陪审团相信这一点。

在他们上诉的时候，美国上诉法院批示，政府任何企图瓦解和破坏合法组织，或者恐吓他的成员的做法，都是绝对违宪的。

经过旷日持久的调查，这些被告在判决时基本上都已经退休了。当初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也已经死去近十年。这些退休的被告并没有多少积蓄，也根本赔不出钱来。最终，直到1986年，双方达成庭外协议，减少了赔款数字，也同意由联邦调查局替它的前雇员支付赔款。对于将来，作为被告之一，曾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国内安全部头头，查理斯·布莱南说，他相信，联邦调查局今后再也不会去试图恢复这一类的计划了。

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联邦调查局此后还想不想这样做和敢不敢这样做，重要的是，走过这样的历史阶段之后，美国防止联邦调查局这一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更为健全了，把这些有过特权的机构，也不例外地置于监督之下的机制，更为完善了。也就是说，关键是从制度上保证，以后哪怕胡佛又转世回来当局长，“秘密计划”也行不通了。

回顾美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总是觉得内容很丰富。仔细看看当时联邦调查局发生的违宪干扰集会的情况，他们的举动还是相当小心，动作幅度还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当时混乱的局面感到紧张，因此而越轨，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社会动荡的时候，这样做是不是就是可以原谅的呢？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类问题的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象集会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在平静的年代和社会安定的时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会产生危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显得困难得多。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更应该让人民有集会和把话说出来的权利，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一种和当时正统的观点不同的意见。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那么，这位大法官是不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呢？是不是把复杂的社会转变和社会动荡看得太简单了呢？

再回顾60年代的美国，要求给黑人以民权，至少是美国南方各州的“非正统观点”，要求从越南战争中摆脱出来，也肯定是和当时美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相违背的“非正统观点”。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美国人民的这两种“非正统观点”，无疑是代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好在，尽管有联邦调查局这样的问题，但是，美国习惯于遵从宪法的总趋势，还是基本保障了这样一种民间“非正统观点”的自由表达，也使得30年代那位大法官非常理想化的预言基本实现。美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思想，艺术，观念，精神面貌的各各方面，无一不受到这场变革的影响。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采取强制封杀的政策，将不会阻止这场社会变革，而只会使矛盾激化。所幸的是，在美国宪法精神之下，这一变化基本上以和平的手段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百万黑人大游行，美国政府尽管有可能感到不安，但是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毕竟放松得多了。游行的那天，我也很感兴趣，因为30多年前，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走向华盛顿”的百万黑人大游行，我们没有赶上，很想看看今天是个什么劲头。尽管这个游行是趁着辛普森案之后，估计黑人的种族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举行的，但是人们还是明显可以看到，美国在三十多年来，在处理种族问题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整个集会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和愉快，就象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在美国，有不计其数的“少数民族”，但是最为惹眼的种族问题，还是白人和黑人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因为黑人是人口比例最高的人种，在美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亚裔只占百分之三点一），其次是任何种族问题，一般总是拿白人作为参照对象。一方面是白人数量大，（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十四），在各个层次上都占优势，另一方面白人和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一段奴隶主和奴隶的宿怨。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外观上的强烈反差。

对于美国的种族问题，我不想在这样短短的信里展开，我只想打破一种简单的“种族歧视”的传统故事。因为事实上，从美国通过民权法，在法律上禁止种族隔离，并且通过平权法案以保障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就学就业等等，到今天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只想告诉你，今天的美国种族问题和黑人问题，都不是一个象一加一等于二这样逻辑清楚的简单问题。

例如，我曾经几次提到的“平权法案”。30多年前，它的设立是为了保障黑人（主要在南方）在长期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能有同样的升学和就业升迁的机会。因此，它规定了在政府机构和学校等等，在招生招工等方面必须有关于种族的硬性指标比例。比如，邮局有十个工作人员，其中一定要有两个是少数民族。大学招生也是如此。当时，除了一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之外，大多数的白人和同是受惠者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是赞同这个法案的。但是30多年以后，有些情况反而变得含糊不清起来。今年，加州大学首先提出要取消招生时的平权法案，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是不是主张取消平权法案，就是说明种族主义抬头呢？似乎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平权法案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我就不多作解释了。我想还是谈谈它所带来的问题，使你可以了解问题的复杂性。

平权法案的原意之一，是为了克服愤恨和偏见。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在一些地方意外地制造了这样的结果。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是一个标准的南方城市，它的消防队在1968年雇用了第一个黑人消防队员，在8年之后，才雇了第二名黑人。但是，在1981年以前，这个消防队一直没有一个黑人长官级的人物。1981年，这个市的第一名黑人市长把一个双方同意的判决签署为当地的法令，开始严格执行的黑人和白人在雇用和升迁时的一对一比例。在这种平等权益的措施之下，反而在这个消防队造成了另一种连续的“不平等”。比如说，在1983年的升级考试中，为了“平权”，市政府挑了两名考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白人，然后，跳过另外76名白人，晋升了三名黑人，他们的成绩在这76名白人成绩以下，却是黑人中的最高分。官阶本身还牵涉到工资的晋升，几年之后，考得好的白人消防队员终于告上法庭。在今年四月，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上诉法院有利于白人的判决，理由是这个地方法，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和宪法中的“适当程序”规定。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的问题很多。有时甚至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白人。

少数民族在30多年之后，也有了不同的变化。例如，加州大学如果取消“平权法案”的话，那么受到损失和得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调查表明，如果在招生时不再照顾种族因素，白人学生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有非常微小的上升。入学数量减少最多的将是黑人和拉丁裔的学生，唯一的明显受益者，是美国的亚裔学生。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实施的“平权法案”，在这个学区实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少数民族占了另一个少数民族的名额。

最近，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根据种族而给予优惠，几乎总是与宪法精神不符的。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包袱，最高法院也不是要求停止这一做法，而是要求执行时不要失之太宽。从这一裁定以及简单的逻辑思考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平权法案”这样的法案，只能是一个历史文件，它的寿终正寝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当历史条件逐步改善之后，每一个移民，每一个少数民族，在这里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得到收获。“平权法案”给了所有的少数民族一个调整和提升的机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否则机会就会过去。

种族问题在美国是非常敏感的。曾经有过一个着名的美国华裔作家写过一篇文章，把美国称为“自嘲国”，因为美国给一个外来的移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体气氛特别轻松，轻松到了别的国家都要指责它浅薄的地步。上到总统下到百姓，一开口总是先开玩笑，而且经常是拿自己开玩笑，所谓自嘲。但是，这位作家也马上就发现，这种情况是有例外的，那就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不在其内。美国有很多笑星，每天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只敢嘲笑白人，一旦不小心走火嘲笑了一个黑人，或是拉丁裔亚裔，就很可能会搞得“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还要打一场官司。

不仅如此，实际上，在美国的白人变成了两部分。一些人依然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发表他们的种族主义言论，但是，大势已去，他们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言论。其它的大多数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白人，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一个遥远的，似乎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共同祖先的“白人奴隶主”，在那里背负一个历史负担。他们绝对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谈到美国黑人所存在的问题，唯恐自己被叫做“种族主义者”。而美国的少数民族，包括黑人在内，也绝对不愿意在所有的种族都可以看到听到的公众论坛上，谈到自己的问题。生怕因此而更被别人“歧视”。这在美国，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循环”。越是不正视和纠正这些的弱点，问题越多，问题越多，也就更不敢去碰。不管怎么说，这只能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还没有能够“轻松”起来。但是，一个不敢反思反省，不敢正视自己弱点的种族，是不会真正健康强健起来，也不会真正受到尊重的。因此，在30多年后，当美国的黑人再一次举行“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这个集会表现了它特殊的意义。在美国，这是第一次，全国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集会，主题不是抗议白人和美国社会的不公平，而是面对和正视自己的问题。它要求黑人的成年男子参加，主题是“共度赎罪，和解和承担责任的神圣一天”。在集会上，黑人儿童的代表

Chapter_7

站在全美国民众的面前，向所有参加集会的和没有参加集会的黑人成年人呼吁，“停止毒品，停止犯罪，停止虐待”，给我们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尽管法拉肯长达几个小时的讲话有着不少逻辑混乱的地方，仍然用偏激的观点解释历史，尽管他的讲话，还是被许多人认为是在搞政治花样，试图提高声誉，但是，他毕竟清楚地向全美国的黑人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回到你们的社区，使它变得更好，更安全，把它变成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你们不要一味只是责怪白人如何如何，你们要从自己做起，承担责任，建立起自己的经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戒绝各种恶习，戒绝暴力和毒品，尊重“为我制造未来”的妻子。

这次集会，由于它的发起人法拉肯是一个出了名的反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偏激言论者，因此大大削弱了这次集会所引起的反响，但我还是觉得，这是美国黑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事实上，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隶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地和种族相连，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一些善良的美国白人年轻人中，很多人至今还有对印地安人和黑人的负罪感，和他们谈起来，他们比我还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问题”，他们在潜意识里总觉得黑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劳拉就是一个典型。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对我说过：“凭什么一说白人就说是奴隶主，我的祖先移民来的时候也是穷人，最穷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确实曾经是出了名的穷），他们也是奴隶。再说，那些白人怎么买到的黑人，是他们的黑人奴隶主卖了他们！”他说的确实都是事实。我听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谈论节目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的。由此，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特定与某一种族相连的罪恶，但是，美国的历史却使得黑白双方都负担沉重。

作为一个有过被白人奴役历史的民族，终于能够抛开历史的心理负担，从重建自己的角度寻求在这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尽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能够站到这个起点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我想到，曾经听过一位在这里移民几十年的华裔长者说，当初华裔美国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权运动。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问题时，走在华裔美国人的前头。我想起着名的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仔细想想，这真是很有意思。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他是哪一个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虑一下安吉鲁的问题。

这次黑人大集会，整整一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几乎都工作停顿，因为交通基本中断了。现在美国最着名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讲了话，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也在大会上朗读了她的诗作。但是辛普森并没有出席，我想他没有出席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在黑人中间，仍有很多人认为他是有罪的，他没有必要冒险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他还吃不准公众对他的反应。

另一个大家关心是否会出席集会的人物，是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就是掌实权的三军指挥官，黑人鲍威尔将军。这个时候，他是全美国调查下来声望最高的一个政界人物。美国人都在期望明年他出来竞选总统。民意调查说明，比起现在的克林顿总统，以及作为克林顿对手一些共和党领袖，鲍威尔在民众中的支持率都要高得多。民意调查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在黑人中，有更多的人支持克林顿，而在白人中间，却有更多的人支持这个黑人将军鲍威尔。最终，他没有出席这个颇受争议的法拉肯召集的黑人集会，他回避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主流社会的集会，而且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集会。除了它的召集人使人感到不放心之外，还由于它提出要黑人男子参加，而被包括一些黑人学者在内的人们，斥之为“性别歧视”。一些自由派攻击它是保守的，但是一名保守派的谈论节目主持人，又因为他在电视播放的集会中，只看到一面国旗，而且是倒挂的，为此愤怒不已。可是，不论这个集会产生怎样的争议，这些人有权利站在这个广场上，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就是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不仅是集会，连集会以后人头数得不对都不行。当华盛顿的公园管理局宣布他们估计集会人数为40万的时候，法拉肯还不干了，宣称要向法院控告，说是公园管理局有意低估了集会的人数，是种族主义。结果，当局只能采用可能找到的科学手段，尽可能精确地为他重新估算。最后算下来的结果大约是80万人左右，法拉肯因此又争回一口气来。

我又想起他站在台上，周围站着一圈保镖。这家伙可真是能说。法拉肯当然也知道，在这个国家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看来他还是满喜欢这个国家。在集会上，他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说，只有美国，会让我站在这里，说出我想说的话来，虽然，你们也许并不喜欢我。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写到这儿吧。谢谢你给我们寄来了小田田的画儿，画得好极了。

祝 好！

林达

第十五封信

卢兄：你好！

这些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大概是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你对我的这些信大致上感到满意，也希望这些信是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来了这些年，常常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写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都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将大大的松一口气，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时时都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在这里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惊慌和不解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更是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的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是我的一倍。他非常聪明，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困惑，因为他兴趣的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可是也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干得很苦的时候，我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Laura Cloninger是我的英语教师，她是义务教师。二十三岁。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所有的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医院等地方，都有大量的义务工作者。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最好有义务社会服务的经历，这样更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在我们原来以为是“金钱至上”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都有非常普遍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Laura和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是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只能拼命念，一年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Mike Kling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么，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只能给你举一些例子。

刚来美国不久，就在超级市场出口处看到了一个形容憔瘁的人，身边放着要求施舍的纸牌。这些人在这儿被称之为无家可归者。美国有相当多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是他们都没有产业，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大多数是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食物。我曾经每天从庇护所接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上下班。他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礼貌，也很聪明。他每天都带着庇护所提供的午饭。他告诉我，他吃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他有了钱就忍不住买酒喝，一醉方休。兄弟姐妹都对他绝望了，只有庇护所不厌其烦地无偿地帮助他，给吃给住，帮找工作，还要帮助治疗酗酒问题。但是庇护所依法不能管他的钱，所以他还是常常喝醉，因此也不能有驾驶执照。庇护所只能在他喝醉时不让他进门，让他先在人行道上醒醒酒。

庇护所和所有的慈善机构的钱都是私人募捐来的。作为非营利机构，慈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法向社会募捐。那么，捐钱的人多不多呢？

美国人在钱上面通常分得很清。朋友或同事相约上饭店酒吧，通常是各人付个人的账。这使得中国人很不习惯，美国人却想不通这样有何不好，时间长了，我发现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是聊天的地点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大区别。在美国，成年子女住到父母家里，有时也还得给父母交点儿房租。大部分美国人花钱很实惠，几乎看不到有人摆阔。一方面是赚钱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又太多。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现代生活方式又要靠工作来换取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是高消费包围之下，钱的诱惑太大。钱不嫌多只嫌少，在富裕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有没有人捐钱，如何捐法，其实和钱的多少关系不大，更多地说明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

我的朋友Joe是个艺术家，但是艺术很难养活自己，所以还得打工，赚来的钱养活自己所余不多，是个一分一分算着过日子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经过无家可归者时停车掏钱，还友好地打招呼，祝这位无家可归者晚上愉快，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位自名为自由派的青年还给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组织，大赦国际等等捐款。他和他的妻子平时穿得破破烂烂，好在这也是艺术家的风度，又是自由派年轻人的风气。他还常常要给我来一点社会主义的道理，但对于电视上中国人当年打麻雀的历史，却难以原谅。

第一年感恩节前夜，我们在食品店碰上一位老太太。她一定要送给我十元钱，说是节日的礼物。看上去她早已退休，也不会是很富有的人，但是她说，今天是感恩节，是北美人民感谢这块新大陆给他们以衣食的日子，所以今天她出门前就打定主意，要送十块钱给一个需要钱的人。我告诉她我有工作，我不缺钱，让她把钱给更需要的人。在打心底里感谢她的时候，我忍不住十分感慨。

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二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地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守卫对你照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

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许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你大概已经知道有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它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上世纪中叶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的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他成为美国钢铁大王以后，据说为了处理他的财富思考多年，最后决定建立基金会来服务于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有很多很多基金会。诸如音乐，美术，医药研究等等很花钱的设施，基金会起了主要的作用。

看人们怎样花钱，以及社会怎样宣扬花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风气。美国社会当然是形形色色，见怪不怪。好莱坞的明星们富有而炫耀，他们的职业决定了炫耀是一种策略。真正富有的人却并不炫耀，因为他们知道炫耀在社会上并不光彩，他们犯不着惹人非议。大多数人并不富有，但“衣食足，知荣辱”是普遍的。这儿不大有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互相比富比穷，但能帮人一把时肯帮人一把的好心人很多。所以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劝人捐钱，有为了研究某种罕见疾病的，有救济非洲饥民的，有保护环境的等等。捐钱的人既无名也无利，也没有什么压力，全看“觉悟高低”。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总统要花大量金钱，以及上上下下各级议员官员竞选的资金，也是靠私人捐助。写到这儿想起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去年我从报上读到，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老人是白人。

前不久报纸上又登了一个老妇人，一生很穷，洗衣为生，省吃俭用，没有受过教育。她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决定捐给学校。克林顿总统请她去白宫吃饭，她却没有去白宫的盘缠了。航空公司赶紧送她免费机票。她说她不习惯乘飞机，宁可坐火车。可是火车票买不到了。铁路公司的老板自己掏腰包特地为她加了一节车厢。这个老妇是个黑人。

最近，麦当劳在搞有奖促销，有人中了最高奖一百万美元，却把奖券寄给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这个奖的中奖几率是二亿分之一。中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顺便我还得提一下这个医院，这家医院是治疗严重幼童疾病的，它的经济支撑主要就是依靠捐款，它对于生病的孩子，不论他是否有钱付费，一视同仁地给予治疗，甚至负担陪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开支。这个医院每年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在五十美元以下，都来自一般的普通人。

我想起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处处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宽容，而不是冷酷的争夺。当然，我早就说过，在美国什么人都有，其中不乏有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的人。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基调。在美国，个人意愿和社会公德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公德心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反而非常普遍。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安全可靠，公共秩序井井有条。来美国几年，不仅没有看到公共场所的争吵，甚至没有看到过争先恐后。刚从国内来的人，出去购物游览，在排队付钱，上车等等时候，都会让同行的家人或朋友不断关照，“等一等”，“别抢先”。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已，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这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束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我要结束这些信了，给你写信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将来如果有可能，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告一段落了。你问到我的资料来源，除了各类美国新闻报刊之外，历史资料主要来自两本书，这两本书很有意思，我们所用到的资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机会你可以借来看一下。它们是："The Bill of Rights and Landmark Cases" by Edmund Lindop, 1989，以及"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 by 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 1991。

祝 好！

林达

1. 美国总统是什么

卢兄：你好！

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前一阵干活实在太忙，这儿人人都忙忙乎乎地在忙着谋生，这是美国所有普通人的生活基调，我们这样的新移民当然更不可能例外了。

但是，一边在迢迢长途上奔驰，我还是一直惦着你信中的那句话。去年年底，你在来信中说：“明年是美国大选年，你可别忘了给我聊聊大选。”当时我不加思索，顺口就答应了。可是后来一想起来，就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应承得太快太简单了。

我琢磨着，如果单单是叙述美国大选的过程，那么，你只要在大洋的那头看报纸就全解决了。你所想要了解的，分明是透过大选所反应出来的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和运作，以及美国社会更广泛更深层的内容。这样，那个候选的总统在我手里就成了一个细小的线头，如果顺着这线头随意拖去，天晓得会拖出何等混乱的一团乱麻来。所以，我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捏着这根线头，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一有空就在脑子里慢慢地梳理这团乱麻。这也是我好几个月来没有动笔的另一个原因。

我想了想，实际上，每一个大选年确实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因为它会非常直接地反映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但是，所有的大选也都有许多共同的规律可循，因为“大选”本身，也是美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集中反应。整个美国社会制度就是大选的一个大背景。所以，我寻思着，如果我能尽量把这个大选年的普遍背景结合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写给你，大概就能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提起大选，我脑子里出现的总是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清寒的夜晚，在投票站外面的小空地上，默默地排着一长串等候投票的美国老百姓。

那是我来到美国遇到的第一个大选年。说实话，那时，我对大选这么个新鲜事儿还是一脑袋浆子，稀里糊涂。脑袋里各种从小逐步生长起来的概念，象花色不同的蘑菇一样，已经塞得满满的。唯一清醒的地方是，我想，不管它是“虚假的民主”也罢，它是“金钱操纵的”也罢，好歹我现在是站在这块叫做美国的新大陆上了，我总得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看个明白吧。

当时，我看到了不同党派的代表大会为竞选所制造的声势，看到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等等。对我来说，这都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西洋镜”。共和，民主两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我们习惯的党代会有天壤之别，那是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节日聚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是严肃地板着脸的，比看马戏有过之无不及。在这些西洋镜里，有许多够热闹的场面。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确确实实还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小镇上的这一幕。因为，我对这个小镇实在太了解了。

这个小镇，你大概可以说是美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之一了。除了一个小小的邮局，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一提的营业的地方。原来有个破破烂烂的叫做“古董店”的小铺子，（在美国，“古董”这个词具有最大的包容量。从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一文不名的旧货，统统在其范围之内。我说的这个“古董店”当然属于后者。〕还有一个出租录象带的小店，后来全都关了门。可见这个地方之不景气。

那天我们看到他们投票的地方，是一所非常简易但是收拾得很干净的平房，象大城市的类似性质的建筑物一样，它的上方横额有一个辉煌的名称：某某市城市大厦〔意思和国内的市政府大楼差不多〕。但是，它同时还有一块牌子，那是救火会。小镇的行政机构只在这幢“大厦”里屈居一隅，“大厦”的首席主人是两辆保养得极好，锃亮锃亮的救火车。（救火员都是义务的，经费有一大部分都是居民们捐赠的。〕在这样一个木结构房屋盛行的地区，这种安排倒是很体现了小镇领导人的思路清楚。尽管这是一个衰落中的小镇，但是，和美国其他成千上万的小镇一样，它的居民依然住在收拾得干干净净，象花园一样的环境里。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地方，还是有好几个非常入画的小教堂。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美国人，是地道的平民百姓。从我去年给你写的信中你也早就知道了，美国的平民都是自己管自己过日子的，很少有什么来自外部的压力。他们都是一个个分散的，只要交税和不犯法，根本就没有人去管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管得了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人会督促他们去选举。平时他们关心的也远不是政治之类的玩意儿。

他们的生活并不悠闲，住在这样一个萧条的小镇上，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他们必须到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去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在生活的这个基本点上，他们丝毫不比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优越。我当然知道他们有语言上的优势，还有对这个社会熟悉程度上的优势，但是，由于他们很多人对于科学技术了解和掌握的程度比较低，他们甚至比很多留学的新移民们还要更难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更难在一个崇尚高科技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小镇上灵活的后代都已经远走高飞了〕。他们之所以在黑夜里站在寒冷的秋风里等候选举，可以断定，他们也是和我一样，刚刚从二，三十英里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下班回来。

我不是美国公民，自然也就没有选举权。所以，我只是开着车，慢慢地从他们身边驶过。然后，回家看电视去。记得那晚，我顾不上已经疲惫不堪，也顾不上第二天还要早早起来赶去打工，一直在电视机前守到了那年的大选结果出来。美国有不同的时区，我们所居住的东海岸比西海岸要早三个小时，比夏威夷要早大概六，七个小时。好在那年大选的超半数不必等出夏威夷的结果来就已经决定，否则那晚我就睡不成了。

我没有选举权也就没有什么责任的负担，只能等着别人把我们天天生活其中的这个国家的总统给选出来。好在，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当时来的时间并不长，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还不甚了了，对美国主要的两大政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认识也都十分肤浅，他们各自所宣传的各项施政纲领，对我来说都一样地“不得要领”。所以，我们既没有非想要什么人当选的紧张，也没有太大的失去选择权利的痛苦。

更何况，从小到大，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保障较强的社会里，细数一下，也记不得有多少重大事情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操心选择而决定的，因此，当时我们也并不对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权利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我大概就成了美国社会里大选年头心情最轻松的一些人中的一个了。

可是，既然如此，回想那个晚上，我干吗还非要在电视机前守出个大选结果来，才肯善罢甘休上床睡觉呢？我发现，自己那天居然是让选举这件事本身给迷住了。

在计算机和通讯如此发达的年代，这里的选举结果，是马上就通过计算机联网自动计算，并且很快就在电视屏幕上跳出来的。一个一个州的结果，就不断在电视屏幕上增加着双方的选票数字。时而甲的票数领先，时而又是乙的票数领先。我充满惊讶地盯着电视屏幕，那两组抽象的数字就像是具有生命的什么活物一样，竞争着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生命力。它们之间力量的角逐，就在决定哪一个候选人即将在这未来的四年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

我在屏幕上也看到了这些候选人，虽然他们曾经为宣传自己的政见发表过无数场演说，为了能够当选而尽了一切努力。此刻他们却只能和我一样，也只不过是静静地坐在屏幕前，眼看着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决定他们的命运。这股力量正在接纳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的思想，同时也在明确地否定其他人的主张。不论结果如何，他们此刻都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等待一个强大力量对他们作出的判定。

这时候，我没法不一次次地想起刚刚路过的小镇投票站。黑暗中静默的队伍在我的脑子里定格下来，成了我眼前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跳跃数字抹不去的背景。而这两个景象的重叠使我象喝醉了一样觉得不解和迷茫。我开始觉得，我并没有真正了解我以为是十分简单的美国百姓，即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小镇，即使他们每天和我一样，只不过是打工糊口，忙于生计。

这就是我们刚来时，美国大选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随着这些印象，也在我们心里引出了一串串问号。这些问号成了我们想去了解美国的最初动力之一。

由美国人选总统而引出的第一个问号，居然是“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你先不要感到奇怪，也不要以为我在故弄玄虚，我确实是在遇到一堆难题之后，才发现我必须先解决“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才有可能在了解美国大选和向你作介绍时有所作为，否则实在是寸步难行。你想想，我要是连他们选出来的总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别的呢？

在我原来的印象中，美国总统也就是美国的一国之首，或者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政府首脑。他是一个在白宫一拍桌子，全美国都得打颤的重量级人物。可是，我很快发现，我想当然的理解，距离事实很远。我不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不是巴不得有我所想象的这般威力和权力。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他的许多抱负连连受挫之后，对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一定比我的体会深得多。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呢？最初，是从一个英语的汉译问题开始的。

你在中国的广播电视里和报纸上，一定常常听到“克林顿政府”这个词。在美国，也有汉语报纸，在这样的报纸上，“克林顿政府”这个词也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它在汉语世界中通用。它的意思几乎是等同于“美国政府”，或者至少是意味着“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我也没有去考证过，这样的用词在汉语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使用了多多少少年。我想，大概自从东西方的政府们开始打交道，这个词就应运而生了，至少对于你我这样的中国人，觉得它完全天经地义，几乎不可能去异想天开地对它的准确性提出什么质疑。因为，在我们所习惯的文化背景中，它完全是符合逻辑，滴水不漏的。

在中国，通英语的人可谓无数，你我也算是学过点英语的。几乎所有这些人都知道，在汉译的“美国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是“GOVERNMENT”，而在汉译的所谓的“克林顿政府”一词中，“政府”的英语原文中却是“ADMINISTRATION”。这显然是两个长得面目全非的完全不同的英语单词。那么，它们怎么一翻译成中文，就突然都变成一模一样的“政府”了呢？

我在学英语遇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在英汉词典上探过究竟，发现在英汉词典上往往这样解释。“美国政府”的“政府”原文“GOVERNMENT”，它的主要含义是“政府”，“政体”，但是，也有“行政管理”和“管理机构”的意思。而“克林顿政府”中“政府”原文“ADMINISTRATION”，它的主要含义是“管理”，“行政机构”。但是，英汉词典里特地作了说明，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也就是当它成为专有名词的时候，它就是指“总统制国家的政府”。

这样，我和你一样，也和所有通过查英汉词典学英语的中国人一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第一，“GOVERNMENT”是一个泛泛的“政府”大词，也就是说，在英语中，国家政府是“政府”，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第二，“ADMINISTRA TION”一词，在总统制的国家，比如，象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它就是前面那个“政府（GOVERNMENT）的同义词。说白了，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里，也许是由于某种习惯用法的缘故，也许仅仅是愚蠢，他们居然自找麻烦地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去表达同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政府”。这样的结论和理解一经查明，就自动成了我阅读和思维的一部分。

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卫星接收中文的，乃至发自中国的电视节目。也可以阅读到不同的中文报纸。当然，更多的是铺天盖地而来的英语信息。我们就这样身不由己晕晕乎乎地夹在中间。有很长时间，我们延续着多少年来在国内形成的理解和思维习惯。听着中文的“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十分地耳顺，每当从英语新闻中听到克林顿“ADMINISTRATION”，也总是条件反射一般，自动在脑子里把它变成“克林顿政府”，从来不假思索。

听多了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两个英语单词的一个使用规律。那就是，尽管英汉词典里头说这两个单词的意义相同，都代表“政府”。但是，在英语里面，至少在美国，他们从来不随意混用这两个词。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在克林顿的名字后面，听到过“GOVE RNMENT”这个“政府”，跟在他后头的，一直是那个绕口的“ADMINISTRATION”。即便如此，我们也以为这是使用语言的习惯问题，属于语言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范畴。我们这样的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只需死记硬背这个“洋习惯”，使用时不要“出洋相”就可以了。

使我们终于对这两个英语单词的含义产生疑惑的，是在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时而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之后。这样的外交纠纷，我们以前在中国时，也常常在报纸上读到，读了也不以为然。通常这样的纠纷都是由“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引起的。然而，现在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国家了，当然对这样的纠纷就开始注意起来，试图探究这种纠纷的一些产生原因。

我们看到，在“克林顿政府”作出一个什么外交承诺，或者是作出什么温和外交表态，强调两国的“求同”，尽可能去“存异”，或者说尽量去试图忽略这个“异”之后，往往，属于“美国政府”另一个部分的国会就会通过一项完全不同的决议。在这样的决议中，凸现的常常是总统试图暂时忽略掩盖的“两国之异”。这样，同一个“政府”就几乎是在同时表达不同的信息，这种公然地不顾及自己对外形象的行为，令人十分不解，尤其令我们这样最重视“脸面”的东方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好象除了“口是心非”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词去形容“克林顿政府”的这种行为了。

至于对方国家，在短短的时间内，接到“克林顿政府”所发出的这样前后完全不一致的信息，只可能产生一种被欺骗和被愚弄的感觉。于是，抗议和外交上的僵局随之而来。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激起对方国家的民愤，激起他们的强烈的反美情绪。这样的情况，远比官方外交僵局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官方外交，总是有大量出于利益的理性思考。所以，僵局说形成就形成，说打破也就打破了。世界上所有的政府之间，好象一直在进行这类游戏，乐此不疲。

但是，对于两个本来就彼此陌生的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之间感情隔阂和文化隔阂的加深，就决不是政治家们能够轻易挥之而去的了。所以，当政治家们重新握手言欢的时候，老百姓却还正冷着一张脸斜视他们呢。这种阴影笼罩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

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对方国家朝野一片强烈反应的时候，这时的美国总统总是一张非常尴尬的面孔。尽管这样，他很难博得同情，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你倒是说说，什么叫作美国总统？不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吗？难道这还会有错？什么是政府首脑呢？那还不是一国之首，四年执政期内由他领导着这个国家和政府吗？所以，“克林顿政府”当然就是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现在，你克林顿在外面说的是一套，才一转身的功夫，你领导的政府下面的国会就完全做的是另外一套。这说轻了是出尔反尔，说重了当初的表态根本就是假的。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我也和大家一样愤愤不平。

直到我在这里住了一阵子之后，我才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发生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我第一次开始对“克林顿政府”这个译词疑疑惑惑，怀疑它的可靠性。因为我终于发现，克林顿在这个国家里，远非我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他根本就既管不了国会，甚至也不是什么政府首脑。于是，我终于顺藤摸瓜，拖出了英语中那两个长相完全不同的“政府”单词，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两个不同的单词，在变魔术似地合二而一的过程中，好象偷换了什么概念，出了什么岔子。

于是，我奇怪自己怎么没有早早就去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查一查英语世界出的词典，看一看他们对这两个单词所作的原汁原味的解释。我先查了最让我不放心的那个总是跟在克林顿后面的“政府”（ADMINISTRATION）。我看到，除了类似英汉词典的“管理”，“行政机构”之外，它在作为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其解释，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英汉词典上的注解，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明确指出，这只是指政府的“执行分支”的官员和他们的政策及原则。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既然这个词根本没有“政府”的含义，美国人也就从来没有所谓“克林顿政府”这一说，而只有“克林顿行政机构”，“克林顿行政分支”这样的称呼和概念。你也一定看到了，这么一来，“美国总统是什么”，对于我原先的理解显然就成了问题。他肯定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脑，他只是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中，“行政”这一分支的主管。照通俗化的说法，他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政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夹在“主人”和“外人”中间，两面不讨好是经常的事儿。

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鉴于总统的角色是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主管，他常常被推到前沿，去代表这个国家表示各种意见。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他说了算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职务性质，他在不违背整个国家利益，不违背联邦政府整体态度的前提下，会有一些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权力，以便他所主持的行政一摊，更方便地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把交道打下去。但是，这种权力常常让后面的“主人”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办公室主任”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而丧失了原则，或者越了权。

因此，与总统相比，属于美国的立法分支的国会，似乎就更具有美国的主人的味道了。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从各州直接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管立法，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他们给定的，只不过让总统这个“办公室主任”领着他的那套行政班子去执行。对外打交道，当然也是总统领着这班人去干。一旦干得国会不满意了，他们往往当下就不给总统一个好脸色。这种情况，总是由国会通过一项什么决议，表达他们对总统某个做法的愤怒。这时候，总统和国会就表现得完全南辕北辙。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外交纠纷的起因。

顺便提一下，作为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法院，又相当于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分支中的最高法院，他们好象有点象“婆婆”。他们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是，一旦出现什么争执不休的立法问题，他们会出来给个“说法”。一旦他们出来宣布某项立法“违宪”，那么，立马作废，毫无二话。

当然，这只是我十分形象化的描述。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实际上还有更严密的相互制约的机制，以避免单纯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简单构架，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高高在上的权力总是非常危险的。正是为了避免某一个分支爬上权力的顶端，所以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是相对独立的，互相之间始终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花了大力气，硬是把原来可以建成个宝塔的三大块给拖倒了，拉开后齐齐地放在平地上。这些，我想留在以后再慢慢向你介绍。

你看，我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刚刚大致搞清楚“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一度我曾觉得颇为窝囊，想不通一个简单的英汉翻译问题怎么会就把大家引向一片云山雾沼。后来，我觉得，这也许也是必然的。一个小小的翻译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两大文化背景之间深深的鸿沟。

东西方各个历史久远的国家，尽管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可是它们毕竟走过不少相似的历史路径。它们在最初遭遇时虽然彼此陌生，但是，那些相似的地方又使它们产生似曾相识的微微惊喜。至少，你有一个皇上，我也有一个皇上，你的皇上管着一大群百姓，我这儿的皇上也管着一大群百姓。它们之间战也罢，和也罢，做买卖也罢，它们有文化沟通上的困难，至少不那么完全“隔路”。尽管此后它们各自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这种初次遭遇的经验仍然十分重要，它起码使得双方今后的相互了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崭新的国家。在建国的时候，它相对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包袱都更轻一些。但是，它自行其是所搞的一套，也就更难被一些历史悠久而又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所理解。

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多年。我有时想，在二百年前，一个如初生牛犊一样的大洋彼岸的新国家，行事风格面貌作派样样都很“摩登”，一下子撞上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帝国，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了。

美国是刚刚从一块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皇帝皇朝一类的东西当然见得很多，但是，对方内涵截然不同的深厚文化积淀，肯定使这个本来一提传统文化就气短的新国家，久久摸不着头脑。

从二百年前的清朝政府那一头来说，英国法国等等的洋人也见得多了，那美国佬还不是一回事。当时，听说那头没有皇上而只有总统的时候，这大清国上上下下，准是觉得这个叫美国的地界，是出了个什么新花样，楞要把他们的皇上叫作总统。除此之外，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理解吗？

可是，毛病很快就出来了。那头的总统常常说了不算，还经常狡辩说是他作不了主。你想想，我这个当皇上的能作得了主，以前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法国的皇上他们也作得了主，你这个叫作总统的皇上却说你作不了主，谁信呀！

两国误解的种子，一开始就自然地种下了。从英译汉的工作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工作，而是文化的对应和比照。在美国总统的后面跟的那个词，如果不是“政府”，难道还可能跟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吗？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词只是意味着一个“行政分支”，“执行机构”，可是，说是他们的皇上只管一个“行政机构”？这可能吗？

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翻译者和词典编写者，是何等痛苦地挣扎在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思路之间。

挣扎的结果，是他们彻底地放弃了自信，放弃了他们所收集的一大堆现成的资料。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根深叶茂，郁郁苍苍的文化大树上结的一个果子。还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这棵大树上摘下来不成？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翻译上的问题呢？最后只能作一个变通的技术处理，就是把这个“政府的行政机构”改为“政府”。由于他们和我一样，也早早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政府”一词，从来就只是死死地跟在“总统”一词的后面。所以，他们又加了一个诠释。结果，我们说看到的这个词的注解：“（总统制国家的）政府”，也就这么顺应逻辑地出来了。这一下，大家的心里都踏实了。在自己的逻辑系统里，终于达到圆满了。

这个小小的翻译就这样以讹传讹地代代相传，“克林顿政府”一词就堂而皇之地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中文报纸上。看报纸的人也都习惯了。也许，在深层次里，与这种文字所相连系的古老的文化逻辑，还在悄悄地起着作用。然而，今天，如果你想了解，进而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运作的话，你首先要记住，我们所读到的所有“克林顿政府”的地方都应该解读作“克林顿行政分支”，在读到“美国政府”的地方，你必须确证，那是指包括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的联邦政府，或者还是总统领导下的行政分支。我的经验是，大部分的场合，那还只是指行政分支。把“克林顿政府”读成“克林顿行政分支”，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美国政府”也读成“美国政府行政分支”，这是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入门之课。

作为美国，自二百年前一开始，就令它摸不着头脑的那份华丽而厚重的大洋彼岸文化，至今依然使它困惑不解。比如说，在克林顿之前，就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位美国总统，有幸被冠在“政府”二字之前，被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误以为他们在美国有无边的权力，堪称“政府首脑”。但是，我敢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不仅以前的美国总统，就是今天的克林顿，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理解，他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行政主管”。

对于美国人，要了解东方文化最难的起点，也同样是如何了解对方的逻辑。如何把自己已经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暂时放一放，顺着对方的思维轨迹先走走看。这样，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话起点。

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是无法避免的，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我有时想想，何苦自寻烦恼，非要早早地在那里讨论，是要东方西化还是要西方东化。从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的经验来说，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双方之间文化陌生，以及以此产生的几乎一触即发的误解。一旦产生争执，双方都已经气急败坏了，谈的还不一定是一回事，让人看了只可能产生荒诞感。还不如先想办法多去掉一点“陌生”和“荒诞”，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化”的问题不迟。

所以对于我们来自大洋彼岸平民来说，一踏上这块新大陆，自然感觉新鲜事就特别多。你就想想吧，就连“美国总统是什么”，都会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去了解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在开始向你介绍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先讲清楚他们选的到底“是什么”，相信你一定也会觉得这是必要的。这封信先到此打住。

祝

好！

林达

2. “美国娜拉”的出走

卢兄：你好！

上一封信我曾经告诉你，我是在这儿住了不少日子之后，才搞清楚“美国总统是什么”的。但是，我有很长时间还是有些纳闷，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在我们的概念中，那个拥有无上权威的这个世界强国的“首脑”，如何就落到了一个“行政大主管”的地步呢？但是，不论我多么迷惑不解，我却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这是看来的，而不是来自于什么理论的推算。

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对“三权分立”这个词并不陌生。这个词所代表的理论，在中国上百年嚼下来，早已经被大家嚼烂了。要不，你我都是非专家学者的普通人，怎么会把这么一个如此专业化的词，当作一个普通常用词看待。可是，要是以为熟悉了这个词和它的理论，就真的能够推算出“美国总统是什么”的话，我跑到这里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心里，理论就是推算不出一个按说是必然的结果呢？究竟是什么障碍，使我们似乎是在本能而固执地不愿意顺着一个理论的指点，就去相信一个现实世界呢？让我还是先回到美国。谈谈美国这个正在竞选的“总统”。

记得刚来时，有一次，看到我们的一个美国朋友，一边看着电视上的总统，一边一脸悲天悯人的表情，他摇着头说，“可怜的家伙”。这一幕的确令我们莫名其妙。可是后来，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看着会电视里的克林顿，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可怜的家伙”来。因为不要说美国总统只有一个“行政主管”的权限，即使是在行政机构的职权范围内，他依然处处受到监督和限制，常常四处碰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是三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刚刚上台，正值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番的时候。好歹选上了，他至少可以在他的行政机构里，表现出自己的领导才干和工作效率。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搭一个可靠而行之有效的班子。而任命行政机构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又恰恰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在我想来，这虽然不能给手下的“兄弟”都封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但是，这实在是一个用权很痛快的时候。谁想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当克林顿提出每一个行政分支的候选领导人的时候，他都必须依法送交国会批准，国会在批准之前，都会由专门机构，对每一个总统所提名的候选人进行严格审查。以防总统以权谋私。

我知道，你看到这儿，准是在那里暗自好笑，我几乎都可以听到你遥远的笑声。如果我们现在是坐在你那间又小又挤的屋子里，你肯定是一脸狡黠地对我说，你把美国人的这点把戏都当真？总统的提名他们还能叫真去审？也就是走走过场吧。

说实话，我写出上面这段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太一本正经，严肃得不象是真的。因为，我和你也有过差不多的经验。好象大凡是太冠冕堂皇的话就有点显得不实在，就总是有点象一副为了混淆视听而制作的完美假面具。可是，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看到过向全美国作电视实况转播的国会听证会，你就会把笑容收起来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出乎意外。谁能想到，美国人偏偏是在那里玩真的呢？

一般对于总统提出的某一职务提名人的审查，国会都有专门的机构去进行，如果出现什么比较大的有争执的问题，国会就会要求举行听证会。在这个时候，听证会的格局完全和法庭没有什么两样。对提名人产生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会提供证人到听证会作证。同时，被审查的提名人也必须出席作证，回答各种询问，不论这些问题是多么令他难堪。说实在的，我第一次看这样的听证会，心里也不由自主地在那里嘀咕，怎么在美国审查提名人就跟审贼似的。

国会听证会和国会的大多数活动一样，都是向全国作电视转播的。整个听证会的审理过程都在美国老百姓的注视之下，而且就象法庭一样井井有序，一丝不苟。所不同的是，最后不是由陪审团来作出判定，而是由国会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决定。但是，不论判定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这个判定只影响到提名被否定，与司法方面的判决无关。一旦国会的审查委员会确定或否定这名行政机构领导人的提名，这一个程序也就算结束了。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引发法律诉讼，转到与司法有关的部门，进入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程序。

我第一次看的那个听证会，听证过程非常长。美国人天天都象是看电视连续剧一样，守在那里看进展。最后委员会宣布结果，否定了提名人所受到的指控。当时，那个提名人的反应，跟法庭上的嫌疑犯被宣判无罪时的反应，一点没什么两样。他的亲友也在电视机前拥抱雀跃。我想这时候，“当不当官”他们大概都顾不上了。能洗清自己已经成了头等要事。我当时来美国大概才个把月，也不太明白怎么会这样。但是，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还是回过头来，让我继续给你讲克林顿任命行政官员的故事吧。

我前面说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是美国政府整个权力构架的三大分支。但是，在属于行政分支的机构之下，也有一个司法部。这和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是毫不相干的。政府权力结构的“司法分支”，指的是法院系统。而总统所执掌的“行政分支”下的司法部，是一个行政机构，处理与司法有关的日常事务。顺便要说的是，这也是语言翻译的问题。美国人自己所说的司法部，司法部长和政府的司法分支，三个“司法”用了三个截然不同的词，谁是谁一清二楚，汉语在这方面没这么讲究，我就只能罗嗦一点了。

美国司法部长手下的基本队伍是一大群检察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代表政府的执行部门，向各种刑事犯罪行为提出调查的要求，在得到法院核准之后着手调查。以及，在他们掌握证据的时候，向法院，也就是向美国政府真正握有“司法大权”的一个分支，提出起诉。

在美国，这个部门对于总统是极为重要的。司法部长管治安，治安有无改善是总统一大政绩。更何况，我前面提到的，“总统”不是“皇上”。他只是美国政府的“行政主管”。也就是说，总统本人，和所有的其他部门领导人，以及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平民一样，也有可能成为司法部提出的法律调查的对象。同时，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场官司的起诉对象。总统毕竟是政府权力的一大分支的领导，一向是众矢之的。他时时都在用权，但是，他的权力处处都要受到约束，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诸多种类的监督之下，以防他违法越权。所以，美国总统可以说是在一个布满地雷的草地上跳舞，他惹上一场官司的可能性，会比一个一般的美国平民要大得多。

当然，就算司法部长是总统安排的亲信，他在国会以及各方监督之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总统网开一面。但是，总有一些可上可下，可进可出的边缘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部是推还是拉，对于总统还是至关重要的。老是觉得自己象是踩在钢丝绳上一样悬悬乎乎的克林顿总统，与夫人都是律师出身，当然深知其中要害，也就更不敢对司法部长的人选掉以轻心了。

话再说回来，在美国，总统如果想在如此重要的职位上安排一个亲信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一个大国的司法部长，至少要在法律方面具有完备的资格。这种技术性的资格，将会受到国会的严格质疑。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任人唯亲的可能性。说实在的，象这样又要是亲信又能符合司法部长技术要求的人，能找到一个当属不易，哪里还可能找上几个放在那里备用候选的呢？

克林顿几番考虑之后，选了一位女士作他的司法部长的提名人。送交国会之后，料想其技术资格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国会对于此类候选人的调查和审查之严，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

谁也没想到，这位女士完全可以说是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她在法律方面的技术资格完全没有问题。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方面，相信克林顿在把她推出来之前，白宫方面也已经对她作了严格的审查。因为，如果推出去的提名人有问题的话，不仅是浪费时间，对总统本人和他管的那一摊的声誉，也会有所损害。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国会审查提出来的问题是，第一，这位女士曾经违法雇佣没有合法工作许可的非法移民为她工作。第二，在雇佣期间，她作为雇佣这位非法移民的雇主，没有依法缴纳雇主所应该缴纳的那一份税。

顺便向你解释一下。在美国，当雇主雇佣工作人员的时候，会在发工资的时候，预先替他的雇员扣下雇员应交的所得税，代为上交。同时，雇主自己还必须缴纳一份由于雇工而必须交的税金。

这么一来，这位由总统提出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居然“双重违法”？顿时舆论哗然，成为一大新闻。各种追踪报导纷纷出笼。在美国，这样的部长任命过程，是不能做成“黑箱作业”的。通过无孔不入的记者，一切都是公开的。

克林顿尽管感到颜面扫尽，他也没有任何可能去阻止国会公开调查结果，私下再换一个提名人。他只能怪自己的一套班子事先的审查工作还不够细，出了一个大破绽。因为，还有什么比司法部长违法更可笑的呢？

也许你也挺好奇的。那位女士到底雇了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啊？告诉你吧，她就是曾经雇了个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墨西哥小保姆。是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你一定会说，这算什么呀。可是在美国，给查出来的话，这绝对就算是原则性的大事了。这在去年我给你写的那些信里，也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有两个概念“合法”，“违法”

这位司法部长提名人，可以说是够“洁身自好”了。因为如果她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早就让人给查出来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保姆”的问题，她不仅官没当上不说，税务局马上就找上门来，除了补交税金之外，还交了一笔罚款。

克林顿好不容易挑选的第一个司法部长提名人，就这么给否定了。

心里叫冤也没用，克林顿只能重整旗鼓，推出第二个司法部长提名人。这次又是一名女士。可是，真可谓时运不济。谁知道，国会还审查着呢，这位差一点当上未来司法部长的女士，自己举手投降了。原来，她家里，也有过，一个，墨西哥，小保姆！

我想，在克林顿把第二个提名送交国会之前，白宫的审查机构，一定会吸取上一个提名的教训，就那倒霉的“保姆问题”，查询过这名女士。到底是她的“官瘾”太大而隐瞒了真相？还是白宫的审查机构，认为那保姆反正早就不知去向，因此而心存侥幸？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不管是他们哪一方做的“闯关”决定，总之，事实证明，国会审查这一关并不好闯。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最普遍的是临时照看一下孩子的临时保姆。其原因是那一条“十二岁以下儿童不得孤处”的法律规定引起的。只要家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父母需要临时外出，都会找一个人临时给看一下，而且通常得遵守联邦最低工资法付工资，那时是每小时四块二毛五，付高点当然可以，付低了又是违法的。所以，在家里雇佣一个全日制的保姆，并不是非常常见的。至于仆人成群的家族，大概是屈指可数的了。

在今天，美国一般的工薪家庭，如果想要雇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全天候保姆，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是合法居民在美国毕竟有许多机会。在众多的机会里，当保姆肯定在收入和个人前途上，都不算是上策。即使是同样的低工资，合法居民会去选择一个能够学些技术的工作。即使有人当了保姆，一般也是权宜之计，遇到好的工作机会，马上会跳槽而去。如果要付出对合法保姆也具有吸引力的工资，对一般的工薪家庭是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负担。

即使是象克林顿提名的两名部长候选人，以及这样一些薪水收入高的家庭，相对来讲。他们的住房汽车等的分期付款费，也就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会大增，其他消费也会水高船涨，仍然未必能够轻松地雇一个长期保姆。所以在美国有一种家务公司就应运而生，他们定期来两三个人，如，一周一次。他们带来各种用途的洗洁剂和工具，突击吸尘清洗打扫。而平时的一些零星家务，就都是自己干了。由于美国人的“家”连房带花园的特别大，所以家务活也是够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如潮水般涌进美国的非法移民，以及有合法身份却没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就自然成为一个保姆源。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不轻易跳槽，为保住这份对他们来说的好工作，也就相对会更尽力去做。这对想有个稳定的好保姆的家庭来说，不仅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几乎别无选择。

唯一的障碍就是法律了，而且在美国，这可以说是一个大障碍。在去年的信中我就谈到过，在这里，几乎只有中国餐馆会接受中国留学生非法打工，美国人开的餐馆一般是不会接受的。其中的障碍当然就是法律。保姆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几乎找不到其他的稳定来源。另一方面，总觉得自己的家不算一个工作单位，找保姆和非法招工总是性质不同。

再加上非常重要的一条，餐馆之类的工作场所，是有可能遭到移民局的突击检查的，而移民局想要进入别人的私宅可就麻烦大了，他们决不会为了一个非法保姆惹这个麻烦。所以谁也没有听说过移民局上哪个家庭去查非法移民的。于是，这种雇非法工作的保姆的情况，就开始多起来。而且基本上是发生在一些收入较高的工薪家庭，也就是克林顿那两个“提名人”这一类的家庭。所以，这也是克林顿有可能会连续撞上两个“保姆问题”的原因。

不管这么说，堂堂美国总统任命司法部长的精心策划，就这么栽在两个墨西哥小保姆手里。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克林顿行政分支下的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实际上已经是他被迫推出的第三名人选了。

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什么尴尬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么会容忍这样一个总统。他们甚至更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湟论其他？

但是，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反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要找出一篇赞扬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就官司一直不断。一开始，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并不象我们一样，读到总统的反面消息就特别敏感。后来发现，这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知道总统整天被国会，司法部门，反对党，新闻记者等等一大帮“专业人员”在那里盯着，“事儿多”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他们也知道，这帮盯着总统的人，自会对这些问题从各个方向去发掘，直至掘个水落石出为止，否则决不会罢休。他们只需等着结果出来，决定下次是不是再投他的票即可。

我们也逐渐习惯了在这样一个局面的国家里生活。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权力结构比作一张网。在这个国家里，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也好象是结成了一张结实的网。但是，我们渐渐觉得，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网。因为这张网上的各个环节，不仅没有按我们的想象，一致地勾结起来，所谓“官官相护”，如渔网般去网罗共同利益，反而不仅互相牵扯，而且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牵扯。最后，如一张蛛网一样，均势力敌而达到平衡，各个环节无一漏网地全被扯住，很难有什么特殊举动。谁也不可能就此挣脱出一只手来，居高临下地一手遮天大捞一把，总统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自然会提出前面一开始的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既然美国总统在这里不是一个独立的顶端人物，而只是这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那么，脱离这个整体结构孤立地去谈美国大选，就意义不大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费点力气，探出一个究竟来。

如果去探究这一切的源头的话，我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一句话。这是今年老朋友送给我的“顾准文集”里，顾准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一个原来象是洋娃娃一样被丈夫养在家里的一百年前的女子，没有外援，仅仅为了个人的理想，就断然出走。这一事件怎么看都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难怪一百多年来，同一个娜拉，已经被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从她的出走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并不相同的“革命意义”。

娜拉被“带到”中国之后，不知有多少几十年前的新女性，从这个洋榜样身上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也一一冲出各自不同的家庭，造就了无数“中国娜拉”。娜拉不仅在出走的举动上具有革命性，更在广义的精神上具有革命性。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挪威女子娜拉，她的“出走”也成了充满刚阳之气的“革命”的代名词。

在娜拉的这场“革命”中，其他的一切皆可视为“革命的代价”而被忽略不计，可是，把一腔热情满腹关怀都倾注在娜拉身上的人们，怎么可以忽略“出走以后的娜拉”本人！于是，又引出了不少话题。在中国，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就是鲁迅对于娜拉出走以后的感慨。看上去，他是对为数众多的“出走后的娜拉”忧心忡忡。他觉得“出走”还不是最迫切的，最迫切的是改造社会。若是社会环境险恶，那么孤身一个弱娜拉，到最后不是哭哭啼啼重新回家，就是流落风尘，未见得就是好结果。这么一来，破坏了大家为娜拉喝彩的好心情。

实际上，鲁迅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心只是作为“娜拉”的“娜拉”是否“出走”，而是更应该关心作为社会象征的“娜拉”，是不是发生变革。这才是“玩偶之家”可以发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诸如鲁迅这样的提醒下，大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场社会革命上，相信这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充满艰险充满牺牲。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每一次几近绝望又强化了一次新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革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于是，革命胜利最终成了大家梦寐以求一个日子，一个突破点。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大家在狂欢之中醉眼惺忪，看出去的一切都笼罩在五彩的光环之下，大家再一次弹冠相庆举杯互祝，互道：这下好了。

这样的欢庆，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不同国家的广场上，庆祝各种不同年代所发生的性质不同的“革命成功”。我有时候会觉得一种深深的疑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些地方，这样一杯欢庆的美酒会如此长久地起作用。因为，毕竟陶醉其中的各色人等都有，其中有不少人似乎是不应该久久地迷失在这样虚幻的光环里的。

这种庆典的气氛持续越久，当疑问升起的时候就越沉重。“这下真的就好了吗？”在中国，终于又一次有人提起“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但是这一次的提问，比起当年鲁迅的沉重发问，更增添了何止百倍的沉重。娜拉已经被升华为一个象征，天翻地覆般社会巨变的“出走”已经完成，既已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相同一个问题？

我突然联想到，两百多年前，美国不是也经历了一番如同“娜拉出走”般的独立革命吗？那么，这位美国娜拉“出走”以后又是怎样的呢？当初这位“美国娜拉”的一举一动，不就是我今天看到的美国的种种现象的根源吗？这种联想使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我发现，美国娜拉在经历“出走”之前，对自己“以后将会怎样”这个后果问题，也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她也是迫于现实才静静地坐下来，非常理性也非常现实地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

美国在“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它没有值得夸耀的年头长达四位数的深厚文化传统。不错，它的早期移民来自英国。但是，它确实并不因此就敢拉大旗做虎皮，在自己的文化与英国文化或是欧洲文化之间划等号。在独立之前，他们断断续续地是从英国带过来一些“文化”，但是即使是带过来的这点文化，也早已被新大陆强劲的风迅速地吹散开来，吹得变了味儿。令人联想起南橘北枳这样的故事。

独立以前的美州殖民地，如果说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从表面看上去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那种“流动散沙”的状态。这种无规律的流动，既意味着新大陆的内部流动，也包含了蜂拥而来的外国移民对于流动的推波助澜。

虽然在殖民时期，也有英国派来的总督政府及其一套班子。但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始终也没有遇到过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死盯一层的严密控制。其根本原因倒不是英皇不想对他的子民严加管束，而是在当时的新大陆，这种管束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天高皇帝远”这句老话，在这里有着最真实的意义。不仅皇帝远，皇帝所拥有的庞大管理体制远，甚至连产生皇帝的文化，都非常遥远。人们的分散与流动，又使得殖民地仅有的统治，其强度从中心向外迅速递减。

即使是从殖民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也远不象在英国本土那样有章法。照说，他们有着悠久的治理传统，只需开来一批人马，移植一个模式，照搬一套制度即可。而且，他们是在统治殖民地，背后，已经有现成的洋洋万卷各式英国法律法规在支撑。他们只需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也许是情况太不相同，也许是人手不够，也许是交通不便。总之，就是管不住。所以，对许多在执行中被因地制宜篡改了的规矩，他们也只好眼开眼闭，听之任之。

更何况，北美的殖民政府对于到底如何去开发治理这样一块新大陆，也是心中无数。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都有过一些实验性的管理方法。比如说，甚至有过在佐治亚州完全失败的如军垦农场一样的“开发实验”。

于是，在殖民时期的北美洲是一个自治程度很高的地方，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条条管理，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人是分散流动的，作为群体的人是分散的，甚至有时也是流动的。那么，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和宗教理想的人们，也在一块块有着高度自治权的“小国土”上，进行过各种不同的理想实验。权力是分散的。在独立之前，这里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十三个政治中心。

我想，如果真要把一大片国土比作“一张白纸”，作“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类的比喻，那么，按说几百年前的这块地方大概是最象一张白纸，最合适按构想的蓝图去实践了。但是，在从一开始移民进入北美起，大凡仅仅是严格地按照一个完美的宗教理想，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甚至是经济建设理想去实行的，最后往往碰壁，反倒是一些世俗的随遇而安的做法，更容易延续下来。于是，回顾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几乎是一部充满了各种理想实验，又同时充满了妥协，退让，放弃和变通的历史。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大概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服从新大陆上无情的生存规律。在这里刚刚开发，严酷的生存条件下，移民最重视的是生存。生存是首要的，理想必须退居其次。这一点，别说是几百年前站在蛮荒大地上的移民了，就是今天踏上这块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富国土的新移民，也很难逃避这样的生存规律。他们被迫变得比原来的自己，也比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更为实际。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导致这样历史结果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如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们同样必须面对的。就是每一个进入这块土地的人，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其他文化打交道，如何与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文化群相遇的时候，妥协和变通是和平相处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和几百年来的北美移民们的共同课题。

这种北美新大陆特有的妥协，变通和实际，看上去确实显得“俗气”，所以也始终为欧洲的理想主义者们所不齿。

看到这里，你也许要问了，在这样一块殖民地上，老百姓事实上对英国并没有大的什么依赖性。北美的老百姓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事

Chapter_8

实上是松散的，那么他们是靠什么维系了那么久远的关系呢？我觉得形象点说，这种关系几乎就象是娜拉对丈夫和家庭的感情维系。这是从哪儿说起的呢？

实际上曾在不短的时期里，除了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之外，美国人自己也是陷在很深的自卑里难以自拔。他们并不是“一生下来脑后就有反骨”。他们自己没有辉煌的文化，就希望能与古老的欧洲文化至少不要断了那点血脉关系。

说实在的，至今为止，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对于相当一部分建筑庭园设计，家具及手工艺品，“殖民时期风格”还是足以炫耀的广告用语。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广告宣传颇不理解。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对这样“殖民时期风格”的自豪广告，在感情上疙疙瘩瘩。按说我们是外国人，这块土地在两百多年前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与我们根本毫不相干。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在我们的逻辑里，被“殖民”则意味着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如此的广告宣传就意味着“没有民族自尊心”和“把耻辱当光荣”等等一系列“殖民地奴隶心态”。“半殖民”都尚且不堪回首，何况是“全殖民”。凡是“殖民时期”外国人留下来的东西，只能充作激扬“爱国主义”的教材。这种逻辑和概念，已经随同我们的文化背景溶化在血液里。因此，我们是在本能地如条件反射一般，从心里抵制这样一种“辱国求荣”的文化现象。

但是，我终于发现，美国人对此从来不产生这样强刺激的联想。对于他们来说，殖民时期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殖民者有好有坏。大大小小的殖民总督和殖民者，他们的名字至今还是美国许多城市和街道的命名，他们的铜像依然在美国各地熠熠闪光。因为他们与这块土地的开发建设历史紧紧相连。至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玩意儿，更与殖民不殖民没有关系，他们从不认为这是“文化侵略”，或是“殖民外衣”之类可怕的东西。他们还巴不得能多弄一点这样的文化艺术过来呢。于是，对于美国人，历史就是历史，它总是有某种原因才如此存在。这一来，他们反倒一个个都是轻轻松松的。时间一长，我也跟着放松下来。本来嘛，跟我无关的事，我紧张什么。

所以，如果当初英国干脆松松地牵着这根跨越大洋的线，放这只“美洲风筝”，这里没准到现在还是英国殖民地呢。可是，大概正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所表现出来对欧洲文化的一往情深，使得当时的英国皇朝产生了错觉。它象娜拉的丈夫一样以为她软弱可欺，并且在她面前暴露了非常自私和无情的一面。它在北美殖民地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以及对其人民自由的粗暴践踏等等，使得一场原本不会发生的“出走”就这样发生了。

在我们看来，这样发生的一场“美国革命”，比起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其他“某某革命”，似乎总还有不少欠缺，还很不够“正统革命”的味道。

它好象没有一个系统的哲学上的理论和思考。它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被后世尊为哲学家，它也没有从历史上或者同时代的哲学体系里，去寻找过自己革命的“坚实理论依据”。说句不好听的话，它看上去显得十分“浅薄”。因为它从没说要实现什么什么主义。它也没有说要追求任何一个从理论上经过严密推算的理想制度或道德王国。

这一切，和这块土地原先给其他国家留下的印象，十分相符：没有哲学，没有理论，没有思想，甚至没有文化。所以在大家的心里，这也就是一场揭竿而起的平民起义罢了。对于人类的进步，世界的文明，以及对于理想社会探求，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美国娜拉在大家眼里，只是一个乡下姑娘的形象，大家对她“出走”以后的结果也并不怎么看好。

至于这个大家眼里的乡下娜拉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最明确的答案只有一个独立宣言。在独立宣言里，这个短短的朴素的要求，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美国学生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就是新大陆“揭竿而起”时，那“竿”上的唯一旗帜。只是，和所有习惯皇帝文化的平民起义不同，他们的士兵和将领都没有在胜利逐步接近的时候，脑子里开始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皇帝梦，甚至都没有一个强烈的统一要求。

就象我在去年给你的信里已经谈到过的，这场“美国革命”一结束，整个军队就解散了。总指挥华盛顿又回到了自己庄园的马儿身边，恢复了“农民”的身份。军官们也各自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其中一名校级军官还负了不少债，于是，他装了一船西洋参，辛辛苦苦运到中国，为自己卸甲之后的新生活，找到了一条出路。

不仅没有了军队，赶走了英国总督政府之后，他们也没有了中央政府，没有了总统，没有了一个新的国家权利象征。他们也不在乎什么国旗国徽国国歌之类的东西。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人搞不清楚国旗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拖至南北战争之后，才正式地确定了美国的国徽和国旗的式样。但是民间依然按照自己的想象，在节日里悬挂各色“美国国旗”，到一九一二年，才算真正统一了国旗。美国国歌更是到一九三一年才得以确定。

在这里我们看到，“出走”以前的娜拉远不象一个深思熟虑的女子，倒确实象一个感情冲动的乡姑。她的要求非常本质，简单，对于追求自己朴素的理想没有什么宏伟的构想，但是对于自己“不要什么”却非常明确，反应非常强烈。她不要皇帝，不要暴君，所以，有了“美国革命”，所以，她也不打算捧出一个新皇帝。

好不容易拧在一起，打了这么一场胜仗的美国，迅速回复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并不因为有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称号，大家就从此认为有必要齐心协力。每一个人在这里，他首先是一个人，有着自己“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于美国人，这就够了。

这种美国人极其朴素的感情，至今依旧。

记得来美国以后，一开始，美国年轻人常问我，你喜欢什么音乐，我当时在中国已经听过一些美国乡村歌曲，挺喜欢的。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喜欢乡村歌曲。当我反问他们，他们几乎都是喜欢摇滚乐。我没想到，时间长了，“摇滚”也变成了我最喜欢的音乐之一。也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朋友们喜欢“摇滚”远胜于“乡村音乐”。此后，我每逢开长途，总是在几个播放摇滚乐，爵士乐，古典音乐的电台之间跳来跳去，很少再听乡村音乐。

今年夏天，我正好一个人开车穿过大烟山国家公园。我夹在山谷里，好多电台都收不到。我对付“愁肠百转”的盘山道十分紧张，也无心多去拨弄收音机。这时我的收音机里正在放着我已经很久不听的乡村音乐，我也就顺其自然。忽然，一个男声缓缓地唱出了我十分熟悉的一首歌，他唱道：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树，这是我的菜园，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院子，这是我的马，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孩子。

歌声飘扬在大烟山美丽的崇山峻岭之间，我突然理解了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独立战争”。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而“战”，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而“散”。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下次的信里试着给你写写，当美国人迫不得已非得有个中央政府不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办的。这个珊珊来迟的美国总统是如何被锁定在今天的地位上的。

祝

好！

林达

3. 一个收银机的故事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说，如果说那么多从深思熟虑的哲学系统里产生出来的“社会理想”，在实行过程中都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革命”之后，看上去还处于比较自然状态的，没有一大群哲学家的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反而能够搞出一部二百多年不变的宪法，并且，平稳地选了四十几次总统，搞了几十次和平的政权交接呢？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简单地给你讲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发明小故事。

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商业活动之一，大概就是现金交易的大大小小的店铺了。但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世界各地的店主们却无法解决两个颇为伤脑筋的事情。一是统计和计划。就是繁杂量大的库存无法经常清查盘点，结果也就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进货计划。二是现金收入的记载。略具规模的店铺都雇有店员，他们天天时时和现金打交道。甚至每一个店铺都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钱箱里的零钱不够了，雇员掏出自己的钱包，先垫出一些零钱，然后再从钱箱里取回来。当一个雇员从钱箱向自己的钱包里取回钱的时候，谁也不否认，他面对的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这真可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另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人通常是怎么考虑和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呢？我们发现，在这类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直地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不习惯，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们想得很简单，既然放在眼前垂手可得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么，常常有意志薄弱的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

这样的理解自然地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么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一种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

美国的小店主们也毫不例外，他们也经历了久久的“小问题带来的大困扰”。终于，在一百多年前，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概在南北战争以后不久，俄亥俄州一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在自己开咖啡馆时，深为上述困难所苦，在轮船上记录螺旋桨转动的一个机器的启发下，设计了一架能够把每一笔交易结果显示出来的机器，伙计和顾客都能看到显示结果。这样一显示，店员原有的小偷小摸的冲动就给打消不少。所以这种机器曾被叫做“廉洁出纳员”。经过改进，这机器功能迅速加强，不仅能够计算每笔交易的总金额，计算找头，还能把每天的每一笔账都记录下来。之后，詹姆斯卖掉了他的发明。

然后，新的专利拥有者，又使收银机有了一次关键性的改进。在收银机上设计了一个附有自动锁的放现金的抽屉，还有一个铃。伙计把每样东西的价格和数量打进去，机器自动相加得出总数，再把顾客递上的现金打入，机器自动计算找头，整个过程都显示出来。双方无异，一按键，随着一声脆铃，现金抽屉就自动弹了出来。如果你没按规矩做，那么现金抽屉是想打也打不开的。机器把每笔交易的全过程都记录在纸带上，在收银机的机制，顾客监督以及店主复查的三重管理下，你还怎么可能小偷小摸而不当天就被发现呢？

所以美国的顾客也很相信机器，几乎不对收银机算出来的结果置疑，更何况收银机印出来的收据有你的购物一览表，你回家后慢慢核对不迟。到美国后，从来没有看到顾客和售货员为价钱而有争执的。有收银机呢，争什么呀！

虽然这个早期收银机是机械式的，也笨重得很。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美国的古董店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各色收银机。也真亏他们想得出来，在没有电子显示器的年代，他们设计了一个个小钩子上挂着表明价格的小数字牌。下面一按，价格牌就被晃晃悠悠地钩上来了。价格牌是两面的，里面的售货员和外面的顾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早期收银机虽然显得笨拙，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收银机最重要的功能。每天店主们可以从记录上核对现金。从此，在收银机铛铛的铃声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小店主们的烦恼。在美国式的英语中，“响了一声铃”已经成了“做了一笔买卖”的同义词。

当时，美国生产收银机的公司宣称，他们的收银机铃声，就像美国革命的第一声枪响一样，将在几十年内就响遍全世界。尽管形容得有点夸张，但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就连遥远的中国也开始用上了同样的收银机。

此后的收银机又经过了不断的改进。除了一系列的电子设备，在记录中还可以记上商品的代号，所有交易自动输入存货数据库，使得商店的统计与计划问题也得以一并解决。

收银机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这样被一个非专家的使用者发明出来了。正由于他是一个平常的使用者，他才会在登记专利之后，早早地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了他的专利和收银机的生产权。对他来说，去开发生产收银机，还不如卖他的咖啡省事呢。在美国，很多发明都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思想动机下诞生的。因此，这样的发明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必然的事情。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刨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象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么说法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任机器和工具的作用。当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需要从艺术角度去欣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实用产品的时候，他毫无疑义会放弃手工操作。他会宁可去买一台机器或者是一套工具，以保障一个技术动作的成功，也不会去雇一个高超的手艺人。原因很简单，人总是会犯错误的。

刚来的时候，我们很喜欢逛这里的建筑材料商店。很快发现店里的油漆部向顾客提供几十种油漆颜色的色标。你从中选了自己需要的颜色，拿上这张色标，售货员就可以马上给你调制好同样颜色的油漆。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商店里都雇的是技术高超的八级油漆工。相反，调制油漆的小姑娘对此根本一窍不通。她所要做的只是查一下实验室事先做好的比例配方，照方办理即可。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方面可以“拿一把”的“老师傅”。美国逻辑很简单，小姑娘手里的配方是不会错的，再有经验的老师傅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看看收银机的意义。你可以看到，“人”的品质与素质，都不必再由雇主去操心。因为这一切都在收银机整个机制的监督控制之下。逻辑也很清楚。雇员必须作出交易记录，才能打开现金抽屉。必须按交易的实际情况作记录，才能通过以自己切身利益为原则的顾客监督。一天下来，店主核对一遍。不论是由于人的素质问题造成的差错，还是由人的品质问题造成的现金短少，都可以马上被发现。在发生几次之后，雇主就可以换人了。也就是说，是一种机制保障了雇员的工作质量。

之所以我把收银机不仅仅称作是一个机器，而称它为一个机制，这是因为收银机的设计者已经把顾客的利益和顾客的监督，也作为设计一个部分给放进去了，实际上，就连雇主从利益出发的每日核查，也成了这个机制的一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部分，它就不可能如此成功。

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银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现在，我们再回到你所关心的问题。美国革命之后，当美国人也迫不得已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时候，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

上一封信里，我已经谈到过。独立以后的美国，立即又分散开来，回复到一种自治程度很高的状态。对于老百姓来说，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他们所居住的州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十三州，活脱脱就是十三个小国家，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民兵，印刷发行自己的货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象是国家之间一样互不相让。例如，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面积都不大，两个州紧紧地靠在一起。结果，纽约州决定对出入本州水面的外州船只收税，新泽西州就马上决定对纽约州建在他们州地面上的一个灯塔也课税。当时的美国人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美国，还不如说是家乡家庭和自己这样更为具体的东西。

尽管如此，美国毕竟已经是一个国家。国旗国歌这样象征性形式化的东西可以慢慢再说，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已经事实上使美国面临危机。这样的危机当然有整个美国的财政金融市场的无人协调的混乱，更有对于可能发生的外部侵略和内部冲突无人应付的问题。

在1787年，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四年之后，“出走”的娜拉才结束一段散漫随意的生活，坐下来思考“以后怎样”。这一年，除罗得岛以外的十二个州的55名代表，终于集中在费城，关在一幢普通的房子里开会，他们在里头一关就关了几个月，这就是着名的制宪会议。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试图建立美国第一个中央政府。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他们只是在设计一台“收银机”。

现在想来，说是美国人没文化，在那个时候可也真没有冤了他们。直到这个时候，这些被今天的美国尊为建国之父的人们，仍然一点也没有考虑过要提出一张完美社会形态的蓝图。他们也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目标在前面指引，美国人民将会多么精神振奋，团结一致，有个奔头。而一改他们自由散漫，自行其是的“历史弊病”。

可惜，他们错过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人，也就和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至今，他们也没有一个建设共同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没有类似的好东西在哪里指引着他们。一副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劲头。

如果大家认为，今天的美国应该有一个某某主义的社会标签的话，那也决不是当初的建国之父们给美国人民指点设计的完美目标。他们实在是自然而然地就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他们将来还要往哪里去，他们也心中一点没数。

所以，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真的一点也不象我们那样，从小就对社会的发展形态了如指掌，心中时时有个科学的谱儿。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已经从哪里来，正要往哪里去，而且是必然地要奔到那个社会去。这些对于美国人，纯属天方夜谭。他们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说法，他们觉得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他们知道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说法。至于种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将来所做的各种预测，他们很少有信的，就是“信”起来，也都是各“信”各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建国之父们真是够不负责任的，我一直想不通，他们怎么就能够对这么大一个国家，一点不作目标规划，让老百姓们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呢？

你一定也会奇怪，身为建国之父，一般自然就应该有建立一个“理想之国”和“完美社会”的雄心，他们怎么就偏偏是个例外。也许，首先，他们确实没有这样深的哲学理论思考。其次，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是非常良好。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高于美国大众的一群“领袖级人物”。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本州老百姓推出来的人民代表。他们和普通美国人一样，对于“独立宣言”上面代表着他们朴素要求的那句话，“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居然已经十分满足，再也没有更高一层的理想和抱负了。而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独立宣言”那句话所表达的理想，只是一种低一个层次的个人理想，而远不是一个宏伟的社会理想。

再看他们的制宪会议，其气氛与你我所想象的一般类似情况，也实在相去甚远。

我曾经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开国元老功臣坐在一起。他们好不容易经过浴血奋战，如今江山在握，又重聚一堂，共同策划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怎么说这也是大展宏图的喜庆场面。可是，事实上，几个月的制宪会议，始终气氛凝重。一份沉沉的忧虑始终压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头。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给美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是一件“喜事”的话，他们早就该急急忙忙去操办，也不用拖到几年以后的今天了。

照说，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理想”，设计蓝图的任务也就轻得多了。那么，他们还忧虑什么呢？他们忧虑的竟然就是那个“独立宣言”里简单的个人理想不能实现。他们要的东西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要什么，也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他们不要阻碍上述的个人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专制与暴君。

但是，一个集中的中央政权如何就能保证不演变成一个专制的暴君呢？这是几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所以，他们也一直在躲着这个难题。如今，他们并不是已经找到了解答，怀着胸有成竹的轻松心情而来，他们是被现实逼到这个制宪会议上来的。所以，会议桌上始终笼罩着一团愁云。

这团愁云并不是毫无来由的，他们眼前有一个现成的前车之鉴。这就是在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他们都很熟悉的英国革命。当时，北美还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这段历史就如同是发生自己“兄弟”身上，对大家都意义非凡，产生的刺激也特别强烈。

在英国革命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人物克伦威尔。他在国会反对国王的革命中，从一个国会议员到组织一支无往不胜的军队，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但是，在革命获胜，共和之后，他很快持军权实行独裁统治，宣布自己是“护国公”，成为英国历史上无数暴君中的又一个暴君。当时的英国早已熟悉了三权分立的理论，既有国会也有宪法，但是克伦威尔照样独揽了国家的一切实权，动辄解散国会，宪法形同虚设。英国“革命”硝烟未散，英国人就又一次失去了自由。“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强权人物，只是不叫“皇帝”而已。

如今，他们坐在一起制定美国宪法，克伦威尔的幽灵就在他们面前飘荡。他们一定预见到了“中央政权”一经形成，就会利用手中的国家资源自我扩张。政权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具有最强生命力的怪物。但是，我常常会怀疑，在一切技术都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美国，他们是否可能预见到后来这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他们能够预见到今天美国的模样，预见到今天美国政府的超级规模，他们是否还会有勇气，为这样一个“巨无霸”的诞生作助产士？

不管他们何等忧虑，几年来的事实使得争执变成共识。他们没有退路，只能一起坐下来，不完成宪法，不走出这间屋子。

说真的，我第一次读着名的美国宪法，才读了一会儿，就改“读”为“翻”了，一翻就速速翻完放下，再也不想去碰它了。它和我原来想象的太不一样。这个宪法文本极其枯燥，里面甚至一点没有通常的国家最高大法都应有的关于立国之根本的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华丽漂亮的说词。这个宪法真可谓典型的美国风格，它是用大白话写出来的，活象一张权力结构的设计蓝图。一句句话单调得如同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数字。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怕看单调枯燥的东西。所以这一放我就放了很久。直到很久以后，我看着美国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活生生的演出，终于意识到这五花八门的悲喜剧都是有规律的，而这些规律是和这部二百年来不曾修改的宪法有关的，我才硬着头皮正襟危坐，认认真真把它读完。然后，居然又读了一遍。这一读，还真从枯燥中读出不少味道，真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我的感觉，这就是一个设计精巧的“收银机”。它的设计思想说穿了非常简单，这和我前面介绍的收银机的设计思想别无二致。那就是，坦白地承认一个事实，人是靠不住的。必须用一种机制去删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

因此，用不着对权力本身去作什么定义和思辨，这些对于美国人都成了多此一举的废话。他们只知道实实在在地想，如果这个“收银机”的设计是成功的，那么，权力自然还控制在老百姓手里，不说也罢。如果整个设计失败了，那么，你在宪法里再废话说这是人民的政府，也是白搭。于是，一番本来可以放着看看满漂亮的话，就让他们给省略了。

他们设计的第一步就是权力的分割。立法，行政，司法这三大权力的分割，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还远远不满足于此。还对这三大分支又一层层继续切割。使得这三个个权力分支活象菜刀下的三根胡萝卜一样，被切得截截分开。联邦，州，市，县，直至鸡毛小镇，都拥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权力构架。它们之间没有条条结构的上下级关系，它们都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

例如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联邦法院对地方法院并不存在领导关系，司法系统并不是一根完整的胡罗卜。各个州有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州一级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前者并不是后者任命的，而是该州的老百姓根据他们的州宪法选举产生的。

权力切割的原则就是，宁可切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全面统一，高度集中。

尽管有了权力的分割，他们仍然担心，统一的联邦政府是否会变得大权独揽，象英国国会一样，向地方上课以重税，使各州日子难过。他们还担心经过分割以后的权力，其中的某一分支仍会伺机自我膨胀。他们已经看够了英国的政治闹剧，在那里，尽管有着类似三权分立的结构，但是，权力分支时时都会膨胀，行政一膨胀就解散国会，国会一膨胀就推翻行政，搞得国无宁日。打开英国历史，一大堆走马灯一样的上台下台，还没看头就晕了。他们可不想让美国也蹈其覆辙。

在联邦政府的三个权利分支里，最让他们不放心的就是行政机构的总统了。因为，尽管经过了权力的分割，要使行政分支成为政府一个有效的执行机构，仍然必须使它握有诸如军队，财政等等大权，而总统就坐在这些大权的顶端。这些权力，在他们看来，无异于钱箱里的现金，怎么才能防止总统不被诱惑，不在条件合适时也利用这些权力做一回帝王梦呢？

对这样的担忧你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也不大会有哪一个中国人认为他们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样的历史对我们都不陌生。这使我想到袁世凯称帝的故事。你想象一下，他看着皇帝的龙椅，知道自己只要向前走那么几步，一转身，坐下，从此，所有的人就都得给自己叩头了。对于他，这是多么挡不住的诱惑。而他身边那些文官们，只需轻轻推他一把，从此，也就从一个普通官员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了。他们又怎么会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推。那帮小妾们，只要上前一扶，一回头，她们也就都成了王妃娘娘了，她们怎么会不去扶。这是多么迷人的魔术。

大家此后对于袁世凯“短命皇帝”的嘲讽，我常常怀疑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我可从来不敢低估皇帝的生命力，更不敢低估中国人对于皇上的接受能力，而且，总会有一帮人孜孜不倦地告诉老百姓，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皇上。

我们还是回到美国的制宪会议吧。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而美国这个新生儿却会生长并且长久地存在下去。子孙后代的美国人将要经历无数个总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们不能不为他们的后代，以及在未来怀着同样理想将要进入这个国家的人们做点什么。否则，这些人的个人理想无疑迟早会被葬送。

我们都很熟悉聪明绝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科学家的故事”之类的书里读到他的。避雷针就是他的发明。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一个着名的政治家。他曾经参与“独立宣言”的起草，成功地在独立战争中到法国为美国募款。他这时也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他当时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他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选出的第一个总统是个好人，可天晓得以后将会出来些什么货色。

他们不愿意寄希望于对未来的总统们个人品质的信赖。在他们眼里，权力无疑就是强腐蚀剂的代名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于他们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他们仍然坚信，人是靠不住的。即使选上来的确信是个好人，如果没有监督机制，依然不能保证在权力的腐蚀之下不发生变化。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美国开国者们对于腐败的忧虑，从根本概念上来讲，和我们从小所熟悉的要“拒腐蚀”的忧虑，是不在一个着眼点上的。他们的出发点，不在于定位一群“革命者”有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社会，诸如“香花毒草”或“大染缸”之类的“腐蚀污染”，而是着眼于来自权力机构本身可能发生的内部变化。

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威权的催化作用之下，无法不保证“总统”不逐渐演化为事实上的“皇帝”。因此，即使是被他们公认为是“好人”而推选出来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华盛顿，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他们所设计的整套机制的监督之下，没有过上一天随意用权的日子。

基于上述考虑，他们又着手改进他们的“收银机”。除了分权以外，他们又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设计了一套内在的，与整个权力结构同时存在，同时工作的“安全刹车装置”，以防止联邦政府演变成联邦暴君。

这套“安全刹车装置”就是美国权力结构中的所谓“制约与平衡”，或称之为“制衡”。也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争执和妥协以后，在宪法中故意作出一些规定，使得政府任何一个分支的法定权力都要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制约，三大分支互相制约，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可能在权力的比重上大于另外两个分支，从而不可能掌握绝对的权力。

我上次信里曾经讲过的克林顿选司法部长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就是总统和国会互相分权与制衡的结果。行政和立法两大分支的工作密切相连，他们之间每分钟都在演出合作和反对的戏剧。宪法给他们规定了各自的地盘，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同时又谁也不能越界。相比之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看上去要清高得多了，他们不大抛头露面，也并不在电视上大出风头。但是偏偏就有这样的时候，参众两院好不容易通过了法案，好不容易让总统也签了字，眼看着可以实施了，却突然冒出最高法院宣布，此法案违宪，就这样作废了。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独特的对于立法的“生杀大权”叫做“司法复审”，它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却是分权与制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后来的美国人在宪法的实行过程中，根据宪法的精神，对“收银机”设计的完善。也就是地道美国产的“收银机”上附带的又一个制动闸。

就在这个装了大量制动闸的“收银机”设计即将圆满完工的时候，就象我在去年的信中所谈到的，他们仍然对人民的个人理想能否得到保证不能最后放心。尽管在当时，联邦政府的规模还小得可怜，但是，他们深知它潜在的巨大能量。再三讨论之后，终于在原定只讨论政府结构的宪法中，补充确定了人民自由权利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它所起的作用我已经在去年给你的信中详细介绍过了。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这十条修正案从正面看，它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权利，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再加了一套监督机制。

在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分权和制衡远远不止所谓的三权分立。宪法中规定的权限划分和规则也仅仅是美国这个大社会分权与制衡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二百年来，分权和制衡的原理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没有像在宪法中那样明确规定罢了。这无疑就是美国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来源复杂，文化多样，最有理由不稳定的国家，却始终十分稳定的原因。

“收银机”终于设计完成了。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三个多月的会议之后，终于离开了这幢历史性的小房子。在离开的时候，他们依然神情凝重。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为历史做了什么，也顾不上去多想这一类的问题。

在几个月的会议期间，他们不知道为了整个设计的条文细节，发生了多少争执，也不知道为了争取州一级的权力和本州民意的表达，费了多少口舌。最后，为了权利法案能早日进入宪法，又争得面红耳赤。此时，他们却只顾匆匆地赶回各自所属的州去。因为，只有在各州表决通过之后，这部宪法才能正式成立。他们必须赶回去，向家乡的人民解释他们的设计，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工作就整整耗费了他们后来的三年时间。直至1789年，这部宪法才正式被宣布为美国的基本大法。

我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总是觉得这儿有些什么东西有悖常理。

首先，一般的国家虽说是一班人打下的天下，但是，总有一个领袖气魄的人冒在上面。所以在最终，总是能够确定一个人称之为国父。但是在美国，居然出来五十五个国父！华盛顿是在独立战争中自然“冒出来”的。但是，战争一结束，还没等人们从战争的惊怵中缓过神来，考虑什么国父不国父的问题，他早已经交出军权回家去了。于是，后来的美国人习惯把制定宪法的这五十五位人民代表尊为国父。这总使我感觉有些不太寻常。

其次，不论从会议的情况，还是这五十五名制宪者此后的表现，都看不出他们对于自己在独立战争或是建立政府的过程中的功绩，有什么起码的正常认识。尽管包括华盛顿在内，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先后当选总统，但是都是后来象所有其他候选人一样，竞选后通过正常程序被老百姓选上去的。整个制宪会议，政府的章程就是他们给定的，居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给自己占一个“位子”的大好时机。他们为自己州的利益去争了，他们为每一个美国人的个人理想去争了，然后，制宪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论资排辈，没有为今后的政府席位作出任何安排设想，甚至就连一点暗示都没有。他们竟然就这样草草上路，匆匆离去！

也许，正是他们的离去，给这个“收银机”的正常启动，按下了第一个启动按钮。

但是，这个“收银机”是否就能正常运转下去呢？

等我在下一封信中再回答这个问题吧。

祝

好！

林达

4. 一个荒谬的夜晚

卢兄：你好！

很高兴这么快又收到你的来信。你信中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制宪会议在两百多年前设计了这么个“土收银机”，它怎么可能适应两百年来的巨大变化。另外，你很想知道这几乎是闭门造车搞出来的机制，是否能够真的迎接现实的挑战。

确实，我在读美国宪法的时候，也常常从字里行间读出两百年前美国的荒野，美国的泥泞小道，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建国者们对未来发展预测的局限和他们的种种无奈。

事实上，他们只是定下了一个最基本，但却是非常聪明的设想和构造，而后来的美国人在他们建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例如，我在上封信提到的，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

又例如，美国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都是任期四年。因此每四年选一次。但是，对于总统连任，或是多次当选，宪法最初并没有限制。可能考虑既然是每四年选一次，连任也是再选举选出来的，只要选举公正，连任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干得好就再干下去呗。所以，美国历史上有过当选三次的总统，如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当得比较成功的总统之一。他和美国人民一起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三十年代大经济萧条。他每天在收音机里主持的“炉边谈话”，也给困难中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精神支持。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美国人民推选出来，带领大家走过战争岁月。他是在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在总统任期中去世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美国本身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迅速膨胀，总统所掌握的财力人力物力甚至军力也水涨船高，无形大增。美国人又一次感到不安全。尽管有罗斯福总统这样良性的例子，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在总统的连任上也加以限制。因此在1951年的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中，规定了一个人在总统的职位上只能任职两次（即连任一次）。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收银机”机制的又一次改进。这一修正案事实上更强调了对于“人是不可靠的”这一基本出发点的坚持。

美国人认为让一个凡人连续多年处于这样的权力中心，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即使这位总统看上去干得很出色，也得请他下来。即使换上去的新总统相对更没有经验，能力也不如前任，那也要换上去。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安全第一。只要能够让防止出现专制和暴君的整个“收银机”机制能够正常运作，其他都是次要的。

这条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对“四年一度选择一次总统”这个选民抉择机制，也作了修正。也就是说，当多数民众连续选一个人，并使他当了八年总统之后，他们对一个固定对象的续选权就被中止了。他们被迫中止一股持续的热情，被迫冷静一下，再重作选择。以防止民众被哪个高明的政客给灌了迷魂汤。而这种灌迷魂汤的现象在各国历史上都是并不罕见的。

这条修正案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美国人刚刚领教了德国迷魂汤的作用。在参观华盛顿的浩劫博物馆时，最使我震惊的还不是惨绝人寰的集中营，最使我震惊而沉思良久的是当年德国人民，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声。博物馆的设计者让这种激昂狂热的呐喊声时不时地伴随着参观者，犹如身临其境。“人是不可靠的”有了新的含义。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断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

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惊人的。我们只需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制宪者们在宪法中确定美国总统为军队总司令（但宣战权在国会手里）时候，，不仅仅因为他们推举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原来就是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并且一致公认他既无政治野心，也无军事野心。更在于当时的美国事实上还没有什么军队，因此，这个权力看上去尽管可怕，但是还不能说是绝对无法控制的。但是，他们想象力再丰富，也一定没有想到，今天美国总统，作为一个宪法所规定的军队总司令，手中能够握有怎样的军事力量。

短短二百年以后，美国总统手中可以控制的军队已经超过三百五十万，手里掌握的军费已经超过七百五十亿美元。当初的美国建国之父们，更不会料到核武器的诞生。他们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美国总统会掌握一个叫做氢弹的玩意儿，而一个氢弹的破坏力，就能超过在他们以前几千年来所有战争破坏力的总和。

因此，美国总统虽然已经被宪法限制在“行政主管”的定位上，但是，随着政权的行政分支本身的膨胀，即使是“行政主管”，他也是一个超级的。

我也和你一样感到怀疑，如果在当初的制宪会议上，能预测到二百年后的世界，他们还会放心地交出这部宪法，交出他们的设计图吗？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二百多年过去了，世界和美国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国家宪法改之又改，甚至几经推倒重来，却还是无法避免政局动荡。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这部一字不改的宪法之下，稳定地按照两百年前的设计，正常地进行政权交替，三个权力分支始终维持平衡。有了氢弹的总统也没有因此而作法作怪，一到四年，若是选不上，就会乖乖下台，把一切大权连同氢弹一起交给竞选对手，然后搬出白宫，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话说回来，第一任“开国元勋”对于宪法和权力的态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的头上带着一个特殊的桂冠，人们往往习惯于对他“另眼相看”。那么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如何在美国的权力和平交接史上，走出他历史性的第一步的呢？我们曾经提到过他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解甲归田”，那么在他正式执掌了总统权力之后，他又是如何对待这份权力的呢？

如果华盛顿沉溺于权力之中，他有着最优越的双重天然屏障。首先是他“开国元勋”的功绩，其次是当时的宪法对总统任期没有设限。但是，华盛顿在当选并出任了第一，第二两任总统之后，坚决地谢绝了再一次作为总统候选提名人。他又一次回到了他静静的庄园之中，只带回去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那个坐椅。这把坐椅如今还在华盛顿简朴的故居里，两百多年过去，已经十分陈旧了。

对于华盛顿的这一举动，美国人并没有对他作什么很特别的赞誉，在这块土地上，人们把这样一个举动看得很平常。但是，我却不能不联想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开国元勋，他们往往已经用尽了人民的“崇敬资源”，依然对手中的权力依依不舍，垂垂老矣仍然坚守岗位，使人叹为观止。

这当然并不是说，在二百多年来，这部美国宪法没有遇到过具体的挑战，四十几届总统恰恰都是恪守本分。在美国历史上，向宪法作出最大挑战的总统大概就是尼克松了。对于尼克松总统，我们都非常熟悉，他在中国几乎是大家最熟悉的美国总统之一了。由于七十年代历史性的中美建交，他对于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此后不久，大洋彼岸传来消息，大家都知道他因为“水门事件”下了台。当时，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劳苦功高的尼克松总统，为了这么一件区区小事就丢了总统宝座，感到颇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不少中国人在心里暗忖，这家伙该不是在权力暗斗中喝了对手下的药吧？当时在中国，几乎很少有人想到，他的下台和美国宪法有什么关系。

到这里以后，我们发现有关尼克松事件在美国引起的震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它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一个“水门”。如果我想向你介绍美国宪法如何遇到一个权力分支的挑战的话，尼克松的故事大概是最合适的了。

毛泽东一直把尼克松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下台之后，他曾经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时，向他们表示了非常中国式的对待老朋友的同情，支持，甚至抱不平。

在艾森豪威尔做总统的时候，尼克松曾经做过他的副总统，因此他们两家也成了世交，并且儿女联姻。所以，当时在场的有尼克松女婿，也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尽管尼克松是他的岳父，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年轻人，他无法理解毛泽东表示出来的“抱不平”的态度。于是他试图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的下台是美国的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他刚一开口，就被熟读“三国”的毛泽东一句挡回：“那是假的。”小艾克顿时哑口无言。

两种文化彼此多么难以理解和对话，由此也可见一斑。

去年，美国邮电部门按照惯例发行了尼克松总统的纪念邮票。大概总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之类愚蠢的把戏吧，美国有这样的规定，对于任何一个曾经任职总统的人，只有在他去世一年之后，才能够发行纪念他的邮票。所以，当我看到这张印有尼克松头像的邮票时，不由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天，尼克松离世都已经两年了。确实，一场轩然大波已经过去，这里的人们已经可以平静地坐在火炉旁，翻阅一本本有关“水门案件”的史料了。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如果你想当一个政治家，那么，你一生中消耗精力最多的是什么事情呢？是竞选。别说要想当总统了，就是想当一个小镇的地方治安警官，都必须一次次地经历竞选和选举。

每到选举年，如果你漫步美国的城镇居民区，或是乡村角落，你会发现家家户户沿路的草地上，都低矮地“生长”着一块块色彩鲜艳的牌子。上面漂亮地印着“某某，治安警官”，“某某，参议员”，等等。有时上面还附有一张照片。这是他们自发地在为他们所支持的各种候选人在作宣传。如果你留意找找，会发现总统候选人的牌子也混在其中，你会找到一张看上去差不多的牌子，只是上面印的是“克林顿，1996”。

相邻的两家人家，他们插的牌子完全可能是不同的，这表明了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是不同的，也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是好朋友。他们谁也不会在意。我的好朋友杰米和达尼拉，他们夫妇二人从来就是一个选民主党一个选共和党的。两百来年，美国人早就习惯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政治表达方式了。同时，他们也早已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和平相处，也必须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和平相处。

面对阳光下的这样一片无声的色彩斑斓的草地，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都不会，也不敢忽略这牌子后面的一个个平民。也许他是一个黑人，也许他是一个同性恋，也许她是昨天刚刚宣誓入籍的只会说西班牙语的新移民，也许他是在这里生活了五代的虔诚的白人基督徒。美国的政治家的竞选，确实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竞选更为困难，因为牌子后面是一群可以任意表达自己见解的，五花八门还主意特大的分散的百姓。

因此，竞选也就特别重要，哪怕你有天大的抱负，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你所做的第一件事，还必须是说服这些百姓，使他们的草地上自然地“长”出代表着你的一块牌子来。所以美国的政治家也就必然都一个个都是演说家。“公共演讲”课也就成了美国的中学和大学都非常重要的课程。

尼克松和所有的美国政治家一样。他一生中有大量的精力也是消耗在竞选上的。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但在他的竞选历程中，也不乏惨败的经历。我前面说过，他曾经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只有四十岁。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总统，连任一次，一直做满了八年的法定任期，尼克松也就因此“沾光”当了八年的副总统。从这个角度去看，确实是一个十分顺当的开端。可是为什么说他这个副总统是“沾光”的呢？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副总统在美国就是一个轻松的角色，没有什么实权。根据美国的宪法规定，副总统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长。但是这个规定，只是在立法和行政两个分支之间，加上一点联系的意思，决不表示行政可以干预立法。因此，宪法也规定，副总统平时在参议院中没有投票权。只有当投票持平，一切陷入僵局的时候，副总统才可以投上一票，以打破僵局。而且，如果他不投这一票，票数持平则法案按照规定被否决，所以他如果想投一次反对票的话，投不投都一样。只有他想投赞成票的时候，他这一票才显得有点用。曾有个副总统自我嘲笑说，让我投票的时候，我也只有半个投票权。尽管参议员按宪法规定是一州两名，永远都是双数，但是，还是很少出现僵持局面，因此，副总统也就很少有机会对某项立法行使他的半个一票之权。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副总统的角色只是象征性的，参与的活动也往往只是礼仪性的。在竞选中，重头戏也全在总统那一头，而副总统只相当于一个“托儿”的作用。但是，任满退下来之后，美国副总统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在政治上没有非常大的抱负的话，能够圆满地做完副总统的任期，安于一个退休副总统的良好生活，写写回忆录，或是继续参与一些活动。也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局了。

但是，作为政治家，很多副总统都不满足于这样一种荣誉性的“功成身退”。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距离总统这个真正的权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更何况，在副总统的任期里，他并不用担当什么大的责任，却有充分的机会表现自己，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如果在他任期之内，一切都“风调雨顺”的话，他在副总统的任职期满时，再顺势向前跨一步，接手竞选总统，总会在各方面占不少优势。

所以许多副总统在他们任职期间，就像在做“见习总统”一样，暗暗较着劲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冲刺作准备。比如现在的克林顿的副总统高尔，就是一个相当具有实力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因此，野心勃勃的尼克松跟在一个极佳的“开路先锋”艾森豪威尔后面做了八年副手，接来下就开始向巅峰攀登，谁也没有感到意外。

只是，他竞选没有成功。他败在着名的肯尼迪手里。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当时的竞选辩论，那个时候，他们可真是年轻。这是1960年，尼克松只有四十七岁，肯尼迪则更年轻，他那年只有四十三岁。应该说，当时票数差距不大，他只是一次“险败”。但是，“险败”也是失败。

应该说，作为民主党的肯尼迪的这次“险胜”，是有他的历史必然性的。在六十年代美国的大变革前夜，肯尼迪的“开明”倾向很能顺应一个变化中的历史潮流。但是，当时美国的主导潮流还是保守的，尤其是在南方。于是，他又十分聪明地拉了一个来自南方的约翰逊充作他的副总统“托儿”。这样，左右两方都能够接受。比起一向以极右着名的尼克松，就略高一筹。

肯尼迪的当选，实际上给美国六十年代的变革发出了一个预告的信息。

另外我想借此说明一下的是，在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常常有类似肯尼迪和约翰逊这样平衡的关系，而表现出亲密关系的搭档反而是少见的。

这次失败给了一直比较顺利的尼克松非常沉重的打击。他退而求其次，又开始竞选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一职。在美国实际上还有一次中期选举，时间是在两次联邦总统选举中间。在中期选举中，各州必须依照宪法，改选全部众议员和国会中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以保证权力中心不停地在那里换人。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家们老是在奔忙竞选的原因。

各州选举州长的时间不同，有的也在大选年，有的是在中期选举时。州长的任期也是四年。加利福尼亚的州长换届恰在中期选举时，在总统选举后只有两年，所以尼克松几乎是马不停蹄就马上投入了另一场竞选。可是，1962年，他又一次竞选失败。新闻界那些对他竞选不利的报导使他颇为沮丧，两次失败，似乎也已经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他不无灰心地对记者说，这下好了，再也没有一个尼克松可以给你们踢来踢去了。

我想，换了别人，也许就从此打退堂鼓，享受退休副总统的好日子算了。可是，尼克松确实是一个极有韧性的政治家。六十年代中期，他又开始在政界活跃。1968年，又一次鼓起勇气参与总统竞选。这次，他居然以微弱多数“险胜”，终于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尽管他胜利了，但是以往的竞选经历，使得“竞选”二字永远成了他的敏感点。尤其这一次，他不仅是险胜，而且，他知道自己的胜利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

当时，正是越南战争和反战的高潮。第一个偶然就是肯尼迪的被暗杀。以致造成了第二个偶然，就是这位南方来的十分专注的约翰逊当了五年总统。如果肯尼迪不死，他很可能提前使美国人摆脱越战，使民主党赢得人心。而从保守的南方来的约翰逊，恰恰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他似乎不懂“退一步天地宽”的道理，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一个更光彩的结局，以致不断战争升级，越陷越深，也使得民主党大失人心。

于是，68年这一个大选年，当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的时候，反战抗议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在会场之外发生严重冲突。会场内，也由于民主党内部主战与反战两派的激烈争执而陷于混乱。这些事的发生，使得民主党“谈芝加哥色变”，近三十年不敢去芝加哥开大会。直到今年，民主党大会终于第一次重返芝加哥，为他们拾回失落了二十八年的信心。这已经是后话了。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仍然只是“险胜”。因此，与其说他圆了总统梦之后是更充满自信了，还不如说他对自己的“竞选”能力是更没有信心了。这正是四年以后的“水门事件”的一个最初起因。

尼克松在当选以后的四年中，应该说，不论他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处理日常事务的领导人，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都是十分出色的。尤其是他极其小心地处理在越战问题上美国的“转弯子”，这是一个处处都是陷井的艰难动作，但是，他还是做得尽可能得当。无可否认，这是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技巧的。

同时，在外交上，他显得十分老辣。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于美国人来讲，还有更重要的外交交锋，就是尼克松在美苏冷战的僵持阶段，顽强地一步一步在谈判桌上向前迈进，使得一系列限制军备升级，降低双方冲突危险的条约得以签订。这使得一直对于世界大战非常恐惧的美国人民，看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阵营之间和解与和平的曙光。

就在一个多事的年代，在非常紧张而忙碌的日子里，尼克松度过了他第一个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回顾这四年的政绩，他是有理由对自己的竞选连任持有信心的。但是，他是给过去的竞选经验弄怕了，他依然没有信心，他总觉得竞选的形势变幻莫测，无从把握。

但是，他渴望着能够得到这个连任，他已经走过了最困难的前四年，许多事情只做了一半。更何况，一些政绩的效果是要通过时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再说，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有一个看上去有点虚荣，但是确实是非常辉煌的梦想，如果他能够连任，他将有机会在1976年，作为美国总统，主持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两百周年的庆典。

这一个大选年是在1972年，但是，从一年以前，双方的竞选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场了。随着竞选的逐步展开，也随着大选日的逼近，尼克松日益感到不安，他总觉得手下人没有充分了解竞选对手民主党的动向，他希望在正常的竞选活动之外，还能想办法更多地掌握对方的一些动态，以便他能及时准备对策，增加“保险系数”。他的这种愿望无形中就成了他周围的一些人的压力。于是，也就自会有人积极地去筹划些什么，而这种从“立意”开始就“不正”的动作，自然越演到下面就越离谱了。

于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夜晚就这样悄悄逼近了。

着名的“水门”，原来只是几幢普通办公大楼的名字。这样的办公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可谓无数。在美国一般的机构和组织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大楼，而只能在一个普通的综合楼里租几个办公室，或者租下一层。一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大门锁就调成只出不进的状态。也就是从里面可以打开，不论加班到多晚，都出得去。可是，想从外面进来的人就打不开门了。就这样一个大门锁，解决一幢大楼成百上千不同办公室的夜晚安全问题。有些大楼晚上有一个值班的警卫。其他的很多大楼，晚上既没有值班的，也没有防盗警报系统。

我们刚来时，曾经有一次就在这样一幢大楼办事，由于干得很晚，就成了这整幢楼里最后的出门者。我们望着这幢灯火通明，空无一人，只剩下我们自己的大楼，十分惊奇。大楼里有的是高级计算机之类的好东西，真奇怪那些办公室的主人们晚上怎么还睡得着觉。实际上，一幢大楼的安全，靠的当然不仅仅是一把只出不进的门锁，主要还是依靠基本良好的社会治安。因为谁都知道，如果真的有什么人想打主意的话，这么一把门锁实在是太好对付了。

“水门大楼”就是这样普通的综合办公楼。美国民主党总部就在它的六楼租了办公室。我记得去年在信中已经向你提到过，美国的政党组织是非常松散的，一个人同意一个政党的观点，就可以自我宣布“我是某某党的”了，从没听说过要申请入党和批准入党这一说。哪一天他“改主意”了，也就“自动脱党”，同样没有任何手续。绝对可称作“聚散无常”。哪怕象“共和党”“民主党”这样的大党，也是如此。他们的总部，也就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戒备森严。他们也就在普通的办公大楼租用一部分。平时，也就和一般的公司，律师事务所差不多。

可是，谁会想到，这幢普通的水门大楼经民主党这一租，就变得永远“青史留名”了。

这幢大楼晚上有一个警卫，但是，还是有几个被招买来的游兵散勇，只用了一小块简单的胶带轻轻一贴，就使得那个“聪明的门锁”失效。他们溜进大楼，然后在民主党总部的两个电话机上安了窃听器，然后顺利撤退。他们指望此举可以带来大量有关民主党竞选时期的内部情况，以助于共和党尼克松的竞选，如果就此成功拉倒，也就没有“水门事件”了。

问题就在于这是一帮非专业的游兵散勇，他们的活儿看上去干得非常“糙”。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两个窃听器一个失灵，另一个质量也有问题，噪声太大无法录音，勉强窃听了一大堆毫无价值的电话之后，他们只好承认失败。如果他们能够彻底认输，也同样不会再有“水门事件”。

不幸的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急功好利，被过度拔高之后完全忘乎所以的现场指挥。此人绝对不会轻言放弃。在他的指挥下，“水门事件”终于在一大堆“偶然”之中，必然地发生了。

那天，并不是一个月黑风高，看上去要出月儿的夜晚。公正地说，那是一个相当晴朗美好的晚上。也许，促使他们再一次行动的原因之一，正是那个太好对付的门锁，似乎一小块胶带就足以解决。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次，恰恰是一小块胶带把他们给毁了。

这一次，他们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还是原来的老一套，他们白天到这儿溜一圈，趁机用胶带在门的侧面贴住门锁，使得他们天黑以后可以从外面打开。在楼里办公的人们确实谁也没有注意，他们走出大楼，总以为身后的大门会象往常一样，“聪明”地拒绝进入者。他们都一个个放心地带上门，就回家去了。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那天值夜班的警卫弗兰克。这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也许是职业的关系，他比别人更仔细一些。总之，他发现了门锁被人胶带给贴住了。他顺手撕去胶带，按职责给他的上司打了一个电话。他得到的指示是再检查一下其它的门。

当时，弗兰克并不感到紧张。因为在楼里上班的人那么多，常常有人加夜班，他们都没有大门钥匙，他们也都知道，下班时间一过，出去之后就进不来了。所以，弗兰克想，也许有人临时要出去一下，怕进不来才采取了这么个临时措施。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去检查。他出去买了点吃的，打算吃完以后再查。

就在这个时候，那几个家伙又出动了。这时已经是半夜了，他们胸有成竹地向已经贴好的门走去。那是一个从地下车库进入楼梯间的门，直到他们伸手去开门，才出乎意外地发现，门是锁上的。这一下，他们感到紧张了。

门锁是他们亲手贴上的，现在又锁上了，说明那张贴上去的胶带已经被人发现。大楼人多手杂，他们吃不准是下班的人发现后撕去的，还是专职的警卫人员发现了情况异常。如果是后者，他会不会已经报警？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先请示了坐在对面旅馆里的那个头儿。

前面已经说过，这位现场指挥完全是一个急于邀功请赏的人物，决不会轻言放弃。他孤注一掷地下令进入大楼。门已经锁上了，他们花时间用一套特技开锁。值得庆幸的是，开锁的过程中居然没人发现。也许，他们开锁费了太大的事儿，好不容易打开了，就本能地想把它贴上，以免碍事。实际上，他们应该知道这锁是“可出不可进”既然已经进了，这一贴完全就成了画蛇添足之举。这真是命中劫数。

待到警卫弗兰克想起上司的关照，再一次检查门锁的时候，他站在又被贴住的门锁前愣住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刚刚被他撕去的胶带居然又回来了！他不得不立即在出鬼和出贼之间作出一个理智的判断。此时已经超过凌晨一点半，他再也不敢找任何理由安慰自己。他马上在报告上司的同时，向警察局报了案。

再说这些闯进去的家伙，就像任何千篇一律的电影情节一样，他们自然也不会忘记在大门外面派一个望风的。这个家伙觉得自己得了一个最轻巧的活儿，悠悠地待在那里欣赏夜景。一点没把渐渐驶近的一辆普通汽车放在眼里。车里下来两个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那个望风的居然就没想到他有必要向里面的人通报一声。

说句讲故事的俗套话，这叫“无巧不成书”。偏偏这两个“嬉皮士”就是便衣警察。原来警察局接到报案之后，立即通知在“水门大楼”附近当班的巡逻警车，可是巡逻警车正好汽油不足需要去加油。警察局值班的没办法，只好通知就近的便衣警察过去看个究竟。就这样阴差阳错，反而使得两名“嬉皮警察”逃过了望风者的眼睛，不至于打草惊蛇。

两名警察在和警卫通报情况之后，就先上到八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办公室。然后兵分两路搜索过来。这时候，闯进来的那几个，正因为打不开楼上民主党办公室的门锁，正在那里卸门呢。当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便衣警察也循声摸过来了。他们隐约看到一个黑影，举枪大叫一声“不许动”，只见办公桌后举起几双手。没有格斗，没有任何精彩情节。几个笨蛋乖乖地就给逮住了。

那个望风的家伙，直到看见楼里突然灯光大亮，警车尖叫着开来，才知道大事不好。他和里面的人已经联系不上，只能仓皇逃回他们作为据点的旅馆房间。接下来就是据点里乱作一团。

尽管他们明明知道根据美国的宪法，警察即使已经知道了这个据点，他们仍然必须取得法院许可的搜捕状，才能前来搜捕。而这些手续办妥，至少还需要十二个小时。但是，那个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委以重任忘乎所以的头儿，此刻已经慌不择路。否则，他们至少会销毁带走一些重要证据。

结果是，他们留在旅馆里的岂止是蛛丝马迹，简直就是罪证累累。他们的出逃狼狈到什么地步，只需看看他们留下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了。那里有联号的百元大钞，连同文件的文件箱，电话号码本（里面有白宫的电话号码），当然也少不了窃听器材。等等，等等。

根据这些物证，调查人员立即就确定这个案子绝不是一般的橇窃案，这是一个与竞选有关的政治案件，而且它有可能与白宫有某种牵连。

这就是“水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以为是尼克松出于竞选目的，指使手下的人闯入民主党总部搞窃听，责任难逃，才导致下台。但是，看了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当时的尼克松总统确实急于获取竞选对手的动向，可是，对于下面拿着鸡毛当令箭，究竟蠢事干到什么地步，他是不知情的。也就是说，迄此为止，仅限于“水门事件”本身，并不能说尼克松本人犯了哪一条规。只能说是有一些与白宫有关系的人在外面触犯了法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政治运作情况，这当然会给竞选中的总统带来麻烦，可是，决不至于就必然导致总统下台。“水门事件”是在大选几个月之前。事情出来以后，也立即成为竞选中的大丑闻上了报纸的头条，民主党自然也不失时机地全力对竞选对手的违规作业发动攻击。但是，事实上，这并没有影响尼克松在几个月后以绝对优势又一次连任总统。

这是为什么呢？尼克松确实曾经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做过这样的表态。他表示自己也是从报纸上才读到“水门事件”的，他当时认为报导十分荒唐，就把报纸扔在一边，没当回事。两天以后，他才知道有一些共和党竞选总部的人涉案。总之，他要人们相信，他对此并不知情，他也谴责这种做法。那么，他的优势获胜连任是不是说明，美国人民就很相信尼克松的这番话呢？甚至是不是说明他们对于尼克松本人就持绝对信任的态度呢？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如何解释尼克松的连任呢？

我想先谈谈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美国人的选举抉择。当然，影响美国人选总统的因素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这使得每一次选举以前，候选人下面总有一大套班子在那里天天分析，其中不乏各种专家。竞选之前，在各种地方发表分析的学者也不计其数。美国是一个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一人一个主意，如果要投大家之所好，几乎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的感觉，这里面也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

美国人选总统，并不是在选一个完人，而是在选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每个总统候选人对于美国和这个世界给出一种解释，给出一个方向，也给出走向这个方向的一些具体路径。与此同时，总统候选人的个人行为必须基本符合这样的理念。否则，他也就无法说服老百姓，他确实会带领大家向这样一个方向去走。这也就是美国总统通常在竞选时，都标榜自己有一个完美家庭的缘故。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在选举完人，而是意味着家庭价值至今还是美国人所重视的理念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当年的尼克松连任的“秘密”。他在前四年的任职期间，他的内外政策所代表的理念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尤其是他对于和平所作的努力。这里包括结束越战和缓解冷战。同时，国内也在逐步从六十年代的动荡中安定下来。

那么，当时的美国人究竟如何看待竞选中发生的“水门事件”呢？他们坚信其可靠的绝不是尼克松，他们是对美国的整个制度持有信心。在大的方向上，他们通过选举，选择了当时尼克松所提出理念。对于刚刚发生的竞选丑闻，他们并不是不在乎，而是把它交给这个制度去继续调查和处理。也许，一切如尼克松所说，这只是共和党内的个别激进分子，在竞选中自说自话采取的犯规违法行为。如果是这样，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咎由自取。如果有更高一层的人员介入，这个制度的运作也会逐步寻根问底，使他们绳之以法。

也就是说，“水门事件”出来的时候，在美国并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大家也并不排除是个别激进分子所为的可能性。之所以大家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政党，从我们的眼睛里看出去都可称“乌合之众”，他们对党员既不审查又不控制，个人的行为是由自己负责的。任何一个政党出一些行为出格的激进分子，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但是，人们也在拭目以待，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这一类的事情一出来，整个设计好的机制就会自动进入调查程序。美国人知道总统有可能撒谎，问题是，他们并不怕他撒谎。

不知你是否意识到，“水门案件”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这一事件与白宫的关系。因为，尽管尼克松总统是共和党的人，然而，他已经是美国的总统。所谓的“白宫系统”，应该是美国的行政系统，而不是共和党的什么部门，更不是共和党的竞选机构。在今天的美国，尽管所有的总统都属于某一党派，但是，党政之间的界限是必须划得非常清楚的。竞选属于政党范围的事情，总统是无权利用国家行政机构的财力人力来搞竞选的，哪怕是合法的竞选活动都不可以，当然就更休谈什么非法的竞选活动了。

我在上面已经介绍了，“水门事件”本身尼克松总统可能并不知情，他也不是一个策划者。但是，这一事件到底是否和白宫有关系呢？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这都牵涉到尼克松总统领导的行政系统是否违法的问题。当然，如果只是白宫的低级官员本身违法，总统虽然有责任，但是问题也并不是非常严重。你也许要问了，既然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责任并不大，那么，他究竟栽在哪一个“坑”里呢？

等着我的下一封信再介绍吧。

祝

好！

林达

5. 从欲有所为到为所欲为

卢兄：你好！

从上封信中你也看到了，“水门案件”本身是非常简单的。说真的，当我看了全过程之后，一开始，我都想象不出这么一件荒唐之极的“事件”，会和白宫的高层领导有什么关系。其原因正是在于整个事件的荒唐愚蠢和明显的非专业化。

我们还是先看看在“水门案件”中，让人给连赃一起缴获的是些什么人吧。他们当中的四名是古巴在美国的难民，就是古巴革命以后逃到美国的古巴人，他们大多住在邻近古巴的佛洛里达州，另外一人叫麦克考尔德，他是早已离开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顾问。也属于闲散人员一类。从这几个作案人员来看，他们确实与白宫没有什么关系。

问题出在“水门事件”发生时，蹲在对面旅馆里指挥的那两个头儿，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居然真的是尼克松时代白宫里的雇员。这两个人，一个叫亨特，另一个叫李迪。

在这里我想谈谈，在美国所谓“白宫里的人”是什么意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白宫就是总统在任职期间的家，美国总统一家在这几年期间就住在这里面。但是，在白宫里有一个非常着名的椭圆型办公室，它是总统日常办公的地方。这一来，白宫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住宅了。既然总统在里面办公，也就有一套最密切围绕总统工作的班子，在白宫内设有办公室。比如说，总统的秘书，安全，旅行安排，等等。

因此，所以除了白宫主楼，白宫的院子里还有这些人办公的行政大楼，尽管如此，在白宫里面工作的人也并不多。你一定记得，我曾经讲到过克林顿总统任命一个司法部长也要国会通过，搞得屡屡碰壁，十分吃力。相对来说，对于任命白宫雇员，总统的权力就大得多了。这一套人马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班子，一般他自己说定了就可以了。但是，话说回来，尽管这些人是在一个象征着权力中心的白宫工作，也在给总统出谋划策，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们并不掌握什么权力。

因此，历届美国总统往往就在白宫里面安排他的一些亲信，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们也从国库领一份薪水。但是，一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二是人数也不会多，国会也不能对总统这种特权多作干预。结果，在白宫里，就会出现一些职务模糊的雇员。他们通常被任命为“白宫助理”，“白宫顾问”。毕竟，总统也是凡人，遇到头疼的事儿，也总要找几个信得过的人商量一下，这也无可非议。说他们是“顾问”，也没有什么不恰当。

问题在于，总统是在找什么样的人充当“高参”。人们从晃在总统周围的“顾问”们身上，往往可以看出一个总统的行事风格和他的作风倾向。

亨特就是尼克松总统的一个“白宫顾问”。他的工作背景是曾经做过长期的中央情报局雇员。李迪也有过情报工作的背景，但是，他之所以被尼克松看中，除了他的工作背景之外，就是他极端的保守派观点，以及带有幻想型的想要“为国尽忠”的劲头。讲起这个李迪，我实在是想再多说几句。

李迪这个人，有一阵真可以算是我的“老朋友”了。你可别误会，我并不是说我认识他。那是有一段日子我一直在一个仓库打工，我一边干活，就一直听收音机里的“谈论节目”，以加强英语听力。李迪如今是保守派“谈论节目”的第二“名嘴”，我几乎天天都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他。

今天收音机里的李迪，可以说还是一个最极端的保守派。想当年，别人把李迪推荐给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克松先看了他的文章。看了之后，就连自以为已经够保守了的尼克松，都笑着摇头说，这家伙可真是保守。多年之后，李迪一点不改初衷。他始终在“谈论节目”里，以最激烈的语气攻击任何他认为是“自由派”的观点。

比如说，有人提议要政府增加对艾滋病的研究经费，他就猛烈抨击。他说，艾滋病是由于某些人的“丑恶行径”（指同性恋）造成的，凭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研究该怎么治。又如，他说，所有有关地球环境被破坏的说法，都是“自由派吸血鬼”给编造出来的。他们是借此企图剥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因为在美国，有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有冲突）。当然，他也激烈地反对堕胎，他愤怒地说，谋杀与堕胎之间只有（婴儿产前与产后）十公分的距离，等等。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谈论节目”的“名嘴”，就是大名鼎鼎的“水门案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可笑的是，他的节目里还一直有大量的法律宣传，可以说我还从他的节目里学到不少美国的法律知识，而且他始终口口声声在那里保卫宪法。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他就是“水门事件”里那个没心没肺叫人哭笑不得的李迪，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一提起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夫妇，就象是提到了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一股子杀气。也明白了为什么他每次节目前，总要大叫一声自己“回来了”！闹了半天，敢情是因为“水门事件”坐了牢，现在是从牢里“杀”回来了。

那么，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在白宫里面雇用这么两个具有情报工作背景的人呢？他们在白宫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又怎么会离开白宫，在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插了这么要命的一手呢？这一切，和尼克松的行事作风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尼克松的对待手中权力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水门事件”的必然结果。

应该说，尼克松在历任美国总统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讲究实效，但是不择手段的政客。这并不仅在于他做了些什么，更在于，他在内心深处没有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必须具备的基本起点，那就是对于宪法，对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

我先从这两个最终闯下大祸的家伙，亨特和李迪，如何会进入白宫讲起。

那还是尼克松刚刚上台不久的1969年。他很清楚，摆脱越战是安定国内民心的重要步骤。但是，一开始他撤军的计划受挫，他只能改变策略，打算先攻后撤，于是他下令轰炸柬普寨。同时他又非常害怕此举会引起美国国内的民众抗议，因此，这个轰炸令成了白宫的最高机密。当时十分奇怪的是，越，柬，中，苏均保持沉默。就在眼看着即将安然过去的时候，“纽约时报”对这次白宫的轰炸命令做了详尽报导。

这就是我去年信中说起过的，美国政府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保密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看牢点，别让新闻界给弄了去。一旦已经到了新闻界手里，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发表。

尼克松的观点是相反的。他一向认为，一个文件或者一个消息，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新闻界来决定它是否可以发表。可惜，在美国说了算的是宪法而不是总统。

在尼克松任职期间，始终处于和新闻界不断交战的状态之中。尽管他私下对新闻界恨之入骨，表示决不能手软。但是，事实上，尼克松心里十分清楚，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绝对权威之下，他是一点奈何不了新闻界的。所以，最终，他所能够做的，还是尽量设法先管住自己住着的这个白宫。

因为，新闻界是守在白宫系统外面的。任何总统认为是高层秘密的消息，都是先在白宫各条不同的管道里走。如果白宫的工作过程中消息管道都是封闭的，“管子”是不漏的，那么，新闻界也就无机可乘。他们也只能眼巴巴地空守在白宫的篱笆外。

但是，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所得到的消息之外，时有其他的白宫消息外漏。因此，尼克松下决心在白宫抓消息管道的“防漏堵漏”。他想知道是哪一个节点走漏了消息。当然，谁都知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白宫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安装窃听器了。可是，尼克松知道，他要合法地窃听的话，必须得到美国政府另一个权力分支，即司法系统，发出的窃听许可证。他也同时明白，在美国有关个人隐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障下，他休想以保护国家秘密之类的理由，从司法系统取得这样的许可证。那他怎么办呢？

谁都知道，今天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和一批受过专业化训练的最精干的情报人员。从理论上说，它们都是政府行政这一分支的。它们的局长都是总统任命，然后由国会通过的。如果白宫想干什么勾当，难道还不是招之即来吗？

但是，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是所谓的“独立的联邦机构”，它们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航空管理局一样，并不真正属于总统行政分支的管辖。它们的章程必须受到政府权力的立法分支国会的批准，运作也必须受到国会的监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责任范围完全是对付国外的，原则上它直接对总统负责。联邦调查局的职责是调查国内（跨州）的犯罪活动，理论上是在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尽管它们相当独立，但是，和政府的行政一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问题是，国会对于它们的活动有严格限定。例如，根据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国会严禁中央情报据局进行国内情报活动和干涉国内事务。而联邦调查局也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操作。也就是说，首先是总统不能利用中央情报局调查国内案件。其次，如果他要用联邦调查局，也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既定程序，照章办事。结果就还是必须取得合法的司法许可。这样，一个圈子又绕回来了。

去年我在介绍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由于宪法条文本身非常简洁，不同的时代又产生不同的问题和理解。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直不断地对这些条文作出进一步的明确界定和解释。尼克松初上台的时候，最高法院对于国家安全利益与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冲突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定解释。因此，尼克松一开始就想钻这个漏洞。

他最初说服联邦调查局在这个漏洞之下，以国家安全这一特殊理由，在他们没有司法许可的情况下，偷偷在白宫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安了窃听器。在当时，这的确是一个法律漏洞，但是，具体执行者在做的时候，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堂堂皇皇的行为，对于这样做了之后，将来能否真正逃避法律追究，也感到心中无数。因此，当白宫再一次提出增加窃听器的时候，终于被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拒绝了。

不久之后，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就以全票通过明确规定，美国政府为国家安全案件而进行电子窃听时，也同样必须首先得到法院的许可证。一下子堵住了这个漏洞。尼克松这时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联邦调查局的人匆匆赶来，立即拆走了全部窃听器。

在此期间，尼克松与新闻界进行了一场世界闻名的较量。那就是“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文件发表前一天，正是尼克松的女儿结婚，总统高兴地与夫人翩翩起舞，大家都在电视里收看了婚礼实况。可是，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就在尼克松父女的照片旁，有一个大字标题“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追溯三个年代美国的卷入”。在此标题之下，“纽约时报”开始连载着名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

这一文件的发表，给尼克松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尼克松感到深受伤害。最后，美国有十二家大报卷入，系列报导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尼克松一方面下令白宫人员不得与报界接触，一方面，尼克松的政府行政部门向法院起诉，要求政府的司法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判决报纸中断发表这些秘密文件。

经过地方法院审理和一级级的上诉之后，终于经美国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新闻界赢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针对这个案子说了一段着名的话：每一次企图用法庭判决去阻止报界，总会导致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恶名昭着以及不可原谅的违背。

有一点你一定注意到了，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新闻界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保护的。但是，那个“漏”出国家机密给新闻界的人，应该并不在这一条保护之列。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在美国，保密工作确实比其他国家要困难得多。因为国家的

各种机密计划乃至国防工程，都有大量的民间企业和机构的参与，也涉及大

Chapter_9

量的民营企业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在这些人里头，还有大量的新移民甚至外国人。不要说向新闻界泄密是一个问题，向国外的间谍机构泄密的都时有所闻。美国的间谍罪是判得很重的。如果不是间谍，而仅仅是向新闻界泄漏国家机密，政府机构当然也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惩治。

在这个“五角大楼案”里，就有这样一个泄密者，他叫艾尔斯博格。他就是在民营的研究机构工作时，偷偷复印了大量政府秘密文件。他的泄密动机并不是想用这些文件卖钱。他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反战者。艾尔斯博格虽然曾经也是一个主战的“鹰派”，可是他后来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秘密文件公布之后，他还自动向联邦当局投案，以表明自己的反战动机和无怨无悔，并在法庭外受到反战者们迎接英雄般的欢呼。这也是美国一些政治机密很难保密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各种各样自有主张的理想主义者确实特别多。

这个艾尔斯博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

尼克松之恼怒真是可想而知。在法庭上向新闻界挑战，不仅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反而大长了新闻界的威风。再加上收到艾尔斯博格文件的那个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一直被尼克松视为政敌。因此，在尼克松看来，这个艾尔斯博格就等于是在把攻击尼克松的武器提供给了他的政敌。可是，尼克松身为总统，只能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时候，尼克松还是必须履行总统的职责，正在忙于和越南及中国接触。但是同时，他一方面下决心狠狠整治一下艾尔斯博格，杀鸡儆猴；另一方面下狠心要抓“堵漏”的工作。可是，虽然艾尔斯博格是犯有“非法拥有有关国家防卫情报和偷窃政府财产罪”，可依法审判却是司法分支的范围，该判多少是多少（这些罪名不会判得很重）。至于尼克松的行政分支，根本连插嘴打声招呼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不用提什么插手干预了。

尼克松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自己管得到的领域里，让行政分支的调查机构不择手段地寻找出艾尔斯博格的其他罪名，然后让手下司法部的检察官依证据起诉。如果能找到的证据越多，能证明的罪名越大，司法部门当然判得就越重了。可是，所谓的不择手段，就是要运用手中的调查机构进行一些违法调查。因为，象艾尔斯博格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什么一般鸡鸣狗盗的罪犯，采取正常的调查很难查出什么来，必须想办法在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这也非常困难。其原因是这些调查机构不一定肯进行违法操作。一提违法，总统的指挥棒就往往连自己下面的行政机构也指挥不动了。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制度运作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对法律负责。出了事儿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使陪审团相信，他在执行命令时是确信该项命令不违法的，否则，执行者照样有自己的一份法律责任，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在这条规则之下，美国的高层领导就很难在一项违法行为中，任意推动自己的下属。

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尼克松的“白宫顾问”亨特，就曾经“顾问”出这样的招数，让国税局去调查尼克松所讨厌的激进分子，以偷漏税款的名义找他们的茬儿。结果被国税局断然拒绝。因为对于国税局的法定运作中，这样做是违法的。因此，尽管国税局是在尼克松的行政分支之下，事干违法，他们照样拒绝，他们犯不上为此冒一个坐牢的风险。

因此，在尼克松试图运用他的调查机构的时候，遇到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双重不配合。例如，艾尔斯博格也曾为中央情报局的越南“太平”计划工作过，所以他们有他的全套档案资料。当他们被要求提供这套资料以供分析时，他们很不愿意地回答说，提供卡斯特罗的资料是一回事，涉及一个美国公民并且卷入政府案子就是另一回事了。最终迫于压力他们只提供了一些零星资料。

联邦调查局也表现了不配合。事实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历史上，是有过相当多的违法操作的。我记得去年还在信中特地给你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两个机构始终是美国人深感疑虑的地方。所以，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对这两个机构的立法和监督都在逐年加强。这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态度转变也可以看出来。他在尼克松上台之前就几乎停止了一切违规作业，遣散了为违规作业所训练的一批工作人员。胡佛晚年在“犯规”的问题上变得非常谨慎。

因此，在整个制度的限制下，尼克松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说大也大，说小就小，他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尼克松执迷不悟，一定要一意孤行的话，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去找白宫里那有限的几个亲信想办法了。很不幸，尼克松真的跨出了这一步。

几个“白宫顾问”表示可以“自己干”。尼克松同意了。这样，以厄理其曼和海得曼为首的一个“白宫特别调查组”就这样成立起来了。他们的任务是调查艾尔斯博格和调查防止秘密泄漏。因此，这个小组的代号叫“管子工”，就是对“消息管道堵漏”的意思。

有个“管子工”小组并不要紧，问题是“自己干”到底是“怎么干”。他们所谓的“自己干”，本来就是白宫推动手下的联邦机构去做违法调查却推不动的结果。因此，也就是别人不肯干的事，“我们自己干”。这么一来，“管子工”们就开始踏上了危险的路途。当然，尼克松本人只是同意了这个小组的成立，形成之后的许多具体操作他并不一定清楚，他只是等着得到“管子工”的工作成果。也许，“管子工”们将在违规的路上走得多远他也不清楚，但是，他们出发的方向，尼克松肯定是清楚的。

那么，“管子工”找谁去干呢？虽然这是在白宫里面拥有办公室的一个“调查小组”，但是由于它一开始就打算“违法操作”，因此，它不能象其他的行政机构一样招募和调动工作人员。它只能通过一些私人关系，寻觅一些可靠的人。问题还在于这些人必须愿意违法。结果，当然就几乎找不到脑子清楚的人了。这也就是“水门事件”中表现得如此混帐的亨特和李迪，居然会进入白宫上班的原因。

李迪这个家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憎恨“自由派”的保守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如果让他同意自由派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占上风，他觉得，这就像让他在二战中向日本人投降一样。他也算是一个极右的“理想主义”者吧。同时，我怀疑他是看多了“007”之类的电影，他似乎是狂热地在寻求一个“特工英雄”的感觉。凡是他出的行动方案，差不多都是一个个胆大妄为的“溲主意”，充满了风险感。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想到过自己会被如此重用，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有机会实现他各种荒诞不经的幻想。

不幸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李迪，成了“管子工”许多具体操作的决策指挥人。李迪在调查“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艾尔斯博格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预演了一次“水门事件”。他们曾经让艾尔斯博格的心理医生交出他的资料，遭到那位医生的断然拒绝。

在美国，心理医生就象律师一样，他是依法为他的客户全部保密的。而且，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是自己过日子的，除了法律和工作场所的规则之外，他们是不受任何其他约束和影响的。只要不犯法，谁来了他也不会买账。这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心理医生，会根本不把来自官方的要求放在眼里的缘故。

于是，李迪决定夜闯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偷资料。“管子工”办公室的人员肯定不能进，怕万一被发现牵出白宫，就临时找了几个古巴难民。结果，除了把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弄得一团糟之外，他们一无所获。由于没有被当场抓住，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案子一直被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橇窃案。

当李迪事后向他的上司，“管子工”负责人厄理其曼汇报时，他显然被李迪的胡作非为给吓坏了。他马上下令立即停止这个行动。实际上，在调查艾尔斯博格的过程中，李迪提出过更为吓人的计划，例如，为了在布鲁克林研究所得到艾尔斯博格的资料，李迪甚至提出过想要扔个燃烧弹，然后再雇人冒充消防员冲进去抢文件之类。只是这些计划都被他的白宫上司一口回绝了。

最终可谓事与愿违。他们这些违法调查，在艾尔斯博格的案子里不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帮了艾尔斯博格的大忙，这也是后话了。更可笑的是，在“管子工”中有一个叫科尔森的，由于故意将他通过不正常途径取得的一些艾尔斯博格的材料，透露给华盛顿的记者，企图影响对艾尔斯博格的审判。结果，在美国的司法制度和保护被告权利的宪法下，科尔森此举竞变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后来他自己反而为此被送进监狱，罪名是：在艾尔斯博格的公平审理过程中，侵犯了他的公民权。

可以说，李迪这样的人一旦进入角色，他的直接上司应该马上就对他的危险性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为什么在白宫还待得下去呢？这是因为尼克松和他身边的几个亲信，还是不愿意放弃身边有几个忠心耿耿的调得动的人。的确，如果那些专业情报人员一上手，这点活儿还不都是小菜一碟，至于要闹出这种笑话来吗？可是，别看美国总统手下指挥着庞大的政府行政机构，有着“千军万马”，但是，一旦想“越线”操作，他完全可能一个人都指挥不动。而能够连犯法都不顾去效忠总统的，大概也就是李迪这样的水平了。他们也是出于无奈。

结果，李迪不仅待下来了，而且越走越远。1971年春天，负责尼克松连任的那一届共和党总统再任竞选委员会成立了。在美国，总统白宫和政府的行政机构是一回事，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参与竞选又是另一回事。这二者是不能混淆的。因此，当时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米切尔为了全力投入政党的竞选事务，协助尼克松连任，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领衔出任那一届共和党的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米切尔是一个使我至今没有想通的人物。当然，我知道他是尼克松的亲信，但是，他毕竟当过两年司法部长，按理不太可能在违法的事情上涉得那么深。

从尼克松身边的这些亲信身上，你几乎可以嗅得出尼克松的白宫里那种可疑而危险气息。

此时，“管子工”的负责人把自己手下一个叫麦格鲁德的官员调到总统再任委员会，在前司法部长米切尔手下负责，担任副主席。自从这个委员会成立，李迪就一直很想在这个对抗性挑战性都很强的选战中露一手。最后他如愿以偿，离开白宫调到总统再任委员会的财务部当顾问，他当然远远不满足这样的工作。他主动冲到前沿，积极地提出一个比一个离奇的以各种宝石命名的“行动计划”。他的计划里充满了电影情节，从绑架，破坏，色情引诱，直致谋杀专栏作家，应有尽有。

当然，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立即被曾经当过司法部长的米切尔否定了。他事后悔恨不已地说，他当时真是应该把李迪从窗子里扔出去的。作为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任的麦格鲁德，尽管他自己也是从“管子工”调过来的，但是，他也对李迪这样的“特工狂”受不了，可是，上面却叫他“把个人好恶置于一边”。

在美国的权力构架设计中，总统可以回旋的余地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尼克松和他的一些所谓亲信，已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结成一个非正常的滥用权力的小圈子。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也就是希望结成这个圈子以后，今后能够瓜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小圈子正是试图将权力扩张到一手遮天的一个起点。李迪这样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工具。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人甚至这样说过，“李迪的确是一个希特勒，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希特勒”。

李迪的确是热情过火且难以控制，但是，这些真正属于尼克松小圈子里的官员们，是不可能亲自去指挥那些“脏活儿”的。正由于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操作，其中环节越少越好。因此，这里出现了正常的行政领导结构所不可能产生的现象，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大跳跃式结构。你可以想象，在那些从街上招募来的临时小卒子们和白宫最高层小圈子之间，中间有着一个多么遥远而摸不着边的巨大空挡，而中间的这个空挡居然就只填了一个李迪进去。

这样一个角色，又要白宫高官们至少能看得过去，又要能够领导街头小混混之类，还要又靠得住又敢犯法。能找到这么一个李迪就不错了。这也是前司法部长米切尔虽说恨不得把李迪扔出去，却最终不仅没有扔，还留下他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在李迪的种种计划被否定之后，他只能逐步收敛自己的“英雄幻想”，以求被上司通过。“水门”方案就是这样产生的。直至这个方案，仍有人坚持不值得这样冒险。但是，在尼克松周围的某些“顾问”急于获取竞选情报的心态下，这个方案不幸迫于来自上方的压力，而被前司法部长，现任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批准了。我不知道，那一天晚上他是否能够睡着，因为两年的司法部长照说是不应该白当的。

“水门事件”就是这样一步步向着大家逼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美国总统是被允许在白宫里雇佣有限的几个亲信的。也就是说，这几个名额有限的“顾问”“助理”，是被视为政府雇员的。他们的工资，是被允许从政府的行政经费中开支的。但是，总统和白宫其他的费用，国会是说查账就要查账的。它的用途一分一厘都必须经得起国会的检查，都必须是交得出账的，是不可能无故被拿出白宫去的。

同样，在美国，各个政党的竞选经费都来自于政治捐款，政治捐款的用途也受到国会越来越多的监督。因此，作为总统再任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李迪是有工资的，可是，他再雇人的时候，兜里就没有这份钱了。更何况，搞窃听之类的，还必须有作案工具，用什么钱去买呢？

在“管子工”非法调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的泄密者艾尔斯博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一次次地为经费问题伤脑筋。曾经有一次为了搞五千美元的钱，都费了很大的周折。他们最后动用了共和党的政治捐款，但是后来又想办法用政治游说的钱还了一部分。

之所以要费这样的周折，其原因在于，钱总是有办法的，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你很难让一大笔钱的进出了无痕迹。即使上面提到的区区五千美元，一旦开始查，也很快就查出来龙去脉了。

美国的政府是富的，因为它有巨大的税收。但是，美国的政党却是穷的，因为它的活动经费全仗着捐款，而每次竞选又需要巨额的费用。在这些人试图进行一些违法活动而动用经费的时候，虽然政府是富的，可前面已经说了，就连总统也动不了那份政府的钱去进行违法操作。至于政党的钱呢？他们所接受的政治捐款，不象政府的税收那样，是全民纳税的钱，因此，尽管对于政治捐款也有很多规定，但是在国会监督方面，一开始并不象管政府的钱那样管得严。

这和美国政党的逐步发展也有关系。当美国搭起一个政府构架和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党派活动。此后，经过很长的时期，党派活动才建立和扩大起来，并且逐步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角，政治捐款的金额也开始剧增。因此，国会对于党派政治捐款的监督，也是随着不同的时代需要，而在逐步增强的。

在1925年，美国国会有一个“腐败活动法”，该法规定，对于已经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都必须接受监督。这个法规使得在初选和提名大会之前的筹款和费用就不受监督，也不必报告了。对于各个政党来说，这笔钱可以说是一个漏洞。之所以会留下这个漏洞，也是因为在1925年，这还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正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期间，1972年，国会又根据新的形势通过了“联邦竞选法”，该法生效以后，隐名政治捐款将成为违法行为，所有捐款者和政治捐款，不论在提名前或者提名后，都必须接受国会的监督了。

“联邦竞选法”的生效期在1972年4月7日，所以，就在这项法律生效的前一天，1972年4月6日，李迪拿到了用于“水门行动”的活动经费，这笔钱就是来自共和党收到的政治捐款。因为哪怕是在新的“联邦竞选法”生效之前一天，还是按照1925年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当时尼克松还没有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新法生效前一天的账，按老规定一般还是不会被检查。这样，他们抓住最后一个机会非法使用政治捐款。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就是之所以他们动用了这笔政治捐款，并不是因为它用得无懈可击，用得正当。而是这笔钱虽然是非法使用，但是一般不会被检查，也就是“希望”不会被发现。这就是说，它的“安全性”完全基于“水门行动”的顺利进行。如果一旦“水门行动”本身被抓住，批准动用这笔经费的人还是摆脱不了法律责任的。因此，他们在转这笔钱的时候，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甚至转到美国境外，通过了一家墨西哥银行。可是，“水门事件”一爆发，联邦调查局通过现场留下的联号百元美钞，还是很快就追到墨西哥，顺藤摸瓜一路摸了过来。

现在你一定理解了，为什么我说“水门事件”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但是它的发生又是必然的。象尼克松这样的总统，掌握了一定权力就试图滥用权力，结果就是，第一，他在整个制度的限制下，滥用权力的范围将有限，从尼克松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他始终没有超出国会监督较松的总统白宫私人班子的范围。第二，他很难成功地瞒天过海。

尼克松的滥用权力事实上是在试图钻漏洞，挑战这个制度，挑战整个“收银机”的运作是否真正有效。尼克松总统对于美国的权力制衡，始终处于这样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姿态，那么，他即使不跌进“水门”，也迟早会跌进其他什么“门”。但是，一般来讲，人往往会存侥幸心理，尤其是掌握了很大权力的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总以为自己会有可能一手遮天。尼克松就是很典型的存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不管怎么说，“水门事件”就这样发生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好戏全在后头。而美国制度中“制约与平衡”的作用，也由于尼克松这样一个挑战宪法的总统，在此后充分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

下一封信再谈吧。

祝

好！

林达

6. 马歇尔大法官的远见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了。你说，我在以前的信里不止一次地提到，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有一个“司法复审权”，你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在信里你还说，你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水门事件”，怎么会仅仅成为一个大故事的“开篇”的。

我先谈谈你所问到的“司法复审权”吧。你的问题使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第一次去美国最高法院的经历。

那天不仅冷，而且还刮着大风。我刚从旁边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出来。国会图书馆的主楼，是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它的中厅，可谓美伦美焕。当我们走到相邻的最高法院，它却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天，最高法院的建筑物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特别，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一幢非常简洁的仿希腊神庙的建筑，还因为那天奇冷的大风刮走了所有的闲杂人等。于是，我眼前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清冷碧蓝的天空下，稳稳地座落着一幢巨大的神庙般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在正中的台阶下，站着一个微微叉开双腿，穿着深色制服的黑人警卫。与建筑物的体量相比，这名警卫的尺度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你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力度。就在那一瞬间，空间的冰净宁洁，尺度力度与黑白的反衬，使得这个特定场景深刻地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下来。

我犹豫了一下，就开始走进这个画面，我一边向那名黑人警卫走近，一边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会马上过来请我走开。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最高法院和我刚刚出来的国会图书馆，性质上实不可等而论之。所以，越走近，我的脚步越显得迟迟疑疑缺乏自信。直到最后，我终于站在了那名黑人警卫面前，这才发现他实际上十分魁梧。

这时，我眼前的画面里，蓝天已经退出，魁梧警卫的背景，就是那洁白的水平伸展的无数台阶，以及垂直高耸有着典型的科林斯柱头的大柱廊，说实话，这时我几乎已经打消了要进去看一眼的念头，觉得这实在是不太可能。但是，已经站在这儿了，决定还是问问。

所以，当警卫客气地问我想看什么的时候，我反而楞了一下。他微笑着又补充说，你是想参观展厅呢，还是要进法庭。我说，我能进法庭法庭看一看吗？他的回答是，“当然，请进。”他没有向我问姓名，没有要求看身份证，什么也不需要，我就可以进去了。这时我才看到柱廊上端，刻着那句着名的话“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我直直地就向着台阶的高处攀登，一边走我一边想，这次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什么样了。越过那扇重达六吨半的青铜大门，我进入大厅，两边都是历任大法官的大理石半身像。匆匆穿过整个空无一人的大厅，只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的回声。到了大厅的另一端，我已经站在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外。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拦下我，压低声音轻轻地问，你是公众参观吗？我说是的。他轻轻拉开一扇大门，把我让了进去。

一进法庭，我居然顾不上按照原来的打算，好好看一看建筑内部的装潢设计，我只觉得万分惊讶。这不是我所期待的一个寂静无声，陈列着一排排空旷坐椅的法庭。这居然是坐了黑压压满满一厅旁听者，正在进行紧张法庭听证的正式工作场所。我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鼎鼎大名的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是一个四周有一圈大理石柱廊的大厅，天花板很高，足有十几公尺。在紫红色的帷幕前，大法官们身着黑色法袍，一字排开高高地坐在法官席上。首席大法官理奎斯特坐在正中，我在电视听证会上所熟悉的第一名黑人大法官托玛斯正坐在右边一侧。还有新任不久的女性大法官金斯堡。我在那里细细辨认这九名掌有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最高权威的大法官的时候，其他的旁听者显然更关心的是正在进行法庭辩论的案子，除了大法官和律师的问答，法庭一片肃静。

这时我才悟过来，以前看到过的，根据美国的“案例法”，规定法院为“公共场所”，“必须对外开放”，具有它真实的意义。后来我才知道，在天气好的时候，要求进入最高法院法庭的人是很多的，甚至包括就此接受法制教育的许多青少年，先来先进。通常大门广场上民众排成两个队伍，一队是打算从头到尾细细旁听的，另一队是只打算听三分钟见识见识的，法庭的最后两排旁听席就规定给三分钟的旁听民众。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拒绝公众和新闻记者的旁听。最高法院的听证平时就是这样在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大厅里进行的。任何一个人，你要想听，都可以听。

那么，最高法院一般都是审理些什么案子呢？事实上，美国的最高法院每年要接到近七千件的请愿申请，大法官们是不可能处理完的。他们每年处理的案子一般只能在一百到一百二十件左右。因此，这些案子是事先经过挑选的。挑选的原则就是，这些案子一般都是牵涉到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产生争议的。案子并不在其大小，也不在于涉案的人地位的高低，而是在于这个案子是否有代表性。

实际上，美国的最高法院虽然处理的案子有限，但是，正由于这些案子都在解释法律的意义上具有代表性，而且它的判例又可以被各级法院援引，作为判决依据。因此，这些有限的判案，往往起到了疏导的作用。就是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被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在全美国范围内，诸多郁积在同一个法律疑难点上的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作用所在。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判案子”，还不如说是在利用典型“案子”对法律本身引发的诘问，不断对现存法律作出他们的理性的解释和判断。

以上谈到的情况，是最高法院对现存法律所作的工作。同时，还有政府的立法分支，即国会，在建立新的法律引起争执时，也是由最高法院来判定这些新的法律能否成立。对各项法律的判定解释，在美国通常是以宪法来衡量的。因为美国宪法的本质，就是美国人民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最根本的一个契约。因此在美国，当任何现存法律或是新建法律发生疑问的时候，就是由最高法院用宪法这把“尺”上来衡量一下，顺宪法者存，逆宪法者废。这也就是司法复审。

在这里，你也看得出来，既然宪法成为唯一的准绳，最终自然也要引发对于宪法本身如何解释的争执。而这个宪法解释权，就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的手中。这下，你一定理解，为什么当我看到九名大法官会那么惊讶了。他们实在是这个国家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样，一个政府权力的三角构架，就在根本上变得如金字塔一般沉稳了。国会是拥有立法的权力，但是，它的立法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限制，尤其是司法复审这一关键的制约。同时，国会立法之后，它也无权执法。至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分支，尽管拥有执法的“实”权，但是，它既不能任意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在法律的实行中又无权任意诠释和歪曲法律。至于，九名大法官，他们给所有的法律下判定，为宪法作出解释，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它权力，他们与立法以及政府的行政操作都毫无关系。

这个三角构架基本上是均势力敌的。但是，在历史上，司法这一支曾经是比较弱的。你一定也意识到了，某一个分支比较弱，也就意味着另外的两个分支相对过强。因此，它的问题也就不会只是一个分支的问题，而是整个构架是否能够维持平衡，一个稳定的整体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问题，千里之堤也有毁于蚁穴的忧虑。

在1789年3月，美国宪法才被各州通过正式生效，政府也渐渐正常起来。你可不要把当时的美国想象成现在的模样。那时，美国新生的政府刚刚开始试着运作，许多运作中才产生的现实问题，都在它产生之后才逐步提上如何解决的议事日程。

在这个“初级阶段”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判案子”。一方面，他们在宪法的规定之下，成为独立的一个权力分支，行使司法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宪法制定的时候，仅仅考虑了国会是人民的代表，由他们制定法律是合理的，却没有进一步为法律本身产生问题怎么办。例如，几项法律之间有可能相互矛盾。又例如，一项具体的法律可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

也就是说，在当时国会的力量显得过强，当它的立法有问题的时候，缺少了一个限制力量。

也许，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刚刚建国的混乱局面，各地有许多案件有待处理，而地方法院的水平还很不整齐，最高法院的协助成了大法官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国会在立法中规定，大法官们必须化很长的时间在全国“巡回审理”。现在大家回想起来，都怀疑国会的这项立法，是否存有强化自己权力的私心，他们是不是存心想把大法官们逐出京城去。因为行政分支是执行机构，碍不了立法的大事，而最高法院那帮专职管“法”的家伙，弄不好可真的会出来“管头管脚”。

于是，在最初的岁月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几乎一年里有多半时间奔波在路途中。那时哪里有什么高速公路和汽车，他们白天颠簸在马车的车厢里，夜晚就落脚在乡村的简陋小客栈。因此，在那个年头，美国竟然有人以身体状况不堪长途辛劳，而辞谢首席大法官职位的。在今天听来，这简直象是神话故事般不可置信，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在今天是一个令多少人羡慕不已的职位啊。可见当时美国的整个状态，包括政府在内，都还处在一个草创的初建阶段。

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之间最初的不平衡关系，我想，也许和它的历史是有一定关系的。在美国独立之前，许多地方的政府建制是仿英国的。那时，与国会功能类似的“议院”也担当一部分司法的功能，尽管有法院，可是司法是不完全独立的。现在，虽然美国的建国者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在这个新的国家使司法完全地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与其它两个权力分支旗鼓相当的力量，宪法也有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没有历史先例，一开始，在具体如何实现这个设计的问题上，他们还在摸索。

但是，当时美国国会的强盛和最高法院的相对弱势，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不安。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运作才开始了十来年，当初的那批建国者们，多数还身强力壮，还在各个不同的位置上工作。但是，依据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有一言九鼎，超越宪法的威力。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只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或是议员，参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整个讨论中，基本上还是和当初制宪时一样，分成所谓的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两种意见。

这两个派别一直就有，联邦派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主张增强联邦最高法院的实力。而反联邦派，则希望各州拥有真正的权力，联邦政府不要多加干扰。因此，他们对加强联邦最高法院没有什么兴趣。例如当时已经退休的前总统华盛顿，就是持有联邦派观点的，而即将成为19世纪新上任的第一名美国总统的托玛斯·杰弗逊，就是反联邦派的。尽管美国建国初期历时多年的两派争论一直非常激烈，有时也很伤感情，但华盛顿和杰弗逊却始终维持了很好的友谊。

当19世纪开始的1800年，在美国也是一个大选年，联邦派的亚当斯总统在竞选中失败了。继任的将是反联邦派的托玛斯·杰弗逊。就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时节，出了一个美国司法史上最着名的案例，这个案例居然还是由于政权交替而引起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政治家较少有个人的私欲野心，所以，并没有什么安排亲信，结党营私的权力斗争故事。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十分认真。事实也是如此，一旦卸任，他们就真正地回归田园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却是有关美国前途的大事，在任内，他们会不遗余力去竭力推行。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联邦派的亚当斯总统和他的国务卿马歇尔，都是对联邦政府的司法分支现状忧心忡忡的，他们几年来一直在为加强这个分支而努力。但是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在亚当斯总统即将离任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出现了一个空缺。亚当斯总统在提名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离任前提名了他的国务卿马歇尔出任此职。

亚当斯总统本人是有着哈佛大学学位的学者型律师。可是马歇尔虽然在出任他的国务卿之前，担任过国会议员和美国驻法大使，却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他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得到了国会审查的通过。这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北美大陆的现实，在很长时间里，这里的法律人才一直还很缺乏；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建国初期一切都还留有战争时期的遗风，人们注重真实才干甚于学历。可以说，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机会，可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马歇尔真的能够胜任吗？

马歇尔和总统亚当斯一样，对于联邦派将要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他们最不放心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会重视司法分支的增强。本来，随着亚当斯的落选，国务卿马歇尔也只能壮志未酬，打点回家了。现在，这个突然而来的任命使他激动不已，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人担当的强化司法的重任，终于可以由他自己亲自担当起来了。他在给亚当斯总统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迫不及待地想搬入我的办公室就任新职，使得你没有机会后悔作出这个提名。”

马歇尔急于迁入的那个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可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庄严雄伟的法院大厦。严格地说，大法官们甚至没有什么办公的地方。在马歇尔的再三奔走之下，首都的规划委员会才向国会协商，能否暂时借一个地方给最高法院容身。国会答应了，却挑了一个才二十二英尺的一点点大的房间，而且还是在地下室里。对此，马歇尔已经十分满意了。

在亚当斯总统离任前，他已经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向国会提出要进行司法改革。这项称之为“1801年司法法案”的改革，如果被国会通过的话，美国就将产生十六名新的巡回法官，担当起在全国巡回审理的任务。这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可以从疲于奔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马歇尔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可能有所作为的先决条件。

你由此可以看到，在19世纪出的时候，美国距离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监督的理想还很远。有了宪法，还必须有后人在宪法精神之下的努力。

可是，亚当斯总统并没有应马歇尔的要求，让他立即搬到那个小小的地下室去上班。倒不是总统要后悔自己的提名，而是他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离任了，他还需要马歇尔在自己国务卿的岗位上再坚持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协助总统完成对于42名首都地区低一级法官的任命，这些人将有五年的任期。这也是他们对于加强司法的一个努力，因为亚当斯总统想尽量提名一些能力强的的法官。

于是，他们为了赶在亚当斯离任之前的最后时刻，办完了这42名法官的任命手续，几乎天天忙到深夜。以致于后来人们把这些法官戏称为“夜半法官”。到了最后一夜，马歇尔总算干完了。他已经精疲力尽，在办公桌上留下一大堆文件就离开了他的国务卿办公室。这堆文件里，包括了最后十二名法官的任命书，它们都已经经过总统签字，封在信封里了。对于马歇尔来说，他觉得这些任命都已经完成了。

谁知，正是留在国务卿办公室的最后任命书，引发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案子。

二天，联邦派在行政分支的官员，都随着亚当斯总统离开了首都华盛顿，只留下了这个新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对于他，这不仅仅是换个办公室的问题，他是从行政分支跳到了司法分支，面临的完全是一场新挑战。可是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第一个大的挑战，就是由他作为国务卿的最后一夜留下的法官任命书引起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接任的杰弗逊总统的国务卿麦迪逊，在前任的桌子上拿到这些任命书之后，却并不认为这些任命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他们当权了，他不把任命书送出去，就等于还没有任命，这些法官不就可以让新总统来任命了吗？这里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去想过的问题，就是，你说这任命是总统签完了就生效，还是送到被任命者手中才算数呢？

本来，这个问题是不会产生的，既然总统签了字，任命书当然就会被送出去，一直送到被任命者手里。可是偏偏这些任命书还没送走，就“改朝换代”了！于是，问题就这么出来了。

一开始的大半年里，问题并没有公开。因为那些失去了当官机会的法官们，既然没有拿到任命书，也就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煮熟了的鸭子飞走了。所以，他们依然照常过日子，没有什么心里不平衡，更不会想到要去“讨个公道”。可是到了年底，终于有一个名叫玛勃利的人，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得知曾经有过关于他的一份法官任命书没有被送到。他可不认为总统已经签了字的任命还可以作废，就决定找个律师为他伸张正义。

这名律师直直地就奔向了最高法院。为什么他一告就告到最高法院呢？这算个什么司法程序呢？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在美国国会通过的“1789年的司法法案”中，有一个第十三条，该条规定，授予最高法院一个额外的权力，就是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员发出强制执行令。也许，这是1789年国会对于实行“司法制约行政”所作的一个尝试吧。

既然这条法律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有权直接强制新的国务卿送出那张任命书。所以，玛勃利的律师当然就直接奔最高法院而来了。但是，不知你是否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第十三条”只规定了最高法院有发出强制执行令的权力，却没有解决一个“怎么强制”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只有那几个大法官，既无行政分支所拥有的兵权，又没有立法分支所拥有的财权。也就是说，如果大法官真的发出强制令的话，万一行政分支不服从，那时，大法官既派不出兵去强迫它执行，也不能以切断行政分支的开支相威胁，他有什么办法去保证强制令的执行呢？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时时想到，这是发生在两百年之前。在美国，那还是一个颇为“蛮荒”的时代。你只要想想那些美国西部电影就可以有个大致印象了。更何况，这时连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个刚刚找到一个临时小办公室的最高法院，还显得弱不禁风。它还没有多少如现代美国的法律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在当时的美国，远没有建立起今天这样的权威性。因此，在它的权威建立之前，就一下子和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碰僵在十字路口上，其局面就像是一个还没成熟的少年与两个壮汉的对峙，形势十分紧张。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电视，甚至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所以老百姓还不可能很关心这些事情。可是，至少在政治中心的首都华盛顿，大家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这个案子吸引过来。

更何况，这个案子又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告的是新国务卿压下了老国务卿留下的任命，而老国务卿偏偏又担任了审这个案子的大法官。还有比这个更有好戏可看的吗？我却常常想，这事正巧是发生在建国初期，才给了人们一个看好戏的机会，若是发生在今天，没准法院一接这案子，马歇尔这样的“当事人”就该回避了。

可这是在两百年前，还没那么地道的规矩。案子就是落在马歇尔手里了。可是，他该怎么处理为好呢？

马歇尔如果对这个不予审理，那么，最高法院就活像是在十字路口主动畏缩退让的少年，今后出门也休想再抬起头来了。如果他发出强制令，行政分支不予理睬，这就象那个少年对着壮汉大喝一声“让开”之后，壮汉纹丝不动，他仅仅是白吆喝了一声，除了会引起围观者的一阵哄笑，什么结果都不会有。不论发生的是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种，都会与马歇尔强化司法的理想背道而驰。这可真是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智慧的时候。

马歇尔的第一个动作，只是给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了一份通知，代表最高法院要求现任国务卿陈述理由：为什么不应该给你发个强制令，迫使你送出玛勃利的任命书。这份通知，就象是这个少年主动站到了十字路口，华盛顿的“观众们”立即象过了电一样感到十分刺激，纷纷“围了上来”。

也许，马歇尔的这一举动是想在不示弱的前提下，先拖一段时间。也许，他还希望就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对于政府权力的一场讨论，让人们有机会对其司法分支和其它两个分支之间关系作一个反思。结果，这一举动首先是引来了一批人对他的围攻谩骂。指责马歇尔是恶意攻击国务卿。同时，国会果然引起了一次次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正是司法分支的独立和权力到底应该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正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困难和关键的时刻。定下一个大原则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丧失了对于一个原则的分寸和度的把握，很可能同时就丧失了这个原则本身。

照说，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政府的行政分支，与国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司法分支的权限和独立性问题，一直是国会关注的议题。这个的案子又一次引起了国会对于老问题的讨论，而且国会的讨论是非常激烈的。不少议员认为马歇尔主持的最高法院管过了头，主张推翻有关司法改革的“1801年司法法案”，“把大法官们送回他们的巡回职责中去，使他们没有机会出来误导。”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的，一个在独立战争中致残的老兵，当时的纽约州州长莫利斯，吃力地撑着他的木腿，神情激动地告诫大家，必须给予司法分支足够的独立性，使之有能力制约立法和行政分支。他尤其指出了对于立法分支监督的重要性，“以防止一些违宪的法律损害宪法。”他在最后几乎是嚷着向在场的议员宣称“你们如果撕去了这份宪法，你们将永无机会再得到另外一份！”

在美国，有一个传统做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凡是这一类的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查到。这样，没有一个观点是在当时就能够一锤定音的。美国人把一切都交给时间，让历史去对一切作出再判定。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随着岁月沧桑，星换斗移，逐渐脱出历史局限的外壳，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和真实意义。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一遍一遍地去写书，去引用这些人物的发言，去重新给它一个新的认识和定位。这时，他们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的，查出那些当年历史人物的发言和论断的原件。孰是孰非，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

在美国，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能够逃脱得了这样一种历史的检验。其关键不仅仅在于政府论坛历史记录的准确和保存，还在于这些记录都是公开的。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因为他是总统，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英雄，就在历史档案中，隐去或者修改不利于他的形象的某个部分或某些发言，甚至连封存某个部分，想贴上“不得查阅”的标签，都是做不到的。

同样，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除了投票结果之外，也是由所有的大法官，不论对判决持肯定意见的，还是对判决持否定意见的，分别写下一段他的观点，陈述他表决的理由。然后，存档备查。现在，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查到美国历史上所有重要案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因此，当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他们是历史英雄还是客观上的千古罪人，会突然变得一目了然。

例如，在我们参观最高法院陈列室的时候，那里有一部介绍最高法院历史的录像片。该片强调地提到，在南北战争之前三年1857年，在一个案子里，当时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作出了支持奴隶制的恶名昭着的判决。宣称“黑人不是公民”，即使当黑人已经住在非蓄奴的自由州，他们也无法享有任何宪法权利。这个判决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之一，也成为在今天人们回顾美国司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一个或一群历史人物，可以风云一时，权倾一时，但是，他们无法不感觉到历史老人正非常耐心地坐在一边，默默地观看和等候着他们。等着浮华和渲染褪去，等着真实渐渐地裸露，在阳光下烁烁闪亮。

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因为，公众人物有没有历史感，这对于他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当他感觉到历史目光的逼视，他的言论和行为会更审慎和负责任一些。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不是被记在纸上，而是被刻在光天化日下永不磨损的碑上。

但是，与此同时，在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承认世界上确有“历史局限性”这么一回事。因此，也就能够以历史眼光看待历史人物，以平静的心情对待历史事件，不给古人扣现代大帽子。我们此后还会不断遇到“历史局限”这样一个字眼。

当我们回到1803年的美国国会，首先看到的，大概就是它的历史局限性。最终，在联邦派观点占上风的国会，还是推翻了“1801年的司法法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又必须踏上巡回审理的路途。立法机构甚至还取消了法院的1802年的几次会议，并且规定最高法院的下一次开庭，将在1803年的2月中旬。

大法官马歇尔看上去并没有作出抗争，他默默地等到了1803年的2月。这时，他宣布开始这个称之为“玛勃利告麦迪逊”的案子。

案子一开始，原告先化了大量时间精力以证明，亚当斯总统确实曾经签过这样一份法官任命书。对此能够提供最确切证词的应该是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先生。但是，首席大法官本人当然不能自己从法官席上跳下来，跑到证人席上同时兼做一个证人。所以，还是费了一番周折。最终，提出决定性证词的居然是马歇尔法官的弟弟。当时马歇尔还是国务卿，他的弟弟当时正巧就在国务卿办公室，亲眼看着这份总统签过字的任命书被封起来，但是没有送出。

案情确定之后，法官允许原告律师进行法庭结辩。律师说，事实证明，他的委托人已经被任命为法官。因此，他要求最高法院根据“1789年司法法案”，发出一份强制令，强制现任的国务卿完成他应该完成的“行政动作”，把这份法官任命书送出去。

法官希望被告方也出来作个答辩。可是，政府的行政分支却没有一个作为麦迪逊的发言人出来应对。也许，行政分支正等着马歇尔的那张“强制令”？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在一个二百年前的新国家发生的打官司的故事。当时的美国人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新鲜。“平衡和制约”的原则还只是刚刚实行不久的宪法里的一个理想，是那些建国之父们的一个理性设计。它还远不是今天在美国深入人心，理所当然的一个基本常识。因此，当时一般的美国人，既没有面临“宪法危机”的紧张，也没有建国之父们高瞻远瞩的忧患意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对于这场普通人状告国务卿这样的“民主官司”，只是怀着看热闹的好奇心。他们巴不得看到马歇尔大法官发出这么一张强制令，同时，也巴不得看到国务卿麦迪逊不予理睬。本来么，只有当他们僵到了十字路口上，才有好戏看。

1803年的2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国会那间借来充作法庭的地下室里，宣读了他代表美国最高法院亲自撰写的历史性的判决。今天，我们在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大厦的展厅里，可以看到马歇尔的全身塑像。在整个最高法院里，这是唯一的一座全身塑像，凸现了他是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首席大法官。在他的黑色塑像后面，还有一块白色大理石的墙面，上面用金字镌刻着马歇尔大法官在各个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案子里写下的最重要判词，一共只选了短短的五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摘自在这一天，1803年2月24日，他在“玛勃利告麦迪逊”案子中，宣读的判词。

马歇尔大法官把这个案子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告是否有权得到这张任命书？他的给出判定是肯定的。因为他的任命是在新的总统上任之前，所以老总统签过字的任命就是合法任命。

于是，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原告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这个国家是否应该予以补救？对此，马歇尔大法官说，“由法律保护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是公民自由的根本所在。不论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伤害，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提供这样的保护。”即使官位高至国务卿，也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如果他试图这样做，他就必须准备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马歇尔大法官宣布，因此，法庭有权接受此案，他同意强制令是妥当的。

但是，这里还有第三个问题，最高法院就应该发出这个强制令吗？马歇尔大法官指出，宪法规定，只有在涉及外国使节和州为当事方的案子，最高法院才有最初审理权，其余的案子最高法院只有受理上诉权。所以，原告虽然在理，可是他是走错法庭了。他应该先上低级法院去告。

那么，不是有那个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条“吗？不是根据这条最高法院就有了直接发强制令的权力，原告不是就奔着这条来的吗？马歇尔大法官解释说，这个“第十三条”，给予最高法院超越了宪法规定权限的额外权力，因此，他不能同意。

马歇尔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就是，美国政府各个分支的权力都是有限的。这个限度以宪法为准。任何违背宪法原则的法令都必须取消。据此，他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条”因违宪而取消。接着，他念了那句历史性的判词，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用金字刻在大理石上的那句话：

“必须强调，认定什么是合法，这是司法分支的职责范围。”也就是说，马歇尔大法官通过这个案子的判词，清楚地表达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向美国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分别传达了两个明确的概念。

首先是，他向政府的行政分支宣告，司法机构有权监督和判定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如果司法机构认定他们是在“执法犯法”，有权按照法律予以制裁。

其次，他向政府的立法分支宣告，不仅宪法高于其它所有的法律法令，而且，“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样一个“法律鉴定权”与立法机构无关。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

从此，美国“收银机”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动开关。最高法院有了“司法复审权”。这使得美国的司法机构第一次明确独立于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也因此历史性地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从此大家清楚地意识到，给鸡毛小案断是非，并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地方法院。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和判定法律，是从司法的角度对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进行制约。这就是“司法复审”的意义所在。

马歇尔大法官完全理性的思维和判定，终于不仅被原告玛勃利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也被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所接受了。也许，马歇尔的判词首先是从取消最高法院的违宪权力开始，也就是说，他是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令人信服。也许，如现在有些学者的猜测，是由于这个判决没有当场给国务卿开出强制令，原告玛勃利也因为法官任命书的任期已经过去多半，决定放弃起诉，使得行政分支没有给逼急，而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结果。

也许这样的推论都有道理。但是，我也相信，这和当时行政分支的主管以及国会大多数议员，在理性之下的权力退让，是不可分割的。这种退让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之上，就是大家必须合力建立一个“分权的，制约的，平衡的政府”。有了这种共识，才可能在权力问题上产生妥协和退让。而这种妥协和退让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有，当初的制宪会议，就是依靠这样的理性精神才得以成功的。

这种理性的精神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就是，这些分据于政府权力不同分支的当权者，他们确有观点的不同，这种不同观点所产生的争执和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得十分感性和冲动，激烈和过火。然而，这里没有充斥私欲私利的权力斗争。

不论是联邦派还是反联邦派，不论他们主张的是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还是加强各州的自治权，他们不是为了增加个人手中的权力。这对于一个建国初期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宪法建立之后，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已经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一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来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

从上封信讲的“水门故事”，你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建国者们对于“权力是私欲和犯罪的酵母”这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与两百年前相比，我觉得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变化。那就是，在美国，也许是由于权力本身的巨大膨胀，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各项权力，不论是财权，军权，人才资源，等等，都和建国初期的美国政府无法相比。总统本身也随之给人越来越“靠不住”的感觉。而这个制度和美国民众，与两百年前相比，却变得成熟起来。两百年的宪法和历史教育，使得美国民众已经不再是一群看热闹的围观者。“平衡和制约”的运作，也比两百年前有章法得多了。

下面，我再把“水门事件”讲下去，回答你信中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看上去已经结束了的“水门事件”，却只是一个大故事的“开篇”。

确实，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此刻白宫和盘托出，承认共和党及白宫的一些高层人士涉入此案，这的确会是一个够大的政治丑闻，寻求连任的尼克松总统的声望也会因此受损，甚至有可能影响他的连任。但是，鉴于我已经提到过的，尼克松本人对“管子工”类似“水门行动”这样的具体策划并不事先知情，因此，总统本人有道义上的责任，却没有人能够指责他负有法律责任。虽然事情很糟，但是对于尼克松，这还不是一个完全无法收拾的局面。

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朝错误的方向再迈出一步，接下去就只能一步步走下去，很难再刹车了。这一切都起于一个也许只是本能的念头：掩盖真相。

我真的相信这里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

当时最紧张的莫过于批准“水门行动”的直接责任者了，也就是李迪这次行动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米切尔和麦格鲁德。因为他们是浮在面上的。轻轻一扯，就会把他们给扯出来。

米切尔是前任司法部长，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他知道联邦行政系统的结构。不论是案件的调查还是起诉，都与司法部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立即想到给现任司法部长打招呼。考虑再三，他们派李迪火速赶去面谈。

在尼克松周围，确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些非法活动。因为除了那几个少数亲信之外，绝大多数行政官员都不会接受或赞同这样的做法，所以也就不会让他们知道。比如在中国大家都很熟悉的基辛格，他和尼克松的关系是非常近的。在尼克松考虑同中国开始秘密接触，商讨恢复外交关系这样的重大举措，基辛格是尼克松所能够相信和依靠的少数几个官员之一。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基辛格的重要性。但是，那些违法活动基辛格在事前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尼克松在他的总统生涯里，似乎同时在经历双重操作，指挥着两套不同的班子。“水门事件”发生时，尼克松的当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是这个“事件”的圈外人。

克雷迪斯特本来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也就是前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副手。你在前面也看到了，米切尔在尼克松那里就完全是“小圈子”里的人，而克雷迪斯特则不是。他们两人虽然曾经是正副手，可是，实际上所处的位置却完全不同。米切尔最后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出任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一方面表现了尼克松对他超乎一般的信任，他自己当然也是下了一个更大的政治前程的赌注。

在离任时，米切尔推荐了他的副手克雷迪斯特顶他的司法部长的位子，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此，在“水门事件”发生的最初时刻，米切尔觉得向他的前副手打招呼，还是有可能得到某些“照应”的。尽管作为前司法部长的他，知道这种“照应”在美国的制度下其实是极其困难也极其有限。但是，这不是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吗？至少，他觉得，他的前副手即使帮不上忙，也不至于一听到真相就公事公办地向有关方面公开。所以，李迪就这么找上门去了。

“水门事件”一开始，调查人员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政治案件，尽管他们还没有摸清真正的来龙去脉。因此，这个案子马上就上报到了司法部长那里。我想，对白宫的违法操作一直蒙在鼓里的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收到这样的报告也一定没往心里去。在他的眼里，这种一看就很荒唐的作案手段，即使是政治案件，也只可能与某些低档的“政治小蟊贼”有关，不可能和什么大人物挂上钩，更不可能发展下去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因此，收到报告当天早晨，他仍然心情愉快地驱车前往高尔夫球场，开始他十分正常的一天。

可是，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的好心情很快就被李迪的来到给毁了。也许，李迪虽然由于一个历史的错误被挂上了“顾问”之类的头衔，但是，在他骨子里毕竟还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市井“小混混”。也许，是尼克松周围那帮小圈子里无法无天的“顾问”们，使李迪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总之，他根本不想想明白这对于一个司法部长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在慌慌张张地谈了“水门事件”真相以及和米切尔的关系之后，自以为聪明地加了一点“压力”，他要司法部长设法放人，还说，事情虽然难办，但要是不办，你以后也不好办。

这个规规矩矩辛辛苦苦凭本事才做到了这么一个官的司法部长，以前哪里会看得起李迪这样的“顾问”，今天听到如此活见鬼的一个“水门故事”，还要他接受李迪几乎是带有威胁意味的“违法要求”，他顿时火气不打一处来。他愤怒地回答李迪的“警告”说，我？我不好办？我要是去干这样的蠢事总统才是不好办！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混蛋的事情了。他甚至气得连脏话都一起跟了出来。他断然拒绝了李迪的要求，并且对他说，告诉派你来的人，不论是谁，告诉他们，我不能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为了总统，我会象处理其他案子一样处理这件案子。

然后，也许是他们以前毕竟是认识的熟人，也许他想到，可能真的如李迪所说是奉他原来的老上司米切尔的派遣来的，因此，最后他还是出于礼貌和李迪握手告别。就是这样一个与犯罪分子握手道别的场面，以及此后的知情不报，使这位司法部长最终被判有罪服刑一个月，在牢里不知他是否想起，他当时的副手曾经对他说过，“头儿，我们要是能够摆脱这个麻烦而不进大牢，那我们可真是撞大运了！”

这时，所有涉案的人，都开始拼命销毁证据了。同时，两个从“水门”对面的旅馆里逃脱的现场指挥，李迪和亨特，已经知道法律将找上门来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因此，都为自己找好了律师。

从1993年公布的录音带中可以了解到，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尼克松就已经从部下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那么，他为什么不是下决心让那些人交出真相，听候法律的处理，而是决心掩盖，从而把自己也拖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漩涡呢。是的，尼克松并不是这个事件的策划和直接责任者，可是，不仅出事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而且很容易使人们对于他的知情程度质疑。

如果按正常程序调查下去，那么，从已经在“水门”现场被逮住的古巴人和麦克考尔德开始，马上就可以扯出在“水门”对面旅馆的现场指挥亨特和李迪，从他们两人又可以马上扯出批准“水门行动”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这四个人又都是从尼克松这个行政分支过去的。一个原司法部长加上三个原白宫顾问。这将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更何况，这三名出自白宫的“顾问”，都是“管子工”的成员。如果再用力拖一下，“管子工”就可能会被拖出来。那么，从白宫为出发点的那些违法“小动作”也就很难再瞒下去，那时候，尼克松如果仅仅说自己对手下人是“管教不严”，大概是很难说得过去了。

但是，“掩盖”这个动作将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妨碍司法”对一个美国总统意味着什么，尼克松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之所以下决心去做，当然和他一向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有关，同时，肯定和他毕竟迷信手中的总统权力也是有关系的。小小一个“水门案件”，是尼克松自己管辖的司法部和自己任命的司法部长在那里负责调查起诉，还硬是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自己动用手中的一切权力去遮，还真怕它就遮不住？这么一想，尼克松就跨出了第一步。一念之差，尼克松就亲手把自己给毁了。

他先下令把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任麦格鲁德调回来，主持“掩盖”。为了“掩盖”，他们一开始商量出了种种设想。

例如，让那些已经被抓住的古巴人给担下来。又如，让在旅馆指挥的李迪和亨特出国避风。在一次讨论“掩盖”的会议上尼克松本人甚至提出，干脆一盆子全扣在民主党头上，因为那些被抓住的古巴难民都曾经参与过失败的“猪湾事件”，而六十年代愚蠢的侵犯古巴的“猪湾事件”正是民主党当政期的“杰作”，等等。但是，这些设想都由于风险太大或是操作困难，一一都被否定了。

最终，参加“掩盖”的人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掩盖”的第一步，至少应该试图和李迪断线，一方面，因为由于李迪在“水门”对面旅馆留下的大量证据，他基本上已经是“死老虎”了。另一方面，李迪是通向上面几条线的一个“麻烦源”。于是，又一个“白宫顾问”出场了。他的名字叫迪恩。他原先对于前面发生的事情并不事先知情，但是，在整个“掩盖”工作中，他却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了一名主角。

迪恩先和李迪谈了一次。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知道全部真相，包括“管子工”的种种胡作非为。说实在的，乍一听来，他自己也给吓了一跳。他还是稳稳神，开始了谈“掩盖”的具体条件。李迪提出对已入狱者的“照应”，包括筹一笔“堵嘴钱”。

“掩盖”也是一项“行动”，没有“活动经费”是根本办不了的。比如，保释，律师，家属，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钱。前面已经讲过了，凡是违法的钱，筹款本身就很困难，而且一般来说，筹款本身也是犯罪行为。迪恩本人此后很快卷入“堵嘴钱”的筹集，在泥沼里越陷越深。

在迪恩找李迪谈话中，最戏剧性的一刻莫过于李迪突然提出“若是有必要毙了我，只要告诉我该站在哪个街角上”，着实把迪恩又给吓了一跳，说是我们可还没到这地步呢。李迪当时知道自己是通向上面的一个“祸根子”，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提出，一是他知道自己是混在一个违法圈子里，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在自己面临暴露的时候，到底会走得多远。其次，他也知道，他的这些上司尽管是白宫高官，却不可能动用正规受过训练的特工人员。多年之后，李迪在回忆中写到，他当时觉得，即使他的上司要干掉他，也是“合理的”。只是他觉得他们不可能动用得了专业枪手，他可不想让哪个“业余的”打歪了而伤着他的家里人。

这些人正在忙着“掩盖”乱作一团，可是在白宫里，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却谁也不敢真的向负责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去“打招呼”。因为在这个制度下，联邦调查局是独立的联邦机构，在操作时并不受司法部多大的控制。相反，由于真相还没有暴露，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一口否定白宫涉案“水门事件”，一方面还必须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华盛顿的警察按法律程序严肃调查。尼克松眼看着应该说是自己下面调查机构，正按图索骥步步向自己逼来，却碍于这个制度和全美国百姓的关注，不仅不能阻止，还只能作出欢迎调查的高姿态。即使是行政体系下的司法部，在法律的制约下，也不见得就对白宫言听计从。正在干着“掩盖”活儿的白宫顾问迪恩，曾经向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提出要求，把联邦调查局有关此案的文件调来看一下，却遭到拒绝。因此，调查仍然在一步步深入。在“水门事件”中那个漏网逃跑的“望风者”，又在律师的劝说之下，去联邦调查局投了诚。同时，各种报纸杂志的记者们，又在以他们的方式，各显神通，从外围包抄过来。可是此刻尼克松仍然心存侥幸，“管子工”的一个负责人海尔德曼曾对尼克松说，这事妙就妙在干得如此操蛋的糟糕，没人会相信我们会干出这种事来。尼克松深表同意。

问题是，哪怕是一个再“操蛋”的球，也总是有人踢出来的。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踢球人”的问题，这个“球”就还在联邦调查局和记者们的穷追猛打之下。因此，尼克松亲自下令，要他的“白宫顾问”让中央情报局“认下账来”，并且由他们出面让联邦调查局中止调查。

他们找了两个他们认为比较能够控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开始，他们拒不“认”这份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账”，后来迫于来自总统的压力，松口应承了下来，也做了一部分。但是，回去一想，就知道苗头不对，他们根本承受不了今后的法律责任。于是，他们马上刹车了。

他们开始向白宫顾问迪恩解释，他们尽管是白宫提名的副局长，但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在中央情报局里，都有特定的指挥链，不在他们职权范围的事，他们也一样无能为力。更聪明的是，他们看出了这件事的危险前景，为了在将来出事的时候有个依据，他们开始把每一次白宫顾问迪恩与他们交谈的情况都写下备忘录。

一边这里没人肯认领这个“球”，另一边“掩盖行动”的筹款问题又迫在眉睫。除了白宫顾问迪恩之外，这一违法活动把尼克松的私人律师也给牵进去了，后来他由于从事为“掩盖”行动的违法筹款，被判刑六个月。

由于1972年4月7日“联邦竞选法”的生效，堵住了尼克松动用竞选经费的最后可能。所以，总统的私人律师和顾问迪恩只能寻找一些秘密捐款者，取得的现金又象做贼一样送出去，结果，还是有两个为“水门”嫌疑犯工作的律师，拒收这种一看就来路不正的“律师费”。

在联邦调查局的搜索之下，不到一个月，李迪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一刻终于来到了。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了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要求约谈李迪。他在里面拖了半天，然后出来，表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从我前面已经介绍的情况中，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在整个事件的涉案人员中，上上下下，包括尼克松在内，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在灵活地服从自己的利益行事。倒是这个李迪，确实表现出狂热的，甚至有时是可怕的理想主义。他打一出事就表白自己将是“一堵石墙”，不管别人信不信，他把这个自定原则一直奉行到了审判结束。

在美国，政党机构一般都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他们本身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们的雇员也必须与司法人员合作。李迪公然当众违抗这一条基本政策，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也就不可能再雇佣他了。

李迪出事三天以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也找了一个借口辞职了。李迪的暴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作为李迪秘密行动的直接上司，他深受刺激，他必须摆脱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全力投入“掩盖”行动以挽救自己。再说，作为李迪公开职务的上司，李迪一被扯出来，他立即会自然成为两股强劲的调查力量的目标。

这两股调查力量一是专业的联邦调查局，另一股则是“业余的”，就是新闻媒体和下面无孔不入不计其数的记者们，这两股力量看上去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协同作战”。如果米切尔继续坚持，留在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这个惹眼的位子上，绝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更何况，此时，这个国家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按钮，已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自动打开。在“水门事件”的案发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由二十三名随机抽选的华盛顿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已经开始进行对“水门事件”的秘密听证。

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是秘密听证呢？大陪审团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我曾经向你介绍过美国的陪审团，但是，大陪审团和一般的陪审团是不同的。他们的任务是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在检察官起诉之前，代表人民对案情进行秘密听证。根据听证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追究调查，是否可以对该案的涉嫌者起诉。如果通不过这一关，政府行政分支的检察官就无法对涉嫌者提起公诉，也就根本谈不上审判了。因为原则上，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是代表人民在向被告提起公诉。但是，由于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通常会产生异化，成为人民之外的一种独立集团。因此，大陪审团和陪审团都是对这种异化的一种监督限制。

之所以要秘密听证，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涉嫌者还没有被批准起诉，他还不是法庭上的一名被告。在这个阶段许多证据还不适于公开，以保护受嫌者。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最后被大陪审团判定不被起诉。法律在这个阶段还必须保护他的隐私权。

但是，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涉嫌者必须积极配合大陪审团的听证，如实回答一切问题。这个阶段还不是刑事审判，因此，涉嫌者也不能借口引用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即公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一条，而拒绝回答问题。一般在这个阶段也不能由律师陪同出席听证会。

在这一阶段，一切证据都只引向“起诉”或“不起诉”这样两个结果。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保密的，也并不影响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审判。一经得出“起诉”或“不起诉”的结论，大陪审团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立即解散各自回家了。如果该案被判定必须起诉的话，那么，为此后的审判，将根据同样的随机抽选方式，选出新的陪审团参加起诉后的审理过程。

我们再回到“水门事件”。从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辞职的，还有一个出纳员。前面已经讲过，尽管说在1972年的“联邦竞选法”实施之前，未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者，他所收到的政治捐款按规定不受监督。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违法使用政治捐款，一旦有违法嫌疑，还是会被查账。因此，他们赶在“联邦竞选法”生效前一天交给李迪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经费，随着“水门行动”的败露，也必然会水落石出。因此，参与了这个违法动用政治捐款过程的出纳员，也辞职下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并且等候法律找上门来。

这个时候，事情还只到李迪为止。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李迪身后的人们已经非常紧张了。司法部长和刑事局都在按程序推动联邦调查局继续查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和手下那几个亲信商量的时候，甚至说，我就是吃不准是否能干脆把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找来，让他们停止调查。

尼克松之所以会这么想，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司法部长的上司。难道一个上级就无权给下级下一个命令吗？再说，这部长好歹还是他提名任命的呢。话再说回来，司法部长毕竟是总统的行政系统的一个雇员，他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是总统给的。如果尼克松连任下一届总统的话，那么，他将来的前程也可以说是在尼克松手里。不仅司法部长有这个顾忌，其他的一些关键的官员应该说都有类似的考虑。这也是当这些官员，甚至一些检察官，在发现此案有可能与白宫有瓜葛的时候，多少都有过些犹豫和彷徨。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它就如同卫星进入了运行轨道。它会自动地按预想的顺序往前走。要一反常态地中止运行，或者拖它偏离轨道，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分权的原则，行政分支的一个高级官员做的再大，也不能干涉司法程序，即使是很低级的法庭的程序。哪怕是企图拖时间，延缓它的进程都并不容易。略一过火，这种拖延的行为本身就成了犯罪，更不要说制造什么口实中止调查了。

美国的司法部长都是老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般都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对“妨碍司法”一词意味着什么心里很清楚。他们更明白，在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是很难做到向外界彻底隐瞒什么不寻常举动的。调查一拖延，他就必须回答国会的质疑，说出拖延的正当理由。因为他虽然是总统行政分支下的一个官员，但是，按照宪法的精神，他的行为并不是只对总统负责，而必须是对美国人民负责。

司法部长还知道，整个调查不可能自始至终处于“黑箱操作”的状态。也许，某一个阶段，某一小部分可以暂时隐瞒，可是，在新闻界的包抄之下，一点一点都会登上什么报纸和杂志。总有一天，毫无秘密可言。到那时候，那些登在报纸上的“真相报导”里，曝光出来的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必须是经得起敲打的。否则，他就也要准备请律师面对法庭的被告席了。

所以，司法部长也罢，联邦调查局长也罢，众多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们，他们之中不乏有一些顾忌总统压力和顾忌个人前程的人。可是，在犹豫中摇了几摇之后，他们几乎都在总统与制度之间，选择了服从这个制度。遵从这个制度，他们必须根据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地查下去，哪怕查的就是自己的上司，他们也会公开地正常地查下去。

在美国，妨碍司法是最明显的刑事犯罪，而且是重罪。尽管尼克松和他的手下人在“掩盖”行动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是犯了妨碍司法罪，但是，总统如果直接强令停止调查，将是历史罕见的严重妨碍司法罪。这就是尼克松吃不准也不敢这么干的原因。更何况，这样的强制命令是否会有效果，也是尼克松同样感到吃不准的。

可是，他这么一说，手下人居然心领神会，把这个意图至少是暗示了下去。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明确了总统手下人的意图之后，两个局的副局长见面坦率交换了一次意见。并决定把他们接到的暗示向总统汇报。最后，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和尼克松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这个格雷应该说也是尼克松的亲信之一。在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拒绝向白宫顾问交出“水门事件”的调查文件后，作为副局长的格雷却多次向白宫透露过一些调查进展。

不过，透露一点调查情况是一回事，接受来自总统方向的暗示或者指示就停止调查又是另一回事。格雷可没有这个胆量走得那么远。他只能向尼克松摊牌。他终于明确地告诉尼克松，这案子掩盖不了，必将引向上层，总统应该脱身于那些涉案的人，干涉调查只可能导致毁灭。尼克松在电话里久久不语，然后，他只能说，你还是充分积极地进行调查吧。

至此，尼克松阻止联邦调查局的念头，大概是彻底打消了。这么一来，尼克松就还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中止“掩盖”行动，尽量脱清与涉案违法人员的干系，听任法律程序的进行，也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向法律投降。第二条路就是继续依靠自己的小圈子进行“掩盖”行动，阻止不了调查就干扰调查。权衡之后，尼克松选择了第二条路。也许，正因为他是总统，在知道“掩盖”的全部困难和危险的同时，他还是相信一个总统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掩盖”这样一件“小事”。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得到尼克松信任的白宫顾问迪恩，正式成为“掩盖”行动的负责人。

“水门事件”发生已经三个月过去了，调查还停留在李迪这里。而李迪不管和白宫关系如何深，可从他调到共和党再任委员会开始，名义上他总是已经离开白宫了，只能算是白宫的前雇员。这时，距离大选只有一个多月了。于是尼克松稳住神，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宣称，在“水门事件”中，没有任何白宫的雇员涉案。然后，尼克松咬咬牙，把“水门事件”称为“一个可怕的事件”。并且为了作出姿态，使外界不至于认为李迪与司法抗拒的根源是出在白宫，他甚至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大言不惭道，“真正恶劣的不是事件本身，因为竞选中可能有过激的人会做出错事，真正恶劣的是企图掩盖真相。”

这么一来，至少暂时大家把“水门事件”都当作几个“政治小蟊贼”的杰作了。在大家的心目中，“水门事件”本身的级别也就随之大大降低。人们尽管还是将信将疑，可是在大选之前，公众的注意力被成功地引开了。一般的民众并没有把“水门事件”当作一个什么了不起大新闻。

就这样，不久以后，尼克松如愿连任，再一次被选为美国总统。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下面的那几个“顾问”竭尽全力四处为“水门事件”灭火。刚刚担任“掩盖”行动负责人的白宫顾问迪恩，曾经向尼克松保证，在大选之前，“水门事件”肯定不会出来坏事。看来，也按计划都做到了。

尼克松又当上了总统，继续大权在握。可是，企图一手遮天的“掩盖”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成功了呢？总统是否真的具有超越美国制度的“法力”呢？美国毕竟只有一个总统，而且只有他是通过全民选举产生的。一旦选上去了，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全民选择的严肃性，在四年任期之内要他下来，也不可能是随随便便的。因此，虽然宪法规定通过一定的程序，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直至那个时候，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名美国总统因国会弹劾而下台。那么，是不是尼克松选上之后就可以放心了呢？

我想在下一封信里，再向你介绍尼克松连任之后“水门事件”的发展。

祝

好！

林达

7. 法官西里卡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说，正等着我把尼克松再任总统之后的“水门事件”再讲下去。确实，“水门事件”此后的发展，是整个“大故事”里最精彩的一部分。看了后面的这部分，对美国建国者们在两百多年前的设计，对于这个制约权力的“收银机”的操作机制，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了解了。尼克松再任了，可是“水门事件”的阴影却挥之不去。在美国，不论是首任还是连任，每当一个总统开始他为期四年的任期，他总是要重新组阁。也就是把他这个行政系统各个部分的负责人，重新作一番安排调整。这一次，这些新任部长们的各项指标中，属于“忠诚”和“强有力”这方面的素质，对于尼克松来说就格外重要。因为，“水门事件”还象影子一样跟着他，一起跟进了尼克松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在说不定的什么关键时刻，他会需要自己的部下拉他一把。

与此同时，连任之后，在他的白宫“小圈子”里，他也不得不让几个与“水门事件”有关的亲信离职。这里面有他的私人秘书，也有“特别顾问”。他要抽掉那几根易燃的柴棒，以免他们引着白宫的后院火堆。

但是，你一定还记得，尼克松毕竟只是这个政府的“行政大主管”。在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中，他仅仅管着其中的一个分支。且不论即使在行政分支中，各个部门还有其总统控制不了的“独立性”。那么，在尼克松总统控制的范围之外，“水门事件”正在以什么样的状态发展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国会。大选年的美国国会说来是有点“荒唐”。为什么呢？因为宪法规定美国众议员的任期只有两年，他们的选期有一次和总统的大选年是重合的，另一次则是在中期选举，也就是两个总统大选年的中间。而参议院呢，是每两年重选三分之一，参议员的任期就是六年，但可以连选连任。也就是说，在总统候选人紧紧张张地在那里拼着竞选的时候，国会的两大块，众院和参院，也各自在为竞选忙作一团。

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来自不同的州，都是每个州的百姓直选出来的。他们必须回到家乡，向当地的选民们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且和选民沟通，与自己的竞选对手辩论，打广告战，等等。除了竞选范围比总统竞选要小，（在一个州或一个选区的范围内），他们的其他诸多麻烦绝不小于总统候选人。

这样，在总统大选年，对全部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来说，也是他们的“大选年”。于是，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国会就必须关门大吉，休会了。再有天大的事情，咱们也得等选完之后的下届国会再说了。是不是有点“荒唐”？

也许，这也是大选之前的最后阶段，“水门事件”没有被国会摆上议事日程的原因之一。但是，当尼克松再任总统之际，也是新一届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们到任之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国会议员由于是公众推选出来的“专业”监督，因此，他们较之于一般的民众更为敏感。

更何况，这一届的参众两院，都由尼克松的对手党，即民主党，占了多数议席。这在美国是十分常见的。美国人非常习惯于把行政和立法两大分支，分别交给不同的政党。这样看上去更有利于政府结构平衡制约的原则，所以美国没有欧洲国家的执政党在野党的说法。三大分支的产生方式截然不同，这是分权制度的保证。没有一个总统会愿意面对一个由反对党占多数的国会。可是，这些席位全部一个一个地来自各州的选民，尼克松对于产生这样的局面，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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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0

完全无可奈何。

民主党一直对尼克松总统与“水门事件”之间的关系疑虑重重。他们对于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搞的“水门把戏”，当然要一查到底。新的国会刚刚开张，参院的多数派领袖就写信给参院的司法委员会，建议国会组成一个中立的调查组，调查竞选中发生的不正常情况。至于众议院的多数派领袖，始终相信，共和党在竞选中的违法事件其根子在尼克松，他一上来就对他的众议院同事说，他们可以作弹劾总统的准备了。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只有众议院有提出弹劾的权力。

与此同时，在司法方面，还有那二十三名普通华盛顿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为“水门事件”组织的秘密听证仍在正常进行。越来越多的有关人员被传到听证会作证。

美国的证人在作证之前，都要一只手按在圣经上，一只手举起来宣誓，发誓自己此后的作证说的都是实话。我曾经有很长时间里，一直对这样一个情节觉得挺好笑的，总想，这管什么用啊。后来，渐渐发现，这样的一个仪式确实有它的道理。

相信这种仪式是源于这个国家很深的基督教传统，虽然美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虽然来到法庭的信仰不同宗教的各色人等都有，但是，这个显示敬畏上帝的基督教仪式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各色人等的美国，也没有人提出要取消这个仪式。它已经被抽去了宗教的色彩，却把神圣和敬畏抽象出来。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仪式，它已经自然地成为法律尊严的一部分了。大家也认同这样一个契约，你在发了誓之后，就必须说实话，否则，就是犯了伪证罪，而伪证罪在美国的法律中属于重罪。证人在法庭上如果出尔反尔，法官也可以判其藐视法庭罪。

你还记得吗？我在去年给你讲的辛普森案中，有一个在关键时刻被辛普森的律师揭露了证词虚假的佛曼警官。最后在法庭上，放了他的一些录音，是他在过去十年中，向一个女剧作家提供的有关洛杉矶警察的情况。他在录音中谈到大量后来经司法部调查判定是在吹牛。但是，这与“伪证”无关，因为这是他与女作家的私人谈话，而不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说的谎，因此也没人可以据此起诉他有“伪证罪”。

但是，今年佛曼仍然被以“伪证罪”起诉。其原因是他一开始在辛普森一案作证时，在法庭的“誓言之下”，宣称自己在十年内没有用过“黑鬼”一词。当时，估计辛普森的律师已经掌握了他此言不实的证据，因此再三在法庭上要求佛曼确认他的这句证词。他也信誓旦旦地确认了。

结果，就在那些当庭播放的录音中，发现他几十次使用该侮辱性字眼。此后在辛普森的那个案子里，他引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脱身而去。把他由于作伪证而给这个案子带来的全部混乱，统统留给了狼狈不堪的检察官。

但是，当辛普森案件已经审理结束后的今年，佛曼还是由于“明明骂了人却在法庭上发誓说没骂”这样一个问题，被迫走上被告席，成为一项重罪，即“伪证罪”的被告。最后，他的律师代表他以“不抗辩”交换较轻的判刑。法庭判他三年监督，以及不得再担任警察职务。他之所以从一个别人案子里的证人，变成自己案子里的罪犯，就因为他有了一次“誓言之下”的谎言。

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撒谎，只牵涉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的谎言，不论这个谎言多么轻微，它就是一个重罪的犯罪行为。当然按照常理，证人本身并不是被告，一个证人也应该不会担心受到什么法律处罚。但是如果一个证人不想站到被告席上去，也不想进大牢的话，那么，当他手按着圣经发过誓之后，最好还是实话实说。所以，在美国法庭上，律师在向一个证人取得关键证词的时候，常常在提出问题之前提醒证人，你的回答是在“誓言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证人是不敢把这样的提醒当作耳边风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证人被传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尼克松绝对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你很难指望所有这些证人，都不考虑自己面临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为了保住自己的上司而当庭作伪证。事实上，已经不断有人讲出他们所知道的真相。例如，那名辞职的出纳员，已经讲出了交给李迪的非法活动经费的准确数目。同时，也讲出了他的前上司，共和党总统再选委员会副主席如何教他作伪证。线索已经在往上扯，之所以还没扯到根子上，完全是因为那些已经坦白的人也对底细所知有限。

从尼克松这方面，“掩盖”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总统弄不到那么多违法的“堵嘴钱”，国库并不是总统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钱必须是到处“化缘”而来，这样，当前急需的钱，如这一批人的律师费，生活费都无法及时到位，更不用说下一步还需要大量的钱去安顿这些人的家庭，等等。第一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堵嘴钱”落实得不顺利，自然马上就带来了“掩盖”工作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很难堵住这么多张嘴。

已经在调查局掌握之中的这些人，都得到过将会受到“照顾”的许诺。这些许诺包括律师费，一年几万的生活费，两年之内得到大赦出狱等等。对于许诺是否会兑现，这些人本来就疑疑惑惑的。如果连审判之前的费用都不能及时到位，他们对于自己入狱之后的将来会有什么安全感呢？被抛弃的感觉时时都会产生。因此，他们就像是一锅往外冒的泡泡，几乎是捂都捂不住。

这里面，倒只有李迪是一个例外。他还是保持他原来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向上面保证他的沉默，并再三声称他的沉默不是以金钱为代价的。

除了“堵嘴钱”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掩盖”行动即将面临的难以对付的问题。这就是，涉案的人害怕坐牢。所有涉案的人，在他们得到一个“好照顾”的承诺的时候，也许确实想过，就豁出来坐上两年牢。但是，当这种想象越来越接近现实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这种反应不仅与每个人的个人素质有关，更和这些人原来的地位和处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很自然，越是原来处境比较好，地位比较高的人，就越无法接受坐牢这个现实。至于一些曾经或正在当着高官的人，更是以前想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坐牢这个可怕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从白宫的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无论刑期长短，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人生一个毁灭性的质变，是一场灭顶之灾。

因此，执法严格是司法部门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在坐牢即将变为现实的最后一刻，涉案者的心理防线是最容易一下子全面崩溃的。他们在一瞬间，会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愿意讲出一切真相以换取待在监狱外头。所以，在整个“掩盖”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参与“掩盖”的人对于这一现象是远远没有估计充分的。相反，他们，包括尼克松在内，总是对于越上层，越是自己身边的人，信任的程度越高。却没有预料到这些人实际上有着比常人更为薄弱的弱点。这样，他们的“掩盖”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火药堆上进行的。他们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通向这个火药堆的每一条引线都被掐断。

可是，火药引线已经从几个方向被点着了。

首先是，“水门案件”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那几个涉案者，已经被大陪审团批准由检察官起诉。“水门事件”要正式开庭审理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在这个案子上的作用，正式启动了。

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名叫西里卡，年轻时当过职业拳击手。他早早就念完了法学院，68岁时，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成为联邦地区法庭的一名首席法官。他也是一名共和党人，出名的保守派。他也痛恨六十年代风潮中自由派的观点作为，以及自由派对于传统美国生活的冲击。他的个人政治倾向看上去几乎和尼克松一模一样。因此，在他以往的法官生涯中，他的判案有不少是被自由派占上风的上诉法院推翻的。这对于一个首席法官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记录。

就在刚刚开始的“水门事件”审理过程中，在对李迪起诉时，开庭不久，他已经有两个决定被上诉法院推翻。一个被推翻的决定是这么回事，“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有一份采访录音，采访对象是“水门案”的一个被告，也就是“水门事件”发生时，那个悠悠地在大楼外观赏夜景，忽略了那两个“嬉皮”打扮的便衣警察，“玩忽职守”的望风者。在被采访时他说出了一些实情，而这些实情的坦白显然有利于对李迪的定罪。法官西里卡就要这名记者交出采访录音带。

谁知这名时报记者居然不干。因为在美国，记者与他的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像律师和他的客户，心理医生和他的病人，神父和他的信徒一样，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是受法律保护的。记者的新闻来源受到“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如果他不愿意交出来，谁也奈何不了他。法官西里卡一怒之下，就以“藐视法庭罪”当场拘留了记者。因为判“藐视法庭罪”在美国是法官的权力，不必通过陪审团。但是，如果被判的人不服，当然可以上诉，由上诉法院对于法官的这一权力进行监督和审查，以防法官的权力被滥用。结果记者上诉之后，上诉法院立即下令，限法官西里卡在两小时内把记者给放了。他当然只好乖乖地服从。

另一个西里卡被上诉法院推翻的判决是有关证据呈堂的问题。这我在去年给你的信中也提到过的，在美国，由于宪法修正案对于搜捕状的严格规定，因此，所有在法庭上出现的证据都必须是合法得到的。凡是以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都不得在法庭上出现。判定证据是否可以呈堂，也是法官的权力，但是这一权力同样受到上诉法院的监督。

当时，对李迪起诉的证据之一，是我前面所提到过的，联邦调查局曾经在法律限定还不很明确的情况下，应尼克松的要求在白宫装的电话窃听器的录音。这个电话并不是李迪打的，但是其涉及的内容与案情有关。

结果，打电话的人得知录音要呈堂，立即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请求帮助。这个联盟我在去年也向你介绍过，他们专门提供最好的律师，为公民权受到侵犯的平民打官司，甚至经常是免费的。这一次，他们又代表了那名打电话的人，在电话录音呈堂之前提出异议。最后，法官西里卡判定该窃听录音可以呈堂。但是，这一判定又被上诉法院给否决了。

西里卡法官在他以往的判案历史中，尽管有过多次他的判决被上诉法院推翻的记录，但是，他也有他的杀手锏。就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会把这个权力用足。你知道，在美国，法官是没有权力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的。这一权力始终在陪审团手中。但是，在判定“罪名成立”之后，同一罪名的刑期长短，是有一个有限的可调幅度的，也就是同一罪名可判的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之间，有一个差距。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量刑，法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西里卡就常常把判最重刑期，作为自己对罪犯的一个威慑武器。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有些迷惑不解。既然法官西里卡与尼克松以及被告李迪一样，也同是一个共和党人，也同样持有十分顽固的保守派观点，那么，他对落在自己手上的这么一个案子，一个对于自己所属的政党在竞选中发生的丑闻案件，为什么非但没有庇护和“手下留情”的倾向，反而看上去好象是在卖力“追杀”。

你的问题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美国，法官西里卡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前面也有过介绍，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么组织认同。所以，首先，法官西里卡不会对政党组织有任何顾忌和心理压力。因此，他是一个终身的共和党人，只是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固执的保守派观念的人。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保守派的法律工作者。事实上，在这一类保守派的观念中，希望保持传统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崇尚秩序，把法律作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对违法和破坏秩序的现象深痛恶绝，主张严厉惩罚，等等，是十分典型的，也是非常符合他们的信念逻辑的。对于法官西里卡，他认的就是维护秩序，其余的六亲不认。任何犯罪现象，落在他手里就一追到底，因为他肯定觉得这是实现他个人理念的最佳方式。

因此，法官西里卡不仅不会受到来自于任何与政党有关的组织压力，而且，虽然他和尼克松“同属”一个共和党，尼克松还是该党推出来的领袖，那么，堂堂尼克松总统和他周围的人，是否就可以贸贸然就以“同党”为名和法官“套个近乎”，打个招呼呢？。那可不行，“妨碍司法”，那可是重罪。

结果，法官西里卡在他自己的信念的支持下，在预审听证中就发出连珠炮一样的“重磅”问题。他要检方注意，陪审团想知道的是，谁雇了这些人；他们去干什么；是谁付的钱；是谁“发动”了此案。法官西里卡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眼前已经站在被告席上的几个人，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追到底的劲头。

但是，法官西里卡第一个回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已经起诉的那几个家伙，包括李迪在内，一个个纷纷开始表示“认罪”。

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在美国的法庭上，案程序先向被告宣布所指控的罪名。然后，被告可以在律师咨询下决定，是否自己觉得“罪名成立”。如果被告否认，就按照法律程序继续审下去。在审问过程中，各种证据将呈堂，各个证人也将被传来作证。律师会当庭向证人提出不同问题。因此，在律师的努力下，在一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发现新的情况，还是发掘出新的涉案者都是有可能的。

同时，由于一个案子的审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一般检方都鼓励被告“认罪”，以免去冗长的审理。为此，一般还会以减刑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所以，一般凡是证据确凿无法抵赖的案子，被告一般会选择“认罪”以换取减刑。这种情况下，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事实上，美国大部分的刑事案，都由于检方掌握确凿证据而以被告认罪结案。

可是，你千万不要看到这里，脑子里就冒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为在这里，“认罪”并不完全等同于“坦白”。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只是认定自己有罪，他完全可以在“认罪”的同时，并不“坦白”与他人有关的全部案情。再说，一旦被告宣称“认罪”，继续审理也就不存在了，律师也不再有机会在法庭上步步紧逼，追出漏洞和其他的作案人。作为检查官，对于这一名特定被告的起诉，是在罪犯“认罪”的一刻就宣告成功了。而作为想揪出罪犯后台的法官，可能反而是意味着一个失败。

对于这个案子，恰恰就是这样。审理还刚刚开始，被起诉的涉案者就全部认下罪名，审理似乎也就到头了。法官西里卡眼见着一条条幕后的“大鱼”有可能就在他的手里轻轻滑过去，悄没声地逃出法网，真是心有不甘。但是，检方试图进一步以减刑为交换条件，诱使几名被告作出全部实情坦白的努力又没有成功。法院一头的戏，好象是唱不下去了。

这时，法官西里卡决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他把宣判的日期先拖一拖，但是，他向几名已经认罪的被告预示了一个法律许可范围的吓人刑期。他说，将要宣判的结果，全看这些人与国会听证会以及大陪审团合作的情况。如果他们不合作，他就尽量判长刑期，反之，他将手下留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这些被告自己的案子尽管随着“认罪”而宣告结束了，但是，检方还在考虑起诉其他涉嫌者，所以这个案子的大陪审团尚未解散，他们将继续举行新的听证会。只是，随着这些认罪者本身案子的结束，他们就从被告变为其他涉嫌者的证人。也就是说，政府权力的司法分支，对“水门事件”的干预并没有完全结束。可是，如果这些证人全部不配合，大陪审团就很难批准对高一层人物的起诉，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当场活捉，暴露的罪证不象下面这些人那么多。可以说，这些已经认罪者的证词将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法院能否在这个案子上进一步有所作为的关键。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权力的另一个分支，立法机构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也已经正式启动。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听证会迫在眉睫。这些涉案的被告无疑也会成为国会听证会的证人。

西里卡法官的“杀手锏”，就是针对这些“认罪者”在以上两个即将展开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态度，发出的警告。

法庭的第一个回合并不算成功，下一个回合也前途未卜。然而，西里卡法官明白，即使司法分支最终没有成功地掌握“水门事件”幕后人的证据，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就已经认输。他知道国会调查将是一股很强的力量。他说，“大家都知道，国会将就此案展开调查。我不仅作为一个法官，也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并且作为成千上万盼望得知真相的人们之一。我坦率地希望，参院在宪法所赋予国会的权力之下，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美国的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调查，历来就是极难对付的。因此，这个开关一启动，尼克松以及他周围那些正在从事“掩盖”行动的人，立即如临大敌。尼克松本人在二十多年前，也担任过国会的调查委员，当时，他也曾成功地抓住过别人的伪证。如今，他却在指使自己的部下去作伪证，这不可能不使他感到心里发慌脚底发虚。

凡是国会的这类听证会，证人也都必须在作证前宣誓。一般地说，整个作证过程都是通过电视，向全美国民众播放的。这就是说，证人将在全美国人面前，一手按着圣经，并举起另一只手宣誓，誓言自己说的将句句都是实话。对于那些可能被国会传去作证的高层官员们，如果当着全国的人民的面在“誓言之下”作伪证，这将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乃至刑事风险。

