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

作者：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章节：共43章，刊登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从2014年01月13日--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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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2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3“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微妙影响

4 邓小平为什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5 赵紫阳担纲启动政改方案

6 政改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7 风云突变：胡耀邦落马

8 鲍彤提出与邓小平“对表”

9 围绕“反自由化”进行的博弈

10 赵紫阳改变“大气候”的 “5.13讲话”

11 阎明复：要制定政党法

12 党政分开必须从改革组织制度入手

13 政改研讨触及党的高层领导制度

14 赵紫阳：共产党必须搞民主

15 党内民主要从中央做起

16 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一项重大改革

17 赵紫阳组织研讨社会主义民主

18 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19 邓小平谈不要照搬三权分立

20 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

21 政改总体设想艰难过关

22 十三大前，赵紫阳与“左”斗智斗勇

23 十三大后赵紫阳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

24 鲍彤奉命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25 赵紫阳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26 赵紫阳：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

27 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改进”之争

28 赵紫阳要“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

29 选举制度改革：十三大后的探索

30 党的领导体制需制度化规范化

31 十三大后的党政分开改革

32 放松新闻管控，推进新闻立法

33 社会团体改革方向：代表民众利益

34 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

35 物价闯关中止，北京刮“倒赵风”

36“社会突发事件研究”预警89学潮

37 反腐败不能搞运动，要靠制度建设

38 邓小平：多党合作问题要拿出方案

39“小舰队”的说法从何而来？

40 民主一定要搞，但中国不能乱

41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两条政改路线

42 80年代的政治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43 赵紫阳与80年代政改的历史遗产

在1980年代的中国，由中共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推动，赵紫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与后来中共屡次宣称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

说道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回溯1970年代末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

1970年代末，在毛派分子“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中国兴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启蒙，是此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和思想准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1977年3月，曾经受到批判的胡耀邦被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压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得到了“平反”，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和广大党员、民众都迫切要求对中共建政后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对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彻底走出文革。但在当时条件下阻力极大，党内高层仍然有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按照这一方针，非但毛泽东的错误不能纠正，连邓小平等许多老干部重新回到政坛也成为不可能。

“两个凡是”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中共党内一大批老干部的强烈反对。1977年4月10日，已经得到“解放”但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此后，他开始着手推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四人帮”的垮台和“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中国的广大民众思想上获得解放的前提。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对思想言论上的禁锢被冲破，各种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开始活跃起来。在胡耀邦的推动下，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然后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从而引发了全党和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对广大中国人，对中共的党员干部说来，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人们在几十年来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思想崇拜开始破除，对几十年来党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论政策也开始“拨乱反正”。人们开始认识到，任何“真理”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政策都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政策，都必须得到纠正。经过半年多的大讨论，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许多人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

为了进一步搞清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全党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中央召开了由胡耀邦等人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数百人参加，各省也派出了联络员，前后开了两个多月。开会之初，胡耀邦十分强调要解放思想。

在胡耀邦等人推动下，参会者从多方面广泛地讨论了建政以来中共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会上争论非常激烈。限于当时的条件，许多参会者思想中还有较大局限，人们的认识还远不及此后几年那样深刻，但是在批判性认识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在批判个人迷信、总结封建主义对党的影响方面，在批评党内、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方面，都打开了缺口，开了一个好头。许多人的发言大胆冲破了禁区，提出了在当时看来使人震聋发聩的一些观点，由于会议简报发放范围很广泛，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较大震动 。后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成为赵紫阳助手的鲍彤（时任国家科委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二十年间》，对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党内重大历史问题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颠覆性的看法。

一些参会者开始注意从党和国家体制上研究和探讨文革的成因，探讨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而不应由前任指定”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助理研究员严家其关于“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都振聋发聩，语惊四座，对于启迪人们思想，促进理论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缺陷和弊端进行研究，以至于引发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务虚会召开的同时，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也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 是人们在西单的一面墙上贴出了要求给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控诉冤假错案的大字报。随后大字报就逐渐转向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批评当时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政策，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这类探讨，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之后，打开了一扇心灵上的窗子，使人们开始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开始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审视中国的政党和国家体制，认识其中的弊端，从而萌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政治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为若干年后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西单民主墙的言论，一开始曾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它的许多文字也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发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党内党外、会上会外是相通的，相互响应和促进的。特别是对中共执政体制、国家体制中一些弊端、成因等方面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追根溯源，应该说西单民主墙功不可没。

随着讨论和反思的深入，民主墙的积极分子们开始不满足于只贴大字报，发表讲演了。他们开始成立组织，发行刊物，组织各种集会。随后，这场被称为“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逐渐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1977年底至次年初 ，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前后持续了100多天，并迅速向周边和其他城市漫延。

对这种形势，中共高层有不同的判断。胡乔木说：当前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歪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胡耀邦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现在的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他还传达了华国锋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但是，1979年3月，面对动荡的社会形势，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中共元老先后表态，认为需要运用强力手段，不能允许这种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北京、上海警方开始行动，一些民主墙的活跃人物和民办刊物的负责人相继被捕。

元老们的这种态度并不令人意外。民主，曾经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一面旗帜。但当他们取得政权之后，他们需要的就不再是民主，而是稳定。一旦民众的民主要求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威胁到党天下的稳定，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运用专政的手段，恢复秩序。此后两年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创办民刊的活跃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判刑。大多数高校竞选运动的参与者，则上了“新三种人”的内控名单。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很多人被撤职、审查和清算。持续了近两年时间的西单民主墙被彻底取缔，民间的“北京之春”民主运动进入低潮。

就在社会上的“民主墙”受到压制的同时，体制内的“民主墙”——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开始出现转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给“解放思想”定了调子，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 至此，理论务虚会从胡耀邦强调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开始，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他的“两手论”思想格局的起点，代表了当时重返政治舞台的几乎所有老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作为一个从文革所受的迫害中走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尽管他对导致文革产生的制度性缺陷有所反思，因而在重新掌权以后，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评价毛泽东，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讨体制中的弊端，探讨改革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一生，与这个党，与这个制度血肉相连，甚至与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端都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他们全部事业的根基所在。否定了这个党，否定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这是他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后来到十三大被明确概括为“两个基本点”的邓小平思想格局之基本雏形，自此开始显现。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作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这需要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在思想理论上，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了市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流；第二，在组织格局上，经过“解放思想”和破除个人迷信大讨论，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已经越来越暗淡，以他为首的“毛派”力量在逐步退却，失去一个又一个重要岗位。而邓小平和在党内已经重新站稳脚跟的元老们开始了自己的人事布局，这其中，赵紫阳、万里于1980年上半年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是最明显的标志；第三，当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华国锋一人担任了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领导职务。随着邓小平和重返政坛的元老们在中央的政治砝码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就显然不能再继续被他们所容忍了；第四，就在华国锋等“毛派”力量逐渐失去在中央的主导地位之后，原来的经济政策面临着调整。相应的，主持中央日常经济工作的人事，主要是国务院方面的人事，也必然会面临重大调整。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已是不可避免。现在回过头看，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党内元老集团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问题”整体布局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全党，特别是党的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为了给华国锋等人施加政治压力，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才应运而生。

起草这篇讲话的负责人，乃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他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

后来，接任华国锋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也谈到这篇讲话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邓力群和赵紫阳的这些回忆都表明，邓讲这篇话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当然，促使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他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体制遗产，对文革成因有过的深刻思考。

早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经向与会者传达过邓听取讨论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谈话。谈话中，邓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提出“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参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第一版，第306页）这是笔者迄今为止看到的邓小平对于民主问题最清晰、最明确的一次谈话。遗憾的是，邓的这次谈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也没有在官方媒体上正式公开过。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在邓酝酿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时候，中央“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赵在这里提到的邓小平与李维汉的谈话，是指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长谈。李向邓小平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在党内的影响问题，邓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到了他同李维汉的这次谈话，邓小平说： “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41页）这次谈话的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影响的看法，对“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看法，都不能不说同邓的这次与李维汉的谈话有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邓、李的这次谈话看做是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另外一个背景。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中，为了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开宗明义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页）他强调，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紧接着，邓小平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党内存在的这些弊端作了剖析。

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邓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讲话的最后，他强调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既然已经把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这次人事调整，上升到了组织和人事制度问题的调整，上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高度，而且“时机和条件都已经成熟”，并且宣布以后还要继续改，深入改，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解决华国锋个人兼职过多的问题了，华就算心有不满，也只能违心地接受。

当然，在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脱离讲话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讲话，确实是中共建国以来，最高领导层对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弊端认识得最深刻的一次。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所讲的五条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确实是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的要害问题。而邓小平开出的药方是：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邓小平给出的这些“药方”，显然只能解决皮毛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治好他自己指出的那些弊病。对此，赵紫阳后来评价说，“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

虽然邓给出的药方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这篇后来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的讲话，确实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由于眼界和历史的局限，也由于邓小平的经历、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局限，决定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和指出，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在于中共的执政方式就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在于中共在整个政治设计上就缺乏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这一点也不能苛求于他。

被称为“8·18讲话”的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许多人认为，中央真的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了。

此后的几个月，各家主要报刊都发表了许多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一些作者如鲍彤、严家其、张显扬、高放等人几年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舞台上。

其中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党内以思想解放著称的老资格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传到海外后，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设两院（区域院和社会院），两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约；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议决和处理，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工会领导要由工人选出，建立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司法独立以及新闻独立；企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制，取消政治局。（参见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81年第3期）

这个方案，当时在党内提出已经是很大胆很前卫了。在许多方面，它主张的改革步伐之大，已经超出了几年后赵紫阳主持制订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水平。因此，在提出后，除了在海外引发一些反响，中央高层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在中国国内甚至知者更少。

当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已经明确：“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但此后，除了进行若干次人事调整、1982年的十二大上设立了中顾委以及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82宪法”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却再也没有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大概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邓小平刚刚复出时间不长，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他提出的特别要解决党内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第一位的目标，是要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的问题；第二，当时邓小平虽然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进行改革，但是怎么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研究和成型的想法，没有作好发动一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准备和决心；第三，党内刚刚复出的老同志对改革政治体制在思想认识上也并没有完全统一，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第四，当时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开始，原有的计划体制还在照样运转，陈云等一些老人还在力图把中国经济拉回到50年代的轨道上去，经济体制的现实还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

在这些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可能很快提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此时，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于由邓小平讲话而引起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议后来“偃旗息鼓”，也产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响。

1980年7月，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于该年9月被迫下台。同月，来自波兰全国各地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决定摆脱官办工会，成立全国性的独立自治工会，即团结工会。瓦文萨当选为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结工会成立后，反政府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以罢工和游行示威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了挑战，波兰执政党的地位开始动摇。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发展道路，并对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中共党内保守势力阻止和压制社会上已经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和宣传热潮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号称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中央要组织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

如果此信仅仅是从波兰的经验教训中提出问题，建议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似乎并无不妥，并还颇有见地。但是，胡乔木在信中还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他说：“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以上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289页。）

这样，胡乔木就把中国也可能发生类似波兰事件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现实危险明确地摆在了中共高层面前。

作为收信人的胡耀邦和党内元老邓小平，对胡乔木此信持何态度，在一些资料中有不同的说法。《胡耀邦思想年谱》中说：“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他们讲：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耀邦没有理胡乔木。”胡乔木将此信“又于10月1日与10月3日校改两次，广为散发，提出中国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危险”。但据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宋木文说，胡耀邦批准将胡乔木的信“在中央的一个内刊上刊载，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阅研”。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胡乔木的这封信对当时党内国内因邓小平“8·18”讲话而掀起的政治改革热确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980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了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说：“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他还明确说：“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204页。）

此后不久，中共党内元老陈云也就波兰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他还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陈云年谱》下卷第262页。）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改革，特别是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变了调子。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见《陈云文选》，第248-251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对他刚刚讲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修正，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

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称“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见《邓小平文选》） 但在后来，如何“试点”以及“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却未见踪影。相反，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却作出“缓改革，舍发展”的决定，并首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就没有再过多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是把着眼点放在经济改革上。但到了1986年，他却再次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不行，并果断启动了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工作，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契机，来自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今天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1980年代前半期，计划和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中央高层、也是理论家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中共元老、号称党内经济专家的陈云的基本思想，并得到了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的肯定。当年12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

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就其思想认识说，是支持搞商品经济的。但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须获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谈何容易？为了让党内接受自己的主张，赵紫阳采取了在具体问题上做文章的办法，按照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鲍彤的说法，叫做“跪着造反”。

1984年初，中央确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统一全党思想。起草组开始起草时，总是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圈子。几次起草出来的稿子邓小平、胡耀邦都感到不满意。于是赵紫阳建议，可以写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163－164页）

据吴敬琏回忆，赵紫阳与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在一次谈起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时，马洪提出应当用“商品经济”的提法。赵紫阳就请马洪写出一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周叔莲、张卓元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文章，吴敬琏也参加了修改。不久马洪将文稿印送几位党内元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参见《吴敬琏访谈》，载2008年8月30日《经济观察报》）

为了把这个关键性问题尽早确定下来，在得知马洪的文章“探路成功”后，赵紫阳于1984年9月9日给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了一封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请示》的信。在谈到计划体制时，赵紫阳说：“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他建议把计划体制作如下概括：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信中赵紫阳明确提到：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参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第48－49页）

鲍彤曾对笔者回忆说，这封充分体现了赵紫阳政治智慧的信是赵绞尽脑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的，没有要秘书，或是其他任何人代笔。

9月10日，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9月13日，陈云复信：“紫阳同志：你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我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9月15日，李先念复信：“紫阳同志：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很好，概括了这几年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都同意。”

这样，赵紫阳的主张在元老们那里过关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和信中的四项内容顺利地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当年10月文件通过后，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91页）

那么，这时说的“商品经济”与后来说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对此，赵紫阳曾有过明确的说法。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1987年底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问赵紫阳：“商品经济跟市场经济到底有没有区别？”赵紫阳明确回答说：“根本就是一回事！我们说它是商品经济，是因为有人不同意讲市场经济，阻力太大，没有承受能力。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叫做商品经济。”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在实际上冲破了所谓计划经济的束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到建设商品经济上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经济的各个领域，改革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们逐渐发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如在旧体制下，国家计委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国务院”，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资金的调配、产品的定价与分配，都须按照计委制订的国家计划进行。既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逐步建立起商品经济新体制，就必须解决计委这个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同时需要撤销行业经济管理部门，实现整个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对此，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有一次，他请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了，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鲍彤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胡耀邦也认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1986 年有一次在专列上，胡耀邦对副总理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任中宣部部长），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160页）

把经济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旗子”的邓小平同样也发现了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各工业部委，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邓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

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分析邓小平这些谈话，可以发现，邓此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与他1980年在反对封建主义影响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已经有了重大差别。他虽然也提到了民主的问题，但并不是以此为重心，重心是行政改革。

邓认为，政治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其政改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第二是权力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这些确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应该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行政体制改革。关于发展民主，开放言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等诸多题中应有之义，邓都没有涉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回顾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上民主宪政运动态度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当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领导人刚刚被从文革中解放出来，还没有在党内取得稳固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需要发动群众，需要在伦理道义上掌握主动，也需要有更多的讲话机会。这个时候，他们需要讲民主，讲思想解放。但是当他们的政治主张逐渐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中央高层的政治地位也逐渐稳固并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运动”足以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看到“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波兰、对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统治会造成影响的时候，他们对在中国发展民主产生了一种惧怕心理，“稳定”成为他们的第一诉求。

这样，当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像当时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以民主和公开性作为改革的旗帜和基本诉求，而是要尽量避开“民主”这个政治敏感点，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限制在行政改革的范围内。

邓在1986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国际大气候”的背景，即上世纪70、8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和80年代苏联东欧各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中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提出《改革与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影响也比较大。对此，政治学者陈子明曾经评论说：“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载《共识网》）是不是如此，笔者不敢下定论。但是，苏联、东欧诸国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些理论、做法，借此作为正面的经验被介绍到中国来倒是真的。那段时间，苏联改革中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理论界研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说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国际大气候”下发生的，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民主化“大气候”中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各国”中发展较早、较快的一个部分。如果不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话，也许中国能够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向民主社会和平转型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与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相呼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开始在许多场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在党内外引起广泛强烈反响的，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中写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但是，该文的执笔人、时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吴国光后来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谈到，“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已经准备好的其他几篇评论员文章因此没有见报。”（见该书第42页，注释8）

但风刮起来了。从总的情况看，无论体制内外，对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这一点，与邓小平的主张并不矛盾。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等方面，体制内外的一些人与邓小平的主张也就是与中共官方的调子有许多不同，少部分人还公开打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旗帜。但是，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这种与官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观点，虽然也引起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但是还一时没有受到过分的抑制与打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上篇提到，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时，就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胡耀邦开始动员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力量，收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料，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986年9月13日上午，邓小平听取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次讲了几点意见。他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第四是提高效率。邓小平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178页）赵紫阳接着说，从最近材料看，对政治改革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搞多党制，改变一党执政；二是主张首先解决权力机关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三是主张首先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说，那就由紫阳同志主持议一下。

邓小平的这个决定出乎大多数人意料。按理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全局性大事，应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直接主持，而且胡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对这项工作有所准备。可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这次却没有按常理出牌，反而把它交给了总理赵紫阳。有人曾经问过赵，为什么要你来搞这个研讨小组？赵紫阳的回答是：“小平同志让我做，我就做呗。”为何如此，目前也没有公开权威的解释，只能做私下的猜测，也许是因为邓在此时已经下决心十三大要胡耀邦下台了。

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召集拟议中的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开始研讨工作。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正式启动。时任总理办公室负责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鲍彤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成立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为五人，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四人；另外加上彭冲，因为彭冲是主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第二，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要在明年10月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第三，在小组下设办公室，人员力求精干。办公室应当组织一批人认真地阅读材料，自己也应该认真阅读材料，并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向小组推荐。应当有计划地召开一系列座谈会，自己也要座谈，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

第四，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负责人以后还可以增加，但不超过七人。授权办公室挑选10到20名有研究能力者组成工作班子。将来确定专题之后，再组织专题研究班子。

第五，办公室成立之后，即应紧张工作。在最初的1个月内，要搜集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议论，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基本看法。研究的着眼点应是：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封信是赵紫阳在会后委托鲍彤起草的。据鲍彤对笔者回忆，赵紫阳当时还和他说：“原来这个小组的名字叫‘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我建议还是叫‘研讨小组’好。我们这个小组只研讨，不决策。”

10月4日，鲍彤召集小组办公室的几位负责人开了一个办公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商定由各方面推荐研究人员。10月6日下午，研讨小组的成员胡启立、田纪云在中南海听取了鲍彤等人所作的研讨小组办公室筹备工作的汇报，并对办公室的工作方式和研究进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0月7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召开了组建后的第一次全体人员的会议。除了几位负责人外，有借调到位的六名研究人员参加。这时，笔者因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期间曾对政治改革问题有较多接触，经曾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推荐，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并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名闻已久的鲍彤。

在这次会上，鲍彤首先宣布了研讨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在介绍了研讨小组的组成和任务之后，他说，紫阳前几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说，“这件大事解决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可见他对这件工作的重视程度。今天宣布办公室成立，要立即展开工作。这个办公室，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十三大”，生命大概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我们要拿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起草出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通过，提供给“十三大”，时间紧迫。

鲍彤还说：研究可以无禁区，但是宣传有纪律。政治问题很敏感，我们要强调保密。紫阳讲了要“滴水不漏”，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央正式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班子，如果中央还没有决策就泄露出去，会造成党内社会上的混乱。谁泄露出去谁就要负责任。

中央政改办的工作地点，设在了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央办公厅招待所（现金台饭店旧址）。刚开始时，研究人员包括我在内，只有七个人，其余六人为孙方明（来自中宣部，原任朱厚泽部长秘书）、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迟福林（原国防大学教师，中央党校研究生）、吕长春（原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李丹钢（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周大力（原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人员）。另有陈一谘、陈福今（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组织工作，起着秘书长角色，鲍彤合称他们为“二陈”。

中央政改办全室工作人员划分成联络、信息、秘书和行政四个组。笔者所在的秘书组负责编发两种内部刊物。一种是对中央高层的，叫《研讨情况》，由鲍彤亲自签发，到研讨结束时，共编发了80期。另一种是对内作为研究参考的，叫作《内部资料》，由“二陈”签发，前后共编发92期。

政改办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集中力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各种议论，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涵义、重点的初步看法。

从10月10日开始，政改办连续密集地召开各种座谈会。据笔者的记录，在第一阶段研讨的一个月时间里，由中央政改办主办的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共8次，11个半天，到会并作发言的有官员、学者、基层干部等各方面人士近百人次。另外，还派出有关人员参加了外单位的几次座谈会。吴国光在他的书中记述说：“每次座谈会之后，政改办都整理出相关的材料，上送中央研讨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用周杰（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话来说，这是‘给领导下点毛毛雨’，让他们逐渐了解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看法，熟悉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72页）

在这段时间里，政改办还坚持在每周的二、五下午召开内部例会。每次例会都事先确定一到两个主题，到会人员以座谈的形式发表意见。讨论没有什么框框，也不分上下级，可以插话、争论，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小小的辨论。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这个题目，鲍彤数次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到建设体制的转变。建国37年来，这个转变并没有完成。1954年宪法，1956年八大决议，都没有预料到几年后发生文革，为什么？就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但也没有提出这个转变。革命体制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是高度集中，是群众运动。我们现在所有的体制都带有十分浓厚的这种色彩。现在必须实现从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的体制转到正常的建设体制上来，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发挥它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自我重新认识。党要重新认识，政府也是这样。

在最初的几次例会上，大家重点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进行讨论。关于涵义，大家的认识逐渐集中到鲍彤提出的“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个提法上来。还有人提出了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经讨论，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关于目标，形成了“远期目标是高度民主、法制完备；近期目标是提高效率，走向制度化”的意见。至于主要内容，大家比较一致的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有的人提出要从党内民主着手，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也有人说，应该通过贯彻落实宪法，实行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权利，等等。

鲍彤是中央政改办的主要主持者，也是办公室的灵魂。他长期工作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身边，对现行体制的了解可以说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要透彻、深刻得多。在研讨第一阶段，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座谈会和政改办内部例会。每次会上，他总是以其睿智的语言和顺手拈来的事例典故，或是引领话题，或是插话补充大家的看法，或者在会议结束时，画龙点晴，对大家的看法作出小结。他的发言，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给大家以重要启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很爱听他的发言。

10月16日的会议上，鲍彤谈的是对中共这个体制的再认识。他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党，把其他组织看成是这个中心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作靠的是群众运动。现在我们成了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要把战争体制、运动体制转变成正常体制。现在我们要的是稳定，是在稳定中的发展。可这个现行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怎么可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的稳定？搞什么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用运动的方式、打仗的方式搞建设，这样不行。

他说，在现代社会里，每一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功能，可我们经常是不去用这些组织 （这里说的社会组织，指各党派、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种NGO组织、企事业单位，直至基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等） ，非要自己把它们的事都包揽起来，另搞一套。这些年来，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构造一切社会组织，使各种社会组织退化成了一种单细胞动物，从上到下都一个模式，而不是要各种社会组织各有特点，各司其职。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本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他回忆说，1980年他刚刚到赵紫阳身边担任秘书作时，赵紫阳问他，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鲍彤回答说是秩序。鲍彤解释说，在政治这架机器当中，各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位置，承担一定的功能，运行中必须遵从一定的秩序。这本是常识，而在中国，现在却成了需要启蒙的东西。我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常识，改革就是回归常识。

随着讨论的深入，讨论的议题逐步集中到党政分开上来。许多人认为，现实中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组织凌驾于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之上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共在各级政府部门中设立党组管理行政事务，党的组织部门直接管政府干部，政法委直接管案子，等等，都是以党代政的表现。邓小平曾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大家对此都有共识。无论说到哪个方面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同党的领导体制挂上钩，都需要首先解决与党的关系问题。所以，党政分开成了后来几次例会的主题。

10月30日的例会，鲍彤在大家的发言之后，对党政关系问题也谈了看法。这个发言，可以说是对大家近来讨论的一个总结，讲得十分精彩。由于讲话较长，本文只摘录其中一部分：

“关于党政分开的涵义。我赞成‘党政分开’这个提法，因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功能都不同，应该区分开来。它的基本涵义，是把党的领导职能与国家机关治理国家的职能（特别是政府的管理职能）分开，以理顺党和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关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党政分开，利弊如何？大家讲了许多利，可否概括为这样几条：（1）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威信；（2）有利于国家机关建立正常的指挥系统和提高效率；（3）有利于以此为契机，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

利弊问题，可以再加深一层，想一想有没有危险？想得严重一点：有没有失去领导地位的可能？说得平稳一点：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

我认为，削弱党的领导现象，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不是由于党政分开，而是由于党政不分。党委书记直接干预某项目的人、财、物，把自己降到了计委或经委工作人员的地位。党委书记办案，降到了法院审判员的地位。

现在和将来能够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党的地位的因素，不可能产生在党外，只可能产生在党内。在党已经执政并成为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以后，如果党内有腐化、官僚化的因素，如果听其蔓延滋长，那才是最可怕的危险。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党的主席可以任意处置国家主席，是党外人士搞的吗？不是，完全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党政不分，党的权力化、行政化。

讲到这里，需要把‘党政分开’的依据搞清楚。我认为‘党政分开’的基本依据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来说，就是（1）党的决议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生活的大政方针；（2）党要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独立的活动；（3）一切党组织、党员的活动都必须既符合党章，又符合宪法和法律。

‘党的领导’这个概念也需要搞清楚。实现了大政方针，就是起了领导作用。比方说，党在政法方面的大政方针是什么？照我看，最重要的是健全法制，法院独立审判，公检法相互制约，大家依法办事，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等等。”

鲍彤的这个发言，还谈到了实行党政分开的有利条件、党政分开的具体内容、具体步骤等问题。会后经过整理，刊载在了政改办上送给研讨小组各成员的内参《研讨情况》上。对后来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改研讨工作开始的一个月以后，1986年11月7日上午、8日下午，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二会议室，赵紫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听取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的工作汇报。参加会议的除了紫阳外，还有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以及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16人。

这次会议，是那年研讨小组七次会议中，涉及面最广、内容最丰富、影响也最大的一次，不仅原则上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而且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几项重点内容的基本方向，对下一步开展的专题研讨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几位成员一边听取鲍彤的汇报，一边插话、议论，间或提出一些问题，由鲍彤或是办公室其他人员作出回答，每一个参会人员也都可以适时插话。鲍彤的汇报共分七个部分，其中主要的部分，是对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重点、主要内容以及设立专题小组的初步意见。

在鲍彤汇报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讲到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时，赵紫阳说：现在国外都关心小平同志，就说明我们的长治久安还没有制度保证，这样不行。

鲍彤在汇报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民主化，近期目标是制度化。赵紫阳问：什么样的制度化？只说制度化，缺少一个前提。这时，胡启立提出，经济改革提出的目标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句话就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找到这样一句话？紫阳说，是缺少一个总的概括。只说走向制度化，还没有涉及实质问题。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社会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远期目标有内容，如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等；对近期目标的概括还没有。鲍彤表示，这个问题，办公室回去要认真研究。

在鲍彤谈到实行党政分开是要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时，赵紫阳、薄一波等都表示赞成，他们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共产党是否执政，而是怎样执政、怎么领导以及如何改善党的领导。

赵紫阳说，用“党政分开”这个概念很准确。党政分开的涵义，就是“党不直接发号施令，不直接处理政务”。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先例。从原则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管大问题。薄一波则说，我们的机构为什么这么大，办事效率这么低，官僚主义这么严重？根源主要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近期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赵紫阳又说，党中央要讨论大政方针，并通过在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党的领导，党起监督作用。既然组成了政府，党就不要去代替它。党应该管组成政府的那些领导人，不胜任可以重新提名，建议调动他，撤换他，但属于政府的事就不要再包办代替。我们现在下面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的情况比中央还严重。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不分厉害。

鲍彤建议，为了实行党政分开，应当取消政府中的党组。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几位成员都表示同意。赵紫阳说，党组这个东西，有个演变过程。建国初期，政府里有民主人士，各部门就搞了党组。党组后来变成了一种待遇，也有些搞集体领导的意思。改革中要取消党组，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对于鲍彤提到要考虑削减基层党组织的机构时，赵紫阳说，匈牙利的企业里，党组织机构就非常小。他们有个口号，叫做“党务工作社会化”。而我们呢，叫做机关化、行政化。薄一波补充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党的机关要用党费来开销，人员不能太多。现在不但共产党，连民主党派也都吃的都是国家饭。这样下去不行。

当鲍彤汇报到发展民主的一些设想时，赵紫阳说，讲社会民主，重点是党内民主；讲党内民主，重点是中央一级，是解决党的中央组织的内部关系、议事规则、工作程序、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有关问题。没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民主就没有保障。把这些方面的制度健全起来，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重犯文革的错误，极为重要。胡启立补充说，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最关键。文革当中很多老帅不同意毛泽东的做法，但却没有办法通过某种合法程序来召开会议解决问题。

接着，胡启立还说了一段让笔者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似乎他对此后几年党内高层发生两个总书记先后下台的事有先见之明。他说，如果不建立必要制度，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五年中，政治局委员、常委之间如果“哥俩好”还没事。如果出现分歧，应该诉诸什么程序，靠什么解决？必须要有制度保证。田纪云补充说，讲才干，讲能力，没有人能比得过毛主席。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多人都看到不对，却没有办法制约。赵紫阳接着说，主要是这个问题。看来靠认识不行，自己是不能约束自己的。

当鲍彤汇报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各国，除了南斯拉夫，都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就是党任免干部，组织部任免干部。而组织部又不管具体的事情，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管理体制也要改革。实际上，说”党管干部“，不一定要每一个干部，任用、任免全由党管。党主要是管干部工作的宏观，不具体任命干部。干部规划，也包括交流、培养，以及属于干部纪律方面的工作，这应该由组织部管。外国是分文官和政治家，文官是由政府管的，政治家是党管的。你们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

赵紫阳继续说，现在我们的“干部“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过于庞杂，教师、医生、法官、运动员都叫干部，这个办法不行。改变党统管干部，要有新的制度，否则乱子不小。要搞专题，由组织部牵头去搞，但要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之中。

在鲍彤汇报到人大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时，赵紫阳说，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实权力还不如国外的立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可以与行政机关相互制约。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也不能是无限的，不受任何约束。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要有个相互制约的关系。

这时，鲍彤插话说，“三权分立”的思想不能简单否定。紫阳回答：要从实际出发。“三权分立”不能搞，但人大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发挥。怎样发挥，要研究。西方国家制度中那些有益的东西，可以吸收到我们的制度中来。

在鲍彤的汇报结束之后，赵紫阳对会议的讨论作了小结。他说，基本上同意汇报的意见。近期改革从哪里开始？要以解决党政关系和党内民主为重点。党政关系中，主要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解决党与人大的关系、人大与政府的关系。在党与政府关系上，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在党与人大关系上，要解决人大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这次改革，终究是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以党代政，这就势必使各种社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赵紫阳还指出，党的作用有个中央、地方、基层的分层。中国省市一级党委不能像过去的国民党党部一样，也不能像现在一样，党政不分，权力比中央还厉害。另外，现在的题目中有关人大的分量不够。政治体制改革中，人大问题不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不行。人大的问题不能回避。问题究竟在哪里？改什么？要研究。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关键是言论与出版。这要放在社会主义民主专题中研究。

赵紫阳最后说，在研究中应当明确的，一是基本目标、基本模式，二是过渡措施。否则，目标是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当明确，但是如何到达彼岸，路子并不十分清楚。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所谓过渡，就是首先搞什么，先达到哪一步，步子怎么走，还有配套的问题。

在会议结束前，薄一波对鲍彤和办公室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要放开手想问题。赵紫阳说，研讨小组，研讨小组，就是研究和讨论嘛。薄一波接着说，你们想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彭冲表示赞成，他说，你们有豁免权。

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成员都提出，要研究一下，找到一句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11月8日上午，利用两天会议的间隙，办公室立即开了全体研究人员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出现了几种提法。吴国光在他的书中是这样归纳这些提法的：“大家试图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进行这一概括。严家其建议用‘科学化、法制化的国家行政管理’这句话。迟福林说，可以考虑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分权制’。孙方明的说法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形成我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基本格局。’李丹钢强调：‘建立适应商品经济的组织结构，走向制度化。’吴伟提出：‘理顺党和国家政权关系，实现社会组织功能分化，完成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 赵紫阳与政治改革》1997年8月版第168页）

由于意见不一致，会议也没有急于作结论。在后来政改办的一次讨论中，鲍彤建议，可否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对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概括，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对应。这个说法得到了办公室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赞同。鲍彤把办公室的这个共识向赵紫阳作了汇报，赵也表示同意。这句话，后来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中。

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委托鲍彤和办公室执笔，起草研讨小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第一个成果，也是下一步研讨工作的“总纲”，能不能得到中央常委，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老人的认可，将对以后的研讨工作有重要影响。所以，鲍彤和周杰都十分重视，专门召集几个执笔人开了会，谈了他们对起草工作的意见。第一稿由笔者和孙方明、李丹钢分工起草，然后由吴国光统稿，交办公室研究人员讨论，然后再修改。反复几次后，鲍彤亲自动笔作了最后的润色。

11月18日，这份报告经赵紫阳审阅同意后，以研讨小组五个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常委。报告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目标，谈了以下看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在领导体制上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它适应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不适应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建设的需要；适应于实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不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层涵义，一是使政治体制适应于和平建设的需要；二是使政治体制适应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近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可以考虑概括为一句话：改革领导体制，调整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和职能，使之走向制度化。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党政分开，使党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制度化，各司其职，增强活力；（2）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3）通过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法规，使政企关系和机关工作制度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接着，报告从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健全法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重点。

在报告的最后“如何过渡”部分中，研讨小组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准备成立几个专题小组，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明年三月前，将分别听取各专题研讨小组的汇报。四、五月间，有可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从1986年11月底到12月底，根据赵紫阳的计划和研讨小组给常委的报告，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八个专题研讨小组。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负责人是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专题组由周杰（中办副主任）负责；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专题组由贺光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牵头；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组的负责人由曹志（中组部副部长）；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由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牵头；社会主义法制专题组由佘孟孝（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负责；改革的理论和基本原则专题组则由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主持。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党校组，由副校长陈维仁和校委副秘书长史维国负责。各个专题研讨小组基本是按照中央研讨小组的模式设立和运作的，小组里边有几位负责人，然后下边也成立一个主要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办公室，承担具体研究工作。中央政改办则被各专题组称为总办公室，负责与专题组联络、协调和综合。

1986年12月1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在中南海召集中央政改办负责人、各专题小组负责人及部分研究人员开会，研究和部署了下一阶段的专题研讨工作。他在讲话中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由紫阳同志亲自抓的课题，涉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刻、更复杂，也更艰巨，触动面绝不比经济改革小，大家绝不可掉以轻心。胡启立在讲话中还对各专题组的工作进度提出了要求。

各个专题研讨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第二阶段开始。12月2日，刊有“研讨小组领导同志在听取办公室汇报时的谈话要点”的《研讨情况》印发至各专题组，以为下一阶段的专题研讨工作提供指导；同时，《研讨情况》也增发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开始向整个中央领导层“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毛毛雨”。

就在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 1986年底，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保守势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借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

分析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基本思路就已经奠定了。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正因为如此，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或者认为胡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在几年前曾经为他们平反，使他们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几年后赵紫阳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年 （即基层区县人大换届，需选举新一届人大代表），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这次学潮初起时的1986年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象东边邻居（指朝鲜）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台湾也开放了党禁，取消了戒严法。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以上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四部分，第十五节）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在这个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改研讨小组。但是，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注定要劳而无功。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等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赵紫阳在1996年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他认为邓下决心要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页）。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几年来，胡耀邦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如果将来老人们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286页）

当然，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 “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以上两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5页。）

在受到邓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严厉指责后 ，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卷，第1298页）。经过反复思考，1987年1月2日，胡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1月10日至15日，由薄一波主持的“生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1月，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1987年初，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中共党内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来势汹汹。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调。

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1 号文件，转发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认为近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放任的态度。（该次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7页）。这个文件传达下去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国开始“运动了”。党内外那些对胡耀邦不满，对改革、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满的左派们迅速活跃起来，声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言论一时间充斥了各种官方媒体，声势之浩大，为几年来所未有。

中央在“处理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 月28 日，宣布免去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职务，邓力群带领新任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对那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做出组织处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74、75、77），某些学潮的组织者也被“专政”。加上当时各高等院校开始放假，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各地学潮逐渐开始平息。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地震，很快就波及到了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和设计工作。在“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环境下，搞改革，特别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充满了政治风险。反“自由化”风潮涌起之后，政治改革研讨很快就成了左派们的“靶子”，什么“党政分开是动摇党的领导”，什么“搞政治改革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中央政改办的这些工作人员，大都和笔者一样，来自中央机关或各个研究单位。他们之中，或是参加了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并在政改研究中有过一定的影响；或是在党政机关的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因而被选调来参加政改研讨。他们对于能够有机会参加中央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都十分珍惜，都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内心说，他们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十分反感，担心反“自由化”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另外，在政改办内部，在各个专题研讨小组，也有一些人产生了疑问：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改研讨中有没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此情况下，鲍彤认为，政改办需要同邓小平“对对表”了。这里所谓“对表”，是指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相对照，没有面对面交流。鲍彤的有关讲话也没有上报给邓。

在1987年1月9日下午的政改办例会上，鲍彤谈到了“对表”问题。他说，过几天要专门开一次会，学习中央有关学生事件的文件和讲话，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和讲话，对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检讨，和中央对对表。

鲍彤说，检讨是个中性词，有反思、总结、回顾的意思。我们现在需要检讨一下，前一段的研讨工作是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据笔者理解，鲍彤在这个时候提出“对表”，更重要的是为了坚定大家继续把研讨工作进行到底的信心，同时也让大家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要“对表”，先得有“表”。鲍彤要政改办组织几个人，火速编了一本《邓小平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小册子，大约两万字，发给大家抓紧学习，后来又刊发在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上。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在为政改研讨工作寻找“合法”依据，一方面，让能看到这份材料的中央高层主要领导明白，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主张，不是赵紫阳和鲍彤的“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要用邓小平的话，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方向是对头的，以此屏蔽可能出现的对政改研讨工作搞“自由化”的指责。

1987年1月13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举行了主题为“近三个月来的工作检讨会”。这个时候，对中央高层正在进行的“批评”胡耀邦生活会的情况，办公室的一些人已经有所了解，心情很沉重，会上的气氛也比较压抑。会议由陈一谘主持。

综合组的孙方明首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我们搞的向研讨小组的汇报提纲、代研讨小组草拟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圈阅和肯定，第二次汇报也正在进行中（指此前的1987年1月4日和此后的2月4日，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听取的办公室第二次工作汇报，主题是党政分开和党内民主，其中包括十三大要进行的改革）。因此，对前一段的工作应该充分肯定，没有什么自由化问题。下阶段的工作要保持正常气氛。不然研讨工作就无法进行。

陈福今谈了三点，一是政改研讨第一阶段的思路、办法是按照研讨小组的部署进行工作的，符合邓小平思想；二是改革研讨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争鸣是正常的，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三是从这两次汇报情况看，研讨工作是有成果的。如果说工作中有不足的话，也与自由化无关。

陈小鲁认为，现在的背景气氛，与刚刚开始研讨时反差较大。我们搞出来的文件，不仅现在站得住，我看十年以后也站得住。该提出来的就要提，我们不能当历史的罪人。这时鲍彤插话说，有两种情况下的罪人，一是提了错误的意见，二是该提的意见没有提出来。

吴伟则强调，改革不能和自由化挂起来。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原则。鲍彤又插话说，一个不等式，改革不等于自由化。我认为咱们办公室没有自由化。

吴国光说，总的方向是对头的，有两个关系处理得很好，一是既要看到弊病，又要完善这个体制；二是既要改善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信心非常必要。他建议在研讨中要注意分析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态度和要求。

会上，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均表达了对前一段研讨工作的肯定，认为我们的政改研讨工作不是搞“自由化”。

在大家讨论之后，鲍彤对前段时间的工作作了总结。他说：

有两种总结，一种是散摊子前的总结，一种是工作高潮中的总结。我们的总结是后一种，以后的工作，会更紧张。

对前三个月的工作怎么看？我同意刚才所有的发言。从目前的水平来看，我们三个月来的研讨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也有担心，十年、二十年以后再来看，会怎么样？我不敢说。一是出了馊主意，那就是罪人；二是该提的问题没有提，也是罪人。这是一个压力，应该保持这个压力，可以使我们的研讨健康发展。之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站得住脚，集中到一点，就是本室工作没有自由化倾向。什么是自由化？是反四项原则，反对党的领导。我们作为个人，作为集体，都没有自由化问题。如果有，那首先是我。我姓鲍，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我们没有光在口头上坚持党的领导，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的办法。我们没有满足于空喊社会主义口号，而是在研究如何建设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几个月来我们全部的工作。研讨过程中似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新东西就是改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指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会议），当时我作记录，紫阳有一句话，后来没有写到给中央常委的信里。紫阳讲，改革有三种，一种是现有体制很好，小修小补；一种是不好，要根本颠覆；还有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一种？这个可以研究。我看，是最后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贺光辉插话：假如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体制中的好东西归纳出来。）我们能提出新东西，说明我们不糊涂，是按照研讨小组的要求工作的，是要改革的。如果研讨小组的同志们要我们研究改革，而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不改革，这当然也是一种答复。但是，小平同志是不会说满意的，研讨小组的同志们也不会满意的。

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几年了，为什么还会有人还会觉得新鲜呢？这是因为小平提出的构想还没有变成现实，还没有被党内相当多的同志所认识。现在有人说我们步子大，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熟悉小平的思想。我们阅读材料提出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超出小平当年八一八讲话 （指邓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43页）的水平，远远没超出。要说不够，我看是我们思想解放不够，不是过头了。我们要继续发扬解放思想这个建室以来的传统。

我们在研究中，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要反复问是否会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不实际，可行不可行。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讲得那么完善，那么全面，这不可能，也不应该这样要求，只能是在研讨小组的领导下，大家讨论问题，互相弥补不足，形成现有条件下的可行方案。你就是让毛老人家来发言，也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我们就更是这样。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局限性。在我们办公室的讨论中，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每个人看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提出问题可能不全面，但讨论的着眼点都是长治久安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有不同意见，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我们这里也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

我们的两个刊物（指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和《内部资料》）很重要，通过它们不仅向研讨小组反映我们的研究情况，而且也向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下点“毛毛雨”。对社会上，要到适当时机。到了春天就可以下了，春雨连绵。可以建议在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下一点。到了8月，可以下更大一点。

要说有缺点，我们研讨工作的缺点是，所有同志都在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投入工作的，不够适应。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些工作，是研讨小组抓得紧。下步再深入，也许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还是座谈会，走出去了解，还是要依靠各专题组。估计下段工作会很紧张，又要提高质量。没别的办法，要靠大家的士气。

中央政改办的这次讨论和鲍彤的发言，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了参加政改研讨的有关人员和各个专题组，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研讨工作的秩序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虽然在“大气候”上“反自由化”甚嚣尘上，并对政治改革研讨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是邓小平的授权和赵紫阳的直接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如同一个小“政治特区”，

仍然保持了稳定和有效率的工作，《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得以在鲍彤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从1987年初的“反自由化”一开始，赵紫阳就非常忧心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冲击经济运行，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是“代理”总书记，在他之上，有着来自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几乎整个元老集团的巨大压力。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无力直接抵制这场来势汹汹的政治灾难。但是，他又不能坐视改革开放的局面被毁于一旦。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05页）

在1987年1月15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省长会议上，赵紫阳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四项原则必须坚持，但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不会，也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此，他提出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的城乡经济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材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不变。赵强调，对“自由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必须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层层点名，不得层层抓代理人。不要重犯反“精神污染”时的错误：一是扩大化，二是全盘否定。这次仅限于思想政治战线，对经济理论不要批，农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上午，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赵在讲话中除了谈经济工作以外，主要是谈了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一是绝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二是要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论战线，点名批评的就那么几个人，不能随便点名，点名要经中央批准。

同日，中共中央在赵紫阳的主持下，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年4 号文件），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次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他再次强调，反“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是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2月6日，邓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机构）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谈话，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这个讲话讲得很好，你们要支持紫阳的工作；你们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当前的改革开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稳了。

赵紫阳在此前的六、七年里，一直是做总理，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兴趣。在胡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方面的争论中，他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他当作对手看待。但是当胡耀邦辞职，赵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赵紫阳说：“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 （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21页）

自恃有陈云、李先念、王震（在反自由化问题上，甚至包括邓小平）等人撑腰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根本没有把代理总书记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中央4号文件放在眼里。对于邓小平要支持赵紫阳工作的话，他们也置若罔闻。新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对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中央4号文件公开表示了不满，他说，这些讲话都是折衷调和的东西，按照这样搞下去，反“自由化”斗争又会中途夭折。

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纵容下，全国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左派”人士，掌控媒体，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图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1987年初，就在中央政改办办公地点的楼下——中办厂桥招待所的二层（政改办驻三层），进驻了一个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据说是邓力群要求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这个班子，后来被知情者称为“厂桥大批判组”，由中宣部理论局长卢之超负责。这些人住进来以后，和政改办的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但从不同桌；上下楼也经常相遇，但却从没有交流。也不知道是政改办的人怕被他们说成是“自由化”，还是他们怕和政改办沾了边，就有了“自由化”嫌疑，反正是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感觉他们和政改办俨然是属于两个敌对的营垒，成了“两个基本点”相互关系的绝妙写照。

关于邓力群组织的这个“写作班子”的情况，赵紫阳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到了。他说，这些人“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15页）

胡耀邦辞职以后，邓小平曾点名提出要处理一批人。胡乔木、邓力群、王忍之等人和中纪委借机提出了一批拟处理的“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的名单。1987年7月底，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一个他们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张显扬（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在这次北戴河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时，主持会议的赵紫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说话，这样就等于通过了。讨论的第二个人是苏绍智（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支支吾吾。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理论家”也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要轻易做决定。我看你们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吧，今天就不讨论了，不要闹出笑话来。”赵紫阳这样一说，就等于把这个名单挂起来了。大概是不太甘心吧，这时，胡乔木说了句话，那么吴祖光（著名戏剧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不处分就劝退吧，反正他也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主要是指吴有“自由化”言论，且不听“组织打招呼”）。赵紫阳说，谁去劝啊？退党是自愿的。胡乔木说，那就我去吧。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他曾经看到过吴祖光的一个回忆，是这样说的：我家住的楼层很高，有一天胡乔木气喘吁吁从楼下爬上来，说是要劝我退党，我看乔木同志年纪这么大了，还爬了这么多层高楼来劝我退，也很辛苦，我说好吧那么就退吧，就退掉了（此处鲍彤记忆似有误。据后来笔者查到的资料，是吴的邻居张扬先生的回忆《吴祖光“轶事”》谈到了此事。载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2003年第6期）。所以那次会议只处理了两个人，一个是排在名单第一的张显扬，一个是排在名单最后的吴祖光。其他的人就这样都保下来了。

上面提到的中宣部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名单中，有一个是原《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后来有人把孙的材料送到了曾长期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那里。聂作了个批示，大意说，孙长江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怎么会是自由化分子？对这样的同志处理要慎重。赵紫阳看到这个批示后，在材料上批道，同意，就按照聂帅意见办。对其他人也按照同样原则（慎重原则）办。后来中央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还谈到，耀邦下来以后，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赵紫阳认为，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事情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很重要。因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在回忆中举了若干人的例子，他说：“王蒙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15－217页）

赵紫阳这种不因人划线，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尽量保护干部、防止引起大的震动的作法，引起了那些企图在胡耀邦辞职后彻底搞掉“团派”的政治老人们的不满。传说陈云有过这样的话：这回“青红帮”变成“青紫帮”了（“青”指青年团，“红”指新上来的青年干部，“紫”指赵紫阳）。

