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崩溃／（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著；黄昱宁，包慧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

（菲茨杰拉德文集）

书名原文：The Crack-Up

ISBN 978-7-5327-5217-1

Ⅰ．①崩…　Ⅱ．①菲…②黄…③包…　Ⅲ．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4493号

F. Scott Fitzgerald

The Crack-Up

根据New Direction Paperbook 1956年版译出

崩溃

［美］F·S·菲茨杰拉德　著　黄昱宁　包慧怡　译

责任编辑／龚容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25　插页11　字数133,000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5217-1/I·2983

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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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菲茨杰拉德离开军队，为了跟泽尔达成婚，他去纽约寻找赚钱机会。

菲茨杰拉德告诉斯科里布纳出版社，《人间天堂》不会卖过两万册，他们回答处女作卖到五千册已经很好了。其实《人间天堂》出版一周后，就超过了两万册。

1935年，菲茨杰拉德在亨德森维尔的天地旅馆写《崩溃》，此书于1945年出版。

1926年，菲茨杰拉德一家在比利牛斯山度假。

1926年，泽尔达作画时的留影。

1935年，菲茨杰拉德回到巴尔的摩的公寓，之前他女儿斯科蒂在布林·摩尔学校念书时，一直跟他的秘书欧文斯太太待在一起。

菲茨杰拉德骨折以后打着石膏时的留影

1936年10月，《纽约邮报》的麦克尔·莫克在菲茨杰拉德40岁生日那天采访了他，将他描述成一个酒鬼。此时，菲茨杰拉德觉得名誉大受损害，陷入一种自我毁灭的绝望。

1936年春，菲茨杰拉德把泽尔达转到阿什维尔的高地医院。

1936年秋，菲茨杰拉德夫妇一起拜访了朋友塞勒太太一家。

菲茨杰拉德1936年的收入是自1919年起最低的一年

菲茨杰拉德寄给奥伯一张明信片，告诉他自己买了一幢房子，账记在了伯金斯的头上。

第5大道第48大街，斯科里布纳出版社麦克斯威·伯金斯的办公室。

1937年，心绪黯然的菲茨杰拉德自己写给自己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亲爱的斯科特：你好吗？一直想来看你。我现在住在‘真主的花园’饭店。你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在巴黎时的海明威

伊迪丝·华顿

1934年格特鲁德·斯泰因

埃德蒙·威尔逊

林·拉德纳

漫画家拉尔夫·巴登

道斯·帕索斯

目录

崩溃年代　马修·J·布鲁科里

献诗

自传性随笔

爵士时代的回声

我遗失的城市

林

“请将菲先生菲太太领到某某号房间——”

睡与醒

崩溃

早年成名

书信

致友人的信

致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信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三封信

来自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一封信

来自托马斯·沃尔夫的一封信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寓意　格兰维·韦斯考特

关于菲茨杰拉德的笔记　约翰·多斯·帕索斯

时光　约翰·皮尔·毕肖普

守望天堂：人与时代的故事（代译后记）　黄昱宁

崩溃年代

1935—1936

马修·J·布鲁科里

1935年11月，为了避寒，菲茨杰拉德从巴尔的摩一径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亨德森维尔。那些日子他要么跟芬尼一家，要么跟欧文斯夫人待在一起。他在“天地”（Skyland）客栈租了间便宜的单间，自己洗衣服，靠罐头食品过活。“但想想也真好玩，你跑去一家旅店，那恭敬的接待员完全不知道这位客人不单外边欠了成千，噢不对，是成万的钱，而且手头上的现金也不足四十美分，银行里还有十三美元的亏空。”他在这里创作了《崩溃》（The Crack-Up）。好几次他都要《君子》杂志预付稿费，但金理奇(1)说拿不出东西来，他无法向会计交代。“我建议他什么都别去想，就照着斯泰恩夫人的‘自动写作’那样，或者说他要是实在不能心无旁骛，那就反复抄同几句话，抄上个十页八页，比如说我没法给《星期六晚报》写风花雪月的文章啦。”文章写出来了，头一篇就是《崩溃》，接着是《拼接碎片》（Pasting It Together）和《小心轻放》（Handle with Care），分别在《君子》杂志1936年的二月、三月和四月号上刊出(2)。这几篇精神自白成了菲茨杰拉德最为知名的散文，代表了1935到1937这三年间他的创作。

在《崩溃》系列中，菲茨杰拉德剖析了他的“情感破产”，描写了一个作家，由于对身边的人和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感于心，发于情而才思枯竭，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作家在描写这种无力感时却是妙笔生花。在文章的开头，菲茨杰拉德认为“要检验头脑是否一流，就得看它能不能同时容纳相互抵牾的思想，并且照常运转”，他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因为他“押上了身体，也押上了灵魂”。在《拼接碎片》中，他描述了那些带来“情感破产”的失败与打击，然后又在《小心轻放》中宣称为了活下去，他立志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为别人而活的那种人。然而，他在描写这样一个洗心革面的人物时流露出来的非难，又揭示了他不可能全然放弃“继承歌德—拜伦—萧伯纳之传统，辅之以华丽丰饶的美式格调，成为某种集J·P·摩根、托范姆·伯克莱尔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于一身的‘完人’的旧梦”。

各方对《崩溃》的反应进一步削弱了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商业作家的地位。许多人看不上那种向大众告罪的行为，而菲茨杰拉德却坦白承认自己是个潦倒汉。奥博(3)发现那些杂志编辑愈发质疑菲茨杰拉德还能否写出好故事来，而那些原本有兴趣要雇用他的制片人如今却觉得他已才思枯竭。

《崩溃》为菲茨杰拉德的处境添上了几分戏剧色彩，但其中并无夸大之词。那段时间他确实信心低落。他熟练地表现了自己生活与事业中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将浮夸经济的无度与大萧条的剧痛诉诸具体。在《崩溃》里，菲氏并不仅仅表现出了其作家生涯的日暮途穷，他的名字更让美国经验中一些羞于见人的方面昭然若揭。他的朋友看了这些文章大为震惊，发现文中自怜、自大与自曝混为一谈。一些人甚至疑心菲茨杰拉德其实对屈辱的境地很是享受。约翰·多斯·帕索斯斥责他：“我一直在等你谈谈你给《君子》写的那些文章——老天啊，得天天火急火燎地关心那种东西，你老兄又怎么抽得出空呢？如果不想好好写点原创的东西，你干嘛不去当记者呢……我们所处的节点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一个时刻——如果你想用碎片来表现那也没问题，但我认为你应该写出一部一流小说来（也许你会的），而不是将一堆零碎交给阿诺德·金理奇——”在帕金斯看来，《崩溃》叫人难堪，菲茨杰拉德还不如不写的好。海明威则认为这些文章懦弱而可耻。

菲茨杰拉德也知道他跟海明威再也不可能像昔日那样亲近，但他一直将他们1925到1926年间的友谊视为人生的高点，跟海明威也保持着联系。而此时的海明威正在迈向其声望的顶峰，成为最著名的在世作家，他对菲茨杰拉德已然没有相惜之情。对待菲氏的窘境，海明威的办法是霸道地捉弄。收到菲茨杰拉德写来的抑郁消沉的信，海明威在1935年12月回信提议可以安排人在古巴杀了斯科特，这样泽尔达母女就能领到保险金。

……到时我会拟一篇上好的讣闻，叫马尔科姆·考利(4)截取最好的那部分发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至于你的肾我们会交给普林斯顿博物馆，你的心送往帕拉扎酒店（the Plaza Hotel），你的肺转给麦克斯威尔·帕金斯，其余部分都给乔治·贺拉斯·洛里默尔（George Horace Lorimer）。如果我们有幸能找到你的睾丸，我会带着它们取道法兰西岛去巴黎，再向南到昂蒂布（Antibes），在埃登洛克（Eden Roc）将它们漂流向海，随后再请麦克利什(5)作一首神秘诗，以供你当年所在的天主教学校（是叫纽曼来着？）传诵。你要我现在写一首神秘诗么？请看。

以下诗行谨为菲茨杰拉德的睾丸从昂蒂布阿尔卑斯省埃登洛克漂流向海而作：

光着鸡巴　炖得烂熟

从灰色的山巅猛冲而下

他这是要去何方

是他么？

不。

某个侍者？

对。

温柔前行　别伤了绿草的新芽

别对着我家菲茨的鼻孔哈痒

穿过

灰色的浩海　睽其深处

胜过我们欠艾略特的人情

一时的纵情抛起他们　抛起他的　他的二最终他的一

球状的，胶质的，间隙的

起义在发自天性

而非造作的惊恐中

失去影踪

而水波啊　并没有沉啊沉啊沉啊沉啊沉(6)

虽然杂志的价格节节下跌，菲茨杰拉德却在1935年进账了15845美元，对那个大萧条的年代来说，这收入已算可观；可他的债务却越背越重，他不断向奥博借款，也向帕金斯贷用了几小笔钱。那年12月28日他给奥博发了份电报：

生活唯求糊口然收效甚微　若能获得该笔钱款则尚能为继　你的建议将所盼结清之期推迟半年　请将第二篇格温故事结算予我两千七百

菲茨杰拉德在1930年的北非之行里结识了L·G·布劳恩，此人是芭蕾舞女伶奥尔加·斯贝丝泽娃的经理。1936年，时在美国的布劳恩想与塞缪尔·高德温(7)合作，给斯贝丝泽娃定制一部电影剧本。菲茨杰拉德对此颇感兴趣，认为泽尔达的芭蕾舞经历给他提供了素材。他很可能已经完成了芭蕾舞剧《舞者传》（Lives of the Dancers）的大纲。菲茨杰拉德要奥博安排他与高德温会面，但此事未能办成；1936年3月他为电影《芭蕾舞鞋》（Ballet Shoes）创作了脚本，其中包含了好心的酒贩子，“小流浪汉”，失散多年的父亲和一系列巧合。按菲茨杰拉德的想法，他是想“用全然的捏造与感觉造出完全可信的东西”，但他的脚本里却满是各种为这部电影定制的牵强附会的情节。于是计划无疾而终。后来奥博又提议他给童声高音歌手鲍比·布林写剧本；可菲茨杰拉德的构思却被否决了。

由于《崩溃》引起的反响，1936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接触了菲茨杰拉德，讨论是否有望出版一册他的自传性文集。菲茨杰拉德就此事征询帕金斯的意见，后者提议他不如给斯科里布纳出版社“写本回忆录——并非自传，而是回忆录”。可菲茨杰拉德认为写自传的精力都够他写部新小说了，于是劝斯科里布纳接下文集的出版。珀金斯认为文集会扼杀出版回忆录的机会，但如果菲茨杰拉德实在坚持，那他就出文集。可六月里计划搁浅了，因为吉尔伯托·塞尔德斯(8)写信给菲茨杰拉德表示反对——也许是珀金斯授意的。

菲茨杰拉德仍想给《星期六晚报》写系列小说，他1936年5月写了《静土暴风》（Cyclone in Silent Land），作为计划中关于一个小名“麻烦”的护士的系列小说的开篇。《晚报》婉拒了这篇东西，6月菲茨杰拉德又写了第二篇围绕护士的故事《麻烦》（Trouble）。《麻烦》勉强发表了，但《晚报》奉劝菲茨杰拉德别再继续写这个系列了，并建议他换个主人公。这个故事直到1937年三月才发表，而这也为菲茨杰拉德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的六十五个故事画上了句号(9)。

尽管那并非是菲茨杰拉德的本意，但他在1936年六月写给编辑阿德莱德·W·尼尔的信依然可算是他向《晚报》与商业小说的告别辞。

谢谢你昨天的关注。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一份工作，那就有必要每隔几年就重新学习一番。《夜色温柔》中间部分有些地方少了几分我写短篇时的手法——这里的手法指的是精确地布局，在有限的字眼里应该嵌进多少情节，多少特质，多少背景。那是一种微妙的调整，实在取决于你处理既定题材时的热情。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多次明白与其说我的那些作品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作”出来的。

当然，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我决定继续这一以医院为题材的系列小说，期望能发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我决定在原先的骨架下重写这篇小说，作为这一系列的发轫。

祝愿你们都好，感谢你对这一计划中的系列故事的关注。

F·S·菲茨杰拉德

（我把信重读了一遍，似乎是有几分做作，但你也明白，我可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评论家总是错的（包括你！），要说他们对，他们就对在能让你重审自己的艺术良心。

F. S. F.

谢帕德-普拉特诊所（Sheppard-Pratt）并没有让泽尔达的病情有所好转，如今她正经历着一场宗教狂热。1936年4月8日，菲茨杰拉德把她转往阿什维尔（Asheville）的高地医院（Highland Hospital），那里每个月至少要花费240美元。院长罗伯特·S·卡罗尔开发出了一套治疗方法，称精神疾病起源于有毒物质（菲茨杰拉德向普兰金斯的弗瑞尔医生也提出过这一理论）。高地医院采取的疗法是控制饮食与锻炼。菲茨杰拉德送了卡罗尔医生几本《夜色温柔》和《留一曲华尔兹给我跳》（Save Me the Waltz）(10)，并在一封关于泽尔达那部小说的信里宣扬他能击败乔赞：“里面有些地方惹到我了——那时我正跟他那个法国朋友有龌龊。给我两分钟我就能撂倒他。年轻时我跟着吉本斯兄弟(11)练过几个月拳击，而这位法国小弟左右手还分不清呢。算我口出狂言，但并没言过其实。”司各特又叫奥博看看是否能出一部泽尔达的书信集，这也好让她转移注意力，让枯燥的医院生活不那么难熬，但奥博对此并不热心。

高地医院的治疗奏效了。泽尔达不再有自杀的意图。她的宗教狂热也降温了，尽管还是常常做祷告。半途而废的芭蕾舞生涯成了她永久的遗憾，要是没有护士制止她可以跳到虚脱。她经常满怀依恋地谈起自己已逝的韶华与显赫。

把泽尔达在高地医院安置妥当后，菲茨杰拉德赶回了巴尔的摩——部分是因为要照顾病危的母亲，照应家里。1936年夏天，他回到了果园公园酒店，但他只和泽尔达见了几面，因为七月他的右肩骨折了。他是在跳水时把肩膀弄折的，但他执意说在下水前骨头就已经断了。上了石膏，右臂半吊，他先是通过口述，后来又架了块搁板，在上面写东西。这段时间写的小说里有一篇本来叫《竖起大拇指》（Thumbs Up），故事来源于他父亲的内战回忆。先后有十三家杂志谢绝了这篇故事，最后还是《柯利尔周刊》（Collier's）的肯尼斯·李陶尔（Kenneth Littauer）在1937年支付了1500元稿费，但条件是这故事必需重写。随后斯科特又遭了回殃：他在浴室里摔了一跤，因为在瓷砖上躺了太久，肩关节发了炎。

菲茨杰拉德的母亲于1936年9月去世，享年76岁，他却没能参加葬礼。母亲的死对他并没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也明白自己不是个好儿子。在写给比阿特丽斯·但斯（Beatrice Dance）的信里他解释道：“她是个犟老太，不管我再怎么不在意，她都倔强地爱着我，如今她死了，留我一条生路，这倒挺符合她的性格。”在老太太过世前，菲茨杰拉德就在1936年9月号的《君子》上发了篇讣告。《一个作者的母亲》（An Author's Mother）述说了一个为现代世界所困惑的老妇人的离世(12)。尽管很为身为大作家的儿子自豪，但她读不懂他的书。她的趣味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感伤诗人卡里姐妹身上，在她濒危之际，她们“来到了她身旁，牵起她的手，温柔地带领她回到那个她能懂的世界”。

母亲的去世让菲茨杰拉德有望暂时摆脱经济困扰，因为他可以分得她的一半财产，数额达到22975.38美元（扣除他之前向她所借的5000美元）。依照马里兰州的法律，他得六个月之后才能拿到遗产，而等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用其中的大部分钱抵了债——他向圣保罗的朋友奥斯卡·卡尔曼（Oscar Kalman）借了5000美元，又向斯科里布纳那边借了2000美元。待到还清个人债务，他手头还余下大约5000美元。随后他花了75美元买了一辆1927年出产的帕卡德敞篷车，停放在阿什维尔。

截至1936年夏天，菲茨杰拉德在斯科里布纳那里欠下了9000美元，而向奥博的借款更是达到了11000美元。大萧条影响了奥博的生意。奥博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上升的欠款总数让他心神不安。他向斯科特解释自己没法一直借钱给他，可这不顶用；菲茨杰拉德不断提出绝望的请求，一会儿50美金，一会儿100美金，因为他的银行账户已经透支了。八月，菲茨杰拉德将一份保险转让给奥博，以此作保抵押自己欠下的8000美金；与此同时，他将保险中的另外1500美金转给斯科里布纳出版社，用以偿清两笔加付款。由于他自己的人生保险只包含60000美元，他这么做其实是在用泽尔达与斯科迪的安全冒险。

1936年的十月斯科迪即将年满15岁，她被康涅狄格州的埃塞尔·沃克学校（Ethel Walker School）录取。每年的学费是2200美元，不过菲茨杰拉德设法降低了数额。从这时起，奥博夫妇成了斯科迪的代理爹妈。他们不时去学校探望，节假日则一起在斯卡斯代尔（Scarsdale）度过。菲茨杰拉德定期给女儿写信，在信里长篇大论谈放纵的危害，而且时常提醒女儿不要步了父母的后尘。他替她选课，想培养她研究科学——不过对此斯科迪并不上心。

至于你的课程，你要是放弃了数学，走捷径上瓦萨学院（Vassar），那你定会成为那些不学无术，毫无性格，只会人云亦云的姑娘中的一个。我希望你能把学校开设的数学课程全部学完。我希望你学物理和化学。至于你的英语和法语，我无所谓。如果要是你到今天还不懂这两门语言，还搞不清楚如何用它们来表达想法，那你就不是我女儿了。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但在这点上你没法占便宜。

我要你掌握那些基本的科学原理，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数学与解析几何知识你是没法学那些东西的。我不希望你明年放弃数学。有些事情我全然没有兴趣，但我会从中学习写作。如果你不把数学和解析几何（圆锥曲线的那几章）学到相同程度，那你就会偏离我为你设计好的道路。我不坚持要你学会微积分，但最简单的东西是成不了大事的。进瓦萨前你得拿到数学学分，而且你人生的一个侧面也将与科学挂钩。

（顾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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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诺德·金理奇（Arnold Gingrich，1903—1976），《君子》杂志创始人之一。1933至1961年间担任编辑，出版众多名家作品。

(2) 1945年埃德蒙·威尔逊将《崩溃》编辑出版时，将《拼接碎片》与《小心轻放》两篇互换篇名。

(3) 哈罗尔德·奥博（Harold Ober，1881—1959），美国知名文学代理人。除菲茨杰拉德外，还代理过威廉·福克纳、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大家。——原注

(4) 马尔科姆·考利（Malcom Cowley，1898—1989），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游记作者。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人构成的巴黎文学群体中的一员。

(5) 阿奇巴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助理国务卿。

(6) 本诗原文东拉西扯、意象晦涩，且有许多生造词语，想是海明威为捉弄菲茨杰拉德戏仿了麦克利什神秘诗（Mystic Poem）的笔调。

(7) 塞缪尔·高德温（Samuel Goldwyn，1882—1974），美国电影制片人，手套巨商出身，曾主持米高梅公司，活跃在好莱坞电影业长达30余年，所制影片有《孔雀夫人》、《呼啸山庄》等。

(8) 吉尔伯托·塞尔德斯（Gilbert Seldes，1893—1970），作家、文化评论家。曾任《日晷》（The Dial）杂志编辑。

(9) 乔治·贺拉斯·洛里默尔于1936年从《星期六晚报》退休。他的继任者为韦斯利。威纳斯·斯唐特（Wesley Winans Stout），与菲茨杰拉德并无联络。——原注

(10) 泽尔达唯一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32年。小说带有半自传性质，建立在她本人亲身经历以及与菲茨杰拉德的婚姻生活上。

(11) 吉本斯兄弟（Tommy and Mike Gibbons）是圣保罗的职业拳击手。迈克是中量级冠军，而托米则击败了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成为了重量级冠军。菲茨杰拉德不太可能与他们切磋过。——原注

(12) 对《一个作者的母亲》的体裁，菲茨杰拉德本人也并不确定。—原注

献　　诗

斯科特，我今晚整理着你最后的残篇

分配着逗号，把重音校准

就如我曾点上标点、拼写、修剪

而你走过普林斯顿的春天——在这

该死的四分之一多个世纪后显得多么黯淡！

——将影子月桂留在我门前。

那是一出蛛丝般满织着梦的戏剧：布景是

一爿微光灼烁的、施了魔法般的、蓝绿色的、

肮脏的巴黎酒馆；悲伤的主人公是个

热爱掌声却一生茕茕孑立的男人；

他连续几周酗酒，忘记用餐，

“狂热地工作”，从失败中汲取养分

一种抒情的骄傲；他为酒馆里所有失声的小流氓

还有那些醉酒者和文盲

发出抒情的声音；

一天午夜他被一个酒友刺杀——

被背叛，是被见不得人的罪孽自我背叛——

然后在小提琴声中淡出舞台。

今夜，在这幽暗且漫长的大西洋强风里

我落笔写下这么一个故事

而数吨的风将世界作为活动地带

撼动染黑的水域，那儿掠夺者们摸索着

我们蓝色的、有人洗浴的马萨诸塞州海洋；

海角随着深水炸弹被抑住的轰鸣摆荡；

枪炮可以将我在这些房间里打断

现在我在这里尝试呼吸那来自

彩虹色泽的酗酒地窖的浓郁气味，重寻

那些明亮的旅馆，重新获得那热忱的步伐

你曾诉说过它们……斯科特，明亮的旅馆已变得荒凉；

步伐不是跛足，就是跺脚；葡萄酒淡而无味；

而今夜的号角和小提琴也微弱难聆。

一圈黑暗吞噬了光线

如吞噬土地的火焰墙般狼奔豕突；

鲜血、脑力和劳作浇入土中；

在这里，在干我们这一行的同僚中间

一些人粗嘎地嗡嗡叫，一些人极度恐惧，张口结舌，

一些人发出甜美的声音，加入了异装的队列

就如朝着弹跳的茴芹口袋狂吠的猎犬，

一些人咽下黑暗，弓背坐着，无所事事，

猴子的头颅里装着被打晕的野兽的昏迷。

我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多

爬上大学的台阶，精疲力竭地打开房门，

学院的异类啊，我在那里找到了你：

苍白的肤色，坚定的绿眼睛，黄头发——

在镜子前面聚精会神地朝外瞪

几个酒窝是拿骚聚会的遗留物；

你并未窘迫地停下，在脸上抠出痘痕，

当我站着注视时，你继续凝视着。

今夜，从更加遥远的日子里，我发现，

比被留在过去的法国假日更远，

比毕业的春季距离秋季更远

——秋季我们在市政厅下辛苦劳作——

穿过暴风雨和黑暗，时间的逆流，

你的镜子的光束令人惊喜地滑动——

如静止、上了釉的镜子般为我带来

那坚定的绿眼睛的闪光。

角膜坚硬，水晶体寒冷，

那一对玻璃般的光学灯旋转、停止——

它们将自身的肖像复制到它们所铸造的事物上，

在蓝色冰块或轻盈的花朵上调着颜色，

留下虹膜着了火的我们反复思忖，

不是思忖你所渴望的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而是捧在手心里的珠宝，它们松散地躺着：

有瑕疵的紫水晶；月光石那牛奶质地的蓝色；

苍白的透明电气石的冷蓝色；

带着变幻的黄色和嫩绿色的蛋白石

其中一道朱红的矿脉闪烁着逃逸——

锁着灵魂轻盈的混合酒精的紧口瓶；

一些亮晶晶的锆石，普通的绿松石；但有

两颗翡翠，碧绿清澈，一颗切割了一半，

另一颗已加工得完美无瑕——两者都在文学

这只最昂贵的卡蒂耶珠宝盒里找到了位置。

我把它们放置在那里，为那最后的陈列，

我也来到了任务的尽头，悲哀地明白

那些被击中而失明的眼睛，正在一个崩溃的

被黑暗笼罩的世界里消融，那溅入音调、滋味、

香气、色彩、生气勃勃的语言之频谱的

智力的微光已经不在了，消失了；

我们必须在崎岖的树桩中间生活，

与猫头鹰共处，它们将老鼠消化并变成

阴郁的皮肤和软骨的肿块；与被雷惊吓的猴子共处，

与俯冲下来掠夺的大秃鹫共处。

而我还在筛选你的零星碎片，

不管我看得多仔细，不管天色多晚

我都永远无法使一块海蓝色墨玉复活，

却只能拼写、加注、点上标点。

埃德蒙·威尔逊

1942年2月

自传性随笔

以下这些作品，是从F·S·菲茨杰拉德写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文章中择选的。这些文章按照菲茨杰拉德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生动记录了菲茨杰拉德晚期的思想状况与价值观念。文中标注的日期与它们第一次出版时完全相同，惟独《我遗失的城市》一篇例外。这篇文章是首次发表，上面标注的日期系菲茨杰拉德的文学代理人哈罗尔德·奥博先生收到这篇文章时的日期。

爵士时代的回声

1931年11月

目前，深入描摹爵士时代还为时过早，不免有“未老先患动脉硬化”之嫌。至今，那些富有该时代特色的字眼——从那以后，就其生动性而言，这些字眼已经逊色于黑社会的新切口了——一旦被偶然提及，仍会让许多人忍不住吐得翻江倒海。这时代就像“世纪末黄皮书”(1)在1902年那样，归于死灭。而诸位眼前的这位作者，却已经在满怀伤感地回首那个时代了。它让他厌倦，它向他谄媚，它给他的钱比他梦见的还要多，仅仅因为他告诉人们：他的感受跟他们一样，对于那些没能在战争中消耗掉、从而渐渐积聚的神经兮兮的精力，总得想点儿办法才好。

这十年光阴，这段仿佛不甘心躺在床上郁郁而终、于是在1929年10月一跃而起并壮烈赴死的岁月，大约肇始于1919年的“五一骚乱(2)”。当警察策马撞倒那些正对着麦迪逊广场上的演说者打哈欠的复员的乡下小伙子时，此事便成了那种势必用来衡量更有才智的年轻人如何疏远主流阶层的标准。直到门肯(3)开始鼓吹，我们才想起《人权法案》(4)里说了点什么，但我们很清楚，那样的暴政应该发生在神经过敏的南欧小国里。如果鹅肝业工人对政府都能有这样的影响力，那没准我们就终究要为了J．P．摩根的贷款开战了。然而，因为我们都厌倦了“伟大事业”，所以只不过义愤填膺地发作了一小段时间，其代表作就是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5)。不久，我们就开始从“国家蛋糕”上分到了几块，只有当报纸将“哈丁与俄亥俄匪帮”或者“萨柯与万泽蒂”(6)之类的故事炮制成情节剧时，我们的理想主义才会突然喷出烈焰来。1919年的那些事件，让我们变得愤世嫉俗而非锐意革新，尽管如今我们都在翻箱倒柜，疑惑我们究竟把“自由帽”(7)——“这玩意我明明有啊”——和农夫衫丢在哪里了。对政治漠不关心，是爵士时代的典型特征。

那是奇迹频生的年代，那是艺术的年代，那是挥霍无度的年代，那是嘲讽的年代。美利坚合众国的王位上，坐着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蠢蠢欲动、绘声绘色地敲诈勒索；一位时髦的年轻男子，匆忙赶来向我们展示英国君主的风采。全世界的少女都对这位英国小伙子趋之若鹜；那个老朽的美国人呢，却在睡梦中呻吟，遵照那位“女版拉斯普廷”——彼时其对本国事务已能拍板定夺——的建议，等着被老婆毒死(8)。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们终于也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了。面对美国人在伦敦的大宗正装订单，邦德街上的裁缝只好收敛裁剪功夫，迁就美国人的“长腰”身材和要求“宽松”的口味，而某种微妙的东西，即“男子气派”，也随之传到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学着佛罗伦萨的风俗修剪腿毛。17世纪的英国照搬法国宫廷风尚，而五十年前，德国卫兵都要到伦敦去买便服。绅士衣装——那可是“男人不分家国种族都必须掌握的权力”之象征啊。

我们是最有权力的国家。那么，还能有谁来告诉我们，哪些是时髦的，哪些是好玩的？欧洲开战(9)的时候我们孤孤单单，于是开始在籍籍无名的南方和西方爬梳种种民俗，搜罗各色消遣，至于手头现成的花样，那就更多了。

第一项社交新风尚所创造的轰动效应，与其创新程度相比，显得太过夸张。早在1915年，小城市里那些在社交场合上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年轻人已经发现，在那种“赠予年满16岁的小比尔、好帮助他‘自力更生’”的汽车上，藏着某种“运动中的隐私”。起初，即便条件宜人，在车上卿卿我我也算是铤而走险，但是，没过多久，年轻人互相壮胆，昔日的清规戒律轰然倒塌。到了1917年，不管哪一期《耶鲁档案》或《普林斯顿老虎》上，都能找到对这类甜甜蜜蜜、兴之所致的调情有所指涉的内容。

不过，卿卿我我，就其更为厚颜无耻的表现形式而言，仅限于富人阶层——直到战争结束以前，其他阶层的年轻人仍然被老标准主宰着，有时候那些边远城市的年轻军官会沮丧地发现，一个吻就意味着非得订婚了。直到1920年，遮盖的帷幔终于落下来——爵士时代粲然盛开。

那些比较沉着的共和国公民还来不及屏住呼吸，这个最狂野的时代，这个在混乱战局中度过青春期的时代，便将我们这一代人粗暴地用肩膀推开，踩着舞步来到了聚光灯下。在这一代，女孩子将自己代人戏剧，成为“飞女郎”(10)，年长者则被腐化侵蚀，他们最终的弄巧成拙，与其说是因为品行不端，倒不如讲是因为品位不够。但愿人人都能在1922年有资本可供展览！那一年是年轻一代的巅峰时刻，因为尽管此后爵士时代仍在继续，但它变得越来越与青春无关。

结局就像是一场孩子玩的派对被长辈接管，撇下这群孩子，既不胜怅惘，又深感孤独，倍受震惊。到1923年，他们的长辈厌倦了怀着掩饰得颇为拙劣的妒忌心旁观这场嘉年华，他们发现青春的血性已经被青春的酒精取而代之，伴随着狂呼乱嚷——“纵酒狂欢开始啦。”年轻一代再也不是明星了。

整整一个民族都醉心享受，决心寻欢作乐。年轻一代早食禁果的事儿总会发生，不管有没有禁令——他们心照不宣地尝试着以美国的状况来适应英国的风俗（举个例子，我们南方地处热带，发育偏早——但那里从未借鉴过法国和西班牙的明智之举，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脱离年长女性的陪伴）。不过，从1921年的那些鸡尾酒会开始，娱乐至上成为普遍共识，究其原因却更为复杂。

“爵士”这个词儿，在其词义演变到受人敬重之前，首先意味着性，其次是舞蹈，再次是音乐。与之休戚相关的是一种紧张的刺激状态，与战场后方的大城市相差无几。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一战至今还没打完，因为所有威胁着他们的势力仍然颇为活跃——为什么要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呢？因为明天我们就活不成了嘛。然而，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形——尽管有整整几个阶层的人（比如五十岁以上那一拨）在这整整十年里都不承认有这回事，哪怕当它扮着鬼脸窥视着他们的大家庭时，他们也不承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对于这样的局面，他们自己亦有所贡献。每个阶层里的那些诚实的公民，那些相信必须树立严格的公共道德并且意志坚强得足以执行必要法规的人，并不明白，他们将不得不接受罪犯和骗子提供的服务，这一点他们直到今天还是难以置信。本来，那些有钱的正人君子总有办法买到又老实又机灵的仆佣，把那些老式的奴隶或者古巴人给打发走，因此，当这样的尝试不再奏效时，我们的长辈就变得冥顽不化，那副执拗的样子就像是给牵扯进了一桩逻辑混乱的案子，他们保住了正义感，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那些满头银发、面容和蔼、一辈子没有故意做过一件欺诈之事的男人和女人，仍然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的酒店式公寓里互相言之凿凿：“有整整一代人，从小到大都不知酒精是什么味道呢。”与此同时，他们的孙女们却在寄宿学校里传看已经给翻得皱巴巴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且，但凡她们有一点儿社交，就会在16岁那年晓得杜松子酒或者玉米威士忌是什么味道。虽然如此，在1875年到1895年间成人的那一代，还是只相信他们乐意相信的事情。

连那些中生代都满腹狐疑。1920年，海伍德·布劳恩(11)宣告，所有这些吵吵嚷嚷都是一派胡言，年轻人不接吻也照样长大。可是，没过多久，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就受到了强化教育。我不妨参考这十年间为满足各类智力水准而撰写的一打著作，藉此追溯他们陆续领受的某些启示。一开头，我们先得到暗示，唐璜这辈子过得不错（《于尔根》，1919）；接着，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只要我们留心观察，身边到处都在翻云覆雨（《俄亥俄州的怀恩斯堡》，1920），原来年轻人个个都陷入情网（《人间天堂》，1920），原来有好多盎格鲁-撒克逊字眼都被忽视了（《尤利西斯》，1921），原来人一上了年纪就抵挡不了突如其来的诱惑（《塞西莉娅》，1922），原来有时候女孩子被人勾引了未必就毁了（《燃烧的青春》，1922），原来哪怕是强奸也常常会有好结果（《风流情郎》，1922），原来光彩照人的英国淑女通常都风流成性（《绿帽子》，1924），原来她们把大半时间都花在这档子事儿上（《旋涡》，1929），原来这也真他妈的是件好事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末了，原来这事儿有的是反常的变态形式啊（《孤独之井》，1928以及《索多姆与戈摩尔》，1929）。(12)

在我看来，这些作品里的色情元素——即便是用《彼得兔》的基调将《风流情郎》写给孩子们看——一丁点害处都没有。书里描绘的桩桩件件，在我们的当代生活里都耳熟能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作品的主题大部分都既诚实又能说明问题——它们的效用在于，替那些在美国人生活中相对于“男子汉”而言的“男性”恢复一点尊严。（“那么，‘男子汉’是什么玩意？”格特鲁德·斯泰因某日问道。“它不就是一份足够大的定单，好把以前‘男人’这个词儿的所有含义都填进去嘛！”）如今已婚妇女能察觉自己是否受骗，或者性生活是否只能算勉强凑合，而作为补偿，她就该像她母亲没准暗示过的那样，建立一套精神暴政。或许很多女人都发觉恋爱本来就应该是找个乐子。不管怎么说，反对者连一丁点华而不实的理由也拿不出来，这也是本国文学如今在全球最具活力的原因之一。

实情与普遍看法截然相反，爵士时代的电影对其道德风尚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那些制片人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是谨小慎微、背时落伍的——比方说，直到1923年之前，还没有一帧电影画面反映过哪怕一丁点儿年轻一代的状态，而彼时的杂志已经开始为之大唱赞歌，那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燃烧的青春》倒是劈里啪啦、有气无力地响了那么几声，还冒出了一个克拉拉·鲍(13)；可没过多久，好莱坞的劣等雇佣军就把这个主题折腾进了电影制片艺术的坟墓。综观整个爵士时代的电影，并不比“吉格斯太太”(14)走得更远，其最为俗丽肤浅的特质从未消失。无论如何，此后的爵士时代凭着自身的动力一路飞奔，为它提供服务的是装满了钞票的巨型加油站。

那些年过三十的人，那些正在向着五十岁迈进的人，也加入了舞群。我们这些小老头都记得，1912年，当那些四十多岁的“阿婆”扔掉拐杖、进修起探戈舞和城堡舞的课程时，掀起过多大的骚动。而十二年之后，女人奔赴欧洲或纽约时就没准会把《绿帽子》和她其余的风流韵事一并装进行李，只是萨沃那洛拉(15)忙着在他自创的“奥吉厄斯马厩”(16)里鞭打死马，没空注意到这一点。社交圈，即便是小城市的社交圈，如今也都在各自的包厢里用餐，老成持重的那一桌，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才能对放荡不羁的那一桌略知一二。而留守在“持重之桌”上的人，已所剩无几。此桌昔日曾拥有的荣耀之一——那些乏人追求的姑娘，那些曾经逆来顺受、将一宗“疑似禁欲”升华成高尚品德的姑娘，在寻找理论慰藉的道路上撞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随即别转身往回飞奔，再度陷入一团乱麻。

时至1926年，整个世界都将性看成当务之急，这现象已经颇让人生厌了。（我记得有个与伴侣琴瑟和谐的年轻妈妈，问我太太怎样才能“马上搞次外遇”——尽管那时她心里并未物色到什么人选——“因为，难道你不觉得，三十好几的人还风平浪静，多少有点丢人么？”）一度，非法贩卖的黑人唱片，连同其中那些含有阳物崇拜意味的委婉语，弄得世间万物都似乎暗藏着挑逗的玄机，与此同时，一波色情戏剧纷至沓来——戏院里挤满了来自精修学校(17)的少女，她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位女同性恋的罗曼史，也听到了乔治·让·内森(18)的抗议。后来，有一位年轻的制作人彻底发了疯，喝下一个美人儿散发着酒气的洗澡水，最后进了监狱。不管怎么说，他那点可怜兮兮的浪漫尝试本来就属于爵士时代，而他那位关在大牢里的同代人露丝·斯奈德(19)，却是拜小报所赐才跻身时代人物的——《每日新闻》津津有味地向美食家暗示，她即将被送上电椅，“火煮，油炸(20)，咝咝作响！”

社交圈里寻欢作乐的精英分成两股主流，一股涌往棕榈海滩和多维尔海滩，另一股规模要小得多，流向夏日的里维埃拉(21)。在夏日的里维埃拉，人们更敢于胡作非为，好像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跟艺术扯得上关系。从1926年到1929年，在昂蒂布海角(22)的那些美好的岁月里，占领着这“法国一角”的那群人，与主导着美国社交界的欧洲人截然相反。昂蒂布海角上各色花样应有尽有——到1929年，在这个地中海域最美的游泳天堂里，除了有人在中午出于老习惯还下一会儿水以外，就再没见到什么人游泳了。海边陡峭的岩石逐级而上，景象壮美，某人的贴身男仆和一位难得一见的英国姑娘曾经从岩石上跳过水，但是那些美国人只要能在酒吧里讨论讨论，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个现象与当时故土上正在发生的情形也颇为合拍——美国人变得越来越柔和了。此类象征随处可见：我们仍然在奥运会上获胜，但那些冠军的名字里已经没几个元音了——那些运动队，比如（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好斗爱尔兰人联队”，都充满了新鲜的海外血液。法国人的兴致一来，戴维斯杯网球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西部城市的空地如今正在大兴土木——毕竟，除了学校里的那段短暂时光，我们是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变成一个热爱运动的民族的。这就像龟兔赛跑。当然啦，但凡我们有那个意愿，立马就能办得到；所有老祖宗传下来的精力储备，都还在我们身上，但是，1926年的某一天，我们低头一看，发现我们的胳膊已经松松垮垮，肚子肥得像茶壶，已经没办法冲着一个西西里人说什么“布——布——阿——杜”(23)了。上帝知道，没有什么乌托邦理想了。即便是当年被人诟病为“娘娘腔”的高尔夫球，近来看上去也颇为奋发向上了——这种被阉割的运动形式出现得确实正当其时。

时至1927年，神经官能症遍地蔓延的势头已渐趋明显，纵横填字游戏的风靡一时便是表明这种现象的微弱信号——如同双脚紧张兮兮地打起一阵拍子。我记得有个跟我一样旅居海外的家伙打开一封信，那信来自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信上催他赶快回家，好在故乡的泥土那坚实强韧、振奋人心的质地中重获新生。那真是封力重千钧的书信啊，我们俩都被深深打动，直到发现信头上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的一家精神病院。

彼时我那一代人已经开始堕入暴力的黑暗深渊。有个同班同学在长岛杀完老婆以后自杀，另一个从费城的一座摩天大楼上“意外”跌落，还有一位则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上故意跳了下去。有一位在芝加哥的一家地下酒吧里给人揍扁，一路往家里爬，死在普林斯顿俱乐部；另外还有一个先被关进疯人院，在那里被一个疯子抄起斧头劈碎了脑壳。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可不是我挖空心思找来的事情——那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这些事并非发生在萧条时期，而是发生在繁荣年代。

1927年春，一道明亮而异样的闪电划破天空。一位来自明尼苏达、似乎与他的时代全无干系的年轻人完成了一件英雄壮举。(24)一时间，人们纷纷在乡村俱乐部和地下酒吧里放下酒杯，缅怀他们昔日最美好的梦想。或许借助飞行能找到出路，或许我们奔腾不息的热血能在无边无垠的空中找到未曾开发的新世界。那时我们确实都满怀信仰；爵士时代在继续；我们还会再迎来一个这样的时代。

不过，如今的美国人流浪的范围愈来愈广——朋友们似乎永远在动身前往俄国、波斯、阿比西尼亚和中非。到了1928年，巴黎已经变得让人窒息了。随着一船船被经济繁荣激发的美国人陆续抵达，情形每况愈下，直到最终，船上那些疯狂的乘客已经到了颇为危险的地步。他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爸爸妈妈带上一双儿女——其和蔼可亲的品行和对于欧洲同等阶层生活的好奇心都无与伦比，而是换成了一群异想天开的原始人，他们相信某种模模糊糊的概念，就是那种你能从一部十分廉价的小说里得到的印象。我记得在一艘汽船上见过一个意大利人，穿着一身美国预备军官制服在甲板上散步，在酒吧里用结结巴巴的英文跟一群正在批判本国的社会公共机构的美国人吵起架来。我还记得一个胖胖的犹太女人，浑身珠光宝气，在一场俄国芭蕾演出时正坐在我们后面，大幕拉开时，她说，“那真可耐（爱），搭（他）们应该把这些花（画）成一幅花（画）。”这些都是滑稽表演，可是很显然，金钱和权力正在落进那些人手里，跟他们比起来，哪怕是一位苏联的村长，也堪称兼具判断能力与文化涵养的金矿了。1928年及1929年，本国有一批公民踏上豪华旅程，在新环境的作用下他们状态失控，其价值观与哈巴狗、双壳类软体动物、色鬼、呆小病患者不无相似之处。我记得有位来自纽约某区的法官带着女儿去看巴约挂毯(25)，随即在报纸上大肆攻击，鼓吹要分级参观，因为某一幕场景有伤风化。话说回来，在那段时间里，生活就像是《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那场比赛，人人都有奖可拿。

爵士时代经历过一段狂野的青春时光和一段鲁莽的中年岁月。先是那个充斥着贴面派对、利奥波德—洛布谋杀案(26)（我记得当时我妻子因为被怀疑是那个“波波头强盗”，在皇后区被捕）和约翰·黑尔德(27)描绘的服装的阶段。到了第二阶段，类似性与谋杀之类的现象已日趋成熟，尽管也更为司空见惯。中年总得捱过去，于是，睡衣给带到了海滩上，用来拯救那些被连体泳衣打败的肥胖的大腿和松松垮垮的小腿肚。末了把裙子都放下来，这下什么都给遮住了。人人都蠢蠢欲动。让我们向前去——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有人跌了跟头，历史上最最华贵奢靡的狂欢就此告终。

它是在两年前结束的，因为其基本支柱——那种绝对的自信被狠狠动摇，没过多久，这脆弱的结构便沉入了地下。两年之后，爵士时代看起来就像战前的日子那般遥远。那毕竟是侥幸得来的时光——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的上流社会都像大公一样醉生梦死，像合唱队少女一般率性而为。话说回来，现在来一番道德说教固然轻而易举，但设若在二十几岁的年纪能度过这样一段确凿的、无忧无虑的时光，还是很让人愉快的。即便你一文不名，也不必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在挥金如土。（聚会）行将结束之际，你要想付掉自己那份账，就得跟别人争抢，接受素昧平生之人的盛情款待，几乎可以算是帮他们的忙。魅力也好，恶名也罢，抑或仅仅是好教养，都是比钱更重要的社交资产。这一点棒极了，可是，随着那些永恒的、必不可少的人类价值观奋力扩展到无远弗界，事情变得越来越空洞浅薄。作家凭着值得敬佩的一部书或者一出戏，就成了天才；就好比大战时期，只有四个月服役经验的军官就能指挥几百个人，所以如今许多小鱼都在大池子里运筹帷幄。在戏剧界，奢华的大制作由几个二流明星担纲，这样的情形一直向上延伸到政坛，很难让好人对那些最重要、最需要承担责任的职位感兴趣，这些职位的重要性和需要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那些企业主管，但年薪不过区区五六千元。

