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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自我赋能

作者：【美】蒂法尼·杜芙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ISBN：9787508693576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显而易见，

本书是为科乔而写

序一

画一个更大的圆

有两种方式令固有的权力体系难以被撼动：第一种极为明显——不公正的法律、不公平的机会、贫富不均、暴力或暴力的威胁；而第二种更加隐秘，而且难以根除。作为女性，我们怎样做才能获得平等和权力，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再正常不过，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占半数人口的女性不仅和男性一起生活、工作，而且生儿育女。因此，认识到女性共同的处境并进行反抗是长期的斗争。这就是性别角色起源如此早，而又如此深入骨髓的原因。我们在不平等的环境里长大，从粉色和蓝色的毯子到“阳性词”和“阴性词”的发明，身处性别角色的世界里，我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自己也按照那些规则去做。

当一个信念折磨它的信徒：例如，女性相信对自己来说，“拥有一切”一定意味着“完成一切”，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内化的压迫”。

蒂法尼·杜芙所撰写的这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揭示了一个隐蔽的问题。在过去50年里，我们试图消解外部的不平等，并且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可以，而且必将在平等之路上走得更远，但我们仍没有根除来自家庭的不平等。例如，在传统观念中，因为一个女性花一年左右的时间生养了一个孩子，所以她也应当为孩子的长大成人负责。可事实上，孩子既有父亲又有母亲，如果母亲已经花了一年时间生养孩子，那么为什么父亲不能花更多的时间，肩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呢？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其结果也会不尽相同。

值得期待的是，我们一旦打开了共同的人性之门，就会看到各种可能性，这不仅能促进女性的进步，还能促进男性和孩子的进步。

比如，在我10岁之前，父亲一直在我的成长中扮演着比母亲更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母亲时常生病，无法照顾我。而父亲是个可以在家里工作的古董商，他能在去路边超市的时候带着我兜风。实际上，他并不是个传统的父亲。他允许我吃所有爱吃的冰激凌，虽然他自己的体重已经超过了300磅。他还会带我去看当时热映的好莱坞电影。他从不催促我上床睡觉，而是允许我睡在壁炉旁，或是睡在有一窝小狗的狗妈妈身边。我喜欢他陪着我，他对我就像对自己一样好，甚至比对自己还好，而且他喜欢询问和倾听我的想法。拥有这样的父亲，孩子还会不满足吗？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柔且有爱的男性的陪伴下长大的，他让我明白，世界上还有如此温柔且有爱的男性。我长大后也从来没喜欢过那种冷酷或专横的男性，不像我的有些女性朋友，她们的父亲或性格冷漠，或冷酷无情，或时常缺席她们的生活，而她们也试图扭转儿时的坏印象。我深深地体会到，父亲也可以像母亲一样把孩子健康地抚养成人，他们同样能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我父亲赠予了我一份巨大的礼物，我一直都很感激他。

在这本书中，蒂法尼将视线聚焦在女性走向平等的内心历程，这确实具有独创精神。她提出，为什么一个女性作为妻子、女儿或者公民，要对照顾家庭、一日三餐、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或病人、维系社会关系、送孩子上学、关注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家庭建设等众多问题负有更多的责任，甚至独当一面，而且她们所做的每件事几乎没有任何报酬。比起我父亲那个年代，现在有了更多奶爸和关系平等的夫妻，尽管这样，当我们谈到和谐的家庭政策时，美国与其他现代民主国家仍相差很远。我们相信我们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听到的，所谓“眼见为实”。我们安于现状，所以一个有孩子的男性通常会被认为是负责而称职的，而一个有孩子的女性则会被视为不负责的、不称职的。现今，女性占有偿劳动力总数的50%，占家庭首要经济来源的40%，但在家中操持家事的男性却没有达到40%或50%，因此，发起家庭革命必定会伴随着很多痛苦和失败。

在共同组织妇女和女孩的赋权运动的工作中，我认识了蒂法尼，她是女性权益作家和权益保护者，在这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为女孩的教育募集资金，经营着一个全美女性领导力组织，为世界500强企业的多元化实践提供建议，为职业女性争取有助于家庭和谐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她经历了一段轻松而勇敢的旅程，将不平等的家庭改建为真正平等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她学习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并分享给我们，这些经验来自工作场合和灶台饭桌间。她向一个个女性，向无数的家庭传递从实践获得的智慧。

我曾经目睹蒂法尼工作并和她一起共事过，她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她就像埃莉诺·罗斯福所说的那样——在“画一个更大的圆”。她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能够成为家庭之外世界的一部分，为这个世界贡献我们的才智，被外在的世界改变，在处理家庭内部事务时亦会如此。

要想破除内部与外部的藩篱，必须发挥领袖的示范性作用。不管我们为了更公平的世界奋斗了多久，我们都明白，性别、种族、种姓和社会等级这些人为设置的不公平制度是可以破除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榜样——她拥有着崭新而平等的生活。蒂法尼本人就是一个榜样，她还为我们展示了许多其他女性榜样。因为性别往往是我们最先注意到的不公平的部分，这是根本问题所在，所以性别的不公平让其他与生俱来的不公平看起来很正常。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人类历史都会忽视“史前史”，因为它不太确切而且不被人相信。正如多罗西·丁内斯坦和其他学者指出的，史前男性形成的完整人格中并没有“阳刚之气”这样的人为观念，而女性在家庭外也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个时代没有“女性特质”这样的概念。

我被蒂法尼榜样的力量所感染。这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它为我开启了生命的全新可能。蒂法尼同样也可以为你开启生命的全新可能。

早年间，我被西蒙娜·德·波伏娃、安德里亚·德沃金和弗罗伦茨·肯尼迪所写的书所拯救。我希望所有女性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她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才智，可以被作为拥有完整人格的人对待。我被赋予这样的认知，我觉得拥有这样的想法一点儿都不疯狂，我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这是个很大的命题。上述3个人都认为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女性和男性是真正平等的。我们正在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奋斗，她们并没有平复我的担心。

1977年，我参加了休斯敦的全国妇女会议。尽管媒体鲜有报道，这次会议汇集了来自美国不同州、不同地区的2 000名代表，她们共同为民主征集的事项投票。因为这次会议促成了针对美国共同政治议题的各种各样的全国性运动，所以它可能是迄今最重要的女权主义盛会。听到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代表发言时，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的历史一无所知。当其他人都在希冀一个不可知的、平等的未来时，这些活动家却为我们列举了可知的、平等的过往。在一些印第安部落，女性曾经可以通过有关草药、堕胎药和生产时机的选择，来决定自己是否生孩子以及什么时候生孩子；男性会在孩子出生时在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也会积极地协助；女性管理农业，男性打猎，男性和女性都有平等的需求；年长的女性和男性为大家做决定，女性领袖和男性领袖没什么差别。直到今天，很多印第安人语言里也没有表示性别的代词“他”或“她”，人就是人，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现在，我们要改写女性过去的不平等。我们将声明，女性要掌握自己的身体和命运的权力，掌握家庭之外与家庭之内的权力。我们需要远大的构想，将这场革命继续下去。我们需要一些男性和女性成为我们的榜样，就像某些印第安地区的女性为40年后的我做出的榜样一样，就像蒂法尼在这本书中为读者做出的榜样一样。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母亲因为生活所迫无法履行照顾我的责任，而我的父亲出于爱与义务承担了照顾我的责任。现在，女性和男性将再次分享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探索人类的自我。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美国女权先锋

序二

我曾经是家政女王，《好管家》杂志的封面模特。同时，我也是个充满抱负的职业女性。这两种身份经常会发生冲突。但是直到经历了某次冲突后，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

在我走入婚姻的第8年，第一个孩子出生6个月后，我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当时，我满怀憧憬，精力充沛，完美地扮演着在职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悉心料理着一切，身体力行。当年，我满心欢喜地嫁给了大学时代的恋人，又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我们决心为改变这个世界而努力。我深知，尽力兼顾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达到职业巅峰，并且支持正处在职业上升期的丈夫，能做好这一切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准备好了。

很多女性在结束产假，第一天回到她们的工作岗位时，会觉得很难离开她们的孩子。但我和她们不同，我热爱我的工作。一直以来，我积极拥护妇女与女孩的赋权和进步，并因此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为美国女性领导力组织筹措资金。我一面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一面向女权运动的先驱玛丽·威尔逊学习。玛丽·威尔逊是“带女儿上班日”活动的发起者，也是“女士基金会”的前任总裁。最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给我带来的薪水可观，足以让我安心工作，能够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一个技术娴熟又充满爱心的保姆手中。这是很多职场妈妈所不能享受的待遇，而且我曾经协商要求一个私密些的房间，以便吸出母乳。我的产假终于结束了，我准备兴高采烈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成长的过程中，别人一直这样对我说：有志者事竟成。在我即将回归工作的那天早晨，我打扮妥当。当时的我简直不敢想象，在我从事推动妇女和女孩进步事业的同时，我不得不向所有的一切妥协：事业、婚姻、养家糊口，以及维持家庭生活的顺利运转。走出公寓，自信的我认为自己一定会成功地应付一切。

但这种幻想只持续了6个小时就破灭了。

第一天回归工作，我就陷入了一片混乱的风暴中。马不停蹄地奔忙，参加了一个又一个会议，这使我心力交瘁。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竟然忘记吸奶了，我的乳房已经胀痛了。每过一分钟，我的乳房都变得更肿胀、更疼痛，乳汁开始从衬衫渗到我的西装外套上。

雪上加霜的是，我协商的“私人房间”最后变成了洗手间。我从来没经历过乳房胀痛，我想要把奶吸出来，但是吸奶器无法抓住我胸前肿得像两个球一样的乳房。我用温软的湿纸巾擦拭以便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手把奶挤了出来。这个方法见效了，但也意味着我没办法同时握着空瓶子——上帝并没设计出让女性应付自如的乳房。

那天，我就穿着湿透的丝质衬衫和名牌西装跪在洗手间的地上，眼看着给孩子的母乳流进马桶，我的眼泪也簌簌地滑过脸庞。我的乳房感觉要爆炸了，而且我想要“事业家庭双丰收”的美好憧憬也破灭了。

在从华尔街到哈勒姆125号街（我家）这段令人窒息的火车旅程中，对新处境的认识让我的心沉入海底。我在办公室忘我地工作，忘记了给孩子吸奶这件重要的事，那么，我还忽视了其他什么事？我该怎么分拣成堆的邮件，怎么付账单？我该怎么坚持洗衣服和做饭？我该在什么时候去杂货店？当我的儿子开始学习爬的时候，地板作为细菌滋生的地方，我怎么才能让它们一尘不染？我在开会时，已经错过了两封保姆发来的邮件。我怎么确保及时回复她的问题？我该怎么开车去车检？我还能再去图书俱乐部吗？我还会读其他书吗？我该在什么时候给家人和朋友准备圣诞礼物？我有时间和家人、朋友相处吗？我还有独处的时间吗？曾经，我想要攀登职业阶梯，想要改变世界，成为强大有力的人——同时拥有幸福的婚姻，抚养健康快乐的孩子。这些愿望在一瞬间轰然倒塌。

姐妹会的姐妹们常因为我太有条理，所以给我取外号为“备忘录”。但是现在，处在这样尴尬的处境，琐碎矛盾的生活就像一根根绳子将我牢牢捆住。我想成为完美的职场妈妈，而不是一个被母乳打湿衣服、弄得一团糟的母亲。但是，我没办法从这种生活中解脱出来。我必须放弃点儿什么。

我知道很多女性都会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走出这种困境，那就是雇人做家务。他们（大多数是其他女性）可以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做饭、打扫卫生、开车等所有事都可以做。但这是可以雇得起保姆的女性普遍采取的解决办法，她们或是收入丰厚的高阶层女性，或是与有钱的男性结了婚。我和丈夫不属于这样的人。我们的工资足以支付生活费、儿童护理、退休金、学生贷款，有时我们会给大家族中的亲人补贴一点儿钱，但也仅此而已。我怎么才能搞定所有的事？面对生活给我的巨大挑战，我哭了起来。

当晚10点，在我丈夫回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床上抽泣。这个时间对他来说算是回家早的，他经常在银行通宵加班。我听到他在过道里踢掉了脚上的鞋，而不是把它们放在鞋柜里；我知道他把夹克挂在了壁橱里，因为我听到了装干洗衣服的塑料袋的沙沙声，这是我刚才在回家路上取回来的。他径直走向冰箱，因为他知道里面有晚饭。吃完饭，我听到了他将碟子和刀叉放在厨房水槽里的咔嗒声，而不是放进洗碗机里。然后是砰的一声，他倚在了蓝色沙发上。我无数次看他倚在那个地方。他的右手懒懒地放在大腿上，按向了遥控器。当我听到电视的咔嗒声后，熟悉的鼓点声响起，娱乐体育节目进入高潮，一丝怨恨的情绪从我的脚趾向上蔓延。当怨恨爬上了我的膝盖，它们变成了嫉妒，最后变成了气愤。当时我怒火中烧。显而易见，我们都行驶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但是他已经成功地从车祸现场绕过去了。

我可以帮他解决一切后顾之忧？

但是谁来解决我的问题呢？

我希望我可以早一些知道，我远不是挣扎在工作与生活各种强烈需求中的唯一一位女性。最近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千禧一代（1980~2000年出生的人）的职业女性中，有58%的人认为生育让她们难以在工作中出类拔萃；相反，只有19%的千禧一代男性认为生育会阻碍他们的事业的发展。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明显。在女性进入中层管理层后，她们在工作中肩负的领导责任以指数级别增长，同时，她们也开启了家庭生活，并且在家里承担了大量劳动。对于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来说，她的事业和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时间重合了，这是个残酷的现实。当女性到了30岁左右，不管她是办公室团队中的一员，还是在家里照顾孩子，相比之前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种时间上的冲突会受到两种外在压力的摧残。第一，职场中永远存在一种神奇的看法，那就是“你是个理想可靠的员工”。职场上的每个全职员工背后，都已经有人替他料理好了家庭事务。第二，现代育儿的要求更高了，随之而来的育儿压力更大了，家庭管理的任务也更重了。理想可靠的员工神话和极高的育儿期待向新一代的女性传递了一种清晰的理念：“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肯付出。”但早晚你会发现，要完成一切是不可能的。

解决工作与生活矛盾的常用办法是，国家提供公民可以担负得起的托儿所，制定带薪产假政策，改善工作场所环境，形成重视照顾家庭的文化。在安妮–玛丽·斯劳特写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Unfinished Business）一书中，她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明。冰岛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是育儿补贴最高、产假最长的几个国家，它们是全世界女性政策最好的地方。对比之下，大多数的美国女性甚至没时间去健身房，更别提等待华盛顿的官员通过能够帮助工薪家庭的那些有远见的法律政策了。

所以，除了向政府呼吁，或者梦想有一位可靠的家庭保姆，女性（和爱她们的男性）就只能通过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最传统的解决办法是让女性彻底放弃她们的职业追求——选择这条路的女性非常有限，她们大多属于富人阶层，只占已婚女性的5%。对于大多数要养家糊口的女性来说，这个办法在经济层面行不通。事实上，在孩子处于18岁以下的美国家庭中，母亲是家庭首要经济来源的情况占40%。

第二种解决办法是让女性放慢职业发展的速度。17%的女性减少或调整了她们的工作任务，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家庭。这条路通常被称为“妈妈之路”（Mommy Track），它包括做兼职工作、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利用自由宽松的政策，所有这些在当今的职场文化中都被打上了“不担当”的烙印。近些年来，放慢职业发展速度的解决办法被称为“非线性轨迹”。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校友调查中，占比37%的千禧一代女性中有42%都已经结婚了，并且准备为了家庭中断她们的事业。在30岁的关口，她们中近半数的人选择了更自由的工作，并且故意从事业发展的快车道上走了下来。因为家庭的责任，9%的人放慢了事业晋升的步伐。

第三种解决方式是不要孩子。在1992年，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女性中，接近80%的人准备要孩子。但在201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42%。千禧一代的女性为了事业成功不要孩子，或者没法要孩子，这确实是有先例的——当下，美国所有公司最高领导层的女性中有49%的人没有孩子，而男性只占19%。

这几个解决办法没有一个适合我。我没有和一个非常富有的男性结婚。而且，即使我的丈夫是个富翁，我也不愿意放弃工作，拿我和儿子的经济生存能力冒险。我母亲曾放弃了她的事业去照顾孩子，我看到了残酷的结局：她和我父亲离婚后，便陷入了贫穷的生活。我在青年时期一直努力帮助她，并发誓不会在经济上依靠任何人。辞职，离开这份支付我收入的工作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我还有孩子。做兼职工作也是一样的，这同样让我们无法支付照顾孩子的费用。另外，作为一个新员工，我也不敢要求自由的工作时间。何况，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不想辞职，也不想做临时的兼职工作。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理想。

至于不要孩子这个办法，就如同从车站开出去的火车，已无法再倒回来了。

这让我采取了大多数女性会采用的方法：想要完成工作和家庭中所有的事。不幸的是，这些想法让她们付出了代价，尤其在身心健康方面对她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女性将自己奉献给了事业和家庭，她们无法放弃、不想放弃或放慢自己对事业的追求，这都让她们更加疲惫、压力增大、筋疲力尽，比上一辈的女性更痛苦。

在我结束产假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坏情绪包围着我。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可能会花很多年才能找到答案。我知道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充满艰难险阻，但是我最终找到了答案。

今天，我可以宣布我的事业开出了胜利之花，而且我正在做着意义深远的工作。我不但身体健康，而且有精力照顾孩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顺理成章的，我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并且最终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再像很多职场妈妈一样承受着焦虑的困扰了，虽然我曾经为此困扰不已。现在，我平均每天睡7个小时，每周外出工作4天。我不会为安排照顾孩子的事情而犯难，我会参与晚上的工作，而让丈夫替我照顾孩子，或请临时保姆来照顾孩子。更重要的是，我不会被愧疚感所折磨。我的生活远算不上完美，比如卧室衣柜里仍凌乱不堪地塞满了衣物，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已经够好，做得够多了。

目前，我投身于“寻找最佳策略以帮助美国女性解决领导力缺乏问题”的事业中，我现在是全美女性领导力组织“白宫计划”的领导，也是乐我网（Levo）领导力板块的主要负责人，乐我网是一个促进千禧一代女性事业发展的技术平台。尽管女性在攀登职业阶梯中已到达新高度，但很少有人能够到达事业顶端。女性占人口总数的51%，预计到2020年女性占劳动力总数的47%，但高层领导中女性只占18%。有先见之明的主管承诺改变这种趋势。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和重要的非营利组织都聘请我帮助他们对“聘用女员工和促进女性进步”问题提出建议，我也围绕“多元化领导”这一主题发表了很多公开演讲。在我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职场对女性赋权的支持越来越多，这让我深受鼓舞。其中，大部分的努力围绕着“鼓励女性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奋进，提升工作环境促进女性员工健康，改变公共政策以促进改善职场环境”等问题开展。我是这些举措的坚定支持者（我们都应该是），但是工作并没有给那些充满愧疚、忧心忡忡、身心疲惫的女性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需求。

这些感悟和我写作这本书的灵感，于2013年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那一年，我进行了60多场演讲，近两万名女性听过我的演讲，大多数演讲都是向个人或组织宣传“多元化领导”的倡议。不管我演讲的内容是什么，不管观众的构成是什么，在我演讲的最后，大家一般都会问我一个个人问题：“你是怎么做好所有事情的？”

我会回答说：“比起一般的女性，我对自己期待得更少，对丈夫期待得更多！”这经常会引起一阵笑声。然后我会回到主题上来，谈论怎样处理办公室政治，改革公司及政府的管理这些更紧迫的问题。尽管我的初衷很好，但是女性总是忍不住想要回到个人生活的统筹安排问题上。这些问题大多与日常的琐碎生活有关：丈夫和我怎么协调送孩子去学校？谁为孩子的宿营购物？如果晚上加班怎么办？这些问题对她们来说更有吸引力。有一天，当这种情况再一次发生时，我找到了症结所在。我终于明白，当女性不停地问“你是怎么做好所有的事情”时，她们其实是想知道“我怎么才能做好所有这些事”。

这本书是我最诚恳的回答，它描述了我3年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领悟到了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怎样有所成就，我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才能实现这些事。我结束产假回到工作岗位第一天的经历并不少见，我觉得无助、困惑、愤怒，并且憎恨那些本能帮助我的人。很多女性都曾为此挣扎过，并且她们的事业也正需要她们发挥自己的专注力、精力和创造力。这本书讲述了我怎样在目标明确的职业生涯中做到出类拔萃，从而滋养我的婚姻，抚养孩子，回报社会，维系有意义的友谊，保持身心健康——是的，我同时做到了所有这些事。

但是，这本书不仅是我的个人自传，它也是一个宣言。我希望所有女性都能了解，她们遇到的问题也是每个女性都会遇到的。研究表明，最复杂的问题可以被不同群体的人一起解决。在最高的管理层里大都是同样类型的人：男性，白人，传统的，强健的，富有的。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着这种状况。当然，今天的决策者同样学识渊博，充满智慧，心怀善意。只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的眼光更多地集中于解决经济失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或美国教育系统衰退等重大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关心这些问题，还要关心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女性。

现今，美国女性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但就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还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使领导层中的女性比例占到50%。我们社会的未来基于女性力量的发展壮大，基于她们能在中层管理层中脱颖而出，并且最终到达事业之巅。我们需要“自我赋能”。这样不仅可以不再让职场妈妈们陷入崩溃，而且可以推动历史的车轮快速前进。

韦氏大词典的定义

失误（drop the ball）：犯错误，尤其指没能及时、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行动。

我的定义

自我赋能（drop the ball）：抛开手中的球，释怀不能实现的愿望，放弃“做到完美”的想法，让别人帮你一起成就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事业。

让我们更加亲密，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部分

我希望一切尽在掌握

第1章

照顾家人，打理家务，是女性天生的职责？

我想要做成所有的事。我常对自己的事业充满雄心壮志，我的丈夫也一样。我认为自己将拥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婚姻旅程，我想追求脚踏实地而非罗曼蒂克的生活，我想将生活过得像故事书那样富有传奇色彩。将来，我会和丈夫一起改变世界，抚养可爱的孩子。是的，我们将过上幸福的生活，非常非常幸福。我们会遇到问题，但是问题很快就会被解决，它们只会围绕着一个目标：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那时的我不知道童话故事也会出现问题，因为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从来不用面对生活的琐碎。

自我记事开始，我就准备好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了。在我13岁的生日贺卡上印着一幅卡通画，在画中一个小女孩抱着一袋子的食品杂货跑进厨房。卡片上面，父母给我写了一行话，感谢我对这个家做出的贡献。16岁时，我的父母离婚了。我和14岁的妹妹崔尼蒂与父亲一起生活。因为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家中的“女主人”。当朋友们在商场购物时，我却在计划着每一餐吃什么，然后去杂货店采购。兼顾家务和学习让我筋疲力尽，有一次，我郑重其事地宣布，要全家人一起分担做饭这件事——我将周末的晚饭分配给了父亲，将周二和周四的晚饭分配给了妹妹。我希望他们做的晚饭要有蛋白质、淀粉还有一些蔬菜，最好是新鲜的。父亲给我们做的第一顿晚饭是“顶级拉面”、烤面包和一罐梨罐头。对于妹妹做的第一餐，我无话可说——汉堡帮手牌的芝士牛肉通心粉。后来她一直做这个。显然，他们都不能做出一顿搭配均衡、营养丰富的饭。从那时起，我就放弃了轮流做饭的计划，我开始独自承担起所有的做饭任务。

“靠自己”成为我的人生准则，这意味着我不仅要亲力亲为，还要做得完美。我会每天变换指甲油的颜色来搭配我的衣服；我重写了8次大学的入学论文。在中学毕业舞会那天，我为自己改了裙子，因为我并不满意裁缝为我做的裙子。我是个有些固执并且有紧迫感的女孩，我喜欢在学校里成为领导者。我的父母经常鼓励我说出心中所想，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但同时，我也清楚在家庭中，我的责任重大。我知道长大之后，我就要担负起家务（包括去超市购物，做饭，整理衣物，打扫屋子和装扮房间），处理社会关系（包括从照应特殊的场合，买礼物，到做家常菜，招待在家中过夜的客人等）和抚养孩子（在我有孩子前，我就能感受到这份压力）。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所有这些事将成为我未来的工作。谈论未来时，很多人都让我上大学，让我追随心中的激情。但他们从来没提到过，履行家庭责任和实现个人梦想之间会发生冲突，这让我措手不及。

很多女性都承受着一种男性很少能感受到的压力——保证事业成功和家庭平稳运转的压力，尤其在孩子出生后，这种压力更大了。这倒不是说男性感受不到家庭责任带来的压力。恰恰相反，现今很多男性出入洗衣店之间。但是在指导、培训活动中，以及和上千位女性进行过沟通与交流后，我察觉到一种女性特有的、更严重的焦虑。除了承担职业责任外，我们认为自己还要管理好整个家庭——我们是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看孩子、做家务，以及保持家庭和谐运转。一项名叫“美国人时间安排”的调查显示，半数的美国女性每天都在以各种形式做家务，比如打扫或者洗衣服，但只有20%的男性会这样做。在家里，我们并不需要亲自做每件事，却不得不操心着所有事，正如朱迪斯·舒利瓦茨在2015年的《纽约时报》专栏中写的：“妈妈：那个被选定的烦恼者，我并不是说她要做所有的事，但她要确保所有的事都能完成。”

19世纪50年代后，女性在家中比男性做了更多的家务，但让女性觉得幸运的是，她们的丈夫不再像过去的男性一样专制，女性有了话语权，男性的进步让她们心存感激。其实，更多的男性也在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尽管有了这么大的进步，事实上男性不会分担经营家庭过程中一半的工作和一半的焦虑。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写过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第二职业》（The Second Shift）。书中，她把女性认可男性在家中少干活的现象归因于女性运用了“市场价格工具”。既然我的丈夫比他的同龄人做得多，或者做得高于社会的期待，那么我就对他的“公平”分担感到高兴。劳动的不公平分配会在心理上产生影响：当男性给孩子换纸尿裤时，我们觉得他们在帮我们；在我们给孩子换纸尿裤时，我们觉得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应该做”的事，只是我们承担了过多的情感负担。不管我们在事业上获得了多大的成就，只要我们没有照顾好家人，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失败感。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的女性同事都会因为错过孩子放学或是没能给孩子做饭而自责。她们会问自己：“我是个坏妈妈吗？”即使她们的孩子可能吃得很好，这些女性仍会认为自己应该对孩子负责，而男性一般不会这样想。

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详细谈到过这个问题。作者采访了4 000多名高管，其中有44%的高管是女性。文章揭示了男性和女性看待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鲜明差异。“当你拥有一份高薪工作，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帮助，”一位女性调查对象说，“最难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所带来的愧疚感，那种错过孩子成长的愧疚感。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离开工作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女性调查对象说，她们会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左右为难，她们认为自己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无力感和失败感的困扰。相反，男性高管把自己当作家人经济收入的支柱，回答这些问题时，他们不会因为没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而产生愧疚感，他们很自然地把自己当作养家糊口的人。很多男性管理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更好的机会，那么没花足够的时间陪孩子就是“可以承受的代价”。但对于女性管理者来说，尽管在外努力打拼可以给孩子做个好榜样，这固然令她们感到骄傲，但事业的成功会让她们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家庭责任，从而让她们产生负面情绪。女性给自己的成功标准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因为她们想在工作和家庭中都做到完美。

那么，我们是怎么形成“要完成所有的事”这个观念的呢？

答案很简单。早在童年时期，我的家人会把家庭的角色分工灌输给我们。我的父母和大家族成员为我们的成年生活树立了榜样。201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母亲的行为和她对家庭性别角色的明确观念影响着孩子的观念。一个母亲越多地履行传统的家庭责任，认同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角色，那么她的孩子（尤其是女儿们）就越会觉得在未来自己也应该扮演传统的性别角色。这种教育将在孩子步入青春期后彻底完成。在孩子的印象里，尽管母亲在外打拼、获得成就可以为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但母亲在家中的所作所为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她们的女儿们长大后会认为，即便自己的母亲每天都出去工作，但如果她承担了家庭中的大部分责任，那么她们也理应这样去做。这些孩子看不到母亲在主持开会、做PPT或指导员工时的表现，只会看到母亲四处奔忙，做饭、洗衣服或者做其他家务，而父亲则在回复工作邮件，或查看棒球赛的比分。

毫无疑问，因受到母亲操持家务的影响，所以在我小时候，未来要打理家务的想法就扎根在我的脑海中。我的母亲在洛杉矶华兹地区附近长大。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当时她下定决心逃离这个地方。尽管困难重重，但她在学术和艺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她喜欢时尚，会自己设计和缝制衣服。19岁那年，虽然她本有可能考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此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必须改变她的人生计划，而且她下定决心要通过某种方式做出一些成绩。

我父亲的家中有11个孩子，他的家离我母亲的家不远。他曾经吸毒，而且他总是怀着帮助别人的满腔热忱。在母亲的规劝下，他参了军，摆脱毒瘾。1973年夏，他们结婚了，9个月后，我在华盛顿塔科马路易斯堡出生了。我的父母打破了贫困、嗜毒成瘾以及暴力的恶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用亲身经历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如果你想得到原来没有过的东西，那就要做一些原来从没做过的事情来拥有它。

回过头想，我人生中的前16年近乎完美，但就像大多数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一样，当时的我觉得生活糟透了——父母不准我参加派对，我还需要做家务，比如放学后做晚餐之类。母亲一直说我“聪明、漂亮”，我也备受疼爱，但那时我只希望自己的胸部更大一些。我们的家庭印证了美国梦的实现——我父亲戒掉了毒瘾并通过了军事体育考试，他借助退伍军人福利法案进入大学，还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一所小学里担任咨询顾问，同时也是教堂的牧师。在我上中学时，母亲开启了她社会福利工作者的生涯，当然她的首要角色仍是一位母亲和牧师的妻子，但她完美地诠释了自己的角色。

我最早有关童年的回忆就是：周日早上炸鸡和羽衣甘蓝炖猪肘的香味从卧室的门缝飘进来。母亲会早早地起来做饭，确保教堂礼拜的餐食能迅速供应。每天下班回到家后，她还会迅速做好面包。夏天，她会在门廊上卖自制的香草冰激凌。在我的记忆中，碗池里从来不会堆着脏碟子，生日蛋糕从来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我的头发总是被打造成漂亮的发型。我和妹妹在母亲膝下，让母亲编辫子，就这样度过了无数时光。她解开一排排发辫，为我们洗头发，用吹风机吹干，每编一条辫子就穿上一粒珠子，每每6小时的时间就这样在母亲的手指间匆匆溜走。（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黑人女性的耐性——5岁大的孩子，就能为了把头发编好坐那么久！）

父亲工作也非常努力，他每天都会用慢跑来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家的车总是干净得像镜子一样反着光，家里的院子总是一尘不染；垃圾桶总是放在路边，排水沟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偶尔，父亲也会洗盘子或洗衣服。这些工作似乎能带给他快乐，他常在做家务时吹口哨。我的母亲非常幸运，她和一个喜欢做家务的男性结了婚。父亲待在家里时，大多是在准备布道，或是看《星际迷航》，或是伴着“地、风、火组合”的歌曲跳舞。他还经常在学校或教堂指导和帮助人们。我的父母履行着牧师家庭的责任——母亲是家庭的女主人，父亲负责养家糊口。之后，我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从旧城区的公寓搬到了城郊有白色尖桩篱笆的大房子里。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教堂就是我们的社区。因为我父母是从他们童年加利福尼亚的家搬迁来的，所以教会会众就成了我们的家人。尽管我们身处大西洋西北部，但是很多非裔美国人都是在南部长大的，而食物也是我们聚会的重头戏。我记得这些食物带给我们的快乐，也记得男女在分配工作时的差异：在教堂里，女性常常充当照顾者的角色，她们要做饭、布置场地，还要为男性服务。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也很清楚女性的角色就是服务他人。

有时我会为这种安排而生气。别人常说，我聪明伶俐，将来会考入大学，世界任我驰骋。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里被老师大声训斥的场景。当时，她想让一个男孩作为志愿者去祈祷。她训斥我时，我吓得发蒙，怔怔地看着她。那天，我了解到我们的教义是不允许女性带领男性祈祷的。老师说：“男孩是天生的领袖。”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在那一刻，对妇女和女孩进步事业的热情，在我的内心激起了波澜。

幸运的是，我父亲不相信“男孩领导原则”适用于他的女儿们，尽管他也是这样教育别人的。在我们每周一次的家庭聚会上，他会把加高坐垫翻过来放在椅子上，指导我们姐妹俩布道。因为我们的训导是在私人场合进行的，有别于教堂，所以父亲的鼓励反而强化了社会信息对我们的影响：女性首要关心的问题应该是默默地关心他人。

家庭里的性别教育通常从很早就开始了，哪怕是最开明、满怀善意的父母，也会有意无意地用他们的态度和言行影响着孩子。我在一家世界500强制药企业做咨询时，遇见了琼。正是因为她，才促使我发起了一份关于女性的倡议。琼是这家公司销售部主任，当时她正在紧锣密鼓地领导着一个新项目，高层管理者都认为她是一颗“巨星”。她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成就。从小学获得“蜜蜂奖杯”，到拿到耶鲁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她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这一具有说服力的真理：不懈努力是她获得成功的秘诀。39岁的她，尽管比以往更努力，却非常苦恼，并越陷越深。

连续3个季度，她都超额完成了销售计划，也获得了同事的尊重。但在和她的聊天中，我明显感到她的无所适从。尽管她相信努力工作的意义，但她实在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

“我家里简直像遭了难，”她羞愧地说，“我已经好几周没有打扫房间了，冰箱里的食物都发霉了，如果我不马上扔掉它们的话，真害怕它们会自己打开冰箱走出来。”

这只是开始。当我和琼谈论在工作中她对领导的新项目是否感到困惑时，她并没表现出丝毫的职业焦虑。相反，阻碍她在工作中大展拳脚的是家中一连串的待办事项，还有伴随着家庭责任而来的情感羁绊。我的母亲为我做出了一个好榜样，因此我也应当干净利落地照顾好家庭。同样，琼的成长经历也影响着她的家庭角色观念。

琼的父母都是日本人，他们事业有成，在工作中满怀斗志，即便计划被打乱也依然能应付自如。琼的父亲是一位历史教授，母亲是一位麻醉师。每年夏天，琼的父亲都会有一个暑假，并且他在晚上或周末也不用去学校。在她的印象中，父母的家庭责任已经根据性别进行了清晰划分。“我的父亲从来不做饭，也不打扫卫生，更不会带我去参加课外活动，”她说，“他从不会主动接电话。我现在想，那时我母亲可能是在做兼职工作。当我回想母亲所做的一切，我不敢想象她是怎么做到的。”

琼说她的母亲可能做的是兼职工作是句玩笑话，其实她母亲有两份全职工作——她既要在外面工作，又要操持好家务。琼将她如此卖力生活归因于效仿她的母亲。“我想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母亲兼顾家庭与事业会如此困难，”她若有所思地说，“因为她看起来很轻松。”

当琼和我见面时，她列举了一长串自己的“失败”事迹，其中她认为最“失败”的莫过于错过了大儿子的棒球赛：“我想去看，但它和我的工作安排相冲突。”不管怎样努力，她都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和琼一样，苏珊也同样承受着与时间赛跑的压力。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哈勒姆的社区节日上。在当日举办的足球模拟世界杯比赛上，我们的孩子因为互相传球配合认识了对方，而且我们也组成了“场外妈妈联盟”。那时苏珊刚刚离婚，带着分别是9岁和5岁的孩子，一直在养家糊口和家庭责任之间苦苦挣扎。她是一名城市公交车的司机，这意味着她和孩子们必须在每天早上4:30起床，这样才能准时在公交车站打卡上班。孩子们的学校在她早上的行车路线上，她得在半路放下他们。但我们见面的那天，公交车更改了路线，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件事。“路线的变化只是这周工作和生活冲突的一个小插曲，”她叹了口气，“下周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变故。”

我问她，她为什么非得自己送孩子上学，苏珊吃惊地看着我：“我不敢想象让我的朋友或邻居送他们上学，他们会觉得我是个糟糕的母亲。”我追问了她一些问题后了解到，就像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苏珊认为自己像她母亲那样才算是个好母亲。“我的母亲经常早起操劳家事。”她告诉我。

苏珊的父亲是名警察，她记得父亲常在屋外干活，比如洗车或者整理草坪，但她很难记起父亲在家中做过什么家务。“我记得他经常待在躺椅上看电视，”她说，“我的母亲总会将饭菜端到他那看电视专用的金属小桌上。”

琼、苏珊还有我的童年经历对我们理解自己未来的角色影响深远。如果女性比男性多干两倍的家务，那意味着他们家里的孩子也接收了这样的信息：照顾家庭就是女性的责任，尽管没人明确地告诉他们。

我们不仅从家庭中接受这样的教育，大众文化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期望：我们的社会角色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从电视剧《摩登家庭》到女性杂志，再到拼趣网，我们被外在的信息接连轰炸。它们告诉我们该如何花费时间和精力。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是《摩登原始人》。2013年，《电视指南》杂志将它评为位列于《辛普森一家》之后第二位受欢迎的卡通片。这些动画片刻画了滑稽的工薪阶层男性，他们的妻子则是集能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家庭主妇。像《贝贝熊》这样的传统儿童系列图书也塑造了做家务的母亲的角色。在迪士尼动画中，从《灰姑娘》到《白雪公主》，再到《公主与青蛙》，都刻画了年轻的姑娘被英俊的王子发现前都干着家中的脏活累活的情节。“国家媒体和家庭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男孩和女孩都会将女性特征描述为“顾家的、对男性感兴趣的、注重外表的”。

儿时，我们在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之下，便接受并消化了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强烈，以致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曾经指导过一个叫玛利亚的年轻女孩，她对未来面临的工作与生活的挑战非常焦虑。她两年前刚从学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市场营销。未来10年内，她都不准备成家，她甚至没有男朋友。但现在，她已经在考虑怎样才能完成这些事。“如果要孩子的话，我就必须放弃我的事业，这让我每天都感到恐惧，”她在一场指导会上向我倾诉，“我现在每周工作70个小时，我觉得生儿育女根本不可能，在我们这个领域，事业有成的女性都没有孩子。”

我问玛利亚，考虑到未来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她现在是否做好了职业选择。她说：“还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决定，我只知道同时做好工作又做一个好母亲是不可能的。”

我又问玛利亚什么才是她认为的“好母亲”。她详细描述了她母亲曾经为她和兄弟姐妹做的事：带着他们穿梭在各种体育比赛的现场，为他们做饭，把女童子军的肩章缝在她们的制服上。像琼、苏珊和我一样，我们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认为做家务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母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玛利亚想象不出世上还有其他形式的母爱。

来自邻里之间的舆论给玛利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尽管她在大学的成绩优异，又在市场管理的岗位上做得有声有色，但当她回到多米尼加人的聚集区时，邻居们都想要知道她准备什么时候安定下来：“现在我从大学毕业了，人们不太关心我的事业，他们更关心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爱人并建立家庭。”

玛利亚明确有力地说出了很多女性的经历，很少有女性能像她一样大声地说出这些话：并不是我们认为我的首要责任是管理家庭事务，而是某种程度上，在我们潜意识里，家庭事务就是我们的首要责任。绝大部分的孩子们（82%）认为女孩和男孩都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像玛利亚这样大一些的年轻女孩会认为，她们可以做到事业家庭双丰收。但等她们再年长一些，就会认识到“做好所有事”是对生活的完美设想，而且其中有一个圈套：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女性不能成为家庭中的超人，那么她就不算事业成功，这样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性。这就是我们都想成为克莱尔·哈克斯代那样的女性的原因，她是一个有史以来备受钟爱、大受欢迎的荧屏辣妈——她既是一位法律事务所的强势合伙人，又将5个孩子培养成才。

多米尼加文化传达给玛利亚这样的观念：一个女性与其取得职业成功，不如安定下来建立家庭，因为履行家庭责任更重要。同样，很多宗教传统也传递着相同的价值观。基督教的训诫和结婚典礼提醒着女性，上帝创造女性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性的助手。犹太教的女性（而不是男性）要在逾越节前清洁房屋，将酵母和发酵的食物从家里清理出去；伊斯兰教的惯例则鼓励女性作为主要的家庭照料者，忠实地为家人服务。

更阴险的是，大众文化会警告那些无视家庭责任的女性，她们会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当一个女性拥有权力时，比如像桑德拉·布洛克在《假结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黛米·摩尔在《桃色机密》中扮演的角色，这类女性总是被大家认为是冷酷、不近人情，并且有点儿反社会倾向的女强人。在《假结婚》中，当布洛克饰演的角色走进办公室时，所有助理都在互相发着短信：“女巫骑上扫把了。”大多数时候，她的权力的获得总是以牺牲个人和家庭生活为代价的。在电影《逍遥法外》中，第一位赢得艾美奖“喜剧节目最佳女主角”的黑人女性维奥拉·戴维斯扮演了安娜莉斯·基廷。剧中安娜莉斯·基廷是一位聪明的辩护律师，同时也是备受尊重的刑法教授，但她却有一段很糟糕的婚姻。同样，梅利尔·斯特里普在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扮演的角色米兰达·普雷斯丽是一位职场中的明星，但她的家却是一团糟。当年轻的女助手发现她在哭泣时，米兰达解释说她的丈夫离开了她：“一个失望，紧接着又一个失望。”她泪如雨下。这些情节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有权力的女性为了到达事业的顶峰，必须牺牲她们周围的和谐关系，放弃家庭，甚至丧失理智。甚至《我们周刊》和《人们》这样的通俗小报也把封面留给了那些成为母亲的女性，像母亲送孩子上下学这类的封面屡见不鲜，而不是展现与之相对的职业状态。更多名人会因为结婚生子而占据这些封面，而不是因为她们在电影里饰演了什么角色或开创了新的事业。在玛丽莎·梅耶尔成为雅虎的首席执行官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她在办公室里建起了一个婴儿室，以及她准备怎样行使她的家庭义务，而不是她对于公司发展方向的构想。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谷歌搜索引擎上已经有超过10万次搜索“玛丽莎·梅耶尔 孩子”，而不是“玛丽莎·梅耶尔 领导”。

我们的家庭、文化、宗教传统和大众思潮一次又一次地向女性树立着这样的典范，一个女性的首要角色就是照顾他人和家庭，任何没能履行这些责任的女性都会受到责难。

像琼、苏珊、玛利亚以及大多数女性一样，我已经到了那样的年纪，清楚地知道我的家人期望我成为什么样的女孩（并且知道他们期望我成为什么样的女性）。但在进入高中之前，我就明白事业成功对我有多么重要。

在我16岁那年，外出闯荡、事业有成的雄心壮志就已经生根发芽。那一刻，仿佛没什么能束缚得了我。那年夏天，父母一起送我去夏令营。夏令营结束时，母亲却一个人来接我。在驱车回家的漫长旅程中，她说她和父亲离婚了。她没有用到“离婚”这个词，但是我知道她是那个意思。我一到家，就跑到妹妹的房间——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妹妹向我吐露了实情，她说父亲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

我们姐妹俩和母亲一起住了几个月，后来家里的情况变得糟糕。他们离婚没过几周，母亲的新男友就搬了进来。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而且他的行为很快就印证了我的判断——他抽烟，喝酒，说脏话，最糟糕的是，他还打我的母亲。我对母亲的遭遇备感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终于有一天，我收拾了行李并叫父亲来接我。妹妹过了几周也过来找我们了。

就这样，妹妹和我同父亲住在了一起。

这也是我坚持努力工作的原因。当我看到母亲一步步走向深渊时，我渴望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眨眼，母亲便从一个经济来源稳定的家庭主妇变成一个漂泊不定的家暴受害者，依靠男人让她丧失了经济自由。因为我和母亲很亲密，所以这件事给我上了最难忘的一课：女性应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且能够养活自己和孩子。我知道，我把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离婚后的处境更激发了我渴望成功的斗志。我发誓要拥有成功的事业，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独立。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我想帮助所有的妇女和女孩拥有强大、自主的人生。

在我高中的最后两年，为了能让招生委员会注意到我，我用尽全力取得好的成绩，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刚上高中的时候被选为课代表。因为我是学生领袖，所以老师和学校领导都认识我。有一次，我在上课时间时走过走廊，便听到副校长洪亮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你不上课，在干什么？”我依然自顾自地走着，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听见副校长的提问时，竟然没有回过头去，因为其他老师不会问我为什么不上课。学生领袖的身份让我长期享有这种特权。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做一个好女孩就意味着要遵循条条框框的限制，包括不要站在男孩前面祈祷、不许吹牛、不许刨根问底、不要在单杠上玩、不要把辫子弄湿、不要发生性关系、不许大声说话。对我来讲，领导力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在那里，我不用遵循规则，甚至可以自己制订规则。

尽管学生领袖的身份给了我自由，但就像在教堂时一样，做一位女性领导就意味着像蜜蜂一样劳碌。男生为校友返校活动献计献策，女生则大多做着后勤工作，规划细节安排。有一次，因为男生做的泡沫字母块不合格，我们就不让男生制作标语了。即使女生总是在打下手，她们对事情依然有独特的想法。讽刺的是，我对学生领袖工作充满热情，但我从没想过要站到最高处去领导别人。班里的班长经常是男生，我却从来没有过质疑。

20世纪80年代末，在太平洋西北地区长大的成绩优秀的黑人女孩，都希望进入斯贝尔曼学院读大学。这座历史悠久的黑人女子学院坐落在亚特兰大市中心，与历史上闻名的黑人男子学院莫尔豪斯学院毗邻而居。历史悠久的黑人学府在热播电视剧《不同的世界》和斯派克·李主演的电影《黑色学府》的宣传下更加受欢迎。对我来讲，进入斯贝尔曼学院就意味着成功。我是一个书痴，阅读了中篇小说《甜蜜高谷》之后，我又疯狂地阅读了艾丽斯·沃克、珀尔·克利奇和蒂娜·麦克尔罗伊·安萨的书——这些作者都是斯贝尔曼学院的校友。收到斯贝尔曼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有好几周，我在睡觉时也一直把它压在我的枕头下。

在斯贝尔曼学院的第一年是奇妙的。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学生自治组织，而我被选为艾比宿舍楼的副主席，成为组织中的一分子。我对学生自治会并不陌生，可以说，我在斯贝尔曼学院的生活促进了我的学习和成长。比如，在高中时我总是独自坐在餐厅的桌子旁写作业，但遇到难题时我就会很泄气。在斯贝尔曼学院，我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帮助她们学习写作，她们帮助我学习化学，我们就会在学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女孩之间互相帮助的甜头，这在我后来的生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在学校里我第一次被这么多黑人同胞包围着，其中还有莫尔豪斯学院的男生。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公立学校班级中为数不多的一两个黑人女孩之一。学校里虽然还有其他黑人女孩，但我被分进了尖子班后，那里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白人，所以我与黑人孩子的交流很少。等我上高中时，为了取得好成绩，每当和别人交流时，我都会刻意训练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课间，我常飞奔进老师的办公室请教问题，我把这当作“体育运动”。那些黑人孩子常指责我像白人的做派，这些嘲弄刺伤了我。为了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会非常认真地准备与黑人男孩的约会。我非常在意别人质疑我的黑人身份。记得那年，我为自己策划了整场初中毕业舞会，但因为没人邀请我，最终不了了之。舞会那晚，我去会场布置好了场地，然后回到家看了两场电影，最后又回去打扫场地，给DJ付钱。当晚，我拒绝了一个犹太男孩的邀约。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很沮丧。

莫尔豪斯学院的男生就像天降甘露一样可贵。虽然别人总质疑我的黑人身份，他们却没人怀疑过我的性取向。我知道，我要其中的一个男生成为我未来的丈夫。当然，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和社会服务，但我打心底渴望觅得一位如意郎君——他要有丰富而博大的精神世界，要懂得欣赏独立自强的女性，他不仅英俊帅气，而且前途光明。

不幸的是，生活没有留给我太多的时间让我在莫尔豪斯学院寻找这位终身伴侣。

当时，我的世界已经被父母离婚折腾得天昏地暗了。然而，我在斯贝尔曼学院的第一年快结束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它彻底摧毁了我的世界。那个电话是父亲打来的，他算了一下手中的钱，说他无法继续供我在斯贝尔曼学院上学的同时，把妹妹也送到她想去的大学。他问我能否在我们的州立大学上学。无数块玻璃碎片刺穿了我的心，我温柔地说：“当然可以，爸爸。我会回家的，别担心。”

社会环境塑造着我们。我是个意志坚定的女孩，是那种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知道如何去得到它的女孩。我也是个好女孩，是那种识大体的女孩。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了，我要为了家庭做出牺牲。现在还不是哭泣的时候。而且，我明天还有期末考试，我得收拾好宿舍的行李。