在反“自由化”的巨大政治压力之下，赵紫阳既要保护自己，争取邓小平的支持，又要反左，尽可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并且尽力保护可能受到牵连的耀邦的部下，靠的是什么？只能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据笔者查到的资料，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国省长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此后的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赵紫阳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后来在同年4月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陈小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一条基本路线。鲍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31页）

在这一阶段，中央政改办的研讨工作在鲍彤的领导下，仍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这种针锋相对，也直接波及到了政改办的工作。

反“自由化”运动一开始，作为中央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就成了邓力群等人追查的重点对象。胡乔木和邓力群都曾经亲自向赵紫阳提出要求，让严家其离开中央政改办。据鲍彤回忆说，“当初严家其到政改办工作还是胡乔木推荐的。政改办成立的时候，紫阳还没有找我谈，就先找了胡乔木说，小平要我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面要设一个办公室，请你推荐个人，推荐个学者。胡乔木就推荐了严家其。严家其就这样成了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可现在，胡乔木又出尔反尔，赵紫阳没有理他们。鲍彤还为此写了一个报告给紫阳，说严家其同志是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工作，工作很好，很起作用，有人说他是自由化，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个报告送给赵紫阳以后，赵紫阳批给了胡乔木、邓力群。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又打电话给严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参加反自由化“学习”，也被鲍彤拒绝。

另外，当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原则专题组任负责人的廖盖隆、参加这个组工作的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理夫，都是上了反“自由化”黑名单的人，胡乔木、邓力群也几次想让他们“回原单位参加‘反自由化学习’”，都因鲍彤的反对而没有得逞。这段时间，邓力群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部下们大整各种人黑材料，向老人们递送。

3月10日上午，中央召开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由薄一波汇报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邓力群汇报反自由化斗争情况。邓力群说，现在70％以上的人对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斗争才能进入正轨。会议决定还要点名批评思想界12个人。邓力群提到正在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改办班子里担任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当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几位老人的面告状，如果让他们扳倒了严家其，那么将对赵紫阳本人，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将会产生严重危害。赵紫阳当即说，“严家其没有问题，他反自由化很积极。”这次会议，仍为中央常委的胡耀邦没有出席，邓小平也没有讲话。（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二节）

看到搞下面的人不能得逞，邓力群开始直接向鲍彤发动攻击。在1987年5、6月份的时候，他批转给赵紫阳一封信，信是邓力群的部下梅行（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写的，揭发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政治问题，说中央政改办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谘接受了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据笔者所知，事实是陈任所长的国家体改委下属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接受了资助，作为科研经费），而索罗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索罗斯到中国来，鲍彤会见了他。这封信，赵紫阳批转给了鲍彤。鲍彤为此给赵紫阳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索罗斯访华时提出要见我。我为了解他的背景情况，特意发了个电报给我国驻美国大使馆，询问索罗斯的情况，以及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大使馆回电说没有什么关系，索罗斯对中国很友好，并建议我见一见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见了索罗斯。赵紫阳把鲍彤的这个报告又批转给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并批给中央五人小组其他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阅知”。

从表面上看，左派们的进攻是针对鲍彤、严家其、廖盖隆、理夫等人的，实际上，是想从他们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以证明赵紫阳重用“自由化”分子，进而证明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离间和削弱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彻底搬掉赵紫阳这个他们反“自由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搬掉了胡耀邦，再搬倒了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无疾而终，邓力群也大有可能在十三大上登上总书记的宝座，或许，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1987年上半年，邓力群和他的部下借反自由化这股力量，与赵紫阳控制反自由化运动的努力，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他们不甘心受到赵紫阳和中央4号文件（即1月28发出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个框框，将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4 月6 日到12 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 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 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 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调阅后由谁处理、如何处理，没有查到资料。据笔者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

当听到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一次拨乱反正，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 （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8－209页。）

看到针对赵紫阳的部下们的攻击未见成效，邓力群等人开始直接向赵紫阳发动进攻。吴稼祥先生在他的《中南海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这些记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在1987年5月4日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邓力群集团近来越来越放肆，攻击的矛头肆无忌惮地指向赵紫阳。邓力群本人散布说，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为老有人在那里划界限。王忍之说，反自由化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他们在在河北琢县开了个秘密文艺座谈会，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对中央4号文件，人们只记住一句话，就是不批人了。还说，在春节前，听到这句话（指紫阳在怀仁堂的讲话），就可以回家过年了。看来，他们有失业的恐慌。姚雪垠（左派作家）更露骨地驳斥赵紫阳的一个论点说，清污不存在扩大化问题。姚还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这几年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最严重的。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说，粉碎四人帮以来，他一直在做梦，现在，恶梦破了。听说卢之超在整理赵紫阳的材料。邓力群大批判组的成员段若飞兴奋地对书记处研究室的人说，邓力群当总书记在中央呼声最高。”（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六部分，第二十七节）

吴稼祥还记载了一件事。在3月13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这显然是在向赵紫阳公开挑衅了，潜台词是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同时也暴露了邓力群们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所谓干自由化的。赵紫阳早就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一直强调反自由化只限于政治思想领域，不涉及经济领域。这时，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一问，问到了邓力群的底牌，因为他知道，在经济改革中搞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邓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这些说成是自由化，等于是反到了邓小平头上。邓力群因此无言以对。（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

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甚嚣尘上，且有扩大化的这种趋势，赵紫阳、鲍彤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反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五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如中宣部长王忍之、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等。（以上左派们在反自由化中提出的观点，还可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0－211页）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加入其中，鲍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鲍彤将这个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7页）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鲍彤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指胡耀邦辞职。也许，在邓的概念里，胡的下台是1986年底那几天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他才说是“去年的事情”）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邓小平还表示，同意七一重新发表他的“8.18”讲话。

不久前还支持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此时却改变了态度，支持赵紫阳的意见，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也并不奇怪。按照赵紫阳、鲍彤的总结，邓小平的思想是“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毛时代旧有的，并不是邓小平的新东西。邓认为，只有改革开放，那才是他的新东西。当邓听到他的“新东西”已经被“旧东西”压制，邓力群等人的“大批判”甚至批到了他的头上，十三大也因此可能改变方向，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当赵紫阳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即同意了。

4月28日中午，赵紫阳办公室打来电话，要鲍彤尽快去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后，鲍彤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陈一谘、陈福今、吴国光、黄海、张伟和笔者等人开会。会上，鲍彤先向大家介绍了赵紫阳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况，说，我们要为紫阳准备这个讲话，5月2、3号拿出来。请几位同志先拿出一个初稿。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吴伟、张伟、黄海各写一部分，吴国光统稿。

然后，鲍彤向大家转达了赵紫阳对起草这个稿子的意见。紫阳说：五一后要找宣传、理论部门、党校方面的人开个会，讲一次话。首先书记处要议一下。讲两点，一是讲反自由化，二是讲改革的宣传工作。反自由化，要讲大气候已经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还要做许多深入艰苦的工作。昨天书记处开会，就曾经说到，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们脑子里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讲话一定要两面写。反自由化要写得充分，不能轻描淡写。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对犯过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要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承认错误改正就好。对整个反自由化的形势要有个分析、估计。讲清下一步怎么深入，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要给政策，要开生活会，耐心帮助，讲明这是党的信任，不要顶牛。

在讲到改革开放时，赵紫阳说，讲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要能站得住。对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可以归纳一下，这种观点不是不允许讲，但它证明背离三中全会路线的观点仍然存在，因此有宣传改革的必要。对一般的错误观点，可以说得和缓一些，对党校出现的错误观点（指在1987年3月中央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的“纲目论”，对“两个基本点”表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要说得严肃些。要让大家看清世界大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在批评僵化教条？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却没有进步。

在转达完赵紫阳的意见之后，鲍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归纳。哪些该讲，那些不该讲，哪些讲了有意义，哪些讲了没意义。该讲的一定要讲，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材料要确实，口气要缓和。要讲清，上半年的波折，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还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过，要全面，有水平。

鲍彤知道，这几位参与起草的年轻人都是不赞成反自由化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反自由化的意义一定要讲充分，这是一个大前提。要充分估计到，如果反自由化搞不下去，党的领导层就无法下台阶。要把反自由化的长期性讲充分。对于怎样加快改革的步伐，怎样进行改革的舆论宣传，也要讲点事实，说点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两个基本点”？文革前也叫“社会主义”，三中全会却提出了“中国特色”，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对前一个问题要严厉些，后一个问题可以和缓些。在现在的形势下，能提出改革的舆论宣传就是胜利。最后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又由陈群林（政改办的成员，来政改办前原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进行了润色，磨掉了棱角，大家又讨论修改了一次，然后就交给了鲍彤。鲍彤在上面进行了多处修改，又加入了一些很关键的话，其中有一段话很尖锐，“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

5月3日，这个稿子报给了赵紫阳。次日，赵紫阳看了以后，又送中央五人小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阅，同时也送给了邓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赵紫阳在稿子的首页上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二十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5月5日，邓小平在这个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此后，赵紫阳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讲话稿子，力争在讲话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现的分歧。几位与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决定把原来打算只在宣传、理论、新闻和党校干部会上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在京党政军群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且在会后要下发文件，扩大传达到全党。

5月13日下午三时，这个“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乎全部到会。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万里主持。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赵紫阳对当时有人提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段讲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非常精彩，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这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讲话。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还带有许多党文化的理论色彩，但在当时，它确实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进一步巩固了赵紫阳的政治地位。后来这篇讲话被人们称为赵紫阳“5.13讲话”。

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赵紫阳讲话结束以后说，今天紫阳同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不仅是对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的同志们讲的，也是对全党讲的。今天各部门都来了，各地各部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贯彻，中央还要专门发文件。

赵紫阳“5.13讲话”精神迅速被传达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

外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并没有能改变中央政改办的“小气候”，没有能阻挡住赵紫阳、鲍彤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脚步。在那段反自由化政治高压下的日子里，各专题研讨小组的研讨工作在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领导下，也全面展开。

1986年12月下旬，为了配合各专题组的研讨工作，政改办也调整了内设部门和人员分工，加强了联络组的工作，对每个专题研讨小组，中央政改办都设有专门的联络人员，采用“若即若离”的方式，与专题组保持联系，掌握动态。政改办内设的综合组和秘书组正式分开，但我和吴国光仍然跨组，在参加综合工作的同时，也兼顾秘书组两个内部刊物的编发工作。在随后的研讨工作中，根据工作的需要，政改办又曾数次调整了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

在11月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之后的几周内，政改办研究工作的重点，仍然是以党政分开问题为主，兼顾其他。

在12月3日的例会上，高山（此前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室主任）说：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是着眼于效率。而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党政分开是解决党的执政方式问题。我们现在搞党政分开，受制于三个条件：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进行。有这三个约束条件，真正做到党政分开难度极大。可以考虑，先解决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这是党政分开的基础；把国家政权中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开，重点解决党与执行机构的关系问题，保证执行机构的独立依法活动，这也是小平提出的解决效率问题；最后，把党内决策与国家决策区分开来，做到党内决策程序化、党向人大提案程序化、党向人大推荐干部程序化。

在12月12日的例会上，李丹钢（此前为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谈到，现在党政分开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主要有十个问题，即：党组问题、对口部门问题、书记分管问题、政法委问题、宣传部统战部分管政府部门问题、分管常委问题、财经外事领导小组问题、党中央的临时机构问题、政府机构中的机关党委问题。但也还有几个看不清楚的问题，如党管干部问题，中央、地方、基层党组织各自的职能问题，党与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关系定位问题，等等。孙方明（此前为中宣部朱厚泽部长的秘书）在会上提出，看党政是否分开的标准，一是党对国家事务不直接做出决定；二是党的决定只对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约束力；三是没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党员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四是党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

12月16日下午，政改办举行例会，继续讨论党政分开问题。在大家发言之后，鲍彤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

在谈到改变“党的领导”的观念时，鲍彤说：要改革，更深刻的是观念问题。有一个根本观念要研究，即党的领导。英国剑桥辞典对领导的解释是指路，走在前头，发命令。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党的领导地位、领导作用与领导权力是不同的，我们要讲党的领导作用，但是要淡化领导地位与领导权力。这就是小平讲的，党组织不应高于政权或其他社会组织。党要有自我限制。人大与政府的权力，是宪法规定的，党不能行使。权力问题要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考虑，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实现党的纲领。权力是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淡化党的权力这个概念，有利于加强党和人民的关系，防止腐化。党内同志要明确，党没有特权。党的领导地位也要淡化，不要天天放在嘴巴上，领导谁？领导人民吗？你一讲领导，就有一个被领导的问题，谁是被领导？人大、政府、人民就成了被领导，党就成了高于一切的了。

关于党政分开的好处，鲍彤认为有这么几条，也可以说是党政分开的宗旨和目的：一是对党本身大有好处，可以使党非行政化、非权力化，避免党本身的官僚化，减少党本身的事务，缩小党直接干预的范围，集中力量做好党应做的工作。二是有利于形成政权的工作系统，大大提高政府与行政的工作效率，小平多次讲党不应有特权，高于一切之上，意思是说党存在着与党的性质不相称的权力。1942年他就提醒说，这是一种危险。当初的预见，现在已经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党的权力化对党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党患上腐败的可怕疾病。我们党确实干预了相当多不应由党做的工作，影响了行政权的统一和效率的提高。多一个层次，就多一回扯皮，不从制度上解决不行。第三个好处，党政分开可以使党更好地支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对提高人民积极性大有好处。党政分开后，政府、人大、政协渠道畅通，人民参与的渠道会更畅通。党不包办国家事务，那么人民群众就有积极性。第四个好处，小平讲要使社会更有活力，是讲要更有效率地处理问题。如果总受到党的机关干预，则不可能有灵活反应。党的组织是集体领导，行政工作要求个人负责，这二者扯到一起，责任不清，效率就提不高。所以说，我们搞党政分开，原则是清楚的，一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二是党不是行政组织，有这两句话就够了。

党政分开问题，是那个阶段政改研讨中一个离不开的主题。研讨者们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改变“党领导一切”的执政方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相关问题都难以解决。这其中，除了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十分敏感的问题，这就是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在现阶段的中国，除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这些党派，在过去中共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是中共的“友党”，1949年参与组建了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但在此后几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重的排斥打压，已经基本被边缘化。到了80年代，虽然形式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得到了恢复，但实际上，作为中共一党专制的花瓶和“统战工具”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以后，改革和完善“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问题，被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重新提了出来，并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民主专题”。

12月17日下午，受室里指派，笔者和徐冲（此前为铁路高级法院审判员）两个人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听取社会民主专题组关于多党合作方面研讨的情况和建议。阎明复部长带领统战部的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党派局局长，亲自接待了我们，与我们一起座谈了三个小时。当晚，我和徐冲向鲍彤汇报了统战部之行的情况。

在统战部这个“沟通会”上，阎明复首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他说，从一国两制的前景看，香港回归后，将有代表参加人大；如果台湾也统一了，国民党也要参加政权机构。这样，在我们的政权中，除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外，将会出现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对党。将来人大、政协的政治环境会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有反对党出现。1946年的国民参政会，我党是少数，一部分友党支持我们。将来，我党是多数，八个民主党派还会不会支持我们，是否会被国民党争取？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所以，从现在起就要考虑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其自身建设都需要研究。

阎明复部长是当时中共体制内难得的开明领导人之一。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十分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涉及到未来中国逐步走向统一后，新的形势将对中共提出的机遇与挑战。在当时的中共党内，能这样看问题，并敢于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者，确实少之又少，这让笔者十分钦佩。

阎明复说，现在民主党派没有党纲。在人大中民主党派代表所占的比例、要不要成立党团都要研究。现在各个民主党派是代表地方、个人参加会议，将来要代表本党派。我们现在是党禁，只承认八个党派，反对组新党，对这个问题也要研究。应该考虑制定政党法来规范。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先天不足，没有党纲，更像政治团体。后天又失调，由我们党包办代替。耀邦同志曾经提出，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民主党派的经济独立问题。目前我们正在搞这方面的试点。

阎明复讲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怎么进一步搞好党派工作。他说，从我们的角度看，统战工作主要就是八个民主党派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我党能承受的范围内，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参政的形式，是通过各级人大、各级政府。我们现在省一级还可以，在四、五个省市有民主党派的副省长。但是他们不是作为党派代表参政的，而是作为非党人大代表参政的。从议政角度说，现在通过人大、政协进行，情况还可以。监督方面，国务院最近成立监察部，我们准备建议安排一、二名民主党派人员担任副部长，以提高民主形象，也有利于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我们现在的监督是自我监督，如果能充分利用起现在的体系，如政协的各个工作委员会，人大的各个委员会，监察部等形式，就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

在谈到政协问题时，阎明复说，政协的问题比较多。从五届政协以来，政协从政治协商的场所变成了干休所，安排老干部的场所。开会分组讨论会，是按照党派系统开，简报也没有人看。现在全国各级政协有委员38万人，工作人员6万人。宪法中没有对政协的地位、作用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样下去不行。（在向鲍彤汇报时，我评论说，在这个意义上，政协也是“非法组织”。）阎明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中，政协工作方面，应考虑明确和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政协的性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二是政协的运行方式也要制度化和法律化；三是政协的组成方式也要有明确说法。政协要不要设名誉职务，这类委员占多大比例，应该有个大体的原则。

那么明年政协换届能干点什么？阎明复说，我们考虑，一是尽可能减少政协委员中荣誉职务的比例，更多吸收有议政能力的人参加政协；二是制定和通过政协的议事规则；三是加强政协提案的法律约束力；四是加强政协的监督作用。如果这几条原则大体能确定，从现在起就要做工作。如果想做的事太大太多，怕实现不了。

鲍彤在听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和后来结束时，对阎明复提出的这些问题表示赞同，认为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他还补充了这样几条意见，一是反对在县一级搞政协。县级政协实际上养的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要研究应该不应该支持民主党派制定自己的党纲；三是统战部可否考虑，就哪几个必须进行改革的问题自行向中央提出报告。从他们那个角度提出，可能会更顺一些。

对鲍彤谈的第三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改革中共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是政治改革中极为敏感的问题。考虑到老鲍作为紫阳秘书的身份和中央政改办当时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少政治风险，这样一些敏感问题，由具体工作部门提出，效果确实可能更好一些。

12月24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政改办还联合召开了一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邀请了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民盟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罗涵先、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章师明、九三学社中央执行委员赵伟之、九三学社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金开诚、无党派人士程思远等到会，听他们谈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对多党合作问题的改革思路。在发言中，几乎每个民主党派人士都涉及到了一个要求，这就是，民主党派要成为真正的政党，要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言论机构。著名的无党派人士程思远在会上甚至明确提出：“依据宪法，任何政党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指挥一切、领导一切’这个说法是违宪的！”

“违宪”这个说法在当时提出来，确实让人振聋发聩。它道出了党外民主人士对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满甚至愤慲，道出了他们对中共转变执政方式，依宪执政的强烈要求和渴望。作为政治改革方案研讨和制定者的赵紫阳、鲍彤和他们的部下们，能够理解这个说法的含义，但在当时能做到的，也许会十分有限……

第一次向研讨小组汇报之后，政改办研究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研究党政分开问题。而要实行党政分开，不仅仅要讲党的转变职能，更重要的，是要有组织形式的改革加以保证。研讨中大家都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中央和省级的领导体制。这方面不有所动作，其他改革很难展开和深入。

1986年12月27日上午，政改办召集例会，主题是：党内民主和党内高层的制度改革问题。次日晚，鲍彤在325小会议室，紧急召集孙方明、吴国光、黄海和我几个综合组的人开了个会。鲍彤说，紫阳确定，研讨小组一月初要听一次党内民主问题的汇报。现在专题组的研究刚刚展开，还不成熟。我们办公室要研究一下，有几个什么急迫的问题需要汇报。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硬件上动手不可，不然光搞软件，一遇到旧的组织机构就会碰回来。他要综合组先考虑一下，准备起草一个汇报提纲。

29日上午，全室研究人员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鲍彤向大家通报说，紫阳昨天上午讲到，元旦以后，要把十三大、七届人大与改革有关的问题汇报一次。这次汇报是我提出来的。这两个大会很快就要开了，不预做准备不行。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有哪些问题特别急迫，目的是从实际出发，有可能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不要考虑与现行规定冲突不冲突。思想上不通我们可以做思想工作，但组织上不行，要做调整。软件硬件都有，关键还是硬件。

在这几次会议上，陈小鲁、黄海在前几天办公室分组对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主题发言。政改办的同事们又做了补充。

鲍彤在大家谈过之后，也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硬件。如党政分开，是权力、职能、机构、方法上的分开，但关键是组织机构的分开。仅仅提出职能分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权力分开的提法太敏感，也不确切。组织机构十分重要，实际上是一切成规的固定化，是载体。

鲍彤进一步说，党政分开，关键在各级党委。他建议，中央的先不说，省以下各级的常委会可以考虑取消，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只设一到两名副书记、十几、二十名委员，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市长、副市长可以多开会，具体事务放在政府。全委会的书记不由中央和上级提名，由全委会选举，报上级备案。书记只管党务和召集会议。市、地、州、县可以立即取消常委会，省一级涉及干部调整，可以考虑有个过渡。

鲍彤还说，民主这个题目，必须从制度着手解决。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监督就都好解决了。一个省的省委委员不能自己选出书记，还要上级来提名，那我们这个党的水平也就太可卑了。省委书记选的准不准并不涉及全局，只是地方性问题，可以设想，五年解决到县一级，十年解决到省。这样，党内民主监督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12月29日下午，综合组开会，在这几次会议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汇报提纲的初稿。晚上政改办再次召集会议，对这个初稿进行了研究。讨论中，许多同事提出初稿中的内容太过庞杂，有些面面俱到。鲍彤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看这次汇报，重点是解决地方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和选举问题。如市县级可不可以不设常委，代表大会人数是否可以减少，这些都关乎党政分开的组织形式。关于党内民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是首要的。基层组织明年自己选怎么样？县一级五年以后可不可实行民主选举？他特别强调说：组织形式不解决，党政分不开；选举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民主。

会上，也有不同意见。贺光辉（中央政改办负责人之一，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就提出，按照鲍彤的改法，那“省委就不处在领导地位了”。鲍彤反驳说，“不对，是省委书记不直接领导省政府了，省委还是领导的，因为政府领导人是省委委员，是共产党员。”贺光辉又针对选举提出问题：“基层选举如果选出了方励之这样的人怎么办？”鲍彤回答说：“方励之如果不够党员条件，可以开除他。如果够资格，那就不能剥夺他的被选举权！”鲍彤强调，社会上不同的利益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有不同利益，必然会表现出来。说是全党一致，全国人民一致，实际上是有不同利益的。要承认这种不同，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它表现出来。

198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到会的除了赵紫阳等研讨小组的五位领导人外，还特邀了邓力群、高扬（原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各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邀请不是研讨小组成员的邓力群参加？笔者和许多同事一样有此疑问。可几天后，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治态势之后，也就释然。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时候，胡耀邦已经在邓小平和老人集团的压力下提出辞职。反自由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展开。而反自由化的主将，就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我理解，紫阳此时要邓力群列席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的会议，大有深意，也许是要当场听听邓力群的意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政治改革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的指责化于无形。

会上，鲍彤代表政改办作汇报。赵紫阳和与会的其他人员仍然是围绕汇报，夹叙夹议。

当鲍彤谈到建议取消省以下各级党委的常委会时，赵紫阳问：我们现在有没有专职常委？专职常委指省以下各级党委常委会中不兼任政府或其他国家机关、政协职务的常委。赵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担心如果取消地方各级党委的常委会设置，会有较多干部需要安置。

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曹志答：很少，全国只有几个。

赵紫阳说：哦，那么涉及干部安置的人就不多了。在市一级日常矛盾少一点，交通也方便，开全委会比较容易，省里要经常开全委会怕是不行，像新疆，南疆、北疆那么远，日常工作就难处理，不好办。如果全委会不常开会，就不光是日常工作的问题，比如干部问题，就是大事。市里可以搞的简单一些，现在常委经常开会，也没有那么多大事可议，就议很多具体事。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常委会，权力就集中到书记手中了，这好像也不行。

赵在这里担心的，是如果在省一级取消常委，由于地域过广，省委委员人数都是几十人，又分布在全省各地，经常开全委会有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设常委，全委会又开不起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书记专断了。这不符合加强党内民主的方向。

邓力群说，可以减少全委会人数，搞个十几个人。

赵紫阳说，全委会要真正发挥作用，人数要少。

赵紫阳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市里肯定可以取消常委，县里也可以，省里还是需要研究。市、县搞那么多层次干什么？

邓力群插话说，解放初期县里一般没有常委。薄一波说，历史上的情况要考察一下。过去省市也只有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后来省里也成立书记处，加上宣传部、组织部，进城以后又有统战部。党政真正要分开的话，就不能搞的人太多了，人越多越办不了事，一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你们的想法很大胆。赵紫阳接着说，扩大委员的人数，本来是为了扩大民主、发扬民主，可是实际上人一多，反而无法发扬民主，不好议事了，后来就变成了安排。

薄一波提出，地委是不是一级？许多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够搞市辖县，地委一级的职权相当大。

赵紫阳说，地委实际上是一级。为什么地委有八九个委员，不设常委就可以办事，市一级就不可以这么办？一搞市管县，地变成市了就要设人大、政协等，还要设常委。既然地委可以不设常委，市里就一定要设？为什么不能只设七、八个委员？

田纪云提出，关键是省市委管不管干部，管干部就要经常开会研究，那就不能总开全委会。鲍彤说，监督干部要靠别的办法。

鲍彤在汇报中谈到建议取消党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国家机关、大型国营企业中的派出机构，实际领导政府部门和所在单位的工作。是党委控制政府部门、国企，“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组织形式。各级政府中党组的委员会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冲突，是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薄一波说，不设党组我赞成。党外人士可不可以当省长？包括中央部长，多一点不可以？谁说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当官？（鲍彤插话：我完全同意。毛当主席时，有十一个正副部长、两个副主席是民主党派。但不能勉强。）现在共产党把官位都占了，又要搞点民主，就搞比例，搞了些劳动模范、少数民族等等。党政分开以后，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在哪一个方面表现？要讲明确。只有党员才能做官，就是党的领导？那是党员专政！而我们不能是共产党员专政，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鲍彤的汇报特别强调了选举改革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实行差额选举，取消代表比例，改革提名制度等等。这时赵紫阳强调，选举制度，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全国选举。基层选举确实值得注意，不仅是县级选举，也包括学校。选民一定要认识你，否则不如不选。省一级，可以通过代表会选举，基层可以直接选举。要解决代表性问题，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指派、特邀就是了嘛。指定选举，搞到基层不行。

邓力群插话说，中科院搞差额选举，在所里实行非常好，在院里就很难搞得好。因为所里的人都相互熟悉。

赵紫阳说，代表比例这个问题很大。你要选举，又搞个比例，我们也会反感。你要搞比例，可以在选举之外另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每个单位都搞得那么细，比例规定的过死，怎么选举？是个嘲弄嘛。现在学生闹事，当然是自由化泛滥，受西方民主影响，但是我们的选举办法也实在太出格了，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就做不了主，这不行，要改革。选举也搞指令性计划，流弊太大，引起反感。

赵紫阳说这次十三大的代表选举也要改革，不能再搞比例，那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对他们的愚弄。薄一波强调，紫阳是实事求是的。不要有条条框框，要适合我们的发展阶段，按实际情况办。

这时，胡启立举了安徽一家食品厂的例子来批评比例代表制，说，那个厂子只有400多人，被要求选两个少数民族人士当人民代表，全厂只有4个回族人是少数民族，这4个人的表现恰恰又都不太好，厂长只好站在票箱前喊，凡是投汉族票的无效，结果一半人弃权。赵紫阳评论说，出发点是好的，办法很笨，效果不好。胡启立则说，这个问题不过关，明年会出大事情的。

赵紫阳说，这次要你们提前汇报，就是考虑到十三大的问题。代表的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回头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改进一下。接着，赵紫阳又补充说，选什么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选名单还要上报，只是推荐候选名单，但最后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意志，不能再用任何办法强奸选举人的意志。

赵紫阳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差额选举，怎么报批好？实行到什么层次？这时，胡启立建议，报批的名单就是差额行不行？鲍彤马上赞成，说是个好办法，办得成，行得通。笼子和鸟一般大没法飞，是等额选举，笼子比鸟大一些，是差额选举。赵紫阳也赞成差额报批，说，可能是个好办法，群众可以在十五个人当中选十个。现在搞民意测验，就是要看看人们喜欢哪一个。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选举来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理想，也可能更理想。其实，哪个同志都是好同志，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不要选那个？选择范围大一点也是可以的。有些事上级不一定看得那么准，笼子大一点好，选举的机会均等，选谁是谁，并不是哪个人是陪榜的，都有机会。这样更可能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中共各级党代会代表和各级党委的选举，自毛泽东以后均是由组织部提出等额的候选人名单，经上级党委批准后，实行等额选举。在这个时候要想根本改变，完全实现由选举人自由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时鲍彤提出、赵紫阳同意的候选名单差额报批、差额选举已经是一大进步。）

赵紫阳又进一步阐述他对差额选举的想法，说，省长提名副省长，干脆提两个候选，由人大代表表决，你可以选择嘛。这不影响党的领导。这个办法可以考虑，又是差额选举，又是事先经过领导批准的。然后赵紫阳强调，我们现在的选举一定要改革，不然会出大问题的。选举变成指定，还不如不选。你要让他选，又不让他作主，不行。

赵紫阳提出，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十三大，你们汇报提纲里也没有讲。我考虑无论如何今后要发挥中央全委会的作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常委之间，今后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的作用。围绕发挥全会作用，全会的组成在十三大要不要有所改革？这个问题政治局要讨论，政体改办也可以议论一下，提一些办法和建议，比如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点好。还有，现在的组成格局，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不光是个年龄结构问题，还有你们的提纲中讲的代表问题，委员、候补委员的问题。

对于紫阳提出的问题，鲍彤建议说，中央候补委员不需要那么多，中央委员100人，候补委员20人。要改变一个观念，省、部领导不一定要进中委、候补中委。赵紫阳赞成并举例说，八大之后江西的杨尚奎同志，一直不是中委，当时的解释就是说，省委第一书记不一定是中委。这要变成习惯。

对于政改办建议的削减委员和代表人数，赵紫阳评论说，中国的人大现在只能开群众大会，（全国人大有代表近3000人）就是改到1500人也不能半年开会，半年休会。有那么个大会堂，干什么用啊。王汉斌插话说，当初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时，就是根据大会堂的座位来定的，坐满第一层。赵紫阳说，人大的改革时间比较充裕一些。薄一波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办。要把一些人拿下来，要做许多工作。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考虑到实际情况还很合理，要慢慢来。赵紫阳继续说，我的意见是要把常委会建设好，扩大，不再安排荣誉性职务，可以在实际上真正起到人大的作用。另外，每年再开三千人大会，体现人民大团结。后者是形式的，再加上前者，不是形式的，不是更好吗。常委中要真正增加一部分能议事的人，提高素质，这是真正的议事机关。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应该是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橡皮图章。

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还有些内容没有来得及汇报。赵紫阳宣布休会，“先到这儿，找时间再议。”赵紫阳又对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可以找几个同志，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问题。”

中共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基本没有正常过。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党内高层的机构运行仍然算不得正常。所谓党的规则，在中共只有党章。中共十二大后，党章只规定了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的会期，和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如何产生，但没有规定多长时间开一次会以及如何运行和表决程序，所以可以说是没有规则，也就谈不上违背规则。此时，虽然和毛时期比，有进步，代表大会和中委会总算是能按期召开了，但常委会、政治局会由于没有规定，所以就还是随领导人的意志，领导人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

在中央常委内部，由于邓小平、陈云的意见经常相左，“两个聋子”（邓小平语）相互很少见面，常委会很难开得起来（当时开常委会没有规律，要看邓、陈的心情。大概每年三至五次）。 党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处理，重大问题报请邓小平、陈云决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都缺少必要的运行规则和程序。胡耀邦辞职后，中央常委中三位老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不管日常事务，前台只剩了赵紫阳一个人。邓小平只好指定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等组成“中央五人小组” （这是一个完全非正式的小组，由邓小平指定，代行常委职能，决策地位比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要高），暂时代行中央常委会的部分职能。为了安排十三大的人事，又成立了一个由薄一波負責的“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这样一来，中央高层机构的运行就更显得没有章法。

早在1984年的时候，赵紫阳就曾经写信给邓小平、陈云，提出趁老一代领导人健在的时候，在中央的政治生活中建立起必要的规则和制度（邓、陈当时就此并未表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后，显然，赵紫阳认为建立这方面制度的时机到了。特别是十三大即将召开，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就把党的高层组织机构改革提上日程，那也许一等又要五年。所以，他要鲍彤组织人“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改革问题”。

1987年1月5日上午，中央政改办按照赵紫阳的要求，开会讨论十三大的改革问题。老鲍交待与会人员：这次讨论的问题，事关中央最高层的改革，只向研讨小组汇报，不向专题小组通报，也不向其他任何领导汇报。综合组要在室内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份“补充汇报提纲”。

这次会上，大家理出了需要列入汇报提纲的九个方面问题：即党代会代表问题、中央委员会问题、顾委问题、政治局问题、常委问题、书记处问题、纪律问题、市管县与地委问题、总的问题。至于不同机构的人数、提名与选举办法、十三大的程序等问题，都归入上述问题。然后，鲍彤决定把这些问题分成三摊，将现有人员分成三组，下午分头研究，由这三个组分别拿出意见。综合组孙方明、吴国光和我分别参加各组讨论，然后进行汇总，并起草“补充汇报提纲”。

当晚，政改办再次开会，各组拿出了初步意见，在会上作了汇报。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重点提出了书记处的改革问题。李丹钢在汇报中说，现在的中央高层，实际上是五层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运行中实际上有两个代替：政治局代替了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委），书记处又代替了政治局，这不规范，也不利于长治久安。书记处会议实际上成了常委会议，议论的问题很广泛，担负了相当多的日常决策。书记处11名成员中 ，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员，并兼任副总理。改革的建议有两条，或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把书记处变成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或是回到八大体制，取消书记处，设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各部去做。

对这两条改革建议，经过大家讨论，最后决定汇报时拿出来的方案是前者，即十三大的书记处回到1943年的党章，成为中央的办事机构，成员人数减少，书记、总书记都不兼任政府职务，由政治局提名，中央全会决定任命，不经选举产生。而政治局要实现年轻化，每届至少应更换四分之一以上。中委的产生，应该实行差额选举，不搞预选。提名办法，大体上由现任中委数人联合提名即可。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人事变动，及中央机构变动，都应该通过中央委员会。有三分之一中委提出要求，即应召开中央全会。同时，要制订中央高层的工作条例，将各中央机构的职权与关系、运行方式制度化。

关于纪检委问题，高山作了汇报，认为，纪委的改革，有三个方案，一是实行1949年时的体制，降格为部；一是改设监察委员会；三是在中委内部，推选一部分中委，成立常设的专门委员会。无论采用哪一种，其职能都要改，实行党政分开，纪委只履行党内纪律检查的职责。至于现在的政府机关各部、群众团体内设立的纪检组都应取消。当时，国务院各部委设立的纪检组有71个，占全部司局级机构的7.8%。鲍彤的意见，一是在国务院成立监察部 ，负责除党纪之外的政纪监察；二是加强机关党委的职能，解决政府机关内部党的纪律检查问题。对中纪委问题，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十三大上大幅压缩委员名额，精简其机构，并将其职能集中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上来。

至于顾委问题，高山说，十三大是新老交替的大会，既要妥善安排老同志，又要有利于新班子工作，建议对中顾委委员资格作明确的限定。经过议论，大家统一的意见是：坚持邓小平1982年讲过的，设顾委是过渡形式，经过10到15年取消的方针。十三大从中委退下来的老同志较多 （当时测算能占到十二届中委的60%左右），统统安排到中顾委也不可能，因此，可以考虑实行两条规定，一是从年龄上加以限制，即除中顾委主任、副主任人选外，超过75岁的一律不再进入；二是资历上加以限制，即只有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或1942年以前入党并担任过省委书记或部长职务的同志，才能进入中顾委。省级顾委也应该参照上述精神作出相应规定。市以下顾委，应该考虑十三大后全部撤销。

关于十三大的代表“比例”问题，大家的意见是，十三大代表名额已经下达，似不宜变动。但考虑到各选举单位尚未召开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建议尽快拟定一个选举规则下发，着重考虑：除各自治区选出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应具体落实外，一律不再“戴帽”下达到选举单位；实行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十三大的中委选举方式，会上有三种意见。一是由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协商提出差额候选人，经主席团通过，实行差额选举；二是实行差额的条件尚不具备，仍实行等额选举；三是考虑到差额选举对健全党内民主好处甚多，十三大就应有所改革，建议各代表团预选本团中委候选人时实行差额，但在大会选举中实行等额选举。对这三种意见，多数人倾向第一种（即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另外，这次会还议到了十三大恢复代表常任制问题、组织大会发言问题、修改党章问题等。

1月6日上午、1月7日下午，政改办又开了两次会，继续讨论了十三大的改革问题。经过数次讨论、修改，十三大改革问题的“补充汇报提纲”基本成型。

然而，就在这个提纲还未及定稿之时，高层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被推到了代理总书记的岗位。中央的工作大都被纳入了反自由化的步调。赵紫阳开始忙于给反自由化划框框，防止扩大化。

反自由化的风潮很快也波及到了政改办。大家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精力，传达，讨论有关文件，进行工作检讨。此后，又很快到了春节放假。当大家的心思重新回到十三大的改革问题上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987年的2月初。

2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的后半段，在中南海继续举行。参加者除赵紫阳等中央研讨小组五位成员及办公室人员外，邓力群、高扬仍然列席。鲍彤代表办公室汇报了关于十三大上的几项改革设想和建议。赵紫阳和其他与会人员还是在汇报过程中开始议论。

在鲍彤汇报到有关中央书记处问题时，赵紫阳说，现在书记处实际上是决策机关。党章讲是的处理日常工作的机关。将来，大问题留在政治局定，至少一个月开一次政治局会 （原来不定期，每年大致3－4次）。现在的书记处就可能成为管理日常党务工作的机关，是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了。这是个设想。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到政治局里，不一定在书记处。书记处成员也不兼政府工作。一个政治局会议，一个常委会议，定大事，书记处管日常党务、意识形态、思想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书记处的就可以大大减少，书记处的人数也可以大大减少 （当时是11人）。中央全会闭幕期间，代表全会、执行全会决定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政治局不必那么多人，列席的也不必那么多 （列席人员不定，每次根据不同议题确定。）。赵紫阳还说，可以考虑书记处设两三人或者三四人，或者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书记处对常委负责，常委对政治局负责，政治局对全会负责。现在最常务的机关是书记处，恐怕这得改。薄一波说，不改不顺，非改不可。

在鲍彤谈到理顺全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关系时，赵紫阳说，要体现全会的领导作用，包括每一个中委的作用，现在我们这点体现不出来。现在是开工作会议多，很难体现全会闭幕期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对全会负责的精神。赵紫阳又说，中央全会也有个很大的矛盾，十三大中央委员 （十二大中央委员为210人）要做到减少很多，也有相当难度。人多了开会确实有困难，但人能少得了吗？这是个实际问题，候补委员（十二大为138人）大量减少，我赞成。候补就是等着补嘛。

薄一波说，十三大就要把关系理顺，很不容易。现在与十一大、十二大的时候不同，人都老了，这一次要换。要使国际上看到我们是真正废除终身制。要退，或者半退，但有个问题是老的新的接不上，新人要选得准，中委太少了不行。赵紫阳说，中央委员从210人能减到150人，减下四分之一就是很大的进步了，候补中委最高50人，正式加候补200人左右，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可以早一点提出来，先提到一波同志那里（中央人事小组），再提到政治局议一议。

谈到党的领导机关年轻化问题时，薄一波还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今天小平同志讲，中委不能照顾，非选好不行。必须有50岁的、40岁的`，甚至更小一点的。40至50岁之间的更多一些。50岁以上的，要退50%以上。补上的，必须是年轻的。

关于纪律检查委员会，赵紫阳说，可以肯定，不能搞一个与中央平行的机关。中纪委委员起什么作用，讨论案子吗（当时中纪委和现在一样是党政不分的，主要管查案）？薄一波也说，如果真正上了轨道，有两高、监察部、审计署，纪委的职责究竟是干什么？赵紫阳强调，首先是要明确在党政分开与法治的新情况下，中纪委的工作范围是什么，程序是什么？人数在薄老那里研究了，七八十个也可以，主要问题是职责范围，党的纪检部门与两院、监察部门等要分开。要研究工作范围和机构设置的问题，还有工作程序。赵紫阳问，现在每个部都有纪检组，怎么办？邓力群插话说：绝大多数人主张取消。

鲍彤重点汇报了中委选举问题。当谈到差额候选人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一个月前会议的上半段时，研讨小组已经一致同意，候选人实行差额报批），就是在笼子里有选择余地。当谈到中央领导的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我有一个根本的想法，既不划分选区，又不搞竞选，那为什么要把中央领导人分到下面去提候选人呢 （前几届党代会选会议代表时，中央政治局成员都要分配到各地去“选”，实际是指令性的）？干脆由上届中委提出候选名单不就行了吗？比如把我分到四川，我又不到那里竞选，这有什么意义？如果搞竞选，那干脆划分选区。赵紫阳建议，可以规定，上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名正言顺是下届的当然代表。他强调，凡是需要保证的，就用别的办法保证。选举的就要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要混在一起。现在这种选举，大家都明白是形式，青年人不满意就闹事 （指1986年底的学潮）。

赵紫阳最后归纳大家意见说，中委选举，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由主席团提出候选人，本团提出的中委候选人则只限制在本团工作的人。加在一起，成为整个候选人名单 （此前中央领导人也要分配到各代表团提名，实际也是指令性的）。这一次十三大只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上届中委是不是当然代表的问题，将来可以研究。上面的候选人尽量不要往下分，这可以作为一条原则。

这天的会议除了十三大的议题，赵紫阳还特别谈到了扩大社会民主的问题。他提出，究竟能扎扎实实的干点什么事，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提法，苏联东欧把群众参加管理叫自治，我们提社会主义民主。是不是也用“自治”这个词？要研究。我们要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人民要求民主是一个潮流，我们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以满足。这方面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事？总的指导思想是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我们要有两手，否则基层一些干部就要压制民主，好像所有正当要求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来在十三大报告中，要有相当的篇幅来讲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怎么搞，在哪些方面要做些什么事。

赵紫阳提出，与此有联系的，是工会问题要好好研究。工厂里，政治工作靠党委一个渠道不行，工会也要发挥作用。工会不能总和本单位的党一致。批判工团主义使我们失去了一个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会成了党的工作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学校的学生会问题也是这样。党包揽一切看起来好办事，实际上办不到，也对党不利。党政工团各司其职，大方向上一致，相互之间有点矛盾，我看好。有许多利益要协调，绝对一致，群众有意见。完全没有一点矛盾，不一定是好事。

赵紫阳进一步阐述了基层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是个大目标，要把基层民主，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鲍彤插话：一头一脚，一个是党内，一个是基层。）薄一波说，我赞成。我们党在基层，不大注意维护工人的利益，脱离了群众。我同意紫阳的意见，在工厂里工会就是要维护工人利益，就是要为工人说点话。学校里学生会要代表学生利益，只讲官话不行。

赵紫阳又说，现在基层里确实矛盾很多。现在人民对我们党的意见这么多，一是“自由化”的影响，另外基层确实有一些很不象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很困难的。过去是党委最高，无人监督。现在是厂长负责，也有这个问题，人民受压抑。过去注意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现在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问题。许多事处理不公，人民不满意，还没个说话的地方。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

最后，赵紫阳还补上一句：反“自由化”，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从此不讲民主、不讲自由了。这点要说清楚。薄一波补充说，两方面都要讲清楚。会后，赵紫阳委托鲍彤和办公室按照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向常委的第二次报告》。2月13日，报告稿经过赵紫阳审阅后，以研讨小组五位成员的名义，报送给了中央常委。在10个月以后的中共十三大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的意见，除中纪委的党政分开问题、驻国务院各部的纪检组撤销问题等，多数被采纳。

1986年11月的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以后，各个专题研讨小组陆续建立，并迅速开始工作，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中央政改办和各专题组保持了经常性的联络、协调和互动。就在那段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最高潮的日子里，专题小组的研讨报告陆续成型。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从1987年2月中旬的第三次会议开始，在此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五次举行会议，听取专题小组的汇报，对各个专题报告发表了意见，为已经开始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笔者将择其要介绍给读者。首先要说的，是党政分开专题。

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仅从党政分开专题组的三位负责人的配置上就可看得出来。按照研讨小组的建议，党政分开专题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等中央三大机关的秘书长负责，温家宝牵头，这在所有专题组的负责人中职务也是最高的。

12月4日，党政分开专题组正式成立，其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初期由中办、国办、全国人大办公厅各抽调二人，中组部一人参加。并抽调了若干省级干部加入。随后，研讨工作正式展开。和中央政改办一样，他们的研讨工作也采取收集阅读资料、开座谈会、内部研讨等方式进行。因为中央研讨小组将他们的汇报排在了最前面，所以，他们的工作也抓得最紧。中央政改办派出了李丹钢、迟福林两人担任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联络员，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保持与专题组的经常性联系。

12月7日上午，在中南海南区152栋的大会议室，党政分开专题组召开大中城市书记、市长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南京、武汉、江门、丹东、兰州、常州、沈阳、青岛等城市的书记或市长。中央政改办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专题小组负责人陈俊生主持座谈。在发言中，许多人都谈到了党政不分对政府工作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建议中央下决心解决。丹东市长郑平提出问题：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是最高决策机关，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建议，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应该到人大，政府去任职，把权力和决策统一起来。

1986年12月9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以“各专题研讨小组工作情况介绍”为题，举行了例会，由党政分开专题的联系人李丹钢、迟福林介绍了该专题的进展情况，并转达了专题组提出的若干问题。12月12日下午、13日上午、16日下午，政改办连续举行例会，讨论党政分开问题。在大家发言之后，鲍彤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经过这几次讨论，党政分开这个问题，思路基本上清楚了。

在专题研讨小组的努力和中央政改办的协助下，党政分开专题研讨小组的研讨报告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基本成型。1987年2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听取党政分开专题组的汇报。汇报仍然在中南海北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进行，出席的人员有中央研讨小组的赵紫阳、薄一波、胡启立、田纪云。特邀胡乔木、邓力群、高扬列席。党政分开专题组温家宝、陈俊生、王汉斌及专题组办公室部分研究人员、其他专题小组负责人、中央政改办鲍彤和多数研究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汇报由党政分开专题研讨小组负责人温家宝进行。汇报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强调说：专题研讨的指导思想，一是邓小平所说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因此要实行党政分开；二是赵紫阳所说的要划分职责；三是目标：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长治久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

根据温家宝在汇报的进度和内容，赵紫阳和研讨小组成员不断插话，发表意见。

当温家宝谈到党与人大关系的时候，赵紫阳以福建省龙岩市的选举问题为例发表了大段的意见。赵紫阳介绍这个例子说，龙岩市连续三届由上级党委提出的市长候选人，人大都没有通过。第一届是从外边派来的，来了四天就选，结果没选上，当选的是当地的法院院长，他当选不久就被调走。第二次上边派来的候选人仍然没有当选，原来的一个副市长当选了，后来又被调任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第三次又是类似情况。赵紫阳评论说，这里表面上看倒是尊重选举，可是你有选的权力，我有调的权力。这样的随便调人参加选举，选举很难进行，又不竞选，不认识的人很难投这一票。又让人家选举，又让人家只能选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不是嘲笑吗？赵紫阳认为，我看二者必居其一，要选举就不能总搞干部交流。交流、回避是封建社会的办法。现在是80年代了，为了解决裙带关系又用交流的办法，从表面上看这是个办法，但终究不是科学的办法、长期实行下去的办法。这是经验的办法，还是从旧仓库里拿出来的办法？

赵紫阳强调，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群众的民主监督。本地人就不能监督了吗？调了地方也还会搞裙带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加强社会监督和民主监督，这些不搞起来，其他办法都不行，整风也整不好。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不行，社会监督与民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赵紫阳又说，刘宾雁（著名作家，在反自由化中受到批判，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是有问题，但是他也揭露了基层的许多矛盾。我们也得有个办法，没有监督和法律保障不行。

