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图登字：20-2014-013

BODIES OF EVIDENCE by Brian I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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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砸开上帝的坚果：法医从未公开的绝密档案 /（美）隐内著；（美）王旸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5.1

书名原文:Bodies of evidence

ISBN 978-7-5448-3742-2

Ⅰ.①砸… Ⅱ.①隐…②王… Ⅲ.①法医学－通俗读物 Ⅳ.①D9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1814号

责任编辑：于海宝 文字编辑：朱丽丽 美术编辑：严冬 责任校对：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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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70千字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3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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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搜集证据

第二章 自杀还是他杀

第三章 伤痕

第四章 毒杀

第五章 骨头的线索

第六章 窒息死亡

第七章 体内之蛆

第八章 指纹的线索

第九章 血中的证据

第十章 DNA鉴定

第十一章 毛发证物

第十二章 子弹的线索

第十三章 火焰的破坏力

第十四章 碎片证据

第十五章 声音证据

第十六章 真凶的身份

第十七章 法医学的设备

引言

如果没有法医学，那么很多案件就可能无法破解。缺乏目击证人、嫌疑人不愿坦白交代、缺乏明显证据的案件可能都会让嫌疑人逃脱惩罚。在法庭上，专家必须做证并向陪审团成员介绍每个证据的重要性。如果这些证据本身并不可靠，那么嫌疑人的律师可能会把这些证据当作突破口来帮助他们的当事人获得无罪的判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性无懈可击的法医学对于破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法医学本身和医学的分别不大。当时，所有的法医学专家本身都是医生，法医学这个称呼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他们的工作和法律有关。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非自然死亡的案件中，大多数的证据来自病理学家或法医对尸体的解剖。虽然这些案件在之后可能需要毒理学家、血清学家或弹道专家的参与，但对死亡原因的判断、器官和体液，以及枪杀案件中的子弹等真正关键的证据都来自最初的解剖。

实际上，正是早期的法医病理学家让这门学科发扬光大。除了对尸体进行解剖之外，他们开始分析尸体上的以及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并开始根据这些证据进行推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这些病理学家的努力，才让案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法医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致力于侦破案件的学科，法医学领域的专家也随着这种趋势而变得越来越多。

历史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是13世纪的中国著作《洗冤录》。这部书强调，法医学是一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学问。20世纪初期，法国犯罪学家艾德蒙·罗卡也强调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也是今天所有法医学专家的座右铭。

在欧洲，法医学的发展则相对缓慢许多。德国皇帝查尔斯五世在1533年颁布的《卡罗林娜刑事法典》中第一次要求在可能涉及非正常死亡（包括受伤、中毒、上吊、溺水、谋杀婴儿和堕胎等）的案件必须有医生参与案件的调查。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医生是无法直接解剖尸体的，因为这样做是传统所不允许的。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解剖最终成为医生判断非正常死亡的最关键的手段之一。16世纪的法国外科医生安布鲁·巴雷（卒于1590年）成为第一个在遭枪杀的被害人身上寻找出子弹的人。18世纪的意大利人乔奥瓦尼·莫加尼则成为现代病理解剖学的创始人。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法医学的概念多半是在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时。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苏格兰的医生阿瑟·柯南·道尔，但柯南·道尔所描述的细节是从许多案件中积累的知识的结晶。到了19世纪，实验科学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许多国家的警方也开始大量利用科学手段来破案。犯罪学家汉斯·格罗斯的专著《刑事调查》出版于1893年。20世纪初， R. A. 雷伊斯在瑞士的洛桑市创办了警察学研究所并发明了法庭摄影学。1910年，罗卡在里昂建起了他的犯罪学研究所。1915年，罗伯特·海因德尔在德国德累斯顿市建立了一间实验室，这间实验室在日后成为德国全国警察实验室。不久之后，奥地利、瑞典、芬兰和荷兰等国纷纷效仿，都建立了类似的实验室。

在英语国家，法医学的发展速度却较为缓慢。美国洛杉矶市的法医学实验室是1923年才创办的，而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更是直到1932年才设立。在英国，早期的法医学方面的调查是由大学医学系的人员负责的，直到1935年内政部才批准伦敦市建立其专属的警方实验室。

而如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建有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警方实验室。有趣的是，最发达的美国却没有一个真正全国性的警方实验室。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只是负责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案件。除非地方警局向联邦调查局寻求支援，不然他们将无法得到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协助。美国的州政府大多已经建立了负责当地案件的实验室，越来越多的地区也开始要求非自然死亡案件必须由专业的验尸人员负责。然而，这一体系并未覆盖整个美国。在很多地区，确定死因的工作仍是当地选举产生的验尸官的职责，而验尸官很可能是由对医学知识一窍不通的社区殡仪馆负责人担任。

最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下近年来电脑在破解案件中所发挥的作用。电脑在核对资料信息和确认嫌疑人之前的犯罪记录等方面都贡献颇大。美国联邦调查局为电脑系统取的“大弗洛伊德”名字已经颇为巧妙，但名字取得最好的还要属英国内政部。1987年，内政部宣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系统以取代全国警察电脑系统。为了向柯南·道尔致敬，这一系统被命名为“内政部大型重要查询系统”（HOLMES），其首字母的组合正好是著名的“福尔摩斯”（HOLMES）。

第一章 搜集证据

谋杀、袭击、强奸、绑架、纵火、爆炸、偷窃、抢劫等大多数严重的罪行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我们可以说，在这些犯罪发生后会有特定的被害人。但还有一些同样严重的罪行并不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针对特定的被害人进行的。人们往往把此类犯罪称为“白领犯罪”，伪造笔迹、诈骗、贪污以及电脑犯罪都属于这一类型。

不论是哪一种犯罪，法医学专家都是侦查案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这些专家并不只参与调查严重犯罪，实际上，超过一半的法医学专家都致力于解决醉酒等交通事故，还有很多法医学专家会专门参与毒品调查或工业事故。然而，这些法医学领域将不会出现在此书中。此书将着重描写法医学对有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严重犯罪的“犯罪现场”调查的贡献。通过对现场的调查，法医学专家不但能够找到犯罪的重要线索，有时甚至能够直接指证凶手。

犯罪现场调查的鼻祖是20世纪初期的法国法医学家、犯罪学家艾德蒙·罗卡。这一领域的核心理念是“每次接触都会留下痕迹”。这也就是说，每个凶手都会在犯罪现场留下证据，并会从犯罪现场带走一些东西。

每次接触都会留下痕迹，每个案犯都会在犯罪现场留下证据，并会从犯罪现场带走一些东西。即使只能从现场找到头发一类细小的证据，实验室中的法医学专家依然可以根据这一线索破案。

在犯罪现场

在罪行发生后，警方必须确保犯罪现场得到保护，只有这样，证据才不会被破坏。但很多时候，现场是无法得到保护的。比如，在人们发现尸体后，他们和接到报案的警察、医疗人员，以及确认死亡的法医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对现场进行破坏——毕竟，他们不是犯罪现场调查方面的专家。如果尸体是在户外发现的，那么调查现场肯定会出现很多和案犯无关的足迹。如果尸体是在室内被发现的，那么在企图拯救被害人的过程中，尸体可能已经被移动，其衣物或捆在脖子上的皮带或绳子可能已经被移除。另外，室内重要的物件可能被触碰或移到了不同的地方。这一切往往都在犯罪现场调查专家到场前就已经发生了。

犯罪档案

埃米勒·郭宾

艾德蒙·罗卡于1910年辞去里昂大学的法医学教授一职，创办了最早的一间用于协助警方破案的技术室。在1912年的埃米勒·郭宾一案中，罗卡把他的犯罪现场调查的理论付诸实践之中。郭宾是里昂的一名银行职员，警方认为他勒死了自己的情人，但郭宾的不在场证明却仿佛牢不可破。罗卡采集了被告指甲里的碎屑，并利用显微镜对这些碎屑进行了鉴定。

罗卡发现被告指甲里的碎屑多半来自被害人的颈部——实际上，当时的技术无法确认这一点，但幸运的是，碎屑的表面沾有被害人使用的粉红色香粉。面对这一证据，郭宾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被判谋杀罪。

对犯罪现场必须仔细检查，因为任何细小的证据都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在图中，我们看到数名警察并肩在沼泽地中用手寻找着证据。

在犯罪现场，负责调查的专家一般都会牢记一个原则：“睁开眼，闭上嘴，手揣兜。”一般来说，这些专家都是男性，他们会尽可能地记下现场的所有细节，包括室内或户外的天气、被害人的姿势（不论当时被害人是否还活着），以及现场所有关键物件的位置。专家应该尽量避免做出评论，因为他的看法可能会影响日后需要做证的旁观者的证词。另外，专家应该等到自己的团队来到现场后再调查物件。最关键的是，如果专家在现场发现手枪，那么他绝对不能像影视作品中展示的那样——用一支铅笔塞入枪口的方法把枪拿起，并用鼻子来判断枪口的味道。

当然，上述规定描述的都是理想中的状态。在现实中，现场调查专家在一开始、也是最关键的几个小时内，往往都是孤军奋战。由于天气的原因，专家必须尽快收集所有证据。此时，专家的支持团队多半是当时还在执勤、对现场调查缺乏经验的普通警察。在极端的情况下，专家甚至都无法得到普通警察的支援。

现场调查团队成员的工作和考古工作者很相似——很多最优秀的现场调查团队人员实际上都接受过考古训练。一般来说，这些成员的任务是发现不该在现场出现的物件。比如，有时现场可能会出现陌生人的脚印，或者现场会有打斗的痕迹。在户外，调查人员可能会寻找轮胎的痕迹、树枝上的油漆、树根被破坏的痕迹或者车灯被打碎后留下的玻璃。在室内，调查人员可能会寻找衣服的纤维、用来攻击被害人的物件，或者被遗弃或藏在某个地方的凶器。有时候，调查人员需要发现的证据显而易见，如散落的血迹、弹壳或没有击中被害人的子弹。找到这些证据是现场调查团队成员的分内工作。

一般来说，室内发生的案件证据会多一点儿。比如，门可能是被案犯撬开的，打斗可能会造成家具和物件散落（但在某些谋杀或袭击案件中，案犯可能会故意这样做来让案件看起来像是抢劫）。现场调查团队必须分析这些证据是否对调查有用。室内留下的血迹往往比户外的血迹更容易分析，而且能够清楚地告诉调查团队犯罪事件发生的顺序。

这是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一个犯罪现场。警方的调查员在寻找证据和为现场拍照的同时会避免触碰任何物件。直到他们完成所有工作后，他们才会把相关证据放在证物袋里带走以便继续进行调查。

在现场的调查员必须戴上乳胶手套或用镊子采集每一件物品，并把它们一一装入塑料袋或塑料盒内。他们必须给这些袋子或盒子贴上标明时间、地点，以及该物品被发现的精确位置等信息的标签。很多时候，调查取证过程还是要拍照和录像的。在室外，工作人员要对鞋印和车轮的印记拍照和制作印模。最后，调查员要把死者的手和脚分别套上塑料袋，这样才能搬移尸体。

在这些初步工作完成之后，下一步的取证工作要相对轻松一些。在室内，调查员要对各个房间进行彻底搜查，这样才可能发现一些被藏匿起来的物品。在初步调查结束后，调查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寻找指纹，因为指纹通常会保持较长的时间。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调查员开始收集手印或耳印（例如嫌疑人的手或脸蹭过窗户）。调查员还需要收集血迹以便对其进行分析。调查员的任务还包括用微型真空吸尘器收集灰尘和纤维，回收任何可能有关的文件资料，以及把任何物品焚烧后变成的灰烬也要带回实验室。

一名法医正在纽约法拉盛区的现场进行工作。一名49岁的女子被刀刺中多次后身亡。法医怀疑这名女子可能在生前被性侵犯，因此他希望收集床上的证据以图发现精斑。

犯罪档案

马尔科姆·费尔利

对英格兰东南部残忍的强奸犯“狐狸”的调查，让我们看到了对犯罪现场仔细搜查的重要性。1984年夏季，在贝德福德郡莱顿布扎尔德地区的居民被一位蒙面男人吓得心惊胆战。持有短筒猎枪的案犯会在夜深人静时破门而入，绑起家里的男主人后强奸女主人。被害人称，案犯是右手戴表的——这意味着案犯很有可能是左撇子。

8月16日，“狐狸”又出手了。在满足淫欲之后，他会拿出一把刷子，把被害人身上的毛发仔细刷一遍，以确保自己的毛发不会留下来。之后，他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割下沾有精液的床单。在把刀子、刷子和床单放进口袋后，案犯扬长而去。

第二天上午，警方跟踪“狐狸”留下的痕迹，来到了他停放汽车的地方。在路上，警方找到了他刚刚埋藏起来的放在塑料袋里的猎枪，在与被害人的住房相距约270米的地方，警方找到了刷子和床单。在那里，警方发现了“狐狸”的足迹和汽车的轮印，他们还在路边的垃圾堆中发现了案犯使用的面具和单只的手套。

手套的内部是兔毛，警方发现这与在“狐狸”第一个被害人家里找到的皮毛相符，也与“狐狸”用来捆绑另一个被害人所用的材料上的碎屑相符。面具是用一条蓝裤的裤腿做成的。最后，警方发现“狐狸”停车的地方有一棵折断了的幼树，树上沾有细微的油漆斑点。实验室的化验证明这是一种被称为“丰收黄”的车漆。在整个英国，只有利兰汽车公司的车辆会有这种颜色。

一名卡车司机说自己曾在停车地点见过一辆汽车倒着离开公路进入树林之中。不幸的是，这名司机没能记住汽车的牌子和颜色。在警方对其进行催眠后，司机追忆起那是一辆“丰收黄”颜色的奥斯汀跑车（这辆车正是由英国利兰公司制造的），而车上挂着的是杜伦地区的车牌。

在因为强奸罪而被判连续六个终身监禁后，“狐狸”马尔科姆·费尔利在离开法庭时被用毯子遮住头。

警方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狐狸”的情况，但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警方核查了几百名嫌疑人，并对社会工作者和医生进行了调查。在被问到最近是否有可疑男子搬到附近后，一名医生提到了一个叫马尔科姆·费尔利的人。费尔利来自桑德兰地区，但很快又搬到伦敦北部地区。两名警官被派去询问费尔利。他们发现他正在清洗一辆“丰收黄”颜色的奥斯汀跑车。费尔利的手表放在汽车的仪表盘板上，当警察要求他戴上手表时，他把手表戴在了右手腕上。在轿车的行李厢里，警方发现了一条蓝色的裤子，一只裤腿不见了。“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1994年6月12日，人们发现O. J.辛普森的妻子尼克尔的尸体躺在血泊之中。尼克尔位于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地区的家中布满了沾满血迹的足印。

物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犯罪时所造成的，例如被打破物体的碎片、工具留下的痕迹、子弹、指纹等。这种物证是足以证明犯罪行为的。另一种物证可以帮助警方识别犯罪现场的当事人，这种物证包括从衣物上落下的织物纤维、油漆或玻璃碎片等。这种证物和犯罪的联系则没有那么紧密。它们对破案是有价值的，警方甚至可以根据这些物证找到真凶，但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是有罪的。

无论证据的性质如何，工作人员都必须确保证据的“保管过程”有书面记录。各种不同的物证有可能由一个人交给另一个人，由一名警官交给另一名警官，直到交给各位专家进行化验鉴定。每一次传递必须有明确的记录，相关人也必须签名。如果这项工作做得不好，那么被告很可能对证据的有效性提出质询。

1994年6月12日，前橄榄球明星奥兰特尔·詹姆斯·辛普森因为涉嫌谋杀和自己感情破裂的妻子尼克尔和服务员罗纳德·戈德曼而出庭接受审讯。这起案件让我们看到，犯罪现场调查工作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及对证据保管过程的轻视所可能造成的后果。

在发现被害人后，警方让尸体在室外躺了十几个小时，他们只是从尼克尔·辛普森家中取出毯子盖在尸体上，直至一位法医来到现场。在法庭上，进行尸体解剖的法医专家承认他在检验尸体期间犯下了多达40处错误。

在庭审开始之前，很多人认为指证辛普森是凶手的证据无懈可击。这些证据包括现场发现的与辛普森血型相符的喷溅血迹，在辛普森的床脚边发现的与被害人血型相符的一双浸血的短袜，以及一只号称是在辛普森家的后面发现的沾有血污的手套，警方认为这只手套与在犯罪现场的另一只是匹配的。

然而，在法庭上，证据显示，在警方保管期间，盛有从辛普森身上抽取的血液样本的试管神秘地减少了1.5毫升血量。这意味着上述证据可能都是通过造假方式炮制出来的。

在谋杀发生两星期后曾检验过短袜的两名辩方专家表示，他们没见过袜子上有血污，这使得起诉方不得不承认血污是案件发生后的四星期后才被发现和报告的。在被送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后，实验室的专家发现从袜子上采集的血样含有EDTA，一种加到血样里防止血液凝固的防护剂。最后，沾有血迹的手套对辛普森来说太小了，他根本戴不进去。

在O.J.辛普森一案中，起诉方用法庭的屏幕展示了DNA证据。图片中的箭头表明的是犯罪现场、辛普森居所走廊，以及辛普森本人DNA相同的部分。

除了上述证据之外，起诉方还递交了DNA证据，但其对这项当时还很新颖的技术没有进行专业的解释，以至于陪审团完全无法了解这一证据的重要性。在发现手套的警官马克·富尔曼侦探承认自己以前做过伪证后，起诉方对辛普森的起诉终于土崩瓦解。

1996年9月30日，陪审团经过了3个小时的商讨之后宣判辛普森无罪。虽然逃过了刑事诉讼，由罗纳德·戈德曼的父亲提起的民事诉讼最终判定辛普森有罪。

在涉及焚烧或爆炸的犯罪时，对现场的初始检查很难得到有用的证据。这时，消防专家或爆炸专家的专业经验往往至关重要。空难事件往往会有肢体四分五裂的尸体，为确定被害人身份和重新组合他们的尸体，警方需要专业的人类学专家和齿科学专家的协助。

在尸体解剖室

在采集了现场证据后，工作将在尸体解剖室里继续进行（如果是人身攻击或强奸案，专家要对被害人进行细致的身体检查）。

“尸体检验”（autopsy）一词的原意是“亲自查看”，而这正是每个病理学家的职责。病理学家必须对尸体进行详细检验以尽可能地明确致死原因。很多时候，病理学家还需要寻找能够说明被害人身份的线索。

在进行尸体解剖前，病理学家必须确定被害人已死亡。很多时候，验尸官虽然宣布被检验者已经死亡，但在他们开始动手后却发现“尸体”在解剖台或太平间里死而复生。吸毒过量、中毒或触电可能导致人的生命“暂时停止”：其心跳、呼吸，甚至大脑都已不再活动。然而，这样假死的“尸体”是可以通过抢救而复苏的。

确定死亡时间对于尸体解剖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涉及嫌疑人需要提供不在犯罪现场证明的案件中。不幸的是，虽然总有专家介绍某种手段尤其精确，但实际上通过解剖只能确定大致的死亡时间。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死亡时间才能确定得十分精确。比如，有时案件的证据会包括被子弹击中而停止走动的钟。

犯罪档案

西德尼·福克斯

西德尼·福克斯在马盖特的旅馆里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1929年10月23日，西德尼·福克斯和他的母亲罗莎琳入住了位于英格兰东南部马盖特市的大都会旅馆。晚上11点30分，西德尼·福克斯大喊：“起火了！”其后，福克斯夫人被发现死在了充满烟雾的房间里，房间里的一把单人沙发已被火烤焦。两名前来进行调查的医生都认为福克斯夫人死于休克，验尸官在第二天也确认了这一看法。

然而，就在事发前的10月22日，福克斯刚刚把为母亲买的人寿保险延长了一天。保险公司因此而起了疑心并通知了警方。警方决定将福克斯夫人才埋葬不久的尸体挖掘出来，并请到了享有盛誉的内政部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来负责对尸体的检验。斯皮尔斯伯里爵士发现虽然福克斯夫人的心脏和动脉确有正在恶化的病症，但他并没有发现导致福克斯夫人因为休克而心跳停止的证据，也没有发现福克斯夫人因为吸入烟气而窒息的迹象。在日后做证时，斯皮尔斯伯里爵士表示自己发现福克斯夫人的喉部与食管之间的软组织里有一块圆形的血瘀。这个血瘀有“半个皇冠币”那么大（其直径约3厘米）。由此，斯皮尔斯伯里爵士认为西德尼在他母亲熟睡时勒死了她，然后在房间内纵火。

福克斯夫人居住的房间打开门后，即可来到她的儿子西德尼居住的房间。

辩护方找来了两名专家证人，一位是同样著名的来自爱丁堡大学的病理学家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另一位是罗伯特·勃朗特博士。这两位专家在检查了福克斯夫人的喉部后发现了“腐烂的色斑”，但他们都认为福克斯夫人的喉部没有血瘀的迹象。斯皮尔斯伯里爵士表示在尸体挖出来时血瘀是存在的，但在他取样去显微镜下做鉴定之前，血瘀的痕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其自传《多和谋杀有关》一书中，史密斯写道：“当时对色斑进行了显微镜鉴定……对于确定血瘀是否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我个人认为那个色斑不是血瘀。”

在法庭上，律师就一位病理学家能否区分血瘀与色斑的话题问了史密斯许多问题，包括“你以为伯纳德爵士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吗？”的问题。史密斯表示没有人能用肉眼将两者区分，并补充道：“我认为在得到确凿证据之前，没有人能够确定血瘀是否存在。”

福克斯夫人的房间里被烧坏的座椅离火炉很近。然而，即使座椅是这样被点燃的，整个房间也不可能充满烟雾。地上的痕迹让我们看到这个座椅在事后被移动了。

案件的另一个争议点是，福克斯夫人喉咙里的小舌骨保留得完整无损，而如果一名被害人是被勒死的案件中，大多数小舌骨都是破碎的。在总结发言时，罗拉特法官表示这个事实是“非常有利于被告的”。然而，尽管西德尼·福克斯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但他还是被判有罪并于1930年8月8日被施以绞刑。

在过去，第一个到达犯罪现场的医生会在确认被害人已经死亡后，通过把体温计深深插入直肠的方式来测量尸体的体温。这样做常常会弄乱死者的衣物，从而干扰病理学家收集精液、血迹、毛发以及其他证物的工作。因此，现在的常规是待病理学家完成各种工作之后，再去测定体温和死亡时间。

人体内的热量在死亡后会开始散发。在温带地区，一具身材适中、穿着衣物的尸体，死去后的6—8小时内会以每小时1.8℃的速率降温。在过了8小时后，尸体降温的速度会减缓。裸露的尸体降温速度比穿了衣服的尸体要快，而肥胖的尸体比一般体形的人降温速度要慢。体温的下降速度和环境的温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炎热的气候下，尸体可能根本就不会冷却，而是会不断升高温度。

在计算尸体的降温频率时，要考虑上述所有因素以及其他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被害人在死去时的温度被假设为37℃。然而，如果死者是被冻死的，那么死者在死去时体温也会低于37℃。为了确保不同的条件下的体温计算能够精确，专家建立了复杂的图表和公式。然而，即使是用最好的方法，根据体温估算死亡时间时，误差也有2.8个小时左右。

在尸检时，收集包括血液、尿液和脑积液在内的各种体液是十分必要的。有专家认为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液体中的化学成分变化来确定死亡时间，然而即使是这些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物理的或感情的因素是如何影响这些化学成分的变化速率的。还有专家认为可以通过分析眼睛的玻璃体中钾的成分来确定死亡时间。一般来说，钾的成分会在人死后的四五天内以稳定的频率增加，然而，这些专家并不知道人在活着的时候眼内钾的含量，因此我们很难确定这个方法是否比其他方法更为可靠。

解剖室一角的尸体，它正在等待被放在解剖台上进行检验。

死亡时间还可以通过肌肉变硬的频率来推算。在一般情况下，脸部的肌肉会在人死后1—4小时内开始发硬，四肢则在人死后4—6小时内开始发硬。在人死后12小时之内，整具尸体会变得僵硬。之后，尸体因为腐烂而开始逐渐松弛。然而，尸体僵硬和腐烂的速度也取决于很多因素。

在极少数情况下，人在死后尸体会立刻变得僵硬。这些情况往往是死者情绪极度激动或遭遇极度暴力时发生的。比如，在1854年克里米亚的巴拉克拉瓦的围攻战中，一名士兵在被炮弹炸死后依然稳稳地骑在马上。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色当保卫战中，一名被砍掉头颅的士兵的尸体一直保留着僵直的坐姿，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杯子。

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病理学家会一边进行检验一边描述自己的行为和发现。在过去，需要有专人来记录下这些信息，但在今天录音机已经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另外，解剖时任何重要的发现都会被拍照，解剖的整个过程也许会用录像机摄录下来。

首先，病理学家要描述尸体的外观：身体特征、种族，以及衣物（如果衣物被凶器破坏也需要进行描述）。之后，病理学家需要仔细地移除衣物（在必要时可以将衣物剪开），然后对尸体的外部状况进行细致检验。肌肤的颜色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因为肤色的变化可能意味着死者曾中毒，这种情况在一氧化碳中毒时尤其明显。另外，病理学家还需要描述所有挫伤、伤口以及眼睛。最后，病理学家需要检查尸体是否有坠积性充血的迹象。

坠积性充血又称死后皮肉发青，它是人在死亡后立即开始的一种现象。当心脏停止跳动后，血液循环会立即停止，此时地心引力会导致血液通过血管沉淀到身体最低的部位。红细胞会先沉淀，并在死后1—3小时变成肉眼可见的一块块蓝粉色块斑。在死后6—8小时，这些块斑会合并成紫红色的区域。如果尸体能够直接接触到较硬的表面，那么血液就不会沉淀，也就不会出现坠积性充血。比如，在尸体仰卧的时候，块斑会出现在后颈部、腰背部和大腿部，在上吊而死的尸体上，块斑会出现在手部和足部。

这些深色的块斑能够告诉警方，是否有人在死者身亡后移动过尸体。有时，第一批到场的检查人员经常会误以为这些块斑是死者因为被殴打而留下的瘀青。一般来说，病理学家通过仔细分析能够分辨出真相，但有时候不同的专家对于这些块斑也会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被害人身份不明，那么检查人员在初步检验时往往会留下被害人的指纹，并会从其衣物中寻找线索。如果被害人身上没有身份证、驾驶证、书信、纸币，甚至是戏票或电影票存根等能够显示被害人身份的证件，那么检查人员需要将衣物和鞋子的标签记下。检查人员还需要为被害人的鞋子制作模型，这样可以便于调查人员在现场认出被害人留下的足迹。在这个阶段，牙科专家还可以为被害人制作牙齿印模。最后，检查人员应确定尸身是否有被注射的痕迹，这种痕迹往往并不明显，也不容易发觉，这一工作在被害人经常注射毒品或有文身的情况下尤其艰难。

在完成这些检查后，病理学家就可以开始解剖尸体了。首先，病理学家要从手、口、乳房、阴道和直肠等部位提取样本。如果案件涉及性犯罪，那么病理学家要把被害人的阴毛梳理整齐并放入一只物证袋或物证盒内，以便其他检查人员可以分析其中是否混有他人的毛发。除此之外，病理学家还要对直肠进行仔细检查。

内部检验的第一步是从两侧的耳后开始下切，经过胸腔直至腹股沟，形成一个很大的“Y”形口子。这可以帮助病理学家掰开皮肉，让颈部和胸部的骨头、肌肉和内脏器官暴露在外。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帮助病理学家发现在外部检验时没有看到的皮下青肿。之后，病理学家要在各个伤口和挫伤处采样，并要对尸体上所有的损伤进行仔细检查和描述。如是枪杀案，病理学家还要把子弹从体内取出。病理学家另外一个需要做的工作是要检查有无任何断骨，比如在被害人被勒死的案件中，病理学家要检查尸体颈部的断骨。

病理学家必须切开尸体的胸骨以取出肺脏、心脏和其他器官，这样才能对这些器官进行检验和分析。之后，病理学家围着尸体的头部剥离头皮，以便露出和打开头盖骨。病理学家会用一把圆锯沿着头盖周围锯割以撬开头盖骨。病理学家必须仔细检查脑髓和头盖内侧以了解是否有任何损伤——即使尸体只有一些旧伤，这也许就足够说明被害人以前的生活方式。最后，病理学家要把脑髓取出来以便进一步进行检查。一名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可在半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流程，知名的英国病理学家弗朗西斯·坎普斯甚至声称自己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这一流程。

犯罪档案

帕特里克·希金斯

1913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苏格兰西洛锡安地区的两个男人注意到一捆黑色的东西在一个遭水淹的采石场里漂流。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捆在里面的竟是两具用绳子捆在一起的小孩的尸体。

来自爱丁堡大学的病理学家西德尼·史密斯对尸体进行了检查。他马上确定，这两具尸体是两个小男孩，他们的年龄约为7岁和4岁。他们衣物的残留部分很相似，质地也完全相同，这说明他们有可能是两兄弟。在其中一件衬衣上有一块淡淡的洗衣店的标志，这个标志属于法夫郡戴萨特地区的一座贫民院。

由于两个男孩一直浸泡在水中，他们身上的脂肪已经变成了一种叫作“尸蜡”的物质。这种转变让他们的尸体不至于腐烂，也让他们的胃部和里面的食物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史密斯发现：两个小男孩胃内都有数百克未消化的蔬菜——整颗的豌豆、大麦、土豆、萝卜和韭葱。这些蔬菜都是苏格兰浓汤的传统食材。

根据尸蜡的状态，史密斯估算这两个男孩的尸体在水中浸泡了约18个月至2年之久。这也就是说，他们是在1911年的夏天或秋天吃下了最后一餐。

警方的调查显示，的确有两名年龄分别为7岁和4岁的男孩在1911年11月从戴萨特的贫民院失踪。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叫帕特里克·希金斯的劳工。希金斯曾在11月份告诉过一位熟人：“孩子们现在很好。他们正在赴加拿大的路上。”当警方访问的一名妇女表示，自己曾在11月的一个晚上给两个男孩吃了一顿苏格兰浓汤。至此，起诉希金斯的证据确凿。警方在希金斯的住所逮捕了他。经过审讯，希金斯被判有罪，并于1913年10月在爱丁堡被处以绞刑。

如果被害人是被烧死或淹死的，那么病理学家需要查看气管以寻找到烟尘的痕迹或水留下的痕迹。病理学家还需要检查尸体胃里的容物，因为这些容物可以用来分析最后就餐的时间与死亡时间的间隔。

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病理学家有时能够发现中毒的迹象。这时候，病理学家要特别重视气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胃中的氨或苯酚（石碳酸），或者氰化物所特有的强烈苦杏仁味。在一些自杀案件中，死者会服用千奇百怪的化学毒物。在一个奇特的案件中，一位年轻的姑娘被发现死在了床上。病理学家打开她的头盖骨后发现她的脑髓有一股明显的四氯化碳流体味，这说明她生前有用鼻子吸食这一物质的习惯。

肝脏的情况也可能会显示出肝硬化或肝炎的迹象，但这一现象可能不是因为死者在生前得病而造成的。许多药物，尤其是过量的扑热息痛，都可能造成类似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在实验室里进行深度检验是十分必要的。同理，肾炎的症状可能是因为汞化合物等物质造成的金属盐中毒、慢性铅中毒或长期过量服用非那西汀。

在完成以上步骤后，病理学家的初步工作就完成了。在他的监督下，血清和组织分析专家、牙科专家、毒理学家以及法医人类学家会开始进一步的检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几个章节的主题。

第二章 自杀还是他杀

一般来说，当人们发现有人上吊时，他们会认为那是自杀。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多半会割断绳子并试图进行人工呼吸。然而，这种自然的反应实际上会破坏尸体位置、尸体姿势等重要的证据。

当发现有人死去后，人们很自然地会问：是自然死亡、意外事故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如果是非自然死亡，那么是自杀还是他杀？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选择自杀；同样，谋杀他人的理由也有许多。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会被假象所蒙骗。英国利兹大学的西里尔·波尔森教授在他的《法医学要素》一书中写道：“狡猾的人在自杀时……可以把自杀弄得仿佛他杀。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凶手会力图把他的罪行伪装成自杀。”

波尔森教授的一篇由《犯罪学家》刊登的文章中强调，表面上的死因很可能是误导。他描述了十二起此类案件，从表面上看，其中三起案件中的被害人是被枪杀的、两起案件的被害人是被刺死的、两起案件的被害人是被勒死的、两起案件的被害人被瓶子和斧子敲击死、一起案件的被害人是被踢死的、一起案件的被害人是被闷死的、一起案件的被害人是被人徒手打死的。在一开始，警方认为这些被害人都是被人谋杀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死亡都是自杀或意外事故的结果。其中，一个看似被斧子砍死的被害人实际上是用猎枪自杀的，一个被勒死的被害人死于心脏病发作，一个被踢死的被害人原来是失足意外坠下，被徒手打死的被害人实际上是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大量的血迹实际上是由静脉血管曲张爆裂产生的。

著名的病理学家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碰到过几起古怪的案例。在《多和谋杀有关》一书中，他写道：“一家医院里的一名护士用斧头猛砍自己的头部正面，造成了20道伤口。在她发现这种做法不足以杀死自己后，她在浴缸里放满了热水，然后跳进去把自己淹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位医生在发现头盖骨上有那么多道斧劈伤口后会认为她是自杀。”

在史密斯负责的另一起案件里，一名男子被发现吊死了。他的右脸上有一处子弹伤，左手心也有一处子弹伤。除此之外，男子的喉部有5处刀伤，左手腕上也有让肌腱遭受严重损伤、但没有伤及主要动脉的几处刀伤。史密斯最终认定这名男子是自杀：他先试图枪杀自己，然后用刀割自己的喉咙和手腕，最后在绝望中悬梁自尽了。

在大学讲课时，史密斯常常以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并不是史密斯本人负责的）来进行总结。在这个案例中，一个男人想在一棵大树上吊死自己。那棵树长在一处悬崖旁，树枝外伸，树的下面则是海。这个男子先是服下了大量鸦片，之后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功亏一篑，他还决定在上吊后再给自己来一枪。“绳套已调节好，毒物已服下，左轮枪已上膛，他走上悬崖，套上绳索，随即对自己开了枪。但绳子的猛烈摇动影响了他的枪法，子弹没有射中他的头部，反而部分击中了绳索。由于身体的重量和动作，绳索在破损处彻底断裂，他落到了50英尺（约15米）以下的海水中。他因为在海里喝了几口苦涩的咸水而呕出了鸦片。在他游回岸上后，他懂得了生命是多么可贵。”

著名的病理学家西德尼·史密斯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见过许多奇特的案件。这些案件一开始都貌似是谋杀，但在经过仔细分析后史密斯发现被害人都是自行了断的。

犯罪档案

爱莉丝·西格尔

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位名为爱莉丝·西格尔的妇女从自己居住的、高约61米的顶楼的阳台上落地身亡。邻居们说，西格尔对自己醉鬼丈夫的行为忍无可忍，所以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一开始，警方本来是准备接受这一说法的。然而，西格尔的丈夫一再声称妻子的死是一次意外事故。“她当时正在企图修理出了故障的空调。”他说，“结果不小心从阳台栏杆上翻了过去。”警方后来发现，西格尔先生是妻子10万美元人身保险的受益人，而如果警方断定西格尔夫人是自杀的话，他是无法得到那笔钱的。鉴于这些信息，警方决定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一位法医学专家先是根据48岁的西格尔夫人的身高和体重做了几个仿人模型，之后又安排了一台摄像机记录这些仿人模型从阳台上跌下、被推下和被扔下后的不同结果。摄像表明，如果西格尔夫人是意外坠落，那么她的身体落地后距楼房的墙角的距离不会超过3.2米。如果西格尔夫人是自己跳下去的，那么她的身体落地后距楼房的墙角的距离不会超过4.3米。然而，西格尔夫人的尸体是在距离楼房5米的地方被发现的。面对这一分析，西格尔先生最终承认，是他在酒后的狂怒状态下把妻子从阳台扔了下去。

爱丁堡的一宗奇案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负责的另一个案例则让我们看到，在那些初看上去是谋杀的案件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是多么重要。一天晚上，一位老年男士离开了他在苏格兰爱丁堡所居住的旅馆，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30分才归来。一名女服务员开门时发现他脸上有血，但他说：“不要紧，我到楼上去洗一洗。”他挂起他的大衣、帽子和雨伞，然后走到了楼上的浴室，并在那里颓然倒下。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再也未能醒过来。在来到医院后的第三个小时，这位男士死了。

医生在他的头部发现了明显的被子弹击中的痕迹。那支枪是抵在他的下巴上的，发射的子弹则穿过他的脑部，并在造成大面积损伤后从他的头盖前骨左侧飞出。出口处弹孔的直径为3厘米，这意味着，一颗11.43毫米口径的左轮枪子弹在从头颅里飞出来之前已经开始旋转。

警方跟踪血迹到了街对面花园里的一个遮蔽处。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支11.43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和一大摊血迹。遮蔽处的顶上有一个被子弹打出的洞，周围还有一些骨屑和一些脑屑。当天早上6点开始下过雪，从雪上的痕迹来看，一串脚印和血迹从遮蔽处出来绕了一个大圈后，又从遮蔽处回到了旅馆。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枪是死者的，而死者的书信清楚地表明他是自杀身亡。对血迹的鉴定显示，死者是在早上6点之前向自己开枪的。从证据上来看，死者在中枪后在遮蔽处下坐了一段时间，此时他头部前倾，从而在地上留下一摊血。这以后，他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后又回到了遮蔽处，在休息了片刻后，他又回到了旅馆。尽管死者脑子中枪，但他仍坚持了两三个小时，并在这期间甚至能够清醒地和他人对话，直到最后失去知觉。

和这起案件类似的一起案件发生在1992年。当时，一名荷兰人在法国南方的佩皮尼昂地区附近绑架并谋杀两位年轻姑娘之后，在卢尔德地区的一家旅馆里被警方活捉。这名荷兰人来到旅馆就是为了认罪的。在那之前，他先是企图去教堂赎罪，却发现时间太晚、教堂已经关门。之后，他试图电死自己、割腕自杀，以及用枪杀死自己，但都没有成功。

一位知名的病理学家基斯·辛普森医生在1945年曾在英国处理过一件离奇的自杀案。人们在朴次茅斯码头的水里发现一具浑身被绳子捆绑着的男尸。检验显示死者是淹死的。虽然警方深信这是一起凶杀案，但辛普森并不同意。辛普森认为，死者是用“他自己的双手和牙齿”自尽的。通过演示，辛普森证明死者从自己的小腿开始，一点点向上用绳套捆扎自己。死者每打一个绳结后就往上捆一圈，而最后的一个结是死者用自己的牙齿拉紧的。在用手电筒照明死者的口腔后，辛普森发现了咬在两颗牙齿中的一小股绳索。

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一位45岁的妇女死在了床上。妇女的卧室门完好无损，而且还从里面上着锁。人们破门后发现钥匙就插在房门内侧的锁孔里。死者仰卧着，身上盖着床单，而双臂露在外面。一条折成了10厘米宽的围巾扎在了死者的嘴上，并在她脑后打了一个结。另一条差不多宽的围巾绕在死者的颈部，这条围巾在颈部正面紧紧地打了一个结头，并在皮肤上留下了痕迹。除此之外，还有一块小手帕被深深地塞进了死者的喉咙。

然而，警方通过调查得知，死者多年来一直患有抑郁症，并早就说过自己会用一块手绢或围巾来勒死自己。事实上，如果死者不是处于一间上了锁的卧室里，那么死者的状态很容易会让人们怀疑这是一起谋杀。

没人知道被当作自杀处理但实际上是谋杀的案子到底有多少。如果没有明显的嫌疑人或明显的可疑情况，而又有很多理由让人相信被害人有可能自杀，那么警方会避免开展大量无谓的调查工作。如果死亡看似源自明显的意外事故，那么警方也会做同样的处理。

多年来，有许多自杀者采用割喉或割腕的方式自尽。事实上，自杀者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往往会有一次或多次失败的尝试。失败的尝试往往会留下深度不足致死的伤口。因此，如果死者身上只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那么这次案件有可能涉及谋杀，案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日本。日本一直有着切腹自尽的传统。近年来，这种行为虽然被定义为是违法的，但还有不少人会采取这种传统的方式自杀。柯林·威尔逊在《血书》一书中报告了福田安积侦探的一项观察。在漫长的刑警生涯里，福田曾目击了多起看似自杀，但实际上是谋杀的案子。福田表示，几乎所有真正的自杀者在切腹时都会先用自己的刀剑做一次或几次尝试，然后再深深地把刀剑切入他自己的腹部。如果没有这些“试探性的伤痕”，福田会开始寻找谋杀的证据。

自杀者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往往会有一次或多次失败的尝试。

日本的切腹历史源远流长。在今天，切腹已经是违法的行为，但在人们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极大的侮辱时依然会用这种方式自我了断。切腹的整个过程缓慢而痛苦，因此切腹的武士往往会有介错（切腹者助手），这样当切腹者的刀切入腹部后，介错可以立刻砍下他的头颅以减轻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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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兹·W.