第2章

在事业的发展上，是否要夫唱妇随？

我第一次注意到科乔，他正站在华盛顿大学的宿舍大厅里。他和朋友们嬉戏着，笑容灿烂，象牙般洁白的牙齿在可可色皮肤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看着他步伐坚定地走着，散发着自信的光芒。像其他棕色皮肤的男孩子一样，他的走路姿势大摇大摆，就像来自一个遍地黄金的国家。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事后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刚到这学校，必须得从我的室友那里套出点儿有关科乔的情报。她说科乔是个加纳来的交换生，他学习的专业是电气工程。他经常跑步。他的性格有点儿保守，但是人很好——“每个人都喜欢科乔”。

我需要对收集到的信息迅速做出总结：如果他有个非洲裔的母亲，那么，他会适应强势的女性，他应该会好好地对待我。我努力，倔强，坚信自己的决定。这真是一个致命的组合。我喜欢他的聪慧；工程专业加上擅长运动，意味着他聪明、勤奋，将来会有可观的收入。最后，如果大家觉得他有点儿保守（他会炫耀他的小平头，尽管很土气），我就没必要去和有魅力的女生一起争夺他的爱慕了。

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吸引科乔注意力的妙计。我为自己的聪明、坚定和无私而感到骄傲，即使我知道这些品质不一定能吸引到男孩子。我也不打算让自己打扮得性感一些——尽管这是在大学里吸引男孩子最简单的方法。于是，我准备用频繁的露面来捕获他的心，就像电视广告一样，如果每天重复播放，你就会购买那件产品。

我很快了解到科乔是宿舍的常驻顾问。所有的常驻顾问都会在前台轮流值班，我通过查时间表了解到什么时间他在岗。不久，我又弄清楚了他在食堂吃饭的时间。我会在他值班时走过前台，或者在他吃饭时，过去拿一些薯条。有时，我会冲他微微一笑或打个招呼，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装作没看见他，专注于自己的事。就这样，一学期过去了，科乔却从来没叫我出去约会过。女孩子不应该邀请男孩出去，我感到很困扰。我得加油了。

寒假后回到学校，我正忙于另一场“热恋”——加入迪欧塔·西格玛·塞塔姐妹会。因为我的专业是英语，我便自告奋勇创作姐妹会分部每年的保留剧目《黑人历史月》的脚本。这是将“科乔求爱行动”推向新高度的绝好时机。我想象着，此次演出通过歌曲和短镜头记录每十年的黑人历史，我可以让科乔参与到19世纪80年代的部分。这个镜头里，两个黑人（一个住在底特律，一个住在加纳）男性坐在舞台的桌子旁，在信中写下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当聚光灯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观众会听到画外音朗读他们的信。

幸运的是，一个姐妹会的姐妹也是我们宿舍的常驻顾问，而且她有科乔的电话号码。我说我要和科乔聊聊戏的内容，我想亲耳听他说他在加纳长大的经历。终于，我和科乔说上了话。聊过之后我挂掉了电话——这并不算什么，我需要再找个机会和他说话。所以，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想出演戏剧中的加纳男性的角色：“你觉得下周可以来排练吗？”他说：“好的！”

鱼儿咬钩了，而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收紧鱼线。我说，我可以开着1988款的福特雅士轿车，从宿舍接上他一起去排练。我以为他能领会我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宿舍到剧院步行也很方便，邀请他搭车就是告诉他，我喜欢他。排练的当晚，我像往常一样穿着牛仔裤和斯贝尔曼学院的衬衫，但是我戴上了一条玛瑙项链。我真希望自己能大声喊出来：“我是你的非洲女王！”果不其然，排练之后在剧院的大厅里，科乔低下头看着我的项链。我敢确定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看我。“项链很漂亮，”他说，“你晚上有安排吗？想去红罗宾汉堡店吃点儿东西吗？”我微笑着，长舒了一口气。

需要提及的是，当有人问科乔我们是怎么邂逅的，他说出了不同的版本——他说我们是在70年代主题的好莱坞派对上认识的。

一次，在女生联谊会的剧目彩排后，我和朋友托亚被邀请参加一个好莱坞派对。托亚说我们应该穿上20世纪70年代的服装，但我实在没有合适的衣服。我在二手店找到一件“放克疯”风格的裙子，然后向母亲的一位很时尚的老朋友寻求指导。她说这件裙子很可爱，但需要做一些修改。然后，她便动手剪掉了裙子的下半段。她坚持说70年代流行将漂亮的双腿露出来，她还帮我找了松糕鞋、霓虹粉的紧身衣、耳环和非洲式发型的假发，来配这条裙子。

当天晚上，除了我对托亚更加了解，其他细节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托亚后来成为我姐妹会的姐妹，她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无私的人之一。当别人正在舞池伴着哈维·D的《让我等待》摇动时，我却躲在角落里不停地把短裙向下拉，无比笨拙。但对科乔来说，这次派对至关重要。当他在剧院的大厅注意到我的玛瑙项链时，他马上意识到我就是那个好莱坞派对上火辣的小妞。正因如此，他才邀请了我。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想要吸引科乔来姐妹联谊会表演的计划，是我第一次花费如此大的力气让科乔去做我想做的事，没想到却发现如果我愿意妥协，用我的美貌去吸引他的话，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我们在红罗宾汉堡店吃的第一顿饭为我们未来的关系奠定了基调。我和科乔谈论了几小时的汉堡，还有无数关于薯条的话题。我们谈到政治、时事、家庭、学校的戏剧，还有《冲出康普顿》和《威胁2：社会》哪部电影更好看。他对世界历史的见解深深地吸引了我。作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一直怀有一种误解——认为工程师不会对人文科学感兴趣。但这对科乔并不适用。我们都是学生组织的领袖，我们都希望通过抗议和公开演说寻求变革。一次，我们堵住了州际高速公路以吸引公众的注意，我们希望学校能开设更多的院系。不久之前，我们还天天在抗议队伍中见面。彻夜不休的心灵交流，对校园活动共同的热忱——我们的感情建立在了这些基础之上。我们憧憬着彼此的未来。他准备未来回到加纳建设电信基础设施。我会成为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成为一名老师，或在某个非营利组织工作。

科乔称我为他的“朋友”，但在我看来，他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夏天他就默许了我的想法。暑假他在丹佛实习，而我并没有在诺德斯特龙百货店做收银员，相反，整个暑假，我都在异常用心地编织加纳国旗图案的毯子，一针一线都蕴含着我对科乔的爱。暑假结束后，他看到我为他准备的惊喜，特别开心。几周以后，我注意到他正在打包我为他织的毯子，他准备带它回去展示给父母看。我知道他就要把我介绍给他的父母了。这让我兴奋不已。

1997年春，在我们毕业几周后，科乔就向我求婚了。一丝狡黠的笑爬上我的嘴角。“我觉得我们只是朋友呢。”我逗他说。“我认为友谊是开启我们余生的最好方式。”他认真地回答我。不管我有多爱科乔，多么渴望和他共度余生，我都无法立即答复他，我们还太年轻。于是，我咨询了“智慧导师”，我后来一直这么叫他们——他们都是比我更有人生阅历的亲人和年长的人，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给了我相同的建议，虽然说法有所不同——现在和他结婚，但晚几年再要孩子。听了他们的建议，我飞快地跑回去答应了科乔，让他明白需要等我准备好再要孩子。他很轻松地答应了。我们深爱对方，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我们会一起改变这个世界。我迫不及待地设计了我们的结婚请柬，并且亲手制作了150张。

和科乔结婚后，我们在西雅图买了一所小房子，着手建立我们的小家。其间我们在一件大家具的购买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一件价值800美元的宜家组合沙发。除了日式床垫之外，我们毕业后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塞进旅行箱或行李袋里，对我们来说，一套组合沙发是巨大的投资。平日里非常俭朴的科乔认为我们没钱买沙发，我费了很多口舌才把他留在宜家的实体店里。我很中意灰色，根本没想到科乔会在意沙发颜色这样的小事，这个疏忽让我和不喜欢的沙发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当售货员走近我们的时候，科乔确定地说：“我们喜欢深蓝色的沙发。”“不，我们不喜欢！”我心想。脑海中飞快地盘算着我的处境。新婚后，我第一次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让科乔明白我们需要一个新沙发，但我竟忘了提前和他商量颜色。该死！他肯定觉得已经满足了我的要求，而这是他想要的颜色。我心里暗想，如果我这时坚持要灰色的，可能会失去我的沙发，于是我没作声。两周以后，深蓝色的沙发到家了。

婚后，科乔和我依然会天南海北地聊天，我们常常坐在深蓝色的沙发上彼此偎依着聊天。我们会谈论价值观，谈论我们想要帮助家乡和社会做出什么改变。我们谈论我们的经济状况——每当我坚持要开设一个独立的银行账户时，谈话的氛围总是变得剑拔弩张。儿时的我有一次在教堂里偷听到母亲和朋友的谈话，她们都同情一个婚姻不幸的女性，只因为她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想被同情，所以我要自己管钱。最后，科乔勉强同意了。我们还谈论起我们的事业，约定科乔首先要支持我完成研究生的学习，然后我再支持他进入商学院。我们谈到当我们准备好生孩子的时候，会生几个孩子。科乔和我谈论了那么久，我吃惊地发现我们竟没有谈过生活的基本问题：家务怎么分配。

在我们结婚的前8年，家务活都是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的。就像手机的默认铃声一样，我们对此都很满意且从来没想过去换它。我承担了大部分的做饭任务，而科乔大多在做烧烤的时候才会接替我。唯一的例外，是他经常做一道以西红柿为主料炒制的家乡传统菜——西非特色炒饭。像每一个和加纳人结婚的美国女性一样，我也要学着去做加纳的传统菜。我已掌握了科乔最爱的一道菜——卡乐维乐（kelewele），即把大蕉切成片，添加调味料，再炸得金黄焦脆的菜肴。但我总是做不好西非特色炒饭。一开始这成了我的困扰——科乔做得总是比我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喜欢上了他做的这道菜。

我和父亲、妹妹一起生活时，完美主义倾向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在我身上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在婚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会跪在地上，用海绵擦洗厨房的地板，因为我觉得墩布擦不干净。每周我都会擦洗家具，更换床单。尽管我对贝类严重过敏，但我还是坚持自己做科乔最喜欢的海鲜秋葵浓汤，我戴上胶皮手套剥虾皮，我无法想象他吃着别人做的海鲜秋葵浓汤，而不是我亲手做的。科乔通常负责整理草坪，定期给我们的车加油。我负责协调社交活动的计划，而他负责还房贷。我会在周末将玛莎·斯图尔特的菜谱剪下来并且整理归档，还会试着去做；而他总在周末看足球赛。

我一直对我们的家务分工没什么异议，毕竟做饭和烘焙让我乐在其中，我也想打造一个完美的家。在专业领域和公共场合，我是女性赋权的倡导者；在内心深处，我是一个遵循传统的妻子。我不会把自己描述为“家政女王”，但我总觉得女性要能胜任这个称号才好。每个吃过我做的土豆沙拉的人都会赞不绝口，这令我感到很骄傲。尽管你可能不太欣赏我们的家务分配方式，但我认为科乔和我是新潮的、非常现代的夫妇。

2003年3月的某一天，生物钟唤醒了我。那天是我的29岁生日。当时我已获得了英语专业硕士学位，在西雅图女子学校做资金募集工作，负责一个帮助女孩成为领袖和革新者的全新的社会项目。科乔在一个电信巨头企业奎斯特公司担任无线通信工程师。我转过身来摇醒了他，在他耳边轻声宣布我的决定：“我现在准备要孩子了。”在我们婚姻的前6年，科乔一直很体贴，我以为我是那个让生宝宝计划耽搁了的人。所以，当他回答说“现在还不行”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他说：“我得先去商学院上学。”

我知道他一直想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所以我无法反驳他的要求。那天，他把《华尔街日报》上的顶尖商学院排行榜带了回来。2004年夏，我们出租了西雅图的第一个房子，把行李都搬到了捷达车上，然后开始了穿越美国的旅行。我们要奔向波士顿了。在那里，科乔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录取了。我对搬往波士顿没有多大热情。我在太平洋的西北海岸长大，我爱我的家乡，只有斯贝尔曼学院的魅力足以吸引我离开家乡去亚特兰大。但我现在却要和一个来自另一个大陆的男性横穿美国，所以我不知道如何说服自己在西雅图终老一生。毕竟，童话故事里是永远不需要处理这些问题的。

即使最初搬到波士顿让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回头来看，那却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我在西蒙斯学院获得了资金募集工作，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进身之阶。当时我是妇女和女孩教育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并想最终成为这项事业发展的领军人物，因此先要筹集到巨额资金。我在底特律、芝加哥、费城和周边地区有自己的潜在客户和校友资源，而且此时科乔正在商学院专心上学，出差对我来讲非常方便。另外，西蒙斯学院是个非常友好的大家庭，我成为黑人学生组织的指导老师，我喜欢我的学生们和同事们。我在那里交了很多朋友，至今依然与其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

波士顿也让我第一次对政治着了迷。一天早上，我听到英国报纸出版协会对德瓦尔·帕里克的访谈。德瓦尔·帕里克是一位看上去不太可能当选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候选人。他是一个非裔美国人，从小被单亲母亲抚养长大，出身卑微。尽管如此，他却准备创造历史。“机会是为所有人准备的”，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可能是因为他的话语中带着政治人士少有的诚恳和乐观。我被他讲的一个故事所感动：他在马萨诸塞州就读的是寄宿学校。校方给学生家长写了一封信，让父母在孩子到校时给孩子带一件夹克。于是，德瓦尔带着夹克来了，他以为夹克是用来御寒的。其实，校方想让他们带一件礼服外套，以便在出席社交场合的时候穿。因此，他很早就意识到必须消除文化差异，才能带来有意义的改变。德瓦尔发自内心地相信，人们的无私奉献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这是多么振奋人心啊！

几天后，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和朋友们谈论起德瓦尔，没想到德瓦尔的夫人恰巧出席了同一个派对，无意中听到了我的热情赞扬，然后她邀请我在即将到来的“德瓦尔女性专场发布会”上介绍她的丈夫。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我恰巧说了正确的话！我立即答应了。我一向认为，如果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推动你去积极地行动，你就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于是，2005年11月17日，我站在科普利广场，站在拥挤的人群前，介绍着这个最终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男人。这是莫大的荣耀，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紧张。我知道，紧张并非是让我胃里翻江倒海的唯一原因——我已经怀孕3个月了。我想控制事情发展的欲望已经渗入我对家庭的规划，而且我的孩子将在科乔商学院毕业的几周前出生。

2006年4月28日，我的儿子出生了。我和科乔激动不已。在加纳文化中，父亲要为孩子取名字，我决定尊重这个传统。科乔给孩子取名叫科菲，他的中间名叫“阿彼雅”，承袭了科乔父亲的名字。像其他父母一样，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幸福而又繁杂的日常生活，每天喂奶、换纸尿裤、断断续续地小睡。我如何在继续西蒙斯学院工作的同时，又照顾孩子呢？我的工作需要我经常出差去见潜在的捐助者，我还没想过孩子会对我的事业规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正当我开始认真思考怎么解决事业与家庭的矛盾时，科乔收到了一家纽约顶级投资银行的录用通知。当他晚上和我分享这个好消息时，一种陌生而奇特的感觉在我内心滋长——我知道我应该为科乔感到高兴，但在我心灵深处，嫉妒之情隆隆作响。我和科乔认识11年来，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并不好。它的出现是因为科乔似乎可以很容易地做出事业的决断，而我则要应付琐碎的生活，更别说我还要去弄明白怎样兼顾工作和孩子。人生中第一次，我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全新的父母身份将会对科乔和我的事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试着摆脱这种感觉，我告诉自己一切都不算什么，科乔的好消息可以让我们都受益。

这种感觉让我不知所措，我失眠了。我对科乔说我们应该去纽约，他应该接受这份工作。但是我的心在隐隐作痛。离开波士顿意味着我要放弃两个一定能让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我是西蒙斯学院的主要资金筹措人，我还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德瓦尔·帕里克的州长竞选活动。搬到纽约会让我的事业受挫，但我们现在没有其他选择。我不知道带着一个小婴儿，怎样才能回归到频繁出差的工作中去。并且科乔在波士顿也没有收到任何公司的录用通知。我明白搬到纽约可以让科乔的事业进一步发展，这对我们的状况正合适。在理智上我虽然能够理解，但在感情上却很难接受。我和科乔就像是在跑400米接力一样，孩子出生前我们都在不慌不忙地来回传递着接力棒。突然，现在没有任何征兆，我的跑道上出现了障碍物，但科乔却没有。他未来的事业之路如此平坦，自由而光明。

我感到很不公平！

第3章

辛劳的职场妈妈如何发泄心中的怨气？

儿子科菲出生后的那个夏天，我辞去了工作，开始准备我们从波士顿搬到纽约的事宜。我相信我能迅速地适应新生活。那时，生活就像花儿一样美丽。我打扫房间、做饭、装修我们在哈勒姆的新房子，训练科菲睡觉，给他喂奶，让他听《小小巴赫》的CD开发智力。能解决我这个职场妈妈困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找一位值得信任的保姆，另一件是找一份不需要出差的工作。

在我看来找一份工作并不困难。我选择到非营利组织工作，因为我想要致力于帮助成年女性和女孩们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并且非营利基金募集人的岗位需求经常很大。每个人都怀着希望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但是很少有人能募集到资金，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我之前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同事向纽约的非营利组织领导推荐了我，经过多次面试，我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成为白宫计划的开发部主管。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职场妈妈，我可以请保姆照顾孩子。而在纽约，高质量的日间护理花费巨大，相对而言，我能承受得起一个私人保姆的费用，但是这个想法让我很不舒服。在我的世界观里，只有有钱人才请得起保姆。因为我连家中饮食都是严格以超市的特价商品为标准，所以要请陌生人在家照顾我的孩子前，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再说，有谁能像我一样养育他呢？

我在“妈妈论坛”看到了很多保姆候选者的名单。我马上给一个备受好评的保姆露辛达发了信。我之所以选她，是因为她可以整个白天都待在我们家。露辛达给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但后来的面试出现了一些曲折。她走进公寓的大门，马上脱掉了镶着宝石的鞋并且洗了手，看到这些我的心底涌出一股暖流。她轻快的动作让人觉得舒服而富有感染力。但当我们坐在深蓝色的沙发上，我把科菲抱在腿上，场面就开始尴尬了。她一直非常简练地回答我的开放式问题，就好像回答是非题一样。

“你觉得什么东西让你感到不舒服，或者你不想做什么？”

“狗。”

她对回应我的笑容和热情没多大兴趣。当她告诉我她有两个孩子时，我有些惊讶。她看起来不是那种能和孩子友好相处的类型。所以，当她问起自己能不能抱抱科菲时，我撒谎说科菲不喜欢陌生人。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感觉得救了，终于可以找借口离开了。没来得及细想，我把科菲放在露辛达脚边地上的浅色费雪游戏垫上，然后走开了。

我刚拿起电话打招呼，就意识到我把孩子留给了一个陌生人。正当我准备冲回去“解救”他的时候，我听见他们俩发出开心的尖叫声。在我走过去接电话的短短几步的时间里，露辛达就坐在地上和科菲玩了起来，并且一起开心地笑着！她的推荐信写得果然没错：“的确，她和大人相处起来有点害羞……但她是一个宝宝耳语专家。”最后我决定，最好的保姆应该是科菲喜欢的。于是，还没等科乔见到她，我就给了她这份工作。

接受了新工作，安排好了露辛达，我开心得忘乎所以。未来，我将会在继续攀登职业阶梯的同时，提供给我的孩子所有他想要的东西。第一天上班，我开开心心地去了。但遭遇了灾难性的“涨奶事件”后，我的心情又跌落到谷底。在我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晚上，我明白我无法在做全职工作的同时掌控好家里的一切。我一回到家，露辛达就把科菲交给了我，我还要做饭、喂奶、洗澡、陪科菲玩、给科菲读书，甚至没有时间洗衣服。此时，要回医生的电话也太晚了。而且，因为我没有按规定把车停到马路对面，所以被贴了黄色的停车罚单。除此之外，过去我总是做好所有的事之后才结束工作，现在我必须早早离开办公室，才能确保露辛达能在晚上6点按时回家。白天的时间在办公室料理好所有想做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让我感到很苦恼。过去，我总是时刻做好准备，总是走在其他人前面。但现在每当有人超过我，就觉得我要输了这场想象中的比赛。一开始，我用往常都会见效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态：更加努力地工作。我睡得很晚，起得很早来回复邮件，做没做完的工作。我会在周日准备下一周的饭菜。我不再锻炼身体——谁会有时间呢？一周周过去，有一件事逐渐变得清晰：如果想要事业成功的话，我就无法做更多的家务。一股新力量渗入我的生活，它牵扯着我的精力，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科乔和我深爱彼此，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能成为“年度最幸福夫妻奖”的最佳候选人。我们能在彼此独立与相互依赖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和平衡的关系。我们总是单独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去度假，我们也会经常坐在深蓝色沙发上，相互偎依。我们沉浸在亲昵的交谈中，并享受着每个快乐嬉戏的时刻。

科菲出生以后，一些陌生的感情渗入我们的夫妻关系。坦白说，我对这种混乱的生活厌恶至极。在人前，我总夸科乔是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在家里，我常常感到很气恼，而且说不出来为什么。我想强压我的沮丧，但是它在那里，像一只海底的潜水艇一样积攒着对科乔的不满，随时准备露出水面向科乔开火。

科乔可能会满脸无辜地问我：“宝贝，安抚奶嘴在哪儿？”然后我就会勃然大怒：“安抚奶嘴在哪儿？！”我气哼哼地回答他：“它就在原来的地方！”有时，当我在打扫房间时，会发现他把一摞收据放在梳妆台上，然后我就非常恼火，即便我知道他想留着它们，我也会把它们都扔了。一个周末，我分拣出要洗的衣服，把他的衣服扔回了脏衣服篓里，只洗了我自己的衣服。当他周一一早抱怨没有干净的内衣穿时，我刻薄地说，他的妻子只有时间洗自己的衣服。我的行为已经很直接了，我怀疑他会认为我是因为睡眠不足才这样的。他对我这种被动攻击行为的真正原因摸不着头脑，其实我也是这样。

现在看来，当时我不能完全捋顺自己的所思所想，是因为我很矛盾。毕竟，科乔的投资银行的工作比我在非营利组织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薪水更高。难道他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资不能补偿我在家里的付出吗？难道这没有给他一种特权，让他指望我帮他洗衣服吗？这种想法让我暂时冷静下来了，但是好景不长。一次，我听到他在建议别人怎么自制婴儿食品，我那仇恨的潜意识又要浮出水面了。他自己连一次胡萝卜泥也没做过，我一脸厌恶地瞥了他一眼。

我知道，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就是我积攒的不满，我这么直接地针对科乔是因为在我看来，他的生活远比我容易。我们白天都在外面工作，但在家里，我付出了更多。而且令人发狂的是，我为了这个家能够顺利运转所做的事有一半他都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不仅做得少，而且对我所付出的一切一无所知。

为了在采购上节省开支，科乔和我经常去商店买大块的肉，然后费好大的力气把肉切成块，进行腌制后，再把它们放进保鲜袋里，整整齐齐地放进冰箱。这么多年来，我都承担着这项费力的工作。每去一次超市，都意味着我要在家多劳动一个小时，来处理和储存这些肉。虽然科乔和我从没商量过谁该干这件事，但我很自然地承包了这项任务。

某个周日，我想出了个主意。和往常一样，科乔和我一起去超市购物，然后回到家把买的东西从车上卸下来。进屋后，我们各就各位，我立刻一头扎进厨房准备腌肉，而科乔则走向深蓝色沙发，开始看49人橄榄球队的比赛。我刚刚经历了产假后的崩溃事件，感到异常压抑。站在厨房的案台前，我把盐撒在肉上，突然想到，科乔也可以做这些事！事实上我们的公寓很小，站在厨房的案台前也可以看电视，他可以一边看比赛一边腌肉。我们可以做到双赢！

问题解决了，我想我不会再做这项工作了。我腌肉的日子结束了，下次的超市之旅将成为科乔的工作，而我会坐在沙发上享享福。

这真是个好主意。问题在于，我从来没有把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想过要和科乔沟通。我也没有用行为去示意，告诉他我希望事情有什么改变。果真，下次科乔和我从好事多超市回来，他像往常一样扎进了沙发。我没有说出我的需求。我采用了一种被动的方式。我没像往常一样把肉腌好，而是把肉留在了厨房。我希望他能看到并且有所行动，现在，他会意识到这都是他的工作。我都做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谁要求过我，为什么他就不能做呢？

我就好像怀着没买彩票就想中大奖的心情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科乔对它视而不见，牛肉从鲜红色变成紫褐色，我感到焦虑不安，然后变得愤怒。我想象着他抱怨这块腐烂的肉，这样我就可以发脾气说：“好啊，你为什么不去做点儿什么呢？”但冰箱里传出臭烘烘的味道都两天了，他没说一句话。我知道我不能再留着它了，我一怒之下把所有的肉都扔了。我本可以自己腌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两周的食物扔进了垃圾桶，而我也像掉进了垃圾桶里一样绝望。最让我感到愤怒的是，这天傍晚科乔感谢我把肉扔掉，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去做这件事。“肉闻起来不太好了，亲爱的。”他说。我气得噔噔地走进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请求别人帮我分担家务责任，但是这件事的关键在于我要开口对他说。我的问题在于我掉进了“假想委托”的陷阱。我们在脑海中分配给配偶一项工作，但从来不去告诉他。我们以为，对方能够领会我们的需求，或者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他们能主动承担。《大西洋月刊》发表的一篇访谈里称，一个女性强调说她不想事无巨细地管着丈夫，但是她总觉得很生气，因为她希望丈夫能自觉地担负起责任，而丈夫却从来都意识不到。

但男性无法读懂女性的心，他们不像女性一样容易感到焦虑。研究表明，男性普遍对非语言暗示不敏感。如果女性没有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想让他们接手自己不想做的事，他们就会像往常一样做自己的事，比如他们会任由牛肉变质。我们默默地生闷气，或者恶语相向，这时他们则会一脸疑惑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等待着一个永远等不来的道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根据2007年的皮尤调查，“一起分担家务”对于幸福的婚姻来说是第三重要的因素，排在“忠诚”和“幸福的性关系”之后。在《快进家庭：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发现：女性因为管理家庭的负担过重而对她们的丈夫产生怨恨的情况很普遍。如果科乔分担家庭重担的意愿和可能性对我的幸福感很重要，那么我只要告诉他我想让他做什么就够了。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继续自顾自地苦恼着。一天，科乔开玩笑地说他比我更需要去温泉疗养，这句话让我怒火中烧，我给他发了这封邮件：

你说比我更需要去温泉疗养，这让我很困扰。你对家里的事“袖手旁观”，我试着掩饰我的反应，但是我真的想说，你伤害了我的情感。尽管我的工作可能不需要像你那么多的坐班时间，但我也有大量的工作任务，很多夜晚我在哄科菲睡着后还在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家庭能够正常运转，我需要完成很多紧急的任务。这就是你为什么能按时做好工作，能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原因。总之，我不指望你去“做这些事”，但我希望你能重视我想要和你一起分担这些事的感受。

当我按下“发送”键时，我期望科乔读后能感到强烈的羞愧，马上奔到我的身边，分担一长串我需要做的事情。我等啊，等啊……但科乔始终没有反应。现在再读到这封信时，我感到很吃惊。我的邮件内容完全没有要求他做任何事，相反，最后一行文字还暗示着我写信的唯一目标就是分享我的感受。我甚至还写出了“我不指望你去‘做这些事’”。对于那些我们都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科乔是不会因为我写下了“为了我们的家庭能够正常运转，我需要完成很多紧急的任务”这样的话，而感到羞愧的。如果我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那么我需要学习简单直接的说话方式。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做不到这一点。当我作为一位新母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时，好几个月我都在用这种“假想委托”的方法试着让科乔在家中多尽些力。从理论上说，科乔愿意多做些事，但是从来没有付诸实践。有时他不像我想象中一样完成我“委托”给他的任务，这加深了我对他的不满；有时他会“做错”，这让我左右事情发展的愿望变得更强了。所以在儿子科菲出生的第一年里，我最终都是自己完成这些工作的。

科乔在银行中工作得非常努力，我还让他做这么多事情，有时我会觉得很内疚。但是，我也在努力工作啊，并且我想要将自己的两份“全职”工作做好——一份在办公室，一份在家。我发现自己可能今天很欣赏科乔，转天就被他气得大为光火。我敢说，这一年因为我的反复无常，科乔的感受肯定和我很相似。在上一周，我可能每天都做饭，下一周我可能什么也不做。如果科乔胆敢问我吃什么的话，我就会没好气地告诉他，我坚持不下去了。然后他就会做西非特色炒饭，我又会生气他为什么不做蔬菜。我可以取得“被动攻击”的博士学位了，但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假想中的委托只是假想中的。我需要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我当时无从下手。

2007年4月，在我们的儿子过一岁生日时，我对科乔充满了怨气，并且发现越来越难以压制这种感受。最要命的是，科乔总是我最大的支持者。如果我能够告诉他我的不满意，并且对他说明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会报以同情并且试着去改正，哪怕他没能完全明白。但我从来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相反，我总是朝他的方向投“被动攻击”的手榴弹。

最后，就像我往常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所做的一样，我去寻求“智慧导师”的建议。其中一位女性的婚龄比我的年龄都大，她说的话让我永生难忘：“心怀怨气就像自己喝了毒药，却期盼着将别人置于死地一样。”她的话让我认识到为什么我从不直接、体贴地向我丈夫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沉浸在怨气中，让我在自己的世界中默默地装可怜，以博取同情。我正在玩火自焚，我越是让自己接受科乔是坏男人的剧情，我就越能找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心怀憎恨是因为我在家庭中分担了大部分的工作。我的处境很典型，在这个时代，70%有孩子的女性都出去工作或者正在找工作。研究表明，美国76%的全职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女性工作的人数和男性接近持平，她们也承受着繁忙的职业生活中所有的重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做饭（只有39%的男性做饭，而做饭的女性比例为65%）、开车带孩子们练足球、操心家里的上门维修、付账事宜（82%的女性每天都在付账，而男性只有65%）、参加家长和教师联谊会、时刻关注孩子的鞋是不是小了这些事情上，男性都不参与。2008年，只有30%的女性说自己的伴侣在照顾孩子这件事上和她们承担着一样的责任。这些事仍在女性的管辖范围内。

因为女性的强烈责任感，我总是让我的情感变得崇高。“好女人”要服务他人、牺牲自己，如果公然表现出怨恨的情感，必然是对这种期待的挑战。我回想不起来我母亲曾抱怨过她为家庭做的事。但没办法从一个人的社交媒体上看出深层的思想世界，比如女性因为觉得不得不为家庭的巨轮掌舵，而在家尽职尽责地工作，因此心中深怀怨念。不管一个女性认为她的怨恨会损害她对家庭的爱；或是另一个女性抱怨因为照顾孩子的责任，她不能像她的同事一样在法律事务所工作那么长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是责任感促使女性约束心中的怨恨。“一切都落到了我肩上”，这是她们最常见的悲叹。

自我压抑的问题在于坏情绪的积累和变质。塔凯·贾内尔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首席多元化总监，因为她对生活和事业的要求过高，所以一直困扰于焦虑和不太好的健康状况。我和她在一次会议中见面，她对知识的严谨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之后，贾内尔邀请我策划她公司的“女员工保留策略”。我们的友谊之花就这样绽放了。

贾内尔非常想让她的双胞胎儿子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幼儿园，她花了很长时间了解纽约的学校系统。她不断地发胖，她承认尽管她对儿子的饮食非常在意，但她对自己的饮食却不太在乎。在公司多元化改革的全面推进方面，她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现在新晋升的主管都是白人男性。当我问她，她的丈夫能否帮助她一起处理这些难题时，她就像看一个疯子似的看着我说：“那个被惯坏的家伙都懒得动动手指。”

贾内尔对她丈夫的怨恨已经变成了深深的仇恨。我问，她对丈夫的感情会对婚姻产生影响吗？“我觉得我的仇恨让我们不再亲近。”她承认说。不仅这样，她怨恨的感情陷入了恶性循环。“我不想在他面前显得脆弱无助，我也不想亲近他，”她说，“所以我不想请求他帮助。我做得更多了，这让我在工作中压力更大。”她更怨恨他了，这毫不奇怪。

我自己的情况和贾内尔不太一样。我并不是因为科乔做了什么而怨恨他，而是因为他什么也不做。比如，我们都收到了易外特（Evite）网站上的派对邀请，他从来不会替我们回复邀请，尽管发出邀请的夫妇我们都认识。或者，如果我们错过了UPS快递或联邦快递，快递员会把一个便条贴在我们的门上。即使科乔比我回家早，他也会把它留在那里不管。

同样我也意识到，我的怨气并不仅仅因为科乔什么事也不做，还源于我产生了“自己不得不去做”的想法。我不喜欢洗衣服，但我更不开心的是，这些事必须要我做——尽管没有明文规定非得我做，但家务和其他琐事都成了我分内的事。而且，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些事，我会感到愧疚。在众多的职业女性中，我并不是一个人。百事可乐的首席执行员英德拉·诺伊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女商人之一。当她被问到平衡事业与家庭的问题时，她承认：“我不知道我的女儿是否认为我是个好妈妈。但我得想开点儿，否则我会羞愧难当。”羞愧是一种因为触犯了法律或者道德规范而产生的悔恨的情感。她说她感受到了没有成为“好妈妈”的羞愧，一个世界上事业最成功的女性之一说出了这个不成文的文化真相：如果女性为了她们的事业而损害自己的家庭生活，她们实际上触犯了道德规范。

我从职业女性口中听到过无数次“羞愧”这个词，但她们使用这个词时，往往是觉得家庭生活不如人意的时候，而并不是指工作不顺利。工作中的不顺会让我们感到吃力和焦虑；我们会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发挥出自己的潜力而感到着急，但我们很少会用“羞愧”来形容这样的感情。我们希望收获事业和家庭，但只有在后者做得不好时，我们才会觉得触犯了道德规范。

科乔能够摆脱这种责任感的束缚让我愤怒，社会文化可以让他把做家务和承担家庭责任放在次要地位，但我却不能。如果我因为工作错过了给科菲预约医生，那我就是一个坏母亲，然而如果科乔错过了预约，却说明他是个优秀的、负责的一家之主。这看起来不公平。不过，因为社会的缺陷而苛责科乔也是不公平的。

当我读到安娜·菲尔斯的书《梦不可少：女性应在生活变迁中保持志向》（Necessary Dreams:Ambition in Women’s Changing Lives）时，我又一次获得了启发。菲尔斯将“追求”一词定义为“掌握技能的追求与公众认可的需要”。我一直追求卓越：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就想展示我的才能。我举起手，站在教室前；我守时、聪明，想要被看到。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母校——从麦卡弗小学到华盛顿大学，都发给我一块刻有我的名字的徽章。我渴望荣誉。

我发现，我的家庭分工不能成就我的梦想，它困扰着我，我对科乔的怨恨大多来源于此。我努力地培养儿子的语言能力，重新装修房子，把厕所的瓷砖擦得锃亮，在母亲节那天，我都会像每个忙碌的母亲一样收到“赫曼贺卡”。不管我做得多好，不管我有多么了解家人的需要，我都不能被大众所认可。正如安妮–玛丽·斯劳特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不看重方式，它只看重竞争的结果。”

我终于可以直面我对科乔不满的真正原因了，如果它为人所知的话，别人一定会对我、科乔以及我们的婚姻品头论足，我知道我必须克服这种恐惧。女性总是很辛苦地压抑自己的怨恨，因为作为现代女性，我们和现代男性结了婚。没有哪个女性愿意和一个满脑子都是旧思想的男性结婚。但如果我们的丈夫默认家务事是我们分内的责任，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的决定无足轻重，而是因为男性容易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所以对科乔来说，性别刻板印象对他的影响尤其严重，是因为他成长在加纳这样的母系社会。在他的文化里，孩子属于母亲的家族，女性是家族的首领。科乔的母亲艾琳就是个女强人。16岁时，她离开家乡的村庄，只身到来到伦敦的护士学校学习。几年后，她在那里遇见了科乔的父亲，他是一位工程师。他们结婚了，不久后艾琳结束了她的护士生涯。在她30岁出头的时候，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在当时算是晚育。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后，全家人就搬回了加纳。

科乔在1973年出生，他是家里的第4个孩子。在科乔童年早期，艾琳管理着军医院的产科病房。后来，她因为给村里想要控制生育的妇女提供节育环而被开除。之后，她从护士变成了企业家，她买了一艘小船，雇了两个渔夫。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将她的小买卖发展为红火的商业捕鱼公司。最后，科乔的父亲也放弃了三洋公司工程师的工作，一起经营家族企业。艾琳忙于日复一日的商业活动，同时她也确保着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尽管她可以从大家庭中获得分担洗衣做饭这样的体力活的帮助，但艾琳仍然需要做两份全职工作，一份是经营企业，另一份是管理家庭事务，为此她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拥有这样一位强大而全能的母亲，科乔还能对他的妻子有什么期盼呢？难怪他从不怀疑我可以做好所有的事，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要成为像他母亲这样的人呢？

第4章

如何克服想掌控一切的妄念？

很多现代女性都嘲笑“女人属于家庭”这样的观点。然而，很多女性仍然极度关注家庭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怎样安排家务，怎样完成家务，包括做饭、清洁、照料亲人，甚至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她们只有一种牌子的洗衣液可以买，只能喝含1%脂肪的有机牛奶。当谈论到家庭时，很多女性都有强烈的掌控欲，希望每件事都按照她们自己的方式来完成。

我把这种人叫“家庭控制症”患者，即HCD。也许你会问我为什么对它如此了解，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典型的“家庭控制症”患者。

我身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2007年夏，科菲刚刚过完一岁生日时，我必须出一趟差。那一周，科乔也要飞到西雅图去处理家族生意。因为我出差而不方便带孩子，所以我们决定让孩子跟着科乔一起去西雅图。太好了，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然而，我即将变身成一个恐怖的、什么都要管的“事儿妈”。

值得纪念的是，在我的儿子一岁生日的前后，他的护照上将被盖上4个国家的印章。科菲将会经历一次很长的旅行，只是这次旅行没有我的参与。我不敢想象在接下来的3天里，科乔怎么能一个人把孩子照顾好。我认为我可以手到擒来的事情会难倒我丈夫，令他不知所措。

首先，我为他们准备行李。我非常仔细地估算了孩子将会换多少个纸尿裤，同时，我也为他准备了相应数量的湿巾。而且，我还考虑到了科菲的食物。在6小时的飞行中，他们将有足够的苹果泥和小香肠作为食物。我甚至查看了天气，以便帮他们带上合适的衣物。然后，我将下述的“与科菲宝宝同行的十大建议”写成手稿，并打印了两份，一份放在托运的行李里，一份放在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1.一定要在上飞机前，在机场的家庭卫生间里帮科菲换纸尿裤，这样你就只用在飞机上换一次纸尿裤了。因为飞机上的婴儿护理台狭小局促，不便使用。

2.在飞行过程中，从他的玩具袋中给他拿一个玩具玩，这样就能让他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大腿上。

3.如果科菲在飞机上昏昏欲睡或躁动不安，就让他在你的大腿上闹腾吧。千万不要让他在飞机上乱走乱逛，因为一旦他下了地，就很难再让他回到你的腿上安静地待着了。

4.旅行中可以经常喂科菲零食吃。这样就算错过了正餐，他也不会在意。

5.不要在托盘上放开盖的果汁，因为如果他不喝的话，就会弄得一团糟，喝牛奶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6.设法让科菲每天至少睡一小时午觉。如果他累的话，也会闹腾得你筋疲力尽。

7.不要忘记让科菲吃早餐、午餐以及晚餐！不要用你饿不饿来衡量他该什么时候吃饭，因为你可以比他坚持得更久。

8.记得按照东部标准时间来安排科菲的作息，每天晚上让他尽早上床睡觉。不要试图让他按照西雅图时间倒时差。

9.旅行过程中，如果科菲在睡觉的话，不要故意叫醒他。非要叫醒他的结果是他的睡眠时间将会被打乱，他这个年纪需要充足的睡眠。

10.让他玩得开心！他是个好孩子，在大多数时候他都能玩得很开心。

我把这叫“十大建议”，但是别人读起来就像是我的“十大命令”。在他们的观念里，我提出的“正确”照顾孩子的方式是多么狭隘刻板。要让科乔达到这么苛刻的标准和期望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要让所有事都满足我的标准。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在帮大家，我的努力能让每个人都活得轻松一些。但是现在，看着这一条条要求，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过得如此疲惫：我自己想要同时兼顾的事情太多，因为我不相信我的丈夫能处理好这些事。“不要忘记让科菲吃早餐、午餐以及晚餐！”我到底为什么要叮嘱他这些？

这些行为都是“家庭控制症”的特点，唐纳德·昂格尔——《男人也可以：美国父亲在形象呈现和现实生活中的改变》（Man Can:The Changing Image and Reality of Fatherhood in America）的作者提道：“很多女性过于感性，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于男性不分担家务这件事，她们一直很不满。（但当男性开始做的时候，）她们经常变得刻薄，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做得完全不对！’”调查显示，女性常常担心伴侣不能按照她们的方式做好家务。比起配偶，她们更愿意将家务交给自己的孩子干。至少，她们能指望孩子们按照“正确”的方式做好所有的事情，她们不相信自己的爱人能完美地做好这些事，这种担心就像火上浇油一样让“家庭控制症”更加严重，让她们感到压力重重。

我坚持家庭管理的最好证明，就是我拥有一个叫“育婴日志”的文档，我会询问所有照顾过我儿子的人，并且将孩子日常生活的所有琐碎细节都记录在案。每天，我都会问他们科菲吃饭、大小便的情况，以及睡觉的次数，甚至将吃多少饭与排多少便也都记录下来。孩子刚出生时，科菲的小儿科医师让我们注意这些健康指标。但整整一年过后，我还一直执着于孩子身体的固液比含量，这是我“家庭控制症”的最好证明。

除了我记录的其他事情，“育婴日志”详细地记载了我什么时候哺乳，什么时候用瓶子喂他喝奶。我们的一个朋友刚刚当上了准爸爸。一天，他注意到我们桌子上的日志，然后问我：“给孩子喂奶时，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喝了4盎司的奶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按时吸奶，”我回答说，“我知道我的乳房里到底有多少奶。”

冰箱里所有的熟食在我脑海里都有个保质期。我喜欢新鲜的食物，这也意味着我总是想要换着花样地做饭，因此冰箱里总放着各种残羹剩饭。我周一做的是烘肉卷，周二做的是炸鸡，周三做的是墨西哥肉卷。如果周四我有一场工作相关的活动要出席，就会让科乔把肉卷先吃掉，因为它放在冰箱里的时间最长。如果我回到家发现科乔只吃了炸鸡，把肉卷剩下了的话，我就会火冒三丈地质问他。“但我很喜欢吃鸡肉呀！”他会说。我会回答他：“那你就不喜欢肉卷了吗？”此刻他会知趣地闭嘴。

家中的一切事务，不管是否与孩子有关，我都会事无巨细地操心。衣服只要一从烘干机里拿出来，我就会马上把它们叠好放好，你会发现衣服上还带着烘干机的余温。碗碟永远都在洗碗机里或者已经摆放整齐，我不会让它们在水槽或厨房案台上多待一刻。如果收到电子邮件，我会马上阅读。如果发现有垃圾邮件，我会马上删除。账单和邀请函永远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以便能马上处理。周日一大早，我会清扫地板、擦地、吸尘，所以地板永远是亮堂堂的。壁橱里的所有衣架都要朝向同一个方向。如果朋友登记结婚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准备好他们的结婚礼物和婴儿用品。如果奶酪通心粉不是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那就不是正宗的奶酪通心粉。我对科菲洗澡和他的睡前仪式牢骚满腹，所以千万不要让我打开话匣子。

我承认我是极端的个例，尽管有些女性有了孩子之后，可能不太要求家中干净整洁、井井有条，但是她们仍不能放心地把家务委托给丈夫，她们要在这些事情上花很多时间。怀特尼是个出版行业从业者，也是个新手母亲。如果把衣服放在烘干机里整整一周，甚至用不太干净的碗筷吃饭，她也完全不介意。但是她说，在她女儿刚出生的这一年里，他们全家从来没有一次准时离开家或者准时到目的地。我问她：“为什么呢？”

“每当我们说要出门的时候，我丈夫都能随时出发，他总是穿好鞋坐在门口等我。但我却忙得四脚朝天，我要带上女儿的小点心和纸尿裤，还要帮她精心打扮，之后自己也要穿戴整齐。”

“你丈夫为什么不能帮女儿穿衣服，带上小点心呢？”

“因为我脑海中有一套女儿理想的服饰搭配，同时我也担心他忘记带东西。”

“他不知道你女儿吃什么吗？”

“他当然知道，我本该让他帮忙一起收拾东西。”

从这段交谈中可以看出，很多女性在一些事情上很有控制欲，即使这件事不是将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或者在家里做饭。

那时，我认为我的家庭控制欲源于我对成就感的追求。我希望能完美地做好每一件事，因为我想做最优秀的那个人。我曾和同事辛迪探讨过组织策略问题。我一直信奉我的“蒂法尼准则”：若要完成你的使命，就必须选择好的方法，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一定得知道我们能将什么事做到最好，然后就那样去做。”我告诉辛迪。我忘不了辛迪的回答，她说：“蒂法尼，并不是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做到最好。”很多天我都在思考这句话，但是仍旧弄不明白。“有什么人会不想做到最好吗？”我一直琢磨这个问题，可见我的“家庭控制症”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我对成功的欲望让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想做到完美，我可不想在指甲油脱落或是衣服起褶时正好被别人看到。在我的世界里，这些都是懒人的表现。我的内衣和内裤必须搭配成套，这就导致了很多个早上我不得不穿着湿漉漉的内衣离开家。我非常守时，不仅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还想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迟到。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人们从来不会有皮肤干燥的问题。甚至有一次，在餐馆里，我用配餐面包的黄油擦掉了我儿子脸上的脏东西。

我对于“家庭控制症”的描述可能有一些偏激，但希望掌控一切的心态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最近，热播电视剧《喜新不厌旧》中的一集就描绘了这样的一幕。在剧中，雷伯恩·约翰逊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4个孩子的母亲。当她的丈夫德瑞答应她负责一个星期的家务时，她感到无比兴奋。可是还不到24小时，她的“家庭控制症”又发作了。雷伯恩给医院打电话，疯狂地说她主刀的手术不能正常开始，因为她需要处理一些紧急情况。原来，德瑞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将厨房里的食物放错了位置，还将一袋薯片放进了冰箱。我们暂且不管这集电视剧表达了对男性能否有效处理家务的疑问，并且毫不质疑地直接指出女性应该承担对家庭事务的责任，这部剧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追求完美就像吸毒一样会令人上瘾，但也可能会导致不正常的行为。正如电视剧中虚构的人物雷伯恩一样，想要处理好生活中无数的琐碎小事，会导致我们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成就。那怎么办呢？权力很难舍弃，哪怕这是你从来没有要求得到过的权力。

“家庭控制症”的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女性非常渴望让丈夫帮忙做家务且能从中获益，但却很难实现”这个问题。家庭控制的欲望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女性，让她们在某些领域不愿意放弃权力。而且在这些领域，女性的权威是不会受到质疑的。在家庭中，女性行使着很大的权力。在美国，女性支配着73%的家庭花销，尽管这种主导地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前，家庭之外的公共工作和家庭内的私人工作是不存在什么差别的。起初，男性和女性都生活在家宅农庄周围。后来，越来越多的男性去工厂工作，这促使女性过上了现代家庭生活，因为总有人要去做饭、清洁、照顾孩子。而今，100多年的经验与传统成就了现在的家庭形态，“女人注定属于家庭”的观念约束和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使女性成为家庭事务的真正专家。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传递着这样的生活与思考的方式，传统文化影响着我们。

那么，如此严重的“家庭控制症”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呢？让我们从出生时的两条X染色体谈起。玛丽安·莱特·埃德尔曼曾经说过：“只有看到，才能去学习。”而小女孩平时看到的东西无非是娃娃、简易烤箱和茶具玩具，这些玩具激起了她们对于未来角色的想象，她们知道自己未来的使命就是要成为照顾者、厨师和女主人。玩玩具也教会她们如何做好这些角色。在儿童性别认同的研究中，克罗尔·马丁和丽莎·蒂奈拉发现，女孩们玩的传统玩具能让她们模仿游戏中的行为，学习游戏中的规则。例如，当小女孩在和布娃娃玩的时候，她们实际上是在扮演未来照顾别人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像模型玩具这样传统的男孩玩具，则鼓励他们解决问题，成为自信、创新、独立的学习者。父母在孩子刚出生的几个月里，就为他们买了这种具有性别色彩的玩具。所以，当女孩子们走在玩具商店的粉色过道里，请求父母买一款名为“美国女孩”的洋娃娃之前，对于女孩子要成为未来家庭管理者的教育其实已经开始了。