后来，赵紫阳再一次提起龙岩的例子，他说，代表自己选出来三届市长执政都不错，相当有政绩。党员不选党委提名的候选人，这合不合乎党章暂且不说，我们要冷静理智的分析一下教训是什么？政改办研究研究看，能给我们改革一些什么启发？

赵紫阳说，今年的科大事件（指引发1986年底全国性学潮的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抗议基层选举作假导致学生罢课的事件），选举是导火线。赵紫阳强调，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的要求有饭吃就行，还要求当主人翁参加国家大事，对此应当能满足的就要满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温家宝汇报到“党对人大的领导，应通过人大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活动来实现”时，赵紫阳问，干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这是人大改革中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党委决定提名，但通不过，一些老干部在那里当对立面，于是就搞预选。可是大家都学乖了，预选的时候通过了，正式选举的时候就不投赞成票。为此，赵紫阳建议：从省一级起，选举就搞差额，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长副省长放手选举有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考察过的干部，倪献策（原江西省省长，1986年7月因腐败与徇私舞弊被省人大罢免，后被判刑）这种人不也是有的吗？谁也不敢完全保险。省长提名组阁时，我看可以提名三次，可以三个人都是批准的候选人，放手选去，省长、市长、书记都可以是这个办法。要真正搞点民主，不搞点民主不行，我看没有危险。三个人你都考察过了，三种类型，让代表公决去嘛，从全国的总体上看无碍大局。全国工作主要是看政策正确不正确，具体谁干没有什么大区别。要相信我们的同志，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什么都要制度化，最后我们要搞细则，都是原则的话不行。这样的细则非执行不可，打官司也清楚。

赵紫阳在谈到人大党团的作用时说，人代会开会时，党员代表在人代会中占压倒多数，因此人大问题实质上是共产党内的问题。共产党执政组成了政府，议会党团的责任就是保证通过政府的议案。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那么在人大中的共产党员可不可以行使他的权利，按个人意志投票，投反对票？我们是在人数上是压倒多数，如果完全按照党的意见办事，人代会则毫无民主可言，这不行。

赵紫阳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规定哪些议案可以随便投票，按自己的意志选举，哪些必须服从党的意志。我们想要人大不是橡皮图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说来说去只有原则不行，得有具体办法。

然后赵紫阳又谈到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问题，认为什么是议政能力要加以解释，标准是什么？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要有一些，我国工人那么多，农民那么多，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不行。

在温家宝汇报到“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鼎立”的时候，赵紫阳说，话不能这么讲，但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人大当然要监督政府，但是政府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受法律的保护，不能损害，各有各的权。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不像美国国会是立法机关，他是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可以互相牵制，总统的决定两院可以否决，国会的议案总统也可以否决。也有的国家有别的办法，比如解散国会，辛亥革命后国会制也是这样的。我们从苏联搬来了一元化，叫最高权力机关（来自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议行合一”原则）。现在真正要人大起作用的时候就有了问题，界限必须要划清楚。在人大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弄清楚。人大主要是法律监督，彭真同志讲主要是宪法法律监督，这话讲的很好，不是日常事事干预的监督，不能干预日常事务。

温家宝在汇报中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要正确处理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这时赵紫阳说，特别是工会。他要求政改办清理一下有关工团主义的问题，又问邓力群可不可以主持这方面的研究，邓力群摇头。又转而问高扬有没有兴趣，高阳也说没有。这时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妇女团体等等许多不同利益需要协调，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要搞清楚。比如说妇联要求男女平等，没有组织的群体也有独立的利益要求。

赵紫阳说，理顺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比如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说总体利益一致，但工人也有具体利益，是总体利益的一部分。只考虑总体利益，不一定具体利益都能够协调处理的很好。城市里边大量的具体体制改革要靠工人，工会既要积极支持改革，又要积极维护工人的利益，包括其长远利益及眼前利益。他强调，工会是办工人事情的组织，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会办。再一个，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不是说职代会、工会是权力机关，但是它可以监督厂长，提出批评意见，其不接受可以向上报告。他说，基层的毛病暴露一下也有好处。小脓包不出脓就要汇集起来，没有小乱就会有大乱，要有安全阀分散一下。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声音，领导认为天下太平，其实压制了许多矛盾，基层黑暗的势力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根本还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包括刚才讲的选举。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我们搞党政分开、理顺关系，最终都是要搞民主化，总的目标是民主化。一方面四个坚持要旗帜鲜明，一方面要创造一种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的环境，有气也有地方去讲，讲不正确的也可以讲。基层工会对厂长不能撤职，但是可以投不信任票，一个机关对领导全体投不信任票，那就非改组不可。

赵紫阳又说，工会直属本单位党委领导这不行。工会有工会的系统，本单位工会不是绝对受厂党委领导。如果那样工会就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要搞工会党，但既然工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既然它有它的上下联系，就不能受方块党（指本单位的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其他组织当然也很重要，但特别是工会。工会的工作如果做不好，不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发生矛盾没有第二个纽带，就是波兰的结果（工人组织独立的团结工会）。（鲍彤插话，简单介绍了1951年时批立三路线的情况，说我们的工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作用差，比东欧国家的也差。）赵紫阳说，这个非改不可。

赵紫阳认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全国是党执政，这没有问题。但每一个单位都是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执政，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书记专政，这不行。他认为，要解决压制人民积极性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当然还要逐步实行。要理一下思想，定几条制度。十三大报告要讲这个问题，中国的民主化怎么搞，要比苏联搞得具体。

在温家宝汇报之后，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也就党政分开问题汇报了党校的研究成果。

汇报结束之后，赵紫阳说，如果温家宝这个汇报大体上还可以的话，那么就要搞点实施的措施，光这个还是空的。党政分开上头要分，基层要分，中间可以晚一些。

赵紫阳再次叮嘱研究人员，不要公开宣传，这些问题很敏感，一发文章国内国外都要议论，参加研讨工作的同志第一不得向外泄露，第二不得写文章，不要造舆论。开会发表意见，开完就完了。从提出初步设想到定下来，再加上确定实施步骤、实施细则，时间会很长。没有细则光讲原则就乱套了。我们搞的是研讨小组，是研究和讨论。传输的信息如果不准确，群众以为会那样，结果没有那样会失望的。薄一波最后也强调，无论如何不能造舆论，不能泄密，会写文章的同志不能写文章，国内国外都不能发。要定一条纪律。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基本上要在十三大拿出来，不能在十三大前就泄露出去。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讨论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但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领导人在会议中所议论的问题，却大都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关。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在研讨小组前面两次会议中，党政分开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中央研讨小组的意见已经大都反映在专题组的研讨报告中了；二是因为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这个汇报，主要问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得到了赵紫阳和研讨小组的基本认可。

这次会议的情况，没有再同前两次会议一样以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名义，向中央常委写出报告，而是由中央政改办整理了一个“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发在了上送范围较大的内刊《研讨情况》上，以非正式的方式，开始向更多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下毛毛雨”。

党内民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所一再宣称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共建党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党内的民主生活却很少正常过（所谓正常指符合党章规定）。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端，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秩序被破坏殆尽，党章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生活秩序开始得到恢复，但实际情况按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十二条准则（全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共在总结毛泽东时期党内民主生活遭破坏的历史教训基础上，为保证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而制定的党规性文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规定的要求却仍然相去甚远（当然，十二大党章中也仍有许多需要修改完善之处）。1986年10月，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重要专题之一。

党内民主专题，全称是“党内民主和党的组织专题”。要搞好这个专题的研究，需要有一个熟悉党内高层情况、党务工作经验丰富而又富有改革意识的人来主持。在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赵紫阳点名由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担任这个专题研讨小组的负责人。周曾经长期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为人谦和，作风慎密，是主持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1986年11月25日，由周杰主持的党内民主专题小组办公室正式开张，该小组初期有8人。小组以对外委托课题、对内开座谈会、收集资料、阅读文件等方式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中央政改办派出的专题小组联络员陈小鲁、黄海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就在党内民主专题研讨小组的工作刚刚开展不久，1987年1月，党内元老以“反自由化不力”为名，采用非正常方式迫使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其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高压，无疑给以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正常化为目标的这项专题研讨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困惑和困难。但专题研讨仍然在艰难中进行着。

1987年2月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举行“党内民主专题汇报会”，政改办和专题小组办公室的全体研究人员到会。会上，周杰将专题小组成立后两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作了介绍，并重点讲解了专题组已经形成的汇报提纲初稿，向政改办的研究人员征求意见。就在前不久，中央研讨小组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成员已经重点就党内民主、十三大的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意见。这些意见，专题小组的提纲大都已经吸收了进来。在周杰介绍提纲稿，及大家发表了意见之后，鲍彤对这个提纲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鲍彤很清楚当时来自党内左派们的压力，知道说话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但是他仍然有针对性地就党内民主问题谈了六点意见：

第一，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应该建立监督制度。应该规定，不能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人不能担任党的书记，缺乏公道、正派、守纪律品德的人不能担任书记。应该对党的高级领导人建立起监督制度。现在的稿子中缺少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归纳，如果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应该考虑建立哪些制度，建议这些制度由谁来搞。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中央全会一年开一次，恐怕不行。中委应该懂得如何监督，如何集中全党的意志，如何处理全党全国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问题。是否可以考虑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我赞成八大党章中的提法，剥夺党员权利就是违反党章。要建立畅通的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基层党代会应该讨论本地区群众的要求、情绪、意见。这种会议同工作会议不同，不是上下级关系，而应该是民主的，党委要听党代会代表的。

第四，干部的民主管理问题，还不大明确，应该具体化。第一步是不是先做到真正的民主选举。监督怎么搞，也要有点具体办法。

第五，要有明确的具体步骤。不要从党章修改不修改的角度来考虑，而要按照迫切性和条件成熟程度来考虑。中央、基层，一头一脚，还有干部调整等等。

第六，要着眼于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最终可否讲要形成一个“团结民主”的局面，或是“团结和谐”的局面。紫阳曾经问我，哪种概括更好，我向他提了“民主团结稳定和谐”八个字。

在中央政改办和专题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党内民主专题的汇报提纲终于成型。1987年3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四次会议在中南海举行，听取党内民主专题研讨小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研讨小组赵紫阳、胡启立、彭冲等3人，田纪云、薄一波请假。会议特邀胡乔木、高扬（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参加者有党内民主专题小组周杰等9人，其他专题小组负责人温家宝等7人，中央政改办鲍彤等23人。

周杰在会上就党内民主的专题研讨做了汇报。

在周杰汇报到党内民主也要抓两头时（所谓“抓两头”，是指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也要从中央和基层两方面做起），赵紫阳说，党政分开现在是讲抓两头，这个是有道理的。党内民主是不是也是这样？说中间可以缓一点，根据是什么？中央和基层民主问题抓两头，理由如何？民主问题我们说过中央和基层吗？

胡乔木说，关键是中央，中央搞好了基层就好办了，这个问题可以再议一下。

赵紫阳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前一段有同志不太赞成民主集中制这个说法，是什么意见？毛主席说过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这要斟酌。和我们现在说的民主是不是一样？胡乔木回答道，有同志说民主中就已经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但它不能成为一个组织原则。赵紫阳似乎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再问了一句，有的同志不赞成提民主集中制意思是什么呢？鲍彤回答说，就是说民主本身就有了集中的意思不必再提集中。赵紫阳说，资产阶级民主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说法似乎不妥当，是不是还要这样提？好像事先划了这么一个框框，是不是不用这个意思，可以再研究一下。从过去的理解，是上面先定了，然后再通过一下民主形式。这是个问题。

当周杰汇报中建议撤销市县一级党委常委会时，赵紫阳问，说全委会（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各级地方党代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全体委员会”即全委会，全委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即常委会）是决策机构，全会闭会期间会不会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当然这说的是地方党委。鲍彤回答说，所以考虑到加强配套，一是取消常委一级；二是减少全委会人数，三是加强议事制度。赵紫阳说你一个月开一次会也是加强了书记的作用，全会要增加次数。高扬补充说，全委会开的少会出现个人说了算。不一定是第一把手说了算，一两个书记就搞坏了。

赵紫阳接着说，有些事不能一下子理清，全委会闭幕期间还是要有个集体领导机构，但注意不要影响全会的决策作用，否则就变成加强书记的作用了。从实际出发，一是要加强全委会，二是要限制书记个人权力，三是加强常委作用。第一步这样可能好一些，不然全委会不能经常开，势必造成书记说了算。

高扬插话说，我个人看书记可以减少，一正一副或者两副就可以，这样碰头会就可以减少。（在当时体制下，地方党委大都有多名副书记，有时遇有重大问题，甚至不召开常委会，几个正副书记开个小会就定了，这种会就叫做“书记碰头会”。这种决策方式违反中共党章。）赵紫阳说，可以不搞副书记，省里大事提到常委会议定，要加强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作用。取消常委现在看时机不成熟，严格来说只能减少一个层次，这就是书记碰头会。

赵紫阳还建议省长、市长不要当党委副书记，党委的副书记是专职协助书记搞日常党务工作。要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常委会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党的日常工作书记来管，政府日常工作省长来管。他说，关于撤销常委会，上次（指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议的时候认为可以，现在看来实际上可能不可行。

当周杰汇报到关于纪委的职能问题时，赵紫阳问，不正之风属于党纪还是属于政纪呢？党纪由党管，政纪由政府管，这个问题怎么分才好？以权谋私是党纪管还是政纪管？一个区长以权谋私是监察部门处理还是纪委处理？他说，尚昆同志曾经提过多次，什么是党风，党风不正指的是什么？赵紫阳认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以党纪代替了政纪。高扬插话说，我们是党专政，不犯党纪，犯了别的没大事。赵紫阳说，也有些事违反了法纪，但是不犯党纪，如走火打死个人。他认为应当先搞法纪政纪问题，再从党纪上考虑。鲍彤补充说，应该是法、政、党这样的顺序处理为好。这就理顺了。

赵紫阳又问，什么是党的纪律？鲍彤回答：违反党章与党的决议。赵紫阳说，党的纪律是不执政时期传下来的。有些在党执政之后可以不归入党纪，纯粹的党纪就是党纲、党章、党的决议。什么样的情况做党纪处理？标准主要是党章，党的决议。鲍彤补充说，侵犯党员民主权利也是这样。

汇报在最后提出了修改党章的问题。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来，几次会议上研究的问题在多处涉及到现有党章，需要考虑在十三大上修改。赵紫阳要求搜集一下自政改研讨以来有多少问题涉及党章，可以一并考虑。有哪些事要由中央常委决策，这个问题也没有定。

赵紫阳建议，党章修改问题由中办、中组部来搞。中办牵头组织几个人。这样，十三大筹备工作，人事一个组，政治报告一个组，这个问题（指修改党章）一个组。修改党章也算十三大筹备工作的一项。然后他问胡启立行不行？胡启立说可以。赵紫阳又问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温家宝和周杰，二人都点头同意。

在专题报告汇报完之后，周杰就专题组代中央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工作规则》接着做了汇报。在汇报中，赵紫阳插话说，政治局委员只有在分管范围内的临机处置权。除此之外，要严格区分个人意见与代表组织的意见。个人意见不是指示，是建议。现在是一提建议下面就要办，这要区分清楚是个人建议还是组织建议，个人建议不必事事照办。胡启立也说，要想办法解决中央的同志下去之后能够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而不是前呼后拥发指示，不能一说话就是指示，要解决这个问题。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扬抱怨说，耀邦同志到河北就是这样，很多指示。赵紫阳说，地方党组织确实也有难题，如果你不传达，也许有人就会说，你怎么扣压总书记的指示？

在汇报到有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规定时，赵紫阳说，能不能区分一下，哪些事情常委会可以决定，哪些则要报告政治局，如果事事都要报告政治局就要讨论两次。实质性的问题是常委会处理什么问题。他建议说，能不能这样划分，常委决定日常问题，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实际上，中共高层在什么是重大问题，什么是日常问题上，从来就没有明确划分过，也很难划分，往往是根据主要领导人的意见确定。）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常委会是处理日常工作的重大问题，而政治局是重大方针、重大决策。

胡乔木插话认为，没有必须划清这个界限。赵紫阳说，不划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恐怕不行，要完全划清也难办。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没规定要求有，有了又觉得很难办，我看还是得有个规定。不适合可以调整，我们搞制度化，没有程序怎么制度化？我们的法律规定许多都是原则，恐怕还是要有具体规定。多年来党内不愿意搞具体规定，延安时代就有规定。当然没有完全按规定办，1957年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胡乔木仍然坚持说规定是没有用的，赵紫阳说得有个规定，胡乔木说许多人是习惯法，美国的副总统有没有权就是习惯，搞规定没有意思。这时候，鲍彤插话说，大的界限还是要有个规定，重大问题经过政治局，而政治局授权常委，就日常重大的问题由常委会讨论。

赵紫阳给他与胡乔木之间的这场争论作了个结论，他说，美国总统也要受一些法律制约，总的讲是互相制约。任何条文中都有个制约的问题。我们常常批评繁文缛节，但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些规定，但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人的作用和法制也得相结合。有了好的规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

赵紫阳接着说，政治局不能讲闭会期间，随时可以开会还闭什么会？（按照中共十二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及其党委会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但党章对政治局会议多长时间召开一次没有规定。赵在这里是明确反对汇报提纲中“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由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的说法，认为政治局随时可以开会，主张将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归之于政治局。）常委决定问题有些需要通报政治局，有些需要提交政治局，有些可以不报，不要用政治局闭会期间这个词。高扬补充说，常委需要紧急处置一些重大问题。紫阳表示同意，说，可以加上。比如突发的外交事件，你开政治局会来不及，需要紧急处置。日常的工作决策和紧急处置的一些重大问题，常委可以决断，事后要报告政治局。常委会是三种内容，一是自己可以定的事情，一种是定了之后要告诉政治局一下的，一种是定了之后要报告政治局批准。

胡乔木说，政治局要每周开会。赵紫阳说，不大可能，常委要每周开会，是第一线（即处理日常工作和决策）。政治局会议至少每月一次，也可能半个月一次，全会半年一次。常委会叫每周例会。书记处不开会，不实行集体领导，而是首长负责，分工办事。常委是第一线，书记处不开会不发文件。鲍彤说，这个大格局定了就好办了。

赵紫阳说，这基本上等于延安时代和建国初期的建制，总书记等于当时的秘书长，常委则等于当时的书记。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基本上不当党中央书记，书记中有政治局成员但不多。书记处为常委服务办事，这样较大的变动是书记处。胡乔木说，这是党政分开，不然分不开。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政府工作都要分开。

赵紫阳最后说，重大的问题在于理顺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工作规则。这点修改党章也要讲。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都是什么性质？这不仅仅是工作规则问题，而且属于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入十三大报告当中，是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关系、性质是重大问题。一经确立就不能再变。有些属于规则的问题，比如会议、纪律、日程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再考虑，精简一些。大的问题你们提出来，搞个暂行工作规则。

散会前，赵紫阳还交代鲍彤说，社会民主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找个时间谈一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怎么搞？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各行各业都有着不同的人事管理制度。但是在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却并非如此。其人事管理体制，是从中共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直接延续下来，与一党执政、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其基本特征，也是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具体说来，就是：凡是吃“皇粮”的（除生产工人之外）统统都是“国家干部”，管理上缺乏科学分类；人事管理权基本集中于中共的各级组织部门，管人与管事脱节；人事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陈旧单一，严重阻碍人才成长；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上仍是人治而非法治。

因此，要在当时的中国推行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时对“大锅饭”、“大一统”的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这也是当时政治体制改革中难度较大的一个问题。说其难，是因为它不但要解决高度集中的干部管理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首先要解决长期以来一直被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奉为经典的“党管干部”原则的问题。这既是党政分开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前提。

“党管干部”，是长期以来共产党组织人事工作中奉行的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对“党管干部”的解释，改变由党组织集中统一管理所有“干部”的大一统体制。更进一步说，是要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改变由党的组织部门大权独揽，统一掌管党政干部的考察、任命大权的问题。因此，这项改革势必触及到长期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权力和利益。要改变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党管干部”的指导思想、长期形成的保守的惯性、惰性、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工作方式和观念，难度极大。

1986年11月7日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对“党管干部”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一是必须改变对“党管干部”的错误理解，党管干部是管宏观，不再具体任命干部；二是建立分类管理体制，特别是要尽快建立文官制度（在研讨报告定稿时确定名为“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两条原则的明确，对后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讨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确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组的承担单位和负责人问题上，中央研讨小组并没有像其成立其他小组时那样，把研讨任务交给一个超脱于具体工作的综合部门或研究小组来承担，而直接将任务交给了中组部。这也是一种无奈的办法，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组织人事的全部大权都垄断在中组部手中，干部人事制度的任何改革和调整，都无法绕开中组部。而且中组部在中央各部中的地位、对中央的影响都是老大。如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通过中组部而另搞一个班子，那以后可能会有许多皮要扯。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1986年11月，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决定，由中组部副部长曹志负责组建和主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组的工作。中央政改办派出了顾云昌、张伟担任专题组联络员。

1987年2月26日上午，中央政改办举行研究有关干部制度改革的例会，会上鲍彤谈了他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看法。他认为，这项改革，不仅要从改革干部制度着眼，更要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来分析。小平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活力、效率、积极性，从干部制度角度看应该怎么改？第二个层次，要从我们研讨的各个角度去研究干部制度改革。干部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应该从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机构改革、民主和法制建设等角度来考虑干部制度改革来进行分析，然后看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不是正确。要研究着眼于党政分开怎么改，着眼于政企分开、打破大锅饭体制怎么改，着眼于精简机构该怎么改。分析了这些问题以后再提出的问题，那就可行、可靠得多。总之，要先看清楚干部制度改革与各项改革的关系，把起步点搞清楚，把朝什么方向走明确下来。

3月3日上午，干部制度改革专题组派人来到中央政改办，作了关于专题组研究情况的介绍。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刘俊林一开始就介绍说，中组部搞干部制度改革的研究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去年7月底，按照胡启立的指示，成立了干部制度改革小组，现在又成立了专题组。意思是说，中组部对干部制度改革已经有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虑。接着，他介绍了专题组对现行干部制度弊端的认识，对改革的看法和实施意见。他谈完以后，政改办的研究人员对专题组的思路和观点发表了看法，并明确提出了要搞清“党管干部”涵义，进一步明确干部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鲍彤因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3月20日下午，政改办再次开会，讨论干部制度改革问题。在联络员顾云昌介绍了专题组研讨的情况之后，鲍彤发表了意见，他说：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官制度”，这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现在我们不是讨论组织部门的工作和业务，而是在研究为了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干部制度改革应当考虑些什么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长治久安要有什么样的人事制度？过去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现在是在改革的大前提下考虑干部制度问题。接着，他又谈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概念和分类、进入国家机关的资格审查、如何实现平稳过渡、建立国家人事部和国家行政学院等问题的看法。最后，他还是强调，研讨要明确方向，至于组织部门的业务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可不涉及。

3月24日下午政改办例会，对专题组提出的干部制度改革报告初稿进行讨论。陈一谘作了重点发言。他强调说，干部制度改革要从我们的国家系统如何稳定、协调地运转这个角度来考虑。重点要研究党、政、社会组织各自的人事管理的改革与调整的原则，即效率，稳定、和谐运转。他认为，专题组现在搞出的这个材料，只是一个我国干部制度改革方向的报告，还太空，只讲了一个轮廓。

鲍彤接着谈了他的意见。他说，西方文官制度是资产阶级组织其国家机关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我们现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社会文化水平较低，能不能实行？二是现行国家政体下，要建立文官制度能否完全封闭，搞出一个比较稳定的圈子？这主要是党政、政企关系问题。我们一直在说方向问题，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组织有效率的、稳定的国家机构。

3月26日，干部人事专题组再次派人来政改办汇报他们的专题研讨结果。听了他们的汇报，政改办多数人的感觉就是，这仍然是一个中组部研究干部制度建设的工作报告，而不是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呼应相衔接的专题研讨报告，其中基本没有涉及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问题。鲍彤在评论这个汇报时说，关键是没有把代表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这一部分人划分出来。这涉及到一个基本建设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机关。

鲍彤说，在国家管理问题上，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共性的。西方的这套文官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一是进入要有资格；二是升迁要有经历；三是整个文官制度都依法运行。我们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要是具备了这三点，就能走上依法办事的道路。政企分开以后，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机关是两门学问。处理国家公务的人要经过专门训练。我们也有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一是党管干部有交叉；二是国营企业的干部与党政机关干部有交叉；三是选任与委任界限不清楚，法律任命与政治任命也没有区分。最后，他对自己的思路作了个小结，他说，我同意叫国家公务员制度。起步的工作要有三个要素，一是有部法律；二是有个国家人事部；三是要有国家行政学院。

在专题组研讨工作开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中央政改办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组之间经过了反复的交流、协调和磨合，直到5月中旬，这个专题的研讨报告方才最后定稿。

1987年5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研讨小组的汇报。汇报仍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二会议室举行，参加的人员有中央研讨小组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彭冲4人，薄一波请假；特邀邓力群、高扬（时任中央党校校长）2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研讨小组曹志、刘俊林等10人，其他专题小组11人；中央政改办鲍彤、严家其等25人。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研讨小组负责人曹志做了汇报。在汇报过程中，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成员有过以下几次插话：

在曹志汇报到建立合理的工资保障制度的时候，赵紫阳说，插一句话。外国公务员与党派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鲍彤回答说，中立。赵紫阳又问，在履行职务的时候保持中立，外交官呢？鲍彤说，外交官也这样。

在汇报到第十八条，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检查机关的人员管理时，胡启立问，人大的公务员不归入公务人员范围？鲍彤回答说，考虑到国家人事部管不到这里，所以采用狭义的国家公务员概念。

汇报到第二十一条，要建立健全社会的人力资源调节机制时，赵紫阳说，形成劳务市场是个好办法，北京是这么搞的，情况不错。

当曹志汇报到第二十二条，实行干部分类后，应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干部管理权限时，赵紫阳说，党委管理人大干部，是不是指选举产生的？要明确写出来，即由权力机关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干部，外国叫阁员。现在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不能算到全体正部长。全体会议从来不议事，人太多了，一坐满满的。参加常务会议的可以算内阁成员。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明确的。这涉及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宪法。将来部门少了也许可以把全部部长加入内阁，能达到三四十个部门就可以。

在谈到改革后党委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问题上的管理职能时，赵紫阳说，高扬同志那里的意见（指中央党校专题组的意见。此时，高扬已经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是规划、培训，管宏观政策。

曹志汇报结束以后，各位领导人开始议论。

大家一致肯定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意见，并提出，国家公务员当中，由选举产生的政务官要实行任期制 ，非选举产生事务官要讲稳定，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赵紫阳建议说，我们可以这么分，选举的和任命的是一种（指类似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务官）；另一种是非经选举和任命的（指类似西方文官制度中的事务官）。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退休制度问题。选举产生的实行任期制，很有好处。非选举产生的文官讲稳定，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文官要稳定，要严格实行退休制，是职业化的，到了年龄要退休。另外选举产生和政治任命的要实行任期制，部长等等都是任期制。选举的就要有任期，任期制就是有任届不能连任。

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都这样。他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这是一个大问题，选举产生的要不要实行严格的任期制？这与退休制是什么关系？你们要研究。赵紫阳还谈到清朝的人事制度，说科举制就是文官制度，打了天下就要搞科举，从战时体制转到建设体制。

鲍彤接着赵紫阳的话头说，把党派色彩去掉以后，建立公务员制度这个办法可以用。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这是一个基本建设，实行起来有几个难点。一个是党政机关干部之间能不能交流，看起来不能封闭要有交流，应该有办法。再一个，更复杂的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与国家机关干部之间的交流怎么办？我看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入国家机关。

赵紫阳说，我们不叫“文官”，叫“国家公务员”，我国实行的叫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就是指不经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和决定任命的、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不包括工勤人员。过去我们分工不发达，简单的讲吃皇粮脱产的就叫干部，不脱产的叫群众。部队的叫指挥员与战斗员，合称指战员。解放后概念不够用了，就这么套，结果教员、医生、运动员、警察都叫干部。鲍彤插话说，和尚道士都有处级的，赵紫阳说真有这样的。

赵紫阳问，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这部分人，怎么转入国家公务员系统？国家机关原来的这么多人怎么办？台湾的办法是依法铨叙合格后任用。我们也要有个办法。要从这个办法公布开始，新进来的人实行新办法，新进来的要考；老的经过依法审查，合格的转进去。有的也可以经过考试取得资格。原有的年纪大的逐步退休，新进来的依法办事，取得资格。可不可以这样？要首先在政府系统搞起来，政府要实现精简、效率、廉洁。

胡启立说，国家行政学院决定将来的公务员质量，这个我们要办好。田纪云也谈了他参观日本的行政学院的见闻，赵紫阳说，日本是很严格的，大学毕业后最优等的学生经过考试或是推荐才能进入行政学院。

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之后，赵紫阳对国家公务员制度问题做了个小结，他说，看来，人事部就真是个吏部了。大的干部由党统一管，各类干部由各部门管，各系统建立各系统的干部制度，这是一个大杠杠。再一个杠杠就是区分两层干部，选举的和权力机关任命的一层，公务员一层。法院、检查院、人大的干部也是公务人员，但和政府公务员不是一码事，不一起管。各系统都有两层，选举的实行任期制，公务员实行考试和退休，党只管重要干部，就是管负责决策的那些干部，通过正当法律手续推荐和任职。党要管干部的总政策、规划等等，即宏观问题。各级党的组织部就管这个。工资要由国家劳动人事部门统一管，编制也要统一管。分工、层次大体上就是这样，是中国特色。

讨论中还涉及到了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及社会协商对话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1990年代初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法”与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公务员制度的方案是有根本差别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公务员法”取消了政改方案中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的分类，保留了由组织部门统管党政干部的“党管干部”体制，新设立的国家公务员局成了摆设。这等于关键处没改，只是走了个“公务员制度”的形式罢了。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共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向民众反复承诺的一个口号。但在中共建政以后的30多年里，它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研讨过程中，在赵紫阳、鲍彤的主导下，把实现“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提了出来，并且把“社会主义民主”列为一个重要研讨专题。

应该说，这个专题是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所有七个专题中涉及部门最多、内容最丰富最复杂，甚至也可以说是最敏感的专题之一。它不仅涉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关系，还涵盖了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改革，而且涉及到如何实现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各项法定权利多项内容。在当时“反自由化”的大环境下，搞这些方面的改革研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

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决定，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由人大、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多个部门的领导人组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有林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后改为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商，1986年12月26日，专题组正式成开始运作。中央政改办派出王绍贤、王春生作为联络员，后来又增加陈晓鲁、徐冲等多人，参与该专题组的一些活动，保持与专题组的经常性的交流和沟通。

在专题组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研讨的同时，从1986年11月开始，中央政改办内部也就这方面的问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内部例会、小范围研讨会。在笔者当年的记录中可以查到的，就有11月19日、20日两次例会，研究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的内容和范围，12月24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1987年2月11日工会座谈会，2月20日、24日、3月3日三次内部例会讨论基层民主问题，3月11日的团中央座谈会，以及4月中旬的新闻、出版、结社法座谈会等。

2月12日，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由有林带队来到中央政改办，汇报专题研讨情况。有林介绍了一个多月来工作的进展，并介绍了他们对于专题汇报提纲的大体思路。有林说，由于专题涉及面较宽，准备搞一个总体的报告，和几个分报告作为附件，具体的如人大、政协、党派、人民团体等的改革措施问题，在各个分报告中体现。鲍彤表示同意这个思路，并提出，民主党派在人大和常委会中是否可以设立党团，要进行研究，拿出个意见。

由于社会主义民主专题内容的复杂性，专题研讨工作进行了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央研讨小组陆续召开了五次会议（第二至第六次）。赵紫阳和研讨小组的领导人在这几次会议上的议论，许多都涉及到了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的内容，如人大问题、选举问题、工会问题、基层民主问题、社会协商对话问题等等，这也为专题研讨报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到5月下旬，研讨报告基本定稿。

1987年5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了第七次，也是当年政改研讨的最后一次会议，听取了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研讨小组的报告。这次会议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中央研讨小组成员赵紫阳、胡启立、薄一波、田纪云、彭冲；还特邀了邓力群、高扬二人；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研讨小组胡绳、有林、阎明复等七人，其他专题研讨小组温家宝、陈俊生等八人；中央政改办鲍彤、严家其、陈一谘等十九人。

汇报开始，胡绳先讲了几句话，然后由有林逐项汇报主要内容。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是该专题研讨的重点，在有林汇报到“保障人大代表的民主权利”时，赵紫阳说，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原则问题要报党委批准，但批准以后还只是议案，人大还有通过不通过的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办？人大既不能完全是形式，又不能人大与政府或者人大与党委扯皮很多。党委确定的原则决定，通过什么办法保证在人大通过？哪类问题党员代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哪类问题党委决定后党员代表必须投赞成票？这个问题不解决，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一种是共产党员不得投反对票，这样人大中可能就没有投反对票了；另一种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党员在投票时可以随便，就会有执政党提出来的一些议案比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还要难。这个问题还是有个明确的说法比较好。

赵紫阳说，我们投反对票的常常是党员，特别是在人事问题上，党委会上没解决就拿到人大来。如果允许任何问题党员代表都不受党的约束，那么就可能出现许多扯皮。没有党内约束，投票就没有保证，而一定让党员投赞成票又没有民主了。这时胡绳插话说，人大常委要设党组，哪些问题，由党组决定必须投赞成票。赵紫阳强调，总之必须保留人大代表和常委中的党员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自由投票，否则就没有意思了。另一方面也必须有按党的意志投票的情况，完全不约束不行，没有约束也不行，两个方面都要有。

当有林汇报到“健全和完善基层选举制度”时，赵紫阳说，这次北京市海淀区的选举（海淀区是北京各大学集中地，1987年上半年进行了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不错，学生的要求并不太高。方励之（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天体物理学家，后被中共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开除党籍并流亡美国）说，合肥学生闹事（指引发1986年底全国性学潮的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直接原因就是选举问题，这可能是事实。这次海淀区有90%的投票率，党员候选人得票的比例很高。学生说没想到共产党动真格的搞民主了，很满意。这对我们可以有点启发。

赵紫阳说，把直选范围扩大到市和直辖市，这个想法很大胆，我看目前条件可能还不具备，搞直选必须竞选。市一级代表直选，划分选区、划分名额、直接选举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与市长由人代会选举，这样问题可能不大。当汇报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现在近80%是兼职时，赵紫阳说，将来人大常委是不是不兼职了，专职很重要，否则看材料研究问题都没有时间。

有林汇报完以后，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史维国谈了一个看法。他建议在县一级的人大实行议行合一的制度（指县一级人大常委会与政府合一）。胡启立说，这倒是个新鲜事。赵紫阳说，人大的常设机构同时是政府委员会，下面设职能机构，但这就不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了。中央政改办的迟福林补充介绍了一些想法，赵紫阳说，可以作为意见提出来。县里搞人大、政府扯皮太多。胡启立插话说，县里现在有五套班子（指县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已经弄的焦头烂额。赵紫阳说，这有个安排人的问题。高扬说，县人大实际是安排老干部的地方。赵紫阳接着评论说，我看这是个好办法，可以作为意见提出来再酝酿一下。既有利于民主，又有利于提高效率，人大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既执政，又是人大的常设机构，又是政府，下设职能部门，县长就是委员会主任。人大大事由委员会讨论，定下之后由县长和职能部门执行。彭冲插话说，那就不再是县长负责制了，赵紫阳说是的，这是个民主形式。现在县人大不立法只监督，结果是与县政府扯皮。实际上变成人事关系，看县长与人大主任的关系是好是坏。赵紫阳强调，将来过渡到县长直接选举，城市的区这么搞也是可以的。这涉及修改宪法问题。

这时，有林说，1979年以前我们就是这个做法（中国1954年宪法规定，省级以下政府同时也是同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即所谓“议行合一”）。1979年取消了。鲍彤解释说，实际上过去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文革以前省一级也是这么做的。如果委员会搞的小一点可以很有效率，许多东欧国家也都是这样的。监督的职能可以放到人代会，人民代表对常设机构的监督，同时也是对政府的监督。可以通过法律把首长的临时处置权规定下来。真正有阻力的是要裁掉一个机构，干部怎么安排，而不在于经验方法，也不在于效率能不能提高。他认为有利于提高效率精简机构发扬民主。赵紫阳赞成鲍彤的说法，他说，县级政府委员会对人代会负责，由人代会选举产生同时又是执行机构。问题是委员会搞多少人？

民主专题组的一位成员插话说，这样做涉及相当大一批干部的安排问题。薄一波说，是不是做官50年，年纪大了一定要安排？不是有退休制度吗？这样的年纪大的人，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让他退下来。比如现在的顾问委员会，我想要尽快取消，有了这个机构大家就要往里挤。赵紫阳说，搞地改市大家都有积极性，从两套班子一下变成五套班子，就是为了安排干部，当然都愿意搞。

接着薄一波提出一个问题，搞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不同，这在理论与实际中怎么表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在这一条不变的前提下，把各方面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不同的。薄一波说，汇报提纲里没有讲到专政，专政也是民主，保证民主。赵紫阳说，那不是一回事，对人民内部讲民主，对敌人是专政。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邓力群则说，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赵紫阳说，我们过去在根据地时也没有搞选几个人就设几个候选人的，那时候是差额选举，是真民主，进城以后反而不民主了。

此时几位研讨小组成员之所以特别谈到了三权分立问题，有一个背景。就在研讨小组开这次会议的前一天上午，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提出了批评，他说，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分立？他告诫不要迁就民主化思潮。因此，在研讨小组这次会上，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

赵紫阳说，要回下头看看这一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情况。最近小平讲了，无论如何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那是几个政府，耽误事，要注意不要受它的影响。小平着重讲，我们的行政机构要保证效率，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丢，定下来就干，不要互相牵制的很厉害。赵紫阳认为，行政机构要有很高的效能，这就涉及到立法、行政、党委，主要是党的领导、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关系，怎么搞得好一些？中国究竟怎么搞？原来的搞法行不行？人大是个橡皮图章，这怕不行。党的领导、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关系怎么处理？要有个笼子。形式上没问题，橡皮图章也合法，也是最高权力机关。但要改变流于形式的做法，又要考虑到党的领导立法与行政之间不能牵扯太多，不然不好办。

赵紫阳继续说，小平多次讲，民主和法制要相结合。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另方面，法律对施行民主也有所制约。这两个方面都要讲得很具体。如果一方面很具体，另一方面不具体，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专政问题也是个法制问题。

赵紫阳认为，目前的现状不改变不行，步子走的太大也不行，各方面跟不上，有个适应问题。要使民主化进程健康发展，一开始就不能出问题，不然出了问题就要退回来。

在这次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了社会协商对话问题。他说，社会民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基层民主，一个是社会协商对话。政协是个很重要的协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协不行，工会是重要的渠道，但是工会本身有个改革过程。现在政府与工会对话，工人不承认。理顺党与工会关系，工会本身的改革都要有个过程。解决了这些，政治协商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不一定。我们必须与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协商与对话，不然不行。这些东西比较重要，将来大型对话一年几次，可以由基层组织临时选代表。一些与现有组织的对话，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这是多年形成的。

专题组汇报提纲最后一段“充分发挥舆论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中讲到了新闻改革，提出了放宽舆论管制问题，赵紫阳认为方向是对的。他说，报刊就有这个问题。搞舆论一律，什么也不能讲，这不行。放开，行不行？比如批评一点了名，又不能申诉，也不能打官司，报纸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也不行。报纸开展批评，批评错了怎么办？报纸监督，过去是强调喉舌功能，传播党的声音、反映人民意愿，如果主要是监督职能占很大篇幅，都是讲阴暗面，还有个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没有民间报纸。如果现在有一张民间报纸专讲反面意见，肯定销路最大。这时，薄一波插了一句话，美国说赵总理支持《世界经济导报》，不知道支持了没有？赵紫阳说，没有。彭冲跟上一句，那个报纸问题多得很。

赵紫阳赞同专题报告中所说的新闻改革的方向，但他认为也要考虑到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如何防止出现这些问题？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际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提出，一个是方向，一个是在一定时间内能做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配套的东西。

薄一波接着发表了他对专题组报告的看法。他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这个阶段，说不民主，早就很民主了。说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丢，对那些犯罪团伙要坚决打击。但薄一波又说，现在我国官僚主义已经到了发展极点，很要命，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如我们的官僚主义。党政分开要在加强行政效率、减少机构、层次、人员上下功夫之外，其他方面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尽可能搞的简单点。特征是党领导，人大、政府都在党领导之下，不管是人大还是政府尽量少扯皮。说大问题，什么是大问题？这就是！县里搞五套机构，可笑！现在要少扯皮，机构重迭，一大堆问题在人大讨论，国务院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一提到他那儿就出麻烦了，比如三峡问题。反对者是党内的人，抓住一个问题反对我们的人，现在多得很。党外的人不敢，有党内的人支持，他就敢了。现在问题多，处在过渡时期。

赵紫阳接过话题说，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把政府的工作搞得很困难，不应该是改革的目的。人大既是最高权力机关，又在党的领导之下，政府也在党的领导之下。党政分开之后，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总之，理顺关系，发挥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作用，权力机关也要考虑让行政机关有效地工作。

胡启立说，将来不可能完全求同，大趋势是几套班子相互制约，不可能完全是一个声音，求异思维会发展。搞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民主与效率既一致，也有矛盾。调动了积极性会有效率，可是民主与效率还是有矛盾。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亚洲发展快的那几个国家，都不那么民主，台湾、南朝鲜、新加坡都是这样。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民主和效率的矛盾，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胡启立谈到，美国人分析，中国投资条件最好的地方是天津，因为天津开发区的领导人是党政合一的。你们汇报的第六页说党政分开，人事可以合一，这很有意思，是个思路，解释解释。

民主专题组的王晓东对此做了解释。他说，党政分开强调的是职能分开，而不是人事问题。胡启立接着说，要分得开，就得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这些条文细了就有打不完的官司，有很大内耗，各方面关系非常复杂。陈一谘插话说，人事合一可以避免出现两个决策中心。鲍彤则说，我的观点不一样，决策机构人员可以当国家领导人，但是党的办事机构成员不行，主要是中央。

赵紫阳在讨论中说了一大段话，表明他对执政党与人大关系问题也有很大困惑。他说：在整个体制中，各级人大问题很复杂，社会呼声又很高，一讲民主就要扩大人大权力，这很艰难，很复杂。我国是党领导下的人大与政府，政府大事党要管，具体事情政府管。所以党要管的事，大体上就是人大要管的。如果在党管的事之外，人大还要管更多，政府职权势必受到影响。中国的权力机关怎么体现？在理论与实际上都有一个怎么搞的问题。党政分开，党不是不管了，重大事情党决定，政府要确定施政方法，又要向人大负责。如果要理顺，在充分发挥人大作用的情况下，三者关系很难理清。一开始研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麻烦问题。

赵紫阳又说，一讲发挥人大作用，就涉及人大与党委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究竟如何，在中国搞到什么程度，很值得认真研究。世界上还没有先例，没有一个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搞法与我们过去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搞法也简单，执政党在议会占多数，通过就是了。当然它有反对党，我们没有反对党，但是不是党员代表就可以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投票？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把党的意志变成法律，这没问题，但所有的党员都投赞成票，那人大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如果离开党员身份只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投票，那又可能乱套了。看来，人大制度要有大的改革，很困难，难以行得通。

在会议结束前，赵紫阳再次强调，最复杂的是人大问题，要理清，要有个说法。他交代鲍彤说，我看这个问题政改办要好好讨论一下，反复议一议。

1986年12月，就在各专题组陆续开始工作的同时，中央政改办也开始着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

总体方案，即邓小平所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它是政改研讨最后形成的报送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和党代会讨论通过的总体性文件，是此次研讨是的最终成果。经过11月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和后来一段时间的研讨，赵紫阳和研讨小组的几位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大体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鲍彤考虑，研讨工作任务很重，时间也很紧，必须从进入研讨的第二阶段开始，就对将来的总体方案要搞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形成一个大体的思路。为此，中央政改办调整和加强了综合组的力量，调在文件起草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的政改办成员孙方明 、陈群林 加入综合组的工作。鲍彤还要求综合组的人员在平时就要始终想着这个问题，可以找时间采取“挂牌”（即公布要讨论问题，政改办成员自由参加讨论）的方式，邀请对此问题有兴趣的研究人员来共同讨论。

12月11日晚上，综合组首次“挂牌”，讨论政治改革总体思路的框架。这是政改办从成立以来第一次开始正式研究总体思路问题。这天晚上参加讨论的有鲍彤、陈一谘、陈福今、孙方明、吴伟、高山、顾云昌、徐冲、张占斌、陈晓鲁和沈荣华。

讨论由综合组负责人孙方明主持并首先发言。他说，明年3、4月份前后写给政治局常委的总体报告，是不是可以写实为主。至于将来提交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则重点要说理。梳理一下，可不可以有这样几层：一个是紧迫性和长期性；二是目标和重点；三是七个方面的内容；四是步骤和具体任务。高山说，写给政治局讨论的东西要实，纲目清楚。

鲍彤是个写文件的大高手，会上他向大家介绍了他以往起草文件的经验。鲍彤说：给高层领导写建议和给全党写文件，二者是有区别的。起草党的文件，有一个统一认识的问题；给领导的建议，领导大都已经知道的，或者是领导布置的题目，就不必谈什么意义。这两种写法不一样。给领导的报告，每次要有发展、要有侧重，还要考虑到如何转变为给全党的文件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讨论透一个问题，给中央写一个报告，最后把几个报告统在一起。但是要同步考虑，如何写向全党的总的说明文件。

鲍彤认为，总体思路和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不同。改革具体实施过程中，方案是非考虑不可的，但是在现阶段不是我们的重点。指导具体的改革工作将来是书记处、国务院的事，要靠一系例文件来指导，这是根据总的原则、方针来起草的。这些改革进程中的具体指导文件不应该是出自于我们办公室。我们要考虑的，恐怕是一个思路性的东西。

鲍彤进一步说，在专题研讨临近结束时，我们就要考虑搞一个全盘托出的东西，一个给下面征求意见的东西。要考虑到将来改头换面的问题，从现在起就要把我们研究的论据、思路、存疑的问题都提出来，留给深入讨论和将来起草文件时使用。专题小组汇报以后，每个专题向常委的报告，要由我们办公室起草，搞的东西要尽可能的充实一些。应当承认，有些我们还不能自圆其说，但是，提法要尽量准确。各专题小组不要在虚的问题上花太多的精力，要比办公室的第一次汇报有进展。鲍彤说，我的理解，（邓）小平现在的考虑是，要急于拿出几项现实的东西，能干点什么，怎么干。

鲍彤认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个问题必须讲，但能提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程度，恐怕要适度、要稳健。政改的基本原则，应该放在建设与改革的报告当中，政治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党内民主问题要放在政治报告中党的部分中去说（1986年12月初，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次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要有两个报告，一是由胡耀邦作政治报告，二是由赵紫阳作“建设与改革”的报告）。党以自身的改革来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这次会议之后，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潮。随之而来的是胡耀邦辞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冲击。政改办要应付来自左的方面设置的重重羁绊；另外还要准备向研讨小组的第二次汇报，同时继续推进专题研讨工作，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就总体报告的起草开过专门的会议。但是，从综合组几个人的角度说来，这根“弦”始终还是绷在脑子里。

1987年的3月，党内和社会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达到高潮，本来应该是初春的天气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倒春寒”。但是在中央政改办的“小气候”里，却依旧是改革开放的春天。此时，中央研讨小组已经陆续召开了多次会议，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设想和具体措施开始逐步清晰起来。早在2月份，邓小平又再一次叮嘱赵紫阳，十三大上要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随着研讨进程的深入，动笔起草综合报告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1987年3月7日上午，综合组开会，开始研究综合报告的提纲。在此后的几天里，几个人分头执笔，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写作大纲。3月21日上午，综合组几个人碰头，再次研究了这个综合报告大纲。陈群林在会上发言说，对正在进行的研讨工作要有一个大体的估计。现在的研讨成果有几种情况，一是已经研究了但研讨小组还没有定论的；二是已经正在组织实施的；三是基本还没有开始的。现在还有几个专题组的汇报紫阳他们还没有听，更没有表示意见。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反映到报告里，得研究一下。