国会参院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有一个准备阶段，因此，正式听证还有三个月时间。尼克松和他的几个亲信顾问再三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例如，那已经“认罪”的七个被告，肯定都会被国会传去作证。他们会松口讲出真相吗？问题是，连最起码要送到的“堵嘴钱”都没有把握筹齐。他们还在考虑，迫不得已时，是否就再让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米切尔和麦格鲁德，顶上去做替罪羊，等等。

谁会料到，就在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之前的三个月里，尼克松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对策，反倒错下了一步棋。前面曾经提到过，尼克松的司法部长始终没有向白宫透露“水门事件”的调查进展。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却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他曾经透露过一些“水门事件”的调查情况给白宫，不过也没有涉入太深。不管怎么说，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也已经是一个“有罪的知情者”了。

前面说过，尼克松趁着连任总统职位的时机，想要调整下面的班子。也许首先是考虑格雷的忠诚，其次，格雷已是一个知情者，也许尼克松也想安抚他。总之，尼克松在联邦调查局长的原局长去世缺任的情况下，决定提升副局长格雷为新一任的正局长。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老谋深算的尼克松居然忽略了“国会审查新提名行政官员听证会”的严重性。

格雷的提名一到国会，国会对格雷的审查很快集中到他在“水门案件”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样，审查提名格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听证会，迅速演变成了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预演”。

这个国会听证会毕竟是格雷升官的资格审查。因此，前往国会参加听证的格雷，只有兴致勃勃地准备提升局长的思想准备，而没有在这个时候接受“水门事件”严肃调查的预感。所以，对有关他在“水门事件”中应承担什么责任的各种问题，他也不会有充分的应对准备。

在格雷听证会的第二天，尼克松和他的法律顾问迪恩就发现情况大好不妙。尽管尼克松很想撤回他对格雷的提名，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已经无法前去关掉这个程序的开关了。格雷这个“提名局长”是想当不想当都得当了。

可能是格雷在突如其来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发问下慌了神，就本能地试图推卸责任。也可能是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也不敢撒谎。不管怎么说，就在国会审查格雷的新任命的听证会上，他几乎把总统顾问迪恩对联邦调查局“水门调查”中的插手和干扰，全给讲出来了。

在此之前，在调查“水门事件”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过迪恩这个人。因为你也看到了，直至事件发生，迪恩确实一直是“圈外人”。他事实没有参加“水门事件”，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证据和证词指向他。他是在“掩盖”行动开始之后，才一头扎进去的。因此，准确地说，他确实不是一个“水门事件”的罪犯。但是，他现在却是在以一个涉嫌者的形象慢慢浮出水面。这是一个“干扰司法罪”的嫌疑者。

从这一刻开始，尼克松和他周围的人，大概是有点醒了。在此之前，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对“水门事件”本身进行“掩盖”上。而到了这个时候，当他们的“掩盖”行动本身开始曝光，他们必须意识到，既然由“水门事件”的犯罪行为引出的“掩盖”行动的种种作为，就是“干扰司法”罪，而且，这是一项更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掩盖”行动本身就更需要“掩盖”。问题是，那“新的掩盖”又是什么呢？是否还需要“更新的掩盖”呢？而每一次“掩盖”都无疑会留下或多或少的蛛丝马迹，不进一步“掩盖”又怎么行？这无穷尽加速恶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吓坏了所有的“圈内人”。

可是，事至如今，面对已经无法抹去的“过去”，不继续“掩盖”似乎也已经没有退路了。可是，我已经说过，“掩盖”行动已经成为一个不断会长出新的脑袋来的多头怪物，怎么砍也砍不及。

这时，是1973年的三月初，是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刚刚开始的两个月之后。除了政府权力的司法分支和立法分支这两个方向之外，在第三个方向，又一根导火索被点燃了。三月八号，就在格雷听证会开始的第八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详尽的报导，是有关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卡姆巴赫在“非法使用款项”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向美国民众介绍了卡姆巴赫与“水门事件”的“堵嘴钱”的关系。这是又一个由于涉及“掩盖”行动而曝光的白宫官员。同时，参院的调查员也开始调查这位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参院也已经提出，将会要求包括迪恩和卡姆巴赫在内的几名白宫顾问到听证会作证。

在第一个回合中看上去并不成功的司法分支这一头，法官西里卡的“杀手锏”其实也在无形地起作用。对于已经起诉的七个人的刑期宣布，定在三月二十三日。在这里面，四个是古巴难民，他们基本上只是受雇干活，知道的内情十分有限。而另外三个人，就是与上一层官员的连接点。他们手里都有相当可观的“内情”，可以作为交换“宽大”的筹码。

李迪是个理想主义的狂热极右派，从头到尾坚持了“沉默石墙”的角色。但是，对于另外两个人，在现场与古巴人一起被抓住的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以及和李迪一起指挥“水门事件”的前白宫顾问亨特，法官西里卡所威胁的漫长刑期，一直在他们耳边嗡嗡作响。

前白宫顾问亨特，在审判之前终于沉不住气，向白宫发出了威胁。他的要求就是钱。他为自己的沉默开出了新的价码，并且给出了最后的限期。他提出，如果白宫不能满足他，他就全部交代。要知道，仅仅不久以前，亨特还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顾问，谁会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能发出这样的威胁。这已经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从此，由于面临的处境不同，这一圈人的分化和关系的恶化已经势不可挡。

前白宫顾问亨特尽管已经和尼克松撕开脸皮，尽管他提出的钱的要求也非常难办，但是，毕竟还是有可能解决的。如果说，他的怒火还可以用钱去熄灭的话，那么，对另一个被警察当场抓住的“认罪被告”麦克考尔德，对他不顾一切要达到的目标，白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这位窃听专家他要什么呢？他要在自己被当场抓住，并且已经在法庭上承认了全部罪行之后，仍然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而不去坐牢。他想来想去，他被许诺的两年以后的总统大赦他也不要，他一天牢也不肯坐，他一心就是要待在家里。

当然，作为一个多年的政府官员，麦克考尔德不至于愚蠢到连总统的权限都不知道。判刑是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事，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头儿，井水犯不了河水，想管也管不了。因此，他倒是表现得比亨特平静得多，没有频频向白宫提这提那，因为他知道，他们想救也救不了他。可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琢磨，他不停地想出一些自救的花招，当这些花招都不起作用，而判刑的一天又逐步逼近的时候，他只有最后一招了。

麦克考尔德给法官西里卡写了一封信。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正是法官西里卡六十九岁的生日。他看完信，又把它重新封了起来。法官西里卡只悠悠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礼物，它将把这个案子兜底翻开。”

这一切，尼克松和他的“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还都被蒙在鼓里。但是，即使没有麦克考尔德，他们面前已经是一张千疮百孔的遮羞布。他们面临即将开始的国会听证会，他们面对新闻界的追踪，他们面对几名白宫顾问的曝光，他们面对亨特向法院坦白的威胁和筹集“堵嘴钱”的重重困难。导火索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下滋滋作响，在尼克松行政系统之下的司法部，又查出了前白宫顾问亨特和李迪，在“管子工”时期闯入艾尔斯博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的旧账。

在三月二十一日，七名被告审判的前两天，尼克松召集那几个“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开会商量对策。第二天，同样性质的会又开了一次。在这次会上，尼克松第一次知道他的前顾问亨特的威胁。尼克松在会上十三次提到要付亨特的钱。尼克松关照要“做好证人的工作”。尼克松谈到如何在今后两年里搞现金。尼克松关照有关他们自己“妨碍司法”的情况，要一刀切去。等等，等等。那天晚上，他们把亨特所要求的现金的一半，派人偷偷扔进了亨特的律师的信箱。

在这两天的会议之后，尽管他们还在商量和进行新的“掩盖”活动，但是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象一条恶狗般紧紧追赶着他们。因此，除了尼克松之外，其余的几个人，都纷纷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

在五个月后，当尼克松被迫交出他的录音带时，这次会议的录音是当时的特别检察官听的第一盘带子，听完之后，检察官们就郑重建议尼克松自己去雇一个刑事律师。

三月二十三日，对已认罪的七名“水门案件”被告的宣判的时刻到了。开庭之后，法官西里卡宣布，被告麦克考尔德有一封信给法庭。随后，书记官打开信之后交给法官，西里卡当庭开念。主要内容就是，被告曾受到政治压力而保持沉默；此案凡涉及政府部门，涉及他们的作用及作案理由，都有人作了伪证；此案尚有其他罪犯。

事后人们形容这封信就活像一颗炸弹一样，在法庭上当庭炸开。记者们就像被炸飞了的弹片一样，一休庭就直扑电话机，不出多久，这已经是美国民众嘴里的一条新闻了。

你是不是以为，这一来，“掩盖”行动彻底破产，尼克松的“水门”故事就可以结束了呢？那你可就小看了权力的魅力和威力了。权力的魅力，使得尼克松无论如何不会轻易就交出白宫。而权力的威力，则使得掌握权力的人，会有比一般人具备强得多的能力去对付自己的危机。

因此，这个本来根本不起眼的“水门事件”，随着尼克松的顽强抵抗也越演越烈，直至最后的部分高潮迭起。今天已经很晚了，等我下封信在向你介绍吧。

祝

好！

林达

8. 国会网住了总统

卢兄：你好！

上封信我讲到“水门事件”在司法审理过程中，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聪明的法官西里卡虽然还不知道他到底将拖出多大的一条鱼来，可他至少知道，鱼越大就越难网住。因此，他丝毫没有因为手里捏着麦克考尔德的信，就以为万事大吉了。他不仅知道自己还有不少沟沟坎坎要跨，而且他还想到，如果在这条线索后面是一条真正的大鱼，那么单靠司法分支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问题很明白是出在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这一部分。所以，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在促使立法分支对行政监督的这个方向，他再上去猛推一把。法官西里卡的顾虑绝不是多余的。当法庭上的爆炸性消息传到白宫的时候，尼克松在震惊之余，一方面安抚部下，说是麦克考尔德知道的东西并不多，坦白也不会造成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他开始召集商量新的对策。其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既然如此，干脆用司法之“盾”，挡国会之“矛”，先截断立法分支的进攻。把问题限在司法程序的初级阶段，然后把线索掐断在这一道门槛里面。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策呢？就是在参院听证会之前，抢先要求进入司法程序。可是尼克松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等于自投法网吗？这里面也大有讲究。

国会的听证会，是宪法设计的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机制之一。也就是权力的立法分支对于行政分支进行监督审查。如果是一个平民，你没有一定的证据，是不可以对他提出刑事起诉的。如果没有绝对充分的证据，更是很难给一个平民定罪。这在我去年介绍的辛普森案中，你一定已经深有体会了。但是，政府行政机构和它的官员的作为，就受到远为严格的监督和限制了。

在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的行为发生诸多疑点的时候，即使还没有够得上提出法律告诉的证据，国会就已经可以根据这些疑点要求召开听证会了。国会听证会虽然不是法庭，但是，它的严肃性以及穷根追底的劲头绝不比法庭差。更具威慑力的一招，就是一般它都向全国作电视转播。一切都是公开的。这样，国会听证会往往会起到“准法庭”的作用。所以，政府的行政官员与平民百姓相比，受到的监督更多一层，受到的保护也就少了一层。

但是，不论国会听证会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听证会是不会给你判刑的。如果在听证会上，确实追出了刑事犯罪的证人证据，那么听证会一结束，下一步就是移交司法系统，进入司法程序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就是按照司法的一套规矩去走，法庭的被告都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没有充足证据都无法定罪，但是一旦定了罪，就得坐牢了。

那么，尼克松他们为什么要跳过国会听证会这一层，反而愿意进入司法程序呢？我们先预想一下，如果举行国会听证将会发生什么。

对于尼克松们来说，在证人已经宣布要坦白的时候，向全国举行公开的国会听证会，那无疑立马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你想，如果让证人在全国民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一下子把全部事实都摊开，把白宫后台一把推到前面。可以想象，全国民众的愤怒会立即如潮水般把尼克松的白宫淹没，连缓冲筑堤抢救的时间都不会给他们留下。这当然不是尼克松们想看到的后果。

可是，如今已经处在最后的紧急关头，若要阻挡这样的事情发生，除了以毒攻毒，主动要求直接进入司法程序，已经没有别的阻挡办法了。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政府官员的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进入司法程序的阶段，那么，国会听证这个“准法庭”的阶段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虽然国会也可以坚持照样开听证会，但是，一般来说，国会接受这个建议，取消预定的听证会，让他们直接转向司法系统的可能性很大。尼克松们当然也不想和司法分支打交道，只是，两害取其轻，也只能这样以退为进了。

你一定又要问了，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司法方向造成的伤害可能更轻一些呢？如果他们成功地挡住了国会听证会，他们又怎么对付司法分支呢？他们怎么可能把线头掐断在司法程序的初级阶段呢？

因为，如果进入司法程序，首先就是召集大陪审团举行听证会，而关键的是，由于这是起诉之前的听证，所以这样的听证是秘密举行的。

同时，美国司法部门为了尽快搞清案情真相，为了打消证人的顾虑，一向与证人进行有限度的交易。这种交易的效果最突出的，就是在给贩毒集团首犯定罪的案子里。例如，以不究既往不起诉为条件，交换贩毒集团内的知情者出来作证，作证后甚至帮助他们改头换面，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否则，很多组织严密的贩毒集团即使警察千辛万苦破了案，也无法说服陪审团将罪犯定罪。

也就是说，证人以“案情真相”交换对证人的“不起诉”，这在起诉前的大陪审团听证阶段，是常有的情况。当然，这种交易是有限的。但是，在整个司法程序中，这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有商量回旋余地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猜对了，尼克松们打的就是这个阶段的主意。

由于这种交易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有限地抛出几个“死老虎”。例如，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米切尔和麦格鲁德。他们本来就是“水门事件”的直接指挥，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一坦白，他们本来就在劫难逃了。可是，白宫里面的人却可以在事先和司法部门作交易。以“出来作证”交换“不起诉”。

这样的交易是否有希望呢？他们至少认为还是有一定把握的。首先是，在司法程序的这个初级阶段，严格地说，是政府权力的两个分支的接合部，就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司法部和政府司法分支的法庭的交接点。因为，只有在大陪审团批准起诉之后，才算是案子真的交到法官西里卡手中了。在此之前，尼克松所领导的司法部之下的检察官，在这个“证人交易”里还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的。

其次，毕竟，一件刑事案件，牵连到白宫，牵连到可能要总统出来作证，这些都是没有先例的。谁也不知道这样的交易幅度应该怎样。既然没有先例，争取的空间也就更大一些。

如果尼克松们的这一招能够如愿以偿的话，就切断了政府权力三个分支以及新闻媒体在制衡关系中的互动作用。在美国的建国者们设计了“收银机”之后的近两百年来，它的机制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大的挑战。

就在这最后冲刺的紧要关头，法官西里卡似乎也在担心白宫的这步棋，于是动作敏捷地抢先跨了一步。他为了推动国会，使他们坚定召开听证会的决心。在宣判的前两天，也就是在麦克考尔德的信公布的前两天，他邀请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顾问，一个名叫戴希的法学教授，前来旁听他敦促被告与参院合作的谈话。并且因此促成了决心坦白的麦克考尔德与戴希教授的单独谈话。

法官西里卡的这一推动非常有力。因为麦克考尔德对戴希教授透露的情况，使戴希教授十足大吃一惊。这等于在参院的调查决定上，又锤下了一颗铁定的钉子。

推完参院这一头，法官西里卡决定在证人一方也再加大压力。他又一次使用了他的杀手锏。他在那次宣判会上，除了对要求坦白的麦克考尔德延缓判决之外，对其他几名被告只宣布了“临时判决”，“临时判决”的刑期都很长。接着他宣布，“正式判决”将在三个月后，届时，他将根据被告与参院及大陪审团的合作程度，重新评定他们的正式刑期。

法官西里卡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对被告们说，“我建议你们与大陪审团和参院调查委员会充分合作。你们应该明白，我并没承诺什么，也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你们如果决定和盘托出，我会重新评估刑期，其他因素也会得到考虑。所以我在此特作说明，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可以作主的。”

这一个关键的较量，尼克松这一方又显得十分被动。当他们还在准备他们的计划时，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决定借助公众舆论的支持了。戴希教授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他只宣布麦克考尔德向他提供了其他涉案者，而拒绝透露包括姓名在内的进一步的任何情况。

新闻界立即被连锁地推动了。记者们见缝插针地去搜寻消息。其中，“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两名记者也在积极追查。“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不仅在整个“水门事件”过程中探出大量内幕，作了许多报导。此后他们也几乎成了“水门事件”的专家，他们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出了好几本有关“水门事件”的书。直到最近还写出新的书来，书名挺有意思，叫做“都是总统的人”。

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终于探到了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麦格鲁德和总统法律顾问迪恩的名字。在名字见报之前，这名记者在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迪恩涉案一事向白宫的新闻秘书追问，这位新闻秘书却以诬陷控告相威胁。记者根本不把这样的威胁放在眼里。迪恩的故事当然开始上报。

反过来，倒是迪恩自己沉不住气了。尽管他自己就是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他还是在外面给自己找了一名律师。

尼克松们想跳过国会听证会这一关，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困难。

然而，对于尼克松们来讲，越是这样的局面，越是不能举手投降，这对于他们已经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他们设法用一个含糊不清的“行政特权”来抵挡。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三权分立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正常情况之下，政府权力的三个分支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无权干扰干涉，例如行政部门就有“行政特权”，一般情况下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无权过问他们的正常行政工作。

可是，仅以此条显然很难档住。因为国会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起码可以说明白宫操作“不在正常情况之下”，国会调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一个挡箭牌。剩下来的挡箭牌就只有“行政程序”这一条路了。这一条还是原来的老花样，就是强调进入司法程序，使参院调查成为“不必要”。可是在眼前的局势下，这样的抵挡能否成功，他们毫无把握。

形势的发展非常快。到三月底，尼克松已经被迫放弃对听证会的抵挡，宣布白宫人员可以“非正式地”参加听证会，在“总统的指导下”出席大陪审团的听证了。尼克松总统在作出这个“退让”宣布的时候，如果他看到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迪恩当时政在家里干什么，这个“退让”也就算不上是什么打击了。

迪恩那天在家里干什么呢？他在约见自己的律师。

在这些尼克松的白宫顾问中，只有一个人是比别人还多一块挡箭牌的。他就是在“掩盖”行动中涉案最深的迪恩，他为什么就可以多一层保护呢？因为他的顾问头衔与其他人不同，他是“法律顾问”。正因为在“顾问”前多了法律二字，他就可以援引“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声称他不必向调查委员会作证。但是，也许正由于他是一个法律顾问，一旦出现“兵败如山倒”的迹象，他最清楚自己将会面临什么后果。就算他可以在出席听证会的问题上，比别人多抵挡一阵，可是，他很清楚，这只能延缓自己吞咽这个后果，而不能真正逃出这个结局。

因此，迪恩这个尼克松总统在“掩盖”行动中最信任的人，也是在“掩盖”的阶段里，给尼克松出谋划策最多的一个人，已经开始考虑自己“丢车保卒”的方案了。他想来想去，自己的双脚已经深深地陷在这片泥沼里，除了把尼克松作为一块坚实的木板铺下来，踩上去，他再也没有别的逃生之路了。

所以，作为尼克松法律顾问的迪恩这时开始约见他为自己请的律师了。

迪恩的律师先请他陈述事实。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在法律的范围内，以最好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客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迪恩的律师是尽到自己的职责的。因为，他听了一半的时候，就明白他的当事人的麻烦有多大了。因此，坚持当场就要给检察官打电话，让他的当事人迪恩尽早与检察官讨论“证人的交易”。律师知道，迪恩必须及早拿“真相”去交换宽大，否则，他就完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整个司法程序中少有的允许讨价还价的一个环节。

但是，当迪恩在律师的安排下与检察官进行接触的时候，并不是象你我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先谈交易的条件的。这是因为前面提到过的，交易是有的，但是交易是有限度的。所以，在美国的司法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把认罪交易留在最后谈。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有当证人把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检察官才知道证人本身在案子里究竟犯了多大的事儿，才有能力判断能够给出多大的交易。

那么，证人是否会担心讲了之后检察官又耍赖呢？一方面，检方将保证暂时不在案子里使用听到的材料，不录音，这些条件都是由律师代表证人考虑过，保证不会让证人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证人谈完之后，检察官的信守诺言的信誉是以整个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为保证的。也就是说，检察官要是不按惯例操作的话，以后你就再也没人上你这儿坦白来了。在一个成熟的司法体系中，各个方面就会表现得严守游戏规则，证人在这方面的顾虑就要少得多。

只是，在这个案子里，作为证人的迪恩比一般的证人有更大的顾虑，那就是检察官是否会按常规向他的上级汇报。要知道，检察官的上司可就是司法部，司法部的上司可就是总统尼克松。这么一想，没法叫身为尼克松法律顾问的迪恩不感到紧张。于是，检察官在迪恩开口之前，作出了一个额外的承诺，就是不向上司汇报。

迪恩一步一步，终于把除了尼克松本人之外的全部情况都一锅端出了。这是检察官在见到迪恩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他们虽然预料迪恩的坦白会使案情有大的进展，但是，现在他们才看到，他们以前连主攻方向都还远远没有摸准。

在此之前，他们眼睛里基本只有“水门事件”。他们进攻的方向也只是对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策划人以及后台。谁知道，闹了半天，“水门事件”只是一台大戏的序幕，而由此引出的大规模妨碍司法的罪行，就在这个政府行政部门的核心恶性演出。这才是他们应该好好下功夫瞄准的目标。问题是，这些罪行，这种行政分支利用职权对司法的违抗，至今尚在进行。这一下，见多识广的联邦检察官可是真正地傻眼了。

几天之后，这两个检察官的肩膀再也扛不动这份“秘密”的重量，他们只能破例违背了对迪恩的诺言，把这份担子卸给了他们的上司，司法部副部长裴德森。谁知，他听了之后也傻眼了。

迪恩交代出来的主犯之一米切尔，我介绍过，他是从司法部长的职位上辞职，去充当共和党再任委员会主席的。所以他也曾是裴德森的老上级。总之，眼看着他声名显赫的老上级老同事们，马上就将站上被告席，成为被起诉数项重罪的被告，这位司法部副部长马上想到了尼克松。他终于脱口而出，“总统会被弹劾的！”他毕竟是老牌的法律工作者。尽管迪恩至此尚未松口讲出尼克松的名字，但是，裴德森知道，既然白宫众多高级官员深陷犯罪的泥沼，那么，不论总统是失职是涉案，都已经无法避免弹劾的动议被提出了。

下面的一步是可以猜到的。裴德森只是一个副部长，他马上去找了现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他的反应和前面几位都不同，他首先冒出的念头大概就是“栽了”。你一定还记得，“水门案件”一出来，李迪到高尔夫球场找的就是他。所以，从理论上说，他也应该考虑找一个律师了。因此，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辞职了。

就在这个时候，迪恩大致已经知道，根据他在“掩盖”行动的主谋地位，要把交易做到完全豁免，大概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还是决定加大筹码，争取最好的结果。于是，他把白宫“管子工”的那些为非作歹，也交了出来。这么一来，他的交代里面几乎就只差“总统”二字了。

不久，尼克松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迪恩对同伙们的背叛，也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悬在迪恩的嘴边，只待一松口，就会溜出来。尼克松和下面的人，又一次聚在一起商量“掩盖”对策。只是现在少了以前的一个主角迪恩。

我也不知道，那些已经被迪恩说出来的人，是真的对总统忠心耿耿呢，还是知道自己反正逃不过一劫，就冷静下来了。他们一致同意全力保住总统。这对于尼克松以及其他的人，都是上策。因为对于总统身边的人，既然逃不掉要坐牢的话，只有把尼克松依然留在总统的位置上，才可能在将来运用总统的大赦权力解救他们。

大赦权力确实是宪法赋予总统的一个特权。尼克松却想在关键时刻把它当作武器使用。尼克松们当然不用猜就知道，迪恩把他们当筹码，就是为了换取豁免起诉。一旦换到豁免，再怎么身败名裂，总比待在牢里强。可是，他们又深一步往下想，如果断了这家伙的这个念头呢？

如果迪恩豁免不成，他不是也得坐牢，也要指望总统的大赦了吗？这不也是一个交易吗？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迪恩对总统手下留情，别的都没用，唯一的办法是断了他对“豁免”的想头，逼他往牢里想，逼他把尼克松当作自己往后打开监狱的一把钥匙，紧紧含在嘴里。

于是，尼克松总统又在电视里又发布了一条声明。其中有一条就是，由于调查的发展，在行政部门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任何人，都不应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一方面尼克松在全国民众面前卖了一趟乖，摆出对自己掌管的行政系统官员绝不偏袒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履行了他们的计划，企图断了迪恩的“豁免”幻想。

那是四月中旬，1973年，尼克松连任后的第三个月。整个美国还是相当平静，尽管报纸上逐步在一点点推出“水门事件”的审理调查新进展，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以为“水门事件”，只是一个过去了的“竞选小插曲”。对于报上逐步出现的有关白宫有人参与此案的消息报导，在白宫和尼克松的矢口否认下，大家也显得将信将疑。

你可以看到，前面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凭新闻界的能力，在一天两天就能够挖掘到的。因此，美国公众此时还基本上是远远地站在外围，静候发展。但是新闻界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温度正在逐步升高。有关报导已经从登载在报纸的第十几版，逐步上升到了第一版。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另外一个案子。你还记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里头那个叫艾尔斯博格的“泄密者”吗？尼克松曾对他恨之入骨，因此专门组织“管子工”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非法调查。结果，这些非法调查没有查出什么了不起的案情，也没有能协助尼克松达到加害于他的目的。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正是他们这些违法行动，日后反而帮了艾尔斯博格的忙。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迪恩交代出“管子工”的活动情况时，艾尔斯博格的案子还没有判决。迪恩谈到的情况，凡是涉及艾尔斯博格一案的，按照法律规定都必须交给该案的法官。有关“管子工”的这些材料，在艾尔斯博格的法庭上又引起轰动效应。使被告律师的辩护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这些材料的转交是得到尼克松同意的，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明知这将对艾尔斯博格大为有利，而对自己绝对不利，他也只能如此。尼克松没有这个权力和胆量公然扣留这些材料。

正是因为“管子工”的这些材料，证明了作为原告的政府行政部门，有陷害和迫害被告艾尔斯博格的动机和行为。据此，法官根据美国的宪法精神，宣布该案中止受理。本来几乎是“罪证确凿”的艾尔斯博格，反而轻松回家了！原来想狠狠整一下艾尔斯博格的尼克松，反而帮了他的大忙，因为法律禁止政府迫害平民。

这时，尼克松才知道，连“管子工”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管子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尼克松的真正心腹海尔德曼和厄理其曼，立刻被迫辞职。

尼克松们最不愿意发生的局面无可阻挡地如期发生。调查“水门事件”的司法程序和国会听证几乎将在同时展开。国会听证会完全公开，由电视向全国作实况转播。

先看司法这一头。由于当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的辞职，由于前司法部长米切尔涉案成为被告，政府行政分支下的司法部显然叫人信不过。因此，参院一致投票决议，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是由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任命的。他挑选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出任这一职位。

这名叫做考克斯的独立检察官一上任，就在“独立”二字上做足文章。他从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手里要来了完全独立调查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学教授，他当然知道，想要调查起诉和自己同一行政系统的“上司的上司”，关键就是先挣脱这些人的控制和纠缠。否则，还要他这个“独立检察官”干什么呢？

考克斯“独立”地招兵买马，组织了他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他们尚有一个不短的调查过程，这样，参院听证会的程序就走到了前面。

在参院的听证会开始之前，也有一番周折。起因还是关键证人是迪恩的“豁免交易问题”。你也许会奇怪，参院是国会，又不是法院，他和参院能有什么交易可做呢？

实际上，这一类的国会听证会，为了换取证人的证词，也有和司法系统类似的“坦白从宽”的交易。可是，参院手里又没有司法权，它拿什么去换证词呢？它有一个“转移豁免权”，或者说“使用豁免权”。

就是说，它可以给出一个不完全的“豁免”，这个“豁免”并不是越权占用司法权力，豁免证人受司法起诉。而是对证人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一切“豁免起诉”。就是不论证人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什么，司法系统不能仅仅依据这些内容就对证人起诉。

说白了，就是国会同意给证人创造一个暂时的“司法耳聋”环境。在国会听证会上，不论你说什么，司法部门的人全都只能暂时成为“聋子”，听不见。既然他们听不见，当然也就不可能起诉你，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也就是说，司法如果要以这些内容起诉他的话，必须想办法在司法系统作证时让他再重复一遍，否则就只能由他去了。

当然，在国会参院调查委员会里，也有一些共和党的想帮尼克松忙的人，他们也不想看到迪恩在电视里对尼克松毫无顾忌乱咬一气的局面。但是在投票时，他们占了少数。投票结果迪恩还是得到了“转移豁免权”。

1973年5月17日，国会听证会终于开始了。尽管在电视里，参议员们已经事先警告全国的观众，所有证人的证词现在只能算是一面之词，还不是经过验证无可置疑的铁证，也就是说，证人尽管宣了誓，但是，不能保证没有伪证。但是，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两个星期的证词还是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麦克考尔德谈到了李迪用来闯入“水门”的钱，居然是从前司法部长米切尔那里来的，而且是在非法动用竞选经费。甚至还交代了他曾经得到过将来被宽免的承诺。在美国，谁都知道，宽免罪犯的大赦权只有总统才有。所以，如果此证言不虚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连总统也有份了。

接下来，是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麦格鲁德，他的地位与带着古巴人闯入“水门”的麦克考尔德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他的证词所涉及的层次也自然高得多。他除了小心翼翼地避开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一两个人，其他涉案的人几乎已经全部囊括了。

尼克松在公众面前已经装了近一年的无辜，这一次，再也装不下去了。他第一次在电视台向公众承认，他知道有白宫办公室的窃听，知道有“管子工”这么回事，也知道有白宫私自调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密者的计划。但是，尼克松坚持这些行动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因此他想否定这些行动的违法性。

问题是，美国不是由总统说了算的。美国人从来就只认宪法的账，而宪法的解释权偏偏与总统无关，宪法的解释权是在最高法院手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司法复审”。在政府的权利结构中，就个人的权利而言，美国总统的权利大概是最大的了。如果再把宪法解释权这一开关也交到他的手里。整个“收银机”就可能不起作用了。

我在以前已经讲过了司法复审权的来由。你也可以看到，尽管这个制动开关的具体设计是由马歇尔大法官完成的，但是，它依然是美国建国者们在政府三个分支中建立平衡制约关系的一个具体实现。而总统的权力，是美国建国者们要设限制约的最大目标。

如果宪法解释权也在总统手里，总有一天，天晓得哪一位手握大权的总统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会把宪法解释得面目全非。眼前这位尼克松总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如果让他来解释宪法的话，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旗之下，有关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宪法条例早就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了。所幸的是，看来在两百年前，美国的建国者们就料到了早晚会出这么个“尼克松”，会亮出这么一招。当尼克松在电视机前以“维护国家安全”来为自己违反宪法的行为辩护时，不知他是否听到，遥远的天堂里，正响着那些建国者们轻松的笑声。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迪恩的作证是人们期盼中的一场重头戏。他为了施加压力，不断向新闻界漏出一些内容，使得人们早早就在等候他关键性的一场作证。他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陪伴下，文文静静地读完他的陈述，对一切问题有问必答。就在这看似平平淡淡之中，一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违法计划都被连锅端了出来。

当时，国会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是由两党组成的。主席欧文是民主党人，副主席培克却是一个与尼克松关系相当不错的共和党人。他这时突然提了一个问题。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为了拉尼克松一把，他问道，“总统知道些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鉴于迪恩原来毕竟是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再说，他一直还守着“总统”这一关没有松过，所以，事后人们猜测，培克一定以为，迪恩会把总统留在他的交代底线以内。因此想让迪恩在电视机前，对全美国人民确认一句，“总统并不知情”。

可是，迪恩的回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接下来，所有的美国人在目瞪口呆之际，听着迪恩讲完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尼克松参与“掩盖”行动的全部故事。无数次大规模的妨碍司法，堵嘴钱，大赦许诺，等等，等等。大概，那天好多美国人都在问，难道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总统吗？

听证会告一段落了。在此期间，参院就要求白宫提供文件一事，向尼克松征求过意见，被他一口回绝了。尼克松说白宫文件仍然在他的“行政特权”范围之内。可是，尽管国会听证会不是法庭，但是，面对听证会上如此语出惊人的证词，指控的都是一号二号人物，国会的调查委员会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草率行事。实在是事关重大，他们还是需要更多的物证，以确证这些证人的证词不是在那里编故事。

因此，在听证会的同时，国会调查委员会的人对白宫的许多工作人员进行约谈。尼克松知道，他的亲信就这几个，现在也已经是这样一个局面，最糟糕的事情该发生的也都发生了。那些白宫普通工作人员事实上也根本不明内情，谈也谈不出什么名堂。他根本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再落个什么妨碍调查的把柄。因此，他让自己的顾问关照下面的工作人员，有什么说什么，别撒谎。然后，尼克松总统身心交瘁，感染了一场病毒性肺炎，住院了。

尼克松说什么也不会料到，居然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约谈也会捅出个大漏子来。事情出在一名曾经为总统安排日程的工作人员身上。本来已经约不到他了。因为他不仅已经调离白宫，而且正准备到国外出差，国会调查员还是及时找到了他。在谈话中调查员无意中问了一句，问有些白宫的谈话笔录是怎么搞出来的。这名前白宫工作人员，对这个自己早已熟知的日常工作问题根本没放在心上。他说，有录音啊，只要尼克松总统在场，一切都是录下来的。

只见调查员们的耳朵马上都竖起来了。

这种总统谈话全部作录音的情况并不是白宫的常规操作。这件事对外也是保密的。那么，尼克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种做法据说是罗斯福总统首创的。此后断断续续有个别总统也这样做。录音的动机都是为了留下资料，并且作为自己写回忆录的参考。这完全是总统的个人行为。卸任之后，录音带就像总统的其他私人物品一样，将会被全部带走。这些录音本身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财产。

技术的进步加上尼克松的野心，使得尼克松的录音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总统的录音。尼克松的录音系统是自动的，全面的，形成一个周密的网络。不仅涵盖了白宫各个总统办公室和电话，而且连传统的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都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尼克松几乎把自己在工作期间全部的谈话都录下来了！

这名前白宫工作人员立即被传到国会听证会。在电视机前，大家都看到了他的作证。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有那么一堆总统录音在那里。漫长的听证会里，大家已经听了那么多天方夜谭般的总统违法的故事。现在好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吧。

这时，尼克松还住在医院里。曾经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一看录音的事被暴露了，先下令停了整个录音系统，整整五千个小时的全部录音带，被集中到一个的房间。然后，在尼克松的病房里一起商量这么办。以副总统阿格钮为首的几个人主张销毁录音带，我想，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持这个意见的也包括尼克松夫人在内。

但是也有反对这样做的，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全美国人都通过电视明确知道了录音带的存在，公然销毁证据就是公然宣称与国会，法律以及全美国人民对抗，这将成为国会弹劾的最强有力的动因。

当然，还有一些理由，例如，录音带的存在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坦白者的诬陷；录音带本身难以估量的价值；以及如何销毁如此大量带子的技术问题。

但是，我相信后面一些理由都不是主要的。

我相信这些录音带最终留下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尼克松对于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还是很清楚的。美国总统是唯一全民直选的，受全美国人民委托代为处理公众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全体美国人民信托了你，你不可能调过头来与全体人民公然对抗之后，还在这个总统位子上待下去。

第二天，国会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长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从权力监督的两个方向，分别送来了书面通知，要求总统交出有关的录音带。

尼克松又一次援引了他的“行政特权”，用以对付国会。也就是说，重申他的录音带是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的正常工作记录，国会作为政府权力的另一个独立分支，无权干涉行政分支的正常工作。换句话说，行政分支的工作录音，立法分支无权审听。

上述理由尽管在如今的情况下，不会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至少可以再抵挡一阵。叫尼克松感到更为头痛，甚至对付不了的，反倒是他自己行政系统里的部下，也就是那名叫考克斯的独立检察官。

你也许会奇怪了。司法部长是尼克松亲自任命的，独立检察官又是司法部长所任命的，怎么就管不了呢？的确，独立检察官在这个权力制约系统里，是非常特殊的一环。在美国政府的权力构架里，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在一个环节上是相交的。也就是对于刑事案件的调查和起诉的执行，在行政分支一方。这就是行政系统里有一个司法部的原因。

但是，为了防止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迫害平民，因此，在权力构架上，就把决定一个刑事被告命运的整个审理判决权，彻底分了出来。如果不这样分割权力的话，那么，一旦美国政府的行政执行机构要找哪一个平民麻烦的话，调查起诉在它手里，审理判决也在它手里，平民也就只能任其宰割了。权力分割，加上公平审理的具体操作规定，再加上陪审团的保障，进可能避免美国政府官员蓄意迫害平民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你一定看出了这个权力体系设计的一个漏洞。确实，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结构，出发点首先是考虑保护普通美国人的公民权。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控制政府行政机构本身的刑事犯罪。尤其是在执行机构的高层犯罪中，既然行政与司法的分割，就意味着刑事案的调查起诉与审理判决的分割，意味着司法分支无权过问调查起诉。那么高层犯罪分子是否就可以让下面的司法部干脆不调查不起诉，不就可以为所欲为，逃避法律惩罚了吗？这确实是一个漏洞，美国人也从水门一案中看出了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考虑设置独立检察官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检察官的任命问题。一开始，美国人也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原来刑事调查起诉的权力是在行政一方，所以不论由立法分支的国会，还是由司法分支的法院去任命独立检察官，好象都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结果，任命权就还是留在司法部长手里。这样，这个监督机制设计一个无法解决的先天缺陷，就在美国人第一次遇到总统犯罪的情况下，面临考验了。

应该说，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政府官员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职务形象的。也就是说，在处理事务的时候，司法部长必须表现得象一个司法部长，而不是只象总统的一个部下或者跟班。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在人品上就比其他地方的官员高一筹，而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国会和新闻界的严密监督下任职。他们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想把这个官当下去，就必须尽可能地公事公办。

所以，在如此关键时刻当上新任司法部长的理查德森，明明知道独立检察官对尼克松来讲可谓性命悠关。可是，他在任命这个哈佛法学教授考克斯担任此职的时候，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尼克松一声。一副秉公办理的架式。

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就更是不信邪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法学教授，一上任又从司法部长那里要来了绝对独立的调查起诉权。所以他刚开始工作的劲头，就让尼克松们大呼“不好”。考克斯在国会公开听证会开始一个月后，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说他正在考虑要求法庭出传票传总统出庭作证。作为学者，他还甚至还对新闻界谈到他正在研究的一个法学学术问题，就是一个总统在受到弹劾之前能否被起诉。

这番话让尼克松们一听就“毛”了。当时黑格就对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说过，总统要考克斯“走人”。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是在理论上一直很难解决的一个悖论式的缺陷。任命权和解职权是一对双胞胎，任命权解决不好，独立检察官的生存就有问题。

黑格的非正式“传令”当时被司法部长顶了一顶，暂时也就过去了。一方面，当时尼克松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国会听证会上，至于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的话虽然讲得难听，但是，他还处在调查阶段，还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出来。另一方面，独立检察官本身也是一个敏感话题，不到万不得已，尼克松也没有必要为了他再掀起新闻界新的一波攻击浪潮。发生在行政系统内的这个对抗就这么搁下了。

可是，当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把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录音带的一刻起，这个对抗马上就凸现了出来。此后，考克斯不断受到来自总统方向的告诫。让他明白，自己这个职位是在总统所统领的行政分支之下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是隶属于并且服从于总统的。只有在总统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才可以接触总统的材料。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总统之上。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则又一次感到了压力，要他管不了考克斯就干脆把考克斯给解雇了。

独立检察官眼看着和自己理论上的“上司”就得短兵相接了。

然而，考克斯对这场短兵相接一点儿也不犯怯。他稳稳当当地按司法程序一步一步地走。他先从法官西里卡那里获准得到了一张传票。通知尼克松，由总统本人或者他的下属官员，带着九次谈话的录音带到庭候审。那天下午，考克斯就带着一名警官，居然动真格的，硬是跑到白宫给总统送传票去了。一切过程就像是到一个普通美国公民家里去送法庭传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警官在进白宫之前，把枪留在了门卫室。

尼克松拒绝了。他说，他尽管怀有对法庭的最高尊重，但是拒绝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与总统的宪法地位不相符，总统不从属于法庭的强迫性程序。法官西里卡收到这封来自总统的抗拒信，又下了一个命令，要求尼克松提供录音带不能交出来作为证据的理由。

你看到这里，必定要问了。尼克松的抗拒是不是真有道理呢？美国总统的宪法地位是不是应该在法庭的强迫性程序之外呢？这个问题是问在点子上了。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也就是说，这次罕见的美国总统的刑事犯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次美国历史上的宪法危机。

应该说，美国总统当然也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美国的总统基本上是定义在一个非常实际的执行主管的位子上的，而不象其他的许多总统制国家，它们的总统都多多少少地具有更大的国家象征的意义。美国人在对待他们总统的问题上，还是十分符合他们一贯的务实作风。

但是，总统与平民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既然是全美国人民选出来的这么一个总统，处理与总统有关的事情也就必须特别慎重，因此美国宪法对于弹劾总统也规定了一套特定的程序。在美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总统被国会众院提议弹劾，但是因为参院投票达不到宪法规定的票数而弹劾失败的。因此，在尼克松之前，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被真正弹劾成功过。美国宪法确实赋予总统一些特权，但是，大家确实也没有遇到过尼克松这样的情况。

因为，美国宪法给总统犯罪也设定了一些有效的制约，例如弹劾，但是弹劾是在立法分支的程序里的。宪法并没有对尼克松这样的情况作详尽的规定。也就是当一个总统涉嫌刑事重罪，在立法和司法从两个方向逼近的时候，立法分支的弹劾还没有开始，司法却抢先走在了前面。

当司法程序要求一个总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的时候，司法是否对总统也有对普通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力？总统是否真有特权拒绝服从强制性的司法程序？

暂时，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和法官西里卡，象征着美国法律的一方，和尼克松总统，象征着美国政府权力执行机构的一方，就在这宪法的路口，僵持住了。这真是十分惊险的一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谁说了算呢？在美国的逻辑下，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最终应该是美国人民说了算。法庭因此召开了一个公开的历史性的法庭会议。在这个会上，法官西里卡决定，让大陪审团，也就是在司法程序中一向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公开表达他们的意愿。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庄严的一刻。

这二十三名由随机抽样的方式，被偶然招到这个案子中作为陪审员的普通美国人，代表美国人民站了起来。法官西里卡按规矩一个接一个地分别向每一个陪审员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否要求总统对拒绝交出证据提供理由？”

所有的陪审员都依次回答：“是的。”

尼克松总统再怎么办呢？等我的下一次的信再向你介绍。我们已经接近故事的结局了，但是，依然惊心动魄。也许这是一个规律，要一个权势人物放弃手中的权力，总是困难的。权势越大，越困难。

今天就写到这儿了。

祝

好！

林达

9. 谁给罚出了局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说尽管早已知道了尼克松因“水门案件”而下台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事件所引发的制约权力的“收银机”运作过程，还是非常感兴趣。你在等着我讲完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整个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美国“收银机”。一旦按下第一个启动按钮，它的各个部件就互动地一步推一步地在向前走，在一个出问题的部位绕上一道又一道的蛛网，然后逐渐解决。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机制也是很新鲜的一个玩意儿。你已经看到了，司法和立法两大部分正在对“水门事件”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时，作为另一道外部保险机制的新闻界，正以他们习惯的操作方式，进行无孔不入的全方位调查。你几乎可以把他们称作是一支“野战军”。首先，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无法迫使任何人告诉他们任何与案情有关的内容，除非被采访者自己愿意这样做。

新闻界也无法把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召来，因为在他们手里，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听证会这样的有效手段。确实有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这一类的好事，可是，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他们的采访对象的手里的。是别人有话要说，把他们给招了去，而不是相反。但就连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都是重要的，他们会在这样的时刻，急急地抓紧每一分种提出问题，可是，人家不仅常常以“无可奉告”一口回绝，甚至可以一甩手拔腿就走了。你也不能如法庭国会那样给他定个什么“藐视罪”。因此，看上去新闻界是最没有“实权”的一支结构外的“野战部队”。

然而，在美国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敢于把新闻界不放在眼里。因为这支“野战军”有不计其数的具有良好职业训练的记者队伍，而且他们习惯于独立作战，几乎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因为凡是不具备一定新闻素质的，都早已被淘汰了。这些记者虽然没有什么特权相助，可是，他们在职业正义感和新闻业的竞争等等动因的驱使下，会把一个常人的能量发挥到极限。发掘出天晓得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内幕新闻。再说，他们一个记者一个智慧，对于他们没有什么禁区和局限，他们能找出什么就找什么，别看有些东西看上去只不过是鸡零狗碎，但是，没准这些记者的共同努力凑在一起，就能拼出一张“先遣图”来。

这一次，就是在尼克松“水门案”的紧要关头，新闻界又一次全面出击，造成了意外的效果。首先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开展了对尼克松减税问题的调查报导。这是尼克松曾经把自己当副总统时的私人文件捐出，换取了五十万美元的减税。这家报纸还报导了尼克松曾经花了公众的一千七百万美元，用来装修和警卫他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的私人住宅。这虽然与“水门案”无关，但是对于尼克松的信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

同时，“华尔街日报”又雪上加霜，对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钮受贿以及偷漏收入税的情况进行了报导。这在美国民众中又引起一阵强烈反应。在司法部检察官对一系列证据的调查之下，副总统阿格钮很快看清，如果他顽抗下去，也将面临无法逃避的弹劾，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辞职认罪交换宽大处理。于是，他很快放弃了挣扎，仅仅在“华尔街日报”向公众披露的两个月后，他就向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交了一封辞职信。但后来到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以认罪交换了“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以及一万美元罚款”的宽大处理。

尼克松的录音带问题还在僵持。但是，尼克松从大陪审团的宣告中，已经知道自己面临触犯众怒的危险。他无法忽视站在那23名普通陪审员身后的全体美国人民。因此，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电视里发表声明的时候，提到录音带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持“行政特权”力争的强词夺理，而完全是透着和美国人民商讨，试图取得谅解的低姿态。

尼克松在这次电视声明中向公众表示道歉，他直视着摄像机说，“我很遗憾这一切的发生”。并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国会参院对有关他的指控进行调查，“我没有意见”。在录音带的问题上，他竭力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情，把话都说到了这样的份上，他把自己和助手之间的谈话录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房话，因此要求大家允许他将录音带持为己有。当然，尼克松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能够守住这条最致命的防线。

这时，几乎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这样重大的“宪法性”问题。如果双方不让步的话，那么，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等待持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出来给出一个判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宪法解释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宪法危机。

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新任的宪法顾问才发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这位宪法顾问也是来自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同样是根据权力划分的原则，他觉得，如果司法分支强制这个国家的总统，将会毁了美国的总统地位，即毁了行政分支的宪法地位，从而动摇美国的国家制度。那么，如果检察官要坚持强制总统服从法律程序，如何解决这个僵局呢？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服从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散检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对总统的指控。

同样来自大学法学讲坛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听了这番法理推论之后，他发表了一个短短的声明。只有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个声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说，总统所永远不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审团。因为大陪审团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得到每个人的证据。

尽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闹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还是必须由地方法院先判决，然后再一级级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一场宪法危机真正发生，不论是法官西里卡还是上诉法院，都尽可能地作了局部让步的努力，使得变通的方式有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这些变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尽量缩小录音带的审听范围，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审听录音带，再将其变为可由法庭审阅的书面记录，等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被尼克松所接收。这时，尼克松的周围又有了一批象宪法顾问，“水门事件”顾问等等这样的新任顾问。尼克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参考他们的意见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看来，不论尼克松的口气是硬是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新顾问们给他制定的基本上还是“顶”的方针。

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的新顾问们的推动下，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顽抗的大动作。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上，可谓费尽了心机。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以在当时挑选了福特，就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弹劾成功，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希望国会将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敢轻言弹劾。

那么，尼克松到底做了一个什么大的举动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当时，尼克松确实万分恼火。因为，再三使他感到难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尼克松行政体系之下一名“下属”。如果不是独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动出一张传票，要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考克斯在上任之后，没有一刻表现出他是尼克松的“下属的下属”，相反，他始终保持一个克尽职责的独立检察官的形象。

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已经下来了。判决对尼克松很不利。尼克松按法定程序，还有一周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向独立检察官摊牌了。因为录音带是独立检察官提出来要的。如果检方坚持，法院一级级都按这样的趋势判下去，尼克松就非常被动了。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强迫检察官放弃或改变他对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告诉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宫的条件，把交出录音带改为交出根据录音带笔录的谈话提要。否则，请独立检察官辞职，或者由司法部长解除他的职务。他们给了这个最后通谍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说，他也希望避免冲突和对峙。但是，他不能违背参议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他所作出的承诺。

看来，不论是让独立检察官屈服，还是让他自己提出辞职，都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独立检察官的这个回答，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早有预料。因为这么一来，一个球两边一踢，最后还是要落到了他的手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从理论上来说，只能落在司法部长这里。既然如此，现在解职权也必定要落在他手里。如果他这样做了，应该说，也无可非议。因为，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司法部长是总统的下级，他即使解除了独立检察官的职务，也不过就是执行了自己的上级，总统的命令。

但是，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当然很清楚，他有一个作为司法部长的职业道德的问题。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检察官职务的权力，是因为他正巧站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的交点上。他是美国的行政系统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员。他除了必须面对总统的命令，还必须面对法律，面对历史，面对良心。所以，他的选择十分简单，他轻轻放下落在他手里的那个球，冷静地对总统宣布，他辞职了。在辞职信中，他提醒尼克松总统，不要忘记，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规定了司法部长“不能推翻，不能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

一开始，尼克松的顾问还以商量的口气，请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是否考虑先解雇考克斯再辞职。他提出当时的中东危机，要求司法部长解雇独立检察官，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司法部长断然拒绝。接下来，黑格则毫不客气地给司法部长来了一个电话命令，“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约见尼克松总统。

在会见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见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东危机。他说，美国正在就中东危机与苏联谈判，“水门事件”一直在让苏联看笑话，弄不好就会让苏联人在谈判桌上占上风。理查德森不为所动。当他走进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手里也只有这一张相同的牌。“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么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当黑格再一次给理查德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反问黑格，既然中东危机如此紧要，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延迟几天解雇考克斯呢？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其回答颇具军队风格，后来在美国众所周知，他说，“你的总司令给你下了一个命令，你别无选择。”理查德森严丝合缝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辞职。”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么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以“悲愤”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

Chapter_11

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么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作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

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在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提出辞职之前，司法部副部长已经表示，如果要逼他就范，他也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因此，随即，司法部副部长也因同样原因辞职。

剩下的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鲍克。他曾经对理查德森表示，他只是在理论上同意总统有权解除手下一个检察官的职务，因此如果总统下命令，他会同意签字解雇考克斯。但是，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个贪图高官的“贪生怕死之徒”，签完解职令，他也会要求辞职。理查德森在自己离任之前，劝阻了鲍克的辞职。他要为司法部留下一个看家的。

就这样，在尼克松总统的命令之下，鲍克签署了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解职令。

这一解职并没有就此划上历史的句号。这一“强盗解雇警察”的“解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在此后作为一个案子上了法庭，并且经过了颇多上诉的周折。直至最高法院终于否决了鲍克签署的解职令的合法性。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看来，尼克松还是达到了自己一除心头隐患的目的。

权力看来还是十分管用的，就看你用不用了。权威并施之下，讨厌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还有堂堂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不是都乖乖地“走人”了吗？至少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新顾问们，感受到了权威的力量和成功的快感。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宣布，“水门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于今晚八点左右解散”，它将归还司法部。黑格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去封闭前独立检察官和两名前司法部正副部长的办公室，一副大获全胜的派头。

黑格的担心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克斯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抢在几天前已经开始保护所有的调查文件。他们先租了一个银行保险柜，专门保存他们与白宫的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尽可能地复印了大量文件，分散到每个人家中“自行保管”。

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十点，也就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之后，考克斯的副手把记者们招到办公室的图书馆，他向记者们说，“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被解职的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本人，在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对美国人民持有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继续成为一个法制的政府，还是成为一个人治的政府，这必须由国会，也就是最终由美国人民来决定。”

在此之前，国会也已经通知白宫，参院调查委员会不接受白宫以“谈话提要”替代录音的要求。

相对而言，尼克松们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由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是传统的老兵节，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因此，这是一个长周末，连放三天假。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轻松度假，国会也在星期二才会上班。

但是，历来以散漫着称的美国人，就在这个轻松的假日里，从全国各地打来抗议电话。这些电话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地区的电话公司，通常一天给国会转接约三千通电话，可在这个星期天上午，他们转接了三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在星期二以前，已经转接了高达三十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电话公司不得不修改计算机参数以适应新的需要。人们估计，共有三百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

在白宫门外，有一个孤零零的抗议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鸣响喇叭，要求弹劾”。当时，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还没有关闭，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交通要道。结果。过路的汽车纷纷响应，白宫门前一片汽车喇叭声。此后的两个星期。尼克松一直待在平时只有度假才去的戴维营。

一年前还是支持尼克松再任总统的美国劳工组织，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如果尼克松不辞职就弹劾他。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则宣称，白宫的行动是破坏了已经建立的司法程序，所以他公开呼吁国会采取适当行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形成对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强烈的不信任，弹劾总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这时，白宫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一周期限已经到了。但是白宫却没有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上诉的焦点是，白宫是否应该应检察官的要求，交出那九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尼克松们已经自以为聪明地抢先一步，利用行政系统的权力，在法庭的竞技场上，一脚把检察官干脆踢出了局。

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那个“交出录音带”的要求本来就是检察官提出的，现在，检察官应该带着他的“球”一起滚出局去了。白宫自然也不必再去上诉，然后胆战心惊地等候最高法院作什么判决了。他们现在可以在固执的考克斯缺席的情况下，和法庭或者考克斯的后任，谈谈新的条件了。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眼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就在这时，法官西里卡收到了来自白宫法律顾问的一份书面陈述，说是白宫打算提供由第三者整理的录音提要。这个架式活象是被告给法庭的一份通知，通知法官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盛怒的法官西里卡立即起草了一个命令，要总统出示理由，讲情楚为什么总统这样做就不算藐视法庭。同时他通知白宫律师，他认为总统是在违抗法庭命令，如若星期二还不交出录音带，他将找总统算帐。他打算如果录音带交不出来，他将判尼克松总统每天罚款两万五千至五万美元。

同时，法官西里卡把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同时召到法庭。这两个大陪审团，一个是为“水门事件”闯入案而建立的，另一个是由前一个案子的案情发展后，导致新的立案而建立的。前者的案子虽然已经起诉，但是，由于最近一系列的发展，仍然需要这个大陪审团存在，并对新发展的案情是否需要调查和起诉作决定。

在法庭上，神情严峻的法官西里卡，向陪审员们重读了他们曾经作过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明白，任何人都不能玩法律于掌股之间。他强调，大陪审团依然存在，依然工作。他对陪审员们说，你们没有被解散，你们也不会被解散，除非本庭在法律的授权之下解散你们。他庄重地宣布，“法律自会处理目前的形势”。

国会一开会，弹劾的动议就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弹劾在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呢？这是一种属于政府的立法分支范围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你也许要问，刑事诉讼这类的事情不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吗？怎么会跑到立法分支的国会去了呢？是的，在刑事诉讼中，弹劾是唯一的例外。它的起诉对象只限于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即使司法分支的机制失了灵，被某位政府权势官员控制或者破坏了，他也休想因此逃避法网，在国会还有一个“法庭”在那里等着他呢。

由于弹劾只针对政府官员，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很明显，它只是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这个制约机制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法里也有。弹劾的做法源于英国，这曾是当年英国的议会除去国王宠臣的有效手段。当年的英国，弹劾案一旦成立，被弹劾者不仅可以被判处罚金，甚至还可以判入监狱，甚至判处死刑。这种英国式的弹劾，是英国国会长年累月与王室冲突的历史产物。随着这一冲突的缓解和消失，弹劾在英国的使用就日渐衰落。从1806年起，英国就不再使用弹劾诉讼。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的弹劾，与英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由民主程序产生政府各个分支的国家。因此，它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历史重负和社会转型的严重政治冲突。美国人借用弹劾这个程序，只是用它以防万一，只是相当于在制约政府权力的“收银机”上，再加上一重保险机制。因此，美国的弹劾也没有必要呈现杀气很重的面貌。在美国，如果一个弹劾诉讼成立，也就是判定被弹劾对象撤职，没有更重的处罚。因此，美国的弹劾更少“法庭”的味道，而更多一些权力制约的意思。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很少发生弹劾案。也许，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官员产生方式的缘故，使得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和民众很少发生无法解决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收银机”设计比较完善，也就很少发生非得动用这个“保险机制”不可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上，虽然宪法规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程序，但是事实上极少使用。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历届美国总统中，被国会提出弹劾动议的，只有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一人，他在最后一刻还是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因此，对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弹劾动议，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对总统的弹劾程序的启动。

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并不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作出表什么态，投什么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是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党性”的。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哪一个党派的，他们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否则，他们要这样的议员干什么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和党派观点密切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会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观点。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时时表现出他的“党性”，这个议员将很快被他的选民所抛弃。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推出来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象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福利改革等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在众议院的弹劾程序开始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到最后，由后来被替补为副总统的福特，代表众议院中的共和党员表示，他们同意此事授权给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按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要尼克松不交出录音带，他们也不会支持尼克松。

就在这同一天，已经被解职的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在司法部的大厅里，面对电视记者召开了一个告别会。当然，尼克松们一心指望理查德森乖乖地离开，不要再多嘴多舌。可是，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和从来就无权无势的平民，新闻媒体，这是社会保留给他们的唯一的讲坛。这个讲坛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

理查德森没有多说什么，一切似乎还算平静。只是在最后，他对着电视机前的民众说，如果他是考克斯，他也会这样做。他希望还会出现另一个尽职的特别检察官。当他被记者问到尼克松是不是应该被弹劾的问题，他回答说，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来考虑的问题。作为前司法部长，他强调说，“我没有理由认为总统就可以违抗法庭的命令。”

司法部指定的检察官和所调查的对象白宫高阶层官员发生矛盾的话，白宫是上级，检察官是下级，水门一案所暴露出来的这一漏洞，引出了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此法案规定司法部长在发现行政部门高官有违法行为时，可以要求由联邦法庭来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从事调查起诉。这个法案保护了特别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他或她不是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命，而是联邦法庭任命。司法部长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撤除这一任命，这一保留给司法部长的权限以显示起诉权限的原本归属是行政分支。这一法案使得行政分支高层的犯罪容易被起诉。不过这些已经是水门一案的后话了。

尼克松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必须再一次考虑何去何从。

法官西里卡规定的期限到了。星期二下午，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法官西里卡照例坐在上面，面对着法庭的较量双方。在法官对面，一侧坐着白宫的律师们，另一侧，独立检察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的十一名助手全部到场，坐在检方的位置上。

法官西里卡宣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肯定了地方法官西里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的命令。然后，他转向白宫的律师，问道：“总统的律师是否打算现在就代表总统答复法庭的命令？”

这位律师走到话筒前，回答说“法官陛下，我没有打算作出一个答复，不过，我被授权声明，美国总统将完全执行上诉法院8月29日的命令。”全场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的喘息声。法官西里卡威严地阻止了那些想悄悄溜出去发表头条新闻的记者。然后，他几乎是不相信地问道，“你将服从我的决定？”律师又一次回答说，“不折不扣，全部执行。”

迫于美国人民的压力，尼克松总统终于承认了不可阻挡的大势。他作为美国政府权力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长官，按照美国宪法制约与平衡的原则，承认了司法分支的监督权。他不仅同意了让刑事司法系统取得有关他的证据，同时，面对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检察官。

这名新任检察官叫加沃斯基，他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也曾经是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时的军事检察官。他是一名民主党人，却一向对尼克松十分友好。因此，看上去，尼克松似乎是在这个位置上除去考克斯之后，安排了一个对他更为有利的人选。但是，尼克松应该很快发现，他所遇到的麻烦，几乎与“人选”问题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似乎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光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循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禀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加沃斯基上任之后，大家很快看到，他所表现的独立性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差。同时，他还继续任用了考克斯留下的全班人马。

原来考克斯的这一套班子，也曾担心这个新上司和白宫的关系太近。但是他们很快看到，他是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尽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要“爱国”。然而，这个新任独立检察官一边和黑格周旋，一边从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同时，在吸取了他的前任考克斯的教训之后，国会对加沃斯基进行了职位保护。此后，如果没有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派的一致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开除这个独立检察官了。

然而，事情并不因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盘录音带就结束了。首先是，尼克松的律师在回答法官，他们将“不折不扣，全部执行”法庭命令之后，交出的录音带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是有两盘录音带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录音带中，有一盘被擦去了十八分钟。为此，法庭展开了冗长的听证调查。白宫的有关工作人员都被传到法庭作证。这些被传来的证人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黑格了。

对于那已经消失的两盘录音带，各个证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说可能是录音带用完之后没有及时换新带造成的，也有的说，有时一些高层官员借去听，没有很健全的记录制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谁借走了没有归还。总之，这两盘录音带再也没有被带上法庭。

至于那消失的十八分钟，是一名白宫女秘书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擦去的。她跟随尼克松做了几十年的秘书。她原来以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带子里头，因此，在法庭上态度十分傲慢。当检察官问她，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录音事故时，她答道，“用我的头脑。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东西。”，“我认为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样倒带，怎样放音。”

可是，当她再一次被叫到法庭上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被她擦去的录音带已经在法官手里，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她最后不得不自己请了一个律师。而且，这位秘书是所有的证人中，唯一要求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的。你一定还记得，在去年给你的信中，我详细介绍过这一条。就是说，根据“第五条”，法庭不能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遇到必须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第五条”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秘书说，她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录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她最终也没有被起诉。但是，这十八分钟消失的录音和那两盘不知去向的录音带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至今无法消除心中深深的疑惑。

不管怎么说，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法庭手里总算有了一部分录音带。即使是这几盘不全的录音带，都使检察官在按下放音开关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毕竟，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起诉者，猜测总统有可能涉及犯罪和听到证人指证总统犯罪，是一回事，因为这都是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总统的犯罪罪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检察官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宁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死死保住那几盘录音带。前白宫顾问迪恩在国会的证词，现在都被录音带的出现所证实了。他们不仅听到尼克松在录音中与亲信谈到要搞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对于将来法庭上的宣誓作证，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对海尔德曼说，“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记得了，我回忆不起来，我没法想起来。就只回答我想不起来了。”

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听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脸涨得通红说，“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合众国的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做伪证！”听完录音之后，作为一个以前曾经在长时期里支持过尼克松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后沉痛地说，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我也料到会面临许多困难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些都还不至于要动摇总统。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总统深陷于这个案子，已经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时候了，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带着总统的一盘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谈到要筹集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他约见了黑格将军。也许，他想让这个并不知道全部内情，却显得十分自以为是的白宫幕僚长清醒过来。但是，黑格还是坚持认为尼克松是清白的。加沃斯基面对执迷不悟的黑格，只能请他代为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他再一次对他说，你错了。“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许真的因为是蒙在鼓里，表现得糊涂而又“愚忠”的黑格后来又打电话给这位独立检察官。他象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对加沃斯基说，总统在录音中的那次谈话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不能认定是一个“罪行”，因为按照法律，必须有行动才能把一个“阴谋”认定为一个罪行，光说说是不算犯罪的。

也许，这个电话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白宫幕僚长黑格确实不在罪犯之列，他此后也确实没有被起诉。因为这次他又错了。尼克松就不会这样想，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是有行动的，那天谈话之后，就有过一个装着“堵嘴钱”的信封，被扔进了前白宫顾问亨特的律师的信箱。所以，在1973年圣诞来临之际，尼克松总统终于听从了独立检察官的忠告，为自己聘请了波士顿名律师克莱尔，为他所涉及的“水门事件”作刑事辩护。

这时，对于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进行监查的所有机制几乎都已经开动了。它们都按照自己的程序，各自在进行自己这一部分的功能运作。

新闻界这一方面，对于总统财务方面的追查一直没有放松，这使得尼克松总统公布了他的财务状况，以图洗清自己。并且最终补交了43万美元的税款，这是为那笔“副总统文件”的“不正当扣税”造成的。白宫说，这几乎已经掏空了尼克松的积蓄。

司法分支这一部分，尽管尼克松的新任律师，暂时拒绝了独立检察官在进一步调查中，要求总统再交出22盘录音带的要求。尼克松也拒绝了大陪审团要求他出席秘密听证会的要求。但是，根据已有的录音带，已经足以让大陪审团对尼克松定性。1974年的2月25日，大陪审团以19对0的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欺骗美国并且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大陪审团同意特别检察官将理查德·尼克松认定为一个“不受起诉的共谋者”。

尼克松在司法系统的免于起诉，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分支国会的“弹劾”这个特殊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在大陪审团作出以上认定之后，法庭立即开庭，宣布了大陪审团的建议，当庭将司法分支已经获得的全部证据，包括那几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全部移交国会的司法委员会，让他们“用作诸如弹劾的适当程序。”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落到了立法分支手里。国会的刑事诉讼弹劾一经开始，就非常严肃地声称，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拥有获得有关弹劾案件的全部证据的绝对权力。4月11日，国会发出要求40盘新的录音带的传票，并且警告尼克松，如果他拒绝的话，弹劾尼克松的第一条罪名，就将是“藐视国会”。

这时，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和国会司法委员会，分别对尼克松提出的要求新的录音带的压力，越来越大。尼克松决定作一次最后挣扎。他先是又一次提出只交出这些谈话的提要，然后决定，将删减后的46次谈话公开出版，以换取美国民众的谅解，使他们相信，他没有更多的罪行。他说，这些经过编辑的记录，“将一劳永逸地证明，我所知道的和所做的，完全就是象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一样。”尼克松很清楚，尽管看上去他面对的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的调查，实际上，他真正面对的，是站在这些调查机构后面的美国人民。

于是，真的出版了这样一本大如电话号码本一样的特殊的“书”，而且一时还真的成了“畅销书”。在书中，多处标着“此处删去多余谈话”，不久这句话就成了老百姓嘲讽的口头语。美国的老百姓是很难蒙住的。本来，尼克松试图使大家看了这本“洁本”谈话录之后，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质性内容，就对他失去追究的兴趣。

但是，这本书给美国民众造成的刺激，恰恰不是内容，而是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总统的基本态度和行事风格。也就是说，人们最吃惊的是，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居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至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幸而相反，他们只看到一个急于摆脱困境甚至于不择手段的小人。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被删去的“多余谈话”一定是一些更见不得人的东西。

独立检察官和国会并没有因为这本“洁本谈话录”的出版，就放弃他们的要求。这时根据调查的进展，他们对录音带的要求已经分别为64次和42次的谈话录音。这时，尼克松的新任律师克莱尔提出，至今为止，尼克松本人并不是被控诉者，所以在法律上要求这些录音带没有足够理由。此刻，独立检察官向他出示了大陪审团的判定，显示了尼克松是“未被起诉的共谋者”，克莱尔顿时哑口无言。因为在美国，整个司法程序中，作为人民象征的陪审团，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录音带的争执，又一次被白宫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但是，这一次，这位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毫不犹豫地越级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5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水门案件”的官司终于在案发两年之后，到达了最高法院。

同时，国会的弹劾程序并没有停下来。按照美国宪法，弹劾程序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众议院提出建议并且认定罪名，这一个阶段很象是司法程序中的大陪审团的作业，整个阶段是不公开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民众无法知道进展情况，就连尼克松也一点吃不准形势的走势怎么样。

弹劾程序的第二步，就有些象法庭的审理过程。先是公开的出庭作证，然后是参院投票。通过弹劾案，必须在参院里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所以，尼克松还是对参院听证投票的这一个阶段，寄了很大的希望。他只要在一百个席位中获得三十四票的支持，就算是逃过这一劫了。一百年前，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以一票之差，安然逃脱的。毕竟，国会里还有那么多共和党人，尼克松至少可以试试看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

你一定还记得我前面说过，在美国国会里，是非常忌讳“党性”二字的。因此，此刻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担心的，就是弹劾共和党的尼克松被指责是“党派行为”。所以，他们让足够的明确证据取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使他们也坚信这是一个超越“党性”的维护宪法的行为。

而从尼克松这一方来说，正好相反，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共和党议员相信，这是民主党人的“党派夺权”行为。使得共和党议员转而支持尼克松。

因此，证据的可靠性就成为一个关键。只要证据可靠，共和党议员即使真的“党性”十足，也不至于会冒天之大不韪，站出来维护明显在践踏法律的尼克松总统。因为参院的弹劾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甚至由电视转播的。选民们都在看着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如何代表人民说话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在弹劾的第一个阶段，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罗迪诺主持，他和法官西里卡一样，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由于确凿的证据成为弹劾的关键，所以，他和助手道尔非常谨慎地召集了四十多名律师，在新的录音带还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先开始分析手中已有的证据。在这四十多名律师中，有一个当时才二十六岁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希莱利·罗德曼。她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

直到五月份，第一批整理好的证据才交到38人的司法委员会手里，他们全是清一色的律师。道尔在调来做国会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助手之前，应该说，他也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他是行政分支司法部下的一名检察官。他的工作非常仔细，他不仅注重那些涉及定罪的录音，还注重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处在行政分支权力中心的尼克松在白宫的行为模式。道尔不仅给委员会播放了录音，还指出尼克松所出版的“洁本录音记录”中，故意删除了一些危险的谈话。

在听了第一批录音之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147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断然拒绝了。

由于国会弹劾程序的开始，原先国会的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结束了他们的工作，并在最后的报告中谴责了尼克松。七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委员会公布了四千页的证据，其中有尼克松的八次谈话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与尼克松自己公布的记录不符。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尼克松是故意地删除了对他不利的内容。

国会的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让委员会内主张和反对弹劾的两种意见，公开向美国民众表明他们的观点，对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中，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但是，在电视辩论之前，原来反对弹劾的委员，一个接一个地转变了立场，尼克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在辩论即将开始之前，最高法院以八比零（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先由总统提名任命，由国会通过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旦当选之后，除了国会有充分理由进行弹劾之外，他的任命就是终身的。所以，虽然总统“有权”任命大法官，却不是一定“有机会”任命大法官。因为在总统的任期内，完全可能没有大法官退休。

尼克松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他在任期内，居然出现了任命四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地位在美国是非常高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神圣的。他们本身当然也有基本观点倾向的不同，例如有的大法官更倾向保守派的观点一些，有的大法官则更倾向自由派的观点一些。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手中的案件的判断理解。但是，他们可以说都不会落到屈服于或者倾向于某个权势人物，因此就对他网开一面的地步。

我相信这不仅和国会及民众的监督有关，一定也和这个职位的职业神圣感有关。就像独立检察官一样，整个社会就有这样的气氛和压力，到了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他都会立即感觉到这个头衔沉甸甸的份量和民众灼灼的期待目光。这样的职位，和行政官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行政官员很容易产生政客一类的人物，但是，大法官这样的位置却通常不是产生政客的地方。

因此，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最高法院的唯一一次插手，它的结果是公正的。尽管九名大法官其中有四名出自尼克松的任命，使他总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表决结果至少出现两种不同意见。可是，事后想来，谁都觉得，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投票结果是极其正常和自然的。

尼克松还曾希望，最高法院至少把他的录音带分别处理，例如，判定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材料允许他保留。也就是说，尼克松希望“国家安全”这顶保护伞，至少还可以为他抵挡一部分威胁。但是最高法院的意见非常明确，什么该交出来，什么不必交出来，这一切都由法官西里卡决定。最高法院裁定：总统显然享有行政豁免权，但是，这种豁免权不可以压倒刑事司法的法律既定程序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总统能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是自从“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们与整个权力制约机制抗争和挣扎的焦点。也是美国历史上，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试图曲解美国宪法精神，向整个由宪法所规定的制度挑战的突破口。但是，“收银机”整个机制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院手里。因此，最高法院判定，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是从根本上为这场历史性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是的，最高法院从理论上宣布了尼克松的彻底失败。但是当时，真正的明眼人并不因此松下一口气来。他们知道，美国宪法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来到了。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因为，此时，尼克松已经被最后摊牌了，已经被从理论上宣告了失败。那么，接下来，尼克松会怎么办？

尼克松完全有可能破罐子破摔，干脆公开对抗。理论归理论，理论上他必须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就向法律低头。可是，如果在实际上他不服从，你又有什么办法？他还是总统，还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同时，你不要忘记，尼克松总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最高法院，只有全美国承认的，在理论上最有权威的九名大法官。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一兵一卒。

因此，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尼克松总统打算对抗，将会发生些什么？如果尼克松就是抗拒法庭，法官西里卡派一个法警去白宫逮捕总统吗？总统拒捕又怎么办？理论上，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国会也只有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几百个议员，如果总统抗拒国会的弹劾，命令武装部队保卫白宫，攻打国会，又怎么办呢？

这是整个“水门事件”发展到最后，最千钧一发的时刻。

你不要以为，这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就一定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在不断完善中的制约机制，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产生危机的。对于这最后关头的抉择，军界和白宫也有所感悟。当时行政分支的国防部长，曾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何来自白宫有关的军事命令一定要经过他的手。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历来只是行政系统的一名文官，既没有军权也从来与指挥军队调动事宜无关。美国的国防部长与军界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所以，这个非同一般的信息，立即引起了美国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强烈不满。

白宫幕僚长黑格，出身军界，虽然转向了文官系统，一直还保留着将军的称号，同时还是白宫的当家人。对尼克松忠心耿耿的黑格，当时也想到，尼克松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有服从和抗拒两种选择的可能。如果是后者，白宫和尼克松的安全则顿成问题。他将有可能面临法警带来的搜捕状。于是，作为一个前军人，他本能地提出，有必要调82空降师围住白宫保卫总统。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聪明绝顶的犹太裔国务卿基辛格，只轻轻一句话，就永远打消了白宫有可能冒出来的类似念头。基辛格说，坐在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

最高法院裁决的八小时之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一个简单的声明，化解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宪法危机，也使得人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回味无穷。

两年前，当尼克松去世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里举行的葬礼的全过程。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们，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葬礼，并且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他的怀念和尊重。我想，就凭着以上的这个声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无愧于这样的尊重的。

不论尼克松犯了多少错误，在最后一刻，他表现出他依然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个民选领导人。他公开向美国全体人民宣告，他愿意认同宪法，服从法律，服从人民。而且，正是由于前面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完全了解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和结果，他的服从才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尽管尼克松知道，他将永远失去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一切，甚至面对一个使他感到十分屈辱的下场。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而没有最后一次错误地使用人民交到他手中的权力，去做最后的抗拒。毕竟，在世界历史上，人们看到过许多同样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本能地选择了抗拒到底。

不论他当时是出于无奈，还是真正地有所醒悟。他毕竟在最关键的时刻，表现出了他到底还是一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的总统，他向宪法低下了他骄傲的头。我们不可能忘记，在这个时刻，尼克松毕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

尼克松的声明刚刚读完，电视台的国会司法委员会的总统弹劾问题辩论会，就开始实况转播了。这个公开辩论会持续了六天。尼克松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算他在州一级之前的任职，仅仅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的职位上，他已经待了整整十三年半。因此，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在政界有了许多相处多年，感情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就在眼前的这个国会司法委员会里，也有很多尼克松的老朋友。但是他们也无法不承认，他们确实为尼克松的滥用职权，妨碍司法的行为感到愤怒和不安。

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共和党议员说，“多年来，我们共和党人宣布要反对其他党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中的腐败和不轨，可是，水门一案却是我们自己的耻辱。”

在国会中显得鹤立鸡群的黑人女众议员，芭芭拉·乔丹，发表了一段着名的讲话。她说，在当初，美国宪法的第一句“我们，美国人民”是不包括她和她的种族的。但是今天，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州法官，以一个黑人女议员的身份宣布：“我对宪法的信任是完整的，全部的，彻底的。在有人对宪法进行损害，限制和破坏的时候，我不会坐在这里袖手旁观。”去年这位黑人女议员逝世以后，我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当年她发表这番声明的镜头。

1974年6月27日，国会司法委员会对如下第一款决议进行表决：“由上所述，理查德·尼克松的所为与人民对总统的信任相违，与一个宪法政府的行为相反，是对法律和正义事业的极大不公，伤害了美国人民。因此，由于其所作所为，理查德·尼克松应予弹劾和审判，并撤除其职务。”

这是国会司法委员会在调查结束之后，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此后还必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根据弹劾程序作出正式判决。

在此之前，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尼克松回到家里，和他的亲人们商量，也从他们那里获得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和基辛格和黑格商量之后，决定辞职。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辞职。这里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以及女婿。这名女婿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儿子，就是那个后来试图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所反映的美国制度运作，而被毛泽东一句“这是假的”就给弹回来了的小艾克。

8月20日，众议院以412比3票正式投票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的报告，由于尼克松的辞职，参院的弹劾程序就没有必要了。尼克松下台以后，福特副总统按照宪法程序，接任了总统职位。因此，如果说，每一个美国总统都是全民直接投票选上来的，这句话是不确切的。福特总统就是一个例外。他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相继辞职的历史巧合下，没有经过全民选举当上的美国总统。

9月8日，新任的福特总统宣布了给予尼克松的豁免，宽免了尼克松“在总统任期内已犯下的或可能会犯下的于美国不利的罪过。”一劳永逸地免除了对尼克松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追究。美国民众也感到，这个赦免是公正的。对于尼克松来说，大家觉得，他因为自己的过错所受到的惩罚已经足够了。正如尼克松自己所说，“我是以如此错误的一种方式在处理水门事件，它将成为我的余生中每天都要背负的重负。”

尼克松的故事我想就在这里结束了。让我们都“消化”一下。歇一段之后我再继续给你写下去。今年的美国大选尚在拼搏的最后阶段，但是，我想，你看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一定不会责怪我介绍“大选”，跑得离题太远了吧。

祝

好！

林达

10. “婴儿潮”的总统来了

卢兄：你好！

本来打算停一段日子再给你去信的，但是，你的来信促使我又提前动笔了，因为你的信中提了不少问题。首先，我很高兴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求我介绍今年的美国大选，我却先向你讲了一个二十年前的美国总统故事。实际上，这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而来的。对一个完整的“水门事件”的了解，使我一下子对于美国的大选有了比较本质的认识。至少，这一来，知道美国总统“是什么”了，也了解了他在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中的准确位置，以及他和其它两个权力分支的关系了。因为“水门事件”是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捷径。然后你再去看总统大选，也就能从“看热闹”，渐渐过渡为“看门道”了。

你在信中说，我的介绍显得“嘎然而止”，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知道“水门事件”在结束之后，“后来怎么样了”。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辞职之后，当然就不是总统了。但是，并没有任何人，不论是政界还是百姓，打算对他进行“穷追猛打落水狗”式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除了逐步从心理上调节恢复，又开始一般退休总统的十分繁忙的生活。

那么，他忙些什么呢？他和其他的离任总统一样，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了总统纪念图书馆，里面除了总统的各种纪念物品之外，存放了大量他在任职时期的私人文件，以供人们查阅。他也和其他离任总统一样，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看上去，他不论从待遇到生活状态，确实都和别的离任总统一样。

只是，在他的纪念图书馆里，一直在播放尼克松回答人们提问的录象，在这些谈话里，尼克松也坦率地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各种问题。尼克松告诉来到这里的好奇的人们，他最大的教训就是，犯错误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掩盖错误”。

当然，尼克松离任后所写的回忆录，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水门事件”。由于人们都对尼克松自己的解释和辞职后的反思很感兴趣，所以，我相信，他的回忆录也使他比别的总统得到了更多的稿费收入。

这里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些在美国十分重要的现象。首先是，美国退任总统的生活都是优裕和丰富的。他们的退休金与商界大总管的薪金相比，当然显得十分微薄。但是，已经足以维持一个安乐的生活。他们也出席一些社会活动，以写书和演讲等等取得收入和调节生活节奏。同时，美国人极为普遍的对大自然的热爱，政治人物也绝不例外。对自己庄园里的山林河流，花草树木的迷恋是朝野不分的。这些“收拾山河”的工作就耗费了许多退休政治家的精力，也平衡了他们很大一部分心理状态。

在中国时，我就听说过报导美国前总统卡特，退休以后自己喜欢做些木工活儿。当时觉得他非常特别。尽管卡特确实是一个十分平民化的总统，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不论是哪一个退休政治家，如果说喜欢做园丁，喜欢做木工等等，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在美国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除了说明这是一个正常人之外，并不说明什么特别的问题。

至于一些年富力壮的退任政治家，则往往选择在从政界退下来之后，继续他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的事业，或者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总裁，不论是论地位论收入，都绝对不在美国国防部长之下。当肯尼迪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唯一考虑的因素，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为他的理想和国家作出一些贡献。不幸的是，他错误地卷入越战，越真诚陷得越深，由他自己亲手铸成了许多大错。直到去年，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和追悔。“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已经苍老的声音沉重地响在多少美国人民的心头。从政治中退任之后，他继续做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对他来说，从政几年只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经历。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么“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

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么，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

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他此后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都没有超出人民与政府当初定下的契约的限度，这是大家早就认可的，所以也就心平气和。

那么，作为对手政党的民主党是否就可以借此机会“追杀”尼克松，趁机夺过大权了呢？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明这里的政治家通通“心慈手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民主党，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出来。因为宪法规定了，总统下台之后，只可能由同是共和党的副总统接班，任何人如果试图改变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在冒着和尼克松同样的违宪风险。再说，他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与其冒大的风险去“夺权”，还不如正常去竞选，反正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并不是失去一个机会就“时不再来”。

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注重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

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

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维持了这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这场“水门事件”中，牵涉到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既然这不是什么政党的整体行为，所以，站在对立面的政党也无法以“水门事件”为理由，去试图摧毁整个共和党。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党间的恶性追杀。

至于尼克松，下台以后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担心过任何报复性的“追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辞去总统，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动，甚至寻求“东山再起”，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寻求公正。

尼克松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水门事件”是以刑事案结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总统福特以宪法授予的特赦权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当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除了水门大楼的直接闯入者之外，还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仅参与了“掩盖”，成为“妨碍司法罪”的罪犯。

尼克松的秘书查平，被判了8个月刑期。白宫特别顾问考尔森，刑期7个月。海德曼，尼克松的前任白宫幕僚长，坐了18个月牢。尼克松的总统法律顾问迪恩，只关了4个月，这是他向检察官交代整个案情换取的较短刑期。从他的涉案程度来看，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厄理其曼，尼克松的总统国内政策顾问，也是“管子工”的负责人，判了18个月。厄理其曼的副手克劳格，“管子工”成员，判了4个半月。

卡姆巴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参与筹集“堵嘴钱”，为此坐了6个月牢。前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因为“水门事件”案发后，李迪找上门来要求通融，他虽然拒绝，但身为司法部长知情不报，也坐了1个月的牢。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刑期为19个月。米切尔实在没什么可叫屈的，身为前司法部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知法犯法。米切尔的首席顾问拉鲁，被判了5个半月。

白宫“管子工”成员李迪，刑期52个月，在这个案子中，李迪是刑期最长的。我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不管多么混，他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所以，自始至终，他信守诺言，拒绝交代案情。因此，法官西里卡看来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量刑范围内，给了他一个较长的刑期。

白宫顾问亨特，就是“水门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和李迪一起守在旅馆指挥，又一起匆匆出逃的家伙，被判了33个月。麦格鲁德，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刑期7个月。麦格鲁德的助手，刑期30天。赛格瑞缇，为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违法举动出主意者，刑期4个半月。

但是，这些涉案人在刑满之后，也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正如我前面告诉你的。“水门事件”的现场指挥李迪，现在成了这里数得上的保守派“谈论节目”主持人，崇拜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照样在他的电台节目里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准时准点，一天不拉。在他的谈论中提到水门事件时，他仍为他是当年唯一信守诺言死不开口的人而颇感骄傲。这样的“名嘴”都是高收入，说他日进斗金大概也并不过分。

在“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最后“丢卒保车”，离尼克松而去的法律顾问迪恩，后来在洛杉矶步入银行界。

“水门事件”中李迪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麦格鲁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了肯塔基州莱克辛顿市的一名神职人员。

白宫“管子工”小组的头头厄理其曼，不知是不是受到“管子工”小组那些秘密行动的启发，他开始写侦探小说。期间还受邀为一个冰淇淋的公司做过广告，但是广告播出后冰淇淋的销量反而下降，所以很快就停播了。

……

所以，当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之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搏杀，没有社会动荡，涉案人员除了依法接受刑事处分，也没有受到报复和来自反对党的政治迫害。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此，你的问题实际上很切中要害，尼克松下台的“以后怎样”确是观察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非常自豪地向一代代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建国之父，介绍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例如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但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概念在尼克松之后被大大加强了。此后，新的总统上任，美国人几乎很少再会把“伟大”这个形容词，与现在的“总统”联想在一起。相反，倒总是对总统时时充满警觉。

因此，尼克松以后的年月里，美国出现了一些描述白宫阴谋和政府行政机构阴谋的电影和小说。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结局里，那些揭露阴谋的英雄也总是走向国会，司法和新闻界。有的电影整个情节充满惊险曲折，它的结尾却非常简洁，就是揭露阴谋的英雄主角走进国会听证会，坐下，然后起立宣誓，“我说的都将是真话”，电影就结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总统和白宫的不信任，还反映了通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们对于这个制度反而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一旦“平衡和制约”的监督机制启动，他们就可以放心了，电影就可以结束了。

现在，我真是该回到克林顿总统的再任竞选上来了。

要谈今年的大选，我们不得不先简单谈谈克林顿199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情况和已经接近任满的四年总统生涯。因为今年是克林顿寻求连任的大选年，他的竞选成功与否，和他前四年各种表现息息相关。

克林顿是在1992年的大选中胜出的。那年大选，确实也很特别，因为除了克林顿和寻求连任的布什总统之外，还冒出一个不速之客佩罗，形成一个难得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佩罗刚出来的时候，作为亿万富翁，宣称要全部用自己的钱竞选，以维持独立性。他又是无党无派，使选民感到耳目一新，风头很盛。但是，三足之鼎的佩罗一足，终究还是短了一截，竞选中几次“过招”之后，就让人越看他越不象个总统。

举个例子，今年我为了更好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上学。我的“公共演讲课”的老师，提起佩罗就笑着说，佩罗的演讲风格，从专业眼光来看，真是“可怕极了”。竞选，竞选，一多半就是在说服选民投你的票。一个演说风格“可怕”的候选人，要当美国总统是很难的。当然，佩罗没当上总统，原因还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罢了。

所以，四年以前，别看出了三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实质上与往年的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角逐还是发生在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克林顿之间。那一年竞选，选民的情绪要远比今年激动。为什么呢？

在共和党的里根做满两任八年之后，布什又接任了四年。就是说，当时共和党已经连续执政了12年。以最简单的话说，共和党能够连续执政12年，总有它的道理，也总有它的选民基础，在竞选时也就有它的“惯性”。所以，要中止这个惯性状态，也要花一番不小的力气。当时民主党就推出了年轻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高尔。与12年来的共和党高龄总统相比，他们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优势和劣势永远是象一对双胞胎一样一起出现的。年老当然容易和体弱，精力不足这样的状态联想在一起，但是，也使人想到经验丰富和办事沉稳。年轻当然显得有创意，但是，也给人一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四年前布什最终离任的原因，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求变的心情有关。当初高龄的里根之所以能够连任成功，和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关。而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多多少少有点“虚假繁荣”的味道。因为在这个时期，他的繁荣是和高国债联系在一起的。表面是繁荣了，但是政府赤字创下吓人的记录。

所以，里根的后任布什颇有点代里根受过的味道。经济过热之后的冷却，让过惯了里根时代好日子的美国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虽说，连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布什总统在改善美国经济方面实际上颇有成效，经济在布什时代已经复苏。但是，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仅经济恢复本身需要一段时间，民众对于经济复苏的感觉都是慢半拍的。一个总统任期只有四年，这半拍一慢，就把布什的总统连任给耽误了。

当时，有许多民众都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满，对于把政府的执行机构一摊再留给布什感到没有耐心。于是，克林顿就打“变化”牌，攻击布什经管期间的现状，宣称在他的手里，美国将发生变化。说实在的，并不是大家相信了他的种种宏伟规划，而是美国人对于总统一向的态度就是，干好了就再干一任，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总统本来就是大家推出来的大总管嘛。

所以，在1992年的大选之前，选民相对来说比今年大选更情绪化。一方面是一批希望布什下来的民众很积极要去投票，以达到“换一个试试”的目的。我的朋友萨琳娜以前到大选年都是弃权的，“选谁都一样，没一个我喜欢”。但那一次却早早地就宣称，要动员她的父母兄妹都投克林顿的票，其理由就是她贴在她的汽车上的一句口号，“不要再给布什四年”。另一方面，支持布什总统而不喜欢克林顿的人们，越是意识到布什连任岌岌可危，也越是要积极投票，以防克林顿上台。

看来，人们“求变”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因此，不到五十岁，给人感觉象征着新一代的克林顿，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白宫。后面我还想谈谈，除却这些表面的因素之外，从整个美国社会的更新换代来讲，这个结果，还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那么，此后的四年，这位克林顿总统当得怎么样呢？在克林顿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一个共和党人就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克林顿从一个什么“门”给送出白宫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凭克林顿的行事作风，很容易就会捅出类似“水门事件”这样的漏子来。到时候，他就该象尼克松一样下台了。

这是不是反对党毫无根据的一个恶意猜测呢？我觉得也很难这么说，因为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大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某某门”的故事发生得最多的了。

为什么一开始人们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测呢？这必须从克林顿与其他总统所不同的地方说起。

克林顿是第一个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士兵们都回到了家乡。之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高出生率的时期，称之为“婴儿潮”。克林顿就是这个“婴儿潮”中卷来的一个。而布什总统，正是当年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一个老兵，在美国这几乎就是英雄的同义词。他们完全就是“父辈”和“子辈”的关系，他们活活就是象征着两代人和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曾经谈到过，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可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六十年代，正是“婴儿潮”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思想风格形成的年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好也罢，坏也罢，他们自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明显地有别于他们的父辈。如果你能够给布什总统所代表的这一代美国人作出一番描绘的话，你却很难描述评判这个“新一代”，因为，如果说他们有特点的话，他们的特点正是“多元”?

但是，恰恰是一个“婴儿潮”的产物，那个从老一代美国人眼中可谓是“一场混乱”的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克林顿，不用放大镜，顺便就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的克林顿，在竞选中击败了二战英雄的布什，入主白宫。不论怎么说，这场竞选的结果在美国确实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克林顿不是自己走进白宫去的，他是被美国选民选进去的。因此，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一茬茬的“新一代们”，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接替“老一代”。随着时间的行进，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手中已经都握有了自己的一张选票。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存在。

克林顿和布什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不论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有多少弱势，在一个老的时代基本过去之前，克林顿是休想与之匹敌的。例如，克林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尝试过大麻的滋味。所以，当时，质问克林顿是否抽过大麻，成为共和党在竞选中对克林顿进行丑化的一大热点。

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大麻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一些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国朋友曾经对我们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上一个教授家拜访，他请你抽一支大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完全就跟抽一支烟一样，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自从大麻在美国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就提升到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等而视之的地位。吸大麻，销售大麻和种植大麻，等等一切与大麻相关的行为，就成了与毒品相连的重罪。这里说的大麻，是一般的传统大麻叶。据说现在有专门培育之后，毒性非常大的新品种，那不在我现在谈的范围之内。

在美国，就是这样，它是以法律为基准的。一旦宣布为禁品，就真的成了碰也碰不得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旦立法通过，你就只能执行了。理解不理解都得执行。警察是行政分支属下的，与立法无关，他们的任务就是执法。法院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当然与立法也无关。与这两个部分都是没什么可争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向立法分支去呼吁。但是在立法改变之前，只能先按此执行。

然而与其它的违法毒品相比，大麻的地位始终是最具争议的。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每年都提出报告，建议立法机构考虑使大麻合法化。为什么呢？根据他们的报告，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大麻是会使人上瘾的。适量的大麻也不会比香烟更为有害。当然，任何东西，如果你过量使用，对身体都会有害。因此有大量反对毒品的美国人，也呼吁大麻合法化。

在西方世界，对大麻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个人如果种植或拥有个人使用剂量的大麻，也是合法的。这里，人们最耿耿于怀气不过的，就是既然烟草可以是合法的，那么为什么大麻就一定要是非法的呢？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传闻，说是之所以大麻被宣布为非法，那是香烟公司在国会游说的结果，是他们害怕大麻的流行会夺去香烟的市场，所以才夸大了大麻的危害，说服国会立了这个法。

立了法之后，美国执法人员对于大麻的态度就是一刀切了。为这个法律，美国人也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美国的监狱里，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犯人是与毒品有关的。其中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大麻而给关进来的。所有与大麻有关的侦察，审判，关押的费用，当然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住在乡下，这里的人都拥有大量土地，也有不少人在很多年前种过大麻。我们就经常看到警察专门监查大麻种植的直升飞机，飞过我们的上空。花在禁止大麻上的人力物力确实是很大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把大麻列入毒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如果大麻合法的话，很多年轻人就不必待在牢里了。

正因为大麻存在这样的争议，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和一般年轻人反而都偏要吸两口大麻，以表示自己的“反叛精神”。我问过我所有的年轻朋友，还没有碰到一个宣称自己一口大麻都没吸过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吸得非常少。只是在聚会的时候，点上一支大麻烟，每人吸上一口两口。这点剂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似乎只是在作出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对一个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的反对态度。只是这种形式的“反对表态”可不能让警察看到，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就看到过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自由撰稿人，在自己家的室内用花盆种了两棵大麻，被警察找上门来。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房，没收了作为“犯罪工具”的两盏用于植物光照的灯，两棵长得一人高的大麻当然也被没收了。种这样两棵大麻，最高刑期可达十年。

在这种有争议情况下，美国以大麻叶为图案的衣服和饰物也就随处可见了。卖大麻叶标志的商品，这在美国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在合法地表示一种态度，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最近，在美国有两个州立法，开放医用大麻。因为大麻和鸦片一样，适度使用都有一定的医疗效果。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州立法，看作是大麻合法化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大麻的药效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发现的。过去在美国占优势的主张，就是宁可拒绝大麻的药效，也要绝对封杀。

这是因为，鉴于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美国当然有一大片舆论是坚持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的。“禁止”就意味着“绝对禁止”，不容许任何借口和通融余地。大麻既然已被法律置于毒品之列，当然就不能再让它“死灰复活”。否则，打开一个缺口，没准其它毒品也会趁机一起跟出来。这种看法倒也不是过虑，因为在美国是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呼吁解禁所有毒品的。

在美国毒品问题还相当严重，又存在很多争议的情况下，大麻首当其冲成为争执的焦点。对大麻的态度也成为政治人物竞选时十分头痛的问题。严格禁毒肯定在今天的美国是得大多数人心的。但是对大麻的态度却是很具“技巧性”的。因为对大麻问题持两种态度的民众群，他们的数量是在变化的。所以，竞选时一般候选人都对禁毒表达一个坚决的态度，而尽量回避对大麻争执。

在克林顿与布什四年前的竞选中，敏感的大麻却偏偏被推到了前沿。这是因为共和党当时看着这么一个新生代的克林顿，大概也十分奇怪。他和以往的竞选者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可以攻击的缺点是那么多。他们当然一定也注意到了克林顿作为“婴儿潮”一员的背景，这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说是自己没有吸过一口大麻，肯定会被人怀疑是一个撒谎者。所以，“大麻问题”就成了共和党的竞选突破口之一。

于是，问题被提出来了：克林顿先生，你抽过大麻吗？

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林顿赖帐，断然否认自己吸过大麻。他不仅会被最蔑视“撒谎者”的美国人所抛弃，弄不好，他的“懦弱”还会被本来应该是他的支持者的一些同代人所看不起。也许，看到克林顿这样的“背弃行为”，一怒之下，他当年的那些同学伙伴，还会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跳出来向公众作证，证实他们亲眼看见克林顿抽过大麻。如果真的引出这番热闹，大麻不大麻都已经不重要，克林顿的施政纲领也会被忽视，混战之中，克林顿就只有穷于应付的份了。

如果克林顿说他吸过大麻，那么，共和党显然也有一大堆攻击性武器在哪里等着他。他们会告诉广大选民，大麻是什么？大麻是毒品。一个总统候选人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你还打算指望他以积极态度为这个国家扫毒吗？更何况，你们能够信任一个吸毒者做你们的总统吗？再说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贵在一个对比，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布什总统会吸毒吗？这么一比，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马上就显得反差更大了。

为了大麻，克林顿的确伤透了脑筋。他很想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不论是对手党，不论是新闻界，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民众，都不会让他绕着过去。

终于，克林顿出来给这个吃力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回答。他承认，他在年轻的时候试过抽大麻，他吸了，但是没有把烟吞下肚去就吐出来了。他说，这个尝试使他发现他不喜欢大麻，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回答显然不是完美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幽默的。从此，克林顿抽大麻却没吞下去，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笑料。但是，他到底逃过了一劫。

毕竟，他是变相地承认了自己有过抽大麻的尝试，其次，多数人也相信，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风气之下，浅尝即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基本说了实话。笑料归笑料，克林顿的大麻风波，也就这样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可是，克林顿的“婴儿潮”特征还不止于大麻。同时被端出来的还有“逃兵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困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战。二次大战归国的士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而越战的状况第一次使得美国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惑。

他们从服从国家的号召，到心里充满疑虑，直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反战的立场。越战在美国是一个大历史课题。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三句两句就把它讲情楚。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越战在美国也是一个容易使人冲动的敏感话题。顺便提一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地带的越战纪念碑，它的设计者是当时才21岁，还在建筑系念书的一个娇小的华裔女孩。

她曾经谈到她的纪念碑设计思想的产生。她在设计之前先去看了即将安放纪念碑的现场。她站在那里，想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和失落。她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尖锐的痛苦虽然随着时间逐步减轻，但是从来没有被治愈。她突然产生一个象征性的构思：用一把利刃剖开大地，而随着时间的逝去，凄凄芳草将会医治创伤。

因此，越战纪念碑的位置是切入地下的。这是一座黑色的刻满了阵亡士兵姓名的花岗岩挡土墙。每天大量的参观者中，还有阵亡者亲属和战友前来探望。他们用铅笔在纸上拓下阵亡亲人的姓名，在姓名前，放下一束花，一件纪念品和非常令人感动的几句话。很多人留下的纸条写着，欢迎你回家。一个老兵带来一瓶啤酒，留下一张纸条，写着，这是我们当时在战场上最想喝的啤酒，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有人留下了一双当年的旧军靴，也许里面有一段战场上的故事。所有这些留在纪念碑前的物品和纸条，每天纪念碑的管理人员都会收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被妥善保存。

我记得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个纪念仪式上，那个叫做玛雅的华裔女设计师在讲话中说，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在美国的近代史上，确实从来没有一个纪念碑，掀起那么多人的感情波澜。

当然，阵亡将士的生命在牵动大家的心，但是，远不仅如此。在这个纪念碑设计征稿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个纪念碑对于这场战争本身不作任何评价。可是，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些活着回来和没有回来的美国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一样，他们是怀着崇高正直的理想，怀着要帮助别人的善良信念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越战以后，美国这一代年轻人遇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精神危机。这场战争不仅有着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价值观的失落和重新寻找。由此引起的争执，讨论，反思，至今没有停止。当我在冬日暮色苍茫时来到纪念碑前，我看到一位牺牲士兵的妻子留下的鲜花和字条。这位女士至少应该五十来岁了。夜幕下还有公园局的三位职员手持厚厚的名册协助人们找到碑上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我在那儿久久停留。没有任何一个纪念碑给我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这是超越政治，超越国籍，超越文化背景的灵魂洗涤。我这辈子只有站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霎那，相信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是有可能的。

这场战争不仅造成了两代人的争执，也分裂了同代人。那些从战场上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老兵，他们中虽然也有人加入了国内的反战行列。例如我的朋友，黑人画家莫利斯，就是一个越战老兵。他就是持坚决反战的态度的。但是，仍有很多越战老兵，回家以后无法与反战的同龄人沟通。总之，这场战争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都显露出其浓厚的悲剧色彩。

美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适龄青年除了主动要求参军的之外，如果需要而被征兵，也是履行公民义务。拒服兵役是违法的。在六十年代的反战集会中，有不少年轻人焚烧兵役证，也属违法行为之列。可是在那个时候，抗议的浪潮之中，群情激忿之下，很多人是宁可受法律制裁，也无法抑制自己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来。那么，这和克林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克林顿当时也在服兵役的年龄。那么克林顿去烧征兵证了吗？没有。他好象是没有那么冲动。他也是反战的，至少他不想去越南。他只是采取了一个合法的，或者说更为聪明的做法，他干脆离开美国，跑到欧洲去读大学。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做的。而且，在国外读书期间，他还参加和组织了反对越战的游行。

对于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老一代美国战士来说，这无疑就是逃服兵役的怯弱行为。尽管在法律上无可挑剔，但是，他们虔诚地相信，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偷偷溜走，无论如何不算是一个合格公民。可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很矛盾，他们也想成为英雄，至少不是懦夫。然而，这是越战。这是一场如此有争议的战争，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他们尊重每一个在越战流过血的士兵，他们同样尊重焚烧征兵证的反战者的勇气，也许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青年克林顿躲避越战出走国外的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与老一代相比，对当时逃避越战的人，会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对于反对越战的行为，也会取更为赞同的态度。

因此，在这一点上，布什和克林顿又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二战英雄，而另一个却是逃避越战的年轻人。

克林顿还让人十分起疑的就是他的私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的故事，从婚外恋到性骚扰，应有尽有。尽管克林顿本人一口否认，可是一般民众对这些故事虽说并不全信，也不能说一点不信。人们一般的做法，是把报纸上的这些故事打一个折扣之后接受下来。在这方面，克林顿给人的印象肯定不是完美的。

而布什的家庭生活给人一种老年夫妇特有的相依相扶平稳温馨的感觉。布什夫人由于一种慢性病，看上去比正常同样的年龄老得多，甚至看上去比布什总统更衰老一些。当在布什就任总统期间，他的夫人芭芭拉却仍然被评上最受美国人喜爱的妇女。

克林顿的夫人希莱利，至今为止，在美国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人。希莱利完全是新一代职业妇女的形象。她和克林顿同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我在前面提到过，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参与过司法部门调查尼克松的材料分析。毕业以后，她作为一个律师的成就甚至高于克林顿。因此，在克林顿刚刚开始竞选的时候，甚至打过“选一个，送一个”的口号。

因为，美国的总统夫人在传统上总是总统的私人秘书，却不拿工资。当时，年轻的克林顿希望塑造一个未来总统夫人能干助政的新形象，开一代新风。可是，他们很快收起了这个“买一送一”的竞选口号。他们发现，在这个方面，美国人还远没有这么“新潮”。美国人似乎仍然希望第一夫人就是第一夫人，不要在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出来越俎代庖搅混水。

在1992年的竞选中，事实上希莱利和他们12岁的女儿，着实帮了克林顿的大忙。他们时时出现在克林顿的身边，表现一个家庭的支持。那年克林顿出来竞选，一个重要的竞选口号是重建美国的“家庭价值”。而报纸上有关他的故事和反对党的攻击，使他的这个口号很容易显得虚假和尴尬。可是，不管别人怎么攻击，夫人孩子扎扎实实站在身边的效果，比什么反驳都要有力。为了加深印象，克林顿还在演说中深情地回忆女儿出生带给他的激动和喜悦。使得民众相信，即使他曾经出轨，那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总之，无需作多么深入的了解，匆匆一蔽，你就可以看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风格是多么地不同。布什总统在选民面前几乎是一个道德完人，而克林顿却带着各种动荡和变化的时代留给他的印记。

当然，总统竞选，应该说选的是各自的理念，施政纲领，等等。而人们也常常说，各个大的利益集团也都尽量游说和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出一个总统来。但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全民直选方式，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最大力量。没有人能够去左右美国这样分散的，庞大的，变化多端的民众群。在这些一个个的百姓来到投票箱前的时候，他所最关心的，是你所选定的治国政策是否符合他的利益，还有，他要对候选人有一个基本的信任，至少没有什么特别令他反感的地方。这也是共和党把攻击克林顿的“品格问题”，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的原因。

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还是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原则，就是认同“正面竞选”，而不鼓励“负面竞选”。就是尽量以正面宣传自己的政见和施政纲领赢得选票，而尽可能避免以攻击对方的方式竞选，尤其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是很不得人心的。否则，竞选成了一场互相攻击的混战，就失去意义了。

但是，以对一个美国总统传统的品格要求去看克林顿，他的毛病够多的了。而在这方面布什有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共和党无论如何不想放弃这样一个对比的效果。可是，正因为美国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所以，在布什出来作竞选演说的时候，尤其在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对于克林顿的品格问题的质疑还是非常温和的。有些问题，例如克林顿的私生活问题，甚至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因为如果布什摆出过分的攻击姿态，那么，他就很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把自己的形象给毁了。

也正因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因此，美国的大选热闹归热闹，却始终是有限度的，有一定的文明规范在那里暗暗起作用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暴露在受过文明教育的公众面前，维持自己起码的风度，是被公众接受的基本起点。

在1992年的竞选中，布什总统最终没有成功。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里根时代留下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克林顿的策略是在展现一个可能的变革的前景。同时，克林顿提出一些大胆的，但是确实是民众所关心的改革，例如医疗制度改革等等。但是，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并不是美国的政策分析，你知道，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如果你要了解美国的国内政策，你也可以在中国找到大量的资料。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是从美国大选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美国社会状况。

从克林顿战胜布什上台，这一结果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较量，还反映了战后新一代，已经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而共和党在整个竞选中的策略，反映了他们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反应足足慢了一拍。

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的交替是一个缓慢的，复杂的过程。在漫长的岁月中，老一代的人数在逐步减少，新一代也在逐步分化，各自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观点。有承继前人的部分，也有抛弃前人的部分。只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就是美国在变化之中。

如果说在多年以前

Chapter_12

，这样一个克林顿很可能根本无法让人们接受，在他的“品格前提”下，人们甚至没有兴趣去了解他提出了什么政策。那么，在今天，人们却有可能因为对克林顿的“品格”指责，反而觉得布什总统不够宽容，甚至落伍了。

例如，在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布什总统提到克林顿在越战期间跑到国外，并组织反战示威的问题。他提出至少克林顿应该对大家认个错。可是，克林顿干脆当场直率地宣称他反对这场战争，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这个国家。这样的对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在大多数听众眼里，布什总统肯定没有能够占上风。

新一代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赞同这样的观点，选总统是在选一个理念，而不是选一个完人。当然，如果克林顿现在还抽大麻，家庭不和，那么，在现在的美国，他还是绝对不可能入选美国总统的。但是，新一代的美国人承认，他们会考虑选一个虽有过错失但已经纠正了的人，做他们的总统，如果他的理念能够基本被他们所接受的话。

新一代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也越来越渴望在最稳定的传统的政治上层，出现一些新鲜的感觉，出现一些“新思维”。他们很难仅仅满足于传统的说教。克林顿和高尔来自底层，十分平民化的风格，很得罪了一批“看不惯”他们的美国人，但是，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这一代美国人选了克林顿当总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放心。他们只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试试能不能如他在竞选演说中讲的那样，把这个国家管得更好一些。如果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品格真的发生问题，他们知道政府还有两个分支在监管着总统，情况并不是处于失控状态。他们选的毕竟是个总统，而不是一个皇帝。

那么，接下来的四年，克林顿是怎么度过的呢？

今天已经太晚了。下次再接着写吧。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11. 总统先生的麻烦

卢兄：你好！

我再接着上封信写下去。谈谈克林顿这四年的总统生涯。

你在上封信已经看到了，克林顿总统确实在各方面有别于他的前任，你甚至可以说，再向上追溯，也很难找到象克林顿这样，在当选之前就暴露出种种毛病，在当选之后又麻烦不断，以至被小民告进法院，缠上民事诉讼案的。四年之后，当他再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都说，克林顿看上去苍老得多了。

克林顿之所以会被预言，不用多久就要踏进类似“水门”的什么“门”去，我想，这和人们对他的时代印记的判断也是有关系的。他不是来自一个作风严谨，价值观念非常稳定的时代。虽然，大多数的美国人宽容了他的种种弱点，但是，他的弱点并没有消失。你可以从他身边的一群白宫顾问中看出点端倪来。你也许说不出什么准确的东西，可是那一大群年轻而略显得浮躁的顾问们，总使人有一种放不下心来的感觉。

在介绍尼克松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白宫顾问是总统的小小特权，是他可以自己作主安排的小班底。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事业旅途的一条捷径，所以一些雄心勃勃，或者说野心勃勃的聪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雄心和野心在英语里是一个单词，这样的语言安排好象还是很有道理。

他们走向这条路的方法，一般都是助选。就是在总统还不是总统的时候，出谋划策，拼命设法把总统给推上去。也就是在尼克松争取连任的时候，那些在“总统再任委员会”里干的类似角色。当然，助选本身是竞选的正常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的弹性非常大。你可以是一个为自己和政党的理想奋斗的正直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满脑瓜私欲的投机者，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由于这个位置潜在的“高效益”，所以，心怀鬼胎而来的也不止是一个两个。

最终，整个竞选和此后白宫的风格，总统的个人风格还是决定因素。克林顿在第一任期时的白宫，给外部的感觉肯定不是作风严谨的。这种氛围就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所以，反对党发出预言之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那里等着克林顿的顾问们，把他给送出什么“门”去。

应该说，他们的盼望并没有完全落空。对他们来说，克林顿的白宫“捷报”频传。现在，当克林顿又在面临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们扳着指头数数，真是可以数出一连串的已经被称之为“门”的白宫疑案。

记得在克林顿上台不久以后，就冒出一个“旅行门”来。

在白宫有一个旅行办公室，专门负责总统出访期间随行人员的各种旅行安排。这是事务性的非常繁杂的工作。他们要和大量的商业性机构打交道。过于琐碎的安排细节使他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都自己去联系，所以，他们把一些业务就包给一些商业性的服务公司去做。

在我第一次到华盛顿去的时候，看着一幢幢的政府机构办公大楼，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他们可真是养活了多少人啊！我并不是想到大楼里被政府工作养活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到，围绕着这些大楼，一定还养活了许多商业性的小公司。因此，象白宫旅行室的官员，他们手里掌握的岂止是大量业务，在那些小公司眼里，这个旅行室根本就是捏着他们的生命线。

在美国，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政府机构是不搞经营的。别说小小的旅行业务，就是发一个火箭上月亮上去，也不是什么美国政府经营的重点工程。它的全部零件都会向各个私营公司定制，所有的业务还是都落在私营公司手里。

此类的公私交接点，一直是许多国家感到头痛的地方，连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同样不能“免俗”。日本南韩等都是频频爆出这类丑闻的国家。回首看去，在美国倒是确实很少有这一类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机构的浪费问题，远比它的贪污腐化问题要严重得多得多。这肯定不是因为美国更能够瞒得住什么丑闻，因为根据这里新闻状况，如果有问题的话，这里是世界上最瞒不住的国家之一了。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做到一个甚为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的呢？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这样的廉洁是靠公务人员的高薪维持的。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因为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挣的够花了，也就不想受贿了。可是，又觉得这种说法并不能解决我的疑问。因为，高薪再高，也无法和意外横财的数量级相比。而且，挣薪水是辛辛苦苦，长年累月的事情。一劳永逸的收获肯定还是非常吸引人的。要不，怎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公务员买彩票呢？

来到这里以后，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前面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大错。政府公务人员确实有一份十分稳定的生活。工资并不是非常高，甚至工资还低于相同类型的私营企业的工作。但是，收入是有保障的，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总之，第一，有了这样一份工作之后，绝对不会因为穷急眼了要去铤而走险。第二，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还是很想好好工作，保住这样一份工作的。

但是，这并不是政府机构基本廉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制约机制”。九九归一，还是那只聪明的“收银机”阻止了伸向钱箱的手。“平衡和制约”的机制，不过象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监督并且限制了最高层权力不被滥用，同时也保证了各个层次的权力都不被滥用。规章制度的严格，监督的完善和司法的健全，使得想大吞一口油水的人很难下咽。

回想起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想想我们来到美国以后，被新闻界揭露出来，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拿黑钱的重大案件，主要倒是几桩中央情报局雇员一仆二主，做双重间谍的案子。在情报系统，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人员倒是相对有机会偶尔游离于制约机制之外的。只要失去监督或者监督一松，尽管这样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还经过更严格的挑选，也接受过更多的“思想教育”，但是，“人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特性还是会很快显露出来。

我们再回到白宫的旅行办公室。这样与政治政党毫无关系的事务性机构，在白宫换主人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人马的。不论是哪一党当政，他们还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为轮番上台的总统安排旅行事宜，所以，他们都是白宫的老雇员了。其中甚至有的人在肯尼迪总统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这里工作。但是，在克林顿上台之后不久，这个办公室一下子被解雇了包括主任在内的七名雇员。解雇理由是这个办公室的财务作业不合规定。

这是比较婉转的说法，它的潜台词有可能是简单的违反财务制度，也有可能是损害了公众利益，因为政府的钱都是民众的税金。还有可能是他们以权谋私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在美国绝对就是“经济大案”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政府的工作一般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哪个不想有从此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更何况那些工作时间已经很长，有的也一步步升到了主管位置，谁不希望就此工作到退休，有个完美的工作经历。因此。对于他们七个人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你也许注意到了，这一次可不是由政府行政分支以外的监督机构提出的问题，这是白宫在向自己的手下人开刀。记得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许诺过，他上台以后，美国将拥有最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那么，克林顿是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因而严察部下呢？

白宫出了这样的“经济大案”，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谁知道，这被解职的七名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连声地在那里喊冤。他们反过头来象是要“倒打一耙”，指责克林顿所主持的行政分支，因滥用权力才把他们免职的。这样，大家也一下子糊涂了。

事情发生才两个月，参与解雇七名旅行室雇员的白宫顾问，也是克林顿童年好友的弗斯特，突然在白宫开抢自杀。尽管从他的遗言和种种迹象看，都显示他是因为承受不了紧张和压力，厌倦生活而弃世的。可是，就算弗斯特的死因确是如白宫所宣布的那样，他至少是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他死在这个节骨眼上，能让人不起疑吗？胆小的猜测弗斯特是因为参与某个阴谋“畏罪自杀”，胆大的干脆怀疑他是让白宫给“干掉了”。顿时乱作一团。

白宫顾问弗斯特的死，给本来就很有争议的白宫旅行办公室解雇事件，罩上了一层几乎是凄凄惨惨的疑云。尽管当时有关那些旅行室雇员的行为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大家已经倾向于从“白宫阴谋”，或者至少是“白宫滥用权力”这样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件了。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报纸上成了“旅行门”。这时，距克林顿上台刚刚还不到半年。

这个时候，克林顿的白宫一方面竭力澄清弗斯特的自杀是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与白宫的各项操作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又宣称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主任戴尔有盗用公款的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已经猜到下一步会怎么样了。是的，就象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一样，终于引发了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和监督委员会对白宫的正式调查。

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下的联邦调查局，也同时对七名前旅行办公室雇员进行了各种刑事调查。行政分支下的国税局也开始对他们以前的工作进行稽核。这七名前白宫雇员，不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还进入了一生中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原先虽说是在白宫上班，可是，实际上都远在政治圈之外，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而已。他们都过着普通美国人的非常平静和简单的生活。现在，他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被迫频频见报，被迫每个人都为自己请了律师，这样的额外开销几乎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负债累累。

联邦调查局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侦讯。最终，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交司法分支的法院，要求对他的盗用公款罪名进行起诉。

我们这时要不了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想得过来。站在白宫的立场上看，白宫能否在国会的调查中洗清自己，有一个根本性的关键，就是白宫所解雇的那七名工作人员是否真有问题，至少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出了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白宫阴谋”也罢，“白宫滥用权力”也罢，一切对白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如果，这七个人统统清白无辜，那么，白宫就算不说是“阴谋”吧，至少是在那里“滥用权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就有可能具有“陷害平民”的强烈动机了？是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假设这是一个由正直而品质良好的总统领导的权力分支，那么，即使这次解雇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也可能实事求是，不因为企图掩盖自己已经犯下的过失而去迫害无辜的平民。但是，你要记住美国人的那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如果你问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白宫要“陷害”这七名工作人员的“动机”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进一步的问题必然是，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既然这个政府的权力分支是可能具有强烈的陷害动机的，这个权力分支又是如此强大，它拥有联邦调查局，拥有司法部，拥有来自纳税人的巨大财富，这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又如何保护自己不被陷害呢？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会必然地回到那个“收银机”的机制，回到“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回到作为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

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权力是被划分开的。所以，即使总统所领导的行政执行机构出于某种原因确实想加害于一个平民，他们也无法做到一杆子捅到底，把这个平民百姓置于死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可以对这个平民进行调查，但是，他们首先不能捏造或伪造证据，其次他们不能对证据进行任意诠释。因为判定证据和诠释证据的权力已经被宪法划走，不在他们手里了。

后面这些权力已经被划到了司法分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认定这些证据能否起诉，以及起诉之后能否被认定罪名成立，这两个“致命的”步骤，就算是政府权力司法分支的法院官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两个重要权力是属于代表美国人民的大陪审团以及陪审团的。

所以，当被撤职的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所属司法部指控两项盗用公款，而被转到法院时，不论当时的白宫是否真有陷害他的动机，不论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当他们把一切送交法院，组成大陪审团之后，根据美国宪法，他们和被告戴尔就不再是“官兵捉强盗”的关系了。美国宪法保护被告的条款，使得他们从走进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就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了。司法部的检察官当然可以向大陪审团呈交他们的证据，被告戴尔也同样由律师向大陪审团提供证实自己无罪的证据。在法官主持的公平听证之后，一切只待大陪审团做出判决。

在美国，象这样由政府发难的案子，都会受到大陪审团格外认真的审核。不论这些陪审员来自何方，鉴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深切理解，个人在政府机构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美国人民需要他们今天出现在这里，首先就是为了防范个人权利被政府侵犯。

在这场令人注目的官司里，民众和白宫都焦急地等待大陪审团的宣判。我们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已经介绍过，起诉之前的大陪审团听证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在听证期间就没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在漫长的听证结束之后，大陪审团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核议，就宣布，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免予对被告提出起诉。这样，司法部收罗证据辛辛苦苦把戴尔送上法庭，大陪审团一挥手就把他给放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看完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掩上书卷之后的万般感慨。

我想，对于“水门事件”，我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象李迪这样极端右倾的狂热分子了。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看上去十分符合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我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象前任司法部长米切尔和尼克松等等这样一群上层人物了。因为这样一些明确的违法行为，似乎不符合这样一个阶层的行为逻辑。

可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逾规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象缺少了什么？就在我掩卷抬起头的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

我想，前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在他被白宫以刑事案被告的身份送进法院的一刻，他不会轻易就认输放弃。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他不必认为既然自己是被如此强大一个对手告进法院，那就一定必败无疑。事实又一次被证明，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是独立的。站到大街上，这些陪审员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不堪一击，然而，站在法庭上，他们甚至能够阻挡总统和白宫。这就是一个机制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设计，最终还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收银机”原理，那就是，总统是可以靠不住的，但是，制度是必须靠得住的。

与此同时，克林顿的白宫又开始了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与国会调查的周旋。其中包括援引行政特权，拒绝向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交出调查所需要的有关文件。

行政特权也是权力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行政分支被分割出来之后，就必须维护它处理行政事物的独立性，保证它的正常工作不受其它分支的干扰。不仅行政分支是这样，其它分支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割和独立是“平衡和制约”原则的基础。所以，尽管其它两个分支对行政分支有监督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意调阅白宫系统的文件。所以，凡是白宫在国会调查中不想拿出来的文件，白宫律师出的第一招肯定就是“援引行政特权。

但是，自从“水门事件”之后，这块挡箭牌一般也就是暂时抵挡一阵，拖延一些时间，很难真正地起到“挡箭”的作用。因为，关于国会对白宫调查中，凡是有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都已经在“水门事件”中轮番操练过几回了。

那么，“旅行门事件”影响今年的大选吗？当然是有影响的。

因为，就在今年大选最火爆的日子里，国会对“旅行门”调查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白宫在“藐视国会罪”的威胁之下，还是交出了对白宫十分不利的两千份打字文件和手写笔记。这些文件是有关白宫旅行办公室人员解雇时，以及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时的处理经过。这些文件还同时向新闻界公开，记者们兴冲冲地挤在白宫的旧行政大楼，在一堆大杂烩一样的文件里觅宝。

在这批文件被公开之后，国会不仅宣称他们发现了白宫阻扰调查的证据，还宣称它们发现了关于第一夫人希莱利插手“旅行门事件”的有力证据。而这一点，以前一直仅仅是外界的传闻。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总统夫人按照惯例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秘书，这个秘书不拿工资，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行政职位。所以，如果她不当地卷入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免，当然这可以说白宫的权力被滥用了。“旅行门事件”之后，换上去的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还是总统家的近亲，更让人觉得“形迹可疑”。

此时，克林顿在一次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当他兴冲冲地走进白宫玫瑰园，想在选战犹酣的时刻，借着经济成长的好消息展示一下政绩的时候，一名电视大台的记者，突然问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支持国会一项法案，补偿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法律费用。

我想，这名记者一定是搞错了。克林顿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只是外界一直传闻克林顿会支持这项法案。一般情况下，克林顿会只做一个纠正的澄清，因为，为了自己的形象，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在公众面前对记者发火。

可是，这一次，一瓢冷水不仅浇灭了他的好心情，也终于浇灭了他的耐心。他在电视录像机前拉下了脸，发了脾气。当即，各家电视台的头条新闻都是克林顿在发怒的镜头。尽管克林顿事后为此道歉，并且解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是过度疲劳了。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克林顿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解雇了七个小职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照常举行了有关“旅行门”的听证会。有关国会听证会的形式，你也一定已经在“水门事件”中熟悉了。这一次，前白宫旅行办公室被解雇的七名雇员，全部被传到听证会。这真是今年大选之际，克林顿最不想见到的场面之一：这些衣冠楚楚，当了几乎一辈子白宫雇员的公务员，在向全国人民转播的听证会上，以身材高大的戴尔为首，齐刷刷地举起手来，宣誓说，他们下面讲的都是真话。接下来，他们似乎终于

到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大吐苦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甚至说，他坚信“行政分支一直不肯放过我”。

国会对“旅行门”的调查还没有了结，国税局的稽核还没结束，克林顿的律师也一再质疑大陪审团对戴尔的无罪判定。所以应该说虽然戴尔被宣告无罪了，但是，这个事件还没有最后定论。但是，克林顿在记者会上的那番怒火，使我第一次真正怀疑他明白自己是错的。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恼羞成怒”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当然是不可靠的，可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写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想告诉你，这就是民众判断的方式之一。所以，这也就是对大选的影响之一。

不管怎么说，前旅行办公室雇员在听证会上宣誓的照片，马上被登上了各家报纸的第一版。大选之际，还有什么比这更刹风景的呢？

可是，克林顿更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头，一个“旅行门”居然还捎带又拖出一个“档案门”来，而且好象麻烦更大的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旅行门”的过程中，又发现白宫在开除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几个月后，向联邦调查局调阅戴尔的机密背景档案。随着这条线索拖下去，发现白宫安全室在此期间，超越白宫权利，从联邦调查局调阅了四百零八份前共和党政府官员的档案，其中十七份在事情爆发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归还。其中包括一些着名的共和党人的材料，也被白宫调阅。这个消息一见报，马上引起一阵哗然。

这个调阅档案事件，一出来就立即被称作了“档案门”了。因为，这太叫人联想起“水门事件”了。人们当然首先要问，白宫调这些档案去，是为了什么用途呢？原来负责调查“旅行门”的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克林格，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和其它的共和党人马上宣称，白宫调阅这些档案的行动，如果往最好的方面想，可以说是克林顿行政分支行事不当和愚蠢的最新实例。要是往坏的方面想，这就是一种企图找寻共和党政敌不光荣资料的阴谋行为。

既然调阅这些档案是越权的违法行为，那么，如果它真的是以竞选为目的的对共和党的“侦探”行为，那么，它和橇门溜锁，私闯对手党办公室的“水门事件”，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如果当年尼克松手下的一班人，能够通过联邦调查局就轻松搞到他们所要的资料，他们何至于还要采取风险那么大，结果那么狼狈的“水门行动”呢？

难怪“档案门”一出来，共和党人的反应如此强烈。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翻船，给共和党带来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现在民主党克林顿的白宫居然棋高一着，直接就利用联邦调查局违法获取对手党资料，这也太忘乎所以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在公开场合，把这一事件比作是尼克松在七十年代搜集“政敌名单”的邪恶行为。

事情一出，大家马上就看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两相情愿”才做得成的。当年尼克松之所以搞出自己的一套“管子工”之类的“白宫调查机构”，就是因为联邦调查局基本不配合白宫的违章运作，被逼无奈的结果。所以，与其说这是白宫方面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了什么问题。

作为白宫方面，克林顿马上作出道歉，并表示他作为总统愿意负全部责任，但是他负的是什么责任呢？白宫表示，这是“无心的行政疏失”，总统愿意“为管理不当而负责”。后来，白宫进一步宣布，从现在开始，审查背景必须经过被调查者的同意。

而联邦调查局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以攻为守”。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佛利，不仅很快摊出了白宫“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违规调阅档案的数量，日期及一些细节，并且还指责白宫“过度侵犯隐私权”。局长佛利在声明中还表示，是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优先提供档案给白宫。但是这个制度的前提是白宫的“诚实和荣誉感”，他认为，“不幸的是，联邦调查局和他本人都成了受害者。”对于联邦调查局未能有效看管档案，以防“疏忽或有意的滥用”，局长佛利当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将采取广泛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他信誓旦旦：“我向美国人民保证，在我监督之下，此事不会再发生。”

在“水门事件”里，我们已经提到过，联邦调查局是所谓的“联邦独立机构”虽然说，按照线索去牵的话，它还是白宫下级的下级，它在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但是，并不是司法部或者是行政分支的最高层白宫，想要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就可以自己宣布设立的。

这一类的“联邦独立机构”在权力构架上都是比较特殊的。它们的“出生证”都是由国会签发的。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都由国会给它们制定了章程，这些章程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同样，也只有国会，才有权签发它们的“死亡证书”，宣布解散它们。因此，它们的命脉是掌握在国会手中的。

当然，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库，本来就是一个信息中心，是供各个机构必要的时候查询的。但是，不论是哪一个机构，哪怕是白宫也好，都无权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调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更不用说这样大规模地调阅对手党成员的档案了。

其原因就是，在美国，众所周知，行政分支的大忌就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走得太近，因为这是美国人和国会最担心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一旦产生，在他们看来，美国成为一个危险的“警察国家”就只是事件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作为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如果要想在他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他的要决并不是迎合他在行政线索上的上级，如司法部或是白宫，而是他必须严格遵守国会给它立下的章程，保持和白宫的适当距离。

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联邦调查局局长在“档案门”出来时的表态了。他所作的努力，就是在试图在大家和国会面前，显示他和白宫这种距离。

对于“档案门”发生的原因，白宫的说法显然是一个临时抵挡的招数。事情已经出了，不出来表态肯定不行，不管别人信不信，总得先出来挡一把。我想，克林顿的白宫肯定知道这样的表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算是“行政的无意疏失”，为什么调阅错了的都是共和党人的档案，而且数量又那么多。至少，共和党就绝对不会满足于克林顿和白宫这样的解释和道歉?

“档案门”甚至都不用花费国会的额外时间，去讨论和通过是否需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和举行听证会。因为，“档案门”是在“旅行门”的调查中捎带出来的。原来的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只需“一会两查”即可。所以，可以说，“档案门“一出来，国会的正式调查和听证会马上就开始了。由于“档案门”看上去非同小可，所以国会参院的司法委员会也很快举行了听证会。

白宫在虚晃一抢之后，也知道必须提出较为实质性的一点说法，否则很难过关。所以，他们又立即提出一种错调档案的合理解释。

白宫宣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白宫的人事安全室需要查阅进出白宫者的背景，这是一种正常调阅。可是又如何解释，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在这段时间内都要进入白宫呢？白宫进一步解释说，白宫人事安全室向联邦调查局调阅“出入白宫者”档案，通常是根据美国特勤局所提供的持有“白宫出入证”者的名单。而毛病是出在特勤局，他们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的名单，因此，错调档案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又是向公众转播的，我们也恰巧看了那天的听证。在这个听证会上，美国特勤局助理局长断然否认白宫的这种说法。首先，他说，白宫所说的特勤局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名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电脑资料最多三天就更新一次，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再说，这位助理局长宣称，他们的电脑对于“出入白宫者”的记录系统“很复杂，也很难说明”，但是，经过他们的彻底调查之后，发现特勤局的电脑根本就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份名单。

在同一个听证会上，一些背景档案被白宫调阅的人，也出来作证，表达他们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愤怒心情。其中有一些是原共和党总统的助理。例如前总统布什的助理格博就表达了他对政府行政分支的“欺骗行为”感到失望。另一名布什的助理卡罗说，当年受雇于联邦政府，在联邦调查局作背景调查的时候，她回答了那些最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现在，她发现这些资料居然不能按照规定保密，这使她感到极为愤恨。

侵犯个人隐私权，就是侵犯公民权的违宪行为，这种认识成为每一个人与自由概念密切相连的公共常识，这也是美国长年累月的教育的结果。这种概念，在美国确实是比在其它一些国家要强得多。

在“档案门”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朋友来访，当时正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于是，平时十分单调的亚特兰大市，也就成了一个旅游热点。而真的要去玩的话，这个城市可玩的地方还真是不多。于是我们来到了美国的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因为这个闻名世界的由特纳创办经营的电视网，它的总部正是在亚特兰大。在美国，所有的这些电视台，新闻中心都是私营的，节目好坏全看主持人的水平和临场发挥。在他们组织的一些“谈论节目”中主持人见机行事，轻松自如，有相当大的发挥余地。

这个电视新闻网的总部从外面看，是一幢并不起眼灰秃秃的大楼，里面的中庭却十分壮观。办公室都是大玻璃面对中庭，所以参观者可以看到不少他们的工作过程。如果你花钱买票的话，也可以一直进入内部，站在离那些着名的节目主持人三，四米的地方，看他们最有名的“新闻提要”节目的现场播音。我们进去参观的这些人都来自世界各地。对于我们来讲，也就是慕名而来看个稀罕。

可是，在我们回到大中庭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庭里布置了一个演播场，这个演播场只用简单的围栏围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着名的“众说纷纭”节目，就是在这个到处有游客在旁边走来走去的开敞的演播场里现场直播的。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主意，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设想。

这个演播场用先进的设备，保证与外界，例如首都华盛顿，请到的一些知名人士的现场对话。然后，它需要的就是参与“众说纷纭”的观众了。每天，一早开始，就有两个年轻人站在演播场的门口，向在大厅里参观游荡的人们介绍今天“众说纷纭”节目的议题，一般都是当前与美国有关的，有争议的重大事件或时事新闻。希望人们能够参加当天的现场直播节目。他们发票给愿意参加的人们，票子是免费的。

那天的议题，就是“档案门”。可惜，我们还要赶当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的飞机，所以，没有能够参加。但是在我们离开那里之前，当天“众说纷纭”的节目就已经开始了。

场内已经坐了满满的一场人。现场有很大的电视屏幕，屏幕上是被邀请当场回答大家问题的有关人士。我记得那天有千里之外的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我趁着我的朋友在大厅礼品店选礼物的时候，站在演播场的外围看了一会儿。

这是现场直播，场内参与讨论的人们，就是那一天象我们一样，偶而来到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参观的民众。这些人不仅来自全美各地，甚至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真可谓是“众说纷纭”，想说什么说什么。

当时正谈到“档案门”事件中，对于白宫违规调阅所引起的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的看法。一名来自瑞典的年轻人说，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既然政府部门已经留存了你的档案，本来就是要被人查看，谁查都一样，白宫无疑是最有理由查阅的部门。主持人马上问他，那么如果是你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想呢？那个瑞士年轻人回答说，我不在乎，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档案要是需要查，那就看吧。

只见他话音刚落，现场马上举起一片手来。被主持人叫起来的一个美国女孩子马上激动地说，那怎么行，我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是我就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留隐私是我的权利。

三个月以后，就有一个就做“司法观察”的监督组织，代表五位前白宫低级职员，提出了一项要求九千万美元赔偿的集体民事诉讼。指控对象从克林顿，第一夫人希莱利，到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几个前白宫顾问。指控理由就是被告不当处理前白宫工作人员的背景档案，伤害到了这些人。这场官司刚刚开始，可以预计，这个“档案门”事件仅仅就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保障公民隐私权的第四修正案，就还会有一大堆麻烦跟在后头。

然而，对于“档案门”，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关注焦点。它的关键还是牵涉到一个违规的政党运作，就是白宫是否违法搜集对手党“黑材料”的问题。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白宫人事安全室主任里文斯顿，他就是一个靠“助选”进入白宫的“总统顾问”。他的直接上司就是已经自杀的前白宫副法律顾问弗斯特，里文斯特甚至还被人指认，在弗斯特自杀以后，曾经从弗斯特的办公室里取走一箱文件，这一直还在调查之中。

尽管里文斯特也只承认调阅档案是一个无意“疏失”，可是很难使人信服。尤其是调阅的档案中，还包括了被解职的前白宫旅行办公室雇员的背景资料。说是调阅他们的档案完全是无目的的“疏失”，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

不管“档案门”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里文斯特在白宫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在短短的一段留薪停职以后，他很快宣布辞职了。在辞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他承认的白宫违规调阅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已经超过七百份。当然，对“档案门”的调查，并不会因为里文斯特的辞职而结束。

同时，由于白宫安全室主任一般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才能胜任，而已经辞职的里文斯特显然不符合条件，他只是一个“助选功臣”。所以，又展开了关于里文斯特被“错误任职”的调查，在调查中，又一次有人提到里文斯特的任命与克林顿夫人有关，白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可是，居然也一直找不出到底是谁决定的这个任命。

就在今年的总统选举日不到两周的的时候，克林顿所任命的司法部长雷诺，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要求，让正在调查克林顿的另一个案件的独立检察官斯达，进一步扩大调查作业，同时调查“档案门”。联邦上诉法院立即批准了这个要求。

这些都是我们在“水门事件”里已经熟悉了的程序，也是美国人在“水门事件”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时，运用得很自然的一些调查程序和调查手段。现在，你也看到了，行政分支的司法部长对于总统来说，有时会是一个关键人物。也许，这也是当初国会在审查司法部长的任命时，显得十分苛刻的缘故。

司法部长雷诺在这个大选当口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定经历了再三犹豫。只是，不论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她是迫于国会压力，还是她完全出于对正常程序的执行，我们看到的是，这里有一种必然的制度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谁都知道，如果克林顿没选上，新的共和党总统会组一个新的内阁，雷诺作为克林顿的司法部长不可能留任。如果克林顿选上了，他也有一个重新组阁，重新任命部长的机会。雷诺在大选前夕对克林顿作出深入调查的指示，完全有可能使她在克林顿连任之后失去部长职位。所以不论从哪一种大选结果来说，站在她个人利益的立场上，她决不会作这样的选择。但是，当一个制度运作成熟的时候，就会促使一个司法部长在其位，行其事。你一定还记得，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里，就有两名前司法部长被判入狱。

在“水门事件”以后，其实所有的人都相对吸取了教训。所以，克林顿对于层出不穷的调查，虽然始终在挣扎，但是，还没有尼克松那样公然硬顶的情况出现。在各项调查中，克林顿与国会最大的冲突，还是对于被要求交出的各种文件，白宫尽可能拖延或拒绝，但是没有发生“水门事件”那样的独立检察官任命风波。现在任命独立检察官的过程相对平稳得多了。对于这一类制度性的程序，似乎已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你也许会问，司法部长雷诺要求独立检察官扩大调查，插手“档案门”，那么，这名独立检察官在此之前已经在着手调查的，是一个什么案子呢？这是在克林顿1993年一上台就开始的“白水门”。“白水门”是影响更广，枝枝蔓蔓更多，调查范围更大的一本与克林顿夫妇直接有关的“陈年老账”。这封信已经够长的了，“白水门”我还是留到下封信再写吧。

来信。

祝

好！

林达

12. 传被告总统先生出庭？

卢兄：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中，我曾经把“白水门”称之为一个克林顿夫妇的陈年旧账，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和“旅行门”，“档案门”等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一个竞选中或者克林顿的总统任期中的一个事件，而是在二十年前，当克林顿和希莱利还是新婚的年轻夫妇，刚刚着手规划和建立他们小家庭前景的时候，曾经卷入的一场以亏本告终的投资买卖。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件家庭旧事，而且，是二十年前的家庭旧事。但是，它却成了克林顿执政期间最大的梦魇。

“白水”是一个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区的名称，它位于阿肯色州，那是克林顿的故乡。希莱利是北方人，正是由于在耶鲁大学和克林顿的一场恋爱，才使得希莱利来到这里定居。一般来说，北方城市的年轻人是不太愿意在南方这样落后的一个小州落下脚来的。克林顿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小两口成家之后，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打出一个天下来。好在，这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又已经在学业上打下了基础。凭他们两个的本事，要在司法界找个工作，然后一步步往上走，逐渐成为一个殷实人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因为他们能力极强，又年轻而充满自信，所以，他们还在不断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更快地富有起来，也作出更大的业绩。在美国，因为各种机会很多，所以任何一对聪明的年轻人都有可能产生同样的梦想。

他们好象尝试过各种办法，例如，在他们婚后的第三年，1978年，希莱利曾经以一千美元开户，投资农产品交易，在她第二年关闭这个帐户的时候，她已经挣下了十万美元。在美国交易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样的高利润几乎是罕见的。

在克林顿当上总统之后，希莱利的这段贸易经历也被别人细细查过，但是也并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来。人们对于希莱利的质疑也是情有可缘。因为就在同一年，克林顿已经以三十刚出头的年纪，成功当选了这个南方小州的州长。所以人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怀疑这钱和权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我倒只是很奇怪希莱利急流勇退的决断力，换了我的话，一定不舍得撂下这么好的高产田，立即抽身离去。也在这一年，1978年，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多年好友麦克道格夫妇合伙，向银行贷款了二十万美元，投资“白水”房地产开发。在美国购买房地产一般都是向银行贷款的，但是，一般也都需要自己支付一笔起码的头款。他们付了两万美元的头款，只是他们向贷出二十万美元的那家银行隐瞒了一点，就是他们所支付的头款，也是向另一个银行借来的。在这个“白水”投资中，他们两家的投资并不是对等的，克林顿一家占的份额要小得多。

之后，这个“白水”房地产开发始终不成功，而且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投资，在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对这个投资以及相关连的一些问题质疑。在那年大选之后，克林顿夫妇在宣誓就任总统之前，就把他们在“白水”房地产业中的利益，以一千美元的代价转让给了麦克道格。从此，与“白水”投资切断关系，从中脱身出来。顺便说一下，美国法律对于联邦政府官员的个人经济活动有严格的规定，你不能一边做总统或国会议员，一边业余“玩玩”股票。当上总统或国会议员以前，有钱尽管买股票，一旦给选上了，走马上任以前，请先把手上的股票出空。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记得在克林顿四年前当选为总统的时候，“白水”还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很快它就突然“升格”，成为众所周知的“白水门”，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白宫顾问弗斯特在1993年7月的突然自杀密切相关。因为，当时“白水”投资已经开始接受调查，而与克林顿夫妇关系密切的弗斯特，也是调查中的一个重要证人和知情者。弗斯特确实死得很不是时候，他一死，即使本来没事，也让人顿生疑窦。

那么，“白水门”是不是就真的没什么事呢？似乎也不能断然下结论。如果克林顿夫妇现在还只是一对小律师，当然，谁也不会对这样小小的一个投资案感兴趣，可是，克林顿现在成了总统，那么，他是否曾经违法，哪怕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看来，克林顿在多年前一定没有预想到，自己竞有这么大的政治前程，否则，他不会为了这一点可能的经济利益，留下一大堆麻烦。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投资案会叫人轻易不敢下结论呢？原因是围绕在克林顿的“白水”投资周围的人，一个个被发现了问题。

“白水门”的调查开始以后，国会的参院调查委员会，独立检察官和联邦大陪审团，对克林顿的生意合伙人起诉的阿肯色州小岩城法院，以及新闻界的记者们，几条线索就同时展开追踪了。克林顿夫妇立即进入了穷于应付的窘境。这个状态几乎持续伴随着克林顿第一任的四年生涯。我有时候想，做美国总统可非得心理素质很好才行。否则，一面对付一大堆官司，一面还要维持正常的内政外交，还指望着做出象样的政绩争取连任，还有繁重的竞选任务，天晓得他是怎么顾得过来的。

因为，美国总统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首脑不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管事的行政主管。有一些国家，他们对于国家首脑，有更多的国家象征和礼仪方面的要求，而并不让他担任繁重的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设一个类似总理这样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才是真正的行政主管。

在美国则不同，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比较务实，好象放一个象征国家的首脑在那里，就觉得浪费了似的。所以，美国是没有类似总理的职务的，总统全给包揽了。我以前一直以为美国的国务卿就是总理，后来才发现这是张冠李戴了，如果要套用的话，美国的国务卿应该说是相当于外交部长的职位，除了外交，别的他是不管的。

所以，克林顿总统就这么内外交困地艰难走了四年。说他艰难真不算是形容过分，在“白水门”的调查中，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希莱利都曾经被要求作为证人作证。希莱利甚至在美国历史上首创了第一夫人被联邦大陪审团传到法庭作证的记录。

在这些平行的调查机构中，最先得出明确结论来的，是位于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法院。严格地说，这是针对克林顿夫妇的前合伙人，而不是针对克林顿的。法院起诉的对象是现在已经离婚的麦克道格夫妇，和在克林顿离开阿肯色州就任总统之后，他的继任州长塔克，他和麦克道格夫妇一样，也曾经是克林顿的合伙人。

这三个人的宣判是在今年这个大选年的五月底。在这次的宣判中，詹姆斯·麦克道格的十九项控罪中有十八项被判罪名成立。他的前妻苏珊·麦克道格四项控罪全部被判罪名成立。而现任的阿肯色州州长塔克，在七项指控中被判两项罪名成立。在宣判之后，这位州长就被迫宣布辞职了。

这三个人的主要罪名，是被控共谋在1986年以欺诈手段获得一项由联邦担保的三十万美元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白水”房地产开发。

州长塔克本来面临十年监禁和五十万美元的罚款，最终，由于塔克身患重病，正在等待肝移植，因而被从轻判处四年的监守行为，赔偿近三十万美元的本金及利息给政府的小型企业管理局，外加两万五千美元的罚款。另外，法官针对塔克身为州长，知法犯法的情况，还例外地下令塔克必须向阿肯色州的中学生演讲，谈论价值观等等有关主题。这也是美国地方法院判决的一个特色。

在判决中，除了法律条文规定的处罚，地方法官还有权力下一些类似的小小惩罚命令，以至于搞出一些审判花絮来。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地方法官，在依法判处了一个小偷之后，居然下令允许那个受害者到小偷家中，随意拿一件东西。法官宣称，这是为了让小偷也体会一下心爱的东西被人拿走的心情。

苏珊·麦克道格被判两年徒刑，三年监守行为和赔偿政府合计约六十万美元的本息。在法庭上，已经离婚的苏珊·麦克道格曾含泪向法官求情，说她嫁给年长十五岁的詹姆斯·麦克道格以后，事事对丈夫言听计从，包括被控罪的行为也是如此。而法官似乎并不为所动，他说，本庭决定让她与社会隔绝一段时间，让她有机会好好反省。

她在审理期间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她宣称拒绝与检方合作，拒绝交代任何案情。同时在调查克林顿的联邦法庭传她去作证，并要求她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回答有关克林顿的问题时，她当庭拒绝。因此，被一名联邦法官判“藐视法庭罪”。所以，在正式判刑之前，她已经为“藐视法庭罪”开始坐牢了。

这三个“白水案”被告中，唯一给人留下悬念的，就是苏珊的前夫詹姆斯·麦克道格。苏珊曾经企图把自己的责任也统统推到他的头上，虽说此举并未成功，但是，实际上，他自己的被认定的高达十八项的控罪，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罪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可判八十六年徒刑。还不包括还款和罚款。

詹姆斯·麦克道格听上去确实不象一个正经商人。他曾经买了一家储蓄信贷公司，在他搞的一次“虚假交易”中，使得这家公司倒闭，为此联邦政府动用了六千万美元的公款来清理他的债务。然而，这一次，只有他没有被立即判刑。

当然，人们感到留有“悬念”的，并不是他的刑期和罚款数额，而是他没有被立即被确定刑期的原因。他的缓判时间很长，一直要延续到今年的总统大选以后。尽管法官并没有宣布缓判理由，但是大概连你都猜到了，詹姆斯·麦克道格要“将功赎罪”，以交代换取减刑了。这给竞选中的克林顿，又增加一份负担。

实际上，在这三名“白水案”被告被判有罪之前，已经有一名银行家海尔对两项有关“白水案”的重罪指控认罪。同时，他还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宣誓作证说，当时的州长克林顿曾经向他施加压力，让他做出不适当贷款，并且还明确要求他在交易中不要提到克林顿的名字。海尔是第一个在誓言之下对克林顿做出不利证词的人。现在，眼看着詹姆斯·麦克道格就将成为第二个了。

克林顿对一切针对他的证词都断然否认。当然，不论有多少这样的证词，最后，法庭还是必须最严格地依照证据，由大陪审团判定能否起诉，以及由陪审团判定是否罪名成立。因为一旦站在法庭上，克林顿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他享有宪法赋予被告的一切权力，要定下罪来，也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尤其是对于以“指证”换取“宽大”的证人，通常他们的证词受到更为谨慎的对待，因为他们显然有动机不良的可能。

对于这样的证人，一个最大的约束还是“伪证罪”的威慑力。你也早已熟悉了，誓言之下的伪证，在这里是一项重罪。所以，以证词交换减刑的同时，就是伪证加重罪行。

不管怎么说，在三名被告被陪审团宣布罪名成立的那一天，消息传到华盛顿，克林顿还是感到黯然神伤。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对我来说，今天的事情是一件私人事件。我为他们觉得非常难过。”这些人都是克林顿多年的老朋友了。

克林顿这样的态度，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哪怕是政治对手，也不会因为克林顿这样的表态而指责他与罪犯“划不清界限”。因为在这里大家都理解，每个人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私人感情，对于家庭，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在发生了这样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和难过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克林顿在这个时候仅仅表现出对罪犯的“义愤填膺”，反倒会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

当然，克林顿总统的感觉实际上一定更为复杂。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案子”里。在审判之中，克林顿还曾应被告苏珊在法庭提出的要求，向法庭提供证词，以协助被告洗请自己的罪名，可是没有成功。现在他们的判决结果出来，对克林顿还是很不利。按理说，每一个人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是他们的问题，并不说明克林顿就一定也有问题。白宫在小岩城的法庭宣判当天，就立即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克林顿与此案所控罪行“毫无关系”。

可是，今年是大选年。如果克林顿本身的调查还没有结束，而他身边有关的人已经一一被判有罪。你让选民们怎么想？选举可不是法庭判决，不需要当场就拿出什么确凿证据来。选举只是反映了选民当时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判定。这也就是选举叫竞选者伤透脑筋的地方。

今年五月底出现的这场审判，一定使克林顿感到紧张。因为距离大选已经不到半年了。可是，不久之后的六月中旬，国会参议院的白水案专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觉得是在一定意义上扳回了一些影响。

在持续了十三个月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终于正式结束了对“白水门”的调查。我之所以说，国会参院的调查报告对于克林顿的竞选，会产生比较正面的意义，并不是说调查报告显示了克林顿夫妇的清白，而是因为，在这个历时弥久的调查结束时，人们居然得到了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份报告。

国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是由十名共和党人和八名民主党人组成的，调查自始至终，他们一直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

从一开始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后，就有人指认说看到希莱利的机要秘书，从弗斯特的办公室拿走文件，但被当事人否认。这时，分属两党的调查委员，就分别倾向于两种不同的说法。此后，不断有这一类的情况出现。

又例如，希莱利曾经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与已经定罪的麦克道格那个问题百出的储蓄信贷公司，有一段业务往来。而且，也是由于希莱利，才发生了这样的关系。但是调查所需要的有关的帐册却一直找不到，直到去年年底，这些帐册才突然在白宫的一个私人房间被找到。于是，共和党的调查委员深信第一夫人阴谋重重，而民主党的调查委员还是倾向于相信希莱利的说法：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一发现就交出来了，可见其老老实实对待调查。也正是为了这些帐册的神秘失踪和神秘出现，当时在平行听取调查听证的司法分支发出了传票，希莱利才首创了美国第一夫人被传到大陪审团前作证的记录。

最终的参院调查报告，共和党调查委员所提供的结论断定克林顿夫人希莱利一再妨碍司法。这份报告长达八百多页，里面当然提出了大量证据和疑点。然而，民主党调查委员提出的报告，又运用了相反的证据，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们的报告也长达四百多页。

这些报告在这里都是可以公开查阅的，可是，你也一定想象得到，除了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一般的民众也就是在报纸上看一个大概介绍了。他们不可能去细细分析比较两者，找出哪一个更为可信。

所以，当他们拿着这张报纸，看到出来了两个不同调查报告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呢？他们谁也不信。他们只会相信一点，就是调查至今，并没有确确凿凿使人信服的证据。这一点判断我想还是对的。

在这里，一切证据都是公开的。虽然，普通人一般不会去细细研究所有的证据和报告，但是。事实上，自有一大群专业记者，学者，作家等等，在那里悉心研究。没有一件真正说明问题的证据会漏过这些人的眼睛。一旦有了确凿证据，每一个人都会从报纸上看到它。如果有了这样指向一个定论的证据，那么，没有一个政党的议员会愚蠢到为了表达“党性”，不顾自己在选民面前的形象去否定这个证据的。

我们以前也谈到过，就是，作为和当任总统同为一党的调查委员，当然有袒护的动机，作为对手党也明显有鸡蛋里挑骨头的企图。但是，这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本身的议员位置来自于选民的选票。他们必须在选民面前交代得过去。毫无前提的“党性”在这里是普遍受到谴责的。可是现在，国会掌握的证据还不能指向一个定论。那么，自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发挥的空间。这样一个局面对克林顿显然有利，白宫的法律顾问马上就发表谈话，说：“如果经过四年的时间，你还不能证明一个人做错了事情，这说明你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事情。”

在“白水门”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个作家出了一本叫做“血腥游戏”的书。在这本书里，围绕着“白水案”，他非常生动地详述了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动。里面的资料相当殷实，对克林顿的“杀伤力”也相当大。着名的“时代周刊”还以很大的篇幅予以介绍。克林顿对此也毫无办法。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他无权干预出版。在这里，不要说历史名人，当朝名人也是照写不误。可是看得多了，读者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会“见书则信”。

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的四年期间，以“内幕”为名出版的书已有好几本，有的“内幕”不仅作者是“圈内人”，内容也很有“爆炸性”，可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相比之下，“血腥游戏”的作者给人一种写严肃读物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书有可能会产生“杀伤力”的原因。克林顿管不了这样的书出版，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可以自己也写。

克林顿在他的总统第一任期内，百忙之中也还是坚持出了一本书。可是，并没有人因为克林顿是总统，就对他的书特别青睐。不管作者是谁，书就是书。一出来就是进入市场，遵从市场规律。克林顿的书结果卖得不好，最后出版社只好削价处理。

在此期间，希莱利也在报上开了一个“谈心”的专栏，时不时地为克林顿和她自己作一些辩护，包括为“白水案”辩护，在读者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看上去倒是一种公平的处理方法。在公众论坛上，不承认权力和权威。不论你是什么人，也不论你对别人的言论喜欢与否，你不能阻止别人说什么，你只有权利也参与争论。

到大选开始的时候，对于“白水案”还在调查的，就只剩独立检察官所率领的一班人马了，为“白水案”组成的联邦大陪审团也依然存在。你可以看到，如果总统这一级出现什么疑问的话，这种各个分支的平行独立调查是非常难以对付的。

独立检察官斯达虽然还没有拿出结果来，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又查出了被称为“新白水案”的“案中案”。在这个案子中，小岩城的两名银行家被控共谋欺诈。他们不当地输送银行资金到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竞选帐户，并且挪用银行资金，补偿他们在支持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政治捐款。这两名银行家在经济上曾经有力地支持了当年克林顿在阿肯色竞选州长。克林顿出任州长之后，他们一个被任命为州公路厅长，另一个为州银行理事。

在这个“新白水案”中，克林顿总统最亲信的白宫顾问林希，被独立检察官斯达宣布列为“不予起诉的共谋者”。在克林顿竞选州长的时候，林希曾一直为他执管财务。在这个案子中，克林顿也再一次被迫为辩方作证，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说明克林顿涉案其中。这就是大选前有关“白水门”的局面，人们只看到与此有关的人都被一个个卷了进去，但是，克林顿依然“幸存”。这一回，人们又一次眼看着克林顿险险地擦身而过，看着都叫人捏一把冷汗。

就在这几个大事件相互缠绕，克林顿艰难地挣扎其中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私人诉讼。虽然这个诉讼与权力无关，也没有被称之为“某某门”，可是，这样一个私人诉讼也几乎要毁了克林顿。这场诉讼不仅使克林顿面对选民十分尴尬，还使克林顿面临巨大的个人财务困境。而且，在围绕克林顿的诸多案件中，还只有这场官司真的走进了最高法院。这场诉讼就是前阿肯色州的州政府女秘书琼斯，控告克林顿性骚扰的民事诉讼。

这个案子是在两年前的1994年提出的，她指控克林顿在1991年任州长期间，曾在一个旅馆里对她“强行求欢”，因而要求七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案子，民众的反应一般都是将信将疑的。而且，更容易让人产生怀疑的，反而是原告的一方。这倒不是因为歧视妇女，而是因为此类案子的经济诉求，总让人疑心这是来“敲竹杠”的。

这样一个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只要当事人一口否认就可以解决了呢？那肯定不是的。在美国，这样的案子尽管不是都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类似的诉讼还是很多的。当然，此类案子由于它的私密性，确实不容易轻易下结论，但是还是有不少搜集证据证词和判断的方法。

琼斯的告诉看来并不是很简单就可以打发的。因为，如果她一点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法庭根本就不会受理。在遇到这个官司之后，克林顿由于不能动用公款为自己的纯私人性质的案子请律师，因此，不仅在应付官司纠缠上伤透脑筋，在筹措打官司的经费上，也一筹莫展。他请了最好的名律师，每小时的费用高达475美元。这样，他很快就用尽了家庭积蓄，开始欠债。甚至建立了一个“支持辩护基金会”，开始寻求捐款，当然，每一笔捐款限在一个不大的数额上，以防违规。总统向民众募捐，以应付性骚扰官司，这本身就够狼狈的了。

问题是官司一打两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看上去好象越来越难对付了。让原告撤诉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再拖下去，就是在大选的节骨眼上总统上法庭应诉了。这一类的官司，不论青红皂白结果如何，自有它特别难堪的地方。总统不仅要回答律师提出任何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还必须接受身体特征检查。这对一个当任总统来说，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事情。可是，怎么避免呢？总统管的是行政分支，司法是独立的。克林顿既管不了小小民女要上法庭告状，也管不了法院要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办下去。

结果，眼看着选期近了，性骚扰案的审理也逼近了。于是克林顿向法院提出辩驳，他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可以绝对不应诉。克林顿只是指出由于总统职位的特殊负担，要求将一切诉讼程序延后，直至他的总统期满再出来应诉。

一开始，地方法院裁决，审判前的查证工作照常进行，这个查证意味着律师可以向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证人取得证词。但是在总统任职期间，不应被迫接受审判。这个裁决，对克林顿已经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还是必须在任期内接受查证。然而，在案子到达上诉法院的时候，地方法院的裁决被推翻，结果对克林顿更为不利。

上诉法院认为，克林顿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总统，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行为不受控告的特别保护。一位参与裁决的上诉法院法官说，我们从公认的真理来看，宪法并没有创设一位君主。相反，总统就象所有的其他政府官员一样，对于我们所有社会成员适用的法律，也同样使他受到管辖。

克林顿万般无奈，只能进一步告到最高法院。他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是由他的私人律师提出来的。但是，不同一般的是，它附有由司法部副部长戴斯写的一份支持上诉的辩护状。在上诉书中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法院下令让一个现任总统作为被告而受制于他个人行为造成的民事案件。上诉书强调克林顿并没有要求免除责任，他只是基于他的职位负担而要求搁置。因为“总统是不下班的，任何大量占据他的时间的事情，必然会对他履行宪法所赋予责任的能力受损。”

对于总统受到民事诉讼是否要出来应诉，最高法院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判例。那也是发生在尼克松任期内，但是，当时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尼克松所受到的民事诉讼是基于他在职务中的官方行为。最高法院当时的裁决是，总统绝对豁免于指控其官方行动的民事诉讼。

这一判决还是很有道理的。判决豁免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总统没有时间出来应诉。它所依据的理由是，如果总统因为他的官方行动，他的职务决策而使某人感觉受到伤害，就要使总统去应付一场民事官司，甚至要面临巨额赔偿的话，总统在决策和工作的时候势必会瞻前顾后，也就无法正常履行他的职责了。可是，这条判决显然和克林顿面临的这场官司不是一码事儿。

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裁决。对于一个总统在他出任总统之前的私人行为所引出的民事起诉，是否应该让他出来应诉。最高法院在今年六月底宣布，这项裁决最快也要1997年的年初才能完成。听到这个消息，克林顿一定松了一口气。这样，至少避免了他在大选期间接受预审或者审判。

如果克林顿今年没有选上，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他卸下任来，可以一心一意去对付他的民事官司。如果克林顿在今年赢得大选，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克林顿虽然想尽办法拖延此案，终于躲过了他的第一个任期。可是如果连任，那么，躲过了“初一”之后，还有一个“十五”等在后头。他能不能躲过这个“十五”呢？

克林顿所提出的延迟诉讼的最大理由，就是总统公务繁忙，如果应诉势必影响他管理国家大事。这个理由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充足了。私人民事诉讼和国家大事，在我的眼里，这当然是两个不能等量齐观的概念。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样的思考逻辑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了。但是美国人很少持同样看法的。

在一项后来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诉讼不应该被拖延到总统卸任之后。美国人想到总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也是一个公民。同时，他们会考虑，克林顿即使作为总统，他也无权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利。

从报纸电台不难看出舆论倾向，美国人说，如果克林顿连任总统，并且审理真的要拖延的话，那么，一场民事诉讼就要被拖至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之中，证据有可能消失，证人的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甚至证人都有可能死去。这显然损害了原告的公民权利。

克林顿大概也对自己提出的理由，感觉拿出去不一定管用。所以，他的律师给他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主意。于是，在克林顿的律师给法院提出的辩护书里，援引了1940年的“军人救济法案”，在这个法案里，规定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缠绕。这个法案和克林顿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先要弄清楚美国总统和军队的关系。

提到美国军队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我不能不想到第一支美国军队的诞生，想到它的将领们，以及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美国人对于军队与政府关系的思考。

当1776年的“独立宣言”诞生，当时做出“独立”决定的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授予了华盛顿，以使得“独立”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我以前就提到过，这场美国革命其实质是一场推翻原有政府的“造反”，因此，和世界上任何一场“造反”一样，军队成了最关键的力量。

可是，当时的美国还属子虚乌有。美国政府还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并没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可供其指挥。因此，华盛顿受命之后，确实历经艰难困苦，说是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并且历经八年之后，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使得美国从一纸“独立宣言”走出来，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这时候，和所有其它国家的类似情况一样，建国者们必须对于军队有一份他们的思考。当时，华盛顿作为军队统帅，和国会进行了多次有关战后军队问题的交涉。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他们都同意一点，就是军队是为了美国独立而建立的。现在，战争结束了，美国独立了，军队也可以解散了。唯一的问题是，战士们还欠着军饷，伤员得不到抚恤。华盛顿需要一笔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刚刚诞生的美国没有钱。

这时，在美国威望最高的就是华盛顿了。建国伊始，他利用他的威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平静地解散这支军队。经过与国会的再三交涉，他确信国会实在没有钱可供他遣散他的将士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他个人在八年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全部信誉和威望，站在战士们面前，告诉他们，国会并没有恶意，可是美国没有钱。这个国家希望大家就这样回家，“做个好公民”。于是，这些第一代美国人，听从了他们所崇敬的统帅的最后一个命令，两手空空回家了。

华盛顿在解散了部队之后，把自己的军中行装也托运回故乡。接着，他又骑马赶往纽约州，监督着最后一批英国军队离开已经独立了的美国。这时，华盛顿为他手下的军官们在酒店安排了一个告别仪式，这是他们与跟随已久的司令官华盛顿的最后一次聚会。华盛顿很快就和大家一样感情激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干杯和拥抱。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他知道，在回到他的故乡蒙梵侬庄园去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完成，那就是，他要把人民授予他的军权，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国会。虽然，当他接受这个军权的时候，这支军队只存在于一张纸上。而今天，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热情的民众向这位九死一生的大陆军队总司令欢呼，表达他们的敬意。

这个交出军权的仪式，是和华盛顿同为弗吉尼亚人的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来设计的。他们两人尽管在后来，对于联邦和州的各自权力的强弱处理，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始终保持很深的友谊。华盛顿和杰弗逊，是美国建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人。美国人总说，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是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由杰弗逊起草的。

在两百年前，人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华盛顿的浴血奋战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两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人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没有杰弗逊的思考，也同样不会有美国的存在。

杰弗逊之所以在法国，是因为英国同意美国独立的签字仪式是在巴黎举行的。杰弗逊是代表美国在巴黎与英国签下和约的三名代表之一。签字结束之后，他匆匆地留下了另外两名代表，一个人赶回美国，并且亲自设计了他的好朋友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出军权的仪式。之所以这个仪式对杰弗逊来说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对于杰弗逊和其他建国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仪式，这是象征了刚刚诞生的美国对于军队和政府关系的慎重思考和定义。

杰弗逊设计了这样一个仪式。华盛顿将军将走进“国会大厦”。在国会议员们的对面他可以有一个座位。当议长向大家作出介绍时，华盛顿将站起来，“以鞠躬礼表示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而国会议员们“只需要手触帽檐还礼，而不必鞠躬”。然后，华盛顿将军将以简短讲话交出军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接受军权。

结果，整个仪式完全按照这个设计进行。

只是，那时的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国会大厦，只是借了一个市议会厅举行。当时的议长恰巧曾经是华盛顿的军中部下，但这时他早已脱下军装入选议会，并且担任了议长。

在今天的美国国会大厦里，就悬挂着一张表现这一历史时刻的巨幅油画，画面上历史伟人济济一堂，那是美国人民的开国大典哪。在油画下面，有一张小小的说明。上面记载了华盛顿和议长的简短讲话。

华盛顿将军在交出军权的时候，他只说了几句话：“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扞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历史记载，整个仪式虽然简短，却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这一历史时刻就这样定格在美国国会大厦悬挂的巨幅油画里。这一刻对美国非常重要。它确定了美国的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也反映了美国建国者们对于抢与政权的关系的思考。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国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们就理解，这个国家是决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我有时候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包括华盛顿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仪式一结束，华盛顿就回家了。沿着波托玛克河，回到他的家。那是一幢极为简单的二层楼房。如今这房子是属于一个民间非赢利组织的，这个组织买下了附近的大片土地，使之保持原先的模样。如果你今天去坐在华盛顿屋前的平台上，你几乎依然可以看到两百年前华盛顿所看到的风景。举目望去，直至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仍然看不到一点现代生活的痕迹。波托玛克河，就像两百年以前在华盛顿面前一样的流淌。直到现在，也很少有船只经过。这是一个可以和自然对话，可以和历史对话的地方。

就是坐在那个平台上，我忽然想到，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各个州的力量相当强，意见也不统一，而中央政府又非常弱，他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谁能够真正地控制整个美国的局面”这样一个问题吗？也就是许多国家在推举领袖时所首先考虑的“谁能镇得住”的问题。我想，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华盛顿以战功建立起来的威望是唯一有可能“镇住”美国的人，是唯一有可能引导美国人趋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迅速强大起来的人。

但是，第一代的美国创建者们，显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当时各个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达成的协议，包括许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缺点，可是，这是大家自己的协议。

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却更顺应了历史道路的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个国家也就从来没有在强有力手腕的推动下，去试图勉强超越历史的经历。

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

在这个概念下诞生的国家，是最不担心总统突然发生意外的。美国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在这个概念下的总统职位，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于是，美国人发现，十全十美的总统，几乎找不到，也根本用不着，但是，可以基本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实际上很多很多，随时随地都找得出来。

那么，总统和军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美国建国以后近一百年里，都没有什么常规军。就是在发生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双方的军队，都是临时聚集起来的平民，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兵。战争一结束，他们和独立战争中的士兵一样，不论胜负都立即解甲归田了。美国真正开始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支颇具规模的象象样样的常规军，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情。

但是武装力量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在很多国家都是值得时时提防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发生在建国时的这样一个仪式，使得美国人一开始就在这样一个概念上达成共识，把武装力量定位于人民手中防御外敌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统治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种工具。军队完全服从于政府文官系统。这个认识就在两百年前的华盛顿向国会行鞠躬礼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确认。之后，美国人也是依靠制度来保证这样一个定位。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国内事务。虽然五角大楼里全是军人，但是这个军队系统和政府的行政系统之间有着一个中间人，他既是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军队能够得到政府的指挥，他又是五角大楼与政界之间的绝缘墙，以确保军人留在五角大楼之内而不越界。这个中间人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英语中，他准确的职务是总统的国防秘书。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没有军职的文官。

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

在宪法中，美国总统是三军总指挥，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为这个国家职掌军队。他就是通过他的文官系统的国防秘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国国防部长，和军队保持这样的一点联系，实际上，总统是从不干预军队的具体操作的。他只是有权下令向国外派出军队。例如应联合国要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这样的命令，都是由总统发出的。但是，对于军队的权力，总统同样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

军队不得用于对内，这是已经有一百年之久的法律明文规定。同时，只有国会，才具有正式对外宣战的权力。就是总统的军队外派权，也在美国吸取了越战的教训之后，更严格地加以限制了。在军队外派之前，一般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现在，我们再回到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要求援引1940年的“军人救济法”以延缓他的性骚扰官司。该法所规定的是，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的缠绕。那么，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总统是现役军人吗？

克林顿之所以会这样提出，显然是依据宪法所规定的“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这一条。克林顿的律师确实非常想为他钻这个空子。其原因首先是，克林顿试图推迟他的民事官司的其他理由，看上去都岌岌可危，很难站住脚，而他又必须暂时从这个官司里逃脱。其次，假如这条理由居然侥幸成功抵挡过去，那么至少在他总统任期之内，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再为如何摆脱纠缠而苦恼了。因为，如果这一条成立，就是一条法律断定，谁也没法再上来找什么麻烦。

仅仅从宪法的那句话上，我们好象看不出否定克林顿这个推断的理由。既然他是三军总司令，那么，士兵们既然都是军人，推出个司令也是军人的结果，好象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看了我前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军队关系的介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断。

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只是意味着军队对于文官系统的服从，他似乎应该象他的国防秘书，即国防部长一样，仅仅是一个文官。然而，三军总司令按理说又是一个军职，因此，总统完全可能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军人，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军人身份的司令。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人解决军队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

这样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是属于宪法解释的范围，也就是属于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总统是否想把自己解释成“现役军人”是没有用的。最终，也只有最高法院能够给出一个定论：理论上的军人算不算在“军人救济法”所指的“现役军人”的范围之内。

尽管结论要等到最高法院明年年初再作出决定。但是，平心而论，克林顿的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实在不怎么样。克林顿提出的这条理由一公开，立即舆论大哗。也使他在越战期间出国读书以躲避兵役的旧事又被重提。大选当前，共和党立即在电视上打出广告，嘲笑克林顿如何当年“逃服兵役”，今朝“假冒军人”。保守派的电台“谈论节目”也立即对克林顿发出猛烈攻击。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对于克林顿的那段经历，由于越战的复杂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是非清楚。“逃兵役”的行为已经和反越战的概念混为一谈，除了竞选时的对手党，人们已经不想再去细细剥离和推敲，而宁愿忘记这件事情。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对克林顿没有什么非议的人，也承认，克林顿当初躲避越战兵役和今天要以“现役军人”躲避性骚扰诉讼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确实看上去特别“难堪”。

我只是想，也许，

Chapter_13

有时候，当克林顿偶而想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真是够没出息的。

写了不少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困扰，那么，在重重困扰之下，克林顿怎么竞选连任呢？下一封信中再谈吧。

祝

好！

林达

13. 跟着民意走

卢兄：你好！

你来信说，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对于克林顿能否成功连任的看法，而我说过克林顿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一定会连任。可是现在看了我的信以后，对我这种说法感到很奇怪。既然克林顿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还会对克林顿总统的当选持有信心呢？

其实，我当时的回答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远见，因为，我相信这是美国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所以，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看上去依然“轰轰烈烈”，可是，实际上这是一场相当乏味的选举，因为在选举之前，人们都基本上已经象我说的一样，预测到了选举的结果。

可是，又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两年之前，美国曾经有过一次中期选举，前面已经介绍过，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国会中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必须投入竞选。结果在那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回了失去已久的两院多数议席。那一次，给克林顿以相当大的打击。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有限期的。四年任期匆匆而过，没有一个总统希望被历史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政绩的总统。政绩又从何而来呢？一般来说，总统在任期内所通过的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美国总统的政绩的衡量中，在一般没有战争等非常情况之下，对外关系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对外关系只要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就过得去了。主要看的还是对美国本身发展总统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美国政府结构的设计，总统本身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虽然他有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是他没有权力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为这个国家作出什么战略部署。因此，总统如果试图推行一项什么新的政策和改革，兑现一项在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都必须说服国会予以配合。也就是说，他想对美国作出任何一点改动的话，他必须以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并且说服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把他的想法确立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即使有雄韬大略，也只能停留在夸夸其谈的水平上，根本无法实施。

本来，美国的总统任期就是非常短暂的，即使他的设想被国会接受而立法，美国总统也没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那么幸运。那些领袖可以亲手指挥实现自己所勾画的蓝图，甚至在一切完成之后，接受人们的欢呼和敬仰。而美国总统如果能有几个设想被国会通过立法，已属万幸，匆匆忙忙就要交班下台了。即使这个设想后来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已经没他的事儿了。真是十足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些总统，他们的满腹经纶始终得不到国会的理解，也就一直不能通过立法这一关，只能眼看着绝妙主张胎死腹中。他们可以说是错失一个了千载难逢的治国良机，然而不论有任何理由，四年一到，他们只能与他们的抱负擦身而过，回到平民的身份。这样的总统只能抱憾终身。所以，一个美国总统，获得竞选的成功，实可谓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看上去，这样的设计似乎显得颇为荒唐，几乎是在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设置障碍。你想，一个总统千辛万苦地通过竞选上得台来，满怀雄心壮志要给这个国家改变面貌。可是，这个制度却在捆住他的手脚。还有比这个更叫人难以理解的吗？

然而，他们却有他们的一套道理，听上去也十分简单。这个制度的设计基于这样的基本概念，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组成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大家以共同认可的方式推选出这样一些人，包括一个作为主管的总统，来管理公众事务。这个主管当然可以提出如何管理的设想，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总统的，这个国家是大家的。总统只是一个公仆而已。他对于这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有一个建议权，愿意不愿意这么走，得看大家自己的意思了。

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则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民意的体现。所以，在美国，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白宫和总统的操作过程。但是，国会的讨论，争辩，表决等等具体操作，却是时时暴露在民众面前的，只要一打开电视的特定频道，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摄像机前。这些议员代表着他的这一部分百姓在那里表态，他也必须顺从这一部分的民意，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国会继续坐下去。

所以，总统的提案是否能成为国会的立法，实质上就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行政主管给美国所走的道路提出一个设想，美国人民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决定，他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走，能走多远。

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在一个总统给民众带来好运的时候，大家就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安排，那么，他们从此也必须接受强权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么，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么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的信赖过活。他们会说，总统不也是一个凡人吗？而人是靠不住的。

现在，你一定明白，为什么说两年前的中期选举时，大部分议席落入对手党共和党手中，会对克林顿是一个沉重打击了。尽管绝对的党性在美国是不受赞赏的。对一项法案的投票，每一个议员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否则，在美国，总统和多数议席经常分属两个不同党派的情况下，总统就无法使国会通过任何法案了。美国的这一台戏也早就唱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我必须说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在了解美国政治制度方面，最容易误解的是他们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了。这里有很大的历史文化差距。西方政党组织基本上是应西方议会民主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雅典直接民主时期，是没有政党的。事无巨细均由全体公民表决的“广场民主”不需要政党。在帝王专制时期，权力集中在皇室手中，也不需要政党。开现代议会民主下政党之先河的是英国在十七世纪末议会的力量足以和国王分庭抗礼的时候。在英国议会里产生了主张权归议会的辉格党和反对削弱国王的托利党。从此以后，两党的主要分歧就是关于政府到底应该作什么，到底应该有多强大。一百年后，美洲大陆人民起来要求独立时，辉格党人站在美国革命一边，而托利党人支持英王粉碎“叛乱”。两党当年的分歧，今天或多或少地由美国人继承了下来。

美国革命初期是没有政党组织的。华盛顿在他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谆谆劝告美国人民要反对任何“宗派”。着名的联邦主义者亚力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宗派”是必须永远予以防范的邪恶。

然而，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注定了政党组织和活动的必要性。从1787年开始，主张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人就自称为联邦党人，而聚集在托玛斯杰弗逊周围的反联邦主义者就自称为民主共和党。然而，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政党就承袭了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组党的传统：政党是个人表达政治观点的地方，不必要也不应该有严密的组织。托玛斯杰弗逊在1789年就说，如果我要和一个党在一起才能够进天堂的话，我宁可根本就不进天堂。?

正由于这种传统，以后的二百年里，时代潮流起起伏伏，政治观点进进退退，政党组织随时代而变化，却只有观点的承袭和蜕变，而没有一条抓得住的组织线索。我曾经顺着习惯想弄清美国两大党的历史，花了很多功夫才抛开了在国内时的思维定势，悟出了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有两大党，但千万不可望名思义，彼两党非此两党也。要想理解美国政党活动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必须记住，他们和我们近代中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他们重观点而轻组织。当然，“黑手党”不在此例，因为黑手党不是政党，而是有组织犯罪。有着广泛结社自由的美国人对任何较严密组织的社团都心存疑虑和警惕。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精于经营的美国人，能把什么都办成又赚钱又体面的生意，但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却都没有党营事业。不要说党营工商业，连党营电台电视台也没有，竞选广告只好出钱让民营的电台电视台代劳，他们甚至连一张党报都没有。

现在我们再来谈克林顿。

克林顿所推出来的改革方案，一般来说，是代表了民主党的观点，而有些方案本身就体现了两个政党截然不同的政见。在共和党占了参众两院多数的情况下，克林顿要使自己的一些政策得到国会通过而实现，就显得困难得多了。

按说，这样的两党席位的浮动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一次给大家一个意外呢？因为在最近的四十年里，尽管在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频频取胜，例如克林顿之前，共和党已经连续十二年主管白宫。但是，整整四十年里，国会的多数议席却一直在民主党手中。这怎么会的呢？老百姓到底是帮那一边的呢？

在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和总统的选举在制度上的设计是不一样的。选举国会议员的方式，其根本出发点是一个如何反映各个不同部分的民意的问题。在这一类的设计中，也是只能做到逐步完善和尽可能完善。为了达到反映民意的目的，甚至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方式也是不同的。

美国的众议院一共是435个席位，它的分配是根据以人口数量为依据所划分的选区。保证一定数量群的一批民众，总有一个人代表他们去国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大致算来，大概几十万人一个选区，可以选出一个众议员。也就是说，如果有大约二，三十万人，不管他们和其他美国人多么格格不入，他们如能纠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选区的多数，他们就能选出一个代表，到国会去发出他们的声音。你不喜欢也没用。谁也阻挡不了他们。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众议员都只要对他所在的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不代表全国人民，也不代表全体州民。

按人口数量比例分配众议员，人口数量少的州，不是就声音微弱了吗？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美国参议院一百个席位的分配是按照州来划分的，不论大州小州，每个州产生两名参议员。参议员是由全州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这个设定对于美国特别重要。

因为美国是一个邦联的国家，各个州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有它自己一整套的独立体制，从州宪法到州政府一应俱全。关键是，它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一个州的人民完全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怎么生活。这是美国诸项分权中的最大一个分割。参议院席位按州作平均分配，就相当于也给了那些人口很少的“小国家”一份同样的发言权。

因此，在这里，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各种意见都得到一个渠道表达出来。有时候，一个有着非常“异样观点”的议员，照样会被选上来，而且照样在国会发表与众不同激进意见，这在众议院里特别容易发生。因为，这位众议员，他根本不必考虑全美国人怎么想，他只需要顾及他的那个小小的选区的民意得以表达就可以了。只要他的这些选民们满意，他以后照样还会被选上来，照样在国会上班，而且可以连选连任，直至终身。相对来说，参议员要顾及的面就要大得多，他必须顾及一个州的民意。

而总统呢，那是由全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可是你去读美国宪法，宪法里合众国总统是有大选举团选出来的呀，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当年建国的时候，在当初的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民众一人一票选举总统是难以作到的。所以规定走两步：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大选举团名额，先有各州选出大选举团，再由大选举团选出总统。大选举团起的是信使的作用，除了代表本州去投票，没有任何其他权力。在各州，竞选各方推出自己的大选举团，那方得的票数占多数，就派出那方的大选举团，这个大选举团在投票时当然就全票投向自己方的总统候选人。这就是今天美国总统选举时，在各州“赢者取得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的来历。

后来，当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允许的时候，美国人实行了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这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进步。但是大选举团的形式仍然存在，从而，某方候选人在某州取得多数就取得大选举团的全部票数，也等于是说全州人民都选了他，这样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在理论上，就有了这样的可能性，某候选人在几个大州险胜而在其他小州以悬殊票数败北，他有可能最终得到了大选举团票数的多数而当选，但按全国老百姓的票数总计他却不是多数。这种可能性虽不大但存在，而且发生过。这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遭到很多批评的地方。但是美国人为什么抱残守缺而不改一改呢？大选举团已纯属“聋子的耳朵”，何不废除呢？

对此有很多解释。比如，这促使候选人在各州，不论大小，广为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不重大薄小，尤其是那些人口额分散的州，如此等等。但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原来的宪法规定涉及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改起来很不容易。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习惯的汉译英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州”的翻译也是造成诸多误解的地方。美国的汉译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翻译可能更为确切一些。它是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合众国”的“国”，在英语里与那个“州”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只是在译成汉语的时候，才一个译成“国”，而另一个译成“州”了。与其说是语言差异，还不如说是文化差异造成了这样的汉译结果。

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这个“州”的译法，给了我不大不小的困扰，因为，这很容易和中国的“省”对应起来，而实际上，这里的“州”和中国的“省”，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也许，如果一定要把这些“小国家”与“合众国”的“国”，在翻译上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译作“邦”，也许略为贴近一些。

对于美国人，这两个都是“国”，都有独立的主权含义。只是一些小的“国家”，它们商量好了，愿意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联合的结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美国人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南北战争在北方是反对奴隶制的道德战争，而在南方，遍布南方大小城镇的纪念碑上，那是“南方争取独立的战争”。

然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的关系，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美国诞生后的前一百多年，州和联邦政府完全各自为政，甚至分庭抗礼，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州”作为一个小国家的独立性比现在更强。此后至今的近一百年，由于美国国力的迅速发展，对联邦政府所要求的集中力量也就越来越强，联邦政府也就在迅速扩大。从各州所割出去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多。

例如，我记得一个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布鲁诺，曾经和我们谈到他所经历的美国变化。他谈到，在他们小时候，联邦政府是完全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当然，美国诞生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也并没有什么大的经济规模。所有的小经营者，一切都由他们自己作主。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企业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又出现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原来极弱的政府已经很难适应这样一个局面。布鲁诺告诉我们，大萧条时期他还是个少年，他们家虽然并不缺食物，但是他非常为自己的父亲担心。因为那时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经济不景气，时时都可能失去工作。由于政府几乎无权干预经济，所以也没有今天的政府有关失业救济的福利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突然失去工作，全家的境况会变得十分凄惨。

在一个发展的过渡时期，劳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工业社会已经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来到了。罗斯福总统实际上看到了这个历史大势，在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尤其是干预经济的能力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屡屡受挫。他无法得到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的支持。

当人们现在赞誉罗斯福总统的目光犀利，在历史重要关头能抓住要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被人们指责为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他们看上去跟不上时代的“拖后腿”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飞速变化和产生重大改变的时刻，是必须有人在那里“拖一把”的，必须有那么一个减速器的。这个减速器就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必须有人再三推敲，新的改变和最基本的原则之间的如何契合。

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制的适度扩大，是造福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是会吞噬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三个分支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反应的不同也应该是必然的。

正是这样的“平衡和制约”，这样几个分支互相牵扯的迟缓变革，才保证了变革的平稳，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个国家既不断出现全新的历史面貌，又保存了人们最本原的基本理想。

在这个制度下，罗斯福总统并没有能够大刀阔斧地成功，但是，只要他的努力是顺从历史潮流的，那么他的一些理念，都会在后来一步步逐渐得以实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理念，不论是推出这个理念的一方，还是持谨慎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一方，他们的争执必须是理念的争执，而不是打着某种旗号的党派之争或政治利益之争。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始终持高度警惕。

从1937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同意联邦对经济有管制的权力。对于美国人，这是相当大的对政府的一个让权行为。美国人的概念是这样：权力本来就都是属于人民的。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他们达成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力，给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即地方政府。而联邦政府的权力，是由地方政府出让的，从根本上来讲，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出让的一部分权力。所以，人民有权对此斤斤计较。他们必须确保基本权力还是留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某一个借口之下，被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喧宾夺主，控制一切。

布鲁诺告诉我们，政府干预经济之后，他的感觉就是生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还是福利和税收都同步增加。也就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美国人终于达成一个新的契约。大家拿出一笔钱来，在一部分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予以支撑，在一部分人发生困难的时候予以补助，也借以稳定这个大家共同生活其中的社会。

布鲁诺说，在他小的时候，银行开门的时间很长，尽量争取客户，但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大量的银行倒闭，使得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一切，非常没有安全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国银行，都是由联邦政府联保的。银行依然是私有的，但是它的运作受到法律的监督。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强得多了。

布鲁诺还回忆到他小的时候，美国的老人除了用自己的积蓄养老之外，还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孩子的经济援助。社会是不承担这方面的福利的。但是现在的美国，老年人的生活基本上完全依靠社会的一套福利制度。子女不必再承担父母的生活。他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程师，辛勤工作了一生，他现在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甚至并不比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差。这只是一个普通美国老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所感觉到的变化。

政府依据法律对劳资关系的干预也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才逐渐深入。美国人传统上把劳资雇佣关系看作双方的自愿合约，任何一方随时可以中止合约，“炒鱿鱼”和“跳槽”容易得很。作老板的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公平，你要感到不公平你也可以自己作老板呀。但是现实生活中，劳资关系中劳方经常是处于弱势的。所以法律就对此作出平衡。现在的法律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并有组织地和资方谈判，而法律对资方则作出一些重要的限制，尤其是雇工和升迁不能歧视，工人的安全健康要得到保障。

我在失业的时候对此很有体会。老板只用了半分钟就突然宣布我被解雇了，顿时生活无着了。美国同事说，找劳动部去。在州劳动部设在我们这个小城市的办公室里，一位黑人官员给我看了老板解雇我所写的理由。老板当然要找出一些理由来，因为弄不好他会惹上一场官司的。这位官员问我有什么要说，我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然后这位黑人官员只用了五分钟就在计算机上打出了他的评判，平静地向我宣布：法律规定，雇员如有过错，证明的负担在雇主一方。现在雇主没有能够提出证明，雇员就没有雇主所说的过错。所以，你将有权领取失业保险金，尽管雇主是否雇佣你是他的自由。失业保险是雇主平时必须依法为所有雇员交的。这一失业保险让我有半年时间生活无忧，到了美国后第一次可以成天坐在图书馆里！你看，这个时候政府出面为弱者说一句，对穷人是很要紧的。

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对美国的影响当然比个人生活中的体会要深远得多。整个美国的面貌不再相同。这使得劳资关系变得缓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了更多更成熟的取得妥协的方式。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再象一匹放纵的野马。几个月一次，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利率的升降。我们有时候觉得，好象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威严甚至在总统之上，他

一句话会立即引起全球的股市大波动，总统都没有这样的威风。但是，我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又说，尽管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1900年以前就建立了中央银行，美国人却一如既往地对任何中央垄断机构深感疑虑，所以根据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居然设立了不是一个中央银行，而是分散在全国十二个联邦储备区域的十二个联邦储备银行。我现在钱包里的几张一元美钞，就分别是亚特兰大，纽约，波斯顿，里奇蒙和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印的。这样重复设置不浪费吗？但美国人几乎是习

性地觉得分散让人放心一些。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的。例如，福利的增加就必然导致税收的增加。而且，它们往往不是量入为出的。稍一疏忽，只要一眨眼的功夫，福利支出飞速增加，政府预算赤字也会突然失控。联邦政府越大就越难把握。经济干预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时时会遇到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

联邦权力扩大，曾经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质疑，迟迟没有迈入一条本质性转变的门槛。但是由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引起的社会本质性变化，使得这道门终于被突破。一经突破之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和联邦政府本身规模的膨胀，其速度都是惊人的，甚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美国民众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建国者们当年忧虑的理由。政府就像是大家亲手喂养的一个怪兽，它的自我扩张能力是它的主人根本无法预料的。这种联邦权力的扩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不安。199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不安。因为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它们对于政府规模的基本态度和意志是不同的。共和党是一向呼吁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把权力还给各州的。而相对来讲，民主党则更倾向“大政府”的作用。

然而，各州的自治权力，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政府，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和人民行使”。维持各州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自治权，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所理解的自由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在我入学以后的第一堂法律课上，我的法律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你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也是你们所在的“小国”的公民。他认为，你们要学美国法律，这是必须掌握的第一个概念。

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下，各个区域的美国人获得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作为合众国成员国的“州”共同约定，只有非常基本的一些问题被确立为联邦法律，作为成

国的“州”不能违背的共同法律。例如，犹他州的摩门教，在他们的教义里是允许多妻制的，但是，他们必须遵从一夫一妻的联邦法律。

但是，在绝大多数牵涉到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的。每一次大选的时候，实际上，选民除了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之外，他们还必须对他们所在的州的许多提案进行投票。例如，他们投票决定，是否愿意在自己州的范围内发行彩票，甚至开设赌场。美国的赌场都设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就是因为其他州的人民，在赌场的高收益和平静的生活之间，宁可选择后者。实际上，这是他们在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联邦政府是无权决定在哪里开设一个赌场的。

对美国人来说，本来所有的权力就都是他们自己这些小国家的。是联邦政府的成立，使得大家出让了一部分权力。因此，联邦权力如果无限扩大，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自由。因此，合众国的存在和联邦政府的存在，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是必要的，那就是，这种联合以及联邦政府的工作，使得各个州都能够在不失去自由的前提下，获得联合所带给各州人民的好处。所以，美国始终在一个如何“平衡”的讨论之中。不同的时代，也给这种平衡带来不同的问题。

尽管在我们的眼中，美国已经是一个地方非常高度自治的国家。但是，在这里，从建国一开始到现在，争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联邦政府到底可以有多大的权力，始终还在为联邦与州的具体权力划分，不断地在那里探讨。这种充分讨论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国会也就成了提供讨论的一个场所和各州民众表达意愿的渠道。

正是这种意愿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充分自治的基本满足，使得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得到了最大的安宁，没有一个州愿意独立。因为，如果它们能够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生活，又能够得到合众国联合和强大带来的利益，又有一个联邦政府在照应那些麻烦事，省了它们许多麻烦，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的五十个州，也就是五十个小国家的联合，也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它的稳定依靠它们联合的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不是依靠强权和武力把它们留在这个联邦之内。因此，如何及时反映它们各自不同的声音，如何在合众国中时时能够争取它们各自的利益，这都必须通过选举制度来保证。各个地区所选上去国会议员，必须确保是他们所属的地区的民意代表。

今天的美国人，每个人手里都是相同份量一票。所有的普通人都握有直接选举的选票，他们手里的选票，直接决定了总统的人选，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州的参议员，也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选区的众议员。

这样的选举，必然的结果就是给国会带来了全美国不同地区民众的不同声音。这也必定使得国会从此“会无宁日”。他们必然会不停地激烈争辩，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他们也必然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协调和妥协，然后又是新的矛盾，新的妥协。美国国会永远不会看上去谦和一致，但是，美国却正因为如此而平稳统一。在国会大厦里，我为美国人这种使不同的意志和理想妥协共存的本事叹服不已。国会大厦的大厅里，陈列着众多华美的雕塑，那是每个州送来的本州英雄的塑像，每州两座。这样，和公认的大智大德的历史人物在一起的，出了不知多少英雄人物的弗吉尼亚送来了南北战争中的“叛军”，南军的着名将领李将军的塑像，而密西西比州送来的居然有南北战争时南方自己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塑像。

我现在还是回到两年前的中期选举。一般认为，一旦国会席位的局面改变之后，也会有一个惯性，共和党占领的多数议席状态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如果长期的局面发生大的突变，总是有一定的原因。外界评论多半把这个原因寻根溯源归到克林顿那里。

对于那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克林顿自己也十分沮丧地出来表示，民主党失去四十年来的多数议席，他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说白了，就是在克林顿开始的两年中，他的总统没有当好。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提出今年大选结果的预测问题，大概很少有人相信克林顿会取得连任的。

首先是“旅行门”和“白水门”确实造成很强烈的冲击。因此而反映出来的整个白宫的作风，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第一夫人希莱利在白宫的比重也使人琢磨不透。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最大的诺言，医疗制度改革甚至都没有被他所属的民主党还占着多数席位的国会通过。克林顿在这一个阶段，不乏给大家提供种种疑点和“靠不住”的感觉，却没有在政绩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举措。只有经济恢复的形势已经比较清楚，虽然缓缓迈进，但是已在路途之中。

这位年轻的总统在竞选时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气，和当选之后所表现的不成熟，形成了一种令人疑惑的联系。人们怀疑，这位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总统，是不是还“欠火候”？人们是否还是应该更倾向于一个稳健的风格？这次中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民众给了两个政党一个很强的信息。然而，如何去理解和消化这个信息，两个政党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也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方法，终于使得美国今年的大选局势又发生了一个逆转。

中期选举之后的共和党可以说是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在中期选举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名为“与美国契约”的目标方案，其实就是一系列法案，许诺如果美国人民让他们在国会中占多数，他们就将在限期内实现这些目标。此后他们宣布完全如期完成。尽管后来有的人指责他们只是有折扣的实现目标，但是，也并不否认他们至少完成了其中的一多半。这一切，都如同给了1992年失去大选的共和党一剂强心针。

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年里，共和党丝毫不怀疑他们即将在不久之后的大选中，夺回暂时被克林顿夺去的总统桂冠，毕竟，在此之前的十二年里，都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克林顿的上台是一个偶然事件，是民众被克林顿的巧舌所迷惑了。而这一次中期选举，真正反映了民众的觉醒。

有一项提案略为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一般来说，这样的提案都是要经过非常吃力的反复才会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这一次却通过得十分顺利。新闻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共和党议员们坚信他们马上就要回到白宫，才通过得这么“痛快”的。此刻，共和党给外界的印象几乎是喜形于色。

然而，这些获胜了的共和党政治家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在一旁静静观望的，看上去土头土脑的美国老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呢？这种忘却，哪怕是十分短暂的忘却，有时也是致命的。因为，选票还都捏在老百姓们的手上，还没有投出去呢。

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国会，确实使得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显得十分艰难。他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在立法问题上，白宫和国会经常发生意见不合。对于国会试图通过的法案，克林顿也一连否决了好几个。

根据美国宪法的设计，总统对于国会自行提出通过的法案所具有的否决权，也是平衡与制约原则的一部分。处理由人的因素参与其中的制度设计是不可能完美的，只能说是要尽可能完善。否决权的设计还是很有道理。因为虽然国会更多地体现了民意，但还是可能产生偏激和异化，而国会手中的立法权又是非常大的一个权力。

因此，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最高法院对于国会立法有一个司法复审权之外，总统也有一个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但是，这个否决权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把对立法的绝对否决权交给总统，总统的权力又显得太大了。所以，总统否决之后，国会还有一次机会强行通过这项法案。

但是，国会第一次通过一项法案的时候，只需要半数以上的赞成票，而在总统否决以后的强行通过，就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了。在一般情况下，国会取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还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总统的否决绝对没有道理而很不得人心，那么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也是完全可能的。就在这样的反复推敲之中，最终被确立的法案也就比较顺应民意了。

然而，如果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发生过多的冲突，这也是不正常的。在这个时候，由于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公开的，民众对于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一方，也会有一个他们的判断，这种判断也会在大选的时候被选票反映出来。

其中国会与行政分支发生的最大的一个风波，就是去年年底的美国政府关门了。记得当时我正在给你写信，也随便向你谈到了美国人对于“政府关门”处变不惊的态度。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政府的两个分支产生对立的状况。

那一次的“政府关门”是由“平衡预算”的问题引起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里根时代实行的“寅吃卯粮”经济政策，当时给美国带来了繁荣，而留下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天文数字的政府赤字。必须消除这个后患，达到政府的平衡预算，已经成为全美国人民的基本共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并没有什么分歧。

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赤字一时半会儿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必须在政府的开支预算中逐年扣除出来。那么，怎么扣，减少那些方面的开支，减少多少，分几年扣清，当然都成了问题。

说实在的，美国政府的预算到了每年都以几千亿美元计的地步，这时候，他们之间的争论又是在几十亿美元的上下，你让老百姓怎么算得过来？老百姓怎么可能判断出个谁是谁非呢？这时，民众基本上是在依赖这个制度。依赖于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的互相监督。这两个分支都有大量专家组成的预算委员会，尤其是国会的两党结构，使得两个分支必定要作出认真测算，不致产生勾结而有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

结果，克林顿和以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去年年底，他们双方的预算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政府行政分支的所有年度开支都必须由国会通过预算，才能拨出钱来，所以，尴尬的僵局终于形成了。行政机构一年的钱花完了，拨钱的时候到了，预算却没有通过，当然钱也就拨不出来了。政府的所有行政机构，除了实在关不得的少数机构之外，其余一律由于没有经费没有工资而关门了。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十分狼狈地自己掏钱付电费，才使得首都华盛顿着名的“第一圣诞树”的彩灯没有熄灭。克林顿因此而产生的麻烦当然不止是为“第一树”支付电费。

所谓的政府关门，基本上就是克林顿手下的行政这一摊关门，关门之后庞大的政府雇员队伍拿不到工资，给民众也带来巨大的不便。所有的国家公园，国家博物馆等着名旅游点全部关闭，游客怨声载道，旅游点周围私营的服务设施也全都没了生意。领事馆签证停止，影响商人出国经商，甚至影响到国外。停止签发出口许可，造成出口商巨额出口损失，等等。这些压力当然直接落到问题发生的部门，也就是落到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头上。

美国民众并不认为政府关门就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由于这些具体问题激起的民怨，很自然是先集中到克林顿那里。然而，这个僵局维持的时间太长了，民众也开始试着琢磨这场政府停摆的门道。

那么，在这场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重大分歧中，美国民众既然对于几十亿美元出入所造成的是非很难判断，那么他们究竟如何拿出他们的意见呢？这个时候，新闻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新闻界一方面竭尽全力向民众解释这几十亿美元的分歧所在，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这两个分支紧紧地跟踪报导。几乎每天都要报导双方的谈判进展和发表的谈话。每天，大家都在电视里看着这两拨人，是如何在解决国家遇到的这个难题。

克林顿当时的确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关门所引起的全部问题，他都必须设法解决。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美国是没有总理这个角色的，所以克林顿就得自己想办法担着了。为了应付“内困”，他甚至取消了极为重要的出访计划。当时，国会谈判中最“露脸”的，就是当时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领头人杜尔和金格里奇了。杜尔则在今年最终被共和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成为克林顿的竞选对手。可是，人们在电视里看到，杜尔和金格里奇在预算谈判破裂之后走出白宫，却是一付喜滋滋的模样。正是这付藏不住的笑容，使人们渐渐开始对他们的“监督”诚意心存疑问。

结果，人们证实这种疑问不见得就完全没有道理。新闻界终于披露，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金格里奇承认，他们送交克林顿的一份维持政府临时开支的法案，确实比较“苛刻”。原因之一居然是嫌克林顿在前往以色列参加拉宾葬礼的飞机上，没有对他和杜尔表示充分的礼貌。这个“不礼貌”不仅包括没有在飞机上主动和他们讨论政府预算的问题，也包括在下飞机的时候，他们没有被安排从飞机的前门下机，而是从后门下的飞机。

这条消息一经证实，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关门事件”，反而开始偏向于他们原来所抱怨的行政分支。尽管，这个预算之争，根本上还是反映了两个政党对于联邦政府的规模，联邦与州之间权力财力划分的重大分歧，应该说，还是各有各的道理。最终的解决也还是依靠双方的妥协和让步，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解决这个争端过程中，共和党时不时表现出来的过强的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民众对他们的政治诚意的信心。

一个政党提出一个被人们所赞同的政治理想当然是重要的，而他们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究竟是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还是为藏在他们身后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也是美国民众时时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次一个月内美国政府两度关门，而且关门事件长达近一个月的风波中，共和党在国会的两个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党派性，成为大选前共和党声望下降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过度的党派表现，也许，也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的胜利气氛中，一直没有真正清醒过来。

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在美国看上去似乎是不可琢磨的民意，也不是丝毫没有道理的。至少是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此后的大选民意测验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声望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时上时下，却再也没有达到过一个满意的民众支持率。中期选举成了共和党昙花一现的胜利花朵。

相反，克林顿总统在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之后，好象是认真进行了一些反思。一方面他开始走向稳健，白宫的那群“顾问们”似乎也随之有所约束。另一方面，克林顿开始不再考虑一下子抱个大金娃娃，一下子作出“医疗制度彻底改革”这样过于复杂的大手术。而是谨慎地与国会合作，一小步一小步地推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立法。例如在同样的医疗制度改革问题上，他和国会取得共识，先通过一项立法，使得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人，可以保留原来的医疗保险，而不必重新申请。立即有大量民众直接受惠。

同时，经济的复苏在今年大选之前已经形势十分清楚。尽管克林顿总统依然受到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件的困扰，但是，这些事情基本上发生在他1992年当选总统之前，或是当选之后的最初两年，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频出状况。例如“档案门”的曝光是在今年夏天，但是，事情是发生在两三年之前。在中期选举之后，外界普遍感觉，在屡屡碰壁之后，92年初入白宫时的克林顿春风得意的模样已经一扫而光，步子迈得稳多了。

中期选举之后的第一夫人，也似乎开始重新给自己定位。有一次，我们和一个美国朋友谈起克林顿的诸多麻烦，我们问他，你觉得在那些给克林顿带来麻烦的案子里，哪一个是最难对付的呢？他笑笑说，给克林顿带来最大麻烦的是他的妻子希莱利。

确实，在克林顿所钻进的那些“门”里，无时不刻都可以看到希莱利的影子。在国会调查和司法调查的时候，甚至往往第一夫人所占的份量比总统还大。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希莱利有什么违法行为，但是，各种疑点几乎象影子一样，一直跟在她的身后。这实在不平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初的“水门事件”，事情闹得再大，也没听说有尼克松夫人什么事儿。

在美国历史上，希莱利确实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第一夫人。似乎同克林顿一样，这个第一夫人也象征着一个“婴儿潮”的新一代。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是“水门事件”调查中的一名司法助理。在成为白宫的女主人之前，她曾被评为全美最出色的一百名女律师之一。

在克林顿进入白宫之后，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在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夫妇有一次外出，在加油站加油时，他们遇到过去希莱利的一个追求者，此刻他正是这个加油站的老板。走出加油站之后，克林顿就笑着说，幸亏你嫁给了我，否则，现在你就只是一个加油站的老板娘，而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希莱利回答说，那可不一定，如果我嫁的是他，没准儿今天的美国总统就是他而不是你了。

这个笑话的作者大概是克林顿的一个反对者。他既影射了希莱利可能在影响白宫的政治生活，又嘲笑了克林顿的无能，是靠着夫人才有了今天。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笑话当然只是一些反对克林顿的人的情绪表达，但是这个笑话也反映了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中，希莱利在民众心中非常突兀的印象。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吃不准将如何处理这个第一夫人的位置才是恰当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克林顿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新一代的总统，他好象很想开创出白宫一个新的风貌。他有一个公认的能干的妻子，为什么不让她也在这四年之中也发挥一些超乎常规的作用，也一显身手呢？

于是，希莱利在克林顿一上台之后，就令人瞩目地被委以主持医疗改革的重任，频频作为一个重量级人物在公众场合曝光，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当然这样的安排，引起不少的攻击，但是，一开始，许多人都持观望的态度，甚至也有不少人乐观其成。

最终，医疗改革并没有成功，希莱利带着一帮人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改革方案过不了参众两院的关，白白辛苦一场。但是，对于第一夫人希莱利的逐渐不满，却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人们更多的疑惑还是来自希莱利在“旅行门”，“档案门”，“白水门”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认定，但是，从已经公布的一些证据中，尤其从“旅行门”公布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倾向于相信希莱利在白宫中管了一些超出她的职权范围的事情，对这些事件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

我不知道克林顿夫妇是如何重新思考这一切的。但是，相信围绕希莱利所发生的一切争论，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民众对于第一夫人形象的保守要求。在美国，总统第一夫人确实有一个大家所习惯的贤妻良母的传统形象。但是，时代在发展，人们也逐渐理解，象希莱利这样的“新女性”，你要求她在克林顿可能是整整八年的任职期间，完全浪费自己的能力和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彻底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一个陪衬，似乎对她也不公平。

尽管历来的惯例，美国的总统夫人就是一个不支薪的总统秘书。然而，希莱利承担一个诸如医疗改革这样一个具体的工作，不论成败与否，人们都有可能接受。但是，她必须有她非常清楚的职权范围。克林顿处理希莱利位置的失败，并不在于她领导了一次失败的医疗改革计划，而是，他没有使民众建立起这样的信心，相信第一夫人不会在白宫的政治生活中不恰当地四处插手。

所以应该说，克林顿总统试图对于美国第一夫人形象作一些改变，并不是一件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就走得不够谨慎，使得人们对于夫人过度参政的疑惑压倒了一切。

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希莱利已经成了公众对白宫不信任的因素之一的时候，总统夫妇检讨之后所能够做的，大概只有“纠往过正”了。中期选举以后，希莱利竭力回到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角色，致力于妇女儿童事业，大力修正形象。她在报纸上开辟的专栏，经常谈到她的孩子和家庭生活。她甚至潜心写作和亲自朗读制作了一部有声图书“集全村之力”，教育人们如何养育子女，在书中，她也大谈自己养育女儿的经历。情深意切，使人闻之动容。尽管还是有人攻击她的这种变化是“作姿态”。但是，她的“有声书”十分畅销，这本书刚出来就赚了四十万美元，她把它全捐给了慈善事业。

克林顿总统改变作风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他开始在他宣扬的政见里，开始吸收一部分共和党的主张，也就是更多地考虑妥协。在改革福利制度等问题上，他终于和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达成一个协议。福利制度也是一个涉及面广，一直需要不断调整的复杂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福利一向是低得出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这是美国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然而，具体制定福利制度的分寸，一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觉得，听政治家们的辩论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宣扬自己主张的时候，往往是强调一个侧面，听哪一面都是振振有辞。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困难的“技术活儿”。

福利过紧，影响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福利过高，经济不发展，最终也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不是什么美国问题，找出福利的平衡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伤透脑筋的事情。最终，平衡点的确定往往还是依靠实践的结果，实行一个时期，根据结果再作调整，但是已经在实行的政策都有一个强大的惯性，要作出调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要把过高的福利调下来的话，立即涉及到已经在原来的制度中受益的千家万户，你很难说服人们为了一个构想的长远利益，而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

因此在事实上，主张提高福利的一方总是更容易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克林顿以前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在福利问题上，是比较坚决地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赞同政府的大幅度干预。当然也颇有蛊惑民众之嫌，这也是共和党提到克林顿非常不屑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大选之前通过的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法案，看上去象是克林顿向中间路线迈出去的较大一步。因为在这个福利改革中，一些已经被联邦政府掌握多年的福利经费和权力都还给了各个州。因此，人们相信克林顿在签署这个福利改革法案的同时，也在修正过激的联邦“大政府”的观点。

总之，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逼近了，美国主要的两个党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顺着自己对于民意的了解往前走。谁的理解正确就必须在大选的时候见分晓了。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众散漫的国家，要琢磨准确民意，真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呢。

今天就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14. 扑朔迷离的民意

卢兄：你好！

今年的美国大选终于临近了。我想最后给你谈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美国的民众选择。之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刻才提这个，显然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吃力。

你一定记得，去年我试图给你介绍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就介绍了美国的移民大背景，以及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的洋洋大观。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发色和“眼色”，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甚至与国籍无关的故土认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一个除了遵从法律，不要求任何思想统一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搞竞选，要琢磨出选民们会以哪一个指标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真可以说是一门大学问了。不要说我看着这样的话题感到吃力，就连总统候选人和他的竞选专家们，有时都会不知如何下手为好。

比如说，我去年向你谈到过的我们的一个修士朋友弗兰西斯。在今年大选的时候，我们问到他投票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在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投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票的。为什么呢？理由完全是因为共和党主张反堕胎，而他们这个修道院是属于天主教系统的，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又都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就是这么简单。

在他们面前，克林顿总统所有在经济上的努力，在各个重大内政外交上的政策方针，统统化为乌有，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宗教信仰的出发点。然而，他们手里也人人各有一票。

那么，弗兰西斯为什么投了克林顿的票呢？这是因为在美国，一般的教会对自己的信徒并没有什么控制。他们出于共同的信仰聚到一起，教堂向他们宣讲该教派的教义，但是，并不强迫和控制信徒。教堂是社区民众的社教场所，在社区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到了该投票选总统的时候，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投票站投票。事先都不对修士们作任何选举的劝导。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弗兰西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也反对堕胎，可是，他觉得选总统还是需要一个综合权衡，所以他作出了选克林顿的选择。有趣的是，其他的修士其实也知道弗兰西斯是投克林顿一票的，却并没指责他违反教规，我们只看到跟他较要好的修士善意地拿他这个自由派修士开玩笑。尽管有他这样一个修道院中的特例，我们还是看到，信仰的考虑对大多数教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美国的教堂之众，教徒之多，都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美国有1500个不同的宗教实体，360，000个教堂，清真寺，优太教堂或佛教庙宇。而且，教徒的多，还不仅是人数上的多，还有教派品种上的多。比如到处可见的基督教浸信会，大约有75个不同的派别，很少有人能弄清这中间的区别，但大部分人都知道有南方浸信会和北方浸信会的区分。根据六十年代初的调查，有90％的美国人宣称他们信仰上帝，40％说他们每日崇拜上帝，63％的人是教堂的成员。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变迁，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专家们说，宗教信仰的基本趋势是社会因素中十分稳定的一种成分。估计大部分人仍然相信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不同的恐怕是宗教信仰更宽松更宽容了。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40％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的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是这些信仰问题决定了他们的选总统的问题。

你也不要以为，堕胎问题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与天主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堕胎问题在这里，几乎是一个人人关心的，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立场重要部分的问题。而且在这里，有关的讨论是非常激动的，动感情的，甚至引起了过激行为。这绝对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敢忽略的重大议题。

可是，在如此多样化的一个美国，也有一些大的趋势。这些大的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大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基本上选来选去，都在共和党，民主党这两个大党之间作选择。穷其根底，美国的这两个大党实际上并不象有些国家的政敌那样，存在“走什么道路”这样的重大分歧。美国的两大政党他们从根本上的理想是颇为接近的。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民众在选举的时候游离于两党的候选人之间，往往是某一点并不大的偏差，就使他们改变了投票的方向。就象我前面谈到的那些修士们，他们认为，不论是克林顿还是杜尔当选，美国还会是他们所喜欢的那个美国，只是在堕胎的问题上，会有本质的差异。

在这里，对很多人来说，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虽然有所区别，但是，绝对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两个政党来说，失去大选也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江山。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个政党都认同宪法，都崇尚这个国家最根本的自由理念。因此，你可以看到千变万化的美国表象，然而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尽管有些人他们在人生的半途才加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建国时的基本精神始终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这两个大党的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两个大党的主张，也就基本上代表了民众中的两大思考方式的归属。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时时可以听到的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一般认为，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必须解释的是，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从名称上来说，都和我们在中国所通俗理解的“保守”和“自由”并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两种叫法在美国都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内。

既然有这样的基本分野，为什么还是令人困惑呢？因为这里面还是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保守派，还有激进与不激进之分，激进的也有程度之分。更有大量的人，他们基本赞同某一派的观点，但是又在一些问题上，赞同另一派。

尽管很难把这样一个与人的思想方式有关的复杂问题彻底搞清楚，但是，对美国人天天挂在嘴上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有一些基本了解，还是非常有助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了解，也有助于对参加竞选的美国两大党的了解。因为竞选之争说到底还是一个理念之争。

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开玩笑说起来，觉得自己在遇到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不用开口交谈，都能基本上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倾向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观点。这两种倾向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

我们先找一个简单的切入口，先谈谈我们刚刚提到的堕胎问题吧。我们已经说过，基本上保守派是反对堕胎的，而自由派是赞同堕胎的。这里的堕胎指的都是自愿堕胎，被动堕胎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一派考虑的一个问题。可是，一个自愿堕胎问题在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引起两党之争，民众分野的大问题呢？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堕胎问题会在美国变得如此重大。我们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的，在那里人口问题已经象枪管顶到了下巴上，十万火急地等着要马上拿出个高招来控制。根本谈不上再稳稳地坐下来，讨论它所的牵涉到人类本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怎么做，将能更有效地做到控制人口，或者说，怎么做，才能更合理地控制人口。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非常强的国家，当然很多人的态度与宗教态度有关，但是，美国人对待堕胎问题，即使是很多宗教信徒，他们也并不是简单的“宗教追随”，而是有自己非常哲理性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在和弗兰西斯修士以及他的亲友们的一次聚会上，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的。

我们以前一直知道弗兰西斯的反堕胎立场，但是，我们虽然是好朋友，却从来没有深入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凡蒂冈教皇的立场是反堕胎的，天主教又都是跟随凡蒂冈的。所以，我们把他的立场非常简单地归到了他的“宗教追随”上面。

在弗兰西斯修士的一次亲友聚会上，大家自然地谈到了这个人人都很关心的议题。他的亲戚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自由派的，也都是赞同堕胎的。弗兰西斯在其他的观点上，可以说也是相当自由派的，但是在堕胎问题上，他却有着和大家不同的想法。结果，引起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

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的观点可以说很能够代表理性的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思考。要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还是必须回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这也是理解美国人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么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

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谁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国电影里充满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我们曾经和美国人一起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美国飞机在波西尼亚执行任务时，被塞族击落。双方都知道有一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在拼命地设法抓住他。这时，每天大家所关心的最大新闻就是这名飞行员的安危了。最后，在经历几天几夜之后，仅仅根据士兵身上装备的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美国部队从军舰上派出直升飞机，追随这个微弱的信号，几乎是在塞族游击队的眼皮底下，把他从丛林中吊了出来。

消息传来，我们看到美国人难以形容的激动。白宫是禁烟的，此刻，只见克林顿高兴地走出白宫，在草坪上抽了一枝雪茄，轻松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名士兵回来之后，大家在电视里看到他和总统一起穿过白宫的草坪进入白宫，克林顿特地请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在晚上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莱利·金谈论节目中，这名士兵和他的妹妹一起接受了采访。

在整个采访中，最使我们感到不寻常的，就是他毫不隐讳地谈到事情发生之时他的害怕和恐惧。他谈到自己躲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搜索的士兵多次就在他的身边走过，他是多么地惊恐万状，直想着自己这下是完了。他表达的只是人类真实的软弱的一面，全美国的人却一起在那里感动得热泪盈眶。美国人能够使崇尚英雄和承认软弱并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出于他们最基本的对于生命的看法。这种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已经成了这里绝大多数人能够相处交往的基本依据。

我之所以先扯开了去，谈了一些似乎是与堕胎无关的话题，只是想说明，“生命权”在美国是无处不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已经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美国人把关怀的极大比重放在儿童身上，实际上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有的家庭会有意去领养一个残疾儿童。这绝不是罕见现象，有相当数量的领养家庭是这样做的。这在其他地方几乎是无法理解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儿童是人的生命中最弱的一个阶段，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责任去帮助这样一个柔弱的生命。而伤害儿童在美国是判得非常非常重的。

最近在美国就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案件。就是一对高中的小恋人，都来自家教比较严的富裕家庭，两人平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意外地怀孕之后，他们害怕家长的责备，一直瞒着双方的家庭。正巧是他们进入大学一年级的当口，他们离家住校成功地躲过了父母。在大学里，一个怀孕的女孩当然有自己的隐私权，自己不说什么，别人是不会来过问的。在临产的时候，他们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自己生下了这个孩子。然后，根据他们的一念之差，把孩子扔进了垃圾捅。当有人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现在，这对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人，面临死刑的起诉。我曾经告诉过你，在美国死刑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许多州的法律，对于杀害儿童的罪行就是判死刑。现在，大家看着报纸上这对年轻人的照片，尤其是认识他们的人，当然感到非常惋惜。但是，谁也救不了他们。他们犯的是一级谋杀罪，而且杀害的是一个儿童。

随着这样的思路一路寻来，你才会理解，牵涉到生命的堕胎问题，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此普遍地引起人们的不安。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就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美国的保守派认为，胎儿本身已经是一个生命，堕胎就不仅是一个特别的“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谋杀”这样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我跑到这里，第一次听到人们居然把“堕胎”与“谋杀”等而论之，着实怀疑他们思路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但是，很快我就开始理解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肃性。

如果你质疑胎儿是不是一个与婴儿同等的生命，那么，他们确实有严格的科学证据。如果你说界限是在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那么，正象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极端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指责说，这等于是说，谋杀的合法性只有两英寸距离的区别。他会问你，如果出生之后的婴儿是不可谋杀的，那么，凭什么说，一个即将临产的婴儿就是可谋杀的呢？你确实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临产前的婴儿已经完全成熟，基本上和刚出生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如果你再把界限往前划，划在早期怀孕和晚期怀孕的区别。那么，现代科学确实也已经可以把一个非常早期的胎儿在体外成功存活了。终有一天，科学可以使一个受精卵完全在体外培育成婴儿，这时，胎儿和婴儿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了。面对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你甚至再也找不出体内体外这样两英寸距离的借口。他们的推论使你无法否认堕胎等同于扼杀一个生命，等同于谋杀婴儿。

于是，问题是，到底是谁有权去扼杀一个象胎儿这样的生命，扼杀一个比儿童，比出生后的婴儿更为柔弱无助的生命呢？是这个生命的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吗？为什么社会不允许谋杀出生后的婴儿，却能够允许这样的一种谋杀呢？

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么，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么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

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

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么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

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

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

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不断地抗拒自然，人类的异化已经导致了许多物种的消失，现在居然发展到了要扼杀自己的孩子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阻止，人类自身还会有什么尊严呢？还会对什么东西产生敬畏呢？他所担心的，正是人类在一个伦理观念的重大突破之后，在彻底失去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后，会向着异化的道路速速奔去。这种异化的后果连人类自己都无法预测。

有关堕胎问题的争论在美国至今还没有结果。现在的法律则是允许堕胎的。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赞成妇女有权为任何理由而堕胎，例如，她只是不想要这个孩子。这种观点同时也和女权运动结合在一起。而自由派中比较温和的，就只赞成有限堕胎，也部分接受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两全之策。

当然在保守派中，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激进程度的不同。在美国，极端激进的保守派曾经几次在堕胎的诊所开枪，伤害甚至打死了堕胎医生和前来堕胎的妇女。在我们没有完全了解保守派观点的时候，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荒唐和不可理喻。既然你在提倡不伤害胎儿，为什么倒反而会去杀死一个成人呢？

如果你了解了他们的出发点，再往极端的方向推一推，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行为也在他们的逻辑之内。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堕胎诊所无异于一个杀害婴儿的屠宰场。而美国现行的法律却不干涉这样的“谋杀”。因此，只能由他们出来“替天行道”，惩罚凶手，阻止人类继续扼杀胎儿的行为。但是，这样极少数的过激行为，绝大多数的保守派都是不赞成的。当然法律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地和美国人说，你们真是幸运，至少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这样的问题。确实，与其它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美国显得空空荡荡。还没有被人口问题逼到死角上。但是回过头来想想，大家都有过空间足够的时候，只是没有如此广泛地在民众中习惯于深入讨论这样与人类自身有关的最基本的哲学伦理问题。

我们无数次看到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这样激烈的讨论，也不知道讨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是我想，大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协调，人类正在以无法预料的加速度从自然中异化出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原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是可能被颠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类的某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中，遭到无可修复的破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认真思索甚至忧心忡忡，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把人类异化的脚步拖住一些。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两大派也是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环境保护和个人权利在一定的时候是冲突的。实际上和堕胎问题一样，这都是时代发展以后出来的新问题。

美国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是进入宪法的个人权利。这一点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多少年来一直平安无事。可是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发展以后，人们终于有一天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已经给人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人们久已忘却了世界应该有的模样，已经麻木到了站在原来应该是一片森林的土地上，却望着一片工厂的烟囱兴高采烈，嘴里还喃喃自语“发展了，发展了”。

因此在美国，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一些环境保护法迅速相继出笼。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确实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惑。例如，土地的主人顿时失去了他们历来所拥有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在美国有一种稀有的红杉，树龄远远长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要几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割一棵就少一棵。但是自从技术发展到可以割下如此巨大的树木，就没有停止过采伐。直到美国人有了环境保护意识开始立法禁止。

一禁止，问题就出来了。许多这样的树木都是长在私人的土地上，按照历来对于私人财产的绝对尊重，长在土地上的一切，土地的主人当然都拥有权利，别人是无权干涉的。这样的树割下一棵，木材就值上万美元，割上几棵就很富裕了。环境保护法一出来，树的主人就只能望树兴叹了。对于他来说，理由也十分充足，第一，政府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再者，他每年要向政府交地产税，政府却不让他靠变卖自己的财产致富。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是支持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权利的。而自由派是主张政府立法干预环境保护的。在这里，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从个人手上切割出去的。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激进的自由派也常常采取行动。去年有一个拥有红杉树的土地拥有者，以清林为理由，终于获得许可，可以采伐两棵红杉树。结果，引起自由派的愤怒，一些人冲进那块土地，围绕在树下阻止切割，最终惊动警察。

这样的冲突很多。又如美国有大量的沼泽地，为了同样的保护生态的理由，美国政府禁止土地所有者改变湿地的现有状态，但是在缴纳地产税的时候，给予一定的优惠。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一块湿地，你就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发和建设。既然这块地只能看不能用，它的价值当然就大大地降低了，而且很难再找到买主。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当然损害了土地持有者的个人权利。

在美国，在私人土地上焚烧垃圾，除了受到火灾因素的限制，同样受到环境保护问题的限制。随意焚烧是要受惩罚的。为此，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愤怒不已。自由派认为焚烧国旗是人民表示不满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保守派坚信这个国家是被自由派给毁了，居然国旗可以烧，而垃圾却烧不得。顺便提一句，总的来说，美国保守派在这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美国人的规矩是，既然立了法，违法者就必须严惩不怠。几年前，有一个亚裔美国人买了一大块土地，打算开辟成农场。谁知道，在清理树木的时候，打死了一只鼠类动物，而这只小动物偏偏是立法明令保护的珍稀动物。结果，农场还没有开成，先惹上了一场官司。而且还有巨额罚款。这样的事情，当然都是环境保护法出来之前闻所未闻的。习惯了传统生活的民众对此不能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保守派的愤怒也绝对不是没有来由的。

虽然在我们眼里，这里的环境保护已经相当好了。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都有过开车与野鹿相撞的经历。然而，这里的自由派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还是比我们想像的要敏感得多。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这和多年来的美国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自从环境意识在这里醒悟，在教育中就占了极大的比重。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环境宣传不太一样，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教育是从人与自然的亲和力着手的。

我刚到这里才几天，就参加了当地公园举办的一个蛇节。在这个节日里，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当然有关于毒蛇和非毒蛇的知识的介绍，有不同品种的蛇的展出，但是出乎我意外的是，在这个蛇节上，主办人让那些养蛇作为宠物的人，都把他们的宝贝带来。

这些蛇的主人黑人白人亚裔的都有，也有女孩子。他们抱着他们的蛇，站在那里高兴地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家长们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抚摸或者抱一抱蛇。鼓励他们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在草地上，还铺了毯子，给孩子们发了蛇状的帽子，让他们不用手脚，匍匐扭动前行，体会一下做一条蛇的感觉。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蛇对自己的主人也是有感情的。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每次喂养蛇的姐姐回家，他们的蛇都会前去迎接，还会跟着她的姐姐游动。之后，我在这里许多次遇到蛇，从来没有人喊打的。年轻人会设法把蛇移到树林等更安全的地方。更绝的是有一次，发现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门外的椅子上躺了一条蛇，结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的叫济娜的美国女孩，一边柔声地和蛇打招呼，一边一把捉住蛇轻轻提起，然后放进了树林里。然后说，这种方法是从学校里学来的。

电影界在这方面的教育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拍了大量的动物演员参加的电影，甚至是纯动物演员拍的电影。同时，由于美国的自然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孩子们接触各类动物和植物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使得美国的孩子与自然界的距离大大拉近。他们迷恋各种各样的动物，连对待一般概念中不大能接受的蛇都是如此，更不用谈其它动物了。从昆虫类到哺乳类，包罗万象，没有什么他们不喜欢的，都是他们的宝贝。

和一些年轻朋友在一起干活时，常会有人在手掌里捂了什么东西，神秘兮兮地招呼大家去看，原来是一只小青蛙或一条小虫子，然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美丽可爱。他们能够说出很多名堂。莉迪亚是文科硕士，却是她告诉我有关蜘蛛的知识，蜘蛛网的辐射线是没有粘性的，只有同心线才有黏性，蜘蛛丝不是从口中吐出来的，而是从后面排出以后用一条后腿勾起来再搭到其他丝上面。这时，为了向我作示范，只见活泼可爱的莉迪亚翘起自己的脚，一甩一甩地学着蜘蛛织网。我们当时打工常常是单调和劳累的，离开以后，当年打工的好朋友重又聚在一起的时候，回忆起来，一致同意大家一起看小虫子小动物的时候，是打工生涯中最开心的时光。

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已经持之以恒很长时间了，因此非常有效。这使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根本就否认人类对于自然所具有的这种为所欲为的征服权利。

最容易获得美国年轻一代捐款的，就是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组织了。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敏感和容易冲动。因此，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确实很难取得年轻一代的赞同。相反，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都是积极提倡保护环境的。高尔还出过一本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在这方面，他们就相当受年轻一代的欢迎。

环境问题确实在当今人类生活中已经非常突出。保守派也很难直接从正面与之对抗。以至于一些极端保守派在电台里，有时干脆否认环境问题存在。他们在“谈论节目”中说，那些所谓的大气臭氧层空洞之类的“恐怖故事”，都是自由派为了剥夺土地持有者的权利，故意编造出来的。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在美国并不是保守派才持有土地。拥有房地产的比例，在这里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应该说，这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热爱大自然，也热爱自己的土地，保守派的美国人也不例外。问题在于保守派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环境保护法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时候，要个人权利完全让路。自由派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没有为更好解决二者的冲突开出良方。看上去也只是在回避这个两难问题。

克林顿在今年大选之前，又把美国的一大块区域划为自然保护区。当然，从自然保护的角度，从人类长远利益的角度，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是，肯定也影响了这个区域的大量民众的生活。因为这么一来，这个区域就不能再搞建设，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私人经营。

这个决定一宣布，就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联邦政府是没有干涉一个地区民众生活的权利的。但是，自从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出来以后，“环境”压倒一切。环境保护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对于保守派来说，环境问题已经成了自由派肆意扩大政府权利，干涉人民自由的一个巧妙借口。

因此，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的问题，这是扞卫美国宪法所保护的人民基本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大原则问题。他们不允许这个大原则出现一个突破口。

这样的讨论对于美国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环境保护一样，也同样是一个与生命同等重要的话题。在这个对话中，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基本上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至今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问题的可讨论性，以及讨论的激烈和深入的程度。持反对态度的一方，甚至可以以此作为他们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以求民众的支持。这样，对于一切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彻底摊开。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发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请人们自己作一个选择。选择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

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保守派这里是最典型不过的了。在对待联邦政府的态度上，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是反对“大政府”的。他们始终在要求联邦政府缩小规模，不要对经济过多干预，并呼吁联邦政府“还权”给各个州，还权于民。极端保守派几乎就是“爱国反政府”。去年在奥克拉荷马市的联邦政府大楼放置炸药的两个，就是极端保守派中的激进分子。

保守派的美国人确实非常爱国，他们特别喜欢用美国国旗作装饰品。你到处可以看到国旗图案的衣服，国旗的胸针，汽车上国旗图案的粘贴标志，等等。在家里挂国旗的也特别多。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到联邦政府机构放炸药的激进分子，他也绝对不承认他不爱国。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他们理想中的美国，才去放这车炸药的。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控制了美国的自由，正在毁灭美国?