在过去的30年里，玩具商店里属于女孩的粉色通道变得更加粉嫩，同样，男孩的蓝色通道也变得更蓝了。事实上，从1980年到现在，大部分千禧一代的女孩在玩玩具的时候，比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女孩接收了更多的性别信息。这是为什么？我曾经和一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性别发展和儿童玩具方向的社会学家、讲师伊丽莎白·斯维特探讨过这个问题。斯维特博士说，20世纪80年代，视频游戏的兴起对玩具生产者造成了冲击，之后，他们采取了性别营销细分的策略来应对。总的来说，如果你要制造一个玩具的话，那么就要分别制造出男孩和女孩两个版本，这样销量就会有所增长。“即使人们对待性别问题的态度在成人社会里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并未体现在孩子的玩具上，那些玩具反而更具有性别歧视的色彩，反映出更多的传统观念。”斯维特解释道。那么，结果是什么呢？20世纪30年代那种男孩女孩都可以玩的棕色积木下架了，取而代之的是乐高公司专门为男孩设计的“深海作业基地”和专为女孩设计的“心湖城食品商店”。通过玩这些玩具，男孩可以想象自己在探索海洋世界，而女孩可以想象自己在挑选2美元1磅的西蓝花。这种在儿时玩游戏时便形成的观念，逐步变成了一种压力，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的成年生活。

玛莎·斯图尔特是家庭控制观念的极力鼓吹者，她执掌的传媒帝国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无数女性幻想着能将持家这件事做到完美的基础上。在她的畅销书《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和杂志《烹饪之光》中，“让家务做得又快又好”这个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得到更多人的接受。有一次，在我举行宝宝派对的时候，我一个人做了肉馅酥皮包、魔鬼蛋、白巧克力草莓和柠檬方块塔，所有这些食物都是按照“简单快速”食谱烹饪的。为了弄这些东西，我在厨房里待了整整半天的时间。我现在才想明白，从地方杂货店订购外卖才是更快捷、更简便的方法。

我们担心如果家里的事出了差错，那么我们就是失败的女性。因为全社会都在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就要把孩子照顾好，把厨房收拾得一尘不染。同时，我们不应该公开承认“女性的成功和家庭成功紧密相连”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会使我们变成弱势群体，至少让我们跟不上时代。但我们并不弱，也不是保守，我们是很有力量的现代女性，不是吗？

我的朋友丽贝卡是我的合伙人，她在旧金山专业咨询公司工作并且是49人橄榄球队的铁杆球迷。她常和科乔争论史蒂夫·杨和乔·蒙塔纳谁是最好的橄榄球四分卫。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高管。她操纵着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并且为她的职业操守、坚定勇敢、对客户需求的敏感直觉而自豪。在最近的加利福尼亚之旅中，她手举莫吉托鸡尾酒的样子，让我觉得她已经是人生赢家了。但是谈到她是否要接受一份人生新角色时，她便开始纠结，因为那意味着她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会变少。我说：“你的成就是多么厉害呀。”要知道，50年前，在她工作的领域中，唯一招收女性的岗位就是秘书。她非常同意我的观点，并且告诉我，她为自己成为一个新时代女性的代表而骄傲。但谈及家庭时，她说自己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

有一天，她难过地说，当她在开会时，她的儿子正在啃比萨。“我觉得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她坦言。我问她，孩子的爸爸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吗？她笑道：“绝对不会！就是孩子的爸爸让他啃比萨的。”她对孩子没吃好晚餐满怀内疚，但孩子的爸爸却能马上翻篇忘掉。

真正令丽贝卡这样的职场妈妈焦虑的不是“孩子狼吞虎咽地吃比萨”这类吃饭问题，而是如果她们没能亲手为孩子做饭，那就意味着她们不是好母亲。全社会都在说一个女性的首要身份是成为一个好妈妈。她们对于无法胜任这样的角色的恐惧，限制了她们在事业上的追求。

因此，女性事业的发展给她们带来了让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在她们的家庭也非常需要她们的时候。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职场上的母亲比父亲更容易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她们会辞去工作，在孩子与家人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或者没有给自己留多少余地，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晋升的机会，来照顾孩子和家人。”这些女性都知道，要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开足马力全速前进是不可能的。2012年，研究者梅丽莎·威廉姆斯和塞丽娜·陈发现，女性在家务决策方面的权力，使得她们在工作领域中对权力不再怀有那么大的兴趣。当她为家庭事务疲于奔命时，还有谁会想去经营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呢？“家庭控制症”阻碍了女性的事业追求，这是它对女性最坏的影响之一。

费利西亚经营着一个教师培训机构，她是家中的第4代教育学家。当我给她打电话，希望她能够为这本书接受采访时，她开玩笑地说，她在美国土著部落长大的母亲对她的家庭管理很失望。“我是一个不太合群的人。”她自嘲说。每年有6次，费利西亚都要到别的州与其他学区一起分享她获奖的培训模型。她名声在外，是个智慧、有激情的领导者。她不仅可以激励全体教师、管理者，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但现在，她觉得很难让自己的项目再上一个台阶了。她正忙着运用各种方法激发她的6岁双胞胎儿子和11岁女儿的积极性。在我们通话后的两个月，我参观了她干净明亮的三居室，她的“贴纸奖励项目”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如果孩子们可以独立自主地完成家务和家庭作业，或者他们的行为对家庭有所贡献，那么就可以获得奖励。我在家中也曾尝试过“贴纸奖励”的激励方法，但却以悲惨失败而告终，所以我对费利西亚的成功羡慕不已。我到她家参观那天，她的女儿一直懂事地陪弟弟们玩，所以她才能抽身和我见面，我们的聊天一次都没有被孩子们打扰过，而且她的女儿也因此获得了贴纸奖励。

她经营家庭就像指挥一艘组织完善的大船一样，在管理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方面，她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法。她相信，在家庭中有越多的人了解她到底想要什么，那么家庭生活就会越顺畅，她感受到的压力也会小一些。她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订了规则，包括规定日常生活中要做的事。从吃饭、做家务、做作业，到娱乐、洗澡、睡觉，都有规定的程序。如果你要进入家门，就必须要换拖鞋，然后把鞋子放进橱柜，把衣服挂起来，接着去洗手间洗手（这一条和我们家相似，我们进门也要洗手）。所有的注意事项都贴在墙上，所有的行动都是有顺序的。我甚至怀疑费利西亚制订新规则也有一套程序。“秩序”就是她想达到的首要目标。

每次费利西亚出门时，做邮政职员的丈夫罗恩就会比往常肩负更多责任。当我和费利西亚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在为隔天的旅行做准备，并且给罗恩写下了很多条生活指导说明。这份说明的开始就是这样几条：

• 赖安和罗森明天要去野外考察旅行。他们的午餐在冰箱里放着，别忘了把他们的午餐装进背包。

• 最近有个叫杰西的人经常遛狗，她总爱趁机拿走邻居的钥匙。

• 砂锅菜就放在冰箱里，足够吃两个晚上。第三天你可以叫外卖，但不要叫比萨。

我不必再读下去了，我也像她一样给自己的丈夫写过无数条建议。我能体会这种身在远方却想对家人的生活进行指导的冲动。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控制，是一个被琐事重重包围的母亲所做出的应对机制。有太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但至少我们知道每一件事应该怎样处理。如果所有事看起来像是在正常运转，那么我们就应该告诉自己，一切安好。不必担心，事无巨细的焦虑会让我们疯掉。

费利西亚在外地旅行时，我和罗恩聊起天来，我想验证费利西亚的家庭管理方法是否有成效。我开始赞美罗恩有这样富有条理、善于安排的妻子是多么幸福。费利西亚认为她有责任让丈夫在她不在时履行好责任。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她的建议一定会得到实施。但当我问罗恩：“你需要这些指导吗？”罗恩的回答可能会让她大吃一惊。

“不太需要，”他告诉我，“她留下建议是因为她想要事情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那么如果费利西亚离开前没提出这些详细的建议，会发生什么吗？“所有事情都会顺利解决。”他非常肯定地说。

我希望他说得具体一些，于是问道：“那么你会主动为孩子们准备午餐吗？你怎么知道需要为孩子们野外考察旅行做些什么事呢？”

罗恩马上回答说：“学校不会让孩子饿着的。要是有人发现孩子们没有午饭，肯定会给我打电话。我总会想办法给他们送一些吃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异性相吸的话，那么费利西亚和罗恩肯定是天生一对。他泰然自若地向我描述了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我看来，这会成为费利西亚的噩梦。最后，他还不忘开玩笑地说：“孩子们会很好的，但费利西亚可能会杀了我。”

让女性放手不管家中事务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被社会化了，要打破我们既有的社会习惯困难异常。神经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人们在完成任务时，会下意识地选择阻力最小的方法。哪怕在一些情况下，下意识的行为并不是最好的应对之策。这不仅是科学真理，它在社会生活中也有所体现。历史上，女性很少在社会公共领域拥有主动权，她们在家庭中行使权力，所以她们对于家庭事务的管理有种自然而然的冲动。

女性不惜代价地维持家庭生活中的主动权，因此她们向别人寻求帮助时很难开口。我称之为“独行侠综合征”，我已经发现它所带来的危害。

在工作中，“独行侠综合征”来源于女性对于虚假精英主义的迷信。在学校里，一个女孩只要学习好就能被褒奖。于是我们埋头努力用功，然后就能得到好的结果。我们的学业主要靠个人的努力，只要用功和坚持就会获得回报。努力学习的结果是可以得到平均4.0的学分绩点。在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时，我们也运用了相同的策略。但这在新环境中并不十分奏效。有一次，我给一个千禧一代做培训时，她正为自己在晋升时没有竞争过一位男同事而愤愤不平：“这太不公平了，我在为客户通宵熬夜工作的时候，他却和老板打高尔夫球，而他却是那个升职的人！”“独行侠综合征”让我们更多地关注自己在工作中的付出，而不是建立和维系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我们独行在人生的轨道上，希望能够因为自身的优秀品质受到赏识，却从不寄希望于找一个强有力的后盾支持自己。

在家里，“独行侠综合征”来源于我们对自身能力的错误认识。我们相信如果可以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那样就可以包揽全部事务。可问题在于，到头来这些家务都成了我们的任务，而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么多事，却仍然拼尽全力去尝试。很多女性从心底认为，她们在与家庭有关的活动中应当独当一面，这样才能对得起挣钱养家的丈夫。请求他们的帮助会显得自己很软弱，或是没能体现我们存在的价值。

公正地说，我们手里有很多要做的事，委托给别人做的话，工作量反而更大了，所以我们自己坚持了下来。但是，这种想法变成一种危险的习惯，让我们停滞不前，抑制了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家中要做的事永远做不完，除非我们放飞自我，否则就会陷入令人癫狂的生活旋涡，我把它叫作“陀螺般的生活”。

第5章

如何与配偶分担责任，抛出手中的“球”？

2007年下半年，在树上的叶子开始纷纷落下的时候，我在生活中开始像陀螺一样忙得晕头转向。我已经做了一年的职场妈妈。在外，我假装能做好一切，活在万事完美的童话生活中。我把自己想象成充满力量的超人艾丽西亚·凯斯，将大写的S放在胸前，在工作和家两点一线间跳跃着。但在家中的这些天，我却很难向前迈进一步。我的体重在下降，状态非常不好。我从早到晚都提不起劲来。在长期疲惫的状态下，我的睡眠很少。科乔在银行的工作非常顺利，因为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差，所以家中的事务他很难帮上忙（或者我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就算他在家，我也觉得他帮不上什么忙，我最好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有一次，在经历了职场妈妈的疯狂一日后，我彻底失眠了。凌晨3点，我拨通了科乔的电话，我知道此刻正在伦敦出差的他还醒着。他问我为什么不睡觉，我诉苦说脑海里一直在想着我的待办事项清单——那些永远做不完的事像电影似的在我脑海中闪过。听到这里，科乔竟然笑了，这真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建议说，如果我因为待办事项清单睡不着的话，就该去读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凯特的外遇日记》）这本书。几个月以前，我向他抱怨我在一次工作会议中睡着了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他知道我喜欢读书。他送给我书的那一刻，我挤出了一丝微笑，然后给了他一个拥抱来表达对他的感谢。我禁不住想，他竟然会认为我有空读书。我把这本书放在了床头桌上的一摞书上面，真希望我有空去读它们。每天我躺在枕头上之前，我都会瞥一眼那本书的封皮才进入梦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些的》，这书名真是讽刺！

我觉得他此刻让我读书的主意真是太荒唐了。显然，如果我在凌晨3点起床的话，我肯定会又开始核对待办清单上没完没了的任务，不是吗？那一刻，我筋疲力尽，似乎有什么力量驱使着我听从科乔的建议。我给自己沏了一杯茶，然后坐在餐桌旁打开了书。

这部大受欢迎的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由莎拉·杰西卡·帕克出演。剧中，她饰演的凯特·瑞迪是一个全职的对冲基金经理，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母亲，她总是试图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在一个镜头中，她深更半夜躺在床上，在脑海中整理着她“必须记住的事情”的清单。

• 为了健康、开心地生活，调整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 早起一小时，让白天的时间更充裕。

• 多陪孩子……

• 不要把理查德的爱当成理所当然。

• 邀请款待别人，比如在周日请人吃午饭等。

• 要有能放松身心的爱好。

• 学习意大利语……

• 不要放弃减压治疗。

• 像一个称职的、有条理的母亲一样开始绘制现在的蓝图。

• 尽量保持身材，能穿得下10号的衣服。考虑请一个私人教练。

• 给朋友打电话，希望他们能记得你。

• 吃人参、富含油脂的鱼，不要吃小麦。

• 保持性感？

• 新的洗碗机。

这场景有点儿熟悉，我从没想过这么真实的生活会成为戏剧的素材。但当我继续读下去，我开始开怀大笑，脑海中灵光一现：原来我的困境已经是老生常谈——它如此司空见惯，以致一本讽刺这种困境的书都能成为畅销书。

要同时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我远不是遇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女性，也不是唯一的女性。即使已婚女性中从事工作的比重已经从1948年的17%猛增至现今的70%，家庭中的责任分配却依然没能跟上步伐。女性在家庭活动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们既没得到补偿，又没有被社会认可。在一次可持续领导力研修班上，我指导女性学员做了一次实践练习：我让她们写出下一个24小时内你希望完成的每件事。我指的是每一件小事，比如健身（或躺在床上构想健身计划）、做早饭、买捕鼠器、为获得一个新职位优化简历、为周六晚上找一位临时保姆、为旅行收拾行李、去银行办事、化妆、决定穿什么、准备家长会等等，将所有的事都列出来，直到你说尽了，再也想不出其他什么事。然后，我让她们去做数学题：计算出这个清单上每件事需要完成的时间，并且把它们一一加起来，得出一个总的时间。我从来没见过哪位女性能在24小时内真正完成所有的任务，并且，我发现只有一半的女性将“睡个好觉”列在清单上。这个练习的意义在于向人们说明：你只需列清单，但用尽全力完成所有事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想要完成所有的事，只会得到一个结果：筋疲力尽。

我的任务清单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会在前一天的晚上把隔天要做的事都写下来。2007年秋，我记得我这么写过：“取干洗好的衣服、熨衣服、把牛尾扔进慢炖锅、给上周组织晚餐聚会的主人发感谢短信、扔掉浴室储藏柜里的过期药品、回收垃圾、修改资助申请、规划假期的美好生活、设计感恩节的菜单、找人来修浴盆、给妹妹回电话。”但现实生活却远远不是这样。让我来说说那天究竟是怎么过的：在叫科菲起床、喂他吃过早饭后，我将裙子晾起来，我可不希望被谁瞧见它起褶了。然后我把牛尾和一些佐料一起扔进了慢炖锅。我只能顾及那些很快就要发生和马上需要结果的事情。比如，我如果不炖牛尾的话，我们晚上就没饭吃了；如果我不去拿干洗好的衣服，那科乔明天就没有衬衣穿。我可能会给妹妹打电话核对事情，但只有在她打给我，而我也正好能接到她的电话时，计划才能变为现实。我需要修改资金申请书，因为团队的同事马上就会用到它。但是，其他事情只能等明天一觉醒来再去做了，而那时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新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情的原因。

绝大部分的职场妈妈为了完成她们的双重责任，每天都在艰难地努力着，而且她们也只能这样去做。一边在外边全天工作；一边在家里当家做主，她们想全都尽力做好。她们既要起早贪黑地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她们感到压力重重，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将任务清单上的任务逐一完成。她们的身体状态并不太好，因为只要一有时间就得解决各种问题。她们觉得愧疚，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本该多陪陪孩子。只有10%的职场妈妈认为自己把家庭照顾得很好。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生活就像旋转木马一样不停地旋转，永不停歇。不管她们怎样去尝试，不管她们做了多少，她们都觉得还不够。2012年，由《简单生活》杂志主办、美国家庭与工作协会设计的调查显示，32%的女性回应说，如果她们在家里的付出少，就没办法好好照顾好家庭。在闲暇时间里，大多数女性都会做家务，比如洗衣服（79%）、打扫卫生（75%）、做饭（70%）、协调安排或清理杂物（62%），她们为所有没能完成的事感到紧张。由此可见，真正找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担心自己不能做好所有的事情。我们似乎被陀螺般的生活牢牢黏住，让人头晕目眩、无力坚持。

这种陀螺般的生活正把女性推向悬崖。20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那些尽量兼顾工作和生活的女性比男性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更高。在采访中，有些女性说，当她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家庭的战场又在等待着她们去完成另一场充满挑战的斗争。

因此，女性的幸福感比男性下降得更严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表明，女性对于感知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可能是受到了“多方面的共同影响”造成的，或者受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责任的影响。这里也有一个坏消息：那些遭受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人更容易产生过敏、偏头痛、疲劳、情绪病、焦虑、依赖毒品和酒精、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肠胃疾病等问题。同样，2012年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研究发现：工作强度大的女性比同龄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概率高38%，并且她们吸烟、缺乏运动、患糖尿病的概率正呈现增长趋势。

想要实现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只会不断地伤害我们的身心健康。职场妈妈有一些成功范本，如YouTube视频网站的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她在抚养5个孩子的同时，还拥有成功的事业。她为职业女性领导组织付出了艰辛努力，她们帮助女性认识到在事业方面可以有怎样的成就。但是，传统的文化规范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媒体同时传递给女性这样的观念：她们在工作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但并不能因此在家中少做一些事情。一些女性坚信，尽管她们可以努力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她们仍然是家庭中的主要管理者。这种设想让她们产生了失败感、压力和愧疚感，并且还带来了负面的健康影响。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2007年秋，科乔在马不停蹄地工作和出差，而我的事业也在全速前进。在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后，我经常和同事开玩笑：“再见，伙计们！我要去上班了！”当然我指的是在家等着我的“第二份工作”。我就像开玩笑一样一语带过，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所熟悉的“不满的潜意识”随时都会浮出水面。每天下班，我就飞奔到家，打开电子邮件，做好饭，伴着炖菜一起飞快吃掉。与此同时，我还要给科菲喂奶，接着为科菲上床睡觉做准备。在科乔回到家之前，我一想到他进家门后，用手臂搂住我的腰，让我为他做油炸大蕉的情景，我就感到一阵烦躁。之后，他总会径直走向他的深蓝色沙发。幸运的是，我逐渐明白：如果我达不到社会对我的要求，成为一个好的工作者、好妻子、好母亲、好公民，那么我反过来也会要求自己做到，并且让科乔来帮助我。

这不是我的主意，我备感压力，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在我的朋友萨沙点醒了我。当时，萨沙还是个单身女孩，没有孩子。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在工作日的晚上7：30给我打电话是最糟的，但我又不愿意做那种没有时间联系老朋友的职场妈妈。所以当晚7点38分，当她的名字显示在手机上时，我叹了口气接起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到免提状态，然后帮科菲脱掉围嘴。把他抱在我的胯上，这样我就能同时带着他和手机一起进浴室。萨沙的喊声穿过了浴缸的水声。

“恭喜你，亲爱的！”

“为什么？”我感到十分困惑。

“因为你成为6位数女人。”

一个大大的笑容浮上我的脸庞。作为非营利组织筹款人，上周我获得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125 000美元。我为这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兴奋不已，我熬夜等科乔回来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所以一定是他泄露了秘密，还有谁会说呢？想到这，我感觉嗓子眼憋着一口气，烦躁感顿时袭来，我噘起了嘴。

“是科乔给你发邮件了吗？”

萨沙注意到了我声音里的不高兴。

“好吧，总有人要告诉我的。要不是科乔，我们还不知道呢。他就像你的私人公关公司，就算你不认可他，我们也认可他。”

在我的故事里扮演大反派的人，在别人那竟然成了被人称道的英雄！我感到烦躁，继而变得有攻击性。当时，我觉得只有我自己是对的，于是我用带着讽刺和厌恶的语调说：“我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我根本不需要公关公司。我真正想要的是能不围着家庭忙得团团转的自己。”

当我的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我那潜藏的不满第一次波及科乔之外的人。我觉得很糟糕，我在向萨沙开火，她可是来恭喜我的啊！更糟的是，其实科乔并没做错什么。这是第一次，我要求别人和我一起承认科乔是我故事里的“大灰狼”。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但我坚信萨沙能默契地站在我这一边。此时她应该说：“他现在还在忙他的破工作吗？我真想不出你该怎么办。”然后她就应该听我抱怨。幸运的是，她是一位不落俗套的挚友，她不会掉进俗套的陷阱里。她知道除非哪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然我不会这样指责科乔的。我说的话在强生婴儿肥皂泡上漂浮着，她沉默片刻，然后说出了一位真正的朋友应该说出的话：“蒂法尼，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科乔是你最大的支持者。如果你觉得不堪重负的话，为什么不向他寻求帮助呢？我知道你平常不会随便寻求帮助，但是你听起来很需要帮助。”

天啊！

“我必须要走了。”我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萨沙对我说的这些话让我非常生气，但在我心里，我知道她是对的。

我不能将我的丈夫视为仇敌，在家里我需要他的帮助。我恍然大悟——我很吃惊这种道理如此浅显，但我原来从来没想到过。现在我只希望能少要求自己一些，多期待他一些。

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对科乔的怨恨彻底释怀了。那就是我对奥巴马的迷恋。那时，奥巴马和米歇尔正处在第一次总统竞选的最初阶段。尽管我是希拉里的支持者，但我仰慕奥巴马的能力、个人魅力和对妻子的忠贞不渝。我最欣赏的是他和夫人彼此承诺，改善民众生活的价值观。他们的共同努力让我想起了我和科乔结婚时的承诺，我们要一起改变世界。

在我心中，奥巴马夫妇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当我读到巴拉克·奥巴马写的《无畏的希望》这本书时，我吃惊地发现，米歇尔也曾经历过相同的怨恨。奥巴马写道：“当我们的孩子要在公众面前出场时，经常是米歇尔而不是我要求做一些必要的调整。的确，我尽力了，但通常我还是要做出让步。”然后他说：“马歇尔总是忍不住对我发火。”如果奥巴马夫妇的婚姻都免不了受到社会角色期待的压力影响，那么，显然科乔和我也能面对婚姻中的问题。

若要释怀我对科乔的怨恨，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

我决定和自己进行一场比赛来克服心中的怨恨——每当怨恨将要浮出水面发起攻击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马歇尔和奥巴马夫妇。对我来说，他们的婚姻体现着竞选时的承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不开心的根源不是因为懒惰和不负责任，而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明白了这件事，我逐渐释怀了。可就算我的想法转变了，我也不能大胆地说出我的期待，重新协商我和科乔的角色分工，我还会扮演我刚结婚时的角色，承担所有家务。我明白，那个“球”一直在我的场内，它不仅仅在我场内，还紧紧握在我这个职场妈妈的手中。处理好我的怨恨，让我在正确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但是要想扭转局势，我就必须找到办法把这个“球”扔出去。

第二部分

舍即是得

第6章

重新分配家务

2008年1月，我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但正是这件事让我学到如何更有效地请求帮助。那是一个周二的晚上，科乔晚上7点就回到家了。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因为他很少在晚上10点前回家。与此同时，我的闺蜜罗拉正在按门铃。她是来纽约出差的。我把科菲哄上床睡觉后，便准备做一些吃的。

科乔知道我们的计划后，他提议自己待在家里照顾科菲，罗拉和我可以出去吃饭。“这样你就不用做饭了。”他说。这样一个能和闺蜜共度的快乐夜晚让我格外兴奋，这对于一位忙碌的职场妈妈来说多么珍贵、多么少见！我还在想为什么今天科乔回家这么早，又为什么他自告奋勇地照顾科菲。当我回到家时，一切才浮出水面。科乔仍坐在深蓝色沙发上，电视关着。我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我走过去蜷坐在他身边，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他告诉我，他所在的银行分部关门了，明天不用再去上班了，他需要找一份新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整个投资银行业都崩溃了，这让我们短期的人生计划泡汤了。本来，我们准备用科乔的奖金还清商学院的贷款，我们还要在纽约买房，还想为科菲预存大学基金。原先，我已经被事业成功与家庭顺利的愿望压得不堪重负，现在，我成了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有一种更强烈的压力逼着我重新定义我作为工作者、妻子和母亲的价值。我根本无法独自完成所有事。

我想我正好可以趁着科乔失业在家的这段时间，协商我们在家里的角色分工。但是，一开始事情就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为科乔感到难过，他为了完成从工程业到银行业的生涯转变花了很大力气，要谈这些可不是个好时机。我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所以我在家里还干着和原来一样多的家务，我需要给他一点儿时间来接受这一切。我以为，只要他的愤怒之气平息了，他就会开始承担更多家务——毕竟他的空闲时间多，而且我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在解释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时，很多学者提出了“经济主义”的假说，他们认为夫妻之间谁更有钱，他就有权让另一方做更多的家务。这个假说重要的论据之一是，女性做更多的家务，是因为男性大多数时间都在外挣钱，他们没有时间洗碗。毕竟，婚姻合同是建立在收入和家务劳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大错特错！我发现（维罗妮卡·贾维斯·蒂奇诺在她的书《挣得多，得到的少》中也提到过），这个“经济主义”假说在女性这里是站不住脚的。《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不工作的人是怎样分配他们时间的——55%的女性会把她们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做家务或照顾人上面，而只有23%的男性能做到。文化和社会习惯的熏陶远比经济基础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更大。只有经济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距离我重新进行家庭分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在科乔失业的一个多月后，有一场克里夫兰骑士队和纽约尼克斯队的篮球比赛。这是一场没什么悬念的比赛，当晚的焦点是勒布朗·詹姆斯，他在之前一周成为NBA职业生涯中总得分超过10 000分的最年轻运动员。这样描述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似乎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就在比赛还没进入后半程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大爆发，不是在球场上，而是在我们的家里。

那天晚上，我下了火车后走路回家，都快累瘫了。为了使白宫计划能达到年度募集资金的目标，我们需要打造一个现象级的“提高文化认知奖”，这个一年一度的庆典致力于表彰为美国公众树立正面榜样的改革者。在之前的一年，我们的年度庆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07年，我们授予比利·简·金终身成就奖，表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利比里亚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魅力》杂志获得了新闻业与出版业的奖项，设计师黛安·冯·弗斯滕伯格也是获奖的众多名人之一。百事可乐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卢英德站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座49英尺[1]的雌性白色鲸鱼下，发表了题为“女性的加入能改变历史”的演讲，这场演讲帮我们募集到了100多万美元的资金。2008年，“提高文化认知奖”颁奖盛典定在4月17日举行，现在只有6周了，我们只募集到了目标资金的50%。作为白宫计划的开发部主管，有太多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我正在楼梯上走着，满脑子都是工作中的待办事项。就在这时，强烈刺耳的哭声打断了我飞速运转的思绪。那是科菲的哭声。我赶紧跑进屋，不顾一切地用钥匙捅开了两道锁，顺着我还在学步的小儿子的号啕大哭跑进浴室，原来露辛达在用吸鼻器给科菲清理鼻子。科菲最讨厌这件事了，他正用他刺耳的哭声来控诉这起血腥的“谋杀”。我回过头去，看到科乔正慵懒地坐在深蓝色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愚蠢的篮球赛。我们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科乔却无动于衷。我叫了他一声，他仍死死盯着电视，根本不理会我。我又叫了一声，这次他听见了。他转过头，微微一笑，热情地说：“你好啊，亲爱的！我们晚饭吃什么？”

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不满的刺痛感传遍了我的全身，直达我的胸口。我想通过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我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那时不管我再怎么想奥巴马都无济于事了。我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我的手指慢慢弯曲攥成拳头，用尽力气放声大叫：“你告诉我啊！”

接着就出现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除了球迷的咆哮声和从电视里传出的叮当声，我什么也听不见。露辛达急忙从我身边跑过，将科菲放在了科乔的大腿上，然后就冲出了公寓的大门，只留下了一句苍白无力的“再见”。我从来都不知道她能跑得这么快。

科乔和两岁的儿子坐在沙发上盯着我。我转身将钥匙放在长桌上，从我平时都要仔细查看的育婴日志旁大步走过，然后猛冲进卧室。我砰的一声关上门，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我冲我的丈夫大吼大叫了。

对于很多妻子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我从来没有对科乔高声说过话。我的父母总是在冲对方叫嚷，后来他们离婚了。很久以前——在我遇到科乔之前，我就对自己发誓永远不做一个大声喊叫的人，对别人大声喊叫不适合我。事实上，我拒绝提高声音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笑料。在我们还上大学时，有一次科乔和我产生了激烈的分歧（因为什么事情现在想不起来了）。在我们争论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冲着科乔语调又慢又冷酷地说道：“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我准备恐吓他，寻衅闹事。但当我说出这话的时候，科乔却狂笑不止：“这就是你得到的结论？”他希望通过他的大笑来化解我们的矛盾。我也开始笑了。从那以后，只要我们的意见相左，矛盾加剧时，我们就会传递那个字条，这样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就会立即缓和。我们总是一笑泯恩仇。

但从这个可怕的时刻开始，我们将何去何从呢？

当我第二天肿着眼睛醒过来时，看到炉灶上有一锅做好的西非特色炒饭，厕所的镜子上贴着一张便利贴：“这是一个转折点。”

这时，我觉得羞愧、无助、浑身不舒服，一阵阵头痛传到我的肩膀上。我知道我应该道歉，但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妥协。那件事让我隐隐作痛，但我仍然将一条路走到黑。之前，我还希望科乔能让科菲起床，帮我喂科菲吃饭，帮他穿衣服，将饭菜放进慢炖锅。可那天早上，我却非常希望他还在睡着，这样我就不用去说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话了。

在把科菲留给露辛达照顾后，我知道我得马上去换一身适合鸡尾酒会的裙子和夹克。晚上有一场为合作捐赠者举办的产品发布派对，我得去露面。在我换完衣服走出卧室的时候，我听到科乔的声音：“我们需要谈谈。”我自顾自地走着，我知道我的头痛并不是一些止痛药和一次谈话就能治愈得了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刻意避免交谈。后来，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提到过那件事。

几周以后，我去见了我的智慧导师玛格丽特·克伦肖，希望能得到她的指导。我们在星巴克里见面，在我拥抱了她之后，她说：“你看起来很糟糕。”玛格丽特从大公司退休后，就自己挂起了商业顾问的小招牌。早年间，我在西雅图时她就指导过我，这次她碰巧要来纽约见一个客户。我觉得这个世界总是那么关照我，当我寻求她的建议时，她马上回信告诉我她要来纽约了。平常我总会准备一些高明的问题，尽可能多地跟她待在一起。但这次我一定会点一杯焦糖玛奇朵，把我的情绪一股脑儿地吐出来。

我向她解释了我家里发生的事，以及我陀螺般的生活又是怎样使我疏远了原本很亲密的人。我知道我需要科乔的帮助，但我不知道如何获得帮助。在人生的这个时刻之前，我做着非常顺心如意的工作，它可以让我获得想要的一切。我对什么事都有详尽的计划，但对这件事我却无从下手。而且我和科乔分居了，过上了并不正常的生活。玛格丽特坚定地回答说：“你什么都想要，蒂法尼。”她的语气很温和：“你需要慢下来，为你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事排个序。你不可能兼顾所有事，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呢？”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其他女性对这个话题也进行了交流，她们在这件事情上比我经历了更多困难。她们说了很多，但基本意思都是一样的：弄清什么事对你最重要，其他事才会有头绪。我知道科乔和我之间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只有我能把一些事委托给科乔做，我们这个家才能顺利运转——坦白地说，是我自己才能顺心如意。我不会耗费心力担心科乔会不会把事情搞砸，而是要满怀信任、轻松而愉快地把事情交给科乔。

但是我的智慧导师告诉我，要采取好的方式去寻求帮助，我必须弄清楚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第7章

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我不是那种会做无用功的人，所以当智慧导师建议我弄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时，我马上去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书本能带来很多启发，所以我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包括路易斯·海的《生命的重建》、唐娜·布拉泽尔的《烹饪中的政治艺术》，还有保罗·戈埃尔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我精疲力竭并不是因为疲惫、压力与堆积如山的工作。心理学家阿拉亚·马列赫·派因斯认为，精疲力竭的根源不是有很多待办事项，而是我们要做的事没有意义，或者不能体现我们真正的价值。

在《打造完美女性》这本书中，乔安娜·巴斯向我们阐述了什么在女性的成功中起着关键作用。她解释说，那些明白在纷乱的事务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在工作中更有动力，压力也会相对小一些。《哈佛商业评论》近期的研究也证明，一个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对其事业选择和工作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找到什么事对我最重要，我读了很多自我激励的书籍，上了很多培训课程，但最终有两个简单的练习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最深刻的认识，而这两个练习既不用花多少时间，又不用花钱。

第一个是史蒂芬·科维的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提到的一个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想象中的葬礼”。我可以想象出3个人——一个是我的亲友，一个是同社区的居民，还有一个是我的工作伙伴，他们将站在我的葬礼上致悼词。我想象他们描述着我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奋斗。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这样说：“她是妇女与女孩赋权和进步的坚定拥护者，她相信我，并且鼓励我去相信自己。”还会说：“她明白那些故事所蕴含的力量，并且用那些故事鼓励别人，让其他人也变得更强大。”而科菲会说：“她是个好母亲，她分得清什么是她的人生，什么是我的人生。她指导我却从不左右我。”在脑海中，我构想出一幅他们对我的赞扬感动众人的画面。虽然我这么做的时候感觉很肉麻，但这让我对未来的方向更加明确了。我很受鼓舞，不想辜负这些想象中的赞美。

第二个练习需要让我身边不同群体的人参与进来：“告诉我你认为我做得最好的时刻。”“别人眼中最好的自己”这个练习是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设计出来的。我从不同的人那里征集了很多故事，这些人是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中，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遇到的。我对原有的练习做了一些调整。我把这些故事都打印出来，它们大多围绕着激情、事业的热情拥护者、可靠、强有力的声音、对胜利满怀决心、发愤图强、老派等词语。第二个练习让我看到，我所拥有的力量和优秀品质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很好的影响。

我始终在和母亲的关系中痛苦挣扎着，这种痛苦挣扎贯穿了我的青春期和青年时代。但科菲一出生，我便开始学着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并不亲密，但我知道母亲可以告诉我一些故事，她会在我对人生感到迷茫，需要明白什么才能激励我时，起到很大的帮助。事实证明，我这种想法是对的。我让她回想，在哪些时刻她认为我是最棒的。我以为她会说出我所取得的成绩，比如说我在中学获得了“年度女孩奖”之类的。没想到，她写下了这样的话：“那天，你用榔头打了马尔库斯的头。”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我很棒，她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只有11岁。回顾往昔，我发现那的确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因为在那一天，我学会了听从自己的声音。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街区和一群男孩子玩游戏。我们隔着篱笆轮流向邻居家的游泳池里扔石头。当时我穿了一条裙子，当他们把我举起来让我隔着篱笆向里看的时候，我感觉马尔库斯的手停在了我的两腿之间。我大声叫喊让他们把我放下来。一落地，我就飞快地跑进父亲的小库房，随手抓起一件第一眼看到的工具，用力扔了过去。马尔库斯没能躲开，榔头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顶。我的眼泪哗地一下流下来，我跑进了家门，没有理会站在厨房洗碗池边的母亲，便一头栽进卧室，重重地甩上了门。在我之前的11年中，我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

当马尔库斯的妈妈在我家门前高声呵斥时，我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让我出去道歉。她喊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我也越来越没底气。我的愤怒变成了羞愧，我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而心生胆怯，心中怀疑的声音羞辱着我说：“你真的弄伤他了。你在想什么？你明明穿着裙子，为什么要让他们把你举起来？这是你的错，你惹上大麻烦了，你是个坏女孩！”

我害怕地蜷缩在地板上，突然，奇迹发生了——我母亲坚定且礼貌地告诉马尔库斯的妈妈，我不会出来道歉的。“我希望他今天对我女儿做的事情，今后不会再对其他女孩做，”母亲平静地说，“依我看，是蒂法尼已经原谅了他，但她是不会道歉的。”然后她关上了前门，回到了厨房。

那天，我了解到我的本能是正确的——我知道我应该认同内心的声音，学着坚定自己的想法。但在我成长的这20多年里，我和那个有点儿凶猛的小女孩渐渐断了联系。随着成长，我更习惯听从他人的声音，尊重他人的意见，而不是听从自己的内心。母亲的话把曾经的那个我召唤回来，督促我重新拾起自己的规划，找寻人生的价值。我不仅明白了什么对我最重要，还明白了要学会珍惜。在这之前，我总是想着什么对别人最重要，而且忠于“牺牲自己是一种优秀的品德”这一原则让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通过“想象中的葬礼”和“别人眼中最好的自己”这两种训练，我收获很大：第一是“遗产”，即我能给这世界留下什么痕迹。第二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尤其是我善于感染别人的能力。此外，我还有了第三点思考：我该怎样使用自己的时间？当我考虑怎样把这三点思考融为一体时，“什么对我最重要”这个问题从遥远而模糊的想象变成生动形象的画面，我要影响他人并造福社会。在我想象中的那个世界里，科乔和我彼此学习，相互促进，在我们追求理想时能够全力支持对方；我的孩子能够怀有仁爱之心，并且尊重他人；我通过努力，使所有女性拥有话语权，施展她们的才能，并造福社会。

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来做这项练习，并进行了深入地反省和思考。最终，这些努力使我越发明白什么对我最重要：和爱我的丈夫科乔相濡以沫，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提高所有妇女和女孩的地位。

不久之前，我的一位前同事梅勒尼联系我，希望我给她一些建议，以便应对升职带来的新要求。她住在芝加哥，我们约定用网络电话通话。3年前，她跳槽到了零售管理行业，现在，她第一次面临独自经营店铺的情况。梅勒尼是个单亲妈妈，自己抚养着13岁的儿子，而且她的母亲还患有肺癌。在接受升职之前，梅勒尼知道了母亲的诊断结果，这真是个艰难的决定。她需要在店里肩负更多责任，作为看护人，她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儿子和母亲，但薪水的增长可以为她的家庭提供更稳定的生活。“我已经感到不堪重负了，”她坦白说，“但我又怎么能回绝这样的好机会呢？”我知道我们得在梅勒尼彻底把自己累垮之前赶紧想出一个好计划。她也这么认为。

当我问梅勒尼：“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她不假思索地说出几个单词：儿子，母亲，上帝、事业。“当然，”我回应道，“所有这些事都很重要，不过让我们挖掘得更深一些。现在请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希望和儿子、母亲、上帝和事业保持怎样的关系呢？”对于梅勒尼来说，这个问题更难，她无法脱口而出。弄清什么对你更重要，往往不是一个通过网络电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

我建议梅勒尼未来几周可以进行以上两个练习：一是探索内在的自己，通过传声筒听到心灵的声音；二是探索外在的自己，她可以从别人那里收集他们的看法，像我做的那样。为了弄清探索内在自我的练习是什么样的，我让梅勒尼谈谈她人生中顿悟的时刻。当她谈论起自己的顿悟时刻，我注意到一个规律。梅勒尼的很多顿悟时刻都是和“梦”联系在一起的。她的梦境经常很生动，在她人生中的不同时刻，她记录下来的梦基本都能变为现实。就是这样！接下来的21天，梅勒尼把日记和笔放在床头柜上，这样她就可以在醒来后随时记下她的梦。在梅勒尼的外在探索练习中，她需要让别人和她一同分享，想到她时出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个单词，故事，或者一起共事留下的印象都可以。我计划飞去芝加哥参加会议，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一个月后，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梅勒尼最喜欢的咖啡店里。当她重新讲起她的梦境时，黏糊糊的芝士拉丝正粘在我的手指和唇间。她为寻找“什么最重要”做了不少工作。当我读到她的梦境记录时，帮助她发现过去她因为恐惧做了很多决定，而这导致她错过了许多机会。重新回顾她的家人和朋友写下的与她有关的词语、故事或者一些印象，梅勒尼发现很多人都欣赏她的忠诚和责任感。在几杯茶和一些闲言絮语之后，梅勒尼确信什么是对她最重要的事情，比如为儿子的成长注入勇气、尊重母亲、懂得展示自己、做一个虔诚的信徒等。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认识并能够清晰地讲出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的过程。我们的乐我团队成员马克西离开家乡到巴厘岛住了两个月。在那里，他明白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激励他人。我的一个朋友乔西，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他把他的照片文件夹拿给别人看，得知了对方的感想后他才明白，培养孩子以及用镜头捕捉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

没有多少人能够清晰又自信地说出什么对他们的人生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他们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辨认生命的真谛。很多嘈杂的声音在干扰我们：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会告诉我们应该把什么当作最重要的事。但是，我们还应该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寻找到底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当我开始想象科乔和我的未来时，我发现作为“共同体”，我们很清楚什么对我们最重要。在结婚之初，我们设计了4个问题以便更好地做决定。这些问题没有被当成座右铭到处悬挂，但它们确实在我们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为我们提供了指引，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想要的生活。遗憾的是，在儿子出生之后，我陀螺般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原本百试不爽的办法也没那么管用了。

1998年8月，我们在驾车途中想到了这4个问题。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吹牛老爹的单曲《不是没人能让我失望》。那时的我们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积极向上的新婚夫妇。那天是他们加纳的独立日，加纳人聚居的社区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我和科乔在从派对回家的途中聊起了加纳首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恩克鲁玛曾经说：“那些仅仅根据现状就妄加评判我们的人，应该好好去了解一下，我们曾经是从多么泥泞的深渊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科乔和我都出身寒微。他的父亲出生于加纳一个小村庄，靠在街边卖面包供孩子上学。我的父亲家里有11个孩子，他出生于洛杉矶华兹的安置住宅区。尽管我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长大，我们的生命都被灌输了相同的观念：去感受他人人性的光芒，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实世界的改变，规则至上，努力工作。我们也被教导应当肩负责任，为所处的社区带来良好的影响。这听起来过于感性、过于理想化，但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结合代表着在国外散居的非裔人的结合，我们要一起去帮助我们的同胞。我们深知，“我们从深渊中走来”，那么，我们要担负起什么责任，创造怎样的未来。我们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后面的车灯慢慢靠近我们，照亮了前方漆黑的路。

在1957年恩克鲁玛的独立演讲中，他满怀深情地对国民说：“我们必须改变态度，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明白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是殖民地居民，而是自由且独立的人。”在科乔开车的途中，我看着窗外布满黄色绿色的庆祝活动，大声地朗读了恩克鲁玛的这段话。对于科乔和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再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或者等着别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的婚姻拥有自己的理想蓝图。我提出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更大的目标，但科乔却不以为然。

“不，我不想设置目标，”他断然拒绝，“现在的压力就够大了，我想不出将来还会发生什么。”

“那么，制订一个计划呢？”我说出我的看法，“我们应该为未来绘制蓝图。”

“不，我们对未来的了解还不够。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些能帮我们渡过难关或者在我们感到迷惑、事与愿违时帮我们解惑的东西。”

“好吧，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听从他人建议的原因。因为别人总能帮我找到问题的所在。”

科乔没有说话。我能感到他的思想在动摇。

“的确，你很擅长这些，”他总结说，“为什么你觉得别人会对你有帮助呢？”

“因为他们会问我很多问题，这能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的现状。”

“好吧，那我们就设计一套问题吧，”科乔决定说，“让我们想出一些富有指导性的问题。”

在我完成了那个帮我弄清什么对我最重要的练习时，我想到了多年前我们在车上探讨的问题。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非营利组织战略变革》，书中提倡实行一种“战略模式”：一个组织可以利用一系列的标准去评判这个战略是否适用于自身。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非营利组织需要一个方法来迅速做出清晰缜密的决策部署。这么做的核心思想在于，当我们利用优势进行竞争时，我们想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彰显组织的任务需求。每个非营利组织都需要去应对大股东，它们要设定一套独特的标准，让组织运行步入正轨。

《非营利组织战略变革》这本书完全改变了我以往对“怎样领导一个组织”的看法。意外的是，它也启发我想清楚了为什么前几年和科乔的关系如此融洽。在我知道这种“战略模式”之前，科乔和我是一对和谐幸福的小夫妻，因为我们工作努力，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并且我们每天都在用最大的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尽管生活中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都在成长，在我们的事业上有所建树，共同发展。我们经常感谢对方，感谢家庭，感谢世界带给我们的好运气。虽然有点羞于承认，但在内心深处，我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我对这种战略模式的了解深深打击了我，原来我和科乔并不独特。多少年前在我们驾车时，我们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战略模式”，我把它叫“夫妻指南针”。

只要我们遇到棘手的问题，我们就会问问自己的行动是否和这4个问题相符合：

1.它是否能促进女性进步，是否有助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

2.它是否符合父母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

3.它是否能帮助我们实现财务自由？

4.我们的后代是否会引以为傲？

如果这4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回答“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下定决心为之不懈努力，不管未来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不管我们会牺牲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时会面临困难，就像科菲出生的那一年，我们决定从波士顿搬到纽约。当我决定中断工作时，我的事业面临险境，但令我欣慰的是，科乔在投资银行的新工作可以让他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并且他的新工作也能让我们走向财务自由。我们都知道我可以再找一份新工作，而在人生的这个阶段，照顾好孩子并且为家庭建立一个坚实的大本营，这符合父母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是的，我们的后代将会以我们为傲，因为我们坚定地走在为他人、为社会贡献力量的道路上。

我很快就明白，我应该除去我们“夫妻指南针”上的铁锈，重新找到生活的真谛，这对于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陀螺般的生活让我筋疲力尽，我承受着日复一日的压力，迷失在树木中而无法看到整个森林。我会因为担心保险账单不能及时支付而和保险公司吵架，或者计划永远不能实现的旅行，但我忘记了人生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是要留下一笔“遗产”。我知道如果我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无视家庭这个更大的目标，那么科乔和我永远也不会为后来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夫妻指南针”将会帮我们看到整个森林，提醒我们作为队友什么是最重要的。一旦我们弄清楚了这些，谁收拾干洗好的衣服，谁待在家里等水管工，谁又在从好事多超市购物回家后把肉腌好……以及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但这有一个问题，对于夫妻两人来说，在做决定的时候遵循一个高于一切的准则是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弄清对自己最重要的事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的智慧导师建议我和科乔结婚，但不要马上生孩子的原因。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了解女性管理者非常容易忘记什么是对她们最重要的事。他们希望我可以暂时免于照顾孩子的责任，去探寻自己的人生使命。在“夫妻指南针”的指导下，这些年科乔和我一起做了很完美的决定。然而，现在第一次，我明白了什么是对我的事业和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事。

第8章

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我现在弄清楚了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事：和爱我的丈夫科乔相濡以沫，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提高所有妇女和女孩的地位。科乔和我重新启用了“夫妻指南针”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万事俱备，不是吗？错！我还需要面对童话故事里没有的问题：我还要把生活的琐事安排妥当。现在，有一大堆任务等着我去完成，但我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把科乔也拉入我的阵营，让他和我一起努力。我想趁着他失业在家时，劝他分担一些家务，毕竟他在家的时间更多了。但我又想，尽管这能够暂时解决我的问题，但只要他一找到新工作，所有的事又是我一个人的，于是我就又回到原点。

几周以后，我参加了由杰瑞·豪泽领导发起的华盛顿管理中心课程。管理中心旨在帮助维护社会公平的管理人员，教他们如何建设和经营运转高效的机构组织，并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景和目标。老板派我来学习如何提高管理技能。

在时间管理这门课程中，杰瑞强调了找准工作重心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作为管理者，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那些产生大量价值的领域，而不只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有经验，就把精力花在那些我们比别人做得好的领域”。例如，我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非营利组织筹款人，我可以比同事们更善于起草年度基金证书，但我还可以在面对面交谈中搞定大投资者，这能带来更多的收益。在团队里没人能像我一样做到这些。如果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是挣钱的话，那么我就应该走出办公室，一个接一个地见客户、拉捐款。同样，如果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那么我为什么要为科菲夏天穿什么而操心？我能做得最好的选择是每天晚上为他读些书。这就是经济学类课程教给我的——相对优先原则。简单来说，做你善于做的那些事并不等于有效地分配时间。我在那一刻忽然明白了这一点。

坐在管理中心的培训课堂里，一堂生活课远比商业实践对我的启发更大。你做了什么不重要，你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影响才重要。我可以终其一生，一件件勾掉任务清单上的待办事项，但到最后也没创造什么价值。我可不想我的墓志铭上写着：“她做了很多事。”恰恰相反，我希望的是我可以创造一些价值，我希望我的家庭生活也能像我的事业一样受到认可。为了完成这些对我最重要的事，怎么才能发挥我最大的价值呢？在这之前，我经常列出待办的清单，来处理我的家务事——换鞋底、设计照片墙、预约医生，然后我会一件一件地做好这些事，再去勾选事项旁边的小方框。偶尔，我也会委托别人做事，我会让科乔帮忙给医生打电话，或者让保姆换鞋底，但是“家庭控制症”让我很难将这些事委托给别人，因为我不相信别人能够达到我的标准。只有挂上了当天的第一个号，才能不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久等；更换的鞋底必须是橡胶的。科乔和保姆能做好这些吗？