综合组这次会议确定，要按照已经商定的大纲，开始动笔。当时这个提纲的内容包括十个部分：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二，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第三，党政分开；第四，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第五，政府改革，主要是机构改革；第六，司法制度改革；第七，公务员制度；第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第九，法制化；第十，党本身的改革。分工是，其中一、二、三、十等部分由孙方明执笔，四、六、八、九部分由政改办成员吴国光执笔，五、七部分由笔者执笔。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例会，讨论了由综合组起草出来的综合报告初稿。鲍彤在会上对这个稿子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个写法比较适于向中央常委报告。但要向全党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明，则需要按照另外的结构来组织。他说，一种是经济改革决定的写法，高屋建瓴，重点在说理，这是给全党看的。另外一种是简单写法，给中央高层领导看的，一讲要干什么，二讲怎么干。我们这个文件，我考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要干什么？比如党政分开等等；具体做哪几件具体的事情？一、二、三。前面再加一个说明。有一些规章则作为附件。他评论说，现在这个稿子，第四个部分写得好。你们要以第四部分为标准，再搞出一个稿来。现在研讨中只有六、八部分还没有搞清楚，别的都可以写了。

就在这一时期前后，重新组织起草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工作，也提上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工作日程。邓小平决定，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主持这件工作，将原来考虑的两个报告合为一个。赵紫阳对原来由胡耀邦组织的报告起草班子做了些调整，确定由鲍彤在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同时，主持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起草组人员也有增加。经起草小组研究，确定十三大报告中要有两个部分集中讲政治体制改革，即报告中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五部分，和讲党的建设的第六部分。这两个部分的起草都由中央政改办承担。于是，政改办派出陈群林、吴国光加入了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工作。政治体制改革综合报告由综合组孙方明负责，吴国光、吴伟仍然参与综合报告的起草。

4月3日下午，政改办召开例会，讨论十三大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部分该怎么写。鲍彤对会议作了一个小结性发言，一共讲了五条。他说，我赞同刚才发言同志的意见，第一，对于现状，可以讲点描绘。现状讲清了，坚持什么改革什么，怎么搞就清楚了；第二，坚持什么？三条，一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共和国根本制度；二是已经建立的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这里边第一个，人民共和国就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治理国家的形式，它可以使人民能够充分表达意见，管理国家。它的具体形式是需要探索的，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二是我们建立了这个国家机器，但是并不是我们一建立了它，它就能正常运转。怎么分工、制约、发挥出效率，也是需要探索的；三是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党执政，处在领导地位，但并不等于党如何领导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说，建立了但远还不是自然完善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过程。这样讲，就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讲清楚了。

鲍彤的第三个问题讲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说，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是从人民战争走过来的，在那个年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适应了产品经济。毛主席当初提不出我们现在说的两个转变，是他没有必要提，因为那个时候是搞阶级斗争，是搞产品经济的。现在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也不搞产品经济了，那就必然有个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那么政治体制呢？旧体制集中体现在权力过分集中，人治因素太大，对于长治久安、国家机器的协调运转是不利的。

第四个问题，鲍彤说，报告中对现行体制的弊端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小平同志在“8.18讲话”中明确讲到的，权力过分集中。就讲这一句话。要表明我们研讨的指导理论是小平1980年的讲话。第五，是要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提到前面来。长远目标不必发挥，不和高级阶段联系起来，近期目标要着重讲制度化。在讲两个转变（指“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时讲制度化，在近期目标时也讲。以这个话为起点，把制度化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鲜明的提出来。最后当然要讲，一是加强党的领导，二是党委带头。

4月15日下午，改办开会继续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的稿子。吴国光作为政改办派出参加十三大报告组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在会上介绍了他对起草党的建设部分的思路。他说，在十三大报告中应该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实现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变，向执政党的转变。这里面包括的内容有三方面，一是从非法斗争、武装斗争到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转变；二是从搞阶级斗争、领导群众运动到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三是从夺取政权的任务到集中力量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要实现这些转变，就必须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的关键是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开，党对国家的领导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党的力量在于联系群众，如果党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党自身就会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党的活力在于民主，离开了党内民主，党就会变成少数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

4月20日晚上，政改办还临时开了个小型讨论会，有综合组和其他组的几个同事参加。在大家讨论了鲍彤出的题目“群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什么要求”之后，鲍彤又谈到了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起草进度问题。他说，今天下午，陈小鲁、张占斌（“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联络员）找我谈民主组汇报问题，我说民主组的问题要拉一个单子。紫阳同志6月出国回来以后要安排三次汇报，6月下旬拿出总体方案来。6月底、7月初要向中央常委汇报，修改后到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七中全会可能在9月开，要讨论十三大报告的稿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讨论，更要提前一些。

此后，4月的23日、28日，5月的3日、4日、8日，中央政改办连续进行了多次内部讨论，研究、调整、修改政治体制改革的综合报告和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的稿子。此前，政治体制改革综合文件的标题一直都比较含混，有时称为“综合报告”，有时称为“总体设想”。在这几次会上，经过争论，大家对这个文件的题目最后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同意定名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

同时，大家还重点讨论了如何调整和划分这两个文件的角度和侧重点，并对这两个稿子的体例问题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两个文件，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提供给的对象不同，用途不同，侧重点也要有所不同。提供给中央七中全会讨论的改革总体设想，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虚的东西，要有，但不是重点，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干点什么，怎么干，步骤是什么。而十三大报告的两个部分，是报告给党的代表大会、给全党、全国人民看的，要更侧重于说理，要讲清楚改什么，为什么要改。但也有部分人担心，总体报告首先是要在政治局会上讨论通过的，写实的东西多了，太具体就可能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争论。这样做，不利于政改方案的最后通过。

到1987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上述由政改办负责起草的两个文件，正式的送审初稿都已完成。鲍彤向赵紫阳汇报了这两个文件的起草情况和讨论中的一些想法。赵紫阳同意了政改办的以下意见，即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作为一个在党的七中全会上讨论和通过的文件，讲到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较多，将来应该在内部掌握和择机出台，不作公开发表；而十三大报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部分，则侧重务虚，讲改革的必要性和原则较多，将来要让全党、全国都知道，都明白。鲍彤说，这叫一件事情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内部表达，一种是公开表达。

紧接着，这两个文件的初稿分别进入了不同的送审和修改程序。总体设想稿，报送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几位成员审阅。然后根据各位领导的意见，政改办综合组将进行再修改。而十三大报告的两个部分，则需要同十三大报告组起草的报告其他部分整合，然后才能送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按照邓意见成立的领导机构，部分代行中央常委职权）和常委审阅。这件工作，到5月中旬也基本完成。

十三大报告初稿完成以后，首先送赵紫阳审阅。赵紫阳认为，稿子总的结构还可以。他对阐述初级阶段理论部分比较满意，认为有新观点；而对党的部分不满意，但认为不是写作的问题；对于经济改革部分也不满意，认为没有讲清楚。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赵紫阳的初步意见是，政改部分多了，长了一些，可能是因为内容比较多。鲍彤解释说，是考虑到领导不熟悉，所以多写了具体的做法。将来中央领导看过了，就可以去一些干货，加一些虚的。

1987年5月下旬，十三大报告的第五、六部分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两个文件的初稿都已经大体完成。赵紫阳首先把十三大报告的部分初稿报送给邓小平看，同时他给邓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报告的起草情况。邓小平看了报告初稿后，5月27日上午请赵紫阳到他家中，重点谈了他对报告稿的看法。

邓小平先是从总体上评价报告初稿 ，他说，写得太粗了，太不活泼、不动人，语言多了，反而说不清楚。对于报告的内容，邓小平说，我对内容没多少意见。要说有些意见，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这部分。我们不照搬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分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主要问题是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邓小平说，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指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条内容：一是党政要分开，这是关键；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个报告语言沉闷，包括初级阶段部分。要使人能从报告中看出中国还要继续改革，这个报告就成功了。

最后，邓小平强调，左和右，仍应以克服左为主，因为左的积习很深，很难改。至于右的问题，一发现去解决就是了。经常妨碍我们的是左，反左纠左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精神。

就在邓小平对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批评当天，5月27日晚上，鲍彤（中央政改办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就召集中央政改办全体人员，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同时，鲍彤还传达了邓小平在5月22日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谈话。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5月28日上午，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听取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的汇报。会上，赵紫阳与研讨小组的其他领导人对邓小平27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体现效能、稳定的意见，也进行了议论。赵紫阳指示政改办，要在散会以后回顾一下前段时间的工作，研究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意见，要“反复议”。

邓小平的“是不是也搬了点三权分立”的说法，是一种含蓄的批评。这对于文件的起草者们说来，构成了一种巨大压力。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环境下，这种批评无疑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但是，起草者们所要考虑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怎么样才能既让邓小平满意，同时也处理好效率与民主的关系，怎么样在让政治老人们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在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当中体现出发展民主政治这个大的主题。

中央政改办于29日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邓小平的意见。会议由鲍彤主持。开会伊始，鲍彤就说，要认真讨论一下邓小平同志指示，回顾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接着，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如何估计前段时间的工作？哪些需要肯定？哪些需要完善？哪些需要重新考虑？今后20天我们要做哪些工作？下一步研讨中要提哪些基本精神？对邓小平的意见应该怎样认识？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要讨论一下。鲍彤说，6月下旬前，十三大报告要有第二稿，6月下旬紫阳访欧回来，我们对他走前提出的研讨回顾这个题目要有个回答；6月底、7月初要向中央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半年来的研讨，要将结果发到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鲍彤说，现在的问题是在立论上，效率与民主的关系怎么摆？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长期的。实行党政分开，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都要同时着眼于保证效率。

严家其（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在会上认为，提高效能要在四方面下功夫，一是党政分开，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二是解决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三是实行机构改革，加快行政立法，四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他认为，政改办对第二个问题讨论得较少，党政分开可以考虑几种模式，比如可以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总理，也可以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兼任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要有实权。

陈小鲁认为，我们在研讨和十三大报告起草当中，没有受三权分立的影响。主要的问题是在表达和结构方面没有突出讲效率，而整个思路其实是对的，措施和内容都是有根据的。

陈群林说，我们在十三大报告中确实没有讲三权分立，但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考虑得那么理想，那么纯。有许多条件的限制和约束，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近期目标是个关键问题，应该有所变动。怎样确立这个目标，直接关系到方案的设计。

陈一谘认为，我理解，小平不是说我们在指导思想和行文上的照搬，而是指没有突出效率问题。要有效率，就要有一个相对独立运转的政府系统。

鲍彤在大家发言之后，比较全面地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小平说，不搞三权分立，你们也没写，我看这是鼓励；是不是也搬了一点？这是提醒我们注意。我理解，小平讲的，就是不搞扯皮体制、无助于提高政府效率的体制，这种体制看起来很热闹，但不是当务之急。小平还讲，不要迁就民主化的情绪，这也是提醒，指的是不要把民主问题看得太天真、太理想化，认为一下子就可以搞到什么程度，能解决多大问题。

鲍彤说，如果是指这两点，要以此来考虑我们半年来的工作，是表达问题，还是个思路问题？这两个问题分不开。我们在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时，是掌握了效率这个尺度的，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长治久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从实际出发、效率、活力、积极性、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是注意了这些方面的。但这是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考虑的。我们对国家状况缺乏宏观的分析，这就使思路问题产生一个后果，即形不成完整的体系，在表达上使人感到我们是从概念出发，从而产生错觉。

鲍彤认为，我们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即效率与民主这对矛盾怎么处理？全世界都认为，这二者之间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恰当处理好难度很大。第二个难题是民主与稳定，如何找到适当的结合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集中要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好。稳定才有效率。近期应该着重解决效率与稳定问题。民主是长远的、总体的，效率是近期的、主要的。

鲍彤提出，现有我们各种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党，二是政府。党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效率，政府要提高日常决策与执行的效率，这两点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我们提出的关于党政分开的建议，是有利于提高这两个效率的，这里不存在党与政府之间扯皮的问题，也不存在削弱党的领导的问题。讲效率，最重要的，是党的重大问题决策的效率。我们现在要理顺党与政府的关系，讲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实行党政分开，这对党、对政府都有好处。由此看，党政分开的各项建议，都是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效率的，包括取消分管书记、取消党组，包括理顺书记处、常委、政治局的关系，包括基层党的工作重点是保证监督。这是个有效率的体系，不是个扯皮的体系，也不削弱党对政府的领导。要加强政府效能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这个理念，非常必要。

6月1日、2日两个上午，政改办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指示精神，研究如何修改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和“总体设想”。在讨论中，有些研究人员主张不去区分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鲍彤表示不赞成，他说，为了不吊高民主的胃口，目标分层表述很有必要，也是为了不至于使人民失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现行体制的弊端要讲，但是要讲得巧妙一些，改哪几条就讲哪几条，不一定集中讲。一些话小平可以这么讲，我们就不能这么讲，比如说讲党政分开，就讲在我们的体制下，党包揽的事情太多，影响到政府效率和人民的积极性；讲机构改革，就讲政府直接管企业，自己的事办不好，还影响企业的积极性。要明确而不平淡、鲜明而不刺激的讲。

关于近期改革目标，鲍彤主张就写小平的三句话，增加活力、提高效率、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不必深究这三者的内在关系，这三个东西归根到底是一个东西：官僚主义阻碍提高效率、压制活力，挫伤人民的积极性。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突出说明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政改的有限条件，讲到近期目标是有限目标，沿着稳定、效率的方向展开，抓住几个环节，即党政分开等环节，既可解决效率，又可以解决民主问题。抓住这些环节，就抓住了方向不可逆转。现在的体制就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这次撤销地方党委常委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解决了分管部、分管书记、分管常委的问题（指在原有以党代政体制下，地方党委设置直接领导同级政府某些部门的机构、分管政府某一方面工作的副书记或常委。经研讨小组讨论，决定全部取消） ，就等于取消了党委权力膨胀的载体。载体去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鲍彤进一步说，不是党的办事机关代替政府来工作，而是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工作，这就是党政分开（在原有体制下，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可以直接通过发文件下指示代行政府职能，目前状况仍然如此）。党政分开要说现行体制有什么弊端，要用什么方法解决，改了以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形势和局面。要让党代会代表得出结论，必须要这么干，目前也只能这么干，过高的和过低的要求都可以被克服。讲清了之后，就不会有失望与过高的期望。要写清楚，不搞三权分立，就是不搞扯皮体制；不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就是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扎扎实实地搞能调动人民积极性的东西。

6月4日，中央政改办领导人与综合组成员再一次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和“总体设想”的修改。鲍彤对综合组成员说，要回顾一下九个月来，称得上研讨结论的有几条，报告就要把这几条反映出来，重点要转成讲道理，有别于过去的稿子那样讲改革的内容。对于现行体制弊病的分析，不在开头讲，而是从解放生产力讲起，讲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一样，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都应该是解放生产力的体制。三中全会时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小平讲了话，但当时还来不及实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去年6月，小平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做了研究，现在向大会报告。

鲍彤强调，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分开，这是研讨的重要成果，只讲长远，不讲近期，则胃口吊得过高；只讲近期，不讲长远，则令人失望。实现长远目标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要逐渐积累。近期要确定一个既符合长远方向，又切实可行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有行政效能的体制。现在最大的任务是搞好现代化建设，要稳定、要效率，保证发展生产力，保证长治久安，要反对官僚主义。从根本上说，民主政治离不开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搞好了，民主就会更多一些。

对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写法，鲍彤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决稳定和效率问题，关键是解决党政关系，否则其他关系解决不了。现行体制其实就是党政不分的体制，所以现阶段政治改革的首要关键是党政分开，主要内容或重点就是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效率，提高人民积极性。对党政分开要讲清弊端，讲清必要性，讲清怎么做。党政不分开，削弱了党的领导，政府没效率，各种关系理不顺。要裁减党的机构，党在中央，地方和基层等三层有不同的职能。党实行政治领导。改变领导方式，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实行了党政分开，才有可能提高政府效率。为此，还要精简机构，实行政企分开之后，政府机构要符合新经济体制的需要，专业部门要裁并，否则政府管得太多，企业就没活力。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要加强，因此综合部门要加强。改革之后，人员素质怎么提高？就是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样干部人事制度就走上法制的轨道。

鲍彤认为，建设民主政治是发展的方向，问题在于怎么起步。目前我们虽然受到文化等多种条件的限制，但是保护公民权利、实现基层参与、实行群众监督这些方面是可以做到的，有利于提高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要讲选举、讲人大、讲绝不允许侵犯公民权利。党和政府怎么与群众加强联系？可以通过协商对话这个渠道，把这个重要性说清楚。协商对话具体怎么做不去规定，由群众来的创造，现在已经有了各种渠道。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协、群众团体都要代表群众的利益，这样来讲群众团体的自治问题。同时要开辟新的对话渠道，成为活跃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

鲍彤还说，司法的问题可以放在党政分开部分中讲，立法要保障改革，立法主要的内容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立法为改革服务。一旦固定下来，党的组织和政府都要照此办理，理顺之后，即走上制度化。最后要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过去的体制基本是好的，但是沿袭了战争年代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的建设，系统提出改革和根本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要通过长期的改革过程，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集中和人治的弊端。进行改革的时候要配套，不至于注意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

在这段时间，邓小平“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分立”的批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起草者们的政治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这也促使起草者们去反复讨论、分析和研究邓小平提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心理状态，逐渐地，大家对于怎样起草这个报告、起草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才能被邓和党内高层及全党所接受，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在1980年代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无论是赵紫阳也好，中央研讨小组的其他领导人也好，都在反复强调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实际？

1987年6月1日上午，中央政改办再次讨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稿提出的批评的时候，原任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副组长的黄海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为政改研讨中的经典。他说，我们总是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搞，只要能搞下去，哪怕只向前走一小步，也会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前进了一大步。这既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信念。那么方案该怎么搞？鲍彤（中央政改办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在政改办刚刚成立时，曾经对研究人员们说过：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方向要正确；第二，建议要可行。”所谓方向正确，就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所谓建议可行，就是要注意党内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要求，注意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鲍彤在这里说的“承受能力”是指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自身的承受力。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核心的主体，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这个政权是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风雨中走过来的，它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干部，它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早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现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就要对这种适应阶级斗争、军事斗争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使之适应执政与和平建设的需要，其艰难程度可想面知。其中，观念的改变尤为重要，也尤为艰难。

二是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承受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几百万在国家各个领域，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权力的干部。几十年的“一元化领导”，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化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再调整，也是政治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里面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利益，党的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党政部门与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间的权力和利益等，都要进行再分配、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触及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利益，触及一些潜在派别的利益，触及一些部门、团体的利益。他们会不会接受和配合这种调整，他们从心理上、观念上会不会支持这种调整，这是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是中央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的承受力。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彭真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还健在，还有一些主张积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层“理论权威”（邓力群、胡乔木等）们也都在，而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党内的中、高级领导层中对政治体制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承受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党内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四是邓小平的承受力。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全党逐渐树立起了领导权威。这个权威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1990年代所说的那种“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言九鼎的程度，虽然在形式上他不是党的第一领导人，但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虽然他在许多时候还要受到来自陈云方面的压力，和左的阵营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是党内老人们事实上的核心，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内外、党内外公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要考虑所谓承受能力，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邓小平的承受能力。他能承受，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被全党所接受；他不能承受，就谈不上被全党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说，邓能接受的东西，党内其他高层，其他老同志就都能想得通，能赞成，而是说邓小平接受了的，其他人就不会提出大的反对意见。

以上讲承受力的四个方面，在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这个阶段，邓小平的承受力是关键。

邓小平这次对于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无论是活力、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还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甚至是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都要围绕着效率这个主题。至于民主，那不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他明确地说，不能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邓小平的这些看法，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者们说来，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当时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不但要承受来自党内老人集团的重大压力，同时要面对着另外一方面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企盼。从当时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侧重于反对一党集权，主张党政分开，实现民主监督、权力制约、言论自由；而基层民众则侧重于反对腐败、反对以权谋私，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同样也必须反映这方面的要求，否则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就会对政治体制改革失望，对这个党失望。因此，赵紫阳、鲍彤，包括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认为，民主这面旗帜，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赵紫阳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明确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却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对人民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这就是说，报告的起草者们认为，民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必须有所反映。

应该说，多年来党内外知识界在政治改革的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这次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中都讨论到了。但是在纳入方案时，必须有取有舍。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于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来，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首先就需要邓小平通过。邓那里通过了，这个方案就能得到多数老人、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会，就可能被党代会、被全党所接受。对于邓小平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提，否则方案就通不过、搞不成。

鲍彤和政改方案的起草者们意识到，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不纳入方案。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

再说，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邓小平们这一代有着绝对政治权威的党内元老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中国的权威政治必然会呈现递减趋势，逐步走向常人政治。为了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党的稳定、国家的稳定，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许就会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者们无论主动或被动，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许多现在不能讲不能做的事情留到十年后再去讲再去做，其结果也许就和现在完全不同了。

大家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问题，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让邓小平和中央的这些老人们，让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党代会上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

理清楚了这个关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案怎么搞，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方案的起草者们都明白，文件的起草方法，是要紧紧抓住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研究他说过的话，用他的说法开路；同时把民众反映最迫切而现实又能做得到的东西加进去。按照鲍彤后来 的说法，就是“跪着造反”。

1987年1月9日，鲍彤在政改办的例会上强调说：“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把小平的主张搞得非常熟悉，熟悉到提到一个问题就能想起小平同志讲过的相关观点。我们越熟悉，以后走过的弯路就会越少。”事实也是如此。几十年来，邓小平在“改变党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状况、实行党政分开、党组织要联系群众、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实行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等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少符合民主政治方向的说法。这些问题，广大民众和改革实践也都有迫切的要求。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研究它，并加以阐发、细化。邓小平讲过的这个事情要落实，那个事情也要落实，要落实就要有具体化的组织措施，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方案。在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怎么办？办法是，只要原则对头，话不必说得那么尖锐，把它磨光，使它具有弹性，留有余地。

上面说得这些，笔者认为，就是后来赵紫阳、研讨小组及办公室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舍的不成文的、不能公开讲的基本原则。

那么，具体说到方案上，改什么，怎么改，就要有个取舍，有个折衷和平衡，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又要让邓小平和老人集团能够接受。不反应民众的要求，这场改革就失去了民众基础和进步意义；如果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不能接受，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底线，那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泡影。所以，6月14日，鲍彤在谈到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修改稿时说，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看了是否满意；一个是我们的研讨内容，是不是写进去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方案的具体写法方面，经过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反复讨论，确定，一是在总体目标的表述上，来处理民主与效率的矛盾。长远目标，高度民主；近期目标，讲效率、活力、积极性；二是在具体内容的各方面，都要体现效率这个主题。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都照讲不误，但是都要尽可能归结到提高效率上；三是民主问题所涉及的各项内容的处理，都要从理顺关系、明确职能，发挥各种组织作用角度去讲，落脚点是缓和协调各类社会矛盾、减少扯皮，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一来，效率，这个邓小平最关心的主题突出了，解决党权过分集中的问题涵盖其中了，社会和基层民主这个民众和知识分子最迫切要求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在后来的文件修改过程中，赵紫阳又多次发表了意见。虽然邓小平的批评对他这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组长说来，也同样、甚至可能有着比政改办研究人员们更加巨大的压力，但赵紫阳并没有屈从，去一味强调效率，放弃发展民主。他多次说，政治体制改革要讲清道理、讲清为什么一定要改，为什么只能有先有后的改，为什么这样搞，为什么搞这个不搞那个，为什么先搞这个后搞那个。基层民主还是要提，不讲民主是不行的，但是要有步骤。基层自治这个口号恐怕也还是要提。对于民主与法制关系要讲清楚，最后落到法制上。人大问题在于立法，要把法制部分带进去。我们与资本主义民主主要划清两条界限，一是不搞扯皮体制，一是不搞形式主义。

赵紫阳同意鲍彤的建议，十三大上不再搞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明文件 ，只搞一个十三大报告。但在此前向中央报告的时候，则要搞出两个文件，即十三大报告的第五、六部分（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和党的建设部分）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1987年7月底，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草稿，经赵紫阳报送给邓小平审阅。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但同时点了一句，“决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轮流坐庄那一套”。赵紫阳立即亲自在方案稿上加了一句，“决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不加这句话，邓小平不放心；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整个政治改革方案就会夭折。加了这句话，文件就顺利通过了。赵紫阳不在乎咬文嚼字，纸上的矛盾应该由社会实践去解决。因此，邓小平继续信任赵紫阳，赵继续得到邓的支持。

8月下旬，由中央政改办修改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8月27日稿）》报送给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27日，赵紫阳看后在稿子上批示：略有改动。可提交政治局会议上议定。赵紫阳在这个稿子上作了三处修改，都是有关党政分开的。遗憾的是，赵紫阳修改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按照中央研讨小组的设想，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党发起和领导的，其目的当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改良，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中，必须把握这样几个原则：一是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二是兴利除弊，发扬优势；三是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四是不搞一刀切；五是上下结合，党作表率，中央带头。研讨小组认为，遵循这些原则，就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发展。

关于改革的大体进程，研讨小组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施各项改革，需要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择机出台，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赵紫阳的考虑是，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届党代会的不间断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前进一大步。这就是说，已经提出的目标和改革内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时间也只能完成一个基本格局。要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需要后人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就是赵紫阳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发明人。

上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把握的原则和对于进程的设想，主要精神都写入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中共十三大报告当中。

从1986年10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正式开始时起，红墙内的研讨就规定了严格的“政治纪律”：保密。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也可以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党、政及各种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结构、权力和利益调整，涉及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干部的认识、观念和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也涉及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要求和期盼能否得到满足、在什么程度上得到满足。作为执政党研究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班子，在研究中涉及到各种意见、观点及对策措施，在没有由中央正式决策之前都是未定的，都在不断变化、取舍之中。如果不慎泄露出去，之后又发生变化，在党内和社会上就有可能引起震动，甚至引起轩然大波，直接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此间研究的东西，已经不是个人的学术研究，而是未来的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向。在中央未有作出决策之前，参加研讨的人确实不宜进行公开和宣传。

到了1987年的4、5月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中央研讨小组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许多具体措施大体明朗化了。这就为适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条件。特别是在此时，距离党的十三大的召开的时间已不足半年，进行了几个月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已经使改革舆论被完全压制。如果此时再不在党内外、特别是在高层干部当中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的宣传，让党内外了解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造成一种支持改革的大环境，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党的十三大上能否获得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能否得到全党的支持和顺利通过，都会成为问题。

1987年4月11日，中央政改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在中央党校研讨小组发的简报上看到，有好几个省的副省长在座谈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下点毛毛雨。他随即打电话给他随即打电话给时任中央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鲍彤 ，建议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形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胡启立说，该下点毛毛雨了，不然弄不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在十三大上可能通不过。

4月13日晚，中央政改办召集全体会议，讨论如何落实胡启立的这个想法。鲍彤首先发言，表示赞成胡启立的意见，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全党需要有一定的认识基础，要有思想准备，以免认识不一致，将来方案通不过。他举例说，这次全国人大（指1987年3月的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企业法，中央提出在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原有体制下，中共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许多人大代表反对，一定要在企业实行“党的领导”，结果搁置了。这就是缺乏认识基础。

政改办工作人员全都赞成胡启立和鲍彤的意见。政改办成员黄海反映，修改党章小组在研讨过程中，找了经委和民政部等座谈，发现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认识不一致。阻力不光是认识不清，还有利益问题，现在只有小平、紫阳两个人讲政治体制改革。

政改办成员孙方明说，一是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宣传，可以考虑搞一个宣传材料；二是选择一定时机，组织各省委和已经选出的党代会代表学习小平1980年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现在最迫切的，是如何提高党代会的2000个代表的认识。适当时候，可以把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十三大代表。

陈小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党内，如党的干部层，特别是改革当中将要涉及到的人。我们主要的工作对象是这一批人。赞成把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政改办正在摘编的关于邓小平谈政治改革的言论集）的材料发下去，也可以把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给中央常委的报告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张伟强调，要重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子树起来，鼓起大家的信心，他反映，上海一些干部听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时说，许多不是批判了吗？一些人认为，是国务院在领导政治改革，搞党政分开，是要争权。看来在反对“自由化”运动中，许多本来已经弄清楚的东西又混乱了。

鲍彤在会议最后说：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提高认识，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非常重要。一则，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改革与传统观念有非常大的变动，这一段有人批自由化批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头上，甚至批到了小平头上，可见承受能力不强；二则，小平已经讲了、定了，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十三大的重要内容，如果十三大提出来，而党员干部中没有思想准备，弄起一场争论，极为不利，国际、国内影响不好。

鲍彤说，进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重要的是选择时机，不可能过早，不应该过晚，两个条件决定了不可能过早，一是现在正在反“自由化”，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冲淡反自由化，破坏中央的部署？二是我们自己的准备工作到了什么程度，现在能够拿出来方案吗？但是也不能够过晚，十三大是十月份开，最少要提前两个月，考虑在七月的北戴河讨论，最晚在8月就应该用很大力量做宣传工作。两个月时间很短，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教育。

鲍彤认为，中心应该是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改革思想。要准备搞三个东西：一个是重新发表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二是搞个宣传提纲；三是编辑《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并公开出版。争取在十三大前两个半月前出来。建议七一重新发表邓小平“8.18讲话”，同时发一篇社论。

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了著名的“5.13讲话” （参见本系列稿件之十）。此后，整个国内的政治气候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果断刹车，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开始逐步恢复。在这一背景下，5月14日，陈一谘（时任中央政改办日常工作主持人）召集政改办各组负责人开会，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问题。会上确定了六个方面的选题，全室研究人员据此自行选择撰写文章的题目，由黄海负责统一协调。要求在6月份内拿出稿子，排定公开发表的媒体和时间。

经邓小平同意，《人民日报》准备在7月1日重新发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并同时配发社论，由此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提上日程。《人民日报》评论员、当时在中央政改办工作的吴国光承担了这篇社论的起草工作。

6月20日，鲍彤看了社论的第一稿后，与吴国光谈了他的看法。他主张以强调制度改革为社论的主要内容。鲍彤说，小平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社论就以根本问题是领导制度问题为题，谈政治体制是国家制度建设的根本。鲍彤说，邓小平这个讲话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中心，即制度问题更根本、更长远，现在进行以领导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如果把制度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有了希望。

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及其他各大报刊重新发表了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这次发表时，还恢复了第一次公开发表时删掉的关于赞成在国有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的一大段内容 。

配合这篇讲话的重新发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鲍彤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时，加入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是赵紫阳在“5.13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社论中再次进行了强调。

1987年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三稿。会上赵紫阳提出，近期要在全党范围内找100个人，坐下来修改十三大报告，在这个百人会议期间的8月25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专门邀请了参会的地方和企业干部开了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在中南海152会议室举行，由鲍彤主持。

会上，鲍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做了说明。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一样，作为基本概念是提出来了，但调子不敢唱得很高，因为，高度民主不是近期所能达到的。很难设想，初级阶段能有高度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越发展，民主就越发展。而且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有一定的矛盾，按照小平同志讲的，现在是以活力、效率、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与经济改革同步，与民主发展相配合，逐步完善起来。

对于党政分开问题，鲍彤说，党的作用和党委作用，党的领导和党委领导，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党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并不是每级党委、每个党委书记都应该是领导。如果层层讲领导，就形不成统一领导。十二大讲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组织这三个领导，这个提法较之文革时期的一元化领导是进步了，但这三个领导的说法在老祖宗那里查不到出处。思想领导对党员还可以，但对群众你就不能强迫。政治领导最初是列宁讲的，后来小平也讲。政治领导，应该集中于中央。当然省一级也有具体情况，怎么做还要研究。

鲍彤说，党政分开在十三大后中央要做，机构改革七届人大会后中央也要做。地方有个创造条件的问题，但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边能够干的下边就要干，这对于增强基层活力有利。这两方面的工作争取奠定一个大格局，其他方面工作的完善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是开个头。美国文官制度搞了七、八十年，我们有20年能搞成就不错了。要奠定大格局，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活力、效率、积极性的基础上，推动民主的发展。现在只是明确个方向。

1987年9月19日上午，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了政改办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一个半月之前的7月底，赵紫阳已将这个文件稿报送给邓小平审阅过。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此后，中央政改办又根据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的意见，对这个文件做了个别修改。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领导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作了一番总的评价。薄一波认为比较适当，也相当高，但是写上的都是能执行的，看来是可以的。他说党政分开要坚定不移。要逐步分开，但也不能绝对化。不搞一元化也不搞两元化，政府的事党就不直接管了。他说，小平最近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表达的很好。

彭真说，赞成这个文件，党政工作必须分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战争时期到建国初期，我们就是党政不分。国务院发文要中央批，这是战争环境的产物，现在必须改。现在有政权机关，社会组织，再管多了就是种了人家的地。非党政分开不可。听说有些党委书记思想抵触。我看今后党的工作多得很，工人阶级先锋队，忠实代表，领导核心，内政外交，作用一点不低。现在问题是包办代替，并没有真正成为核心。有一种错误观念，似乎批了条子才算是有权。党政分开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不要包办代替。谁做好上面写的这几条，我给他作揖。

习仲勋说，党政分开是历史转折，不分开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万里强调，书记应该是团结的核心，地方党委不强，什么事也办不成，赵紫阳解释，现在强调分开，准备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实现，加强与分开两个方面，现在要强调分开，“一把手”的说法以后也不再提。

列席会议的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却认为，现在文件中对加强党的领导强调不够。对于文件中提到的加强司法独立性问题，薄一波说，法官、检察官的地位要提高，不能成为党委的附属物。彭真强调，上下级法院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乔石说，法院院长、检察长现在都是安排性职务，这不行。要配备强有力的干部。王震提出，现在社会秩序很差，要加强法制教育、公民有守法的义务。

关于机构改革问题，赵紫阳说，十三大后马上要动手，七届人大的部门设置以及部长任命就要按这个来。富余人员的处理可以稍微放后一点。胡启立说，机构改革震动很大，中央与省要分个先后，不要一起动，免得影响工作。彭真建议，十三大报告中，不要讲机构精简，精简这个说法信誉不好，每次精简都不成功。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原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其提交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9月27日，邓小平在总体设想稿上批示:“完全赞成”。

1987年10月14日，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期5天，主要日程是分组讨论十三大报告稿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两个文件。14日下午，赵紫阳在小组召集人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党政分开》的讲话，并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作了说明。这个讲话稿，是鲍彤和中央政改办事先起草的。

赵紫阳在讲话中指出，从50年代后期起，一直是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是否承认这种体制作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之一。每搞一次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子是拐得相当大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讲话强调，现在提出的党政分开，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体制的一大改革。讲话还对党政分开的好处和意义作了说明。

10月18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据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讨论的政改办同事反映，讨论的气氛让人能感觉到与前三天里讨论十三大报告稿时有明显不同。大家严肃冷静，气氛凝重，比讨论报告稿时要明显谨慎许多。

讨论总体设想总共只有一天时间。但会后根据中委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总体设想共修改了25处，主要有，在开始部分加讲一段政改的意义；近期目标，加一句逐步完善的意思；党政分开的原则部分有个别修改；撤销党组问题上，提出公、检、法可暂时保留一段时间；党的建设方面，十三大实行常任制条件还不具备，可分步实行，代表人数问题可以不讲；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退休制度改革方面有修改；社会主义民主部分的标题，改成“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制度”，并加入人大工作监督的内容；允许组织新党的口子不能开，删除；政治体制改革原则部分，建议增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作表率、管住干部、强调纪律等几条。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正式举行。会后的公报在提到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时分别用了这样的措辞：“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前者是“讨论并通过”，而后者则是“讨论并原则同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按照原来计划，《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也是要和十三大报告稿一样，提请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后来了解到，由于预备会议讨论时对总体设想有不同意见的人较多，赵紫阳担心正式表决时出岔子，又考虑到这个文件会后并不准备公开，实施进程也是由中央掌握，择机出台，遂提出，不将这个文件付诸全会表决。所以公报中才用了“原则同意”的说法，而不是“原则通过”。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表示了邓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总书记这个职务，非赵莫属。但是，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中，还有另外一派与邓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老人集团。

邓陈矛盾由来已久，虽然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了上风，但是陈派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在胡耀邦辞职以后，他们属意的总书记人选是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邓力群当时是党内左的势力在前台的领军人物，得到党内保守元老的青睐睐。那段时间，以强硬保守派著称的政治元老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处活动，到处打招呼，拉赞助，提出要邓力群在十三大上做总书记。甚至当着赵紫阳的面，他就直接说，你最好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子，后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赵紫阳接受新华社资深记者，历史学家杨继绳采访时说：“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

赵紫阳这话说得不错。当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发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铺天盖地的袭来的时候，能成为改革开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赵紫阳了。自从1987年1月担任了代理总书记以后，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种场合，给这场反“自由化”划框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为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一干左派们的新的政治对手。在左派们的疯狂打压面前，虽然赵紫阳独木难支，不得不暂时退却，在一些场合也讲一些反“自由化”的话，但是他讲的目的，在于限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1987年的“5.13”讲话（“5.13”讲话主要批评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并讲到了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就是他这种“跪着造反”的典型范例。这个讲话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为中共十三大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种政治高压下，前面已经拿下了一位总书记，赵紫阳为什么还能如此大胆，敢于顶着这场政治风暴，公开地和左派们寸土必争？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另方面，也来自他对邓小平立场和态度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赵紫阳正是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敢于顶风大讲改革开放，敢于用改革开放来限制反“自由化”。

从邓小平方面说来，他之所以要支持赵紫阳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样是如此。在赵紫阳发表“5.13”讲话的20多年后，时任中央政改办负责人的鲍彤在同笔者谈到这个讲话时曾说：“碰到两个基本点相互冲突的时候，邓坚最后要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当四项基本原则要把改革搞掉的时候，他又认为不行了，还是要搞改革。邓小平是真正要搞“两个基本点”的。他为什么同意紫阳作5·13讲话？那是因为邓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后再继续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阳说的，现在大气候变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再继续反下去，那就要影响你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了。9月份就要开始十三大，当时已经是5月份，离9月份只有四个月了，再搞下去三大还能开成一个什么会？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会了？所以当紫阳提出，要把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邓小平立刻就同意了，这才有了紫阳在“5.13”那扭转乾坤的一举”。

1987年下半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层，有关十三大的筹备、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得到了扼制，整个党内和社会上的舆论环境也开始向改革开放方面扭转。7月1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开始在新闻媒体上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关于经济、政治改革的宣传文章逐步多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一个有利于十三大召开的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

但是，党内的左派势力们并没有因为十三大的临近，而放弃他们企图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的脚步、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通过的努力。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谈到过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给赵紫阳转来一封北京市副市长王大明的信，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小平讲，今后主要是反左，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等等。赵紫阳明白，反“自由化”这件事情并没有完。这些左派们还不甘心，而是在窥探时机，时刻准备掀起更大的风浪。7月11日，赵紫阳找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常务副部长王维澄，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赵紫阳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赵紫阳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赵紫阳知道，中宣部这种状态的根子，不在于两个部长，而在于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当时距离十三大的召开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赵紫阳认为，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政策在大会上得到顺利通过，就必须扭转目前改革开放舆论宣传方面的不力局面，解决党的主管宣传理论工作部门与中央唱对台戏、打横炮、使反劲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解决高层人事上入手。为此，在那几个月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变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接管。

早在1987年3月间，赵紫阳就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赵紫阳的目的是“掺沙子”，理由是，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增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陈云那里，陈表示不同意，认为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赵的意见。

随着十三大的临近，赵紫阳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他正式向邓小平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以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党内的老同志李锐（50年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1959年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1979年平反，后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具体写这封信的时间不详），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编者按：李锐信中讲的邓力群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是1940年代整风时，李锐被隔离审查。作为整风工作人员的邓力群借机和李锐的妻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发出来后，受到杨尚昆主持的党内会议的批评），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李锐还附上了当年杨尚昆主持党小组会批评邓力群时的原始记录。李锐亲自把这封信送给鲍彤转给了赵紫阳。李锐在信中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赵紫阳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阅后划了个圈，批了三条：一、旧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传；三、可做政治局(候补)。胡启立后来向李锐传达邓小平这个批示，但只传达了前两条。（第三条涉及十三大人事安排，在档案未公开前不能外传。本文也不便于进行说明。）

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邓小平对邓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担心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李锐信上的批示被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对邓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语中都说邓力群的好话，李先念说，“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但他们也不便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们那里通过了。

后来鲍彤对这件事情有过一段回忆，他说，1987年7月7日邓小平会见中央五人小组（指胡耀邦辞职后中央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领导机构，由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组成）之后，“启立找我说：‘小平同志说，邓力群的形象太坏。’这大概是小平的原话。启立告诉我：‘小平说，以后宣传工作，不要邓力群管了，由启立管。’他说：‘我一个人怎么管啊？我要成立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于是，胡启立就提了个名单，他说：‘我要找两个人帮忙，一个是鲍彤，一个是陈俊生，这两个人是帮得上忙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中央宣传思想理论工作领导小组。”

9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宣布，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成立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由胡启立任组长，成员有鲍彤（中央政改办负责人）、陈俊生（国务院秘书长）、王忍之（中宣部长）、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钱李仁（人民日报社社长）等。十三大后，这个小组又增加了一个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第二，撤消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他们是邓力群手下左派势力的中坚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对立态度，中央书记处就曾经以调整工作分工的名义，决定邓力群只分管意识形态，不再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个职务交由王兆国担任，并就此电报的形式向各省市发了通知。哪知道会后邓力群向陈云汇报发牢骚，陈云震怒，给胡耀邦打电话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结果，书记处的决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邓力群仍任原职。

一年多前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这次还要做。赵紫阳认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以后，由他任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也应该撤销，这样可以使其彻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论界的组织基础。为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建议，理由是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不再起决策作用，而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办事机构，其下面不宜再设一个政策研究部门。邓小平表示支持。

在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家里召见的中央五人小组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小平在会上还说，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先是在李锐的信上批示以同意邓力群十三大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条件，换取其不再主管宣传工作；后来因要换取他同意撤销其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便在原有的“候补”基础上同意邓力群十三大做政治局正式委员。邓小平在处理邓力群问题上，态度确实有变化，说穿了，是个策略。）

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的帮助下，邓力群对研究室的骨干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个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组部新成立的党建研究所。按照邓力群的说法，书记处研究室的撤销帮了他的忙。1989年之后，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销《红旗》杂志。

《红旗》杂志，同样是左派势力的大本营。当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所有中央媒体都参加了讨论，唯有《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按兵不动。后来邓小平批评说，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红旗》站到了“两个凡是”一边。熊复由此检讨，被胡耀邦保护过关。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中，熊复和他的《红旗》始终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是更是一马争先。为此，赵紫阳认为，《红旗》杂志不能再保留。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红旗》杂志的建议，邓表示支持。

《红旗》的撤销，没有像书记处研究室那样立竿见影，而是采取了分几步走的方式，前后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1987年8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宣布《红旗》总编辑熊复辞职，一副总编和一顾问同时被免职，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

１２月２３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会上胡启立传达了１２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１９８８年１月５日，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报中央书记处。１２日经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

这期间，胡启立到杂志社讲了一次话，他说，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

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创刊，邓小平题写了刊名。

后来有人说，《求是》杂志前身是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这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两个单位人员未变、都在一个地方办公，但是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后，《求是》才宣布创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

中共十三大前党内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博弈，从十三大最终开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提上全党日程这个结果看，是赵紫阳取得了上风。当然，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是完全无法取胜的。他胜就胜在了他掌握了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精髓。虽然在20个月以后，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仍然不免与邓小平摊牌，成为党内保守势力的又一个牺牲品，但是赵紫阳在1987年一力扭转反“自由化”的狂澜，为党的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做出的种种艰苦努力，仍然不失为中共党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应当为岁月所磨灭。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历史上以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著称。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做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提出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透彻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特别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可能，向全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报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等，所以后来被誉为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赵紫阳亲自主持下，由鲍彤作为起草组负责人组织起草的。

在这次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也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后不久，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

“常委政治秘书”是中央高层新设立的一个职务。5年前十二大时邓力群曾向中央提出建议，说他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必要设立政治秘书这样一个职务，他向中央毛遂自荐，认为自己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没有同意。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央常委决定正式设立这一职务，赵紫阳不避嫌，提名自己的秘书，对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十三大报告起草作出重大贡献的鲍彤担任，表明赵紫阳在十三大后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鲍彤担任此职后，将有权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任何层次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十三大上，最有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中央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差掉了原来被邓小平内定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邓力群。

实行差额选举，是十三大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改革。由于是初次在全国党代会上采用，差额的比例很小，要在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差额比例只有5%多一点。前几个月，赵紫阳为了让邓力群不再主管意识形态，不得已做出妥协，同意邓力群在十三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邓力群左的形象在党内极不得人心。一旦党代会的代表们在选举中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邓力群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被淘汰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从而也就失去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内定当政治局委员，甚至有人希望他当总书记的邓力群，竟然在差额比例很小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这在高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应该尊重选举结果。就这样，邓力群失去了进政治局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是赵紫阳出面向十三大会议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上中顾委常委。岂知在11月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常委的差额选举中，邓力群再度落选，最后只得担任了中顾委委员。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主持了会议。会议除了选举以赵紫阳为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外，还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邓小平仍然是党的最终决策人。

这个决议通过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一中全会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由赵紫阳致辞。在讲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赵紫阳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他们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今后，“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小平同志掌舵”，全场鼓掌。赵紫阳说：好，鼓掌就是大家赞成，就是全会的决议。大家又鼓掌。赵紫阳讲这番话和大家两次鼓掌，都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有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全体列席，邓小平和几位退下来的老人也出席了。会议是以全体鼓掌形式通过了这项决议，因而决议是正式、合法、有效的。但是，这个决议会后并没有被公布。

赵紫阳为什么在他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全会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在事情过去10几年以后，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1987年3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的一次谈话中 ，谈到十三大几位老同志的退休问题时说，他的意见是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对此，陈、李一直没有表态。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赵紫阳就此问题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最好只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赵紫阳回忆说：“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32－234页）

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那篇关于邓小平地位的讲话，是鲍彤为他起草的。在全会开会的前一天，1987年11 月1 日，赵紫阳找到鲍彤说，小平同志退下来了，一中全会上应该有所表示。为了表达对小平的尊重和感谢，不宜即兴措辞，需要有个底稿，届时基本上采取宣读形式，以示郑重。鲍彤就为赵起草了这篇讲话。”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一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安排。“紫阳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奉命而为。”

1987年11月2日下午，在十三大新闻发言人举行的酒会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会见了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赵紫阳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全文见198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在有外国记者问到“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时，赵紫阳说：“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对此，赵紫阳解释说，“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５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

有香港记者问赵紫阳，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有什么感想？赵紫阳回答：“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该香港记者又问到，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赵紫阳明确回答：“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联邦德国的一位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紫阳明确地说：“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87年11月24日，已经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向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和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的建议》，建议说：“我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请接受我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我建议，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以前，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赵紫阳的请求和建议，决定，由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

12月1日，赵紫阳卸任总理职务前，最后一次主持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与李鹏交接班。在这篇交班讲话中，赵紫阳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他说，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统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我们国家不改革过得去过不去呢？肯定过不去。以前我们常讲，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速度问题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赵紫阳强调，没有紧迫感，不真正下决心抓好，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即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越来越小，而且会更加扩大。几十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恐怕连现在的地位也保持不住，那就有可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开除‘球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

关于改革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赵紫阳说，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们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模式是什么也是明确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怎么进行，大的方针、政策也都有了。但是，改革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现在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如何较为平稳地到达彼岸，过渡到以新体制为主，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最大难题。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寻找风险较小的过渡形式，需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改革不可能没有困难。经验证明，每当我们考虑改革要前进一步、深入一步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情况，各种各样的顾虑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细心体察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承受能力，制订改革实施方案，不能操切从事，鲁莽轻率；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