眼下，安全带再度系紧，当我们回首荒废的青春，我们端出一副合乎时宜的惊恐表情。然而，间或，鼓点声中会夹杂着一阵悚人的轰鸣，长号音里会传来一声仿若哮喘的低吟，将我猛然拽回二十年代早期，那时候，我们喝着酒精，每天都以各种方式变得越来越美好，那时裙摆被第一次缩短——后来这次尝试中途夭折，那时穿着针织连身裙的姑娘们看上去都很像，那时你不想认识的人们会说：“是的，我们没有香蕉，”(28)似乎只须再过几年，长辈们就会躲到一边，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洞悉本质的人来管理——那时，在年轻的我们眼前，一切都像是镀上了玫瑰红，浪漫无比，因为此后，对于周遭的环境，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如此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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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Yellow Nineties，指1890年到20世纪初那十年多的世纪末时光。这个绰号得名于当时在文化圈里领风气之先的《黄皮书》（Yellow Book），由比亚兹莱担任美编，与这本杂志有关的文化名流（最著名的当推王尔德）和文化现象影响深远。

(2) 1919年的“五一骚乱”，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开始，起因是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查尔斯·卢森伯格率领工会领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在五一节游行，抗议逮捕工会领袖尤金·V·戴布斯。此事不断升级，终于引发了一系列遍及美国多个地区的系列骚乱。

(3) 门肯（1880—1956），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语言学者和作家，二十年代美国知识界中心人物，自由主义者。

(4) 即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的第一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5)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美国小说家，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三个士兵》（1921）是他第一部有影响的小说，也是最早反映美国青年一代厌战和迷惘情绪的作品。

(6) 沃伦·G·哈丁（1865—1923）是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1921年至1923年因病去世前在位），原先是一名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而“俄亥俄匪帮”则指一批与哈丁密切相关的政治家与企业家，共同卷入政治丑闻；萨柯与万泽蒂则是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1920年两人被控杀人抢劫，1927年电刑处死，此案轰动一时，其判决被认为夹带政治偏见，程序徇私枉法，因而在世界各地都引发了广泛的抗议。

(7) 一种无檐锥形帽，原为古罗马被释放的奴隶所代，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用作自由的标志。

(8) 根据作者的描述和当时的历史状况推测，“英国小伙子”应该指当时被立为英国储君但一直未选定王妃的爱德华，即后来在1936年短暂即位又因为“不爱江山爱美人”迅速退位的爱德华八世，其让位给乔治六世后被封为温莎公爵。而被作者大加嘲讽的在美国“王位”上道貌岸然的家伙，则是指前文提到的哈丁总统，他在1923年因病暴毙，死因曾被多方揣测，有传言认为系其妻或其亲信下毒。文中提到的拉斯普廷（1872—1916），是俄国西伯利亚的一个所谓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行为淫荡，后被保皇派谋杀。以此推断，本文中所说的“女版拉斯普廷”，或指哈丁的妻子，或指哈丁与其妻共同的亲信。

(9)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0) 飞女郎（flappers），特指20世纪20年代衣着及行为均放荡不羁的年轻女性。

(11) 海伍德·布劳恩（1888—1939），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以评析社会问题见长。

(12) 这里列举的十二部作品，都是二十年代出版的与性有关的作品，原文中括号内是作品译名及出版时间，以下按顺序补充列出每部作品的标题原文和作者简况：Jurgen，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美）的幻想小说；Winesburg, Ohio，舍伍德·安德森（美）的短篇集；Cytherea，赫格希默（美）的小说；Flaming Youth，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美）的小说，192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The Sheik，伊迪丝·茂德·哈尔（英）的小说；The Green Hat，迈克尔·阿伦（美）的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由葛丽泰·嘉宝主演的著名电影；The Vortex，诺伊尔·考沃德（美）创作的舞台剧；Lady Chatterley's Lover, D·H·劳伦斯（英）的小说；The Well of Loneliness，拉德克莱夫·霍尔（英）的小说，女同性恋题材；Sodom and Gomorrah，普鲁斯特（法）著，《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第四卷，迟车其去世后方才出版．其中也。涉及同性恋。

(13) 克拉拉·鲍（Clara Bow），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默片时期窜红的女明星，有“首席飞女郎”之称，是所谓“咆哮二十年代”的重要“性象征”。

(14) 可能是指1920年的电影《吉格斯与社交达人》里的人物。

(15) 萨沃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最终被教皇判火刑处死。

(16) 这里套用的是希腊神话里“奥吉厄斯牛舍”的典故（在英语里，牛舍与马厩用的是同一个单词stable）。相传奥吉厄斯的牛舍养牛3000头，30年未打扫，赫拉克勒斯引河水于一日内扫清。这一句典故里套典故，大致是讽刺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对于悄然发生的风尚沿革视而不见。

(17) 为那些已经接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作准备的一种私立学校，内授音乐等课程。

(18) 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1882—1958），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

(19) 露丝·斯奈德（Ruth Snyder，1895—1928）是二十年代轰动全美的杀人犯，被指控伙同情人将丈夫杀害，于1928年1月在电椅上被处决。这桩案子曾给当时的不少小说和电影提供灵感，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双重赔偿》（作者詹姆斯·凯恩），而从破案到处决的过程更是大报小报竞相报道的对象，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传播事件，甚至沾染上些许娱乐意味。

(20) 这里用的fry一词，在英文里既解释为油炸，也有电刑处决的意思。

(21) 这三个地方都是海滨旅游胜地，棕榈海滩在美国，后两处都在法国。

(22) 法国东南海滨．是卑维埃拉地区早的著名景点。

(23) 即boop-boop-a-doop，模拟（女子）撒娇或表示轻蔑、不屑时的象声词，可能最早来源于美国三十年代系列卡通电影《贝蒂·布普》（Betty Boop），后者中的女主角贝蒂是当时风靡全美的卡通性感偶像。而之所以讲到“西西里人”，是因为他们一贯以矮胖著称，这里的潜台词是：如今美国人的身材也比西西里人好不到哪里去了。

(24) 指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在1927年5月20日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而闻名世界。

(25) 公元11世纪，诺曼底的织毯女工们为了纪念黑斯廷斯战役，将整个战役的过程织成了伟大的艺术品——巴约挂毯。挂毯70米长（现存62米），半米宽，共623个人物，55只狗，202匹战马，49棵树，41艘船，约2000个拉丁文字及超过500只鸟和龙等不知名生物，如今保存在法国小城巴约的圣母院里，供后人瞻仰。

(26) 发生在1924年的一起轰动全美的谋杀案。利奥波德和洛布是两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芝加哥大学里前途无量的高材生，他们纯粹为了寻求刺激，策划并实施了一起“完美的罪行”，将14岁的弗兰克绑架并杀害，逮捕后被判处终生监禁。

(27) 约翰·黑尔德（John Held，1889—1958），爵士时代著名插画家，其笔下描绘的飞女郎形象至今仍深入人心。

(28) 《是的，我们没有香蕉》（Yes, we have no bananas）是1922年来源于百老汇戏剧的一首歌，风行一时，被到处传唱。歌词欢快诙谐，有点“无厘头”的味道，有人认为其内容反映了当时香蕉短缺的现实。

我遗失的城市

1932年7月

最初的一幕是黎明时分，摆渡船静静地从泽西海岸驶来——那一刻在我心目中结晶成纽约的第一个象征。五年之后，十五岁的我从学校跑到这座城市，就为了看看《贵格会少女》里的艾娜·克莱尔和《忧伤小男孩》里的格特鲁德·布莱恩。我对她们的爱无望而忧伤，这爱搅得我六神无主，没法从她们俩里头挑出一个来——于是她们就融合成了一个美妙的整体，少女。她是我心目中纽约的第二个象征。摆渡船代表成功，少女代表浪漫。后来这两方面我都算是有所建树，但我却把第三个象征丢在了什么地方，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初发现它，是又过了五年之后的四月，一个昏暗的下午。

“哦，伯尼(1)，”我嚷道，“伯尼！”

他没听见我喊——我的出租车跟丢了他，直到沿街又驶过半个街区才又找见他。人行道上有一块块黑色的雨渍，我看见他那一身雷打不动的棕色行头外罩一件深褐色雨衣，轻快地穿行在人群中；我发觉他居然拿着根轻巧的手杖，不由吃了一惊。

“伯尼！”我又喊起来，然后闭嘴。那时我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在校本科生，而他已经成了一个纽约客。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午后漫步，拄着他的文明棍在愈来愈大的雨中如此行色匆匆，既然我并没有和他约好会面一小时，那么，设若在他忙于私人生活的时候来一番邂逅，就似乎是种冒犯了。可是出租车仍然在跟着他的步伐，我一路望着他，那情形过目难忘：他再也不是霍尔德考特那个腼腆的小学究啦——他踌躇满志地走路，聚精会神地想心事，目光直视前方，显然，他的新环境让他心满意足。我知道他跟三个人合住一套公寓，如今所有的大学生禁条都管不住他了，但滋养着他的还有某些别的东西，那一刻我第一次见识了这种新事物——大都市精神。

在此之前我只见过供人检阅的纽约——我就好像从乡下跑来的迪克·惠廷顿(2)，看着被人驯养的狗熊惊得张口结舌，或者是一个来自米迪(3)的小伙子，被巴黎的林荫大道迷得头晕目眩。我以前只到这里来看过演出，不过伍尔沃思大楼(4)和老爷车比赛标志的设计者，音乐喜剧和“问题剧”(5)的制作人，都不可能拥有比我更满怀激赏的观众了，因为在我的眼中，纽约的风采和光辉，甚至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然而，我从来没接受过学生邮件里夹带的“初次社交舞会”的匿名邀请函，也许是因为我觉得任何真实的情状都及不上纽约在我心中留下的璀璨印象。更何况，当时那个被我昏头昏脑地称之为“我的女孩”的人来自中西部，那个遥远的地方就成了“世界温暖的中心”(6)，于是我把纽约的本质想象得既势利又无情——只有一个晚上除外，当时她在一条短短的走廊上清清楚楚地描述了里茨饭店的屋顶。

然而，其时，我已确凿无疑地把她给弄丢了，我想要的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而撞见伯尼的这一幕正好让我发现纽约就是这样的世界。一周之前，“费大人”(7)带我去拉菲德餐馆，我们眼前铺展开一面华丽的美食旗帜，名曰“开胃菜”，我们就着菜喝红酒，就像伯尼的那根信心十足的手杖一般豪迈——不过，那毕竟是一家餐馆，吃完饭我们就得开车过桥，回到偏僻的内地去。这个供大学生纵情狂欢的纽约，这个集合了“布斯特诺比”、“闪雷”和“杰克”(8)的纽约，已经渐渐成了一个叫人惊恐的地方，尽管，我时时回到这里，唉，喝下一杯又一杯“米斯特”(9)，但每次我都觉得这是对某种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的背叛。我混迹其中，与其说是为了荒淫无度，倒不如讲是出于躁动与渴望，而那些岁月也几乎没有留下一丁点愉快的回忆；正如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言，那些无所依傍的男人到卡巴莱夜总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乖巧可心的女人。其余种种，不过是在糟糕的空气里浪费时间罢了。

可是，那一晚，在伯尼的公寓里，生活既甜美又安全，这里萃集了所有我在普林斯顿渐渐爱上的物事。室外街上传来的市声艰难地穿过书本垒成的高高的路障钻进屋内，与双簧管轻柔的乐声混杂在一起；唯一不甚和谐的音符是一个人撕开请柬时发出的清脆声响。我找到了纽约的第三个象征，开始打探类似的公寓要多少房租，想方设法寻找适合与我合租的朋友。

机会渺茫——因为此后的那两年，我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就跟一个罪犯对服装款式的决定权差不多。我在1919年重返纽约，彼时我正纠缠在生活的乱麻里，所以根本不会梦想在华盛顿广场上度过一段“隐修时光”。当务之急是在广告行业里赚够钱，好在布朗克斯租一套乏味的双人公寓。那个牵动人心的姑娘(10)与纽约素未谋面，但她真是够聪明的，就是不肯来。于是，在一团焦躁与抑郁的阴霾中，我度过了平生最难忘的四个月。

纽约呈现着鸿蒙初开般的各色虹彩。从战场上归来的军队在第五大道上行进，姑娘们发自本能地从东边和北边向他们涌来——这是最伟大的国家，空气里充满节日的味道。当我在某个周六下午像幽灵似的在“红屋广场”上徘徊时，当我到东六十区参加流光溢彩的花园派对，或者在“巴尔的摩酒吧”里跟普林斯顿的校友们不醉不归时，我的另一半人生的画面总是悄然浮现——我在布朗克斯的那个灰头土脸的房间，我在地铁里立足的那方小小的空地，我对“亚拉巴马当日来信”的凝神守望——信会来吗信里会怎么讲？——我那寒酸的套装，我的贫困，我的爱。我的朋友们体面地投入了生活，而我却奋力驾着我那可怜巴巴的双桅船挤进滔滔中流。金装粉饰的小伙子们在“二十人俱乐部”里围着年轻的康斯坦丝·贝内特(11)团团转，耶鲁-普林斯顿俱乐部的同学们欢呼着庆贺我们战后第一次聚首，还有我时常出入的巨富豪宅里的那种氛围——如是种种，于我而言都是一片虚空，尽管我觉得这些景象不无难忘之处，也遗憾自己的心思竟然寄托在别样的浪漫上。最狂欢的午宴也好，最迷幻的卡巴莱夜总会也罢——它们都一样；我迫不及待地从那里脱身，好回到我那个克莱蒙特大道上的家——之所以算是家，只因为那里可能会有一封信等着我。我那些关于纽约的宏伟梦想被一一玷污。当我与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邋遢的女房东面谈时，记忆中伯尼寓所的魅力便与其他种种一并消逝。她跟我说，我可以把姑娘们带回房间，这念头让我颇为沮丧——我为什么就应该想把姑娘们带进自己的房间呢？——我已经有一个姑娘啦。我在第一百二十七号大道中心漫步，憎恶那里活力充沛的生活；我在格雷杂货铺里买来廉价戏票，希望能在几个钟头里，沉浸于我对百老汇的往日激情中。我是个失败的人——在广告业里籍籍无名，当作家又不得其门而入。我讨厌这城市，我怒吼，我花掉最后一美分醉酒、饮泣，然后回家……

……捉摸不透的城市。随后发生的，是那段华而不实的岁月里成千上万个成功故事的其中之一，但它在我自己的那部“纽约电影”里却举足轻重。六个月之后当我回到纽约，编辑部和出版商的办公室向我敞开，剧团经理乞求剧本，电影界渴望银幕素材。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们接受我，并不是把我看成一个来自中西部的人，甚至也不是什么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而是纽约城希望树立的主流类型。要说明这一点，先得讲讲1920年的大都会是怎么回事。

那时已经有了今日之高耸的白色都市，已经有了繁荣景象带来的狂热行径，而某种“言讷词穷”的现象却普遍存在。与别人一样，专栏作家F. P. A(12)揣测着个体与人群的脉动，但他下笔羞怯，一如隔窗观望。社交界与本土文艺尚未水乳交融——那时艾琳·麦凯还没有嫁给欧文·柏林(13)。彼得·阿诺(14)笔下的人物不会触动1920年的市民，而且，除了F. P. A的专栏之外，大都会风范还没有找到别的讲坛。

然后，转瞬之间，“年轻一代”这个概念渐渐将纽约生活的诸般元素熔于一炉。五十岁的人也许会假设仍然存在一个“四百”阶层(15)，麦克斯威尔·博登海姆(16)也许会假设有一个值得浓墨重彩描摹的“波希米亚圈”——不过，将这些亮丽、放荡、活力四射的元素杂糅交融的做法，即发轫于彼时，一个比艾米莉·普莱斯·泼斯特(17)的“桃花实心木晚宴”更有生气的社交罔，亦初露头角。如果说这个圈子创造了鸡尾酒派对，那么，它同样推动了“公园大道智慧”(18)的发展，有史以来头一遭，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能形成这样的看法：比起到千篇一律的澳洲灌木丛里艰苦跋涉，纽约之旅要更有意思一点。

转瞬之间，还没来得及证明我担任不了这个角色，我，这个对纽约的认知比不上任何一位上任六个月的记者，对社交界的了解比不上任何一个纽约里茨饭店大堂男侍应生的家伙，被人推上了这样一个位置：非但要担任“时代发言人”，而且要充当那个时代的典型产品。我，如今毋宁说“我们”，并非确凿知晓纽约究竟对我们有怎样的期待，对此大惑不解。几个月之后，当我们踏上大都会冒险之旅，几乎已经对自己到底是谁一无所知，也弄不明白我们在从事什么工作。冲着城里的喷泉跳一次水(19)，或者轻慢地犯一点儿法，都足以把我们送进八卦专栏，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五花八门的话题，都会引用我们的说辞。实际上，我们的“人脉”也就只有半打尚未成家的大学校友，外加几个新认识的文学圈朋友——我记得有个孤独的圣诞节，我们在城里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栋房子可以去。我们找不到可以依附的核心，只好自己组成一个小小的核心集团，然后渐渐地把我们惟恐天下不乱的性格融入当代纽约的画面。说得更确切些，纽约把我们给忘了，所以任凭我们住下来。

上述说法并非客观描摹城市变迁，而是叙述笔者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变化。在1920年的喧嚷混乱中，我记得曾有一个炎热的周日夜晚，我坐在一辆出租车顶上驶过寂寂无人的第五大街，记得在里茨饭店清凉的日式花园里与愁眉苦脸的凯·劳瑞尔(20)以及乔治·让·内森(21)共进午餐，还记得我整夜整夜地写作，为区区蜗居付出高昂房租，买下外表华丽、内部受损的汽车。第一批地下酒吧应运而生，闲庭信步已经过时，“蒙马特”成了舞会的时髦场地，“莉莲·塔诗曼”(22)的金发在醉醺醺的大学生身边交缠。当红的剧目是《贵妇的沉沦》和《圣洁与渎神之爱》，在“午夜欢腾”你能与“玛丽昂·戴维斯”(23)紧挨着手肘共舞翩跹，在小型歌舞队里没准还能挑到风情万种的“玛丽·海”(24)。我们就像是一群小小孩，闯进了一个漂亮的、未曾勘探过的大谷仓。我们被人派到坐落在长岛上的格里菲斯的工作室，面对《一个国家的诞生》(25)里那些熟悉的面孔，我们禁不住发抖；后来，我意识到，在这座城市倾泻给本国的大量娱乐活动背后，只有许多既失落又孤独的人。电影演员的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的相似之处在于，它在纽约，却又不属于纽约。它几乎没有自我，也没有核心：当我与多萝西·吉许(26)初次相逢，我只觉得我们俩都站在北极，天上正在下雪。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家，但那注定不是纽约。

无聊时，我们用某种于斯曼(27)式的固执来打量这座城市。某日下午，在我们的“公寓”里孤零零地吃橄榄三明治，喝一夸脱佐埃·阿坎(28)送来的“布什米尔威士忌”，然后出门投入这座刚刚被施了魔法的城市，伴随着出租车时断时续地在温柔夜色中行驶，我穿过一道道奇特的门，走进一间间奇特的公寓。终于，我们与纽约融为一体，将它拖曳在身后走过一扇扇门。即使到了现在，走进许多公寓自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以前来过这里，要不就是来过楼上或者楼下的哪一间——是不是我企图在“丑闻酒吧”里脱掉衣服的那天夜里？要不就是那一晚，（第二天早上我惊讶地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标题：）“菲茨杰拉德在‘人间天堂’袭警”？(29)我可没有在争执中占上风的本事，只好徒劳地拼命回忆来龙去脉，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在“韦伯斯特厅”(30)里落到这步田地的。在那段时间里，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某个下午乘着一辆出租车从高高的大楼之间驶过，头顶上是紫红与玫瑰红混杂的天空；我开始嚎啕大哭，因为我已经有了我想要的一切，我知道以后再也不会如此快乐了。

要说明我们身处纽约是如何不胜惶恐，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时，为了让自己安心，我们回到了圣保罗的老家——如果让一个小宝宝降生到那个魅力与孤寂并存的世界里，似乎不太合适。可是，一年之后我们就回来了，把以前做过的事情重来一遍，心里却并不怎么欢喜。我们挥霍无度，但我们还保留着某种近乎戏剧性的天真，而保留天真的方式就是宁愿充当被观察者而非旁观者。但是天真本身并没有终结，当我们的心智不情不愿地日渐成熟，我们开始看懂了整个纽约，于是努力存下它的某些部分，好满足今后的自己——我们难免会蜕变成那样的。

太迟了——或者说太快了。在我们眼里，这个城市难免与或和缓或极致的纵酒狂欢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在回到长岛时头脑才能清醒，我们并非一直呆在纽约。我们不想迁就这座城市。我所说的第一个象征现在成了一段记忆，因为我知道成功与否全在于自己的心态；我的第二个象征如今已成了家常便饭——我早在1913年就开始崇拜的两位女演员已经在我们的屋子里吃过饭了。然而，某种恐惧在我心中滋生，生怕第三个象征也会黯然失色——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城市里，伯尼寓所里的那份宁静即将荡然无存。伯尼本人去了欧洲，而那些单身汉们则成了那些比我们更大、更利于社交的宅邸的候补生。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广交天下”——也就是说，那些可能会出席管弦乐团首演、并被拉尔犬·巴顿(31)画成漫画的名人，大半我们都认识。

但是我们已经不再重要。我前几本书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记述了飞女郎的行为活动，而这个现象到1923年已经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部是这样。我决定用一个剧本去冲击百老汇，但百老汇却把他们的侦察员派到了大西洋城，那个主意还没实施就给取消了，所以当时在我看来，这座城市与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互给予的了。我要把我在长岛天天呼吸到的气息带走，在陌生的天空下让它悄然显形。(32)

又过了三年，我才再度见到纽约。当船沿着河道溯流而上，城市便在晨曦中粲然盛放——下纽约的白色冰河如同一座桥上的拉索一般跌宕而下，又陡然升起，直奔上纽约而去，如斯奇迹，宛若一挂悬垂在群星下的飞腾着细沫的光弧。甲板上有一支乐队开始演奏，可是城市的那份威严使得这首进行曲显得微不足道，只不过是一串叮当作响罢了。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纽约——无论我会多么频繁地离开它——终究是家。

城市的节奏已骤然转变。1920年的踌躇不定已经淹没在一声坚实而洪亮的咆哮中，我有很多朋友都富起来了。然而，1927年，纽约的躁动已近乎歇斯底里。派对规模更大了——比方说，那些在“康帝纳斯”开的派对就能与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传说中的舞会媲美；节奏更快了——种种迎合放荡生活的服务设施给巴黎树立了榜样；演出更露骨了，房子更高了，道德伦常更宽松了，酒精更便宜了；可是，所有这些好处其实并不怎么叫人愉快。年轻人早早地就心力交瘁——他们二十一岁就过得又艰难又疲惫，谁都没贡献出什么新东西，只有彼得·阿诺除外；也许，有关纽约经济繁荣时代的一切，但凡爵士乐队无法表达的东西，都让彼得·阿诺及其合作者说清道明了。许多并不是酒鬼的人一周里也有四天情绪亢奋，到处都有人动不动就要寻衅滋事；凭着某种共同的神经质，各类团体齐聚一堂，吊儿郎当、搁置不决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西班牙人的午睡一样得到普遍的体谅。我大部分朋友都喝得太多——他们越是跟上时代的节拍，就喝得越多。既然在纽约的宽宏大量面前“努力”本身全无尊严可言，那么用一个贬值的词儿来形容这局面就很合适：一套成功的程序成了一场恣意狂欢——我就陷在文学界的狂欢中。

我们在纽约呆了几个钟头，我发现每回我来到这个城市，都会陷进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事情，弄得我没过几天就会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中登上开往特拉华的火车。纽约城里的所有区域都已经腐化堕落，然而，当我天黑时坐车往南穿过中央公园，再往前，第五十九大街的外墙次第掠过，楼房里的灯光投射在外面的树上，每每此时，我就能找到彻底的宁静。我遗失的城市又出现了，冷静地裹在它的传奇与承诺里。但是这种超然物外的闲情从来不会持续很久——既然那些劳工只能居住在城市的胃里，我就不得不栖居在城市思路混乱的大脑里。

取而代之的是地下酒吧——原先的酒吧很奢侈，就是在耶鲁和普林斯顿校园里做广告的那种，后来演变成啤酒花园，那里闪现着黑帮狰狞的面孔，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德国人在娱乐表演中体现的良好素养，再后来又变成古怪的、更为险恶的所在，在那里盯着你看的是面孔像花岗岩一般冷酷的小伙子，欢快的氛围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野蛮凶残的气息，足以让新时代腐化、倒退到本来已经过时的状态。回想1920年，我只不过提议在午餐前来杯鸡尾酒，就让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商人大惊失色。到1929年，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半数都能找到酒精，而半数的大楼里都有一家地下酒吧。

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地下酒吧和“公园大道”的存在。在过去的十年里，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穆雷山、第五大道上的法式别墅或是消踪匿影，或是渐渐没有了任何表现力。这座城市被蛋糕和马戏团塞得鼓鼓囊囊、愚不可及，用一个新词儿——“哦，是吗？”（“Oh yeah?”），就足以概括被近来宣告建造摩天大楼的消息所激发的热情。我的发型师在股市赢了五十万以后就退休不干了，我还发现，那些冲着我鞠躬或没有冲着我鞠躬的服务领班，要比我富裕整整一大截。这可没什么好玩的——我再次受够了纽约，安全地登上船（那里的酒吧始终在无休无止地狂欢）奔赴法国那些温暖可人的房间，这感觉真好。

“纽约有什么新闻？”

“股票涨了。有个宝贝儿谋杀了一个恶棍。”

“没别的了？”

“没了。收音机在大街上吵吵嚷嚷。”

我曾经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第二幕可言，然而，处于经济繁荣期的纽约当然有第二幕。当时我们正在北非的什么地方，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坠落的闷响，那声音在最辽远的沙漠荒原上回荡。

“那是什么？”

“你听见了吗？”

“没什么事。”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该回家看看了？”

“不——没事。”(33)

两年之后的昏暗秋日，我们又见到了纽约。我们在路上碰到那些礼貌得有些古怪的报关经纪人，后来又低着头、手里攥着帽子，满怀敬畏地穿过激荡着回声的“墓地”。一片废墟中，有几个幼稚的幽灵还在玩耍，企图伪装成他们还活着的样子，但他们狂热的嗓音和滚烫的面颊却泄露出化装舞会式的空洞浅薄。鸡尾酒派对，作为狂欢岁月最后一名空洞的幸存者，应和着伤者的悲叹：“开枪杀了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谁来杀了我吧！”，还有来自垂死者的呻吟与哀号：“你有没有看到‘美国钢铁’又跌了三点？”我的发型师回到店里恢复工作；那些服务领班们又开始点头哈腰地把人领到桌前——如果现在还有人值得被点头哈腰的话。从废墟中，茕茕孑立、神秘莫测一如斯芬克司，帝国大厦拔地而起(34)，而我以前一直有个老习惯：每逢作别这美丽的城市，都要爬上最高处极目远眺，所以这回我就爬上了这幢最近落成且最为华美的大厦。随即我恍然大悟——什么都说得通了：我发现了这个城市最大的错误，它的潘多拉之匣。纽约人满腹傲气地登上此地，却沮丧地看到，眼前的景象完全在他意料之外，这座城市并非如他所想，路通路街连街绵延不绝，它明明是有边界的……从这幢最高的建筑俯瞰，他第一回目睹城市的边界消逝在四面的乡野，融入一片蓝绿之间，唯有后者才真的是无远弗届。这番可怕的顿悟让人进而明白，纽约终究只是一座城市而不是整个宇宙，于是他在想象中精心搭建的那一整套熠熠闪光的观念体系轰然落地。这就是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35)送给纽约市民的潦草的礼物。

于是我告别了我遗失的城市。从清晨的摆渡船上看过去，它再也不是关于美妙成功与永恒青春的轻声细语。那些在城市空旷的剧场正厅里欢腾雀跃的风骚娘们，无法让我想起1914年那些浮现在我梦中的难以言喻的女郎。还有当年那个拄着手杖向他的世外桃源走去的伯尼，如今已经皈依了共产主义，为了替南方的磨坊工人和西部的农民伸张正义而伤透脑筋，而回首十五年前，他们的声音并未穿透他书房的墙壁。

除了记忆，一切都已失落，然而，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满怀好奇地看着1945年的某期《每日新闻》(36)：

半百男人在纽约夺命狂奔

菲茨杰拉德屡屡金屋藏娇

遭愤怒枪手谋杀

所以说，也许有朝一日我注定要回来，在这个城市里找到迄今我只在书上读到过的新体验。而此时此刻，我只能放声呐喊，我遗失了我那璀璨的梦幻。回来吧，回来，那闪闪发光的，纯白无瑕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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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菲茨杰拉德的毕生好友，著名文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他亦是本书的整理编选者。

(2) 即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1358—1423），其诨名是迪克，英国商人，三次任伦敦市长，传说原为穷苦孤儿，因摩洛哥鼠害甚烈，国王高价买下他的猫而成为巨富。

(3) Midi，法国南部地区。

(4) 即伍尔沃思公司，成立于1911年，在全美经营千余家五分一角的百货连锁零售商店，为近代“五分一角”零售商店的创始者。

(5) 又称“社会问题剧”，其特征是提出并剖析某个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剧中，人物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只是代表某个问题或某种思想的符号。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典型的问题剧。

(6) 在菲茨杰拉德最著名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就借叙述者尼克写过：“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而在本文中提到的“我的女孩”，是指菲茨杰拉德的初恋对象吉内芙拉·金（Ginevra King）。

(7) 菲茨杰拉德的一位姓费（Fay）的早年密友，他们早在明尼阿波利斯时就已相识，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人间天堂》里的“达西大人”就是以“费大人”为原型的。

(8) 原文分别为Bustanoby's, Shanley's, Jack's，均为纽约著名的餐馆和卡巴莱式夜总会，后者一般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的表演。

(9) Alcoholic mist，一种加冰块和柠檬皮的威士忌或其他烈酒。

(10) 应指菲茨杰拉德后来的妻子泽尔达。

(11) 康斯坦丝·贝内特（1904—1965），美国广受爱戴的著名女演员，主要作品有《玫瑰床》、《午夜之后》等。

(12) 即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Franklin Pierce Adams，1881—1960），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其先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邮报》等开设著名专栏“指挥塔”。

(13) 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1888—1989），美国词曲作者，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曲作者之一。二十年代中期，他以犹太教信徒的身份，娶天主教徒、邮政电报公司老板的女儿艾琳·麦凯为妻。当时，这段罗曼史因为双方身份迥异且遭到女方家庭激烈反对而轰动一时。

(14) 彼得·阿诺（Peter Arno，1904—1968），美国漫画家，从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描摹纽约典型人物著称。

(15) 指名流，最时髦的上层社会，典出19世纪纽约J. J. Astor夫人的舞厅仅能容纳400人，被报道为“纽约人所共知者仅此四百人”。

(16) 麦克斯威尔·博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1892—1954），美国诗人、小说家，活跃在爵士时代，被奉为“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君主”。

(17) 一位专写社交礼仪图书的美国作家。

(18) 纽约曼哈顿上比邻中央公园的干道，二十年代初期正是这条道路的蓬勃发展期，高楼拔地而起，那里渐渐形成全球最昂贵的房地产区域，居住着许多顶尖的政治、经济及文艺名人。

(19) 菲茨杰拉德擅长跳水，文学记者伯顿·拉斯科曾撰文提到：“有时他能从极高处跳进一个里面仅仅部分注满水的浴缸。”

(20) 凯·劳瑞尔（Kay Laurell，1890—1927），美国红极一时的戏剧及电影女星，嫁给福克斯公司总裁，年仅三十七岁死于肺炎。

(21) 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1882—1958），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及编辑。

(22) 莉莲·塔诗曼（Lilyan Tashman，1896—1934），美国著名默片女伶。

(23) 玛丽昂·戴维斯（Marion Davies，1897—1961），美国女演员，丈夫是报业巨头，她在社交场上的名声甚至比演艺成就更受人瞩目。

(24) 玛丽·海（Mary Hay）美国歌舞杂耍及默片女演员。上面提到三位女演员都是借喻，作者的意思是，当时的酒吧里美女如云，触目都是星味十足的女人。

(25) 这里指的是美国划时代的电影名导大卫·格里菲斯（1875—1948）及其代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

(26) 多萝西·吉许（Dorothy Gish，1898—1968），与其姐莉莲·吉许同为美国著名女演员，都属于格里菲斯的御用班底。

(27) 于斯曼（Charles-Marie-Georges Huysmans，1848—1907），法国小说家，以小说《逆流》等闻名于世，风格近自然主义，语言华美而难解。

(28) 佐埃·阿坎（Zoë Akins，1886—1958），美国剧作家及诗人，前文中所说的《贵妇的沉沦》就是她的作品。

(29) 这个掌故的来龙去脉，按照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说法，他只是在某一晚与警察有过一番温和的争执，第二天就被报纸大做文章。新闻标题中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正是菲茨杰拉德赖以一鸣惊人的处女作的书名。

(30) 纽约的一个酒吧。

(31) 拉尔夫·巴顿（Ralph Barton，1891—1931）二十年代颇具代表性的漫画家，曾为《名利场》等杂志画过大量名人的漫画，尤其擅长名人云集的场面速写。后因精神疾病自杀，死时未满四十岁。

(32) 从1923年到1926年间，菲茨杰拉德夫妇在法国生活。

(33) 根据上下文，这里可能是用超现实的手法暗示1929年纽约华尔街股市崩盘，由此揭开大萧条的序幕。

(34) 纽约帝国大厦始建于1930年3月，是当时使用材料最轻的建筑，由于其建成于西方经济危机时期，成为后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象征。楼高443米，当年曾为世界第一高楼，至今仍是纽约市的头号标志性建筑。

(35) 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1873—1944），美国著名政治家，曾四次当选纽约州长，竞选总统时输给胡佛。此后他担任建筑公司总裁，直接促成了帝国大厦的建成。

(36) 本文写于1932年，如果作者活到他所想象的“1945年”，则正好年满五十岁。但菲茨杰拉德在1940年即猝死，年仅44岁。

林

1933年10月

曾有一年半时间，谨以此文抒发赞赏之情的笔者是林·拉德纳(1)最熟稔的伙伴；而在此之后，因两地相隔，我们极少联络。1931年我和妻子见了他最后一面，当时他看起来似乎已经躺上了临终的床榻——目睹这个六英尺三英寸的好人羸弱地躺在病房里，真是教人无比伤心。他的手指夹着一根火柴直打哆嗦，紧贴在他那俊美的头颅上的皮肤就像是一副面具，上面写满了无限悲伤和紧张的痛楚。

1921年当我们初次相逢时，他给我的是全然不同的印象——他看上去浑身都洋溢着一股安静的活力，这股活力能让他比谁都活得长，也会帮他应付足以摧毁任何体格的、旷日持久的工作与玩乐。当时他刚刚因为那则著名的“幼貂与大衣”的传奇而震惊全国（与之相关的是一个就“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打的赌，赌注是“将幼貂做成毛皮衣”），而那场赌的证据——一件漂亮的貂皮大衣，当时就被他太太穿上了身。在那些岁月里，他对人，对体育、桥牌、音乐、舞台、报刊杂志和书本都很感兴趣。然而，尽管我浑然不觉，他的变化其实已经开始——那难以排解的沮丧与他如影相随了十余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他几乎不眠不休，毅然牺牲短暂的假期，献给简单的娱乐，大部分时间是和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格兰特兰德·莱斯或者约翰·维勒(2)。许多许多个夜晚，我们就着一箱加拿大淡啤酒侃侃而谈，直到天色大亮，于是林站起身打个哈欠：“好吧，我猜这个钟点孩子们已经去上学了——我也该回家了。”

好多人的悲伤都萦绕在他心头——比如，医生对漫画家塔德(3)宣判的死刑（事实上，他差点就要比林活得更长了）——他似乎认定，对这样的事情他有能力也有义务做点儿什么。彼时他一直在拼命完成稿约，其中一部以“二流棒球手”为主角的连环漫画真可谓“骇人听闻”，显然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失去了方向，只能沦为“文案”了。于是他希望将自己那份颇有喜剧性的责任感转化成替他人解决问题的渠道——把某个朋友引荐给一位剧院经理啦，替某个朋友找份工作啦，设法让某个朋友加入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啦。这样的努力常常超出实际需要；隐藏在背后的真相是，林在退出——虽然到死他都是个既忠诚又尽责的职员，可早在他去世十年前，他就已经无法在工作中找到任何乐趣了。

大约就在那时（1922年），一家出版社打算重出他的旧作，并将他新近写的短篇小说集结成册，这让他觉得自己在文学领域及公众世界获得了一席之地，而且，门肯和F. P. A一再发表评论为他正作家之名，这也给了他某种满足感。不过，我想那时他并不在意——尽管很难理解，但我想，除了他跟某几位的私人关系之外，他真的对别的事情一点都不在乎。可以拿来作例证的是他对于仿效者的态度，除了衬衫之外，他身上的一切都给他们扒光了——只有海明威遭受过同样彻底的洗劫——此事给仿效者们带来的困扰，倒要比给林带来的困扰更多。他的态度是，如果他们写到一半给堵住了道，那他乐意帮他们渡过任何难关。

在这段收入丰厚且在“高眉”和“低眉”两端的声名都日渐稳固的时期，林却认为，有那么两项雄心壮志，要比那些日后令他被人们铭记的工作更重要：他想成为一名音乐家——有时候他颇为自嘲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倍受挫折的作曲家——他还想写戏剧。他跟剧院经理们做的买卖说来话长：他们总是会把先前约他干的活忘得精光，还收下他们压根不会拿去制作的脚本。（林留下了一份含讥带讽的齐格菲尔德语录。）只有为人实在的乔治·考夫曼(4)帮他实现了梦想，而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无法从中得到应有的满足了。

上述段落的要点在于，无论林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都不及他“能够”取得的成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林对自己的工作抱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这种态度最早应该追溯到何时？——追溯到他在一个密歇根村庄里度过的青年时代吗？当然还应该追溯到他混迹在“童军”(5)中的时光。在那些年月里，大部分有出息的男人都接受成人教育，而林则在“战斗学校”里跟十几个文盲作伴，一起玩“男孩游戏”。这个“男孩游戏”的各种可能性都没有超越一个男孩子能够掌控的范围，它给封闭在四面围墙中，将新奇或危害，改变或冒险挡在墙外。这种素材，以及在这种环境里形成的观点视角，成了林在心智最为规范化的那段时间里学习的教材。作家若想将他的历险记吹得天花乱坠，可以等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以后，但是衡量、评价这些冒险的标准早在二十五岁就已经形成，且无可逆转。无论林切入得怎样深，他那份蛋糕的直径就跟弗兰克·强斯(6)的钻石一样大。

这里说到的是艺术性问题，而这一点预示着将来的麻烦。只要他写的东西局限在那个小天地里，那么成果就是极为出色的：在那里，他听到的、记录下的，是一片“大陆”的声音。然而，不可避免地，当他的兴趣渐渐超出这个范围时，林还剩下什么呢？

他还剩下他那精妙的语言技巧——他只能无助地守在那些小小的地盘上。在那个塑造了他的世界里，他那种喜气洋洋的反讽得到了释放。他奋力走自己的路，试图洞悉人们的动机，以及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可能诉诸的方法。可是现在他有了个新问题——该怎么处置这些材料呢？他继续注视着，视神经又恢复了“洞察力”，但是再也不能把它们扔进小说里了，因为这些洞察力再也不能用老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了。他的商业价值完全建立在他对于体育的鉴赏力上，这一点从来不是最最致命的问题；麻烦的是，他找不到更为优雅的东西。想象一下，设若将人生设计成一项由美妙的肌肉组织构成的事业——一种崛起，一番努力，一次恰到好处的暂停，一滴汗水，一场沐浴，一顿饭，一份爱，一段睡眠——想象这样的人生已然达成；再想象一下，如果试图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复杂得可怕的人生，在那里，一切——哪怕是最伟大的观念、工作和成就——都是乱麻一团、污迹斑斑、曲折蜿蜒——这样一比照，你就能想象，当林走出棒球场，他面对的是怎样的混乱。

他坚持记录，但他再也不会刻意筹划了，如此日积月累，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也让他晚年的精神倍受伤害。阻碍他的并不是对密歇根州奈尔斯的牵挂——而是保持沉默的习惯，那是在面对他曾赖以生活、工作的那块“象牙”(7)时养成的。记住，那可不是一块卑贱的象牙——对此林作过论证——它是一块傲慢的、专制的、常常还有夸大狂症状的象牙。他先是养成了沉默的习惯，后来又养成了压抑的习惯，最终，他在《纽约客》上发表古怪的、声讨色情歌曲的小檄文，以这种形式来发泄这份压抑。他跟自己达成了协议，只把一小部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笔者曾向他提议，在他能充分展示才能的地方搭建起某种结构框架，它应该是某种深度个人化的东西，某种林能够从容面对的东西，可他根本没把这主意放在心上；他是一个已经感到幻灭的理想主义者，但他对他的命运女神恪尽职守，别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与他灵犀相通——“这种东西是能印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然而，这属于那种根本就写不出来的玩意。”

他把自己埋在这样的问题里，抱怨自己拿不出什么大作品，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为人骄傲，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能力说得一钱不值。他不愿意“告诉所有人”，因为在他人生中一段至关重要的时期里，他养成了不这样做的习惯——而且他把这一点渐渐提升成一种彰显品位的标准。拥有一点见鬼的洞察力，从来不能让他满足。

所以，他的去世非但会让人觉得是一种个人损失，而且人们相信，林留在纸上的东西要比其他任何一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都少。有一部《你知道我的，艾尔》，有十多本精彩的短篇小说（我的上帝，他甚至没收集过——《该怎么写短篇小说》中的材料，都是通过在公共图书馆翻拍旧杂志才得来的！），还有一些继刘易斯·卡罗尔之后最躁动最有灵气的打油诗。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偶见亮点的泛泛之作，我想给林帮个不讨好的忙，提议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祭坛上供人膜拜，它们是对马克·吐温的衣钵最为轻松随意的继承。那区区三卷本看起来是足够了——对每个不认识林的人而言。但是我斗胆说一句，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他的人格只有一部分反映在其中。骄傲，羞怯，庄重，狡黠，礼貌，勇敢，善良，慈悲，正直——怀着由上述品质激发的爱心，他在人们心中唤起了额外的敬意。他的目标，他的意愿，一旦付诸行动，都会成为与他相处时教人心生敬畏的因素——每一件事他都能说到做到。他常常都是忧郁的贾克斯(8)，确实可以算是个伤心的伙伴，然而，无论面对何种境遇，他身上都会散发着一种高尚的尊严，因此，花时间与他在一起，似乎总是很值得。

在我书桌上，此刻，搁着林写给我们的信；其中一封有一千个词，另一封有两千个词——戏剧界的闲聊，文学圈里的谈话，闪现着智慧的火花，但不算很多，因为他深感力怯，想把精华存起来放到作品里，他还用寥寥数笔勾勒了他参加过的活动。我找了一段最为典型的，抄录如下：

“上周五晚上大家各自付账看演出。我和格兰特·莱斯(9)预定了一张桌子，供十人就座，不能再加位子的。喔，我先是邀请了杰罩·肯，可他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我，说他来不了。于是我又去问格兰特·莱斯，他说他想不出有谁可以替补，可是既然票子很贵，那么若是浪费掉我们那张多余的，可真是说不过去呢。所以我致电琼斯，琼斯说好吧，还问他可不可以把他的好伙计，一位前参议员一起带来，那人在华盛顿时待他很不错。我说我很抱歉，我们那桌已经满啦，何况，我们再也没有多余的票子了。‘没准儿我能从什么地方挖出一张票的，’琼斯说。‘我可不信。’我说，‘不过，无论如何，关键是我们那张桌十没位子啦。’‘好吧，’琼斯说，‘我可以让参议员在别处先吃好饭，然后跟我们一起看演出。’‘好啊，’我说，‘可是我们没有票子给他啊。’‘好吧，我使劲想个办法，’他说。唉，他使劲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和参议员都带来，害得我花了大把的时间又去搞来一张票子，再把参议员塞到另一张根本就不欢迎他的桌上，后来，到了晚上，参议员对琼斯千恩万谢，说他是世上最好的伙计，而我只得道一句晚安。

“行啦，我得搁笔了，去啃一条胡萝卜。R．W．L．”