1998年的复活节这天是星期一，德国夫妇约翰·格拉茨和艾丽丝·格拉茨被发现死在了基尔地区他们的高级别墅里的床上。两人的头部都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这对富裕的夫妻共同拥有一家花园设计公司，而他们的家里有数件值钱的物品被盗。另外，他们的存款也在他们死后被人从他们的银行账户里提走了。

很快，警方逮捕了一位50岁的名为海因兹·W. 的柏林出租车司机并指控他犯下了谋杀罪。海因兹·W. 为死去的格拉茨夫妇当过司机和私人侦探，他否认了警方的指控，并表示自己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的主顾自杀。格拉茨夫妇近年来身体欠佳（约翰由于糖尿病的原因将一条腿截肢，艾丽丝则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意也出现了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海因兹·W.声称格拉茨夫妇是吞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的，而他们事先曾请求他在他们死后向他们开枪射击，从而使他们的自杀看上去像是因为盗窃而引起的谋杀。

然而，毒理测试发现，尽管格拉茨夫妇确实服用过安眠药，但其剂量并不足以致死。

听到这一结果后，海因兹·W.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先服用安眠药入睡、再让自己射击他们二人是格拉茨夫妇的安排。法院最终认可了海因兹·W. 的这一说法。因此，海因兹·W.并没有因为谋杀罪被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的徒刑，而是因为协助自杀，违反枪械管理法和伪装犯罪而被判刑4年零9个月。

有些凶杀案的案犯会假装被害人是自己上吊自杀的。案犯往往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他们会宣称是自己割下了绳子、放下了悬挂的被害人，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拯救被害人。这样做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最重要的证据：尸体悬挂的姿势。当然，尸体解剖和对现场的仔细搜查往往能够发现案犯疏忽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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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马歇尔

亨利·马歇尔曾是美国农业部的官员，曾参与调查一件涉嫌滥用资金的案件。1961年6月3日，人们发现马歇尔在得克萨斯州富兰克林地区附近被枪杀。一开始的调查认为马歇尔是自杀的，但对案件的疑问最终导致马歇尔的尸体在1962年5月22日从地里被挖掘出来进行重新检验。

1961年6月3日，人们在得克萨斯州富兰克林地区附近亨利·马歇尔所有的农场发现了他的尸体。马歇尔的尸体躺在自己的卡车旁边，在他的尸体前方有5个子弹射入的洞，在后方还有 4个类似的洞，但马歇尔体内并没有子弹。马歇尔的5.59毫米口径的步枪就在他的身边，现场还发现了4枚用过的弹壳。尸体正面的火药烧灼表明子弹是在近距离发射的。当地警方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马歇尔是自杀身亡的，马歇尔的尸体也在这一决定做出后不久被安葬。

在亨利·马歇尔的尸体被挖掘出来后，对尸体的检查显示他是被谋杀的。

马歇尔生前是美国农业部的一名官员，曾参加过一件严重财经违纪案件的调查。在马歇尔死去后的第二年，华盛顿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马歇尔可能是被谋杀的。在获得将马歇尔的尸体从地里掘出并重新检验的许可后，州政府的法医约瑟夫·杰奇姆茨基医生对马歇尔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并在马歇尔的肺部发现了足以致死的一氧化碳——当然，这些一氧化碳可能来自马歇尔卡车的废气。由于无法解释为什么马歇尔背上只有4个洞，杰奇姆茨基提出了一个理论：也许有两颗子弹是从同一个洞穿出的。除此之外，杰奇姆茨基发现马歇尔的头部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

马歇尔是不可能在大量吸入卡车的废气后，再用步枪向自己开5枪的：步枪每发射一颗子弹就需要拉一下枪栓把第二颗子弹推上膛，而马歇尔的右臂曾受过重伤，以至于他无法把胳膊伸直来完成这个动作。参议院的小组委员会和得克萨斯骑警队都认为，这不是一起自杀案，而是一起谋杀案。不幸的是，杀死马歇尔的案犯至今还不曾被找到。

凶手总是需要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一般来说，凶手是无法说服被害人进行配合并共同对现场进行伪装的。比如，凶手是无法强迫被害人站在椅子上、等待自己的脖子被套到绳子里的，因为被害人可以随时踢倒椅子。

因此，谋杀现场往往会有搏斗或被害人尸体被移动的痕迹。如果凶手是把绳索挂上屋梁或钩子后再把尸体吊起来，那么绳子的纤维会留下这一行为的迹象。有时候，凶手在地上勒死被害人后，会把他们的尸体挂上横梁，从而让这看起来是自杀事件。然而，警方在进行调查时就会发现横梁上没有拉动过重物的痕迹。在显微镜下，对绳索割断处的检查会发现绳索不是在吊着重物的情况下被割断的——在一个真正的自杀案件中，绳子会因为尸体的重量而被拉松。

服毒死亡事件常常被视为自杀或意外事故，特别是当被害人有服用药物或非法毒品的习惯时。但实际上，这些案件中的被害人往往是被他人下的药。这些人的动机要么是为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结束痛苦，要么是想谋杀被害人。没人知道有多少位医生曾被表面迹象所蒙骗。

1876年4月21日死去的查尔斯·布拉沃是英国一个著名案件的主角。在死去前三天，布拉沃与他的妻子佛罗伦斯以及妻子的女伴简·考克斯夫人在一起进餐时喝了一两杯勃垦地葡萄酒。当晚，两名女性听到布拉沃在自己的卧室里大呼小叫。简·考克斯先是看到布拉沃在呕吐，随后发现布拉沃已失去了知觉。当一位医生到达现场后，考克斯夫人告诉他，布拉沃曾表示自己服了毒。当布拉沃恢复知觉后，他承认自己会在牙床上涂上鸦片酊来减轻牙神经疼痛，也许自己不小心把鸦片酊吞了下去。

佛罗伦斯请来了当地有名的医生威廉·古尔爵士。古尔在检查布拉沃后告诉佛罗伦斯，她的丈夫肯定中毒了，而且快要死了。布拉沃坚称自己唯一可能服下的毒物就是鸦片酊。然而，对他的呕吐物做的分析显示，他实际上是锑中毒——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误服了吐酒石（锑钾硫酸）。但是，布拉沃喝过的勃垦地酒中没有锑的痕迹，而且和他享用了同样饮食的妻子和考克斯夫人都没有中毒。

威廉·古尔爵士深信：“不管布拉沃吃下了什么，都是他自己吃下的。”事后，验尸官也同意了他的看法。“布拉沃事件”很快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很多过去关于佛罗伦斯的丑闻也再次浮出水面。

这是1876年查尔斯·布拉沃离奇死亡后进行调查的场景。图中的两个人物画像分别为布拉沃本人和他的妻子佛罗伦斯。

1876年7月，警方决定再次进行尸检，查尔斯·布拉沃被挖掘出来的尸体也给陪审团进行了展示。这次验尸实际上成了对佛罗伦斯·布拉沃和简·考克斯的审讯。最后，陪审团得出了故意谋杀的结论，但他们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可认定任何人有罪”。

是考克斯夫人或布拉沃夫人毒死的查尔斯·布拉沃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她们采取的是什么手段？

时至今日，凶手的技巧已经难以逃过法医学专家的眼睛了。如果警方认为一宗死亡既非自杀也非意外事故，那么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总会发现细微的证据以确定真相。“谋杀，它没有舌头，但它会用最奇妙的器官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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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索恩

艾尔西·卡梅伦是伦敦的一名打字员。1924年12月5日，在去苏赛克斯家禽饲养场看望她的情人、24岁的诺曼·索恩时，卡梅伦在途中失踪了。在失去了女儿音讯5天后，卡梅伦的父亲报了警。当警察来到饲养场时，索恩告诉他们，他也非常担心卡梅伦，因为她根本没有到过他的家。一个月后，警方获悉卡梅隆在去饲养场的路上有路人见过她。于是，他们再次拜访了索恩的饲养场，并从饲养场的地里挖出了卡梅伦的手提箱。此时，索恩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卡梅隆确实曾来到了饲养场，她还表示自己要一直住到索恩同意娶她为止。有一天，外出一整天的索恩在他晚上回到家里后，发现卡梅伦已经吊在了鸡棚里的一根木梁上。被吓坏了的索恩选择肢解尸体，并把尸体埋在了鸡场里。

负责此案的刑警发现，如果木梁上确实悬挂过尸体，那么尸体的摇摆会导致绳索在木梁上留下痕迹。但事实上索恩鸡场的木梁上并没有此类痕迹，而且木梁上方厚厚的积尘也都还在。在卡梅伦被肢解的尸体被挖掘出来后，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在检验时发现在死者的头部、脸部、肘部、腿部和脚部有大面积的青肿。相比之下，卡梅伦的颈部并没有上吊会造成的出血。

对诺曼·索恩的审讯让两位病理学家有了正面较量的机会。在卡梅隆的尸体被埋葬将近一个月后，辩方请来了罗伯特·勃朗特博士进行第二次尸检。在旁观的斯皮尔斯伯里爵士面前，布朗特声称自己在卡梅伦的颈部发现了“凹槽”和清晰可见的血瘀，斯皮尔斯伯里则当场否定了布朗特的发现。

在审讯的最后一天上午，斯皮尔斯伯里总结了他的观点。索恩曾说，上吊的卡梅隆的眼睛睁着，但“翻起了白眼”。斯皮尔斯伯里表示：“假定卡梅伦死去了或失去了知觉，她的眼睛不会完全闭上，也不会完全睁开，而是会处于半开半闭的状况，此时眼皮会有弹性，但不会皱起。”诺曼·索恩最终被判定有罪，并在1925年4月22日被处以绞刑。

诺曼·索恩和他在1924年12月4日杀死的情人艾尔西·卡梅伦。

第三章 伤痕

无论人身攻击是随机发生的还是精心策划的，都可能导致被攻击者的死亡。如果凶手用的是刀，那么他们可以选择捅伤被害人以导致内伤并引发内出血，他们也可以选择用刀砍断大血管来造成死亡。在法律意义上，“钝器”一词可以用来形容器具：一把榔头、一把斧子、一个垒球棒、一根木头、一块石头，甚至一个吸尘器或一只咖啡壶。这些器具都可以用来打断人的骨头、损伤人的内脏器官、打碎人的脑壳并伤及大脑，或至少让人受些皮肉伤。

瘀青

手臂上严重的瘀青。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能有这种真正的瘀青，因为瘀青是血液渗入周围的组织时才会产生的。通过瘀青，我们能够判断受伤的位置，但不能判断受伤的原因。

对法医病理学家来说，没有什么身体创伤会比瘀青具有更大的意义。侦探小说的作家们或法庭检察官等职业人士，往往认为一块瘀青能准确地显示受伤位置、攻击的程度，以及用来攻击被害人的器具的形状。然而，事实要比这种看法复杂得多。

瘀青在医学上被称为挫伤。瘀青是由于一些较小的血管破裂后，血液渗入到其他组织中引起的。因此，瘀青能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造成瘀青时被害人还活着，因为人死后血液就不会在毛细血管内流动了。对尸体进行攻击有时会有瘀青般的损伤，但攻击者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造成很小的瘀青。尸体解剖时的检验能够很快显示，这种损伤不同于真正的瘀青。虽然瘀青是在死亡前形成的，但瘀青本身不是致死原因。对于警方来说，瘀青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被害人死亡或重伤的情况。在一些案件中，警方还可以通过瘀青推理出造成损伤的器具。在强奸或袭击的案件中，瘀青的位置和形状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致伤的器具与皮肉下的骨头之间的部分会因为遭受巨大的压力而导致血管破裂，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清瘀青与皮肉的擦伤及撕裂之间的区别。出血常常发生在皮肤下较浅的部位。然而由于被攻击，处于下面的骨头会以同等压力抵抗器具的打击，因此深处瘀青可在皮肤和骨头中间的任何组织或器官里发生。

因为血管破裂而流出的血会顺着筋膜平面（皮肤之下或肌肉之间的组织）扩散，因此血液很难显示造成瘀青的器具的形状。只有“皮下瘀青”不符合这一规律；此类瘀青会出现在皮肤下最上层的组织，而且此类瘀青有可能会反映出用来进行攻击的器具的类型。在皮肤因为挤压而形成凹槽时，我们就能看到皮下瘀青留下仿佛地面被轮胎碾压般的印记。当被害人被辫状鞭子或有花纹的皮带等器具殴打时，我们也能看到皮下瘀青。

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曾发生过一件涉及花纹瘀青的奇案。一名矿工在煤矿的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在检查他的尸体时，人们发现尸体上面覆盖着一片平行锯齿形的瘀青。一开始，人们认为是将他击倒在地的煤炭输送带造成了瘀青。然而，输送带的花纹和死者身上瘀青的纹路并不相同。利兹市殡仪馆的一位技术人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死者身上的瘀青来自毛衣内部的花纹。

一个人如果被细而光滑的荆条抽打，他的身上往往会出现“电车轨道”般的瘀青：荆条的两侧会造成两条平行的瘀青，真正被鞭打的地方反而不会出现这种纹路。这是因为，直接被荆条击中的皮肤下面的血管会受到挤压，以至于血液会流向两边，从而造成两侧血管破裂。

肋骨上的瘀青。由于肋骨的位置离皮肤很近，因此会出现“电车轨道”般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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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希思

1946年6月22日的下午，人们在伦敦西部彭布里奇旅馆的床上发现了玛格丽·加德纳因为窒息身亡的尸体。负责该案的病理学家基斯·辛普森博士很快确定了她的死因，但真正让他感到惊奇和害怕的是尸体上的伤痕。尸体的两只乳房都被野蛮地咬烂，阴道有一条长约17.5厘米的裂口，身上还有17处清晰的遭皮鞭抽打而产生的瘀青。辛普森发现鞭子在尸体上造成了明显的钻石形花纹，他告诉警方：“如果你们能找到那条鞭子，你们就能找到真凶。”

6月16日，发现死者的房间是登记在一个名为内维尔·希思中校的男士的名下的。但在尸体被发现前，他就离开了旅馆。几天后，他又以鲁珀特·布鲁克空军上校的假名登记住进了伯恩茅斯的一家旅馆。7月3日，“布鲁克”在当地与一位名为多琳·马歇尔的女子一起共进晚餐。两天之后，马歇尔被发现失踪。奇怪的是，“布鲁克”后来去了当地的警署，并确认他曾经与马歇尔一起吃过饭。作为疑犯，“布鲁克”的照片被记录在案，并很快被人认出。在逮捕后，希思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要求警方从他的旅馆拿回他的夹克衫。警察在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希思在伯恩茅斯火车站存放手提箱的一张行李寄存单。警方在手提箱里发现一条他用以闷死玛格丽·加德纳的围巾，围巾上沾满血迹。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一条有钻石花纹的皮带。

人们在英国伯恩茅斯地区找到了多琳·马歇尔的尸体。

因为涉嫌谋杀玛格丽·加德纳而被逮捕的内维尔·希思。

几小时后，人们在一处杜鹃花丛中找到了多琳·马歇尔的尸体。她全身赤裸，喉管已被割断，而且她的尸体已被残忍地肢解。在对希思进行审讯时，陪审团只用了一个小时就确定他有罪，并判处他绞刑。辛普森认为，在所有的证据中，那条与众不同的皮带最有说服力。

大多数瘀青是大小不一的圆形或椭圆形，因为血液会从损伤点向四处扩散。由于充血，瘀青会比周围的皮肤稍稍隆起，而攻击死尸则不会造成这种现象。因此，人们可以从这一点上判断瘀青是否是死者在生前造成的。

即使被害人在受到打击之后仅存活了短短的一段时间，那么其血液依然会继续深入到周围的组织之中。这样一来，瘀青的面积可能要比被击中的部位更大。如果打击造成大量出血，那么血液在被害人死后也会继续扩散到周围的组织中去。根据被打击的身体位置的不同，有些血液会流相当长的距离。血液可能会流向皮肤的表面，从而大幅扩散。血液也可能会流向身体深层的组织。因此，大腿上的瘀青可能在以后会出现在膝盖上，而头顶的瘀青则可能在日后以黑眼圈的形式出现。

有时，瘀青可能远离被击中的部位。比如，头顶被打击可能造成眼睛附近出现瘀青。

因为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分解，瘀青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色，比如从红色快速变为黑蓝色，然后变成棕色、绿色、黄色，最后慢慢褪色。根据瘀青精确地确定一个人受到打击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两处瘀青也可能会以不同的速率变色。一般说来，一处瘀青需花一周或两周时间才能完成变色的整个过程，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可能只要三到四天就能看到瘀青完全消失。然而，在虐童案中，身体上不同颜色的瘀青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孩子的监护人通常会声称所有的瘀青都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造成的，但如果这些瘀青呈棕黄色，那么它们是不可能在24小时内出现的。

瘀青在身体的主要部位出现时最为一目了然，但病理学家也有必要留意其他部位。比如，如果被害人是被勒死的，那么凶手的手指会在被害人的颈部表面造成又淡又小的瘀青，虽然这些瘀青会比凶手的手指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病理学家必须在颈部肌肉的深处寻找瘀青，而这些瘀青是很难凭肉眼分辨的。

如果被害人的肩胛处出现瘀青，这可能意味着被害人的身体曾被压在地上或其他的表面上。例如，凶手可能在掐着被害人的脖子时跪在了被害人的身上。手臂上的瘀青说明被害人曾被扭住过。强奸案的被害人常在大腿内侧或阴门出现瘀青，如果她们曾有所反抗，那么她们的脸上和手臂上有可能出现瘀青。

病理学家很容易忽视头皮上的瘀青，因为头皮通常被头发所覆盖。即使病理学家看不到这些瘀青，他们依然可能通过手指、通过触觉发现它们。如果病理学家怀疑被害人的头部有瘀青，那么他们必须把被害人的头发剃光，然后细心地检查整个头盖骨。

一般人可能认为重击会比轻击产生更大的瘀青，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从瘀青的外表判定打击的力度。大面积的表皮组织（如眼皮和生殖器）上巨大的瘀青可能是很轻的打击所造成的；靠近骨头（如头顶）上的瘀青即使很小，也可能受到相当力度的打击后才出现的。儿童、老人、胖子和那些身体状况较差的人的身上更容易产生瘀青。在对一位女士丰满、健康的手臂上随便轻轻一挤，也可能产生看上去像是被重掐造成的瘀青。

有时相当力度的打击也不一定会留下瘀青的痕迹。著名的英国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指出，约50%的严重内伤都是如此，被害人的重要器官可能已经因为攻击造成了严重损伤，但其血管并没有破裂。如果被害人在死亡之前一直受到压迫，例如凶手一直掐住被害人的脖颈或汽车轮子一直压在尸体身上，那么这也可能让尸体上不会留下瘀青。

还有一种血管破裂所致的瘀青不是由压力造成的，而是由吸吮造成的。在一些涉及性犯罪的案件中，我们经常可能在被害人的脖颈、乳房等部位看到这种瘀青。

在解剖尸体时，病理学家应在任何可疑的部位寻找瘀青。对可疑部位的分析将会显示变色和组织损坏的特征。对于有经验的病理学家来说，把生前的瘀青与死后充血或尸体遭打击或抛击所致的损伤区分开来并不困难。有瘀青的部位很可能有白血细胞聚集。因此，病理学家通常总是采一块组织切片以进行显微镜检验。有些专家声称，名为吞噬细胞的另一种血细胞会在24小时后开始形成被称为“血铁黄素”的血红蛋白分解物，并认为病理学家可以去探测血铁黄素是否存在来验证瘀青。但是，这些专家也承认，如果这些部位有旧伤，那么病理学家也可能在那些部位找到血铁黄素。

瘀青不能够显示准确的致死原因，甚至也不是暴力攻击的铁证。然而，在检查人员了解案情后，瘀青可以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旁证。

正在工作的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他负责的这起案件发生在1924年4月，当时帕特里克·马洪在萨塞克斯郡伊斯特布恩市郊发现了艾米莉·凯伊被肢解的尸体。

犯罪档案

卡伦和迈克尔·迪尔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卡伦和迈克尔·迪尔是与众不同的家长。他们与“家庭”成员——4个亲生孩子和13个领养孩子一起，乘坐一辆改装的校车在美国旅行。他们刻意领养了他人认为不好管教的孩子。

1986年9月，这辆校车来到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河口弗吉尼亚海滩的一处宿营地。10月24日上午，警方和急救中心接到了迪尔夫妇的一通电话。当警察和急救人员赶到时，他们发现迪尔夫妇的一名养子——13岁的安德鲁，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迈克尔·迪尔表示，安德鲁在校车里走动时突然跌倒并撞到了头部。迪尔表示，安德鲁撞到的是双层床铺的边角或者是车上的一只箱子。

经过抢救，安德鲁的心跳稳定了下来，但其依然神志不清。在被送至医院进行抢救时，医生们发现他的屁股上和左眼有瘀青，他的下唇有被割破的痕迹，他的踝、脚腕和手也都起了水疱并在发肿。在安德鲁的身体和四肢上，医生还发现了多处旧伤疤。脑部扫描显示，安德鲁的头部右上方有硬脑膜下血肿，大脑本身也有大范围的发肿。因为伤势过于严重，安德鲁在昏迷了5天后还是去世了。

尸体解剖的记录显示，安德鲁“头顶部有一大块红黄色瘀青，左眉上方及后脑部有几块较小的红色瘀青”。安德鲁的头皮没有破口，颅骨也没有骨折，但验尸人员打开他的头盖骨时，发现了曾被扫描仪器探测到的那片瘀青。验尸人员还注意到安德鲁的脑髓已软化并移向了左侧，而他头部的好几个部位有挫伤和组织坏死的迹象。另外，安德鲁的血小板数很低，所以出血难以止住。

验尸人员认为，安德鲁的死亡原因是“由于受到打击而导致头部受到损伤”。

卡伦和迈克尔·迪尔因为涉嫌谋杀养子安德鲁而被起诉。1986年12月17日，她来到了位于弗吉尼亚海滩的法院。

验尸人员写道：安德鲁“头部损伤的部位并不符合典型的摔倒所带来的伤害”。另外，安德鲁的腕部伤痕像是“被捆绑的常见伤”，而他臀部的伤痕“与在现场发现的那条鞭子的纹路一致”。因为这些发现，卡伦和迈克尔·迪尔被检察院以疏于照管儿童、攻击、诱拐和谋杀等罪而被提起了诉讼。

警方的调查显示，迪尔夫妇经常用一条两英尺（约31厘米）长的细木棍殴打这些本性顽劣的孩子，安德鲁是这些孩子中最不听话的，他经常会故意在床铺上和其他孩子的衣物上排泄。为了惩罚他，迪尔夫妇给安德鲁戴上手铐，还让他赤身睡在汽车的橡皮垫上。

卡伦·迪尔表示，10月22日晚上，在安德鲁坐在马桶上时，自己曾用细木棍“拍”过他的头部。10月24日上午，当自己为安德鲁洗澡时，她注意到他的双脚肿胀。由于安德鲁行走困难，自己决定扶着他一起在校车的廊道里行走。在和丈夫说话时，她转过头去，就在这一刹那安德鲁摔倒了，并割破了他的嘴唇。在为安德鲁擦洗伤口后，她就让安德鲁继续躺着，因为“他看上去在那里睡得很舒服”。但几分钟后，安德鲁失去了知觉，呼吸也开始变得不正常，迪尔夫妇直到45分钟后才开始打电话寻求帮助。

美国著名的法医学专家西里尔·韦赫特博士受聘为卡伦·迪尔的辩护做证。韦赫特检验了校车，并发现马桶上方的车顶是一个弧线。这意味着当安德鲁坐在那里时，他的头顶与车顶之间只有30厘米左右的距离。“我试图想象，一个人在那种狭小的空间挥舞一条木棍用力打击安德鲁并能使其内出血。在我看来，这似乎根本不可能。”

在法庭的听证会上，没有人否认迪尔夫妇在管教孩子们时采取了严厉的手段，连迪尔夫妇的辩护律师也承认使用木棍是他们的管教孩子的手段之一。然而，辩方企图强调木棍很难造成让安德鲁死去的大出血。安德鲁最后接受治疗的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做证时表示，安德鲁的出血是由于“钝器对头部的损伤”，这是他根据安德鲁颅骨未发生骨折和头皮未发生破裂的观察所作出的结论。但在接受辩方反问时，这名医生也表示，安德鲁左眼的损伤也可能是他在摔倒时造成的，而安德鲁的出血也有可能是摔向床铺和血小板数低等原因所造成的。

检察官在询问时，负责解剖安德鲁的验尸人员解释了为什么自己认为出血不是摔倒造成的。摔倒造成的损伤通常是“沿着帽檐”的位置所分布的。但在安德鲁的案例中，瘀青出现在他的头顶，因此验尸人员认为这是“超过一次撞击”所造成的，“而一般的摔倒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解释为什么安德鲁的头皮表面没有受到损伤时，验尸人员表示“头发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润滑剂”，这使得打击“大部分滑掉，这使得损伤不会像其他部位受到打击后那样严重”。

在检察官要求用木棍来演示攻击所产生的力量时，验尸人员答道：“我认为我需要找一件东西来挨打，我不想损坏家具。”他补充道，打击应该不止一次，最多可能有三次之多。

在韦赫特博士做证时，他表示，硬脑膜下的血肿是两次或多次摔倒的结果。当辩方律师要求他也用木棍进行演示时，韦赫特答道：“这样程度的打击不会重伤一个孩子。”

韦赫特最后又重复了一次自己的观点，即安德鲁的损伤“是由两次或多次摔倒而对头部造成的损伤，与曾经在本法庭里演示过的以重力直击头顶的方式不一致”。

然而，韦赫特博士的证词最终被忽视了，卡伦·迪尔还是被判定过失杀人罪，而迈克尔·迪尔则被判一级谋杀罪。

裂伤

当皮肤因受打击而开裂时，这种损伤称为裂伤。如果边缘组织被擦破并出现瘀青，裂伤会是不规则的，该部位的神经组织和血管也会被切断。钝器打击所导致的死亡的死因通常是颅脑骨折。榔头、斧子或砖角等有尖角的凶器能造成压迫骨折，这会让骨头的碎片向内压挤。如果受到此类凶器的攻击，即使颅骨未破，被害人的脑部依然会受到重创，并可能会出现致命的出血。

金属棍棒的打击能造成一个“Y”形的伤口。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有时一次打击也会造成不止一个伤口。例如，在头部侧面进行打击可能在下颌、耳朵和眉部都造成伤口。相反，对人体下身进行打击，有时不会在皮肤表层造成裂伤，但却可能对皮下的软组织造成深度撕裂。

重击造成的裂伤。我们可以看到，伤口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另外，伤口四周的皮肤不但裂开，而且出现了瘀青。

刀伤

如果一个人被刀子或其他锐器杀死，那么在犯罪现场往往会有大量的证据：血、尸体上的伤口，甚至杀人的凶器都有可能在现场被发现。在一些案件中，凶手会先用掐死、闷死或使用钝器等手段杀死被害人，在被害人死后再对尸体猛砍猛刺，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流的血相对较少。

由锐器造成的伤口分为两类：一类是砍伤，此类伤口是利刃、刀口、锯齿状的金属或碎玻璃的砍划造成的；另一类则是捅伤，此类伤口是刀尖或其他狭长的器械造成的。

对头顶进行打击往往会造成血液流向其他部位。在图中，被害人的血是从耳部外流的。

砍伤通常呈直线形，但如果凶手让凶器的方向发生改变，或者凶手使用了弯刀这种刀刃形状特别的凶器，那么砍伤也可能是曲线形或“V”形的。由锯齿状金属或玻璃造成的伤口在初看时看上去仿佛不规则，但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伤口的边缘是被匀称地切开的。

砍伤的伤口通常会张开，所以伤口的宽度往往和造成伤口的凶器的宽度是不一致的。如伤口很深，那么肌肉、腱、神经和血管都可能被凶器所砍断，而肌肉被切断会导致伤口开口更宽。

被害人通常会试图去挡住凶器的攻击或企图去抓住凶器，这也使得被害人的前臂和手掌内往往会有防御所造成的伤口。

和砍伤一样，捅伤的伤口未必和凶器的形状及尺寸是一致的。德国伟大的犯罪学家汉斯·格罗斯在其著作《犯罪调查》中写道：

当刀尖刺入体内1厘米左右时，尖锐的刀尖两端都会造成伤口。当刀子继续深入伤口时，刀尖会继续造成伤害，但与此同时刀背也开始造成伤害。

如果凶手在拔刀时扭转刀把，那么被害人的伤口也许会出现“V”形或交叉形状。伤口的尺寸有可能会比凶器小，因为皮肤可能在刺破前被刀尖造成的压力所拉长。相反，如果刀子是在倾斜的角度拔出的，那么伤口则会大于凶器的尺码。

尖圆的凶器可能不会造成圆形外伤，因为皮肤可能朝一个方向破裂。锉刀、刺刀或有着方形侧面的铁钉可能会造成三角形或交叉形外伤。一把合拢的剪刀也许会留下像闪电那样的“阶梯形”伤口。

因为伤口未必和凶器的形状吻合，病理学家必须检验伤口的内部以及伤口下面组织的损伤，这样才能推测凶器的形状和尺码。很多时候，伤口的深度也会起误导作用：因为在凶器进入身体后组织可能受到压迫，以至于伤口比凶器更长。

凶器可用两种方法握持。一种握法会让刀尖朝下。如此握着凶器时，大拇指会扣在刀柄的上部。这种握法造成致命伤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尤其在凶手与被害人面对面的时候。这是因为，凶手会朝下用力，这使得刀尖在刺到心脏或肺脏等致命器官之前就会碰到骨头。更为危险的是刀尖朝上的握法。如此握着凶器时，大拇指靠近刀锋。在使用弹簧刀等凶器时，人们一般会使用这种握法。因此，仔细查看伤口的方向对于确定凶手和被害人的相关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捅伤的伤口可能不会造成大量外部出血，但如果凶器捅到的是胸部或腹部，那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内出血。在发现因为砍伤或捅伤而造成死亡的案件时，病理学家还必须确定被害人是自杀还是凶杀。自杀者通常会去切喉咙或手腕，而这会造成一些明显的痕迹。

当一个惯用右手的人要割自己的喉咙时，伤口通常从左上方开始，而那里的伤口应该是较深的。伤口的终点则是右下方，那里的伤口也较浅。如果另一个人企图伪造自杀的迹象，那么凶手需要站在被害人的身后。而且，他人造成的伤口右边会和左边一样深，甚至更深。另外，凶手造成的伤口会在颈部较低的位置，而且伤口也会是平的而不是斜着的。

自杀的伤口一般会较为平整，因为自杀者通常会仰起脖子，伸展喉部的皮肤。相比之下，凶杀案的被害人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因此其身体是放松的。这样一来，刀刃下的皮肤会皱起，从而使得伤口的边缘不平整。

犯罪档案

奥古斯特·桑格雷特

1942年10月7日，当琼·沃尔夫的尸体在英格兰萨里郡戈达尔明地区的一块工地上被发现时，警方请求基斯·辛普森博士为尸体进行检验。死者的脑壳已经碎成了将近40块。在辛普森将这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后，他发现死者的头部正面有3处刺伤。

辛普森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伤是在被害人生前还是死后造成的。沃尔夫肘下的右前臂有另一处刺伤，在她的手心里也有一处刺伤。对组织的检验表明，这些伤口是被害人生前造成的。因此，辛普森认为沃尔夫头部的伤也是在活着的时候造成的。3处伤口位置挨得很近，都在头盖骨的左侧上方，这表明这些伤口是由一个惯用右手的人从上往下进行攻击时造成的。

辛普森从沃尔夫前臂的伤口处拉出来了一块肌肉碎片，并用类似的方法从她的手心里钩出来了一根腱。辛普森博士表示：“凶器的尖头应该很像鹦鹉的嘴喙。头盖骨圆顶上的3只孔是圆形或倾斜的……看上去好像凶器的鸟嘴形状尖头曾进入头颅，而凶器拔出来时曾转动过。”

警方开始怀疑沃尔夫的男朋友，一位名叫奥古斯特·桑格雷特的印第安人。在案件发生时，桑格雷特正和加拿大军队一起驻扎在附近的地方。但在桑格雷特的所属物品中，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刀子，而且加拿大军队为士兵配备的折刀类型与辛普森博士描述的凶器不相符。

但是，证人很快证实，桑格雷特曾得到过一把英国陆军所配发的有钩子形状尖头的刀子。警方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把刀，但经过一个月的搜索，人们在加拿大军营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了它。在对桑格雷特进行审讯时，辛普森表示这把刀与琼·沃尔夫脑壳上的伤洞正好相符。

琼·沃尔夫被人用木桩攻击后脑。她的脑壳碎成了近40块，而且她的头部前方还有3处刺伤。

1942年10月7日，人们发现了琼·沃尔夫被掩埋不深的尸体。她的尸体部分已经开始萎缩，她的乳房和大腿已变成尸蜡。一场悲剧恋爱的纪念。琼·沃尔夫在和桑格雷特约会的板球场的屋子墙壁的左边写道：“A. 桑格雷特，加拿大人。J. 沃尔夫，桑格雷特夫人，英国人。1942年9月。”在墙壁上的右边，她写道：“我的爱在大洋彼岸，请把他带回来。”

事实档案

法庭上的医学专家经常需要回答关于造成某个刀伤的攻击力度究竟有多大。在回答问题时，专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凶器的锋利程度是最重要的因素。皮肤是身体中最能营造阻力的组织，因此专家需要考虑的就是凶器的尖头到底有多锋利。鉴于凶器的其他部分是在刺破皮肤后才能和人的身体进行接触的，它们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用凶器动作速度越快，越容易刺破皮肤。

·当皮肤被刺破后，损伤其他组织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在肋骨等皮肤绷紧的部位，用小指的力道就能让锋利的凶器刺破皮肤。在那之后，刺伤心脏和其他关键器官几乎不需要什么力气。

·一个人在摔倒或撞到他人时，能够很轻易地被尖锐的物品所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不要动一丝一毫，凶器甚至不需要被人握紧，都可以对摔倒和撞上来的人造成伤害。

如果一个人是自杀，那么致命的伤口附近会有几处试探性的、较为浅显的割痕。一般来说，自杀者先犹豫地做几次尝试，最后才会真正对自己痛下杀手。凶杀案的被害人身上不会有这样的伤口，被害人只会在关键部位和头部、颈部有深深的伤口。希望割腕自杀的人最有可能会在自己的身上留下试探性的伤口，而且这些伤口一般是平行的。受到攻击企图保护自己的人会在试图抓住或挡开凶器时留下伤口，这些伤口是随机的，通常会出现在手掌、关节以及前臂上。