赵紫阳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些已决定的改革措施即将出台时，或者在执行中发现情况发生变化，遇到意料以外的困难，原来的方案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势下，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坚持改革的总方向，从实际出发，调整原来的方案和部署，某一些改革措施可以放缓，而某一些改革措施则要加快。有时甚至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以便创造条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务必不要使改革停顿下来。

赵紫阳特别强调，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遇难而进，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导致后退，退到老路上去。总之，在改革的措施、步骤上，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必须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希望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都能够统一思想。企业制度的改革，物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以至机构的改革，我希望都能本着这样一种既要审时度势又要遇难而进的精神，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这篇讲话，可以说是离任总理赵紫阳对新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赠言。其中包含着他对近一两年来改革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群众的一些议论所进行的一些反思，也可以看出他对李鹏主持国务院之后，能否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一些担心和忧虑。鲍彤后来回忆说，“赵紫阳的这个讲话，不是我们帮他起草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

由赵紫阳主持，以胡启立、薄一波、田纪云、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其任务就是向十二届七中全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十三大之后，研讨小组的使命就结束了，设在其下面的办公室自然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7年11月7日，是个晴朗的日子。下午，中央政改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负责人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在这里等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接见。同时来到紫光阁的还有鲍彤领导的另一个文件起草班子——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全体成员。下午3时许，赵紫阳来到紫光阁，他先是同鲍彤等几位负责人握手，然后又举手向大家打招呼，说，好嘛，大多数同志都见过嘛。接着，他坐下来，分别与中央政改办、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人员合影。赵紫阳离开后，鲍彤领导的这两个工作班子的全体人员又在一起合影留念。

11月9日晚，赵紫阳委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代表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中央政改办的全体人员。温家宝在餐前代表中央宣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已经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历史性任务。作为研讨小组的办公室，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为研讨小组服务的任务。他代表中央，代表紫阳同志，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和大家一起举杯，为党的十三大顺利召开干杯。

11月10日，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全部到会。鲍彤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作为研讨小组办公室，我们的任务是为研讨小组服务。在研讨小组领导下，我们工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为研讨小组准备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所有的同志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当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能为此做一点工作很光荣。你们30几个人来自20几个单位。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随着研讨小组任务的完成，办公室工作也要结束了。昨天紫阳委托温家宝同志给大家以鼓励，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大家也都有所提高。我们这个集体是很好的集体，工作结束了，我代表周杰、光辉、家其同志向大家表示感谢。

这个由鲍彤领导的被称为“中央政改办”的机构，从1986年10月初成立，到1987年11月的十三大后结束，前后只存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政改办顶住了党内左的影响和势力的干扰，和反自由化运动带来的巨大困难和压力，很好的完成了研讨小组交给的任务。虽然它只是个临时机构，且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但它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良好的风气、开放而又敢于冒政治风险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党内许多了解内情的人的赞赏。它在中共历史上，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政治印记。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通过了赵紫阳报告中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意味着这场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主导的政治改革得到了全党的授权。赵紫阳认为，他当选总书记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实施十三大通过的方案，推动中共已经实行了近40年的党国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总的情况看，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国内外媒体，广大知识界精英都是热烈支持的，认为这个方案的实施，将有力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也有知识界的一些人认为，方案与他们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另外，在几个月前极力主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党内左派则认为这个方案将“动摇党的领导”。

11月10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政改办负责人鲍彤主持，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和全体研究人员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鲍彤在会上介绍了赵紫阳对于下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他说，紫阳同志最近讲，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下一步怎么展开，只有一点想法，还要与中央同志商量。鲍彤说，紫阳认为，有些问题要搞实施方案，有些就可以直接搞了。

鲍彤接着说，紫阳的倾向性看法有这么几点：

第一，党政分开已经着手进行了，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如何工作，要制定工作规则，党中央要从制度建设上带头。

第二，党政分开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实际上党内对这个问题思想并不一致，一致了才会搞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出问题。重点要放在企业，要理顺企业的制度。6号下午紫阳讲，他想亲自抓一下企业法。在两权分离、党政分开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要对厂长有所制约，到底制约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制约不行。党委保证监督，厂长与工会、与党委、与国家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参股者与企业是什么关系？企业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人事制度？等等。紫阳同志想亲自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拿出意见来，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是不是要考虑搞一个关于社会协商对话的若干规定。哪些问题应该协商，哪些方面在哪些层次上协商，包括新闻发布制度等等，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建议。

第四，就是机构改革。现在国务院已经成立以李鹏同志为首的机构改革小组，人事部、行政学院、公务员制度的研究，都要开步走。（作者注：这些问题，十三大只确定了方向和基本原则，具体实施方案和时间还要由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研究和确定。）

第五，明年各省市换届。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也要进行研究。

鲍彤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现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央和紫阳同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在座的同志们有一部分将会留下来，参加中央将要正式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的工作（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是负责为中共十三大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临时机构）。我希望，无论是回原单位的同志，还是留下的同志，都能够像过去一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那样，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内容，继续作出努力。

就在鲍彤讲这番话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一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常设研究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已经在筹备之中了。

早在十三大之前的7月底，研讨小组办公室在一份向中央研讨小组提出的“汇报提纲”中，就曾经说到，十三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后，后续工作量将非常大，看来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组织有关方面抓紧制定各项改革的实施方案。为此，是否需要提请中央设立专门的综合研究和实施协调机构，建议研讨小组考虑。

十三大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即从1987年11月至12月），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共召开了四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讨论到了在中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专门机构的问题。在第一次常委会上，赵紫阳就提出，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第二次常委会决定撤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设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11月14日，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确认。在此后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了新设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任务、人员编制和负责人名单。

1987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内部文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以下简称中央政改研究室），明确研究室的职责是“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同时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鲍彤在传达这个文件时说，这个机构的名字是研究室，无权“主管”政治体制改革；它的责任，是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国务院有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一样，中共中央确实需要有一个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有一个研究和协调机构。

根据这个中央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为中共中央正部级机构，主任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兼任副主任。研究室的局、副局、处、副处级研究员编制为20人。根据工作需要，原中央政改办临时借调的30几个研究人员中，大部分回到了原单位。其他未回到原单位而正式调入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有12人，他们是陈群林、孙方明、黄海、高山、顾云昌、王绍贤、吴伟、徐冲、周大力、沈荣华、张伟、白慧敏。陈小鲁仍然以借调方式留下工作；吴国光作为特约研究员仍参与政改研究室工作；不久又根据需要，调入李元（原中办调研室工作人员，十三报告起草组成员）、何家成（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成员）、唐欣（原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石肖岩（原《中国政协报》副总編）。实有正式在编研究人员共为17人。研究室下设综合局、党的改革局、行政改革局、社会改革局、办公厅等五个局级单位，另设一个资料室。原贵州省委副秘书长陈群林任研究室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

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地点，暂定在原中央政改办的驻地，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原定不久后迁入中南海，使用已经撤销的由邓力群任主任的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房子。但是，由于当时任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的宋平收留了书记处研究室的近半人马搞了个“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占了房子迟迟不肯让出，所以直到1989年6月被撤销时为止，中央政改研究室一直在中办招待所办公。

12月1日，鲍彤召开了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的筹备会议。参加会的有周杰、贺光辉两位副主任，和原中央政改办留下的10几位同事。鲍彤在会上说，近几天中央将下发文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正式成立。今天开会，我们酝酿一下机构设置、工作方式、课题安排等筹备工作。在我们这个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紫阳曾经出过三个题目，一是企业制度。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企业内部应该设哪些机构，应该是个什么制度，结合企业法的制定，要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一下。紫阳抓了两个班子，一个是袁宝华（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考虑企业法的修改；一个是吕东（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研究国营企业的承包租赁；紫阳出的第二个题目是协商对话制度问题，要搞一个文件；第三个题目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排排队，分出轻重缓急，确定由哪些部门来做。还要研究一下，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有哪些问题要提出来。

鲍彤又对几件应该尽快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他说，还有几件事要研究，一是袁宝华建议，在人民大学基础上成立行政学院，请几个同志研究一下；第二是中纪委改革的意见，一是内容；二是方式，都要研究。但要注意，内容限于十三大报告总体设想中的框子；第三，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这两个党委的工作改革问题。将来这两个党委要改为工委（“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指十三大后改设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这两个“工委”，不是中央的领导机构，而是设在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党组织，与各省、市委平级。按十三大党章规定，这两个机构不经选举，而是由中央直接任命产生，所以称“工作委员会”），是中央的工作部门。请黄海（党的改革局副局长）找几个人议一下，提出意见；第四是中组部关于换届问题的意见。鲍彤还在会上转达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意见，他说，薄老认为，省市机构太多，人员太多，是不是改变一下。紫阳提出，请宋平找人研究一下，换届问题上可以做哪些改革。这个题目请顾云昌（行政改革局副局长）负责，看看我们能提出哪些意见。鲍彤说，他曾经和宋平讲过，换届时，省长、副省长、厅长、副厅长中是不是可以增加点非党员。一个是要有；二是不凑数。与其让民主党派人员做人大政协的领导，不如实际一点，当个厅局长。

鲍彤说，第五件事，明天上午书记处有一次会，研究工会、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问题。据说工会有一个改革方案，步子迈的比较大。团中央也提出了改革意见，讲党群分开，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关系，与妇联、工会同党的关系不一样。怎么处理，要研究。

鲍彤最后说，近几次政治局常委开会，几乎每次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很紧迫。改革在中央已经提上日程，已经在不断的出台了。第一次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就研究了常委、政治局的工作规则。政治局开会后，发布了新闻。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的工作应该怎么展开？要争取主动。今天开会就是这个目的，大家要想一想，提出三个方面的工作清单；一是中央已经拟定了的，代表大会、政治局会、常委会定了的有哪几件事，要理清；二是中央已经提出了的，我们还没研究透的有哪几件事，比如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哪里开步走？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动态的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工作已经开步走了，情况如何，多长时间能完成，实施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提出建议。现在我们研究室同志文章写了不少，还参加宣讲，那么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到底应该搞些什么？现在有哪些文章、观点对我们有启发，哪些讲的还不够、不透，哪些讲得不全面、不适当，这些都要注意一下。

12月8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鲍彤、周杰在会上讲了话。鲍彤布置了下一步工作的任务，提出各部门要研究一下明年工作，要列出个计划。

鲍彤提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任务：第一，基层企业的党委与行政关系问题要研究，要搞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写入二中全会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第二，社会协商对话，紫阳很关心，最后要有一个向中央建议性的东西；第三个是各省市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原则上在各省市党委领导下组织运行，上边不授意。遇到省市决定干的事，有什么把握不定的问题来找我们，我们也要尽力提供帮助。因此要有意识的与下面建立一些联系，跑一些地方搞调查研究，第四，紫阳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新闻出版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提供哪些支持。这个座谈由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负责，鲍彤是其成员）秘书组组织，我们（指中央政改研究室）可以参与一下。

鲍彤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出台，四面八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我们要掌握，一是报纸上的文章；二是收集一下下面群众对政治改革的议论。要掌握宣传工作的动态，和群众较为模糊不清的问题。将来要有两个刊物，一是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二是互相通报情况的。

鲍彤这里说的两个刊物，是指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后决定编发的两个内部刊物，一个是对上的，叫做《政改要报》，发送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全体成员，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主要负责人；另一个，是对下的，叫做《政改通讯》，发送至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治体制改革相关机构作为工作参考。这两个刊物，由综合局负责编发。

由鲍彤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就这样开张了。在由此至1989年5月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它作为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参谋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破题和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起步，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在推进中国向现代民主政治政治转型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足迹。

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1987年初，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赵紫阳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改革中涉及到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变动。有人会得到一些利益，有人会失去一些利益，有人会得到这个而失去那个。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这一点，正确看待和接受利益的变动和冲突，领导要能正确处理。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跳出共产党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在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亲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赵紫阳政治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赵紫阳为什么会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笔者认为，这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是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鲍彤曾经对笔者回忆说，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是紫阳的一个深思熟虑的、一再坚持的主张。当时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在几次研究本文开头所述的社会矛盾、社会动乱问题的时候，紫阳都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十三大报告中写入社会协商对话这个问题，中央其他人当时都没有提到，我们这个做具体工作的办公室、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也没有提到，是紫阳一再提出来，要我们研究的。赵紫阳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人们的生活正在好转。据国际上的普遍经验，人均收入1000至4000美元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阶层分化，社会矛盾会激化，甚至会出现社会形势恶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考虑到，要有准备。紫阳一再说，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就是一个办法，就是要进行社会协商对话。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经多次谈到了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

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研究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5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七次会议上，赵紫阳再次提出社会协商对话问题。他说，社会民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基层民主，一个是社会协商对话。政协是个很重要的协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协不行，工会是重要的渠道，但是工会本身有个改革过程。现在政府与工会对话，工人不承认。理顺党与工会关系，工会本身的改革都要有个过程。解决了这些，政治协商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不一定。我们必须与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协商与对话，不然不行。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中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十三大前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并未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笔者认为，赵紫阳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不是要立杆见影，而是着眼于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为了让党内外充分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内容，198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评论员文章。该文由中央政改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人民日报》知名评论员吴国光起草，鲍彤亲自做了修改。文章指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独特的疏导沟通作用，是由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协商对话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一是‘直接’，二是‘双向’。这种方式有利于消弭误解和分歧，造成和谐、活泼的民主气氛；有利于实施民主监督，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有利于领导机关倾听来自群众的不同声音，减少失误，保证改革的宏观决策能够始终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有这些优越性，所以它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吴国光还写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不同的层次进行推广，保证全体人民都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参加协商对话的机会，行使他们管理国家、管理基层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使社会协商对话成为制度固定下来。”

由鲍彤担纲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起草一个题为“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87年12月初，鲍彤带领研究人员开始采用政改研讨时期的老办法，内部研讨加上召开座谈会，一边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边起草。

12月下旬，政改研究室连续召开以社会协商对话为题的各界座谈会。26日上午，开了北京市的企业厂长经理座谈会；26日下午，是企业工会座谈会；27日一天，是由团中央组织的座谈会。在座谈中，参会者介绍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一段时间来，按照十三大报告要求，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大体经过和经验，对如何开展和规范社会协商对话提出了看法和希望。特别是团中央的座谈会，总结了各地同学生、青年对话的特点和经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张和建议。鲍彤参加了所有这几次座谈会，并不断地向发言者提出问题，听取大家意见，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在此前后，政改研究室也连续召开内部讨论会，对社会协商对话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笔者的记录中，可查到的就有5、6次之多。鲍彤在这几次会上，每次都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提出了许多很精辟的见解。

12月22日下午，鲍彤在研究室内部研究讨论协商对话问题时说，协商的目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从积极方面说，有利于领导正确决策和发挥人民积极性；从消极方面说，是化解矛盾，防止大的社会震动。协商对话有两种，一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要注意双向的平等对话；另一个是横向的地方部门之间，各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前者作用是决策前，有利于决策，决策后让群众去理解。后者是群众相互了解，表达自己的要求。

鲍彤强调说，协商对话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要赶浪头，一哄而起，做什么都搞对话，我们这个文件的题目叫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若干意见，上面要有限制，下面也要实实在在。对各级领导机关也要有个要求。要调查一下，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期望值、要求和既得利益因素。

在12月29日上午的会上，鲍彤做了总结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搞协商对话，发展的不平衡。要提高质量，探讨规律，逐步形成制度。

关于中央一级的协商对话，鲍彤说，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根据这一原则，国务院所属部门要结合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找有关方面共同磋商，决策后针对群众中的疑点进行对话，求得支持。有关全国范围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突发事件，应向各界人士说明真相，准备采取的措施，求得理解和支持。要认真建立国务院发言人制度，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都要公开，尽可能的公开发布消息，回答记者的问题。中共中央应随时与各方面民主党派进行磋商。

关于地方和基层，鲍彤说，地方的对话要讨论政府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城市建设、市政设施建设之前要征求群众意见，决策后要有说明。基层单位的对话、本单位的大事可采取对话会的形式，也可以不采取，主要内容是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对于群众团体在协商对话当中的作用，他说，要经常性的研究群众的思想倾向，向有关部门提出对话的建议。要有意识的树立群众团体的威信。

在后来的几次讨论中，鲍彤还提到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在地方上，遇到重大的建设项目，如果当地人代会（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应该试行市民公决。决策还是由人大、政府来做。协商对话不是决策性的，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大家都关心的，牵扯到大家利益的问题，牵扯社会稳定的问题。市政建设在增加论证的基础上要告诉群众。重大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立法机关认为应该由人民公决、全民讨论的重大问题，由人大决定后交人民讨论公决。

二是要注意加强社会团体（如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的独立性。通过社会协商对话，对社会群众团体进行改革，使之逐步加强自主性、独立性，能够代表不同部分的社会利益，而不是仅仅作为共产党和政府的传声筒。

三是社会协商对话不能代替现有的政治协商渠道。要加强党派协商。要研究如何在文件中表达这个主题。

四是提出对话是要协调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要扩大或激化矛盾。协商对话原则是有利于解决矛盾，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维护正常工作秩序，有利于提高效率，不可搞成上街闹协商对话。

五是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对话中要讲实话，对话要办实事，承诺一定要慎重，一定是能办到的，否则是吊起了胃口而不能满足，不利于缓解矛盾。为了使许诺都可以兑现，对话前都要做好准备。

鲍彤还认为，要提高互相谅解、理解、妥协的态度。如果能宣传社会调和就对了。我们过去是搞阶级斗争，靠打击一部分人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不能这样。否则改革的基点就错了，改革要使大家都得益，要强调平等、民主的原则，要通过对话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教育，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要提倡互相理解、谅解的一种精神，来进行沟通。他还指出，对话不能代替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审判和法律的执行，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1988年1月8日，协商对话的文件形成了第三稿。政改研究室再次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这次会上，对于社会协商对话形式问题，鲍彤再次进行了归纳，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有四个层次，中央层次的全国性对话、地方上的对话、基层的对话和横向的对话。鲍彤认为，全国性的对话事关重大，问题不在数量，不在搞得热闹，而是应该搞的好，能够起示范作用，不能离开最重要的主题搞，这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改革。全国性对话，应该服务于改革，凡是改革当中的重大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要组织对话。

鲍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的这些讨论，在经过归纳整理之后，都写入了社会协商对话的文件。在这个文件形成过程中，赵紫阳一直十分关注，曾经多次催促过。到了1988年1月上旬，文件也基本成形。但是，后来这个文件并没有提交中央讨论，也没有成文下发。原因是在起草过程中，大家觉得，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协商之后，才只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各地积累的经验还不很丰富，过早地进行全面总结并且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利于进一步进行探索（笔者注：没有更高层提出不同意见。这样做，完全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文件起草者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大家认为，出台这个文件的时机还不成熟。）。1月8日研究室内部讨论协商对话文件的第三稿时，有人（是参加讨论的一位研究室同事，笔者没有查到名字。）提出了这个问题。鲍彤也说，现在是否具备了条件，作出一个规定，要分析一下情况。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对话开展起来了，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的生活现象，对缓解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安定团结、推进改革、活跃民主生活有重大作用。但现在看来，作为制度也许还不成熟，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提高质量、摸索经验、逐步形成必要规范，走上制度化。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请示了赵紫阳之后，政改研究室起草的这个文件并没有直接提请中央讨论，更没有作为中央决定下发，而是改换了一种形式。1988年2月初，鲍彤受命主持起草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报告。按照赵紫阳的意见，起草组将关于协商对话的文件经过浓缩之后，写入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三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稿，成为报告的第六部分。

1988年3月中旬，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赵紫阳的这个报告。报告中说：“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从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的这种思想和主张都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改革。赵紫阳在1989年“5月4日所作的“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不仅是平息那场正在走向高潮的官民冲突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也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公权力中的腐败就已露端倪。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已经表明，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导致中国社会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不满的关键因素，而腐败的总根源在于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当时，一些政府官员运用掌握的权力寻租发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一些掌权者及其亲友利用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当中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并存的机会，倒卖批文或计划内物资，低价进，高价出，伺机牟利；二是在市场经济开始向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获利机会情况下，一些掌握资源的机关，利用手中的资源为小团体谋利。特别是一些审批权的掌握者，趁机敲诈勒索。

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开始把反腐倡廉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项工作的出发点，他说：“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赵紫阳看到了改革中出现的价格双轨制漏洞是一些官员大搞权力寻租的体制性根源。他在1988年5月邓小平提出进行“价格闯关”（指中共中央1988年夏为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向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过渡而制订的改革方案，至该年9月，因发生抢购和物价大幅度上涨而中止）之后，立即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不能不说其中也有尽快堵塞价格双轨制这个漏洞的意思包含其中。

那一年里，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开始积极准备价格改革方案的同时，书记处会议也多次讨论了反腐败问题，认为，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关键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此，中央把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任务交给了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怎么解决基层的透明度和民主监督的问题？1988年2、3月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看到一份介绍黑龙江哈尔滨市农业银行搞了三年的农贷公开的经验材料。当时的农业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民，农业项目。给农民放贷款，难度最大，群众意见最大，吃、拿、卡、要问题也最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探索着搞公开。开始还只是公开农贷结果，贷给谁了，贷了多少，贷去干什么用。后来逐步发展，申请农贷要具备什么条件，需经过哪些程序，贷款利率是多少，回收结果如何，统统公开。结果，全行连续三年贷款平衡，而且把积欠的两亿多贷款收回了。搞得最好的是肇东支行，三年贷出去9000多万，没有发现一笔有营私舞弊的，没有一起农民告状的。这个材料启发了鲍彤。政改研究室马上组织了一部分力量，到地方、基层调研，开座谈会。

4月，鲍彤带领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分赴多个省市，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和讨论。研究室的孙方明、高山、吴伟、张伟等在鲍彤带领下去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几个城市，分别与省委领导、地方干部、企业人员进行座谈。在调研的基础上，鲍彤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紫阳同志：

我建议通过开放基层政府的办事制度，来解决这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弄权渎职问题。

当前群众强烈不满的具体问题，很多发生在基层的税务所、工商所、公安派出所、交通监管所、房管所、粮管所、供电所、计量所以至为群众安装电话的邮电所等所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层单位--浙江称之为“七所八所”。找它办事情，它就或明或暗地开出各种“条件”，勒索要挟，弄权渎职，没有好处就不为群众办事，得了好处又乱办事。有的“好处”被中饱私囊，有的则作为本单位的“福利”或“收入”。这个问题，带一定的普遍性，群众中议论很多。有些性质很严重，情节恶劣，令人愤慨。这个问题，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不正之风。因为，这些部门不是普通的行业，而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性质也越出了职业道德范围，不是风气正不正的问题，而是渎职违法的问题。

这些基层单位，点散，线长，面广，人杂，管理确实不易。他们处在第一线，直接处理社会事务。这些单位中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工作很辛苦。但只要有少数人弄权渎职，就会直接损害政府和群众的联系，败坏政府的声誉。

这类问题之所以屡屡出现，有很多方面原因，有干部素质和教育问题，有纪律松弛和监督不严问题。我认为，当前要着重抓开放办事制度这一条。二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尽可能地开放政府各部门的办事制度，便于群众监督。”这件事，可以首先从上述基层单位做起，条件成熟后再向上级部门扩展。因为基层处理的问题比较单纯，不象审批建设项目、物资供应、决定投资方面那样复杂（需要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规范）。上述“七所八所”承办的事情，诸如转户口、收税、发放或吊销营业执照等等，实际上都已有了具体的规定。问题是群众不知道，经办者就有空子可钻，任意胡来。可以考虑采取三条措施：（一）把现行的法规汇集起来，开出单子，如能作些修改补充，更好。（二）公诸于众，承办者一律依此办事，群众也有权依此监督。（三）把办事的结果出榜公布，如能公布受理的时间和处理的时间，更好。这三条并不复杂，如能办到，将形成并强化新的监督机制，推动基层政权走上依法按章办事的轨道。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反映，肇东市去年发放2800万元农贷，采取张榜公布的办法，至今尚未发现“以贷谋私”的问题。可见即使仅仅把现行法规或办事结果公诸于众，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进。这样，有利于保持政府的廉洁公正，有利于训练和考核干部（最近抽调的五十多万干部中，将有一大批进入这类岗位，应当把办事法规和办事纪律作为岗位前训练的实际内容），有利于提高政府办事的效率和透明度，有利于加强群众的监督，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少发达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有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近年来也在这样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得更好。

以上意见，我在四月二十一日向书记处汇报过。如大体可行，政改研究室拟配合监察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抓一两个市，进行试点。当否，请指示。

鲍彤

1988年4月26日

鲍彤在这封信中提到的三条措施，其实他在较早之前就已经提到过。笔者在当年的工作记录中查到，1987年4月20日晚上，中央政改办讨论“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要求”这个问题，鲍彤曾经谈到土耳其反对官僚主义的三条经验，就是首先要减少政府部门；其次可以规定，凡地方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拿到中央来，中央管的问题要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是规定好办事程序，把老百姓最关心的那些事情的办事程序固定下来，并公开，由主管部门去办。鲍彤认为，政治公开化，老百姓是蛮感兴趣的。要实行制度化，增加党与国家活动的透明度，让老百姓能够识别与监督自己的领导人。他强调，要不断的扩大对话渠道、民主渠道、监督渠道，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使领导者了解被领导者的要求，使被领导者了解领导者的活动，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或缺的。

鲍彤的建议得到了赵紫阳的重视。他在看到鲍彤的报告之后的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对鲍彤说：政府廉洁问题，要作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来。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条思路，如果能在“七所八所”问题上拿出一些办法，思路就有了落实的可能性。执法监督部门的规则要完善，对执法监督部门也要有监督。一般都提行业不正之风容易把人引到道德和风气问题上，冲散政府廉洁的主题。试点可以先在一两个城市进行。

鲍彤的这封信，被赵紫阳批转给了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信中提到的三条措施，后来被中央政改研究室总结成“两公开，一监督”，即在直接为群众办事的，包括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等被称为“七所八所”那些基层政府机构，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推进廉政建设。

在强调开展政府的廉政工作的同时，赵紫阳还提出，抓政府廉洁，防止官员的腐败，必须同时搞好群众监督。1988年5月9日晚，在赵紫阳的住处，鲍彤向他汇报工作，赵紫阳说，我们要进行反贪污受贿这样一场斗争。你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才好。赵紫阳说，要加强监督工作。现在不从整体上提出加强社会监督问题，光搞七所八所的“两公开一监督”也成不了气侯。要发动人民，通过各种渠道检举监督。可以从各方面吸收一些人来参加，各界群众，民主党派，现在不要对人民群众的责难情绪估计不足。现在人民的不满情绪还在发酵，这个问题不抓是要出问题的。我们现在的矛盾太多，有些问题马上解决不了人民可以谅解，但这个问题人民不会谅解，不解决不行。

鲍彤在不久后向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廉政工作的监督怎么搞，现在还没有研究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搞不好，执法监督单位都会出现贪污腐化行为。怎么搞？太繁琐不行，不严格也不行。紫阳讲，要监督监督者，这两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监督监督者的专门部门；一是有关部门的相互制约。我们谋求什么样的一种模式？要研究。

1988年5月16日上午讨论物价改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谈到廉政工作，他说，要保证党内机关的廉洁，要作为一件大事要抓扎实，不搞运动，不要全国统一部署，总口号是党政机关要廉洁，但要和企业划开不要搞在一起。在这个口号下不做统一部署，由各地各部门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求定措施，通过正常的机关、正常的渠道来做，公安、监察、检查等形成正常的制度，不要提党风，不要搞运动，要求要明确。在此之下，各地因地制宜，扎扎实实的去抓。

不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从1988年6月起，“两公开，一监督”在北京、上海进行试点。试点的具体地方，都选在了最繁华的地区，北京是东城区的王府井、天安门、北京站，上海是黄浦区的外滩、南京路。在这些地方的派出所、税务所、房管所、供电所、银行等和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基层部门试点“两公开，一监督”。实行几个月后，由几家报纸行了民意调查，群众满意度都达到70%到90%以上。试点单位都反应，一是廉洁了；二是办事效率提高了。

1988年10月10日，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市东城区廉政工作的汇报，他充分肯定了东城区的做法。在谈到廉政制度建设时，赵紫阳说：“你们的两大措施，公开办事制度和设立举报站，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并不那么简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有了办事制度，是否真正执行，需要监督检查。有了举报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总之，不能使这两个新的东西变成形式。”

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听取廉政工作试点情况汇报之后，北京和上海两个试点地方的经验通过媒体被很快传播开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行，很快就初见了成效。

笔者的记忆里，那段时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有关反腐倡廉的事情，值得写在这里。

1988年4月间那次去浙江杭州进行廉政建设方面的调研，鲍彤和同事们一下飞机，就被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薜驹直接请到了省委常委扩大会的会场。刚刚坐下，薜驹就问：鲍彤同志，听说上海市党政机关都在利用各自的资源为本机关搞创收（如有的政府部门利用本机关的招待所对外开放赚钱，有的则用房产对外出租等等），我们浙江可不可以也这样搞？鲍彤听到这个情况后，考虑了一下，说，上海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各级政府的干部，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浙江公务员、江苏公务员、上海公务员；第二，各级党政机关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是国家给予的，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应该拿来为本部门服务；第三，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样为广大群众增加收入，而不应该先考虑如何利用手中资源为本部门干部增加收入；第四，干部的收入也应该增加，但应该由国家统一考虑和安排。在会上，鲍彤还根据大家的提问，就他的看法做了详细的说明。

本来鲍彤一行还计划去上海调研，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上海就决定不去了。回到北京以后，4月24日，鲍彤在向赵紫阳作调研汇报时，谈到了此事。过了两天，鲍彤告诉我，紫阳已经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打了电话，要求上海市党政机关搞创收这件事情马上停止，不要再搞下去了。在此后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赵紫阳再次重申了这个问题。4月29日，江泽民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也就禁止党政机关经商问题讲了话，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见1988年5月2日《人民日报》）。

5月9日，赵紫阳在听取鲍彤的工作汇报时，又谈到了刚刚平息下去的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之风的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广东有些机关经商相当严重，上海的同志到广东去看了以后也想这样搞。这样还了得？要出大问题的，这么搞的后果是什么？是人民群众要闹事的。当然干部工资问题不解决，有好多困难解决不了。但是干部苦一点可以消除人民的不满，至少人民不会闹事吧？政府廉洁是群众消除不满的很重要的方面，我们至少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要有一套政策界限。

1988年上半年出现的这场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之风，是当时改革大潮中出现的一个不和谐音符，确实给改革，给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幸好及时被中央所了解并果断进行了制止，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损失。

2010年，笔者曾经看到中央编译局一位姓高的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赵紫阳“是全民经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包括军队、武警、公安、检察、司法、法院等权力部门经商。这种做法严重削弱了国家政权机构的执政能力。”看了这个说法，笔者谔然，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根据又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党政机关经商问题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是，说赵紫阳是国家机关经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严重地损害了赵紫阳的声誉和形象。笔者认为，对这种说法必须加以批驳，以澄清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说实话，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领导的中共中央虽然看到了政府廉洁的重要性，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但现在看来，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晰，措施也还远远不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80年代后期的公权力腐败，还没有像20年后这样严重，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对中共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还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的问题。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中腐败高发，是中共在进行经济改革，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的，是中共的政治体制设计中缺乏对公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必然结果。但在此前，这类问题一直被中共的主流理论家们归结于“行业不正之风“，“党风不正”。这时的赵紫阳、鲍彤们虽然提出了“政府要廉洁”的问题，看到了反腐败的重要性，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确实还缺乏“把权力关进宪法、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笼子里”这样深刻的认识，在理论上、思想上，经验上都准备不足，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思想政治工作”或称“政治工作”，是按照列宁斯大林建党思想组建的共产党组织的一大“发明”，后来又被中共推向了极致。按照中共传统的解释，它是指“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按照现代的带有一些贬意的通俗说法，就是对“群众”实行“洗脑”。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仍将其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作为中央总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十三大报告各项内容，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的政治对手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攻击，其中一项，就是来自基层干部的一些批评声音说他不抓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旧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并逐渐成为基层党委、党支部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基层专职“政工干部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成为中共“动员组织群众”，克敌致胜的法宝之一。这个时期比较流行的形式，如组织学习毛的语录和党的文件、干部和群众谈心、读报纸听广播、组织政治学习、向政工干部做思想汇报等。文革中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期，其形式主义发展到顶峰，什么“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一帮一，一对红”、“创五好战士”等流于形式的东西大行其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状态与毛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恶，已经基本流于形式。

面对“不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批评，作为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共产党员，赵紫阳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但是，他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过时，所以，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1988年4月24日，赵紫阳在和鲍彤谈话时说，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不要搞，当然要加强。但是这个加强，不能走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来。毛主席当年不是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吗？我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我们一方面讲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得讲理想道德士气。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不能涣散，而是要凝聚起来，要有个中心。现在提党政分开有人说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了，这是误解。

赵紫阳说，任何国家都需要同心同德，不能离心离德。过去几年搞拨乱反正批左的东西应该是破，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新的凝聚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民族遗产要研究。过去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要求太空、太高，做不到。要组织一个班子进行研究，总题目就是“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让人感觉党中央只抓物质不抓精神。

5月9日晚，在赵紫阳的住处，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鲍彤汇报工作的时，赵紫阳再次谈到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思想工作一定要围绕着四化建设、企业发展等等来搞，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努力要相结合。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怎么能让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点积极性。

探索出一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由此成了十三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高层工作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按照赵紫阳的要求，中央政改研究室决定成立由鲍彤负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成员有陈群林、李元、孙方明、唐欣、周大力、吴国光、吴伟等。

4月26日专题组的分工会，在传达了赵紫阳关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想法以后，鲍彤说，紫阳考虑，如果有可能把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作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大体上用半年时间，看看能不能搞出个文件来，要像过去搞总体设想那样经常向中央领导汇报。

鲍彤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提出党要管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造这两个字很有新意。党政分开以后，过去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重新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提高政工干部的待遇、职称、编制、机构等等。我们应该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研究新问题。这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有用的材料不多，要走出去，搞些调查研究。

1987年初，深圳报纸率先报道了深圳大学改革学校管理和学生思想工作的经验。4月初，政改研究室派出李元、周大力等几个人赴广东调研，鲍彤向他们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全面了解深圳大学在学生自治自律、党委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创新。他们回来后，4月30日，在全室进行了专题汇报，让人大开眼界。

深圳大学是1983年创立的一所新大学，短短几年内，学校就在机构设置、学生管理、团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大专院校前面。这个学校的最大特点，是近60%的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设有学生自律委员会，学生自己解决学习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学生自己有律师、审判员、银行。深圳大学的新闻系，他们自己办一个报纸，老师带着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都是学生值班，连打扫卫生的都是学生，没有专职人员。当时的教职工与学生比例是1：8，而国内其他大学却是4：1。学校的学生导师，不是由学校进行分配，而是由学生自主选择。

这个大学的学生们有一句话，让鲍彤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们印象深刻，学生们说，北京青年过着压抑的生活，而我们这里都是人。北京学生净搞政治，总想当总书记、当总理，我们想当的是基层店经理，并且把它当好。

鲍彤在听了深圳大学思想政治工作汇报之后，连声赞叹。他后来在一次对吴国光谈话中说，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格局的大变化。学校里没有人专门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党委书记是选举的，党委委员是兼职的，党员在学生中形象高大。人人自己教育自己，大家互相教育，这代表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中最宝贵的东西。鲍彤认为，这些试验也不是没有缺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新路子。过去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就是设专职党的干部、专职政治辅导员，就政治论政治，空对空。鲍彤认为，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企业和学校，学校主要是大学。

5月3日下午，专题组开会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计划。在会上，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不改造没有出路，群众失望，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现在群众要解决的没有人抓，而群众失望的东西我们无力管，群众喜欢的东西我们却在扭。要群众这样做那样做，搞不好会产生逆反心理，反宣传帮倒忙，好象一讲思想工作就是讲意识形态。现在一谈到思想工作，相当一部分同志有灰溜溜的感觉，一些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本能的反感。思想工作者和对象之间有一种距离，主动的东西少，被动的东西多，支持群众的主动精神少，空洞的、灌输式的与群众的愿望背离的东西多，抽象的东西比具体的东西多。

鲍彤说，过去在社会斗争很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一个口号可以把几亿群众动员团结起来。现在社会出现复杂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思想工作就不是我们的长处了。深圳的经验很好，它的整个思想工作都是社会业余的，形成网络式的综合体系。而我们现在还是老办法，从上到下灌的系统很强，老路子走不下去了。如果不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出来，人就始终处在压抑状态，这种情况在深圳大学生的发言中已经反映出来。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把一切有用的方面都调动起来，汇集到我们的大目标中去，要研究，不是要思想工作的对象适应我们，而是我们要适应新的对象。

5月4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开了一个小型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座谈会，团中央、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方面的一些领导和干部参加了座谈。会上，鲍彤首先谈了赵紫阳的一些看法。他说，紫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题目叫做“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改造两个字是紫阳说的。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讲必要性，二是抓什么，三是路子怎么走。不仅要加强，而且要改造，不改造就没有办法加强。老一套的脱离实际没人听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削弱，不能加强。

鲍彤说，新时期要走新路子，靠说教、斗争都不行。这个问题很广泛，是否着重研究一下工厂和学校。现在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好处，如果形成一个文件不行，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各级党委注意也是好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按老路子，恐怕有很多人要搭这班车，队伍、职称、班子、专职人员等等。现在看，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本身就需要改造。有人提出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方向是兼职化、社会化、群众化，我看不错。政工干部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政治集团，有自己的一套观念，拿这个东西当饭吃，离开这一套就活不下去，别的东西他不会干。这要改，就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部分人大概有上百万，成为长期掌握着一定权力、有共同的思维方式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对这个队伍要改造。

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过去是我教育你，你是被教育对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分离的。深圳大学改变了这种情况，没有专职的政工干部，每一个学生都是主人，处于能动地位，没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分。谁都是教育者，也都是被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划分是过去在秘密斗争状态下形成的。现在大众传媒很发达，一个精神很快就让全国人们都知道了，再讲先知后知的划分显然是不行了。

在5月16日、19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又多次谈到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人的问题都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思想工作不是简单的加强问题，而且还有个改造的问题。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要走出一条新路子。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基层党政分开、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如果不以厂长为中心搞是没有前途的。有些党的干部就不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离开生产能起作用吗？有些同志在争，他争的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争权争地位，这一点要解决。

会后，赵紫阳要鲍彤亲自带人去天津海河塑料厂去做一下调研，他听说这个厂的“学问很大”。赵紫阳说，你到那里去看一看，根本分不清哪件事是思想政治工作，哪件事是经济工作。每个经济工作中都有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中，人尽其才，多余的人不开除，但也要下来，在工厂内安排，把工人拥有的地位和厂长权威相结合。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生动活泼，分配、承包、个人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真正使工人当家作主，非常注意个人的志趣和积极性，好多都是自由组合的。对这一点你们要进行调查，总结一下经验。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赵紫阳在会上正式提出，要搞一个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并将其作为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这次会后，鲍彤亲自带吴国光、周大力等人赴天津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同时，派吴伟等几个人去武汉，到受到赵紫阳赞扬的武汉汽轮机厂同厂长兼党委书记于治安座谈，还去了多家大型企业，同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负责人、普通工人代表、工会代表就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了解了大量第一手情况。

武汉调研归来之后，6月14日鲍彤召开了专题组会议，会上由吴伟介绍了武汉汽轮机厂和其他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变两张皮为一股劲。生产经营的主体是人，人的精神对生产经营影响极大。要调整政工机构，减少专职人员，使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业余化、群众化。会上，鲍彤评论说，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大任务，就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减少相互摩擦。这靠派人去做是不行的。在群众自己的队伍中形成先进力量才能起作用。所以，不能搞专职。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进入5月份以后，中央常委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开始讨论物价闯关问题。赵紫阳提出，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各方面的工作必须为改革创造条件。新时期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要作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把保障价格改革的内容加进去。

6月初，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较小规模的学潮。起因是北大一研究生与社会青年打架，伤重致死。一部分学生借此为由发动游行到公安部。游行中有人提出了要共产党下台，国民党回来，认为中国现在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扬言继续扩大游行规模，并点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在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在提出公开案情，讲清事实，依法处理的同时，也提出要研究北大这类高校如何办，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

6月13日下午，赵紫阳召集胡启立（中央常委，分管宣传工作）、陈希同（北京市市长）、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汪家遒（北京市委副书记）、鲍彤等人开会，讨论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过去一讲加强，就是老一套，一是整人，二是训人，没有人愿意听，恶性循环，没出路。北大学生自己写了一份大字报，我看就很好，讲了北大文化，有十条之多，很多人认为写得不错。许多话为什么不能让群众自己讲，偏偏要让领导去讲？为什么不去武装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孤立少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争取中间，学生中的大多数不是反动的，而是存在糊涂观念。压一压是必要的，但你老去压它，就不行，一有问题就爆发。现在学生中有不满情绪，要正确引导，让学生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向学生说清楚，你们关心改革，搞过了也可能变成干扰改革。要告诉学生，分配问题，要增加透明度，方案要置于学生监督之下，机会均等。走后门找职业，不是改革，是倒退！要像深圳大学那样，让学生接触社会，有机会参加改革，这才是扎扎实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赵紫阳再次告诉鲍彤，思想政治工作是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或是主要议题之一，你们要抓紧工作。

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等几个人，再次谈了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要求尽快拿出文件初稿。

鲍彤主持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在7月以后改组为思想政治工作文件起草组，又增加了几位笔杆子，龚育之（中宣部副部长）、陈进玉（中办调研室主任）、吴稼祥（中办调研室政治组组长）等。所起草的这个文件，也初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所以仅仅把文件的适用限制在企业范围，而没有涉及到学校，是因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实行了党政分开和厂长负责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而学校相对之下就要复杂得多，几次学潮的发生，学校里西方思想的影响，学生中相对不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情绪，都让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畏难情绪增加。他们对于探索党政分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的抵触情绪也较大，而过去陈旧僵化的老一套思想工作方式方法在学校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暂时还看不很清楚，也说不很清楚。与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匆忙形成规范，不如允许继续进行探索。为此，鲍彤向赵紫阳建议，可以先搞一个改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问题，待时机成熟后再发文件。赵紫阳同意了。

鲍彤后来在和笔者谈到这件事情时说，如果没有1989年学潮和后来政治改革被迫停止发生的话，我曾经想在深圳大学先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在全国高校进行推广。但是很遗憾，没有了这个机会。

起草组在北戴河对这个“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进行了反复修改后，1988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十三大以后的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文件。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首先讨论了概念问题。李瑞环（天津市委书记）提出，是叫“改造”，还是叫“改善”？如果用“改造”，也应该把“加强”放在前面。乔石（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赞成这个意见，并主张用“加强和改进”。不用“改造”这个说法。

赵紫阳接着发言，他说，我做点说明。一开始我就是想用“改造”。政工这个概念在文革中很坏，讲政工很容易让人和专案相联系。这不改造不得了。当然可以照顾一下政工干部的情绪，但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对工作不利。所以原则上要讲改造，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讲学风，讲改造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既然这样讲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讲改造？我赞成把加强放在前面，但要加强就必须改造。不是要改造政工干部，而是要改造工作。光讲加强，不讲改造，加强不了。瑞环同志多次讲要照顾政工干部的情绪，我一直不完全同意。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会走出一条路来。对赵紫阳的意见，薄一波（中顾委副主任）表示支持，说文革那一套一定要改造。

李鹏（国务院总理）接着发言说，学校当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多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比如，是党领导还是方励之（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被说成是“自由化分子”开除出党。六四后流亡美国）领导？民主自由是不是政治问题？“改造”非用不可。要讲改造，有些方法过时无效，就要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项专业，政工干部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不然队伍不稳定。

李鹏曾经担任国家教委主任，对大学生的情况较为了解。他这段话表明，他也看到了思想工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主张“改造”，但他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减少专职政工人员的意见。

接着，杨尚昆（国家主席）、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等也相继发言，表示赞成“改造”。

尽管“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在政治局通过了，但在后来1988年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个文件时，对于是“改造”还是“改进”的问题还是产生了很大争论，许多中委或候补中委对“改造”这个提法接受不了。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向赵紫阳建议，考虑到争论太大，建议还是不用“改造”这个词为好。赵紫阳考虑，与其在这个字面上来讨论不休，还不如就改成“改进”吧。这样，这个文件的名字在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后，获得全会“原则通过”。

1988年整个夏天，赵紫阳都在忙于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的意见，多次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所谓价格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统一管理价格的体制，转变为市场自主调节的价格体制。与此同时，对于如何解决当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经济乱象如企业缺乏监管、地区间的壁垒等，赵紫阳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段时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后来成为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的一部分。这一思想，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那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早在1988年4月26日，赵紫阳在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谈话中，首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在考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问题。这是个重大问题，其中既涉及宏观又涉及微观。微观上要有法规、监督与及时对政府和企业行为做出规范，宏观上要规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要有制度规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规定上级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下级不能侵犯哪些，比如地方大包干以后可能出现地区封锁操作市场的问题。要有法规和制度条条，否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那些混乱现象不可避免。应该组织专家研究和考虑。

5月9日晚，鲍彤在赵紫阳的住处汇报工作的时候，赵再次讲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问题。他说，中央政研室要研究这个题目。现在不要忙于谈具体内容。要研究一下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概念能否成立？如果可以成立，大体上有几个方面的工作，恐怕会涉及建立新秩序、所有制关系、利益关系、法制的规范和保证作用等等。提出这个概念有没有好处？请大家提出总的看法来论证一下。

5月30日，在研究价格改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讲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有关的十个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括物价、工资、金融和流通体制、企业效益、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也涉及观念、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和行政法规等。他说，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欣欣向荣，而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么多？就是在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以后，商品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从赵紫阳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的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文化、教育方面的体制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赵紫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这个思想，是试图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已经提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整合和概括，提出一个总方针、总思路，以更主动、更全面地统领和指导改革全局。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商品经济(或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基础和前提；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则是商品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保证。以“建设商品经济秩序”立论，不但可以推动商品经济机制的形成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可以同时带动政治、社会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从5月中旬开始，鲍彤就按照赵紫阳的要求，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布置专人就商品经济秩序问题进行调研和收集资料。5月15日，他在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的全国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第一次系统谈到了他对“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题目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的思考。

鲍彤说，在中国，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叫做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在这个大题目下考虑我们的一切工作。他认为，这个大题目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比如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政企关系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规范等等。在这些行为规范当中，有法律法规，有制度规定，也有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这些规范，有靠国家制定的，也有在经济、社会运行中自发形成的；有靠国家的强制力约束的，有靠市场和社会规则约束的，也有靠人们自我约束遵守的。而这一切，都要从发展生产力的标准、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准来考虑。这些规范，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道德文明建设等等。而建立这些规范和严格按照这些规范运行，并实行强有力的监督，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最根本的内容。

6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开会，按照赵紫阳的部署，讨论了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问题。鲍彤根据他这段时间来的思考，首先谈了看法。他说：

紫阳出的这个题目很大，几乎可以覆盖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它到底应该包涵哪些内容，应该怎么着手去做，现在还看不太清楚。我们要抓紧进行研究，看看到北戴河会议前后，我们能搞到一个什么程度。

改革中的社会利益变动，引起人们对一些方面的期望值过高。现在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问题。当时提出先富起来的口号，没有想到现在出现这种现象，和我们原来想像的先富起来的情况不一样。改革初期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成了社会问题。

又比如政府廉洁问题。当初提出搞活经济时，也没有想到出现经济生活中这么多消极的东西，贪污、勒索、受贿，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到底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这种现象是必然发生的还是可以避免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腐败？它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会出现的问题，是否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某个阶段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现象？