联邦政府权限和规模，是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大分歧所在，也是美国两大党的争执焦点。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分歧呢？

美国的两大党基本上是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共和党一向认为，必须始终给私营经济以最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不要对他们进行过多的干涉。这当然直接符合大企业主的利益。但是，他们同时相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上才会人人受益。限制太多，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了。对谁也没有好处。而提倡高福利，只是民主党看中普通人手里的选票而搞的花招，因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大企业主总是少数，普通民众总是多数。共和党认为，高福利只是有毒的糖果，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看上去是关心穷人，但是从长远来说，在损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损害了穷人的利益。

而民主党一向被称为是穷人的党。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就是我上封信已经提到过的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把联邦政府推上了干预经济的舞台。也使得美国的福利制度被真正建立起来。极端的自由派主张有政府出面达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几乎就是社会主义者了。

这两个党的观点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扯，最终取得的是一个平衡。而这两种观点如果不偏激的话，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道理，所需要的正是一个平衡点。因此，你很难说究竟是哪个党更有道理。真理多走几步，都会走进谬误。这两种观点一旦走极端，都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严格地说，并不是哪一个政党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两百

Chapter_14

年的稳定发展，而正是这两大政党不停地激烈争执和互相攻击，把美国向两个方向“拔河”所形成的动态平衡，才造成了这样的稳定发展。

从美国两大党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话，可以基本上象前面这样归类。但是，他们的争执基本上还是在于，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使所有的美国人过得更好。同时，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堕胎和环境保护带来的争执，这两大党不仅在经济政策上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还在观念上代表了美国社会不同的思维方式。

所以，美国民众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并不是说保守派都是富人而自由派的都是穷人。例如，那个在联邦大楼放炸药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就是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平民。美国的这两大派，基本上还是观念上的差异。

持保守派观点的美国人，一般来说生活比较稳定，行为方式比较中规中矩，穿着比较规整，上教堂的比例更高。他们比较习惯于六十年代以前的平稳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近几十年来生活方式发生的剧烈变化很难接受。

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如此之高的离婚率，如此之多的单亲家庭，还有大量的同性恋，触目的女权运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根本就不成画的现代美术，不成体统的服装，等等，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妖魔鬼怪”都一起跑了出来。他们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自由派的罪恶，因此，尤其是极端保守派，提起自由派几乎总是咬牙切齿，因为“好端端的美国就是毁在他们手里”。

当然保守派美国人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几乎包括了两个极端，有富裕高雅的或生活安排得很好，似乎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非常迷恋老时光的一个阶层，以及生活在乡村传统生活中，很难接受新事物的一个阶层，他们中间包括有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举止十分粗鲁的人。

他们中间很多人喜欢美国传统的乡村音乐。乡村音乐很能够代表美国以前平和稳定的生活。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堕胎，反对侵犯土地持有者的权利，这些也都在他们传统的思维习惯范围之内。

至于自由派美国人，则是非常复杂，涵盖面极广，五花八门。大概从教育程度非常高的“雅皮”的一代，一直到大量的青年学生，艺术家音乐家，甚至流浪汉和街头小混混大概都可以说有自由派的风格在里面。他们并不是都认同同样的东西，所以自由派是颇费琢磨的。

正因为如此，在比较保守的地区，你可以看到以“保守派”作为自己竞选标志的，但是，没有一个实际上是偏向自由派风格的竞选者，在自己的竞选牌子上打出“自由派”的旗号。因为自由派的弹性太大了，这样的标志完全可能吓走大量原来还可以争取的选民。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这个“自由派”的自由边际在哪里，是不是“自由无边”。

但是，自由派毕竟不是“放浪形骸”的代名词，自由派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自由派提倡多元文化。那些自由派的年轻人会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宗教上也就会表现得很杂。他们会宣称自己是信佛教，或者印度教，喇嘛教，等等。会在家里挂上一幅佛像，但是你细细一问，会发现他还搞不清佛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是有了自由派的美国人，日本茶道，花道，剑道，柔道，空手道，中国功夫，瑜伽，太极拳等等对于保守派美国人来讲是怪里怪气的东西，才会在美国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在亚特兰大一年一度的亚洲文化节上，你每年都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一板一眼地跟着日本人学茶道，年年不拉下，一年比一年有长进。每年表演和讲解古老的日本箭道的，则是清一色的白人，讲起这种古老仪式的年代，起源，功能，规则，头头是道，恭恭敬敬。这个亚洲文化节规模不大，在美国各地无数文化节中名不见经传，但是很多亚洲的东西，我这个亚洲人是在这个节日上才第一次得知的。你想想，你也喝了一辈子茶了吧，我们有几个人知道点儿日本茶道的？我这一问一定让爱国心切的人跳起来：“中国是茶的故乡，干吗要去知道日本茶道？”这回答正在点子上，保守派美国人所持的就是这种态度。

如果你必须跟保守派就文化多元打交道，有时候就很没劲。

然而，承认多元文化还不仅仅是对一些“新奇玩意儿”的好奇心，它包含了相当彻底的平等思想。尤其是对于种族问题，美国的自由派更多地表现了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更为优越的，只是价值体系的不同。就是说，在白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也许认为黑人文化的一些东西在价值上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是同样，相对来说，在黑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白人文化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低能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可比的。它们各自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

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种族歧视的基础。尽管种族问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如此众多的种族在一起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各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每一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实际上都有入乡随俗和尊重他人，尊守一个多民族社会的公德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来到“中国城”，总是发现非常脏乱和不讲礼貌的情况，基于个人经验，也就会产生对这个民族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责任是只是一方的。

例如，我们的邻居杰米老头，是个非常好心的保守派的美国老人。他们夫妇年龄很大了，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新搬来的亚洲人，还是竭力予以关心照顾。有一次，他特地关照我们：要尽量避免和黑人打交道，“他们很坏”。他这样说绝对是善意的，怕我们遇到什么麻烦。我们也相信，他的看法基本上来自他曾经有过和某些黑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经验。

相对来说，我们遇到的一些自由派的年轻人就更为理性。他们受到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竭力去超越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坚持维护这样一种理想。我们有个叫戴维的年轻朋友，他是个艺术家，画得相当好。当我有一次和他谈起种族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住在佛洛里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四个黑人抢劫，他们用手枪顶着他，抢走了他身边所有的钱，还拿走了他的衣服。总之，当时他感到极为惊恐，而且非常狼狈。此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遇到黑人，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感到害怕。

他作了很大努力让自己恢复正常的心态，并且仍然说服自己并且坚持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只能说明，抢劫的这几个黑人，他们个人是罪犯，但是，与黑人这个种族并没有关系。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抽中成为一个黑人抢劫案件的陪审团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他在约谈中被问到，他个人是否有被抢劫的经历。他如实回答之后，司法部门没有让他进入陪审团，这是司法部门的通常做法，就是要避免有因为个人经历而形成偏见的人进入陪审团，以免影响公平审判和损害被告人的公民权利。戴维对我说，实际上，他倒是个例外，如果让他进入陪审团的话，他一定会保持公正，他坚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很相信他。然而，他能够这样超越个人经历而保持理性，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然，在今天的美国，代表着保守派观点的共和党也不敢表现出有任何种族歧视的倾向，而且也同样在他们恢复美国传统观念的旗帜下，集合了包括黑人，亚裔等各个民族民众在内的支持者。但是，在保守派的美国人中，尽管他们承认“人生而平等”的最基本思想，可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部分人，是相当容易形成种族偏见的，尤其是在美国保守势力比较强的南方。也许，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多元文化的概念。也许，是因为在他们曾经生活得平和的美国，种族隔离也是他们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一部分。因此，极端保守派的激进分子，几乎都是有程度不同的种族偏见的。而自由派的多元文化观，则对于种族偏见清算得比较彻底。

然而，涉及到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是非判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比如说，自从自由派思想在美国逐步盛行，人们也常常陷入困惑。由于对于多元文化的极度信奉，对于任何一种非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由派都基本上持“理解万岁”的宽容态度。这也使得原本除了法律之外，还依靠一定的伦理道德所维持的社会宁静被严重打破了。甚至自由派中一些走火入魔者，把自由派的宽容精神转化为对自己行为的无约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使得犯罪问题日益严重。

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是纽约的一名法官。在警察截获一辆当场查出大量毒品的车辆时，两名运毒嫌疑犯拒捕试图逃跑，最终被获。在法庭上，这名自由派的法官宣称，这个地区的警察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这两名被告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想逃跑是情有可原的，是警察的坏名声把他们给吓坏了。这么推理下来还是警察不好，因此，宣告被告无罪，当庭释放。这条消息一公布，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最后，该名法官被迫辞职，并且在辞职之前向警察作了道歉。但是，这个例子在竞选时，自始至终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的有力证据。共和党要大家注意，如果让具有自由派作风的民主党掌了权，还怎么了得？

又如在近二，三十年来，美国青少年怀孕的问题就日益严重，发生在黑人社区的青少年怀孕情况特别多。极端的自由派就认为，这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化中，也许对于十四岁怀孕有负面的价值判断。但是，在黑人文化中，这个年龄怀孕也许就是正常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许多非洲国家找到大量实例，那儿部落里的黑人女孩这个年龄都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们指责她们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歧视，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文化价值观。

听上去这种逻辑一点毛病也没有。但是，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社区，换句话说，这毕竟发生在现代的美国，而不是非洲丛林的部落。在一个丛林里，自给自足的部落生活自有办法养活这样的妈妈和孩子。他们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没有从自然中异化出来，他们有自己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的方式，的确，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当然没有现在美国人所面临的价值判断上的问题。

可是，现在这是发生在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现代美国。社会必须维持他们母子起码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让他们在丛林法则中强者生存，自生自灭。他们自己对于生活也已经有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自圆的价值体系之中。最终，这些青少年怀孕的后果，都是由具有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民众，以他们的辛勤劳动缴纳的税金予以负担。这当然使得保守派对这样的“理解”无法赞同了。

问题在于，一些极端保守派在表达他们类似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使得听的人总是感觉他们实际上还是带有种族偏见的倾向，这种倾向所引起的反感往往淹没了他们意见中合理的部分。总之，各种复杂的因素，也包括感情因素，使得许多争论本身变得胶着难缠，理性的东西反而无法剥离出来。

尽管，有种族偏见的人在保守派中间，也只是一小部分极端分子。但是人们对于保守派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总是感到不信任。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六十年代，黑人要求取消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中，自由派是站在黑人一边的，而大量保守派是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

自由派的反越战运动和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和黑人的民权运动在同一个时期出现，成熟和发展起来的。甚至使得自由派以及此后的一代代美国年轻人，令他们彻底解脱思想束缚的现代音乐和现代舞蹈，也是从黑人音乐和黑人舞蹈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有着文化中深入血液的联系。而美国的保守派，尽管现在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新的一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数人都多少改变了种族偏见。但是，他们的文化脉络上，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径，因此，他们和非传统美国文化的异族文化，总是隔着一条鸿沟。

所以，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文化倾向来说，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几乎是天生倾向于自由派的。而在这里同为少数民族的亚裔，却在文化认同中，更容易接受美国保守派的观点。亚裔在美国的人口比例，远远低于黑人。尤其是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亚裔人数还远远低于现在。和老一辈的亚裔移民聊起来，他们觉得，黑人在民权运动中的艰苦奋斗，使得当时对此没有什么动作的亚裔，却享受了黑人争取有色人种平等权利的成果，“白白拣了个大便宜”。

美国的亚裔，在文化认同上，始终和黑人文化有较大的距离。在亚裔的文化背景中，倒是非常容易接受美国保守派的社会理想。以至于在亚裔的移民家庭中造成两代人的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新一代，和美国的年轻人相处，他们中的很多人和自己的美国同学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和上一代就会有很大的观念上的差别。一般来说，人们在评价这一类情况的时候，总是把它归结于亚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更确切地说，这是亚裔文化和美国自由派观念的差异。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尽管亚裔相对来讲参与美国政治活动的比例不高，然而，如果他们去支持一个政党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但是现在却似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今年的大选中，大量的亚裔转向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这种转变，有很大的原因是两大政党对于移民问题的不同看法和政策所造成的。

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当然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并不是同一个问题。移民问题更首当其冲的是移民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基于他们多元文化的出发点，是始终对移民表示欢迎和采取宽松的态度的。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美国经济一度相当不景气，而移民照样是年复一年，只多不少地大量涌进美国。因此，美国开始有紧缩移民政策的呼声。有一次，我和朋友德格聊起这个话题，他的父亲是南方浸信会教堂的牧师，而他却是一个民主党人。他表示了非常坚决的继续支持大量移民的态度。我很奇怪地问他，难道你就不担心大量移民的涌入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吗？他一脸天真地对我说，移民正是我们美国变得伟大的原因呀。最近，德格以三十多岁的年龄意外去世。一想到他，我就不由地会想到我们的这次谈话，以及他对我们这样的外国移民的善意。

还有一次，在一个自由派的谈论节目中，一名犹太裔的年轻人编造了一个有关他祖父的移民故事，以嘲笑那些反对移民的保守派。他说，他的祖父在美国海关排队等候移民，排了很久也期待了很久，然后才得以进入美国海关。谁知就在他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才一步，他就一个转身，以“老美国”的口气教训排在他后面的人，说“你们移民”如何如何。

在美国确实严格说起来，个个都是移民。考证下来，连所谓的美国土着印地安人，都是在遥远的年代里，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峡，“移民”过来的。“移民不分先后”，你是可以说，早来的移民后代也没有什么理由因为自己早来了几天，就有资格反移民。美国也确实因为多元文化而受益菲浅，它吸引了全世界的各类人才，并且发挥了他们最大的创造力。这些道理都是对的。

但是，事情总是不那么简单。美国的土地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朋友卡琳，她曾经出面担保，帮助了好几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但是，她现在对我说，她以后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因为她看到这里的人口密度也在迅速增长，建设的发展速度和自然破坏的速度同步，开始令她感到担心。卡琳的态度转变是很典型的。随着移民的逐年增加，许多原来赞成移民的人，也开始怀疑是否至少要有一些限制。

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之所以移民问题首先会被提出来，这和美国在移民政策中坚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理念而在金钱上付出大量代价，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比如说，不论你是合法还是非法进入美国国境，只要是进来了，美国人就认为必须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服务，例如，医疗救助。美国的医疗费用相当高，一般都是靠医疗保险解决。新移民生活还不稳定，很少去买医疗保险。这样，一旦有了问题，就只能拒付了。但是按这里基于人道精神的法律规定，医院是不能不给治的。这样，这些医疗费用当然就必须摊在美国民众身上。

美国实行义务教育制，在公立学校上学，直到高中毕业之前都不用支付费用，学校还有免费午餐。学校的开支当然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也是基于人道精神，对于前来读书的移民孩子，甚至是刚刚偷越国境过来的非法移民的孩子，也一视同仁。学校还必须聘请更多的老师，开设双语班，使得不会英语的孩子，在英语还没有跟上的时候，能够一边补习英语，一边用自己的母语跟上其它课程。

又如我们的一些同学，是在来美留学以后怀孕生孩子的。留学生按规定一般都是不能合法打工的，所以打黑工挣的钱当然也就不报税。因此，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申请到了美国政府给予贫困孕妇的社会福利。这样的福利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从怀孕以后的孕妇的定期检查，整个孕期的免费营养食品券，生育时的医疗费用，直至生育以后包括纸尿布在内的婴儿用品及食品，等等。写信回去，反倒让在国内怀了孕的老同学羡慕不已。

移民一般都是一移就是一家的。同样是根据人道的原则，美国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规定，移民的直接亲属可以申请前来美国与家人定居团聚。虽然根据亲属关系的不同，等候的时间也不同，但是，毕竟是时间问题，团聚总是有希望的。同时，美国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积蓄和收入，政府都予以照顾。这样的老年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和每个月的生活费，如果没有住房，还可以申请由政府补贴的老年公寓。根据以前的移民政策，如果是外国人，只要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五年以上，也可以享受同样待遇。因此，在

美国，有大量的移民家庭的老人不是由子女负担，而是由美国政府负担的，实际上也就是由美国纳税人的钱负担的。

以上这些例子，还只是移民问题的一小部分。我前面说提到的移民，指的是还没有入美国籍的外国人。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国的公民为了潮水般涌来的外国人，为了坚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移民势头依然不减。

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非法移民比例非常高的地区，改革移民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今年大选，移民问题成了一大热点。共和党比较坚决地站在紧缩移民政策的立场上，而相对来说，民主党的态度要温和得多。

例如，在移民改革的具体条款上，民主党尽量和共和党讨价还价。同时克林顿的行政分支简化了入籍手续，使得大量有可能在福利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失去福利的外国老人，在入籍称为美国公民之后，仍然享受他们原有的福利待遇。简化手续之后，去年形成美国成百万之众的入籍新公民大军。这些美国新公民对于移民改革正有一肚子的意见要表达，因此他们的投票率非常高，票当然也都投给了民主党的克林顿。这使得共和党非常恼火，声称这样的“快速入籍”完全是克林顿的拉票手法。

这里的亚裔很多人都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是，紧缩移民政策依然与他们息息相关。例如共和党提出取消公民的一些成年亲属，如兄弟姐妹或成年子女可以理所当然前来团聚定居的政策，就引起了一阵恐慌。在这场移民改革之争中，许多亚裔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担惊受怕。使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把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看作他们对政党支持的首要考虑因素，甚至是唯一考虑的因素。这样一来，也造成亚裔对民主党的支持，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比例。

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些敏感问题上，几乎是到处都可以遇到。但是社会上的两大派意见分歧，反映到政党宣传和总统竞选上，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政党虽然各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一些政策和竞选政纲上，有时要显得中庸和温和一些。原因是他们都想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某一派的支持。例如，在移民问题上，社会上的自由派有非常开放的主张，可是克林顿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虽然有自由派的倾向，也为争取移民权利作了努力，然而在大选之前，他还是同意了基本反映共和党意见的移民改革法案。因为移民政策必须有一些变化，似乎反映了现在的多数民意。

在处理同性恋的问题也是如此。保守派美国人对同性恋很难容忍，自由派对于同性恋却是持宽容态度的。他们认为，这只是某些人的一种个人倾向，就象异性恋也是一种个人倾向一样。尽管这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他们就是生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能因此而剥夺他们追求幸福的个人权利。因此，他们基本上倾向于允许同性恋在婚姻和领养孩子等具体问题上，享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同等权利。当然即使是自由派，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宽容程度也是不同的。

应该说，在美国这些年来，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日益趋向于理解宽容。尤其在自由派的大本营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同性恋争取人权的大游行，声势一年更比一年大。在旧金山同性恋的聚集区，象征同性恋的彩虹旗到处飘扬。尽管旧金山所属的加利福尼亚州规定，同性恋不能合法注册为夫妻，但是，旧金山却有三千多对同性恋夫妻在市政府登记。前不久，旧金山举行同性恋的集体婚礼，市长还为他们当场证婚。

你也许要奇怪，旧金山怎么会有那么多同性恋。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城市对于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才使得美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同性恋搬到此地，在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自由派大本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不算说明问题。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最保守的南方，在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现在也同样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聚会，在那一天，在亚特兰大也到处可以看到彩虹旗。这在几年前，完全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这样的问题，似乎牵涉到最本原的人类伦理道德。因此，个人看法是一回事，一旦要进入立法程序，对这样的问题给出一个法理上的论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个时候，所有与立法程序有关的人，都会比原来的自己变得更谨慎和更“保守”。其实在民众中也是如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同性恋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对于是否应该在立法确认同性婚姻，也不知是否合适。所以，社会上自由派对同性恋的宽容，并没有使民主党和克林顿试图阻止在大选之前，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婚姻防卫法案”。该法重申了婚姻的定义应为异性的结合。

根据“平衡与制约”的原则，国会通过的立法，还必须由总统签署同意。大选之前，这毕竟是一个过于敏感的话题。而在敏感的历任总统中，克林顿是第一个公开对同性恋表示理解宽容的总统。现在，他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到火候，这个问题还必须留给将来。目前还是维持现状。然而这还是有违克林顿在同性恋选民中的一贯形象。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美国总统任期内，如果能够与国会取得谅解而达成一项立法，是显示总统政绩的一个标志。因此，一般来说，克林顿总统在签署一项法案的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仪式，邀请一些与法案相关的民众代表参加。这一次，克林顿一反常态，在午夜凌晨时分，悄悄签署了这个在美国极为敏感的法案。

在社会上，自由派一般都倾向对大麻解禁，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一大目标。因此，尽管克林顿本人也有可能对大麻列为毒品不以为然。可是，只要大麻开禁的时机并不成熟，在竞选时，他会避开大麻问题，而强调严格禁毒反毒，以此作为他重要的施政纲领。否则，他将失去大量的选民。

民主党的克林顿一向提倡逐步对烟草进行控制，这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较量的武器之一。共和党常常提到到，自由派对大麻的态度实质就是主张吸毒。民主党立即就掏出烟草的问题与之对抗。在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努力。这使得美国的烟草业大为恐慌。使烟草业尤为紧张的是，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将宣布烟草的主要成分尼古丁为致瘾药物。这样，烟草将首次受到该局的管制。香烟广告将受到更严的限制，烟草产品售于青少年也将有新的限制。与此同时，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烟草公司在香烟成分和对健康的影响等问题上，是否向联邦管理人员做了不正确的说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按照刑事犯罪起诉的。

我们前面谈到过，共和党基本上是保护企业家的利益的，烟草是个大行业，他们一向是支持共和党的。烟草行业大量捐款给共和党以帮助它的候选人竞选，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但是自从克林顿总统上台以后所作出的对烟草业的进攻姿态，使得烟草业开始了积极的竞选捐款运动，去年上半年就捐给共和党一百五十多万美元，1994年上半年的五倍。

尽管烟草公司发言人宣称他们的捐款是为了支持共和党的政治思想，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共和党的领袖代表他们的利益，对目前的状况进行干预。

那么从美国社会民众的角度，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从保守派观点来讲，烟草是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触目惊心的，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东西。而对于自由派来说，烟草一直是他们对于大麻列为毒品的感到愤愤不平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认为，烟草对人体的危害人所共知，烟草甚至比大麻更为糟糕。

于是在今年竞选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共和党的候选人杜尔被一帮记者问到，既然你提倡严格禁毒，并且攻击克林顿禁毒不力。那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烟草也对健康有害，却对此网开一面呢？在这个问题上，杜尔大概自己也感到理亏，但是又必须给出一个解释。因此，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烟草的危害在科学上也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论说香烟就一定会上瘾。在科学上持有各种不同看法是经常发生的。例如，也有人说喝牛奶也对健康不利，但是也没有定论。所以，并不能一产生负面的看法就立即禁止。

结果，第二天，报纸上的采访报道以这样的标题吸引了大家，“杜尔认为，香烟不会上瘾，牛奶对健康有害”。这条消息当然在民众中引起一定的反应。这使得杜尔怒火冲天。一般来说，竞选人总是尽一切努力搞好和新闻界的关系，也就是尽可能不要批评新闻媒体。但是在杜尔竞选的后期，他对新闻界忍无可忍，几次抱怨说，是自由派的新闻记者毁了他的竞选大业。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游说”是合法的，而且有着很长的历史。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团体，都会向政党和国会进行“游说”。也都有可能会以政治捐款的形式，支持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游说”一词在美国没有任何贬意，之所以法律允许这样做，就是美国人认为，这是民意表达的一个正常途径。他们通过“游说”，使得政党和国会议员充分理解这一部分民众的要求。

在美国，“游说”已经成为正常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也发展出专业的游说公司，成为一个行业，所以，还有专门的“游说人士协会”。不同的时代，随着“游说”发展产生的不同问题，也相应产生不同的法规予以限制。最近国会参议院就以全票通过对游说的严格管理法案。使游说登记的规定更为严格，并且迫使“说客”公开他们在为什么人游说，他们的接触对象，以及收入等基本资料。使得游说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变得更公开化。

那么，这是不是说，选举就是几个有钱的大老板操纵的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并不能就因此而推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许多代表底层民众的团体，他们获得大量的社会捐款，有时候他们集合的社会力量并不比一个大企业的力量小。例如我在去年曾经向你提到过的，专门协助普通人的公民权利受到损害而打官司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民权组织。

另一方面，除了法律的限定，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对各种问题所采取的态度，都是公开的。在刚刚通过的游说严格管理法之下，这个政党的议员受到一些什么利益团体的游说，也是公开的。在这个前提下，政党和它的候选人同时受到各种民间团体，新闻界和选民的监督。例如烟草公司对于共和党的捐款，就有一个叫做“共同大业”的公益团体，专门搜集烟草公司向共和党捐款的资料，然后向民众公布和宣传。这样的公益团体，也许它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烟草大亨，但是他们的这些做法并不用花太多的钱。然而，在民众中造成的影响却相当大。而且，这种影响在大选时，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如果一个政党受到某些大公司的影响，甚至收到他们的大量捐款，因此打算要推行对这个公司有利的政策的话，还是必须说服民众。强词夺理可能反而会坏事。例如，烟草公司固然可以对共和党进行“游说”和捐款，但是，烟草公司老板手里也只有他自己的那一张选票。最终对于烟草前途的决策，还是要看美国的大多数民众在这一个时期对于烟草持什么看法。

接下来，我们谈谈私人拥枪，这在美国也是一个大话题。那么，美国的两大派对此各持有什么态度呢？美国的保守派是坚持要有比较彻底的拥枪自由的。现在的美国，有些枪支是不允许私人拥有的。去年的信中，我曾经向你介绍过，拥有武器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也谈到过，在美国建立至今的两百年里，武器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在始终有人滥用自由的情况下，武器的滥用是总是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因此自由实际上是一直在让步的。

所以现在的美国，公民只有有限拥枪权。美国在本世纪初，就有黑手党武装犯罪的问题。全自动步枪发明以后，首先就是黑帮开始使用。因此，全自动步枪是最早被立法禁止的。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以遏制犯罪为理由，又通过了一个部分限制私人武器的立法，限制了包括半自动步枪在内的几种武器。这个法案通过得十分艰难，经过了几次的反复修改。

这个提案出来以后，可以说是引起了极端保守派的极大愤怒。认为这是政府有意剥夺人民的宪法权利。在这一点上，共和党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对于与禁枪有关的法案远比民主党谨慎。共和党的历届总统有不少都是美国最大的民间组织之一，长枪协会的会员。

为什么喜欢过传统平稳生活的保守派美国人对拥枪如此有兴趣呢？原因之一是因为枪从来就是美国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个人的宪法权利，基本上是美国人的共同特点。只是强调的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罢了。在自由派中要求全面禁枪的也几乎没有，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宪法权利。

但是必须提到的是，除了出于对抑制犯罪的考虑而要求禁枪之外，在自由派美国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显得对于武器没有兴趣。保守派承袭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战斗英雄”的概念。自由派的年轻人尊重这样的老一代英雄，但是，自从越战给他们带来的反思之后，和平主义悄悄地在年轻一代自由派中兴起。我前面提到过保守派美国人很流行国旗图案作为装饰，而在自由派美国年轻人中，最流行的装饰图案是一个代表和平的符号。

那么，自由派的美国人不爱国吗？我想，应该不能这样说。他们只是觉得保守派的爱国观念显得十分狭窄。他们觉得这样讨论“爱国”似乎显得没有意义。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就和他们的环境保护概念一样，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已经超越了仅仅是“爱国”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和平的概念，人道的概念，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概念，让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概念，让世界上各个民族保存他们原来的文化的概念，等等，等等。

这封信真是写得够长的了。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民众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几乎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可以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话题。他们对于音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艺术品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穿着，甚至他们的神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一见面，我们就能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过，在我们的好朋友中，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

尽管这里只介绍了一小部分，但是，我希望我已经介绍了他们主要的观点分歧。希望通过这样简单的介绍，你对美国的这两大派和基本对应的两大党，有一个基本的印象。

祝

好！

林达

15. 大选，阳光下的一滴水

卢兄：你好！

从美国上一次的中期选举到这次大选，经历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中最叹为观止的就是民意的变化了。几乎要使我回想起中国有关“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老话。

两年前，民众对于克林顿白宫的行事作风的不信任达到了最高点，而这种不信任主要还是质疑克林顿的白宫对于宪法的尊重。因为，正是在宪法的契约作用下，人民委托这样一些人，代为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如果一个总统表现出对于权力的轻率，就是对于双方契约的不尊重，这样，就必然导致契约的另一方质疑总统的履约诚意和能力。在美国总统可能遇到的信任危机中，这样的危机是最本质性的，也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在以前已经谈到过，在对美国人来讲最根本的出发点上，这两个政党都是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党都是承认宪法，并且表示愿意服从宪法的。所以尽管在具体问题上纲领不同，可是，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换一个政党执政，也许好一些，也许差一些，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

所以，如果大家普遍对现任总统产生不信任的话，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大家决定“换”。“换”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对我来讲，感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种判断和决定都是每一个个人自己作出来的。这样的“个人”，相对于政府和权威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美国，看上去大家都在那里辛苦地工作，憧憬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在普通美国人中间，政治绝不是什么热门话题。然而，就是这样的普通个人所形成的“民意”，成了一个份量最重的制约力量。

两年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和党顺利地乘虚而入。结果在中期选举中，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甚至多数州的州长位置都成了共和党的胜利成果。当时共和党觉得，克林顿这个“婴儿潮”总统真是果然不出所料，两年一过，已经险险乎要被送出什么“门”去，不管怎么样，已经大势已去矣。两年后的大选共和党一定可以稳操胜券了。

可是，曾几何时，在真的大选帷幕拉开以后，民意测验的指标越来越让共和党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看怎么觉得是出了什么岔子了。在不知不觉中，形势已经大转。美国的“民意”居然在又一个两年的观察之后，决定暂时“不换了”。

对于这样一个变化，什么样的评论都有，因为原因确实很多也很复杂。克林顿又是美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颇受争议的总统。所以，要探究一番的话，虽不容易可是也很有意思。你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但是我想，能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谈谈我们所看到的民意变化，也很有意思。本来嘛，别看美国大选风风光光的是那些候选人，可是实际上，大选真正的主角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

在克林顿这次寻求连任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运气的。在政府赤字有计划下降的同时，经济的增长非常稳定。这里所说的经济状况，并不仅仅是指的经济状况的实际好转，而是民众要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老百姓要确实相信一切开始有希望。如果民众的生活没希望，总统也同样“没希望”。

经济的好转和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所做的大量工作当然是分不开的。可是，我之所以提到运气，是因为这里还有布什总统的努力在内，布什当初能把一个往下走的经济调转头来往上推，并且送上一程，想来花的力气也不小。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这样的经济形势已经持续了几年，只是开头的时候并不那么明显罢了。当年，克林顿这样一个非常平民化的来自底层的“婴儿潮”总统候选人，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新形象。当初他的第一次当选，美国民众是冒了一些风险的。但是，既然在布什总统期间，人们对于经济的感觉不好，那么，“换一个试试”的念头自然就会冒出来。同时，人们也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前总统布什相对来讲，就不那么运气。

尽管经济因素是美国总统在寻求连任时的重要一环，但是，并不是绝对的。这次大选民意的转向，与共和党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及克林顿在近两年里的转变作风，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美国在竞选开始的时候，各党派先在各州举行“党团会议”。由“党团会议”投票决定，这个党推出谁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总统寻求连任的优势比较明显，因此在民主党内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对手出来向他挑战。所以民主党的在这一初选阶段是相当平静的。报纸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党“党团会议”和党内竞选的报道。但是，共和党对于推出怎样的候选人，却有过一番颇为激烈的竞争。这一方面大概和共和党在开始的时候，对于今年大选还是抱有很大期望有关。另一方面，共和党党内也并没有出现一个压倒一切的人物。

在这场竞争中，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有了宣扬他们观点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提到过，一般来讲，美国社会上的两大派的观点，反映到政党和竞选中，会温和得多。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有些不同。一是共和党受到中期选举的鼓舞，二是在某些方面，民众对一些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政策，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要求修正的倾向。例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长期以来宽松的移民政策，要求反思；对“平权法案”三十年来对少数族裔的照顾，要求考虑调整；对于福利制度是否过度，要求进行修正。

这些民间呼声不仅反映上来，而且一部分已经在新的立法中有所表现。这些都使得共和党内以及社会上的极端保守派都受到刺激，觉得他们所一向坚持的真理，终于被民众所理解了。

于是，在这样的刺激下，共和党的初选竞选人布肯南，以相当极端的保守派观点作为他的竞选纲领，风靡一时。他的许多“保守”得非常彻底的言论，使得美国社会上持保守观点的民众，感到耳目一新。

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和党的主流对于民意的判断，一直是比较谨慎的，因此作为政纲提出的论点也就不敢过激。这样，保守派的民众也就很久没有机会在听竞选者演说时，有这么“痛快”过。因为布肯南的一些言论，他们以前只可能在保守派电台的“谈论节目”中听到，现在居然公然出现在竞选演说中，尤其令一些极端保守派感到欢欣鼓舞。

布肯南提出许多极端的主张。他有十分出色的辩论才能，言论不仅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还具有挑衅意味和攻击性。二十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就是尼克松总统演讲稿的撰稿人。他反对堕胎，并且自称为一个基本教义派的信徒，这个教派主张相信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同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嗤之以鼻。布肯南在回答一个专栏作家的问题时说，“你可以相信你是猴子的后代。我可不相信，我认为你是神的创造物。”他因此而赢得右翼宗教团体的极大支持。他反对环境保护，表现出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和乡土排外情绪的“人民至上”的民粹主义。把极端保守派的“爱国主义”发挥到贸易保护主义和绝对的美国利益为上。反对自由贸易，宣称对日本商品都要课以百分之十的关税，等等。

布肯南多次攻击邻国墨西哥，并宣称他当政以后要在墨西哥边境动用军队和筑起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同时，他对合法移民的态度也非常苛严。他主张在五年内禁止合法移民和彻底取缔非法移民。甚至在他的讲话中，时时露出种族偏见的倾向。后来新闻界报道，在布肯南竞选总部的一名副主席，曾多次参加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和右翼民兵领袖的集会，结果这名副主席迅速辞职。

布肯南在共和党初选中，获得了极端保守派的热烈拥护。一开始，杜尔都似乎有败在布肯南手中的可能性。我的自由派朋友曾经对我说，要是让布肯南当美国总统的话，他可就要考虑离开美国了。最终，共和党初选的结果，还是比较温和的杜尔占了上风。但是，这场初选给美国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共和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曾经有人评论说，共和党初选阶段的激烈竞争和互相攻击，使得克林顿坐收渔利。但是，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通过共和党初选的无数场演说和辩论，共和党所坚持的理念，在现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观点，对美国人来讲就认识得比较全面了。当然布肯南的观点并不是主流共和党的观点。但是，人们可以找到他们在理论根源上息脉相通的地方。通过共和党和保守派的民众对于布肯南不算太低的支持率，人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类似移民浪潮过于凶猛这样的社会问题的触动下，保守派的观点是很容易被推向极端的。

我们曾经说过，美国人选总统实际上是在选一个理念。那么，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在向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在走呢？我想，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是封闭孤立的，更何况美国这样一个从来就开放的国家。因此，美国人的走向和世界潮流是分不开的。这样来看的话，也许更容易一些。

共和党的杜尔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是很能够代表共和党的理念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在来美国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这样曾经有过封闭历史的国家，一下子开放，才会产生对于变化太快的世界无所适从的感觉。印象中的美国，是一个多么眼花缭乱的地方。

记得我到美国的这一天，正是这里的“万圣节”，也有称为“鬼节”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节日，在这一天里，孩子们可以四出去要糖果，如果你不给的话，他们有权利给你制造一点淘气的小麻烦。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孩子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可以戴上面具，化妆成各种人物甚至可怕的魔鬼等等，可谓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总之，可以搏人一笑，也可以吓人一跳。前两年，记得我们这个城市里，“万圣节”晚上众多出来游荡的化妆人群中，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最佳构思，是一个女孩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怀了孕的修女”。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夜晚到达美国。可是，当我还没出机场大厅，就迎面遇上了几个“万圣节”的“孤魂野鬼”。问题在于，我看到他们之后，竟然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意外。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我不觉得他们“奇怪”，而是我想象中的美国人本来就都是十足“先锋前卫”，奇形怪状的。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平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正常。和老一辈的美国人聊起来，才知道他们小时候，要是不好好读书，一样要挨老师打手心，哪象现在的美国孩子，碰也碰不得。他们对于这个新世界新美国的困惑，比我还要深重得多。他们会痛苦地举杯邀我为“失去的美国”干杯，老泪纵横。

我终于发现，我们都大大上了美国传统歌舞剧的当，在那一排排高高踢起大腿的女孩子的滑稽表演中，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十足把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幽默统统解读成了“厚颜无耻”。实际上，尽管保守的内涵与我们不同，过去的美国也是属于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

美国的变化产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和中国文化革命的时代恰巧吻合。中国“革命”的各种信息跨千山越万水地传到美国，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美国“革命”的种种消息再反馈回去，听上去好象也已经和中国革命的模样差不多，好象他们正在努力向中国靠拢。这种阴差阳错等我以后有了机会，一定要好好和你聊聊，实在是很有趣。

不管怎么说，在美国那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当风暴席卷而去，雨过天晴，许许多多已经在原来的安静生活中习惯了的美国人，期待着能够恢复往日世界的平静。但是，他们发现，美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美国，世界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他们也面临着无可奈何亦无所适从的痛苦，这种痛苦至今未消。因此，才会有杜尔在竞选时的口号，“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在大量的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保守派民众来说，过去和现在之间是断裂的，中间有着一条被生生拉开的峡谷。

有许许多多观念似乎没有被延续，杜尔想宣传的理念，他想做的事情，正是架起一座桥梁，把那些遗留在“过去的彼岸”的一切，引回这个迷失了的“现实的此岸”。他们坚信他们自己不会有错，错了的肯定是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一再强调的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如果不是对“真理在自己一边”持有信心，是不敢这样教育这个世界的。

我发现我的许多自由派的美国朋友，也赞同保守派的许多具体观点。例如一些和过去的平静岁月紧紧相连的道德观念。例如，要维护家庭，反对吸毒，要增强责任感，等等。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确认只有一种价值观。在他们的价值观内，就宣称“对就是对的”，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就判定“错的就是错的”。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么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

对于价值观的唯一认定，一走极端就是排斥异端甚至迫害异端。这在过去和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都屡见不鲜。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一旦走向净化，就可能发生迫害异教。北美洲从一开始移民，就有过清教徒对于教友派的迫害。民族自豪感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走向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奴役。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对印地安人不公平和对黑人的奴役。政治理想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政治迫害，比如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教训。

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醒悟，并且逐渐从各种各样的狭窄走向宽容的历史。只是有的地区醒悟得早一些，有的地区醒悟得晚一些罢了。应该说，美国也不例外。只是，宽容是要支付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把价值评判交给每一个个人。它的限度是不得伤害他人。这样，人们有了无穷尽的价值选择，也开始有了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一个“纯净”而狭窄的社会，强加给某一个社会群体的痛苦的。

因此，这个世界仍然不完美，但是，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进步潮流。在美国，保守派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留恋以往的平静，也不在于他们宣传的种种道德价值观是否正确，而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美国这样从一开始就以“人生而平等”为自己基本出发点的国家，居然也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在走向真正平等的道路上曾经走过许多弯路。而这些弯路的根源正是某一些文化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之所以很容易走向极端，正是它的基础仍然是不平等，它是以忽视其他文化的价值观来实现的。

美国的保守派竭力把美国在历史进程上所发生的，使人感到羞耻的不平等现象视作偶发事件，而把这些事件和他们所追求的狭窄的单一价值观割离开来。他们承认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与他们所追求的道德高尚的社会无关。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哪怕追求的是再完美目标，只要是具有排他性的，就会轻易走向极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事与愿违的黑影就会在后面紧紧相随。

所以，在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中，总是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自由派的一切愤怒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自由派的“谈论节目”几乎没有什么义正词严的时刻，他们常常只是轻松地对保守派的愤怒开一些玩笑，甚至作一些自嘲。

这种区别，保守派一直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派理屈词穷的缘故，“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他们根本就讲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就是，在自由派看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们无意去指责别人的选择。所以，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一直在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进行。一方在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你的观点就是错的。而另一方却在说，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也可以相信我的观点，这并没有什么矛盾。这种出于观念性的不应战，却常常使得对方更为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及对方的怯弱。

而从更进一步来说，保守派的这种“坚持真理”的观念特征，有一种我们掌了权，就要带领迷途的羔羊回到正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在自由派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自由派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倾向于由个人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许有某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会通向痛苦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继续走下去，也许他会逐步转变，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走向毁灭，这的确是一种社会代价。但是，如果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号召甚至规定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将是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倒退行为。

我们以前就听说过，现在还时不时听说，有一些小教派，相信世界末日将来临，然后组织集体自杀。近来最有名的是“太阳神殿教”。看着好端端的年轻人走火入魔，有人叫起来，政府怎么不管管。美国政府此时确实很为难。不要说行政分支管这事儿无法可依，就是立法分支也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之下，“不得立法”干涉民众宗教自由或提倡某一宗教。联邦调查局只能说，民众私下的宗教活动，不管形式如何，只要不触犯法律，我们是不能管的。民众在得知这种自杀教派的消息而震惊之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将来还会有人走上这条路。政府不能管，民众也不想让政府管，或者说他们不敢让政府管，因为这事儿一管开头就难有边际，民众担心宗教自由没了保障。

这时我又不由地想到，美国两百年前的建国者之一，托玛斯·杰弗逊。他当过两任的美国总统，但是，在他亲手撰写的墓碑上，却对此一字未提。他在临死之前，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三件事，在他经历丰富的人生中是最有意义的，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够记住。因此，这三件事刻在了杰弗逊家族墓园中简朴的墓碑上：托玛斯·杰弗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奠基人。

“独立宣言”我们已经都很熟悉了，尽管美国的历史也走过种种弯路，但是，之所以它还是能够相对平稳地走到今天，没有发生大的偏离，和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非常朴实地表达的“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思想所指出的方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因为，正是这个法案第一次明确政教分离的原则，使得美国在西方国家成为政教分离的先驱。在当时，美国各州还是受到英国国教的影响，而从这个法案开始，政治和宗教彻底脱离。而政教分离的更进一步的意义，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彻底脱离。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公众事务，而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或者指导人民的意识形态。这个法案的文字风格，有着十分鲜明的“美国风格”，非常平实质朴，十足的“大白话”，使得普通平民都能够轻松理解。

这项法案是在1786年1月16日由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的。当年通过这个法案的议会会址，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但是，在停车场的两面巨大的墙上，整面墙壁做成广告，告诉人们这是着名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被州议会通过的地方，有一段法案的摘录和醒目的托玛·杰弗逊的名字。广告的色彩非常鲜明，使我在冬日下午的阳光下，在那里站了很久。

两百多年前的托玛斯·杰弗逊，似乎就已经彻底领悟了在两百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平等思想，以及必须由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人的价值取向的自由和平等。这个法案是这个世界向着宽容和多元迈进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一个迅速变化的多元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使得美国的保守派产生困惑和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毕竟有许多本原的东西是如金砂一般，在时代变化的水流冲刷下，会依然留在河床的底部。因此，人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冲击，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反思的功能，而不是在过去的时代抽象出一个“绝对的真理”，更不是荒谬地相信，迫使大家遵从这个“绝对真理”，“过去的美好”就能够在“现在”被复制。因此，保守派的积极意义应该是从他们的角度和人们一起进行反思。

其实，不仅是美国的保守派，所有的人，包括美国的自由派在内，都对于人类社会在技术刺激下的快速变化，都感到程度不同的担忧。自由派在美国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宽容局面形成以后，立即面临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发展的波澜中不被冲走，亦不随波逐流，就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对于人类发展，包括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在内进行全面反思，也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尽管，发展的冲击力太大，人们显得没有充裕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全停下脚步来思索。但是，陶醉在发展之中，单纯地为此叫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此，产生了人们对于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近利的一些思考。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区域文化保存等等，都属此列。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暴露了他们在基本出发点上的弱势，因此，他们还走不到这么远。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拖住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因此克林顿在竞选中，聪明地回答杜尔说，“我们不是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设桥梁，我们是要在今天和未来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正因为美国产生大变化的年代，距离现在还不很远。因此，在整个社会的人数比例中，还没有明显的哪一派一定占上风。因此，在选举中，形势不明确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已经逐渐产生这样的趋势，就是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间，在大学里，在新闻界，在知识界，在艺术和娱乐界等等，自由派的比例在迅速增高。

共和党最终推出的候选人杜尔已经七十二岁了，比克林顿整整大了一辈。相比当年里根总统竞选连任时的年龄，也已经大了好几岁。你也许会问到，两个候选人的年龄差异是否会对竞选有影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美国总统不是一个荣誉职位，而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事务性工作。年龄因素当然是有影响的。在竞选过程中，克林顿和他的副总统高尔经常有意凸现这种反差，在电视上，大家会在新闻里看到他们穿着牛仔布衬衫，爬高落下地为学校安装电脑，或是挥锹种树，等等。当然，这带有极大的宣传表现的意味。

但是，共和党最终推出的是一名七十二岁的老人，而五十七岁的布肯南却在极端保守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这样一种状况，确实值得共和党对各个方面作一番检讨和调整。否则四年以后，面对行事风格远比克林顿谨慎的高尔，共和党要夺回白宫，还是会感到很吃力。

所以，如果说，美国人选总统主要是选一个理念的话，我不觉得共和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胜算就是盼着克林顿自己出事了。这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克林顿行政分支的政策失误，二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克林顿被困扰已久的各个事件的进展对于民众的影响。当然，最好是在大选的当口上再有什么对克林顿不利的事件发生。

然而，我们已经谈到过，在中期选举以后，克林顿明显改变作风。在国内政策上，尽管面临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他依然能够审慎地与国会合作，在必要时作一些让步，也尽可能坚持他的一些原则，成功地和国会一起完成了一些重要的立法。白宫的幕僚有了一些变化和调整，克林顿夫人希莱利也成功地淡出了主舞台。

至于国会调查委员会和司法系统正在调查的，与克林顿有关的几个事件，直至今年大选并没有什么与克林顿直接有关的确切证据。而在这些事件中影响最大的“白水案”，国会参院已经结束调查，克林顿家乡小岩城的刑事审判也已经结束，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足以对克林顿起诉的证据。因此，民众的基本反应也就是继续等待一个调查结果。似乎并不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

但是，就在大选之前不久，克林顿的周围确实又发生了一些对他十分不利的事件。先是他的又一个顾问被迫辞职。这个叫做莫理斯的白宫顾问因招妓等性丑闻被迫离任。这样的个别事件总是有的，按理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那名与他有关的应召女郎向新闻界交出一份日记，里面有不少莫理斯向他谈到的白宫内幕，又有不少对于第一夫人希莱利的不利评论。同时，身为顾问的莫理斯，为克林顿写过不少讲稿，其中包括大谈“家庭价值”的演讲，此事一出，共和党当然不失时机地指责白宫虚伪。

此刻，克林顿才知道，他的这位心腹顾问早就以两百万美元的高价，向出版社签下了一份出书的合同，内容是莫理斯本人如何帮助克林顿重振他的政治地位。在这本书里，除了他对自己的作用作出正面肯定之外，对克林顿总统也有一定的负面评价。在丑闻导致他辞职以后，莫理斯干脆“恶名也卖钱”，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大谈“白宫内幕”。

对美国的民众一般来讲，对此人的基本态度是不屑一顾，这样，从他这里的出来的“内幕”也就很少有人当真了。但是在竞选的两个月前发生的这一切，确实使白宫颇为难堪。对于克林顿频频发生问题的那些“顾问”，相信也给了克林顿足够的教训。

在大选临近时，本来没有什么高潮的竞选，又出来了一个被称之为“门”的事件，即“政治捐款门”。这一事件在大选决出胜负的时候，才刚刚露出一小部分，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自水门案以来最大规模的竞选违法行为。谁也没有料到，一向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不显山露水的亚裔，竟然在1996年的美国大选中，爆了一个大冷门。

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但是这两百多年的令人目眩的发展速度，却是全方位的，远不止是在经济方面。不仅政府在迅速扩大，就连竞选经费也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在美国刚刚建立的那些年里，竞选总统的经费低得叫今天的美国人难以相信。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也就是花个几十美元买些啤酒之类，招待一下帮过忙的朋友。

据估计，这次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总统大选，用于候选人的经费要高达十二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提供的竞选经费是十分有限的，余下的就要各显神通，分头筹集了。于是，问题自然就出来了，既然美国总统和议员在竞选过程中居然有人解囊相助，那么，人们当然会问，我们的总统或者议员是不是被什么人收买了呢？

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联邦竞选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监督。针对这种水涨船高的迅速变化，“联邦竞选法”也几乎是几年就要修订一次。在水门案件中，有许多违法行为都是利用政治捐款的钱。所以，在此之后，美国厉行公款竞选，对私人捐款尤其控制严格。私人对每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以两千美元为限，对政党捐款，则以五千美元为限。

例如，1972年的“联邦选举法”规定，没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不得捐款。不得替他人捐款，也不得从第三捐款人手中接受助选捐款。非法捐款者，“联邦竞选委员会”有权将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而接受捐款者，委员会也有权罚款，其罚款金额可以高达违法捐款数的三百倍。

又如，在1986年的“修正国税法”中规定，以宗教为目的机构，不得参加和干涉任何政治竞选活动，以支持或反对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违者不仅会失去原来的免税资格，还将被追缴多年来的积累税金，巨额利息以及罚金。

在美国，违法募款和捐款，都属于联邦刑事犯罪。都是归联邦调查局管的。例如在今年，经过十七个月的刑事调查，有三名美国农业部的官员在法庭认罪。他们在工作场所劝募了十八笔政治捐款。并且许诺这些捐款人将给予职务上的特别照顾。这些捐款数额很小，在二十五美元到五百美元不等。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一起涉及联邦的专业公务员在政府的办公场所，为选举募款，并且把募款和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可见，在法律的严格控制下，敢于这样知法犯法的人还是很少的。

虽然金额很小，但是这样的刑事犯罪，最重可判一年徒刑以及十万美元的罚款。这条联邦法律的目的，是彻底实行美国的政府公职必须与政治分家的原则。正如上述案件中的联邦检察官所说的，“知道联邦雇员可以在免于政治压力之下工作，这对美国大众很重要。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公仆是在为人民而不是在为政党工作，这也很重要。”因此，只要是在联邦政府的建筑物内为政党募捐，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除了“联邦竞选委员会”之外，新闻界也是重要的监督力量。今年大选的“政治捐款门”，就是从美国的新闻界开始披露，逐步掀开重重帷幕，最终引发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会的大规模调查的。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在美国，凡是有关政治捐款的来龙去脉，只要一展开调查，一般总是能够查出眉目来。因为在政治捐款中是不可能出现现金往来的。

同时，还有一些社会监督团体在那里盯着。

那么，这次大选，到底在捐款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先是新闻界揭露，说是民主党接受的一些亚裔捐款，实际上是来自国外的某个商业集团。以此为线索，大选以后国会和司法部门都开始调查，问题越牵越复杂。

我们先回到“收买总统”的话题。一些社会监督团体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工作，以防美国总统被什么人“买走”。这个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向全民宣传公开捐款的状况。这些资料在美国是公众都可以查询的，可是，一般的人不会有兴趣去查。因此，这些社会监督团体，就会搜集整理分析这些捐款材料之后，再向民众进行宣传。这些材料里，除了捐款大户的名单，所捐金额之外，还会告诉民众哪些捐款大户在它所支持的政纲执政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撰文说，在美国有一个酿酒公司，在1992年想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他们公司酒瓶标贴上的一句“大量制造”的话，改成法语发音的“查尔马氏香槟制造法”，以完成从当年的“大众酒”，向高档酒迈进的过程。于是他们开始给共和党的杜尔捐款，并使得杜尔说服美国的烟酒火器管理局，作了一些对酿酒公司有利的妥协。最后获准该为“瓶装前再次发酵”。

又例如有一个名叫“社会廉政中心”的社会团体，就在今年这个大选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做“购买总统”的报告。警告民众“大亨们”正在用钱收买美国总统。书中有大量的捐款资料和分析。例如，排出了捐款给克林顿竞选的前五名“大金主”。名列第一的最大捐款者，是纽约投资银行的一个公司，该银行的高级职员们总共已经向克林顿捐了近十一万美元。排列第二名的是纽约州教师联盟，捐款为约十万二千美元。再排下去的三名，捐款额就都分别在五万美元左右。

看了这样的警告性的报告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实际上整个美国社会对于这一类的行为还是相当大的限制，整个社会民众手里的选票也是与大企业利益集团平衡的一个重要力量。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头一号“大金主”，相对整个竞选所需要的经费来说，他所捐的数额实际上占的比例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很难说，总统候选人当选之后，就一定能够给出多少利益进行回报。而在美国的竞选捐款透明度和新闻制度下，捐款的状况无法瞒人，而挂了号的“大金主”又始终是众矢之的。总统想回报也会很有顾忌，必须做到“师出有名”。否则，又如何向手里捏着选票的美国民众交代。就象杜尔为烟草公司讲好话，只要略有勉强，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在美国，由于共和党反对政府干预大企业的施政纲领，因而一向是大企业的主要捐款对象，相对来讲民主党要困难得多。当时选票是在平民手里，除了共和党的施政纲领同时也能够吸引普通民众，否则，民主党的克林顿照样上台，有钱的大企业也还是干瞪眼。

从德克萨斯州被推选出来的参议员格兰姆，长期来竞选顺利，能够留在参议员的位置上。从1979年以来，美国的全国长枪协会十七年来一共捐了四十四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以帮助他竞选。这些捐款都是公开的。在格兰姆担任参议员的这些年里，他发起，支持或是投票同意的枪支法案，有十八项之多。他反对枪支管理的态度也是公开的。

如果这一切就简单的理解为，格兰姆其人拿到这些捐款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替这个利益集团说话，这肯定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之所以格兰姆能够这样做，并且依然能够连连当选，在根子上还在于大多数的德克萨斯州的民众是支持放松枪支管理的。所以，这些民众根本不在乎这些政治捐款的来源。对于他们来说，这等于是长枪协会在替大家出钱，支持一个代表他们声音的人进入国会。相反，如果德克萨斯州的民众是坚决主张禁枪的，他们面对一个公开接受长枪协会捐款并且公开反对禁枪的议员，早就在选举中请他下台了。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联邦竞选委员会”和不断在进行修正的“联邦竞选法”，正是因为有了政治捐款的来源公开，新闻监督和类似“社会廉政中心”这样的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全民直选总统这样的制度，才使得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活动，在涉及金额如此之大的活动经费的时候，还能够基本维持正常状态，而没有触发普遍的民怨。

因此，虽然共和党候选人杜尔，在共和党接受烟草公司大量捐款之后，曾经十分勉强地为香烟辩护。但是，在遇到民众的普遍反感之后，终于在竞选后期，承认“抽烟也是有害的”。企图挽回民众的影响，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平衡力量和制约，如果一切都成为私下操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总统被什么利益集团悄悄“买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看到，如克林顿竞选时的捐款大户，他们的捐款金额与所需要的资金相比，还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政治捐款的来源必须是非常多的。这也就是这些党派会在全国范围广发征集捐款的信件的缘故。就连我这样与任何政治活动都没有关系的新移民，都会莫名其妙在信箱里找到一封征集捐款信。

于是，这些政党就出现了一些专职募款人。这些人完全可能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可是他们自有办法为政党和竞选活动募来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政治捐款。这些自己一毛不拔的募款人，可以因为他们的募款能力，换取一些连出钱捐款的人，都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克林顿的“政治捐款门”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出在几个华裔政治募款人那里。

亚裔在美国人数比例很低，也一向没有作大量社会捐款的习惯。但是，在今年克林顿竞选的时候，在民主党内却出现了几个亚裔的政治募款明星。为此，华人在这里的报纸还一度作了正面报道，非常欢欣鼓舞于亚裔开始“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也许正是这几个人的突出表现，似乎超出了亚裔一般的捐款习惯和水平，才引起了一些疑问，使得一些新闻记者进行深入调查，并且终于引发了一个“政治捐款门”的事件。

这样的大案件，调查程序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从已经暴露出来的部分看，确实有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事情一出来，在美国的亚裔几乎是一片声援的声音，又一次开始提起与种族偏见有关的话题。但是，随着新闻界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亚裔也很少再表示声援，因为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些人。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在美国政坛为亚裔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似乎他们最先争得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商业和政治的利益。更何况，他们的募款过程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确实大有可商榷之处。

例如，一名在克林顿故乡的中餐馆华裔老板，由于克林顿去吃过几次饭故而相识。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他就竭力利用这样一个关系。当克林顿无力支付“白水案”的法律诉讼费用而成立了一个“白水案法律辩护基金会”，向社会上的支持者募集捐款的时候，他分两次向这个基金会送了近六十四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钱被收下的话，它相当于这个基金会成立两年至今总共募得款项的三分之一。

但是按照规定，所有的捐款人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明确说明自己的身份，每年不得捐款超过一千美元。这样，这六十四万美元就必须至少来自六百四十个美国公民。但是，这位募款人送来的支票和汇票虽然出自不同的姓名，但是，开票的笔迹却是一个人的。结果被该基金会退回。

而另一位在这次大选中为民主党竞选募得五百多万美元的亚裔募款人，又和一些国外的商业公司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所募来的捐款，有很多说不出明确的来源，或者来源可疑。当正式展开调查之后，民主党募款委员会开始一批批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地退款。这些退回的款项大多数都来自那几名亚裔的“募款明星”。象这样十分明显地违法募款，一般来说募款人应该是非常顾忌的。

因为涉及数量如此之大的违法募款和捐款，在刑事判决中如果被确定有罪，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次涉及的几名亚裔，之所以会这样做，与他们的文化背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们对于总统的接近，使他们本能地在感觉上模糊了事情的严重性。然而在美国，总统和权威在法律面前都不能成为什么人的保护伞。我们已经从克林顿遇到的种种麻烦中看到，如果总统被法律找上门来，他连自己都护不住。

这个政治捐款风波，到底会到什么程度，直至今年选举日的这一天还很难说。因为这个事件出来得很晚，事情刚刚一露头，选举已经要开始了。所以对今年的大选，影响也不是很大。

这次大选，越是接近选举日，形势越是清楚。尽管在募款能力上，民主党远远逊于共和党，但是，在选民的支持上，情况却恰恰相反。在1996年的竞选中，共和党所募到的捐给政党的政治捐款超过民主党上亿美元。共和党拥有的捐款大户也要比民主党的多几乎一倍。可是，这并不能保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因此而进入白宫。美国大选的主角毕竟不是少数的有钱人，而是普通民众。

共和党竞选人杜尔到了最后，提出的口号都是非常讨好选民的。比如，大幅度的减税承诺，但是，民众依然无动于衷。自从经历了里根时代，美国人吸取了不少教训。他们对于政府冗员浪费极为反感，当然人人都希望减税。然而，他们也知道，突如其来的大幅度减税，可能就是政府赤字大幅上升的前兆。最终还是要大家承担后果。在美国，有一个小党，他们的党纲一直是根本不交税，但是支持者寥寥。

越到后期，杜尔越使人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一开始，双方基本上还是以正面竞选为主，尽量宣传自己的理念，而不是攻击对方。但是在后来，杜尔这一方负面竞选的比重越来越大。宣称要对克林顿“不客气”。可是，对于克林顿的攻击依然没有奏效。并不是美国民众相信克林顿，而是他们相信这个制度。既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定论，他们依然把克林顿交给这个制度去继续调查。因此，他们还是每个人根据两个政党的政纲所表现出来的理念，以及能够带给他们的利益去作正常的选择。

为了竞选，杜尔辞去了参议员的职位。他已经七十二岁，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离开原来的国会职务全力投入一场总统竞选，当然有过相当大的期望。在竞选的最后关头，杜尔似乎真的是乱了章法，他先是暗中要求除了两大党之外的第三党退出竞选，以便集中选票。结果遭到公开拒绝。然后，他开始指责新闻媒体，认为是“自由派”的新闻记者帮了“自由派”的克林顿的忙。他大声呼吁，“美国属于美国人民，不属于纽约时报”。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人民何以有可能选择毛病百出的克林顿，却背弃他而去。因此，他甚至开始指责美国人民是“盲目”地支持克林顿。苦口婆心地疾呼，要人民“醒醒吧，醒醒吧”。可是，民意依然自有民意的逻辑。在美国，这是最基本的认识，是人民在那里选公仆，你只能根据民意反省和调整你自己，使自己适合选民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在竞选的最后96个小时，杜尔整整四天四夜不休不眠地连续奔走于东西南北作最后的努力。最后，他过度疲劳，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只能由他的妻子代为演讲拉票。他最后对选民说的话是，“我也许不能再发出声音，但是我将信守我的诺言”。在私下他终于对自己的助手承认，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在公众面前，直至最后一秒钟，他依然保持一个必胜的乐观姿态。这个时候，我真是对72岁的杜尔充满同情。

共和党实际上也早就承认了在总统竞选中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开始把方向转向保住国会的多数席位。这个时候，对于民众的最有效劝告，就是提醒他们“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共和党开始在电视中打广告，呼吁民众千万不能在克林顿连任的时候，再让他有一个以民主党为多数的国会。同时，在民意测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表示，他们确实会在国会选举中考虑到这一点。

事实上，如我们以前已经提到过的，美国的政党是一种理念的集合，在组织上是极为松散的。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党纪处分，更没有什么人被开除党籍的，因为进来也没有任何手续。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受法律约束。所以，即使是一个政党的人，也只是相信一个基本理念，还是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在每个议员候选人在各个州竞选的时候，也完全不必与他们所属的党步调完全一致。

因此，在今年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共和党候选人也是根据各个州，以及各个选区的不同情况，宣扬不同的主张。在今年议员选举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共和党国会议员竞选人，宣称他们和杜尔以及人心尽失的众议院共和党议长金格里奇并不一样，甚至有人干脆宣称他们的主张如克林顿那样，比较稳健。

在大选的那天，克林顿回到自己的家乡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投票。他和家人留在那里等候选举结果。在那里，整个晚上一直在举行音乐晚会。虽然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是一片喜气洋洋了。而杜尔在家乡投完票之后，回到华盛顿。他知道，今天晚上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必须完成，就是在克林顿当选之后，向他表示祝贺。

大选终于揭晓了。没有什么意外。克林顿总统顺利地得以连任。在这一刻，杜尔表现得相当有风度。他说，“在选举中失败是会感到痛苦的，然而，我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继续打漂亮仗”。在向克林顿表示祝贺以后，他再一次宣布，“我在竞选时一再说过，总统是我的对手，不是我的敌人，我祝福他诸事顺利。”他还针对自己辞去参议员而一心投入选举的决策，自嘲地说，“在我走下台阶的时候，我就在想，明天将是我这辈子第一天无事可做。”顿时引起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就在这一阵笑声中，我觉得杜尔一下子放松了。不再是政治旋涡中那个咄咄逼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恢复了一个普通老人的轻松心情。这个时候起，杜尔变得可爱得多了。

这次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也如大家预料中一样，相当的低。尤其是选情如此明确，大家在大选之前已经觉得大局已定，多自己一票，少自己一票，都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那些打算选克林顿的选民，更是有这样无所谓的想法。我的朋友克里斯就是一个典型。在选举之前，我问他，你打算投谁的票呢？他说，如果克林顿有可能选不上，他一定会投克林顿的票。如果看上去克林顿一定选上的话，他会选择投一个小党候选人的票，以表示自己支持美国有多种“声音”。最终，那天在繁忙之中，他还是错过了投票的时间。所以，一度克林顿再三呼吁大家别忘了投票，他大概担心他的选民都这样想的话，他倒反而要选不上了。

不管怎么说，投票率低总是让美国人觉得脸上无光。我只看到一个刚从一个政局动乱的国家回到美国的人写文章说，他刚刚经历了那个国家的大选，由于政局动荡，人人超乎常态地关心政治，故而大选时投票率极高，可是整个社会非常紧张。回来再看到美国大选，尽管投票率低，他反而感叹美国人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今年大选，民众没有什么激奋的心情，没有觉得他们要奋力去改变什么。没有一定要把什么人拉下马，也没有一定要把什么人推上台。甚至连四年前经济黯淡的刺激都没有。

在总统大选结果出来的同时，国会的选举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共和党仍占微弱多数。正好在这个选举年步入五十岁的克林顿总统，与他四年前获胜时那种兴高采烈的表现截然不同。通过四年的总统经历，相信他对于这个职位，对于权力的含义，对于宪法，对于他所领导的行政分支和政府其它两个分支之间的关系，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克林顿沉稳地对大家说，在面对一个仍然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国会，他深知自己仍然面临艰难前景。他说，美国人民再次选出这样一个两党差距微小的国会，是向我们发出一个信息，要我们共同合作，面对挑战。

克林顿总统对着数以千计支持他的民众，请他们一起向他的竞选对手杜尔致敬，并要大家一起为这位“毕生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前参院领袖鼓掌。克林顿告诉大家，他已经在当天晚上和杜尔通过电话，在电话里，他感谢杜尔对美国的热爱，并且对杜尔勇敢奋战到底的竞选精神表示赞叹。“我对我们为促进美国目标的共同努力，向他道谢。”克林顿对着支持他的民众说，“我祝福他，也希望上天保佑他。”

大选之后竞选对手的互相致贺和致意，在这儿是一种起码的礼貌行为。但是，很少会有人怀疑杜尔和克林顿他们这种表达的诚意。首先，这是公开的公平的竞争，双方都遵从一定的游戏规则，并没有什么宫闱阴谋。不论是出发点还是目标，他们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从来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克林顿总统就任的那个星期，他邀请杜尔的一家来到白宫。向他的竞选对手杜尔，颁发了象征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奖章，表彰他多年来为美国公众的服务。行政分支的内阁官员和参议员都参加了这个仪式。杜尔走上讲台，擦去一滴泪水，声音激动沙哑地开始有意地念起了“总统就职誓词”，念了半句，他马上说，对不起，我念错了演讲词。克林顿和在座所有的人，都爆发出一片笑声。杜尔又说，“我有一个梦，就是在这个历史性的一个星期里，得到总统给我的一样东西，可是，我原来以为，那会是一把白宫的前门钥匙”。这番话引起了又一场哄堂大笑。杜尔不愧是以说话机智幽默出名的老牌政治家，他在开过玩笑之后，庄重地感谢总统，呼吁美国人以信念，勇气和品格，面对时代的挑战，并且呼吁总统和国会的团结。

克林顿第二任的就职典礼在首都华盛顿举行时，完全是一派欢庆景象。许多人从遥远的外地赶来，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体会一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感觉。他们并不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有许多人宣称自己是共和党的，但是他们照样兴高采烈，因为选出来的总统是大家的。在美国，基本上是有党派无“党派性”的。因为除了极

Chapter_15

少数的极端分子，大量的民众都没有什么“派性”之类的概念。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在竞选阶段，在投票时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现在，依照宪法程序，美国已经作出了选择，大家于是放下一切，欢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选择。

这和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对于宪法的绝对尊重也有很大关系。只要是依照宪法选出来的总统，一般人不会在结果出来之后表示异议。即使事后证明大家是看错人了，选出的总统显得平庸无能，美国人依然会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因为他具有符合宪法的合法地位。人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下一次选举，以选票表示大家对他的否定。

就其个人风格来说，克林顿确实还是有很多美国人喜欢他的。他已经有足够的总统风度，同时又有十分自然流露的平民作风。在美国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在多数场合他都不必刻意故作姿态，尽可以保持自己的本色。比起杜尔，他的风格使他与民众的亲和力更强一些。记得他访问俄国的时候，逛商店时买了一个长面包，顺手就夹在了腋下，使得俄国店员大吃一惊。有时候大家会说，克林顿还是“蛮可爱的”。

在总统就职庆典的电视转播中，播音员还是提到了，克林顿总统在他的第二任期，依然还面临着许多困扰，他的诸多正在调查中的案件还没有结束，包括刚刚冒出来的“政治捐款门”和已经纠缠很久的性骚扰案等等。在美国，电视播音员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没有什么哪一天只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的概念。当克林顿出现在摄影机前，播音员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在民众兴致盎然，大家都举着一面小国旗的庆祝游行中，也有一名男子举着一面“弹劾克林顿”的牌子，表达他的个人意见。除了新闻记者，几乎没有人对此引起注意。因为在美国，这实在太正常了。大概没有哪一个场合是没有人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

在游行中，只有几个年青人受到了警察的干涉。他们是“善待动物”组织的一些成员，想借此热闹场合，不失时机地宣传他们反对用动物毛皮制作服装的观点。平时，哪里找得到那么多人来看他们宣传啊。他们高举着“宁可裸体也不穿皮草”，“美国无皮草”等宣传牌。警察对他们的干涉，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宣传与今天的游行内容不切题，而是因为他们的确在那里实践他们“宁可裸体也不穿皮草”的口号。为了引人注目，大冷的冬天，他们不论男女，都只穿了一条裤衩。

在全美国人民面前，克林顿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带领下，作就职宣誓。总统的宣誓内容是由美国宪法所规定的，誓言非常简单，事实上只有一句话，“我郑重宣誓我一定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努力，维持，保护和扞卫合众国宪法。”这也是美国人民对于他们选出来的总统的唯一要求，忠于职守，维护与人民的契约。宣誓之后，首席法官给了克林顿一句祝福，就像对任何一个刚刚找到新工作的朋友，在这里大家都会说的一句祝福：“好运气！”

事后，所有的人都认为，首席大法官的这句祝词是“恰到好处”。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他确实需要“好运气”。他还面临着一系列未完成的对白宫和对他本人的调查。经过两百年来仅有一例的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之后，不仅是整个机制变得更完善了，美国民众也处变不惊，成熟多了。对待总统和白宫已经出现和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显得十分沉得住气。在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之前，他们正常地选举，正常地让整个系统继续运作。

他们选出了克林顿，但是这就说明他们完全信赖克林顿吗？我想，他们相信的是这个制度。相信这个制度“平衡和制约”的机制，会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持正常，会监督总统按照他对人民的许诺正常工作。他们并没有放松警惕。

拖了很久的“白水案”依然在调查之中。在克林顿任职后不久，调查“白水门”的独立检察官曾一度宣布他将在1997年的八月辞职移交，然后去一个大学教书。顿时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应。一个星期之后，在舆论压力之下，他随即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决定留任，直到此一调查和任何起诉行动都已经“实质上完成”。他说，“我的承诺是对美国民众作出的，我要追查真相。”“为了使民众继续对本案持有信心，对于我的特别检察官的工作，设下任何中止期限的举动，都是不恰当的。”

克林顿刚刚选上，今年最高法院一开庭，立即就按原定计划对克林顿的性骚扰案，开始听证。总统能否在任期内免于民事诉讼，在不久就会有一个结论。最高法院会怎么判，谁也没数。

对于大选前刚刚出来的“政治捐款门”，新一届国会一开始工作，调查该案就成为

最热门国会议题，参院已经以九十票对零票，通过拨款435万美元，对“政治捐款”问题进行调查。呼吁就此案指派独立检察官的呼声此起彼伏。

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的前景，谁也不能预料。因为这些事件调查的发展，谁也无法预料。也许，我们只能象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那样，对克林顿说一句，“好运气！”

祝

好！

林达

16. 辛普森案续集

卢兄：你好！

克林顿总统宣誓就职之后，接下来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大活动，就是一年一度的总统赴国会作国情咨文报告了。之所以每年的总统报告会引起人们的兴趣，除了克林顿总统将向国会，也是向全国发表他的施政目标之外，这也是少有的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聚集在一起的时刻。

在整个报告期间，总统后面始终坐着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长，由于今年的国会还是由共和党占多数，所以，众议院的议长是共和党的金格里奇，而参院的议长我们以前介绍过，是由副总统兼任的，所以今年的参院议长是民主党的副总统高尔。

下面醒目地坐着九名穿着黑色法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其余的，就是黑压压一片国会议员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是分开坐的。在克林顿发表他的一个个施政目标和阐述他的观点时，下面时时响起掌声。有时候，议员们表示非常赞同，就会站起来鼓掌。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表示礼貌的掌声，这只是议员们表示态度的一种方式。

首先是，大法官们几乎是从来不起身鼓掌的，他们也几乎没有表情。他们似乎完全是带着审视的态度，对待总统的演说。而议员们只有在赞同总统观点的时候才鼓掌。这样，就经常出现一半人起身鼓掌，而另一半人完全无动于衷的情况。克林顿总统的有些观点是只有民主党才主张的，这时，由于两党的议席是分开的，因此，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民主党的那些议席上的人和总统身后的副总统高尔，都起身鼓掌。但是，共和党的议席上静静地坐着不动，总统身后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也纹丝不动。这时，电视机前的民众，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所选的那个议员对于总统谈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什么态度。因此，与其说他们在向总统表示支持或者反对，还不如说，他们也在向民众表示他们的态度。

每年的总统国情咨文报告都是各大电视台紧盯着国会大厦转播，其余节目统统让路的时刻。但是，今年却出了意外的情况，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新闻几乎也在同时发生。这使得所有的电视台都紧张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原来，恰恰在总统即将开始报告的时候，远在西海岸的洛杉矶附近，一个叫做圣莫尼卡的小小地方法院里，经过十四个半小时的核议，陪审团宣布，他们对于着名的辛普森民事诉讼案，已经作出了结论。

当时，正是美国西岸时间下午四点。一般情况下，法庭在五点也就下班了。所以，法官也完全可以决定到第二天再开庭宣布结果。可是，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这个案子的关注，法官决定当天就开庭宣布结果。

在美国，陪审团核议的时间长短是没有限制的。一个复杂的案件，陪审团会重新审听一些法庭录音，重新审查证据，核议花个十天半月是正常的，而且他们是自己关在房间里核议，法庭的审判大厅是空荡荡的。所以一般来说，这段时间里原告被告都不到法庭，而是留在家里等候消息了。这时，法庭发出通知之后，就必须等候有关各方到庭。什么时候能够到齐也不清楚，消息一宣布，只见法庭外的人群越挤越多。各大电视台的设备林立，都处于“备战”状态。

由于美国东西两岸三小时的时差，正好使得华盛顿的总统国情咨文与之冲突。圣莫尼卡地方法院的等候是没有一个确切时间的，宣判随时都可能开始。对于电视台来说，这样两个尽管性质不同，但是新闻重要性几乎相同的事情可能将同时发生，真是无所适从。最后，由于国会大厦的总统国情咨文先开始了。因此大多数电视台还是把主镜头对准国会，但是，不停地在画面上打出字幕，通告西海岸的辛普森案大致还有多久可以开庭宣判。有的电视台则干脆采取分割画面的办法，画面上一半是总统在作报告，另一半则是圣莫尼卡法庭外人们等待开庭的情景。好在这番等候整整等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开庭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恰好结束了他的报告。否则，相信会有很多人会离开国会大厦的报导而把频道转向辛普森民事案的。

记得去年，我曾经详细向你介绍了辛普森刑事案的整个审理过程，我想，你一定也会有兴趣知道一些有关该案民事审判的情况吧。

从辛普森的刑事判决出来，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尽管最后的宣判仍然吸引着民众的注意力，但是民众的关心程度，与当初被称为“世纪大审判”的刑事判决相比，显然是热情低得多了。当然，时间拖得太长，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允许电视录象，这些都是原因，但是，刑事与民事审判的本质不同，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两次负责审理辛普森案的法官，恰巧都是日裔。刑事审判中，是你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伊藤法官，他是以公正严谨而着名的。他当时在审理过程中允许电视摄影机全程陪同，表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自信心。这等于把自己的法律专业水平，素质和公正性都摊在全国人民和无数法律同行面前，没有两下子根本不敢如此自信。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事后也有人对这样的全程转播提出异议。觉得这个案件被这样的转播“炒”得太热了。

这次主持民事审判的藤崎法官，则禁止一切摄影机照相机录音机入场，也表现了他的谨慎。只是，他一谨慎，大家的好戏就看不成了。每天听着参加旁听的记者，站在法庭门外的“二手报导”，总觉得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尤其是，上次的刑事案审了一年，辛普森也没坐上证人席接受盘问，这次好不容易把他逼上了证人席，精彩细节又都看不到了。

顺便说一下，辛普森案这样公认的重要大案，居然会两次都碰上日裔法官。你也由此可以看到，一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少数族裔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二是日裔美国人通过他们多年的努力，在这里的社会地位上升得相当快。

由于这次电视转播不得进入法庭，在最后宣判的关键时刻，电视台为了使观众能够同步得到消息，想了不少绝招。他们派记者坐在法庭邻近窗口的地方，与外面报导的记者约好暗号，然后把暗号写在牌子上。不同的暗号表示法庭正在进行的不同程序和判决的不同结果。

一开庭，里面的牌子就一次次地被举上窗口。当然，窗子是关着的。站在警戒线以外的报导记者频频回头，看一眼报一报。法庭外面挤满的人群，对这种以英语字母表达的暗号，也多少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每当牌子举上窗子，法庭外面众多等候消息的民众，就发出一阵惊呼。我们这样守在电视机旁的观众，也几乎在法庭宣布的同时，就立即得知了结果。这一结果你也已经知道，辛普森被判对两名受害者的死负有责任，并因此必须付给受害人家属巨额赔款。

宣判之后的第二天，就有华人报纸以“辛案民事官司宣判，推翻刑事无罪判决”这样的标题，来报导这场民事审判结果的。这肯定使得读者对于美国的司法制度感到非常困惑。也许，你也会提出同样的疑问，既然是同一个案子同一个嫌疑犯给判了两次，两次的结果又截然相反，那么，那到底怎么个算法呢？其中究竟哪一个判决算数呢？一个法制国家的司法制度怎么可以允许在制度上发生这样的矛盾呢？

实际上，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在美国的司法制度的设计中，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两种诉讼本来就是两回事，结果也就当然可以不同，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判决推翻另一个判决”的问题。这两个看上去矛盾的判决，完全可以不仅“合法”而且也“合理”地一起并存。

首先，必须回到这两个诉讼不同的出发点上。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审判中，它们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它们的当事人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它所寻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正义”。这样的审判和对受害者金钱赔偿之类的诉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即使在刑事审判中包括了没收财产和罚款这样的判决，与钱财有关的这一部分也是充公上交的。刑事审判寻求的是“正义”，寻找的是“罪犯”，它的起诉性质是“公诉”，定罪的结果，是剥夺被判有罪者的自由乃至生命。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案中，提出起诉的一方，并不是受害者的家属，而是在线索上归属于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的各级检察官。案件的名称通常是起诉地点的地名对被起诉者的名字，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对辛普森”，“美利坚合众国对某某”。

事实上，上面的这个案件名称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名称应该是“某某地的人民对某某人”，如“加利福尼亚人民对辛普森”。因为对于刑事诉讼，原则上来讲是一个地区的人民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发生的罪行，对嫌疑者提起“公诉”，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寻找罪犯，寻求正义。

那么，这个时候被害者的家属在这场刑事诉讼中，又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他们仅仅是证人。而且，证人的地位完全是被动的。并不是你想要上去控诉表态就可以上去的。你和其他证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只有当一方的律师，通常是检方，要求你上去作证你才可以上去，上去了就是回答律师的问题，答完了就下来。律师不叫你作证，那就没你的事，你只能坐在旁听席上，静候发展。

虽然美国的刑事诉讼是一场“公诉”，但是，作为原告的“人民”在这里是一个集合体的抽象概念。落实到具体操作，司法调查和诉讼就和其它的公众事务一样，美国人民是通过宪法这样的契约，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来操作的。也就是委托被称之为“公仆”的政府工作人员来代劳。这里面既包括警察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的调查，取证，也包括政府行政分支司法部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庭辩论。

在这样的刑事案件里，不论被告是否被判有罪，受害者的家属是不用出一点诉讼费用的。整个这套班子动用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动用纳税人的税金进行全部操作。所以，人的资源是丰富的，经费通常也是充足的。因此，经过这样一个转换之后，名为“某某地人民对某某人”的案子，实际上就变成了“某某地人民的政府对某某人”的诉讼。问题也就随之而出来了。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完成这样的切换，但是，我们在以前也提到过，当政府已经建立，权力已经集中，它相对于人民的异化很可能在同时就开始了。因此，当诉讼的公诉一方在操作中被切换以后，诉讼的性质也可能被偷换了。

正是因为有诉讼性质被偷换的可能，因此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有理由这样担心，一场代表着人民正义的公诉，是否有可能被偷换为政府利用司法对平民进行的迫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作为个体的平民被告方在政府强势的对比下，又是明显地没有招架能力。

你想想，如果政府官员们讨厌哪一个惹麻烦的平民，想把他送进监狱甚至了结了他的性命的话，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从搜罗证据提出证据，从审理判定到送进监狱，统统都是政府的人。更何况，刑事审判的诉求是刑事惩罚，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普通平民的自由乃至生命。这使得以个人的生命自由幸福作为最根本目标的美国人，觉得无论如何必须设法防止这种偷换。

因此，不仅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中，加强了保护平民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同时在刑事诉讼的设计中，也有一整套保护被告公民权利的措施。它的做法依然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原则，就是政府的力量必须受到“平衡和制约”。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的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美国的民事诉讼寻求的唯一目标就是对于受害者或者其家属的“经济赔偿”，它和“寻求正义”的目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在民事审判中，也有人是希望通过审判结果，给自己“讨个公道”，“有个说法”的。例如，一些根本谈不上有损害的事件，也会有人因为“咽不下这口气”而进行民事告诉。这时，就会发生象征性的“一美元赔偿”的判决。使得大家对一场民事争执，也给出一个“说法”来。但是，你也看到了，美国民事诉讼的一切结果，就是归结到金钱上面。

因此，民事审判的性质与刑事审判完全不同，它的判决结果民事诉讼寻求的是“金钱赔偿”。它寻找的不是“罪犯”，而是金钱赔偿的“责任承担者”。它的诉讼性质是“私人起诉”，判决的结果是“赔不赔钱”和“赔多少钱”。与涉案者的自由生命统统无关，它所寻求的仅仅是经济赔偿，说到底这场诉讼在法理上就是只和钱有关。

民事案件的名称一般都是“某某人对某某人”，也就是说，这里的原告方一般都是个人，或者是一个法人。而被告方通常也是个人，法人。有的时候，被告甚至是政府机构。

象辛普森的这场民事诉讼，原告方与政府已经毫无关系，司法部的检察官也不再出现。现在的案子的名称已经是“两名死者的家属对辛普森”。原告方必须自己承担风险，万一败诉，他们必须自己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政府不再动用税金为原告支付任何费用。

正因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诉讼，因此，它们是可以互不相干地进行审理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有个时效问题。原告必须在事件发生后一年之内就提出诉讼，否则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法院不再受理。因此，在辛普森的刑事审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在案件发生将近一年的时候，本案两名被害者的家属，就已经分别作出决定，提出了民事诉讼。

正因为两种诉讼寻求的目标不同，因此，不论辛普森在走在前面的刑事诉讼中是否被判有罪，民事诉讼都会照常进行。我们假设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是被判有罪并且入狱了，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事诉讼就可以“免了”，辛普森到时候照样必须从牢里给解出来参加民事诉讼。因为，尽管正义被伸张了，罪犯已经找到并且被惩罚了，但是，民事诉讼是另一码子事，那是家属在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这一个不同的“诉求”在刑事诉讼中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大量刑事案的受害者或者家属之所以没有提出民事赔偿诉讼，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大部分的刑事案的施害人是穷人，根本没钱可赔。

所以，辛普森案民事诉讼的发生，在法理上并不是说明，该案中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寻求到正义，因此，必须在民事诉讼中再来一次，再作一次伸张正义的努力，希望这次能够证明辛普森“的确是个罪犯”。而应该说，上一次刑事诉讼是政府给大家找罪犯，这一次是被害者家属在给自己找赔钱的责任承担者。

从法理上，二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完全可以各找各的。两个不同的原告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寻求不同的目标，完全可能一个达到了目标，而另一个却没有达到目标。那么，你一定要问了，不管怎么说，是毕竟同一个案子同一个被告呀，就算是“合法”，可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怎么可以“合理”共存呢？“经济赔偿”的“责任者”找到了，不就是等于刑事案中的“凶手”也找到了吗？别急，听我再往下说。

在这样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诉讼中，美国人处理它们的方式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整个过程都有非常大的区别。从一开始，在起诉之前，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重罪刑事案就必须通过大陪审团的审前听证，以防止检察官对于平民的无理起诉。因为没有大陪审团的批准，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就根本无法对一个平民提出起诉。

所以，辛普森案的刑事诉讼是经过大陪审团审查的。记得我在去年的信中告诉过你，就在过这一关的时候检察官就差一点没能过去。因为检方提交的证据，是警察在申请搜捕状之前从辛普森家取得的。要不是最后检方以紧急状况为理由得到法官同意，按照美国法律，这些证据就不能呈堂，等于作废了。证据作废当然也就很难起诉了?

但是，这一道专为刑事诉讼所设计的监督关卡，在民事案件中是不存在的。辛普森的民事诉讼中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陪审团。法庭直接就决定受理原告的起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两种诉讼的原告是截然不同的缘故。美国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检方是实力强大的政府，而辩方是势单力薄的平民。诉讼双方从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必须再增加大陪审团这样一个中间的监督力量，以增加平民受到公平审判的几率。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都是平民，双方的较量是平等的，如果给被告以过多的支持，就等于是侵犯了也是平民的原告一方的公民权利，反而显得不公平了，反之亦然。

在这场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律师团是完全不同的一班人马。也许你会问，既然在上一次的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梦幻律师团”一举获胜，而且他们已经完全熟悉案情和证据，那么为什么辛普森不让他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去冒更大的风险重聘律师呢？

这是因为随着两种诉讼性质的不同，它们的辩护方法和策略也不同，在美国的法律界，这是两门不同的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两拨子人在那里操作，这就是刑事律师与民事律师两套人马。一般来说，他们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不互串角色的。形成这个隔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两种诉讼对于证据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在辛普森的刑事诉讼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刑事证据法则”要求检方必须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是杀了人。要求检方的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证人必须是诚实可靠的。按照法律的术语，检方必须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而且，证明被告有罪的负担和责任，是在检方一边。在检方提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之前，被告就是无罪的。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告的要求是怎样的呢？被告的律师不必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没有杀人。因为法律规定，“证明的负担”不在被告一方。他们只需要对检方的杀人证据尽量提出合理的疑问。如果被告律师能够证明检方的证据确实是“有疑问的”，大功就基本告成了。正如辛普森的刑事辩护律师考克伦所说，我们什么也不用证明。

在陪审团核议刑事案的时候，要求的就是百分之一百的陪审团员必须百分之一百地坚信，检方提出的辛普森杀人的证据证词都是没有疑问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疑问，按照刑事诉讼对陪审团的要求，他们的结果就必须是判定被告“罪名不能成立”。

民事赔偿的判决标准就完全不同了。民事案件要求的仅仅是“证据的衡量”，就是原告被告双方都提出证据，原告提出被告杀人的证据，被告则提出没有杀人的证据。然后，就是由陪审团去衡量。不仅衡量的标准是完全平等的，同时也不要求陪审团所有的人都要有一致看法。只要衡量下来，陪审团中的大多数人（在辛普森案中，要求十二个陪审员中的九人）认为其中一方证据的可信度达到百分之五十一，而另一方证据的可信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那么，前者就赢了。

对证据的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要求，当然也就给辩护律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们因此会采取根本不同的策略，去应付原告律师不同的进攻方法。所以，辛普森民事诉讼的战幕一拉开，其形势和刑事诉讼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坦白地说，辛普森民事诉讼案中的原告律师，与一年前刑事诉讼中的女检察官克拉克和黑人检察官达顿相比，可是好办多了。他们的策略，就是除了刑事诉讼中已经提出过的直接证据以外，还向陪审团提出大量的对辛普森不利的疑问。在“辛普森杀人”的论据上，尽量增大比重。

在原告律师的策略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当初刑事审判中的检察官根本用不上的。这就牵涉到这两种诉讼规定中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还规定，在刑事案件中，被告有权不回答对自己不利的诘问。因此，就象我刚才所提到的，在刑事审判中，自始至终辛普森本人没有上过证人席。在刑事诉讼中，选择出庭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是被告的公民权利。完全根据他对“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的判断，来作出决定。他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而选择出庭作证。也完全可以因为感觉自己对付不了盘问，怕会给陪审团留下不良印象而选择不出庭作证。

在辛普森的刑事诉讼中，根据宪法修正案的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据。因此，法庭上的一切都不可以瞒着辛普森进行。即使有的时候，争执一些陪审团还不能接触的材料，把陪审团都暂时请出了法庭，辛普森照样有权坐在那里。在法庭安排陪审团查看杀人现场时，辛普森也有权一同前往。只是在查看非常血腥的场地时，陪审团提出，希望这个时候辛普森不在他们身边，否则他们实在感觉不舒服。只有这一次，在预先征得辛普森本人同意之后，他留在车子里，没有下车。

在刑事诉讼中，辛普森自始自终拥有面对自己的证据的权力。法庭上双方争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辛普森始终衣衫笔挺坐在椅子上。他的梦幻律师团决定让他“放弃”作证的权利，结果他从没有象其他证人那样，当着陪审团的面，直接受到过检察官的严厉诘问，长达九个月的庭审过程中，居然就是没有一个人有权询问辛普森本人有关案情的任何问题。

然而，在民事案件中，被告没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只要原告律师提出要求，他就必须走上证人席。他可以按规定拒绝回答非常有限的一些问题，例如，涉及他和律师之间交谈内容的问题是触犯律师与客户隐私权的，他可以不回答。又如，和他私人财产有关的问题，他也可以不回答。但是，其它问题他都必须当庭回答。

因此，对于辛普森来说，这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和前妻妮可显然有过长期的感情不合的历史，最终还导致了他们的离异。不论是离异前还是离异后，根据人们在刑事审判中所得出的印象，一般都认为，在他们两人的相处中，发生过多次暴力冲突。在刑事审判中，在检察官强调辛普森的暴力倾向时，辛普森的律师也曾经非正面回答地提到过，辛普森并不是一个完人，他们所要证明的，并不是辛普森没有打过妻子，而是他没有杀人。作为律师，这样的回答还是相当聪明的，因为家里打架和杀人毕竟有本质的区别。由于辛普森当时并没有作证，因此，检察官对于这个情节的追究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在民事审判中就大不相同了。辛普森被迫出庭作证。原告律师可以在辛普森对于妮可的暴力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可以追问细节，可以试图激怒辛普森，逼他发急。如果辛普森承认了曾经打过妮可，那么，原告律师就可以把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尽量推到危险的边缘。尽量使得陪审团相信，辛普森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危险分子，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从对妮可使用暴力到杀害妮可之间，只有一步之遥，等等。

如果他否认自己打过妮可，否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那么，他又站在一个撒谎者的悬崖边，一失足同样后果难以想象。我们提到过，在法庭上作证之前，是必须宣誓说真话的。凡是说假话，就要冒被控以伪证罪的风险。当然，还是有人冒险在法庭上撒谎。可是，哪怕人们并不能真的证明这是一个谎言，只要给陪审团留下一个撒谎的印象，仍然是一个证人最失败最糟糕的状态。

在走上证人席之前，辛普森又无法知道原告证人究竟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辛普森在应对的策略上，的确处于两难境地。于是，不知道是他的律师出的主意，还是他自己的决定，反正，他走出了错误的一步，他决定否认一切。

而这一次原告律师用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先逼着辛普森对一些问题作出否定回答，留下一个撒谎者的形象，再在这个基础上，把提问逐渐过度到杀人的细节上，迫使辛普森一遍遍地重复否定这些细节。使得陪审团有这样的感觉：辛普森对前面问题的明摆着的证据的否定都是在撒谎，那么，辛普森对于后面否定杀人的一系列回答，也可能是在撒谎。所以，辛普森否定一切不利证词的选择，正是在民事审判中一步步走进了原告律师的预定圈套。

他从一开始作证就否认一切。面对妮可生前留下的鼻青眼肿照片，他宣称他从来没有碰过妮可一下。他说妮可是个强壮的女人，妮可在冲突中打过他，可是，他从没有还过手。

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在现场留下的可疑脚印，是一种相当名贵的名牌鞋。当然，鞋子是工厂制造的，并不是只造一双，但是这种鞋实在太贵，穿的人是不多的。不过即使辛普森有这样一双鞋，也不能一定说就是现场发现脚印的这一双。但是，辛普森坚决否认自己有过同样类型的鞋子。

原告律师出示了作为证据的辛普森穿着同样的鞋子的照片，照片被放得如此之大，以致于从他抬起的脚步上，都可以认出鞋底的花纹恰与杀人现场的鞋印类似。于是辛普森坚持说照片是原告一方伪造的。

结果，原告律师又请来了摄影专家。摄影专家对陪审团说，尽管照片是可以伪造，可是，他实在不认为有任何理由说这张照片就是伪造的。更何况，辛普森是个名人，他长期来一直是摄影师的目标。他宣称原告方“伪造照片”的话一放出去，原告方立即从美国各地不同的摄影师那里，得到了31张不同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上，辛普森都穿着同样的这一种鞋。原告律师当场强调，如果他没有作案，他根本没有必要否认自己有这样一双鞋。

于是，在辛普森否认一些看上去明显的事实，给陪审团造成一个撒谎的印象以后，原告律师话题一转，开始问一些与谋杀有关的话题。例如，你那天晚上去过妮可的住处吗？你刺杀了高德曼吗？你是否用刀差一点割下了妮可的头？等等。辛普森对一系列陪审团相信是事实的问题，刚刚硬着头皮说了一连串的“不”，现在，又马上对这些性命悠关的提问，也说出一串“不”来，你说能让陪审团怎么想？

总之，辛普森在民事审判中被迫作证的结果，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有一个陪审员事后甚至说，“他应该在上台前，把他的故事先顺一顺。”另一位陪审员则在事后表示，有一些很明显的事情，辛普森却说不是这样。其结果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应该相信他，什么不应该相信他。”还有一个陪审员在事后说，他就是在辛普森一连串的否认他曾打骂过妮可开始，怀疑辛普森是在隐瞒什么，怀疑他是在法庭上撒谎。原告律师的这一策略绝对是成功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辛普森的律师再三提醒陪审团，这个民事诉讼与追求正义无关。辛普森的律师希望能够利用民事诉讼的这一性质，尽量减少陪审团倾注于死者家属的感情比重，使得陪审团相信，这两名死者的家属并不是在乎是否“讨到公道”，他们的实际目标，只是打算利用死者敲榨一笔钱财。而陪审团不应该让他们“得逞”。

妮可的父母在女儿死后，及辛普森的刑事诉讼期间，妮可和辛普森所生的两个孩子一直由他们代为抚养。但是，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胜诉之后，马上进入了与他们争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的一场官司。最后，辛普森夺回了孩子的抚养权。其关键原因之一，当然是由于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被判“罪名不成立”，同时他又是孩子的生父。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妮可的父母曾经违反规定，在没有通过妮可财产共同管理委员会的许可，就将妮可留下的一份材料卖了钱。

这样一个情节，辛普森的律师当然不会放过。同时，也由于死者高德曼的父亲，因为与一个出版社签了一份出书的合约，书的内容是有关他死去的儿子的。因此，老高德曼得到了预支的四百万美元的稿费。这件事，也成为辛普森的律师攻击的目标。辛普森的律师所拟定的策略之一，也是打击两个原告家庭的信誉。把一场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讼，演化为“合谋敲诈”的闹剧。

但是，这样的策略似乎并没有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死者高德曼的父亲确实始终留给人们一个非常“悲壮”的“寻求正义”的印象。面对辛普森律师的策略，老高德曼一再表示，尽管民事案件的性质与寻找罪犯无关。但是，他确实是希望借这个审判再一次寻求公道。最后，在此案宣判以后，他将有权从辛普森那里得到上千万美元赔偿的时候，他甚至向公众宣布，他决定公开与辛普森定一个条件：如果辛普森当众承认是他杀了人，他愿意将上千万美元的金钱赔偿一笔勾销。

你也许会问，假如辛普森考虑接受这个条件，承认自己杀了人，是否还会再次受到刑事处罚呢？这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因为去年介绍刑事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为了保护被告免受政府的无休止纠缠和迫害，有“免于二次困境”的规定。就是对同一个案件，刑事审判只以一次为限。一旦陪审团判定被告无罪，便不得再二次起诉。但是，辛普森还是当即拒绝了这样的“交易”。

由于民事诉讼的目标不是寻找罪犯，所以，在法庭用语上也是不同的。同一个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称为“犯罪”，在民事诉讼中则被称为“侵权行为”。在刑事法庭上，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于某某人的一级谋杀罪，被告是否罪名成立？陪审员则回答，“是的”或“不是的”。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陪审员提出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他的问题将不牵涉犯罪。法官在民事宣判的时候会问，对于某某的错误死亡，被告是否负有责任？如果有责任，接下来陪审团就会报出赔偿的金额。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实际上这里是两个被害者家庭的两个不同的民事诉讼。只是因为被告和证据相同而放在一起审理了。但是在宣判的时候，两个案子是不同的。

在高德曼的案子里，死者的亲属提出了多项不同告诉和赔偿要求。第一项是告辛普森对高德曼的错误死亡负有责任。要求对死者的损失进行直接赔偿。

在这一项诉求中，家属并不是因为失去亲人而为自己索赔。这项索赔的含义，是家属为死者本人索赔，为他死去时所受到的痛苦索赔。法律规定，这项索赔要求只有继承人才有权提出。高德曼未婚，所以，他的生身父母依法可以替他索赔。索赔成立之后，根据继承法，这笔赔给死者的钱才由他的生身父母继承。在法律上，这种赔偿是没有上限的，痛苦是无价的。

而妮可的情况是不同的。她离婚并且有孩子，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年幼孩子的监护人才有权替孩子为他们的母亲索赔。现在，由于妮可的父母已经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也就同时失去了这项索赔的权利。孩子的监护权现在是在辛普森手里，他当然不会提出代表自己的孩子向自己索赔的要求。

因此，这一项索赔告诉，两个家庭中只有高德曼家庭有份。因此，他们当场获得了八百五十万美元的赔款。而妮可的父母是得不到这笔赔款的。死者高德曼的生身父母已经离异，因此，已经再婚的老高德曼必须和他的前妻分这笔赔款。

另一项告诉是辛普森对死者恶意进行身体攻击。这一项告诉成立的话，死者家属可以要求惩罚性赔款。这个“家属”的定义已经超出了“继承人”的范围。所以，这项起诉是两个家庭都有份的。一般来说，这项赔偿的金额不应该超出被告的能力范围。所以，这项赔偿不是在宣判那天决定的。陪审团还必须在此后听取诉讼双方对于被告财产的估计。

所以，在宣判之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听证，主要就是对于辛普森财产的估算。对此，双方的估算相差非常大。辛普森的律师宣称，辛普森在接连三场官司（包括他争夺子女抚养权的官司）打下来之后，早已经债台高筑。而原告律师则连辛普森的现有财产，还加上假定他的名气可以在将来再挣上两千四百万美元。认为他依然是一头“大骆驼”。对此，被告还特地请来了商人作证，证明现在以辛普森为标志的商品已经卖不出去，他的“名气”已经一钱不值。

但是，最终，陪审团还是以十一票对一票，同意对辛普森进行惩罚性赔款；以十票对两票，同意惩罚性赔款的金额为两个受害者家庭，各得到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

辛普森的倾家荡产，大概是没有人再表示怀疑的了。新闻媒体曾经在核算之后，认为辛普森此生免于受穷的唯一办法，大概就是携款逃往一个与美国没有引渡关系的国家去了。

这次的辛普森审判，又一次引起了种族话题。因为，曾经有调查说，比较同情辛普森的是黑人女性，而相对更相信辛普森有罪的，是白人男性。上一次的刑事诉讼，陪审团是以黑人女性为主的，而这一次的民事诉讼，陪审团却恰恰是以白人男性为主的。那么，人们不得不想，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是否和种族因素，甚至和性别因素有关呢？

记得去年分析辛普森刑事诉讼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十二名陪审员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你确实无法完全排除包括种族性别因素在内的种种因素。但是，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还是看这样的判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否符合法理。辛普森的两场判决，在美国已经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必修的案例。回头想想，辛普森案的典型性，使你几乎觉得它就是为了解释美国法律制度的一个确切注解。

人们对于两场不同结论的诉讼如果产生疑问的话，那么，问题就是，辛普森到底杀了人没有呢？我们可以先根据这两种不同判定方法的诉讼结果，来看一下，它们各自说明了什么。

在刑事诉讼的判决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陪审团认定检方没有提供绝对确信无疑的证据，而被告律师则提供了足够的对证据的疑点。因此，他们根据刑事诉讼判定中，对证据必须“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要求，同时，又依据刑事审判的“无罪推定”原则，以全票通过，判定辛普森的谋杀罪“罪名不成立”。

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陪审团认定，在对双方的证据进行权衡之后，所有的陪审员都认为，辛普森涉案的可能性，比辛普森无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们根据民事诉讼判定中，对证据“衡量”的要求，虽然不需要全票，但是他们还是以全票通过，判定辛普森对两名被害者的死负有责任。

在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结论，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矛盾的。我又想起辛普森刑事判决的那一天。我在屋里听完判决，冲出来告诉我的同伴。一出门先迎面碰上了丹尼斯，他问道，怎么样？我说，陪审团把他给解脱了。丹尼斯一边往里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只能这样做，他们只能这样做。”

丹尼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了刑事案陪审团的处境。就是我去年所提到过的，他们即使个人认为，可能是辛普森杀了人，但是，只要没有面对“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就如丹尼斯所说的，根据刑事案的要求，他们“只能”放人。那么，既然大家公认，在刑事案中检方是没有能够提供确信无疑的证据，那么，刑事判决的结果就是必然的，合理的。

而在民事案中，陪审团就没有受到刑事案严格规定的约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证之后，自己觉得大概是辛普森杀的人，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向投票。既然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很可能是辛普森杀的人，那么，民事审判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合理的。

于是，这两个貌似截然相反的判决，就合理地联系在一起，合法共存了。它的结论就是，根据对所有证据的衡量，辛普森杀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至今还没有确切无疑的，“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百分之一百，肯定就是辛普森杀的人。

在民事审判结果出来以后，在美国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司法界都是理解和接受这样两种判决的。因为长期的法律和制度的教育，能够理解这种制度设计的人已经很多。如事后辛普森主要的刑事律师强尼·考克伦，在电视上所说的，我尊重两个陪审团的结论。在电视里，我们只看到中学生们，还在一遍遍地问主持节目的律师，为什么两种判决是不一样的呢？

归根结底，对于这两种诉讼，一切在设计上的不同，都是源于诉讼当事人的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人是平等的，因此，个人对个人的诉讼，公正就是意味着一个天平式的证据衡量。而政府对个人决不是平等的，必须严格对证据提出要求，以限制政府利用权势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如果你对刑事案中，这个制度对于证据的近乎是苛严的要求提出疑问，美国人会用非常平实的问题来解释这样的制度设计。他们会问你，难道你希望一个制度允许政府在证据还存在疑问，只是大概有罪的前提下，就送你进监狱甚至上电椅吗？

从这些问题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美国式的思路，权势是靠不住的，警察是靠不住的，联邦调查局是靠不住的，司法部的检察官是靠不住的，他们的总管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都是靠不住的。他们都需要有力量与之平衡，他们都需要制度予以制约。

祝

好！

1. 洛杉矶骚乱

卢兄：你好！

谢谢你寄来的漂亮贺卡。你的贺卡上除了春节的新春祝贺，还附上了这么一句，让我在写完那些介绍去年美国大选的信之后，别忘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把介绍美国的信给你写下去。你说，等候和阅读这些信，成了你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乐趣。我也希望能够不使你失望。

我想，在美国，相对于过去的1996年来说，1997年应该将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一经确定，整个美国就像风暴过去之后的海洋，水手们各就各位。喧闹和紧张都一扫而光。这当然也是这个国家全民直选的特点之一。既然每一滴海水所聚成的浪花，都对“载舟复舟”的选择起着如此关键的作用，那么，一场大选，竞选双方当然都要竭力去激起每一滴水花。这是十分自然的。

同样，此后的迅速归于风平浪静也是自然的。政治家们在大选中尽量去影响每一个选民的这种努力，产生的最直接副产品之一，就是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透明度和公开化。老百姓们作出了他们的选择之后，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好好就职干活了。不论选上选不上的，都会争取在此后的几年里，给选民们留下个好印象，以利下一次的竞选。暗中拉帮结派，扩张个人势力，给对手安套子下绊子之类的小动作，在一个政治透明度很高的社会，就不再是政治家们的必修课。如果偶有哪一个政客想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以获取额外的利益，反而很难逃过如尼克松那样被罚出局的结果。

所以，美国自开国以来，两百多年几十次大选过来了。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于这样周期性的全民参与的政治运作。大选开幕就看戏，也品头论足，一起选出最佳明星。大幕一落，生活照常。虽然如我在去年的信中提到，克林顿总统在今年连任之后，还留下了在大选中是否非法募款，以及他本人面临性骚扰民事诉讼等一系列的未决悬案。但是，经历了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操练之后，一切有关的监督调查机构的运作已经完全成熟。美国的老百姓知道，整个调查将立即公开地在立法司法两个分支循序而进，自然会有结论出来。因此，这并不影响大选之后1997年的美国，象以往的历次总统就任一样，整个社会也会很快地回复宁静。

也许你会问：那么，在这个预计将是平静的一年里，我将以什么主题作为向你介绍美国的切入点呢？我想试试你已经多次问及的美国种族问题。

种族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几个最大的问题之一。我当然也知道你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尽管我在以前的信中谈到过一些，基本上却还是避免触及这个话题的。它的复杂性使它成为一个十分“艰难”的话题。促使我去正视它，重要原因之一显然是它的“不可回避性”。如果我要向你介绍美国，就不可能躲避这个话题。再者，虽然去年我给你的信着重于介绍美国的大选，但是同时，一场“是否应该取消平权法案”的讨论正在美国热烈进行，其核心就是种族问题。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可以说一点不比“总统大选”来得逊色。可是，使我对种族问题真正产生一种切入剥离的冲动，这还是必须从我们的塞凡那之行讲起。

去年的美国除了大选之外，其实还有一场“百年奥运”在那里凑热闹。可是，在去年给你写的那些信里，我几乎都没有提到它。因为除了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美国人对奥运的兴趣并不太大，对美国人的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奥运会确实给佐治亚这个一向安静的南方州带来了许多外来游客。也给亚特兰大市打了一针强心剂。使得这个城市的许多人，也一度误以为它真的就像自己提出的口号一样，立马就可以因为这场奥运会而变得“国际化”了。

诚然，相对于世界上的许多其它国家，美国的大城市由于其大量的流动移民人口，都可以算得上足够的“国际化”。这使得一些短期出访美国的游客很难察觉出这些城市和地区之间的本质差异。然而，美国人自己知道，其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即使在交通如此发达，信息传递如此快捷的当今美国，如果你深入下去，还是会发现，北方是北方，南方是南方。

这场亚特兰大奥运会对于我们去年的生活却是有影响的。安静地在乡间蛰居多年的我们，第一次成为好几拨来访者的业余导游。尽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奔着奥运而来，但正是由于这个“百年奥运”，使得奥运会的举办地成了必游之处。以致于我们在短短的一年之内，第一次集中收拾起如此之多的闲情逸致，悠悠地游荡在美国南方的大城小镇。踩着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块街路，听着年老的黑人街头音乐家信手吹奏的动人的爵士乐。

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又一次带着到访的朋友来到塞凡那。这是我们在这一年中，第五次来到这个南方的港口小城了。这次的来访者，是我们已经一别九年不见的老朋友，一对澳大利亚建筑师。

他们早早地就把塞凡那这个小城排入他们的行程，他们点名要来这里，是因为远在澳大利亚时，他们就听说了这个美国南方的历史小城。这个小城出名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它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佐治亚州少有的“幸存者”，没有被战火所焚毁。因此，在历史短暂的美国，它就显得非常宝贵。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你几乎可以一遍遍地在那些住宅，庭院，墓地和教堂里，读出美国南方的历史来。

在塞凡那的城郊还有一个普拉斯基城堡。在这一年里，是我们第三次造访这个城堡了。不知为什么，我还想再去看一眼那个土红色的战争建筑，还想再一次跨过它的护城河，在它的厚实的护城墙上站一站。尽管这里大大小小的城堡遗址很多，但是，普拉斯基城堡的规模较大。一般情况，游人很少绕到它的后面去，我们每次去，却都要到护城河外的外墙去走一圈，在美国以解放奴隶着称的南北战争中，无数炮弹轰塌了它的一个角落，至今墙上弹迹累累。

此后，我们又来到塞凡那河的河边，河边的这条小街是最有历史感的。不知哪年铺下的石块街面凹凸不平，窄窄的小街一面是一些传统小店，一面就是河堤了。最意外的是这条古旧的小街正中，还铺了两条铁轨，看上去象是旧码头已经废弃了的老火车道。可是，随着一声汽笛，居然真的缓缓地驶进来一辆火车，把整条街塞得满满的。原来这条联系着沧桑岁月的港口运输线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使用。

河堤下，塞凡那河水在静静地流。这个如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国集装箱船的南方大港，当年不仅是南方进口奴隶的一个重要港口。而且也是美国记载中的最后一批黑人奴隶上岸的地方。而此后塞凡那的沦陷，又意味着佐治亚这个南方最顽固的蓄奴州的被攻克。这在结束奴隶制的过程中，也有着它象征性的意义。

就在这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又一次来到这里。水波是金色的。就连平日黝黑的街石，也被抹上了一层金红的光泽。这里的一切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不再象以前两次来这里，需要寻找拍照的最佳角度。我们让客人们自己随意参观，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站在两个公元年度的交接点，站在历史风云已经远去的南方静寂里，去感受一些什么。这时，我想，我真是应该给你写写美国历史上的南方和北方，写写它们围绕着种族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战乱，甚至至今未了的种族恩怨了。

然而，你也一定注意到，尽管我有了触动这个话题的冲动，但是，这个题目的复杂性和难度却丝毫也没有降低。种族问题，这是在北美大陆几百年来，无数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学者等等各类仁人志士试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似乎谁也没有什么药到病除的良方。不仅如此，人们发现似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移民的增加，现代各种观念的迅速变化，种族问题的头绪也变得越来越多，线头线尾好象都要摸不清了。这种一塘混水的状态使得所有触及这个问题的人，都多少感到沮丧。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变得不再有信心。

可是，我想，给你写信谈这些问题，我可以比较放松，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你对我们很了解。你知道我只是这里生活着的无数普通移民中的一个，至今为止，谋生问题始终还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首要问题。所以，你并不会期待我们发出专家学者般鞭辟入里的分析，或者高瞻远瞩的宏论。你希望看到的，只是我们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一员，所感受到的一些体验，是作为一个新移民所可能持有的敏感目光，所观察到的不同的角度。如果问题是复杂的，那么我想，我只要使你了解它复杂在什么地方，就算达到目的了。

美国的种族问题确实是复杂的，也完全可能是表现激烈的。五年前的洛杉矶暴乱可以说就是一个缩影。我们来到这里不久，就和所有的美国人一起，受到了这场美国25年来最大的暴力事件的冲击。

这一场被比作是“地震”的美国大都市暴乱，起因却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是微不足道的酗酒超速驾车事件。

这样的交通事件，不要说是在美国，就是在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一年都不知要发生多少起。所以，1991年3月3日，当四名洛杉矶警察局的白人警察，在210号公路发现一辆超速车，随即按常规拉亮警灯尾随上去的时候，他们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以及被追逐的超速驾车者，那个名叫洛德尼·金的黑人青年，都从此一脚踏进了一个历史的陷井。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的名字都将永远与一场震惊世界的都市大暴乱联在一起，写进美国历史的教科书。

那已经是午夜以后了。一辆车偶然经过这条210号公路。驾车人发现，在黑漆漆的公路边，强烈的车灯前，有四名白人警察正在殴打一名黑人。这名过路人并不是一个新闻记者，鬼使神差一般，他想到操起车上恰好携带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所看到的景象。

于是，这短短83秒钟的录象，此后不仅成为美国最轰动的新闻录象之一，而且多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直至六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时不时地在电视里看到这段录象。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许许多多年里，这段录象还将经常出现在美国的各种电视专题节目里，比如说，讨论司法公正的，讨论警察权限的，等等。当然更多的，就是出现在讨论种族问题的电视节目上。

事实上，洛杉矶暴乱的发生，已经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整整一年以后。在这一年里，美国人就是不断地在电视中重复看到这段录象，并且在等候。他们在等什么呢？殴打事件发生后，四名白人警察很快以攻击罪这样一个刑事罪被起诉，在地方法庭受到审判。人们在等待的，就是这场审判的结果。

接下来的事情，你在中国也立即从电视里看到了报导。1992年4月29日下午，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宣布了他们所得出的四名警察被告“罪名不成立”的结论。就在当天晚上，洛杉矶发生暴乱，持续了几十个小时。同时，在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市，就是9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也随后发生了规模较小的类似骚乱，但是影响要小得多。

洛杉矶暴动的规模，相信你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一定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当时你和我们在中国的其他亲友，都曾来信对我们的安全表示关切，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世界各地已经大大地缩短了距离。在这里，我想再强调几个简单的数字，以证实你当时在中国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切，确实所见不虚。

在这场短短几十小时的洛杉矶暴乱中，死亡人数超过50名，受伤人数超过2000名，超过1000幢大小建筑物被焚毁，经济损失在十亿美元左右。

我想，你一定早已作出逻辑非常清楚的判断。那就是，白人警察出于种族歧视借机殴打黑人，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员又无视录象所反应的警察犯罪事实，蓄意偏袒白人警察，宣布他们罪名不成立。于是，忍无可忍的黑人群众奋起反抗。因此，洛杉矶暴动清楚地反应了以白人和黑人为主要矛盾的美国社会种族对抗的现状。我只能说，你的判断只在局部意义上是正确的。

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在1995年，我第一次提笔给你写这些介绍美国的信时，曾经简略地提到过这次洛杉矶暴乱，也提到过它并不那么简单，不是人们远远扫一眼就能够轻易得出结论的。它牵涉到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类问题，而种族问题又是无法剥离地和其它问题死死缠在一起。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的起点，回到1991年在洛杉矶210号公路上所发生的这个案件。看看在此后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中，那个由10名白人，一名亚裔，一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究竟根据什么样的辩方证据，在看了几十遍作为检方证据的录象带之后，会依然得出“被告无罪”的一致结论。还是，根据推论，他们这十二个人只是简单的“种族主义者”？

陪审员们看到的事实是这样的。在案发的午夜，当四名警察发现那辆超速车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每小时一百英里（相当于时速一百六十公里〕。在1991年，全美国的最高公路限速是六十五英里。在美国，超速开车的情况应该说还是相当普遍的，同时警察对超速的管制也相当严格。但是，即使是经常怀着侥幸心理开快车的人，也会承认，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是相当离谱了。

人们常常说，美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美国人表示，现在他们的生活远比过去显得不安全，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的感觉。而这个不安全感，大家基本上首先指的是公路行车的交通流量大和速度快所带来的危险。

有关行车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比我早来几年的朋友给我的第一个电话里，就有这样的忠告：第一，尽早学会开车；第二，当教你开车的人没有坐在一旁监督时，无论如何不要自己开出去练习驾驶。他还补了一句，否则，出了事你有可能被指控犯了谋杀罪。第一条很好理解，第二条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我很摸不着头脑。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法律规定，持有见习驾驶执照的人，尚处于学习阶段。为了行车安全，必须在持有一年以上正式驾驶执照者的同车监督下，才能出门练习开车。否则，万一出了车祸，造成人员伤亡的话，犯规者就必须面临谋杀罪的起诉。可是，为什么是谋杀罪呢？谋杀罪在这里是一个法律定义，和我们的通俗理解有一些差异。美国的法律认定，如果你明知自己的某一个动作有可能造成他人的生命危险，你仍然违法去做了，那么一旦意外发生，你所承担的后果就是在“谋杀罪”的法律范畴之内。根据同样的道理，酗酒开车造成伤亡的话，面临的也是谋杀罪。

之所以向你提到这些“题外话”，主要是让你对这里的“酗酒后大幅度超速行车”的概念有一些了解。然而，洛德尼·金的案件还不止是这样一个危险的违章驾车事件。

当时，警察用测速器测到了一百英里的超速行车之后，当然还不知道他是酒后驾车，他们只是按常规打出警灯就尾随上去。在这里，任何人看到自己后面有警灯闪亮，都知道必须向慢车道方向换车道，给警车让路。如果发现警车随你一起换车道，继续在闪灯，那就说明他是冲着你来的，必须立即让到路边停车。这是美国生活中“行”这一部分的生活常识。停下来，也就是一个交通犯规处理的问题。不停甚至企图逃跑拒捕，被抓到之后罪名就大了。再说，警车都是好车，又有法律所赋予的抓逃犯的超速权利，事实上也很难逃得掉。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绝不会作出“逃”的选择。

那么是不是还有人逃呢？还是有的。这种情况的绝大多数是一些不能与警察“照面”的人。比如，他是通缉犯，又比如，他是有案在身，吃不准警察是否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因为警车里都有电脑，警察截下违章车辆之后，首先是索取驾驶执照，把执照的号码输入电脑系统，查一查案底。然而，即使是一些害怕查案底的人，也不是都选择“逃”。因为脑子稍微清楚一些，就知道还有个“逃不掉”的问题。“逃”而“逃不掉”，岂不是徒然罪加一等。所以真正下决心逃的，一般都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或者是脑子不清楚的不顾后果的家伙。

更何况，在警察的追赶下飙车夺路而逃，不论逃的，追的，还是在同一路段的其它车辆，都有极大的生命危险。可想而知，这时已经不仅仅是车速快的问题，任何交通规则都会被弃之不顾。我们的朋友卡琳就曾经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遇到过一次逆车流方向的警匪飞车追捕。此后一提起来总是后怕不已，总觉得是拣了一条命。

偏偏在那个午夜，不知是不是酒精在起作用，洛德尼·金选择了逃。他本来已经是一百英里的车速，再一逃，更是望尘莫及，时速一度达到一百一十五英里。就是这一逃，不仅改变了违规驾车的性质，也使得四名警察的神经被强烈刺激起来，完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按照经验，他们知道自己可能遇到了非常危险的情况。这个危险，除了超速追赶可能遭遇的车祸之外，还包括前面很可能是一个持抢的亡命徒一类。然而，逃的人可以有“逃”和“不逃”的考虑，警察的的工作职责却使他们没有“追”还是“不追”的选择。他们也就从毫无准备提升到一级战备，突然神经高度紧张地拉响警报高速追上去了。

看来刺耳的警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一追，整整追出去好几个英里。之后，洛德尼·金因为拼不过警车的速度才被迫停车。停车之后的最初阶段，是最紧张的。在美国，当警察与某个人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法律要求平民首先必须服从警察的指令，使得双方之间非常危险的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尽快缓解。这种情况下的警察指令也都是规范化的。例如，要求背对警察，手放在车顶上或是后脑勺上，甚至要求趴下。

在这里，这一点是达到共识的，即，要求平民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服从这些指令，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因为警察的行为是有规范的，是可以预测的，而另外一方的反应是很难预测的。如果，被追捕一方不立即听从警察的指示，相反采取一些抗拒的动作，警方就有可能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对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作出过度的判断和反应。这样，即使是一些原本不应该发生危险的事件，也会出现伤害。

因为，警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权利开枪。加州的类似追车案件还有过一个录象集，在电视台放过。整个过程都是从直升飞机上拍下来的。这些案子的最后结局如果是抗拒的，多数都导致枪击。抗拒者因此送命的也有。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警察的行为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在洛德尼·金的案子里，在高速追车几英里被迫停车之后，他走出了汽车，但是并没有听从警察的任何指令，没有做任何警察要求的动作，并且还在嘲笑这几名持枪围着他的警察。在法律上来说，他属于拒捕的范围。于是，警察冲上去试图用警棍制服他。前面提到，拒捕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拒捕表明了一种态度，警察防范的心理层次也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他反抗的动作大一些，如果他出现一些可能使警察误会的动作，处于备战状态的警察都有可能出于自卫的目的而开枪。而且有拒捕在先，法律很难追究警察的责任。所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在洛德尼·金身上总算没有发生。

此后，就是大家在电视里都已经看到的那一场警棍殴打。上面发生的这些故事，洛德尼。金本人也没有否认。除了上述的事实之外，四名警察被告的律师还向陪审团指出，如果洛德尼·金下车以后不拒捕，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他本人的意愿完全可以随时中止这些警察武力拘捕的行为。只要他按照法律遵从警察的指示，一切早就结束了。律师强调，发生的殴打只是拒捕造成的后果，警察遇到拒捕，他们也别无选择，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为了证明四名警察被告并不是因为怀有种族恶意而对洛德尼·金进行攻击。被告的律师甚至向陪审团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这辆在黑夜里高速逃窜的汽车里，实际上一共载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由于一出汽车就完全遵从警察的指令去做，结果他们毫发未损，没有受到任何打击，而这两名被捕者也是黑人。

那么，如果遇到拒捕，警察使用警棍是合法的吗？应该说是的。作为警察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执法者，他是有许多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的。比如说，遇到危险的嫌疑犯拒捕或者暴力拒捕时，警察可以动用警棍甚至于开枪。因为众所周知，警察的工作是高危险度的工作，他也有法律赋予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再者，没有人会否认，动用武力有时也是制服对方唯一有效方法。可是，疑问并没有解决。在那段83秒钟的录像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德尼·金在被殴打之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这就有了一个使用武力是否过度的问题。

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同一段录像带，也在法庭上成了四名被告的律师用于向陪审团证明他们无罪的辩方证据。这怎么可能呢？被告律师是这样做的。这段83秒钟的录像带被辩方律师一次次的停格切割开来放。就在一段殴打之后的停格处，辩方律师向陪审团指出，在停格的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德尼·金正在挺身起来，或者是正在企图挺身起来。同时有辩方的证词证明，他在企图站起来的同时，甚至企图用脚还击。

在这段录象的中间，有一个画面停格处显示他已经完全躺在地上，但此时画面上的警察也不在动手，一名警察的手伸向口袋，他在法庭上解释说，这时他们以为嫌犯已被制服，他们于是停止了打击，他正在打算向口袋里掏手铐。这说明他们打击的目的仅仅是试图制服嫌犯。但是，下一个时段录像带的停格，显示嫌犯又在企图站起来，于是律师辩称，这是警察又开始殴打的起因。辩方证人还证明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重为二百五十磅的洛德尼·金格外强壮，他在经受五千伏高压的电警棍两次电击之后，依然无法被制服。

然而，陪审员们毕竟都是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比对一个无辜者的血腥暴力镜头更能使正常平民感到恶心的了。更何况，施暴者是作为武装警察的政府工作人员，受害者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因此，有了这样一段录像带在先，辩方要使12名陪审员一致认同，这样的血腥暴力只是一种“工作状态”，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被告律师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向陪审团介绍警察，尤其是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大都市执勤的警察，其工作的危险性和特殊性。

说起美国的警察，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美国警察的面貌是很不相同的。除去个人品质素质的因素，这种面貌的不同往往是有区域性的。我曾经告诉过你，美国绝大多数地方是安闲和宁静的。不要说乡村，那些中小城市的警察，常常都会给你一个“雷峰叔叔”的感觉。在这些地方，实际上警察分为两部分。正儿八经的正宗警察并不多，更多的是地方治安警察。他们也穿警服，在英语里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词。这些地方治安警察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们投票选出来的，更是特别注重和社区居民搞好关系。

我曾经看到报纸上有人写了这样一段亲身经历。说是他刚到美国的时候，曾和一名美国朋友一起出游。可是由于疏忽没有及时加油，开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子没油熄了火。这时，恰好有一个警察经过。他们上去求助，那个警察非常抱歉地说，他实在是另有公务在身，无法帮忙，让他们另想办法，态度也十分诚恳。他看看也无可指摘。谁知，他的美国朋友闻之勃然大怒。他对警察说，你怎么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给老百姓解决困难。那个警察连忙道歉，扔下他的公务，设法去找了油壶，弄了一壶油来，并且向他们指点了方向，使他们能够维持开到最近的加油站。

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这种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我们也在美国各个地方，由于各种原因，有过和警察打交道和接受警察帮助的经历，感觉都很好。有时甚至使我们颇为感动。在这些地方，只要是一个守法公民，看不出任何理由必须害怕警察，或者讨厌警察。尤其是许多外来的新移民，刚到这里的时候，更是对这里的良好警民关系印象深刻。

但是，我们很快知道，实际上，警察的面貌，是和地区的治安情况相对应的。第一次我们和一个美国朋友谈起我们对美国警察的好印象时，她立即告诉我们，在一些大都市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在大都市生活过，她感觉那里的警察相当“势利眼”。她本人是一个标准的白人，虽说是移民，但是英语非常流利，完全没有外国口音。所以，她对于警察“势利眼”的指责，还不包括“种族歧视”和“移民歧视”这样的范围，她指的是“穷人歧视”。她当时在大都市生活时，也算是在底层。所以她说，她当时总是感觉警察对他们充满警惕，一副担心他们是不是罪犯的样子，令她感觉很不舒服。

确实当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也接触了大城市的生活之后，对于这种截然不同的美国警察面貌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很多美国人对大都市警察都是摇头的，其中尤其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市的警察，最为“恶名昭着”。同时大家也承认，这些大都市警察承担的是最粗砺的工作，非常危险而艰苦。

最近我们去了一个小城市，看到一个地方治安警察正在和一位女士很安闲地聊天。当这位女士离开以后，他试图从地上拣起他喝了一半的一个可乐罐。由于他挺着很大的一个啤酒肚，几乎是非常艰难地弯下身去，才勉强够着了那个罐子。我们看了，不由地笑道：可想而知这个地方的治安是多么地好。若是治安差的话，他这么不灵便，选民们怎么可能选他当警察啊！

在大都市就完全不同了，情况可以变得非常复杂。例如，我曾经对你说过，庞大的流动移民群，永远是美国故事的一个大背景。就在1996年，美国移民局遣返了十一万非法移民，其中包括五万多名罪犯。（记得两年前给你的信中，介绍了1994年的统计数字，当时非法移民遣返的数字还只有四万四千名）。这里，还不包括有七万八千名非法移民在面临被遣返时，选择了自动离境。根据美国移民局的估计，1996年，虽然在边境成功地阻挡了一百三十万人入境，但是，还是有二十七万五千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仍然滞留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则约有五百万。

仅在这十一万被遣返的非法移民中，洛杉矶市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就占了这个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达到四万六千名。相信作为该州第一大都市的洛杉矶，肯定又在这个数字里占了一大块。洛杉矶警察局人手再充足，也敌不过这样高犯罪率的“流动大军”。更何况，这些数字只是被遣返的非法移民和其中的罪犯，那么，还有那些没有被遣返的呢？没有被抓住的呢？合法移民中的罪犯呢？土生土长的罪犯呢？

美国的大都市从地理概念上来说也非常大。同一个都市，面貌也很不同。人们所指的，都是几个出名的“问题区”。那些数字庞大并且往往处于流动状态的罪犯，他们的大多数都会集中在这些“问题区”里。在那里执勤的警察工作危险，精神状态紧张，因公伤亡的比例也很高。在时时处处都可能出现“敌情”的状态下工作，你指望他是什么样的面貌呢？在洛杉矶大暴乱之后，市警察局的局长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他相信洛杉矶警察是世界上最好的警察之一，但是他们“不是完美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不论是不是陪审员，都会承认，他们几乎不可能是完美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向说服陪审员理解洛杉矶警察工作的艰难危险，可以提供的实例证据真是太多了。被告律师向陪审团举了大量实例，说明不仅一般来讲，洛杉矶警察是一个高伤亡率的危险工作，而且在完全类似于洛德尼·金的事件里，警察的处境也是危险的，是有可能被伤害，甚至送命的。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不要说截下来的罪犯有的是拔枪拔刀的，就是飞车截拦造成连环车祸也是常有的事。在追截中，当一辆辆警车象好莱坞电影中那样翻滚出去，难道你指望警察还能一个个利利索索地再从里面爬出来吗？

被告律师进一步向陪审团指出，这种职业危险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首先，它造成了警察职业性的神经紧张。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在常人看来已经完全解除了危险的一个嫌疑犯，警察依据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眼中看出去，完全可能仍然还是危险的。因此对于拒捕者，不到彻底制服，他们就不会放心。被告律师认为，这种职业危险更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政府为了减少警察的伤亡，也为了有效地制服罪犯，对于警察都有一套使用暴力的职业训练。例如，如何使用枪支，如果用警棍对付非常危险的对手，如果在仅仅导致疼痛的攻击不起作用的时候，如何造成骨折，以达到彻底制服的目的。所以，在这些来自平民的陪审员眼里显得无法接受的暴力场面，对于警察，只是他们执行公务的常规作业的一部分。

对于警察的职业性精神紧张和特殊训练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一些体会。我们的朋友达尼拉的汽车后面，有一条粘贴的标语。这在美国非常普遍，有的人是用一条标语表达一种看法，有的人只是开一个玩笑。她的标语内容非常少见，是支持警察工作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当地警察家属协会印制的。达尼拉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她的丈夫杰米是一个警察。后来，我们和杰米也成了好朋友，看上去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们意识到，他在心理上是和大家不一样的。

这里的人一般上门拜访之前都会打电话通知。但是，在传统安静的小城镇，也偶有非常熟悉的近邻直接上门借东西的，当然一般至少会敲门，直接开门闯入的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主人感觉被打搅了，至多是有些不高兴。但是，杰米在一次这样的邻居突然拜访时，门一开他差不多是条件反射般立即就拔枪对准了来访者。这几乎吓坏了所有的人。不仅是这位来访的邻居和达尼拉饱受惊吓，事后他自己也感到吓了一跳。要知道，杰米所生活和执勤的大学城，还是一个公认治安相当好的地方。但是，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作为警察毕竟在面对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所受到的职业训练也已经成为他的本能的一部分。

还有一次，我们在夜半行车的时候被警察截下查问，当时需要打开车内的顶灯，可是开关坏了。我就自然地拉开一点车门，因为车门的开启可以带动顶灯的自动开关。这时，警察虽然对我们依然很礼貌，但他坚持要求我们把门关严。我们照办了他才敢接近。后来我们问了杰米才知道，在他们的训练指示中有这么一条，要防止攻击性的车门撞击。猛然打开的车门，是罪犯常用的“武器”。他还告诉我们，即使在公路上拦下一辆看上去很正常的车，警察实际上也是很紧张的，尤其是在夜间。从警察的眼里看出来，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们再回到法庭上。我之所以给你介绍这些，是让你理解，在法庭上，陪审团所面对的证据不仅仅如那段83秒钟的录像带那么简单。同时，陪审团所经历的判断也比你所想象的要复杂难断得多。

陪审团在法庭上除了检方的证据之外，他们从辩方证据中得到的是什么事实和印象呢？第一，洛德尼·金在案发那天晚上的行为，使警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犯罪份子。第二，他自始自终拒捕，因此警方有充分理由根据他们的专业训练，以武力制服他。所以，警察攻击行为中，至少前面的一部分是无可指摘的。第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警察的攻击是蓄意出自种族歧视。唯一有争执的部分，是这场攻击的最后阶段是否必要，是否是滥用权力。

这最后一段是对辩方不利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么一分析以后，一个原来看上去是铁证如山的大案件，已经面目全非。不仅案情的规模缩小，它的性质似乎也有所改变。至少，已经变得可以探讨，而且是技术性的细节探讨。

现在，摆在陪审团面前，最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这段83秒录象的最后一段。根据检方的指控，这时洛德尼·金已经失去反抗能力，警察已经完全没有理由再度攻击。根据辩方律师的辩护，从录象最后一部分停格的画面看，洛德尼·金依然没有遵从警方指令去做就范的规定动作，仍在试图起来，所以警察有理由继续以武力将他“彻底制服”。

这个案子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辛普森案一样，同样属于刑事诉讼。也就是说，它是由当地政府的检察官向四名被告起诉。我们在辛普森案中已经介绍过，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为了防止政府陷害平民，因此，依据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必须充分保障被告的公民权利。要求陪审团对待检方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些证据必须是确凿的，完全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而辩方却不用提出铁证去证明被告肯定无罪，他们只需提供充分疑点，证明检方的证据是有疑问的。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检辩双方的证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这样的法律要求之下，只要是证据具有争议性，陪审团就已经有理由宣判被告“罪名不成立”了。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个案子是比较特别的。它的被告是四名执法的警察。法律倾向于保护被告权利的条文，这时看上去反而是帮了警察局这样的政府执法机构的忙。陪审员也一定感到十分困惑。于是，辩方律师还必须使陪审团走出这样的困惑。辩方律师尽量使得陪审员相信，这些警察并不是恶魔，他们也是平常人，只是他们找了一个危险的工作而已。他们冒着危险去做一些常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最终是为了保护平民不受到犯罪分子的伤害，如果他们在高度紧张地制服罪犯的过程中，有了一些有争议的举动，就要因此被判有罪入狱失去自由的话，那么，他们的公正待遇又在哪里呢？

最终，陪审团就这样被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证词所说服了。他们至少认为这段83秒钟录像带所反映的四名警察的行为，并不能铁定就确认为是违法攻击。我已经说过，在刑事诉讼中，这样的结论已经足以使陪审团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我的看法。我只是想通过这些介绍，让你了解事情的复杂性。

就像其它的案件审理一样，结束之后陪审员就回家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愿意出来谈论他们经历的审理，但是也会有一些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记得在这个案子之后，有一名陪审员回答了记者的这样一个问题：你在作出这个判定之后，你是否觉得自己可以在晚上良心安宁地睡着？他回答说：是的。我也相信，也许是全部，至少是绝大多数的陪审员，相信自己是依照证据，依照法律，同时也是凭着良心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

但是，我想这些陪审员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就无法入睡了。宣判后只有几个小时，暴力行为就开始发生，而且迅速蔓延开来，到了夜晚已经是烽烟四起了。

暴乱主要发生在洛杉矶的中南区，这正是洛杉矶的一个“问题区”。大量的少数族裔在那里居住。没有人否认，这场暴乱的起因是这场审判的结果。但是，却几乎没有人简单地因此就推断，这是一场黑人反抗白人的暴动。甚至，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人们觉得，还是很难给这场暴乱的性质下一个准确的结论。为什么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场暴乱。

这场暴乱的激烈和混乱程度，使人们至今还觉得不堪回首。一开始，只是有一些黑人孩子向过路的汽车扔酒瓶。然后，就有人截下了两个白人的汽车，把他们拖出来殴打。然后，一架直升飞机的现场拍摄和电视直播，致使在全美国的众目睽睽之下，一个36岁名叫奥立佛·丹尼的司机，被拖出他所驾驶的集装箱卡车，五个人不仅围殴他，并且用灭火机砸他的头，企图致他于死地。最后，居然还不忘偷走了他的钱包。

泄愤的殴打，在不少地方发展成为由帮派少年参与的肆意谋杀。那天晚上，一名记者的车就被一群帮派的黑人少年拦下，他们不仅砸他的车，还试图把他拖下车去。当时他还系着安全带，一个少年拖了几把拖不下来，不耐烦了，掏出抢就给了他三枪。

而且，人们惊奇地看到，理应是愤怒的场景似乎很快变成了一场狂欢。有在大火前跳舞的，更普遍的却是人们发现了抢劫的乐趣。于是，记者所拍到的已经不再是愤怒的脸庞。镜头所拍摄到的那些提着大包小包从超级市场破损的大门里出来的人，一个个都是乐呵呵的。在整个暴乱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中，甚至还包括两男一女坐在一辆不知是偷来还是抢来的车里，然后当场享受超速飙车，造成翻车死亡。

说是“暴动”，但是没有任何组织，全是一些散民，里面还有大量的所谓帮派青少年。从愤怒地砸汽车，砸政府机构的玻璃开始，直至人身攻击，纵火，对各种商店全面抢劫，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和伤害。这场暴乱之后，有五千人被控各种刑事犯罪。此时，人们才发现，这被控罪的五千人中，有一半以上竟然是西班牙裔。当清理财产损失的时候，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有近一半因烧掠而受到损失的，是与这场审判的种族纠葛毫不相干的朝鲜裔居民。然后，通过各方面的访问和调查，完全有理由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的黑人对亚裔的不满甚至敌意由来已久，这次受到攻击并不是偶然的“误伤”。

还有，这个中南区是黑人集聚的地区，当然有大量黑人住宅，也有相当数量黑人经营的企业店铺。大火一起，无法控制，也就有黑人住宅受到波及的情况。但是，在普遍的放火和抢掠中，尽管黑人经营的企业店铺纷纷挂出“黑人经营”的牌子，以期使自己可以区别于白人或亚裔，求得免于烧掠的下场。但是，根据调查，这样的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肤色相同的同胞，并不因此“手下留情”。

面对这样的一团混乱，人们怎么能轻易就给这场暴乱贴一个“反抗”的标签，认定它就是“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呢？

从这场暴乱开始，直至暴乱之后很久，无数黑人都为此感到沮丧。他们和许多其他族裔的人都看到，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黑人在这场暴乱中被事件本身进一步公开分裂。黑人当然并不都是暴

Chapter_16

力的参与和支持者。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名集装箱卡车司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一名素不相识的宇航工程师在电视中看到后，冒着生命危险开着自己的车赶到现场。他是在三名黑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把重伤濒临死亡的司机救出，并且送往医院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名被射了三枪的记者，也是在一个黑人家庭的电话求救和帮助下，才得以死里逃生。还有许多对审判结果不满的黑人，在审判之后聚集在他们的教堂里，举行和平的抗议集会。并且在暴力发生时祈祷和平。

这一案件比较特殊的地方还在于，四名警察虽然在地方检察官的控告中被判罪名不成立，但是，这次控告依据的是属于州法部分的刑责。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检察官，还认为有充分理由控告他们触犯了属于联邦法范围的民权法，就是他们作为政府执法人员，由于执法过度，侵犯了洛德尼·金的公民权利。所以，在联邦法庭立即又展开了另一场审理。

又经过将近整整一年的审理，联邦法庭的陪审团得出了四名警察中两名违反联邦民权法有罪，另外两名无罪的结论。这个结论似乎使大多数的人都感到满意。宣判之后，森严戒备的洛杉矶警察都松了一口气。历史的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然而，凡是支付了高昂代价的历史事件，都不应该只是一道一抬脚就能跨过去的历史门槛。如果人们至多是象被绊了一跤，掸掸尘土，头也不回地就奔向前去，连一点真正的教训都没有得到，那么人类所付出的生命，鲜血，尊严，不是太轻贱了吗？在这里，大家都认为，这么大的事件显然不应该简简单单地就被时间的河流冲刷干净。但是看来，迄今为止五年的不断反省，还不足以使人们完全找到答案。不论是亲历这场灾难的平民百姓，还是以这一事件为主题撰写论文的专家学者，都一次次地发现，各种因素纠葛太深。而当人们想去理出教训的时候，又很难完全脱开自身的局限性。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种族，阶层，经历，等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今天的洛杉矶中南区，依旧可以看到许多焦黑的五年前的废墟。尽管事件之后，联邦政府投入了九亿美元的资金，可是依然不能使这一地区在这五年内完全复元。因为这里的店铺和中小企业都是私营的。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暴之后，许多业主对这个地区不再有安全感而选择离去。一名店主对记者说，“我是黑人，我以此自豪。我也爱我的黑人同胞。可我也是一名业主，我还必须养家。我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黑人业者尚且如此，其他人的疑惧更可想而知了。看着那些废墟，宛如一座座黑色的纪念碑，它们向人们在诉说些什么呢？

好了，我似乎今天应该在这里打住了。在这封信里，我只希望你在开始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时候，对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有一个最初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最大的“杀手”莫过于“简单化”了。

对于我们来说，在看到美国这样一个种族纷杂的浓缩小世界的时候，也终于认识到，美国在长期的种族矛盾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是身置其中的我们无法彻底持一个袖手旁观的态度，就是对于你和所有美国之外的人们，也无法完全以隔岸观火的轻松好奇心情，对待这些看上去似乎是“毫不相干”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各个族裔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各种宗教文化习惯等等，甚至他们所寻求的自身利益，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分钟发生着类似的矛盾和冲突。从波黑战争到非洲图图族胡图族之间空前野蛮的种族杀戳，几乎不胜枚举。从人类的许多战乱中，都有一颗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的坚硬内核隐含其中。而这个世界的人们还在越走越近，叫人看着多少捏把汗。至今我们尚不知道，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对付这样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和越来越近的距离。所以，美国民众现在先行一步所面对的种族问题，就无疑显得意味深长。

希望你喜欢这个话题。

有空来信。

祝好！

林达

2. 亘古不变的疑问

卢兄：你好！

很高兴能这么快就收到你的回信。你说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还说在你的印象中，美国是一个种族问题很严重的国家，也知道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移民国家。但是，只是对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印象深刻，接触到的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近况介绍并不多。所以，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可能产生的激烈程度也确实了解得有限。即使对奴隶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的了解，也有“简单化”之嫌。所以，希望能早日收到下面的信。那我再接着往下写。

如今美国的种族问题，确实是“眼花缭乱”的。最近，美国的一个韩裔社会学家在着文讨论洛杉矶暴乱的时候，就谈到，必须认清“美国已从黑白两族的社会转变成了多元族裔的社会。其他旁观的族裔也移到舞台中央，成为主角。”这一情况其实从表象上都可以看出来，因为站在美国的土地上，放眼出去，直观的感觉就是人种的五色缤纷。

然而，美国的种族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令人念念不忘。确实与你所提到的历史渊源有关。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种族问题一度与奴隶制度相联系。这使得本来就放在哪里都不容易处理的种族问题，在这里就更添了一份历史宿怨。

你对美国最终结束奴隶制的南北战争一定很熟悉，但是实际上，南北战争并不是解决奴隶制的唯一举动。反对奴隶制的努力几乎与这个制度相始终，这些努力甚至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人类逐步认识自己，逐步清理自己的一个过程。今天，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样一个过程，依然感到收获不菲。

再说，就连你已经熟悉的南北战争，实际上还有叫你听了会吃一惊的教科书之外的故事。所以，尽管你已经熟悉了美国奴隶制时代的“汤姆叔的小屋”等等，我还是必须把这个话题从头讲起。

你也知道，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到达的是美洲的南部。美洲的开发也就是从南美开始的。一开始，这和美国人的祖先英国人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当时的世界是属于“海上霸王”的。所以，有着大量航海家和海盗的西班牙，葡萄牙，就成了南美的主人，最主要的还是西班牙人。“海上霸王”们也很熟悉非洲。因此，当他们的美洲新殖民地严重缺乏劳力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非洲，在那里，有的是强壮的黑人。

那是四百多年以前。不幸的是，奴隶制确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白人的欧洲文明，还是黑人的非洲文明，都是如此。所以，在今天看起来显然应该是劳务输出的生意，在四百年前却成了奴隶买卖的勾当。在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被白人奴隶贩子劫道抓获的部落黑人，但这不可能是最经济方便的来源。所以，基于当时非洲社会发展的极不均衡，也基于他们事实存在的奴隶制，使得有一部分黑人也成为这一交易的重要一环，他们取得“货源”并且出售，成为卖方。

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要买几车砂石铺路，你找的并不是砂石场，你应该找的是运输公司。四百年前的奴隶贩卖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时经营这一行当的是航海业，奴隶贩子都是一些航海冒险家。由于这是一个获利甚丰的行当，各个欧洲国家的船长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是实力最强的，依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以致于美国人长期使用的黑人一词，，即“尼格罗”，居然不是源于英语而是源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西班牙在一百多年里不断从南美向北美推进和开发，这种开发也伴随着购买黑人数量的增加，因为劳力奇缺。当时在南美黑人已经非常普遍，以致于今天我们在南美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以黑人为主的岛屿和国家。他们并不是当地的土着，他们的祖先也是在贩卖黑奴的浪潮中给卷到这里来的。

于是，当美国人公认的先驱，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着那艘着名的“五月花号”，在海上漂泊长达65天，终于到达北美大陆的东海岸，即新英格兰的时候，当他们面对一片莽莽荒原跪下祈祷的时候，这里真是他们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片巨大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吗？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因为不管怎么说，在他们到达的时候，相对于整个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来说，确实可以说是人烟稀少。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甚至远远超出他们的活动半径，还是浩浩渺渺的人迹罕见乃至于人迹未到之处。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包括整个南美和北美的一部分，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两百个西班牙城镇，有近二十万西班牙人及五百万当地的印地安土着。还有相当数量的从非洲买来的黑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新大陆”已经有了以西班牙人为主的一定的社会格局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包括了奴隶市场这样一个现实。

然而，我也一直没有想通，就连这么冷的加拿大都已经被法国人在1604年看中，建了居民点，为什么美洲东海岸的北部，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摇篮的好端端的一大片风景优美的地区，当时就是冷冷落落，无人问津。所以，在南美洲的黑奴贩卖都已经进行了近百年，却还没有一个黑人随着西班牙人被带到这个地方来。

可是，说起来真活象是命运安排的一样，恰在这些清教徒开拓者乘坐的“五月花号”抵达北美东海岸的一年之前，1619年的8月，在距离他们上岸地点以南五百英里开外的同一海岸，第一批二十名黑人已经先于他们来到了这里。是一艘荷兰船载来了这些黑人。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奴隶还是半奴隶状态的家仆。

除了满满一船欧洲商品还捎带载来这二十名黑人的荷兰船长，就这样创下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历史记录。虽然由于没有任何交通和通讯手段，所以“五月花号”上面的移民先驱对此也一无所知。然而，这二十个黑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存在的方式，从象征意义上看，就在“五月花号”靠上北美的同时，奴隶制和种族问题就已经在北美开始了。这一切确实发生在今天称为美国的这块土地上，虽然要再过大约一百五十年，世界上才会有美国这个国家。

由于这块土地的开发，是以开放移民式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新英格兰地区第一批英国移民所面对的寂寞和荒凉，很快就被一批批闻讯而来的后继者所打破。北美，在西班牙人开发南美多年之后，终于也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热点，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新移民蜂拥而至。英国也开始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殖民地。可是这个时候，在奴隶贩子们中间，也肯定在盛传着这样的好消息：在北美的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

你还记得吧？我们以前在学人类发展史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假定“人”确实是类人猿“变”的，而不是上帝“造”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别于其它动物，可以称自己为“人”，而不是动物了呢？

我们都从教科书上得过到这样的结论，是劳动创造了人，人与其它动物的分界线，是他们开始制造工具。这个结论使我心安理得踏实了几十年。直到有一天，终于亲眼看到一个大猩猩，为了获取食物，认认真真地为自己制造了工具，并且如愿以偿地用自制工具取得了食物。吃完之后，大家居然还是认为它只是一只大猩猩，而不是“人”，真是令我大失所望。

后来，又听说“艺术创作”是上述问题的一个分水岭。我将信将疑。这意思是说，当一只类人猿终于操起一根烧焦的树枝，在岩石上画出一个树丫巴杈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向“人”迈进的关键一步。可是，美国偏偏有人养了一只大象，就是喜欢画画，看着它用鼻子搁下油画笔，居然还换枝硬笔签名，“以防假冒”，真叫我哭笑不得。看看画的色彩感觉，肯定比有的“人”还强一点。

最终，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搁一搁。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这么一种讲法。我不把它当作真理或是答案，可是我确实喜欢这个说法：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之时，一个坐着的人猿混混噩噩的脑瓜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其它的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他就是“人”了。

请你原谅我的这段题外话。我想说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那就是，第一，他是不断在思考的；第二，他思考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永远是与人性有关的。作为整体的人类，他不得不始终在对这个问题进行道德自省和良心拷问。这是人类有可能对“进步”二字持有信心的基本依据，你发现，我们有一点绕回来了吧？

因此，当我们再回到三百多年前的北美奴隶交易，甚至回到四百年前的南美奴隶交易。我们发现，那些参与了贩卖黑奴的非洲部落首领和来自欧洲的白人奴隶贩子，他们在同一个行为中道德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是并不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当时的发展程度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个程度不同，是指他们作为一个人类群体，对于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深度和理解是不同的，也就是他们的进化程度根本是不同的。

就像在今天，我们仍然可能发现在某个热带密林深处，还存在一个“猎头族”。他们的部落每年都要偷猎一个异族的脑袋，借以得到整个部落平安吉祥的保障。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种猎杀是一种原始宗教。假设这时候来了一个探险家，他在这个部落住了一阵得到启发，出于私怨也割下了某人的一个脑袋。他当然不会在部落里受到任何责难，但是，他的行为就很难被称为是“原始宗教”而不是“谋杀”。在这里你会看到，同时发生的同一行为，在道德上所要承担的责任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奴隶问题在北美最初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你会看到，不仅今天的美国种族问题不是简单的，即使是当年的奴隶问题，也同样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在南美已经有一大批“经营”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奴隶贩子。对他们来说，货源和经营方式都已是熟门熟路，只是随着北美移民的大量涌入，他们换个送货地点而已。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有大量源源不断，自动送上门来的“奴隶货源”。

同时，奴隶制确实也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类似奴隶制的残余，例如，在北美沦为奴隶的虽然主要是黑人，但在开发初期，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白人也同样成为奴隶。这是移民们承袭了欧洲当时盛行的以劳役抵债的传统。

当时来到北美的白人有大量处于赤贫状态，他们甚至买不起一张驶往他们的希望之乡的轮船船票。于是，普遍有以自己作抵押的。谁付的这张船票，谁就在几年之内拥有这个劳力。甚至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是从英国的负债监狱里直接被挑选来的。也就是说，奴役劳力，对当时的欧洲移民来讲，并不非常陌生。

尽管如此，但是，当时英国本土已经风云激荡，平等自由的思想也已经不是什么萌芽状态了。所以我想，在这些英国人刚刚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一定也被“奴隶市场”这样的“异国风光”吓了一跳。也就是说，对于南美已经盛行的这种方式：这样赤裸裸的，把人彻底当作牲口一样的奴隶买卖，他们要接受甚至参与这样一种行为，面前还是会出现一个令人犹豫的道德门槛的。

但是，当时的美洲移民是控制很弱，极其混乱的。在这些人里，什么样的背景都有，也什么样的状况都有。你可以想象，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类整体发展水平上，在一个奴隶制已经成为事实的地区，显然不会面对陌生的蛮荒之地和严酷的生存条件，却坚持以道德为理由，断然拒绝以奴役的方式使用劳动力。

那么，当时这些新移民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呢？

那艘着名的“五月花号”所载的移民先驱者的情况，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他们一共是一百零二人，在十一月中旬到达北美。很不幸的是，他们靠岸的新英格兰恰是今天美国版图的北方。当时严寒已经开始。他们的眼前是刮着凛冽暴风雪的荒原，而背后的太平洋如同一把利刃，切断了他们和文明之间的纽带。更何况，他们是来自一个已经高度文明发展的国度，早已失去了始祖们在大自然中求生的本领。结局可想而知，仅仅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五十八条生命，半年过后，他们只剩下来四十四个人。

就是这留下来的四十四人，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曾在冬天去探访过“五月花号”靠岸的地点。据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一个几十年不遇的“暖冬”。可是，当我们站在岸边，在大西洋上刮来的刺骨寒风面前，还是转眼就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游兴和耐心。尽管裹着厚厚的现代羽绒衣，还是迫不及待地奔向一家叫做“明朝”的中国饭店。在暖气中喝下整整一壶热茶，才突然明白过来，我们逃离的是什么。我们所逃离的，就是当年这一船移民在目送“五月花号”开走之后，面对的饥饿和寒冷。可是他们无处可逃。就是与死神眼看着就要面对面相撞，他们依然无路可逃。

后来的大批移民，其状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英属殖民地的开发是从北方开始的，大多数移民落脚的地方，冬天都相当寒冷。后来者除了人多势壮一些，所有的问题还是要每一个人自己去解决。他们的房子还是林中的树木。他们与奔跑的野兽之间，谁是谁的食物，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幻想中的农田，还是长满灌木和荆棘的处女地。他们的种子和工具却还在海上漂泊的商船里。冬季却不肯推迟脚步，坚持要如期而至。他们有妻子还有孩子，周围的人都在流行疾病，没医没药，隔三岔五就有人到上帝那里报到。他们想在冬季之前至少给孩子一个栖身之地，可是就是人手不够，本来就是加上妇女孩子一起干活都不够，一生病就更不够。

在开发最初阶段的这种状况下，移民而来的各色人等，他们原来的背景都被无情地抹去了。有一些人带来了钱，可是，他们的钱也买不到可以容身的最简陋的房子，他们可以买到的，就是当时最缺乏，所以也最珍贵的奴隶劳力。因为一切都必须用双手和体力去创造出来。

因此，三百多年前，北美移民所考虑的，远不是今天的人们所想象的“发展”“发财”这样的奢侈品。如果其中有人曾经在英国上船之前如此想过，这样的念头一下船也就被冷酷的现实一风吹了。他们绝望地不知如何才能在一片荒野里活下去。就在这个时候，运来了一船黑人劳力，说是连现钱都可以不要，以物易“物”，用当地的木材换就行。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有太大犹豫就跨过了第一道横在面前的道德门槛。

奴役劳动就这样在北美开始了。

随着英王朝十三块英属殖民地在这里的建立和开发，这块土地在迅速地发展。虽然这个新大陆的状况与欧洲相比始终还是落后的，偶尔来一个欧洲旅行者，仍然会不屑一顾，回家后把这里描画成穷乡僻壤。可是，这里的各个殖民地已经设立了总督政府。早期开拓者所遭遇的九死一生的险恶环境也已经被大大改变。换一个角度说，当年新移民借以越过道德门槛而使用奴隶劳动的一部分历史借口，已经不复存在。

可是，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奴隶制在北美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加兴旺发达起来。大量奴隶势不可挡地进入这些英属殖民地。奴隶制很快成为北美的最触目的现实。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奴隶交易和奴隶劳动都产生人类最难以抗拒的诱惑，这就是利益。然而，这块土地的早期经历所形成的奴隶制现实，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始推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北美英属殖民地黑人奴隶泛滥，而英国本土却从来没有卷进去的原因之一。英国本土就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借口，所以即使同样被利益驱动想蓄奴的人，也被阻挡在在道德门槛的这一头，难以当众迈出腿去。

北美的奴隶贸易居然会如此迅猛地展开，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被这份“利益”所吸引的不仅是一些商人和平民，它还吸引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调动了一个大国的力量来向这块新开发的土地倾销奴隶。

早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刚刚四十年的1662年，英王朝查理二世就特许“皇家非洲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向西印度群岛和北美贩奴。到1713年，英王朝甚至与西班牙达成有关贩奴的重要协议，由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垄断包括南美在内的整个美洲奴隶进口，由两国的王室各分得利润的四分之一。此后的二十年内，根据记录，英国至少每年向美洲输入了一万五千名奴隶，其中四分之一左右进入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大多数都进入了北美英属殖民地。

你一定已经看出来了，英国皇上在北美的这笔买卖特别好做。因为北美本来就是他说了算的。土地是他的殖民地，管理者是他派出去的总督，当然协助推销。事实上，曾经有一些殖民地对于汹涌而来的黑奴浪潮，出于种种原因，例如最普遍的安全理由，表示担忧和抵制。但是，都无法抵御英王朝和殖民地总督上下一致的奴隶推销政策。

就这样，一只强有力的手在北美推动奴隶制。就是这片土地当时的主人英国王朝，开始有组织地大量向这里输入黑奴。贩奴收入则一度成了一个王朝所刻意追求的“国家利益”。于是，贩卖奴隶不再是星散的船长们的海上冒险，而成了英国王朝垄断的皇家事业。换句现代的话来说，在贩奴行业，强盛的英国王朝成了一个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北美的奴隶交易就在英王朝强力的推波助澜中，达到了一个高潮。

那么，你也许会问，这片土地还有什么希望呢？真是这样，当一个巨大的利益突然出现的时候，一个王朝会被吸引，大多数普通人也都会被吸引。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北美，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所形成的漩涡。

前几年我们去纽约，在着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逛了一圈。校园里有一座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是用原作的模子翻制的。记得以前我们只有机会看到这个雕塑的照片，虽然看不真切，但是依然很惊叹罗丹的构思：在地狱的门口，“人”，坐下来“思想”。

现在，当我终于有机会真的站在这个雕塑之前，突然不可抑制地想到，“他”只不过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却会有一种受到震撼的感觉，“他”又在想些什么呢？

我确信，他所思索的，还是当年他站在“猿”与“人”之间，第一次想到的那个亘古不变的“原始问题”。人类，不论他走到什么时候，他的面前总会出现一道新的道德门槛，在这道门槛面前，他不得不坐下来，思索。从他成为“人”开始，直至他来到火焰熊熊的地狱的门口。这个问题是永恒的，超越一切的。其原因却是出奇的简单：他是“人”，当然就想知道，什么是“人性”而不是“兽性”。怎么做，才可以称自己是“人”，而不是“兽”。

总有一些人，他们不会轻易跨过道德门槛，他们会坐下来思索，这就是人类的希望，也是北美这片土地的希望。

作为北美精神主导的北方，对于奴隶问题，一直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这样一个“人”在思考的线索。那就是，在遇到黑奴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的时候，这里有一些人本能地开始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提出质疑。在利益的潮流袭来时，他们只可能是极少数，但是只要他们站在符合人性的一方，他们的坚持就会奇迹般地渐渐显示出力量。探究这样一个很有历史逻辑的过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片土地发展的核心一直是在北方，这也是美国人一直把“五月花号”的那一船清教徒，认定是他们的精神先驱的原因。我以前也因此而误认为，他们是到达北美的第一船英国移民，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在“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地区的十三年前，1607年，弗吉尼亚已经建立了第一个英属小镇。那么，为什么日后的美国人一定要认定“五月花号”的移民是他们的精神祖先呢？

美洲殖民地的移民组成确实是很不同一般。

北美当然也不乏大量被贫困逼来的“经济移民”，可是，来到这里的“政治移民”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他们是在英国及欧洲的诸多次宗教迫害和政治动荡中离开故土，来寻找一片自由的土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英国的处境远比跑到这里来当难民要好，对于这些人，寻找一块新大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需求。他们需要一块“上帝承诺过的土地”，在那里可以有他们自由信仰的权利。其中“五月花号”上的那一船移民，就非常典型，也是这些“政治移民”中最早的一批。

你已经知道，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冬天，严酷的自然条件就带走了“五月花号”移民中一多半人的生命。但是，当第二年春天，“五月花号”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船长惊讶地发现，剩下的那四十四个营养不良，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幸存者，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随船回到文明的英国去，而坚持要留在这片实在乏善可陈的荒野之中。

正是这样一些人，往往会很自然地成为各地的宗教和精神核心。这个传统使得美国至今为止宗教气氛还非常浓厚。我们和去年来的那两个澳大利亚建筑师聊起来，他们谈到，同样作为新开发英属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就没有这样强的宗教传统和气氛。他们听了这里各式各样，比比皆是的宗教广播台以后，感到非常新奇。

北方，正是大量这样的“政治移民”的集聚地。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更高一些，他们流亡的原因往往是“宗教迫害”为主的政治性原因，所以，他们更习惯于在世俗诱惑的面前，作出理性的思考。他们甚至在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哈佛大学，并且把哈佛大学所建立的地方叫做“剑桥”。当然，那个时候的哈佛只可能是陋舍几间，可是，他们却觉得，只有在哈佛大学这样的精神支柱的支撑下，他们才能够活得下去。真是难以相信，当他们满怀希望地挂上哈佛大学牌子的时候，距离“五月花号”抵达这里只有仅仅十六年。距离美国的成立，却还有一百多年。所以，一直有所谓“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

因此，要追寻这块土地的历史足迹，北方的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奴隶制在北美的整个兴起，兴盛和衰落，都可以在这个拥有哈佛大学的新英格兰地区，以及大部分的北方地区，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逻辑过程。

我先以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为例。在奴隶刚刚进入这个地区时，反对这个制度的声音就符合逻辑地同时响起。

在那个时候，宗教在一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宗教思考本来就应该是非功利的思考。他们把自己与世俗世界拉开距离之后，探索人与神的深远的哲学问题。这样，任何可能找到的世俗利益的借口，都必须被拒留在宗教的门外。由于北美的生活环境，使得各种宗教的思考内容，也很早就包含了奴隶问题和不同种族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同的宗教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尽管，在新英格兰的北美早期清教徒，对于宗教正统问题曾经非常狭隘和固执。他们曾认为印地安人的宗教是魔鬼的宗教，也视教友派为邪教和异己，横加驱赶。但是，在奴隶的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却在道德的层面得出了自己毫不含糊的结论。

在三百年前，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即，使用奴隶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符合圣经，也是可以通得过他们的道德质疑的。那就是，沦为奴隶的人必须是战俘，以及同意出卖自己的人（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债务奴隶）。除此之外，他们无法接受“买卖奴隶”和“蓄奴”这样的做法。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此推论下来，那个时代的北美清教徒倒是并不反对当时并不罕见的白人奴隶，因为，这些白奴是自己同意以自由和劳务抵债，也就是同意出售自己的。但是，他们却反对买卖和使用黑奴，因为所有的黑奴都是被迫的，非自愿的。

于是，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些清教徒对于奴隶问题的认识，还有欧洲奴隶文化遗留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很有逻辑性的。作为当时北美非常重要的宗教思想流派之一，他们在对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重视的是道德层面的逻辑推理，种族归属却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一个判断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前卫”的。

三百年前，刚开发的北美还很混乱，约束力也很弱。由于劳力的大量需求，应运而生的北美奴隶市场正在发展。清教徒基于他们的道德诉求，曾经企图严格地抵制奴隶交易的浪潮。结果就导致了当时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和其它地方一样，移民中的不少人深深地被奴隶交易带来的利益所吸引。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再消极地等待别人给他们送来奴隶。

事情发生在1640年，也就是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二十年的时候。一个名叫斯密斯的船长驾了一艘货船，从马萨诸塞前往非洲送货。卸下货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尽管运“活的货物”不如运一般商品那么方便，可是万一成了，不就是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吗？那么，为什么不顺手弄两个黑人回去，试试这一行呢？那些让人羡慕的发了财的奴隶贩子，又不是有什么望尘莫及的本事。他又望着自己手中的枪，也许觉得自己只是试验一下，不是大批量的需求，不必去当地的奴隶市场花钱买，自己就可以碰碰运气。

于是，这位斯密斯船长居然就带领船员，在他的船的停留地附近，选定了一个黑人村庄作为突袭对象。这大概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村庄，因为他们小试即胜，一举抓获了毫无防范的几个黑人家庭，然后如数押上船，带回了他所居住的马萨诸塞。一路回程，斯密斯船长一定在做他的“淘金梦”。按照当时北美奴隶交易的现状，他是完全有理由做成这个美梦的。可是谁会料到，这一次，他却偏偏压错了宝。

当时马萨诸塞还是在开拓的最初岁月，但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行政管理。当地人在竭力形成依据一定的宗教道德原则而执行的管理。那里当时是清教徒们的天下。他们的原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所传达的上帝的原则。你已经知道，对于奴隶问题，他们认为，上帝的原则就是除了“战俘”，必须是“自愿出售自己”，才能成为奴隶。虽说他们宣称这是圣经的旨意，然而这显然反映了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于人性和人道的认识深度。

于是，斯密斯船长在当地一些严守戒律的清教徒的眼中，显然是违反了上帝的原则。在贩奴已在北美逐步盛行的时代，这些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还是决定顽固地坚守他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清白”。外地来的奴隶贩子他们管不着，可是他们决不允许本地居民的灵魂也被魔鬼钩走，不准备让这位利欲熏心的斯密斯船长打开一个缺口。因此，这位船长就这样成了北美奴隶交易史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回到马萨诸塞以后立即遭到逮捕。而那些被他劫来此地的黑人，也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好运气，由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马萨诸塞司法机构，当即下令用当地的公款送他们回到非洲的家乡。

1641年的马萨诸塞因此有了一条针对从非洲劫持黑奴的法律：“任何人，凡劫持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真的阻止此后的贩奴浪潮，马萨诸塞和其它殖民地一样，几十年后蓄奴成为普遍的情况。它的港口城市波士顿，也因为转运了大量来自非洲的黑奴而逐步发展起来。

可是，我之所以向你讲述这个北美贩奴时代十分罕见的实例。因为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当车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你看到，一百多年以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一点一点火星，你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这也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清教徒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出于宗教理念的道德诉求。也在一百多年来逐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气氛最终导致了在独立战争前后，北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彻底反省。

在马萨诸塞，这场思想清理，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马萨诸塞也是最早在奴隶问题上开始挑战立法的几个北方英属殖民地之一。

在独立战争开始前，一个抵制奴隶进口的运动已经在发展起来。1767年，即独立战争的八年之前，他们就在议会提出了“有关禁止本地区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这个时候议会的上下两院本身还不能达成共识，因此法案无法通过。四年以后，他们再一次努力，终于在议会两院有了一致的意见，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但是，却遭到当时英皇委派的殖民地总督的否决，法案被封杀了。

独立战争逐步迫近。挑战立法所引起的有关讨论，在马萨诸塞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他们不断地重复努力，希望使当时作为执法权威的总督，能够接受一个禁止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始终没有成功。1774年，就是在独立战争打响的前一年，议会甚至两度通过这样的法案，最终，依然没能通过英皇的总督这一关。但是，你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萨诸塞这个地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基本态度了。

这种趋势形成的气氛，即使从当地的黑奴身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在马萨诸塞，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的事情。

也同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774年，北方暖春的五月，马萨诸塞英总督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申诉书。在托玛斯·盖奇漫长的总督生涯中，他接受过不少申诉，可是这一份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这是一份代表着一群黑奴向英国皇家总督提出的申诉书。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份申诉书中，这些黑人从人性的原则，基督教的道义出发，甚至从当时的法律中寻找依据，不仅动之以情而且逻辑清楚地推理，得出无可抗辩的要求：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和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英总督并没有批准这样的申诉。那些交上申诉书之后，苦苦等待，却没有能等出一个结果的黑奴们，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可是，这就是历史的意义：今天，人类根据永恒的人道与非人道泾渭分明的准则，给曾经显赫的留下了姓名的英总督，和卑微的没有留下姓名的黑奴们，下了孰是孰非的判定。美国成立以后，这份黑奴的申诉书逐渐成为孩子们必受的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这是殖民时期非常罕见的一次黑奴的合法抗争。为什么是罕见的呢？

因为在当时，黑人作为个人和小的群体，有可能出现偶而的反抗，但是作为整体，不论其人数如何迅速增长，他们在北美注定会在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是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一个极弱势群体。这不仅因为他们被胁迫，同时也因为，黑人还处于他们偶然进入的这个陌生文化系统的蒙昧状态。

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不仅是说他们来到新大陆，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还因为当时的非洲不同部落的语言非常复杂。直到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地方，仍有相当多的黑人讲一种起源于二十几种西非语言的叫“古拉赫”的语言。你可以因此想象，两三百年前的黑人语言状况是多么混乱和无奈。黑奴相互之间都常常无法交谈，他们只能通过逐步学一些英语，来进行黑人本身之间的简单交流。

他们更无法发展自己的文化，只是沦为一种陌生文化的工具。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一开始都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根本理不出一个头绪，更不要说提出一个共同目标。大多数黑人还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甚至在他们许多人的原来文化中，奴隶状态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非洲的部落战争也经常使战俘成为奴隶。种种原因使得黑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逃亡和反抗都只是个别现象，而逆来顺受却被迫成为主流。

因此，这份申诉书出现在马萨诸塞并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根本不可能在两百多年前的黑奴中间，生长出这样一棵树苗，没有合适的气候，它也不可能如此健康，茁壮，并且理直气壮地展现自己虽然微薄，却是由苦难积累起来的力量。因为，你可以说，追求自由，这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这些黑人第一次清晰表达出来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法制的概念，却不是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的。

从这份申诉书中，你可以看到黑人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你也同时可以看到马萨诸塞的早期清教徒们的身影。他们逮捕一个斯密斯船长，送回了几家黑人，并没有阻挡住奴隶交易的浪潮。但是他们持续一百多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黑人的逐步觉醒和更多白人的反省。

1775年，独立战争终于打响了，新成立的马萨诸塞“革命政府”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在海上抓到了待售的黑人。一项提案被送到了立法机构，立法机构不仅立即同意了这项将黑人们立即释放的提案，而且附带了这样一个声明：“这种对人进行出售和奴役的行为，直接践踏了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自然权利。我们以及各州都誓言要为自由而战斗到底，而这种行为与这样的誓言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个声明显然超出了以往通过的法案的诉求，它要求的已经不止是停止奴隶交易，它直接提出了解放奴隶。并且指出了黑人的自由和白人们正在从英国人那里寻求的自由，同属一个人类理想，是不可割裂的。虽然这个声明当时并没有完全通过，通过的只是禁止奴隶交易和虐待奴隶的部分，然而，所有的马萨诸塞人一定听到，奴隶制的丧钟已经开始敲响。

仅仅是八年独立战争的第二年，马萨诸塞就有了着手解决奴隶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战争之中就向议会递交了废奴的议案。

英国签字同意美国独立，是在1783年。在此三年之前的1780年，也就是那些黑人向英总督送出申诉书的仅仅六年之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在地方宪法中就有了这样的明确条款“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并具有明确的，与生俱来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依据这些权利他们得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和自由”。

马萨诸塞终于在进行独立战争的同时，就完成了对奴隶制清算。

同属北方的宾夕法尼亚，是教友派的大本营。你一定记得前面提到过的，新英格兰的早期清教徒曾经出于宗教偏见，强烈排斥过教友派。所以，他们之间不仅属于不同的殖民地，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在宗教观点上还有相当大的分歧。然而，在查看宾夕法尼亚的资料时，我奇怪地发现，在奴隶问题上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路径，与马萨诸塞的情况却极为相似。

仔细想想，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对于精神追求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执着。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以物质生活的清贫和对精神生活的孜孜以求闻名，而教友派更是把对于精神的追求，发展到了殉教的极致。这种状态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很容易走向偏执，不肯妥协。这两个教派在早期都踏入过这样的误区。但是他们共同的优点，就是不轻易在世俗利益面前放弃道义，所谓的“见利忘义”。

教友派来到北美，显然也是为了寻求一片宗教自由的乐土。正因为早期饱受清教徒的排斥，他们在新大陆一度处于类似流浪的状态，没有一个集中的基地。于是他们的一个宗教领袖威廉·佩恩，就在1681年向英皇查尔斯二世要下了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他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居然是皇上曾经欠过他们家族的钱！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当然也是一片荒原，但是教友派的教徒们已经心满意足，他们好歹有了一个新的家园。

在教友派所理解的圣经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这使得教友派成为北美最早提出各种族平等相处理想的教派之一。以后我会再向你介绍，这一点认识在北美不仅是实属可贵，在当时也是非常不容易。于是，教友派的一些牧师从很早开始，就向教徒灌输解除奴隶制的思想。

在宾夕法尼亚最早加入谴责奴隶制行列的，还有一批德国移民，他们属于教友派叫做公谊会的一个分支。他们在宾夕法尼亚这个新的家园建立了德国镇，保留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生活习惯。

1688年，也就是在威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建立这个教友派新家园只有七年的时候，在德国镇的公谊会每周宗教聚会中，他们已经留下了这样一份古英语和古德语混杂在一起的，有关奴隶问题的讨论记录。

在讨论中他们明确反对蓄奴，所用的思想和语言都极为朴素。他们写道，“我们反对这种针对人的肮脏交易，理由如下：……他们是黑人，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能有更大的权利令他们为奴，就像我们对其他白人，也没有这种特权。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不同辈份，不同血统和不同肤色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

你看到，。这里不仅有他们对于奴隶问题的态度，也有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立场。

作为北美思想主导的北方出现的这些早期质疑，形式和深度都并不相同。但是，在人性的普遍原则下，拂去外表，我们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坚实内核，那就是，新移民纵有万般理由，他们难道就因此真的具有剥夺他人自由的权利吗？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北美开拓初期，他们第一次试图离开自己的困境，离开自己相对优越的地位，站在那些他们还完全无法理解的黑人的立场上，质问这个人类行为的合理性。

当然，由英王朝所推动的北美贩奴浪潮，也随之冲击到了这里的平民和教徒。不论是宾夕法尼亚的居民，还是教友会的教徒，都有参与奴隶交易和蓄奴行为的。一时间，这些看上去近乎“迂腐”的“道德说教”，似乎根本无法与奴隶劳动带来的巨大“利益”抗衡。然而，也许正是他们的宗教热情，使他们没有放弃较量。1696年，公谊会就提出了反对进口奴隶的提议。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们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呼吁，而且呼声越来越高。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长期以来在议会里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宾夕法尼亚也是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中，最早在议会里通过一系列法案，对进口奴隶进行禁止性课税的。

1712年，就已经有人提出彻底禁奴，当时的议会还不可能接受。可是他们同意先走出禁奴的第一步，于是，就在这一年通过了第一个对进口奴隶的禁止性课税法案。

当时在北美，有不少殖民地都对拥有奴隶或是进口奴隶收税，可是目的却大不相同。有些地方课“奴隶税”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北卡罗莱纳以税收限制奴隶进口的数量，则是因为担心黑奴过多而无法控制。宾夕法尼亚却是唯一以明确的反奴隶制这样的道德目标，而制定这个税收法案的。

然而，他们遇到了马萨诸塞的议会遇到过的同样问题。1712年的这个立法立即被英王朝下令不准执行。接下来就是反对奴隶制的宾夕法尼亚议会，在奴隶交易问题上一系列的挑战立法和一再被英王朝否决，这样的戏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重复上演。

1754年，教友派又迈出重大的一步。他们在挑战立法的同时，开始利用教会的约束力，禁止教徒购买奴隶。1758年的一次教友派宗教年会上，他们宣布禁止教徒参与和奴隶交易有关的任何行为。任何人只要加入教友派，就必须遵守这个禁令。任何违反者，地方教会都必须宣布此人脱离教会。

在这样的两头夹击下，在独立战争之前，宾夕法尼亚的奴隶交易几乎已经停止了。教会的禁令又使得这里的奴隶人数锐减。到独立战争打响时，这里只剩下了一万名左右的奴隶。

独立战争所提出的自由精神，也大大加速了宾夕法尼亚对于奴隶问题的清理。1780年，在独立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前，宾夕法尼亚的议会终于通过立法，彻底禁奴。

在翻阅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奴隶问题的文件时，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北方，不少殖民地的早期文件，对进口奴隶甚至对蓄奴，一开始就有了道德谴责和禁止条文，有的甚至措辞严厉。

可是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就只有大量对奴隶交易课税的决议了。早期的对奴隶制的道德诉求几乎在所有殖民地的立法提案中销声匿迹。在了解了英王朝对于奴隶制的介入和推动之后，这种变化就能够理解了。

然后，在独立战争前后，也就是在美国诞生的前后，明确禁止进口和彻底禁奴的立法文件又大批出现。文件中也逐步出现清楚的道德诉求的文字，“我们不仅要防止更多的黑人失去自由，还要让已经不幸失去自由的黑人恢复自由”。

独立战争期间和美国建立以后，奴隶制也在作为北美精神主导的北方陆续结束。

在了解了类似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相关历史之后，才发现这些文件所表达的一波三折，实际上很典型地反映了北方一个有逻辑的历史进程。他们都有过一个最初的人性思考和结论，也都有过一个抵御不了包括“王朝利益”在内的欲望浪潮冲击的阶段。但是，最终对人道的坚持终于战胜了人类贪欲的一面，人类在对自身的反省中，走出坚实的一步。

因此，这里走过的最初一段路程。并不是你我原来所想象的，奴隶制从兴起到终结的历史，就完全是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压迫和反抗的对抗史。基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当时黑人还不可能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类良知和愚恶的角逐。你已经看到，在这一段历史中，这场角逐主要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内部。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人性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黑人就没有力量，只是他们的力量是无声的。黑人的力量就是他们失去的自由，就是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以深重苦难凝聚起一个巨大的质量，逼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检验人类对于人性的自省能力。

一块土地，一群人，乃至整个人类，它的真正希望所在就是它的自省能力和良知醒悟，而这又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在北方，奴隶问题的解决确实是一个自省和清理的过程。在那里，这场思想上的清理在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你一定要发问了，独立战争不是并没有解决美国的奴隶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拖到独立战争八十几年以后的南北战争才解决的吗？

你的问题牵涉到殖民地的北美和新诞生的美国的一些特殊情况，这些情况也导致了解决奴隶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得在下一封信里再回答你了。别忘了来信！

祝

好！

林达

3. 躲不掉的妥协和一国两制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谢谢！你的信中说确实对我提到的问题感到疑惑不解，正在等我的下一封信。我接着再往下写。

美国的诞生，实质上是这块土地被耕耘了一百五十年之后，逐步成熟，开始清理的一个结果。生活在这里的一些人，不再仅仅陷于谋生的劳顿，他们开始问自己，当初他们为什么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究竟要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一代代的新移民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你可以遇到生活状况还相对较差，却心境平和的移民；你也会遇到境遇相对更好，却怨声载道的移民。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当初来到这块土地，所寻求的东西就是不同的。

独立之前的那些殖民地移民，终于意识到，长期以来统治他们的英国王朝，忽略了他们的基本需求。这个需求清楚地写在他们要求独立的旗帜上，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你一定已经发现，这个目标反省，实际上又是一次人类对自己的基本问题，即“人性”的思考。

关键的是，他们又按照逻辑推断出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要清理和清算的，好象并不仅仅是英国王朝。

他们的面前分明出现了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当今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人们当然还不可能一致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然而，这些问题已经无可回避。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我们的习惯叫法。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所用的英语名称，实际上是“美国革命”这样一个词。

换句话说，美国革命是”

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就看怎么处理殖民时期留下带来奴隶问题了。平等自由的口号是糊弄英国人的表面文章，或是为了赶走英国人而制定的一个策略，还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真正理想，对于奴隶问题的态度，成了一块试金石。

即将成立的美国，如果允许“人人生而平等”的最高原则，和北美殖民地奴隶制的现状共存，将会产生一个最大的荒诞。对于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和辩论奴隶问题的北方思想主流来说，这本来就是他们难以容忍的殖民地历史沉疴。现在，突破的时机终于来临，一百多年的争执现在该有个结果了。因此，在北方，解决奴隶制进展迅速。奴隶交易的行为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已经在北方基本停止。就连属于南方，地处南北交接点，一直充满矛盾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也在战争期间立法停止了奴隶交易。

于是，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一个新的国家，其本身的存亡，尚在生死一线间的战场上。可是，他们却在那里一面向英国人开战，另一面反而有悖常理地在向自己开刀。所以，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实在只是半场“美国革命”，另外半场他们落实到了自己头上。

你已经知道，在独立战争期间，北方的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已经基本废除奴隶制。也许你也注意到了，在困难的战争局面下，并不是一个坐下来思考和清算自己的好时候。当时的主要矛盾无疑是独立。战争之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非常紧张。战争之中，更是有枪炮逼在眼前。所以，作为与独立战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奴隶制的道德问题，仅仅基于一个理想，能够这样被提出来，并且开始实质性的步骤，已经非常不容易。

战争结束后不久，北方各州纷纷先以立法禁止奴隶交易，之后又陆续着手结束殖民时期的奴隶制，随着战后的重建，这场清理也在大部分地区基本结束。

但是，这还是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奴隶制还是拖了几十年，甚至导致了一场南北战争呢？正是美国与其它国家很不一样的特殊情况，使得问题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在美国建国的最初时期，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可以说是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刚刚诞生的美国十三个州里，实际上有两个州还远远落在美国思想主流和历史的后面，它们尽管无法在原则上反对废除奴隶制，但是，却始终企图尽可能延长奴隶制的寿命，以维护它们的利益。在“利”和“义”之间，它们选择了“利”。这两个州就是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

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那真是非常特殊的两个地方。就是在美国的交通通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你仍然可以在那里发现非常保守的一个个小镇。他们欣赏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对新鲜事物几乎本能地持抗拒态度。不仅是难以接受其它国家的外来文化，也同样不喜欢时髦的北方人。前不久，我们就在一个南方小镇上，发现一辆汽车上贴着这样一句话，“既然北方那么好，你干吗不搬回去住！”令我们哑然失笑。

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殖民地的移民构成，对于形成这个地方的风格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两个殖民地的移民来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南卡罗莱纳的最初移民，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一个叫巴巴多斯的岛国。西印度群岛当时也是英属殖民地。在贩奴高潮中，这个地区首当其冲，以致于北美的许多奴隶都是从西印度群岛买来的“二手货”。巴巴多斯从非洲贩奴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在1980年，它的人口构成中，黑人占百分之九十一，白人仅占百分之四。

在巴巴多斯，当时黑人白人的比例虽然不象在1980年那么悬殊，但是那里的白人当时已经习惯于大规模无节制地进口黑人用于种植劳动，并且习惯于控制人数大大超过自己的大批黑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对奴隶起阻吓作用的严刑峻法，几乎是必然的。

南卡罗莱纳开发的时间比较晚。它的气候和条件，非常适合类似巴巴多斯的农业种植。它的开发实际上是巴巴多斯一些野心勃勃的白人，向北美洲有计划扩展的一个结果。因此，他们“发展过来”的时候，也几乎原封不动地搬来了一套北美前所未有的“巴巴多斯模式”。于是，在这里出现了北美唯一的黑人比例远高于白人的殖民地。在1680年的开发初期，白人在南卡罗莱纳的比例还占百分之八十三左右，然而六十年的大量奴隶进口之后，在独立战争前三十年，在那里的白人已经只占百分之三十三，黑人的数量已经是白人的一倍了。

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北美的任何一个英属殖民地，在白人中间，奴隶主的人数一直只是少数。因此，南卡罗莱纳的白人奴隶主和黑奴之间的比例，实际上比人口比例更为悬殊。于是，在担心难以控制的忧虑下，1696年，南卡罗莱纳通过了几乎是1688年的巴巴多斯奴隶法的翻版，这个奴隶法的观点行文，在当时的北美也是闻所未闻的。这部法律认定，奴隶都是“野蛮，放肆，凶残”的，“天生就有骚乱，抢劫和行为残暴的倾向”。因此，这部法律中还有非常残酷的体罚条例。这样形成的管理奴隶的格局，不要说在北方的英属殖民地，就是在同属南方的弗吉尼亚听起来，也都是触目惊心的。

即使同在奴隶时期，奴隶的状况也有很大差别。在美国建立之前，在新英格兰和纽约，黑人所受到的待遇已经无异于一般的仆人和农工，在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也已经相当于温和的农奴制，即使在处于南北交界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也类似一种家族等级制。南卡罗莱纳的奴隶状况在北美无疑是十分突兀的。

南卡罗莱纳是相对封闭的。它很少象其它殖民地那样，拥有承袭英国的较强的法律文化传统，基本上是领主统治。它除了靠进口奴隶发展起来的查尔斯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城市。在最初的近一百年里，整个殖民地的诉讼程序居然都是上交到一名“宪兵司令”手里，由他说了算。这对于其它沿用英国成熟法律的北美殖民地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最近，我们去了一次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它是北美最早的五个城市之一，座落在大西洋边，有着非常美丽的海滨。就是在今天，它依然不是一个大城市。它遍布着各种历史遗迹，很有魅力。可是，不论当我们站在海边，还是漫步在它的街道，我们都无法忘记一个事实，在被卖到北美的所有黑奴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这里上岸的。它也是在美国诞生之后，还坚持进口奴隶的最后两个主要港口之一。另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我们今年在那里度过元旦的佐治亚州的港口城市，塞凡那。

因此，南北战争最终在查尔斯顿爆发，实在不是偶然的。

那么佐治亚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紧挨着南卡罗莱纳西面的并列近邻。佐治亚北部如屏障一般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几乎完全割断了它和北方英属殖民地的联系，它和南卡罗莱纳之间的分界线，就是绵绵流长的塞凡那河。

佐治亚的开发经历和移民来源与北方相比，更是一个天差地别的故事了。

佐治亚的开发，比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的新教徒移民先驱者，整整晚了一百一十年。它是英国经过周密安排的，一开始就像“军垦农场”那样规划起来的一个移民计划。这个计划的牵头人是一个名叫奥格拉索普的将军。在今天的佐治亚，你可以不时地遇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名，或是一不小心就撞上他的一个雕像。他本人看来大致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人，放着在英国的好日子不过，一心一意要来这个已经开发了一百来年的新大陆，找一块“生荒地”，干一番事业。

那么，什么是奥格拉索普将军寻求的“事业”呢？这简直就是一个慈善事业。他要在这里开辟一个“穷人的乐园”。这个事业如果成了的话，简直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面是有利于英国，你可以从当时的一句口号中看出来：“把穷人都送走，英国会更富”，另一面当然是穷人来到“乐园”，走上致富之路。到这儿，你准已经猜出来了，佐治亚的移民大军就是“英国的穷人”。

你还是只猜对了一半，当初挑选的条件不仅是穷人，而且是最“穷极潦倒”，在英国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负债人。同时，申请人的行为不能有任何越轨之处，思想不能想入非非，否则，就不符合进入这“模范农场”的条件。因此，他们的平均教育程度极低。

然而，这些佐治亚移民遇到了北美开拓史上罕见的好运气，一点没有经历象其他的移民开拓者们那样的饥寒交迫。在奥格拉索普将军的影响力下，他们一开始就是英国慈善事业的全力关照对象，生活处处得到照顾，看看他们得到的那些长长的配给品单子，就连今天的我好象都应该羡慕他们。就是什么也不收获，靠着这些配给品，也可以衣食无忧地过日子了。这个“模范农场”几乎为他们考虑和安排了一切。

可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其它殖民地移民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的生活是被动的。一到那里，他们就必须接受许多“新生活”的道德规范。例如，禁酒，不准土地买卖，等等。连地里种什么庄稼都不能自己完全作主。

佐治亚在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也非常特别。移民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毫无主动权。奥格拉索普将军主要出于管理方面的考虑，一开始就强行规定不准蓄奴。

可是，整个佐治亚是一片面积很大，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在夏季强烈的阳光下，不论树木灌木野草，长得都跟疯了一样。几乎每家人家都面对分配到的五十英亩长满野生植物的林地，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劳力，什么庄稼都不会有。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看着唯一的近邻南卡罗莱纳满田遍地的黑奴，当地移民对不准蓄奴的规定一直愤愤不平。

所有这一切，加上生活的被动状态和移民本身在教育上的低水平，只要配给品一减少，很快就恶性循环导致贫穷和劣势。和南卡罗莱纳非常相似的一点，就是管理的专制也导致司法的专制。结果，佐治亚成为一块最没有希望的殖民地，移民纷纷逃之夭夭。

为了坚持这个“模范”乌托邦的幻想，英国本土也几度向佐治亚“输血”，可是毫无成效。1750年，当地的管理机构开始在奴隶问题上退让，两年之后的1752年，他们终于放弃这个乌托邦，决定退出管理，任其放任自流。

这个时候，距离独立战争只有二十五年了。在这二十五年里，佐治亚在很薄的底子上缓慢地发展，在独立战争五年前，偌大的一片贫困的土地，总人口还不到一万，奴隶却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已经占了人口的大致三分之一。

所以，基于佐治亚的移民的整体水平，根本不可能对奴隶问题作什么反省。他们是憋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说是允许蓄奴了，有了点翻身致富的希望，时间还不长，就爆发了独立战争。莫名其妙的北方人又要提出什么不准蓄奴，这说什么都不行！

这两个在地理位置上并列的极端南方州，长时期以来，都没有出现一个在北美的思想发展历史上有点意思的人物。这样，跟其它殖民地就更无从交流了。

在独立战争之前，十三个殖民地一向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北方与这两个极端南方的殖民地之间，在地理上还隔着较温和的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因此更没有什么往来。

一方面，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个独立的殖民地，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一样；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现代的交通通讯手段。主要的交通用具就是马了，可是路也不行。长时期以来，这里甚至连邮政都没有。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五年之前，邮政刚刚开始建立。然而邮递员也是骑马的，沿着蜿蜒的小路翻山越岭，趟水过河。一封信从纽约送往同是北方的波士顿，都要在路上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星期，更不要说去遥远的南方了。