坐在管理课堂上，我意识到我在之前的人生路上误入歧途了，我与初衷背道而驰，我应该着眼于那些在待办事项上不得不自己完成的任务。发挥自身最大的价值意味着要将精力集中在我们擅长，并且只能由自己去做的那些任务上，这样才能完成最大的目标和当务之急。如果作为父母，我最重要的事是培养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那么我最需要做的不是给科菲预约牙科医生，而是多和他聊一聊。他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不能完全理解我说的每一句话，但是当我这样做时，总会给他带来一些改变。随着他不断长大，帮助他理解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且培养他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这体现着我们家倡导责任、勇敢和富有同情心的价值观，而这些对我来讲格外重要。

使用了“相对优先法则”后，最显著的结果是我精简了待办清单。

在我明白“相对优先法则”之前，我的待办清单是这样的：去杂货店、规划学前教育之旅、去拿干洗的衣服、给肯尼叔叔打电话询问他的手术、预订丽莎的聚会礼物、腌鸡肉、考察西雅图地板材料的估价、为科菲买婴儿推车。所有这些任务都要在一天内完成，除此之外，我还要在办公室里工作10个小时，我还必须完成工作上的待办清单。

我问我自己：完成这些任务是否能发挥我的最大价值？当我把每个待办事项用“相对优先法则”检验时，我的清单有了这样的变化：

去杂货店：不。就算不去杂货店，我也可以爱科乔，培养他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促进妇女和女孩的进步。

学前教育之旅：不。每天接近9小时，一周5天的学校教育同样可以塑造他的性格。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我确实需要参与他的生活，但是其他人也能帮忙制订学前旅行计划。

去拿干洗好的衣服：不。

给肯尼叔叔打电话询问他的手术：是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于我叔叔来说，听到他侄女的问候非常重要。我也希望科菲知道家庭的重要性。维系我们的亲密关系很重要。再说，这件事让别人代做也太无情了。

预订丽莎的聚会礼物：不。我会出席聚会。礼物怎么到达丽莎的家里并不重要。

腌鸡肉：不。我现在正在使用一种所有人都能学会的新食谱。

考察西雅图地板材料的估价：不。

为科菲买婴儿推车：不。

在我原来的待办清单的8条任务中，只有一条是对我完成自我实现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事体现了我的最高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待办清单上的其他任务仍然需要我参与，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完成它们，但我看待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现在我清楚地知道，我没必要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我不再纠结于能让我成为一个好员工、好妻子、好妈妈的那8件事了，现在只有一件事是我必须完成的，而且别人也可以代劳其他7件事。对于一个有“家庭控制症”的“糟糕”的家政女王来说，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革命性的。

所有女性都有一长串自己认为应该履行的责任，并且我们的自我认同感经常是通过自己完成所有这些事获得的。因此，很多女性总想把生活安排得紧锣密鼓，以便尽可能完成待办清单上的事项。她们会考虑做兼职工作、自己挣钱或者停留在中层管理层不晋升，这样就可以避免工作上过多的需求，从而顾及家庭生活。

“相对优先法则”的好处就是帮助女性精简了任务清单，并且让她们将注意力和精力放在那些对她们最重要的事上。在我完成了管理训练课程后，我便下定决心在待办清单上只留下3件必须做的事：养育孩子，给孩子喂一年的母乳，与孩子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后来，在经过一次非常友好的家庭协商后，我又加入了“在周末做烤饼”这一项。）为了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也需要我去做呢？当然有。但是，在我醒悟之后，前面说的几件事是我如果做不到就会觉得羞愧的事，至于其他事，我可以把球扔出去了。

在安妮–玛丽·斯劳特的新书《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中，她重新解读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矛盾的争论。之前我们一直从女性和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来看待这件事，书中她从“竞争”与“关怀”的紧张关系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斯劳特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对于“竞争”的高度重视，因为成功一般都属于胜利者，而不是那些关心他人的人。其实，关怀他人和个人的努力一样重要，一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斯劳特是对的。如果社会像重视养家糊口一样珍视照顾他人，比如洗衣服、做饭、照料家务、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等，所有人都会受益。但在社会用斯劳特的远见卓识看待事物之前，女性还要在养家糊口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中间挣扎多久呢？

答案就是，女性需要重新定义“照顾家庭对于个人和家庭的意义”。她必须抛弃成为集赚钱、养家、照顾家庭于一身的完美女性的幻想，她必须学会自我赋能。这就是相对优先法则可以帮她做的。

女性承担的一些照顾家庭的责任，在达成人生目标的路上并不是必须的。就拿我们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这件事来说。家长普遍认为，我们应该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或帮孩子完成功课，这将对孩子学业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如果确信孩子的学术成就对我们很重要，那么自然应该肩负起这些责任。但是，《破损的指南针：孩子教育中父母的参与》一书的作者凯斯·罗宾森和安杰儿·哈里斯的研究结果却恰恰相反。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罗宾森和哈里斯写道：“大多数时候，父母对于孩子教育的参与都不会提高孩子的成绩，比如观摩孩子上课，与学校沟通孩子的情况，帮孩子决定高中课程，辅助孩子做作业，等等。”根据罗宾森和哈里斯的研究，父母的3种行为会对孩子的成功起到作用：支持孩子喜欢特立独行的老师；和孩子谈论他们在学校里参加的活动；鼓励他们考大学。但如果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那么这么做似乎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弄清楚如何尽最大的努力来做成对我们最重要的事，这能让女性重新定义自我期望。它帮我们筛除了作为照料者没必要做的那些事。让我们明白“要成功就必须集中力量”的道理，而且明白需要别人做什么来帮我们实现自己的期待。随着我对人生目标的明确，我反思了之前希望科乔多做家务的消极对抗方式，这种方式对我俩一点儿作用也没有。

现在，我准备好迈出下一步，即让别人也一起做出贡献。我原先的待办清单所剩下的事可以被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我曾经放在清单上第一位的“腌鸡肉”，现在我可以尽情笑话自己了。以后我回到家随便放一些调料，用旺火炒肉就可以上桌了。

第二类事是那些必须做但可以创造性地委托给别人去做的事，比如去杂货店、为科菲买婴儿推车、计划学前旅行、预订丽莎的聚会礼物等。

去杂货店和为科菲买婴儿推车的任务，我委托给保姆露辛达去做。虽然我经常强调她的第一要务是照顾好科菲，但在我回归工作之前，一边专职照顾科菲，一边抽空去杂货店和跑腿办事，她似乎也能做得来。如果我能同时承担多项任务，那么她也能。我可以把它们从清单中划掉了。

接下来我就该计划学前旅行了。我希望邻居丽奈特可以帮我，她有个和科菲一样年龄大小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事实上，也是她提醒我报名和她一起参加旅行的。所以当丽奈特在网上预订的时候，我也托她帮忙预订了。

然后是为丽莎预订聚会礼物。我想到可以给我的朋友维罗妮卡打电话，她也要参加聚会，她可以在买礼物时帮我也预订一个，然后我在聚会上把钱给她。

终于，轮到最后一类了：那些我需要得到科乔帮助的事，例如，去拿干洗的衣服、为装修房子考察地板材料。此时此刻，我已经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这些事委托给科乔，而不只是停留在想象中。

这是一段值得特别注意的重要交谈。我让科乔知道我有一些烦心事想要和他分享。我提前计划好时间，以错开任何体育的直播比赛，或者他可能计划执行的其他任何事。我借鉴了菲尔博士在奥普拉杂志专栏上谈到的应对困难交谈的建议，我写了草稿并反复排练我要说什么话。然后我蜷坐在深蓝色沙发上，偎依在他身边。为了显示谈话的重要性，我让科乔把电视关掉。

我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最近我感到筋疲力尽。那天我吼了你，到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和你说一声抱歉。那天我压力特别大，对这样的生活我感到很厌烦，所以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事，我又该怎样把时间花在我关心的事情上。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练习后，我明白了对我最重要的是：爱你，把科菲培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促进妇女和女孩的进步。但事实上，我在琐碎的小事上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方面却没有做出多大的改变。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帮助我实现理想，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把我需要做的事都写下来，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帮我做两件事。对你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事实上，当我告诉你它们是什么事，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安排，而不是发一封邮件就可以。但这足以证明这些事对我的重要性……所以，我需要你去做这两件事。第一件，核定戴维发来的地板价格估价，做出你觉得合适的决定。第二件我需要你做的事，是取干洗的衣服。

这是一次全新的交流。它不仅仅是关于核查地板价格或是取干洗的衣服那么简单，即便我过去总是亲自去做这些事，也能随便给科乔发短信让他去核查地板的价格或取干洗的衣服。但是，通过这样一种审慎小心而又深思熟虑的方式去讨论这个问题，我向科乔传达了这样的观点：他的帮助不仅停留在这两件简单的任务上，我把这两件事从我的清单上划掉的同时，他也帮我完成了我的目标。我们的交流让科乔明白，这个小小的要求关系着“我在世界上到底是谁”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关系着我的伴侣科乔如何通过成就最好的我来成为最好的他。2015年，弗朗西斯卡·基诺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同事证明，用“最好的自己”的激励方法或者让人们记起他们人生中光彩的一刻，是鼓励员工在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中做出实质性改善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向其中一位研究者乔亚·茱莉娅·李咨询其中的原因。她解释道：如果我们像做生意一样对待工作，因为我们获取了工资，所以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心中会对按规定完成任务有一个界限。如果公司支付给我们工作8小时的报酬，那么我们会好好工作8小时。如果想让我们干得更多，可能我们也会要价更高。相反，如果我们将工作与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比如因为我们受到公司使命感的感召，所以想要做好本职工作，那么我们所能完成的任务是无可限量的。用“最好的自己”这个激励方法能让我们将个人的特点融入工作。老板会说：“我希望你们不仅仅将自己的技能运用到工作中，还要将全部的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最好的自己”的激励方法在家庭中同样适用。在我和科乔的交谈中，能确保他满足我的需求的最重要的话是：“一直以来，你都很支持我，帮助我实现一切可能性。”

对于我的需求，他也做出了恰当的回应：“当然，亲爱的，我明天就去办。”然后他亲吻了我的额头，按下了遥控器的播放键。科乔不是一个能够接受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喜爱之情的人。我曾经将婚礼主持人的稿子改成“请你向你的新娘致意”，就是怕他觉得在公共场合亲我会感觉尴尬（最后他拥抱了我）。所以对他来说，亲吻我的额头是个别致而又亲昵的动作。

终于，我不只在想象中把事情委托给别人去做（因为这样会把科乔弄得一头雾水），我学会了愉快地委托他人，这是一个大的飞跃。“愉快地委托”就是你请求别人去完成一项任务，并且你赋予这项任务高于它本身的意义。当我愉快地将这件事情委托给他人去做时，我就把它放在了一个更宏大、更有意义的背景中。我们对别人说：“我想让你帮我‘填空’，因为你这样做就可以激发我的热情，实现我的目标。”没人愿意接手别人的事。因为接手别人的事时，就会有人获利，有人牺牲。但是那些爱你的人希望你做最好的自己。要完成那些对你至关重要的事，请求他人帮助应该是双赢的选择。当我们向他人请求帮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到困扰，甚至羞于开口。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请求帮助令人不快，是因这样做会让我们显得软弱无能。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最后的结果上时，委托他人做事时的怨恨就会转变成愉快了。

我相信科乔不仅用耳朵，而且用心倾听到了我的需求。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二天醒来时，科乔并没问我一句关于任务的问题——我已经将地板估价转发给他了，但他手里确实没有干洗劵。上午10点，当他给戴维回信并抄送给我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他不仅仅考察了地板的估价，而且提出了很多重要而清晰的问题。一个任务结束了，还有一个！

在我一天的会议中，很多次我都想要给科乔打个电话提醒他去干洗店。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干洗店的关门时间。不要管得太细，我不停地告诉我自己。他说过他会做的。问题在于干洗店在晚上8点关门，科乔告诉我他下午有个面试，然后会和一个老同事去喝酒。他能按时赶到干洗店吗？

当我跑回家去接替露辛达时，我想到科乔可能早在一大早我出门去办公室后，就取走了干洗好的衣服。是的，他就是这样做的。当我飞奔回家，一只手抱着科菲，另一只手一个一个地打开柜门，想要找到一家子的衣服，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套装和裙子。但是什么都没有。差一刻8点的时候，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潮红泛上了脸颊。我想象着科乔正和朋友一起坐在酒吧。那一刻我没有怨恨，我的“家庭控制症”也没有让我把科菲裹得暖暖和和的，带着他把衣服取回来。这些衣服的问题并不重要，但我仍然感觉很沮丧，因为我原本以为这次我在“有效地委托他人”这件事上所花费的努力可以奏效。当我听到门铃响的时候，我试着扬起下巴。一定是科乔，因为拿着衣服所以没法拿钥匙。我冲过去打开门禁并且敞开了门。但站在我面前的却不是科乔，而是洗衣店的马丁。那时的我看起来一定很困惑。

“你丈夫让我来送衣服。”

“你是来送衣服的？”

“是的。”

“马丁，我已经在你那里洗了快两年的衣服了。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你们还可以送衣服上门呢？”

“你从来没问过啊。”

第9章

勇敢地改变现状

在接近20年的婚姻生活里，2008年的春末是我和科乔一起经历的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当时科乔已经离职4个月了，他的失业津贴也快用完了。当我俩都有收入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招手搭出租车，但是那时，连最廉价的出租车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的。做美甲或者把本来能机洗的棉质衣服拿去干洗都是不必要的浪费。同样，我们也不能追求丰盛的饭菜了。我们配着米饭吃了整整一周在星期天做的一罐红豆。但是，比起那时大多数的家庭来说，我们要幸运得多。我们的收入可以满足一半的日常需要，剩下的一半则需要动用我们的存款。虽然我们的存款在缩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经济状况还可以维持下去。同时，尽管我也在学习“愉快地委托”，但我仍然是维持家庭生活运转的第一责任人。我陷入陀螺般的生活中，而生活的离心力让我一如既往地快速旋转着。

在艰苦奋斗的父母的激励下，我接受了这样的座右铭：“艰难之路，唯勇者行。”为了支撑我的家庭，我肩负起了责任，将自己投入家庭和事业中。在工作中，我的付出获得了回报。这次，我帮代理商做的一次活动“女性做主人”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白宫计划、奥普拉杂志和美国运通公司联合举办了这次活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女性关于自己如何改变世界的设想，并从中选出80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我们将获胜者送往纽约，参加了为期3天的培训。在此期间，她们描绘出梦想的蓝图，并将培训成果撰写成8页名为《女性做主人》的文章，发表在奥普拉杂志上。一些社会企业家在看到文章后，通过更有意义的方式帮助这些女性完成了她们的梦想。这项创意的结果超乎我的想象。不久之后，我由白宫计划执行人晋升为副主管。职位的晋升伴随着薪水的增加，正好可以解决我家的燃眉之急。

在“女性做主人”活动中的努力付出让我暂时忘却了不断累积的家庭压力。在积极贯彻座右铭“艰难之路，唯勇者行”时，我和科乔之间出现了裂痕。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我的喋喋不休，我向他传递的信息让我们的关系渐渐疏远。这并不是指我说话声音很大，我也没必要这样，而是我的行为表现得不太友好。

我向科乔传递了该怎样维系人际关系网的想法，这导致了我们的第一次分歧。在读研究生和之前的工作中，科乔认识了很多人，但是他很少花时间去维系这些人际关系。而我不同，我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友谊。我珍视朋友们的指导和鼓励，这更能让我认清自己，我依靠他们的专长帮我解决问题。我的人际关系网让我顺利地实现了工作上的转换。不同于很多同事，我没有能为我提供社会关系或经济支持的父母，简历上也没有常春藤学校的学习经历，但我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只要机会的大门被打开，我就能迅速地冲进去。因此，我从来不需要费力地找工作。只要我做好了跳槽的准备，一定有人帮我指引良机。这就是我获得白宫计划的工作的原因——我搬到纽约时，我的前同事劳瑞沙·塞勒斯让我去找白宫计划的项目领导，她说：“你就对玛丽说是我推荐你去的。”

科乔的交友观和我不一样。当我们放弃西雅图的幸福生活，花了近20万搬到纽约时，只因为他会进入顶尖的商学院拿到学位，并在学校的校友中建立有助于事业的人际关系网。但是，现在他已经失业5个月了。我意识到，好朋友是“买”不来的，“临时抱佛脚”的道理行不通，最强大有力的人际关系网需要花时间来培养。

科乔对自己的事漠不关心，于是我花了双倍的努力，帮助科乔在他的金融领域建立人脉。为了帮他找工作，我和别人喝了很多次咖啡，出席了很多活动，这样我就能多认识一些人。但是我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见到的很多人的事业版图也因为经济危机大幅缩减，已经自顾不暇了，所以他们只能把我推荐给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网就像经营一座花园，我们需要时间去等待开花结果。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告诉科乔：“我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没想到科乔说，他不需要我教他怎么做。我们不再作为一个团队行动了，在我们的事业出现波折的时候，这是我们最不该做的事。

第二次引起我们分歧的事是关于他的“求职预期”问题。科乔想找一份能让他感到快乐的工作。利用最近空闲的时间，他也做了一些我曾经做过的成长练习，以便找到什么是对他最重要的事。对他来说，最理想的工作能够激发他对于促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展的热情，并且他能在工作中运用电信、工程和金融的工作经验。他最后决定，因为传统投资银行需要的工作岗位很少，所以他想要进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工作。

对我来说，这就像我在想，既然“Old Navy”（美国普通休闲服饰品牌）没有销售职位空缺，那我可以去“Brooks Brothers”（美国知名男士服饰品牌）工作啊。一开始，我和科乔的意见完全一致。我支持他去找理想中的工作，同时也关注着私募股权行业。但几个月过去了，两种求职方案都还没有结果，我觉得如果他能找一个薪酬不错的工作也不算委屈。“当人穷困潦倒时，是没什么选择余地的。”我用这种观念来劝科乔。但科乔认为：“如果目标高远，那么即使不能成功，也将受益匪浅。”我不想成为那种浇灭丈夫梦想的妻子，只是我想争取更实际的方法。毕竟我们要养家糊口，我希望他快快乐乐的，但我们的银行账户在缩水，经不起这样不切实际地挥霍。我下意识地传递给科乔这样的观点：你将自己的幸福放在了比家庭生计更重要的位置上。于是，他再也没提找工作这件事。

第三个让我们之间疏远的事是有关家务的。在他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像两人都工作时一样非常乐意承担家中的责任，这样他就可以集中所有时间来实现职业梦想。“干洗事件”告诉我可以愉快而有效地将事情委托给科乔做，但是在家里我仍然承担着大部分事务。目前的情形让我灰心丧气，没心情把事情委托给科乔。

2006年，我还在自己照顾着儿子科菲。开始工作以后，保姆露辛达便接手了白天在家照顾孩子的工作。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隔空“指挥”她，即使科乔在家，我也让露辛达去干所有的事。连续4个月，我一大早就把科菲交给保姆，然后飞奔到办公室，这时科乔可能还没起床，这让我觉得很不公平。即使科乔失业以后在家里干的活比原来多了，但想做到“愉快地委托”却不容易。原先对科乔的怨气又开始浮出水面。我试着不把我俩放在一起比较，但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里，却看到一摞没洗的盘子时，我想如果是我失业并且不用承担照顾科菲的责任，那么我现在肯定已经找到了工作，同时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了。虽然我现在涨工资了，如果我们的境况没有扭转，露辛达就得离开。我们家已经削减了各种能削减的开支，但是在支付露辛达工资的时候，一分钱都不能少。没有露辛达的帮助会怎样？我不敢想象，因为我对科乔的期望并不高。我不敢奢望他能处理好家务，而且还能像露辛达和我一样照顾孩子。我传达给科乔这样的信息：“你管理不好细节。”

实际上，我传达的所有这些间接的信息具有想象不到的巨大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的研究表明，来源于刻板印象的负面信息会使人表现不佳。在2011年出版的《刻板印象》一书中，他描述了一个针对亚洲女性的实验。斯蒂尔让她们完成一场数学测验。很多人熟悉的两种不同的刻板印象在这次实验中起了作用：亚洲人常常被认为擅长数学，但女性一般被认为不擅长这个科目。提醒她们这两个特点中的任意一个特点，会不会对她们在数学测验中的表现有所影响？结果是，会。当亚洲女性在测验前，提醒她们是亚洲人，就会强化她们脑海中与数学成绩优异的积极联系，因此会表现得更好。当提醒她们是女性时，就会强化她们脑海中与数学成绩不佳的消极联系，于是她们就表现得不好。这些信息中包含的文化代码对个人潜意识中的信念系统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她们的行动。

同样，女性相信或不相信男性能否做成一些事，并且向他们传递这样的想法，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例如，如果我们对丈夫没信心，或者没有表现出信任他们的样子，那么他们印证我们想象的概率就会非常高，而且他们因为我们的怀疑而埋怨我们的概率也很高。这正是科乔和我之间出现的问题。我越不相信科乔能好好地料理好家庭，他就越没有动力去做。

2008年4月底的时候，科乔还没找到工作，也没能为家里分担责任，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情绪要把我俩压垮。我对科乔的仇恨不断累积，科乔将我传达给他的所有信息理解为一件事：她不相信我。那时我并没有将传递给他的信息和他在家的表现两者联系起来。但我确实注意到了：碟子、洗好的衣服和信件堆在一旁没人管，家里从没这样乱过。我们的情感疏远了，不再像原来那样亲密。我们原来随时随地都在聊天，但那时我们都不会问对方：“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而且，我们几乎没有性生活。

科菲两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停战”了。我花很多钱买了乳酪、可可粉、奶油、芝士和两瓶红色食用色素，做了一个红丝绒蛋糕。那晚我们过得很开心。有意思的是，我们迫切地想要一些事物，但得到的时候，才意识到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当我帮科菲吹灭了他的生日蜡烛时，事情发生了。科乔告诉我他想了很多，最后决定抓住下一个工作机会，不管它是什么。他并没有放弃高远的目标，但他说会接受途中的风景。他承认找工作要远比原先预期的难得多，他感谢我一直这么努力地工作，以支撑这个家。他说的这番话让我很感动，但也让我很难过。

我对科乔说，该让露辛达离开了，这样可以节省开支，为他争取一些时间继续追求对他最重要的事。另外，科乔和孩子会有更多时间待在一起，他们都会玩得开心。接下来发生的事令我有些惊讶：科乔看起来非常兴奋。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丈夫是非常渴望照顾孩子的，他从来没提过，是因为我总是坚持让露辛达照顾孩子，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我相信他能照顾好孩子。于是，我们决定周末的时候把这个决定告诉露辛达。

当周五来到的时候，有个消息让我必须临时改变计划。我用了各种办法来克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想等到傍晚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科乔。这个消息最好面对面地对他说。我在回家的路上给他发了条短信：“有件事我想和你分享。让我们下周再和露辛达说离开的事。”他马上就回短信：“好的！我也有件事要和你分享。”从他的感叹语气中我感觉到他有好消息。当我回到家查看了育婴日志之后，就把科菲从露辛达手中接过来，这样露辛达就可以走了。她一出门，我就转向科乔。

“你想让我先说，还是你先说？”我问。

“你先说。”

“我怀孕了。”

“真的吗？”他几乎从深蓝色沙发上跳了起来。我把科菲放在了地板上。科乔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紧紧地抱着我说：“太好了！我的‘儿子们’还可以游泳。”

“好，轮到你了。”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找到工作啦。”

“我就知道是这样！”我太开心了，忘乎所以地尖叫起来。

“我还没说完，”他说，“情况不太理想，坐下来听我说。”

我让科菲躺在我的腿上。科乔说，他得到了理想中的一家在非洲进行投资的私募股权公司的工作，并且还是一个新团队的关键成员。但这家公司在迪拜。如果科乔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就要去迪拜。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未来的前景有点儿混乱。我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放弃现在这份完美的工作，在我心里，我已经认定了科乔会离开而我会留下来，我们的两地婚姻会有些困难，但我们只能这样选择。我马上想到了露辛达，她开始搬到美国时也把孩子留在了巴巴多斯。很多军人家庭也会因为长期军事驻扎而分离，这些事根本不受自己左右。但那一刻，我为科乔找到工作和家庭中新生命的到来而欣喜若狂，来不及去想这些细节。

“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我对科乔说。而在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科乔把孩子哄睡以后，我们就做了所有夫妻在知道自己有了孩子和一个收入稳定的未来后都会做的事：我们做爱了。那一晚非常美妙。

第三部分

自我赋能

第10章

调整心态，不要凡事都亲力亲为

当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科乔又即将到海外工作时，我又开始为童话故事般的生活奋斗了。我们将把科菲送往日托（当孩子到了两岁时，日托费用将会大大缩减），并且通知了露辛达，我们会等她找到另一份工作时再让她离开，其间她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系工作。因为雇用她的新家庭没那么着急，于是她又多待了两个月，以帮助我们完成过渡。迪拜有一个很大的外籍人士住宅区，我们通过熟人帮科乔找到了公寓，并将工作安顿好。我们计划升级国际长途电话，并且给家里的车做一次全面保养。我觉得后面这项花费完全没必要，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搭乘地铁，再说我们的车运转情况良好，虽然这辆车已经开了7年了，却只行驶了5.5万公里。但科乔坚持这样做。他担心这对怀孕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来说“不安全”。我觉得他有点儿紧张过度了。尽管我们料理好了无数件琐碎的小事，但仍然漏掉了一件事——这件百密一疏的事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想象一下，3个月的信件在厨房的案台上堆积成山。每当你经过时，它们仿佛都在叫你的名字。信件每天越积越多，它们哀怨地呼唤着你，而你无视它们的请求，只顾忙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2008年夏天的状态。

在科乔和我互相宣布重要好消息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约定由科乔承担处理信件的任务；这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可以节省我的时间。我终于把“球”扔了出去。第二天，他把信从信箱里拿回来，放在厨房的案台上。我以为他会马上拆开它们。但“马上”一直没有来。每天他都会把新的信件扔在案台上的“小山”上；每天我都要忍住向科乔提起那摞信件的冲动，因为我要做到“愉快地委托”，不想事无巨细地管理所有的事。我希望自己相信科乔脑海中有一套合理的策略，也许他会一次性整理好这一大堆重要的信件。

这种状况持续了4周。没过多久，我们就忽视了这些信，因为手头上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科乔原定第一次赴国外工作要待一个月，现在变成了两个月。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选择让这座“小山”不断地生长。我并不是想故意证明什么，但是生活忽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丈夫从待业在家到去地球的另一端生活，而我不但要应付全天的工作、照顾两岁的孩子，还经历着孕妇晨吐，我根本无暇顾及信件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此外，当我思考“什么对我最重要”“为了完成这件事，我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时，我无法证明把时间花在整理信件上这件事对我至关重要，我知道自己不能花费珍贵的时间去做这件事。

第一个月，我的“家庭控制症”每天都会挑战“相对优先法则”。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脑海里嘲笑我：“蒂法尼，你太不负责任了。这个粉色的信封里可能装着一封生日邀请函，那些从你这里得不到回音的人会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礼貌的人。那个金色的信封很可能装着你不久之前的停车罚单。如果你不打开的话，警察很可能会来逮捕你，这会毁掉你的家庭生活和全部的事业。你最好希望没人不请自来。你会和他们在门廊上说话，因为不能让他们知道家里的信件已经堆成小山了。科乔不会整理所有这些信件了，所以你这样做只会难为自己。你倒不如自己去做，还能让生活轻松一些。”

在某些日子里，我的“家庭控制症”会变得特别严重，让我试图去打开那些信封。我把音响里蕾哈娜的歌曲《请不要让音乐停止》放得很大声，试图赶走脑海里不断响起的声音。

然后，久而久之，神奇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小山”堆得越大，我感受到的压力反而越小。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可怕，我的“家庭控制症”开始为我的行为找借口：“女孩，信件堆得像山一样大不是你的错，因为你也没想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再加上我脑海中担心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没有人因为我错过了谁的派对，而向我投来恶意的目光，或是给我发来他们生气的短信。也没有人来到家里向我宣读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时会宣读的“米兰达权力”。事实上，在一个晚上，邻居家的妈妈到家里串门，来借宝宝的料理机。我让她进门，因为我正在给科菲洗澡。我正要为家里凌乱不堪向她道歉，没想到她面露喜色：“噢，天啊！这是你的信吗？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糟透了，我还在想你是怎么做好所有事的，你是这样完美。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很高兴！”我感到很尴尬，但她却很开心。世界并没有坍塌，而且我对信件堆积的焦虑也开始消减。

有一天晚上，露辛达把科菲抱给我时，她让我收拾一下那些信。

“那些信已经有点儿失去控制了，你不觉得吗？”她说。

“什么信？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回答说。我几乎是忍住笑才说出这些话的。这些信堆在那里看起来很可笑。我告诉露辛达，那是我留给科乔的大工程，总有一天他会回来完成。我也知道科乔是个注重隐私的人，他不想让任何人翻阅我们的信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终于解放了，不用再为这些事操心了。

几个月前，我学习了怎样“愉快地委托”——将我的请求积极地表达出来，鼓励科乔去完成，但在一天结束时，我仍然觉得我有责任推进整件事。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一旦我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整理信件不再是我的任务，那我就不会再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压力了。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自我赋能的快乐。

当科乔回到家，看到厨房的案台上堆积了3个月的信在等着他，他似乎有些压力。

“这么多信啊。”他说。

“是啊，”我开心地回答，“你走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忙，但你说过你会处理它们的，你一定会说到做到。”

那一刻，管理信件的角色终于在我俩之间转换了。

3个月前，当他答应我要整理信件时，我们的角色还没有转换。角色的第一次转换发生在他看到那些信并且希望它们能够消失的那一刻。而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我对信件的堆积已经习以为常的情况下，此时我努力培养出了一点儿耐心（好吧，是很多耐心）。

接下来的两天，科乔将堆积成山的信一封封地拆开阅读，房间里充斥着碎纸机的碾磨声。这些没打开的信不外乎这几类：未支付的账单，生日派对的邀请，未支付的停车罚单。翻阅了所有的信件后，科乔用剩下的几天时间处理了这些事情。迄今为止，在我们家仍会堆放着一摞信，但从没有像那个夏天一样放了那么长时间。

信件事件就像是一道分水岭，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科乔对于家里的混乱程度也有忍耐的极限，只不过这个极限远远高于我。我也意识到就算我做了“愉快地委托”，而且科乔也接受了这件任务，但这并不意味这件事已经完成了交接。这种情形发生了不止一次。通常，科乔都想把“球”扔掉，但是我希望自己绝不要把它捡起来，除非是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没人会通过像蜗牛一样慢的信件通知我。我只要相信，科乔能及时看到这个“球”在那里，并且把它捡回来。

不要误解我：不去捡起这个“球”是需要毅力的，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可以确定在社会改革家、作家费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时，他的脑海里是没有3个月未打开的信件这个概念的。但是，为了结束陀螺般的生活，我们必须忍耐；如果我们不忍耐的话，生活就会更加令人沮丧。很多女性深知这一点。最近，我和一群女强人在一起开会，其中一位是英国大使。谈论了世界冲突的问题之后，我们“冒险”进入了家庭管理和丈夫的角色这些熟悉的话题领域。这位大使想了想说道：“当我看到袜子在地板上，我一定会弯腰捡起来，而我丈夫则会径直走过去，他甚至根本没看见。所以一般我会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去捡这些所谓的‘袜子’。”

一个女人说：“我的丈夫能看见地上的袜子，可他仍会走过去，因为他知道我会捡起来。”我问她们：“好吧，那如果你像他一样走过去，把袜子留在那里不管，会发生什么呢？”另一个女人说：“袜子会摞成堆，会有数不清的袜子！我不会让事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就算我能放手不管，他知道我最后一定会捡起来的，所以他什么也不会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是一个能支持她的结论的真实案例。

在这些女性的生活中，她们的丈夫都期望她们能在家庭生活中投入更多。简单点儿说，男性相信女性会注意到楼梯上的袜子，所以他们就没什么动力把袜子捡起来。2013年，经济学家艾琳·万·史塔佛伦招募男性和女性一起参加了一个游戏，以此判断哪个性别更乐于奉献。每位参与者都得到了相同金额的钱，比如10美元。他们被告知，不管一共给公共的罐子里捐多少钱，研究者都会以捐赠数两倍的金额平分给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保留一定数额的钱，将剩余的钱放进公共的罐子里。显然，如果每个人都表现得更加团结，把所有的钱投进公共的罐子，他们就能得到最多的收益。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双赢。但是没人愿意被哄骗捐出所有的钱，因为自私的同伴可能会留下了一些钱，成为最后手中钱数最多的人，而他们则需要将自己贡献出来的钱平分给同伴。有意思的是，男性普遍认为女性会给公共的罐子捐更多的钱，因为他们对女性有着团结奉献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女性的确会往公共的罐子里放更多的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变得心怀怨念，更加紧张，更有压力，更加沉默。

我从“信件事件”中学到，若要学会自我赋能，我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为自己着想的人，这样才能给科乔机会，让他多为别人着想。让信件不断地堆积是我确立个人威信的唯一方式。一项调查显示，30%的男性都确信，女性总是宣称坚持让男性多做一些家务，而男性总是故意不好好完成任务，这样受挫的女性下次就会自己完成这些事。这个方法总是能奏效。这些故意不好好完成任务的男性中，有25%的人从不会被要求再做一次，64%的人偶尔会被再次求助。这种狡猾的策略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诗歌：

如果你必须擦碟子

（做这种可怕无聊的杂事）

如果你必须擦碟子

（而不是去超市）

如果你必须擦碟子

那么就把一个碟子摔在地上

也许他们就不会让你

再擦碟子了

我想要让科乔明白，当我委托给他事情的时候，我是真的想让他帮助我，而且我相信最终他能够完成这件事。

要把事情愉快地委托出去，耐心是必不可少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撕开全部的信封，但是“耐心”是确保科乔能够长期将这件事做下去的关键。锻炼我们的耐心，是对仓促地“马上去做”的文化环境的挑战。马上满足会令人很开心，如今“我们希望‘马上’能越来越快”，学者纳拉扬·贾纳吉拉曼这样说。2011年，贾纳吉拉曼做了一项名为“放弃等待的心理决策”的研究，她考察了消费者是否会在经历了长时间排队之后而选择离开。贾纳吉拉曼提出了一种假说，有两种相反的心理作用力会影响人们排队等候的时间：一种作用力是“等待的负效用”，它促使人们放弃等待，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时间被浪费了；另一种作用力是“完成的责任”，它促使人们继续等待，他们会因已经投入的时间而期望获得回报。贾纳吉拉曼认为，一般人都会因为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放弃排队。

但是，想要在家庭生活中把“球”抛出去，我们心中“完成的责任”的声音必须更大。我们不能像贾纳吉拉曼的研究结果那样放弃，我们必须排队等待。耐心并不仅仅是一种优秀品质，它还是一种强有力的策略。要允许别人对必须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任务加以完善。要花时间等待别人参与，这不仅仅在家庭中适用。我们经常遇到男性用不成熟的想法主导课堂讨论的情况，他们甚至还没想好说什么就举起了手。这种情况在哈佛大学造成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所以教授鼓励学生们往一个盒子里提交问题和发表意见，然后教授在里面随机选择。女性在家庭里经常就像那些在课堂上过于热切的男性一样，还没来得及深思熟虑想要完成的事情的结果，就举起了手。一个老师如果想要打造一个更有包容力的班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向学生提问后多等一会儿。同样，如果女性想要创造一个共同分担家庭责任、更有包容性的家庭，就要在承担家庭责任时再多等一会儿。

丹·希克斯的歌曲名字《还未离开的你让我如何怀念》，可以用来说明“耐心”的作用：“如果衣服一直干干净净，那我怎么洗衣服？”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对自己少一些期待，对伴侣多一些期待。这不仅要求我们解放自己，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做，还要求我们在担心事情没完成的时候，也不要坚持亲力亲为。

第11章

调整自己的期待与行为，与另一半通力合作

科乔在迪拜待了两个月回到家里以后，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这种现实，科乔在海外工作将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在“信件事件”后，我不再为每件琐碎的小事而操心，这令我感到振奋。科乔可以在管理家务中投入精力，这让我尝到了甜头，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状态里了。科乔将在5天之内回到迪拜去，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新生活体系，可以让他更高效地参与家务管理，并且能不断进步。

一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项目启动会议。会上，我发起了一场头脑风暴，在一块白板上对达成目标需要完成哪些任务进行了梳理。在把清单列完后，我开始给大家分配角色。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虽然女性在工作场合是成功的管理者，但在家庭中却放弃了最佳的职业状态。事实上，在家里的她们和在办公室里恰恰相反，她们不再是高效的领导者。

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异：好的管理者总是会预先设定期望。他们会与团队沟通交流事业的构想，让团队创建并执行计划，最终达成目标。高效的管理者知道，如果在一开始团队成员就弄清楚他们的角色与责任，就可以更高效地完成目标。但是在家里，我们以为伴侣明白我们的构想，于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直到事情被搞砸了，我们才告诉他们这样做不行。我明白这些事会让我们垂头丧气，我们明明是满怀好意地想要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做的。

此时此刻，这件事触动了我：为什么我不在家里试试使用白板列清单的方法呢？

当晚，我盘腿坐在床上，将电脑放在腿上，打开了Excel电子表格。我在第一列中填写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家中事务。这是我第一次列出脑海中所有的内容，并填进了文档。我努力回想那些我没做但是科乔做了的事情；我想要尽可能详细地列出所有事项。这就是第一列的内容：

用吸尘器吸尘/扫地

为生活环境除尘，包括电子设备和窗台

擦/刷洗厨房的地板

清理厨房的水槽

清洗马桶

擦洗浴缸和浴室墙面砖

清洁浴室镜子

清洁浴室洗手池和台面

清洗浴室地毯

给卧室除尘

更换床上用品

擦洗厨房台面和桌子

在孩子吃饭后给宝宝椅下的地毯吸尘

清洁炉具表面

把科菲的卧室收拾整齐

把科菲的衣服洗干净、烘干、叠好并收起来

把大人的衣服洗干净、烘干、叠好并收起来

早上：从洗碗机里拿出碗碟

晚上：将碗碟放进洗碗机，洗锅

扔垃圾，回收利用

去杂货店

去好事多超市

准备周日的食物

烹饪

自备午餐

早午餐

支付账单

监控资金流

做家庭预算

纳税

整理信件

准备衣服和杂货

和托儿所沟通

联系保姆

理发

预约科菲的医生

每晚洗澡

更换停车场

汽车保养

洗车

管理西雅图的房子

为朋友和家人准备礼物

管理家庭日程

回复家庭活动的邀请

接下来，我添加了三列。在第一列的表头，我填进了“蒂法尼”。然后我又删掉了我的名字，改成了“科乔”。我一直以来都是默认的家庭主要管理者。从此以后，科乔会成为第一栏。在下一列表头，我敲进了“蒂法尼”。最后，在第三列里，我填进了“没有人”。我没意识到最后一列将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接着，我开始在我这一列的单元格中我经常做的家务后面填上了“×”。一边填着，我一边意识到这是在赤裸裸地向丈夫展示，我在家庭管理责任方面做了那么多，而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我从没有在工作中对我的团队这样做过。我想，当我把这些交给科乔看的时候，我的用户一列将是空白的。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让我明白我们是作为一个团队合作的。

走出卧室，我带着电脑坐在沙发上，偎依在科乔身边。我把电脑放在遥控器旁边的一个沙发垫子上。他用臂膀环绕着我。那一刻，晚间新闻里正响起布莱恩·威廉姆斯的结束语“做出改变”的片段，我正要开始我最终的“愉快地委托”演讲。

“嘿，亲爱的，我有个主意。我觉得你会喜欢，不想听一下吗？”

（等待他肯定的回答。）

还记得那些你整理信件的时光吗？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免于被这样的事搞得焦头烂额。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其中肯定不包括被这些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过几天你就要去迪拜了，我想在你走之前，共同制订一个计划，确定由谁优先做什么家务。然后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可以尽情安排和规划，不再干涉彼此。

科乔已经在“信件”这件事上提前迈出一步了。

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打开给科乔看我列的清单。他同意这是个伟大的开端，但他说我漏掉了一些事。一直以来我才是管理家庭的权威，真不敢想象他会说出什么话，但我仍然决定照顾他的感受。

“好吧，有什么是漏掉的呢？”我问。

“首先，是谁在更换冰箱里净水器的滤芯呢？”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没开玩笑吧？他只找到了这件小事？但是这个练习很重要，而且他确实做过这件事，所以我决定假装配合他。

“抱歉，亲爱的，我没想到这个。”我在Excel表格里加了一行，输入了“净水器”几个字。

科乔继续说：“又是谁在我们旅行时买好所有的机票呢？还得确保用掉里程数，更加经济划算。”好吧，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分了。我说不出常客号码，而我们在很多家航空公司都有飞行常客号码。我又在新的一行上写下“为家庭订机票”。他发出一声轻笑。他把笔记本从我腿上拿了过去，轻轻地放在自己腿上。然后他删掉了“为家庭订机票”，输入“家庭旅行协调员”几个字。他看着我。

“亲爱的，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门，不管我们去哪，是谁用最好的价钱租好车，订好酒店的呢？”

“好吧，是你做了这些。”我说。现在科乔风头正盛，他又在新的一行上写上了“植物学家”。

“什么？”我叫出了声，真是不可思议。他又看着我说，

“你最后一次浇花是在我们结婚前的1996年。那是一颗仙人掌，后来它死掉了。从那以后，我一直照看所有活着的绿色植物。”

“可你从来没照顾过冰箱里那些生长在过期食物上的霉菌啊。”我反驳道。

“家里的东西坏了，你也从来没注意过啊！”

“我承认这点。可当你注意到它们坏了，你会告诉我，我要么自己修，要么找莱昂内尔来修。所以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还是莱昂内尔·詹姆斯得分。尤其当我想了一会才想起詹姆斯是我们的管理员。我原来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眼看着科乔添加了一行又一行新的内容。

主要技术员（“你什么时候设置过手机和电脑？”）

投资经理（“你知道我们的退休账户里有多少钱吗？”）

数学老师（“你给科菲读书听，和他交流，那么谁帮他解决数学难题呢？顺便提一句，要上网找到这些题和下载下来是很花时间的哦。”）

“但这不公平，”我抗议说，“这并不是你每天都要干的事啊。”

他看着我，然后在下一行上写下了：“科菲的夜间护理。”

“噢，得了吧，”我大为光火，“科菲整晚都在睡觉。”

“不，是你整晚都在睡觉，多亏有我照顾科菲。”我脑海里闪过在那些参加鸡尾酒会的日子里，偶然瞥见儿子睡得多好。

“好吧。那你怎么不告诉我科菲会在半夜醒呢？”

“告诉你一件本来没必要让你感到困扰的事吗？我不想这样。”

我们一直讨论着，还有几秒钟，钟表就要走过第4个15分了。我试图进行最后的挣扎。“这个清单上应该写上要做的事，要用动词，而不是职位名称。”我说。科乔笑了笑，继续写了起来。

这就是我和科乔怎样一起在我们第一个正式的“管理表格清单”上抢占“领地”的经过，这也是我们之间一个新的开端。在这项练习之前，如果你问我科乔在做家务和照顾孩子方面出过多少力，我会笑着说：“他简直太棒了。”然后在脑海中翻个白眼，以为他最多能做5%。但在我将已知的科乔做的事追加到表格中，再加上他自己填写的部分，他至少能参与30%的家庭事务，这样高的比例让人难以置信，原本我以为他对这个家几乎没做过什么事。这真让人惊讶。

我们很快就把这个“管理表格清单”称作MEL。

随着时间的推移，MEL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协商和追踪家务责任的最有效的工具。一开始，我们根据地点来划分任务：这件事是需要亲自去做，还是在网上就能完成？因为科乔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海外，所以他被分配的任务都是通过网络或者本人偶尔出现就可以解决的，比如汽车保养和陪科菲看病。后来，我们不太考虑地理因素了，我们重新协商了MEL，更多地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天赋和兴趣来安排任务。

我们的MEL训练中最有启发性的是决定把哪个“×”填入“没有人”那一列。这一列代表着我们都认可这件事远远不是我俩能够完成的。我们会停止假设另一个人会做什么，或者应该怎么做，如果这件事没能完成，我们也不会埋怨彼此。我们俩达成共识，一些事如果完成不了，我们也都可以接受。3个月里，我们的车会变脏，卧室会布满灰尘，衣服也不会被叠得整整齐齐。我不再从抽屉里拿干净的袜子和内衣，而会从洗衣篮里取出来。如果别人问我们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有这个清单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暂时忽略这些条目，等科乔3个月后回来，我们会重新去“拜访”它们。

“自我赋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蹴而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不断完善生活的细节。MEL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持久而灵活的机制，让我们重新看待对另一半的期待。根据实际情况、优先要做的事项，还有事业的起伏，家里由谁来做什么一直在变化。在大多数时间，我承担着送孩子去学校的任务。但是在科乔的职业转换期，他的跨国工作日程大幅减少，我们重新修订了MEL，在整整一年里他都承担着接送孩子的任务。当他待在国内时，因为他喜欢传统的加纳食品，并且在做饭上有天赋，所以他比平常更频繁地掌厨。但当他开始专注于推出一只新基金时，我就会接过接力棒，更多地承担做饭的任务。同样，如果我正处于重大的职业转换期，科乔就会将MEL中他名字下面的每一行都填入“×”，他说：“我会应付好所有事的，直到你完成手头的事。”这真是棒极了。

有很多紧张关系源于没有进行充分的交流，造成不恰当的期待。要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一个MEL就可以做到，它可以帮助任何拥有紧张日程的夫妻驶进幸福的家庭港湾。第三路径研究所的创始人和董事长说：“像这样的夫妻关系很常见——他们结合在一起，却只考虑自己的需要。”理解和尊重另一半的利益诉求和差异，对建立合作关系非常重要。尊重其他人的劳动，而不是一味地抱怨，这会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期待和行为，以便更好地协作。

我的朋友布雷恩和他的同性伴侣马克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认识布雷恩很多年了，我第一次看见他时，就被他的井井有条所吸引。布雷恩是一名录制总监，他过着陀螺般的生活，他要抚养10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同时要为身患绝症的父亲安排临终关怀医院。而后者对他来说尤其痛苦，因为自从布雷恩离开家庭后，他和父亲的关系就非常紧张。布雷恩的伴侣马克是一名软件工程师，马克很爱他，却无法料理好家中的事。

除了长时间的工作，布雷恩很清楚自己首先要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任务，以及在家庭事务的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他要参加家庭教师协会的会议，为孩子们报名参加体育运动，甚至要帮女儿梳头，帮她编起一头长长的卷发。每当布雷尔和马克举办晚宴时，总是布雷恩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并且在整个晚上为每位客人的酒杯里都斟满酒。如果我曾经是“家政女王”的话，那布雷恩肯定是“家政之王”。

和我不同的是，社会规范和文化期待没有让布雷恩患上严重的“家庭控制症”。布雷恩承受着另一种压力，他的两个孩子来自他之前组建的家庭。他和马克在一起的同时也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这令他非常开心，但马克一直单身没有孩子。布雷恩告诉我，在第一段婚姻中，他和妻子为家庭事务共同出力。他们离婚后，布雷恩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现在他和马克在一起了，实际上马克对共同驾驶家庭这艘船负有责任。布雷恩会觉得让马克做这些不太公平。有一次他伤心地说：“我知道现状是怎样形成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马克多出一些力。”我除了叹息和同情地摇摇头什么也做不了。噢，我了解这种感受。

几个月以后，我在最爱的哈勒姆酒吧里碰见了布雷恩，我对他的改变感到很惊讶。越过曼努埃尔·曼萨内克的酒杯，他和我分享了他是怎样利用自己与马克之间的不同在家庭中获得了更多的帮助的。和布雷恩不一样，马克很好胜，他一直不肯承担家务是因为布雷恩表现得太完美了。一个周六的早晨，布雷恩照例去看他的父亲，由马克在家看孩子。他做了孩子们喜欢吃的烤薄饼。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告诉马克，他烤的薄饼比布雷恩做的更好吃。这就是布雷恩采取的办法。于是马克就成了烤薄饼的“制作机”。此外，当马克了解到布雷恩对科学展览一窍不通后，他立即抓住了帮布雷恩女儿完成科学项目的机会。对布雷恩来说，“薄饼事件”和“科学展览事件”都是他的惊喜时刻。“马克可以主动去做他擅长的事，这让我可以在家庭事务中后退一步，减轻一些负担。”布雷恩感激地说道。了解到马克会因为什么事受到激励，布雷恩就要抛开那个“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将两个人的差别视为痛点，“只要他喜欢我”，我们可以用两人的不同来开启一次重要的交流，谈论彼此的期待和动力所在，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与伙伴相互支持来发现新的契机。