即便在一封电报里，林也能将自我浓缩表达。下面有一份：你何时回来为何回来请回答　林·拉德纳。

此刻不宜怀念林性情中喜好交际的成分，尤其是因为早在他去世前很久，他就已经不再从放浪形骸——事实上，这包括所有被称之为娱乐的活动，唯一例外的是他对音乐的终生眷恋——中寻找乐趣了。承蒙电台和许多被他的巨大魅力吸引到病榻前拜望的音乐家们，他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丝慰藉，他将这股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欢天喜地将科尔·波特(10)的歌词改写后发表在《纽约客》上。不过，笔者不说十年前住在林的隔壁时两人曾在种种境遇里有过种种共同经历，曾在许多人许多事上浪掷多少言辞，乃是出于对往事的逃避。我从来不觉得我对他的了解已经足够透彻，也不觉得别人了解他——那种感觉并不是说，他身上还藏着别的东西，应该让它冒出来，毋宁说那是一种本性上的差异，它更像是这样一种情形：因为存在于自我中的某种缺陷，某人没能深入到某个悬而未决的、崭新的、无从言说的层面。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会觉得，如果林能将他脑海中、心眼早的想法多写一点出来，该有多好。那样的话，在我们心中，林能活得更久，作品本身也会很有意义。可我真想知道那是什么，而且我将会一直都很想知道——林想要什么，他希望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他又是怎么看待各种事物的？

一个伟大的美国好人死了。我们不要用鲜花抹杀他的个性，让我们往前走，看看那枚精致的纪念章，磨蚀着它的那些悲伤，也许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林没有敌人，因为他善良，他将轻松与快乐，带给了成千上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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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拉德纳（Ring Lardner，1885—1933），美国著名小说家、体育专栏作家，其作品以幽默讽刺著称，死于肺结核并发症。他是菲茨杰拉德的好朋友，据说后者的名作《夜色温柔》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之一就是拉德纳。

(2) 这两位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

(3) 即美国漫画家塔德·多根（Tad Dorgan，1877—1929）。

(4) 齐格菲尔德（Ziegfeld）是著名的百老汇剧院经理，而乔治·考夫曼（George Kaufman）既是剧作家又是制作人．他与林·拉德纳合作的剧目是《六月的月亮》。

(5) 指美国著名棒球队“芝加哥童军队”。拉德纳以体育报道起家，与该队渊源深厚。

(6) 美国棒球明星，曾率领“芝加哥童军队”四次夺得联赛冠军。

(7) 即指前文中所说的，林·拉德纳的写作题材所涉及的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象牙”一说可能来自简·奥斯丁，她形容自己的写作是“在两寸象牙上雕刻”。

(8) 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中的人物。

(9) 即上文所说的格兰特兰德·菜斯的昵称。

(10)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2—1964），美国作曲家，抒情诗人，著有音乐剧《五千万法国人》等。

“请将菲先生菲太太领到某某号房间——”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

1934年5月—6月

我们结婚了。(1)女巫似的鹦鹉在抱怨“比尔的摩”(2)富丽堂皇的镶木门前第一回冒出了剪着波波头的家伙。而这家饭店努力呈现的是复古风格。

“考莫多”饭店那褪色的玫瑰红走廊的尽头，通往地铁和地下的都市——一个男人卖给我们一辆破旧的“马蒙”车，一大堆疯疯癫癫的朋友花了半个钟头绕着旋转门转来转去。

在“西港”的寄宿公寓里，我们通宵达旦地写完一个短篇，直到附近的丁香迎着黎明开放。我们在苍白的晨雾中为了小说的寓意而争吵；而一件红色泳衣又让我们和好如初。

尽管我们看起来既年轻又放荡，某天深夜里曼哈顿饭店还是让我们住了下来。我们不知感激，在空空的衣柜里塞满了勺子、电话簿和一块方方正正的大针垫。

特雷莫饭店的房间光线暗淡，躺椅宽大得足够一个交际花折腾。海浪声弄得我们无法入眠。

华盛顿新威拉德饭店，电扇吹来桃子和热点心的味道，还有穿梭在大厅里的旅游推销员身上散发的一股子炭香。

而理查蒙德饭店有一格大理石台阶，有长长一溜关着门的房间，那些发出阵阵回声的小单间里，随处扔着几尊大理石雕像。

在格林斯威尔的欧亨利饭店，他们认为一对夫妻不应该穿得一模一样，都身着十九世纪的白色荷兰灯笼裤示人，而我们认为，浴盆里的水不该是红兮兮的泥浆。

翌日，夏日的留声机呜呜咽咽，仿佛层层翻卷起身在雅典的南方姑娘的短裙。杂货店里充盈着那么多气味，那么多蝉翼纱(3)，有那么多人正打算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在破晓时离开。

1921年

伦敦塞西尔酒店的人恭敬有礼；泰晤士河上那漫长的、壮丽的黎明和黄昏让一切显得有条不紊，尽管我们年轻幼稚，但无论如何，那些印度人和皇家仪仗队让我们难以忘怀。

在巴黎的圣詹姆斯-阿尔巴尼饭店里，我们搞得整个房间都充满了一股尚未加工的亚美尼亚山羊皮的气味，还把不会融化的“冰淇淋”搁到窗外，那里还有色情明信片，可我们已经怀孕了。(4)

威尼斯的皇家达尼埃利饭店有一台赌博机，窗台上积着几百年的石蜡，美国驱逐舰上有出色的军官。我们坐在一艘贡多拉上，一切恍若一首温柔的意大利歌谣。

佛罗伦萨的意大利饭店的大露台上，竹帘子，一个抱怨着绿色长毛绒的哮喘病人，以及一台乌木钢琴，都同样铭刻在记忆里。

不过，罗马大饭店镀金镶银的世界里有跳蚤出没；来自各国大使馆的人们躲在棕榈树后挠痒；侍应生说这正是跳蚤肆虐的季节。

伦敦的克莱里奇酒店供应盛在金盘子上的草莓，可那是个内景房，终日昏暗，侍应生根本不关心我们到底在不在，而我们也只能接触到他。

入秋，我们来到圣保罗市的“考莫多”饭店，街上黄叶飞舞，我们等着孩子降生。

1922—1923年

“广场饭店”(5)饱经风霜，雅致而低调，还有个帅气大方的侍应生领班，诸如借给你五块钱或者从你那儿借一辆劳斯莱斯之类的事儿，他向来不见外。那两年我们很少外出旅行。

1924年

巴黎的德蒙德饭店位于一个蓝色的幽深莫测的庭院尽头，那庭院就在我们窗外。我们犯了个错误，把女儿放在坐浴盆(6)里洗澡，第二天，她还把杜松子酒当成柠檬水喝下去，把午餐桌搅得乱成一团。

要吃羊肉得去耶尔的格林姆公园酒店，热烘烘的白色尘雾中，九重葛花就像它的色泽一般柔嫩脆弱。好多大兵在花园和妓院外面闲逛，聆听那些投进五分硬币就能自动演奏的钢琴。那些夜晚——空气里充满了杜鹃花和军队皮革气味的夜晚，总是蹒跚着爬上山，最后驻留在伊迪丝·华顿太太(7)的花园里。

在尼斯的鲁尔饭店，我们认定不要面朝大海的房间，认定这里凡是肤色黝黑的都是某某国王子，认定哪怕在淡季我们也住不起海景房。我们在露台上吃晚餐，星星跌落在盘子里(8)，为了与此地融为一体，我们想认认周围的面孔。可是没有人从这里经过，我们只能孤零零地与这深蓝色的华丽场景、与“鲁尔特色鳎鱼排”以及第二瓶香槟作伴。

蒙特卡洛的巴黎大酒店(9)就像是一则侦探故事里的宫殿。公务员发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门票，许可证，地图，还有新奇古怪的身份标识。我们在看起来颇为形式化的阳光下等了好一会儿，他们才替我们置备齐全，我们这才成了适合进入卡西诺赌场的客人。最后，既然大局已定，我们就端起架子，打发饭店的小厮去拿把牙刷来。

紫藤蔓低垂在阿维尼翁的欧罗巴饭店的庭院里，售货车载着曙光，辘辘前行。一位身穿粗花呢的女士在光线黯淡、邋邋遢遢的酒吧里孤零零地喝着马提尼。我们在丽舍饭店与法国朋友会面，聆听傍晚时分回荡在城墙间的钟声。教皇的宫殿如同一个匪夷所思的梦，穿过金色的余晖，耸立在宽阔宁静的罗讷河上，而我们则在对岸的法国梧桐下，一丝不苟地，无所事事。

就像亨利四世(10)那样，一位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在圣拉菲尔的欧陆酒店里给他的宝宝们喂红酒，时值夏季，未铺地毯，因此孩子们不肯就范的声响从楼上传下来，与杯盆碗盏的敲击声互相交织，倒也颇为悦耳。此时我们能认得几个法文词了，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安提布的杜卡普酒店几乎荒无人烟。白天的热气聚在蓝瓦白砖的阳台上萦回不去，就着朋友们先前在阳台上铺好的硕大的帆布垫子，我们让白天被烤焦的脊背体验温和宜人的感受，还发明了崭新的鸡尾酒配方。

热那亚的米拉马雷，花灯将黑魆魆的海岸线装点得流光溢彩，而黑夜中山峦的形态，则被高处的饭店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勾勒出来。但凡有男人神气活现地走过明艳的拱廊，我们就把他们当成尚未被人发掘的卡鲁索(11)，可是他们对我们言之凿凿，热那亚是个商业城市，同美国和米兰颇为相似。

我们在黑暗中抵达比萨，直到离开皇家维多利亚饭店打算出城时，才碰巧经过斜塔。它呆头呆脑独立于自家地盘。亚诺河泥水浑浊，远不如填字游戏上看起来那么历久弥新。

马里昂·克劳福德(12)的母亲死在罗马的奎林那尔饭店。所有的套房服务员都记得这一点，他们会向游客描述此事发生之后，他们是如何在房间里铺满报纸。起居室密不透风，棕榈树的枝叶挡住了道，窗都开不了。英国中年人在结实的椅子上打打盹儿，就着这家饭店的著名咖啡嚼嚼陈年盐渍花生，咖啡从一个活像汽笛风琴的器物里放出来，满是渣滓，就好比那种晃一晃就大雪纷飞的玻璃球。

在罗马的王子酒店，我们的主食是贝尔佩斯奶酪和科沃红酒，还跟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处女交上了朋友，她打算读完一套三卷本的博尔吉亚家族史(13)再走。床单湿漉漉的，夜幕被邻人的鼾声打得千疮百孔，可我们无所谓，因为我们总能下楼跑到西斯提纳大道去，沿街尽是些黄水仙和乞丐。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实在是太优越了，忍不住要翻翻导游手册，想替自己找点历史遗迹，等过腻了夜生活，逛遍了市集和罗马城四周的平原时，我们确实去了那些地方。我们喜欢圣天使古堡，为了它浑圆神秘的整体感，为了那条河，为了它底层周围的残骸。真叫人兴奋啊：在罗马的黄昏中，迷失于世纪与世纪之间，然后根据罗马圆形大剧场的位置找到自己的方向感。

1925年

在索伦托饭店，我们看到了塔兰泰拉舞，可这是原汁原味的，而我们以前见识过那么多更有想象力的改编……

一轮南方的太阳将奎西萨那饭店的庭院麻醉得昏昏欲睡。怪模怪样的鸟儿在气宇轩昂的柏树下抱怨着自己为什么老犯困，而康普顿·麦肯齐(14)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住在卡普里，是因为身为英国人，非得有个岛不可。

蒂贝里奥是一座高高的白色饭店，底层处，一座座卡普里拱顶仿佛替饭店镶上了一道扇形边，这些拱顶上的凹陷是用来挡雨的——可天上压根就不下雨。在我们攀登到这里之前，先是穿过那些迂回昏暗的小巷，岛上的“伦勃朗”肉铺及糕饼店在那里营业；然后，我们再度下山，投入“卡普里复活节”那昏天黑地的、异教徒的歇斯底里中，那是人之精神的复苏。

当我们回到马赛——这次又是往北——滨水区的街道都被港口的烈日给漂白了，行人们在街角的小咖啡馆里兴高采烈地讨论问题。眼前景象如此生气勃勃，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里昂的酒店里充斥着一股陈腐气息，也没人听说过什么“里昂式洋葱烧番茄”，我们对此番旅程颇感失望，就把雷诺小车留在马赛，坐火车去巴黎。(15)

佛罗里达饭店有形状呈斜三角的房间；窗帘架上镀的金粉都剥落了。

几个月后，我们重整旗鼓、南下旅行，在第戎我们六个人睡一间（迪登饭店，一家膳宿公寓，二法郎起。无自动抽水系统），因为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了。我们的朋友都觉得自己多少受了点连累，不过照样鼾声大作，一直打到早上。

在比利牛斯山的萨利，我们染上了“年度恶疾”——大肠炎，接受了一个疗程，在贝尔维旅馆里一间白色的松木房子休养，每当淡淡的落日从比利牛斯山上落下，霞光便映红我们的脸。我们房间的壁炉架上搁着一尊亨利四世的铜像，因为他的母亲就出生在那里。小别墅的木框窗上鸟粪斑斑——在雾蒙蒙的街上，我们买了头上带着嫩枝的藤杖，对于世间万物我们都有点兴味索然。我们有一出戏在百老汇上演，电影公司开价六万，可那会儿我们成了一对碰不得的瓷人儿，只觉得这些事情都没什么要紧。

病养完之后，我们雇了辆豪华轿车驶往图卢兹，路上先是歪歪斜斜地绕过卡尔卡松的灰色地带，再是穿过罕无人迹的“银色海岸(16)”。蒂沃利埃旅馆虽说装潢华丽，却几乎已经被弃置不用。我们不停地按铃叫侍应生来，好让自己相信，在这个邋遢的地窖里好歹还有点人气。他恨恨地出现，最后我们骗他给了我们那么多啤酒，以至于忧郁沮丧的气氛愈发浓重。

在奥科纳饭店，衣服上镶着白色蕾丝的老妇和着饭店摇椅那催人入梦的节奏，将自己的往昔岁月摇入细密心思中。不过，用一杯波尔图酒的价钱就能在盎格鲁街上的咖啡座上享受蓝色的黄昏，我们跳着探戈，看着少女们穿着与“蔚蓝海岸”相得益彰的轻薄衣衫，冻得瑟瑟发抖。我们和朋友一起去佩罗凯酒店，有一位穿着一身深紫蓝，另一位性子急，买了满满一车烤栗子，那种暖暖的焦焦的味道顿时散开，就好像在寒冷的春夜里慷慨疏财。

那一年，忧伤的八月，我们去芒通(17)旅行，在与维多利亚饭店隔海相望的一个活像水族馆的凉亭里叫了份法式炖鱼浓汤。山上种着泛着银光的橄榄树，呈现着真正的边远地带的风貌。

在里维埃拉度过第三个夏天之后，我们到戛纳的欧陆饭店拜访一位作家朋友。他独自收养了一只黑色的杂种狗，为此他颇感自豪。他有一栋漂亮的房子，有个漂亮的妻子，我们嫉妒他屋里舒适的、看起来就好像他已经从这世界隐退的种种陈设，而他也真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这样的状态泰然受之。

回到美国后，我们跑到华盛顿的罗斯福酒店去看我们各自的母亲。华盛顿那些按部就班、“成套供应”的饭店，让我们觉得住在里面就好像犯了渎神之罪——于是我们离开砖砌的人行道，离开榆树，离开华盛顿种种参差驳杂的特色，南下而行。

1927年

去加利福尼亚耗时如此漫长，有那么多镍制把手和精巧的小玩意儿得避开，有那么多按钮得求助，有那么多新奇花样，还有“弗雷德·哈维铁路餐厅”(18)，当我们的人里有一位认为自己患上了阑尾炎时，我们到了艾尔帕索。餐馆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纸巾和走私香水——我们很崇拜得州的巡逻兵，自打战后就再没见过屁股上佩着枪的男人。

我们抵达加州时正赶上一场地震。白天阳光灿烂，晚上薄雾缭绕。大使馆窗外，白玫瑰在薄雾中婀娜摇摆；一只聪明的、大惊小怪的鹦鹉用低沉的声音，冲着碧绿的池子嚷嚷费解的言辞——大伙儿当然把它们理解成污言秽语；天竺葵凸现着加州花卉的整齐划一、秩序井然。我们向黛安娜·麦纳斯的纯朴之美中所蕴涵的娇弱、孤高和简洁致敬(19)，在“匹克费厄”吃晚餐，对玛丽·毕克馥强韧、克己的人生叹为观止(20)。一辆细致周到的豪华轿车载着我们度过加州的时光，让我们被莉莲·吉许的娇柔脆弱深深打动——她对生活实在充满了太多的渴望，以至于像葡萄藤一样与神秘主义纠缠在一起。

然后我们去了威尔明顿(21)的杜邦饭店。有个朋友把我们带到一个类似封建领主庄园的地方，在桃花心木搭成的凹室里喝茶，阳光内疚地在银茶具上闪闪烁烁，有四种小糕点，四个身穿骑装、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儿，一位忙着保持往昔时代的魅力而顾不上替孩子们安排的女主人。我们在特拉华河边租了一幢面积很大的老房子，那些房间方方正正的气派和成排成排的柱子，给我们带来清心明智的宁静。院子里有灰暗忧郁的七叶树，还有一棵如同日本书法一般优雅鞠躬的五针松。

我们直奔普林斯顿。那里有家新开的颇具殖民地气息的酒馆，不过校园里仍然有饱经风霜、长满青草的阅兵场，仿佛能看见“轻骑哈里”(22)和艾伦·伯(23)的浪漫幻影。我们喜欢纳塞礼堂的老砖头恰到好处的形态，喜欢它看起来仍然像是一座承载早年美国理想的法庭，喜欢榆树道和草坪，喜欢大学的窗户向春天敞开——敞开，向着人生万物敞开——就那么一小会儿。

弗吉尼亚海滩上的骑士饭店里，黑人们穿着中裤。此地具有戏剧化的南方特色，其新奇之处多少有点无聊，不过这里有全美国最好的海滩；那时，别墅群还没造起来，海边还有的是沙丘，月光磕磕绊绊，跌进沙滩上的波纹中。

之后的出游，是一次北上奔赴魁北克的免费旅行。他们认为没准我们会写点什么。弗龙特纳克城堡饭店由玩具似的石拱搭成，俨然一座锡兵城堡。我们说话的声音被大雪削去半截，低矮的屋顶下挂着钟乳石状的冰柱，将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寒冬里的洞穴；我们的大半时间都呆在一个有回声作响的房间里，屋里搁着成排的滑雪板，因为那里有位专业人士让我们对自己本来一窍不通的体育心生好感。后来，鉴于同样的理由，他受到杜邦家族的提携，成了一位火药巨头之类的人物。

我们决定回法国的那一天，在宾夕法尼亚过夜，把玩新式无线电耳机，在那里，一到黄昏，一件正装就会给冻成一个方块。让我们难忘的还有流动的冰水、自给自足的房间——即便遭到突发事件的围困，这些房间仍能正常运转。我们与外界是如此隔绝，以至于觉得这些房间闹腾得就像是一个拥挤的地铁站。

在巴黎住的饭店呈三角形，面朝圣日耳曼教堂区。周日我们坐在双偶咖啡馆里看着人们——虔诚得像是一列歌剧合唱队——走进古老的门，要不就看那些法国人看报纸。在利普斯饭店，我们就着德国泡菜长谈芭蕾，而在阴湿的波拿巴街，我们花上几个钟头读读书，翻翻报刊，悠哉游哉，恢复元气。

离开巴黎之后的旅程越来越没意思。下一趟去布列塔尼，从勒芒开始。昏睡的小镇被灼灼炎夏的热气烘烤着，眼看着就要化为齑粉，只有那些正在出差的推销员才会在没铺地毯的餐厅里争先恐后地把椅子拖来拖去。通往拉博尔(24)的公路边栽着梧桐。

拉博尔的宫殿里，我们受到那么多雅致的束缚，只觉得自己声嘶力竭。孩子们在毫无遮拦的蓝海白沙间晒成了古铜色，潮水退去，只为了在沙地里埋下螃蟹和海星，好让孩子们挖出来。

1929年

我们去了美国，但没住饭店。回到欧洲，我们头一晚住在一家洒满阳光的客栈——热那亚的贝托里尼。那里有个绿瓷砖砌的浴室，一位殷勤的居室贴身男仆，还能把黄铜床架当成横杠，练练芭蕾舞。看见山居露台上鲜花烂漫，彼此撞击出目迷五色的景象，只觉得自己终于又成了外国人，这感觉真好。

抵达尼斯后，我们精打细算，下榻于美岸酒店，那里装着许多彩色玻璃窗，折射着地中海炫目的强光。时值春季，尽管盎格鲁街寒意料峭，人潮却合着夏天的节奏持续流动。我们喜欢甘必大广场那些经过改建的宫殿里的彩绘窗户。漫步于黄昏，朦胧的暮色中飘来勾魂摄魄的嗓音，邀请我们一起观赏初亮的星辰。可我们很忙。我们去海上赌场看廉价的芭蕾表演，然后一路行驶，在挨近维勒弗朗什的地方吃尼斯色拉和一款口味奇特的鱼肉浓汤。

在巴黎，我们又厉行节约，住进了一家水泥还没干的新饭店，名字我都已经忘了。但我们开销不菲，因为每天晚餐我们都出去吃，好避开千篇一律的客饭。西尔维亚·比奇(25)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话题围绕着所有那些发现了乔伊斯的人；我们去拜访那些住在更高级的饭店里的朋友：佐埃·阿坎在弗瓦约饭店玩味过壁炉火焰的绚烂，住在“皇家港日”的埃斯特则领着我们去参观罗梅恩·布鲁克斯(26)的画室，那是一个玻璃围成的天堂，高高地俯瞰着整个巴黎。

然后再度南下，浪费了一顿饭的工夫争论住哪家酒店：博恩(27)有一家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住过的，他喜欢那里的鲑鱼。最后，我们决定通宵开车，并且在一个面朝一条运河的马房庭院里大吃了一顿——普罗旺斯那绿白交织的强光，已经开始让我们头晕目眩，所以我们也顾不上东西是不是好吃了。那天晚上我们把车停在主干呈白色的树下，打开挡风玻璃，好让月光照进来，好让南风吹拂我们的脸庞，也好更畅快地吸到那不断飒飒作响着在白杨树丛间穿梭的香气。

在弗雷瑞斯海滩，他们新造了一家酒店，一栋貌不惊人的建筑，面向海滩，水手们在海水里洗澡。只要想起我们是如何成为第一批喜欢在这里度夏的游客，我们就颇为自负。

在戛纳的游泳活动告终时，那些本年度出生的章鱼也在岩缝里长大了，于是我们启程回巴黎。股市狂泻的那一晚，我们在圣拉菲尔的美岸酒店，恰巧就住在林·拉德纳某年住过的那个房间里。我们尽快搬了出来，因为我们曾在那里住过那么多次——旧日痕迹犹在而今非昔比，这种感觉可要比它悄然隐没、惟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美妙印象更为忧伤。

在阿尔的尤利乌斯·恺撒旅馆，我们住在一间小教堂改建的屋子里。沿着一条郁积着死水的运河，我们来到一栋古罗马住宅的废墟。富丽堂皇的柱子背后搭着一个铁匠铺子，草坪上四散着几头母牛，在啃金色的花。

然后往上爬，再往上爬；群山在塞文谷分裂，沐浴在柔光中的天穹豁然展开，某种令人生畏的寂寥萦回在平坦的谷顶上。一路上，我们嘎吱嘎吱地嚼着栗子，充溢着香气的烟雾从山居小屋中冒出来。那家小客栈看起来很糟，地板上堆满锯屑，不过他们端来了我们平生吃到的最美味的野鸡和香肠，而且羽毛褥垫棒极了。

在维希，木制的露天舞台周围的广场上铺满落叶。花园饭店里的房门上、菜单上都印着健康指南，但是沙龙里挤满了喝香槟的人。我们钟爱维希的参天大树，钟爱这个宜人小镇偎依在山谷中的样子。

还没等抵达图尔，我们已经开始觉得，在小小的雷诺车里，我们活像是关进笼子里的红衣主教巴吕(28)。环球酒店也跟笼子一样单调，不过，晚餐后我们找到一家咖啡馆，里头挤满了人，有的在下跳棋，有的在练合唱，这下我们觉得终于可以继续出发，前往巴黎了。

我们先前在巴黎住过的那家廉价饭店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所女子学校——于是我们就住进了码头路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酒店，店堂里空气不好，弄得盆栽棕榈蔫头蔫脑。透过薄薄的隔板，我们能亲眼瞧见邻居的私人生活和“天然功能”。(29)晚上，我们走过奥德翁剧院那些浇铸的柱子，还认出卢森堡花园围墙后面那尊破败不堪的雕像是卡特琳·德·梅迪奇(30)。

其时正是一个教人厌烦的冬天，为了忘掉那些糟糕的日子，我们去了阿尔及尔。绿洲酒店的建筑依靠摩尔式格栅彼此连接；酒吧堪称文化前哨站，人们在那里高度张扬着自己的种种怪癖。裹着白床单的乞丐被人按在墙上，咖啡馆侍应生们身穿殖民地制服，那股子派头给咖啡馆平添了一种恃强凌弱的气息。柏柏尔人都有一双忧伤的、满怀信任的眼睛，但“天命”才是他们真正相信的东西。

在布萨达，宽大的沙漠长袍在街上挥起阵阵琥珀的香气。我们看着月亮在沙丘上磕磕绊绊，闪过一道煞白煞白的光，导游告诉我们，他认识一位牧师能凭着自己的意愿让火车脱轨倾覆，我们还真的相信了。奥尔德奈尔人(31)尽是些肤色棕褐、轮廓鲜明的女孩子，当她们和着回荡在辽远山区里的粗朴野性、音效非凡的曲子晃动金饰，以她们特有的舞蹈仪式将自己变成宜人的性具时，那场面冷漠而超然。

整个比斯卡拉都散了架；一条条街道就像盛满滚烫、发白的熔岩的河流，穿过城市。阿拉伯人在卖牛轧糖和蛋糕，蛋糕在露天的煤气火焰下烘烤，泛着恶心的粉红色。自从《真主的花园》和《教长》(32)问世以来，这座城里便充满了备受挫折的女人。走在陡峭的鹅卵石巷道上，悬在肉铺里的全羊尸首格外炫目，弄得我们畏缩不前。

我们在坎塔拉的一个散漫芜杂、绕满紫藤的小酒馆驻足。紫色的黄昏从一道峡谷深处氤氲而起，我们走到一位画家的寓所，在这比邻群山的偏远地带，他正忙着炮制梅索尼埃(33)的仿制品。

然后是瑞士和另一种生活。格利昂大酒店的花园里春意盎然，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在山区的空气中璀璨夺目。阳光榨干了娇嫩的花朵，随时要从岩石上飘落的样子，而脚下远远的地方，太阳又在日内瓦湖水中熠熠闪光。

洛桑宫的栏杆之外，帆船在微风中像鸟儿一般梳理自己的羽毛。垂柳在碎石铺成的露台上织出带花边的图案。这里都是些刚刚从攸关生死的大事(34)中逃来避难的摩登人士，他们在位置很深、私密度颇佳的阳台上，烦躁地将杯子弄得咔哒咔哒响。在瑞士，人们用花床和金链花拼出酒店的名字，就连街灯上都戴着美人樱做的花冠。

1931年

悠闲的男人们在洛桑和平饭店的餐厅里下跳棋。对于大萧条，美国报纸已经不再遮遮掩掩，所以我们想回家了。

不过夏天我们还是去了安锡(35)，末了却说我们再也不会到那里去了，因为那几周实在过得完美无缺，换作其他任何时间都不可能与之匹敌。我们先是住在美岸酒店，那里到处爬满蔷薇，我们窗户下方有一个跳水台，嵌在天空与湖水之间，不过筏子上有硕大的苍蝇，所以我们搬到了湖对面的芒通(36)。那里的水更绿，长长的树荫清凉宜人，参差纷乱的花园沿着倾斜的峭壁蹒跚着向上伸展，直达皇宫饭店。我们在烈日暴晒下的红土球场上打网球，试着从一堵矮砖墙后面钓鱼。炎夏的热气在白松木造的浴场更衣房里蒸腾。入夜，我们向一家咖啡馆走去，那里挂满了日本灯笼，白色的鞋子在潮湿黑暗的地方像镭一样闪闪发光。一切宛若那些已经逝去的好时光，那时我们仍然相信夏季旅馆，相信流行歌曲的哲学。后来又有一个晚上，我们跳了一支韦纳华尔兹，就是一个劲儿地转圈而已。

在考科斯宫酒店，海拔一千码的空中，我们在一座凉亭高低不平的木板上开午茶舞会，把我们的吐司浸在山里的蜂蜜中。

我们路经慕尼黑时，雷吉哈宫酒店空荡荡的；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皇室旅行时王子们住过的套间。那些在灯光昏暗的街道上大步流星的德国年轻人，神态都颇为阴险——人们在露天啤酒店里边跳华尔兹边谈论的话题，不外乎战争啦，世道艰难什么的。桑顿·怀尔德(37)把我们带到一家著名的饭店，那里的啤酒确实配得上他们用来盛酒的银杯子。我们去参观那些被人珍藏的物件，它们见证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38)；我们的话音回荡在天文馆里，面对着深蓝色宇宙里万物情状的展示，我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在维也纳，布里斯托尔是最好的酒店，他们很乐意接待我们，因为这里，也是，空荡荡的。从我们的窗户望出去，正好能领略歌剧院老旧的巴洛克风格，再往下看是悲悲切切的榆树的树冠。我们到马佐赫(39)的遗孀家吃饭——橡木壁炉台上挂着一幅印刷品，描绘弗兰茨·约瑟夫(40)多年前坐着一辆马车到某个更快活的地方巡游；而罗斯希尔德家族(41)的某位成员则在一副皮制屏风后面用餐。这座城市已经陷于穷困，或者说仍未摆脱穷困，我们周围的一张张面孔都疲惫不堪、草木皆兵。

我们在日内瓦湖畔的沃韦宫住了几天。酒店花园里的树，比我们以前见识过的树都要高，孤单的大鸟拍拍翅膀，从湖水表面掠过。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个小巧而漂亮的河滩，还有个挺摩登的沙滩吧，我们就坐在那里的沙地上，讨论肠胃问题。

我们开车回巴黎：也就是说，我们紧张兮兮地坐在我们那部五马力的雷诺车里。在第戎著名的拉克洛什酒店里，我们拿到一个很不错的房间，屋里的浴缸有一套复杂得要命的机械装置，那个贴身男仆骄傲地宣称这套管道系统是美国制造。

最后一次住巴黎，我们把自己安置在马热斯蒂克那些褪色的宏伟景象中。我们去了世界博览会(42)，听凭一幅金光闪闪的巴厘岛仿真图引领着我们神游异乡。远方寂寞岛屿上那些被洪水淹没的寂寞稻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劳作与死亡的永恒的故事。那么多种人类文明的那么多种复制品一起排列在眼前，这景象真是教人困惑，教人沮丧。

回到美国后我们住在纽约客饭店，因为广告上说那里很便宜。再没有一处是安静的，一律成了草草敷衍的牺牲品，间或，这世界似乎让人忍无可忍，尽管在蓝色的黄昏，从屋顶上看它还是光彩夺目。

在亚拉巴马，条条马路都昏昏欲睡、淡漠无情，一台汽笛风琴在街上气喘吁吁地奏出那些我们年轻时流行的乐曲。家里有人生病，房子里挤满了护士，于是我们就住到规模庞大、经过精心建造的新酒店——“杰斐逊·戴维斯”。商业区附近的老房子终究都灰飞烟灭。郊区那些栽着雪松的车道两边，排列着新造的平房。紫茉莉在那头古老的用铁铸成的鹿脚下盛开，香柏替整洁的砖路镶上一圈花边，而长得如火如荼的杂草却将人行道彻底淹没了。此地自南北战争之后就没出过什么事。大伙儿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造饭店，服务生给了我们三间房、四个浴缸，每天收九美元。我们拨出一间做起居室，这样一来，当我们需要按铃喊侍应生来随时服务的时候，他们也好有个地方睡。

1932年

我们在伯勒克西(43)最大的酒店里读《创世记》，看海水在荒凉的岸上砌出一幅黑色条纹的镶嵌画。

我们去了佛罗里达。阴冷的沼泽被人浓墨重彩地编入圣喻，代表一种更好的生活；废弃的渔船在太阳底下分崩离析。帕斯阿格里欧的恺撒酒店懒洋洋地在荒野上摊开手脚，被海湾炫目的日光逼得疲软无形。乳白色的贝壳盛起海滩上的曙光，一条流浪狗在湿漉漉的沙滩上留下的脚印，标出了它企图绕着大海漫步的野心。我们在夜晚散步，讨论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定理，白天去钓钓鱼。我们替深海鲈鱼和琥珀鱼难过——让它们上钩实在是太容易的游戏了，压根不费什么体力。我们在一片寂静无人的海滩上读《七雄攻忒拜》，身上晒成棕褐色。酒店几乎空了，有那么多侍应生在等着下班，我们简直都没法把饭吃完。

1933年

阿尔冈琴酒店的房间高高地俯瞰着纽约那些镀金的穹顶。整点敲响的钟声必须穿越那些阴影密布、被高楼大厦夹在中间的街道。房间里太热了，可是地毯柔软，门外阴暗的走廊和窗外明亮的立面将屋内的一切与世隔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好去剧院的准备。我们看见乔治娅·奥基夫(44)的画，忘我地将那样庄严的渴望，天衣无缝地嵌入意味深长的抽象形式，这真是一种感人肺腑的经历啊。

去百慕大是我们多年宿愿。我们去了。艾尔布海滩酒店里满满的都是来度蜜月的，他们深情对视的眸子里不断有火花飞溅，弄得我们只好愤世嫉俗地搬走了。圣乔治饭店不错。九重葛如瀑布般从树干上倾泻而下，长长的楼梯对本地住家窗户里发生的秘闻无动于衷。猫咪睡在栏杆周围，可爱的孩子们在成长。我们踩着自行车驶过有一阵阵风掠过的堤道，公鸡在庭荠丛中又搔又抓，我们盯着这番景象，一时间有点恍惚。我们在阳台上喝雪利酒，看见下面瘦骨嶙峋的马背，那些马被人拴在公共广场上。我们已经到过好多地方旅行啦，我们想。也许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这都会是最后一次出游了。我们想，作为那么多年旅行的最后一站，百慕大可真是个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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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茨杰拉德的结婚时间是1920年。本文的发表时间是1934年，但其中记述的游乐经历往往打乱时间顺序。

(2) 比尔的摩庄园（Biltmore Estate）位于北卡罗来纳的艾什维尔，是全美赫赫有名的建筑，景色优美，是相当奢侈的度假别墅。

(3) 即organdy，一种细薄的织品，又译奥甘迪。

(4) 联系上下文，这里说的“不会融化的冰淇淋”应指山羊奶酪。菲茨杰拉德夫妻合作的作品，一律以“我们”示人，所以此处连“怀孕”的人称都用“我们”。

(5) 应指纽约的那一家。

(6) 即bidet，法国人发明的专用于清洗下身的盆。

(7)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国女作家，以描写上层社会生活而闻名，代表作有《纯真年代》等。从1919年开始，华顿每年都到耶尔（普罗旺斯的著名城市）过冬，那里有她坐落在山上的别墅。

(8) 指星光在汤汁中的倒影。

(9) 蒙特卡洛最昂贵的酒店，紧邻卡西诺赌场，酒店中的各种设施均能兑换成赌博工具。

(10) 传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骑着白马在波尔多地区的某酒庄下马歇息，此后该酒庄就改名为“白马酒庄”。

(11) 指煮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Enrico Caruso，1873—1921）。

(12) 克劳福德（Francis Marion Crawford，1854—1909），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古城门》等，其所写的浪漫消遣小说多以意大利为背景。

(13) 博尔吉亚家族，一个定居意大利的西班牙世袭贵族家庭，在15—16世纪出过两个教阜和许多政治及宗教领袖。

(14) 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苏格兰作家，曾出版百余种书，其中包括得到高度评价的十卷本自传《我的生活和时代》。

(15) 关于这次在里昂的“失望”和其后到巴黎去的旅程，海明威的名作《流动的盛宴》里有相当生动的描述，详见《流动的盛宴》中“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节。

(16) 即Cote d'Argent，指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地区的沿海地区。

(17) 法意边境小镇。

(18) 此处应指他们一行坐火车去加州。

(19) 黛安娜·麦纳斯（Lady Diana Manners，1892—1986），英国著名女演员，社交名媛，一度有“英国最美丽的女人”之称。根据泽尔达1927年写给女儿的信，当时黛安娜正巧到加州参加戏剧演出，菲茨杰拉德夫妇因而与其结识。

(20) “匹克费厄”是默片明星道格拉斯·费厄班克斯与玛丽·毕克馥在加州的豪宅，宅名由两人的姓氏集合而成。

(21)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的港口城市。

(22)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骑兵军官亨利·李（Henry Lee，1756—1818），因战功卓著获别号“轻骑哈里”。

(23) 艾伦·伯（Aaron Burr，1756—1836），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当政时期的副总统。亨利·李与艾伦·伯都毕业于普林斯顿。这也是菲茨杰拉德本人的母校。

(24) 卢瓦尔地区的小镇。

(25) 巴黎著名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的女老板。那里是二十年代旅居巴黎的著名作家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26) 罗梅恩·布鲁克斯（Romaine Brooks，1874—1970），美国女画家，擅长肖像画，本人作风前卫，双性恋，其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也往往与此有关。

(27) 法国东部小镇。

(28) 指红衣主教让·巴吕（Jean Balue，1421—1491），曾任路易十一时期的红衣主教，后获罪下狱十一年，传说给关在一个铁笼子里。

(29) 原文是natural functions，可能指性生活。

(30) 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s，1519—1589）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王后，弗朗西斯二世、查利九世、亨利三世之母，摄政王，相传为屠杀胡格诺教派的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制造者。

(31) 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的一支部落，部落中的女人多以舞蹈和卖淫为生，并以此闻名世界。据说肚皮舞即部分起源于此。

(32) 两部好莱坞电影，都具有浓厚的阿拉伯背景，都包含着挑战传统伦理、突破禁忌的情节，比如白人女性与阿拉伯男人的爱情等，后文中说到让女人“备受挫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真主的花园》原来是一部小说，先后两次被改编成电影，按年代推算，菲茨杰拉德指的应该是1927年拍摄的第一版；《教长》则是1921年公映的一部著名默片。

(33) 梅索尼埃（Meissonier，1815—1891），法国画家，多以历史和军事为题材作画，也画风俗作品，技法细密，代表作有《拿破仑三世在索而里诺》、《吵闹》等。

(34) 应指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

(35) 位于法国与瑞士边境地小镇。

(36) 芒通-圣贝尔纳，上萨瓦省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个芒通-圣贝尔纳城堡。

(37)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圣路易雷桥》、《我们的城市》等。

(38) 应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

(39) 扎赫尔-马佐赫（Sacher-Masoch，1836—1895），奥地利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穿大衣的维纳斯》、《该隐的遗愿》等，作品中常描写性受虐狂，以此著称。

(40) 即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其妻就是著名的希茜公主。约瑟夫对近代奥地利历史影响巨大，而他在位期间，无论是政局还是个人生活，都是动荡不断，远远谈不上“快活”，因此后文中有“到某个更快活的地方”一说。

(41) 欧洲著名银行世家，发展成19世纪在欧洲经济史上举足轻重的银行集团。

(42) 那一年的巴黎世博会以殖民地国家为主题。

(43) 位干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城市，比邻墨西哥湾。

(44) 乔治娅·奥基夫（Georgia Totto O'Keeffe，1887—1986），女画家，美国二十年代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

睡与醒

1934年12月

几年前，当我读到海明威的一篇文章《现在，我把自己放倒》时，我想，关于失眠症，再没什么可多说的了。如今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怎么失眠；似乎每个人的失眠症都与邻居的迥然不同，就如他们白天有着迥然不同的希望和野心。

现在，如果失眠是你的天性之一，它会在你三十好几时浮出水面。那七个宝贵的睡眠时辰突然被一裂为二，分别是——如果你幸运的话——“夜晚最初的甜蜜安睡”和“早晨最后的深沉安眠”，但两者之间有一条邪恶的、不断扩大的裂痕。这段时光被记录在《诗篇》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1)

一个我认识的男人，他的麻烦起于一只耗子，我自己则愿意将之追溯到一只蚊子。

自然，我的朋友独自一人开他的乡村旅馆，疲惫的一天后他发现，真正实用的床是一张儿童床——足够长，却不比婴儿床宽多少。他跳上这张床，深深陷入休憩中，有一只手却难以自制地伸出床侧。几小时后，他的手指似乎被针扎了一下，他因而醒来，充满倦意地挪动了一下手臂，然后又睡着了——然后又被同样的感觉弄醒。

这次他按亮了床头打——他那流着血的指尖上挂着一只老鼠。我的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发出了一声惊叹”，但发出的很可能是狂野的尖叫。

老鼠松了口。它之前从事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个男人吞个一干二净，仿佛他长睡不醒。从那时起，连短暂的睡眠都有了消失之虞。受害人坐着，颤抖着，感到非常、非常的疲惫。他考虑着怎样才能找人做个罩在床上的笼子，他将在其中度过余生。但那天晚上要做笼子是太迟了，最后他终于睡着了，又在断断续续的恐怖中醒来，他梦见自己是个穿花衣的风笛手，被翻身做了主人的耗子死缠烂打。

从那以后，他若不在房里放一只狗或猫就再也不能入眠。

我自己在“夜间的祸害”这方面的经历发生于一个精疲力竭的时刻——揽了太多的活儿，互为枷锁的情况使任务加倍艰巨，内部和外部的病态——应了那句老话：“屋漏又遭连夜雨。”啊，我是多么希望在这一切挣扎之后能带上睡眠的皇冠——我是多么渴盼着在那张柔软如云、永恒如坟墓的床上彻底放松。就算此时邀请我去和葛丽泰·嘉宗单独晚餐，我也会无动于衷。

但若真有这样的邀请，我原本还是接受为好，因为最后我独自进食，或者不如说，成为一只孤独的蚊子进食的对象。

一只蚊子能比一群蚊子糟糕得多，这令人称奇。我们可以为一群蚊子准备对策，但一只蚊子，它是有个性的——一种可憎，一种殊死挣扎的邪恶品质。这种个性出现在九月纽约某旅馆的二十层楼就像一只犰狳那般格格不入。这要归功于新泽西州在沼泽排水方面削减的开支，这使得它和它的许多年轻后辈们转移到邻州来觅食。

这一夜很温暖，但在第一次邂逅之后——空气中模糊的振动声，徒劳无用的搜寻，晚了一秒而使我的耳朵代人受过——我遵循古法，用被单罩住了头。

然后又是老套的故事：隔着床单的叮咬，因为抓被单而曝露的那部分手遭到的浩劫，持续把被单往上拉造成的窒息——接着是心理上态度的转变，越来越清醒的意识，无力的愤怒——最后是第二次的围剿。

疯狂的一幕随之拉开——拿着充当手电的立式台灯钻入床底，寻遍整个房间后发现这只昆虫退到了天花板上，用打结的毛巾发起攻击，打伤自己——上帝！

在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康复期后——我的对手似乎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它竟趾高气昂地落脚在我的脑袋旁——但我又没打准。

最后，又过了半小时，我饱受摧残的神经进入了一种迷狂的敏锐状态，比鲁斯胜利(2)终于来临，床头板上留下了一点血污——我自己的血。

如我所说，我认为两年前的那一夜是我失眠症的开端——因为它让我了解到，一个无穷微小的、无法预计的因素就可以摧毁睡眠。它使我——用现在已成为古董的语言来说——“有了睡眠意识”。我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得到睡眠。我断断续续但是海量地饮酒，而在那些不喝酒的夜晚，要不要把睡眠列入计划成了上床前很久就困扰我的问题。

在长时间坐着、抽着烟工作的一天后是一个典型的夜晚（多希望我能说，这些夜晚已是过去时）。这一天结束于——其中没有任何放松的间歇——上床睡觉之时。一切都准备就绪，书本，一杯水，额外的睡裤——在我满头大汗醒来时用——小圆胶囊里的氨基苯二酰一肼，笔记本和铅笔——好记录值得一记的晚间念头（非常少——白天它们往往看起来很单薄，这并未削弱它们在夜里的力量和紧迫性）。