一种极为罕见的自杀手法是从后面割自己的颈部。在一起案件中，一位屠夫没能割断自己的喉管，于是他选择用自己在屠宰牲口时熟练的从后方割颈部的手法。

人在自杀时也可能选择捅自己，但捅伤更多出现在凶杀案件中。因此，病理学家有必要分析组织中的伤痕以确定捅伤的角度。一般来说，自杀所造成的伤口，方向多是朝下的或是平的。这种伤口也可能是意外事故造成的，如不小心撞到或跌倒在凶器上。方向朝上的伤口多是凶杀。另外，伤口是朝左还是朝右也很重要，因为警方可以在了解死者是惯用左手还是右手后判断死者是否是自杀。

伤口的部位十分重要，因为伤口是在一个死者够不到的部位，那么案件不太可能是自杀。不管自杀还是凶杀，死者的心脏都可能是攻击目标。一般来说，凶杀造成的伤口往往会比自杀造成的伤口发生在更高的部位。最后，如果不算试探性的伤口，自杀通常只有一处伤口。因此，多处较深的伤口是凶杀的一个明显迹象。

无论是意外或是被人刻意用刀刺伤，除非有专业的医疗指导，不然千万不要把刀从伤口中拔出，因为这可能造成大量出血或死亡。

第四章 毒杀

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任何性质的物质都有可能成为毒药。事实上，水都可能成为毒药，因为一个人喝过多的水也可能致死。早在16世纪，伟大的医生和炼金师帕拉塞尔苏斯（他的真名是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但他为自己取了这个意思为“独一无二”的名字）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帕拉塞尔苏斯写道：“所有物质都有毒性，没有一种物质是例外。毒药和解药唯一的差别是剂量。”死亡的来临可能是缓慢的，也可能是突然的。不论是少量服用即可让人快速致死的毒药，还是慢慢服用才能让人垮掉的毒药，它们都可能成为凶杀案中的工具。

如果我们仔细查看每个家庭的常备药箱，我们就能发现，其中有大量的物质可能成为毒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毒杀的人如此之少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很多毒杀案件没有被发现，医生将这些他杀看成了自然的疾病导致的死亡。如果病人本身患有慢性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这种可能性会更大——比如，病人的亲属可能会喂其服毒以帮助病人尽快脱离痛苦。

即使医生或病理学家怀疑案件涉及被害人中毒，要完成一个完整的毒性分析需要大量的工作和漫长的时间，除非医生或病理学家能够通过其他证据提前知道他们在寻找的是哪种毒药。知名英国病理学家基斯·辛普森教授就表示：“用毒药杀人很少见。梅布立克、塞登、克里平、梅里菲尔德等案件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它们十分罕见。”

这种表面光亮、颜色紫黑的果子是一种毒性极高的茄属植物。人们可以从这个名为颠茄的植物中提取阿托品、莨菪碱、东莨菪碱等有毒的生物碱。

砷和毒理学的起源

在19世纪之前，对非自然死亡的科学调查寥寥无几。如果案件有明显的死因和证据指证凶手，那么这些证据足以让法院对凶手进行审判。然而，涉及毒杀的案件往往没有这么简单。

犯罪档案

玛丽·拉法基

在1840年，玛丽·拉法基用砷毒死丈夫一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找到证明犯罪的科学依据的案例。

1839年8月，23岁的玛丽·卡佩勒万般不情愿地嫁给了已经破产的铁匠查尔斯·拉法基。玛丽的梦想是嫁给一个富有的、有身份的男人，而不是法国利穆赞地区乐格朗迪耶市一个破旧、充满老鼠的铁匠铺的老板。

在12月，玛丽为了杀死老鼠而买了一些砷。不久之后，她为自己远在巴黎的丈夫制作了一个蛋糕，并给他送了过去。拉法基很快开始重病，在勉强回到家后，就卧床不起。玛丽开始亲自照顾他。拉法基家的仆人很快站出来说，自己亲眼看见玛丽把白色粉末加在了拉法基的食物中。拉法基的家人要求当地的药剂师对食物进行测验。结果显示，食物中含有砷。在1840年1月14日，查尔斯·拉法基死了，玛丽也因此而被捕。

1840年9月3日，蒂勒法院审理了此案。检察官找到的专家表示，马西试验显示，拉法基的胃部并没有发现砷。专家要求把拉法基的尸体重新挖掘出来以便检查其他器官。在法院批准了这一要求后，对其他器官的检验带来了同样的结果：拉法基体内没有发现砷。然而，试验显示拉法基家中的食物的确含有砷，其中仅蛋奶酒中的含量“就足以杀死十个人”。

法院决定邀请马修·奥菲拉来破解这一难题。奥菲拉先是仔细询问了所有专家，之后检查了专家们在进行试验时所使用的器具。最后，奥菲拉在法院一个锁好的房间内正确地进行了一次马西试验。结果显示，其他专家在进行试验的过程中犯了错误。

奥菲拉的结论成为最关键的证据。奥菲拉表示：“我将会证明，拉法基的尸体内有砷，以及砷不是来自试验中使用的试剂或棺材附近的泥土的。另外，我还将证明砷超出了人体的正常含量。”

玛丽·拉法基最终被判有罪。她先是被判死刑，之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和苦力。

在19世纪前，用毒药杀人几乎是难以发觉的。在17世纪，菲尼亚斯·`富特将这种杀人手法称为“懦夫的武器”。被害人如果在死前遭受巨大的痛苦，又或者被害人在蹊跷的时间死去，都会让人怀疑被害人是被投毒的。一些周边证据可以帮助人们猜测谁才是真凶，但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真的中了毒。在古罗马，很多人都会为了升官而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下毒，以至于很多贵族干脆雇用专人，在自己吃饭前来为自己品尝食物以保护自己。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博基亚家族据说也用下毒的方法除掉了许多敌人。

古代的人对很多毒药都很熟悉，特别是那些来自植物的毒药。很多人会在打猎或做其他事时对毒药加以利用。比如，当索福克勒斯因为腐化雅典的年轻人而被判有罪时，法庭让他自裁的方法就是服用毒芹。在近代，砷这一更为容易获取的物质则成为很多人的首选毒药。由于砷的味道略甜，很容易被其他食物所掩盖。砷造成的伤害则经常被视为是急性肠胃病。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人们是不知道如何分析身体中是否含有砷的。

现代毒理学的奠基者是马修·奥菲拉。奥菲拉于1787年出生在梅诺卡，他先是获得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奖学金，之后又获得了前往巴黎获得医学学位的机会。在巴黎，奥菲拉分析了当时用于检验毒药的各种试验，发现这些试验错误百出。他日后写道：“一个被他人忽略、但被我意识到的重要事实是……当时毒理学尚不存在。”

奥菲拉在1813年出版了自己关于毒理学的第一本著作：《毒理学概论》。奥菲拉很快成为名人，并在1819年成为巴黎大学医学法学系的教授。在很多涉及毒药的案件中，奥菲拉都成为调查中搜集证据的负责人。在工作中，奥菲拉意识到，墓地泥土中是否含有砷、砷是否可以从泥土中进入尸体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砷能够通过泥土进入尸体，那么挖掘尸体并对尸体进行毒理分析的价值就不存在了。1836年英国化学家詹姆斯·马西设计的一个复杂的试验帮助回答了奥菲拉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奥菲拉的试验显示，用来测试砷是否存在的试剂有可能被砷所污染，因此进行试验的科学家必须非常谨慎，这样才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梅诺卡人马修·奥菲拉是毒理学的奠基人。

事实档案

多名化学家在长达60年的时间中的不断努力终于让人们有了测试少量砷是否存在的可靠方法。第一个致力于此的科学家是瑞典人卡尔·威尔海姆·舍勒。1775年，他把氧化亚砷加到了硝酸中，之后在硝酸中加入了锌粒。这样做让液体产生了一种名为砷化三氢、闻起来像是大蒜的有毒气体。

过了几年，德国科学家约翰·梅茨格发现，当把氧化亚砷用木炭加热时，盛着氧化亚砷的冰冷的盘子上会出现一层看着像镜子的沉淀物。这种沉淀物事实上就是砷。在1806年，瓦伦丁·罗斯医生在德国柏林处理案件时，先是用硝酸处理了被怀疑可能是毒死的被害人的胃部，之后在液体中加入了碳酸钾和石灰，最后通过蒸发获得了白色的粉末。当他用木炭把粉末加热后，他也获得了砷组成的沉淀物。在1810年，罗斯的方法被用来被证明一个名叫安娜·茨旺齐格的仆人毒死了自己的多名主人。

对砷研究的最后一大突破发生在多年之后。1832年，一位名叫乔治·伯德尔的年迈英国农夫被自己的孙子约翰下毒。著名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的前助手詹姆斯·马西成为证明被害人咖啡内含有砷的负责人。马西虽然通过试验证明了砷的存在，但他无法将这一复杂的概念向陪审团成员解释，约翰·伯德尔也因此被判无罪。

因为这次失败，马西下定决心要找出一种方法让陪审团轻而易举地看懂案件涉及的科学证据。马西认为梅茨格的方法不够精细，并决定开始参照舍勒发现砷化三氢的方法。经过仔细研究，马西获得了一种简单而精确的测验砷是否存在的方法。马西把自己企图测试的物品放在一个装满硫酸和锌的瓶子中。在盖上瓶子并对瓶子进行加热后，砷化三氢会进入连接瓶子的玻璃管道。在管道中，被加热的砷化三氢会逐渐形成白色粉末。在管道末端的管口，砷化三氢会继续被加热，直到最后在管道下方的瓷盘上完全变为白色粉末。马西的这个试验可以检测到最少为0.02毫克的砷。因为发明了这一方法，马西在1836年获得了皇家艺术协会颁发的金牌。

在今天，学生在化学课上依然会学到马西试验，但在专业的法医学领域，这一测试已经被其他化学家发明的更精准的测验所取代。

犯罪档案

玛丽·希利

在1975年，玛丽·希利的丈夫弗兰克在病了没多久后死去了。希利夫妇所在的亚拉巴马州安妮斯顿地区的医生断定弗兰克的死因是传染性肝炎。玛丽很快获得了弗兰克的人寿保险——并很快把所有钱都花光了。1978年7月，玛丽为自己18岁的女儿卡罗尔上了一份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在那之后不久，卡罗尔就得了一种怪病并住进了医院。玛丽经常会去照看自己濒临死亡的女儿，并会为她准备特别的食物。在住院的几个月后，卡罗尔告诉自己的朋友，母亲会在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注射某种液体。

1979年9月，玛丽因为使用假支票被捕。在对玛丽的审问过程中，警方也问了关于卡罗尔得病的问题。之后，警方发现卡罗尔的尿样显示她体内有砷。在将弗兰克和玛丽的母亲的尸体挖掘出来后，警方也分别对这两人的尸体进行了试验，发现两人体内都有极高的砷含量。在因为涉嫌谋杀丈夫被起诉后，玛丽在1979年11月逃逸，但在四年后的1983年1月再次被捕。

在隐姓埋名的四年间，玛丽先是假装自己已死去并把尸体捐赠给了科学机构，之后又以玛丽的双胞胎妹妹泰瑞·马丁的身份再次出现，并重新结婚。玛丽最终因为谋杀弗兰克和企图谋杀卡罗尔而被判有罪，并获得了终身监禁外加20年监禁的惩罚。

玛丽·希利因为在1975年谋杀自己的丈夫弗兰克和在1978年企图谋杀自己的女儿而被判有罪。

在19世纪，砷是一种到处都可以买到的老鼠药，这也使得砷成为了所有人、特别是穷人最喜欢的毒药。在拉法基案件后，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药剂师向他们不认识的人出售砷，并且要求所有砷的购买者都必须登记。英国在1851年也通过了《砷法》，这一法律规定老鼠药和其他砷产品只能售给超过21岁的成年人，而且药剂师必须认识购买者并要求购买者进行登记。另外，砷必须和煤烟或靛蓝掺杂在一起，以此将白色粉末状的砷和糖、面等食品进行区分。很快，其他国家也推出了类似的法律。

虽然如此，但依然有很多人继续利用砷下毒。在1851年的法国，海伦·海加多被认定用砷谋杀3人并涉嫌谋杀其他20人。在1857年的格拉斯哥，马德琳·史密斯被认定用砷谋杀了自己的情人。在1873年的英国，玛丽·安·克顿被认定用砷在20年里杀死了14—15人。在1898年的旧金山，科迪莉亚·博金被认定用砷谋杀了自己情人的妻子和弟媳。在1921年的威尔士海依村，赫伯特·卢维思·阿姆斯特朗被认定用砷谋杀了自己的邻居。在1935年的纽约州长岛，玛丽·克雷顿和情人埃弗雷特·阿普尔盖特被认定用砷谋杀了阿普尔盖特的妻子。

除了能够在内脏中发现砷之外，病理学家也可能在指甲和头发中发现砷，特别是在被害人被长期下毒的案件中。由于头发和指甲会不断生长，病理学家可以通过分析指甲和头发中的砷含量来判断被害人服用砷的时间。在一个经典试验中，时任英国奥尔德玛斯顿的内政部法医实验室的负责人艾伦·库里医生在对自己进行试验后发现，砷需要103天才会在指甲尖出现。

1857年被告席上的马德琳·史密斯。她被指控用砷杀死了自己的情人埃米尔·兰戈利尔。格拉斯哥的法庭最终判她无罪。在1928年4月，史密斯在美国去世，并被安葬在了新泽西州荷普山的墓地。

在1935年的纽约州长岛，埃弗雷特·阿普尔盖特（上图）和玛丽·克雷顿（右图中）被认定用砷谋杀了阿普尔盖特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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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档案

伊娃·拉布伦

卡罗尔·拉布伦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因为受伤而失去了听力。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伊娃在他们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托多镇的校舍翩翩起舞。在1929年4月29日，卡罗尔坐在车里，等待妻子为他带来咖啡和三明治。没过多久，跳舞的人听到一声惨叫，他们在走出去后发现卡罗尔已痛苦地死去。

伊娃表示，丈夫可能是自己选择了结束生命。包括医生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卡罗尔是自然死亡的。对卡罗尔尸体的解剖和分析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然而，卡罗尔的父亲坚信，是伊娃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她的动机则是为了获得卡罗尔价值3000美元的人寿保险。在卡罗尔父亲的坚持下，丹巴切尔警长同意对校舍四周进行搜索。结果，警方发现了一个被藏起来的、上面写着“士的宁”字样的瓶子。警方知道不远的图奥勒米地区的药店就出售士的宁。在药店的店员表示伊娃曾来到店内购买士的宁后，伊娃很快被警方逮捕。

检察官邀请了爱德华·海因里希医生参与案件调查。作为独立的法医学专家，海因里希在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他的外号是“伯克利魔术师”。在对卡罗尔的尸体进行分析后，海因里希表示不但卡罗尔的尸体存有士的宁的痕迹，放在车中的杯子里也有生物碱的痕迹，而卡罗尔正是从这个杯子里喝了咖啡。

1929年，伊娃·拉布伦用士的宁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卡罗尔。爱德华·海因里希医生的调查帮助警方找到了真凶。

然而，这些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是伊娃向咖啡里下的毒。针对这一问题，海因里希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伊娃在为卡罗尔送咖啡的途中，必须经过充满人的舞池。或许，她曾撞到过某个人，或洒了一些咖啡？在经过调查后，一名年轻女性表示自己的确曾被伊娃撞到过，而她的裙子上还留有咖啡的痕迹。在经过分析后，海因里希发现裙子上确实有士的宁的痕迹。

当时海因里希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当伊娃听说海因里希参与此案的调查后，立即选择认罪。她的选择帮助她避免了死刑，但获得了终身监禁的惩罚。

1871年11月7日，美国探险家查尔斯·霍尔死在了“北极星号”上，当时这艘船正在探索北极的途中。在之后的近百年中，一直有人怀疑霍尔是被人谋杀的——或许，船上的埃米尔·柏索斯用药毒死了他？在1968年8月，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大学的昌西·卢米斯教授和病理学家富兰克林·帕多克一起飞到了离北极约900公里的感谢上帝港，并从冰冻的土地里挖出了霍尔的尸体。霍尔的尸体保存完整，这让两人有机会从尸体中获得样本。之后，这两名专家在多伦多法医科学中心对霍尔的指甲进行了中子活化分析。霍尔指尖的砷的百万分率（ppm）为24.6，指甲底部的砷的百万分率为76.7。虽然尸体周围的泥土的砷的百万分率为22，但如果砷是从泥土进入身体的，那么指甲底部和指甲尖的砷的百万分率应该是相同的。因此，两位专家认为“可以较为肯定地将霍尔的死因定为砷中毒”。

左下图：附子草自古以来就是流行的毒药。

右下图：氯仿的化学结构。这种从番木鳖中提取的生物碱没有解药。

毒杀的“高发时期”

在19世纪初期，化学家把大量随机性极强的实验规范成了一门严谨的科学。科学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元素，并且从自然的原材料中提取出了纯度极高的物质。与此同时，科学家还将实验方法精准化，并制作出合成物质。但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是药剂师拥有了种类越来越多、纯度越来越高的毒药。

在19世纪，鸦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毒品。1803年，科学家就从鸦片中提出了吗啡。科学家还从龙葵中提取了颠茄，并在1833年成功提取了阿托品。1818年，科学家从番木鳖中提取了氯仿，1828年，科学家从烟草中提取了和氢氰酸毒性一样高的尼古丁，在1833年又从附子草中提取了附子精。科学家学会了如何制作纯度极高的铅、汞和锑，并学会了如何合成氯仿和乙醚。这些毒药逐渐开始在社会上普及开来。

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约翰·斯诺特制的氯仿吸入器。

犯罪档案

阿德莱德·巴特利特

40岁的英国人埃德温·巴特利特在经过了11年看似幸福的婚姻生活后，在1886年新年死在了自家的床上。在调查巴特利特的死因过程中，人们发现这对夫妻有很多蹊跷之处。在嫁给埃德温时，来自法国的阿德莱德只有19岁。嫁给埃德温一年后，阿德莱德和埃德温的弟弟开始偷情。据阿德莱德说，埃德温对她似乎没有欲望，并曾鼓励她和年轻的圣道公会牧师乔治·戴森建立感情。

巴特利特夫妇在1885年10月搬进了伦敦皮姆利科地区的公寓，戴森经常会去那里探望二人。不久之后，埃德温病倒了，在他的遗嘱中，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自己的妻子，并任命戴森为遗嘱的执行人。对埃德温的解剖显示，他的胃部留有大量的氯仿。然而，病理学家并没有在埃德温的嘴部和喉咙找到氯仿的痕迹。

1886年4月12日，阿德莱德因为涉嫌谋杀埃德温而被起诉。证据显示，在埃德温死前不久，戴森曾前往普特尼和温布尔登等地从不同的化学用品店购买了大量的氯仿。但阿德莱德称，当时她的丈夫突然开始对她“有兴趣”。阿德莱德会把氯仿洒在手绢上以帮助丈夫入睡。

检验方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是证明阿德莱德具体的下毒手段。如果液体氯仿是被服用的，那么被害人嘴里的黏膜会留下痕迹。氯仿可以按照1∶200的比例溶于水中。但从埃德温胃部遗留的氯仿推理，如果埃德温确实是把氯仿喝下的，那么他可能喝了数升的水。难道阿德莱德先把丈夫弄昏迷，然后把管子直接插到了丈夫的胃部，然后将氯仿注入其中？

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陪审团最终判阿德莱德无罪。在案子结束后，詹姆斯·佩吉特爵士据说曾评论道：“既然案子已经结束了，阿德莱德为了科学也应该跟我们分享她具体的作案手段。”然而，阿德莱德最终选择保持沉默。

在对阿德莱德·巴特利特（见右上图）进行审问时，律师就巴特利特是否用氯仿毒死了自己丈夫埃德温一事对乔治·戴森牧师进行了交叉审问。

氯仿有着独特的味道，科学家也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测试发现氯仿，这使得氯仿成为一种较为容易被发现的毒药。对于科学家来说，发现其他物质，特别是那些从自然中提取的物质，其难度要大得多。很多早期的毒理学家会利用自己的味觉——虽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危险极大的尝试。

1850年，伯凯姆伯爵和他的妻子被起诉涉嫌用尼古丁杀死了妻子的弟弟。比利时化学家让·瑟维斯·斯塔斯从被害人的器官中提取了液体。在品尝液体后，斯塔斯的舌头、嘴巴和喉咙都感到了灼热。之后，他又用提取出的液体毒死了两只狗，从而证明了尼古丁的存在。

19世纪后期，当时英国最著名的毒理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在为一起刑事案做证时曾对法官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此类毒药中，只有一种是我们无法在人死后进行辨认的，它就是……” 克里斯蒂森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附子精。自古以来，附子草的提取物就是流行的毒药，希腊人将其称为“继母的毒药”，罗马皇帝图拉真则禁止自己的臣民在花园中种植附子草。

人在服用附子精后，首先舌头上会有异常的感觉。1881年，乔治·拉姆森被指控通过让自己的妻弟服用含有附子精的蛋糕杀死了他。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史蒂文森医生做证时拿出了死者器官中提取的附子精。“我含了一下这个提取物，”史蒂文森表示，“它的味道和附子精一样。”

和尼古丁、吗啡、东莨菪碱、士的宁等从植物中提取的物质一样，附子精也是一种生物碱。在1910年，霍利·哈维·克里平医生用东莨菪碱毒死了自己的妻子。这些毒药的症状往往极为隐蔽，只有士的宁是例外。服用士的宁的人肌肉会痉挛，呼吸也变得困难。与此同时，人的背部会弯曲，以至于头部和脚部会同时触地。人的脸会因为充血而变黑，而嘴部肌肉的痉挛会让人露出“痉笑”。

即使如此，有时医生也会无法从这些线索中找出死亡的原因。在1891年到1892年期间，臭名昭著的托马斯·尼尔·克里姆医生用士的宁杀死了多名妓女。结果，至少有一名妓女被医生认为是因酗酒而死。1934年的5月，当亚瑟·梅杰突然在英国林肯郡死去后，他的医生认为死因是癫痫持续状态。直到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并得知邻居的狗因为吃了亚瑟的妻子埃塞尔扔掉的剩饭而死去后，他们把梅杰的尸体重新挖了出来，并确定梅杰死于士的宁中毒。

犯罪档案

亚瑟·福特

1954年，英国一个奇特的案件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一位44岁的名为亚瑟·福特的化学材料批发店的老板迷上了自己的下属，27岁的秘书贝蒂·格兰特。然而，格兰特对福特却没有感觉。

4月26日，福特从公司的储藏室偷了一些斑蝥素。斑蝥素是用芫青（也就是所谓的西班牙苍蝇）制作的粉末。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斑蝥素是一种催情药。实际上，斑蝥素是一种具有刺激性的毒药，人们只要服用不到60毫克的斑蝥素就可能中毒。

第二天，福特带着一种名为椰子饯的糖果来到了办公室，并邀请格兰特和其他两名女性一起吃糖。格兰特和21岁的朱恩·马林斯都吃了一点糖，而第三名女子则拒绝了福特的“好意”。大约一个小时后，马林斯抱怨自己腹痛，格兰特决定带她前往公司的休息室。不久之后，格兰特也病倒了。很快，福特也脸色变得苍白，看起来仿佛得了重病。

在医生来到公司后，他命令三人立刻前往附近的大学学院医院。两名女子的病情迅速恶化并很快死去，福特则活了下来。对两名女子的解剖显示，她们的体内有60—120克的斑蝥素。

在接受警方审问时，福特承认自己在糖里下了毒。在1954年接受审判时，福特承认自己犯有过失杀人罪，并被判入狱服刑5年。

19世纪可谓毒杀的“黄金年代”，但在这段时间里，化学家也找到了能够精准分析越来越多的自然和合成毒药的方法。在20世纪，随着管制毒药的法律的颁布，毒杀事件已经越来越少见，一般只有医生或因为职业能够经常接触到毒药的人才会选择这种手段。

1910年7月31日，克里平医生在杜探长的陪同下从“蒙特罗斯号”上下船。克里平医生的这个案件是史上第一个利用无线电逮捕嫌犯的案件。“蒙特罗斯号”的船长对克里平医生女扮男装的情人埃塞尔·乐尼夫产生了疑心，他用无线电通知了伦敦警方。杜探长乘坐了一艘更快的船，在加拿大海岸附近赶上并逮捕了嫌犯。

致命药物

在今天，人们经常会通过购买药物获得毒药。

直到几年前，最常见的毒药都是巴比妥类药物。在1863年，阿道夫·冯·拜耳第一次合成了巴比妥酸，他用妻子芭芭拉的名字命名了这一物质。约40年后，巴比妥酸的两种衍生品被发现是十分有效的镇静剂，它们分别是被称为佛罗拿或巴比通的二乙巴比妥酸和被称为鲁米那的苯巴比通。直到19世纪50年代，人们才知道这两种药物十分危险并能够让人上瘾。当时，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病人在服用这种药物。很多病人都因为巴比妥类药物相关的意外或因为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自尽，但谁又知道其中有多少案件是谋杀？事实上，只有非常有限的案件最终找到了真凶。

毒杀的记录告诉我们，人们往往会用一些奇特的物品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这为毒理学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比如，在1978年，一名来自保加利亚的避难者、记者乔治·马可夫，在伦敦被人刺杀。人们认为是保加利亚特工处用一把藏在雨伞中的气体动力枪发射的弹丸杀死了马可夫。弹丸上有从蓖麻油中提取的蓖麻毒素，这种致命的毒物只要有人体重量的200万分之一即可置人于死地——这种毒物的毒性比眼镜蛇毒还高两倍。

1981年6月，28岁的苏珊·巴伯把除草剂百草枯加到了丈夫迈克尔食用的牛排和腰子馅饼里并杀死了他。人们一直怀疑迈克尔死于他杀，在他的尸体被火化9个月后，实验室的人员在对迈克尔解剖时留下的血清和器官样本进行分析时，终于发现了百草枯的存在。1982年11月，苏珊和她之前的情人理查德·科林斯被判犯有谋杀罪，苏珊被判终身监禁，科林斯则被判入狱2年。

近年来最恐怖的一起毒杀案件涉及吉恩妮·琼斯，一位居住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医疗中心医院的儿科护士。琼斯杀死了30多名被她照顾的婴儿和孩子。琼斯因为拯救突然心脏停搏的婴儿而感到兴奋，于是她会不断让他们中毒，以此来获得照顾他们的机会。

吉恩妮·琼斯最喜欢使用的毒药是琥珀胆碱，这种毒药也被人们称为“合成箭毒碱”。最后，人们发现了琼斯在药水瓶里下毒的事实。和其他合成箭毒碱一样，琥珀胆碱会让人的肌肉放松和无法动弹，从而变得无法呼吸。1984年2月15日，琼斯被判犯谋杀罪，她需要服刑25年后才能得到第一次上诉的机会。

琼斯患有的症状被心理学家命名为“孟乔森综合征”——之后，心理学家又发现了许多和琼斯类似的案例。1989年，一位名为理查德·安格罗的男性美国护士因为向4名患者注射肌肉松弛剂而被判有罪。在被拍摄下来的一次坦白中，安格罗表示：“我认为自己微不足道……我需要证明自己。”1991年，一位名叫贝弗利·阿利特被发现谋杀了4个她照顾的孩子和企图谋杀其他3个孩子。在确认她曾为这些孩子注射大量的胰岛素后，阿利特被判有罪。

报纸关于在伦敦本顿维尔监狱处决克里平医生的插图。

事实档案

现代法医实验室有各种各样的精密仪器，并有能够对各阶段毒性进行分析的电脑设备。然而毒理学家在识别毒药之前必须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如果医生在被害人死去前见过被害人，那么医生见到的临床症状可以帮助毒理学家判断被害人究竟中了什么毒。除此之外，病理学家的验尸报告也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

如果没有这些证据，那么毒理学家往往会进行传统的规范性化学试验。在过去，这意味着毒理学家必须提前准备大量的样本。在今天，毒理学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简易分析寻找特定的毒药。这些简易分析要么能够通过化学反应变色，要么能够形成结晶。毒理学家可以用这些简易分析的成果进行显微镜分析。

一般来说，毒药可以分为四种：

·在蒸汽或气体中不稳定的液体；

·在蒸汽中稳定、在有机溶剂中不会溶解的可溶物质；

·自然或合成的自然物质，此类物质一般更容易在有机溶剂而不是在水中溶解；

·金属等在蒸汽中稳定的无机元素。毒理学家应该在所有物质被摧毁后再开始寻找此类元素。一般来说，此类物质尤其是金属物质，更可能在肝、脾中出现。

在对毒药进行大致分类后，毒理学家可以用很多种手法对其进行分析。这些手法包括各种光谱测量法、液体和气相色谱法，电泳测量法、质谱测量法、中子活化测量法、放射性示踪物测量法以及免疫测定测量法。

很多仪器都是全自动的，完全由电脑控制。这意味着实验室的人员不用做大量的无用功。在一些案例中，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仍需要使用小白鼠以将毒药的效果和已知物质的效果进行对比。

吉恩妮·琼斯是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医疗中心医院的儿科护士。通过使用琥珀胆碱，琼斯杀死了至少30名孩子。

犯罪档案

格雷厄姆·杨

1962年，一位名为格雷厄姆·杨的14岁英国少年承认自己毒杀了继母以及企图对父亲、妹妹和一名同学下毒。杨被关进了布罗德莫犯人精神病院。1971年，医院的负责人认为杨已经“痊愈”并把他放了出来。

杨很快在位于赫特福德郡包文德镇的一家生产摄影镜头的公司找到了助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当时，包文德镇附近有许多人得了肠胃炎，这种病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包文德虫”。在两个月后的1971年7月，当公司的工头鲍勃·艾格尔病倒后，人们认为他得的就是这种病。艾格尔的病情很快恶化，并在得病后的两周后死去。医生认为艾格尔的死因是“末梢神经炎”。取代艾格尔担任工头的弗雷德·比格斯在10月份也得了病并出现了同样的症状。11月19日，比格斯也死去了。在整个冬天，公司里有多名员工都病倒了，其中两人的症状尤其严重并几乎谢顶。

公司的负责人开始担心公司有化学物质泄漏的问题——有毒的铊也是生产镜头的必需品。公司的总监雇用了由伊恩·安德森医生领导的毒理学家团队。在安德森医生采访公司员工时，杨的一个问题让他感到意外：杨直接问他，其他员工的症状是否是铊中毒引起的。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之后，安德森医生对杨深感怀疑，他咨询了苏格兰场，希望得知杨是否有犯罪记录。在了解了杨的犯罪历史后，安德森医生被震惊了。警方很快逮捕了杨。在搜索杨的住所时，警方发现了杨的日记，里面仔细地记载着他所有的行为。原来，杨在为其他员工准备茶水时，在里面都下了铊。在描述比格斯时，杨写道：“在下了足以致命的特殊物质F后……我又让他服用了3次F。”

分析显示，每个被害人体内都能找到铊。当时，艾格尔已经被火化，但对他骨灰的分析显示他的体内有9毫克的铊。警方在杨大衣的衬层里找到了一包铊。据杨说，这是为他自己“预留”的。1972年6月，杨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英国电影《少年落毒事件簿》的剧照。这部电影以黑色幽默的风格记录了格雷厄姆·杨的所作所为。影片真实地反映了伦敦“摇摆的60年代”的负面影响。

重金属

虽然现代大多数利用毒药的案犯会使用复杂的有机毒药，但也有人会选择金属。有些金属毒性很高，让他人通过服用金属而死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害人也会承受更多的痛苦。

砷是最常被使用的非金属毒药，但实际上也有不少其他金属和砷毒性相当。比如，铅和汞都是含有剧毒的金属。用来制作帽子上毡的汞盐含有剧毒并让许多工人精神错乱，所以英语才会有“像制帽工一样疯狂”的词语。

在之前的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布拉沃案件中吐酒石的作用。在1856年之前，威廉·帕默医生用锑和其他毒药在英国毒死了14人。在1874年的一个奇案中，法国药剂师皮埃尔·得西瑞·莫罗用硫酸铜杀死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铊不但在杀虫剂、杀鼠剂、脱毛剂中被广泛使用，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毒药。1949年，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市的中年女性卡罗琳·格里尔斯被指控用铊犯下了四起谋杀案和两起企图谋杀案。格里尔斯最终因一起企图谋杀案而被起诉并被判终身监禁。在监狱中，其他犯人都称她为“铊阿姨”。

1978年，乔治·马可夫被一把藏在雨伞中的气体动力枪射出的含有铂和铱的弹丸击中了大腿。这颗弹丸直径不到2毫米，但却含有2毫克的致命蓖麻毒素。

磷虽然不是一种金属，但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无机毒药。磷一般会以两种状态出现：相对无害的红色磷和用于制作杀鼠剂的白色磷。磷也是杀死莎拉·里基茨的毒药。里基茨是一名年迈的寡妇，她住在英国西北海岸兰开夏郡布莱克浦附近的海边别墅。

1953年3月12日，路易莎·梅里菲尔德和她的丈夫阿弗雷德成为了里基茨的管家。很快，路易莎开始到处吹嘘，称她年迈的雇主在死去后会把房子留给她。在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后，路易莎表示：“老女人还没有死，但她很快就会死了。”4月9日，路易莎给里基茨的医生打了电话，并要求医生证明里基茨心智清醒，有能力重新写一份遗嘱。

4月14日，里基茨死了。解剖人员在里基茨的胃部中发现了暗棕色的液体。经过分析，液体被发现是白兰地酒和磷的混合物。虽然警方并没有在里基茨的房间内找到老鼠药，但很快有证人证明阿弗雷德之前曾买过老鼠药。

警方逮捕了梅里菲尔德夫妇。陪审团最终判路易莎犯谋杀罪，并做出了绞刑的判决。相比之下，陪审团并没能对阿弗雷德定罪，他也因此逃过一劫。

理查德·安格罗（左）是纽约州西艾斯利普地区撒玛利亚医院的护士。他因为谋杀4名自己的病人而被判有罪。安格罗表示：“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

虽然在近年来有数起液体状的汞进入食物的事件，但实际上液体状的汞毒性并不很高，因为其无法在人体内的液体中溶解。相比之下，气体状的汞和其他状态的汞则毒性甚高。

1856年对威廉·帕默医生的审判。陪审团认为他用锑杀死了约翰·库克，并可能杀死了其他13人。

毒气

很多毒药都是固体或液体的，但也有气体是有毒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氧化碳和氰化氢。

如果成人铅中毒，那么9 5 %的铅会留在骨头中。利用碘同位素做示踪剂的X光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铅的存在。

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是因为一氧化碳进入人体之后更容易和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结合的可能性是氧气的300倍。氧气会随着血液循环把血红蛋白带到身体的各部位。如果一氧化碳取代了氧气，那么人会因为缺氧而窒息。

在过去，人们可以从煤气中获得一氧化碳。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里，一氧化碳被很多人用于自杀，也有很多人被一氧化碳所谋杀。在一起著名的案件中，约翰·克里斯蒂在1943年至1949年期间用一氧化碳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至少5名其他女性。这5名妇女中，有4名是妓女。克里斯蒂会先用一氧化碳让她们失去知觉，然后勒死并强奸她们。

在天然气取代了煤气后，一氧化碳带来的危险小了许多。

碳氢化合物以及煤、焦炭、木炭中的碳不完全燃烧依然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天然气、丁烷或丙烷的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没有现代催化转化器的汽车废气中也有4%—8%的一氧化碳。柴油引擎也会造成一氧化碳，但一氧化碳的比例会更小。由于纯的一氧化碳是无味的，人们必须确保通风才能避免中毒。实际上，在很多火灾中，人们都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而不是被烧死的。

即使少量的一氧化碳也能够取代血液中的氧并造成缺氧。根据体质的不同，一氧化碳对人身体的危害程度也不同，但一般来说，如果成年人身体中50%—60%的氧被一氧化碳所取代，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生命危险。对老年人或有肺病、心脏病的人来说，25%的氧被一氧化碳所取代都可能造成生命危险。

一般来说，一名身体健康、没有进行剧烈运动的成年人如果吸入的气体中含有1%的一氧化碳，那么在15分钟内其身体内50%的氧就会被一氧化碳所取代。如果一个人在剧烈运动，那么5分钟内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实际上，即使吸入的气体内只有0.2%的一氧化碳，人同样可能在数分钟内就面临生命危险。

由于吸入的一氧化碳会不断和血红蛋白结合，空气里即使只有0.1%的一氧化碳，人也可能在2—3小时之内面临生命危险。如果汽车没有熄火，那么其尾气足以在5分钟之内杀死封闭车库里的人。

1953年，警方在伦敦逮捕了连环杀手约翰·克里斯蒂。在那之前，蒂莫西·埃文斯曾因杀死自己的妻子克里斯蒂被判有罪并被绞死。事后警方才发现，埃文斯的妻子是被克里斯蒂杀死的。

一氧化碳不会造成太多明显的反应。一氧化碳中毒的人可能只会觉得轻微的头痛，然后就会昏迷甚至死去。当身体内30%的氧被一氧化碳取代后，健康的成年人可能只是感到头痛、恶心和无法集中精力，一般人会认为这种感觉和醉酒无异。当身体内30%—40%的氧被一氧化碳取代后，人可能会头晕、呕吐、眼睛迷糊，并开始逐渐昏迷。当身体内50%的氧被一氧化碳取代后，人几乎肯定会死去，但也有的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能够支持到身体内70%的氧被一氧化碳取代。

一氧化碳中毒最明显的标记就是皮肤、嘴唇和内脏呈现粉色。有时候，这种粉色会在人死后数月依然存在。这种颜色在死后血液坠积的地方尤其明显。验尸官可以利用光谱仪或气相色谱仪来确定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存在。