为了增进交流，我们还可以从同性恋的亲友那里了解更多的事情。2015年，美国家庭与工作研究所和普华永道合作的共同研究表明，同性伴侣在协商决定家庭事务时要比异性伴侣更有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异性伴侣遵循性别标准去行动，就像科乔和我在制作MEL之前做的那样，而两人都在外工作的同性伴侣家庭中更多地会用技能、天赋和兴趣等标准去划分责任。因此，每个人都力争发挥最大的价值。

当一对夫妻开始用这样的观念模式来行动，会开始一个简单的MEL练习，将谁做什么变为条文规范。MEL的一个积极影响是当我们哪一方失误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第三方去责备，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生活中的一点点小磨难看得太重。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忘了列在MEL上，它永远不会被完成，那么科乔和我会看着彼此，半开玩笑地说：“我猜我们又得和MEL开个会了。它开小差了。”

第12章

相信伴侣，相信团队的力量

2008年秋，科乔再一次从迪拜回来时，我们已经开始共同管理家庭事务，而且我开始感受到科乔的付出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了。我们的MEL说明了谁需要负责什么家务，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都清楚彼此间的期待，并且也很明白为了家庭的正常运转，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成为全能搭档：两个人都在外工作挣钱，并且共同管理和照顾家庭。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和科乔成为越洋的全能合伙人。

我们新的家庭劳动分工改写了之前男主人在家里百无一用的故事主线。现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对科乔大部分的怨气都错了——他从来不是一个坏老公。恰恰相反，他一直想做一个好丈夫：能够符合传统文化期待，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和主要经济来源。在心理学家玛利亚·E. 本宁的文章《怨恨的政治》中，她提到怨恨“本质上是因为人们本可以对原来的不公正表达不满或有所行动，但他们却将这种带有负面倾向的感情发泄在别人身上”。一直以来，我都把科乔当成对手看待，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女性需要面对的是让自己觉得必须做好所有事情的文化准则，而工作场所的组织架构和价值观也在把男性工作者打磨成“理想的”样子。

事实上，我们的伴侣把碟子留在水槽里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笨蛋”或“穴居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一直都被相同的性别角色信息所影响。2014年，罗宾·伊利和哈佛商学院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谈到性别角色时，他们强调了社会条件对于男性的影响。在商学院的毕业生中，60%的X一代和婴儿潮出生的男性说，他们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比伴侣发展得更好。这意味着大多数的男性希望他们现在或未来的妻子能够料理好家庭，不管她是否全天工作。事实是，如果一个男性有别的想法，他就会成为头条新闻：当马克斯·希雷森开心地从MongoDB软件公司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与家庭享受更多的时光时，这被当作反常行为。他认为他的妻子，一位医生兼教授，不应该主要承担建设家庭的巨大责任。“尽管我有着疯狂的旅行计划，但我始终觉得对家庭有所亏欠，没能以任何方式为家庭出力，”他在博客上宣布了这一决定，“我不能再继续滥用家人的宽容。”

大多数男性都不是马克斯·希雷森。实际上，在工作场合中，很多男性也希望他们的女性同事去做“女性的工作”。作家、法学教授琼·威廉斯把这些事叫“办公室家务”，即女性被强迫去做不太重要的工作，例如，筹备派对或者各种成员会议，总是让她们远离那些更有竞争力的、有利于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

但是，当这种“家务就是女性的工作”的观念逐渐从家庭中被根除后，我原先的怨恨渐渐消失了。因为在促进我们之间关系改变的事情上我更加积极，一直以来我致力改变的事情有了结果，无疑我们是个团队。恰好那时，我身体里的“小魔术师”让我们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生儿的出生会给我们的家庭事务管理增加一系列的工作。

11月，我担心科乔因为远在迪拜而错过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妇产科医生建议我可以在预产期前一周进行催产。我一直不知道人们还会这样做！我还可以控制孩子的生日！“家庭控制症”的音乐声又在我耳畔响起（尽管我正在痊愈），我在手术单上面签了名。

到目前为止，我在孕期一直健康无事，所以当我告诉科乔这个完美的计划时，他却坚持认为催产不是个好主意。他要我别这样做，然后他承诺说：“我不会错过孩子出生的，相信我。”从迪拜飞到纽约至少要花14个小时，而大多数孩子想出来时自己就钻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我仍然取消了催产，这只是自我赋能训练中最后的讽刺一击。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直到预产期2月26日，我竟然毫无压力。

像很多胸怀壮志的女性一样，我计划一直工作到孩子出生，这就意味着在2月底我还在忙着跟进捐赠款项，以此来弥补接下来3个月的产假。在生孩子前的最后几通电话中，有一通电话中我两次让项目基金会官员停下来等我，而在电话这边的我正用深呼吸来减轻轻微宫缩的疼痛。我决定，这就是我的最后一通电话。

我开始感到慌张。科乔能及时赶到吗？

我扫了一眼当天早一些时候送到的紧实的蔷薇蓓蕾，上面的小卡片上写着“我会赶到的”。但科乔的飞机并没有在3天前就预订好。我在办公室里跪下来，学着用瑜伽姿势来减轻宫缩带来的疼痛和我不断增长的焦虑。确实，有很多次科乔都没能兑现他的诺言，但他是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食言的。距离上次他这么郑重地跟我说话，已经过去一年了。

在2008年的情人节前后，我还在冥思苦想怎样才能做到“愉快地委托”，那时我受邀成为“哈勒姆4小童”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为哈勒姆地区的婴孩和蹒跚学步的孩子们提供音乐和文学训练的非营利组织。

之后，我疯狂地爱上了“哈勒姆4小童”。当我第一次搬到纽约，我的儿子已经两个月大了，我的一个邻居建议科菲和我参加周六的活动，这样我就可以见见其他新生儿的母亲。我在那里收获了许多长久的友谊，而且“哈勒姆4小童”是我资助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群组邮件中我得到了很多建议和资源，使科菲每周都能度过一段愉快而令人兴奋的故事时光。

毋庸置疑，我在参加这个组织的时候非常谦逊，我知道为非营利组织筹集资金的经历能够帮助该组织有效地达成目标。更重要的是，“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的工作可以让我实现两个终极目标：提高妇女和女孩的地位，以及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既然大多数的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孩子每周都被妈妈带过去享受故事时光，那么支持“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的工作就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这是女性迫切需要的。除此之外，我决定要通过做个好榜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我希望我的行为可以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念。通过为非营利组织委员会服务，儿子会观察到我在团体中的付出，我可不想做一个只会说教的母亲。

我的父母教会了我为社区做出贡献，但当时我也没觉得自己曾经为哈勒姆做过什么。我出去工作，晚上参加社交活动，同时要照顾管理家庭。我为陀螺般的生活不停奔忙，以致忽视了对公民活动的参与。在西雅图和波士顿，我曾活跃于姐妹会的校友分会迪欧塔·西格玛·塞塔，它拥有丰富的社区服务历史。但当我有了孩子，搬家到纽约后，这个我曾不肯错过每次活动的校友分会对我来说成了奢望。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不是一个积极的迪欧塔。

幸运的是，“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和文化为我扫去了障碍，让我能够很容易地参与到社区活动中。这个委员会的每名会员都是有孩子的职场妈妈，她们都正在参加或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她们都明白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价值所在，并且她们也想兼顾志愿工作。因此，委员会的构想为参加的女性提供了便利。每月找出一个周日，我们会在社区董事会主席的家里举行会议。除了议事日程这唯一正式的部分外，其他都很随意。甚至连大家的穿衣打扮都很随便，只要愿意，我们可以穿着瑜伽裤和T恤来。但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如果没人照顾孩子，我可以带着孩子参加。

这个委员会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但它有一个缺陷：星期日是我准备饭菜的日子。因为周一到周五我的时间有限，所以为了确保家人能够吃到健康的饭菜，提前准备好接下来的一周吃什么是我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我需要去杂货店购物，把食物切成小块，并且做好大部分的菜，然后把食物分成小份储存在冰箱里作为下周的食物。这样做的话，我每晚只要蒸一锅米饭或者煮一些西蓝花就可以了。我不信任外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贵得要命。而且如果自己做饭的话，我知道哪几种食材搭配更好吃。我迷恋便宜并且有营养的饭菜，在纽约住了3年，我没有点过一次外卖，这让很多纽约人难以置信。只要想到“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的会议可能给我周日准备食物造成多大的影响，就足以使我婉拒这次邀约。

为什么呢？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能把准备食物的“球”扔给科乔呢？虽然他已经在洗衣服、跟进考察地板等家庭杂务上出力帮忙了，但准备饭菜，决定接下来整整一周要吃什么，这不是一项他能够胜任的任务。我不想把准备饭菜的“球”传给科乔的最大障碍是我认为他不能提前准备好这件事。这个评价不公正吗？可能吧。但这是“以史为鉴”的。我们的日程表上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正式的欢庆活动，科乔每次要到穿衣打扮时才问：“我该穿什么？”这对我们来讲并不稀奇。这时，我会拿出提前一周准备好的套装，我会把它们干干净净地挂好，然后整齐地放在衣柜里。

在我看来，科乔善于处理琐碎以及日常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让他计划并且准备好整整一周的饭菜也太不切实际了。我确信他应付不了这些，所以问都没问过他。

几天后我收到委员会的邀请时，科乔和我正在进行一次迟到的情人节约会；工作上的事务让我们没能在情人节当晚庆祝。这次约会并不华丽（他那时还在失业状态），但是我们很享受这个在加勒比海潜水的夜晚。加勒比海离我们并不远，我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次约会。约会是少有的能够弥补生活细微缺憾的时光，在这个特别的晚上，科乔告诉我他找工作的近况，我和他分享了办公室发生的事。我们开始吃酢浆草和柠檬蛋糕的时候，我提到了“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的邀请，这是科乔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惊讶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这很酷啊，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

他认为我会接受这个邀请。我很快解释说我不会参加的。我没办法把这件事安排在周日，一直以来我都用周日来准备饭菜。

科乔一脸迷惑。

“但是你喜欢‘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呀，”他说，“再说委员会的服务工作正适合你，你不能拒绝。为什么不让我周日来准备食物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轻轻地笑了一声，他有点儿生气。

“好吧。这需要你提前想好我们要吃什么，准备好所有的食材，并且提前安排好每晚吃什么。这需要很多计划。”

我带着怀疑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番话。我没指望科乔会为了证明男子气概而接受这个挑战。

“让我们做个交易，”他说，“如果你接受‘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的邀请的话，我就会在你开会的那个周日准备好饭菜。”

我不情愿地同意了，心中暗想这可能会成为一次灾难。我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工作——委员会会议和准备饭菜，因为我不相信科乔真的能完成这些。

3周以后，当我结束了第一次委员会会议走进家门时，我最初的预想得到了印证，科乔像以往一样坐在深蓝色沙发的老位置上。厨房一尘不染，这意味着他根本没进过厨房。但之后我闻到了空气中挥之不去的生姜、胡椒、大蒜和洋葱炖新鲜土豆的香气。我径直走向厨房打开冰箱，仿佛冰箱里有个小偷等着吓我似的。

什么都没有。

“看看冷冻室。”科乔大声地冲我喊，声音里充满得意。在冷冻室里，炖鸡肉被完美地分好，7个塑料饭盒整齐地摆放在里面。

“所以我们每晚都吃相同的东西？”

“是的！”他满怀热情地说。

他没能按照我的方式做好这件事，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期待。我忽然想起科乔在我收到委员会邀请时的回答。他的话用到现在也正是时候。我坐在深蓝色沙发上，偎依在他身边，在他耳畔轻声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这很酷啊，宝贝。我为你感到骄傲。”

当时，科乔信守了他的承诺，现在他也会信守承诺的。不知怎么，他和孩子就像商量好了似的，让科乔有足够的时间从迪拜赶回来。他在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的一个月前，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出生的两周前回来了。我们的孩子出生在2009年3月4日。在我每次怀孕的时候，都会要求医生不要把孩子的性别提前告诉我。像不知道孩子性别一样困难的是，我不想干涉孩子的生活。如果知道了他们的性别，我就会马上着手在他们生命的第一次呼吸前，为他们的生活计划很多事情。我把这9个月的等待作为母亲的第一次牺牲。尽管如此，我直觉地感受到我会再生出来一个男孩，所以当科乔在产房宣布这是个女孩时，我又一次感到了惊慌。

“我还不知道怎么编辫子。”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我就大哭着说。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超市里，陌生人会在母亲面前赞扬她的女儿拥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每到这时母亲就会骄傲地笑起来。所以我也将学会编发，我的女儿也会很美丽。

女儿的名字是“埃夸”，这是具有加纳传统的名字，意味着她是在周三出生的女孩。我问科乔我能否打破加纳父亲起名字的传统，为她选择中间名。科乔马上答应了。

我选了“阿玛拉”，这个名字意味着“希望”。

第13章

动员亲友团来帮助你

科乔在迪拜的这一年里，有一个比MEL更重要的因素，让我过上了相对而言比较幸福的生活，那就是托雅·泰勒。托雅就是那个大学时曾经邀请我参加那次至关重要的“70年代好莱坞”派对的朋友，在那个派对上，科乔第一次注意到了我。托雅早我们很多年搬到纽约，她也是科菲的教母。我和科乔决定分居两个大陆时，她曾经是质疑过这个决定的几个人之一。但她爱我们，当我们需要帮助时她站了出来。托雅帮助我们的方式是如此独特，让人不可思议：尽管她作为艺术家和老师的工作非常忙碌，但她还是空出了布鲁克林租住的公寓，在科乔不在的这段时间搬到了我们家住。她和我们一起生活了整整一年。为了给她腾地方，我们把科菲的屋子让给了托雅，让科菲住进了我的屋子（后来埃夸出生后，也加入了科菲的队伍）。虽然很拥挤，不过托雅的出现非常重要。她甚至在MEL里也独占一列。她是个厉害的“清洁工”和大厨，当我工作晚了或者去旅游时，她会陪着科菲。

托雅并不是唯一向我们提供帮助的人，我那超凡绝伦的婆婆艾琳，她每隔几周就从加纳飞过来看我们，而且不预先通知我们。还有科乔的朋友不止一次开车带我去超市。我的朋友和邻居马歇尔也会帮我整理好科菲的旧衣服，给我未来的宝宝穿。最后，我还认识了我们房子的管理员莱昂内尔，并和他成可以直呼其名的好朋友。甚至连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房东，也会在莱昂内尔或科乔不在的情况下帮我们关注房子建设的新情况，协调装修事宜。

大家在问我怎样在科乔远在迪拜的情况下安排好我的工作、两个孩子和家务事时，他们会说：“这简直太完美了。你们太幸运了！”但是得到这么多帮助，令科乔和我想到的不是运气或命运，我们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实在太穷了。保洁、照顾孩子、做饭、家庭维修和购物，我们希望将来可以挣很多钱来雇别人做这些事。但是在那些年，我们的收入还不足以支撑这些花费，所以圈子给我们的帮助不仅很重要，还值得我们深深感恩。

不能否认的是，对高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来说，陀螺般的生活会轻松一些，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在2013年和2014年，劳拉·范德卡姆让100多位收入超过6位数的职场妈妈记录下她们是怎么度过一周的。与传统认知不同，她发现在事业上拥有权威的女性更容易获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为她们有能力雇别人做家务。同时，这些高职位的女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让她们在必要时可以自己掌握工作时间。

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为了得到拥有较大权力的工作，我们必须经历中层管理阶段，这时我们并没有较高的工资以及自主工作的特权。所以全心参与就非常必要了，同样我们也需要让“全村”都加入帮助我们成功的行列中。我们的伴侣要明白，我们要培养好与“全村人”的友情，他们愿意提供给我们需要的帮助，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向外部寻求帮助，并且让别人知道我们的需求。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在意外的地方发现支持的力量。

塞西尔和朗达是在一次女性会议之后来找我的。在我的主题发言中，我引用了玛德琳·奥尔布莱特曾经说的话：“在地狱里一定有一个地方，是专门为不互相帮助的女性准备的。”塞西尔和朗达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会后她们冲上来告诉我关于她们的故事。

她们第一次见到彼此是在教堂。相识半年后，她们说：“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她们都是拥有全职工作的单亲妈妈，都抚养着一个儿子，要协调忙碌的生活对她们来讲非常困难。当她们最终做到这一切时，她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坚持了那么久。她们吃着赛百味的鸡肉丁沙拉互相倾诉彼此的故事，发现两人竟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从她们可以回忆出《欲望都市》的每一集内容，到她们还是小女孩时都拥有当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塞西尔是位护士，朗达是位过渡性住房的项目管理人。她们都离婚了。她们并不后悔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但要独自抚养儿子的重重挑战令二人感到悲伤。在两个人第一次一起吃午饭那天，塞西尔非常焦虑——她不想让她的儿子搬离从小长大的家，但是没有了前夫的收入，她用每月护士的收入支付按揭贷款很吃力。同时，朗达也想搬家，以离11岁的儿子贾斯廷的学校近一些。她希望儿子可以走路回家，不用再雇保姆接送。

“贾斯廷在哪儿上学？”塞尔西问。

“哈密尔顿。”

塞西尔不知不觉地张开了嘴：“这离我的房子只有7个街区。”

两年前在赛百味的午餐让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也是她俩共同协作的开始。之后，朗达和贾斯廷搬进了塞西尔和马利克的4居室的家里，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妥帖，她们甚至考虑要组织一次单亲母亲舍友运动。两个家庭过着各自的生活，但两个女性共同分享资源，她们一起缴纳房屋费用、一起做饭、一起照顾孩子，每个人都过得风风火火，每次塞西尔或朗达去约会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开玩笑地揶揄对方：“玩得愉快！但一定别傻傻地嫁给他。”

不是每次全心参与的主体都是塞西尔和朗达那样的已婚女性，这个“村子”可以通过不同寻常的方式建立起来。尤其对单身女性来说，赢得别人的支持，帮自己分担重压，这对结束陀螺般的生活至关重要。事实上，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凝聚了一个“村子”的支持，这也是“自我赋能”的最大的益处之一。一个“村子”就是可以主动帮助我们，或者我们可以在那里寻求到支持的核心集团，他们会支持我们的家庭走向成功。他们的贡献太重要了，值得我们在MEL中给他们一列的位置，有时甚至值得让我们留出一间卧室给他们住。对于科乔和我来说，这个“村子”必不可少，因为就算我们俩协同管理家务，仍然没法照料好每个细节。

我们的“村子”包括5类人。

第一类是家庭成员——虽然他们为我们的成功付出了许多，但我们仍然没觉得向他们寻求帮助是在占便宜。我们相信提供帮助的驱动力是他们对我们的爱。我们珍视他们，并且也会用爱来回报他们。坦白说，并不是每个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都能放进这一类里，而且不是每个可以看作家人的人都和我们有血缘关系。我的家人包括姐妹会的姐妹们，孩子们的教母和在教堂里帮助照看我长大的人们。一些人可能是那些亲密的朋友或家庭好友，但是我们也简单地把他们当作家人。有的人和原生家庭住得很近，这样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巨大的帮助。据称在2013年，29%的夫妇们认为住得离亲生父母或亲戚近很重要，考虑到这些，重新定义为我们提供帮助的家庭成员非常必要。

第二类村民是邻居。如果夫妇两人恰巧住在其中一方或双方长大的社区，那么这个社区已经准备好为你服务了。但很多人都会背井离乡，这就意味着“村民们”可能需要一些征召才能明白他们的角色。在科菲6岁时，我真的需要对一位新邻居做这件事。这位邻居曾经纠正过科菲别叫他“哈丁先生”，他告诉科菲要叫他的名字。科乔和我非常喜欢这个人，并且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我们发自内心的关心。几小时后我去敲他家的门。我们感谢他是这样一位好邻居，寒暄过后，我对他说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帮助我们：“你能不能还让科菲称呼你为‘哈丁先生’？”我问他：“这对科菲来讲是一个信号，你是那个在这个社区里他可以依靠的人。我不会永远在他左右，他的父亲也不会的，我们想要知道有其他人在留心守护着科菲。科菲也需要知道你正在为他着想。称呼‘哈丁先生’就是提醒他，如果你需要纠正他的错误或给他鼓励的话，他需要听你的话并且尊敬你。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哈丁先生马上同意了，并且对这样的角色分配感到受宠若惊。原来他只是一个友好的邻居，但是这次谈话过后，无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助他都可以立即施以援手。一次，我从储物柜里拖出来孩子的两辆自行车，却发现车胎都没气了。领着两个孩子，我不可能把两辆自行车送到商店，所以我和店员说改天再骑过去。看到两辆自行车瘫在路边，哈丁先生过来帮忙了。他把自行车带到商店，给车胎打了气。他是我们“村庄”里的重要一员，我非常感激他。

“村庄”里的第三类人是由全职妈妈组成的。她们经常被看作是在家看孩子的妈妈，但实际上，这些妈妈们并不是总待在家里的。她们带着孩子在外面穿梭，她们付出的劳动完全像职场妈妈一样多，只是她们没有工资。妈妈们之间的战争就这样停火了，因为我们需要彼此。她们是我们“村子”里的朋友，会议拖延时我们可以在桌子下面给她们发短信，让她们在接孩子时也能顺便接我们的孩子。她们会给我们很多建议，劝孩子参加哪些老师的课程，在孩子需要应急医疗时给出建议，当你需要赶工作报告时，她们可以整个上午陪着你得了流感的宝宝。

全职妈妈似乎了解更多早期儿童发育的知识。不敢想象，她们会比职场妈妈有更多的时间为了孩子读书，所以也许是因为她们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不管怎么说，她们都是一座黄金宝藏。下面是我和一位妈妈的聊天记录，因为要兼顾做好本职工作和在截止日期前完成这本书，我已经3天没见孩子了。

周日上午7：24，谢丽尔写道：

昨天和孩子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游泳

艺术创作

玩耍

艺术观赏

在中心公园和其他孩子们接力……

回到家绕着门口玩轮滑……在原先的学校玩轮滑……

吃了炸鸡柳、炸薯条，看了一部电影。

我喜欢埃夸跟着一起来……她会尝试每件事，并且从不拘束。

我非常爱你的两个孩子……他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真是开心。

露西对科菲发起了攻势，她告诉科菲她有多么喜欢他！

周日上午9:38，蒂法尼写道：

读到这个短信时我哭了。昨晚我为了一个方案直到凌晨3点钟才睡。之前的48小时我在巴尔的摩做会议演讲。在回来的火车上，我发疯似的撰写一系列由乐我网出品的职业培训视频的草稿。明天我们就要开拍了。在颇有成就地完成要出版的书的初稿后，我从一个读者那里收到消息，她说整整一部分的内容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在给编辑交稿前，我还需要改写3个章节的内容，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会影响到交稿日期。如果说“我现在感到焦虑不安”，那简直是轻描淡写。

大多数时间，我都感觉自己在伟大的搭档、母亲和地球公民的轨道上行进着。但昨天我因为没能和孩子联系而感到深深的羞愧。我读了你的邮件，心中生出巨大的感激。我能想象到孩子们的心正飞快地向我靠近，其实，他们昨天玩得很开心呢！并且你一直在温柔地关怀着他们。谢谢你！

周日上午9:48，谢丽尔写道：

你简直就是个摇滚明星……我喜欢和你、苏西、艾米这样的摇滚明星母亲在一起搭档……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个好榜样，但你是……

我的孩子们能和朋友们在一起非常开心。

也许正像科乔说的那样，照顾好一个小孩需要劳师动众……我们的孩子也需要你的家庭的参与。

我敢说孩子们爱你，但他们没有想你想到昏天黑地！

“全职妈妈团”帮助我化解了很多危机，但我却无以回报。因为她们也参加了非营利组织委员会，我会尽我所能支持她们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也经常举办小孩子在朋友家过夜的活动，让全职妈妈们休息一下。她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最近她准备找机会重新工作。她问我是否认识做市场营销的人，能够和她交流一下。她问我这个问题时就像让我帮她一个大忙。“你真的没开玩笑？”我说：“当然没问题！”这些母亲们所做的一切让我的事业更进一步，并且让我拥有了现在的人脉。我的名片盒就是她们的名片盒。那天，我为她发了无数封邮件。

我们“村庄”里的第四类人是保姆。他们是唯一需要我们付钱的人。科乔和我很快达成一致，如果有一些保姆能够随叫随到，并且他们来自不同的群体，那简直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想到要找保姆。大学生当然很好，但我们接触过的最成功的保姆是兼职的演员或者音乐家。曾经一位保姆还在参加百老汇的演出，当时刚刚结束了《欢乐满人间》的演出。她把里面所有的歌都教给了科菲和埃夸。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有很多网络平台为人们找保姆提供了方便，我们也用过这些网站来找保姆。这些年来，我们创建了一系列与保姆相处的基本规则，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成熟友好的“村民”。

1.给保姆付钱时，我们会在一张纸条上手写一段话表达对保姆的感激，我们承认他们是“村子”的成员。确切地说，一般会写两行。

2.我们得确保保姆能够平安到家。我们会支付火车或者打车费用，如果他们回家太晚的话，我们就会叫优步或者开车送他们回家。如果他们选择步行的话，我们就会让他们到家后发一条短信，以确定他们安全到家了。

3.我们尊重保姆的互相推荐。如果他们曾推荐给我们其他保姆，那么我们也会注意，优先赋予他们拒绝将来为我们工作的权利。

4.我们需要提供食物。要让他们了解到，我们欢迎他们吃厨房里的所有东西。如果他们有不同的饮食需求，那么我们就会从饭店点外卖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5.比上述所有都重要的是，我们对他们未来的领导力之路进行投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知道的某些职位和他们的兴趣方向相一致的话，我们就会牵线搭桥（记住，保姆只是兼职）。因此我们失去了不少能干的保姆，但他们到现在仍然是我们“村子”的忠实成员。

构成我们“村子”的第五类人是行家里手——具有专业技能的朋友或同事，他们能帮助你在家庭管理任务中和难题的解决中找到捷径。例如，如果“村子”里有个机修工或者懂得汽车的人，那么将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帮助。如果我们认识儿科医生或者其他内科医生、律师和旅行代理人，我们也会受益良多。当然，我们不是作为客户出现的。这些专家可能是孩子学校的家长、在工作和社交场合遇见的人、朋友推荐的人，或者是一直保持联系的大学同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乔和我都难以向我们“村子”里的专家支付费用，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客户，所以会很小心地不去占用他们太多时间。一般我们问专家的主要问题是“如果……的话，你会做什么？”或者“如果你要找×的话，那么你怎么才能快速地找到它？”。我们基本的假设是，如果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专家们要比我们懂得多，那么通往成功的捷径就是照他们的话去做。一次妹妹对我说：“蒂法尼，你实在太无聊了。你从来不学学自己怎么去做。”我的回答是，“既然别人可以分享他们辛苦得来的成果，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从头开始学习呢？”

还需要提及重要的一点，专家并不一定和某些专业相关，一些人会在私事上为我们提供建议。例如，我们最敬重的专家是一对已经结婚将近50年的夫妇。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家庭，我们都无比敬重他们，他们在处理夫妻关系上给予了我们非凡的洞见。

作为忙碌的职场人，科乔和我经常依赖“村子”的仁慈和善意。例如有一周，科乔和我必须同时出差，我要去加利福尼亚参加迈克公司（MAKERS）的就职会议，科乔需要去拉各斯。我们一直试着确保每晚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能陪伴孩子，但这一次我们俩都没法错开开会的时间。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暴风雪忽然袭击了纽约，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那简直是最可怕的噩梦。我们已经小心计划旅行的时间，让孩子只有一天不和父亲或母亲在一起。我们已经做好了安排，让经常来家里的保姆陪孩子们度过一个夜晚，并在第二天早上将孩子送到学校，但是她在送孩子们去学校后有另一份工作要去做。准确地说，如果哪个孩子在这天摔倒了或者感冒了，都没人能接他们。我当然知道，我可以打电话给一位全职妈妈，但是我祈求上帝不必这么做，希望我可以及时赶到，在孩子们放学时接他们。

当我听到了暴风雪的消息时，焦虑到了极点。然后，我马上给我的“村民”发邮件：“为了防止紧急情况发生，我们被告知困在城外了。”妈妈们都马上回复说科菲和埃夸可以和她们待在一起。最后，全职妈妈谢丽尔，从学校里接了我的孩子们，并且将他们带回了自己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举行即兴的派对。我的孩子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必须承认，从前在我身体中藏有家庭控制症的母亲，会焦虑女儿第二天在上学时一头紧密的卷发看起来很吓人，因为白人母亲不知道怎么梳理头发；或者我的儿子会错过课后的培训课，因为朋友要照顾的孩子太多了，带他去上培训课实在太麻烦了；又或者孩子们自己没能穿好衣服；同样我也不太相信他们能够完成作业，但这是过去的我。

现在，对于这些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我不会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感到崩溃，我会欣赏这种特殊情景下好的一面：接下来我有24小时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人都不用照顾，我被拴在这个五星级的度假村里了。在与我的“村庄”取得联系之前，我对航班的推迟感到无比焦虑，并曾狠狠责备自己竟然是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以至于甚至没有抬头看看眼前美妙绝伦的风景。这里的海洋波澜壮阔。我编辑好了一条短信，然后做了4小时的水疗，让自己放松做白日梦。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我坐在院子里有草莓娃娃图案的毯子上消磨整个下午，我在写一首诗，只被母亲叫我吃晚饭的声音打断过一次思绪。水疗过后，晚上我坐在一堆篝火旁度过了几个小时，和好朋友詹妮弗在一瓶红酒和无数美味的菜品旁纵情欢笑。

第二天早上，我打起精神沿着海滩跑步。海浪就好像在和我嬉戏。每迈一步，太平洋就涌上前来和我打招呼，然后逗笑似的退回去。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再吐了出去。每件事都变得清晰了。跑步过后，天空为幕，我在最雄伟瑰丽的日出前练习了瑜伽。回到纽约后，更好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等着我去扮演，我对“自我赋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行动。

第四部分

获得“金牌搭档”的支持

第14章

不要苛求，完成好过完美

我不喜欢厨房的水龙头，它看着就像是从20世纪70年代走出来的，而且也不是那种典雅复古的类型。但我又很喜欢这个丑丑的水龙头。它每天都在提醒着我，我已经走了多远，我做了多少努力才把“家庭控制症”冲进下水道。

让我来讲讲这件事。

一天早晨，我在匆忙地打包午餐盒（前一天晚上我为了准备一个大型会议，凌晨两点才睡，所以几乎忘了这件事），我注意到水龙头漏水了。我知道自己未来几周都没时间处理这事了，所以我打包好午餐盒后，给科乔发了短信：“厨房的水龙头漏水了，请修一下。”

科乔还远在迪拜。我们创建了MEL，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有办法处理好这件事。事实上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就注意到有一个崭新锃亮却很土气的水龙头在我身后闪着光。啊，我原来还幻想着那会是个漂亮闪光的水龙头，就连格温妮丝·帕特洛也会赞赏有加的那种呢。我马上在心中盘算要重新安排一下日程，明天找时间换掉这个水龙头。

但理智战胜了我。我给科乔发短信的全部原因是有太多待办事项，它们简直要把我淹没了。在表格中他那一列里，有设备维修主管的工作。很幸运我有这样一位伴侣，即使隔着大西洋，收到我几个字的短信要求后，他在12个小时内就成功修好了漏水的水龙头。一个丑丑的水龙头不会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却可以获得生活质量的极大改善。

在每个家庭，都有漏水的水龙头，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抽象的。尽管其他人的做法和我们不尽相同，但女性必须相信他们也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是时候效仿《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公主，简单地随他去吧。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永远改变家庭生活的新方法。

从委托科乔修理水龙头的这件事中，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领悟：长期以来，大多数家庭管理的学习都是从我到科乔的知识转让，而很少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正如大多数的工作场所是由男性主导的一样，家务事是由女性主导的，以致我得了“家庭控制症”。家里没有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不会注意到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所以科乔经常经历着比提到最后通牒还要难受的感觉。家务管理一直以来都只是用我的方式进行，但高速公路不会只有一个方向。一旦我更多地依靠科乔的帮助，真正地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情，我会有全新而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让科乔去取干洗好的衣服。两年来，我一直都去干洗店取干洗好的衣服，可是有一天，科乔却想出让干洗店根据我们的时间安排送衣服的办法。我甚至从来没想过要问一下干洗店。每次从科乔那里学到的新事物，都会改变我在家中的做法，它重新组成我的现在。每一次中断后重来都提醒着我，我们可以利用彼此的差别，采取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另一个例子，我偶然发现了科乔在家庭中的创新之处。当时，他第一次提出要找一个保姆。我刚刚结束了一次工作旅行，飞机刚停稳，他就打电话来让我把所有保姆的名字和电话都发给他。因为我们两人经常旅行，所以我收集了相当多的保姆信息，并填在表格里，以便晚上或周末能够找人照看孩子。我很好奇为什么科乔突然那么着急找一个保姆，因为这种事一般都会落在我身上。他解释说他的一个客户忽然到城里来了，他想我们一起出席今天的晚宴。当时我才刚到纽约，不愿意穿着紧身黑裙子，堆出一脸微笑，帮他完成一项交易。科乔也知道我更愿意待在家里陪孩子们，因为我已经两天没看见他们了。他的策略是通过主动提出找保姆，以缓和我陪他出席晚宴的不快。

“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找到保姆呢。”我一边笃定地告诉他，一边把我的行李从机舱顶拿下来。

当我在最后一分钟才收到晚间工作活动的邀请时，大多时候会婉拒。因为我知道我要花一整天才能找到保姆，时间根本来不及。但是在我撂下科乔的电话30分钟后，他就发短信告诉我今天晚上来照看我家孩子的保姆名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乔了解到如果他自愿找保姆的话，就容易从我这里得到“是”的回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注意到他能在30分钟内找到保姆并不是运气使然。最终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能那么快就找到保姆呢？我不能理解，这件他不到一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到了我手里经常得花近两天的时间。我找保姆的方法是先根据她们工作情况或学校计划，同时参考她在我们所有育儿保姆中轮换的次序，找出最适合的人选，然后提前几天给她发一封邮件或短信。接着我会等她的回复。如果我们心中的人选可以做的话，我们就和她预订好时间。如果她不能，我会继续询问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在我看来，这是预订保姆最体贴、最公平的方式。

当科乔描述了他的雇人技巧，我一时无言以对。每当他要找一个育婴保姆，他就会编辑一条短信，同时并且公开发给所有的保姆。这样的话每个保姆都能看到其他10个人也收到了相同的内容。想要这份工作的人必须马上回复，因为科乔会简单地把这份工作给第一个回复的人。开始我觉得他找保姆的方法简直太粗暴了，以致当我在银行偶然撞见其中一个保姆时，我当面道了歉。可她的回答令我惊讶不已。她真的很喜欢科乔给每个人都发短信，因为如果她做不了的话，也不用为拒绝我们或没时间回复邮件而感到抱歉。很快，我也逐渐开始欣赏科乔这种高效的做事方法。我不仅可以接受原先总是拒绝掉的社交机会，还大大地缩短了待办清单上“找保姆”这个任务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把找保姆这个“球”扔给科乔了，因为很明显他比我做得更好。科乔和我正在实现真正的家庭平等。我们的家也逐渐变成一个能够受益于不同观点的地方。

即使领导岗位仍然需要更多女性，但在利用人们的不同特点完成工作的这个问题上，职场还是要比家庭领先很多年。这些公司已然明白，为什么不同经验、背景和技能的员工可以为组织创造最好的收益。2011年《福布斯观察》的一项研究详述了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劳动力对革新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性。同时，《麦肯锡季刊》也将公司高管的多样性与财务业绩清晰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发现“以执行董事会的人员组成的多样性来划分，领先的前25%的公司比垫底的25%的公司的平均利润高出53%”。另一项由密歇根大学进行的研究给出了大量的证据，多样化的员工就是多样化的问题解决者，他们可以提供独特的战略。这项研究中有81%的被调查者透露，已经在他们的招聘流程和人力资源计划中制订了性别和人才多样性的方案。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同多样性的重要性。

芭芭拉·安妮丝是“性别智商小组”的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她毕生致力于让人们发挥职场性别的多样性优势。30多年来，安妮丝一直帮助公司认识和阐明两性在职场中的“盲区”，她把这个“盲区”定义为“两性之间不正确的偏见会不利于交流，造成误解，并且不利于公司两性关系的和谐共处”。

安妮丝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中有4个特点鲜明的主要盲区：

1.认为平等就是相同，“这会让人们想当然地做出不正确的假设，推断别人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动机。”

2.由男性设计的组织架构，让所有人在组织结构层面去适应男性特质，比如“速度、效率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商业模式在工业革命后就已经形成了。

3.改变女性，让她们像男性一样思考和行动，这“巩固了人们的既有观念，认为女性的贡献和行为方式不如男性”。

4.认为男性做出令人不愉快的行为是故意的（例如在以男性中心的场所与客户娱乐），其实大多数男性“这样做是为公司着想，并没想到他们的行为会给职场女同事造成影响”。

安妮丝认为，在职场上，领导可以通过认识这些“盲区”打破现状，促进彼此合作，提高效益。现在，我意识到认识这些盲区在家庭中也同样重要。

让我们从她提到的第一个盲区“平等就是相同”谈起。比如在科乔给孩子穿衣服时，我期待他应该和我做的丝毫不差。这个盲区会让我们误解伴侣行为背后的动机。我会认为他根本不重视孩子穿成什么样。当那天晚上孩子尖叫时，我不能理解科乔怎么能淡定地坐在深蓝色沙发上看篮球赛。我之所以冲他发火，是因为我处在“平等就是相同”的盲区里。现在，我明白了科乔为什么那么平静，是因为儿子没有处于危险之中，并且露辛达正在照顾他，露辛达是我们亲爱的、值得信任的“村民”呢。只是科乔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和我不一样而已。

这种“平等就是相同”的理念极大地增加了女性所承担的工作，因为我们经常想修正另一半的“劳动成果”，让它们看起来和我们做的一样。一项英国的研究显示，女性每周会花3小时的时间来把她们认为丈夫“没做好”的工作重做一遍。我们应该腾出这部分时间，即使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完成，但也要接受工作已经结束了的现实。

现在，让我们来看安妮丝的第二个盲区——由男性设计的组织架构，这在工业革命后就已经形成了。同时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家庭管理成为一直都偏向由女性来主导的领域，女性被认为善于同时完成多种任务。事实上，很多男性很难运转一个完美的家庭，这需要他们去处理结果复杂的任务、时间、人际关系和社会实践等。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觉得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但她们仍经常认为有必要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留给男性详细的指示。

家庭仍然由女性设计主导的一个原因是，女性掌握着家庭管理的第一手信息。这是因为大多数家庭的外部相关者，包括托儿所和医疗保健单位、学校以及课外小班的管理员会默认与“家里的女性”联系，即使男人被列在主要联系人的名单上。社会学家把女性对于这类家庭管理信息的控制叫作“固守母职”。在婚姻的大多数时间中，我是那个主要的守门人。

一天，我突然很开心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天，一个新的育儿保姆打破了我“守门”的规则，直接给科乔发了短信。之前每次她都发短信给科乔和我两个人。我会给她一张杂货清单，然后她会在商店给我们发短信：“选哪种苹果？”或者我会让她买一个生日礼物，她就会回复我：“礼物的预算是多少？”

我没让她把我和科乔都算在决策圈内，一开始这让我很疯狂。我觉得给科乔发短信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很明显我是那个知道她的问题答案的人。但之后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是我原本没想到的。在结束了会议与公开展示后，我发现手机上竟然显示着保姆和科乔的一长串对话。有时他回答的问题是错的（我要绿色的苹果，不是红色的），但是一周后，我开始意识到红色苹果并不会带来世界末日。我也意识到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之前就算在工作时，我也会对保姆的呼唤随时回应。于是开会时我的注意力总被分散，一半是会议桌上的讨论，一半是屏幕上突然弹出的信息。但现在我明白了，科乔同样可以接受她的提问。我的焦虑消失了，我也能在工作中更加集中精力。由女性主导的组织结构和家庭管理系统，让我们把更多的工作留给自己，也阻止了男性成为全面参与的搭档。

第三个盲区：“改变女性，让她们像男性一样思考和行动。”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在办公室里，女性把男性当作效仿的对象，但是却没有利用两性的优势。而我知道在家庭中，很多女性试图改变男性，让他们像女性一样思考和行动。其实，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并且吸取对方的有用经验。如果我们坚持让他们采取和我们一样的方法，就是在阻止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在我所有鼓励科乔多做一些的策略中，最令我羞愧的莫过于“贴纸奖励项目”，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个管理家庭非常严格的教育学家费利西亚印象如此之深的原因。我的家庭管理的核心理念在于“不能让事情堆积成山”。在我心中，你越拖着不去完成，就会有越多的工作等着你去做。但科乔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不管你是现在还是将来着手去做，事情始终在不断累加，一直有那么多的工作等着你，所以没必要急着处理。尽管他有自己的逻辑，但我还是尽量哄劝他，让他按照我的时间表做事。我把希望他做的一系列事情列成清单，例如把回收垃圾挑出来，或者是把拿错的早餐食品盒送回杂货店。然后我把这张清单贴在冰箱上，把当天所有完成了的任务贴上黄色笑脸的贴纸。有一天，科乔注意到了这点，一下击中这个练习的荒谬之处：“我一直没怎么得到过贴纸，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解释道，他“按时”完成的话就能在任务后面得到一个黄色贴纸。

“但你从来也没在任务后面标注截止日期啊，所以我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按时’呢？”科乔觉得整个“贴纸奖励项目”居高临下，一天下午当我发现自己在写待办清单时写了“买新贴纸”，就知道这已经与初衷相悖了。不用多说，3周以后我就废弃了这个“贴纸奖励项目”。

第四个盲区：“认为男性那些令人讨厌的行为是故意的。”在家里也一样。要明白女性不会因为男性开玩笑或运动就厉声呵斥，这很重要。就像行为令人讨厌的男性不是居心不良，仅仅只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公司着想”，女性也一样，她们每天早上重复着相同的话，每次说的时候都更加激烈，只是想要确定每个人都在对的时间、背着正确的背包、去往正确的地方。早晨的紧张情绪常常会萦绕心头，并通过声音传递出去，而我们并不是要故意数落家人的。

通常，科乔都不会像我那么紧张，因为他能够将不同类别的事区分开来，让它们变得简单而独立。我发现彼此的距离让我们缺少了同时交流的机会。科乔在迪拜的时候，我们主要通过Skype网络电话进行沟通，我们得仔细考虑计划的完成时间。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经常很有限，所以我们制订了计划来确保每件事都能照顾到。科乔日程上的项目经常都很简单。我们总会迅速制订完成。但往往，看起来很“小”的日程项目会引起大问题，它太复杂以至于让我们很难通过电话处理好。例如，我写了“纸尿裤”来提醒科乔可以把纸尿裤直接送到托儿所，但这个词还会引发我对科菲现在还穿纸尿裤的忧心。一个要买纸尿裤的简短说明变成关于孩子成长的大问题。

“你觉得我们应该开始训练宝宝自己上厕所吗？”一般我会这么说，“一些科菲学前班的同学已经摆脱纸尿裤了。你觉得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训练他自己上厕所？我听说有一种方法是让孩子在家光着屁股。这听起来有点极端，而且邋遢！”然后这会让我开始和科乔讨论我们不同的育儿方式。最后，科乔一般会用这些话打断我：“亲爱的，我觉得我们是在谈论纸尿裤。”他思考的是要点，而我考虑的是整个段落。

在生活导师和喜剧演员姜马克的视频“两性大脑的故事”中，他用了一个诙谐的比喻来形容男女思考方式的不同。他把男性的大脑描述成装满盒子的地方。比如，一个盒子是放车的，一个盒子是放工作的，一个盒子是放孩子的，还有他们最喜欢的盒子——那就是“什么也不放”盒子。男性的大脑中不成文的规定是，在使用一个盒子时，不会碰到其他盒子的内容。

相反，女性的大脑里装满了彼此连在一起的电线。这种连接性可以成为有利条件。因为女性可以发散性思考，这可以让她们记住更多的具体目标，因而凭直觉发现和迎合他人的感受，比如在面临团队士气低沉时鼓励团队共同成就一个目标。但这种连接性也会成为不利条件，尤其是在我们需要把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分开的时候，或者是在深夜的网络电话里谈论家中事务时。

对我来说，满脑子里充满了相互连接的电线，意味着我很难将个人的价值和我的表现划分清楚。就算我多么想去除掉“家庭控制症”影响，但在某些程度上仍然相信我作为母亲的价值是和孩子有着漂亮的发型紧密相连的。迄今为止，如果我女儿的头发没梳好，或是我儿子没去理发店，我仍然担心自己会收到“妈妈解雇通知书”。为了保持自身的理智，我努力想把这两件事放进不同的盒子。科乔能够做到这些，意味着他的压力小一些；他从不会因为儿子太长时间没剪头发就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父亲。

男性的“盒子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可以不时地获得快乐，但女性的脑袋里却占据着许多要考虑的事。我的女性朋友们经常感叹：“家里乱得像战场一样，他怎么还想着做爱呢？”女性会马上从性联想到家务，中间的电线是这样传导的：

家务需要整晚的时间来完成，这包括……除其他事情之外，还要清空卧室的橱柜，这样明天维修工才能安上新的架子，整理橱柜会花掉3小时。我已经累了，要调整好心情和身体状态去做别的事情会花更多的时间。我需要坐一会（喝点酒），然后去浴室冲个澡，因为今早我匆匆忙忙地准备第一次会议，忘记了刮腿毛。如果他不帮我清空壁橱的话（是的，肯定是这样），所有做爱前的准备，再加上我们温存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光想想这些就让我筋疲力尽了。现在已经晚上8点了，孩子们还没上床睡觉，而我也不能取消明天维修工的安装事宜——我花了整整几周才预约好。维修工不能等着我，我的丈夫可以等着我。

与此同时，男性已经准备上床了，因为他根本没想到家务和性爱之间的联系。在他心里，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性爱和家务完全是两个没有交集的盒子。

明白了这些区别，再加上认识到自身的盲区，我们和男性之间就可以缓解紧张，化解剑拔弩张的气氛，让彼此的心连接在一起。别再对丈夫们的进步翻白眼，也别把他们想做爱的期待看成不顾我们的感受，我们可以向他们倾诉为什么心情不佳。我们甚至可以试试“愉快地委托”，重新协调彼此晚上的时间，这样就可以腾出时间，进行能够加深彼此感情的活动。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起来：

“亲爱的，我们说定了，我一会去洗个热水澡。我洗澡的时候，要是你能把橱柜都清空就太好了。明早维修工来安装新的架子，在这之前我对所有要发生的事都有些压力。当我从浴室出来时，如果你清空了橱柜，我保证我就是你的了。”

大多数男性就会把“清空橱柜”和“做爱”放在一个盒子里，马上去干活的。

女性超级神经敏感的大脑经常会让她们远离简单的解决办法，仅仅因为这需要让自己的丈夫在家做更多事情。就像杰基一样。我通过一个致力于帮助有色女性的国家支持小组“摩卡母亲”认识了杰基。当我们聊天时，她的产假快要结束了，我能够感受到她声音里的压力。过去4周里，杰基一直在找托儿所，现在只有6天她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她仍然没能就托儿所计划做出最后的决定。她所考察的托儿所中没有一个适合她漂亮的女儿奥利维亚。

同时，杰基丈夫的老板（她丈夫是当时公用事业公司的维修工）刚刚执行了一项新的家庭休假政策，这可以让员工休12周的陪产假。如果杰基的丈夫亨利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话，他并不会失业，只不过在休假期间没有薪水。幸运的是，亨利有接近4周的休假时间一直没用过，他可以把这段时间用在陪产假中，这样的话，亨利待在家的第一个月是有工资的。尽管这样，杰基告诉我说，亨利在家陪女儿是他们的最后一招。他们的首选是找到一家合适的托儿所，第二选择是请求她的老板再多给她两周假期，而让她的丈夫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只是备用方案。

这一连串的想法在我这里不太能讲得通。我问杰基为什么她要冒着危及和老板的关系以及自身事业的风险这样做呢，明明亨利可以有4周的带薪假期。她说因为亨利的薪水更多，亨利休假比她自己延长假期要承受更大的经济风险。杰基还觉得因为男人很少休陪产假，这样做会伤害亨利在公司上层人物中的好口碑。

然而，我进一步地追问，揭示了她不愿意让亨利接管照顾奥利维亚的另一个原因：杰基觉得亨利干不好。“亨利换过纸尿裤，他知道怎么喂奥利维亚，”她告诉我，“但这两件事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合适。孩子会得尿布皮炎的。他没有一次按时喂过孩子，也没有一次让孩子按时睡觉。他不知道奥利维亚的作息时间。”

我很同情杰基，我也想到了我写的“与科菲宝宝同行的十大建议”。但是现在我清晰地看到了如此低的期待所酿成的间接后果。我们认为男性胜任不了照顾孩子的工作，这否定了他们参与家庭事务带来的好处，即使这些好处对他们自己、孩子和我们都有益。杰基首先选择了自己延长产假，而不是让亨利休产假，这会剥夺他与小女儿联系感情的机会。同样可能会让她的事业做出牺牲妥协。这会造成一种人人皆输的局面。研究显示，一开始就有机会照顾孩子的男性会在日后成为更称职的父亲。