我上床，通常戴一顶睡帽——我正为一项学术性较强的工作阅读类似性质的书籍，所以我就这一主题选了一本较薄的书，读着，直到抽着最后一根烟感到困倦。开始打呵欠时我夹上书签，合上书，把烟头扔进壁炉，按下台灯开关。我先朝左侧睡，因为我听说这样可以使心跳减速，然后就是——昏迷。

一切正常。从午夜直到凌晨两点半，房间里太平无事。然后，我突然醒来，打搅者是某种身体疾病或官能紊乱、一个太过栩栩如生的梦、天气转暖和转凉。

我迅速做出调整，徒劳地希望能继续保持睡眠，但不能——于是我叹着气按亮了灯，吃了一小片氨基苯二酰一肼，重新打开书本。真正的夜晚，最黑暗的时刻来临了。我疲惫得读不了书，除非喝一杯，而这样第二天我就会感觉糟糕——于是我起身走动。我从卧室穿过大厅，一直走进书房，接着又走回来，如果是夏天，我就走到外面的后门廊里。巴尔的摩被雾气笼罩着，我无法数出一座尖塔。再次回到书房，在那里，我的视线被一堆未完的事物牵引：书信、校样、笔记等等。我朝它们走去，可是不！这将是致命的。现在，氨基苯二酰一肼产生了一点轻微的效果，于是我再次尝试上床，这回我用半卷起的枕头垫在脖子后面。

“从前一度，”（我告诉自己）“普林斯顿大学的人需要一名四分卫，他们没有人选，一筹莫展。总教练注意到我在球场边缘踢着球路过，于是尖叫：‘那个男人是谁——为什么我们从前都没注意到他？’副教练回答：‘他不怎么出来，’回答：‘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现在我们到了和耶鲁比赛那天。我只有一百三十五磅重，所以他们直到比赛进行到四分之三才派我上场，那时的比分是——”

——但无济于事——二十年以来，我几乎都用这个关于失败的梦想的梦来催眠自己，最终它终于失去了效力。我再也不能仰仗它——虽然在情况较好的夜晚它时不时有一些麻痹效果……

那么，换成战争梦：日本人在各地取胜——我的分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在明尼苏达州某处打保卫战，我对那里的每一寸地形都了如指掌。派去谈判的司令部职员和军团兵营指挥官此时已被一枚炸弹干掉。由菲茨杰拉德上尉改任司令。他一马平川……

够了；用了多年后，这法子也不中用了。那个背负我名字的角色变得模糊不清。在死寂的夜里，我不过是百万个乘着黑色汽车驶向未知的阴郁灵魂之一。

现在我又回到后门廊，头脑极度疲惫，神经系统敏锐到了扭曲的地步——像一把悸动的小提琴上折断的弓——我看见真正的恐怖正在上演，在屋顶上，在夜间行驶的出租车刺耳的喇叭声中，在街对面狂欢的人群尖声唱出的挽诗里。恐惧与荒芜——

——荒芜与恐惧——我本可能是、可能做的一切都失去了、耗尽了、离开了、蒸发了，再也无可寻觅。我本可以这么做，不这么做，腼腆时本可以勇敢，鲁莽时本可以谨慎。

我本不必如此伤害她。

不必对他说这些。

不必为打碎坚不可破的某物打碎了我自己。

现在，恐惧如暴风雨一样袭来——假如此夜就是死亡之夜的预演？——如果死后的一切就是永远在深渊边上战栗，催促自己前行的只有体内的一切卑劣和恶毒，而前方则是世界上的一切卑劣和恶毒？没有选择，没有路，没有希望——只有肮脏事物和半悲剧的无休止重演。或是永久地站着，或许是站在生命的门槛上，无法通过，也无法回去。现在，时钟敲响四点，我已是个鬼魂。

我在床侧用手捂住了脑袋。接着是寂静、寂静——然后突然——或是在回忆里如此——突然我坠入了梦乡。

睡眠——真正的睡眠，亲爱的、宝贵的睡日民，催眠曲。拥抱我的床和枕头是如此深沉，如此温暖，使我陷入平静，陷入虚无——现在，经过了黑暗时辰的净化后，我的梦是关于年轻和可爱的人们做着年轻和可爱的事，关于我曾认识的有着棕色大眼睛和真正的金发的女孩。

在1916年的秋天，在下午的凉意中

我在白色的月亮下遇见了凯瑟琳

管弦乐队正演出——咿咿呀呀

为我们所跳的探戈伴奏

当我们起身，所有的人都在鼓掌

为她甜美的脸蛋和我的新衣裳——

毕竟，生活曾经是那样；我的精神在那遗忘的一刻高翔起来，接着下沉，深深地沉入我的枕头……

“……是的，爱茜，是的。——哦，我的上帝，好吧，我会亲自接电话。”

无可抗拒，散发出彩虹色光辉——晨光女神已然降临——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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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旧约·诗篇》90：5—6，原文为拉丁文。

(2) 国王Pyrrhus在公元前280—279年打败了罗马军队，但牺牲极大；比鲁斯胜利后来泛指代价惨重的胜利。

崩　　溃(1)

1936年2月

Ⅰ

毫无疑问，所有的人生都是一个垮掉的过程，但那些引发戏剧性场面的打击——那些来自或似乎来自外界的巨大而突然的打击——那些被你存在记忆里，承担着你的怪罪，你在脆弱的时刻会向朋友们倾诉的打击，其效果的显现倒并不突兀。另一种打击来自内心——那些打击，直到你无论怎么做都为时晚矣，直到你断然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你再也不是那样好的一个人了，你才会感觉得到。第一种破坏似乎来得很快——而当第二种发生时你几乎浑然不觉，却会冷不防发现端倪。

开始讲述这段简史之前，容我先笼统地发几句议论——测试智力是否一流，就要看头脑在同时容纳两种相反意见的情况下是否仍能运转。比方说，你既能看清事情已经毫无希望，却又打定主意要改变这种局面。这种哲学与刚成年时的我颇为合拍，那时我眼看着无法实现的事，难以置信的事，通常是“不可能的事”，居然成真。只要你有可取之处，生活就是某种听凭你主宰的东西。生活轻易就会向智力与努力，或者将二者结合的某种比例缴械投降。当一个成功的文人看起来是件挺浪漫的事——你永远也不会像电影明星那么出名，但是你的名望可能会更持久——你永远也不会像那种在政治或者宗教上怀有强烈信念的人那样呼风唤雨，但是你无疑会更独立。当然，干这一行你永远都不会满足——不过拿我来说，除此之外再不愿意选别的了。

二十年代已然消逝，而我自己二十多岁的那段时光消逝得更早一些，随之而来的是我青少年时代的两大遗憾——一是个子没有高大到（或者说技术没有好到）能在大学里打橄榄球，二是没能在战争时期远赴海外——终于凝固成孩提时承载英雄主义假想的白日梦，这些梦美好得足以让人在烦躁不安的夜里安枕入眠。人生的重大问题似乎已一一解决，既然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是如此艰辛，那人也就累得无法思考更高远的问题了。

人生，十年前的人生，大体上是件私事。我必须在“努力无用”和“务必奋斗”这两种感觉之间保持平衡；明明相信失败在所难免，却又决心非“成功”不可——不仅如此，还有往昔的不散阴魂与未来的高远憧憬之间的矛盾。假如我做到这点需要经历那些司空见惯的烦恼——家里的，职业的，个人的——那么“自我”就会像一支箭一样，不停地从虚无射向虚无，这股力量是如此之大，唯有重力才能让它最终落地。

十七年来——其中有一年是故意虚掷光阴、游手好闲的——事情一直就是这样，接手一项新任务只是为了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明天。我也活得举步维艰，然而：“到了四十九岁一切都会好，”我说，“我就指望这个啦。对于像我这样过日子的人而言，你能要求的也就只有这个了。”

——于是，距离四十九岁还有十年光景，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过早地崩溃了。

Ⅱ

如今人的崩溃方式多种多样——头脑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决断能力会被别人夺走！身体会崩溃，此时人只能屈从于白色的医院世界；或者神经会崩溃。威廉·西布鲁克(2)在他那本冷酷无情的书里，用某种傲气的电影结尾式的语调，讲述他是怎么会沦落成政府救济对象的。他之所以酗酒成性或者说与酒精扯上瓜葛，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衰竭了。尽管笔者并不贪杯——近六个月连一杯啤酒都没尝过——但我的神经反射系统也在失控——太多的怒火，太多的泪水了。

非但如此，回到我的论点——人生之烦扰有多种花样，等察觉到自己已经崩溃，就不是单凭一次打击造成的，那是一种缓期执行。

不久前，我坐在一位出色的医生的办公室里，聆听一道庄严的判决。之前，怀着某种——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是某种镇定，我唠唠叨叨地谈起我在当时居住的那座城市里要处理多少事务，我并不怎么在意，也不怎么考虑有多少活儿还没干，要在这头那头担负多少责任——就像书里那些人一样；我本人有良好的保障，可是不管怎么说，对于我手头的大部分事情，我都只能勉强应付，即便在经营我的天分时也是如此。

但是，突然间我冒出一个强烈的直觉，我得一个人呆着。我再也不想见谁谁谁了。我这辈子实在是见了太多人啦——我在社交方面水准一般，但我有个很不一般的倾向：老是想让我自己、我的观念、我的命运跟那些我所结识的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保持一致。我总是在拯救或被拯救——单单一个上午的时间，我就能体会威灵顿在滑铁卢桥上的那番心潮起伏(3)。我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既有莫名其妙的敌意，也有不离不弃的朋友和拥趸。

然而，现在我就是想彻底孤独，所以安排了某种隔绝措施，避开日常关注。

这并非郁郁寡欢的时光。我到别处去，那里人少。我发现我情绪很好，身体疲劳。我到哪里都能躺下，而且很高兴有时候一天睡觉加打盹统共能有二十个钟头，在间歇时我努力让自己决不思考——而是列单——列出单子再撕碎，几百张单子：骑兵领袖，橄榄球选手，城市名称，流行歌曲，棒球投手，快乐时光，嗜好，住过的房子，退伍后穿过几套正装几双鞋子（我没算上在索伦托买的那件缩水的，也没算那些多年来我一直随身携带但从来不穿的帆布鞋、礼服衬衫和领结，因为帆布鞋泛潮，表面发花，衬衫和领结上的浆粉发霉泛黄）。还一一列出我喜欢过的女人，列出有多少次，我被那些从来没有在人格或能力上胜过我的人故意冷落。

——然后，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我感觉好点了。

——一听到新闻，我又像一个旧盘子那般碎裂。

这就是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究竟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只能搁置在昔日所谓的“时间的子宫”(4)中。只消说明一点：我孤零零地抱着枕头过了约莫一个钟头，渐渐意识到这两年我一直都在榨取那些并不属于我的资源，我一直在将自己的身心完完全全地抵押出去。相形之下，生活回赠我的小礼物又是什么呢？——一度，我曾为了追求并相信我始终能够独立自主而深感自豪。

我发觉，在这两年里，为了留住某些东西——一份内心的宁静，也许是，也许不是——我已经对所有我曾喜爱的东西敬而远之——从早晨刷牙到晚餐会友，其间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了一桩费劲的事。我发觉我已经有好久不曾喜欢过什么人什么东西了，只是跟着别人老气横秋装腔作势地“喜欢”。我发觉即便是我对至亲的爱，如今也成了一种“试图去爱”的努力(5)，至于那些本来就不太热络的关系——一位编辑，一个烟草商，一个朋友的孩子，只不过是鉴于前情往事，我记得我“应该”去应付的人而已。就在同一个月里，诸如收音机里的声音、杂志上的广告、火车的嘶鸣、乡间的死寂统统让我心烦——我看不起人们温和心软，我动不动（尽管是暗地里）就想吵架，蛮不讲理——憎恨夜晚，因为晚上我睡不着，也憎恨白天，因为白天之后就是晚上。如今我睡在壁炉边，因为我知道，我越是早点精疲力竭，即便只是有点儿累，那个幸福的做噩梦的时刻就会越早到来，噩梦就像是一种宣泄，能让我更好地迎接新的一天。

有那么一些地方，一些面孔是我乐意看见的。如同大多数中西部人一样，我只有一丁点种族偏见——我总是偷偷地觊觎着那些可爱的斯堪的纳维亚金发女郎，她们坐在圣保罗饭店门廊上，但她们的抛头露面不够节制有效，进不了所谓的社交界。她们太正派，当不了勾人的小妞，她们离乡背井、到这片阳光底下来讨生活，这举动也太仓促，不过，我总记得要绕过几个街区，只为了瞥一眼那亮闪闪的头发——领略一个我永远都不会结识的女孩带来的光彩照人的、撼人心魄的魅力。这话题挺都市化的，引不起多少人的兴趣。而且有点离题——先前说到的事实是：在近来这些日子里，我无法忍受看到凯尔特人、英格兰人、政治家、陌生人、弗吉尼亚人、黑人（浅黑深黑都一样）、猎人，或者店员、广义上的“中间人”，外加所有的作家（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作家们，因为他们有别人干不了的绝活，能让麻烦永垂不朽）——所有被冠以某某阶层头衔的某某阶层，以及某某阶层里的大部分成员……

为了好歹有个依靠，我喜欢上了医生、约莫十三岁以下的小姑娘和教养良好、约莫八岁以上的男孩子。我只能和这区区几类人和谐而愉悦地相处。我忘了补充一句，我也喜欢老头儿——七十岁以上、脸庞看起来饱经风霜的老头。我喜欢银幕上凯瑟琳·赫本的脸，无论别人怎么议论她的装腔作势，还喜欢米丽娅姆·霍普金斯(6)的脸，也喜欢那些一年只见一回、往日身影能出没在我记忆里的老朋友。

一切都那么不近人情、萎靡不振，不是吗？可是，崩溃的真正标志，孩子们，就是这样的。

这可不是一幅美丽的画。它难免会给人嵌进画框，运到各处去展览给各色评论家过眼。其中有一位，我只能这样描述：她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的生活看起来像死了一样——甚至这一回，当她作为那种通常难以打动别人的“职业安慰家”角色出现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但请允许我再添上一段我们俩之间的对话，权当某种后记吧：

“别顾影自怜啦，听着——”她说，（她总是说“听着”，因为她总是边说边想——是真的在想呢。）她说：“听着，想象一下，这不是你在裂开——想象一下，那是大峡谷生出了一道裂缝。”

“这裂缝在我心里，”我英勇地说。

“听着！这个世界只存在于你的眼睛里——存在于你对它的定义。你想让它变多大就变多大，想变多小就变多小。而你现在是拼命让自己变得渺小卑微。上帝作证，但凡我裂开了，我就非得让整个世界陪我一起裂开不可。听着！这个世界唯有经过你的理解才存在，所以这样说会好得多：裂开的并不是你——那是大峡谷。”

“宝贝儿，这是斯宾诺莎(7)那一套？”

“我对斯宾诺莎一无所知。我知道——”接着，她说起她自己的旧创伤，在她的叙述中，她的创伤似乎比我的更痛苦，她讲了自己是如何遭遇创伤，又是如何被它们压倒，如何战而胜之。

她的话激起了我的某种反应，但我头脑迟钝，而且与此同时，我突然想到，在所有的自然力中，生命活力是无法传递的。在那些你毫不费劲就能拥有充沛活力的岁月里，你总想把这些活力分发给别人——却总是无功而返；将这些比喻进一步嫁接，则活力这玩意是永远不能“拿来”的。你要么拥有它，要么就没有，这就跟健康啦，棕色的眼睛啦或者荣誉啦一条男中音嗓子啦，没什么两样。我也许可以问她讨点活力，漂漂亮亮地包装一下，准备带回家好好烹调、慢慢消化，可我根本不可能得到它——即便我端着自怜自哀的罐头等上一千个小时，也无济于事。我只能从她门前走开，小心翼翼地把我自个儿像碎裂的陶器一般捧起来，走进那个悲苦的世界，在那里，我能就地取材，给自己造个家——离开她之后，我对自己引用了这句话：

“你们是地上的盐。但是如果盐失了味，怎能让它再咸呢？”

——马太福音5—13

拼接碎片

1936年3月

笔者在上一篇中说起，他(8)意识到摆在眼前的，并不是他为了庆祝自己的四十岁生日而定购的那只盘子。事实上——既然他和那只盘子是融为一体的，那他就把自己描述成了一只裂开的盘子，那种会让人们犹豫是否还值得保存的盘子。你的编辑认为那篇文章里有太多问题都没有经过仔细考虑，没准许多读者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总有那么一些人，看不起所有揭示自我、流露本性的行为，除非结尾来一句高尚的感谢，为了不屈的灵魂而感谢上帝。

然而，我对上帝的感谢已经耗时太久，而且谢得毫无缘由。我想在我的记录里添上一阕挽歌，也用不着拿尤根尼恩群山(9)作背景增加点色彩。我的眼前可看不到什么尤根尼恩群山。

不过，有时候带裂缝的盘子也得留在餐具室里，也得作为家居必需品随时待命。它再也不能搁在炉子上烧了，也不能跟其他盘子一起混在洗碟盆里；它不会给人带出去参加社交聚会，可让它深夜里盛几块饼干或者托在剩菜底下塞进冰箱里，还是管用的……

以下是上文的续篇——一只破盘子的外史。

如今，开给那些“沉沦之辈”的标准药方是：想想那些真正穷困潦倒、身残体弱的人吧——这是赐予一切多愁善感之人的全天候祝福，也是在大白天里对每个人的身心皆有裨益的忠告。然而，凌晨三点，一包先前被遗忘的旧物就和一道死亡判决具有同样悲剧性的分量，此时药方就无济于事了——在灵魂的真正的黑夜里，日复一日，永远是凌晨三点钟。在那个钟点，人总是乐于躲进婴儿般的睡梦中，什么都不用面对，时间越久越好——可是，你又总是会被世上各色新朋旧友骤然惊醒。你尽可能匆匆忙忙、漫不经心地应付掉这些场合，再度躲回那梦里，盼着凭借某个伟大的物质或者精神的富矿，一切都会自动调节到顺心遂意的地步。然而，随着离群索居的持续，出现富矿的几率越来越小——与其说你在等待单单一种悲伤的消逝，还不如说在被迫目击一道刑罚的执行，目击你自我个性的分崩离析。

如果不发疯不吃药不喝酒，这个阶段就会走进死胡同，最终被一种茫然若失的宁静所替代。此时你就能试着估算一下，有什么给清理掉了，有什么还留着。只有当这种宁静降临到我身上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体验过两次类似的经历。

第一次是二十年前，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三年级，因为被诊断出疟疾而休学。直到相隔十几年拍了一张X光片之后，我才知道那其实是结核——不是什么大病，而当时，休息了几个月以后我回到大学里。可是我丢了几个位置，最要紧的是“三角俱乐部”的会长，一出音乐喜剧的创意，而且我还拖了一个班级的后腿。在我眼里，大学再也不是以前那样了。毕竟，不会再有什么叫人自豪的徽章了，也没有什么奖章了。区区一个三月的下午，我似乎把我想要的每一件东西都弄丢了——那天晚上，生平第一回我对女人的精灵古怪、变幻无常冥思苦想，一时间，其他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多年以后，我发觉我没能在大学里当个大腕也挺好——我没能在各种委员会里任职，却在英文诗歌上找不到对手；当我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时，我开始学习如何写作。根据萧伯纳的原则——“假如得不到你喜欢的东西，那最好喜欢你得到的东西，”这成了一个交上好运的突破口——只是在当时，意识到我的领袖生涯已经告终，委实是件严酷而辛酸的事。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法解雇一个糟糕的仆人，而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总让我大惊失色、印象深刻。昔日某种想主宰他人的渴望也烟消云散。我周围的生活是一个庄严的梦，给另一座城市里的某个女孩写信，成了我的人生支柱。一个男人是无法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他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最终，这个新人找到了值得关注的新事物。

另一段与我的现状相仿的往事发生在战后，当时我又把自己这张弓拉得太满了。那是一段因为经济拮据而注定完蛋的爱情，某天那姑娘从常识出发断然分手。在一个漫长而绝望的夏天里，我不再写信，而是写了部小说，于是万事大吉，但享受这“万事大吉”的，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一年以后，那个在口袋里叮当作响地揣满钞票、终于把那个姑娘娶到手的人，毕生都将对有闲阶级怀着难以磨灭的怀疑和憎恶——那并不是革命家的信仰，而是那种潜伏在农民心里的仇恨。从那以后，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疑朋友们的钱到底从何而来，也一直在琢磨，或许他们中的哪一个，曾经对我的姑娘行使过某种“领主初夜权”(10)。

十六年来我一直像后一种人那样生活，对富人缺乏信任，却又努力赚钱，藉此分享某些富人表现在生活中的左右逢源和温文尔雅。在这段岁月里，好多好多我原先骑惯的马在胯下被一一射死——有几匹的名字我还记得——千疮百孔的自尊，横遭挫败的期望，英勇无畏，自鸣得意，坠入情网，永不回头。况且，倏忽间，我不止二十五岁了，后来连三十五岁也不止了，却样样都不甚如意。不过，在这些年里，我不记得有哪一刻灰心丧气过。我目睹心地诚实的人忧伤得几欲自杀——有些人真的放弃了，去世了；有些人则重整旗鼓，后来比我更有成就；然而，即便在我丢人现眼的时候，我的士气也从未消沉到厌恶自己的地步。麻烦并不一定要跟灰心丧气扯上关系——灰心丧气有它自己的根源，它跟麻烦不是一回事，就像关节炎跟关节僵硬不是一回事。

去年春天，一片崭新的天空中缺少了太阳，起先这种感觉并没让我联想到十五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发生的往事。渐渐地，某些同根同源的相似之处才浮现出来——一张拉得太满的弓，一根在两端同时燃烧的蜡烛；一道对于不受我支配的物质资源的征用令，我就像是一个透支了银行账户的人。就其威力而言，这次打击要比前两次更猛，但类型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好比黎明时分我站在一道荒凉的山岭上，手里攥着一杆空膛步枪，靶子也倒了。没什么问题要解决——唯有一片沉默，只能听见我自己呼吸的声音。

在这片沉寂中，对于每一项职责我都生出强烈的推卸之意，我所有的价值观都遭到贬值。对秩序的狂热信仰，无视前因后果的对猜测和预言的热爱，技能与产业在哪里都吃得开的想法——一个接一个，这些信念，以及其他信念都烟消云散。我眼看着小说——在我日臻成熟时它曾是人与人之间表情达意的最强大最听话的媒介，如今却已乖乖地听命于机械的、集体公有的艺术，无论在好莱坞商人麾下，还是在俄国理想主义者手中，它都只能反映最陈腐的思想和最肤浅的情感。它成了这样一种艺术：文字臣服于图像，个性则被磨蚀殆尽，好适应那难免效率低下的合作形式。早在1930年，我就预感有声片会把哪怕最好卖的小说都变得像默片一样过时。人们还是在读书，即便只读“坎比教授”(11)推荐的“本月好书”——好奇的孩子们在“杂货铺书库”里嗅闻那些照着蒂凡尼·赛耶先生(12)的形象捏的小泥人——但是，当我眼睁睁地看着书面文字的力量臣服于另一种力量，一种更闪闪发光、更粗糙滥俗的力量时，一种痛心疾首、遭人侮蔑的感觉油然而生，几乎让我挥之不去……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长夜里纠缠着我的到底是什么——这种力量我既无法接受，也不能与之抗争，它将会使我的努力化为乌有，就好比连锁商店使得小商贩举步维艰，它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所向无敌——

（我现在有种站在演讲台上的感觉，盯着眼前摆在桌上的手表，看看还剩下几分钟——）

于是，一旦到了这个“沉默阶段”，我就被迫采取了一项谁也不愿意主动接受的措施：我被迫思考。上帝呀，真够麻烦的！这就好比偷偷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搬来搬去。当我第一次筋疲力尽地停下来时，我纳闷我到底有没有好好思考过。过了很久，我终于得出如下结论：

（1）除了那些涉及行业技能的问题，我极少思索。二十年来，充当我理性良知的始终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埃德蒙·威尔逊。

（2）另一个人则代表了我对“好生活”的认知，尽管我十年里只见过他一回，从那以后，没准他在忙着热恋。他在西北经营毛皮业，不愿意在这里透露自己的名字。不过，每当碰上糟心事，我都会试着琢磨，这事如果落到他头上，他会怎么想，怎么做。

（3）第三位同辈是我的“艺术良知”——我没有模仿过他那种极具感染力的文风，因为我自己的文风——尽管价值不过尔尔——早在他开始发表文字之前就已经形成，不过，每当我陷入瓶颈，总会颇为尴尬地被他吸引。(13)

（4）第四位曾在我的人际关系颇为成功时来作过指导：教我怎么做，怎么说。怎样才能让别人至少开心一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普斯特太太(14)那些理论，关于“如何用某种自成体系的粗俗举止惹得人人都局促不安”）。这些事总是让我困惑，逼着我想出去喝个烂醉，可这位仁兄见识过这种游戏，对此条分缕析、各个击破，他的话对我真是金玉良言。

（5）这十年里我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良知，顶多就是文章里夹带一丝嘲讽。当我又开始关注那个我必须听命的体制时，这得归功于一个比我年轻了一大截的小伙子，他同时还给我带来了一种激情与新鲜空气混合而成的特质。

总而言之，如今再也没有“我”了——我再也不能以“我”为基础建立起我的自尊了——除了我那永不止息的辛勤劳作的能力之外，我似乎一无所有。失去自我的感觉真是古怪——就好像一个小男孩给独自扔在一栋大房子里，此时他明明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却发觉他已经没有一件想干的事了——

（表上显示已经过去一个钟头了，可我还没怎么进入正题呢。我多少有些狐疑，不知道这话题大家有没有兴趣，不过，但凡有人想知道更多，那剩下的货色还有的是，你的编辑会告诉我。如果你们已经看够了，那就直说吧——不过别嚷太响好吗，因为我有种感觉，某人，我不知道那是谁，就是那个本来能帮我一把，让我将这个“铺子”开下去的人——如今睡得正香。反正那个人既不是列宁，也不是上帝。）

小心轻放

1936年4月

在先前那些文字中，我讲述了一个特别悲观的年轻人如何经历了一场价值观的全面崩溃，直到这场崩溃发生许久之后他才有所觉察。我说到接踵而至的孤独岁月，也说到了坚持下去的必要性。但我并没借用汉雷(15)那句耳熟能详的豪言壮语，“我的头颅鲜血淋漓却不肯低下。”因为我查遍自己的精神负债表，也没发现有哪颗“头颅”是能低下或者不能低下的。我曾有过一颗心，可我能拿得准的也只有这一点了。

这至少是一个起点，好让我从挣扎于其间的沼泽中爬出来：“我感——故我在。”曾几何时，有很多人依靠过我，他们在陷入困境时来找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给我写信，打心眼里相信我的建议，相信我的人生态度。最无聊的陈词滥调制造者也好，最无耻的“拉斯普廷”(16)也好，这些影响了许多人命运的家伙必定具有某种独特的个性，所以问题就成了这样：我为什么会变，变在哪里，那个在不知不觉间让我的热情和精力过早地不断流失的漏洞，究竟在哪里。

一个倍受困扰、无比沮丧的夜晚，我卷起一箱行李，跋涉千里之外，好让自己想个明白。我在一个邋邋遢遢的、谁也不认识我的镇子上开了个一美元一晚的房间，把我的钞票统统埋进随身带来的一堆肉罐头、饼干和苹果里。不过，可别让我暗示从一个物质过剩的世界跑到一个相对“禁欲”的地方是什么“高尚的调研”——我只想要一份绝对的安静，好认真想想我怎么会渐渐对悲伤生出一种悲伤的态度，对忧郁生出一种忧郁的态度，对悲剧生出一种悲剧的态度——我究竟是怎么会渐渐地与我恐惧、同情的对象打成一片的。

这看起来难道不是一种微妙的差异吗？这并不是说，类似于这样的“打成一片”会让能力荒废。而是说，这样的情形会让精神失常的人没法工作。列宁不愿吃无产阶级的苦，华盛顿不愿受麾下士兵的罪，狄更斯也不愿过他笔下的伦敦穷人的日子。当托尔斯泰努力将他自己与他关注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融为一体时，这种尝试既显得虚伪，又一败涂地。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名字。

那是一团危险的迷雾。当华兹华斯断定“尘世的光辉荣耀已从大地消亡”(17)时，他自己可没有与它一起消亡的冲动，“一团烈火”济慈(18)从来没有停止过与肺结核的抗争，而且，直到临终也未曾放弃过跻身于英国诗人的希望。

我的自我牺牲浸透在黑暗中。它显然不太摩登——然而，战后我在别人身上，在那些正大光明的君子和勤恳工作的职员身上都见过这种东西。（我听见你说——但这么说也太轻率了——这些人里不乏马克思主义者。）当我的某个著名的同代人与“一了百了”的念头周旋半年之久时，我在旁观；我还目睹过另一位同样声名卓著的人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呆足数月，因为他无法忍受跟同伴有任何接触。至于那些自暴自弃的，撒手人寰的，我能列出二十个。

这让我想到，那些活下来的人已经实现了某种“决裂”。这是个分量很重的词儿，当你既有可能被领进一座新监狱，也有可能给押回旧牢房时，“决裂”和“越狱”就不是一回事。著名的“遁世隐居”或者“远离尘嚣”其实是困在陷阱中的远足，哪怕这陷阱将南方的海——专供那些想画海或者想在海上航行的人享用——都囊括其中。而“决裂”则意味着你无法回头；它无可逆转，因为它使得“过去”不复存在。因此，既然我再也无法履行生活赋予我的、或者说我赋予自己的使命，那为什么不干脆把四年来一直在装着追求使命的这尊空虚的躯壳杀死呢？我只能继续当个作家，因为这是我惟一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不会有任何努力“做人”的企图了——什么善良啦，公正啦，慷慨啦。取代它们的将是如今到处流通的大把大把的“伪币”，我知道从哪里能领到这些伪币，用五分钱换一美元。三十九年来，一只机警旁观的眼睛学会了洞察哪里的奶兑了水，哪里的糖掺了沙，哪里的莱茵石被当成钻石，哪里的灰泥给看作石头。我本人再也不会付出什么了——从今以后，所有的付出都会被判非法，都会给扣上一顶新帽子，名叫浪费。

如同任何既真实又新鲜的事物一样，这个决定让我颇为兴奋。作为某种开始，我一回家就把一堆信倒进了废纸篓，那尽是些想不劳而获的信——想看看本人的手稿，想卖掉本人的诗歌，想让本人免费上电台讲话，替序言作注，接受采访，帮着完善剧本情节，分析国内形势，完成某项意义深远或者裨益慈善的行动。

魔术师的高帽子空了。先前从帽子里掏出物件来的一直是一双灵巧的手，如今，不妨换个比喻，我再也不会站在止痛棒的喷头上了。

那种头晕目眩、犹如中邪的感觉还没完呢。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那些我十五年前从“大颈”(19)出发坐通勤车时看到的那些目光如炬的家伙一样——他们才不管这世界明天会不会乱成一团呢，只要自家的宅院安然无恙就好。现在我也成了他们的一员，成了一个下笔流畅、说话口气如下的人：

“不好意思，不过生意就是生意。”或者：

“你惹上这种麻烦之前就应该想到的嘛。”

“我可不是管这号闲事的人。”

再加上一个微笑——哦，我会让自己绽开一个微笑的。我还在努力制造这种微笑。它得将以下各色人等的笑容中最佳品质融为一炉：一位饭店经理，一个经验丰富的交际老滑头，一位正在接待视察者的校长，一名装腔作势的电梯工，一个正在拗造型的娘娘腔，一个只花了半价就购入作品的制作人，一名正在接手新工作的、训练有素的护士，一个头一回登上印刷品的靠身体吃饭的女人，一个被人推到摄像机跟前的、满怀希望的临时演员，一个脚趾感染的芭蕾舞者，当然还得加上所有东起华盛顿西至贝弗利山庄、必须靠一张扭曲的面孔才能混下去的人们那亲切友好的灿烂笑容。

还有嗓音——我正跟着一个老师训练自己的嗓子。等我练到无懈可击时，从我的喉咙里只能听到我对对方的首肯。鉴于这种表达大部分都得把“是”字给引出来，所以我和我的老师（一位律师）对这个字全力以赴。我正在学习说“是”的时候怎样带上那种既彬彬有礼又老辣尖刻的调调，好让人觉得他非但一点儿都不受欢迎，甚至已经到了让我受不了的地步，而且每时每刻都得经受我毫不留情的剖析。这种时候当然不会跟我的微笑搅和起来。这是专为那些让我无利可图的人预备的，那些饱经风霜的老人家，或者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他们才不会介意呢——毕竟，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就得受这份气。

不过够了。这并不是个轻浮的问题。假如你很年轻，假如你写信要求来看我，想学习如何当一名忧郁的文人，写写常常在作家的全盛时期将他们压垮的情感枯竭症——如果你居然如此年轻，居然头脑发昏到想这么干的话，那我连收条也不会打一个，除非你跟什么富可敌国或者权倾一时的人物沾亲带故。假如你在我窗外饿得快要送命了，那我会立马跑出来，冲你来个微笑，再向你亮亮嗓门（既然再也不会伸出援手了），然后往旁边一站，直到有人举起一个钢铺打个电话把救护车叫来，这有个前提，如果我认为这事能给我提供一点写作素材的话。

如今我终于成为一个专职作家了。这个我曾孜孜以求的身份现在成了这么重的包袱，以至于我“跟他一刀两断”的时候，就好像周六晚上某个黑人小姐跟哪个冤家“一刀两断”一样全无悔意。就让好人那样活着吧——让超负荷工作的医生殉职吧，反正每年只有一周的“假期”供他们摆平家里的事情；让敷衍工作的医生抢着接那些容易来钱的活吧；让士兵送命吧，让他们一步踏进个人职业的瓦尔哈拉殿堂(20)吧。那是他们跟众神签订的合同。作家不需要这样的理想，除非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反正本人已经绝了这个念头啦。那个想要继承歌德—拜伦—萧伯纳之传统，辅之以华丽丰饶的美式格调，成为某种集J·P·摩根、托范姆·伯克莱尔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21)于一身的“完人”的旧梦，已经跟那副当年在普林斯顿新生橄榄球场上用过的护肩和那顶从来没在海外戴过的“出海帽”一起，归进了垃圾堆。

那又怎么样呢？如今我的想法是：但凡是个敏感的成人，生来就有资格郁郁寡欢。我还认为，在一个成人的内心，那种希求气质超群的渴望，那种“不断奋斗”的渴望（就像他们说的，难道你动动嘴皮子就有饭吃了？）最终只会让这种忧郁雪上加霜——这个“最终”既终结了我们的青春，也终结了希望。往日的欢乐时常伴随着狂喜向我袭来，这狂喜如此强烈，以至于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与我分享，我只能带着它走开，走到静谧的大街上、小巷里，只留些许碎片，好蒸馏出精华来注入书中的只言片语——我想，我的欢乐，或者说我那善于自我幻想的才能，或者随便你给个什么称谓好了，算是个例外。那并非浑然天成，而是造作失真——就像“大繁荣”时期一样失真；而我近来的经历亦与“大繁荣”告终时横扫全国的绝望浪潮差可比拟。

我会按照这套新办法凑合着活下去的，尽管我花了好几个月才确信这一点。正如笑眯眯的斯多葛学派教会了美国黑人忍下难以忍受的生存状态，同时也让他们对所谓真理麻木不仁——我也一样得付出代价。我再也不会喜欢什么邮递员，杂货商，编辑，表妹夫，反过来他们也会讨厌我，如是，生活再也不会舒心可喜了，那块“当心恶狗”的招牌已经过早地挂上了我的门。不过我也会尽力做头乖乖的畜生，但凡你扔块骨头来，只要骨头上的肉够多，那我没准还会舔舔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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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是crack up，字面上接近于“碎裂、崩裂、爆裂、裂开”等。本文中多次使用crack up, crack, break down等表达类似的意思，既强调精神层面上的“崩溃”，也传达“碎裂”的画面感，将人暗喻成瓷器、玻璃这样的易碎品。后文中的“拼接碎片”、“小心轻放”等，都与这种意象相呼应。在不同的地方，译者根据语境灵活处理成“崩溃”或“碎裂”、“裂开”等。

(2) 威廉·西布鲁克（William Buehler Seabrook，1884—1945）美国“迷惘的一代”中著名的神秘学者、记者、作家，文中提到的这本书应指其出版于1935年的畅销回忆录《救济院》。西布鲁克1945年死于过量吸毒后的自杀。

(3) 即威灵顿公爵，英国陆军元帅，首相，以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英普联军打败拿破仑而著称。

(4) 英谚，意即“酝酿中，结果仍未可知”。

(5) 菲茨杰拉德的太太泽尔达就是在他写此文的1936年，因精神疾病被送进疗养院的。

(6) 米丽娅姆·霍普金斯（Ellen Miriam Hopkins，1902—1972），美国女演员，长相甜美，以可塑性强的百变演技而闻名。

(7)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只有凭借理性认识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

(8) 在这一段里，作者不断变换人称，从“笔者”到“他”到“你的”，其实都是在说自己，行文视角因此而微妙变化，自嘲意味亦得以加强。

(9) 意大利著名风景区。

(10) 中世纪时封建领主对臣仆新娘享有的“初夜权”。

(11) 坎比教授（Henry Seidel Canby，1878—1961），美国文学评论家，编辑，时任耶鲁大学教授。

(12) 蒂凡尼·赛耶（Tiffany Ellsworth Thayer，1902—1959），美国演员、作家。

(13) 按照菲氏之女斯科迪的说法，这“第三位”无疑是指海明威。

(14) 可能指艾米莉·普斯特（Emily Post，1872—1960），美国礼仪作家。

(15) 威廉·欧内斯特·汉雷（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英国诗人、评论家及编辑。

(16) 见第21页注②。

(17) 此句出自华兹华斯的代表作《永生颂》。

(18) 这“一团烈火”（fiery particle）的说法是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提到济慈时所使用的比喻。

(19) 属于长岛地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20) 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

(21) 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金融巨头，摩根财团的创始人；托范姆·伯克莱尔（Topham Beauclerk，1739—1780），英国西德尼·伯克莱尔勋爵的独生子，英王查理二世的曾外孙；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及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规定修士恪守苦修。

早年成名

1937年10月

十七年前的这个月，我辞掉了差事，或者如果你喜欢换个说法，我从生意场上退了下来。我完事了——就让铁路广告公司靠自己的力量撑下去吧。我这番辞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穷途末路——债务，绝望，女友悔婚，于是，我连滚带爬地回到圣保罗，去“完成一部小说”。

那部早在战争末期的训练营里就开始动笔的小说，是我压箱底的王牌。先前我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就把它搁在一边，然而，在整个荒凉的春天，我常常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一如感觉到脚下那双垫着硬纸板的鞋。这情形活像是鹅、狐狸与豆子的故事(1)。但凡我辞掉工作去写小说，我就会丢了那姑娘。

于是我继续在自己憎恶的行业里苦苦挣扎，我在普林斯顿时，还有那段在部队里担任“最逊副官”的傲人生涯中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心，都渐渐烟消云散。惘然无助中，我总是飞快地从某些地方走出来——从当铺出来，我在那里留下了野外双筒望远镜；从发迹的朋友那里出来，我见到他们时，身上穿的那套正装还是战前买的——从饭馆出来，之前我掏出最后一颗钢镚付了小费；从一间间忙碌而欢腾的办公室里出来，那里的工作都要留给即将退伍的、他们自家的小伙子。

就连第一个被录用的短篇也不怎么振奋人心。我和达奇·芒特在一间车厢广告标语办公室里坐对面，同一份杂志——古老的《潮头浪尖》(2)杂志给我们俩寄来了同样的录用函。

“我这张支票是三十块——你那张呢？”

“三十五。”

真正要命的是，我这个短篇是在两年前念大学时写的，而有一打新写的却连封回信都没收到过。这似乎意味着我从二十二岁开始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我花掉了那三十块钱，替一个亚拉巴马姑娘买了一把洋红羽毛扇。

我那些没有坠入情网，或者一直在等着别人张罗他们跟“头脑清醒”的姑娘交往的朋友，耐心地作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不是——我爱上的是一团飓风，我只有拼命旋转，才能把它从脑中驱走，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涓涓流淌的分币和徐徐滑行的角子，那是为穷人常奏不息的八音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此，我前脚被那姑娘甩掉，后脚就回家去写完我的小说。然后，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本文讲述的就是一夜成名时刮来的第一阵狂野的风和随风而起的醉人迷雾。那是一段短暂而珍贵的日子——因为当几周后或几月后迷雾乍起时，我发觉最美好的已经终结。

它始于一九一九年秋天，那时我正四大皆空，夏天的写作已经把我弄得木头木脑，我就在北太平洋铁路商店里找了份工作，替人修理汽车顶棚。后来邮递员按响了门铃，于是我当天就辞了职，沿着大街狂奔，拦下汽车把这消息告诉我的亲友——我的小说《人间天堂》给录用出版啦。那个礼拜邮递员按了一遍又一遍门铃，我把那些讨厌的小债务都给还清了，还买了一套正装，每天早晨醒来，眼前的这个世界都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傲视万物、壮怀激烈的意味。

就在我等着小说付梓的那段时间，我从业余爱好者到职业作家的蜕变也渐渐完成——那是一种将你整个人生缝合成一幅图案的过程，因此一件工作的终点会自动成为另一桩任务的起点。以前我一直是个业余写手；十月份，当我挽着一个姑娘在南方墓园里的石碑间散步时，我已经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某些她感受过、说起过的事物曾让我着迷，如今与这种迷恋并驾齐驱的，是一种想将这些东西写进小说的冲动——小说后来发表时名叫“冰宫”(3)。异曲同工的是，在圣保罗过圣诞周时，某天晚上我参加过两场舞会之后呆在家里写一个短篇。那天晚上接连有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错过了一桩稀罕事：一位本城名人把自己打扮成一头骆驼，还弄了个出租车司机充当骆驼的后半身，结果却跑错了派对。我居然没能在现场，这一点真是把我给吓呆了，于是第二天我拼命收集关于这故事的只言片语。

“呃，我只能说，这事发生的时候很滑稽。”“不，我不知道那个出租司机他是从哪里找来的，”“你得很了解他，才能明白那场面有多滑稽。”

我沮丧地说：

“好吧，看来我没法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我会把它写得比你说的滑稽十倍。”于是我一口气写了二十四小时，把它写得“很滑稽”，仅仅因为别人再三向我强调它很滑稽。《骆驼的后背》也发表了，到现在还会冷不丁出现在幽默文集里。

时至冬末，又迎来一段殚精竭虑的快乐时光，在我匀出一点时间喘口气时，一幅新鲜的美国生活画卷在我眼前渐渐形成。1919年的犹疑不定已经告终——人们似乎已经不太怀疑将来会怎样——美国正在上演历史上最伟大、最绚烂的狂欢，关于这个可以讲好多好多故事。整个金灿灿的“大繁荣”就洋溢在空气中——它那璀璨的恢弘气度，它那狂野的糜烂堕落，还有“老美国”在禁酒令中迂回曲折的垂死挣扎。所有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故事都蕴涵着某种灾难的意味——我长篇里的那些妙人都走向毁灭，我短篇中的钻石山灰飞烟灭，我笔下的百万富翁都像托马斯·哈代的农民一样，虽然美好，却命运多舛(4)。虽然我的生活中并没发生这样的事，可我很有把握，生活并不像这些人——比我年轻的那一代——想的那样，是那么轻率、粗心的事儿。

因为我的优势在于，我就坐在那条两代人之间的分界线上——多少有点忸怩作态地坐着。当我收到平生的第一个大邮包——好几百封信都在讨论那个写波波头女孩的短篇(5)——他们居然来跟我讨论这个，这好象挺荒唐的。另一方面，对一个生性羞怯的男人来说，从此“不当自己当别人”倒也不错：当个“作家”，就像先前我当过的“中尉”。当然啦，其实我与作家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我与军官之间的距离更短，可是好像没人猜测这张假惺惺的面孔后面到底是谁。

统共花了三天，我就结完了婚，而报纸上推介《人间天堂》的力度就跟他们推介电影里的临时演员差不多。

书一出版，我就陷入了又沮丧又抓狂的境地。前一个钟头还在发火，后一个小时就是狂喜，如此循环不息。好多人觉得这本书是个赝品，没准确实如此，还有好多人当它是堆谎言，可它不是。我晕乎乎地接受过一个采访——我说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还说我是如何攀到今日之高峰的。海伍德·布鲁恩(6)紧接着就引用了这些话，还评论说我似乎是个颇为自负的年轻人，而有时候我又是个特别谦卑的伙伴。我请他吃午饭，用一种和颜悦色的方式告诉他，他就这样让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真是太糟糕了。他那会儿刚满三十，差不多就在那时，我写下了一个某些人不会让我忘记的句子：“她是个已经凋谢却仍然可爱的二十七岁的女人。”