和一氧化碳一样，氰化物也可以通过阻止氧气进入身体器官而让人中毒。氰化物会抑制血液中负责获取氧的酶的活动。

氰化氢是一种气体，氢氰酸则是这种气体在水中的液体状态。这种液体的结晶是白色的固体，一般是钠或钾。氰化物在很多行业里都被广泛应用，如摄像和电镀，生产老鼠和黄蜂毒药，以及树木、水果、船舱熏蒸。很多在实验室工作的人都能接触到氰化物，也有很多人利用氰化物自杀。在一项对氰化物致死的调研中，70%的死亡都是自杀，剩下的大多数是意外死亡。也有少数氰化物被用在谋杀案件中。由于氰化物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致死，而且服用氰化物者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服下并不容易找到的解药，很多间谍和其他不愿接受审讯的人士都会随身携带氰化物。

火灾所造成的装潢家具中泡沫塑料的分解也会造成氰化氢的出现。

空气中氰化氢的含量达到0.02%即有可能造成人立刻死亡。即使氰化氢含量较低，人如果长期吸入这种气体也会致死。人只要服用50毫克的氢氰酸即可致死。氰化钾含量一般达到250毫克即可致死——但也有案例中被害人服用了2500毫克的氰化钾，但之后还是死里逃生。

氰化氢闻起来仿佛苦杏仁，但据说有超过20%的人是无法闻到这种气味的——一位著名的英国病理学家只能在吸烟时才能闻到这种气味。氰化物可以在大自然中出现，如杏仁的果核内，以及月桂叶上。蝴蝶标本收集者会在自己的杀蝶瓶中布置被碾碎的月桂叶，杏仁中也可能有0.1%是氰化物。最近刚刚有报道称一位年轻女子因为吃下绿色杏仁而死亡，另外也有案例报道有人因为喝了放了很久的杏仁酒而死亡，那主要是因为氰化物已经聚集在了酒的油性表层。最臭名昭著的对氰化物的利用无疑是纳粹党卫军集中营利用齐克隆B[1]

处死犹太人。最近一起利用氰化物的案件是发生在圭亚那的“琼斯镇大屠杀”。900名某邪教的信徒因为他们的领袖、吉姆·琼斯“牧师”的命令，把含有氰化物的饮料让他们的孩子喝了下去，然后依次排队接受氰化物的注射。

氰化物中毒的迹象和一氧化碳中毒的迹象相同，因为两者的死因是一样的，都是身体缺氧。死者皮肤、嘴唇和内脏上血液的粉色十分明显，这种颜色在死后血液坠积的地方也十分明显。氰化物中毒引起的粉色和一氧化碳中毒引起的粉色很相近，但颜色略深。在解剖时，死者内脏会发出明显的苦杏仁的气味，化学分析也可以很快证明氰化物的存在。

现代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导致了大量“神经毒气”被生产出来。这些气体可以阻止大脑的神经冲动传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会让人快速致死。幸运的是，没有任何国家在战争中使用这一武器。但在1995年3月19日，日本某邪教的信徒在三个地铁车站中释放了这种毒气。这次袭击导致了12个人的死亡。据警方报道，共有5000人因为这次袭击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事实档案

虽然氢氰酸毒性很高，但其毒性会随着时间而减弱。上过化学课的学生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情景：一只长着疥癣、看着就不健康的野猫总是缠着化学实验室的管理人员要饭吃。管理人员为其准备了一盘肉，并在里面洒上了剩了很久的氢氰酸。野猫在饱食之后扬长而去。两三天后，野猫又回来了，不过这次它皮毛光滑，看起来健康极了。原来，氢氰酸会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产生反应，而反应产生的碳酸铵是一种无害泻药。

1995年3月19日，日本某邪教在地铁内进行毒气攻击，日本警察正在疏散人群。

生物制剂

细菌培养恐怕是最罕见的用于谋杀的毒药。1910年，贝内特·克拉克·海德医生被指控用士的宁和氰化物的混合物杀死了堪萨斯城的百万富翁托马斯·斯沃普和他的财产管理人詹姆斯·亨顿。在斯沃普和亨顿死去不久，斯沃普财产的5名继承人都患上了伤寒，其中一人因为伤寒而死去。在审判海德的过程中，一名细菌学家在做证时表示是自己向海德提供了伤寒的细菌培养。很多人都怀疑海德向被害人身体中注射了细菌培养，但他们无法证实这一点。海德最终因一级谋杀被判有罪，但在经过数次上诉后，他在1911年被勒令再次接受审判。1911年的审判最终以无效审判的结果而告终，而对海德第三次的审判则因为陪审团僵持而不了了之。在1917年，海德第四次被要求接受审判，但他的律师表示不断要求海德就同一案件接受审判是非法的。最终，海德被无罪释放。

许多年后，一直支持自己丈夫的海德太太与海德分居。海德太太在抱怨腹痛后，海德表示自己可以为其提供治疗。可以确定的是，海德太太从其他医生处获得了医疗服务，并最终幸免一死。

和海德医生几乎同时代的阿瑟·怀特是一名有着雄心壮志的牙医。除了负责自己的牙医诊所之外，怀特还在康奈尔医学院进行细菌研究。在1916年，怀特承认通过在食物中加入白喉和流感细菌培养的方法杀死了自己的岳母。怀特还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杀死自己的岳父：“有一次，我对他使用了加入结核病细菌的鼻喷剂。”但怀特的岳父并没有因此而死去。最终，怀特用砒霜杀死了他。

在1916年的纽约，阿瑟·怀特正在等待接受审判。法庭指控他谋杀了自己的岳母和岳父，以及滥用细菌培养。怀特最终被判有罪。在1917年5月，怀特在兴格监狱被处以电椅死刑。

在所有的生物武器中，最为可怕的武器之一就是炭疽。在参加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很多美国士兵都注射了炭疽疫苗以防遭遇生物战。炭疽是一种杆菌，一般只有牛羊会因为炭疽而死。但炭疽也可能会造成孢子。在干燥的环境下，炭疽引起的孢子能够坚持40年之久。很多牛皮和羊毛生产行业的工作者都因为这个原因，最终因为炭疽引起的孢子而死。

1988年2月19日，警方在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市逮捕了两名被怀疑携带炭疽细菌培养的男子。在得知其中一名男子在1995年曾通过邮件获得三小瓶黑死病细菌培养后，联邦调查局发出了重要警报。有报道称，在1997年，该男子自称曾把含有炭疽的玻璃球放在了纽约地铁上，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负责排除污染的专家先是宣布地铁没有被污染，之后又宣布男子工作过的生化实验室也没有被污染。

另一起炭疽引起的恐慌发生在一年后。1998年2月23日，纽约、堪萨斯城、匹兹堡、特拉华州等地支持堕胎的组织收到了含有棕色粉末的信件。信件中表示粉末是炭疽孢子。这起事件后来被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但有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和培养细菌的这一事实还是让人们害怕，恐怖分子随时都可以暗中计划并实施生化袭击。

人的肺部被大量炭疽细菌所感染。

[1] 齐克隆B：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发明的氰化物化学药剂，原为杀虫剂。——译者注

第五章 骨头的线索

人死后，身体就会开始腐烂。几天内，脸部就会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在一般情况下，人死后数周之内，身体组织就会开始变成液体。慢慢地，人身上唯一剩下的只有“一身臭皮囊，一副白骨，以及一簇头发”。上述每一个阶段都会为调查人员带来不同的挑战。如果尸骨一直留在一个地点没有被移动，那么即使骨架也能为病理学家提供大量的线索。尸体的肢解会让病理学家的工作变得困难许多。肢解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比如凶手可能神经变态，或是爆炸及飞机失事等事故。如果尸体超过一具，那么病理学家的工作难度还要加大。

女性盆骨的特写。盆骨是识别死者性别的最佳线索。我们可以看到盆骨腔之间的缝隙非常巨大。

性别、年龄、身高

毋庸置疑，骨架中的头骨和盆骨是用来判断死者性别的最佳线索。为生育而设计的女性盆骨比男性盆骨宽而浅。女性的盆骨腔要比男性的大很多。一名病理学家表示，成年女性的盆骨腔的直径大约相当于拇指和食指张开后的距离，而男性的盆骨腔的直径大约相当于食指和中指张开后的距离。男女盆骨及其他骨头的尺寸和形状也有很大的区别。

只有14岁以上的男性骨架才会有男性独有的特征。因此，病理学家很难正确地判断年纪较小的人的性别。当然，成年男女的骨架有着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女性的眼眶是圆形的，男性的眼眶则更有可能是长方形的。男性的鼻孔更长、更窄，其形状看起来像是泪滴。相比之下，女性的鼻孔看起来像是梨。女性的下巴更为圆润，男性的下巴更为棱角分明，而且看起来更大、更沉重。另外，女性的额头没有像男性一样朝后倾斜，女性眼睛的上方也没有明显的眉骨。

男性和女性的骨架还有其他区别：比如，男性的骨架一般更为沉重。但从法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区别必须和明显的性别特征一起才有意义。

病理学家会分析整个骨架和某个骨头来确定死者的年龄。即使只有几根骨头时，病理学家也可完成这一工作。新出生的婴儿的长骨有一体和两端，一体叫骨干，两端叫骨骺。婴儿的长骨是通过骨骺与其他骨头相连的。骨骺会逐渐消失，直到两根骨头连接在一起。这一过程会在人30岁之后结束。通过直接检查或X光，病理学家可以直接检查骨头之间的连接程度。通过这一线索，病理学家可以把死者的年龄计算出来，其误差不会超过两三年。但如果死者年龄超过30岁，病理学家通过各种线索判断的年龄可能误差超过10年以上。

新生儿的头骨也不是完整的一块，而是由数块骨头拼凑而成。骨头之间会有缝隙，缝隙会逐渐消失。头骨前部的缝隙会率先消失，这一般是在人年龄不大时就完成了。其他缝隙一般会在20—30岁之间时消失，但有些缝隙在60岁之前一直不会完全消失。最后一个缝隙会在人70岁之后消失。

头骨能够提供被害人年龄和性别的信息。从左上图不到10岁的头骨中，我们看到被害人正在换牙。在右上图成年女性的头骨中，我们可以看到形状更圆的眼圈和成年女性独有的鼻孔形状。在左下图婴儿的头骨中，我们可以看到颅骨已经接了起来，其连接处清晰可见。右下图是一个对成年男子的伪色CAT扫描，扫描将头骨分为17个区域并对每个区域的信息进行记录。

这也就是说，通过骨架判断年龄对于20多岁或更小的人十分有用。但随着死者年龄的增长，用骨架判断年龄会得出越来越不准确的结果。此时，病理学家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在计算身高时，骨架会被放在专用的测骨盘上。测骨盘比卷尺和测圆器都更为精准。如果骨架基本完整，测骨盘可以获得较为精准的身高。但除此之外，病理学家也可以根据法则，利用身体里较长的骨头来推算出人的身高。这些法则是1888年由法国病理学家骆雷设定的。最新的研究对骆雷的法则进行了更新，但骆雷法则的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一般来说，肱上膊的长度相当于身高的20%，股骨相当于身高的27%，胫骨相当于身高的22%，脊柱相当于身高的35%。当然，病理学家还需要考虑性别、年龄、种族等因素。虽然有病理学家声称可以通过骨头和身高的比例来判断死者的种族，但实际上利用头骨和盆骨形状来判断种族更为精确。

病理学家可以通过骨架的变形得出一些惊人的结论。在西德尼·史密斯爵士还年轻的时候，他曾在开罗担任病理学家。一次，他被要求分析从井中找出的3块小骨头。史密斯发现骨头是女性盆骨的一部分：两块是髋骨，一块是骶骨。骨头尺寸很小，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来自一名非常年幼的女孩。但髋骨的髂嵴已经连接起来的事实意味着死者的年龄在22—25岁之间，而骨沟则表示死者至少怀过一次孕。死者右侧的髋骨比左侧的髋骨要大、要重，和股骨的连接处也要更大。骨头上还有一些生物组织，右髋骨还有铅粒的痕迹。

从这些迹象上，史密斯为警方提供的结论是：“这是年轻女人的骨头。她又矮又瘦，死亡时年龄在23—25岁之间。她应该至少已经死了3个月……她的左腿比右腿更短，这意味着她有明显的跛脚。她应该在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有人用猎枪杀了她……凶手和死者之间的距离应该约为3米……”根据这些描述，警方很快找到了一名跛脚、又矮又瘦、24岁的失踪女性。她结过婚，还生过一个孩子。她在离婚后回到了父亲的家中。这位父亲最终承认，自己在清理猎枪时不小心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女人的父亲声称自己照顾了女儿一个星期，但女儿最终还是死去了。之后，父亲处理了女儿的尸骨。

犯罪档案

乔治·肖顿

1961年，3名洞穴探险者在威尔士斯旺西附近的卡斯威尔湾探索一个洞穴。在洞穴中，他们在一个巨石后面发现了一具尸骨。尸骨被送往卡迪夫的内政部法医实验室进行分析。实验室人员发现，尸骨保留得相当完整。凶手将尸骨平均地分成了三部分：大腿及以下的部分、大腿至上臂的部分，以及肩部以上的部分和脊柱。

头骨和盆骨显示，死者多半是名年轻女子。通过重组尸骨和测量长骨的长度，实验室人员认为她的身高应该在1.60米左右。X光显示女子刚刚成年。智齿显示这名女子的年龄在20岁以上。另外，头骨底部的两根骨头刚刚连上，这意味着这名女子的年龄不会超过28岁。

在现场，实验室的专家还发现了残留的衣服和粗麻布、珠宝，以及还夹着几根棕色头发的明胶发卡。专家还找到了一枚戒指，并发现戒指上刻着1918的字样。另外，专家还发现了在20世纪20年代很时尚的镀金穗状饰物。

很明显，这名女子被人谋害，尸骨也被藏了起来。由于案件大约发生在40年前，这让警方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难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轰炸摧毁了很多当时的记录。然而，数名证人站了出来，表示自己记得曾经的唱诗班成员玛米·斯图尔特在1919—1920年间失踪了。从当时的报纸中，警方获得了更多信息。

1918年，一位名为乔治·肖顿的海洋工程师在英国的东北部遇到了玛米·斯图尔特并与其结婚。当时，肖顿在南威尔士还有一名妻子和一个儿子。在1919年11月，斯图尔特随肖顿在斯旺西住下。在当年的圣诞节，斯图尔特的父母最后一次接到了来自女儿的信息：她给他们发了一封写着“节日快乐”的电报。

1920年3月，斯旺西一家旅馆的经理把一个无人领取的箱子交给了警方。在箱子中，警方发现了女性的衣物以及写着斯图尔特父母地址的纸条。在见过了箱子中的物品后，斯图尔特的父母表示衣物确实属于自己的女儿。警方对斯图尔特的描述中写道：“26岁，外表靓丽，身高在1.60米左右，身材均匀，有着深棕色的短发……”然而，在警方对肖顿夫妇的住所及周围进行了细致搜索后，他们还是没能发现斯图尔特。

很快，人们发现肖顿把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带到了卡斯威尔湾居住。肖顿因为重婚罪而被起诉。在起诉过程中，检方还指控肖顿害死了斯图尔特，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最后，肖顿被判犯有重婚罪，并获得了18个月苦役的惩罚。

多年以来，报纸时不时地就会报道“失踪唱诗班女子的疑案”，但直到40年后这一案件的真相才水落石出。1961年12月，法院举行了一起奇特的死因研讯，检方的证据是重组的斯图尔特的尸骨。陪审团最终判定肖顿有罪，但在警方找到他时，他已经躺在布里斯托尔的墓地里了。原来，在1958年时，78岁的肖顿已经因为自然原因死亡。

玛米·斯图尔特和乔治·肖顿的合影。两人结婚时，肖顿已经有了妻子。在斯图尔特消失后，肖顿成了最有嫌疑的人。

1961年在收集玛米·斯图尔特尸骨时法医专家所使用的“谋杀案专用袋”。虽然现代的法医专家会使用更先进的工具，但搜集证据的原理却一直未变。

两名刑警和一名法医专家在观察一个装有玛米·斯图尔特被肢解的尸体的袋子。

犯罪档案

约翰·怀特·韦伯斯特医生

1849年，通过牙齿对乔治·帕克曼医生的身份进行辨认一案是史上第一个此类案件。

帕克曼医生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一名富有而有影响力的居民。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和生理学系的名誉教授，并资助约翰·怀特·韦伯斯特医生的实验室。韦伯斯特在多年里向帕克曼借了许多钱。在11月22日，两人约定一起谈论偿还债务的事宜。然而，帕克曼在见面后就永远消失了。

哈佛大学的清洁员伊弗雷姆·利特菲尔德表示，在帕克曼消失后，韦伯斯特实验室的门是锁着的，但和实验室火炉接触的墙壁非常热。在感恩节期间，利特菲尔德拿着锤子和錾子在小保存库上凿了个洞。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里面有盆骨和部分腿骨。在警方到达后，他们在茶柜中发现了上半身的骨头。在火炉中，警方也找到骨头的碎片和假牙。

韦伯斯特被逮捕后，他企图通过服用士的宁自杀。但他服用的剂量不够大，因此被救了下来。在韦伯斯特的实验室里，警方最终找到了150块尸骨的碎片。韦伯斯特同事组成的团队负责识别事故，他们的结论是死者身高在5英尺10英寸（约1.75米）左右，年龄在50—60岁之间。帕克曼的身高为5英尺11英寸（约1.78米），年龄为60岁。

在就谋杀罪审判韦伯斯特时，波士顿牙医内森·基普医生提供了关键证词。在三年前，帕克曼曾找过基普制作假牙。由于帕克曼的嘴比一般人要大，基普特意为他制作了模具。在法庭上，基普展示了火炉中找到的假牙就是来自自己保存的模具。除此之外，帕克曼还抱怨假牙让他的嘴很痛，因此基普又锉了假牙。基普在从火炉上找到的假牙上指出了自己修正的痕迹。

韦伯斯特被判有罪，并在他被处决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和帕克曼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帕克曼还吼道：“我让你获得了教授职位，也可以让你失去教授职位！”韦伯斯特用手边的木块打死了帕克曼。之后，他把帕克曼肢解，一些较小的部分用火炉烧掉，一些较大的部分留了起来以待日后处理。

牙齿

人死约50年后，骨头内的氮会减半，这会让骨头变轻并粉碎，从而失去价值。相比之下，牙齿可以坚持得更久，甚至被燃烧等极端的处理都很难毁坏牙齿。因此，病理学家可以通过牙齿判断人的年龄和身份。

判断年轻人的年龄较为容易。第一磨牙和第二磨牙的发育状况可以帮助病理学家基本上判断出死者的年龄。当然，每个人的牙齿发育状况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利用X光，病理学家可以观察尚在发育的牙齿。第三磨牙（也就是“智齿”）一般在人即将20岁或20多岁时才会发育。

1949年9月7日晚，多伦多港口的“诺兰尼克号”（Noronic）着了大火。很多乘客都被困在了船上。最终，人们发现了118具被烧坏的尸体。在经过5个月紧锣密鼓的调查后，115名乘客的身份被认了出来。在这过程中，牙齿成为了最重要的线索。

犯罪档案

泰德·邦迪

1978年1月15日凌晨，有人闯进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姊妹会。这名案犯残暴地攻击了屋中的四名女性，最终导致两人重伤，玛格丽特·鲍曼和丽莎·利维两人被杀。在利维的左臀部，警方发现了咬痕。

一个月后，一名自称克里斯·哈根的男人在彭萨科拉因为违章驾驶而被捕。在调查记录后，警方发现哈根的真实身份是被通缉的连环杀手嫌疑人泰德·邦迪。

在1974年的西雅图，邦迪开始了自己的杀戮生涯。之后，他搬到了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1975年8月，邦迪在盐湖城研修法学学位时被捕。警方在邦迪的汽车内找到了被害人的毛发后以谋杀罪将邦迪起诉。因为涉嫌其他罪行，邦迪被引渡至科罗拉多州并被囚禁在阿斯彭的监狱中以等待法庭开庭。

让警方尴尬的是，邦迪先后两次从阿斯彭逃脱。在邦迪第一次越狱后的8天，警方在附近山间的小木屋找到了他。但在1977年12月30日第二次越狱后，邦迪先是逃到了芝加哥，之后前往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和亚特兰大，最终在1978年1月的第二周来到了塔拉哈西。

警方认为邦迪很可能就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案件的罪魁祸首。

在邦迪拒绝提供牙齿印模后，警方从法庭获得了强行获得邦迪牙齿印模的许可。最终，邦迪不情愿地提供了牙齿印模。负责法医牙科的理查德·索沃伦医生先是对邦迪不整齐的牙齿从口腔内和口腔外拍摄了照片，之后制作了完整的模具。

1979年6月29日，邦迪因涉嫌谋杀罪而在迈阿密接受审判。邦迪选择为自己辩护。在做证时，索沃伦医生将邦迪的牙模和放大了的利维臀部的照片放在一起进行了对比，并表示两者完全吻合。纽约牙科法医顾问洛厄尔·莱文医生确认了这一结论。邦迪最终被判有罪。在1989年被处以电椅死刑之前，邦迪暗示自己杀害的人总数超过40个。

连环杀手西奥多（泰德）·邦迪被认为可能杀死了超过40人。1989年1月，他在电椅上被处以极刑。

纽约负责法医牙科的洛厄尔·莱文医生在法庭做证时表示，丽莎·利维后臀上的咬痕符合邦迪牙齿的特征。这段证词成为邦迪被判有罪和死刑的重要证据之一。

邦迪在被判有罪后通过一次次上诉又活了10年。因为接受了大量采访，邦迪的名声越来越大。1989年1月24日，邦迪终于在佛罗里达州立监狱被处决。邦迪留下的遗言是：“替我向我的家人和朋友问好。”在图中，邦迪在因电击而死后，尸体被轮床送到了法医办公室。

在所有牙齿都发育后，人和马以及其他动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分析牙齿的状况、磨损、牙本质层的厚度等线索来估算年龄。在20世纪50年代，瑞典教授约斯塔·古斯塔夫森发明了一个体系，帮助人们通过识别牙齿的六个特征来记录牙齿的变化。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允许病理学家直接通过观察来判断牙齿的状况，而不需要对牙齿进行破坏性的分析。

病理学家会用1—4分的打分系统为变化程度打分。比如，一副牙齿的磨损可能是1.5分，这意味着死者的年龄在14—22岁之间。最后，死者被证明是18岁。在另外一个案例中，古斯塔夫森为一副牙齿打分12分，这意味着死者的年龄在66—76岁之间。最后，死者被证明是68岁。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病理学家只能通过牙齿大概估算出死者的年龄。然后，通过牙齿或假牙判断死者的身份确实相当精确，并且有许多成功案例。病理学家会先了解牙齿的特征，如歪了的牙、掉了的牙，以及职业或习惯导致的影响等。比如，古斯塔夫森曾表示自己可以通过牙齿判断出死者究竟是铜管乐器还是木管乐器的演奏者。当然，如果死者生前留有牙齿记录，那么病理学家的工作会容易得多。

在今天，大多数人会经常拜访牙科医生，牙科医生也会对补牙、拔牙、假牙等手术，以及牙齿的特殊形状或问题进行详细记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约200种对牙齿的记录方法，但实际上利用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让病理学家以近100%的准确性辨认出人的身份。无论是识别个人（包括活人和死人）或多人（如大型事故），牙齿记录都被证明是十分宝贵的。实际上，这一领域已经发展为法医牙科。

1949年，多伦多港口中的“诺兰尼克号”着了大火。在火终于被扑灭后，共有118名乘客（包括41名男性和77名女性）身亡。牙齿记录帮助警方识别了20人。牙齿记录在识别20人的工作中提供了主要线索，还在识别另外19人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线索。1959年，挪威沃斯的酒店的一场火灾烧死了24人。牙齿记录帮助警方识别了其中6人，牙齿记录和死者身上的物品帮助警方识别了另外8人（24人中有很多美国人，这些人的X光记录和牙齿记录一起成为重要线索）。

1976年，警方第一次利用电脑分析牙齿数据以识别死者的身份。当时，警方在科罗拉多州大汤姆逊峡谷山洪暴发后发现了139具尸体。1979年5月25日，美国航空的191次航班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坠毁后，当地的法医牙科专家爱德华·帕夫利克领导着一个由20名牙科医生组成的团队识别了273具被烧坏和破损的尸体的身份。1981年，肯尼迪总统的刺杀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挖掘出来。这次挖掘的目的是为了对比奥斯瓦尔德尸体的牙齿和他参军时留下的记录，以此来证明当时盛传的奥斯瓦尔德实际上是一名苏联间谍的传说是错误的。

很多时候，有些机构会在牙齿或假牙中加入便于日后识别的标记。在“二战”期间，加拿大牙科兵团在为士兵安装的丙烯酸塑料假牙中植入了尼龙，以此来辨认士兵的身份。1986年，美国牙科协会启动了一项计划，在病人的臼齿上安装针头大小的代码微盘，这可以帮助电脑便于识别病人的身份。美国牙科学会希望在未来让每个美国人在成人牙齿出现前都可以安装这一微盘。

1976年的科罗拉多州大汤姆逊峡谷洪水导致139人死亡。为了识别死者的身份，警方第一次利用电脑分析了牙齿记录。

犯罪档案

巴克·鲁克斯顿医生

1935年9月29日，一名女子在经过苏格兰莫法特附近卡莱尔-爱丁堡路上的大桥时，看到很多包在报纸和衣物里的包裹在河面上漂浮着。女子发现，其中一个包裹中露出了人的胳膊。在搜索河面后，警方共发现了70多个包裹。10月28日，警方又在莫法特以南9公里处找到了包裹在报纸里的左脚。11月4日，警方在大桥附近的路边找到了右前臂和右手。

格拉斯哥大学法医系的约翰·格莱斯特教授和爱丁堡大学解剖系的詹姆斯·布拉什教授检查了警方找到的尸体。

警方一共找到了两个头颅，一个人被锯成两段的身体，以及两个人被锯成了16块的四肢（但缺一只右脚）。凶手用刀子仔细地切割了尸体，并且移除了任何可以用来识别死者身份的部位。一个头骨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另一个头骨没有牙齿、眼睛、耳朵、舌尖以及嘴唇。两名教授从尸体的手上几乎找不到指尖。两具尸体的四只手几乎全被砍烂了，只有一只右手上还留有指纹。尸骨的一条腿上的肉几乎完全没剃光了。两名教授从两具尸体上找到的诸多软组织包括三个乳房和一个子宫。

布拉什全力以赴，才把两具尸体重新拼凑起来。最后，警方确定这是两个女人的尸体。

第一具尸体的头骨冠状缝还没有完全合并，这意味着死者的年龄应该不到30岁。尸体的骨骺没有连接在一起，这意味着死者的年龄应该在18岁到25岁之间。尸体还没有智齿的痕迹，这意味着死者的年龄应该在18岁到21岁之间。虽然警方没有为这具尸体找到身体，但两名教授估计死者的身高在4英尺10英寸（1.45米）到4英尺11英寸（1.48米）之间。

第二具尸体的头骨冠状缝显示死者的年龄应该在35岁到55岁之间，而她连接的骨骺意味着死者至少已经25岁。脊柱和右腿髋关节上的骨性关节炎意味着死者的年龄应该超过25岁，在35岁到45岁之间。基于警方找到了全部骨架，两名教授很轻松地测量出死者的身高为5英尺3英寸（1.57米）。

虽然尸体早已开始腐烂，但判断死亡时间并不困难。一张用来包裹的报纸是9月15日的《周日画报》。一些被冲到下游的身体部位则是9月19日的江汛造成的。

解剖学家能够通过在卡莱尔-爱丁堡路上收集的破碎的尸骨识别出死者的身份证明了其不俗的能力。詹姆斯·布拉什教授发明了一种全新和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布拉什把鲁克斯顿夫人的写真相片（上图）和被破坏的头骨的照片（右图）叠在了一起。两者完全吻合的这一事实证明头骨是属于伊莎贝拉·鲁克斯顿的。

根据这些信息，警方开始寻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被报告失踪的人们。警方发现，用来包裹尸体的报纸是只在兰开夏郡莫克姆地区和兰开斯特地区发售的特别版本。邓弗里斯郡的警察局局长刚好曾读过关于一名兰开斯特地区的女子失踪的新闻。失踪的女子名为玛丽·简·罗杰森，20岁的她是印度出生的巴克·鲁克斯顿医生（巴克·鲁克斯顿原名是巴克亚·拉塔姆吉·拉他米·哈基姆）的女仆。鲁克斯顿曾向兰开斯特警方汇报罗杰森和自己34岁的太太伊莎贝拉·鲁克斯顿一起失踪了，而他对失踪原因的解释有很多矛盾之处。10月12日，鲁克斯顿正是因罗杰森的失踪而被捕。

控方有很多间接证据。鲁克斯顿的家里有一块地毯沾有血迹，还有几块地毯被烧了。警方在鲁克斯顿家的下水道找到了人体组织和脂肪的痕迹。罗杰森的母亲和另一名女子认出用来包裹尸体的衣物属于罗杰森。最后，从第一具尸体找到的指纹和掌纹被发现属于罗杰森。但警方还不确定第二具尸体是否就是伊莎贝拉·鲁克斯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布拉什发明了一项全新的技术——这一技术也在日后的法医学中广泛应用。布拉什先是找到了一张伊莎贝拉·鲁克斯顿的照片，之后拍下了同样角度的第二具尸体头骨的照片。在把两张照片拼到一起后，它们被证明是完全吻合的。除此之外，布拉什还用弹性十足的明胶甘油混合物为两具尸体制作了左脚的模具。结果显示，第一具尸体的左脚可以穿上罗杰森的鞋子，第二具尸体的左脚可以穿上伊莎贝拉·鲁克斯顿的鞋子。

巴克·鲁克斯顿最终因为这两起谋杀案而被判死刑。1936年5月12日，他被处以绞刑。

用来包裹尸体残渣的衣物被玛丽·简·罗杰森的母亲和另一名女子识别出来。

咬痕

在制作牙齿印模时，病人需要先咬模塑材料。同理，案犯留下的咬痕也可以成为重要的证据。法庭第一次允许咬痕成为证据是在1906年的英国，这一证据直接导致两名盗贼被判有罪。一名盗贼在犯罪过程中不明智地咬了一口起司，他留下的咬痕被证明和他前牙的痕迹相符。在1984年，英国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阿瑟·哈钦森因涉嫌三起谋杀、强奸以及严重入屋犯法罪而被起诉。针对哈钦森的大量证据包括一种稀有血型的血迹、他的脚印、香槟酒瓶上的手印——以及他在冰箱里的起司上留下的两个咬痕。

一般来说，利用被害人身上的咬痕作为线索要复杂得多。如果依然活着的被害人没有被咬破，那么青紫的痕迹会在4小时内出现，并会在最多长达36小时的时间里清晰可见。紫外线可以帮助病理学家在被害人被咬后数个月也能看到咬痕。如果被害人已死，那么青紫的痕迹需要12—24小时才能出现。而且，咬痕需要拍照才能永久保留——如果咬痕足够深，病理学家也可为咬痕制作硅胶模具。在制作模具之前，病理学家需要用棉签收集咬痕上的唾液，因为唾液可以帮助他们识别案犯的血型或进行DNA分析。

法医学牙科医生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向陪审团证明照片中的牙齿特征和被指控者吻合。两个在20世纪中期发生的英国案件确定了法医学牙科的相关原则。基斯·辛普森医生参与了这两起案件。在一起1948年发生的案件中，人们在新年舞会的会场找到了玛格丽特·格林奇夫人受过重创的尸体。警方在格林奇右乳房上发现了一个由两颗上颌齿、四颗下颌齿组成的清晰咬痕。格林奇的丈夫立刻成为嫌疑人，辛普森亲自为他制作了牙齿模具。“幸运的是，”辛普森写道，“嫌疑人的牙齿中间有大量缝隙，其角度和形状也非常奇特，以至于我们可以直接对比咬痕和模具。结果显示，两者在每一点都完全吻合。”

人腿上的咬痕。利用这个伤口的唾液，病理学家可以识别案犯的血型或进行DNA分析。

事实档案

法医学牙科专家必须首先确定咬痕是人类造成的。人类和动物的咬痕有以下区别：

·人的咬痕：“U”形。和下列动物相比，人犬齿的咬痕没有那么深，而且留下的痕迹要更宽、更钝。

·狗的咬痕：窄窄的长方形，两端有弧形，犬齿会留下非常深的痕迹。

·猫的咬痕：小圆形，犬齿会留下非常深的痕迹。

（动物一般也会留下抓痕。）

·鼠类：咬痕很小，门牙会留下长长的痕迹。

不涉及性的袭击留下的咬痕：咬的力度会很重，咬的动作会很快，皮肤上不会留下吸吮的痕迹，不会留下小血管破裂而造成的红色。偶尔手指、鼻尖、舌头或耳垂会被咬掉。

和涉及性的袭击除了咬痕之外，还会留下吸吮造成的“吻痕”。此时，牙齿会咬住皮肤，从而让咬痕的中央或四周变红，一般并不会留下牙齿的痕迹。

重现

对头骨和牙齿的检查能够为死者身份的识别工作以及确定死因的工作提供重要的线索。但在很多案件中，这些线索并不完整。如果现场有超过一具尸体，而且尸体都已经支离破碎并被混在一起，那么警方就需要获得法医人类学家这一具有专业技能的解剖学家的帮助。如果警方找到了头骨，但没有找到其余的骨架，那么就需要找到一名法医雕塑家来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和美术技能，根据头骨的结构制作细节丰富的雕像。

犯罪档案

约翰·维恩·加西

德斯普兰斯的居民眼中的约翰·维恩·加西是一名强壮的建筑工人。他偶尔会穿着小丑服参加当地的慈善活动，在青年商会中也非常活跃。

1978年12月11日，15岁的罗伯特·皮埃斯特失踪了。当地警方得知皮埃斯特在失踪前曾在加西的家中待过。在对加西的背景进行调查时，警方发现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10多年中，加西不断因为性犯罪被捕。1968年，加西因为鸡奸罪而被判在安纳摩萨艾奥瓦州立劳教所服刑10年。但在1971年，加西在服刑18个月后获释。在同一年，刚刚获得自由数周的加西因为同样的罪名在芝加哥被捕，但在被加西侵犯、当时也是15岁的男孩没有出现在警局后，警方不得不将加西释放。

在获得搜查令后，警方来到了加西的家中。在打开地板后，警方在臭气冲天的黑泥中找到了大量正在腐烂的尸骨。这些死者都是年轻男子——他们大多数都是被勒死的。在被带到警局后，加西承认自己在过去5年中杀死了32名成年和未成年的男子，其中27人的尸体被埋在了加西家的附近，另外5人则被扔到了附近的河中。加西的供词有两个错误：警方一共找到了33具尸体，并在河中找到了4具尸体，其中一具尸体就是皮埃斯特。

兼职负责为儿童提供娱乐服务的约翰·维恩·加西被称为“胖子”。这名同性恋杀手共杀死了33名年轻男子。

1978年12月，德斯普兰斯的警方从加西住所的地板下面挖出了大量尸体。

库克郡的法医官罗伯特·斯坦医生接下了辨别死者的任务。警方的记录中有很多失踪的男子，但基于被杀的男子都是同性恋，很多家长并不愿意为警方提供帮助。1979年1月底，警方根据牙齿记录、X光记录和指纹一共识别了10名死者的身份。又过了数个月后，毫无进展的警方邀请当时正在负责识别奥黑尔国际机场空难的死者的克莱德·斯诺医生参与案件的调查。斯诺邀请库克郡的放射学家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协助自己的工作。

斯诺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确保尸骨和组织没有被混淆。他准备了一个35点的图表，上面记录了每个头骨的特征。斯诺很快确定了所有的死者都是男性。在分析了牙齿、头骨冠状缝和骨骺后，斯诺确定了死者的年龄范围。

在失踪人士的记录中有一位19岁的名为大卫·塔尔斯玛的男子。在小时候摔断了自己的左臂。斯诺发现了一具被拼凑起来的尸骨有受过这种伤的痕迹。这具尸骨的头骨冠状缝比其他人连接得更早，因此看起来比其他人的头骨要平。肯塔基州的医院记录显示，塔尔斯玛曾接受过轻微头骨骨裂的治疗。斯诺还发现尸骨的左臂要比右臂长，尸骨肩胛骨的形状也显示死者是左撇子，而塔尔斯玛正是左撇子。

1979年1月，警方只识别了10具尸体的身份。第二排右起第二张照片为罗伯特·皮埃斯特。

斯诺的进度很缓慢。到了1979年底，他又识别了5具尸体。斯诺决定寻求俄克拉何马民用航空医学研究所面部重现专家贝蒂·安·加特立夫的帮助。加特立夫为上面被识别出的9具尸骨进行了面部重现——不幸的是，这些照片在报纸上刊登后，没有人上前表示认识死者。加特立夫回忆道：

“两名来自不同郊区的女孩在看到照片后都说出了同样的名字，并表示照片中的男子是她们的哥哥。但在谈及获取她们父母的帮助后，女孩们表示：‘哦，不，我不能告诉你我们的父母是谁，我妈妈拒绝谈论相关的话题。’好吧，我们接着问道，那他的牙医是谁？她们答道：‘我们不知道。’那你们可以问问你们的母亲吗？‘哦，不，她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多年后，一名当地报纸的记者通过加特立夫重现的面孔又认出了一名死者。其余的死者都以“无名氏”的名字被下葬。

关于是谁第一次利用头骨重现面容一事，至今仍有争议。1895年，瑞士出生的解剖学家威廉·西斯获得了一个据说属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头骨。根据头骨，西斯也制作出了颇像巴赫本人的雕像。1916年，有人在纽约布鲁克林找到了一个不知何人的头骨。警方的解剖学家把一卷报纸当作脖子，把棕色玻璃球当作眼睛，然后和一名雕塑家一起用肉色的黏土为头骨制作了雕像。数名当地的意大利裔居民立刻认出这是不久前失踪的多梅尼科·拉罗萨。