同样，过低的期待值会让女性把丈夫的事业置于自己的事业之上，把家庭的未来经济大权完全交到丈夫手中。《选择退出？为什么女人要退出职业生涯回归家庭》一书的作者帕梅拉·斯通在书中谈及女性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即使丈夫们非常支持她们的事业，她们也会放弃事业，一心扑在家里？”斯通认为，在给予丈夫事业特权这件事上，妻子们也是“同谋者”。根据斯通的看法，与自己的事业相比，女性经常认为丈夫的事业更有价值：“因为社会文化、价值观、冰冷现实的金钱，还有最重要的——时间。即使女性深知，造成她们放弃事业的潜在的、不成文的‘原因’是男性事业第一位的思想，但她们依然甘愿把男性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尽管女性同样承担了工作的重责，但在夫妻关系中，男性的地位仍然高她们一等。”

即使男性在家庭中的参与是最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经常不给他们照顾孩子的机会，因为我们把赚钱养家的责任划归给他们。杰基从来没有真正和亨利讨论过，他是否愿意休陪产假来陪伴奥利维亚。杰基最终和丈夫说了想法，亨利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这让杰基受宠若惊，但她仍然有些担忧。在她眼里，对亨利的期待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做好，而且她怀疑他的动机。不止一次，他回到家看到奥利维亚和妻子睡得正香，他说过多么希望可以待在家里陪孩子睡觉。他是不是觉得如果休陪产假，可以在家里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敢说即使亨利抱有这样的想法，他最后也会干好的。可能不是按照杰基的方式，但是奥利维亚会成长得很好。我和她分享了自己婚姻中的关键时刻，刹那间我意识到原来我的做法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最好的。一天早上醒来，我看见科菲睡在他的婴儿摇椅上，尽管婴儿摇椅已经装不下他了。更令我困惑的是，摇椅两边摆着两个垃圾袋，还有一个袋子像巨大的塑料围嘴一样挂在他的脖子上。除了纸尿裤，宝宝什么也没穿。而科乔在一旁用电脑工作着，看着一脸惊恐的我，他解释说科菲整晚都在呕吐，垃圾袋和婴儿摇椅的办法能够不用继续清洗床上用品和衣服。这是我100万年也想不出的办法，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太机智了。

有句流行语说：“比完美更好的是完成。”这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有“家庭控制症”的人，让我们在看到事情没能严丝合缝地完成时，也不至于很难受。基于“降低标准就可以让别人做更多”的理念，我们要鼓励自己对已经完成的结果感到满足。我把“球”抛了出去，然后看着科乔接到，并且带着它奔跑，从中我领悟到，标准只是相对的：一个人的“完成”在另一个人那里就是“完美”。果不其然，科乔再次从迪拜回到家后，走进家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对厨房里可爱的水龙头给出评论：“这个水龙头太酷了，不是吗？”

第15章

认可对方，欣赏对方

当我继续为科乔和我之间最强大的“全心参与计划”制订战略时，我经常会想起母亲对我的肯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看着我的眼睛说：“蒂法尼，你很聪明，你很漂亮，你备受宠爱。”她说的次数太多了，在我十几岁时对这话嗤之以鼻。那时我不知道，她的话已经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每当我经历困难或受到怀疑时，脑海里就会回想起母亲的话，这让我再次鼓起勇气。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母亲告诉我她不再爱我了，我拒绝相信这一点。

“这不是真的，”我回答说，“你只是说气话。”她对我的爱毋庸置疑。多年不断的影响，让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母亲对我的认可是她给我的最好礼物。

认可就是一种承认积极事物存在的判定，它能够激发出极大的潜力。相反，认可的缺失会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伤害。研究表明，一个人在早年生活中如果缺乏他人的认可就会患有情感剥夺障碍，他们无法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无法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或者会感到自己没有价值。认可的影响具有扭转人们未来行为的力量，它在这些话说出很久以后还在发挥着作用。不管我们是否相信自己，我们都深深地被相信我们的人改变着。就像每个电影剧本里的平民教育家都能改变一所走向没落的学校一样，优秀的领导可以理解他的员工与他们的行为表现之间的联系。高效的领导会用认可来激发他人的潜能，这种被激发出来的潜能往往十分巨大。

有时，认可会给人以冷酷无情的印象。它并不总是和风细雨的叮咛，也不会一直带给人快乐，尤其是当一些人超常地敦促我们时。但只有那些真正相信我们的人才可以要求我们做这些，并且能够激励我们实现一切抱负。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获得空前成就的已故田纳西大学女篮主教练帕特·萨米特，就以坚定有力的领导力而闻名。萨米特的成功植根于她的专注、目标明确的指导，以及她致力于让所有信心不足的队员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她的教练方式却并不容易被每位队员接受。田纳西大学前组织后卫米曹尔·马宁卡这样评价她的教练：“帕特是一名战士，她像战士一样思考，并以无尽的激情和坚定的决心训练我，她不在乎我是否喜欢她，也不在乎我是否赞同她。帕特想要的是结果。”尽管帕特·萨米特认可的话语并非温柔而含蓄的，然而她的队员相信她们会赢得比赛，只因为帕特告诉队员们她们可以。

在生活中，我们都可以让一位这样的教练来重新肯定我们的潜力。对于我自己来说，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我的智慧导师和赞助人——女性运动的杰出人物玛丽·威尔逊。玛丽对我坚定的支持激励使得我为她和整个非营利组织竭尽全力。我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或是犯了错误后担心玛丽会开除我。最严重的事故是我搞砸了白宫项目中一次难得的募捐机会，我们本可以收到航运巨头UPS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一笔大额资金捐赠。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才建立起与UPS公司的良好关系，并且收到了赞助资金的口头承诺，我们只需要提交一个正式的提案就可以了。于是，团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提案。为了赶上最后的期限，我们第二天就发送了提案，但是隔天电话并没有响。我们几次尝试联系UPS公司，想要确认他们是否收到了提案。终于，我的电话铃响了，但他们打电话来解释，是的，提案已经收到了——通过联邦快递。毋庸置疑，我们最后失去了UPS公司的捐款。

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我得告诉玛丽是我搞砸了这次捐款。我不想让她失望，可我在那周还要陪她参加一次演讲活动，这让我惴惴不安。演讲中，玛丽像往常一样向房间里她的员工表示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晚上她对我的赞赏：超级明星。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可是这并没有改变玛丽对我原有的信任。她依旧相信我的能力，尤其是在一次失误后，她仍然肯给我力量，让我带着信心飞速奔跑，并没有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我。

无论是通过好事或是坏事，认可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是，它通过简单的话语传达给一个人：“我理解你，我能认识到你的价值。”这样的肯定会激励人心，并且让人强大。尤其作为一名正在攀登职业阶梯的有色族群女性来说，更是如此。2015年人才创新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黑人女性的付出经常被无视，因此这会限制我们的发展。被认可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动力。

如今，我不仅仅在管理他人时，效仿玛丽·威尔逊做一个积极认可下属的领导，在家中我也尝试着和我的全能搭档一起探索“认可”的力量。

在2013年的纪录片《美好前程》中，乔·布鲁斯特是位全能搭档。他是一位望子成龙的父亲，他不顾一切地为十几岁的儿子伊德里斯能够学业有成而付出。尽管出于好意，但乔总是严厉地批评孩子，这种负强化正在不断摧毁对孩子正向的引导。“你太懒了！”他告诉伊德里斯，他想这样激励孩子，结果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更差了。

伊德里斯受到的不是肯定的引导，而是负强化。每当这时，我们会觉得自身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或者我们的行为和品质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当人们告诉一个吐字清晰、拥有领导力的小女孩她很“霸道”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操场上组织团队或是在过家家游戏里分配角色是错误的，这时就是在进行负强化了。2014年，“向前一步”运动致力于鼓励女性追求自己的目标，美国女童子军发起了禁用“霸道”（bossy）这个词的运动，目标是支持女孩们变得更强大、更自信。我母亲对这样的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当我回到家哭着说，有人告诉我不能这样“霸道”时，母亲会一脸兴奋地尖声抗议：“我喜欢你的霸道，我的小宝贝，坚持下去！”不管我们是否再次使用了“霸道”这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抑或我们一起抵制它，重要的是我们正在与女孩们经常收到的负面评价进行斗争。

尽管家人都非常认可我，但我从儿时起就知道，虽然隔壁的男孩子和我表现出相同的领导才能，但周围的人却对我的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在外面，我的行为常常得不到正面的反馈，反而会受到负强化——就像五年级时，主日学校的老师训斥我不该在有男生的班级里主动带领大家祈祷一样。作为一名牧师的女儿，我很擅长祈祷，但是老师告诉我当男孩子们在场的时候，应该由他们掌控整个场面。杰西卡·贝内特也在她的著作《女权人士搏击俱乐部》中，字字心酸地列举了大多数女孩长大后在职场都经历过的相同情况。

当我们的行为更多地被否认，而不是被正面评价时，我们会觉得无能为力以及不被重视。我曾经听到女性这样描述她们的感受，比如她们在会议中提出一个看法，但是没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直到下一位男性重复她们的看法，这个看法才受到重视。这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女性不太愿意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公司否定了她们有价值的潜在贡献。不管是在询问晋升相关的事，还是寻找专业的导师时，女性被忽视或者受到负强化，都会在某些程度上影响她们舒心自在地投入工作。同样，因为害怕被别人看成放肆不羁或者夸夸其谈的人，所以女性很难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即使那些女强人政治家们需要发表很多言论，但是对她们来说，毫无保留地说话就像是超人的氪石。耶鲁大学的维多利亚·布莉斯科在2012年针对美国参议院做了一项研究，探究了性别、权威性与健谈之间的关系。布莉斯科发现，权威男性在发言中更加健谈，相反，权威女性说话很少，但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无话可说。女性担心滔滔不绝地说话会产生负面的结果。布莉斯科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在参议院还是在执行董事会上：“现实都印证了她们的担心，她们滔滔不绝地说话会引起众人强烈的反感。例如，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如果比其他人说得更多，她就会被认定为能力非常欠缺和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但也在调查中发现，说话内容相当的男性首席执行官却不会受到这样的苛责。”负强化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表现，长此以往还会动摇我们的自信。

即使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我母亲和玛丽·威尔逊这样勇敢的战士，但我仍像大多数女性一样需要提醒自己，我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们都要做自己的战士。我引导很多女性，通过“我很有创造力”和“成功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样的话来强化自身的积极认识，确立自我认同。很多女性把这些提高自我认同的话语写在卡片上，然后贴在家里。还有人打印出来，裁成幸运饼中的小纸条般大小，然后塞进钱包、口袋和抽屉里来给自己惊喜。我的朋友克丽茜·格里尔经常更换安全密码，她把加强自我认可的首字母缩略词当成密码。一次，在吃早饭时，我向克丽茜吐露了自己为创作这本书感到焦虑，于是在早饭后，她鼓励我把所有的安全密码都换掉，其中包含“IAAPW”几个字母，意思是“我是个现象级作者”。（出于安全原因，写完这本书后我又重新修改了密码。）

这种自我认可让女性有时可以优先考虑自身的成就。我们需要抛出那个球，是因为陀螺般的生活令我们感到混乱。同样也是因为深知：我们值得睡个好觉，值得拥有健康的身体，值得有时间去思考和创造。当我们得不到正面的反馈，受到负强化时，就会忽略自身的潜力，也失去了提升领导力的欲望。奔向下一个更高的职位会让我们觉得不堪重负。伟大的志向让人望而却步，但当我们得到自己和他人积极的认可时，就会觉得这份能让我们变得更优秀的支持是应得的。我们一旦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就不用再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合作的益处，它不仅对我们自身有益，还对其他人、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家庭，乃至整个世界有益。让我们自信起来，我们是值得被投资的。

被认可的女性更容易在工作中独当一面，那么被认可的男性是否一样也可以在家中独当一面呢？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她坚持让我采访一个她认识的男性，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家庭之星。卡里姆经常渴望成为对孩子尽职尽责的父亲。他从小由母亲与祖母共同抚养长大，父亲去世后，他思念父亲，曾经到处找他，后来他对父亲缺席的愤怒渐渐消失了。卡里姆最害怕的是他的两个小儿子会像他一样，明明希望父亲能够陪伴他们，但父亲却不在场。

一开始，卡里姆和妻子丽莎有一种传统的家务分工约定。她是家里的主要管理者，而他要在药学事业上有所建树。在孩子两岁时，他们商量后决定，丽莎将重返职场。我写这本书时，丽莎已经回到职场一年了，二人刚刚完成了丽莎重返职场后的紧张转变。

丽莎的工作经常需要她参加晚会活动。一开始，卡里姆适应不了根据妻子的工作来调整自己的安排的状态。在两人都没时间做饭的工作日里，他们会点外卖，这让家里的食物开支飙升。再加上原先丽莎会在白天洗衣服，并且去超市购物，现在他们必须推到周末去做，这让他们的周末忙乱不堪。卡里姆欣赏妻子，并希望她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他明白这意味着自己要在家中做得更多一些，才能让丽莎在事业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但一开始他就感到不堪重负。好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过渡后，他已经成为一个不错的“全能搭档”了。他们能平等地协调家务，并且他为能够陪伴孩子更长时间而感到兴奋不已。到底是什么关键性的事物激发了卡里姆在家中做得更多呢？

那就是丽莎的感恩之心。

随着卡里姆和男孩子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了一个能改变孩子行为的秘密——要多地表扬他们，而不是训斥他们。有时卡里姆会怀疑丽莎在他身上用了相同的策略，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感觉还不错。卡里姆深情地谈到丽莎平时写过的字与说过的话。因为他总是在她的策略之中，丽莎总是能说一些幽默积极的话，让他经常觉得她的话很有意思。一天晚上丽莎回到家，发现小儿子把他的饭倒在了地板上。

“天啊，多谢你，亲爱的，”丽莎的语气中没有丝毫责备之意，“诺亚食品让你的艺术潜质发挥到了极致！”

卡里姆告诉我说，当他没有严格按照丽莎期望的方式做事的时候，丽莎非但没有流露出失望之情，反而会肯定他的努力并且对他的贡献充满感激，这让他在家庭的新角色中获得了价值感和自信心。

最近一项关于积极情绪效果的研究与卡里姆的成功不谋而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就职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她是积极情绪与心理生理学实验室的社会心理学家和首席调查员。她的研究表明，“肯定”可以激发我们的积极情绪，开拓我们的思维，增强我们的创造性，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坚定我们的信念，让一切变得可能。卡里姆的开拓思维是他发掘新技能、新知识的前提。

丽莎一直有意地用感激来鼓励丈夫，这让他们“全心参与”的联盟变得更加坚实，可惜这在大多数家庭中并不常见。很多夫妻从没真正认识到两人之间缺乏对彼此的感激会影响到他们的夫妻关系。寻求外部的建议能够有所改善，据《临床心理学》称，每对夫妻在达成他们第一个协定之前会度过不快乐的6年。治疗师到来之后，此时的情形不像是急救医生为几个小时前的骨折接骨，更像是普通科医生不仅要治疗他几个月前的骨折，还要治疗瘀伤和浮肿，以及髋部、脚部的疼痛和随之而来的感染，因为患者已经一瘸一拐地行走了几个月。

夫妻可以在刚结婚时运用健康的行为模式来扭转家庭失衡。对科乔和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对彼此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发挥自身最大的价值，制作一个MEL，留出时间商讨我们的挑战和目标。所有这些习惯都是用来确保我们意见一致的，但也许要加强我们的“全心参与”联盟，最重要的行动是经常表达对彼此的感激之情，以此作为一种肯定彼此的方式。一个可爱的奖励就是表达感激，这对我们的身心都有积极的影响。在一项调查中，被调查者中那些感恩的人会更容易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更爱运动，并且睡眠质量较高。简而言之，当我们积极地将感恩的心情带入行动，就可以获得双赢。

感恩是表达认可的极有力的方式，因为感恩可以激发价值认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但是，感恩需要目的性，因为实际上它并不被我们的文化所推崇，我们的文化对失望和不满带有本能的倾向。我们想拥有更大的房子，更苗条的身材，更快的汽车。我们可以更好，更快，更聪明，更富有。但与此相反的是，感恩这种对一件事、一个人或一种行为表达的感谢，强调了我们现在拥有的、我们现在表现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已经足够好了。我们通过发挥感激的作用为“全心参与”的汽车加上润滑油，我们鼓励伴侣捡起我们扔下的“球”，去操持那些可以促进我们繁荣发展的一切。

在科乔的母语芳蒂语中，“谢谢”这个词是“madasi”，这是我们最需要掌握的词。表达感恩是加纳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科乔和我经常对彼此说“谢谢”。当我告诉他我爱他时，他第一次对我说了谢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那是在红罗宾汉堡店约会的几个月后。那时，他仍然称我为“朋友”，但我却把他当作男朋友。在我生日时他送给我一份礼物——一串来自加纳的珠子项链。科乔的简朴风格和我的前一个生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一次前男友请我吃了一顿4道菜的晚餐，并送给我玫瑰花和一束气球，还为我制作了录像，录像中他演奏了鲍比·布朗的歌曲《Roni》。一周后，我发现这个人竟然在欺骗我。所以，科乔最令我欣赏的地方是他言行一致。我把自己看作他的女朋友，尽管只是我单方面这样想，但这项链确实是一个男人送给他称作“朋友”的女人的礼物。我为他的真诚而着迷。于是，在他调整纽扣时，一句“我爱你”从我齿缝中不经意地溜出。他说：“谢谢你爱我。”他的感谢出乎我的意料。那一刻我决定：他将成为我的丈夫。

刚结婚时，我有意肯定科乔作为家中顶梁柱和守护者的价值。我称他为“我的雄狮”，并且感激他经常照顾我，即使我们都知道我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在两个孩子出生后，周而复始的工作和家庭管理变得无比混乱，以至于“彼此认可”这个在大学宿舍第一次点燃我们爱的火花的行为，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我的“家庭控制症”和潜在的怨恨，几乎压抑着我一直以来持有的感激之情。我需要重新启动“感恩训练”。

埃夸出生后，我惊讶地发现科乔帮助我的方式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也是从未发觉的。我对他的足智多谋与处理跨时区事务的能力印象深刻，要知道，迪拜时间比纽约时间足足早9个小时。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早上，起床后我发现外面下雪了，并且我们的房子停水了。于是，我慌忙地给科乔打了电话。他冷静地指导我，让我将一个大锅装满雪，然后放在炉子上面烧。当水烧开时，他已经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了，就是为了告诉我下午就会恢复供水。“看来你确实不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我冷静下来后，他开起了我的玩笑。

另一次，科菲病得厉害，我没办法离开房间去买药。科乔叫了一位邻居来帮忙，不到一小时他就按响我们家的门铃，送来了电解质水。晚上7点当我们吃饭的时候，科乔还通过Skype网络电话联系我们，即使他那边是凌晨4点。我可以在早上或晚上任何时间给他发短信，他的回复总不会超过一小时。

除了他的创造力和反应能力，我也很感激科乔对这个家所做的牺牲。就像我和孩子觉得没有他在身边很困难一样，他也很想念我们。许多个夜晚，科乔会坐在电脑旁等我回家，在交流了近况后，他会让我把电脑带进卧室，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孩子们睡觉了。有时，当我打扫完厨房、洗了一大堆衣服再回到卧室，竟发现科乔已经在电脑的另一端睡着了。我知道他的闹钟会在一小时内响起，于是我关掉电脑，爬进被窝，为接下来仍有7小时的睡眠感到幸福不已。

我为科乔牺牲睡眠时间感到担心，同时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对家庭的支持让我得以用新的方式成为更完美的自己。你会以为，我的丈夫在地球的另一边，这让我的时间更紧张、压力更大，但事实恰恰相反。科乔身在迪拜，我反倒觉得时间更充裕，并且压力也小了许多。的确，财政上更有力的保障可以缓解我的紧张，但当时还有3个原因让我感到更加轻松。

第一，我们的地理距离迫使我们经常与对方核查MEL中任务的状况以及其他细节。除了每晚通过网络电话联系，我们每周都会修订下一周的家庭事务。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在管理家庭方面我不是一个人，科乔和我是一个团队。

第二个让我感到更轻松的原因是，我们腻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当然我很想念科乔，但是我有个邪恶的小秘密，那就是科乔不在意味着在我把科菲和埃夸哄上床、做完一些家务后，每晚我都有几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回复邮件，和老朋友打电话联络感情，甚至可以做瑜伽。因为科乔不在身边，我发现了一个很多伴侣们都知道的道理：对两人的关系来说，独处的时间和共处的时间同等重要。

第三个让我感到轻松的原因是，科乔对家庭建设的坚定承诺令我心中的纠结得以释怀。我不必忍不住想去检查科乔是否完成了他的承诺，因为他的确实做得很好。

每个人都觉得我身在纽约，而科乔远在大洋的另一边，我能坚守住家庭阵地实在是不可思议（并且有点儿疯狂）。但科乔却深知，要花费多少努力才能保证我们家顺利运转。以前，他一直以为我像《家有仙妻》里的萨曼莎，当他在办公室时，我扭扭鼻子就能把一切料理好。现在他终于明白没有什么魔法，只有许多认真的计划和艰苦的工作。尽管我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赞美——从“你是个女强人”到“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但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好这些。我很少吐露全部的事实：科乔和我搭档配合，他亲手帮助我。当然我明白科乔需要了解这一点：我已经知晓他对我和家庭的支持意味着什么。

我下定决心要用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恩之情。我有意用更具意义感的方式去实践这个目标，所以在一次我们使用Skype网络电话通话时，我问他：“过去我对你表达感谢的时候，哪种方式让你感觉最有意义？”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有什么表达感激的新方式让你感到意义非凡？”但我们的话题没能谈得那么深入。

我本认为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写的信。在我们结婚之初，孩子和事业带给我们的压力还没有这样大，我经常给科乔亲手写信，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尤其是特别的情形下，我会和他分享他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改变。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写信这个好习惯——他是个多产的写信能手。

在我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我的骄傲和期许。那封信引经据典，分享了许多人生经验。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我收到了很多封父亲的来信。尽管当时我没能领会它们的意义，但事后它们却给予了我许多慰藉与智慧。到1997年8月，我和科乔结婚的那个月，我给父亲打电话问他是否给我寄了信；我有一阵子没收到他的信了。“你不再需要它们了，”父亲的言语中没流露出任何情绪，“现在科乔可以照顾你了。”父亲将自己的接力棒传递了出去。从那天起，我继承了父亲写信的传统。

对我来说，给科乔写信是我表达感恩之情最有意义的方式，所以我没想到科乔的回答竟然是：“你在旅行中给我发的劲爆照片。”事实上这令我惊诧不已。“有意义的”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形容我在出差时给丈夫发的那些衣着暴露的照片的合适的词，它们只是用来调情的玩笑。“我的那些劲爆照片怎么会成为表达感激的有意义的方式呢？”我难以置信地问道，“我向你倾诉自己灵魂的那些信怎么样？”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亲爱的，你的信还不错。”

我知道他这么说只是不想让我难过，就像是汽车为了避免致命的事故而启动的自动防滑系统一样。我没有深究，但是这样的交谈令人深思：也许我该用科乔的方式，而不是我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感恩之情。很明显，他欣赏的角度和我不同。我喜欢文字，对我来说最好地表达感恩的方式是信件。但对科乔来说却是其他事。所以，为了实施我的感恩计划，我给丈夫发了更多的照片，而不是继续写那些充满爱慕的信了。通过运用这种积极肯定的力量，我将愉悦传递给了科乔。“球”现在在他手中，而感恩能促使他一直持有这个“球”。

第16章

充分挖掘伴侣的潜力

在2011年的一个炎热的晚上，我邀请了很多朋友来到我的公寓，一同享受“少女之夜”的美妙时光和畅谈之乐。这些朋友都是职场妈妈。在我们彼此拥抱并寒暄后，便开始了贴心地交谈，我们都很感激能有这样的机会与丈夫、孩子还有工作任务隔绝，彼此交流，一起享受轻松的时光。

很多朋友都说，能够有这样一个夜晚待在外面，令她们欣喜万分；同时，想到离开家里后孩子与他们的父亲待在一起，又让这些母亲有些不安。一个好朋友开玩笑说，她决定多喝点儿酒，这样就能不操心丈夫是否给孩子买麦当劳了。另一个朋友说，今天晚上她要好好放松一下，因为她知道第二天早上在厨房等着她的将是一片狼藉。我注意到，尽管每个母亲都很感激丈夫能够接管今晚的家务，但她们对男人的表现似乎不抱什么期待。

至于我，是因为科乔带着科菲和埃夸去加纳度过夏天的缘故，我才得以举行这次聚会。“你太幸运了，蒂法尼，”一个朋友说，“你的丈夫可以连续3个月一直照顾孩子！”这话让我很尴尬，我不敢告诉她4年前我一度不相信科乔可以在飞机旅程中照顾好孩子。

这天晚上，在与朋友们道别之后，我将所有的空盘子放进了洗碗机里，然后一屁股坐在已经磨旧了的深蓝色沙发上。吃着墨西哥玉米片时，一个想法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应该告诉她们真相。

有一个带孩子去加纳度过暑假的丈夫与幸运没有半点儿关系，一切都是为了实际考虑，同时也帮助我实现了更大的进步。让孩子留在纽约参加夏令营的费用远比两张往返加纳的机票要贵得多。既然科乔必须到加纳工作，不管怎么说都要有一个人单独照顾孩子。科乔在孩子上学时总是往返于两地，如果算上这些时间，我是那个一年里单独照顾孩子6个月的人。所以，在暑假的时候转换一下照顾孩子的角色简直太完美了。是的，我会想念孩子们，但是分离也是值得的，科菲和埃夸可以在父亲的故乡感受到丰富的文化体验。让科乔带着孩子去加纳，因为他能做好任何一个通情达理与体贴周到的父亲和丈夫都会做的事：他能够分担家庭的重担。

因为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不高，所以我的女性朋友会把科乔捧上天，认为他像个模范，相比之下她们的丈夫们倒显得不称职了。

我能理解她们的思想历程，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和科乔结婚的这14年，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成功与我对丈夫的高期待息息相关。我越是相信他在家中能胜任一切，我就越能在外面独当一面，也越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担心自己不在时孩子被照顾得怎么样”的事情上。事实证明，我对科乔在家务上的高期待也是可以实现的。我期待科乔能做好，他就能成为一个“全心参与”的非凡伴侣。

所以，我为什么要阻止女性朋友赞扬我的丈夫呢？每当朋友们声称自己对丈夫期待平平时，我也会抨击科乔：“噢，别这么说，在加纳，科乔的家人能帮上大忙，他可不像是会给孩子洗澡、喂饭和洗衣服的人啊。”这样的回答只会进一步印证她们的期待。

不管科乔为家庭付出多少努力，为什么我总是犹犹豫豫，不能给他相符的社会评价？这样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吗？我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的处境向朋友们坦诚相告，那么我们也许会有一次卓有成效的交谈。女性怎样才能克服对丈夫“什么也不会做”的刻板印象，创造真正“全心参与”的搭档呢？

2014年6月23日，罗杰·特朗布利和其他4个人一起坐在华盛顿的小辣椒餐厅吃饭。这是一顿不能再平凡的午餐了，除了其中的一位用餐同伴是美国总统。

来自密歇根州安阿伯市38岁的罗杰·特朗布利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作为“工薪家庭”白宫峰会的一员受到邀请，来和奥巴马总统共进午餐。罗杰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安全工程师。他的妻子希米尔·布瓦也是福特公司的工程师。罗杰和希米尔灵活的工作时间允许他们密切地参与到家庭管理和追求事业的过程中。每周都有两三天，罗杰和希米尔可以远程工作，于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整天与孩子待在一起。在媒体报道那次午餐时，福特公司因为其家庭成员“全心参与”获得的赞誉最多，因为福特公司允许员工在家中远程工作。公司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让男女员工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美国需要更多的公司来效仿这个榜样。

在我和罗杰见面并找机会交谈后，我惊讶于他对夫妻关系的独特看法：不是他的老板，而是希米尔传递给他这样的信念，鼓励他在家庭生活中积极参与。不像参加“少女之夜”的那些朋友，罗杰的妻子相信他有能力做好家庭生活中要求的任何事。

“她不是一个监督者，”他告诉我，“她让我自己主宰生活，自己做决定，甚至自己犯错。”结果罗杰对他所扮演的家庭角色非常自信。“没有什么事会太复杂，”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男性只是没有经验而已，因为女性总是做得太多。”

当谈到我们指望男性在家中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的文化环境让我们总是对男性的要求太过苛刻。当女性受到“家庭和谐、孩子纯洁的完美妻子”这种刻板成见的伤害时，男性也被刻板成见所累——人们总认为父亲的形象是呆头呆脑的。

广告就是这种刻板成见的主要推手。想想灵狮广告公司的广告，在一个宾馆的房间里，一个女性和她的丈夫、3个孩子进行网络电话，而她正在进行公务旅行。她的丈夫被两个不大的男孩、一个高脚椅上的小女孩环绕着。他信誓旦旦地向妻子保证说，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孩子们也都纷纷点头。镜头的背景是一面非常干净的黄色墙壁。两人彼此交换了“我爱你们”和“再见”的亲昵话语后挂掉了网络电话。此时，镜头往后拉，给电视观众以全景镜头的方式呈现了一幅厨房杂乱不堪、杯盘狼藉的景象，唯一的例外是丈夫和孩子们身后的一小片黄色的墙壁。画面逐渐消失，一个声音缓缓道来：“最后，你需要一款防污渍、可擦洗涂料——威士伯保护涂料。”

这个广告设想职场妈妈都能理解这样的玩笑。她会笑话丈夫的缺点，因为她是那个会因为自己出差而给丈夫准备一份详细待办清单的人。她是那个在飞机起飞时怀着痛苦的愧疚和担心的人，她还在想着丈夫是否会给孩子吃她提前留在冰箱里的西蓝花。她每天询问无数次，却总不能完全确认丈夫会料理好一切。究其原因，尽管她在网络电话中微笑着，内心里却怀着母亲们普遍怀有的焦虑——她们认为男性是无能的。

在《扔掉父亲：阻止男人成为理想父亲的神话和障碍》一书中，罗斯·帕克和阿明·布洛特讨论了“构成”的概念——用特定目标的观众呈现视野模糊的现实情境，来解释媒体中，尤其是广告中的男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帕克和布洛特提道：“在一个由女性主导家庭花销的世界里，广告中应该更多地考虑女性观众的快乐，相对地疏远男性观众，这样做才更有意义。”但问题是，当我们取笑笨手笨脚的父亲们时，幽默所掩盖的现实却并不好笑。我们的文化使家里存在不平衡的劳动分工，笑声并不能弥补这些，最终这些玩笑的结果还是落在了女性身上。对男性作为丈夫和父亲期待平平，认为他们对孩子和家庭管理不善，这些想法让女性的生活比原先更艰难。将认为男性不称职的想法积压心头，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影响我们的抉择。我们更愿意全权包揽家务。如果有条件的话，就会把家事外包他人，在我们看来，他们比丈夫做得更好。当我们可以把事情委托出去，经常会很快事无巨细地进行微观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不在家时，还会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操心家里发生了什么。

过于尽心尽力带来的结果是，女性不断地挣扎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系中。如果职业女性外出商务旅行，而她的丈夫又恰好在家不够尽心尽力，那她就会提前计划好一切——将孩子的衣服搭配好，熨平挂好，供每天替换；将冷冻面条放在冰箱里；厨房的案台上记录了接送孩子的注意事项；准备好监督孩子写作业的说明。实际上，研究表明：“很多女性通过同时处理家庭和职场事务来节省时间。对这些女性来说，多任务处理方法能将时间最大化地运用起来，并且作为一项时间管理策略，它为女性处理工薪族和家庭照顾者的双重责任提供了便利。”研究同样表明，多任务处理方法会降低高达40%的效率。我们会在脑中马马虎虎地列好待办清单，同时难以对手头的工作集中精力。最终的结果是：在工作中和家庭中有更多的事务等待着女性去完成。

你是怎么让你丈夫协调所有游玩计划的？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带着一贯难以置信的心情，我真想这样回答：“我把枪顶在了他脑袋上。”事实上我没有这么说，我微微一笑，用笑容来掩饰内心的失望。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又被一个母亲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穿着裙子、夹克和黑色漆皮平底鞋，提问的妈妈穿着瑜伽服和鲜艳的运动鞋。我们两个都在赶时间，她过来和我确认孩子的课后计划，显然我并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她接着说：“我丈夫从来没安排过出游计划。”

我记得当时我也产生了如上的想法。“你就没让他安排过吗？”我问她。

她翻了翻白眼：“我从没想过让他安排，这个男人甚至不会为拯救自己的生活操一点儿心。”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个税务律师。”

我又一次笑了，不过这次是出于真心的笑。

“亲爱的，你是怎么和一个不懂安排细节的税务律师在一起的？”

她也笑了，然后我们约定下周共进午餐。我保证会和她分享我是怎么让我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协调游玩计划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让男性在家中有所贡献，我们就不能再把他们看成笨手笨脚、没用且自私的家伙，我们要把他们看成智慧、能力与慷慨的代表。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那么他们也极有可能成为好丈夫、好爸爸，并有拥有完美的人格，从而让我们点燃了生命中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心中一成不变的蠢父亲形象会抑制每个人的潜能。如果我们的大脑不接受“男性可以在家中履行责任”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丈夫成为帮助我们达成事业追求的完美搭档。最终，受伤的还是我们自己。

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界定家庭中的责任，理解这点可以帮助我们促成积极的变化。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他所做的著名的TED演讲《如何看待未来的自我》中提到，对我们来说，回忆过去比畅想未来更容易，这会影响我们做出决策，尤其在做与时间有关的决策时更是如此。比如让我们回望过去十年有多少改变时，我们会回答“非常大”。但是如果让我们想象未来十年我们会发生多少变化时，我们会回答“很小”。吉尔伯特演讲的关键点在于我们看待现在的自己时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自己，我们认为现在的自己比实际的自己更加一成不变。我们对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所持有的想象力非常有限，同时也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另一半。我们觉得，如果自己的丈夫今天不能做好规划的话，那么明天他也不会这样做。

现在我知道这种想法有多狭隘了。尽管如此，当我告诉其他女性，健康、快乐和对世界有所改变的秘诀是“在家里对自己期待少一些，对伴侣期待多一些”时，她们对此感到悲观和怀疑。她们觉得从理论上讲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当她们把家务分配给伴侣时，她们大多又会产生怀疑，他们能干好应该干的工作吗？不管我作为公司企业顾问和她们一起工作，还是作为朋友提供建议，我都会让她们和我一起玩一个游戏。“闭上你的眼睛，”我说，“想一想你丈夫从来不在家做的3件事情。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做了这些事，会让你的生活轻松一百万倍。”我让她们想象丈夫们经常能在不用被提醒或反复催促的情况下自觉做好这些事。

“这实在太爽了。”她们睁开眼时会这样说。

我们轻声笑了起来。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互动了。然后，我会要求她们再次闭上眼睛。“这一次，我想让你想象一下你的孩子现在可以做，而许多年前或者几个月前不会做的事情：读书、走路、骑自行车或者自己梳妆打扮。”她们经常会笑起来，但她们已经准备好向我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但是蒂法尼，孩子们成长得很快，到达这些里程碑式的节点只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成人却不容易做出改变。”

我理解这种回答，有时我会用这种解释来应对：我们很容易忘记每个人都有能力学习新事物，我们的伴侣也可以承担家庭的新角色，学习他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后来做事情。但是，想象伴侣和孩子们的变化并不是这个练习的关键所在。在想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这种改变的反应，而不是改变本身。我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我教科菲用勺子吃饭的情景。我把胡萝卜泥喂到他嘴边，他又用舌头吐了出来。那时我觉得我会一直和他耗下去了。我很自然地想到，我儿子到底能不能用勺子吃饭，更别提自己拿着勺子吃饭了。可是尽管我抱着这样的怀疑，他最终还是学会了用勺子吃饭。随后科菲学会每件事时，我也曾怀着相同的困惑和疑问。他会不会在幼儿园里还穿着纸尿裤？他会自己系鞋带吗？尽管我对科菲的成长缺乏信心，他却仍然在长大。但是，如果我们对另一半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缺乏信任，他们就不会改变。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我们不喜欢总是唠唠叨叨或者苦口婆心地劝说丈夫干活，我理解这种感受。同样，我们也不想把他们当成孩子一样，鼓励他们去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我知道，我可以提醒他，在家中承担多一些责任对他也是一笔收益颇丰的“投资”。也许他的投资是甜言蜜语：他保证会一直爱我，“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并且他从未准备食言。也许他的投资是让孩子快乐、健康成长，那么他得保证孩子的母亲也快乐、健康。也许他的投资是提高经济收入，缓解供养家庭的压力，负担家庭的支出，那么他就需要妻子的收入。也许他的投资是妻子的潜力，也许他明白妻子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那么他会为实现目标尽力做好所有他能做的事。

将伴侣看成是“潜力股”而非“一无是处”，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成规，期待他们在家庭中付出得多一些，这就可以让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家庭之外——就像我参加“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时，科乔接过了每周准备食物的接力棒。参加这个委员会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但因为我不相信科乔会为了我达成人生目标而付出努力，或者我想自己把一周的食材都准备好，所以我几乎与这个机会擦肩而过。但不管哪种原因，我最初的想法都是错的。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促进妇女和女孩的进步，所以每当有女性向我寻求建议和帮助时，我都很难拒绝。我收到了很多“非常想联系你”的邮件，几乎每一封我都回复了。这也意味着每周都有3天早晨，我会和她们见面，平均每周我要见5个人。我已经厌倦了一遍遍地听自己谈论自己的故事，在喝咖啡约会时，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提问。这些年我已经听了近1 000位不同女性的故事了。毫不稀奇的是，我们的努力集中在应对工作以及家庭生活这样相似的主题上，我们在生活中给男性传递的信息也大多如出一辙。一直以来，我反复听到以下这3句话，我认为它们会严重阻碍伴侣在家庭中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直到女性停止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全心参与”搭档。下面这3句话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1. “他照顾不到细节”

女性不放心将所有或更多的家庭责任交给丈夫，她们通常给出的原因是“很多事情会被漏掉”。诚然，生活中有很多琐碎的事情，包括接送孩子、协调课外活动、按照清单购物等，很多女性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可以处理好这些细枝末节的琐事。这种“男性不善于管理细节”的说法存在着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事实上，男性和女性的大脑自青春期开始，连接方式就产生了差异，此外，人脑成像组织的研究表明，女性在处理记忆和直觉任务方面更强一些，这能帮助她们接住每天从四面八方飞来的“球”。但是，细节管理并不是经营好一个家庭所要求的唯一技能，男性也可以提供其他方面的技能。

在詹妮弗·西尼尔的著作《只有快乐，没有享乐：现代社会为人父母的悖论》中，她刻画了一对夫妻安琪和克林特，他俩因为工作计划上的冲突很难见到对方。实际上，两人因为工作需要必须在家轮班照顾孩子，这为西尼尔有针对性地观察夫妻培养孩子的不同方式提供了绝佳机会。安琪和大多数母亲一样，“更容易因为家庭事务产生情感波动”，并且容易处于“无时无刻不为孩子操心”的重压之下；克林特却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比较平静，照顾孩子总是从脑海中的重点着手。因此在处理特定的任务时，他比安琪更加放松，因为他不太会对孩子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感到不安。他的精力不太容易被“分散”。

克林特抓大放小的习惯并没有让他比妻子成为更好的父母，安琪对于细节的关注也没能让她比克林特做得更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夫妻二人都发挥长处，就能弥补彼此的不足，这个家庭就会作为一个整体受益。要成为“全心参与”的完美搭档，我们的丈夫们不必成为细节管理的专家。

2. “他缺席了”

为什么男性在家中不够积极，通常女性给出的另一个解释是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缺席了。这同样不是一句无端的抱怨。在《选择退出？》一书中，作者帕梅拉·斯通注意到：“超过60%的女性提出丈夫们对自己决定停止职业生涯产生了主要影响……这样抱怨的结果是，大多数女性的丈夫真的缺席了……即使孩子们的需求相当紧迫，且经常被提起，相比于满足孩子的需要，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对女性退出职业生涯的影响更大。”

因为男性的身份自古就和养家糊口的角色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女性对“男性不在身边支持自己”这件事更容易接受。因为要待在办公室里满足社会与文化的期待，这为他们不在家提供了正当的借口。但身处数字时代，“他不在家”的抱怨不能再为男性不参与家庭生活开脱了。职业女性也有不在家的时候，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给保姆发短信、预订送货到家的食品杂货，以及在客户会议的间隙打电话为孩子申请暑期夏令营。“我丈夫因为要工作，所以不能参与家庭事务”的借口已经不能成立了，因为科技让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为家庭做贡献。我的丈夫科乔就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世界的另一端更换了家里的厨房水龙头。

3. “他不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

第三种臆断可能是这三种之中最悲哀也最麻烦的，因为它强调了社会对“男子汉气概”非常片面的理解——努力进取的顶梁柱只能在事业上独当一面。对男性的这种狭隘定义否定和剥夺了我们的伴侣表达温情与提高家庭管理技能的机会。男性不明白养育孩子的基本需求，并且对孩子的需求也不敏感，所以我们不肯将家中的事务交给另一半。我们这么做时也加剧了这个问题——一些女性会做出牺牲，她们或者干脆放弃事业，或者不惜花重金请人帮忙照看孩子，却从来不让自己的丈夫履行照顾孩子的责任。

研究人员判定“固守母职”的因素之一就是，在传统观念中，女性在家务和照顾孩子方面做得比男性要好。人们观念中的“谨遵母训”对男性的提高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确切地说，母亲们越觉得父亲们不称职，她们就越爱一手操办。她们管得越多，父亲们就越不能履行责任。父亲们越不称职，他们就越不想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有一次科菲在操场上学走路摔倒时科乔的反应。当时，我本能地想要冲到儿子身边帮助他，扶起他并为他擦掉眼泪。但是，科乔眼看着孩子在草地上跌倒，却抓住了我的胳膊不让我过去，他大声地对孩子说：“伙计，你还好吗？”我屏住呼吸，以为科菲就要哭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哭。恰恰相反，科菲自己站了起来，他掸去手上的灰，继续跑开玩耍去了。显然，科乔没经过实践也能做个好父亲。“他处理不好细节，他不在场，还有他不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这样的话源于我们的刻板观念，并且交织在我们的文化中，阻止着男性为家庭管理贡献一系列新方法。一些女性没有顾忌这些负面信息的危害，其实培养孩子的技能谁都不是天生就有的，大家都是后天习得的。一位叫梅根·奥康奈尔的作家在《纽约客》杂志中指出，她是夫妻中“偷懒的妈妈”，而她的丈夫是天生履行传统母亲责任的那个人。总之，不管父母中哪个人天生就拥有渴望照顾孩子的情感，女性总是被默认为是在照顾家庭中打头阵的那个人。我们要意识到，男性也能像女性一样照顾家庭，即使他们在家务和培养孩子方面的处理方式和我们不同。针对这个话题，2014年《美国科学院论文集》的一篇研究发现，无论父母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什么，“照顾孩子”这个行为会促进“父母看护神经网络”的发展。男性可能在照顾孩子方面没什么经验，但是只要他们有机会，便可以和女性一样能干。

其实，男性非常想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所以是什么阻碍了女性领会这样的想法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男性很少直接表达他们的愿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传统文化刻板印象导致的。例如，很多年前科乔想换份工作，这样他就能待在纽约多陪陪孩子和我，至少他是这样和我说的。一周后，当我听到他和未来的上司打电话解释为什么想要多些时间在国内工作时，“是因为我妻子总是唠叨我”，这让我很生气。后来有一天我又听到他在电话里说这些时，我勃然大怒。

“为什么你总是让我看起来那么糟？”我问他，“我从没唠叨过让你回来工作！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事业！”我怀疑是男性的自尊心让他错误地将我定义为传统观念中的那种女性，但是我不想被归到“唠叨的妻子”那类人中，我为了成为一个绝佳的“全心参与”搭档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他承认“唠叨的妻子”这个词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蒂法尼，我能说什么呢？”科乔说，“我能说自己想要多些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说我想送孩子去学校？我不能说这些。”

科乔只是简单地想做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担心未来的上司如何看待他，这也无可厚非。

R.柯克·墨登在《幽默感在性别与种族刻板印象构建中的作用》中说：“（社会）非常鄙视男性表现出女性特质或者跨越性别界限的思想、感觉和行为，这对男性的消极文化影响比对女性更严重，这意味着跨越性别界限的男性会比跨越性别的女性受到更多文化传统的鄙视。”换句话说，因为外界给男性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呈现出男子气概，所以男性比女性更难改变其性别特点。

遗憾的是，即使广告世界中开始更多地展示男性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文化舆论仍然落后一步。例如，2015年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一些广告塑造了强壮温柔的父亲形象，他们愿意亲密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多芬“真正的力量”倡议广告坚称：男性对孩子表露情感与关爱不会让他们显得缺乏男子气概。观众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剪辑，视频中父亲与不同年龄的孩子彼此亲昵，不同的孩子喊出甜美而充满感激的“爸爸”。另一个尼桑的广告叫作“和爸爸在一起”，刻画了一个年轻男孩子在父亲死里逃生之后，对阳刚的赛车手父亲的喜爱的形象。

媒体都会赞扬这些反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品牌，但这些广告真的做到他们所说的那些了吗？它们融化了我们的心，塑造出与刻板印象中笨手笨脚的父亲相反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尽职尽责的父亲的形象。为什么这会成为独树一帜又令人惊奇的事？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而不是这则广告本身，使得广告引人注目。虽然观众可能已经受广告引导而在吃布法罗辣鸡翅时被辣得泪流满面，但是直到人们认为广告中父亲陪伴孩子的画面应该和母亲一样多时，我们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

第17章

你快乐，家人就快乐

在我们的女儿埃夸出生后，科乔在家待了两周才动身去迪拜。托雅也过来帮助我们。一个晚上，她向我提出了一个不太寻常的要求。她叫我过去坐下，因为她注意到我只有在吃饭或是给女儿喂奶的时候才会坐下来。

“你总是站着。”她说出这句话，就好像我那马不停蹄的生活有什么错似的。

她说想不起我有坐下或者放松的时候。“我没时间坐下，有太多事等着我去做。”我想。我一边仔细琢磨着托雅的话，一边继续擦着桌子，干着手中的活。我忽然想起，科乔在家的时候，他大多数时间都坐在深蓝色沙发上。我开始思考我们在应对截止日期与压力时的不同反应——我觉得我需要用尽全力，生怕休息一会儿就会被落下；而科乔则打开电视，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然后睡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完成工作。他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让我抓狂。

明明有那么多事等着他去干，他怎么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呢？

思考科乔和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让我明白为什么我是那个经常处在不堪重负的混乱之中的人。也许科乔有他的策略。生活就是一张永远也做不完的待办清单。当我开始思考托雅的话，我意识到也许偶尔有意的放松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繁忙的生活，这才是长久之计。

托雅对我的“马不停蹄的生活”的观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试一试科乔的做事策略。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我强迫自己每天坐在深蓝色沙发上两次。我把这项训练叫“停和坐”，而且我还在手机上设了闹钟来保证我能真正做到。一开始，我忍受不了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在我眼中，宝贵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所以，当我坐在那的时候，我要么会叠衣服，要么带着电脑查阅邮件。但时间长了，我终于可以坐下来歇几分钟了。

一天晚上，把科菲哄上床后，我给自己沏了一杯茶，随手拿了上个月的奥普拉杂志（我总是把自己的事放在最后）。我把埃夸抱在腿上，在沙发上做了一个“小巢”，整整半个小时里我一边看杂志一边喝茶，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20分钟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是个全新的女人了。真不敢相信小睡之后，我竟然神清气爽！我迷上了这种感觉。

就像我们对伴侣的一些习惯和行为感到困惑一样，我们也应该经常向他们学习，吸收他们好的一面。我身体中永不停歇的“袋獾”从不允许我去思考自己是否真正需要永不停歇的生活，但“停和坐”训练中那些慢下来的时间允许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如果我现在上床，不回复电子邮件，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如果把没洗的碗留在水槽里过夜，难道真的会有一群老鼠降临到我们家厨房吗？如果干衣服还留在烘干机里，谁的生活会因此改变？在马不停蹄地想要完成所有事时，我从来没时间问自己这些问题。但是在“停和坐”的安静时光里，只需深呼吸并且仔细思考6分钟，待办清单的紧迫性便可笑地不复存在了。现在我更容易理解的是，科乔怎么会在有那么多待办事项的情况下，一点儿都不担心（可能还是有一些担心）地睡着了。

一个快乐的女性和健康向上的“全心参与”的伴侣之间的关联无须被夸大。研究证明，如果一个女性更快乐的话，她们的丈夫也会更快乐。罗格斯大学的教授、社会学系主任黛博拉·卡尔指出：“无论丈夫怎么看待婚姻，在长期婚姻关系中，妻子越满足，丈夫的生活就会越愉快。”快乐的男性也有助于成就“全心参与”的搭档。他们出于爱自己的妻子而参与到家庭生活中，并且乐于为家庭奉献，让他的妻子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参与到滋养灵魂的活动中去；作为回报，这些男性也会收获一位更加恬静、快乐，并且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井井有条的妻子。