我昏头昏脑地告诉斯科里布纳出版社，我估计自己的小说不会卖过两万册，等笑声停下来，他们告诉我处女作能卖到五千册就很出色了。事实上，我记得，出版一周之后，它就超过了两万册，可那时我实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居然不觉得这事儿很好笑。

这些腾云驾雾的日子在一周之后结束，那时普林斯顿开始向这本书发难——并不是普林斯顿的在校学生，而是黑压压一群教工和校友。希本校长发来一封言辞委婉却兴师问罪的信，还有满满一屋子突然开始谴责我的同学。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在哈维开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派对。当时我们开着费尔斯通的青绿色轿车，路上我还为了劝一场架，眼圈不小心让人给打黑了。这件事后来给渲染成了一场纵酒狂欢，尽管有好多学生代表到校董会说情，我还是有几个月不能参加俱乐部活动。《校友周刊》对我的书穷追猛打，只有戈斯教务长替我说过句好话。这些做法里透着叫人腻味、十足伪善的东西，弄得我火冒三丈，有整整七年我都没去过普林斯顿。后来有份杂志要我就此事写一篇文章，我一动笔，才发觉我其实热爱那地方，相形之下那短短一周的经历只能算微不足道。话说回来，1920年的那一天，我的成功实在带给我莫大的喜悦。

可现在我是个职业作家了——不破旧则无以立新。渐渐地，我培养出一种用来自卫的坚强，可以做到宠辱不惊。有人会喜欢你的作品，但理由不着边际，或者有人喜欢你的作品，而你觉得他要是不喜欢倒反而是种恭维，这样的情形出现得太频繁了。算算自己的钱袋，我发觉在1919年我靠写作赚了八百块，到了1920年我靠短篇稿费、照片版权和图书挣到了一万八。我的短篇单价从三十块涨到了一千块。虽然比起后来“大繁荣”时期，这个价钱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但当时对我的意义是怎么夸张都不过分的。

梦想早早成真，随之而来的既有额外惊喜，也有沉重负荷。年少成名让人对“命运”而非“意志”产生了某种近乎神秘的定义——最坏的结局就是拿破仑式的幻灭。年少得志的人相信，他的愿望之所以能实现是拜头上的幸运星所赐。年届三十才显山露水的人，对于意志与命运之间的比例，会有一套均衡的概念，而直到四十岁才出头的人，则多半只重视意志。当暴风雨袭击你的小船时，这种区别就会显露出来。

年少得志者得到的补偿是，他们相信人生是一件浪漫的事。从最积极的意义衡量，这样人就能永远年轻。当爱情和金钱的首要目标都成为囊中之物时，我手里还有大把岁月可以虚掷光阴——在那些我其实无法让自己追悔的岁月里，我一直在追寻“永远不散的海滨狂欢节”。二〇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跟我住同一家酒店的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7)是个勤奋刻苦的胖子，一天到晚穿着浴袍——他的怪名字总是让我不可救药地晕头转向，搞得我拦他的车时只能像个中国人那样悄声说：“啊，是我呀！啊，是我呀！”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踟蹰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晨或卡罗来纳的春夜，当四周静得能听见邻村的犬吠时，我也能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惊诧。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与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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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老的智力题，至少可追溯到公元九世纪，出现不少变体，亦成为著名寓言。主体情节是农夫欲带一只狐狸、一只鹅和一袋豆子过河，但每次只能带一样。由于狐狸要吃鹅，鹅要吃豆子，所以按怎样的顺序带过河才能周全，就成为大难题。作者用在这里，暗喻自己生计、写作与爱情难以兼顾，进退维谷。

(2) 即Smart Set，美国高级文学刊物，创刊于1890年，自1914年至1924年间由亨利·门肯和乔治·吉恩·内森联合担任编辑，该刊物曾刊登尤金·奥尼尔、菲茨杰拉德等人的早期作品。

(3) 这篇小说后来收录在短篇集《飞女郎与哲学家》（1920）里。

(4) 原文是The Beautiful and Damned，菲氏曾以此作为他的第二部长篇的书名（中译本名为《美与孽》）。

(5) 这个短篇是《伯尼斯剪掉了头发》（Bernice Bobs Her Hair），收录在短篇集《飞女郎与哲学家》（1920）中。

(6) 海伍德·布鲁恩（Heywood Campbell Broun，1888—1939），美国著名新闻记者。

(7) 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Edward 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6），英国类型小说家，名下小说多达一百五十多部，尤其擅长悬疑、惊悚类型。

书　信

人们希望菲茨杰拉德的书信最终会集结出版。下面这些信件不过是碰巧容易获得的一部分，通过它们，我们得以一窥菲茨杰拉德的文学活动和兴趣爱好。第一组是致友人的信，第二组是写给女儿的。第一组的大部分信件中，我们保留了原先的拼写和标点，只是统一将书和杂志的名字处理成了斜体，并补上了漏掉一边的双括号。

致友人的信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17年9月26日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索米特大道593号

亲爱的伯尼：

收到这封信，你一定很吃惊，不过，你一定要给我回信。我想知道，短兵相接的战役对你这样脾气的人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的意思是，我很好奇，你的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是毫无变化——

我参加了常规的军事考试，但至今没收到只字片语。约翰·毕肖普在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森要塞第二营队，我和他共度了足足一个月（七月）的光阴，写了大量——海量——的诗，主要是在从梅斯菲尔德(1)到布鲁克(2)的影响下写就的。

以下是约翰的最新作品：

《闺房》(3)

此处仍弥漫着已消褪的玫瑰氤氲，

隐约仍可寻回布嘉蒙梨子的香气，

熠熠的光线和浓重的沉默使人疑心，

翼琴的歌声带亡者跳起加伏特舞。

因为光线转柔，沉默永远在战栗，

仿佛它将搞错绸缎和花边的尺寸，

十八世纪的某种疯狂叹息着摇曳，

穿过精致而徒劳的一生，达到濒死的雅致。

这是她爱的音乐；我们时常听见

她独自走过剪去了草尖的露天花园。

当时盛夏的灼热正开始变得柔和，

她死于一个漫长的午后，蝗虫尖啸。

华丽的棕榈仍在攀爬着窗帘的褶皱；

傍午的目光将棉花打歪，使之晕眩。

这儿还有她的书本：蒲柏和伯顿的早期作品，

一本破旧的魏尔伦；《幸福》和《潇洒的节日》(4)。

来吧——我们走吧——事已完结。我们在此寻回了

太多的过去，但最后依然没找到任何

创造了那个爱情和恋人之季节的事物；

把你的手给我——她曾经迷人——我有眼无珠。

怎样，不错吧？他还没有出版它。昨天我给杂志寄去了十二首诗，如果都被退稿了，我就放弃诗歌，转向散文。春天来时约翰可能会出一本诗集。我自然也想出，但没有机会。这是我的一首：

《致塞西莉亚》(5)

一百个快乐的六月前

当虚荣亲吻了虚荣，

他屏住呼吸默想着她，

默想时间可能知悉的事物

他以她的名字和“生”“死”押韵

“为这一次，为这一切，为爱”，他说……

他的呼吸粉碎了她的美丽

她和她的情人们一道死去。

永远是他的心智而非她的眼睛

永远是他的艺术而非她的头发。

“学会了韵律的把戏的人，放聪明些

在他的十四行诗前停下步伐。”

所以我的一切话语，无论多么真切

都可以将你唱到第一千个六月里

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你只做了一个下午的美女。

这首诗还不错，不过当然，在约翰的诗面前就相形见绌了。顺便一提，我发现了一本你会喜欢的书：维尔弗莱德·沃德夫人的《恰当的时机》。不过，我并不以为现在是告诉你这个的恰当时机。我认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英语小说是《新马基雅维利》。我整个夏天都沉溺于酒精（琴酒）和哲学（詹姆斯、叔本华和柏格森）。

大部分时间我都无聊得要死——杰克·纽林(6)不是个悲剧人物么？——我几乎不认识盖里(7)。一定要来信告诉我细节。

八月里我差一点因公去了俄国，但后来未成行，所以我寄给你一张我的护照照片——假如监察人员不为了某种原因扣下它的话——我看起来像个条顿人，不过，我只要签个名，就能证明自己是凯尔特人了。

极真挚的，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17年秋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

考第齐俱乐部

亲爱的伯尼：

之前我一直打算给你写信，但是如你所知，我换了个环境，其间的劳顿耗掉了我的时间。

你的诗到了我的室友约翰·比格斯手上，我们会把它收入下一期——不过，手稿几乎模糊难辨，所以我（冒险）给你寄来了我的抄本，烦请你改正后寄回——

我正开始念大学四年级，仍在等待任命。我会给你寄《文学》(8)。哦不——你已经订阅了，不是么……

请务必给约翰·毕肖普写信，告诉他别给书起名为《绿色水果》。

亚历克是个海军少尉。我这儿给你附上汤塞得·马丁的一封机灵的信，希望你会把它寄回来。

普林斯顿蠢极了，不过高斯和杰路德在这儿。我只选哲学课和英文课——我告诉高斯你要去航海（我是这么听说的）但我会反驳谣言的。

你读过威尔的《恩赐，种族的头脑》吗（多兰——1916），太精彩了！（这表达真是乳臭未干。）

《文学》办得挺兴旺——比格斯和我负责散文——克里斯和凯勒（一个将成为主席的大三生）和我负责诗歌。不过，所有的稿件都来自编辑部之外。

年轻的本奈特（在纽黑文）准备在圣诞前出一本诗集，恐怕会盖过约翰·皮尔(9)的风头。他的主题不那么精贵，不那么颓废。约翰此时在这个国家真是个时代错误——人们想要的是观点，不是织物。

我在这儿无聊极了，但偶然会去见见谢恩·莱斯利，读读韦尔斯和卢梭。我读了杰路德夫人的《受限制的英国小说家》，我认为她低估了韦尔斯，但我同意她把麦肯茨列于他那种流派的榜首。她似乎很轻视巴里和切斯特顿，我却要把这两者放在本奈特之前——事实上，在除了韦尔斯以外的任何人之前。

你有没有意识到，肖61岁了，韦尔斯51岁，切斯特顿41岁，莱斯利31，我21。（很糟糕，我没法为31岁提供更好的人选，我可以听听你对此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的——杰克·纽林死了——死于救护车。他是一名潜在的伟大艺术家。

这是我刚刚被《诗人传说》录用的一首诗：

《涤罪之路》(10)

我酣睡不醒，躺在一英寻深处

带着曾被约束的旧日渴望；

用一声尖叫打搅生活的卫士

此时暗夜正飞出灰沉沉的大门。

并且在探求可被分享的信仰的途中

我再次寻找那斩钉截铁的日子；

然而古旧的单调就在那儿——

长长的、长长的雨水大街。

哦，但愿我能再次起身！但愿我

能甩掉那瓶陈酒带来的心悸——

看见新的黎明在天空聚集，

还有童话般的尖塔，线条叠着线条——

在高空中找到每一次海市蜃楼

一种符号，而不再是一场幻梦！

然而古旧的单调就在那儿——

长长的、长长的雨水大街。

不——我没有更多约翰斯(11)的作品了——我向他提过，但没收到回音。

如果希尔圭特当选纽约市长，就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来自南俄的两千万俄国人已经加入了罗马天主教。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作为某人（一名牧师）的私人秘书去意大利，那人要代表红衣主教吉本斯去和教皇讨论战争问题（美国天主教的观点——也是最忠诚的观点——堵住新芬党(12)，潘兴(13)的百分之四十的士兵都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务必来信。

你的盖尔人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最近我回想起潘德尼斯、“多愁善感的汤米”（他并不多愁善感，巴里从未能理解他）、迈克尔·费恩、莫里斯·雅弗利和盖·哈兹伍德(14)。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18年1月10日

亲爱的伯尼：

你最后的，籍以逃避这个破碎的世界的冷酷诡辩的避难所，如今被毁了！(15)我离开了普林斯顿。现在，我是第四十五步兵团（常规军）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陆军少尉。我眼下的住址是：

堪萨斯州利弗沃斯要塞

Co Q. P. O. B.

二月二十六日后则是：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索米特大道593号

信件都会被转到我这个地址。

——所以，所有不那么一本正经的普林斯顿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一转瞬即逝的同盟，连带着布鲁克的衣钵和干净的耳朵……维普尔、威尔逊、毕肖普、菲茨杰拉德……已经走过了时代的小径——在身后留下了他们闪亮的皇冠，在约翰·比格(16)那颗油光光、不值钱的脑袋上。

我把你的一首诗寄给了《文学》，另一首我会在重读后寄出。我疑心你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文学》。我寄给你了……我附上了两张照片(17)。好啦，把其中一张给某个失去母亲、没有梦想的法国兵吧。我的面颊煤黑，表情牵强，但背景毕竟是卷心菜嘛……

约翰的书十二月出版了，尽管我为他写了洋洋洒洒的赞辞，我还是认为他没能用好自己的素材。那是一本薄薄的绿书。

《绿色水果》

作者：约翰·皮尔·毕肖普

R. C.步兵团第一少尉

法国谢尔曼公司

波士顿

《闺房》被收在第一部分（“灵魂和织物”）中，这部分里还有《拿骚客栈》，最重要的是还有《菲利普的妻子》，那是他颓废的二年级岁月的遗迹。装点这一部分的还有《克劳迪乌斯》和其他一些晦涩的作品。

第二部分包括那些“埃尔斯佩思诗”——我觉得陈腐不堪。第三部分是“来自泽西和弗吉尼亚的诗篇”，包括《坎贝尔厅》、《米尔维尔》和许多甜津津的伤感：关于他是如何热爱雪白的尸体，却又如何打算换换口味，尝试一下压碎的大脑（这则单薄的念头被他在一首又一首的诗中咀嚼不已）。不过，这种意见只能你我私下说说，如果他知道，因为他没有录入《加尼美得》、《萨勒姆之水》、《弗朗西斯·汤普森》、《祈祷》以及其他能塑造本书形体的作品，我是如何觉得他是个疯子，他准会把我从供稿者名录里剔除。这本书的最后是献给汤塞得·马丁的致辞，我已随函附上。至今我还没读到任何书评。

×××

《浪漫的自大者》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最好的已然结束

你可以抱怨，可以叹息

哦，愚蠢的恋人……”

——鲁泼特·布鲁克

“所谓经验，那是许许多多的人给他们所犯错误加的美名。”

——奥斯卡·王尔德

查尔斯·斯科里布纳父子（大概如此！）

1918年

总共有二十三章，只写了五章，有诗歌、散文、自由诗和各种变幻莫测的温度。它号称描述某个叫斯蒂芬·帕姆斯（大流士？）的流浪记，起自旧金山大火，再到中学，到普林斯顿，最后写他在二十一岁时如何在普林斯顿空军学校里写自传。里面有塔金顿、切斯特顿、商博斯、韦尔斯、（罗伯特·休·）本森、鲁泼特·布鲁克的痕迹，也包括一些康普顿·麦肯齐式的恋爱故事和三个通灵故事，包括一次与撒旦的邂逅——在妓女的公寓里。

它咒骂关于普林斯顿的许多事，但这和其中关于普遍人性的看法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我几乎可以管它叫作散文体的《恰尔得·哈罗德》。说真的，假如斯科里布纳接受了这本书，我知道在某天早晨醒来时，我会发现那些初出茅庐者已使我一夜成名。我真的相信，再没有别人更彻底地描写过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故事了。

在我右手边的床铺上睡着（从前的）《当代诗歌》的编辑德弗许·约瑟夫，哈佛1915届毕业生，他是只桃子——我的左边是G·C·金，一个来自哈佛的疯子，他正在把《战争与和平》改成戏剧。但你会明白，我不受没文化的土包子侵扰，这毕竟是幸运的。

《文学》进展缓慢，我还没收到十二月号，所以无法对质量发表断言。

这场无礼的战争在法国夺去了斯图亚特·沃考特的生命，并且如你可能知道的那样，真的开始令我恼怒——但大多数人的那种哭哭啼啼的感伤主义依然是我的肉中刺。除了我那浪漫的切斯特顿式的正统信仰，我仍同意韦尔斯早期关于人性的一切观点，以及他的“托诺·邦盖(18)没希望”的理论。

上帝！我多么怀念我的青春——当然了，只是相对而言，但其他人的面庞上的纹路已经开始粗糙，那是确凿的标记。我认为你从未意识到在普林斯顿，我那微不足道的老成背后有种孩童式的天真，并且我缺乏真正的荣誉感。若不是为了这份荣誉感，我会是个卑鄙小人，如今，连这也在消逝。

好了，我僭越了，使你厌倦了，同时也在消耗我的小说素材。那么，再会吧。务必写信，若你愿意，我们务必保持联系。

上帝保佑你。

凯尔特人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毕肖普的地址是：

肯塔基州泰勒营地

334步兵团

约翰·皮尔·毕肖普少尉（他是第一少尉）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20年8月15日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索米特大道599号

亲爱的伯尼：

收到你的来信，我很快乐。我正在经历写一本新小说的严重产痛。

哪个题目最好？

《名流的教育》

《浪漫的自大者》

《人间天堂》

我要把它寄给斯科里布纳。他们喜欢第一个标题。在此附上他们的两封信，可能会把你逗乐。阅毕请寄回。

我刚构思完为你的书所写的故事(19)，但还没动笔。一个美国姑娘在南方的军营里爱上了一个法国军官。

从上次见到你以来，我一直试着结婚，试着把自己醉死，但没有成功，就像那么多好人儿一样，以性和国家的名义，我重返文学天地了。

我卖了三四篇廉价的故事给美国杂志。

八月(20)（法国人是不是这么说的）25日左右我会开始为你写故事（大约还有十天）。

我很惭愧，我的天主教信仰除回忆外已经所剩无几——并不是说它不对，事情要更复杂；无论如何，我不去教堂，也不对着水晶念珠絮絮叨叨。

九月或十月早些时候可能去纽约。

约翰·毕肖普在那一带吗……？

看在上帝份上，伯尼，写本小说吧，别把时间浪费在编故事集上了。你会养成习惯的。

这话不中听，不和谐，但是，你懂我的意思。

你在霍德小组的(21)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20年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索米特大道599号

亲爱的伯尼：

斯科里布纳已经接受了我的书，定于冬天晚些时候出版。你会说它情感夸张，但其实它既不多愁善感，也不是垃圾。

十一月我可能会来东海岸，到时我会给你电话，或者去看你。还没时间给你写故事。最好别对我指望太高，因为i的w，或者E. S.都是干巴巴的。

你诚挚的

弗朗西斯·S·菲茨杰拉德

致约翰·V·A·韦弗

1921年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古德里希大道626号

亲爱的约翰：

对于写这篇书评(22)，我心痒难耐。我见过布鲁恩和F. P. A的评论，但你知道他们有多爱我，我对他们的意见又是多么重视。

我在使用一种新的书写法(23)。这样，当我的传记作者开始收集我的信件时，更容易在旁边插入评论和笔记。

“大都会人”还没有来。我一定会读读《珐琅》。基督保佑我能去欧洲。

你的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致埃德蒙·威尔逊

［邮戳日期显示为1921年11月25日］

明尼达州圣保罗市

古德里希大道626号

亲爱的伯尼：

谢谢你的祝贺。(24)我真高兴，这事他妈的总算完了。泽尔达毫发无损地挺了过来，我用手掌向她捧上了“战争十字架”奖章。说到法国，那位名字暧昧的伟大将军今天进城了。

在门肯一事上我同你意见一致——韦弗和戴尔都糟透了……

我马上就可以完成书(25)的重写。你还记得吗，你曾告诉我，我在午夜会饮一幕中布置的是这样一种场景——这类剧本还从未实现过——换句话说，当他们都张口说话时，没有一个人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我添入了自己近期的一些观点，（或许）还有别人的。参见信末的附件(26)……我一摆脱自己就会转向你。我很高兴你和泰德·巴拉莫在一起……我非常喜欢泰德。他有点儿过于成功了，因此无法舒舒服服地居住在大脑的卧室里，但我仍然非常喜欢他。

这他妈的意味着什么呢？一定是自制力的命令。他的名字是伊基先生，他是个种橘子的阿拉斯加人……

如果这婴孩长得丑，她就可以退到她的全名“弗朗茜丝·斯科特”中，受它的庇护。

圣保罗像地狱一样沉闷。我写了两篇出色的短篇小说，三篇廉价的。

我很喜欢《三个士兵》，我在《圣保罗每日新闻》上给它写了书评。我厌倦了现代小说，我刚读完佩恩为克莱门斯撰写的传记。棒极了。你若在《读书人》上为我撰写书评，务必让我过目。《蛋的胜利》不是个精彩的标题么？《时髦人士》上约翰(27)和多恩(28)的文章我都喜欢。我感到寂寞，想念纽约。明年秋天可能去那里，也可能会去英格兰生活。

你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和地狱洞穴之中的，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致埃德蒙·威尔逊

［邮戳日期显示为1922年1月24日］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古德里希大道626号

亲爱的伯尼：

法拉告诉这儿的某人，说我要上三月份的《文学聚光灯》(29)。我推测那是你的主意。我的好奇不可遏止——看在上帝份上，给我寄一份杂志看看。

你读过厄普顿·辛克莱的《铜支票》吗？

你看过赫格希姆的电影《能干的大卫》吗？

两者都妙不可言。我写了两篇精彩的故事，收到了六个编辑寄来的赞美信，附注却是：“但是，您会冒犯我们的读者。”令人扫兴。同样扫兴的是诺普夫把《花环》(30)的出版推迟到了秋天。我很欣赏你在《名利场》上发表的达达风格文章——以及毕肖普为我们做的免费广告。泽尔达说，你的照片“美丽而毫无血色”。

我在这里闷得要死。小婴儿很好——我们用金币在她美丽的眼睛前晃来晃去，以期她能嫁个百万富翁。三月早些时候我们会在东海岸待上十天……

你在做什么呢？我对你上一封信中的资料大有兴趣。我极度渴望像庞德诗中的那位女士一样，患上情感上的贫血症。《石楠丛》蹩脚极了。

《爱神》是赫格希姆最好的作品，但不够好。

你的

约翰·格里尔·希本(31)

致约翰·皮尔·毕肖普

［可能写于1922年春］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古德里希大道626号

亲爱的约翰：

我要坦白告诉你我希望你做的事。告诉我你具体喜欢这本书(32)什么，不喜欢什么——人物——安东尼、格劳瑞娅、亚当·佩奇、毛利、布里克曼、穆雷尔·迪克、瑞秋、塔娜，等等等等。确切地告诉我他们是优是劣，是否有说服力。你对此书风格怎么想，太华丽（引用具体段落），好（也要引用）或者腐朽不堪（也要引用）。本书给你带去怎样的情感（如果有的话）。你怎么看其中的幽默感，怎么看待其中的观点。如果观点太假，指出来，嘲笑它们。这本书有趣还是乏味。有趣到什么程度。最近有什么美国书比它更有趣。如果你觉得第一章中“天堂回眸”部分像是D·W·格里夫斯作品的升华版，告诉我。也告诉我你是否觉得本书模仿了谁。

我想要的是一篇具体确切的评论。想到他们要你写长篇大论，而你又答应了，我就忍不住咯咯笑。在这本书的问题上你不会伤害我的感情——尽管我对你在巴尔的摩那篇文章里把二十五岁的我列于麦肯齐（他只写了两本半的好小说——但并不杰出——就死了）和塔金顿（若他果真有才，其心智也不过是个学童）之间而耿耿于怀。我的意思是，在我这个年纪，他们还一无所成呢。

我也要说，我很高兴你答应动笔。你写信问我，愿意你用怎样的大体模式来展开攻击，我现在就坦白地告诉你我的喜好。我特别害怕所有的评论都是泛泛而谈，而我自己在细节上投注了大量心血，远胜于在构思本书大纲上花的功夫。因此，如你能着重细节，我会很感激。假如得把文章拉长，本来也不可能只谈大体。

你得了流感，我遗憾之极。我们九号来东海岸。我喜欢你在《名利场》上的书评，我认为它非常精彩——

婴儿美丽极了。

永远的

斯科特

致埃德蒙·威尔逊

［可能写于1922年春］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古德里希大道626号

亲爱的伯尼：

从你的沉默中我判断，不是你断定本剧(33)不适合呈给“行会”，就是他们拒绝接受。

我已经完成了修改。我转寄了一份给哈里斯出版社，如你觉得“行会”感兴趣，我就把另一份寄给他们。你的剧本现在应该进展顺利吧。你能设法寄份副本给我吗？

目前我扑在电影上，呕心沥血像条狗。我们在纽约的会面如此匆忙，我很遗憾。我原先的计划是想法子和你促膝长谈，但随着永不终结的派对展开，我似乎无法清醒到足以容忍自己清醒。事实上，这次旅行总体来说很失败。

替我向玛丽·布莱尔、泰德·巴拉莫和以及所有有幸与你交集的人士致意。

夏天我们没有计划。

斯科特·菲茨——

致约翰·威尔逊

1922年6月25日

亲爱的伯尼：

谢谢你把剧本给克莱文——也再次谢谢你对它的兴趣。我恐怕你高估了它——因为我最近一直在修改《黏糊先生》(34)，计划秋天出版，我觉得不太妙。我打算动手修改剧本——也打算给它起个名字。我接下来会把它寄给霍普金斯。目前只寄给了米勒、哈里斯还有剧院行会。假如克莱文愿意出演这个角色，我什么都愿意做。正如戏文所言，我写这戏时脑中就想着他。你说《安娜·克里斯蒂》名不副实，我很同意……

不管这个剧本结局如何，我都打算再写一个。《美与孽》卖得挺令人满意，但仍不够鼓舞我心。我们以为它会比《天堂》走得远得多，但它没有。把它写成系列是个可怕的错误。此书出版时被《三个士兵》和《爱神》抢了风头……

你喜欢《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吗？你读过了吗？反正它已被收入我的新书……

我从“排砖”书店拿到了《尤利西斯》，已经开始读了。真希望背景是设在美国——关于爱尔兰中产阶级的某种东西令我沮丧不已——我的意思是，它给我一种空洞而消沉的痛苦。我的一半祖先恰恰来自那个阶层，或许更低。这本书可怕地令我感到赤身露体。我希望十月或冬天去南方或是纽约。

你永远的，

F·斯科特·菲茨

致埃德蒙·威尔逊

邮戳时间为1922年8月1日

明尼苏达州白熊湖市

雅齐特俱乐部

亲爱的伯尼：

只想简短地告诉你一声，我的剧本完成了，已经寄给内森，好转给霍普金斯或塞尔文。现在它是个奇迹。我想请你把你手头的两份毁掉，因为若它们流传出去将令我不安。这很蠢，不过，只要剧本在演员的办公室里，尚未呈现要让克莱文演的最终面貌，我总觉得其中的字句会在百老汇出现……

有时间的话请来信唠唠家常。我这边既没有新闻，也没有计划。

你的菲茨

致埃德蒙·威尔逊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雇佣文人、抄袭者(35)

【邮戳日期为1922年8月5日】

亲爱的伯尼：

菲茨杰拉德为《昆体良》(36)尖叫。他对该诗的重印感到欣慰，因为他没法得到《两面派》，害怕读不到该诗。其中关于尼禄的那行和关于毕肖普博士的那行尤为值得称道。

第二幕完全改头换面的那部剧本已经寄给了内森，他会转给霍普金斯或塞尔文。谢谢你把它带给埃姆斯和埃尔金斯。我现在很高兴，他们都拒绝了它，因为我曾经对他们动过心，而现在的新版本要好多了。不必劳心归还副本，这太麻烦了，我有别的副本，而且也没用。也可以把它们付之一炬——我担心它们四处流布。

我查看了些许从麦肯齐和玛格丽特·安徒生的联姻中长出的老橡树树枝（基督！怎样的隐喻！），也就是传说中的“年轻的生殖器”。我觉得厌烦死了。我没有读你的——但×××，他文过饰非，解释起事情来滔滔不绝，因此已经变得比弗兰克·哈里斯更糟糕了。要令一个聪明的作家变得乏味可憎，再没有更容易的法子了。把与人树敌的温柔艺术转变为使人漠不关心的“东方曙光之艺”……在出现在这一警句之前的惊讶的停顿中，菲茨杰拉德囫囵吞下了肉冻，去了水手的老巢。

“看这里，”他说，“我想要一些新方法，好利用康拉德式的旺盛精力——波兰人从不曾见过大海的传说。梅斯菲尔德已经用抑扬格铺陈和衬托之；奥尼尔将之点缀于百老汇；迈克菲为它加上了一架永远粗鲁的引擎——”

但我想不出什么新的艺术形式来匹配他。因此，我决定就此搁笔。我最好的伙伴——或许我还能添上——我最严厉的批评者，那个小女人，向你致以问候。

你想看看新剧本吗？还是这阵子你已饱足。或许我们最好等到它上演。我想我会试着在斯科里布纳那儿把它写成系列——你意下如何？

斯科特·F

对于《尤利西斯》是否适合我，我还摇摆不定——而这已是我所能做出的客观评价的极限了。

致埃德蒙·威尔逊

邮戳日期为1922年8月28日

明尼苏达州白熊湖市

雅齐特俱乐部

亲爱的伯尼——

《花环》已到手，我又重读了一遍。你的序言很完美——我唯一的遗憾是，它未在完成时（几乎是两年前了）得以出版。自然，《士兵》我读了五遍左右。我觉得这差不多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战争短篇小说——但我强烈反对午餐会段子里“被掷到前头”的说法。那个男人本应该说“摔倒”或是“脚下一陷”。另外，和往常一样，我对《高效专家》很是满意。比起你的诗歌我更爱你的散文——我尤其对《湖》不以为意。我最中意的是《人头马》和尾声——但你所有的诗歌，哪怕旨在抒情时，都似乎是从浪漫主义运动之外或之前的某种源泉里流出来的。

约翰的作品我都喜欢，除了那个剧本——我觉得它太过不言自明——以及《复活》，尽管它有个好标题，观点不错，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华彩之章，但它仍是苍白无味，没什么特别的劲道。

我收到朗热的一通电话，我想是你的斡旋吧。我把他介绍给了乔辛台·内森。

万分感谢给我送书。你想要我写书评吗？是的话请指明报纸或杂志名，我将乐意效劳。

你的

F·斯科特·菲茨

本书的装订颇为迷人。每回我看到诺普夫的装订，都会羡慕不已。

致埃德蒙·威尔逊

邮戳日期为1924年10月7日

法国圣拉斐尔市

瓦莱斯鸠的玛丽别墅

亲爱的伯尼：

上面的地址会告诉你我们身处何方，因你声称在地图上(37)寻我们不着。读你的信是我们巨大、硕大、惊人的享受：划时代、玄之又玄(38)、至高无上。自收到信以来我就过上了新生活，泽尔达则去了佩普尼索斯的一家修道院……

关于演出和芭蕾的新闻棒极了。从你的信中我得知奥尼尔和玛丽大获全胜。但关于村的书(39)你弄错了。我的标题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你总是犯错——但却总是出于所有可能中最正确的理由。（这不过是一种装腔作势、穷凶极恶、含沙射影的说法……）

昨天我从后者(40)那儿收到一张奇怪的短笺，要我为自己的《墨丘利》故事负责。在整整七年的——谢天谢地——沉默后，起先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看哪，他是个天主教徒。我打碎了他的心……

我现在就要以菲茨口吻向你叙事，否则这封信就无法向你传递我的性格了。

辛克莱·刘易斯把新小说卖给了《设计师》，赚了五万美元（九十五万法郎）——我从没那家伙那么能赚。（的确如此。）

我的书棒极了(41)，空气也是，海洋也是。我恢复了健康——我不再咳嗽，不再瘙痒，不再整夜辗转难眠，胃不再在喝下两杯清咖后感到一种空虚的疼痛。去年冬天我真的勤奋到了极点——结果却全是垃圾，这几乎碎了我的心，也击垮了我强健的身体。

来信告诉我所有的资料、闲聊、事件、事故、丑闻、轰动、腐化、新星——还有你自己。

我们爱你，

斯科特

致约翰·皮尔·毕肖普

［1924—25年冬］

我喝醉了

别人告诉我这儿是卡布里；

尽管我记忆中的卡布里要比这里安静。

亲爱的约翰：

就如文豪们或许会说的那样，来信已读，内容已引。这样的信再多来几封吧——我认为它相当有力，最后的场面——对年轻的毕肖普家的晚宴的描述十分克制，值得赞赏。我很高兴，美国人终于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信。高潮妙不可言，而“你真挚的”这一短语蕴含着卓绝的反讽，可与之并驾齐驱的只有福楼拜和费伯(42)这样的大师的作品……

维斯考特的《苹果》我现在有了两本，因为我在绝望中订了一本——一座常规的果园。我会给我喜欢的布鲁克斯一本。你认识布鲁克斯吗？他只是这儿的某个小伙……

原谅我回信迟了。我在忙着糊信封……

有人造访，我想他的名字是墨索里尼，他说他在这一带搞政治。此外，我的钢笔不见了，所以得用铅笔续写(43)……找到啦——我一直都在用它写字，却没发现它。这是因为我的头脑被新作品占据了，那是一部建立在伍德罗·威尔逊(44)生平之上的历史剧。

第一幕　普林斯顿大学

伍德罗正在给学生上哲学课。派恩进入。吵架的一幕——威尔逊拒绝承认社团。带着私生子的来自特雷敦的女人进入。派恩再度进入，带着合唱团及其理事们。室外响起噪声：“我们赢了——普林斯顿12，拉法耶特3”。欢呼声。足球队进入，将威尔逊包围。老拿骚。幕布拉上。

第二幕　帕特森的总督府

威尔逊正在签署文件。塔斯克·布利斯和马克·康奈利进入，提议让业主掌权。“我有重要的文件要签——其中没有一份会使腐败合法化。”三角铁社开始在窗外引吭高歌。……带着私生子的来自特雷敦的女人们进入。高尔特太太、约翰·格里尔·希本、阿尔·约森和格兰特兰德·赖斯进入。《大使命召唤》的歌声响起。演员们摆出静态造型。

第三幕（可选）

1918年的战斗前线

第四幕

和平议会。克莱孟梭(45)，威尔逊和约森端坐桌旁……年轻的舞会委员穿越天窗而来。克莱孟梭：“我们想要萨尔河。”威尔逊：“不，萨尔河不行，绝对不行。”笑声……玛丽莲·米勒、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和“爱尔兰人”缪赛(46)进入。塔斯克·布利斯掉进了痰盂里。

哦，基督！我清醒起来了！写信告诉我你对我巨著的看法，还有其他看法。求你了！我觉得它了不起，但由于它处理了太多事关堕落的素材，莽撞如拉斯科者可能会错以为这是钱伯斯的作品。对我而言，它是激动人心的。我从来不会对它感到厌倦……

泽尔达卧病在床已长达五周，可怜的孩子，现在才开始好转。没有新闻，除了我现在一个故事能卖两千块了，但这些短篇越写越糟，我的雄心是总有一天除了长篇小说外什么都不写。刘易斯的书有什么可取之处吗？我想我的要好上无穷倍——这个春天还有什么获得好评的书？也许我的书腐烂无用(47)，但我不这么认为。

你在写什么？请向我谈谈你的小说。如果我喜欢这故事，或许我会把它改成一个短篇投给《邮报》，偏偏安排在你的书出版前问世，抢走所有的风头。谁将出演？蓓蓓·丹尼尔？她真令人咂舌！

汤森的第一部电影如何？评价可好？亚历克在做什么？路德罗呢？伯尼呢？你有没有读过欧内斯特·博伊德在《肖像画》中对我或许会讽刺地称之为我们的“私人”生活的描述？你喜欢吗？我很喜欢。

斯科特

再说一遍，我喝醉了，我把邮票封在了信封里。

致约翰·皮尔·毕肖普

1924—25年冬

美国快递公司

意大利罗马

亲爱的约翰：

你的来信完美极了，告诉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就在同一天，我在《名利场》上读到了你关于《珍视以往》的文章（也不错）。但来信中有些地方令我失望（新闻）——比如伯尼的剧本失败了，比如你和玛格丽特觉得那边的生活无趣而抑郁。我们很想回来，但我们想带着存款回来，而至今我们什么也没存下——尽管我已提早完成了一部小说和一本收录了七个上佳短篇的书。我去年写过十来个垃圾短篇，我绝不会再版它们，甚至都不能忍受再看它们一眼——廉价，缺少我最初作品的那种浑然天成。但我对那本小说有信心。它棒极了。

我们刚从卡布里回来，我在那儿坐着同我的旧日偶像康普顿·麦肯齐倾谈了半夜（告诉伯尼）。或许你已经见过他了。我觉得他既友善又迷人，其平庸也是令人愉快的。从他那里你不会觉得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分崩离析。他对自己现在的产量并不骄傲，我想他只是累了。战争摧垮了他，就如摧垮韦尔斯和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

你猜准了我们想了解的那些八卦：我们想知道×××是从哪里搞到钱买哈瓦那雪茄的，我们想知道电影协会是否终于垮台了（基督！你该看看他们最后的两部电影）。但我毫不怀疑，×××和×××最终会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打入圈子。若有可能我自己也会这么做，但我太个人主义，没有足够在电影界成功的外交手腕。首先你得伸出舌头舔×××和×××这类好人儿的屁股，然后缓缓地开始爱抚。不管他们怎么说克鲁兹——《著名玩家》是由了不起的戴米尔和葛洛丽娅·斯旺森造就的，它的成败不取决于他们的“开会法”，而取决于这两人，以及模仿这两人的影像。克鲁兹的胜利在诸如×××这样昂贵的试验中便血本无归了。

多斯·帕索斯的小说可好？肯明斯的作品后来怎样了？我还没读过《有些人不》，但泽尔达对之非常痴迷。我草草浏览过，并且一路在纳闷这本书为什么要倒着写。起先我还以为他们把封面订反了。好吧——这些人必将与康拉德携手。

你仍然认为多斯·帕索斯是个天才吗？我对他的信仰有点萎缩了。在这个时代，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信仰。

×××是个迷死人的女人，尽管她丈夫是个买针线的杂货商，好歹也是个格罗顿杂货商（我是说，他去过那里，去上学）……

会热切地读完维斯考特的书。《蔬菜》失败后，一个俊俏的、来自东海岸的、叫作维斯考特的小伙子向我做了自我介绍。我怀疑是不是同一个维斯考特。不管怎么说，哈里森·罗兹告诉我，你的维斯考特就要上这儿来，上罗马来了。

我放弃了内森的书。我喜欢《偏见》的第四本。刘易斯的新书可好？赫格希姆糟透了。他彻底完了……

我生命中令人愉悦的首先是泽尔达，其次是我的书中有种卓绝的东西。我想再度被夸赞到九霄云外。泽尔达和我有时会一连四天大吵大闹——总是以饮酒派对开始——但我们依然深陷爱情之中，差不多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对真正婚姻幸福的夫妇。

给玛格丽特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请写信！

斯科特

（完）

在提沃利的埃斯塔别墅，我脑海中唯一回响的就是：

“生满阴暗柏树的山谷

藏着一池被环起的光

年轻的音乐家来到那地

手持令她喜乐的乐器

……拉起琴弓

伴着叹息出声的微弱笛音

要不他们就在嬉戏中向后甩头

鼓点余音缭绕

折叠起来的寂静……”

奇妙的是，在写这诗时你从未看见过意大利——甚至，上帝啊，现在想来——也从未居住在十五世纪。

不过，我从没去过牛津，也写下了《人间天堂》。(48)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25年］

法国巴黎

蒂尔西路14号

亲爱的伯尼：

谢谢你关于本书(49)的来信。你喜欢它，也喜欢它的设计，这可乐坏了我。其中最糟糕的错误，我想是个严重的错误：我没有叙述（也不知道，也没感觉）盖茨比和黛西从重逢到惨剧发生期间的情感关系。不过，这一缺乏被巧妙地掩盖了过去，被盖茨比对过往的回顾以及精美的行文的华毯掩盖了过去，以至于没人注意到它。虽然大家都感到了某种缺失，却并没有把它叫作“缺失”。门肯说（在今日收到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唯一的缺点在于中心故事太微不足道，只是个小插曲（那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对康拉德的膜拜，调整自己去适应了枝叶蔓生的小说），我想他真正没注意到的恰恰是情感到达高潮的那一刻情感分水岭的缺失。

我并不想在A阶级和C阶级中进行任何不公正的比较，但如果我的小说是一段“小插曲”，那么《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一样。从某个角度看，后者可被浓缩成一则侦探故事。不过，你和门肯的来信弥补了以下事实，就是说：所有的书评——哪怕是最盛情赞扬的那些——对这本书要说什么都一无所知；更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与其他书相比，这本书在经济上失败了（在我拒绝了高达一万五千美元的连续刊登版权后！）。不知罗森菲尔德对此作何感想。

我去拜访了海明威。明天他要带我去见格特鲁德·斯泰因。这座城市充满了美国人——大部分是从前的朋友——大部分时间内我们都避开他们，不是因为不想见他们，而是因为泽尔达大病初愈，我又不得不工作。再说，他们似乎除了半带恶意地谈论纽约名人的八卦外，似乎什么都谈不了。

我开始喜欢法国了。我们租了一间大公寓，租期到一月为止。在巴黎看了两星期当地的美国人后，我对美国人总的来说倒足了胃口——这些不可一世、急不可耐的女人和女孩，总是觉得你对她们感兴趣，她们人人都读过詹姆斯·乔伊斯（据她们所言），对门肯盲目崇拜。我想我们并不比任何人糟糕，只是，和异族接触会把我们更卑劣的本性暴露出来。如果塑造当今美国女孩的待人礼仪这份工作与我有任何贵干的话，估计我会把事情搞糟。

我盼望见到你。上帝，我可以给你带去笑声。没有新闻，除了泽尔达和我感觉一如往常地好，甚至更好。

斯科特

再次感谢你令人振奋的来信。

致约翰·皮尔·毕肖普

［邮戳日期：1925年9月9日］

法国巴黎　蒂尔西路

亲爱的约翰：

感谢你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令人愉快、内容丰富、富有见地的有用的来信。这差不多是本书收到的唯一一篇有智慧的评论，除了华顿女士的一封信外。我要深思——或者说我已经深思过——你说的关于“准确性”的话，恐怕我尚未修得那门无情的手艺，可将与上下文无关的一个精美片断割弃。我可以割弃那些近乎精美的、充足的、甚至是闪光的片断——然而真正的准确性，如你所言，我尚未企及。另外，你说盖茨比的面目被弄模糊了，斑驳化了，这也是对的。我自己就从没有在任何时刻看清过他——因为起先他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后来却成了我自己——这块合金在我脑海中从不曾达到过完整的状态。

你的小说听起来引人入胜，我迫切渴望读到它。我下个月会在里维埃拉开始写一本新小说。我知道麦克利什在那儿，还有其他人（在我们要去的安提比斯市）。巴黎今年春天成了一座疯人院，你可以想象，我们就身处其中心。我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回来——或许永不。直到明年一月我们都会在此（除去在安提比斯市的一个月），明年春天我们会去尼斯，夏天则去牛津。向玛格丽特献上我们的爱。非常感谢你这封善意的来信。

斯科特

致约翰·皮尔·毕肖普

［1925］

亲爱的先生：

附件已经解释了一切。(50)我去了安提比斯市，我非常喜欢阿尔奇(51)·麦克利什这个人，还有他的诗，尽管要喜欢模仿性如此之强的作品似乎很奇怪。相比之下《人间天堂》的原创性要强多了。

我迫切渴望读你的小说。我自己已着手写新的小说。这个夏天安提比斯市除了我和泽尔达、瓦伦提诺一家、墨菲一家、米斯廷圭、雷克斯·英格拉姆、多斯·帕索斯、爱丽丝·特里、麦克利什一家、查尔斯·布拉凯特、莫德·康恩、埃斯特·墨菲、玛格丽特·娜玛拉、E·菲利普·奥本海姆、小提琴家马恩斯、弗洛伊德·戴尔、马克斯和克里斯多·伊斯特曼、前首相奥兰多、埃田纳·德·布尔蒙以外别无他人——是个真正能让人简单生活、避开尘嚣的地方。我们过得十分快乐。我不知道我们会何时回来——