俄罗斯人米哈伊尔·格拉西莫夫是此技术的集大成者。1927年，刚刚年过20岁的格拉西莫夫成为伊尔库茨克博物馆考古部门的负责人。在被任命为考古部门的负责人之前，格拉西莫夫花了两年时间解剖和测量尸体的头骨以获取头骨不同部位肉厚度的参考数据和了解肌肉的结构。除了利用之前积累的数据，格拉西莫夫还利用由他保管的头骨进行实验。在1939年，格拉西莫夫提供的线索直接帮助警方找到了杀死一名小男孩的案犯。1950年，格拉西莫夫终于被主流科学界所接受。当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塑料重现实验室。在之后的很多年中，苏联的重现技术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

理查德·尼夫制作的面孔重现（左图和右图）。尼夫在曼彻斯特大学医学系担任艺术小组的负责人。在1989年，他协助警方辨识了“无名氏小姐”。尼夫重现的面孔被送给了纸媒和电视媒体。在经过宣传后，无名氏小姐很快被认出是凯伦·普莱斯。

在重现凯伦·普莱斯的面孔时，理查德·尼夫利用的是她尸骨中的头骨部分。

现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系的理查德·尼夫已经成为此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1989年，南威尔士卡迪夫的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个包裹在地毯之内的尸骨。病理学家、法医牙科专家以及法医昆虫学家确定，这是一具15岁女孩的尸骨。女孩应该是在1981—1984年期间被埋起来的。警方把这个女孩称为“无名氏小姐”，但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信息，而是这个女孩的面孔。

理查德·尼夫的重现工作花了两天时间。与此同时，伦敦医院的彼得·万尼泽斯医生则对尸骨进行了激光电脑分析（见下页的事实档案）。后来的事实证明，激光电脑分析是不必要的。尼夫重现的面孔被送给了纸媒和电视媒体。仅在两天后，一名社工表示面孔看起来很像凯伦·普莱斯。在找到普莱斯的牙齿记录后，警方基本确定了普莱斯的身份。最后，从尸骨中提取的DNA被用来和普莱斯父母血液中的DNA进行了对比，这项对比也最终确定尸骨的确是普莱斯本人。

警方很快地了解了普莱斯的悲惨历史：在离家出走后，她成为一名妓女。在拒绝拍摄色情图片后，普莱斯的皮条客和当地酒吧的门卫一怒之下杀死了她。1991年2月，这两人最终被判犯有杀人罪。

一个截然不同的案件涉及约翰·李斯特。1971年，居住在新泽西州的李斯特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母亲和三个孩子后消失了。李斯特从此受到联邦调查局通缉。1989年，雕塑家弗兰克·本德尔根据李斯特1971年的头像照片制作了他在17年后的面孔。在面孔出现在《美国通缉要犯》的电视节目后，节目组接到了数以百计的电话，其中很多电话指出面孔中的人是居住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罗伯特·克拉克。虽然李斯特改名换姓，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指纹。被捕后，李斯特被指控犯谋杀罪并最终被判有罪。

在17年后被发现的约翰·李斯特。

事实档案

面孔重现的基本原理很简单。雕塑家会先根据头骨最初的状态，用有弹性而结实的塑料制作头骨的模具以保留头骨的特征。之后，在头骨被清理后，雕塑家将制作第二个模具。雕塑家会用聚苯乙烯为原料的圆球制作眼球，之后在脸部的重要位置制作小孔——然后把牙签粗细的木钉插进去——以此来标识该处皮肉的厚度。

雕塑家会用橡皮泥来根据木钉的长度制作肌肉。人脸上鼻子和耳朵的大小很难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头骨没有任何线索，那么雕塑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在完成双颊和额头的肌肉后，雕塑家会一条条地把头顶的薄皮贴上去。

在头顶的皮肤制作完毕后，雕塑家会用人工毛发来模拟眉毛。雕塑专家还会用假发或人造毛发来模拟头发。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专家又有了一种全新的技术。在把头骨放在转盘上后，激光会测试旋转的头骨。电脑在获得激光的回馈后，会把数据和有着类似头骨形状的人进行对比，并根据分析来重现头骨的面孔。

散落的尸骨

法医学调查者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发现和识别一片巨大的区域中一名或多名死者散落的尸骨。调查者很可能无法找到全部尸骨，而且死者可能不会因为犯罪而是因为空难、火车事故，或大火等灾害而身亡。但在一些案件中，犯罪者会把尸骨四散，之后，动物还会把尸骨带到不同的地方。在另一些案件中，精神病杀手可能会特意收集尸骨的残骸。

解剖学家对人身体的比例非常了解，他们往往能够把四肢和身体拼凑在一起，或把连接着头骨的椎骨和其余的脊柱拼凑在一起。对组织和尸骨的分析可以帮助解剖学家获得更多的线索。然而，如果死者众多（比如空难），那么解剖学家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是艰巨的。

犯罪档案

阿尔弗雷德·帕克

在1874年的寒冬，六名采矿者被困在了科罗拉多山脉的深处。在春天冰雪融化时，只有一名采矿者活着走了出来，而且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营养不良的样子。活着走出来的人就是阿尔弗雷德·帕克。

在被捕时，帕克对自己吃掉了其他五人的行为毫不掩饰。帕克表示这五人要么是因为自然原因死亡，要么都是被采矿者之一的香农·贝尔杀死的，而帕克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在自卫过程中杀死了贝尔。在1883年，帕克因为谋杀罪而被判死刑，但在对他重新审判后，帕克被减刑为15年监禁。

帕克逐渐成为当地的名人。在1889年，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和法医学教授詹姆斯·斯达尔斯带领了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始搜寻科罗拉多山中死者的尸骨。他们找到了五人的尸骨，但不幸的是没有一具尸骨是完整的，而对死者的了解还不足以帮助团队辨认尸骨的身份。虽然如此，斯达尔斯教授认为“帕克犯了罪，而且犯的是重罪”。

尸骨上的痕迹显示，至少有四人是被斧头劈死的，而且他们的肉是被剥皮刀剃光的。亚利桑那州博物馆的人类学家沃尔特·伯克比在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研究尸骨后，得出了一个比斯达尔斯教授保守得多的结论：“我们无法通过证据判断出真相到底如何。我们永远不会得知真相。”

在1874年冬天，绰号“科罗拉多食人魔”的阿尔弗雷德·帕克在科罗拉多山间吃掉了五名同行采矿者。

最近，一项名为法医人类学的最新研究领域在美国兴起。这个领域中的著名专家之一是克莱德·斯诺医生。斯诺曾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民用航空医学研究所服务多年，他所研究的领域就是识别空难的死者。斯诺更喜欢把他的研究领域称为“尸骨传记学”，因为“每个人的尸骨中都短暂但翔实地记录着他的一生，前提是你知道如何去阅读这些信息”。

1979年，斯诺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辞职，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法医学的研究中。斯诺参与了多个项目，包括对曾在纳粹集中营进行活体实验的约瑟夫·门格勒被挖掘出来的尸体进行的调查，对阿根廷、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失踪人士”的识别，对连环杀手约翰·维恩·加西杀害的33名被害人的调查，以及在前南斯拉夫对万人坑的挖掘。但在诸多斯诺参与的调查中，通过尸骨识别1979年奥黑尔国际机场空难273名死者的身份恐怕是他面对过的最大挑战。

巨大的爆炸和之后的大火让所有尸体都支离破碎，并且毁掉了尸体上的衣物以及其他可能辨别死者身份的线索。现场一名消防员表示：“我们没有看到一具完整的尸体……到处都是人的身体、手臂、头颅以及腿部。但我们看不出这些身体部位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的，也看不出它们究竟是属于大人还是孩子的，因为它们都被烧焦了。”

由病理学家、牙科专家、指纹专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调查团队很快识别了大量尸体，但还有近50具尸体没有被识别。这成为斯诺的任务。

纽约牙科法医的顾问洛厄尔·莱文医生表示，他们的工作涉及了“数以千计的小纸条”。斯诺建议团队可以使用电脑来协助工作。在美国航空一名程序员的协助下，斯诺将所有关于未被识别的死者的信息以及关于死者的人类学和牙科方面的细节都输入到电脑当中。斯诺和放射学家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开始轮流工作，并在5周内又识别了20名死者。在无法获得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最后有29名死者的身份无法被识别。

虽然调查者利用法医人类学获得了很多成就，但这门非常有价值的技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头骨和尸骨会讲故事，但它们有时讲的故事是不完整的。

第六章 窒息死亡

窒息会让人致死。活人会把氧气吸入肺中，之后血红蛋白会把氧气带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最为关键的大脑。在缺氧的情况下，身体会很快死去。在肺部和心脏停止工作后，其他器官也会很快停止工作。英国生理学家 J. B. S. 霍尔丹在1930年指出，缺氧“不但会让身体停止工作，还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破坏”。现代复苏术的目的就是让身体再次开始工作，即使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大脑在无氧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坚持工作10分钟——虽然在这段时间内，大脑的情况也会不断恶化。

当人无法把氧气吸入肺中时，人就会窒息。窒息的原因多种多样。对胸部施加巨大的压力能够让肺部无法动弹。在拥挤的灾难现场或在塌陷时，这往往是致死的原因。气管还可能因为意外被堵住——比如吃饭太快，或者吸入水（比如淹溺时）。有时，气管也可能是有意被堵住的，比如在被害人被凶手徒手或用道具（如绳子、领带或围巾）闷死或勒死时。实际上，很多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作为凶器。

人被勒死的死亡原因分为两种。气管的压力可能直接导致身体无法供血给大脑。另外，负责检查颈动脉血压变化的迷走神经也可能被过分刺激，从而导致大脑命令心脏停止跳动。

窒息而死的人往往有明显的标记。因为血管中的血压增高，他们的脸部会浮肿。他们的皮肤（尤其是头部和颈部的皮肤）会变成明显的蓝色——这被称为发绀。这主要是血管中血红蛋白缺氧造成的。他们身上会有微型血管破裂——这被称为瘀斑。瘀斑在眼白、外眼皮、面部皮肤、嘴唇和耳后尤其常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人在窒息死去后的一两个小时中，体温往往有所上升。

世界上有超过2.5万种硅藻。它们可以出现在淡水或咸水中，且一般是单细胞生物。硅藻细胞壁含有清晰可见的二氧化硅，比如图中的马鞍藻。

闷死和勒死

窒息最明显的标记之一是面部皮肤和眼皮上因为血管破裂而造成的瘀斑。

用枕头或其他柔软的物品——甚至包括手——将人闷死不会留下法医学专家能够一眼看到的标记。实际上，用塑料袋将人闷死也不会留下太多的证据。这是因为，用这两种方法杀死的人往往是卧床不起的老人或年幼的婴儿，他们往往无法发起抵抗。只有在被害人挣扎的时候，他们的身上才会出现发绀和瘀斑的迹象。除此之外，被害人的身体上还可能有轻微的挫伤，而且这些被害人也会因为双唇被牙齿咬到而在嘴中有伤口。当然，如果尸体是趴着的，那么尸体上也可能会出现瘀斑。

凶手也可以徒手或用工具勒死被害人，但这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徒手勒死被害人的行为意味着凶手比被害人更高大、更强壮。一般来说，男人会徒手勒死女人，而且这种行为一般都是在强奸前后发生的。

在勒死被害人时，凶手可能用单手或双手，也可能站在被害人的面前或背后。被害人脖子上，特别是腭骨附近，往往会有挫伤和擦伤的痕迹。手指留下的挫伤痕迹往往是圆形的。拇指留下的痕迹要比指尖大，但其他手指留下的痕迹要比指尖小。但是，凶手的双手在攻击过程中可能会换位置，这会导致挫伤痕迹比指尖更大，并且会导致痕迹很不规范。

如果凶手一直对被害人施加压力，被害人的脸上会出现常见的充血和瘀斑的痕迹。但如果凶手在短短数秒钟就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那么其脸上往往不会留下痕迹。这种情况在被害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的案件中尤其常见。

犯罪档案

凯瑟琳·弗里德

61岁的保罗·弗里德是费城一名著名的妇科医生。但在1976年7月23日，保罗的妻子凯瑟琳找到了保罗趴在地上的尸体。虽然弗里德夫妻只结婚了一年，但他们已经分居，不过还是会经常见面。凯瑟琳告诉警方，保罗对酒精和巴比妥类药物上瘾。在发现打来的电话数次无人接听后，凯瑟琳决定来查看下保罗的状况，并发现他已经死了。保罗的鼻子在流血，而一些血还沾到了他头顶上的枕头上。

在床头柜上，警方找到了一个笔迹潦草的纸条，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保罗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助理法医对保罗的尸体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后，就在写着“吸毒过量”的死亡证明上签了字。凯瑟琳对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并计划将尸体火化。但保罗之前一次婚姻生下的女儿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她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选择自杀。保罗的女儿要求暂缓火化，并请来原纽约市首席法医弥尔顿·赫尔伯恩医生再次对父亲的尸体进行检查。

赫尔伯恩长达15页的尸检报告中有大量颇为诗意的部分，比如他把身体比作了记录年龄增大过程的“博物馆”。然而，赫尔伯恩没有发现任何直接导致保罗死亡的迹象。赫尔伯恩发现保罗的眼皮上有瘀斑，并发现他的脖子上有挫伤——但他认为这些伤口都不足以说明他杀，并认为保罗是自然死亡。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一名曾和凯瑟琳当过同事的名为杰拉尔德·斯克拉的男子联系了联邦调查局。他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够向自己提供证人保护。作为回报，斯克拉坦白自己曾和一名朋友一起杀死过两个人。凯瑟琳曾想雇用斯克拉有偿杀死她的丈夫，但在斯克拉拒绝了凯瑟琳的请求后，她自己亲手用枕头闷死了丈夫。

费城的地区检察官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仅凭斯克拉的证词就对凯瑟琳进行起诉。他希望在赫尔伯恩之后接手此案件的迈克·贝登医生再次对案件进行调查。此时，保罗的尸体已经被火化，贝登只能查阅之前调查的记录和照片。在看到赫尔伯恩报告中关于瘀斑和挫伤的段落时，贝登被震惊了。在死亡证明已经签署后收到的毒性报告被完全忽略了——毒性报告显示，保罗身体内只有极少的巴比妥类药物，而且完全没有酒精。贝登认为自杀一说完全站不住脚。

在对凯瑟琳的审判过程中，贝登认为保罗的死亡“符合被闷死的说法”。最终，凯瑟琳被判有罪。凯瑟琳以证据不足的理由提出了上诉，并获得了再次接受审判的机会。但第二次审判的结果依然是判定凯瑟琳有罪。

凯瑟琳·弗里德认为自己让丈夫保罗窒息的行为没有留下证据，但对保罗尸体的检查显示他身上有瘀斑和其他标记。

在尸检过程中，病理学家在打开尸体后往往发现被害人的喉咙有伤，并会发现一端或两端的甲状软骨上角有碎裂的痕迹。但在年轻人当中，这种迹象并不常见，因为年轻人的骨头比老年人要结实。腭下方舌骨的角也可能有裂痕。如果凶手还击打了喉咙，那么病理学家还会找到其他伤痕。此时，颈部肌肉中往往会有流血的迹象。

凶手在企图勒死被害人时可能会使用绳子、电线、电话线、衣物（包括围巾、领带、丝袜，甚至乳罩等）等工具。如果凶手在使用的工具上打了结，那么警方往往可以从结的特点中判断出凶手的身份。1962年，波士顿警方就是根据凶手打结的方式了解当地有一名连环杀手的。这名被称为“波士顿扼杀者”的杀手（日后，警方发现真凶名为阿尔伯特·德萨尔沃）在杀死被害人后往往会在工具上打个松散的蝴蝶结。

在被害人被攻击15秒之后，其身体上会充血、出现瘀斑和发绀。基于凶手使用的工具必须勒住脖子，其往往会在尸体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如果凶手在作案后把工具带走，那么痕迹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警方可以利用痕迹判断出工具到底是什么以及工具的宽度。如果工具被留在了现场，那么警方在收集工具时必须确保打的结不会被破坏。

窒息而死的最明显标记是瘀斑。被害人嘴内往往会有瘀斑。

如果凶手是使用工具（包括绳子、铁丝，甚至衣物）勒死被害人的（在图中，凶手使用的是绳子），那么这会在被害人的身体上留下清晰的痕迹。如果病理学家没有发现凶手使用的工具，那么其必须用胶带从伤口上提取可能遗留的纤维。

“波士顿扼杀者”阿尔伯特·德萨尔沃终于在1964年被捕。不论德萨尔沃是用什么勒死被害人的，在很多被他杀死的人身边，他都会在工具的一侧打个松散的蝴蝶结。

工具留下的痕迹一般都是横着绕脖子一圈，高度在喉咙左右。如果凶手使用的是电线或细绳，那么这会在被害人身上留下明显和极深的痕迹，并会导致伤痕附近的肉耸起。如果凶手使用的工具较软，那么被害人身上的痕迹会很轻，甚至会看不到。如果凶手使用的是围巾、毛巾等较宽的物品，那么被害人的身上往往会留下一条或多条细细的痕迹，因为凶手一般会先把这些工具拉紧，然后再对被害人实施攻击。如果凶手是站在被害人身后用双手拉紧工具的，那么被害人的脖子只有在前方一侧会有痕迹。一般来说，被害人的脖子上会有挠痕，因为他们往往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垂死挣扎。

在尸检时，病理学家会发现这些被害人的内伤和被徒手杀死的被害人很相似，但他们的伤会更轻。

犯罪档案

哈罗德·罗翰斯

1943年11月29日，人们在罗丝·罗宾逊的卧室中找到了她的尸体。被勒死的罗宾逊是英国南部朴次茅斯约翰·巴利恐酒馆的所有者。从卧室的证据判断，罗宾逊曾想打开窗户呼救。凶手还偷走了罗宾逊屋中的450英镑。负责检查尸体的基斯·辛普森医生表示：

“我想她应该是趴在地上，凶手应该是跪在地上或坐在地上，然后勒死了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喉咙右侧有明显的挫伤，这多半是拇指留下的。还有三条印记在她喉咙的另一边。这说明凶手惯用右手，手掌的大小在4英寸左右……”

一个月后，一个名为哈罗德·罗翰斯的小偷在伦敦被捕后承认是自己杀死的罗宾逊。一些证据证明他曾在犯罪现场出现，但罗翰斯的证词有个很严重的破绽——他右手的手指缺了3根指节。

1944年罗宾逊一案被审判时，罗翰斯撤回了自己的供词。4名证人表示自己在案件发生当夜曾在伦敦见过罗翰斯。陪审团最终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两周后，罗翰斯又再次接受审判。这一次，辩方找到了一张王牌：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表示自己曾在监狱中见过罗翰斯。在两人见面时，斯皮尔斯伯里曾要求罗翰斯“全力”用右手握住自己的手。“我不认为，”斯皮尔斯伯里表示，“他能够用右手勒死任何人。”罗翰斯最终被无罪释放。

1963年，负责该案的检察官J. D. 卡斯威尔皇家律师出版了自传。在书中，卡斯威尔表示罗翰斯能够被无罪释放是因为走运。卡斯威尔自传的选摘在《人物》报纸中出版。因为其他罪名而入狱的罗翰斯当时刚刚出狱，他决定以诽谤罪对《人物》报纸提起民事诉讼。

哈罗德·罗翰斯在因为涉嫌谋杀酒馆老板罗丝·罗宾逊而被捕时拍摄的照片。

哈罗德·罗翰斯受伤的手。因为这一证据，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认为罗翰斯是无法勒死罗丝·罗宾逊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起诉方和辩护方就罗翰斯右手是否有足够的力气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辛普森拿出了自己在20多年前的笔记和绘画，并表示在罗宾逊趴在地面上时，罗翰斯把身体全力后倾就能用手勒死罗宾逊。最终，罗翰斯的民事诉讼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罗翰斯虽然在20多年的刑事诉讼中获得了胜利（他也不会因为同样的罪名而被再次起诉），但这次陪审团认为他是有罪的。在判决两个月后，罗翰斯走进了《人物》报社。他用自己的右手写道：“我想表示人是我杀的。我的确杀了朴次茅斯酒吧的那个女人。”

淹溺

每四万人中就会有一人会因为淹溺致死。淹溺的原因可能是意外、自杀或他杀。大多数淹溺都是意外造成的，而80%遇到意外的是男性。用淹溺谋杀他人的事件非常少见。一般来说，采用这种方法的都是企图杀死自己生下的婴儿的父母。然而，如果有人被发现“淹溺而死”，那么验尸官基本上都要对其进行尸检以确定死亡的具体原因。这是因为，有很多谋杀案都企图用意外死亡来掩饰事实的真相。

淹溺可能发生在河流、湖泊、运河、海洋、私人或公共游泳池，甚至一摊水附近。很多淹溺而死的都是醉汉，他们会在雨水形成的只有一到两英寸（几厘米）深的水中被淹死。人也可能在水之外的其他液体中淹死，如啤酒桶、油漆桶、工厂中的化学液体桶，甚至自己的呕吐物。一种非常危险的液体是沙子和海水的混合物，人会在突然被大浪冲倒或被冲浪者撞倒时吸入这种混合物。

如果凶手是徒手勒死被害人的，那么被害人身上会留有指印。但是，如果凶手的双手在攻击过程中换了位置，那么挫伤痕迹会比指尖更大，并且痕迹会很不规范。

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人在因淹溺而死时往往不会奋力挣扎很久（比如传说中的“眼前出现了自己的一生”）。实际上，15%因为淹溺而死的人都在几秒钟就死去了。病理学家把这种死亡称为“干性淹溺”，因为死者的肺部中往往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液体。淹溺的感觉有时会让人的心脏骤停。如果水进入了人的鼻子，这往往会引起喉咙的痉挛，这是因为身体希望用这种反应来阻止液体进入肺中，但这往往会让人瞬间缺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意识并快速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酒精和毒品往往会让人的处境更为危险，一个很常见的案例就是醉酒落水、企图回到船上的水手会因此而死亡。

“湿性淹溺”指的是死者把液体吸入肺中并导致肺部缺氧。但和干性淹溺一样，湿性淹溺也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果死者是在淡水中淹溺的，那么大量的水分会进入血液中。有时，血液中的水分会在1分钟之内增加50%。这会对心脏造成巨大的压力，并使得心脏很快衰竭。如果死者是在咸水中淹溺的，那么水中盐含量比血中盐含量高的事实会导致水分从组织中开始流向肺部血管，最终会导致肺水肿。肺水肿不会对心脏造成压力，所以在海水中淹溺的人往往会比在淡水中淹溺的人挣扎更长的时间。除此之外，水温也很重要。冰水可能会瞬间让人因为体温过低而死，而且因为突然跌入冰水感到震惊也可能会让人心脏骤停。

事实档案

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专著是中国古代的著作《洗冤录》。这本书中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比如在谈及分辨勒死和淹溺这两种死因时，书中写到被勒死的死者脖子上会有痕迹，颈部的软骨也会受伤，而淹溺的死者肺部会有水。直到1890年，西方的医生才确定肺部进水会导致淹溺。

最后，病理学家还需要区分没有机会进行复苏的一级淹溺和有机会进行复苏的二级淹溺。如果死者遭遇的是二级淹溺，那么其往往能够在坚持数周后才会因为肺水肿或其他感染而死。

犯罪档案

乔治·约瑟夫·史密斯

乔治·约瑟夫·史密斯是一名通过欺骗年长的单身妇女和自己结婚，然后骗走她们钱财的案犯。1910年，史密斯在和贝西·芒迪结婚后发现，芒迪的全部财产都由一个信托基金保管。史密斯先是说服芒迪让自己成为其遗嘱的受益人，之后在1912年7月13日，芒迪在浴缸中死亡，她右手抓着肥皂，头泡在水中。验尸官认为芒迪在洗澡时癫痫发作，最终因淹溺而死。

1913年11月4日，史密斯和爱丽丝·伯纳姆结婚，并为她上了500英镑的人寿保险。12月12日，伯纳姆也在洗澡时死亡。史密斯的下个妻子爱丽丝·雷维尔要走运很多。她和史密斯在1914年9月17日结婚。婚后不久，史密斯在偷走了雷维尔90英镑后消失。1914年12月17日，斯密斯最后一次结婚，并为自己的妻子玛格丽特·罗夫蒂买了700英镑的人寿保险——就在第二天夜晚，罗夫蒂就死在了浴室中。

《世界新闻报》在1915年1月1日名为“女子新婚后一日的悲剧”的报道被爱丽丝·伯纳姆的父亲看到，同时看到报道的还有伯纳姆死去时居住的海滨酒店的老板娘。伯纳姆的父亲和老板娘都被两起事件的相似之处所震惊。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警方。2月1日，史密斯被逮捕，而就在当天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医生（他当时还没有封爵）挖掘出了罗夫蒂的尸体并对尸体进行了检查。接着，斯皮尔斯伯里又检查了另外两具尸体。

尸体上没有暴力的痕迹，而且她们确实是淹溺而死的。但她们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这些都是意外死亡，还是一个连环杀手的作为？每个死者都被发现趴在浴缸里较深、充满水的一端。死者的双腿则笔直地伸出了水面。斯皮尔斯伯里指出，如果这些女性是被淹溺而死的，那么她们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发生肌肉抽搐，这会让她们的头探出水面。但如果这些女人都是史密斯杀的，那么她们身上应该有暴力的痕迹才是。

在审判史密斯的法庭上，斯皮尔斯伯里用充满戏剧性的手法展示了他的解释。他安排一名穿着泳衣的护士进入浴缸中，然后让阿瑟·奥尼尔探长抓住她的双脚，把她投入水中。让斯皮尔斯伯里意想不到的是，突然进入护士口鼻中的水让护士瞬间失去了知觉，人们不得不采用人工呼吸才救醒了她。但这项展示已经证明了史密斯是有罪的，他在1915年8月被处以绞刑。

乔治·约瑟夫·史密斯在1910年7月3日淹死了自己第一任妻子贝西·芒迪。史密斯又结了三次婚，并用同样的手段杀死了另外两名他不幸的妻子。

淹溺最明显的标记是肺部有泡沫。这些水可以通过喉咙在嘴和鼻子里出现。因为人会努力试图呼吸，水和痰会混合在一起，形成泡沫。由于肺部的血管很有可能会破裂，这股液体中也很有可能有血。泡沫往往会很快消失。如果尸体在水下待了一段时间，病理学家是无法找到泡沫的痕迹的。

偶尔人在将死之际（见第一章）会突然发力，有些尸体在被发现时就紧紧地抓着草。如果死尸手中的是衣物碎片或头发，那么警方自然会怀疑这是一起他杀案件，特别是陆地上还有两个人挣扎过的痕迹时。但在一起案件中，一具男尸被发现在运河中漂浮。男尸的喉咙被割断了。警方沿着血迹，从大桥一直来到了一栋空房子。在房子里，警方发现了一把锋利的剃刀。这看起来很像谋杀，但剃刀上只有死者的指纹。警方认为，这名男子多半是不小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然后跌跌撞撞来到运河边上并掉了进去。

尸体在水中泡了一段时间后，警方无法通过体外的迹象判断死者在落水时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死者的皮肤会皱皱巴巴，手脚也会泡起褶子——也就是“洗衣妇之手”。在尸体被泡过两周后，手脚的皮肤会开始脱离身体。在泡过四周后，整个身体的皮肤会像人从手套中抽出手来一样，从身体上脱落下来。在1933年12月一个被称为“手套中的手”的案件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沃加沃加的人们就找到了这样的皮肤。专家最终从上面找到了指纹，并在没能找到尸体的情况下，利用指纹识别了死者。死者名为珀西·史密斯。在识别史密斯后，警方很快找到了杀害他的凶手爱德华·莫雷。

落水的尸体一般都是脸和四肢朝下地浮在水里。因此，尸斑往往会出现在脸部、上身、手掌和下臂以及小腿和双脚。水浪往往会影响尸斑，让尸斑的痕迹不那么明显。

在水中，尸体腐烂的速度要比在陆地上缓慢很多。如果尸体是泡在水温40华氏度（5℃）的水里的话，那么腐烂的节奏可能要被放缓数周。随着尸体的腐烂，内脏中会产生大量气体。因此，只要尸体没有被夹在岩石中或缠在水草里，在尸体腐烂的两周后，尸体就会浮出水面。辨识淹溺的尸体十分困难，因为尸体的腐烂——特别是脸部的腐烂——会让人完全无法识别脸部的特征，而尸体的皮肤会因为腐朽的血液而几乎完全变成黑色。

不同形状硅藻的显微图。如果一个因为淹溺而死的人吸进了水，硅藻跟着血液进入体内。硅胶分析有潜力成为辨别死者是否在入水前已经停止呼吸的最有效的方法。在落水的大亨罗伯特·麦克斯韦身上找到的硅藻帮助警方确定他是自杀而非被他人杀死的。

长期泡在水中或埋在湿地的尸体偶尔会神奇地变成尸蜡（见第一章）。尸蜡是身体中的脂肪变成类似肥皂的化学反应而造成的。尸蜡是灰色的，而且看起来还保持着尸体的形状——但脸部特征基本上是不可辨别的。尸蜡一般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会出现（但也有尸蜡在3—4周内就出现的案例），但可以坚持数年甚至数百年之久。

在解剖尸体时判断死者在入水时是否已经死去或是否因为淹溺而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湿性淹溺中，死者的肺部会充满水分并会变得富有水分，但在干性淹溺中，死者的肺部中不会有水。很多病理学家提出了很多关于用化学实验来确定心脏两侧中血液成分的办法，他们认为在淡水或咸水进入血液后，心脏的左侧会受到比右侧更大的影响。然而，这些方法从未被证明是有效的。

硅藻测试可能是确认死者是否因淹溺而死的最佳方法。硅藻是一种生活在咸水和未被污染的淡水中的微生物。世界上约有2.5万种硅藻，它们的区别是防酸硅表层形状的不同。因为淹溺而死的人在肺中会有硅藻，而且硅胶还会进入血液，并在死者心脏还在跳动的期间进入身体的每个部分，包括肝脏、大脑，甚至骨髓。

如果死者在入水时已经死亡，那么硅藻虽然会进入肺部，但无法随着血液进入身体的其他部分。病理学家可以把长骨切下一段，然后用硝酸对其进行处理，以此来确保长骨不会被水所污染。之后，病理学家可以对比骨髓中的硅藻和水中的硅藻。在一个案例中，病理学家通过分析硅藻的形状，最终确认在比利时海岸发现的尸体实际上来自英吉利海峡怀特岛附近的一艘游艇上。

然而，现在病理学家还无法确认硅藻是否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进入我们的血液。另外，病理学家也不知道硅藻究竟会在骨髓中留多久。病理学家就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激辩。直至今日，“硅藻战争”还在继续。幸运的是，利用淹溺谋杀的案例非常罕见。一般来说，警方能够发现死者在陆地上搏斗的迹象、在入水前受的伤，或者死者是否服用毒品。水能够洗净我们天生的罪恶，但无法掩盖我们犯下的罪恶。

第七章 体内之蛆

在开放的空间中，一旦尸体开始腐烂，苍蝇很快就会被尸体的味道吸引过来。苍蝇会在尸体上排卵，过不了多久（具体时间会根据苍蝇的类别而有所区别），苍蝇的幼虫就会出现并开始食用尸体。很快，幼虫就会化蛹（具体时间会根据苍蝇的类别而有所区别）成为苍蝇。如果此时尸体还没有被找到，那么整个过程会再次重复。因此，病理学家可以根据不同昆虫的行为和生命周期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一般来说，病理学家只能判断出死亡是几天或几周之前的事情，他们无法判断出死亡的具体时间。在很多案件中，这一方法都成为判断死亡时间的关键。有时，病理学家还能用这一线索判断出尸体是否被移动过。

在开放的空间中，尸体最多可能受到昆虫连续8次的冲击。率先而来的一般是丽蝇，最后来到的一般是甲壳虫。在人死亡数小时内，丽蝇就会在伤口、眼睛、嘴唇或其他开口处（如鼻子或阴道）排卵。这一过程一般会在白天发生，丽蝇尤其喜欢中午温暖的阳光，偶尔（但并非不可能）丽蝇也会在冬天在尸体身上排卵。根据温度的不同，幼虫会在8—14小时后孵出。幼虫第一次虫期一般为8—14小时，在那之后，幼虫会开始蜕皮。第二次虫期一般为2—3天。在第三次虫期时，幼虫在这个阶段会变成乳白色。在之后的6天内，它们会疯狂进食。之后，幼虫会远离尸体、钻入地面。在约12天后，它们会化蛹成为苍蝇。丽蝇喜欢新鲜的尸体，所以它们一般不会回到之前进食的地方。

在巴克·鲁克斯顿的案件中（见第五章），警方在尸体上发现的即是丽蝇。丽蝇应该是在死者死去后的一两天内排卵的，而尸体上最大的幼虫应该也只有12天大。当警方在9月29日找到尸体时，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昆虫，这意味着尸体应该是在9月17日左右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在人死去后几小时内，苍蝇就会在尸体的眼睛、开口处或伤口排卵。幼虫会在8—14小时后孵出。根据幼虫的发育状况，病理学家可以判断出死亡时间。

在尸体上还可能找到的苍蝇种类包括绿头苍蝇和丝光绿蝇。丝光绿蝇的生命周期和丽蝇很相似，而我们常见的家蝇虽然偏好鲜肉，但却很少会在尸体上排卵。

幼虫的出现会让尸体的温度升高和变暖，这会导致脂肪组成的尸蜡快速出现（见第一章）。尸蜡一般会出现在泡在水中或被埋在潮湿地带的尸体上，并且一般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会出现。但在一些案例中，幼虫导致尸蜡在短短三周内就已经出现，这让尸体看上去比实际情况古老得多。

让尸体入土为安可以让尸体免遭一些苍蝇的骚扰，但一种名为“蚤蝇”的苍蝇可以钻到地下，甚至钻入棺材里的尸体中。在1989年，当人们在威尔士的卡迪夫发现“无名氏小姐”（即凯伦·普莱斯，见第五章）被埋葬的尸体时，警方寻求了英国首屈一指的法医昆虫学家，剑桥大学的扎卡里亚·尔凌可利欧葛古的帮助。在计算了蚤蝇食用软组织的频率后，被同事们昵称为“扎卡医生”的尔凌可利欧葛古确定，尸体至少已经被埋葬了3年之久。在蚤蝇之后，潮虫已经在尸体里繁衍了数代，这意味着尸体埋葬的时间应该再推迟2年——这也就是说，尸体是在1984年或更早被埋葬的。

绿蝇的蛆虫在出生后2小时即开始脱皮。

犯罪档案

威廉·布里托

1964年6月28日，两名男孩在英国伯克郡的树林中寻找死去的兔子或鸽子，希望从它们身上找到可以用来做鱼饵的幼虫。他们在道路旁的一堆松土上看到了大量丽蝇幼虫，但在他们翻开松土后，他们被里面腐烂的胳膊吓到了。

病理学家基斯·辛普森医生被叫到现场，并监管了对尸体的挖掘工作。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警方认为死亡时间应该是6—8周前。辛普森不赞同这种说法：“至少9—10天。”辛普森道：“但应该不会超过12天。”从幼虫的发育状况来判断，辛普森认为死亡时间应该是6月16日或17日。“我见过尸体在人死后10天就变成了这种状况。”辛普森补充道。

当地失踪的人中，有一位名为彼得·托马斯的人是在6月16日从威尔士边界的利德尼失踪的。通过对托马斯之前断过的左臂进行的X光检查、指纹以及夹克上的商标等线索，尸体的身份终于被确定。警方认为，他是被人重重地击中了喉咙而死的。

在军队中学到徒手搏斗技巧的威廉·布里托在1 9 6 5年6月16日杀死了彼得·托马斯。基斯·辛普森医生的证词在对布里托的审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布里托最终被判终身监禁。

警方开始怀疑汉普郡的威廉·布里托。布里拖欠托马斯的钱——而且警方后来发现他在军队服役时曾学过徒手搏斗的技巧。布里托表示自己在6月16日驾车前往利德尼偿还债务，而一名搭便车的人表示布里托把他带回了汉普郡的家中。辩方还找到了数名证人证明托马斯在6月20日和21日还曾在利德尼出现。

但辛普森在法庭做证时坚持了自己之前的判断，他甚至允许辩方专家确认了自己对死亡日期的判断。陪审团认为证人一定是混淆了他们看到托马斯的时间。布里托最终被判终身监禁。

甲壳虫、飞蛾、黄蜂等昆虫也能够为昆虫学家提供重要的线索。在1850年，此类证据被第一次采纳。当时，人们在一栋房子的烟筒里发现了一个被藏起来的新生儿干瘪的尸体。尸体已经成为飞蛾栖息的地方。在分析了幼虫和成年飞蛾后，昆虫学家认为这具尸体已经被藏了两年之久。这意味着刚刚搬进房子的住客并不是嫌疑人。警方开始怀疑之前住在房子里的一名女子。周围的人们都记得当时这名女子怀有身孕。这名女子在被发现后被法庭以谋杀婴儿罪起诉。然而，证据只显示女子把婴儿的尸体藏了起来，因此女子最终因为婴儿可能死于自然原因这一说法而被无罪释放。

在1960年北威尔士的拉尔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件。人们在一个被锁住的柜子里找到了一个20年前就死去的女人的干瘪尸体。在这些年中，飞蛾已经吃掉了尸体的头发，只在头皮上留下了薄薄一层头发茬。

1962年4月，人们在丹麦的一个衣柜里找到了一名男子的尸体。1961年泛滥成灾的红带皮蠹已经对尸体造成了严重破坏。一般在人死后3—6个月内，尸体里的脂肪开始腐烂。此时，红带皮蠹会展开对尸体的攻击。这一信息意味着男子应该在1960年8月死去。后来警方才得知，当时这名男子刚好去拜访了自己朋友居住的公寓，并在那里去世。男子的朋友没有报警，而是把尸体藏在了衣柜中。尸检显示，男子是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