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理解女性的身心愉悦与健康向上的“全心参与”搭档之间的关联。一旦女性不肯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伴侣之间的关系就会不太稳定。然而，把自己的快乐置于第一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至善科学中心的社会学家和高级研究员、幸福专家和教练克里斯汀·卡特寻求答案。“我一次次地告诉女性，你必须先把自己的氧气面罩戴上，”她解释说，“但是我们没办法让她们明白，做到这些需要很大的勇气。女性被教育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即使这会伤害到自己。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便会影响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这和女性从小被教育的理念截然相反。”

我曾经听很多女性提到过数不清的阻止她们过上快乐生活的障碍，在谈话中有3个快乐的障碍是女性最经常提起的：第一，她们经常产生罪恶感；第二，她们总是失去原则；第三，她们缺乏快乐的习惯——“快乐的习惯”就是指经常做那些能带给我们愉悦，让我们元气满满的事情。当我们遇到了这3个快乐的障碍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会感到不开心。当我们同时遇到了这3个障碍，我们就会感到如坠深渊。相反，如果我们摆脱了罪恶感的束缚，能够坚持原则、养成快乐的习惯，我们就能元气满满，开开心心地做最好的“全心参与”搭档。

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这3个快乐的障碍。

1. 摆脱罪恶感

女性需要克服的第一障碍就是总有罪恶感。如果一个女性向我道歉一次，我就能得到一美元的话，我会成为富翁的。2014年潘婷独具开创性的电视广告“不要对不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广告中关注了女性无论是在会议室还是卧室里，都习惯在发言、评论以及与男性的接触中随意道歉。在广告中，候诊室里一个男性坐在一个女性身边，他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臂，结果这个女性道歉了。另一个男性走进坐满同事的会议室，问：“我可以在这里挤挤吗？”旁边的女性帮忙挪出了一个位置，而且低声说了抱歉。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职场或家里各种各样的其他场合。为了强调这种有悖常理并且不自然的道歉，广告通过呈现没有道歉的片段强调赋权的内涵。

这个广告鼓励女性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和语言而道歉？作为女性，我们总是习惯作为照顾者，并且倾向于把别人的快乐置于自己的快乐之上。当我们没做到时就会感到很难过。如果我们认为道歉不够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找理由证明自己的意图是有益且无私的——“我得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我得把杯子蛋糕送到女儿的学校给她过生日”“是老板让我去做的”“我需要出席一个活动”。我们做事情时涌出的愧疚感让我们无法真正地感受到快乐。

滑铁卢大学的卡琳娜·舒曼和迈克尔·罗斯做了一项研究，考察了女性道歉的冲动是否源于男性与女性在对待过失态度上的不同。研究者发现：“当女性比男性道歉的次数更多时，据她们所说，她们所犯的错误也更多。男性认为自己犯错时也会为之道歉，但他们认为自己犯错的次数要少很多。”这项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道歉的次数少是因为男性界定何为“冒犯行为”的门槛更高……这个结论是我们通过询问参与者“想象中的冒犯行为”和“回忆中的冒犯行为”而得出的。正如推测的那样，男性看待冒犯远远没女性那样严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会为了科乔的群发短信在银行里给保姆道歉，而他对我的行为感到难以置信。

你一直做错事的话就不会高兴起来。我经常倡议（非常严肃地倡议），我们应当为女性开启一个“后道歉时代”。我们觉得自己不断道歉是正常的，这是一种社会机制，它训练我们把他人的需要放在个人需求之上。女性应该停止道歉，不仅因为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因为哪怕我们做错事也无可厚非。我们应该做一个既快乐又不完美的人。阿利杰斯的项目主管珍·圣莱里说，很高兴她能在我有幸参加的公司年度庆典中获得表演奖。最后她说：“我获奖不是因为我是‘完美’的。完美是不可能的，但出色可以做到。”

2. 尊重自己的界限

我们需要克服的第二个障碍是他人对我们界限的侵犯。我对这个障碍有亲身感受。在刚工作时，我的老板经常在周末给我发邮件，我经常会花半个周末回复她的信息，确保周一能料理好所有的事。这真的很糟糕。在工作日我非常努力地工作，所以在周末我有权利好好休息一下。于是，我鼓起勇气向她提出这个话题。我非常紧张，并且一遍遍地练习要讲的话。一开始我表达了自己对于公司的忠诚，我说会尽力做好工作来确保完成工作目标。然后，我说周末加班会影响工作效率，尤其在周日晚上我经常熬夜工作到很晚，以至于影响了周一上午的工作时。

结果，我最害怕的事还是变成了现实，老板生气地回答我：“你都不尊重自己的周末，还让我来尊重你？我在需要时就会给你发邮件。工作到了你手里，是否回复邮件是你的事情。我从没说过希望周一前收到答复，是你自己每周末主动加班的，别把这一切怪罪于我。”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我非常生气。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的付出。好吧，我想，我再也不会周末回复邮件了。然后，你猜发生了什么？我发现，等到周一再回复邮件对老板也没什么影响，但这对我的影响却非常大。

我了解到，有很多管理者会在周末给员工发邮件、发短信、打电话，并且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回复。实际上这种情况很普遍。互联网破坏了工作和家庭的清晰界限。2013年一项睿仕管理发起的覆盖了400名员工的调查显示，36%的员工说他们的老板会在休息时间给他们发邮件，并且期待他们能够马上回复。另外15%的员工说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周末或假期中。这个比例非常大，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这种交流其实在前互联网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一些员工明白他们来工作就应该做这些，而且他们也乐意效劳，但很多人会像曾经的我一样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时间，又怎么能期待他人尊重我们？我们要像期望中的那样对待自己，我们要像宽容他人那样宽容自己。卡特博士说：“她们能拾起很多勇气，但却很少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3. 养成快乐的习惯

女性需要克服的第三个障碍是缺乏快乐的习惯，也就是经常能带给我们愉悦的活动。实现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便能收获快乐。而且快乐的习惯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太一样。对一些人来说，快乐的习惯可能是参加教会或者阅读精神性的书籍，但有些人可能会追求事业发展、花时间陪伴孩子、去野外登山或者醉心于艺术追求。不管令我们快乐的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它们变成习惯。研究者发现，意向性活动最能改变人们的快乐指数。

我们也经常会低估自己的快乐对周围人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伴侣和孩子的影响。我们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尽力照顾他人上，这样我们才认为自己是个精力旺盛、尽职尽责的人。实际上，我们若能经常花时间培养快乐的习惯，我们就能更加以照顾家人为乐，而且更愿意陶冶并培养各种兴趣，勇于冒险，尽情探索人生的可能性，拥有幸福的生活。

我的一位智慧导师爱丽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当她和丈夫保罗作为范德堡大学法学系的新生第一次见面时，两人都表示愿意支持对方的学术追求。但等他们有了孩子后，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为人母的轨道局限了。产假期间她争取的客户都被分给了其他律师。当她重返职场后，她觉得有必要重新证明自己。爱丽丝埋怨公司，她丝毫感觉不到公司对职场妈妈的支持，她对保罗也心怀不满。在家里她承担着大部分压力，她也知道正因为保罗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才会获得事业的成功。她爱他，她也爱他获得的成就，只是这并不公平。

一天，保罗比平日早一些到家，他发现爱丽丝将车停在私家车道上，她正在车里痛哭流涕，她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只是说近来压力太大了，让她有一种溺水般的窒息感。保罗意识到爱丽丝可能患了抑郁症，他知道他需要做出改变了。从那天起，他开始主动做家务。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对家务事视而不见，他要为他爱的女人承担更多的责任。

“金牌搭档”的角色转换一开始充满了坎坷。起初，保罗搞不清如何打理琐碎复杂的家务。头几个月，好几件羊毛衫在烘干机里缩了水，保罗还错过了很多工作活动。他发现自己对家庭任务基本知识的缺乏是做好这些事情的绊脚石。向爱丽丝要电话号码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最后他干脆把她电话本里的所有联系人都转录到了自己的手机里。

除了在家肩负更多的责任外，保罗还鼓励爱丽丝把精力转移到那些能够让人充满活力的活动上，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早上全家的时间安排，这是爱丽丝认为她一天之内唯一可以为自己争取到的时间。每天，保罗起床后会帮孩子准备停当，然后送孩子上学，这时爱丽丝便开始练习瑜伽。不到一年，爱丽丝不仅变得更加专注、更加开心，她还到达了事业的新高峰——她和另外两个律师决定创业。这是一项重大任务，保罗感到了压力，未来他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以支持妻子的事业走向成功。这已经是10年前发生的事了。

那时候，爱丽丝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瑜伽。头几分钟她的脑海里还盘旋着所有待办事项，当她结束练习时，她会感到平静、强大，她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天的挑战了。

在我的印象里，爱丽丝是位冷静而智慧的导师，我很难想象她曾坐在车里哭泣。保罗说，那时候爱丽丝经常感觉到压力重重，她担心所有事，还很容易生气。“我和孩子都想要藏起来。”他说。保罗至少意识到了一个爱丽丝早年苦恼的来源。当他在公司广交合作伙伴时，她仍然在努力地希望获得大家的认可。现在想到这些，保罗说他唯一后悔的就是没能早点儿改变这种状况。眼看着爱丽丝的律师事业起步，看着她收获满满，他说：“爱丽丝非常快乐。”

对我来说，“停和坐”最终成为我最重要的快乐习惯，它常常伴着一杯清茶和最新的《奥普拉杂志》。晚间的短暂休息时光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活，我也会参加其他活动，只要这项活动能让我感到快乐。每天晚上，我都会打开音乐跳舞。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在脑海中，我就像录像带里的明星。有时孩子会被我吵醒，他们说声音太大了，我便笑着把他们哄上床。我也喜欢在公园里奔跑，这时好点子会一股脑儿地跑到我的脑海中。同样，我也会泡在浴缸里，和好朋友们煲电话粥。还记得我们曾经和朋友打好几个小时电话的场景吗？真的非常开心！

第18章

学会放手，学会救援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父亲给我讲过“世界是被一部分精英所驱动的”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同样是男性的烦恼之源，但它更加不易被察觉，因为这个群体是多元的。很多年前，“这部分人”拒绝了父亲的西尔斯信用卡，让我们失去了买家电的机会。父亲说，“他们”使用权利的方式就是确保一个阶层的人不能接触到微波炉、洗碗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直到今天，我父亲仍然不想迈进西尔斯百货公司，他会举起拳头对着“他们”。

我曾经觉得我父亲疯了。当他在我的朋友面前信誓旦旦地谈起“他们”时，我感到很尴尬。但我长大后，便渐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在美国的公司、社会企业和政府的最高层，这群人做出的决定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这部分人通常是白人，男性、传统、身体健康，并且家境良好。缺乏多样性是个棘手的问题。研究显示，多元化群体一起解决问题可以得出创造性的结论。在《差别：为什么多元化力量可以铸就更好的团队、公司、学校和社会》中，密歇根大学的斯科特·佩奇详细阐述了为什么“多元化城市生产效率更高，不同背景的决策者能做出更好的决定，最具创新性的公司是多元化的，科学中的突破都来自智慧、多元的团队。”总而言之，女性处于最高领导层和管理层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

讽刺的是，最顽固的问题是在过去15年里高级管理层的女性比率并没有大幅增加。除了美国少数的“女超人”，企业员工和家庭管理者的双重角色阻止了女性继续攀登职业阶梯。当家里还有一份“全职工作”要做的时候，人们不相信普通女性还能在竞争激烈的职业阶梯上继续攀爬。女性并不傻，即使别人告诉我们可以兼顾这两件事，我们也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据《哈佛商业评论》“调查女性在生育后的时间分配”的研究，催化剂研究中心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如果女性想要获得高级管理职位，那么她就不能是育儿任务的主要承担者。”

假如一位女性工作者不想辞职，或是经济状况不允许她辞职，抑或没办法聘请家庭保姆，那么一旦她到了特定的职位上，她的事业发展之路就会变得很窄，她甚至只能简单地决定停在中层管理岗位上。当然，我在这里用了“简单地”和“决定”这两个词。但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要设法得到社会对她有条件的承诺——“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去付出”，这就已经相当复杂了，并且这也不是一个好选择。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遇，占全国总数一半的人想要完成工作与家庭中的每个梦想。这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是，很多女性对事业丧失信心，她们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提升，而社会高阶层的决策者缺乏多元性，并且他们正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女性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减少一些家庭负担。这时就需要男性上场了。“金牌搭档”以3种互补的方式帮助我们完成职业理想。第一，女性在家庭压力变小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那些有助于提升事业的活动。第二，男性在家庭中的参与开启了家庭阵地上创新和效率的大门。例如，在完成把碗碟拿出洗碗机这个任务时，科乔坚持我们应该把刀叉一起放在篮子里，这样他就可以一次性把所有叉子和勺子抓出来放进抽屉了。第三，男性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完美。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要对自己少一些期待。在《居家男人》的电影里，社会学家斯科特·考特兰为男人懒散的态度进行了辩解：“因为男性不经常承担做家务的责任，并且因为他们的身份并不是总和家务绑在一起，所以他们不容易注意到这些。”

理查德·茨威根哈夫特是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他和G.威廉·多姆霍夫合作研究了“新时代的首席执行官”，针对女性和少数行政管理层进行调查。茨威根哈夫特和多姆霍夫详细解释了“统计数据说明，有志于参与到美国高层管理工作的人最好能有个伴侣、搭档，或者能够支持他事业的人”。一项针对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曾经或现在担任过主要管理岗位的女性的研究中提道：“据很多女性首席执行官说，如果没有丈夫支持，帮她们照顾孩子、管理家务、愿意做出改变，她们就无法获得成功。”

结果就是，洗衣的男性为女性腾出时间，帮助她们晋升为领导。那些从管理所有家务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她们的脑海中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思考职业战略。她们变得更健康，更加精力充沛。她们可以更自由地旅行，并且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到达下一个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上。此外，她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培养能够支持其“事业之旅”的人际关系网络。也许更重要的是，那些扔掉“球”的女性因为摆脱了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管理家中所有事情的期待，她们不用牺牲家庭幸福就可以在办公室里获得职位晋升。同时，她们也亲眼见证了伴侣在家庭中的成就，而且不用担心事情被耽误。

乌苏拉·伯恩丝曾是施乐公司第一位黑人首席执行官，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于“拥有一切”，她赞同应持更加轻松的态度。在《财富》杂志2013年“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峰会”上，她鼓励观众们“放松下来”。“选择你想要获得成就的领域，在那片领域里集中精力，然后去做，”她恳切地说，“要明白，你不会在所有事上都那么出色，所以放轻松吧。”乌苏拉·伯恩丝因为她的“金牌搭档”劳埃德·比恩（那个她在施乐公司遇到的男人）过上了轻松的生活。多年来，他一直是家中的平等贡献者，这让乌苏拉有足够的时间获得职业晋升。

据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按照我们当下的速度，直到2095年人类才能在职业领导岗位实现性别平等。“金牌搭档”是可以缩短这个长得令人惊愕的时间的方式之一。专业服务公司EY（原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被委托研究鉴定“加速女性领导事业发展的最佳方式”，结果发现高绩效成长企业最佳的策略就是“为男性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这并不奇怪。灵活的工作安排让男性在家庭中的参与变为可能，并且也不再让女性受到“母亲”角色的固定轨道的局限。因此，当女性能够从两项全职工作中解脱出来，她们最好能利用这个策略，并且努力穿越“玻璃天花板”。[1]

当男性完全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改变的潜在力量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家庭。无论是没有报酬的职场爸爸，还是有工作的“金牌搭档”，更多的男性有意识地参与到了家庭生活中。如果男性出现问题，公共响应会更加迅速，警察也会更快地与他们取得联系，社会问题也能更快地得到解决。艾什顿·库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由模特转型为演员的艾什顿·库彻，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后，他就发现男厕所里缺少婴儿护理台，于是在他的脸书主页上向粉丝发出了“添加婴儿护理台”的呼吁。男性大声的诉求引起了众人的共识。几天后，库彻就收到了245 226个赞、14 056次分享，还有大量用户的回复。他创建了一个在男洗手间添加婴儿护理台的组织，很快他的请愿就获得了104 391个支持者，他们要求塔吉特超市和好事多超市在男洗手间里配备婴儿护理台。“2015年，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形态，把换纸尿裤看成是女性的工作是不公平的。”库彻写下这样的话来团结他的支持者，“这种看法是性别偏见，超市应该支持所有的父母平等地购物，无论他们的性别是什么。”人们认为这次运动获得了全面胜利，两个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塔吉特和好事多，尽全力在超市里营造出“家庭友好型”卫生间。如果是一位女性公众人物为这件事感到担忧，强调婴儿护理台意味着性别不平等、所有人只会指望女性照顾孩子，那么她也会收到相同的反馈吗？还是会让人们觉得她牢骚满腹、不知感激，不能接受社会给母亲分配的责任呢？

又如纽约大都会队球员丹尼尔·墨菲。2014年，墨菲在与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因休陪产假错过了赛季的两场比赛，因而引起了一场小型舆论风暴。一些广播主持人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谴责。一位评论员不理解墨菲的决定，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既然墨菲是大联盟的棒球队员，他完全可以雇一位护士帮忙。还有一位名人抱怨墨菲的妻子应该在赛季开始之前进行剖宫产。但这些谴责招致了其他人的反对。这位棒球球员马上向公众发言解释，说明他离开的原因，其实他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我决定休陪产假是想支持我的妻子，给她宁静的生活。”他说。如果这位大联盟棒球球员还没有获得英雄身份的话，这段陈述将让他名垂青史。忽然之间，电视广播里充斥着如何支持职业运动员父亲的言论。之后不到两个月，墨菲成为白宫的“海报父亲”，在那里他们举行了职场爸爸的第一次峰会（顺便说一句，白宫政府从来没举办过一次职场妈妈的峰会）。

最具讽刺性的例子是保罗·瑞恩。这位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时企图获得众议院院长的职位——虽然他反复说他不想要，但他最终获得了这个职位。他尽力争取多和家人待在一起。这个男性曾经拒绝签署“让美国人可以享受带薪病假，来照顾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立法，同样也是这个男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不能放弃陪伴家人的时间。”再一次，一个男性想要照料家人的公开宣言成为头条新闻，同时，瑞恩掀起的波澜让社会舆论转向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个男性一面坚守着自己的家庭时间的宝贵，一面却让其他美国人能够认真娱乐的时间越来越少。

这些争议的正面影响是，人们对“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一事更加关注，但缺乏相关的配套政策，并且当社会真的提供了这些政策时，很少有男性能对此加以利用。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女儿出生后休了两个月的陪产假，很少有男性想要这样漫长的陪产假期。即使他们可以利用其他的休假政策，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考虑这个机会。男性会把利用这些假期看作丢人的事，它就像女性害怕在会议上大声说出自己的见解一样严重。“很多男性可能本来想打破令自己与家人产生隔阂的玻璃墙，但是他们被恐惧所阻碍，他们害怕走上‘奶爸’的轨道，这会影响他们的事业。”帕克和波洛特在《扔掉父亲》一书中提到了这样的观点。我了解到一个决定不享受公司家庭休假政策的年轻律师这样说：“所有的男性同事都明白它（休陪产假）会毁掉自己的事业。”

1986年催化剂研究中心针对这个话题进行调查时发现，41%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几乎没有陪产假。即使是那些为工薪家庭提供宽松政策的公司，当时也并不会提供陪产假。10年之后，什么改变都没有。今天，男性仍然不乐意休陪产假。当公司更加慷慨地为这些父亲们提供陪产假的选择时，男性仍会把它与“丢脸”挂钩，这仍然是男性需要跨越的障碍。2014年波士顿学院工作与家庭中心的一项研究揭示，尽管89%的男性认为老板提供陪产假非常重要，但其中96%的男性在孩子出生两周后就回到工作中去了。这段时间的长度几乎难以和女性不得不休产假的时间相比。

在为这本书收集材料的时候，我与一个计算机系统分析师基斯聊过天。当我第一次见他时，基斯和他的妻子正在期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基斯激动万分，他想在孩子出生之后请假来帮助妻子，并和孩子建立感情。但是在他参加公司举行的“假期与宽松政策”的宣讲会时，他有了一段不太愉快的体验。当时基斯到了会场，他发现屋子里坐满了女同事，只有他一个男性出席。后来，一位男同事告诉他：“这个制度不是针对男性制订的。”基斯忽视了同事的言论，努力克服了心理上的不快，享受了儿子出生后4周的假期。作为“金牌搭档”的经历让他成为男性利用宽松的休假政策的强烈拥护者，他并没有因为休了陪产假而在工作中受到处罚。

参与到家庭管理中的男性会更富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颇有压力的生活。这种同理心让他们对自身的男性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义。有女儿的男性会更加支持有助于推动女性进步的公共政策和公司实践。对有妻子的男性来说，“金牌搭档”确保了这种愿景的实现。那些既要兼顾自己事业，又要协调水暖工，还要帮孩子做功课的男性，会更加尊重那些为工作努力挣扎的女同事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女性。

更重要的是，在家庭管理中积极参与的男性也能够更好地“抛开”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尽管我有“家庭控制症”，但我仍然认为，科乔在动身去迪拜的时候给我们的捷达车做“没必要的”维修实在没什么用。我不像准备饭菜那样，会受到汽车状况的困扰。这是因为社会期待我负责给家人提供营养；而社会期待科乔肩负起保护家庭的责任。男性也会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压力，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守护者、养家糊口的责任人和负担家庭生计的人，特别是他们还要承担缺席家庭生活的痛苦。他们必须找到抛掉“球”的勇气。

就像丹尼尔·墨菲所说的：“当我不能再做一个优秀的棒球队员后，我还是一位父亲……某一天我可以告诉我的儿子，当他出生时我就在他身边（而不是告诉他，史蒂芬·史特拉斯堡怎样向我打了一个曲线球）。”这种“金牌搭档”的创新不仅能让女性更加快乐，也能让男性更加快乐。“成为父亲的经历改变了我。”墨菲分享了他的感想，“在这个过程中，我克服了自私的弱点，我在男性的生活中继续探索智慧，我和妻子更加亲密，我能感受到上帝有多么爱他的孩子。”

斯科特·贝森是“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的一个著名博主，他指出，为什么“女性在工作中的平等与男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参与密不可分”。当女性在工作中的贡献像她们在家中的贡献一样受到珍视时，那么男性在家庭中的贡献就会像他们在工作中的贡献一样受到珍视。就像女性想要在职场与家庭两个阵地上获得认可一样，男性也一样。但是当谈到男性在家里的贡献时，他们获得的认可总是很少，以至于家庭参与变成一种身份的争议。

真正的男性都知道水涨船高的道理。他们知道，赡养家庭的最好方法，就是要通过成为“金牌搭档”，激发出女性的全部创造力和经济能力。密歇根州的前州长珍妮弗·格兰霍姆的丈夫丹·马尔赫恩致力于成为“金牌搭档”，以支持妻子的事业。虽然马尔赫恩承认，为了妻子的事业退居二线，一开始“让我很脆弱，让我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意味着‘成为一个男人’”，但他最后说，这种选择不会导致“一个男人的悲剧”，而是会有一个美妙的开始。他学着“为他妻子的才干感到开心”，他在一篇评论里对儿子说：“你母亲的成功让我成为一个好男人或者优秀的男人，不用成为战争、体育比赛、商场上或是政坛上的英雄。杰克，一个好男人不会被他人口中的‘伟大’所累。他可以和自己愉快地相处。”

攀登职业阶梯与抚养孩子的矛盾作为一个女性问题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知，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创新性措施却以龟速向前发展着。现在，新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千禧一代的男性也开始要求女性经常需要的“工作场所的灵活性”，公司为了留住劳动力出台了进步的政策。幸运的是，缓解男性的这个痛点会让所有人受益，并且朝着改变传统观念的方向迈出关键一步。

男性参与家庭生活同样有助于孩子的成长。他们的孩子会带着“全心参与”家庭事务的眼光长大，这会阻止他们在有关传统性别角色方面被社会化。女孩子们看着父亲在家做饭、带她们去生日派对，她们的心中绝不会种下这样的种子：因为她们是女性，所以最终会成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事实上，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在家庭中积极参与的父亲来说，他们的女儿会在非性别传统行业表现得更好。很多女孩其实只需要她们的父亲帮忙拿一下簸箕，这样她们的心中就埋下了渴望成为工程师的愿望种子。同样，对于那些“父亲会去超市并且叠衣服”的男孩子们来说，他们长大后不会产生丝毫“未来妻子会承包所有家务”的想法。

在小学4年级时，我经历的一件事让我了解到有个新潮的父亲到底有多棒。那时我得了水痘，因为母亲要留在家里照顾我，所以她让父亲到学校取我的作业。我当时只有9岁，但落掉的功课已经严重到足以让我起更多的水痘，更别说我还会错过操场上的最新八卦了。母亲安慰我说，我那么聪明，一切都会顺利。但父亲却有不同的想法。“别着急，”他每晚都会消除我的疑虑，并把当天的作业告诉我，把我做好的作业收起来，“当你回到学校时，你一定是那个最酷的小孩。”

在我回学校的那天早晨，父亲开车载我去学校，并陪我走进教室。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一般都是母亲送我去学校，并且和学校老师沟通的。当我和父亲走过教室门口时，教室里爆发出一片混乱。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情景，我的朋友，满脸长着小雀斑的莫莉大声尖叫着说：“那是迈克尔·杰克逊！那是迈克尔·杰克逊！”然后父亲就表演了起来。在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父亲已经跳到了我的前面，双脚在油毡上优雅地划过，在全班同学面前完美地表演了太空步。教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一个男孩大声喊：“嘿，蒂法尼，你的父亲太厉害了！”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没想到过父亲这么伟大，但是这一天他让我成为班里最酷的女孩。私下里，我的母亲也是完美的知心母亲，但我无法想象她也能在公共场合让我这么开心。

几十年后，我才明白了父亲为我做的一切。他为我做了个好榜样，让我知道父母都能够发挥他们的力量，为孩子创造出奇迹。

孩子们会细致地观察我们，并且非常容易受到他们看到的事情的影响。我儿子的一个朋友，一个来自优越家庭的白人男孩，他曾问我我是不是保姆。当我告诉他母亲时，她吓坏了，但我解释说，这对一个小孩来讲是个很合理的问题，因为他唯一亲身接触过的黑人女性就是他的保姆。无论成人世界中的想法是什么，孩子们的想法总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并且和民族、种族身份、社会经济状况、能力、性别等联系在一起。我的儿子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你做着和其他人的妈妈不一样的事，我的爸爸也做着和其他人的爸爸不一样的事？”通过这些问题，他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可以交流的领域——当别人所做的事和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时，这意味着什么？

“全心参与”家庭中的孩子也能够了解到怎样协调父母不同的处事方式。当两个全职工作的父母都参与家庭管理时，他们不必每时每刻都达成共识。诚然，他们需要在价值观、学校的选择和媒介消费这样的大事情上保持一致。但是在琐碎小事上保持高度和谐是不现实的。“金牌搭档”必须采用“入乡随俗”的策略，这样才能防止彼此发生冲突，才能让对方成为可以替代的家庭照顾者。

例如，当孩子们和科乔在一起的时候，科乔经常和他们在公寓里踢足球，但他们必须吃好每一顿饭，并且不能站在家具上跳舞。但当孩子们和我在一起时，扔球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吃多少；在家具上跳舞成为晚间的仪式（尤其是跳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孩子们已经习惯了根据我们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知道妈妈和爸爸都爱他们，只是做事情的方法不同，他们周围的其他人也是这样的。做一个可以替代的父母意味着孩子们会渐渐意识到，父母会提出不同的要求。这也意味着，父母有一方不在场时，另一方也不必留下整整一页纸的提醒和注意事项。

父母的“全心参与”将为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为孩子树立更好的榜样。首先，当孩子们看到父母都在平等地为家庭付出时，他们便很容易明白，作为家庭成员，他们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现在，科菲和埃夸在MEL上也有了属于他们的一列。其次，“入乡随俗”策略的好处是让那些父母都同意的规则或纪律能被孩子更好地接受。有一些家庭责任不用提醒，孩子们自然而然就会履行。包括每天早晨叠好睡衣睡裤以及吃完饭后把脏碟子放在案台上。因为我、科乔还有其他人都会做好这些事，所以孩子们也会自觉地完成这些任务。既然妈妈和爸爸的规矩不同，因此对于他们都认可的事就应该更认真一些。

我并不是说“金牌搭档”是抚养健康孩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知道科菲和埃夸长大后会选择给他们的孩子讲什么故事，也许他们会说，因为父母给自己做了好榜样，所以可以成就感情美满的婚姻。也许他们会说，我们毁了他们的生活，因为父母不可能一直陪伴他们。我希望他们都能明白，他们能够基于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成就对他们有用而且能令他们成功的关系。我尊重他们讲述自己未来故事的权利。我知道的是，“金牌搭档”是个可以确保全职工作的父母保持幸福的健康战略。并且，快乐的父母有益于孩子的成长以及世界的发展。

[1] 玻璃天花板：是指在公司企业机关团体中，限制某些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晋升到高级经理及决策阶层的隐形障碍。——译者注

第五部分

永远向前一步

第19章

幸福人生“四步法”

2009年春，我对科乔在迪拜工作的新鲜感已经逐渐消失了。孩子们出生后，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当你给伴侣打电话提醒他“你也应该负责任”的时候，科乔麻木、缺乏睡眠的状态令我更加精疲力竭。尽管在那么远的地方，科乔为共同管理家务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但我要独自度过这几个月的现实让我极其想念他。

两件事让我更加确认了心中对于我们跨越大西洋的家庭状态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的疑问。首先，生育埃夸的产假已经快休完了，我不确定有没有人在家帮忙，带着一个两岁孩子和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我是否能安心工作。这种担心是由第二件事引发而来的：托雅被研究生院录取了，她将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搬到西雅图。言语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了。眼看她能迈入人生的新阶段，我非常激动，但同时我也担心，没有她我怎么能处理好所有这些事。

幸运的是，科乔即将进行一次工作变动。他被分配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海外项目，但是项目的目的地是纽约。他在国外待了太长的时间了，但这次他也会在家待很长时间。“牛郎”和“织女”不再永隔天河了，他们也能亲吻彼此。

我知道，科乔这次回到我们身边不只是享受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这对我回归职场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休产假的时候，我读了一本叫《到达50∶50》的书，它能让我活得更轻松。在这本书中，作者莎伦·米尔斯和乔安娜·斯特罗布尔将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决定重新回归工作岗位视为决定家庭未来的重要时期，因为夫妻二人被迫要认真考虑是应该由其中的一方继续当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还是两人共同成为“金牌搭档”。据米尔斯和斯特罗布尔的观点，家庭的主要照顾者一般是母亲，而让她的配偶能否共同肩负起日复一日的照顾家庭的责任则是决定他们未来方向的关键。在科菲出生以后，我需要回去工作，并且继续承担家中大部分的责任。但有了埃夸，我想让事情变得不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科乔回到家中，而我需要回归职场。我决定接下来做些什么——那就是锻炼身体。我不擅长运动。学生时代，我一直忙着组织舞会，或在学生团体组织体育活动。2002年，我还在西雅图的时候，朋友黛维达劝说我参加一次迷你铁人三项。当她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我不会游泳（连狗刨也不会）。只有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可能会跑几步。自从我儿时骑在装饰着香蕉的粉红自行车座上，去便利店买了一款名叫“现在和未来”的糖果后，我就再也没骑过车。但是，黛维达不想独自参加比赛。她告诉我说，我完成迷你铁人三项的唯一障碍就是我的心理障碍。然后她就打出了妇女和儿童的牌：“我们将一起为肺癌研究募集资金。”我担惊受怕地听取了她的建议。

结果证明，丹斯金铁人三项成了黛维达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与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全新的关系，而且我发现有规律的跑步不仅对身体有益，而且让人神清气爽。晨跑时，我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有很多开心的时刻。我喜欢苏域柏公园，它是华盛顿湖上一个郁郁葱葱的半岛。一旦你开始绕着小岛跑步，你就会发现自然之美。训练让我更加敬畏自然，平静的湖水令我振奋。在参加铁人三项之后，我仍然坚持跑步，在操场上保持着健康的身体。直到我怀孕，才终止了锻炼。当我丢掉锻炼身体的习惯后，我一直处在持续的疲惫状态之中。现在，我需要重返操场，重新注满能量，不仅因为孩子们需要我有健康的身体；还因为我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促进我的成功。

另一件事发生在科乔从迪拜回来前后：工作中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了。在我休了12周产假回来后，白宫项目进行了一次人员重组——我和一个同事在玛丽·威尔逊手下共同领导一个组织，玛丽·威尔逊仍然是负责人。我的搭档山姆，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非常尊敬她，我相信我们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所以，当她礼貌地说，鉴于我在工作之外仍有其他责任需要履行，这使她非常担心我们的合作时，我感到很意外。她担心这会导致她承担更多的工作，尤其我还有个小婴儿需要照顾，而山姆独身一人，没有孩子。我简直被弄懵了。

就像作为公司法律代理人的爱丽丝在“妈妈轨道”行驶时，要努力维护自己的职业正当性一样，很多女性在办公室里都面临履行好员工和好妈妈这双重角色的困境。即使同为女性，我们有时也难以接受肩负着双重责任的女同事。在2015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女性科技人才公司“鸿鹄之力”的共同创始人和负责人凯瑟琳·扎莱斯基，对自己在生孩子之前对待同事的冷酷方式感到震惊。“坐在公司面试的现场，一位男性上司盘问着一位有3个孩子的母亲，他问她：‘你到底准备如何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又照顾好孩子？’”凯瑟琳回想道，她是当时顶级的有线新闻制作人，“但我没能给这位女性任何鼓励，这令我感到很羞愧。这位女性看着她的上司说：‘不管你相不相信，在工作日我也希望离孩子远点儿——和你一样。’”

直到5年后，凯瑟琳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才意识到人们对职场妈妈怀有的巨大偏见。女同事“妈妈”的身份被男同事进行了不公平的评价，并且受到排斥，这其实是一种“微暴力”行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她开创了“鸿鹄之力”公司，致力于让职业女性通过科技手段在家进行远程工作。

虽然我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困境，但我深切地了解这一点。我非常努力地工作，想要避免这种刻板印象，而山姆的话刺痛了我。我已经和她共事3年了，她比我早来公司的时间屈指可数，同样，因为孩子的问题，我请假在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尽管我有家庭责任，但我同样具备优秀的职业道德——休产假回来后，我办公室的白板上写着“欢迎回来，可爱的蒂法尼”，这就是个证明。

山姆告诉我她的担心，我虽看似平静，但是内心却波澜起伏。我想：“你都不知道‘承担更多压力’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把一个孩子背在身后，把另一个孩子放在胯上，然后仍能完成所有的工作！”走出会议室后，我决定把“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妈妈正名”当成我的责任，我会向山姆和其他所有怀疑我的人证明自己。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办公室屏幕，用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指搭在太阳穴上。山姆的话让我非常生气，虽然我气鼓鼓的，但我必须承认她的想法是对的：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我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同时，工作中的晋升就意味着责任。一个念头开始在我脑海中肆虐，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感到又一次被压垮了。我已经在“自我赋能”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了；我已经想清楚怎样发挥最大的价值去完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我已经把自己从“要做好家中所有事”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了；并且科乔在分担压力方面也成为前所未有的“金牌搭档”。但是，我仍然能感受到工作的压力，特别是山姆已经明确地对我的能力表现出质疑。构建出一套能在家庭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机制令我骄傲，但这套机制也适用于办公室吗？很明显，它不会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可爱的蒂法尼”需要一个新方法。

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像往常一样：向智慧导师寻求帮助。此时此刻，离我最近的就是玛丽，她现在就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她很适合为我提出建议。在玛丽做过的所有让人钦佩的事情中，包括在艾奥瓦州市议会工作、在美国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女性再就业项目、建立了女性基金会、启动了白宫项目，其中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她在做到这些的同时带大了5个孩子。平日我会在办公室之外安排单独的咖啡时间，向老板征求个人意见，但是，现在混乱的感情驱使着我做出冲动的举动。我等不及了，想立即向她诉说。

在穿过走廊走向玛丽的办公室时，我试图理清将要问她的问题，但其他想法干扰了我。产生这样的想法让我惭愧，我试着无视它们。

蒂法尼，不要让你的骄傲阻碍你。你知道山姆说得对。你想要升职，但是山姆更聪明，她负责经营整个项目，而你只负责获得赞助。告诉玛丽你不想和她一起领导这个项目。科菲和埃夸还小，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呢？你又不是你的母亲。

我脑海中最后的想法让我想哭。我知道这时候并不适合与玛丽交流，我应该转身就走，但是我的固执让我坚持着。当我走到走廊的尽头时，我听见玛丽在打电话，于是我停下来等着。我更加努力地去思考要对她说什么，但是我脑海中的声音更大了：“玛丽，我需要帮助。不，我需要建议。我认为你提拔我是个错误。我达不到你的要求。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很大的窗户。白宫计划的办公室坐落于曼哈顿西边一座大楼的8层，从落地窗望出去，我可以看见哈德逊河。成千上万的细流撞击着，彼此不停地激荡，但是整条河仍然只向一个方向流去。我闭上眼睛，感受到自己在随着大河流淌。我深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去。我能感受到自己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旁边，前面就是练铁人三项的华盛顿湖。“玛丽那里并没有你的答案。你自己才有。去跑步吧。”我听见玛丽挂了电话，她看见我站在门口。

“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她欢快地说，语气里带着南方人的亲切与威严。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在看风景。”

在那一刻，只是简单地看一看哈德逊河，就让我清楚了自己下面需要做什么：重新开始跑步。我不再需要马上想出一个完美的工作战略。毕竟我花了几乎两年时间才想清楚怎样放手家庭事务。我只需要争取到时间跑步。跑步能让我变得更强壮、更敏捷、更具战略性、更有创造力，这样我才能弄明白其他事。跑步也能给我一个健康的发泄方式，让我能处理好相互矛盾的情绪。最大的挑战是争取时间。同时做着全职工作，抚养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还嗷嗷待哺。唯一贯穿办公时间的事情就是照顾孩子。我哪有空闲的时间去跑步。

像爱丽丝一样，我唯一能分配给锻炼身体的空闲时间就是黎明之前，这意味着我不能在户外跑步，因为天太黑了不安全。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在凌晨4:45起床吸奶，5:20出门，这样我就能在5:30健身房开门时到达那里。当然这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有人可以在家帮我照看孩子的话。

又一次，我需要科乔的帮助，于是我“愉快地委托”科乔早上为孩子准备好一切，这样我就能去锻炼了。为了能够实施这个计划，科乔需要在6:15起床洗澡。第一天早上，当我6:40结束跑步以后回到家里，我发现科乔和两个孩子在同一张床上睡觉。这一天我们俩都迟到了。第二天早上，科乔说他早上有个会议需要准备，问我是否可以“明天再去”。我仍然去了健身房，但把跑步的时间缩减到了20分钟。第三天，在我的闹钟响了之后，科乔转过身，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外面仍然很黑。我很想待在床上。

要取消这些早间的锻炼非常容易，但即使是对我自己负责，我也要坚决地捍卫它。（在很多个早晨，都会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说：“你昨天已经去跑步了，你今天真的还要再去吗？”）我离开房间时筋疲力尽，但是当我跑回家时，就会觉得自己既强壮又骄傲。随着时间的流逝，科乔和孩子们起得更早了一些。最后，全家都进入了新的节奏。

一天早上，当我走进公寓时，科乔向我打招呼，并且吻了我的额头，那一刻我知道我的计划对科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你锻炼得好吗？”他问。

“很好。”我精力充沛地回答。

“太好了。”他回答说，我知道他在为我感到骄傲。

即使我去晨跑意味着他要早起，但我的身体更加健康意味着我会成为一个更加快乐的妻子和母亲，我可以一整天为家人服务。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事业的成功。通过晨跑，我的气息更协调，大脑更清晰，几周之内就构想出了新点子。我得到了“金牌搭档”科乔的支持，我会让更多人支持我，确保自己不是工作中的“独行侠综合征”的受害者。我感谢山姆当初的担忧，那是我创造出“四步走”的催化剂，也是我解决办公室压力的新方法。

正如我之前所述的，各大公司的领导层仍然缺乏女性身影，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的晋升之路在中层管理层就中断了。此时，我们在职业生涯中，需要把精力从工作表现转移到“什么能真正地指引我们到达高级领导层”——包括精力，他人的鼎力相助，平台和创造力。很多女性到达这一点时，恰恰是她们开始家庭生活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庭的巨大帮助，她们就会陷入不停转的陀螺般的生活之中。所以，在各大公司的入门级工作中女性占53%，执行委员会层级的女性只占14%，抑或法律专业学生中女性占47%，法律公司员工中女性占45%，可是合伙人中女性只占19%，这并不奇怪。而男性管理者则成为压倒性的大多数，他们占到了94.6%。他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但是管理层中的女性只有46%的人结了婚，而其中只有52%的人生育过孩子。

我知道，那些真正想成为知名高管的职场妈妈必须清楚什么事对她们最重要；我们必须明白是什么构成了我们最大的价值；我们需要“愉快地委托”，我们要把自身的快乐和成功放在首位。即使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也依然不够，拓宽晋升渠道最好的投资就在以下这4项活动中，它们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在事业上更进一步，并且提高生活的质量。当一个女性身体健康、人际关系良好、魅力非凡，并得到充足的休息，她的领导力必然也会得到提升。我们可以通过定期重复性的实践让生命茂盛长青。我把这个方法叫作“四步法”，它包括以下四个方法：

1.运动（铸就你的耐力）

2.吃午饭（培养你的人际关系网）

3.参加活动（提高你的出镜率）

4.睡觉（重新恢复活力）

使用这些方法也并非难事，但是它们对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她们不把时间腾出来，那么将这些方法融入女性的日常生活计划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用目的性来衡量日程计划，就像我们用来衡量待办事项一样，然后积极地利用剩下的时间进行“四步法”的活动，这有助于我们的成功和幸福。我们要问问自己：“这次约会是否与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有关？为学校义卖亲手做的蛋糕能发挥我的最大价值吗？我是唯一可以清空卫生间柜子里过期药品的人吗？”只有通过有目的地从清单和日程里去除不重要的事，我们才能对其中应该包含什么有所控制。

第一个方法是“运动”。身体活动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些成功女性如果要均衡很多事，就必须精力充沛。锻炼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们精神放松。当身体健康时，我是一个更加放松的妻子、母亲和工作者。锻炼有助于“正肾上腺素”的产生，这种化学物质能够调节大脑以更好地应对压力。运动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并且可以让我们活力满满。即使每天只锻炼30分钟，一周锻炼几天，都可以促进大脑施放内啡肽。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严格的锻炼可以提高脑源性神经影响因子的水平——这是一种有助于做决策和学习的脑源性蛋白。一项关于运动对职业生活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表明，那些拥有锻炼身体习惯的员工其精力更充沛，并且工作效率更高。

那些拥有便利资源，或者有恰当人选帮忙照顾孩子的女性可以去健身房进行集中锻炼。我认识的一位女性彭玉塞克，连睡觉时都穿着健身服，以便早上直接出发。我的朋友戴文将自己最喜欢的锻炼歌曲设为手机闹铃。我喜欢用手环（最喜欢的是UP健身手环）和朋友们一起制订健身目标。我非常争强好胜，每天睡觉前会花30分钟，伴着夏奇拉的歌跳舞来积累我的步数，这样就能看到我的头像在手机应用软件排名中，上升到顶端。

那些没有钱去健身房或者没钱请保姆的女性也能找到自己的健身方法。例如，地板上的一小块地方就足以让你成为瑜伽大师，跟着健身视频也可以锻炼。当身边没有保姆，而我又需要运动的时候，我会把孩子们带到街对面的公园。当我在一大片草地中快跑，或者在圆形露天广场的阶梯上跑来跑去时，孩子们会自己玩耍或给我计时。为了运动，一切都值得。很多人都问我，我的胳膊怎么这么强壮，他们还向我询问具体的训练方法和营养建议。事实上，我手臂上的肌肉很大程度上是搬运婴儿车，背着沉重的书包在地铁站里下楼梯的结果。我的一个朋友会在孩子睡觉的时候打网络版网球。当以上这些都没法做的时候，一些人会打开音乐，尽情舞动。

第二个方法是吃午饭。当然了，我并不是专门指吃午饭，你也可以吃早饭、吃晚饭、喝咖啡或者喝酒。关键是和他人多联系，建立职业关系网。这对我们提升自身地位至关重要。我们的人际关系网（我更愿意叫它“生态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生活中获得成功。“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依存的，需要培养及拓展。要推动事业的发展，你就要建立这个“生态系统”。在一项有关管理层女性如何推进她们的事业，以及公平健康地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的研究中，苏哈·R.艾泽丁和克里斯汀·G.里奇发现，“复杂而多样的社会支持……对特定领域中获得进步和拥有满意的家庭生活非常重要。”研究进一步发现，“社会支持不只是适应机制，是环境的改造者，它也是女性在人生历程中构思出的关键性策略。”换句话说，这个“生态系统”的存在帮助女性看得更高，表现得更好，在人生中的各个领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

但是，“生态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社会支持；它们还决定了我们不在场时谁为我们说话。一项麦肯锡做的“关于成功女性为获得职场成就而采取的策略”的报告发现，有效的“生态系统”包括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支持者”，他们相信我们的潜力，能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们。罗萨琳·哈德奈尔是英特尔公司的首席多样性总监，她说在这个层级上，女性职业生涯并不仅是被某个上司决定，从“支持者”那里获得的反馈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可以提供帮助的‘支持者’非常重要。”她说道。没有这些支持，女性可能无法晋升到最高领导层。

“支持者”只是职场“生态系统”中的一类人。前面我已经说明了怎样创造一个“村子”，让家庭成员、邻居、全职妈妈、保姆和专家帮助我们满足家庭生活的需求。同样，我们的“生态系统”也需要多种人才，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获得职场的成功。

“生态系统”中最珍贵的成员就是智慧导师，其中包括我们的长辈、上司和民间领袖。他们克服了更多的困难，通过他们的指导和鼓励，我们能认清自己的处境。我经常和他们见面，所以他们知道我所面对的挑战，现有的优势、劣势和险恶环境。我们向智慧导师寻求教诲，因为他们经验丰富，熟悉各种模式——企业模式、商业模式与我们的思维模式。他们会向我们提出正确的（经常是尖锐的）问题，帮我们做决定。他们不必是我们所在领域的专家。正如科乔向我求婚时，智慧导师告诉我，放手向前，但是等等再生孩子。当时，这个建议看起来是私人的，但是对于一个拼命想要改变世界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是最好的职业建议。

我们也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得忠告，他们是我们的“同辈导师”。同辈导师对我们的职业挑战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也在处理着相同的事。我和他们在一起越过了生活的障碍。我每隔几个月就和他们见一次面，请他们出谋划策，帮我执行计划。谈判专家赛莱纳·雷兹瓦尼写道：“那些和别人讨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的女性能够成为更加自信的谈判者，和别人交谈不仅仅让她们感知到什么是可能的，也帮助她们绘制出一幅清晰而真诚的未来图景，那就是‘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值得拥有什么’。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使她们成为……‘责任伙伴’。交谈让我们步入正轨，确保我们此刻寻找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事实上，此刻你手中拿着的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我在同辈导师拉什玛·桑贾妮的催促下写完的，她是“编程女孩”组织的创始人。每次看见她，她都会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写这本书呢？”于是，现在有了这本书。

同辈导师彼此在业务上的参与能将我们的力量联结起来，为彼此的事业提供安全的保障。它经常就像登山者在登山时互相用绳子拴在一起一样。有一次，我的同辈导师也是联博公司多元化与包容性部门的领导简萨·考克斯，需要一个主持人来主持她们的会议，她知道我想提高“出镜率”，所以邀请我来主持。遗憾的是，因为这与我出差的时间冲突，所以我婉拒了这次机会，不过我推荐了另一位做律师的同辈导师坎蒂丝·库克，她得到了这次表现的机会。凯莎·史密斯·热雷米需要客户完成她的“高级培训师认证”的工作，我把她介绍给了品牌与形象顾问卡里·帕特里斯，她非常高兴能够帮助凯莎进入事业的下一阶段。当我们中的一些人了解到潘妮·爱贝瓦蒂娜正在纽约寻找国际事务专员的工作，于是我们都尽力帮助她，这个女孩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所以，不管我们身处职业阶梯的哪个位置，我们必须要结交与我们境况相当的女性，培养职业“生态系统”，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帮助，一起将对方拉上山顶。