海明威一家要来用晚餐，就此搁笔，祝一切好。

斯科特

致埃德蒙·威尔逊

亲爱的伯尼……

为了2月25日所做的准备均已完成。胃唧筒已擦亮排成行，陈腐的旧日激情已被抛光——用只有英国兵才有的满腔热忱。我的上帝，帕什戴尔那场漫长的屠杀开始时，可知我们感觉如何！将军们为什么都这么老？当公爵们和奸商的儿子们谋得将军职位时，费边社为何受到歧视？煽动者在海德公园被人呵斥，英国国教的圣徒并未一夜变作国际人道主义者。英国正在变成什么——弥尔顿、克伦威尔、欧茨和蒙克（Monk）去了哪里？沙夫茨伯里、爱森斯坦、贝克特的托马斯、玛戈·阿斯奎斯、艾丽丝·马奇去了哪里？黑石、试金石、克莱朋的好望镇、斯托克波杰斯(52)在哪里？在G. H. Q.某地，英俊的灰腮须男子喃喃自语：“我们将与骑兵一起向他们冲锋”，与此同时，来自鲍芙瑞尔和黑人国家的男孩们坐在珊瑚礁里颤抖，把回忆录当作关于战争的自由小说来写。坦克呢？道格拉斯·海格或约翰·法兰奇爵士（两个自作聪明的人）（看看他们对莫梭将军做了什么）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发明了坦克，“哭泣的准男爵”菲利普·吉布斯若能想到这个，也会这么做的。

这只是你25日将看到的事物的一个样本。会有一群精心挑选、为数不多的人，会有煤、毯子、“一些为内在的人所准备的物什”。

请别说25日你不能来，要29日才能来。我们从不在29日接待客人。那天是第二次尼西亚会议纪念日，在那一天，我们万福的主，万福的主，万福的主，万福的主……

总是在那里卡住。播放《老人河》或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53)的作品片断吧。

但愿万有引力使你的肠子蠕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自己办的事并不多。回信。。

斯科特

非常喜欢你关于威尔逊的文章。汤普森那篇则不然。(54)

致约翰·皮尔·毕肖普

［可能写于1929年1月或2月］

信托担保

亲爱的约翰：

这本长篇小说(55)作为小说，糟糕得令我心都沉了下去。当我开始阅读短篇(56)时——约翰，这就像是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手。那个短篇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战争故事之一——与克莱恩和比尔斯(57)最好的作品并驾齐驱——充满智慧，结构和文笔都十分精美——哦，它令我感动，令我愉快——查尔斯顿的乡村，小镇的夜晚，老妇人——但最重要的是，今天下午四点，当我为长篇小说感到心焦不已，短篇中对于老妇人的巧妙的戏剧性处理尤其令我愉快——还有——那银色的插曲和屠杀的场景。为后者所做的铺垫老练而细致，火候恰到好处。

现在，说点实际的——我肯定《斯科里布纳杂志》会出版这个短篇，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会付你250到400美元。这个价位是我猜的，很可能准确。我很愿意在这件事上担任你的业余中介。除非你红得发紫，要不然想以比这个更高的价钱卖出一个只有两部分的短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我从出版《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和《富家子》等短篇的经历里学到的。告诉我是否可以继续——当然了，仅就美国的连载权而言。

至于那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并得益，仅此而已。偶尔有一些亮点——比如关于“布士比亚”的频繁对话，但这书不温不火得可怕——我重复一遍——我还是不要重复了，还是在这里列举一些你一定和我一样清楚的事实吧……(58)。

我是在打击你，不过，你还记得你写给我的关于《盖茨比》的信吧。我很痛苦，却从中受益，就如我从你在英语诗歌方面友好的指导中受益一样。

一个大人物可以比小人物造成大得多的混乱，在你埋头工作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你那令人印象深刻的体格(59)把许多瓷器都震成了碎片。幸运的是，那些瓷器对你而言从来就不那么珍贵。小说不是为了建立一套终极哲学体系而写的——至少在开始时不是——你试图以对这一体裁的傲慢自大来弥补你的缺乏自信。

主要的一点是：在我们的母语里，或许除了怀尔德，没有一个人具有你对“世界”的感知力，故事中体现出来的你在社会批评方面的敏锐。你考虑了写作手法（第二和第三人称，等等），针对你的特殊天赋（描述的才能，“国家”感，你那些特殊美德——诸如忠诚——的衍生物，对声色感官的掩饰——你对声色感官是如此憎恶，以至于你无法看清它，就像我在喝醉时一样）有一大批可供选择的题材。

不管怎么说，故事还是很精彩的。别生这封信的气。我今晚心情很糟，可能只是在拿你泄愤。写信告诉我何时能在巴黎与你会谈——下午两点半到六点之间——选一家你方便的咖啡馆，挑个日子——我除了星期天都没有约会，所以时间随意。同时我也会再向你的小说刺上一刀，看看我是否有办法通过奇迹般的修剪把它变得可以出版。但那样的话，你就既得不到荣誉，也得不到钱了。

你永远的老朋友

深情的

斯科特

请原谅这封信中基督般的口吻。写第二页时我开始喝烈酒，现在已经感觉完全是个圣人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并不散发臭味的僧人）。

致约翰·皮尔·毕肖普

［1931年5月5日收到

洛桑　和平大酒店］

亲爱的约翰：

重读了《数千人已死》（第二遍），非常喜欢。我想它也具有一本书的统一性。我喜欢第一个故事——我觉得它真他妈的棒。我之前从没读过。《死亡和年轻的欲望》并不成功——比如，不像处理同一题材的《圣米歇尔的故事》那样成功。我不知道原因。我最喜欢的是《地窖》——我仍对那个康拉德式的失踪者入迷——那是真正的小说。在伯尼发表了一些令人尊敬的意见后，《骨头》似乎显得更为出色。明天我会把它带给泽尔达。

你永远的朋友

斯科特

致埃德蒙·威尔逊

［可能写于1933年2月

马里兰州陶森市

和平大酒店（我的上帝！）］

亲爱的伯尼：

我刚刚收到你那带有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60)头像的信。请在就职典礼当夜来这里，至少待到第二天。我想知道你是抱着怎样的顺从之心盼望着担任鲁纳查斯基这一角色(61)，也想知道你是断定再没什么值得用散文体小说讲述了呢，还是根本就再没什么可讲述的了。或许我可以从《艾莱尔的城堡》中得出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可我记得你那些故事在开头就抖出了许多属于结尾的包袱，这似乎是个遗憾。（这并不是说我不欣赏你最近的作品——我尤其喜欢你的《船屋》）。

我们的会见非常不幸。我来纽约是为了醉酒……我不该在这么绝望无力的状况下来拜访你和欧内斯特。我为所有的不愉快负全责——在欧内斯特那儿，我似乎到达了一种境界：当我们举杯同饮时，我一半在欺负他，一半在讨好他……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自我膨胀得够厉害了。

道斯在这里，我们共度了愉快的一晚——我们从没能真正理解彼此，或许这就是持久的友谊所需要的最好的基石。我离开那天（状态依然糟糕，但不是很明显）亚历克来广场看我。他告诉我，你前一天解释了列宁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令我大跌眼镜——多斯还告诉我，文章是最近才在《新共和国》上刊登出来的。1920年，当我把政治留给你和你的伙计们时，我可料想不到你们会花时间把威尔逊的寿衣劈碎成眼罩！回到马拉美！

——这让我想起，T·S·艾略特和我上周共度了一个下午和傍晚。我读了一些他写的诗，他似乎觉得它们很棒，我挺喜欢他……

不过，三月请务必来。我不知道就职典礼是什么时候，你去搞搞明白，然后告诉我们你何时抵达这里。提前搞明白，因为我们或许也会去参加，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会迷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

你永远的朋友

斯科特

致埃德蒙·威尔逊

［邮戳日期为1934年3月12日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公园大道1307号］

亲爱的伯尼：

尽管你在我们的谈话中意欲提出温和的批评(62)，我却觉得兴奋而非沮丧——如果人物变得足够真实，以至于你不同意我给他们选择的大命运，那么主要目的就达到了（顺便一提，你说迪克应该以一个精神病医师讼棍的身份淡出舞台，这曾经在我的原初设计中，然而经过再次考虑，我想他是个“精疲力竭的人”，而不仅仅是个“受挫的人”(63)。我想，既然他所选择的职业意外地毁了他，他或许可以离弃这一职业。

作者要为作品中失败的部分打圆场的任何尝试都注定是荒谬的——不过我希望你，还有其他人，读的是出版的书，而非杂志版，后者常常是匆忙拼凑而成。比如后半部分的“表面”已经经过了大量的抛光。奇怪的是，有些人认为前面一些章节文饰太过。有个人甚至建议我把“质地搞得粗糙些”，因为它与主叙事的速度相去甚远！

不管怎么说，书面世时，希望你能花时间再查看查看。我去掉了像×××的俯冲或狄克与奥斯布鲁克的绯闻这样不相干的情节，也砍掉了拜访布里尔的走私犯这一幕，以及许多不计其数的小细节。我已把斯科里布纳的校对员们逼得半疯了，但我想作品是变得圆熟多了。

泽尔达的摄影作品几周后会展出，我会在纽约见到她，至少一天，这难道不是个重逢的好机会么？

见到你真好，想到我们的争论——或无论那是什么——已经解决，真好。

永远深情的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34年9月7日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公园大道1307号

亲爱的伯尼：

我对你最近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的两篇文章(64)深有感触。尽管我们处理素材的方式总是迥异，却有种能快速猜出答案的秉性在智识上将我俩联系在一起——对我而言是这样。所有那些弦外之音，那些掩饰。

当我们大家都相信同样的东西时很有趣。更有趣的是想象我们都将会同死同生，没有人预见到那场巨大的孤独——在那里，一个人将自己的余生献给想象中的小说，另一个则把缓慢腐烂的肉身献给人类的心智。然而，你在《新共和国》上的文章把这种压力加诸其上——关于永不停歇的力量，关于永无尽头的河流，关于在傍晚、午后或早晨变更其神谕的云朵——这种物质感使我们的道路保持松散的平行，尽管我们援引资料的方式截然不同。

这封信的主旨是要热切地赞同你在讨论米什莱时提出的一个观点：境遇将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人类，在蓝光下呈现淡紫色的事物到了其他光谱下会呈现绿色，或变作弹跳的白雪。我想让你知道，有一个读者，和许多其他读者一样，对你的新作中的暗示和深层意义都有绝对敏锐的感知。

你的永远深情的

斯科特

致碧雅特丽丝·当斯（？）

1936年9月

我从未让这么多事持续地出错过。一个恰到好处的反讽——我母亲的遗产（她临死和出殡时我病得太重而无法前去）是一段时间内最幸运的事件。她是个傲慢的老妇人，尽管我忽视她，她却仍然傲慢地爱着我，以她的性格，如果要她死来换取我活也是合乎情理的。

谢谢你今天的电话，人们对《骑士》里的这篇文章感情复杂——不少人觉得在《崩溃》中谈及这些是个可怕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也收到不计其数的“粉丝来信”，要求将其在《读者文摘》中重版，还有一些来自人类学家的要求，我谨慎地拒绝了。

我的好莱坞交易（结果是，由于我的肩膀太痛，这事我没法进行到底）在他们泛泛的音调中大打折扣。有些人似乎收到暗示，认为我是在道德和艺术上都彻底破了产。

现在——我要谈一些本可以之前就写信告诉你的事。我有没有说过，我是从离地十五英尺的跳水板上（以前，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高度）跃下而摔断了肩膀的？我还没碰到水，肩就折了。这事儿让附近的医学生们乐不可支。快要痊愈时，我又在浴室的高台上滑了一跤——那是清晨四点，我还绑着无与伦比的石膏模，我在地上躺了四十五分钟后才设法爬到电话边，让麦克来救我。那是炎热的一夜，我在石膏里大汗淋漓，在浴室的瓷砖地板上着了凉，得了一种叫做“有丝分裂”的关节炎，身体那一侧所有的关节都受了波及，于是我再度卧病在床，直到三天前还在不间断地呻吟诅咒，三天前，魔鬼终于开始离弃我了。在这段时间内，母亲死在北方，同时又发生了一打其他的事，所以我得花上几个月才能把这个多事之夏的废墟清理完毕，整个夏天我一事无成，只写了一篇平庸的短篇小说，和另外两三个短篇。

致埃德蒙·威尔逊

1936年5月16日

加利福尼亚州恩西诺

阿姆斯托大道5521号

亲爱的伯尼：

你和玛丽新添婴儿的事我很晚才得知，因为我有几周不在加州。希望他现在健壮、善爬。告诉他，如果他能再长壮点，等他二十一岁，我六十三岁那年，我就带他去坐飞机翻筋斗……

相信我，伯尼，那晚能见到你，对我的意义远比对你的意义要大得多。仿佛回到旧日时光，了解卡夫卡，了解后来诗歌界发生的事。我仍然是你和约翰·毕肖普在普林斯顿时所写的那个“不学无术的人”，尽管我现在想要从路易斯·B·梅耶那里学习一种新生活，他保证一有机会就教给我所有的事。

你永远忠诚的朋友

致杰拉尔德·墨菲

二十一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制片厂

加利福尼亚州比弗利山

1940年9月14日

亲爱的杰拉尔德：

我想，每个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对被强调的东西怀有疑心——所以就让它去吧。但我去年从四月到七月都卧病在床，由护士日夜陪伴。不过，就如你从此信中看到的，我已经恢复了健康。

在此待了很久后我发现，一个人会培养新的态度。比如说，这里是个如此松懈而绵软的地方——甚至它所提供的快乐也缺少普罗旺斯式的激越和亢奋——以至于退隐事实上成了获得安全所须的条件。打扰任何人都是犯罪，要获得所谓的“进展”就多少得小心翼翼地刺激和敦促别人。这对处理事务不是个健康的环境。除了做舞台梦的年轻女孩，其他人来此都是为了邪恶的原因——所有的淘金行动本质上都是邪恶的，而那些年轻女孩很快也加入到这邪恶的圈子里。再没有比这类更有趣的圈子了——无论多小。无论在何处，一段时间后，不是产生腐败就是产生冷漠。主角们是伟大的行贿舞弊者，或是极端冷漠者——我指的是那些被惯坏的作家，赫希特、努纳里·约翰逊、多蒂(65)、戴许·哈迈特等等。那个多蒂信教并且每日修早晚课，这一点也影响不了她的冷漠。马尔罗在《人类的希望》中没有列入的一类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然而，再也没有比“胜利”更能叫她失望的事了。

我有一本小说进展顺利。我想它会给我仅余的那些读者造成困惑甚至是恼怒。但这本书和《盖茨比》一样与我保持着距离，至少我的本意如此。新的世界末日不但没有使万事失去重要性，反而又带给了我对生活的渴望。毫无疑问，这是种不成熟的倒退，但真相的确如此。万事万物的阴郁对它不起作用——我感到了某种新的想要运动的冲动，不管这有多么不着边际……

我很想与你和萨拉共度几天时光。我听到远处关于欧内斯特和阿尔奇的振聋发聩的消息，但关于你，我连想知道的十分之一都不知道。

深情的

斯科特

致杰拉尔德和萨拉·墨菲

甜心——对萨拉也一样适用：

后来我给一打无关痛痒的人写了信——为了省下好消息给你们写信。我想这涉及到自尊——在那个公开和私下都沉闷不已的九月，每件事都同时土崩瓦解，振作向上的过程是漫长的。

简而言之，关于我的肺病：那些可怕的恶化、唐突的逆转、明显的痊愈和彻底的毒化，这些我一字都不必对你多说。只须说，有几个月我体温高达99.8度，有几个月是99.6度，然后上下起伏，到了每天下午则稳定至99.2度，此时我可以卧床写作——有两个半月加短短一周内情况危急——已经完全没事了。与此同时还有精神上的抑郁——关于财务——还有这些给小斯科特和泽尔达带去的影响。有许多天，你和萨拉在我绝望的时刻帮助我……你们看起来就像是世上唯一令人愉快的人类，而在这个世界上，我感觉我已经被过早抛弃，过早遗忘了。我给予和借贷的数千元——反正，在最初的尝试后，我甚至都不去想这个问题了。总有人给予，有人索取，这是恒常不变的。我从来不曾忘记你们——与其说是现在，不如说是永远，因为这不过是数不尽的事中的一件。

回到了生者的土地上，我还算运转得不错。我关于此地的伟大梦想已经瓦解，我写了半本小说(66)，二十个讽刺短篇，会登在新一期的以此为专题的《骑士》上。生病时我不得不拒绝了很多高薪工作，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似乎连最简单的活都没人要我干了。直到一个月前，一个制片商请我把自己的作品改写成剧本，薪酬不高（2000美元），外加分红。那部作品是《重返巴比伦》，以及一个老旧但还不坏的故事《邮政》，其中的小女孩主角名叫霍诺丽亚！这个名字我得保留。

看起来不错。我不再是个先知（三遍才拼对“先知”这个词），但我认为只要这场热度屈从于我那在医生眼里非同寻常的抵抗力，一个月内我就能偿清债务了……

所以，我的新消息都告诉你了，下次不会再间隔这么久。我或许是在反过来责备你，因为在你的信中丝毫没有提及自己。关于×××真是太悲哀了。今天给你们写信使我振作了不少，现在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哭泣了。

最深沉的爱

斯科特

致欧内斯特·海明威

1940年11月8日

亲爱的欧内斯特：

小说很棒(67)，比任何其他作者所能写的都要棒。谢谢你想到我，也谢谢你的致辞。我满怀兴趣地读完了它，一路参与到许多写作问题中去，时常不明白你是如何取得某种效果的，但你总是能如愿取得。大屠杀那幕宏伟极了，山上的战争也是，还有那栩栩如生的大爆炸场景。在穿插事件里我尤其喜欢哈尔科夫的小插曲，以及皮拉尔的死亡奏鸣曲——由于我父亲的缘故，我对摩斯比游击战的材料怀有私人兴趣。父亲告别儿子的那一幕非常有力。我会把整本小说再读一遍。

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也喜欢《虽有犹无》。这部作品的观察力和文笔都好，小辈们准会争相模仿那些火候不偏不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驾齐驱的段落和篇章。

同时也恭喜你的新书获得成功。我对你羡慕得要死——这其中并无反讽之处。在所有欧洲作家中，我一直最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手笔——我也羡慕此书的成功能带给你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一如既往深情的，

斯科特

附：我读到约翰·毕肖普的一篇旧文，内容是关于你如何于卡波莱托在尸体下躺了四天，以及我如何从普林斯顿退学（我于十一月躺在担架上被扛了出去——十一月已经过了退学的日期了）……我想说的是，关于你在意大利前线的事我的确知道一些，从你那个部队里——你是如何拖着一个伤者爬过了地狱般漫长的距离，医生们又是如何站在你身旁，纳闷你中了这么多子弹为何还能活着。别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即使是那天登门造访给我带来了你的消息的阿兰·坎贝尔也不例外。

又附：我听说你打算与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人之一结婚。向她致以我最深切的问候。

致埃德蒙·威尔逊

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

北月桂大道1403号

1940年11月25日

亲爱的伯尼……

我想我的小说(68)不错。我写得并不顺利。小说的基调完全违逆主流，定会遭到一番攻击，但这是第一手资料，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做到情感处理上的精确和诚实。我真心希望能有别人来写这本书，但看起来没人有这个打算。

祝你们两个人都好，

（签名）斯科特

附：这封信听起来有点苦兮兮(69)——要不是时间紧张，我会提笔重写。现在甚至已经没有时间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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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英国诗人，作品有口语化叙事诗《永恒的宽恕》和乔叟体的《狐狸雷纳德》，他于1930年成为桂冠诗人。

(2) 鲁泼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以写战争诗歌而闻名，其诗洋溢着浪漫的爱国精神。

(3) 此诗经改动后收入毕肖普的第一本诗集《绿鱼水果》。——原注

(4) 原文为法文。

(5) 修改成散文体后被收入《人间天堂》的第二卷第三章。——原注

(6) 死在一战中的普林斯顿人。——原注

(7) 同上。

(8) 《拿骚文学杂志》（The Nassau Literary Magazine），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刊物。——原注

(9) 即约翰·皮尔·毕肖普（John Peale Bishop），前文《闺房》一诗的作者。

(10) 本诗出现在《人间天堂》第二卷第五章开头处，去掉了题目，略有改动。——原注

(11) Johns，即前文提到的约翰·皮尔·毕肖普。如卷首所言，菲茨杰拉德书信中有不少拼错的人名和其他单词，在此以译注的方式标明，下同。

(12) 是一个北爱尔兰社会主义政党。

(13) 约翰·约瑟夫·潘兴（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美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并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人称“黑杰克”。

(14) 这最后三个名字指康普顿·麦肯齐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原注

(15) 我1916年大学毕业，曾从法国给他写信，说我最后的安慰就是想到我们那个文学圈里仍在普林斯顿的人。E·W.——原注

(16) 即前文据到的约翰·比格斯。

(17) 我在回他的上一封信时提到，他给我寄了两张他的护照照片。E. W.——原注

(18) Tony Bungay: 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小说《托诺·邦盖》（1909）的主人公。

(19) 我当时正尝试编一本关于战争的现实主义小说集。E. W.——原注

(20) 原文为法语。

(21) 这指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宿舍楼“霍德楼”。——原注

(22) 为约翰·V·A·韦弗的诗集《在美国》所写的评论。——原注

(23) 这封短笺的字体非常之小，挤在纸张的中央部分。——原注

(24) 祝贺他的女儿诞生。——原注

(25) 《美与孽》。——原注

(26) 这些附件包括《会饮》一章中毛利·诺贝尔的大部分独白，第252页到258页。——原注

(27) 约翰·皮尔·毕肖普。——原注

(28)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原注

(29) 《读书人》上刊出的一系列当代作家肖像。——原注

(30) 《入殓师的花环》，作者是约翰·皮尔·毕晓普和埃德蒙·威尔逊。——原注

(31) 约翰·格罩尔·希本是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原注

(32) 《美与孽》。——原注

(33) 《蔬菜》。——原注

(34) 我一直告诉他我觉得这篇滑稽作品非常滑稽，它首先刊登于《时髦人士》，后来又被收入《爵十时代的故事》。E. W.——原注

(35) 此信头为大写。——原注

(36) 我的一首废话诗，刊于新奥尔良的《两面派》。E. W.——原注

(37) 他画了一张从耶赫到尼斯的法国地图。——原注

(38) Acrocryptical：为菲茨杰拉德将acro（极、高）与cryptical（玄秘的）合并而得的自造词，这类词在他的信件中层出不穷。——译者注

(39) 村·拉德纳的《如何写短篇小说》。——原注

(40) 一个他刚刚在某一段里提到的朋友，此处未刊这一段。——原注

(41) 指《了不起的盖茨比》。——原注

(42) 指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1887—1968），美国作家，她写了许多流行小说，包括赢得普利策奖的《如此之大》（1924年）。

(43) 这句句子是用铅笔写的，本信其余部分则是钢笔所写。——原注

(44)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

(45) 指乔治·克莱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1906—1909年及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在凡尔赛条约（1919年）的谈判中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46) 指艾米·弗雷德里克·“爱尔兰人”缪赛（Emil Frederick “Irish” Meusel，1893—1963），美国棒球左野手，绰号“爱尔兰人”。

(47) 指《了不起的盖茨比》。——原注

(48) 原文为书名的首字母缩写。

(49) 指《了不起的盖茨比》。——原注

(50) 我记得附件是一封介绍信，至于介绍的是谁，我就不记得了。J. P. B.——原注

(51) 阿奇巴德的简称。

(52) 均为地名。

(53) 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s，1896—1956），美国作家和农场主，其小说《早秋》获1927年普利策奖。在俄亥俄州，他在自己的马拉巴尔农场，成功地运用了现代科学的农业方法。他的很多晚期作品都与农场生活有关。

(54) 这是一篇由萨柯和万泽蒂的辩护律师W·G·汤普森先生所撰写文章，名为《万泽蒂的最后遗言》，刊臀在1928年2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原注

(55) 毕肖普的一本未出版的小说。——原注

(56) 《地窖》，毕肖普写的一个短篇，收入他的作品集《数千人已死》。——原注

(57) 安布罗斯·格威纳特·比尔斯（1842—1914？）美国作家，其作品特色为辛辣诙谐，有现实色彩的恐怖惊险，包括《在生命中》（1891—1892年）和《魔鬼辞典》（1906年）。

(58) 以下几页是对该小说的详细批评，对除我本人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趣。J. P. B.——原注

(59) 指毕肖普在文学上的造诣。

(60) 指的是我寄信时贴的一张有列宁头像的邮票。——原注

(61) “角色”一词原文为法语。

(62) 指对《夜色温柔》。——原注

(63) 原文为法语。

(64) 关于米什莱的文章，后收入《芬兰车站》。——原注

(65) 多萝西·帕克。——原注

(66) 《末代大亨的情缘》。——原注

(67) 《丧钟为谁而鸣》。——原注

(68) 《末代大亨的情缘》。——原注

(69) 指的是本信的第一部分，此处已省去。——原注

致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信

1933年8月8目

马里兰州陶森市　罗杰要塞　和平大酒店

亲爱的馅饼：

我对你是否完成任务一事非常上心。你能就你的法语阅读进程再给我些消息吗？你觉得快乐，我很高兴——但我对快乐历来没什么信仰。我也从不信任悲伤。那些是你在舞台、电视或书页上看到的东西，它们从不真正发生在你的生活里。

生活中，我只相信对美德的犒赏（按照你的天赋颁发），以及对不履行任务的惩罚，惩罚的代价是双倍的。如果营地图书馆里有这本书，请让泰森太太允许你查阅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其中有这么一句：“百合花溃烂时，散发的恶臭比野草更不堪。”

今天我脑中空空的，生活似乎仅在于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一篇故事。我想起了你，带着一如既往的好心情，但如果你再叫我“粑粑”，我就把“白猫”取出来，狠狠抽他，你每犯一次错误我就抽他六下。对此你有什么反应？

我会为夏令营埋单。

小傻瓜，我要收笔了。需要操心的事情：

为勇气操心

为清洁操心

为效率操心

为骑术操心……

不必操心的事情：

别为大众的观点操心

别为洋娃娃操心

别为过往操心

别为未来操心

别为长大成人操心

别为被别人赶上操心

别为胜利操心

别为不因你的错误而引起的失败操心

别为蚊子操心

别为苍蝇操心

别为一切虫子操心

别为父母操心

别为男孩子操心

别为失望操心

别为快乐操心

别为满足操心

需要思考的事情：

我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比起我的同时代人，我在以下方面究竟有多好？

a）学业

b）我真的了解人吗，我能与他们合得来吗？

c）我正努力使我的身体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还是说我正在怠慢它？

致以最亲切的爱意

1937年秋(1)

感恩节时我要设法不从出租车里冒出来，好让你在那些“好女孩”面前丢脸。用“好”这样的词来形容背景优裕的姑娘不是有点落伍了吗？我打赌，沃克小姐班上三分之二的姑娘都至少有一个祖辈在纽约、芝加哥或伦敦的贫民窟里叫卖旧皮革。如果我曾认为你正接受都市阔佬们的价值观，我准会更愿意你去上南部的学校，那里的教育标准没那么高，而“好”这个词也不会被贬低到如此可笑的境地。花花世界我都见过，我再也不知道有什么路比从公园大道到和平路之间的道路更能触发灾祸。

那是些无家可归、耻于生为美国人、无法掌握另一个国度的文化的人；通常对自己的丈夫、妻子、祖辈感到羞耻，无法培养出可引以为豪的下一代——如果他们有胆量生育后代的话；对彼此感到耻辱，却倚靠在彼此的弱点上，对他们身处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哦，我何必继续呢？你知道我对这类事的看法如何。如果我来时发现你去了公园大道，你得把我当成乔治亚乡巴佬或芝加哥杀手才能糊弄过去。上帝保佑公园大道。

1938年7月

我当然很高兴你又能四处走动了，你说你所选择的后福楼拜时期现实主义作品令你沮丧，我很遗憾。我绝不会从《一位女士的画像》开始读亨利·詹姆斯，这本书属于他晚期次要的风格，非常矫揉造作。你何不先读读《罗德里克·赫得逊》或《黛西·米勒》？《吉姆老爷》是本了不起的书——至少前三分之一如此，整体构想亦然，虽然在加尔各答法庭那里——管它是哪处——散了一点架。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它好在哪里？《嘉莉妹妹》几乎是第一部美国现实主义作品，它妙不可言，并且就如一场真正的忏悔一样容易阅读。

1939年夏

我想要你夏天过来一阵子。我在乡下有幢可爱的草屋，但在乡下很远的地方，如果不是个好司机，你根本就开不到那儿。我还不知道在此放一架钢琴是否现实（记住我对无线电的看法），如果人因差别(2)是确凿的，也许这一切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前我为这种情况负全部责任）。自从我三个月前停止了电影工作以来，不仅经历了一场收支平衡危机，还有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它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有令我双臂瘫痪的危险——医生的话是这样的：“仁慈的上帝轻轻弹了弹你的肩膀。”当我没有烧到99度以上时，我不知道回归电影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健康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垮掉，你知道我是个多么不称职的家人……

我当然没有饮酒，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但任何疾病都有可能对神经系统施加有毒的影响，你可能会发现我令人沮丧，对小东西过分紧张，独断专行——比你以前在我身上看到的更加严重。除此以外，我工作十分辛苦，一天下来最不想看见的就是麻烦，而在你的年纪，很自然，一天下来你渴望的是刺激。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最近我们满怀希望地计划了那么多会面，最终却大失所望，也许事先得到警告有助于预先准备……

如果这一实验最后证明是令人苦恼的，我将不得不再把你送去东部的某处，不过，假如我们处得不好，我这儿有一些你可以拜访的朋友。所以还是值得一行的。我比以前更是一名独行者，但我想这不会令你困扰，因为在另两次旅行中你已经消受了足够的电影明星。要知道如今我对生活感到多么无趣，你只消读读那个塔金顿式的故事，名为《有罪的达达·利特》，刊于六月22日的《邮报》（我想现在还买得到），记住，我读这篇故事时全无乐趣，最后达达没把那两个初次社交的少女淹死，我对此感到十分憎恶。

1940年3月15日

我想是你误会了我关于同志的意见。重要的是：他们不该被当作持有某套自由主义或保守意见的人来对待，而最好被当作一帮极度狂热的罗马天主教信徒——其中可能有你自己。并不是说你不该与他们持有异议——重要的是你不该和他们争论。要点是，共产主义已变成某种极度教条主义、几近神秘的宗教，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有办法扭曲它，使你堕入某类较为低级的人种（法西斯、自由主义者、托派分子），并在此过程中对你的智力和人身造成损害。他们组织之严密令人称奇。我的建议的核心在于：想想你要什么，说得越少越好……

你对于观点必须保持一些礼貌。你既不能忽略，也不能挑战或打倒这一事实：在你和我还称不上微尘的时候，就有一次有组织的运动席卷了全世界。有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勇敢无比，桀骜不羁，没有被邀加入特定的大学机构，你可以读读《资本论》中关于《工作日》的可怕章节，看看你是否还坚持原先的看法。

1940年春

就工作而言，春天对我来说总是个糟糕的时节。在漫长而乏味的冬天，我总是觉得除了学习外无事可做。一旦到了漫长而如梦似幻的春日，我就没了这种感觉，在六月到来之前，我得勉力将自己维持在水深火热的学究氛围里。我无法告诉你该做什么——我所有的建议似乎都既遥远又学院派。但如果我和你在一起，我们能像从前那样交谈，我可能会将你拉出集中注意力方面的困境。这并没有那么难，即便对你我这样爱做梦的人也不例外——只是，只要银行里还有足够的钱买下一顿饭，只要储备的道德能量足够帮我们渡过下次难关，我们就会觉得如此安全。我们的危险是幻想自己拥有资源——物质的和道德的——事实上我们却没有。我持续陷入忧郁低谷的原因之一在于每隔几年，我似乎都告别了某次破产，正在向上攀爬。你知道破产的真正含义吗？它意味着利用一个人并不拥有的资源。我曾以为我强壮到不可能生病，突如其来地，我就病了三年，不得不面对漫长而缓慢的向上攀爬的过程。更聪明的人似乎能建立储备库——如此一来，在一个留给哲学考试复习的晚上，你若得知你最好的朋友遇上了麻烦，需要你的帮助，你就可以放弃复习之夜，因为你还多准备了一两天，可以作为储备。但我想，和我一样，你的一生中在这方面都会像个傻瓜，所以我不过是在白费唇舌罢了。

1940年春

不管怎么说，我又活过来了——混过那个十月确实有作用——虽然日子充满压力、需求、羞辱和挣扎。我没喝酒。我不是个伟大的人，但有时我觉得，我天赋中那种不近人情的客观品质，以及它那为了支离破碎地储存其基本价值而做出的牺牲，它们都具有某种史诗般的庄严。反正，每隔几小时我就用那种错觉来支撑自己……

我想，在你阅读这本涵盖了你成人后所认识的我的生活的书时(3)，你会明白我对你的世界的了解是如何深——不是广，因为重病使我无法四处走动。如果我能活得足够长，我会听听你的意见，但我觉得你对自己身为艺术家的局限的本能察觉是最准确的：你可以在各种艺术中来回尝试，并最终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空间，就如我找到我的——但至今为止我不相信你是个“天生的”艺术家。

你所做的正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我在一场音乐喜剧里耗尽了力气，我为它写台词和歌词，在队长玩橄榄球时我负责组织和大部分的导演工作。结果：我的工作大为退步，得了肺结核，落下了一年的功课——最讽刺的是，由于学业上的失利，我没有资格担任三角铁社的社长……

从你的信中，我可以猜到你正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想到这个我的胃都要反出来了。业余者的活动很有趣，但为之要付的代价也巨大无比。最后你得到一句“谢谢”，仅此而已。你演出了三场人人会及时遗忘的戏，有人崩溃了——那个人就是狂热分子。

1940年4月27日

音乐喜剧很有趣——我想是比一个舞文弄墨者所能投身的任何事都有趣，它周围总是萦绕着一种魅人的氛围……

我对你那句话“感觉失去了你最心爱的孩子”尤其感兴趣。上帝，我不是也多次有这种感觉吗。我时常觉得写作就是对自我的削减，剩下的自我总是更消瘦，更贫瘠，更憔悴。不过，在未来二十年内你还不用操心这个问题。我很高兴你会和那些人同去普林斯顿。我有种你已经跳了一级的感觉。像×××和×××这样的男孩，我猜，总比方帽长袍的随遇而安者更有方向感。我并不是指更有野心，野心是青年时代的一种普遍特质，一半是希望，一半是一厢情愿；我的意思是，某种精心设计的路径，来自于天赋、财富或某种细心的指示，或许全部都有，这条路将带你在资产阶级的迷宫中找到方向——如果你觉得值得一找。不过要记得这个：在篱笆的两侧都有许多发展较缓慢的人，这些人具有你不该忽视的品质和过人之处。

随时欢迎你来加州。万一英国人驱逐了张伯伦，我们甚至会对他张开双臂。我们需要他担任州长，因为我们害怕从中国降落伞上降落的亚洲人。别管了——圣芭芭拉会成为我们的纳尔维克，我们会捍卫它直至最后一刻。记住，就连英国还有诺亚·考华德呢。

其实我对你的一部分暑假有个明确的计划——如果你乐意的话——我想我有足够的钱让它精彩。我努力工作，克服静静徘徊在99.2度左右的高烧，它其实没什么害处。告诉弗朗茜丝·吉尔帕特里克，尽管我从没见过她的父亲，他仍是我的英雄之一，尽管他曾单枪匹马抢走了普林斯顿的橄榄球冠军——他或许是史上最好的橄榄球边锋。将来请寄些简报给我，虽然会面时我已听你透露过一些，但我宁肯自己读报，也不愿听你复述酸文人们在自己的书里写的关于我的片断。

我想我刚完成了一篇闪光之作。你读过这期《骑士》上我写的关于奥森·威尔斯的文章吗？有趣吗？告诉我。在六封信里你一个问题都没回答过。下次最好回答，否则下周我会扣你五元生活费，好教你知道我仍是那个老吝啬鬼。

1940年5月7日

你问我，在艺术中，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和完善一种既有的形式，两者谁更伟大。毕加索答复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沮丧话是最好的回答：

“你首先做了某事，然后某人接手将它做得漂亮。”……

在任何真正的艺术家那里，发明者——比如乔托或列奥纳多——都比丁托列托那样的“完美者”要高明无数倍，同理，独创者D·H·劳伦斯比斯坦贝克高明无数倍。

1940年5月11日

我很高兴你没在十六岁那年上普林斯顿，否则现在你就该疲乏不堪了。耶鲁在诡辩方面要比普林斯顿老成一年——再待一年也不错。虽然我爱普林斯顿，但我常常觉得它是某条支流，它那些势利的机构容易被打败和鄙视。除非你是一匹天生的越野障碍赛赛马，或是个社交马夫，你会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智识与情感生活。在此前提下，那是个可爱的安静之处，温和，有尊严，给你独处的空间。当然，在你所描述的×××氛围中它是最糟糕的。如果周末几乎无事可做，就和某个男孩子进城玩去吧。

1940年6月12日

如果你的分数都是B，我可以赞同你而反对汤普森院长。接着我会说：由于你不打算成为教师或职业学者，不要试图得A——不要选那些你能得A的课程，因为你都可以自学。尝试那些新颖而困难的课程，努力尝试，尽力拿高分。但你不会去冒这种名誉风险，这类边缘事件令你烦恼。疑惑和担忧——它们使你残废，就如理财无能和放浪形骸过去曾使我残废一样。这是你的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之踵从来不会自动变得坚韧，它只会越来越脆弱。我至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兢兢业业往上爬的结果，若我从未曾放松或向回看就好了。不过，就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后所写：“我找到了我的台词——从现在起，这是第一位的。这是我刻不容缓的责任——没有了它，我什么都不是。”

1940年6月15日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可能带来好运的计划，但仍需一周才能发展，所以这一周内你没什么可做，除了令你母亲高兴，以及向×××小姐及联盟中她的笨蛋同伙解释施本格勒假设并尽可能从中获得乐趣。或许你可以在那里写点什么。很久以前我发现那儿是一片风景如画的乡村，福克纳先生已经对此做过详尽的描绘了。

1940年6月20日

但愿今天下午我能伴你左右。现在我正坐着，阴郁地沉思着——我丢了一辆用了三年的福特车和一颗用了三十三年的老牙。据警方说，那辆福特（抵押金很贵）我或许有办法拿回来，因为偷走又抛弃它的不过是一帮恶作剧的加州男孩。但那颗牙，我已经对它有了感情……

上天补偿了我，我在《运煤船》上找到了一篇我的故事。我是1936年摔断肩膀之前开始写那篇故事的，接下来几年内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我曾经觉得它糟透了。我对自己能否重拾流行短篇小说的技艺存疑。现在我正为《骑士》写一篇杰作，并等着看我的制片人能否将《重访巴比伦》卖给秀兰·邓波儿。如果能成功，一切看起来就会光辉灿烂得多了……

警察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了我的车。小偷用光了油，把它扔在好莱坞大道正中央。可怜的孩子，他显然不敢叫任何人帮助他把车推到街沿。我希望下次他能搞上制片人的豪华大轿车，车里面有充足的油，两边口袋里各有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这样他便能生机盎然地踏上犯罪之途。我可不想看到任何教育半途而废。

1940年7月12日

你有没有得到一份《纽约客》的复印件？我听说约翰·曼森·布朗是个超人气讲师，我认为采用戏剧批评是非常现代的做法，尽管这隐隐让我想起了罗柯西·厄雪斯的学校。它似乎是略微偏离了戏剧。我想重要的是真正从戏剧这一学科中跳脱，而终极跳脱将会是一所教那些戏剧批评教授写评论的学校……

世界不是个污秽之地么——我刚看完一份《生活》，现在赶着去看一场波利斯·卡洛夫的电影，好振作振作。影片的标题振奋人心：《早餐食物中的尸体》。

有一回我以为湖区森林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处所。或许它的确曾经是。

1940年7月18日

不知道你这个夏天是否读过书——我的意思是，像《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震撼世界的十日》或勒南的《基督生平》这样的书。除了在大学里他们要求你读的断片残章，你从未谈起过你的阅读。我知道你读了去年夏天我给你的几本书——接着我就没听你谈起这一话题了。比如说，你是否读过《格里奥神父》或《罪与罚》，乃至《玩偶之家》或者《圣马修》或《儿子与情人》？你若不每年吸收半打一流作家的精髓，优秀的风格是不可能凭空形成的。或者，风格尽管形成了，却不是一种对你所赞赏的作家风格的无意识的集合，而是你最近阅读的某人的风格的影射——某种滥竽充数的新闻体。

1940年7月29日

这份工作使我有钱支付你一部分学费，它来之不易，我不愿看到你把它花在诸如《1800年以来的英国散文》这种垃圾课上。任何不能独立阅读现代英语散文的人都不正常——你很清楚。你的风格中最大的缺陷是缺乏特点——这种缺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你一度有过特点——在日记里有一些——要使之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耕耘你自己的花园。唯一能帮助你的就是诗歌，它是风格的最集中的体现形式。

例子：你读“梅兰克莎”(4)——那几乎就是诗歌——便能卖故事给《纽约客》；你读普通小说，就只能沉沦到“凯蒂·弗伊日记”这种平庸的水平。对目前的你而言，唯一理智的课程是《英语诗歌——布莱克到济慈》（英语课241）。我不在乎另一位教授有多机灵，一个人没法把对现代散文的讨论提升到茶余闲聊之上的水准。她知道的一切我都可以在三小时之内告诉你，并且保证，我俩告诉你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错误的，因为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主题作出的回应。这是为想要从丽贝卡或斯嘉丽·奥哈拉(5)那儿开始更上一层楼的俱乐部妇女准备的课……

《奇异的间歇》是本好书。当萧写了它并将之命名为《坎迪德》时它便是本好书。另一方面，你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小时都处在易卜生《玩偶之家》所发出的毁灭性的光焰的直接影响下。娜拉不是唯一一个走出玩偶之家的人——所有尤金·奥尼尔的女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她们穿的衣服更时髦……

好了，老法师累了——以上都是绝佳的建议，馅饼，在一个我知根知底的领域。你得中止一段时间的散文写作，不然它就会停留在收入微薄的新闻体水平。你可以做得更好。

1940年8月3日

要独自一人开始做这事并不容易。起先，你需要某个熟悉行情的热情分子——约翰·皮尔·毕肖普在普林斯顿为我担任了那个职位。在“诗体”领域我一直是浅尝辄止，但他在几个月时间里让我看到了诗与非诗之间的区别。那之后，我最早的发现之一便是：一些教诗歌的教授憎恨诗歌，并且根本不知道诗是怎么一回事。我和他们起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摩擦，最后我干脆放弃了英语……

诗歌要么是活在你体内火焰一般的存在——如同音乐之于音乐家或马克思主义之于共产主义者——要么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空洞乏味的形式，学究们可以围绕它嗡嗡地展开永无止境的注疏和解释。《希腊古瓮颂》美得令人无法忍受，每一个音节都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巾的音符般不可取代，或者，它只是你无法理解的某种事物。它之所以是它是因为罕见的天才在历史上的那一点停顿下来，触碰了它。我想我大概读了有一百遍。在第十遍时我才开始懂得它是什么，开始抓住其中和谐的乐声，以及它内在精妙的机制。同理，我从来没办法读完《夜莺》而不流泪，《巴西花盆》也是，它那了不起的诗句提到两个兄弟：“他们为何骄傲……”；还有《圣阿格涅丝节前夕》，它具有英语语言中最丰美最感性的意象，比莎士比亚更甚。最后他的三四首伟大的十四行诗：《明亮的星》及其它……

极为年轻时就明白这些事，并且被赋予耳朵，一个人之后就几乎不能分辨读到的是黄金或浮渣。这八首诗自身为任何想真正了解词语的秘密的人提供了技艺的尺度——词语的纯粹感召力、说服力和魅力。等你放弃济慈一阵子后，所有其它的诗歌看起来都成了唿哨声或嗡嗡声。

1940年8月12日

在穷人之中工作会对人产生一种区分的效用。如果你自己贫穷，你理解他们的心理，这种心理不断拓宽——比如，一个资产阶级男孩驶过一艘纵帆货船的桅杆，在那里，他不得不忍受和海员们一样的穷困，他无疑会永久地形成某种和他们一致的观点。相反，一个本宁顿姑娘在贫民窟里工作一个月，周末却在她父亲位于长岛的豪宅渡过，那她除了某种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小姐”的满足感外一无所获。