1985年，人们在田纳西州找到了一个被黄蜂用来筑巢的头骨。由于黄蜂只会在干燥的地方筑巢，这意味着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组织至少应该在1984年夏天已经完全腐烂了。在找到尸骨的其他部分后，专家认为死者已经死了至少两年，也就是说死者是在1983年或之前就死去了。

在尸体腐烂一阵子后，很多昆虫都可能前来。图中画着的各种小虫源自《野生生物的尸体》，这是19世纪法国法医昆虫学家马格宁的经典作品。

在很多案件中，法医昆虫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专家在进行判断时，必须牢记天气、气温以及时间等因素都会影响昆虫的出现。在审判威廉·布里托（见之前的犯罪档案）时，作为专家出庭做证的麦克肯尼·休斯教授被辩方律师问道：“让我们假设丽蝇是在某一天的午夜在尸体上排卵的——”“哦，不。”麦克肯尼·休斯打断了律师，“没有任何有自尊的丽蝇会在午夜排卵。它们或许会在中午排卵，但绝不会在午夜。”麦克肯尼·休斯还补充道：“幼虫在被排出后还需要8—14个小时才能孵化。”

那么，幼虫是否会立即开始食用尸体呢？“关于这点，”麦克肯尼·休斯道，“幼虫都很好奇。假设一具尸体上有100条幼虫，那么其中99条幼虫都会钻入尸体内，但总会有1条幼虫与众不同。”听到他的描述后，连法官都不禁莞尔。

法国刑侦研究所收集了很多种苍蝇以协助实验室更快地识别苍蝇的种类。

事实档案

有时暴露的尸体引来的苍蝇会让调查者产生错觉。在得克萨斯的热浪中，一名挂在自己家中悬梁上的男子的尸体快速腐烂。死者家里的墙上全是血迹，仿佛有人狠狠地击打过男人。

看到现场照片的联邦调查局专家很快意识到，墙上的红棕色斑点并不是血迹，而是苍蝇的排泄物。苍蝇会吃尸体，然后它们会沾着血飞到墙壁上和屋顶上进行排泄。“一个很明显的线索，”一名专家表示，“就是照片中还开着的灯泡。灯泡上什么痕迹也没有。苍蝇没有接近灯泡，因为它太烫了。”

第八章 指纹的线索

直到最近，专家才意识到每个人的指纹、部分掌纹以及脚掌纹路是不同的，并可以用来辨识人们的身份。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和日本的陶工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大拇指的痕迹作为“签名”，而很多江湖术士一直号称自己能够通过掌纹判断出人们的命运——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每个人的掌纹都有所不同，而只是知道人生的变化大多万变不离其宗。

手掌和脚掌有纹路部分的皮肤与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是不同的。从指尖到手腕的皮肤上长着有纹路、更粗糙的皮肤。虽然这些纹路大多是平行的，但有时纹路会改变方向，并在手掌和脚掌上形成明显的图案。

纹路和纹路改变所形成的图案一般在胎儿3—4个月时就会开始形成。在人出生后，纹路和图案是不会改变的。纹路和图案只会随着手掌和脚掌而不断变大。目前，专家还没有发现有哪两个人（包括孪生双胞胎）的指纹是一样的。

电脑让指纹辨认的效率提高了很多。从指纹的中心部分开始，电脑可以逐步辨认指纹的不同之处。

在近代，首次提议使用指纹和掌纹来辨认身份的是19世纪两名身在异地的英国官员。

1853年，著名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的孙子小威廉·赫歇尔去了印度。当时，小赫歇尔20岁。1858年，小赫歇尔成为第一个认为指纹可以代替签名的人。之后，他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指纹测验。在印度行政参事会任职的小赫歇尔职位不断高升，并在1877年成为加尔各答附近的胡格利的地方法官。小赫歇尔的职责之一就是支付退休金。

为了确保死去的退休者的退休金不会被他人冒名领取，小赫歇尔还会在收据上收集领取退休金的人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纹。不久后，小赫歇尔让这一留住指纹的程序在当地所有的法律文件上得以推广。小赫歇尔还写信给孟加拉的监狱督察和注册总署署长，希望他们也能够推广这一制度。小赫歇尔自信地表示，人的指纹不会随着人年龄变大而有所改变，因此有可能成为登记犯罪记录的重要工具。

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是第一个发明指纹辨认体系的人。高尔顿的体系分析的是手指上一个小型的三角区域，高尔顿为其起名为“三角洲”。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一名在东京筑地亲王医院工作的苏格兰医生亨利·福尔兹发现，在日本一些偏远的地方，不识字的人会用红色或黑色的指纹“签名”。福尔兹不知道是否不同种族的指纹也会不同。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开始收集样本。1879年夏天，一名盗贼在攀爬东京一栋刚刚被漆过白漆的花园围墙时留下了黑色的掌印。在福尔兹得知警方已经逮捕了嫌疑人后，他提出要对比掌印和嫌疑人的手掌。经过检查后，福尔兹宣布嫌疑人并不是犯人。之后，警方又逮捕了另一名嫌疑人。这名嫌疑人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福尔兹也发现嫌疑人的掌纹和墙上的掌纹一模一样。

在警方请求福尔兹参与第二起案件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可能对犯罪学很有意义。福尔兹向英国《自然》科学杂志寄了一封信。在信中，福尔兹详细介绍了这门被他命名为“指纹学”的理论。福尔兹总结道：“很明显，除了要准备重要犯人的照片外，保存他们天生而永远不会改变的指纹也同样重要。”

1879年，小赫歇尔从印度行政参事会退休。小赫歇尔把自己记录研究的手册带回了英国。他很惊恐地发现，福尔兹已经比自己提前一步，但小赫歇尔还是决定向《自然》杂志致信。小赫歇尔的信引起了些许争议，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指纹学并没有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法国，阿尔封斯·贝蒂荣（见第十六章）发明了一种截然不同、以身体测量为基础的身份辨认方法。英国医生和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对“贝蒂荣体系”并不认可。1888年，高尔顿又想起了小赫歇尔和福尔兹的争议。在被高尔顿联系到后，小赫歇尔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他。根据小赫歇尔的理论，高尔顿开始研究用指纹来辨认身份的方法。

高尔顿发现，波兰一位名为约翰·浦肯野的病理学家在18世纪30年代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详细地描写了他发现指尖皮肤上的不同形状。然而，指尖上的皮肤在十几处地方都可能有细微的差别，这使得对比指纹耗时耗力。希望简化这一过程的高尔顿发现，他见过的几乎所有指纹都有一个汇集在一起的三角区域。高尔顿把这个区域称为“三角洲”，并根据三角洲把人的指纹分为了四类：没有三角洲的指纹、靠左的三角洲、靠右的三角洲，以及有多个三角洲的指纹。这意味着一个人十根手指的指纹加在一起会有超过6万种组合。1892年，高尔顿在自己《指纹》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犯罪调查的开始

阿根廷一位名为胡安·乌策提齐的警官是第一个在实际工作中利用高尔顿理论的人。1892年6月，乌策提齐第一次利用指纹破解了一个母亲谋杀自己两个孩子的案件。1894年，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将指纹作为辨认案犯主要工具的国家。1901年，乌策提齐在第二届南美洲科学大会上描述了自己使用的方法。没过几年，所有的南美国家都开始在犯罪调查中使用指纹辨认。

在欧洲和美国，指纹辨认的发展之路略有不同。1893年，时任孟加拉警察监察长的爱德华·亨利阅读了高尔顿的《指纹》。在两名属下的协助下，亨利推广了一个和高尔顿及乌策提齐不同的体系。亨利将指纹分为五种：平弓型、帐弓型、桡骨箕型（靠近桡骨的箕型）、尺骨箕型（靠近尺骨的箕型）及斗型。

指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平弓型

（2）帐弓型

（3）箕型

（4）中心对称箕型（5）双箕型

（6）双箕型

（7）平斗型

（8）奇斗型

在确定指纹的基本类型后，亨利会继续将指纹根据三角洲进行分类。亨利写道：“三角洲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条指纹一分为二，另一种是两条之前平行的指纹突然分开。”亨利接着表示三角洲应该在他所谓的“内部末端”和“外部末端”之间。亨利最后的一个步骤是计算在两个末端交叉的指纹数量。

1896年，亨利在致孟加拉政府的信件中表示收集指纹并不困难：

收集指纹所必需的洗版和墨水并不昂贵，而且很容易买到。指纹相当于签名，不会在记录或转录时出现错误。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在学习数分钟和练习片刻后学会按指纹……指纹一生不会改变，因此小孩的指纹可以在日后用来辨认中年或老年人……最后，从一个人2—3根手指上获得指纹非常宝贵，只要有了这个证据，就不需要再获得其他证据。

犯罪档案

托马斯·詹宁斯

克拉伦斯·希勒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孩子一起住在芝加哥的西104街。1910年9月19日的凌晨，希勒在家中楼梯附近遭遇了入室抢劫者。在身中两枪后，希勒不久就死去了。

在希勒家约1英里的地方，有几名下班的警官偶然见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并对他起了疑心。在审问这名男子后，警察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把装着子弹的手枪。警察逮捕了这名男子，并确认他是刚刚从乔利埃特监狱放出的托马斯·詹宁斯。

与此同时，在希勒家调查谋杀的警察发现家中后方厨房的窗户是被撬开的。在门廊刚刚油漆过的扶手上，警察发现了一枚由左手四根手指留下的指纹。很快，警方证明这是詹宁斯的指纹，他也因此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检方邀请了四名专家做证，法官也接受了他们的证词。詹宁斯对这些专家的供词提出了上诉，而他的上诉成为美国法律史上著名的一起事件。1911年12月21日，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裁决，指纹作为证据“是成立的……有科学证据证明指纹可以用来辨别身份，因此法院有权接受此类证据”。

1897年，孟加拉政府根据这份报告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也成为全球第一个使用亨利创办的体系的国家级指纹辨认单位。亨利的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1898年，印度北部一个茶园的经理人被发现遭人割喉，有人还企图打开他的保险箱和调度箱。调度箱里有一本日历，日历上有两个棕色的痕迹，其中一个痕迹较为清晰，那是一个右手手指的指纹。自从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后，亨利就收集了所有被判有罪的犯人的指纹。警方很快辨认出指纹是坎科里·查兰的右手拇指留下的。查兰曾是茶园经理的仆人。虽然他已经搬到了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但警方还是发现了他。在收集了查兰的右手拇指指纹后，警方发现那和日历上的指纹吻合。

1901年，亨利被召回英国担任伦敦大都会警局副局长一职。亨利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苏格兰场的指纹部门。亨利雇用的第一批员工中就包括了查尔斯·柯林斯。柯林斯对自己的新工作十分认真。为了了解指纹相关的知识，他研究了很多照片。很快，柯林斯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指纹破了案。

1902年6月27日，一名小偷潜入位于伦敦南部德威的民宅中。警方发现他在窗台上留下了污浊的指纹。柯林斯把拇指的指纹拍了下来。之后，柯林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将这一指纹与之前被判有罪的人的指纹进行了对比。在经过了漫长的对比工作后，柯林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指纹属于哈利·杰克逊，杰克逊也因此在数日后被逮捕。

然而，柯林斯还需要说服法庭和陪审团接受指纹作为证物。对于辩方来说，这虽然并不是一个重要案件，但他们还是雇用了经验丰富的律师理查德·缪尔。缪尔和柯林斯一起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指纹这一全新的体系。在开庭时，缪尔向陪审团介绍了指纹体系在印度取得的成功。之后，柯林斯向陪审团展示了获得和分析指纹的方法，并向陪审团展示了他的照片。被柯林斯的证据说服了的陪审团最终判嫌疑人有罪——实际上，就连嫌疑人一方的律师也没有挑战证据的可信性。在这起案件后，指纹体系开始被英国法庭所接受。

1903年，亨利升职成为警局局长，并决定让指纹体系成为辨认案犯的最重要手段。在5月举办叶森德比[1]

时，警方在现场因各种罪名逮捕了60人。其中，27人有前科，而在第二天出庭时，这些人的信息都成为证据：

第一个犯人自称是来自格洛斯特的格林。他告诉法官，自己之前从未做过坏事……就在此时，总督察打断了他的话……他请求法官查看自己所准备的文件和照片。这些证据显示，嫌疑人是来自伯明翰的布朗，他过去曾前后犯过10宗罪。

在英国，第一次在谋杀案中使用指纹证据是在1905年3月。南伦敦德特福德油漆店的店主托马斯·法罗被人残酷地打死，他的妻子也深受重伤，且在事发后三天死亡。法罗妻子床下的钱箱有被人翻过的迹象，钱箱上还留下了右手拇指的指纹。警方的调查帮助他们找到了两名凶残并经常犯罪的罪犯：阿尔弗雷德·斯特拉顿和阿尔伯特·斯特拉顿。钱箱上的指纹被证明属于阿尔弗雷德·斯特拉顿。理查德·缪尔在指控这两名兄弟犯罪的案件中作为检察官出庭。虽然他没能说服法官，但陪审团最终判定斯特拉顿兄弟有罪。

美国的指纹体系

1904年，世界展览会和博览会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举行。保护英国皇家展览厅的警官之一即是来自伦敦指纹部的约翰·费里尔。在美期间，费里尔就亨利体系进行了多次演讲。仅在七年后，在1911年芝加哥的托马斯·詹宁斯一案中，指纹第一次在谋杀案中成为重要证据。

1924年，J. 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

专利产品MAGNA刷子和磁粉一起被广泛用于收集潜在指纹。图中聚苯乙烯瓷砖是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收集潜在指纹的。

在20世纪初期，美国司法部决定以“不超过60美元”的费用，在得克萨斯州莱文沃思监狱建立指纹辨认体系。1905年，纽约州的兴格监狱及其他监狱也开始使用指纹辨认体系。1906年，圣路易斯的警局也开始使用指纹辨认体系。同年，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开始记录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军官的指纹。很快，美国政府意识到应该有机构协调这些独立的体系。最终，司法部获得了这一任务。不幸的是，司法部决定安排莱文沃思监狱的犯人来负责这项工作。这一决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谓是意料之中：有些犯人开始利用这一机会故意混淆记录。

1896年，国际警长协会（IACP）成立了刑事鉴定国家统计局。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美国和加拿大主要城市警局的局长，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部门能够全权负责打造指纹辨认体系。刑事鉴定国家统计局一开始把总部设在芝加哥，后来又搬到了华盛顿。为了满足警长的需求，司法部成立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累计收集了80万个指纹记录。但直到1924年J.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局长后，联邦调查局才开始编目之前被胡乱堆积的指纹记录。

胡佛很快意识到了收集未曾犯罪的人们的指纹的重要性。这些指纹可以用来辨认失踪人口、因为灾难而被肢解的死者、让失忆者和家人重聚以及帮助无辜者洗刷罪名。胡佛本人晚年的偏执症使得有些指纹记录被滥用，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胡佛收集的记录的价值。目前，联邦调查局已经收录了超过6800万人的2亿个指纹记录。

潜在指纹

在一开始，警方找到的指纹是沾有血液或其他液体的。还有一些指纹则是被按在塑料表面的。但研究者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几乎任何光滑的表面上收集到肉眼看不到的“潜在指纹”。

潜在指纹是指尖上的少量汗水或指尖在无意识地触及面部或身体其他部位后沾到的少量汗水所留下的。潜在指纹的重量在4—250微克之间。潜在指纹99%的成分为水分，剩下1%的成分是一些其他物质的复杂组合。不但人和人的潜在指纹有所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留下的潜在指纹也有所不同。很多因素决定了潜在指纹是否能够留在表面上，但潜在指纹一旦留下，几乎就不会再消失：研究者甚至从古墓中的物品中都找到过潜在指纹。

警方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提取”潜在指纹。这些方法的原理都是相似的：用驼毛刷或气体喷射器将粉撒在表面上。在一开始，警方使用的粉是水银和白垩混合物的粉末，但现在其他物质已经取代了这种粉末。

利用MAGNA刷子提取氯丁橡胶手套内的指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警方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指纹需要工作人员花费大量时间和指纹记录进行对比。在图中，伦敦新苏格兰场的一名警官正在对比指纹。

玻璃、银色或深色表面的指纹需要使用淡灰色的粉末，淡色、非吸收性表面则需要深色的粉末。一种名为MAGNA的刷子需要和磁粉配合使用。磁粉可以移除指纹上的微型杂质。有色金属表面也可以使用磁粉。警方也会使用有色粉和荧光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取的潜在指纹需要拍照进行记录。但近年来，警方可以用透明胶带直接提取指纹。之后，警方会把胶带放在透明或其他合适的颜色的平板上。

纸箱或木头等多孔表面上的指纹需要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提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警方使用的是可以和汗水中的盐分产生反应的硝酸银，或者可以和油脂产生反应的碘蒸气。1954年，科学家发现汗水中的氨基酸会和茚三酮产生反应。在将茚三酮融化在丙酮中后，警方可以把这种液体先喷在纸张或箱子的表面上，再将其放在温度设置在176华氏度（80℃）的烤箱里加热后，警方可以看到紫色的潜在指纹。现在，这已经成为提取此类物品上的指纹的标准方法。还有一些类似的方法会使用与其他蛋白质产生反应的燃料。

犯罪档案

彼得·格里菲斯

1948年5月14日的午夜，3岁的琼·德瓦尼在英国布莱克本女王公园医院的儿童病房沉睡着。1点20分，当夜值班的护士发现她从床上消失了。在床边，护士看到了一个体积很大的温彻斯特瓶子。护士立刻拉响了警报，但在对医院和周边进行快速搜索后，人们还是没有找到德瓦尼。1点55分，医院报了警。3点17分，警方在医院围墙附近找到了德瓦尼的尸体。德瓦尼在死前不但被强奸，而且其左臀上有深深的牙印。德瓦尼是被凶手用力撞击石墙后死去的。

兰开夏郡警局指纹部的科林·坎贝尔探长从温彻斯特瓶子上找到了10个指纹。在确认指纹不属于医院员工后，坎贝尔在5月18日的警局会议上表示， 他收集了左手全部五根手指的指纹及掌纹，以及右手两根手指的全部指纹和三根手指的部分指纹。从手指之间的巨大空间、手掌的清晰度以及掌纹没有伤疤或茧的迹象，坎贝尔认为他们要寻找的是一名年轻、强壮又不太做体力工作的男子。

对比全国所有的指纹记录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而且在工作完成后也未必能够找到真凶。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警方决定为所有在5月14日和15日在布莱克本出现的超过16岁的成年男子收集指纹。这一决定涉及了近5万人。为了以身作则，布莱克本的市长首先前往警局提供指纹。在那之后，警方平均每天会收集近500个指纹。

在努力工作了两个月后，警方在7月18日暂停了对指纹的收集。威廉·巴顿探长开始对既有的超过4万个指纹进行对比，但他并没有找到真凶。8月9日，警方又开始挨家挨户收集指纹。8月11日，警方收集了曾在卫队服役的22岁的彼得·格里菲斯的指纹。在第二天，坎贝尔的一名下属在例行公事的对比指纹的工作中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开始大喊：“我知道了！他就在这里！”格里菲斯的指纹编号为46253。

格里菲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1月19日，他被处以绞刑。

人皮肤上的指纹（这种证据在强奸案中尤为重要）可以通过一种名为Kromecote的高光泽纸或通过特殊的X光方法进行提取。但是，此类指纹存在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收集潜在指纹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警方需要检查整个犯罪现场。但近年来，一种神奇而有用的方法是可以利用瞬干胶的气体，让较暗的表面上的指纹变成白色。这种方法在封闭的空间里（如柜子里或汽车内部）尤其有用。在看到指纹后，警方可以对指纹进行除尘，然后拍照或提取指纹。

加拿大的研究人员还因为一次意外发现了另一种提取指纹的方法。他们发现，激光可以让潜在指纹出现。和粉末及化学物品不同，激光不会影响证据本身，而且激光似乎对一些陈旧的证据更为有效。

1975年，美国司法部企图将原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法利利安·特雷法驱逐出境。司法部认为，特雷法隐瞒了自己曾加入过罗马尼亚支持纳粹党的铁卫党的事实。特雷法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在1982年，联邦德国政府发现了特雷法给一名纳粹高官写的明信片。德国政府拒绝让联邦调查局采取任何可以破坏证据的指纹提取方法，但专家用激光很快找到了特雷法的拇指指纹。1984年，特雷法被美国驱逐出境。

现代的数字科技让警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之前模糊不清的指纹。在电脑刚刚普及时，高昂的价格意味着大多数警局无法承担起这项服务，但在电脑已经日渐普及的今天，法医学实验室都已经配备了电脑。

原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法利利安·特雷法隐瞒了自己曾在约40年前加入支持纳粹党的铁卫党的事实。在1 9 8 4年，美国司法部根据特雷法向一名纳粹高官写的明信片上留下的指纹将特雷法驱逐出境。

近年来的发展

在标准的指纹表格上，人需要留下两组指纹。第一组指纹是十根手指的“滚动捺印”。每根手指都需要蘸上墨汁，然后在空格中滚动，以便留下手指两侧的指纹。第二组指纹是“标准指纹”，即不需要滚动的十根手指的指纹。两组指纹的存在是为了确保记录指纹的顺序是正确的。曾有“热情过度”的案犯不按照顺序留下指纹，还有案犯会企图重复留下同一只手上的指纹。

在犯罪现场发现指纹后，警方必须收集所有可能在犯罪现场出现过的人的指纹，包括所有在场的警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排除这些人的嫌疑。

想从数以千计的指纹表格中找到和现场指纹匹配的记录是不切实际的。一般来说，如果警方在犯罪现场找到了指纹，他们一般不会利用指纹表格。警方会利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识别犯罪现场找到的指纹。从1927年开始，苏格兰场侦缉总督察哈利·巴特利发明了一种更方便的识别指纹的方法。巴特利设计了一种特别的放大镜，放大镜上刻着七个署名分别为A到G的同心圆，它们的半径在0.12英寸（3毫米）到0.6英寸（15毫米）之间不等。利用这个放大镜，警官可以聚焦指纹中的一点，比如指纹的中心部位。同心圆帮助警官能够很快找到中心部位中的三角洲。

每根手指都有不同的焦点。每个焦点又会被分为九类：平弓型、帐弓型、箕型、中心对称箕型、双箕型、双箕型、平斗型（中心有一个小型的斗）、双斗型、奇斗型（和双箕型相似，但其中一个箕型中有一个斗）。在指纹的三角洲根据这九小类辨认后，这些信息会被记录下来。时至今日，所有的指纹辨认和分析的基础都是这种单指纹辨认体系。

在辨认身份时，英国法律要求警方必须在掌纹或指纹中找到16个匹配的纹路。如果涉及两个掌纹或指纹，法律要求警方必须找到每个掌纹或指纹上各10个匹配的纹路。两个人有相同指纹的可能性为十万分之一。法国法律要求警方必须找到17个匹配的纹路。在希腊、瑞士和西班牙，法律要求警方必须找到12个匹配的纹路。在瑞典，法律要求警方必须找出10个匹配的纹路。1973年，美国废除了这方面的官方标准。

在20世纪，警方收集的指纹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论指纹记录的方法是多么惊喜，警方都很难从中找出和现场指纹匹配的记录。在很多诸如入室偷窃或汽车偷窃的相对案情较轻的案件中，警方基本上放弃了收集指纹。即使在一些较为重大的案件中，警方收集指纹也不是为了破案，而更多的是为了让民众相信警方正在全力以赴破案。警方知道，如果现场找到的指纹之前没有被记录，那么他们将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一些重大案件中，警方也会采取另一种策略：在确认了案犯的生活区域后，收集该地区所有人的指纹。

随着电脑数据库的出现，在记录中寻找指纹记录以及在犯罪现场收集指纹的工作被简化了许多。在警方收集了指纹上的关键信息后，他们可以用电脑数据库在数分钟内将指纹与数以百万计的记录进行对比。输入指纹依然是烦琐的工作，但能够直接将指纹的数字信息输入电脑数据库的扫描器的出现也让这个任务变得简单了许多。

收集指纹的工作也因为扫描器的工作而变得简单。警方可以直接制作电子版的指纹表格。很多政府机关、公司或住所安装的保安系统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扫描和辨认拇指或食指的指纹。在扫描后，扫描器会和数据库进行连接。

警方正在利用手持数字转换器这一简单而又不昂贵的机器，将指纹记录输入电脑中。电脑可以在几分钟内分析和对比数以百万计的指纹记录。

犯罪档案

理查德·拉米雷斯

在1984年6月至1985年8月之间，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郊区的居民因为一名被称为“黑夜尾行者”的人的出现而惊恐异常。“黑夜尾行者”会在凌晨潜入民宅。在毫不犹豫地向室内男性的脑袋开枪后，“黑夜尾行者”会强奸室内的女性。比如，在1985年3月，“黑夜尾行者”在多次向比萨店老板文森特·扎扎拉开枪后，屡次用刀划伤了文森特的妻子玛克辛，并用刀挖出了玛克辛的眼睛。“黑夜尾行者”还偶尔会把被害人绑架。让人惊奇的是，“黑夜尾行者”还放走了几名被害人。这几名幸存者用尽可能详细的细节向警方描述了“黑夜尾行者”：他很瘦，头上有卷曲的深色头发，眼神深邃，牙齿状况很糟，而且体臭很明显——但这些细节对警方的帮助并不大。

1985年8月5日晚，“黑夜尾行者”袭击了克里斯蒂安·彼得森和他的太太弗吉尼亚。虽然身受重伤，但彼得森夫妇活了下来，并为警方提供了详细的描述。第二天，报纸和电视都刊登了艺术家对“黑夜尾行者”的画像。

8月17日，“黑夜尾行者”潜入威廉姆·卡恩斯位于默塞德湖的家中。卡恩斯的头部被枪击了三次（他活了下来，但大脑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卡恩斯的未婚妻则被强奸了两次。“黑夜尾行者”对卡恩斯的未婚妻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对吧？我就是报纸里写的那个人。”“黑夜尾行者”放走了卡恩斯的未婚妻。虽然刚刚经历了噩梦一般的遭遇，但卡恩斯的未婚妻还是记住了“黑夜尾行者”开的是一辆破旧的橙色丰田车。

在当年早些时候，一名目光犀利的年轻人曾看到过那辆车。在接到了年轻人报案后，警方在调查记录后发现，该丰田车是一辆被盗的车。警方在一个停车场中找到了这辆车。在对车内进行检查后，警方利用激光扫描仪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指纹。

在几天前，萨克拉门托的州立犯罪记录系统刚刚被更新，所警方有时会在不可思议的地方找到指纹。在一起英国发生的案件中，一名女子被一名陌生人攻击。在成功将凶手打跑后，女子被带到医院就诊。在检查女子的面孔和嘴唇时，医生发现她下牙之间有一片皮有在1960年1月1日后出生并留有指纹记录的人的信息都被输入到了电脑系统中。利用电脑系统，警方在几分钟内就发现车内的指纹属于理查德·拉米雷斯，一名来自埃尔帕索的25岁游民。在几年前，拉米雷斯就因为盗窃汽车两次被判有罪。拉米雷斯的生日是1960年2月28日。

警方立刻公布了这名通缉犯的照片和信息。当时，拉米雷斯正在前往埃尔帕索的路上。直到他回到洛杉矶时，拉米雷斯依然不知道自己的照片已经出现在了每一份报纸上。在进入一家酒铺后，店里的人迅速认出了拉米雷斯。在他逃出店铺时，路人开始追逐他。走投无路的拉米雷斯跑到了一辆警车前并喘息道：“救救我，在他们杀了我之前！”

1989年9月20日，拉米雷斯因为13起谋杀罪和30起其他罪名而被判死刑。肤。女子想起自己的确曾咬过男人的指尖。警方立刻收集和分析了这片皮肤，并在上面找到了斗型的指纹。

警方的电脑“近乎奇迹”地从指纹记录中找到了洛杉矶郊区“黑夜尾行者”理查德·拉米雷斯。

因为不同的警局会采购不同的电脑系统或软件，因此现在依然会出现数据库无法分享信息的问题。因此，现在已经有相关机构开始打造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指纹数据库。联邦调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已经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而英国也在2001年推出全国性的数据库。

联邦调查局位于华盛顿的全国案件信息中心（NCIC）每天会处理超过3万起指纹查询。中心可以把发现的指纹直接发送到对方的电脑中。现在，很多警车中也配备了一台电脑，这让他们可以随时查询嫌疑人的指纹。

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件

几个小时后，一名手指受伤的男子被警局逮捕。男子声称自己是在工作中受的伤，但在警方为其记录指纹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男子中指中心的部位有一块皮肤不见了。指纹专家最终证实，女子嘴中的皮肤和这块失去皮肤的部位是吻合的。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戴着手术手套的男子闯入了英国曼彻斯特的邮局。男子本认为戴手套会让他不会留下指纹，但在他离开邮局时，他随意地扔下了手套。在把手套翻过来后，警方获得了男子的全部指纹。

在一起美国的案件中，警方在河上找到了一具漂浮的尸体。女性死者被人折磨、强奸和谋杀。警方把女子的衣物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实验室中的一名专家注意到了女子紧衣裤上有一个奇特的花纹。在仔细检查花纹后，专家发现紧衣裤上被烫上了指纹。在阅读了案件的细节后，专家了解到女子在死前曾被凶手用一把烤热的刀折磨。专家认为凶手应该是把女子的紧衣裤脱了下来，并隔着紧衣裤握紧了刀把。被烫化的紧衣裤上留下了凶手的指纹。根据这一证据，警方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

英国国家指纹库收集了近500万份指纹记录。这些记录已经被数字化，这使得图中人们亲自去寻找指纹记录的行为成为历史。

犯罪档案

伯蒂·曼顿

1943年11月19日，两名下水道工人在英国南部卢顿的利河找到了一个半泡在水中的包裹。在包裹里，他们看到了一名女子的尸体。女子的身体是全裸的，她的死因是头部被钝器重击。尸检显示，女子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而且怀有身孕。女子的嘴里没有牙齿，警方认为她多半戴假牙。但在尸体附近，他们没有找到假牙或其他可以帮助辨别女子身份的东西。女子的指纹也没有在警方档案中被找到。

警方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但女子头部受的伤让人们很难通过照片辨别出她的身份。在摄政街14号，伯蒂·曼顿的两个儿子对警方表示照片中的女子不是他们的母亲，而他们的母亲还活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警方未能找到任何线索，但他们从垃圾堆中找到了女子的大量衣物。1944年2月21日，警方发现了女子黑色大衣中的衬垫，衬垫上有一个染房的标签，上面写着V11247。卢顿斯科奇利染坊表示这是他们在1943年3月15日接到为女子大衣染色的订单后贴的标签。来到染坊的女子是住在摄政街14号的艾琳·曼顿。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艾琳在1943年11月18日后就失踪了。警方审问了艾琳的丈夫伯蒂。伯蒂表示照片中的女子不是自己的妻子。他同时表示艾琳在和自己吵架后离开了家中，搬到了伦敦。

苏格兰场首屈一指的指纹专家弗雷德里克·车莱尔警司来到了曼顿家中，企图找出和死者相符的指纹。在酒窖中，车莱尔找到了一个摆满空玻璃罐和瓶子的柜子。酒窖里满是灰尘，但罐子和瓶子上并没有尘土。很明显，有人细心地打扫过它们。

车莱尔仔细看了每一个罐子和瓶子。然后，“我在隐藏在最隐蔽的角落的阴影中……找到了最后一个瓶子……弯曲的瓶身上有一些灰尘。我对灰尘做了些测验……并发现上面有一个左手拇指的指纹，它和死者的指纹完全相符”。

终于，伯蒂·曼顿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被判终身监禁。

犯罪档案

詹姆斯·史密斯

在1935年4月25日的一个午后，放假的人们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的水族馆，他们都希望观赏8天前被渔民活捉的虎鲨。突然，虎鲨在鱼缸里剧烈地扭动着身体。然后，它吐出了一个有着文身的胳膊。警方请求当时正好身在悉尼的苏格兰病理学家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协助办案。“我发现胳膊被干净利落地从肩部砍断。在骨头的一侧脱臼后，软组织也被砍掉了。”胳膊血液和组织的状况意味着这个人在死之前应该曾被截肢，然后胳膊被扔进了海中。虎鲨应该正好路过那里，所以获得了一些点心。

法医学专家清理了指尖脱落的皮，以便他们可以开始记录指纹。整个工作持续了数周之久。

最后，法医学专家获取了模糊的指纹，但这已经足以让他们识别这只胳膊属于詹姆斯·史密斯，一名涉嫌贩毒的案犯。

警方并未找到史密斯身体的其他部分。在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判定“一只胳膊不代表整个身体”后，警方也无法继续调查杀死史密斯的凶手究竟是谁。

在意识到他们可能轻易地留下指纹后，很多案犯会费尽心机毁掉证据。1941年，经常化名为罗伯特·菲利普斯的罗斯科·詹姆斯·皮茨通过手术移除了自己指尖的皮肤，然后把胸口的皮肤缝了上去。这样一来，他指尖的纹路就完全消失了。然后，在皮茨之前犯罪时所留下的指纹表格和之后再次被逮捕时留下的指纹表格上，他意外地留下了下面手指关节的纹路。根据这一证据，警方成功将其定罪。

1990年，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贩毒的人。这个人的手指被切得七零八落，他把一根手指指尖的皮肤切了下来并切成了很多小块，然后移植到了其他手指的指尖上。这一举动让他的指尖成为拼图。联邦调查局专家汤米·摩尔菲尔德花了数周时间才解决这一谜团。摩尔菲尔德先是把指尖的照片放大，然后把它们切成小片，最后将小片慢慢根据另一个贩毒案件嫌疑人的指纹重新组合，并最终确认其身份。

英国曼彻斯特警局指纹部的侦缉总督察托尼·弗莱彻曾处理过一个非常令人不悦的案件。一名盗贼在潜入他人住所后偷走了很多昂贵的物品。除了到处破坏和留下指纹之外，这名盗贼还在厨房的中心留下了一坨屎，并在屎上放了很多手纸。这一做法在这种案件中并不罕见。弗莱彻写道：“我小心地把手纸拿了下来并带回了指纹部。在经过化学测验后……我看到手纸上出现了一个完美的右手中指的指纹。”

警方可以通过指纹来辨别尸体的身份，但有时这项工作会非常困难。皱得很严重的皮肤必须通过注射一种名为“组织恢复剂”的化学物质才能回到其本来的状况。如果尸体在水中浸泡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人的表皮会变软，以至于警方无法识别上面的纹路。有时候，皮肤也会因为和沙子或碎石的摩擦而部分受损。表皮也可能会被火所破坏。在这样的案件中，警方需要先小心翼翼地把表皮移除，之后从表皮下的真皮上提取指纹。

如果尸体上的指纹尚在、只是皮肤太过松软，那么病理学家可以先把皮肤移除，然后再像戴手套一样，把自己的手放在皮肤中后提取指纹。病理学家也可以把皮肤反过来，然后提取另一侧的纹路。

很多案犯希望通过戴橡胶手套来避免留下指纹。然而，很多案犯往往会把手套留在犯罪现场不远的地方。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警方可以从手套内部找到清晰的指纹。

在很多谋杀案中，案犯会企图把自己的指纹从所有物品或表面上擦掉，但他们一般很难记得每一个细节。在仔细调查现场后，警方总能找到一个被犯案者忘了的指纹（见伯蒂·曼顿的犯罪档案）。

掌纹

1927年，巴特利总督察在伦敦的苏格兰场里推广了单指纹体系。在那之后，巴特利和他的助手弗雷德里克·车莱尔探长开始了对掌纹的研究。他们发现，人的掌纹和指纹一样是与众不同的。然而，警局在一开始只会在收集指纹时捎带着收集掌纹，而不会把掌纹单独制作成档案。

幸运的是，车莱尔很快证明了掌纹的价值。1931年，一位名为约翰·伊根的盗贼在伦敦西北部的郊区十分活跃。在一次入室盗窃时，伊根把自己左手的掌纹和足以辨别他身份的部分指纹留在了玻璃桌面上。在伊根被捕后，车莱尔在收集了他的掌纹后表示这一证据是无可辩驳的，被他说服的伊根最终选择了认罪。

由于伊根的案件没有开庭，无法出庭做证的车莱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直没有机会让法院承认掌纹的有效性。但机会在1942年出现了，两名入室抢劫犯攻击了伦敦肖尔迪奇一名年迈的当铺所有者伦纳德·穆莱斯。犯案者先是用枪把打死了穆莱斯，之后打开了他的保险柜。车莱尔在保险柜门的内侧找到了一个掌纹，但警局并没有掌纹的记录。但警方很快通过调查找到并逮捕了乔治·索维罗萨。在警方证明索维罗萨的掌纹和保险柜门上的掌纹相符后，索维罗萨决定认罪，但他表示是自己的同伙山姆·达什伍德杀死了穆莱斯。在接受审判时，索罗维萨和达什伍德都拒绝做证，最后他们同时被判绞刑。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掌纹侦破的案件，但这不是唯一一次。

手套纹路

犯案者经常会戴手套，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会留下指纹。然而，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已经看到，警方可以从手术手套的内部提取指纹。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一名盗贼把一双新的塑料手套带到了犯罪现场。在他撕掉的手套的便签上，犯案者留下了清晰的指纹。

对于警方来说，能够获得这样的线索是十分幸运的。然而，警方不可能每次都这么走运。在苏格兰场指纹部任职多年，且曾担任过部门负责人的杰拉尔德·兰博恩将自己职业生涯的后半段都投入了研究手套纹路中。在1984年，兰博恩写道：

如果人们经常握门把、栏杆、大门、公交车或火车上的扶手，那么他们会在上面留下大量的汗水。如果人们是戴着手套的，手套也很快会粘上油脂和泥土。而戴手套和脱手套的行为也会在手套上留下汗水……和提取指纹的常规流程一样，警方可以通过巧妙使用指纹搜索粉末来显现手套上的油脂。手套上的油脂没有指纹那么深，也没有那么明显，但警方依然可以在发现油脂后将其记录在案。在一些案件中，油脂可以和指纹一样，用来辨识嫌疑人的身份。