第三类人是“赞助人”，即那些愿意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对我们的成功施加影响力的人。我并不像联系同辈导师一样经常联系我的赞助人，但是这些赞助人在我进行每一次重大的职业转变时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我的主要赞助者之一珍妮·威廉姆斯是西雅图社会公平公正组织的领袖和慈善家，她帮助我在早期职业生涯中拿到了一次资金募集管理项目。赞助者一般能在关键时刻得到关键人物的信任，让自己成为团队里的无价之宝。他们不需要了解我所面对的优势、劣势和险恶环境，他们也不需要了解我的职业计划，他们只需把我看作职业“明星”，向有影响力的网络组织推荐，或者支持我的晋升就可以。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就是赞助人对于我们怎样使用他们的资金非常审慎，因为他们要说服别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将自己的声誉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赞助人公开支持我们，但我们却没能取得成果，那么我们就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难堪。赞助人会后悔在我身上投资。我将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我取得了成果，就为赞助人获得了声誉。如果我持续取得成果的话，那么我将会帮到赞助人。

最近我和一个好朋友凯莉·帕里西聊天，她是一个聪明的传播学专家。我们谈论起我们的共同赞助人玛丽——凯莉最后成为美国女童子军的主要通信高管，负责与“向前一步”组织的沟通。我向凯莉表达了对玛丽赞助支持的感激：“我可以为玛丽做任何事。”凯莉激动地说：“我也是！”然后我们想到了所有和我们一样的人——那些身处高级职位的女性和男性，他们都因为玛丽对他们的早期投资而感激她。我们渐渐意识到：玛丽对这么多人的支持是她越来越有力量的原因之一。

“支持者”是我们“生态系统”里的第四类人。他们是我们团队里场下的替补队员，如果我们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就会马上飞奔到现场来支持我们。我们常常通过社交媒体或者群发邮件和他们沟通，所以他们不像其他团队成员那样了解我们，但是当我们需要建议、介绍、推荐信或者某种资源时，他们会立刻回复我们，同时，我们也会马上回报他们。我们会就小型业务寻求支持者的帮助，不需要他们承担太大的责任。例如，当我们需要广募英才时，会请求支持者转发招聘职责说明，或者请他们在推特上转发我们的文章。

最后，我们的“生态系统”中有一类人最能激励我们，那就是学习者（学生）。这类人的事业起步比我们晚。他们经常向我们寻求建议和鼓励，就像我们从智慧导师那里得到建议和鼓励一样。一旦有机会，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像“赞助人”一样支持他们。但我们为他们所做的远远比不上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洞察力、鼓励和支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的最大价值就是让我们认为自己至关重要，同时还能敦促我们脚踏实地的前进。我们会投资那些让我们看到无限可能的人，当我们把他们推荐给别人时，他们能让我们感到欣喜和骄傲。

我曾经指导过的人在许多方面都很支持我。有一次，我全神贯注地赶手头的项目，结果忘记给我举办的一次重要捐款发邀请信——只有3天的时间了。因为这是一个面对千禧一代的活动，所以我给学生们发了短信，一些人回复说他们马上来参加。致力于为女孩赋权的“花瓣与美人”组织的创建者达玛丽·艾略特回消息说，她不能来参加了，但是会转发我的文字。于是，她召集了很多朋友来，最后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达玛丽拯救了我！另一个学生萨米拉·迪安瑞德是大品牌的时尚总监，她确定我穿着她推荐的品牌在公共场合露面会非常好看，而且我也乐于推荐这些品牌。我的学生会在所有事情上帮助我，从科研项目到在紧急关头时照顾孩子。如果没有他们，我肯定走不到今天的位置。

所有人——老板、同事、联谊会的姐妹们、亲家、邻居、保姆、家人和朋友，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态系统”的一员。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去开拓和维系这些宝贵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有很多种方法。我的一个朋友凯瑟琳·莫斯曼会给大家亲手写字条。自我大学毕业后，我每年都会给想要保持联系的人发两次邮件，说明我的近况。首先，我会给3位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发邮件，还有一些朋友。20年后的今天，我会给300多人发邮件，他们都是和我一起学习或工作过的人。总之，我想让“生态系统”中的人知道，他们的建议和支持对我的生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除了经常通信，我们还要花时间去培养这个“生态系统”。我采访的很多女性，她们每周都会留出一定的时间在网上视频见面——我自己会在周二、周四和周六的晚上来做这件事。我们的“生态系统”可以是多样的、丰富的，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时，如果我们认识的人不能帮助我们，那么他们认识的人当中也会有人能够帮助我们。正如一位从事领导力顾问职业的艾丽卡·达万所说：“人际关系的智慧能让我们办大事。”

“四步法”中的第三个方法是提高我们的出镜率和公众形象。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现场活动，比如演讲、参加广播或电视中的专题讨论小组，或者参加一些线上活动。我非常荣幸地参与了西雅图女子学校的落成，这是一所只面向女生的专攻数学、科学和科技的中学。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希腊式的口述传统”。学校里的女孩子到了5年级时，就可以站在大家面前生动且自信地将所学的知识叙述出来。这些极其聪明的女孩子很早就受到了这种训练，以帮助她们提高“出镜率”，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

但是，很多聪明的女性大都在中层管理层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为了踩一脚油门，把事业推进至高档位，女性需要走上公共平台彰显自己的激情，从而脱颖而出。最好的方式就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尽力寻找机会去做展示、参加研讨会和演讲，因为这是建立良好声誉、让我成为思想引领者的最有效的方式。沃伦·巴菲特曾经对一些商科学生说，他想用10万美元来交换他们未来收入的10%；如果他们是良好的沟通者，他会将价码提高50%。可见，灵活的交谈技巧以及激励他人的能力，能让巴菲特的投资获得更多收益。如果在公共场合讲话会让你万分紧张，那么你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改善这种情况，比如运用社交媒体、为出版物写作和在专业组织担任领导角色。咨询公司布兰德福格（BRANDfog）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美国人认为，首席执行官在社交媒体中的参与既能带来更好的领导技巧，也能让他们获得更可观的收入。用社交媒体提供的更易于理解、更加亲切的方式诠释我们的构想，能够帮助我们与他人沟通，因而我们能够在领导力之旅中获得那些拥有正确、专业知识的人的支持。

参加活动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的“出镜率”，还能让我们的社交网络更加高效。如果我早上参加讨论会或者在线上沟通，那么我可以很容易地让20个陌生人听我说话，并且愿意和我进一步交流。然后，我会抽出4个工作日的晚上，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一对一交流。如果高调地在众人面前讲话，那么就能让更多的人联系到我，从而很大程度上减少我的工作量。

第四个方法是“睡觉”。对于那些努力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女性来说，睡得好恐怕是最困难的任务了。就像阿里安娜·赫芬顿在《睡眠革命》一书中所提倡的那样，睡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充足可以让我们充足电，提高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并且释放我们的创造力。而且，职场压力和员工的睡眠方式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与那些上司更有创造力、更负责的员工相比，那些不太能获得上司支持的员工睡得更少，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要比正常人高出两倍。我属于后者，我的领导卡洛琳·戈恩是乐我公司“摇滚明星级”的首席执行官。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睡眠革命是卡洛琳促成的。在我第一次与她交流时，她对我获得的职业里程碑表示认可，但对我的睡眠时间表示担忧。大多数的团队成员都佩戴UP健身手环，因此卡洛琳从手环数据以及我发邮件的时间感知到了我的睡眠情况。数据显示，我的睡眠时间不长，但平心而论，我的睡眠时间并不比一般的职场妈妈短——她们的睡眠时间大概只有5小时。

一开始，卡洛琳的话让我感到不快，在乐我团队中，大多数员工的年龄都是20多岁，并都是单身状态，而我是唯一有孩子的人。“她根本不明白”，我当时这么想。如果她能明白我的想法，她会意识到我是公司唯一做母亲的女性，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她可以提供任何帮助，即使这意味着我要占用工作时间去打个盹儿。她宁可让她的主管带着满箱的货物少跑一会儿，也不愿意让她们带着空箱跑一整天，对她来说这更具战略意义。

如果不是那晚和科乔谈到我们的见面，我将会耸耸肩，不理睬卡洛琳的话。科乔说：“如果你多睡一会儿，所有人的世界都会美好一些。”我的天啊！于是我开始了“8个8”实验，就是连续8周每晚睡8小时——成年以后我从来没这样做过。

为了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必须要中断现在这种令人厌烦且周而复始的职场妈妈生活。一般情况下，我会在早上准备好自己和家人的一天所需，然后动身去办公室。因为要送孩子，所以我要比没有孩子的同事更早离开家，早到办公室已成为常态。当到了一定的职位，一整天都会在会议中度过。每次开会我们都会记笔记，把当天晚些时候要做的事罗列成一长串的待办清单。遗憾的是，“今天晚些时候”永远都不会到来。最后，我们会飞一般地逃出最后一场会议，到培训班去接孩子，或者去“解救”保姆。在吃饭、给孩子洗澡，以及陪孩子度过了睡前时间后，我们才能去洗漱，然后坐到电脑前费力地读完一大摞邮件——这些邮件都是在我们离开办公室后，把孩子哄上床之前发到邮箱的。我们要回复所有的邮件。在晚上10点完成了所有任务后，我们才开始处理白天留下的待办清单。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就能在12点爬上床。但是，如果有要处理的家务或学校的一些事，我们还要熬到1点才能睡。因为我把锻炼当作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二天我还得在5点起床。

能够终止这种恶性循环的唯一方式，就是我在白天把所有工作做完，这就意味着我要管理自己的日程。于是，我向智慧导师们寻求建议。其中一位智慧导师已经不再安排长时间的会议了，她所有的会议都只有40分钟，然后用10分钟的间隙来核查会议中总结出的待办事项。另一位高层领导采用“开门政策”，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想和她谈话，她都会用计时器控制在5分钟之内。单单靠这一个策略，就节省了我一小时的时间。我从一位高管那里学习到的一个时间管理方法是简单的提问：“我为什么需要参加这个会议？”只要问问这个简单的问题，就能让别人停止邀请自己。

“8个8”试验的结果令人惊讶——连续两个月，我每天晚上9点上床睡觉，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厌倦了7年以来的疲惫状态。当时的我仅仅是在“完成工作”，却不能充分释放自己的潜能。拥有充足的睡眠后，那些我从没注意过的雾霾在眼前散去，我比原来更加敏捷。我很羞愧地承认，在做这项试验之前，我曾经以缺少睡眠为荣。但是“8个8”试验提醒了我——赢得比赛最后胜利的是乌龟，而不是野兔。只有稳扎稳打才能帮我赢得比赛。

晚上，在我给科菲盖好被子后，他经常提醒我：“妈妈，你可以让我们上床，但不能让我们睡觉！”这种逻辑同样也能应用在科乔身上——让他做得多一些并不等同于他自己想做得多一些。让另一半拿好我们扔掉的“球”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了解到做这些事能够让我们获得成就。当女性开始执行“四步走”计划时，男性便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

在我重新制订了早上去锻炼、积极参加午餐和各类活动等计划的一年后（几年之后我才制订了规律睡眠的计划），我问科乔，他觉得我们的MEL进行得怎么样。他承认我一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为家里多做一些事情时，他觉得很困扰，这像是“诱导转向法”。但毕竟他和“家政女王”结了婚，后来这种困扰也渐渐消失了。他说：“你看，是这样的，我并不喜欢做这些事，但我们结婚时都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改变这个世界。你的激情在于促进妇女和女孩的进步，我的激情在于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当我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时，你常常会支持我。如果你也有机会去改变世界的话，我觉得自己也有义务支持你，为你做好一切。这到现在还在激励着我。”

在短短两年间，科乔的“金牌搭档”和“四步法”计划的实施给我带来了事业上最大的提升，我被任命为白宫计划的主管。

第20章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2010年末，我成为白宫计划的主管。之后的5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白宫计划运行两年以后，我加入了“向前一步”的启动团队，这是一个致力于让女性追求自我志向的运动，此外我还成为“乐我”主要领导团队中的一员，这是一个专门为千禧一代女性建立的发展迅速的网站。“乐我”提供必要的手段指导和帮助年轻的职业者铸造辉煌，并创造充满激情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沃伦·巴菲特、索拉达·欧布莱恩、凯文·斯贝西等许多领袖人物都在网站上录制了激动人心的视频采访。

我的公共演讲平台也迅速扩大。我被邀请参加了如《财富》杂志的“最具影响力女性”和TED女性演讲等顶尖女性会议。我获得了贝特（BET）“领先女人的定义”节目上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而当活动的组织者发短信告诉我，最后一位响应我们节目的人是马歇尔·奥巴马时，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同时，我还积极参加会议和咨询委员会，并与权威女性保持联络。除此之外，我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认可。人生中第一次，我不再迷茫，我不再追求完美。讽刺的是，当我放弃成为出色的自己这个念头，只专注于对自己重要的事时，《快公司》杂志给了我这个荣誉，任命我为“非凡女子联盟”中的一员。

科乔也在工作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参与了阿特拉斯玛拉公司的团队建设，这次金融创业是巴克莱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和企业家阿希什·塔卡尔的创业成果。他们的目标是复兴非洲的银行业。结果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很顺畅，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收到了3.25亿美元。仅仅几年之后，阿特拉斯玛拉公司的资产就到达了26亿美元。科乔也在做着对他最重要的事：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

同时，科菲和埃夸眨眼间从小婴儿成长为活泼的少年。几年前，我发现儿子在婴儿摇椅里被塑料袋裹住了，现在他已经能围着我们的公寓打起篮球。那个曾经让我担心无法为她编好头发的小女孩现在正在冲着泰勒·斯威夫特摆弄着她十分惹眼、穿着珠子的辫子。有时科乔和我想像裁判员一样调停孩子们之间的纠纷，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觉得自己走在培养国际化公民的正途上。

我到达了一个事业的新阶段，我比以往更忙，比以往更受欢迎，比以往站得更高。就在几年前，我还想要放弃参加两小时的社区委员会会议，只是因为这干扰了我周日采购食物的计划。当时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扔掉手中的“球”，结果科乔把它捡了起来。

你能感觉到自身的新变化——当你买了一辆车，买了一双鞋，你怀孕后的身材已经很明显时，忽然间，你会注意到路上有很多捷达车，许多人穿着懒人鞋，还会发现很多人都大腹便便？这也是当你扔掉手中的“球”时发生的事。忽然之间，我们能自信地宣布：“我已经很久不擦冰箱了！”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重新定义“成功”的意义，她们放弃了女超人的神话，相反让她们的伴侣成为“金牌搭档”。但是，对很多女性来说，最难跨越的障碍是对母亲身份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尤其是当我的孩子逐渐长大，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期待时。

一个周六的下午，6岁的科菲和我偎依在深蓝色沙发的一角聊天。他刚刚和爸爸、妹妹结束了加纳的暑期之旅，我问他旅行中他最喜欢什么。他望着天花板沉思，失落地说：“我在加纳的时候，不用牵着大人的手。”他问我，为什么在纽约要牵着大人的手，我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他说我应该相信他才对。“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不会乱跑了。”当科菲说这些话时，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一个女性在街上走着，她的孩子却跑出去很远，看到这些，我马上会认定她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我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感到很惊讶。我记起原来曾经读过一本法国的育儿书籍，书中倡导让孩子自己走路。我从来没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我明确地告诉科菲：“亲爱的，我会握着你的手走过婚礼殿堂。”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9岁的儿子可以自己系上安全带，用滚烫的水给自己沏茶，用锋利的小刀切英式松饼，但是，当他在街上走的时候仍然要牵着我的手。做完美妈妈的欲望已经深入骨髓。

尽管理智上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女性还是想做完美妈妈。《时代》杂志写道：“接近80%的千禧一代认为做完美妈妈非常重要。”即使那些从“家庭控制症”中痊愈的女性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家庭管理阵线上的不完美，但是当谈到完成照顾孩子任务中轻松一些的任务时，她们却一直在挣扎。母职是“自我赋能”的前沿。

我们的恐惧不仅仅源于这里，对于照顾孩子不够周到的差评都落到了女性身上。女性承受着养儿育女批评的正面攻击，尤其千禧一代受到了最严重的波及。皮尤研究中心针对2 000名美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人们普遍相信当今的父母达不到上一代父母的标准。尽管被调查者承认，母亲比父亲做着更加辛苦的工作，但有超过56%的人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的女性相比，当今的女性做得并不够好。相反，只有47%的人说今天的父亲比二三十年前的父亲做得差。

很多人都会公开指责职场妈妈，这更加剧了她们的压力。那些因为在外工作而感到愧疚的女性经常用过分参与孩子生活的方式来补偿孩子，承担了孩子“成功”与“失败”的全部责任，这是一种叫“直升机父母”的新式“家庭控制症”。但是，很多研究显示“直升机父母”有害无利。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直升机父母”的孩子在学校里参与感差，过于孤僻，缺乏解决问题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并且他们父母的压力也很大。显然，巡视的工作更适合飞行员，而不适合父母，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

“把孩子照顾好”这类来自社会的压力并不是我们所要承受的全部压力，我们还要承受来自社交媒体的同辈压力。90%的千禧一代都在用社交网络，这是一处富含珍贵信息的宝藏，并且给很多人提供了一种和亲友保持联系的方式。但是，当其他父母发送了有关孩子或者家庭的信息和图片时（也许潜意识是希望获得大家的赞扬），它带来的多米诺效应则是，每个看到“两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中文”的“朋友”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并不完美。于是，她会去买小熊（Little Pim）语言光盘，让她的小孩也开始学习中文。那些获取信息量越大的母亲需要做的事情也越多。

实际上，社交媒体只能呈现出我们片面的生活，因为很多人只展示自己生活中最好的那部分，而不会公开讨论孩子们在家乱发脾气、弄脏衣服，以及和伴侣吵架、亲戚出丑或工作中的问题，要知道所有这些事情构成了我们的“人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对于全天在外面工作的女性来说，她们觉得担心、困惑、羞愧、不堪重负，时间不够用也是一种新的生活常态。在美国，琼·克利弗式的生活已经大体结束了。

2014年，在美国已婚人士的家庭中没有工作的人超过了500万。抚养孩子的费用猛增，每个孩子每年的开销大约为14 000美元。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单职工挣钱养家是行不通的。尽管大多数人都身在职场，但一项调查发现，60%的千禧一代母亲仍然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愧疚是弥补不了经济现状（大多数女性需要出去工作）和不理想的文化期待（女性属于家庭）之间的鸿沟的。但是，现实能够让鸿沟缩小：那些把没养育好孩子的罪名归咎于职场妈妈的评论大多是无稽之谈，并且它所暴露出的人们对于职场妈妈地位上升的不安要比对孩子不幸福的不安严重得多。

与上一代人相比，今天的职场妈妈并非没有履行好她们的责任。就像朱迪斯·沃纳在《完美的疯狂》一书中的研究结果一样。这项开始于1955年的研究贯穿整整8年时间，研究发现，孩子的母亲无论是否在外挣钱，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身心状况或亲密关系都没有太大的不同”。1970年年中，在控制了家庭生活、日间看护质量、阶层以及种族地位等因素后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母亲照顾的孩子与保姆照顾的孩子在语言、社会技能和亲昵程度上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区别。另一个名为“母亲在孩子生命早期工作与孩子成就或行为问题的长远联系”的研究，通过69个案例研究了“在孩子婴幼儿时期母亲出去工作对孩子的长期影响”。让人有些意外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母亲去工作对孩子后来人生的整体幸福和成功没有影响。所以，谈到照顾孩子时，我们没有理由再自我鞭笞了。

所以，女性如何屏蔽这些噪音呢？我们要摒弃追求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极力求“赞”的心理，将精力放在对我们重要的事情上，因为我们可能会因受到别人片面的美好生活的诱惑而感到心神不宁。我们不能成为热衷于比较的人，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朋友圈可以给我们提供机会，用更加坦诚的方式分享我奋斗和成功的经历，这种方式能使我们在谈论有关照顾孩子的话题时，流露出困扰和担心等真实的情感。

当然，“说”要比“做”简单得多。成为完美父母的压力普遍存在，甚至那些没有孩子的女性也能感受得到。她们接受着相同的社会信息，看着相同的帖子。但是她们的焦虑不在于过度教养自己的孩子，而在于被迫实现她们无力完成的外部期望，并且因为她们不必送孩子去训练、不需要做饭，所以会被要求工作到很晚并且做得更多。实际上，当我的同事山姆和我分享她将承担更多的工作时，也是对这种压力的反应。我们中的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合并“女性”和“母亲”两个角色。后者的范畴指导着每个女性做每件事，对孩子提供不间断的呵护，并且要享受其中的每一刻。不想要孩子的人可能不用直接和这些期望打交道，但与此同时，她们也被看作“不正常的女性”，正如那些不把照顾和培养孩子放在首位的女性一样。通常这些女性也把照顾和呵护家人放在首位，只不过其中不包括孩子。还有，那些想要孩子又无比纠结的女性，那些想要与丈夫一起照顾孩子，或是生育困难的女性，她们也被灌输着相同的信息。

这些女性都应该自由地“自我赋能”，抛开一切负担。

我们对“完美父母”的刻板印象抑制了女性为自己和自己的选择而开心的能力。歌曲《靛蓝色少女》中有句歌词写得好：“这些问题不止有一个答案，有很多弯曲的路通往我这里。”

诚恳地说，我有很多优势进行“自我赋能”。首先，我是个被种族社会化的美国黑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时时刻刻地提醒我注意自己的黑人身份。他们会说“因为你是黑人，所以你要比白人更努力才行，生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样的话。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好在我很早就弄清楚了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并不是说这类言论不会成为我的负担，但当我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黑人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如果我搞砸了，就会给所有的黑人抹黑。大多数时间里，我的种族身份可以让我迅速地用宽容的眼光看待世界，并怀有感恩之心。如果我的前辈们能够挺过去，那么我也能挺过去。将我忙得团团转的生活放在众多女性相关的经历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没有疯狂，我们也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这也是我希望其他女性能尽快明白的。

第二个让我能够轻松“自我赋能”的优势是我的信念。我相信，上帝爱我们，我相信是科菲和埃夸选择了我做他们的母亲。我想起童年时当我身处生活的谷底时，我仍然相信我有望改变我的工作环境，让女儿在未来骄傲地梳着小辫子去工作。我也相信她比我更清楚她为什么选择我做她的母亲。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指导她。我知道，追求完美是压力的源头。它帮助我去理解，母亲身份让我们心思机巧却又无比复杂：我们和母亲的关系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

从2006年我在洗手间里，乳汁湿透了胸前的衣服，到现在，我只和母亲说过3次话。我不喜欢“疏远”这个词，但这就是我们的关系。不久之前，我和妹妹崔尼蒂聊天时，她对母亲远离我们的生活而感到生气，她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生气。“科菲和埃夸根本不认识她，”她说，“难道她不想见见自己的外孙吗？”我忍住了泪水。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每个孩子都会讲出关于母亲的故事。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从母亲发现怀了我，到我16岁，她给了我任何能让我变得强大的东西。她让我知道，我是自己人生旅程中最有力的变革者。她自己也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她成了自己人生旅程中最有力的变革者。正是因为她，我的孩子们才有了一个健康并且有力的母亲。这是她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她不亏欠我们任何东西。

我又一次给自己讲了这个故事，我唤醒了自己。我用整个人生去接受母亲的不完美，但我不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如果我没能如约和一位老同学见面，那么我是个差劲的朋友；如果面包没能发酵，那么我是个差劲的厨师；如果我的团队有人退出了，那么我是个差劲的老板；如果我的丈夫给孩子喂了外卖比萨，那么我就是个差劲的母亲。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我是完美的；但我们都是人，生来就不完美。事实上，正是我们的不完美才让我们显得可爱。我最终领悟到了这一点。

我之所以选择她做我的母亲，是因为她可以教会我如何爱上不完美的自己。

爱上不完美的自己是“自我赋能”的必备条件。

一天早上，科菲和我在浴室里，这时埃夸走进门用胳膊比划了一个巨大的圆。“看我摘的这一大桶苹果！”她解释着，尽管只是想象，但她因为“搬”着这么沉的东西而大声喘息着。我继续涂着睫毛膏。科菲放下梳子，参与到了和妹妹的游戏中。他假装伸进桶底，拿出一个苹果，高高地举过他的头顶。“哈！”他戏弄着妹妹，“我要吃掉一个苹果！”埃夸马上生气了。她上上下下地跳着，却无法从哥哥紧握的拳头中抓到她的苹果。他笑了，但她哭了，最后埃夸痛苦地坐在地上，陷入崩溃。

当这一幕发生时，我忽然恍然大悟。几分钟以前，埃夸开心地邀请我们参与到她能够把控的想象世界中，但几分钟后，就被哥哥控制住了场面。然后她就变得极度焦虑，坐在浴室的地板上陷入混乱。女性不能再这样做了。我们不能让其他人来把控我们的人生。埃夸看着我，泪水划过了她的脸颊。我放下了睫毛刷，蹲了下来，轻声在她耳边说：“你的苹果都是魔法变的，宝贝。只要你哥哥碰了它们，苹果就会变成灰尘，他根本就吃不到它们。”听了这些，埃夸笑了，自己从地板上站了起来，开始捡着想象中的苹果，并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桶里。当她伸着胳膊，摇摇摆摆地走出浴室门时，她转向哥哥，撂下了最后的话：“就是这样！”后来，我告诉她，我对她没有被哥哥击败的行为万分自豪。我说：“埃夸，很聪明，你很漂亮，妈妈爱你。”

第21章

抛开恐惧，成就非凡

2015年2月12日，我又要错过另一个情人节了。但我欣喜万分，因为第二天早上我要飞到阿斯彭参加安玛丽·斯劳特的苏格拉底研讨会，主题是“竞争和呵护：女人和男人怎样在工作和家庭间保持平衡”。晚上6点我结束了最后一个会议，收件箱里出现了一封从埃夸学校寄来的新邮件，标题是：情人节。噢，天啊，我忘记给孩子们准备送同学的情人节礼物了，他们明天可是会交换礼物的。不到一分钟，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科乔的电话。他在轻声低语地说着，很明显他是走出会议室给我打电话：“亲爱的，看看你的邮件，我们忘记了孩子们的情人节贺卡了！”我们决定等我结束会议后去买贺卡，因为科乔还有一个会要开。回家后，我会带着孩子们写上寄语。等到科乔到家时，他会帮孩子们完成贺卡，而我则要收拾行李。

这事要放在以前，那么我会给每个孩子设计好传统的贺卡，并且冲进米迦勒工艺商店拿下所有存货。（注意：我会提前两周做好这些事。）这种愚蠢的举动终于成了过去式，谢天谢地。而全新的我会走进塔吉特百货买现成的贺卡，上面还会印着最酷的超级英雄。但是在我回家的路上没有塔吉特百货，所以我只有一个选择：动身去隔壁的史泰博办公用品超市。我在那买了一令可以让孩子们写寄语的红纸，还有一袋心形糖果，孩子们可以把棒棒糖粘在“贺卡”上。问题解决了。

遗憾的是，当我揭晓了红纸和糖果的方案后，科菲和埃夸并不满意。科菲说：“妈妈，我们不能带糖果去学校！”然后，埃夸又说：“我也不行！私立学校不喜欢糖果！你应该知道这个的，妈妈！”最后一句话有点儿刺耳，但我很快就忽略掉了。我必须承认，这些新规定让我很惊讶。“你们从什么时候不能带糖果的？”我问。“从幼儿园开始，”科菲说，“现在我已经3年级了。”我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这让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他们开始自己在贺卡上写朋友们的名字。当我走进客厅时，我听见埃夸对她哥哥说：“我们得等父亲帮我们解决剩下的问题。”

结果科乔真的解决了。为了赶飞机，第二天我一大早醒来，看见有22张孩子们画好的贺卡，每一张上面都有一句话：“成为你的朋友‘意义’非凡。”但是替代“意义”这个词的是两枚粘在纸上的美分。它们是我见到过的最可爱的（也是最便宜的）的情人节贺卡。

在我们的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跟不上现实发展的脚步之前，伴侣的“全心参与”是结束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疲惫不堪的生活的最佳解决办法。被“想要做好一切”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压抑着，女性无法占据人才储备库的半壁江山。要完成职业成就的愿景，需要空间、思想、仔细的规划、创造力、睡一晚好觉。当我们想熬夜制作情人节贺卡时，我们是很难获得这些的。

女性要明白，能完成当下待办事项中的一半事情就已经很好了。我们要宽容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少一些，对伴侣的期待多一些，毕竟我们约定好要一起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女性的心灵手巧、女性的洞见，我们还需要听到这个国家高层女性管理者的声音。不管是我们关心教育、卫生保健、经济、食物沙漠、移民、环境问题，还是这些问题对我们生活和未来产生影响，到最后，都会有一群最高层的政府及公司管理人坐在大理石台面的桌子前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决定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而这张桌子旁边缺少女性的位置。

我也积极倡导男女同工同酬和低廉的儿童护理公共政策能够制度化。我会给公司提出包容性的建议，并且参与一些支持女性晋升到高层的具有开拓性的领导力发展项目。我认为，如果我们想拥有之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事物，就必须要做一些我们之前从没做过的努力，这样才能达成目标。在《僵化的性别》一书中，琼·威廉姆斯写道：“让女性拥有可以成为理想员工的‘选择’，却没有和理想男员工一样的优势，这是不公平的。”男性在工作岗位上最大的优势不体现在公司或者公共政策上，而是在家中有位贤内助。

科乔和我并不反常。现今大多数在领导领域的成功女性都有一位能够帮她们管理家庭的“金牌搭档”。在世界500强公司中，一半女性领导者的伴侣在家里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更多地注意到社会经济优势可以让女性雇人完成家庭劳动。我也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拥有一位保姆，她能在科乔和我出差时接送孩子，陪孩子过夜。我明白保姆费用高昂，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不可能花费得起的。而且，我们经常忽视的是女性在较低或中层管理岗位向特权高管职位晋升的过程。在抚养孩子的这些年里，我们没有可观的收入补偿，而我们的伴侣对家庭的贡献对我们在职场和家庭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写作和出版本书的这段时间里，我有幸采访到的很多人正通过有意地培养“金牌搭档”，成功地穿过中层管理层。例如，卡里姆决定在家多陪陪儿子们，这为丽莎的新工作提供了更多自由。两年以后，两人正在为丽莎晋升为市场主管而庆祝。公交车司机苏珊，线路的改变给她早上送孩子制造了麻烦，最后在她和老板协调出一个理想的时间之前，她让姐姐帮忙每天送孩子去学校。充满雄心壮志的医药代表琼曾经觉得在家庭中很失败，后来她在丈夫的支持下去看了大儿子的棒球赛。经过了自我质疑的阶段，她决定不遗余力地支持儿子们自己的选择，对她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是她想让孩子们学国际象棋的话，那么错过比赛也无妨。但如果是孩子们自己有意愿学习棒球，那么就算赴汤蹈火，她也会到达比赛现场。她和丈夫协调了周末的计划，给她在周六下午留出时间完成工作中的待办事宜，这样平时她就可以在有需要时早下班了。

一个不拿工资的职场爸爸（又名“奶爸”）可能是使职场妈妈成为超级英雄的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也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男性作为家庭首要照顾者的概率已经从1989年的10%上升到了16%。但是成为不拿工资的职场爸爸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第一，这个选择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并不可行，因为一个家庭中只有一个人挣钱就无法支撑家庭开支。第二，那些全天工作的男性在家庭事务中也可以很活跃。工作更容易激发一个人想出切实有助于改善家庭生活的办法。第三，如果多元化有助于职场发展，那么它是否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家庭？我们不需要角色的逆转，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新模式的团队合作——夫妻双方都能全心全意地参与到工作和家庭中，共同决策那些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们需要“全心参与”的伴侣，女性必须首先扛起这杆大旗。

指出这一点恐怕出人意料，将女性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秘密是让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女性承受的责难难道还不够多吗？对于大多数的美国家庭来说，家庭中的权利生态和公共场所中的权力生态截然相反。一些研究甚至表明，因为女性在工作中无法拥有较大的权力，于是她们转而在家庭结构中维系自己的权威。无论她们出于什么意图，即使女性在外工作，一般在家庭中也由女性制订规则。在双全职家庭，女性会做大多数有关照顾孩子和管理家庭的决策，不管她比丈夫挣得多还是挣得少。只有26%的美国家庭由男性来引领从家庭采购到财务管理的家庭决策，因此，不管夫妻是否平分家务，女性在家庭中的影响力都要大一些。一项研究表明，几乎每个参与家务的男性都有一位催着他做家务或者是积极要求他们参与家庭生活的妻子。

由此可见，女性首先要学会放手。

《向前一步》的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鼓励女性“让你的另一半成为真正的人生搭档”，我们会想，这说得没错，然后回家继续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让我们的伴侣真正参与到家庭琐事中，帮助我们管理家庭，远远不是委托任务那么简单。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它需要我们的信念和期待发生本质性的转变。它需要女性不屈服于世俗，并且能从家庭事务中抽身。

2011年，我有幸在一个晚宴上给电影制作人和慈善家艾比·迪斯尼颁奖，表彰她为非洲健康基金会做出的贡献。我非常崇拜艾比，她在讲述被边缘化的女性纪录片中倾注了自己的才华和资源。在简短的致辞中，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长串像她一样的女强人完成的事情，这些事让她们能够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其中包括早上给孩子煮燕麦粥。“燕麦粥？”艾比拿到话筒时解释道：“我的孩子只吃嘎吱嘎吱船长麦片。”观众爆发出笑声。我想，哇，艾比已经学会了放手。

第二年，我参加了女性领域会议，在那里我听了一场来自女强人夏兰泽的演讲。1971年，她加入了奥美广告公司，是当时商业部唯一一位女性，之后又晋升为负责人和首席执行官。从1998年开始，她每年都名列《财富》杂志前50位“商业领域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对我来说，夏兰泽就是优雅的化身。问答环节激起了我的兴趣，一个观众问她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她回答说：“如果你来看看我们家是什么样，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现场又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笑声。夏兰泽也已经放手了，我想。

这些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明白，为了获得成功，她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定义什么是“成功”。她们清楚，成功是不完美的。

我每天都在学着放手。一次，我收到了孩子的一张生日派对邀请卡——因为这类邀请只发给母亲，所以科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上面。我温柔地回复对方：“谢谢你们邀请我们！请给科乔也发一份吧，他可是孩子的时刻表专家。”之后，当科乔在聚会时回家去“解救”家中的保姆，客人们问起我们平时是怎样的，我笑着回答：“我们轮流回家照顾孩子。”当同事问我出差时由谁照看我们的孩子，我回答：“孩子的父亲会照顾他们，而且他不仅是在我旅行期间才照顾孩子的。”当一位女士告诉我，她很难想象我是怎么做到所有的事的，我回答：“这是因为你认为我做到的所有事当中，有一半我都没做。”每天，我都会通过微小的、刻意的行为，委婉地对生活放手。

如果我们都诚恳地、开诚布公地说出我们优先要做的事，说出想以怎样的方式分配时间，又会发生什么呢？对于那些办公室里的年轻女性来说，如果她们看到自己的女上司开诚布公地谈论她们今天扔掉的“球”去了哪里，这该多么振奋人心啊！女性需要彼此支持，这需要她们坦诚地说出自己做了多少妥协，需要坦率地说出她们从伴侣以及其他支持系统那里获得了什么。

我曾经仔细倾听过上万个女性的心声。我们谈论起时间的需求，就像那些事都是强加给我们的，让我们别无选择——“我得在学校组织的拍卖会上买彩票”“我得在上床前检查邮件”“我最好再给他打一次电话”。每天，我们都让别人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一种微小的、不易察觉的方式将时间和权力让渡给别人，其实我们的时间应该是被自己好好地保护和控制的。讽刺的是，为了能够利用好时间，我们必须不再控制那些曾经占用我们时间的事情。我们需要放手。

2012年4月5日，白宫计划的“英雄奖”颁发典礼正在进行之中。“领导者的新面孔”的主题以饱满的紫色和红色映射在弗兰克·盖里设计的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的IAC大楼那光滑的玻璃表面上。作为白宫计划的新主管，能够为那些杰出的女性颁奖，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是她们改变了人们对年轻女性所能完成的事业的文化认知。艾玛·孔蒂古丽亚因为出色的社区服务赢得了让女童子军们觊觎的青铜星章，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市市长尼克雅·哈里斯是最年轻的当选市长之一。因为吉娜·戴维斯会是主持人，所以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明星的支持。

之前，作为主要的资金募集人，我对“英雄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募集资金上，令我骄傲的就是我们为提高女性领导力的目标募集了大量资金。作为新主管，事情完全不同了。是的，虽然我为募集到的资金和领奖嘉宾而骄傲，但是最令我痴迷的是一双精致的小鞋。

从2000年开始，每4年白宫计划都会与玩具生产商美泰公司合作生产“总统芭比娃娃”。而不现实的身体比例和白肤金发碧眼的肤浅外表之间的结合，是女权主义者所不屑的。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从白宫计划的出资人玛丽·威尔逊那里学到的，那就是：如果你想促成这个世界真正的改变，你就必须满足他人的需求。在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女孩们都坐在卧室的地板上玩芭比娃娃。根据玛丽的想法，如果我们可以用芭比娃娃鼓励女孩子想象自己召开国会上下两院的联席会议，而不是在一个理想的房子中给男友做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值得努力，而且我们的合作方也允许我们在制造娃娃方面发表意见。最令我们骄傲的是，我们让芭比娃娃变得更加多样性。2012年，美泰公司推出了4种总统芭比娃娃：白人、黑人、西班牙人和亚洲人。但是，玛丽本人针对芭比娃娃的另一个特点向美泰公司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就是芭比娃娃的脚。芭比娃娃的每个盒子上都写着“不能独自站立”，这一点很荒谬，玛丽直接向美泰公司的高管表达了不满：“自由世界的领袖怎么能不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她在会议上问。

作为主管，我继承了玛丽的衣钵，强烈要求改变芭比娃娃的这个缺点。最终，美泰公司的高级副主管斯蒂芬妮·科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像一个3年级学生一样在办公室里高兴得蹦蹦跳跳——工程师为“总统芭比娃娃”设计了一双独特的鞋子。这是芭比娃娃53年中的第一次，我们也将在“英雄奖”颁奖礼上公布这个娃娃。

当我站在红色地毯上，在颁奖前冲着媒体的闪光灯微笑时，我期待着这些鞋子起到的效果，仔细回想着开场白的内容。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我又一次“愉快地委托”，雇用一位演讲撰稿人朋友起草晚上欢迎观众们的发言。她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内容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领导力。虽然我还能记起大段的内容，但是我只能依靠讲台上的那几页打印纸才能保证自己不出岔子。讽刺的是，对这个万无一失的策略我感到很紧张，因为父亲曾经在看到我在会议发言时读讲稿后对我说：“你是个公开演讲者。而不是个公开朗读者，这是在浪费你的天赋。”

在闪光灯拍照和媒体采访过后，我被引领到了主会场，负责在大家落座后单独与那些分配给我的赞助人和VIP客户寒暄。等每个人都坐好，话筒里响起了我的名字，我的胃里翻江倒海。当我走上台阶，登上舞台，我瞥见了科乔，他正坐在前面的桌子旁。他向我笑着，就像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站在我们学校的宿舍楼大厅里一样，那笑容牢牢抓住了我。他做了一个动作，鼓励我做个深呼吸。

我站在讲台上望着上百双凝视的眼睛。我知道此刻应该从我口中说出什么样的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可以感受到肌肤在发热，胸部在收缩着。我需要做的事就是低下头说出我的第一行字，但是我的目光不能从面前的人身上离开。我不能说话了。时间过得一定比我感受到的要慢，因为每个人都在耐心等待着。最后，我听到了内心的声音：“你不能站在台上告诉他们你想说的话。只有告诉他们希望听的话，你才能做出改变。”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去。

我决定抛弃演讲稿。我的心在胸口砰砰作响。一旦我脱离了写好的演讲稿，我必须即兴完成接下来的演讲。我再也无法挽回了。如果你想得到你原来没有过的东西，那么你就要做一些你原来从没做过的事情，这样你才能拥有它。

这一刻我决定停止去寻找我要说什么话，只是说出心中所想，这一刻我释放了自己的潜力。

我毕生的工作都是促进妇女和女孩们的进步。这是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知道我的墓碑上会写着什么，我只是想要成就我的生活。现在我对能够成为白宫计划的主管，并在实现我的目标感到无比幸运。但是不要让相机的闪光灯迷惑了你，我可不是明星。

成为白宫计划的主管后，最常从记者那里听到的问题就是：“玛丽·威尔逊是怎么发现你的？”我只是笑笑，然后回答：“玛丽·威尔逊睁大了她的眼睛。”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你们将会认识许多卓越的年轻女性，她们的决心和才智会令你倾倒。你可能会这样想：“哇，她们获得了成功。”今晚，我想让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是她们需要你们才能更加成功，你们的投资会成就“领导者的新面孔”。睁大你们的眼睛，甚至不要眨眼。你们越信任她们，她们就能飞得越高……

2006年，我产假后工作第一天，回哈勒姆的火车拥挤得令人窒息，我湿透的套装紧紧地贴着其他乘客，手里提着一个装有吸奶器的包，另一个包里装着高跟鞋和募集资金的管理手册。我永远也不会想到5年后的现在我会穿着迷人的连衣裙，作为白宫计划的主管站在讲台上。那时的我心事重重，想弄清怎样才能让家中的一切顺利运转。从那次坐火车回家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在竭力尝试在满足事业上出类拔萃的期待的同时，又能成为一位好妻子、好母亲，这让我筋疲力尽。那时，我不会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竟然是放弃这些期待。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其他女性不用走这么多弯路就能意识到这一点。

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一个女性游泳过河，到了河中央她开始感到疲惫，并且开始下沉。人们从岸上大声叫：“快扔掉那块石头！”开始她没能理解他们的意思。她重新恢复了体力，又游了几下，想要奋力浮在水面，但是她又一次累垮了。最后，她注意到，有一块石头拴在她身上。对于站在岸上的人来说，扔掉石头就能救她的命。但是，她不断下沉，人们听到她说：“我做不到，那是我的一部分。”

在我工作的过程中，甚至是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试图带着石头在人生的大海里挣扎的女性，她们被淹没在电子邮件、拼车、孩子的玩耍约会、做展示、往来于孩子的运动场地，以及超市购物中，她们被淹没在做好所有被期待的事、拥有的一切不切实际的愿望中，她们被淹没在对“我们不能做好一切”的愧疚之中。1970年，格–罗莉亚·斯泰纳姆宣称：“所有人要面对的挑战是通过变革更好地活，而不是为谁而死。”现在，将近50年过去了，我们只能做到勉强生存。

我们需要问问自己，什么对我们最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发挥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为了完成这件事，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在我们的人生中，谁会因为希望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而帮助我们？若要“自我赋能”，第一步就是克服把“球”扔到地板上的恐惧。我们必须放开那些“球”，才能感受到自由。我们要尽情大声欢笑，彻底为自己而活。

致谢

艾米·波勒说得好：写一本书很难，但是写致谢更难。因为投资人很多，但我要列出所有花费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内心力量支持我走到今天的人，恐怕就要再出一本新书了。要知道，我永远心怀感恩。我想大声地对你们说：“你们就是在我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对我的生活起到关键作用的人。”

谢谢你们……

鲍勃·米勒和“熨斗书业”相信我，并支持我的写作。

戴波瑞纳·杰克逊·甘迪在1996年1月的一通电话里告诉我，男孩子从不做计划的原因是我们不让他们这么做。

瑞什玛·萨贾妮敦促我写一本书。

克洛伊·德鲁和阿尔瓦·赖斯说了和瑞什玛一样的话。

谢丽·伯克教我如何保持写作。

蜜雪儿·伯福德塑造了我作为作家的勇气，并且成为文学俱乐部里我的老大姐。

埃丽卡·德旺教会我最严肃和最智慧的人际关系策略是：“走进屋子，把自己介绍给房间里最年长的男子。”

感谢克丽茜·格里尔、加曼·丽塔、凯莎·史密斯–杰米尔和阿多拉·乌多吉给我发的充满表情符号的短信、多彩的钢笔字，以及一连串鼓舞士气的话。

感谢多产的维罗妮卡·钱伯丝的慧眼与大量的便笺纸。

肯恩·马托斯介绍给我谷歌学术搜索——简直太棒了！

安妮–玛丽·斯劳特在阿斯彭激发了我的思维，让我形成自己的思想。

乐我团队的共同创立者卡洛琳·古森和阿曼达·庞特开创了一个这样的公司，使你在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写书、实现心中的梦想。

投资乐我团队的吉娜·比安契尼、弗兰·豪泽和谢丽尔·桑德伯格告诉我这是一笔好生意，而这次投资改变了我的生活。

瑞秋·罗森布拉特在公寓里即兴演奏爵士乐，而我们则播放录音节目（乔治匆匆制作了好喝的鸡尾酒）。

如果不是戴维·彼得雷乌丝，考特尼·莫利提出的“全心参与”会成为这本书的名字。

丽斯·诺伊马克借给我郊外漂亮又干净的房子。每位作家都需要这么一所房子。

格罗丽亚姑妈、吉娜·戴维斯、格罗丽亚·菲德特、艾琳·朗、苏珊·泰勒和戴维亚·泰敏特曼，你们的智慧是无穷的。

感谢我的读书俱乐部，珍妮佛·阿莱恩、洛伊斯·布雷弗曼、希夫娜·布朗兹尼克、凯姆·沃德·加夫尼、凯蒂·奥伦斯坦、拿玛·帕利和玛丽，因为每位写作者都需要阅读。

感谢加比·图汀和“池沼”队，你们的社会能力拓宽了我的视野。

感谢“哈勒姆4小童”委员会的母亲们不止一次地原谅我没能参加会议，她们支持着我，并且没有怨言：萨崔娜·博伊斯、丽莎·琼·布朗、莱梅斯·钱德勒、辛西亚·艾提娜、阿曼达·富勒和塞布丽娜·坦恩–哈里斯。

感谢我的“神奇女侠”：黛西·奥格–多明格斯、辛迪·佩斯、伊斯雅·汀泽–弗洛里斯、海伦·扬和戴安娜·索莱士，你们指导我克服所有的困难（你们发誓要保密）。

感谢我的“沙子”：罗莎琳·安德森–豪威尔、莎娜·贝克威思、珠尔·道思·汉普顿、托雅·泰勒和蒂法尼·塔尔，她们的爱和付出让我写出了这么多章节，即使这个过程充满艰辛。

茱莉娅·吉尔菲兰、凯瑟琳·哈里斯和阿曼达·舒马赫：你们的市场营销、数字编辑和公关指导经验非常宝贵。

感谢所有肯花时间阅读我拙劣而粗糙的手稿，并且提供反馈和帮忙修改的人：乔安妮·戈登、卡洛琳·格林、凯瑟琳·哈里斯、伊丽莎白·海恩斯、温卡·拉弗勒、罗斯玛丽·洛伯森、约维安·泽尼、洛伊斯、玛丽、马歇尔和维罗妮卡，你们给了我许多重要的黄色笑脸贴纸。

感谢我的“数据猎手”：麦肯齐·比尔、萨瓦·贝尔哈内和艾米丽·索尔尼克，他们收集的数据让我看起来更加聪明。

感谢我的编辑，怀特尼·弗里克，肯花费时间了解我，并且巧妙地编排了我的文字（即使我是个还未痊愈的“家庭控制症”患者，他也依然能耐心地给予我专业的帮助）。

感谢我的客户，不服输的理查德·派因，他是房间里最年长的白人男子，而且他还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我。

感谢肯尼叔叔，尽管我总是忘记回他的电话，但他仍然爱我；我想念他。

感谢玛格丽特姑妈和丹叔叔在我写书时帮我照顾孩子。

感谢玛丽，她是我工作中的领路人。

感谢我的妹妹们，崔尼蒂、塔米卡和德西蕾了解我是不完美的，并且依然认为我很酷。

感谢公公和婆婆培养了一位如此聪慧的丈夫和父亲。

感谢德博拉选择爱我。

感谢我的母亲教会我如何爱自己。

感谢我的父亲教会我如何努力工作，如何善待他人。

感谢我的灵感之神，阿彼雅和阿玛拉，感谢你们提出了许多我回答不出的问题。

感谢我的“雄狮”科乔，你在读了我的初稿后，就把深蓝色的宜家沙发换成了漂亮的伊森·艾伦牌灰色沙发，我可以随时为你穿上20世纪70年代的火辣短裙。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题记

序一 画一个更大的圆

序二

引言

第一部分 我希望一切尽在掌握

第1章 照顾家人，打理家务，是女性天生的职责？

第2章 在事业的发展上，是否要夫唱妇随？

第3章 辛劳的职场妈妈如何发泄心中的怨气？

第4章 如何克服想掌控一切的妄念？

第5章 如何与配偶分担责任，抛出手中的“球”？

第二部分 舍即是得

第6章 重新分配家务

第7章 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第8章 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9章 勇敢地改变现状

第三部分 自我赋能

第10章 调整心态，不要凡事都亲力亲为

第11章 调整自己的期待与行为，与另一半通力合作

第12章 相信伴侣，相信团队的力量

第13章 动员亲友团来帮助你

第四部分 获得“金牌搭档”的支持

第14章 不要苛求，完成好过完美

第15章 认可对方，欣赏对方

第16章 充分挖掘伴侣的潜力

第17章 你快乐，家人就快乐

第18章 学会放手，学会救援

第五部分 永远向前一步

第19章 幸福人生“四步法”

第20章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第21章 抛开恐惧，成就非凡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