又如缺斤短两问题。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商业信誉是至高无上的。在我们这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却是“无商不奸”。现在我们刚刚开始搞税法，但税制还没建立起来，税务人员执法不公，商人几乎百分之百偷税。搞典型抽查，查谁不查谁全看关系。在“国家利益”名义下，在“严格法制”名义下，干的恰恰是违反法制的事。而商人认为偷税漏税天经地义。在商人行为、政府行为都还没有规范化之前，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那么下一步发展还会出现什么问题，使群众对我们不满？现在看得到的，可能是劳动制度改革，工人失业，企业真正到了自负盈亏那一步就得这么干。我们现在企业机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一旦到位，遇到的根本问题就是企业的承受能力问题。紫阳最近反复讲到这个问题，所谓改革的承受能力，归根到底是企业的承受力。而要提高企业承受力，就要把企业抛到商品经济的大海里，到市场上去竞争。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一旦走到那一步，劳动结构优化，出现工人待业以后，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些问题，到底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避免的？紫阳曾经讲过，现实中各种让人不满的现象，大体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一种是经过进一步改革可以解决的；有的本身就不合理，但是有其必然性；还有一种是合理的，但我们的观点不适应，把它看成是不合理的；有的靠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有的靠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不了的。要具体进行分析。我们讲的商品经济新秩序，涉及广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包括在内。但主要的是什么问题？我看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秩序，甚至观念与现实的和谐，也是秩序的一部分，也要一起来考虑。

研究商品经济新秩序，就是要研究这些问题。要把现在和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放在历史环境的背景下，结合改革的发展进程来加以研究，说明人们普遍关心的东西。

在讨论中，大家又对鲍彤的发言进行了补充。有人提出，不仅有体制的转变，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转变，还有一个从小商品经济向大规模、现代化商品经济转变。没有这个转变，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就不可能。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是在现代化商品经济基础上实现的。现在我们封建垄断和大垄断构成并存，国家要引导、调整的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行为，要真干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攻坚，有几种前途。第一是走上坦途；第二是混乱，甚至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第三是流产。看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但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决策。

7月28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例会，再次讨论商品经济秩序问题。讨论中有人谈到，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权威，商品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现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发生违约、毁约、破坏合同造成的磨擦，根子在哪里？需要研究。

接过这个话头，鲍彤作了发言。他说：为什么现在搞了法制，反而使人感到不公正了？表面上看过去贪污腐化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人民公社下的问题还少吗？超经济的平调（编注：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物资按照行政命令方式可以随意调动，这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侵占现象很平常，只不过是在公有制的幌子下。出污泥而不染的情况很少。贪污而有效的政府或许还可以接受，贪污而无效的政府就让人更难以容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也不能理想化。

从1988年5月中旬开始，赵紫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的注意力主要在物价问题上。这一期间，赵在讲价格改革的同时，不断强调价格改革的配套问题，强调必须通过配套改革为价格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他讲到的为价格改革配套的一系列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也都是建立商品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

中央北戴河办公（指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在每年夏季例行到北戴河避暑办公，俗称“北戴河会议”）开始以后，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赵的大秘书）、龚育之（中宣部副部长）等几个人，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问题。这期间赵紫阳讲了下一步中央工作的大体安排。价格改革方案基本确定之后，要开中央工作会议，回北京开。要为会议搞一个方案，搞一个说明，讨论大家对价格改革提出的问题，紫阳要讲一讲。中央三中全会可能在10月份开。赵紫阳要鲍彤组织人手，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工作报告稿。

这个会上，赵紫阳谈了他对起草三中全会报告的想法。他说，物价改革本身三中全会可以不讲，主要是讲物价改革的条件。物价改革要深入，其他措施要跟上，其他跟不上，物价改革就不可能深入。关键是党组织的保证作用，思想团结、步调一致、严格纪律，廉洁问题包括公开监督、公平分配。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做一个题目。至于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问题可以提一下，但研究恐怕还不够，进一步展开有困难，好些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下。配套改革要讲必要性，关键在哪里，承受能力有多大。

按照赵紫阳的意见，这次会后，由鲍彤领衔，成立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起草组的成员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几经调整。最后确定的人员是：鲍彤、袁木（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郑必坚（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龚育之、张岳琦、陈进玉（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魏礼群（时任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陈群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李元（中央政改研究室行政改革局局长）、孙方明（中央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黄海（中央政改研究室成员）、何家诚（时任中共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吴稼祥（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吴国光（中央政改室研究员）、吴伟等17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原班人马。

7月29日、7月30日两天，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举行会议，讨论报告的思路。鲍彤在发言中谈到了党和政府、群众的关系、政府的廉洁和精简、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团体的改革、差额选举问题等问题。他强调说，现在是改革的关键时刻，对全体共产党员是一场考验。中央希望掉队的人少一点，但是肯定有掉队的，企业有破产的，腐败官员要被清除。官员中也有落后的和先进的。不能够按歪门邪道去搞，搞商品经济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去搞，形成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那些要升官发财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是走不通的，最后一定会被淘汰。在完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观念要实现转变，民主要增强，要形成竞争。

就在起草组按照既定的思路，初稿已经基本形成的时候，1988年8月30日下午，文件起草组再次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鲍彤传达了前一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决定，他说，物价改革的方案有变，要推迟出台。紫阳讲现在不稳定，现在大中城市出现挤兑、抢购现象，要出安民告示。明年改革的重点，转到治理环境、整顿和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深化和展开价格改革所必须的配套改革上来。我们的报告起草也要进行调整。

鲍彤介绍了这个决策变化酝酿的经过，接着他说，物价改革要不要搞？肯定要搞。但是现在遇到复杂情况，一是挤兑，二是官倒，三是中间环节，四是地方政府。所以，才确定明年主要是整顿秩序，治理环境。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当中，在许多方面缺乏规范，有人打擦边球和利用制度的空子谋取利益，发生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各种变通、灵活口号不径而走，你吃大锅饭他也要吃。光讲顾大局、靠觉悟、道德不行，要明确规定，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该禁止的要明文禁止，中央和地方权和利要有制衡。现在地方权力太大，真正权不在企业，国务院条条削弱了权力，反而加强了块块。官倒、官抽、官加，利用种种权力谋取利益，问题很大，比产品调拨时还严重。产品经济的控制手段放松了，新的商品经济的手段又没有建立起来。地方以此为扩大基建规模的来源，很多用超经济手段提取，把企业搞得很苦。在政企不分情况下一旦放开，就成了各级政府利用和扩大手中权力的机会。所以中央提出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搞活企业。宏观调控也要立法。实际上，现在我们施行的各项措施，都是改革深入，也都是商品经济秩序的建设过程。

从9月初开始，鲍彤带领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对原有的以“物价闯关”为中心的文件写作思路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把起草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和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问题上。

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参加了会议。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全体成员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旁听了这次会议和此后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并分别参加了各组的讨论。

9月18日、19日晚，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利用中央工作会议的间歇时间，两次开会，传达赵紫阳在会议期间对修改三中全会报告的意见。赵紫阳说，要把工作会议上提到的几个问题加进去，重点强调一下。一是要讲改革深化的问题，把价格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讲；二是环境要治理，但环境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是旧体制的弊端在新形势下的发作。治理整顿中要用到行政手段，是为了改革创造更好条件。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三是除了讲纪律外，党的领导，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都要写充分。四是思想工作、政府廉洁、党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等等都要考虑到改革的需要，有利于集中全党意志，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此后，起草组再次对稿子进行了讨论，鲍彤又作了最后的修改。23日，稿子报送给赵紫阳。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稿。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公报说：“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在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执政党、国家政权机关，到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凡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构件，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主动或被动地开始研究、制定自己的具体改革方案，并且先后进入实施阶段。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6月，在这短短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在各部门、各领域的进展有快有慢，深浅不同，发展并不均衡，在一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阻力重重，但毕竟已经艰难起步，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成果初显。

从本篇开始，将陆续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首先要讲的，是选举制度改革的一些情况。

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提到选举，常常在前面冠以“民主”字样，称为“民主选举”。但是，人们从这种“民主选举”当中却看不到最基本的民主：选举者没有选择权，因为候选人几乎从来都是等额的，而且选举者在实际上没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几乎都是要由中共的组织部门提名，并要向上级报批；被选举人之间没有竞争，既不能发表竞选演说，也没机会相互辩论。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各级人大选举，甚至各种“人民团体”的选举，都是如此。这一“选举”方式的发明者是毛泽东。自从1945年党的七大设立中共中央主席这一党内最高职务以后，就发明了这种“等额选举”，即在1名主席候选人中“选举”1个主席，在100名中央委员候选人中“选举”100个中央委员。到了后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推广到党的基层组织，继而又被普遍推广到党外，成为几乎所有选举的基本模式。此时如果有人要求在中国竞选，此人肯定会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野心家”之类的帽子。这种选举方式的结果是，凡事先经“领导批准”列入候选名单的人，照例个个当选，虽有得票多少之分，决无当选、落选之别。这种选举实际上是热热闹闹走个“民主”的过场，却根本无法体现选举者意志，名为“民主”，实际上是“党主”，“上主”，即上级领导作主。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以后，开始把“差额”引入某些地方的基层选举，即允许提出略多于当选人数的候选人，允许基层选民依法提名候选人，取得了一定效果。在这种有益尝试的基础上，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把“差额选举”的原则列入政改方案。这一原则，经十二届七中全会同意，当即在十三届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采用。因为此举在全国党代会选举中尚属首次，所以差额很小，只为5%，即在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由薄一波牵头，成员有王震、杨尚昆、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和中组部提名的大约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果然立杆见影。就在这次中共建政后党内实行的第一次差额选举上，发生了一个戏剧性事件：本来邓小平答应安排有党内“左王”之称的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进入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却因差额选举，邓力群的得票数落在其他175名中委候选人之后，不仅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落选，也失去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按照党章，中央政治局要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为了落实邓小平的安排，并考虑到中央高层内部的团结，赵紫阳建议大会主席团将邓力群列为中顾委委员的候选人（等额选举），以期其有机会当选中顾委常委。但邓力群在中顾委常委的选举中再度落选（中顾委常委由中顾委委员经差额选举产生）。这个情况汇报给邓小平之后，他表态说：尊重大会选举结果。此后，邓力群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一蹶不振。一些保守派老人和党内左派私下认为是“赵紫阳在搞鬼”，从而加剧了对赵的怨恨，为他们后来几次“倒赵”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十三大差额选举的这个结果表明，一旦选举人有了选择权，他们就会用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意志。“左王”虽不得人心，但如果是等额选举，无论如何也不会“选”不上，因为过半数票还是会得到的。一旦实行了差额选举，票数垫底，落选就成了必然。十三大上推行的差额选举虽属改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但作为一种体制上程序上的重大变化，让全党看到了中央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决心。

十三大以后，很快又迎来了地方各省市人大和政府换届的高潮。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选举制度改革在地方选举中开始全面推行。在各省市换届中，大都遵照既不包办，又要有领导的原则，普遍采取了候选人民主推荐、征求党内外意见、省委讨论、差额报中组部审批的办法。这种选举制度上的改革，虽然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但毕竟比过去的党委包办选举的方式有了很大进步。在选举中即使出现了上级党委批准的候选人没有当选，而选举人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的情况，多数地方的党委仍然做到了尊重选举人意志，严格依法办事。

1988年2月21日，鲍彤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开会，听取了社会改革局副局长石肖岩所作的全国各省市换届选举情况的汇报。根据中组部统计的资料，到1988年2月中旬，在已经举行了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的20个省市中，均出现了在已经报批的名单之外，依法由人大代表10人联名提名候选人的情况（依照当时的《选举法》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候选人除由本届人大会议主席团提名外，亦可由人大代表10人以上联合提名），共提名190人，其中正式列入候选人名单的有54人，当选的有7人，其中有副省长3人；有中央提名的3个省人大主任、3个副省长、1个省检查长、1个省法院院长落选；有6个省搞了人大主任差额选举（原来中央只安排山西搞差额试点，就是说有5个省出现选举人提名人大主任候选人的情况），差掉了3个由中央提名的人选，由代表提名的3位候选人当选；有5个省搞了省长、5个省搞了省法院院长、6个省搞了省检察长的差额选举，落选的105人，占候选人总数的23%；在选举过程中，有4个省市搞了候选人和选举人见面、对话。这种局面，各级人大代表大多表示支持。但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有人叫好，有人叫糟。有些人忧心局面失控，担心“党的领导”无法体现。

在这次会上，鲍彤谈了他对地方人大政府换届情况，和党内出现不同反应的意见。他说：在选举问题上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又要差额又要保自己原来的框框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群众（“群众”是中共党文化中最常用的一个概念，泛指非党员的普通民众）推选的54个省级候选人都是不错的，那么各种看法就应该可以得到解决。即使有不正常，判断的标准也应该是合法不合法，即使选错了也应该由群众自己认识。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看法未必就比群众高明多少，倪献策（1985年7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1986年10月被省人大罢免，后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其徒刑2年）不也是党的组织部门选出来的吗？一个群众自己提名的人可以选票过半数，这就说明党委应该考虑自己提名合不合适。这就是一种机制，是在宪法的轨道里运行的。这次差额选举解决了很大问题，对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过去的等额选举不利于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和群众拥护，搞了差额选举，工作上的阻力也会小得多，群众服气得多。如果选上来的都是好的，那就不可怕。好中挑好的嘛，组织部门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选举好不好，而是要考虑自己原来的方案对不对。现在可选择的余地还很小，将来差额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让群众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选举会更好。如果认为有问题搞收缩，对民主的发展不利。

鲍彤说，紫阳最近在常委会上讲，这样的选举很好，不必担心。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党委领导应该从工作考虑，不是对名单负责，组织部安排人有的时候还要换，这说明原来的考虑不合适。那么为什么不允许群众选举？说要“加强领导”，要搞清楚，一个是到底领导什么，二是如何改善领导。出现组织提名的候选人落选，组织部应该反思自己的方案与群众认识的差距。如果组织上提名的候选人竞争不过群众提名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要不要开党员会统一思想？没必要。你要统一什么？一是党委名单本身是差额的，你统一思想让谁当选？二是这样搞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民主原则不符合。如果从如何保证党委名单当选的角度来总结经验，那就不利于组织部门改进工作，也不利于民主发展。

讨论中，鲍彤提出要注意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选举怎么算舞弊的问题。他认为，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不能保证将来也没有。在什么情况下是非法的，要宣布无效？这应该有个章程。阻拦提名是非法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合法和非法的界限，不能应该有其他的界限。

面对地方选举制度改革中出现的这种可喜形势，鲍彤说，现在还不能讲民主趋势不可逆转。现在的主导方面应该是讲更好的发展民主，包括在选举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而决不应该从如何保证党委批准的候选人名单当选上总结经验，而是应该从如何选出更多更好的人，如何去做好选举工作的角度来总结经验。

1988年也是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的换届年。这是中共提出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后的第一次中央政府换届。在3月下旬即将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如何坚定推进选举制度改革，如何既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又要保证由执政党提名的国家主要领导人顺利当选，这个问题实际地摆在了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面前。

在实行多党政治的西方各国，各政党在议会中设有党团，在选举和表决中，议会党团大多要求本党议员按照党的意志和主张投票，这本是政党政治下的常例。在过去中共的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这也不是问题。但现在中共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了，要让原来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在选举和议案表决中体现民主，让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选择和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问题就来了：在中共党员占各级人大代表大多数（近80%以上）的情况下，人大中的中共党员代表是按照个人意志投票，还是按照党的意志投票？如果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投票，那么由中央和各级党委提名或批准的候选人就有一些人可能选不上；如果完全按照党的提名投票，那么“民主”又如何体现？人大代表的权利何在？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又何在？一时间，这似乎成了一个难题。

3月3日、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3月15日召开十三届二中全会，最终决定向七届人大提名的国家领导人选。为此，政治局首先讨论了人事名单。对这个名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七届人大如何举行选举、党员代表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评价和避免省级换届中出现的情况上。

赵紫阳在讲话中说，现在这个人事安排，是十三大人事安排大格局的一部分。十三大的差额选举搞得好，大家很高兴。各省搞的也是差额选举，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七届人大要体现民主，这次选举和各省市不一样，关系到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十三大的选举反应很好，比预料的要好。这次人大选举要尽一切努力使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格局得以实现，不能变，不能出笑话。这是安定团结连续性的标志，是我们政策连续性的标志和保证。二中全会的中心是人事问题，要有纪律，应高屋建瓴地对待这个问题。

时任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插话说，这是大格局要保证。薄一波建议人大代表中的党员要先开个会。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就曾经多次提出“人大中的党员代表如何投票”的问题，这次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党员代表是根据党中央的主张投票还是根据个人意见投票？这个问题在政改研讨中还没有最后解决。在党员代表占人大代表多数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党的意见投票就没有民主，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投票党的意志就没有保证。现在投反对票的主要还是在党内。

赵紫阳认为，恐怕还是要把问题分成两类。一种是按党的意志投票，一种按照个人意志投票。世界上各政党的议员都按照党的意志投票，我们在重大问题上（这里指由中共中央提名的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候选人）也必须按照党的意志。讨论一般问题可以自由发挥，但在重大问题上不行。这次要讨论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名单，是重大问题。二中全会也要讲这个问题，二中全会决议以后应该要求党员代表支持二中全会决议。这个问题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我曾经问过匈牙利的卡达尔（1980年代曾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政府总理），他们说他们也没有规定。我们要求党员维护的这个大格局不是指一般的部长，而是指国家主要领导人。

赵紫阳在会上听到了李瑞环（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市长）等几个在地方任职的政治局委员对当地选举的反应，认为搞乱了，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应该按照省委的意见投票，代表提名上来的副省长构成不合理，认为差额选举后遗症相当大。李瑞环还提出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赵紫阳在会上没有点李瑞环的名字，但针对他提出的问题说，各省选举的是地方领导人，这和全国选举不一样。现在宪法规定副省长是选举的，这恐怕不行，以后要改，改由省长提名，人大决定，人大代表可以否决提名，但提名权在省长。由人大给省长配班子，这个方法不行。

赵紫阳说，差额选举确有好处，其他的都可以实行差额选举，这要有个锻炼的过程。以后甚至可以考虑，省长将来也可以有两个候选人嘛。这时，会上有人提出反对赵紫阳提出的省长也可以搞差额选举的意见，赵紫阳没有再纠缠这个问题，他接着说，总之要有个过程。这次会前人大党组要把党员人大代表找来开个会，各省临时支部的负责人也要开个会。最近我见到小平，小平说我们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为了不至于影响已经展开的差额选举，赵紫阳在3月15日至19日召开的十三届二中全会讨论人事问题时讲了一次话，他明确提出，所谓要人大中的党员代表必须按照党的意志投票的“重大人事问题”，是指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国家军委主席。至于其他，如副主席、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等等，人大中的党员代表可以按照本人的意愿投票。

赵紫阳和中央高层当时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并煞费苦心地做出这种划分？当下的人们也许不很理解。说起来也并不复杂，当时政治体制改革中所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目的之一是让选举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本是民主政治下的常态。但在当时，如果在选举上完全放开，让人大代表完全自由投票，高层有人担心中共中央提名的国家主要领导人不能当选或低票当选，所以才提出了“重大人事问题”和“一般人事问题”的划分，规定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国家军委主席四个人选为“重大问题”，占人大代表大多数的党员代表必须按照中央提名投票，对其他人选则可自由投票，以保证“中央的人事大格局”能够实现。

赵紫阳的这个“把党员代表在人大选举的投票，分成‘重大人事问题’和‘一般从事问题’两类”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的支持。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人大中的党员代表遵照这一原则投票，中共中央提名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均顺利当选。

中共十三大报告称，“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可见，如果自称“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共产党自身都不搞民主，那么何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共产党把自己首先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全社会建立起民主制度才有希望。

那么如何才能使共产党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赵紫阳有过多次表述和思考，笔者概括为以下几点：首要的一条，就是从中央做起，要健全党的领导制度。赵紫阳认为，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使之民主化和规范化，不仅党代会要改革，而且党的高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书记处更要率先垂范，进行改革，这就是要确定和建立党中央的工作制度、会议制度、议事规则和新闻发布办法。要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

在毛泽东时期，中央开会毫无规矩，开会不开会，作什么决议，公开不公开，一切取决于毛的个人意愿。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国代表大会任期5年。因为毛泽东不想开九大，八大的任期被无端延长为13年。八大《党章》规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年年必须开例会；但毛泽东不喜欢，第二年就没有开，第三年总算开了一次，接下去连续10年又没有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八大《党章》关于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召开两次的规定，同样也是一句空话。从九大到十大，为了使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合法化，《党章》对中央全会多长时间开一次会，不作任何规定。

毛泽东还有一个“发明”，就是开“中央工作会议”。民间曾经有个说法，“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前面一句话与今日中国相比未必，但后一话倒是真的。在没有法治、制度又不健全的党国体制下，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共产党的办法就是“开会”。但毛泽东又不喜欢按照党章规定，开需要“报告工作”、需要中央委员表决的中央全会，就发明了开行政化的党政不分的“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员是中央、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书记、省长，开会的方式是布署工作式的，上边讲话，下面鼓掌，不需要与会人员举手通过，只要会后坚决贯彻“中央精神”、“领导意图”就好。

文革以后，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逐步确立。由于邓小平和陈云的政见不完全一致，相互不愿意见面，遂使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无法正常召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无所适从。

中共十三大后，根据赵紫阳的建议，1987年11月14日召开的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就规定了中央的最低限度的例会制度：每年必须召开至少两次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要向全会报告工作；每个月必须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每星期必须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对重大问题的结论必须经过表决形成。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同时制定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表决方式、程序，并规定，中央高层的政治生活应该做到透明化，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的结论，必须分别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公布。会议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会议公报，向党内外公布了这一消息，但上述规定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公开发布。至于十四届以后的中央还是否继续沿用这些规定，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的性质、设置、职权范围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此前的十二届中央书记处时期，虽然党章也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由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中央常委并不承担一线工作，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很少召开，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中央的决策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代行了中央常委的职权（笔者注：邓、陈、李均为“老一代革命家”，十二大以后，他们虽然仍然担任中央常委，但基本不参加具体工作。由于邓陈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相互不愿见面，所以很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至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大多靠文字、指示、传话等方式，通过各自的秘书班子及中办进行。他们的决策确定之后，由书记处具体落实）。赵紫阳认为，这种做法也是中央高层政治生活缺乏正常化、规范化的表现。

早在十三大前的1987年2月4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上，赵紫阳就说，现在书记处实际上是决策机关。党章讲是的处理日常工作的机关。将来，大问题留在政治局定，至少一个月开一次政治局会。现在的书记处就可能成为管理日常党务工作的机关，是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了。这是个设想。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到政治局里，不一定在书记处。书记处的工作也不兼政府工作。一个政治局会议，一个常委会议，定大事，书记处管日常党务、意识形态、思想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书记处的就可以大大减少，书记处的人数也可以大大减少。中央全会闭幕期间，代表全会、执行全会决定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政治局会议就不必那么多人，列席的也不必那么多。赵紫阳还说，可以考虑书记处设两三人或者三四人，或者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实际上等于这么一个关系，书记处对常委负责，常委对政治局负责，政治局对全会负责。现在最常务的权力机关是书记处，恐怕这得改。

中共十三大采纳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意见，修改后的党章对中央书记处的性质、职能做了调整，明确规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这样，书记处就不再是决策机构，而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处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机关。

在十三大后不久的12月5日，中央书记处举行第二次办公会，对几位书记的工作进行了分工。会上，赵紫阳建议，由胡启立分管常务、思想宣传、协调工作。对突发事件的协调，首先由国务院管，国务院认为需要党政军共同协调一致的，再提到书记处。该通过法律解决的由法律去解决，该通过企业和社会去解决的，由企事业或是社会去解决。群众上街游行的问题由治安部门去解决，法律问题不要政治解决。党务方面的协调工作，也请启立管。宣传小组由启立任组长、芮杏文任副组长，鲍彤、陈俊生、钱李仁、王忍之为成员。赵紫阳还讲到，电影、小说等总的讲要少管，中央同志不要去表态，不要那么紧张，要相信观众、群众有思考和分辨能力。宣传小组要管大事、动向性问题。

赵紫阳说，乔石同志分管党纪、中央组织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于1987年10月20日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有人反映，纪检工作以事实为准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是个大问题。乔石在七届人大召开以前，还要管政法工作。以后的政法工作，可由国务院设一位国务委员，管公安、民政、司法（指司法部）。中央不再设政法委，成立一个政法小组，由乔石同志协调。乔石表示同意，并提出中央政法小组下边可以不设专职办事机构。安全部不应该放在政法小组，可以由一位常委直接抓。

赵紫阳还说到“党风问题”，提出到底怎么解决要研究。他认为，有些问题很奇怪，越是开放的地方对党风的意见就越小，这要分析一下。芮杏文同志分工宣传工作，要围绕思想工作搞些调研，也会涉及一些经济工作。阎明复同志主要管统战工作，联系工会、青年团、妇联。温家宝分管办公厅，也要搞一些调研工作。书记处还要研究一下怎么开展工作，研究一些综合性的政策，比如知识分子问题。书记处要排一下，一年研究几次综合性问题，要有一个调研计划，请启立安排。

赵紫阳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们的支持。赵紫阳虽然当了总书记，但他把自身的位置摆得很正，他认为，这个中央总书记就是“大秘书长一个”。十三大后，在他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按照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决策，做了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十三大后，中央要求，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明确规定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按照这一要求，在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地各级党委都纷纷制定了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基本上都仿照十三大，实行了差额选举。虽然候选人的报批制度依然如旧，差额的比例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在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上级安排和批准的候选人落选的情况，对于约束一些干部的行为，改善干部与党员、与群众的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关于差额选举问题，还需要补充说一说。在十三大前和十三大后的党内、人大选举问题上，党内高层都有人反对直接差额选举，主张搞差额预选、等额正式选举，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体现“民主”、又可以保证上级意图实现。赵紫阳坚决反对这种做法，鲍彤和他的部下们对此也持反对态度。因为，差额预选，实际上给某些人留下了操弄选举的空间。十三大前和后来历次党代会（指十三大后至今的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搞差额预选的事实表明，预选都是在各省代表团内进行，总的结果并不向全体代表公示。各个代表团的代表都只了解本团内部的预选情况，不了解其他团的情况，更不了解总的预选情况。最后形成等额的正式候选人名单还是由中央高层领导人圈定，“大会主席团通过”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这种表面上“民主”，结果与过去的等额选举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换汤不换药。从本质上说，“差额预选”是欺骗全党、欺骗公众的“伪”差额选举。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号称的“实现了广泛民主”的选举，实际上仍然如此。所以，当时赵紫阳、鲍彤在差额选举问题上，都坚决反对搞差额预选，主张直接进行正式差额选举。他们认为，只有在有监督条件下进行有竞争的公开的差额选举，才能真正体现选举人意志，保持对当选人的压力，使他们注意联系群众，减少特权、滥权行为，防止腐败发生。

在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鲍彤主持的中政改办还曾经建议过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任制的问题。每届代表一经选出，任期五年，在任期内如有必要，即可召开会议，审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定重大事宜。遗憾的是，在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汇报这个问题时，这个建议没有被通过。薄一波说，到21世纪这么搞我赞成，但十三大、十四大恐怕还不行。赵紫阳也认为时机不成熟，还要考虑代表的平时活动、待遇等问题，常任代表实际上也很难发挥作用，也没有坚持这个意见。此后，这个设想更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实施了。

邓小平在1986年那段时间反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政分开。他认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一方面，他认为当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另一方面，他认为政府的婆婆太多，事事都要由党委讨论，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实事求是地说，他强调党政分开，要解决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含义都有。时期不同，他强调的内容也不同。在1980年代前期，他更多强调的是前者。

1980年10月25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要下决心改变党员高于一切群众、支书高于一切干部、党组织高于一切组织的状况。党委不能再包揽一切、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总之，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这次谈话，收入了《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85页)，但唯独删去了“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这句话。从年谱的这种处理，我们可以看出年谱编辑者的良苦用心，因为他们知道邓小平晚年思想的变化，到了1986年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讲到党政分开的时候，他的目的已经更多地放在了提高政府效率方面。

1986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外宾时说：“我们官僚主义多，机构重叠、臃肿。这事还涉及到党如何领导，党政要适当分开。”9日，他会见日本外宾时又说：“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涉及到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拖拖拉拉。更大的是涉及我们的党政不分，很多事情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邓在1986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的“党政分开”实际上是属于行政改革的范畴。

后来在赵紫阳主持起草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过程中，中央政改办负责人鲍彤出于“不能搞以党治国”的考虑，在处理党政分开的问题上，更多的侧重和强调了前面一种含义。他们认为，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实际上，这里面已经隐含了赵紫阳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想，包含了现代政党制度的一些原则，虽然是初步的，朦胧和不清晰的。

中共十三大后，在党政分开方面，出台的措施最多，遇到的阻力也最大。

首先，调整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工作关系。按照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分开后，中共中央的财经小组、思想宣传小组、外事小组、政法委（拟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仍保留，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和干预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有关议题，不再经由中央书记处审议，直接提请政治局或常委会决策。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划清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向保证国家机关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迈出了第一步。

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任组长。作为政策调研机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不干预具体案件，体现了党政分开，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省、市、县等地方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也应该相继撤销。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项工作并没有来得及开始。

“六四事件”之后不久，1990年3月6日，江泽民主持的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仍然统一领导全国的政法工作。此后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公检法依法独立办案仍然是一句空话。

其次，撤销设在政府机关中的党组。中共建政以后，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在政府各部门中，陆续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直接派出的“党组”，直接掌握这些部门的人事权、重要事项的决策权，成为保证党的领导、以党代政、破坏政府行政权统一的基本组织形式。

在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赵紫阳要求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改办，搞清楚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党组，什么情况下不成立党组的问题。在研讨过程中，经过对世界各国，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料进行的分析研究，鲍彤和他的部下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组织内部，才需要成立党组（或称党团）。党组的作用，是团结领导本党成员，在该组织内部贯彻本党意图。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府，是共产党一统天下，担任各级政府领导职务的都是由党组织提名任职的共产党员，没有必要成立党组。况且，依照宪法，政府是行政组织，是依据行政首长的行政命令进行运作的组织，党组的委员会制决策方式与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根本矛盾的。

当时的情况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都是党提名的，都是共产党员，但在这些部门中又都设有党组，党组的集体决策制度与法定的行政部门首长负责制直接相冲突。如果行政首长兼党组书记还好，否则党组起到的作用，就只能是与行政首长闹磨擦，同时安置干部，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这种党委、政府双重决策的体制，对于政府的效能产生很大影响，也不利于对错误决策的事后追责。邓小平在1986年反复讲，要实行党政分开，其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十三大修改了党章，新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团体和其他非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这就是说，不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不成立党组。宪法规定，“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这就是说，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是由国务院总理提名、由全国人大“决定产生”而非选举产生的，当然不必设立党组。按照这个规定，十三大后各级政府部门逐步开始裁撤党组。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只有人大、政协、工会、妇联保留党组；共青团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所以不设党组。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都不设党组。但实际执行上，十三大后撤销党组的过程在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进展不同。

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事情我与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商量过，我认为撤销党组的事情应该请组织部门负责，各部门不要来找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应该由组织部来具体落实十三大的这项决议。各部门的党组什么时候撤销、怎么撤销，由各地各部门向组织部去打报告，确定时间，做出计划。大概在1989年初的时候，有一次开会，宋平坐在我旁边，他主动跟我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情况大致是二分之一已经撤销，二分之一准备撤销。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邓小平曾经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但是随着赵紫阳的被下台，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偃旗息鼓，三年以后的1992年，中共十四大再次修改了党章，重新恢复了十二大党章的提法，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由此，十三大后被撤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中的党组全部被重新恢复。

第三，调整地方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实行党政分开，首先要动的是党的领导体制。十三大后，中央开始进行地方各级组织机构和人员调整，调整的方向是：地方各级党委不设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地方各级党委办事机构中与政府重叠对口的部门；根据党政工作的不同特点，调整领导干部的配备，并精简各级党委机构，减少专职党务干部。目的是通过这些措施，从机构和组织、人事安排上，减少党委机关对政府工作的干扰，保证政府部门独立开展工作，依法行使职权。这方面的工作，由于涉及到部门利益、人员安置等问题，在一些地方进展较为缓慢。

第四，改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推行厂长（经理）、所长、校长负责制。

早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取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问题。此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党内高层对此思想并不一致。1987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提出，要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工厂由厂长担任第一把手，是法人代表，企业活动的中心，在会上引发激烈争论，有很多人不赞成（鲍彤在传达此次会议情况时没有具体点名）。但是，当赵紫阳和其他一些赞成的同志，把企业党委负责制的弊端、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好处一摆，也就没话说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企业活动应该以厂长、经理为中心。中共十三大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

实行厂长负责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在基层贯彻党政分开的一项重大改革。那个时候的企业状况与现在根本不同，当时全国有几十万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实行的都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使厂长、经理真正成为企业的法人代表，成为企业事实上的一把手，要动几十万个党委、支部书记的蛋糕，工作的艰难、工作量的巨大，可想而知。但是，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坚定，措施有力，宣传到位，各级党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的国营企业基本完成了向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过渡，而且没有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造成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全国的事业单位，包括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报刊媒体等都开始照此办理，校长、院长、所长、社长负责制也开始纷纷确立起来。基层的党政分开，因为得民心、顺民意，所以推开以后，势如破竹。

1989年6月以后，“因为形势和政治工作的需要”，许多地方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开始回潮。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规定：“高等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试行校长负责制的范围不再扩大。”至于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回复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状态。

第五，推行党的基层组织属地化领导。在确立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同时，十三大还提出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党的基层组织属地化。企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原则上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逐步向少设或不设专职机构和尽量少配脱产干部的方向过渡。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是割断基层单位党组织与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关系，一方面为基层党政分开，实行企事业单位行政领导负责制提供组织上的条件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改革创造条件。但是，这项改革在进展过程中遇到了较大困难，始终没有推开。其阻力不在中央高层，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政府的各部门。比如说，鞍钢党委本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领导。按照属地化原则，要把鞍钢党委交给鞍山市委领导，地方党委的积极性当然很高，但中央的主管部门却不同意，理由是，鞍钢是中央企业，其党组织也要归本系统的党组织领导。

党的基层组织属地化领导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后来甚至基本停止了。尽管如此，从大形势上看，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这个问题已经不很重要。赵紫阳和鲍彤认为，当确定了法人是企业活动的中心，那么党委在企业中的地位就已经基本解决。至于企业党委是不是交到地方领导，要不要取消行政级别，就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可以交给时间去慢慢解决。

第六，党纪政纪案件分别查处。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要求，和当时由赵紫阳主持的中央的考虑，党纪、政纪、法律是性质不同的约束规范，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应该由性质、职能不同的机关分别处理。中纪委应该主管党纪案件查处，并集中力量抓好党纪、党风。各级纪委常驻各部门的纪检组原则上可以撤销。而法纪和政纪案件分别由国家司法部门和政府行政监察部门处理。对那些一时搞不清是应该由党纪处理还是经由司法程序处理的案件，处理的顺序，应该是先由司法部门处理。如果法院判决有罪，再由党的纪检部门和政府的行政监察部门根据罪名和量刑的情况，依据党纪、政纪作出处理。这个思路，对于在一党执政下，保证司法独立，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此项改革，赵紫阳和中央要求由中纪委提出改革方案。

但是，由于观念上的阻力、体制的惯性等各种因素的限制，这项改革未及完成，就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后被中止了。此后，中纪委和各级纪委的职能非但没有按照“党政分开”原则进行调整，党纪、政纪、法律的案件查处也没有分开。进入21世纪后，党的纪委、政府监察部门甚至公然合二为一，还发明了“双规”的办案方式，在事实上被赋予了侦察权，开创了一个明显违反党章、宪法和法律的不良先例。在案件处理的顺序上，与赵紫阳们的设想，恰恰反了过来，涉及党员、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案件，先是由党纪检部门立案和调查，根据情况先做党纪、政纪处理，然后“移送”司法部门。实质上，这是在未经法院判定嫌疑人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先由纪检部门认定是否涉嫌犯罪。这种做法，是严重有违于法治原则的。但是，就是这种明显违宪、违法的体制，却被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被不断加强。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中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在当今执政党反腐中的重要作用，但却不能不指出，这种体制与中共一再强调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主张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要落实这一原则，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对以往控制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制度进行改革。

在中共传统的党国体制下，为了保证“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舆论一律”，中国所有的主要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都由执政党或政府主办，被视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党报党刊”；几乎所有媒体业务和主要负责人都由党的宣传部门统一管理，重要问题要“统一宣传口径”，执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所有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媒体必须遵照统一口径。社会突发事件、社会敏感问题、社会阴暗面的报道被严格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媒体的新闻传播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和表达民众意见的功能被阉割，成了单一的党的宣传和控制舆论的工具。

1985年夏天，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原来由邓力群担任部长的中宣部由“三宽部长”朱厚泽接替，他提出了著名的“宽松、宽容、宽厚”原则。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严密控制有所松动。对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讨论能够见诸各种报刊，社会的一些敏感问题也偶尔被允许讨论。一些由社会团体或是表面是官办实质是“挂靠”开办的说不清其性质的大众媒体也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如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等。虽然这些媒体也要受宣传部门的监控，但毕竟比所谓“党报党刊”宽松了许多，其活跃的办报风格和各种支持改革开放的内容也开始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

1986年底，发生了党内保守派主导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被迫辞职，朱厚泽随之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中央宣传部门被邓力群手下的干将王忍之等保守势力掌控，一些媒体的所谓“自由化”倾向受到批判。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刚刚担任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和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鲍彤仍然明确提出，要坚持新闻改革的方向。

那年12月26日，中央政改办在讨论学潮问题时，鲍彤说，我们的新闻界严重地不适应，在这方面，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并不封锁消息。在这个问题上，慎重是对的，但要想点新办法，各大城市的党委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报道，可以在本市报道，不一定全都由新华社通稿。到底是讳莫如深好，还是公开各种意见让大家思考好？封锁不住又不采取对策，这不高明。

在1987年赵紫阳著名的“5·13”讲话中，他严肃批评了报刊宣传中的“党八股”，他说：“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写“大批判”文章比较顺手，但不善于搞正面教育，不善于写深入人脑的文章。党八股，简单生硬的说教，好比广东人说的“水过鸭背不透毛”，不能深入到人们的头脑里去。”“所谓好和差，主要看效果。正同经济工作必须讲效益一样，宣传工作必须讲效果。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中共十三大以后，改革开放再次成为中国的大气候，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新闻界关于新闻改革的呼声很高，许多新闻单位都组织了新闻改革的座谈会，要求增加政治开放程度，给媒体以更多的报道自由。赵紫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方面提出来。

1987年12月5日，在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办公会上，赵紫阳谈到了民意调查和民办报刊问题。他说，宣传工作要有点余地。社会舆论调查要拿一个什么样的方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这件事，有的甚至提得很高。我们当然也应该搞，但是不要保持浓厚的官方色彩，松散一些，适当给点经费，党和国家给一些支持，间接地管。赵紫阳说，民办的可以搞，但也不要过多，可以考虑通过报刊来搞。可以作为了解人民脉搏的渠道，作为决策依据。一部分经过筛选后可以公布。

在十三大前不久，鲍彤兼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央宣传思想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胡启立任组长）。1987年12月8日，在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第一次会议上，研究室主任鲍彤传达了赵紫阳关于新闻改革的一些想法：赵紫阳最近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三家“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新闻出版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哪些支持，试着搞一下。总的要求，一是增大信息量，更加开放；二是要求新闻界当好新闻渠道；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四是讲究宣传效果。鲍彤说，具体的方案研究工作由中央宣传小组的秘书组组织，我们可以参与一下。

这个时候，原来借调到中央政改办工作的吴国光（人民日报评论员）已经回到报社工作，但仍然担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他对新闻工作较为熟悉，所以鲍彤要他重点参与和跟踪新闻改革工作。

从1987年12月起，鲍彤和周杰（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在中南海连续四次召开了首都各主要媒体负责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副总编辑杨尚德、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副部长马庆雄、中宣传部长王忍之、副部长李彦等。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鲍彤、周杰、陈小鲁、吴国光，和中央宣传小组秘书组的李昌鉴等都参加了座谈会。

在上述座谈会基础上，1988年2月，有关新闻改革的文件以“首都大报负责人座谈会纪要”的形式起草完成，准备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的名义下发。这时鲍彤再次召集了各大新闻单位座谈，听取修改意见。

在座谈中，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认为，除了涉及外交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涉及敏感政策如民族宗教和统战问题的、涉及社会安定的这四点之外，都应该尽可能放开。关于媒体批评，他认为核心问题是审稿权问题，是发表批评稿件的决定权问题。他建议能否像解放初期中央关于批评的决定中的写法，一般由编辑部总编辑决定，由过去的共同负责改为事实部分主要由记者负责、政策部分主要由总编辑、编辑部负责。他主张被批评者的意见也应在大体相同的位置上发表。

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提出，读者现在对国际信息要求很高，要突破一点禁区。这涉及到宣传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报道有片面性，宣传要为外交路线服务，但不等于外交，还要重申新闻报道的特点。

《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建议有关部门最好不要对报纸的指示太具体，如参加奥运会的消息不能登一版之类的。关于批评，他认为扯皮较多的是社会效果问题，违法的倒不多。不能过高估计社会承受能力，舆论现在脆弱的什么都承受不了，其实主要是领导承受不了。《人民日报》理论版现在沉闷得很，不同的看法不敢讲。他希望党政机关不要对报纸过多干涉，他发牢骚说报纸是公共汽车，各部都要求登这登那，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接了一句话说，我们是无轨电车。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彦提出，不仅重大活动，还有突发事件是不是也可以增加开放程度。李彦还说媒体批评还有许多阻力，至于稿件送审，他认为征求一下主管单位意见还是有益的。会中谈到对于卖淫这类消极社会现象的报道，李彦认为硬性规定说不准报道也不好，不报外国人也知道。

最后鲍彤发言说，文件中有三件事很费斟酌。一是国际报道与外交表态有联系也有区别，但一时不好处理。先研究着，特别是请新华社和广播电视部认真研究一下作为专题，这个文件先不涉及。二是现在这个文件没有从程序上说，只是从责任上说，是否送审报社自己决定。报社应该会谨慎地使用批评的权利，这对加强法制观念有好处。三是报纸应该议论风生，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多，议论不活跃，怎么才能议论风生。报纸工作的心血就花在这儿，报纸应该有助于形成健全健康的舆论，这本身是最大的监督。

鲍彤还说，纪要中提出的东西不马上要求全国都去做。现在面上不要铺宽，中央宣传小组同意我们这几家在这些方面有侧重的进行探索，这就可以了。宁可起步慢一些，宁可要求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是应当是扎扎实实的努力，将来我们的新闻事业到底应当是个什么格局？报纸是否也应该分成两大块搞双轨制？一部分报纸是党报，一部分报纸只是接受法律和行政监督。在私下里，鲍彤对吴国光说，没有私人办报不可能真正有新闻自由。

据吴国光在他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记载，1988年1月5日晚上，针对正在起草的有关新闻改革的文件，鲍彤和吴国光做了一次谈话。鲍彤认为1988年的新闻改革，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主要是做好四件事：第一是以更加开放的精神把几个重大事件活动报道好，如二中全会、人大会议等等。要求在十三大报道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更加开放。第二，建议把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会议的消息发布的工作制度化，内容尽可能充实一些。一些不宜详报的事情也最好有个简要报道，以提高政治的开放程度。建议有关部门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开质量较高的新闻发布会，尽可能搞些记者招待会。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今年要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组织一些高质量、经过充分准备的对话，筛选后认真组织报道。报道对话的形式要多样化，可以包括原始记录、述评、记者感受和综合新闻等等。第三，在舆论监督方面，鲍彤强调报纸批评、舆论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因素，首先应当积极开展批评，要揭露不健康现象。既包括领导作风上的问题，也包括社会上的不健康现象，两方面并重，批评不在数量，不追求数量，重点是着眼于问题的普遍教育意义，着眼于批评的准确性。批评要讲责任，被批评者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批评。文件中应当要求各级党委指导和支持新闻单位进行批评，善于利用舆论监督作为改进工作的渠道，发现不正确的要提出来，护短要制止。在谈话中，鲍彤提出在很多方面要给报纸以自行处理的权利，报纸要以更多篇幅报道有实质性的内容，有新闻价值群众关心的问题。要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标题编排等等，各报要有自己的特色。

鲍彤说，第四件事是报纸内部的改革。鲍彤主张媒体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都要改革，要打破大锅饭，调动编辑和记者的积极性，加强教育，创造工作条件。他说几家大的新闻单位有点新气象是会有影响的，积极慎重的改革是会有影响的。鲍彤强调增加信息量很重要，要大量增加社会各侧面、各角落的信息。现在总的来说上面来的信息多，来自生活的信息少，来自社会基层信息要增加。这要求记者深入生活。

这个有关新闻改革的文件，后来在1988年3、4月间，以首都大报负责人座谈会纪要的形式，作为中央宣传思想工作小组的文件正式下发。鲍彤后来和笔者谈到这个文件时说，实际上就是要在控制严密的新闻领域打开一个缺口，把新闻改革的要求向各个报纸提出来，各种媒体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人民日报》如打算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光明日报》打算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只要往前走一步都好。当时的新闻改革并不要求一二三齐步走，也没有那个条件。实际上有点像农村改革一样，一点点探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各个报纸自己做，希望大家改进，希望大家把改进新闻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做出自己的探索，没有统一的东西。

1988年4月1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刚刚召开的两会上提出的问题。赵紫阳在谈到教育、物价、社会分配不公和党风问题以后，对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社会舆论引导问题，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见，他说，一是批评报道过于集中；二是过份渲染了一些问题；三是一些发言发表前没有给本人看，当事人有意见。赵紫阳请胡启立牵头，给新闻单位打个招呼，对批评要有分析，如果对批评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改革和建设。

赵紫阳还特别谈到，新闻法还要搞，要准备它不完善，五年以后再修改。但有一个法总比没有好。这个问题很敏感。

1989年初，赵紫阳仍然在考虑新闻改革问题。他在3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最近我和钱李仁（《人民日报》社长）讲，可否《人民日报》有那么几个版要控制，哪些版面可以适当放开一点，几大报要有区别。都要有紧有松，有特色。广播、电视要严，不能失控。总的讲要改革，但改革不能失控。

要搞新闻改革，关键是要推动新闻立法。1980年、1983年的几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了新闻立法的问题。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开始组织人力，起草新闻法。

但在对于新闻要不要立法的问题上，中共的党内高层是有不同意见的。时任中央常委的陈云就曾明确地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参见孙旭培：《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而邓小平对于新闻立法持什么样的态度，笔者没有查到有关资料，但在他表示“完全赞成”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载入了“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的提法。

为了推动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1989年初，赵紫阳邀请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老报人胡绩伟到他那里，了解新闻法起草情况，谈他对新闻改革的看法。胡绩伟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胡赵新政启示录》和一些回忆文章中多次谈到此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谈到，他在与胡的谈话中探讨了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的问题。“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现在虽然不能说要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

赵紫阳为进行新闻改革，积极推进新闻立法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个时候的新闻法起草的掌控者是胡乔木（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大后任中顾委常委，著名“左王”）。他把新闻法起草抓在手里，却抓而不紧。1987年初，他要全国人大将新闻法的起草工作交给刚刚成立的新闻出版署，并要求把新闻法和出版法合并成一个法律。新闻出版署于1987年7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送审稿）》交国务院请求审查。1989年1月，新闻出版署又拿出《新闻法》和《出版法》两个新草案。但是不久，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之后，新闻出版法的立法过程就被中止了。

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简称工、青、妇），与现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不同，它们是由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建立并直接领导的社团组织，即官办社团。中共的传统理论认为，这几个社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团结、教育群众的作用。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架构下，党与这些组织的关系、这些组织与广大群众关系上，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一是执政党包揽和干预这些组织的工作，党群不分、政群不分，不能起到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二是这些组织“官办”色彩浓厚，在实际上成为党的从属工作部门，非但不能代表其各自代表和联系的那部分民众的利益，而且难以发挥其在调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三是这些组织的官僚化、行政化倾向严重，已经严重地脱离了其各自所联系和代表的那部分民众。

1980年7月，波兰工人掀起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浪潮，随后成立了“团结工会”，并逐步演变为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针对这一事件，马上给胡耀邦写信，认为，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他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加强研究。