兰博恩意识到，由于手套大多是批量生产的，因此警方很难证明某副手套有独有的特征。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的塑料手套中尤其明显。此类手套在指尖部分都有着同样的纹路。在仔细研究了此类手套后，兰博恩发现：

胶乳（和模具）的密合性可能是不争气的，这会破坏手套正常的图案。在图案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出现气泡……有时，之前一个手套用剩下的材料也会破坏手套图案的完整性。这些线索都对识别手套纹路十分重要。

现在警方会秘密保存指纹和掌纹记录。掌纹和指纹一样独一无二，因此警方可以根据掌纹的图案来辨别嫌疑人的身份。这个掌纹是在1963年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留下的。

犯罪档案

迈克·克拉普尔

1955年4月29日的夜晚，英国伦敦北部波特斯巴的阿尔弗雷德·克雷尔向警方报告称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在高尔夫球场附近遛狗时失踪了。狗自己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凌晨，人们找到了克雷尔夫人破碎的尸体。她被人用第十七洞的铁制发球线标记打死。现场的线索显示凶手还企图强奸克雷尔夫人，但病理学家弗朗西斯·坎普斯医生很快确认克雷尔夫人没有被性侵犯，警方在发球线标记上的血迹中找到了部分掌纹。

当时，苏格兰场只有6000个掌纹记录在案。于是，警方决定大规模搜集掌纹。

在6月底，警方开始挨家挨户收集所有在当地居住或工作的男性的掌纹。负责对比掌纹的团队会在一周内对比掌纹，在另一周恢复正常工作，以此来避免让眼睛太过疲惫。这使得很多被收集的掌纹没有按时进行对比。到了8月中旬，警方已经收集了近9000个掌纹。在8月19日，警方发现在数周前收集的编号为4605的掌纹和发球线标记的掌纹相符。这个掌纹属于18岁的迈克·克拉普尔。

克拉普尔一开始表示自己只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发现了克雷尔夫人的尸体，但他最终选择认罪。被判犯谋杀罪的克拉普尔因为数日之差而没有被判死刑——在他犯罪时，他还只有17岁。

1971年，兰博恩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辨别手套纹路的能力。在1月29日，伦敦皮姆利科的警铃惊动了警方。在来到现场后，警方逮捕了一名正企图爬过后墙的男子。男子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一名指纹专家很快在犯罪现场一个被打碎的玻璃上找到了手套纹路。

在研究了纹路后，兰博恩认为那是一个绒面手套的左手手套留下的，而且手套的表面已经受到了破坏。在警方找到了嫌疑人携带的手套后，他们发现这个羊皮手套有着绒面，而且左手手套的破坏和兰博恩的推断完全相同。虽然嫌疑人最后认罪，但兰博恩依然获得了在法庭上讲述辨别手套纹路的机会。兰博恩的证词被法院接受，手套纹路也正式成为被法院接受的证据。在后来的案件中，兰博恩成功地在涉及皮质手套、聚氯乙烯手套、塑料手套和全棉斜纹布手套的案件中做证，他的方法也被世界其他地区的警局所采用。

脚印

一般来说，警方一般不会在犯罪现场找到裸露的脚掌所留下的脚印，虽然在一些案件中，的确有犯案者会脱了鞋，把袜子套在手上。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留下指纹——很明显，他们不知道脚印也可以用来辨别身份。除了脚印之外，一些警局也会留下“耳印”，因为有些盗贼会在企图聆听室内的对话时把耳朵贴在玻璃上。

在犯罪现场找到的鞋子或靴子的印记可以成为重要的线索。图中，在案犯留下脚印后出现的明显的冰霜的痕迹让脚印更为明显。

除了裸露的脚掌留下的印记能够为警方提供重要的线索之外，鞋子或靴子留下的印记也非常重要。警方可能在泥土、沙子或其他物质中留下脚印。警方可以根据这些脚印制作熟石膏或硅橡胶模具。如果脚印是留在灰尘中的，那么警方也可以为其拍照。

1945年，纽约州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入室盗窃案。在前两起案件中，盗贼留下了左手的指纹，但警方未能找到与其匹配的记录。一年后，警方在一栋被盗窃的房子的花园内找到了一个形状奇特的套鞋留下的痕迹。警方为这个脚印制作了模具。1947年8月，警方找到了一双运动鞋留下的脚印。几日后，警方又发现了同样的脚印，并在现场发现了和1945年一模一样的指纹。

犯罪档案

开罗邮递员

在20世纪20年代，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曾担任埃及政府医疗法律方面的顾问。当时，警方在开罗郊区的沙漠地带发现了一名因为头部被枪击而死亡的邮递员的尸体。虽然警方在附近的沙漠中看不到任何痕迹，但开罗警局的负责人还是决定寻求贝都因人的帮助。“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自己熟识的人的足迹。”史密斯写道，“而且，他们可以从足迹看出，这个……究竟是在奔跑还是在行走，究竟背负重担还是轻装上阵等信息。”

贝都因的追踪者只找到了一个穿着凉鞋的男人的足迹。在顺着足迹走了40码（36.4米）后，追踪者表示那个男人在那里蹲了下来。在附近，警方找到了0.303英寸口径的步枪子弹。追踪者表示，男人在杀死了邮递员后曾走到尸体身边，然后他脱下了拖鞋，光脚跑到了路上。警方跟着一辆车留下的痕迹和四个光脚的人留下的足迹来到了六名骆驼军团成员安营扎寨之处。

第二天，这六名男人和其他军团的成员一起被带到了一片专门准备的沙地。他们被要求光脚在沙地上来回行走。根据他们的脚印，追踪者认出了凶手。然而，这一证据并不足以开庭。幸运的是，史密斯证明了地面上的步枪子弹就是从凶手的枪里打出来的。原来，邮递员和这名士兵的妹妹有不正当的关系，而士兵为了保卫家族的荣耀杀死了邮递员。

1947年11月，警方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在处理塞尼卡瀑布城一起加油站抢劫案时，警方得到了一个当时停在加油站附近的汽车的牌照号。根据这一证据，警方找到了车主。车主在承认自己罪行的同时表示住在自己附近的叔叔也参与了抢劫案。在车主叔叔的家中，警方找到了套鞋和运动鞋，也找到了符合之前记录的指纹。最终，他们承认共参与了超过50起抢劫和盗窃案。

除了会在周围留下脚印之外，入室抢劫犯也可能会踢到门——这会在门上留下清晰的脚印。这种现象在入室抢劫犯脚下穿着的是塑料底的鞋子时尤其明显。在企图搬动保险柜等沉重物品时，他们在用力时也会留下脚印。警方可以把这些脚印都拍下来当作证据。

在一起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有趣案件中，一辆车从道路上开了下来，然后撞到了一座大桥的墙上。这导致一名女子从车中摔了出来并被摔死。一名在高速路巡逻的警官发现了这辆车，并在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名失去知觉的男子。在男子醒来后，他拒绝坦白司机的身份。调查此案的警官脱下了男子的鞋子，然后把鞋子一起和油门及刹车送到了实验室里。男子的鞋子上有18条纹路，这和刹车上留下的脚印完全符合。另外，鞋子的皮子有个破洞，这和在油门下方竖出来的一个线路的位置和大小都完全符合。这名男子最后因为车祸致死罪被判刑。

轮胎痕迹

汽车在驾驶或停下时，其轮胎都可能留下痕迹。这种痕迹如同脚印一样，在破案时十分重要。地上的泥土、沙子、雪等物体都可以留下轮胎的痕迹。汽车如果经过一摊血、油漆、汽油或泥潭时也可能会留下痕迹。在肇事逃逸的案件中，被害人身上往往会留下轮胎的痕迹。

只有非直线前进或正在拐弯的四轮车或自行车留下的痕迹才是有用的。如果车辆或自行车在直线前进，那么后轮的痕迹就会盖过前轮的痕迹。这会让地面上的痕迹非常复杂，因此很难成为合格的证据。

警方可以在拍摄血迹、油漆、汽油或泥潭中的痕迹后，直接与嫌疑人的轮胎进行对比。在泥厚度均匀的情况下，警方还可以估算轮胎下压的程度。但警方只能在犯罪现场进行估算，而且泥土很难作为证物保存。

如果轮胎的痕迹形成了清晰的印记，那么警方不但可以看到轮胎的痕迹，还能够看到痕迹保留的状况。一般的印记都是三维的，因此警方很难用相片将其立体地记录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会选择模具。在湿土或黏土上的印记可以用熟石膏或各种硅橡胶混合物来制作。在制作模具之前，警方会先喷一些硅胶喷剂，这会防止泥土和模具制剂混在一起。干地或沙子中的印记需要先用虫漆液或类似的塑料物体制作模型，然后再用石膏制作模具。雪地中的痕迹一般都很模糊，因此警方在制作虫漆模具前会先用滑石粉清理现场。

法医学实验室会将各个生产商生产的各种尺寸的轮胎纹路保留在档案中。轮胎的痕迹能够告诉警方汽车的磨损程度、车上承载的重量，甚至关于车轮位置和悬挂系统的信息。

现代轮胎往往需要复杂的工艺才能制造出来，但警方最注意的部分往往是轮胎的胎面花纹。每家生产商都有独特的胎面花纹，他们都声称自家的胎面花纹有牵引特性、防滑或有其他优点。每家公司都会为汽车、卡车、摩托车、自行车生产不同的胎面花纹。根据这些公司的“胎面花纹档案”，警方可以很快识别路面的胎面花纹属于什么型号的车辆。

1990年3月31日，警方在英国南伦敦布里克斯顿找到了基尼·库本的尸体。库本是被勒死的，但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搏斗的痕迹。因此，他们断定库本的尸体应该曾被搬动过。这样一来，尸体附近不远处的轮胎痕迹就成为破案的关键。

警方眼中的第一嫌疑人是死者的丈夫维杰·库本。法医学报告显示，汽车左前方的轮胎是邓禄普生产的，右前方的轮胎是固特异生产的。库本的沃尔沃车有三个邓禄普的轮胎和一个固特异的轮胎。这个固特异的轮胎是在3月30日才刚刚安装的。经过对比后，警方发现现场上的轮胎痕迹和库本的沃尔沃完全吻合，但这不足以证明这个痕迹就是沃尔沃留下的。于是，警方决定调查和库本的固特异轮胎一起生产的其他轮胎。

制作库本使用的固特异轮胎的铸模只有12个，而这12个铸模中只有2个铸模的花纹和现场的花纹完全相符。此类花纹的轮胎大部分被出口到荷兰，只有少量在英国本土使用。

如果一切都是巧合，那么这意味着还有一辆和库本车型相同的沃尔沃的左前方安装着邓禄普的轮胎，在右前方安装着固特异的轮胎，并且在3月30日附近在伦敦出没。从概率上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库本5岁的儿子告诉警方，自己的父亲在犯案当天的午夜到凌晨5点之间曾外出后，警方终于获得了铁证。

法医学专家可以从轮胎的痕迹中了解包括轮胎使用时间在内的许多关于轮胎和车辆的信息。从印记中，法医学专家往往还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根据车辆型号的不同，轮胎的宽度也各有不同。法医学专家可以通过测量痕迹或印记的深度来计算轮胎的磨损程度。法医学专家还可以通过轮胎的宽度计算车辆是否载物。车辆悬挂装置的不平衡可以导致轮胎痕迹的不均衡。法医学专家也可以通过痕迹看出车辆前方的轮胎是否被调整在正确的位置。最后，法医学专家可以检查嫌疑人的轮胎是否和地面的痕迹有着同样的损伤。

[1] 叶森德比，每年在英国叶森马场举行的赛马比赛。——译者注

第九章 血中的证据

人的身体内一般有10品脱（6升）血。很久以前，人们就意识到血液和生命力息息相关，但直到1616年，威廉·哈维才明确指出心脏跳动和血液循环之间的联系。在那之后不久，医生就开始琢磨是否能够为得病或垂死的人补充血液。然而，除了极少几个幸运的人之外，大多数输血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19世纪，奥地利生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才明白这些尝试为什么会失败。

红细胞里有一种名为抗体的物质。抗体的本质是对抗传染和疾病。兰德斯坦纳发现，根据两种特定的抗体存在与否，人的血液类型可以分为四种。兰德斯坦纳是这样将血液类型分类的：

A型血：有A抗体，没有B抗体

B型血：有B抗体，没有A抗体

O型血：A抗体和B抗体都没有

AB型血：同时有A抗体和B抗体

所有人（和所有灵长目动物）的血液都被分成这四大类。人的血型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在不同的社会，血型的比例也会有所不同。在英国，A型血的比例约为42%，B型血的比例约为8%，O型血的比例约为47%，AB型血的比例约为3%。在美国，A型血的比例约为39%，B型血的比例约为13%，O型血的比例约为43%，AB型血的比例约为5%。

只有当两个人血型相同时，输血才能成功。如果人被输入了类型不同的血液，红细胞会开始黏合。这种现象在显微镜下非常明显。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血液有不同的抗体，而不同的抗体会黏合在一起。

法医学专家现在已经有近2 0种将血液分类的方法。但在DNA分析中，红细胞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红细胞不含核。在这张照片中，一个白细胞的核被染成了紫色。只有白细胞可以被用来进行DNA鉴定。

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血液有不同的抗体，而不同的抗体会黏合在一起。

辨别血型

从一开始，人们就意识到辨别血型对法医学来说非常有实用价值。比如，如果警方在一名O型血的嫌疑人的衣服上找到了和被害人一样的A型血，那么嫌疑人很有可能（虽然警方依然还不能确定）是沾到了被害人的血。如果警方在利用其他体系辨别血型，那么他们还可以再次缩小调查范围。

假设人群中47%的人是O型血，而O型血

的人中有36%的人血液里会有结合珠蛋白-2。在这些人当中，5%的人的血液里会有PGM-2酶。那么，100万人中，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人为47×36×5=8460人，也就是说每1000人中只会有8人符合条件。

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1616年确认了血液循环的原理。

事实档案

兰德斯坦纳会利用离心机让血细胞和液体（血清）分离。之后，他会把来自其他人的血细胞注入血清中。兰德斯坦纳发现，这样做会产生两种可能：血清要么会接受血细胞，要么会排斥血细胞并开始黏合。兰德斯坦纳的实验方法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并成为血清学的根基。

兰德斯坦纳之后的研究发现了许多种将血液分类的方法。兰德斯坦纳曾把人类的血液注射到了其他动物的身上。通过这种实验，兰德斯坦纳在1927年发现了另外两种抗体。兰德斯坦纳把其中一种抗体分类为M、MN及N，并把另外一种抗体归类为P。在美国利用猕猴进行实验时，兰德斯坦纳和A. S. 维纳一起在1940年发现了猕因子。在兰德斯坦纳之后，其他研究者又发现了更多抗体类型。

近年来对血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血型中能够执行特定功能的酶和蛋白上。

血清学家会利用电泳来测试血液中是否存在某种酶或蛋白。首先，研究者会先把棉花泡在血中，然后在玻璃板上将棉花压到薄薄的凝胶涂层上。最后，研究者会让玻璃板直接通上微弱的电流。血液中不同的成分会在凝胶涂层移动，而它们移动的距离取决于它们的分子大小。在过了一定时间后，成分会分开，研究者会为不同的成分用特定的试剂染色。这会让凝胶涂层上出现不同颜色组成的条纹，这种条纹和我们在店里看到的条形码很相似。研究者也会用类似的方法进行DNA鉴定（见第十章）。

虽然DNA鉴定正在迅速取代血型鉴定，但很多实验室依然会进行血型鉴定的工作。这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血型测试往往足以淘汰一起谋杀或袭击案中的大量的嫌疑人。在很多亲子鉴定中，专家也会进行血型测试。但是，血液中的一些成分会因为炎热和干燥而被破坏，另一些成分则会被光线破坏。

1925年，有专家发现了一个关于血型的重大发现。人体的分泌物——包括唾液、精液、尿液、汗液以及其他液体等——80%都和血液相同。因此，即使警方没有在犯罪现场找到血液，他们也可以用其他液体来辨别嫌疑人的身份。

1949年，两名英国科学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细胞是有区别的，其中白细胞和口腔黏膜的细胞的分别尤其明显。女性细胞的细胞核中有暗色的巴氏体（以其中一名科学家命名），男性细胞的细胞核中没有巴氏体。

奥地利生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第一个发现人的血型可以分为四类，他也因此成为现代血清学之父。后来在美国进行研究时，兰德斯坦纳还发现了其他将血液分类的因素，如猕因子。

如果警方在犯罪现场或嫌疑人身上发现污迹，他们需要首先判断那是否是血迹。警方可以进行很多测验来判断那是否是血迹。卡麦测验即其中的一种测验方法。卡麦测验可以用来发现污迹中是否有过氧化物酶。如果有的话，那么这就证明污迹确实是血液。实验者会把污迹用潮湿的过滤纸进行提取，然后将其泡在酚和过氧化氢的混合液体中。如果呈现的是粉色，那么这意味着污迹中含有过氧化物酶。在过去，这一测验也会使用联苯胺。如果污迹中含有过氧化物酶，那么其就会呈现蓝色。但在发现联苯胺可能致癌后，已经没有人再使用这种化学物质。

在知道污迹是否是血液后，警方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到底是来自人的血液还是来自其他动物的血液？1901年，一位名为保罗·乌伦胡斯的生物学家发明了一个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测验。乌伦胡斯发现，如果他把鸡蛋中的蛋白注射到兔子中，之后把兔子的血清和蛋白搅拌在一起，鸡蛋的蛋白会脱离清澈的液体，形成浑浊的沉淀素。兔子的血会因为鸡蛋的蛋白而产生抗体，并会产生类似红细胞黏合的反应。利用这一原理，实验者可以为各种动物的血液制作血清。

现在，实验者在进行沉淀素测验时，会先把血液滴在涂满凝胶的玻璃上。之后，某种特定的血清会被放在血液旁边。通过凝胶传递的微弱电波会让血液和血清相互靠近，这会让两者之间产生沉淀素。这种测试十分敏锐，实验者甚至还曾用已经干了15年以上的血液进行过测验。有些实验者还将这一测试应用到古代木乃伊留下的人体组织上。

图中是分析血液样本的一个阶段。血清专家可以分辨血液是来自人类还是动物，可以判断出人的性别，并可以通过各种测试大幅缩小搜索范围。

现代血清学已经发明了自动系统。实验者可以在提供血液样本的几分钟内对血液完成各种测验。一名科学家指出，他甚至可以分辨自己双胞胎女儿的血液，因为他的一个女儿得过水痘，另一个女儿则没有得过水痘。

现代手段让血清专家可以分辨血液是来自人类还是动物，可以判断出人的性别，并可以通过各种测试大幅缩小搜索范围。虽然警方很难仅凭血液测验就让嫌疑人被判刑，但血液测验依然是警方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卡麦测验可以分辨污迹是否是血迹。在图中，实验者正要把酚和过氧化氢的混合液体滴在过滤纸上。如果出现粉色，那么这意味着污迹就是血液。

血迹

在暴力谋杀案的犯罪现场往往会有大量血液。警方不但在被害人身上和凶器上找到血液，他们也可能会在四周甚至房顶上找到血液。约翰·格莱斯特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曾将溅出的血液分为六大类。

犯罪档案

格雷厄姆·巴克豪斯

格雷厄姆·巴克豪斯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在马路上。

格雷厄姆·巴克豪斯在继承了父亲在英国科茨沃尔德霍顿村的农场后，放弃了自己的理发生意。但巴克豪斯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擅长务农，很快开始亏损。虽然有一个结婚10年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但巴克豪斯天生就是一名花花公子。他的所作所为让霍顿这个美丽的小村庄的很多人感到愤慨。

1984年春天，巴克豪斯向警方报告称有人在威胁他的生命。没多久，巴克豪斯雇用的牧羊人发现一只羊头被插在围栏上，羊头上还插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你是下一个。”4月9日清晨，巴克豪斯把汽车借给了妻子。在妻子转动钥匙后，汽车爆炸了。巴克豪斯夫人没有死，但身受重伤。爆炸专家发现汽车里有一个自制炸弹。在发现对巴克豪斯的威胁似乎确有其事后，警方为农场安排了一名全职警官进行看守。

在回答警方的问题时，巴克豪斯表示他曾经和很多男人的妻子发生过不伦的关系，他们都有动机想要杀死他。巴克豪斯还提到与自己的一名邻居科林·贝德尔·泰勒曾因为道路的使用权而发生过争执。

在爆炸发生9天后，巴克豪斯让看守农场的警官回到了警局。之后，巴克豪斯在农场里安装了一个和距离农场颇远的警局直接连接的警报器。4月30日晚，警报器发出了警报。在警方来到农场后，他们发现巴克豪斯躺在一摊血中，他的脸上和胸口处都有深深的划痕。在他身边有一把猎枪，而在楼梯附近躺着被近距离射杀的贝德尔·泰勒的尸体。贝德尔·泰勒的手中拿着一把特制的刀。巴克豪斯告诉警方，贝德尔·泰勒在厨房中用刀攻击了自己。为了自卫，他拿起了猎枪杀死了贝德尔·泰勒。

分析现场血迹的内政部法医实验室的杰弗里·罗宾逊发现了第一个显示巴克豪斯可能在说谎的线索。现场的血滴是圆形的，这意味着巴克豪斯在流血时要么站着不动，要么是在以缓慢的速度移动。如果如巴克豪斯所说，他和贝德尔·泰勒曾激烈地打斗，那么血迹应该四溅并形成叹号的形状。

除此之外，一些厨房的椅子倒在了血滴上，有些椅子还沾上了血迹——但是，巴克豪斯的猎枪上没有血迹。最后，贝德尔·泰勒是躺在厨房的另一端的，但在他的尸体和巴克豪斯之间没有血迹。罗宾逊认为巴克豪斯很可能是站在厨房中伪造了自己的伤口。

1984年5月13日，巴克豪斯被警方逮捕并因为涉嫌谋杀贝德尔·泰勒和企图谋杀自己的妻子而被起诉。在做证时，病理学家威廉·肯纳德医生表示：“伤口可能是他人造成的，但前提是巴克豪斯必须站在那里，在攻击者用刀砍在他肩膀和大腿时一动不动。”

法庭发现，巴克豪斯作案的动机是因为债务。他欠银行超过7万英镑，而在1984年3月他刚刚把妻子的人寿保险增至10万英镑。在被判有罪后，巴克豪斯的惩罚是连续两个终身监禁。

警方正在清理巴克豪斯夫人汽车爆炸后留下的残骸。

法医学专家正在展示巴克豪斯自称曾受到的威胁信。“你是下一个”的字样被写在了一张撕下的纸张上。纸张上还有前一张纸上涂鸦所留下的印痕。在警方搜查了巴克豪斯的办公室后，他们发现了笔记本以及另一张纸上的涂鸦。

警方一般会在表面找到血滴。这些血滴基本上是圆形的，其形状取决于血液落下时的高度。从高处掉下来的血滴往往更有可能四溅并形成星星的形状。

血花是血液在空中飞过、之后以某种角度落在物体表面上时形成的。在被害人被凶器击中的情况下，血花最容易出现。血花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叹号。叹号的长度往往代表着血花溅出的距离。

喷出的血是被害人还在跳动的心脏所造成的。当被害人的主血管被切断时，压力会让血液喷出去很远。血液会因此溅到墙上和天花板上，并有时会溅到凶手的身上。

一摊血是被害人不断流血所形成的。警方从一摊血中可以看出被害人是否挣扎着移动了身体，或是否曾被凶手移动。

血迹会告诉警方尸体是如何被移动的。如果凶手是拖着尸体的，那么血迹会被抹在地面。如果凶手背起了尸体，那么血会不断从尸体上滴下来。

在谋杀案和攻击案中，犯罪现场的血迹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华盛顿附近匡提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法医学血清实验室。

血迹的不同形状能够提供很多的线索。血滴（左上角）是直接掉到表面上的，其形状会因为高度而有所不同。图中的血迹分别是从1英尺、3英尺和6英尺（0.3米、0.6米和0.9米）的距离掉下来的。血花（左下角）是血液在空中飞过、之后以某种角度落在表面上时形成的。常见的“叹号”的长度往往代表着血花溅出的距离。

犯罪档案

路德维希·苔丝诺

1900年7月1日，一对年轻的兄弟从德国波罗的海岸附近的鲁根岛失踪了。在第二天，人们在当地的树林里发现了他们被掏空和切碎的尸体。一个名为路德维希·苔丝诺的木匠成为嫌疑人，警方还在他的靴子上和衣服上找到了暗色的污渍。苔丝诺表示污渍是植物染料，但当地的治安官记起了三年前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奥斯纳布吕克发生的一起类似的案件。两名年轻的女孩被人以同样残忍的手法杀死了。一名嫌疑人在接受审问时表示自己身上的污渍是植物染料——而那名嫌疑人正是路德维希·苔丝诺。

治安官还得知，在谋杀案发生的三周前，一名农夫曾看到一名男子从自己的牧场逃走。后来，农夫发现自己的七头羊都被砍成了碎片。在看到苔丝诺后，农夫表示他就是那天逃跑的男子。苔丝诺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此时保罗·乌伦胡斯已经将自己的研究公之于众。警方邀请他分析苔丝诺身上的污渍。1901年8月，乌伦胡斯的报告称苔丝诺身上的污迹是来自人类和羊的血迹。被公众称为“疯狂的木匠”的苔丝诺在被判有罪后，于1904年被处决。

人类的细胞核中都有46对染色体，每个染色体又是由基因组成的。染色体是由DNA和蛋白形成的核蛋白。在这张微型图中，我们看到的是被染成深红色的染色体，而其中的DNA则被染成了发光的黄绿色。

第十章 DNA鉴定

自1984年以来，历史上最确切的身份辨别技术一直在不断完善。这一技术就是DNA鉴定。虽然在DNA鉴定发展初期，对于这项技术的有些宣传言过其实，但现在DNA鉴定已经成为犯罪调查、亲子鉴定、家谱鉴定等方面的重要工具——一些科学家甚至利用DNA技术来研究远古时代动物的进化。和需要完整指纹或掌纹的指纹辨别技术相比，DNA鉴定只需要几个细胞即可完成。

DNA指的是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在身体里任何有核的细胞中（包括身体组织、骨髓、发根、牙髓、精液、白细胞、唾液和尿液等）都能找到组成基因的DNA，但在没有核的白细胞里，DNA却不存在。发现DNA以及了解其分析结构的过程十分引人入胜，但我们不需要在这里阐述细节。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适当地简化了对DNA结构和功能的描述。

DNA分子是由长链反向平行盘绕形成的双螺旋结构。长链是由交替的磷酸盐（P）和糖脱氧核糖（S）组成的。长链的中间部分有两个“碱基”，它们直接和糖分子相连。这四个碱基分别是腺嘌呤（A）、胸腺嘧啶（T）、胞嘧啶（C）和鸟嘌呤（G）。每个长链各有两个碱基，但腺嘌呤只能和胸腺嘧啶连接在一起，胞嘧啶只能和鸟嘌呤连接在一起。因此，一段DNA的组合可能是S-A-T-S、S-T-A-S、S-GC-S或S-C-G-S。人类的DNA约有30个这样的组合。

在分子分裂时，两个长链会分开，然后再去组成新的DNA分子。每个DNA都是磷酸盐、糖和碱基组成在一起而形成的，这个组成被称为核苷酸。每个基因都是由核苷酸组成的，核苷酸不同的排列方式会形成不同的氨基酸和酶。氨基酸和酶会控制身体新陈代谢的一部分，并且会决定身体的特征，如眼睛和皮肤的颜色以及血型等。除了同卵孪生的双胞胎之外，没有两个人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

全球科学家做出贡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旨在绘制全部人类基因的谱图。

每个人很多遗传的基因配对（长链连环的基因）都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大多数人天生就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两只胳膊。这是人类物种所有的纲特征。如果父母提供了同样的基因，那么后代就会继承他们的特征。如果父母提供了不同的基因，那么会有一个人的基因是“显性”的。比如，一个继承了两只蓝色眼睛基因的孩子也会是蓝眼睛，但如果孩子的父母一个人是蓝眼睛、一个人是棕眼睛，那么孩子的眼睛会是棕色，因为棕色基因是显性的。人就是这样遗传了自己人种的特性。

酶能够促进身体里数以千计的复杂化学反应。生物学家发现有的酶会把DNA切断。这些细菌产生的限制性内切酶旨在防御外来的DNA和病毒。

DNA长链是由交替的磷酸盐和脱氧核糖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去计算磷酸盐和脱氧核糖的前提下，仅凭碱基的组合就计算出一段DNA来。比如，DNA的碱基顺序可以是：

T-A-T-G-G-C-C-C-C-T-A-T-T-A-C-G-C-G-T-TT-A-G-G-C-C-T-T-C-G-A-T-T-A-T-A-C-C-G-G-G-GA-T-A-A-T-G-C-G-C-A-A-A-T-C-C-G-G-A-A-G-C-TA-A-

限制性内切酶会把DNA切成不同长度的小段。之后，科学家可以利用“印迹杂交”将DNA小段的长链分开。在图中，DNA在两个不同的节点被限制性内切酶切开。

犯罪档案

林黎云

彭增吉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郡，他来自中国台湾。1993年8月18日，他前往纪然冰的家中。纪然冰为彭增吉生了一个男孩，他们为他起名纪启威。在来到纪然冰家中后，彭增吉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纪然冰靠在沙发上，坐在一摊已经干涸的血迹中。纪启威也在婴儿床里被人勒死了。在警方到达现场后，彭增吉把自己在现场找到的一枚扣子交给了警方。扣子应该是从一个女子的衣服上掉下来的——但扣子并不属于纪然冰。

警方的第一判断是强奸：纪然冰的内裤被脱了下来，而且她被刀刺中了至少18次。阴道拭子显示纪然冰体内没有精液，但这不足以证明凶手没有企图强奸纪然冰。纪然冰左臂的一个圆形痕迹也支持强奸的推理：那是一个咬痕。警方从咬痕上收集了口水。

彭增吉成为案件的嫌疑人，但他看似是无辜的。之后，警方发现彭增吉的妻子林黎云刚刚从台湾来看望丈夫。在警方拜访了林黎云几次后，林黎云同意让警方搜索自己的衣物以确定扣子是否是林黎云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但他们发现林黎云把自己的衣物、内衣和鞋子都切成了碎片，并装了足足两大包。

感到羞愧的彭增吉表示，去年林黎云曾突然造访橘子郡，并发现自己已经同纪然冰同居。林黎云在一怒之下毁掉了纪然冰的衣物。在了解林黎云的脾气可能随时失控后，警方认为她是此案的第一嫌疑人。一名牙科医生用蜡制作了林黎云的牙齿模具。模具和照片中纪然冰胳膊上的咬痕相符，但这一证据不足以证明林黎云就是凶手。

与此同时，警方对口水进行了PCR分析，这一分析能够将嫌疑人的范围缩小80%。在进行PCR分析期间，林黎云回到了台湾。在她离开美国之前，警方没有收集对比所必需的血液样本。然而，一名法医学专家记起了为林黎云制作的牙齿模具，他认为上面可能留有足够的口水。结果显示，林黎云确实属于可能犯罪的20%的人群，但这也不足以确定她就是凶手。

警方又进行了第二次PCR分析进行排除。这一次分析显示林黎云的口水和之前咬痕的口水是吻合的，而分析的错误率只有1/200。两次分析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林黎云不是凶手的概率是20%乘以1/200，也就是千分之一。

咬痕中的口水也足以让警方进行更为准确的RFLP的DNA鉴定。为了让林黎云回到美国，警方通知彭增吉，林黎云唯一能够洗清嫌疑的方法就是提供血液样本。不知道警方正在准备进行DNA鉴定的林黎云同意回到橘子郡。第一轮的RFLP分析花了近一周时间。在此期间，确信自己没有在现场留下血迹的林黎云回到了美国。DNA鉴定确定了口水属于林黎云，她也在1994年1月7日因为涉嫌谋杀被捕。

限制性内切酶可以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切断DNA。美国法医学实验室经常使用的限制性内切酶源自埃及嗜血杆菌（Hae Ⅲ）。这个限制性内切酶会在发现以下顺序时切断DNA：

-G-G-C-C-

-C-C-G-G-

如果如此切割，那么我们之前的DNA会变成：

-C-C-T-A-T-T-A-C-G-C-G-T-T-T-A-

-G-G-A-T-A-A-T-G-C-G-C-A-A-A-T-

另一种源自Hae I的限制性内切酶则在发现以下顺序时切断DNA：

-A-G-G-C-A-

-T-C-C-G-T-

最近宣布即将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旨在绘制全部人类基因的谱图并将基因排序。在图中，一名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正在利用投影显微镜研究人类染色体的基因结构。

犯罪档案

达德利·弗莱尔

坚持不懈的法医学调查帮助纽约警方找到了在3周内强奸并勒死3名女性的凶手，但DNA分析帮助警方提供了关键证据。

1990年10月7日清晨，人们在曼哈顿中区两个酒店之间的小道里找到了34岁的时尚设计师路易丝·卡普兰的尸体。躺在垃圾之间的尸体很明显被强奸过：卡普兰的大腿和外阴部位有大量的挠痕。一名法医专家还表示，尸体上还有“大量的精液”。在被强奸后，凶手徒手勒死了卡普兰。这是过去23天内在曼哈顿同一地区发生的第三起类似的案件。

警方发现卡普兰的车停在尸体45码（约50米）外的地方。证据显示有人曾在车中搏斗过。后座的痕迹显示有人曾坐在那里。警方认为那多半是在车中等待卡普兰的凶手。卡普兰从车中逃了出来，但凶手在小道上抓住了她。在经过一番勇敢的搏斗后，卡普兰最终被凶手制伏。

从之前的两起案件中，警方已经进行了DNA分析。结果显示，两起案件的凶手多半是同一人。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警方未能从对卡普兰身体中的精液的测试中获得任何信息。然而，在卡普兰犯罪现场的大量垃圾中，技术人员找到了一条被揉成一团的手绢，手绢里沾满了鼻涕。通过显微镜，技术人员发现里面有大量适于提取DNA样本的白细胞。结果显示，鼻涕中的DNA和前两起案件中找到的DNA相符。

在对卡普兰的汽车进行仔细搜查后，警方在后座的地毯上找到了一个清晰的尘土形成的鞋印。鞋底上有很独特的螺纹。在后座垫子的缝隙中，警方找到了大量暗蓝色的纤维。另外，警方还在内部车顶找到了奇特的针刺图案。

几天后，警方发现，两周前一起酒铺抢劫案的现场找到了相同的鞋印。之后，一名警官表示他见过针刺的图案，那是一个帽徽的图案：“那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帽子，应该是某家公司保安的服饰。”警方认为，他们找到的蓝色纤维也多半是保安蓝色棉质制服的碎片。在两天之内，一家布朗克斯的原材料制作商找出了布料，并向警方提供了纽约仅有的3家使用该种布料的公司的名称。

根据酒铺抢劫案的安全录像，警方逮捕了3名嫌疑人。嫌疑人同意鼻拭子搜集证据。从嫌疑人身上搜集的证据被警方用来进行DNA分析。其中一个嫌疑人的DNA和之前收集的凶手的DNA吻合。法医学实验室表示，全美国只有六个人会有这样的DNA，而其中只有一个人被捕。

被捕的人是达德利·弗莱尔。他是一位在酒店上夜班的保安，并且偶尔会作为小丑在孩子们的派对上进行表演。29岁的弗莱尔有15年的偷窃和暴力罪的犯罪历史。面对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弗莱尔决定坦白，他因此被判连续三个无期徒刑。

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超过400种限制性内切酶，他们会在发现不同的顺序时切断DNA。

分析DNA片段

每个人DNA基因结构的不同，长链片段的长度也不同。这也就是说，它们的分子体积有所不同。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将分子根据体积的不同进行切割的分析方法是电泳。电泳所需要的仪器较为简单，只需要准备通着低压电流的涂着薄薄一层凝胶的玻璃片即可。DNA样本会被放在玻璃片的负端，然后分子会根据体积的不同而以不同的速度在凝胶上移动。分子会从负端直线地向正端移动，所以科学家可以同时把数个样本平行摆放以进行对比。在16个小时后，玻璃片上的DNA样本会完成切割。

凝胶电泳分析DNA片段的放射自显影。相同的片段在和放射性探针结合后移动了同样多的距离。

那么，科学家应该如何测量DNA片段的位置呢？根据埃德温·迈勒·萨瑟恩在1975年发明的“印迹杂交”，凝胶会被泡在一种能够让两个长链分开的液体中。与此同时，科学家会用塑料膜对玻璃片施加压力，从而让一个长链转移到塑料膜上去。

A、T、C、G等核苷酸碱基会和一个或多个“探针”结合。探针是一小段用其他方式获得的DNA片段，它们往往已经被放射性原子“标记”。探针中的碱基会找到片段中的相应碱基，然后结合在一起。在从液体中拿出后，塑料膜会被放在X光胶片上。探针的放射性会在胶片上成像，从而获得放射自显影。放射自显影是胶片上暗色的片段，它们看起来很像条形码。每一个片段代表着一个DNA片段。同一水平线上的片段意味着这些DNA片段有着相同的分子结构。

犯罪档案

卡拉

1998年1月，人们在巴伐利亚弗伦肯多尔夫村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找到了12岁的女学生卡拉。她虽然还活着，但已经完全昏迷。5天后，一直没有恢复意识的卡拉因为伤势过重而死。调查人员表示，卡拉是在上学的路上被埋伏好的凶手突袭和性侵犯。在卡拉企图反抗时，凶手勒住了她的脖子。在她晕过去后，凶手把她扔到了池塘里以毁尸灭迹。