在那个时候，对于那些政治制度和思想都已经相当成熟的北方殖民地，他们印象中的南卡罗莱那和佐治亚，差不多就像现在美国人印象中的厄瓜多尔，瓜地马拉那样南美国家。知道有那么回事，可是模模糊糊，不知何以名状。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哪怕有再大的差异也不可能相互冲突起来，因为它们压根儿就不照面。

所以，当对英独立这样一个事件，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聚到一起的时候，是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南北双方，第一次真正遭遇。当初，只是听说各个殖民地都有那么一拨子要独立的人，就想到大家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干。可是真的一遭遇，才发现相互之间居然有如此之大的距离。

没错，他们都要独立。但是，目标却大不相同。

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作为后来美国的主体力量，“独立”是源于一个更高的人道目标，是一个“美国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平等自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的理想，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制度来保证它的实现，那么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就没有任何意义。

而对于以两个极端南方州为代表的保守力量来说，他们无法在理论上与“天真的北方佬”抗衡，然而在心底里，他们的“独立”是实用的。就是以前是英国人作主，以后可以自己作主。当时，他们一方面还不想放弃他们由奴隶制所支撑的经济利益。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发展是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当这些被奴役的对象是“黑人”的时候，他们对奴隶制的负罪感会大大减轻。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觉得在这里大概必须把纠缠在“美国奴隶制”中的“种族歧视问题”，认真清理出来看一看了。

在三百多年前，北美刚刚出现黑人，种族歧视就是非常普遍的。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打破对于“种族歧视”的一些固定概念。“歧视”二字，在英语中的词义是“区别对待”，“种族歧视”就是在种族问题上的“区别对待”。它是由差异产生的。事实上，一开始，当人类发生种族相遇的时候，这是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发生的一种情况。人类只有在理性的思考下，经历长期的共存，才有可能真正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对“种族差异”以平常心待之。到今天为止，这依然是世界各个民族都还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课题。

而白人和黑人又恰恰是反差最大的两个种群。三百年前，当他们在北美相遇的时候，不仅外观上会把相互都吓一跳，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上的不适应，再加上他们文化上的南辕北辙，在他们相处的初期，会产生“区别对待”的反应是很自然的。说是一碰上不假思索就能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反而是不正常的。也许，你不太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恰巧，我最近看到这里的一个华人介绍康有为的“大同书”，有一段谈到“大同书”中康有为乍遇黑人的反应。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你也知道，康有为是清末的中国人中最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人士之一了。在当时可以说是有书有论，敢作敢为的思想先驱级人物。他的“大同书”从1884年开始执笔，本世纪初完稿，已是美国独立的一百多年之后，连“南北战争”都已经打完快二十年了。在“大同书”中，他大力宣扬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下笔胸有成竹，言之壮怀激烈。可是，当他第一次遇到黑人，毫无思想准备的康有为，显然一下子不知所措，他不能想象在他的“大同世界”中，竟然也能包括这样的“一种人”。

他对黑人这样描述道，“然黑人之身，腥不可闻。……故大同之世，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

其结果，主张“人人平等”的康有为，居然对于“大同世界”所无法容纳的黑人，想出了一个比奴役更为可怕的解决办法，“……其棕黑人有性情太恶，或有疾者，医者饮其断嗣之药，以绝其传种。”

根据这段话，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把那个在黑人面前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康有为，定性成一个种族灭绝的法西斯分子，斥责他的“大同世界”的伪善。可是我想，实际上，倒霉的康有为只不过是在初见一个出乎意外的“奇异人种”的时候，在震惊之余被吓坏了。他心里很可能把黑人定位于人与猿之间的一种“怪兽”，因而怎么也无法想象，如何与之“平等共处”。

北美事实上也经历了完全相同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包括宗教教育在内的教育水平，又往往对人的理性深度起了重要的推动。

有关“种族歧视”的问题，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讨论。我们还是先回到美国独立之前，十三个殖民地第一次聚在一起，南北双方第一次遭遇……

你也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说在美国的奴隶问题上，是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为什么说当时十三块殖民地的最南端并列的两个州成为美国奴隶问题的“祸根”呢？“南方”不是还包括了其它几个殖民地吗？你问得很有道理，在美国独立前，南方还包括了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三个殖民地。但是，这三个殖民地对于奴隶问题的态度，远不是那么极端。

例如，这三个南方殖民地在美国独立之后，它们都走出了解决奴隶问题的第一步，停止了奴隶交易，并且在试图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中的一半，后来甚至加入了北方的阵营，如马里兰。

北卡罗莱纳一直受弗吉尼亚的影响比较大。处于南北交接的弗吉尼亚，更是成为南北不同思想的撕裂点，常常为此痛苦不堪。在奴隶问题的最后解决上，自始至终有着激烈的矛盾和内部辩论，甚至导致了本身的分裂。一半的弗吉尼亚后来断然加入北方的阵营，成为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州。

因此，如果没有两个极端的南方殖民地，相信独立后的美国是会比较快地就摆脱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奴隶制问题的。但是，由于一个极端南方的存在，历史就是给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留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留了一个埋伏八十年的定时炸弹，直到八十年后的南北战争时，才轰然炸响。

从弗吉尼亚这个矛盾的焦点，最能够反映出美国诞生时有关奴隶问题的冲突了。

弗吉尼亚是一块十分特殊的土地。它的特殊，不仅在于它处于南北夹缝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还在于它的移民定居者的特质。

当然，在弗吉尼亚，和其它州一样，大量的还是极其贫困的普通移民。但是作为这块土地精神主导的一批移民，却是在英国政治动乱中出逃的一批贵族。不少是被砍了头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属下。于是，贵族派头的英国绅士风格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奴隶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于主人和家奴所形成的严格等级制是十分习惯的，甚至是颇为欣赏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良好的教育又迫使他们不可能躲避对于“人性”的思索。因此，有关奴隶制的讨论在这里从未间断。辩论最激烈，反复起伏也很大。

弗吉尼亚的真正开发，比北方晚几十年。在奴隶交易的初期，这里也发出过犹豫的声音。从今天看来，这几乎算不上是反对，甚至显得十分荒唐。因为，这个从弗吉尼亚发出的声音，质疑的并不是是否应该使用奴隶，而是从什么地方去买来奴隶。

当时北美的奴隶来源有两个不同来源。简单说就是“一手货”和“二手货”的区别。直接从非洲来的，都是“一手”的，来自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就是“二手”的了。在弗吉尼亚的一些人，他们反对的就是从非洲直接进口奴隶，他们提出只进口“二手”的奴隶。为什么呢？“一手货”不是更便宜吗？

这是他们心中尚未被大漠风尘所刮走的残余良知在“作祟”。在心灵深处，他们被阻挡在“把一个自由人变为奴隶”的这道“道德的门槛”前。新大陆的现实，使这些弗吉尼亚的反对者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进口奴隶这样一个潮流，所以，他们提出只间接地从其它地方进“二手奴隶”。这样，至少他们没有去直接参与把一个自由人变为奴隶的罪恶，而只是把一个已经成为奴隶的黑人，挪了一个服劳役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说这样一个仅仅是对奴隶购买地的奇怪质疑，也算是反奴隶制的先声之一呢？现在的人甚至完全有理由指责这种做法只是可笑的，虚伪的，只不过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可是，我却感到，我没法小看在开拓初期的艰难日子中残存的“英国绅士荣誉感”。因为在外部的洪流裹胁之下，终于也有人在道德门槛前站下犹豫了。他们在诱惑面前依然尚有一些荣誉感所依存的羞耻心。正是这点保留下来的羞耻心和理性，逐步发展，孕育了一批思想者。这使得弗吉尼亚不仅成为南方变革的前站，它的一批思想家，也成为北方思想精髓的表达者。

1776年，也就是在“独立战争”开始的第二年，“独立宣言”通过的前夕，为了宣誓公民自由的权利，为宣布独立作准备，在弗吉尼亚的首府威廉斯堡，弗吉尼亚议会授权乔治·梅森起草一个“权利宣言”。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权利宣言”，它实际上就是我多次向你提到过的“权利法案”，也就是后来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前身。

威廉斯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小镇。它是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总督府所在地。在北美的各个殖民地中，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政府统治能力特别强，在今天，你仍然可以在总督府内，看到满墙满墙用精美的枪械做出的奇特的室内装潢，仿佛在给强盛的殖民历史作出一个小小的诠释。

然而，弗吉尼亚沿用的一套英国式的民主制度也相当健全。逛在威廉斯堡的小街上和议会大厦里，你有时候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这么一个念头：说不定正是英国人自己，手把手地教出了这样一个叛逆的“美国儿子”来。

梅森在这个文件一开篇的立论基础就是，“人人生而自由独立，都具有天赋人权”，结果立即在弗吉尼亚戴着假发的议员们中间，引发了整整四天的激辩。反对派提出的一个理由极其简单，如果这个文件通过，确定了人人生而自由，都有天赋人权，那么我的奴隶这么办？

这份文件是通过了。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而且扩大到了整个北美的范围。这次是由“独立宣言”所引发的。

受到当时的“大陆议会”委托，起草“独立宣言”的，又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思想者。这就是着名的托玛斯·杰弗逊。他在会议附近租了两间小屋。小屋里只有最简单的生活用品。在暗淡的烛光之下，杰弗逊用鹅毛笔奋笔疾书，思如泉涌。

现在想来，托玛斯·杰弗逊固然是不愧他的盛名，然而，作为一个受委托的起草人，他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却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共同拥有的，也是这块土地所共同拥有的。他不仅在一开篇就重申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并且详尽地阐述了他们这一批美国的建国者，对于英皇在北美殖民地推行奴隶制的愤怒。

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的手稿中的这一段文字。由于两个极端的南方州的坚决反对，最后被删除了。所以，也许你还没有读到过这些文字，那可真该补上这个缺憾。

1776年，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稿件中，谴责英皇所推动的向北美的贩奴行为，是发动了一场“残酷地反对人性的战争。他强暴了一个远方民族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他们从来就没有冒犯过他。这场战争拐骗和胁迫了他们，使他们不是在运送途中悲惨地死去，就是被送往地球的另一端充当奴隶。这场由邪恶力量无耻发动的海盗战争，恰恰就是身为基督徒的大不列颠的英皇所发动的战争。他决定打开这样一个市场，在那里，人类可以被买卖。他滥用了他的立法否决权，并利用这个否决权压制了所有打算禁止和限制这种肮脏交易的立法尝试。”

你也许会认为，这一段对于英皇向北美推行奴隶政策的谴责文字，仅仅是杰弗逊自己在起草“独立宣言”时的“临场发挥”，并不一定代表当时要求独立的美国人的基本潮流。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在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的一年多前，在1774年10月，这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有过一次相聚，并且经过三天的辩论之后，曾经通过了一个抵制与英国贸易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已经有了抵制奴隶交易的条文：“在12月以后，我们将不再进口和购买任何奴隶。此后，我们将停止全部奴隶交易。我们不仅自己不再卷入，也不再与那些卷入奴隶交易的船只进行贸易”。

在“独立宣言”之前，通过的类似的协议有过几次，而且，都曾经执行过。就连南卡罗莱纳这样的极端南方州，都曾经试图努力去服从这样一个基本潮流，因此，南卡罗莱纳还有过与佐治亚断绝贸易的情况，原因仅仅是因为佐治亚没有遵守停止奴隶交易的协议。

然而，一开始的协议只是表达对英皇殖民地政策的不满，和独立并不相关。当1776年夏天，终于下决心宣布独立，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也交付讨论。这时，南方极端的两个殖民地终于意识到，这份宣言的原则，将是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根本原则，如果他们再一次服从这个基本潮流，他们所受到的损失，不再是得不到新的奴隶劳力的补充。就连他们现在经济所依靠的奴隶制，也会象在北方正在发生的那样，迅速崩溃。

于是，当各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那个高敞却并不宽大的议会厅里，讨论“独立宣言”的时候，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他们和美国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一部分，终于摊牌。南方和北方终于正面交锋。争论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一场“虚”与“实”的争论。

整个主流强调的是建国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无法辩驳。于是，他们强调经济发展。对于他们来说，经济是命脉，如果为了一个理念就去冒一个割断命脉的危险，他们宁可退出这个还在寻求“独立”的，还只存在于一张纸上的“美国”。

原本应是寻求“独立”，大敌当前，可争执却落到了“奴隶问题”上。战事正在进行。那种紧张和危险的气氛，我们从“独立宣言”的第一次刊印中，就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在第一次印刷的“独立宣言”，就是现在存放于费城博物馆的最早版本上，你是找不到各殖民地代表的签名的。因为当时的战局还太不清楚，一旦失败，这些签名者作为“叛乱分子”，还必须躲避各殖民地当局的报复。直到战局开始明朗之后，公开发行的“独立宣言”才有了这些代表们的签名。

所以，在几天激烈的争论之后，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一个双方妥协的产物。他们必须以妥协达到维持这个联盟，仗才可能打胜，美国才可能诞生，历史才有可能向前走出一步，。

妥协的结果是，他们删去了具体谴责奴隶制的条文，却保存了人人生而平等，并具有天赋人权的建国原则。

我记得有一天黄昏，我们在南卡罗莱纳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的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在这样的老城里，你可以时时遇到一些钉着各种铭牌的历史遗迹。我们不断地停下来，读着一块又一块的牌子，读出一段又一段已经被淹没的历史来。后来，我们停在一幢楼房门边一块精美的铜牌前，牌子上刻着，就在这幢楼里曾经住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我几乎是本能地“哇”地叫了一声，心想这可是太了不起啦。

可是，我们马上意识到，曾经住在这幢楼里，就是当时南卡罗莱纳的代表，主要就是在他的坚持下，删去了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有关直接谴责奴隶制的文字。为此，杰弗逊始终愤怒不已。

然而，当时大敌当前，妥协是必须的。妥协后的文本，对于极端的两个南方殖民地来说，至少解除了必须立即在他们的土地上彻底废奴的威胁；对于代表着美国主流思想的北方来说，“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确立，就是向它的具体实现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只要你同意了这个原则，奴隶制的结束，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但是，此后建立的美国，为这一原则的实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难和付出多少代价，

在1776年7月6日他们宣布独立的一刻，是妥协的双方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位于费城的那幢尖顶的殖民时期的议会大厦，今天在美国就是大名鼎鼎的旅游观光点，独立宫。那间签署“独立宣言”的议会厅，一个个小会议桌上都铺着灰绿色的桌布，桌上还散放着一些纸和鹅毛笔。当年签署宣言的代表们虽然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想象一下当年的激辩，你还是会感觉这个议会厅显得有些拥挤。

这个议会厅的布置是十分简朴的。但是，如果在你的想象中，那些“共商革命”，声讨奴隶制，正在与英皇的军队对抗的人们，是一批衣衫洗得发白，甚至打着补丁，斗志昂扬的“革命家”，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们都穿着最正规的礼服，按照英国的传统习惯，所有的人在这样的场合都还戴着假发。他们当时差不多都是各个殖民地的议会成员。

基于殖民地精英政治的传统，他们大多数都来自有产业，有影响的家族。在当时北美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里，不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在他们的家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奴隶。因此，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让从小熟读诸多革命理论的我们感到不可想象的一场“革命”。

在美国独立时的十三个州里，大部分州的奴隶制的废除，就是白人，富人，甚至是奴隶主们，经过理性反省，决心通过他们手中的立法权，从法律上解决黑人奴隶问题。也就是亲手通过立法程序，将自己的一份重要财产化为乌有。他们中间哪怕是最激烈地反对奴隶制的代表，都是如此。

你已经知道，美国独立之后，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制都陆续彻底废除，经历的程序和方式却就是这样的一种非暴力的“自我革命”。

这不是我们习惯的少数职业革命家和热血青年，抛家弃产投向革命的故事。这是作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集团的立法机构，用立法的手段，仅仅为一个人性反省和道德理由而放弃自身利益的一个行为。

不管这听上去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多么地不符合我们习惯了的“革命逻辑”，可是，看到底，说白了，“美国革命”解放奴隶的部分，就是这么回事。

每每想到这里，我一方面对人类理性可能产生的力量惊讶不已，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样的“革命”，如果根本没有象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这样的极端南方跳出来反对，如果在这些“革命者”身上找不到矛盾和反复，而是一帆风顺地就“革命成功”，反倒是要令人生疑了。

我们站在费城“独立宫”的这个议会厅的时候，它的色调给我的印象是灰色和沉重的。一丝也没有轻松的感觉。这个议会厅在美国历史上曾经负担了双重的重大使命。因为十年之后，美国的唯一一部宪法，也是在这里制定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宪法的通过几乎是重复了“独立宣言”的过程。它确立了自由的目标，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对公民权利从制度上作出了保障，但是，对如何消除殖民时期所遗留的奴隶制问题的具体步骤上，依然是有妥协的。

由于美国宪法本文从不修改，它是以修正案的形式来适应时间的变化的。因此，它所有的历史痕迹都没有被抹去。这样，在今天的美国宪法中，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些妥协的内容，尽管这些条文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你可以看到，在向南方妥协的下面三个宪法条文里，事实承认了南方蓄奴现状的继续存在。

例如，美国宪法规定，每个州的众议员人数是按照人口比例产生的。南方如果只计自由人的话，众议员人数将大大减少。最后，达成妥协，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款里，同意了南方在计产生众议员人口数量时，一个非自由人等于五分之三个自由人。收税时也按此法计算。

又例如，在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中，有一个移民条款，就是规定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禁止任何一州认为应准其入境的人入境。实际上这也是对南方的一个妥协。极端南方的两个州，就是在这个条款之下，争取到最后十年进口奴隶的机会。

再有，就是宪法第四条的第二款规定，凡根

Chapter_17

据一州之法应在该州服劳役者，如逃往另一州，另一州不得根据自己的法律，解除他的劳役，而必须将人交出。事实上，这就是指的南方逃往北方的逃奴。

制宪会议的历程是漫长的，时间长达整整三个多月。这三个妥协条文的产生也是极为艰难的。但是，从今天来看，制宪会议的妥协仍旧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参观独立宫的时候，讲解员是一个瘦高个的黑人。他把孩子们都安排在第一排，一边讲一边提出一些与二百多年前的历史有关的问题。每提出一个问题，那些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一个个高举着手争着回答，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孩子们已毫不含糊地答了出来，得到提问者一个劲儿的赞扬。

这个黑人讲解员也谈到了当时殖民地遗留的奴隶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独立宣言”和制宪过程中对南方的妥协。参观结束之后，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当时对南方奴隶制度的妥协，你作为一个黑人，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是否为此感到气忿呢？

他平和地回答说：“当时的奴隶制不能立即在南方废除，经济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同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想，如果我完全用一个二十世纪末期的黑人的眼睛，去看待十八世纪对奴隶制的一个妥协，那是肯定会出偏差的。”

在美国，至今为止，对于这次妥协大家还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因为，正如这名黑人所说的，当时的情况是无法简单处理的。

在一百五十年的殖民时期，奴隶制已经成为各殖民地经济的一个重大支撑，北方虽然出于一个道德理念的推动，较快地纷纷自己立法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北方也只有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是在独立战争中就完成这一过程的。北方的其它各地，是在独立之后通过停止进口，停止交易，然后逐步达到彻底废奴的。这个过程，个别北方州也化了几十年的时间。正因为这是一个由道德反省和理念推动的“自我革命”，因此，它不可能是摧毁性的，暴风骤雨式的，瞬息完成的。相反，它是分步骤的，是充满了妥协和矛盾的。

这种矛盾甚至反映在参与这场美国革命的最优秀的人物的身上。

我在前面提到过，地处南北交接处的弗吉尼亚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今天谈起美国革命，这里还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话，就是“华盛顿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则是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可见他们两人在这一段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华盛顿和杰弗逊都是弗吉尼亚人。

你已经知道，弗吉尼亚的精神主体，是一批英国贵族移民形成的。他们在弗吉尼亚的上层形成了一种对于闲适高雅的庄园主生活的追求，常常，这种生活甚至都不是过分奢华的，但却是弗吉尼亚上层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寄托。长期以来，家奴在这里成为一种传统。与极端的南方相比，这里逐渐温和的家奴制，其矛盾冲突远不是那么尖锐。因此，弗吉尼亚虽然很早就停止了奴隶交易，但是对于彻底废奴，不论在独立前还是独立后，一直有着激烈的争执。

杰弗逊，华盛顿等弗吉尼亚的革命者，都是激烈地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的立法会议中，不止十次提出废奴的提议，但是都没有被通过。最终他失望地说，他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代解决了。他的同名外孙，托玛斯·杰弗逊·伦道夫，后来也成为弗吉尼亚最积极主张废奴的议员之一。

但是，即使在他们身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巨大的矛盾。我们去过华盛顿的家，平心而论，即使不提他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也不谈他的美国首任总统的地位，就从一般的情况去看，华盛顿的家虽然非常大，风景很美（这在美国乡村很普遍），却是十分简朴的。他的故居只是一幢较大的全木结构的农宅。这些地是家传的，在他继承的遗产中也有一些家奴。华盛顿去世的时候，弗吉尼亚还没有立法废奴。于是他在自己的遗嘱里，解放了自己的所有奴隶。但是，在他的生前，他还是保留了这些家奴。

因为，华盛顿虽然为这个新国家奔波了一生，却并没有为自己在经济上取得额外利益。华盛顿的风格是非常乡土味儿的，对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可是，如果他在生前失去他的家奴，他甚至可能再也无法维持一个简单宁静，却有着起码体面的晚年生活。因为，如果家奴们取得自由身份，他不一定再雇得起这么些仆人，为他照顾菜园和牛马。

杰弗逊从个人风格来说，与华盛顿有着很大的区别，似乎更多了一些贵族气质。他曾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长期住在巴黎。他还有很多业余爱好，生活品味也很高。例如，他从未学过建筑，却真刀真枪地画过五百多张建筑设计图。不仅设计了他所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主要建筑群，还多年来一直梦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设计一幢满意的住宅。他最终断断续续地真的这样做到了，他设计的屋子就座落在今天称之为“蒙迪采罗”的杰弗逊故土上。

蒙迪采罗最迷人的部分，还是弗吉尼亚丘陵起伏的自然风景。那幢住宅的设计是相当成功的，与环境非常协调，也是舒适的，但是，并不是非常大。它的规模还是适度的。这样的住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也是有一定普遍性的。蒙迪采罗与华盛顿故居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地很大，就是在今天，没有十来个园林工人也是不可能照料得过来的。

杰弗逊对于建筑艺术的一份迷恋，对于建造一个蒙迪采罗的梦想，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这样建造一幢住宅，是今天许多人都可能实现的“美国梦”。但是杰弗逊却因此晚年负债。因为他也和华盛顿一样，一生的奔走和总统的职位，并没有为他换来额外的钱财。结果，杰弗逊不仅在生前保留了自己的家奴，去世时，他在遗嘱中也只解放了他的两名奴隶。他必须为自己的孩子多少留下一点生活的依靠。在他死后，蒙迪采罗立即被他的孩子出售抵债了。

在今天的蒙迪采罗和华盛顿故居，都向来访的参观者介绍这一段真实的故事，介绍曾经与这两个庄园有关的奴隶的情况。在蒙迪采罗的小礼品店里，有当时在这里住过的奴隶的照片制成的明信片，还有好几本研究蒙迪采罗的奴隶们的专着。没有人打算隐瞒这一段历史细节而为伟人作粉饰。对于美国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

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人为此而怀疑这样一批革命者在反对奴隶制时的真诚。事实上，在美国革命中，正是有了他们的思考，呼吁和努力，奴隶制才在大片的土地上立法废除。可是，不仅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会有冲突，不同的人会有争论，即使是在参与了美国革命的同一个人身上，你也会发现一些痛苦的矛盾，和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华盛顿和杰弗逊在强烈呼吁废奴的时候，在一次次提出废奴议案的时候，他们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北方各州通过的一个个废奴法案，都会使那些立法的议员们失去曾经是自己重要的一份“财产”，甚至都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只是无数这样的“革命者”中的一个罢了。

站在弗吉尼亚的议会厅里，他们出于人性的反省，竭力离开自己的利益，站在宗教和人性的立场上，呼吁解放奴隶。当废奴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他们回到家，回到原来的生活，更多地面对了自己的具体问题时，又留下了自己的合法奴隶。诚然，他们一向有严谨的法制概念，在没有新的立法的情况下，他们知道，任何人维持原来的蓄奴状况都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们完全应该以更响亮的个人行为，为自己呼吁的理想作一个推动，他们不可能不为自己家里还存在家奴这个事实，感到痛苦和羞耻。这也是华盛顿在遗嘱中解放了自己所有奴隶的原因。可是，他们没有能做得更早更彻底，确实是弗吉尼亚历史中的另一面局限了他们。

在一个纪录片中，我曾看到一名南方的黑人谈到杰弗逊的矛盾。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在种族隔离的时代，第一次读到杰弗逊所写的“人人生而平等”，“具有天赋权利”这样的字句，自己所感受的震撼和力量。在他后来更多地了解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杰弗逊之后，他曾经十分遗憾。可是，他也渐渐理解了什么是历史的局限性，他依然认为，托玛斯·杰弗逊的思想为黑人的解放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由此你可以推断，当废奴牵涉到卷入奴隶经济很深的地区时，事情就更为复杂了。在上次访问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时，我偶然读到了有关当地黑人自由民成为奴隶主的资料。

1825年9月，一个名叫南西·埃玛纽尔的查尔斯顿市的黑人自由民，租用了一个叫戴安娜的女奴，租金二点五美元一个月。1826年，一名叫海伦·英格丽的黑人混血妇女，租用一个叫莫斯利的男性奴隶，租金三点五美元一个月。同样在查尔斯顿，1841年，一个名叫贾克伯·维斯顿的自由黑人混血裁缝，在他开的裁缝铺里租用了一个叫亨利·戴梵的奴隶，第二年的一月份，就是1842年，他干脆买下了这个奴隶，花了七百美元。虽然这个购买资料在租用资料的十六年之后，但是，扣去十五年的价格上涨因素，你仍然可以发现，与租金相比，买一个奴隶的花费是相当大的。

这些资料里的主人都是自由之后的黑人。之所以我选用这样一类资料。是希望你在大致了解当时奴隶价格的同时，也能理解，在殖民地长期的奴隶制合法化之下，形成的对于奴隶的普遍概念。即使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甚至是一个黑人，只要他是自由民，他也就有可能用毕生积蓄，去买一个奴隶。对于个人，奴隶已经是私人财产非同小可的一个部分。废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通过法律，宣布所有这样的“财产”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在对奴隶经济依赖性越大的地区，例如在遍布着棉花稻米庄园的南方，牵扯的社会面也就更大。这就是那个黑人讲解员提到的，对南方废奴的妥协，“经济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原因”的意思。

美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我们今天非常容易忽略的。也是要理解美国的历史，必须紧紧捏住一刻也不能丢掉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那就是，这是一块分治的土地。为什么我要强调这样一个线索呢？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容易中途失落的一个线索。它和我们所熟悉的国家模式太不相同了。

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一统天下”是每个皇上所寻求的丰功伟绩。认祖归宗则一直认到炎黄还不过瘾，非要寻根溯源到龙的头上方肯善罢甘休，这也几乎成了每个子民的祖传天性。而北美这块土地上那种离心状态，对于我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独立之前，这十三个殖民地完全相当于十三个独立的国家。在制宪会议召开时，他们所面对的建国初期的美国，其松散程度甚至更甚于今天的联合国。这种局面，也是源于这样一个“分治”的理想。

是的，对于美国人，分治不仅是一个现实，分治也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对于他们这是非常自然的。既然他们把寻求个人的自由作为一个理想，那么，分治只是这个自由理想的一个扩大版本而已。也就是说，一些自愿生活在某个州，某个城市，甚至某个社区的人们，他们当然应该有权决定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因此，直至今日，美国人生活中的大量决策权仍在各州，甚至各个城市和村镇，甚至社区手中，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的。

但是今天的美国人，毕竟对于自己是“美国人”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了。这竟然还必须“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仅是罗斯福总统在战前的新政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珍珠港的炸弹使他们幡然醒悟，原来他们居然息息共存，属于一个共同的整体，它叫做美国。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大量的美国人更认为自己是“某州”这个“小国家”的公民。他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州”这样一个邦国的认同，远远强于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的认同。这种情况在南方尤为普遍。二次大战以后，尽管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但是，和我们习惯了的文化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正是出于对个人自由和区域分治理想的共识和尊重，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不仅在独立的那一天，没有一个“开国功臣”试图出来“掌控全局”，而且长达六年，甚至连总统都没有一个。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从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善于妥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是“权高位重”，“一言定乾坤”的。因此，从一开始，各州之间就习惯于“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不服的时候，就只能由某一方作暂时的妥协了。美国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妥协之下，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循序渐进的进步的。最近，看到台湾的柏杨老先生非常精辟地说，“让步是一种能力”。那么，你可以说，美国人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种能力的。

然而，在奴隶问题上，北方作出妥协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南方，甚至两个极端的南方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也表示了他们的退让。首先，他们都承认美国的建国原则，也承认奴隶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并且表示愿意向废奴的方向努力。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更多的缓冲时间，以致于经济不要发生太大的动荡。

这样，代表着美国主流的北方，当时也很难拒绝给予南方这样的缓冲期；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为，当时在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两个极端南方州，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历史障碍。他们仍然相信人性和理性的力量，会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全面取胜。

于是，由于这个妥协的达成，美国版的“一国两制”的局面，就事实发生了。一波波无可避免的历史浪潮，也因此在这个刚刚诞生的新国家掀起。给今天的美国人，甚至其他国家的人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反复咀嚼的历史案例。这里面容纳了如此之多的人的心灵挣扎和感情纠葛，以致于我们今天审视这些历史脚印，依然心潮难平。

今天写得太晚了。先在这里打住吧。

祝

好！

林达

4. 一条双桅船上的故事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真是很高兴。你在信中说，看到有关美国电影界的报道，说是世界着名的电影导演斯匹尔勃格，继“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在今年又拍摄了一部历史巨片，恰好是与美国建立之后反奴隶制的一段历史有关。你说，你看过“辛德勒的名单”，领教过这位导演对于历史题材的艺术塑造能力，相信电影一定会很有魅力。由于最近我们通信聊的内容，正好是这一段美国历史，所以很想让我介绍一下，在这部艺术化了的新片后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在支撑。这样，将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你提到的这部电影叫做“阿姆斯达”。斯匹尔勃格确实是一个很有眼力的导演，他选中的这个题材，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照美国人的说法，是一个“里程碑案例”。你的问题也非常有道理，电影可以非常形象化地重现一段历史，使人们有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这是我的信和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无法做到的。但是电影毕竟是艺术化的结果，它有时使你在非常确切地想了解历史事实的时候，有一种疑惑和不满足的感觉。它自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回答你的问题，恰好可以弥补这样一个不足。

说斯匹尔勃格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导演，不仅因为这部影片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后，直至南北战争之间，这一阶段在反奴隶制问题上的状况，还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如此地戏剧化，甚至情感化。你一定还记得，我在上一封信里提到，在美国的这一段历史演变里，充满了太多的心灵挣扎和感情波澜，这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吸引了一些纪录片的导演，居然也感动了一位故事片的大师级导演的原因。没有对真实历史的感动，斯匹尔勃格是不会产生这样的创作冲动的。

在讲述真实的“阿姆斯达”事件之前，我还必须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接着我上次的信再聊下去。

上次我写到在制定美国宪法中，南北双方有关奴隶的问题上，达成了三条妥协。这三条妥协归纳起来，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禁止进口奴隶的问题上，给了南方二十年的缓冲期。第二个部分是，在如何以及何时解决殖民时期遗留的奴隶制问题上，联邦承认无权对各州作出强制性裁定，而是由各州自己立法解决。

我在上封信也提到，这个妥协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南方对于废奴原则的承认。南方声称只是需要缓冲期去达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当时看上去态度顽固的只有两个极端的南方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在这种形势下，北方觉得，在这个以“平等自由”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国家里，既然大家公认这个原则，那么，即使在南方，对于人性必胜，甚至会很快取胜，都完全可以持有信心。

应该说，这样的信心反映了美国建国时的推崇自由平等精神的大势所趋。一个证明是，虽然不是所有的州都象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那样，在独立之前就废奴。但是至少，在美国宪法所限定的禁止进口奴隶的1808年限期之前，几乎所有的州，都已经纷纷立法禁止进口奴隶。而且大多数州的立法时间都远在限期之前，甚至有的立法就在联邦宪法生效的前后不久。不少州在立法之前，就早已经事实停止了奴隶交易。而只有这两个极端南方州，在立法之后，仍然有违法的进口奴隶的事件发生。

另一个证明是，北方各州在立法禁止进口奴隶的同时，纷纷开始了下一步的步骤，即通过禁止内部的奴隶交易和彻底废奴的立法。

看上去，一个新生的美国似乎可以比较顺利地逐步解决这个殖民时期的遗留问题，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新一页历史了。可是，历史河流偏偏向着另一个方向淌去。

有一个原因，也许是对于两个极端蓄奴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能量，北方似乎是远远估计不足。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一个意外的技术发明，也进一步坚定了南方维护奴隶制的决心。这就是轧棉机的诞生。以前，生产棉花的南方受到手工轧棉速度的限制，种多了也没有意思，反正多了也来不及轧。劳力的需求也就是有限的。轧棉籽机的诞生，使得棉花成为美国南方的一个白色金矿。

当时南方庄园主们听到轧棉籽机发明的消息，就和一个人听到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富金矿的感觉，几乎相同。与真正的金矿开采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棉田里需要数量巨大的，“挖金矿”的廉价劳力，因为土地与当时的人口相比，几乎是无穷尽的。尤其是对于佐治亚这样穷了几世的地方，说是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让他废奴，在他看来，就跟下一纸通令不准他开自己家的金矿的意思是一样的。

另一个情况是在建国时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从1796年到1821年，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里，建国时只不过拥有十三个州的美国，就有八个区域进入联邦，逐渐成为美国新的独立州。美国一下子扩大了一多半。

问题是加盟的这些新的独立州，也包括了由极端的南方蓄奴州居民向西逐步移民所形成的一些区域。它们的态度和状况，和两个极端的南方州非常相似。也就是极端蓄奴力量的扩大。这样一来，美国建国初期，在对待奴隶制态度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双方可以抗衡的均势力敌的阵势。原来看上去比较有把握的发展趋势，一下子悬乎起来。

于是，北方终于发现，原来以为，在大家共同认可的自由立国精神之下，奴隶制是一个期望由各州自己逐步解决的殖民地遗留问题。然而，现在眼看着南方利用宪法所放给各州的自主权，不仅不打算经过一个时间缓冲，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试图使这个制度巩固下来，长期合法化。

也就是说，由于极端南方州的坚持，和新的蓄奴州的加盟，奴隶制在这块土地上的性质，与美国独立时的状态相比，又发生了一个本质变化。它已经不再是期望中走向消亡的一个“殖民时期历史遗迹”，它已经成为这个新国家本身的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

这时，代表着美国精神主导的北方，终于意识到，美国已经无可避免地要在历史上留下这个污点，美国的自由精神也已经无法不因此而蒙上永久的羞辱。尽管北方大多数的州，在建国前后，就依靠自身的能力，自己清除了这个殖民地遗留的污迹。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南方也是美国的一部分。虽然在分治的状态下，每个州拥有自己的基本主权，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北方无权干涉，就连联邦政府，同样无权干涉。

整个形势清楚了以后，以北方为代表的美国精神主流，开始对南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下决心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反对奴隶制的漫漫征程。在此之前，北方反奴隶制的过程，基本上是一场“自我革命”。现在开始，却是在一个同叫美利坚合众国的名称之下，一个正义的力量和一个邪恶力量的较量。

但是，与殖民时期相比，反奴隶制力量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公认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精神。宪法也已经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民主体制，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完善的立法体系，为他们一步步地达到目标，提供了切实可以依据的章法。一切就看他们如何去运用这个制度了。

说实在的，观察他们如何利用整个制度进行操作，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使得对于这样一场反对非人道制度的斗争，显得理性，有逻辑，也非常经琢磨。

“阿姆斯达”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那是1839年，美国诞生五十六年的时候。

“阿姆斯达”是一艘双桅船的名字，后来成为由这艘船所引发的事件的名称。本来，这艘船上就没有一个美国人。这是一艘货船，它的船长是一个西班牙人，两名货主随船，也是西班牙人。它起航的港口是今天的古巴首都哈瓦那，目的地是古巴的另一个地方——普多·普林西，航程并不太远。一般来说，三，四天的行程足够了。

之所以船长船员大多数都是西班牙人，这是因为当时的古巴还是西班牙殖民地。应该说，这是一艘与美国毫不相干的船，不论船上发生些什么，这也是一个和美国毫不相干的故事。可是，在它起航两个月之后，疲劳破败地在纽约的长岛附近抛锚，放下小船，寻求给养。闯入了美国海防队望远镜的视线，就这样，“阿姆斯达”也随之漂进了美国的历史。

是的，我没有写错，这艘应该几天就到达目的地的双桅船，确实在海上整整漂了两个月。这并不是一个通常发生的遭遇风暴的海难事故，而是在这艘小小的双桅船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暴动。在斯匹尔勃格执导的“阿姆斯达”电影中，一开始就以浓烈的笔墨描绘了这场暴动。原来，这是一艘奴隶船。

那么，在当时的古巴，奴隶制的状况如何呢？你一定记得，最开始在整个美洲殖民地上推行奴隶买卖的，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才加入了英帝国。

但是，在“阿姆斯达”的年代，不仅美国，英国也同样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立法禁止奴隶贸易，而且通过国际协议，整个切断从非洲出发的贩奴航线。这不单单因为这是整个奴隶制中最残酷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必须先切断新的奴隶来源，使得原来的奴隶制被限制在历史遗留的范围之内，这样，才有可能早日解决。

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西班牙王朝也迫于国际压力，在1817年与英国签下了禁止从非洲购买奴隶的协议。并且在古巴有了一个“反奴隶交易法”。

但是，在立法问题上，迄今为止一直存在这样的状况。那就是，不论是国际间的协议，还是一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大致不出乎两种状况。

一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

另一种法律来源，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自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

古巴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当局执行的“反奴隶交易法”就是一个虚假的法律。“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虚假法律所结出的一个恶果。

也就是说，事实上，当时的古巴当局对于奴隶制还完全没有反省，这个迫于外部压力而签署的法律，也就形如虚设。当局对奴隶交易实际上是予以支持。官员也勾结奴隶贩子瓜分利益。在古巴，违法从非洲贩奴完全是公开的秘密。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1839年4月，一艘名为“泰格拉”号的葡萄牙奴隶船，在叫做“卢姆波科”的一个西非最大的奴隶市场，装载了一船奴隶，运往古巴。在这艘船上，有着几个月后“阿姆斯达”号上暴动的主要成员，暴动的领袖辛盖，也在其中。于是，“泰格拉”号的这次非洲之航，为几个月后的“阿姆斯达”事件，拉开了序幕。

在电影里，你所看到的西非“卢姆波拉”的巨大城堡一般，石砌的奴隶市场建筑，都是真实的。因为，我曾经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它的遗迹。电影里奴隶市场的卖主都是西非当地的黑人首领，这也是真实的。

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至今还困扰着许多被卖到美洲来的黑奴的后代。他们能够理解白人奴隶主购买和奴役了他们的祖先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可以归咎于种族歧视和贪欲。而且，接受另一个种族的罪恶，在心理上毕竟更容易一些。但是，他们从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卢姆波拉”，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祖先的“黑人兄弟”，也是制造这个人类悲剧的一部分，其原因同样是贪欲。曾经有一些黑人学者经过研究之后，认为“卢姆波拉”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当时的黑人卖主，并不知道这些被他卖掉的奴隶，可能会遭遇多么悲惨的境遇。

我依然认为那些白人奴隶船的船长，比“卢姆波拉”的黑人首领在道义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原因是他们的“进化”程度更高，实际上更“明白”。但是，我对黑人学者的上述研究结果，是持有疑问的。我怀疑这些黑人卖主会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会更少地被贪欲所控制。“卢姆波拉”的存在，实际上证明，善与恶的分裂，人性与兽性在内心的抗争，是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类的种族之中的。

可以印证的，是电影中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历史真实。就是“阿姆斯达”号暴动的领袖辛盖，是在前往自己家稻田的途中，被他的黑人邻居绑架，然后被胁迫步行三天，走到西非海岸，被卖到“卢姆波拉”抵债的。“卢姆波拉”的奴隶货源，基本上都是由类似的黑人绑架者，通过同样的方式捕捉和提供的。

一些白人和黑人，在同一个贪欲的引导下，携手葬送自己的同类。一场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电影中有关奴隶船上的一幕，斯匹尔勃格是在逼迫人类了解自己，了解人的兽性可以发挥到如何淋漓尽致的地步。

电影中奴隶船一幕的历史基础是，当时从西非到美洲的航行接近两个月，在辛盖所在的“泰格拉”号的旅途中，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在恶劣的条件下死亡。而且这样的“损耗率”，在几百年来的非洲奴隶贩运过程中，并不是罕见的。

当“泰格拉”号抵达邻近古巴水域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感觉中几乎是没有尽头的航行，终于接近终点。可是，“泰格拉”号却在船长的命令下抛了锚，静静地停在六月酷热的烈日之下。船长不敢贸然进去，他还是感到害怕。他究竟怕的是什么呢？

他害怕的并不是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他怕的是英国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正因为古巴当局对于限制奴隶交易，只有一个“虚假法律”，根本不认真执法。因此，奴隶船才依然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反奴隶制力量组织了一些船，尽最大的可能在接近古巴的水域，把古巴团团围住，摆出“你们不抓我们抓”的劲头，确实也有足够的威慑力量。

因为根据1817年的英国与西班牙的协议，任何违反从非洲贩奴的禁令的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在这里，你一定发现，哪怕是一个在压力下产生的“虚假法律”，相对于根本“没有法律”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毕竟可能产生这样的机会，据法力争一个实质性的，哪怕是微小的胜利。

“泰格拉”号静待到夜幕降临。然后，悄悄地潜入了古巴海岸。辛盖和其他黑人被迅速卸下船，拖进灌木丛。经过一段夜行之后，在一个仓库里被关了十来天。在又一个六月的夜晚，他们最终被带到了哈瓦那的一个奴隶市场。到了这里，“泰格拉”号的船长终于可以彻底松一口气了。因为，在古巴，尽管进口奴隶在非法之列，但是，国内的奴隶交易却依然是合法的。而且，对于在国内的奴隶市场中，正在大量贩卖非法进口奴隶的这样一个事实，古巴官员的态度，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六月下旬的一天，“阿姆斯达”事件的两个西班牙人主角，出现在哈瓦那的奴隶市场。他们是五十八岁的蒙岱和年仅二十五岁的路易兹。他们是古巴另一个叫做普多·普林西的地方的两个庄园主。他们结伴而行，远途赶到这里，是为了在哈瓦那采买。问题在于，他们的货物采购单上，还包括奴隶这样一种“货物”。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哈瓦那的奴隶市场上，天天在出售非法进口的非洲奴隶，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蒙岱和路易兹熟门熟路地寻上门来，在刚刚运来这船“新鲜货”的“泰格拉”号葡萄牙船长的陪同下，走进了奴隶市场的其中一个院子。蒙岱挑选了辛盖和同船而来的另外几十个黑人，总共四十九名，全部是男性。而路易兹看来财力并不雄厚，他买不起需要450美元一个的男性成年黑奴。于是，他去逛了属于另外几个船长的院子，最终带回了四个只有十来岁的黑人孩子，其中有三个还是女孩。

银货两讫之后，他们很快去哈瓦那的海关当局办理了通行证。在他们的通行证上，注明了他们携带旅行的货物里，包括53名“拉丁裔黑人”。这是什么意思呢？由于漫长的奴隶制，在古巴已经有了大量长期居住在这里的黑人，甚至有了在古巴出身的黑人，所以，当地政府就承认他们已经是归化后的本国人了。因为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所以就称这些黑人为“拉丁裔黑人”。

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海上通行证明。然而，对于这些黑人的身份，却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偷换。

如果他们是刚从非洲来的“移民”，那么，就有一个移民身份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大量从非洲来的正常移民。所以，他们的身份定义，就应该是被奴隶贩子非法带进古巴的受害者。然而这两名西班牙货主有了这样一个携“货”证明之后，所有这些黑人，根据古巴合法的奴隶制，就成了长期在此居住的“拉丁裔黑人”，成为合法奴隶了。从人到“货”的过程，就是由这张证明完成的。

对于这些黑人状况的鉴别，实际上应该是极为简单的。然而，正是由于“禁止奴隶交易法”对于古巴只是一个虚假法律，因此，这些官员可以非常放心地在这个问题上，违法地协助奴隶交易中买卖双方。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并不会因此受到上一级官员的查处。这些官员，当然更知道这张通行证对于“货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也不失时机地从中牟利。为了法律形式上的无瑕可击，在这张通行证上，所有的黑人，都象久居古巴的真正的拉丁裔黑人那样，有了一个西班牙语的姓名。

1839年6月28日，当蒙岱和路易兹，押着这53名黑人，走上这艘他们租来的“阿姆斯达”号双桅船的时候，这一事件的正剧，就正式拉开大幕了。

这是一艘典型的为近海运送奴隶而建造的小型运输船。所以，船上的雇员并不多。船长只带了两名水手，他们都是西班牙人，这就算是驾船的主力了。同时，船长还有一个十六岁的打杂的小黑奴，他倒是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有一个自己的西班牙名字，叫安东尼奥。另外，还有一名黑白混血的厨子。船上还装载了近四万美元的货和给养。

对于辛盖和黑人们来说，这是他们两个多月来漫长里程的最后一小段了。此后，他们就将象无数的同样经历的黑奴一样，投入热带的甘蔗园，渐渐变成一个“拉丁裔黑人”。他们的后代，也将永远不知道非洲是什么样的一块土地。

但是，正如斯匹尔勃格在“阿姆斯达”的电影里所成功表现的，这些黑人自从被捕获之后，就自始至终处于极度的惊恐和惶惑不安之中。

可以想象，在这几百年里，不论有多少黑人曾被卖往美洲，却始终没有人回去过。没有人知道那些登上奴隶船甲板的黑人，离岸之后的结局。当然明摆着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没有人能确切了解，能够糟到什么地步。

因此，对于“阿姆斯达”号上的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短途旅行。然而，对于辛盖和他的同伴来说，他们越是感觉即将接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越是觉得大祸将临，几乎无法承受这最后的精神压力。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船上那个看上去最无关大局的厨子，绷断了黑人们精神忍受的最后一根弦。

那名厨子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在习惯上，人们都把黑白混血的人，依然看作黑人。所以，按说这名厨子，应该对“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具有更多的同情心，才比较符合常理。但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的。

辛盖是一个比较有心的人。他一直在试图为自己忧心如焚的问题找出答案。在一个偶然可以上到甲板上的时候，他抓住机会用手势向那名厨师比划，询问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们将会被如何处置。一个恶作剧的念头突然冒了上来，这个厨子狞笑了一下，然后用手比划着回答：他们将被杀了，腌成咸肉风干，然后吃掉。看着辛盖突变的脸色，厨子以为，自己只是成功地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不知道，实际上他在比比划划之中，已经给自己开了一张通向地狱的路条。

1839年7月1日，这已经是航行第三天的夜晚。辛盖决定无论如何要在抵达之前，挣脱这个任人宰割的厄运。这就是电影“阿姆斯达”一开始的镜头，一个毫不虚构的历史上真正的风雨之夜。暴风雨中，辛盖设法打开了自己的锁链，带着黑人们打开了随船的货物中装有甘蔗刀的几个箱子。他们静候到风暴过去之后的凌晨，在乌云遮月的黑暗中，经过一场短暂搏斗，甲板上到处流淌着腥红的鲜血。

电影对于这场奴隶暴动惊心动魄的刻划，并不是虚构的，双方都有伤亡。历史事实是，仅有的两名西班牙船员在搏斗之后，自知将不敌数量众多的黑人，吓得冒死跳海，从此失踪。船长和那名厨师在暴动中被黑人所杀。船长在抵抗的时候，打死了一名黑人。另有几名黑人在混乱中受伤。最后，当这艘失去驾驶的双桅船，象喝醉了酒一样，在乌云密布的漆黑大洋上晃荡的时候，船主一方只剩下了三个人：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以及几处受伤的西班牙货主，蒙岱和路易兹。

蒙岱和路易兹的幸存，是“阿姆斯达”号的状况所决定的，因为黑人没有任何驾驶经验。于是，黑人们刀下留人，留下他们操纵这条船。辛盖就像在电影里所表现的一样，指着太阳，用自己的语言大叫：回非洲去！

他们只知道太阳的方向就是家乡，他们不顾一切地要回家。他们不知道，这艘船并不完全适合远洋，也根本没有在出发的时候作远行的装备。所幸的是，侥幸活下来蒙岱，居然真的有过航海经验。

可是，他们怎么会来到美国呢？看上去是电影中的戏剧化情节，讲述的却完全是历史真实：这是两名西班牙人在驾船的时候，利用了黑人对于航海的无知。他们在接手驾船的那一刻，就用黑人们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作了一个决定。去邻近的美国取得救援。

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是很自然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去遥远的非洲，再说，如今他们活命的理由就是这点驾驶技术，一旦到了非洲，他们再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被杀掉呢？可是，他们又无法不顺从辛盖。于是，他们耍了一个小计谋。白天，他们向着太阳走，一到夜晚，就设法调转船头，向美国的方向靠近。就是这样一个走两步退三步的怪诞走法，曲曲拐拐地把这一段航程，整整走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阿姆斯达”号在海上的航行，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冒险。所有的人只能利用船上有限的给养，这里面虽然包括了两个西班牙货主在哈瓦那采购的，打算带回庄园去的东西，但还是远远不够。因此，两个月的艰难航行，酷暑病饿之下，又有十名左右的黑人死于途中。

我想提醒你一个细节，就是这艘船上其实还有一个黑人，是知道这个航行把戏的，他就是原来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尽管他也是一个黑人，也是一个奴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那些黑人，在“阵营划分”的时候，都是把他的定位定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因此，在整个航行中，他对于西班牙人的计划，予以充分的配合。

你在电影中会看到，他们与其他的船只擦肩而过的紧张场面。在真实的事件里，“阿姆斯达”号在美国的水域里，确实数次遭遇其他船只，也确实是在黑人的严密防范下，两名西班牙人始终没有求救的机会。但是，已经有一些看见“阿姆斯达”号的人，对上面的异常景象感到疑惑，报告了当时纽约附近的海军基地。他们也已经派出了两艘船，在海上寻找这艘可疑的双桅船。只是，大海无涯，搜寻并没有什么结果。

最后，西班牙人的计划终于还是成功了。

已经是八月下旬了。一天，“阿姆斯达”号正如我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筋疲力尽地下锚在纽约长岛附近的水面。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黑人第一次这样放下小划子，向陆地寻求给养了。因为即使船上有足够的食物，也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补充淡水。但是，以前他们不是利用晚上，就是在一些荒僻的地方。这一次，显然是情况不同。

划子上的黑人们一靠岸，就遇上了一个叫格林的美国水手和他的四个水手朋友。“阿姆斯达”的黑人开始和他们用手势交谈，愿意用整个“阿姆斯达”和船上的货物，交换送他们去非洲。而格林只一心考虑如何从这个奇怪的船上得到好处。双方讲好第二天再决定。就在第二天他们再次商讨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名叫米德的海防队员的了望视线。在米德的上级吉尼中尉的指挥下，他带人登上了“阿姆斯达”号。

船上的情景是令人惊怵的。破败的满地狼藉的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的衣衫褴褛甚至赤裸的黑人，有的还以蔗刀武装。他们看上去饥渴交迫，甚至还夹杂着四个黑人孩子，看上去不到十二岁。米德解除了黑人的武装，他们也并没有反抗。在长期日光暴晒之下斑驳的船身上，米德还能依稀读出船名——“阿姆斯达”，米德感到有点荒诞，因为他懂一点西班牙语，知道这是“友谊”的意思。

在米德的手下人检查船舱的时候，才发现了那两个西班牙人。他们一到甲板上，就跪下大哭着用西班牙语求救。最终，还是由会说英语的路易兹大致讲述了“阿姆斯达”号的“黑奴暴动”故事。米德发现，所有的黑人都只会说一种陌生的土语。因此，他只可能听到涉及两个对立方面的其中一方的说法。可是，不管怎么说，米德至少可以判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艘在正常运行之中的船。而且船上似乎真的发生过涉及命案的非常事件。

于是，在吉尼中尉带领增援人员抵达之后，他们把所有的“阿姆斯达”号乘客，连同后来从海滩返船，由辛盖带领的两个小划子的黑人，一起带到海防队的船上。在这个过程中，辛盖也确实象在电影里讲述的一样，几乎是本能地跳入海中企图逃离，但是，终于筋疲力尽，又被拉上了船。

这时，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你一定还记得，事情发生在纽约的长岛。按理说，船一靠岸，就是纽约了。但是，这位海防队的吉尼中尉，却命令把船开往与纽约相邻的康乃迪克州。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呢？

原来，所有当时吃“海洋饭”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海上救难奖金”的公约。在那个时代，海上航行特别不安全。不仅是因为各种设备落后，抵御风浪的能力差，还因为海盗猖獗。因此，如果什么人能够在海上救下一条遇难的船，救助者就可以依法得到船上的一部分货物，作为奖励。奖励的比例一般相当大。应该说，这也是公平的。因为不仅救难者往往要冒很大的危险，而且对于货主来说，如果没有救难者，他就可能损失全部货物，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一起送掉。

所以，在事情基本平定的时候，吉尼中尉已经打开了小算盘。这艘船是否载有多少值钱的货物，他还不清楚。可是，这是一条奴隶船，船上有黑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在奴隶制中，奴隶是主人的一份财产，在船上也是作为“随船货物”论处的。因此，假设船上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这几十名黑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吉尼中尉立即当机立断，把他好不容易撞上的这笔财富，迅速带离纽约。

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美国现状：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完全是站在反面的，而北方有关彻底废奴立法的进展也不尽相同。此刻，纽约已是一个自由州，而同为北方的康乃迪克州，在北方属于废奴过程比较缓慢的。它是在“阿姆斯达”事件发生的九年之后，才立法彻底废奴的。所以，如果吉尼中尉和他的海防队想要得到的货物奖励中，也包括黑奴的话，他必须速速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自由的纽约。

美国在这个时候，奴隶制问题所造成的分裂与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口。因为，正如我前面向你谈到的，以极端南方为代表的坚持奴隶制的一方，已经一改在美国独立前后所表达的愿意顺应立国精神，逐步废奴的主张，转而坚决主张蓄奴。

南方也知道，转这么大的弯子，彻底与大家当初讲好的联盟基础背道而驰，是必须对美国这个“联盟”有所交代的。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后奴隶主义”的理论。

“后奴隶主义”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不再承认奴隶制与“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相违背，也就不再需要承诺废奴。那么，从道理上怎么“顺”过来呢？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把奴隶制彻底地与种族属性相联系。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北美的蓄奴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白人奴隶。然而现在，后奴隶主义者一口咬定奴隶就必须是黑人。

他们的依据就是“种族差异”。他们把黑人定位在半人半兽的位置上。他们宣称，黑人的种族禀性就是与白人不同的。他们天生野蛮，倾向于暴力，无法教化。因此，把他们留在奴隶的社会层次上是合适的，他们不适合享有自由。否则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就象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辩称，奴隶制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并不违背，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能够享有自由平等，黑人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现在看来，这和法西斯的理论差不多，几乎不值一驳。然而，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理论”可以“振振有辞”地提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对于种族差异的认知，都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根本没有产生。“南蛮北夷”，“吃人生番”的讲法，在到处都很流行。你一定还记得我讲过的康有为遇到黑人的反应吧？对于种族差异的偏激反应，那个时候在多数地区都出现过，只是冲突的机会大小，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

问题是，美国南方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认知问题。相信有一些人仅仅是利用了当时大多数人程度不同的认知局限。而在那个时候，这种认知局限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的。比如，当时在美国，即使是在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依然有大量的人认为，应该解放奴隶，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解放以后的黑人，则必须另外为他们找一个居住的地方，让他们自己生活。因为，许多人依然无法想象，如何与一群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共同相处，更不要说去想象给他们以同样的政治权利了。

结果，当时的“后奴隶主义”者，倒是很简单，理论也很“清楚”。然而，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反而显得十分复杂，他们的思考出发点各不相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认知差异。原因就在于，在多元文化的概念诞生之前，人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处理种族差异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鸿沟。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冥冥之中维系着这些背景不同，构成复杂，宗教信仰各异的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那就是他们对于起码人性的理解。这些人成为当时自由北方的基础。

在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是在反奴隶制的运动中站在最前沿的。他们被称为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这就是你在电影里将会看到的，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律师的形象。

你设想一下就会发现，“阿姆斯达”是一个与美国毫无关系的事件。不管它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古巴和西班牙人的事情。它漂来美国，也只是一个误入境的情况。它可能在美国根本无声无息，根据惯例，连人带船让古巴领回去，一切让他们自己去处理。海防队“海难救助奖金”的判定，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法庭的小小民事案件，简简单单就可以解决。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北方这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将会是完全另一种面貌。

然而，历史注定了“阿姆斯达”事件将成为美国的一个里程碑案件。因为当时的美国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的“战场”上，已经开始了“寸土必争”的公开较量。每一个相关事件都会成为导火索。所以，“阿姆斯达”号的闯入，根本不可能被北方死守前线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忽略过去”。

海防队的吉尼中尉，把他的“阿姆斯达”号俘虏带到了康乃迪克州一个叫做新伦敦的港口小城。有趣的是，当时美国虽然只成立了五十年，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然而，由于它的建国方式，致使它的许多基本状态已经和今天十分相象。例如，这些黑人一到，首先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强烈骚动。各种报纸，不仅发出新闻性的报道，还就相关的奴隶制的问题，发出了种种评论。

这些反应都是必然的。一方面奴隶制问题已经成了当时美国的头号问题，另一方面，我前面提到过，在此九年之后，康乃迪克州就自己立法彻底废奴了。因此，这个州本身，当时也处在两种力量抗争的最后紧张阶段。因此，当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这一群外海漂来的黑人，被押着走在小城的街上，无疑象是一块天外巨石，轰然砸向一片平静的水面。

使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是，尽管是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前，它的处理程序却基本就象美国今天会产生的反应一样。在美国宪法的基本设计下，相关的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自动进入固定的程序，几乎一步都不会错。

虽然吉尼中尉出于自己的考虑，把人带到了远离纽约的小城新伦敦。可是，他还是必须按照程序，立即向位于纽约州纽黑文市的联邦海防队的上司报告。

海防队的官员的逻辑是这样的：尽管“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已经被带往新伦敦，但是，这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小城的地方案件，因此，应该把案子交到联邦地区法庭，而不是交给州或市的地方法庭。同时，又由于涉案人都已带到属于康乃迪克州的新伦敦，所以，在选择报案法庭的时候，选择的应该是管辖并且也位于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庭。

所以，案子就这样到了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裘迪森那里。裘迪森法官在接到报案之后，当天就前往新伦敦调查。司法的程序就这样开始启动了。

你已经看到，“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黑人，可是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另一边就是两名西班牙货主和原来属于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法官一开始只可能向一方取证。他们的供词是一致的：他们是在西班牙法律下，合法运送奴隶。运送过程中，奴隶非法劫持该船（这一条可涉及海盗罪），并涉嫌谋杀。

法官在无法取得另一方证词的情况下，先检查船上的合法文件。古巴当局发给蒙岱和路易兹的通行证，也从书面上支持了他们的基本供词。就是他们合法拥有这些奴隶，合法运送。

这样，法官初步判断，黑人的首犯辛盖就可能是一个谋杀案的高危险嫌疑犯。在这时，裘迪森法官才命令将辛盖戴上镣铐，单独囚禁。历史记载上，在上镣的时候，辛盖显得很平静。他还笑了一笑，用手比划了一个被吊死的动作。你想想，对于辛盖，这不是太简单太明白了：这当然是最自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结果。他杀了白人，抢了船，又落到了白人手里。不等着被吊死，还能等出什么别的结果来呢？

两名西班牙货主提出，要求法官立即将“阿姆斯达”号，船上的货物，以及黑人送往波士顿的西班牙使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财产。可是，法官迄今为止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尽管听上去相当可信。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单方面取证也是不能在美国作数。法官按照司法程序，不可能根据这样的“一面之词”就采取什么结论性的动作。

所以，裘迪森法官当时能够作出的决定只可能是：根据司法程序，法庭将会开庭，对两名西班牙人的财产申诉作出一个裁决。也将考虑是否应该对黑人提出海盗罪和谋杀罪的起诉。

然而，被告方的“不会说话”，始终是个大问题。当时已是八月底，裘迪森法官决定至少暂时把这39名黑人留到九月联邦巡回法庭大陪审团会议。对于没有参与暴动嫌疑的安东尼奥和四名黑人孩子，也必须作为证人确保到时候出庭，但是鉴于无人出面为他们签据保书，所以也只能暂时拘押。

同时，另一个申诉进入了此案的司法程序。就是吉尼中尉，代表参与“阿姆斯达”号救难行动的全体人员，基于“海难救助”的有关法律，对船上的货物提出分成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笔财产已经有了两个“主权申诉”者。所以，司法程序也已经限定了“阿姆斯达”号必须经过法庭裁定，才有可能“开出去”了。

当时，“阿姆斯达”号的嫌疑犯在新伦敦的关押地点，是海防队在码头的简陋的临时看守所，显然不可能这样关下去。所以，裘迪森法官决定，让海防队把他们送往队部所在的纽黑文市监狱。

就在执行这个转监命令的时候，正准备离开的裘迪森法官突然皱起了眉头，他注意到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当海防队员拿着哈瓦那当局签发的那份通行证，按照上面的西班牙姓名，大声地对黑人一一点名的时候，所有的黑人对“自己的名字”都一概毫无反应。

就在黑人们茫然地看着那些对他们大叫着什么的白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惊恐不已的时候，他们决不会想到，远在纽约，也有一群他们素不相识的白人，已经开始酝酿一个艰巨的营救计划。营救的目标，就是他们这些来自远方，在这里无亲无故的陌生黑人。

这封信太长，很抱歉只能先写到这里了。下一次再接着给你介绍“阿姆斯达”事件在美国的“重头戏”。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5. 海上漂来挑战司法的机会

卢兄：你好！

没想到那么快就收到了你的回信。你说，“阿姆斯达”事件确实吸引了你，为了早些看我聊下去，所以才赶快写了这封信，目的是“抛砖引玉”。这么一来，我非得紧着写不可了。

“阿姆斯达”号漂来的时候，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确实已经双方都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现在对于美国当时松散的状态，也一定已经有了一些概念了。然而，不知你想过没有，这实际上反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那就是，如果它的各个部分的联系显得松散，那么它能够作为整体长期继续存在下去，维系它的东西有可能反而是相当有力量的。

这个维系就是美国作为国家最基本的一个共识，遵从契约。你可以这样想想，在如此松懈的一个国家结构中，如果没有对于契约的基本认同，还不是早就散了架了。

以宪法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就是这样的契约，也就是松松垮垮的各个州，集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名称下的基本依据。既然这种集合是自愿的，那么遵从契约的行为也是自愿的。美国的这种组建经历，虽然使得它的中央政府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容易建立起“真诚的法律”。

因为法律的建立，是大家的契约。它不是一条皇上的圣旨，也不是一个上层集团的指令性文件。因此，它也就有一个天然保护层，就是民众认同。北方一个又一个废奴的自由州的诞生，就是这样来的：经过最广泛的民众辩论，达到一个基本认同，然后立法。这样法律相对来说，就更有“真诚”的基础。

如果一部分人的认识进了一步，那么，美国的方式就是，以一切机会，提出对现有法律的历史缺陷的质疑，引起新一轮的大众辩论。在争取多数民众认同的基础上，以求取得新的判例作为依据，甚至根本引起新的立法。

因此，除了通过新闻媒体，公众场合等利用“公共论坛”的长期宣传，以“挑战司法”引起公众注意和辩论，也是美国人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方式。这也是美国有所谓“里程碑案件”的原因。美国进步的脚印大多数都是由最高法院的一个个判例组成的。可是，如何“挑战司法”呢？

那就是坚信自己行为正确的人，以触犯某条法律的方式，走上法庭，去引起一场关于这条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辩论。输了以后再上诉，官司一级级打上去，直至最高法院。

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渐进，对契约双方的要求都很高。

对于契约的一头，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的公正与公开。否则，你一头撞上去，结果官法勾结，私下里关起门来三下五除二地就给判掉，关起来了。司法体系对这样的挑战，也根本没有按照法理去认真对待的诚意。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意义。这是对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基本要求。

对于契约的另一头，则要求挑战者对大家已经制定的契约必须遵从。既然是“挑战”，那么就可能是有输有赢的。赢了固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输了就得准备接受原来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是大家的契约。大家还不能接受新的契约，你就必须接受原来的约束。往简单里说，就是“挑战”不成，那么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去，不能因此就给法院扔炸弹。这是对“挑战”一方的基本要求。

所以，故意地挑战司法，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到了“挑战”的时候，也就是估计民意也已经到了“火候”的时候。假如还完全没有民意基础，只是一场盲目挑战的话，那几乎等同于自投法网，同样毫无意义。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正好出现一个案子。尽管不是故意制造的“挑战”，但是，所有推动这个进步的人，都会全力以赴，把这个偶然出现的案件，变作一个“挑战司法”的机会。你一定猜到了，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当时的美国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是宣称，现在已经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摆脱奴隶制的时候了。虽然，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并不是多数，但也已经遍布各处。在宪法保护下，他们建立了各种如“反奴隶制协会”这样的民间团体，相互之间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阿姆斯达”事件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是默默无闻地就“走过场”的。黑人们刚刚到达新伦敦，立即有人向纽约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通报情况了。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已经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向奴隶制挑战。当然，采用的方式依然是“司法挑战”。

“阿姆斯达”号的叛乱，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法律的严重触犯。黑人奴隶，夺了船，还杀了人。如果把这个事件按“无罪”去辩护，不是辩称黑人“没有夺船杀人”，而是辩称这样的“夺船杀人”不是犯罪。这显然是对于司法的挑战，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状态下。

你已经知道，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局部奴隶制的国家，自由州的黑人也还没有公民权。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你的，种族偏见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完全还是一个白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一个“黑人杀了白人”的案子辩成无罪，显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也许我必须向你讲得更清楚一些，这里的“利用”二字，没有任何的贬意。他们打算利用“阿姆斯达”事件，挑战奴隶制，但决不是利用黑人作为工具的意思。他们挑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营救这些陌生的黑人。也许更简单的，是探究一下这些激进的反奴隶制主义者，究竟是怎样一些人。

在电影里，代表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两个形象，就是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年轻白人律师，和一个参与营救活动的黑人。在历史上，参与这次“阿姆斯达”营救的，可以说是整整一个“团队”。有大量的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没有报酬，没有私人利益的“挑战”。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持久战中，所有的费用都是来自美国人的私人捐款。参加营救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原因很简单。

就象美国历史上无数次这样的历史性推动一样，这是一场司法大战。真正在里面起作用的人，都是精通法律的律师。当时在北方的黑人虽然是自由的，也有着最强烈的反奴隶制的动因，但是，他们还没有成长到具有真正的实力。

那么，这些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白人，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动因呢？答案是：宗教理想。你还记得我以前提到的，在北美殖民时期，最早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他们持续两百年的反奴隶制的努力吗？那么，这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怀。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无私而持久的抗争，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宪法所建立的制度在严格地起着作用。因为，从建国开始，“挑战司法”就是体制内寻求社会改革的一个正常程序。在这个制度下，要推动改革的人们，也就会立即进入这个制度所设定的程序。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高质量的律师，向法庭申请，自愿成为“阿姆斯达”号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然后开始研究案情。因此这里没有什么非常举动。所要做的，就是律师的正常工作。

与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所不同的是，历史上主动出来代表“阿姆斯达”号黑人进行法律辩护的，并不止是那个孤单的年轻律师，参加工作的几乎是一个律师团，有前面的法庭辩护，也有后面的大量资料和分析工作。在开庭前的最初准备工作中，他们就意识到：现有的奴隶制尚未被打破，因此，在原有的法律之下，在自由州，蓄奴是非法的。但是在蓄奴州，奴隶的武装暴动，杀死奴隶主，也是非法的。在美国分治的原则下，有关奴隶制的立法权在州一级，联邦法庭无权干涉。各州的法律当然也无法相互套用。

古巴虽然不是美国，但是，这是一个合法的蓄奴国。因此，如果仅仅用自由北方的法律去辩护，当然同样可以利用法庭辩护提供的论坛，大大宣扬一番废奴的理论。然而，胜诉的可能几乎微乎其微。这将不仅影响“挑战司法”这一举动的成功，而且，这些涉案黑人的生命，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挑战司法的案件中，律师们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这是极具技巧性的技术问题：在旧的法律仍然起作用的时候，怎样利用原来的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逐步建立新的立法依据。

这些律师决定的第一个辩护策略，就是宣称“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不是合法奴隶，而是自由人。尽管当时所有的证词证据，都证明这些黑人是合法奴隶。然而，他们从得到的有关这个案子的最基本情况中，已经凭着职业敏感，捕捉到了表象之下的一线蛛丝马迹。引起他们疑问的，首先是那四个十二岁以下的黑人孩子。

他们注意到，西班牙在1920年签署过一个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的协议。距离“阿姆斯达”事件，这个协议已经签署了整整十九年。如果这些不到十二岁的黑孩子是合法奴隶，他们必须是在古巴出生的所谓“拉丁裔黑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知道的案情都来自西班牙人的一方，原因是，黑人们都不会说古巴的通用语言，西班牙语。

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出生在古巴”的孩子，竞一点都不懂当地的语言呢？

但是，哪怕是再有道理的疑问，也只是一个疑问，而法庭是讲究证据的。再说，即使能够因此使法庭相信，这些孩子是在“1820年协议”之后，从非洲非法进口的。那么，那些成年黑人呢？尽管很难想象，他们在古巴生活了十九年还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可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从一个叫做杰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那里，得到了间接的证明。杰尼就住在黑人关押的新伦敦。事情一出来，他就设法与那两个西班牙人谈了一次。两个西班牙人根据自己在古巴的生活经验，觉得在一个“白人的国家”，如此清楚的“黑奴造反”，“杀人越货”的案情，美国白人的司法当然就是“帮”白人货主的。只不过是等待一个例行手续而已。因此，在与杰尼的交谈中，路易兹很轻松地透露了一个情况：这些黑人都是刚从非洲来的。

这个旁证给了律师们极大的鼓舞。尽管依然需要证据，但是，他们的辩护思路已经变得非常明确。

还有一个电影里没有提到的情节，也很有意思。就是“阿姆斯达”号黑人的主辩护律师班德文，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外孙。他的外公罗杰·谢蒙不仅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后来举行的制宪会议上，也是与会者中最主要的反对向蓄奴州妥协的一个。在整个“阿姆斯达”事件中，另外两个最积极的参与者，亚瑟·泰朋和鲁易斯·泰朋，是两兄弟。他们则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后代。鲁易斯。泰朋后来成为“阿姆斯达”委员会的三个负责人之一。

这一批人，除了他们的宗教精神之外，坚持开国者们起草“独立宣言”时的立国理想，也是他们思想中非常清楚的一条脉络。

不管怎么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和他们试图帮助的对象，“阿姆斯达”号的黑人设法交流。一开始，他们在纽约找了三个还能够说非洲语言的黑人，请他们一起去纽黑文的监狱探监。其中一个名叫凡瑞，他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在非洲遭到绑架，被卖到美洲来的。

在电影里，斯匹尔勃格把这种交流的巨大困难，表现得非常真实。可我想，事实上他们的交流，可能比电影里更为困难。刚刚来自非洲部落，又有着几个月来与白人发生的最恶性交往经历的黑人，与来自纽约的白人律师，你说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要多大就有多大。极端的不信任，加上语言还不通。再说，对于黑人来说，他们怎么想得通，这两个白人要来干什么呢？

律师带去的三个纽约黑人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非洲部落的语言种类太多太复杂。他们搞了很长时间，还是无法交流。到最后，只有凡瑞说，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几个孩子肯定不是在古巴出生，而是从非洲被卖过去的。对于这点收获，他们已经很高兴了。

在纽约，九月初就成立了一个“阿姆斯达”委员会。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介绍这个事件，寻求支持。最重要的任务是募集捐款，除了支持这场诉讼，还考虑提供“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在狱中的生活必需品。

今天看来，泰朋参与负责的“阿姆斯达”委员会，真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例如，他们以“自由之友”的名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捐款。他们在广告中宣称，这些非洲人追求自由反抗奴隶制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国际法和“自由与人道的呼声”。他们的广告一出来，立即就有捐款寄到。

又如，在他们的干预下，事实上黑人的居住条件很快就得到改善。除了辛盖和其他案子的重刑犯关在一起之外，所有的“阿姆斯达”号黑人分成四间。四个孩子一间，其余的黑人分成三间。他们还为黑人提供了衣物等其它生活用品。

“阿姆斯达”委员会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吸引民众关心这一船黑人的命运。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语言问题，他们始终无法得到黑人自己讲述的故事。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尽量介绍黑人的情况。

他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黑人的平和的外貌，温和的性情，一般的生活状况。其目的在于击破“后奴隶主义”关于黑人部落民都是“吃人生番”的讲法。他们要使读者产生这样的深刻印象，这些黑人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也有追求自由的权利。

在北方原来反对奴隶制的民意基础下，他们的宣传和各种媒体的报道，使得“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公众同情，辛盖更是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与此同时，律师和“阿姆斯达”委员会仍在紧张地设法跨越最艰难的一条障碍，就是与黑人取得交流和沟通。因为开庭的时间在逼近，在此之前，这个问题是无论如何必须解决的。否则决不可能打胜这场官司。

律师班德文和泰朋又一次带着黑人凡瑞去探监。尽管凡瑞也几乎揣摩不出几句话来，但是，他也是黑人，他的存在本身，就使黑人们有可能对白人律师产生最初的信任。同时，他们取得狱方的同意，带进去了一个名叫吉伯的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在电影里，也许是为了表现律师与黑人的交流困难，导演安排了一个听不懂却还不肯承认自己无能的语言学家的形象。算是给语言学家来了一个小小的揶揄吧。事实上，美国语言学家的一般形象倒是相当专业，也很有敬业精神的。在“阿姆斯达”案中，律师与黑人之间的语言壁垒，最终正是由吉伯教授打破的。虽然他也不懂这些黑人的非洲方言，他却有一套语言学的途径。他用的办法，就是电影里你能够看到的。

吉伯教授先用手语交谈，以达到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让这些黑人用自己的语言教他几个数字的读音。然后，这位教授走遍了纽约和纽黑文的码头港口，最后终于在一条英国军舰上，找到了两个能够以同样的读音读出这些数字的黑人。“阿姆斯达”委员会再想尽办法，把两名黑人从英国军舰上借出来。

九月九日，吉伯终于把这两名“翻译”，带进了辛盖的囚室。一开始，辛盖依然拒绝与来访者交谈。在再三解释下，坚冰终于打破。“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终于讲述了属于他们的故事。而律师也终于有机会告诉辛盖，他们是朋友，他们要帮助他回到非洲的家乡。长久以来，辛盖第一次在脸上露出宽慰的神情，尽管他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律师，什么是法庭，为什么在遥远的白人的土地上，会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帮助他们回家。

律师们更难以解释的是，回非洲去，还是他们和黑人必须共同争取的一个目标。距离这个目标还不仅是地理上的漫漫长途。这里需要黑人的配合，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在此后的整个交往过程中，律师们还是受到很大困扰。因为他们始终不可能真正向这些非洲黑人解释清楚，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在第一次交谈中，辛盖就没有全部说实话。辛盖出于自卫，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谈话中予以保留。但是，在美国的诉讼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律师们一直在尝试，让黑人明白，为什么必须对他们说实话，也必须对法庭说实话。你可以想象，语言问题是基本解决了，但是，建立起信任，以及尽逐步建立文化上的理解，却要吃力得多。

我们当然都记得，“阿姆斯达”号是一艘来自古巴的船，这是一个“涉外事件”。因此，也给这场司法挑战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难度。事情发生不久，来自古巴所属的西班牙王朝，就立即通过外交途径，找上门来。

这时候，西班牙女王的使者，根据对应的线索，找到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很新的国家，从1789年首任总统华盛顿上任，到那年还只有五十年的时间。可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四年一度选举，尽管期间有人连选连任，总统也已经换到了第八个。而且这位第八任的马丁·凡布伦总统，已经到了他的四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了。

西班牙一开始，就根据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将“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交还古巴。这个1795年的国际协定，有一些有关国际间的海难事故处理的条款，依据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经常会有各国的船只，在航行中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其它国家。这个协定依据的是对等的原则，要求各国政府把遇难船只及船上一切财产交回它原来所属的国家。以免有人看到漂来的外国船上装的都是值钱货，就把它给吞了。因此，西班牙的理由看上去相当充分。

那么，凡布伦总统是从什么角度考虑这个事件呢？

这个时候，“阿姆斯达”事件早已经是一个引起全美国震动的事件了。局势已经非常清楚：对于美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该不该归还外国船上的黑人的问题了。这是南北双方长期以来，有关奴隶制引出的一串问题的触发点。例如，还要不要坚持美国平等自由的立国精神？代表人性和人道的自然法，是否高于一切国家和州的法律？等等。随着“阿姆斯达”案件的开展，南北双方的争论对立会日趋严重。前景难以预料。

这样的发展前景，显然是总统所不愿意看到的。首先，这已经是1839年的秋天，第二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我曾经告诉过你，由于不少南方蓄奴地区加入美国，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变得均势力敌。这也意味着，选票也划成了几乎是均等的两大块。

凡布伦总统并不赞成奴隶制。但是，在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他不会采取激进的做法。他如果表现得渐进与温和，显然对他更为有利。一方面，由于他反奴隶制的立场，能够得到北方人的拥护；另一方面，由于他不马上采取激进措施，又不太得罪南方人。采取这种方针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跳出一个利刃般尖锐的议题，一面把民众清楚地一切两块，一面刀尖向上，逼着总统作非此即彼的表态，这是大选年最要命不过的事情了。

凡布伦总统是个明眼人，当然一眼就看出“阿姆斯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不善”的议题。正如电影里所提到的，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可能，就是事件升温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不可调和，结果干脆就引发出一场内战来。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只不过二十年后，南北战争就是由同一根奴隶问题的导火索引发起来。因此，当时可以说几乎已是内战的前夜。

平心而论，对于一场内战的忧虑，倒不能说是出于凡布伦总统的私心。内战是当时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都希望能够避免的。这也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始终还是少数的原因。因为激进者的一个口号是，干脆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完全符合宗教理想的国家，同时也不惜任何代价，希望立即达到废奴的目标。这些口号都隐含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哧哧”冒着火花的口号面前，大多数美国人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总统当然更不会例外。

另外，总统作为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负责人，被授权处理一般的外交事务。他确实也有他的难处。外交是对等的。古巴的船到了你这儿，你痛痛快快地给交出去，将来哪一天，你的船到了人家那里，不也就可以爽爽气气地就要回来了吗？这次你要是不给的话，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古巴和西班牙总是没了面子，下次再打交道，不知会添出什么麻烦来。

更何况，总统也有他的苦衷。尽管在那个年代，联邦政府的权力极小，但是外交无疑是行政分支的工作。凡布伦并不赞成蓄奴，但是南方是合法蓄奴的，有些事情撞到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想不管都不行。有几次美国南方合法运送奴隶的船，也遇到类似情况。例如，1830年，一艘名为“科曼特”号的船，从弗吉尼亚运一些奴隶去路易斯安那，那是一个刚加入美国的蓄奴州。结果，船被风暴卷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巴哈马。巴哈马当时已经废奴，所以，英国人立即就把船上的奴隶给放了。

当时的凡布伦就是外交部长。对于南方人来说，我们在南方运送奴隶是合法的。现在遇上海难，英国人不交回来，擅自把奴隶给放了。造成的经济损失，联邦政府必须得给我去要回来，因为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凡布伦当时也因此去和英国人打过交道。

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个联邦松松散散，却显得十分牢靠了。当时除了一些大原则，属于联邦制定的法律很少。所以，对于各州来说，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们自己合计着过。可是一旦出了事儿，跟外头的国家有了什么麻烦，联邦政府你得给我顶着。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美国联邦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居然仅仅就是为了坚持一个与个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美国人对于这个理想的认真，在当时它对待一些后进入美国的新州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所有的这些州全部成为独立州，全部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从当年建国的13个州，扩展到今天的50个州，不论先后，全部一视同仁。联邦政府能够管到的事情真是相当有限。

写到这里，你也可以猜出凡布伦总统所领导的联邦行政分支的态度了。他们希望事件平息下去。可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之下，只要“阿姆斯达”号在那里，事情就不可能平息。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能够解散“阿姆斯达”委员会这样的民间团体；没有人能够阻挡律师们的一场司法挑战；没有人能够干涉新闻界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热情；也没有人能够让法庭的审理变成一个秘密的暗箱。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让“阿姆斯达”号彻底消失。目标一消失，当然所有的人也就只好作鸟兽散了。可是如何让它消失呢？这就是在西班牙的要求下，尽可能顺水推舟，把“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送回去。好在双方都有一个极好的借口，就是那个1795年协定。送回去当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几十个陌生的黑人重新回到虎口。可是，与“阿姆斯达”将给总统带来的全部国内麻烦相比，这点代价闭一闭眼睛，也就送出去了。

也许，你也想到了，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凡布伦总统手下的外交部长佛西斯，是从佐治亚这个极端的蓄奴州来的。他自己家里在那个时候，还保留了三个作为仆人的黑奴。因此，在配合操作上，应该没有政治倾向上的“思想问题”。

自从西班牙提出交还“阿姆斯达”之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就一直非常紧张。尤其是，他们无法信任外交部长佛西斯。他们甚至在监狱找了可靠的人，以防万一黑人们被秘密移动，就可以立即得到消息。从这一安排可以看出，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毕竟在制度的完善方面，还不能与今天相比。如果在今天，要么总统打算立马下台，否则民众根本不必担心行政系统敢做秘密交人这样的小动作。

这个案子确实很特殊。所以，即使是联邦检察官，也在一开始认为，从刑事案的角度，把这个案子带入司法程序是他的责任。可是查了几天相关法律之后，他又认为，“暴动”发生在外国公民的船上；事件发生的时候，船是在外海，“暴动”的对象也都是外国人。因此，他不认为美国法庭有权对此作出司法判决。

“阿姆斯达”案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已经发生的财产归属的申诉，这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就是财产的申请人。这一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引起联邦检察官思考的，是该案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暴动引起的“海盗罪”和“谋杀罪”。这个部分作为刑事案，按照美国法律，起诉方应该是政府行政分支下司法系统的检察官。

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对于涉及行政分支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上，外交部长佛西斯仍然非常谨慎。即使在联邦检察官作出这样的表态之后，佛西斯仍然再三要求他搞清楚，在这样一个涉外案件中，按照美国法律，在行政与司法两个分支之间，究竟是谁对“阿姆斯达”号的“人和货”，具有优先的控制权。

最后，在外交部长佛西斯与联邦司法部长格伦迪认真研究之后，终于由格伦迪小心地拿出了一个代表行政分支的正式意见。格伦迪是司法部长，这个意见当然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看上去不会有什么破绽的。

这个正式意见是，坚持按照“平克尼协定”，将“阿姆斯达”号及其货物和黑人，全部交还西班牙当局。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美国必须在与其它国家交往的时候，维持它的诚信。船上的财产明确归在路易兹和蒙岱的名下，所以不应该是美国的司法裁定对象。至于律师对两名西班牙人所持有的“携带合法奴隶通行证”的质疑，格伦迪认为，“阿姆斯达”所携带的文件，是哈瓦那有效的正式官方文件，也没有任何法律原则指出美国应该对这些文件进行司法调查。

他又指出，按照国际法，无国籍的海盗船，是任何一个抓到它的国家，都有权审理的。但是“阿姆斯达”号是一条明确的西班牙船，属于西班牙人，拥有西班牙官方文件和西班牙国旗。船上的暴动也与一般海盗行为有别。因此，不在最高法院界定的“海盗案”范围之内。

针对“阿姆斯达”案实质上最引起关注的黑人问题，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许多美国人指责奴隶贸易的不人道，但是，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的法律中，都曾经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现在，如美国这样一些个别的国家，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但是，这些国家只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对自己的公民进行法律制约。而无权对其它国家的公民采取司法行动。

在美国通过禁止进口奴隶的法律中，规定在抓到违法的奴隶船时，总统必须用联邦政府的经费，送这些奴隶回到非洲。因此，当时也有很多人呼吁总统下令，用联邦预算的开支，把“阿姆斯达”号的黑人送回非洲。针对这个建议，司法部长格伦迪宣称，总统并没有合法的权力送这些黑人回非洲。因为，这条法律给出的权限，只适合于发生在美国疆土范围内的非法奴隶交易。“阿姆斯达”案则不在此列。

格伦迪重申，既然奴隶制在古巴合法，这些黑人就是西班牙人的财产。美国无权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因此，对于行政分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遵从“平克尼协定”，将船上的一切交还西班牙公使。他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把黑人交还两名西班牙货主，黑人们将可能没有机会再为自己是否具有合法的奴隶身份辩护，所以，交给西班牙公使是最合理的。这样，黑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机会，站在西班牙的法庭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因此，下令向西班牙公使交还“阿姆斯达”号，才是总统的责任。

凡布伦总统对于“阿姆斯达”事件的决定，其出发点当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可是，你也看到了，在这里，行政分支还是必须在法律上寻求出路。他不能仅仅依靠行政的权威，更谈不上运用总统的个人威望。因为从一开始，这一点在美国就是明确的，总统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他唯一能够借助，用以摆脱困境的，就是为行政分支的行为，找到足够的法律依据，证明采取这样一个动作是合法的。

司法部长的一番法律辩解，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他非常巧妙地在根子上切断了“阿姆斯达”可能产生的争论。本来嘛，总统压根儿就没打算站在哪一边参与辩论，也没打算辩出什么正义和谬误。总统需要的是掐断这场

Chapter_18

争论。

因此，既然可能产生的争议都是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的，那么要做的就是，从法律上确定美国根本无权让“阿姆斯达”案进入任何美国的司法程序。只要把这只船从司法分支那里“劫”出来，一到行政分支手里，一把推回给西班牙，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样，美国总统就不至于被一条倒霉的西班牙船给逼到死角里。

所以，简单地说，就是别提这些黑人是不是来自非洲，是不是奴隶，是不是被非法贩运。更别提他们是不是杀人，是不是暴动，是不是有冤情。有天大的问题，也是人家的问题，我们管不了。人家有女王有总督有法庭。该怎么调查该怎么判决，只能由人家自己作主。更何况，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克尼协定”摆在那里。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司法挑战确实困难重重。因为，这是一场法律上的较量。而对方站在原有法律的立场上，基础稳固。挑战者又要承认原来的法律，又要从它的基础里找出一条缝，橇下一块来。显然就要困难得多。司法部长越有理，挑战者们就越悬乎。只有真正的当事人，那些“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如同置身于台风眼，他们还无从了解和理解这一切，所以倒反而显得平静。

然而，司法部长的辩解并不就是完全成功的。美国自从建国，一切就都是公开化的。所以，报刊上不仅公开讨论这个案子，也对行政分支的表态品头论足。这个表态出来以后，大量的反对意见一涌而出。可是，这些意见主要还是呼吁人道，很少有从法理上去破司法部长布下的“八卦阵”的。

当时间沉淀下来以后，人们慢慢发现，行政分支的这个表态，至少在美国人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情理真诚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行政分支似乎在要求公平地对待这些黑人，只不过是出于国际案件的特殊情况，让黑人换一个法庭而已，即从美国法庭换到古巴法庭。但是，事实上却隐瞒了他们清楚的一个实质差别。在当时的古巴，在奴隶制问题上只存在“虚假法律”，对黑人不可能有司法公正。黑人回到古巴，只可能成为古巴当局阻吓其他奴隶造反的杀一儆百的牺牲品。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后来成为凡布伦总统在民众中信誉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一个法制国家，要和行政分支较量，还是要突破它在法律上布下的阵势。好在，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司法部长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自己其实也很清楚薄弱点在哪里。那就是司法部长格伦迪，对于“阿姆斯达”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那一部分发表的评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案子实际上由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一部分是刑事案件，按照美国法律，应该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下的检察官负责起诉。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否起诉的权力，在司法部长的这个系统手里。当然，在新闻和民众监督下，应该起诉的案件，司法部也不敢不起诉。

然而在这个案子里，由于是个“涉外案件”，就有些复杂。似乎起诉与不起诉，是在两可之间。那么，如果司法部朝这个方向靠一靠，说是决定不起诉，民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正如格伦迪已经辩解的那样，这样做还是“有法可依”的。

看上去，司法部似乎是反对把“阿姆斯达”号黑人按照可能的“海盗罪”与“谋杀罪”起诉，好象有点同情这些黑人的意思。可是，实质上，却是在防止黑人被带入美国的司法程序。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尽管这些黑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可是只要你一旦让他们进入这个程序，就必须有律师，必须允许公开的法庭辩论和旁听，必须允许新闻界的采访和自由报道，必须给他们一个接受公平审理的机会。那么，总统所期盼的平息社会大辩论的要求，就再也无法达到搅恕？

所以，司法部长的第一步，当然是先“建议”对黑人的刑事罪不予起诉。理由就是美国司法无权对一个外国刑事案起诉。司法部长所能够做到，也就是一个建议，下面的检察官还是可能根据他们的判断作决定。

但是，这个案子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它的民事诉讼的部分。按照美国法律，民事诉讼的原告，将不再是检察官，而是有民事争执的平民。提出民事起诉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阿姆斯达”案的民事诉讼部分，是司法部无法控制的。现在，不仅是两个西班牙人递上了财产要求，就连海防队的吉尼中尉也代表他的属下，基于“海难救助金”，对“阿姆斯达”的财产提出了分成的要求。所以，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按钮已经按下。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下，它会自动地，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要原告不撤诉，谁也休想让它停下来。

因此，当司法部长格伦迪，不无心虚地借口让黑人有一个上古巴法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建议法庭不要将黑人交回提出民事诉讼的西班牙原告，而是交给西班牙当局的时候，司法部长自己也知道，这是他的全部辩解里，最没有底气的一个部分。他甚至闭口不提海防队吉尼中尉对“阿姆斯达”的财产申请。是的，身为司法部长，出于对整个行政分支工作有利的考虑，他想中止这场刚刚起头的民事案件，彻底把“阿姆斯达”号从司法分支里拖出来。可是，正由于他是司法部长，他比谁都明白，这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看来，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老百姓，显然还没有象今天的美国人那样，被训练得“慧眼独具”。对总统和其行政分支的法律监督，远不如今天那样容易抓住要害。所以，尽管他们有权利在报刊上攻击司法部长的声明，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进行侧面进攻。从一场“法律战”来说，还很不得要领。

只有极少数人，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他们在报纸上提出，“阿姆斯达”已经属于司法分支。作为行政分支，已经不能无视司法分支的权利，独自采取行动。只有这两句话，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政府结构中，司法是独立的，行政分支无权干涉。所以，即使总统有理由按照“平克尼协定”交还“阿姆斯达”，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也不能有所动作。

对于黑人的律师们，形势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能在司法程序中取胜，不能失败。因为后路已经被行政分支切断了。

我们再回到康乃迪克州。在那里，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对于刑事起诉的前期准备工作也还在进行。

这时，律师们决定先单独为三个女孩子向法庭要求一个“人身保护令”。法律规定，“人身保护令”是必须向接受该案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请。这样，接受这个“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和审查，就会把案子带到上一级法院，也就是联邦巡回法庭。

他们精心安排突出三个女孩的计划，是期望利用这几个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黑人小女孩，使民众产生更大的同情心。

因为，在预期的“阿姆斯达”案正常审理中，总要出现双方在法庭上对簿公堂的局面。但是，到那时，法庭的一边是近四十名粗壮的，而且可能给人感觉是“野性”的男性黑人，而另一边却是一老一少两名文弱的西班牙白人。这样的局面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错觉。公众同情的天平，会在顷刻之间倾斜。

然而，如果先让这三个黑人小女孩与两名西班牙人在法庭上遭遇，那么，奴隶制的残酷，非人性，等等，就会变得不言而喻。三名女孩顿时可以为黑人赢到更多的公众支持。“人身保护令”的提出，又会重新激起有关“奴隶具有同样的人权”，还是“奴隶制中主人对他们拥有产权”这样的辩论。

再者，如果通过这个“人身保护令”的取得，能够证明奴隶主没有拥有这三个孩子的法律依据，那么，他们就可能再进一步扩大战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余的黑人。

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因此成功地在民众中唤起一个强烈的呼声：即“这些黑人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财产”，那么，这种压力也许可以迫使凡布伦的行政当局，改变他们坚持送黑人回古巴的立场。

他们甚至还希望，如果取得这个“人身保护令”，他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争取黑人在美国的宪法权利。也许更进一步，南方的奴隶，也将可以在今后，援引同样要求“人身保护令”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由。

这三个黑人女孩真是击败两个西班牙人的最佳突破口。她们都还不到十二岁，只会说非洲语言，显然是刚刚来自非洲。更何况，她们一直受到最普遍的同情。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尽管一共有四名黑人孩子，律师考虑之后，第一次“出击”还是先从女孩子开始。

律师的这一策略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案子一开始就吸引了极大的公众注意力。人们远道从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城市赶来参加法庭听证。旅馆预定一空，法庭挤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名门望族，就连一些法官们的妻子，也好奇地挤在旁听的人群里面。

这一个发生在联邦巡回法庭的，为黑人女孩要求“人身保护令”的回合，并没有在电影里出现。也许限于篇幅，导演把这一个历史情节，连同那三个黑人女孩，一起从影片中“割爱”了。这确实很可惜，因为真实的场面不用修饰，都十分具有戏剧性。

整个法庭场面的气氛和效果，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讲，实在是太理想了。当一名警官把三名黑人小女孩带进来的时候，她们惊恐万状地一边哭一边紧紧地拉着狱警的手。狱警手里还拿着几片水果，不停地哄着她们。然后，她们的律师为她们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正在准备这个刑事案的检察官并不反对，只提出要求每人一百美元的保释金，以确保如果有刑事起诉的话，她们确实会出庭作证。

这时，两个西班牙人的律师跳起来，提出反对。不同意这三个小女孩以取得“人身保护令的”方式获释。理由也很简单，包括这三名小女孩的所有“阿姆斯达”号黑人，都是他们的“财产”。

当然，你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会发现这是多么荒诞不经。但是，我们只能提醒自己，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在这两个西班牙人所属的这个制度中，这种说法是“正常”的。然而，黑人的律师们等的就是对方律师跳起来的这一刻。因为，这种把“荒诞不经”变为“正常”的制度，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要把三个可怜弱者形象的小女孩，当众变成他人的“财产”，正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真正要求公众和法庭正视的具有颠覆性的问题。这也是在进行着一场司法挑战的律师们，等待的真正机会。

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显然不仅是在这三个女孩和“阿姆斯达”的黑人身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挑战，整个颠覆在美国南方还存在的一个非人道制度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法庭辩论机会，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上，让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论点：人类行为受到的最终的审判，是依据人性与非人性的界限来判断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条法律是非人道的，那么，它终有一天将被废除。

只不过是第一天开庭，大量的报纸就明确指出，不论结果如何，这已经是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的一个重要胜利。

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挑战司法就这样开始了。

律师们走出的第一步有没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诉你了。

祝

好！

林达

6. 向自由迈出第一步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谢谢你给我寄了书。你在信中说，看了我的信很想去看看“阿姆斯达”这部电影。今天我大概可以把这个影片后面的真实故事给你讲完了。

在“阿姆斯达”案的上诉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已经逐渐开始在报刊上披露了与此案有关的，行政分支企图干预司法的故事。可是，由于这些干预都没有成功，也就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完全浮出水面。因此，除了本来就对凡布伦的行政系统充满警惕，至今还在这个案子上挣扎的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一般民众对这样的报道还是将信将疑。然而，从这些一百五十年前的报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的新闻嗅觉了。

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导演安排了一个场面，表现黑人辛盖在焦灼地坐在法庭，却听不懂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在说些什么，也无法表达自己。终于，他意外地站起来，艰难地吐出一个英语单词，然后用越来越响，越来越坚定的声音重复着：自由！我要自由！

这是一个导演安排的戏剧情节，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匹尔勃格所关切的焦点始终是在不幸的黑人身上。他非常注意去刻划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心理状态，刻划他们在遭遇一系列厄运，又落到一个天差地别的环境中，所可能产生的反应。

在这个电影情节中，还有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这些黑人在等候上诉的日子里，在泰朋和许多义务工作的美国人的努力下，渐渐开始学会用英语表达一些意思，甚至有的黑人开始学会简单的英语写作。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增加，也使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惊恐不安，得到一定的疏缓。

在外面，新闻界似乎并不满意对总统干预司法的初步报道，自有一批新闻记者对已经到手的一些线索进行跟踪调查。终于一步步拖出了曾经属于白宫的“最高机密”。在1840年的10月，也就是一审判决之后的九个月后，“解放者”和“自由者”两个刊物，报道了完整详尽的有关白宫策划干预司法进程的故事。在这个报道之前，已有一些报纸指出，在一审判决中，法庭已经确认“阿姆斯达”号的黑人，是从非洲被绑架来的自由人。可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总统，居然要去帮助非法的古巴奴隶主。

这一年，凡布伦总统终于竞选连任失败，有很多人认为，他的落选与“阿姆斯达”案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对于奴隶制的温和态度，导致他失去了在四年前曾经支持他入主白宫的六个北方州的选票。这个结果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奴隶制问题成为一个如此敏感的社会议题，两极分野又是均势力敌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一个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考虑的只是寻求平衡的话，那么他的处境确实就象是一个吃力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上诉的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支持了裘迪森法官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但是，正如“阿姆斯达”的影片里所讲到的，代表西班牙公使和美国行政分支的法律代表不服判决，进一步向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最后的上诉。凡布伦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走出这一步，斯匹尔勃格在影片中的解释，除了他对于大选之年南方选票的考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矛盾的激化会引发一场内战。这个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来说，他们经过无数的努力和曲折，这是他们久已盼望的时候。因为走向最高法院，是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挑战司法的人们都期待的一刻。只有进入最高法院的案子，才可能对原有的法律有一个根本的否定，才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竖起一个“地标”。同时，也能把自己的观点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传播出去。

然而，听到案子已经被最高法院所接受的时候，也是他们心情最沉重的一刻。因为到了这里，根据全体人民的契约，判决是一锤定音的。如果失败，不但“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命运堪犹，而且，对于他们长期从事的，在美国南方彻底推翻奴隶制的事业，也将是一个打击。这个目标的实现将有可能因此推迟许多年。也许他们必须再经历长久的等候，才会等到下一个契机的出现。

他们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最后关头，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争取使最广泛的民众，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使得这场由“阿姆斯达”案所引起的论战，对美国的废奴真正产生影响。由于他们自己一向激进的立场，使得一些民众对他们本身产生一些看法。例如，觉得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是真正愿意按照合法的程序推进一个制度的进步，而是巴不得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甚至不惜引发一场战争。不仅是总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就是在北方，大量希望废奴的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这是很普遍，也很好理解的。这样一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人们对于这个日益扩大的“阿姆斯达”案的疑惑，也可能影响民众的支持率。因此，他们决定，寻找和推出一个有影响的，但是又不持有激进立场的人，主导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场战役。

他们先找了两个名律师，都是反对奴隶制的。其中一个曾经还有过多次出席最高法院法庭辩论的经验。但是，这两个律师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婉拒了这个请求。这和他们的观点较为温和，对于激烈的挑战司法的行动并怎么不赞同，也有一定的关系。最终，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决定寻求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帮助。

约翰·昆西·亚当斯，就象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描绘的那样，已经是一个步履维艰，在国会开会时会睡着，出门会辩错方向的老人了。可是在我写到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个名字，还是不禁肃然起敬。

他是又一个加入这个反奴隶制阵营的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的后代。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是在费城的会议上的“独立宣言”主要辩护人，也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789年，当华盛顿当选第一届美国总统的时候，约翰·亚当斯是华盛顿的副总统，之后，他成为华盛顿之后的美国第二届总统。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去世。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长子，就是你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个白发苍苍，一点也不起眼的老人。然而，年轻的时候，他曾是华盛顿总统眼中最有才华的美国外交官，不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并且也在1825年当选为美国的第六届总统。你知道，美国是一个最不喜欢世袭传统的国家，所以，这样父子两代都是总统的情况极为少见。

四年以后，他在竞选连任时，输给了竞选对手杰克逊，旋而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他的平民生活。此后，他又被选为联邦众议员。在他当选的时候，有人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作为前任总统，似乎有失身份。他却回答说，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为民众服务而“失身份”，做个地方职员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当国会议员了。因此，当“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他正是联邦国会的一名众议员。

他从来不是一个持激进态度的人。但是，他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正如电影里曾经提到的，从“阿姆斯达”案一开始，他就给“阿姆斯达”委员会以及黑人的律师出过主意，并且始终对这些黑人表示出关切和同情。这也是这些律师会不寻常地想到请他出来领衔，为“阿姆斯达”案的黑人辩护的原因。

他一开始也非常犹豫。从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来看，他的犹豫，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感到“有失身分”。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已经精力不足。正象他自己说的，我已经73岁了，耳聋眼花。我的助手们已经纷纷离我而去，我的牙齿也已经一个个离开了我的牙床。我怎么还能担当如此艰巨的一个任务呢？同时，他虽然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站在法庭上了。更何况，他还有作为一个联邦众议员非常繁忙的工作。任何一个律师都知道，不要说打算上的是最高法院，就是接下一个普通的案子，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不知道有多少繁复的出庭前的准备工作要做。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他却无法拒绝。他无法淡忘延续父子两代的对于一个朴素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个自由的坚定维护者，坚信父辈提出的基本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坚信不论白人黑人，都有同等权利。他对奴隶制极为憎恶。所以，人们终于惊讶地听到一个意外消息，这位已经73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今天的联邦众议员，决定作为一个普通辩护律师，接下“阿姆斯达”案，走上最高法院，为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的自由，进行法庭辩护。

在开庭之前，他作为一名联邦众议员和前总统，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劝说凡布伦总统撤销上诉。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已经败选，在美国，新旧总统的交接是在投票结果出来的第二年的年初，以便行政的一套工作有一个妥善的过渡。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正是处于过渡期中。但是他的行政分支还是拒绝了这个撤诉的建议。

于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开始大量的文件阅读和认真的准备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与当事人的谈话。在影片中，描写了黑人辛盖被带到他的家里，进行例行的当事人与律师的对话。在真实的历史中，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路颠簸，远途从波士顿专程前往威士特维尔的监狱，约谈他的黑人当事人的。除了当时已经住到监狱管理员家中的三名黑人小女孩之外，他见到了所有的黑人，并且进行了谈话。出来的时候，他说，谈话十分愉快。只是当时在威士特维尔，黑人又住在大间里。他对于黑人的居住以及生活设施的简陋，感到很不高兴。

他显然是取得了黑人的信任。在电影里，有黑人辛盖通过黑人翻译，不断向约翰·昆西·亚当斯提出问题的描写。实际上，在他离开监狱以后，那些明白了律师的作用，也学会了写简单英语信的黑人，其中也包括辛盖，开始纷纷给他写信。他们陈述自己的情况，并且在信中要求，请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那个“大法庭”。

在最高法院开庭的日子逼近的时候，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就是如果败诉，“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就可能会有即刻的危险。他们曾经考虑在开审之前，是否必须再一次尝试，为这些黑人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先把黑人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人身保护令”必须由接案法庭的上一级法庭发出。现在，案子已经进入了最高法院，也就无处去找“上一级法院”了。

要知道，如果说在一审期间，行政系统有过的运送黑人计划，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的话，那么，假如他们现在再有这样的打算，就是一个合法行为了。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是一个终审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如果判定是应该执行“平克尼协定”的话，那么，司法程序就到此结束了。黑人将合法地按照终审判定，移交到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他们要是决定立即送走，也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同样一个计划，提前执行，就是违法地侵犯了黑人的上诉权，干扰了司法程序，就是在宪法设计的“既定程序”中，插了一杆子。但是如果这个计划是在“既定程序”的合法位置上，在行政分支到最高法院上诉，并且胜诉之后执行，就毫无问题了。讲究“既定程序”，是美国的制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样，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开庭的最后阶段，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为这些黑人安全的担心，已经到了忧心如焚的地步。以至于其中一些人，甚至自告奋勇地要求以身试法，以劫狱来换取黑人的安全。但是，最终理智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决定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当然，经过了两级法院的胜诉，他们还是对最高法院存着一线希望。

另外，与以前所不同的是，这时他们和黑人已经建立起较为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他们能够把危险的处境对黑人讲清楚，告诉他们，一旦判决败诉，很可能把他们立即就送回古巴。因此，要求他们天一黑就拒绝离开牢房，遇到异状就大声呼救，等等。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同时，他们积极募款，一方面筹措送他们回非洲的路费，另一方面，他们想到，万一败诉，黑人的身份定位就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合法奴隶。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可以用这笔钱，合法地再把黑人从西班牙人手中“买”出来。

1841年2月22日，“阿姆斯达”案正式在最高法院开庭了。

当时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有五名是来自南方，其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这九名大法官中，汤普生法官由于也兼任巡回法庭的法官，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早就涉入此案了。去年给你的信中，我曾经谈到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在历史上是逐步得到确认的。它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其它法庭兼职的情况。他们忙自己的案子，也已经一年到头忙不过来了。在“阿姆斯达”案中，最高法院最终只有七名大法官进入判决阶段，因为有一名病重未能出席，最意外的，是在审理过程中，一名大法官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中突然去世。

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黑人辛盖也在最高法院的法庭现场旁听。事实上当时并没有黑人在场，出席的只有双方的律师。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审理，越来越有规范，大量的工作是在开庭之前的审查书面文件和开庭之后的“长考”。真正开庭时，律师陈述的时间都有限制，一般都很短。为了节省时间，大法官认为对陈述内容已经清楚时，随时可以提问打断律师的陈述，庭审阶段相当紧凑。然而“阿姆斯达”案发生在一百五十年之前，律师所得到的陈述时间长达几天，远比今天要多得多。

现在我回想起斯匹尔勃格对最高法院这场“重头戏”的处理，觉得十分贴切和适度。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法庭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小得多。然而，在这个影片里，你仍然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一般法庭和最高法院在情景气氛上的很大不同。斯匹尔勃格并没有让电影中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慷慨激昂状，毕竟他已经73岁，是一个什么都见过和经历过的老人了。

可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前着名外交官，一个前总统，如此点燃生命烛火的最后一段，以一个普通律师的身份，站上他已经久违的法庭。就是为了在一个当时还是白人的国家，为一些他素不相识，甚至可以说是彼此难以了解的非洲黑人，争取“平等自由”这样一个基本的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本身更说明问题的呢？还有什么必要再添加一些多余的修饰呢？

斯匹尔勃格只作了一个十分平淡的安排。就是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法庭结辩，谈到“独立宣言”，谈到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时，曾经踱步走过几个美国建国者的雕像，并且停在一个雕像面前，轻轻用手抚摸了一下它的底座。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曾经为了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而奋斗了一生的美国第二届总统，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导演的这个安排，使人们不仅感受到一个延续两代的总统家庭的共同目标，人们也会想到，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在法庭上，这位前总统站在这里，就是告诉人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一个一个的普通人，不论他的肤色和国籍，争得平等的地位，自由的生活，和有尊严的生命。

我所要在这里补充的就是，黑人一方的律师，在最高法院的辩护词中，把更重的份量放在有关自然法，黑人的人权，以及“独立宣言”的建国理念上。同时，也充分利用法庭在一审中，对于“阿姆斯达”号黑人的自由身份的确认。指出，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从非法奴役中解放了自己。如果把他们送回去，就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在奴化自由人，而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约翰·昆西·亚当斯指着法庭墙上所悬挂的“独立宣言”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只有自然法是对我的当事人最为适用的。我们的建国之父们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法庭是公正的维护者，这意味着法庭必须永远保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希望在最高法院，能够在根本上对于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有所触动。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辩护中，以相当大的比重抨击了政府的行政分支干扰司法的违法行为。

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在1841年的3月9日出来的。影片中所表现的短短的宣判场面也相当真实，那是安静的，平和的，也是肃穆的。判词是由斯多雷大法官综合全体大法官的意见之后，撰写并且宣布的。斯多雷大法官来自马萨诸塞州，他反对奴隶制，却决不是一个对此持有激进态度的人，因为他非常重视建立一个严格的社会秩序。且不提那些来自南方的大法官，就是在来自北方的大法官里，斯多雷的态度也是相当典型的。因此，在判词出来之前，一般的估计，还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会对政府的行政分支有利，而对黑人不利。而作为黑人的法律代表的亚当斯和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对获胜缺乏信心。

可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不仅确定了黑人得到胜诉，而且在投票的比例上，赞成和反对的比例相当悬殊。在能够参加判决的七名大法官中，只有一名大法官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投了反对票，其余六名均投票支持了黑人一方的胜诉。

斯多雷大法官首先纠正了联邦地区法院在判决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审判决时的依据，是1819年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法律。这个法律认定，“不论以任何形式，进口或者带入美国领土的任何黑人，混血者，有色人种，只要对他们有任何占为奴隶，使役和劳役的企图，都是非法的。”可是，“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在进入美国水域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状态，并且也宣称自己是自由人。因此，上述法律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作为判定“阿姆斯达”案的依据。

斯多雷大法官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这些黑人到底是不是在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范围内的，应该由行政分支交回西班牙的，属于蒙岱和路易兹的财产。斯多雷大法官认定检方并没有提出对于财产的足够证明，而这些黑人应该是自由的。他在仔细地分析了“平克尼协定”的有关条款之后，认定，既然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合法奴隶，他们也就根本不在该协定所规范的，应该归还的“货物”的范围之内。

斯多雷大法官非常清楚地认定，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蒙岱和路易兹的“合法奴隶”。他们是“非洲原住民”，被“绑架和非法运入古巴”。有充分证据说明，蒙岱和路易兹对此“完全知情”。非洲人进入古巴领土时就应该是自由的，“阿姆斯达”号的乘客是自由黑人，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对他们无效。

同时，斯多雷大法官肯定，一个人在被非法劫持的时候，具有自卫的权利。在一个人被非法逼为奴隶的时候，暴动是他的权利。为了得到自由，这些黑人也许是干了下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在法律的概念里，他们不能被定义为海盗或者强盗。

他进一步解释说，实际上，这个案子的关键是，在西班牙法律和“平克尼协定”都对此案无效的时候，那么，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进入此案各方的相互矛盾的权利，应该依据的法律，就是国际法公正的原则。尤其是当这个争议还牵涉到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平克尼协定”从未否定外国人在美国法庭也有同等的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同时，不管是否存在“平克尼协定”，美国公民都有权在美国的法庭提出了对“阿姆斯达”号的财产要求，而“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也拥有在美国的法庭要求同样公正的平等权利。斯多雷大法官的这番话，也就否定了行政分支和西班牙当局所说的，美国司法无权对此案进行裁判的说法。

联邦地区法庭对于西班牙人财产权的判决，最高法院予以支持。因为，斯多雷大法官指出，“平克尼协定”也要求财产所有人提供充分的财产所有权的证据。但是，当这张通行证所提到的拉丁裔黑人是根本对不上号，是虚假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西班牙人根本没有提供财产所有权的充分证据。至于“海难救助奖金”，最高法院也支持了一审裁定。“阿姆斯达”号上的货物，吉尼中尉和他的部下可以获得总价值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也以同样理由，由蒙岱和路易兹取得。在最高法院的裁定下，“阿姆斯达”号的黑人终于不再是别人的奴隶和“货物”，而被正式宣布为自由人。

整整十八个月的争执，终于斯多雷大法官平静的宣读声中有了一个结果。整个最高法院的法庭鸦雀无声，没有出现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回顾整个审理过程，大家都觉得如果细察这个案子的法律基础，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证据是明确的；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看法都是对黑人有利的；黑人的律师对于案子的辩护，是准备充分的；亚当斯一再提醒法庭，它对人权和美国公众是负有责任的；更何况，最高法院的审理强调了依据现有的法律。只要最高法院是坚持公正的，就几乎不可能判出别的结果来。

约翰·昆西·亚当斯参与了这个工作，他无疑为这个结果感到兴奋。但是，他清楚地把这样的结果，归于那些以极大的献身精神，付出了十八个月辛劳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他给“阿姆斯达”委员会的泰朋，以及黑人的主要律师班德文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心情，“他们自由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感谢你们！我以人性和公正的名义，感谢你们。”几年以后，他在众议院发言时，突然昏倒在讲坛上，两天以后去世。

由于实际上黑人并没有旁听最高法院的审理和宣判，因此，是两个在纽黑文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听到消息之后骑马赶到两英里以外的威士特维尔，去向黑人通报这个消息的。这个时候，黑人已经能够用简单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感受，“我高兴。谢谢。美国人。亲爱的朋友。上帝。我们高兴。”

黑人自由了，可是还有一个如何帮助他们回家的问题。你也许还记得，最高法院的判决修改了一审的部分法律依据，使得1819年的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立法，不再成为这个案子的基础。因此，与同一个法律相联系的，由美国总统送这些黑人回家的一审判决也就不能执行了。因为总统不再有动用行政开支以支付这一航程的权利。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非洲可以说是路途遥遥。去一趟是需要一大笔开支的。于是，此后的八个月，这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又使尽浑身解数，寻求各方的支援，想找到送黑人回非洲的途径。

最后，通过美国人的个人捐款，联合传教协会的资助，以及他们举办一些展览会筹集的钱，他们终于凑齐了这笔巨款。1841年的11月27日，一艘名叫“绅士”号的小三桅船，终于载着这些黑人，包括那三名黑人小女孩，在他们的美国白人朋友代表的护送下，离开纽约，驶往非洲。两年半以前，在西班牙人押送下在古巴登上“阿姆斯达”号的五十三名非洲黑人中，只有三十五名，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等到回家乡的这一天。余下的十八名黑人，除了两名在美国因病去世，其余都死在“阿姆斯达”号暴动和暴动之后飘荡在海上的两个月中。也许，他们自由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回非洲的路。

“阿姆斯达”案到此应该落幕了。电影也在一笔带过的攻打西非奴隶市场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炮声中结束。给了人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结局。后面的事情，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阿姆斯达”电影的范围，可是，我要是就这样草草收场，你显然是不会满意的。那么，我的故事还必须继续讲下去。

对于“阿姆斯达”案，我最希望通过它能够使你了解的，首先是当时美国在分治状态之下，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南北之间观念分裂的严重状况。虽然，在南方，也不是都那么极端。但是，如果以极端南方的观点作为代表的话，那么，按照美国的建国基本理念去衡量，可以说这种观念的分裂，已经严重到了一边“是美国”，而另一边“不是美国”的地步了。这也正是北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会忍无可忍地提出，要重新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原则的国家，或是口口声声不惜打一场内战以改变这种局面的原因。

另外，通过这个案子，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很有意思的“司法挑战”的过程。我说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在历史关头最典型的，也是美国人最习惯使用的推动进步的一个方式。可以说，美国在建国两百多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几乎都是由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司法挑战”所组成的。所以，认真地细察这样的案例，就象是观察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如何合法地，有逻辑地完成。就象看着一个有趣的化学试验，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产生一个新的物质一样，非常耐人寻味。

那么，在美国彻底结束奴隶制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这样一场由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组织的“司法挑战”，对此后的历史进步究竟推动了多少，它的胜诉又是一个什么程度上的胜利呢？

简单地说，让我们在电影中感到如此振奋的审理结果，从“司法挑战”的角度去看，它的胜利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挑战者”并没有在他们推动法律进步的根本目标上，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冷静地审视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你会发现，它对于美国建国初期南北双方妥协以后形成的南方的奴隶制，在法律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动。因为，这个案子的判定基础，是首先根据各种证据，对于“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作了一个身份确认。确定他们是“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在这个重要的前提之下，也就可以绕开一系列与奴隶相关的法律，以及由这些法律引发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阿姆斯达”案并没有去动摇这些法律。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在“阿姆斯达”号上，还有一个被电影删去的特殊人物，就是那个在暴动中被杀的船长，还留下了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十六岁小黑奴。实际上，他不仅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个案子中出现，最终他自己也成了这个案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存在，更容易说明我在前面谈到的问题。

安东尼奥是这个船上唯一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他出身和生长在古巴，从种种迹象看，他和主人的关系并不恶劣。这种情况在美国南方也相当普遍，就是作为家仆以及和主人相处密切的黑奴，一般和主人的家庭有较好的关系。尽管他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一个奴隶，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是和西班牙人站在一起的。再说，对他来讲，古巴已经是他真正的家乡。就在案子发生后不久，船长的继承人就向法庭提出对奴隶安东尼奥的所有权。在法庭上，安东尼奥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当庭表示，他愿意回哈瓦那去。最终，地区法庭对他的一审判决是，鉴于安东尼奥是一名有证据的合法奴隶，他必须回他的主人那里去。最高法院也支持了这个判决。由于当时安东尼奥本人的意愿与法庭的判决一致，因此使得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也使得这一判决的意义被人们忽略了。

“阿姆斯达”委员会在案子了结的时候，仍然对这一部分的判决很不满意。他们不愿意看到年轻的安东尼奥回到奴隶状态，并且担心他被立即送走。由于案子已经了结并且离开了最高法院，他们便希望律师班德文去为他到地区法庭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班德文立即回答说，安东尼奥当庭表示了他要回哈瓦那，他自己不要成为自由人。因此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庭不可能违背他本人的意愿为他发保护令。最终，安东尼奥终于醒悟，他向泰朋表示了自己不想再回去愿望。他当时的处境还相当自由，因此，泰朋比较容易地帮助他，使他“失踪”了。还在“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回非洲之前，当年四月，也就是在判决的两个月后，他已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开始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和工作了。

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象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么，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么，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那么，当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是否因此就是“上了导演斯匹尔勃格的一个当”呢？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阿姆斯达”案的判决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它的意义也是深刻的，它对美国废除奴隶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就是司法挑战中首先必须“胜诉”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些黑人自由了。在他们已经被卖到了古巴，又转卖给了庄园主之后，还杀了白人，抢下了船。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白人的国家，能得到无数白人的支持，有长期免费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甚至有前总统站出来为他们作法庭辩护。大法官全部是白人，甚至其中还有来自南方的奴隶主，在这样的高等法院，他们照样以高比例的赞成票，判定黑人暴动无罪，重获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的结果，能使所有北方反奴隶制的人们，更感到激励和鼓舞呢？如果说，一百五十年之后，当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依然会有人对这样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感到激动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处于当时美国矛盾漩涡中心的民众，对这样一个胜诉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轰动效应了。

同时，对于我们这些通过阅读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结果，更能说明一百五十年前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的事实状态的呢？

是的，在黑人胜诉新闻的巨大冲击下，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没有动摇南方奴隶制度的法律。可是，这个“道义胜利”的轰动效应，却事实动摇了原有法律的民意基础，使得人们对于南方现状的接受度大大降低。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建国原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问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隶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契约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

可以说，美国的历史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唯有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过程中，迈出了“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同寻常”的步子。更何况，南北战争本身，还有它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美国这场唯一的内战细细解剖，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拖出这场战争之前，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再看看“阿姆斯达”案在最终审理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既是“阿姆斯达”案的终点，也是理解此后的“南北战争”的一个起点。

美国历史上的司法挑战，并不是一定都要依靠立法机构建立起一个新法律，才能取得实质成果的。大量的司法挑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曾经和你谈到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复审权”。这也是所有挑战司法的人，在走进最高法院的时候，总是满怀希望的原因，应该说，在“阿姆斯达”案中，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曾经是有过同样的希望的。但是，他们的期待从法理上看，却是过分的，在历史的这一刻，是注定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美国人在对一条“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法律进行质疑的时候，或者在遇到两条内容相互冲突的法律，需要一个甄别的时候，一般在最高法院都能找到一个结果。这是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有一个恒定的参照标准，那就是美国宪法。在美国，大家只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认宪法。美国人向来就是五花八门，来自世界各地的。但是如果你认同了这个宪法，你就等于加入这个契约，认同了这个国家。所以，最高法院用宪法作为“参照标准”去“复审法律”，可以说百试不爽。

当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判案时，也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强调对于现成具体法律条文的恪守；另一种则是较为主动的，就是在宪法精神之下，对于历史进步有一个基本判断，然后，以更接近宪法本意和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判。前者比较简单，不容易引起争议，在美国建国早期，这样的情况也许更多一些。而后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水平，引发争议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一些。当然美国人习惯于遵守最高法院的上诉裁决。只是，产生争议的裁决，会一再成为一轮又一轮的新的司法挑战的起因。如果这种挑战是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那么，它终有一天会在最高法院产生新的判决，或者产生新的立法。

再看“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你就会发现，它似乎是属于前一种情况的，因为它恪守了原来的具体的法律。但是，你同时又会发现，最高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尽最大可能在对黑人维持一个公正，在以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作判决，表现了一种相当积极的主动性。这种情况下，似乎又比较接近我们前面讨论的第二种判案的态度。至少没有必要怀疑最高法院在“阿姆斯达”这个案子上，对于公正的追求。你只要想象一下，如果“阿姆斯达”最终不是来到美国，而是漂回了古巴，在同样有着“禁止海上奴隶贸易”法律的古巴，又会判出什么结果来呢？

那么，既然在寻求公正和追求自然法的原则，为什么最高法院就不能在判决中再进一步，较根本地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目标，就命中注定地不可能在这一个案子里达到呢？

因为这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已经知道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有过一个妥协。妥协的核心就是承认各州有权决定是否蓄奴。根据当时的局势，似乎有理由相信，在各州逐步自行废奴之后，这样的妥协条款也就会自行走进历史，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随着联邦的扩大，加入的那些新南方州，如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等，在坚持奴隶制的问题上，与原来的两个极端南方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在州的数量上南北双方开始相近，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开始走向不可通融的两极。这个时候，由于历史原因进入宪法的这三个妥协条款，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难以处理的局面。

美国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其中的条款。修正案在通过后，也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成为多数人的契约，宪法又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人一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里，除了与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之外，至今只通过了十六条修正案。于是，你一定也看到结症所在了，就是南北双方在州的数量上的均势，使得修正这些妥协条款，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于是，宪法中的这三个妥协条款，成为最高法院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构，它只有依法进行司法判决的权力。它的“司法复审权”的最高依据是宪法，如今争议的焦点，是宪法本身的妥协条款，最高法院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在“阿姆斯达”案中，应该说，最高法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不违背现行法律，又坚持了贴近自然法和公正的立场。然而，在法律的根基上，它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但是，最高法院无疑是正确的，就是它首先必须坚持在权限范围之内行使权力。如果认为自己有理，就可以随意越权的话，整个运转正常的体系就彻底乱套了。

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在“阿姆斯达”案的过程中，发生的最应该引起警惕的一件事，就是凡布伦总统的行政分支干预司法的越权行为。然而，它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在当时只有一个人是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不仅在最高法院一再强调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而且，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中，始终没有停止呼吁对这个权力机构的越权行为予以追究。只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学校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宪法教育；民众对于政府运作的监督，也还远不象今天这样洞若观火。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渐渐理解当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洞察力。在今天，美国总统最怕的事情，大概就是被指控为干预司法和越权了，一旦证据确凿，几乎是不可能再继续留在总统的位置上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我们再一次回到1841年11月27日的纽约码头，目送那只小三桅船，载着“阿姆斯达”号的黑人，缓缓离开码头的时候，心情就很难轻松了。因为在我们身后，南北两个庞大的不可调和的实体，正被这个案子又在背后推了一把，更逼近了一个僵持的交界线，可是，还是看不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希望。

这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从它还是英属殖民地开始，就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核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有一部分地区就是对外部敏感的，开放的，思索的，历史逻辑相对清楚的。它们主导了这片土地的思想发展和相应的社会发展脉络。而以两个极端南方州为代表的地区，它们是相对保守的，封闭的，思维迟缓的。甚至是被历史拖着向前的。这样一个格局，由于它的分治原则，一直保存到美国成立之后也没有被打破，只是在新的地区加盟以后变得放大了而已。

你也许会说，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这在每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其后发展出来的美国，由于它的分治，就形成了其它地方所少见的特殊情况。并且使它的历史进程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如果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一个落后地区，如果被遗忘，它就可能在很长时间被拖在历史的后面，但是，它基本上是完全被动的。如果中央政府想对它有所作为，它也就被动地被改造，这样的改造计划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联邦的美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块分治的土地。在这里，一个保守的地区，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可以固若金汤一般，维持得相当久远。从整体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基本观念始终是被动地被历史推着勉强向前；但是，从局部的区域来观察，它不仅对于掌控自己的地区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还对于来自外部的力量具有顽强的对抗性，只要它自己不愿意变，任是谁也奈何它不得。这就是僵持的基础。

同样，平等的联邦和分治的原则也是当年制宪会议的基本背景。所以，在美国的制宪会议上，不存在领袖，所有的人都是以一个区域的代表出席的，目的是达成一个共存的契约。你也许会问，那么，按照“常理”在独立战争中应该产生的那些“重量级”人物呢？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战争结束，他们就回家了。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现在叫做“州”，原来是殖民地分区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的家乡和国家。而所谓美国，只是一个远比联合国还要松散的联邦。他们寻求自由的文化，也没有产生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要建立和主宰一个美国的一统大业。

所以，当四年以后制宪会议开始的时候，那些“英雄们”早已在几年前“沉”了下去。自己给自己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再次汇到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州的一个代表而已。在这个会议庭里，只有相互地位平等的代表，有会议主持人，但是没有一个领袖，甚至是类似领袖的人物。任何一个地区和它的代表，都没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没有人有权利强制别人，没有一个地区有权强制另一个地区。分治的基本共识就是，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只有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自己有权决定。

现在看来，能够维护这样一个州与州之间关系的制宪会议，建起了一个以平衡和制约为原则的联邦政府的构架，是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同时，对于它们之间的重大分歧，以达成妥协的方式去解决，也是必然的。

但是，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美国的版图，在南北战争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它在南北战争之前，面积已经基本和今天差不多了。可是，在制宪会议时的美国，其版图只有南北战争时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在制宪的时候，在这个“小的美国”看上去还容易被时间逐步解决的历史妥协，在南北战争之前，却随着它的面积的迅速扩大而急剧膨胀和激化了。它不仅没有象建国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逐步走进历史，反而突兀出来，象一块骨头一样，卡住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喉咙。

那么，美国人到底如何才能走下去，走出这个历史困境呢？

这封信太长了。下次再写吧。

祝

好！

林达

7. 站在黑人辩护席上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谢谢你给我寄了书。你在信中说，看了我的信很想去看看“阿姆斯达”这部电影。今天我大概可以把这个影片后面的真实故事给你讲完了。

在“阿姆斯达”案的上诉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已经逐渐开始在报刊上披露了与此案有关的，行政分支企图干预司法的故事。可是，由于这些干预都没有成功，也就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完全浮出水面。因此，除了本来就对凡布伦的行政系统充满警惕，至今还在这个案子上挣扎的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一般民众对这样的报道还是将信将疑。然而，从这些一百五十年前的报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的新闻嗅觉了。

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导演安排了一个场面，表现黑人辛盖在焦灼地坐在法庭，却听不懂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在说些什么，也无法表达自己。终于，他意外地站起来，艰难地吐出一个英语单词，然后用越来越响，越来越坚定的声音重复着：自由！我要自由！

这是一个导演安排的戏剧情节，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匹尔勃格所关切的焦点始终是在不幸的黑人身上。他非常注意去刻划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心理状态，刻划他们在遭遇一系列厄运，又落到一个天差地别的环境中，所可能产生的反应。

在这个电影情节中，还有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这些黑人在等候上诉的日子里，在泰朋和许多义务工作的美国人的努力下，渐渐开始学会用英语表达一些意思，甚至有的黑人开始学会简单的英语写作。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增加，也使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惊恐不安，得到一定的疏缓。

在外面，新闻界似乎并不满意对总统干预司法的初步报道，自有一批新闻记者对已经到手的一些线索进行跟踪调查。终于一步步拖出了曾经属于白宫的“最高机密”。在1840年的10月，也就是一审判决之后的九个月后，“解放者”和“自由者”两个刊物，报道了完整详尽的有关白宫策划干预司法进程的故事。在这个报道之前，已有一些报纸指出，在一审判决中，法庭已经确认“阿姆斯达”号的黑人，是从非洲被绑架来的自由人。可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总统，居然要去帮助非法的古巴奴隶主。

这一年，凡布伦总统终于竞选连任失败，有很多人认为，他的落选与“阿姆斯达”案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对于奴隶制的温和态度，导致他失去了在四年前曾经支持他入主白宫的六个北方州的选票。这个结果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奴隶制问题成为一个如此敏感的社会议题，两极分野又是均势力敌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一个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考虑的只是寻求平衡的话，那么他的处境确实就象是一个吃力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上诉的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支持了裘迪森法官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但是，正如“阿姆斯达”的影片里所讲到的，代表西班牙公使和美国行政分支的法律代表不服判决，进一步向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最后的上诉。凡布伦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走出这一步，斯匹尔勃格在影片中的解释，除了他对于大选之年南方选票的考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矛盾的激化会引发一场内战。这个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来说，他们经过无数的努力和曲折，这是他们久已盼望的时候。因为走向最高法院，是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挑战司法的人们都期待的一刻。只有进入最高法院的案子，才可能对原有的法律有一个根本的否定，才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竖起一个“地标”。同时，也能把自己的观点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传播出去。

然而，听到案子已经被最高法院所接受的时候，也是他们心情最沉重的一刻。因为到了这里，根据全体人民的契约，判决是一锤定音的。如果失败，不但“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命运堪犹，而且，对于他们长期从事的，在美国南方彻底推翻奴隶制的事业，也将是一个打击。这个目标的实现将有可能因此推迟许多年。也许他们必须再经历长久的等候，才会等到下一个契机的出现。

他们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最后关头，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争取使最广泛的民众，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使得这场由“阿姆斯达”案所引起的论战，对美国的废奴真正产生影响。由于他们自己一向激进的立场，使得一些民众对他们本身产生一些看法。例如，觉得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是真正愿意按照合法的程序推进一个制度的进步，而是巴不得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甚至不惜引发一场战争。不仅是总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就是在北方，大量希望废奴的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这是很普遍，也很好理解的。这样一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人们对于这个日益扩大的“阿姆斯达”案的疑惑，也可能影响民众的支持率。因此，他们决定，寻找和推出一个有影响的，但是又不持有激进立场的人，主导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场战役。

他们先找了两个名律师，都是反对奴隶制的。其中一个曾经还有过多次出席最高法院法庭辩论的经验。但是，这两个律师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婉拒了这个请求。这和他们的观点较为温和，对于激烈的挑战司法的行动并怎么不赞同，也有一定的关系。最终，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决定寻求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帮助。

约翰·昆西·亚当斯，就象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描绘的那样，已经是一个步履维艰，在国会开会时会睡着，出门会辩错方向的老人了。可是在我写到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个名字，还是不禁肃然起敬。

他是又一个加入这个反奴隶制阵营的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的后代。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是在费城的会议上的“独立宣言”主要辩护人，也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789年，当华盛顿当选第一届美国总统的时候，约翰·亚当斯是华盛顿的副总统，之后，他成为华盛顿之后的美国第二届总统。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去世。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长子，就是你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个白发苍苍，一点也不起眼的老人。然而，年轻的时候，他曾是华盛顿总统眼中最有才华的美国外交官，不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并且也在1825年当选为美国的第六届总统。你知道，美国是一个最不喜欢世袭传统的国家，所以，这样父子两代都是总统的情况极为少见。

四年以后，他在竞选连任时，输给了竞选对手杰克逊，旋而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他的平民生活。此后，他又被选为联邦众议员。在他当选的时候，有人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作为前任总统，似乎有失身份。他却回答说，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为民众服务而“失身份”，做个地方职员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当国会议员了。因此，当“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他正是联邦国会的一名众议员。

他从来不是一个持激进态度的人。但是，他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正如电影里曾经提到的，从“阿姆斯达”案一开始，他就给“阿姆斯达”委员会以及黑人的律师出过主意，并且始终对这些黑人表示出关切和同情。这也是这些律师会不寻常地想到请他出来领衔，为“阿姆斯达”案的黑人辩护的原因。

他一开始也非常犹豫。从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来看，他的犹豫，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感到“有失身分”。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已经精力不足。正象他自己说的，我已经73岁了，耳聋眼花。我的助手们已经纷纷离我而去，我的牙齿也已经一个个离开了我的牙床。我怎么还能担当如此艰巨的一个任务呢？同时，他虽然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站在法庭上了。更何况，他还有作为一个联邦众议员非常繁忙的工作。任何一个律师都知道，不要说打算上的是最高法院，就是接下一个普通的案子，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不知道有多少繁复的出庭前的准备工作要做。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他却无法拒绝。他无法淡忘延续父子两代的对于一个朴素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个自由的坚定维护者，坚信父辈提出的基本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坚信不论白人黑人，都有同等权利。他对奴隶制极为憎恶。所以，人们终于惊讶地听到一个意外消息，这位已经73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今天的联邦众议员，决定作为一个普通辩护律师，接下“阿姆斯达”案，走上最高法院，为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的自由，进行法庭辩护。

在开庭之前，他作为一名联邦众议员和前总统，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劝说凡布伦总统撤销上诉。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已经败选，在美国，新旧总统的交接是在投票结果出来的第二年的年初，以便行政的一套工作有一个妥善的过渡。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正是处于过渡期中。但是他的行政分支还是拒绝了这个撤诉的建议。

于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开始大量的文件阅读和认真的准备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与当事人的谈话。在影片中，描写了黑人辛盖被带到他的家里，进行例行的当事人与律师的对话。在真实的历史中，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路颠簸，远途从波士顿专程前往威士特维尔的监狱，约谈他的黑人当事人的。除了当时已经住到监狱管理员家中的三名黑人小女孩之外，他见到了所有的黑人，并且进行了谈话。出来的时候，他说，谈话十分愉快。只是当时在威士特维尔，黑人又住在大间里。他对于黑人的居住以及生活设施的简陋，感到很不高兴。

他显然是取得了黑人的信任。在电影里，有黑人辛盖通过黑人翻译，不断向约翰·昆西·亚当斯提出问题的描写。实际上，在他离开监狱以后，那些明白了律师的作用，也学会了写简单英语信的黑人，其中也包括辛盖，开始纷纷给他写信。他们陈述自己的情况，并且在信中要求，请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那个“大法庭”。

在最高法院开庭的日子逼近的时候，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就是如果败诉，“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就可能会有即刻的危险。他们曾经考虑在开审之前，是否必须再一次尝试，为这些黑人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先把黑人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人身保护令”必须由接案法庭的上一级法庭发出。现在，案子已经进入了最高法院，也就无处去找“上一级法院”了。

要知道，如果说在一审期间，行政系统有过的运送黑人计划，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的话，那么，假如他们现在再有这样的打算，就是一个合法行为了。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是一个终审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如果判定是应该执行“平克尼协定”的话，那么，司法程序就到此结束了。黑人将合法地按照终审判定，移交到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他们要是决定立即送走，也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同样一个计划，提前执行，就是违法地侵犯了黑人的上诉权，干扰了司法程序，就是在宪法设计的“既定程序”中，插了一杆子。但是如果这个计划是在“既定程序”的合法位置上，在行政分支到最高法院上诉，并且胜诉之后执行，就毫无问题了。讲究“既定程序”，是美国的制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样，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开庭的最后阶段，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为这些黑人安全的担心，已经到了忧心如焚的地步。以至于其中一些人，甚至自告奋勇地要求以身试法，以劫狱来换取黑人的安全。但是，最终理智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决定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当然，经过了两级法院的胜诉，他们还是对最高法院存着一线希望。

另外，与以前所不同的是，这时他们和黑人已经建立起较为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他们能够把危险的处境对黑人讲清楚，告诉他们，一旦判决败诉，很可能把他们立即就送回古巴。因此，要求他们天一黑就拒绝离开牢房，遇到异状就大声呼救，等等。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同时，他们积极募款，一方面筹措送他们回非洲的路费，另一方面，他们想到，万一败诉，黑人的身份定位就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合法奴隶。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可以用这笔钱，合法地再把黑人从西班牙人手中“买”出来。

1841年2月22日，“阿姆斯达”案正式在最高法院开庭了。

当时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有五名是来自南方，其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这九名大法官中，汤普生法官由于也兼任巡回法庭的法官，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早就涉入此案了。去年给你的信中，我曾经谈到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在历史上是逐步得到确认的。它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其它法庭兼职的情况。他们忙自己的案子，也已经一年到头忙不过来了。在“阿姆斯达”案中，最高法院最终只有七名大法官进入判决阶段，因为有一名病重未能出席，最意外的，是在审理过程中，一名大法官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中突然去世。

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黑人辛盖也在最高法院的法庭现场旁听。事实上当时并没有黑人在场，出席的只有双方的律师。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审理，越来越有规范，大量的工作是在开庭之前的审查书面文件和开庭之后的“长考”。真正开庭时，律师陈述的时间都有限制，一般都很短。为了节省时间，大法官认为对陈述内容已经清楚时，随时可以提问打断律师的陈述，庭审阶段相当紧凑。然而“阿姆斯达”案发生在一百五十年之前，律师所得到的陈述时间长达几天，远比今天要多得多。

现在我回想起斯匹尔勃格对最高法院这场“重头戏”的处理，觉得十分贴切和适度。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法庭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小得多。然而，在这个影片里，你仍然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一般法庭和最高法院在情景气氛上的很大不同。斯匹尔勃格并没有让电影中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慷慨激昂状，毕竟他已经73岁，是一个什么都见过和经历过的老人了。

可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前着名外交官，一个前总统，如此点燃生命烛火的最后一段，以一个普通律师的身份，站上他已经久违的法庭。就是为了在一个当时还是白人的国家，为一些他素不相识，甚至可以说是彼此难以了解的非洲黑人，争取“平等自由”这样一个基本的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本身更说明问题的呢？还有什么必要再添加一些多余的修饰呢？

斯匹尔勃格只作了一个十分平淡的安排。就是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法庭结辩，谈到“独立宣言”，谈到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时，曾经踱步走过几个美国建国者的雕像，并且停在一个雕像面前，轻轻用手抚摸了一下它的底座。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曾经为了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而奋斗了一生的美国第二届总统，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导演的这个安排，使人们不仅感受到一个延续两代的总统家庭的共同目标，人们也会想到，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在法庭上，这位前总统站在这里，就是告诉人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一个一个的普通人，不论他的肤色和国籍，争得平等的地位，自由的生活，和有尊严的生命。

我所要在这里补充的就是，黑人一方的律师，在最高法院的辩护词中，把更重的份量放在有关自然法，黑人的人权，以及“独立宣言”的建国理念上。同时，也充分利用法庭在一审中，对于“阿姆斯达”号黑人的自由身份的确认。指出，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从非法奴役中解放了自己。如果把他们送回去，就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在奴化自由人，而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约翰·昆西·亚当斯指着法庭墙上所悬挂的“独立宣言”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只有自然法是对我的当事人最为适用的。我们的建国之父们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法庭是公正的维护者，这意味着法庭必须永远保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希望在最高法院，能够在根本上对于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有所触动。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辩护中，以相当大的比重抨击了政府的行政分支干扰司法的违法行为。

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在1841年的3月9日出来的。影片中所表现的短短的宣判场面也相当真实，那是安静的，平和的，也是肃穆的。判词是由斯多雷大法官综合全体大法官的意见之后，撰写并且宣布的。斯多雷大法官来自马萨诸塞州，他反对奴隶制，却决不是一个对此持有激进态度的人，因为他非常重视建立一个严格的社会秩序。且不提那些来自南方的大法官，就是在来自北方的大法官里，斯多雷的态度也是相当典型的。因此，在判词出来之前，一般的估计，还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会对政府的行政分支有利，而对黑人不利。而作为黑人的法律代表的亚当斯和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对获胜缺乏信心。

可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不仅确定了黑人得到胜诉，而且在投票的比例上，赞成和反对的比例相当悬殊。在能够参加判决的七名大法官中，只有一名大法官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投了反对票，其余六名均投票支持了黑人一方的胜诉。

斯多雷大法官首先纠正了联邦地区法院在判决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审判决时的依据，是1819年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法律。这个法律认定，“不论以任何形式，进口或者带入美国领土的任何黑人，混血者，有色人种，只要对他们有任何占为奴隶，使役和劳役的企图，都是非法的。”可是，“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在进入美国水域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状态，并且也宣称自己是自由人。因此，上述法律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作为判定“阿姆斯达”案的依据。

斯多雷大法官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这些黑人到底是不是在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范围内的，应该由行政分支交回西班牙的，属于蒙岱和路易兹的财产。斯多雷大法官认定检方并没有提出对于财产的足够证明，而这些黑人应该是自由的。他在仔细地分析了“平克尼协定”的有关条款之后，认定，既然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合法奴隶，他们也就根本不在该协定所规范的，应该归还的“货物”的范围之内。

斯多雷大法官非常清楚地认定，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蒙岱和路易兹的“合法奴隶”。他们是“非洲原住民”，被“绑架和非法运入古巴”。有充分证据说明，蒙岱和路易兹对此“完全知情”。非洲人进入古巴领土时就应该是自由的，“阿姆斯达”号的乘客是自由黑人，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对他们无效。

同时，斯多雷大法官肯定，一个人在被非法劫持的时候，具有自卫的权利。在一个人被非法逼为奴隶的时候，暴动是他的权利。为了得到自由，这些黑人也许是干了下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在法律的概念里，他们不能被定义为海盗或者强盗。

他进一步解释说，实际上，这个案子的关键是，在西班牙法律和“平克尼协定”都对此案无效的时候，那么，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进入此案各方的相互矛盾的权利，应该依据的法律，就是国际法公正的原则。尤其是当这个争议还牵涉到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平克尼协定”从未否定外国人在美国法庭也有同等的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同时，不管是否存在“平克尼协定”，美国公民都有权在美国的法庭提出了对“阿姆斯达”号的财产要求，而“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也拥有在美国的法庭要求同样公正的平等权利。斯多雷大法官的这番话，也就否定了行政分支和西班牙当局所说的，美国司法无权对此案进行裁判的说法。

联邦地区法庭对于西班牙人财产权的判决，最高法院予以支持。因为，斯多雷大法官指出，“平克尼协定”也要求财产所有人提供充分的财产所有权的证据。但是，当这张通行证所提到的拉丁裔黑人是根本对不上号，是虚假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西班牙人根本没有提供财产所有权的充分证据。至于“海难救助奖金”，最高法院也支持了一审裁定。“阿姆斯达”号上的货物，吉尼中尉和他的部下可以获得总价值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也以同样理由，由蒙岱和路易兹取得。在最高法院的裁定下，“阿姆斯达”号的黑人终于不再是别人的奴隶和“货物”，而被正式宣布为自由人。

整整十八个月的争执，终于斯多雷大法官平静的宣读声中有了一个结果。整个最高法院的法庭鸦雀无声，没有出现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回顾整个审理过程，大家都觉得如果细察这个案子的法律基础，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证据是明确的；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看法都是对黑人有利的；黑人的律师对于案子的辩护，是准备充分的；亚当斯一再提醒法庭，它对人权和美国公众是负有责任的；更何况，最高法院的审理强调了依据现有的法律。只要最高法院是坚持公正的，就几乎不可能判出别的结果来。

约翰·昆西·亚当斯参与了这个工作，他无疑为这个结果感到兴奋。但是，他清楚地把这样的结果，归于那些以极大的献身精神，付出了十八个月辛劳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他给“阿姆斯达”委员会的泰朋，以及黑人的主要律师班德文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心情，“他们自由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感谢你们！我以人性和公正的名义，感谢你们。”几年以后，他在众议院发言时，突然昏倒在讲坛上，两天以后去世。

由于实际上黑人并没有旁听最高法院的审理和宣判，因此，是两个在纽黑文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听到消息之后骑马赶到两英里以外的威士特维尔，去向黑人通报这个消息的。这个时候，黑人已经能够用简单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感受，“我高兴。谢谢。美国人。亲爱的朋友。上帝。我们高兴。”

黑人自由了，可是还有一个如何帮助他们回家的问题。你也许还记得，最高法院的判决修改了一审的部分法律依据，使得1819年的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立法，不再成为这个案子的基础。因此，与同一个法律相联系的，由美国总统送这些黑人回家的一审判决也就不能执行了。因为总统不再有动用行政开支以支付这一航程的权利。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非洲可以说是路途遥遥。去一趟是需要一大笔开支的。于是，此后的八个月，这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又使尽浑身解数，寻求各方的支援，想找到送黑人回非洲的途径。

最后，通过美国人的个人捐款，联合传教协会的资助，以及他们举办一些展览会筹集的钱，他们终于凑齐了这笔巨款。1841年的11月27日，一艘名叫“绅士”号的小三桅船，终于载着这些黑人，包括那三名黑人小女孩，在他们的美国白人朋友代表的护送下，离开纽约，驶往非洲。两年半以前，在西班牙人押送下在古巴登上“阿姆斯达”号的五十三名非洲黑人中，只有三十五名，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等到回家乡的这一天。余下的十八名黑人，除了两名在美国因病去世，其余都死在“阿姆斯达”号暴动和暴动之后飘荡在海上的两个月中。也许，他们自由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回非洲的路。

“阿姆斯达”案到此应该落幕了。电影也在一笔带过的攻打西非奴隶市场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炮声中结束。给了人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结局。后面的事情，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阿姆斯达”电影的范围，可是，我要是就这样草草收场，你显然是不会满意的。那么，我的故事还必须继续讲下去。

对于“阿姆斯达”案，我最希望通过它能够使你了解的，首先是当时美国在分治状态之下，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南北之间观念分裂的严重状况。虽然，在南方，也不是都那么极端。但是，如果以极端南方的观点作为代表的话，那么，按照美国的建国基本理念去衡量，可以说这种观念的分裂，已经严重到了一边“是美国”，而另一边“不是美国”的地步了。这也正是北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会忍无可忍地提出，要重新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原则的国家，或是口口声声不惜打一场内战以改变这种局面的原因。

另外，通过这个案子，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很有意思的“司法挑战”的过程。我说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在历史关头最典型的，也是美国人最习惯使用的推动进步的一个方式。可以说，美国在建国两百多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几乎都是由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司法挑战”所组成的。所以，认真地细察这样的案例，就象是观察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如何合法地，有逻辑地完成。就象看着一个有趣的化学试验，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产生一个新的物质一样，非常耐人寻味。

那么，在美国彻底结束奴隶制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这样一场由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组织的“司法挑战”，对此后的历史进步究竟推动了多少，它的胜诉又是一个什么程度上的胜利呢？

简单地说，让我们在电影中感到如此振奋的审理结果，从“司法挑战”的角度去看，它的胜利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挑战者”并没有在他们推动法律进步的根本目标上，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冷静地审视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你会发现，它对于美国建国初期南北双方妥协以后形成的南方的奴隶制，在法律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动。因为，这个案子的判定基础，是首先根据各种证据，对于“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作了一个身份确认。确定他们是“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在这个重要的前提之下，也就可以绕开一系列与奴隶相关的法律，以及由这些法律引发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阿姆斯达”案并没有去动摇这些法律。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在“阿姆斯达”号上，还有一个被电影删去的特殊人物，就是那个在暴动中被杀的船长，还留下了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十六岁小黑奴。实际上，他不仅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个案子中出现，最终他自己也成了这个案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存在，更容易说明我在前面谈到的问题。

安东尼奥是这个船上唯一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他出身和生长在古巴，从种种迹象看，他和主人的关系并不恶劣。这种

Chapter_19

情况在美国南方也相当普遍，就是作为家仆以及和主人相处密切的黑奴，一般和主人的家庭有较好的关系。尽管他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一个奴隶，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是和西班牙人站在一起的。再说，对他来讲，古巴已经是他真正的家乡。就在案子发生后不久，船长的继承人就向法庭提出对奴隶安东尼奥的所有权。在法庭上，安东尼奥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当庭表示，他愿意回哈瓦那去。最终，地区法庭对他的一审判决是，鉴于安东尼奥是一名有证据的合法奴隶，他必须回他的主人那里去。最高法院也支持了这个判决。由于当时安东尼奥本人的意愿与法庭的判决一致，因此使得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也使得这一判决的意义被人们忽略了。

“阿姆斯达”委员会在案子了结的时候，仍然对这一部分的判决很不满意。他们不愿意看到年轻的安东尼奥回到奴隶状态，并且担心他被立即送走。由于案子已经了结并且离开了最高法院，他们便希望律师班德文去为他到地区法庭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班德文立即回答说，安东尼奥当庭表示了他要回哈瓦那，他自己不要成为自由人。因此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庭不可能违背他本人的意愿为他发保护令。最终，安东尼奥终于醒悟，他向泰朋表示了自己不想再回去愿望。他当时的处境还相当自由，因此，泰朋比较容易地帮助他，使他“失踪”了。还在“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回非洲之前，当年四月，也就是在判决的两个月后，他已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开始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和工作了。

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象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么，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么，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那么，当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是否因此就是“上了导演斯匹尔勃格的一个当”呢？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阿姆斯达”案的判决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它的意义也是深刻的，它对美国废除奴隶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就是司法挑战中首先必须“胜诉”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些黑人自由了。在他们已经被卖到了古巴，又转卖给了庄园主之后，还杀了白人，抢下了船。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白人的国家，能得到无数白人的支持，有长期免费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甚至有前总统站出来为他们作法庭辩护。大法官全部是白人，甚至其中还有来自南方的奴隶主，在这样的高等法院，他们照样以高比例的赞成票，判定黑人暴动无罪，重获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的结果，能使所有北方反奴隶制的人们，更感到激励和鼓舞呢？如果说，一百五十年之后，当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依然会有人对这样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感到激动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处于当时美国矛盾漩涡中心的民众，对这样一个胜诉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轰动效应了。

同时，对于我们这些通过阅读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结果，更能说明一百五十年前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的事实状态的呢？

是的，在黑人胜诉新闻的巨大冲击下，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没有动摇南方奴隶制度的法律。可是，这个“道义胜利”的轰动效应，却事实动摇了原有法律的民意基础，使得人们对于南方现状的接受度大大降低。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建国原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问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隶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契约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

可以说，美国的历史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唯有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过程中，迈出了“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同寻常”的步子。更何况，南北战争本身，还有它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美国这场唯一的内战细细解剖，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拖出这场战争之前，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再看看“阿姆斯达”案在最终审理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既是“阿姆斯达”案的终点，也是理解此后的“南北战争”的一个起点。

美国历史上的司法挑战，并不是一定都要依靠立法机构建立起一个新法律，才能取得实质成果的。大量的司法挑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曾经和你谈到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复审权”。这也是所有挑战司法的人，在走进最高法院的时候，总是满怀希望的原因，应该说，在“阿姆斯达”案中，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曾经是有过同样的希望的。但是，他们的期待从法理上看，却是过分的，在历史的这一刻，是注定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美国人在对一条“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法律进行质疑的时候，或者在遇到两条内容相互冲突的法律，需要一个甄别的时候，一般在最高法院都能找到一个结果。这是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有一个恒定的参照标准，那就是美国宪法。在美国，大家只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认宪法。美国人向来就是五花八门，来自世界各地的。但是如果你认同了这个宪法，你就等于加入这个契约，认同了这个国家。所以，最高法院用宪法作为“参照标准”去“复审法律”，可以说百试不爽。

当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判案时，也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强调对于现成具体法律条文的恪守；另一种则是较为主动的，就是在宪法精神之下，对于历史进步有一个基本判断，然后，以更接近宪法本意和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判。前者比较简单，不容易引起争议，在美国建国早期，这样的情况也许更多一些。而后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水平，引发争议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一些。当然美国人习惯于遵守最高法院的上诉裁决。只是，产生争议的裁决，会一再成为一轮又一轮的新的司法挑战的起因。如果这种挑战是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那么，它终有一天会在最高法院产生新的判决，或者产生新的立法。

再看“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你就会发现，它似乎是属于前一种情况的，因为它恪守了原来的具体的法律。但是，你同时又会发现，最高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尽最大可能在对黑人维持一个公正，在以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作判决，表现了一种相当积极的主动性。这种情况下，似乎又比较接近我们前面讨论的第二种判案的态度。至少没有必要怀疑最高法院在“阿姆斯达”这个案子上，对于公正的追求。你只要想象一下，如果“阿姆斯达”最终不是来到美国，而是漂回了古巴，在同样有着“禁止海上奴隶贸易”法律的古巴，又会判出什么结果来呢？

那么，既然在寻求公正和追求自然法的原则，为什么最高法院就不能在判决中再进一步，较根本地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目标，就命中注定地不可能在这一个案子里达到呢？

因为这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已经知道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有过一个妥协。妥协的核心就是承认各州有权决定是否蓄奴。根据当时的局势，似乎有理由相信，在各州逐步自行废奴之后，这样的妥协条款也就会自行走进历史，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随着联邦的扩大，加入的那些新南方州，如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等，在坚持奴隶制的问题上，与原来的两个极端南方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在州的数量上南北双方开始相近，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开始走向不可通融的两极。这个时候，由于历史原因进入宪法的这三个妥协条款，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难以处理的局面。

美国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其中的条款。修正案在通过后，也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成为多数人的契约，宪法又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人一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里，除了与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之外，至今只通过了十六条修正案。于是，你一定也看到结症所在了，就是南北双方在州的数量上的均势，使得修正这些妥协条款，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于是，宪法中的这三个妥协条款，成为最高法院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构，它只有依法进行司法判决的权力。它的“司法复审权”的最高依据是宪法，如今争议的焦点，是宪法本身的妥协条款，最高法院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在“阿姆斯达”案中，应该说，最高法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不违背现行法律，又坚持了贴近自然法和公正的立场。然而，在法律的根基上，它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但是，最高法院无疑是正确的，就是它首先必须坚持在权限范围之内行使权力。如果认为自己有理，就可以随意越权的话，整个运转正常的体系就彻底乱套了。

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在“阿姆斯达”案的过程中，发生的最应该引起警惕的一件事，就是凡布伦总统的行政分支干预司法的越权行为。然而，它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在当时只有一个人是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不仅在最高法院一再强调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而且，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中，始终没有停止呼吁对这个权力机构的越权行为予以追究。只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学校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宪法教育；民众对于政府运作的监督，也还远不象今天这样洞若观火。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渐渐理解当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洞察力。在今天，美国总统最怕的事情，大概就是被指控为干预司法和越权了，一旦证据确凿，几乎是不可能再继续留在总统的位置上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我们再一次回到1841年11月27日的纽约码头，目送那只小三桅船，载着“阿姆斯达”号的黑人，缓缓离开码头的时候，心情就很难轻松了。因为在我们身后，南北两个庞大的不可调和的实体，正被这个案子又在背后推了一把，更逼近了一个僵持的交界线，可是，还是看不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希望。

这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从它还是英属殖民地开始，就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核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有一部分地区就是对外部敏感的，开放的，思索的，历史逻辑相对清楚的。它们主导了这片土地的思想发展和相应的社会发展脉络。而以两个极端南方州为代表的地区，它们是相对保守的，封闭的，思维迟缓的。甚至是被历史拖着向前的。这样一个格局，由于它的分治原则，一直保存到美国成立之后也没有被打破，只是在新的地区加盟以后变得放大了而已。

你也许会说，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这在每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其后发展出来的美国，由于它的分治，就形成了其它地方所少见的特殊情况。并且使它的历史进程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如果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一个落后地区，如果被遗忘，它就可能在很长时间被拖在历史的后面，但是，它基本上是完全被动的。如果中央政府想对它有所作为，它也就被动地被改造，这样的改造计划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联邦的美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块分治的土地。在这里，一个保守的地区，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可以固若金汤一般，维持得相当久远。从整体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基本观念始终是被动地被历史推着勉强向前；但是，从局部的区域来观察，它不仅对于掌控自己的地区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还对于来自外部的力量具有顽强的对抗性，只要它自己不愿意变，任是谁也奈何它不得。这就是僵持的基础。

同样，平等的联邦和分治的原则也是当年制宪会议的基本背景。所以，在美国的制宪会议上，不存在领袖，所有的人都是以一个区域的代表出席的，目的是达成一个共存的契约。你也许会问，那么，按照“常理”在独立战争中应该产生的那些“重量级”人物呢？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战争结束，他们就回家了。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现在叫做“州”，原来是殖民地分区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的家乡和国家。而所谓美国，只是一个远比联合国还要松散的联邦。他们寻求自由的文化，也没有产生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要建立和主宰一个美国的一统大业。

所以，当四年以后制宪会议开始的时候，那些“英雄们”早已在几年前“沉”了下去。自己给自己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再次汇到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州的一个代表而已。在这个会议庭里，只有相互地位平等的代表，有会议主持人，但是没有一个领袖，甚至是类似领袖的人物。任何一个地区和它的代表，都没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没有人有权利强制别人，没有一个地区有权强制另一个地区。分治的基本共识就是，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只有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自己有权决定。

现在看来，能够维护这样一个州与州之间关系的制宪会议，建起了一个以平衡和制约为原则的联邦政府的构架，是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同时，对于它们之间的重大分歧，以达成妥协的方式去解决，也是必然的。

但是，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美国的版图，在南北战争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它在南北战争之前，面积已经基本和今天差不多了。可是，在制宪会议时的美国，其版图只有南北战争时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在制宪的时候，在这个“小的美国”看上去还容易被时间逐步解决的历史妥协，在南北战争之前，却随着它的面积的迅速扩大而急剧膨胀和激化了。它不仅没有象建国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逐步走进历史，反而突兀出来，象一块骨头一样，卡住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喉咙。

那么，美国人到底如何才能走下去，走出这个历史困境呢？

这封信太长了。下次再写吧。

祝

好！

林达

8. 历史遗留的哽喉之骨

卢兄：你好！

谢谢你的来信。你说，没想到一个“阿姆斯达”案，居然隐含了这么多内容，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对于我上封信后面提到的，美国历史上这个僵持的困境，你说，这个难题倒是不难解，不就是打一场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吗？

这使我想起了我刚到美国时，第一次到一个七十多岁的南方老人布鲁诺家去作客。那天，我们坐了一会儿，一起去的朋友就高兴地对老人说，她给我起了一个英语名字。布鲁诺的夫人一听就说，啊，这个名字正好和我们这儿第一个进入公立大学的黑人学生的名字一样。于是，大家自然地谈起了南方的种族问题，甚至一路牵到了南北战争。我当时英语还跟不上趟，半懂不懂地勉强在后面拖着。布鲁诺见我很少说话，也许怕冷落了我，就问道，你在中国也听说过美国的内战吗？我的回答和你差不多，我说，听说过，不就是那个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吗？布鲁诺听了我的回答说，是啊，只是不那么简单。

布鲁诺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多么便捷，把两块大陆的距离拉得多近，可是，在试图相互了解的时候，它们往往是原本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有多少距离。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飘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所以，我想，我所应该在信中和你聊的，就是尽可能补上一些失落的东西。只要你看了以后发现，原来不那么简单啊。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南北战争之前，梗在美国的那块“骨头”上。在制宪会议的时候，即使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人，也很少有人认为必须有一个条款强令各州立即废奴。因为，在你看过我前几封信对历史状况的介绍之后，也一定同意，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这是一个与整个殖民地几乎与生俱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整个经济和生活方式都缠绕在上面，必须有一个梳理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已经宣布废奴的少数殖民地，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变革过程开始得更早更自觉而已。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一个缓冲期，应该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这个缓冲期应该由联邦立法强制，还是由各州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掌握。这个时候，就有废奴的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一个阶段是禁止奴隶进口，第二个阶段是彻底废奴。最终，达成的妥协是第一阶段的二十年缓冲期由联邦立法一刀切，这就是宪法中三条妥协条文的第一条。所以，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这条妥协条文已经走进历史了。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即，对实行彻底废奴的缓冲期的规定。这一条达成的妥协，就是各州自己决定。所以，在宪法中，就没有一个对于整个联邦内实行废奴的强制执行期。

如果没有联邦领土急速扩大带来的新情况，彻底废奴的第二阶段，有可能会如预期的那样由各州逐步自行解决。因为在南北战争前夕，原来建国时的十三个州，还没有废奴的实际上只剩下四个半州，而逐步自行废奴成为自由州的，却有八个半州。这半个，就是从弗吉尼亚分裂出去的西弗吉尼亚州。

即使在四个半南方州里，至少有一半，还是有希望自行解决的。例如，在“阿姆斯达”案发生前，弗吉尼亚州议会就一直在激烈的争辩中。在一次议会投票中，赞成立即制定废奴方案的议员约六十名，反对的也大约是六十名。其余十几名议员，同意立即发表反奴隶制宣言，但是害怕矛盾激化，希望在矛盾冲突的时候，提案暂缓。

这时，蓄奴州所承受的道德压力要大得多。即使还不能使得余下的少数蓄奴州自行废奴。在这种情况下，由推动修正案等正常程序，达到联邦法律强制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历史给了美国一个恶作剧，也可以说，历史给美国出了一道难题。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翻着倍扩大的联邦使得整个局面变得面目全非。当时宪法中留下来解决废奴缓冲期的两个具体问题的条文，不仅没有如期隐入历史，反而凸现出来了。那么这两个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制宪时，既然同意了给予废奴一个缓冲和过渡的时期，那么，自然就有在这个期间的一些具体问题要解决。首先是人口的计算方式。既然在缓冲期有些州还有奴隶，那么就有奴隶怎样计入人口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影响按人口比例计算的直接税税收和各州众议员的人数。所以，就出现了自由人数“加上五分之三其他人口”的条文。就是一个奴隶，在人口计算时，按照五分之三个自由人计算。这是对废奴缓冲期事实存在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折衷。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五分之三妥协”。

第二个具体问题，是在确定宪法第四条，即州与州的关系时，由当时的极端南方州南卡罗莱纳提出来的。

宪法第四条的第一条目，就是各州必须对其它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予以完全的信赖和尊重。这是你已经熟悉的分治原则。每一个州都如同“独立的小国家”，一过州境，如同去了另一个国家，制度规矩就样样不同了。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宪时已有自由州，而且眼见着将越来越多。这样，自然会产生蓄奴州的黑人奴隶开始向自由州跑的问题。因为美国从来没有户籍制度，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住下来，就算是那个地方的人了。如果没有法律约束，黑奴一越过州界进入自由州，就立即按照自由州的法律成了自由人。那还不是一下就都跑没了。这样的话，蓄奴州还怎么保存自己的劳力呢？

于是，南卡罗莱纳就提出要在第四条的第二条目，即有关缉获其它州的罪犯必须送回的条目中，加上一段，就是一个州不得解除其它州逃来的合法服劳役者的劳役，并且应该应当事人要求，将人交出。后来，这一条就被称之为“逃奴条款”。

这一段，在当时由南卡罗莱纳提出以后，并没有很大的争执就加上去了。仔细地分析，你就会发现，既然大家承认废奴有一个过渡阶段，既然把这个立法权交到了州一级，既然各州必须尊重其它州的法律，那么，这个结果是完全在这个逻辑之内的。但是，在为了解决“一国两制”过渡时期的具体问题，如此保留下来的两个妥协条款，却在执行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应。这两个条款都隐含着承认“州”对于奴隶制的立法权，性质是一样的。但是，有关人口计算的前一条很少有人注意，而有关逃奴的一条，却成了所有美国人的真正梦魇。

随着日益增多的蓄奴州加盟联邦，留给州的立法权成为南方维持奴隶制的借口。可以说，有关人口计数的妥协条款是“无形”的，而一个一个，一家一家活生生的逃奴却是不可能闭上眼睛说看不见的。于是逃奴条款，成为一块真正的“梗喉之骨”，逃奴问题，成为南北双方有关奴隶制，有关建国理念，有关种族与人性，等等根本分歧的一个最具体最尖锐的冲突点。

“逃奴情节”也是“阿姆斯达”案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大反响的原因。因为“阿姆斯达”号暴动的案情，是逃奴事件的一个最极端例子。因为船上的黑人不仅要逃，还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其中包括暴动和杀人。所以黑人最终胜诉的结果本身，就足以掩没一切司法挑战的不足了。北方自由州的民众几乎是拒绝看到这个案子并没有在法律上对“逃奴问题”有实质进展，而是情绪化地固执认为，这是逃奴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当这个“逃奴条款”设立的时候，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自由州刚刚开始，还没有几个越界逃奴，看不出会引起什么社会冲突，甚至也没有吸引任何社会关注，仅仅是一些个案而已。可是，随着北方废奴的自由州的迅速发展，也随着新加盟蓄奴州几乎同步的发展，随着北方反奴隶制运动的普及和兴起，也随着有关自由州的消息在南方奴隶中悄悄地传开，当年制宪时南卡罗莱纳的代表担心的事情，终于大量发生。

南方的蓄奴州，尤其是称之为“南方上州”，也就是与北方邻近的几个南方州，黑奴越来越多地越过州界进入北方自由州。于是，逃奴，抓逃奴，和主动帮助奴隶逃亡的角逐，以及建立更严格的逃奴法和北方各州反逃奴法的立法对抗，一发不可收拾。“胜利大逃亡”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一定看出来了，这个“胜利大逃亡”的实质，就是产生大量的“违法活动”。不论一个法律是否过时，在新的契约产生之前，违背原来法律的活动，就是违法行为。这个局面的形成，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态”的。关键就在于南北的僵持没有出路。美国人习惯的合法途径，经历司法挑战这样的手段的通路，被历史留下的“逃奴条款”一骨梗住，而一时又达不到取得宪法修正案的合法票数。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奇观”，对于一个法律条文的态度，不仅是差不多是数量上一半对一半，而且是两个极端。可是，按照大家原先的约定，要有一大半的人要求修改才能作数。可是，现实偏偏就是“均势力敌”。同时，对于北方大量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说，这又不象其它的法律问题，可以慢慢等待。这不仅是自由关天，甚至是人命关天。所以，“违法行为”急剧增加。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下铁道”了。这是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犯法集团”。他们组成网络，有组织地将南方的奴隶一群一群，一站一站地接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不惜送出国境，一直送到加拿大。“阿姆斯达”号上的那名小黑奴安东尼奥，实际上就是在泰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地下铁道”，顺利跑到加拿大去的。你所熟悉的“汤姆叔的小屋”的作者，也是通过与“地下铁道”的接触，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这本小说的。“地下铁道”最兴旺的年代，恰是从“阿姆斯达”案审理的那一年开始的，直至南北战争爆发。我一直相信，这二者绝不会是毫无关联的。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活动的“违法性”，因为这不但在美国历史上很不寻常，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它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信号。那么，这样一个危机是否就一定要导致一场战争这样的“大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社会变革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回来看当时的美国。从漫长的殖民岁月里，美国从英国的制度中承袭了许多精彩的部分，在它建国的时候，不仅很好地保留了这些遗产，而且使它更彻底更完善了。从美国北方奴隶制问题的逐步解决，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精神主导部分是有相当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的功能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契约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在原来已经走出来的路上，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方面以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影响南方。使它逐步改变，从一些比较温和的南方州（如弗吉尼亚）开始，促使它们以州为基础，完成废奴的立法。这并不是一个幻想，因为美国南方最终的改变，还是从这个人性基本立场的醒悟和扭转开始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有新的州加盟美国的时候，争取它们为自由州，以扩大自由州的力量。这一点从“阿姆斯达”案以前，南北双方已经开始在国会较量，应该说，北方还是相当有成效的。从1821年的密苏里妥协开始，划定奴隶制不能越过北纬36度30分。此后，每一次有新的州加盟，就算它也在南方，原来也有奴隶制，北方吸取了以往教训，不再愿意轻易牺牲这样一个原则。因此，后来的每一次新州加盟，都会成为南北双方的一场角力，就象疟疾一样地周期性发作。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当时的对峙还是相当均衡，但是后来在北方的竭力争取下，南北战争前夜，论州的数目来说，自由州已经比蓄奴州多了很多。尽管有一些自由州的面积很小，但是，国会参议员是每州两名，这是立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我前面已经提到，宪法修正案的建立，最后也是要以“州”为投票的计票单位的。

即使在逃奴问题上，在北方也在寻求从法律上走通的方法。逃奴问题其实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奴隶从南方逃出来的这一段，这当然是违背当地法律的，然而，这是南方奴隶制本身造成的问题，也是必须随这个制度本身的解决，才能够解决的。而真正困扰北方的是逃奴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奴隶逃到北方来之后的那一段。在这一个部分，北方的反奴隶主义者一直在寻求合法地对逃奴进行保护的方式。律师们在持续不断地尝试司法挑战。“阿姆斯达”案，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子而已。同时，随着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的扩大，自由州开始有条件逐步制定法律，使北方人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合法地帮助逃奴。当时，引起一大堆矛盾也引起了一场司法大战。联邦和各州出现了不少针锋相对的立法。例如，国会为了平衡矛盾，几次通过“联邦逃奴法”。北方各自由州则纷纷在自己的州里建立“个人自由法”与之对抗。在这些立法中规定州的官员可以不帮助南方来的奴隶主抓逃奴。北方由于逃奴引起的挑战性案件，可谓是层出不穷。这些案子有不少进入最高法院。

例如，在1842年，就是“阿姆斯达”案结束的第二年，最高法院就又判了一个着名的逃奴案，“摩根案”。你看到这里也许忍不住要问了，美国既然没有户籍制度，流动性又这么大，这逃奴可怎么抓呀？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南方对于逃奴问题特别敏感，对联邦有关逃奴的立法也逼得特别紧的原因。就是因为本来就难抓，如果北方不予配合，甚至协助逃奴的话，那就更没门了。而奴隶的流失，对南方经济是一个打击，对奴隶主则是严重的“财产损失”。所以，在当时应运而生地，出现了一些如私家侦探一样的专业“抓逃奴人”。这个案子，就是由一个叫做普利格的“抓逃奴人”引起的。

1837年，普利格在宾夕法尼亚州，抓住了一名叫做玛格利特·摩根的女黑奴。她从南方逃到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已经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天晓得这个普利格是怎么找到她的。然后，普利格就按照1793年的一个联邦逃奴法，在宾夕法尼亚申请一个押送证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宪法中牵涉州与州关系的时候，只是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州必须尊重另一个州的法律。当一个州的奴隶跑到另一个州，后者不能随意就对其它州跑来的人解除劳役身份，对方要求时还必须把人交出。可是，这里有一大堆具体问题。例如，出来抓的往往都不是警察而只是平民。那么当一个平民押着另一个平民，在大街上走，这不是绑架吗？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沿途警察的干涉。所以，当逃奴案终于开始成为比较普遍的情况，抓的一方和北方自由州也为此有了不少冲突之后，就要求联邦出来定出一个抓逃奴的执行细则，这个1793年逃奴法，就是这样一个细则性的规定。比如，抓到逃奴之后，必须去当地有关部门，取得一个押送证明，供沿途警察检查，以证明是合法行为，而不是在绑架。所以，那个叫做普利格的“职业捕快”，向宾夕法尼亚的治安法官要求的，就是这么一个押送证明。

可是，你早就知道，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反奴隶制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地区，远在独立战争中就立法废奴了。那里的人是最见不得什么“抓逃奴”的了。所以，当地的治安法官一口回绝了普利格的要求。普利格是靠这个吃饭的，当然不肯轻言放弃。于是，他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押了玛格利特·摩根和她的孩子们，一路南去，回到了马里兰州。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还是玛格利特·摩根到了宾夕法尼亚以后才怀上，并且生在这个自由州的。宾夕法尼亚发现以后，尽管人已经被带走了，他们还是决心设法救回这名黑人女奴和她的孩子。于是，根据宾夕法尼亚在1826年建立的“个人自由法”，宾夕法尼亚州到马里兰州的法庭提出诉讼，告普利格“绑架罪”。

经过协商之后，双方同意加快司法程序，使得案子尽早进入联邦最高法院，以确认州一级对于执行联邦逃奴法的细则规定时，究竟又多大的自主权。这是在1842年，“阿姆斯达”的黑人们刚刚离开美国，他们就是在这个法庭获得自由的。但是，我已经在聊“阿姆斯达”案时提到过，那些黑人之所以获得自由，是因为法庭确定他们本来就不是合法奴隶，然而，这一次的案子，是美国自己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逃奴问题的继续，玛格利特·摩根是一个违法逃跑的合法奴隶。这一次最高法院又将怎么判这个案子呢？当时，全国可以说都在那里“拭目以待”。

结果，最高法院的投票是以八比一通过裁决，判定了普利格的胜诉。宣布这个裁决的，又是我们已经在“阿姆斯达”案中已经熟悉了的斯多雷大法官。裁决是这样的：首先，判定“联邦逃奴法”并不违宪。这就是指你已经知道的宪法中三个妥协条款之一的“逃奴条款”。同时他指出，宾夕法尼亚的“个人自由法”的内容，如果扩大到干扰逃奴的引渡程序的话，那么是违宪的。然后，斯多雷大法官判定，宪法的“逃奴条款”中已经隐含了主人对于重获逃奴的权利，因此，只要在不破坏治安的情况下，平静带回逃奴，即使没有押送证明，也是合法的。但是在最后，斯多雷大法官宣布，各州应该执行联邦法律，但是，如果他们不执行，联邦政府也无权强迫他们执行。理由是，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对州一级的官员提出“执行要求”。

在这里，所有人都应该从“阿姆斯达”案胜利的过分沉醉中醒来了。因为，显然这一次大家都清醒地看到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块“骨头”，依然梗在那里。后来，斯多雷大法官的儿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判词的实质是反奴隶制的。而在美国历史上，这个案子的判决，也还是被作为一个对反奴隶制有利的判例来看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谈起过，最高法院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大法官们在“司法复审”的时候，只能以“是否违宪”作为评判标准。因此，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所有的人也注意到，最高法院判词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寻常，它指出，联邦政府无权强迫州一级官员执行联邦法。这样，尽管这场官司没能救出一个玛格利特·摩根，但是，从司法挑战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有收获的。因为，这等于给了北方的自由州一个借口。此后，再有逃奴的话，北方州就有了理由，拒绝给南方以应有的配合。而你也知道，在美国，尤其是北方这样一个流动环境中，如果没有这样的配合，抓逃奴的的成功律就将大大降低。很多的未来逃奴，就会从中受益，真正地逃之夭夭。

从这个案子的判决，我们实际上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联邦与州的关系还远远没有理顺，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在法律上作一些试探和探索。就象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它和它那些彼此之间差异那么大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共处和约束，谁心里也没有个底。经常会冒出一些新问题，来考验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

还有一个案子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逃奴案。但是深入去看，从南方黑奴争取自由身份这一角度来说，它和逃奴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1854年，也就是距离上面这个故事以及“阿姆斯达”案十几年之后，有一名叫作杰得·斯高特的黑人奴隶，在密苏里州的州法院递了一个状子，告他的主人，申诉自己应该是自由人。当时的密苏里还是一个蓄奴州，怎么会跑出这么一个案子来的呢？

斯高特出生在弗吉尼亚庄园里的一个奴隶家庭。在他37岁的时候，他被卖给了密苏里州的一名随军医生做仆人。两年后的1834年，军队换防，他随着这名军医来到了自由州伊利诺。又过了两年，那是1836年，他和主人的一名女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就在那一年，他们一家又随主人换防，来到了另一个自由州威斯康辛。1838年，主人又带着他们一家，搬回了密苏里这个蓄奴州。回到密苏里五年以后，1843年，他们的军医主人去世了。在此之前，主仆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伊利诺和威斯康辛这两个州，就是在我前面提到的密苏里妥协中，成为自由州的。

主人去世之后，他们一家被军医的妻子卖给了她的兄弟桑弗德。斯高特一家在桑弗德家又渡过了11年。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故事了。可是就在1854年，斯高特突然向州法院递了诉状，状告桑弗德持有他们作为奴隶是非法的，他要求全家的自由身份。其理由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在1834年到1838年间，曾经在自由州居住过。曾经是自由州的州民。

这个案子是黑人奴隶告上一个蓄奴州的法庭。你根据经验推断，也许会觉得这肯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可是，经过审理，由当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判决黑人斯高特胜诉。这个结果他的主人桑弗德当然不肯接受。于是案子上诉到密苏里州的最高法院，结果州法院的判决被推翻了。这样，当然原告方又不干了，这样，斯高特于是就又告到了联邦法庭。这个时候，桑弗德干脆提出，这个案子根本就应该撤案，因为不管斯高特应该不应该是他的奴隶，美国黑人不是公民，根本就没有诉讼权。这似乎是棋高一着，因为这么一来，桑弗德压根儿就跳过了这个诉讼，可谓“出奇制胜”。出现如此原则性的“理论”，这个案子理所当然地就被带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最高法院，这个1854年的判决使得“斯高特案”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案子之一。着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如果你在今天参观美国的最高法院，那里会向每一个参观者放一段短短的录象，介绍最高法院的历史。就在这短短的十来分钟的录象里，就会向你提到这个案子。这个录象会告诉你，美国的最高法院也曾经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在1854年的这个“斯高特案”判决，判定黑人在美国不是公民，因此不能享有公民权。

今天，你听到这个结论，一定认为这不但荒唐，而且是超出了常识和理智。然而，深入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是以偏见控制判断，完全失去理性，而是时代的局限使得大法官们左右为难，不得已而为之。顺便提一下，当时九位大法官投票的结果是七比二。这个判断无疑是错的。可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可以不假思索铁定它就是错的呢？因为在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所谓“自然法”的判断方式。也就是说，人性和人道，是衡量任何法律以及人类行为的试金石。

你一定注意到了，由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理论上的，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它有过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自身的社会问题，可是，和许多其它地区相比，它在思考和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更容易抓住问题的实质，更能够单刀直入，一下子切到问题的根子上。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盘蜿在前面。换了别的地方，出现社会问题以后，会进行复杂的知识界的理论探讨，如同剥笋一般，一层层数不尽的理论外壳，可能剥了半天绕了半天，还是没有寻到是哪一层的理论，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在这里，就很简单，因为它只有一个简单道理。遇到问题，只需对简单的自然法进行比照，尽管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是简单的。可是，在是非判断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却显然要清楚得多。

从“阿姆斯达案”和“摩根案”中，你可以看到，大法官们非常吃力地在尽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变革期，原有的，一些甚至已经过时的法律仍然在起作用。可是，他们只是联邦政府的司法分支，与立法分支有着明确的界限，不能窜了位。他们不能一边执法一边又在那里立法。这是美国宪法最根本的原则，分权和制衡。也就是说猴子分果子的时候，负责分堆儿的那只猴子不能先挑。立法和执法一窜，就相当于允许负责分堆儿的那只猴子先分出了大堆儿小堆儿，然后自个儿先挑堆大的，那还谈什么公平司法。

然而，在这个变革期，南北双方在立法分支旗鼓相当的时候，就一时半会儿的立不出一个新法来。司法就显得超前了。可在分权的原则下，司法又不能太超前。这就是最高法院在判“阿姆斯达案”和“摩根案”时，十分明显的处境。在这两个案子里，可以看到司法分支在勉为其难。

首先，这个判决大法官们并没有法律上的严重问题。因为他们的责任是“依宪法判定”，黑人的公民权问题是在此案判定14年以后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才有清楚的规定的。但是在前两个案子里，他们已经在竭力试图按照自然法，推动出一个更人性的结果来。那么在“斯高特案”中，相对于上面的两个案子，应该说是还有回旋余地的时候，为什么反而明显地偏离自然法，以致使人感到突然地出现了一个倒退呢？

当我们静下心来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不是意外的倒车。因为，与其它的逃奴案不同，这个案子不是简单地牵涉到一个或者一些奴隶，能否在一个案子和以后取得自由，甚至也不仅仅是牵涉一个对奴隶制的态度问题，“聪明的”桑弗德歪打正着，触动了一个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还无法直面，因而也还在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一个废奴之后黑白种族大融合的美国。可是桑弗德把这个问题，“提前”推到了最高法院和所有人的鼻尖下面。

他所提到的黑人公民权问题，引出的结果决不是斯高特这个黑人是否有权利告他的主人桑弗德的问题。我们只要倒过来推论一下就知道了。假如说是斯高特有告他的主人的权利，那么，他就得到了与其他白人一样的公民权。那么，所有的黑人也就有了公民权。接着的，被拖出来的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这个时候，就不单是什么种族共同生存的问题了，弄不好，有些州在废奴之后，还可能会被黑人所控制。尤其是南方，黑人比例相当高。有一两个南方州，还有黑人人口大于白人的情况。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还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这个待决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呼吁黑人应该从奴隶状态被解放，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的要求。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进一步的黑人政治权利的要求。而在当时的历史认识局限下，就连白人妇女还远没有选举权和担任陪审员这样的政治权利。

是的，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依然记得他们在判定有关奴隶案件的时候，一再被提醒的“自然法”和“独立宣言”中有关“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对这个联邦的前途身负重任，假如仅仅因为他们作了一个“错误判决”，就要导致一场种族融合的混乱，而且会乱到什么地步，是否会乱到不可收拾还无可预测。这可如何是好？

我在给你写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写到某一个年代的时候，我会先想象一下当时的基本历史场景，然后把这个历史事件放进这个场景中去，然后，那遥远年代的故事就更容易把握了。

那么，这些案子发生的时候，美国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只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还记得我在前两封信中提到过凡布伦总统的前任，那个平民总统安吉鲁·杰克逊吧。他为了扞卫妻子的名誉，就与对手约好了决斗。结果，两人的枪法差不多，他身上一直留有无法取出的一颗子弹，而那个枪法略差一点的对手，就真的给打死了。在这里，几乎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张名单，都是死于决斗的美国重要政治家，里面甚至包括“独立宣言”的一名签署者。这些参与决斗的政治家从国会议员到将军，州长，应有尽有。尽管，各地的法律在很早就宣布决斗为违法，但是，决斗几乎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这就是美国一百五十年前的历史场景。生活在这种历史场景里的人，自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还记得那年回去，遇到一个初次见面的学者朋友，他不知怎么和我聊起了美国的选举权。他的想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他问我，那些流浪汉，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也一人一票，知识分子也一人一票，这种看上去的公平是不是隐含了事实的不公平。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政治权利的问题，有过这样类似的思考，这显然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考角度。我没认真想过，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难题，因为，若是不一人一票的话，显然也够为难的，甚至是够“危险”的。因为，这样的话，又让谁来决定哪个人不该有一票，或者说哪个人应该有“加权票”呢？

当我写到这个案子，看到大法官们“长考”前的愁眉苦脸，我突然想起了这位朋友关于政治权利问题的思考。于是发现，虽然相隔一百五十年，他们担心的事情其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解放奴隶是一回事，可是，一想到那些承继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从里到外都和自己有着巨大差异，也不知道到底“野蛮”到什么程度的黑人，一想到要由自己给出判定，给予他们在这个国家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也“一人一票”，甚至在黑人占多数的地方，可能出现黑人当选掌权管白人，大法官们就会觉得，这里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在当时的黑人和白人之间，他们的差异远不限于皮肤的颜色，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远大于今天的学者们所考虑的知识分子和流浪汉之间的差异。使我感到奇怪的，并不是在大法官的投票中，出现了认定黑人不应该有公民权的那七张赞成票，我奇怪的倒是，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之下，居然还有两名大法官投了反对票。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在观念上确实是相当超前了。

可是，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自然法的衡量的问题。在美国，自始至今，就只有两个简单的文件在作为衡量标准。一是宪法，另一个是“独立宣言”。最高法院必须依据宪法，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宪法是最高大法。但是，宪法实际上只是一个联邦政府结构设计，以及在前十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对政府的制约规定。凡是与自然法有关的，也就是这个国家建国的根本理念，它的人性基础和人道原则，都在它的“独立宣言”里面。

然而，“独立宣言”只是当初对英国发出的一个“造反”宣言。痛陈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政策之不是，而宣扬自己要建立一个新国家之理由和理念。尽管对我来讲，“独立宣言”更为“好看”，可是在最高法院，“独立宣言”并不成为一个判案的直接依据，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法”。但是，由于它是美国建国的一个关键性文件，又与美国人习惯的“自然法”一致，因此，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中，律师在辩护的时候，会常常提到“独立宣言”的原则，它也是大法官们在判案时一个重要的参照。在这个“斯高特案”中，由于问题直接涉及最基本的平等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利的种族平等问题，因此，大法官在作出判定时，他的判词大量涉及对于“独立宣言”理念的理解。这不仅是大法官在作出如此史无前例的一个判决的时候，他必须对美国人有个交代，这更反映了大法官们挣扎在人性与对于国家前途的忧心之间，必须能够有个使自己良心安宁的交代。

在这个判词中，提到了“独立宣言”的一段开场白。你我已经非常熟悉“独立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在这段话之前，还有这样一段开场白，“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接受分离并且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分离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看到的“独立宣言”中文译本，在上述这段文字中，都把出现两次的“分离”这个词(separate，

separation)，也译成了“独立”。我记得以前跟你聊起过，美国的独立，与一般概念的殖民地独立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它和英国相距甚远，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区，而且它当时的主要移民是来自英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美国的建立，与其说是经过一场“独立战争”，还不如说是经历了一场“内战”。它要求的与其说是“殖民地独立”，还不如说是“地区独立自治”，或者干脆说是“地区分离”。这也就是在“独立宣言”的一开头，就两次提到“分离”的原因。

在中文译文中，几个译本都把“分离”译成“独立”，应该说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一段历史，就是一个“美国独立”。所以，也许这算不上是什么翻译上的错误。本来，翻译就可以是一种“意译”，在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定义为“独立”也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独立宣言”开场白中的一个短语“分离并且平等”，不但是在两百多年前，被用于向世界解释“北美英属殖民地”为什么要变成“美国”的原因。而且，从“斯高特案”开始，“分离并且平等”，就成为美国大地上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一百五十年来，游荡至今，而且，还将长时期地继续游荡下去。它不仅成为南北战争后，南方种族隔离的依据，也成为今天黑白双方的种族分离主义者的理论根据。这个幽灵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独立宣言”这样的重要“出典”。在任何讨论美国种族问题的书里，你都会无数次地与它“不期而遇”。这么一来，这个原本不成问题的“意译”，就阴差阳错地成了“错译”。因为这个意译切断了一个幽灵和它原来所附着的本体的关系，也使许多对美国种族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由于这样一个意外的切割，在了解和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失去了它的历史线索。

“分离并且平等”，是在“斯高特案”中，最高法院判词的解释中份量最重的部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大法官找到这样一个说得通的道理，国家是一个民族或者说一群人的政治实体，不同民族的人，或者说目标和文化不一致的群体，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政治实体，这些人就拥有这个实体内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他们和其它民族或者说政治实体，可以是分离的，分隔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所有的政治实体之间相互平等的关系。他们依然可以在各自分离的状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样一种关系依然是人道的，符合自然法和上帝的意旨的。也就是说，大同世界并不一定要种族融合。完全可以“分离并且平等”。自己活自己的。

所以，当时的最高法院判词的观点，就是这个国家要决定，它这个政治实体不要黑人的参与。这不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问题，而是这是一个白人文化的国家，必须作出一个选择。他们将来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过下去，不愿意有黑人文化的加入，更不要说让黑人来投票决定白人该怎么过日子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判案并不是和斯高特有什么过不去，而是他们不能让黑人在这个国家取得平等政治权利的问题上，出现一个突破口。因为如果这一点取得本质性的突破，他们无可预料这个国家将发生怎样的一个局面。

是的，这就是大法官们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局限，源自他们对种族融合以及对于自己的文化将会受到冲击的最初恐惧。这是整个时代的局限，那个时代的美国北方对种族问题的普遍认识，就是反奴隶制，要求给黑人自由，却事实上依然不能完全接受种族融合。就象他们认为妇女也天然地就不应该参政，不应该有选举权一样。许多积极地投入解放奴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不仅认为这是对这个国家的白人有好处，他们也真诚地认为，“分离并且平等”的实行，对于黑人也同样有利。他们坚信，在分开之后，双方在自己的文化中都会生活得更容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殖民协会了。他们是由一些最积极废奴的人组成的一个民间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817年，他们的目标就是筹募经费，用这笔钱先是赎买黑奴，把他们从奴隶主手中救出来。然后帮助解放了的黑奴和自由的黑人回非洲。不仅支付他们的路费，而且在西非帮助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在整个非洲，唯一的一个没有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也是最早的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利比里亚。尽管那里有成分非常复杂的土着，但是，这个国家就是由这些“美洲黑人移民”建立起来的，官方语言为英语。这个美国殖民协会的黑人安置工作做得最多的时期，就是在“斯高特案”的前后五十年间。这个协会直到本世纪初才解散。

顺便提一句，这个传统其实延续至今，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倡人权的人们，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前不久，就有欧洲的人权工作者拿着自己的钱，几百美元一个，从非洲苏丹当地的黑人奴隶主手中，买下上百个同样也是黑人的奴隶，就地释放。他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个了，因为他们无权跑到别人的国家，去“废除奴隶制”。这种处境实际上和当时美国南北双方的状态十分相似。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最高法院，对于如何真正做到“分离并且平等”，心里并没有个谱，因为这将是个庞大的计划。他们只是觉得这是在“法和原则”的范围之内，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合适的方向。它也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一个种族融合的前景，是感到多么恐惧。

必须承认，这种恐惧并不是杞人忧天。只有真正在美国生活过，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种族融合带来的许多实际困难和困惑。因此，至今为止，“分离并且平等”不仅是一些白人种族分离主义的口号，同样也是许多黑人种族分离主义的目标。这些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

在前面有关斯高特的经历介绍中，你也一定会发现，他的这个告状举动是有些蹊跷的。因为，从他的整个奴隶生涯来说，这个时刻不象是一个“爆发点”。这个行动似乎更应该发生在他离开自由州的时候，或者说，发生在他的老主人去世，他被迫易主的时候。但是，斯高特告状的时候，距离他离开自由州已经十六年，他来到这个新主人的家也已经十一年了。而且看来，他和这个家族的关系，在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中，还不是一个负面的典型。那么，这个案子是怎么“爆发”出来的呢？

这又是一场由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鼓动的司法挑战。你知道，斯高特当时只是一名奴隶，他打了几年官司的法律费用，都是由一名叫做泰勒·伯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支付的。相信他也一定拥有最好的律师。然而，这个超前的挑战并没有成功。判决出来以后几个月，支持斯高特这场官司的泰勒·伯楼，就从他的主人桑弗德那里，把斯高特赎买了下来，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人。

从这个背景情况中，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相当活跃，他们的活动早已超出了自由州的范围，而且无孔不入。

然而，这个案子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就是在密苏里州法院初审时，在这个奴隶州的州法庭上，由当地陪审团作出的判定是有利于原告斯高特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黑人作陪审员。所以这个陪审团显然是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的。这也就是一个南方奴隶州，同样有可能走通“合法手段废奴”的一个例证。这些陪审员是普通民众，这就是民众在开始作时代转变的一个信号，因为民意是美国所有的州立法的唯一依据。

这是当时分歧矛盾如此之大的美国各州，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因为所有的州在一开始，就都建立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的不同，就是各州的多数民众，对于人性这个基本问题的认知程度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实际上南方也在逐步分裂和变化，真正采取极端态度的南方州并不很多。

遗憾的是，在美国两百多年历史的渐进变革中，它终于走了一次它自己的逻辑以外的道路，它打了一场为时四年的内战。尽管这只是唯一的一次，却给这里一代代的人们，留下了长久不能愈合的创伤。这一场战争，是美国最大的历史研究课题，每年都要出版许多有关这场战争的书籍，一百多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我不想在信里给你写一部“内战战役史”，对于这场战争，我想使你了解的，还是这封信一开始时所说的，我只希望你明白战争的原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惜，这封信又写长了，我只能在下一封信中再给你聊美国的南北战争了，真是很抱歉。

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9. 战争，为了什么？

卢兄：你好！

上封信谈到的“斯高特案”判定了黑人没有公民权。问题是，原来的那块“梗喉之骨”，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凸现了出来。因为在南方的奴隶制下，黑人是主人的“财产”。那么，南方的白人显然应该享有“财产保护权”。这么推断下来，如果有类似“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看上去反倒可能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在分治的原则下，废奴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自己投票自决，或是由州议会立法，宣布自行放弃这样“财产权”。因为州议会是直选的，也就是说，州议会立法是一种“间接的公民自决”。可是，在“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中，规定了在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这实质上是一个凌驾在地区之上的一个外部的权力机构，宣布剥夺一个地区平民的“财产权”。这个死结就打在历史遗留的“黑奴是主人的财产”这样一个关节上。

这也就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积极鼓动斯高特，去最高法院上诉，尝试这个司法挑战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打开这个死结，那么，承认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正如我们在上封信已经讨论过的那样，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课题，当时的最高法院还不可能作出一个跨时代的判决。许多人认为，这个判决的出现，是因为首席法官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奴隶主的原因。我却并不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自南方，或者本身是奴隶主，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是，判决是由独立的投票方式决定的。在与奴隶问题有关的投票中，并不普遍存在这样的相关关系。这我们在“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投票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也许，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在“斯高特案”判决的第二年，伊利诺州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就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林肯和他的对手辩论奴隶问题。林肯表示了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他的对手则相反。他们都典型地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南北两派对峙的观点。可是，在辩论中，他们有一个观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解放后的奴隶应该尽快送回非洲去。他们双方都没有把种族融合的社会，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不管怎么说，这个死结还是没有打开。尽管这只是一个历史局限，可是，在今天的美国最高法院，还是对所有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录象介绍告诉他们，这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犯下的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并且告诉人们，这也是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

对于类似的说法，你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听到。比如说，在“斯高特案”的前后，每次在北方发生向南方“送回逃奴”的案例，总是会引起震动。在“阿姆斯达”案判决之后，北方人对于“送回逃奴”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也有人在提到这样的“送回逃奴”事件时，说到这是南北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就是在看有关“汤姆叔的小屋”这本小说的评论时，你也一定看到过“一本引起一场南北战争的书”这样的评论。

更常见的讲法，是说林肯总统的当选，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林肯来自贫寒家庭，出身于南方。他是因为在一个奴隶制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社会，表示坚决反对奴隶制，才成为一颗政治新星而冉冉升起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美国在“阿姆斯达”案之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年同样是持反对奴隶制观点的凡布伦总统，在竞选时就竭力维持平衡。相比之下，林肯表现得旗帜鲜明。这和民意的进一步推进肯定是有关系的。可是，林肯当选出任总统，无疑使得南方感到紧张。

以上所有这些与奴隶制问题有关的因素，显然都激化了当时的南北关系，使得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更为乌云密布。可是，聊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想象，实际上还是有很大距离。那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之前，一个与黑人有关的奴隶制，在这里导致的最大社会矛盾，并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

直到南北战争，黑人的力量依然没有成长起来，他们还是只有少数的偶发的小规模反抗，根本无法与当时南北两大实体的对峙同日而语。而这个对峙的双方，都是白人。北方当时在白人民众中日益强大的反奴隶制力量，对于民众的唯一感召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原则。因此，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从开始建立，它的民间就有一种与利益无关的近乎天真的人道追求。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追求，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思想主流。这使得它在今天的思维方式中都保存了这样的传统，以致于从外部看去，常常使许多成熟世故的民族，觉得它莫名其妙，无从理喻。

我们再回到南北战争的前夜。与“斯高特案”的发生几乎同时，位于南北之间，实行公民投票对奴隶制作出自决的堪萨斯州，意见相反的两方就有小型的暴力冲突。问题是，南北战争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它是类似堪萨斯州这样由于奴隶制问题所引发的区域性冲突，进而扩大形成的吗？或者说，是林肯总统上来以后，北方就强硬起来，冲到南方去解放奴隶了呢？还是林肯当上总统，南方一紧张就冲到北方打算以武力扩展蓄奴势力了呢？都不是。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场战争呢？不管你信不信，这场以解放奴隶着称的战争，一开始，和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林肯上台前后，所有有关奴隶制问题的冲突，确实都使得南北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然而，林肯总统的当选，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整个南北僵持的局势，就会很快产生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就和今天的美国一样，总统所参加的党，往往并不在国会里面占多数。你也已经很熟悉这个制度的运作，如果真的要有什么实质突破，作为行政大主管的林肯总统，根本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因为他没有立法权。而在当时的国会里，林肯总统的共和党只占了少数席位。可是，怎么就出来一场战争了呢？

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矛盾，使得南方对自己所参加的美国这个联邦感到失望和厌倦了，他们打算单方面撤离，从这场矛盾中脱身出去。我们谈到过，从独立战争开始，当时的两个极端南方，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它们的想法和建国时期的美国主流思想，就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来也没有说过，它们不赞成这个新国家的人道基础，也没有否认过奴隶制和这个人道目标不一致。但是，对于它们来说，独立更大的意义，就是赶走英国的总督统治，自己作主过日子。如今，尽管在美国分治的理想下，它们基本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思过，可是它们感觉自己始终生活在一个废奴口号的阴影下。现在，尽管北方扩展的速度更快一些，南方却也在联邦的扩展中找到了自己赞成奴隶制的同盟者。

终于到了这一天，就是南方不想在这场僵持中争取占上风了。既然僵持已久还是没有出路，而且按照建国几十年的趋势，只见自行废奴的州越来越多，废奴势力越来越大，林肯的当选，更是印证了美国的这个历史潮流。论理的话，又不占理。干脆，不就是说我们不符合美国的建国理念吗？那我们不做美国人了还不成吗？我们退！

这才是南北战争真正的起因，因为林肯总统除了是一个坚决反奴隶制的人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其重视维持联邦的人，而且，后者甚至强过前者。

所以，这不是一个日益尖锐持续了几十年的矛盾，由一个接触点引爆而起的战争，相反，这是一方想从这个对峙中撤离，而另一方却一把揪住了它的后领，一定要把它拖回来，这才打起来的。南方确实不想再当这个规矩那么多的美国人了。南方“志同道合”的那些州，完全可以自己联合，另外搞个联盟。他们不叫联邦，叫做邦联。从此可以自己立规矩，想蓄奴就蓄奴，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一了百了。北方佬再也没有理由举着美国的建国理念立国精神，来和他们“胡搅蛮躔”了。因为美国的道理再也管不着我们了，我们不是美国了！南方终于用他们的方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结不开那个死结就一剪子剪断，岂不干脆。

其实，南方的这个念头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在长期以来，在奴隶制问题上，北方在国会所作的妥协，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要维持这个联邦。因为南方一被逼急，就每每萌生去意。只是双方不断地协调和妥协之间，始终没有痛下决心而已。

那个年代还是个经济发展迟缓的年代，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总统候选人要进行一场辩论，别说上电视了，连个扩音器都没有。只能扯着嗓子把自己的观点在嘈嘈杂杂的人群里喊出去，要保持个风度都难。南方更是一个古典式的大农庄，都是一个个农户和庄园。穷的竭力自给自足，富的通过经纪人出售自己庄园的农产品，并没有什么理由非要这个美国不可。更何况，假如说要一个联合起来的联邦，是为了感觉上更安全，或是力量更大一些的话，那么，由于美国成立以后，有不少蓄奴区加盟进来。使得南方蓄奴州的总合，尽管在当时的美国中还只是少数，但有些蓄奴州人口稀疏但面积很大，与美国建国时相比，当时南方的总面积，已经超过了建国时美国的总面积。所以，南方若是建立一个“邦联”的话，其规模丝毫都不比建国时的美国逊色。可见，南方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被逼无奈”，出此下策，也是必然的。

关键是，当南方离开美国的决心一下，整个矛盾的内涵就完全变了。这个时候，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不再是南方奴隶制违背美国建国理念的问题。因为，既然南方将脱身而去，成为与美国毫不相干的另一个联邦，或者说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原来的问题本身也就随着它的载体，飘然而去。看上去好象还是老样子，南方显然将会继续蓄奴。可是，这已经不是你美国的事儿了。那个年头，蓄奴的国家和地区多了去了，美国都管得着吗？“不人道”是非蓄奴国家的觉悟，你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至多就是宣布不再和蓄奴国家做买卖。剩下的，只能是袖手旁观了。

事实上，在分治的原则之下，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北方州，长期以来对于南方的作为，并不比对古巴就有更大的干涉权。这也是只要南方这一个区域自己不觉悟，美国就长期无法彻底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根本原因。可是，在同一个联邦里，理论上它们拥有同一个写着建国理念的独立宣言，就是有过一份南方也签了字的契约在这里。所以，北方当然有更充分的理由给南方以道德谴责。同时，也有权利在奴隶制相关的问题上，在司法领域步步逼近。最终，也许还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同盟州，以及争取到更多的南方州的转变，在力量足够的时候，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法律上确立整个联邦范围内的废奴。这有一个过程，但是却是一个历史趋势。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这个现状维持下去，即使矛盾再大，在美国整个体系里，不论是理念还是体制和运作方式，联邦政府和北方，都永远没有权利仅仅因为南方坚持奴隶制，就去发动一场攻打南方，解放奴隶的战争。正因为出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南方也并没有担心过北方会“武力解放奴隶”，并不因此感到过受“武力威胁”。南方只是想摆脱在废奴问题上的被动地位，离开美国。这样，它不但可以继续蓄奴，也同时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司法挑战等诸多麻烦，而且还能活得理直气壮。

一般打起一场战争，人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呢？是南方打的第一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方打算挑起一场战争，更不意味着南方就要打到北方去。这一枪就是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打响的。严格地说，这是南北战争的第一炮，而不是第一枪。因为，当时攻打的是一个联邦军队建在河口中心的边防城堡，塞姆特堡。它不仅城墙厚固，而且四周环水，打枪是根本不管用的。

我以前跟你说过，这“第一炮”在查尔斯顿打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从建国的时候开始，南卡罗莱纳就是当时仅有的两个极端南方州的头儿，佐治亚起步很晚，与它相比还土得掉渣，当初只是跟在它的后头起哄而已。那时的查尔斯顿就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小城市了，它甚至是美国的最早五个城市之一。你已经知道，从殖民时代开始，进入北美的三分之一的黑奴，是在这里上岸的。也可想而知这个地方从奴隶制中获取了多少利益。所以，南卡罗莱纳州是南方州中，第一个在1860年底宣布脱离美国这个联盟的。第一炮也就在这里打响。

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多少军队，主要就是一些边防军，分散在各个州类似塞姆特堡的边防城堡里。目的只是防外，根本就不是对内的。这些几乎是象征性的边防军人数很少，和州的关系也并不错。攻打塞姆特堡的南方指挥官，就是堡内指挥官的老朋友和炮兵学生，所以，这个战争可以说从第一炮开始，就是一个兄弟相残的悲剧。

那么查尔斯顿究竟为什么要开炮呢？其实南方几个州宣布脱离美国之后，已有多个南方州发生一些类似事件，就是占领联邦军队安置在南方的一些边防城堡和弹药库之类，但是，都是平和地占领。南方的州只是觉得，我们宣布脱离联邦了，这些位于南方据点的联邦军也就该离开了。正因为原来这些驻军和当地平民都没有什么仇恨，从来也不是“敌人”。所以，当基本都是一些平民的南方人，一哄而上去占领这些军事设施的时候，联邦军队都没有抵抗。塞姆特堡旁边的几个联邦城堡都是这样被当地平民占据的。军队没有认为必须以武力坚守，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国防设施，没有对内动武的任何思想准备。

然而，尽管南方并没有担心过北方会以战争方式解决奴隶问题，可是，在南方州宣布脱离联邦以后，他们也感觉自己是给另一个故事开了头。他们真正地开始感到紧张。因为他们吃不准联邦究竟是什么反应。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方州宣布脱离联邦，随着占领联邦在南方军事设施的情况越演越烈，尽管北方并没有什么动作，南方的紧张却在加剧。尤其是，脱离出来的南方州真的组成了一个“邦联”，在1861年2月18日，选出了他们自己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僵持开始了。一国两制变成了真正的两个国家。这时候南方的寂静，有一点叫人不敢大喘气的感觉。

塞姆特堡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孤零零地悬在海口，不可能被轻易取得。所以查尔斯顿港口附近的其它几个城堡都已失守，塞姆特堡依然好端端地留在联邦手里。南方曾要求联邦交出，但被拒绝了。林肯总统上任之后，让联邦船只给塞姆特堡增加补给，一副要坚守的架式。这使得已经紧张过度的南方决心以武力攻下塞姆特堡。

接到开火命令的勃尔格确实心里很别扭。他通知了自己原来的教官和好朋友，塞姆特堡的指挥官安德生，让他交出城堡。安德生回答说，我不可能就这么交出来，可是实际上再过几天，我们也就得饿出来了。勃尔格说，你要是不出来，我就只能按命令攻打了。安德生说实在的，真不知如何处理为好。尽管已有许多联邦军事设施失守，可是情况和他遇到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他谨慎地回答说，如果四天以后他还没有收到联邦的指示，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补给的话，他就离开城堡。南方拒绝再等四天。于是，在第二天，勃尔格再一次通知他的老朋友，如果他们不投降出来，还有一个小时进攻。一小时十分钟之后，勃尔格下令向他的朋友驻守的塞姆特堡开了第一炮。这一天，是1861年4月12日。

三十四个小时的交战之后，安德生下令放弃城堡，因为城堡的弹药库被击中，有五名士兵受伤。但是双方都没有人阵亡。联邦守军在交出塞姆特堡之后，平静地登船回到纽约。南方只要他们离开，并没有要为难这些军人的意思。我相信，这位开出第一炮的勃尔格，看着他的好朋友以及那五名被抬着的伤兵上船，面对塞姆特堡这个“战果”，心里也并不是充满胜利喜悦的。这就是那个“第一炮”的故事，你可以看到，直到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能真正接受相互之间是“敌人”这样一个概念。

可是，是不是打响了第一炮，就必定引发一场战争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塞姆特城堡的陷落，只是当时联邦在南方陷落的一系列军事设施中的一个。这些设施主要是用于边防，因为在美国的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中约定，守边防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这也是这些高度自治的州当时还需要一个联邦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可以少操好多心。我们发现，这种关系至今在美国都是如此。

在南方宣布脱离美国，成立了自己的一个“邦联”之后，这个新国家“邦联”也就有了自己的“邦联军队”，当然就要来接管自己领土上的边防设施。因此塞姆特堡的陷落，与前面发生的一些情况又有些不同，它已经不是南方州民情绪性地自发占领。它是在南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联盟，新总统以及自己的军队之后，正式以新边防军的名义，接管自己疆土范围内的老边防军设施的一个行动。而且，在此之前，正式提出过和平交接，但是在林肯的前任，布肯南总统的回绝下，决心采取的一个军事行动。

可是，从实质上来说，包括塞姆特堡在内，所有这些联邦军事设施的陷落，都是一个南方“邦联”在自己土地上的接管行为。它不具有出击性。也就是说，假如美国决定认同这个分离的话，南方的“邦联”并不会要打到北方去。因为，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所以他们更希望和平过渡。只是，塞姆特堡的位置确实特别，它死死地卡在查尔斯顿港口的咽喉处。假如联邦军坚决不撤的话，对于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和联系，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再加上一个月以前，新上任的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达了不认可南方的分离行为。一紧张，第一炮就这么打出去了。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这意味着南方打算“乘胜北上”。