1940年8月24日

我能想象那种晚餐派对。我记得刚和泽尔达新婚时我带她去年轻的×××家，那真是一顿冷餐，尽管总体来说，打从一开始，我们去的地方就超越了普通商人好几个阶级。经商是无聊的游戏，为了钱，他们在人性价值方面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一旦你开始认识他们，就还过得去”。我喜欢普林斯顿大学一些从商的年轻人，但我无法忍受耶鲁或哈佛的那些，因为我们连共同的过去都没有。女人通常是些空洞的俗人，容易被引诱，其他方面没什么用处。我不是在谈那些天生的社交名媛如×××和×××，还有其他人，她们将生活变成了选美竞赛，几乎像是女演员。

然而，你似乎足够聪明地发现了在×××的角落里存在某种东西。大学使你领先，尤其对女孩子而言，人们并不急于用你的方式思考或生活。不过是个比例问题：如果你嫁给一名军官，你的半生都得对比你低劣的人点头哈腰，直到你丈夫爬到顶峰。如果你嫁给了商人——比例放在那儿——因为现在商界吸引了大部分最有能量也最迷人的男孩，你就得在等级森严的商界里小心出牌。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希望生活把你交给律师或政界人物或大新闻界，他们的生活要宽阔得多。

广告业一团糟，就如电影业和经纪业一样。你若诚实，就不可能不承认它对人类的建设性贡献比零还少。它不过是对轻信的受众作出可疑保证的一种方式罢了。（但若你把这封信拿给×××看，一切很快就会全部完蛋，因为一个男人必须为自己骄傲，而他越是认识到这一情况，他就越是无法承认它。）如果我在做广告时得到升迁，有足够的钱在1920年与你母亲结婚，我的生活很可能迥然不同。不过，我也不确定。尽管道路百转千回，人们总是努力挣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种人——或许迟早我都会成为一名作家。

1940年10月9日

我很高兴你喜欢《魂断威尼斯》。我看不出它和《道连·格雷的画像》有任何联系，除了两者皆暗含同性恋情愫之外。《道连·格雷的画像》比一部充满感情的刺激十七岁左右青少年开始智力活动的童话故事高明不了多少（它对你就像对我一样产生了作用）。有时候你重读它，会发现本质上它是幼稚的。它处于“文学”的崎岖的下只角，就如《飘》处于大众娱乐的上只角一样。《魂断威尼斯》却是一件艺术品，属于福楼拜那一流，却完全不是派生关系。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有两本原型：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和于斯曼的《逆流》。

1940年12月

我希望我的小说是个谜团。我认为一条好的法则是，在某事物完成前不说出它是关于什么的。开口总是伴随着某些东西的失去，它再也不会如此深刻地属于你自己了。

以下来自未署日期的信件

一种了不起的社交成功：一个漂亮的女孩出牌时就仿佛她相貌平平一般谨慎。

我一生都感到自己缺乏兴趣爱好，除了对我来说抽象和学术的那些，比如军事策略和足球。植物学是一种非常确切的东西，脚踏实地。读过梭罗后我才感觉到，我把自然排斥在生命之外，损失是多么惨重。

许多作家，比如康拉德，成长的环境都与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很有帮助。它能提供充足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观看世界的态度。今日的许多写作既受损于态度的缺乏，也受损于完全缺乏素材，除了在纯粹的社交生活中积攒起来的那些。通常而言，世界不在海滩上，也不在乡村俱乐部里。

我在普林斯顿念大二时，有一回，韦斯特院长站起身来，声音低沉地颂出贺拉斯的诗行：

“那正直无罪之人

不需要摩尔人的标枪和弓箭。”(6)

——我心里明白，我拉丁语学得糟糕，这让我损失了某些事物，比如和某个可爱的男孩共度良宵。由于我的懒惰，由于我不愿挥洒血汗播种，我拒绝了某种了不起的人类经验。

这真是讽刺，后来我买书学习那些我在大学里学过的课程——学过，但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有一回我在一门关于拿破仑时期的课程上挂了科，现在我的图书室里关于这一主题的书有三百本之余，而那些拿A的学生现在根本不记得那门课。那是因为我内心已经把工作同“不愉快”挂了钩，工作就是需要避免和拖延的事物。你所提到的那些学生并不比你更聪明，大部分人不比你敏锐，很可能在记忆力和观察力方面也不如你，但在他们心中，某件事不会一旦成为被指定的任务就变得僵硬。我很确定，你的麻烦就在这里，因为你那么像我，还因为，在长时间的思考后，我已经得出结论：我的麻烦也在这里。我多傻啊，就因为不肯好好工作便失去游戏资格，而那些能力远在我之下的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高分。

我从不责怪失败——生活中充满了太多复杂的情况——但我对不肯努力是绝不宽容的。

我卖出去的第一篇文字是给《诗人传说》的一首诗，那年我二十岁。

尽管我的电影“终将完工”，制片商却要先为勇敢的×××拍一部片子，后者将在好莱坞捍卫他的国家（虽然被英国政府召唤了回去）。这对爱国而无私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影响就是在公司重新投拍我的电影前，我都不会得到报酬；所以我要重返我的老候补《骑士》的怀抱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漏掉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除非你跳过了《永别了，武器》的160至170页。我的问题没什么模棱两可的，但需要集中注意力回答。我希望你给我寄来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第三个问题是基于《圣经》中的《传道书》。它长达十五页，你房间里就有文本，所以你应该在四五天内将它仔细读完。就我所知，你可以跳过766，767和768页上的斜体俏皮话。它们的作者另有其人，是后来被硬塞进去的。但要认真读754页上的介绍，注意，我说的不是《便西拉智训》(7)，那完全是两码事。读的时候记住，它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篇章之一。注意，欧内斯特·海明威从第三段中取得了他一本书的名字。事实上，这篇东西充满了书名。756页上那一段听起来像是电影制片人的供词，即便在一座游泳池的耳朵里。

你在读《二十世纪的智者》，很好。你每天都能遇见他们。他们看着自己的世界分崩离析，他们知道一切答案，但他们不打算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不忠》遇到了一些审核上的障碍，这令我们大为失望。它不再是琼的下一部电影了，我们要将它搁置一阵子，直到我们想出办法来把糊弄人的海耶斯和他的体面人军团糊弄过去。1932到1933年间的电影需要净化（还记得我不想让你看吗？），但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闪烁其词的猥亵。当然了，现在的道德家想把这种标签贴到一切重口味的主题上——所以过去两年的警方既脆弱又不诚实，除非是在和小孩打交道时。不管怎么说，我们正开始拍一个新故事，一个安全无害的故事。

关于形容词：所有优秀的散文都靠动词来撑起句子。动词使句子流动。或许英语中最好的技术型诗歌是济慈的《圣阿格涅丝节前夕》，像这样的句子：

“野兔颤抖着在冰冻的草丛中跛行。”

如此生动，你可以飞速掠过它而未加察觉，但它的流动已经为整首诗增添了色彩——跛行、颤抖、冰冻，这些就在你眼前发生。你能否读读那首诗，然后向我汇报？

别为你的故事不是一流的而灰心丧气。与此同时，我也不打算鼓励你，因为，如果你想迈入前沿，你毕竟要跳过你自己的栅栏，还要从经验中学习。没有人想成为作家就可以成为作家。如果你有要说的东西，任何你觉得前人没有说过的东西，你必须绝望地感受到它，以至于你能找到前人从未找到的方式去诉说它，直到你要说的内容和你诉说它的方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仿佛它们孕育于同一时刻……

让我们再说一会儿教：我的意思是，你所感受到和思考过的事物自己会发明一种新风格，当人们在谈论风格时总是对风格的新颖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谈论的只是风格，但他们谈论的其实是为了表达新观点而作的某种尝试——表达得如此有力，以至于这种尝试便带有了思想本身的原创性。这种工作极其孤独，并且你知道，我从不希望你涉足，但如果你真的打算进入其中，我希望你在踏出第一步时就能懂得我花费多年学习的东西。

一切好的写作都是水下游泳，你必须屏息。

结论是；它不会使你取得经济独立，不会令你不朽。但是，若你有能力，将你的文字出版将是明智之举——即便没有稿费，而且只是在校园杂志上。它会给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学存在感，使你同致力于同一件事的其他人取得联系。说真的，过了某一点我就无法帮你了。我可以说，我不认为任何人能写出精简的散文——除非他曾尝试（但是失败了）写作一首优秀的五步抑扬格十四行诗，并且读过布朗宁的短小戏剧诗，等等——但那是我个人接近散文的方法，你的或许会不同，就如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也不同。但是，如果我没在你那节奏单调的轻快叙事底下找到独属于斯科特家族的真正韵律的痕迹，我便不会写这封长信了。目前，你的文字中还没有真诚——读者会说：“那又怎样？”但在一个疯狂的时刻，你会想要给出实情，而不是丑闻，不是被报道的内容，而是一场舞会上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本质，或许你能获得那种真诚——到了那时你就会明白，要一个形只影单的拉普兰人理解去卡特尔旅行的重要性也是可能的！

我的大部分同时代人并非在二十二岁开始写作，通常是在二十七至三十岁之间，甚至更晚，其间干过从新闻写作到教书到驾驶纵帆货船到从军参战的一切事。会早早成熟的往往是诗性（那一型）的天赋，我自己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散文的天赋取决于其他因素——对题材的融合及悉心选择，或者说直白些：有事可说，并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方式可以诉说之。

我在这封信里填进了太多东西，在瓦萨开学前恐怕没时间再给你写长信。我读了《校园集市》里的故事，并感到很高兴，你在里面尝试了一些新方法，唯一的缺点是伴随故事而来的急转——修改了太多次。最好是一次性或分三次写完一篇故事——取决于故事的长度。分三次写的故事最好连着三天完成，然后花一天修改完事。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在很多故事中，作者会碰到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总体来说，无休止拖延下去或落笔维艰的故事（我是指那种来自于拙劣构思以及随之而来的错误结构的困难）读起来永远不会流畅。

让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跟随科尔·波特、罗杰斯和哈特的脚步迈入任何一种职业生涯，都可能是一种不错的尝试。有时我希望我曾跟随那伙人，但我想，内心深处我仍然太是个道德家，太希望以某种可被接受的形式向人们说教，而不是提供娱乐。

在你的推荐下，我开始读托马斯·沃尔夫的书。看起来似乎比《时间与河流》好些。他的头脑精密而兼容并蓄，下笔风驰电掣，饱含着情感——但许多是不精准的无病呻吟，他的秘密总在每一条裂缝处蒸发——他没有任何真正要说的东西！《美国至关重要的大心脏》的素材完全是陈词滥调。

他漂亮地重述了沃尔特·惠特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弥尔顿说过的许多事情，但他自己，和乔伊斯和T·S·艾略特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不同，他没什么要补充的东西。好吧——一切都很糟，个人的境遇太差——那又如何？大多数作家用某种厚厚的金条为自己镀金——像是欧内斯特的勇气、约瑟夫·康拉德的技艺和D·H·劳伦斯笔下那种紧张的同居生活，但沃尔夫太过“聪明”，做不来这个，是最带蔑视意味和现代意义上的“聪明”。就如《纽约客》中的法蒂曼那样的聪明，如那些他假装鄙视的评论家那样的聪明。然而，整本书没有犯下最严重的罪：它依然是活生生的。但我希望你什么时候能想一想，你认为这本书怎么就——并且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比毛姆《人性的枷锁》那种左拉派的自然主义式作品更为出色，或者，它究竟是不是更为出色呢……

我停止了一天的小说写作，去看牙医大夫还有我的代理人，去代理人那儿是为了讨论电影事宜：我是否要在二月重返电影界以及具体时间。

人一旦受困于物质世界，一万人中也没有一个能找到时间来形成文学品位，来亲身探索哲学概念的正确性——我无法找到更好的措辞——只能说是智慧和悲剧意义上的生活。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从莎士比亚到亚伯拉罕·林肯到刚开始有书可读的年代，一切伟大的职业生涯背后都有一种感觉，即生命本质上是一场欺骗，它的境况是失败的境况，而拯救之物不是“快乐和快感”，而是从挣扎中取得的满足感。从伟人的生平和总结中理论地了解这些之后，你可以从降临于你身上的任何明亮之物中得到多得多的快感。

你提到你那一代是多么美好，但我认为，它和内战后的每代美国人一样具有某种要继承地球的意愿。你从前听我说过，我认为三十岁以上大多数美国女人的面孔都是表现坏脾气和困惑的不愉快的地形图。

“纽约那些初出社交茅庐者的派对都是职业混混的约会——寄生虫、同性恋、失败者、最蠢的那群大二学生、来自华尔街的受雇于人的年轻人、食客。纽约社交圈的乌合之众会用奉承毁了小斯科特这样的孩子，再把她像一块没有颜色、软绵绵的破布一样挤出去。三年后她就会将它甩在身后。这一年她还太嫩，会为之目眩神迷。比起和那些人厮混，她和我一起待在这里会好得多。我宁可花几个月应付一个愤怒的小女孩，也不愿余生都在应付一个心碎的神经质。”但我不必告诉你这些，你可能已经读过《生活》上的关于傻里傻气的姑娘×××的文章，并且在《纽约客》上读过她关于覆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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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致力于电影工作，从1937年直到1940年，接下来的大部分信件都是寄自那里。不过，他去东部做了几次短途旅行，这封信可能来自某个东部的地址——原注

(2) 心理学术语，造成每个人在观察、判断和推理方面不同的性格特征。菲茨杰拉德喜好在信件中玩弄术语，在和女儿的通信中也不例外。

(3) 《末代大亨的情缘》。——原注

(4) 格特鲁德．斯泰因小说《三面夏娃》中的一个部分。

(5) 分别为小说《蝴蝶梦》和《飘》中的女主角。

(6) 原文为拉丁文：“Integer vitae, scelerisque purus/Non eget Mauris iaculis neque arcu.”出自贺拉斯《颂诗》第四章第二节20—21行。

(7) Ecclesiasticus，杜埃版《圣经》中的《便西拉智训》，亦译《德训篇》或《次经传道书》或《耶稣智慧书》，与《传道书》（Ecclesiastes）拼写相近，故菲茨杰拉德在此提醒。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三封信

来自格特鲁德·斯泰因

裴诺莱酒店

贝莱

（艾因河）

贝莱，192—［1925］，5月22日

我亲爱的菲茨杰拉德：

我们读了你的书，是本好书。我喜欢你作品中的旋律，它显示出你优雅温柔的背景，这令人欣慰。其次好的是你的句式非常自然，这也令人欣慰。你的句式如此自然，每一句都能读，这也令人欣慰，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你正塑造着当代世界，就如萨克雷在《潘登尼斯》和《名利场》中所做的那样，这不是糟糕的奉承。你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一场足够古怪的现代狂欢，在你写《人间天堂》之前还未有人这么做过。我对《人间天堂》的信仰是正确的。那本书和这本一样好，很不同，年岁更久远，那就是一个作家的所为：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不同，年纪更大，而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一如既往地祝你好运，非常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真切的快乐。秋天回来时，我们期待见到你和菲茨杰拉德夫人。请代我向她致意，永远问候你。

格德·斯泰因(1)

来自伊迪丝·华顿

哥伦布馆

圣布利斯·苏·弗莱（S&O）

萨尔塞勒火车站

1925年6月8日

亲爱的菲茨杰拉德先生：

过去几周我四处漫游，几天前回家时便发现了你的小说，以及它友好的题献。

你寄了小说给我，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对于你们这飞跃入未来的一代人，我在文学界一定代表着起毛的家具和煤油吊灯。所以请理解，几天后我冒险给你寄去我的新作时内心是满怀歉意的。

同时，让我立刻告诉你我有多喜欢“盖茨比”，或者说是“他的书”，以及我认为你这次取得了多大的飞跃——在你先前作品的基础上。我现在与你存异的只有这点：为了让盖茨比真正成为“了不起的”，你应该告诉我们他早年的事业（不是从出生起，而是从他拜访帆船后，或者更早），而不是给一份精短的简历。那会赋予他位置，并使他最终的悲剧真正成为悲剧，而不是早报上的社会杂闻(2)。

但你会告诉我这种做法太古旧，因此不是你的方式，同时，只要让读者快乐地邂逅完美的犹太人和跛行的威尔森，让他为布坎南公寓里粗鄙的狂欢贡献力量，一边有眼花缭乱的小姑娘旁观就足够了。这一切，每个细节都写得炉火纯青——但与希尔德西姆(3)共进的午餐，以及他在这之后的每一次出场，都令我预感会发生更大的事！——再次感谢你。

你诚挚的，

伊迪丝·华顿

我差点没留下足够地方写下这个问题：你和菲茨杰拉德夫人本周是否有时间来吃午饭或喝茶？请给我打电话。

来自T·S·艾略特

费伯与格威尔出版有限公司

鲁赛尔广场24号

伦敦，W. C. 1

1925年12月31日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

纽约市

亲爱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收到带有你迷人而有力的题字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天早晨，我正遵照医嘱匆匆忙忙动身去海上旅行。因此我把它留在身后，几天前我回来后才读完。不过，现在我已将它读了三次。我要说，这本新小说是近年来最使我兴味盎然和激动的小说——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我说这话时一点不受你对我评价的影响。

等我有时间，我想给你写封更详细的信，确切地告诉你为什么这本书在我眼里如此非同凡响。事实上，在我看来，它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

顺便一提，如果你有什么适合《标准》的短篇小说，我希望你能寄给我看看。

非常感谢，我是

你真挚的

T·S·艾略特

附：吉尔伯特·塞尔德斯碰巧在1月14日的《标准》中他的“纽约编年史”里特别提到了你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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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Gtde Stein。

(2) 原文为法语。

(3) 名字当为沃富夏（wolfSheim），希尔德夏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版中被误拼作了希尔德西姆（Hildeshiem）。——原注

来自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一封信

1936年10月？(1)

特鲁罗，马萨诸塞州

哎呀，斯科特——你这个可怜悲惨的混蛋，你给我写信真他妈的太好了。刚听说你肩膀的事，收到信时正打算给你写信。一定他妈的疼极了，烦极了。告诉我们你现在情况如何。凯蒂向你致以爱和慰问。我们时常谈论你，若能见到你就好了。

自然，我一直等着见你，好对《骑士》上你的文章(2)争论—番——基督啊，你在这场普遍的灾难中是如何找到时间来为这一切操心的？如果你不写自己的东西，何不在某处找个记者工作。毕竟没几个人写得像你那么好。你已经花了四十年来完善一套优雅而复杂的机制（我本想说“工具”），下面四十年是使用它的时候了——只要历史的毁灭性力量容许你这么做。该死，我自己都怕了——我有了那种伊特鲁里亚人的错觉，仿佛当我在家里坐以待毙时，某某人和某某人正向罗马进军——但我有两件搁置的事想要完成，我想上一门美国历史课，而大部分时间里世事的历程都如此可怕，以至于我觉得完全瘫痪了——那种我必须在大家伙们逮住我们之前赶紧把事情办了的感觉。我们所处的是历史上最受诅咒的富于悲剧色彩的时刻之一——若你想要分崩离析，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但我觉得你该写一部关于此事的一流小说（我想你很可能会），而不是把它零星四散给阿诺德·金理奇——反正不管是不是零星的，我希望能不时和你聊上一小时，斯科特，我对你的肩膀感到非常难过。忘了更衣室里的演说吧。

你的，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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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茨杰拉德1936年9月24日四十岁了，前一年夏天摔断了他的锁骨。本信中涉及这两件事。——原注

(2) 指《崩溃》。——原注

来自托马斯·沃尔夫的一封信

查尔斯·斯科里布纳之子(1)

纽约市第五大道597号

亲爱的斯科特：

我不知道你现在住在哪里，如果我会相信有人住在“安拉的花园”(2)这种地方，我就完蛋了——你的信封上正是这么个地址。我还是把信寄往你我都烂熟于心的旧地址吧。

你的长篇大论的信件令我大吃一惊。我没想到你会写信给我，但我不确定我是否真能说自己感到高兴。你的花束洋溢着玫瑰香味，却狡猾地掩藏着重量级的暗箭。我并没有耿耿于怀，我几年前就已经很难对人耿耿于怀了。和所有人一样，我有时被指责为“憎恨批评”，尽管我不是那种当别人说他写的一切都令人恶心时会迸发出一阵爽朗愉快的笑声的小伙子，但我见过的各种或平淡或精彩的杂耍也不比同龄的任何美国公民少。我并没有总是微笑着，和气地喃喃道：“多么正确”，但我都听了进去，尽量从中获益，或许已经从中获益了。我当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很固执，我也没有傲慢地嗤之以鼻，因为我的一个令人困扰的缺点，不管你是否知道，就是我对自己做的事情缺乏信心。

所以，我并没有被你或你信中所说的任何事伤害。如果你的话里有任何真实——对我而言的真实——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把它挖掘出来。只是在我看来，你的话并没有表达什么。你谈到你与我相反的“立场”，但坦白说，我不觉得你有什么立场。你说你写这些是因为你如此赞赏我，因为你认为我的天才在国内外都无可匹敌，因为你永远是我的朋友。好了，斯科特，如果我能认为这些都是实话，我会既自豪又快乐，并且你本人的天才和智力也令我想要竭尽全力不辜负这些话，并对你对我作品所做的任何评论致以严肃和充满敬意的关注。

我试着这么做。我把你的信读了几遍，我得承认，其中似乎没多大意义。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希望或期待我对之做些什么。现在，我或许是固执了，但不是受伤。我或许没说对，但我觉得我从中能得出的一切就是你认为如果我是一名和现在的我截然不同的作家，我就会是个好作家。

这或许是对的，但我不知道我该对此做些什么。我也不相信你能告诉我，也不觉得福楼拜和左拉与这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与他俩有什么关系。我疑心你是否真的认为他们与这有关，还是这不过是你在大学里听来或某本书里读到的。这种非此即彼式的批评在我看来没有意义。它看起来无所不知，震撼人心，但内里空空如也。为什么一个人写了一本不像《包法利夫人》的书，这书就一定像左拉？我或许太笨了，但我真不明白。你说《包法利夫人》正在变得不朽时左拉却站在时代浪尖弄潮。这或许不错——但如果这是真的，那难道不是因为《包法利夫人》可能是一本伟大的书，而左拉的书不够伟大吗？如果说《堂吉诃德》或《匹克威克》或《项狄传》(3)正在迈入不朽时盖尔沃斯先生正在“弄潮”，不也一样真实吗？我觉得这话没错，而这就使你的论证不剩多少了，不是吗？因为你的论证只是建于一条道上，一种方法上。你有没有注意过，多少次，到了最后，人们真正在做的不过是使自己做事的方式合理化——他必须这么做，他的天赋和秉性要求他这么做——合理化成一条不可避免的、正确的、处理每件事的方法，一种阿波罗从奥林匹斯山上传下来的永恒经典的艺术。现在，你有你做事的方法，我有我的，有许多方法，但你认为只有“一种方法”，老实说，这是错误的。我想我会同意你关于“选择性事件的小说”的看法，如果它有任何意义的话。我说“如果它有任何意义”，因为每部小说理所当然地是一部“选择性事件的小说”。你若要描写电话亭内部，就不可能不做选择。你可以用对一间房间的描述填满一本一千页的小说，但你的事件依然是经过选择的。我向你提到了《堂吉诃德》、《匹克威克》、《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项狄传》，为了与《银勺》或《白猴》作对比，前一类是不朽之作，后一类是“沸腾又倾泻”。只须记住，尽管在你看来《包法利夫人》可能是一本伟大的书，但毋庸置疑，《项狄传》也是伟大的，它们伟大的原因非常不同。后者伟大正是因为它“沸腾又倾泻”——因为它所做的选择具有看似随意的品质。你说像福楼拜那样的伟大作家故意把普通人会插入的内容去除。好了，斯科特，别忘了，伟大作家并不仅仅是个会去除的人，而同时是个会插入的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伟大的插入者——事实上，比他们是伟大的去除者更是伟大的插入者，他们将会因为他们插入的内容而被铭记——我要斗胆说，与福楼拜先生因为他去除的东西而被铭记的时间一样长。

关于你信中其余的部分——关于培养“个性的另一面”并成为一个更自觉的艺术家，我的快乐悲伤、生气勃勃或愤世嫉俗，以及所有事物的情感基调都一致，造成了无一样得到凸显的后果——这类东西值得今日那些写书评的聪明人评论——比如法蒂曼或德·福托——却不值得你评论。因为你是个艺术家，唯有艺术家才具备真实的评论天赋。你得自己去呕心沥血地创作，才会知道要写下一个活着的词语或一样活着的事物是怎么回事。所以，别对我说这些诸如生气勃勃或成为自觉艺术家或凸显情感或其余诸如此类的傻话了。让法蒂曼和德·福托来说这些，但不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你太有理智，知道得又太多。那些不知道多少东两的小人物可以如此描绘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是个天生的庄稼汉，嚼掉半截苹果烟丝，把玉米酒罐倾斜，咕噜噜往喉咙里倒掉半罐，用毛茸茸的手背擦擦嘴，往空中跃起三英尺，两只脚跟落地前要互击四次，嚷嚷着“嗬嗬嗬！我是个来自布康博郡的枪儿子，会抢会喝会打枪——滚开，滚开，我来啦！”——接着填入三十万字类似的文字，翻回最初的空白页，装上封面，说：“这就是我的书！”现在，斯科特，在纽约写书评的小伙们可能认为那样就行了，但写了《夜色温柔》的人可不会。你知道你自己从不那么做，你知道我从不那么做，你知道任何写过一行值得一读的文字的人从不那么做。所以，年轻人，别和我扯淡了。别以为我受了伤。但我对扯淡感到厌倦了——如果是傻瓜或书评家写的我也就接受了，但从一个明白事理的朋友那儿则不。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艺术家，我想成为一个风格更显著的艺术家，我想成为一个更收敛的艺术家。我想运用我所具备的天赋，控制我所具备的力量，疏导我所具有的能量，更加干净利落和确凿地，为了更好的目的而运用它们。但不要用福楼拜福楼拜我了，也别用包法利包法利我，别用左拉左拉我，也别用生气勃勃生气勃勃我。把这些留给那些贩卖这些的人吧，我请求你让我从你精致的智慧和高明的创作力中受益——我对这些都是如此真诚地深深景仰。我会去森林里再待两三年，我要竭尽全力，要写出我所写过的最重要的作品。我要独自完成它。我要失去我所获得的那一丁点名誉，必须去倾听，去了解，再一次在沉默中忍受所有的怀疑、毁谤和嘲笑，那些人们在你死前就迫不及待要读给你听的验尸报告。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也是。我们之前都经历过这个。我们知道这就是平淡无奇却他妈的最简单的事实。好了，我曾经历过一次，我相信我能再次渡过难关。我想我现在比以前要多明白了一些事，我当然知道得指望些什么，我会努力不让那些把我击倒。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要从一些朋友中寻求睿智的理解的缘故。我需要它，我并不为此感到耻辱。你在信中说，你永远是我的朋友。我向你保证，听到这个可真好。若你认为我需要，请对我坦诚相见。再这样我就要告你诈骗。

我在乡间一座木屋里度过夏天，感觉很不错。我也在工作。我不知道你要在好莱坞待多久，也不知你在那里是否有工作，但我希望不久能见到你，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一如既往地认为《夜色温柔》是你最好的作品。我相信你未来还会超越它。不管怎么说，我愿你健康、工作、事业一切都好。给我写信。地址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欧亭，离阿什维尔只有几英里，你知道，韩·巴索在附近的匹斯伽森林，他很快会来看我，或许我们会一起旅行去看望舍伍德·安德逊。就此搁笔吧——你看，和往常一样地不加选择。再见了斯科特，祝你好运。

你永远的，

汤姆·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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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如此，与之前信中菲茨杰拉德的地址“查尔斯·斯科里布纳父子公司”有异。

(2) 这是菲茨杰拉德的真实住址，好莱坞的一座公寓酒店。——原注

(3) 劳伦斯·斯特恩的代表作，全名为《绅士特里斯丹·项狄的生平与见解》。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寓意(1)

格兰维·韦斯考特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死了，享年四十四岁。愿死者安息，为我们祈祷。(2)在他二十多岁的巅峰时代，他差不多是一种美国年轻人的帝王，当他去世的消息出现在报纸上时，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巧合。其他人——一名某种意义上属于菲茨杰拉德流派的，并和菲茨杰拉德一样不幸将才能献给了好莱坞的年轻作家，还有他美丽而喜怒无常的妻子，还有另一名年轻的女驯马师，以及某流行爵士乐队的年轻领队——那一周都遭遇了奇特的死亡。我想起了那些燔祭：原始人的领袖有护卫者、仆人、美女和好友陪葬，共同迈入永恒。二十年代是天堂，或者说通常是；而天堂不就如二十年代吗？若果真如此，在一两个细节上菲茨杰拉德会感到遗憾的；再度感到遗憾。

五年前，他的健康垮了，头脑和心灵都被某种古怪的黑暗与重负所遮蔽。然后，在一篇题为《崩溃》的妙文中，他观察自己，回溯了自己身上以及他那个年代和年龄所具有的缺陷，那些早期的损害以及它们的成因。多亏如此，我们可以不借助八卦讨论他的弱点，而不至鲁莽无礼。

于是我便这么做了，关于他，我祈求的是清晰的态度和清晰的事实；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同时也为了一些天真稚嫩的美国作家能从中获益。

和往常一样，我的主题是个性而非审美，但这一回我的感情并不是个人的。除了我俩都出生于中西部，都曾在国外长期逗留，你简直找不出两个更迥然不同的人。我们的美德或恶习似乎根本没有重叠处。我也并没有荣幸地得到他特殊的友谊。我只有一段关于与他在地中海海滩上谈话的生动回忆。越过天使湾，越过幅员辽阔但一无可取之处的城市尼斯，某段阿尔卑斯山脉如洋葱般在空中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那空气，那海——泛着微澜的海——随着温暖的季节一起颤动。那是1925年或1926年的夏天，《太阳照常升起》尚未出版，他只想和我谈论海明威。他突然降临，把我从朋友和亲戚中拉开，走进一块岩石的阴影中。

海明威那时已在巴黎通过小规模但考究的渠道出版了几篇短篇小说，有趣的是，我和文学圈的人都发现了他的好处，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们就如传福音般宣扬他小说中的新风格和特有的感觉。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以这种方式开始伟大的职业生涯仍然太慢了。显然欧内斯特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一位真正的天才，他说，但欧内斯特被忽略和误解了，并且，最重要的是，赚的稿酬远远不够。他认为我会同意《瞳仁》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时的市场价值被夸大了。为什么我不帮忙捧海明威？为什么我没为他写过赞颂文？时不时的，菲茨杰拉德一边问这些问题一边不耐烦地抓住我的手肘晃来晃去。

其中有某种超过了寻常意义上的艺术崇拜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这也不只是对海明威一往情深的问题：如此勇敢，如此厚颜无耻，缺乏幽默感。我有一条毒舌，熟人们因此往往低估我的好性子，所以，菲茨杰拉德对这许多事觉得理所当然使我感动，也觉得荣幸。他压根儿没想过，若我不友好，心胸狭窄，我就会抑制自己对一位新的艺术上的同仁和对手的热情。事实上，我的热情与菲茨杰拉德并不同步。现在回顾过往，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对这种不同步感到高兴。他不光是说说而已，我相信，他是真的相信海明威是无法模仿的，本质上是高人一筹的。自从海明威开始出版那日起，或许他写出了什么，没写出什么，都不再重要。他对为了盈利而写作毫无顾忌，如果可能的话，对享乐主义也是。海明威本可以被寄予更深重的职责，并得到更高的回报：比如光荣与不朽。我认为，这种极端崇拜——这种掩饰他对自己的病态轻视和弃绝的借口——对菲茨杰拉德很糟糕。无论如何，后来他很快开始在各种雇佣写作中浪费自己的才华。

去年我被告知，我们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同时代人在赚钱方面变得如此谦逊，从年轻时代的胜利中撤退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竟在朋友的作品上签字，以求分得稿费。他的朋友将以他的名义写作并获得几百元，他则将获得一千元或数千元。或许这不过是道听途说，但很有代表性，普遍适用。这让我起了鸡皮疙瘩。如此一个收到羞辱的签名恐怕再也不会如往昔一样了——在签名者自己心中。一条准则是：脆弱的文学家的头脑，疼痛的创作的心，是不能忍受那类事情的。甚至，作家还不如幻想自己是个弥赛亚，要与写作和生活每况愈下的时代作战。这不仅仅是感觉自己是否正直的问题。因为如果他对自己的看法中掺入了不敬——懦弱、可耻、愤世嫉俗——他通常会发现自己的谋生能力和满足感都开始下降。广大公众看似无甚品位，但当别人用高人一等的鄙夷口气与之交流，他们是能感受到的。那些厉害的雇佣文人不知道这些，却平静地将自己划入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的队伍。他们能否与P·G·伍德豪斯或赞恩·葛雷并驾齐驱取决于那种好心的误解。

或许菲茨杰拉德从未使他的名誉以上述同僚这么不明智、不健康的方式受损。他的生活准则在我们眼里确实很高。二十年代的出版商大力逢迎有威望的作家，到了三十年代菲茨杰拉德不再那么受欢迎时，电影里开始充满对话，也就向文学界打开了一片利润丰厚的新领域。当然，他近几年的确写了太多这样的东西：舌头缩入面颊，心放入靴子——假如不是放入口袋的话。1936年他对电影的竞争力和魅力的看法是：“一种更闪光，更全面的力量”，他说，这种力量使上帝所赐的小说的形式变得古旧——对一位小说家而言，这实在是种错误的想法。

现在并不是重读和评估他现存作品的最佳时刻。我们茫然若失，如一只噤声的鼓，自我一如既往地被死亡点燃——我们或许会夸大作品的优点或缺点。我记得，在他早期的畅销作品出版时，我认为他的风格有点太自由，太轻松了，但那些日子里我是个吹毛求疵的文体家。他的句式总是活灵活现，充满魅力；他的措辞卓越。他很少写俚语——我管那叫“婴儿的话”——许多在他之后专门描绘美国当代性的作家都犯的错误。但是其他原因——情感的隐晦，过度戏谑——会使他的很大一部分作品短命，使它们在艺术上无法成为可读的材料。它们将是珍贵的档案证据，起指导性作用的范例。那可不是作者本人所希望达到的那种不朽，但已经比大多数小说家所取得的成就更高了。

《人间天堂》如一支流行但完美的歌谣般萦绕着整个二十年代。它如旗帜般悬在整代青年人运动的上空，现在却有些褪色风干了，风从中穿越而过。但大学男生们真正去读的书可是罕见之物，不该被懒散地丢在一旁。另外还有成打的故事，一些精雕细琢，一些则是草率之作，还有一篇名为《脑袋与肩膀》的古怪故事。我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它在1925年出版非常及时，却在几年后被赋予一种老派情调，本周我又重读了一遍，觉得还好：每一页上都充满了快感和悲悯。杰作往往会暂时被视作流行之作，接着便从阁楼里现身，重新产生影响，获得不朽。关于他的最后一本小说《夜色温柔》有许多赞誉和反对之词可说。总体而言我热切地喜爱它。清醒还是疯狂，这是个高贵的主题，但很少有小说对它产生过我们所谓的“智力上的兴趣”。这本小说却做到了，并且漂亮地描绘了生活中“驱逐”这一有趣的习俗。

1936年，在三期《骑士》上，他出版了自传性散文《崩溃》，仿佛那是他的天鹅哀歌。我是在理发师那儿第一次读到它的，我想，根据那本杂志编辑的设计，这是一条做成衣广告的途径。世界文学中很少有这样的作品：马克斯·雅各布的《答尔丢夫的辩护》；《七根智慧之柱》的秘密章节；华尔特·瑞雷爵士被砍头前写下的诗体使徒书——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这一类。菲茨杰拉德的主题似乎更加阴郁，一笔一划都细小而平淡。当然，他的处理方法缺少过去老派作家的优雅和坚韧，时不时在某处显得廉价，但却是出于尴尬，而非粗野或缺乏勇气。或许，写作本文时的菲茨杰拉德对随着杂志出版后会到来的一切太过敏感：玩笑、庸俗的女人、男子服饰经销店。他一直受困于一种对环境的极端敏感。不过，那仍是篇精美的散文，对于今天而言，也是他最为及时的作品：自我剖析和葬礼训诫。在某些方面，它也以一种天真的方式郑重地控诉了我们的本土理想主义，我们共同的准则，我们的大学教育。总体来说——对于这个使人痛苦的文明也好，对一个死去的菲茨杰拉德也好——这是个愤怒的时代。

他从一场似乎是致命的大病中了不起地康复过来，接着便发现一切都在他心中死去了——或是濒死——他的思想崩溃了，对世界上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这并非酒精所为，他说，他显然对自己六个月滴酒未沾（连啤酒也没碰）很是自豪。我们或许会对这种声明。心生怀疑，因为声明其实是嗜酒如命者的亚习惯。就那些能要我们命的事物而言，六个月根本不算什么。事实上酒精从不曾单独造成什么后果。只有当它如提升快乐体验一般加深车辙或掘深洞窟时，它才可怕，主要是增强我们的疲惫感。当一个心爱之人正因流感或脑血栓濒临死亡时，谁在乎他是个酒鬼，还是个改良后的前酒鬼？——是的，我知道，垂死的人自己在乎！但当菲茨杰拉德写这篇文章时，距离他生命结束还有五年，不算短。问题不全在于健康恶化，当然，他也像个天使那么清醒。他当时的麻烦，以及他当时所处理的主题，不过是想象力的枯竭；他那收到摧残的神经；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意志力的自我催眠状态；以及感觉自己在智识上除了内省和自厌外一无所剩。为什么，他喊道，为什么我“对自己恐惧和怜悯的对象感同身受”？听说这是“太多怒气和太多眼泪”导致的后果。那是他武断的判断，属于小男孩或前小男孩的生硬的感伤癖。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说故事的人，他便接着诉说过去的事，而神秘性也以非同一般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崩溃》从未以书本的方式出版；或许是因为《骑士》杂志中的漂亮图片太适合被钉在墙上展示，导致过期刊反而不那么好找。所以我有冲动想要概括全文，但还是算了吧，它必须被出版。尤其是无懈可击的前半部分：简短自然而炽热的短语——那种被他比作“巨大的秘密卡车的开动”和“急性子的歹徒的感受”的思想——一个疾速而纯粹的自然段紧接着另一个，几乎没有惭愧和强调，我都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供认了多少东西。

他依然对自己的坏运气感到遗憾：1918年他未能以军官的身份去往外国的战壕，他甚至仍为1913年或1914年橄榄球比赛的失败抱憾。在他年轻时不幸的某一天，他的感觉就和1936年一样坏，而且是以同一种方式，他比较了两者间的类似之处。或许他早年最糟的一次危机发生在大学三年级，他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某社团社长的职位。紧接着，作为某种绝望和获得安慰的举动，他第一次和女人做爱；也是在那一年他才转向了文学艺术，作为坏交易中的最佳出路。凶兆！同时也是神奇的——一个垂死，或至少是厌倦了生活的人，一个几乎拥有了世界所能提供的一切的人：名誉和成功，工作和玩耍，爱情和友谊，并且几乎又失去了一切的人——居然还能严肃地思考少年时期的胡作非为！

菲茨杰拉德的整个生命底下都有一种高贵的信仰，他也以一种高贵的方式解释了它们。但当他谈到幻灭时，也是用的一种学生气的意象，他说，伴随着“在普林斯顿的新生橄榄球赛场上佩戴的肩垫和从未在外国戴过的外国鸭舌帽”，他的理想被扫入垃圾堆。这很奇怪，带有巴洛克风味，像那些出现在十七世纪建筑上、空头盔空胸甲上和交叉的空枪炮上，雕刻在兵营的过梁和墓穴盖上的大束装饰物。那些被谴责的、过度军事化的、对荣耀和光荣的死亡太过挂心的老派欧洲社会看起来几乎不比这更奇异：一种围绕着大学旋转到痛苦的极端的国民意识；大学似乎正是一个国家的不稳定的基础。

撇开他的文学才华不说——无师自通的文学天才——我认为菲茨杰拉德一定是全世界受了最糟糕的教育的人。他从来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因此没有什么能确切地促使他储存或节省能量。当他是个新生时，那些高年级学生有没有教他像个男子汉那样喝酒，并告诉他随之而来的不同程度的酗酒的代价和惩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饮酒可能就不会像一个模糊而致命的道德问题那样刺激他。我们之中其余的人，他的文友和对手，认为他具有本世纪最出色的叙事天赋。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可曾试图培养他对自己身上这一事实的赞赏，可曾让他感受到其中的快感和重负？很显然，他们却只是教他欣赏这个或那个作家，这对他自己是不利的。可有任何洞明世事的评论家提醒他，过了某一个点，为利润而写作就是与利润作对，在商业和艺术上都是如此？另一件事：我的印象是，正当他写作《夜色温柔》时，或者是此前不久，他便发现了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及其原因——这一切在今天，每个男孩一旦把握住了生活中的其他事实，就理应被教会。

即便是军营也没能教会菲茨杰拉德少尉某条好军人都该遵守的原则：英雄主义在军队中，不过是种次要的美德。菲茨杰拉德少尉在他的上级判定前线是适合他的地方之前渴望上前线是徒劳无益的。从军的意义在于屠杀，不在于被杀的意愿。这在今天似乎很重要，我们又在为或许是必要的战争做准备，自我牺牲精神和整军备战的意义都被夸大了，而取得胜利的手段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文学也是如此，菲茨杰拉德从我们本来就人手不够的小军团里撤退了，我们作家尤其责备他那彻底的理想主义。无论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死——如果他确实是为了什么而死的话——这都太过匆忙了；在他这个年纪，这是不值得的。

在菲茨杰拉德的几份讣告中我发现了一小行错误的道德说教，我认为这并不罕见，而他的范例和他的小说很可能促进了它。他们似乎将所有的叛逆精神都同糟糕的健康状态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攻击，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太方便的托辞。坏举止并不总是一种虚弱、可怜、宿命的东西。头脑中的恶意，奇特的风格，冒犯人的主题，这些并不总是来自于心理病态或身理虚弱。邪恶未必就是虚弱，反过来也一样。因为人性中还有意志力，它真正的显现只能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有了知识，它就能最终得胜。现代心理学并不否认这点。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是个报复心重的、如同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先生那样的每日布道者，还是像我这样偶然唱唱反调的人，或是最安分的公民——应该弄清这些微小的差异。

菲茨杰拉德是虚弱的，我们在他的死亡中找到了拯救。菲茨杰拉德，那个在二十年代那场使我们的中产阶级分裂的小战争中的卓越战士——道德解放对抗道德自负，火焰般的年轻一代对抗老卫士的战争——他确凿无疑地令他的阵营失望了。冠军已死，如门钉般寂静无声。那些洋洋自得的有德者如果愿意，可以幸灾乐祸地笑话他了。

在他的墓边注定要有一种轻微的愤怒；在口头和书面的葬礼致辞中注定要有咒骂。当无产阶级小说家和政客评论家受到大众赞赏时，所有去了法国的那派作家都受到了一些诽谤。我们中的一些人口无遮拦，无疑地，我们互相毁谤，也毁谤了自己。是美丽而天资卓越的斯坦因小姐在她的巴黎沙龙中首次称我们为“迷惘的一代”。是海明威首次采用这一主题，使它成为一种流行的叠句。二十年代事实上是个十分繁荣和自由的年代，一个挥霍无度而无拘无束的年代；尤其在法国，如果你足够聪明，你可以令你的美金物尽其用。但我仍然怀疑，在狂欢和情感放纵上，我们是否比一般美国青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偏离正道了太多。我想我们有一种极其罕见的想要进行年轻的反叛的倾向，轻率鲁莽地追求快乐和野心。事情对我们的弟弟那辈已经稍微容易了一些，天知道轮到我们的儿子时会怎样。

不管怎么说，时间才是真正的道德家，许多所谓的迷惘一代至今仍活着、活动着、显赫着：毕肖普、海明威、布罗姆菲尔德、肯明斯、V·汤森、泰特、哥顿、波特、弗兰纳还有其他人，美国的奇异外国阵营。事实上我们是一帮硬汉，不可毁灭，这或许是此时能对我们做出的最好评价。相对而言，我认为我们老得体面，也给褒义的“硬朗”增添了一点证据：坚韧、顽强、有一种不需要时常变换立场的俗世智慧，我们的勇气中掺杂着怀疑精神，反过来也使勇气长存。有时候我们仍被称作“年轻的”、“有点年轻的”或“比较年轻的”作家，但这毫无意义——除了表明我们没有竞争对手。我们中最年轻的也已经四十了。这正是向稚嫩的潜在文学下一代提供建议的年纪。为了他们——为了防止他们无法重视我们的话——应该对冠在我们头上的奇怪名称发起抗议。