1980年10月27日，全国总工会（下文简称：全总）书记处召开会议，强调应从波兰工人罢工事件中吸取教训，避免波兰工人罢工事件在中国发生。但全总提出了积极的对策，强调“各级工会组织，特别是各级工会领导，都必须有改善工会同群众关系的紧迫感”，并指出“脱离群众已经成为我们工会组织主要的危险，要敢于正视这个现实”。

在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赵紫阳主持的中央研讨小组和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把工、青、妇的改革和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一项重点提了出来，认为“这个非改不可”。他们提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弱化党对社团组织的直接干预，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

群众团体必须进行改革，这是赵紫阳的一贯的、明确的思想。1987年2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三次会议，听取党政分开专题组的汇报。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党政分开专题组负责人温家宝在汇报中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要正确处理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时，赵紫阳强调说，特别是工会。理顺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比如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说总体利益一致，但工人也有具体利益，是总体利益的一部分。只考虑总体利益，不一定具体利益都能够协调处理得很好。城市里边大量的具体体制改革要靠工人，工会既要积极支持改革，又要积极维护工人的利益，包括其长远利益及眼前利益。

赵紫阳强调，工会是办工人事情的组织，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会办。再一个，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不是说职代会、工会是权力机关，但是它可以监督厂长，提出批评意见，其不接受可以向上报告。他说，基层的毛病暴露一下也有好处。小脓包不出脓就要汇集起来，没有小乱就会有大乱，要有安全阀分散一下。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声音，领导认为天下太平，其实压制了许多矛盾。有人搞自由化一煽动就可以煽动起很多群众。这当然要坚决反对。但另一方面，基层黑暗的势力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根本还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包括刚才讲的选举。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我们搞党政分开、理顺关系，最终都是要搞民主化，总的目标是民主化。一方面四个坚持要旗帜鲜明，一方面要创造一种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的环境，有气也有地方去讲，讲不正确的也可以讲。基层工会对厂长不能撤职，但是可以投不信任票，一个机关对领导全体投不信任票，那就非改组不可。出了不信任票的事情可能有三件是派性也会有七件不是，那也好。三件是派性的东西，一检查也可以发现，可以进一步解决。

对于党组织与工会的关系，赵紫阳明确地说，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全国是党执政，这没有问题。但每一个单位都是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执政，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书记专政。这种情况不行。赵紫阳又说，工会直属本单位党委领导这不行。工会有工会的系统，本单位工会不是绝对受厂党委领导。如果那样就工会就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要搞工会党，但既然工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既然它有它的上下联系，就不能受本单位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其他组织当然也很重要，但特别是工会。工会的工作如果做不好，不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发生矛盾没有第二个纽带，就是波兰的结果。赵紫阳坚决地说：这个非改不可。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会见波兰工会代表时，再次明确表示，要实行党政分开，工会要替工人说话。他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划分党、政府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职能。工会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要改善党同工会的关系，工会工作本身也要改革。就是说工会要代表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使工人承认工会是自己的组织。”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把工、青、妇等社会团体的改革正式提上了全党的日程。赵紫阳在报告指出：“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

十三大后，考虑到工会十一大即将召开，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以此为契机，推进群众团体的改革方，先重点先抓好工会改革的工作。在1988年工会十一大召开前的那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在多次会议上，都议到了如何开好工会十一大的问题。

2月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工会改革的问题。赵紫阳说，工会改革应该是工会十一大的中心，改革怎么搞，应解决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没个说法。要求十一大前人大通过工会法，具不具备条件？搞不好反而会限制了改革。中国的工会要比苏联走得好一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种所有制形式，要搞两权分离，在这个条件下工会的作用如何发挥，要座谈一下，工会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进行工作。企业里总会有纠纷的，这种纠纷应该通过一定程序解决。要有界限、制度化，要支持厂长，支持企业改革。工会改革现在能不能提上来？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内容，我们要组织人酝酿一下，要开座谈会。

赵紫阳进一步说，在基层民主中，工会、共青团起什么作用，怎么搞好应该有一个想法。工会法（草稿）要修改，我对工会改革很感兴趣。尚昆同志（编者注：杨尚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讲工会十一大的报告应该规划出一个改革的前景。我看工会法不要太急，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提法太笼统，应该分析清楚。

1988年4月24日，赵紫阳在和鲍彤谈下一步工作安排时，再次谈到了工会改革问题，他说，工会问题，实际是如何代表一个利益群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的有些方面很尖锐。有人认为让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多搞些独立活动是个麻烦，现在怕麻烦，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也有些同志提出意见，是否把工会搞成福利工会，维持工人的经济利益就行了，弄那么多政治家干什么。工会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有一条界限，就是以不影响到企业生存为前提。如果工会改革的大格局上基本能定下来，对其他群众团体改革也有好处。

中共十三大后，全总的领导对工会的改革态度也很积极。全总的主席倪志福（曾任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同鲍彤及研究室人员探讨工会改革和起草工会改革文件的问题。全总研究室的人也几次来研究室听取意见。时任全总书记处书记的陈秉权提出，要借助经济、政治改革大环境来改革工会。他说：“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我们曾经指出，改革对工会来说是一场机遇……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设想……为加强落实工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条件，为中国的工会运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在鲍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指导下，全总研究起草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

1988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了该《设想》，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全总”关于该《设想》的汇报。经讨论，政治局原则同意该《设想》，并请中央书记处把关定稿。

这个《设想》虽然是全总提出的改革思路，但是也反映了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对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1988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一大举行。赵紫阳在祝词中鲜明地提出，工会改革要着重“克服行政化”，“实行群众化、民主化”，“代表群众的具体利益”，“按照会员的要求和愿望组织自己的活动”。这些要求，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工会十一大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设想》在中华全总的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官办”性质，第一次公开提出为摆脱党控制而努力，认为，工会不是政府和行政的从属机构，否则就成了“官办”工会。工会当然要支持政府，但政府和工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合作的伙伴关系，包括监督关系。工会对话的对象是政府和行政，代表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因此，工会改革的目标是：把我国工会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充分民主、职工信赖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政治团体。

该《设想》提出，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理顺工会的外部关系，主要是理顺工会与党的关系，理顺工会和政府与行政方面的关系，使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二是密切工会与群众的联系，以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为中心环节，深入进行工会的自身改革，明确工会的社会职能和工作方针，改革组织制度与活动方式，克服和防止行政化倾向，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

这个《设想》把维护职工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列为工会的首要职能，认为，工会要以群众的要求和意愿作为自己一切工作和活动的出发点。工会改革要以增强基层工会工作活力为中心环节。通过改革，使基层工会同广大职工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成为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工作，自主地开展各种活动，敢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吸引和团结职工为推动本单位的改革和发展共同奋斗。《设想》还强调：“基层工会要健全自身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实行会员群众办工会……建立会员评议工会工作和工会干部的制度。凡涉及会员群众利益的大事，要由会员群众或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设想》还提出：“在职工群众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犯，通过基层的民主渠道不能得到解决时，工会有权领导群众揭露、举发以至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设想》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其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到底包括哪些斗争形式，但事实上《设想》的起草者当时是考虑到了实际存在的上访和罢工等斗争形式的。

为了保证工会改革的成功，《设想》明确提出要改变事实上的基层工会干部由上级党委委派的做法，实行基层工会领导机构的民主选举制度，提出：“工会是职工群众自愿参加、自下而上地联合起来的组织。上级工会应当是下级工会的代表者和联合体。工会的组织制度要逐步向联合制、代表制的方向过渡，即各级工会的领导机构由其所属基层工会或下级工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真正做到工会代表职工，上级代表下级，为基层、为职工服务。”工会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完善选举制度，改变事实上存在的委派制。各级工会领导人都应经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选举工作要民主化、公开化，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图。基层工会的民主选举，可以自下而上地提名候选人，提倡候选人直接与会员见面。有条件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可以逐步实行领导人由会员直接选举产生。”

1988年工会十一大提出的工会改革设想，是那几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实施中一个难得的亮点。但是，未等改革的全面展开，便被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镇压所打断。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修正”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中的某些“设想”，恢复了原来“工会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说法，强调“工会、共青团、妇联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党在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受同级党委和它们上级组织的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各级地方党委对同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的领导……研究、决定本地区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重大问题；协商、推荐同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主要负责人选……”。

至此，设想中的工会改革偃旗息鼓。

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发展社会民主、基层民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

在1987年的研讨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邓小平强调的是效率，认为不能迁就民主化的要求。但是，民主是世界潮流，共产党一贯标榜是“真民主”、“比资本主义高一万倍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问题上总不能一点事情也不做。在1987年2月14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三次会议上，赵紫阳在批评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时说，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赵紫阳强调，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简单地要求有饭吃就行，还要求当主人翁参与国家大事，对此应当能满足的就要满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正是由这一主张出发，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提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总要求，提出了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措施。中共十三大后，在发展社会民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

（一）改革人大制度，改变“橡皮图章”的形象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在事实上，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没有落到实处。长期以来，执政党凌驾于人大之上，以党代政，体制设计不合理等的问题尤为突出，违宪现象随处可在，人大事实上成为执政党直接干预国家事务的“橡皮图章”。

因此，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大家都感到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是个难点。其原因，一是在共产党一党执政条件下，如何才能体现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原则？二是在邓小平划出来的“不能搞三权分立”这个框框下，如何才能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三是如何改革选举制度，以使人大代表能够真正反映民意？四是在人大代表不能实现专职化、常任化，多数代表议政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人大的决策质量？五是在现行人大的规模和议事规则之下，如何才能保证人大代表能够在没有压力和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充分表达意见？

赵紫阳和鲍彤都认为，当时对人大制度的改革，有许多制约条件。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就是传统的党的领导的体制。十三大报告虽然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确立了“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是，真正实现十三大提出的这一原则，恐怕要经过一个逐步推动和落实的过程。要人大立刻完全摆脱执政党的直接控制，是不现实的。1988年初即将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要进行改革，但不可能理想化，只能在既有条件之下，做一些能提出来，也能做到的事情。

因此，十三大以后，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工作的重点，被确定为在党政分开前提下，落实宪法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同时进一步完善人大的各项工作制度。

首先是理顺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十三大确认，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政治主张和提出的大政方针必须通过人大的法定程序才能变成国家意志。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严格遵守。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1989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会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开始研究如何调整立法程序，着手《立法法》的起草工作。

其次，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这一工作，从七届人大起，就开始着手。

第三，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促进常委会民主决策的制度化、法律化。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人大常委会议依法承担着部分立法和决定重大事项、人事任免的工作。因此，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对于保障人大常委的法定权力，实现民主决策尤为重要。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并于1987年11月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第四，制定立法计划。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全国人大在中共十三大后进一步加快了相关法律的起草和立法工作。在经济和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有私营企业法、海商法、投资法、公司法、劳动法等，以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方面，有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国家赔偿法、国家机关编制法等，以为政治改革和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使行政管理逐步法制化。在落实和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方面的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以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落到实处。这些法律多数后来通过了立法程序，但涉及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方面法律的起草和制定，于1989年6月以后基本中断。

第五，研究如何改进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人大的监督工作，主要分为宪法监督、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其中宪法监督，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没有可能进行重大改革；而法律监督，主要是监督人大制定的各项法律的实施；工作监督则主要是对政府、法院、检查院工作中的根本性重大问题，通过质询、听取工作报告、汇报、视察等形式进行。这三个方面应该如何改革，还需要进行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认真总结开展监督工作的经验，建立监督工作的专门机构，研究制定监督工作条例，对监督的内容和范围、监督的程序和方式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使监督工作逐步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实现制度化、规范化。而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则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此外，十三大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适当增加非共产党员在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中的比例、继续依法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选人的介绍办法、改进候选人的结构比例的硬性规定等方面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应该说，这些改革，虽然步子大小不一，而且只是初步的，但从总体上是符合宪政民主的方向和要求的。

（二）政治协商制度的改革和制度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中共建政初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后来“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发展，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被边缘化。

在1987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有人曾经提出过实行两院制，政协承担国家上议院角色的问题，后被否定。但是，考虑到政协包容了各政党、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他们都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执政党和政府通过政协这个渠道，可以进行多层次的社会对话，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有重大作用的，因此，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进一步完善。

政协工作方面的改革，重点在落实和完善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范围和内容，并使之制度化。十三大以后，全国政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工作规则》、《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处理办法》、《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简则》等一系列工作制度。通过这些制度，明确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内容和程序，推动了政协工作的落实和改善。

（三）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政党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很敏感的题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中共十三大后，为了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下”字拿掉，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表达共产党与其他参政各党派“平等合作”之意；二是针对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但普遍没有政纲的情况，提出支持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总目标下和宪法的范围内，制定各自独立的政治纲领；三是加强在政府中的多党合作，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到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四是健全和完善执政党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通报协商的制度。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先征求各党派意见，重大事件的通报，准备提交政协协商的问题等。

此外，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还曾经专门研究过民主党派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按照党政分开的要求，政府各部门开始取消党组。1988年春节后，正在筹备召开七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赵紫阳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其它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对此，赵紫阳后来在他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这就造成了后来在人大代表和常委中，只有共产党的党组而无其他党派党组的情况，并且延续了下来。

（四）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依法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

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在那段时间，赵紫阳确实为这项工作尽了很大努力。

要不要依照宪法规定，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相关法律，这在改革初期的中共党内曾经有过不同的两种思路。早在1980年，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就曾经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后来被陈云、胡乔木等人否定。据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记载，1980年9月“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把我和乔木找去，对我们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后来，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即中发[1981]9号文件）明确规定：“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

这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邓小平、陈云以及胡乔木、邓力群与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在制定《结社法》、《出版法》问题上的意见相反，正是邓、陈等人否定了胡耀邦、周扬等主张依法处理公民的出版、结社要求的意见。

邓小平对于有关保障公民权利立法问题的态度，后来有过变化，曾经表示过赞成，要求抓紧。当然他的出发点，不是保障公民权利，而是以此保持稳定，限制和防止出现不稳定因素。1989年3月3日上午，邓小平同赵紫阳进行过一次谈话。赵紫阳向邓小平谈到，有人说中国有言论罪，是不是划一个界限：违法与不违法，包括结社出版等等。邓小平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我们不准总搞游行，要是360天天天游行，就不用干别的了。要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到外资，要让国外明白，我们控制的严一些，是要保持稳定，稳定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这段谈话后来经过整理，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同意搞公民权利方面的立法，但他的出发点是限制，而不是保障。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邓小平有不同。他的出发点，是要保障。他认为，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具体的制度和法规保证。他此前主持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就提出，应抓紧制定若干有关保障公民权利和公民申诉的法规，争取在七届人大期间（1988～1993年）陆续颁布实施。应该说，这种“依法保障”的主张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是中国法治的一大进步。

按照这一原则，十三大后，全国人大把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列入了立法计划，并开始协调相关部门，进入了研究起草阶段。在要不要制定、如何制定这些法律问题上，当时争论也很多，阻力很大。但在1989年6月之前，应该说，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对加快立法，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态度是明确和坚决的。

1989年6月以后，这些立法，除了以限制为目的的示威游行法，及行政诉讼法之外，统统停摆。时光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这些作为宪政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法律，在这个号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国度里，却依然难产。

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决策上出现了一次较大失误，这就是“物价闯关”。赵紫阳的政敌们利用赵的这个失误，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对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政治改革，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个失误的发生，是十三大后经济、政治形势由好变坏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赵紫阳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中失去主动权的开始。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对1988年初以后他在价格改革方面看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应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指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实行的，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

于是便有了随后的“物价闯关”，简而言之，就是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是谁最先向中央提出“物价闯关”建议的？从现有资料看，是邓小平。1988年5月5日，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他要李鹏向政治局常委转达他对加快价格闯关的意见。遵照这个意见，此后几个月里，中央高层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了研究、测算和制定方案的过程。（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310页。不过该书所说的这次见面时间不准确。本文所述时间系根据《邓小平年谱》、《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考证确认）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十三大以来的第十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价格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五年左右时间，完成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8月19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会议新闻。虽然新闻中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也没有宣布出台价格改革的措施。但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果断提出，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9月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通过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中止“闯关”的建议。

赵紫阳为这次决策失误承担了责任。他在回忆录中说：“责任不在他身上(指邓小平)，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

1988年9年初，直接掌控国务院的李鹏、姚依林利用“物价闯关”受阻、开始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之机，把在改革中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大大地倒退了一步。同时，他们也向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与此同时，中央高层中，赵紫阳与党内保守势力的前台代表李鹏、姚依林的矛盾和分歧也开始表面化起来。

据笔者所知，在十三大之前，赵与李、姚之间因地位差距较大，相互间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未见得有什么个人恩怨和矛盾。但十三大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李鹏、姚依林进了中央常委会，成了党内保守的元老势力在前台的代言人，李接替赵担任了总理，姚则担任了常务副总理。地位拉近了，日常接触多了，三人间的摩擦开始多了起来。笔者认为，这种摩擦不只产生于三人间不同的思想倾向，而且还有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李鹏。在当初确定十三大从事安排时，邓小平对李鹏担任总理的能力不放心，他要已经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仍然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仍然主管经济工作，而总理李鹏只是做副组长。这种安排大概让李鹏产生一种羞辱感，自认为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做主”。他不敢把对邓的这种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只能把受邓信任的赵紫阳当成了自己的对手。

1988年9月初中央决定“价格闯关”刹车，从表面上看，赵紫阳“受挫”。此后，李鹏、姚依林就不太听赵紫阳的招呼了，好像是有理由不听赵紫阳的话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决定的一些问题，国务院拖着不执行。李、姚的幕后支持者陈云在此时表达了他的支持，说李鹏、姚依林“改变了国务院不作决定的形象”。（《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1988年9月5日）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那段时间，紫阳在做重大决策时是很难的。中央的改革推不动，他也不能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如果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各地马上会有各种意见反映上来。这样一来，连中央这一级的改革都保不住。所以，我感觉他有些为难了。比方说，他试图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题目，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一步，推动新闻改革，改造思想工作，探索廉政建设，强调监督的制度化。但对于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层次上，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再加上有人刻意阻挠，更很难推得动。因此，在这个时期，紫阳的心情很不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有许多方面他都想改，最后都没改成。”

1988年底，香港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北京高层“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党内保守势力大肆活动，要搞赵紫阳下台。这一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对此，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谈到：“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这里说的“有一批老人”，主要是指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当然在他们身后，还有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等一批保守势力。这些政治老人们在中共十三大之后大都退了下来（只有陈云仍担任中顾委主任），但是在党内仍然有着巨大的能量。他们对改革开放有着本能的抵触和不满，两年前就是他们以“反自由化不力”为名搞掉了胡耀邦。但是，那场“斗争”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把他们属意的邓力群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反而是赵紫阳接替了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功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邓力群反而在差额选举中落选出局，这是让他们心有不甘的。现在赵紫阳主持的“物价闯关”失败，改革受挫，他们终于得到机会，又开始向坚持改革开放之路的赵紫阳下手。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倒赵风”的由来和经过做了分析，他认为，“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特别是“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为了配合党内政治老人们发动的这股“倒赵风”，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在保守派老人们的支持下，开始有恃无恐地抓权。他们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试图把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此后，他们借治理整顿开始大搞复旧，开改革的倒车。虽然赵紫阳带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提出对策，但李鹏、姚依林大都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李鹏、姚依林这种架空中央财经小组的做法，直接违反了中共的组织原则，违背了邓小平的意志，但是却得到了陈云等党内老人的支持。赵紫阳回忆说：当时“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1988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会上，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赵紫阳对国务院工作“过问太多”，李鹏说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他们对赵紫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就在这次会上，姚依林直截了当地问，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赵紫阳没有回答。也许是李鹏、姚依林当时没有弄清楚，“价格闯关”这话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而是以为是赵紫阳向邓小平建议的，企图以此追究和清算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

这次会后，1989年元旦期间，赵紫阳把一段时间来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据我所知，邓小平很不高兴，讲了一大段坚持原有的大格局不变的谈话。邓小平强调说，改革开放，原来的方针、布局、战略都不动，动就乱。议论很多，无非就是通胀。我们没犯大错，虽然小错不断，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有。有人讲早了、迟了，应该说现在正是时候。经济过热，降下来就是了嘛。十三大提出的理论、政策，沿海发展战略都不能变，不然会乱。现在已经有些乱了，要稳住阵脚。现在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变。我们已经提前两年翻了一番，不改革能做到吗？十年来，我国经济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怎么能还去搞计划经济那一套？我们没有理由改变十三大的路线和政策，沿海发展战略不能变。现在机会很好，连台湾都有人提出要搞大中国经济圈，一放松机会就没有了，不能后退。两头在外有什么不好？包括对阿拉伯市场，也包括苏联、东欧、中亚，外蒙，我们都要积极发展。总之从国内、国际局势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改变，否则就会乱，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回到贫穷的社会主义，就要被开除球籍！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调整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7%到8%的速度还是必要的。

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保守派老人集团掀起的“倒赵风”也好，李鹏、姚依林在国务院架空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罢，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冲着赵紫阳去的，但实质上，他们更是对着邓小平的，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敢向邓小平直接发难。他们很清楚。赵紫阳当时主持中央所作出的决策，或者是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执行的，或者是由赵紫阳提出，经邓小平同意和支持的。批赵，实际上就是在批邓。邓小平也很清楚这一点，维护赵紫阳，就是维护他自己。赵紫阳回忆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不少老人向他（指邓小平）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时期。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改革，都按照十三大的部署，开始实施。虽然改革在进行中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但毕竟还是在艰难中前行，在一些领域中甚至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改革，是体制的调整，更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变化。进入1988年以后，虽然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价格体制还没有理顺，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孳生的腐败，开始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特别是后来“物价闯关”（指实现价格双轨制并轨，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详见之三十五）的信息流传到社会上，更加推动了这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早在1987年12月5日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办公会上，赵紫阳就谈到了可以利用民间力量开展社会舆论调查，了解社会动向作为决策依据的问题。1988年3月24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全体人员会议上，研究室主任鲍彤在谈到本室今年工作时提出，社会改革局要研究社会发展与安定问题。要研究它们的规律，探讨世界各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至4000美元之间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的变化，和不安定因素的情况。这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他特别要求社会改革局，要做好社会舆情调查。

在那段时间，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社会上出现了几个很有影响的半官方或民间的社会调查机构，其中就有陈一谘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社会调查室（室主任为杨冠三）、陈子明任所长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调查中心等。据鲍彤在笔者的访谈中回忆，他在向中因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布署了社会调查任务的同时，也向体改所的社会调查室提出了调查社会舆情的要求。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还打破惯例，带领政改研究室社会局的同事，专程到陈子明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专题调研（在此前，中央政改办和政改研究室与民间社会研究机构基本没有往来），并对他们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更广泛、更能充分反映社会动态。

1988年4月26、29日两天，中央政改研究室召开新闻界座谈会，邀请《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的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到会，座谈当前的社会舆情和社会动向问题。

与会者在发言中，介绍了他们了解到的各种社会动态，特别是对刚刚开过的两会，对物价、收入、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干群关系等热点问题的民间看法和意见。许多人认为，现在老百姓迫切需要有一个说话的地方，要有个社会排气阀，现在的渠道不畅，很可能出现大问题。官倒腐败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物价问题等等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使相当多的人失去信心。年复一年谈这些问题，可总也解决不了，让人们失望。潜在的信心问题，危机性更大。比如许多地方的农民通过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学生闹事，其实并没有工人、农民闹事影响大。知识分子闹事，其中还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工农闹事，破坏性要更大。现在上面和下面对形势的估计不一致，上面也许可以了解一些情况，但对下面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必须改变我们在宣传上的一些错误理念。我们总是把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比如学生对学校有意见，应该把它看成是教育体制问题，让学生去讨论如何改革，可我们有些领导总是把这类问题搞成政治问题，上纲上线。这里的关键在于转变党对宣传工作的观念，在于如何引导。应该把新闻自由的口号，转变成党和政府如何利用新闻工具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

这次座谈，引发了鲍彤和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们对社会矛盾可能的发展和激化的思考。在讨论中，鲍彤提出，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的激化应该进行研究，要有个预案。在此后他几次与赵紫阳交流时，都谈到了这个想法，赵紫阳表示赞同。

进入5月以后，“物价闯关”的问题在中央提上了日程。5月9日晚，赵紫阳与鲍彤的谈话。赵紫阳说，最近有些同志反映社会矛盾很多，有的同志看得很重，要研究一下，要成立一个社会稳定问题的对策研究小组。人民的不满现在还在发酵，容易出事。矛盾太多，一时解决不了，需要人民谅解。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

在5月16日，也就是第一次提出“物价闯关”的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在谈到了形势、物价、分配不公、廉政、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问题之后，特别谈到了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突发事件，应该有所准备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后几年真正下决心改革，而不是停步，那就要有保证社会稳定的措施。政法部门要研究，新闻单位要配合，尤其北京市的稳定特别重要。对付突发事件，我们还没有本领。要么操之过急，要么放任，要么处理失措导致事情扩大，这不行。看来，要有所准备，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后一年是一个关口，如何谨慎地度过，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全党要有清醒、统一的认识，要有精神准备。

在5月30日赵紫阳主持的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应对突发事件，要有准备，有预案。是不是搞一个《紧急状态法》做预备，这是在改革深入前提下的一个必要措施，与民主政治的方向并不矛盾。

5月18日，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鲍彤传达了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的意见，并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鲍彤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突发事件是可能的，确实应该进行研究并有个预案。他说，社会突发事件，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被某些具体的事情所引发。对这类事件，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敌对势力破坏”这种思维来认识，也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预防和解决突发事件的基本方式，就是要采取各种社会阶层的对话，共同协商的办法，通过相互的理解、谅解、妥协和让步来解决社会矛盾。会上确定，由社会改革局陈小鲁、唐欣等人负责，行政局高山参加，组织几个人成立个专题组，收集资料搞调研，并拿出一个初步意见。

会后，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的几个负责人做了分工，大体上分成三块，第一块就是对近期国内的情况做一个预测，会不会发生动乱，动乱会以什么形式出现，由唐欣负责；第二块是从全世界各国看，在改革或者发展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的基本条件和规律，这部分由高山负责；第三部分就是如果一旦动乱出现，应该怎么应对，采取什么对策，由陈小鲁负责。大家各自带几个人，从收集资料和调研开始。

前不久，在笔者对唐欣的访谈中，唐回忆说，“我负责的对近期国内的情况做预测这部分。大概工作了几个月，去过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许多单位座谈。团中央就是跟李克强（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对话，了解情况。还有中办、国办和全国人大信访局。我曾经是人大信访局副局长。我们到信访局，目的是了解各地人民来信来访情况。还到公安部，民政部，都做了一些调查。小鲁、高山他们也都同时开展了工作。我们这个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内部后来还组织过多次内部讨论，交流情况，研究和修改我们的汇报提纲。”

1988年下半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变化很大，先是“物价闯关”，后来又提出了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党内国内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中央政改研究室面临的环境较为复杂，人员少，工作较多，前后思路的调整也较大。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的这些成员同时还要参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突发事件研究汇报就拖了下来。直到1988年的12月，小组的几位负责人才向鲍彤作了一次汇报。

这次汇报以唐欣为主，根据他的回忆，内容大体如下：

分析了中国以往发生的动乱，主要有五种形式：民族动乱，宗教动乱，工人运动，学潮以及集体上访。

从目前情况来看，只有学潮是最可忧虑的。因为：

第一，民族动乱在中国说来，只可能发生在西藏、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民族聚居地区。而在这些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民族闹事又各有其复杂的政治原因。只要政府处理得当，不会出大问题。国内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闹事，更无大忧。而且民族动乱不会危及中央政府。

第二，宗教引发的动乱，可能性更不大。文革中打烂了宗教，十年后再恢复，已有了一个断层。而且中国信教人口比例不大，并从来没有一个国教。只要政策对头，处理得当，宗教闹事的可能性不大。即使闹起来也好对付。

第三，近年来的工潮，虽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中小城镇的中小企业，闹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地区、本企业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经济福利问题，而且有较为分散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形成全行业或部分行业的较大规模工潮。

第四，这几年的集体上访仍大量存在，但无论是申诉冤假错案，还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是控诉官僚主义，都是以相信政府，要求政府作主为前提的。因此，虽然集体上访可能搅起一些风波，但刮不起大浪。

第五，剩下的只有学潮。从粉碎“四人帮”到1988年底，几年来共发生三次较大的学潮。从这些学潮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都集中在大城市，一旦发生，政治影响较大；二是发展迅速，政治性强。一般由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生活问题或其他偶然因素引发，但几天之内即可发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三是在各大专院校之间、各大城市之间极易此起彼伏，互相声援；四是政治倾向上摇摆不定，可左可右，比如1985年9.18学潮表面上看是反对中央的对日政策，表现为学生强烈的排日要求，但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抵制、排斥开放的极左倾向。而1986年底的学潮，则主要反映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倾向。

如果仅仅是限于学生范围之内的学潮，这当然并不可怕，难办的是当它发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之后，很可能会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

在目前处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中城市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有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等四个阶层。在这四个社会阶层中，由于改革所造成的他们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变化，使他们目前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工人、干部、军人三个阶层的利益受到影响，对政府有一定的不满情绪，认为是改革带来了社会不公，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而知识分子阶层则认为改革的进程太慢，要求加速改革。特别是近年来，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化、民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要求加速改革，加快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步伐。

如果说，在学生当中近期爆发学潮，而且以自由化的政治要求为主题的话，那么首先能给他们以积极声援和支持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学生也最希望他们的师长对他们的行动给以支持。而其他三个阶层一般不会参与，因为仅鼓吹自由化的口号，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如果事实只是如此，那么事情虽然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能解决。最难办的就是目前明显存在着其他三个阶层参与进来和学潮汇合在一起的危险性。

目前，存在着一个可以促使城市中的四个阶层形成共识的因素，这就是反腐败。腐败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在学潮中学生打出反腐败这个大旗，那么不但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也会点起工人、干部、军人的对现实不满之火。他们如果参与进来，那么事情就不仅仅会是学潮了，很可能酿成大规模城市骚乱和民暴。要是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解决的办法无非是软的和硬的两种。但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事情都不会那么轻易了结，后果可能直接危及到执政党、现领导人的地位和现政权的巩固。

根据从各单位收集到的材料分析，目前的情况是：实施治理整顿和经济紧缩以后，各地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经济状况普遍恶化；社会上的腐败，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腐败加剧，官倒、警倒、军倒无一不倒，高干子弟经商影响极坏，已经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在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在一部分学校当中，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和自由化、民主化的倾向已经发展到近乎公开化的程度。看来，动乱的发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而且可能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要防止动乱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据专题组根据以上种种迹象判断，具体可能发生动乱的时间，是在1989年的五·四前后。那么，我们现在应当而且又能做些什么？专题小组认为，只能去抓廉政问题。在我国，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抓廉政，我们室提出的“两公开、一监督”，搞政府机关办事公开化、制度化，是唯一正确的路子。它的关键，是从正面抓廉政，是在正常的规范化、法制化的秩序下抓廉政，而不是搞群众运动，更不会诱发群众的不满情绪，而只能使群众的不满情绪降温。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我们只能通过廉政制度建设工作，尽可能地缓解群众的对政府公务人员中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减弱不久可能发生的动乱的能量，降低它的烈度。

至于动乱发生之后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目前不可能谈得很具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社会协商对话，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来解决。

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唐欣回忆说，“2月份，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一次关于研究如何纪念五四的讨论会，是我代表中央政改研究室参加的。那次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持。团中央去的是刘延东，中宣部去的是藤腾。会上藤腾有个发言，说五四运动70周年了，应该组织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对青年学生加强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刘延东他们也同意这个看法。我在会上有个发言，我说我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副局长。我们室最近有这么一个防止发生动乱的调查。我觉得当前主要问题，就是不能让群众和学生相结合。因为1989年初那段时间，物价上涨很厉害，分配不公已经有苗头了，现在大学生基本上是同情‘自由化’的。如果你要是组织学了这篇文章，让学生到工农当中去，代表工农的利益，那么他们就要去追问这个物价的问题，分配不公，学生和工人运动一结合再反腐败，这事就闹大了，可能就要导致一场骚乱。芮杏文说这个局长讲的不错，看起来咱这五四还是别促使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工人农民群众当中去，这不得了。于是就把藤腾的意见给否了。当时我觉得芮杏文的表情非常吃惊，中央政改研究室这么看问题，说到点子上了。”

按照鲍彤的布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社会调查室也在1988年开展了对社会突发事件的调研。据该室主任杨冠三回忆，他们在大量社会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于1989年1月通过研究报告内参的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份报告的结论，与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的结论十分相似，同样认为，从当时社会动态判断，1989年五.四前后，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突发事件。杨冠三还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给我传达了赵紫阳对我们报告的意见，归纳起来是三层意思。第一，这个研究很重要；第二，光研究还不行，还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由社会调查系统、公安部、新华社联合组建一个社会预警系统，观察动态的发展。

从前面所述的中央政改研究室、体改所的研究和他们给中央的报告来看，赵紫阳和他主持的中央是明确收到了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预警信号的。鲍彤后来回忆起这个“社会突发事件研究”时说：“我们就此问题给上面的所有报告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用社会协商对话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个观点，和十三大报告，和紫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当‘六四’爆发出来，紫阳就坚持，要进行社会各方的协商对话。这是预案以内的事情，根本不像后来有些人说的什么手足无措。紫阳要开展社会协商对话，书记处成员、常委没有一个人反对。因为这句话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办？紫阳说，过去，我们可以说共产党领导一切，你必须听我的话；现在，学生说：‘为什么共产党的话就是天经地义？难道我们的意见就不能考虑考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协商对话，来达到一个平衡点，使大家能够达成一种共识，用这个东西来化解社会矛盾。紫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社会矛盾，只能通过协商对话来化解。在当时，这个意见已经成熟到不需要再研究的程度。但谁也没有想到。由于李鹏等人的有意破坏、干扰和阻挠，紫阳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分歧的想法落空了。动用军队，倒是我们的预案中从未想到、从未研究过的问题。”

廉政工作是中共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提出并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也是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以后所抓的一项重要课题。早在1988年初的时候，赵紫阳到广东调研，就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并且认为，“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认为，“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1988年4月，鲍彤带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一部分同事到华东的几个省市进行了调研，回来以后，他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建议通过开放基层政府的办事制度，来解决这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弄权渎职问题”。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两公开一监督”在北京、上海试点。所谓“两公开一监督”指的是，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公开，由民众通过举报、媒体等形式监督。

那一时期，党政军机关办企业问题、官倒和官员腐败问题、干部子女经商问题等，已经引起了社会上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社会上暗潮涌动。党内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但仍然沿用旧式的思维方式，把腐败问题归结为党风问题，主张用加强思想教育和“党风建设”的办法来解决。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对此有不同看法。在研究过程中，鲍彤强调，我们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角度去研究探讨反腐败问题，重点要抓两个措施，一是公开，二是制度建设。过去历来是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反腐败，这样做既容易发生偏差，效果也不能持续。现在我们不搞群众运动，又要依靠群众，就只有搞公开化，靠群众监督来解决问题。为此，中央政改研究室专门设立了一个廉政专题组，集中力量研究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问题。

10月10日，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市东城区廉政工作的汇报，他充分肯定了东城区公开办事制度和设立举报站的做法。在基层政府部门实行“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公开”之后，为保障民众能够及时反映意见而设立了举报站，作为监督的渠道之一。赵紫阳说：“你们的两大措施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并不那么简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有了办事制度，是否真正执行，需要监督检查。有了举报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总之，不能使这两个新的东西变成形式。”此后，基层的廉政制度建设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

11月23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研究1989年的工作，鲍彤在会上对这一段时间的各方面工作做了总结，并提出了明年一季度召开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的想法。他说，到明年2月，紫阳同志提出党政机关要廉洁这个问题已经一年了，我们应该总结一下。现在一些地方做得不错，也应该交流一下。可否明年一季度开一次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请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和单位来介绍下经验，也请监察、检察、纪检，还有中组部的同志来给大家讲一下全国情况。在会议中间，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一次，请领导做些指示。

鲍彤说，现在抓反腐败的部门很多，监察、检察、纪检、审计、工商、物资、税务、公安，都在抓。我们的角度，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从制度上使腐败行为得到扼制，保证党政机关廉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抓，和其他部门角度就不矛盾，划得开。廉政问题，从制度建设上讲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要研究在党的建设、领导机关建设、政权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当中，如何建立起一套制度，以制度防腐败。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所必须的。比如，我们在搞“两公开一监督”，搞公开不能繁琐，不能空洞，要很精炼，可以操作，可以检查的。要规定，违反了哪些规定，由哪些机关受理，多长时间不处理应该怎么办。所以仅仅公开办事制度一条，就有很多可以研究。

鲍彤接着说，紫阳同志在春节以后，在二中全会、政治局第九次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都讲到了个问题，认为廉洁是党的生命，廉政问题和体制问题可以在一起考虑。这个问题对整顿关系很大，大家都讲要反腐败，老百姓很希望反腐败，党政机关干部也不愿意背这个黑锅。当然阻力也是有的，但阻力是讲不出口的，最多只能讲点困难。紫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快一年了，我们准备一下，总结一下，开个会很有必要。如果要开这个会，综合局、行政局两个局，力量恐怕不够。全室都要组织力量参与。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综合局负责全室研究工作的汇总、综合与协调，并编辑内部刊物；行政改革局负责政府行政部门的改革、干部从事制度的改革等。

11月30日下午，全室人员再次开会讨论廉政问题。鲍彤首先说，紫阳同志最近找了温家宝（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说廉政问题很重要，要开书记处会研究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正在准备开个全国性的廉政座谈会，请家宝和各有关单位打个招呼，都要进行一些准备。

鲍彤谈了他对召开廉政座谈会的一些想法。他说，我们室现在正在准备的这个廉政座谈会，要在书记处会上先提出来讨论，然后请中央常委会确定。会议材料可以先拉出一个单子，我考虑可以准备这么四个问题：一是廉政问题在整个党的工作中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发展的预期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前不久的党建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看来各方面有分歧，现在仍然会有分歧（指有人把当时出现的腐败问题是归结为“党风不正”）。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为廉政做点什么工作。廉政工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三是党建能为廉政做什么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四是宣传舆论工作怎么操作，对廉政工作进行配合。

鲍彤说，廉政问题要放在重要地位。我们要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企业、个人、政府行为都要进行规范，政府工作现在没规矩。要有一个持久的努力，特别是不能放弃眼前的努力。廉政工作现在不能采取搞运动的办法，运动无助于建立新秩序，反而会引起混乱。建立秩序，不能靠运动。搞群众运动不对，但依靠群众是对的。运动无助于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反腐败不是靠某些单项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靠政治体制改革的综合作用，公开办事办法，公开办事过程，公开办事结果，政府规章制度的建设等等。合理的监督制度的建立，公开作为一个首要前提是清楚的，但不要提得太高。制度化，实际上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健全和改革的问题。一是要逐步走，二是有些宜于自上而下，有些宜于自下而上，这要看情况。制度建设只能由易到难，现在不是提倡，而是一定要做到。

12月30日，在赵紫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就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到会，组织、人事、监察、纪检，高检、中共中央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以及政改研究室做了汇报。会议同意春节后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召开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

赵紫阳提出，这次中央书记处会的讨论要形成一个纪要，讲八个方面的问题。他说，一是要分析一下情况，党政机关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当然严重性也要讲，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腐败的问题。第二，要把廉政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这是改革开放的保证，和治理整顿，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有密切关系。这是我们的方针。第三是要讲综合治理，通过各种方面的努力，围绕廉政工作，推动廉洁，防腐败。第四，办案机关要协同，按照各自职能进行工作。五是建立监督体系，监察、纪检、检查等等，要努力成为有威信的机构，党内要协同动作。六，公开办事制度，举报中心怎么搞，公开主要是干群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各自的特点，实行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看来有可能走出一条路子来。第七讲党的建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第八，舆论监督，人大、政协、新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要讲。要讲报纸监督作用，当然，也要讲在党委领导下。

在鲍彤代表中央政改研究室汇报过程中，赵紫阳插话说，公开就是民主，就是和民主有关系。看来到机关办事，一个是不公，一个是不便，他才要行贿。索贿比一般贪污的问题更大。要注意制度不要要求过高，要求过高做不到，反而没有约束力了。制度就是要实事求是，符合实际。脱离实际的规定等于没有，规定了的就一定要办到。不仅要严格在规定上，更要严格在执行上。不同的问题要有不同的办法，大量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规定一系列的制度有好处。有些问题，比如四菜一汤，主要领导带头。机关里牵扯干部利益的问题也要公开。有些问题粥少僧多，更要公开。财产申报很复杂，要好好研究一下。

在其他各单位汇报过程中，赵紫阳和中央书记们也不断插话讨论。胡启立说，一方面老体制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初步发展，政企不分，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非常态竞争，很容易发生腐败。乔石说，公职人员的工资问题，也迟早是个要解决的问题。阎明复说，公开监督，要把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工作动员起来，和民主人士对对话，欢迎检举，只要有线索我们一定查。

在会上，也议论了如何进行新闻报道的问题。意见是，正面的要报，反面的，在大体有了眉目以后，也可以报，但不要讲结论性意见。包括重大案件要留有余地。会上确定，中央书记处在过完年以后还要开一次会，要研究这个纪要。鲍彤在会上提出，办事制度的建立是涉及各个部门的事，是不是由监察部抓一下，会议对此没有结论。

1989年1月中旬，《中央书记处讨论廉政建设会议纪要》印发全党。这个纪要，在赵紫阳会议讲话所讲八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发挥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对于廉政工作的监督作用。

从1988年12月初开始，中央政改研究室开始进入全国廉政座谈会的筹备阶段。全室17位研究人员全部投入到了会议的筹备之中，大家按照每个人所联系的省市，分赴各地各行业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笔者与社会改革局副局长石肖岩负责联系福建省，12月11日，我们来到福州。几天时间里，我们与省委书记陈光毅、省委秘书长赵学敏、省委研究室主任赵守箴等进行了多次交流，并听取了工商、税务、海关、交通等部门的廉政工作情况介绍。此后，又赴石狮、泉州、漳州、厦门等地进行调研。12月19日，我们回到北京，将福建的廉政建设情况向鲍彤做了汇报。29日，研究室举行了调研情况汇报会，从各地回来的同志分别交流了情况，并对一年来廉政工作效果突出或是有特点的单位进行了初选，开始组织会议材料。

春节过后，2月10日，政改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再次开会，对会议的安排做了最后的落实。据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通报，这次参加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的正式代表有130人，其中有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9人，地方各省、市委副书记12人。其他各省、市也都是由党委常委或是纪检委书记带队。

2月13日至16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的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政改研究室副主任贺光辉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一是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廉政问题的会议纪要；二是交流总结一年来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三是研究如何进一步抓好廉政制度建设。”

接着，开始会议发言和介绍交流。几天里，有12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其中有搞廉政制度建设最早的黑龙江农业银行；农村是山东郯城、河北藁城、安徽阜阳；城市有南京、烟台、及北京东城区、上海黄浦区、成都西城区等。福建省以全省的名义也做了大会发言。

2月14日，赵紫阳主持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鲍彤和廉政座谈会代表的汇报。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中央书记处书记都参加了座谈。赵紫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这段时间来抓廉政建设取得的成果，并说：“近一年来，中央多次讲过，廉政问题要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解决廉政问题，下边创造的经验很可贵。尽管是初步的，但代表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就是‘两公开、一监督’。至少已经证明它很适用于基层，我看对领导机关也是解决廉政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真正有这一条，就有很大的制约力。解决廉政问题决不能靠搞运动，要靠制度建设。靠制度，这个制度就必须使人民都知道，就是公开，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公开，还有监督。举报就是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公开本身也是监督，一公开就能起到监督作用。抓住公开办事规则，依靠群众监督，建设内部的、社会的制约机构来防止腐败，我看是好路子。”他强调，“要按这个路子扎扎实实走下去，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不断深入。通过廉政制度建设，可以推动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要把廉政制度建设同整个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2月16日下午，鲍彤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他在讲话中，对廉政制度建设的思路提出和形成作了介绍，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廉政制度建设的关系，强调了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回答“回去怎么办”的问题时，他说，“一句话，按中央书记处的要求办，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办。”他强调，“已有的点（指试点单位），第一要巩固住，第二要配套，第三要不断有所发展。已有的阵地不能丢，而且要继续发展。”“面上的工作恐怕要以点上的工作为基础。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没有搞点的地方，先搞点。真正取得经验后，再推广，由小到大，滚雪球。”鲍彤强调：“大家都要注意，廉政制度建设最怕搞形式主义。制度建设的灵魂是建立制约机制，最怕丢掉了灵魂，光抓一些表面的东西。所以，第一是制度要有严肃性；第二，一定要有科学性，切合实际，办得到；第三，要明确具体，可操作，可检查，违反了可处罚。”

从1988年初到1989年初，仅仅一年时间，“两公开、一监督”就在全国由点到面，大面积展开，并初见了成效。这是十三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有人说，这算不上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宏观的，也需要微观的，在政府与群众发生最直接联系的地方进行改革，并使之制度化，是廉政建设和预防腐败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当年提出的“两公开，一监督”一些具体做法，在一些地方基层单位仍然坚持下来了，比如一些地方在网络上施行的廉租房公开摇号、购车公开摇号制度、工商、税务部门的办事大厅等等，都仍然在发挥着保证公开、公平的作用，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当然，现在看来，在1988年的时候，赵紫阳和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对腐败的发生的原因，如何克服腐败现象，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晰的，措施也远远不够。其主要原因，在于80年代后期的公权力腐败，还没有像20年后这样严重，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对中共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还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的问题。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中腐败高发，是中共在进行经济改革，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逐渐加剧的，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设计中缺乏对公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必然结果。但在当时，这类问题一直被中共的主流理论家们归结于“行业不正之风”，“党风不正”。80年代的赵紫阳、鲍彤们虽然提出了“政府要廉洁”的问题，看到了反腐败的重要性，也在通过制度治理腐败方面进行了努力，但确实还缺乏“把权力关进宪法、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笼子里”这样深刻的认识，在理论上、思想上，经验上都准备不足，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现行的中国政党制度，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发源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目标而结成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随着中共建政和一党执政制度的确立，逐渐演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在现代国家，多党政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但是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却只能是中共一党专政的点缀。从形式上看，中国除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存在，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八个党派被称为“民主党派”。但这些政党，却不能有自己的政纲和执政目标，实际上已经沦为一党专制的花瓶和政治工具。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能否“开放党禁”问题，是中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也是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当年曾经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人们都心知肚明，按照官方说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共产党发动和主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则是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设定的一条红线，是不能碰的。碰了它，不但改革搞不成，而且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但是，不能搞，并不等于这场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没有过思考。1988年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张岳琦（中办副主任，赵紫阳秘书）、龚育之（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人，谈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问题。当龚育之说到文化多元化，有人讲是资产阶级的。赵紫阳说，过去反右时把“双百方针”（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作策略，百家争鸣，引蛇出洞。问题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战斗力太差，别的东西一出来，你就要靠行政手段去压了。龚育之问，双百方针的基础是什么？过去说是阶级分析，归根到底是两家（指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归根到底还是要从认识论上，归结到有不同的利益集团问题上？对这个问题，赵紫阳说，民主党派作用可以研究，是否起一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让它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那要共产党一个党就行了，要这么多行政团体干什么，是否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要起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真的搞反对党，那么拆台行不行？是成立反对党还是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这段话表明了赵紫阳在位时，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曾经有过的思考。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开放党禁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赵紫阳很清楚，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有限的，在政党制度方面，只能是在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修修补补。所以，十三大后他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即共产党的监督作用。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的保守势力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始大开经济改革的倒车；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也进退维谷，停滞不前；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逐渐盛行；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而又缺乏透明，海外港台各种流言四起，各种小道消息出口转内销，引发国内人心不稳。在此情况下，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因此，社会上的民主化思潮空前活跃起来。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也提出了改革多党合作制度，争取更多参政机会的政治要求。

1988年底，中央统战部的内部刊物《零讯》136、138、139期，连续刊登了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对于改善多党合作制的意见。赵紫阳看到以后，选择其中标题为《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的第136期，批送给了邓小平，请他“便中一阅”。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邓小平年谱（下）》第1262页）赵紫阳遂于1月3日即作出批示：“小平同志批示印发常委同志。请明复同志负责抓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政改办参加）研究提出方案。”赵在这里所说的“政改办”是指十三大后设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1月7日，鲍彤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邓和赵的上述批示，和赵紫阳的有关意见。紫阳说，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总要搞出一点成果出来，不能不了了之。这个问题和当前社会思潮有关。今年是五四的70周年，有人提出推进民主政治问题，多党合作制，是个很好的题目。和廉政一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方面工作，都会有推动。