现在，就是看美国联邦政府的了。当时的总统是刚上任一个月的林肯总统。今天，你在美国，不论走到哪一个林肯的塑像面前，你都可以看到一张皱着眉头，神情凝重的脸。林肯总统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最后是以被暗杀而告终，更在于他的整个总统生涯就是处于一个痛苦的漩涡之中。

我们谈到过，林肯是因为他非常明确的反对奴隶制观点，才被当选为总统的。可是，按照美国的总统交接程序，在他竞选获胜以后，还要等待三个月左右的过渡期，然后才宣誓就职。然而就在这三个月里，风云突变。

待到林肯总统真的上任，已经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两制冲突”问题需要处理。因为，奴隶制已经随着南方离开美国，在他宣誓就任总统的半个月前，杰弗逊·戴维斯已经宣誓出任了南方“邦联”的总统。这位南方的总统，和林肯总统一样出身在肯塔基，他们两人甚至长得都很象。因此，当林肯总统上任的时候，严格地说，这里事实上已经是两个国家，两个总统，两套政府。在南方的土地上，除了还有极少数象塞姆特堡这样的联邦边防军，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了。因为，这里本来就是高度自治，一切政府管理机构，都是南方各州自己的。从操作的角度去看，当时的南北脱钩，真是一件简便易行的事情。

尽管在林肯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还在呼吁南方迷途知返，但是，他应该知道，两个国家已经形成，呼吁已经很难奏效。他所要作的选择，是承认这个事实，还是攻打南方，以武力把他们“押回”联邦。这个选择首先建立在对于美国这个联邦国家的认知上。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美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例”，它是完全反“常态”的。那个时候，一般来说，人们想到一个国家，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了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级级派下去，直至一个小官，管理着一群草民。具有很强的整体性。而美国从一开始，它的建国理念就是维护草民们的“个人自由”。它的出发点不是“上面”的管理方便，而是“下面”的自由保障。这样自下而上的一个观念的逆向行程，就造成了几乎是从个人开始的，一级级向上的“自治”和“联合”。这种国家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它的出现，并不是源于一个高明的理论，而是出于一个向往平等自由的人性本能。

从百姓来说，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几个人，做自己的独立经营。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大家订一个契约决定他们以什么方式联合与共存。一直推上去，直至州和联邦，都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分治”的来源。所以，越到上面，联系越松散。这种联系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众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联合的存在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现在的毛病是到了联邦这一级，大家在奴隶制问题上达不成一个绝对多数的一致意见。南方按照自己对于“分治”和联邦的理解，认为在美国的联邦建制原则下，自由和分治是绝对的，而联合的形式则是相对的。所以，能合则合，合不拢则分。

现在轮到了林肯总统对这个联邦下一个定义了。他感到很难，还没有一个总统遇到过他这样的处境。以前只有一个松散存在的联邦现实和分治的原则，没有一个总统必须定义它是绝对不可再分的整体，还是自愿则合，不自愿了则分的联合体。美国的存在形式和不断加盟的扩大，一向是非常自然的。新加盟的地区在一段过渡之后，都理所当然地得到自治权。可是，当他们不愿意留在联盟里了，怎么办？谁也没有去认真思考过这个局面。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一个“分”的要求。正好就撞在林肯总统手上。

林肯在上任前的三个月里，他必须给出一个抉择。我相信林肯是明白一个自由联盟的意义的，可是，他感到自己又承担不起美国在自己手上分裂的历史责任。然而，只要南方不回头，这就是意味着一场内战，而且是由他掀起的一场内战。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愿意承担这样一场内战的责任。他无疑是站在一个两难的历史位置上。

最终，林肯把美国定义成了一个和其它国家一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定义下，南方就必须被定义为分裂的叛乱，林肯在北方高扬的就是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林肯总统非常清楚这是极其危险的。他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去确认这个定义，在就职演说上，他对于这一点的法律解释极为勉强。于是，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呼吁南方相信他的善意，表明联邦决不会违法地以武力迫使自治的南方废奴的态度。他希望南方放弃分离，使他能脱离这样一个痛苦不堪的地位。

可惜，他所承诺的，并不是南方分离的原因。我们说过，南方从未担心过北方会非法地以战争解放奴隶，这不是他们要求分离的原因。他们所要达到的状态，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再也没有合法的司法逼近，再也没有道德上的压力，彻底地“我行我素”。南方很清楚，要达到这一点，除了分离，没有别的出路。他们的要求，是林肯总统不可能代表美国承诺给南方的，这是美国的建国理念所决定的。所以，他们其实比林肯更明白，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离开美国。他们如果回去，原来的问题依然丝毫也不能解决。

也许，促使林肯总统最终下决心的，除了他无法承受的联邦分裂现实之外，就是他对于把南方“拖回来”的这场战争想象得过于简单了。显然，塞姆特堡的“第一炮”也是一个原因，至少，他会想到，有了南方的这一炮，引发这场内战，他的责任上似乎可以轻一些。也许，你也会对我前面所说的是林肯“掀起一场内战”感到奇怪。不是明明是南方开的第一炮吗？

是的，南方开了第一炮，但是，这依然只是宣布一个分离的决心。如果林肯总统承认这

Chapter_20

个分离，就不会有这场内战了。战争的决定权还是在林肯总统手中。整个南北战争的过程几乎都发生在南方，整个南方差不多都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在楚河汉界清楚的地盘上，若是北方不冲过去揪住南方，根本不会有这场战争。

塞姆特堡陷落之后，林肯总统找出了一个还是华盛顿总统时代的不太明确的立法，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总统可以征用州的民兵。当时的美国不论是南北双方，都没有战争准备。南方不是什么“蓄谋已久”的武装谋反。北方也根本没有过要去“武装解放奴隶”的想法。所以，在战备方面，双方都几乎是零起点。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联邦虽然有原来的联邦军队，可是这只是一点边防军，你一定不会想到，当时疆域如此之大的美国，军队的总人数只有一万六千人。

从当时林肯总统的第一次征兵情况，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这场战争的前景是多么估计不足。他宣布征兵，人数是七万五千人，征兵期限是三个月。我一直在想，如果他当时预料到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后果，是长达四年的血腥厮杀和整整六十万美国年轻人的丧生，以及整个南方几乎化为焦土，不知道林肯是不是会说，就让南方去吧。

我这样想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因为，林肯总统从来也不是一个奋勇直前，不计代价的革命者的形象。他只是被历史逼到了非作这样一个决策的地步。他作出这个决策，看来也是必然的。尽管这个国家有着出于理性所建立的大大超前于历史的分治原则，可是，在一百四十年前，林肯作为一个总统，还是不可能轻易脱出历史局限的囿巢，认可这样一个当时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分离。面对几乎没有什么军力的南方，他也不会预料到，这将是多么残酷的一场战争。

难怪林肯总统对这场战争会估计不足，整个北方都对这场出击持有乐观的态度。塞姆特堡几乎不是一场认真的战斗。首先，里面的守军根本没打算死守，它的后方也没有要增援的意思。当时还吃不准，是否就应该把它打成一场真正战争的第一仗。所以，北方对塞姆特堡的失守，大概只看作是主动放弃。虽然大家认为也没有必要死守，但是，北方或许有不少人认为，失守是因为没正经打，要是正经打的话，南方是经不起几下子的。这样的乐观态度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南方不仅实力不及北方，此后出来的“军队”，确实比临时招募的北军更不象样，服装五花八门，看上去纯粹一群乌合之众。

在正式地拉出一个要打的架式之后，原来尚在观望的四个位于南北之间的州，断然决定加入了南方“邦联”。弗吉尼亚因此分裂为两个州，其中西弗吉尼亚加入了北方。于是，南方“邦联”就将首都北迁，移往弗吉尼亚的利奇蒙市。这样，南北双方的首都就只相隔一百英里左右，可以说是遥遥相对。北方当时普遍认为，只要集中兵力打过这一百英里，攻下南方的首都，给南方一个教训，一切也就可以结束了。南方失去首都，群龙无首，当然也就乖乖回到联邦。这就是林肯总统征兵三个月的打算，也是北方对这场战争的全部思想准备。

这样，第一次北方正式开战，出发前去攻打利奇蒙，大量平民带着野餐用具跟在后面，气氛颇为轻松。可是，刚刚离开北方的首都华盛顿，进入弗吉尼亚才不到三十英里，就受到了南方坚决的阻击。死伤者腥红的鲜血，给这场双方都高扬着爱国主义旗帜的兄弟相残的战争，真正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塞姆特堡的炮声停顿之后，人们还有可能通过理性阻止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在这一仗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战争是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的。当一场战争的火药被点燃，你要再想把它捂灭，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预定要响的炸药，一个个都会响起来，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而且，对美国南北战争的号召，是最具有鼓动力的战争口号之一。这就是爱国主义。而同伴的鲜血所激起的仇恨，是战争中最典型的燃油。到这个时候，仗不打出个胜负来，是死活也不肯罢休了。

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战争的初期，南北双方的士兵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战争，用的都是同一个爱国主义的口号，打的却是一场内战。这不论怎么说，我听上去总是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至少怀疑是不是有一方用错了口号。问题在于他们谁也没错，他们的确都是为爱国而战。只是南方的爱国，是指保卫他们的家乡和南方“邦联”不受侵犯，而北方所说的爱国，是指的保护美国联邦的整体不被分裂。真可谓此“爱国”非彼“爱国”也。

双方的爱国主义都是真诚的。开战之前他们除了对于“爱国”的理解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以，一些事情回想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尽管当时的士兵都是临时招募的，可是双方的将领不少都出自西点军校。于是，当战争开始，同学们便握手告别，根据自己家乡的归属，分别去为自己的“国家”效劳，此后的同学相见，只能是战场上的生死较量了。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南方的最高将领罗伯特·李了。李将军出身于弗吉尼亚，在战争开始前，他一直在联邦军队服务。至今为止，在美国他始终是受到人们敬重的一个历史人物。这不仅是由于他始终如一的人格尊严和绅士风度。更因为他在人道立场上的无可挑剔。他一贯反对奴隶制。在南方宣扬分离的时候，他反对南方脱离北方。但是，当北方因此而要对南方发动攻击的时候，他又坚决反对这样的战争。

但是，他无力阻挡战争的车轮，他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场内战，最终还是发生了。林肯总统一度找不到一个好的联邦军队指挥官，曾请罗伯特·李担任北军高位指挥官，攻打他的家乡弗吉尼亚，但是被他谢绝了。作为军人，历史逼迫他在两方之间作一个选择。最终，罗伯特·李决定退出联邦军队，参加了南军，并且被南方“邦联”任命为总指挥。在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选择是非常自然的，他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他必须回去，保卫他的国家。结果，历史就对罗伯特·李开了这样一个恶毒的玩笑，一个反对联邦分裂也憎恶奴隶制的人，却作为维护奴隶制一方的“叛军”总司令，被记载在许多历史书中。然而，我想，他作出回南方的选择，并不那么单纯。北方决心攻打南方的态度，也是促使罗伯特·李下决心离开联邦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对当时许多弗吉尼亚精英来说，仅仅因为南方的分离行为，北方就要以武力相威胁，这对于美国建立联邦的精神来说，无论如何是既没有法律基础，也没有道德基础的。

作出同样反应的，还有美国的第四届总统，约翰·泰勒。他也是弗吉尼亚人。他和李将军一样，一直是反对南方离开美国的。并且在战争前夕在首都华盛顿主持了调解的和平会议。可是，和平会议的提案被国会参议院否决。联邦军队执意要进攻南方，他断然回到弗吉尼亚，参与南方“邦联”的议会工作。这决不是仅仅因为他的故乡在南方，他是以参与抵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就是他不能认可这场战争的合法性。

甚至整个弗吉尼亚的离去，战争刺激都是一个重要原因。弗吉尼亚你早已经熟悉，它虽然属于南方，可是位于南北交界之间。在南方蓄奴州中，它是州内主张废奴的力量最强的一个，甚至弗吉尼亚的一半，西弗吉尼亚，自行废奴而加入了北方的阵营。它是南方最智慧的一个州，也是一个具有悠久理性传统的地区。在独立战争时，弗吉尼亚是创建美国和建立它的原则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弗吉尼亚出了整整一批建国者。从打下江山的华盛顿将军到“独立宣言”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都是弗吉尼亚人。这是南方对美国感情最深，也最不愿意离开美国的一个地区。

当南方州纷纷宣布离开美国的时候，弗吉尼亚刚刚选出新的州议会，他们在讨论南方的这一行动时，不同意从美国分离的“联邦主义者”，占了绝大多数。可是，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议员们都同意，假若联邦军队用武力侵犯那些南方分离州的话，他们也将离开美国。因为，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们不赞成南方以离开美国的方式解决矛盾，可是并不意味他们认为，一个州就没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利。如果北方动武，就意味着北方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将立即站到南方一边，以表明他们对此的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林肯并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利。

不幸的是，弗吉尼亚最终无法避免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北方决定进攻南方的时候，弗吉尼亚和另外三个位于南北之间的州，在最后时刻也离开了美国。由于弗吉尼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它成为最首当其冲的战争现场，厮杀惨烈。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时刻，就是弗吉尼亚必须以不情愿地离开美国，来表示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立国原则的尊重。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这个州一贯的坚持理性的传统。

就象罗伯特·李，当他离开联邦军队，回到南方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奴隶制的问题，（他从来也没有赞同过奴隶制），也不是赞成不赞成联邦分裂的问题（他也从来都没有支持过联邦分裂）。他所面临的，是马上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作为一个军官，他必须选择站在战争正义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许多弗吉尼亚人一样，他们认为，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但是，可以选择和作出决定，是一个州的民众的权利。同样，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联邦都无权因此去对这个州动武。因此，就战争而言，李将军不认为正义在联邦军队一边。可是，当他一站到南方一边，又象是跳进了一口泥潭。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洗清与极端南方相连的奴隶制的污泥浊水了。这是罗伯特·李生命的悲剧，也是许多弗吉尼亚人的悲剧。

所以，在美国南北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在双方战士高扬的爱国主义热情之下，矛盾的焦点是一个分离的问题。北方在林肯总统定的原则下，认定这个自愿联合在一起的联邦，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们把维护这个完整联盟，不容许南方离开联盟，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对于南方来说，最早一批宣布离开美国这个联盟的南方州，是自己要求离开，他们萌生去意的动因是要维护奴隶制。然而，在建立了南方“邦联”政府以及北方攻击之下，他们所面临的被讨伐问题也与奴隶制无关了。他们保卫的是自己要求分离的权利，对于一些加盟美国时间不长的南方州来说，“只准来不准走”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荒唐。南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对于分离权利的要求，也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即爱南方“邦联”这个新国家。更何况，在当时的美国，人们从来就认为自己的州和家乡才是自己的“第一祖国”。

最容易被历史的烟尘所掩没的，就是以弗吉尼亚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为代表的温和南方。他们的本意决不是要离开美国，也不赞同分离。但是，他们认为美国这个联邦的建立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州与联邦的关系以及分治的原则，是美国建国原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更反对联邦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强行维持联邦整体。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第三力量。

可是，在战争逼近时，这个第三力量不可能在夹缝中保持平静。他们加入南方，是为了表示他们对于地方分离权利的支持，以及对于联邦入侵南方的反对。他们要求的是一个抽象的联邦自愿离合的原则，而不是自己的分离愿望。但是，一旦他们加入了南方“邦联”，也就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在一片血与火之中，他们已经无法把他们的理性诉求与极端南方的诉求杂烩分割开了。

即使在战争过去之后，在一百多年以来的南北战争研究中，人们也很难把这样一个第三力量从南方剥离出来，认真地考察他们的悲剧和思维逻辑中的合理性。因为，战争创伤形成的血痂，已经把他们和南方死死结在一起。更因为，他们的理解和诉求是超前于历史的，甚至，美国这个联邦建立的原则本身就是超前于历史的。就连大多数美国人也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能逐步理解，他们的建国者们是一些多么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站在最贴近地面的朴素的人性基础上，却远远站在历史的前面。

也许，你还是要追问，那么，这场以解放奴隶出名的南北战争，打起来的原因就真的不是解放奴隶，而是一个能否“分离”的争论吗？我只能回答说，是的。这样回答的理由，只能是历史事实。就是说，假如南方不提出离开联邦的话，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实际上，林肯总统虽然鼓起了北方民众对于保卫联邦完整的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他自己心里始终是明白的。他只是痛苦地处于两难之间，是承担联邦在他的手里分裂成两个国家的责任，还是承担发动一场并不那么有理的战争的责任。当时南方“邦联”的首都离华盛顿太近，南方又没有传统军队，这些都使得林肯总统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快刀斩乱麻地小打几战，痛苦几个月，只要打下南方的“邦联”首都，一个两难困境就在“两害取其轻”之间解决了。

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与解放奴隶无关的说法，并不是无迹可寻。南北战争之前，林肯总统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他的就职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林肯总统竭力劝说南方放弃分离，并且提醒南方，在他以往所有的演说中，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南方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执政以后，“他们的财产，安定的生活和个人安全会遭到危险。”林肯总统还引用了他以前演讲中的一段话：“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有奴隶制的州里，干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利，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在1860年12月22日，正在等待宣誓就职的林肯总统，已经知道他上任以后最大的麻烦将是什么了。他已经开始努力劝说南方，给自己的南方朋友亚力山大·斯第芬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南方人真的就担心，一个共和党人领导的行政分支，会因为他们蓄奴就干涉他们和他们的奴隶吗？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担心，我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希望至今还是你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向你保证，这样的担心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在这个方面，今天的南方并不比当年在华盛顿的时代更受威胁，我想，这并不在点子上。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扩大；而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应该有所限制，我想这才是分歧所在。这才是我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分歧。”

作为美国总统，林肯的思路很清楚，由于南方州尚未废除奴隶制，就发动一场内战去攻打南方，不论他有没有这个意愿，他都不具有这样的合法权利。林肯总统在上面的演说和这封他所不愿意公开的私信中，都清楚表明，南北双方确实存在分歧，但是，假如南方不要求离开，他绝对不可能采取内战这样一个行动去解决南方的奴隶制问题。关键在于这类行动是违法的。

美国人并不认为林肯总统这样的表态是虚伪的。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憎恶奴隶制，合法地尽一切努力去达到废奴是一回事，但是违法地去发动一场内战，这是另一回事。所以，从来没有人因此怀疑林肯总统对于奴隶制的憎恶，就如同当时没有人认为，他因为憎恶奴隶制就会去违法地攻打南方一样。

由于一个无法解决的“分离”问题，战争还是打响了。在战争发生以后，南方在心理上的负担，比林肯总统要轻得多。不仅他们认定他们具有分离的合法权利，在感觉上是站在战争被动的一方。还在于，南方的“爱国”是非常直观的。因为这场战争基本上都发生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站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在和入侵自己家园的军队打仗。在这里，你可不要以为南方人都是在为保住自己的奴隶而战，在南方，实际上奴隶主只是南方白人的极少数。战争开始的时候，南方的奴隶主实际上不到白人人口的百分之五，即使是在他们中间，大量的奴隶主也就是拥有几个黑奴仆人而已，真正拥有百名奴隶以上的奴隶主，不到南方白人人口的百分之一。

然而，对于林肯总统来说，从此，他的总统生涯成为一场真正的恶梦。他给这场内战开了头，可是，却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使它“速战速决”。南北战争象是一辆无法控制的战车，隆隆地轰响着自己向前滚动。枪炮船舰都在“自觉地”改进，自动地创造了无数“奇迹”。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平射炮，地雷，水雷和潜水艇。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气球空中照相的侦察技术。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整个美国，连同海防队在内，一共只有90艘战舰。开战的时候，当然全部都在联邦军队一方。南方根本没有海上力量。可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联邦军队已经有600多艘战舰，南方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海军。

来福枪也在南北战争中由联邦一方开始使用，命中率大大提高。可是，当时的阵地战还完全是拿破仑时代的战术。当我们来到弗吉尼亚的一个个古战场，我们发现，双方战线的距离是那么近，人们密密地排列射击，可想而知，当枪械更新的时候，带来多大的杀伤力。尤为悲惨的是，当时的医学发明却远没有跟上。人们还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也没有更多的消毒的知识。所以，非常简单的外伤就会导致无可挽救的死亡。无数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碾进了这架战车的车轮之下。

这决不是林肯总统所希望看到的战争，可是，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这个时候，林肯总统即使想要拖住这辆战车，也已经回天无力了。

下次再继续给你写南北战争吧。

祝

好！

林达

10. 林肯总统找到了永恒的诉求

卢兄：你好！

很高兴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我所讲的南北战争，和你以前读到的故事不太一样，因此很有兴趣听下去。你在信中还提了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林肯接受了南方“邦联”的事实，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总统认可了这样一个分裂，是不是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古罪人”了呢？分裂以后的美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上一封信里，我是在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先整理清楚。你如果想把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因素分开，你只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南方不要求离开美国，只是坚持要蓄奴，林肯总统会打这场南北战争吗？答案是，显然不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南方没有奴隶制，可是就是要求分离，林肯总统还是会打这场战争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以，在我们讨论林肯总统面临的战争选择时，应该先把奴隶制问题先分割开来。否则，就纠缠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里，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就钻不出来了。当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楚之后，回答你信中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

是的，林肯总统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别无选择，这只是出于当时历史局限下的一个“正常选择”而已。确实，他是可以有另一个选择的，就是接受南方“邦联”这个事实。我曾经对你聊起过，美国的建成是非常特别的。它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区域以“自由平等”为宗旨，自愿联合而组成的。尤其特别的是，它的一批建国者，并没有利用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所建立的威望，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通常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美国的建国者们以最大的可能，理性地营造了一块自由的土地。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自己先退回去，退到底。回到他们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的原来位置上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个区域的人们按照他们之间的契约，相互协调一个共存的自由生活。如果愿意，各个区域可以自愿地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个契约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的原因，必须是联合在一起的区域可以得到联合的益处，例如，共同防卫带来的安全感，更便利的贸易，等等。这样的联合不应该妨碍他们原来的自由。充分区域自治的原则，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联合在美国这个名字下的区域，必须承认这个自由国家的基本人道原则。然而，在建国的时候，这些原来的英属殖民地还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这个历史问题。建国者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各个区域至少必须有愿望，也应该有能力自己逐步达到废奴。鉴于美国的建国原则，每一个地区的问题必须由它自己解决。如果一个区域坚持整个联盟认为非人道的行为，大家有权予以谴责，以共同契约的形式，即合法的形式敦促它的改变，可是，没有对它动武的权利。这就是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前，曾经再三表示自己无意武力废奴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契约国家，人们讲好，只以建立和执行共同契约，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武力从来不是一个大家认可的解决区域之间矛盾的方式。那么，对于废奴问题是这样，对于一个区域要求离开联邦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同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时，已经几倍于它建国时的面积。即使在最初提出离开美国，建立南方“邦联”的七个州里，也只有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是在最初的美国版图中的，其余有好几个州都是后来加盟进来的。虽然在美国的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一个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情况。可是，根据美国建国者们的思路和作为，根据他们自治和自愿联盟的原则，说是“只让进不让出”，这样的“联邦永久性”，显然不象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林肯总统当然深知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他理解他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如果林肯总统选择接受这个南方七州离开美国的事实，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温和的南方州有可能不会全部加入南方“邦联”，例如，弗吉尼亚就会依然留在美国。这样，美国的版图大概会比今天少去五分之一。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南方“邦联”如果以蓄奴而走到一起，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并不一定会维持铁板一块。其中的一些州，甚至整个南方“邦联”，后来都可能由于他们又有了与美国共同的目标而重新回来。因为他们虽然与美国曾经有过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过任何仇恨。由于理念的变化，产生这样的“分”与“合”，都是自然的。

其实林肯总统自己，都预言了南方可能的进一步分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方‘邦联’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可是，林肯总统只是想以这样的“前景”去阻吓南方的离去，却没有想到，人们由于不同理念的不同组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南方的进一步分离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重新统一甚至扩大。

关键在于，对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形式的国家，究竟是靠什么建立和维系的。在这一点上，林肯总统与美国的建国者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一个建国原则，对于联邦的各个区域似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好象肯定是离心力很大的一盘散沙。看上去美国是非常容易变得四分五裂的。可是，一个应该是导致分离的原因却奇怪地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磁心，这个磁心就是自由和不干涉区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如果说，今天有许多人离开自己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和母语，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富裕生活的话，当初的美国却曾是一个贫穷的地方。然而它却不但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还吸引了一个个加盟的地区。因为自由是符合最基本人性的状态，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人们的本性在寻求一个自由的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的互利共存。联邦显然不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加上枪炮来维系的。这一点，林肯总统是逐步醒悟的，醒悟在怵目惊心的战场上。

林肯总统在两难之间挣扎出一个战争决定之后，他自己就落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战线越拉开，战斗越深入，双方的死伤也越惨重，他也越明白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什么。林肯总统毕竟与一些只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政客是不同的，他无法漠视死亡。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胜是败，他都心情沉重。他已经阻止不了战争的发展，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灵重负，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这场灾难。而他深知自己对今天这个局面是有责任的。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一仗，可是，站在这个战场上，林肯却无法摆脱双方将近五万士兵的伤亡，给他带来的浓重阴影。战争还要继续，他作为总统必须说些什么，但是，他无法在死亡面前以夸耀胜利鼓舞士兵的斗志。一个无法排解的沉痛心情，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葛提斯堡战役之后，短短的演讲的基调。

最终，林肯为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在南北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为战争的目标作了一个主题切换，把联邦对这场战争的诉求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这就是你印象中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来由。之所以要作这个目标切换，就是因为林肯总统还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假如打一场三个月的仗，有个几百上千人的伤亡，迅速平定“叛军”，维护联邦统一，兴许，在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定论了。因为，南方分离诉求的本身，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拖过这一段，分离的原因消失，联邦的完整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就可能接受曾经有过的一场短短的“维护统一”的战争，死亡的将士被奉为英雄，战争被冠於爱国，只需建立一个纪念碑和不断的鲜花，战争残酷的一面就被掩盖，它的意义就会得到升华。历史上的无数战争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可是，林肯总统领悟到，不论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是多么地理由充足，义正词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都没有理由为此打一场历时四年，吞噬六十万生命的残酷战争。更何况，州与联邦的关系，自由分离的权利和联邦统一的永久性，这些引发战争的焦点还是一个可以争执没有定论的政治学命题。如果再坚守这个“统一”的政治目标，那么，也许这个政治诉求可以光彩地坚守到战争结束，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么，“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我必须向你强调的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切换，并不是任意的。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他的支撑的。几百年来，美国的精神主流为了寻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讲到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这样持续数代人的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下，在北方对奴隶制深痛恶绝的普遍气氛中，战场上一个解放奴隶口号的提出，才可能是成功的。

就和当初的“独立战争”一样，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的战争。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初期，当林肯总统还没有对战争目标作这样的切换的时候，联邦军队是不吸收黑人参军的。即使在战争后期，黑人虽然也参与了这场以自由为目标的战争，但是他们仍然是军队中的少数。黑人士兵自己组队，不和白人士兵混编，不过军官都是白人担任。然而，我们今天不能不肃然起敬的是，这个以白人为主的联邦军队，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这个战斗口号，为当时在南方全部是黑人的奴隶，为他们的自由去战去流血去牺牲。并且在此后，他们的后代依然以此为荣。在一百多年前，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种族偏见的年代，这是必须在一块有着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发生的。

南方“邦联”对于林肯总统这个战争目标的切换，反应整整慢了一拍。其原因就在于战争开始以后，双方已经有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在那个时候，南方不论战斗胜负，在战斗的目标上，一直感觉是理直气壮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公告”，他们的理解也只是一个战略措施。等到他们醒悟过来，已经百口莫辩。虽然战争的胜负还未最后决出，可是，在战争正义性这个立论上，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关键就在于，南方是有奴隶制，那几个极端南方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最初动因，也是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太太平平地把奴隶制维持下去。他们知道，他们在奴隶制是否道德，是否符合人性的问题上，是无法和美国的精神主流“探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自知理亏，甚至因此不惜离开美国，以避免北方死死追在后面，时时要求对簿公堂的“道德辩论”。

可是，在他们提出离开美国的诉求之后，林肯总统以“保卫联邦统一”的名义，组织联邦军队一举进攻南方，发生了这场以“分离”和“不准分离”为争执焦点的战争。南方在这场战争面前，原来是丝毫没有理亏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离开美国的权利。更何况，战火燃烧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被入侵者，保家卫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着是独立战争以后的又一次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可是，当他们终于发现对方的战争目标已经转换时，他们落入了一个挣不脱的罗网。因为，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既然对方的战斗目标已经转换，他们的地位也就同时被转换了。也就是说，既然联邦军队是在“解放奴隶”，他们就必然被随之定位在“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位置上，逃也逃不掉了。

这时的南方“邦联”真是狼狈之极。举着解放奴隶大旗的联邦军队高喊着自由的口号冲杀过来，正义凛然，死也死得其所。南方却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拿不出一个相应的战斗口号与之抗衡。南方再一次理亏，可是又好象亏得莫名其妙。他们想指责林肯总统这种战争主题切换的不公道，可是又张口结舌，欲辩无言。因为，人家宣称打的就是奴隶制，而南方就是存在奴隶制，真可谓是“打个正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邦联”发现，唯一还有可能把双方拉回原来的争执焦点，“以正视听”的办法，就是使得林肯总统切换进去的新目标消失，这样，才可能回到原来战争争执的焦点。这才可能使得南方坚持认为联邦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重新暴露出来。于是，南方“邦联”宣布，南方废除奴隶制。在这一瞬间，战争进入了一个荒诞的状态，联邦军队的战斗目标突然消失了。

可是，南方的这个反应已经是在太晚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战争的后期，南方大势已去。林肯总统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高举解放奴隶的旗帜，一路打到胜利。南方“邦联”一直处于劣势，疲于应战，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机会，重新讨论他们是否有权利离开美国的问题。

1865年4月8日，就在联邦军队攻打南方的第一个战场弗吉尼亚，在距离当年南方“邦联”首都利其蒙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安静村庄的两层红砖小楼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穿着一身笔挺的一尘不染的军装，代表南军向联邦军总司令葛兰特将军投降。三天以后，南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走过联邦军队的面前，放下武器，开始返回家乡的旅程。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塞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塞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如果说，后人一定要对这场战争在是非上分出一个胜负的话，那么，自从林肯总统将一个“爱国的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切换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这一刻起，南方就已经输定了。战争一结束，南北双方的学者就不断地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因为，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状态，并没有中断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美国人依然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学术争论和不同观点。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有无数联邦军队的士兵，把自己的鲜血抛洒在“解放奴隶”的自由旗帜之下；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依然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结果，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也随着人们对于超越种族属性的普遍人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当年“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也会在这样的人道诉求面前黯然失色。也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在以“平等自由”的人道原则建立起来的美国，只有在“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之下，人们才可能在长久的岁月里，认可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的奉献。因此，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林肯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对于南北战争的解释。而且，就连林肯自己都承认过的武力解放奴隶在这个国家的非法性，都被北方民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南方在战后的继续辩解，也显得十分苍白。

在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战争尚未结束，对于战争伤痛的人道关怀已经逐渐压倒了一切。在南北战争最大的一个战役，葛提斯堡的昔日战场上，保留着一个纪念馆。你在里面找不到对于胜利者英雄式的歌颂，也找不到对“敌人”，“叛乱者”的轻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剧性的平和与客观的陈述。

在这个纪念馆里，有战役进程的客观描述，但是没有对某一方特意采用高昂的褒扬用词，也没有对另一方采用轻蔑的贬抑用词。纪念馆里有一百多年来的葛提斯堡战役纪念活动的照片，人们在这些照片里，看到双方将士都已经渐渐地垂垂老矣，相互伸出手来，重新握在一起。

我在这里原样照录一些简单的陈列说明。因为我想你也许可以从这些平静叙述中，体会到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觉。

“威斯理和威廉·科尔普是在葛提斯堡长大的两兄弟，分别之后，都参加了军队。最后在战场上相遇——一个为“邦联”，另一个为联邦。1863年6月，威廉·科尔普所在的属于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联邦军的宾夕法尼亚民兵87团F连，与他的兄弟威斯理所在的属于“邦联”军的弗吉尼亚第二民兵步兵团B连，发生对战。几天后，威斯理的军团调到他的家乡参与战斗。6月3日他在进攻科尔普小丘时阵亡，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威斯理的家人听到他的死讯后去战场寻找。他们发现了刻着他名字的枪托，可是，他的尸体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被确认。”在这段说明下面，是威廉和威斯理·科尔普兄弟两人的照片，和威斯理阵亡的科尔普小丘。

另一个陈列说明是这样的：“当地流传另一个有关威斯理·科尔普和杰妮·威德的故事。温切斯特战役后，威斯理遇到一个年轻的联邦军伤兵，下士约翰逊·(杰克)斯凯雷。威斯理认出那是他在葛提斯堡的童年好友。他上去交谈，杰克交给他一封信，请他在路过时交给他的恋人杰妮·威德。几天后，威斯理参加了葛提斯堡战役，在第一天战斗停火后，他去探望住在葛提斯堡的姐姐，并且提到他有一封杰克·斯凯雷的信要转交杰妮·威德。他姐姐说可以替他送信，可他还是想以后亲自把信送去。6月3日，威斯理阵亡时还揣着这封信。同一天，杰妮·威德误中流弹而死。6月12日，杰克·斯凯雷死于他的创伤。”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张几个孩子的照片，旁边的陈列说明是这样的，“葛提斯堡战役结束后，发现在一个无名联邦军队战士的手里，捏着这张照片。几天以后，拿着这张照片的葛提斯堡居民，把这件事告诉了费城的杰·弗兰西斯·波恩博士。波恩博士要了这张照片，复制后在北方的各种报纸刊登启事，寻求协助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故事和照片一起出现在许多报刊杂志上，打动了很多北方人的心。求认的启事也有了回应。阵亡士兵身份被他的妻子确认，他是154纽约民兵团C连的阿莫斯·哈密斯登上士。波恩博士来到纽约的波特维尔，将照片原件送还了哈密斯登夫人。这一事件触发了为哈密斯登的孩子和其他联邦军人遗孤的募款运动。这一募款运动扩展到出售哈密斯登的孩子的复制照片，以及出售有关这个故事的诗歌和音乐作品。在这笔基金的支持下，1866年建立了葛提斯堡孤儿之家。哈密斯登夫人成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并且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搬进了这个孤儿之家。”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些当年士兵站立的照片，照片被放大到真人那么大。一排排站立在幽暗的展厅里。灯光投射在战士们严峻的脸上，他们的眼睛凝视着你，使你无法忽略这些逝去的，和你一样的生命。他们就是葛提斯堡的灵魂，也是这场战争的灵魂，这个纪念馆使所有的参观者，一想起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与这些生命所相连的，被战争毁灭的一个个幸福和感情。它时时在提醒你，这些士兵也是父母心爱的孩子，孩子们依恋的父亲，女孩们梦中的恋人，他们被毁于一旦，不论他们是南军，还是北军。甚至他们就是被毁灭在自己兄弟的手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称为是一个“悲剧”呢？在这样的悲剧面前，还有什么战功和胜利是值得夸耀的呢？

这就是南北战争从一结束起就形成的，对这场战争评论的基调。我们曾经和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聊起美国人这种战争态度。他觉得很奇怪，总是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够回答的就是，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这是符合他们一贯的逻辑的，既是源于他们的宗教传统，也基于这里的人们尊重个人，尊重生命的一贯态度。

美国的制度不容许政府限制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们可以自己筹款，建立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这样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美国遍地都是。没有人能够对纪念碑用词横加干涉，也没有人能对博物馆主题“定调子”。在北方，你在读纪念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提到这场战争的时候，用的是“国内战争”这样的用词，有时也会提到联邦。然而在南方，纪念碑上称呼这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独立的南方“邦联”了。

可是，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它们的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基调，都不约而同地是对于逝去生命的感怀，在这块土地上，这是自然的。看到这些与我们一向习惯了的军事博物馆风格大相径庭的气氛，我们也只能这样想，在我们的出发点里，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的孩子们也就在不同的气氛下，受到熏陶和渐渐长大。长大以后，他们相遇时，又会感到陌生和惊讶。

林肯总统的整个心态，也始终没有离开这样一种沉重的悲剧感。不管一百多年前的林肯总统有怎样的历史局限，在整个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决策，然而，在一百多年前，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林肯总统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对于这场战争悲剧的历史性认识，以及他真诚地把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醒悟，融入了自己对战后问题的决策中。

虽然，基于美国的制度约束，林肯总统很难做到，象其它一些国家的领袖人物通常所做的，站在胜利者的优越地位上，在战后以压倒性优势，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宣传配合下，把南方“叛乱者”们从上到下作一番彻底清算。比如说，镇压为首者，清理叛乱参与者，以战争罪，叛乱罪，刑事罪等等，处理一大批南方的“后患”。并且在舆论上颂扬北方的平叛的功绩，把南方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林肯总统不能任意这样做，不过，林肯总统本人对于战后南方问题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林肯总统几乎被暗杀在战争结束的同时，然而在战争形势明朗，胜负已经基本定局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他是坚决的温和派。虽然由于他的被暗杀，联邦对于南方的处理，有过一些反复。可是林肯总统生前的这个态度，对战后的南方和战后的美国如何走向，还是有很大影响。

战后的南方，已是满目疮痍。我以前跟你说起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战争机器一旦滚动起来，它的残酷性本身，就会导致许多无法控制的局面。即使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以临时招募的民兵，打出来的这么一场战争了。就象中国的说法，兵者，凶器也。美国人说，战争是肮脏的东西。前面说过，由于美国的制度，对于一场战争的回顾，发掘和表达，你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么调子，然后照样本宣传。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写下来，并且出版。在美国，有关南北战争的书，已经多到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干，花一生的时间去读，都不可能读完了。而且，还在继续地出版。

南方的一片焦土，也在出版的历史，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子里，永久地保留下来了。例如在佐治亚，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谢尔曼将军，是无人不晓的着名历史人物。很不幸的是，他的名字一直和一场场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北军打到佐治亚的时候，南方已经大势已去了，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市被攻陷之后。去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旅游者。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相当于其它逐步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它的市中心除漂亮整洁之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感觉。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新得叫人觉得疑疑惑惑。后来才知道，在南北战争中，那个旧的亚特兰大，在谢尔曼将军的命令下，一把火全部烧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处于相当顺利的形势，但是为了彻底地吓住南方，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遇到的牲畜。就这样，一路烽火南下。在接近佐治亚南方港口城市塞凡那的时候，塞凡那的人们发现根本无力抵挡北军的攻势。为了避免损失，商人们派出代表去见谢尔曼将军，表示不抵抗，希望他能够不烧塞凡那，并且在他进城之后予以协助。谢尔曼答应了。此刻，正是圣诞节前夕，谢尔曼将军高兴地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我将把完整的塞凡那，作为送给你的圣诞礼物。该信的原件犹存，这成为今天在美国南方，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塞凡那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佐治亚最美丽的一个老城市。在美国逻辑中，那些塞凡那商人也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南方人也决不会把他们当叛徒对待。

离开塞凡那，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将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我们在南方周游的时候，几乎到处可以听到谢尔曼将军的名字，一百多年来，南方民众的子孙对“谢尔曼的大火”耿耿于怀，一代传一代。在我们来到查尔斯顿的时候，就问过一位在市政府的花园里做义务导游的老人，谢尔曼将军烧过查尔斯顿吗？老人说，查尔斯顿在被北军攻陷的时候，已经大半毁于炮火，所以，“已经不必麻烦他再烧了”。一出城，我们就在查尔斯顿的郊外，遇到被北军焚烧后至今还留下一堆焦黑瓦砾的庄园。

在那次陪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去塞凡那的时候，参观了谢尔曼将军在塞凡那期间居住的那幢房子。那是南北战争时期当地大富豪的私邸。在参观之后，我们的朋友也向讲解员了解有关谢尔曼将军烧佐治亚的情况，可见谢尔曼将军已经随着历史书在澳大利亚也出了名。那个讲解员平和地说，据他认为，这些情况也不能全部归咎于谢尔曼将军一个人，因为在战争期间，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失控的情况常常会发生。两位澳大利亚人十分惊讶，说是没想到南方人还有这样的客观和冷静。

当然，这份平静也是一百多年时间淘洗的结果。可是，那位讲解员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枪声一响，一开始杀戳和被杀，人就被改变了，战争的双方都一样。局势也就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难以控制。例如，在南北战争中，战场上的双方士兵常常补给不足，双方也就都有饿得骨瘦如柴的战俘。在主要战场的南方，平民遭遇北方军队抢劫的情况也很多。双方在后期甚至都出现过“督战队”，即向自己一方的逃兵开枪，等等。所有这些战争阴暗面和细节，都在战后，随着战争的书信集日记集，逐渐变成一本本历史书，出版并且公诸于世。

不仅是纪念馆，这里的战争回忆录，和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回忆录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这里所发生的内战，就比其它地方的内战流了更多的血；也并不是这里的内战，就更不人道。只是，这里的人放下武器的时候，比其它一些地方的人们更快地意识到，他们原来都是父子兄弟。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样的宗教，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当他们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他们从战争的魔魇中醒来，自己被自己的行为震慑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最自然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吗？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样一种自发的，出自人性本能的对于内战的反省，其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胆敢试图用武力去解决国内问题，不论他是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人们普遍理解，他们的先辈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许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这样一场内战。可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不论是谁，都很难避免在历史上定位成为一个罪人的结局。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又“进化”了一步。

你一定还记得，在南方向塞姆特堡开出第一炮的时候，南方和北方，还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是，战争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制造仇恨。那么在战争制造了仇恨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办？当时，林肯总统已经被暗杀，按照宪法，由他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他的位置。在这个时期，几乎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最为恶劣的一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再也没有出现过哪个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国会法案被总统否决，又有如此之多总统否决后的提案，重新又以绝对多数被国会强行通过。所以，当你听到，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式由国会对总统提出弹劾，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充满矛盾的反映。

在战前，是南北对峙的矛盾，在南方“邦联”成立的时候，南方的国会议员们就都离开美国国会，回到南方自己的“邦联”议会去了。美国国会里只剩下了北方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北方议员的国会，和林肯的副总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历史上国会与总统最尖锐的矛盾呢？

战争过去了，北方胜利了。在战争后期，这个胜利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根据战场形势，林肯总统对于胜利前景，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可是，“战胜”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问题又解决到什么地步呢？尽管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作了一个战争的目标切换，可是，他应该明白，战争的实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这场战争就是用武力把逃离美国的南方，押回了联邦。即使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实质就是北方用枪逼着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统一到美国主流的制度和观念上。

在奴隶制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自从它的建国者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建国理想，到这个时候，北方和南方似乎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它们的结局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北方，人们逐步通过辩论，唤起大多数人的人性觉醒，最后白人自己立法，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应该说是“有利可图”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或失去了一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传统的财产”。从立法通过起，所有的人遵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加强了民众对于契约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立法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反省和认识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所得到的成果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因此，这样的矛盾是一个自然化解的过程，虽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人们对于种族的偏见依然存在，但这是另一个认识过程的开始。这个新的过程站在一个可靠的起点上。你可以因此而预期到，后面的这一个认识提升过程，也会是平稳的渐进的，相对顺利的。

那么，在这样一场林肯总统所领导的革命性的变革之后，南方又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这要从南方原来的社会状况谈起了。是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只有百分之五的白人是拥有奴隶的，只有百分之一的白人是拥有百名奴隶以上的真正大奴隶主。可是，当时南方的白人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并不存在那些百分之一的大奴隶主专制的问题。奴隶主虽少，维持奴隶制却是当时大多数南方白人的意愿，尤其是在极端南方更是如此。这些白人，用我们习惯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局限和教育程度低下所造成极端的种族偏见，一方面也是这样的制度维持了一个有等级的，稳定安全的保守社会。你不要以为当时的美国南方只是不喜欢黑人，其实他们更不喜欢时髦的，流动状态的，一天一个“主义”的北方白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和来自欧洲的白人新移民。他们不要什么新奇的花样。就这么按照原来的样子过着挺好，主人象个主人的样子，仆人象个仆人的样子，奴隶也象个奴隶的样子。

当种族偏见和狭窄保守结合在一起，极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就是要反对废奴，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奴隶。极端南方是一个很有自己主意的民主社会。所以，他们当初要提出离开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极端南方的几个州，和美国精神主流的风格和社会诉求确实相去甚远。所谓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意思，它只是一个由大多数人在决定风格的一个社会。这些人的认识水平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不论奴隶制是多么不人道，在这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说到这里，你一定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枪炮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可是，这正是林肯总统和北方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南方押回来以后，怎么办？它是回来了，可是在实质上，它还是南方“邦联”，不是美国。因此，在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上，北方产生了巨大分歧。国会以强硬派为多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时北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持强硬观点。国会议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一般来说，在美国最能反映民意的就是国会了。当然，国会议员来自不同地区，所以他们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民意，国会本身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南方议员在战前就全部离开了。国会也就第一次有了相对一致的条件。可是，林肯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温和立场上。

林肯总统显然没有在战前预料到，南北战争将是这样一场持久残酷的战争。开战以前，他曾经尝试了一次强硬的态度，于是有了这场战争。所以在战后，也许对于林肯总统来说，更简单的做法还是强硬到底。可是看上去，林肯虽然已经无法改变南北战争这个现实，他却显然不想在战后继续用刺刀对付南方。战争结束之前，北方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很大分歧。强硬派的出发点是复杂的，这里有对于积聚了战争仇恨的南方力量的忧虑，有对于“叛乱方”是否会卷土重来的担心，也有对于战后南方的黑人处境的关怀。而采取强硬立场的依据，就是战争本身造成的非常状态。美国是一个强调理性的国家，而战争本身是一个无理可讲的非常状态。既然已经连打仗了，在战后再持续“非常”一段，似乎也应该可以接受了。

可是，林肯总统却坚持要善待战后的南方，以林肯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南方表示愿意回到美国的前提下，让南方在立法上完成废奴，然后，对南方不作任何追究。逐渐把南方还给南方人，尽快回到战前美国的正常状态。

两派观点的对立非常严重，以致于今天美国的史学界还普遍有一种讲法，就是，在林肯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之后，真正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南方，而是北方极端的强硬派。因为林肯总统显然在北方民众中，有他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假如他要坚持一个温和做法的话，推行的可能性显然就要大的多。而现在，温和派等于是大旗被砍，群龙无首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点不起眼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顶上林肯的总统职位之后，不但坚持了林肯对南方的温和态度，而且在做法上出乎意外的当机立断。在他上台之后，趁着国会休会期间，断然推行温和的战后措施。例如，在效忠美国的誓言之下，对南方所有的叛乱参与者不予追究，而且依然具有公民权。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具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在这一时期，南方各州几乎都有了总统临时任命的州长，州议会也都废除了原来战前退出美国的宣言，并作出了废奴的决议。当年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温和的结果是，南北战争结束只有六个多月，在新一届的美国国会选举之后，当初南方“邦联”的副总统，就是我提到过的，战前林肯总统给他写信的那个亚力山大·斯第芬，已经作为南方国会议员团的代表，带了一群“昔日叛军”的新议员们，重返美国国会了。北方的国会议员们普遍不能咽下这口气去。尽管国会多数成员和总统一样，同属共和党，可是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以强硬派为主的国会与温和派的总统几乎是对着干的。国会开始一系列的立法，推行他们对南方的强硬做法，比如说，由联邦军队进驻，把整个南方划为几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名司令员，参与一定的政府管理，有一点半军管的味道，实行宵禁等措施。就在这一时期，国会还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一般来说，人们提到这个宪法修正案，首先注意到的是，就是这条法案历史性地确立黑人的公民权。至此以后，黑人的公民权问题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了。这确实非常重要。你从我以前的信里，已经非常熟悉了美国的常态运作方式，从此以后，在进一步解决种族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精神主流再要向前推进的话，就有了扎实的宪法基础。平等自由原则在各个不同种族的实行，有了本质性的进步。

然而，人们在提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时候，常常忽略它的后半部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后半部分的历史重要性远不能和它的前半部分相比。那只是一个战后的措施，时间性非常强。战后的重建时期一过，这条修正案的后半部分就随着它的历史时效的过去，自动走入历史，不再起作用了。可是在当时，这是强硬派的国会与总统对着干的一个重要法案。因为宪法修正案后半部分规定，凡是曾经宣誓拥护宪法，后来又从事反叛的，均不得再进入国会，竞选总统，以及担任联邦或州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在当时，第十四修正案这半部分所引起的震撼并不比前半部分小。因为，这等于是剥夺了南方最主要一批精英的公职权和部分公民权利。

由于对于处理战后南方问题这样两种态度的存在，使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重建，经历了一些摇摆。可是，我们看到，不论温和也罢，强硬也罢，如果相对于其它国家发生的各种内战，它的处理方式和结果，都是不可思议的。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出现对失败一方的任何惩罚行为。即使是所谓强硬派，没有镇压和清算“叛军”和“叛国贼”，更不要说因此产生的大规模错杀了。

两种不同态度的争执，引起了不同的“南方重建”措施。普遍认为，强硬的国会一方更为关注黑人的利益，而温和派则有“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之嫌。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有时会感到疑惑。我怀疑的并不是国会所代表的多数北方民众，对于南方黑人处境的深切关怀，因为事实上，这样的关怀完全符合北方一贯表现的对于黑人的同情，符合他们历来的人道诉求，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说是林肯的后任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类似奴隶主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我想也不能说就没有可能，因为对黑人有偏见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可是如果说，作为坚定温和派的林肯总统，坚持他善待的主张也是为了“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我是不大相信的。我所疑惑的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两个方面态度的主观意愿的话，到底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对于历史进步是事实上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我还得想一想再给你聊。今天就先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11. 走出战争的非常态

卢兄：你好！

谢谢你很快就来信。你说对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这一段历史不太熟悉，对于美国人如何处理内战后的局面，也确实很想了解，因为无论摊在哪儿，这都是个难题。

在给你发出上一封信以后，我又琢磨了很久，我不想对于这段历史作出什么评判，我只觉得，这段历史这样走过来也是必然的。在美国这个国家，它只能这样走。为什么呢？因为这符合美国的一贯逻辑。

战争的状态往往是由战争机器本身在操纵的，往往会失去人对它的控制。可是，战后的处理是人的理性应该足以能够控制的。如果处理失当，很难为自己真正地找到开脱借口。你已经知道，南方的奴隶制是从殖民时期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在南北战争之前，它没有如北方一样自行废奴，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人性的醒悟。而这场战争对于南方人又有保卫家园的意味，因此，更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搞一场清肃“叛乱者”运动的话，一失控，可以对南方造成伤害不亚于另一场战争的灾难。

就象我在上封信对你讲到的，南北战争一结束，这里的人首先意识到的是内战带来的悲剧性。因此，要在战后对南方进行一场彻底镇压，且不谈能否做到，就是在北方民众中，都是根本通不过的。所以，当时战后北方以总统和国会所代表的温和与强硬态度，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相对于其它一些国家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应该说都是相当温和的。他们的区别，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南方被一场战争“押回”美国之后，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真正造成一个地区历史进步的，是对于人性的醒悟，这不是由枪在面前逼着能够完成的。在人道理解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社会的整体冲突。在这一点上，南方当初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就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尚不属于同一个国家。而美国基于它的传统，在战后既不可能持续以武力或强权解决问题，例如北方彻底接管和统治南方；更不可能以恐怖威胁彻底吓服南方，例如，以镇压的方式，在战后再来一场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杀戳和关押。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采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南方，有一点在美国几乎是肯定的，就是早早晚晚，最后你还是要把南方还给南方人。这里还将是一个自治的区域。

持有强硬态度的国会，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认为不能就“这样”把南方“还出去”。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战后对南方有一个临时的“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试图扶植起一批与北方观点相同的州政府来。然后，把政权转移给这些扶植起来的州政府，接着就可以比较放心地离开“重建”以后的南方了。这就是那几大军区的“半军管时期”的来历。

可是，这种做法成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南方彻底建立专制强权的政府。因为南方社会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的观念没有变化，如果再加上战争积聚起来的仇恨，南方原有的一些理性也被迫后退了。那么，不论你扶植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开放实行民主选举的第一天，选出来的就肯定还是南方人观点的州政府。因此，根本不在于出于什么样的良好愿望，而是愿望是否真的就能够实现。也许，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被暗杀之前，想过的问题。

在战后国会第一次复会的时候，就基本逐步推翻了温和派总统的做法。国会主持的南方重建时期，采取了半军管的强硬措施。并且在这些强硬措施的支持下，选出了黑人议员。最关键的是，强烈的不满在南方是存在于整个白人民众之中。而刚刚从奴隶状态出来的黑人，还处于被北方来的官员强行扶持的阶段。强硬派所推行的措施，不论其用心如何良苦，却不免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南方人不仅失去家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战争中失去。原来由奴隶制支撑的庄园经济也不可能恢复，一半以上的庄园和设备基本上全毁。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四分之一的白人青壮年死在战场上，活着的人又失去了他们原来所习惯了的自治。战争和战后的南方，不论其原因和合理性如何，事实表现出来的，都是在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非逻辑的，毁约性的，原来的制度之外的非常状态。

在国会强硬派主持的重建时期，在来自北方的半军管之下，非理性的状态无可避免。大量处理失当的状况在南方发生。最典型的就是对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的私产处理。

李将军的岳父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领养的孙子，他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庄园，距离华盛顿故居不远。他把庄园留给了女儿，并且指定由女婿罗伯特·李经营。那是一个经营有序，非常美丽的庄园。战争一开始，那里就成为最危险的战区。李将军立即让夫人离开家，向安全地带撤离。战争中，这个庄园一度成为北军指挥部。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以该庄园主人几年未交税为由，要没收这份财产。李将军的夫人闻讯立即表示愿意立即补交由于战争中断的税款。可是，联邦政府坚持要求庄园主人亲自前来交税才能算数。当时战火尚未平息，李夫人根本不可能前往。于是，联邦政府就这样借口没收了这个庄园。这就是今天美国着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也许，在别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可以没收“敌产”。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历来尊重个人，尊重私人产权的国家，即使在战争状态下，即使制造了借口，这样一个政府对于私产的没收，都根本无法被接受。因为这已经完全出了美国的逻辑。虽然这发生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可是，联邦政府对于这份私产的蛮横处理，依然在所有的历史书中受到指责。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虽然是联邦政府的产业，可是在公墓中还是建立了一个李将军的博物馆，也向人们如实地讲述这段历史。

南方平民也在这段非常时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刺杀林肯的凶手在逃亡途中受伤，曾经向一名不知情的医生求治。后来这名医生受到无辜关押。这名医生直到一百年以后，才得以洗清冤情。今天，他的冤狱故事也在他当年被关押的监狱向游人讲述。

也许，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内战之后，相对于其它一些地方，美国对于战后南方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温和。但是，美国是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人民习惯于按照契约行事，对于契约逻辑之外的任何不公正都没有容忍度。所以南方的状态就显得格外危险。

原来的渠道，例如南方的民众呼声通过他们的议员在体制内的表达等等，被切断了。自治的传统被停止了。不论这些南方民众的观点是多么错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希望也被拦截了。同时，在战争威力下的强行废奴刚刚实现，立即就推出黑人参政，也使南方人担心将要长久地被北方与黑人联合的政府所统治。更何况，战争所积聚的仇恨还没有化解。于是，这个时候的美国南方，开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无序，非理性，甚至大量民众暴力的局面。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手段，内战使得人们习惯于采用非常手段。以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非常时期，又是一种心理突破。这也给南方“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心理上的“非法合理性”。着名的三K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我们所知道的三K党，是完全针对黑人的一个恐怖组织。实际上，三K党三起三落，组织上越来越分散，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三K党和各个地区的三K党情况都很不相同。例如，在犹他州，第二次复活的三K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击犹他州的主要教派摩门教。可是，在该州第三次复活的三K党，其多数成员就都是摩门教教徒了。越到后来，三K党越缺少组织性。有着各种目标的恐怖小团体，都会称自己是三K党。而现在的三K党，其暴力的成分已经减到最低，有的甚至根本不搞暴力活动，只是一些崇尚“白人至上主义”的小团体而已。但是，三K党的起源确实就在南北战争之后“重建时期”的南方。最初， KKK只是田纳西州一个小镇的六个青年人随便叫出来的。

这六个年轻人在战争中都参加过南军，当时是1865年底，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来自战争的仇恨还没有平复，南方又处于联邦军队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当时夜晚实行宵禁，他们就偏在夜晚出来，骑在马上呼啸而过，以示不满。“三K党”是中文翻译成这样，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成立一个政党的意思。KKK是三个希腊字母。用几个希腊字母作为小团体的名称，这是美国大学里至今还盛行的兄弟会的典型做法。我们附近的一个大学有一条小路，路两边的建筑物上，都有几个大大的希腊字母，都是大学生兄弟会的所在。这六个年轻人天天玩在一起，根据以前在学校时的传统，就给自己也起了一个兄弟会的名字。前两个K，是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小圈子”，而最后一个由K起头的希腊字完全是为了再凑个K，叫起来顺口。那白色的尖顶斗篷也是他们弄出来的，用来在夜晚吓人。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年轻人发泄不满的胡闹。可是，在当时的南方气氛下，立即有人学样，迅速传开。

在南方，越来越多的人称自己是KKK。但是迅速超越了年轻人胡闹的范围，他们开始涉及政治性的反抗，例如以恐怖活动恐吓进入联邦扶植的议会的南方人，不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并且开始以暴力发泄他们无处发泄的愤懑。黑人也很快成为他们恐吓和攻击的目标。KKK最终成为一个秘密的恐怖组织。并且有了一个以前南军名叫佛瑞斯特的将军，成为他们的头头。

总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能是各种历史选择中的一个结果。其它的道路既然没有被选中，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如果是其它走法的话，将会走出什么样的结果来。就看到的这一段历史路径来说，我们只能说，国会强硬派最大的功绩是，他们通过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强行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有关确认黑人公民权的条款。这给此后黑人真正获得民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然而，从这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来说，它还只是仅仅反映了美国的精神主流，即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北方，这都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假如早个十年二十年，即使是在北方，除了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黑人的公民权问题，还远不是如废奴一样容易被民众普遍接受的。

所以，这一条宪法修正案对于南方，在理性认识的程度上来看，几乎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这条修正案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南方又一次与这样的进步脱节。南方的民众根本没有这样一条法律的认识基础。非常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南方州政府纷纷通过州一级的法令，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法典”，定出了不少侵犯黑人公民权的限制。美国战后的实际状况和南北战争之前有着颇为相似的地方，就是南北双方在认识上的严重脱节。就象在美国建国之后，北方自动废奴而南方利用法律给予的缓冲期以及自治权，竭力拖延奴隶制的寿命一样，现在的南方也试图用一切方式，抵制第十四修正案在南方的实行，并且抑制黑人地位在南方的上升。

但是，作为南方的“重建”达到的效果来说，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说，国会派的强硬措施就一定比温和派的效果更好。最终，在军管之下，南方类似KKK这样的脱序行为越演越烈，涉及的民众面越来越广。关键是，在美国，不可能永远由外来的力量统治一个地区。地方政府必须是由地方民意产生。因此，后来所发生的，联邦所扶植的州政府最后落到“南方人”的手里，联邦军队终于退出，达成妥协，把南方依然还给南方人，等等，这一切在美国都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在强硬派被迫这样做的时候，局面至少不比当初一开始就按照林肯所设计的温和做法，达成的结果更好。我已经说过，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一开始就采取林肯的做法，南方的民众暴力是否会发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在强硬派推行了他们的做法之后，他们原先的计划几乎是全盘失败的。他们交出去的那个“南方”，远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重建”之后的模样。南方还是南方。

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假如没有这场南北战争和此后的“半军管”，南方的奴隶制如果按照“体制内”的推动，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南北双方通过不同方式“解决”奴隶问题，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北方在执行废除奴隶制之后，虽然依然存在种族问题，但是，黑人地位的提升以及不同种族文化的融合，是逐步的，也是自然推进的。没有出现强行种族隔离这样的异常现象，更没有反复地出现大规模的，以种族为原因的民众暴力。

而原来南方反奴隶制的进步力量和理性的力量，都在一场战争和此后的“重建”中，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这样一股对于南方的醒悟非常重要的力量，不是象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那样，莫名其妙地由于战争而被卷进漩涡不能自拔，就是在“重建”时被联邦扶植而尴尬地落入一个出卖南方利益的形象。而他们以前还有可能在南方起到的作用，现在，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说什么也没人信了。原来有关奴隶及种族问题的人性和道德的劝说，都在南方一片焦黑的家园和死去的无数年轻人面前，无法开口。北方可以高举神圣的“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帜去牺牲，南方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北方人为了给黑人自由，却杀死无数无辜的南方白人青年。战争一起，人道的逻辑就混乱了，双方原来的对话基础完全消失。南方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变得一边倒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的南方在理性上呈现了一个巨大的倒退。

林肯总统对于战争主题的切换，还使得南方有一种挨了打还“有口难辩”的感觉。黑人也就成为北方“打得有理”的间接原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奴隶制以战争方式在南方解决以后，与废奴后的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开始了战后长达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几度出现针对黑人的民众性的排斥，恐吓甚至暴力。这些情况是在奴隶制时代都不曾出现的。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因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即使南北战争中所支付的六十万生命统统不算的话，在渐进推动和战争速决两种废奴方式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使得黑人支付更小的代价，哪一种方式可以使南方更早进入真正的人性醒悟，迈出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一步。

第一次KKK的兴起，经历了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它作为一个组织是在1869年宣布解散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头头，那名前南军将军佛瑞斯特，发现这个组织一到下面就根本失控，越来越多的有违法倾向的人自称是他们的成员，暴力事件也在增多。终于使他感到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因此自动宣布解散。在他宣布解散之后，KKK就基本作鸟兽散了。这也是美国的民间团体的特点，它是没有什么严密组织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把它译成“三K党”，因为一方面它实在不是一个政党，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泛”，也非常“滥”的概念，松散而无约束。在KKK第一次发展起来的时候，大概是最象一个组织了，因为都在南方，地域集中，诉求也相似。此后几十年后，重新出来的KKK，地域分散，诉求也变得五花八门了。现代的KKK更是另有一套，这些待我以后再慢慢给你聊吧。

在佛瑞斯特将军宣布解散KKK之后，一些残余的成员就星散在各地继续活动，但是大势已去，人数也已经不多。而这些不肯罢休的家伙，往往是最没有脑子，无法无天的。两年之后，当时的葛兰特总统，就是当初接受李将军和南军投降的那位前北军司令官，以总统身份要求非法组织成员放下武装并且自行解散。然后，有数百名违法的残余KKK成员被捕，KKK的第一次兴起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数量如此庞大的KKK迅速消散和南方联邦军队开始撤军，南方州政府逐步交还南方人，几乎处于同步的时间。一种张力极大的压力和抗拒的缓释，大概也是KKK能够突然散伙的外部原因之一。

在南方“还给南方”之后，南北战争之前那种“一国两制”的局面又恢复了。这并不是说，南方重新恢复了奴隶制，而是南北两方重新出现了原来在种族问题上的道德对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面貌的完全不同。南北之间差异之大，完全不亚于战争之前。而且，也还是极端南方表现得最严重。有些情况甚至比在南北战争之前更为糟糕。就是内战本身和KKK四年的风行，使得南方的民众原有的法治概念被毁坏，对于暴力行为的心理障碍被突破，暴民行为被普遍接受。黑人落入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和恐惧之中。

你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黑人的处境比在奴隶状态时还要差呢？因为，在奴隶制时代，百分之九十五的南方白人并不是奴隶主，他们会歧视黑人，可是却没有任何原因导致他们仇恨黑人，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情黑人的。至于奴隶主，除了极少数虐待狂之外，不会刻意伤害自己的黑奴。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奴隶当时的地位几乎等同于牛马。活象庄稼汉对待自己家的牲口一样，他不会把“牲口”当“人”，可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拥有这些奴隶的人会尽量保持他们的体力。所以，当时南方贫穷的白人短工，都普遍抱怨雇主把他们使唤得比奴隶还苦，因为奴隶是自己的“财产”，而雇来的白人短工是干完就走的。

可是，当南方的奴隶被一场战争解放之后，几乎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至少把一部分战争积聚的仇恨，转移到了黑人身上。不仅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把战争目标转向“解放奴隶”之后，使得南方的黑人成为北军攻打南方的一个正当理由，而且有十几万被北军攻陷地区的黑人，加入北军参与了攻打南方的战斗。当战争结束，黑人不仅被解放，而且取得公民权。由于黑人的人数在南方并不少，因此，也使白人感到潜在的威胁。当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北方佬”走掉之后，黑人显然成为南方白人眼里唯一的异己分子和对立面，再加上战争遗恨和极端的种族歧视，每当类似KKK这样的暴民兴起，南方的黑人很容易成为袭击的目标。

在南北战争之前，黑人在南方普遍拥有自己的教堂，也有一定数量的获得自由身份的黑人。可是，没有什么民众袭击黑人的情况。可是在战后，暴民一起，就大肆焚烧黑人教堂，袭击黑人住宅，对黑人处以私刑。使得黑人经常处于一波一波的恐怖浪潮之中。南方的奴隶制是被废除了，可是，如果说，一个地区的真正进步，可以用普遍的人道标准去衡量的话，南方在经历一场战争之后，假如不说它是倒退了的话，至少民众对于人性的认识和理解，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然而，由于美国在整体上根深蒂固的契约文化，在经历长久的“重建”，南方终于又重新回到南方手里之后，从整体来说，南方还是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回到了原来他们在美国整个制度中的运作方式。包括南方和北方的整个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原来被战争所毁坏的契约社会的状态。这一机制的修复，我想，才是林肯总统对于战后南方重建的主要着重点：如果在大的框架上，处于一种非契约性的，非常态的，或者说失控的状态，那么，你也许可能强行建立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但是从长久来看，麻烦可就大了。且不说成果能否守住，接下来大家都以非常状态当作常态，失去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此后可能就是一场革命接一场革命，也可能就是一场混乱接一场混乱，永无宁日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林肯总统，在他的“解放奴隶公告”中，提出的不是打土豪分田地，

Chapter_21

而是“我同时在此嘱咐上述获得自由的人们，除了必要的自卫，应当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了合理的工资而忠诚地从事工作。”

同时，如果着眼于大家都回到原来的契约社会，恢复原有的游戏规则，那么，林肯和他的副总统对于保留南方精英阶层的主张还是明智的。因为这一个阶层是南方仅存的理性，如果南方失去这一个阶层，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陷于暴民统治，根本拒绝再回到原来的框架中，这样，南方的倒退会更为可怕。

南方在恢复自治以后，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它回到了这个制度原来的运作中，就是南方接受了国会通过的几个有关废奴和黑人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尽管这不是南方多数民众所赞同的，但是，只要通过这些修正案的程序是合法的，是在国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的，南方就承认了这是一个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

在南方重新自治以后，南方各州确实在种族问题上搞了各种地方法，以最大的可能抑制黑人地位的上升，甚至象防范洪水猛兽一样，竭力抵挡种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但是，南方的这些地方立法，毕竟是在试图钻一些法律的漏洞。它还是承认宪法，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对南方的地方法有司法复审权，承认原来美国的体制的。这样，一切又回到非常类似南北战争前的情况。南北双方开始遵循游戏规则，开始各种司法挑战，开始在立法上“寸土必争”。但是，这时，对话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双方回到了有规范的基础上。也许，就象当初南方的废奴一样，需要北方非常吃力地逐步推进种族融合，但是，推进的可能性毕竟出现了。

在南北战争之后，由于南方建立的种族隔离地方法，引起的最着名的一个案子，就是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布莱西案了。这个案子发生在1892年6月7日，布莱西是一个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公民，他是一个有着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八分之七白人血统的混血儿。他在东路易斯安那铁道公司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火车票，从新奥尔良前往科温登。布莱西进入客车以后，就在标明是白人的车厢里，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显然，在外观上能够看出他有黑人血统，因此，列车员要求他离开白人车厢，他拒绝了。一番争执之后，警察不仅强迫他离开该车厢，并且以违反该州法律为由，将他逮捕起诉。

那么，布莱西违反的一条什么样的法律呢？这就是当时在南方各州相当普遍的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州法律。

在布莱西案发生的两年之前，1890年7月1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州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要求所有属于该州的铁路公司，必须在营运的时候，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提供两节以上车厢，它的要求是平等的，但是却是按肤色分离的。如果只有一节车厢，则要求按上诉原则划分隔离的车厢。但是，城市的公共交通，如公共汽车电车之类，不受这条法案的管辖。

它的意思是，如果火车有一等车厢，那么，有一节白人的一等车厢，就必须有一节有色人种的一等车厢，以此类推。然而，不同种族的人的座位与车厢不能互窜。这样，白人有一等车厢的座位，黑人就也有一等车厢的座位。你说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是反过来白人也不能去坐黑人的座位。所以，这就叫平等的，但是，是分离的。如果有人违反，该法案也授权执法人员有权干涉。所以，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布莱西是否违法，而在于这条地方法是否违宪。

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立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南北战争和象KK K这样的大规模反制度的状况之后，真正危险的是双方从此不认游戏规则。对法律“钻空子”是不可怕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法律。而法律本身的完善就是一个被“挑战”而发现漏洞，然后补漏洞的过程。当然，法律本身依然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你也发现了，这个引发布莱西案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钻漏洞”的立法。它的关键就是仔细考虑了宪法和有关法律，然后，在“分离并且平等”上面做文章。

布莱西不服，在一级级的上诉之后，这个案子在最后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并不是对这个案子本身重新审理。一些细节是不在最高法院的裁定范围内的，比如说，有关布莱西的种族归属的裁定。决定一个混血儿的种族归属，这是每个州自己立法决定的，与联邦法无关。最高法院所必须审定的，是路易斯安那州所制定的这条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地方法，是否“违宪”。如果这条“种族隔离”的地方法违宪，那么，布莱西自然就胜了。可是，如果这条地方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布莱西就必须受到这条地方法的约束，不论听起来这是多么错误。他必须等待一个法律上的突破，等待人们从历史局限中走出来。

我在前几封信里曾经提到过在南北战争之前，最高法院在判“斯高特案”的时候，曾经确认过“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你也许还记得，这个讲法来自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当然，在“独立宣言”中，这一用词只是为了解释，当时的北美殖民地为什么要从英国“分离”出去变成美国。可是，自从赞成种族隔离的人们（也有很多黑人持这样的观点），把“独立宣言”的“分离并且平等”的说法，移植到处理种族相处的问题上，就使得种族隔离不仅可以合法化，而且，使得“种族隔离”也就不象“奴隶制”那样，有明显和强烈的道德疑问。这也是种族隔离的状况在美国南方得以如此长久持续的原因之一。

所以，中文本的美国“独立宣言”将原文的“分离且平等”译作“独立和平等”的时候，就使中国的读者失去了原来的线索去理解美国南方长期种族隔离何以存在的法理和道德依据。

这一次的布莱西案，应该说，论美国的总体状况，已经和当年的斯高特案大不相同。因为在最高法院判决斯高特案的时候，即使在北方，都有大量反对奴隶制的民众，赞成把解放后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去，同样，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完全种族融合的社会。可是，当布莱西案发生的时候，不仅是已经打了一场南北战争，奴隶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不复存在，而且在北方，不同种族的进一步融合已经成为事实。黑人也已经由宪法确认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而且在北方，他们也事实上开始享有政治权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尽管黑人有了被选举权，却还不可能马上选出一个黑人市长来。可是，竞选的白人政治家们立即必须开始考虑黑人的利益，因为，黑人们的手里已经每人有了一张选票。

可是，在布莱西案中，最高法院还是以七比一的投票结果，判布莱西败诉了。也许有人认定，这又是最高法院“站在白人种族主义的立场上”的结果。可是，我觉得，布莱西败诉的根本原因，就是“种族隔离法”死死咬住了“平等”二字。这使得最高法院即使想使它失效，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因为，按照制度的运作规则，最高法院只有“司法复审权”，就是说，它只能根据宪法去衡量一个法律是否违宪，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是非标准等等，去给它下一个判定。它不能超出宪法的范围。因此，不要说这样的“种族隔离法”找不到“违宪”的依据，即使追踪到“独立宣言”的“平等自由”立国原则，追溯到自然法，你都一时很难说这个“种族隔离法”，到底犯了哪一份“天条”。

在反奴隶制的时代，人们在司法挑战的时候，虽然有碍于宪法中当初对于南方作出的妥协条款，屡屡遇到障碍，可是，奴隶制违反“独立宣言”中“平等自由”的立国原则，违反自然法的人道原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尽管人们知道那些“种族隔离法”所依据的“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并不是“独立宣言”的真正原意，宣言中指的是国家之间的相处原则，讨论的并不是一码子事儿。但是，这样拐了弯的运用，当时的人们一时就是找不到毛病到底出在哪里。

在南方的这些“种族隔离法”之下，南方的整个种族隔离时期，你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因为，那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平等”设立的。有白人的厕所，就有黑人的厕所；有白人的饭店，就有黑人的饭店；有白人的喝水器，就有黑人的喝水器，等等。甚至我还听说，在南方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就是马路的左一半是白人走的，而右一半是黑人走的，听上去象天方夜谭一样。可是，假如你指责这样法规不让黑人进白人饭店是种族歧视的话，你会发现很难提出责难，因为在这样的法规下，白人也同样不准进黑人的饭店，如果进去了也要受惩罚。因此，这看上去荒唐，可是却似乎不是“不公平”和“不平等”。我相信连当时的许多北方人，看到南方出的这些“怪招”，都给“懵住”了。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化解的招数。

这时候，南方人振振有辞地说，这里是自由的，奴隶制反正是已经没有了。这里也是“平等”的，所有的公共设施白人有一份，黑人就也有一份，别说我们不让黑人用白人的设施，我们“平等”地也不让白人使用黑人的设施。如果当初你们指责我们有奴隶制，因而不符合作为美国的一部分的标准，那么今天，我们的一切都符合美国标准。唯一和你们“北方佬”不同的，就是我们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不同的种族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相互不要干扰，“分离并且平等”。

你必须承认，这一招确实“聪明”，它因此帮助南方维护了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北方就是奈何它不得。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类的人性醒悟，从猿到人的过程是很难强制加速的。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在建国时宪法容许有废奴过渡期的时候，他们依然以自己的理性早早立法废奴。并且有大量白人民众，以各种方式投入帮助南方废奴的努力中，甚至有很多白人为黑人的自由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在“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并没有被否定的漫长岁月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也从没有利用这样的“合法原则”，采取种族隔离措施。因为这里的人们确实已经对人性醒悟到了这一步。

然而对于南方来说，即使经历了无数外力的推动，它基本上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关系，依然处在一百年以前的状况，它在以一切可能抵挡历史潮流。美国拖着南方向前，拖得很吃力。

我们在费城的一个黑人艺术博物馆，看到过一个黑人的摄影展。这位黑人摄影家是一直跟随本世纪初的一个黑人乐团，记录它的艺术生涯的。里面有一批照片，就是这些成功的黑人音乐家来到南方演出。照片中记录了他们遇到南方各种标明为只供黑人使用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只供黑人出入的大楼入口，只供黑人住的旅馆，等等。

这些照片中的北方黑人音乐家们，在这些标明种族隔离的牌子面前，作出一些非常滑稽的姿势。在照片的说明中，这名摄影师说，他们当时遇到南方的种族隔离状况，感觉是荒诞的，他们有一种想调侃的冲动。可是，他们的感觉并不是愤怒，被羞辱，等等。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轻松的，没有这样一份沉重。他们来到南方，遇到这一切，就象是旅行到了一个遥远的奇怪的国度，那里实行一种奇怪的制度。所以他们更多的感觉竟是旅游者的新奇。从这些照片里，从这些来自纽约的黑人，在南方种族隔离牌子下，嘻笑的表情和滑稽的姿态中，我们最感性地体会到了当时美国的巨大差异。

然而，北方又一次开始了当初向司法挑战的遥遥路途。只是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废奴，而是帮助南方的黑人真正得到平等和尊严。所幸的是，一场支付了六十万生命的内战，使美国人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再也不会用这种战争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分歧。在南北战争越出了美国原有行进轨道之后，又开始回到原来的，建立在共同契约之上的理性推进。

那么，南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法，是不是真的就是“分离并且平等”的呢？当然不是。不论从感觉上，还是事实上，南方的种族隔离本身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南方的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一下子离开奴隶状态，并不是生活本身就有本质的改变的。在我们参观南方庄园的时候，看到过庄园主人在战后写的信，他不仅提到庄园毁坏的情况，还提到，原来离开的奴隶们，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以前，他们工作没有报酬，可是一切生活用品和吃住等等，都由主人供给。他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存方式，从来没有自己谋生的经验。现在，突然说是“自由”了，一开始根本不知所措。你只要想想，现代的大城市里人，乍一离开大锅饭都有很大的精神冲击，都有六神无主的感觉，何况一百三十年前的黑人奴隶呢？

然后，就是黑人在南方非常漫长的贫困时期。在这样的前提下，黑人与白人当然是“平等”不起来的。就说是公共设施吧，既然是贫穷的，黑人的厕所，车厢等等，也就会变得很脏。白人根本就不会愿意去黑人的地方，而黑人却是不能去白人的地方。心理上就是不平等的。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黑人普遍还处于贫困之中。他们从奴隶身份中走出来，就算是立即可以得到经济上发展的平等条件，他们要搞清楚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更何况，他们不但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基础，还与原来发展中的南方白人社会完全隔绝开来了。种族隔离肯定给黑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

在政治上，南方也是不平等的。南方的黑人几乎不参加选举。一方面，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北方曾经强行扶持过黑人议员，使得当时KKK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恐吓黑人，阻止他们参与选举。由于黑人是少数，KKK却是代表着多数白人的秘密恐怖行为。因此，这样的恐吓相当有效。当北方的“联邦军管”一经撤销，南方黑人几乎就不再有什么政治权利。更何况，刚刚脱离奴隶状况的绝大多数的黑人，对选举也没有什么认识，他们还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要求。他们先想知道的，是离开了奴隶主的庄园以后，如何寻到一杯聊以糊口的羹汤。

你也许会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北方呢？是的，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有许多南方的黑人去了北方。尤其是在北方工业开始发展，大城市开始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以后。当然，不论怎么说，整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对于黑人来说都是痛苦而艰难的。对于许多来到北方大城市就业的黑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离开乡村走向城市。他们只是由于生活逼迫而离开土地和家园，被迫接受钢铁与水泥的世界。当然，这是另一类的艰难开拓的故事了。在大城市里，他们毕竟和许多贫穷的白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新移民一样，有一个艰苦却是基本平等的历史了。

然而，还是有许多黑人留在了南方。留下来的道理很简单，就象是今天的中国，有许多来自农村的民工怀着淘金梦来到大城市，可是，不论流传着多么动人的淘金故事，还是会有许多人留在原来的地方。越是闭塞的地方，留下来的越多。所以，在南方的深腹地，留下来的贫穷黑人也就更多。这些深腹地，甚至连当年北方为营救奴隶所建立的庞大“地下铁道”网络，都从来没有伸展到过这些地方。同时，胆大的，活泛的离开的机会就更多，而留下来的是更为沉默和认命的一群。

南北战争本身和其后南方的一段经历，对于南方白人民众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教育。 KKK的第一次形成，尽管在四年以后彻底平息下去，可是，南方从此以后留下了这样一个民众暴力的种子。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南方人对南北战争的起因和结果普遍感到不平。而曾经一度风行的KKK，又使此后的南方人非常容易以民众暴力的形式，发泄他们的不满。极端南方原来就有私刑的情况，但在KKK盛行之后，被普及和放大了。由战争所形成的对于北方的敌视和排斥，又使得北方的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历程，更难对南方产生影响。

在本世纪初，在KKK消声匿迹近五十年后，又由于一个14岁的白人女孩被强奸致死的刑事案而再度复活。事情的发生与黑人完全没有关系，当时被审判认定有罪的是一个北方来的犹太人。当他在审判后被州长特赦原来的死刑，该为终生监禁之后，引发了一场民众暴乱。州长这样做本身并没有越权，是否应该特赦也是另外一回事。民众不满这个特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名罪犯是南方人讨厌的犹太人，而且又是个“北佬”。因此，这不但是案件本身所引发的怨恨，还纠结着南方长久以来的种族怨恨和对北方的怨恨。于是，又一次发生了自南北战争以来，南方多次发生的私刑。一群暴民冲入监狱，抢出犯人，把他吊死了。

两个月以后，在佐治亚州，参与该事件的一班人聚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石头山，决定成立一个男性白人组织，以维护种族优越地位为目标。这一次他们登记了一个合法民众团体，他们自己觉得，他们的诉求与当年的KKK一脉相承，所以起名为KKK骑士。在英语中，“骑士”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K，所以，这个组织的名字实际上叫KKKK，如果按老规矩翻译的话，就应该是四K党了。这个组织本身和南北战争之后，几十年前的那个KKK，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由于他们在种族问题观点上的一致，以及他们也采用与 KKK类似的恐怖活动，如披白色斗篷，烧十字架，甚至对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攻击和处以私刑等等。所以，人们习惯把他们看作一回事，也习惯还是称他们为KKK。译成中文时就往往还是称他们是三K党。

这一次的KKK的复活迅速席卷南方，并且在北方都引起呼应。不仅反映了南方长期种族隔离之后，种族之间的隔阂与敌意进一步加深，也反应了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在北方也同样时时产生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相处的困惑和矛盾。KKK的第二次兴起，表现了这种矛盾在美国曾经是多么尖锐。各种各样的人跑出来宣称他们是KKK，有的是反天主教的，有的是反摩门教的，有的是反犹太人的，有的是反移民的，在南方最主要的就是反黑人的。

我以前跟你聊起过，“种族文化大熔炉”之类的说法听上去是简单的，甚至给予远距离观望的人一种审美上的幻觉。然而，生活在现实中的“大熔炉”里，却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美国人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种族冲突和文化碰撞，才艰难地走到拥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和认识的。在北方，尽管有着反奴隶制的人道认识和传统，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奴隶制消失之后，人们就能够顺利地面对种族融合的生活，因为这是另一个社会课题。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宗教差异依然存在，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异所形成的社会焦灼，冲突和不安定，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更何况，这里的人们习惯于自由表达，因此，矛盾也就会很容易地就浮到面层，并且在民众中扩展开来。

我们在翻看美国历史的时候发现，在与种族相关的问题上，美国在历史上遭遇的一些困惑和今天的状况有十分近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活在这样一个“大熔炉”里头，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看上去，一时三刻的好象还解决不了。但是我也发现，从总体来说，美国人对待这些类似问题的态度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所面对的，可能还是一百年前同样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差异，可是，多元文化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必须尊重异己文化的社会风尚亦已基本形成。因此，如何去处理由同样的问题引起的社会困惑，其基本出发点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本世纪初，面对这样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你会看到华盛顿市中心KKK全副白色斗篷的盛大游行，但是，今天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终点时，面对同样的问题，再去看美国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种种讨论的基调，已经全然不同了。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确实是在进步的。而当你再回过头来细查问题本身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你才会体会到这种进步是多么地不容易。这留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还是这种进步在这个制度下是如何被推动的。

所以我想，我还是先回到南方的状况。虽然当时北方也发生的种族相处的问题，然而北方的问题再大，也还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它是复杂的，也因为它与今天的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我想把它留到后面，在聊到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的时候，再谈这个问题。

而南方是不同的，南方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一种极端的状态。黑白种族的彻底隔离，使得他们相互之间越发格格不入和难以理解。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在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友好的，有存在障碍的，也有相互敌视的，但是他们是有交往的。即使发生的问题，也多是在交往中产生的问题。可是在南方，情况就大不相同。相互之间几乎都会把对方看作是一种“另类动物”，一种与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危险的“另类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方，在对待异族的问题上，作为整体的人，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在倒退。因为能够唤醒人性的同情心，被这种把异族当作“异类”的心态严重地侵蚀了。在漫长的隔离之后，矛盾变得无法调和。

在查阅当时的一些资料时，我们发现，kkk经常有烧十字架之类的恐吓活动。但是，私刑等于是谋杀，谋杀事件却并不是普遍的。而这一类的情况，常常都是由涉及黑人嫌犯的刑事案件所引发。一旦引发，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袭击黑人的事件。

尚且不谈这些以黑人为嫌疑犯的刑事案件，其被告是否真的有罪，因为在民众暴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经历一个公平的审判。很多案件已经永远无法找出真相。我们所注意到是，以这样的刑事案件在南方作为引发白人民众暴乱的诱因，是强有力的。长期的隔离，使得南方的白人对于异族犯罪的敏感程度，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事实上，由于这种状态，南方黑人的犯罪率在当时远比北方为低，可是南方的人们对于异族犯罪却几乎没有什么心理承受能力。

所以，在KKK第二次兴起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尽管北方的KKK在数量上虽然远不如南方，可是，似乎是南方的这股子邪劲儿也扩展到了北方。好象在种族问题上，不仅原来北方在解放奴隶和此后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的力量没有向南方推进，反而是南方悠久的种族问题扩展到了北方。美国似乎是在那个年代整个地倒退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会发现当时南方和北方的种族问题的实质仍是完全不同的。

南方在持续它原来的历史问题。黑人在南方一开始是奴隶，在奴隶制刚刚结束的时候，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漫长的种族隔离，继而产生了深豁一般的种族心理隔阂。而南方又一次KKK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延续。然而，北方也发生的KKK呼应，却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的开端。因为，北方已经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融合社会，以白人为主的文化，开始受到多种文化的挑战，在工业开始发展的“转型期”的社会，各色人等都有可能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一试身手，少数民族及新移民的犯罪率也与日具升。这些都会引起原来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的困惑，更引起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教育的白人出于本能直觉的不满。你知道历史上美国的KKK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参加的吗？都是一些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的工人和农民。

因此，在本世纪初，南方的KKK是一个南方种族隔离，种族隔阂历史的延续，而北方的KKK的起步，却是一个平等自由的种族融合共存社会中，文化冲突的第一次强烈反映，这种冲突至今尚存，没有完全解决。

我记得第一次给你写信聊美国的时候，就先聊的是一个“移民和种族融合生活的大背景”，并且提到，美国给一个背景如此复杂的社会提供一个大的“自由实验室”，是多么的“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特殊移民背景和自由的状态，它在历史上确实有过比其它国家都严重得多的特殊问题，而且至今问题不断。

在我们阅读美国历史的时候，真正吸引我们的，恰恰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里，在各种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这个制度是如何在一点一点起作用，如何理性地，尽可能坚持它的原则地，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推动社会进步，使得它原来的目标能够逐步实现，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人道的国家。这样一个社会的理性轨迹是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没有经历那么多的问题的挑战和检验，如果这里始终是“天下太平”，那么，这个制度或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只是一个“世外桃源”的特例而已。

由于KKK本身的暴力倾向的渐失人心，和它的一些主要头头的违法行为的被揭露，也由于大萧条年代的来临，这一波的KKK又在经历鼎盛期的发展之后，一下子退到底谷。南北双方依然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之中。正因为北方的种族问题更具有“现代”社会问题的意味，因此，我们还是先跟踪尚未解决历史结症的南方的种族隔离，看看这个顽固的社会坚壁是如何被冲破的。

经过多年缓慢的发展，南方的黑人们，和生活在北方大城市的黑人们相比，状况当然完全不同。虽然“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并不是真正的平等。但是，正象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南方白人对于宪法的认同，对于这样一种“表面平等”的认同，意味着南方同意回到这个制度内，并且受其约束，相对于内战和战后的混乱时期，在南方也是一种实质的进步。黑人尽管处在与白人隔离的状态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不受干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虽然这样的空间是有限的。黑人毕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和脚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例如，美国在这些岁月里，开始逐步发展的公共教育，在“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下，政府就必须为黑人的孩子，也提供学校设施和公共教育的机会。所以，在南方种族隔离的状态下，黑人依然有自己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当然在种族隔离之下，这样的黑人学校达到的水平远低于白人学校，但是，有和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南方黑人也稳定地拥有了以教堂为核心的，属于自己的宗教团体。南方的黑人在经历奴隶制和漫长的种族隔离时期之后，终于积聚起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尽管是分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南方回到这个制度中，接受平等的原则，哪怕是表面的接受，都为“实质平等”的实现，作了最初的铺垫。可以说，当南方接受一个“表面平等”的时候，“实质平等”就迟迟早早要出现了。

既然南方回到这个体制之中，那么，对于“实质平等”的推动，就必定还是以司法挑战的形式出现的。而第一次对于种族隔离的突破，正是在教育领域里。这留待我下一封信再给你聊吧。

等你的来信。

祝

好！

林达

12. 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

卢兄：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聊到了南方彻底变革的突破口。我有时候也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突破呢？这里显然有一个历史时机的成熟问题。这个成熟，包括时代的进步，包括我上次提到的黑人力量的积聚。如果象在此之前的所有的推动那样，只是北方的白人在那里推，而南方的黑人自己没有力量的话，很难产生本质的变化。但是现在，南方的黑人在表面的无声无息中，渐渐地成熟了。他们成熟的标志，就是他们开始自觉地逐渐熟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程序，来争取这个国家所寻求的理想中，属于他们的一个部分，属于他们的一份权利。

在“分离并且平等”的南方种族隔离原则下，黑人的起点很低，但是，毕竟有了一个发展的空间。他们是隔离在南方的白人社会之外的，但是，一个表面的“平等”也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就象我上封信提到的有限度的受教育的机会。由于起点低，得到的条件差，黑人的发展是缓慢的。但是总体来说，这毕竟是一个自由社会，自由贸易，自由信息，自由流动，等等。因此，对于南方黑人也依然存在发展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理解，南方也存在一个日益成长的黑人的中产阶级。着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南方黑人中产阶级的家庭。如果保守的美国南方，不认可美国的基本自由民主机制，那么这样一个具有自身解放能力的中产阶级的黑人阶层，是不会在南方出现的。

马丁·路德·金在1929年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已经是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的家庭。他是在南方的黑人学校读完中学，又是在南方进入黑人的摩尔豪斯学院，然后他来到宾夕法尼亚的克罗泽神学院，继而在波士顿大学得到博士学位。马丁·路德·金只是出生于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典型，在南方，这样的黑人阶层正在逐渐强壮起来。他们在当时还不能享受到全部的美国的自由，比如说进入白人的饭店和学校。可是，在南方白人和政府都认同的美国制度中，他们已经可以享受到美国的许多基本自由，比如说信息自由，结社自由。没有人限制他们得到所有的信息，没有人限制黑人的牧师向他的教徒们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没有人能够限制一些觉悟得早的黑人，已经拥有象“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这样的黑人团体。他们所处的氛围是自由的，这种氛围在无形中推动他们去争取一个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自由生活和平等权利。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在南方回到这个制度中，接受了一个“表面平等”的同时，黑人的“实质平等”地位，就不可阻挡地早晚会到来，这就是制度在那里悄悄地起作用。

例如马丁·路德·金，当他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时，就已经读到梭罗的着名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当他来到波士顿读博士之前，已经在宾夕法尼亚的学校里，读到了甘地的的着作，并且熟悉了甘地对于“非暴力抵抗”的观点。无数南方的黑人孩子，他们只能进入设备简陋的黑人学校，可是，在美国的基本制度下，没有人限制这些孩子的思想，没有人企图或者能够做到用虚假的信息去毒害他们的心灵。他们坐在简陋的教室里，照样和白人的孩子一样，读到“独立宣言”，读到“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的文字。如果说，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是符合人性的，社会的思想主流是在推动这个原则的实现的，思想是不受到禁锢的。那么，即使这个社会还存在一个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群落，那么，他们自身对于自由的追求和主流社会对于公平的呼吁，迟早会汇聚在一起，汇成一股冲毁整个旧堤坝的力量。这个历史过程并不容易，但是，反观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在美国的制度下，这一切逻辑地会必然发生。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自从“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被接受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这个原则频频进行司法挑战的浪潮。第一个引发点和突破口正是从教育问题开始的。尤其是当时的南方黑人中产阶级，越来越意识到，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是他们的孩子今后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和光明。因此，南方各州都纷纷出现黑人家长为孩子申请白人学校的事件。在被拒绝的时候，他们就坚决地走到当地法庭，开始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平等教育的权利。于是，在1954年，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一下子接受了四个来自不同的南方州的类似案子，一并审理。这样一天的到来，实在是必然的。撇去别的原因不说，美国南方之外的州就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是从没有什么种族隔离的。就在最高法院对这些案件宣判的一年以后，马丁·路德·金就要在北方的种族融合的波士顿大学，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了。

虽然是四个案子一并处理，但是在历史上，它是以四个案子中来自堪萨斯的“布朗案”为名的。琳达·布朗是一个小女孩。在她居住的托培卡镇，按照堪萨斯州的法律，学校的种族隔离是允许的，但不是必须的。就是说学校可以自己决定。隔离不隔离都合法。可是她所申请的学校，校管会就是不让她上。琳达·布朗的父母就告到联邦地区法院，告校管会的半数成员。希望该法院干涉校管会的决定。联邦地区法院根据已经确认的“分离并且平等”原则，判布朗败诉。他们一家不服，于是，这个案子一路走进了联邦最高法院。

在这个着名的“布朗案”的审理过程中，由于“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已经在最高法院被确认过，所以很难一下子挑战整个原则。黑人原告一方的律师，就重点争辩教育领域的“分离”，是否可能做到“平等”。因为，平等是写入宪法修正案的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假如今天能够证明，在教育领域，“分离”就不可能“平等”，那么，在这个领域，就可能产生一个突破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黑人的律师提供了各种证据，说明教育的种族隔离产生的不平等后果。为了说明种族隔离的教育，对黑人儿童导致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为法庭提供了公认的专家对黑人儿童的心理测试，其中有一项，就是在黑人儿童面前放一些不同种族造型的玩具娃娃，结果，黑人儿童毫不犹豫地就要“白人娃娃”，而不要和自己一样肤色的“黑人娃娃”。

1954年5月17日，沃伦首席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大法官们以九比零一致通过，黑人布朗胜诉。在判决陈述中，沃伦大法官谈到，在“布莱西案”中，被确定的“分离并且平等”原则不违宪时，案子是发生在1896年。当时对于教育领域并没有特殊的关注，是当时美国的教育状况所决定的。在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公共教育系统，也没有义务教育制的立法。当时，即使是白人，也有大量的孩子不上学，在家里由父母教育。在许多州里，学校一年只开三个月。所以在建立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时候，没有注重公共教育的领域，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在今天，沃伦大法官说，教育由于各项立法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教育程度已经成为承担各项最基本公共责任的起码要求，甚至参加军队也有此要求。教育是成为一个良好公民的基础。今天，教育已经是一个指导原则，它使孩子领悟到文化价值，使他为进一步的专业训练作好准备，也帮助他正常地调整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现在的时代，如果否定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原来理所当然应该成功的人生，就会存在疑问。这样一种由州提供的机会，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平等得到的一种权利。

在这里，我必须向你解释的，就是在美国，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老百姓要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因此在美国也没有全国统一教材。这样一种状况，来自于美国在建国时期对于教育的基本理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呢？它也是源于自然法的。它的基本观点就是，当一个孩子在成年之前，最有权利决定如何教育这个孩子的，是他的父母，而不是政府。所以，从一开始，学校的管理，教材的选用，课外必读书籍的选择，考试的范围，等等，都是由每个学校的校管会决定的，那么，校管会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学校所在的地区的居民们选举产生的。要成为一个校管会的成员，也是要向选民们解释自己的教育主张，要竞选的。在美国许多选择从政的人，他走的第一步就是竞选一个学区的校管会的成员。

正如沃伦大法官所说的，美国的教育从建国以来，两百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强大的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由州一级，和地方各级政府，从地方税收中，为公立学校提供教育经费。但是它的教育的基本理念是和这个国家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美国恰恰是非常稳定的。美国学校的校管会，从一开始多由家长组成，逐渐适应现代教育日益专业化的特点，更多地由当地具有教育经验和教育专业学位的人担任。很多州立大学由州政府的教育委员会管理。中小学和大专由校管会管理，但是，这些人还是由当地的居民选出来的。至今为止，各种专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供选择的教材，但是，选哪一本教材，还是这些由居民们选出的当地的教委会和校管会决定的。

最极端的例子，大概就是最近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黑人居民区的学校，他们的校管会决定，由于美国最着名的建国者之一，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曾经蓄奴，所以，他们决定，把介绍华盛顿总统的有关章节，从他们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剔出去。这个决定当然很不寻常，成为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它引来一些保守团体的强烈反应，大多数人则是一笑置之，觉得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历史教育观，如此而已。但是从来没有听说政府打算出面干涉。即使政府想干涉，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它干涉。

正如沃伦大法官所说的，现在的教育已经越来越重要。从沃伦大法官的判决至今，又有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已经到了会影响国家实力的地步。因此，最近克林顿总统把提高美国的教育水平，作为他的总统任期的一件重要战役来对待。他提出立法建立全国范围的数学和语文统考。因为在美国，是没有什么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全国统一考试的。但是，他的这一提案却被国会断然否决，联邦众议院甚至通过决议，禁止联邦行政分支搞什么全国统考。假如你不清楚来龙去脉，这也是“美国故事”总是令人费解的地方。

在美国的历史深处，这个文化深藏着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尤其是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其实质是对集权的恐惧，以及对思想控制的恐惧。因此，克林顿总统对于全国统考的提议是从数学语文，这样的基本技能教育作为他预定的突破点的。但是，美国人至今不能接受。其根子在于，美国人不愿意他们最初源于自然法的教育理念被突破。统考显然能够提高教育水平，使国家强大。可是，统考必然导致统一教材，就防不住哪一天政府会向孩子灌输“统一思想”。美国人是自由为先的，他们宁可不那么强大，但是必须有自由。

我再用一点笔墨回到教育上，因为小田田今年上学了，你已经几次来信谈到小田田上的那个学校的教育问题，为孩子忧心忡忡。所以，你一定会问，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呢？应该说，美国的教育制度肯定是有它的弊端的，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它也是有它特殊的自然结果的。例如，论考试，就普遍状况来说，美国的学生绝对不是什么好手。但是，由于学校提供的气氛活跃，鼓励全方位的想象力，选择性多，实用性强。因此，论学生的创造力，美国的孩子是相当出色的。

因此，美国的教育纵有万千有目共睹的尚待改进的弊端，可是，在改进的过程中，它的一些基本理念是很难动摇的。就是人民有权决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联邦政府无权干涉教育和向孩子灌输政府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孩子的想象力是最大限度地受到保护的。美国教育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对于孩子是人道的，是充分诱导孩子产生最奇异的思想的。美国教育的目的，正如沃伦法官所提到的，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旦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我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最高法院的法庭。今天，在教育已经如此重要的时候，沃伦大法官进一步指出，纵观在所谓的“分离并且平等”原则下，在种族隔离的公共教育系统的学校，许多白人学校能够得到的条件，黑人学校却得不到。然而，即使能够使教学楼及课程设置，教师的薪金等等表面因素平等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平等了呢？最高法院关注的是，即使这些表面的物质化的因素可能做到平等，一个以肤色为依据隔离的公共教育制度，是否还是使得少数族裔的孩子丧失了受到平等教育的机会？最高法院的结论是肯定的。

最高法院对此判定的依据，不是表面化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沃伦大法官认为，这种建立在肤色基础上的，把一个孩子和同年龄同智力的孩子隔离开来的做法，会使孩子对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产生自卑感。这样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心灵和思想不正常，甚至因此被毁掉。他还指出，这种把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分开的公共学校，受到影响的肯定是黑人孩子，如果法律支持这种状况，这样的影响就会更为严重。黑人群体通常这样解读隔离政策，认为这是意味着他们的地位低下。这种自卑的感觉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动力，这样的隔离法案影响了黑人孩子在教育和精神上的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在种族融合的学校所能够得到的东西。

沃伦大法官宣布，“我们决定，在公共教育的领域里，没有“分离并且平等”这一原则的位置。隔离的教育设施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因此，最高法院宣布所有有关教育隔离的立法是违宪的，它侵犯了黑人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被规定应该拥有的权利。

由于这一判决在南方牵涉的面太广，1955年最高法院就“布朗案”发布命令，命令联邦公立学校以“审慎的速度”结束种族分离。

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林肯在南北战争后期最关注的，不是以强权统治南方，而是以宽恕“叛乱”一方的南方首领，来换取他们带领整体南方回到美国制度中来。林肯整个思路的意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认同这个国家的理念和制度之后，不论南方有怎样的类似KKK的民众，在南北双方对话的时候，在不同的观念讨论的时候，就有了共同的依据和游戏规则。

例如，在这个前提下，南方就不能否认“平等”的宪法原则。如果说南方在种族问题上，远没有进步到平等的认识程度，但是，他们如果想实行种族隔离的时候，能够做的就是钻条文理解的空子，钻法律解释的漏洞，例如“分离并且平等”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这不是真正的平等，那么，它最终会有一天被事实击败。在被击败的时候，它也必须认帐。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南方根本不认美国的基本原则，那么，对话就要困难得多，甚至无法对话。那个时候，讨论就不是在教育领域“分离”是否可能“平等”的问题，南方可以干脆否定黑人有平等权利。讨论可能会陷入胡搅蛮缠之中，或者干脆拒绝讨论。

在最高法院宣判时，南方存在庞大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当时大多数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判决下来之后，在一些极端南方，曾经发生了骚乱，比如着名的阿肯色州小岩城高中，九个黑人第一次进入这所白人的学校，居然要有美国总统派出国民兵一路护送。由于这些骚乱引起很大的震动，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大多数的南方公立学校，在接到最高法院的命令之后，尽管是以“审慎的速度”推行，毕竟还是平稳地向种族融合过渡了。如果没有南北战争之后整体南方对于这个制度的认同，那么可以想象，一个牵涉面如此广泛的公立学校改制，又没有坚实的民众认识的基础，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呢。

从最高法院的判词中，尽管判的是教育领域，但是，最高法院寻求真正的种族平等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人们几乎可以预见到，彻底在南方打破种族隔离的时刻已经就在眼前。这样的判词，对于南方的黑人，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在沃伦大法官的判词中，对于“分离”不可能“平等”的突破重点，并不是放在黑人的校舍比白人学校的破旧，黑人学校的课程设置比白人学校更少，这样一些可见因素上面。尽管在这些方面，确实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证明不平等。但是，正如大法官指出的，这些因素是可以使之“平等化”的。沃伦大法官把突破的重点放在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影响方面。指出它“天生不平等”的原因是，它毁坏人的尊严，伤害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群体产生整体自卑感。他等于是在向黑人指出，在精神和心灵上，你们应该是和任何人一样平等的，你们应该拥有精神平等的权利。这个判例，等于是在南方的上空炸响了一个惊雷。

果然，在最高法院下命令取消公共教育种族隔离的那一年，在命令的执行还没有真正大规模开始的时候，在极端南方的深腹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就出现了又一个挑战种族隔离的事件。这一事件，你可以说是偶然的，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那是1955年的12月1日，一个名叫罗莎·帕克的黑人妇女，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准备回家。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打算做“英雄”的人，也丝毫没有准备作出一个什么历史性的挑战，她只是一个最普通的黑人妇女，那年四十二岁。她干了一天的活儿，累极了，此刻已是傍晚，她当时脑子里绝对没有政治，想的只是回家，休息。她和大多数的黑人一样，是坐市区的公共交通上下班的。

蒙哥马利市的市内交通是由政府支持的商业公司经营的，按照当地的法律，也实行所谓的“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公共汽车是种族隔离的。汽车的前半部是白人的座位，后半部是黑人的。但是，由于当时白人更普遍的是自己开车上班，而相对贫穷的黑人则更多地利用公共交通。因此，属于白人的区域常常有空位，而黑人的区域却非常容易被坐满。结果，就有了一个折衷的规定，就是在汽车白人区的后部，划出了一个“灰色地带”。原则上它是属于白人的，但是假如没有白人坐的时候，黑人也可以坐在那里。可一旦只要有一个白人需要坐在这个区域，所有“灰色地带”的黑人就必须全部让出来，退回到自己的区域内。以维护“分离”。

这一天，罗莎·帕克实在累了。她几乎等不到回家，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她希望能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坐的机会。为此，她放过了第一辆满载的车，没有上去。她等到第二辆车来，透过车窗，看到这辆车没有人站着，就上了车。黑人区虽然已经满座，但是在“灰色地带”还有一个空位，而且空位的旁边已经有一个黑人在那里就座。她就过去坐下了。

驶到半路的时候，上来了一些白人。他们坐满了白人区之后，还有一个白人没有座位。这时，司机就要求在“灰色地带”就座的黑人把座位让出来。那里正坐着四名黑人。多年来罗莎·帕克几乎天天都坐这条线路，所以，对这个司机已经相当“面熟”了。当时的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没有黑人驾驶员，司机都是白人。当然也有对黑人依然礼貌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司机对黑人很有偏见，她知道这个司机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行为是“正常”的。蒙哥马利市的人们，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已经对此习惯了。

所以，尽管在司机叫第一遍的时候大家都没动，但是，他再一次叫他们让出去的时候，原来坐在窗口，也就是坐在罗莎·帕克边上的那个黑人男子，就站起来离开了这个区域，同时，另外两名黑人妇女也离开了。可是，罗莎只是在那名黑人出来的时候，把腿移开给他让路，然后，就移坐到窗口的座位去了。对于罗莎·帕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一念之差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具有挑战意味的“预谋”。也许，这一念之差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她当时感觉太疲劳了，实在不想站起来。

司机这时注意到她，问她是否打算站起来，罗莎·帕克说，“不”。这个时候，她有点较劲了。司机警告说，你要是不站起来，我就叫警察逮捕你了。罗莎·帕克说，你叫去吧。就这么简单，他们没有争吵，连话都没有多说什么。司机回头就下车去找警察了。在此期间，有人因为车子不开而离去，另外找车。也有人继续留在车上，可是，并没有人参与进去，也没有黑人为她打抱不平。一切都很平静。

警察来了之后，简单核对了事实，然后问她，你干吗不站起来呢？她只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她问警察，你们干吗把我们支来支去的？警察说，我也不知道，可是法律就是法律。然后，警察还是再次向那名那个司机确认，他到底是要求警察把罗莎· 帕克带离汽车，还是要求逮捕。如果司机不要求逮捕的话，警察就打算在车下把她给放了。在美国，民众发现违法事件报案时，是有权要求警察执行逮捕的。如果报案者提出逮捕要求，警察不执行的话，警察是违法的。可是逮捕拘留并不说明有罪，是否有罪是需要经过审判的。在这个事件中，那名司机明确要求警察执行逮捕。

不管怎么说，罗莎·帕克是违反了当时当地的法律，就这样被逮捕了。当她坐在拘留室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说到底也不是犯了什么大事儿。只是她觉得很没劲。她想，原来已经可以坐在家里吃晚饭，干些晚上要做的事情了，可是，如今却坐在拘留室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看上去这是在南方种族隔离地区发生的一件小事。而且，发生得十分偶然。如果罗莎·帕克那天不是那么疲劳，也许她就不给自己找这份麻烦了。在她过去的生活中，一定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也没有都这样坚持。同时，如果那个司机不是一个种族偏见种族情绪那么强烈的人，她至多被警察带离这辆车，另上一辆车回家。也不见得就会有此后的麻烦。

可是，事情的发生又应该说是必然的。当时，距离最高法院对于“布朗案”的判决，刚刚过去不久，对于撤销公共教育系统种族隔离的命令也已经下达。蒙哥马利尽管是一个宁静的城市，但是，这样一条新闻在黑人社区依然是具有震撼性的。黑人心中的尊严正在觉醒。罗莎·帕克的行为不是预设的，但是，也有深刻的思想背景。她除了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她还是一名黑人社团的秘书，她有着足够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在回忆她当时的感觉时，除了疲劳的麻木，她对于这种“愚蠢的规定”只觉得厌烦透了。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去看，逮捕她的警察也可能觉得这是一件蠢事儿，只是作为执法者，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里面真正起作用的，使得这一事件发生，并且走到这一步的，偏偏是那个现在看来确实是“愚蠢”的司机。

在一条法律支持一个“愚蠢”的偏见，而被这个偏见所侵犯的人，对它的轻蔑厌烦已经到了甚于愤怒的地步，那么，这条法律被蔑视和抗拒的时候也就到了。在精神上，黑人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种偏见所停留的时代和水平。当黑人们成熟到对这样法律的评价是“愚蠢”的时候，这条法律自然也就面临寿终正寝了。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当时蒙哥马利发生的这件“小事”，就连罗莎·帕克本人，都觉得后面肯定就是一个小小的民事法庭，判一些罚款了事。她一定没有想到，她当时身心疲惫中作出的一个坚持，会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起点，成为一个最强有力的号召。这里有一个奇迹般的历史巧合，就是黑人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金，恰好在半年之前，从波士顿大学取得他的博士学位，来到蒙哥马利市的一个小小的教堂担任牧师。

马丁·路德·金当时非常年轻。他尽管读了几个大学，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可是，他当年是高中还没有读完就考上大学的。他来到蒙哥马利的这一年，他还只有二十六岁。就在罗莎·帕克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在蒙哥马利市出生。马丁·路德· 金研读宗教和进入宗教界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个黑人教堂的牧师。当时南方的黑人几乎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有影响的黑人社团也都是宗教团体。在那个年代，南方黑人的灵魂是浸泡在在宗教精神之中的，这和当时北方大城市黑人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这些地方，黑人是城市海洋里的鱼，他们的大多数还是贫穷的，但是他们的自由度和接触的生活面，比南方黑人大的多。眼前五花六花的各种玩意儿彩色纷呈。他们是属于眼花缭乱的都市世界的一部分。

南方则不然。尤其是在南方的深腹地，就连白人的生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期日全家肯定上教堂。南方的生活和价值观与北方是有很大差别的。早在奴隶时代，南方黑人的唯一精神安慰就是上教堂。当时黑人教堂的风格就是和白人教堂不一样的。南方黑人的风格，就是黑人灵歌的风格。黑人灵歌的深沉是真正的深沉，因为它是质朴的深沉。它从深渊一般的苦难中一点一点升起，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和做作。就象马丁 ·路德·金所说的，他们拥有的只是“疲惫的双腿，疲惫的灵魂”。这也是整个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风格。直到今天，在各种艺术节的音乐会上，最使我们感动的还是南方黑人的教堂歌曲。尽管在音乐上，它已经和当年的黑人灵歌有了很大差别。可是，你依然可以听到浸透了宗教精神的充满热情的质朴的灵魂之歌。

马丁·路德·金确实是南方最杰出黑人。因为他从小在南方黑人的宗教气氛中长大，又在北方汲取了西方白人文化中理性思维的精华。当他和其他一些黑人宗教团体听到罗莎·帕克的故事，马上意识到南方黑人争取自己的自尊和自由的一天，已经历史性地来到了。在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蒙哥马利市的五万五千名黑人，开始了为期381天的公共汽车罢乘。这不仅是南方黑人的历史上，而且是整个美国黑人历史上的第一次，黑人的第一次自发的团结的争取自由的抗议行动。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黑人在历史上一直给人们的感觉是很难抱成团完成一件大事业的。更何况，罢乘的行动在实行中有很多困难。当时的黑人大多数是依赖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一旦离开公共交通，上下班顿成问题。再说，黑人大量从事体力劳动，失去交通工具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就必须再耗费很多时间和体力用在步行的路程之中。可是，这个主要通过教堂传达出去的号召，得到了黑人们沉默而坚定的支持。罢乘的第一天，整个蒙哥马利市就只有八个黑人坐公共汽车。

在此后漫长的381天里，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用了各种方式解决上班和生活必须的公共交通问题。例如，所有的黑人教堂都组织起来，把可能有的私人汽车都集中起来，然后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一站一站地接送。但是，显然这还是只能解决很小的一部分问题。这种坚持是困难的，这是一个集体行动，可是，这个松散的集体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

他们不知道需要坚持多久，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然而，这个城市角角落落的一个一个分散的黑人，那些一个个贫穷的黑人家庭的艰难支撑者，他们既不懂政治，没有任何将要得到补偿的承诺，却默默地以他们仅有的东西，疲惫的双腿，疲惫的灵魂，支撑下来了。唯一的信念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自尊的觉醒。

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可以称作是“时机成熟”了。南方的黑人是必定要胜利了。是历史自然地走到了产生变革的这一天。为了更准确地去理解这样一个年代，我曾经从图书馆借回来一本历史照片集。那里面有着大量当时的南方黑人的照片，以及那些企图阻止黑人解除种族隔离要求的南方白人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当时的南方黑人们的目光常常显得忧郁甚至痛苦，似乎积淤着几百年来的重负；而站在对立一面人多势众吼叫着的南方白人民众，却明显有着一种从根子上血统里就压倒一切的自负和优越感。

在翻看这本照相册的时候，我们经常忍不住哑然失笑。因为在那些表情虚妄，目空一切，谩骂吼叫的南方白人照片旁边，常常有一个圆珠笔写的英语批语“白痴”。这是图书馆的书，出现这样的加注是很少见的，也许是哪个黑人学生的即兴之作？可是，之所以我们会忍不住要笑，是因为这个批注虽然有失宽厚，可是对于这些面孔所表达的建立在无知之上的狂妄和自视高贵，实在是一个十分贴切的评语。看着这些照片，你就会知道，南方的黑人胜利的一天已经不远了。因为在南方，从整个精神世界上，黑人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些自视比他们血统更高贵的，在这个问题上愚昧得近似“白痴”的那部分南方白人。

这些照片记录了历史，使得今天的南方白人再回头看这些照片，也有许多人感到羞愧万分。在阿拉巴马州一张着名的历史照片上，一群二十来岁的南方白人女孩，疯狂地向将要进入一个解除种族隔离的公立大学的黑人学生大吼大叫。前不久，我们看到电视里对其中一名女孩进行采访，当然，她已经是一个安静的中年妇女，孩子们的母亲。面对电视镜头，她表示对当初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今天她自己再回顾当初，也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这些当初的南方白人青年，他们今天的醒悟，也就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折射。

在这个对公共汽车拒乘的运动中，马丁·路德·金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他坚定的信念和作为牧师的演讲天才，使得第一次团结起来行动的五万五千名黑人，奇迹般地表现了坚韧和忍耐力，没有形成对社会的任何破坏和威胁。马丁·路德·金对黑人的要求是具有“基督徒的爱”，并且以遵从宪法和不违法，来要求宪法赋予的权利。所以，在他的领导下，黑人所做的，仅仅是“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再给予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这一行为自尊地指出了，蒙哥马利的黑人们长期以来是汽车公司的经济支持者。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在荒唐地侮辱他们自己的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马丁·路德·金的信念是和这个国家的主流思潮一致的。那就是坚决地合法地争取自己应有的宪法权利，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以宽容的宗教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以此呼吁社会良心的醒悟和人道支持。他意识到这个制度的可操作性，他寻求的这个国家的制度所能够给予的支撑。这一切，都使得吼叫着的KKK们，在对比之下都显得智力低能。

最终，1956年6月5日，联邦地区法庭判决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的有关法律为违宪。宣布由市政府支持的市公共交通系统不得实行种族隔离。案子最后也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1956年11月13日，地区法院的这个判决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大致一个月之后，联邦法警向蒙哥马利的官员送交了法庭判决的副本，废除这个隔离制度。第二天，马丁·路德·金宣布，“罢乘”运动胜利结束。

就这样，美国南方的历史，到达了一个本质性的转折点。虽然这个判决，是针对一个具体城市的具体问题，南方的整个种族隔离制度并没有立即打破，可是南方黑人作为整体，第一次尊严地站出来，用自己的力量开始书写历史。这一推动的真正完成，还是经历了整整十年。

这一事件，就象是冲破了一个堤坝。黑人的民权运动已经势不可挡了。全国范围的黑人民权组织开始进入活跃期，马丁·路德·金已经和这些黑人组织一起，开始有计划地，主动地向南方的种族隔离出击。1959年初，马丁·路德·金特地去了一次印度。作为尼赫鲁总统的客人，在印度住了一个月，专门学习甘地所创导的“非暴力运动”的理念和技术细节。此后的黑人运动已经是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有大量的专职的黑人运动领导者在那里出谋划策。

同时，这些黑人组织越来越多地得到代表美国主流的北方和联邦政府的公开支持。最高法院对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事件宣判的几个月后，马丁·路德·金就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在庆祝最高法院消除种族隔离的判决的集会上，发表了着名的演说。不久，马丁·路德·金作为黑人领袖和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进行了会谈。总统派出国民兵护送阿肯色州的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就读，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可以说，马丁·路德· 金是最高效率地利用了这个制度提供的一切“武器”。

接下来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波罗市发生的“入座”事件。事情的起因看上去也是偶然的。可是，已经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偶然事件了。它必然要发生，这已经是一个被潮流推动的浪头。

“入座”事件的起因也非常简单。事情发生在北卡罗莱纳的格林波罗市，1960年1月 31日，一个名叫裘瑟夫·迈克乃尔的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连锁店的午餐吧台。他在一所全是黑人学生的农业技术大学就读。这家连锁店叫伍尔沃斯，是美国最老牌的连锁百货商店之一，在全美许多地方都设有分店。它虽然主要是经营百货，可在店堂里也设有小酒吧。这家连锁店事实上并不拒绝黑人顾客，在格林波罗市的这个分店也是如此，但是它的吧台是只为白人服务的。当裘瑟夫·迈克乃尔来到它的小酒吧，却被一口拒绝了，他被告之，“我们不为黑人服务”。

当时，马丁·路德·金在黑人中提倡的“非暴力抗议”，已经被人们熟知。所以，裘瑟夫在遭到拒绝之后，就和他同寝室的同学约好，去实行一次他们自己的“非暴力抗议”，挑战这个酒吧的种族歧视。另外两名黑人同学听说之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入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所谓的“入座”行动，就是平静地进入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的地方。然后，礼貌地要求服务。如果被拒绝，就安静地坐在那里，不得到服务就拒绝离开。这一天，这四名黑人大学生就第一次在美国南方，以“入座”抗议的形式，开始挑战种族隔离。今天，这个当年位于百货店的酒吧柜，和黑人大学生坐的那四个吧凳，就被陈列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内。这个商店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很快就宣布对黑人将一视同仁地提供服务。这时，大学生们决定把成果推向整个南方。

这是黑人大学生们经过考虑的一个成熟的行动。因此，这一运动在两个星期内席卷全州的黑人大学生，他们纷纷进入以前只为白人服务的饭店，在得不到服务的时候，静静地坐在那里，以示抗议。不到两个月，“入座”成为一个南方黑人大学生的运动，扩展到南方的五十多个城市。此后，几乎在整个南方全面展开。

这个时候的“入座”运动，已经发展成一个深思熟虑的有黑人组织指导的政治行动。许多去进行“入座”运动的大学生，在事前受过“非暴力行动”的技术训练。这些技术性的指导十分详细具体。参加行动的大学生一律服饰整洁，头发一丝不苟，以最有尊严的形象来到本来禁止他们去的地方。进入之后，以直视的目光正常地提出服务要求，保持不卑不亢的笑容，在受到拒绝甚至粗暴对待的时候，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并且保持自己的尊严。

结果，在一些饭店，黑人学生遭到围观，嘲笑和侮辱，甚至被浇上一身的番茄浆。但是，他们坚持克制自己，坚持“非暴力”的形式。在大多数的饭店，店员见到他们来，就宣布打佯了，甚至把他们旁边的椅子都翻上桌面。然而，他们坚持坐下去，在那里看书，做作业，然后参加“入座”运动的黑人学生还轮班“入座”，保持店里一直不断有黑人学生在场。当然，这在南方是违反当地种族隔离的法律的。因此，就象当初在公共汽车上不让座的罗莎·帕克一样，南方的警察依照地方法，是有权逮捕这些学生的。事实上也不断有学生被逮捕。但是，马丁·路德·金早已经向黑人的“非暴力运动”，发出了“填满监狱”的号召。

即使按照南方各地的地方种族隔离法，这样的“违法行为”也只是轻罪。一般可以罚个百把美元了事。可是假如坚持不付罚款，也可以判短期监禁。在“填满监狱”的号召下，被捕的学生纷纷拒交罚款，宁可去做“填满监狱”的一份子。在这段时间里，马丁·路德·金本人也参与各种“非暴力抗议”，屡屡被南方的地方警察逮捕，而一些聪明些的南方官员已经意识到，请马丁·路德·金坐牢，是正中了他的意。这会在黑人中引起更大的麻烦。因此，在有的地方法庭判出罚款，马丁·路德·金又拒交的时候，有的地方官员甚至代他交付罚款，以避免他进入监狱。

这个遍布南方的“入座”运动，马丁·路德·金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导，南方的黑人大学生有着他们自己的组织。但是，马丁·路德·金所提创的一切，恰巧符合作为整体的南方黑人一贯的风格。事实上，在整个南方种族隔离时期，他们就是凭借着宗教精神的支撑，凭借着几百年来的忍耐所积聚的一个巨大韧性，“非暴力”地，沉默地在一寸一寸往前走，一点一点挤出自己的生存空间。马丁·路德·金所提倡的东西，在理论上似乎是来自印度甘地的“舶来品”，可是在实践上，这就是美国南方黑人长期以来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我们再深入地看一下马丁·路德·金在南方领导的“非暴力”运动。

不知你注意了没有，“入座”运动和“公共汽车罢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公共汽车的罢乘并不违法，虽然它涉及的面非常广，整个城市的五万多名黑人几乎全部卷入，但是，一开始进入司法挑战的，只有罗莎·帕克一个人，因为她是做了一件违反南方法律的事情。但是罢乘运动本身，引出当地政府以“共谋妨碍公共交通罪”为由，起诉了那些南方黑人领袖。所以，这一事件实质上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全美国的黑人民权组织以最强有力的法律服务的支持，帮助被告的南方黑人领袖把官司一级级打上去，直至最后在法律的根子上，否定一项南方的种族隔离地方法。另一方面，马丁·路德·金号召下的蒙哥马利黑人举行罢乘，是另一个方向的进攻。就是迫使一个以黑人为主要顾客的商业公司，在失去经营对象，经济面临破产的情况下，向市议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主动撤销这条法律。

从一个“非暴力抗争”的角度来说，罢乘运动是最为安全的一种。这些罢乘的五万多名黑人，他们的行为本身并不违反包括“种族隔离法”在内的任何法律。他们本身也没有任何受到侵犯的危险。例如被逮捕的危险，或者受到白人极端分子攻击的危险，等等。但是，“入座”运动就完全不同了。它使参与这个运动的每一个人，都进入了司法挑战的范围，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危险。这时，马丁·路德·金作为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一个群众性挑战司法运动的领袖，他的“非暴力”主张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至于他如何能够使如此众多的南方黑人接受这样一种主张，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马丁·路德·金曾经在黑人中间作了无数次演讲。他是黑人领袖，但他始终是一个牧师。这里的牧师都是卓越的演说家，马丁·路德·金更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他的演说不仅在当时打动了所有的南方黑人，也在此后的岁月里，打动了无数美国人。他有一段讲话，是有关他的“非暴力”思想的重要阐述，也是他最着名的演讲之一。马丁·路德·金针对南方的KKK暴民说：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嬴过来。”

这段讲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当时马丁·路德·金的理念，也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南方的黑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对于他们，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这是南方黑人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力量。过去，他们汲取这样的力量，使自己能够承受生活的重压，今天，他们以同样的力量，争取自己的自由。当这里面融合了宗教的宽容，博爱和殉教的献身精神之后，数量如此之大的一个群体，才会在KKK暴民面前表现得如此克制和坚韧，基本上不失控。

在南方以外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黑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种族隔离。在大城市里，黑人更是早就进入了现代生活。相对来说，他们的气质和当时的南方黑人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他们没有南方黑人的经历，也没有南方黑人那种由共同经历形成的相当一致的宗教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就如现代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族裔，是各式各样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甚至早已习惯了街头暴力，帮派枪战。因此，在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康姆·X针对KKK所发表的演讲，就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他说：

“非暴力反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们KKK是非暴力的，那么我也可以非暴力…… 但是，只要你们有人还在那里实行暴力，我就不想听到任何人跑来对我谈什么非暴力。”

马康姆·X的讲话一向就是这样一种风格，非常“过瘾”，所以，直至今日，他的演讲录音带还是销量很好。他的这段话逻辑非常清楚，一点没有什么不对。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推动民族进程，或是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也都有“暴力抵抗”和“非暴力抵抗”这样两种选择。当我们相比这两种理念，我们会发现，都很有道理。虽说他们的道理好象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两种出路也都有人选择去走。

几十年以后，当这个世界上，提倡“非暴力”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美国的这段历史，体味一下这里面究竟差别在哪里。从马丁·路德·金的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与宗教信仰同步的对于人性醒悟的信念，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终将经历“从猿到人”，相信他们的良知终将被唤醒。可是，在一种邪恶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你也确实难以使所有的人都持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以暴力反暴力，非暴力在最终又演化为暴力，潮潮不息的原因。

我想脱开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样的讨论，看看“非暴力”到底是怎么回事。“非暴力抗争”当然和战争或是个人对付抢匪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状态的条件下，一部分民众争取自己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推动不被接受，有时甚至引发暴力的时候，一般来说，对暴力还以暴力，总是最早最本能的反应。只是当人们把以暴力反暴力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也可能结果是暴力对暴力，仇恨加仇恨，血流成河，打成一团。这时，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被仇恨和鲜血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么维持理性，就十分困难了。而原来有着合理要求的一方，也可能在杀红眼睛的时候，完全失去了目标，迷失了自己。事实上，在当时美国一些从未实行过种族隔离的大城市，反而在那个时期黑人暴乱此起彼伏，而暴乱总是以抢劫伤害无辜者的一团混乱告终。不仅没有推动制度的改革，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而且还在暴力中深深地毒害了自己。

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象打架双方扭着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当“入座”运动在整个南方展开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性质，与当初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罢乘行动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南方黑人的力量和北方汇合，开始了全面的主动出击。你从我以前的信中，一定注意到，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批废奴的力量在试图推动南方的变化，这种尝试从未间断过。在当时南方黑人还没有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北方的民间力量甚至是南方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南北战争的发生纵有各种因素，可是，长期以来北方这种越来越强的推动力量和推动愿望，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背景。然而，在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过去，北方在彻底占领南方又全部撤离之后，北方的这种“南方情结”，进入了一个难以言说的微妙时期。

正因为北方代表了美国的思想主流，所以，对于南北战争的回顾反省越多，北方越在心理上本能地回避南方问题，越感到在处理南北关系的问题上，必须谨慎，必须三思而行。持续近一百年的常态推动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突然“推”成这样一个局面和后果，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南北战争迫使每一个站在一个个战场遗迹上回首眺望的美国人，都不能不低下头来想些什么。更何况，当时的南方，不仅是留下一个个荒废了的战场，还留下了一片焦土和无数年轻人的墓碑。北方原来所一直持续的推动南方变革的民间力量，也长时间地“楞”在南方遍地皆是的被无辜毁坏的家园面前，不知所措了。

所以，在南北战争之后，南北双方产生了最长时间的心理阻隔。这是北方民间最没有冲动要干预南方事务的时期。就象你跑到别人家里，想帮助那里寒冷的人们，为他们点一把取暖的火，结果却烧掉了整个房子。下一次你再想做同样的事情，就会犹犹豫豫地不敢再划着那根火柴了。

然而，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使得北方民间推动南方变革的热情，在长久的沉寂以后重新爆发。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入座”事件，演变成席卷南方的“入座”运动以后，就象当年深入南方，把奴隶运往北方的“地下铁路”运动一样，一批北方的民权运动志愿人员，又一次开始向南方深入。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是公开地进入南方，以自己的行动公然挑战南方的种族隔离法，推动南方的“非暴力行动”。他们提出了把“入座运动”带往公路的口号。我们在其中，又可以看到当年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献身精神，因为这些北方人的“公路入座运动”，是自黑人民权运动开始以来，最具危险性的一个“非暴力行动”。而这些来自北方的自愿者，是在清楚这个危险处境的情况下，主动前往的。

南北战争以后，州的权利的问题，在美国变成一个敏感问题。南北战争记忆犹新，谁也不想去触动这个伤疤。所以，当时南北双方的隔阂，确实犹如两个国家。对于这个坚壁的第一次真正冲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于美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南方，第一次从一个“被北方侵略的战败国”的心态里挣扎出来，开始认同这个国家。同时，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所宣扬的种族优劣理论，以及在这一套理论之下所进行的杀戳，给南方比较开明的人对自己的种族观，提供了一个再思考的机会。同样重要的是，大量的南方青年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兴许他们一生都不会去一次北方。可是战争使他们参军出国，大开眼界。其中有南方的白人青年，也有黑人青年。南方的美国黑人士兵，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见到了一个种族相容的世界。他们后来成为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骨干。同时，复员回到南方的白人士兵，不少人也走出了前辈的狭隘，成为南方变革的潜在力量。南方变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开始建立州际公路网，南北双方的交流开始急剧增加。

所谓把“入座运动”带往公路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你也一定听说过美国的“灰狗”。“灰狗”公司是一个长途汽车公司。在它属下的长途汽车上，都画有一条奔跑的灰狗。其实“灰狗”只是长途汽车公司中最出名的一家。还有许多其它的类似公司。可是“灰狗”已经成了州际长途汽车的代名词。在州际公路系统建立起来以后，“灰狗”们成为一个重要的长途交通工具。由于经济原因，乘坐“灰狗”的黑人比例也相当高。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针对蒙哥马利市的具体案子的，并不涵盖跨州的长途汽车。所以，长途汽车在南方的种族隔离并没有被打破。

在南方还没有真正“回归”美国的时候，它和北方如同两个国家。所以，“灰狗”们一旦进入南方的地盘，就必须按照南方的法律，在座位的区域上进行种族分区。所以，公路上的“入座运动”，就是北方的民权运动组织招募志愿者，如同敢死队一般，去挑战南方的种族隔离地方法。当初“地下铁路”的精神重又在北方燃起。

实际上，南方已经在时代的推动下渐变，“敢死队”们面临的真正危险地区，并不是整个南方，而是几个极端的南方州，也就是南方的深腹地。例如，公共汽车罢乘运动所发生的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一片闭塞的地区。

这些来自北方的志愿者，叫做“敢死队”肯定不算夸大其辞。因为北方人以这样的行为挑战南方，在当时的这些地区确实危险重重。自从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的罢乘运动在法律上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以后，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由被动转为主动，甚至四处“出击”的势头，在南方深腹地的白人中间引起了真正的恐惧。他们确实无法想象一个种族混杂的“混乱”社会，而同时他们又感觉到这样的时刻已经无可避免的即将来临。KKK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次在南方兴起。

这一次KKK的兴起，已经是南方自我封闭状态的最后一次表现。时代毕竟不同了。这一次，KKK的人数再也没有到达过以前的高峰期。但是由于南北联合的民权运动的进攻性很强，南方白人的防线连连被突破，南方传统社会的崩溃似乎就在眼前。所以，这一次的KKK兴起，更带有民众暴力的性质，更容易引起恶性的暴力事件。

1961年5月初，由一白一黑搭配好的六对北方志愿者，一对对并排坐在一辆长途汽车上，带着记者，分别乘坐两家长途汽车公司的汽车，在首都华盛顿上车，计划穿越弗吉尼亚，卡罗莱纳，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这个计划还包括在每一个汽车站台考验南方民众的容忍度，因为他们打算在每一个站上，黑人和白人的志愿者都一起进入种族分离的候车室，并且要求种族分离食品柜台的午餐服务。

他们的经历非常典型地反应了南方的状况。在历来是温和南方的弗吉尼亚，他们顺利通过，一切平安无事。在北卡罗莱纳和南卡罗莱纳，他们分别被警察以违反当地法律为由逮捕，但是，这两个案子一个没有被起诉，另一个案子虽然被起诉，但是，一个全部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却依据联邦最高法院在1960年12月的一个判例，判决这些“志愿乘客”无罪。

最高法院的这个1960年12月的案例，判决州际交通的终点设施不得种族隔离。这也是当时纷纷挑战司法的其中一个成果。这个案子挑战的是佐治亚州的一个州际公路边的白人旅馆。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的时候，非常谨慎地沿用了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在该条款中，规定州际贸易是归联邦法律管。最高法院认定州际公路旁边的旅馆大多数是为外州旅客服务，属州际贸易。所以，该旅馆实行佐治亚州的种族隔离法，是违宪的。这样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州的权利”以及“分治”的禁忌。

于是，这些“志愿乘客”一路南去，真正麻烦的开始是在南方深腹地。在阿拉巴马州的阿尼斯东汽车站，一群白人暴民严阵以待。他们砸玻璃，戳轮胎，甚至往汽车里扔进一个土炸弹。当北方志愿者逃出燃烧的车厢时，还遭到攻击甚至殴打。虽然后来有九个暴民被逮捕，可是并没有人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第一次的长途汽车挑战就在“灰狗”燃烧的浓浓烈焰中告终。

可是立即又有第二辆这样的长途汽车进入阿拉巴马州。当车子进入该州的伯明翰市的时候，又遇到暴民的攻击。当地警察甚至在一旁袖手旁观，在经历攻击和殴打之后，他们仍然坚持了“非暴力”的原则，没有还手。在这样的情况下，长途汽车

Chapter_22

公司拒绝再载他们去蒙哥马利市。于是，另一个志愿者团体从田纳西州出发，继续向蒙哥马利市进发，在那里有三百多个暴民等着他们，其中还有不少KKK成员。当志愿者们离开车厢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不知去向，他们受到围殴，尤其是志愿者中的白人受到最野蛮的攻击。直到二十分钟以后，当地警察才珊珊来迟。此时，车站已经聚集了近千民众，警察用催泪瓦斯才驱散了人群。然后骚乱持续了一天，直到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派遣了七百名联邦执法队员来到该市，骚乱才停止。

这个时期，是南北战争以后，南方州与联邦的第一次，也是最严重对立的一个时期。在司法部长宣布要派遣执法队前来制止骚乱的时候，当时该州的州长派特森还坚持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联邦政府一定要派来，州政府就逮捕他们。好在，他只是说说而已。几天以后，志愿者们坚持继续他们的旅程，从蒙哥马利前往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当他们启程的时候，车上有六名持抢的联邦执法队士兵随车，长途汽车前后有二十二辆交通警车护送，天上还有直升飞机。

整个行动持续了一个夏天，不少志愿者因此在南方入狱。这个运动的转折发生在当年的十二月，由联邦政府的州际交通委员会规定，一切州际交通工具，不论是火车，汽车还是它们的辅助设施（车站等等），都不得实行种族隔离。在宪法州际贸易条款的支持下，南方各州认可了。

所以说，一切进步的巩固的成果必须落实到立法上，而立法胜利的前提还是各州必须认同宪法和整个制度。

然而，在最顽固的几个南方州，这一时期还是危机四伏。记得很早以前，我们都看到过一些六十年代的美国纪录片片断。看到一些黑人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在我刚才聊的这些事件中，你也可以看到南方警察对于KKK和暴民们的纵容。在真正把历史拨开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不是如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所想象的那样，并不就是黑人运动起来，与美国政府对立，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多边关系。在极端南方州，黑人的民权运动与当地由白人选出的南方州地方政府行政分支是对立的。但是，南方的黑人可以说始终受到北方民众和美国联邦行政分支的支持。只是，这个国家是分权分治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联邦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权限之下，给地方的民权运动提供支持。

同时，鉴于南北战争的前车之鉴，不论是州和联邦，事实上双方都在那里非常谨慎地往前走。尽管极端南方州的一些行政官员，在外表维持一个极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具体行动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出这种谨慎。至于联邦一方，就更为小心了。所以，与其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是一场纯粹的群众运动，还不如说，这是美国精神主流及联邦政府与极端南方州的一场司法较量。而南方黑人运动，则是以寻求人道正义的名义，在天平的一端，增加了一个沉重的砝码而已。

有关这场司法较量的进展，我只能在下一封信里再给你聊了。说真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那十年的故事，确实是三天三夜也聊不完。

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13. 我也有一个梦

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真是高兴。你说上封信看故事看得津津有味，我得赶快再继续把故事讲下去。

你一定还记得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下令所有南方的公立学校，必须以一个“审慎的速度”，结束种族隔离状态。你从北方志愿者在南方的长途汽车挑战中，就可以看到，最高法院的这个要求还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对于遍布南方每个角落的公立学校，如果都限时限刻，“全面开花”地要求作出一个重大改变，在一些地区可能会触发普遍的严重骚乱。所以，“审慎的速度”确实是一个必须的附加条件。

可是，什么是“审慎的速度”呢？这对于不同地区，甚至对于各个社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的南方学校，虽然不是立即执行，但是都逐步逐步地执行了最高法院的命令。这里，一方面是南方对于体制的认同，导致对最高法院权威的服从；另一方面，则是时代进步改变了他们，他们不管是否喜欢和接受这样一种结构，但是，他们至少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抵挡这样一个历史潮流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他们也就从善如流了。如南卡罗莱纳的州长，就明智地出来宣布，让民众明白，种族隔离已经是南方历史，“到现在为止，一切结束了”。于是，原来聚集的民众也就渐渐地散去。一个州的新时代也就这样悄悄开始了。

可是在南方深腹地的几个州就不同。首先是他们的类似州长这样的头面人物，没有这样的历史眼光。这些州的选民，都是一些低教育的乡村居民。这些地区在当时都相当封闭和保守。那里的行政官员，都是这样的选民的产物。他们本身也许是聪明的，可是，就得看把聪明放在哪一个方面了。如果他的着眼点完全是获取选票，那么，在这样的地区，他很可能选择“顺着当地民意”，而不顺历史潮流。结果，在这样的选民和当选者的恶性循环下，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就可能发生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故事。

在当时的公立学校的种族合并的过程中，大多数平静过度的南方学校们都无声无息地越过了这个历史门槛，没有人会对它们有太大的关注。还有一些合并得相当勉强的学校，可是它们引起的冲突并不大。往往是第一批进入南方白人大学的黑人学生，在上学第一天在跨入校门的时候受到围观谩骂，可是在进去之后，一般来说，试图阻挡的人也就认了。而少数几个引起严重冲突的学校，却有着极大的新闻价值，成为轰动全国甚至惊动世界的热点。这些学校常常是僵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被历史逼着实行种族合校，所以合得特别晚，而且合得惊天动地。其中最典型的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和阿拉巴马州立大学。

上封信里我向你提到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在1955年作出有关公共教育必须取消种族隔离的判定的。而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的州立大学，就以“审慎的速度”为借口，一直到进入六十年代，还没有实行种族合校。可是，显然它们经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除了最高法院判决形成的压力，还有就是来自南方各地的纷纷实行种族合校的消息。坚持不收黑人学生的学校越来越少，最后的几个“碉堡”显然感到很孤立。再者，就是1955 年的判决，事实成为南方黑人民权运动原始推动力之一。民权运动转为主动出击后，也开始向这些“碉堡”发起“进攻”。

向密西西比大学的“进攻”，是在1961年的5月。一个名叫杰姆斯·麦瑞迪斯的黑人学生向该校提出入学申请，遭到拒绝。在美国，各个领域的操作都强调公开性，尤其是与政府机构相关的操作，更是如此。所以，象公立大学这样的地方，一名学生不可能被无辜拒绝。学校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拒绝一名学生入学。所以，如果他的成绩各方面达到了要求，学校不能暗箱操作，不提供任何理由，只是说，我们研究过了，你就是不行。这在美国是行不通的，这是最基本的操作规范，即使在南方，也是如此。如果学生被拒绝，又没有得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马上就可能告上法庭。

于是，在杰姆斯·麦瑞迪斯遭到密西西比大学拒绝之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立即派了一名律师，开始为这名黑人学生上法庭打官司。经过不懈的努力，在第二年，即1962 年的六月，他们终于在上诉巡回法庭胜诉。法庭签署了发给密西西比大学的禁制令，强制学校必须让这名黑人学生登记入学。三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个判决。

在一般的南方学校，这样的终审判决已经基本上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在较为温和的南方，反对的力量本来就不是太强。在极端南方，民众本身非常顽固，可是他们又都是低教育的分散的平民，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进过大学。他们兴许会在黑人学生上学的第一天在校门口吼叫，可是，一进去，他们也就散了。此后，木已成舟，他们也只能默认了。当然，在一些地方会出现个别的KKK极端分子，因此走向暴力。例如扔个土炸弹，甚至谋杀黑人。但是，这已经是极个别的情况。在一个法制传统较强的地方，大多数人毕竟知道触犯刑律对自己是危险的。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强硬的南方领袖人物站出来，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在当时情况最严重的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都是因为他们的州长站在抗拒的前沿。结果，大大强化了民众的情绪。州长在校门口一站，说是要阻挡黑人学生入学。这么一来，即使本来没有想来闹事的人，也会很有兴趣要来看个究竟。只要人一多，情绪互相渲染，“广场效应”一起来，局面顿时就很难说了。

密西西比州位于美国南方深腹地，它的州长罗斯·本内特，被称为南方最有“战斗力”的一名州长。在最高法院的禁制令下来以后，他立即上电视讲话，宣称他下面的州政府官员，是宁可坐牢也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他的这番讲话一发表，形势马上就变得严峻起来。联邦政府也因此而派来了执法队员。

1962年9月20日，麦瑞迪斯的律师宣布，当天这名黑人学生要去学校注册。警察立即封锁了学校。由于这是一个属于州政府的公立学校，所以校管会干脆指定州长为这名学生的登记负责人。麦瑞迪斯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黑人，他的律师是一名白人。除了他的律师，同时陪同他前往注册的还有四名联邦执法队的队员，以及联邦司法部的律师。那一天本内特州长本人并没有来，是副州长鲍尔·约翰挡在在校门口，终于在大学的校门口与前来登记上学的这一批人相遇。副州长对麦瑞迪斯说，你的申请被学校否决了。联邦执法队的官员在交涉不通的情况下，根据当时的形势，没有强行执行禁制令。联邦一方还是进最大可能防止冲突的发生。他们退了回去，第一次入校并没有成功。

按照法律再推下去，就应该对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禁制令的大学官员，起诉他们藐视法庭罪。黑人学生这一方就寻着这个路径走。虽然在一开始被一名地方法官拒绝，可是，这条路无疑是可以走通的。所以，密西西比州的本内特州长立即签署了一项州的行政命令，命令是发给州警察的，要求他们如果有任何人在黑人入学的案子中，企图逮捕州一级官员，或者企图对州官员罚款的，就逮捕来人。这显然指的是可能出现的前来执法的联邦执法队。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在冲突的双方，根本不是黑人和美国政府在那里冲突，而是一百年前老局面，就是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阵营和极端南方的对峙。而与一百年前本质不同的，就是时代不同了。极端南方在这个年代已是强弩之末。它的阵营已经大大缩小了。不论南方如何自我封闭，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在逐步跟上一个历史潮流。

对于此案牵出来的“藐视法庭罪”，在联邦上诉巡回法庭得到了明确的答案。该法庭认定密西西比州的州长本人，犯有“藐视法庭罪”。可是，在密西西比民众情绪已经完全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时候，联邦法庭判了州长有罪，又如何执法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密西西比大学的校管会不顾州长的立场，作出他们了自己的决定，接受麦瑞迪斯为这个大学的第一个黑人学生。在南方，大学始终是变革的前沿。最保守的则是低教育的底层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本内特州长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依然宣布拒绝麦瑞迪斯的入学登记。他说，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密西西比州的和平，尊严和安宁”。就在本内特州长作出宣布的第二天，1962年9月21日，密西西比的校园里又一次布满了州警察。麦瑞迪斯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入学尝试。在他们到达校园，人们紧张地注视着这名黑人学生走向校门。这一次，在他接近校门的时候，副州长鲍尔·约翰默默地走开了。在最后一刻，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黑人学生麦瑞迪斯终于成功地走进了校园，虽然受命负责他的入学登记的本内特州长还在僵持，但是，进入校园本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更何况，校管会已经宣布他的入学申请被批准。到了这样的地步，事件应该接近尾声了。可是，在整个事件中，本内特州长的强硬态度和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已经给极端南方星散在各地的类似KKK这样的极端分子，打了一针强心剂。密西西比大学所在的这个小镇，成了他们的最后阵地。这个也叫作牛津的小镇上，挤满了来自整个南方的极端的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本内特州长一次又一次与联邦政府对抗的强硬表态，使得人群已经过度亢奋。他们等着本内特州长领导他们与联邦政府作一次决战，这个群体的特性本来就是教育水平低下，缺少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更是人心沸腾。在他们中间，还有着大量的狂热的年轻人。

当副州长给黑人学生让出了校门的时候，本内特州长也应该清醒了。他至少应该明白过来，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大学的校管会已经批准黑人学生入校，副州长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转变。事实上，州的国民兵也表示愿意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控制局面。他的僵持还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可是，密西西比大学校园里已经挤满了一片黑压压的被他自己煽动起来的人群，本内特州长此刻就是想退，也已经没有退路了。这些期待的人群已经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南方“英雄”居然向联邦屈服。

在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再三劝说下，本内特州长终于决定让步。让步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确实看到了僵持的没有意义。他看到，自己的支持者，只不过是那些聚在校园内狂热的底层民众，而真正有点脑子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他所坚持的立场。本内特州长和总统作了个交易，就是他同意让步，但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有些借口。可是，即使如此，他还是不敢在预定的时间宣布他的退让。因为他发现，当初由他煽动起来的一把烈焰，如今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熄灭了。现在他出来宣布这个退让，已经太晚。这个宣布假如早一两个星期的话，兴许是一筒灭火剂。错过这个时机，同样的表态，反而是火上加油了。这个时候，他也许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着怎样的历史责任。

黑人学生麦瑞迪斯是在9月29日再一次来到这个小镇的。第二天，本内特州长终于给他作了入学的注册登记，尽管那天是星期天。当晚七点种，校园内的人数已经超过两千名，已经出现一些攻击记者的暴力倾向。他们骚动不安地聚集在那里，本内特州长又一次发表了他的电视讲话。他为自己的退让辩解说，“我的心在说，‘决不！’可是我的理智却憎恶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

可是，流血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本内特州长也许无法否认，这场流血事件，和他在历史关头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半小时之后，不知为什么，密西西比州的交通巡警全部撤离了校园，只留下联邦执法队和校警。警力的减少使得局势的发展更为复杂，最终终于酿成一场暴乱。夜幕的遮掩也是暴乱的原因之一，人们的顾忌被黑夜抹去。所谓的一夜暴乱，其实只有几个小时。整个过程只是一种狂乱的发泄。期间暴乱者曾经企图冲击学校注册的行政大楼，想把那名黑人学生抓出来，好在他当时正在宿舍里睡觉。可是，混乱中最终造成两人死亡，其中一名是一个法国新闻记者。当时有一名受伤的执法者，居然因为救护车就是开不进来，因而躺在地上几小时无法送医院救护，场面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密西西比大学发生的一夜暴乱，惊动了整个世界。美国的一个州，就象一个小国家。所以，这和整个州的民众风格是有关的，和这个州的领袖人物是否有历史眼光也是有关的。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在以前的信中，我们曾经谈起过，在美国独立的时候，当时的十三个州里，南方在蓄奴问题上最极端的就是南卡罗莱纳州和佐治亚州了。然而经过漫长岁月的进步，虽然这两个州的民众还是持有相当强的“南方观点”，也不排除依然有个别极端KKK分子以暴力手段，抵挡历史的潮流。可是，从整体来说，他们的状况已经比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要好得多。在州立大学的黑人入校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的风波。这和州的领袖人物的观念是分不开的。最典型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赫林。

从1959年到1963年，赫林在南卡罗莱纳做了四年的州长，这正是南方的变革期。他作为南方的一个州长，也经历了认识的转变。1963年1月9日，赫林州长在州的立法机构州议会上，以这样一番话，作为他的离职演说，“我们都在那里争辩说，最高法院在19 54年作出的判决（指结束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不能算是我们南方的法律。但是，所有的人一定都同意，这已经是我们南方的事实。我们提出异议，运用州的主权，立法提案，个人对抗等等，统统都试过了……而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南卡罗莱纳已经在所有的法庭上都败诉了。假如所有的合法手段都已经用尽，那么，我们的州议会就应该使南卡罗莱纳作出明确的选择——这是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人治的政府。正如我们一向所坚定表现的那样，今天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百年以前的教训，我们必须朝着对南卡罗莱纳有利，同时也对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有利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必须有尊严地完成。这个转变也一定要在法律和秩序之下完成。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带来进步的跨越，但是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

你一定从赫林州长的这一番话里，体会到了“游戏规则”这四个字的意义。我不得不又一次想起在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和他的继任对于战后重建南方的观点。说到底，林肯总统战后对南方唯一的要求就是，南方的领袖们带领南方，回到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游戏规则中来。可怕的并不是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地区对于某一个问题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可怕的是在一场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从此再也建立不起这样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到那个时候，国家就陷入真正的危险了。

在南方的深腹地，人们似乎还生活在一百年前南北战争的时代里。他们对于一个现在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种族合校问题，在当时产生的强烈反应，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和历史心态里。这一点，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风波中，是表现得最突出的。

阿拉巴马州，就是马丁·路德·金领导公共汽车罢乘运动的地方。它和密西西比州一样，当时在美国都是相当封闭的，尤其是它的一些小镇和乡间。当年“汤姆叔的小屋”故事描写的就是这些地区的黑人故事。自从南方在南北战争以后实行种族隔离，摆出了要建立南方自己的秩序，要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架式之后，南方，尤其是这些南方深腹地，与北方之间就一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当时阿拉巴马州的州长叫作乔治·沃利斯，由于他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典型性，使他在美国的无数州长中“脱颍而出”，成了一个“历史名人”。最近还有一部影片，就是介绍他的生平的。拍出这部电影的人，显然不仅是对这名州长本人感兴趣，因为这名州长的整个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经历”。

民主和自由那种四字成语一样的神秘联系被打破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它并不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所以民主在历史上常常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与不民主的区别，只是由多数人掌局还是由少数人掌局，甚至一个人掌局的区别。相对后者来说，它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是，它并不一定是全体民众的自由的保障。假如没有对于人性的醒悟和孜孜不息的对于人道的追求，民主的结果完全可能演变为对于少数人的暴政。美国南方的历史，就向人们作了一个清晰的示范。

毫无疑问，当时的南方各州的政治制度也是民主的。乔治·沃利斯州长的当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些南方深腹地，大众民主的意味更强，精英政治的成分更低。在黑人基本上不参与选举的情况下，那里的民众都是教育水平低，生活水平也较低的白人劳动人民。他们推举的州长，当然必须符合他们的口味。乔治·沃利斯本人，就是这块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个平民。他没有任何显赫的家庭背景，他当选的过程，就是南方民主的有力证据。

乔治·沃利斯的州长竞选，并不一帆风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对KKK这样的极端分子，一直没有好感。当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他没有去刻意迎奉这些人的观点，因为就他本人的思想状况而言，他并不属于这个阵营。结果，他的第一次竞选因此失败。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他的选民因此并不喜欢他。

乔治·沃利斯来自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从小在底层长大，他深知他的阿拉巴马的底层乡亲们是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应该说，和南卡罗莱纳的州长赫林相比，乔治·沃利斯也许没有这么深远的历史眼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和赫林州长一样，在认识上高于他的选民。于是，在当时极为保守的阿拉巴马选民面前，他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顺从民意”得到他所追求的州长宝座，要么他放弃他的仕途追求。因为，另外一个可能似乎根本不现实，就是他一时半会儿的确实无力改变他的选民。乔治·沃利斯选择了前者。他开始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成为一个坚定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宣扬者，于是，他顺利当选。

这样一个经历鼓励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从此全身心地“进入角色”，自诩为南方的代言人。于是，乔治·沃利斯和密西西比州的本内特州长一样，成为一个坚守种族隔离政策的州长。因此，阿拉巴马州大学的种族合并也演变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乔治·沃利斯也把自己将要站在校门口挡住前来报到的黑人学生，作为在选民们面前的一个政治表态。

这个态度一经宣布，阿拉巴马州的局势立即就使白宫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不仅密西西比的流血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同时，在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的罢乘运动黑人获胜之后，蒙哥马利市也发生过一些对于公共汽车的袭击事件。你一定已经发现，在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这样的州里，这种状况几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民主怪圈里。就是什么样的选民塑造了什么样的州长，而如此一个州长又引导了这样的一群选民。

阿拉巴马大学的种族合校，已经是在1963年6月。就象密西西比大学的第一名黑人学生一样，阿拉巴马大学的最初两名黑人学生的入学也惊动了法院。事实上，当联邦法官对阿拉巴马大学作出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接受两名符合招生条件的黑人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官员立即表示服从裁决。要对抗的只是州长乔治·沃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真要实践诺言，站在学校入口，阻止种族合校，这已经是妨碍司法的行为。联邦政府的行政分支也就面临着一场危机。因为，在南北战争之后，谁也不愿意采取一种可能导致一场暴力冲突的做法。

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处理这些危机的时候，确实在竭力避免“硬碰硬”。他们即不希望强行将乔治·沃利斯州长从大学校门口拖开，又不希望看到最终乔治·沃利斯真的由于阻挡黑人学生入学，因而以“妨碍司法罪”被抓到牢里去。这就象有些南方的官员并不希望马丁·路德·金坐牢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么一来，反而就“成全”他了。当时乔治·沃利斯的顽固态度，已经使他成为该州底层白人民众的英雄。如果他真的因此坐牢，几乎就要“升华”为一个“殉难者”了。这样的效果，显然对于和平地解决这个危机，将会更为不利。

为了避免密西西比大学的流血事件重演，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试图安排和乔治 ·沃利斯面谈，寻找解决这个危机的途径。他们都是民主党的，不过政党在解决这样的政治危机时，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州长乔治·沃利斯搭足了架子，一直表示没空。他是一州之长，是他的选民们选出来的，又不是联邦政府给的官。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上下级的关系。因此，司法部长也只能协商安排与他的见面，而不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会面。乔治·沃利斯要是死活不见，联邦司法部长是毫无办法的。最终，这次见面的安排，还是通过一个阿拉巴马的中间人的穿针引线，才被乔治·沃利斯勉勉强强接受下来。

见面安排在阿拉巴马，由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3年6月26日飞往蒙哥马利市，前往阿拉巴马州长办公室。他在事后对他的好友谈到，这真是他一生中最怪诞和沮丧的对话之一。他只觉得，他和乔治·沃利斯是完全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在他抵达之前，阿拉巴马州长乔治·沃利斯还特地关照下面的人，把州议会大楼前地上的一个五角星标记，用花环盖起来，以防被罗伯特·肯尼迪踩到。因为这是当年南北战争之前，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宣誓就职的地方。可不能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这个北方佬给“亵渎”了。

这名南方州长和来自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长的对话，几乎是重演了一百年前南方和北方的那场争执。乔治·沃利斯所振振有辞地与罗伯特·肯尼迪抗争的，就是南方一百年来所没有能够咽下去的那口气，那就是：联邦政府无权侵犯州的权利。

在谈话的一开始，乔治·沃利斯就要求录音，他说要把这次对话“留给子孙后代”。对于他来说，也许胸中正激荡着为一百年前的南方委屈“伸张正义”的“豪气”。作为南方坚守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他有着一种南北战争战败前的“悲壮感”。他觉得自己在代表南方民众，说出他们被北方侵犯了的权利。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重要交叉点上，他要他和北方对阵的这次谈话成为一个历史记录。这个时候，我相信他确实认为，真理在他的手中。

罗伯特·肯尼迪却没有这样一种斗志旺盛的精神状态。他和乔治·沃利斯之间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差异，实在也是反映他们在对于这个事件的理解上的遥远距离。他无可奈何地看着进入“南方英雄”的亢奋状态的州长，笑笑说，大概没人会有兴趣听这个录音。乔治·沃利斯立即回答说，但愿你是对的，可我却对此表示怀疑。

寒暄之后，罗伯特·肯尼迪立即切入主题。他完全明白这位南方州长的精神是吊在州的权利这个论点上，可是，危机当前，他不想腾云驾雾地对此展开理论性的大论战。他谨慎地表示，他也希望整个问题的解决是控制在地方一级的范围内，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言下之意，联邦也无意干涉州的权利。但是，他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作为联邦司法部长，他有着超越“隔离还是合并”这些具体争论的法定职责。

就是说，罗伯特·肯尼迪希望乔治·沃利斯能够理解，在联邦法院对两名黑人学生入学已经作出判决之后，他作为一个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执法官员，仅仅是想履行职责，使得法院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因此，他并不是来讨论这个判决本身与乔治·沃利斯所代表的南方观点之间的孰是孰非，因为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他更无意带着“北军”前来侵犯“州的权利”。作为南北双方公认的制度中的一个执法官员，他只是希望乔治· 沃利斯继续认同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遵从美国常识，不论是非如何，先服从和执行法官的判决。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败诉一方可以继续自己今后的司法挑战。为了达成谅解，罗伯特·肯尼迪甚至提到，“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同样会这样做的。”

乔治·沃利斯还是重复他的观点，他认为一旦种族合校，阿拉巴马将“州无宁日”。司法部长奇怪地问他，州长是否真的觉得一个黑人学生去上学就有那么“可怕”。乔治 ·沃利斯回答说，可怕的是联邦法院和中央政府居然“重书法律”，并且把它“强加在不情愿的民众头上”。他并不认为种族合校是件好事，这事起码是应该推迟执行。州长宣称，根据他的判断，推迟到他这辈人过去都不算长，至少种族合校“铁定不应该是现在”。

罗伯特·肯尼迪再次试图把这位州长拉回一个简单的服从法律的议题上。他再次重申，他们现在讨论的焦点，并不是“分离”还是“合并”，他们所争执的关键是：到底是否执行法庭判决。如果连州长这样地位的人，都可以拒不服从法律，那么以此类推，任何人只要不喜欢某条法律，或者认为该条法律对自己不利，就都可以拒不服从了。如果这样的哲学被认可，整个美国将不知要混乱成什么样子了。

司法部长显然是要提醒乔治·沃利斯对于这个制度的认同。可是，提到混乱，正中了这位南方州长的意。他得意地指出南方和阿拉巴马州这样的地方，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当司法部长承认北方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的时候，乔治·沃利斯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儿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大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在那里散步。可你们的北方城市就做不到。

司法部长发现自己处于辩论的不利地位，原因很简单，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和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是互为代价的。要说安定和秩序，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城镇堪称安定的典范。而取消种族隔离以后的北方大城市，种族差别和种族矛盾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安定和秩序确实受到很大影响。

司法部长赶紧把话题拉回他此行的目的，要求州长服从法律，即服从最高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决。他们虽然一个是联邦司法部长，一个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但是都属各自的行政分支，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服从和执行法庭的裁决是行政分支的责任。司法部长说，美国总统所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不得不动用国民兵来处理这一类的法律事务，我们希望还是由州一级地方上来处理，象南卡罗莱纳州一样。

乔治·沃利斯一听就跳起来了，他说，我作为州长，决不会让州法庭下令种族合并。阿拉巴马不是南卡罗莱纳。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不作出更多的合法反抗。我们这个州决不这样。

这儿沃利斯说走了火。他这个州长是州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长官，按分权的原则是不可干预司法分支的立场的。他根本没有权力禁止法庭下令。司法部长马上提醒他，你以前也是当过法官的，“州长先生，你到底打算服从法庭的命令吗？”

沃利斯回答，“我永远不会屈从联邦法庭要求学校合并的命令。”

司法部长没有办法了，只好又绕回来，长话短说，联邦政府不愿意再发生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那样的流血事件，但是我们有责任动用联邦合法的力量保证法庭的命令得以实行。

司法部长所说的只是一个美国常识，法律就是这样定的，但是不到山穷水尽司法部长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沃利斯立即抓住这一点，谴责肯尼迪的联邦行政分支企图重新对南方实行“军事独裁”。他说，“我知道你们想动用联邦政府的所有力量。事实上，你今天想告诉我的就是，如有必要，你们就会把国民兵带进阿拉巴马。”

司法部长立即否认。

尽管双方都知道，如果司法部长真的派出国民兵或是执法队，也不过是护送两个黑人学生上学的执法“兵力”。但是，联邦司法部长就是不愿明确说出联邦政府要派出国民兵执法这句话，唯恐触动南北战争留给双方的百年伤痛。一百年前这场武力冲突，虽然似乎是北方和联邦“胜利”了，可是，由于这场内战的复杂性和惨痛后果，这是一百年来整个美国始终在反复咀嚼的一枚苦果。甚至在今天，隔三岔五的，我们都会在电视里看到对这段历史各种角度的回顾，对这场战争的发掘越多，它的悲剧性越强。北方和联邦政府一方就越不可能单纯维持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相反，却显得底气不足，特别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现在是站在阿拉巴马州的议会大楼里。

司法部长说，“我只是希望事情还是在法庭里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而沃利斯却要逼着司法部长说出来，“如果法庭命令没有得到服从，你们是否就要动用国民兵？”

联邦司法部长说，“我希望没有这个必要。”

沃利斯然后就大谈了一番，阿拉巴马人民不喜欢联邦中央政府干预州一级事务，他现在正在专注于新的工业发展，这才是真正对黑人有利的实事，有助于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这些实事是有意义的，而学校合并和民权运动之类的事都只是虚假的。

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双方却又为怎样告诉门外等着的记者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利斯坚持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其中指出肯尼迪行政分支为了执行法庭命令计划动用国民兵。

虽然对于司法部长和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看来，这是近似于荒谬的一场“危机”，然而，罗伯特·肯尼迪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达成谅解，以便和平地解决这场危机。所以，哪会蠢到谈判不成，反而帮助乔治·沃利斯煽动南方民众的呢？他当然不愿意在声明中出现对于南方民众具有刺激性的话语。

最后双方同意告诉新闻界，他们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是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

此后的几个星期，气氛越来越紧张。沃利斯的态度表现得非常强硬，抨击肯尼迪行政分支和联邦法庭。阿拉巴马的KKK成员和极端分子则誓言站在他们的州长一边和联邦政府对抗。

联邦法庭眼见得判决得不到实行，非常不安，因为司法分支自己没有执法的力量，行政分支如果不能成功地执法，司法分支权威顿失，整个制度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制度性的危机解决不好，就象好端端的足球赛因为一个球的裁决摆不平而演成一场群架。一旦打过群架，以后的球赛是不是能太平公正地举行，会不会动辄开架就难说了。

以肯尼迪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分支这一边，面对着历史性的抉择。所幸的是，和一百年前的林肯总统相比，在这次他们与南方州一级政府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充分的合法性。他们手里有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是在履行行政分支的执法职责。而当初南北战争开打时，林肯手中既没有立法分支国会的通过，也没有司法分支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也是此后一百年中，南方提到南北战争反而一副理直气壮，满腹冤屈的样子，而北方有时却显得气短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肯尼迪，并不存在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他所要顾忌的，一是不要无谓的流血，二是不要造成联邦和州一级的伤害性冲突和对立。然而，鉴于南北战争的历史教训，他希望谨慎再谨慎。

总统和司法部长兄弟俩都明白，如果有必要，今天他们是可以合法地派出联邦执法队，强制阿拉巴马州执行联邦法庭判决的。这一切都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之内。现在破坏游戏规则，抗拒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是乔治·沃利斯。如果州长一意孤行，他就犯了法，就可以依法制裁他。只是，说到底，乔治·沃利斯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他的选民们面前的一种炫耀。有这样的州长，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背后有这样一批不可忽视的，极端的南方白人民众。不去主动点燃这个炸药包是肯尼迪兄弟当时慎言慎行的最主要原因。然而，这样的顾虑并不一定被所有的人理解，因此，在一些黑人写的历史着作中，至今仍然批评当时的肯尼迪行政分支“软弱无力”。

一个联邦法官私下告诉沃利斯，如果他抗拒联邦法庭的判决，他就要被判在联邦监狱里关两年。沃利斯的法律顾问研究了一番阿拉巴马州的法律以后发现，按照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州长即使犯法坐牢，只要是关在阿拉巴马州境内的监狱里，他就还是州长，不过如果他是关在其它州的监狱里，州长职务就自动中止了，他就不是州长了。

那么，如果他违抗联邦法庭的判决而要坐牢，谁有权来决定把它关在哪儿呢？有权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判他的法庭。法庭是只管判，不管关的。监狱是归负责执法的行政分支的司法部管的。联邦司法部长和他的助手就私下开玩笑说，如果法庭真的判他关两年，他还是不是州长就要由咱们来定了。咱们不仅可以把他关到外州，让他当不成州长，还要把他关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那儿的犯人黑人最多。尽管这只是开玩笑说说，但是他们私下让这种说法透露给了乔治·沃利斯，也许希望这会给沃利斯一点压力。

说是乔治·沃利斯身后有一个“易燃的炸药包”，可不是一句玩笑。联邦法官下令阿拉巴马大学在6月11日务必让黑人学生入学以赶上夏季开学时间。阿拉巴马的种族隔离激进组织闻讯立即举行集会，动员民众支持州长。KKK举行了他们的公开仪式，包括火烧十字架的仪式，有成千上万人围观。各地的其它激进分子纷纷涌进来，甚至包括美国的纳粹党。

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则派出了他的主要助手，司法部副部长，连同有将军头衔的联邦执法队官员和国民兵官员前来协助黑人学生注册。

州长沃利斯的态度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他宣布，他将亲自站在校门口，阻挡任何企图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黑人学生。形势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流血冲突以前几乎一模一样，紧张气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联邦官员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又一次流血事件，可是沃利斯态度如此强硬，逼得他们也无路可走。

预定注册前一天，肯尼迪总统给沃利斯州长一份私人电报，企图最后一次说服他考虑违抗联邦法庭命令而可能导致流血冲突的后果，要求他服从法庭，作出让步。沃利斯州长立即强词夺理地回答说，我亲自到场就是保障和平。

第二天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校门口发生的一切，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南方州政府在持续了两百多年的黑白种族问题上的对立的最后一次历史性的表演。沃利斯州长有一个重要动机是在他的州民面前表现他的英雄作为。各个电视台在校门口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阿拉巴马的电视台占据了最好的拍摄位置。他的助手在地上用白笔画出州长将站立的位置，让摄影机调好角度，就象一台大戏即将开场。

阿拉巴马州的国民兵封锁了校区。在沃利斯州长到达校园前一刻，肯尼迪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个声明，谴责阿拉巴马州长阻扰执行联邦法庭判决，使得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在阿拉巴马州不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实现，所以，肯尼迪总统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正式命令这种阻扰联邦法庭的行为立即停止。

9点50分，阿拉巴马州长乔治·沃利斯到达学校，丝毫没有服从总统命令的迹象。他进入旁边的办公室，等着联邦官员的到来。10点44分，一队小汽车缓缓开到，里面是司法部副部长和其它高阶联邦官员，当然还有准备注册的两个黑人学生。

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被电视台的摄像机详细地录了下来，我们现在还能从文献片里看到当年的景象。

当联邦司法部副部长走近大楼时，州长沃利斯出现了，他站在大门口，胸前挂着一根麦克风的电线，就象电视台的现场报道员一样。司法部副部长走近前来，说他带有一份美国总统的声明，命令沃利斯停止阻扰黑人学生。沃利斯“刷”地一下伸出手来，象一个执勤的警察一样把司法部副部长一把拦住，他说，他也有一份他自己的声明，他将当场宣读。

他的声明就象是一百年前南方脱离联邦时的宣言的翻版：“作为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站在你面前代表本州及其人民的权利和主权。今天，中央政府对阿拉巴马大学校园的不受欢迎的，没有必要的，没有得到合法许可的，滥用权力的入侵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是对本州的权利，特权和主权的压制……因此，我作为这个主权州的州长，今天特地宣布拒绝中央政府非法剥夺本州的权利。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代表其它成千上万阿拉巴马人民，如果我今天没有尽到责任挺身而出，他们也会站出来。我宣布禁止中央政府的非法行动。”

显然，州长沃利斯唯一能够诉求的还是所谓州的主权。但是，他应该知道，如果说，当年南方对联邦的指责还有法理依据的话，那么如今他却是完全站在一个违法者的立场上，他的声明也就显得牛头不对马嘴。更何况，在最高法院就布朗案作出裁决以后多年，沃利斯州长站在那里，阻挡的不是联邦的千军万马，而是两个拿着书本要来合法上学的南方黑人学生，再重复这番话，就活象一出闹剧了。

于是，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平静而一针见血地说，“州长先生，我对表演不感兴趣，我不知道这种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所关心的是执行法庭的命令。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任地让开。如果你不让开，我可以肯定地说，法庭的命令最终是要执行的。最终，你我都明白，历史的最后一章是这些学生入学，他们将留在这个学校，他们今天注册，明天上课。”

州长沃利斯一声不吭，象一尊雕塑一样注视着前方。僵持一会之后，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司法部副部长按照预先的计划，还是带着黑人学生暂时撤走了。在整个过程中，黑人学生自始至终坐在汽车里，司法部副部长没有把他们带到大楼前，没有使州长与黑人学生直接发生入校与阻挡的冲突。那么从技术上讲，州长沃利斯还没有违抗法庭命令，阻扰黑人学生，他只不过是拦住了几个联邦官员而已。这样，联邦当局就还没有必要逮捕他，因为真地逮捕他而引发联邦政府和阿拉巴马州的对峙局面，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首都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决定尝试另一个合法途径，他签署了一个合法命令，命令阿拉巴马州的国民兵立即归联邦政府指挥。于是，阿拉巴马州国民兵中最受人尊重的亨利·戈拉汉将军，奉命开赴阿拉巴马大学请州长离开。为了避免在一个大学校园里出现“军事行动”的恶劣印象，戈拉汉将军受命只带了四个民兵，这四个民兵也都是本地居民。

这一切安排要花几个小时，所以当戈拉汉将军来到阿拉巴马大学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沃利斯一刻也没有离开大楼，当戈拉汉将军走近时，他又出现了。戈拉汉在离沃利斯数公尺外站住，脚跟一碰，“刷”地一个立正敬礼，然后用沙哑的嗓子说：“州长先生，我有一个令人痛心的责任，请你离开这儿。”

沃利斯从口袋里又抽出一张纸，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指出自己身为州长，是阿拉巴马州国民兵的最高指挥官。他指责联邦政府实行军事独裁，而阿拉巴马人民面临的是一场保卫宪法的战斗，“我们终将胜利”。然后他也来了一个立正敬礼，在戈拉汉将军回礼以后，他走下台阶，乘车离去。几分钟以后，两个黑人学生顺利注册入校。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这场危机就这样在双方都保持尊严和体面的情况下结束了。不难看出，阿拉巴马州国民兵司令戈拉汉将军的明确立场是至关紧要的。事后，他曾说过，他之所以说这是“令人痛心的责任”，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州长是他的上司。但是，在南北战争以后有过立法，就是联邦政府如果决定动用州国民兵，那么他就是受合众国总统的指挥。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一幕是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和南方州权之间所发生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对峙。一百年前，就是这样的对峙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战争，但是现在，却只剩一些象征意义了。

你一定会问，要是戈拉汉将军认为自己应该听从州长的命令为本州效力，而不听合众国总统的命令，或者，沃利斯州长号召其它武装民众和联邦政府对着干，反正民众手里有的是枪，而且阿拉巴马民众中有很多人正在火头上，一点就着，那么，会不会再来一场内战呢。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过去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纯粹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州出于和南北战争前相似的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或利益冲突而坚持要分裂，说什么也不肯待在合众国联邦里了，那该怎么办呢？还要不要维护合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联邦政府会不会派兵讨伐叛乱？

我和很多美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十分明确，不会。

我的朋友迈克跟我细数过如今不再会发生一场内战的原因。

首先是引发内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尽管按照宪法，仍然有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但是各州之间的流通和交流和一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一百年前的一个州即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已经在美国大大淡薄了。现在的美国人，依然有对于州的主权的认识，却也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观念。

同时，通过民主机制百年的运作和调整，美国国内不再有南北战争以前那种尖锐而难以调和的冲突。说到底，南北战争的尖锐矛盾是一个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发展。战争的爆发，也说明当时双方的处理都并不是妥当的。然而，这就是当时的美国人的认识深度。当战争过去，人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化解仇恨，从中吸取教训，变得更理智，更理性，更聪明起来。否则，那六十万属于南北双方的父老兄弟的血，才是真正地白流了。

现在的美国，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问题。相反，富人和穷人，白人和黑人，南方和北方，更多地有了一种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味道。矛盾当然是永远有的，但是大家都有点儿明白了，依靠这个制度来调和矛盾恐怕是最明智的做法。法治为调和矛盾提供了更为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和场所。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对那场兄弟相残的战争的反省，政治家们也达到了一个共识，无论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什么矛盾冲突，再用一场战争来解决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接受的，任何人向内战跨出一步，就会身败名裂。

这就是肯尼迪兄弟和沃利斯州长小心翼翼费尽心思周旋的原因，也是戈拉汉将军明确站在联邦总统一边的原因，恐怕也是沃利斯州长最终顺着台阶让步的原因。事件看似惊险，结果实属必然。

人们在今天都已经有足够的智慧看到，一个国家的各民族，各部分之间的最有力维系，是互利共存，而美国人民一百年来的努力正是在完善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能够保障互利共存的目标，而不是以武力逼迫维持。

经过那么多的历史风波，美国已经学会了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作为一个中央政府，它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协调机制，使得留在这个联邦里“州们”，个个获益匪浅。同时，自治在今天，依然是美国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理念之下，各个州和区域的个人，能够享受到最充分的自由。在历史的反省中，美国主流思想中一直存在的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在曾经是长期封闭的极端南方区域，也已经普遍被接受。在人性的觉醒上，特定的南方已经不再明显地落后于美国的其它区域。发生的问题，人们也已经习惯了遵从游戏规则，寻求在合法的范围内一步步地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早已修炼到这样的悟性，就是一个中央政府要做的，不是考虑如何强行阻止“独立”，而是如何给民众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从心底里深深庆幸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能留在这个联邦里，成为美国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今天人们看到的，在美国，不是人们要离开这个国家而受阻扰，而是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并非他们故土的国家。不管原因是多么不同，这里总有什么在吸引着他们。美国最近在对待它的托管地波多黎哥的前途的时候，也决定让该地的民众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自行决定。也许，他们会选择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许，他们会选择独立。美国认为，拥有选择权利的是波多黎哥的人民，而不是美国的联邦政府。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门口的那场对峙和平收场，肯尼迪总统一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本来已经预定了晚上的电视讲话，如果阿拉巴马大学出现了密西西比大学那样的聚众闹事的情况，他就将宣布派遣国民兵进入阿拉巴马州执法，强制执行联邦法庭的命令。现在事情和平收场，不必采取什么强制手段，当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肯尼迪总统决定，他不取消当晚的电视讲话。就在那次电视讲话中，总统向全国人民宣布，他将把酝酿已久的新的民权法案递交国会参众两院。这个法案大大地扩充了联邦政府权力，这一步跨得如此之大，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被国会所通过，所以总统在此之前也已经把法案捏在手里很久，迟迟不敢提到国会去。

作为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肯尼迪兄弟，比任何人都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南方黑人民权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确定保障民权的立法，也就是把它纳入全民公认的契约。所以，提出并且使得国会通过新的联邦民权法，成为肯尼迪兄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但是，要走出这一步，黑人的民权运动就不能在行为上过激，甚至有时必须作一些妥协。如果黑人丝毫不约束自己，表现得大有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威胁力量的话，就很难使得这个民权法在国会得到大多数议员的同情。可是，这样的思路，就是当时的黑人领袖也有许多人并不完全理解。

我以前提到过，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不论是北方，还是中西部，黑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种族隔离时期。相对南方黑人，他们已经享受了长久以来的自由状态。尤其在大都市里，他们有的是与白人共同生活中发生的，具有现代意味的种族摩擦和冲突。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的是完全激进，甚至充满暴力意味的口号。他们根本瞧不上马丁· 路德·金“非暴力”的“这一套”。比如说，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康姆·X在当时就一度提出过“白人全是魔鬼”，并且不排斥暴力。而“黑豹党”甚至比他还要激进。

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经试图和黑人领袖们沟通，试图让他们理解他和肯尼迪总统所做的一切。有一次他请十几个黑人组织领袖来聚会谈话。可是，谈话一开始不久，黑人领袖们情绪就激动得难以控制。他们痛诉黑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当然，黑人领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整个过程，罗伯特·肯尼迪坐在那里，只有听的份。他事后谈到，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因为，他想寻求黑人领袖们的理解，共同配合达到保障民权立法的最终目标，这是黑人民权的真正护身符。可是，他们却并不完全理解他正在努力的一切。

新的民权法案虽然被送到国会，离开被通过却似乎还遥遥无期。1963年的下半年，黑人民权运动声势浩大，马丁·路德·金决定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广场上举行空前规模的黑人集会。肯尼迪总统企图说服黑人领袖们放弃这个打算，肯尼迪总统的顾虑其实很好理解：现在正是国会要讨论和考虑如何处置民权法案的时候，国会里那些从南方选上来的众议员参议员们，本来对日益增长的黑人声势就抱有顾虑，这样的集会必定挑战性很强，还会有一些黑人提倡战斗性很强的，敌视所有白人的“黑色权力”。这样一来可能就堵死了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的路。

可是黑人组织是另外一种考虑，他们意识到，黑人必须自己起来显示他们要求的自由和平等。他们坚持计划举行集会。肯尼迪总统眼看说服不成，干脆公开支持黑人的集会。以总统为首的联邦政府行政分支明确地站到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运动一边。

好在，马丁·路德·金相当好地控制了集会局面。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的20万人的集会上，他发表了着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听到这个演讲的录音：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土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阿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演讲，听着这个演讲，你不可能不想到美国黑人几百年的苦难，不可能不想到美国人民，白人和黑人，为了解放黑人，为了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所作出的努力，你不可能不感动。

鲜为人所注意的是，集会当天，肯尼迪总统邀请了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到白宫作客。肯尼迪总统对黑人领袖们说：

我也有一个梦，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被通过。

三个月后，1963年11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带着这个平常的梦，遇刺身亡。

总统的死终于促使新的民权法案被国会所接受。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原来是肯尼迪的副总统，他是来自于南方的。肯尼迪总统的死，使他决心全力促使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以帮助肯尼迪总统实现他生前的心愿。此后，约翰逊总统频频发表讲话。美国的南方人讲的是一种口音非常特别的英语，南方人几乎以这种口音相互认同。人们回忆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听到一口南方口音的总统竭力支持民权法案更令人震动的了。

1964年夏，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民权法案，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一个在联邦扩权方面步子跨得那么大的联邦法案，能够在一个黑人群众运动激荡的年代，如此顺利地被通过，这和当时肯尼迪总统遇刺给所有的人带来的震动密切相关。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不少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都是怀着对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心情，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的。肯尼迪总统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等弱势团体影响最大的1964年民权法。包括我们新来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能够在此安然生存，都离不开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约翰逊总统邀请马丁·路德·金等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这个法案的总统签字仪式。

尽管以后数年里，仍然发生过种族冲突，骚乱，甚至流血，尽管至今在种族问题上仍有困惑，异见，甚至仇杀，但是，不仅美国黑人的一个新时代终于来到，美国种族融合的一个新时代也因此开始了。

这个新时代真是来之不易。

就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4. 两起谋杀案

卢兄：你好！

今天我想给你讲讲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最后的故事。

我在前面已经说到，1964年，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这是由肯尼迪总统生前提交到国会的民权法几经周折，最终被参众两院通过的一年。1964年民权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以联邦法的形式禁止在社会公共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种族歧视，标志着美国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从建国起就延续下来的种族问题。从此以后，美国黑人在法律上拥有了和白人完全一样的平等权利。

可是，尽管有了保障黑人平等权利的联邦法律，却并不意味着南方的黑人就立即就有能力和机会来实施这种平等权利。在极端南方的深处，从南北战争以前的奴隶制，到南北战争以后的种种歧视性的地方法律，甚至KKK暴民的私刑，使大量黑人还生活在社会底层。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几个州，就是那几个老牌的南方蓄奴州，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等，那儿的人口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是黑人。

但是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给予黑人以公民地位以后的近百年中，这些极端南方州的黑人却一直没有参与政治选举，没有担任法庭的陪审员，甚至在有些地方还不能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而这三项正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这种状况的产生，有着不同的原因，主要原因当然是由当地的种族歧视的基调造成的。大多数具有种族偏见的白人早就把黑人参与选举看作是对南方白人地位的最大威胁，一直用KKK式的恐怖和威胁把黑人阻止在选举之外。另一方面，从历史上，南方黑人大多比较贫困，分散，文化水平低而文盲多。这使得他们长期以来公民权利的意识比较淡薄。这种状况不是一个简单的联邦民权法就能立即改变的，在法律确定之后，还有大量深入的工作要做。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选票是非常复杂的，远不是我们印象中一张印有几个名字的小字片。除了选总统，州长，镇长等等，还有大量的议员，地方治安警察等一系列的官员要选。更有大量的法案是民众直接投票决定，而不是议会决定的。在每次选举之前，当地的报纸都会有大量的协助公民选举的阅读资料，包括对即将公民投票的法案的解释和介绍。今天的美国各地，在选举之前，都有大量的人员投入，协助公民对于选举的理解和完成。可是在当时，大量低教育的南方黑人甚至文盲还得不到这样的协助。

因此，对于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组织来说，在1964年，从法律保障上来说，民权运动已经胜利在握，而对于实质性地改变南方黑人的社会地位，也已经到了胜利在望的时刻。这时，黑人的民权组织已经面临最后阶段的工作，就是帮助南方各州的黑人站出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的权利。此刻，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大量深入细致进入南方黑人千家万户的工作。一个个地动员他们参与选举和协助他们进行选民登记，教他们如何进行投票。同时，他们需要面对的，就是极端南方最封闭地区无所不在的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敌视，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敌视随时可能被一些南方KKK极端分子演化成真正的危险。

1964年夏天，黑人民权组织选择了密西西比州这个南方深腹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区，作为他们教育和发动黑人民众参与选举的“夏季自由计划”的地方。他们在北方的大学里动员了成百上千的大学生，有白人也有黑人，经过训练后，派往密西西比的城镇，宣传和教育黑人民众。

为什么要经过训练呢？因为谁都知道，此去十分凶险。

这些南方的小城镇，散落在大森林和沼泽地之间，地广人稀，历来十分封闭，而且一直是地方自治，可以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想来，我们曾经简单地以为，在那时，整个美国就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美国到处都是一样的，美国人也都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解。后来我们才逐步明白，这些问题只发生在美国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非常特殊的区域。对于这个区域，就连当时的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根本不愿贸然前往。因为，在这些当时非常闭塞的南方小镇上，对外来的人，尤其对操着与他们的南方话不同的标准美式英语的“北佬们”，都充满不信任甚至敌意。

我们的白人朋友弗兰西斯对我们说，在六十年代末，他是一个嬉皮士大学生。他有一次打算搭车去佛罗利达，但是，假如有一些可以搭到中途的车，他一定要搞清楚是停在哪一个州，向南方去，他只敢在弗吉尼亚，北卡罗莱那这样的温和南方州下车停留，在往南下车停留就不安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留着嬉皮的长发，一看就是个“北佬”，这付打扮在那些极端南方州不挨揍才怪呢。

前几天，我和我的朋友卡罗聊起这个话题，她说，她就是在那个年代，随父母从密苏里州搬到佐治亚州北部的一个这样的小镇上的。严格地说，密苏里人并不算是“北佬”，她的一家也都是几代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可是，他们仍然不受欢迎。他们一搬来就遇到一系列麻烦，甚至家里养的狗也不知被什么人药死。童年搬家的经历对她几乎就是一场恶梦。我奇怪地问她，你不也是白人吗？卡罗对我说，你以为这些人仅仅是种族歧视，他们就是狭隘，狭隘了极点。不要说是“北佬”，就是从邻县来的外乡人，他们都不喜欢。他们才不管你是白的红的还是紫的蓝的呢！

在这样的一些区域，又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经过一百年的较量终于摊牌的时候，一些极为狭隘的南方底层白人，既有从被打败了的那一天就积累起来的敌意，仇视，屈辱，又有对眼看着黑人就要在政治地位上和他们平起平坐的恐惧。他们预感到，这种平起平坐，不仅意味着他们原来已经几百年来已经习惯的封闭生活和秩序，将要被打破，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黑人被当选为某个社区的领袖，黑人将会主宰他们生活其中的社区生活。这对当时生活在这些封闭南方区域的白人极端分子，是一个死也不愿意看到的前景。可是，这个前景眼看着就被历史的潮流推到面前，他们的紧张和恐惧也就随之到了极限。

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带着推动这个历史转变的任务而进入南方深腹地的民权工作者，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对于这些南方白人极端分子来说，这根本就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形势下完全可能罔视法律，铤而走险，以死相拼。

黑人民权组织中，有许多人生长在南方，来自南方，深知这些特殊区域的禀性，当然也就深知这些“深入虎穴”计划的危险性。于是，他们提出要求联邦政府对那些参加这个行动计划的志愿者们，加以保护。

这个时候，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领袖在美国已经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肯尼迪总统遇刺以后，以约翰逊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分支从一开始就相当重视这些年轻人的安危，但是联邦行政分支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向这些被黑人民权组织的号召所吸引，志愿参与行动的年轻人说明事实，希望能够达到劝阻的目的。

在“夏季自由计划”训练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一再前往，希望这些年轻的志愿者明白，由于美国宪法对于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的划分，联邦是不能直接干预州和地方的治安的。这不仅因为维护治安是地方的权利，更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一个中央一级的警察机构。美国建国两百年来，联邦政府的职权已经有了惊人的扩大，但是从起草宪法开始，联邦政府权利的扩展就是美国社会的一忌，每走一步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弹。1964年民权法和其它联邦法律一样，基本上仍由各州自己实施，联邦政府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贸然用联邦的名义到各州去强制实行联邦法律。更何况，治安，特别是预防性的治安，按照法律完全是州政府的职权范围。

这在我最初给你写的信中就提到过了，美国民众对于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控制的警察机构，一向充满警惕，虽然他们深知他们因此时时在付出安全的代价。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这些执意前往的年轻人说，你们必须明白，如果你们一定要去，你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免招致危险。因为你们只能向你们所要去的州和地方的警察寻求安全保护，“我们不能跟去保护你们”。其原因是，“美国实际上没有一个联邦的警察机构，许多人以为联邦调查局是一个这样的机构，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向黑人民权组织再三解释，联邦调查局只是联邦的一个调查机构。也就是说，在出现跨州的犯罪活动是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有权依法到各州进行调查以获取证据，使得联邦司法部可以用这些证据来进行起诉。但是当你们到南方城镇去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荷枪实弹地跟你们一起去保护你们，因为这样就侵犯了州的权利。只有各州和地方上的警察有权管治安。

明确地说，就是假如犯罪行为发生了，假如有人被伤害甚至让人给杀了的话，联邦调查局有权来侦查犯罪活动；但是，这是一个调查机构，在犯罪行为没有发生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也无能为力来进行跟踪保护。

谁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密西西比州的州长和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本人就是种族主义者。地方上的治安警官都是当地白人民众选出来的，很多人也是白人种族主义的激进分子。我想特别向你指出的是，这些治安警官基本上都不是胡作非为的歹徒，他们大多恪守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职责，问题在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和选出他们的当地底层白人民众一样，是抱着强烈种族偏见的激进分子。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南方”是历来“法律严谨，秩序井然”的。那些从北方跑来的民权工作者，才是“破坏南方的法律和秩序”的“罪犯”。因此，指望这些地方治安警官来有效地保护这些北方来的大学生，很可能是指望不上的。

所以，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实际上更希望的是，这些被招募来的打消立即深入南方深腹地的念头，在劝阻不成的时候，只能讲明这里包含的危险，劝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刺激当地潜在的危险分子。

在这个问题上，也很典型地反映了美国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着大量的类似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少则三五个人，多则成千上万个成员。其实连教堂这样的宗教团体，也是这样的民间组织。在黑人的民权运动中，教堂就担当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问题是，这些民间组织的行动，只要不犯法，政府是无权干涉的。他们的各项行动计划也没有通告政府的义务。例如这个“夏季自由计划”，假如不是计划的领导人自己对它的危险性感到不安，主动向联邦调查局提出保护要求的话，美国的政府行政机构根本就不会知道。

美国的移民背景，使得它的民间组织格外复杂。有些移民的民间团体，他们所关注的重心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母国。其中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还会对这些美国之外的他们所关心的地区频频“出击”。一般凡是不理解美国社会体制运作方式的国家，往往会因此而迁怒于美国政府，怀疑这是美国政府的指使和派遣。事实上，美国政府根本无权干涉这些多如牛毛的民间组织。美国的结社自由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当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美国法律的时候，才会被警察或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检察官找上门来。

因此，黑人民权运动的组织者，主动要求联邦调查局保护一个民间组织行为的举动，是极不寻常的。可是，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限定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不在他们范围内的事情，他们只能作出劝告，说明情况，却不能插手。

因此，当马丁·路德·金告诉“夏季自由计划”的参加者，你们要作好准备，要准备好遭到威胁，辱骂，殴打，逮捕。还有一句话，他没有明确说，那就是要有牺牲生命的可能。

那么，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什么内容呢？说来真叫人难以相信，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非暴力”主义的理念和细节。

虽然，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运动组织此时已经达成相当的共识，黑人的“非暴力反抗”也在整个民权运动中得到美国民众的普遍同情，已经成为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然而，在今天回顾这个“夏季自由计划”的时候，我始终不能完全以赞赏的态度看待这样一个帮助南方黑人“最后解放”的大规模行动。

“非暴力”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被成熟运用的政治手段。它始于印度的“圣雄”甘地。之后，被不断地研究发展，以致于今天都有专门研究“非暴力”的杂志，以不同的角度探讨“非暴力”的哲学和技术问题。“非暴力”抗争，相对于鼓吹暴力解决问题，有了本质性的进步。它的进步正是体现在对于人性的认识上的飞跃。但是，当“非暴力”被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群众运动领袖用于一场民众运动的时候，这里仍然有一个是否“适度”运用的问题。对于这个“度”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否真正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也在演变。它从以铁腕政策统治殖民地开始，由于其自身的历史进步和国内的压力，逐渐走向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体制。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就是率先主动站到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地位，要求对方共同进入游戏规则。反过来说，这个体制的完善，也从一个侧面成就了这个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在有了游戏规则之后，至少甘地知道，他作为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反对殖民政府的领袖，他可能因为在抵抗运动中因为违法而坐牢，但是，他会有机会经历公开的审判，量刑是必须有法律依据的，他决不会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所以，挑战司法，上法庭，进行法庭辩论，坐牢，都成为“非暴力”抗争的一种“技术”。在这样的体制下，结果倒是英国殖民政府越来越不希望看到甘地坐牢，因为这反而会加速甘地的明星效应。“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由这样一个在英国读出法律博士，对英国政治制度了如指掌的甘地提出，在由英国殖民政府统治的印度得到成功，决不是偶然的。

对这个体制的熟悉，是甘地领导“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最大依据。因为，这个体制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面对这个制度，甘地胸有成竹。然而，当甘地成功地点燃了他的同胞们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当看上去是如此无能的英国殖民政府完全认输离去之后，甘地却发现，他面对自己亲爱的同胞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面前是完全非理性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激情不减。

在整个赶走英国人的长达几十年的印度独立运动中，双方都有过失控的情况，造成了约8000人的死亡。可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立即陷入由于宗教，派别不同的一场场同胞之间的混战，使得印度独立之后仅短短一年，同胞自相残杀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就高达五十万。即使是“非暴力”的创始人甘地，也完全无能为力，无法使这些“暴力”平息。这个时候，他的任何理论都不起作用，他唯一的“杀手锏”，只能是凭借自己“圣雄”的神圣光环，以绝食自杀来平息同胞之间的野蛮厮杀。说穿了就是以非理性对付非理性。尽管这一招一开始还频频奏效，但是，这对于一个完全理智健全的英国法律博士，对于一个“非暴力”理论的创导者来说，真是莫大的悲哀。其悲剧性甚至远远超过甘地最终死于自己同胞的暴力暗杀这样一个事实。

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的成功，也在于他对于美国体制的游戏规则的熟悉。

然而，假如在一个完全不讲游戏规则的体制下，假如领导“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已经明知他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必然导致对方完全血腥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仍然听任事态的发展，甚至推动事态的发展，在可以避免暴力发生的时候不作任何努力，那么，即使“暴力”的使用是对手一方，这样的“非暴力”领袖的作为仍然是可疑的。一个真正的“非暴力”的，以公正和人道为口号的领袖人物，应该以一切手段避免无辜生命的不必要牺牲。

在1964年的这个“夏季自由计划”里，我总是疑惑有些黑人运动的领袖，已经有了更多的政治效果的考虑。一个原本呼吁公正人道的运动，在这个时候似乎忽视了人道的基础。不仅在于，他们动员上千名热情天真纯洁的大学生投入其中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他们年轻的生命以更多的关怀。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特定计划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体制，而是一些在乡下暗处的有暴力倾向的南方极端分子。这比当初挑战长途汽车种族隔离的志愿者的遭遇更危险。因为他们当初有大量记者跟随，双方都是在明处。而在这个计划里，下去的大学生三三两两，他们对极端南方毫无感性认识，就这样一头扎进暗处，根本没有任何保障。

使我感觉最不舒服的，是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黑人民权组织甚至考虑到，一旦出现大学生发生危险的时候，如果被害者是一个较上层家庭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影响，更有利于黑人民权运动的推进，更不利于极端南方的固守。于是，他们有意识地到北方的各个着名大学去招募志愿者。因为在那些名校里，有更多的中上层白人家庭的孩子在那里读书。他们这方面的考虑基本上是达到目的的。我下面故事里提到的三个年轻大学生志愿者中，不仅其中两名是白人大学生，而且还有出生于富裕的犹太裔医生家庭的孩子。

我总是在想，难道在那个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已经进入胜利的尾声的时刻，就一定有必要让这样一些完全没有南方生活经验的大学生，以这样的方式，立即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吗？在一个急功近利的计划后面，隐藏着策划者本身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呢？

这是美国书写历史的方法。不论是南北战争也好，不论是一个正面的民权运动也好，任何一个历史行为，总有各种人，从各个角度来对它进行揭示和评判，最终，你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各个侧面，你了解到的历史是完整的。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有各个方面的思考和反思。人们也自此才可能说，真正地吸取了历史教训。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肯定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同时指出它的问题。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物，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历史运动。

我只能说，只有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大学生们是完美的。他们继承了这个国家的精神主流中最宝贵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最早的那些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精神。他们超越了自己的种族归属，他们是具有人性反省和人道追求的真正的人。

1964年6月21日，两个白人大学生施维纳和古德曼，和一个黑人大学生恰尼，就这样来到了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这个南方小镇虽然和着名的大城市“费城”同名，可是，这只是一个密林深处的鸡毛小镇，我还是把它叫作“费镇”吧。这个小镇是内秀巴县的中心。三个北方来的大学生在附近访问了黑人居住区，查看了被人放火烧毁了的黑人教堂，和黑人居民进行了交谈。下午，当他们驱车来到小镇附近的时候，他们一点不知道，自己已经给盯上了。四点多钟的时候，副警官普莱斯以超速行车为由把他们拦截下来，然后要把他们带往警察局。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般来说，就是开车超速了，警察也就是开出一张罚单。更何况，一辆车总是只有一个驾驶员，从没听说过要连乘客一并带走是问的。但是，普莱斯副警官坚持说要把其余两人也作为证人带走。就这样，他们被带到了镇上的警察局。在那里，他们要求打电话与外界联系，这样一个合法的要求，却在这个小镇警察局被断然拒绝了。

晚上10点多钟，普莱斯要他们交出20美元担保费后，把他们放了。这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已经足以使他们嗅出周围的危险气氛。当他们在夜里十点半走出警察局时，这三个大学生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平静的白人集居的小镇了。

可是，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失踪了。

由于他们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每天向民权组织报告行踪，所以他们的突然失踪很快就被民权组织发觉，并马上报告联邦调查局。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立即寻找这三个大学生。以探员沙利文为首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小组来到这三个大学生最后被人看到的地方，密西西比州费镇。然而，当他们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只看到它就象南方所有的小镇一样，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动静。所有的人，包括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副警官普莱斯，都说他们走了。

不过，联邦探员们很快地还是在一片人迹难到的密林中发现了这三个大学生的汽车，车子被彻底地烧毁了，烧得只剩下一个外壳。三个年轻人却踪迹全无。夏天的密西西比沼泽丛林到处是毒蛇，在这样的丛林里行走都很困难，他们能上那儿去呢？

被焚毁的汽车似乎无言地在暗示一个吉少凶多的结局。联邦调查局立即调动了一百多个探员云集小小的费镇，将此案作为绑架案来调查。还有一天比一天多的来自全国各大新闻机构的新闻记者常驻费镇。由于黑人民权组织的压力和各界的关切，这个案子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重头案件，调查进展每天报告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局长胡佛亲自过问。他已经向总统保证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随后就是长达44天的调查。在这44天中，联邦调查局访问和约谈了费镇上和内秀巴县的上千个居民，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线索。联邦调查局动员了大量人力和设备，包括美国军队使用的丛林装备和潜水人员，对内秀巴县的每一块荒地，每一片丛林，每一个池塘湖泊，每一条沼泽河流，一寸一寸地探查，然而毫无结果。这三个年轻人的踪迹却还是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线索。

在这样梳头式的侦查中，他们甚至在通往密西西比河的沼泽河流的水底下发现了另一个无名黑人的尸体。显然也是不知何时被谋杀的。这个谋杀案由于难以掌握证据，此后始终没有被破案。可是这具黑人尸体的被发现，使得三名大学生的失踪案，使人们感觉更为凶险。

在此期间，三个大学生的家人和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来到这个小镇，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小镇上对他们的明显的敌意。马丁·路德·金事后曾经说到，当他站在费镇面对着周围白人的无声的敌视和仇恨目光时，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恐惧的时候。

此案一度似乎是查不出来了。当地的白人民众中却放出了谣言，说这三个外来的“煽动者”根本就是故意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并且有意不露面的。这压根儿就是马丁 ·路德·金的组织设计出来，存心诬陷这个安静的有法律有秩序的小镇上的人民的。

联邦调查局根据分析，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这是和当地的KKK有关的一件罪案，而且他们也有把握断定，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他的副手普莱斯就是KKK的人。不论是绑架还是谋杀，三个活生生的年轻人的失踪不可能是单枪匹马所能做到的。可是，联邦调查局就是无法从当地居民中获取任何线索。

美国总统向胡佛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因为这显然是对刚刚由国会通过，并立即由总统签署的新的民权法的考验。胡佛亲自批准了联邦调查局的策略，设法招募KKK的人员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内情，通俗的说法叫收买线民。

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如果没有线民提供内部情报，秘密活动是很难侦破的。即使侦破了，没有线民在法庭上作证，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也很难说服陪审团将被告定罪。

这一次，僵持在那儿的费镇大学生失踪事件也使用了收买线民的做法。联邦调查局的成百探员一面加大搜索力度，掘地三尺，同时也持续不断地拜访和约谈KKK的成员，制造气氛。然后宣布对任何提供三名大学生下落的人，奖励五千至三万美元。在这个事实上还颇为贫穷的密西西比小镇上，当时这笔钱的数目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这一个做法终于奏效。沙利文探员最后得到了一个人的情报。至于这个人是谁，沙利文和联邦调查局长连司法部长问起时，都拒绝相告。因为保护线民的安全是联邦调查局的职业规范。在密西西比州这样一个KKK猖獗的封闭小镇上，他们不得不担心这个人的身份一旦暴露则会必死无疑。

从这个线民秘密提供的情报里，沙利文探员终于得知，三个年轻的大学生就在眼前，他们被谋杀之后，又被深深地埋在一个水坝下面。

这是一个位于沼泽丛林深处的人工水坝，联邦调查局出动直升飞机才找到位置。由于它在一块私人土地上，联邦调查局又用了四天时间才办好动土的搜查许可，并答应业主赔偿挖动水坝造成的损失，然后从外地调来了大型挖土机械。

这个真实的故事已经被拍成电影。虽然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可是，我还是无法忘记自己看到挖土机犁出一条深豁，那南方特有的红土中露出牛仔裤澄蓝的一角时，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心情。他们还年轻，不论是那个黑人学生，还是那两个白人学生，他们本来都生活在北方，都已经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追

Chapter_23

求幸福的权利。只是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使他们进入了这个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的凶险之地，三个年轻真挚的生命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三个大学生被埋在这个巨大水坝的底部。他们被枪杀了。特别那名黑人大学生，被枪杀前曾经遭到残酷殴打。在检查了从头到脚的只有用铁棍和链条才能造成的伤势以后，见多识广的验尸官说，他从没有在一起罪案中看到如此惨不忍睹的伤势，只有在飞机失事的现场才有类似的情况。

消息传出，全国震惊。

联邦调查局终于查清了那天半夜里发生的事。三个大学生从警察局出来以后就驱车往外走。一帮子十几个KKK的暴民分乘着几辆汽车，居然就是在地方治安警官雷尼和副警官普莱斯的带领下，以闪着警灯的警车带头，在荒僻的乡间公路上追逐和拦截了大学生的汽车。他们把大学生带到预定的地点杀害，再把他们的汽车开到了另一个地方烧毁。

这是黑人民权运动上最着名的案例之一，在我们阅读各种黑人民权运动历史的时候，常常读到这个案子。记得那是一个雨夜，我们住在北卡罗莱纳大学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外面是瓢泼大雨，我们在哗哗的雨声中读着又一本有关黑人民权运动的叫做“法律和南方秩序”的书。我们又一次与这个案子相遇。

虽然我们对此案的一些细节都已经相当熟悉，但是，在书中读到，当三名大学生的尸体被找到，案子真相暴露的时候，费镇和内秀巴县的底层白人民众的本能反应居然不是问“这是谁干的？”而是问“这是谁说出去的？”看到这里，我还是按捺不住，冲到外面，在大雨中打开车门去找随车的公路地图。我倒要看看这该死的费镇到底在什么地方，哪天我非要去看看这个鬼地方不可。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养活了这么一帮人。虽然我们去过密西西比，但是确实不知道这个费镇在什么地方。寻觅许久之后，我们终于在地图上找到费镇。

在密西西比州庞大的面积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圆点。旁边以很小的字注着：费镇。从地图上，当然看不出什么。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分钟之后，我们被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案件的南方地名惊呆了——我们在同一本书上看到了我们自己居住的小镇的名字！

差不多在密西西比大学生谋杀案的同一个时候，又有一个案子轰动全国。案子发生在佐治亚州的北部，距离1996年奥运会的亚特兰大市只有一百多公里。

这次的受害者是一名叫做培尼的黑人。他住在北方，有着一份完全正常的生活。培尼是首都华盛顿地区公共学校负责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地方官员，同时他还是美国陆军预备役的中校。当然，他听说过南方的黑人生活状况，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了正常社会的美国北方黑人，一定不可能想到，在民权运动的最后关头，一些南方地区会在面临社会变革的刺激下，变得如此凶险。

1964年夏天，培尼奉命在佐治亚州南部的属于联邦管辖的贝宁军事要塞，接受了两周的集训，然后开车北上回家。7月11日，他的车子经过了佐治亚州的雅典市。

雅典市是一个大学城，是佐治亚大学的所在地。今天，人们称这个美丽的小城是佐治亚的智慧和灵魂。因为历史长达两百多年的佐治亚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着大量艺术和人文类的专业。这里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对于南方来说，这是一个思想活跃，气氛轻松的小城。这种轻松气氛还可以从这个小城的音乐特色中看出来。这个只有八万人的大学城今天有着近两百个乐队。在各种节日，你可以看到各种族裔的人们坐在草地上，欣赏着白人的乡村音乐和黑人的蓝调，并且随着摇滚乐起舞，一片平和景象。 1996年奥运会的足球决赛就是在雅典市的佐治亚大学体育场里举行的。可是，谁会想到， 1964年7月11日的一场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只要离开雅典市小小的以校园为中心的市区，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是佐治亚州典型的保守乡村。在三十多年前，这种区别就更大了。就在密西西比案件发生的同一个夏天，雅典市附近的乡村白人，特别是KKK的人，正在激地传言说马丁·路德·金即将派民权工作者前来鼓动黑人参与选举，推动民权法在南方乡镇的实施。当地以盖斯特为首的几个KKK紧张到了这个地步，以致于他们仅仅因为在雅典市看到培尼是一个驾着外州牌照汽车的黑人，就认定他就是前来扰乱他们南方秩序的“煽动者”。

他们从雅典市开始尾随着培尼的汽车，来到邻近的麦迪逊县的一座桥边。那是森林茂密牧场旷然的乡村，就是在今天，也很少有车辆经过。于是，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居然拦截枪杀了培尼。书上有培尼的汽车照片，车上到处是浓烈的鲜血。书中提到的案发地点，距离我们家只有十五英里。这个两度审判，最终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审判的法庭距离我们家不到三英里。我们惊讶地面面相嘘：不知我们友好的邻居杰米老头和他和善的妻子埃维伦，会不会就是当年的陪审员？

我们之所以对陪审员的问题如此敏感，就是因为，这两个案子的发生和破案，固然是黑人民权运动史中的两个重大事件，这两个案子的审理，更是美国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这封信够长的了，关于这两个案子的审理，我还是在下一封信再给你讲下去吧。

祝

好！

林达

15. 多数的暴政和法庭上的较量

卢兄，你好！

我就坐在那个距离当年培尼案审理的法庭只有三英里的一个小屋子里，试着给你讲这两个黑人民权运动末期最着名的案子的审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两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实在是太重要了。

培尼的被杀和密西西比三个大学生的失踪引起全国人民的关切，联邦司法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白宫也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电报。在培尼的葬礼上，总统约翰逊派出特使向培尼夫人保证，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把罪犯绳之以法。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

发生在费镇的这个案子，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查清这个案子，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当然是一大胜利，因为他们是在当地白人民众的敌视之下进行调查的，得不到当地民众的任何帮助，而且当地的治安警官就是这个谋杀案的主犯。查清真相的过程就特别不容易。不过，他们知道，困难的事还在后面。

受害的黑人大学生的家属不无忧虑地说，“除非你能够在法庭上将凶手定罪，否则查出来也等于没查。”

读了我以前的信，你一定还记得，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刑事案件要在案发地的法庭上审理，只有陪审团才有权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现在这一谋杀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小镇上，那儿的占了大多数的白人居民几乎全部是具有种族偏见的人。陪审团只能由他们中的人组成，你必须在法庭上说服这样的陪审团，让他们来认定并宣布被告是有罪的。难就难在这里。

这两个血腥谋杀案的发生在美国南方是有历史渊源的。南北战争以后南方种族主义最野蛮的一幕，就是民众私刑了。我曾经在以前的信里向你介绍过，美国的极端南方，一方面，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的法治薄弱点，在美国建立之前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在传统上最缺乏人性思考的地区。因此，那里一向有民众私刑的发生。只是在南北战争以后，变得急剧恶化了。