无论如何，我们是了解菲茨杰拉德的人。他是我们的钟爱，我们的天才，我们的小丑。让年轻人怀着赞赏之情思索他不寻常的典范吧，但要十分小心，要怀着对命运的疑虑和尊敬，而不要宿命论。他年轻时曾遭受苦痛。他如一只替罪羊般生活和写作，如今又像替罪羊般离开了。你或许会说，他就是盖茨比，一个更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什么不呢？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那就是我！”圣诞前夜，《纽约时报》在一篇明智而哀痛的讣告里援引了《崩溃》中的一段话，其中菲茨杰拉德将自己比作一只盘子。“不过，有时候带裂缝的盘子也得留在餐具室里，也得作为家居必需品随时待命。它再也不能搁在炉子上烧了，也不能跟其他盘子一起混在洗碟盆里；它不会给人带出去参加社会聚会，可让它深夜里盛几块饼干或者托在剩菜底下塞进冰箱里，还是管用的……”一首致命的小散文诗！毫无疑问，菲茨杰拉德在大学和从军期间形成的理想——它们在长岛、阿尔卑斯山沿海省份和好莱坞经受试探——总带着一点儿二手味道——布满裂纹，若你愿意，也可称之为崩溃的。但他是多么真实地记录了理想及其考验，他那轻盈光滑的陶器风格又是如何为之增添了尊严！

别人描写他的风格是不同的。圣诞节后的一天，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先生在《纽约世界电报》上他那个受欢迎的专栏里写道，菲茨杰拉德的死“令人想起一帮奇怪的、没教养的、自我放纵的捣蛋鬼，他们决心不在划船时尽自己的本分，而要全世界和他们一起抛掉一切，坐下来陪他们夜夜笙歌。他们似乎更需要当头棒喝，需要被大声呵斥……”带着一种专家式的礼貌，佩格勒先生在《纪念》一文中通篇回避了对死者本人的评价。他的抱怨对象是那些匿名者：菲茨杰拉德的交际圈、甘愿受他影响的读者群、他笔下的男女主角——“敏感的年轻人，他写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纵情声色，不光是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版利润，也因为他与他们性情相宜……”我猜佩格勒先生的专栏也赚了不少利润；如果换成我，若我认识并喜欢我的被压榨者，我会觉得更轻松，对自己的目标更有把握。撇开玩笑话不说，很显然他的这种意见与我记忆中欢快的二十年代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之处。当然了，如果三十年代那些敏感的年轻男女相信佩格勒，他们对菲茨杰拉德可就不会有什么赞赏之情，也不会喜欢我们其余这些人了。

太糟了；现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应当和平共处，至少在文学界。无论是否受欢迎，我们没多少肯帮忙的朋友；在世界大战时期，或许会有恐慌、保守主义、心不在焉和普遍意义上对文学的忽视，当大众开始大面积一致地害怕、妄想、采取行动，要犯下出于晦暗的复仇欲望的轻慢行为就是轻而易举的了。文学和新闻写作之间也不该再有争吵。两者都孕育于现代，都表现得不错——作家紧靠真实，记者使用想象——两者其实关系密切，可以互相支持，互相激发。在一个面临庄严主题的时代，这种互动就变得更加重要。

不管怎么说，佩格勒先生的时代如我们的时代一样死去了，粗鲁而勤奋的三十年代和狂野的二十年代一样死去了。四十年代已经来了。我们中那些年轻了太久的人——我想这才是他批评中的真正重点——现在当然意识到自己已人过中年，没时间做准备或闲荡，没有精力可以浪费。战争对想象力所产生的普遍效果就是如此：作为一种道德因素的时间，其表现和节奏立刻发生了改变。每个人都突然有了横死的幻觉。

从普遍的角度看来，区别何在？每个人都必须死一回，没有人必须死两回。但既然必死性已经再度变成了世界头号忧虑，它也就不那么复杂了。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竞技场上的公牛并不比屠宰场里的阉牛更受宿命支配。神奇的匪徒那肚子里满是子弹的尸体并不比死于恶性贫血的毛头小伙的尸体更具有“死性”。拿破仑三世在另一场色当战役中往脸颊上抹胭脂，为的是不让他绝望的军队看出他的病情和恐慌。一个赋闲的年轻演员，我朋友的朋友，最近在一家时髦的小殡仪馆靠给尸体化妆谋得一条生路。所有这一切——还有日光下无数其他事——都同样地归死亡所管。美丽的死和丑陋的死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观看者眼里、哀悼者心中、存活者脑海里。

菲茨杰拉德死亡的情况极其凄凉可叹，但其中的寓意很好，有种战争意味。它将鼓舞军团中剩下的人。我说的不仅是束紧皮带，咬紧上唇；也不是庆幸于仍然活着，在墓上舞蹈，在灾难之间舞蹈。他最好的作品已记录和预言了这场死亡，报纸在报道其他新闻的同时报道了这场死亡——这是一次知识的深呼吸、新鲜空气、对特定文学价值的激励。

关于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文学生活和真实生活，如果你用死亡的眼光看它们——现在它已如火焰般悬垂在地平线上方——其实是一体的，一致的。这就涉及文学批评中另一个观点，然后我就收尾了。菲茨杰拉德的伟大在于坦白、说话的勇气、简洁。一个睁着目击者之眼的小人物；所说的一切俱是客观，即便在主观上陷入低潮、讲述自己时也一样；只在一点上，只为了一个目的而傲慢：为了将自己的意思说清楚。我认为，最近一些批评家最不喜欢他的一点是他那供认式的口吻，私人的语调，面对面、人对人的风格，第一人称。他自己在《崩溃》中就说过：“对某些人而言，所有的自我揭示都是可鄙的。”

相反地，我却对此感到一种真正的赞赏之情并加以效仿，我也建议所有的作家严肃地考虑它。它或许会成为下一个审美问题，一种美国新文学。它已经足够美国了——我们最伟大的人物，比如富兰克林、奥特朋、梭罗和惠特曼都是对自己了解多少就自我表达多少。这是个拥有更伟大知识的时代，否则就是更糟糕的知识；一个打上了许多邪恶印记的时代，就像文艺复兴：可怕的政治天才们兴风作浪，移民，仿佛被巨大的搅蛋机搅在一块和被鞭子抽往一处的各色种族，急不可耐的性爱，刺激而残忍的爱情，洗劫，焚烧，瘟疫。精美的东西可能会诞生于这一切中，就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我建议，在这个时代，人在镜中看到的自己是何种模样，他就如何揭示自己——不是摆姿势，也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或理想——就如同要恢复一件作品。关于人类本性的赤裸裸的真相的毋庸置疑的文字。

文艺复兴时期有人体解剖：巴黎的维萨里乌斯午夜来到绞架下与咬他的狗争吵：它们要吃死尸，他却要把它们切开。那时的人有解剖学，我们有心理学。我们世界中的掷骰子游戏——至少是骰子似乎负重且对我们不利的那几面——则是道德问题，对此所有人都所知甚少，除非是在自己身上，至少是私底下。在公众场合，无论在国家、联合国家还是反国家中，一个人总是像一头哑巴畜生般承受他人的道德重量。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世纪：文学远远落后于现代性就如落后于现代史；民主政治才能为形式、掩饰和乐观主义所害；那些付不起民主代价的国家最后在蓄意撒谎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霸权。现在，到了尾声了，或说是另一个开端。

本国作家仍可以做出陈述真相的小示范：为公民们准备的小练习，旨在培养他们在其他真正重要的关系中分辨真伪。无论是为了公众利益还是私人生活，这种重要性都与日俱增，刻不容缓。即便是轻小说也能帮助社会团结起来，建立一致的词汇；音叉轻轻敲击，发出和谐的乐音。为了能陈述清楚，让我们经常运用并批准运用单音节词汇。最短最有力的词语是人称代词“我”。备受崇敬的牧师深谙此道，他说“我相信”(3)；受人信任的外科医生只会给出他的意见而非万灵药。法庭上的见证人不会沉湎于那个社论味道的“我们”，法官和律师们不会容忍，而且，如果案件重要的话，如果涉及生命或自由乃至于一大笔钱，连推想和道听途说都不能成为证据。而我们这桩波及全世界的案件是重要的。

不仅仅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为了自己习以为常的权力和繁荣而与全世界对立——为了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这样的精神上的奢侈品。目前，美国是最可能保存地中海和法国式的美术和写作理想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前流亡者肩负着一种全新的、特殊的使命。自由之地应该成为，且正在成为一座避难城；但在这一点上亦存在着文化危机。法国是在不经意间将她的传统过继给我们的，而从德国流亡来这里的都是她最重要的学者和最伟大的作家。或许后者注定要为我们现在的文学注入那带一点神秘主义哲学风味的隐晦的科学模式，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误导，或者说彰显了德意志这个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严格并热情地继续下去——我们本土特有的怀疑精神，我们更平实也更安全的风格。

每当我思考绘画和写作艺术品的重要性——在任何肃穆的场合，比如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这样优秀的作家去世——我都会想起浮士德，他在双目失明的垂死之际所梦想的工作——魔鬼都为之等待。这是抽干一整片腐臭的海沼，建起固若金汤的堤坝。新鲜的田野处于永远包围着我们的大海之中：可供一百万人生活的空间，不是活在安全感中——歌德果断地排除了我们现代人钟爱有加的那种希冀——而是可以自由地为自己做到最好。将死去的畅销书作家和那位神秘之士——曾经是有益心智的德国的半神——进行比较是否有点荒诞不经？关于文学，永远都需要有某种自命不凡，否则没有人会承受它的苦痛和失望。通篇文章里我都以矫情混合悲伤，玩笑混合温柔，为的是在各处唤起更高的文学艺术主张，比目前人们所习惯的更高。我认真至极。糟糕的写作事实上是一层腐臭、狂热、多余的老皮，优秀的写作则是一道堤坝，那里为每双疲惫的手准备了一个缺口。坦白说，我的确看到了站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的恶魔，遍及全世界的恶魔，它一定会逮住我们中的某些人。我意识到，我对菲茨杰拉德近年来遭遇的悲剧做了夸张的表述：以上的一切都是基于1936年他所做的供认之上，他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无望。但是，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预言。现在，他的力量只存在于纸上，他的虚弱也不再重要，除非是作为对我们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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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刊登在1941年2月17日的《新共和国》上，菲茨杰拉德刚过世。——原注

(2) 原文为拉丁文。

(3) Credo：拉丁文credere（相信）的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关于菲茨杰拉德的笔记

约翰·多斯·帕索斯

报纸上关于菲茨杰拉德英年早逝的报道给读者带去一种奇异的感觉，就仿佛你和某人就某一话题聊了一小时，才突然发现你们彼此完全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写那些报道的先生们显然基本懂得遣词造句，按理说，他们也该知道如何阅读。他们令自己成为靠评论他人作品谋生的人，这一事实难道不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承认在写作这门艺术里存在某些准则？如果没有恒定的准则，任何评论都是不可能的。

几乎不需要指出，一本好书就是一本好书，无论它写于路易十三还是约瑟夫·斯大林执政时期，或是写在某位埃及法老的墓墙上。是那种与所处的时代保持距离，同时又将这一时代包涵在内的特质才使得一件作品成为好作品。如果哪位评论家在研究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后声称他认为它没能与时代保持距离，我不会与之争执。我的回答将是：我不同意。关于菲茨杰拉德之死的文章有种奇怪的味道，即那些作者们仿佛认为不需要阅读他的书——他们所需要的将这些书扫入垃圾桶的一切理由就是他们给它们贴上的诸如此类的标签：这些作品写于某个已经逝去的年代。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个结论：这些先生们不知道除了第五街商店橱窗里的服饰风格以外的准则。这就意味着当他们谈论文学时，他们所考虑的一切就是一本书当前的销售排行，而这与书本的永恒价值几乎毫无关系。一个靠写书评谋生的评论家，若在谈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时不谈及《了不起的盖茨比》，这只能说明他不懂行。当一个人以谈论去年夏天女帽风格的方式来谈论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那样对美国文学产生深重影响的人，这只能说明他不理解这本书在讲什么，而这对任何在乎写作艺术的人而言都是极其可怕的。幸运的是，他留存下来的小说足够多，足以平息那些愚蠢的叫嚷。名人已死，小说家继续存在。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没能写完《末代大亨的情缘》是个遗憾。即便是现在这个半成品的样子，我也能预感到它将成为某种时不时出现在文明大河中、并对未来产生深重影响的文学残篇。在这些优秀小说的开篇，他的独一无二的建树在于他首次成功地建立起那种无可动摇的、对待这个世界的道德感——对待这个世界的那些转瞬即逝的准则的道德感，这一切正是任何有力的想象作品最基本的精髓。一种稳定不移的道德准则是美国文学为之挣扎了半个世纪的东西。

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段，作家们都被双重道德观的各种形式分了心。十九世纪早期，我们的多数伟大作家都受困于那一时期的“体面情结”，在美国本土比在格朗迪皇后自己的领土上更为严重。自从现实主义者追随德莱赛取得了反叛的成功后，产生了另一种同样棘手的难题。一个打算写书的美国青年一方面要面临世界、肉体和恶魔(1)，另一方面则要面对逼仄的学堂及其假道学的宗派主义态度。有流行小说和明亮的命运轮盘，也有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的古怪野心——根据当时的民间传说，这些人依靠“主义”、俄罗斯茶、苦艾酒和小诗刊生活。过去二十年中每个动笔写作过的人都日日被这一抉择所困扰：写下满足自己良心的“好的”作品，还是写下满足自己钱包的“廉价的”作品。由于价值观准则从未坚定地建立起来，人们往往难以将两者分辨开来。结果就是，除了隐居的缪斯的那些最热忱的信徒，其他所有人都倾向于尝试脚踏两条船，或至少是轮流脚踏两条船。这种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目的都没有达到的下场，造就了可怕的道德与智力上的大混乱。菲茨杰拉德本人的生活有一大部分就是毁于这一类型的精神分裂，最后导致的是意志力的崩溃和身体头脑功能的崩溃。没有任何不朽的作品——无论是写给青年还是老年人——能够出自一个头脑分裂的人之手。为了发明任何强有力的事物，无论它是多么微小，一个人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综合其全部心智去努力。人格分裂者想要取得写作上的成功的痛苦努力导致他们在经济上不得不蹒跚地迎合所能想象的最低俗的品位和偏见，在天使们那方面(2)，则导致了一种贫瘠的鉴赏家式的观点，这种观点使得“好的”写作如同庄园葡萄酒和古董上校椅般，成为了富庶文人的一种消遣。

这种奇怪的两面派作风的持续，及其所导致的本国尝试写作的男男女女的低效劳动，使我们很少有人真正直面过读者的问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带着一种模糊的观念上路：一个由我们的并驾齐驱者和比我们优秀的作家组成的议会，相信时代最终会筛选出最好的谷物。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为之添加了一副令人振奋的图景：大步前进的无产阶级复仇军队会在篝火边阅读你的书。但随着岁月流逝，十八世纪贵族文学共和国以及普遍的五一之梦都越来越远地淡出我们必须居于其中的现实。只有大面积发行的杂志的编辑所提出的简单要求基本保持不变——这些杂志主要靠广告收入运作——就如好莱坞公共妓院的要求保持不变一样。在那里，退休的作家假装神圣地就他们称之为“正直”的事物发表几句评论，以此来平复自己的良知，然后就开动脑筋迎合大众的任何口味并因此财源广进，看起来，这些人随时随地都最容易发财。

这种状况并非如他们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建立在有头脑的人的先天变态之上，而是建立在如下事实之上：无论是为了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工业技术已经将旧世界整个颠覆了。今日的作家面临着一种全新的“不识字”的问题。五十年前，你要不就是学习阅读和写作，要不是就是不学。成千上万普通家庭的日常《圣经》阅读使人们保持了一种英语语言中的、整体文学中的识字水准。在那本浩瀚的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集大成之作中，各种丰富多彩的书写风格得到了优秀的体现，涉及许多相对复杂的概念以及道德准则的领域，这一切都要求在阅读它和向孩子们解释它时进行某种脑力活动，并为较穷困的阶级提供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习为富家子弟提供的那种文化基础。习惯于《新约》与《旧约》的头脑很容易便可接受莎士比亚以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诗歌、小说、历史和科学散文，直到一个人那方面的智力达到饱和。今天，说英语的人们不再有这种普遍的经典基础教育。今天的底线是电影所代表的视听文化，而根本不再是文学层面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各类不同程度的文盲——从那些尽管在学校里学过阅读却几乎无法拼出图画边的文字的人，到那些可以借助照片从每日小报里学习一些简单句子的人，一直到几百万识字的、能通读《星期六晚邮报》和《读者文摘》并理解其中每个词的人。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本国最近展开的每种识字统计调查都显示出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结果。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能够阅读任何一页不是为十二岁孩童所写的文章的美国人不仅在减少，而且很可能在迅速减少。在我看来，对这种情况的某种困惑的宣告，就那些出于年少气盛而决定成为作家的聪明人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釜底抽薪。老的准则对这个不稳定的国度较为敏捷的头脑而言就不再可信了。文学，写给谁看？他们自问。很自然，他们会转向流行市场的简单需求，转向那种诚然不是不朽的，却至少是公开用泥铲子分发的名誉。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那种名誉的发明者之一。作为一个个体，他被自己的发明可悲地摧毁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胜利在于他成功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很大程度上也在《末代大亨的情缘》中——将分开的两半再度融为一体，将那个富有创作力的人不可能真正杀死的尽责的劳作者与那个将读者群锁定于十二岁孩子的有钱的名人融为一体。在《末代大亨的情缘》中，他甚至成功地将一些人类尊严融入到好莱坞的男妓和皮条客身上。他在那里写作，不是为了上层人士，也不为下层人，而是为任何掌握了足够通读一页小说的语言基础技能的人而写。

斯塔，好莱坞某间电影工作室的主要发起人和灵魂人物，被描述成一个集亲密与疏离于一身的混合体，这种处理使他超越了自德莱赛和弗兰克·诺里斯以来所有故事中的这类角色。对他的刻画中没有羡慕或阿谀奉承的痕迹。菲茨杰拉德没有把斯塔写成一个写作有钱有势者的故事的穷人，也没有把他写成嘲笑犹太暴发户的最后而无力的一代美国贵族的祖先，而是冷静地将他写成了一个书写他所认识和理解的同仁的故事的男人。一个互相指涉的框架很快便建立起来，以一种温暖而理性的方式去全面理解好莱坞巨头、工地上的劳工、蒙尘而炽热的洛杉矶平房的居民。在这个指涉框架中，可以在一个广阔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动感情、非个人化的普遍人性的平台上描述人们的行为和立场。

这个为普遍人性所建立的指涉框架是写作的主要成就和作用，在其他时代，其他地方，它已经会被称为“伟业”。这不仅需要配套交易工具的必要技巧，也需要可靠的判断准则，这种准则只能说是道德上的。好莱坞是《末代大亨的情缘》的主题，它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最难处理的主题。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恰恰是在它那贩卖五分或十分钱的欲望与梦想的大甩卖中，正诞生出我们文化的新兴底层。在经历了辉煌的世俗成功和排山倒海的灾难后，在菲茨杰拉德生命的最后，他依然能如此得力地从事于这样一部重要作品的创造，这一事实证明了他是他的朋友们所认为的那种一流小说家。在《末代大亨的情缘》中，他尝试创造一组立体的人物，而不是仅被头上或脚下的艳羡的聚光灯照亮的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依然是这类写法在早期的、更偏重轶事的、更像浅浮雕式的阶段的完美范例，但在《末代大亨的情缘》的残篇中，你可以看见一种真正宏大的风格的浮现。即便是在现在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下，我也相信，这些残篇足以将美国小说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就如马洛的素体诗将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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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世纪基督教寓意传统中人类所面临的三大敌人。

(2) 指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中。

时　光

约翰·皮尔·毕肖普

在真正的灵魂的暗夜里，时间

永远停留在凌晨三点钟。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Ⅰ

一整天，知道你已死去

我坐在窗户开阔的房间里

凝视海面，忧伤于致命的悲哀

想着——虽然脑中一片空白——重现那

你我共同度过的时光——

那时你如初升的太阳

将似雨的野心遍洒在漫无目的的苍空之上

那预示着幻灭的时光

如今已无人与我分享的时光——

自从你死去，我形单影只。

Ⅱ

这一天与每一天一样。尽管现在

每一天我们都等待着死亡。天空乌云密布

雪向岸边袭来，寒气栗人

沼泽犹如一片走失的海，现在

海水满溢。是这样的时刻：大海

由于充满动量，看起来最为宁谧。

陆地与海水融为一体。沼泽消失不见，而我的悲痛

正水涨船高。除了沙丘外，一切都被淹没。

记忆满溢，我找回了

所有我们共度的时光，却找不到

钥匙。我找不到那丢失的钥匙，它通往你还是个野孩子时

藏身的银色壁橱。

Ⅲ

我想着你做过的一切，以及你

可能在死前做的一切——

若非绝望毁了你。当你如春天一般降临

发色是长寿花般的淡黄

如风一般充盈着灵感；当树林变秃

每种沉默正待唱响

没人比你更有希望。

那时没人比你更有希望，没人具有

你顽童的智慧和令人放松的优雅；

因为你像达那厄的儿子一般勇敢

和珀尔修斯一样，孕育于金色的梦中。

当你年轻时，没有人能如此敏捷地

在反光的盾牌中找到

一个戈尔贡时代的闪光面容。

任何爱情或幸运都不能抚平的绝望……

那可是你灾难之血中的一个故障？

来自一位不详的神明，搏动着

一切半途而废的热情的下场？

你躲避什么都赶不上躲避孤独

缺少安静的信心，被懊悔

逐出悲哀的亢奋之疆。

那可是因为你将凝视固着于

时光被斩下的头颅——高高挂起，失明

被血染的头发高高挂起？可是因为

你见到了那愤怒的盲眼上的鲜血

你看起来像是——并且变成了一个拥有

和那盲眼一样衰竭的恐惧的人？

你看了，却没有被变成石头。

Ⅳ

你比那夜间的恐怖活得更久

比那悬镜里低垂的脑袋

和受悲戚的幽灵之脸困扰的时光更久。

现在，你终于醉了。你在使人遗忘的

潜水运动中寻求的耻辱，你终于

得到了，在溶化一切的坟茔中。

Ⅴ

我与你共渡你受辱的时刻

我曾见你在夜里与人仇訾

悲哀的自厌

什么都掩饰不住

我听见你高喊：“我沉沦了。但你沉得更深！”

你有那种权利。

被诅咒的人并不那么配得上他们的诅咒。

我与你共度一些夜晚的时光

夜色深沉

光焰压低，

夜色深冥

光焰熄灭，

夜晚的狂欢已然逝去，

被驱逐的、用废了的娼妇的时辰

是过了三点，但还未到四点——

当老敲诈犯在门边守候

从下水沟里伸出毫不怜恤的双手

要求和往常一样的那份哀伤的罪责，

在这一无所有的赤贫时辰

灵魂了解失去灵魂的恐怖

也知道这世界太可悲

已不可能恢复，

但还不到四点钟——

无论是怜悯、骄傲、勇敢、

财富、友谊、劳作带来的健忘

还是毒品，这时都徒劳无益，因为一切都试过了

没什么能将灵魂

从对灵魂之暗夜的认识中拯救出来。

死亡的时辰永远是四点钟

坟茔里永远是四点钟。

Ⅵ

听到你死去的消息后

一整天我都在这高高的屋子里徘徊

被锁于大海与云的光线中

想着——以海的钟点为单位——去照亮

你我共同度过的时光

那死亡不会谴责，爱情也不会赦免的时光。

我看见海上的灯塔把波浪劈成

涌向阴郁之岸的盐的队列

当浪花在迷失的沙滩上消失

我看见海岸后退，黄沙臣服。

垃圾撤离；闪着微光的岸恢复了

不成比例的倾度；沙丘把被淹没的边界

返还给受争议的国度——

一种凄怆的主动权，因为黑夜已降临。

黑夜已然降临。海湾，我不能为你们拔去绒毛

尽管海湾在这里疯长。因为这些树叶就如

被盖过了的名誉一般无常，被海风磨损。

我为何要发誓给予我无力给予的事物？

我无力用呼吸向死亡洞开的口中

的那些音节吹入生命。

黑暗，黑暗。这海岸袭一身光之霓裳

哦黑暗！我把你留给这遗忘的夜晚！

守望天堂：人与时代的故事

（代译后记）

黄昱宁

1

1919年10月的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刚刚辞掉了铁路广告公司文案的差事，鞋底里垫着硬纸板，口袋里一文不名，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中，不无幽怨地审视着自己：“我的辞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穷途末路——债务，绝望，女友悔婚，于是，我连滚带爬地回到圣保罗，去‘完成一部小说’。”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是菲茨杰拉德出生的地方。这个典型的中西部城市，“不像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倒宛如宇宙荒漠的边缘”（《了不起的盖茨比》），既牵绊着斯科特心底的隐痛，也珍存着他最后的希望。当年，面对家道中落的窘境，菲茨杰拉德是靠了亲戚的资助，才从圣保罗出发，横穿了半个美国，来到东部的纽曼预科学校的——那是富家子弟的天堂，而菲茨杰拉德，是守望着天堂的，早慧的穷孩子。

也是凭着亲戚的资助，斯科特跨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槛。在那里，他学会了优雅地演说，优雅地打马球，用一双“睫毛浓重的，介于淡紫色、灰色、冷绿色之间”的眼睛优雅地凝视女人，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女人优雅的垂青和紧随其后的优雅的回绝。吉内芙拉·金是来自芝加哥的富家千金，父亲为了阻止宝贝女儿跟穷小子厮混，忙不迭地把她嫁给了“芝加哥最显赫的单身汉”。

初恋受挫，斯科特还没来得及抚平伤口，就辍学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是参战，其实一大半美国兵压根就没上过前线。菲茨杰拉德甚至没有机会像约翰·多斯·帕索斯、达希尔·哈米特那样到救护车或者军用卡车上当司机，只是派驻在亚拉巴马州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步兵少尉而已。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认真很伤感地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战死沙场，于是抓紧时间，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完成小说《浪漫的自大者》的初稿；爱上了法官的女儿泽尔达，旋即订婚。

眼看着就要上前线，欧洲战场倒很知趣地鸣金收兵了。菲茨杰拉德宁愿战争不要结束，因为他给泽尔达精心打造的梦也随着硝烟散尽了：斯科里布纳出版社两度退稿，泽尔达痛下决心——眼前的才子或许永远都成不了作家，广告公司里的那点薪水养活不了泽尔达的胃口和野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繁华，是怎样的胃口都消化不了，怎样的野心都不嫌过分的。欢呼战争落幕、经济复苏的庆功宴似乎永无尽头，所有人都在跟着吱吱作声的旧唱片跳舞——比如《一年前你叫我宝贝》。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说不定会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跟某个“交谊会”上刚认识的姑娘结了婚。妻子也许总是在干咳，脸颊红润而透明，别样地美，然而最终他发觉，她得的是肺结核。二十年代，就连流行病也是不失美感的。

所谓“交谊会”，大体上的概念，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喝杜松子鸡尾酒，互相调情，跟着留声机或收音机跳舞，议论不在场的朋友。

纽约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作家、艺术家们的聚居地，时髦的原产地和批发中心。新一轮的时髦是颓废。舰队司令饭店里每天都聚集着那么多年轻人，喝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酒。半夜以后，舞厅里到处都有小骚动——总有人被警察扔出大门；四个警察合起来才有把握对付一个醉鬼，时不时地，还会留下一大把沾着血迹的黄头发。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金·奥立弗、比克斯·贝德贝克带着他们的小号、爵士鼓、萨克斯和bass voice（超级男低音）姗姗而来，微醉着，摇摆着，亢奋着，沉沦着。爵士乐像一把玄妙的锉刀，看着鲁钝，内里却藏着所向披靡的锋刃，应声处，古老的音乐所既有的类似哥特式镂花栅栏的体系或化为齑粉，或拦腰截断——情绪是导引，即兴是主宰，就连碎片的拼接也不遵循章法，把它们全都搅和到一处，好比囫囵灌进调鸡尾酒的器皿里，只跟着节奏，上下翻飞。这节奏，也全凭着调酒师的兴致，没个准调，一次有一次的谱。

这样的音乐催化了不少奇出怪样的交谊舞，那种叫kickaboo的，不过就是把一些最简单的招手、踢腿的动作组合起来，不见得有多少美感，但一招一式都搞得很夸张。大多数新舞步的寿命都不长。今天还是“浆果”（the berries，相当于中文里的“香饽饽”），明天就变质，跟“两步”一样成了落脚货。

只有查尔斯顿舞扛得住时间的考验。这种黑人舞蹈，既有简单文雅、彬彬有礼的基本舞步垫底，又在其演进过程中不断添加轻松适意的小动作——摇摆，提足，还有最出名的“hands on knees crossover”（用中文说就麻烦了：半蹲，双手交叉及膝，不停变换手的位置）。

这一支舞，直把整个二十年代跳得昏天黑地，冷热不知。虽然它起源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照样长途跋涉流传到北方——那里的人们干脆在冰天雪地里赤身起舞，一酷到底。

光影交织、歌舞蹁跹中，百老汇空前繁荣。后台的更衣室里，总有成排的妆浓得分不清你我的舞女跷起大腿，小心翼翼地套上玻璃丝袜。大幕即将拉开。她们每个晚上的使命，便是油光鲜亮地蹦到舞台上，绷直大腿，抬到最高处，一个个都像充足了电的样子。门外黄牛肆虐，他们都晓得，百老汇永远不会缺等退票的人。

自然更少不了好莱坞的排场。Talkie（有声片）初试啼声，默片时代虽近末路，却是“夕阳无限好”的架势。卓别林，嘉宝，华伦天奴，巴斯特·基顿，劳拉哈代，弗莱德与阿黛尔，把大银幕点缀得星汉灿烂。那时的演员，表情与动作更夸张，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生活的，荒唐的实质。

2

火车，邮轮，飞机，飞艇（直到三十年代R101空难以后才渐渐绝迹），各色行头，二十年代的美国和欧洲一样都不缺。长途旅行早已不再是一桩苦役，只要口袋里有钱，你尽可以坐上火车的豪华包厢和装有电影放映系统的客机。

发展最快的当然是汽车。亨利·福特的汽车装配线上流动着黑色的速度之梦——“只要它是黑色的，人们就可以替它‘染’上任何色彩。”福特微笑着说。在二十年代早期，他的流水线已经可以日产汽车4000辆，每辆价格从950美元降到290美元，大多数美国人都负担得起。和克莱斯勒、梅赛德斯这样历史悠久的欧洲品牌比起来，福特胜在高效务实，那份黑黝黝的亲和力确实为它笼上了一层五彩的光环。

仅仅在美国，汽车工业每年就直接间接地为37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随着公路网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城市和乡村之间，至少表层意义上的界限正在模糊、消解。人们愈来愈习惯于以一种流动的方式生活，获得流动的快感：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一座城市迁徙到另一座，可以在跟一个情人缠绵之后，飞车去赶另一个的幽会——弗洛伊德的理论深入人心，有一个以上的情人已经成了既时尚，又利于身心健康的事。

汽车，速度，性，女人。

摩登时代的女人，天生就洞悉扮靓的要诀。大街上的橱窗都成了双面镜，用眼角的余光，就可以比照着模特揣度一番自己的身材。那时的女人并不是一味的瘦，线条要浑圆的才好，现时走红的“骨感”之美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

在一个彻底作别了紧身胸衣的时代，路子愈是狂野的时装，就愈是绝艳无双。硕大的牛津裤（比七十年代的喇叭裤还要宽），肥肥厚厚的毛皮大衣，腰线低及臀部的连身裙，都是不可思议地集散漫与雅致于一身的极品。布面高帮鞋套的接缝钉上一排铜钮扣，套裙里面的衬衫打上领带，紧紧扣在脑袋上的钟形呢帽把眉形遮去大半，帽檐系上宽带、别上布花，这是当时典型的职业妇女的装束，也算持重，却暗藏了叛逆的心机。

倒是晚装的变化，鲜有颠覆性的手笔。裙边（hemline）高了几分，背线（backline）低了少许，而颈线（neckline）依然开得很高，坚守着最后的矜持。再配上二十年代特有的单片眼镜，头上裹好镶金边的纱巾，女人的步态和眼神不自觉地就会勾魂摄魄起来——所谓的“烟视媚行”，是要靠灵光四溢的配饰来点化的。

泽尔达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喜欢戴古怪的帽子，不惜把一头深金色的、像电影胶片一般规则拳曲的头发遮得严严实实；喜欢穿一身灰松鼠皮大衣；喜欢点起一支烟来，看着它燃烧。她的身材并不好，稍矮，略胖，但丰盈得恰到好处，线条也是绷得笔直、积蓄着弹性势能的。她笑的时候腮边的酒窝很深，可她不喜欢笑——于是，她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往往是极薄的、像是用碎冰锥凿过的嘴唇和那双清澈而平静、不掺一丝笑意的眼睛。海明威说，那是一双鹰一般的眼睛。

斯科特的一生都逃不开这双眼睛。他用自己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赚来的30美元稿费，为泽尔达买了一把洋红色羽毛扇。当他的朋友们都在安心等待与某个“理智的”姑娘约会时，他却“爱上的是一团飓风，我只有拼命旋转，才能把它从脑中驱走，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涓涓流淌的分币和徐徐滑行的角子，那是为穷人常奏不息的八音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飓风把斯科特抛回了圣保罗。他在那里把《浪漫的自大者》改成了《人间天堂》，第三次寄到出版社，然后找了一份替人修理汽车顶篷的工作。此后的故事就入了绝处逢生、苦尽甘来的俗套：你完全可以想像，满身油污的斯科特，是如何接到出版社的好消息，如何偿清债务，又是如何赢回了泽尔达的芳心。

小说只卖了一周，销量就跳过了两万。

斯科特只用了三天，就娶到了泽尔达。

菲茨杰拉德夫妇的生活水准线，比美国的经济指数蹿升得更快、更坚决。他们懂得用怎样的方式优雅地、别致地花钱，所以常有机会上报纸的文娱版。整个20年代，为了让钱来得更利索，斯科特一共为杂志赶写了160个短篇，每年有25000美元的进账（当时教师的年均收入不过1299美元），虽疲于奔命，仍入不敷出。

即便如此，杰作还是在天才手中诞生了。1925年，海明威在巴黎第一次见到斯科特，就听到他喋喋不休地推荐自己的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像等着老师打分的孩子，徒劳地掩饰着自己的骄傲。

然而，这实在是一张值得骄傲的成绩单。盛宴、美酒、狂舞、快车，贫穷与富有，爱情与谎言，遽然发迹与颓然陨落，覆水难收的现实与无可救药的浪漫……不到十万字的篇幅里堆积了那么多符号式的内容，却铺排得错落有致——那条时间的河，就从故事与符号的荆棘丛中穿过，无可挽回的流逝感，闪烁在书页的皱褶间，荧然不灭。

书里，盖茨比守望着海那边的一盏绿灯——那是黛西住的地方，孤独，却充满希望。

书外，菲茨杰拉德怀着对有闲阶级毕生的艳羡与敌意，守望着富人的天堂。他的一半趴在富人的窗台上，窥视豪宅里的浮华笙歌，冷静而清醒地计算着这样的排场要花多少钱，钱又从哪里来；另一半却在宅子里与客人们交杯换盏，不醉不归……两种角色，他演得一般尽职，同样出色。

泽尔达似乎并不希望斯科特再写出类似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叫好不叫座的小说。每当斯科特即将进入创作状态，她便用鹰一样的眼睛逼视他，催促他乘上他们那辆拆去顶篷的雷诺小轿车（因为泽尔达不喜欢顶篷）去赶一场接一场的舞会。

斯科特开始酗酒，醉得愈沉，下笔时却反而愈清醒——只可惜他能够下笔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在灵魂的真正暗夜里，他写道，日复一日，永远是深夜三点钟。

3

酒，是天使，也是魔鬼——不惟斯科特，似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在自己与酒之间，打了一个又爱又恨的死结。

早在1917年，在新教徒的鼓噪下，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禁酒法案》。1920年，禁酒运动领导人之一布赖恩已经宣布，“酒像奴隶制一样完蛋了，再也不会有人造酒、卖酒、送酒或用任何东西在地上、地下或空中运酒了。”

不到半年，公众就后悔不迭，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拯救人类，就得放弃喝香槟的权利。于是，人们开始随意破戒喝酒，州政府则对中央阳奉阴违。秘密酒店代替了公开酒馆，妇女饮酒人数大大增加，贩私酒成了最赚钱的朝阳产业——进而是敲诈、抢劫、治安紊乱、黑帮组织肆虐，好莱坞枪战片的题材越来越光怪陆离、惊心动魄。

总之，酒是禁不成了。既然胡佛总统死要面子，不愿废止已如一纸空文的禁酒法，人们便在被禁制的快感中变本加厉地花天酒地，法律的权威一路狂泻到跌停板，生活形同一场充满嘲讽、奔放不羁的冒险。

这股暗流始终若隐若现地潜在二十年代的昏暗的中心隧道里。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伟大的禁酒运动”才宣告结束。

相形之下，抽烟在当时，倒是没有受到过一点非议的。烟是时尚的一部分。入夜，棕榈海滩的泳客湿漉漉地跑上岸来，身上瑟瑟发抖，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火光微闪处，香烟映成一摊摊光圈，于是，这个海滨之夜便完满了。

其时，游泳已经成了全美国全欧洲最受欢迎的休闲运动。定期到海滨度假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短期内就被所有的中产阶级欣然接受。交通网的日益发达，政府的竭力鼓吹，使得美国的棕榈海滩、圣巴巴拉，法国的戛纳、多维尔人满为患。游泳俱乐部和跳水俱乐部的成员敢在任何恶劣的天气里劈波斩浪，而且，其中女性的比例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人们在游艇上、沙滩上消夏，晒太阳（彼时普遍缺乏有关皮肤癌的知识），健身，在太阳伞下看书，做生意，搞社交，咸一句淡一句地调情。

法国里维埃拉的海滩是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经常去度假的地方。这里的开销要比美国小，靠斯科特的收入还够抵挡一阵。再说，还会有什么所在能比这里更适合他们赏心怡情的呢——“清晨，远处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城堡及法意边界、绛紫色的阿尔卑斯山倒映在水面上，在清澈的浅滩，随着海生植物摇曳出的圈圈细浪微微颤动……”（《夜色温柔》）

从大学时代起，斯科特便是各类运动的行家。很难想象，俊美得几乎有些女性化的斯科特，居然擅长橄榄球，并且早在预科学校里，已经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关于橄榄球的诗。

到了海边，跳水便成了斯科特的强项。文学记者伯顿·拉斯科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各个作家所擅长之绝技的八卦文章，盛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会跳水，有时能从极高处跳进一个里面仅仅部分注满水的浴缸”。无从考证这里究竟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但读后多少有一些横竖不是滋味的感觉。或者，那时的斯科特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更接近于一个机敏而无奈的小丑？

至少泽尔达是经常把他当小丑来看待的。斯科特曾经羞怯而认真地向海明威请教生理问题，因为泽尔达讥笑他“这样的男人生来就不能博得任何一个女人的欢心，这是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

泽尔达很快就跟一个“尺寸更大”的法国海军水上飞行员打得火热——斯科特难以承受这份耻辱，但他更难以承受与泽尔达一刀两断、永无牵连的可能性。当受虐式的爱已经磨成了一种习惯，他便唯有选择等待。

等来的是更残酷的事实：泽尔达疯了，彻底疯了。在此之前，这位社交明星在百无聊赖中迷上了芭蕾（此时伊莎朵拉·邓肯正红得发紫），并且终于在高速旋转中，永远地迷失了方向。

跟泽尔达同桌进餐，海明威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注视她的脸，看出她的心思不时地离开饭桌而去到某夜的舞会，接着又像一只猫似地茫然从盛宴回来，那欢快的神情沿着她嘴唇细细的纹路展现出来，然后消失。海明威深深地懂得这种微笑，这就意味着，泽尔达知道，斯科特再也不能握笔写作了。

1930年4月，泽尔达的精神状况与全球的经济气候一样，锁进了漫漫寒冬。

4

高潮已过，而后的情节，倒像是例行公事一般，沿着既定的轨道径直往前去——方向是直是弯，速度是快是慢，反倒无关紧要了。

泽尔达忙着在精神病院与疗养院之间穿梭，瑞士的，法国的，美国的。在医院里，泽尔达身上的某些早已休眠的艺术细胞倒似乎被激活了，她开始写自传体小说——虽然付梓以后成了评论家的笑柄和销售商的噩梦；开始学画画，画技至少要比写作出色。

斯科特终于又可以静下心来写长篇了。他仿佛在一间摆满了日历和挂钟的房间里写作，四面的墙上爬满了记忆的水珠，怏怏地哭泣。斯科特只有写，不停地写，才能让这种无望的流逝感暂时从头脑里倾泻到稿纸十。1934年，《夜色温柔》问世，书里的男主人公像斯科特一样，被他富有的、精神错乱的妻子耗尽了青春和爱，回首向来萧瑟处，竟已无欲无求了。

《夜色温柔》在当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近来却有咸鱼翻生的趋势，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同被列入了Modern Library选出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100部英语小说），斯科特依旧债台高筑。为了在大萧条时期筹足给泽尔达治病和供养女儿斯科迪的费用，斯科特又回到了与他若即若离的好莱坞（此前，他先后为好莱坞写过几个剧本，均成绩平平），米高梅公司对这位过气作家颇为慷慨，一出手就是周薪1000美元。斯科特以剧本《三个伙伴》投桃报李，票房飙红，周薪亦随之涨到1250美元。

经济略显宽裕之后，斯科特又开始构架他的小说。他要为他在好莱坞的生活做一番注解，更想为那个已经远去、却清晰得恍如昨天的年代作一个小结——毕竟，把二十年代唤作“爵士时代”，正是斯科特的专利。

小说题为《末代大亨的情缘》。写到第六章时，斯科特猝发心脏病，撒手人寰。其时，离1940年圣诞节，还有四天。

海明威说，斯科特的才能，就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地自然。有那么一阵子，他对此并不比粉蝶所知更多，也不知道这图案是什么时候给擦掉或损坏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悉心了解它们的构造，于是学会了思索。然而，此时，他再也不会飞了。

泽尔达死在1948年，葬身于精神病院的一场大火里。

斯科特和泽尔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末那一句醒世恒言：

我们奋力向前，如逆水行船，而由始至终，我们都被推回到，往昔岁月。

5

历史的脚步，经常为某个神奇的时刻，怦然心动，悄然停驻。

“二〇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跟我住同一家酒店的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是个勤奋刻苦的胖子，一天到晚穿着浴袍——他的怪名字总是让我不可救药地晕头转向，搞得我拦他的车时只能像个中国人那样悄声说：‘啊，是我呀！啊，是我呀！’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踟蹰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晨或卡罗来纳的春夜，当四周静得能听见邻村的犬吠时，我也能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惊诧。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与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

——《早年成名》，菲茨杰拉德写于1931年10月

补记：

《守望天堂：人与时代的故事》是我的旧文，起初在《万象》杂志发表，后来又两次收人本人文集。在这篇随笔中，我第一次把自己对于菲茨杰拉德的理解与偏爱形诸于文，却总觉得言犹未尽。这种情结直接促成我与同仁合作，在菲氏逝世七十周年之际，策划出版了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菲茨杰拉德文集（共九卷），并且翻译了其自传性随笔《崩溃》中的部分章节。在我看来，想要真正读懂菲茨杰拉德的其人其文，《崩溃》是“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那块拼图——好比被一面镜子折射着，他那超乎寻常的敏感、华美和自恋，以及他背后那个同样敏感、华美和自恋的时代，都闪耀着教人无法忽略的光泽。重读《守望天堂》，我发觉其中对时代与人的勾勒，仍然能给读《崩溃》的读者，提供一点有用的线索，就偷懒挪来代替译后记。需要交代的是：本书除《睡与醒》之外，其他随笔均为本人翻译，其余部分（包括《睡与醒》及书信、诗歌等）则由包慧怡女士负责。原书中还有一些菲氏留下的笔记，对普通读者的意义不大，而这种特殊体例的“抗译性”倒不小，直接读原文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文献价值，因此译本中暂不收录。最后说一句并非为自己开脱的话，以“爵士时代”发言人自居的菲茨杰拉德，在创作《崩溃》时，使用了大量与当时的风物人情密切相关的符号，再加上他赖以成名的繁复结构、诡异语法，委实给两位译者制造了不少翻译难度。译者虽勉力为之，文本间仍散布着众多力不从心的痕迹，只能惴惴等待读者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