鲍彤说，阎明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同志准备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座谈，我们研究室的陈群林，陈小鲁负责，组织研讨专题。社会改革局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们室里今年主要的工作之一。

鲍彤也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十三大上提到，要坚持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问题。现在民主党派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社会上的议论更多，甚至和议会政治、反对党联系到一起。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和措施，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不正确的观点，就会扩大市场。对此中央准备研究一下，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不是改变基本格局，而是使这个格局更加充实，有内容有形式，搞得更好一点。搞好了，对于发展民主政治有好处，也有利于缩小不正确观点的市场。

鲍彤说，我们前面研讨小组研讨时有一个底子（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要求上，不一定比那时更高，但内容应该更加充实，更加具体。特别是操作的形式，要在十二届七中全会方案的基础上，斟酌一下。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掌握度。我的看法和一些同志认为会乱、会吊高胃口的意见不一样，我认为这样做有好处。如果适当的话，会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老是拉锯不行，承受力不够一碰就退回来。要明确，我们的目标有限，但要内容充实，形式周密。鲍彤认为，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原则上都是能走得通的，是在具体问题上有时候不好办。问题只有在前进中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可能更要单薄一些，但也只能如此。总之要有个说法，民主问题，公民权利要搞，但不是颠覆性改变基本格局，而是搞得更好。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但在这个格局下怎么才能更好？要研究。小平要我们一年搞出方案来，形成一些共识，希望民主党派能满意。共产党要和民主党派搞好关系，领导方式要改变，党要通过人大领导政府。

为了贯彻邓小平的批示和赵紫阳的指示，1月初，阎明复主持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党内“吹风会”，传达了邓小平和赵紫阳批示的精神，并在请示赵紫阳后，决定：第一，成立多党合作研讨小组，由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人参加，请赵紫阳任组长，阎明复任第一副组长，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主席任副组长；第二，成立一个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和起草文件，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负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参加；第三，党内成立一个工作协调小组，由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中央政改研究室、中办调研室、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派人参加，通过党内进行协调。除了中共之外，各民主党派内部也都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月15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室研究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陈小鲁介绍了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多党合作研究情况。他说，中央统战部对这个工作比较积极，提出了许多想法。比如，是否可以设立多个国家副主席，由若干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担任。今年人大会议以后，可否安排20到30个国务院部委的副职。对此，中央组织部回复说，因为年龄等原因，只能考虑安排几个人。全国人大提出，做这样的安排，是否考虑要修宪。

1989年2月16日下午，利用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开会的间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了各省市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鲍彤通报了中央正在进行的多党合作研讨的情况。他说，最近党中央和民主党派在研究如何坚持、完善，充实、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问题。中央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搞方案，和民主党派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再实施。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和民主党派商量。要在大方面等中央的精神。中央组织了一个小组，民主党派要求紫阳参加，紫阳也参加了，还担任小组组长。

2月21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全体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陈小鲁再次通报了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的多党合作研讨进展情况。他说，多党合作问题的研讨小组已经成立，叫做“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研讨小组”，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研究的题目是多党合作的理论、方式和立法问题。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很多，比如由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高检、高法两院的职务问题，人大、政协如何加强党派活动问题，国务院如何加强同党派的联系，党派办报，实体编制、财政等等。这项工作，我们室准备全力以赴。鲍彤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特别强调，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室的社会改革局下步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党合作问题，石肖岩（原综合局副局长）调过去，加强力量。

据直接参加统战部多党合作研讨的陈小鲁的几次通报，在多党合作的研讨中，各方面提出的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各民主党派在现阶段应该如何定位，它的社会基础、政治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是在野党、参政党还是执政党？

第二，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该如何确定。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要求突破过去的传统框框，重新定位，有人甚至提出了实行多党制的问题。

第三，民主党派同国家政权各机关的关系，有民主党派提出应该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设立党团，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民盟已经决定，单独以民盟的名义，在今年人大上提出议案，并准备作大会发言。

第四，在政协中应该开展党派活动。

第五，民主党派和政府的关系，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政府应该有制度保证。

第六，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怎么体现，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发挥。

第七，多党合作、互相监督要实现法律化。一是要修改宪法，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搞结社法、政党法；三是搞一个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多边宣言，通过这种形式，把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制度化。据陈小鲁说，阎明复还搞了一个多党合作的“大宪章”，阎认为，要考虑到港澳台将来回归的情况，这个“大宪章”，要让港澳台、大陆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

第八，民主党派应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应该允许其自行办报。

第九，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问题。特别是要允许民主党派在全社会发展党员，不应该受到仅能在某个领域发展的限制。

第十，增加各民主党派机构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问题。这其中的经费开支问题，极其敏感而又牵涉广泛。中共建政之后，不但由国家财政包揽了中共的全部开支，而且也包揽了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全部费用，这与政党政治的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曾经提到中共党费自理的问题，但根本不可能实施。那么民主党派的增加经费、扩大编制应该如何和中共平衡处理，也是个难题。

从研讨中涉及到的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这次研讨也遵循了两年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确定的原则，不设框框，不打棍子。在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参加这次研讨的中央统战部和民主党派各方提出的意见，有很多确实打破了过去的框框，如果能得到确立，并形成法律和规范的话，有可能为未来在中国实行现代政党政治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当年曾经参加过这个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原中央统战部党派局处长石光树，后来曾经回忆说，在“六四”之前，研究小组和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研讨、设计文件框架。召开了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十多次，各民主党派自己也研讨，然后把问题集中报办公室。办公室一共编辑十几期简报，分报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思想非常活跃，讨论十分热烈，研讨的问题也十分开放，涉及到多党合作的重大原则、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石光树研究文集》第215页）

经过几个月的研讨和磨合，到1989年4月初，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研讨小组内部已经就一些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党内程序，下一步的工作，研讨小组内中共方面的党内协调小组应该形成一个报告，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汇报，听取中央对于整个多党合作大格局和具体做法的意见，中央统战部代拟的有关文件也在起草之中。当然，既然是政党党际之间的合作研讨，各民主党派参加研讨的人员也需要将研讨的情况向本党领导机构报告。但就在此时，1989年4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学潮中止了这一切。

当“风波”的那几个月过去，政治形势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因为这项多党合作的研讨是按照邓小平批示组织进行的，所以还能得以进行下去。此时，“清查清理‘动乱’”的政治高压正值顶峰，而原来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共中央高层已是面目全非。赵紫阳因“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被撤职；鲍彤因“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被逮捕；阎明复也由于他在“动乱”中的表现，而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但因其在各民主党派中尚有相当大的影响，暂时仍被保留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头衔。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央其他部门一样，开始在内部进行“清查清理”和党员重新登记，从部长、副部长、各局局长到普通干部几乎人人自危。而各民主党派在“动乱”中有大量支持学潮、支持民主运动的活动，虽然没有被直接整肃，但也在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不敢稍有异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继续进行多党合作的研讨，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研究重新开始以后，多党合作小组办公室起草的这个文件，被定名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又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先后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这时的民主党派比起几个月前来已经“乖”了许多，过去讨论中曾经提到的各种“过格”的意见此时已不再提起，中共中央的“意见”顺利通过。

1989年12月30日，在邓小平对此问题作出批示一周年之后，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中发［1989］14号文件发出，次年2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成为此后若干年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指导性文件”。这个在政治高压下最终出台的文件，比起六四前“多党合作”专题研讨形成的文件稿大大倒退，至于研讨中曾经提到的“大宪章”、多党合作协议、结社法、政党法等等，则根本没有被提起。

1987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当时大概算得上是中共中央最为精干的一个正部级机构，全部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加上司机也不过30人。中共十三大以后，它在鲍彤的带领下，除了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各项措施的落实，了解和掌握全国政治改革的动态，并进一步研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以外，还承担和参与了中央许多文件的起草工作，这其中包括了为总书记赵紫阳起草许多讲话和几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与此同时，它还要对中央各部门起草和准备下发的许多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文件进行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这样多的工作，对于仅有不到20个研究人员的机构说来，压力很大。

工作的压力尚可承受，但是许多无形的政治压力，也随着1988年底治理整顿开始以后高层政治形势的变化、“倒赵风”的刮起，开始向鲍彤和他的部下们压来。这种情况，不能不说与鲍彤身上有强烈的赵紫阳色彩有关。

鲍彤从1980年赵紫阳调到中央工作开始，就一直担任赵的秘书，“总理办公室负责人”。中国领导人的秘书，实际上就是领导的幕僚。在1989年6月以前的那些年里，他为紫阳起草了大量的讲话和文稿，特别是主持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让他更是才名鹊起。十三大前，曾经有人向中央七人人事小组提名鲍彤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赵紫阳没有同意。赵紫阳后来曾经对鲍彤说，一直让你做秘书是个失误。要是早点像张岳琦那样安排就好了（张在任赵紫阳秘书的同时，兼任中办副主任）。意思是说不应该让鲍彤一直做他的秘书，让鲍更多地带有了赵的个人色彩。十三大后，鲍彤虽然不再是赵个人的秘书，但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这个职务，仍然把他与已经担任了总书记的赵紫阳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许多人眼里，他就是赵紫阳的政治智囊。由鲍彤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赵紫阳的政治对手们划到了赵的圈子里，将其视作为赵紫阳出谋划策的政治参谋班子，成为赵紫阳政敌们的眼中钉。

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的“清查清理”当中，被派到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清查工作组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年初的时候，鲍彤的部下自己就说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工作组如获至宝，他们试图以此来证明“坏人”鲍彤与赵紫阳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支持和操纵动乱的一只“黑手”。当然，后来查清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赵紫阳既没有支持动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也不是什么“黑手”，而是为中央做具体工作的中共中央正式机构，与“小舰队”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小舰队”原本是文革后期的政治术语，是指林彪之子林立果当年组织的“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小团体。据1971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及其附件的说法，林彪当年为抢班夺权，建立了两套班子，一套是由其铁杆部下，把持“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组成的“大舰队”，一套是其子林立果组织的“小舰队”。小舰队由林彪和林立果的死党及一批秘密据点、若干“分舰队”组成，其目标是以武装手段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谋害毛泽东，篡党夺权。

那么，把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比喻成赵紫阳的“小舰队”，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这个“传说”的后面又有些什么背景？笔者后来在与此事有关的唐欣、陈小鲁（原任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局的正、副局长）的多次探究中，大致梳理出了它的来龙去脉。

1989年下半年，“倒赵风”刮起来以后，开始有一些对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面的议论在中央机构内流传，其中最恶毒的说法，莫过于说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了。这说法最早起源于何处已不可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中，最早听到这种说法的是陈小鲁。笔者曾经就此问过陈小鲁这个说法的来源，陈小鲁回忆说，‘小舰队’这个说法是从外边传过来的。记得当初是一个朋友和他谈起的，但是不记得谁说的了。他听到后，曾经和唐欣在室里议论过。

据唐欣回忆说，陈小鲁在和他在议论这件事时，陈还谈到了政改研究室副主任周杰说过的一件事，十三大后，有一次胡启立要出差搞调研，其中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一些问题。启立说要带几个人，周杰就向启立建议说，是不是叫中央政改研究室调两个同志陪你去。胡启立马上说，政研室的人我不带。周杰跟小鲁说，你看咱们这儿都成了人家不敢碰的地方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很危险。

就在陈小鲁和唐欣议论过“小舰队”这个说法后不久，11月5日，中央政改研究室准备做1988年的年终工作总结，开了一次全室人员的“民主生活会”。鲍彤因事不在，由秘书长陈群林主持。在这个会上，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把“小舰队”这个说法“捅”到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桌面”上。

陈小鲁在2010年回忆这次会时说：“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陈小鲁：《回忆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版）

唐欣在这次会上也发了言。唐欣在六四过后的1989年10月27日，就此事写给中央清查小组的回顾材料中，谈到了他的这个发言。材料中说：这次会上“我和本室其他发言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对本室近一年的工作是肯定的。我个人对室领导的主要意见是，精力过分集中在起草文件之上，对研究工作协调抓得不够，我因此提了几条建议。”唐欣说他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周杰说到的胡启立出差不愿意带中央政改研究室的人这件事。唐欣在这个材料中还说：“小鲁和我议论此传闻时，共同感到我室对外给人造成是某个中央领导‘私人班子’的形象甚值得忧虑。据此，我在会上讲了必须注意对外形象，不要给人造成我们是某某人的‘小舰队’的印象。”在这个材料中，唐欣针对工作组调查的“研究室内部就有人说自己是赵紫阳的小舰队”这个说法，澄清说：“我以上讲话，本意并非认为我室就是‘小舰队’，而仅是担心让外人误解罢了。我的这些意见，主要源于本室主要精力过于集中在起草文件、讲话，给人形成似是‘秘书班子’之形象。因此，我主张加强政改研究室的协调工作，并提了三、四条具体建议。”

这次会后，那天秘书长陈群林向鲍彤汇报了会上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小舰队”这个说法。鲍彤感到事情有点严重。他专门找陈小鲁、唐欣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他又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次会，笔者由于出差没有参加。据唐欣后来回忆，在这次会上，鲍彤并没有把“小舰队”的话点出来，只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搞，但我们室就这么大，就这么多人，我们还担负了其他部门的几个课题，中央这些文件要起草，总书记那边的事，还有其他一些事我们都要管，那么你们看，我们其他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后来的一次会上，中办副主任兼研究室副主任周杰也谈了他对研究室工作安排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任务应该排列一下。中央交办的任务和本职工作，这都是要坚决完成的。研讨小组那时候，那一年多当中的工作就是这么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我们起草文件，5?13讲话（指赵紫阳1987年5月13日将当时进行的反自由化运动扭转到改革开放上来的重要讲话）以及十三大报告，这是在全局上都起了重要作用的。今年我们又搞了两次全会的报告，明年还有两次全会，建国40周年还要有讲话，这些都要放到第一位。政改工作是全局工作当中一部分，起草文件也是全局性工作。要把握好全局，把全局的事情搞好，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协调好。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确认，“小舰队”这个说法，是从外界人之口传到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陈小鲁、唐欣等人在室内会议上郑重提出这个问题，意在解决室里的研究和起草文件、讲话的平衡协调，以改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防止供人口实，以此攻击赵紫阳和鲍彤。但是，当时中央政改研究室就那么10几个人，10几条枪，顾此失彼也在所难免，这也是让研究室领导感到十分无奈的事。

1989年初，又发生了一件与“小舰队”的说法有关的事情。这次的说法，直接来源于曾经主管的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胡乔木。

唐欣向笔者回忆说，“1989年3月，胡乔木要到美国去做一次学术访问，美国人希望乔木讲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为了起草这个演讲的讲稿，他就想起了我。因为父一辈的关系（唐欣是前冶金部部长唐克之子，其父与胡乔木熟悉），我和乔木一家都很熟，他的儿子胡石英、女儿胡木英也都是我的朋友。乔木就叫胡木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时间大概是1989年1月吧。我去以后，乔木对我说，这次叫你来，是请你帮我起草一个到美国去的报告。我说，可以。您想怎么讲，和我说一说，我帮您整理一下。我就开始做记录，他就从头开始讲他的想法，中央整个决策机制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讲得非常详细。我把他讲的都记录下来，回去后整理了一个大概十几页的讲话稿。这件事我回来后和我们局的局长陈小鲁说了，小鲁同意我帮乔木起草这个稿子。”

唐欣说：“稿子整理完了以后，就送给了乔木。过了几天，胡木英打电话要我过去。那天我是约了陈小鲁一起去的。我们一进屋，看到乔木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严肃。在他旁边还坐着有林。有林曾经是我的上级，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分管信访局的，后来调到《求是》杂志当总编。乔木见到我，劈头就问，说小唐我让你给我起草的东西，你写的这是什么？我十分惊诧，稿子明明是按照他讲的记录整理的，怎么怪上了我？胡木英在旁边捅我肩膀，意思是别说话，听着。我就那儿一声不吭地听着。胡乔木说，你现在是不是在鲍彤那里工作？我说是啊。他问，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社会改革局的副局长。他说，你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吗？你写的这个，我到了美国能这么讲吗？唐欣对笔者说，你说我当时能说什么，他那么大年纪，又是父辈，‘德高望重’，我只好听着。说着说着，这个老头就把火发到了我的工作单位中央政改研究室头上。胡乔木问我，你们研究室有多少人？我说，大概20来人吧。胡乔木说，你们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就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可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知道你们室做了些什么，也没看到你们有什么让人看得见的成绩。你们叫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个名字，就是向全党、全国人民的一种许诺，你们没做出什么成绩，将来怎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你回去告诉鲍彤，政治不是玩的！是很严肃的事情。搞不好，你们要变成‘小舰队’的，你知道吗？说完，胡乔木还要我和陈小鲁把他的话转告鲍彤。”

唐欣对笔者说，“乔木的这句话让小鲁和我都十分震惊。小鲁回来后，很快向老鲍做了汇报。那天，胡乔木之女胡木英随我们从乔木那儿一起出来。我说，木英，我写的东西明明都是他说的，现在，这老头怎么变了？木英说，人老了，不知道又搭错了哪根筋，你别放在心上。我后来分析，胡乔木改了主意，并且说了这番‘政治不是玩的’和‘小舰队’话的原因，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更不会是他自己的发明。也许是他最近听到了一些对鲍彤和政改研究室的议论。当着有林的面来否定我起草的稿子，又对我们讲这些话，也是在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1988年9月“物价闯关”（指当时中共中央拟进行的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中止之后，赵紫阳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党内保守势力开始在高层掀起一股“倒赵风”，许多有关赵紫阳身边这个参谋班子的说法在此时产生和流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这个由鲍彤率领的政治智囊班子，早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反“自由化”时期，保守势力的大佬们就已经很是看不顺眼，认为这些人给赵出了许多坏主意。十三大之后，这个班子成了中央的正式研究机构。他们认为，这个机构已经成了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策源地，对赵紫阳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实际上，这完全是在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看问题。

无论是在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期间，还是在十三大后，鲍彤领导中央政改办以及后来的政改研究室所做的工作，都是按照赵紫阳和中央的部署进行的。鲍彤和他的部下们或许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过一些工作上的建议，但说到对赵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有多大“影响”，那完全谈不上。赵紫阳是一位有长期政治斗争经历和丰富政治经验的成熟政治家，他所提出或是认可的政治主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紫阳之所以会重用鲍彤，不是因为鲍彤能给他出主意，而是赵认为鲍彤的思想观点与他本人有强烈的一致和共鸣，鲍彤和他的部下所做的工作能够充分地体现他的思想和主张。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在赵紫阳担任总理，主持经济体制改革那段时间，有一次紫阳曾经和鲍彤说，我知道在一些政治观点上我们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经济改革上，我们完全可以合作嘛。后来紫阳当了代理总书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紫阳又对鲍彤说，以前我说过，咱们是可以在经济改革上合作的。这回，咱们也可以在政治改革上进行合作了。“合作”这两个字，确实可以概括赵紫阳与鲍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光明正大的。那种以“阴谋论”的眼光去解释赵与鲍的关系的看法，完全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自己的阴暗心理在作崇。

但也正因为如此，党内保守势力此时要“倒赵”，他们首先必然要“倒鲍”，那么，说“政治不是玩的”，以“小舰队”的说法往鲍彤和他的部下们身上泼污水，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党内高层中一些人听到了这种说法，为了避嫌不想过多与中央政改研究室打交道，也是十分自然的。

鲍彤、周杰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听到党内和社会上流传的这些说法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作方式上做了多方面的调整，以减少供人攻击的口实。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亡羊补牢。当时是“羊”虽未“亡”，“牢”也在“补”，但实际上都已经无济于事。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搞赵紫阳下台，在他们看来，“鲍彤是坏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小舰队”的帽子无论如何是摘不掉的。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六四”以后，王震曾“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后台”。这话表明，“小舰队”这个说法在中央高层中已是流传甚广。无论你工作如何做调整，都已经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说法，因为，“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从1988年底“倒赵风”刮起来之后，到1989年4月之前这段时间，赵紫阳的处境愈加艰难起来。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他不但要勉力推进阻力重重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法阻止李鹏等人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改革的倒车，而且还要同时应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政治压力：一方面，他要承受来自党内保守势力的攻击，顶住“倒赵风”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面临社会上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言论自由的压力，他必须作出恰当的应对。党内党外这些压力交织起来，像一张复杂的网，困住了赵紫阳，使他无论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会遇到不同方面的掣肘。

198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以《完善民主安定秩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治理整顿在稳定中求得发展》为题，发表了赵紫阳在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说：“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扎扎实实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以使经济文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段话，集中地体现了赵紫阳那个时候的基本思想。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如赵紫阳所期望的那样，逐渐稳定下来。进入1989年以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更加活跃，各种民主化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了高潮。

1月6日，在两年以前的反“自由化”高潮中被开除中共党籍的方励之向邓小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值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动北京文化学术界和知名人士，联名公开致信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响应方励之的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吴祖光、冰心、萧乾、金观涛、李泽厚、包遵信、苏绍智、王若水等33人。

2月21日，留美学者陈军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将大赦魏京生等人的问题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23日，陈军与北岛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1989大赦工作小组”。

2月26日，著名学者许良英发起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参加签名有钱熙照、王淦昌、施雅岚、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42人。信中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要同步进行；二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权利；三是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四是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

3月14日，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再次征集43位知名人士签名，发出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

与此同时，受整个知识界民主气氛高涨和师长们的影响，各高校的学生们也开始不稳定起来。“1989年3月底，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首都23所高校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大学生群体呈现为一种带有较强惯性的‘亚稳定状态’，在外部的强烈刺激与频繁冲击下，仍有发生大规模学潮的可能性；局部的、与实际利益相关的动荡很难完全避免。”（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页。）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提出的关于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也是必须肯定的。而且他们的政治要求（“全盘西化”除外），与赵紫阳、鲍彤和他们部下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时机得当，工作得当，这种民主化要求对高层形成的政治压力，将会成为党内改革派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助力。但是，从当时党内高层的局势看，时机恰恰并不“得当”。党内保守势力利用治理整顿使改革倒退，同时刮起“倒赵风”，已使赵紫阳逐步陷于被动。社会上民主大潮的兴起，为保守势力攻击赵紫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又提供了新的口实和机会。他们紧紧盯住赵紫阳，试图利用他对民主浪潮的应对失据，借机发起致命的一击。

而高层中这种复杂的局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是并不了解的。他们不了解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格局变化，和当时所面临的保守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也不了解赵紫阳当时的处境，和他的苦心。他们不知道，有可能事与愿违，在当时情况下，民主化的大潮越高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迫切，也就越使党内高层的政治局势向不利于改革派的方向发展，赵紫阳所面临的局势也就愈加复杂化。

这种局势，使赵紫阳、鲍彤和党内的改革派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反对和压制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提出的推进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任由这场大潮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引发党内保守派的反噬。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意味着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甚至倒退，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也意味着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政治生命的终止。因此，赵紫阳、鲍彤们的选择，只能是一方面强调“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又要大声疾呼“中国需要稳定”，希望将民主化浪潮纳入秩序的轨道。赵紫阳在新年茶话会上所说的“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段话，自然而然地成为赵紫阳、鲍彤们应对当时民主化浪潮的指导思想。

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同样也刺激了邓小平和老人集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281-282页）

3月3日上午，邓小平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时间存疑。据《邓小平年谱》下卷和《邓小平文选》第3卷记载，是在3月4日。但据笔者的传达记录所记，是在3月3日。因为此后的4日上午，赵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赵紫阳向邓小平谈到了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倾向的问题，邓小平说，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要采取过分措施。闹过头了再采取措施。触犯法律我们再采取措施，不然就是一种政见。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要给外国一个信号，在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才会改革。中国不允许乱。

赵紫阳说，有人说中国有言论罪，是不是划一个界限，违法与不违法，包括结社、出版。邓小平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邓的这段谈话后来经整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题目为《中国不允许乱》）

邓小平与赵紫阳这次谈话，很快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当中进行了传达。

3月4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赵紫阳召集胡启立（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小组组长）、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小组副组长）、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鲍彤（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人，讨论了最近的政治形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在讨论中赵紫阳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对待现在有人搞的所谓签名问题，已经签了的不要管，以后要打招呼。他表示不赞成所谓“大赦”，不赞成迎合“民主化的情绪”。但他提出，要从正面高姿态地把民主讲清楚，我们的着眼点还是工人、农民。我们要坚定看到这一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国要搞民主问题，但是要把民主、改革引入正途，而不是歧途。知识分子生活问题是个大问题，光学专家王大珩每月300元都生活不下去，要想办法。

赵紫阳说，小平的思想是不能乱。我们要搞民主，但是不能孤军深入，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民主的进程不能停顿，要在十三大的基础上解决民主的理论，民主和四化的关系，民主和四项原则的关系。我们是一个东方大国，民主化进程不能导致个人主义，导致个人主义，对社会发展很不利。

那么中国民主搞什么？赵紫阳自问自答地说，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二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三是人民参与、公开、监督，四是以法治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但也要限制滥用权利。结社、新闻自由这些问题，我们的看法现在和知识分子有矛盾，我们不能让。阎明复建议说，紫阳是否在五四讲一讲中国民主的方向，现在知识分子担心的，一是人事的突然变化；二是改革受挫；三是知识分子跟着干倒霉。对签名事件要淡化，要培养忠于共产党的不同声音，民主的旗帜，不能让方励之拿走。

赵紫阳接着说，是否搞些小组写些东西，讲讲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在四中全会上要讲这个问题，同时要抓紧立法。可以看出来，目前的民主化是个大浪潮，因此一开始就要有个态度。要有对付混乱的办法。经济问题，有人想不用经济方法去解决，想引到政治上面去。我们要坚定，实事求是，给社会一个说法。

当时，按照党章关于中央全会每年两次的规定，十三届四中全会已经在筹备之中。中央初步确定，会议在4月17日到21日召开。在中央政改研究室传达赵紫阳3月4日讲话的会上，鲍彤说，四中全会主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但在四中全会紫阳的报告中要讲一讲政治形势，我们要准备这篇讲话。我们研究室要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这项工作。这个讲话，要有相当的理论高度，相当实感的操作性，给人感到是深思熟虑的考虑，中共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

3月初，在鲍彤的主持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立，由15人组成。其中中央政改研究室参加8人，陈群林、陈小鲁、孙方明、唐欣、吴伟、王绍贤、沈荣华、白惠敏。中办调研室陈进玉、李英堂、罗建平3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小组（十三大后成立）郑必坚、龚育之、贾春峰3人，再加上鲍彤。

3月6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内部研究了四中全会讲话的起草问题，鲍彤在会上说，我们的文章在开头，可能要有一段讲十年改革开放，要感谢社会各界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为保持社会稳定做出的贡献。要肯定我们的社会基本是稳定的，继续发展还需要继续稳定。稳定是今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不能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还要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民主的长远目标。我们写这个东西，要把紫阳最近讲话的精神写进去，党的建设，突发事件，廉政和法制两手抓，多党合作，都要放在一定的位置来讲，这些是党内形成共识的基础。

6日下午，起草组举行第一次会议。鲍彤在会上说，到底从什么角度能把紫阳最近时期的讲话精神串起来呢？上午我们议论了一下，能否从稳定的角度，小平最关心的是稳定问题。如果在一些大的政治原则上，能够统一党内高层的认识，形成基调，那么五四大会上的稿子也就出来了。

3月10日上午，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再次开会，讨论和拟定报告提纲。鲍彤在传达了3月3日邓小平与赵紫阳的谈话之后说，在改革这场大变动中，我们的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报告要说明稳定与发展、改革的关系，把两方面都讲透。从改革开放的发展讲稳定，说明有稳定的环境，发展可以快一点，环境不好就可能要放慢步伐。

会上，大家也都发了言，对起草这个文件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3月14日下午，起草组讨论了已经初步拟出的提纲。鲍彤在会上讲了大体的进度要求，他说，这个稿子应该在4月6号的常委会上通过一下，然后可能要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讨论中，大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于稿子提纲提出了自己看法。此后，3月15日、16日、25日、27日、4月3日，10日，起草组又多次开会，反复讨论修改已经成形的稿子。

在4月3日、10日的起草组会上，鲍彤都各有一大段谈话，对起草组关于四中全会报告稿的基本思路做了概括，同时也可以说是间接表明了赵紫阳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态度。

鲍彤说：我们要给出两个方面的信号，一是不全盘引进西方的制度，二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不能停顿，要扎扎实实有保障的推进。两方面都要讲明确。总题目是在社会稳定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段时间来，中央常委的讨论可以概括为几条方针。第一，中国当前压倒一切是要稳定。第二，中国不能全盘西化，不能拿西方的尺子观察中国问题。第三，一定要在稳定和秩序的前提下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第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前要围绕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两个问题上。老百姓的要求，一条是忧国忧民，要求把改革建设搞得更好一些，一条是从自身出发，要求权利得到保障，生活得更舒畅一些。第五，党在维护稳定和推进民主的时候，要走在前面。要讲明，我们对目前民主状况并不满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宪法反映了我们的主张，有了宪法，还要有各种具体的法律配套。决策民主化，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鲍彤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争取民主过程中，各国都有教训，搞得好，会成为稳定的力量，搞不好会成为破坏稳定的力量。稳定是为改革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看起来缓慢一些，但可能更顺利一些。以少的代价换取大的发展。用一天，一个月的尺度来看，不会有大的变化，但长时间看，是前进的。中央决心把重点放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来，放到保护公民的权利方面来。要保障公民权利，防止侵犯公民权利，也要防止有人滥用权利。这不仅仅是口号和意愿，也不是个认识不认识、给不给的问题，而是要取决于社会条件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鲍彤认为，过去革命是破坏，现在是建设的过程。过去在五四的民主自由口号下我们破坏了旧制度，现在是在这个口号下，协调整合人民之间的关系。民主和自由是加强协调的手段，要达成和谐的目的。过去突出的是对抗斗争，现在突出的是妥协谅解。要讲让步，讲理解，用民主的手段达成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主题变了，由革命转变为建设；主题变了，民主观念、功能都要更新。要使党内外都懂得，民主本质上是建设的主题，不是破坏的主题。利益调整，不同声音，要靠民主来调整。过去靠民主的武器夺取政权，现在要靠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处理得好，就会成为稳定的力量，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动乱。我们的办法是秩序的民主，法制的民主，有过程的民主。我们党还没有学会在和平执政条件下，用法律武器进行合法斗争。这时，陈群林插话说，现在一讲稳定就是没有不同意见，就是舆论一律。这不对。一定要讲稳定，但这种稳定不是舆论一律、鸦雀无声的稳定，而应该是活跃的，健康的，能协调各种利益的稳定。

鲍彤继续说，要鲜明地表明一个态度，党应该成为稳定的力量和推进民主的力量，不能把积极因素看成是消极因素。党要在维护稳定，民主方面带头做表率，认真建设党内民主。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组织要在稳定大局中起作用，对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党的纪律要搞好，不能搞自由主义。党自身稳定了，社会稳定就有了保证，党的民主搞好了，社会民主就有了希望。党应该成为生动的，活泼的，积极的，健康的力量。

为赵紫阳起草的这个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稿子是写出来了，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未及讨论，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15日，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学潮骤起。拟议中的四中全会因此而推迟，而赵紫阳、鲍彤们试图用这个讲话，再做一次稳定局势的最后努力，也落空了。

在共和国遭受了那场血的劫难之后的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代表政治局作报告的总书记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他讲的也完全是另外一个调子。赵紫阳在这个会上被戴上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撤销了总书记职务；鲍彤则已经被关进了秦城，等待他的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他们所主持的这次以推进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也由此被划上了休止符。

1989年“六四”镇压的枪声，宣告了中国80年代这场由执政党中央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这一失败并不是偶然的，在这场改革的成因和内在逻辑中，就已经埋下了其必然失败的根源。

纵观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即邓小平主张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路线，和赵紫阳主张的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路线。正是由于这“两条路线”的存在，使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

作为当时中共党内实际第一人的邓小平，其发起这场改革的目的，是试图在不触动原有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对它的行政体制进行一次改良。但是，这场改革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由于赵的主导，使得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支持赵主持和推进这场改革的邓小平，后来转变了态度，联手党内的保守势力扑杀了这场改革。

时任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先生在他为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只有看清80年代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性质，我们才能准确地为它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的遗产，和更深刻地认识80年代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教训。

首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同。

从1986年邓小平主张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从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障碍的角度，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1980年，为了“解决华国锋问题”，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此后，他就没有再过多地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而更多着眼于经济改革方面，这段时间在他的讲话和谈话中，很少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应当承认，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的态度是坚决的。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当然是为了救党，救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到文革结束前，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搞经济改革，民众生活不下去，党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优越性”。

1986年，当经济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触及到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体的时候，他发现改革遇到了障碍。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及其他主管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各级党政机构叠床架屋，政出多门，双重决策，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邓小平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

在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过程中，邓小平也一再提示赵紫阳，要注重提高政府效率。1987年5月，他看了十三大报告初稿，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说是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的质疑，并强调说：“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些话表明，邓小平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出发点在于提高政府效能，而不是发展民主。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时说：“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1页）

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致相同，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2页）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86年9月，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将，在担任总理的同时，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其次，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有重大差别。

推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不错，邓小平在一些场合也谈到过民主，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他多次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

邓小平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什么民主，相反，他认为，在中国，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要充分利用专政这个武器。“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凡事只要一下决心，就能够不受牵制地立即执行，这是我们的优势，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搞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5页）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1987年5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明确谈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命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主持这项改革的赵紫阳，其指导思想与邓小平的看法，并不相同，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发展民主。据他的前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1980年9月，赵紫阳就明确谈到“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李湘鲁：《微斯人，吾谁与归？——追忆紫阳》）。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作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他不可能不考虑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不可能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违背邓为政治体制改革划出的框框，而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尽可能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的无限权力，扩大人民参与，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上来。他从研讨的一开始，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他也赞成鲍彤和中央政改办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张和支持，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共识。

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在研讨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上搞了个折衷，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样，既体现了邓小平要的效率，也体现了赵紫阳的主张，要搞民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总结了他那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并说：“这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页）

第三，赵紫阳主持实施的改革措施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

在改革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规定了内容，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从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为这次改革规定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但报告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赵紫阳对“党政分开”的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还提出了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和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了“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邓小平主张的行政改革的范畴。这个方案虽然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并且只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从总的方向说，它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解决社会矛盾；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规则等。从大的方面讲，在赵紫阳主政的那几年，中共的一党专制在逐渐削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在逐渐弱化，而民主和法治建设逐步开始走上正轨，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也有了相当进展，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开放的情况也在逐渐改变。

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做的这一切，六四之后大都被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所中止，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赵紫阳的大部分主张也被作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全盘否定。

这一事实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赵紫阳所主持操作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赵紫阳真的中规中矩地按照邓小平的那一套行政改革的路线，来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场“改革”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至少不会导致后来改革被中止、人被撤职的结局，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6月，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1980年代这场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改革实践中所施行和准备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按照赵紫阳、鲍彤们的主张进行的。有鉴于此，笔者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是：它由中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领导人主持进行的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尝试。它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的影响和意义却不可低估。

1980年代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政治改革，尽管它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它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第一，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态度的变化是关键因素。

在80年代的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个关键因素。70年代后期，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逐渐在中共党内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虽然远不如毛泽东当年那样“绝对”，党内还有陈云、李先念等老资格领导人与之分庭抗礼，但随着邓推动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深入，他的权威日重，邓在党内的话语权逐渐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人。当时，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中共党内形成了以主持一线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陈云、李先念及后来的李鹏、姚依林等为代表的两支不同的政治势力，被外界称为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而主张既要搞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就成为凌驾于两派政治力量斗争之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砝码。

邓小平是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者和推动者，他为这场改革确定了目标和内容，也划出了底线。而他选定来设计和操作这场改革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却并没有使这场改革局限于邓所主张的行政改革范围，而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推动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上来。当1989年初夏，邓小平认为是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催发了民主大潮（学潮），赵有可能利用这场民主大潮，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时候这就触犯了邓的底线。

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势力，在对改革的态度上有着很大差别，在个别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这种结合，反映了党内传统的政治势力不甘心放弃旧的统治方式，坚持维持极权统治的坚定态度。

邓小平与赵紫阳这两种政治改革“路线”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线”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与党内保守势力联手，将它扼杀掉。

第二，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强大。

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进行的，都会遇到守旧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和阻挠，这种情况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

回顾1980年代整个改革历史，可以看到，当时党内高层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对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也是不遗余力的。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的风潮之后，邓力群手下的一些左派就开始往主持政治改革研讨的赵紫阳、鲍彤及中央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这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十二届七中全会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思想难于统一，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

中共十三大换届后，在主持一线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两个极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代理人李鹏和姚依林，这使党内保守势力有了直接插手，影响、干预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层内部保守势力与改革力量的斗争就开始更加表面化，尖锐化。1988年下半年在“价格闯关”问题上的争论、“倒赵风”的刮起，以及后来围绕对学潮问题处理上的争论，都表明了这一点。赵紫阳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线操作者和主持者，党内保守势力知道，要扭转改革的方向，必须把赵搞下台。中共十三大上，保守势力推出的总书记人选邓力群被差额选举差掉，他们认为是赵紫阳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赵。他们知道，只有搞掉赵紫阳，他们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领导权，扭转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们从没有放弃搞掉赵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当邓小平提出的旨在打破物价双轨制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党内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机会，开始在邓小平面前大进谗言，要求邓撤换赵紫阳，刮起“倒赵风”。特别是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李鹏，姚依林利用邓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担心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动邓给学潮定性，然后又一步步把学潮推向死胡同，导致邓最后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他们站在与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第三，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

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败原因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执政党内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干部普遍严重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因而改革没有得到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

当时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被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习惯于“阶级斗争”，习惯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习惯于“舆论一律”，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习惯于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权的一党专制体制，习惯于同这种体制相适应的那一套理论、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领导”与“执政”、法治与人治、专制与宪政等理念方面的意义与区别。一句话，当时在党的中高层干部中，还基本上没有现代政党所应有的执政意识，远没有形成进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础。

1987年6月之后，政治改革开始在党内下“毛毛雨”，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大大加强。但是，从赵紫阳的“5.13讲话”，到10月的十三大召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总共只进行了短短的五个月。强大的历史惯性、体制惯性和思想惯性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得到扭转。此外，受几个月前还在进行的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政治改革刚刚还是政治禁区，“自由化”的帽子还在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一些保守派领导人手里拿着，准备随时给人戴上，这就使得“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党内仍然有巨大的市场。

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实施，受到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党中央各部门就不配合。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强大的体制惯性，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给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利益，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第四，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

从表面上看，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但实际上，在中央高层，他的力量十分脆弱。80年代党内高层的特殊情况和政治态势，决定了以他为首的改革力量无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因为，赵紫阳要推行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必须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过中央各个职能机构去执行。

作为党内最具权威的元老，邓小平是凌驾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个特殊的存在。80年代前期，赵紫阳与邓小平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邓的支持下，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赵紫阳在十三大后虽然当了总书记，他要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支持。没有邓的支持，赵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然，从实际情况看，在1989年初以前，邓小平对赵也一直还是支持的。

但是，并不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就可以放开手脚，没有顾忌了，邓小平对改革的支持也要受到他身边保守派元老的制约。而且邓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由于邓小平在“垂帘听政”，赵紫阳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时时顾忌到邓小平的这个底线，防备保守势力的明枪暗箭，这就使他不可能放开手脚。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以及《李鹏六四日记》中可以看到，十三大后进入中央常委的李鹏、姚依林这两个党内保守势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时时在对赵紫阳虎视眈眈。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以后，他们就试图以“决策失误”为名嫁祸于赵紫阳；从学潮一开始，他们对赵紫阳的主张就是持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小动作，以各种方式对邓小平的决策施加影响，企图借用邓小平的力量搞垮赵紫阳。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的位置不可能是稳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虑到邓小平的反应，考虑到会不会被保守势力抓住把柄。他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也不为过。

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不得力，是赵紫阳推行政治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内保守势力借机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门。十三大前后，赵紫阳为了改变这种格局进行了巨大努力，比如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改变了长期由邓力群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局面，撤销了邓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组织、宣传等部门由保守势力所掌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时候，中央组织部长是宋平，宣传部长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势力的主要干将。赵紫阳没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安排自己瞩意的改革派干部担任关键部门的重要职务，也没有可能把那些占据重要岗位但成为改革阻力的干部撤换掉。1996年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赵紫阳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547页）

第五，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响应和支持。

由于在当时条件下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赵紫阳一方面要防备来自党内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同时也要防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吊高社会上民主化的胃口”，影响社会的稳定。因为一旦过分“迁就民主化的情绪”（邓小平语），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就会成为党内保守派攻击、甚至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实，甚至影响到他个人的地位的稳定。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对封闭，再加上保守势力的虎视眈眈，又必须和邓小平“保持一致”，这些因素致使赵紫阳、鲍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没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图对党内、对全社会公开，说得那么明确、那么直白，致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对此缺乏了解，朝野严重缺乏互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会上的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了解赵紫阳主持的执政党中央内部围绕改革产生的激烈斗争，不了解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艰难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对赵主持政改的推进缓慢有怨气和不满。这就使赵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会上的激进民主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上书、呼吁，使得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受到日益加大的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他面临“倒赵风”，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谨慎小心应对；另一方面，他又要面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必须维持社会局面基本稳定的一道难题。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真的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中国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由的党内各派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所致，但也有其指导者主观方面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对改革进程和事态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赵紫阳对邓小平过于信赖，对邓的态度转变估计不足。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赵紫阳是依靠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从四川到北京，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过来的。长期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对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对邓产生了一种过份的信赖。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邓小平的，邓小平对他也是了解的。虽然他知道，邓对他的支持是有底线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这个底线。但从当时和后来披露出来的实际情况看，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过高地估计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对整个局势的掌控力。实际上，以往邓对他的支持，不是对他个人的支持，而是因为他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会不会继续得到邓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实践会不会触及邓的政治底线。当1989年5月局势的发展触及到了邓的底线，邓就果断出手，在镇压了那场学潮，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赵紫阳也因抵制戒严，反对武力镇压，而被邓小平废黜。

二是改革力量对围绕改革进行的党内外斗争复杂性和残酷性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十三大的召开，和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一开始民心还是比较顺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难重重。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滋生的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对这种情况，赵紫阳、鲍彤和他们的部下们看到了，并组织了社会突发事件问题研究，也预见到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但现在回头看，当年对这项工作似乎重视程度不足，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课题抓紧抓好。而且，对策性研究也没有开展，特别是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党内矛盾激化做出预测，并把它与社会动荡的过程与后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对解决社会动荡、同时也避免党内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层面上的应对预案。

当然，这些只能是后话。当时党内高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赵紫阳、鲍彤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不可能放手把党内高层斗争摆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中央正式机构中进行研究。当时出现的“小舰队”说法，已经让赵紫阳、鲍彤们警惕、避嫌，“动乱问题研究”没有展开和抓紧，没有与党内斗争相关联，大概也与此有关。

三是在舆论宣传指导方面发生失误，一些关键时刻导致不良后果。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公开”原则，从方向上说是正确的，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在复杂的改革过程中，透明度、公开性又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相反的“给改革添乱”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过程中，公开化也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而所不为。但遗憾的是，由于条件、环境、经验的限制，改革的领导者们当时都对这种“双刃剑”的作用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在一些关键时刻上的舆论引导失误。1988年8月，政治局通过了“物价闯关”的决议直接发布了会议消息，结果导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闯关”不得不中止，为保守势力刮起“倒赵风”提供了口实；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与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引发严重后果，问题也是出在由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上，当时恰恰是学潮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讲话仅仅在会见时讲一讲，或在报纸新闻中提到几句，也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以致一些保守派元老找到借口指责赵紫阳，促使邓小平下决心拿下赵紫阳。

赵紫阳领导部下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后来处理1989年学潮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也很正常。他毕竟是人，不是神，这些失误多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赵紫阳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党内权力斗争的尖锐、复杂与不择手段有深刻认识，但他在进入权力核心之后，却从不用“阴谋论”来看问题，不愿意用政治权谋去解决高层中的矛盾。他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往往对事不对人。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总是宽容、大度，不愿意将一些矛盾公开化、尖锐化。在当时复杂的高层人事关系和政治斗争中，他往往因考虑到“避嫌”、“影响”而放弃主动进攻。特别是对邓小平、陈云这两位“老人家”，他从不愿意伤害他们，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往往采取策略的方式提出，争取求得他们的支持。在与邓或陈有分歧，而且已经证明赵的主张正确时，赵也从不利用这种机会，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在担任中央总书记之后，他仍然不想主动抓权，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

当然，对于当时党内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也许赵紫阳当时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根本原因是出在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改革力量不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赵紫阳这种性格弱点对他主持的政治改革，对后来学潮的处理，也不无影响。鲍彤后来曾经对笔者说：“紫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当总理、当总书记是游刃有余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但对一个政治家说来，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80年代中国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存在邓小平与赵紫阳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但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实际上是在赵紫阳的主持下进行的。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五、六两个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提出的加强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等思想，都体现了赵紫阳对当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构成了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内涵。虽然在当时的改革实践中，这些内容有些得到了贯彻，有些未来得及实施，有些被歪曲以至篡改，在1989年六四后又大多倒退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更糟，但它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内容体系，是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的主要部分，对于推动今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和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如果要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一个概括，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地说：“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2－293页）

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赵紫阳和他的主要助手鲍彤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赵紫阳、鲍彤们都已经意识到了，只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而已。

遗憾的是，赵紫阳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有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党组、撤销政法委等得到了部分实施。“八九”之后，不但这一切又退回到了历史的原点，已经推进了的改革也成为赵“搞自由化”的罪状。

赵紫阳一生的两次“大彻大悟”

在当年那场改革已经过去20多年的今天，有人仍然不能正确理解赵紫阳和鲍彤们当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不能正视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政治分野，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赵紫阳已经开始冲破共产党的传统体制、观念，开始逐渐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样的事实。

赵紫阳与胡耀邦都是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的杰出代表，都认同普世价值，但他们也有不同。这个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而胡耀邦则缺乏认识这些问题的机会和历史条件。笔者的这一判断，根据就是赵紫阳和鲍彤当年提出的那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研究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留下的那些资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宪政民主发展的政治指向。党政分开、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改革选举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团体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化、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一步。鲍彤当时就曾经说过：“十三大的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只要走出了这第一步，后面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如果说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过渡，或许当时还只是赵紫阳和鲍彤们脑子里的一个影子，他们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或许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党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他们还无法明确、直接地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在赵紫阳的晚年，他经过对自己一生，特别是对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以后及此后15年的反思，就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忠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这个时候的赵紫阳，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失去自由的15年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297页）

渐进式改革是赵紫阳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

但是，赵紫阳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页）赵紫阳还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178页）

关于如何实现向现代政治和议会民主转型的问题，赵紫阳还说：“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赵紫阳主张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

在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先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留到十年后再讲再做。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与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向宪政民主转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从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政治改革的缺位，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权力腐败加速，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民众的维权意识、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日臻成熟，互联网等新传播手段越来越被民众所广泛利用，形成越来越巨大的舆论场；国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全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当局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经过不断流失已经所剩无几，进入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当局拒绝政治改革而实行的维稳政策，加剧了公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许多地方开始走向对抗。

这些情况，赵紫阳生前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及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等书中也都有记录。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现阶段执政党所坚持的“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赵紫阳的这些看法，不能不说是诛心之论。

向民主化社会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但是这条路怎么走，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和各派政治势力能否形成基本的共识。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做法，和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赵紫阳认为，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

六四过后的1989年6月23日，在为罢免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履行正式手续”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赵在他的“自辩发言”中，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改革讲了一段话，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地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赵紫阳：《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载《改革历程》第367－368页）

这段真诚、平实、在理、发自肺腑、真正为共产党着想的话，值得每个中共党员，特别是对中国未来尚有责任心的中共领导人认真读一读，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