由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和基本潮流，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混乱时期的“常态”，而是一个相对未开化和野蛮的地区，在和平时期里阵发性的小型民众暴乱。它在一开始，常常和失去理智的民众在盛怒之下企图自行执法有关。所以，最初的发作，常常都有一个类似刑事案件的起因。

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是一开始就和黑人联系在一起的。在南方的奴隶制没有结束之前，黑人遭受民众私刑的比例非常低。这当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南方白人底层民众对黑人网开一面，而是当时的黑人都还是庄园主的私人财产。一方面，他们活动的自由度和范围极小，几乎没有犯罪率，也没有触怒民众的机会。另一方面，当地的人们承认私有制，他们承认自己无权以私刑处理黑人这样的“他人私产”。

在早期，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仅仅是针对恶性的刑事案件，在这样一个落后保守的地区，私刑的对象甚至也包括那些在行为上不能为当地的道德标准所容的白人。在反奴隶制的时代，更有大量来自北方的从事反奴隶制活动的白人自愿者，成为南方私刑的牺牲品。

在这种传统之下，以及在种族偏见盛行的南方，当奴隶制结束，黑人进入社会生活后，黑人非常自然地就成为底层白人民众私刑的最主要目标，南方黑人受到私刑的比例急剧上升。

南方底层民众以私刑把未经定罪的黑人嫌疑犯处死，通常是在象费镇这样的小镇上，一开始总是白人民众传说有黑人犯了刑事案件，往往是说强奸白人妇女。多数情况下，黑人嫌疑犯已经被地方警察逮捕，但是白人民众却等不及法庭的审理，聚集起来把黑人从警察手中抢出来。有时候警察是抵抗的，但是寡不敌众。有时候根本就是警察睁一眼闭一眼地把黑人嫌疑犯交出去的。然后，经常是在大量民众的围观下，他们把黑人活活吊死。这一切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的，有时候围观的人多达上千。这是美国南方历史中不亚于奴隶制的黑暗一页。

正因为最初的私刑带有民众执法的意味，因此，失去理性的民众往往刻意夸大它“符合公众正义”的“合理性”，借以抹去自己对参与残暴行为甚至谋杀的罪恶感。在这种氛围下，民众私刑大大激发了人类兽性的一面，使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对一些特定的对象为所欲为，比如说，他们是敌人，罪犯，甚至异族。痛苦，鲜血和死亡都无法唤醒他们泯灭的人性。

当南方的种族偏见恶性膨胀，一些私刑的发生，已经和刑事案件根本没有关系。暴行往往只是一个公众的节日。这使得极端南方在人性醒悟这样一个美国的立国基本点上，与代表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北方，与美国的大多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极端南方的这种状况始终和无知，狭窄，愚昧联系在一起。极端南方的民众越是拒绝来自外部的影响，越是强调他们自己的生活价值可以脱离人类社会的基本人性追求，他们越是走向人性的反面。这也是三个无辜的大学生会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南方小镇被残酷杀害的当地民众心理背景。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不知你是否注意看到，在这两个案子中，KKK极端分子的行为尽管还带有残留的民众私刑的印记，尤其是密西西比杀害三名大学生的案件，涉案人高达19名。但是，非常本质的区别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大模大样地张扬了。这两个案子的涉案人都是避开公众的目光，私下里偷偷摸摸地干的。因此，不论是事件本身的性质，还是在涉案者自己的意识中，都很清楚：这已经不是民众暴乱的事件，这是一桩纯粹的谋杀案。

但是，即使案情大白，定案仍然是困难的。因为一直到六十年代，南方腹地的黑人仍没有参与地方政治，不参加选举，也不去争取担任陪审员，陪审团通常是清一色的白人。而能够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只能是当地的陪审团。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这样一个地区，如何说服这些可能对黑人民权运动有着与凶手同样仇恨的白人陪审员，“仅仅为了一个黑鬼”，就同意把自己的白人邻居定为谋杀罪呢？

所以说，案子虽然破了，困难还在后头。

这两个案子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司法归属权的问题。这是在美国发生任何一个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时，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既然美国的整个政府结构是建立在“分权”以及“制约和平衡”的原则上的，既然司法是独立的，那么，每一个法庭它的权力范围必须是清楚的。它分到多少权，就拥有多少权，界线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案子里，显然，假如把审理权“收归”联邦法庭，甚至“收到”联邦高一级的法庭，让陪审员的甑选范围，超出案发地的范围，显然对于“把凶手绳之以法”是有利的。但是，联邦政府却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

因为联邦与州的权力的划分，是美国制度“分权”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划分。而且这个权利是写进了美国宪法的，宪法是全美国人民的契约，谁也没有权利为了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毁了美国立国的宪法基础。即使是寻求正义，也必须按照游戏规则来做，谁都知道无法为了一时一事就彻底破坏规则，釜底抽薪。而一个谋杀案的审理权，是州检察官和地方法庭的职权范围，联邦司法系统无权插手。

在这两个案子里，唯一可以有探讨余地的是培尼案的司法归属。由于培尼是一个受训中的美国联邦军队的军人，他的被害使得联邦司法部的插手比较顺理成章，如果是现在，这个案子大概是会在联邦法庭里审理的。但是，那个时候1964年的民权法还刚刚通过，这个民权法是破天荒地以联邦法的权威来覆盖原来由各州自己作主的事务，南方的保守民众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指责联邦政府“入侵”各州，而联邦政府则极力并且相当勉强地要向南方说明，各州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司法部担心司法权归属问题如不小心处理，反而可能弄巧成拙，造成宪法危机，反过来还可能不利于民权法的实行，因为这一类谋杀案历来就是各州自己管的。因此这时的联邦司法部表现得十分谨慎。在将嫌犯逮捕以后第九天，联邦司法部就宣布这个案子仍由佐治亚州的司法部在当地法庭起诉审理。

可是，正如联邦司法部所担心的，在当时的极端南方，这样两个案子几乎是无法做到公平审理的。

我们先来看密西西比州三个大学生被害事件，作为一个刑事谋杀案寻求起诉的过程。这个案子的起诉显然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当时联邦调查局对于案情的掌握主要依靠后来个别涉案嫌犯的供词。因此，这个案子缺乏直接物证。由于密西西比州包括州长在内的高层官员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敌视态度，更由于在涉案的主嫌犯中有两个地方治安警官，联邦调查局对于密西西比州的司法部是否会诚心诚意地起诉罪犯根本不敢抱信任和乐观态度，而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证据来自于线民的交代，鉴于当地的状况，联邦调查局又不敢在案子还没有上法庭时，就把线民给泄漏出去。

由于谋杀罪要由州司法部起诉，密西西比州司法部对联邦调查局说，要起诉先要有证据。假如你们不把证据交给我们，单凭我们自己手里掌握的证据，这个案子根本无法成立。于是州长宣布，“我告诉联邦调查局了，我们手里根本没有什么有力证据。除非我们手里有了站得住的证据，否则不能逮捕他们。”密西西比州根本就拒绝逮捕嫌犯。

一直到现在，黑人民权组织还在为此责备联邦调查局。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联邦调查局确实无法信任密西西比州的官员们，而轻率地把自己手中的证人证词交出去。

这样，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不敢和密西西比州司法部合作，这起谋杀案就始终没有以谋杀的罪名被成功起诉过。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谋杀罪的审理了。

那么，发生在佐治亚州的培尼被害案的谋杀罪起诉审理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该案的案发地佐治亚州的麦迪逊县，涉案的嫌犯也是麦迪逊人，所以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就在麦迪逊县法院所在的小镇上。这个至今仍十分安静的小镇当时只有363个居民。法院就座落在小镇中心的广场上，这幢造型古朴的法院红色建筑物至今依然是这个小镇的一个地标。它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雕像，是这个小镇历史上出现的唯一一个稍有名气的人物，那是一个医生。8月15日，联邦调查局就把长达1360页的案情简报转交给了州长特地指定的州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答应派出专门人员全程协助起诉。

这个案子的起诉过程似乎相当顺利，因为证据相当充分。1964年8月25日，由当地居民中组成的大陪审团在听取了证据以后，同意起诉嫌犯。

培尼被杀的案子就在离我们家只有3英里的这个法院里进行，12名陪审团成员全部是本地的白人。为嫌犯辩护的是雅典市最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赫德森和另一个律师，曾经参与起诉日本战犯的前任司法部官员达西。

应该说，就纯粹技术性的法庭较量而言，辩护律师出色地利用了佐治亚州的法律，而州检察官却显得经验不够老到。但是，我已经提到过，这起谋杀案证据是充分的。

但是，联邦司法部的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法庭的氛围使人一下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会发生如此荒唐的谋杀案。在这个法庭里，居然还实行黑白分隔。当被害人培尼的黑人战友一身军服出庭作证时，那些陪审员表现出明显的不满，“黑人居然也穿上美国军人的服装跑到这儿来了”。

在结辩时，被告律师达西长篇大论地攻击白宫和联邦司法部“越权滥法”，入侵南方，派出一群联邦探员，骚扰“我们的麦迪逊家园”，干涉纯粹地方的事务。他涨红着脸说，“永远也不要让人说我们麦迪逊县的陪审团把电椅变成祭坛来满足这些嚷嚷着的坏蛋”。在一场结辩中，他五次提醒陪审员们，“你们是盎格鲁萨克逊陪审团”，即你们是白人的陪审团。事实上，从当地民众中产生的这十二个陪审员至少有三分之二不是 KKK的成员就是KKK的同情者。

9月4日，陪审团只用了三个小时的讨论，就宣布被告无罪开释！由12个佐治亚州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就这样容忍和默许了对一个美国军人的谋杀。假如说，密西西比州对凶手起诉的失败，是由于联邦调查局不敢贸然公开证人，给州司法部有了一个口实的话，那么，在这个佐治亚小镇上发生的一幕，历史对它的评判几乎都认定是陪审员罔视证据，在种族偏见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抵触情绪下，强行开释罪犯。

这是美国司法史上最暗淡无光的时刻。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以及自南北战争以来整整一百年的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的不光彩历史在制度上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么，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我刚才和你谈到的美国南方在历史上发生的民众私刑，就是一例。

“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你我也都并不陌生。从希特勒手下一呼百应，把显然是少数的犹太人送上灭绝之路的广大亚利安德国民众，到“文化革命”中，极其普遍的，几乎成为生活日常景观的民众私刑。甚至在习惯了以“平民愤”为“杀之依据”的时候，人们能够熙熙攘攘，喜气洋洋地挤在被送上革命祭坛的死囚犯的游街车前围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大民主”的权利。

在我们回顾美国历史的时候，假如我们说，仅仅因为这个国家在建国时，不同寻常地建立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理念，这块土地就因此只居住着纯洁的天使，就因此可以避免兽性与人性的挣扎和较量，这就只是在讲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假如真是这样，美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人类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从我以前的信中，你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历史的整个过程，就是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何克服这块土地上的残存兽性的过程。

美国极端南方的民众私刑，就是在实质是“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借口下发生的。尽管当时美国南方的私刑，只在偶发的民众暴乱中发生，并不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常态。据记载，从1889年到1941年的五十二年里，美国南方发生了3811起民众私刑处死黑人的事件。相当于几个极端南方州，每州每月有一名黑人在民众私刑中遇害身亡。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培尼案发生的麦迪逊县，据我们的邻居杰米回忆，这个县的最后一次民众私刑发生在三十年代。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时时处处在发生的寻常事件。

但是，只要这样一个针对弱势群体的民众私刑在当地的民众中被默许，那么，它所造成的恐惧依然是无限的。着名黑人歌手罗伯特·约翰逊有几首很有名的忧伤歌曲，就表达了南方黑人对于这种私刑的恐惧和冤屈。对于黑人来说，黄昏时分南方小镇的十字路口，突然身处一群白人暴民的包围之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恐惧的了。他在“十字路口”这首歌中唱道：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乞求上苍，救救可怜的鲍伯”

可是，当人性消失的时候，在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之下，没有人能够保护得了分散的处于少数的弱势地位的个人。这样的民众私刑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同时在南方存在的对白人的私刑。

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么样的“法”的问题。

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典“民主”的供品，那么，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作主”罢了。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结症”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么呢？

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

然而，你必须承认，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各个地区和区域，对于人性的醒悟程度是不同的。从美国一开始试图解决历史遗留的奴隶制问题开始，就不断遇到这个“民主结症”或者说“自由悖论”的困扰。因为，象极端南方这样的地区相对封闭，思维方式总是固执和狭窄的。可以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它就是固守原有的状态，不思醒悟。在讲理讲不通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因为，假如代表着美国思想主流的北方企图超越区域自治的原则，予以强行干预的话，那么，如何干预是非常值得斟酌的。一旦干预不当，自己所确立的民主理念就可能先被自己打破了。甚至进入“自由悖论”，即，为了维护少数人的自由，反而“侵犯”了那里大多数人的“自由”。为此，美国的极端南方从奴隶制时代起，就振振有辞地站在那里，抵御来自北方的“干涉内政”。

通过南北战争的惨痛教训，美国的主流意识到，在试图改变南方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打破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基本的游戏规则，否则，不仅可能制造更大的混乱，而且在人性追求的道路上，可能反而是一个倒退。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南北战争及“南方重建时期”之后，美国主流对于南方的推动都是在游戏规则之内操作，肯尼迪提出的1964年民权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将看到，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让我把故事再讲下去。虽然按照当时的司法权的划分，地方上的谋杀案是由各州地方法庭审理的，联邦司法部无权在联邦法庭上起诉地方上的谋杀案，但是，新通过的19 64年的联邦民权法，使得联邦司法部获得一线新的生机。也就是说，同样一起犯罪，作为谋杀罪是州法所管的罪行，联邦政府无权管，但是作为违反民权罪，则是联邦法管的罪行，就在联邦法庭的起诉范围之内了。

现在，既然全由白人组成的佐治亚州陪审团在佐治亚州的法庭上开释了这些嫌犯，联邦司法部的专家们认为，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新的民权法，联邦政府无论如何应该插手了。于是，联邦司法部负责民权事务的官员，专程从首都华盛顿南下来到佐治亚，向位于佐治亚的联邦中部地区法庭起诉杀害培尼的KKK凶手，要求起诉他们违反了联邦民权法。 1964年10月16日，联邦大陪审团同意起诉这些被告违反了联邦刑事法第241条。

可是，既然起诉的依据是民权法，对这场实质为谋杀的指控中就没有与谋杀罪相关的条款，因为谋杀罪不是一项联邦法的罪名，联邦法庭没有司法权。因此，大家几乎是必须把它当作一场黑色幽默接受下来。例如在培尼一案中，我们看到，联邦检察官指控这些KKK分子的罪名是：合谋侵犯黑人使用公共场所的权利，侵犯黑人利用由佐治亚州政府拥有，操作和管理的设施的权利，侵犯黑人平等使用雅典市的街道的权利，侵犯黑人使用州际公路和在州内旅行的权利，“以及佐治亚州雅典市白种公民可以享有的其它权利”。

即使如此，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由于联邦民权法刚刚开始运用，还有一些法律问题有待整理。所以，这两个案子在联邦法庭的起诉也并不顺利。

首先是密西西比州费镇的这个案子，一开始仍然有保护证人和起诉证据是否充足的问题。我们再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1964年9月10日，这个案子就违反1964年联邦民权法在联邦法庭提起诉讼。在邻近费镇的一座城市，在联邦大楼里的一个狭小的法庭里，联邦司法部的起诉律师和19个KKK成员及他们的律师在这儿举行审前听证。通常刑事案件是否能起诉是由普通民众所组成的大陪审团决定的，但是在召集大陪审团以前，有一道审前听证的手续，由法官决定此案是否有理由召集大陪审团。

还是原来的老问题：由于联邦调查局没有物证，证据是个别涉案者的交代，是打算到正式庭审时才拿出来的，被告律师就提出控方的依据只是道听途说，要求当场检查控方手里的证词，否则法庭就不应受理这种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指控。

据后来的专家指出，审前听证是不必出示证据的，所谓道听途说也可以被法庭考虑，因为这时候法庭要弄清和决定的是“是否有必要召集大陪审团”。但是这一次，主持听证的女法官卡特竟同意了被告律师的抗议，要求控方出示他们手里的“交代”。

为了保护那些用“交代”来换取较轻的刑责的涉案者，控方不敢这么早就摊牌。在和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商量以后，控方表示他们不出示“交代”。卡特法官立即宣布，不受理此案。被害的黑人大学生的母亲一听宣布，当场就昏了过去，而十九个被告则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步出大楼。

可是这一次，联邦司法部却有把握认定，卡特法官不受理此案于法理不通。审前听证是召集大陪审团以前的一个手续，是否起诉应该是大陪审团才有权决定的。联邦司法部副部长要求联邦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直接召集联邦大陪审团，考克斯同意了。196 5年1月11日，联邦大陪审团开始秘密听证。经过四天的紧张听证，大陪审团宣布同意起诉那些KKK分子违反了属于联邦民权法的刑事法第241条和242条，侵犯被害人的民权。

第二天，联邦法警突袭费镇，风卷残云般地把19个KKK分子逮捕，带到法庭。不知你是否想到，不论这个案子此后审得怎么样，假如没有1964年民权法的话，就连这一幕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习惯了高度自治，习惯了完全把联邦政府的力量摈斥在外的小镇居民，突然看到一大帮外来的法警四处抓人，对于被告律师所说的联邦司法部“越权滥法”，“入侵南方”，“侵犯家园”怎么会不产生共鸣。联邦与州的分权，权力的划分，几乎是这里所有的人的基本共识。可是权力如何划分，联邦权力的扩大怎样才是适度的，却永远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话题。

此时，两个案子能否在各自的联邦法庭起诉又出现了新的挑战。

既然现在不是谈谋杀罪，这两个案子的被告方就向法庭提出：联邦司法部依据1964 年民权法，尽管有权对侵犯联邦民权法的案件起诉，但是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联邦政府干涉的权利只能到达州一级。即，只有州政府侵犯民权，才是联邦司法部起诉的对象。然而，现在侵犯民权的案件发生在民众的私人之间，这样的案件应该还在州的司法范围之内。

在这个论据下，费镇的被告方律师只同意联邦法庭起诉两名涉案的费镇警官，因为他们是公务员涉嫌侵犯民权。而其余的人则不应接受联邦法庭起诉。考克斯法官支持了被告方的申辩。

佐治亚这一头，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也同意了被告的同样申辩，驳回了联邦司法部的起诉。联邦司法部只得向最高法院上诉，这就是哄动一时的“美国对盖斯特案”。同时，密西西比州费镇一案，也几乎以同样的理由走向最高法院，这就是“美国对普莱斯等案”。

也就是说，几乎同时发生于南方两个州的谋杀案，在州法庭起诉谋杀罪失败后，又在联邦法庭起诉侵犯民权罪的时候，几乎同时由于司法权的问题遇到障碍，最终都在19 65年的下半年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将这两个案子合并考虑，在同一天听取双方律师的辩论，又在同一天，1966年3月28日，分别以9比0对两案作出一致裁决。

在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指出，两案所涉及的侵犯民权都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权的范围之内的。无论是根据宪法及其第十四修正案，还是南北战争以后重建时期的法律，联邦政府都有合法权力可以对平民指控违反联邦刑事法第 241条和第242条，从而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对“美国对盖斯特等”一案的裁定和考克斯法官对“美国对普莱斯等”一案的裁定，发回重审。

我知道，假若不是在专门研究美国法律的话，要搞清楚这里的来龙去脉不容易，大凡美国老百姓也是一样，所以打官司才一定要有律师。可是我在读这个三十年前发生在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的故事时，看着双方的你来我往，一招一式，我有时候发现自己忍不住在等着出现一个“包公”，一个更有权威，更高明的“青天大老爷”出来快刀斩乱麻，速速伸冤。可是常识告诉我，这样痛快的事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人没有“包公”的概念，他们指望的是这个制度，指望这个制度的梳理，修补和完善。这种对于整个制度的耐心，尤其是相关人员，甚至是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所表现的忍耐，常常使我惊诧不已。由于这种完善有一个过程，他们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他们也感到悲愤，但是，没有人因此就认为应该砸锅卖铁。这是一个整体文化对于契约的尊重。换个地方的话，真不知要砸烂几多法庭，革上多少次命了。

1966年6月，仍旧是在佐治亚州我们所住的小镇的那个法院里，联邦地区法庭在这里以侵犯民权罪，开庭审理“美国对盖斯特等”一案。为六名被告辩护的仍然是雅典市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赫德逊。短短的两年，美国起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民权法的推进和制度的完善，人们的观念也在迅速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我前面聊起过的：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你也许已经想到，不论是密西西比州也好，不论是佐治亚州也好，几个极端的南方州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美国的一个部分。它们相对封闭，但是随着通讯的发达，公路的伸展，电视的普及，它们不可能不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的逼近。因为新闻是自由的，讯息是自由的。逼近的不是千军万马，逼近的是人道的力量和人性的呼唤。

联邦民权法的建立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居住在极端南方的民众，在案发以后的这两年里，他们也和全美国人民一样，通过新闻，通过电视采访，看到了对于整个案件越来越详尽的报道，他们也看到审判的经过，看到全国的法律专家对这一案件审理的评论，他们看到包括来自kkk的各个方面对事件和审判的态度，正义的和邪恶的。在谋杀罪起诉失败以后，他们看到被开脱者的兴奋，也看到被害者家属的悲恸和全美国的悲哀。他们看到被害者的葬礼，听到葬礼上亲友的讲话，听到主持葬礼的牧师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良心的呼唤以及对自由平等和平的祈祷。他们一次次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被害者的照片和往事的回忆，从婴儿到少年到青年。被害者不再是“民权工作者”，甚至“黑鬼”，“煽动者”这样的字眼，他们活生生地走出来，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魂，有梦幻有理想。被害者和他们自己一样，也是人。

当然，一个从奴隶制里被动地走出来，长期以来深藏着种族偏见和缺乏人性反省的地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改变的。可是，促使它从根本上变化的，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人性触动。这种触动甚至一直深入到法庭上。

两年以后的再次开审，虽然还是在原来的小镇上，还是原来的旁听者，似乎还是原来的氛围。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再也不敢象上一次那样摆出种族挑衅的姿态了。他只能带着暗示般地告诉依然是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员，“我们拥有和有色人种一样的权利”。当然，他不会忘记拿出南方民众用了一百多年的武器，“我们不必让美利坚合众国来照料一切”，“佐治亚人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惩治我们中的有过失者。”

最后，陪审团宣布，开枪杀害培尼的两名被告的侵犯民权罪成立，其它没有动手开枪的四人无罪开释。法官判这两名被认定有罪的人十年监禁，这是根据第241条侵犯民权罪所能够判的最高刑期了。

在密西西比州的费镇案显得更困难，因为主持的法官考克斯本人对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深怀偏见。1966年底，他又一次中止审理，理由居然是因为陪审团里没有足够多的印第安人和妇女。一直到1967年2月，19个被告再一次被带到法庭，联邦司法部指控他们违反联邦刑事法第241条侵犯民权的诉讼终于开始。

面对这样一个法官以及这样一个地区的陪审团，控方律师对于诉讼结果一直信心不足。然而，随着案情的展开，考克斯那种法官的职业本能终于开始压倒他本人的偏见。尤其是作为被告的KKK成员，仗着曾被开脱的经验，有恃无恐，不仅傲慢，无知，愚不知耻，而且在在法庭上照样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从个人倾向来说，原本并不同情黑人民权运动的法官考克斯也终于被激怒。

一次，控方让一个黑人民权组织成员出庭作证，在辩方律师诘问这个证人的时候，他居然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组织有没有让每个黑人成员签下一个保证，每个星期必须强奸一个白种妇女？”不等控方律师提出抗议，法官考克斯首先拍案而起，强压愤怒，缓缓地对提问的辩方律师说，“本庭认为，这个问题是提得非常无理的。本庭禁止回答这样的问题。现在，本庭要求辩方说明，为什么要提这样无理的问题？”

辩方律师无可躲避，只好告知法官，他接到某一个被告的字条，一定要他向控方证人提出这一问题。法官立即转向19名被告，要求说出是谁写这字条提出要求的。一时法庭一片肃静，19个被告第一次老老实实一声不吭。考克斯不依不饶，一定要这个人站出来。最后，辩方律师只好指出其中一个被告。法官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我希望你们趁早明白，谁也别想把本庭的庭审当成闹剧”。

检辩双方先后召唤了自己的证人以后，进入结辩阶段。

在结辩中，联邦检察官坦率地告诉陪审团，他只有过一次起诉刑事案件的经验，而这一次他之所以从首都华盛顿来到此地担任此案的检察官，“不是因为我有经验，而是因为我负责联邦司法部民权事务分部的职位。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感到十分有必要派人来直接地，坦率地向你们说明，为什么联邦政府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一罪案。”

他向陪审员解释，“联邦政府不是在入侵费镇，入侵内秀巴县，现在这些被告是在一个密西西比州的城市里，面对着密西西比州的联邦法官，在密西西比州的一间法院房间里，为了他们犯下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罪行，接受来自密西西比州的12位男女公民的审判。判定这些人是否有罪的重大责任，仍然掌握在法定的判定者手里，那就是你们，12 位密西西比州公民的手里。”

他在复述了这起令人发指的罪案以后，直接地坦率地诉诸于这些陪审员们的良知和良心，“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它对联邦政府是重要的，对这些被告是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对密西西比州是重要的。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其它律师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都会很快被淡忘，但是你们12个人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决定，将会被后人长久地记住。”

陪审团经过一天的闭门讨论以后，向法官报告，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定必须是12个陪审员一致的意见才能作出，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判定有罪，实在达不成一致一般就只能宣布庭审失败。要么重新组织法庭和陪审团，要么就只能放过被告了。但是，这一次，法官考克斯拒绝宣布庭审失败，命令陪审团回到他们的会议室，继续讨论，不论判定罪名成立不成立，一定要达到一个一致的判决。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但是当时是合法的，据说依据的是十九世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

第二天上午，陪审团宣布他们已经作出了判决。

这个判决认定，以普莱斯警官为首的7名被告被认定有罪，其它人被认定无罪。在今天书写历史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被开释的11名被告，其中有人也还是应该定罪的。由于陪审团的讨论是秘密进行的，人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那关着门的陪审团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至少，这个判决象征性地表现了密西西比的多数民众在那个历史阶段的矛盾和局限。

法官考克斯判7名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中的三人监禁三年，两人监禁六年，还有两人十年。十年是侵犯民权罪所能判的最高刑期。

联邦司法部和黑人民权组织都把这个案子的结果看作历史性的重大胜利。终于通过密西西比州人民自己产生的陪审团，宣布这样的犯罪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来说，这也是联邦法律越过地方上“多数的暴政”所形成的障碍，保护所有的美国公民的一个成功尝试。

我以前的信里曾多次和你谈到，在美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才是真正巩固的历史进步，民众的人性反省和觉悟，才是这种进步的基础。这一次，是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以后，联邦政府和南方残存的种族主义势力的又一次较量。这次较量的结果使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性进步得以在制度上确定下来，同时又没有伤害美国据以立国的“多数统治”，“公民自治”和“地方分治”的民主和法治传统。

1964年民权法以后第二年，1965年，国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不仅重申所有公民具有一律平等的选举权，并且把任何阻碍，恫吓国公民行使选举权的行为定为一项联邦司法范围内的重罪，联邦政府有权有责任保障全国范围内选举权的实施，有权起诉侵犯选举权的罪行。1968年，国会又通过了进一步的1968年民权法，约翰逊总统再一次邀请马丁·路德·金出席了总统签署该法案的仪式。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所作出的制度建设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南方的大多数民众也开始反省和觉醒。仅仅几年，情况已今非昔比。七十年代初，又是在南方，一个地方性的KKK组织听说，有一个地方的一件案子中，一个黑人杀死一个白人，但是陪审团以自卫误伤而判无罪开释，他们就鼓动自己的成员也去杀黑人。两个年轻的 KKK就趁着夜色，拦下与上述案件毫不相干的一个十七岁的黑人青年，杀害了他。

这一次，这个案子只用了一天就破案了。也是在南方的法庭上，也是南方的陪审团，杀人者以谋杀罪起诉，被判有罪。主犯被判死刑。这是美国南方历史上第一个由于杀了黑人而坐上电椅的白人。

不仅如此，一个民权律师认为，那个KKK组织对被害的黑人负有民事责任。他动员死者的母亲对那个KKK组织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次，也是由南方的陪审团，判决KKK对黑人青年的死负有民事责任，判罚五千万美元。该组织的建筑物，动产不动产，统统被没收拍卖以作赔偿。这个KKK组织因此宣布破产。

这个案子轰动一时，它所表达的信息是非常强烈，非常明确的：时代不同了，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即使在南方，一样不分肤色，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南方历史上，一个白人和黑人相处的全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正象马丁·路德 ·金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结尾满怀激情和赞叹地所说的，“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你一定也看到了，自由的，被解放的并不止是南方的黑人，在今天，那些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已经从愚昧，狭窄和野蛮中走向人性醒悟的南方白人，回首往事，一定也会承认，自己也因此获得解放，因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这封信就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6. 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

卢兄，你好！

你在回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几乎是我在打开你的信封之前，就已经预料到的。

首先是，你极为惊讶地看到一个谋杀罪居然能够在美国的法庭，以“侵犯民权”这样可以说是相干，又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干的罪名起诉定罪，而在这个法庭上，谋杀几乎就不存在了。觉得很难理解。

我只能说，我理解你的“难以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也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在过渡时期的案例。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在“美国逻辑”之中，是从整个美国文化中一脉相承延续下来的。你已经知道，象这样走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又是与黑人民权运动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连系的关键案例，在美国就是一个公开的无穷无尽的研究和讨论对象。没有人能够对整个案子，从发案过程到审理过程，遮遮掩掩一些什么。人们通过学术文章，回忆录，法庭纪录，专家分析，等等，对它进行层层解剖。至今为止，虽然美国人对于未能按谋杀定罪是感到遗憾的，但是，对于这个结果的评价还是基本正面的。

并不是象居住在这块国土以外的人们有可能猜测的那样，认为可能这是白人社会刻意制造的结果，只有他们感到满意。记得在上封信里，我已经告诉过你，对这一案件最为关注的黑人民权团体，同样把它视为一个胜利。这并不是说，这里的人们不懂得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更不是他们不关心正义伸张。而是他们理解，历史的前进，制度的完善，人性的醒悟都是渐进的。对一个在人道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公众契约，对它所包含的制度，游戏规则和运作方式的尊重，是共同推进一个人道社会的基本保障。

因此，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无论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的，并不是大量居高临下的泛泛大评论。美国人并不热衷于把一个事件往重大的路线，纲领，大方向等等高处上领。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属于法律界，历史学界，新闻界等等的众多专家，一起来对这样一个事件和案件进行忧心忡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跟踪。以试图找出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或是案件，给这个制度提了什么难题，揭示了这个制度的什么薄弱点或者疏漏。然后是完全专业地讨论如何修补的方案。大量象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就在这样不断的收看电视中，了解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律上的历史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原因。

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即使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囿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匿。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在上的力量在暗中操纵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就会在顷刻之间烟飞灰灭了。

美国人至今还不打算从起炉灶，就是他们对两百年来的这个制度仍然持有信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今天生活在这里，你会时时听到对这个制度的赞美。恰恰相反，你在所有的文字中看到的，几乎都是批评，挑剔，责难，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因为所有的专家教授们，他们自认自己是一种叫做“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的人。这里的这种人，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刻意和世俗拉开一定距离，不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不以自己是劳工阶级的一分子而欢欣鼓舞。在这一点上颇有点修士的味道。而拉开这点距离，他们认为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个社会看得更清楚，更有利于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唱赞歌这样的好事他们总是认为那是夜莺的专利。这个社会也习惯了他们的毛病，习惯了这种尽是一团漆黑，没有大好形势的指责甚至预言。这只是一点题外话。

我对于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有部分是对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佐治亚州的小镇陪审团在明显的开释了罪犯之后，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在联邦地区法庭审理的时候，依然坚持由原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我记得在我们三年前讨论辛普森的刑事案审判的时候，已经大致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谈到过，任何法制的形式，都有“人”的困扰。也许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当地的人们聚在一起，给一个涉嫌者定罪，并且决定如何处置，这是最本原的法庭。任何其它形式，都是这种原始民主形式的“权力收归”或者“转移”。但是，在今天不可能案子一发生就让全体民众聚在一起判案的时候，相对来说，陪审团是最接近民主和公平的原意的。

以我们上封信谈到的故事来说，你一定会向我指出事实上已经发生的陪审团的不公平。可是，假如不是这样，如果最后的判定是由一个法官说了算，即使这个法官具有“包公”的个人素质，或者由一个政府机构一锤定音，大家就能高枕无忧了吗？美国人认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更睡不着了。

很简单，法官也是人，如果由随机抽样找来的十二个人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强行制造一件冤案的话，那么一个人要这样做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在美国，只有在被告自己放弃由陪审团裁定的权利的时候，才由法官裁定。至于由政府机构来定罪，美国人会告诉你，当年由于种族偏见，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进集中营甚至毒气炉的，都不是什么私人行为，都是由德国纳粹政府直接组织的。这个道理对我们也好懂，文革过后，拿到冤假错案平反书的人们，他们当年手里的判决书，也并不缺少公检法的大印。

至于说这个小镇上的陪审团有不公平判定之嫌，就应该转移判定权的话。放大一点，就象外部世界对某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司法审判不满，从此就要包办这个国家的司法权一样，这里面蕴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就更大了。

当然，这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探讨一个艰深的问题。事实上，当然要复杂得多，以致于人们要建立庞大的司法制度，反复地平衡和制约各种权力。这也是美国人现在仍然天天在做的试图修补和完善的工作。

再者，一个制度的严肃性，也是契约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既然在契约里规定了分权，就要清楚分开。有权管的管，没权管的，只能坚决不管。例如，既然大家同意，在契约里规定了在当地甑选陪审团更为合理。那么，在这个契约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只能继续实行这个契约。假如要考虑推翻，美国人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重订契约，而不是无视契约，自行其是。联邦法庭上的“谋杀”二字也就是这样消失的。既然契约中规定谋杀案是州一级才有司法权，那么，不管州一级判得下来判不下来。联邦法庭都无权过问，不能随意越俎代庖，它只能审它的侵犯民权罪。在美国，这叫做“司法自制”。

这种契约文化的好处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就是在制度方面的每一点一滴的推进，都是可靠的，是一种扎扎实实的积累。不会整个社会陪着几个强权人物，翻来覆去地烙饼。所以，肯尼迪总统推进了1964年民权法，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进步。进了就是进了，不会象跳探戈一样，摇三摇又退一步。推动的时候是吃力的，因为要大家都理解不容易。一旦通过，就是人民的契约，理解不理解的，就都得执行了。

你的信中还说，假如这样，不是公正裁定的风险很大么？确实，说到底，最终这个国家还是在诉诸于它的立国理念，就是诉诸于属于人类的真正特质，人道主义和人性。美国在试图做的所有努力，就是逐步完成一个从猿到人的过程。就是在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案子里，在联邦法庭审判时，用的还是当地的陪审团。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正在被逐步唤醒。

我在这一年里，断断续续给你写的信里，聊的这些有关美国奴隶制，以及后来的种族隔离的情况，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个地区，也就是南方，尤其是美国的极端南方。美国的版图是在历史上逐步扩大的，你已经知道，建国时期美国只有十三个州，它的北方，在建国之后就自己逐步实行废奴，比较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种族隔离，始终只存在于美国的南方。而在南方的黑人民权运动起来时，美国早已经是一个由五十个州组成的大联邦了。相对这个大版图，那几个种族隔离的堡垒，只是其中的一小块。只是在充分自治的原则下，美国很长时期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也是马丁·路德·金的重要意义之一。因为他所领导的南方黑人民权运动，正是大多数美国人在期待和盼望的一个南方内部自己发生的变化。所以，马丁·路德·金能够迅速得到南方以外地区和联邦政府的大量支持，是非常自然的。

南方种族隔离问题的最后解决，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此后的南方变化非常快。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我们上封信谈到的两个谋杀案，以及来自全国对于极端 kkk分子暴力行为的揭露和指责，最终唤醒了大多数南方白人的最基本人性。KKK在美国从此一蹶不振，在民众中恶名昭着，就是一个证明。种族偏见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对于种族暴力和南方曾经存在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非人道，南方的白人民众基本有了一个新的共识。而民权法在学校的教育，更使得南方年轻一代比起自己的前辈，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本质的进步。这几个南方州，或是早一些或是晚一些，终于开始真正步入美国大家庭。这样，美国最后的一个张力很大的，在立国理念上具有实质差异的国内矛盾，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它的解决过程，就是大家对于人性的反省和讨论过程，因此，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共识，也就相对牢靠。这也是在制度上逐步推进的时候，隐藏在下面的人的认识基础的变化。这是美国南方种族隔离问题的解决，和南北战争的解决所不同的地方。对于这个年轻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每一个人都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触动。

在这一年里，我们触动了那么多美国历史的伤口。这些伤口对于美国人来说，还远远没有愈合。他们却不得不一直去触动自己的伤口，持续痛苦中的反省。对于他们，这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作用。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历史教训，不仅对于他们是引以为戒的，对全人类都是如此，所以时至今日，他们还不断在寻找，并且向世界公布新的历史资料和分析。在这个时候，历史的讨论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过程。美国的电视有一个历史频道，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在这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向公众重复和探讨，所有我们可能想到的，可以令美国人羞耻的，从他们建国之前直至今天的所有历史罪过，都在电视专题节目的公开讨论之列，无一遗漏。

有时候，我们看到历史的讨论，也会有一种负面的效应，就是在两种文化进行讨论的时候，一方在扞卫自己的时候，以撕开对方历史伤口的方式，证明自己今天类似的行为“有依据”。假如双方都是如此，就是双方都伸出手去，揪对方那根久远的历史尾巴，既然大家原来都是猿，谁也跑不了。可是，在这种非理性的讨论中，谁也不在意真正的历史教训，这里没有反省，只是在揭对方历史短处的过程中，掩盖了自己今天的短处。

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史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张清晰而丑陋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么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我们再回到美国今天的种族问题。南方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后，美国的种族问题就算是解决了吗？显然不是。你一定还记得，我以前的信中，曾经在介绍美国北方和其它地区的种族问题的时候，强调过，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和南方当年的问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为什么呢？如果说，南方当年的种族问题是建立在黑白种族互相隔离互不来往从而互不了解缺乏人类的基本同情的基础上，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是不同种族混合生活却由于种族的差别而引起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没有当年的种族问题那么尖锐，暴力，血腥，却远为复杂。

假如一个地区，对一些特定的同类，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肤色原因，种族原因，见解不同的原因，甚至血缘血统的原因，等等，就认同对这些同类施以不平等的待遇，甚至加以残酷迫害，这是一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蛮荒时代的问题。然而，在一个自由平等得到法律保障的地区，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由于他们的种种差异所产生的矛盾，摩擦，甚至冲突，这是一个人类也许永远必须面对的现代社会的问题。

美国南方的这几个州，在结束它的这一段历史以后，迅速融入美国的现代生活。虽然和其它地区相比，它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特色，也始终与北方有别，但是，它已经不是历史上那个非常触目的特殊地区了。然而，它也和其它地区一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由于美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实行过种族隔离，因此，这些问题在那些地区，已经存在了近两百年了。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移民组合下，发生的问题和冲突，也不相同。

总的来说，就是背景文化完全不同的人，为了各自的生活目标，不期而遇。他们之间可能是什么都不同，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他们可能是如此地难以相互了解。可是，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地来，自由地去。没有什么计划。自然有处得好的时候，比如你要吃饭，我就开个饭馆，我要修车，你开个车铺，互通有无。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你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的时候。更有利益冲突，甚至打起来的时候。

比如说，古巴和美国不对头，而卡斯特罗自己就是在美国生活过许多年，深知美国文化的禀性的。所以有一阵看到美国收留古巴难民。一怒之下就干脆默许人们偷渡，包括有意让一些刑事犯偷渡过来。由于古巴历史上的长期奴隶制，所以黑人也很多，送过来的褐色黑色的都有。他们却又是拉丁裔，和美国黑人的文化完全不一样。除了刑事犯的犯罪率，还带来新的种族问题。

这整两百年，美国一直在种族问题上焦头烂额。不要以为只有少数民族有权说不满意，其实谁都有权说感到不满意。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是怨声载道的，谁都有权抱怨。为什么以前的南方反而是平静的呢？因为他们隔离，因为互不来往，反而就没有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时的南方非常得意，至少他们的大多数人（白人）是满意的。而南方黑人在当时的处境下，也没有能力抱怨。这就是南方当时自豪的“南方秩序”，确实“秩序井然”。

美国的现代种族问题，一直是被人们指责的对象。美国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些指责的呢？说实话，他们很少考虑和关心这些指责，因为他们顾不过来。他们只顾得上应付解决各种新冒出来的问题。问题确实复杂得一塌糊涂。

例如，我们所提到的1964年民权法，以及以后几年引出来的一系列的民权法。它们的正面意义你已经在我以前提到的信中看到了。可是，即使是这样看上去完全是历史进步的法案。也随之而来有一大堆新的问题跟在后头。

不可否认，民权法确实是扩大了联邦的权力。它引起大量争议。民权法不仅管到了公务人员，也在美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开始限制私人企业及其雇员的行为。例如，不仅公务人员不得种族歧视，私人企业的雇员也不得种族歧视。假如你开了一家商店，就不能说来了一个黑人，我看不惯这个黑人我就不卖给他。在美国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违法行为。你一定觉得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没什么可争议的。

可是，实际上并不简单。且不说在美国，联邦政府干涉私人企业的经营是开天辟地第一遭，令许多人担心：政府打开了这个缺口，是否会得寸进尺？即使就限于种族歧视的范围就事论事，这样一个原则也很快就开始扩展。没有几年，就有了关于卖房和租房不得种族歧视的规定。在此以前，联邦政府是不干涉这种“纯粹的私人行为”的，很多社区规定任何人以后卖房的话，不可以卖给黑人或有色人种，至今在很多老的房契上你还可以看到印着这样规定的契约，因为一个社区的民众如果不愿意和黑人为邻，就可以不让黑人在这个社区买房。在有关房屋交易的民权法确立之前，这是合法的。

但是现在，这种‘按肤色做买卖’的做法就是非法的，违反联邦民权法，于是，从此以后，一个人假如想卖掉自己住的房子，就不能说，来一个黑人，我不喜欢黑人住进这个社区我就不卖。这样做的房地产商是要挨告的。我们刚到美国就从报上读到一个这样的新闻，被告的房地产商，被罚款五千美元。也许，你依然会说，这还是简单的道理，没什么可争议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法律，却和美国许多大城市的市中心区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种族融合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的一个先行者，而纽约是美国的一个先行者。今天你假如去纽约，会看到一个叫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在最豪华的住宅区仅仅相隔数个街区的地方，就是门窗被木板钉死，窗户给烧得漆黑的一幢幢“死楼”，连连绵绵一大片。这就是黑人进入，白人撤退的结果。只是纽约的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就渐渐开始了。六十年代以后，确实有许多原来安居乐业的地区突然被改变，许多人家的宁静生活被打破，许多居民甚至被迫迁离自己居住几十年，甚至几代的故居。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黑人，或是其他少数族裔的迁入。也许，你会说，这是那些原来的居民种族歧视的缘故。谁让他们不愿意和少数族裔做邻居。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当然一些人有这样的问题，却不是全部原因。由于这种情况至今仍在各个地区发生。因此，我们甚至也有机会亲眼目睹这样的过程。

我们的一个朋友住在一个邻近大学的居住小区。原来，这里主要的居民是以白人为主的大学里的教职员工。逐渐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各种族裔，各种背景的人搬入。于是开始有了开着震耳欲聋音乐的汽车常从门前驶过，嘈杂的聚会，有些屋子前开始杂草丛生无人料理，小区变得不再美丽如画了。这个小区相当大，一开始的变化还不太触目。但是，逐渐开始令原来的居民感到不安。

在美国，邻居纠纷是极少的。一是因为居住空间基本不重合，二是因为不能随意进入他人的私产土地的范围，三是因为如果有过分的夜半喧哗之类的骚扰，一般不必自己打上门去，而是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小区发生的问题不是邻居纠纷，也不是肤色偏见，而是经济规律。

因为原来非常整洁，开满鲜花的宁静小区的整体形象有了疵点，房地产价就开始下跌。这样的现象一旦露头，就会有一个骨牌效应。尽管房屋的买卖和迁居在这里还算方便，但是毕竟是家庭的一件大事。人们并不愿意动辄搬家。但是，只要地价保不住，搬的人达到一定数量，就会人心惶惶。就象股票抛售一样，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越是地价低，买得起愿意搬进来的人就更为纷杂，甚至会有安全之虞。于是，小区前景就更为堪忧，原来的居民逃离的速度就越快。我们的朋友虽说还没有搬走，但是，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找新的房子了。

一个在你看来几乎道理极为通顺，非常简单的民权法中与房屋交易有关的条款，就在美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居民区，也就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为一个平等的，尊重弱势群体的自由，尊重每一个人的公民权的理想，为了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这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在支付代价。这只是他们支付的无数代价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当然，他们也有抱怨，但是，民权法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也就是说，尽管有时人们抱怨受到的损失和伤害，可是，今天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因此就提出要推翻这个民权法。这就是这个国家的进步。

这个法案，也象我前面所说的，改变了美国的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市中心的面貌。许多市中心的居民区与原来的模样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少数族裔，主要是黑人，已经成为那里的主要居民。因而，美国许多大城市都曾经有过，或者正在由黑人担任市长，因为市长的选民大多都是黑人。

什么是“种族歧视”呢？在英语里就是“依据种族区别对待”，有时这不仅指行动，也包括在看法上的“依据种族区别对待”。也就是在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对他的某一个看法，不是依据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依据他的种族归属或者肤色。例如，我在国内的时候，听到过许多人这样说：美国人实际上是很种族歧视的。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典型的种族歧视。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美国人对于禁止歧视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的意思是不准区别对待。现在，你很少听到新一代的美国年轻人使用“黑人都如何如何”或“亚洲人如何如何”这样的句型，因为这种句型容易把某一种族典型化，有种族歧视之嫌。相比之下，我们倒是常常用这种句型，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其实从来就没有这样高的要求。我们习惯于“区别对待”。我们还曾经习惯过这样的逻辑：假如城里的年轻人，跑到乡下去住的话，这就叫做“革命”的行为。假如一个乡下的年轻人，试图跑到城里来生活，这就是“盲流”了。没准还是“破坏革命”的行为。对这样的逻辑，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是落到了“歧视”的范畴里。

可是，一个概念上的禁止歧视的高要求，却偏偏又建立在这样一个“种族千差万别，文化天差地别，生活密切相连”的地方，怎样在事实上做到不“种族歧视”呢？美国人的思路你已经很熟悉了，那就是立法解决，也就是说，在制度上推进。民权法的意义就是把依据种族的区别对待，与侵犯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相连系。涵盖所有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不能有任何种族歧视的行为和语言侵犯。它的权威就如同美国所有的法律一样，是由法院的判例在那里支持的。假如房地产商只要发生看肤色交易的情况，就铁定会被惩罚，久而久之，抱侥幸心理而继续这样做的商人显然就会大大减少。

例如，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大石油公司泰克萨柯，被它的黑人雇员联合告上法庭，告公司在升迁问题上不平等，有种族歧视。一开始公司一方矢口否认。但是，最后，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向法庭交出他私自录下的录音，显示在这个公司的高级主管会议上，曾经讨论如何销毁黑人原告要求官司一方出示的文件。录音公布仅仅十一天，已经对这个官司抗拒了两年的石油公司立即宣布妥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录音虽然不是什么“升迁不公平”的直接证据。但是，录音已经足以使他们在未来的官司中必输无疑。所以，他们主动要求庭外和解，赔出一亿七千六百万美元的罚款，以赔偿该公司一千四百名黑人雇员的损失。

这样一条界线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作为一个个人，你有种族偏见看法，是不犯法的，这是思想自由。你假如有泛泛而指的种族主义的言论，那也是不犯法的，因为这是言论自由。但是，假如你指着一个具体的人，特定地对他说种族侵犯的话，那是非法的。因为这是语言侵犯。假如你是一个政府机构或是一个私人企业，那么，你的语言，行为等等一切，凡是与种族问题相关的，都要谨而慎之，慎而又慎，因为这有可能违反联邦民权法。

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民权法的通过和实施，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不可能不巨大地改变原来的现状。因为原来的道德问题，现在成了法律问题，原来一个不受法律管制以道德判断的行为，现在成了明确有法律惩治规定的违法行为，而且按照这里的规矩，违法必究。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大大地约束了人的行为，尤其是具有种族侵犯性的语言和行为。社会面貌和人们的思维和习惯，也一起随之变化。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人的观念。后面几个民权法的通过，虽然也有大量争执，但是，相比1964年民权法所遇到的障碍，已经不可相提并论。如果你对于美国在种族问题上，有着民众基础的本质性进步仍然感到怀疑的话，那么，所谓的“平权法案”就是又一个例证。

“平权法案”在我几年前写信向你介绍“权利法案”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的。所谓的“平权法案”，不是一个单独的法案，它的一部分是来自于1964年联邦民权法以后的一系列法案里，性质相同的一系列条款。此后，它又得到最高法院一系列判例的补充，因此，“平权法案”也包括一些被引为法律依据的判例。

严格地说，“平权法案”只是在美华人对这些法律内容的一种叫法。这个译文也有问题。我见过有学者翻成“肯定性行动”的，但是，多年下来，“平权法案”在这里的华人社会已成为一个固定叫法，我就先将错就错这么称呼下去吧。

你已经知道，美国联邦法案的通过都要经过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分支，也就是国会的参众两院。这些议员们各个都是自己的地区的百姓直选上来的，没有一个人的议员身份不是经过过五关斩六将，拼命竞选才得到的。他们的唯一依据就是民意。所以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些事后想想颇为不寻常的法案，正是因为民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认识。它不会通过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法案。正因为如此，“平权法案”对于美国人才是如此地具有不同寻常含义。

这不是一个对今后美国社会的法律规范，它是对过去美国社会中弱势群体所受到伤害的纠往过正式的补偿。也就是说，它不是要宣布从此以后大家都不得歧视，公平竞争，而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自己同意，必须在将来切割出自己的一块利益，交给弱势群体。不仅是对他们的补偿，也是在激烈自由竞争的起跑线上，允许弱势群体在比赛开始之前，先跑上一段。

假如这里的强势群体不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的话，“平权法案”有足够的理由不被通过。第一，这个法案是“不平等”的。第二，它大幅度地干涉了一个自由经济国家的主体，即它的私人企业的一部分自由。这种干涉，与民权法的其它条款又不一样，因为那些条款是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干涉，就是你必须平等地对待你的每一个顾客和雇员。而“平权法案”是建立在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的干涉。它要求优先照顾弱势团体。

它几乎有一千条理由不被通过。既然这是一个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企业家就有极大的发言权，用我们所习惯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当道的资本家如何能够同意这样一种对他们的干涉。这当然是一条重要的理由。更为广泛的理由，是这条法案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最基本利益。

因为，对于这里的普通民众来说，人生最基本的经历，影响一生幸福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件大事，就学和就业。而“平权法案”涵盖了这一切。它规定公立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必须招收规定比例的少数族裔，由于高中以前是全民免费义务教育，所以这个规定从高等教育开始。它也规定，每个政府机构和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白人的孩子，都可能在考试分数在高于一个黑人孩子的时候，遭到拒绝。而那个考分相对较低的黑人孩子，反倒可能被录取。

就业的情况也是一样。美国是一个始终有失业率的国家。不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工作，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在“平权法案”之下，不仅能力相同时可能是黑人优先，就是白人能力高于黑人，依然可能是黑人取得工作而白人败下阵来。“平权法案”还包括了政府机构发包的工程和采购。例如在一些公共设施工程的招标中，少数族裔承包商会得到优先照顾。

在美国疲于应付的大量种族矛盾中，少数族裔几乎始终是不满意的，也很少有人看到美国社会所作出的这种努力，因为，旧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种族问题还在层出不穷。

最近，终于有一个叫做凯斯·李奇堡的美国黑人记者，写了一本名为“走出美国”的书。谈了他的很不寻常的感想。

凯斯·李奇堡是华盛顿邮报的非洲分部主任。他走遍了非洲，亲历了非洲的同肤色但是不同种族的黑人之间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性的杀戳。例如胡图族对于图西族的屠杀，仅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杀了一百万。比在三年半里屠杀了一百万人的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远为恐怖。他也因此发现美国今天的黑人民权组织的一些领袖的局限。他们似乎也是只认肤色。因为这些美国黑人领袖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和当地的黑人独裁者握手言欢，共同指责当时的南非白人统治。可是，根据他的实地考查，就人权状况而言，大多数黑人统治的非洲国家，状况要比当时白人统治的南非糟糕得多。当他再回到美国，看到美国黑人关注点，是在争取更多的优先上大学的名额，只觉得恍如隔世。经过一个“走出美国”之后的对照，他才对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推进，有了深切的理解。

美国的少数族裔，也是一个远比其它国家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的少数族裔的比例特别高。从每一个大分类计，如，黑人，拉丁裔，亚裔等，每一个少数族裔的比例看上去并不高，可是，假如把几个大分类少数族裔加在一起的话，比例就相当可观。在前三年的统计中，这三大类少数族裔的总和，在人口比例中达到近四分之一。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少数”。

美国还有它特殊的移民问题。移民问题经常和少数族裔问题搅在一起的原因，是移民进入美国的有色人种的比例大大高于白人。你千万不要看到一个黑人就以为他是当年的奴隶后代，我有几个黑人朋友，都是在深谈了以后，才知道他们来的时间和我差不多，只是来自当年的非洲英属殖民地，在语言上占了不少便宜。这么一来，就是在照顾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里，也涵盖了每年以百万计的来自外国的新移民。而世世代代在这里已经生活很久，以他们的税金积累了公共财富的一部分“主体美国人”，却要在就学就业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承受一个不平等的待遇。

就象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法案，问题在于只要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人道主义，对自己的心灵是否变得美好是不在乎的，那么，他们有一千条理由不这样做。在这个国家，他们习惯了自己作主。如果他们拒绝去做，谁也没有办法。但是，这个称之为“平权法案”的，一系列对弱势族裔的赔偿性优待条款，就这样逐渐被一个白人为主体的国家通过了。至今已经实行了三十年。许许多多象我们一样的新移民，都因此受惠。在平权法案后来通过的一些条款里，优先照顾的对象还包含了残疾人，妇女，病患者，等等一系列社会弱势群体。使得“平权法案”有了更高一层次的意义。

我想，“平权法案”的确立，在美国几乎是必然的。假如你还记得的话，在美国建国时期，它的思想主流，已经在寻求自己的自由平等地位的时候，在为黑人奴隶这样一个当时毫无还手能力的弱势团体寻求公道。已经由奴隶主以及在当时有合法蓄奴权的白人社会，自行提出废奴，并且在相当广泛的地区，放弃自身利益完成这样一个从非人道到人道的转变，“平权法案”只是这种精神两百年来逐渐在在民众中的扩散和传播的一个结果而已。

可是，我仍然要重申，基于美国的特殊状态，它今天依然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种族问题。你想，仅仅在纽约市的皇后区中，总人口为八万八千多的艾姆赫斯特小区，在过去五年，就迁入了一万三千名来自123个国家的新移民。这是任何一个没有同样情况的国家，都难以想象的“美国常态”。而“种族歧视”也是任何种族的人在美国生活中最可能发出的抱怨之一。所以，美国社会迄今以来能够做的，就是以最大的努力，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每一个人的公民权不受侵犯，给弱势团体以帮助。

尽管在可以看到的相当长的时期里，它确实还没有能力解决如此缤纷陈杂，千奇百怪的人种与文化，由于事实差异而带来的种族问题，但是，相比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具有对少数族裔歧视的法案，不仅对于美国本身，一个个进步的脚印十分清晰，而且对于少数族裔来说，今天所受到的帮助和支撑也是实质性的。只能说，种族问题在美国是层出不穷的，种族歧视的抱怨是不绝于耳的，但发生的种族问题进入侵犯民权的范围，法律的干预也是行之有效的。

在美国，一方面，在观念的逐步进步过程中，自然还有不少人，是没有接受多元文化的概念，是歧视异族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也会碰到。另一方面，少数族裔也是敏感的，很难摆脱“种族歧视”情结，因为他们是弱者。有时候，就是单纯的“歧视”的问题也不单纯。

我记得我们自己在刚来这里不久的时候，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我们当时想“看看美国”，就开始自己开车“横跨”，在东西海岸之间依两条不同路线，打了个来回。就在游到大峡谷的时候，已是日落时分。于是，就在旅游区内找店住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在这个旅馆的餐厅吃早饭。当我拿着信用卡去付账，并且提到小费的时候，账台上的服务员告诉我，小费已经由他们事先开在帐单上了。我这时才发现，帐单上有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

当时，我们在美国的时间还不久，好象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可还是稀里糊涂地就接下收据离开了。出门之前我还扫了一眼别人的餐桌，看到一对白人夫妇的桌子上，明明白白放着一些显然是小费的现金。直到离开大峡谷已经很远，在单调的长途行车路上，这件事情才渐渐又冒了出来。我突然意识到，不对！这家伙是怕我不付小费，给预扣了！

在美国，上餐厅一般都给百分之十五小费，也有给得高一些的。可是，原则上来说，小费是自愿的，给多少更是根据服务的质量来的。因此，预扣小费在美国是非常不礼貌的做法。想到别人并没有被预扣，“区别对待”就是“歧视”的新学概念顿时涌上心头。显然这不仅是歧视，而且还是“种族歧视”。这使我们相当不舒服。回家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好朋友迈克。他听了以后十分生气。说这确实是对你们很大的冒犯。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隔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去一家中餐馆吃饭。在结帐时，看到一个拉丁裔的顾客正在质问账台，为什么在他的帐单上预扣小费。我们看着这个愤怒的拉丁裔顾客，想想自己的遭遇，觉得这真是一个“循环歧视”，令人啼笑皆非。

可是，再静心想想，两个餐厅的“歧视”性做法，都不是出于“知道你肯定会付小费，而存心做出一个歧视的姿态侮辱你”。而是他就是担心：不预扣的话就根本拿不到小费。在这里，小费是餐厅服务员的主要收入，他不愿意损失这笔钱。那么，他为什么“种族歧视”，以“种族”为依据这样做呢？事实他是依据经验来的。

大峡谷是接近西海岸的着名旅游区，来访的国外游客很多。大量来自亚洲的旅客在自己国内根本没有付小费的规矩，如果没有人关照，当然就想不到要付。这样不付小费的亚洲旅客一多，“区别对待”，也就是“歧视”自然就出来了。

那个中餐馆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个大城市，大量拉丁裔的非法移民，生活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吃完一看帐单嫌贵，就免了小费了。只要遇上几个都是拉丁裔的，“区别对待”自然就出来了。

虽说，站在哪一面，都是有一定的道理。餐厅也许有它形成自己看法的道理，可是，事实上的“种族偏见”因此形成，而且很难再改变。此后导致的“种族歧视”，“区别对待”的行为，又事实上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少数族裔顾客的感情。受人“歧视”的滋味是很不好的。几次这样的经历之后，又形成了这个少数族裔对外界的“种族偏见”。例如，这名拉丁裔顾客假如在中餐馆屡屡被预收小费之后，就会有“中国人有种族歧视”的结论。因为他不能理解中餐馆的理由，作为这名顾客本人，也许他和我们一样，从来都不在小费上赖帐，他只觉得是“无缘无故”地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刨去“真实的歧视”，少数族裔所感受到的“歧视”也可能会多于事实发生的“歧视”。因为少数族裔既然是少数，当然相对处于弱势，而弱者的心态往往是敏感的，脆弱的。

例如一个升迁问题，其实原因非常复杂。有纯粹由于上司是种族主义者的，有移民雇员本身在语言和其他方面，还不象其技术性业务那么杰出的，也有白人上司与某一个移民雇员就是性格上合不来，格格不入的。就象同种族的上司和雇员之间，也会由于万千种原因，影响上司对于雇员的升迁考虑。在不同族裔之间，只是又增加了一个种族因素而已。但是，在美国，只要上司和雇员不属于同一个族裔，而雇员又对升迁不满的话，雇员几乎立即就会把原因落实到“种族歧视”上。

由于现代种族问题的起因是差异，因此，确实难以避免问题不断发生。因为差异事实存在。这样，“不歧视”就是要求大家“同等对待”一个“不同的”（有差异）的对象。难度可想而知。

更何况，在现代意义的种族问题中的少数族裔，面貌实际上早已不是被压迫的“小媳妇”的形象。即使人数只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三点一的亚裔，在自己的报纸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大主题之一，也是研究要如何“打入”美国主流社会。这是极为正常的。因为，尽管在自己的文化里，看到“老外”，只有“外宾”的联想。即使一些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一辈子，几乎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中

Chapter_24

国人的事业的外国人，在我们的眼睛里，依然难脱“宾客”的外衣，难以当作“自家人”。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当家作主的文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接受下来。而且，考虑的不是融入这个平常社会，而是理所当然地就要“打入”其主流。不仅要“打入”主流社会，还要“打入”政治决策，“打入”白宫。甚至有的同胞在试图“打入”的时候用了一些非法手段，大家都比较容易抱以谅解的态度。好象既然尔等势单力薄，不“略施小技”，又何以“打得进去”。

移民对本土美国居民，或者说，有色人种对白人的恶性刑事案件，几乎可以说天天都有。美国人最喜爱的黑人大明星考斯比的独子，就被一个来美国不久的乌克兰移民抢劫杀害。因此震动全美。我告诉过你，亚裔犯罪集团也已经升格为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大打击对象，也是罪行累累，可是今天美国社会的基本民众，已经完全习惯把罪犯和他所属的族裔彻底分开。这固然和美国文化中的强调个人，也强调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关。同时，这和两百年来美国民众在种族问题认识上的实质进步，也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进步也从这样一个侧面反应出来。成千上万的美国儿童是从动画片中接受最初的教育的。迪斯尼公司每年推出的一个动画巨片，更是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从我们来到美国以后，看到的几乎全部是热情赞扬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动画大片。“狮子王”那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色彩浓烈的非洲文化，不仅在动画里大放异彩，而且在此后改编的，获得六项东尼奖的音乐剧中，被推到极致。不仅“风中奇缘”中的印地安女孩披着一头黑色的长发成为孩子们喜爱的主角，就连古老的中国传说中刚柔兼备的花木兰，也成了美国孩子最心爱的动画人物之一。新一代的美国人就在这样的基本教育下，习惯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

从娱乐业的影响来说，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美国南方历史上的大量种族迫害的真实案例被拍成电影。从这些电影里，今天南方的孩子可以真切地了解，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呼唤人性。在这些电影的结尾，都有一些字幕，介绍电影故事后面的历史事实。提醒人们这一切并非虚构。

这是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年轻国家。这也是一个具有反省功能的国家。这里的历史不是过眼烟云。这也是美国最根本的活力来源之一，因为毕竟反省是进步的前提。

要聊的话实在太多，得留到下一封信再写了。

祝

好！

林达

17. 大同世界之梦

卢兄，你好！

今天，我想我可以把种族问题这个话题讲完了。

三十年以后，调整或是撤销“平权法案”的某些条款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并不是说，美国在倒退到三十年前。相反，是三十年下来，今天的黑人也好，其他少数族裔也好，他们都比三十年前强壮得多了。这种强壮，不是指的一个黑人，或一个少数族裔居民，在社会上奋斗三十年之后，变得地位更稳固了。而是整个弱势团体在这个社会上变得强壮了。即使你是一个新移民，今天才踏上这块土地，由于这个国家多年来在制度上的推进，使你在进入这个国家的第一天起，你的权利就是清楚的。你就是在民权法的保护之下的。

正是弱势团体的这种逐步强壮，导致了对“平权法案”继续存在的质疑。你已经知道，“平权法案”是建立在“不平等”的，“赔偿”或“补偿”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是多数还是少数族裔，没有人认为这个“平权法案”是一个永久性措施。因为，“赔偿”总是有限的，“不平等”也不可能是永久的。

“平权法案”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精神倾向。人们已经在三十年里广泛地接受了它。这的确不容易。因为这牵涉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当一个个人与“平权法案”发生冲突的时候，确实很难完全心平气和。道理很简单，假如你的小田田，好不容易考上一个好大学，却“合法”地被一个分数不及她的非洲移民“顶”出来，你会怎么反应？更何况，“赔偿”的概念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的。作为一个个人，一个申请大学的孩子，他并没有亏欠过什么。所以，我每当想到这三十年中，牵涉进去的无数“多数族裔”的个人，总是觉得很难想象。若不是有一种整体的良知和理性精神的存在，若不是有对于公众契约的习惯尊重，不是早就推翻了，还用等到今天？别忘了，他们可是“多数”。

“平权法案”终将寿终正寝，是一个共识。没有人对此质疑。人们的分歧是，什么时候废除，先废除哪一些条款。首先提上议案的是加州大学。并且在1995年正式停止实施在招生中优惠少数族裔和妇女。这次措施的讨论过程就极为激烈。一经提起，争论至今。

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分支，是坚决不主张现在就开始考虑废除“平权法案”的。克林顿总统提到，在“平权法案”实施之后，在高等教育中，最为明显的效果就是法学院招收了大量黑人学生。而且，据统计，在入学的时候，尽管这些被优待进来的黑人学生，成绩显着低于其他学生，但是，在毕业的时候，他们与其他学生的成绩相差并不很大。这个措施确实有效地培养了一大批黑人法官和黑人律师，他们的出现，使得黑人社群可以得到的法律帮助大大增强。

这一点，你也一定在辛普森案中有所感觉。当时的检察官和被告律师，都有黑人，而且都表现极为出色。克林顿总统当时警告，假如过早地撤销“平权法案”的话，将会使黑人在未来的法律事务上获得的帮助大打折扣，影响这个社会群体所能得到的社会公平。在加州大学中止实行招生中对少数族裔的照顾之后，法学院的黑人学生确实锐减。但是，争执却并不因此而划下句号。

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辩论的双方往往都有黑人或少数族裔。在黑人中间，当然有大量的人是支持把“平权法案”继续下去的。在名人中，有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就是美国军队的实际最高指挥者，鲍威尔将军。他说，假如没有“平权法案”，象他这样一个牙买加移民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站上美国军队的顶端的。

但是，也有大量的黑人专家和黑人团体，是反对继续“平权法案”的。他们认为，“平权法案”已经实行了三十年。它在这一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可是，三十年过去，几乎是一代人过去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假如在接受了这么长时期的优待之后，黑人还是要靠优待来进大学的话，这说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存在。他们认为，长期的优待也会导致一个民族的青年过于依赖这种状态，反而消蚀了他们的发奋精神。

加州大学的决定，又引起了一系列的司法挑战，也走向最高法院。但是，在该校停止在招生中优待少数族裔之后，招生结果却也反映了美国少数民族状况的复杂性。因为在这个学校因此首次出现了亚裔学生超过白人学生的情况。

在全国各地，也有投票表决对“平权法案”的态度的。投票结果有些地方是继续支持的，有些地方却是同意暂停实施部分条款。争论更是方兴未艾。态度最坚决地呼吁全国人民继续支持“平权法案”的，大概就是克林顿总统了。

对于“平权法案”是否停止实施，这样一个问题的引出，还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里有一股极端保守的势力在作祟。例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由于一篇“文明的冲突”，因而在中国如今也变得赫赫有名起来。我对他的“冲突论”没有研究，但是，他的文章举到的一些美国国内的事实，却是我们今天理解美国种族问题复杂性的钥匙之一。

亨廷顿提到，据美国国情局的估计，到20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以后，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三的拉丁裔，百分之十六的黑人，百分之十的亚裔。白人将低于半数而进入少数民族的行列。亨廷顿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新移民并不是融入至今为止还是主流的美国文化，（这个美国文化是指源于欧洲传统的主体部分），假如一味强调的是多元，是各族裔自己的文化，那么，结果似乎很明显，就是随着人口的“非欧化”，它的文化是否也就会随之而“非美国化”。换句大白话，美国是因为源于欧洲的主流文化形成了它的强烈特色，才叫美国。假如它的主流文化被各种少数族裔的文化一口一口地啃小啃弱了，各种文化均势力敌，原来的主流文化的特色被大大削弱，无所谓主流，那么，美国也就不成其为美国了。

这样的担忧，很容易被少数族裔指责为“反多元文化”，“反移民”等等。然而，我觉得，一个新的概念（如多元文化）的产生，哪怕相比原来的流行观点，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意义，它也会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同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既然如此，对于这些问题的发掘和讨论，就总是有益的。就象在第一个蒸汽机开始轰响，当第一个电灯泡给点亮的时候，假如就有人对工业文明可能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境问题等等，提出一系列警告，并且这些忠告被人们所注意所重视的话，那么，从今天来看，当时的警告无论怎样过分，都是不为过的。不必把它当作反文明的“逆流”来围剿。而实际情况反而常常是无人警告和警告来得太迟，或者说一个不合潮流的警告被只顾推波助澜的人们给围剿掉了。例如马寅初这样的不识时务者。

实际上，亨廷顿所提出的忧虑，是象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社会必然要遭遇的问题。甚至在民间这也是一个极为普遍的使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有关究竟应该“种族分离”还是应该“种族融合”的疑问，假如撇去某一种族的优越感和对异族的种族低劣论之类的不平等成分，从对特定文化的保存和发展等视角去看，这也并不是一个已经被彻底解决的历史话题。

我们认识一个黑人画家布兰特·琼斯。他的画风带有现代画的意味，肯定不是某一个黑人谱系的传统继承。可是，他的作品又有着明显的黑人艺术的味道，而且水平很高。那天，我们一起坐在佐治亚州的石头山山脚下的一个小镇里。亚特兰大的石头山是一块少有的巨石，因此也是着名的风景旅游点。你也许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本世纪初美国KKK的再度兴起，就是在这座石头山。因此，直至前几年，已经不成气候的新一代K KK，还要每年在山顶上举行一次集会，参与的人虽不多，可是来自全美国。今天这个座落在石头山下，叫做石山村的小镇，却是一个虽然保守，但各族裔相处相当融洽的地方。

小镇的镇长是一个黑人。由于石头山的缘故，小镇也在发展旅游事业上大做文章。干干净净的小街上，小巧精致的旅游商店鳞次栉比，十分兴旺。这些商店的主人有黑人也有白人，看来都经营得不错。由于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南方小镇，所以黑人们都穿得相当整洁，一点没有“嬉皮相”。我们经过小镇的一个公共建筑，是一座中型的传统南方私宅，建筑很漂亮。那天正巧有一对亚裔和白人的新婚夫妇，在里面举行婚礼。当然，也就有很多的白人和亚裔亲友出席，特别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前来贺礼的朋友中，有相当多的黑人。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这样一幅不同族裔和睦相处的图画，确实令我们很感动。尤其当我们联想到石头山与KKK的关系，更感到这样一幅南方图景的来之不易。

所以，当我们和布兰特一起，在一个非常炎热下午，坐在可以看到石头山的一棵大树下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作为一个从小在阿拉巴马州长大的黑人，一定也对这个小镇的黑人看上去愉快轻松的生活感到满意。可是，令我们十分意外，他非常激烈地抨击这里黑人的状态。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这里的黑人，他们整个地在向白人的文化靠拢。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的思想方式，等等。他们的内心正在“变成白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就消失了。他们肤色仍然是黑色的，可是他们已经丢失了他们的黑人灵魂。

然后，这个来自马丁·路德·金当年领导黑人民权运动的起点，阿拉巴马州的黑人艺术家告诉我们，他尊重马丁·路德·金和他为黑人所作的贡献，可是，作为个人来说，却并不喜欢他。他觉得自己更喜欢马康姆·X，尽管他曾经有过许多鼓吹暴力的语言。马康姆·X你已经相当熟悉了，就是在民权运动时期，被同是黑人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暗杀的那个着名的黑人领袖。这个组织至今还是美国最大的黑人组织之一。同时，布兰特也喜欢法拉肯，他是“伊斯兰国”今天的领袖，已经几十年当下来了。我在几年前向你介绍过他组织的“百万黑人大游行”。法拉肯的言论也常常是偏激的。

当他回答我所问的“为什么你喜欢伊斯兰国这个组织”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眼“战斗性”。一开始，我以为他没准是一个激进分子，甚至有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可是，再深入聊下去，我发现并不如此。他所指的“战斗性”，只是“有自己的强烈特色”的意思。而这个特色主要指的是族裔文化的特色。

伊斯兰教并不是美国黑人文化中原来就有的。尽管美国的黑人组织“伊斯兰国”宣称他们信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实际上与外面真正作为宗教意义上的伊斯兰，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就连这里的一般黑人也不认为他们是一个宗教组织，只当他们是一个黑人的民众团体。但是，他们无疑是有“特色”的。即使在感觉上，他们都和这里的白人文化有显着距离。就单凭“美国黑人加上伊斯兰”这一条，就够“特色”的了。

不管怎么说，我的黑人朋友对于一个各族裔融合生活，和睦相处的小镇，居然有那么强烈的负面评价，确实使我们感到很吃惊。也就是说，随着黑人地位的提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满足仅仅是生活上的平等，他们在精神，文化各方面，都有了相当高的要求。我们这个黑人朋友，可是来自三十年前黑人民权运动时，最极端的白人种族主义堡垒地区，而且是来自一个小镇。从他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三十年来美国南方的巨大变化。

他所提到的保持族裔文化特色的问题，应该说不是什么太新的问题。问题是在一个美国这样“丰富多采”的国家，如何做到这一点。结果，“分离”二字很早就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被提出来。其实，美国黑人组织“伊斯兰国”的这个“国”，就是建立在他们对于“种族分离”的诉求上的。迄今为止，“伊斯兰国”的领袖法拉肯的最着名政治诉求，还是要求美国联邦政府代表北美四百年来（包括前三百年美国尚未建立前的英属殖民地）的奴隶主，划出一块土地，以土地赔偿使黑人能够建立自己分离于白人的国土，同时在此后的至少25年内分期赔款，供养这个新的黑人国家，直至他们能够经济自足为止。

黑人组织“伊斯兰国”是发源在美国北方的。自从美国建国后，北方逐步逐步自行废奴，黑人虽然有贫困的问题，但是他们是自由的，从未经历过被迫的种族隔离。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很早就产生了源于自身要求的“隔离”主张。“伊斯兰国”的状况也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北方的黑人社团与南方的差别。他们早就有条件积累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在1975年，这个组织已经拥有了每年三百万美元利润的报纸，一百七十万美元销售额的超级市场，在芝加哥地区有超过四十处出租的房地产，还控制了某银行的相当一部分利润。

由于我一直在向你解剖美国极端南方种族隔离这只特别的麻雀，所以，就暂时放下了有关北方“种族隔离”主张的介绍，免得搅了浑水。实际上，正由于北方有长期的种族融合的生活经历，所以，更早地有了多种族混合相处所产生的问题，也更早面对到底是哪一种文化被其他文化“钩走了魂”或“化了去”的问题。“隔离”也就从来是一个重要话题。在北方，有白人的种族隔离主张者，也有黑人的种族隔离主张者。有时还相当地激烈。这里面极为复杂，有持种族优越论的隔离主张，黑人白人都有；也有仅仅是出于对本民族文化保存的忧虑的；也有号称是“民族文化保存”，实质却是掩盖了种族优越论的内核的。

记得几年前，我和好朋友劳拉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在她搬离的时候，她因为知道我正在对马康姆·X这个黑人领袖发生兴趣，就把一本有关他的纪念画册送给我，作为我们分别的礼物。这是一本编辑非常考究的历史照片集。在我翻阅的时候，一张照片让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批身佩醒目的纳粹符号的美国白人新纳粹党的成员，在参加黑人“伊斯兰国”的大会！

美国有纳粹党是不稀奇的。这里既然思想言论结社都自由，只要不真的去犯法侵犯他人，什么党都可以存在。可是我想，真见了鬼，这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肤色中最水火不相容的最激进的组织扯到一起的呢？居然是“种族隔离”。他们都主张分离地生活，不要混在一起，不要融合。他们聚在一起，居然是在“共商如何达到种族分离”的大计。当南方的马丁·路德·金正在领导一场如火如荼的反种族隔离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时候，早已在一百多年前就实现种族融合的北方，另一种“种族分离”却正在黑白双方成为思潮之一，在自由地展开讨论。

这种状况实际上持续至今。在几年前，位于华盛顿的着名浩劫博物馆开幕的那天，在馆外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你知道，这个博物馆是犹太人集资兴建的，旨在纪念二次大战中在种族灭绝的被屠杀的犹太人，也同时使这个世界对人类自身发生的野蛮兽性有所警觉。在那一天的开幕式的会场旁，其实还有一个抗议区，因为有三个民众团体申请抗议行动，他们如期而至。这是些什么人呢？你一定没有想到，一群是KKK的白人种族分离主义的宣扬者，一群是黑人的种族分离主义的宣扬者，最后是一个青年犹太人的组织，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对前两个团体的抗议，表示抗议。

种族分离的观念是非常容易和种族优越的情绪缠绵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只要是白人提分离，无论怎么辩解自己是出于“文化特点保存”，也很难洗清自己，百口莫辩，因为奴隶制和南方种族隔离的历史对整个美国的刺激太大了。那么，你也许要问，黑人难道也有在种族优越论的情绪下要求的隔离吗？确实如此。记得有一个电视台办过一个节目，是由民众来讨论黑白通婚的问题。先由一对对的黑白配偶谈他们所受到的亲属阻力，然后由这些亲属出来谈他们反对的原因。那一天，出来反对的都是黑人。他们的理由都带有黑人种族优越的情绪。例如说，黑人的人种是格外强壮的，黑白通婚将会毁了黑人这个人种，等等。听下来几乎没有一个原因是涉及婚姻的个人的，都是基于一个种族原因。我当时想，若是个白人在我面前说这番话，我肯定认为他就是KKK了。

美国现在依然有KKK，但是已经和历史上的KKK有了区别。一是数量少，比较分散。这种分散不仅是指人员的分散，还指的是在观点上的分散。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大多是一些分散的小组织，名称宗旨各异。他们有明确以自己的种族优越为旗号的，例如最出名的那个叫丢克的，就是受过教育，西装革履，一改当年人们对于KKK是“南方乡巴佬”的印象。一本正经地宣称他对黑人的歧视，是有人种方面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把他当作头脑不正常看待。不过，也有相当数量的KKK宣称自己是不歧视黑人，只是对自己的族裔感到“更自豪”，因此而要求分离而已。

KKK在今天的美国的地位，与历史上最明显不同的，就是普遍的恶名昭着。以致于他们今天最出名的首领丢克，也终于把他的组织改了一个不带“K”字的名称。虽然大家还是根据他的观点，把他依然归在“KKK”里面。

今天，美国依然存在的KKK和新纳粹这样的激进分子，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属于“疯子”一类，当他们偶尔举行游行的时候，很少对他们正眼相看。例如在一次KKK举着“白色至上”的牌子出来游行时，两个白人就把自己涂成绿色，然后笑嘻嘻地举着一块“绿色至上”的牌子，使得KKK显得无趣并且荒唐。

最近我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确实对我们了解新的现代美国KKK有了更切实的意义。因为书的作者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一位成功的黑人音乐家。他叫戴尔·戴维斯。

戴尔·戴维斯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由于他们生活在北方，因此，在南方黑人还没有摆脱种族隔离状态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不但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而且，正常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他的父亲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派往一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他是美国人，却在非洲长大，也随同自己的父母周游过世界的许多国家。由于他父亲的工作关系，他还见过许多国家高层领导，可以说从小见多识广。在他的少年时代，他们一家迁回了美国。当时正是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他在自己的一生中，第一次接触了一个多种族混杂，而且矛盾重重的国家。

正由于他从小并不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又由于他是一个黑人，他对这突然遭遇的情况特别敏感和不解。因此，他在开始自己的音乐生涯的同时，下决心在业余时间里，找出持最极端态度的KKK对黑人歧视甚至仇视的原因。此后，他尽一切可能采访了大量K KK的成员和头目，和其中相当数量的人成了好朋友。

在他出版的书中，纪录了大量他和KKK的领导人就种族问题的讨论。使得外界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KKK这个一向使圈外人感到神秘可怖的组织。使外界了解到他们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这些人有他们对种族偏见形成的种种原因。他以自己的经历，第一次使得人们感觉到，偏见和矛盾有时需要双方的努力去消除，与其在恶性循环的仇视中使双方的心灵都受到毒化，还不如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努力，化解这个仇恨的怪圈。在他的书里，我们看到许多现代KKK的情况，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在此以前更不会相信，一个黑人有可能和KKK成为朋友，更不相信KKK的成员会接受这种友谊。有一个KKK组织的头头甚至请他做自己的女儿的教父，要不是当事人亲自白纸黑字写下来，没有人敢相信有这样的事。

我们从戴尔·戴维斯的书中，可以看到，今天的KKK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吃力地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美国现代社会。而这个变化的开端是与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与此后的多元文化概念的产生，密切相连的。这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敏感，或者说，对于异族文化“入侵”的愤怒。

在他们的“种族分离社会”的理想中，与其说是单纯的白人世界，还不如说是一个“过去的好时光”。在那里，没有“多元文化”和“社会宽容”这两把钥匙所打开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那是宁静的没有摇滚乐的世界，乡村音乐和古典音乐缭绕着平稳的，没有那么多婚变的传统家庭，儿孙绕膝。家里挂着笔法细腻，奕奕如生的静物画或风景画，没有那些张牙舞爪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的艺术。当然，更没有同性恋，没有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族裔所带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和习惯，没有那么多的少数族裔犯罪，生活也不是一天一个新花样。而现在，所有这些光怪陆离，居然咄咄逼人，逼退了想好好过点正常日子的白人文化。就连混血儿都多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以后，岂止是传统的白人文化堪忧，就连纯种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的白人民族本身，都要逐渐消失。

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和当年的德国纳粹是有区别的，就是他们虽说同样认为自己的民族优越，但是，当年的德国亚利安式的优越，是一种非常强势的优越，是在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要灭掉所有“非优越”的其他族裔。而今天的美国现代KK K确实是在面对本族裔文化的重重危机，面对他们历来自豪的文化有可能走向弱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人提出的要求也只是“分离”。

因此，在戴尔·戴维斯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吸毒，对于同性恋以及异族通婚现象等等的愤怒，要远远超出他们对于黑人的愤怒。加入这个愤怒行列的居然也有一些印地安人，戴尔·戴维斯说，若不是亲眼看到，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今天的美国KKK也有印地安人的成员。

应该说，同样的不满和忧虑许多人都有，KKK只是他们中的极端分子而已。或者说，别人的不满也许导致了惶惑，而现代美国KKK成员的不满则走向愤怒。于是，他们采用了美国历史中在种族问题上最为极端，最为恶形恶状的一个组织的名称，来作为他们的标志，以向社会证明，他们的愤怒已经到了何等地步。这也使得他们的一些原本可以引起社会正常讨论的情绪，意见等等，也不再有人要听。而戴尔·戴维斯的最大意义，就是他作为一个黑人，一个KKK的敌视对象，不轻易地使自己被愤怒导致的仇恨所控制，不轻易进入这样一个看上去几乎没有希望的恶性循环。他不打算和KKK一起，向着同一个方向推动这只加速的仇恨之轮。而是先转过身来，向他们有尊严地伸出手去，寻求相互了解，寻找这种仇恨的源头，然后，寻求社会对现代KKK的了解和消解仇恨的方式。正因为他是一个黑人，他的努力才事半功倍。

例如，在和一名KKK头头聊天的时候，戴尔·戴维斯发现，至少在一些问题上他们持有共同的看法，例如他们都希望禁毒。于是，他提出，既然在这一点上，KKK和黑人民众团体有共同的观点，为什么不一起仅仅就这个禁毒的问题，来一个合作呢？没想到，这个KKK告诉他，他们确实向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当地一个分支，发出过一起举行一次反毒品游行的建议。可是，对方断然拒绝。鉴于当地黑人的毒品问题严重，这名KKK的地方领导人还约谈了一个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地方领导人，希望能够携手合作解决该地区低收入区域的毒品问题。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想和KKK沾一点边。

后来，戴尔·戴维斯了解到，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还由于它的一个职业为律师的成员，曾经为一名KKK成员作法律辩护，而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在这方面，戴尔·戴维斯认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要做得好得多，他们在接受公民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时，考虑的只是申请者是否公民权受到侵犯，而并不考虑他的其他背景。因此，你一定记得几年前我讲过的那个故事，就是KKK的一个地方组织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帮助下，打嬴了自己的官司。

在他和这名KKK交谈多次，并且成为朋友之后，戴尔·戴维斯觉得现代美国KKK的愤怒中，也有许多通过双方努力可以消除的因素。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开始和他一样的尝试，就是消除仇恨。他相信，相互了解是第一步，是一个最重要的开端。于是，当他得知在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将举行一场有关种族问题的电视讨论的时候，他希望他的KKK朋友的一些想法也能在这场讨论中被大家了解。尽管他知道这是一场由黑人发起的讨论，也知道今天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也要出席。戴尔·戴维斯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既然是讨论种族问题，那么，当然应该有两方面的意见。他先征求了他的KKK朋友的意见，对方表示并不想在这个场合发表意见，但是，他很有兴趣参与旁听。他们住在马里兰州，在预约了旁听之后，他们路途迢迢地开车前往。

结果，就在临近讨论开始的时候，以黑人为主的讨论主持者非常生硬地取消了那个 KKK成员的旁听资格，并且叫了警察把他请了出去。戴尔·戴维斯自己曾经有过一次被白人警察借故找茬的经历，而且因此导致他的白人女友与他分手。这也是促使他下决心开始对KKK进行研究的原因之一。现在，他惊异地发现，在一个黑人的环境里，他的白人朋友居然也受到性质相同的歧视待遇。他感到，除了自己几乎没人会出来仗义执言。于是，他为这名KKK朋友的平等旁听权据理力争。但是，毫无效果。

戴尔·戴维斯的这番经历，使我们看到，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它的背景是美国各族裔在法律上有了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种族隔离已经废除但种族差异依然存在。因此，实际上种族歧视已经不是某一个族裔的专利。假如没有足够的良知，道德追求和理性思维，歧视可能发生在任何种族之间。也许，由于现在的美国白人还是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多数，他们依然持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因此人们把更多的注意放在他们身上。可是，随着少数族裔在美国的迅速成长，如果人们放弃理性的坚持和道德追求，那么，没准到了哪一天，就会出现“混战一场”的“种族歧视”。

例如，在黑人民权运动中，最着名的发生公共汽车罢乘运动的蒙哥马利市，最近一个黑人社区正在持续进行一场抗议，主题虽然仍与“种族”有关，内容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他们的目标是一家越南裔的美容店。因为这家美容店打算在这个黑人社区开张，那里的黑人正以种族议题为诉求，要把它排斥出去。这场争执的真正背景，还是该社区的黑人业主不愿被人抢了生意。

在戴尔·戴维斯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KKK成员固然主要还是属于低教育的蓝领劳动阶层，他们的毛病还是狭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从小黑白混居的居民区，他们习惯从小和黑孩子一起玩大，甚至今天还是有黑人朋友。他们对于黑人的偏见也有一些是少数族裔本身的问题引起的。

在一次戴尔·戴维斯与KKK地方领导人瓦特的谈话中，他们谈到了偏见的形成。他们谈到了在今年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洛杉矶暴乱。当时我正在看有关这一事件的资料，所以对他们的这场谈话的内容印象很深。

这名KKK领导人说，他也看了那段着名的录象，他虽然不知道警察对于罗德尼·金的这场殴打的起因是什么，前面发生的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单就这段录象来说，是糟糕的。他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把他铐上带走，而不是进行一场殴打。对此，他也感到非常愤怒。他认为不论罗德尼·金前面犯了多大的事，警察也不应该这样打他。

然而，瓦特认为，这并不因此就可以成为黑人暴乱的借口。尤其是在暴乱中他们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暴乱的黑人攻击一些无辜的白人，难道他们仅仅因为恰巧投胎在一个白人家里，就该遭受这些吗？戴尔·戴维斯试图让他理解，这是因为陪审团的判决使得黑人感到意外和愤怒，才导致这场混乱。

这名KKK领导人却说，戴尔，你的祖先是戴着奴隶的锁链的。可是他们是如何挣脱这个锁链的呢？并不是依靠暴力。而今天的人们应该远比过去更有智慧。一场暴乱只意味着分裂一个城市。暴乱的人们起劲地去偷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例如彩电，十速自行车，百货，珠宝等等。正因为罗德尼·金是在落杉矶被打，所以就给这个城市的人有了一个偷窃抢劫的借口。问题在于这些偷窃抢劫的暴乱者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根本不在乎警察把罗德尼金怎么样的，因为他们自己每天在大街上自相残杀。瓦特是在指出美国的一个事实，就是高犯罪率的黑人，其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黑人自己。他说，暴乱对于他们只是抢得一只新彩电的借口罢了。

黑人民权运动的时候，南方黑人一直是克制地坚持非暴力，但是，从未经历种族隔离的大多数美国大都市黑人却有过数次暴乱。这名KKK领导人经历过1968年的城市黑人暴乱，他告诉戴尔，他当时是一名警察。瓦特说，当他们抢劫的时候，总是说是因为饥饿所致。可是他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街上把一辆十速自行车拖回家，谁也吃不下一辆十速自行车去。

戴尔·戴维斯毕竟是一个黑人，他也许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尖锐直接的对于黑人社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的批评。他只能问，那你说该怎么办？这名KKK领导人说，任何一个案子都有上诉的机会。这里不仅有上诉法庭，也有社区关系委员会。暴力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戴尔争辩说，他们在第一个法庭就这样碰了壁，对再去一个法庭上诉就没什么信心了。瓦特摇摇头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下一个法庭，那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借口去抢彩电和十速自行车了。他说，历史证明，只要一件对黑人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大都市的黑人就会乘机放火和抢劫。他随之举了几次美国历史上着名的类似洛杉矶暴乱的事件。

戴尔再次试图争辩，指出KKK也有过多次暴力行为。可是在对方的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在他所指出的这些KKK暴力里，从来没有发生KKK对普通的民众进行抢劫。所以，那名KKK领导人说，他认为，KKK的这些暴力行为只要不是侵犯到公众的，就不是“暴乱”。那是一个特定群体对另一个特定群体发起暴力攻击，有点类似帮派战的意思。但是，在这一点上，这名KKK首领肯定是偷换了概念。因为在南方历史上黑人受到KKK暴力攻击的年代，几乎毫无抵抗能力，根本与帮派战的概念沾不上边。但是KKK暴乱不演变成对平民的抢劫，也是事实。

在谈到黑人民众团体的领导人时，这名KKK的领导人说，他认为有一半的黑人政治领袖和社区的领袖是善良的。但是，另一半则不仅不善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他当场向戴尔 ·戴维斯念了一段某黑人领袖的讲话，“要是你非得出去偷一个钱包，你就出去偷一个白人女士的钱包，而不要一个黑人女士的钱包。要是你非得出去抢劫和枪杀什么人，那你就去抢劫和枪杀一个白人，不要去抢劫和枪杀一个黑人。”他对戴尔说，这些黑人领袖在鼓励黑人出去袭击“白魔”，他们在把这些灌输到黑人的脑袋里去。

确实，任何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黑人的犯罪率远高于白人这个事实。就象瓦特说指出的，美国监狱百分之九十的在押犯是黑人。问题在于，黑人犯罪的受害者，多数也是黑人。

在这个问题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悲剧，就是今年发生的一个案件了。我数次向你提到过六十年代的着名黑人领袖马康姆·X。他被自己的黑人兄弟暗杀以后，他的夫人辛苦抚养孩子，自力并且自强，坚持读出了博士学位，在美国普遍受到人们的敬重。可是，她却在今年被自己的一个外孙放火烧死。她的这个外孙，就是大量的黑人“问题青少年”之一。

戴尔·戴维斯书中的纪录非常诚实。他并不怀着偏见去刻意丑化他的KKK谈话对象，也不掩饰他自己有时感到的“难以应对”的局面。

我们在滤去作为KKK领导人的瓦特，在谈话中很可能存在的种族偏见的成分之后，依然可以发现，他讲出了许多事实。你会因此看到，在评论和研究洛杉矶暴乱的大量文章中，都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美国的种族矛盾上，但是，实际上，这场暴乱甚至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美国少数族裔的犯罪问题以及存在的其它种种问题。而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甚至种族仇恨的结扣都很难打开。而且，就象我前面提起的，这不是一方的问题，偏见歧视和仇恨都会形成一种循环。

有时我想，美国可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社会。在六十年代以后，这里的人们在尽最大的努力鼓励多元文化，提倡宽容和对弱势团体的尊重。以致于我们这样的新移民，在和这个社会产生交流的时候，都逐步感受到一种语言压力，凡是在涉及一个少数族裔话题的时候，会更小心地选择遣词用句，以免冒犯和不尊重。在这样的整体气氛下，使得正常的对于少数族裔中存在问题的讨论，被基本中止了。

作为多数族裔的白人，大多数不愿意为了触及这个话题，而冒被指责为“种族主义”的风险。结果，不怕冒这个“风险”，反倒就只有KKK和一些“愤怒”的人们了。可是，他们的组成是如此复杂，在触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非常情绪化，顾不上掌握什么分寸。这样，更使得一般的美国白人不愿意加入这个讨论的行列。而少数族裔本身，更是对“歧视”二字格外敏感。他们通常不愿意去触动自己的“疮疤”。例如在对待美国黑人在监狱在押犯中异乎寻常的高比例的问题上，黑人社团一般都希望把问题引向警察与司法对黑人的偏见，而很少愿意正面对待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状况在美国持续多年之后，终于开始有明显的改变的迹象。例如我曾经向你介绍过的百万黑人大游行的主题，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地明确地不是把重点放在“反种族歧视”上，而是放在面对黑人自身的问题上。戴尔·戴维斯这本书的出版，更是在黑人和KKK这样的白人极端组织之间，建立起讨论种族问题的可能性。

在整个形势出现一些松动的情况下，克林顿总统曾经试图为这种讨论的气氛作出推动，因为问题的一味回避永远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在今年，克林顿总统终于利用在一个高中出席讨论会的时候，公开呼吁对于种族问题的讨论，鼓励大家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但是，看来人们还是很有顾虑。总统的鼓励并没有引起当场人们对于少数族裔犯罪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抱怨。我惊讶地发现人们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尝试。在总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的同时，最“大胆”谈出自己想法的一个白人男学生，只是谈到，其实，他若是在街上单独一个人遇上一帮子服装不整的黑人青年的话，他会感到紧张。克林顿总统就鼓励他说，你感到紧张，可以说出来，大家也可以讨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紧张。

总的来说，大家赞同这种尝试。可是，多数人还是持谨慎缓步的态度。在克林顿总统的这番鼓励社会讨论种族问题的讲话后不久，“时代”周刊就有一篇对于总统讲话的反应，表达了一种顾虑。那篇文章是一个有长久经验的心理医生写的。文章谈到，切不要以为鼓励大家讲出心理深处埋藏的念头，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根据他作为心理医生的经验，他认为轻率地讲出来，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他不反对讨论，但是他认为必须强调谨慎地和善意地进行讨论，尤其在不同的族裔试图作这样主题的探讨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篇文章所强调的谨慎和善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社会在短短的两百年，从奴隶制所代表的种族压迫，走向解放奴隶，再走向黑人民权运动，走向整个社会相当自觉的对于弱势团体地位的逐步重视，直至今天，社会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新时代的种族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社会自身的反省功能，以及和平的不具有社会破坏性的渐进改良和完善的功能。他们也走过弯路，他们也打过内战，可是，他们有能力吸取教训，化解他们内部的仇恨，再也没有人打算重蹈覆辙。历史上犯过的每一个错误，他们念念不忘，三天两头在电视和出版物等大众传媒中检讨剖析，至今方兴未艾。

我们谈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其中蕴含着的一个悖论。多元文化的概念在美国是与各族裔融合的社会形式一起共存的。“融合”而不是“分离”还成为法律被确定下来。事实上，美国的族裔复杂性，也已经到了根本分不清楚的地步。但是，实际上“融合”与“多元文化”是有冲突的。当然，在融合中，各族裔有相互取长补短，滋生刺激出新的文化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几乎所有的的文化，都面临在融合中逐渐消失自己部分甚至全部特色的危机。因此，处于如此强大的融合力量之中的任何一个族裔，不论它现在是多数还是少数，对此都有充分的忧虑的理由。如何又要“融合”，又要“多元”，是美国所有的族裔文化的难题。

因此，提出“分离”的，也不必立即就给他们戴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因为问题是复杂的。历史上以“分离”方式去达到保存一种独特文化的做法，也并不是都是负面的，例如，以色列。我们不对以色列的其它问题进行评论，单就他们所做的：将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一起，保存甚至发掘（例如恢复希伯来语）一种他们共同的独特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并不是说，我主张族裔的“分离”，何况美国的情况事实上是想分也已经分不开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没有一个简单唯一的理论可以套用。表现得矛盾重重的美国，只是在现代世界各族裔不可避免的交流交往中，先行了一步而已。

同时，“多元”与“融合”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形成悖论式的冲突。那就是“多元”的意义在于保持各族裔之间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形成“融合”的最大障碍。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矛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由差异本身引起的。因此，人们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时候，必须再三强调宽容的概念，这里包括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等等。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不同的族裔，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宽容度是否足以消除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

我又想起了马丁·路德·金最着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在这个“梦”里，他描绘了种族融合生活的美好图景。应该说，这个梦想的大部分都已经在今天的美国实现。只是，这个梦实现的还远非完美。因为，在种族融合的生活中，当年马丁·路德·金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矛盾和危机，将来还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甚至随着少数族裔的强大，各族裔均势力敌状态的出现，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妥善处理，这种危机也完全有可能加深加剧。

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感到欣慰的是，在美国有关“白人将在半个世纪之后变为少数族裔”的人口统计资料和一系列讨论及前景预测，并没有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弹。其实，同时公布的研究资料还有一些照理说是相当刺激的消息。例如，到2050年，美国将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是混血儿。

在民意测验中，显示了白人对于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有着“无可奈何的容忍”，大多数人只希望移民趋势能够缓和一些，以使得“改变的速度放慢”。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社会宽容度了。它的存在正是两百年来美国人道德追求和人性思考的结果，也是这个社会自我反省功能不断加强的结果。

在美国的种族融合的努力中，克林顿总统当任的美国行政分支还是相当注意协调矛盾的，并且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在这份对于美国人有着重大意义的人口结构研究报告在20世纪末公布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对于美国在人口结构上的这样一个趋势，他乐观其成。他不仅认为这是美国的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多元文化是好的。它表现出美国的理念和机会不受血脉和肤色的限制。他甚至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欧洲文化不再成为美国的主流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自开国和解放奴隶之后的第三次革命。”

我们可以说，这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前，今天的美国总统的一个梦。

但是梦想只是信念，假如人们不是仅仅沉溺于自己的梦想，而是对于类似亨廷顿所警告的文化冲突，能够时时有所警觉，主动进行化解的话，也许将更有利于梦想的实现。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各个种族是靠高山大川和沙漠海洋把他们阻隔分离开来的。当他们开始有能力越过这些自然屏障之后，人类的历史就充斥了无穷无尽的种族奴役和种族战争的故事，至今未能绝迹。有了远洋货轮，喷气飞机，洲际导弹，全球互联网以后，高山大川和沙漠海洋已经不再成为障碍。各个族裔和文化之间将会走得很近。人类已经无可回避。他们将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交往，交流，接触和碰撞。这个未来的世界能否经历这样一个考验，而走向一个融洽并且多元，宽容并且相互了解的世界呢？

面对矛盾重重的今天，我们只能说，这还只是变得越来越小的这个地球上的一部分人的信念。在这个信念里，包含了他们对人类最终都会完成“从猿到人”这个过程的信念，包含了他们对人类的良知，道德，和智慧的信念，也包含了他们对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必胜的信念。信念就是梦想，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持有这个信念的人，今天都可以说，我也有一个梦。

尽管在美国国内确有一部分人对未来美国可能不成其为美国而忧心忡忡，主张更严格地限制移民，主张更多地恢复传统价值，虽然在美国今天还有KKK这样的种族激进分子，甚至个别因种族仇恨而导致谋杀的极端分子。但是我们从美国两百年的进步史可以看到，美国人民“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并没有动摇，对人类向善的信心并没有降低，对自然法的敬畏，对有一个高于人类的欲念的上帝的敬畏，从来没有消失。

其根本原因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追求一个人人都能享有的自由生活，是比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比维护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比其它任何比输比嬴的政治游戏更重要得多的永远的梦。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民族矛盾，种族差异，地区分离，文化对抗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顽固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国家，几乎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个问题的困扰。怎样对待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差别，怎样面对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肤色，宗教信仰，文化遗产，政治理念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别和矛盾，怎样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每个个人，团体，地区，国家乃至全人类所不得不面对的最大挑战。没有人能够回避。

美国人民被迫先走了一步，最先正面面对了这个挑战，先于这个世界开始了实现这个梦想的试验，他们要让五色人种生活在一起，并且和睦相处。

让我们为这个人类和睦相处的试验祈祷吧，因为，假如这个试验成功了，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各色人们，他们在这个地球上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之梦”，就更有可能美梦成真了。

祝

好！

1. 保守的革命

卢兄：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聊天了。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彼此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各自生活的地方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世界，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几年前，在我向你讲述美国故事的时候，朋友们对这些介绍还感觉很新鲜。可是现在，我想，那些有关自由的故事，民主的概念，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再像以前那样，絮絮叨叨地给你长篇写信了。再说，我们都像蚂蚁一样，还各自忙碌着我们自己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台湾发生了一场大选风波。这场风波之后，你也随之来信，问了一系列问题。内容涉及到一个民主政府在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中，与民众的互动关系；美国政府在发展历程中遇到的问题等等，还问到民主制度在今天面临的一些挑战。你提的又是一些“大”问题。我想了想，几年来，忙里偷闲地看些书，脑子里也有过一些飘飘零零的碎片，或许，也就趁这个机会，一边和你聊聊，一边收拾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散漫惯了，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还是只能在给你讲故事聊天的时候，顺手牵出一些想法来。也许“解决”不了你的大问题，可是，至少提供更多的视角吧。

在今天，大家热衷讨论民主和自由的大话题，我在一边看着，有时很是困惑。因为我常常发现，民主、自由这样的概念，已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说，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被参与者频频地运用，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争论在有时候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这时，我忍不住就会冒出个念头：假如先把大家在讨论着的对象描述清楚，或许就可以不浪费时间，省去许多无谓的争执了。

可是，我发现，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的文化。当它被引入中国、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汉字”来表达的时候，这些“字”本来已经有了自己的灵魂，开始自我表述，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就不完全相同了。

再说，这些概念本身又是在发展的。从它们进入中国到今天，都一个多世纪了。在这漫长岁月中，“民主”、“自由”的概念，在它们的发源地，也在变化、发展。将来，还会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这些似乎简单的词，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断在丰富的“进程”。这些词是在这个“进程”中，渐渐面目清晰起来的。

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提到过美国建国先贤们为他们的新生国家制定了一部稳定的宪法。现在，我觉得应该把它复杂的过程展开，使得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更深一步的东西。

这个想法，是我在看到一个朋友转来的信之后，产生的冲动。他谈到美国的先贤们是依据理性设计、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可是，他也进而认为，一整套政治制度是可以凭借着智慧的头脑，就这么凭空“设计”出来的。他似乎忽略了背后支撑这种“设计”的、正在生长着的社会。这时，我突然想，我以前给你的信，是不是写得太简化了？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政治制度，是可以完全割断本地的发展历史，完全凭空地从头脑中产生的，不论他们的脑袋瓜有多灵。

我在以前的信中已经写过，在美国建立之前，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漫长的英国殖民地历史。就是说，在美国之前，有这么一拨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甚至有的都上百年了。那么，他们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那个时候，北美这一块土地上，有13个殖民地，同属大英帝国，可相互之间的关系，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它们各自为政，自顾自地过着日子，形式也不那么一样。

最普遍的是领主制，就是英王封地。比如宾夕法尼亚，就是英王查理二世欠了英国贵族威廉·宾一万多英镑，就把这一大块殖民地送给他的小儿子威廉·宾，权充是王室还债了。马里兰也是这样，是英王欠了贵族巴尔的摩的钱，就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他了，现在美国的马里兰州，至今还有个以他的名字“巴尔的摩”命名的大城市。在这13块英属北美殖民地中，这样的领主制占了7块呢。

可是，你可别误会。千万不要把北美的“领主制”想像成它原来在欧洲时的样子。领主制在欧洲，可是很沉甸甸的东西。领主下面管着一群农奴或者说半农奴，他们对领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欧洲农奴自己没有土地，活得不好，可走又走不掉。关键在于领主掌握了农耕时代的命根子——土地。这些辛勤的耕作者，日子是痛苦但还是过得去，全看领主个人的慈悲与否。

“领主”这个词一到美洲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关键也在土地。北美和欧洲相比，即使在今天，都是疏朗得多，更不要说是当年的新大陆了。美洲有的是地，反而愁的是没人种。欧洲领主一到美洲，就再也端不住他那欧洲贵族的架子了。这是一片开放的土地。领主在这里，只是个行政官。移民们假如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拔腿就走了，他们的前方有的是无主的土地。所以，美洲有欧洲的贵族移民，美洲却没有欧洲式的贵族阶层。因为他们存在的必要社会条件，在美洲荒芜的丛林里消失了。

曾经有一个欧洲的记者写了报道回去，说是他在北美遇到一些离开家乡，出去寻找新机会的年轻农夫，使记者非常吃惊的是他们对前景的自信。他之所以吃惊，是因为欧洲的农夫被领主的土地束缚，没有这样自信、自由的物质基础。

还有一种是由开发公司建立的殖民地形式，最早的弗吉尼亚就是这样。那是伦敦成立了一个商业开发公司，就叫弗吉尼亚公司。在英王批准之后，就在弗吉尼亚建一个自治政府，按照公司章程管理。后来，这变成美国一个很有意思的建制传统。因为这里长期以来地广人稀、荒无人烟，一个大得莽莽苍苍的州，经常是有了疆界轮廓，里面却还是个空壳子。就像我们居住的佐治亚，在13块殖民地中，算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了。当时的疆域有现在的两个半州那么大，整整37万平方公里。可是，你信不信，在美国独立之前五年，住着还不到一万人，就是人均占地37平方公里，基本上全是原始森林。这个地方之所以那么留不住人，不仅是因为它建立殖民地的时间晚，还因为它的管理模式不好，移民们感觉不满意，呼呼地就都走掉了。

长期以来，在北美，土地是现成的，谁有能耐谁开发，开发了就是你的。于是就鼓励大家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开发公司，在没有人的地方，建个自治小镇、小区什么的，只要公司章程得到批准就可以了。直到现在，我们家附近的小镇，都竖着牌子，写着这是个“公司制”的小镇。既然是公司，当然自治，也自负盈亏。以这样方式建立的殖民地有两个，除了弗吉尼亚，另一个是马萨诸塞。这两个都是老殖民地了。

另外还有契约制的形式，就是一些已经自然形成的自治城镇，联合起来，达成盟约，形成一个大的自治联盟，盟约也要寻求英王的批准认可。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样的自治殖民地。康涅狄格后来被英国皇家收回，这就成了第四种殖民地形式，所谓英国皇家直属领地，由英王派出的总督管理。

这些殖民地成立的方式各式各样。可是，从制度来说，它们几乎都是在参照模仿英国当时的体制。

那么，你一定要说了，那个时候的英国，总不能算是民主制吧？我想，“民主”一词大概在这里“第一次”需要说一说了。说“第一次”，是因为可能一次说不清楚。

我想，我们至少要先找出一个明确的东西来作为参照。这么说吧，完全专制的帝制，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东西，一切天经地义地都是皇上说了算。那么，我们现在先非常简化地认定，我们在讲的所谓“民主”，是指一个和“绝对专权”对立的东西。这样，至少在说的时候，就有点摸得着边际了。

就这个意义来说，英国的专制向民主转化，就是一个渐进的、像蜗牛爬行那么缓慢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说的渐进改革吧。可是，这英国式的制度改革真是慢啊，慢到什么地步呢？

回顾西方的民主制度，很关键的一步，是1215年6月15日。那一天，在离温莎城堡不远的兰尼米德，贵族们将一份文件面呈国王，国王在文件上加盖皇家封印，也就是双方签字画押，签下了英国历史上、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大宪章》。那是英国国王和贵族们，就长期对外战争、对内分封以及劳役和赋税等等方面的矛盾，以文字协议的形式，做出的有关双方权利、义务的规约。

《大宪章》甚至有一些有关司法制度的条款。例如，第40条承诺：“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你这么读着，是不是能闻到点“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气息了呢？在第39条中，国王还承诺，“未经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判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任何其他形式的伤害。”你是不是已经从中看出了司法程序的概念？要知道，那还是1215年，中世纪啊。它象征着人性在觉醒，不能说你是国王，我就任你宰割了。当然，有了条约，国王还是要知法犯法的。可是，这些概念、思想的诞生，这些制度条文的形成，实在是人类举足轻重的进步。

我常常想，这也是文字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中，英国王室和贵族，恐怕不是第一次试着相互制约、讨价还价了。可是，文字使得思路变得清晰，也使得契约文化能够开始和巩固下来。嘴巴说了可以耍赖，写下来的要赖账就要困难一些。文字，也给后面的进步留下了清晰的依据。

此后，君王当然想赖账，早期契约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渐渐实力达到平衡，契约稳固了，双方也尝到了“双赢”的甜头，契约文化也就逐步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毁约的，也有毁约后的武力讨伐。可是最后，《大宪章》经过一次次地修订，竟然奇迹般地稳固下来了。

那么，这些国王和贵族，他们争权夺利的故事和我们正在讲的“民主”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我的简单“民主”定义现在开始起作用了。

这个过程，就是在削弱“绝对我说了算”的专制君权。这就是一个民主过程的开端——一个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制约它的对立面。反对派的存在，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绝对专权的动摇。而王权和反对者对权利和义务达成协议，对他们之间的服从和反对关系建立互相承诺，这是制度史上影响深远的成就。从英国《大宪章》与法律相关的那些条款，你还会发现，《大宪章》的获益者，远远超出了贵族的范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人类文明可能在一部分人中间先创造出来，而它被称为是“文明”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有能力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有了抽象的人道、人权的思维，而且，还在设计“制度”，保障这样的权益。

这个发生在英国的民主开端，当英国人开始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已经持续渐进改革了400年。它的母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雏形。而这套政治制度，也是随着私有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而缓慢生长的。

这一套制度，被领主们、开发商们，大形不变地照搬到了北美殖民地。因为对他们来说，照搬管理制度，是最省事的方式。北美，也就在一片蛮荒之中，拥有了最先进的欧洲文明。一个典型的故事就是“公司建制”的弗吉尼亚。这是由最早抵达北美的一批商人，在1607年5月13日在弗吉尼亚上岸后，建立的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居民点和第一块殖民地。这些人几乎是照搬了故乡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政府。

以后，政府迁移到一个叫威廉斯堡的小镇。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是在这个小镇上，从英国移植的管理制度，通过议会形式，训练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其中包括第一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整整一代美国早期政治家，几乎多半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再说我们佐治亚州的邻居南、北卡罗来纳州，殖民地初建时期，这两块土地合在一起，就叫卡罗来纳。它是英王查理二世封出的第二块领主殖民地，封给了帮助他复辟的八个大臣。卡罗来纳一直被看做是南方蛮荒之地，可是，你别看它不起眼，它在殖民时期的那部《卡罗来纳基本宪法》，还是写出《政府论》的着名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的杰作呢。

因此，这新大陆的13块殖民地，它们都大同小异地移植了英国体制。这种体制，正行走在“英王的权力越来越小、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司法越来越独立”的一个民主进程的半道儿上。而它之所以能够轻松移植成功，就是因为北美当时上上下下，主体是来自英国。他们只是搬了个家而已。

它们都有一个总督，虽然并非个个都是英王亲自委派，可是，总督不论怎样产生，都象征着英王在统治殖民地。但是，就像在英国，英王已经不是惟一的专权者，北美殖民地的总督也一样。殖民地都有相对独立于总督的立法机构和司法系统。相对英国国内，这里更是天高皇帝远，他们没有英国沉重的传统纠葛和负担，百姓更分散，上上下下的自治程度都更高。

自然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自由贸易，在生长着私人的利益。我们刚才说过，北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像英国那样世代承袭、在领地内像个小皇帝一样的贵族。而商人阶层在壮大，在天然地代表自己，生出要保护自己权益、和英王讨价还价的念头来。所以，美国独立，虽然直到今天，在这里还是被称为“革命”，可是，殖民地的所谓“革命诉求”在制度上真是再保守不过了。殖民地当时爆发的最大不满是英王征税过度，他们表示反抗的口号是“没有代表不纳税”。

英国国会有上院和下院，上院是贵族的代表，下院是社会贤达们的代表。英国人通过议会，有了表达自己声音、争取利益的渠道。要交多少税，也可以在国会先据理力争，理论一番。然后，再按照议会通过的税法税率交税，倒也罢了。可现在，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根本没有代表，那些对殖民地利害完全不关痛痒的英国议员，却随心所欲地给他们制定税法，说交多少就是多少，没有还价余地，还越交越多，这太没有道理！所以，不干了。

不干，不是要推翻英王，也不是要推翻英国的议会和政治制度，他们只是从逻辑推理，既然他们和英国的民众一样，是英王的臣民，他们就应该和母国臣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议会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要求这样的权利，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

他们是在维护他们在辛勤劳动和经商之后，个人所得不被无缘无故剥夺的权利，也就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所以，后来托马斯·杰佛逊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一打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实在是有的放矢、针对殖民地人民切肤之痛发出来的宣言。

英王不让步，就引发了独立战争。打出来的结果就是建立了美国。想当初，是独立、从英王手中夺得自由的共同目标，把这13块原来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的。历经八年的艰苦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以后他们何去何从？

首先，在最简化定义的“专制”和“民主”之间，他们必须有一个抉择。你也许会说，殖民时期，他们已经有了半生不熟的、有着一定民主成分的改革版英国制度，顺应下去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可是，我们假如回过头，看看许多国家在战争导致的变化当口做出的选择，就会明白，延顺以往的制度，并不是必然的。战争就像是一颗炸弹，以巨大的、具有破坏性的震撼力，把历史炸停在那里。而枪炮已经显示了它夺取政权的威力。它可以顺势扭转历史，满足一个个人、或者一些人改造国家的政治抱负。你可以把这样的抱负表述为一个善意的动因——现在，“他”，要为“他的”百姓，谋福利了。权力就这样在武力之下得以集中到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手里。这样的结局，对新生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可能。

一场战争下来，站在这块土地上，最有力量的就是军队，最有力量的个人，就是指挥掌握这支军队的司令，在美国，就是乔治·华盛顿将军。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第一个抉择，就是华盛顿将军的抉择。

经历了八年艰苦战争，1783年年初，虽然外交上还在谈判，《巴黎和约》尚未签署，可是，美国已经独立在望。在这个时候，军中就已经有人在酝酿一个扭转历史的时刻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纽堡政变。

保守的革命军官们手中有枪，英国人都打走了，要打掉个大陆议会易如反掌。他们想除去他们不满意的文官政府，代之以军政府，同时也有人在考虑君主政体。可是，八年仗打下来，作为军人，他们服从自己的统帅华盛顿。于是，一名军官，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写信谈了他们的设想，也谈到对政变之后政体的考虑。他说，现在有人把君主政体与暴政混为一谈，使人难以区别，可以先给君主政体首脑一个温和头衔，待条件成熟，再改为国王。

乔治·华盛顿将军在人们的回忆录中、在历史记载中，从来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他既不能口若悬河，也远非学识渊博，就连当将军、成为总司令，都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故事。他基本上是靠自学，十几岁就找了一个当土地丈量员的工作，名副其实脚踏实地、走遍了波托马克河边的山峦和森林。他是一个谦卑、甚至是刻板的人。珍惜个人荣誉，追求人格完美，是他终其一生要去努力的事情。他总是认真地在为公众服务，就像一板一眼地丈量着土地那样。他严格要求下属，可是他也在更严苛地默默要求自己。这是他在军中威望的重要来源，并不仅仅是依仗战场上的功绩。

尼古拉上校并无恶意。在当时，君主制可以采取君主立宪，也不是一个很“反动”的建议。可是，在华盛顿将军看来，这封来信似乎是在暗示：他为公众付出的背后，其实有着暗藏的个人权力欲望。同时，华盛顿将军对君主制极为反感。所以，他几乎如条件反射一般，把这看做是一个羞辱。华盛顿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回信说，“我极其厌恶并且坚决否定这个建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如此要求。”

军官们对文官政府的不满和愤怒由来已久。参加这场独立战争的都是义务兵，可是整个战争期间，这个临时文官“政府”——大陆议会，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军饷和供给。结果造成前线士兵的冻饿和无谓死亡。其原因之一是，大陆议会虽然向国外募款，可自身并没有什么权，特别是没有财权。没有收税的权力，也就没有充足的财源。能够说明这个状况的一个经典故事是，1781年约克镇大捷。代表美国的独立义军在那里大败英军。消息传来，大陆议会大为振奋，待到喜气洋洋的议员们略为平静下来，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信使还没有拿到酬劳。他们这才想起，所谓的“国库”空空如也，就连这点信使酬劳都付不出来。最后，议员们只好各自掏出腰包，每人拿出一元钱才总算应付过去。事后，大陆议会苦恼地向各州要钱，筹款信发出，杳如黄鹤。

战争打的是钱。以这样的财政状况应付战争，就连一向以沉得住气着称的华盛顿将军，都在给国会的催款信中怒气冲冲：我们的士兵“有病没病都光着膀子，就连被敌人俘虏时，都光着膀子”！如此捉襟见肘的战事，也真难为他们，居然还能打赢。

现在，仗打完了，老问题没有解决。由于没有收税权，大陆议会的财务状况并没有改善。所谓的美国政府，还欠着一大笔士兵的军饷和伤亡者的抚恤。军官们回来一看，自己出生入死打下政权，却让一群穿着齐整、怎么看都是养尊处优的文官给管着，居然还要不下钱来，气自然不打一处来。他们起初希望华盛顿将军领着大家去要钱，可是将军坚决反对这个行动。

当时，一个军官写了煽动的匿名信件，在军官中流传，攻击国会，要求得到军饷，号召在1783年3月11日开会商讨。华盛顿宣布，禁止这个私自组织的军官会议，可是，他同意让大家在3月15日的军官常务会议上，就这个议题诉诉苦。3月12日，那名军官再次传布匿名信，宣称华盛顿背叛了他们。

3月15日，常务会议如期召开。此刻，要向国会讨公道的很多军官，对华盛顿也很不满。一些军官计划自己带兵进军大陆议会，要不下钱来就把议员们赶走。这样的常务会议，华盛顿一般不参加，而且，军官们知道华盛顿将军一贯注重自己荣誉的风格，就估计他会回避这种场合，以和谋反的军官撇清关系。可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华盛顿将军闻讯赶到，从后门进入会场。

军官们战功赫赫，为国家出生入死，自然是有权得到军饷和抚恤。一片愤慨声中，华盛顿将军苦苦劝说阻挡仍未奏效。眼看着军人们就要出门，这时，华盛顿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要求给大家念一封议员的信。他手持信纸，却读不出来。军官们渐渐静下来，看着他们的统帅在一个个口袋里摸摸索索，找他的老花眼镜。他只是轻声地说，“先生们，请等我戴上眼镜。这么些年，我的头发白了，眼神也不济了”。

一瞬间，军官们以满腔怨愤支撑起来的激昂情绪，突然崩溃。他们想起了将军和他们一起在树林里挨冻受饿的日日夜夜；是的，他们是劳苦功高，却没有拿到军饷，可是他们知道，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华盛顿将军本人是没有俸饷的。八年共同的生生死死，现在，将军也老了。他就站在他们面前，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一个他信奉的原则祈求自己的部下：不要用武力威胁文官政府的议员。那些从战争开始就跟随华盛顿的军官，突然有人开始失声痛哭。

就在这一刻，新生美国的一场可能的兵变，被化解了。

在战争年代，华盛顿将军的高明之处，是他在打了几个败仗以后就明白，在北美这块远离英国的土地上，对于义军，定出的目标不可能是“消灭英军或把他们赶出去”，而是要用自己的军事存在，向英王表明北美独立的决心。北美义军的关键是“存在”，只要持久存在，目的就达到了。事实上，北美最终获得独立，正是由于这支军队存在的坚韧。可是，在华盛顿将军心中，“枪杆子”只是带来了追求自由的一个可能。惟有民众的授权，才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

事后，华盛顿将军代表这些打下美国的军人，和议会商定，解散军队，给复员军人再发五年军饷。半年后，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英国终于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又三个月后，华盛顿将军向大陆议会交回他作为军队指挥的委任状。那一幕，我已经在几年前的信中，向你讲过了。华盛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一个平民的身份。他为此后美国武装力量在国家中的位置，定下了不可动摇的原则。

我们见过历史上的许多领袖，几乎是本能的娴熟运用自己的声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华盛顿将军利用自己的威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替新生的美国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不要国王的专制，也不要以枪杆子维持的军政权。

可是，为什么不要专制而要民主制度呢？我们再次作一个简单的定义，民主制度，就是能够帮助民众得到自由的一种方式。具体操作中，民主制度是一整套管理国家的运作。所以，“民主”当然不会只是一个简单定义，它必定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想我们先从简单理解开始，渐渐接近它的复杂性。这也是美国民主走过的历程。

相对来说，绝对君权，才是千年来自然形成的、比较单纯的社会统治方式。当人们开始摒弃绝对君权，试图对它进行制约，即是所谓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之后，就一直是在面对一个复杂的目标，并且试图搞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什么才是他们所要的自由？他们又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够获得自由？

我曾经告诉过你，美国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从华盛顿将军开始的一大批上层军官、文官和政治家，所谓美国的创建者们，为保障民众自由，想到的第一个措施是：“散”。军队散了，军官和文官们散了，那些建国者们，都散了。原来的13块殖民地，现在成为美国的13个州，也在散开，各自自己过日子。

他们认为，现在好了，各州有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州原来就充分自治，现在也可以遂自己心愿，自治地自由地过下去。所谓联邦，只是一个“牢固的友好联盟”。这个说法来自1777年11月15日，那是他们策划独立时成立的大陆议会所通过的章程《邦联条款》（1781年生效）。其实，这个“友好联盟”的松散程度，比今天的联合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联合国还有钱有人办事，美国联邦差远了。

人若是飘散的，就不需要什么政府。可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扎堆才能生存。没有管理机构，一扎堆就混乱。所以，就逐渐形成了高于社会的上层管理。可是，最终，管理反过来变成了对民众的压迫。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帝制专权令人生厌，民主思想由此产生。而任何政府，它掌握的权力和它的规模有关，政府越大，军队就越大，警察就越多；管理越有效，百姓的自由也就面临越大的威胁。所以，警惕专制的人们，最自然产生的念头就是对政府的警惕、对政府发展规模的警惕。甚至，产生对政府本身的厌弃。

所以，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美国建国者最早的思路，是联邦小政府、弱政府的思路。这是对自由非常看重的人们很自然产生的想法：政府即使非要不可，也要个小的、弱的。州自治，老百姓自己做地方管理，不要强有力的、凌驾在上的联邦政府，这就是1783年的美国人理解的自由。

结果呢？试下来效果并不好。为什么呢？这封信太长，下次再给你聊下去吧。

祝 好！

林达

2. 艰难的尝试行不通

卢兄：

上次聊到，美国建国初期，进行的是一场弱政府的实验。

“弱政府”的念头，起于最早一批美国独立的推动人，这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他们的口号就是“政府越小越好，各州组成邦联，各自为政，国会听各州的”。在美国民间，自治的观念更为彻底。民众对自由之最直观、最朴素的理解的典型，就是发生在美国北方一个小镇上的故事。《独立宣言》刚刚发表的时候，这个马萨诸塞州的小镇，随即在镇民大会上通过他们的自由宣言：“除了上苍的主宰，我们无需任何统治者。在上帝之下，我们设一个议会，面对合众国其他成员，共谋幸福。”美国老百姓很多人这样想，他们种地打粮食，什么领导也不需要。

可是，不要说无政府，就连弱政府的实验效果都并不好。

原因很简单，如果要建立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事实上就不是以前分散的殖民地了。以前各殖民地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它们各自为政，都归属英王，自成系统。英王的政府是各殖民地的协调力量。现在，英王没有了。假如它们是同一个“美国”，各州就会有纠纷需要调解，还会出现国家和外部世界、中央和各州的关系。

可是，除了大陆议会的上层精英们从独立战争开始，就以美国的名义，向各个国家派出代表，并且为战争筹款以外，所谓大陆议会只有很少的一些来自各州的代表，他们本身也是各州的骨干，开完会，他们就都回去了。至于各州的政府和民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小国家。它们各有自己的利益，相互冲突，却缺少有力的联邦一级的政权力量来协调。而且作为国家，联邦政府需要一定的财力人力，来处理各种事务。如果政府太弱，问题就一大堆。

先是联邦政府没钱。联邦不仅欠着答应了的复员军人的军饷，更紧迫的是，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国家债务，引发了国家的信用危机。打仗靠钱，独立战争期间，发行债券是美国主要的筹款方式之一。各州和大陆议会都发行了一些债券。这些债券，有的卖给了“看好美国独立和前景”的外国人，有些发给士兵作为军饷，有些付给商人用来交换军队需要的物品。现在，手里捏着债券的，当然就是美国的债权人。不能兑现债券，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就没有信用，就是欠债不还的无赖。现代贸易关系全依赖于信用。失去信用，下一步的生意还怎么做？

各州更是各行其是。它们也发行各种债券和纸币，过后又各自用不同的方式结算。债券还像钱一样在流通。由于没有贵金属的支撑，战时发行的债券和纸币一起，马上都开始贬值，信用就开始崩溃。雪上加霜的是硬通货短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美元。所谓硬通货就是外国钱，通常是欧洲货币，用英镑换算。独立战争之后，和平了，生活和建设需求大增。接着几年，在这个几乎没有工业的国家，大家需要什么，都只能拼命向欧洲去买，硬通货大量外流，导致短缺。

你想，这情况就相当于好多老百姓手里不但没有钱，还攥着一大把“白条”，生生地等着政府兑现，而政府也没有钱。你说这国家是不是要出问题？

战争一结束，13个州之间的关系马上变得复杂起来。它们各自的主要贸易对象都是欧洲国家。这些州明明大家讲好的同属美国，却事实感觉自己是个独立小国家。有港口的州，就向没有出海口的邻州收“过港税”。像纽约州就大收新泽西州的过港税。新泽西州觉得实在太冤，就告到大陆议会，要求给个公道。可是联邦政府正弱着，哪里管得了纽约州。一怒之下，新泽西州就宣布，他们以后再不给联邦政府交那份规定的份子钱了。这一下，其他州又气得跳起来，指责新泽西州违规。

当时的美国西部边界模糊，人烟稀少，拓荒者还在向西面挺进，创造着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西部故事。看着那些电影里野蛮的西部牛仔，你就可以想像，西部边界上，相邻各州如何经常发生冲突。比如说，佛蒙特的拓荒者，就干脆决定从纽约州分离出来，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州，但是大陆议会没承认它，议会中也就没有他们的代表席位。

不仅内部问题矛盾重重，美国还存在边防和外交问题，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

当时的美国周围都有强敌。北面是英国人，西面是法国人，还有冲突不断的印第安人，西南面还有西班牙人。西进的拓荒者们，和印第安人也频频发生冲突，相互都有攻击行为，常常酿成流血战事，仇恨也在随着流血而积累。虽然美国作为联邦，和印第安人订有条约，可是政府根本没有实力去约束各州的拓荒者。拓荒者们浪荡惯了，只要自己的无拘无束，根本不把美国看成自己的国家，更不把“邦联条约”当回事，看做是什么“国家法规”。他们有时还听自己州的，假如从自己的州政府得不到帮助，他们就连州里的管束也不认，干脆转向周边的外国。

这是一个个人有着极大自由、而社会组织却极为松散，松松垮垮、磕磕碰碰的国家。难怪美国当时完全被欧洲人看不起。觉得这个蛮荒的地方，有着一大群野蛮人的“国家”，随时都要散架。

于是，欧洲各国纷纷私下盘算，这美国“国不成国”，和它签了条约也等于白签，也看不到联邦政府的执法能力，所以，要签订条约还是和各州打交道，看上去还可靠点。结果弗吉尼亚州就真的“跳过美国”，自己单独核准了对英国的条约。在南方，佐治亚州因为土地往西伸展到密西西比河，和西班牙殖民地相接，心里一直打鼓。因为佐治亚州地方极大、人口极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根本对付不了，就希望联邦能够帮忙抵抗西班牙人，保护自己的土地。可其他几个州没有这样的威胁，事不关己，自然一心想和西班牙人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当时的这个“美国”，在外交上，都找不到什么一致的“美国态度”。

独立之后，美国军队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到1787年，战争部长诺克斯将军手下只有三个书记官，下面只有象征性的700个装备不良的“美国兵”。各州还开始抱怨，说是既然没有军队了，还要征税干什么？联邦的大陆议会还是没有直接征税权，本来讲好各州出钱养联邦政府的，各州又纷纷开始拖欠，甚至拒绝交钱。没有钱，联邦政府本身都岌岌可危。

今天，全球化是热门话题，我也觉着够稀罕。世界的全球化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它的标志是国际贸易的发达。18世纪末年，在一个拓荒者乐园的美国，尽管各州之间陆路交通不便，可也在趋向于越来越多的交往，和欧洲的水路货运已是一天都不能中断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各州和欧洲的联系，有时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还多得多。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夫，处于一种自然经济状态。可是，美国已经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闭关自守”了。你一定很难想像，在那个时候，新生的美国不过是一个经济和各方面都落后的国家，面临如何与外部发达世界“接轨”的问题。

那时，最基本的贸易交往，到了美国都会成为问题。由于硬通货紧缺，欧洲的制造商只好先把货物赊给美国的进口商，进口商再分给各地的零售商，零售商给了本地农夫。一路赊欠下来，到了收钱的时候，反向的路却行不通了。因为这些美国农夫，平常过日子，现金短缺不是什么大问题。农夫们在附近小镇上用记账的办法做交易，等到农产品出来，再交给商人来抵账。农夫没有现金也能对付过日子，每年过手十来英镑就打发了。但到了要还钱的时候，农夫们没有信用稳定的硬通货，只有土地、房屋、牲口，还有的就是正在混乱贬值中的债券、纸币。

农夫赊账在美国乡下其实持续得很久。我们的朋友安琪，才三十多岁，她说起小时候在我们附近镇上的生活，都还是样样赊欠，连汽车加油都记账，到一定的时候结清一次。但是在建国初期，现金还是少不了的。除了购物，还有交税，虽然有时候也用农产品来抵税，但税务官逼着要现金交税的时候，就行不通了。现金短缺不但贸易成问题，还造成美国的社会动荡。因

Chapter_25

为大量农夫拖欠商人和银行的债务，无钱偿还，恶性循环就开始了。商人当然把欠债的人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允许债主拍卖欠债人的房屋土地，甚至把他们关进债务监狱。没钱当然也交不出税来。这样的问题个别出现倒也算了，一普遍，就说明整个社会在出问题。

头脑并不复杂的民众会想，不是说民主了吗？民主不是多数人做决定吗？这好办！于是，欠债的农夫一多，就群起要求州议会通过立法，允许他们缓偿债务，要求州里加印纸币，还要求立法强令债权人接受纸币作为还款。可是，信用不良，纸币贬得飞快，债主当然坚决不肯接受，认为这简直就是抢劫。

在另一些州里，债主们游说州议会，不要通过这样的法律。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并没有解决。欠债的农夫们走投无路，开始造反，他们愤怒地成群冲进当地的法庭和拍卖场，迫使它们关门。从1784年开始，新泽西等好几个州，都发生了这样的农夫骚动。虽然一一平息下去，但美国社会是不安定的。

最震动的一次冲突，是1787年1月的马萨诸塞州农夫暴乱，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谢思暴动。一个叫丹尼尔·谢思的农夫领着抗债的农夫们真枪实弹地动了武，试图攻占州政府的军火库。他们和州国民兵打起来，当场打死三个人。最后农夫们被驱散，领头的丹尼尔·谢思躲了起来。

丹尼尔·谢思本人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英雄。也许是战争留给他的影响，他没有带领农夫走向合法途径，却走向了火药库。马萨诸塞是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有着漫长的法制传统，因此，这一事件在美国政界、知识界都造成极大心理冲击。人们对诉诸暴力的方式感到震惊和厌恶，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农夫有自己的苦衷，是国家本身没有管理好。

在国家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当的时候，处理这样的案子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当时的州政府认识到了，既要强调法治，但又不是杀鸡儆猴。他们尽量克制地处理此案。谢思暴动逮捕的14名领头者，因为打死了人，经法庭判处死刑。但到了1787年1月，还是获得了州长的赦免。州政府也劝导参与暴动的农夫冷静下来，引导他们回到合法求诉的道路，派出农夫代表，到州立法机构去申诉和力争。他们的要求后来在州立法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满足。但是，从美国来说，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积弱的社会”本身显得没有出路。

那些许多国家后来一一遇到的所谓“农夫问题”，金融问题，等等，在新生的美国都未能幸免。

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美国的问题虽然复杂，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是，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已经是一个幅员辽阔、成分复杂的大国。世界在向前发展。人们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分散的、自然的状态，应付一个需要良好政府组织的现代社会。假如说，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而是一种帮助人们取得自由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必须经得起复杂的、发展着的现实的考验。

美国对于自由的简单理想，以及对于民主制度的最初尝试，在现实中屡屡碰壁，首先使得一些精英开始反省。在这些精英里，有一个奇特的、几乎像是先知一样的天才，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一生全是戏，可惜多半是悲剧。

汉密尔顿是个移民，曾经是华盛顿将军的侍从官。这军中的一老一少，始终维持了很深的友谊。我想，这不仅是战场上的生死与共，还和他们两人都是实干家有关。汉密尔顿很早就给历史留下了一封着名的给友人的信，洋洋洒洒，长达17页。在那封信里，他已经在期待一个有实权的国会，呼吁一个制宪会议，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

那还是1780年，战争还没有结束，更是在开费城制宪会议的七年之前，而年轻的汉密尔顿还只有20岁出头。他只是在战争中，深切体会到“大陆议会”的软弱无力，不堪一个大国的重负。此后的七年中，他几乎没有停止地四处呼吁制宪会议的召开。当然，最后还是内外交困的局面，才真正把大家逼进了费城的制宪会议：除了惊心动魄的谢思暴动外，当时还有两个州为一条河的航行权，僵持不下，争得不可开交。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话要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英王那里。1730年，英王把和弗吉尼亚相邻的马里兰，封给贵族巴尔的摩的时候，规定以波托马克河为界。但是英王偏心巴尔的摩，就把波托马克河的整个水面全部划给了马里兰。这种划分界河的方法实在是少见。弗吉尼亚人挨着河边望洋兴叹，连打条鱼、过条船都不行。两个州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为河的使用权争论不休。那个时代，没有像样的公路，陆运千难万难，马车送个把人还可以颠簸一下，要运送货物就非得靠水运不可。所以，航运权就是生命线。

美国独立以后，两州关系更为紧张。1785年3月，两州商量各派委员，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镇开会协商。这个小镇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最漂亮的小城。小城就在河边，那片水面美极了，老街很有味道，一条条横街挨着起名字：国王街、王后街、王子街、公主街，特别有趣。华盛顿将军解甲归田，他的家维农山庄，恰在亚历山大镇附近。此刻他正过着农家生活，这是他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天天梦想的日子。将军是弗吉尼亚人，当然关心这个调解会，就干脆把会议请到家里来开。华盛顿没有官职，却希望为家乡出把力。

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原因是各州都认为自己有“主权”，不必受他人的制约。一些政治家仍然认为，州的强大是自由的保障，哪怕一丝一毫削弱本州的政治权力，都会威胁本州民众的自由。再次协调时，他们干脆拒绝出席，遂成僵局。而弱小的联邦政府，对这一类争执完全没有裁决权。死结无法解开。

这只是千头万绪、此起彼伏的州际矛盾之一。要是把当时美国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矛盾、内外交困的故事讲一遍，大概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现有的政府大陆议会，是根据战争时期的邦联条款成立的。要纠正，就必须从修改这个条款着手，改革才是合法的。于是，他们号召各州派出代表，于178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召开会议，议题是“修改邦联条款”。

于是，1787年，在美国尝试了四年的联邦“弱政府”之后，各州商定，再次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在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试着重新为未来的美国，建立一个有力的联邦政府组织。那就是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

你也许会说，原来美国独立之后有那么多问题，美国的建国者们怎么不负责任呢。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很快明白了当初他们的“散”是如何重要。要知道，打完独立战争，那还是1783年。不要说中国还在乾隆年间，就是全欧洲，包括欧亚之间的俄国，也都在帝制之下。当时，在这个世界上，皇权还是主要的统治方式，专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欧洲国家虽然在学界吹拂着改革之风，深刻地影响着宫廷，政治制度也在缓慢变革，可是，他们都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举步维艰。

在当时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民主制度的大国。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型战争的胜利者，要站出来当个独裁者的话，真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就是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还少吗？看了他们，再看美国的国父们，你会发现，他们例外地有着一种欧洲学者式的思考、新大陆人的朴实和一份当代政治家少有的天真。

他们理解各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状态和制度，是有其历史必然的。他们并不想以革命的方式，也就是剧烈变革的方式去过度推进。美国革命的结果，仅仅是英王离开，各州原有的法律制度一点没有破坏。而这四年的“散”，却给各州带来了制度实践的空间，民主制度先在地方城镇和州一级开始尝试、实施，给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垫了底。

他们的“散”，首先是对民众自由的尊重。他们既没有那种负面意义的“个人野心”，没有要愚弄民众、谋一己私利的那种控制欲；同时，也不过于自信地、持有那种被看做是正面意义的“个人抱负”，不认为“我”有能力为人民“谋”幸福。“散”的潜台词就是，创造尽可能宽松的条件，让民众“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知道的，“野心”和“抱负”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或许这样的理解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只是对主观意愿的描述。而政治人物持有怎样的主观愿望，是善是恶，只能根据他的自述，很难客观评判。做了最糟糕的事情，也可以辩解说是好心办了坏事。人们能够评判的，只是客观结果。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过分崇拜，不论是出于“抱负”还是“野心”，都是危险的。美国的国父们看上去缺乏自信，却正是当时政治家很难得的谦卑。

费城制宪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欲望突然增强，而是他们发现“过弱”的“弱政府”，并不起作用，这是他们要修改政府组织的原因。可是，当初这个弱政府的产生，又是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强政府”会自我膨胀，最后吞噬民众的自由。因此，现在的局面很尴尬，当初对强政府的忧虑，一点没有消失，而弱政府又不管用，他们被逼着要造出一个可能会恶性膨胀的怪兽来。

反省最初发生在上层精英之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所处的位置对全局纵横交错的问题看得更清楚。而当时的大量美国民众，还局限在自己的蜗牛壳里，不知道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追求绝对个人自由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因而，反对强政府的观念仍然在美国民间风行。制宪会议消息传来，也就引出许多反对意见。农夫的道理很简单，有政府就要抽税，抽税的家伙就可能欺压百姓。

因此，参加会议者，一方面要不顾民众短视的干扰，一方面还不知道制宪的前景如何。这就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基调——美国的建国者们忧心忡忡。

而这次会议的主席华盛顿将军，一开始就不想参加这个会。当时各州互不相让的景象，使将军心灰意懒。根据前几次州际矛盾协调的情况去看，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对这次费城会议持乐观态度。更大的可能是会议失败，或者貌似成功，结果却无法推行。战争令将军身心疲惫，如今好容易如愿在家务农，他何苦吃力不讨好，去和又一个前景堪忧的会议搅在一起。

可是，同为弗吉尼亚人的詹姆斯·麦迪逊知道，正因为制宪会议困难，没有把握，华盛顿将军更是一定要出席，甚至没他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大陆议会之外的各州代表会议，有华盛顿的出席，才能够消除民众的疑惑，相信他们是堂堂正正在共商国事，而不是在搞什么阴谋诡计。看到华盛顿将军也去开会，大家会想，他连做皇帝的机会都放弃了，他主持的会议还会有什么问题。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华盛顿将军的人格和道德。

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将军无疑是一个传奇。美国没有崇拜领袖的传统，难得竟有这样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在美国得到大家一致的信任，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断断不会再有。在当时的美国，也没有另外一个政治家，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许多国家有过如日中天的领袖，多以能够叱咤风云、号召甚至煽动民众为荣。而华盛顿将军却是美国历史上最沉默寡言、以严谨自律闻名的一个政治家，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自己逾越权力的分寸了。他来自辛勤工作的阶层，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他的信念建立在经历、经验和常识基础上。华盛顿将军视自身荣誉为生命，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美国绅士一样，他们把荣誉和道德人格看成是一回事。追求荣誉，也就是在道德人格上追求完美。那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时代。今天回首去看，不仅这些绅士已经逝去，就连那个时代，也已经一去而不复返，就像是被他们随手带走了。

竭力劝说华盛顿与会的麦迪逊，也是这些绅士中的一个。他出生在一个虽不非常富有，却衣食无忧的家庭，身体瘦弱，性格文静内向，是一个书生型的人。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受教于着名的John Witherspoon。这位大学校长给美国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家，他的学生中后来有56个州议员，33个法官，其中3个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12个州长，29个众议员，21个参议员，一个副总统，还有一个，就是麦迪逊，未来的美国第四任总统。

麦迪逊就是在那儿接受了“自由精神”的教育，在美国本土间接感受了“苏格兰启蒙思潮”的熏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的着作，都是麦迪逊熟悉的经典。

独立战争期间，麦迪逊虽然也报名当过义军中的文职官员，但由于身体病弱并没有去打仗。他对政府的运作很熟悉，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多岁就被选进弗吉尼亚议会，并且参与了新的弗吉尼亚州宪法和《权利宣言》的制定。1780年，他被选派到大陆议会，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

麦迪逊知道，假如华盛顿将军出席并且主持会议，会议的公正就有了保障。他坚信只要华盛顿将军在场，事情就会有所不同。对他来说，能不能把华盛顿将军请到费城开会，就像当初大陆议会任命华盛顿将军为北美义军总司令一样，有着决定成败的分量。

最后，华盛顿将军终于被劝动，决定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去开会了。

那是出远门。维农山庄在波托马克河边，现在的首都华盛顿市附近。从那儿到费城，如今沿高速公路开车北上，用不了几个小时。在华盛顿将军的时代，却只能坐马车，还花了五天时间。

自从带领大陆军队打赢独立战争，解散了军队，在1783年向大陆议会交出了带兵权，华盛顿回到维农山庄已经四年了。他做着自己最喜爱的事情，照管着山庄的庄稼。当时美国的土地得来之易，真真羡煞欧洲人。在革命以前，将军自己就有了很多土地，结婚时，妻子带来了更多的土地。可那个时代，把出产的农产品卖到欧洲，再从欧洲买回必需的工业品，一进一出，并无多少收益。带兵打仗的几年，他没拿一分钱军饷，回到山庄后手头更为拮据。为这次出门去费城，华盛顿还预先给表兄路特写信，借一些现金以备出门之需。

在费城制宪会议代表中，借债来开会的还不止一个两个。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穷人，而是在当时，很多美国人的财产都是土地，过着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手头现金短缺的现象非常普遍，代表们也不能幸免。

家里的事让将军牵挂。他自己身体不好，又刚刚失去最亲密的一个兄弟。临行几天前得到消息，他78岁的母亲病得很重，他不得不带病急驰去母亲那儿探望。母亲的状况让他不放心。他把农庄委托侄子照管，那是春耕的要紧时刻，一年的收成得靠春夏两季的细心照料。他要侄子经常写信向他报告，一定是因为担心着秋天的收成。

他牵挂着家事，却还是在1787年5月9日上路，离开了维农山庄的家。按照历史学家的描绘，他一早出来，登上自家的马车。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车夫坐在前面高高的驾座上，将军坐在有玻璃小窗户的车厢里。他的坐骑，备着马鞍，跟在车后。

想来将军心事重重。后面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的家，前面是前景难测、困难重重的制宪会议。

不知他是否想到，此一去，他又将重返公职，维农山庄的乡居生活，再次被推开，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在乡间的林中小屋给你写着华盛顿将军的故事，仿佛听着马车走在山林小路中寂寞的声响。我也尝试着追随体味两百多年前，在美国南方疏朗的乡村里，绅士政治家的状态和心情。

今天就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3. 到费城去开会

卢兄：

制宪会议召开的费城，我们去过两次，非常喜欢那个城市。最近收到DZ来信，他总是问起你，并让我向你转达问候。他和他的钢琴家妻子，刚刚搬到那里。以后再去，我们就可以去他们家落脚了。我们喜欢费城，大概是因为我们一直转在老城区，也就是制宪会议举行的独立宫附近。相对来说，老城区街道不那么宽，建筑物也没有那么尖利炫目，历经岁月的红色砖墙，温和、给人以亲近感。

当然，今天费城的老城区也已经发展了。虽然独立宫附近的街道，还保持了二百多年前的大致格局，路面的设施，却完全现代化了。惟有独立宫门口这一段路面还铺着小石块，其余街道都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了。遥想当年，这里还都是土路，过着马车，下雨天一片泥泞，远不是那么干净。为了制宪会议，独立宫前面的道路曾经给撒上一层小石子，这已经是非常考究的待遇了。

1787年，费城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多大呢？人口40000。你也许会问到纽约，纽约当时比费城还小，只有33000居民。波士顿更是只有18000人。这就算是美国的几个最大都市了！只要作个比较，你就可以知道美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了。当时的巴黎有60万人口，伦敦有95万人口。根据今天专家的考证，当时的北京的人口大致是100万，面积据说比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是18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没有美国，因为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规律：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一个穷乡僻壤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提到过华盛顿将军本不想来开制宪会议，另一个原因是，在制宪会议同时，还有一个“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也正在费城聚会。协会由独立战争的退伍军官们组成，华盛顿将军作为当年义军总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协会的名誉主席。虽说那是民间团体，可是不论古今，军人团体，又都是打下江山的功臣，在政局不稳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担心他们提着枪出来影响局势。尽管华盛顿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他毕竟是惟一一个跨越“两会”的人，他本能地就想避嫌，内心非常顾虑。

华盛顿最后决定出席制宪会议，就想让自己小心翼翼地避开辛辛那提协会。战斗岁月刚刚过去四年，他一定也很想和昔日军中袍泽聚会，可他还是给协会写信说，自己身体欠佳，不能出席。不过，当华盛顿将军到达费城的时候，辛辛那提协会的弟兄们，还是在诺克斯将军的带领下，骑马列队迎接了他们昔日的统帅。费城人也热情洋溢地欢迎这位独立战争的英雄，教堂为此敲响了钟声，礼炮齐鸣，费城人在马路边，看着辛辛那提协会的军官们，簇拥着华盛顿将军，把他一路送到他的住处，豪斯夫人开设的小旅馆。

华盛顿抵达费城的时候，当时36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了。是的，你一定觉得他年轻。我上次提到的那位天才汉密尔顿，也是制宪会议纽约州的代表，他那年才30岁，55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43岁。最年轻的26岁。而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个用风筝从天上扯下雷电、发明避雷针的富兰克林，他那年81岁了。

在小旅馆等着华盛顿将军的麦迪逊，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也是个非常仔细认真的人。他第一个到达费城，想趁机有更多时间读书和思考。

在弗吉尼亚州的政界，麦迪逊和托马斯·杰佛逊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爱好读书、都熟悉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不同的是杰佛逊比麦迪逊稍年长，长期被美国派驻在法国。杰佛逊简直是热爱法国，他受法国思潮的影响就更深；而麦迪逊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更多地接受了那儿二手的苏格兰启蒙思想。

1784年，杰佛逊以美国驻法大使身份去巴黎的时候，他们俩约定互通信息。麦迪逊给杰佛逊送去了北美大陆特有的动物、植物，以便向欧洲人证明新大陆是一块丰饶的土地；而杰佛逊给麦迪逊运来欧洲先进的器物，还有一大批法国和欧洲的政治法律书籍，其中有狄德罗新出的《方法论百科全书》。

麦迪逊通读了这些着作。他常常从早到晚读书，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也许是因为美国有“实用”的需要，他特别注意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各种政府形式，特别是共和制政府，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运作状况。1787年年初，他开始注重将历史上的政府和当时的美国政府加以比较。他把自己的思路写下来，写成一篇《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制度之缺失》，这篇文章就被当时的人称作“麦迪逊缺失”。

和许多18世纪思想家一样，麦迪逊的思考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上。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及其政府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理论认为，权力起源于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人有权自由地处置他们的权利，他们相约联盟，这就是国家。然后，他们在自己内部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这就有了政府，另外一部分权利保留给自己，这就是政府所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

社会契约论只是一种理论。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和政府，都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依据理论、依据纯粹的契约过程建立起来的，现实和历史中充满了血腥污秽，根本没那么理性。这是政治家们常常抛弃契约论的原因。他们想，算了吧，就算理想中的政府应该是这样形成，可是事实并不按照理想发生啊。

麦迪逊当然也知道，历史不是照着理想化的理论发生的，但是他相信，通过人的努力，契约论的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在合适条件下，一群有理性、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完全可能坐下来，达成协议，按照契约构筑一个管理自己的形式。他相信，只要做得好，他们完全可能建立一个比历史上所有政府都好得多的政府。他的信念的基础之一，就是美国各州这些年的制度实践。

麦迪逊并不把人性理想化。他知道，人性是复杂的。人有自私、妒忌、自我膨胀的本能。他赞同苏格兰思想家大卫·休谟的看法，人在孤处时比在公共生活中更诚实，“良心，这惟一残留的纽带，在个人身上实为不足。在稠人广众之中，人们对良心实无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浑水摸鱼，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力反而消失了，结成群的人会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理由。这就是一些平时看看还蛮善良的人，一进入群体就表现得十分邪恶的原因。

所以，麦迪逊认为，组成一个好的政府的关键，是控制好权力。他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根本没有必要。……在构筑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困难的是：你先得让政府有能力控制百姓；接下来，你还得让它能控制住自己。”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政府，它的权力既要强到能够管得了下面的人和事儿，却又不能过强，以致去侵犯公民们保留给自己的自然权利。道理是对，可是，又怎样在“制度上”使这个“好政府”的权力，就恰到“好”处呢？在麦迪逊看来，这就是费城制宪会议要解决的问题。

麦迪逊只是一个代表人物，同时代的绅士精英们，大多和他一样，长期地在欧洲的知识源流中学习、积累、相互交流，也在自己州的建制中实践，为美国的宪政制度做准备。

这是费城制宪的思想基础。同时，从英国移植过来的管理方式，历经在北美的百年演变，推进是扎扎实实的。费城制宪的社会实践基础，是美国宪法之树生长的丰饶土壤。

北美这块土地，当它还在英国统治之下的时候，共和的萌芽已经在生长了。

英国在向殖民地移植制度的时候，由于皇帝太远，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间接权力，这就是总督的产生。在英国，国王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存在，传统力量以及那些看上去只不过是繁文缛节的皇家典仪和排场，有效地构筑了民众“服”的心理。而殖民地民众是从来就看不见什么皇上的，当然也就看不到那套皇上的漂亮排场。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总督。可是，对总督的“服”就大打折扣了。

当时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在功能上很像是现在的英国首相。他名义上是女王的代表，事实上，在他所管辖的范围里，他具有非常大的行政权力。他给了殖民地的民众一个行政官加议会统治的示范。这种殖民地模式，其实是在进一步地实现英国式的渐进改革，使得北美在独立的时候，民众对“行政官加议会”统治模式的认同，远高于对一个新皇帝的期待。

这一批美国的开国先贤，并非草莽英雄。他们大多是原来殖民地体制内的政治家。美国宣告独立后，他们还是回到自己家乡，回到议会，在过去叫做殖民地、现在叫做州的小国家里，继续自己在独立战争之前就从事的参政工作。

独立之后，没有遥远的英国君主了，就连英王派来的总督，也走了。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前，联邦政府虽然仍是战时的孱弱状态，但从独立战争开始，各州政府就扎扎实实在基本维持原来格局的基础上，开始立宪、立法并完善议会。他们普遍地推出了一个州长，替代原来的总督，作为州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说，在制宪会议之前，初步的共和制，已经是各州在实行中的实际政体。比起殖民时代，从总督到州长，州一级的政体就悄悄地又进了一步。

你可别小看这一步，这步一跨出，共和制就初具规模了。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各州纷纷拿自己本州的政府体制来做参照，这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13个州都已经通过了他们各自的州宪法，有些甚至是基本沿用殖民地宪法，只是把里面跟国王有关的字眼去掉。在美国制宪会议七年前的1780年，马萨诸塞就已经采用了州宪法交全民讨论批准的形式，这正是后来美国宪法通过的方式。

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宪法方案，就是弗吉尼亚州提出的方案。而这个州在殖民时期，就已经有了多年的宪政历史。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前，托马斯·杰佛逊就和麦迪逊合作，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保障政教分离的“宗教自由法案”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权利法案”。所以，当时是弗吉尼亚州代表团，围绕着麦迪逊的思考，对新的宪法准备得最充分，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此，从制度上来看，费城制宪虽是一个创新，却不是一个斩断传统、开天辟地的事件。他们只是对现有的文明成果，适度做出进一步改革而已。

这些参加会议的绅士们知道，美国再次面临生死存亡。决定命运的不是外部敌人，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找到一条出路，建立一种能经得住今天的、甚至是遥远未来的社会复杂运作考验的制度。制度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社会在探索管理自己的办法。看看容易，可是，就像制宪会议的马萨诸塞州代表、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的那样：“击败欧洲所有炮舰军队易，管理好自己难之又难。”

费城会议定于5月14日开会，可是，或路途遥远、盘缠不足，或本州的事务繁忙，种种原因使代表们姗姗来迟，会议不能如期举行。因为照规矩，这样的会议必须达到法定出席人数。13个州相约开会，必须有超过半数的7个州到会，才能开起来。

1787年5月25日，新泽西州代表赶到，终于达到法定数目，会议开始了。地点就在费城的市场街和第三街之间的市议会大楼，一栋二层楼砖房。会场在东厅。如今，这个市议会大楼被大家叫做“独立宫”，11年前，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北美各州的代表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现在，是在同一间房间里，各州代表再次聚会，这次是要解决美国怎么生存的问题。

那是夏季，天气有时十分炎热，对于来开会的代表们，真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他们戴着假发，穿着正式场合必需的礼服，挤在一间并不那么大的房间里。房间里面是13张铺着墨绿色台布的桌子，每州的代表各围一桌。幸亏那是公共建筑的一个大厅，屋子足够高敞，空间虽不算宽敞，却并不压抑。最里面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椅子，那是会议主席华盛顿将军的雕花座椅。

我们都见过许多国家的高层会议，总是有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在那里气吞山河地主导会议方向。而华盛顿将军，却因为自己被选做会议主席，反倒作了一个奇怪的选择：自己不发表意见。

也许在华盛顿看来，德高望重是一个额外的砝码，一压上去，天平马上倾斜。他若一开口，别人很可能就因为不想违拗他，而不再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或者不再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所以，他干脆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们也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一旦没有重量级人物压阵，一群意见各异的人们马上就要吵翻天。是啊，我们都知道，人实在是一种很难说服的动物，人不仅会趋向于自以为是，而且常有虚荣、固执的一面。一旦争执发生，不要说认为自己没错，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会因为放不下面子，就非要坚持自己错误的主张。

华盛顿这个会议主席，是被麦迪逊和其他人花了很大力气才劝来的。那么，这样一个不吭气的主席，是不是让大家很失望呢？其实他们都是华盛顿多年的好友或政界同事，他们对他再了解不过。再说，这些美国绅士对会议主席的理解，也本来就不以为他应当是自以为是的领袖，而只应当是一个谦和的“公正”的象征。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习惯。

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实践。他们在会议之前，先制定规则。

规则规定，代表发言，必须站起来面对主席，先称主席“先生”，然后把会议主席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对象。在提到在场的他人时，要用第三人称。

这样一来，即使有非常对立的不同意见，看上去发言人也是在向主席正面表述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和不同意见的人在直接争执。主席按照惯例是中立的，于是针锋相对的观点，被隔在了主席这堵防火墙的两边，想吵也吵不起来了。这些规则来源于英国的国会规则，一直在英国保持到今天。现在每次电视转播他们的国会辩论，我们都要稍稍看一会儿，因为实在很有趣，他们几百年练下来，已经非常熟练。议员们一个个伶牙俐齿，飞快地把自己与对手的争执，转化为面对主席的陈述。激烈，却很有秩序。

规则中还有现代辩论中的“同等时间”原则，对一个议题，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同等的，一圈一圈地轮过来。甚至有对礼仪的规定，规定发言者要文雅礼貌。别人发言时，不可喧哗走动，不可看书看报。每次会议结束，等主席起身离开，代表们才能起立离座。

他们还仿照自己在各州议会的长期经验，搬来一些议事程序。例如，委员会的制度。这个制度在美国议会一直保持到今天，而且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的美国国会，都组成不同的委员会，像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等，让议员们能够根据自己的专长，内行地对一些国事专题深入探讨、提出建议。

让内行的委员会在小范围里讨论出推荐方案，表决通过，再提交大会讨论和表决，这种做法比较好理解。可是，在今天的英国议会下议院，还有一种全体委员会，出席的是所有的人。就是同样一拨人，以委员会的名义先做出一次决议，这个决议只算是委员会的推荐方案；还是这拨人，在全体大会上再表决一次，才算是正式通过的决议。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可是，在英国议会历史上，却有重要的理由。

当英国国王还出席议会的年代，平民百姓是不能太过放肆地议论国家大事的，不小心说过头就可能被入罪。一旦龙颜大怒，议员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没有现代议会的“议员豁免权”。后来王权渐弱，英王不再出席下议院会议，妥协的做法是，议长面前的桌子上，必须放着代表国王的权杖，以示王权威慑还在。英国下议院的对策就是，另设委员会。委员会开会，就可以把权杖收起来，表示国王不在，而且，议员们的发言和表决都不予记录，国王被蒙在鼓里，也就无从发怒。这就是“全体委员会”的来历。

熟悉英国议会制度的代表们，在费城会议中也设立了全体委员会，作用却不一样。它只是一个矛盾的缓冲设置。全体委员会讨论时，华盛顿不再“高高在上”做主席，而是坐到自己那个州代表的桌子旁。讨论一阵，就表决一次，看看结果如何。这时的表决结果，只相当于委员会推荐方案，是对可行方案的试探。可以一次一次地表决、试探。这种尝试接近的感觉，使大家比较容易放松，互不相让的意见也容易渐渐平衡。一直到统一得差不多了，才作为方案提出。然后，原班人马，再开全体大会，华盛顿回到主席椅子上，再次正式表决。

代表们多数任殖民地议会或战后州议会的议员多年，执行这些英国式规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是绅士们的规则，典型地表现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智慧，也在证明着民主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是怎样在有教养的阶层中生长出来，因为它是不可能从街头市井的吵架中诞生的。规则虽小，背后却是漫长积累的文明。

这些规则，也让我又一次想到那个“民主”概念。

现在人们常常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有时候让人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这民主明明是一种制度，怎么又变成了生活方式？但从这个思路推衍，也许更容易理解，民主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

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的表达。它主张人的平等、宽容，主张一种自由意志与另一种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不干预、妥协、礼让、双赢，等等。我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称为民主式的思维。一个人的个体生活，是不需要什么民主的。

也许不必把“制度”二字看得过于高深莫测，制度也可以是非常小的规则。例如，文明产生了符合民主思维的开会原则，就是“让我说话，也让你说话”，“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有说话的自由，你也有说话的自由，我的自由不能侵犯你的自由”，“要相互尊重”，“要遵守大家规定的程序”等等。

这样的规则，可以用来开费城制宪会议，也可以用来开非常小的会议。这些思维方式，可以在大大小小的社会交往中都形成一些规则，最后，逐渐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习惯。个人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会说，这个人有“民主性格”，而一个社群以这样的习惯交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以这种思维方式去主导建立一个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制度了。

今天人们在讨论的民主，往往都是指政治制度。为什么要去牵扯出“民主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非政治领域的“生活方式”呢？我想，政治制度，其实是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在民主制度自然生成的国家，是文明的土壤长出了这棵制度之树，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土壤，压根儿长不出这棵树来。

你想想，我们就说这个费城制宪会议吧，假如会议本身是以一种“专制的思维方式”在举行，假如华盛顿将军什么都要他说了算，谁都要听他的；或者里面开会的人个个膨胀着“专制性格”，互不相让甚至争斗得你死我活，你还怎么指望由他们为一个“民主社会”制定一部能够认真实行的宪法？在初生的美国尤其如此，他们不是在移植一个现成的制度，而是在自己孕育。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还没有达到，那么，美国宪法这个新生儿，也许根本就不会在费城独立宫，在那间挤着一些铺着绿台布桌子的房间里诞生了。

也许你会问，那么，对那些移植他人文明制度的地方呢？我想，制度是容易的，因为已经是现成的了，例如可以去抄一部宪法，可是制度之树生长的土壤，仍然是需要改良的。

费城制宪会议的另一个规则，是一条条地分别表决提案，任何一条通过之后，都可以再返回来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表决。他们还在讨论后同意，表决时只以州计数，却不记录各代表的投票，这样就使代表们在改变自己看法时，没那么多的顾虑。

这一规则非常罕见，是这次费城会议很特别的地方。因此，在我们看制宪会议笔记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不停地在一个个条款上返工，简直就跟车轮大战一样，不断地重新一次次表决前面已经有了决议的条款。我一开始也想，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当时的美国局势，你已经看到了，费城会议是被内外交困的局势逼出来的。他们的面前摆的是一个立宪、建立大政府的任务，将有许多创新，同时，还牵涉到未来联邦政府的管理规则，是否能对各州都公平。前者，有对宪政理念的分歧；后者，隐含着各州对自己的未来利益是否受损的担心。

说实在的，就像我给你讲过的两个州在波托马克河争航运权的故事，小小的一个单纯的具体问题，尚且达不成协议。就算费城会议只有一半的任务，都艰巨得看上去无法完成。因为可以料想，相互之间的看法矛盾重重，州与州之间在利益冲突之下，也充满猜忌和不信任。每走一步都会出现分歧。

面对这样一个可以事先预料的困难局面，人们可能很自然会走到这样一条路上，就是私下做些手脚，玩一些政治手腕，来一点阴谋阳谋。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就赶紧投票，投完之后，决议出来，就是定局。事后发现上当的人，悔断肠子也没用了；而上了当的人，又会通过教训学会更高明的手段，三十六计，在下一次再“玩”回来。几经循环操练，也形成一种文化习惯。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自然开始厌恶政治。政治不再是对良好的人类管理方式的探索，而是一场道德沦丧、追名逐利的肮脏游戏。

而这些衣冠楚楚、重视荣誉的绅士们，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的思路相对笨拙和单纯。他们想，事情复杂，意见不同，就要多多讨论，好好商量。本来是因为各州有矛盾才要开这个会，要达到统一就只能先避开民众，在代表们之间，依靠交流，彼此沟通。不能依靠实力较量，也不能依靠机巧运作。

这不仅是我们刚才说的个人的绅士风度、“民主性格”在起作用，这个规则的背后，还有美国的“民主背景”在起作用。哪怕强大的联邦政府建成，各州还是拥有自己一定的“主权”的实体。为了防止各州出门反悔，他们寻求的不是各州政府的批准，而是民众对宪法的投票认同。把“政权的合法性”落到最基础的层面。

因此，在各州代表背后，站着全美国的民众。代表们耐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州里，公开他们制定出来的宪法，得到每一个州的民众的认同。在讨论时，假如一个代表希望条款成为事实，那么，为了它能被本州百姓通过，你必须坚持你的原则；同时，为了也能被其他州的百姓通过，你又必须做一定的妥协。

事实上，这一规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有代表都在不断地认真平衡自己和别人的观点，就同一问题，重复投票表决。一时达不成结果的，就暂时搁置，先议论表决其他问题，等到达成结论，再回到搁置的问题。如此反反复复，有一个议题甚至表决了有70次之多。

有一个人，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格外辛苦。他就是詹姆斯·麦迪逊。会议一开始，他就找了个好座位，可以听清楚各个角落的发言。他要做一份笔记。也许，他的笔记只是为了自己，有助于他对会议的分析和进一步思考。而我相信，深思熟虑的麦迪逊，也一定有这样的历史感，要为未来的美国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夏天的费城非常闷热，他们经常连窗子也不打开，以免从街上能听到会议上的争论，也避免成群讨厌的马蝇涌入。冗长的会议和湿热的气候，把与会代表折磨得痛苦不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麦迪逊竟从头到尾记录了会议的发言和一次次表决，同时还积极参与讨论。白天，他用各种速记符号记下代表的发言，入夜之后，他独自埋首工作，重新整理成文。

他的完整笔记，还有其他几位代表的简要笔记，为后世提供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枯燥的会议记录，却在我们面前展现着一个谜一般的年代，让我们看到一群谜一样的绅士。他们普普通通、认认真真，读书、思考、做事。“麦迪逊笔记”的存在，让我们相信，它真的发生过——它真的曾经如此发生。

祝 好！

林达

4. 弗吉尼亚方案

卢兄：

让我们再回到费城会议，回到那关起门窗、与众隔绝的会场。

会议开始的时候，富兰克林曾经建议请一个牧师，每天清晨来一次，以祈祷作为每天会议的开端。也许，他希望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会议上，大家不要每日揣着一团“争”的火气来。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面对内心和外部的困境时的精神出路，上苍的存在，使他们打消霸气，也时时避免过度的自我膨胀，以致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可是，针对富兰克林的建议，北卡罗来纳州代表的一句回话，让大家立即看到了当时联邦政府的窘迫。这位代表很简单地否决说，“我们根本没有请牧师的这笔钱”。所以，只好大家每天回去自己祷告吧。决议召开费城会议，目的只是“修改”原来的政府结构。也就是修改《邦联条款》。可是，大家都明白，以前这“友好联盟”的弊病，不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所以，他们心里都有“大动”，甚至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政府的思想准备。各州宪法近几年已经纷纷出笼，代表们又都是各州的政府中人，对一般的共和政府构架，并不陌生。可是，现在要端出来的，是一个凌驾在各州之上的联邦政府，究竟如何是好，大家也心中无数。比如说，一个最基本的困惑就是，弱政府不行，是要强一些，可是，多强？它和州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种情况，非常像联合国的建立。美国今天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常常会忘记，当初，它是农商时代的13个独立小国家的微弱联邦。没有这个联邦，小国家们感觉一样可以自己过日子，对联邦反倒是顾虑重重。它们在历史上一直有独立的殖民地主权，习惯了自己是独立的“国家”，习惯了我行我素。现在，说是要有一个联邦和联邦政府，就像突然要出现一个联合“国”和联合国“政府”一样，人们怎么看待它？

难道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成了“联合国人”？还是我们又是中国人又是联合国人？这个问题你一定觉得听上去很奇怪。可是，这正是当年美国人的问题。他们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突然成了什么劳什子“美国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联合国政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约束？联合国既然诞生，当然是因为有需要，是时事所迫，可是，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政府的能力维持在怎样的强度上？弱了不管事，过强了，是不是会动辄干涉我们的内政？这也正是当年美国人的担心。

促成会议的詹姆斯·麦迪逊，怕会议变得没有头绪，他觉得要先有一个建议的文本，一个讨论的基础。更何况，他也想试试，把久远以来的读书思考，结合弗吉尼亚州的管理实践，整理成一个自己的方案。他和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同事早来了十几天，一起工作、讨论、成文。最后，带着一个史称“弗吉尼亚方案”的文件，来到会场。

他们推出年仅33岁的州长约翰·兰道尔夫，宣读和解释这个方案，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这个方案有新政府的15条提纲。

“弗吉尼亚方案”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全国性政府：这个政府设有一个国家元首，或者说国家行政长官；有一个国家司法机构，还有两院制的国家立法机构，其中，第一院是众议院，由民众普选产生，第二院是参议院，由第一院选出。对于立法机构的产生，弗吉尼亚方案提出，两院的议员人数都依各州人口的多寡，按照比例分配。

在兰道尔夫讲完之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平克尼，也站起来发表了自己的构想。他的方案和弗吉尼亚的构想非常接近。他的方案分出章节，非常细致。主要内容听上去简直就像是把“弗吉尼亚方案”的主要思路重复了一遍。

查理·平克尼所代表的南卡罗来纳州，紧挨着我们住的佐治亚州，就是今天，在美国都算是个落后的地方。平克尼那年才29岁。那么，是不是有人会怀疑他抄袭了“弗吉尼亚方案”呢？不会。在场的诸位，彼此都在大陆议会相熟，都知道那是聪明的年轻人在偏远的南方，自己闭门造车的杰作。因为远在一年之前，他就已经在大陆议会建议和宣读过一次了。

大家之所以没有在费城会议上特别重视平克尼的方案，就因为他的方案和率先宣布的“弗吉尼亚方案”撞车了。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会议，不是在作方案评奖。所以，大家没准还在想，你没有不同意见，就别再浪费大家的时间重复一遍了。平克尼因为年纪轻，实在很为自己骄傲，舍不得埋没了自己。多年之后，他还高兴地对别人提起：在制宪会议上，大家还叫我“宪法查理”呢。

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是想让你知道，在美国制宪之前，精英们普遍地对于欧洲传统的政治学就有研究、实践的风气。甚至早在独立战争的年代，各州已经有一批人，很仔细地在做“立”的工作。例如，早在1774年，即美国宣布独立前两年，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就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提出过设想。他说，理想的形式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同一主权下，彼此独立，互相联合。这就是后来合众国的形式。

对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国家，试图去“破”的一方，对“立”有什么程度的关注，这对“破”之后的局面非常重要。否则，在“破”了之后，就可能青黄不接，带来大的动荡和伤害。

“弗吉尼亚方案”就政府结构本身来说，对这些与会的代表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州政府的成员，对类似的共和政府结构并不陌生。可是，他们还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那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要加强联邦政府，可是，真的一个如此结构完整的、大一统的、强大有力的美国中央政府端出来，大家又看到，这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联邦概念。

在此之前，联邦的概念就是各州各自为政，所谓联邦政府，就是大家出点钱，设立一个办事机构略为协调而已。它是不立法、不干预州的统治的。虽然事实证明行不通，要加强，可是，“弗吉尼亚方案”中如此庞大的、完整的政府，眼看着要对各州人民作直接统治。假如是这样的话，历史上长期存在、从“独立殖民地”进化成的“主权州”，就可能要被彻底改变了。一个他们陌生的大“美国”将站起来。这个“美国”要自己立法，让“美国人”遵守。那不是要把主权州的政府统统取代掉？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在此之前，美国是“有美国而没有美国人”，民众只是一个个像个小国家一样的主权州的公民。现在，大家都是“美国人”吗？

再举个例子，你或许就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这个变化的震动烈度了。这个变化，相当于欧洲独立的国家们，走向今天统一货币、没有边境、拥有宪法的欧盟。然后，再进一步，走向一个统一的“欧盟国家”，由欧盟政府直接管理全欧洲人民，而原来的国家政府，退为一个省政府的地位。在欧洲，这最后一步，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难度大得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弗吉尼亚方案”，就是要一步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三级跳。

兰道尔夫说完，全场一片寂静。大家心中暗惊，却并没有真的跳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根据会议规则，“弗吉尼亚方案”还只是一个建议。他们若有不同意见，还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表达。

其实，“弗吉尼亚方案”只谈联邦政府的建立，却一点没提最棘手的州的主权问题。但是，方案中的“立法机构实行比例代表制”，已经触痛了小州们。这是美国制宪会议中，最为敏感的议题。

代表们不追逐个人在联邦政府的私人权力，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费城制宪会议就没有利益之争。他们是各州民众的代表，代表了一方民众的利益。民主并不是大公无私，民众也不是“公”，不是抽象的人民，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人，由不同个人利益的组合出现，所谓“地方利益”，就是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更何况，美国相对“中央”的“地方”，就是“主权州”。他们以前样样都自己说了算的，当然更重视联邦政府增强之后，自己对“地方利益”还有多大的保护能力。

人们最开始理解的“民主制度”，都是简单的“多数定规则”。对这个基本“民主原则”大家都没有异议。既然这样，应该很简单。可是，美国的情况，偏偏连什么是“多数”，都会成为难题。

你知道，论面积，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大，已经大得有50个州了。成立之初的美国要小得多，国土就是今天的东海岸，细细窄窄的，只有13个州。这些州来自于不同年代自然形成的英属殖民地，大的大，小的小，很不整齐。这里的大小还不仅是指面积，更是指人口的多寡。例如成立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在1780年是74万人口，而我们居住的佐治亚州，面积虽大，在那年只有5、6万人，不到弗吉尼亚的1/10。算起来，基本上是三个大州，十个小州。

既然立法就是大家推选代表在国会定规则，这样，要保护自己州的百姓利益，就是在未来的国会立法投票时，要有举足轻重的分量。那么，什么是多数呢？国会若以“州”为单位计数，大州一个代表，小州也一个代表。这样，小州联合起来，就可以轻易通过对小州有利的立法。小州就不会“人微言轻”。可是，这个“多数”只是“州数”的多数。以人口计算，“多数州”就可能还是“少数人”。大州觉得，民主的多数，当然以“人”为计数单位。否则，大州那么多人，却让顶着“州”的大帽子的少数人定规则管理，还算什么“民主”？

这在今天欧盟成立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和体会到，有英法德这样的大国在，小国们何以放心自己的未来？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国家，面对“多数决定”时，从自然冒出来的“大州小州”议题中，凸现的此后将会不断遇到的“少数”的担忧。显然，了解民主制度这个基本原则的人，谁也不想在社会中，成为利益被忽略的“少数”。一开始，问题就出来了：少数也应该有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合法利益。他们怎么保护自己？

在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少数”的问题存在。而在初生的美国，最先提出的问题是“少数州的地方利益”。各州都要避免成为被忽略、被多数吞噬的少数。所以，小州的方法，是坚持“未来的国会，必须一州一票”，避免自己变成“少数”。小州虽小，一联合，就是有力的“多数”，这是依靠民主制度、以小变大的魔术。而提出第一个方案的弗吉尼亚，本身是个大州，自然会提出按人口计算的比例代表制，也是为避免在“一州一票”之下，大州变小，“变”成“少数”。

所以，对“比例代表制”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小州特拉华。按照人口比例，弗吉尼亚要选出16个国会代表，特拉华才能摊上一个。按照总体人口计算的话，他们只占1/90。所以，在费城会议一开始宣读各州对代表的任命书时，他们的任命书就非常特别。由于这个会议本身的表决，也有如何计数的问题。特拉华州议会有先见之明，在任命书上规定，假如费城会议上的投票，不是一州一票，而是要实行什么“比例代表制”的话，“州”就不给这些代表授权，他们就可以马上退出会议回家了。

好在，方案不是决议。大会的“委员会制”和“全体大会制”，又给所有的代表留下了充分讨论、反复决议的空间。所以，虽然不同意，还可以商量。有着最大冲突的难题，一开始就先搁下了。

另一个最受质疑的问题，就是联邦和现有的主权州的关系。按照麦迪逊对“弗吉尼亚方案”的解释，他认为，所谓联邦制，就是以州为运作基础的政府，而所谓国家制政府，则是直接统治民众个人的政府。我刚才提到过，这个跨越对当时的美国，实在太大。大家马上要问：国家制？州怎么办？其实问题后面是大家对“美国”本身的认同困难。

到底是国家制还是要联邦制，其实是“要松散的‘联合国’，还是要美国”。这样大的讨论马上会僵住。大会再次避开难题，先易后难。这种做法在这次会议上一再使用：僵住了就拐弯讨论其他容易的条款，再僵住就再拐弯，等解决了容易的问题再回头讨论难的。所以，费城会议的讨论，就像螺旋一样一圈圈地转着讨论，直至最后全部议题都化解开来。

有时候，我们看来很容易的议题，都不那么容易。例如，是不是要设立一个国家级的元首。按说，州有一个州长，国家也就该相应地设置一个行政长官，叫做总统，不是就完事了吗？事实却不那么简单，因为一个小地方有一个行政长官，感觉比较自然，而在当时的世界上，挑出不论哪个大国来，若是有个站在权力顶尖上的人，那肯定就是皇帝了。现在美国这个大国，在行政权力的顶端，站上个人，说是叫总统，怎么看都叫人不放心。就让他统治我们大家了吗？凭什么相信他不渐渐地变成皇帝？

费城制宪会议最根本的困扰，就是是否真的建立一个大政府。在大政府势在必行之后，最大的忧虑，又是如何使得政府权力不变成专制。为了防止这一点，他们出过的方案，现在看来，都有些可笑。比如说，不让总统沾钱——根本不给他发工资。这其实也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当时除了一个州之外，都不给公职人员发工资。就是今天在一些美国小镇上，镇长都是义务的，反而是具体的工作人员有工资。因为镇长工作量也不大，自己另外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只是业余当官，为居民服务。这和高薪养廉的思路恰恰相反。

另外，他们还提出过，设立三个并列的行政长官，就是相当于三个权力相等的总统，组成一个执政小组。这个想法其实还是在追寻古罗马的遗迹，他们实在没有同时代的民主大国可以参照。总之，按照富兰克林说过的那句着名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第一个总统会是个好人，可是，谁知道后面会选出什么家伙来呢。而那个大家都知道的“第一个好人”华盛顿，正默默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出。

这些今天看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在两百多年前，却是很费推敲的困难的事。

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起来主张单一元首。威尔逊出生在苏格兰，在苏格兰启蒙思潮的大本营爱丁堡大学等三所大学接受教育，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十年的1766年，当时才24岁的威尔逊，已经受聘于费城学院，任拉丁语教授。之后，他师从约翰·迪金森，学成一位出色的律师，也是一位法学专家。美国历史学家称他为费城会议上最深刻的思想家和最精确的理论家。他也是当年《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他认为，行政长官办事必须快、决断，而这只有单一元首制做得到。

但是也有人反对。讨论到后来，就连宣读“弗吉尼亚方案”的兰道尔夫，也改初衷，开始发言反对单一元首制，主张三元首制了。

富兰克林是东道主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已经81岁，正生着痛风病。他是当地人，就住在两条街以外的地方。我们曾经去参观过他的家，楼下就是他自己开的印刷厂。他每天坐着特制的轿子来开会。他多年在欧洲担任外交工作，是当时美国罕见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人。在这个分歧重重的大会上，富兰克林以他独有的智慧、名望，总是在关键时刻起着“和稀泥”的作用。

可富兰克林也反对单一元首制，他认为单一元首制风险太大，一方面是要防止这位元首自我膨胀，再有，万一他生病、去世了又怎么办？缺任期间，谁来管行政？

富兰克林年事已高，但是脑子很清楚。他经常是写好了发言稿，让威尔逊代读。他也不赞成给总统发薪水。他认为，不管行政长官是一人还是多人，都不应该有薪水，因为人都会受野心和贪欲的诱惑，开了这个口子，他就会利用权力给自己长薪水。他说，英国的高官就是没有薪水的，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也是这样，把担任公职看成荣誉，荣誉重于酬劳。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民主政体的欧洲传统。它自然地从上层精英向下逐步扩展。一开始人们都认为，参政者不会来自底层，不会有养家口的问题。

在制宪会议上，对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要平衡和制约。从理论追溯的话，原则在古代就有了，可是具体怎么做？其中讨论得最多的，还是立法者和执行者，就是立法和行政的关系。原则上，是立法的一方定规则，身份上是主人，总统照规则做，就是个管家。原则是这样，事实上却并不那么简单。

在当时的欧洲，民主在渐进中，就是从国王大权独揽，到渐渐产生立法议会。立法议会本身，又是从贵族独占议席，到作为平民的上层绅士和商人逐渐分占席位。然后，是君权渐弱而立法议会渐强。直到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欧洲那头的民主演进，还在君权和议会争高低、求平衡的阶段。这样的演进是利益分配的过程，一头觉得不合算了，就会有摆脱对方的念头冒出来。

例如在法国，它的议会是所谓三级会议，出现的年头并不晚，也就是说，就渐进改革的“起步”来说，它并不落后于英国。只是，路易十三的摄政王一强，就把议会给停了。如此打破权力结构的平衡，在英国也屡次上演，只是英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出现议会中断160年，也就是政治改革中断160年的糟糕局面。

在北美殖民时期，作为行政分支的总督与议会之间，从来没有过欧洲本土那样兵戎相见的血腥冲突，可是，议会和总督不一致的时候，“法律和秩序”最终得由总督说了算。争议还是靠一边压倒另一边来解决，权力偏大的一头，经常是总督。

这些经验，使得美国的国父们看到，行政分支，似乎总是隐含着很深的皇帝、总督的历史根源和专权倾向。自然渐进的制度改革，就是专权者逐步向民间让权。在一个民主制度下，议会的立法，也不可能有许多执行细则。这些细则往往是留给行政分支制定的。行政这个管家在执行过程中，有相当大的权力膨胀的余地。再说，行政一头是具体操作，对大展宏图自有一套看法，却必须受到议会的约束。事实上，也常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是行政明明觉得自己是对的，议会是错的，却说服不了议会。这种权力制约的机制，也会演变成降低工作效率的牵扯。行政一方干着干着，受不了约束，心生“踢开议会”的想法，这是很容易发生的“正常情况”。

这使得他们对总统很不放心。最后经过充分的辩论，权衡利弊，好不容易才通过了单一元首制，也就是今天美国的总统制。

不仅是总统让他们不放心。北美的形势，也使得他们对所谓代表人民利益的立法议会一头，同样充满警惕。在美国这一段各州的共和制实践中，他们看到，一些州里因欠债者占上风，就通过立法缓偿（stay law）；不想还债，就立法迫使债主接受贬值的纸币（tender law）。所以立法机构的权力膨胀，也同样危险，因为他们可能既损害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也忽略了少数人的死活。

再三平衡之后，他们做出的选择，是让这两个分支尽可能没有牵扯。在来源上，不是由国会推出总统，而是国会、总统都分别由各州选出。在决策上，他们相互制约。总统虽然可以提出议案，但必须由议会超过一半的多数通过才能立法。

那么，假如总统不同意国会的立法，又怎么办？他能不能有否决权？富兰克林根据宾夕法尼亚的经验，认为行政否决权不好。因为在殖民时期，总督就有否决权，这往往成为总督敲诈州议会的手段：不同总督讲好条件，议会的立法马上就会被他否决掉。他们在权衡，如果总统没有否决权，行政长官可能沦为傀儡；可是，如果有了行政否决权，行政长官又会不会权力膨胀？

又经过半个月的争论，一致认为，解决的方案是，不给绝对的行政否决权，而是给相对否决权，否决之后，国会还有一次再否决的机会。就是说，在议会立法后，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表达自己的不满。主人吩咐怎么做，作为执行的管家，也有权说，这规矩我根本没法执行。总统否决之后，议会若要再次通过，一半的多数就不够了，就必须要2/3多数通过，才能压倒总统否决权。这时，总统就必须执行了。这就是直到今天还在运行的做法。

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命定就是不断地在“斗法”。在此后实际的运作中，美国国会就有一些立法，被总统否决之后，永远也休想达到2/3的强行通过票数。结果，他们就把总统不肯签字的立法，和总统急着需要的立法捆在一起，算作同一个法案。总统按照规定，不能部分签署立法。就是说，同一个法案，总统要签就全签，而不能局部否决其中的条款。迫使总统为了促成自己需要的立法，也就只好把自己不喜欢的立法也一起签下来。这种法案在美国被称为“猪肉桶”。反“猪肉桶”，也是今天美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细节内容。

和行政分支相关的，还有一个任命和解雇的问题。总统虽然是最高行政官，有权任命他自己手下的行政内阁官员，各部部长、外交大使什么的。可是，任命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通过。

可假如总统出大问题，又有谁有权力来解雇总统呢？最后他们决定，为了防止行政权力腐败，如果总统有叛国、受贿等不轨行为，作为人民代表的国会有权弹劾。弹劾总统的程序，必须由较为草根层的众议院以多数通过而启动，由更为精英层的参议院模仿法庭形式展开审理，审理过程要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最后经过参议院的2/3多数通过，才能成功弹劾总统。

弹劾制的来源是英国，可是今天的英国已经废除了这种制度。弹劾制在费城会议进入美国宪法，是他们担心总统万一要发展成皇帝、为所欲为的时候，国会可以合法地把他赶下台。

可是，这也有危险的一面。美国总统由民众普选，而不是从议会诞生，所以，占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和总统所属的政党，经常不是同一个党。国会和总统有重大分歧不稀奇。假如国会没有自制能力，那么，弹劾制很可能被滥用，造成国会动辄赶总统下台，政局就不稳定。

可是，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国会只有两次动用弹劾程序，而且都没有成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我们都看到的几年前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案了。

“案情”你都已经很熟悉了。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有了婚外情，非常不巧的是由于其他案子，当时他正好面临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于是，他在总统任期中的私人生活问题，被无孔不入的检察官列入了司法调查范围。最后，克林顿内外交困，在大陪审团面前、在誓言之下，面对自己的隐私问题，有了一次“誓言之下”的谎言。

美国法庭要求作证者发誓保证证词都是实话。“誓言之下”的谎言，在美国就是“作伪证”，就是刑事重罪。因为证言的可靠，是司法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假如司法证据任凭伪造，作伪证不受重罚，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司法公正了。

因此，追究的是伪证行为本身，而不是伪证的内容是否重要。而克林顿总统的伪证行为，最终被事实揭露，导致国会对克林顿总统启动弹劾程序。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

现在，一切时过境迁。人们已淡忘了当年的那场大风波。克林顿总统也在正常任满离职、回归平淡之后，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回顾往事，他一方面表示了对个人行为的反省，一方面，却憋着一口气，在回忆录中强烈抨击了国会的弹劾运作本身，指责这是对立政党在政治上的恶意炒作。

这也令我再次回想这个弹劾案的意义。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国会在弹劾案当时的投票结果。在启动弹劾的时候，就“伪证”本身来说，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几乎没有什么疑问。这是弹劾案启动的依据。假如这是一个似有似无、模棱两可的事情，相信弹劾案根本不会启动。

所谓对总统的弹劾，是一个立法机构对行政首脑实施的类似司法审判的机制。审理过程是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参议员做出非常近似于陪审团的投票。但是，这是公开的投票，电视全程转播。后果的差别是，弹劾成功的话，总统受到的处罚只是丢官，而不是判刑。

在这个弹劾案开始之后，我就一直有些疑惑，因为，按照它的程序，参议员们是对克林顿总统“是否作了伪证”，投出“事实与罪名相符”或者“不相符”的选择票。根据当时公布的确凿证据，“伪证”几乎已经是一个人皆尽知的事实。

通常来说，正因为参议院的投票是公开的，那么，他们的态度，其实是在选民面前的一个亮相。我在想的是，假如依据对事实的判断来投票的话，全票通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弹劾没有被通过，几乎又是大家事先都已经预料到的结果。这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政坛面对从未料到的、已经走得十分尴尬的棋局，依据他们对宪法的理解，运用了他们政治实践的智慧。

站在今天，我们回头去看这个事件。一个总统犯下“伪证罪”，假如国会什么都不做，听之任之，这个国家的立国根本——法治，就形同儿戏了。因此即使在今天去看，弹劾程序的启动，都不是过分的。对总统来说，弹劾启动本身，已经是一个警戒或者说惩罚。但是，是否弹劾成功、废黜总统，又是另一回事。

弹劾总统成功，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追溯费城制宪会议的制度设置，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是防止政府的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失去平衡。最危险的事情，是一头过大。也就是说，最怕的是总统可以轻易地合法解散国会，或者是动辄国会能够合法地赶总统下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话，说明政府的建制本身是失败的。国家也就可能随之动荡。

因此，在真的面临是否弹劾的时候，议员们又是在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美国历史上的先例。好在，弹劾本身并不是司法程序，而是一个类司法的国会投票。因此，参议员们有一定的法理上的回旋余地。毕竟克林顿不是卖国贼，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慎重地对待弹劾，其实是慎重地对待两大分支的平衡。

因此，虽然你可以说，一方面，这确实是两百多年前，费城会议设计制度的成功。因为，宪法规定了，弹劾必须达到2/3的票数，方能成功。根据两党席位，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一方，还没有占到2/3。

可是，从投票情况来看，参众两院的两次投票，分别有20%和10%的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否决票。也就是说，假设当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定下弹劾不是以2/3、而是以超过一半的多数票为准，那么，在这个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对克林顿的弹劾仍然不会成功。因为在对手党中，也会产生相当比例的、以克制的态度，来对待可以名正言顺、合法地把对方党总统赶下台的机会。而当年定下众议员以半数票启动弹劾，参议员以2/3票实现弹劾这样的比例，表现了制宪者保持政治稳定的智慧和技巧。

给你讲着费城会议审慎对待两大分支平衡的过程，我重提克林顿的故事，是让你看到，一个宪法条文的精巧设置，固然重要。可是，它依然只是“纸面文章”。它需要执行者的自律，来完善制度实践的另一半。

这一点，也是费城会议最担心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要使一部宪法在13个主权州的联合体、在一个复杂的移民国家正常运作，大半的成功，不是纸上的制度构筑，而是在今后的实践操作。

他们知道，每天，一船船的移民还在到来。他们知道，贫困的美国人正怀抱着希望，兴致勃勃地向西部开发挺进，在日日开拓扩大美国的疆界。他们因此在讨论着新的州如何加入美国的宪法条款。他们在预料一个迅速成长的美国。可是，他们仍然无法料到，美国今天会是这样的规模。因此，他们一边在起草宪法，为管理美国打下基础，一边又很悲观，其中一位代表的想法很典型，他说，“我们的宪法能有20年的正常运作，就算很不错了。”

结果是，这个宪法成功地运作了200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好了，下次再把费城制宪的故事聊下去。

祝 好！

林达

5. 民主的困惑

卢兄：

你来信提了个问题。你注意到费城会议在避开民众，你问：这是不是违背民主原则呢？

你确实问在点子上了。除了美国开会议事的老规矩，费城会议还有一条很不寻常的保密原则。会议一开始就约定不公开，议事的内容、过程、结果都不能随意向外界透露。会议代表们都是美国最杰出的社会名流，费城又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会议开始之后，费城的上层社交圈子，经常把他们当做贵客，轮流邀请。人们至少是好奇吧，都会试着打探会议的内情。可是，一提会议，代表们都王顾左右而言他。

华盛顿将军作为会议主席，从来不发表什么讲话，也是出名的沉得住气的人。可是，在会议中间却发了一次脾气，起因是有代表捡到一页不知是谁遗落在会场中的会议记录，交给了会议主席。第二天，华盛顿严肃地重申了会议的保密原则，告诉大家，他不愿意再看到这样的失误发生。之后，他把那页记录留在桌子上，走开了，要“失主”自己领回去。

宪法制定的过程，牵涉到平衡协调13个州的利益。你可以想像，这一点不比把今天的欧盟变成一个“国家”的难度更低。他们估计，就这些代表自己讨论，要达成协议都千难万难，假如会议过程外传，再被媒体渲染一番代表们为各州利益发生的争执，就很容易酿成民众的激愤情绪。假如民众再涌上来逼迫自己的代表：非要如何，或者一定不能如何；那么，任何妥协就都休想达成了。而各方的妥协，看来是会议惟一的出路，他们可不希望这仅有的出路，被外面无端滚来的大石头堵死。所以，保密规定在费城会议期间得到了很严格的遵守。

这条保密规定我也想过很多次。和它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民众经常冲进议会、参与议政，把议会变成群众大会。结果，民众的狂热和激进最终把一切逼进死角，法国的制宪和民众暴乱相互交相辉映。宪法是出来了，却没有效力，不能依据宪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国政府，也控制不了混乱的局面。那是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晚了没几年。

可是，我们也看到，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的议会又是非常公开的。在这里专有两个电视频道，总是在现场报告美国国会的辩论、投票、重大议题的调查听证会等等。并不是说，现在议会讨论的，就没有对民众造成重大刺激的题目。例如，在前一段日子，就有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在9·11恐怖袭击时，政府对民众是否尽了保护之职的调查。这样的议题除了总统的作证之外，其余的听证过程也是全部公开的。

那么，费城会议的这样一个措施，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瞒着大多数民众，却在讨论着一件和民众密切相关的大事，就像你问的，是不是违背了“民主原则”？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辈，他曾经一次次地对我这样说过，“在你去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三大要素：时间、条件、地点”。很高兴我能在这里和你分享他的经验。

因此，你看，所谓民主原则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地点”之下，是不同的。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在民众的文明程度对于充分民主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已经先走一步的政治精英们，能理智地承认这个事实，避开民众可能发生的情绪激昂的非理性干扰，关起门来，理性制宪。然后，再把一个理智的结果，向民众公布，对民众进行解释和劝导、说服，最终得到民众大多数的认可，投票通过，使宪法得以批准。这是一个既尊重了民众意愿也务实的做法。

他们决议：宪法由各州民众认可批准。这个做法，在美国并不是首创，马萨诸塞州在七年前，就已经采用了州宪法交全民讨论批准的形式。可是，要分别在有利益冲突的各州这样做，困难重重。更何况，他们对当时民众的认知水平很不信任，也坦率地说出对民众的疑虑。所以，我还想对你讲讲他们对“民主”议题的讨论过程，很有意思。

“弗吉尼亚方案”的最后一条，讲的是批准权。所以，他们远在宪法出来之前，就因讨论“弗吉尼亚方案”而开始探讨：如果这次会议有幸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出来的决议就是未来的宪法了。那么，由谁来认可呢？

当然，首先需要现有的邦联政府，即大陆议会的认可。否则，就成了两个政府了。这一认可大家估计不会有问题，因为费城会议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国的全部政治精英，已经包括了大陆议会的骨干。问题是，随后到各州，是由州立法机构批准宪法，还是要由各州民众选出代表专门批准，即所谓“全民认可”。

看上去只是手续问题，实际上回到了前面麦迪逊关于国家制政府和联邦制政府的解释上。麦迪逊认为，费城会议的决议一定要经过“全民批准”，因为如果是各州议会批准，将来的政府又将和现有的松散邦联一样，是一些独立州的联盟，批准的东西只是各州之间的合同，想参加就参加，想退出就可以退出，联邦政府本身没有权威。就像今天的联合国，会员国只是“会员”，国民都是只属于自己国家的，不是“联合国人”，会员说退出就退出了。联合国叫成一个“国”，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这正是以往美国邦联的经验。可是，更多的代表对于“全民批准”、“人民的政府”这种说法本身，又深表疑虑，甚至不同意“全民批准”的做法。所以议题一度被搁置。

这一系列的讨论和搁置，花去很多时间。尽管有了“弗吉尼亚方案”这么一个政府雏形，尽管麦迪逊已经深思熟虑，可是代表们意见分歧，疑虑重重，都表现得优柔寡断，反映了他们内心双重的忧虑和防范心。他们既要防止一个英国历史上克伦威尔式的政府专制，又要防止多数的暴政。

出席费城会议的55名代表，有34位具律师身份，都精通法律。很多人在州政府的立法、司法部门工作过，还有如兰道尔夫这样的州长。他们熟悉英国的普通法系统，又富有实际经验。他们有一些人熟悉法国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的理论，更多的人熟悉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理论。尽管他们也各有自己的理念，或者说理论上的侧重点，可是他们知道，理论最终要落到实际才有意义。

现在他们要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必须让位于实际，让位于经验。所以，当他们谈起这些欧洲先贤，提得比较多的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他们提到，未来政府只能是“共和形式”的，而不可能是“民主形式”的，也因此而引出了费城制宪会议留下的一个最大疑点，就是美国的国父们“反对民主”。

现在大家对民主制和共和制也会有困扰，有时会听到“我们应该要的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的讲法。这种说法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就是费城制宪会议。因为在这个会议上，确实一直在说，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提到“民主”，反而是非常负面的批评。你一定会奇怪，“民主”在费城会议上怎么成了一个贬义词。这确实叫人犯糊涂。那么，所谓“民主”和“共和”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提到过的简单定义中，“民主”是和“专制”对立的。那么，“共和”就是和“君权”对立的。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各国正在实行的，其实都是有议会的所谓“代议制”，也都是宪政制度。可在形式上还是有差别，最基本的两大类是这样的，有皇上的叫做“君主立宪制”，没皇上的就是“共和制”。也就是说，在今天，共和制只是民主制的一种形式；君主立宪也一样。

在费城制宪会议的时候，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欧洲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君王。英国的民主过程又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君主始终存在。君主立宪制对于他们来说，是最自然的一条路径。君权逐渐弱化之后，君主最终成为一个象征。

到今天，英国人还在讨论：是不是就干脆废除“君主立宪制”的君主，走向共和。总比有个皇上听上去好像要更“民主”一点。因为在今天，英国女王已经没有任何权力，锦衣美食，却好像只是个摆设。我们在电视里，也看到英国记者在采访老百姓，问他们对废除君主的意见。听上去大多数人都觉得，现在的君主像个童话故事：女王要出来的时候，不仅有美丽的车队和卫士，有时还真的像莎士比亚的戏剧舞台上那样，有号手在高高的角落里，吹响那长长的金色喇叭，这么好玩的文化景观干吗不要。再说，算下来，养活皇室的费用，摊到每个人头上，一天也就两杯牛奶钱。对于英国人，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所以，废君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个文化上的历史保存，还是政治历史的活化石，皇上又不碍着民主什么事，废了实在太可惜。

可是，在过去非常漫长的岁月中，英国王室却不是存废随意的。但是在几百年渐进推动民主过程的初期，对一个千年来已经完全熟悉、习惯了君权的民族，对于这个民族的军队和民众来说，君主的存在，就是民心稳定和服从的理由。这也是一个保证改革过程平稳的条件。所以，英国人的智慧实在不能小看。

既然共和制只是一种没有皇上的民主制形式，那么，在1787年的费城会议上，美国建国者们在选择共和制之后，为什么还会说，我们不要“民主”呢？那是因为，他们当时使用“民主”这个词的时候，表达的并不是我们今天的民主概念，而是指非常容易过激的“希腊城邦式的直接民主”。

美国虽有以州为基础的丰富的“小国共和制经验”，但在1787年，他们面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制的大国样板，更何况还是这么个复杂的“联合国”。他们也没有你我现在随手就可以拿到的一套一套的现代民主理论。他们的样板往往要到古代的制度雏形中去寻找。

在他们读到的历史文献里，“民主”这个词，就是小小的希腊城邦，什么事情都是大家在广场上，举手表决说了算。在他们看来，那其实是把过多的决策责任、过早直接放到了还处于蛮荒状态的民众手中。

“过激民主”就是民众掌握了超越其水平的决策权。这才是美国制宪会议在反对的事情。在他们眼中，这种“民主”几乎就等同于无政府、无秩序、无法律，“过激民主”就可能是暴民做主。在他们看来，“过激民主”与“暴民政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更何况，希腊城邦只是小国寡民，将要建立的美国，可是一个大国。怎么敢随意“过激”，掉以轻心。

要理解18世纪末期适度保守的民主概念和过激民主，其实很容易，只要看看同时期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就很清楚了。今天的人们读法国革命历史，会看到革命付出了民众暴乱的血腥代价。而且这样的事情，在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次次地重复发生。

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经久不息的、内在的“民主困惑”。民主制度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这个“社会文明程度”，既是指处于社会上层的政治家、也是指身在底层的民众。事实上，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从文明积累最厚实的那个部分开始推动的。底层民众是社会的最弱势，是最值得同情和关怀的群体。可是，通常人们闭起眼睛不看的是由于文明积累层的薄弱，底层同时也是社会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因此，看上去是以民众为主题的民主，在它的源头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民主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性的觉醒，从而自然地引发出对底层悲惨状况的同情和不平，进而为他们争取权益。正由于这种同情大多发自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文明程度较高的阶层，或者说发自知识阶层，因此他们的民主意识从起源来说，都是带着原罪负担的。他们非常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会不由自主地要美化底层，以平衡自己的原罪意识。他们会在表达对底层苦难同情的时候，在赞美底层的时候，表现得煽情和夸张，以支撑自己的道德感。他们中的一部分，会要求竭力降低自己的文明水准、甚至在行为上表现出反文明和粗俗。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激进的僧侣、贵族们纷纷在三级会议上放弃自己的等级地位，要求和第三等级的平民在一起，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源于这样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走到极端，就会甚至连民众不理性的行为也会加以认同，直到最后形成一个互为因果、首尾难辨的怪圈。

这种倾向具有强烈的道德评判意味，因此，只要一迈腿，就往往走过头。退回来，就比较困难。因为这种倾向符合道德出发点的原始冲动。从法国大革命对平民杀贵族的支持，到一代代的民粹倾向，直至现代美国走到极端的“政治正确”，都是源于同样的出发点。在原罪负担之下，承担原罪感的人群往往是不自信

Chapter_26

的，他们需要他人对自己做出道德上的肯定。结果就是以过激的平民认同和平民倾向，来达到心理和道德需求上的平衡。

所以，我以为知识阶层的所谓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但更为困难更难做到的，是表现在他不迎合、不取悦于民众上。前者是很容易理解也相对更容易做到的。可是，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有智慧有勇气做到，对强权和民众，都保持应有的独立和批判。这和他是否同情弱者，是否保护弱势人群，其实是两回事。

在两百多年前的费城会议上，麦迪逊非常冷静地指出知识阶层和民众的本质差异，他说，有人好像动辄就喜欢提到“人民”，奉人民的意见为宗旨，可是，有没有想过，假如人民能够拥有“在座诸位的知识和见识”，他们又会是什么想法？

这是法国制宪会议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在一开始就出现的最明显差别。而这种保守主义精神，至今仍是美国最核心的价值。

可是，美国制宪会议曾经用“民主”一词来表达了“过激民主”，使得后世的读者们，常常概念混乱。因为我们往往习惯了死死地盯住“民主”这一个词，而不去看几百年来，它的内涵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美国的建国者也读着法国人充满激情的启蒙文字，可是却沉稳地留在了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冷静地和民众保持应有的距离。这是怎么发生的？也许，一方面，美国革命在北美的制度上没有产生任何质的变革。看上去他们废除了君王，可是，那是一个早就被大洋距离推远了、弱化了的君王。而且，他们只是远离君王而去，不是废君，更不是弑君。各州的宪法、议会等，在革命前后大同小异。而美国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们，都是这个稳定制度的参政者，是改革过程的决策人，他们对其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切肤之痛。

这就是我已经告诉过你的，在美国立宪之前的四年里，发生过许多问题。其中典型的是罗得岛的问题。罗得岛的议会，那一段时间掌握在“农夫代表”手中，他们是多数，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就立法规定，债主一定要接受那些像废纸一样的纸币。假如不接受的话，你不仅拿不回自己借出去的钱，还要罚款。这种借着“多数”侵害债权人的做法，被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看做是“流氓行径”。就连温和的华盛顿将军，都曾在信中指责罗得岛的行为是“无礼、不当、下流、可耻”。费城会议当然也邀请了罗得岛，可是他们拒绝参加。

基于当时的民众水平，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曾经提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越少越好，人民总是想知道得多一点，结果知道了反而会迷失。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杰瑞一针见血指出，“人民非常容易成为被假爱国者欺骗的愚民”。还有人说，根据经验，以往的最大毛病都是因为“过多的”民主。他们几乎都同意，如果说贵族专制是一种恶政，那么，无限制的民主也一样糟糕，也会是恶政。

麦迪逊在“弗吉尼亚方案”中的思路，是费城会议的主流。他认为，一个公平的政府不能只由这个社会里的一种人组成，不能只代表社会里的一种利益。在任何社会里，人群的不同，利益的不同，是永远存在的；公平的政府必须代表所有的人群，代表不同的利益，而不是让一种人来统治另一种人。他认为，大多数政府官员应该间接选举产生，使得官员和投票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得政府不受民众不稳定情绪的操纵。

麦迪逊并不轻易信任民众，他说，“在所有社会里，一旦多数被一种共同利益或共同激情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在希腊和罗马，富人和穷人、放债者和借债者、贵族和平民，轮番压迫对方，彼此都毫不留情”，双方都可能是残忍的。他直言不讳地举了美国当时多数对少数压迫的例子，“即使处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启蒙的时代，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构成人类最残酷压迫的基础”。

在费城会议上，仅有的三四个出身底层的人，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全部表现出了他们对民众不信任，强烈主张精英治国。而仅有的几个大声疾呼要信任民众，警告要警惕过分贬低底层民众倾向的人，却是出身名门望族，家产万贯。其实这是非常好理解的，前者从底层挣扎出来，深知其复杂的底细，而后者远离底层阴暗面，就更容易从人道理论出发，更带着民主理想的色彩。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建国者中间，最有“激进民主”倾向的，其实是当时没有来开会、留在巴黎当美国大使的托马斯·杰佛逊。他有关民众自主权利的言论，在现在看来，是几近完美的现代民主经典。例如，他说过，共和政府的真正基础，在于每位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他当时对民众民主的热情颂扬，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法国浪漫作家的翻版。

托马斯·杰佛逊有民主理想的严肃思考，也有浪漫性格和巴黎沙龙结合的情怀。费城会议的“保密规则”传到巴黎，杰佛逊就表示很不满意。

对谢思暴动，当时远在巴黎的杰佛逊，给当时在伦敦的约翰·亚当斯夫人写信，说自己喜欢这样隔三差五地有点小叛乱：“这种抗拒政府的精神非常可贵”。他还写信给亚当斯的一个晚辈亲戚：“假如我们每20年没有这样一个骚乱，那才是叫糟糕！在一两个世纪中牺牲少数几条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自由之树，必须不时地靠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灌溉，方能得到新生。鲜血是自由大树的天然养分。”这大概就是革命前后的法国知识界普遍的气氛。有着浪漫气质的杰佛逊深受感染。直到多年以后，在他和亚当斯着名的通信中，老年的杰佛逊，才开始反思自己当时的看法，他向老朋友承认，自己那时是过于激进了。

杰佛逊有许多非常精彩的民主议论，让今天的学者感叹他思想的超前。然而如若“超前”实践，即突破时间限制的实践，又会是危险的。所幸的是，美国建国初期是保守的主张集权的联邦主义者执政，在费城制宪会议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成功地建成了一个共和政府的平台，恢复了美国的信用，建成了法治，然后才轮到托马斯·杰佛逊当选总统。这一“时间表”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幸运。

可是，往另一个方向走，也同样有值得警惕的问题。

60岁的梅森是华盛顿将军的老友，“弗吉尼亚州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起草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富人。他提醒说，他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对人性弱点表示疑虑，却也担心，是否会因避免过度民主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我们必须兼顾各阶层人民的权利。不管他们的地位高低，要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福利。”为此，他明确主张，国家立法的第一院众议院，应该是来自民众，同情和代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他很动情地说：“所谓一般大众，不是很快就会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孙吗？”富兰克林也一再表示，反对过分依赖精英和过分信任富人。

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分”，是分寸的把握。

必须指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这样辩论的基础，是双方都站在民众利益的基础上，他们是在追寻一个“共和梦”。即便是对民众的能力充满疑虑的一方，也相信自己的立场，更符合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在这样的辩论基础上，才可能导致在此后美国的发展历史中，两种观点不是走向对立极端的轮换，而是走向互补和平衡。

如何适当处理自己心中涌动着的道德感，如何克制对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道德形象的追求，如何维持常识、保持一颗平常心，说出事实，这看上去是知识阶层属于个人修养的小问题。可是，因为它的群体放大效应，成为现代社会知识界最大的问题之一。即使在今天的美国，那些着名的历史学家，在写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提到他们前辈的“不够民主”的言论，他们常常会有点害羞、也有点抱歉地做着解释。

今天民主进程已经大大深入，知识界对专制的批判已经非常彻底，而对民众的弱点可能导致的暴力和非理性，却常常还是闭着眼睛绕开，或是为其寻找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的反省，越来越艰难。因为民主大潮的副产品，就是知识界日益把批判专制、强权，看做是为众人称道的独立精神，而没有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持独立思想言论于民众和知识界同行。他们不再有费城制宪者们自然的道德自信。

下次再聊！

祝 好！

林达

6. 罗得岛的故事

卢兄：

昨天你来信说，我在上封信提到了罗得岛的情况，你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那我就先给你插一段罗得岛的故事。

罗得岛虽然有一些小岛，但是整个州并不是一个岛，而只是一个沿海的州，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在传统上，罗得岛很少认真执行什么航海法之类，一直是个走私天堂。

在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冲突中，罗得岛最早出来公开暴力抵抗，也最早出来呼吁各殖民地召开一个联合会议，来抵御英国的殖民地政策。1774年6月15日，大陆议会召开的时候，罗得岛派了他们的代表前往出席会议。1776年5月4日，罗得岛是第一个宣布不再效忠英王乔治三世的殖民地。十个星期之后的7月18日，大陆议会批准了美国《独立宣言》。在独立战争开始以后，罗得岛很有名的是他们由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组成的团队。罗得岛也一度是支持美国的法国援军的基地，在一些城市里曾经到处是法国军人。

独立战争开始之后，美国独立本身引出的平等、自由观念，给罗得岛的立法带来了变化。罗得岛在它的创始人罗杰·威廉斯的领导下，曾是北美殖民地最早领悟宗教宽容的地方。可是，宽容在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实在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所以，罗得岛的宗教宽容后来也曾历经反复。1719年，罗得岛曾立法反罗马天主教。直到独立战争尾声的1783年，他们终于废除前面的立法，给了罗马天主教徒以同等的宗教权利。

在独立战争时期，最具意义的变化，还是一个逐步废奴的立法，提出“应该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命、自由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该法规定，在1784年3月1日以后由奴隶母亲生养的孩子，将是自由人。在这个“解放法案”之后，罗得岛有了一系列的禁止奴隶市场等等的措施。可是，罗得岛在制度上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它原来殖民时期的政府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在一定的气候和条件下，就可能出现危机。

独立战争结束后银根紧，虽有种种原因和解释，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战争期间，大量正常的债务偿还被中断。现在仗打完了，一切恢复正常，债权人当然开始索债。这时，罗得岛以州本身独立自治的州权主义者的主张，占了上风。罗得岛从1724年开始，就实行有地产有财产的人就有选举权。在北美，农夫普遍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民众也多为农夫。所以可以说，罗得岛是相当超前民主的一个州。罗得岛的州政府，与当时的美国其他州相比，也更容易选出代表底层农夫意愿的州议会来。可是，没想到，这也会出现问题。

在1785年手头紧，又需要还债的情况下，就有人提出以印纸钞的办法来解决。那些懂得金融，说“使不得”的议员们，在报纸上被骂得狗血喷头。1786年春天议会选举，也就是立法机构选举时，这些议员纷纷落选。选出来的新议员们，占压倒性多数是“纸币派”。由农夫们选出来的罗得岛议会，很自然地顺从农夫的民意，顺从了滥印滥发纸币的民众主张。农夫们当然并无恶意，他们只是不懂金融和经济规律。他们不明白，作为钱，印出来的纸币与银币，只要政府说可以用，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差别。他们不知道，对付经济萧条，就和对付饥渴一样，渴了只能喝水，不能喝毒药。否则，最终承担更大伤害的，还是他们自己。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弗吉尼亚。1785年夏天，弗吉尼亚议会主席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警告华盛顿将军说，州议会有人在酝酿，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要提出印发超量纸币来解决经济困境。李对华盛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哪怕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也很难发明如此有效的计划来摧毁弗吉尼亚。可以想像，整个州所有的朋友，每个诚实的、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来斥责这个恶毒的投机计划”。

华盛顿将军在8月回信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听到有人在这个州提出滥发纸币。愚昧是这种计划的工具，愚昧总是会意想不到地突然发作。”就在同一年，乔治·梅森写道，“他们可以通过立法来发行纸币，可是，就是建立20个法律，也休想让人们接受它。滥发纸币只是欺诈的恶棍行为”。

就在罗得岛闹得不可开交的1786年8月，华盛顿将军在写给杰佛逊的信中，提醒他注意“其他一些州正在落入滥发纸币的愚蠢而邪恶的计划中”。

后来，弗吉尼亚州的众议会，果然有人提出这样的提案。在议会中，麦迪逊对议员们指出，滥印纸币，“对债权人是不公正的”。麦迪逊还指出，“说它违反宪法，是因为它影响了财产权”，用无价值的纸币还债和支付商人，是剥夺他们的私人财产，“就像在无偿剥夺农夫的一块同等价值的土地一样。那是致命地在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打击交易；奖励无赖；挫败政府的目标；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别的州合谋，使得共和国蒙受耻辱。”

他们的话打动了弗吉尼亚州众议会，1786年11月，众议员们以85票对17票否决了纸币提案。并且宣布，滥发纸币是“不公正的、不当的，会摧毁公共和私人信誉，也会摧毁共和政府赖以生存的美德”。

立法是需要智慧的，可惜的是，1786年的罗得岛议会还缺少这样的智慧。1786年5月，新选出来的罗得岛议会通过立法，大开印钞机，一下就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纸币。

这些完全没有坚实贵金属储备做后盾的纸币，自然从一发行，就开始贬值，最后价格就跌得只剩1/10，只是一堆被称为是“钱”的纸。政府把“纸钱”作为政府贷款发给民众，让他们用来还债和买东西，而无视债权人、商人的权利，说是这就“解决”了民众还债和购买时现金短缺的“经济问题”。商人和债权人当然不赞同，可是在民众中，他们是少数。

农夫们一开始欢天喜地，可是马上就变得十分失望，他们拿着纸币去还债，债权人不肯按照面值接受，而要求扣除被跌掉的面值。商店要么不肯收，要么按照纸币实际价值换算，标出一个极高的物价来。民众先是大吃一惊，接着怒不可遏。他们真心地认为，一切经济麻烦的根源，就是那些恶意的商人存心捣乱，居然不肯按面值收“钱”，商人们反政府的行为理应受到惩罚。

罗得岛的解决方法，还是“立法”。立法机构既然是“民意代表”，就回应愤怒的民众要求，在纸币发行一个月后的6月紧急立法，强制使用纸币。该法违反长久以来保护私人财产的传统，强令债权人接受急贬之中的纸币。“法律”规定，那些不肯按票面价值接受纸币的人；或者在出售商品时对银币和纸币的支付，标价不一样的商人，或者试图贬低纸币面值、阻碍其流通的人，初犯者都要接受100镑的罚款。第二次违反此法，将被剥夺选举权。如果是政府官员，将被革职，也就是剥夺被选举权。该法律的另一个条款是，假如债权人拒收纸币，负债者可以把纸币交到法庭去，法庭就判定你的债已经一笔勾销了。

此法一立，消息顿时传遍北美。于是在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北美，大家都把罗得岛的立法机构当做无赖看待。罗得岛（Rhode Island)被大家叫成了“罗哥岛”（Rogues island），就是流氓岛的意思。

为了逃避纸币，小店主吓得纷纷关闭商店。1786年夏天，罗得岛的首府普罗维登斯，和它的重要城市新港，所有商家几乎都停业了。平常生意繁忙的商人，现在都聚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不正常，也必然引起社会不安宁。商店关门，农夫们就威胁要饿死城里人，他们说，商人不收纸币他们就再也不送食物进城。城市的食品开始严重短缺。水手买不到东西就酝酿武力抢劫商店，愤怒的农夫也在酝酿暴动。

这个强制使用纸币的法律，实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大量的案子一下子蜂拥而来，法庭的审理需要时间，罚款太高，也总是拖延。于是，8月份，罗得岛议会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对6月份的这个立法作了一次补充修正。这个8月版本的法令减少了罚款的数额，但是，却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凡是违反该法者，都立即进入一个简化程序的特殊的法庭审理。这条追加的条款规定：任何人如若违反上述法律，拒收纸币，纸币的支付者可以直接到高级法院，或者到案发地县民事法庭的一位法官那里寻求公道。由接案的法官，直接召唤拒收纸币者，在三天之内到特殊法庭接受没有陪审员的审判。该特殊法庭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裁决结果不得上诉。假如被判定有罪，被告必须立即支付罚款和费用，否则将被县监狱收押，直至判决得到执行。

罗得岛议会认为，所谓法律，只不过就是立法机构的多数决定。他们的立法甚至可以高于正常的司法程序。这项立法，立即就遇到了一个案子的挑战，这就是1786年的“特莱维特诉威顿案（Trevett vWeeden）”。这个案子成为这场纸币冲突的高潮，成为美国司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那是在新港市，一个叫做约翰·特莱维特的木匠，曾是独立战争时期的海军英雄，去找一个叫做约翰·威顿的屠夫买肉。这两个约翰看来命中注定是冤家了。威顿拒绝特莱维特递上来的纸币。他说他不能用肉去换一张没用的纸，假如一定要用纸币，纸币就必须根据它贬值的程度，对面值打一个很大的折扣。结果生意就没有谈成。第二天一早，威顿被通知说，他被告上了高级法院。根据这个纸币强制法，假如他输了官司，特莱维特作为检举者，可以拿到一半的罚款。

接案的是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蒙弗德(Paul Mumford)。代表被告的两个律师，是罗得岛最能干的两个律师，一个是前州司法部长马侃(Henry Marchant)，另一个律师是当时罗得岛在大陆议会的代表范努将军（General James Mitchell Varnum）。

这个时候，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反对纸币的人们，都注意到了罗得岛在殖民时期遗留的政府结构问题，那就是，它的司法分支不是独立的。作为立法分支的罗得岛州议会有罢免法官的权力。议会手中捏着法官的饭碗，法官又怎么敢否定他们的立法呢？

而对于这个案子，这个法庭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就是终审法庭。如果在今天，案子还可以指望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只要是被最高法院接受，而且是明显违反宪法的案子，几乎十拿九稳可以胜诉。可是，这是1786年，费城制宪会议还没有召开，联邦宪法还八字没有一撇，州就是小国家。自己想办法吧。

1786年9月22日，此案在高级法院开审，由首席法官蒙弗德主持，共五名法官参与审理。这个案子吸引了本来就激动万分的民众。法庭外面，甚至延伸到大街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热闹非凡。不仅是民众，就连议会都不断地在对法官发出威胁。法官面临巨大的压力。谁也不知道审判结果会是什么。

案子最引人注目的，是范努律师为被告作的辩护发言。范努律师指出，按照这个法案，此案审理不受州最高法院的控制，这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原则，就是最高法院有权复审下级法院审理中超越权限等等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州最高法院即使要判定违宪，也必须有一部宪法。可是，罗得岛在当时的各州中偏偏是两个例外之一。此话怎么说呢？就是在美国最初的13个州里，只有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两个州，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的。所以，假如法官要判定违宪，也必须先认定，只要是违背了英国传统的普通法，就是违宪了。

什么是普通法呢？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它不同于成文法，而是建立在判例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前面案子的裁决，可以成为法律，被后面的案子援引，成为后面案子判决的依据。所以，它有时候被人们叫做“判例法”。可是，它又不那么简单，它是一系列原则和规则的总称。普通法更是长久发展的文明结果，它的背后有公平、保障人的自然权利等一整套观念和制度来支撑。制定法令不能违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法律的至高无上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它强调程序公正，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一条原则，就是“审判必须经过陪审团”。普通法体系认为，陪审团制度是宪政和政治自由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范努律师针对这一点，辩护说，这个案子所依据的法律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它剥夺了被告的经陪审团审判的基本权利。“审判必须经过陪审团”，这是罗得岛所依据的英国宪政制度中“最首要、最基本、最起码的一条”。而英国将这条被告的“神圣权利”，通过当年建立殖民地的皇家章程，转到了北美。其中，也包括1663年的罗得岛基本法。

他当庭背诵了当年的皇家章程。他指出，正是因为后来英国政府违背了章程的一些原则，才引发了美国的独立，而当时美国要求独立的起因，很重要的一条正是英国国会企图剥夺北美殖民地人们“审判必须经过陪审团”的权利。这是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扞卫的基本权利之一。

范努律师说，根据殖民地章程，不容许立法机构建立与英国的正常司法制度“矛盾的和不一致的”所谓“法律”。而美国革命“并没有改变”立法机构的权限。

他说，“根据这个法案建立的特殊法庭，不受州最高法院的复审；根据这个法案，这个法庭不被授权挑选陪审员，不让陪审员找出真相。我们想说的是，提供这些条款的这个法案本身，就是无效的。审判必须经过陪审团，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这是我们一向宣言的权利，一向被认可的权利，也是我们一向拥有的最珍贵、最神圣的权利。立法机构做出的所有授权，都必须来自宪法权利。不是法案在制定原则，而是法规服从原则。立法机构无权破坏、违反宪法权利。因此，这个法律本身是违宪和无效的。因此，这个法庭有权决定，议会的哪些立法是可以接受的、合宪的。也就是说，这个法庭有最严肃的责任，执行最根本法律，因此，不能也不可以把这个所谓法案，认可为是符合根本法的。”

虽然这是在州一级的层次上，可是，范努律师先于任何联邦文件，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必须建立在司法复审的原则上。就是说，法律不是多数人随心所欲的任意规定，它必须符合一定的司法原则，必须“合宪”。

结果，五名法官不顾议会和民众的压力，宣布议会的立法无效。可是它的正式理由，不是纸币强制法违宪，而是它不应该由这个高级法庭来审理。

大众的怒火突然转向，冲着这五名法官去了。于是，议会扬言要弹劾这五名法官。罗得岛议会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要求高级法院的五名法官到议会，面对质问，提供解释。

拖了两个星期之后，1786年10月初的一天，三名法官：霍威尔、哈查德、迪林哈斯特，出现在罗得岛议会，蒙弗德大法官和另一名助理法官，称病而没有去。

在到场的三名法官中哈查德法官其实从政治观点来说，是支持发行纸币的，可是，他也坚决反对立法分支干扰司法。霍威尔法官在议会回答说，他坚决主张，司法分支的判决只对上帝和对法官的良知负责。判断法庭的规则是否合适，已经超出了立法分支的权限。霍威尔法官愤怒地说，制定如此法律，剥夺公民接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是把立法分支当成了最高的司法机构——这完全是破坏公民自由的权力堕落”。

他声明，司法独立，法官除了犯罪当受审，对他们判案的质问根本就无需作答。

霍威尔法官还在立法议会面前提到，代表威顿的辩方律师在抗辩中，已经指出这个强制法是违宪的，因此无效。作为个人意见，他也认为该法案违宪，不应具有“法”的效力。而法庭的裁决本身是简单的，还没有涉及违宪这一点。

当时罗得岛议会的水平，和法官的水平实在相差很远，也许根本没听懂里面的道理。于是他们宣布，他们对法官的解释不能满意，并且做出一个提案，罢免法官。他们的意思是，罢免的提案是议会的一个简单表决，只要当场举举手、点点数，就可以通过了。就在议会对罢免法官表决之前，三名法官递交一份由他们签名的请愿书，当场宣读。因为议会早就发出要罢免他们的威胁，所以他们事先就准备了这份文件。法官们要求享有作为一个自由人和州的官员应有的基本权利。他们要求按照必要的程序，来对待和处理他们的离职。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在任何对他们的处理判定和裁决被通过之前，在任何他们的权利被损害之前，必须有一个专门的、合法的裁决机构，对他们进行听证，必须有明确的、特定的指控，并且容许辩解”。在这个请愿书宣读之后，曾担任威顿辩护律师的范努将军，也发表了一个为法庭辩护的讲话。

罗得岛的州司法分支表达了他们对立法分支坚决的抵制。议会变得犹豫起来。他们延缓了罢免的表决，而是通过了另一个动议，就是指示司法部长和够格的律师，研究一下，根据法律，在没有特定的起诉、没有犯罪的证据，不依照司法程序、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议会究竟能不能罢免法官。

事情变得滑稽起来。一开始是威顿这个被告，被剥夺了经过合法程序和陪审团审理的权利，弄到最后，连法官的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了。

负责接受此项咨询的司法部长切宁和其他律师们，断然否定立法分支有任意罢免法官的权利。可是，在罗得岛，司法是不独立的，他们还是捏在议会的手心里。因为他们每年要被选择一次，他们的抵抗没有实际的意义，虽然议会没有罢免他们，可是，仅仅两个月后，参与这场审判的五名法官，有四名给刷了下去。

罗得岛议会还准备了一条新的提案，内容是：凡是没有宣誓承认纸币面值的人，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政府职务。可是，实际情形是纸币不仅没有挽救经济，反而打击了经济。商人们纷纷宣称要离开罗得岛，准备移民去外州，而5月份发行的纸币，在11月份，一元面值已经一泻千里地跌到了一角六分。这条新法案最终没有通过。

在此后的很长时期里，罗得岛在制度上和政府结构上没有产生实质改变。尽管在“特莱维特诉威顿”一案中，范努律师提出了“司法复审”的思想，可是在罗得岛，不仅没有在此后推动州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司法复审，而且司法分支还是在立法分支的掌控之中，不顾改革者们持续的抗议，还是由“多数”来年年选出法官。直到“特莱维特诉威顿”案件过去57年之后的1843年，罗得岛有了成文宪法，年年选法官的状态才终结，但议会干预司法的情况仍然存在。直到1856年罗得岛的最高法院，才从立法机构的手心中真正挣脱出来。那已经是“特莱维特诉威顿”一案70年之后了。

“特莱维特诉威顿”一案的第二年夏天，就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罗得岛议会拒绝参加。宪法在费城制宪会议被通过以后，要求各州通过。罗得岛整整三年拒绝通过宪法，拒绝参加联邦。当罗得岛终于在1790年通过美国宪法的时候，它已是美国最初13个州中间最后一个正式进入联邦的。回想起它当年第一个起来反抗英国的光荣历史，人们总是说，罗得岛是“第一个参战，最后一个得到安宁”。

1786年的整个罗得岛事件，对于美国的建国者们来说，最触目不是民众在金融知识上的无知（在其他个别州，也有过短暂的滥发纸币的现象），而是整个过程中，立法分支仗着民意的蛮横。它使得美国在一开始就对“多数的暴政”保持警惕。

这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前夜。虽然罗得岛拒绝参加制宪会议，范努将军却非常希望，不仅他的思想对家乡的改变可以产生影响，更能够为当时的建国者们提供参考。他把自己在“特莱维特诉威顿”一案中的辩护状，加上此后法官们在罗得岛议会的自辩，编辑成一本小册子，特地在制宪会议各地代表们进入费城的时候，在费城报纸上刊登出售小册子的广告。虽然在当时的13个州里，罗得岛是一个异数，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外，可是，如范努将军所愿，从这一事件中所引出的种种问题，对这些问题引发的争论，给正在准备中的费城制宪会议、给即将新生的宪法、给即将组成的联邦政府、给美国的建国者们对政府各个分支之间关系的考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它甚至也影响了一些细节的斟酌。例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终身制就出于这样的考虑。

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也就是“权利法案”中，陪审团制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1803年，当马歇尔大法官在“马布利对麦迪逊”案子中，历史性地确定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原则时，清楚地重申，立法分支的立法，并不是权力无限的。在这个时候，虽然美国已经有了成文宪法，可是，美国仍然是一个成文法和普通法结合的、普通法法系的国家。

“权利法案”第九条指出，“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者轻视人民所拥有的其他权利”。因为在普通法法系下，这些权利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必细细一一列出。

从此，在美国联邦的层面，判定立法机构是否越界立法，是否侵犯了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是独立的司法分支的权力。

好了，这就是罗得岛的故事。下次再回到我们制宪会议的费城去。

祝 好！

林达

7. 难以调解的矛盾

卢兄：

谢谢你来信说喜欢罗得岛的故事。你说对费城会议上代表们对“民众”的讨论很有兴趣。是的，这个讨论几乎贯穿会议始终。

读着费城会议的辩论记录，你会发现，他们很自觉地在构筑世界上第一个大共和国，民众的长远利益，是最基本的出发点。读着他们的辩论，常常可以看到大段大段的、完全站在民众立场上的精彩“民主言论”。例如，在讨论立法机构“议会”的时候，有着典型国家主义观点的詹姆斯·威尔逊一边坚持要有一个强势政府，一边表示，这个政府的权力“直接来自一切权力的最终法源——人民”。他说，“政府不但应该拥有一般人民授予的权力，而且应该拥有一般人民的想法和愿望。国家的立法机构就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说，在现有的邦联体制下，大陆议会代表的是各州，而不是人民。未来共和国的体制完全不一样，它代表的是人民，因此，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一个真正的共和政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代表们必须和他们的选民看法一致，以人民的想法为想法，以人民的愿望为愿望。……天下没有一种政府是绝对完美无缺的，若要成立一个共和政府，选举多少会有一些弊病，这是无法避免的”。

麦迪逊表示，立法机构里至少有一院，称为下议院或众议院，应该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这是自由政府体制里最明显不过的道理”。

这些话，在今天，我们已经听到千千万万个人在重复。可是，看着费城会议代表的言论，感觉却非常不一样。

当然，人人都会注意到两百多年的时间差距，可是，即使在那个时代，欧洲学者们也已经多次阐述过类似的思想。让我感觉特别的，是他们辩论的氛围。他们在表达的时候，立足点不是在证明自己的思维能力、显示自己立场的正确，而是在一个非常实际的社会管理问题面前，试图理清思路，现实感很强。那不是夸夸其谈，他们谈的是一个马上就要投入运作、必须具有操作性的“实体”。这是他们发言的背景。

因此，他们为每一条规则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是在强烈意识到“民智尚未完全开启”、“暴民政治可能形成”的前提之下，发表的“民主言论”。又是在清醒评论政府和民众双重危险性的前提下，坚持共和原则的。费城会议的言论氛围没有一点虚饰的成分，在发言维护民众利益的时候，在强烈批评过激民主的时候，他们都是自然的。读来的感觉，那是一个敬业的、也十分职业化的工作状态。

所以，一方面，他们坚持那个时代政治家的概念，共和国的国会是主权所有者，是权力中心。他们同意国会两院里至少有一院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相信“社会人”有这样的能力，管理好自己。这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那么落后的乡土。在最早开发的马萨诸塞州，有些地方选州议员，还在用玉米粒、黄豆计数。约翰·亚当斯却说过，这有什么关系，民众要是愿意，用死鳕鱼计数也没关系。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清楚，大量底层民众还在认为，“自由”就是可以无法无天了。

同一个约翰·亚当斯，1775年也曾在费城开会，那是13州商定独立的大事，当时自由是他们心中的大旗。在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一个熟人，那人显然已经得到北美殖民地要宣布独立的消息，激动地感激着亚当斯，对起义倍加赞赏，他说，你们可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从今往后，我们就可以再也不要什么法院了！这是很典型的民众对自由的理解，令原来兴致勃勃的亚当斯，如同被浇了一瓢冷水，情绪大受打击。

因此，那时的政治精英们也设想了和民众拉开距离的方式。和众议院平衡的另一头，就是国会的另一院参议院。

这是一个大国。虽然美国有过州的共和实践，可是，在他们之前，还不曾有过在美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的大国里实现共和制度的先例。麦迪逊曾得出自己的结论：幅员广袤的大国，也许更适合共和体制。他认为，正因为大，正因为辽阔，正因为分散，就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互相制约，正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政府存在的条件。参议院对众议院的平衡，也部分来自不同利益平衡的思路。

对于议会的设想，也有人提出基本维持“大陆议会”的现状。

在后来的6月15日，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曾在大会上长篇发言，提出一个整体新方案，就是“新泽西方案”。这个方案描绘的构想是这样的：权力主要在国家立法机构，立法机构由一院构成，实行一州一票的原则。这和现有的大陆议会相同。不同的是，成立一个由立法机构选出的行政委员会。各州州长的多数有权免除行政委员会的成员。由行政委员会任命一个最高法院，专事弹劾联邦政府官员，审理涉外案件和涉及赋税的争议。

对于议会，这是一个一院制方案。

参众两院平衡的构想，不是他们的创造。那又是来自英国的议会传统。英国国会实行两院制已经几百年了。当初北美各殖民地设立立法机构，也就仿照英国国会，除宾夕法尼亚外，采用的都是两院制。后来独立以后，体制依然在延续。领导独立的大陆议会，是在战前匆忙建立起来的政府，相对给人一种特别简陋的感觉，与其说是一院制，还不如说它就是各州派出代表的临时办事机构。因为“大陆议会”除了叫做“议会”的这“一院”，别的什么也没有。

两院制的逻辑是，下院是平民代表，容易短视和情绪化，而上院由比较冷静、智慧、有经验的精英组成，这样形成对下院的一种制约。尤其是在经历过谢思暴动之后，代表们更感觉到这种制约的必要。相比之下，新泽西方案漏洞比较多。

两院制尽管有立法权力的两部分相互制约的优点，但并不是所有代表都喜欢这样的设置。反对设置两院的代表，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来源。

一种是州权主义者，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把一个如同办事机构一般简易的“大陆议会”，一下子扩大，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他们不希望“国与国之间的松散联合”，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整体的美国”。他们担心州的主权受到伤害，认为未来国家还是应该“强州弱联盟”，主权在州。也就是希望费城会议只是把原来的邦联“办事机构”增强一些，但性质不变。

另一种是代表们中的民主激进者，如詹姆斯·威尔逊，他认为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立法议会就应该完全像英国下议院一样，由民众代表组成，根本就不应该让少数精英、元老来制约人民的意愿，不管他们多么智慧，多么有经验。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违背民主原则了。

可是，这两头是少数。极端州权主义和激进民主观念，在费城会议上都不是主流，占主导的是保守的国家主义，他们的观点是我们既然联合了，就是一个真正的、叫做美国的国家，既要为它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也要对各种权力做出平衡和制约。通过对“弗吉尼亚方案”的辩论，大多数人赞同了两院互相制约的思路。他们赞同这个方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是两院制在英国和各州实行的良好经验。

6月19日，全体委员会对“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方案的取舍进行了表决，结果新泽西方案被放弃了。

会议通过了第一院由民众普选产生的方案。对第二院则提出了四种方案：参院由众议院推选，由国家元首选派，由人民选举，或者由州议会派出。

当时考虑到美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土地和商业利益各有差异，不同地方的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如果由民众直接选出，那么参、众两院就将一样，由人民中的多数派占主体。这样，民众少数的利益就会受到压制，不能平衡众议院中由民众多数利益占上风导致的压迫。所以，它的产生方式应该不同于众议院，最后，会议决定由各州立法议会派出。

要选举，就要讨论选举权，假如说政府权力的来源是人民，那么，“什么是人民”？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关于选举权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选举权的人是那些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财产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权利和责任相联系，“有恒产者有恒心”，能够信任的，让他对国家政策、社会管理有投票权的，必须是有责任心的人。

难以调解的矛盾因此，在当时美国的大多数的州宪法里，也都规定选民必须是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例如，当时的纽约州州宪法规定至少拥有20镑，马萨诸塞州则规定60镑。对这一点，我常常看到人们误解，认为这样必定是一个富人在作决定的国家。其实不然。

举个例子吧，在1776年，弗吉尼亚宪法规定，成为选举人的条件是：精神健全，成年男子，持有1/4英亩的城镇土地，或者持有25英亩的乡村土地。25英亩，150中国亩呢！参选的还不都是地主啊？可是，看一下当时的美国历史背景，就会明白并非如此。例如，身为弗吉尼亚公民的华盛顿将军，在17岁那年，做了一年的土地测量员，一年工资攒下的钱，就已经足以买下了一个大片土地的牧场了。可见，对选民的所谓财产要求，远不是什么苛求。美国土地之易得，是当时吸引大批欧洲移民来美国的原因。

在制宪会议的100年后，“无偿获得土地”仍然是美洲在欧洲最有力的广告。在19世纪，佐治亚州仍然用摇大木桶抽签的方式，给居民分配大量土地。在西部开发地区里无偿土地分配的时间更长。前几年由两大明星主演的故事片《远方》，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真实情景——1889年4月22日那天，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小镇举行的跑马占地。影片讲述的移民故事，几乎是每个移民艰辛经历的缩影。正因为有这样的艰辛垫底，最后那奔向土地的激情，才显得如此动人。影片在主人公获得土地的一瞬间结束，可是，我们可以想像，他们此后将以怎样的热情为自己劳动，打出自己的粮食，盖个小屋，这就是他们的“美国梦”。在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心中，这些辛勤的劳动者，就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他们就是最理想的“人民”。直至今天，“辛勤劳动者”(hard working people），依然是一般美国人对人的最高评价之一。

当时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大乡村，地多人少，大部分人务农为生，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未开发国家。在这里，垦殖受到鼓励，只要肯做，不愁无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中，真正没有土地的是少数人。这是大多数美国平民令前来旅行的欧洲人感慨的原因：新大陆的人对生活充满自信。这也是人们多半不信任那些绝对无土地和无财产者的原因，因为得到土地太容易。他们依据经验认为：没有土地多半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标志，还是缓一缓再把他们引入政治吧。

顺便向你提一下，那个时候的妇女，大多早早结婚生子。当时的人也很难想像，一个家庭主妇，会和丈夫有什么不同的“政治倾向”。所以，妇女没有选举权，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联邦制政府究竟要不要像州宪法一样，对选举权做出财产规定呢？从制宪会议的讨论可以看到，他们只是想建立“负责任”的政府，而并不是想建立“富人政府”。因此，大会的最后决议，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由各州根据情况自行规定。他们预留这个空间，是预期到随着民众水平的提高，这些限制会被逐步取消。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州一级，已经在逐步这样走，如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新罕布什尔州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取消选举权的财产条件了。

参众两院的产生方法和选举权定下来以后，大会终于开始涉及国会和州议会的关系。它的要害是，如果州议会的立法和国会的立法冲突，国会有没有对州议会立法的否决权。

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而同时又为民众大声疾呼的詹姆斯·威尔逊，是坚决主张国会否决权的。他说，联邦自由权对各州来说，就像公民自由权对个人一样。大自然里未开化的野蛮人，要组成社会，取得作为公民的自由，向文明迈进，他们就首先得放弃个人在自然界的自主权，把自主权力委托给社会。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这样，各州就还是自行其是，各有野心和猜忌，国家最终就还是支离破碎的。

就在这时，小州特拉华的代表起来说话了：如果国会有否决权，那就应该保证小州和大州平等地在国会里拥有同样的席位，否则，小州就太容易给吃掉了。

会议开始时暂时避开的大州和小州的矛盾，终于又一次浮出水面。特拉华和新泽西等小州表示，不管国会采用什么形式，他们决不会同意国会采取人口比例代表制。如果非要这样定，特拉华州代表就将不得不退出会议。这个问题使会议又一次面临散伙。

僵局很难打开。你只要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去想，都是有理的。

这种矛盾无法化解的状态，是费城会议最微妙的时候。在这湿热的夏天，这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倾听和辩论，在似乎没有出路的问题上找出路，坚持着，却没有散伙，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坚持有种种原因：华盛顿将军始终如一，天天准时出席，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力保持现场的气氛，是一个重要原因。81岁的富兰克林几次发言，劝诫代表，也在关键时刻起疏导和缓解的作用。会议的议事规则也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规则使得会议的走向有尽可能大的拐弯空间，尽可能避免毁灭性的“撞车”。但是，最终还必须有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指点了一条出路。

谢尔曼66岁了，属于代表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智者型人物。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上，谢尔曼起的作用和他留给后世的名声很不相称。现在，人们很少还记得他、提到他。只是在康涅狄格州的西部边境上，还有一个小镇以他命名。而他在当时的作用，就像华盛顿将军一样，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罗杰·谢尔曼是惟一签署了建国时期所有重要文件的人：他签署了1774年北美殖民地表明反抗英国的宣言和决议案，同年还签署了抵制英国产品的联盟；他签署了1776年着名的《独立宣言》，是这个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起草《邦联条款》的委员会成员，签署了《邦联条款》。他参加了第一和第二届大陆议会，这两届议会组织了美国革命，发动了独立战争。

谢尔曼的出身背景和弗吉尼亚的政治精英有所不同。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业小镇上，父亲拥有73英亩土地，是当时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夫。他后来搬到相邻的康涅狄格州。从现代民主的观念来看，殖民时代的北方新英格兰各州，比如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要比南方殖民地更民主一些，英国王室让它们拥有更多的自治。这种传统可能和《五月花号公约》的历史背景有某种渊源。

谢尔曼年轻时做过各种工作，还在耶鲁大学开过餐馆和书店，后来成为律师、法官，直至升任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是他和其他政治精英不一样的是，他长期依靠担任公职的薪水来生活。这是因为，康涅狄格和其他大部分州不一样，在那里担任公职有报酬。他是那个时代十分罕见、历史上记载的惟一的全日制政治家。从他担任公职到72岁去世，一天也没有中断。

一个长期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必然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能够很好地控制和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懂得怎样引导旁人随他一起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可能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让旁人和他一起达到这个目标。虽然他的一口北方话，在当时南方弗吉尼亚人占主导的美国政治精英圈子里，显得土头土脑。而且，他说起话来也不像弗吉尼亚人那样引经据典、文采飞扬。可他总是有很强的说服力。连托马斯·杰佛逊都很佩服他，说这老先生从没说过一句蠢话。在政界小圈子里，大家传诵着他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告诫从政的同僚：“如果你是少数，多多发表意见；如果你是多数，专心投票即可。”

很自然，这样务实的人必然是现实主义者，是注重经验的，而且是顽强的。他习惯于政治生活中的歧见纷纭，他也明白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互相说服；达成一致方为政治成果。他认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政治也需要想像力。对他来说，政治冲突中的商讨、妥协让步，都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和平地达到一致。

对谢尔曼来说，正在讨论的问题是老问题了，早在1776年大陆议会讨论邦联条款的时候，代表们就已经为“比例代表制”还是“相等代表制”，争得不可开交。局面也是差不多，以大州小州分野，相持不下。当时，谢尔曼提出过这样的出路：代表人数按人口比例，但每个提案需通过两次，一次是以州为单位投票，多数州同意算通过，另一次是代表们个人投票，多数人同意方通过。这样，前面一次代表州，大小州相等；后面一次代表人民。不管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如何，它在1776年也显得太不平常，因为那时的人一心联合13个殖民地揭竿起义，走向独立，要紧的是所有州的参加。很少有人有“闲情逸致”做这样的“制度设计”。

大陆议会最终采用的是一州一票制，随即匆匆走向独立战争，谁也没有对“谢尔曼方案”多加注意。现在回头看，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谢尔曼，在解决政治分歧时，提出的妥协案真是很富于想像力。

11年过去了，大州小州在未来国会两院的代表制问题上相持不下、找不到出路时，谢尔曼又显示出他独特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他建议：作为第一院的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定席位；作为第二院的参议院，不论大州小州，每州一席。大家各让一步，路就可以走下去了。

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谢尔曼提出的这个方案，史称“康涅狄格妥协案”。

康涅狄格是小州。所以，其实是小州开始让步。但是，大州对此不感兴趣。当然，大州首先是考虑未来的利益，可对于弗吉尼亚州的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逊来说，比例代表制不仅涉及大州的权益，更是权力归宿的原则问题。比例代表制表达的原则是，权力是来源于人民；而平等代表制则象征着，国家权力来源于州，是州转让给国家的。他们认为，坚持比例代表制，就是在坚持共和制的原则。所以，书生气十足的麦迪逊，坚持不要采用谢尔曼妥协案，坚持两院都采用比例代表制，并要求全体委员会表决。

美国13个州，出席费城会议的只有11个州。罗得岛拒绝出席，新罕布什尔州的代表由于旅费没有解决，尚未抵达。会场上，真正的大州只有三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那显然是少数，肯定要输，麦迪逊为什么要求表决呢？

原来，当时南方的三个蓄奴州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人口虽少，但地域广大，自认“人口前景”辉煌。相信未来会有大量移民迁入，可望迅速升格成为大州。同时，他们还担心北方小州们结成的联盟过于强大，会干涉南方的奴隶制。所以，干脆站在大州一边。麦迪逊算到三个大州和三个南方州联盟，就达到六票，可以成为会议上的多数。果然，全体委员会表决结果，他们以6∶5占多数。

这一结果是小州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们威胁说，如果大州一意孤行，小州就只能退出合众国。

之所以合众国的代表们在费城聚会，之所以坚持不散伙，一个最重要原因，还是这些各州的精英代表们坚信，这样的联合对各州民众都是有利的，这是一个互利的联合。这和今天的欧盟要联合的道理是一样的。

大州派或许更认为，小州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生存，要依靠相邻大州的市场和运输线，特别是港口。比如特拉华州，在经济上紧密依靠宾夕法尼亚州，它除了和宾夕法尼亚州一起加入合众国，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大州期待着小州为经济条件所迫，做出更大的让步。可是，也有几个小州在经济上完全可以独立。纽约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都有自己的港口。再说，彻底的比例代表制即使在会议上被小州代表接受，他们回去也很难通过“人民批准”这一关。

分裂似乎已经形成。这时候，会议制定的全体委员会的形式，开始起作用：刚才的表决，只是“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出的“建议案”，并不强制生效。即使是大会通过，根据会议规则，代表还可以改变主意，而不必提供任何理由。只要有异议，就可以重新表决，甚至反复表决。

规则上的回旋余地，起了巨大的作用。会议有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却没有硬性界限，也就不容易出现刚性断裂。他们遵从如游戏般的规定，同一班人马，一本正经地从“全体委员会”会议，又转入了“全体大会”的辩论。这时，新泽西州代表威廉·帕特森向大会要求休会。小州需要一点时间，商量对策。

当时的纽约州比较特殊，论人口它还是小州，它派出的主要代表却是比较激进的国家主义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和本州的代表意见不合，并不积极参与他们的会后活动。

小州联盟在北方，只有马里兰州和南方相连，处南北之间。有趣的是，大多数小州代表是国家主义者，倒并不主张保留太多的州的“主权”，而是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保护小州的权益。可是，如果这个国家政府是大州占压倒地位，大州说了算，小州岂不是希望落空。这样的国家政府对他们还有什么意义？

这和平民需要一个有管理的社会、要一个政府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利益诉求。个人在人群中非常弱小，可能被强者吃掉。他因此需要一个社会保护层，有法律抵挡强人，有地方可以申诉，有政府力量的保护，如同在身上加一个保护性的外壳。因此，人的联合、政府组织自然形成。可假如政府非但不提供保护，反而迫害平民，老百姓难道是疯了会喜欢要一个如此“政府”？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小州代表的主要活动家，除了特拉华州的约翰·狄肯森，其余三位：新泽西州的帕特森、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的谢尔曼和马里兰州的路德·马丁，都是小镇上成长起来的，都出身于农夫或者小店主家庭，是底层出来的平民政治家。而其他代表，尤其是大州的代表，则几乎都是出身于富有的地方士绅家庭，有着不同的心态。

经过一段搁置，也经过再三争辩之后，罗杰·谢尔曼再一次提出了他的妥协方案：第一院采用比例代表制，第二院采用相等代表制。

大州再次反对。

小州代表已经表明：他们能接受第一院采用比例代表制，同意退让一步。也就是说，一半的妥协已经达到了，但也表示，他们决不会在第二院做出同样的让步。他们已经退到了底线。

同时，以马里兰州的路德·马丁为代表的州权主义者，也在大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对他们来说，州是各人的国家，主权属于州，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州。各国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对他来说，人生而平等就体现在大州小州是平等的，只有州与州平等了，人与人才平等。尽管这些小州代表也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级政府，但是他们认为这一政府是主权在各州的联邦。想想今天的欧盟，也许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联邦主义者。

1787年6月底，费城会议辩论表决来回折腾，越过了一个又一个严重分歧，最后终于在立法国会第二院的代表制问题上相持不下，而且也无可回避了。看上去还是大州和南方的联盟占了多数，但是小州们已经明确表态，如果再要他们退让，就只能退出会场了。

制宪分裂在即。

这时候，平时由于年老体衰而很少即席发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要求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他似乎怀着伤感说，我们这几个星期的讨论，几乎每一件事情意见都不一样，只要有人提出什么，一定有人反对。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人类的理解力是多么有限。我们是多么缺乏政治智慧。我们在此寻找：我们回溯到古代历史中去寻找合适的共和国体制，它们各有缺陷，都不复存在；我们也在欧洲现有的国家体制中寻找，却没有一个能适合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大会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想要找到政治上的真理。可是，即使真理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没有能力辨别，不知道真理是怎么来到的。

然后，富兰克林带大家回忆，当年决定对英开战的时候，那是多么令人惶恐的时刻。也是在这间会议厅里，大家祈求上帝保佑。富兰克林说：“我们的祷告，主席先生，上帝听到了。上帝仁慈地回答了我们的祈求。投身于这场斗争的我们所有人，一定都注意到至高的上帝在护卫着我们。……主席先生，我已经活了很长时间，我活得越长，越相信这个真理：上帝掌管着人间的事务。”

他接着说：“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还相信，没有上帝的赞同，我们此刻在从事的政治建设，结果不会比巴比伦塔的建设者好到哪儿去。我们将为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我们的计划将失败，我们将成为后世的笑柄和耻辱。更糟糕的是，从我们这不幸的先例开始，人类将绝望，将不再试图用人的智慧来建立政府，而把政府的建立交给机缘、战争和征服。”

他再次提议，请一位牧师来，每天早晨带领与会代表祷告，祈求上帝保佑和祝福。富兰克林想唤醒代表们的谦卑之心，以此避免会议的瓦解。富兰克林提议后，希望妥协的罗杰·谢尔曼立即附议赞成，但是汉密尔顿和其他几位代表担心，请牧师带领祈祷，会让外界猜测会议的分裂，民众的不安将使得会议更加困难。而威尔逊再次指出，会议没有这笔经费。

眼看就要表决了，小州代表们破釜沉舟，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大州把比例代表制强加给第二院，他们就只能退出会议，小州就随之退出合众国。

这也是合众国即将面临分裂瓦解的一刻。

接下来，似乎在回应着富兰克林对上帝的呼唤，发生了几件很巧合的小事，却间接地影响了重大的结局。

今天晚了，下次再给你写吧。

祝 好！

林达

8. 伟大的妥协

卢兄：

上次我们聊到费城会议最大的僵局，就是未来国会的代表产生方式。

小州希望，参众两院都采用以州为单位的等额代表制；大州则要按照人口比例推选代表。谢尔曼提出的妥协则是：众院比例代表制，参院等额代表制。小州退一步，同意了。大州却不肯退让。而如果大州观点占上风，小州就没有别的路走，必然退出会议，从而造成分裂局面。

正当会议僵在那里的时候，有三个南方来的代表，相约搭一辆马车，匆匆离开费城去了纽约。他们三个的名字都叫威廉。佐治亚州的威廉·皮尔斯、威廉·费乌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布拉特，这三位威廉在会上都不很活跃，很少发言，看上去，少了他们也无关紧要。他们都是本州里派在大陆议会的议员。大陆议会此刻还在纽约市办公。这时，大陆议会有一件事需要表决，在这三位威廉看来，这项表决也很重要。所以，他们临时离开费城，去纽约尽自己的职责。这样，南方州佐治亚的四位代表，只剩下了一半。

还有一个人的表现也很值得玩味。他是马里兰州的代表杰尼弗。杰尼弗出身望族，家境富有，和乔治·华盛顿将军有多年的友谊，在马里兰州和大陆议会都从政很多年。他是会议上年龄仅次于富兰克林和谢尔曼的人。他算是国家主义者，接近大州观点。马里兰州的另一位代表，路德·马丁，是激进州权主义者。他们两人在投票的时候，经常意见相左。从而，使得马里兰州的投票，因内部分歧，投票一正一反，常常作废。

7月2日，全体委员会再次表决。在这当口，杰尼弗没有出现，不知去向。赞成参院等额代表制的投票，大致是可以预料的，提出妥协案的康涅狄格州，当然赞成，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三个小州赞成，这是四票。刚才说了，马里兰州两个代表经常持相反意见，可是这天，既然杰尼弗意外地缺席，马里兰州的一票，就由路德·马丁做主了，他自然投票赞成。这样，赞成票已经达到五票。

有意思的是，杰尼弗竟然在投票表决这样重要的时刻缺席，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人们都推测，他是故意的。根据记录，杰尼弗在会议上的出席率非常高，很少请假。而且，那天投票一结束，他又突然出现了，若无其事地悠悠步入会场，继续开会。他虽然是小州代表，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却倾向于比例代表制。在这一时刻，看来他是决定用这种方式做出退让，他让路德·马丁一个人为马里兰州投下赞成的一票，从而为挽救会议免于瓦解，增加了关键的一票。

可是，这还不够。

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是大州，当然投反对票。北卡和南卡这两个南方州，加入大州联盟，也投票反对。这样，反对的也是五票。剩下的是当时最落后、最南方的佐治亚州。原来达不成妥协，原因就是佐治亚州也是和大州站在一起的。现在的局面，就看佐治亚州的了。可是这却令人不敢乐观。

佐治亚州是四个代表。由于两位威廉前一天赶往纽约，就只剩下两个代表。其中之一，又是一个威廉，叫威廉·休士顿，他出身南方望族，取大州观点，反对参院的相等代表制的。另外一位代表，叫亚伯拉翰·鲍德温。鲍德温是个很特别的南方人。他出生在北方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的铁匠家。在耶鲁大学毕业后，他迁移到南方的佐治亚州，因为他认为，在落后地方，就像鹤立鸡群，发展机会兴许就会更多。就像后来的克林顿总统，在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不去首都华盛顿这样的热闹地方谋职，却回到落后的家乡阿肯色州，马上就脱颖而出，道理是一样的。鲍德温在佐治亚州从政的时候，他的教育背景确实使他胜人一筹。在佐治亚州的四人代表团中，他还是领头的。

作为佐治亚州的代表，鲍德温不仅理解大州的观点，他更了解，偏远的佐治亚州地处最南面，最需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的保护。当时佐治亚州的土地往西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包括现在的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一部分的佛罗里达州，它和法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接壤。他知道，不妥协，小州可能真的就要退出，合众国就要分裂瓦解。而孤立无援的佐治亚州，一旦外强压境，末日很快就要来临。另一方面，康涅狄格是鲍德温的家乡，他和提出妥协方案的谢尔曼是老乡。在南方人中，他更理解谢尔曼提出的妥协案。他懂得，参议院采用什么代表制固然重要，但是避免小州退出会议，避免会议流产、合众国分裂，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本州两名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他的立场就可能是一个“作为”了。他决定一反原来佐治亚州的立场，投票支持参议院的相等代表制。这样，佐治亚州在场的两个代表意见相左，此票作废。全体委员会的表决结果，5∶5，持平。

这一结果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和吃惊，全场一片紧张的沉默。所有的人都看到，僵局出现了松动的可能。杰尼弗、鲍德温做出了他们的努力，现在，继续谈判的机会出现了。有人随之提出，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在每州代表团里选一人组成，让这个委员会就此谈出一个方案来。

最为震惊的是詹姆斯·麦迪逊。他费了极大的努力促成这次会议，费了极大努力促成弗吉尼亚方案，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要达成比例代表制。他认为眼看着就要达到目标了。可是，现在他知道，这个新的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肯定要修改他原来坚持的参院比例代表制。

你已经看到了，僵局开始有了松动、扭转的契机，这似乎是一系列巧合造成的。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思维会钻入死胡同，会不由自主地意气用事、固执己见，不肯退后一步、换个角度看看。可是，僵局一旦打破，就有一种思维退出死胡同的感觉。突然间，大家都想抓住这个机会，避免会议瓦解。

成立新委员会的动议以10∶1通过。大会开始挑选新委员会的成员。结果，大会挑选出来的人，都是持比较中庸立场的，里面没有一个是比例代表制的领袖人物。很明显，这就是此刻与会者们的内心倾向，他们突然都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会议和合众国，因此会议不能流产、散伙。

乔治·梅森这时写信回家说：人民在期待这个会议，“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别让他们失望，建立起一个贤能公正的政府”。他写道：“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是出钱来叫我开这个会，每天给我1000镑我也不干。当年跟英国造反，建立新政府，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事情相比，已经算不得什么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兴奋着，激励着人心。我们现在却要完全靠沉着冷静的理性，来思考这个政府体制会对那些甚至尚未出生的人的幸福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责任，真正是艰巨得无法测量。”

7月5日，新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交了他们的建议案。这个建议案和谢尔曼妥协案一模一样：众议院采用比例代表制，参议院采用相等代表制。作为对大州的补偿，这个建议案还提出，涉及赋税和支出的法案，必须由众议院提出。这样，从理论上来说，就避免了小州联合起来侵犯大州利益的情况。

看上去，这一妥协案将是会议必定要接受的方案了。但是，大会还是又辩论了十天。在辩论中，有代表说出了大家心里担忧的东西：合众国一旦分裂，未来州际矛盾甚至可能走到流血冲突的一步，结果必然是强者压倒弱者，而暴力之后必然会引出绞刑架。到了那一步，在混乱之中专制暴君可能随之出现。这是在世界上一再出现的景象：分裂造成流血，混乱呼唤专制强权。是否能避免重复这种结局的路径，全在他们自己手里了。

7月16日，星期一，全体大会对新委员会的建议案表决，关键是在参议院是否采用一州一票的等额代表制。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有人开始倾向妥协，以致造成内部意见分歧，不能投出有效票。纽约州代表回纽约去了，等于弃权。而这两个州，又正好是一大州、一小州。从原来的局势看，并不造成平衡的倾斜。

直至投票结果出来，剩余九票，5∶4通过了妥协案。也就是说，大州终于吞下他们的骄傲，也退了一步。

几天以后的7月23日，大会决定，在参议院里，每州可以有两个代表，两个代表可以分别投票表决。这样，一州的两个代表就有可能投下不同的票，这实际上也降低了州权在国会参议院里的分量。

7月17日，费城会议正式接受了一个多月前谢尔曼提出的康涅狄格妥协案，解决了未来国会两院的组成、选举办法和代表制。这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这是费城制宪会议最重要的一天，是一个转折点——会议终于解决了最棘手的僵局，大州和小州达成了妥协。

会议并没有结束，按照会议规则，大州仍然可以随时要求重新辩论和表决。可是，这个结果本身，已经是充分辩论和思考的结果。在决议出来之后，大家也都理解了它合理的地方，直至会议结束，没有人再提出异议。

在今天看来，也许，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美国的年轻人，对他们两百多年前的前辈，在费城会议上的内心挣扎，甚至会感到不解。因为，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直至今天，美国发生过许多大的冲突，比如南方和北方的冲突，废奴主义者和蓄奴主义者的冲突，种族冲突，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冲突，富有的财团和贫穷民众的冲突，如此等等。可是，偏偏从来没有出现过曾令他们如此担心的大州和小州的利益冲突。它，从来就没有发生。

美国人几近虔诚地把这次的妥协称作“伟大的妥协”，一代代地作为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历史上“妥协”的意思，往往是强势的一方，迫使对方让步，这种妥协更有“就范”的意味。而在1787年夏天的费城，美国的建国者让自己、也让后人看到，政治是可以这样来达成妥协的。在对美国孩子的教育中凸现这个“伟大的妥协”，是期待后代的美国人，都能够重视并学会以这样的智慧，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利益之争。也就是说，这是民主性格的培养。

此后，美国人的政治生活逐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他们认识到，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往往是天然地相互冲突的，所以要让大家在国会都有自己的代表，把各自的要求讲出来，公开地争辩、讨论，最后，各方退让、妥协、达成协议——因为整个社会的成功，还是依赖于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合作的。

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对自己的变化都感到吃惊。回望会议的一个多月，他们都发现，当他们来开会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妥协方案。为了这个方案，他们每个人都放弃了很多自己原来主张的东西，现在却理解，这样的放弃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仅他们制度设计的思路，就是他们本身的行为模式，也成了这个会议的一个果实。

1787年7月17日，是一个平淡的日子，却也是美国历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天。费城制宪会议达成了“伟大的妥协”。不知你是否理解，这不仅是国会的一个选举产生方式的认定，而是通过对联邦政府具体构成的讨论和认定，从这一天开始，各州代表认同了合众国的实质联合，认同了合众国的政府，认同了从此他们是美国人。

理解费城会议的关键，在于理解那是完全独立的13个“小国”的联合过程。它们曾因“独立诉求”而匆匆拉在一起，成为一个松散联盟。费城会议是真正下决心把它变成虽是联邦，但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所以，宪法按照国家的模式建构，此后的美国就向这个方向走。但距离成功，这段路途还是很遥远的。

这个过程确实困难。今天没有一个国际联盟，能逾越独立国家、独立主权的障碍。迄今为止，欧洲联盟是走得最远的，消除了边界，统一了货币，甚至酝酿出欧盟宪法。之所以这样做，是这些国家强烈意识到联合可以使大家得益。可是，你只要走进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马上就会知道，虽然在历史上，欧洲王室通过联姻，导致几个国家归一个国王管，那是常有的事，可要说大家变成一个“欧洲国”，至少是遥遥无期的。而几乎与这种状况相同的美国通过一个费城会议，居然做到了联合，这才是美国人认为费城会议是奇迹的真正原因。

理解这个关键，也是理解美国费城会议的一些重大争议、包括对奴隶制问题处理的钥匙。

这些小国家之间当年的差异，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大。我前面说过，由于陆路交通的困难，它们相互之间联系不多，而通过海路和欧洲的联系却更多。差别最明显的是在南北各州之间。在当时，对主权最敏感的，还是南方蓄奴州的代表，特别是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我曾经给你讲过美国种族问题历史的许多故事，所以你也知道，南北矛盾、蓄奴州和废奴州的矛盾，远在费城会议之前，就浮出水面了。

北方各州，宗教信仰渗透着社会生活的倾向，道德诉求比较强，强调自然法，强调人生而就有的天然权利；而南方以弗吉尼亚为典型，有悠久的法制传统，强调遵循普通法旧制，强调法律和秩序。虽然大家都务农，可南方和北方的农夫也不一样。北方全是小家庭耕作，更多的自然经济状态，生活首先强调自给自足，剩余的农产品才换成现钱；而南方是庄园经济，大规模生产单一的经济作物，比如水稻、烟草、靛蓝染料、木材等等，出口到欧洲。这些背景的不同，使得南北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的差别很大。

南方地大，气候更暖和，出产更丰富，庄园也更富有。尽管人口稀少，可是大家都预料将有大量移民前往南方，特别是它西面的大片“空地”，大家都看好南方各州未来的强大和后来居上。但是这种南方特有的庄园生活和美好前景，都依赖于一个条件：奴隶劳动。和北方不同，南方的宗教，几乎不对这种奴隶制度提出道德上的指责；南方的法律观念，是对秩序的强调，认为维持秩序，就是用制度和强力使得各个阶层“各就其位”。因此，南方不仅不会对奴隶制这种传统遗产提出疑问，而且在一些持极端观念的南方州，其法律之苛严和监狱的苦役及虐待的传统，也是作为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想都想不到的。虽然在奴隶制时代，但监狱里其实绝大多数是底层白人。至今在南方，还有相当多的人简单地认为，进监狱的坏人就是应该做点苦工、吃点苦头，否则怎么叫做惩罚和训诫，怎么维持他们最看重的“秩序”？

在那时，北方新英格兰地区，黑人只占人口的25%，而在南方则高达40%。就在费城会议的时代，南卡罗来纳州32个县中，有15个县的黑人人口高达70%。南方的庄园主，除了土地之外，要说有什么财产的话，就是拥有黑奴了。黑奴是南方庄园经济的命根子。美国南方气候炎热，在酷热下的沿海低地庄园里大规模种植水稻等农作物，是欧洲来的白人农工无法忍受和适应的，只能大量依靠黑奴。

如今，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的沿海平原地区，还有许多当年庄园的遗迹。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工作人员经常告诉我们，当年白人到了夏天就得搬到西面高地去，因为受不了低地的炎热潮湿和蚊虫肆虐。但是黑奴就被迫留下来照管水稻田。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得黑奴寿命大为缩短。可是，当时的南方庄园经济已经离不开奴隶劳动。所以，美国的历史课本上都说，是奴隶制定义了美国南方。可想而知，作为南方蓄奴州，特别是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当然决不愿在废奴问题上让步。

费城制宪会议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强制南方立即废奴。因为这是一个商讨联合成一个国家的会议，是共同协商、为这个国家建立政府的会议。也就是说，一个能够为美国各州建立共同法规的国会，还在纸上；一个执法的总统和他的内阁班子，还在纸上；一个能够对各州法律作是否违宪判定的最高法院，还在纸上。就连宪法本身，也还在纸上酝酿。也正因为是“民主商讨”，在这个费城会议上，根本没有一个超越各“小国”主权能力的主宰、制约力量。与会的代表都知道，这个力量，这个联邦政府，哪怕在纸上通过，要真正起作用，都还将历经多年的小心营造，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

许多美国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费城会议是一个制定管理方式的务实作业，几乎没有什么有关自然法的理论探讨和争论，很少涉及形而上的讨论。我觉得历史学家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代表们认为，合众国立国的形而上原则，在《独立宣言》中就已经基本解决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如兰道尔夫所说的，更适合学术界来做。而“我们的职责，是针对那些已知的权利，在它们经过社会生活的修改之后，并且和我们所谓的州权相互作用下，为它理出一个头绪来”。

当时，这些差异很大的小国家们，在商讨联合成一体的时候，相互的关系是平等的，北方代表们对他们不满的事情，可以表达，可以作道义谴责，却没有制约权。而兰道尔夫的话，其实是婉转道出了大家面对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暂时还无法理想化地、一步到位地实现自己追求的自然法原则。所谓“生活的修改”，就是历史的发展事实，所谓“州权的相互作用”，就是你不能在联合之始，一上来就完全废除原来的小国主权，也不能以人道为理由，立即掐断它久远以来传统的经济命脉。因为联邦当时没有一分钱，没有任何能力，去补偿南方中断原有生产方式会出现的经济灾难。兰道尔夫所谓的在这些前提下“理出一个头绪”，就是作为先进地区，只能面对不同国家历史的遗留现状，来探讨如何制定管理的构架，为理想的逐步实现，创造一个最大的可能。同时，也让落后地区有一个缓冲渐进的空间。废奴问题，就是如此。

奴隶制问题，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黑奴的进口问题，一部分是禁止奴隶身份，即占据黑人为财产的问题。

黑奴进口问题，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坚持不肯废除。这三个州庄园经济形态的现状，加上黑奴劳动寿命短，所以需要不断补充。早在1779年，即美国宣布独立，还在打独立战争的时候，除了这三个州以外，其他地方都已经立法禁止奴隶进口了。而在费城会议召开的时候，北方马萨诸塞州法庭已经判决废除奴隶制，北方其他各州正在陆续跟进。废除奴隶制在北方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可是对南方三州，当时能做的只能是给它们留出转弯的空间。最后费城会议达成的妥协是，给20年的余地，容许它们继续进口黑奴至1808年。同时把奴隶制的存废，留给各州自行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寄希望于由时代的进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两百年来，无数次地被历史学家和学校的学生们称之为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缺陷、一个污点。可是，当时的费城会议代表们确实并不认为，费城会议有权宣布当场废奴。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立法机构，他们只是在制宪。

谈到美国的建国历程，人们不会忘记，相对当时的欧洲国家，他们幸运的是没有根深蒂固的国王、贵族的旧制度负担。可是，通过美洲特有的奴隶制度，我们看到，他们同样从古老的历史中走出来，有属于他们的特定旧制度负担。而处理这样负面的历史遗产，其实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在1787年的条件下，费城会议只能够做到了这一步，以后的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过程，我以前已经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详细给你写过了。

我们也可以做个假设，假设费城会议强行宣布废奴，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就是导致南方三州立即退出联邦，同时，联邦还是没有能力迫使它们废奴。所以，除了会议有了一个更高的道德姿态，对南方奴隶制的触动来说，并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只能说，把南方三州纳入联邦，敦促南方的进步，是费城会议惟一能够采取的务实做法。

当费城会议讨论众议院比例代表制的时候，必不可免地要讨论怎样计算人口的问题。后来的宪法里，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一直沿用至今。普查产生的人口数，当然可以用来计算比例代表制下各州众议员的人数。可是，黑奴怎么算呢？黑奴要不要在普查中计入人口数？南方蓄奴州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矛盾的境地。尽管他们不给黑奴以平等的公民地位，但是他们不愿意在派出众议员的时候，黑人不计入人口数。黑人如果也计数的话，南方能派出的众议员不就更多了，在立法机构里的发言权不是更大了吗？而北方代表则主张，既然南方人不给黑人以公民地位，只是一种财产，那么也就不应计入人口数。

这个分歧，谢尔曼在提出妥协方案的时候，顺便提供了一种妥协：南方在人口普查中把黑人以3/5的比例计入。也就是说，计算人口以便算出众议员人数的时候，一个黑人折算成3/5个人。这一妥协案，几经讨论，反复了一个多月，在7月16日达成“伟大的妥协”以后才正式确认，写入宪法。史称“五分之三妥协”。正是这个妥协，换来了南方同意在1808年截止进口奴隶的时间表。

1787年7月17日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大家意识到，最危险、最困难的障碍，已经被他们越过了。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叫做“美国”的联邦国家，在世界上真正地诞生了。

当他们回过头来，重新再一轮讨论弗吉尼亚方案，讨论那些以前因畏难而搁置的议题时，心情却比以前轻松了。一个有实权的中央政府将要实实在在地开始行使它对美国的权力。他们此后开始讨论的问题，大多涉及新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主权关系和权力划分。

这些议题的讨论，在费城会议只能说是开了个头。你只要想想就会知道，一个原先习惯了一切自己做主的主权国，现在要让权出去，哪怕是部分地让中央政府决定命运，将是多么的不能放心。因此，这个问题和美国一起诞生和成长，也成为永久的学术研究课题和实践探索目标。直至今天，也没有完成。

好了，今天先写到这里，下次再写。

祝 好！

林达

9. 半神半人的会议

卢兄：

谢谢来信。你说，看完美国制宪会议的故事，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是电影里的历史剧，即便把镜头拉得很近，你能看到衣裳的褶皱和脸上的表情，却感觉他们依然离得很遥远。这四个月的争论，与其说像在“建立政府”，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讨论。可是，对他们来说，在争执的又是一个如此实际而紧迫的现实。虚实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你说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整齐”，虽然风格、观点各不相同，可是，在更深入内在的层面上，又相互默契。

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制宪会议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绝不亚于独立本身。所以，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费城会议作过很多研究。研究的主要资料是与会者的个人背景，以及他们在会议前后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特别是华盛顿将军、詹姆斯·麦迪逊、富兰克林、詹姆斯·威尔逊、罗杰·谢尔曼等等在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士的文字记录。对会议本身的研究，主要的依据是麦迪逊所做的详细笔记，还有其他几位代表的简要笔记。

大多数人所持的主流观点，其实就是依据事实和常识，做出最简单直观的描述和结论。反而是一些非主流的看法，看上去更“高深”一点。

例如，上世纪初，正当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各种诉诸“理性”的思潮流行。1913年，美国着名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出版了《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美国宪法，特别是解释费城会议上代表们的行为。他考察了1787年的美国经济结构，然后列举了制宪会议代表们个人的财产和经济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制宪会议代表通过美国宪法的制定，可以获得个人经济上的利益，成为不同程度的经济上的受益人；因此，费城制宪会议的妥协，是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

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相似的地方。尽管比尔德否认他的研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坚称他依据的是麦迪逊的政治学思想。他的结论受到后来左翼思潮的推崇。我后来看到过一些类似说法：主要是与会者大多拥有土地，一个稳定的政府导致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对他们以后从事的土地投机事业有好处。这些隐藏的“意图”，在整个辩论过程中看不出来，只是一种猜测的可能。可是，你无法打消这一类猜测：代表们心里没说出来的念头，是在惦着他的土地买卖呢。

我觉得这样的猜测完全可以。可是，我们依据经验也发现，政治人物寻求个人经济利益，常常是用另一种更聪明的办法：他们可以安排席位，垄断国家权力，运用权力会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个人利益来。而

Chapter_27

费城会议的代表们，事实上又在建立一个对私人占有权力最不利的制度。在他们制宪的时候，他们确实在竭力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但却没有给个人利用权力留下制度的漏洞。从政，是他们未来生涯的一个可能的选择，可是，他们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民众。当宪法被通过，政府开始运作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

最典型的就是罗伯特·莫利斯了。他是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三份最重要文件的签署者。费城会议的时候，他是美国数得上的富豪，而且家就在费城。在1789年，华盛顿当选第一任美国总统的时候，看重他理财的能力，提名他为财政部长，年薪不到两万。他辞谢了官职，表示喜欢自己经商。他也做所谓土地投机，我们讲起过，当时美国的土地很便宜，又处在一个移民、流动、开拓、发展的时期，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趋势，买些土地作为投资，等着看涨，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一个合法投资行为，“投机”二字没有任何贬义。可是，他运气不好，1798年，也就是制宪会议的11年后，也是在费城，他因大量负债，被关入监狱。直到几年后，美国通过破产法，他才依法得以出狱。但是，莫利斯在经济上再也没有翻身，晚景凄惨。费城会议的另一个代表戈汉姆，经历的故事和莫利斯也差不多。

他们和其他民众一样，假如运气好，他们也可能发财。可是，那和他们曾经参与设计的政府权力没有关系。假如说，他们盼望有一个稳定的国家，能够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民众都有利，我觉得这很自然，也很公平。他们自己的人生成也罢败也罢，都是他们的个人故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利用制宪会议，给自己留了一个可能的特权，他们实际上做的是尽可能防止特权。

这个会议的成功，首先和这些人有关。你的感觉是对的，他们离我们非常遥远，不仅是时代的遥远，还有文化的遥远。那个绅士时代，那个时代的绅士精神，已经远去了。

北美的绅士阶层并不是贵族，“贵族”和欧洲封建制度有太多的联系。贵族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血统。北美殖民时代也有贵族，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就是英国贵族的领地。但是欧洲贵族人来了，贵族制度却没有能够跟来。美国革命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口号，和贵族制度更是从本质上不相容。所以，美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废除任何基于身份的贵族制度，政府也不得向任何人颁发贵族称号。所以，美利坚合众国没有贵族，不以贵族为荣。

可是，美国有绅士。这些美国绅士们传承了欧洲贵族品质中的优秀部分，如对知识的渴望，注重教养，追求荣誉感。对他们来说，荣誉和人品、道德是一回事。荣誉涉及到自己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寻求自身的人格完整，而不仅仅是“名誉”，不仅仅是别人怎样看待你。他们耻于看到自己是品格低下的人。他们当然也有人的弱点，也一样犯错误。可是，人有还是没有行为准则、荣誉感和羞耻感，是不一样的。

在北美殖民地，传统的绅士荣誉告诉他们，当选为议员或者担任公职，是一种服务公众的事情。殖民时代在革命爆发以前，除了康涅狄格等地方，大部分民选官员不拿薪水，所以是一种荣誉。利用这种公共服务职位来牟取私利，被视作道德败坏，和绅士的荣誉格格不入。正是这种观念和制度，使得当时的从政者，当时的社会政治精英，都是有一定产业的人。因为只有不愁衣食者，不必亲操井臼者，才有闲暇，才可能从政。反过来说，从政也不是经营产业的一部分。发财和当官相差甚远，泾渭分明。这是美国建国时期地方政治的常态。

这种绅士观的典型是华盛顿将军。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初起时，就宣布要自己出钱，召集一支弗吉尼亚人的军队，北上参加独立战争。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将军冒着生命危险却不领薪水。战后华盛顿立即交出军权，在弗吉尼亚认真经营自己的农庄，却效益不好。那个时候的南方精英，大多指望在土地上发财。华盛顿是土地丈量员出身，对附近的土地、森林和河流状况非常熟悉，他也拥有大片土地，但是土地出产很有限。华盛顿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波托马克河与俄亥俄河之间开凿运河，可以促进运输和贸易，提高出口能力，从而有利于开发附近的土地资源。有人可以因此猜度，这样，华盛顿将军本人拥有的土地是否也会有很好的升值前景？有人甚至因此断定华盛顿将军去参加费城制宪会议有私心。

然而，我们看到，费城制宪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府，这不仅和华盛顿将军的个人经济前途确实是吻合的，而且也是整个区域百姓们的利益所在。大家看到，华盛顿担任了费城制宪会议的主席，全程出席大会，但发言仅仅三次。一次是被推选为主席后的仪式性发言，另一次是批评对保密规定的疏忽，第三次是最后一天，有关提高到国会每三万选民一个代表。只有这最后一次，是华盛顿将军对宪法本身发表的意见，内容只是希望在未来，民意更容易表达。

制宪会议确实非常有幸是开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北美，不论在殖民时期，还是在独立之后的“小国”共和时期，占主流的政治运作，就是这样一批人。环境恰恰适合这样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存在：一方面，他们远离欧洲具有漫长历史的、常常是充满阴谋诡计的政治纠葛；另一方面，他们和民智未开的世俗世界相对拉开隔离。新大陆有宗教信仰的根底，又与理性启蒙相逢，处于恰到好处的氛围之中。政治环境远比欧洲简单，更适合一些朴素的政治家，实验他们的政治理想。

因此，在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产生政党的需要。原来从英国政治中带到美洲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抗，在独立战争中消失了。在北美这块质朴的土地上，还处于这样的时代，绅士们把个人的拉帮结派，包括政党，看成是一种类似偷鸡摸狗的事情。乔治·华盛顿将军特别反感任何私下结派的行为，一向以身作则，个人就是个人，不是一个小派别的一员。麦迪逊认为：结派会导致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个人作为个人行动的时候，都会对自己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人之常情，有恻隐之心，会自觉地压抑人性中自私和恶的一面。可是一群人结成一派行动的时候，就会互相提供行为的正当性，提供派别内部的互相暗示，自我道德要求就会下降，甚至做出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做的坏事。

他们相投者成为朋友，却耻于结为帮派。他们从启蒙时代读到，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古希腊时代这一说法，在他们眼里是完全正面的，是对人群有能力管理好公共事务的信心。政治就是这种公共事务，所以从政被叫做公共服务。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一种很符合绅士理想的光明正大的事业，也是需要智慧和技巧的事业。这一事业和绅士的荣誉观相容。

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有些是独立战争以来的老朋友，有些人则互相不认识，也素不来往。外地来的代表，大多集中住在附近的旅馆里。那时费城最好的旅馆，从现代眼光来看，条件也很简陋，不过相当于现在最一般的家庭旅馆，多数代表还只住得起两人一间的房间。惟一的例外是华盛顿将军，他后来接受老朋友罗伯特·莫利斯的邀请，整个夏天就一直住在莫利斯的家。当时的罗伯特·莫利斯是个富人，他还买下以前的领主小威廉·宾的豪宅，他想请华盛顿去那里住的，可是被华盛顿婉拒了。

代表们都恪守会议的规定，不向外界泄漏会议情况，其证据是，后世竟没有发现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在家信中谈及会议的具体内容。从会议上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在会后的私下交流，没有形成小团体，更没有结死党、搞突然袭击。他们当时的党派观，对费城会议的成功，无疑是有利的。

所以，费城会议和后世其他地方的一些制宪会议和议会会议不同，它是没有政党的。严格地说，费城制宪会议不是一次代议制的议会会议，而是绅士们的商讨会。他们在扬弃贵族等级制度的同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在上升。因此，他们会非常自然地说，所谓民众利益，那其中就包括着他们自己的子孙的利益。

在他们那里，启蒙时代对理性和自由的开拓，不是无限的。神约束划定的界限始终存在。而恰是因为他们把握了这种极难把握的分寸，他们才创造了“费城奇迹”。

在巴黎的托马斯·杰佛逊，从麦迪逊的信中得知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名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这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会议。这句话流传很广。在别的地方不可化解的世俗利益之争，凭借着他们对人性弱点的自我意识和克制、努力，他们寻到了出路。

费城制宪会议最为难得的，当然是既有利益冲突又有观念分歧的代表们，竟然在几十天里达成了妥协，更为难得的是，在妥协以后，他们仍然保持了分歧。妥协的结果不是形成了一种大的势力和观点，吃掉了大大小小的派系，而是原有的分歧能够并存。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废奴派和蓄奴派、联邦主义和州权主义，没有哪一派被彻底打败消灭，没有哪一种主义征服了所有人，甚至没有什么人是对结果十分满意的。制宪会议的结果，是观点仍然分歧但是建立起共同联系的一种平衡状态。

这种容忍观点分歧，并且长久地保持这种“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都容许生存，成为此后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使他们能够接受大家都不太满意的结果，回到各州以后，忘却对立，抛开分歧，全力促进宪法在各州通过，促进约定的政府能够建成。

新的宪法构建了一个共和国，打下了美国的民主基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运作，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实际上，费城会议的代表对美国政治中不久就会产生政党，议会将以政党抗衡为基础展开，是估计不足的。他们起草的宪法中，为贯彻分权制衡的原则，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产生方式完全分开，为后世留下了这样的难题：行政分支的总统和国会的多数代表，可能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党派，而宪法规定，国会通过的法令要经过总统签署才有效，总统向国会提出的法案，必须经参众两院通过。如果总统和国会多数分属不同的党，而且严重对抗的话，这个政府还运作得起来吗？

正是这个问题，使得后来别的国家搞共和宪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照搬美国政府的结构。因为这样的国会总统关系，一旦两党作对，政府太容易瘫痪。在出现两党之后，美国政府还是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说法，而只有“国会多数党”和“国会少数党”的说法。多数党的多数势力，只到国会为止，多数并不等于执政。总统也不等于执政党，因为总统不是国会多数党任命的，而是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须代表全民，就必须淡化自己的党派色彩，决不会显示自己是在代表某党主持政府的行政分支。

美国的总统握有联邦政府的所有行政权力，因此有人把它归为“总统制”国家。但是美国人自己很少这么说，因为相比其他国家的总统制，美国总统的权力要小得多。国会多数如果和总统不是一个党，总统毫无办法。如果国会对总统不满，对总统提交的法案不予通过，对总统的行政措施大加质疑，可能使得总统什么也做不成，总统也毫无办法。他无权惩处议员，他更无权解散国会。相反，如果总统或者他任命的内阁官员行为不轨给抓住把柄，国会还可以使出弹劾的撒手锏。

可是，美国的制度运行两百多年了，政府不仅没有因此而瘫痪，而且制约、平衡的机制似乎更显得条理清楚，国会对总统的监督显然有效。这使得后世美国人反而因此很自豪。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前几年，我们的澳大利亚老朋友和她的丈夫来美国旅游。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记得到我们家的第一天，他们就把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故事，当做笑话一样，来讲给我们听。

他们在飞机上和邻座聊天，邻座是一个美国人。当他知道他们是澳大利亚人之后，就随口对他们说，“哦，你们澳大利亚是英联邦的国家，政治制度和英国差不多。可是相比之下，我们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上，是最清楚漂亮的。”

说到这里，我的朋友笑起来，觉得他们的美国邻座简直是一个“自恋狂”。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完全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因为，要制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它起作用吗？谁又能说他们澳洲和英国的民主制度，在20世纪末，还不是成熟和完善的呢？谁能说他们的民主制度就不起作用呢？只不过是形式略有不同罢了。我们也笑了，说你们遇上的大概是个政治学教授吧，天天对学生们宣扬美国国父们的事迹，讲惯了。

是的，英美的制度形式有的地方很不一样。英联邦国家不但有历史遗留的虚位君主，他们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来源也不是完全分割开的，两个分支的日常联系要多得多。这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例如，美国一年一度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场面。按照美国宪法的设计，总统和国会的两大分支是尽量切开的。两百多年操作下来，两个分支很少碰头。白宫离国会大厦那么近，却从来没听说总统平时去串门的。所以，这个场合是总统和国会非常难得的一点直接联系。每年都有这么一天，电视全程报道播出，总统车队浩浩荡荡去国会大厦，意思是向国会汇报一年的工作，也就是管家见主人的意思。

在美国，那是个象征性仪式。美国人认为，在这个礼仪场面中，立法和行政两大分支碰头，还是应该表现出君子之风，礼貌为上。因此，在整个国情咨文的报告中，总统虽然也谈国家面临的问题，可是，也总是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议员们难得的礼貌，大谈自己的政绩和展望未来。只要是过得去的，大家都会站起身来，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仪式性非常强的场合，不了解情况的外来人，会非常反感，认为这种议员起立、热烈鼓掌的样子，近乎阿谀奉承，令人恶心。实际上，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时间，总统坐着的汽车大概还没有从国会大厦开到咫尺之遥的白宫吧，反对党议员中的所谓“党鞭”，已经立即出来直接面对公众，对总统的国情咨文发表犀利的批判。把他们在几分钟前没有说出来的不同意见，在这个时候发表出来了。他们在会场上不跳出来当面质问，只是碍于美国式的传统和礼貌而已。

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总统和国会不仅是独立的，甚至是相对隔绝的。几乎天天都可能有议员在言辞激烈地批评总统，或是总统在指责国会。只是，他们之间的争执和对话，往往在形式上是在国会的发言，或是对民众的公开讲话，只是通过媒体在双方之间间接传递。那是十足的远距离争论。

而英国就不一样。即使在今天，他们的立法，不仅要去女皇面前念一遍，让她做出形式上的批准，首相还活像是国会的仆人，时不时要被召到国会去接受议员们的质问，并且解释自己的执政情况。虽然有“不直接争执、发话必须面对议长”等等议会规则。可是，议员们争相举手争取发言，舌枪唇剑、言辞犀利，所有的问题，首相都必须当场快速回答，场面非常紧张。每每看到英国首相在议员们的追问下舌战群儒的情景，我们就会不由得说，这个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舒服了，省下多少麻烦和力气啊。

这种英国式的制度设置，其实质是首相和议会的关系更近。他们的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推出执政的首相。就是选民选议会议员，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党选首相，首相和议会的来源并不分开。首相不是人民直选，而是通过政党选举，间接选出的。这样的制度设置，结果就是首相所属的党，永远是在议会的多数党。

可是，美国的总统常常和国会多数党分属两党，政府却并没有因此而瘫痪；而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他们的执政者的党派归属始终和国会多数党一致，也没有因此就出现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勾结。两种有差异的制度，都顺利地运行到今天。

你一定看出来了，英、美的制度设置虽然有矛盾的地方，却一样运作有效。你也许会对这种情形感到奇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制度的设置只是一半，而更重要的是由实践完成的另一半。他们相对在实践中更能自觉维护、完善这个制度，而不是拼命钻它的漏洞。也许重要的是他们植根于其中的传统和文明，是这个制度之树的原生地，土壤的条件适合制度的诞生和运行。

在美国，制宪使制度建设跨了极大的一步。民主大国的政治机器突然就开始转动了。在这些国父们之间，也开始产生政治对立和政党，不由自主地在推出新的时代，也在改变和塑造着这些绅士政治家们。当他们走出费城制宪会议大厅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将面对怎样的政治漩涡。

下次再聊。

祝 好！

林达

10. 第一届内阁

卢兄：

你来信说，你也注意到英美的制度中设置的不同。

在美国制宪之后，同属西方文明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先后完成了从帝王专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这些国家，根据他们各自历史包袱的不同，在民主的过程中，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宪政制度。从制度的设置去看，你会发现，有些国家制度的条理以及制约和平衡的关系，因没有像美国那样有过一次整理，也就并不那么权限清楚。而美国本身，也因为制宪会议非常早，就有许多时代局限，有更多实践中产生的特殊问题。

那些制度上似乎不够严密的民主制，都在运行的过程中慢慢补充完善。就像美国的“权利法案”，虽然在费城会议中没有放入宪法，可是，由于民众的要求，在合众国国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就通过了十个保护个人权利的修正案，补充进入宪法。而纸上宪法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地方，由于实践的补充，都能够正常运行。特别是在英国，连现代的成文宪法都没有，它的渐进改革，一拖几百年，几乎让你讲不出哪一天是他们“革命成功”的日子。可是，他们也一样在运转。

英国的模式是很典型的自然演进。我们都熟悉法国的启蒙时代，可是，法国如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大师，却是在英国得到启蒙的。英国制度的缓慢演进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它进程的漫漫岁月。在这个进程中，旧制度的非人道，是非常缓慢地被消除的，许许多多人因此而支付了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法国作家雨果，曾经对英国的制度改革的不平衡很不以为然，因此以英国为背景写了《笑面人》，抨击英国在缓慢演进的道路上，依然黑幕重重。可是，无可否认的是，尽管缓慢，它还是从旧制度中走出来了。

法国走的是大革命的道路，可是，革命之前、革命之后，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依然需要消耗时间和生命，需要经历破坏和重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观的过程。

美国介于二者之间。英国缓慢政治改革的进程是它的基础，新大陆殖民地的重建，甩掉了英国历史上政界纠葛的包袱，却保留了制度改革的成果。独立和原殖民地的联合，又是另一个推进。它以一场战争，赶走了英国的统治，却并没有因此引发本身的革命。既缩短了英国式的缓慢进程，又避免了法国式的社会暴力和动荡。

在制宪会议那年出生的美国政治家威廉·麦克雷（William Maclay），在提到制宪会议的时候，一向反对割断它和美国建国前的历史联系，反对把美国说成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或者是一群人凭空设计出来的。他认为过度的赞扬是一种“夸夸其谈”，“仿佛在大家兴高采烈地通过新宪法之前，美洲就是一副草木不生，河水不流的样子”。

美国政治家约西亚·昆西（Josiah Quincy）则认为，必须提醒大家，不要“在这巨大的幸运面前变得眼花缭乱，失去判断力，将国家的繁荣伟大归于我们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归于事态的进程和一种我们无法影响的指导力量”。

他其实是在指出，美国的制度是经过西方文明长期演进后结出的一个果子。它也有一些特别的机遇。例如制宪期间，北美政治环境的相对单纯，使得这样一批“半神半人”的学者型政治家，能够在政界长期生存并且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法诞生后的最初岁月里，又是同样的一批绅士在执政，并在这个过程中完善纸上宪法的不足。

美国还躲避了一些相当凶险的灾祸，也渡过了一些非常困难的关口，它也绝不是有了一纸宪法就一帆风顺的。就连这些政治家们，在单纯的政治环境改变之后，他们也多多少少随之改变，有些人甚至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一部分政治家从对结党的厌恶，到自己也参与政治党派的运作。

你已经知道，促成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将合未合的状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他们必须决定是联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国，建立大国的金融、经济结构和信用，来面对欧洲和世界，还是回到小国寡民，各自照管自己的小炉灶。最后的决定你已经看到了。

可是，在合众国建立之后，并不是说政治制度就能够替代经济结构的构筑。一个较好的政治制度，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走向自由、追求幸福的可能，而不是一个保证，它并不能一肩挑起所有的担子。人们还是必须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渡过种种难关。例如经济，仍然有它自己的规律，需要不断研究和调整政策。你已经早就熟悉，美国在经济非常繁荣之后，上世纪也有过如大崩溃一般的经济大萧条。而在建国初期，如何建立它的信用，稳定经济形势，对新生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宪法生效后，华盛顿将军在各州派出的大选举团里，以全票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789年春天在纽约市宣誓就职。新的联邦政府最棘手的问题是财政。谁来担任财政部长？联合伊始，谁能收拾起这350万人的国家的烂摊子呢？

华盛顿总统最先想到的是他的老朋友，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莫利斯。

莫利斯是美国革命的元勋，也是费城制宪会议的与会者。他在革命前就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独立战争期间，战争需要钱，可是大陆议会没有有效的征税措施，独立义军的供给经常得不到保障。华盛顿将军主要就是依靠这位老资格的银行家莫利斯。莫利斯筹款，主要是利用自己和欧洲银行建立起来的长期关系，以他个人的信誉做保证，用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向欧洲借款也向民众发行债券，用债券充作士兵的军饷。总之，是用借贷的办法解决独立战争的资金问题。有时候供不上了，他也掏自己的腰包。所以，莫利斯一直被称为“大革命金融家”。可以说，假如没有他，光靠虚散无力的大陆议会，独立战争是难以为继，支撑不了八年的。

所以，华盛顿将军不仅对莫利斯的理财能力很了解，两人也有很深的友情。在华盛顿眼中，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一角，莫利斯应该是最佳人选。可是，这时候，莫利斯却不干了。对他来说，他有自己的生活。独立、战争，是形势所逼冒出来的非常事件；现在和平了，他得回到自己战前的正常生活中去。联邦政府还欠着欧洲银行的巨额债务，连带着他莫利斯作为担保人的信誉也一块儿破了产。他的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重建信誉，当了财政部长就不能为自己做了。于是，莫利斯向华盛顿总统推荐汉密尔顿。他说，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国家的财政信用，那就是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的建国者中很少的出身底层的人。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是一个破落贵族和一个法国“胡格诺”新教徒母亲的非婚生子。在他十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离家出走。两年后，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汉密尔顿靠别人抚养大，也因聪慧而被带到纽约。他在成长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他受过法律教育，从底层磨炼出来，是一个了解底层的人。独立战争爆发，他立即投身战争，并且以其智其勇，很快获得华盛顿将军的信任，成为将军身边的侍从武官。那时他才20岁出头。

汉密尔顿身材不高，却长得非常漂亮，不仅雄心勃勃，而且才华横溢、能文能武，甚至擅长音乐和绘画。在纽约，有一批属于社会上层的政治家非常看重他，他在社交中结识了纽约当时最着名的政治家之一斯库勒，并且爱上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还在独立战争期间的1780年，战争前景未卜之时，他们却相爱成婚了。他的岳父非常富有，又和汉密尔顿政治观点相近，使他更为欣赏和喜爱汉密尔顿。第二年，1781年，在着名的约克镇战役中，汉密尔顿立了大功。

在战争期间，他已经在考虑各小“国”真正联合成合众国、建立大政府的问题。他始终认为，他们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持有同样观点的，后来都被称为“国家主义者”。战后，汉密尔顿依然和妻子一起住在纽约。汉密尔顿虽然年轻，可是由于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绩，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开国功臣”，再加上他是费城会议最积极的促成者之一，所以，你也一定会以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会议代表。可是，他差一点就根本来不了费城。

汉密尔顿虽是“国家级”的政治活动家，可是，费城会议是由各州推选代表，而当时纽约州议会的主流观点，恰和汉密尔顿截然相反。因此，派出的两个代表也和汉密尔顿的观点格格不入。至于他本人，还必须依仗岳父在纽约州政界的力量，才勉强被选入，成为该州的三名代表之一。

纽约州议会的主流，也有过过激心态。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该州的民众就拥护这样的做法：把以前支持英国的所谓“保皇党人”的财产全部没收、拍卖，等于是大家分掉。这种趁着战争胜利者的政治优势，侵犯私人财产的行为，律师出身的汉密尔顿坚决反对。他在纽约的报纸上写文章，指出事态的荒谬和“危险”。这种“危险”在于，如果以“民主”的口号做外衣，去利诱和号召民众破坏法制，是很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一个法制的底子非常薄弱的地方。在纽约州，州议会也曾赞成滥印纸币，有着起码金融知识的汉密尔顿，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的行为。

汉密尔顿的岳父在州长竞选中，输给了对手乔治·科林顿。他和他的支持者还能够做的，就是使得汉密尔顿能够成为州的代表，进入费城会议。

结果，在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在纽约州的三人代表团中，成了一个异数。因为他在本州代表中是少数，也就不能影响纽约州的投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两个代表离会回纽约去了，临走却撂下了话，说汉密尔顿一个人不能代表纽约州投票。这样一来，汉密尔顿就成了一个没有投票权的代表。

可是他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并不沉默。

1787年6月18日，当“弗吉尼亚方案”的诸条款经过一轮讨论后，小州提出了“新泽西方案”，大州和小州形成僵局的情况下，汉密尔顿要求发言。他显然是有备而来，滔滔不绝地讲了五个小时，提出了他的完整方案，史称“汉密尔顿方案”。

汉密尔顿的政府方案，就是仿照英国体制的方案。他有他的理由。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没有宪政共和的榜样，他们只知道，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政府就只有三种：一种是帝王政府，一种是贵族政府，还有一种是民主政府。帝王政府是一人专制，贵族政府是一群精英的集权，而民主政府是多数人的统治。经验告诉他们，这三种政府形式各有弊端：帝王政府导致个人专权，贵族政府导致少数人的专权和腐败，而民主政府的结果会是无政府。汉密尔顿认为，历史事实证明，比较理想的统治是三种政府的混合形式，这就是不列颠的君主立宪制。

不列颠的权力构架是：王室、上议院（贵族院）和下议院（平民院）三者各占一份，互相制约，既有效力，又避免了单独一种形式的弊端。汉密尔顿认为，在不列颠体制下，国王和国家完全结为一体，国王会尽一切可能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在“朕即国家”的体制下，国王是最不可能腐败的。由国王任命的或者世袭的贵族院，代表了社会的智慧和保守，成为稳定国家的机制，而民众选举产生的下议院，成为代表民众参与代议制管理的机制。这三者互相制约。但是这种制约是在三者结合组成的权力结构内部，不会造成互相刁难，互相置对方于死地的局面。这样的三者结合是稳定的，既有效力，又符合分权制衡的原理。

所以，汉密尔顿提议，设立一个最高行政长官，赋予他相当于国王的权力，而且是终身制，有绝对的否决权。权力要集中到国家级政府手里，国家级政府有权否决州法律。在汉密尔顿的脑子里，只有这样的一个政府，能够保证美国成为一个强盛而长久的大国。

如果仅仅从国家强盛的角度来看，汉密尔顿的道理是不难为人理解的。在国家处于分散分裂而且很贫弱的情况下，有效的、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好了，可以说是通向稳定强盛的捷径。汉密尔顿冒着酷暑，整整讲了一天，听得代表们筋疲力尽。然后，会议进入了微妙的沉默。没有人附议，也没有人反驳，没有人提出讨论或表决。事实上，经历过独立战争的建国先贤们，无法接受设立“国王”这样的方案。而且，行政权力的过强，是他们一直在担心的问题。强有力的集中权力，控制好了当然有效，可是权力过强就可能失控。汉密尔顿方案就这样被会议忽略了。

汉密尔顿由于求“统一强国”心切，在处理州权问题上，可以说是走了“国家主义”的极端，从整体气氛上，非常不利于各州放下疑惑，寻求妥协，所以，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汉密尔顿一番宏论，把麦迪逊的“头发都要急白了”。

可是，要说汉密尔顿的思路全盘被忽略，也是不准确的。国家必需有一些集中的权力，政府权力的分权制衡必须设计成一种内在的制衡，行政分支必须稳定而有效。汉密尔顿把这些观点以特别强调、甚至极端的方式说了出来。尽管他的方案被会议放弃，但是汉密尔顿政治观的要点，仍然成为当时的主流政治观之一。

制宪会议之后，代表们回到各州，全力投入各州通过宪法的说服工作。以汉密尔顿为主，约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当年和第二年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解释宪法的文章，其中2/3是汉密尔顿的作品。这些文章就是后来着名的《联邦党人文献》。持汉密尔顿政治观点的人，就被称为联邦党人。可以预料，宪法在纽约州通过得十分艰难，而纽约州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詹姆斯·麦迪逊放下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活动，常驻纽约，支持汉密尔顿。他们发表的这些文章，主要就是说服民众，只有一个统一的、稳定有效的政府，才是全民长远的福利。你已经知道，在费城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对宪法深感失望，因为与他的方案有很大距离。所谓“伟大的妥协”主要就是他的方案被腰斩；而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的观点，离开通过的宪法距离就更远了。但是现在，他们全力以赴，说服民众认同宪法，他们原来的不同意见，已经被他们自己深埋得无影无踪了。

1788年7月23日，纽约州好不容易通过了新的联邦宪法。汉密尔顿功不可没，随后他就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联邦党人的思想领袖。他在纽约的声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此刻达到了最高点。当年纽约市的庆祝独立大游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船型的花车，花车被命名为“汉密尔顿号”。

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华盛顿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而汉密尔顿是他在战争中亲手提拔、一起度过戎马岁月的人。他称赞汉密尔顿具有少见的广博知识，忠于自由事业，并曾经称赞汉密尔顿有一颗“银子般的心”等等。可见华盛顿当时对汉密尔顿非常信任。

华盛顿总统接受莫利斯对汉密尔顿的推荐，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构想的了解。早在1783年，华盛顿就收到过汉密尔顿的信，讨论如何摆脱财政危机。在信中，汉密尔顿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形成一个明确的框架，成为他后来财政方案的基础。1789年9月11日，参议院通过了华盛顿总统的任命，汉密尔顿担任了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此时，他34岁。

事实上，那时的美国，几乎没有别人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美国的经济前途有清晰的图景和信心。

要说，汉密尔顿还是科班出身，他在17岁的时候，就进入纽约的国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财政。他深受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经济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大卫·休谟。休谟指出过相对落后的苏格兰农业经济融入英格兰经济的可能性。英格兰的经济，包括以庞大的国债集资，由国有银行发行纸币，控制纸币流通和利息。休谟认为，债券能够提供大笔资金，如果让工商业家能够有机会利用这种资金，就能促进投资和贸易，使得产品更便宜更丰富，还能促使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使全社会得益。

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状态很像落后的农业的苏格兰。休谟的思想给这样的农业国家指出了一条富强的道路，那就是发展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工业经济，而不是固守在土地上的农业经济。

说来叫人不相信，当时的美国政府没什么收入。汉密尔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国家政府有收入。联邦的收入主要靠征收进口税。他上任以后，立即向全国各地的商家和钱庄发出调查，搜集数据。他要把进出口贸易搞清楚，由此计算出国家征税的数量，提出法案让国会批准，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众议院有权立法征税。

可是，休谟也警告过，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是有危险的：借债筹资的办法需要有税收来保证偿还利息的能力，贫富差距会扩大，外债会导致对外国的倚赖，会产生一群玩弄市场的股票持有人。但是汉密尔顿倾向于更多地看到这种新经济的正面效应。作为财政部长，他认为这种经济体系的前途是好的。“国债”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新经济的主要支柱，他要鼓励投资，刺激人们冒险和发财的欲望。

为此，第一步，他必须恢复在战争中被毁坏了的美国的信用。

你已经知道，战争期间各地发行的债券非常复杂，内债外债都还没有偿还。债券贬值，被抵押买卖。如独立战争结束时，大陆议会发的债券，已跌到面值的2%。

欧洲大银行已经不肯再和落后的美国来往，因为美国已经没有信用。美国如果孤立在欧洲市场之外，一切经济构想都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恢复信用。汉密尔顿提出，由联邦政府担下以前为独立战争筹款而发行的一切内外债务。各种债券的持有人，都可以向联邦政府换成联邦债券。联邦政府承诺按照原有面值偿还本息。同时，决定发行联邦政府纸币，就是逐渐统一货币，促进商贸，发行新的债券筹措资金，鼓励投资，以此恢复美国的信用。

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分别向国会提交了关于重建美国公共信用的报告。他的方案却遭到以麦迪逊为首的弗吉尼亚人的反对。

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曾坚决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他在家乡遭到另一个着名政治家派屈克·亨利的反对。麦迪逊被选为弗吉尼亚州在国会的众议员，却没有被选为地位更重要的参议员。可是凭着他的能力，他在众议院自然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而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关财政的法令必须通过众议院。也就是汉密尔顿的方案必须得到众议院批准，而麦迪逊却领头坚决反对。

麦迪逊的反对，是出于对“公正”的考虑。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长期来州政府无力兑现，民众却急于脱手。这就出现了一些做金融投机的人，低价收购贬值的债券。尤其是参加独立战争的老兵们，他们打仗的时候，拿的军饷就是债券，现在却大部分到了投机者手里。现在由联邦政府出面，用进口税收入，来按照原始票面价值偿还本息，麦迪逊认为，这对那些被迫将债券脱手的原始持有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境遇很差，却因已经卖掉了债券，失去原本理应属于他们的可怜的财产。另一方面，反对派对发行新的债券，负债经营，也不能接受。

同时，麦迪逊的反对，也隐含着农业社会观念和对工业化社会的不适应。在农业经济下，作为农庄主的弗吉尼亚政治家们，看不到工业高潮的必将来到，这是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不理解以信用、负债经营为基础的城市工业经济；他们也不能理解，对于新的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投机和股市操纵等等，只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批判，并试图阻挡时代的变化，并不是一条出路。

你看，即便是都出于公心，政治分歧也必然在第一分钟就形成了。政治家必然不断地分化。而大众参与的政治运作，完全不同于精英之间的商讨，自会显露它自己的规律，也会呈现它不理想的一面。

汉密尔顿一度到了绝望的地步。国会在激烈辩论，领头反对的却是他以前的盟友。在麦迪逊的带领下，反对声音占上风。同时，报纸媒体上的文章也在批评他的方案。民主伊始，民众还缺少自律的修养，批评必然会滑向对他的人身攻击，他的非婚生的出身，成为现成的目标，他被公开骂成是“东部的杂种投机家”。

他对报纸上的这种谩骂毫无办法。任何一个刚刚运行民主制度的地方，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民众先知道言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而要经过很多很多年，民众和媒体，才会理解人身攻击和谩骂，不属于健康的民主生活。建国后，报纸上对华盛顿总统也一样谩骂，华盛顿是个老派的绅士，他显然并不适应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只是不去看报纸，不去理睬。汉密尔顿面对恶意的人身攻击，心灰意懒，他对美国前途感到绝望。他站在这个职位上，深知只有照他的方案办，国家才能恢复信用，只有恢复了信用，才能融入欧洲市场，才能发展商贸。只有经济上去了，合众国的统一才有保障。可是，宪法规定了，有关财政的法案必须经过众议院，因为这是人民的钱，众议院代表人民。

汉密尔顿觉得，假如他的方案通不过众议院，那么，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在财政部长这个位置上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如果是这样，他就打算辞职算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汉密尔顿偶然遇到从法国回来出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佛逊。华盛顿总统的第一届内阁只有四个部长，除了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外，汉密尔顿管财政，杰佛逊管外交。他们两人后来的尖锐分歧和对立，在1790年初还没有显露。交谈之后，杰佛逊愿意帮汉密尔顿一把，由他做东，邀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晚宴，商量一个妥协办法。

在这次晚宴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交流了意见，达成一定的相互理解，最后，还是一次政治妥协：麦迪逊答应在众议院协助通过汉密尔顿重建国家信用的方案，而汉密尔顿动员国会里的联邦党人做出让步，通过把联邦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边的法令，也就是说，把首都建立在南方弗吉尼亚附近。这是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次妥协。

1790年12月13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报告，为重建国家信用，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银行。汉密尔顿设想的全国性银行由一个私人董事会领导，以避免由国家官员领导的银行导致腐败。他指出，这样一个银行可以为国家提供可靠的储蓄，协调各地银行业，提供统一的通货，为商贸和工业提供资金，以及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提供政府贷款。

这个主张又一次遭到麦迪逊的反对，他认为这种银行只有利于城市商人、投机家，而不会有利于农夫、工匠和小商人。这次的理由是，宪法没有明确授权联邦政府行政分支设立全国性银行，所以，方案是违宪的。

国会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反对，以城市工商业为主的北方赞同，两极分化。最后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提交到华盛顿总统面前时，来自南方的华盛顿总统打算按照宪法的授权，予以否决。好在华盛顿总统在关键时刻，是个沉着而谦虚的人，在否决以前，他正式征求司法部长兰道尔夫和国务卿杰佛逊的意见。他们都是弗吉尼亚人，都认为应该否决。华盛顿再把他们的意见都转告汉密尔顿，告诉他，除非你能说服我，否则我就要否决你的方案了。

几天以后，汉密尔顿交给华盛顿总统一份意见，那就是以后着名的《论银行之合宪性的意见》。在这份意见书里，汉密尔顿精彩地阐述了关于宪法中联邦政府之默认权利的思想。其实，不久前在联邦党人文献里，麦迪逊本人也同意了这个观点。汉密尔顿在意见书里斟字酌句，小心翼翼地表明：联邦政府可以运用一切必需而可行的手段，来实行宪法赋予它的政治权力。前提是，这些手段不是宪法所预先禁止的、不是不道德的、不是和这个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的。

这份论文是汉密尔顿依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对宪法实行方式的补充。汉密尔顿的出色的逻辑和论述能力，终于让华盛顿总统接受了他的看法。1791年2月，华盛顿总统签署法令，建立美国第一个全国性银行。这一银行是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制度的最重要基石，也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对美国早期制度建设的最重要贡献。

一个新的联邦政府，就开始如此运作起来。可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野，第一代的美国建国者中，因被选入联邦和州政府而没有离开政治舞台的人们，开始严重分裂和对立。费城会议前和费城会议本身，是一个相对范围更狭小的上层精英政治。现在，是全美国开放的大舞台。民众越来越多地介入，媒体推波助澜，使得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下封信，再把围绕汉密尔顿的故事给你讲下去吧。

祝 好！

林达

11. 汉密尔顿的功绩

卢兄：

不等你回信，我先讲下去。上封信讲到，由于汉密尔顿的努力，美国终于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银行。可是，今天看来或许是很常识性的一个决定，在当时，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这是联邦政府第一项投入运作的举措，它的一举一动，都在预示着美国的走向，给出它能不能成功的征兆。尤其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正非常紧张地注视着它的运行。他们的忧虑，一点没有减轻。

联邦政府行政分支要有效地执政，就要有权做一些具体的决定。宪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提供细致的指示。可是，权力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汉密尔顿一向持有“国王”、“强行政”的过激观点。现在，这个观点激进的人，真的就站在行政分支中的重要位置上了。他的实践，他所表达的观点，使得本来就对联邦政府权力不放心的弗吉尼亚政治家，大为震惊。虽然华盛顿将军可怜的内阁只有区区四个部长，他们仍然觉得，一个会让政府过于强大的趋势在悄悄形成，这必然会威胁到个人自由。他们反对扩张政府权力。以杰佛逊和麦迪逊为首，反联邦党人在形成，成为汉密尔顿的主要对手。

你一定记得麦迪逊原来也是持联邦党人的观点。可是，费城制宪会议以后，托马斯·杰佛逊结束了五年来出使巴黎的生活，回到美国。他和麦迪逊本来就友情很深，都是弗吉尼亚人，气质也相似。麦迪逊受较年长的杰佛逊影响，一点点疏离了联邦党人的观点，偏向于杰佛逊的看法，认为新生美国最重要的是保持美国革命的原始精神，强调民众的自然权利。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在临时首都费城，忙于准备另一个报告。1791年底，他提出了着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这个时候，美国经济落后，只能为欧洲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自身几乎没有工业。汉密尔顿的这个报告，第一次预言了美国经济的前途，把美国放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敦促国会发展美国制造业，指出，有了强大的制造业，国家才能真正独立，在全球商贸中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和条件。他预言了未来美国将出现的大规模移民，指出移民的多样化劳动力是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他认为，这将使美国出现新的人口中心，形成国内市场，这也将有利于农庄，为农业产品找到新的销路。

汉密尔顿和其他政治家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从道德角度来判断经济措施的好坏，而是从事物互动的关系中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要求国会通过法令鼓励制造业，包括保护性的进口关税，免除国内制成品的关税，鼓励新发明，特别是和机器有关的发明。为此，他和财政部的助手一起建立了称为“有用制造业学会”的民间组织，在新泽西州建立工业园作为制造业的示范。

华盛顿总统是弗吉尼亚人，他的内阁也以弗吉尼亚人为主。汉密尔顿工作得非常艰难，他的联邦党人观点遭到杰佛逊的反联邦党人派的反对，两派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几乎全都针锋相对。

美国处于初建阶段，相对而言，汉密尔顿负责的财政和经济是实的，而杰佛逊负责的外交是虚的；汉密尔顿鼓吹的工业制造业和商贸是动态的、有前瞻性的，而杰佛逊坚持的农业社会政治伦理观是静态的、保守的。但在外交上，倒是汉密尔顿推崇稳步推进的英国模式，主张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对正处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杰佛逊恰恰相反，他的浪漫气质和激进的法国革命相投，又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刚刚回来，因此，他同情法国而反对与英国结盟。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美国当时是一个明显落后于先进欧洲的、经济落后的乡村。而汉密尔顿的高明，并不在于他对金融、经济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创造性构想，因为西欧早期的工业化已经发生，在工业化之前，英国的金融和财政体制变革的一整套经验，已经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汉密尔顿的智慧在于，他知道最开始需要的，并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在其他国家现有的经济模式样板中，选择一条路跟上去。

民主社会制度是多数决定的制度，所以，仍然存在由于多数人的错误选择，走上错误道路的可能。虽然，相比专制制度，它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不会在一两个人的执迷不悟之下一条道走到黑，可是，在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质变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错误选择也可能就贻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关键契机。更何况，美国一开始就面临经济崩溃，危机重重。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功绩所在：他的选择，使得新生的美国一点没耽误地抄着捷径，在经济上向先进的欧洲追去。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说的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是第一个“全国性”银行，而不是属于政府的“国家银行”，因为这并不是全部国家资产和国营。汉密尔顿以英格兰银行为蓝本，私有公管。总共1000万美元的股份，联邦政府的股份仅占1/5，其中3/4还是政府债券。财政部有监督权，私人有大部资产和独立经营权。汉密尔顿依据他对人性的理解，认为，“私人利益是银行最好的指导原则”。

站在汉密尔顿对面的反对派，以托马斯·杰佛逊为代表。他们认为，独立战争时期发行债券的行为，和今天发行股票建立国家银行，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前者有着神圣目的，它是为了一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战争拯救了我们的自由，并且使我们独立。而后者，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伙骗子发财，使得那些诚实和勤劳的人蒙受损失”。

可是，在汉密尔顿眼里，经济就是经济，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他不把那些不属于经济的道德问题，合在经济问题中考虑。

美国的经济范本是欧洲，而欧洲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泡沫经济引发崩溃、金融从此一蹶不振的危机。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刚刚开始，它以迅猛的力度在冲击和改变社会，一副洪水猛兽的样子。可以明显看到，它远比农业经济的社会更难预料和控制。这两派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信心的差别。汉密尔顿充满自信心，也具备迎接挑战的性格，他更理性化，也更相信强大集中权力对经济的掌控能力。而以杰佛逊为代表的、习惯和喜爱传统南方农业社会的人们，他们对迅速释放无法控制的能量的变革感到忧虑，变革后的局面是未知的，他们完全没有信心。

现代经济在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事实上是还没有完全了解它。它多次在人们喜出望外的时候，突然呈现可怕的面貌，出现类似大萧条这样无可驾驭的灾难。人们虽然有幸能够渡过这些难关，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对它是否具有信心，在那个时候，两种态度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可是，美国显然还是要感谢汉密尔顿的这种信心，因为，现在看来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杰佛逊他们希望美国躲避在一个浪漫田园里，维持世外桃源式的农业社会，事实上最终是不可能做到的。

经济就像是一驾独立的马车，它驶向一条新的道路，就带出一片新的风景，有鲜花原野，也有狂风暴雨。汉密尔顿显然为美国带来转机，让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恢复信用。国内经济开始繁荣，美国开始生气勃勃地转动起来了。可是，这条道路也必然带来另一片风景。

证券买卖的投机风潮很快出现。1791年独立日，美国第一银行股票上市，投机风潮达到顶点。一些独立战争的老兵们傻在一旁，看着疯狂抢购股票的人潮。股票价格猛涨。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一贯的方式，匿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告诫大家股市可能崩盘的危险前景。可是在周围众多发财故事的刺激下，这种警告当然没人要听。结果，第二年2月，暴涨五个月的股市突然大跌。美国面临经济危机。此后，美国还有过几次类似的金融大风潮，幸而汉密尔顿并不只沉溺在成功的一面，也在同时研究欧洲的经验教训，有备而来，他动用国家储备干预，股市逐渐回稳。虽然没有导致崩溃，可是，仍然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冲击。

从此，美国在经济结构上，完全现代化了，类似欧洲的证券市场、交易所和股份公司大量出现，并且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集资，修建公路、运河、桥梁，兴办制造业。美国开始呈现与建国前完全不同的面貌，像今天说的，经济起飞了。许多人的生活，被新的社会风潮带动，向不同的方向改变，美国社会本身也被改变了。

假如回顾以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分别为代表的两派观点，还可以看到其中一系列不同的观念。例如在对待战争债券的问题上。汉密尔顿把它看做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政府不如约偿债，契约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他把收购债券的所谓“投机者”和出售债券者之间的关系，也看做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债券在流通，只要是合法的交易，其中一些人的吃亏和得利是客观存在，只要是自愿、合法，就必须尊重契约为先，而必须忽略它的深究一层的道德探讨。股市也一样，只要是公平的，各人也必须承担风险，不能因赔本的个人陷于悲惨境地，就对制度作道德探讨，甚至否定制度。

现代经济制度显然在引出新的社会问题。在汉密尔顿看来，振兴国家经济，使它变得强大最为重要，而引出的问题只能再进一步寻求解决。他拒绝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的列车甩出去的人们。

对于杰佛逊他们来说，新的经济制度引出的社会问题，直接牵涉到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从而引出他们对这样的经济改革本身的质疑和否定。再说，原来就有的忧虑，更因政府权力的扩大而加深。政府是否因此无可避免地腐败，民众的自由是否已经被严重侵犯？在他们看来，费城会议过去只有短短的四年，宪法批准只有短短两年，联邦政府已经呈现出了改天换地的权力。

其实，双方提出的问题，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不断处于这矛盾两极的抗衡和平衡之中。

当然，是人在发展着经济，是人的欲望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而欲望与生俱来。只要这样的动力存在，经济就会隆隆地向前冲。到了一定的地步，与其说是人在主导形势，还不如说，形势本身迟早会挑选出如汉密尔顿这样素质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汉密尔顿的天才，在于他看到了这个趋势，顺应了这样的趋势。可是，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许多在快速发展中被忽略的问题，永远有人关注和提出来，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权限、政府的腐败、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等等。因此在建国初期，相互反对着的两种观念，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

建国初期，经济改革也在初创阶段，监督制度并不完善。支持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即使是国会议员，也不少拥有国债、股票，还有在私人银行或公司任职。是否有内线交易？是否以权谋私？加上汉密尔顿的助理也在积极参与投机买卖，于是导致更大的疑问。

反联邦党人在杰佛逊带领下，质疑汉密尔顿处理外国贷款和他的个人财务问题，在1793年春突然在国会提出弹劾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一个月之内就准备好了有关个人财务的200页记录，以表明他的清白无辜。这一弹劾提议没有在众议院通过，投了赞成票的只有五个众议员，其中之一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詹姆斯·麦迪逊。

当年12月，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又指控财政部与美国银行相互勾结，造成政府腐败。经国会调查委员会严密调查，没有发现账目上有什么问题。一直到杰佛逊当总统，一直到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都没有发现汉密尔顿有“经济问题”。这些指控和调查部分起于政治对立和斗争，可是，在美国政府的新生时期，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样的调查还是锻炼了立法、行政两大分支的监督和互动关系，也确立了美国政府公开的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模式。

当时，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方略上的分歧，在政治观念上的对抗，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这一切，让双方感到疲倦。尽管有华盛顿总统居中调解，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到了难以共处的地步。

1793年，托马斯·杰佛逊辞职。但是两种观点的对立却由于第二年的税收暴动事件，变得更为尖锐。

事情的起因是，既然联邦政府决定偿还债券，就需要增加税金来支付。国会随之通过一系列税法，其中的“威士忌酒税法案”，伤害了种粮食酿威士忌酒的农夫。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夫，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大规模运粮食出来卖，几乎不可能，只能酿酒，运酒则大大减少运输量。而这个法案一出来就像是断了他们的生路。1794年，他们组织起来暴动，反对该税法。结果，华盛顿总统招募了一万多名国民兵，由汉密尔顿亲自率领，驱散了暴动的民众。虽然无人伤亡，但是逮捕了一批人，包括农夫选出的代表们。

这个税是国会强制征收的，所以很容易让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想起当初他们要求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反抗英国宗主国不合理的税收。“威士忌事件”虽然没有酿成血腥的暴力镇压，第二年华盛顿总统也签了大赦令，所有在“威士忌事件”中被逮捕的人，都没有被定罪。可是，在杰佛逊的一派看来，武装的国民兵都被汉密尔顿领着出去了，没有流血仅仅是出于侥幸。这简直就是华盛顿可能变成国王、联邦政府可能变成人民敌人的信号。

这一事件确实非常危险。一方面，有了国会代表，并不表示每个地区、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他们之间的利益还可能完全是冲突的。另一方面，也许根本没有万全之策。当一个经济措施出来，必然有得益和受伤害的两部分人。即使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大局来看，可能政策是必要的。可是，站在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民众面前，华盛顿总统也不知所措。直到很多年后，也是在联邦政府有了能力之后，才开始对一些经济政策中的受害者，由政府出面做出补偿。

如何畅通民众的申诉渠道，如何不走向恶性事件，在美国这个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困难的事情。美国也是在实践中经历许多惨痛的教训，才逐渐取得尽量避免恶性事件发生的经验的。建国初期，杰佛逊站在民众立场上的呼吁，是对政府管理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在这个时候，1795年1月31日，汉密尔顿辞职了。在辞职前，他向国会提出了最后一份报告，再一次阐述了他的重建国家信用政策的重要性。他的政策在起作用，美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信用正在恢复。他指出，对还是一个年轻国家的美国来说，信用尤其重要。只有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国家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平等的地位。同时，建立国内的私人信用也非常重要。只有在一个良好信用系统的基础上，经济才会平稳地发展。

当时的官员薪水不高，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密尔顿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当部长的薪水难以养家。他回到原来的律师旧业，有了将近四倍的收入。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成功地打赢了几个大官司。

可是，汉密尔顿在政治上仍然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是联邦党人的领袖，也始终得到华盛顿总统的信任。1796年9月，华盛顿总统发表着名的“告别演说”，宣布不再竞选下一任总统。总统要求汉密尔顿帮助他起草这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在这一文件里，华盛顿总统嘱咐后人，要维护美国的中立，尽量和欧洲所有国家都发展商贸，但是不要和任何国家搞政治结盟。

1795年4月，就在汉密尔顿辞职后不久，约翰·杰伊在伦敦和英国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消息传来却遭到公开舆论的谴责，人们认为他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是“卖国贼”。人们在街头焚烧杰伊的纸像。汉密尔顿为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辩护，他在公众集会上演讲的时候，却遭到人们的石块攻击。按照宪法，外交条约必须参议院通过。这次虽然参议院通过了条约，华盛顿总统却犹豫着，没有马上签署。他征求汉密尔顿对条约的意见。汉密尔顿一如既往，写了一篇文章，一条一条地为条约辩护。他指出，条约为年轻的美国争得了宝贵的和平，符合美国的利益，不会损害美国的荣誉。华盛顿总统考虑了几个星期才签署了《杰伊条约》，而这个条约的思想和最终实现，汉密尔顿起了很大作用。

1799年底，华盛顿去世。这对汉密尔顿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第一代的政治家中，华盛顿也许是惟一一个始终对他非常信任的人。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中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后来逐渐变得孤立，他的声誉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他运用影响力，在政治派性争权中非常活跃。他文笔犀利，下笔伤人。尤其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对同为联邦党人的亚当斯总统，进行了长篇人身攻击，而亚当斯是个为人行事很有原则的老派绅士。这一事件造成了对汉密尔顿的声望和政治前程的最大伤害。

1804年7月11日，汉密尔顿在一场决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

2003年秋天，我们去纽约市，特地去看了汉密尔顿在纽约的家。这栋小楼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并不算大，现在逼仄地处在拥挤的街道上。当年，这栋小小的房子周围，是32英亩舒展的野地。我站在那里想，搬家到此的那天，一家人望着窗外树林和草坡，也一定有过许多憧憬。汉密尔顿特地给这栋小房子命名，叫它“格朗”，就是农庄的意思。据说，那是他遥远的祖先在苏格兰的老家的名字。可是，他只住了两年。就是在这栋房子里，1804年7月12日，汉密尔顿去世了，时年49岁。去世的时候，他的身边除了一个朋友，纽约市的一名主教，还有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和他的七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

在他临终前最后的时刻，他要求纽约的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为他举行圣餐礼。可是，一开始却被教堂拒绝了。原因是他虽然已经皈依上帝，可是他决斗的行为却有违基督的教义。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会。他说，他虽然答应了决斗，却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才将子弹故意打偏。他还说，他为自己所有的罪过忏悔，并愿意与所有的人和解，包括在决斗中给他致命一击的对手。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堂为他举行了仪式。

他渐渐被遗忘了。汉密尔顿死去之后，政治圈内派系运作留下的伤害，还久久留在那里。而人们还不到回顾和思考的时候。

如今，200年后，当美国人终于开始认真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审视当时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讨论时，他们发现，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设来说，费城制宪会议以后的十年是最关键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对美国的制度建设贡献最大的，除了华盛顿总统以外，他们国家的今天有赖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后，经济的道路还始终面临种种困难选择。而在那个时候，假如走上的是托马斯·杰佛逊和麦迪逊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美国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美国终于看到了这个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人为美国所做出的贡献：他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级政府，他以出色的才华鼓吹通过合众国宪法，在美国建国后的短短的几年里，他使美国恢复了国际信用，建立了美国的经济制度，为美国搭起了经济发展的舞台，打下了100年后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的制度基础。

在华尔街和百老汇的路口，我们找到了圣三一教堂。古朴的教堂，坐落在世界上最拥挤的金融摩天大楼之中，非常醒目。这儿离当年的联邦议会，后来的临时国会所在地，现在的联邦大楼，只隔着一个街区。当年，华盛顿将军和汉密尔顿星期天都常来这个教堂。旁边就是墓地。墓地的边缘，和车水马龙的大街只隔着矮矮的铁栏杆。马路上，行人匆匆来往，他们也许就在近旁的大楼里，操作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器。大概不会有人注意，这个国家庞大的财政金融大厦的第一个奠基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长眠在这儿。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2. 1804年的信号

卢兄：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提到，以前听说过汉密尔顿死于决斗，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上次写汉密尔顿的时候，省略了他的决斗。看了各种相关的研究和资料之后，我想另外写封信，专门给你讲讲这个美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决斗。因为它不仅是汉密尔顿的个人悲剧，事件本身也和我们在聊着的制度实践的主题有关。

今天去看，那真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1804年，汉密尔顿虽然已经离开公职，可是，他不仅是美国屈指可数的那些建国者们之一，还是联邦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领袖，可以说是当时美国已经离开公职的政界名人。而他的决斗对手艾伦·伯尔，更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我们如何能够想像，今天的美国副总统，会提着一把手枪，去跟人家决一生死呢。

所以，你可以又一次看到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距离。虽然在同一个宪法之下，那时的美国还远远不是我们今天认识中的那个国家。

1804年7月11日清晨，汉密尔顿和伯尔，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助手，还有一名医生，分别乘着小船，来到相邻的新泽西州，在野外的一块小空地上，履行“约会”。当然，他们知道，这是在赴一场决斗。可是在他们交往的信件中，都把它称为是“约会”，并且不在自己所住的纽约州进行，那是因为，在他们所住的纽约州，决斗已经是非法的了，而在相邻的新泽西州，却还没有制定这样的法律。

美国的开端，随着规模的突然升级，古典政治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变。这是一个转型期。而他们，也处于古典绅士向现代政治家的转变。这是绅士们最后的时代。我想，就像欧洲最后的骑士、日本最后的武士那样，美国最后的古典绅士也是非常困惑、也有着很深的悲剧性。

那时候，古典绅士的传统还在。我们在讲着的绅士，不仅是我们理解的温文尔雅、有教养的君子，还有骑士一样的规则。那个时代，绅士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号。绅士是重荣誉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从欧洲的中世纪开始，就留下了荣誉重过生命的概念，也留下了决斗这样一种古老的、绅士之间为了荣誉而在决斗中押上生命的特殊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被带到了北美洲，一直流传到美国诞生之后。在1804年，正在迈向一个现代国家的美国，已经意识到决斗这个传统不合时宜。一些州（如纽约州）已经开始立法禁止决斗。一些观念已经在转化的绅士，也摒弃了决斗的方式。可是，决斗在美国绅士们之间还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那天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历史学家们不断研究的对象，可它至今还是一桩历史疑案。有一部分事实始终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汉密尔顿带着他的亲戚丘吉的一把手枪。这把手枪至少已经两次用于决斗。1799年，丘吉曾经用这把手枪崩掉了伯尔的一粒扣子。它的另一个故事，却是汉密尔顿一家最大的一个伤痛。

1801年冬天，汉密尔顿19岁的长子菲利普，为了维护父亲的声誉和别人发生争吵，争吵中对方使用了一句骂人话。那时候，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的，某些被认为是羞辱人格的话，例如“懦夫”这样的词，是不能出口的，一经出口，对方必提出决斗的挑战，否则就没有尊严再活下去了。因此，年轻气盛的菲利普随即向对方提出决斗挑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的儿子在决斗前，和父亲有一番谈话。他想问父亲，他应该不应该去决斗，他在决斗时能不能杀死对方？汉密尔顿说，一个绅士，必须维护自己的声誉；但是，他提醒儿子，他是一个基督徒。结果，汉密尔顿的长子在决斗中没有开枪，自己却身负重伤。

当时，这样的挑战虽然经常发生，可是，大多数决斗，又能够经过一套由助手协助的操作，有面子地和解而取消。汉密尔顿在那时自己已经遇到过七八次这样的挑战，其中一次的对手，就是后来的门罗总统。但是，一次次地，这些决斗挑战都“荣誉化解”了，没有走到动武的那一步。因此，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听说儿子的事情之后，凭经验认为会化解取消，没有认真干预。直到他听说双方沟通失败，决斗已经发生，他大吃一惊赶去，儿子已经身负重伤。

这两种说法并不完全冲突，可能都是不同侧面的事实。确切发生的，是决斗的第二天菲利普死去了。汉密尔顿17岁的女儿，经受不了如此打击，精神失常。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一共发了两枪。伯尔没有受伤，而汉密尔顿受到致命的重伤。

可以想像，事情发生之后，在纽约甚至全国，成为爆炸性新闻。伯尔在刺激之下一路向南，直奔到佐治亚州才停下来。报纸上谣言四起。例如说伯尔穿的是特制的防弹衣，刀枪不入；也有说他事后弹冠相庆，只后悔没有射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云云。

目击者是双方的助手，医生只是听到两声相隔数秒的枪声。可是，两名助手的描述又不尽相同。此后，各方面，包括法庭，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基本事实是，汉密尔顿在“赴约”之前，曾经写下：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他将不会开枪。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这样。在决斗开始前，他曾要求推迟一会儿，容他戴上眼镜。汉密尔顿率先开枪，事后也找到了他发出的枪弹，但是，子弹偏离伯尔所站的位置很多。另外，可以确定的是，伯尔对汉密尔顿事先写过不开枪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他后开枪，但是击中了对方，汉密尔顿应声倒地。当时，伯尔表现得非常震惊，立即要到汉密尔顿身边去，却被助手阻止，把他带向小船。走在半路，他坚持要回去和汉密尔顿讲话，可是助手还是不同意他过去，让他立即离开了决斗现场。

我前面说的、成为疑案的历史迷雾，是涉及双方在面对自己和对方生死之时，在开枪的一瞬间的想法和决定。虽然，只要是遵循规则，从决斗本身来说，他们是在押上自己的生命，也有权击中对方的要害。可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已经是决斗的末期，真的决斗导致致命的很少。再说，那是两个如此特殊的人。所以，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一代代历史学家都想要知道：汉密尔顿，还有伯尔，他们在这一个瞬间，是真想致对方于死命吗？

只能说，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汉密尔顿事先写下的文件，和他事后自己的说法认为，虽然汉密尔顿先开了枪，却是有意地打偏的，他不想伤害对方。一些历史学家也根据当时决斗的一般规律，以及伯尔事后的表现认为，伯尔也并没有要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打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伯尔在对方先开枪的刺激下，也只是想打中大腿之类的不致命部位，以造成对方轻伤结束这场决斗。可是，他也打偏了。

这是历史学家们尽可能地依据事实做出的研究，由于推测的都是决斗双方在瞬间的念头，其实，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确定的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决斗？在当时，大量决斗挑战都可以通过沟通化解而避免动武。就汉密尔顿来说，他遇到过十一次决斗挑战，只有这次走到最后一步。为什么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这场决斗究竟表达着什么？

事情的起因，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尔要求汉密尔顿对一封信件的内容做出解释。信的作者是库派博士，上面有这样一句：“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鄙视的看法细节。”

信件内容没有汉密尔顿的原话。因此，伯尔的指控显得空泛。按照历史学家们对此类荣誉纠纷的研究，汉密尔顿假如断然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很抱歉发生如此误会，那么，伯尔就很难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

在这个当口，谁也没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严重的后果。伯尔的信只是要求解释而已。

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因为伯尔手里没有什么把柄，汉密尔顿的回信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还含着一点轻蔑：你似乎认为，我有必要对一件没有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事情，认错或者不认错。你给我一大块捕风捉影的东西，里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么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过的事情，只是我们竞争15年来的那些政治对立。原则上说，我如果认同你的质问，先要看别人对我的讲话所作的推论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罢，一提15年来的政治对立，伯尔显然被惹火了。争论也马上升级。言辞中更多地涉及了双方的荣誉。一个星期的来回交锋之后，事态的走势已经非常不妙。这个时候，也许双方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都开始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后来，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决斗助手。汉密尔顿第一次请了自己的朋友潘德尔顿作为助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潘德尔顿脑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务就是要避免决斗。他依据古老的“决斗法则”，终于劝说汉密尔顿写下了如下声明：对库派的谈话，现在回忆起来，“凡我有关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看法的相关言论，无一例涉及他过去的行为或私德”。针对规则，汉密尔顿再一次强调，他和库派的谈话，“完全是政治话题，没有一点涉及伯尔的不名誉行为或者私德”。

历史学家认为，“即便是以挑剔的眼光去看，这样的让步也足以结束这个事件了”。伯尔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间接的道歉。因为这是常识，也是规则：所谓的名誉问题，所谓的绅士名誉纠纷，只和对个人品行的攻击有关，无涉政治等其他大话题。这些公共话题哪怕分歧再大，争论、反对、攻击的言辞再激烈，也和绅士的个人名誉无涉。汉密尔顿完全是循着决斗规则，来划开个人和政治批评的界限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他们曾经是老相识，相识大致都要超过30年了。之所以提起15年的这一段，是因为他们在15年前，在美国成立之后，都开始从政，而分歧由此而来。

1789年，汉密尔顿和纽约州的州长科林顿竞选，汉密尔顿失败了。事后，曾经帮助汉密尔顿竞选的伯尔，最终接受了科林顿委任的州司法部长的职位。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裂痕。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缺少政治原则，去帮了他的对手的忙。两年之后，1791年，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竞选中，伯尔击败了打算连任的汉密尔顿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后者是国会中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支持者。伯尔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后，又反对汉密尔顿提出的财政计划。后来，伯尔反对汉密尔顿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而到1792年，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800年，托马斯·杰佛逊和伯尔得以入选正副总统，又因两人票数相等，在决定谁是总统、副总统的问题上，形成僵局。按照宪法，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决定。汉密尔顿看不起杰佛逊，但是更讨厌伯尔。汉密尔顿表示，尽管杰佛逊在政治观点上和他相冲突，却“远不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伯尔则“一无是处，就连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会认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经身败名裂”。他宣称伯尔“不论于私于公，都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此，不能让伯尔当总统。他积极活动，利用他在众议院联邦党人中的影响，游说众议员投票给杰佛逊。众议院经过几十次投票，终于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伯尔落为副总统。

也许你会问，那么伯尔这个人究竟如何呢？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对待公众事务上，他和华盛顿将军的形象恰成反比。华盛顿将军没有私心，而伯尔是个私心很重的人。汉密尔顿在15年中，当然是攻击过伯尔的私德。可是，要汉密尔顿就他们15年的恩怨和对伯尔的攻击作广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假如汉密尔顿这样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绅士名誉被终结了。

避免决斗的“荣誉化解”是需要双方退步的。大多数情况，尤其是处在决斗时代的尾声，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间，大家都知道，以生命为赌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于一怒之下发生的危机出现，他们大多是双方在主观上寻求保留各自面子的“荣誉化解”。在过去汉密尔顿和门罗的决斗挑战事件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沟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台阶、也是相互给台阶的。而假如一方下定决心决斗，另一方就很难解脱，因为强行挣脱的行为，本身是损害自己名誉的。正如汉密尔顿在留下的声明中，坦承自己对伯尔的政治原则、品格和看法，都有过批评，也批评过他作为绅士的私人举止。可是，汉密尔顿也表示，伯尔要求他作一个“不限定范围的、广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判，伯尔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对汉密尔顿发出了赴新泽西州某地“约会”的邀请。汉密尔顿要求推迟几天，处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务。他们双方都各自立下了遗嘱。如他们的助手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双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决斗法则，他们虽然是违反法律，可是他们遵循了维护绅士们荣誉的更高的律令”。

汉密尔顿和伯尔，他们不仅是政坛上的老相识，还是独立战争期间的老战友。1804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独立战争义军的老兵组织，“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聚餐，他们最后一次坐在同一席就餐。伯尔在那天显得沉默而情绪低落，而汉密尔顿却高亢地唱了一首英国军队的老歌：“战士啊，为什么你的事业就是赴死？”在此前一天，汉密尔顿还举行了家宴，来客中，汉密尔顿邀请了他的政治对手杰佛逊的前私人秘书，还有他已与之决裂的前亚当斯总统的女儿和女婿。

美国独立日的七天之后，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回顾这个事件，可以看到许多偶然的因素导致了事件的走向。但人们也发现，事情是如此复杂，除了政治观点的“对和错”、政治人格的“优与劣”以外，无可否认，还掺杂着在声明中、在公开场合不会发表的个人私怨。可是，撇开这些之后，这个被称为是“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决斗，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戒心不是凭空而起的。伯尔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参加过独立战争，是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但是，他被包括汉密尔顿的很多人认为有野心而无原则。

这场决斗事后被交付法庭调查，虽然决斗发生在可以合法决斗的新泽西州，虽然并没有发现伯尔有违反决斗规则的行为，因此他没有被法律起诉。可是，那已经是美国决斗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纽约州已经禁止决斗。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这样的“传统”已经感到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作为副总统和参院议长的伯尔回到参院时，议员们看着他，就像在看着一个谋杀犯。他杀死汉密尔顿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据说伯尔想在美国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个王国。为此，1807年他被以叛国罪起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审判。最后，由于他没有具体颠覆美国的行动，他的叛国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从此伯尔再也没有回到政界。

这次决斗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家的个人争执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在这一幕悲剧之下，潜藏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文化。

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可在两百多年之前的建国之初，还是过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台。我们前面说起过，华盛顿的内阁一开始只有四个部长。联邦的政界人数并不多。最初的选举选出来的，自然主要还是原来各州的绅士们。华盛顿的第一任内阁，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第一代国家的创建者。可是，建国以后，不仅政治格局不一样了，人们对待公职的态度也在变化。对从政有兴趣的人们都看到，联邦政府正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越来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动大舞台。

这个大舞台是开放式的，和美国的制宪会议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宪会议之后，一批人离开了政治，如莫利斯这样的经营者。一些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如华盛顿总统等，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推上了这样的位置。他们还保留着西方古典政治时期的观念：公职就是奉献，是服务公众。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也有一些人，责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们的周围，从联邦权力结构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对政治活动有浓厚兴趣的人们。联邦政治权力在展现着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论从观念到形式，都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化。

你一定还记得，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曾经是如何真诚地讨厌结党。在联邦以前的、以州为单位的小国政治以及相对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结党这样的事情。可是，大国的政治活动是开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几乎在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锐的政治分歧就出现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参与的事情，在对立的政治人物周围，自然聚集起民众。结党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费城会议之后，为了推动宪法的通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曾经一起写了大量文章，表达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是联邦党人。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之后，反对联邦党人观点的人，就被称为是反联邦党人，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政党。一开始，对于“结党”，仍然是有顾虑的。可是，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作，以及由于观点相同人群的组合，开放式的现代政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自然形成起来。不论人们最初是多么憎恶结党，最后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个政党的大潮，也卷入了与此相关的党派纠葛。

由于政党是自然形成的，规则规范一开始显然没有跟上。大范围的、无规则的政党活动鱼龙混杂，言论行为都开始失控。政治观点的对立，很快走向人身攻击，开始恶性循环。费城会议上，虽然观点对立，激烈争论，却能够光明正大、以诚相见。可是今天，在大批民众参与的政党活动中，这种古典的传统氛围必然受到污染。也使得很多昔日朋友一旦成为政治上的对手，立即就势不两立起来。假如说，人们还在试图把汉密尔顿和伯尔归作不同政治品格的冲突，那么，当我们看到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对立，看到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对立，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就会发现，在现代政治运作中，政治对立最后演化为个人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甚至怨恨，是多么容易发生。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是古典政治最后的遗风。这并不仅是指决斗这样一种习惯，而是在背后把他们送上这条道路的政治文化。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建国者们还站在时代的转化之间。政府官员的个人品格，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谓的绅士荣誉，就是个人品格的被认定。这样

Chapter_28

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人们对绅士荣誉极度重视的态度。

即便是主动挑战的伯尔，也是在拿自己生命争回自己的荣誉。汉密尔顿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荣誉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令人惊奇的是，论及当时的状态，他们两人其实在政界都已经没有很大的前途。伯尔既失去了继任副总统的可能，也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又无法被联邦党人真正接纳。汉密尔顿离开公职多年，由于他和联邦党人的分裂，即使在他的第二家乡纽约州，影响力也已经越来越小。可是，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对于自己仍然必须被看做是一个“绅士”，竟然看得如此重要。

第一批建国者们的政治经验，一开始是基于一个个“小共和国”的古典政治模式的。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之下，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虽然设立了监督机制，可是在内心深处，美国的建国者们，还是会依据他们以往在古典政治中的从政经验，不由自主地预想着，通过选举是挑选出一批私德相对可靠的好人，作为这个国家的管理人员。因此，在宪法中才出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选举总统的条款，那就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时候，每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得票最多的人，当选总统，而得票次多的人，当选为副总统。因为按照古典政治的推论，得票最多的人，应该是“最好”的人，而得票次多的人，自然就是“第二好的人”。这样的搭配，不就是最佳组合吗？

在美国的第一、第二两届总统选举中，这样的古典政治的理想似乎在实现，全票当选的华盛顿总统和他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算是“德高望重”的老派绅士，是很能够自律的政治家，因此，似乎这样的设置能够达到目的。虽然现在来看，这只是一个历史过渡而已。华盛顿总统完全是一个古典政治中的楷模。他其实非常不适应在党派对立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着的种种弊端。他虽然两次以全票当选为总统，可是，华盛顿在第一次任满时就不想连任。混乱的局面使他心灰意懒。也正是大家认为，除了华盛顿，没有其他人能够稳住和平衡最初的这阵混乱，才力劝他连任。任满两期，华盛顿说什么也不干了。

1796年，华盛顿的离任是美国古典政治结束的第一个信号。美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全票当选”这样的事情了。党派两分，选票也两分。华盛顿的副总统亚当斯，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了联邦党人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且当选了总统，可是，他已经不是那么胜券在握了。亚当斯比副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只多了三票，而且，他们两人分属对立的两党，观点对立。

在制度实行的过程中，美国人终于发现，在政党政治之下，最可能的情况，是得票最多和次多的两人，分别是对立两党的领袖。谁都可以一眼看出，这样对立的总统和副总统，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什么合作的好搭配。就这样，到1800年大选，党派竞争更为明显了，现在成了分属两党的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在竞争下任总统。而年轻的共和国，不仅监督机制没有完善，党派兴起之后，运作的规则也还没有建立。在这个开放的政治大舞台上，许多人或许出于政治热情，或许出于权力的欲望，开始对他们的政党领袖推波助澜。1800年大选演成了一场相互攻击的轩然大波。在联邦党人一方，汉密尔顿在大选前，突然写出一本五十几页的攻击亚当斯总统的小册子，在国会的一些议员中散发，并且很快被对手党拿去在纽约出版。这使得联邦党人产生分裂。

亚当斯可谓是代表古典政治理想的最后一人。在竞选中，他没有做任何私下的操纵，去煽动舆论反对自己的对手杰佛逊。他甚至遵循古典政治运作的原则，认为自己为自己宣传、评功摆好的竞选活动，不符合一个绅士的道德观。他告诫门罗，不要把他的名字和这些竞选活动联系在一起。在1800年的大选形势下，有些人甚至认为，亚当斯总统如此“过分天真”，正是他“落后于时代”的表现。

相反，亚当斯的竞选对手杰佛逊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时代。他参与了竞选中的种种活动，有的还算是光明正大，有的已经不是古典政治风格了。最终，这一切深深伤害了亚当斯和杰佛逊从争取独立时代就开始的私人感情。

新建的总统府开始启用。1800年11月1日，亚当斯总统在没有通知下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仪式，自己搬进了后来被称为白宫的地方。刚巧在场的两名官员和几个工人迎接了他。第二天，他给妻子写信，第一行是：“华盛顿市，总统府，1800年11月2日”。然后，他写道：“我请求上帝赐福于这所房子，以及此后的入住者。但愿从此只有诚实和英明的人，才得以住在这个屋顶下，管理国家。”

这个时候，亚当斯已经读过汉密尔顿写的小册子，也看到了两党互相攻击中种种恶语相向的情状，他差不多知道自己马上就将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写下的，是那个正在逝去的时代的一个古典政治家，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理想，在白宫留下的一个纪念。

此后的故事，我前面已经讲过，汉密尔顿在大选前夕造成联邦党人分裂，成为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落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向支持联邦党人的纽约州，倒向共和党候选人。结果，亚当斯落选，杰佛逊和伯尔因两人票数相等，谁当总统，相持不下。众议院在经过三十六次投票，才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而汉密尔顿由于支持杰佛逊，也因此和副总统伯尔加深了怨恨。

1800年大选，给了美国政界很深的影响，现代政党政治已经事实上成为民意集中表达的一种渠道和主要方式，可是它还远远没有规范，还没有发展出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

1804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12修正案，将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在选票上分开。也就在这一年，汉密尔顿和伯尔进行了这场决斗。1804年的宪法第12修正案，为美国古典政治时代的远去，发出了第二个信号，而两个绅士政治家为荣誉而决斗的枪声，成为它的一个回声。

祝 好！

林达

13. 告别古典政治

卢兄：

谢谢你的来信。你问道，为什么说美国的宪法第12修正案，是又一个古典政治远去的信号。它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措施吗？

说起美国的第12宪法修正案，还是要从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选总统方式说起。

制宪会议规定的选总统办法，其实非常简单。每个州推选出的选举人投票选总统。宪法规定，每人可以投两张总统票，其中一名必须不是本州人。最终选出票数最高的人为总统，次高的为副总统。

这样的制度设置，源于一种思路，就是“选好人”。是设想每个投票人都会挑选自己心目中最符合总统标准的人。标准很自然，就是道德和能干。而大家对于“好”的理解，更偏重于道德。就像在制宪会议上，富兰克林对于政府的忧虑非常典型：“我们知道第一个总统会是个好人，可是，谁知道后面会选出什么家伙来呢。”大家都知道，他指的“好人”是华盛顿将军。

在费城会议上，所有的人都有同感，因为华盛顿将军的道德，是久经考验、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说，假如他们能够确信，以后的候选人都是华盛顿这样十全十美的“好人”，也不用费神设置那么多监督机制了。所以，费城会议上有关“选举”的概念，是“尽可能”选出“好人”来。“不够好”的，让制度来制约他。

这是一个单线选择的思维方式，所有候选的政治家都是排在一条队伍里的。他们排队的先后次序，是依据他们“好”的程度，就是道德和能力水准的程度。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最好的两个，让他们分任正副总统。而且既然是道德最高尚的两个人，他们也必定会合作、配合得最好。

宪法被批准之后，1789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这次选举完全是按照富兰克林的预料、其实也是大家预料的方向完成的。华盛顿全票当选，亚当斯以次多票当选。开始第一届的“好人政府”。

首次选举的特点是，没有竞选。因为在这样的概念下，不竞选才是正常的。一方面，经历了1776年独立战争之后，大家对于“老一代革命家”，对他们的品行心里都有一个谱。因此认为，根本不用竞选。“施政如何”是和“总统个人道德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好人，当然会尽力以最公正、最好、最廉洁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国家。候选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竞选、要出来说明自己将来的施政纲领。因为不论是在选举人或者候选人的观念中，竞选就是道德和能力的高下之争。假如自己出去竞选，就是一个人到公众面前去宣扬自己是如何道德高尚，这样的行为本身，就不符合绅士们谦虚的美德，就已经“不那么道德”了。

再有，就是候选人没有党派。在绅士们看来，结党没有必要，甚至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华盛顿和亚当斯就是这样古典政治中的“好人”，他们的一个特点是，宗教生活使得他们一生都在自省之中。以致他们离开青年时代，步入中年、晚年之后，都会不断在书信和日记中，认真地提醒自己的为人之本，如诚实、正直、尽职。似乎那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永远要追求的人生目标。

华盛顿的“好”恰体现在最初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时候，他表现出的中庸和克制，成为后世的典范。那个时代，反对党派和政府其他分支的平衡机制还没有成熟。所以需要行政分支尽可能自制，不恶性膨胀起来。如亚当斯对自己副总统职权的克制，如华盛顿总统竭力维持中立、小心听取两派意见，都是很重要的开端。他们的这种克制、谨慎，几乎表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华盛顿总统刚刚上任不久的1790年4月17日，制宪会议上年龄最大、有着极高声望的富兰克林，在费城去世了。众议院通过决议，在议会搞了哀悼仪式，可是参院和行政分支却拒绝这样做。按说，这本来是向公众表现自己对战友和先辈“有情有义”的一个机会，可是华盛顿对提出要求的杰佛逊说，他觉得最好不要开这样的先例，因为一旦做了，他不知道以后怎样来制定标准，什么人才能够享有这样的殊荣。他们对于由官方出面的给个人的“崇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华盛顿总统的克制、不“作秀”，其实反映了他的道德自信。

对于华盛顿你已经很熟悉了，我再给你介绍约翰·亚当斯。

亚当斯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者，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律师。他虽然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可是，早在1776年，《独立宣言》刚刚发表、离制宪会议还有11年的时候，他写下了一本小册子《关于政府的思考》。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已经指出，“人民的幸福才是政府的目的”，共和制是“法治而非人治”的。他还指出“独立的司法体系”是司法公正的关键。他特地指出司法权必须和行政权、立法权分离，这是他对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反思。

1779年，在费城制宪会议的八年前，亚当斯在出使欧洲、短暂回国的间隙里，就为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起草了宪法草案。现在我们去看，美国宪法几乎就是它的翻版：参、众两院的立法机构，一个有否决权的州长作为行政长官，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由最高法院任命的、表现良好即可终身制的法官。在前言里，还有一篇“人权宣言”。这部由亚当斯起草的《马萨诸塞联邦宪法》，现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还在使用的宪法。

最令人折服的是，他在早期的律师生涯中，就能够不为民众和大的政治局势所左右，坚持在办案中不偏不倚、让证据说话。1769年，在英军强行上民船抓壮丁当兵的事件中，他为四名在被抓时抗命、杀死了一名英海军军官的美洲水手作正当防卫的辩护，并得以胜诉。可是，一年后的1770年，坚决主张美国独立的亚当斯，在被人们称为“波士顿惨案”的事件中，为开枪打死了民众的英军士兵辩护。当时，已经没有一个律师肯为这些士兵辩护。亚当斯却逆着民众的怒潮，接受了辩护的邀请。他诚实地分析案情、提供证据，做出了逆民众愤怒而行的判断和辩护，使得几名英军士兵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他自己的律师业务因此大大减少，还被愤怒的民众攻击，可是他依然坚持了法律的原则。

在商讨“对英合约”的时候，他和汉密尔顿的观点不谋而合，就是不能任意没收“亲英保皇党”的财产；欠下的外债、包括对英方政府和个人的欠债，都要偿还。要知道，在当时的对英谈判中，他的这种看法是孤立的少数。可是他始终坚持美国不论经济状况多差，在可能的时候，一定要还债。他认为，否则的话，那是美国的耻辱。

他是最早提出美国独立主张的，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奔波在欧洲，为独立战争筹款。直到制宪会议结束，他还是在任驻英国和荷兰大使。照理，他不是像华盛顿将军这样的领导战争的实战英雄，又一直在海外，到大选前夕才回到美国，选举好像应该没有他的什么事儿。可是，他的资历，他千辛万苦的外交努力，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当时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他会当选为副总统。

不过，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功能，差别简直太大了。这种差别，可以说一半是由宪法规定的，另一半也是在运作的过程中确立下来的。

从亚当斯的个性来说，他习惯了高声雄辩，在欧洲见过大世面，又在外交生涯中练就了口才。一开始，他也是凭着对副总统名称的期望，认为副总统就是作用仅次于总统的政治家，大有作为。直到上了任，才发现自己的位置最好是“尽量克制自己”。

美国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也就是参院开会时的会议主席。从费城制宪会议上华盛顿的主席角色中，你一定已经看到，美国会议的主席，承袭的是英国的议会传统，他不是一个开口洋洋万言、指导方向的领袖，他只是一个维持会议公平的人，他自己的意见很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表达。按照宪法规定，这个议长又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投票权，只有在选票持平的情况下，才得以投出定乾坤的一票。事实上，这样的机会很少。在亚当斯的整个八年副总统生涯中，他只有三十多次的投票机会，已经是迄今为止的副总统中，投票机会最多的一个了。

可是，宪法并没有规定执政过程中，副总统不能参与总统的决策。他们两个人应该如何协调、合作，光看宪法，就完全不清楚了。因此在实践中，副总统完全可能耐不住寂寞，冲到前台，“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可能就起了干扰的作用。因此，“第一个行政当局”的样板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逐渐理解总统单独决策的重要性。他认为，是这个国家“以其智慧为我设计了一个最不重要的位置”。亚当斯为此后美国的副总统们建立了不成文的规范，就是“克制自己的雄心”。他仅有的投票机会，都用于对总统的支持。

八年下来，他基本上固定了美国副总统的实际位置，就是参院的一个尽职的会议主持者，一个总统的预备候补人。只要总统没有什么不测，他就基本让总统全权做主。他的克制，使得此后的美国副总统的定位，基本都按照这样的模式形成传统。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竭力去施展政治才华不难，而为了公众利益，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自觉地抑制自己的能力，却大概只有绅士政治家才能做到。所以最初的总统任期由“好人”担任，对美国来说是很幸运的。

华盛顿挑选的内阁，也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挑选的。四名部长都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参与者。托马斯·杰佛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主要就是处理外交事务。可是，在政治倾向上，他的侧重明显和总统是不一致的。华盛顿最初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他只有四名部长的小小内阁，就因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看法不同，率先开始了对立政治观点的激烈冲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期间，美国经历着最初的动荡和危险，在华盛顿的支持下，汉密尔顿财政改革使得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可是，一场政治风暴又随着法国的巨变而袭来。法国革命就发生在他们上任的那一年，整个事态就在他们的任期内发展。远隔大洋，可是消息不断传来。这对于美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冲击。

一方面，美国自己刚刚“革命完毕”，而且是在法国的帮助下，从英国手中独立的。在民间，听到“革命”就容易热血沸腾，亲法仇英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因此，尽管华盛顿和亚当斯都避免介入党派活动，可是，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明显使得所有的人，至少在政治观点上站队分开。而华盛顿和亚当斯，显然和当时以杰佛逊为首的一派观点相悖。建国之初，美国真是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还偏偏刮来如此强劲的一阵法国风。

在他们这一届政府走马上任，随即爆发法国革命之后，杰佛逊认为，华盛顿、亚当斯以及汉密尔顿，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持有保留，必定是因为他们倾向君权；并且认为，美国的共和国处在君权复辟的危险之中。正是为了反对这样的“君权主义”，他才和麦迪逊等人一起，组成反联邦主义者的政党，叫做“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以表示和“君权主义”的对抗。他也认为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和（美国的）共和党爱国者是一样的”。

这些原来的好朋友，独立战争期间的战友，此时的看法是如此不同。在杰佛逊对路易十六被砍头表示支持的时候，亚当斯对一名英国记者说，人类最终会发现，假如大多数人失去控制，他们和不受约束的暴君一样，会变得专制残暴。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牵涉到外交政策，就变得严重起来。英国已经对法宣战。1793年，由法国雅各宾党人掌控的政府，向美国派来使节。顶着当时法国最时髦的头衔“公民”的法国使节热内，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登陆，一路演讲，而且高唱填写着“自由”新词的马赛曲。他受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众的热烈支持，美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量组织起来。热内除了传播革命精神，还要出资武装美国的私人船只，让他们攻击英国商船，破坏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以实际行动支持法国革命。

在华盛顿接见这位法国使节的时候，华盛顿总统冷静、正式地表示，美国严守中立。这使得这位法国使节认为，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一定也快要被“革命”了。形势确实有危险，在美国各地，亲法的政治俱乐部们在壮大。杰佛逊因此认为，这正反映了人民反对政府“冷漠的谨慎”，而且高兴地看到“1776年的老革命精神又在燃烧”。但那已经是1793年，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随即马上到来。同时一场吞噬了5000人生命的热病袭击了费城。法国革命的三巨头也很快被“革命”吞噬。消息传来，激情涌动的美国民众回到常态，转而支持华盛顿对欧洲战争的中立立场，杰佛逊也终于表示，他支持华盛顿的中立政策。

杰佛逊几乎是不相信革命、自由、人民，这样美好的理想也会有问题。虽然和汉密尔顿在财政改革上的矛盾成为他1793年辞职的导火索，可是作为华盛顿任命的内阁成员，一个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长，和总统的外交观念及判断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也是他辞职的一个原因。杰佛逊就是在1793年的最后一天辞职的。

杰佛逊的辞职，其实已经反映出“好人政治”在行政分支组成思路上的重大问题。华盛顿在组阁的时候，他的选择标准是好人内阁，而不是和他的执政理念最一致的内阁。他考虑了道德和能力的标准，却没有考虑顾及到对政策看法的一致性。

还在危机之中的时候，1792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大选。这次选举还是按照宪法原来的规则和思路在走。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最高票、次高票的两位候选人来担任正、副总统。看上去，似乎和第一次选举的情况一样。连结果也一样，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总统，亚当斯以次高票当选为副总统。

可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能掩住整个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从华盛顿和亚当斯，美国这一对最早的正副总统来说，虽然在竭力避免属于人事的结党和党派之争，可是，他们仍然是有自己的观点倾向的。他们的政策就在反映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派别”的基础。就美国社会来说，虽然在第一次大选之前，就有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说法，可是那时还不是清楚的政治党派，而在美国第二次大选的时候，它们已经是明确的两党了。对第一届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社会已经清楚地划分出了民众不同的政治倾向。反对党派有了自己的报纸，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批评攻击总统和他的内阁。在第一次选举之前，那个对华盛顿几乎是众口一词颂扬和崇敬的美国，已经消失了。

就华盛顿总统来说，他还是坚守原来的古典政治的概念。他认为自己当选，是大家认为他的品行适合于担任这个公职，现在看到有些漫无节制的报纸已经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就觉得，自己几乎失去再留任的意义了。就是说，大家认为我好，那么我应该为公众服务，既然你们认为我不好了，我自然就应该下去。同时，在华盛顿总统的观念中，党派纷争仍然是完全负面的事情。而当时党派活动的不规范，出现大量个人攻击，更促使他坚信自己的想法。而他也看到，假如他继任，几乎无法避免要顶着一个党派的称号。因此，华盛顿在第二次大选之前，已经根本无意连任了。亚当斯也是如此。大选前的整整几个月，国会休会，他就回了老家。直到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给他写急件催他回首都，说是“我知道你本人对选举没什么兴趣，不过我不希望你对建立一个好政府也如此冷漠”。

所以，虽然有了党派竞争，可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没有要竞选的意思。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华盛顿最终接受大家的劝告，相信自己必须再服务四年。从选举结果来看，大家权衡下来，也都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华盛顿再次全票当选。

选举方式和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变化，可是选举的本质已经在变化中。虽然由于华盛顿的声望，反对党还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虽然第二届的总统、副总统还是被选举连任，可是他们的当选，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再次代表他们个人，即两个好人当选，而是“联邦党人”当选了。

由于华盛顿和亚当斯连任了第二届的正副总统，因此这个为“选好人”设置的选举制度，在一个已经形成政党的社会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被掩盖了。

1796年，在华盛顿、亚当斯的第一、第二届政府运行将近八年之后，美国面临第三次大选。

华盛顿虽然两次以满票当选，却坚决不再竞选连任了。1796年的美国的大选，由于华盛顿的主动离去，失去了具有压倒优势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摩拳擦掌，两党完全可以争一争了。因此，这一年的大选，就有了更明确的党派之争。

可是，选举制度还是原来的。1796年的总统选举方式，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两个获最高、次高票的人，来担任正、副总统。可以说，当时美国社会的党派政治发展，走到了选举制度的前头。

虽然时至今日，总统的道德，仍然是美国人在大选年关注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党派，民众再也不会仅仅是以个人道德的高下来选择总统。而是哪个党派的执政纲领更符合自己理念和利益，成为民众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第三次选举的结果是两党势均力敌，票数最高、次高的人，就自然成了两个对立政党的候选人。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第三届政府的正、副总统，亚当斯总统和杰佛逊副总统，分别代表了党派观点的两极。原来在制度设置的时候，料定票数最高的两人，他们必定是两个“最接近的好人”，因此能够合作得好、带来最高效的行政分支，这样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1796年的大选，给美国的行政分支带来的是一场危机。总统和副总统南辕北辙。在古典政治的概念中，他们既然得票最多，他们就应该是最相近的两个人。可是，他们却是现实施政中差异最大的两个人。这种差异，不是说他们一个是“好人”，另一个就是“坏人”。他们可以都是道德上的好人，可是，在治国理念上，却完全可能是对立的两端。他们不但不能密切配合，还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副总统不赞同、甚至反对总统的政策，给总统的工作当然带来困扰。可是，从副总统的角度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单纯的在野党领袖，可以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的政策，那是正常的监督。如今他却兼有“在野党领袖”和“体制内”副手的身份，地位变得不伦不类、不朝不野。

在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杰佛逊只能在背后领导他的党人们反对亚当斯的政策，变得像地下活动。而亚当斯也想不通，为什么副总统没有恪尽职守地支持他，如同他当年对华盛顿的支持那样。他很自然地把一切归咎于杰佛逊的党派性太强。显然他们双方都觉得整个状态是不舒服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制度的错失，造成了杰佛逊政治地位不应当出现的双重性。

在亚当斯就任总统之后，面临的是另一场战争威胁。1795年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那是一个和平条约。可是，英法在开战，法国就把这个条约理解为英美的结盟，并且拒绝美国派去作解释的平克尼将军。也许你还记得，这位将军也是当时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现在，对英和平了，却轮到法国开始在公海上大肆骚扰攻击美国的商船。虽然从来没有宣战，可是，法国在海上对美国航运的事实战争却一直没有间断。

在亚当斯的执政期间，他最焦虑、最疲于应付的，就是如何不断地调节对法关系。曾经一度，所有的人都认为，和法国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副总统杰佛逊和他并不合作，亚当斯独力支撑这样的局面，几近崩溃。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第一次在战争的威胁下，面对可能的、由移民造成的内部敌人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大量的法国移民，还有大量有着仇英情绪的爱尔兰移民。很多人惧怕在内部产生敌人。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而当时批评政府政策的媒体，大多是反对党在支持，媒体还没有任何节制的习惯，往往是要么不开口，开口就是攻击。

结果在1798年，美国国会在“战时状态”、“临时措施”的口实下，通过了《外侨和叛乱法》。在这样强大的外部战争压力和内部的刺激下，亚当斯总统则赞同并且签署了这个法案。

其实这是一系列的法案。其中的《客籍法》给予总统驱逐“危险侨民”的权力；而《惩治叛乱法》规定了，凡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发表“谎言、诽谤和恶意诋毁”文章的作者，凡企图“挑唆美国的良善民众、激起他们的仇恨来反对总统和国会的人……或煽动叛乱者”，都将处以罚款和监禁。

可见，德高望重并有着极佳人品、保守持重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就是好的管理者，也并不保证不会把他的政治倾向推往极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上层，在某种特定的刺激之下，手中又有权力，就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他身为平民的时候，不会做出的决定。

虽然亚当斯总统从来没有运用过《客籍法》的权力。可是，《惩治叛乱法》不仅直接违反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付诸实行。虽然联邦党人和亚当斯后来一再解释，这是“战时措施”。可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曾经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不得制定”条款，是给国会拦出的铁的界限。今天，在实践中已经完善了制度的美国，知道可以用很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就是走向法院，让监督和制衡国会的司法分支，来判定这样的法律“违宪”。可是，在美国初建时期，最高法院还是最弱的一个分支。司法分支的“司法复审”权力，还有待于五年以后的1803年，才由最高法院的马歇尔大法官来确立。所以，当时即使有了宪法，一个显然是侵犯人民权利的法律，还是顶着“战时措施”这样的借口，由一个民选的立法机构建立、由一个曾经是最优秀律师的“好人”总统，签署出笼了。

当时的副总统杰佛逊感到，美国制宪会议上的忧虑，看来不是平白无故的杞人忧天。短短11年以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可能侵犯人民的权利。虽然上述法案只有两年半的有效期，可是，凭什么政府就有权剥夺人民两年半的基本自由呢？

而且显而易见，总统和国会的联邦党人，是被报纸骂得吃不消了，所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治治他们讨厌的报刊。于是，在《惩治叛乱法》整个有效期间，总共有25人被捕，入狱的大多是共和党一方的报纸编辑。其中也包括了富兰克林的孙子，那个尖刻的费城共和党报纸的编辑，罪名是诬蔑了亚当斯。他的被捕掀起了民众反对《惩治叛乱法》的浪潮。

也许，这些报纸是在发表极端言论，是在对国会议员和总统造谣和进行人身攻击。在美国的媒体日益成熟之后，他们越来越理解，必须有出自职业道德的自律，从而使得这样的情况迅速减少。可是，他们也认为那些有过激言论的报刊能否存在，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标志。

杰佛逊是副总统，也是参院的议长。一方面，他显然是倾向于他领导的共和党的报刊和编辑；另一方面，他一贯倾向的立场，就是关注民众的个人自由。他当然反对《惩治叛乱法》，而且愤怒之极。

可是，虽然身为副总统兼参院议长，却是在法案将会被多数通过的局面下，他甚至连投票权都没有。作为副总统，虽然宪法没有具体的规定，可是在他的理解中，显然又不应该公开表示和总统完全相对的意见。因此，在法案即将通过时，杰佛逊干脆避开，回他的弗吉尼亚老家去了。在美国，副总统反正是个不重要的角色，他在家一待就是半年。

这些法令的出现，距离费城制宪会议，仅仅11年。它们的出现却有必然性。美国宪法所设计的国家政府，是一个代议制的共和政府，是精英管理的政府。在最初阶段，大众的参与只限于选举众议员。由于一些州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大众的政治参与还是有限的。可是，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南北差别很大的国家，各地和欧洲各国有密切的商贸和文化联系。那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时代，在少数精英组成的政府外围，必然会有民间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这种活动难免会出现“反对”的面貌。

这种活动在思想和言论上以“反对派”角色出现和存在是必然的，早晚要出现。美国特别的地方是，第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是副总统杰佛逊在家里写信联络起来的。联邦政府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反对派，亚当斯总统没有经验，他对这种有组织的反对党在美国历史上将有的地位缺乏远见。他想把反对党压下去，把推行政策的路铺平。

有意思的是，亚当斯总统是一个优秀的律师，虽然新的法律是顶着“战时措施”的帽子出来，但法律本身的问题，他是不会看不到的。这就是美国国父们对政府本身感到忧虑的原因。因为在政府开始成立、运作之后，自会有它自己的走向和规律。同样一个人，在野的时候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在当政之后的想法会自然改变。例如，一个行政分支的当家人，会在推行一个也许是关键的、正确的政策的时候，遇到反对派的批评、攻击，因此而难以推动。他本能地就希望能够有一种方式使得这样的阻力消失。可是关键在于，首先他不能保证他永远是对的。政府掌握巨大权力，假如没有批评的声音，从长远来说，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人们建立一个政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受到压迫。

杰佛逊不能公开反对总统。当时，最高法院对违宪法案的“司法复审权”还没有“发展出来”。杰佛逊似乎无计可施。他不相信民众的基本自由就应该束手待毙。于是，他想出自己的一套反抗方式，就是从州一级立法，否决联邦法。他秘密起草了一篇文章，抗议联邦《外侨和叛乱法》。可是他身为副总统甚至都没法把文章拿出去，结果是一位肯塔基州议会的朋友从他那儿讨走了文章，提交给肯塔基州议会通过，这就是《肯塔基决议案》。此后，他的朋友麦迪逊也起草了《弗吉尼亚决议案》，1899年这两个法案分别被各自的州议会通过，它们都是针对《外侨和叛乱法》发出的抗议。

在一次演说中，杰佛逊一方面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多数的决定，这是共和政体的主要原则，离开这一原则就只能诉诸武力了，而武力是专制的主要原则和直接起源”。另一方面他又告诫说，多数派的意愿并不是天然就合理的……“大家也都会记住这一神圣的原则，即多数人的意愿总是应该采用，但是那个意愿必须公正而合理；而且，少数人也有同等的权利，必须受到平等法律的保护，如果加以侵犯，那就是压迫”。

在他1798年起草的《肯塔基决议草案》中，宣布国会和总统的若干侵犯个人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法案法令违宪，其中有许多的精警的论述。他说：

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信赖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制约他不做坏事。

如果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保障我们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个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上面；是警惕而不是信赖，规定了限制权力的宪法，以制约那些我们不得不托付以权力的人：我们的宪法已经相应地为我们的信赖确定了界限，不能让信赖超越这个界限……

谈到立法机构权力过大时，杰佛逊强调，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比一个暴君的情形更少压迫性：

把这些权力都集中到同一个机构，恰恰是暴君政府的定义。这些权力之由多数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并不能减轻暴政的程度。173个暴君肯定会和一个暴君一样富于压迫性。让那些怀疑这一点的人们去看看威尼斯共和国吧。即使他们由我们自己选出，也将很少有益于我们。一个选举产生的暴政并不是我们为之而战斗的政府；我们为之而战斗的政府，不仅应该建基在自由的原则上，而且也应该把权力分开，使其平衡，使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不能越出它们的合法的限度之外，使其得到有效的抑制和制约。

恺撒说过，用钱我们将得到人，用人我们将得到钱。我们的议会不应该被他们自己的目的的完美无缺所骗，并且断定这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将决不会被滥用，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想滥用它们。他们应该想到，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候，在这个国家，腐败将会像在我们的母国一样，侵袭我们政府的首脑，并且通过他们传遍人民大众。那时他们将购买人民的选票，并且使他们付出代价。大西洋两岸，人性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会受同一个动机的影响。我们应该在腐败和暴政袭击我们之前，去防止腐败和暴政的到来。与其在狼进羊圈之后拔它的爪牙，不如防止它进来。

从法理的秩序来说，由州立法机构来判定联邦立法机构违宪，不是一个“顺”的关系。联邦的基础，联邦立法机构，因此可能彻底失去效力。因为假如各州可以纷纷立法来否决联邦的立法，那么，整个制度结构就危在旦夕了。可是，杰佛逊认为，他宁可和联邦脱离关系，也不愿意放弃自治权利。所幸的是，能够对违宪法案做出判定的司法权，在1803年由于马歇尔的判决而“上交”到联邦最高法院。从此，人们有地方可以申诉和解决像《惩治叛乱法》这样违宪的立法，而不是由州立法来否定联邦立法。各州分崩离析的可能，被堵住了。

1800年，美国面临第四次大选。大选的时候，《惩治叛乱法》还在有效期内，共和党充分地利用了民众对这个法案的愤怒，作为竞选的武器之一。例如有编辑有意“触法”入狱，然后竞选议员成功，造成轰动效应。虽然亚当斯以极大的政治智慧，最终避免了和法国的战争，又为美国争取了一段关键的和平时期。可是，《惩治叛乱法》大大损害了他的声誉。

1800年大选用的还是老办法，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两个获最高、次高票的人，来担任正、副总统。没想到，这样的投票制度还引出了一场意外的选举风波。亚当斯完全落选了。同属共和党的杰佛逊和伯尔当选。出人意外的是，他们两人所得到的票数相等。

在竞选的时候，共和党是主推杰佛逊当总统的，杰佛逊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要比伯尔高出一大截。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竞选过程中，他受到对方党派的攻击也更多，最后，阴差阳错，他和伯尔的得票数反而被拉平了。按照宪法规定，再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在两人之间决出正副总统。

出于共和党原先推选候选人的设想，杰佛逊希望伯尔能够做出一个相应的表态，可是伯尔就看着众院一轮轮投票，三十几次都达不成协议，他还是不吭声。就这样僵持起来，变成一个选出了正副总统，却决不出正副的危机。当然，最终还是有了结果，杰佛逊当上了总统。可是这次投票，显然变成了大家记忆中的一场噩梦。

1804年，又一次大选即将来临，回想1800年的大选僵局，大家再也不想冒这个风险。就赶在大选之前，补上了这个漏洞。所以，你说得对，它是非常技术性的一个修正。

1804年，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2修正案，规定各选举人可以选一名总统，再选一名副总统，其中一名必须不是本州人。从此，在选票上把总统选举和副总统选举分开了。

在通过这个修正案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有想到，它从此完全改变了美国民主政治的面貌。

在此之前，是在选“好人”，可是就在正副总统的选票分开之后，就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是政党轮流执政了。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就不会正副总统还是选出不同政党的人来呢？

直至今年大选，我还看到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说：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你选出一个共和党总统，加上一个民主党副总统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是的，按照宪法第12修正案，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是两张选票，你可以在一张选票上选某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另一张上选另一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事实上，选民们都是在投票给与自己的利益和理念接近的政党。他们投票内含的意义，是在投票给执政纲领和理念，而不是投给一个“个人”。

因此，自从正副总统的选票分开以后，实际结果就是，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就都是配套的了，同一个党配出一套正副总统人选，选举的结果，总是要上一起上，要下一起下。就这样，“来自不同政党的总统轮流执政”作为一种现代政治观念，替代了美国建国初期的“两个好人”执政的古典政治概念。这是政治哲学的革命。

这个技术上的修补，事实上是在制度上确立了美国的现代政党政治。也就是说，没有“好人政治”、“绅士政治”的概念了，对立派、对立的政党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不再把它视作洪水猛兽，不再把它看做是不道德的事情，不再试图寻求一致和在同一观念下的团结，而是两种观念、两个政党的平衡和制约。美国不再对最高得票的两个人“一定是两个密切合作的好人”抱幻想。也从此习惯了属于不同党派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内阁一套班子的轮流执政。

“好”的概念本身也被改变了。政治家们不再是排在一条队伍里，不再能对他们按照一个标准，判断其高下。不是执政总统所属的党就是“好的”，在野的、对立的党们就是“不好的”。它们只是有不同的倾向，侧重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表不同的理念和偏重不同的政策。原来，不论人们对“好”是怎样理解的，都是一元的思维方式。可是，在第12修正案之后，那是一个和社会本身同等丰富的多元选择。民主的概念，从由一些好人、一些文明进化程度高的人来确定一个社会管理方式和发展方向，变成了民众高度参与的多极选择在竞争。

因此，总统候选人们逐渐感到竞选是理直气壮的事情，既然“美德”不再是主要标准，竞选也就不再意味着是绅士的道德自夸，而成为不同的施政纲领在理直气壮地竞争。

每到总统大选，民众表面上的“分化”就会被强调出来。我也在想，为什么竞选的政治家们就不能都往中间走走，取中庸之道？其实，这才是民主本来的意义。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观念，都大声为自己的利益呼喊，推出自己的代表。他们在竞选的时候，要竭力区别于他人的观点，既要有非常特殊的治国方略，又要兼顾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假如竞选各方都是中庸的，民众就只能回到“选好人”的路上去了。而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竞争，在逼迫政治家的智慧和对管理社会方案的改进，在促使大家看到自己注意不到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因为，有对立派在那里。而最终在竞选各方的张力之下，社会得到的是平衡的利益。因此，在朝和在野，选上和没有选上，不再是对“好”、“坏”的评价，他们可以都是“好”的，只是侧重面不同。

一个政党，由于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产生完善自己的动力；也由于对立面的存在，它不可能走极端。因为，只要多走一步，它就可能在下一次被选到台下。对立的政党，即便在执掌政权，也不可能摆脱对方，也不可能再利用权势压服、甚至消灭对方。《惩治叛乱法》所尝试的方式，显然无效。相反，在民众面前，当政者必须表现得有风度，赢得起也输得起。而在野的政党，也不再尝试政变，因为没有必要。对立的政党，也成为对立的合作伙伴，每过四年，它们就要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下，再玩一次竞争游戏。

这样由实践产生的修正，是在费城会议上，人们并没有料想到的。从此以后，美国政治就是一种有反对派的政治，由制度来保障反对派的存在。任何政治家，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对立派，以民主制度的要求来对待“政敌”。任何政治家都失去了在道德上贬低反对派的机会，因为在制度上，你不过是你的反对派的反对派而已。从此以后，反对派的存在，也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象征，成为政治开明的判断标准。

这封信写长了，下次再聊。

祝 好！

林达

14. 民主先知杰佛逊

卢兄：

1800年大选之后，美国迎来19世纪，19世纪的第一个总统是托马斯·杰佛逊。

在美国立国先贤中，托马斯·杰佛逊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杰佛逊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名门望族，生下来就不知道衣食之忧。他在弗吉尼亚最古老的小镇威廉斯堡上学，上的是当时南方最尊贵的威廉和玛丽学院，跟随当时最有名的法学家怀思（Wythe）研习法律。后来，怀思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

杰佛逊是一个以思想为特色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思想产出者。他博览群书，涉略广泛，崇尚理性，长于思索。他是一个继承了启蒙精神的人，熟悉法国百科全书学派，本人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又是一个性情浪漫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文化气质上也更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

对于弗吉尼亚州受过良好教育的庄园主来说，从政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事业，就像哲学、艺术一样。杰佛逊一到20岁的法定年龄，就试着参政了。他开始竞选县里的法律职位。25岁那年，他被选为州议员。他在州议会里第一件出风头的事情，就是提交了一份关于允许解放奴隶的提案。虽然他自己就拥有奴隶，他的奴隶来自他继承的遗产，而且数量之多，可能是州议会里拥有奴隶最多的人，可是他从理性出发，一直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他洋洋洒洒地宣扬要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尽管他知道这在当时还远不是时候。提案果然被否决了。

美国革命前几年，托马斯·杰佛逊是最早几个组织各殖民地，共同向英国王室和议会提出殖民地权益的人。1774年，杰佛逊向州议会提交了一份文件《英属美洲的权利之总结》（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这文件使杰佛逊一夜成名。文件迅速地传到了英国议会，杰佛逊的名字立即出现在要以叛国罪惩办的一批名单中。这一文件，被认为是美国革命初期重要性仅次于《独立宣言》的文件，因为它奠定了这样的思想：人的自然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在自然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反抗是正义的，是合法的。这大大地惊动了英国议会。而着名的英国保守政治家艾德蒙·柏克，也是从这个文件开始，对美国革命抱同情态度，并以此文件为根据，在英国议会里为美国革命辩护。

正是从这份最早的革命文件开始，所谓“美国革命”的本质被宣扬出来了。改变统治者，改变政府，只是它的表面结果，美国革命的真正起因并不是为了改变统治者，不是权力斗争，而是为了维护自然权利。

1776年5月6日，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弗吉尼亚议会决定要制定《权利宣言》和州宪法，为此而组成了34人委员会，其中为首者是乔治·梅森。托马斯·杰佛逊当时不在威廉斯堡，他正在出席大陆议会。史家研究认为，杰佛逊和梅森在此期间保持了紧密的通信联系，最后的成果中有杰佛逊的重要贡献。

1776年6月29日，弗吉尼亚议会一致通过了弗吉尼亚宪法。这个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成文契约建立自治政府的文件。它马上就成为北美其他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建立自治政府的样板。它坚持最终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能力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政府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的原则，被写进了最高法律文件。

在经过一番曲折，“独立”的诉求终于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杰佛逊受大陆议会委托，起草《独立宣言》。就在后来召开费城制宪会议的市议会厅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旅店里，托马斯·杰佛逊关起门来，写了两天。然后，他交给委员会修改。本杰明·福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只做了很小的修饰。接下来文件提交给大陆议会。大陆议会召集全体委员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长达几天的争论中，杰佛逊这一派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删改了一些杰佛逊最重视的观点，特别是谴责英国在北美殖民地进行奴隶买卖的语句。

杰佛逊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不仅文字表达得清楚、优美，而且他有自己的思考。今天，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在《独立宣言》开头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建国者们的思想源头是欧洲，“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说法，显然受约翰·洛克的影响。那个时代的美国精英，都受过英国启蒙思想的洗礼，都熟知约翰·洛克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论述，即作为一个人，天生具有不可剥夺的最基本权利的理论。洛克提到的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杰佛逊把洛克提到的“财产权”，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引出后代历史学家的各种猜测。最直观的原因，还是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文本本身的“目的诉求”。《独立宣言》的诉求是独立，它要宣示自己已被侵犯的权利，来作为独立的理由。洛克的“财产权”改成“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杰佛逊的思考。它的基础是“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他也许并没有想到，这成为此后美国民众争取自然权利最响亮的口号，并且从此形成了美国人的平等观：平等并不是均贫富，并不是财产的平均，而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即追求幸福的机会之平等。

许多研究者认为，以后200年的世界历史证明，平均财产是一切革命动荡的诉求，是发动群众的最便利口号，却也最容易造成灾难。私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对保障财产权几乎没有一点异议。对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财产权即使不能说是神圣的，也至少是毫无疑义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人会认可破坏财产权。但是，人有贫富差距，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巨大贫富差距之下，何来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没有发展机会的平等，追求幸福权利的平等，来平衡事实上的财产贫富差距，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自由理想就是不完整的。

于是，在杰佛逊的笔下，人生而具有的权利就成了“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杰佛逊看来，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现实中的财产权，本身是不平等的。富人的孩子生下来就拥有财产，从而拥有好的营养，拥有闲暇，拥有教育的机会，拥有舒适的生活；而穷人的孩子，生下来就一无所有，缺乏营养，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很早就必须劳作以养活自己，一辈子都没有舒适的生活。这是不平等的。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我意识到平均分配财产是行不通的，但是既然这种巨大的不平等造成人类大多数处于悲惨地位，为了重新分配财产，立法者提出的方案再多也不算过分，只是要注意让这种财产的再分配不要违背人之常情。因此，各种遗产平均分配给所有子女，或所有兄弟和姐妹，或其他亲属，是一个政治措施，并且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另一个静静地减轻财产不平等的方法便是豁免所有财产在一个数量等级以下的人的税捐，而对于财产在这个数量等级以上的人们，按几何级数征税。无论何时，不管在什么国家，只要有未经耕种的土地和失业的穷人，那么显然财产的法律已经扩张到了违反自然法则的地步。”这一前瞻性的思想，带有革命的性质，在当时是很少人能够认同的。杰佛逊没有公开地发表和论述这一调整财产权的思想，但是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修饰这一思想，以期表达得能为人理解和接受。在给麦迪逊的信第一次提出这一说法以后，整整34年里，他几次给麦迪逊的信中重复这一思想。最后一次完整地阐述，已经是80岁高龄了。

独立战争期间，杰佛逊在弗吉尼亚从事地方政治，一度当选为独立后的弗吉尼亚州长。在州长任上，事实证明他当时并不擅长也不喜欢行政事务。最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似乎他更愿意回到安静的读书和思考之中。山中的乡居之所，似乎成了他不愿意离开的世外桃源。

1779年，独立战争期间，杰佛逊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他和他在威廉和玛丽学院的老师，着名法学家乔治·怀思，以及艾德蒙·平特尔顿等一起，提议全面修正弗吉尼亚的法律，使之符合独立后的现实。他们向州议会提出了126项法案。这些法令涉及了杰佛逊对一些根本性政治问题的思考，其中包括杰佛逊起草并引以自豪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可是，州议会搁置了审议通过这些法案的动议，而杰佛逊本身随后被大陆议会派往法国。这一拖就拖了五六年。

1784到1786年间，詹姆斯·麦迪逊主持弗吉尼亚州议会。在历史上，弗吉尼亚的主流宗教是Anglican，即英国国教在殖民地的分支。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几乎是政教合一的体制。1785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里，有人提出征收一项税，用以支持“基督教的教师”。在麦迪逊的带领下，弗吉尼亚州议会否决了这一税收法案。麦迪逊趁热打铁，重新提出了杰佛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并且得以通过。从此，打开了美国用法律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大门。

杰佛逊在《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里写道：“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许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它，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因为在判断这些宗教的倾向时，当然是这个官吏做主，他会拿他个人的见解，作为判断的准绳，对于别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自己的思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

对杰佛逊来说，宗教自由是一种自然权利。这种权利，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自由是自由中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那就是意志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人的内在状态的自由。宗教自由的法律意义是双层的：第一层是，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干扰和侵犯，每个人都有权信仰和崇拜自己的上帝；第二层是，政府不能使用公权力来扶植或打击某个宗教，任何宗教也不能侵入政府事务。用现代的术语讲，前者叫做宗教信仰自由，后者叫做政教分离。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短短三节文字的最后一节中，杰佛逊对着子孙后代说了这样一段话：“虽然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议会，只是人民为了立法上的一般目的而选举成立的，我们没有权力限制以后议会的法令，因为它们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权力，所以，如果我们此时声明这个法令永远不得推翻，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我们还是有自由声明，同时必须声明，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权利，都是人类的天赋权利，如果以后通过任何法令，要把我们现在这个法令取消，或者把它的实施范围缩小，这样的法令，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那是1781年夏天，美国还没有打赢战争，还保护不了杰佛逊。为逃避英国人的追捕，他躲在自己家的偏远种植园，给一名法国贵族提出的问题认真作答。他记下答案，集在一起，就是着名的《弗吉尼亚笔记》。杰佛逊一生写了无数的文章书信，这却是他惟一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有关弗吉尼亚和美国的百科全书般的着作。杰佛逊使用他的读书笔记，分23个问题，叙述了大至山川河流，小至花草动物，从典章制度、人种宗教，到历史文化、共和宪政。只有杰佛逊这样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书，既涉猎广泛，又有一定深度。在政治哲学领域，杰佛逊精彩地叙述了“自由政府”的概念，特别强调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教会和政府的分离，以及代议制政府优于专制政府的道理。这本书几乎是杰佛逊知识追求和智慧的象征。

妻子病重，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基本上留在自己家中。在妻子早逝之后，杰佛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他离开了人们以为他不舍离开的家，接受了出使法国的使命，一下子远去欧洲。此后，杰佛逊一直以他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在政治和具体的公众事务之中。

杰佛逊对他能见到的世界怀有全方位的兴趣和探索，这是一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素质。他的这种品质在他出使欧洲、具有更辽阔和更丰富的文化视野之后，被推向了极致。他完全不顾自己的财务状况，广泛收集他有兴趣的东西。多年后在美国需要建造首都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收藏里翻一翻，就马上送来了成套、可供参考的欧洲各大首都市政规划和建筑图。

托马斯·杰佛逊可能自己也知道，在思想和文化气质上，他是前瞻的自由派，美国革命却是保守的革命，可能法国人更容易理解他。《弗吉尼亚笔记》1785年首先出版于巴黎，立即受到法国人的欢迎和好评。杰佛逊认为，这种好评是因为法国哲学家头脑更开放，更能接受诸如宗教自由和民主改革这样的概念，更赞同美国应该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等观点。这些观点，在美国本土不一定像在法国那样受人欢迎。杰佛逊说，他只希望让母校的大学生都读到他的书，也希望一些能够理解他的人来读他的书，而并不指望他的着作在美国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杰佛逊自己也知道，他在思想上走在美国其他人的前面，是和其他人有一段距离的。他的观念预言了美国走向民主的未来。

杰佛逊是启蒙时代那种尊重思想、崇尚探索自然和社会的人。他们把学问、探索、思想等活动看得很神圣，最忌讳的就是预定的框框，特别是由政府权力来预定框框，认为这是对人类思想的一种冒犯。共和体制相比帝制之所以优越，首先就在于帝制是必然要给民众的思想套上框框的，是要规范民众思想言论的，而共和体制的本意就是不给民众套思想框框，是尊重民众知的权利和反对被愚弄的权利。

杰佛逊认为，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思想的自由。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则，杰佛逊在立国先贤中是最明确地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因为任何宗教一走极端，必然规范信徒的思想，妨碍探索和思想的自由。杰佛逊和富兰克林、华盛顿等开明思想家一样，他们都生活在普遍信奉基督教的社会，从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是在宗教信仰上不偏执、不狭窄。他们相信人有怀疑、探索的权利，宗教不应该妨碍这种权利。他们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不拘泥于《圣经》的教义。在宗教上，他们更接近自然神论。这种宗教观使得他们同时能够吸收启蒙时代的知识和思想，使自己的宗教观和探索自然、独立思想的原则相统一。在这方面，杰佛逊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人。他曾经想对《圣经》做一番辨伪存真的工作：用剪刀加浆糊，把一整本《圣经》拆开，剪去他认为经不起推敲的以讹传讹的东西，留下他认为可信的东西。这样一番修剪，《圣经》只剩下了1/10的篇幅。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杰佛逊版圣经”。在那个年代，能够对《圣经》动剪子，这本身是非常特别的，没有很强的对理性的信念，根本就不敢那样做。这同样也说明，杰佛逊不是所谓无神论者，而恰恰相反，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他对原则之正当性的信心，不是来自无神论式的纯理性推论，而是来自信仰。在他脑子里，信仰和思想是一致的。

1789年费城制宪会议一结束，这个会议上三位最重要的人物立即分别把美国宪法的拷贝送达巴黎的杰佛逊。华盛顿将军送去一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送去一份，本杰明·富兰克林送去一份。可见杰佛逊在当时政治家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可见大家都想知道杰佛逊是什么看法。

杰佛逊对宪法有两点不满。

第一点是，宪法缺少一份权利法案，即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在他参与制定的弗吉尼亚宪法、其他各州的宪法，都有类似的法案。杰佛逊认为，一份宪法固然是关于政府的组织功能，是人民把权力转让给政府的授权书，但是，它应该包括限权的条款，明确指出什么权利是人民的，不能转变为政府的权力。这些权利就是个人的自然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新闻自由、人身保护令状、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等等。他说，权利法案就是人民有权和地球上一切政府相抗衡，这种权利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侵犯的。

第二点是，宪法没有设计出政府官员轮换的规定。他认为宪法规定的立法和行政官员的任期太长，应该限制连任的任期。这是为了防止官员在权力位子上待长了，想方设法霸住权力不放。杰佛逊认为，应该一开始就预防这种情况。政府应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要不断变动轮流，这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

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作为美国政府派往法国的外交使节，杰佛逊按照惯例不能涉入法国的内部变故，但是在思想上他却不可能置身于外。他和以拉法耶特为首的改革派来往密切。而从美国独立战争返回法国的拉法耶特，也理所当然地把杰佛逊看做是最可信赖的参谋。面对当时法国动荡的局势，杰佛逊以他对自由政府的信念，认为法国应该改革，应该建立宪政自由的政府。

另一方面，杰佛逊毕竟是美国人，相比大革命时期冲动而愤怒的法国人，他是更务实更冷静的。他认为，法国的改革是有限度的。他为拉法耶特筹划的改革计划，是保留国王的宪政制度。他认为，由于法国没有美国那样广袤而尚待开发的土地，法国没法像美国一样，为每一个人都创造在自己土地上创业的机会，不可能像当时的美国那样有较好的消弭贫富差异的土地条件，能实现机会平等，所以，法国的前景不如美国。可是，正在发动起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与杰佛逊的想法恰恰相反。

在1789年，杰佛逊帮助拉法耶特起草了法国《权利宣言》的一个文本，其中几乎是全盘写进了杰佛逊关于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在1789年夏天，法国通过《权利宣言》以前，拉法耶特还把宣言文本送给杰佛逊，请他再提供修改意见。这份用铅笔修改过的法国《权利宣言》，和杰佛逊抄录的最后通过的宣言，后来都带回了美国。杰佛逊把它们交给主持美国众议院的麦迪逊，建议美国尽快通过一份权利法案，在制定时可以参考法国的《权利宣言》。

在杰佛逊用铅笔修改过的文本上，有些词用铅笔画了括号。这些词是杰佛逊认为应该斟酌修改的。其中，在公民基本权利中，“财产权”就给括号括了起来。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杰佛逊思想中，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来代替“财产权”的又一个证据。

事实上，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说法，和约翰·洛克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说法十分接近。在洛克的概念里，这三种权利就是欧洲自由市民的权利，它们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财产权也包括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和能力，自由地工作，自由地享受工作的成果：挣得财富，享受财富。应该说，在洛克的财产权里，含有工作权的意思，也就已经接近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托马斯·杰佛逊更倾向于用后者，认为“财产权”这个词本身，是民事契约中用到的词，也就是说，可以看做一种民事权利。而正如托马斯·潘恩在巴黎的杰佛逊住处与他通宵讨论自然权利问题以后，写下的四页备忘录中说的，自然权利和民事权利有明确分野。杰佛逊显然也同意这种看法。

华盛顿总统内阁里，主要的不和，发生在国务卿杰佛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汉密尔顿是所有人中最主张集中政府权力的人，他不信任普通民众，不相信民主能搞好。他希望有一个行政主导的政府，政府就是统治者，政府的功能就是统治。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理想的目标是建立较为和谐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不是削弱或模糊这种关系。所以，汉密尔顿在致力于国家财政和经济制度建设的同时，写文章表达他的主张，一再使用的就是“政府”这个词。

杰佛逊却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宪法所设计的分权制衡的政府，是用权力制约权力，避免权力膨胀独大以后侵犯民众。所以他看到口口声声“政府”如何如何就很不满意。在他的影响下，在众议院里，詹姆斯·麦迪逊也取杰佛逊的态度。宪法通过以前，麦迪逊曾经和汉密尔顿合作发表《联邦党人文献》，切磋和宣扬共和主义的政治观。现在，麦迪逊和杰佛逊一起，针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提出反对。麦迪逊曾发表文章，批评在讨论国家大事时滥用“政府”这个词。他写道：在一个共和政府里，把行政长官称之为政府，是不是合适？显然是不合适的。他说，这是外国政府，比如英国君主政府的说法。在美国这样的共和国里，行政分支不等于政府，行政分支只是政府三权分立中的一支。

杰佛逊相信，共和政府应该体现多数的统治。在内阁任职期间，他经常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反对政府采取和民众对立的立场，甚至反对政府对底层民众暴动的态度。1794年，当宾夕法尼亚发生“威士忌叛乱”的时候，汉密尔顿认为这种叛乱是美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式的政治暴动，是有政治目的的团体发动的，是为了推翻政府；他说服华盛顿总统，命令逮捕了一些参与叛乱者。虽然，这些人很快被释放，杰佛逊仍然对此非常愤怒。他认为，这种叛乱是底层民众遭受不公待遇时，没有别的出路而被迫铤而走险。而民间团体讨论、发表和集会表达政治观点，是公民的权利。他和麦迪逊大声疾呼，为民间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辩护。杰佛逊认为，华盛顿总统听信汉密尔顿而抨击民间团体，是最大的政治错误。他对总统说，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应该允许别人把他当做行使讨论自由、写作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时的抨击对象。

另一方面，杰佛逊对上层精英的小圈子组织却大不以为然，特别反对独立战争的功臣们结社。当独立战争后的退伍军人组成辛辛那提俱乐部的时候，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种仿照军事贵族组织的团体，在一个由全体自由人组成的共和国里是不合适的。他在巴黎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写信给他，征求他对辛辛那提俱乐部以及自己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一事的看法，他马上回信表示反对。

在华盛顿总统的内阁里，杰佛逊和汉密尔顿的矛盾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激烈，华盛顿总统不得不出来干预，对双方都加以批评训斥。华盛顿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比较重视杰佛逊的意见，而在财政和制度建设的要务方面，更倾向于联邦主义者的观点，更重视汉密尔顿。杰佛逊和华盛顿总统都是弗吉尼亚人，他们都认同弗吉尼亚上层精英的价值观和处世方针，但是杰佛逊是一个读书多、重理论、理想主义、性格浪漫的人；而华盛顿是一个踏实的现实主义者。从务实来说，华盛顿总统更接近汉密尔顿。

我们还是回到1800年的大选结果。1801年，杰佛逊总统上台，他自己说过，那是一场“第二次革命”。今天有不少历史学家延用和赞同了这样的说法。

其实，1800年的第一次政党轮换，在美国就出乎了一些人的意外。两党表现得如此对立，经历如此激烈的竞争，共和党才赢得总统选举。可是，杰佛逊总统上台后，并没有进行非常激进的大改革。尤其是汉密尔顿制定的财政改革，虽然杰佛逊曾经激烈反对，可是在他上任之后，财政改革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杰佛逊并没有在经济上逆转前任的政策。

那么，“第二次革命”指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当时的共和党报纸针对1800年亚当斯下台而提出，从1776年开始的美国“第一次革命”结束了。他们指的是，联邦党人强调政府的强大和稳定、强调法律和秩序，对美国民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持谨慎的限制，是一种保守的倾向。而现在，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

另一方面，“第二次革命”在另外一些人那里，是指这次非同以往的执政轮换本身。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派通过竞选，从连续执政12年的对立党派手中，赢得政权，并且完成和平交接，从此开始推行某些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政策。

杰佛逊总统一上台，《惩治叛乱法》已经到期，当然就没有再续，等于是废除了这个法律。杰佛逊还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赦免了所有因《惩治叛乱法》坐了牢的人。共和党领先的国会也做出决议，由国会归还了所有因触犯该法而缴纳的罚款，并且由国会支付了利息。杰佛逊还废除了华盛顿总统时代造成农夫暴动的威士忌税。民众看到了在联邦政府的层面，由于执政党派的轮换，做到了政策上的平衡和纠偏。但也有一些政策的改变，是引发很大争议的，例如，杰佛逊大大削弱了由前任亚当斯总统兴建的海军。亚当斯认为，鉴于12年来不断的战争威胁，美国必须开始建设常备军，而杰佛逊认为，这完全是浪费公款。

杰佛逊最大的政绩，是在拿破仑打算廉价出售法属北美洲殖民地的时候，非常及时、坚决地购置了这片土地。这就是着名的“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使得美国的土地在他的手里扩大了一倍。虽然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可是，杰佛逊的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前任、已经退休的亚当斯总统的支持。事实上，亚当斯任上参与的对英和谈，签下的条约也曾经使得美国的土地比独立战争之前翻了两番。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而亚当斯总统的儿子、后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是国会的参议员，在国会以自己的赞成票给了杰佛逊实际的有力支持。

杰佛逊理想中的幸福生活，还是田园牧歌式的农庄生活。面对移民潮，他非常关心美国是否始终有足够的土地，来提供给民众一个“幸福生活”。因此，在差不多整两百年前的1804年，杰佛逊派出了他的私人秘书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以及克拉克上校（William Clark），带领了31名探险队员，对刚刚购置的土地进行勘查；希望能探测密苏里河上游，寻找一条经由哥伦比亚河到太平洋的陆上通道。他们在1804年5月14日出发，翻过洛基山脉，直抵太平洋。1806年9月23日，全队33人全部平安回来。这次历史着名的西部大探险，成为美国开发西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

而杰佛逊在美国历史上表现的“革命性”，更多的是指，他一生在呼吁的：把“追求幸福的权利”向底层平民扩展，把上层的注意力引向民众的利益。他坚定地相信并呼吁：民众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权参与。他热情讴歌民众的自然权利，要消除精英们对民众管理自己的能力的疑惑。他是法国启蒙思想热情洋溢的直接继承者。他有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充满激情，因此，这些理论从杰佛逊那里出来，就会有极强的感染力。

翻阅着当时美国这一批建国者们的资料，你会发现，在《独立宣言》之前，对于自然权利，对于自由政府的思考，杰佛逊绝不是偶然的孤例。一大批北美洲的知识精英们，他们分散在各个州，在用小册子、通信、宣言等等方式，阐述着几乎同样的声音。例如，被人们誉为“权利法案之父”的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再如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他在1774年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仅表述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还论述了“所有合法政府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方能成立”。又如我以前已经介绍过的约翰·亚当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是，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之下，怎么就出来了这“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在那个时代，甚至直至今日，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总是分为似乎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读着这些历史，感到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同时代人中间，特别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亚当斯和杰佛逊——这两个所谓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革命、代表了两个对立党派观点的美国总统。

他们曾经是那么相近。亚当斯比杰佛逊年长，因此，早在杰佛逊涉入政治十几年前，亚当斯在他起草的《布伦特里指示》里，就提出了殖民地在英国国会“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在《独立宣言》五年前，亚当斯就把自己称为“独立之子”。在和英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开始，“独立”并不是普遍的诉求，而杰佛逊和亚当斯两人，是最坚决主张独立的。后来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英国要惩处的叛逆名单上。当杰佛逊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抨击奴隶制的时候，最热情地为杰佛逊的文本辩护的，也是约翰·亚当斯。他们对于独立、自由、自由政府、政教分离、废奴的一系列观点，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差别。

杰佛逊和亚当斯的经历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曾经同时代表新生的美国出使欧洲。亚当斯在欧洲的时间更长一点。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在异乡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了解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假如说杰佛逊是前瞻的自由派，那么，亚当斯可以说是美国当时的保守派形象。而这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存在的两大政治派别。

从最本质上来说，杰佛逊热衷于改造人性，也对人性的向善存着很大期望。而亚当斯只是认为有必要了解人性，却不认为人性是有可能改造的。这样的差别甚至使得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有些困惑。其实，这和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有关。

亚当斯的最终出发点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对亚当斯来说，他的自由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人的平等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也是以宗教为出发点的。亚当斯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从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开掘去了解人性，理解所谓“灵魂被救赎”之必要和艰难。他也受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因此，他从宗教体验出发，从对自己的深度了解出发，对人性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于是，在相信民众应当得到自由平等权利的同时，他又对民众本身抱有某种程度的疑虑和戒备。亚当斯是智慧的，却还留有“上帝之下”的最后一点愚钝。他眼中的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够用理性解释的，他是有疑惑的。

杰佛逊的出发点更多是欧洲启蒙思想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他的浪漫性格也同时和法国的激情合拍。杰佛逊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从理性出发，凭着他的智慧，他毫无困难地就可以从逻辑推导出他的思想。他是自信的，由于没有亚当斯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杰佛逊对人民大众的自治能力、对最广义的民主充满信心，并且尽一切努力去推动。

杰佛逊出使欧洲返回家乡的时候，给欢迎他的乡亲们写过这样的信：“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是人权的惟一扞卫者，这是每个社会的自然法则。也许大多数人的意志有时也会出错，但它犯的错误是诚实、个别、暂时的。”

亚当斯在基本理念上和杰佛逊没有差别，他只是总在提醒大家人性的弱点，他在文章中不断强调不加约束和失去平衡的民主会产生危险。即便对代表民众的国会也是如此。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担心法国还要经受“好几次严峻的考验”，他认为，如果大多数的意志失去控制，可能会导致“恐怖的浩劫”。“我在政府问题上的一个信条是，永远不要将羊羔托付给狼。”在亚当斯看来，多数人如果没有约束，一样可能演变成“狼”。他对法国的担心不幸而成为事实。1800年大选，以及政治党派的相争，曾经一度严重地伤害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可是在此之前、和在他们晚年恢复友谊之后，他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表达和交换过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杰佛逊虽然没有参加1789年夏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但是早在1789年9月，就在被召回国离开巴黎以前，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到想把他对美国宪法的批评和长久哲学思考写下来。他写了以后，就动身回美国了，已经没有必要邮寄，他可以在到了美国后当面交给麦迪逊。在海上漂泊的日子里，他还在思考。到了美国以后，当麦迪逊第一次来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是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交给麦迪逊。他还在想信里思考的问题。一直到1790年1月，他作为华盛顿总统内阁一员到纽约上任，见到在众议院的麦迪逊的时候，他才把这封思考了几个月的信交给麦迪逊，并且附了一个纸条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现在提请你考虑。

托马斯·杰佛逊提出了什么想法呢？

托马斯·杰佛逊在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下一代人是否受其约束？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

这一思考，这一结论，这种表达方式，是托马斯·杰佛逊特有的。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杰佛逊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建国先贤，也不同于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家。他是一个手里有权的政治家，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国务活动家，但是他也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一个文人学者、一个思考者。

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认为，“土地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不属于死去的人，这个原则，就像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样，也是“不证自明”的。人死了，就什么权力也没有了，也没有任何权利了，因为他们死了就消失了，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一起的自然权利，也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了。所以，他们生前的权力和权利，不能用来约束后来活着的人。

根据这一原则，杰佛逊认为，具体个人的财产权不是神圣不变的。具体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大地属于活着的人类，大地是让人类来居住、耕作和利用的，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人人都有权来利用大地，生活在大地上。可是具体的地块的所有权，却是一种由人为法律保障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随着土地财产权持有者的死去，土地就回归为活着的人的自然权利。上一代人死了以后，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约束下一代活着的人。下一代活着的人，可以重新修正已有的法律，建立合乎他们需要的法律关系。

所以，杰佛逊甚至推导出这样的想法，每一代人都应该修正宪法，让宪法符合新一代活着的人的需要。杰佛逊甚至对人的寿命进行一番计算以后，推算出修正宪法的时间是大约每隔20年。

杰佛逊因此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说，“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

区分人的自然权利和民事权利，是杰佛逊这一番思考的核心。杰佛逊这一思考的出发点，还是他十几年前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留在他内心的问题，什么是人人平等，怎样保障这种平等？现在，他的答案出来了，人人平等是自然权利的平等，其中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所需要的起码物质条件，原则性地包括在自然权利中。杰佛逊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包含这样的意思，人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权分享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大地，土地应该有他的一份。他在这土地上，可以辛勤耕作，满足生存的需求，用自己的工作“追求幸福”。

杰佛逊是属于农业时代的人，他是南方的庄园主，他理想中的国土是农业国。他没有积极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没有想像到未来城市里脱离土地的庞大工业人口，想像不出工业时代的大银行大公司所拥有的惊人财富。在他的脑子里，“追求幸福”的物质条件，还是一小块土地。“大地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思想，为后世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做法，打开了思路。美国在一百多年之后完整地建立了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征收高额财产继承税，等等一整套抑制财富过度集中，扶助穷人的制度。追根溯源的话，都源于杰佛逊在两百多年前的思考，宣布富人死了就不再是富人，不应再占有大地和财产，宣布穷人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穷一辈子。杰佛逊的思考，预言了不断动态调整贫富的时代必将到来。杰佛逊的局限在于，在他看来，财富就是土地，可是他又无疑是反对“分田分地”，反对剥夺已有土地权，反对破坏财产秩序的。那么，怎样让未来将要出生的人，未来活着的一代，都能有“追求幸福”的自己的“一块地”呢？杰佛逊的想法是，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因为美国西部有广袤的未开发的土地。西进，这是杰佛逊长久的哲学思考，在现实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理想。由此，萌生了杰佛逊作为第三任总统期间最伟大的成就：勘查西部和“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的实现。

亚当斯对杰佛逊“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生活不是这样的。他说，假如杰佛逊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们之间对未来的看法，显然存在根本差别。亚当斯在给杰佛逊的信中写道，“一代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取决于另一代人传下的文件。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这些文件不应该因革命而变更。革命是代价高昂的东西，人类会很快吝惜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不再频繁地诉诸革命手段。”

即使是今天社会逐渐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调整贫富的制度，也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实行，如何掌握这样的分寸，和提出这样的思想同样重要。就美国的遗产税来说，就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在争执的议题。

人们认识到，这不是简单地帮富人还是帮穷人的问题。经济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假如贫富差距过大，要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需要调节。同样，在政策上过分伤及富人，伤及企业，也可能因此而更深地伤及穷人。今天美国遗产税的开征起点仍然非常高，可是，据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统计，在这样的制度下，还是有1/3的小私人业主，必须出售全部或部分企业来缴纳遗产税，并且有很多家庭业主无力将企业传给后代。同时，也有人从法理提出，慈善捐赠是一回事，对合法收入，依法交纳高额所得税之后，再征遗产税，是另一回事，它牵涉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对合法致富的惩罚。这样的争执，使得社会思考变得不再简化，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得到关照。简单地偏侧一个阶层的利益，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都很可能适得其反。

正如杰佛逊所预言的：“从政府成立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党派分歧，今后还会存在下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Chapter_29

立场……”今天美国的争论，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杰佛逊和亚当斯的争论之中。

杰佛逊的最后一篇为独立日50周年准备的演说稿，是杰佛逊理念的经典。他已经垂垂老矣，仍然热情洋溢，“我相信（美国独立）这是一个信号，能唤起全世界民众的觉醒，禁欲式的无知和迷信曾令他们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今天他们要打破束缚自己的锁链，……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看到人的权利。科学的普及已经让每个人都触摸到了那看得见摸得着的真理”。下面，他引用了历史上一名英国士兵在临刑前的着名演说：“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他说，“让每年的这一天都提醒我们记住这些权利吧！”

亚当斯对于民众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他在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认为仅仅选出表达民众意愿的立法议会，而没有行政和司法这两个分支的制约，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制约和平衡的力量，那么民众权力独大的立法机构，只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灾难”。亚当斯说，自己从1776年开始，一生都在相信自由平等的原则，可是他不能接受“将理性作为一种信仰”的主张。在法国革命发生的时候，亚当斯说：“我无法理解如何建立一个由1300万无神论者组成的国家。”对于亚当斯来说，人必须有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人必须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有起码的认识和待救之心。一个完全撤去这条界限的国家，是可怕的。亚当斯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个预言法国革命将带来暴乱和恐怖的人。他因此很少讴歌式地赞扬民众和自由，却常常发出另一面的警告。在最后岁月给杰佛逊的信中，亚当斯依然在表达他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众暴力的担心，认为民众如若失控，就会如酒醉者骑上烈马，“猛烈抽打他们的坐骑，拼命加速狂奔，直到马送了命，自己也摔断脖子为止”。亚当斯直到最后都认为，他的人生观和信仰，“就是接受上帝的审判”。

在美国，杰佛逊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辉煌，随着美国民众水准的提高，民主的逐步扩展，人们看到了他所预言的民主在实现。使得他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先知的形象。而亚当斯所代表的保守思维，使得美国始终有一个反向的思考和质疑。美国民主能够稳步向前，多半由此而来。

也许，必须向你说明的是，我无意在此对他们做出褒贬。我只是让你了解，就个人来说，人性都是有弱点的。这种弱点也可能导致政治倾向走向极端。不论是哪一种政治观点的实行，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条件和地点，维持在一个适度的分寸中。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反对派的存在，对立观点的存在，才是可贵的、必需的。对立的双方如同一对孪生儿，他们彼此在避免对方走极端，而任何一个方向的极端都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对立派，依靠自身来取得中庸几乎是不可能的。

杰佛逊和亚当斯曾经是最亲密的朋友，又因政治党派对个人感情的伤害，多年不相往来。最后在晚年，他们相互通信，为美国历史留下了建国初期最宝贵的资料。就在美国独立日50周年的那一天，在美国已经站稳脚跟，举国欢庆的那一刻，杰佛逊和亚当斯在同一天去世，成为美国一个真实的传奇。而他们最后的通信，似乎在预示着美国对立党派此后的关系，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又是分歧的。对立是最触目的，而在最根本的立场上，他们的共同之处，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独立宣言》。

如杰佛逊晚年给亚当斯的信中说的：“我们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战斗，为实现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治权而奋斗。”这个共同的出发点是理解美国政治非常关键的一点。他们并不是一边是要君权独裁专政，而另一边要某种其他形式的专政。他们的共同理念和追求的目标，都是保障《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建国的那一天，建国者明白，美国远非是完美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目标。这个国家还有历史遗留的奴隶制，还有无数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状况。可是，给处于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以自然权利，是建国者们的理想。随着民智开启，也成为多数民众越来越认同的立国目标，逐渐成为良性互动。强势对立党派的差异，往往只是路径和方式的不同。因为，要获得多数选票，必须不偏离这个立国之本。对立的观点共存和平衡之下，美国得到的收获是“中庸”。

美国此后的政党渐多。国际上的种种思潮涌入，什么奇奇怪怪的激进政党和政治组织都有，有些激进组织可能在一时似乎有极壮大的趋势，左的右的都有。可是，只要是走得太远的、走极端的，最终只能是成为一个弱势党。不是政府在扼杀和限制他们，而是民众不认同。这种趋势，也随民众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这也是美国在政党轮换上台之后，一般都不会发动“翻天覆地”社会变革的原因。

好了，下封信再聊。

祝 好！

林达

15. 林肯和内战

卢兄：

谢谢你的来信。在我前面的故事里，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制度运作，比一纸宪法，那个纸上的制度，要复杂得多。可是对宪法的认同，对游戏规则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政府一开始运作，它不仅蕴含着种种潜在的、与权力膨胀相关的危险，还会产生民众膨胀的危险。因此，民主的运作，有许许多多东西是在宪法上找不到的。民主制度远非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能说是相对其他制度，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而同样的宪法和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遇到的挑战也会不同。在同一个国家，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出现不同的危机。这也是美国的建国者们当初忧心忡忡的原因。正在蓬蓬勃勃生长中的社会，会变化出无尽的难题，需要人类的智慧去应付。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没有万全之策的。只能多害取其轻。托马斯·杰佛逊对这个制度大概是最乐观的一个。美国建国初期，也就是建国者们自己参与的“精英执政”时期，他们对权力、对共和政府的忧虑，保守、谨慎的风格，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开端。即便是杰佛逊总统，他在总统任期内，执政的风格仍然是保守的。

也许，我必须说明的是，我指的美国“精英执政”时期，是特指在美国建国初期、非常特殊的、一批具古典共和主义精神的绅士执政的情况。而并不是泛指“精英执政”。

在美国，这个时期之所以特殊，因为他们本身的教育来源和文化，孕育了这个制度，而这些制度的最初实践者，就是制度的制定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这个制度是基本一致的，它相对也就更容易在实践中成功。美国宪法，是粗线条的原则和规则。它的成功，是纸上的制度和实践本身携手共进完成的。宪法实践的最初阶段，正是这些国父们自己在亲手操作、完善、修补它的漏洞，在完成宪法实践的那一半任务。而不是一群不认同这个理念的、满怀私欲的政客，在肆意寻找漏洞毁坏这个制度。没有一个纸上的制度设计是无漏洞可钻、是严密得你要百般破坏却不成的。

因此，美国民主化呈现保守谨慎的风格，是很幸运的事情。

我们已经聊起过，不论美国的建国者们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对于民主化进程的速度和方式，看法有多么不同，可是美国的民主化始终在扩大。1828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大儿子，在竞选中输给了平民化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标志着美国建国初期“精英政治”时期的终结。安德鲁·杰克逊，以一个战争英雄的姿态，以完全不同于当年华盛顿将军的风格和豪气，持极高的民众威望，成为那年美国大选的胜选者。

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美国的政治生态起了明显的变化。在制宪会议上，把大选举团的产生方式留给了各州。各州就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逐步使得大选举团不再由州议会而是由民众产生。实际上已经是民众在间接地选举总统。总统候选人必须通过竞选来让民众了解自己。竞选亮相、拉选票，这成为民选官员的必备功课。到林肯总统上台的时候，民主化已经基本完成，美国从立国初期的精英政治彻底演变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尽管共和国的体制框架并没有改变，半个世纪的进步却使得大众终于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

1860年大选中当选为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是真正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政治家。而他登上联邦政府舞台的时候，又刚好是美国南北分裂的风云时代。从林肯身上，最清楚不过地表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也表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艰难。

和托马斯·杰佛逊一样，林肯是一个宣扬要为大众说话的政治家。但是对杰佛逊来说，民主多半还是一种停留在思想和口头上的理念。杰佛逊时代，国家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刚刚萌芽，杰佛逊本人也更多地表现出上层绅士的行为准则。林肯则完全不同。

肯塔基州是美国建国后向西开发的过程中建立的新州，远离东海岸的传统政治中心。虽然肯塔基州是一个蓄奴州，地理上却位于南北之间，被看做是南北边界州，又可以和相邻的伊利诺伊州一样，被看成是中西部。肯塔基州的南边就是田纳西州，就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崛起的地方。这样的边远地区，是底层出身贫贱的人从政的好地方。若不是美国民主化的逐步扩展，在建国初期，这个区域的人被选为总统，几乎是不能想像的。

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贫穷农家。记得我们参观一个古老的南方庄园，展示者为了向大家说明这家人家对待奴隶并不算太坏，就在奴隶的住房前面放了一张林肯家的照片。因为林肯的家看上去比这家庄园的奴隶住房要差得多了。后来才知道，那还是林肯家“小康”以后的住屋。在此之前，在寒冷的肯塔基，他们家只有三面墙，冻得要死。他的生母没有住上四面墙的屋子，就去世了。

农家出身的林肯，没有条件受到很好的正规教育，却干过各种各样乡下人必须干的活：伐木工、摆渡船工、土地丈量工、邮差、店员、农庄帮工等等。但是林肯其实天生不善于干农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地方政治。边远小地方的政治圈子比传统政治中心更贴近底层大众，使得林肯这样的穷人也能跻身其间。他小时候手头没有书，能够抓到的几本，就反复看得烂熟。其中当然有《圣经》，也偶然地有了一本亨利·克雷的传记。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的那一年，林肯19岁，第一次行使选举权，他投的是落选的亨利·克雷。从此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共和党人。他后来迁移到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七个月后就出马竞选州的众议员。第一次，他落选了。但是两年后再接再厉，他顺利选上了众议员，从此进入政治圈。这时候他才25岁。

年轻的林肯知道，从政也是一种专业，他从小得到的训练是不够从政的。他在当选州众议员以后刻苦自学，考出了律师执照，这也只有在边远小地方才比较有可能。

林肯的风格是朴素和谦卑。这种朴素和谦卑，既是他的出身本色，也是新时代的从政需要。把林肯的风格和杰佛逊的风格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杰佛逊的民主理念来自于思想，他从前辈学者那里汲取灵感。他善于想和写，而不善于说。他的风格是优雅的，是书面语言的风格。而林肯的民主理念来自于他所进入的美国政治现实，他不是一个善于思想的人，从来不喜欢读很深奥的书籍，但他却是一个善于演讲、善于领悟大众心思的人，他从面对面的大众那里汲取灵感。他的朴素是口头语言的风格。他从二十出头第一次参与竞选的时候就知道，这种风格对他是有利的，因为现在是大众选票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了。他不仅不忌讳在竞选的时候提起他卑贱的底层出身，而且是故意地要显示这种出身，处处表现他是一个伐木工。

他在第一次公开竞选演说中说：“我生在社会最卑贱的阶层，也始终留在这个最卑贱的阶层里。我没有什么有势力的亲朋好友来推荐我”，“我想你们都知道我是谁。我是谦卑的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们选上了我，我将万分感激你们。如果你们没选我，我也同样万分感激。”

作为民主时代的政治家，林肯知道，他必须依靠大众的拥戴，才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所以，民主深化时代的美国和以往不同的是，政治家面对大众说话，你永远无法判断，他是说的真正的心里话，还是在追随大众，讨好大众，或者引导大众。politician，既可以译成政治家，也可以译成政客。政治家和政客合为一体，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古典的政治家，stateman，渐渐地让位于两面一体的政治家和政客，politician，是民主时代的必然趋势。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politician。

有些人认为，林肯在历史上的最荣耀的功绩是领导南北战争，最终废除了奴隶制。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林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去了一次位于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在那儿的奴隶市场上，看到有一个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这个镜头深深地刺激了林肯，他发誓有朝一日要粉碎这不人道的奴隶制。史学界的研究说，这多半是一个传说的故事而已。因为林肯和奴隶制的关系，远比这样的传说要复杂。林肯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不是像约翰·布朗那样的激进废奴主义者。

林肯从教养来说，是一个肯塔基人。肯塔基州是一个蓄奴州。19世纪初期，轧棉籽机发明以后，南方棉花种植业需要大量黑奴劳动力，而法律已经禁止从海外进口黑奴，肯塔基成为国内黑奴买卖的输出中心。林肯的夫人出生于肯塔基州首府莱克辛顿的一户殷实人家，是一个有奴隶仆人的家庭。林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本性反感奴隶制，在私下里也一定表达过这种感情。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制度的政治家，他的公开的一举一动却必然服从政治的温度计。事实上是，传说中二十来岁的新奥尔良之行以后的二十年里，反奴隶制从来没有进入林肯的政治日程。相反，在讨论废除《逃奴法》，即蓄奴州的黑奴逃往自由州以后，自由州要协助奴隶主捕捉逃跑的奴隶时，林肯虽认为《逃奴法》很不公正，却拒绝投票赞成废除。他在私信里说：“我承认，我痛恨看到这些可怜的人被追捕，可是我却不得不闭嘴，保持沉默。”

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家是凭嗅觉来判断气候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公开政治表态的。反奴的气候不到，时机还不成熟，明确的激进反奴立场和表态，对林肯就可能是一种政治自杀。政治家不仅要有自己的良知，有出自这种良知的政治理念，他还必须等待时机，等待民众能够听得进他的话，愿意跟着他走。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言不由衷。这时候政治家的表现就像一个政客。

由于宪法在制度上把废奴的时间表留给了各州，也就等于承认了原有奴隶制存在的事实。北方反对奴隶制度的政治主流无从在南方推进。轧棉籽机的使用刺激了南方棉花种植业，也刺激了南方庄园主保持蓄奴制度的欲望。“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得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西部新开发的地方就陆续地要求作为新的州加入联邦。这些新州是否容许蓄奴，会影响蓄奴和废奴的政治平衡。北方要求新州是自由州，而南方蓄奴州却以“主权在民”为理由，要求让新州自行决定。而就严重缺乏劳力的西部民众来说，很多是指望用奴隶劳动来发展种植业的。

1817年，当密苏里申请以州的名义加入联邦的时候，在国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因为无论密苏里是以自由州还是以蓄奴州加入联邦，都会开一个先例，以后相邻地区进入联邦，也会照此办理，从而影响国会里蓄奴和废奴力量的消长。1820年，终于达成着名的密苏里妥协：密苏里州以蓄奴州加入联邦，而长期以来被南方参议员阻挡在联邦门外的北方缅因州，以自由州加入联邦，一对一保持双方在国会的平衡；同时，将密苏里的南边界，北纬36度30分往西延长，在“路易斯安纳购地案”范围内，将来加入联邦的州，在此线以北的，一律禁止蓄奴。史称“密苏里妥协”。

密苏里妥协给了蓄奴派和废奴派20年的平衡，奴隶制度在南方又太平无事地延续了20年。到19世纪40年代，大批移民来到密西西比西部大平原，美国进一步向西开发，进入了现在的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显然，将会有一些新的州加入联邦。同时，由于自由州和蓄奴州的法规不同，民众对奴隶制的看法不同，很多奴隶向自由州逃亡。1850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强化了《逃奴法》。在这个过程中，伊利诺伊州出了一个年轻的政治明星，那就是林肯的政敌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主权在民”，是地方自治，是新的开发地的人民自己决定那儿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事实上，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民主”。道格拉斯的党，就叫民主党。

1854年，道格拉斯发动在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打破35年前“密苏里妥协”，强调的是“民众自决”。实际上是新开发州的白人自由民的“自决”。这样的“民主”诉求，不禁使人想起20年前，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在《美国的民主》里提出的“多数的暴政”的概念。也让人想起既赞同自由平等、又对民众始终怀有警惕的保守的美国建国者。这一法案在参议院以37∶14的大比数通过，在众议院却以113∶110接近比数通过。当时的皮尔斯总统，无奈地在法定的最后一天签署了这一法案，这说明行政的制约也没有起作用。这一法案是政治家打着民众自决旗号取得的胜利。看起来是民主的胜利，其实是多数暴政的胜利。可是，美国传统的政治家良知在对抗这种胜利。这一法案萌发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同时，北方以及南北边境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担忧，创造了新的政治气氛。在道格拉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原来在奴隶制问题上态度并不鲜明的林肯，顺应自由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忧心，站出来大声疾呼，利用同道格拉斯对抗的机会，登上了联邦政治的舞台。

在奴隶制问题的尖锐冲突中，林肯以前一贯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中间立场。林肯出任第二任州议员的时候，还不到30岁，当时奴隶制问题在全国激发了大讨论，尤其在是不是允许首都华盛顿市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蓄奴的问题上。哥伦比亚特区位于南北之间，却是在蓄奴州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包围之中。林肯的态度是，依据宪法，联邦政府无权强令南方州废奴，但是联邦政府无疑有权在联邦管辖的首都地区禁止蓄奴，这无疑是符合宪法的。可是他话头一转，又说，联邦政府的这一权力，只有在“哥伦比亚特区人民的要求下”才能行使。林肯认为，自由州人民首要考虑的，应该是怎样维持联邦制度，为此，应该让蓄奴州自行其是，同时也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奴隶制，而是让奴隶制度“自然死亡”。

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北方引起了对奴隶制扩张的忧虑。可是，北方多数民众当时也绝非要冲到南方去废除奴隶制，而是担心奴隶制在新州扩张之后，会逐渐扩张到北方来。北方民众中，很多人并不喜欢黑人，甚至恐惧黑人。他们反对奴隶制扩张，是担心自己住的地方因此会出现很多黑人。而南方蓄奴州的许多白人民众，担心和害怕的是黑奴一朝即被解放。

林肯看到了这一点，深知能够被南北民众共同接受的观点是什么。因此他公开提出的，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废奴，而是禁止奴隶制度的扩张。1854年10月4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林肯一生中第一次公开谴责奴隶制。他在伊利诺伊州议会发表演讲：“我痛恨奴隶制，因为奴隶制本身骇人听闻的不公正。”但是他又解释说，他对南方民众并无偏见，他理解南方人说的，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办法来结束奴隶制度。“我当然不会指责他们没有做到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如果我握有一切大权，我也不知道拿现有的奴隶制怎么办。我的第一个冲动是让所有奴隶自由，然后送他们去利比里亚，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可是他又说，立即把黑人都移民非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让他们自由后，必然要让他们在此生活。“那么以后怎么办呢？让他们自由并让他们在政治上和我们平等？我自己的感情令我不会这样做，即使我会，我们知道白人大众也不会。”他说，白人大众这种广泛的感情，是不能被漠视的。

在这里，典型地表现出了现代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两面性：他们既要以自己的正义的理念来引导民众，又不得不追随民众。林肯和杰佛逊不同，他不可能像杰佛逊那样超脱，只需洋洋洒洒地表达他的理想主义。林肯必须是务实的。一方面，他坚信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纠正这种错误是他作为民众向导，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他也得像他的政敌道格拉斯一样，承认主权在民，民众自治，他不能违背广大民众的感情和意愿。他比道格拉斯高明的地方在于，道格拉斯只向一方面发出诉求，而他在两方面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种中间立场，他向两方面发出诉求。道格拉斯提出和促进“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利用“民主”诉求要求让新州自决是否蓄奴，只能取得南方蓄奴主义者的支持；而林肯提出让老的蓄奴州不受干预地“自然死亡”，同时限制奴隶制度扩张，既得到了北方州的支持，也能被废奴主义者接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同南方蓄奴州的尖锐对立。

从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到1860年大选，林肯在六年中发表演讲，把诉求对象锁定在北方白人劳动大众。为“讨好”北方废奴主义者，他一再宣布奴隶制道德上是错误的，宣布他痛恨奴隶制；为了不激怒南方民众，他又一再宣称，他并不主张立即废奴。他主张的是，禁止奴隶制度扩散。他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早晚奴隶制会成为一种全国性制度，全国会到处都是黑奴，这对于白人劳动者是不利的。为了拢住大众，林肯的演讲有时候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感和追随民众的现实压力之间明显的尴尬。

1858年7月10日，在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林肯演讲说：“让我们抛弃这种人那种人，这个种族那个种族，某种族更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来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在这个蓄奴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用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着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指出，很难说，在北方和南方发表演讲的林肯，哪个是真正的林肯，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典型表现。

林肯当选总统后，还没有宣誓就职，南方七个州就宣布分离了。林肯接手的是一个不完整的联邦，国家已经分裂。对于林肯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奴隶制，而是要不要恢复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怎样来恢复。南北战争的故事我以前已经讲过，可是，我还是想从林肯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再多聊几句。

民众的分裂，绝不是任何民选总统乐于见到的事情。在就职演说上，林肯还是想拢住南方人。他一再重复以前的话，保证联邦政府不会干预南方州的奴隶制。那时，国会刚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永远不干预州对奴隶制的决策。这个修正案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开倒车。这个修正案还没有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因为按照程序，还必须在3/4的州里得以通过。如果它真的通过，就会相当有力地巩固奴隶制，将使未来废奴变得更困难。可是林肯在上台伊始，为了拢住南方，他表示不反对这个修正案在州一级被通过。

你已经知道，南方七州在分离以后，联合成立了南方邦联，选出了密西西比州的原来的战争部长杰佛逊·戴维斯为总统。这个南方总统甚至比林肯总统还早一点宣誓就职。对于南方邦联来说，已经是两个国家了，他们要的是保持这样的状态，把南北冲突变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所以，南方肯定不愿意再兴出什么风波来。

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的话，就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在南北之间找一点事端。而无论是什么事端，他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又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不管做什么，先要有民众支持方能动手。这是民主时代政治家的特点。

可是北方民众也不愿意开战。北方的大多数民众，不会愿意用一场战争来解决南方的黑奴问题。事实上，后来南北战争一开始，处于南北之间的四个边界州，包括老牌政治中心弗吉尼亚州，就分离出去加入了南方邦联。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团结北方打一场战争，这就是南方打到家门口来，逼得你不能不打。

可事实上南方更不愿意打。一方面是它已经分离出去，只图保持独立状态；另外一方面是它无论从国土、人口还是经济上，相对北方，都是明显的弱势。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他是欲图发动战争的一方，却又必须让南方先打第一枪。

南方有一些原来属于联邦的军事要塞，在南方分离以后，有些撤了，有些还坚持着。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方的心脏查尔斯顿港口，有一个孤岛要塞叫苏姆特要塞。这个要塞可以说是在查尔斯顿的咽喉上。当时，这个要塞远离北方，缺少给养，已经有点支持不下去了。而南方人看这个要塞，有如骨鲠在喉。

这个要塞此时对北方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林肯来说，下令撤回这个要塞，等于宣布对南方让步，在政治上不妥。可要派出远征军去支援，在军事上却风险很大，而且还要冒首先挑起战争的危险。1861年3月29日，林肯下令海军部长从海上派出船只，为要塞补充给养。同时通知了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此行只是补充给养，如果没有受到干扰，不会对要塞增加人员、武器和弹药。

这一增援，在北方民众眼里可谓完全正当，而南方却必然会感受到威胁，他们只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麻烦，而战术上这又很简单，毕竟这只是一个百十来人的孤岛。果然，4月12日，南军开始炮轰苏姆特要塞，并且最终迫使要塞投降。

投降以后的要塞官兵，都被送上船，打发回北方去。在南北战争的这个第一仗中，南方的指挥官还曾经是要塞司令的学生。这师生之间的战斗，是南北战争中惟一的没有死亡的战斗。可是，这一仗却是林肯正在等待的。不管身边的废奴激进派多么激动，他只是好言许诺，却不采取公开政治行动。他在观察民众的反应，观察废奴主义者的反应，观察周围政治情绪的变化，就像观察温度仪。他对一位急躁的废奴主义参议员说，请给我一点时间，如果我一开始就激怒他们，我将永远得不到足够的选票把我送到这儿来。他还对下面的人说，我们需要在民众中积累反对奴隶制度的情绪，需要说服民众，来积累这种反奴隶制民意，为此，需要的时候你们可以不客气地公开批评我。

1863年1月，林肯终于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虽然这一解放宣言在当时十分有限，只是宣布仍然在南方邦联控制下的地区的黑奴得到解放，成为自由人，所以普遍被看做是一种“军事需要”，而且对黑人来说，具体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这实际上是依据林肯的愿望，悄悄更换了战争的诉求。

南北战争延续了四年，双方总共损失了618万青壮年。这一惨重结果，是林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林肯的总统任期，就是领导战争的任期，他是一个战时总统。但是他生来不是一个军人，也不是一个好战好斗的人。1864年，在他被暗杀的前一年，他在回顾以往时说：我从不认为是我控制了时势，我得坦承，是时势控制着我。可是，林肯虽然在民意中游走，他却不是一个政客。分裂的局面推动了林肯，可是，他始终有自己固定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南北统一。他在不同的时期或是表面地迎合民众，或是在诱导民众，或是在利用民众。最终他运用了战争的方式，只是，把这种方式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把战争的代价估计得太低了。

林肯总统曾经坦承，常常是时势控制着他。尤其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后，要说有时候是局势自己在走，大概都不为过。林肯总统最大的失误，是对战争的规模和艰难程度的估计，可以说是离题万里。不仅是他低估了这场战争，在当时对战争最为悲观的人，都做梦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打到这种地步。林肯的第一个征兵令是征集75万人，为期三个月。而到了年底，北军人数已经高达50万人。最终双方仅是阵亡士兵，就高达618万人。

战争打到1863年，越打越惨烈，阵亡人数剧增。北方严重缺乏兵员；南方也一样。可是，南北战争的战场是在南方，你可以说，是北方在入侵南方。南方人必须保卫家园，一方面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被激起怒火和仇恨，必须承认，这是士兵的勇气来源之一。而对北方的平民来说，“国家统一”，即便它是林肯总统的伟大理想和英明决策，也不是北方民众在大量牺牲之后仍然觉得必须坚持的事情。反对的声浪当然会起来。而战争一旦开始就骑虎难下。我们以最良善的出发点猜度，林肯总统也是别无选择。事至如今，他只能不管用什么方式，坚持把已经成为僵局的战争打赢。你说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可能一步棋下去之后，后面就只能穷于应付。

为了压制来自自己阵营的反对声浪，林肯总统因此将宪法所规定的终止“人身保护状”的权力，划入战时总统的权力范围。他两次宣布，在整个北方，只要某人被宣布为有“不忠实行为”，就可以被终止他所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在纽约州，民主党的州长西摩提出抗议，认为“战争不能窒息自由”。可是，站在共和党立场的《纽约时报》却回应说，“国家安全就是最高法”。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认为，林肯总统的个性就是一个暴君，可是，在战争的逼迫下，他还是动用了扩大行政权力的方法，矛头直指公民权利。人们今天注意的，不是这对林肯总统个人带来多大的损毁，而是注意权力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民选官员仍然必须时时被监督和制约，否则民众的自由仍然是脆弱的。这正是建国者们当初担心的事情。

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逮捕了超过千人，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编辑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都有，甚至还有一些骂了一句总统“混账东西”的平民。而在南方，同样的民选官员，照样听任军事法庭把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甚至有被处死的。双方在战时发生的这种事情，异曲同工。

这场林肯总统的内战，因为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最要命的还是征兵。第一次征兵是在战争未打响的时候，北方人在动员号召下，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征兵很容易。第一次出阵，后面还跟着一大串看热闹的平民，似乎是志在必得的神气。流血死亡的战争残酷，要在战斗打响之后，才会显出它的狰狞面目。大批伤亡出现之后，这样一场内战的兵源肯定是困难的。

联邦政府招兵，理想的宣言和军饷的诱惑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必须借助战争对抗本身引出的仇恨和对抗心理。可是当招兵数量太大、牺牲太多的时候，还是出现募兵越来越难的困境。那个时代，每天有很多欧洲移民从纽约市的港口入境。当时的征兵官员，甚至在这些移民上岸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征为北军士兵，送上南北战争的前线。即便如此，兵员仍然不足。自愿的募兵方式已经不足以应付战争。

1863年3月3日，林肯总统宣布了《征兵登记法》。南北战争，在北方一边，自愿的募兵制已经变成了强制征兵。这个《征兵法》有数项免征条款，其中一条是可以用缴纳一笔300美元的“替代款”（commutation fee），免服兵役。在1863年，300美元是一笔很大的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可能做到的。于是，在北方各大城市引起抗议，纽约市成为抗议的中心。而林肯总统这时又要求征兵30万人。

在美国这样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里民众来自五湖四海，社会也就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谓的核心文化，只存在于中上层、至少是生活基本稳定的民众之中。而动荡的因素却很多很多。当时，潮水一般的新移民涌进这个还很贫穷、制度还在实践半途之中的国家。移民们带来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带来他们的帮派和械斗。年轻人不要说法治教育，连基本教育也没有，移民们互相甚至连语言都不通。寻求社会公平的渠道也无法完全畅通，不公平的政策非常容易引发恶性的暴动。

1863年7月11日，纽约市的征兵办公室，用转轮抽签的方式，确定了纽约市的第一批1236名被强征入伍的名单。这批名单第二天在《早报》刊出，也在大街小巷张贴了告示。非常不巧的是，就在同一天，刚刚结束的盖提斯堡战役的纽约市士兵伤亡名单，也在街头公布。盖提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伤亡人数最高的一次。战死和征兵两批名单同时公布，加上《征兵法》本身的不公正，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柴油，顷刻之间，点燃了民众的暴动烈焰。

1863年7月13日，一开始，是暴动的民众焚烧了位于第三大道和第46街的征兵办公室。大城市一旦暴动，就会迅速蔓延，警力根本不足以控制局面。纽约完全陷于黑暗之中。铁路被切断。暴动最后卷入数万人，其中大多数为爱尔兰移民。他们本来就贫穷、谋生困难，再加上在生存竞争中，为争抢工作机会，平时就经常和黑人发生暴力冲突。也由于当时林肯总统已经切换了战争主题，从求“统一”变换为“解放黑奴”，结果，使得愤怒的暴动民众很快从攻击征兵官员和警察，转为迁怒于废奴主义者和纽约的黑人居民。

狂暴的民众开始发泄，攻击和私刑处死黑人，甚至焚烧黑人的孤儿院。纽约到处发生纵火、抢劫和谋杀。局面完全失控。暴民杀死至少105人，财产损失至少价值当时的150万美元。

警察和调来的军人都无法重新控制局面。最后，联邦政府从宾夕法尼亚州调来步兵团弹压，暴乱才逐渐平息。这一事件被“吉尼斯纪录”评为历史上最血腥的暴乱。在军队弹压下的死亡人数在2000人左右。事后，将近6000军人在纽约扎营几个星期。我们最近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那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些素描作品，是当时的人用画笔记录的这段时期军队驻扎纽约的情况。这是纽约市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也是美国历史上异常悲惨的一幕。

由于“纽约征兵暴乱事件”发生在盖提斯堡战役刚刚结束之后，和这个战役的大悲剧和巨大伤亡相比，纽约事件居然都“小”到很少再被人特别提起。当它成为历史，它又成为南北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和死亡618万人的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相比，它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战争本身压倒性的分量和战后收拾残局的艰难，形成巨大的身影，挡住了人们对这一悲惨事件的充分讨论。

“纽约征兵暴乱事件”之后，林肯的联邦政府征兵的方式之一，只得用300美元一个，“买”来雇佣军人。甚至招募者万里迢迢去欧洲招兵。所以，美国的南北战争，联邦的北军一方，有毫不相干的欧洲雇佣兵。其中有个因为和继父不和，一心想当兵逃离家庭的17岁年轻人，他又瘦又高，完全和一根竹竿一样晃来晃去。他试图加入法国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都因为体弱而没人要，最后竟然被招到北美，参加南北战争。他聪明之极，估计到招募者要中间抽成，就在船即将到达美国的时候，跳船游上岸，又坐火车赶到纽约，把300美元全数领进自己的腰包。好在那已经是1864年，战争很快结束，他在美国留了下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普利策。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立者。

查阅一份份描述“纽约征兵暴乱事件”的资料，令人很难平静。

今天，回顾、记录和研究这一事件最多的是黑人社区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暴乱的受害者。可是，事件本身的教训，远远超出了种族冲突。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看到，在民主体制之下，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即便是直接的民选政府，还是可能建立不公平的法案，损害民众的利益。即便这个制度已经提供了司法申诉的渠道，还是有大量民众，如这一事件中暴乱的爱尔兰移民们，根本不熟悉这样的渠道。他们有自己习惯的解决方法，在一些非常条件下，情况可能突然恶化。

讲述这个故事，是让你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移民、民主起步非常早、由差异非常大的独立地区联合起来的特殊国家，纸上的制度必定会经受很严峻的考验。不仅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纽约当时也是移民人口自然暴涨起来的大都市，任何一个处理不当，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引爆不同文化移民间的暴力冲突，更不要说还遭遇内战这样的非常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如何防止城市冲突酿成暴乱，都是美国这个特定社会长时期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美国200年的社会进步，也是逐渐寻找缓解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引向合理的出口的过程。

战争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严重破坏了美国建国以来的制度设置。国会里一度只有北方人。所幸的是，由于南北双方对宪法的认同，使美国在战后尽可能避免走极端，不人为地加深战争带来的怨恨，而是以较快的速度，尝试回到原来的法治传统之中。

在制度上，南北战争之后的成就是：在1804年的第12修正案整整60年以后，美国又一次增加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3修正案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公民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肤色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南北战争后的三大宪法修正案，在制度上回应了我在前面的信里提到的民主的困惑。民主制度是多数的统治，可是多数也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也就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多数也会犯错误，多数也会被政治家蛊惑操纵。因此，仅仅是能够保证多数统治的民主制度是不够的。好的民主制度，必须保证少数人的自由，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说，公平的选举程序能够实现多数统治的话，那么，保障个人自由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也依靠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回答就是：用宪法，用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3、14、15修正案，来保障一个少数人也有自由的民主制度。从此以后，“民主”在美国的含义，开始逐渐“现代化”。在经过几次民权运动之后，今天在人们提到“民主”这个词的时候，和美国建国初期时的概念已经不同，少数人的自由，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

下次再聊。

祝 好！

林达

16. 报纸的使命

卢兄：

上次给你聊林肯总统的故事，是想让你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平民政治家。他们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政治家们的绅士风格。可是，民主化在美国是必然的趋势，也是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时所期待的走向。在我看来，林肯总统是一个非常倒霉的总统。他面临如此分裂局面，局势逼着他做抉择。他无路可走，只能就他自己的判断，两害取其轻。不论哪一种选择，他都必须背负沉重的后果，因为他是总统。至于他的判断是对是错，是今天在美国仍然有争议的事情。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选票在民众手中，会出现许多试图利用民众的野心家。今天的美国人，从小在学校读《公民读本》，了解政府权力扩张的危险性，了解三权分立、政府三大分支制约和平衡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权利。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些情况下，民众是多么容易地被政治家说服和左右。我们经常可以读到那些刚开始民主化转型地区的人们的抱怨，说民主一套虽然热闹，却有很多丑陋现象，老百姓也没法弄清楚政治家是不是在弄虚作假，还不如早先不民主的时代，政治家高高在上，倒是显得秩序井然。这种抱怨，源于对民主的思想准备不足。民主制度并不承诺永远正确，只是给民众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以由自己做出的选择。

事实上，民选的议员仍然可能通过不符合民众利益的法案，行政分支的官员也可能背离民众。尤其是监督制度还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善的时候。理论是可以单纯的，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人对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是有限的。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有大量移民，成分复杂、流动的贫穷国家。今天的秩序，其实经历了200年的坎坷道路和整理，才逐步取得经验。我只是不可能把所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全部都在这里讲给你听。

你已经看到，美国民主刚刚开始深化，就遇到分裂的危机、走向内战，把社会推到危险的边缘。南北战争其实是政治家们遵循他们的政治理念，遵循他们自己对国家、民众根本利益的理解，坚持要去打的一场战争。如果说得极端一点，那是林肯的战争。即便那是一场“正确”的战争，从民主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说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我们已经看到，权力阶层即便在民主社会，仍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意集中和表达，它可能成为一种更智慧一些的管理，也可能成为一种调度民众的力量。

现代民主国家，不论它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都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它都是间接的民主，都是由一些民选的、但基本是精英阶层的议员和行政官员在代民议事。即便是林肯总统这样出身贫苦农夫的儿子，在他入选总统的时候，你可以断定，他自己本人已经不再是一个贫苦农夫，而是一个政治精英了。反而是一些专权的国家，他们的议会可能充斥着大量底层民众，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议员们事实上的管理和判断能力，需要的只是能够控制他们。

因此，代议制民主，总是一个精英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管理阶层，这是现实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是把民意咀嚼消化之后，再根据自己对民众利益的理解来决策的。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和他的选民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好的政治家，必须比民众更有“前瞻眼光”，坏的政治家则偏离民众利益。

因此在民主社会，民众最起码需要一个知情的权利和公开讨论公共事物的平台。民众必须知道政府在试图推行怎样的政策和立法，必须使得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官员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而且有权质询和他们有关的重大议题。民众必须有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制度必须提供让民众表达反对的机制。今天，美国国会在提出一个议案之后，都公之于众。在表决之前，媒体已经有过充分的讨论，各个相关的利益集团，也会通过游说，向国会议员传达他们的意见，强烈反对的人们早就走上街头游行。这样国会强行通过“坏法案”的机会就有可能减少。假如法案不公平，一出来也会被民众告入法院。可是，在美国建国初期，这样的一套民主监督机制恰恰都还没有完善。

就从表达民意的媒体来说，在今天，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最重要的阵地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权利是言论和新闻自由。可是从林肯年代倒回去半个世纪的建国初期，媒体在很长时间里，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你是不是感到奇怪？其实好理解：在那个时候，美国论经济的话，还太穷；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展；论民众的文化水平，还普遍是文盲。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古典的报纸”。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夕，13个殖民地加起来，只有二十几张报纸。在打赢这场战争的1783年，全美国只有43张报纸。而且，那时的报纸，是没有什么报社记者的。只是那些有着简陋印刷设备的人，在印着一些小册子、书的同时，顺便印一些刊登新闻的、信纸大小的小纸片。这些印刷厂老板自写、自编、自印的当地新闻，这就是美国的“古典报纸”了。富兰克林就干过这个，他们家楼下就曾经有一个简陋的印刷机。很多这样的出版社兼印刷厂的地方，必须卖点其他杂货，才能维持生存。

识字的人也少。还在殖民地时期，这里的人就意识到教育的至关紧要。在1715年，北美的大多数城镇，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已经为建立学校特地留出了土地。可是，很少有地方是付得起老师的工资、建得起学校的。直到1790年，美国的立法机构才立法，免费给儿童提供非常基本的一点教育。等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为潜在的报纸读者，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还有大批移民的文盲或不通英语的人涌入美国。就在第二年，1791年，美国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权利法案得到通过。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的国父、各州的精英们，他们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水平、民众的水平，确实还远远落在后头。

在1787年，杰佛逊说，“假如在政府和报纸之间只能二者存一，假如让我来决定，我毫不犹豫会选择要报纸。”在1788年，华盛顿将军说，他非常期望有朝一日，报纸刊物能够送遍美国的城乡，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够“维持自由”。说着这些话，他们就像是在面对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的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的印刷技术远远落后于欧洲。直到1816年，大多数报纸还是手工印刷。古典报纸是手工品，因此是昂贵的东西。印数很低，质量也差。大多数的纸张都是从英国进口的。直到1790年的纽约，才刚刚有了印数达到1000份的报纸。一般都只印几百份，而且也不是天天出。报纸的发行太困难。一张报纸经常是私下传来传去地，要传给很多人看。直到1820年，也就是门罗总统的时代，大多数的美国报纸还是每周、每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出一次。美国的绅士们主要是看万里迢迢用船运来的英国报纸。英国报纸才是正经的现代报纸，可是，一般民众是看不起的。

对立的两党政治开始的同时，民主就自然开始深化。政治家各自要宣扬自己的观点，要动员民众支持自己的主张，要“扩大影响”，就会想到报纸。虽然一开始，这样的“古典报纸”还无法抵达普罗大众，只是精英圈子及其外围的读物。

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不仅很少，读者也非常有限。可是，美国报纸的产生和欧洲的传统是一样的，它是民众的耳目，是自由城镇的社会公器。在欧洲，最早的时候，是大家出钱，请一个新闻人，每天举着喇叭，走街串巷，把大家关心的事情，也就是新闻，喊出来。这里有当地的新生儿的消息、婚礼和葬礼的消息、杂货铺新到商品的消息，总之，它的诞生是因为大家的需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的时期，他们的绅士之风，使他们完全置身于党派的媒体大战之外。而当时的内阁成员，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以及作为国务卿的杰佛逊，都强烈感觉到，自己需要有一个喉舌，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这是任何党派诞生之后，都自然会想到的事情。汉密尔顿资助和支持了宣扬联邦党人观点的《美国新闻报》，而杰佛逊暗中支持了一份《国家新闻报》。杰佛逊也曾经从绅士的理想出发，反对党派活动。他说过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个党派我才能进天堂的话，那么，我宁可不进天堂。”可是，和联邦党人截然相反的政见，使他最终事实上改变了看法，成为共和党人的精神领袖，而且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为政见的分野，产生两极差异。新的政治环境，使得绅士们相互交换意见，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终，你必须去诉诸最大可能的民众支持，通过政权轮换，才可能让国家有机会来试试你自己的政策。

可见，美国报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然产物。政党虽然有发行一张喉舌报纸、宣传自己主张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掐住别人嗓子不让发声的可能。因为政党之间是平等的。惟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个正当的特殊理由，扼杀不同的声音。可以说，绝大多数当政者都是不喜欢听到尖锐批评的，这几乎是人之常情。人是有弱点的，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保证新闻自由的原因。因此，你看到，尽管规定了国会“不得立法”禁止新闻自由，在亚当斯时代和林肯时代，都还是借着备战和战争，试图消除反对的声音。

建国初期，不仅报纸是稀少的奢侈品，报纸本身也没有对自身的规范作成熟的思考，它只是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的读物。它可以刊出《联邦党人文献》这样的高水平的文章。也随着党派对立，绅士圈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变得粗野，有些报纸一度就是纸上的大众语言，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用今天的标准去看，这些报纸大量在肆意诽谤。一个整体文明水平不高的社会，媒体滥用自由是一件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政党运作对民众的动员，很容易变成媒体大战。

可是，你还记得麦迪逊对党派活动的思考吗？他认为人在扎堆的时候，会失去荣誉或人格对自己行为的制约，结成群的人很容易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的理由。党派活动一开始，它负面的一面马上就暴露无遗。那些作为政党喉舌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极端。它们过分地吹捧自己党派的领导人物而猛烈抨击对方，甚至搞人身攻击。

签订了对英的和平条约《杰伊条约》之后，华盛顿受到了共和党报纸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骂得最凶的是富兰克林的孙子。他是《费城黎明报》的编辑。假如说，在华盛顿任总统的八年中，报纸上对他的批评，还有“批评政府”的意味，那么，在1876年第一次有党派竞选的大选中，两派的媒体就开始有了激烈的“战争”。

我们一次次提到的那个1800年大选，出现大肆个人中伤，即所谓的负面竞选。糟糕到如此地步，在当时的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杰佛逊被报纸称为是一个“法国人”，而亚当斯则被称为是一个“英国人”。亚当斯的局面更是腹背受敌。共和党人称他为“战争贩子”，极端的联邦党人却骂他对法国太“怯懦”。双方媒体对他们可能当选的前景，针对民众的弱点，做出种种耸人听闻的预测。例如，站在共和党一边的激进的《黎明报》说：亚当斯要上台了，“如果你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就准备当奴隶吧”。而联邦党人的报纸则给杰佛逊贴了“无神论”的标签，警告民众，假如杰佛逊上台，大家都要把《圣经》藏起来，否则将会不安全。杰佛逊事后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来问过我对宗教的看法。

两个候选人的人格也备受攻击，亚当斯被形容为“伪君子”、“骗子”、“疯子”。而杰佛逊被攻击为“怯弱”、“阴谋家”、“挥金如土”、“放荡不羁”。他们各自的私生活也在私下出现种种谣传。作风严谨的亚当斯甚至被造谣说，当年他在伦敦出使，曾经命令平克尼去物色四个漂亮情妇，然后两人平分。亚当斯听了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幽默地说，“我以我的名誉起誓，假如确有其事，平克尼将军就把我给蒙了。他把四个都留下了，连我的那两个都给独吞了”。

在民众整体水平不高的时候，民主化甚至会加剧这样的竞选和报纸的粗俗化。报纸反过来又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作用。华盛顿将军曾经从他的绅士理想出发，想像过报纸的普及，会“改良自由、文明的民众的道德性”。他根本没有想到，报纸的粗俗化远远走在民众的文明化之前。

直到美国的工业革命之后，报纸才逐渐变成了新闻业。19世纪30年代，报纸能够大量印刷，成本骤降，成为“一分钱的出版业”，一张报纸只卖一分钱。识字的人增多，交通和发行变得更便利，在美国报纸终于不再是上层精英们的奢侈品。美国报纸的“平民化”正好和政治民主深化同步。1832年杰克逊总统的当选，在美国历史上是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演化的一个标志，他赢了这场大选，却也是第一次公开把底层粗俗的习气带入大选运作。他嫌本党报纸的宣传还不过瘾，散发了大量传单，以粗俗的语言，对在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进行人身攻击。他可以这样做，是因为那时的美国大众就是粗俗的。民主是深化了，可是，平民政治为大选带来的负面作用，久久难以消除。底层的民意更直接地进入了政治，底层的陋习也被带入媒体，绅士政治的彬彬有礼被扫荡而去。

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强大的新闻业，有了一小时印出一万张报纸的能力。随之，南北战争爆发，战争新闻要求及时准确的报道，成就了美国新闻业的现代化。从那个时候开始，记者变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形象。南北战争之后，1880年左右，美国的报纸迅速发展到一万多种。

就在这个时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开始经济起飞，终于从一个农业穷国向现代化的富国转型。整个社会出现无数暴发的机会和利益分配的机会。在令人目眩的财富积累面前，实践的制度仍然落在发展的后面，相应于一个强大工业国的制度规范并没有跟上。权钱勾结和腐败也开始盛行。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媒体已经成熟，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监督和制约的功能。而美国多年在普及基本教育上的努力，使得民众的水平也在随之而提高。

接下来，媒体的进一步成熟，就是脱离它的党派性。从一个个不同政党的喉舌，回到社会的公器的位置。

我们前面聊过，在美国，以揭短甚至不择手段攻击的负面竞选，曾经一度随着民主向深度和广度的演进越演越烈。因为民主的扩大，意味着动员民众更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总统候选人也来自民间之后，一些候选人不再顾及绅士之风。这不仅在联邦政府的选举中，在地方选举中也是这样。

1870年，着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了《竞选州长》，抨击了这样的“选风”。他以第一人称虚构了自己竞选纽约州长的经历，描写一个正人君子如何被对手在媒体上步步抹黑。结尾时，马克·吐温发挥想像力，描绘“自己”在公开场合，被一群不仅穿得破破烂烂，而且肤色各异的孩子围上来，抱住腿叫“爸爸”，结果精神崩溃，退出竞选。可是直到1884年大选时，共和党攻击竞选对手克里弗兰时，还是活像《竞选州长》小说的现实翻版。这样的选风，一直要等到民众和媒体的素养大面积提高之后，才逐渐改变。

在美国，报纸脱离党派是从两条路走出来的。一方面，由于竞争，开始形成大的报业集团、媒体集团。它的资金之巨，是没有一个党派有能力随意操纵它的。可是，由于报业本身不受任何人的钳制和约束，这种自然的商业竞争也曾经走向大规模制造假新闻、耸动新闻的道路。最终，也是依靠商业竞争，依靠民众对真情实况的需求，才把新闻界拖回了正路。

同样，这样的大的媒体集团，它可能有自己的党派倾向，可是为了商业竞争，它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也就是客观上行使社会公器的职能。有影响力的大报必然会刊登最高质量的、反映不同观点的专栏作家的文章。而党派们虽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刊物，但是都不可能是大的媒体。他们宁可向这些大报投稿，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比自己养一份报纸合适、影响更大。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散，没有强大的党产，全靠从民众中募捐。政党无法从政府，也就是从纳税人的腰包里掏钱，而媒体规模今非昔比，党派已经根本养不起这样的媒体巨无霸了。

另一方面，就像当年在美国的建国时期，出现一批有思想的绅士一样，媒体、新闻业，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有事业心的精英。他们开始承担起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来。

其中的典型，就是那个被从欧洲招到美国来打南北战争的约瑟夫·普利策。他的一生，几乎就是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史。他那个时代的报人，都抵挡不了炮制轰动新闻，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的同业恶性竞争。可是，在经历一切之后，普利策开始相信，“每一期报纸的刊发，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又是一种责任，要说一些给人勇气的真话，要超越平庸与传统；……要有勇气摆脱党派的偏见，还要有勇气摆脱大众的偏见”。“要永远绝对的独立，永远不惧怕抨击邪恶，不论作恶的是巧取豪夺的富人，还是故意作乱的穷人。”

1911年，他在死后留下200万美元，建立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和每年一次的普利策奖，支持他追求的新闻精神。这样的新闻精神逐渐在美国成为主流，后继者中，就有在1933年买下《华盛顿邮报》的尤金·迈尔。

尤金·迈尔是个犹太人，他事业成功、富有。在他的理念中，他应该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他加入了一些慈善机构，最后，他决定以办媒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理念。尤金·迈尔是个共和党人，也曾投入过帮助总统竞选的运作。作为一个首都大报的主人，他认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应该有一份好的报纸。他相信美国人，他们一旦了解了事实，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不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党派性来向民众做宣传和说教，而是认为，“我要把无偏见的事实告诉他们”。

当时很多人都怀疑，一个有强烈党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怎么可能办出一份独立的报纸来。可是尤金·迈尔坚持要走独立、客观的道路。他认为报纸要反映社会真实，要为民主社会服务。1935年3月5日，他在报社发表了他的办报原则：

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被确认为事实的真相；

2报纸要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有关美国和国际重要事务的全部真相；

3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4报纸的内容应老少咸宜；

5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

6只要对公众有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7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但是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样专业的新闻精神在美国终于建立起来。美国国父们曾经指望新闻自由能够作为对政府制约的一个巨大社会平衡砝码。现在，具有这样职能的媒体，终于一步步形成了。我们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观众打电话询问一位着名主持本人对某个重大事件的看法，这位主持的问答是：我的工作是尽可能迅速、准确、完整地把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你，结论是要你自己来做出的。尤金·迈尔的庞大报业传给了他的女儿女婿。多年以后，这张报纸终于以独立的社会立场，和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抗衡。

你看，美国建国初期，得到的是怎样一个超前的共和制度，而国家却还处在古典社会。200年来，美国社会经历工业化、现代化，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它从无序到有序，是在经历了教育的普及、制度细节的完善、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包括媒体在内的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甚至，是从内战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经验和反省，这是一个漫漫历程。他们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全靠自己磕磕碰碰的摸索。可是，他们没有放弃对制度的信心，其原因是，他们来此寻求自己的幸福，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地习惯了自由，而他们相信，这正是这个制度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7. 麦克纳马拉和艾尔斯伯格

卢兄：

来信收到。你说，“以前我真没有想过，美国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修正案的时候，竟然还没有真正的新闻业。你提到的《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政府的抗衡，是不是那个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你以前在给我讲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中提起，却一笔带过了，没有展开。现在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个事？”我就试试吧。

美国曾经是一个纸上的制度远远超前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国家。你要知道，美国直到第19个总统海耶总统时，才刚刚在白宫用上电话。我有时候也想，一个现代的制度在一个后古典的国家，是怎么运作下来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幸运，越过一个个难关没有翻船，虽然支付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大国，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他们走过的路，却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后来者应该设法避免他们发生过的悲剧；不能因为美国打过一场内战，因此认为自家要打一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他们幸运的是，在上层，他们有一个依据《独立宣言》和宪法理想的文化和精英核心在那里；在民间，哪怕再后古典，那是一个自然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民间社会，都没有被政治强行扭曲。

美国新闻业也是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凡是自然发展的新闻业的特点，就天然站在权力的批评者的角度。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公仆的说法，按理说，公仆为大家服务，做得好是应该的。出现问题，公众有权知道、有权批评。这个监督、批评的角色是天然地由媒体担当起来的。因此，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是很容易发生的。我曾经告诉过你，200年发展下来，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媒体的社会角色，很少去“惹”媒体。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发生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美国政府却和两个大报打了一场官司。

在这个时候，美国建国已经将近两百年，联邦政府已经是建国初期不可能预想到的一个庞大国家机器了。站在今天，美国人会很庆幸，幸亏在他们的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联邦政府相对也很弱小。政府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又深涉国际事务，如同一个巨人，行动带着很大的惯性，一个失误，就可能带来大的后果，要转回来也并非易事。假如没有完善制度的制约，政府更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说到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不能不提到60年代涉入越南战争最深的一个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总统1961年上台以后，把他从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位置上找来当国防部长的。肯尼迪被刺杀以后，约翰逊上台，麦克纳马拉还是继续当他的国防部长。这一段时间，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的阶段。麦克纳马拉参与了这一时期越南战争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可以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经过麦克纳马拉之手出去的。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越南战争是“麦克纳马拉的战争”。

越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美国人对越战的教训做出了各方面的检讨和反省，也对当年参与决策的每一个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反复地查验。毫无疑问，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误，麦克纳马拉和当年的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要负重要责任。麦克纳马拉本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他们这些当年为美国制定政策的人犯了错误。“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的声音在电视上反复地播出。

麦克纳马拉是美国管理阶层的典型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自信、聪明、坚定，同时对自己有明确的道德要求。可是，无论有多少好的教育，不论你多么聪明，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面对复杂的冷战局势，麦克纳马拉这个聪明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踏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淖，后悔莫及。

冷战时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谁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在冷战期间，由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的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在美国人的眼中，极权制度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按理，两大阵营大可各自试验自己的制度。可是，一方面冷战紧紧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是一个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新时代。有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前，对双方来说，对方都拥有毁灭性的武器，所有的人都是神经紧张的。事后诸葛亮可以说，对方并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制度，不用那么紧张。可是在当时，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军备竞赛，对战略要地的锱铢必究，防止对方阵营的扩张，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性命交关、生死存亡的大事。非常庆幸的是，双方还算是克制的，没有弄出一场大家一度都以为无可避免的毁灭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得承认在这样的压力下，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越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大概只能够说，自己的运气比较好，不必在一个紧张的时代，被迫面临一个这样困难的判断和选择。

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的动摇和怀疑，当他还在国防部长任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和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是分不开的。早在1966年11月，麦克纳马拉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安排下访问哈佛大学，和哈佛大学反战师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辩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在和一些哈佛教师的谈话中，不由自主地说到，有必要将美国对越战争的历史写下来。

以后，从1967年开始，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的激情开始消退。他公开反对轰炸北越的人口密集地区，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要求约翰逊总统明确限制派到越南去的美军人数。但是，战争本身已经在他的推动下高速运转，他想让它停下来也一时做不到了。他的反对意见总是被总统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决，他的意见越来越得不到总统的重视。与此同时，美国在越战中继续越陷越深。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想全面地检讨一下美国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想知道当前的政策到底是怎样形成和演变过来的。他没有经过总统和国务卿，就在自己管辖的国防部内，搞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由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局ISA的莱斯利·盖尔勃（Leslie Gelb）负责。

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的高涨，在越战决策问题上，国内反对派的存在和渐渐强大，使国防部长本人产生了怀疑和不安，从而产生了这一计划。麦克纳马拉要这个专题组全面地收集美国几十年来对越和印度支那政策的资料，分类编辑汇总，要求“包罗万象并且客观”。他不要求专题组来回答什么决策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想了解的是，美国是怎样从“二战”结束走到1967年深陷于越南这一步的。

为了理解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我们必须了解美国政府的一个历史渊源，这就是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官员的轮换制度。

你已经看到，在建国初期，美国的联邦政府官员很少，政界还是少数人的活动领域。那时候的权力结构更分散，大部分所谓从政的人都是在地方上施展身手。而联邦政府的财政外交国防等领域，只是一个不大的圈子，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少数人群。经过三四十年，到1826年，这种情况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一年，第一个出身平民，从1812年对英战争中打出来的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总统。他非常反感那种少数精英统治的政治，主张“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新总统撤换前任任命的行政官员，搞大换班。这种制度，有一个不大好听而很容易误解的名字，史称“政治分赃制”。

在这样的制度下，谁也别想在行政官位上端铁饭碗。民选的总统一换，任命的官员就要随之更换了，谁都只有一届两届的机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民间和社会底层有德有才有志的人，可以通过参与政党活动参政，一旦本党领袖当选，自己就有机会“分赃”，踏入以往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管理层一显身手。

美国政府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定期改选，行政官员的轮换制度，使得美国政府的政策永远处于动态之中。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下，美国是没有必要提倡“改革”的，它永远在改革。它的纠错机制和决策机制一起，是这种选举和轮换制度的本能。

只有理解了这种制度结构，才能理解美国内外政策的动态性质。美国的管理者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可是，并不是说民主制度就不会犯错误。它一样由人来决策和判断，任何人的判断决策都有可能出错。但是这个制度不容易恶意地坚持错误。自私和私利挡不住对错误的纠正，因为这种纠正，不依赖于人，而依赖于制度。

这是不是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没有连续性、一贯性，就不可靠了呢？事实上，尽管美国每四年一次大选，大选之间还有一次中期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处于轮流大换班之中，但是从几十年的时间尺度来比较，美国的内外政策，相比其他大国，却是相对最稳定的。因为民众价值观的稳定，通过选举表达出来，决定了美国政府政策的相对稳定。

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对美国的越南政策产生疑惑的时候，回过头去看，这个一贯自信的人眼前一团迷雾。美国对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必须追溯到“二战”后期的杜鲁门总统时期。杜鲁门是民主党的总统，接下来的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的，再下来的肯尼迪又是民主党的总统。约翰逊总统虽然是民主党接了肯尼迪的班，但是肯尼迪兄弟俩和约翰逊政见不同是公开的秘密。麦克纳马拉觉得，有必要收集和保存几十年来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对越政策的资料，从而使得以后的决策者可以从中做出探究。

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事实上的决策过程往往和个人有关。比如一个主意是怎样产生的，通过怎样的渠道和方式，得到权力中心的注意和重视，最终成为带来后果的重大决定。这种细节反映了决策的真实过程，却不会记录在正式形成的官方文件里，而只会留在个人的笔记、备忘录、互相传递的纸条、通信和电话记录里。要反映和了解几十年里国家对越政策的决策过程，就必须及早把这些资料和正式文献一起汇集起来。

这就是越战历史专题组的任务。麦克纳马拉明白，他下令做这件事很可能要弄巧成拙。专题组弄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暴露出他本人在对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失策和错误，使他自己面子上不好看。可是他还是启动了这个项目，而且他只要求这个项目是“包罗万象和客观的”，此外不再对这个项目进行干涉。事实上，他一次也没有和专题组的负责人盖尔勃见面，尽管他们就在一个楼里办公。正是这一点，表现出麦克纳马拉作为一个政界人物的责任心和历史感。他不以自己个人的形象为重。他知道，你可以有机会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但是你不能篡改历史。同时，作为一个主要决策人之一，麦克纳马拉建立这样的研究项目，也反映了在大的世界新局势面前，一个身处高位的人之局限和困惑。至少，对于他来说，他不是有意傲慢和要做错事。只是处理如此一个混乱纷杂而又危险的世界局势，超过了他的能力。

这个越战历史专题组，原计划只是找五六个人，在本职工作之余，用三个月的时间收集汇总资料。一旦开始，才知道工作量巨大，远远超过了原计划。国防部和负责外交的国务院各部门，所有人都表现得十分合作，调集资料只要一声令下，没有人表示异议的。这个工作最终动员了几十个优秀工作人员，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一直到1969年6月，越战历史专题组才搞出了它的最终报告，总共7000页的文件，汇编成洋洋大观的47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越战历史文件。

对于美国政府中始终关注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专家，特别是对政府的对越政策抱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虽然这套文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乎意料的新材料，但是却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对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决策的怀疑、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套文件揭示了美国对越政策的起源，它是怎样演变的。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二战”将近结束的时候，杜鲁门主政的白宫就忽视了胡志明要求美国支持的呼吁，转而支持南越的吴庭艳。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一脉相承地向南越派出“军事顾问”。文件展示了30年中对越政策中的重大事件，比如“东京湾决议”是怎样发生的，美国怎样走上了战争升级的道路。

为什么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几届总统，有民主党的也有共和党的，会走这样一条路呢？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使得他们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如此行为？这套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美国政府官员们当时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他们担心，如果南越倒台投向苏联阵营，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所有印度支那国家，乃至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会一个一个地变色，并且扩展到其他地方，冷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就会有大的改变。

和外界的想像不一样的是，越战文件显示，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历届总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不必如此紧张。而且，中央情报局还一再地告诫总统，即使美国在越南有动兵的理由，如此动法也是注定无效的。中央情报局很早就明白，美国应该撤出越南。这种声音，却被历届总统们当做一般的反战声音而忽略了。历届主政者，先让自己相信：我们在越南做的是对的，然后再去把这样的结论推销给民众。

五角大楼文件还展示了“二战”后美国行政分支和国会的关系，在战争权力问题上的一个明显转变。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有权对外宣战，白宫和五角大楼只是执行机构，战争的开关是在国会手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会宣布参战以后，美国才正式派出军队的。

五角大楼文件显示，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恪守这一戒律的。艾森豪威尔认为，白宫和国防部如果想向海外派出军队参与战争，则先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所以，一直到艾森豪威尔主政，五角大楼派到南越去的，还是数量有限的“军事顾问”。可是，后来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搞的是阳奉阴违，以向海外派出士兵不需国会批准为理由，逐渐“战争升级”，把对越政策搞成了未经国会宣战的事实上违宪的战争。这一破例，是越南战争留下来至今仍有后患的遗产。

对于美国政界来说，五角大楼文件和其他正式官方文件不同的价值在于，它收集了大量主事官员个人的笔记、会议记录、电话记录、备忘录等“个人文件”，从而反映了几十年来国家重大决策形成的细节过程。人的弱点、由人组成的政府的弱点，均暴露无遗。五角大楼文件实际上描绘了在白宫和国防部里已经形成的一种僵死的官僚主义文化氛围。一个声气相投的小圈子互相庇护、互相呼应，控制了决策过程。反对的声音、正常的理性和常识往往受到压抑。纠错机制长期来功能不良，而主要负责人故意地忽略了这个问题。

联邦参议员Mike Gravel后来指出：“五角大楼文件告诉了我们一些以往被故意隐瞒和歪曲的事实。五角大楼文件证实，我们在过去的1/4世纪里，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用保密作为盾牌的脱离美国人民影响的国家安全文化。五角大楼文件证实，我们原来为保卫这个国家而设立的政府官僚机构，现在已经失控。”

1969年6月，越战历史专题组两年的心血终于印成装订，一共只印了15套，全部编号，列为最高机密级别。这时发起这个项目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已经离任，当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去了，但是由于他是这个项目的建立者，对这15套文件的用途还有发言权。在任的助理国防部长打电话给麦克纳马拉，定下了这15套文件的去向。两套送往国家档案馆，为肯尼迪图书馆和约翰逊图书馆将来收藏。两套送往国务院。编号为一号的那一套，送给麦克纳马拉。他的一个密友后来说，麦克纳马拉从来没有读过这套文件，因为“他受不了”。

其中有两套送往着名的民间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其中一套送往它在加州圣莫尼卡的总部，另一套送往它在首都华盛顿的分部。国防部高层之所以要送这两套绝密的文件给一个民间智囊公司，不仅因为这是久负盛名的、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思想库，还因为国防部高官知道，在庞大的官僚系统里，官员轮换，人来人往，重要文件往往会淹没在公文往来之中，丢在角落里积灰尘，到用的时候却谁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而民间公司反而比较稳定，万一要用这套文件的时候，还不如去那儿要。当然，这种民间公司对于保密的规定，也是一样要遵守的。

可就是这送往兰德公司的五角大楼文件，引出了后来的故事。

高度机密而流传范围极小的五角大楼文件，真正读过的人寥寥无几。除了项目负责人盖尔勃以外，只有一个人是认真读了的，这个人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

艾尔斯伯格是游离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的一个所谓精英分子。在越南问题上，他是从鹰派转变为鸽派的典型，最终成为一个热情的反战分子，扮演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主角。他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的遭遇和作为，典型地表现了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下，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能够做的一切。要说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还得从这个人说起。

艾尔斯伯格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父亲虽然是工程师，却在大萧条中失业。因为父亲必须寻找工作，他就随父母到处搬家。他从小是一个有天赋而且表现出志向的人。六岁，他就能背诵林肯的盖底斯堡演说，十几岁时弹钢琴就达到能够和乐队演奏协奏曲的水平。在学校里他样样都来，篮球、跳水、跳崖、辩论、登山，也样样都出色。中学毕业，他就以优厚的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这些奖学金不仅支付他的学费生活费，甚至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费。这个国家为他提供了理所当然的机会。中学里的同学伙伴公认，他是他们当中以后最有可能做出大贡献的人。

在哈佛他学习和研究经济博弈论。读到毕业，他又得到威尔逊基金会的资助，去英国学习高级经济学，一年以后回到哈佛完成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答辩得到了“优加”的评分。接下来拿博士学位几乎是必然的了。可是他突然推迟了这个学习过程，志愿参加海军陆战队，要求服役两年。

艾尔斯伯格随军队巡弋海外，到过中东。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他刚好在中东，他就有机会第一次通过了最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也就是说，他通过了“政审”，被确认为是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完全可靠的人，这对他以后接触最高级机密打下了基础。在那个时候，这个一路顺风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一个随时愿意响应号召为国献身的爱国者。

当他从军队回到哈佛的时候，由于他的学术背景和从军经历，他得以参与了兰德公司的半职研究工作。那个时候，兰德公司是受雇于美国空军的民间智囊机构。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他于1959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加州，全职参与兰德公司的研究。他经常被兰德公司派到首都华盛顿，为国家的防卫政策提供咨询。这个时候是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是他最自信的时期。

就在这个时期，美国在肯尼迪总统手中，渐渐地深陷于越南战争。艾尔斯伯格发现越战问题大有研究之处。但对越战的情况稍加了解，他就对形势产生了焦虑，觉得越战的前景很不妙，他想知道为什么。几年的工作，使他对国际危机的高层决策过程特别有兴趣，他就想探究美国在对越政策上到底有没有问题。为此，他要求把他派到越南去。这个时候正是1965年的春天，美国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轰炸的所谓“滚雷行动”正在计划之中，同时还计划派遣更多地面部队去南越。艾尔斯伯格在了解这些计划的过程中，也主张实施这样的计划。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鹰派。

1965年，艾尔斯伯格初到越南的时候，他还是满腔鹰派热情。他作为Edward Lansdale将军的特别助理，本来是去实行“太平村计划”的。他在南越到处走动，接触下层，广交朋友，弄得军方对他的安全大伤脑筋。他能双手左右开弓使用手枪，也经常随军队出动巡逻，虽说不上出生入死，却也不是养尊处优。

正是这一段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使得这个狂热的鹰派年轻人从此产生了怀疑：归根结底，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个地方动枪动炮呢？正因为他亲自上过前线，又深入南越底层，他知道并且理解，南越游击队的抵抗是为了把侵入他们家园的外国人赶出去。相比之下，他觉得很难为美国军队的参与提供正当理由。

因为他深入底层，了解真情，他也对当时军方感觉良好的所谓“太平村计划”表示怀疑。他亲眼看到，

Chapter_30

所谓“太平村”根本就不太平，腐败的南越官员制造一些假象，向美军虚报成果，而美军则自欺欺人地把这些成果再报告给华盛顿的国防部和白宫。他觉得，以往总统和国防部对越战的看法是受了下面的欺骗，要是高层了解真实情况，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了。他想，他必须向最高层报告这里的真实情况。为此他违反通常的报告程序，越级向国防部递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报告。但是，这一报告一点没有产生期望的作用。

作为一个鹰派，他仍然和同事中的反战派激烈辩论。这期间他曾经返回华盛顿，随即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他36岁生日时大病了一场，躺在曼谷的医院里，他左思右想，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这只鹰开始变成鸽子了。他给友人写道：“我如愿地学到了很多，也学到了从内心深处为这个被蹂躏的越南着想，为它的孩子们，它的人民，他们的前途着想。”

我们也可以看到，反战人士的思维出发点，和政治决策者的思维出发点，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其实反映了现实世界的许多无奈。这我们以后再聊。我们先回到艾尔斯伯格的故事。

这个时候的艾尔斯伯格，虽然是文职人员，工资却相当于一个将军。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一旦认定了一个道理，就应该为这个道理去做事。他回到兰德公司不久，1967年下半年，由于他的专业训练、经历和才能，他以兰德公司雇员的身份，参与了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中已经不再掩盖他的鸽派观点，他经常和人争论，经常参加各个层次的讨论会，在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表对越战的看法。这种反战的立场并不妨碍他参与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事实上，专题组为了达到麦克纳马拉要求的“包罗万象并且客观”，故意地网罗了不同观点的人才，既有鹰派，也有鸽派。

1968年大选，艾尔斯伯格希望新当选的总统可以对越战决策做出重大转变。那年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他上任以后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要兰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国对越政策的所有可能的选择。兰德公司的头头推荐了艾尔斯伯格。艾尔斯伯格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方案清单，然后花了四天时间给基辛格分析所有这些方案的利弊。这份清单因为要全面，就包括了所有可能想到的方案，从一个极端：向北越扔一个核弹；一直到另一个极端：美国单方面从越南全部撤出。艾尔斯伯格向基辛格推销的想法是，美国必须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越南问题。基辛格把这个方案清单转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却剔掉了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一方案。

艾尔斯伯格还不死心。基辛格要求提供一份反映美国政府各机构，包括军方、中央情报局、大使馆等各路人马对越战的观点，艾尔斯伯格十分卖力地交给他一份报告，长达1000页。基辛格将艾尔斯伯格秘密召到首都，要他概述这一报告，以便向总统传达。可是，艾尔斯伯格的观点，像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尼克松主政的美国，仍然深陷越战之中。

1969年春，艾尔斯伯格回到兰德公司，这个时候，五角大楼文件刚好完工，油墨未干，就送到了兰德公司。没有什么人对这样庞大冗长枯燥零碎的文件汇集产生兴趣，却正中艾尔斯伯格的下怀。他原来就参与过这个计划，对文件有所了解，却没有读过全文。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具备透彻了解越战历史的经验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沉浸在为国家结束这个战争助一臂之力的使命感之中。艾尔斯伯格利用在兰德公司护送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拿出学者的劲头，苦读这套文件。

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研读，使艾尔斯伯格彻底完成了从鹰到鸽的转变，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狂热的鸽派人士了。以前他对越战的质疑还集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立论是美国在越南遭受挫折的军事卷入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一系列错误的决策。现在，他的反战立场更多地集中在这场战争对越南和美国造成的人道灾难和社会问题。

这个一向自信的人，当然不会无所作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动作。可是他能够做什么呢？最直接地向行政决策者发表观点，他已经做了，似乎没有起作用。他和兰德公司几个观点相近的鸽派人士谈起来，为此十分气馁。论关系，兰德公司是受政府部门的委托搞咨询研究，国防部是他们这些精英智囊人物的“客户”。可是现在，他们研究的结论似乎没有受到“客户”的注意。“客户”居然不重视他们。接下来怎么办？最简捷的办法，走向媒体。

他们一起联名向《纽约时报》写文章，明确表达了他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兰德公司的头头预先了解他们的做法，兰德公司认为，只要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观点，而不是代表兰德公司，公司是支持的。他们的文章登载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但是他们的观点还是没有引起他们所期待的反应。在此期间，艾尔斯伯格多次出席反战会议，在会上发表他在越南的亲身经历和他的观点，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也和反战组织接触。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正在渐渐兴起。1970年，艾尔斯伯格从西海岸加州的兰德公司转到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现在，怀着反战使命感的艾尔斯伯格，还能做些什么呢？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以前，艾尔斯伯格已经出格地做了一件事，为迫不得已时采取一个大动作，做好了准备。

艾尔斯伯格向国防部和基辛格传递了他的鸽派观点，却没有得到一点期望的反应，而他又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不愿意看着国家陷入越战而袖手旁观。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的个人意见被淹没在各种不同意见的汪洋大海之中。要为国家改变对越政策有所作为，他的下一步能做什么呢？依据这个制度，他很自然地想到，要向国会喊话。

向国会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美国百姓都知道的，特别是在选举前，这种表达在达到一定人数以后，效果会体现出来。不过，每个人只有一张选票，所以每个人的表达也就只有一个人的分量。喊话的对象，通常是你手里的选票影响得到的人。比如，你所在的选区选出来的众议员。你对别的众议员表达意愿，就可能没有什么作用；还有本州的联邦参议员，对他州的参议员，你的意见就没有那么大的分量了。所以，对政府立法分支表达意愿，虽然是美国体制下民众可以用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就像选票一样，是必须有一定的分量才会有作用的。

除非你手里有特别分量的材料。艾尔斯伯格就认为，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参与的兰德公司和国防部的计划，特别是他接触到的五角大楼文件，他掌握了这样重量级的材料，能够引起国会的重视，从而通过联邦政府立法分支对行政分支的权力制衡，来促使政府改变对越政策。

可是，怎样把这信息告之国会呢？

1969年，艾尔斯伯格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利用他在兰德公司的研究机会，仔细地阅读和分析五角大楼文件。艾尔斯伯格在调阅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按照兰德公司的规章，签署了妥善保管文件、不复制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证书。

他在阅读中，越来越怀疑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合法性。经过对越南问题历史的一番回顾研究，他的结论是，美国介入越南事务时的所谓北越入侵南越，不成理由。越南人自己会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如果美国不介入，越南就不会有这样一场战争。他认定，越南战争是一次入侵，是美国干涉了越南的事务。苏联和中国的干涉，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

他从文件中读到的战争真相，特别是战争对越南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使他寝食不安，他感到了一种“个人责任”。他决定采取一个大动作。1969年9月，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向一位广告商租用了一台复印机。那个时代，复印机还是比较昂贵的设备，不是到处都有的。然后，每天晚上，在这个广告商的办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离开以后，他从兰德公司把五角大楼文件带出来，在自己两个孩子的帮助下，开始复印这批高度保密的文件。

在复印的时候，他们用纸片遮盖住每份文件上都有的“机密”、“保密”或“绝密”的印章，使得复印件上不再有这样的字眼。复印以后，再把原件还归兰德公司档案。

手里有了这样的文件，在必要的时候就拿得出根据来，能讲清了。他开始寻找国会里有可能被他打动的人物。他的主要对象是联邦参议员JW富布莱特，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是参议院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也是一个主张从越南撤军的议员。

他选择富布莱特为喊话对象是有道理的。富布莱特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国会通过任何和对外关系有关的法案或决议上，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这种法案和决议通常是经过外交关系委员会递送国会表决的。1964年的东京湾危机（北部湾危机）期间，军方宣称美军舰只遭到北越攻击，国会因此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而白宫和五角大楼就把这个决议当成国会同意对越宣战，这样就扫除了“只有国会有权对外宣战”的宪法限制，五角大楼因此“合法”地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并向南越派出地面部队。

富布莱特为此非常愤怒。可是，限于美国政府的分权体制，作为国会议员的富布莱特，不能直接干预白宫行政分支的决策，更不能干涉军事。艾尔斯伯格在悄悄复印了五角大楼文件以后，就设法见了一次富布莱特，告诉他有这样一批五角大楼文件，并且告诉他，五角大楼文件证明，当年所谓北越攻击美军舰只，根本就是一场虚惊，北越并没有攻击美军舰只。也就是说，等于国会受了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愚弄。

艾尔斯伯格建议富布莱特，通过国会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他给了富布莱特一份他自己搞出来的五角大楼文件摘要，想说动富布莱特在国会公布这份摘要。

可是，老资格的参议员富布莱特却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到国防部定下来的机密文件。按照美国宪法和法律，议员在国会的言论有立法豁免权，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法律不能追究国会议员立法活动中言论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于是国会的日常活动，如果不是涉及国防外交机密的闭门会议，就都是公开的，不仅向新闻界记者开放，也向民众开放。所以，国会议员在言论中，也有责任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国会议员违法泄密，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国会议员怎么判断哪句话是机密，哪句话不是机密呢，难道每句话都掂量一番吗？其实没那么麻烦。国会议员都知道，是看你讲的内容来路是不是符合规则，也就是说，看程序上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艾尔斯伯格敢偷偷复印绝密文件，富布莱特却不会在国会公布他拿到的文件摘要。他把文件摘要往国会办公室四楼外交委员会的保险柜里一锁，转身给新任国防部长莱尔特写了一封信，说他了解到国防部在麦克纳马拉指示下搞了这样的研究，有这样的一套文件。他相信这套文件对外交委员会考察越南政策问题有极大的帮助，请送一套来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阅。

莱尔特马上表示收到了富布莱特的信，但是拖了一个月才正式回复。在回信中，国防部长正式承认有这样一套文件，但是随即说明，这套文件含有高度敏感、高度机密的原始资料，麦克纳马拉的出发点是将这套资料用于遥远将来的研究，所以，这套文件的使用是严格限制的。很多涉及总统和内阁人员的通信，在政府的分权结构中一向被看做是不受其他分支干预的行政特权；很多涉及个人的原始资料是在保密的前提下才用于编入文件的。所以，国防部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富布莱特的要求。

富布莱特立即再给国防部长写信，希望国防部长能够采取“更合作”的姿态。他告诉国防部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能不能接触这一套文件，涉及宪法所规定的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参议院要行使自己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宪法责任，外交委员会就必须能接触到有关外交事务的背景资料，而这种资料只有行政部门才掌握。

这个道理，莱尔特难道不懂吗？当然不是。莱尔特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前，自己就当过联邦众议员，他自己是从立法分支转到行政分支的。可是，现在在国防部长的职位上，他自己也不愿多受国会的约束。他客气地给富布莱特回信，说以后再联系，然后就杳无音信了。

与此同时，艾尔斯伯格千方百计在背后推动富布莱特，想要参议员先生用五角大楼文件采取行动。在1970年初，他一下子给富布莱特的助手送去了从25卷五角大楼文件中复印下来的3000页文件，有些他干脆直接就从邮局寄过去。因为反正美国的邮局是不检查印刷品内容的。

富布莱特有这么些文件在手里，他在考虑怎么做。参议员有参议员的思维习惯，他不会贸然公开这些文件。他后来说到，他知道可以用这些文件做一些文章，但是不经过官方的正式发布程序而公开文件内容，就在程序上留下了漏洞。这样做不仅可能使外交委员会招致攻击，而且破坏程序是对制度本身的伤害。他认为，他还是必须遵从合法的听证会的程序要求。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他们以前也曾经要求行政部门送交保密文件，用于国会的不公开的会议。在保密规定上，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失误，行政部门以后就可以拒绝向国会递交同类文件。这是他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结果，富布莱特就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他知道有这样的文件，他甚至看过一些文件复印件，但是在任何公开场合或在听证会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楼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的内容，因为它们还没有正式发布。富布莱特再一次给国防部长写信，要求正式调阅五角大楼文件。这一次，他连回信也没有收到。

这个时候，艾尔斯伯格在另外想办法。他出席了一个有关审判战争罪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向一些国际律师说明，如果国际上有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他知道有这么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他宣称这些文件对于审判的意义，相当于“二战”末的纽伦堡文件。他甚至向一些律师描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并且表示，只要有审判的机会，他个人可以作为被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从而让法庭发出传票，强迫五角大楼交出文件。他甚至怂恿一些宪法律师发起民事诉讼，想用这个办法促使法庭发出命令，把五角大楼文件作为证据公布出来。

这条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来公开秘密文件，尽管很困难，因为美国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国防和外交领域，这也是分权和制衡的结构决定的，但是并不一定走不通。美国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对接受案件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认为有理由启动程序，别的政府部门通常尽量避免公开对抗法庭命令，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的：法庭是平时权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动起来，威力最大。

可惜，律师们没有被他说动，因为他们认为启动司法程序的条件还不具备，法庭还不会就这样接受他们的案子的。

1970年5月，美军入侵柬埔寨，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在反战示威骚乱中，肯特大学的四名学生被维持秩序的国民卫队枪杀。我们多次看过当时的资料和纪录片。至今为止历史学家也难以搞清，在一片混乱之中，是怎么开起枪来的。很多大学为此停课。基辛格的一个助理，安东尼·雷克，愤而辞职抗议入侵柬埔寨。富布莱特召开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艾尔斯伯格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指出，美国对越政策所依据的国家战略利益的内在逻辑严重不足，所以，要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连续性，必须考察这些决策的国内政治背景。他指出，历届行政分支对越政策有一个从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动机，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败的屈辱”，为此而长期在越南支持一个腐败的、不得人心的独裁政权。

富布莱特再一次向国防部长写信要求五角大楼文件，国防部长回信，再一次明确表示拒绝。

富布莱特发现，他仍然无法摇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固执，机密在行政分支手里，而且他们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还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坏保密规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莱特在参议院讲话谴责了国防部在五角大楼文件问题上的态度。他说：“行政分支又一次让国会吃了闭门羹。”但是，他警告说：“有一句老话，在华盛顿，没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个得到这套历史文件的记者，能够和我们委员会分享。”

国会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就是新闻界了。

好了，下封信再给你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走进新闻界的故事。

祝 好！

林达

18. 柳暗花明找报纸

卢兄：

我接着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给你讲下去。

艾尔斯伯格试图通过美国政府的正规途径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努力，屡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国会议员们受严格的保密规则制约，即使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不会越轨行动。因此，艾尔斯伯格试图发动立法分支来制约行政分支的努力，无法得到预想的效果，这是很好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然想到要走的路，就是寻找更为民间的途径，这样的途径更为间接，但却是永远可以走的，而且这样的途径受宪法的保护，因为涉及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的路不通，就走言论自由的路。这条路最有效的是新闻途径。

在这期间，艾尔斯伯格成为一个反战积极分子，多次出席民间会议，有些是反战组织的，有些则是学术界的。同时，他还继续给报刊杂志写信，发表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在这一阶段，艾尔斯伯格的观点更加明确了。他不再相信很多人的观点，即美国是由于不了解情况，由于粗疏而在“二战”后误入越南的泥淖。通过对五角大楼文件的研究，他认为，“二战”后历届总统一步步踏入越战是有其主观原因的，他们有时明明知道决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睁着眼睛往里走，其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政治逻辑，谁也不愿意在自己手上认输，谁也不愿意在下一次大选前表现出失败。

艾尔斯伯格已经准备通过媒体把五角大楼文件暴露出来。既然国会议员们不公开五角大楼文件，那么只有找新闻界，看看新闻界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他知道，新闻界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或许胆量要大一些。可是，当他和一些律师朋友商量的时候，律师们无一例外地劝他还是走国会的路。因为只要找到一个国会议员愿意在国会公布五角大楼文件，那么至少这个国会议员由于立法豁免权的原因，还不至于进监狱，而他自己把文件捅到新闻界去，新闻界或许没事，他却免不了要吃官司的。

艾尔斯伯格感到，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走向新闻界。主意一旦打定，然后就是找谁的问题了。他去找《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尼尔·希汉。希汉是新闻界报道越战的一个名记者，当年为合众国际社派驻越南的时候，艾尔斯伯格刚好也在越南，他们在越南的时候就相识。希汉的反战观点和他对越战的报道是非常有名的。在亲临越战前线报道的西方新闻界，合众国际社的希汉、《纽约时报》的大卫·霍布斯坦和美联社的布朗，被记者们誉为“三无畏”。希汉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指出，决策越战的美国领导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美国法律对战争权力的规定，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在指导战争中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

1971年春天，艾尔斯伯格要希汉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交给他几千页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复印件。

希汉拿到这批匪夷所思的秘密文件，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通报。他们俩商量下来，认为有几点是必须考虑周到的。第一，当然是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即使它们是真的，它们是不是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了越战决策的真实历史？因为片面就不是真实。

第二，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民众的反应将会是什么？

第三，希汉的消息来源，即艾尔斯伯格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必须确定，他们是在和怎样的一个人打交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美国新闻界的道德标准是，他们必须保护他们的消息提供者，为消息来源保密。这里不仅有新闻界利益的成分：你不为消息来源保密，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冒风险向你提供消息，等于断了长远的消息来源。还有在新闻业成熟之后，有一种自我要求的文化和道德完整性：新闻报道是在做一件道义上正确的事，保护冒着风险提供消息的人，就是必然的道德要求。即使这种道德要求和法律冲突，也要去做。《纽约时报》记者Caldwell曾经报道过60年代闻名的黑豹党，后来在加州的一件刑事案件中，大陪审团要求Caldwell秘密作证，提供关于黑豹党的消息来源，Caldwell断然拒绝，宁可以藐视大陪审团的罪名无限期入狱。现在，同样，希汉和《纽约时报》明确约定，他将不公开五角大楼文件的来源，甚至连他的顶头上司也不告诉。

第四，用这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作为材料写的报道，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反面意见，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的规矩是，不愿意任何报道表现出自己有倾向性。这也是成熟的美国新闻业的行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纽约时报》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是苏联《真理报》的，不能一边倒。

对报纸的生存来说，当然是新闻性第一。希汉的顶头上司，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在读了希汉提供的部分文字以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金矿”。他马上向《纽约时报》的总编罗森塔尔等高层人员通报，说有庞大的阅读工作量，要求增援人手。

艾尔斯伯格告诉希汉，参议院富布莱特手里也有这套文件，他一直在促动国会公布这套文件，只是至今暂时还不成功。他还告诉《纽约时报》，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事情，他已经在一些学术界会议上提到过，有些民间反战组织也知道。这下，《纽约时报》更有了紧迫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动作，那么其他报社可能很快就会得到这批文件。特别是他们的竞争老对手《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

美国新闻界“刺探”政府机密来做有新闻价值的报道，这有着长久的传统。新闻界受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权力，使得他们较少法律上的负担。他们主要是自己在新闻价值和客观影响之间做出衡量，一旦为泄密而闯了祸，政府很难让新闻界记者因泄密本身负刑事责任而入狱。政府能够抓的是那个把机密捅出去的家伙。而民众和新闻界在道德上的舆论则是，新闻界有义务保护消息来源，这种保护是道德的。提供消息的人也确实往往受到新闻界的刻意保护。很多重量级的记者，他们的主要力量就是在政府内部的一些内线关系，这是他们的饭碗，他们职业的资源。这样一来，有些政府官员也就利用新闻界，故意把一些机密捅出去。“泄密”有时候就成了一种政治游戏。

保护新闻来源，一直是一个大的题目，也是法庭和新闻界经常发生冲突的焦点。美国有将近30个州有保护新闻来源的相关法律，但是规定各不相同，也不适合于以联邦法审判的案子。由于2004年，发生了几次相关的案子，从保护新闻自由的角度出发，最近又有参议员提出要制定联邦法保护新闻来源，以期一劳永逸地免除记者为保护新闻来源而坐牢的危险。可是，联邦能不能真的立法，仍然不那么简单。其原因是，这又是一个两难命题。

法庭要求记者交出新闻来源，往往是涉及对被告的证词。例如，某被告在法庭上，面对着记者宣称自己调查出来的证据时，依据宪法有权要求面对证人。这个时候，法庭为了维持公平的审判，就必定要求记者交出调查的来源。因为假如记者的来源是不可靠的，或是诬陷，就是侵犯了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因此，经常是法庭要求记者交出来源，记者站在新闻业利益和保护消息来源的道德立场上，就可能拒绝交出。这时，法庭就必须依法判记者为藐视法庭罪入狱。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近期都有过好几次。一般来说，记者入狱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审判结束，对证据的需要消失，也就放出来了。

《纽约时报》面对希汉手里的五角大楼文件，还有一些别的顾虑。虽然这些文件都是反映历史的老文件，但是它们却会揭开美国陷入越战的伤疤，可能触痛各方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社会的反应又会如何？另外，如此庞大的文件量，都是从国防部的机密中“盗窃”出来的，怎样用来报道才是妥当的？这也是一个问题。

《纽约时报》的外交新闻编辑格林菲特曾经在国务院工作过，比较熟悉政府部门可能的反应，他又是罗森塔尔的好友，罗森塔尔就要求他总体负责这个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定下一个名字：“X项目”。

格林菲特立即派他的助手高尔德前往首都华盛顿协助希汉。1971年4月5日，高尔德就在离白宫不远的16大街的希尔顿饭店订了两个房间。他们俩关在房间里通读五角大楼文件，想从新闻报道角度理出一个头绪，怎样连续地报道这批材料为好。他们的初步想法是：在《纽约时报》连续报道，每天10到12个版面。他们回到纽约向高层编辑汇报，高层编辑决定，以希汉为主继续准备报道，报社提供必要援助。

《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尔茨伯格一直到4月底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老板到底是老板，他和几位总裁副总裁一通气，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头有没有对付不了的法律上的麻烦。这批机密文件数量如此庞大，而且他们显然知道，这不可能是正经官方渠道来的，以后在法庭上会碰到什么问题，只有天晓得。再说，如果他们在报纸上公开这批秘密文件，公众是不是理解他们的苦心，会不会吃力不讨好，这也只有天晓得了。

这个项目如此大的规模和风险，苏尔茨伯格一开始显然心里很不踏实。他对新闻部说，你们继续做起来，等到你们手里的东西成了文，可以登出来了，再来找我。到底登不登，必须我来决定。转身他就去找为《纽约时报》处理法律事务的LDL律师事务所咨询去了。

下面这帮人怎么做呢？X项目是围绕希汉进行的，希汉是资料的获得者，是未来报道的执笔者，文章将以他的名义刊登，他在读者中的名气是其他人、在幕后的人，都无法取代的。但是，围绕着希汉，有大量工作要做。

首先是，由于格林菲特在国务院工作过多年，甚至亲自出席过五角大楼文件里涉及的多次国防部会议，是一个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他的任务就是要站在政府部门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项目。也就是说，他被派了一个扮演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工作。他和罗森塔尔收集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系统主要官员公开发表的着作，像梳子一样地梳一遍，看看这些高官在以往的着作中是不是已经公开了五角大楼文件里的内容。这一手很要紧，只要预先有了这方面的证据，将来给告上法庭，就可以拿这个来抵挡了：政府负责官员早就在书里公开了这个内容，凭什么说我们是泄密呢？他们发现，实际上关于越战决策的历史过程，在以往的公开出版物里，陆陆续续、零星地早就有所反映。政府高官在公开发表的着作中，常常透露所谓机密资料。所以，对于《纽约时报》的X项目来说，泄密的问题是程序性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关键不是机密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而是文件本身确实是定为保密级别而偏偏是偷出来的。

同时，《纽约时报》动员了很多人力，将以往十年来的《纽约时报》全部整理一遍，把十年来《纽约时报》对越战问题的报道，和五角大楼文件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要看看十年来的陆续报道和现在打算拿出来的重磅炮弹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是什么原因，怎么解释。这也非常重要，涉及《纽约时报》的形象，它必须对自己的报道负责。报道不可能一点不出错，但是出错也要有根有据，新闻业的中立和客观原则不能动摇。

《纽约时报》还动员人力仔细查找，将要发表的内容里是不是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东西，比如战场计划、武器计划、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等等。这样的东西也必须剔除。

X项目一开始在靠近时报广场的《纽约时报》大楼里进行，后来为了安全原因，租了纽约希尔顿的几套房间。《纽约时报》派去了自己的保安。每个房间里任何时刻都必须有人。并且调兵遣将，把《纽约时报》在世界各地报道战争和国际事务的能人，都调集到了X项目。

参与X项目的所有人都得到警告，只能利用五角大楼文件本身和报社的其他资料，不能打电话向任何人核实。所有人都要保存自己的交叉参考记录，也就是说，将来发表的每一句话的出处，都要立即能查到。根据报社新闻性的原则，他们决定，希汉的系列报道不是顺着时间次序进行，而是根据新闻价值来报道。第一期将是约翰逊总统关于轰炸越南北方的决定是怎样做出来的。这显然是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在越战中最重要也最有问题的一个决策。

另外，《纽约时报》专门调了一个图片编辑，整理了一套越战照片资料库，虽然后来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系列报道的时候，一张照片也没有用上。

就在这准备的过程中，《纽约时报》内部对于要不要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发表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哈定·班克罗夫特是《纽约时报》实际权力仅次于苏尔茨伯格的第二位人物。他像格林菲特一样，有长期为政府工作的背景，是“二战”中的海军军官，后来是国务院的官员，在杜鲁门总统时代是美国派驻联合国的副代表，是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法律顾问。他在《纽约时报》的地位是苏尔茨伯格的直接副手，当发行人苏尔茨伯格不在的时候，他就顶替这个位子。班克罗夫特反对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他认为，公开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会使美国的外交谈判代表处于不利。他的意见和LDL律师事务所的意见一样，而这个事务所的律师中包括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司法部长。他们一致告诉《纽约时报》，打消公开五角大楼文件的主意，发表如此秘密文件毫无疑问会引起政府方面的强烈反弹。

可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们还得听听自己的法律部的意见，这个法律部头头是一个38岁的人，叫郭代尔。他原来是通过LDL律师事务所介绍到《纽约时报》工作的。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不是律师。他也有政府工作的经历，曾经在陆军做过情报分析工作。对于新闻法规，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的观点是：到你手上的无论什么消息，总是可以有一种合适的方式印出来的。也就是说，新闻是没有禁区的，但是，对于负责任的新闻业来说，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

郭代尔给编辑们做了一个详尽的备忘录，关于怎样保证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在法律上的正当性。

在《纽约时报》最高层，副总裁J莱斯顿是坚决主张发表的。莱斯顿曾经是《纽约时报》声誉的标志。他在1954年从国务院得到雅尔塔会议文件，为《纽约时报》挣得了极大名声。可是在1961年中央情报局策划入侵古巴猪湾事件时期，莱斯顿和当时的发行人不顾其他编辑的愤怒反对，决定把美国政府涉入此事件的消息压下来，不予披露。可是后来猪湾事件成了美国政府的丑闻而暴露，读者们对《纽约时报》为何没有及时报道事件真相而不满。连肯尼迪总统都说，也许《纽约时报》是“过分”保护国家利益了。他甚至还说，如果《纽约时报》及时披露它得知的消息，猪湾入侵很可能就此取消。言下之意是，美国就不必为此出丑了。莱斯顿为此非常懊恼。

不过莱斯顿还是主张首先要区分什么是正在进行的国家机密事务，公开这些机密会直接影响正在展开的国家利益，什么是已经成为定局的历史机密，公开这些机密已经不会对现在正在为国家工作的人带来不利。后者是民众有权知道的，新闻界有权发表的。

怎样发表这些文件，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纽约时报》内部比较保守的人主张，为了避免政府方面的反弹，可以只在报道中介绍文件的内容，或者摘引一些词句，最多引用一些段落，而避免全文发表政府列为高度机密的文件本身。但是多数编辑认为，这样做损害了《纽约时报》的声誉。

最后，一直到《纽约时报》发表有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系列的前两天，发行人苏尔茨伯格才最终决定，搞一个连续十天的系列，每天六个版面，由着名记者希汉的文章打头，然后是选择发表的五角大楼关键性文件。

1971年5月13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载五角大楼文件。

《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系列，选在星期天刊登第一期。周末，政府官员都在家里，政府部门的反应就慢了一拍。当年参与五角大楼文件的人，比如盖尔勃，看到五角大楼文件竟然在报纸上以通栏标题登出来，吃惊得几乎昏过去。当然，国防部立即就警觉起来，可是它什么也做不了。今天的美国政府和老百姓都认为天经地义的规矩是，国防部是对外国防，不能对国内的事务随便说三道四，更不能动武。哪怕是派一个兵去抓一个人，也是违法的，不管你抓的是什么人。

那么，国防部怎么办呢？国防部得先通知司法部，告之利害，让司法部来对付这件事情。司法部是管国内治安和起诉罪犯的。偏偏司法部以前对五角大楼文件一无所知，大概隔行如隔山，也不感兴趣。所以，司法部的副部长罗伯特·马甸星期天读到《纽约时报》，并没有什么反应，想一切等星期一上班再说。

星期一，《纽约时报》登出了以希汉的报道打头的第二批五角大楼文件，大标题是：研究证明，轰炸北越的决定在1964年大选前就已做出。马甸上班后看到《纽约时报》，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米歇尔。这个米歇尔看到《纽约时报》报道，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时候，国防部长莱尔特来电话了，这位国防部长下午要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他知道记者们一定会追问他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报道怎么看，他必须和司法部长通气，因为政府方面的一切，要由司法部来决定怎么做。

这时候，司法部长米歇尔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到底是什么，还摸不清门。国防部长应他的要求，赶紧令人写了一个备忘录，解释五角大楼文件是什么，什么人参与的，最终的15套文件都到什么地方去了等等。这个备忘录立即就定为最高机密。但是，国防部长一下子也找不到一个完全熟悉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人，事实上以前除了盖尔勃和还在幕后的艾尔斯伯格，谁也没有去研读过整套文件。所以这个备忘录还只能是非常简单的介绍。司法部在周一下午拿到备忘录，立即研究是不是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看《纽约时报》的这个劲头，明天就要出第三批文件了。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共和党政治家们也忙碌起来。他们看到，这批文件的暴露，揭了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丑，实际上对共和党却是有利的，因为这批文件研究的阶段，特别是越战陷入很深、决策过程大可置疑的阶段，是在约翰逊总统和前任肯尼迪总统期间，而这两个总统都是民主党的。现任共和党的总统尼克松当政期间，没有包含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涵盖的时期里面，也就伤不到他。所以，有些共和党人就敦促尼克松和他的班子，不要采取法律行动阻止《纽约时报》。取这一观点的包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杜尔。

尼克松总统从第二年即将到来的大选出发，也倾向于这种意见。反正揭的都是民主党的短，有何不好。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相反的，关键是基辛格。

因为这个时候，1971年的6月，可以说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微妙的时候。基辛格正在巴基斯坦政府的帮助下，安排秘密访华，并策划尼克松的访华，同时，基辛格还在巴黎与越南北方当局展开秘密谈判。这一切都是高度机密的，不仅美国民众不知道，立法的国会议员们也不知道。基辛格要尼克松总统想想，如果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政府连这点秘密也保不住，人家中国人是不是会有所顾忌就不和你谈了？尼克松一直很自豪的是他和苏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成功，而且深知谈判成功有赖于保密做得好。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民众的知情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战争、军事行动、政府的外交，都可能在一个阶段里有确需保密的必要。可是另一面，保密又可能是政府遮盖错误的危险外衣。

星期一整整一天，司法部和国防部之间来回商量，到晚上，司法部长米歇尔和副部长马甸凑在一起，先给《纽约时报》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以司法部长个人的名义发的，说根据国防部的通报，你们这两天发表的五角大楼文件中，含有对国家安全至关紧要的高度机密资料。发表这样的文件，是违反了美国刑法中“反间谍法”的某某条某某款。继续发表将严重危及美国的国防。所以，请你们停止发表这一类文件，并且告之你们将怎样把文件归还国防部。

在晚上7点半，马甸决定把电报内容用电话告诉《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尔茨伯格，可是苏尔茨伯格到英国开会去了，现在是班克罗夫特当家。在电话里，马甸把司法部的警告告诉了班克罗夫特，班克罗夫特答应过一个小时打回来，他得回去商量一下。结果，过了两个多小时他才回电。这两个多小时，他干了些什么呢？

《纽约时报》这时候已经闹翻了天。一派坚持不理睬司法部，此时马上就得给明天的第三期定稿付印了。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司法部如此警告以后，继续发表后果将无法预见。处于中间立场的人则一方面担心《纽约时报》遭到更大的法律麻烦，另一方面担心，如果停止发表，则给公众以《纽约时报》在政府压力下屈服的印象，这是报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班克罗夫特打电话给LDL律师事务所咨询，对方回话说，应该服从司法部长的要求，立即停止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这时候，罗森塔尔坚持认为，只有发行人苏尔茨伯格才能最后做决定，必须通知发行人。

苏尔茨伯格这时候在伦敦的旅馆里，半夜给电话从睡梦中叫起来。罗森塔尔对苏尔茨伯格说，我们不能停止发表，《纽约时报》的前途付不起这个代价。苏尔茨伯格沉思良久，随即发出继续发表第三期的决定。《纽约时报》的编辑迅速地起草了一个声明，发还给司法部，并且向公众发表。声明说，《纽约时报》拒绝司法部长的要求，并且相信，坚持民众对此系列报道资料的知情权，是符合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至于司法部决定要法庭发出禁止发表的禁令，《纽约时报》声明说，《纽约时报》将服从“最高法庭的最后决定”。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虽然认为这套资料应该用于今后的历史研究，而不是马上公布；但是，他却鼓励《纽约时报》继续发表。在他的建议下，《纽约时报》将声明中服从“法庭的最后决定”改为“服从最高法庭的最后决定”，避免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错误。

6月15日，星期二，《纽约时报》发表了希汉的系列报道第三期：越南档案——研究揭示约翰逊怎样秘密开辟通向地面战争的道路。但是在这篇报道的后面还有一篇报道，标题却是：米歇尔要求停止发表越南系列，《纽约时报》拒绝。

罗森塔尔在几个月以后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想一想这对于美国新闻史意味着什么。要是那文章的标题是“司法部要求停止发表越南系列，《纽约时报》服从”，美国新闻业的历史就此将完全不同，因为游戏规则就变了：前者等于是报纸说，你有你的要求和利害，但是我说了算；后者则是，我有我的打算，但是规则是你说了算。

《纽约时报》不知道司法部将采取怎样的法律行动，但是既然司法部长的电文里提到了反间谍法，这是一个线索。《纽约时报》的法律部主任郭代尔已经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但是他自己的水平和力量还不足于在法庭上完成辩护，他立即打电话给LDL律师事务所。LDL经过一番通话研究以后回答，由于从一开始LDL就反对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纽约时报》对此事的处理完全没有听从LDL的意见，所以LDL从明天早晨开始不再代表《纽约时报》出庭。

郭代尔在半夜11点得知这个回话，顿时惊呆。面临着一场法庭较量的关键时刻，正是最需要律师的时候，律师却不干了。郭代尔万般无奈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耶鲁大学的法律教授亚历山大·比盖尔。比盖尔是一个宪法专家，他当天午饭时恰好见过比盖尔，比盖尔当时表示他支持《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并且认为《纽约时报》有权发表。

可是，明天很可能一早就要出庭，必须在出庭前找到他。他只能半夜里先打电话找到比盖尔以前的一个学生，通过这个现在纽约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生，找到比盖尔。

比盖尔同意为《纽约时报》出庭，立即约了这个以前的学生，半夜2点在办公室见面，通宵准备一个法庭陈述。早上9点半，他们拿着十页纸的法庭陈述出现在郭代尔的办公室。几乎同时，电话铃响，联邦检察官打电话通知，《纽约时报》代表必须在半小时内出席位于Foley广场的联邦法庭。

司法部方面，鉴于必须立即阻挡《纽约时报》继续发表，这种阻挡又必须满足法庭的一套手续和文件要求，所以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司法部副部长马甸所提供的调查报告就像证词，按规矩必须公证。马甸只好半夜里开车出去，找到附近的警察局，为文件盖章公证。可是，司法部对五角大楼文件实在是无所知，他们读到的就是已经发表在报纸上的那些，所以，提出“继续发表将危及美国的国防外交”，理由在什么地方，他们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没有发表的文件是些什么，而法庭却是要证据的。另外，到开庭前，司法部发现，他们在陈述文件中引错了反间谍法的条款，得重新来过。这样一拖两拖，终于拖到午后才开庭。

法庭辩论是简短的。司法部的代表赫思指控说，这样发表国防部秘密文件，会严重伤害我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所以，至少法庭应该命令《纽约时报》稍微延迟发表，等法庭进一步听证以后再做决定。《纽约时报》代表比盖尔则反对这种说法，说这是一个经典的“预检”措施。我以前介绍过，就是美国新闻自由的规则是，对媒体是不能做“预先检查”的。

比盖尔还说，在国会通过反间谍法的时候，根本就不是用来针对报纸的。他反对延迟的命令，“报纸生存就是发表，而不是服从美国政府的发表日程”。

法官在简短地和助手商讨以后做出了决定。他对案件双方的对错不做任何判断，但是同意发出一个法庭禁制令，认为《纽约时报》延迟发表所可能带来的伤害，比不上继续发表秘密文件可能对美国政府造成的伤害。但是法官拒绝了司法部关于没收《纽约时报》拥有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要求。法官要求双方都回去做准备，星期五上午再开庭听证。

这个禁制令，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份报纸在法庭命令下搁置发表一篇特定的文章。

我们以前聊起过，新闻业的权利和政府的保密，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这始终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在历史上，报纸都具有地方性，所谓报纸，都是地方上的报纸。由于地方自治的传统，报纸就天生有一种欧洲自由城镇的文化基因，说什么是无所顾忌的。我在以前的信里已经讲到过，美国现代新闻业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报纸和政府相处的早期，游戏规则更不正规，冲突就更多了。南北战争期间，北军的谢尔曼将军就曾经命令把纽约的《先锋报》记者抓起来当间谍毙掉，还幸亏林肯总统的干预才救了这记者一命。

1942年6月，芝加哥的《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军在中途岛战役的胜利。问题是，对懂行的人来说，这文章的描述透露了美军最近成功破解了日军的密码。军方说，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个消息，必然会全部变换密码，美军在往后的军事行动中就失去了这次破解密码获得的行动优势。在海军部的要求下，罗斯福总统的司法部长展开了大陪审团调查。为了避免沾上政治斗争的嫌疑，司法部长甚至任命了原来共和党执政期间的司法部长来担任此案的检察官。调查结果，大陪审团不同意起诉。幸亏，很多年以后得知，当时日本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

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如果媒体触犯法律，确实泄密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是可以起诉追究法律责任的，但是，这必须是在媒体确实发表了违法泄密的东西以后。这是一种事后追诉惩罚的制度。但是政府不可以有禁止报纸发表消息的动作，不可以搞预检。道理很简单，事后追诉是由法庭来做出判断，法庭只有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才可能接受指控、立案审理；而政府行政部门没有权力来确立新闻标准，所以事前预检在制度上不能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预先禁止某个特定文章的问世绝对不可能。

由于技术的发达，对现在发展的电视直播的实战军事报道，就自然有种种限定。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随军记者的摄像镜头的方向等等，要遵守军方的一些规定。我们看到，一些其他国家的新闻从业人员表示不理解，说有这样的规定，美国还有什么新闻自由。其实，军事行动必定有秘密，这是常识。电视不光是你看，对方军队也在看啊。

《纽约时报》刊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特点是，它是系列报道，已经发表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即将发表。司法部要寻求的是，让法庭发布禁制令，来阻挡《纽约时报》继续公布政府秘密。这就相当于预检或预禁的措施。

193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尔对明尼苏达”（Near vMinnesota）一案的裁决中，对政府阻挡报纸发表某文章的权力，规定了极为严格的条件。

尼尔是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里斯的报纸《星期六新闻》的发行人。这是一份反犹太人的报纸。检察官指控这份报纸主要刊登恶意的和诬蔑、诽谤的文章，造谣说一个犹太黑帮操纵了明尼阿波里斯和圣保罗市的赌博、私酒和讹诈等黑市交易，而当地的民选官员都已经被犹太黑帮收买。检察官向法庭起诉要求禁止报纸发表这样明显是恶意诽谤的文章。此案经过激烈的司法较量，政府检察官最后在州最高法院赢得了支持，尼尔败诉，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5∶4的裁决。首席大法官CE休斯代表法庭多数意见写的裁决书说，明尼苏达州法律里关于阻止报刊文章发表的条款“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很不平常的，它提出了一个超越此案在当地之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休斯承认，“言论的自由，以及新闻的自由，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滥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政府是可以予以惩罚的。但是，他谴责了明尼苏达州法庭对尼尔的裁决是一种“事实上的预检”。休斯大法官补充说，即使是那种专门恶意地搜罗炒作丑闻的人，也有“新闻自由的保障”。在休斯大法官起草的裁决书里，有一段话成为后人惟一可以看做是衡量“预先禁止令”合法性的话，他说，“没有人会反对说，政府可以阻止报道那种实际上会妨碍征集军队，或者有关出征日期、部队人数和地点（的消息）。”

有四个大法官反对尼尔一案的裁决，他们在反对意见里指出，对预先禁止令施加如此狭窄苛刻的条件，将把社区之和平与良好秩序及个人之私人事务置于某些报刊发行者的无穷无尽的恶意骚扰之下。可以想像，这样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裁决同意和反对意见的接近比例，以及双方意见都具有的合理性，可以使我们体会到，许多问题都面临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做出一个选择之后，往往是要支付代价的。

但是，休斯大法官的那段话，还是成为后人对“预检”或“预禁”的要求标准。报纸文章的“泄密”必须到了就像公布军队行动日期、人数和地点那样的程度，政府才有“预禁”的合法理由。这就是所谓尼尔标准。

到1971年，尼尔标准已经实行了40年。在《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前一个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WE波格还在一件案子的裁决中重申了尼尔标准，重申对任何企图预先禁止新闻的合宪性，必须施加严格的限定。

可是，这个案子的法官的判决显然有一定的理由的。事关国防部绝密材料，他没有立判禁止，而是判了延迟发表，还是一种很合理、也很谨慎的做法。

美国新闻界和联邦政府的关系，集中在政府方面的行政分支，新闻界方面的几个大报和电视新闻网之间，是一种亦友亦敌，互相依赖，又互相警惕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好坏，决定于国家所处的状态。一般地说，在危机状态，比如战争状态，政府和新闻界的关系就比较好。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闻从业人员对政府行政官员个人好恶的影响。

这种关系时好时坏，人们记忆中最好的时候是“二战”时期，新闻记者们就像拿着笔杆子和照相机的士兵一样，和政府配合得非常好。一个经典的故事是，罗斯福总统是一个轮椅总统，但是他不愿意让民众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一个不能站立的健康不佳的人，他要求新闻界帮助他保持这个秘密。新闻界配合默契，从来没有透露他的瘫痪状态，从来没有刊登过一张他坐着轮椅的照片。特别是在电视直播的就职仪式上，他在大群政府高官和家人的簇拥下慢慢“走”出来，其实是被后面扶着的人托着“架”出来的，周围的人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总统瘫痪的下半身，电视和新闻记者们把镜头拍得一切正常。难的倒不是记者们居然能做到这一点，难的是，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一致地来做这一点。现在想来，简直匪夷所思。那也是表现了“二战”期间美国人的同仇敌忾吧。后来的总统再也不会有如此好的新闻人缘了。

一般地说，新闻从业人员由于职业和见识的缘故，总体上比较自由开放，比较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对政府的权威抱一种挑剔的态度。在两党之间，民主党比较容易和新闻界建立良好关系。当然这和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以及他们的新闻发言人的个人风格也很有关系，毕竟，政府的新闻是他们给出来的。行政官员和新闻记者，就像天天要见面的店员和顾客一样。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要让民众理解他们的政策，须得利用新闻界的报道和分析解释，因为政府自己没有媒体。法律禁止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民众中搞宣传，推销自己的主张。所以，搞好和新闻界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新闻界也需要保持和政府的良好关系，特别是在白宫从事报道的大媒体机构的常驻记者。但是，他们和政府意见太贴近的话，是一种不符合专业形象的事情，他们必须形象上保持中立，在行动上显示客观，并且取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样才能获得读者或观众的信任。

双方对这种关系的性质其实都很清楚。所以，一般情况下，总统是尽可能地避免批评新闻界的。

尼克松当政期间，是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和新闻界关系最不好的时候。尼克松历来和新闻界关系不好，他特别不满意新闻界在他几次竞选时期对他的报道。偏偏尼克松还摊上了一个和新闻界关系更糟的副总统阿格纽。

阿格纽这个最终因丑闻先于尼克松辞职的人，对几家大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一些有自由派名声的报纸，在1968年大选期间对他不利的报道耿耿于怀。他甚至说要到法庭去控告《纽约时报》诽谤，说了好几次，最终却没有行动。因为谁都知道，他这样的公众政治人物，要告动一家报纸诽谤是非常难的，几乎不可能。以后，阿格纽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经常地持续不断地抨击美国新闻业。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左派人士对美国媒体的攻击，30年前这位右派阿格纽其实都说过了。

他指责美国大媒体操纵在一小撮人手里，比如《华盛顿邮报》公司除了拥有这家大报以外，还拥有四大电视台之一，拥有华盛顿的一个新闻电台，以及《新闻周刊》杂志。他攻击说，这些媒体是四个巨大的声音听命于一个老板，即着名的《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他指责美国媒体由于并购而集中，形成庞大的媒体集团。这是事实，但是他对媒体因此导致舆论统一的批评却不是事实。所谓“听命于一个老板”的四大媒体，其作业是独立的，其声音并不一致。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听说他的断言，即公司所有的分支机构都要对我负责时，我对他如此缺乏了解感到目瞪口呆……我仍然坚持我们公司各部分不要‘在同一评论路线上走’。相反，每个分支机构都有其自主运作的权力，他们相互激烈地竞争，甚至在许多问题上都持有不同看法。”

根本的原因是，美国读者和听众不在乎报纸的老板是谁，他们却在乎舆论是不是一律，他们不信任一律的舆论，不管这种舆论是不是说了他们喜欢的话。听到总是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就比较放心。所以，老板即使做得到让手下的各种媒体舆论一致，他（或她）也犯不着这样做，这样做长远来说不合算。更何况，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作业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扰的。

阿格纽指责媒体的“一小群精英”滥用自己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可是他找不到证据。他指责说，电视评论员“眉毛一抬，或者嗓音一转，在广播过程中插入的一句挖苦话，都能在成百万民众心中造成对公共官员能力或政府政策智慧的怀疑”。这话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副总统，对媒体的指责到了这个地步，就给人不遗余力的印象了。

阿格纽在全国各地，对他所认为的坏报纸展开攻击。美国的新闻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报纸和电台始终是地方性的，电视网在政治倾向上也不尽相同，但是面对阿格纽的攻击，反而都有同舟共济的反应了。有些记者认为，阿格纽的攻击太过分，干脆不要理他，让他自己表演，民众不难看清事情的本质。但是，也有人担心，如果新闻业不做出适当的反击，阿格纽毕竟是副总统，久而久之，民众就会相信阿格纽说的话，就会怀疑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是不是非要不可，就会认为新闻界不是在反映社会的问题，而是在制造社会的问题。假如阿格纽的人把媒体单位告上法庭，会对媒体造成更大的干扰。至少，法庭在听证的时候，会要求媒体单位提供证据，这些证据涉及消息来源，往往是媒体不愿公开的。法庭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传票，强迫媒体提供，如果媒体不从，就犯下了藐视法庭罪。这样的麻烦会对媒体造成震慑。从1969年1月到1971年7月，CBS和NBC就拿到过122张法庭传票。

位于曼哈顿的联邦法庭法官古尔芬（Gurfein）的禁制令是命令《纽约时报》暂停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等待进一步听证以后决定。由于是暂停而不是禁止，《纽约时报》服从了法庭禁制令。1971年6月16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在原来要刊登第四期五角大楼文件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新闻，大标题是：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这一事件立即成为全国性的一大新闻。在星期二法官宣布这一延迟发表禁制令的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在美国，政府对新闻的案件，不论大小，从来就是戏剧性的。

好了。明天再给你写。

祝 好！

林达

19. 《华盛顿邮报》

卢兄：

《纽约时报》发了三期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后，就被法庭禁制令限令延后发表。戏在这个舞台演不下去了，就转到了我以前提到的那个尤金·迈尔创办的《华盛顿邮报》。

禁制令下来，最急的是那位幕后者。艾尔斯伯格看到《纽约时报》的新闻，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他倒不是对司法部愤怒，也不是对法官愤怒，他是对《纽约时报》失望和愤怒。司法部和法官的反应，他都是能够预料的，他也理解，作为司法部和法官，他们都会各司其职地做出这个职位上的人会做出的反应。他是觉得，《纽约时报》如此屈服过于简单。要把这套政府秘密文件轰出来，他的目的是造成影响，让公众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形成压力，从而迫使政府结束越南战争。为了这样一个大目的，对于理想主义者的他来说，做出一些个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他本人当然愿意做出这种牺牲，他认为国会议员和《纽约时报》，如果必要也应该愿意做出牺牲。他曾经对参议员说过，只要能结束战争，你们应该不惜坐牢。面对法官的禁制令，他认为《纽约时报》没有挣扎就屈服，太轻率了。他们即使不敢公然违抗这个禁制令，也应该表示不服抗议；即使不敢公开谴责法官的命令，至少可以在报纸上留空白开个天窗，表示不满。这种“开天窗”的做法，他在越南的时候，看到越南报纸做过。艾尔斯伯格似乎忘记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开天窗的做法，你就是开了天窗，美国的读者都不一定看得懂是什么意思。

艾尔斯伯格知道，《纽约时报》对司法部的这个案件，早晚会走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怎么判，这很难说。他估计，判决禁止发表偷来的政府机密文件，也完全是可能的。不管怎样，这都得至少好几个星期。而时间这么一拖，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冲击力就会大大降低，对于结束战争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大了。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再找其他媒体单位。

下一念头是电视。电视当然是影响非常大的媒体方式。可是，电视不可能大批地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如果《纽约时报》等报纸发表了，电视会作为新闻跟踪。现在，《纽约时报》不能刊登，如果电视手里自己有了一套五角大楼文件，它们会不会发这个新闻呢？法庭禁制令是禁止报纸全文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并没有禁止电视发表新闻和评论。所以他想试试和电视联系。

第一家是NBC，全国广播公司。选这家公司是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NBC董事长古特曼曾说，他支持《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跟古特曼联系，古特曼在半个小时里就回话表示拒绝。

第二家是ABC，美国广播公司。他与ABC副总裁联系。这一次，回应来得比较慢。ABC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这个事情，犹豫再三以后表示拒绝。

相比之下，第三家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态度要好一些。CBS最终也没有接受艾尔斯伯格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因为这个当口，国会众议院正打算表决一个议案，指控在国会的调查中，CBS不肯交出以前有关五角大楼的一些原始影带，是一种藐视国会的行为。艾尔斯伯格还是通情达理的，他理解CBS的难处。CBS也确实花了最长的时间来考虑艾尔斯伯格的打算。也正是根据这个反应，艾尔斯伯格后来答应接受CBS的采访，出现在CBS着名主持人克朗凯特的晚间新闻节目中。

电视网的反应，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是出于电视业和报纸在接受政府管理上的不同。报纸历史悠久，是自由城镇内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所以，西方的报纸，打着地方性和城镇自治的胎记。所谓报纸的新闻自由，其实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国王不能干涉自由城镇的公共事务，也就没有干涉报纸的规矩。

报纸的地方性，使得欧洲报纸的新闻自由不要说没有国王或中央政府的干预，甚至也没有城镇外部的干预。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技术的进步，为数不多的大报终于成为“全国性报纸”，但是它们不受干预的传统在全国性的过程中没有丢失。

电台和电视，出现得比较晚。它们和报纸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必须接受频道和波长的管理。在美国，出书办报，几乎到了你想出就可以出的地步，你要考虑的只是钱和市场的问题：怎么印出来，怎么卖出去。而电台和电视不同，必须有秩序地瓜分电波空间。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这种空间是有限的。简单地说就是，办电台和电视台，必须先取得政府管理部门的许可证。这许可证每年要复审，每年要重新登记颁发。这样，就有了政府拿你一把的机会。

这也就使得电台电视台比报纸更拘谨、更胆小。倒不是怕政府来查封电台电视台，司法部和联邦通讯管理局还没有这个权力，但是司法部和通讯管理局可以根据管理电波的种种法令来控告电台电视台，迫使你上法庭打费时费力费钱的官司。这就够麻烦的了。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最受震动的是《纽约时报》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这时候，尤金·迈尔已经去世，报纸的当家人是尤金·迈尔的女儿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结婚后从了夫姓。

《纽约时报》在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之前精心保密，防的主要是竞争对手。报纸的声誉和独家报道的质量很有关系。当《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由于是星期天，官员们都在家度周末，并没有看到方方面面跳起来。只有《华盛顿邮报》是真正地被惊动了。

可是，他们手里没有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他们在这个较量中，看来注定是要输给《纽约时报》了。按照报界和通讯社早已有的规矩，各家报纸在版式排定付印的时候就要发一份给美联社。其他报纸可以从美联社取得别的报纸的样本，而不必等到报纸在印刷机上印出来、送到街头报摊上才能买到。《华盛顿邮报》惟一可以做的是忍辱负重，在美联社尽早取得《纽约时报》的样报，然后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系列五角大楼文件，再加上自己掌握的背景资料，“改写”成自己的报道，以满足自己的读者群对这一消息的知情需求。

这种常规做法，在外人看来也可以了，重头内容不多不少，只是晚了一天时间。自己的读者那儿是交待过去了，在报业同行看来，却无异于承认自己沦为二流。这种状态，对于《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同仁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可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你不可能回避这个新闻。就像《华盛顿邮报》的一位执行编辑不无夸张地形容的：“我们一边做，一边抱头痛哭。”

《华盛顿邮报》一开始的运气真是不好。艾尔斯伯格除了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给了富布莱特参议员，也还部分给了一些反战的学者，所以，民间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途径是可以通往艾尔斯伯格的。星期一早晨，也就是《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二期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编辑接到一个波士顿朋友的电话，说他理解《华盛顿邮报》目前所处的被《纽约时报》占了上风的形势，而他可以帮助《华盛顿邮报》得到一批五角大楼文件摘要。这位编辑激动地连忙安排会面时间。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位不告知姓名的女士步入此编辑的办公室，无言地留下一包资料，转身离去，消失无踪。

这是一包直接从五角大楼文件中抽取的复印件。可惜的是，《华盛顿邮报》必须派内行专家来研读判断。他们白天接着晚上赶着分析，等到得出这是可靠的真文件的结论，《纽约时报》的样报到了。大部分内容将在下一天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华盛顿邮报》的失望，可想而知。

《华盛顿邮报》只能继续寻找可能的来源，也搞到同样分量的文件或消息。在《纽约时报》遭到法院禁制令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是加强了寻找来源的努力。他们看到，一方面这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如果他们能找到文件，他们可以发表《纽约时报》没有来得及发表的部分，在新闻报道上扳回一点分数；另一方面，他们知道现在新闻业遭受到了对新闻自由的挑战，新闻业在这一点上同命运，他们可以在新闻自由这一点上扳回一点分数。

作为一家大报，他们的记者编辑也不是孤陋寡闻的人。《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坚是媒体评论出身，熟悉新闻界的人事。他是在写了一篇尖锐批评《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以后给招募进来的。他以前认识艾尔斯伯格，那时候他们都在兰德公司工作。当《纽约时报》出现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个曾经在国防部工作的热情的反战派研究者。

巴迪坚立即开始设法联系艾尔斯伯格，奇怪的是，总也找不到。电话没人接，艾尔斯伯格好像是失踪了一样。一直到6月16日星期三晚上，巴迪坚接到自称艾尔斯伯格的朋友的电话，但是什么也不说，要求巴迪坚到外面找个公用电话打回去。

巴迪坚自然理解这是为什么——怕窃听。他们在谈论的毕竟是国防部失窃的机密文件。巴迪坚在黑乎乎的马路上找了个投币电话打过去，明确表示《华盛顿邮报》对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有兴趣。对方就又给了他另一个电话号码，要求他换一个公用电话以后，打这个号码去。

这回，终于和艾尔斯伯格说上话了。巴迪坚在电话上再一次向艾尔斯伯格表示，《华盛顿邮报》只要拿到文件，就会利用这些材料发表报道。然后，艾尔斯伯格做了一个复杂的安排，像地下党接头一样。他要巴迪坚当夜从华盛顿飞波士顿，“别忘了带一个大箱子”。

巴迪坚立即回到报社。执行总编布莱德利那天不在，当家的是一个叫帕特森的总编。他们俩并排坐着商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怕惊动了其他人。巴迪坚问：如果我今夜弄到一捆五角大楼文件，我们会不会在星期五就发表？这时候是星期三的夜里。

帕特森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人。他沉思良久，开口答道：会！去弄来！

不过他们又一致同意，夜里打个电话给头头布莱德利，要布莱德利通过。

巴迪坚立即起身。报社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在进行。但是照新闻业的规矩，谁也没有吭声。

巴迪坚赶往机场，可惜，头一班飞波士顿的班机赶不上了，要等下一班。在机场等着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布莱德利。布莱德利是当时报纸的执行总编。他的回答是：如果《华盛顿邮报》不肯发表，就请他们另外找一个执行总编吧。

这一态度，在此后的48小时里成为《华盛顿邮报》，也成为其他涉及此案的所有新闻业编辑和记者的共同声音：在新闻自由上绝不妥协。

巴迪坚还从没做过这种地下式的活动，所以他买机票还是用的真名。半夜下了飞机，经过一段复杂的接头和转换，他终于拿到了艾尔斯伯格打算给他的东西，那是一大堆复印的纸，没有装订，也没有顺序，甚至没有页数号码。这些纸装在一个大纸板箱里，巴迪坚带来的一个手提箱根本没用。巴迪坚临时向旅馆柜台要了一根拴过狗的绳子，把纸板箱好歹捆一捆，马不停蹄，打道回府。

艾尔斯伯格在向第二家媒体交出这批偷来的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时候，条件是：第一，《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纽约时报》不打架，由于这是涉及30年的历史文件，两家可以在报道的内容上岔开；第二，不把这些文件弄成轻描淡写的小新闻，而是展开持续的系列报道，造成影响。

巴迪坚这次化名在机场要了两个头等舱座位，一个自己坐，一个放那个破纸板箱。哪知道一上飞机就碰到一个熟人，这人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以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时候还是上下级的关系。他来找巴迪坚聊天，感觉非常奇怪的是，巴迪坚居然不把纸板箱挪开请他坐。他忽然恍然大悟似地说：“啊，你弄到它啦！”巴迪坚也装得一脸无辜：“弄到什么了？”接下来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沉默，再也不提。

这一天，是艾尔斯伯格转入地下生活的第12天。也就是在这一天，联邦调查局发出通知，泄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人，叫艾尔斯伯格。

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来说，即使有时候要和法律发生冲突，为消息来源保密还是理所当然的职业规范。最早公开在报纸上宣布艾尔斯伯格泄密的是一个叫Zion的杂志记者。他原来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熟人很多。他想探出到底是什么人有本事偷出这些文件，结果探到了这个名字，忍不住自己的发表欲，在杂志上公开了艾尔斯伯格的名字。艾尔斯伯格本人并没有生气谴责，他说他一开始就打算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所有责任，而且，这一事件很快就成为妇孺皆知的事情，谁也不再回想，一开始这是多么秘密的一件事。Zion的名字却被新闻界同仁牢牢记住，受到各方谴责。Zion以前在《纽约时报》的同事说，这家伙再也别想把脚踏到《纽约时报》社来。

这些都是后话了。

再说巴迪坚回到华盛顿，已经是6月17日星期四的凌晨，他在机场就打电话给当家的总编布莱德利，告诉他，东西到手了。布莱德利非常激动，要巴迪坚直接到他家里来。同时，他也把报社的一批能人召到家里。他们要在这里讨论，怎样处理这批文件。

布莱德利还把为《华盛顿邮报》提供法律服务的RKW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请来了。

在这儿，《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对要不要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发生了分歧，产生激烈争论。

巴迪坚带回来的破纸板箱里，有大约4500页机密文件复印件。《华盛顿邮报》面临的法律问题在于，纽约的联邦法庭已经对《纽约时报》发出了暂停发表的禁制令。如果《华盛顿邮报》坚持发表，可能被解释为对抗法律，不尊重法庭。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禁制令，《华盛顿邮报》参与发表文件，就在扞卫新闻自由的抗争中走到了前列，有利于报纸“树立形象”。这里，既有新闻职业的利益，也有风险。

《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的，就是它有一些涉及公司法的顾虑。《纽约时报》是一个大报业集团，《华盛顿邮报》却是所谓媒体集团的龙头老大，这种媒体集团一直受尼克松及其手下人的攻击。媒体集团一大，它下属的单位接受政府法律管制的地方也就多，政府要找茬就比较容易。

就在这样争论的同时，布莱德利已经安排了一干报道越战问题最出色的记者在另一个屋子里写稿子，另外一班人在对那一大堆文件进行归类分析阅读。

律师事务所来的法律顾问坚决反对发表政府机密文件。他们提出，在现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们必须等待纽约的联邦法庭对《纽约时报》一案的结论出来，等待那儿的法庭对新闻自由问题做出裁决以后，再来决定怎么处理五角大楼文件。

也有反对发表的人提出，《华盛顿邮报》根据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撰写自己的新闻报道，甚至可以说这些新闻来源于五角大楼文件，但是不直接引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更不全文照发地公布五角大楼文件。

巴迪坚后来回顾这次争论的时候说：“全国所有的报纸，不应该感到自己受政府对《纽约时报》采取的行动的束缚。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的手里有着对公众利益至关紧要的信息。我们有最出色的记者正在撰写报道，他们在这个领域从事报道十年到十五年了，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什么对国家是危险的，什么是不危险的，他们每天都在处理这一类的新闻。他们熟悉这一类的文件。这个问题涉及新闻自由，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发表，就会显得好像我们不支持《纽约时报》。”

巴迪坚说出了一句代表了记者编辑心声的话：“坚持报纸有发表权利的惟一办法就是发表。”

整整一天下来，到傍晚的时候，律师和编辑似乎要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延迟二天，不在星期五，也就是第二天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是给司法部长发个通知，来个先奏后斩：“我们得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正在准备，将于星期天发表。”

就在这个时候，在书房里起草稿子的记者们饿得半死，出来找吃的，听说这个妥协，顿时大哗。记者们说，这是这辈子听到的最混蛋的主意。《华盛顿邮报》德高望重的记者罗伯茨指责编辑和律师“匍匐在司法部长面前”。他说，如果《华盛顿邮报》不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他就将立即辞职，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而且还有两个星期就退休的《华盛顿邮报》，他还将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和《华盛顿邮报》的决策撇清。

巴迪坚凑到他的顶头上司执行总编布莱德利面前：“你如果不发表，整个报社就要反了天了。”他低声地求他的上司：“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发表的。”

布莱德利脸色越来越发灰，终于决定，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的家其实就在几个街区之外，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惊动她。现在，只好请《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亲自拿主意了。

在汇报了两派的意见，把这个困难的决策提出来以后，这些见多识广的编辑记者和律师，等待一个女人做出决定。

凯瑟琳·格雷厄姆，尤金·迈尔的女儿，这个时候已经在历经生活沧桑之后，接下了父亲和丈夫留下的《华盛顿邮报》。60年代的战争和社会变革、动荡，在美国造成的观念的分裂，也进入了她的家庭。她的三个儿子，一个在越南战场服役，一个在街头反战，一个在家里吸毒。

越战开始以后不久，《华盛顿邮报》就开始刊登读者辩论，对战争发表不同的意见。凯瑟琳·格雷厄姆原来和约翰逊总统有着很好的私人友谊，可是，报纸和政府立场的不一致，也影响了这样的友谊，他们之间变得疏远了。

凯瑟琳·格雷厄姆不仅坚持她父亲的办报原则，也坚持主编负责制。假如这次不是牵涉到违反法庭禁制令这样的大事，一般来说，报纸的立场完全不必听从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意见。有一次，一个试图调解总统和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关系的朋友，对约翰逊总统说，报纸的立场并不是凯瑟琳的指使。总统回答说，“天哪！假如我拥有那家讨厌的报纸，我就会让我的手下人做我要他们做的事情。”凯瑟琳·格雷厄姆事后说，这就是政治家对一个出版商的想像，“也许每个政治家都相信，出版商会坐在办公室对记者发号施令，甚至告诉他们写什么、什么时候写”。

凯瑟琳·格雷厄姆说：“总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就像大多数人不理解一样——编辑应该有自主权，这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办好报纸。我习惯于把它描述为自由，而不是许可。我那时感到，现在也是这么想，我从没有反对过林顿·约翰逊，我只是在根据自己的理念办报。”

尼克松上台以后，对《华盛顿邮报》可以说是怒气冲冲。据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忆，尼克松“曾经两次生气地取消订阅我们的报纸”。

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作为老板，她必须考虑的事情当然比雇员要多。两天前，1971年6月15日，《华盛顿邮报》集团公司恰好在两天前上市，假如现在违反法庭对《纽约时报》做出的禁制令，刊出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很可能公司就是犯了刑事罪。证券市场就有一套现成的制度来干预，认购者完全有权退出合同。如果被判为刑事重罪，公司拥有的经营电视台的执照就可能被吊销。公司正在进行的高投资就可能出大的问题。因此，虽然看上去大家在冒风险，而事实上，最终的分量全压在凯瑟琳·格雷厄姆身上。如她事后回忆，“在这个决策上，我是冒着毁掉整个公司的危险”。接到报社的电话，她向律师咨询。律师并不支持她，但是对她说，现在是你自己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电话的另一端，编辑们在等着她做出决定。她手执话筒，不由自主地感觉压迫和紧张。

终于，她对着话筒说：做下去吧，我们把它登出来！

这时候是半夜12点25分，离报社的截稿还有最后5分钟。

第二天，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发表着名记者罗伯茨的报道，通栏大标题是：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美国在1954年企图推迟越南选举。在大标题上面是小字：系列报道第一期。

《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五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动作不可谓不快。在《纽约时报》掀起不大不小的波动。《纽约时报》的总编罗森塔尔后来回忆说：“我像一个疯子一样地跳来跳去。”他们的心情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毕竟是先于《华盛顿邮报》而报道五角大楼文件的，他们为此而骄傲，现在法庭禁止他们继续刊登，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等于是在为他们伸张正义；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是他们的竞争老对手，他们现在眼睁睁地看着对手要走到他们前面去了。

对于希汉等几个月来为此而准备的记者编辑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心血要付诸东流了。等禁制令解除，如果大部分内容人家已经发表过，《纽约时报》还能干什么呢？编辑们只好安慰他们说，即使到时候人家已经发表了，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十期五角大楼文件专刊，还是按原计划照登不误。

星期五这一天，《纽约时报》里的气氛是，报社应该违抗法官古尔芬的禁制令，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系列报道继续登出去。

可是，稍一冷静下来，从纯粹的竞争心态里脱出来，《纽约时报》的人都为《华盛顿邮报》的行动感到高兴。事实上也是如此。法官古尔芬的禁制令并不是说《纽约时报》有什么不对，并不是肯定了司法部的指控，而仅仅是说，这事情的可能的后果事关重大，所以须得进一步听证。而如果有几家不同报纸参加到报道和刊登的行动中来，这本身在法庭上就非常有力：我们认为这是新闻自由，而不是危及国家安全的泄密。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力地扞卫新闻自由了。几家报纸的一致行动等于向法庭表态：不能只听司法部的说法，新闻就是新闻，报纸就有权发表新闻。

《华盛顿邮报》那一头，正在马不停蹄地准备第二期系列报道，报社里充斥着一种兴奋和担心。他们知道现在也站到和司法部对抗的位子上，他们等着司法部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他们。《纽约时报》的案子已经成为全国关注的大新闻，如果司法部不把《华盛顿邮报》也拖到这场司法对抗之中，《华盛顿邮报》的人几乎会感到一种失望。可是奇怪的是，《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第一期的这个星期五，司法部并没有采取行动。似乎是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区别对待了。如果说区别对待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纽约时报》全文照登地刊登了五角大楼规定是机密的文件，而《华盛顿邮报》只是在报道中引用了文件，没有照登文件全文。政府的面子上好看一些。

《华盛顿邮报》所属的新闻周刊总部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大道，《华盛顿邮报》公司在注册中把华盛顿市和纽约市都列为“主要办公地点”。所以，如果司法部要采取行动，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华盛顿邮报》也列为《纽约时报》案的被告，这种情况下，法官古尔芬几乎肯定会同意把禁制令也用于限制《华盛顿邮报》。可是，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司法部并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大概是，《纽约时报》案的司法较量是“制定游戏规则”性质的，法庭要回答一些过去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部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对手有较多可以攻破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强大的防卫集团。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公开地全文刊登国防部机密文件，这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更有法律上可质疑的地方。

星期五下午3点，《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布莱德利接到了司法部副部长兰奎斯特的电话。这位兰奎斯特是一个保守派知识分子型的律师，被喻为“总统的律师的律师”，后来他被尼克松总统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还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兰奎斯特的电话是传达司法部长的通知，其内容和语句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几天前司法部给《纽约时报》的电报。

《华盛顿邮报》其实是在等这样一份通知到来。和《纽约时报》的情况不同，《华盛顿邮报》的律师知道有一场司法较量在等待他们，他们答应为《华盛顿邮报》辩护，并且已经着手准备，尽管他们原来坚决反对发表。

《华盛顿邮报》的总编室里，发行人格雷厄姆女士和报社的高层人员都在，大家无声地听着电话另一端兰奎斯特读完了司法部长要求《华盛顿邮报》立即停止公开国家机密文件，并且把失窃的国防部文件归还的通知。布莱德利回答说：“我相信，你一定理解，我不得不恭敬地拒绝你的要求。”

然后，他又在电话里拒绝了兰奎斯特提出的暂时中止发表，等待《纽约时报》案做出听证和裁决的要求。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归《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将照发不误。

兰奎斯特挂了电话以后就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的律师，通知他们下午5点在首都的联邦法院和司法部的法律

Chapter_31

代表见面。

司法部民事分部的负责人，叫约瑟夫·汉侬，他已经给招来负责对《华盛顿邮报》的起诉。在联邦法院里，即使是星期五的下午，仍然做好了接受重大案件的准备。

那个年代，围绕着越南战争，美国民众意见分裂，所有的人都卷入了争论，也包括那些法官。虽然，法律和法官的职业要求法官们中立地行使职权，但是法官个人对国家和世界形势的看法，对越南战争及其反战运动的看法，仍然使人感觉不可能完全不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判断。而法官里头，有些是保守派，有些则是自由派，他们的价值观念在侧重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大家就很关心案子是由哪个法官来负责主持听证。

为了公正，除了一些特殊的案件，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在法官中分配案件采取抽签的办法。

下午5点15分，代表政府的司法部七个律师步入联邦法院书记室，呈递了对《华盛顿邮报》的指控，被告包括《华盛顿邮报》报头栏里的所有人，再加上文章作者罗伯茨。根据反间谍法，这项指控说，被告知道，或者有理由相信五角大楼文件是会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文件，然而明知故犯，将这样的情报公布在报纸上。

下一步，当事双方都在场，抽签决定由哪个联邦法官来主理这个案件，结果抽出来的是法官格赛尔。汉侬不禁皱了一下眉，而《华盛顿邮报》的人则暗暗庆幸。格赛尔在华盛顿的法院里名气很大，备受尊敬。他年轻的时候为《纽约时报》做过半职的通讯员，始终熟悉美国新闻界的情况。

等书记室的这一套例行手续办完，法官格赛尔马上召集两造律师在法庭会面。格赛尔要求《华盛顿邮报》自愿同意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等待两三天，让法官来衡量考虑这个案件怎么做。《华盛顿邮报》的律师罗杰·克拉克当场拒绝。他说，《华盛顿邮报》认为，坚持新闻自由的原则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法庭里挤满了旁听的人，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格雷厄姆和报社的其他编辑，还有很多听说以后赶来的好奇地看热闹者。大家都想看看，法官是不是会当场决定给《华盛顿邮报》一个禁制令。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是双方陈述理由。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系列的第二期已经开始发排。法官格赛尔一脸严肃。他纠正了司法部律师的说法，说《华盛顿邮报》应该知道这些文件危及国家安全，因为“美国政府这么说”。司法部律师坚持说，政府将文件分类定为秘密，这种分类和定位应该受到尊重，并且说明，本案涉及的问题实质不是对新闻的事前检查，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的预检，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报纸是否允许发表政府机密文件？

司法部律师请求法官格赛尔至少发出禁制令，使《华盛顿邮报》暂停发表，等到《纽约时报》案听证结束，法官古尔芬做出进一步裁决以后。法官格赛尔承认，两家报纸是有竞争的，这里头有一个公平地对待这两家报纸的问题。但是他说，他的决定不取决于这项考虑。

《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克拉克请求法官完全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来做出决定，他强调，《华盛顿邮报》认真地检查过文件的内容，确信即使发表它们，国家安全也是得到妥善保护的。他指出：“这个案子涉及新闻界和政府之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两百年来，我们国家就是在新闻自由的制度下运作的。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我们继续这样下去，要么我们让法庭介入这种关系。”

当两造辩论处于胶着的时候，克拉克警告说：“大堤正在漏水。”五角大楼文件不可能长期瞒着公众。你不可能永远保持秘密，公众总有一天会知道。

然后，法官格赛尔退到他的法官室里，和他的助手去考虑起草一个决定。这一过程持续了45分钟。《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和司法部的代表则紧张地在法庭走廊里等待。

8点零5分，法官格赛尔回到法庭。他公布了一份600个词的雄辩的法庭意见。引用了休斯大法官在尼尔一案中的判词以后，法官格赛尔宣布：美国的历史支持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完全彻底的新闻自由。他批评司法部误用了《反间谍法》，因为反间谍法的本意从来也不是要提供一种对新闻界实行预检的标准。他指出，法庭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证明发表这些文件会危及国家安全。

法官格赛尔表示了他的遗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仔细审察这个争议。他警告《华盛顿邮报》说，你们可能会面对严重的刑事指控，但是他说，他不能发出禁制令，尽管这些文件的公开无疑对政府是难堪的，但是不经过法庭详细地听证和检查证据，法庭不能发出禁制令，或者做出判决。

随后，司法部代表紧急要求法官暂时不要公开这个决定，以便司法部向上一级法庭做出紧急上诉。遭到法官格赛尔拒绝。

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对待发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再三斟酌中，从法官格赛尔对《华盛顿邮报》的警告中，我们再次看到，美国新闻自由的理念，并不是“无边的自由”。它是有约束的。这种约束，首先来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的自律，他们必须自我判定，自己的行为在新闻自由的范畴，还是在伤害国家、等同于伤害民众的刑事犯罪的范畴之内。美国法律为保障新闻自由，规定不能对媒体预检，但是，也不意味着，对于真正伤害国家和民众的违法行为，就不予以惩罚。只是，它是在事后惩罚。而判断的标准，并不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来制定，也就是说，并不是行政分支在所有不愿意让民众知道的文件上，只要盖上“保密”、“绝密”的印章，就成为法律的依据了，就可以把民众的知情权关在门外、就可以以此惩罚公布它的人了。而是需要独立的司法分支，来对文件本身的内容进行判断。假如这些“保密”、“绝密”的图章，只是行政分支在滥用职权，那么，媒体公布这些信息是合法的。

司法部立即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这个星期五晚上要召集三个法官组成上诉庭，需要1小时45分钟。等到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赖特、罗宾逊和罗博来到，辩论在晚上9点45分开始。《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告诉上诉庭，再过45分钟，新的一期《华盛顿邮报》就从印刷机上下来了，一旦到了读者手里，“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辩论听证进行了45分钟。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上诉法庭的三个法官，特别是赖特和罗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他们要决定的是，到底是不是应该推翻法官格赛尔的裁定，让司法部有一个机会在下级法庭的进一步听证上证明他们的理由。司法部代表强调，《华盛顿邮报》是“非法占有”五角大楼文件，并暗示法官格赛尔是“滥用裁定权”，他要求上诉庭给政府一个机会。而《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则赞扬法官格赛尔的决定是“充分地认识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广泛性”。

三位法官随后退到他们的会议室去商议。而《华盛顿邮报》当天的出报稍微耽搁了一下，在10点43分第一份报纸送到了街头。在这期报纸上，报道了根据五角大楼文件而披露的约翰逊总统关于暂停轰炸的决策是怎样出来的。美联社电讯稿也有了《华盛顿邮报》的这一报道，也就是说，几分钟之内，全国几百种报纸都可以得到这一报道了。

而在关起门来的法官室里，三个法官正争论得不亦乐乎。关键是第三个法官罗宾逊的态度。

上诉法院的三个法官里，赖特是一个久负盛名的支持民权的法官，常常被外界评论为“激进法官”，罗博则是一个保守派法官，而第三个法官罗宾逊则是一个温和中立、深思熟虑、小心翼翼的法官。他在上诉庭通常投票支持自由派，和赖特比较一致，但是这一次，他却多了一种顾虑，这种顾虑是程序性的。他觉得，如果司法部没有得到和《纽约时报》案中一样的听证机会，这在程序上就有了疑问。他的犹豫就使得投票无法立即进行，就在这时候，《华盛顿邮报》的星期六版正在印刷机上一份一份地下来。不过他们保持着和法庭记者的电话联络，看上诉法庭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定。

最后，夜间1点20分，法官罗宾逊决定投罗博的票，2∶1推翻法官格赛尔的决定，立即命令《华盛顿邮报》暂时停止。

消息立即通过电话通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室里顿时一片寂静。印刷机开始改版，把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的版页换掉，并且重做第一版。

《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这段时间一直在法庭上，也时刻保持和《华盛顿邮报》的联系，现在他们立即意识到，上诉庭的裁决有一个纰漏。因为在上诉庭耽搁的这一段时间里，已经有几千份《邮报》印好并随即送上了街头，这些送出去的报纸是收不回来的。你不可能向读者说，对不起，刚才你买的报纸不算，请退回来。这时候，律师的水平和作用就表现出来了。他们立即向上诉庭发出一个紧急请求，要求对裁决做出澄清：你们说的“立即停止发表”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官们只好马上做出澄清：既然第二期已经上街，这个命令适用于《华盛顿邮报》第二期以后要发表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的印刷机重新开动，同时把上诉法庭的裁决作为紧急新闻刊登在了头版上。结果是，6月9日星期六的《华盛顿邮报》头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消息：右边是一条消息说联邦上诉法庭命令停止发表有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报道，左边就是一篇这样的报道。

第二天，星期六，三位上诉庭法官略为休息一下以后，要起草正式的法庭意见，为昨晚的裁决做出说明。罗博和罗宾逊的法庭意见中说，“新闻自由确实重要，但并不是无限制的”，既然法庭没有对五角大楼文件做过最起码的检查，怎么可以断定发表这些文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裁决书要求法官格赛尔在下星期一主持一次听证，检查政府一方提出的证据。

法官赖特在反对意见中指责他的同事使这一天成为“美国悲伤的一天”。他尖锐地批评说，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利用司法程序来压制我们最宝贵的自由。他指责司法部对所谓危及国家安全的说法过于模糊：“仅仅因为有些政府官员把一些资料定为不适合美国人民知情，他们就要求我们向宪法第一修正案背转身去……通过一套官僚分类制度就允许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这种做法把我们的传统出卖得实在太贱了。”

就在星期五这紧张的一天，纽约的联邦法庭里，法官古尔芬的法庭从早到晚在为《纽约时报》案听证。这星期，这个法庭已经开了几天，包括关门的秘密听证。法官古尔芬先是要求《纽约时报》把手上的五角大楼文件交给法庭，《纽约时报》的律师坚决反对。法官转而要《纽约时报》提供一份清单，说明手上有哪些五角大楼文件。星期五一开庭，《纽约时报》的律师比盖尔就指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也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局面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继续禁止《纽约时报》发表报道已经没有意义了。

此话一出，司法部的律师显然一惊，他们不知道《华盛顿邮报》在这一天开始报道五角大楼文件。司法部在华盛顿的人居然就没有通知他们。而《纽约时报》是分分秒秒注视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动态的，消息分秒不误。

《纽约时报》律师和司法部代表的诘辩从晚上9点50分开始。双方到这个时候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事实证明必须的话，对出版物实施某些约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纽约时报》的比盖尔强调，“证明的负担在政府一边”，政府必须证明这种危机、这种紧急性，而至今为止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指出，《纽约时报》决定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是它的日常操作。

《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用自己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指出，如果绝对不能使用政府规定的“秘密”，那么民众就得不到他们想知情的外交、军事和政治报道，“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就不会有一个成熟的交流系统”。他举了大量例子来证明，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中，记者极力地搜罗和报道所谓“秘密”，政府各部门，军队各军种，甚至总统和国会，都曾经有目的地透露“秘密”给新闻界。这是美国新闻业的正常作业环境。如果政府一标上“秘密”，新闻界就不能碰，一碰就要受法律制裁的话，美国的新闻业就不存在了，民众的知情权就名存实亡。

法官古尔芬和他的助手在辩论后连夜起草法庭意见。星期六凌晨2点45分，长达17页的联邦法庭意见公布，完全支持《纽约时报》的行动。在裁决书中，法官古尔芬就像是在给政府上课：

国家安全并不是关在堡垒里能得到的。国家安全还依赖于我们这个自由制度的价值。为了保障表达的自由和民众知情的权利，一个不受压制的顽强的无所不在的新闻界，必然会遇到权势方的刁难……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仅仅保护社论作者或者专栏作家的意见。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从而公众可以了解政府及其作为。当今正是困难时期。没有什么是比表达自由更好的安全阀了。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是我们制度的守护神。这是我们国家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政府和国家的主要特点。

法官古尔芬指出，在秘密听证阶段，政府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文件会危及国家安全。针对反间谍法，法官指出，反间谍法禁止传播国防情报，但是并没有把新闻报道包括在内，反间谍法根本就没有提到新闻报道。

和华盛顿的法官格赛尔不同，法官古尔芬仍然延长他的禁制令，给司法部一方有时间去上诉法院上诉。

星期六，上诉法庭只能找到法官考夫曼。法官考夫曼以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坚定扞卫者，但是他在简短的听证以后说，鉴于“制度性的考虑”，上诉庭一般得由三个法官组成，所以他把禁制令延长到6月21日星期一。

这样一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在同时处于几乎相同的位置了。

在华盛顿，法官格赛尔对于上诉法庭把案子又踢回给他、叫他重审很不痛快。本来他想干脆周末就连轴转开庭，却由于周末法院大楼的空调维修，没法用。他和两造律师联系，星期一早早开庭，他本人5点45分就到了法院。正式辩论8点开始。

这一次，司法部把一整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用小车推进了法庭，不过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机会去引用其中任何部分。法官格赛尔要司法部把当初将五角大楼文件列为最高机密的人带来，让他来说明为什么这么定。可是司法部代表不得不承认，现在他们找不出当初是谁定的了。不过这一次他们请来了政府和军队部门的证人，来证明五角大楼文件不应公开发表。他们要求这个听证关门秘密进行。法官勉强同意了，但是法官也决定，在随后的秘密听证会上，《华盛顿邮报》的所有被告和几位专门记者可以出席。凯瑟琳·格雷厄姆也出席了听证会。

秘密听证会上，司法部的证人有军队的军官、情报专家等。不过，司法部的官员还是小看了新闻界的记者。每次这些证人举例说明五角大楼文件的哪部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在场的《华盛顿邮报》的人就飞快地递给他们的律师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哪本书哪一页，或哪本杂志哪一期，这一情报早就为公众了解了。《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后来说，他们那天深受教育。

在一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作证，证明发表这套文件情况将多么严重之后，法官格赛尔表示他不相信，他要求负责美国作战计划的将军前来法庭作证。他说：“假如有人以为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我真心希望人家这么认为，因为这些东西早就过时了。”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听证会上作证，用亲身经历告诉法庭，他们的职业生涯里，所谓“秘密”是怎么来的，他们是怎样来处理这些“秘密”的。他们告诉法庭，记者和编辑对“秘密”的性质做出的判断，比之政府官员对文件的分类更符合实际。真正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其危险状态通常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过后虽然还被看做“秘密”，但是实际已不会危及国家安全了。着名记者罗伯茨说：“在新闻界和政府之间，有一种，从来就有一种，而且始终必须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机制。这是我们制度中的一种制约和平衡机制。”

到傍晚5点以前，法官格赛尔稍事思考以后，带着一个讲话提要，发表了12分钟口头裁决。他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会破坏外交关系，会引起武装攻击美国，会引起武装攻击美国的盟国，会引发一场战争，会毁坏军事或防卫计划，会破坏情报作业，会破坏科研或技术资料。他说，司法部可能忘记了，“公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紧密不可分割。公众的利益是要求发表这些文件的”。

法官还指出，和政府活动相比，“宪法第一修正案高于一切”。

到下午4点40分，法官格赛尔告诉司法部的代表，你们还有20分钟提出上诉。上诉庭的法官还在楼上。

这名格赛尔法官曾经是《华盛顿邮报》老板夫妇的朋友，当时的老板还是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丈夫菲尔·格雷厄姆。格赛尔在困难的时候，菲尔·格雷厄姆解雇过他。他们后来一直没有来往。多年以后，在格赛尔法官退休之后，他对凯瑟琳说，假如我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刻点什么的话，我可以说，在听证过“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29名法官中，我是惟一的一个，一分钟也没有禁止报纸出版。“作为惟一的一个，我有点自豪。”

司法部的代表立即冲到楼上上诉法庭。两个小时以后，上诉法庭发布一条决定，定于明日下午2点，上诉法院的全体九个法官将听取两造辩论。在此以前，《华盛顿邮报》禁止发表五角大楼文件。

与此同时，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法区上诉庭三位法官决定，《纽约时报》案将于星期二下午2点由上诉法院的全体八名法官听证。在此以前，临时禁制令仍然有效。

就这样，美国新闻界的两大报纸，将由17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同时举行听证，以决定它们和政府就新闻自由与国家机密的对抗，谁胜谁负。

下次再把这个故事讲下去吧。

祝 好！

林达

20. 终于到达最高法

卢兄：

我再接着讲下去。

就在两大报这场风波开始的时候，其他报纸也在蠢蠢欲动。他们的想法其实和《华盛顿邮报》是差不多的。他们不甘被同行甩在竞争的后头。

《波士顿环球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报纸。波士顿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艾尔斯伯格是以波士顿为基地活动的，因为这儿有着他所需要的自由派气氛，“知音”比较多。《波士顿环球报》最早从艾尔斯伯格的谈话中得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事情，也是最早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提到这套文件的。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艾尔斯伯格会复印这套文件，自己就有这么一套，而且愿意让媒体把它捅出来，所以他们从没有下工夫去从当地的艾尔斯伯格那儿弄这套文件。首先报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是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纸而不是波士顿的报纸。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让《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记者们耿耿于怀。

等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开始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系列报道，《波士顿环球报》疯了似地开始找艾尔斯伯格。可是这个时候，艾尔斯伯格知道联邦调查局迟早要来找他，已经转入地下，不知去向了。《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在一切可以联络到他的地方留下口信。终于，艾尔斯伯格回应了。又是通过小心翼翼的复杂安排，完全像职业间谍一样，《波士顿环球报》终于得到了1700页五角大楼文件复印件。

文件送到《波士顿环球报》的时候是6月21日星期一下午5点，《波士顿环球报》已经决定立即开始报道。当夜的版面截稿时间是夜间11点，也就是说，只有六个小时了。《波士顿环球报》组成了突击专题组，其中有刚从越南回来的战地记者VStorin。在用这些材料准备文章的时候，他们仔细地阅读了内容，小心地删掉了一两个细节，以防止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事情。在这整个过程中，《波士顿环球报》内部没有为应该不应该发表的问题产生过任何分歧，发表是大家一致同意的。不过，编辑部还是预先把自己的律师招来，以防任何可能的问题。

《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正在印，主编读到合众国际社的一篇电讯，说联邦调查局正在坎布里奇调查五角大楼文件可能的隐藏地和复印的地方，吓得他们把所有资料打成一包，放在一辆汽车的后座箱里。他们估计，报社办公室是早晚会被联邦调查局光顾的。

果然，清晨5点，《波士顿环球报》总编室接到联邦司法部副部长的电话，问《波士顿环球报》是不是还会继续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回答是肯定的。几个小时以后，司法部长米歇尔亲自打电话给主编。对话是非常客气的：

司法部长：看来你们《波士顿环球报》也在行动？

主编：是的，您可以这么说。我们确实把它印出来了。

部长：《波士顿环球报》是不是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呢？

主编：不。我们不能这样做。

软的不成，司法部长只好来硬的，告诉《波士顿环球报》，司法部将把《波士顿环球报》告上法庭。

6月22日上午，《波士顿环球报》的律师和司法部代表都被招到位于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庭。联邦法官朱里安问《波士顿环球报》的律师，如果《波士顿环球报》拿了五角大楼文件而几年之内不发表，对《波士顿环球报》有什么伤害没有？律师回答说：“没有伤害，但是发表不发表，事关原则。”

法官认为，鉴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有潜在的危险，下令《波士顿环球报》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法庭保管，在星期五法庭进一步听证以前，暂停发表。

这个命令叫《波士顿环球报》大为震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从来没有接到过法庭这样的命令，从来没有交出过一页他们拥有的资料。而交出这些复印件，就可能暴露资料的来源。尽管艾尔斯伯格自己是打算早晚坐牢的，但是新闻界暴露资料来源是一件对名誉伤害极大的事情。《波士顿环球报》拒绝这样做。他们到法庭据理力争。法官最后同意他们不交出来，但是命令他们把文件复印件放在银行保险柜里，只有两个主要负责人掌握钥匙。

在五角大楼文件风波的全过程中，《波士顿环球报》受到的法庭命令约束是最重的，《波士顿环球报》在此后的司法程序中没有站到聚光点上，因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的案子，正在迅速展开，早晚会由联邦司法分支的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大城市芝加哥，同样的事情也开始了。当地报纸的传统是，日报的第一版在前一天黄昏时分上街，而晚报的第一版则在当天上午上街。所以，6月22日星期二傍晚，23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上街，报道了五角大楼文件。《芝加哥太阳时报》也想联系艾尔斯伯格，弄一套五角大楼文件，但是始终没有成功。在没有一套正宗文件在手的情况下，他们做出了自己的调查和资料搜索，利用已经发表的，公开途径可以得到的资料，独立地报道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内容。

此外，位于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及其他十几家报纸，都加入了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行列。从而使得五角大楼文件一案不再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与司法部的对峙，而是美国整个新闻界对政府的一场总体对抗。

1971年6月22日星期二下午2点，在华盛顿、纽约两地，联邦上诉法院同时开庭，两地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到齐，听取《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与司法部的辩论听证。

这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司法部方面自然能感觉出来，尽管越战还在进行，民众的情绪却不在他们这一边。所以他们摆出的姿态就是，他们是在尽自己应尽的职守。

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法区上诉法庭，司法部的西慕尔代表政府一方，向法庭递交了陈述。他说，本案向上诉法庭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报纸得到了失窃的对国家防卫至关紧要的高度机密文件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发表它们？”或者说，问题就是，“出于保护国家机密的目的，是否可以禁止报纸发表这样的军事和情报机密？”

而《纽约时报》则反驳说，本案涉及的根本不是这样性质的问题。本案提出的是，报纸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的特权“高于国会，高于行政当局，也不受司法的剥夺”。

司法部代表西慕尔则强调，有国家就有机密，美国从一诞生就有机密，而保护这种机密是政府的责任。他引用了休斯大法官的尼尔标准，禁止报纸发表涉及“军舰起航日期和目的地”的新闻，而这就是“机密”，机密是存在的。他说，政府方面的证人在法官古尔芬的法庭上已经证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中有一些信息是会危及国家安全的。

他批评法官古尔芬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点，没有能够彻底检查文件里的信息是不是可以发表。也就是说，批评法官没有彻底检查司法部提供的总共47卷五角大楼秘密文件。

《纽约时报》的律师比盖尔递交了83页长的陈述，以及一份备忘录，用来证明在法官古尔芬的法庭上，政府方面的证人没有能够证明五角大楼文件里的任何部分是不可发表的。比盖尔引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伯格的话，“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选择承担风险来保证表达不受禁止”。

《纽约时报》的陈述还在技术性的用词上做文章，说《纽约时报》并不拥有失窃的政府财产，它手里只有“从不公开的途径得到的文件复印本”。《纽约时报》还指出，《反间谍法》从来就只针对通常意义的间谍案，从来没有用于针对新闻和出版。举例来说，前总统约翰逊就在某年某月某日的电视实况采访中谈了一个问题，读了一段政府文件里的话，而这份文件现在就包括在五角大楼文件里，并且毫不例外地列为高度机密。难道你能用反间谍法来指控约翰逊总统吗？

《纽约时报》的陈述还回顾了1917年国会通过《反间谍法》的情况。原来的法案文本中有一条，是授权总统在战时有权禁止发表和交流被认为能被敌方利用来危及国家安全的消息。这一条在国会通过以前给删除了，因为国会认为这一条款就相当于政府有权对新闻界施加“预检”。在1953年和1957年，有人想把《反间谍法》扩大到新闻界，都遭到了国会的拒绝，认为这是宪法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纽约时报》指出，“司法部的检察官没有权力做国会拒绝的事情”，因为司法部只是执行机构，只有国会有立法权，司法部应该而且必须依法行事。

在法庭上，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出席并向法庭提供被称为“司法之友”（amici curiae）的陈述。这是美国上诉法庭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常用做法，就是在一项有争议的案件辩论以前，邀请民间中立的专家学者，就此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让法庭尽早掌握这一冲突背后的法律问题及其来龙去脉，以便做出最“聪明”的判决。

这一次，提供司法之友陈述的全部是站在《纽约时报》一边的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等等。他们的陈述说，政府的权力不能超越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下级法庭的临时禁制令已经伤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这个阶段国会正在辩论反战提案，美国民众没有得知他们有权知道的信息。

在法庭辩论阶段，西慕尔表现出他的雄辩能力，他侃侃而谈且通情达理，引着八位法官的思路跟着他走。他说，在他担任这一辩论任务的时候，他知道这份工作不得人心，他能感觉法庭里的记者们明显的敌意，在走进这个上诉法庭的时候，他听到了人们的嘘声。他请求法庭考虑，五角大楼文件是失窃的政府财产，是通过政府雇员的违法失信才来到《纽约时报》手里的。

西慕尔提出，政府方面愿意组成一个专题组用45天时间来检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以确定什么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什么是不能公开发表的。然后，在法官的鼓励下，他提出了一个程序，说如果《纽约时报》要发表这套文件，应该的做法是：向国防部申请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许可；或者发表文章敦促国防部将文件解密；或者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要求国防部递交特定文件给报社发表。

《纽约时报》的律师比盖尔运气似乎不太好，上诉法庭的首席法官富莱特利（Friendly，英语意思是“友好”）似乎对《纽约时报》并不“友好”，时时打断比盖尔的话，要求解释。比盖尔尽可能地为《纽约时报》辩护，他的最有力的依据很简单：这是一件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

《纽约时报》一方，看着法庭的听证过程，根据法官们的态度，预感到此案裁决前景不妙。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辩论《华盛顿邮报》一案，形势刚好相反，看上去对《华盛顿邮报》有利。在上诉法院的九个法官中，自由派法官只是微弱多数，但是这个上诉法院位于首都，是接触这类涉及联邦政府当事人的案子最多的上诉法院。考虑到此案在首都的重要性，司法部长亲自点兵，要联邦总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格列斯沃特亲自担任司法部一方的代表。

格列斯沃特的职位就是代表联邦司法部在重要司法程序中出庭。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子中有一方是美国政府行政分支，通常就是由这位格列斯沃特做代表。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善辩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十分注意举止和细节的人，是一个19世纪式的老派人物。当他接到司法部长电话的时候，离开庭只有三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准备，但他还是临危受命。他只有时间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要妻子立即送一套黑西服黑皮鞋和深色领带到办公室，以便符合上诉法庭出庭的气氛。

《华盛顿邮报》和司法部在上诉法庭的陈述，双方的理由几乎和纽约的对阵一模一样。政府方面坚持，新闻界手里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是“失窃”的政府财产，而政府没有义务来证明什么是应该保密的。而《华盛顿邮报》方面则坚持，新闻界得到新闻，能不能发表，是不是会危及国家安全，由新闻界自己来判断，而不是政府方面说了就算。否则，政府方面大笔一挥，文件都盖上保密章，新闻界就无可奈何的话，新闻自由就没有了，民众的知情权就被剥夺，而这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

《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还告诉上诉法庭，在美国，政府方面想这样单方面保守秘密，不仅不合法，而且是做不到的。报纸得到消息就有权发表。事实上，就在这些日子里，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都在报道这个案件，也在报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内容，政府不可能让这些报纸全部封嘴。

司法部代表格列斯沃特则坚持，政府方面有权保护行政工作的完整性。他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说明，并不是拿到东西就有权发表的。比如海明威失窃的手稿，如果你发表了那就是违反了版权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也不能随便发表。他也提出了政府方面的提议，给政府45天时间来决定什么是可以发表的，什么是不可以发表的。

《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坚决反对这种“一切都经过政府的手”的规矩。他说，“新闻界必须可以自由地用它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来探明真相”，“现在是让新闻的机器重新转动起来的时候了”，如果照政府的规矩办，那么民众不到战争结束是不可能知道战争真相的。

经过两个小时的公开听证，法庭转入秘密听证，以听取涉及机密内容的证据。到晚上，华盛顿和纽约的联邦上诉法院不约而同做出继续延长禁制令到明天的决定。

第二天，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庭继续开庭听取证据。然后法庭休庭长考，准备裁决。两地法庭做过一次不寻常的联系，约定在差不多同时公布法庭的意见。不过，到底是什么意见却是无法约定的，因为两地上诉法庭都必须经过法官个人投票来决出最终的意见。

两个地方的联邦上诉法院的17位法官，知道自己身上责任重大，在下判断的时候都有点犹豫。上诉法庭比起下级法庭来，更多地考虑程序性问题和合宪性问题。根据他们对宪法及其修正案的理解，他们都不愿担当“预检”和压制媒体的责任，他们知道从理论上讲，在美国的法律传统下，新闻业是有特权的。消息到了报社手里，那就是报社的事情，政府要保密，只能小心管住自己的文件。但是，他们从直觉出发，又觉得五角大楼文件是从政府那儿“偷盗”出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守派的法官倾向于在这个具体案例里，对新闻界实施禁制令；而自由派法官则倾向于解禁，即肯定下级法官古尔芬和格赛尔已经做出的裁决。

在纽约的第二巡回法区上诉法院的八个法官中，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是一半对一半。如果投票结果是4∶4，按照程序将自动认可下级法官古尔芬的裁决。可是，自由派一方的曼斯菲尔特法官却对此结果感到不够妥帖。他在法官中沟通，最终达成一项妥协。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以5∶3做出一项法官们个人不签名的意见书。这意见不是对《纽约时报》发出禁制令，而是将案子退回古尔芬，要求古尔芬举行新的秘密听证，审查司法部一方提出的证据，以再次确定到底有没有什么信息确实是发表了会危及国家安全的。意见书说，到6月25日星期五，除了司法部一方在古尔芬法官的法庭上提出禁止发表的文件以外，其余任何部分，《纽约时报》可以随意发表。这个裁决肯定了至今仍有效的对《纽约时报》的禁制令，其含义对政府一方是有利的。

首都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的九个法官，他们在裁决中经常发生严重分歧，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可是，这一次却相当一致地支持下级法官格赛尔所做出的对《华盛顿邮报》有利的判决。他们在裁决书中指出，司法部提出的理由，按照尼尔标准的衡量，不足以证明对报纸的禁制令是正当的。但是，上诉法院的裁决中同意将现有禁制令再一次延长，以便司法部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6月24日星期四，《纽约时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审查第二巡回法区上诉法院的裁决。几乎与此同时，司法部也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推翻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一反常态，迅速做出了反应。6月25日，经由五位大法官提议，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将接受这两个上诉案，回答所有人都关心的新闻自由对国家安全的问题。

当6月25日星期五最高法院宣布接受这两个上诉，两案并一案来做出裁定的时候，正好也就是上诉法庭所裁定的时间线，即由司法部提出五角大楼文件中不可发表部分清单，然后报纸可以发表任何其他部分。

这时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们要不要按照这一要求，照着司法部提出的清单，剔除清单中列出的任何内容，然后继续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中余下的内容？

对《纽约时报》来说，还有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因为他们是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0期五角大楼文件报道已经全部完成，现在他们就得逐字逐句地检查，报道里是不是有哪句话，哪个说法，是包含在司法部提出的清单里的。而这样的检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十分危险，弄不好就真的是“泄密”而且讲不清了。

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那么两家报纸在法庭上说的，公众利益要求立即发表他们得到的新闻，不应该拖到事件结束之后，这样的诉求就显得言不由衷了。既然在法庭上表示急着要发表，现在为什么不发呢？

尽管上诉法庭的裁决说得很清楚，这是针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所做出的临时方案，就事论事，下不为例。可是，这个困难的决定仍然涉及此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媒体在得到一件新闻或资料的时候，它是不是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是不是能够发表，应该由谁来说、来判断。这是政府一方和报社一方真正的分歧。而此案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开先例性质的案子，这个案子的结局就是将来媒体面临如此问题时候的游戏规则。

如果接受这种安排，无异于说，机密不机密，政府说了算。尽管现在司法部将提供一份清单，也许只是这套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盖着机密或绝密章的文件不在清单里，允许发表。但是将来，当媒体得到一条新闻或一份内部消息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清单可供参考，那么它惟一能够遵循的就是政府部门对此信息的保密分类，如果列为机密，你就不敢发表了。也就是说，这个安排无异于立下了新闻发布由政府说了算的规矩。

这样的安排，从美国人的政治传统眼光来看，就是一种“预检”，就是由政府单方面地无可抗争地确定了什么不可发表。

而原来报社方面一直坚持的是，能不能发、该不该发，媒体有权自己判断，媒体也有能力自己判断。从媒体和美国民众的角度来说，政府对自己的文件的保密分类，是为了政府自己的运作，他们可以根据这种保密分类来控制信息在政府内部的流通，控制信息传达的范围。这可以，这是政府内部自己的事情。但是用这种保密分类来约束民众的知情权，这就超越了宪法规定的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的分野。

所以，这个时候的决定，看上去只是退一小步，其实却等于把整个诉求完全推翻了。

《纽约时报》的罗森塔尔看到了这一点，坚持“原则”，表示拒绝。他说，《纽约时报》永远不会接受由政府官僚来选择什么可以印在报纸上这样一种规矩，即使这是一个暂时的规矩。罗森塔尔声明：“有条件地发表新闻，我们不会这样做。”

《华盛顿邮报》一方一开始觉得，既然司法程序还在进行之中，最后的游戏规则还有待最高法院裁决，既然这是一种临时安排，那么要是在符合司法部清单的条件下，报社仍然可以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中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报道，鉴于公众有权知道这些内容，报社应该认真考虑接受这一安排。

谁知道，星期五下午5点，在规定的时间内司法部把这份清单交给两家报纸的律师的时候，这个困难的问题很容易地就解决了。

司法部以政府部门一以贯之的态度开出了一份庞大的保密清单，这份清单等于向美国人民证明：如果一切由政府说了算，一切必须经过政府鉴定才可以发表在报纸上，那么，新闻自由就确实是完了。

司法部的这个清单是如此庞大繁复，覆盖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大部分内容。《纽约时报》已经准备好的十期报道，如果按照这份清单的话，就会割得所剩无几，除了一些妇孺皆知的鸡零狗碎，剩下的都是禁止发表的。

更糟糕、也是更意味深长的是，司法部规定这份清单是机密的，只有以前由于工作需要而通过了国防部背景调查的记者编辑才能够看到这份清单，当然更禁止发表这份清单了。一般记者编辑根本不被允许了解这份清单的内容，也就不能参与下面的工作。

原来还打算和政府合作的《华盛顿邮报》的布莱德利，在和三位律师商量以后，不得不宣布：“这样一份庞大的清单，使得我们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就算我们愿意印，事实上也没有能力去决定什么是可以印出来的。”

这两家报纸居然都不合作，而且都责备司法部。司法部的反应是恼怒。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司法部曾经一再地要求报社向法庭公布他们手上有哪些五角大楼文件，这两家报纸都予以拒绝。如果他们向法庭公布他们手上有什么文件，他们打算发表什么文件，那么，我们司法部会负起这个重担，来逐条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发表的，什么是不能发表的。可他们不肯公布，现在又反过来责备，说是司法部让他们的工作没法做。

在这个具体冲突上，最集中地表现了政府和报社对于民众知情权的理解有多大的差距。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同意，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是不应该公开发表的，然后双方都要求由自己来判断什么是机密。而对机密的判断，政府方面和媒体方面的着眼点完全不同：政府方面是，只要有可能是机密就一定是机密，只要有一部分是机密就全是机密，只要有一刻是机密就长久是机密；而媒体方面是从民众的眼睛来看的，只要民众知道了不会出大事的就不是机密，民众有权知道的就不是机密，需要保密的那一刻过了就不是机密。

问题在于，所谓保密分类标准在政府体制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考虑民众和新闻界对这样的保密分类尽什么义务，受什么约束。

在美国明确要求人们接受约束的，只有法律。而根据美国政府权力体制的三权分立原则，只有立法分支国会才有权立法，而对法律的解释和强制执行标准的解释，由司法分支即法庭通过判案来进行。在日常生活中执行法律的人，也就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是没有权力立法的。立法和执法分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执法者也立法，双重权力集于一身，万一滥施权威，民众就没有活路了。

而政府部门的保密分类标准，从来也不是国会确立的，也没有经过法庭来鉴定判断是否合理。保密分类标准在历史上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确立的。1953年11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行政命令10501号，命令对行政分支下属机构的文件实行保密分类。

由于这种保密分类是行政分支内部的作业，不受立法分支的制约，也不受司法分支的制约，很快就在行政分支的官僚权力机构里滋长成一种惯例性的规则，分类越来越广、越来越严、越来越官僚气。人们为了避免负责任，为了自己的小算盘，在种种难以避免的心态下，几乎把一切文件都列为保密。而且，这是一个方向的倾斜，工作人员互相之间之借鉴保密趋严的榜样，没有人会开先例放松标准。保密最过分的是军事系统和情报系统。国防部下属的军事人员，甚至不信任上级文官，不信任政府的律师，经常企图向他们保密。在要求军人严格服从文官政府的美国，这种保密观念是违反美国人的国家权力观的。

所以可以说，行政机构内的保密分类制度是行政分支自己发展出来而没有受到制衡的一种内部用权。

政府行政官员的保密观，和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开放性、司法程序中的公正性必然产生冲突。在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过程中，司法部一边在法庭上辩论保密问题，一边继续用自己的保密惯例和新闻界发生冲突。

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6月20日星期天夜里，《华盛顿邮报》的律师格林顿向司法部索取第二天司法部将出示法庭的证言。按照法庭的规矩，任何一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证言和证人名单，必须预先告之对方，以便对方有准备做反诘。证据向对方公开，这是美国人妇孺皆知的司法规则。可是这次司法部却说不行，因为他们的证人写的证言里有机密内容。格林顿只好向法官格赛尔提出来，格赛尔立即命令司法部向对方律师公开证言，否则这些证言法庭不接受。司法部没办法，就要格林顿到司法部来，在办公室里阅读这些证言，但是不能把证言带出房门。他读的时候，有联邦调查局的两个彪形大汉在一旁看着。

格林顿打算妥协，不带就不带，但是他要做一点摘记。突然，助理司法部长马甸冲进来，说不允许做摘记，因为这是保密的。格林顿说这不行，不做摘记我没法记住，没法做反诘准备。马甸却坚持阻止他做笔记。最后，格林顿只好用打架来威胁了，他对助理司法部长说：“这笔记我是非做不可，而且做了一定带出去。这位特工先生比我高大，比我年轻，他一定会来阻止我，我一定会跟他打起来，我一定给打个鼻青眼肿。明天，我将包着绷带站在法庭上。我将把我今天的经历如实告诉法庭。我将告诉他们，司法部把我这个辩护律师打了一顿！”

这个威胁起了作用，因为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司法部的官司就不用打了。助理司法部长最后还是派助手来，要格林顿以个人名义担保，不泄露摘记中的国防部机密。

连法官格赛尔本人也遇到类似情况。他在读这套文件时，两个穿着制服、配着枪的人来取材料。说他这里没有安全措施。法官没有给他们，说你们要守在这里一个晚上可以，我反正不给你们文件。结果，那两个人还是走了。

在最高法院开庭前，司法部提供的关于五角大楼文件中不能公开的机密清单，是如此庞大广泛，连准备代表司法部出庭辩论的格列斯沃特也感到过分，而且对这种过分的保密分级表示厌恶。

格列斯沃特担心，这样广泛而庞大的保密清单会让他在最高法院的辩论中很被动，辩不赢，所以在做准备的时候他打算亲自过问这件事，亲自来检查删改这份保密清单。他要求助理司法部长送一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到他的办公室。他马上发现，他不吃不睡也得要十个星期才能把这47卷文件读一遍。他只好命令把司法部制订清单的人叫来，向他说明，司法部交出去的清单是怎么定的。

结果就来了三个负责官员，轮流向他逐项解释，为什么这些文件必须阻止新闻界发表，发表了会有什么后果。

格列斯沃特发现，根据他的判断，其中大多数文件，如果发表了的话，会引起政治上的为难，也就是说，会让美国政府行政当局面子上不好看，但是可以肯定，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格列斯沃特认为，显而易见，五角大楼文件在保密分类的时候是过分了，而司法部在制订清单的时候也过分了。他不顾司法部长的反对，坚持削减清单，把41项减少为11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格列斯沃特在为最高法院法庭辩论做准备的时候，先和自己方面的保密官员干上了。国防部安全保密官员提出来，格列斯沃特的秘书保密级别不够，不能接触他写的陈述。他们说，格列斯沃特不能让他的秘书为他打字，他们会另外找一个人为他打字。格列斯沃特是一个特别讲究绅士风度的人，这下也气得对保密官员大叫“滚出去！”并且通知保密官员的上司说：“美利坚合众国总检察官办公室将不接受你们的指导。”

可是，保密官员还是形影相随地盯住他们认为的机密。当格列斯沃特按照法庭程序把自己的陈述交给最高法院书记官的时候，他们竟想冲过来阻止，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这书记官只不过是又一个保密级别不够的人。在格列斯沃特的助手把陈述交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一方的律师的时候，他们又几乎要冲上来阻止了，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这些律师几乎就是“敌方”，怎么可以把机密交给他们。

事实上，这些保密官员确实是尽心尽责。后来，最高法院法庭辩论一结束，保密官员们就冲到双方律师分别坐的地方，企图把桌子上的文件抢到手，因为这些文件是绝密的，应该妥善保护。

不过，最高法院对此可没有这种感觉。6月26日星期六早晨，在最高法院开庭以前，格列斯沃特代表司法部向法庭提出动议，鉴于此案涉及国防部和司法部的机密，要求最高法院闭门进行秘密听证。这个动议在提出以前没有告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一方，因为他们认为提出这个动议也是保密的。不过，大法官们不管这一套。最高法院一开庭，首席大法官伯格就宣布，司法部要求秘密听证的动议，已被最高法院以6∶3否决。

最高法院开始听证了。

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律师，代表《纽约时报》的是比盖尔，代表《华盛顿邮报》的是格林顿，代表司法部的是格列斯沃特。

46岁的比盖尔是一个学者型的律师，他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学习过也教学过，是一个数得上的宪法学专家，而对于他这样的宪法学专家来说，能够出庭最高法院辩论一个宪法问题，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就像一个军人有了一次真刀真枪打仗的机会一样。当《纽约时报》被自己原来的律师事务所拒绝辩护、万般无奈找到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案子早晚是要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而最高法院已经让他给研究得透透的了，他的专业就是这个。所以他后来会说：“我在最高法院比在任何其他法庭都感到自在，因为那儿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一生就和最高法院紧密相连。我知道它的历史，我知道那里的人。最高法院是我对这个制度最关心的地方。”

同样，代表司法部的总检察官格列斯沃特也是一个学者型的老牌法律专家。当他今天的对手比盖尔才九个月大的时候，格列斯沃特就已经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了。他担任过哈佛法学院院长长达20年，在这20年里，比盖尔曾经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师生关系。67岁的格列斯沃特在法学界德高望重，拥有21个荣誉学位，是美国民权委员会的成员，是法学界公认的最出色的宪法第五修正案专家。他是政府官员，但是他以正直出名。他在司法部的任务就是代表政府行政分支出庭。但是，他也曾经有几次，出于自己的法律专业的原则，不认同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拒绝在政府一方的案件陈述上签字，拒绝代表行政分支出庭辩论。

相比之下，代表《华盛顿邮报》的格林顿出身于美国小镇，是一个风格大众化的律师，凭着勤奋努力一步步进入纽约最着名的律师事务所。他在法庭上的风格是直截了当。

在书面的陈述中，三方重复了他们各自在上诉法庭的理由。

格列斯沃特在陈述中承认，现在司法部不像几天前在低级法院那样，要完全阻挡新闻界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现在只要求法庭发布一个相当狭窄有限的禁制令。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公开让步说，这些资料的保密分类和新闻界是怎么弄到手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法庭要决定的至关紧要的因素了。也就是说，司法部承认，保密分类是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的事情，新闻界不受这种单方面分类的约束，不是你盖一个保密章，我就无可奈何不能发表了。并且，报纸是怎么弄到这些保密资料的，是偷来的还是拣来的，这个问题和报纸能不能发表也没有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让步。

格列斯沃特还承认，在这个领域里，版权法不适用。政府行政机构不能独占这些用纳税人的钱编制的文件的“版权”。也不适用古老英国法中皇室专用版权的法律。

但是，格列斯沃特指出，此案中涉及的文件，存在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所以以往禁止对报纸实行预检，政府只能在报纸发表以后寻求事后惩罚，这样的规则对此案没有意义。因为事后即使政府寻求惩罚，对国家的伤害却已经造成。政府必须防止这种伤害发生。

《纽约时报》的陈述主要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事前约束”的概念提出强烈质疑。比盖尔指出，总统和行政分支在文件保密上有权建立和实行内部规则，有权指挥调动政府的资源来保护政府的秘密，但是，国会从来没有立法让行政分支用“事前约束”的办法来对付新闻界，用“事前约束”新闻界来防止泄露秘密。比盖尔承认，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事前约束是可能的，那就是在发表某些新闻必然会造成灾难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必须是，可能性非常大，几乎是确定无疑会发生，发表和灾难之间的因果联系必须是直接的。可是，他接下来就指出，两个低级法庭的法官，和两个上诉法庭，都没有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中发现这样的特殊情况。

比盖尔指出：新闻界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奇怪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对抗，在以往历史上一直是这样。这种关系不是非常清晰有秩序的，没有成文的游戏规则，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则，这方或那方常常会不满意。而在这种双边关系中，政府是强大的，而新闻界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力量。要保持这两者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对新闻界的压制和削弱，最终必然伤害到宪法第一修正案。

《华盛顿邮报》的陈述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司法部的失误，指出司法部在此案进行中的立场和诉求不断在变，一开始甚至要引用《反间谍法》，而国会在1950年对反间谍法的修正案中，明确点明，不能用此法案来限制和预检新闻界。

最高法院的听证过程虽然不经电视或电台转播，却从来就是公开的，公众不论什么身份，都可以去旁听，174个旁听席，按照先来先占的原则分配。6月26日星期六早上6点，最高法院大楼前已经排了1500个人，都想有机会进去一睹这个历史场面。连一直在最高法院门口摆摊卖明信片纪念品的妇女，也放弃这个做生意的好机会，排到了队伍里。

最想亲眼目睹这一历史场面的人，其实是此案的始作俑者艾尔斯伯格，可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出现。他已经转入地下生活，他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中所起的作用，早已不是秘密。联邦调查局在找他。他并不想永远地逃避联邦调查局，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承担自己“个人的责任”。艾尔斯伯格才是个狂热的爱国者，他认为为了结束越战，为了改变国家的对越政策，坐牢是值得的。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公众面前。

全国很多报纸报道了艾尔斯伯格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的故事，他的照片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但是人在什么地方呢？没人知道。

在地下生活中，他吃惊地看到，此案涉及新闻自由的分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内容的重视。此案成为全国最大的新闻，不再是因为它涉及美国的对越政策，而是因为它涉及报纸的新闻自由。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此案会激发公众对文件本身的好奇心，当禁制令解除的时候，更多的民众会去读这些文件。于是，他接受了CBS电视台的采访。

6月23日星期三，CBS着名主持克朗凯特在波士顿的一个秘密地点独家采访艾尔斯伯格。为了躲开联邦调查局的耳目，采访经过一番复杂而机密的安排，才得以成功。艾尔斯伯格在采访中说，美国人民将痛心地从五角大楼文件中读到，他们尊重的、信任的、选出来的管理国家的人，却轻蔑地对待人民。他回顾了自己对越南战争看法的转变。克朗凯特问到，你是否在这战争过程中看到过美国的英雄？艾尔斯伯格只提到一位下级军官，他在闻名于世的梅莱惨案中，试图阻止军人向平民开火。艾尔斯伯格谴责说，美国政府要为过去25年中越南战争的死亡负主要责任。他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能让总统随心所欲地管理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司法部的检察官文森特正在洛杉矶主持一个紧急大陪审团，调查艾尔斯伯格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造成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的事件。6月25日星期五晚上，也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前夜，洛杉矶的联邦法庭正式发出了逮捕艾尔斯伯格的逮捕令。

第二天，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听证的当天，艾尔斯伯格的律师举行记者会宣布，艾尔斯伯格将在6月28日星期一向波士顿的联邦检察官自首。

最高法院的辩论是非常简短的，一般各方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包括大法官们随时打断律师的话，节外生枝地提出问题来。有意思的是，到辩论的阶段，三方都表现出一种温和而中庸的立场。

听证在下午1点就结束了，然后大法官们将退到后面去做出他们的裁决，什么时候宣布，谁也不知道。到第三天星期一，首席大法官宣布，原来按日程要闭庭休假的最高法院，现在无限期推迟，一直推迟到此案做出裁决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国会开始有机会接触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全国其他的二十来家大小报纸，也在利用各种可能披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内容，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在继续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

6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点，艾尔斯伯格坐出租车到达波士顿市区的邮局大楼，大楼里有联邦法院和联邦司法部的办公室。大楼门口，大量的倾慕者和记者在等候他。他告诉人群，他在1969年就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交给了参议员富布莱特，后来又交给了《纽约时报》。他说，我这样做，知道将把自己置于困境，我打算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包括对他个人的影响和对他家庭的影响。他说，“为了能结束这场战争，难道你会不愿坐牢吗？”他说，他的“惟一的遗憾”是没有能早一点让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公之于众。

他走到检察官办公室，正式办理逮捕的手续。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给他拍照、取指纹，然后两个人一人一边抓住他胳膊，送到法庭进行取保候审听证。这是被逮捕的人要求审讯期间不住在拘留所里必须经过的第一道法庭程序。

司法部检察官说艾尔斯伯格还会躲起来，所以要求十万美元保费。艾尔斯伯格的律师则表示反对。几个来回讨价还价以后，法官裁定艾尔斯伯格可以取保候审，五万美元的名义保费不必现交，只要保证下一次法庭程序一定出席。

当天，远在西海岸洛杉矶的大陪审团发出对艾尔斯伯格的正式刑事指控，指控他非法拥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机密文件，用于个人目的，并且拒不归还政府。

6月30日上午，消息传出，下午2点半，最高法院将宣布它的裁决。

最高法院裁决下封信再给你写，留个悬念。

祝 好！

林达

21. 报纸为什么赢了

卢兄：

是宣布最后判决的时刻了。

2点34分，除了一位大法官请假以外，最高法院的八位大法官在法官席上落座。首席大法官伯格简短地宣布了一个未经签署的最高法院命令，这是一个对新闻界有利的命令，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禁制令。

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这个案件发出一份裁决书，而是每个大法官各自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等于有了九篇意见书，其中六篇的意见是对新闻界有利的，而另外三篇是对政府的立场有利的或者是拒绝发表意见。

大法官Potter Stewart的意见，表达了最高法院在“预先约束新闻界”这一点上的共同立场。他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然后指出，惟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权力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对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保密措施，Stewart大法官说，政府机构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自己而过度保密。他警告说，样样都保密就等于什么也不保密。

最激烈的主张立即撤销禁制令的是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他说，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每拖延一秒钟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他说，国父们在宪法里建立的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他说，“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揭露政府的欺瞒。”他本人厌恶美国参与越战，但是身为大法官，他不能公开批评行政分支的政策，他必须受司法分支职责范围的约束，所以他只能说，“自由的新闻界的重大责任是防止政府任何一个部分欺骗民众，把民众送到遥远的异国，死在外国的热病、外国的枪炮之下。在我看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越南问题的报道，不仅不应受到指责，而是应该为他们做了国父们曾经看得如此清楚的事情而受到表彰。这两家报纸揭露政府怎样把国家引入越南战争，恰恰是出色地做了国父们希望他们做，而且信任他们做的事情。”

最后，他抨击了政府机构的保密观念。他说，国家安全这个词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是不能进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律的。“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大法官道格拉斯留下他的意见就回乡度假去了。在他的意见书里，他说，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不是对新闻界实行预先约束的理由。“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流通。”他回顾历史说，国父们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为了防止有权势的人，利用早期反颠覆、反诽谤的法律来惩罚信息的传播。他说：“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

大法官布列南认为，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就是错误的。他在自己的意见书中表示，下级法庭和上诉法庭的总共19个法官，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几乎都判断失准。他为以后的判断提出了这样的标准：在以后的类似案件中，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之灾，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他说，“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法官哈兰、布莱克蒙和首席大法官伯格投票反对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他们说，最高法院处理此案的时间太急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不是绝对的。但是，一个星期后，伯格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在新闻界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最高法院其实没有分歧。

最高法院6∶3的裁决，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难以言说的激动，因为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不管是在此之前有没有参与报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和越南战争的新闻从业者，现在都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欢呼。即使是最胆小的报纸也开始刊登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电讯稿，通栏大标题到处可见。

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办公室一片寂静。只看到总编室的编辑帕特森从电报室冲出来，跳上桌子，向同事们大喊：“我们赢了！”顿时一片欢呼。编辑们记者们眉开眼笑地互相偿付这几天为此打赌的赌金。《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我们无限感激，不仅是为了报纸，也是为了政府，为了有一个好政府，为了民众有知情的权利。”

7月1日星期四的上午版，《华盛顿邮报》开始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

在《纽约时报》里，最高法院宣布之前，《纽约时报》新闻室对外界关闭半小时。报社同仁们聚集在一起等待最高法院消息。当消息传到，新闻室里先是持续的寂静，人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大家不约而同地被这个消息镇住了。然后，突然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同事们互相拥抱，又跳又叫。《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说：“这是光荣的一天。我们赢了，我们赢得了发表的权利。”《纽约时报》随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接着，已经准备好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系列报道，终于又开始继续刊登了。

在波士顿，《波士顿环球报》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资料，还奉法庭之令，存在银行保险柜里。报社在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做出安排，一旦最高法院宣布解禁，他们就可以在银行下班关门以前把资料取出来。报社的一个助理编辑就站在银行保险柜门前等着。消息传到，他立即把资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报社负责报道消防队新闻的记者，有一辆带警灯的车，他带着资料，亮着警灯，飞速把资料送往报社，准备继续发表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报道。

就在最高法院受理和裁决《纽约时报》案的日子里，马路对面的国会大厦，围绕着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个小插曲富有戏剧性，却能让人意识到，人们对于政治和政治人物行为的惯常看法，都有可能出现特例。

这个插曲的主人公是一位参议员，叫麦克·格拉弗尔（Mike Gravel）。格拉弗尔在英语里是铺路的“砾石”的意思。粗糙和强硬，是砾石的特点，也是这位参议员的特点。砾石参议员来自美国最北面，面积广大寒冷而人烟稀少的阿拉斯加州。他是法裔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的儿子，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到阿拉斯加州去谋前途。他在房地产业上干得很成功，但是最想参与的是政治，所以就弃商从政，先被选为州议员，后来成为联邦参议员。

参议员每州两人，全美国一共是100个。在美国立法分支的国会两院里，相比由选区按人口比例选出的众议员来，参议员是更为精英的政治人物。这位民主党参议员在国会里是资历最浅的，他在参议院里管的也是最不重要、最不引人注意的涉及建筑和土地的分委员会。在参议院投票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派倾向比较明显的人。

美国参议院的程序中，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程序，叫filibuster。这个程序的意思是，在一个议案预定要表决以前，某议员可以要求发言，在他还有话要说的情况下，表决只能推迟进行。这个议员就可以继续说，一直说到预定的最后表决时间过期，或者参议员们决定不再表决，放弃这个议案。

显然，采用这种手法的都是想阻挡该议案通过的少数派。这种奇怪的程序在历史上用得并不多，它几乎是一种反常的让个别议员拼体力来破坏正常程序的做法。1955年，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科尔宾为了封杀一个征税法案，在参议院讲台上实行filibuster，连续讲了26小时15分钟。195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Strom Thurmond（他是美国国会着名的老寿星，当了四十几年参议员，于2002年底在99岁上退休。最后的那些年，这位老态龙钟的参议员连走路都是副手们扶着。奇怪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老百姓还是六年一次地选他，似乎是为了要打破一个纪录），为了对抗民权法案，连续讲话24小时19分钟。这可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不仅不停下来吃东西，也不能上厕所。因为你一走开，参议院就可以开始表决了。那么，这几十个小时里讲些什么呢？这倒是无所谓的，因为你是在启动一个程序，人们不再关心你讲什么。这位南方来的参议员就一度为了省力气，干脆念电话号码本。历史上，有一位意大利裔的参议员，启动filibuster以后，为了免于枯燥，就在讲台上引吭高歌。

这个看上去荒唐的程序一直让人们大惑不解。我想，它在原来设置的时候，可能是为了避免发生国会多数派通过令少数派绝对无法接受的法案。因为，民主政治最危险也最棘手的情况是，多数派认为是好的事情，却有可能是少数派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而多数和少数有时候不过是51%和49%的区别。如果51%用合法的民主程序来强迫49%接受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其结果往往是危机、分裂和暴力。所以，必须有一种机制让少数来表示，虽然你们多数想这样做，虽然我们只是少数，但是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民主制度必须有一种程序来避免陷入僵局和危机。于是就在国会参议院有了这种程序。这样，少数派就可以用filibuster这个“最后的抵挡”，来阻挡法案，避免通过让少数派输了以后就无法忍受的法案。人们很少使用这种“绝招”，一方面，除了出现政治危机，国会很少出现这样少数派“绝对无法接受”的提案。另一方面，参议员们通常是比众议员们更为精英的政治家，也已经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会避免在一般情况下轻易动用这样绝对的方式。

这个方式很“绝”，它只存在于参议院的程序，众议院是不可以用filibuster的。参院资历最浅、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这位砾石参议员却很早就注意到了filibuster这种不大常用的程序。在参议院企图改革这个程序的时候，他投了反对票。因为他意识到，这是让一些像他那样的来自偏僻地方的议员，能够拼命阻止多数派损害自己选民利益的惟一机会。他对参议院将要更新的征兵法案非常不满，因为阿拉斯加州居民的年龄构成比较轻，征兵法案对阿拉斯加的影响比较大。他由于资历浅，对参议院的复杂议事规则不熟，有几次失去了在参院力争的机会。现在他学聪明了，花了力气研究参议院议事规则。他已经公开宣称，他要用filibuster来阻挡这个征兵法案。

就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第一次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报道的当天，他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那位企图促动国会公开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没有成功的艾尔斯伯格打来的。艾尔斯伯格问，既然你要启动filibuster，你要读至少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的材料，那么，你是不是愿意读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呢？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套。

艾尔斯伯格在此以前已经试了好几个参议员、众议员，可是这些国会议员们有他们循规蹈矩的一套，都不愿意承担公开国防部机密文件可能带来的责任风险。这使艾尔斯伯格非常沮丧和愤怒。激进的他无法理解议员们的谨慎有他们考虑的合理部分，他只觉得，自己为了阻止越南战争连坐牢都愿意，可是这些国会议员居然不愿意拿自己的职位冒风险。谁知道，还有这位砾石参议员，是第一个愿意干的。

艾尔斯伯格接下来就又要安排复杂的秘密接头办法了。可是砾石参议员连连摇头。这位参议员在50年代曾经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在欧洲从事过反谍报工作。这种鬼头鬼脑穿着黑大衣的老派间谍形象，对如今这个民选参议员来说，他认为是不合适的。他说，咱们要干就正大光明地干，放到台面上来。他来安排会面，其中有一次，就安排在国会大厦门口的台阶上会面。

等到艾尔斯伯格准备好给他的那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砾石参议员就开着他的私人汽车，汽车上的特殊牌照表明他是来自阿拉斯加的联邦参议员。车子开到五月花号旅馆。他让两个助手在车子边上看着，他自己亲自从艾尔斯伯格手里接过一个大纸板箱。助手们按照预先的计划，只看不动手，这样就在理论上没有接触过国防部秘密文件，以后万一有事也就不用被牵进去。他呢，就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他反正豁出来了，而且他有议员豁免权，多一层保护。

砾石参议员当然不是莽夫，在他脑子里，这是国防部机密文件，是非常要紧的东西。所以，他拿到这个纸箱以后，东放西放都不放心，最后决定还是拿回家。晚上就放在自己睡的床底下，白天拿出来读、分析，晚上放回去，躺在上面才放心。

一开始，他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为了准备filibuster，他必须让自己在国会的助手们知道。他把自己的十来个助手都请到家里，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要他们为他阅读分析。他说，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法律上的危险，他并不十分有把握。虽然他是打算冲出来的，但他毕竟是国会议员，有宪法给予议员的豁免，而助手们是没有的。所以，他请助手们自己做决定，如果愿意就留下来帮他干，如果不愿意，他就给他们几天假期，让他们回家度假，只要别说出去。

所有的助手都留了下来。

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但他还是悄悄地请教了两位大学法学教授，这两位教授是宪法专家，特别精通国会豁免权问题。星期一晚上，他把所有助手和几位挚友请到家里，宣布他将启动filibuster。由于国会程序都是公开的，不仅媒体公开报道，民众也可以公开旁听，所以，他在filibuster程序中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等于亲自将此机密文件公之于世。

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担这个风险。他毕竟是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而他要公开的是国防部列为高度机密的文件，这会带来怎样的法律上的问题，谁也不清楚。他说他知道。他想过，此举也许就会让他丢了他的参议员位子，那么只好回到阿拉斯加去干他的老本行房地产了。这样钱倒是可以多赚了，但是对他来说非常糟糕，因为当参议员是他的人生理想。可是他说他已经下了决心了，他愿意支付这个代价。因为道理很简单，“我们正在越南残杀无辜，正在从事一个没有道理的杀人的战争，这个战争并没有让美国更安全。”他说，我们每个人应该为制止战争做自己可以做的事，为此，他很钦佩艾尔斯伯格。

他在参议院的好友，一位加州参议员得知此消息，也劝他别干。他写信回答说：

我所读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让我确信，我们国家今天处于困境无法自拔的首要原因，是我们偏执地恐惧共产主义……我今天要做的事是为了我们所热爱的伟大国家……人民并没有失去对这个国家的领袖们的信任，可是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里的领袖们却不信任美国人民。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这样是错误的。

星期二一天，砾石参议员在家里做准备。他看了医生，以保证能连续不断地读30个小时。他还要在裤子里准备好一个小便器，这样他在这期间就不用上厕所了。

下午5点55分，在参议院议程暂停下班以前，他来到参议院大厅，宣布他要发言，并且将启动filibuster。这样，有些工作人员就必须留下来陪着他了。

美国国会的议事大厅，平时国会议员发言的时候，其他议员是不一定在场的，其他议员或许就在同一栋楼里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根本就是在别的地方。但是，议事大厅里的工作人员会通过各种设备和议员们或他们的办公室保持联系，通过点名（quorum call）使得议员始终知道议事大厅里正在进行的是什么程序，特别是不要错过了投票。

这次，砾石启动filibuster，他并不想让任何一个议员陪着他，并不指望议员们来听他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但是他知道，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的，只好陪他熬夜了。作为对这些工作人员的礼貌，他要求做一次形式上的quorum call。也就是说，并不要求议员们真的到场回答点名，只是一个形式。他的意思是对工作人员表示一个姿态：我是打算叫议员们都来的，不是有意只亏待你们工作人员。

这是他不慎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

当时还在主持会议的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Griffin，他根据自己的会议主席的职权范围，命令把这次形式上的quorum call做成实质上的点名。也就是说，要求通知到的参议员到场，多数参议员到场以后才能开始程序。而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到晚上7点，只有21个参议员回答点名，其他的人都不知在什么地方。砾石不甘心，坚持到9点半，一遍一遍地点名，但是仍然只有30来个参议员回答点名。

参议员不到，程序就无法启动。砾石精心策划的filibuster竟这样黄了，气得他都要骂人了。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即便在国会议员里也会出现一些特别容易冲动的人。这样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就更多了。因为众议院是每一小片民众中选出一个，就看这一小片民众喜欢什么样的人了。

因此，filibuster也可能被个别的议员滥用，虽然这样的情况很少。最近，在小布什总统连任之后，他将有机会任命一批法官，民主党担心他任命过多的保守派法官，导致他们无法接受，就已经扬言，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将动用filibuster的程序。可是，现在美国参院的filibuster已经经过改革，就是假如60%的参议员反对启动这个程序的话，就不能启动。这实际上是一个折衷的做法，是把原来通过法案的门槛降低了一级。原来是多数通过，门槛是51%。现在，在需要启动filibuster的非常特殊的法案中，门槛是60%。既留了一个绝对抵挡的可能，又防止因个别人的反对就通不过法案。

这位砾石参议员在这个时候，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这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上去了。他拿出了以防万一的第二套方案。

他不是参议院里一个不起眼的建筑和土地分委员会的主席吗？在这个分委员会里，开会是他的权力。既然在参议院的filibuster黄了，他当即宣布，他负责的分委员会立即召集听证会。9点45分，这个分委员会的听证会开始。通常听证会开始，首先是主席有一段介绍。这次，他的介绍持续了几个小时。他的会议和建筑、土地全不相干，他只是要找个机会念文件。

这个听证会虽然是半夜召开，虽然基本上是他在唱独角戏，但是，由于一些反战组织的帮助，听证会的会议室里挤满了记者和来看热闹的人。

砾石参议员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说，他手里现在有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他打算选一些公开宣读。在电视摄像机的沙沙声中，他开始读。读到半夜1点，会议室里仍然挤满了记者和听众，他读到文件中描述的越南战争实况，讲到战场上被枪炮打断的人的肢体的时候，他终于悲愤难抑，放声大哭起来。

随后，由于这个分委员会只有他一个成员在场，所以他命令说，经分委员会会议一致决定，当然也就是在场的惟一成员、他的决定，五角大楼文件读到这儿为止，但是他手上的所有文件都将作为这次听证会的文件记录下来。

由于这种国会听证会是公开的，听证会的记录也是公开的，所以一旦他宣布他手上的五角大楼文件已经作为听证会记录，这就意味着，每个记者，每个人，都可以索取听证会记录。

所以，听证会一结束，在场的记者马上向听证会工作人员要求复制记录。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立即送到复印机旁开始复印。可是国会的复印机太老式，慢得很。记者们齐心合力，每印出一张，立即送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室，那儿的复印机是高速的，立即再印，每个记者都有一份。这里面也包括美联社。第二天，美联社就根据这复印件，把五角大楼文件的大部分都做成了电讯稿。

所以，当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的时候，事实上，几乎所有大报社和通讯社手里都有一份五角大楼文件，都在准备报道了。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另一面，就是美国的秘密文件是多么容易泄露。像这位砾石参议员这样行事的人，不会是空前绝后的孤例。政府的行政、立法分支，都是由人在运作的，而人都是有自己的特性，都是有可能失误的。在面对一份他根本不可能全部看完的具体文件时候，一个参议员的判断，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不论对错，他要公布的话，没有一个机制能够阻挡他。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最高法院的判定，只是不能在事先禁止报纸发表；判定下级法庭发出禁制令是违宪的。可是，并没有说，假如政府的行政分支确有证据，认定报纸已经发表的东西危害国家安全，就不能对报纸做出刑事起诉。事后惩罚是可以的。因此，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华盛顿邮报》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担心司法部诉诸刑事起诉，带来麻烦。不过，即使行政分支欲图事后惩罚，仍然必须通过独立的司法审判。所以，事后惩罚也不可能是政府报复性的任意行为。因此，报社的担心最后被证明都是多余的。

只有那个艾尔斯伯格，他盗窃联邦政府财产，属刑事重罪。他的下场又如何呢？

在美国，“罪与非罪”是尽可能界限清楚的。退一步来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行为整体来说有利于国家和民众，是爱国之举。可是，偷东西就是偷东西，不因其“政治正确”而改变。因此，最高法院对新闻界的裁决，并不能改变艾尔斯伯格受到的控罪。

所以，艾尔斯伯格自己完全是以一种殉道者姿态，口口声声准备坐牢的。但是，他却意外地逃脱了惩罚。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几年前，我给讲“水门事件”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他的。

“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之后，紧接着就是“水门事件”。在对“水门事件”的司法调查中，法庭发现，尼克松总统由于无权调动政府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活动，就私下组织了几个人，干了一些违法的事。其中包括他们夜晚闯入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诊所，试图偷取艾尔斯伯格的个人资料，以找出他的更多问题。这些人虽然没有得手，当时也没有败露，可是，在“水门事件”审理中，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却被牵了出来。

结果，正在审理“艾尔斯伯格案”的法庭，得到这些政府曾经用非法手段试图加罪于艾尔斯伯格的证据之后，就宣布政府有利用权力非法陷害被告的行为，案子因此被撤销了。

报纸赢了，它们为什么赢，却不是那么

Chapter_32

容易回答的。

还是下次再聊。

祝 好！

林达

22. 今夜没有星辰

卢兄：

你问我，为什么说，并不那么容易回答呢？

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给你写美国故事，就讲过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之后，还有一个1979年的“氢弹秘密案”。你一定记得，在一份美国杂志要公布氢弹秘密的时候，政府的行政分支也曾经试图阻止，结果美国政府和新闻界又打了一场官司，最终也是新闻界取得了胜利。

在谈到那个氢弹案件的时候，记得那时候还对你说过：

“你也许注意到了，我说的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面前，依然选择自由。谁也不知道，在这个变得越来越无法预测的世界上，恐怖主义还会如何发展，还可能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武器。……东京地铁案，向全世界暗示了恐怖主义的升级。我想，事实上，核武器发展至今，它对于整个人类的真正潜在危险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假设有朝一日，当核技术不再那么神秘，恐怖分子也能够顺手抄上一个两个的时候，真不知道美国会作什么样的选择，人类又会作什么样的选择。”

我之所以在这里对你重复一遍，是因为那是写在八年之前，写在“9·11”事件发生五年之前。从“9·11”事件开始，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恐怖活动质变为恐怖战争，这已经不是忧虑中的、可能的未来，而是已经发生的、天天要面对的现实了。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两座大楼，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的攻击，同时受到攻击的，还有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美国国防部大楼，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述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那个“五角大楼”。

所以，假如看到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变得现实，现在再发生类似的“氢弹秘密案”，人们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我真的不知道。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情况，人们遇到的问题将是不同的，对于支付代价的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新闻自由、个人自由其实都是非常脆弱的东西，对自由的威胁却总是很强大。因此，人们才需要小心地保护它。

美国在制宪会议的时代，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此后，经历了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工业革命和经济几乎崩溃的大萧条时期，如此等等。一开始，它只有一个宪法框架，没有制度细节。制度对政府的约束能力还很差。所幸的是，当时政府的规模非常小，能力也很差，常备军也非常有限。直到建国整整150年的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刚刚上任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手下还只有174万名装备极差的士兵。美国军队当时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17位，落后于保加利亚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

从民众一头来看，美国民智开启的过程和美国民主化的进程，也是缓慢同步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和政府都还不清楚各自应该挑多少分量的担子。例如，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了劳资冲突、有了经济萧条、有了大规模的工伤事故，政府和民众双方才渐渐理解，除了劳资双方，还有政府必须承担起很重的责任来。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美国民众对政府并没有这样急迫的期待，政府也并不很清楚自己责任的界限在哪里。这条路是逐步走来的。当它走在半道上的时候，民间自己消化了许多艰难困苦。可是，不论有多少反复和弯路，宪法在支持民间社团、保障了民间力量的同步壮大。等到企业强大到跨国集团，劳联产联这样的工会组织也已经声壮势威，政府的相应机制对劳资关系的协调也已经很成熟。

所以，美国的社会发展、政府能力的提升和制度的完善，都是相对自然缓慢的。美国归根结底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社会，始终不是靠一个威权在强行操作社会。由人性本身弱点导致的社会问题，美国样样都有，很自然会暴露出来。正因为是自然发展，该发生的问题都发生过，也遇到种种危机，美国社会也在两百多年前制定的宪法原则下，自然顺应地以完善制度来应对。可是这种同步的自然、缓慢的进程，化解了许许多多危险，回首望去，真是很悬。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制度完善的速度，远远落在政府的能力强化的速度后面，也就可能约束不住，政府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野马，擅行其道。

再仔细一想，一些制度转型较晚的国家，面临的就是类似的危险。政府的发展先行一步，待开始制度转型，政府本身的规模已经是巨无霸了。制度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是，在新制度完善之前，政府能力却已经非常强大、制约很困难了。也就是说，社会失去了一个制度生长、政府生长、民间社会生长，三者同步生长和磨合的过程。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各方力量同步壮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劳工和民众不仅是极弱势，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像100年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的民众那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吞咽一切苦果。

两百多年前，美国站在一个起点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起点。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状态。然而，对一个国家制度的检验，除了我们聊到的那几根轴线之外，还有整个世界大势的走向在对它发生影响。

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建国者们就是站在一个有点奇怪的起点。一方面，他们非常自然地理解到，新生的美国是世界贸易系统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看烦了欧洲由利益争斗而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他们要和这个世界当时的主流——欧洲，拉开距离。所以，华盛顿总统在他着名的告别演说中说，欧洲的利益冲突和美国没有关系，欧洲频繁的争议和冲突的原因与我们关心的理念很不相同。所以，美国应该保持对所有国家的善意和正义，和所有国家和睦相处。在这样做的时候，最忌讳的是一面反对某个国家，一面又和另外一些国家过于亲近。我们应该对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最重要的规则是，尽可能扩大贸易关系，尽可能避免政治结盟。华盛顿总统在那次告别演说中，给美国人留下的一句名言是：“避免与外部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所以，美国在世界上曾经是长期以“孤立主义”出名的一个国家。

美国的不结盟、自顾自的方针，坚持了将近150年以上。可是，就像人躲不过命运一样，国家也躲不过世界大势的裹挟，而世界大势的走向自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种“自我孤立”的坚持几经冲击，最后被二次大战彻底打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世界各国由于交流（战争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吧），在无可抑制地越走越近。你再也不可能像美国最初一百多年中那样，“孤立”地在自己的国家范围里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制度。

对美国来说，最明显的例子，大概就是今天的状态了。在“9·11”以后，恐怖战争开始了。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攻击的能力，甚至能够超过传统战争的破坏能力。“9·11”本身，就是二十来个恐怖分子，造成了比“二战”日本军队对美国珍珠港袭击更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还只是一个开端。技术正在以加速度发展，“9·11”以后，美国本土至今为止，还没有再次遇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可是大概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这样的袭击，甚至更严重的袭击不会再发生。当然，这不仅是美国一个国家正在面对的问题。

所以，不仅是美国，整个世界都站在一个新局势面前。

美国建国先贤们，他们站在一个国家的开端，站在制宪会议上，并不能预料所有这一切，他们不会料到今天甚至和核威胁相连的恐怖主义。他们只是相信，对于自由的渴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和人的生存共存的。任何事情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这种思维的出发点，顺应着人的天性。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个人都是赤条条的亚当夏娃，每个人都是一样，一样自由的生命，这是平等的起源。因此，社会管理概念不是从上层权力切入，而是从人的自然权利切入。这样的平等概念，也隐含着一个简单道理：人也都是有弱点的，不论是英雄还是智者，无人幸免。在社会管理中，他们注重制度对人的弱点制约，在他们眼中，政治上层不仅不是天使集中的地方，而且可能是人性弱点的集合、并且被威权催大的地方。所以政府是首先需要制约的地方。

这种思维方式在这里融化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人们或许就把它称为文化或者生活方式。今天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世界遇到的一个新难题，站在这个难题的开端，每一个人，不论他赞同怎样的应对方式，其实内心都是困惑的。在美国的“9·11”之后，在英国和西班牙的地铁大爆炸之后，在印度尼西亚的大爆炸之后，不论这些国家的反应如何，本质都是一种应对的探索。从总统到平民，都仅仅是在寻找一条应对的道路，而不是已经确信无疑地找到应对的方式，更何况，事态还在迅速发展之中。

在这里，人们仍然有一种信念，他们相信，他们可能要走一段弯路，可能有一段倒退，可是任何威胁只能阻碍人们追求自由的道路，却不可能堵死它。也许今夜没有星辰，可是，他们相信，在云霭之上，依然有群星在太空闪亮。

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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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6

Chapter_7

Chapter_8

Chapter_9

Chapter_10

Chapter_11

Chapter_12

Chapter_13

Chapter_14

Chapter_15

Chapter_16

Chapter_17

Chapter_18

Chapter_19

Chapter_20

Chapter_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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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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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25

Chapter_26

Chapter_27

Chapter_28

Chapter_29

Chapter_30

Chapter_31

Chapter_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