警方公布了一个犯案期间在当地出没的男人的相片拼图。警方根据大量证据将一名31岁的匿名窗户安装工人锁定为嫌疑人。嫌疑人在否认自己是凶手后，先是承认自己曾在犯罪现场附近出没，之后又否认了这一说法。卡拉之死发生在另一个男人因为攻击和谋杀一名小女孩而被判刑后不久，因此她的死亡引发了公众的怒火。

警方所掌握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在池塘里漂着的大量的烟头。烟头口水的DNA和卡拉身体内精液的DNA是相符的。负责此案的法官阿道夫·库贝尔认为嫌疑人就是真凶。2000年3月，面无表情的嫌疑人被判终身监禁，而且法院建议他至少被关押15年。

将不同长度的片段混合在一起会形成“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RFLP分析是辨别DNA的常规测试之一。在美国，调查人员更习惯利用探针锁定一个基因座，因为这样获得的结果更容易解读。这一方法被称为“DNA分型”。

另一种RFLP的分析方法可以发现长链中连续出现的相同的碱基，如-T-T-A-T-T-T-A-T-T-T-A-T-。这样的片段被称为“数目可变串联重复序列”（VNTR），因为重复序列的数目有时会发生改变。1984年，英国科学家亚历克斯·杰弗里斯所谓的“DNA鉴定”指的就是VNTR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比DNA分型要花更久的时间，而且要更为复杂，因为调查人员必须用探针锁定超过一个基因座。但和DNA分型相比，这种分析方法更为精确。因为没有两个人的DNA完全相同，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经常被用来和指纹进行对比。

RFLP分析方法的主要缺点是需要较多的样本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调查人员开始使用一种名为“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酶对DNA片段进行不断复制，从而利用链式反应在短时期内复制出大量的DNA片段。一个分子核内的DNA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不断复制。在美国，很多执法机构都有PCR工具箱，而且相对缺乏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可以使用这些工具箱。不幸的是，酶只能锁定一个基因座，这意味着PCR很难对需要对比大量DNA数据的案件提供帮助。

一个DNA片段中的长链。在这个显微图中，放射性探针已经锁定了对面的碱基。

辨别身份

假设调查人员从犯罪现场的精液、白细胞或发根中获得了DNA样本，之后从嫌疑人身上获得了另一个样本（这两个样本不需要有同样的来源，比如调查人员经常会从嫌疑人的嘴中获得上皮细胞）。在发现放射自显影吻合后，调查人员是否能够确定嫌疑人就是真凶，或者他至少曾在犯罪现场出现？

犯罪档案

托米·李·安德鲁斯

第一个被DNA证据定罪的美国人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托米·李·安德鲁斯。在1986年5—12月之间，持刀进行强奸的安德鲁斯总共侵犯了23名被害人。直到1987年初，安德鲁斯还一直逍遥法外。2月22日，警方在一片玻璃上找到了他的指纹。3月1日，警方逮捕了安德鲁斯。警方有大量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安德鲁斯的第一个被害人南希·霍奇指认了安德鲁斯，安德鲁斯的指纹和在2月一起案件中找到的指纹相符，安德鲁斯的血型和从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精液所显示的血型相符。然而，警方希望获得更多的证据。在因涉嫌强奸霍奇被起诉后，安德鲁斯拿出了一个看似无法推翻的不在场证据：在案发当夜，安德鲁斯和自己的女友及妹妹在家。

助理州检察官决定从安德鲁斯的血液和精液中提取DNA样本。在审前听证会中，法官同意接受这些证据。但在检察官对辨别身份的确定性夸大其词后，辩方律师对检察官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在发现陪审团一直犹豫不决、无法得出结论后，法官宣布该次审判无效。在安德鲁斯因为2月22日的案件而被再次起诉后，法官接受了指纹和DNA证据。1987年11月，安德鲁斯被判22年的刑期。

1988年2月霍奇案第二次开庭时，检方改正了上次的失误。他们认真地准备了证据，并让专家详细解释了DNA分析方法。在被判有罪后，安德鲁斯获得了累积115年刑期的判决。

犯罪档案

科林·佩奇福克

1983年11月21日傍晚，15岁的琳达·曼在访友后没有回到莱斯特郡纳伯勒的家中。在第二天凌晨，一名前往附近精神病院工作的护工发现有一具尸体趴在草丛中。在警方来到现场后，他们发现曼已经死去。她的牛仔裤和内裤被脱下放在旁边。凶手用曼身上的围巾勒死了她。曼脚跟的泥土显示，凶手在攻击她的过程中曾将她在地上拖行。

曼在被杀死前曾被强奸。尸体里的精液显示凶手的血型是A/ PGM1+（见第九章）。在英国，有10%的男子有这一血型。大量的精液可以把这个数字缩小一些，因为这意味着凶手是一名年轻男子。警方决定将搜索的范围缩小到13—34岁的男子中。虽然警方派出了150人进行相关调查，并且有电脑分析了附近所有的性犯罪者，但调查人员一直未能锁定嫌疑人。1984年8月，警方的调查终于告一段落。

科林·佩奇福克的护照照片。他是英国最早根据DNA证据被判有罪的人之一。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1986年7月31日的傍晚，和曼同样15岁的少女道恩·阿什沃思也在回到纳伯勒家中的途中失踪了。两天后，人们在同一家精神病院附近的草丛找到了阿什沃思被藏在那里的尸体。阿什沃思也是在被性侵犯后再被勒死。两起案件手法的相似之处让警方确定凶手是同一个人。

在调查曼的案件期间，警方曾经审问了当时14岁的理查德·巴克兰。巴克兰在当地臭名昭著，比同龄人身材更为高大的巴克兰并不十分聪明。有时，他会从藏身之处跳出来惊吓经过的女子。然而，警方排除了巴克兰是嫌疑人的可能性。在1986年夏天，巴克兰的工作是在精神病院担任护工。8月8日凌晨，警方逮捕了他以进行审问。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巴克兰做出了前言不搭后语的供词。最终，巴克兰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因为涉嫌谋杀阿什沃思而被起诉——但他坚称自己不是谋杀曼的真凶。巴克兰的审判被定在11月21日。

由于警方相信两起案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他们请亚历克斯·杰弗里斯对来自巴克兰的血液、来自曼身体中的精液和来自阿什沃思身体中的精液进行DNA分析。数周后，杰弗里斯表示两起案件的凶手确实是同一人——但巴克兰是无辜的。巴克兰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因为DNA鉴定而洗脱罪名的人。

对于警方来说，这个结果无疑是个打击，但他们很快决定利用这项全新的技术来分析附近村庄所有男性的血液和口水。在这些男性自愿贡献样本后，任何血型为A/PGM1+的样本会被送到内政部位于奥尔德玛斯顿的法医学实验室进行DNA分析。在1987年1—9月期间，警方共对超过5000名男子进行了测试，但却依然没有找到凶手。警方开始面对来自内政部越来越大的压力。

真正帮助警方破案的是一起意外。一名面包房的员工在酒吧中随口提到自己有一名同事曾付钱给他，让他代替自己提供血液样本。警方的电脑资料显示，这位同事——27岁的科林·佩奇福克曾因为公开裸露而被定罪，并曾经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在调查曼一案时，佩奇福克表示自己是在案件发生后才来到该地区的。当时警方并没有DNA技术的帮助，因此无法确定佩奇福克的话是真是假。1987年9月19日，警方逮捕了佩奇福克，并把他的血液样本送到了杰弗里斯手中。结果显示，佩奇福克的DNA和凶手的DNA是吻合的，佩奇福克也因为涉嫌强奸和谋杀曼而被起诉。

在短短一天的审判后，佩奇福克被判有罪。他因为两起谋杀罪而被判两个无期徒刑，因为两起强奸罪而分别被判10年刑期。

英国科学家阿历克斯·杰弗里斯教授在1984年发明了“D N A鉴定”。在图中，他拿着一个标准的DNA扫描图。

警方必须小心处理这样的推论，因为法庭往往需要时间才能接受此类证据。关于DNA分型的结果有很多夸大其词的介绍。在介绍两个样本来自同一人的可能性时，检方必须谨慎措辞。在美国，有不止一起案件都是因为检方对DNA证据背后的统计原理不甚了解而最终不了了之。

在使用RFLP分析时，犯罪现场的样本和嫌疑人的样本吻合的可能性会因为片段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而有所改变。比如，假设警方辨别了四个片段，他们出现的频率分别是42%、32%、2%和1%。这也就是说，这四个片段同时出现在一个样本中的概率是42×32×2×1 = 2688/1000000000，也就是1/37000。

因此，使用DNA数据前，警方需要对人群中DNA片段出现的概率有所了解。目前，警方正在逐步收集这些信息。而且在很多时候，案件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社区内都居住着同一种族的人群。这意味着警方不仅需要统计全国的数据，还需要了解某个特定地区或种族的数据。不然的话，DNA数据将不会被法庭所接受。

自1998年以来，美国的联邦、州立和地方执法机构已经开始像收集指纹一样，建立DNA信息的数据库。在获得DNA样本后，警方会先把样本与已经被定罪的犯人的DNA数据进行对比。1994年的联邦DNA鉴定法只允许警方收集被定罪的犯人的DNA数据。而且，只有警方在获得法院许可后才能使用这些数据。

每个州都会收集性犯罪者的DNA数据，但每个州在是否收集关于谋杀案、抢劫案、针对儿童犯罪案的凶手的DNA信息方面有着不同的政策。一般来说，州政府不会收集犯罪的白领的DNA信息。司法部的信息显示，在17个州同时进行的一个长达3年的试验中，警方共从犯罪现场收集的DNA信息中找到了193名案犯。

血清学家正在仔细检查从犯罪现场找到的有血迹的衣物。如果血型分析发现衣物上有不止一种血型，那么“外来”的血型将被用来进行DNA分析以获得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在英国，警方一般会采取杰弗里斯发明的“DNA鉴定法”。阿历克斯·杰弗里斯表示，他的方法将两个人的DNA混淆的概率不到1/1×1030，这个数字比目前地球上的人口要高几十亿倍。最早使用杰弗里斯方法的是亲子鉴定。1987年11月，警方第一次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了杰弗里斯的方法。1987年6月，一名盗贼潜入了英国西南部布里斯托尔城外的一间房屋中，强暴了45岁的身患残疾的女主人，并偷走了她的首饰。很快，警方因为盗窃罪逮捕了一位名为罗伯特·米利亚斯的男子。之前强奸案的受害人在识别案犯时表示，他就是强奸自己的人。从女子衣物上的精液中提取的DNA“条纹码”和从米利亚斯白细胞中提取的DNA吻合。最终，米利亚斯因为盗窃罪和强奸罪而入狱。很快，警方利用这一技术又逮捕了更多的案犯。

DNA分型和指纹已经成为法医学以及古生物学等其他领域的重要工具。在1997年的春天，英国发生了一起非常有趣的案件。考古学家从萨默塞特的洞穴中找到了一个远古时期男人的头颅，他们希望通过骨头内部的DNA来确定他是否是周围居民的祖先。考古学家说服了周围的学生为项目提供血液样本，但最后的结果显示没有一名学生是这个史前男人的后代。让人震惊的是，本来只是“滥竽充数”的老师却被确定是史前男人的后代。

现在，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目前的成果已经足以根据犯罪现场找到的DNA公布嫌疑人的全部信息。

警方一般能够从这些物品中找到DNA鉴定所必需的样本以发现强奸犯。这些物品分别是（从上到下）：和棉絮一起夹杂在梳子上的阴毛，被撕破的女性内裤上的血迹和精液，衣物上的精斑以及血液样本。

犯罪档案

杰克·阿特维格

1994年，瑞士伯尔尼法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曼弗雷·德霍希梅斯特被要求对一根头发进行DNA分析。这根头发是在一起涉及捷克妓女的谋杀案的涉案汽车中找到的。因为只有一个发根，德霍希梅斯特先对样本进行了PCR处理。德霍希梅斯特手中的证据是找到国际连环杀手的第一步。

捷克斯洛伐克警方经过调查后确定，车辆属于杰克·阿特维格。阿特维格是德国人，他曾因为谋杀罪而入狱。在狱中，他开始写作，并出版了一本书和数部话剧。阿特维格因此成名，在出狱后，他成为一名记者。

与此同时，奥地利警方正在调查数名女子的谋杀案件。这些女子的尸体都被扔在了维也纳附近的树林中。奥地利警方很快意识到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而且作案手法和在捷克斯洛伐克及瑞士发生的案件十分相似。在这些案件发生期间，阿特维格都曾在当地出现，他甚至还就发生在维也纳的谋杀案采访了当地的警察局局长。

在发现凶手的头发后，警方获得了搜查阿特维格公寓的许可。警方在公寓中发现了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餐厅的菜单，还发现了阿特维格与洛杉矶警局数名女性工作人员的合影。

负责调查此案的奥地利警官恩斯特·盖格立刻联系了洛杉矶警局。洛杉矶警局表示，1991年7月，阿特维格曾在当地破旧的酒店里待了一个月。当时，阿特维格表示自己正在为德国影响力颇大的杂志撰写关于卖淫的文章。在此期间，警方在路边发现了3名被人用自己乳罩勒死的妓女。所有的被害人在被杀前都曾被人看到在阿特维格出没的酒店附近活动。

奥地利警局决定利用联邦调查局的VICAP数据库（见第十六章）。负责输入欧洲谋杀案信息的特工格雷格·麦克莱利发现有4起案件和这些欧洲案件很相似——其中3起案件都是在洛杉矶发生的妓女被乳罩勒死的案件。

在审判阿特维格时，检方表示阿特维格曾因为类似的谋杀入狱。在他出狱后略微超过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欧洲三国和美国共杀死了11名女性。阿特维格最终因为其中的9起案件被判有罪。在宣判公布后数小时后，阿特维格被发现死在了监狱中。他勒死了自己。

在两年间，杰克·阿特维格在美国和欧洲的三个国家共杀死了11名女性。

第十一章 毛发证物

在凶手能够在犯罪现场留下或从犯罪现场带走的所有证据中，毛发和纤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很多案件中，很容易就可以进行辨识的毛发成为重要证据。除了人类的毛发之外，调查人员也可能会在犯罪现场找到动物的毛发、丝绸、粗纺毛织物、矿物纤维石棉以及来自衣物、地毯、绳索、粗麻布等物的各种人工纤维。

很多年前，人们就意识到了毛发对犯罪调查的重要性。法国的科学家在1857年就发布了相关话题的文章。1931年，约翰·格莱斯特发表了《从医学和法学角度分析哺乳动物的毛发》。直至今日，这仍是相关领域的经典。

除非被火、硫酸、碱毁坏，不然毛发在尸体开始腐烂后依然会存在很长时间。有时候，毛发还会粘在凶器上。在人活着的时候，头发会以平均每周0.09英尺（0.25毫米）的速度生长。男人的胡须比头发的生长速度要快很多，体毛的生长速度则要慢很多。

在人死后，毛发会停止生长，但皮肤（特别是脸部皮肤）的萎缩会让毛发看起来更显眼——因此才会有传说称人在死后也会长胡子。

毛发一般是从皮肤中的毛囊生长的，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一般是角蛋白）。从侧面来看，毛发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毛囊中的毛球、发干以及发尖。从显微镜中看到的毛发的横断面也分为三部分：外层重叠的表皮，让毛发有颜色包括色素颗粒在内的皮质，以及空心的髓质。

皮肤毛囊中长出的毛发。这张显微照片显示了三个标准的毛囊和皮脂腺。在左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毛球。

在分析人类毛发和动物毛发时，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表皮纹路的区别。所有的法医学实验室都有表格能够帮助调查人员迅速识别毛发。在辨别个人时，包括色素颗粒在内的皮质非常重要。根据外表特性的不同，髓质可以是连续的、中断的或碎片的——极少数人甚至没有髓质。

人类头发的微型照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头发是圆形的，也能够看清上面的纹路。

事实档案

除了和少数猩猩毛发很接近之外，人类的毛发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同一个人的毛发也往往会在结构上有很大的区别。法医学专家将人类的毛发分为六种：

·头发：一般来说是圆形的，由于理发的原因，发尖往往是分开的。

·眉毛和睫毛：基本上是圆形的，但尖部是锥形的。

·胡子或面部毛发：比头发更硬，横断面多是三角形的。

·体毛：横断面多是椭圆形或三角形的，一般来说是弯曲的。

·腋毛：横断面是椭圆形的。

·阴毛：一般极有弹性，横断面多是椭圆形或三角形的。女性的阴毛一般比男人的阴毛更短、更硬。

法医学专家只能够估算毛发的生长时间，但有时他们可以在实验室内测量毛发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化学变化。男女的毛发区别不大，但染发、漂白、染色、弯曲的头发多半是女性的。不同人种的毛发也有很大的区别。

对比显微镜一般会用来分析两根毛发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调查人员可以把毛发嵌入固体石蜡后切成数段、然后放在显微镜载片上，以此来观察毛发的横断面。

利用显微镜对比毛发并非万无一失——实际上，对比能够获得的最佳结论就是两根毛发很相似。如果死者是被砷、锑或铊毒死的，那么这些物质会在角蛋白中出现。通过分析毛发中的一小部分，调查人员甚至能够判断出死者具体服毒的时间。被铊毒死的人的发根也会萎缩并导致毛发脱落（见第四章）。

在20世纪50年代，多伦多大学的罗伯特·J. 杰维斯医生发明了中子活化分析的技术。在被中子轰炸后，毛发中的每种物质都会放射不同波长的伽马射线。理论上来说，不同的两根毛发有着相同化学组合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人类睫毛的横切面也是圆形的，但比头发要更细、更柔。

曾担任过法国皇帝的拿破仑·波拿巴可能在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被人用砷毒死。

犯罪档案

拿破仑·波拿巴

被流放的拿破仑·波拿巴于1821年在圣赫勒拿岛死去。拿破仑的贴身男仆留下了他的一些头发作为纪念。在死前两个月，拿破仑写道：“我将提前死去，而杀死我的凶手就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和他们雇用的杀手。”从那之后，一直有传言称拿破仑是被毒死的。

在中子活化分析的技术出现后，人们决定用拿破仑的头发进行试验。虽然已经超过140年，但结果还是显示拿破仑的头发中有百万分之十的砷，这一数字远高于正常值（见第四章）。砷集中在发干这一发现显示拿破仑多半在死前四个月不断服用了大剂量的砷。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杀死拿破仑的凶手究竟是囚禁他的英国人、他的随从还是他在被流放过程中经常服用的药物。

狗毛表皮的纹路和之前人类毛发上的纹路截然不同。

事实档案

光束中的波会朝各个方向振动，但如果波遇到某种物质，其会变成“偏振光”。此时，光的振动面只限于某一固定方向。在光被折射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偏振光墨镜和照相过滤器会让光波朝某一固定方向振动。这个方向和反射的光线角度不同，从而去除眩光。

在人造的物体通过喷丝头时，其分子是和纤维平行的。如果偏振光的光束通过光纤进行照射，分子的位置会让其分为两组：一组会出现光线和纤维平行振动的情况，另一组则会出现光线在90度角的位置振动的情况。这两组会以不同的速度移动，从而出现“异相”。

由于折射率（见第十四章）是用来测量光穿过透明物质的速度的，纤维因此会有两个折射率。两个折射率之差被称为双折射值。测量双折射值能够帮助调查人员辨别纤维。

除此之外，红外光谱法还可以用来测量光线透过纤维时不同波长的吸收。这一测试的结果可以用来和纤维波长吸收参考表进行对比。这一实验需要将特定的微型仪器连接到标准的显微镜上。实验只需要极少部分的纤维。如果调查人员在进行了这项实验后还是确定不了纤维辨别的结果，那么他们可以继续进行气相色谱法分析。纤维会被加热到能够使其分解并变为奇高的温度，被分解的成分会逐一被辨别。

除了脱落之外，毛发可以从身体上拔出，或者从毛囊中割下来。毛发的样本可以用来分析血型或DNA。在未来的犯罪调查中，毛发样本或许会成为更为重要的证据。

外来纤维

织出来的毛衣或其他类似衣物会经常有纤维脱落。这些衣物也会在接触其他物质后获得“外来”纤维。即使平整的织物在瞬间和门接触后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当汽车撞到路人后，车身上也几乎肯定会留下衣物的纤维。调查人员可以用放大镜找到这些纤维，然后用胶带将其提取。

法医学专家在分析纤维时，首先会用到的工具就是对比显微镜。法医学实验室内收集了大量的自然和人造纤维。通过对比，法医学专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做出初步判断。

人造纤维的结构和自然纤维的结构大为不同。人造纤维是通过将液体通过压力压入喷丝头的小洞中形成的，因此它们比自然纤维更为光滑、更为规整。从横切面来看，人造纤维也几乎没有内部结构。

犯罪档案

约翰·弗朗西斯·达菲

1988年，英国法院判定“铁道强奸犯”约翰·弗朗西斯·达菲是杀死两名年轻女性的凶手（见第十六章）——他还强奸了超过30名被害人。对纤维进行的两项分析成为该案的关键证据。

1985年12月29日，达菲强奸和杀死了第一名被害人，19岁的艾莉森·戴。达菲把戴的尸体扔到了东伦敦克尼域的利亚河中。

在4个月后，人们找到了15岁的马瑞吉·坦普泽尔的尸体。凶手用一种奇特的卷纸制作的绳子捆住了坦普泽尔的双手。警方发现这种纸是兰开夏郡议价工厂生产的索姆亚恩牌绳子。厂家表示这种绳子是用一种奇特的宽边纸张制作的，而且厂家从1982年开始就不再生产这种绳子。

在发现了艾莉森·戴的尸体后，警方在1986年1月搜索了那附近的河岸。戴是被人们称为“铁道强奸犯”的约翰·弗朗西斯·达菲强奸后杀死的。人们在戴死后17天才找到尸体。警方派出的潜水者还找到了戴的羊皮大衣。在把大衣小心晾干后，警方从大衣以及戴的衬衫和牛仔裤上找到了可能属于凶手的纤维。

达菲终于在1986年秋天被捕。在警方搜索了达菲母亲的家中后，他们在楼梯底下发现了揉成一团的索姆亚恩牌绳子。在警方分析达菲超过30件衣物时，他们总共收集了2000条不同的纤维。结果显示，戴身上有13条纤维来自达菲的衣物。“这几乎就等于指纹。” 侦缉警长查尔斯·法夸尔在结果公布后表示。

法医学专家可以通过这些纤维是否会在不同液体中分解来对纤维进行辨别。但一般来说，一种更为常用的方法是“双折射”（见之前的事实档案）。

犯罪档案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

1908年5月29日，玛格丽特·菲儿波特被报告失踪。菲儿波特本来计划在当天午后在德国巴伐利亚南部的费尔肯斯坦谷散步，但她走后一直没有回家。第二天，人们在树林中找到了她失去头颅的尸体。在一开始，警方认为菲儿波特曾被性侵犯——她趴在地上，裙子和衬裙都被拉了起来。但尸检显示，她没有被强奸。在菲儿波特身体下找到的树叶显示，凶手应该拉着她的腿把她拖了一段距离。病理学家认为，菲儿波特应该是先被凶手勒死，然后被凶手用刀子砍下了头。

警方发现菲儿波特手中握着一团毛发。警方为此联系了曾参加过数次刑事调查的法兰克福分析化学家乔治·波普。波普表示毛发是女子的头发。当时并没有DNA分型测试，因此波普无法在找不到菲儿波特头颅的情况下判断头发是否属于菲儿波特。

警方开始怀疑当地一名以暴力行为著称的农夫安德烈亚斯·施莱歇。警方在施莱歇的衣物上和指甲里都找到了血迹。除此之外，警方还收集了其他旁证，但这些证据都不足以证明施莱歇就是凶手。

波普决定分析施莱歇的鞋子。从鞋子上不同的土层来进行判断，波普确定了施莱歇离开犯罪现场的路径。与此同时，波普还发现了和被害人裙子和衬裙材料吻合的紫色与红色棉絮纤维。

波普利用分光光度计确认了纤维的颜色以及其与被害人身上衣物吻合的事实。利用这一证据，陪审团判决施莱歇有罪。在公布宣判后，施莱歇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说出他藏匿菲儿波特头颅的地点。

犯罪档案

维恩·威廉姆斯

在1979年7月至1981年5月之间，超过20名黑人男子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被人以窒息和其他方法杀死。调查人员在这些被害人的身上找到了相同的纤维，这意味着这些人多半是被同一个凶手杀死的。佐治亚州立刑事实验室在分析纤维后发现，纤维分为两种：一种是多半来自地毯的黄绿色的尼龙，以及另一种紫色的醋酸盐。当地的一家报纸在1981年2月报道了这一发现后，凶手立刻改变了他的作案方式。他会把被害人的衣服先脱下，然后把尸体扔进河中。其中一名被害人名为吉米·李·佩恩。4月27日，警方发现了佩恩的尸体，并发现他的短裤上有一条人造丝纤维。

警方决定在查塔胡契大桥进行埋伏。5月22日晚，埋伏的警官听到了巨物入水的声音。接到通知的第二辆警车拦下了23岁的维恩·威廉姆斯驾驶的旅行车。在警方询问职业为音乐宣传的威廉姆斯时，他表示自己只是往河里扔了垃圾。威廉姆斯最终被警方放走。

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维恩·威廉姆斯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郊区杀死了超过20名年轻的黑人男性。

两天后，警方在查塔胡契河中找到了纳撒尼尔·卡特的尸体。卡特的头发里还有一条黄绿色的纤维。6月2日，警方获得了搜索威廉姆斯住所的许可。威廉姆斯的家中全部铺盖着黄绿色的尼龙。分析显示，这些尼龙的纤维和尸体上找到的纤维相符。

这一证据并不足以将威廉姆斯定罪。当地警方决定将纤维交给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双折射的结果显示，尼龙是波士顿一家名为威尔曼的公司所生产的。威尔曼公司在1967—1974年之间生产了这样的尼龙，并将其作为地毯出售给各家零售商。在辨别尼龙后，联邦调查局又找到了位于佐治亚州道尔顿的西点派普莱尔公司。西点派普莱尔公司曾利用尼龙制作了一系列被称为“卢克夏尔”的地毯，这种地毯其中一种颜色被称为“英国橄榄色”。西点派普莱尔公司只在1970—1971年之间使用了这种来自威尔曼公司的尼龙，而这些地毯被西点派普莱尔公司在包括佐治亚州在内的10个东南部州进行销售。

那么，尸体上的纤维的确来自威廉姆斯家中的地毯到底有多少概率呢？当时，仅亚特兰大一个城市就有近64万个住所。联邦调查局认为，假设地毯被西点派普莱尔公司平均卖到全部10个州，那么威廉姆斯家地毯的纤维在尸体上找到是意外的概率只有1/7792。

在警方搜索威廉姆斯的车辆时，他们发现车里地毯的纤维和从佩恩身上找到的人造丝纤维吻合。这一事件是巧合的概率只有1/3828。这意味着，两个结果同时是意外的概率为1/24000000。警方还在威廉姆斯的车中找到了紫色的醋酯纤维，这一纤维和在威廉姆斯卧室内找到的纤维以及在之前另一名被害人身上找到的纤维吻合。

虽然将这些数学概率的观念传输给陪审团并不容易，但检方共准备了40个图表和250张照片。1982年2月27日，因为涉嫌谋杀佩恩和卡特的威廉姆斯被判有罪和连续两个无期徒刑。

查塔胡契大桥。在处理一个被害人的尸体时，威廉姆斯在这里被发现并被审问。

犯罪档案

杰弗里·麦克唐纳

1970年2月17日，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军方警察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来到现场后，警方在军方医生杰弗里·麦克唐纳上尉的家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麦克唐纳的妻子柯莱特被连刺21刀而死。麦克唐纳本人被伤口流出的鲜血覆盖，他虽然还活着，但却一动不动。在床头，有人用血迹写出了“猪”的字样。在旁边的一间卧室中，麦克唐纳夫妇的一对女儿被人殴打刺杀。

麦克唐纳说自己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睡觉。半夜，他被妻子的呼喊惊醒。麦克唐纳说自己看到一名身穿深色衣服、戴着宽大黑帽、头戴金黄假发的女子带领着4名嬉皮士把自己围了起来。女子不断重复说着“迷幻剂是时尚……杀死这些猪”。之后，他们一起用刀子和碎冰锥攻击麦克唐纳，直到他失去知觉。在麦克唐纳醒来后，他发现家人已经惨死。

陆军的调查官发现了很多和麦克唐纳证词不符的证据。5月1日，麦克唐纳因为涉嫌谋杀而被起诉。然而，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犯了很多失误，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都被遗失。10月，所有的指控都被撤销。

麦克唐纳选择从军队退伍，但他日后的表现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联邦调查局重新分析了证据并在1974年7月对大陪审团做证。麦克唐纳再次因为涉嫌三起谋杀而被起诉。1974年7月16日，麦克唐纳被判有罪和连续三个无期徒刑。

麦克唐纳开始不断上诉。1992年，著名律师艾伦·德肖维茨要求对麦克唐纳重新审判。德肖维茨上诉的理由是麦克唐纳妻子的梳子上找到的金色毛发没有在审判时成为证据，而这一证据恰恰可以证明麦克唐纳关于有女人戴着假发出现在家中的说法是可信的。

联邦调查局再次对证据进行了分析。调查人员把梳子上的毛发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的。光谱法测试显示假发的原材料是莎纶，一种用于玩偶头发和拖把的纤维。联邦调查局找到两种芭比娃娃，它们的头发都是用莎纶制作而成的。联邦调查局没有证据证明麦克唐纳的女儿有这样的芭比娃娃，但他们可以确定金色毛发不是假发留下的。

德肖维茨表示还有其他纤维和毛发的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联邦调查局表示有些纤维和毛发来自麦克唐纳妻子的假发，有一些来自她的衣物，还有一些来自她的身体。最终，麦克唐纳的上诉被否决。

驻扎在布拉格堡的军队医生杰弗里·麦克唐纳上尉因为在1970年2月刺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而被判有罪。

在准备好比较显微镜、微量分光光度计和不同纤维的参考数据后，法医学专家可以较为精准地测量纤维的直径，从横切面上判断纤维的形状，测量纤维的双折射值和光谱值，观察纤维的横向特征，以及分析纤维的颜色。

上图：将天然的棉纤维与人造涤纶纤维进行对比的显微图。人造纤维较为光滑，而且没有结构。 左图：用偏振光照亮的被挤压的人造丝绸纤维。偏振光显现了纤维内部物质结构上的差别很小，但这些纤维和任何天然纤维都差别很大。

第十二章 子弹的线索

很多人都认为，检查和辨别枪支与子弹的法医弹道学是20世纪的产物。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弹道学的确经常被实验室用来分析涉及枪支和子弹的案件。但实际上，弹道学是更早之前的产物。

18世纪末的英国兰开夏郡，一位名为爱德华·科尔萧的男子被人枪杀。警方怀疑是拥有一支前装枪的约翰·汤姆斯杀死了他。使用前装枪的人需要把火药先从枪口放进去，然后塞入一张纸。之后，子弹会被放入枪口，然后还需要塞入一张纸以防子弹掉出来。对科尔萧伤口进行分析的医生不但找到了子弹，还找到了一小片纸。这一小片纸是从一张歌谱上撕下来的。警方在汤姆斯的口袋里找到了剩余的歌谱。在发现小纸片和被撕下来的部分完全吻合后，汤姆斯最终被判绞刑。

1835年，警官亨利·戈达德进行了一次颇为现代的弹道学调查。在汉普郡的南安普敦发生了一起貌似入室抢劫的案件，一名男仆还声称自己躺在床上时有人朝自己开了枪。戈达德研究了男仆手枪中的子弹，并将子弹与从男仆床头板中挖出的子弹进行了对比。所有的子弹看起来都差不多。因为铸模的问题，所有的子弹都略略突起一块。这一证据显示，案件应该是男仆制造的。最后，男仆承认是自己策划了整个事件。

1869年，法国科学家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研究了子弹。在从一名谋杀案被害人的头颅中找到子弹后，他们测试了子弹的熔点、重量和成分，并最终根据这些线索找到了嫌疑人。

0.22英寸口径的子弹穿过苹果的高速照片。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子弹如果打到人体器官后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子弹穿越苹果后留下的伤痕要更大，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肉弹出后，皮上留下的星星形状的痕迹。

辨别枪支

除了滑膛枪之外，19世纪使用的大多数枪支都是来复枪。枪杆内的螺旋槽让子弹发射后会不断旋转，这也让子弹的飞行路线更为精确。由于子弹必须比枪口略大才不至于滑出，因此在子弹发射后，螺旋槽会在子弹上留下纹路。

第一次在侦查谋杀案时利用到这一线索的是法国里昂大学法医学系的亚历山大·拉卡萨涅教授。在1889年，他证明从被害人尸体上找到的子弹上的7条纹路和嫌疑人枪杆里的螺旋槽吻合，这一案件也标志了现代弹道学的诞生。

不同厂家的来复枪类型也有所区别。枪支专家可以迅速地从螺旋槽的数量、螺旋槽的宽度以及子弹左旋还是右旋等线索中判断枪支的生产商。

不断生产枪支中的螺旋槽会导致生产商的仪器受到磨损甚至受到破坏。这意味着螺旋槽槽底会有瑕疵，而且每把枪的瑕疵都略有不同。这个瑕疵会在子弹上留下轻微的条痕。条痕会和螺旋槽平行，而且每把枪都会留下不同的条痕。因此，利用显微镜仔细分析条纹可以帮助专家判断子弹究竟源自哪一把枪。

在使用半自动或自动枪支时，现场会留下空的子弹壳——当然，细心的犯罪者会把这些子弹壳收集带走。这是因为，子弹壳也可以被用来分析子弹究竟源自哪一把枪。

来复枪枪杆里的螺旋槽会在旋转的子弹上留下纹路。即使是来自同一生产商的相同型号的枪支也不会在子弹上留下相同的纹路。弹道学专家可以根据犯罪现场找到的子弹来分析其纹路以判断子弹是否源自嫌疑人拥有的枪支。

在枪管内时，子弹会和用加固钢制作的炮栓接触。扣动扳机会导致撞针通过炮栓上的小洞击中子弹壳上的起爆管。在开枪后，巨大的压力会导致子弹壳冲向炮栓。这会让子弹壳上较软的金属留下枪支上的痕迹。这些痕迹是枪支在生产过程中或在日后的使用过程中所留下的。与此同时，撞针也会在子弹上留下痕迹。除此之外，弹出结构也会在子弹壳上留下痕迹。

如果子弹没有在击中目标后被摧毁，那么弹道学专家基本上可以利用这些证据，较为准确地判断出枪支的生产商和子弹究竟是源自哪一把枪的。如果找到了子弹壳，弹道学专家就可以判断出炮栓、撞针和弹出结构的特征。在找到枪支后，专家可以发现更多的信息。

专家可以选择分析枪杆的内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人约翰·H. 菲舍尔根据膀胱镜的原理发明了“窥膛镜”。但一般来说，专家会把犯罪现场找到的子弹和嫌疑人枪支中发射的子弹进行对比。

1900年，A. 卢埃林·霍尔发表了《子弹和武器》一书，详细阐述辨别枪支的问题。著名的美国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就是此书的读者之一。1902年，霍姆斯曾担任一个涉及弹道学知识的案件。当时，一位名为毕斯特的男子被指控开枪杀人。霍姆斯传讯了一名工匠来分析证据。工匠用毕斯特的枪朝装满棉花的箱子开枪，然后他利用放大镜向陪审团解释了犯罪现场找到的子弹和这颗子弹的相似之处。

直至今日，专家还会利用这一原理进行分析判断。由于棉花纤维也会在子弹上留下痕迹，现在专家多半会在水缸内开枪。大约6英尺（1.8米）深的水就足以让子弹停止前进。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1902年，他让一名工匠在开枪后将子弹与犯罪现场找到的子弹进行对比。在判决中，霍姆斯写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陪审团更加清晰地了解枪支会在发射的子弹身上留下条痕这一事实。”

犯罪档案

尼古拉·萨科与巴托洛梅奥·范泽蒂

1920年4月15日，两名男子躲在马萨诸塞州布雷茵特里的一家制鞋厂旁的别克车上。他们在冲下车后枪杀了两名保安人员并抢走了近1.6万美元的制鞋厂员工工资。证人说两名男子看上去像“意大利人”。证人还表示，车上可能还有另外三名男子。警方在保安人员尸体旁找到了大量8.13毫米口径的子弹壳。这些子弹分别是彼得斯、温彻斯特和雷明顿三家厂家制造的。

不久后，警方在附近的布兰奇沃特的街上逮捕了两名男子。两名男子分别是尼古拉·萨科与巴托洛梅奥·范泽蒂，他们都是意大利移民。萨科带了一把口径为8.13毫米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萨科的枪中不但装满了子弹，身上还携带着23发子弹，这些子弹分别是彼得斯、温彻斯特和雷明顿三家厂家制造的。范泽蒂也带着一把口径为8.13毫米的哈灵顿理查森左轮手枪。他身上还有4发猎枪子弹，这些子弹跟4个月前在一起失败的工资抢劫案现场所找到的子弹是吻合的。

在事发前的几年中，美国各地一直发生“无政府主义者”引发的袭击，这些袭击中使用的武器多是自制炸弹。这些袭击的根本原因是东海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核心问题是移民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逮捕两名意大利裔案犯让警方证明自己并非无所事事——但也让工人有了抗议的借口。

上图：萨科（右）与范泽蒂（左）来到法院等待审判。下图：逮捕两名“无政府主义者”所引起的诸多抗议之一。

范泽蒂因为第一起抢劫案被判有罪和15年的刑期，但萨科因为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而最终被判无罪。1921年5月31日，两人又因为南布雷茵特里的两起谋杀案而被起诉。

在被起诉前，两人的律师已经和全球各地的左翼机构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律师还成立了萨科-范泽蒂委员会。这些举动让萨科和范泽蒂看起来更像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而非他们的犯罪行为而被起诉的。

检方共传讯了59名证人，辩方则传讯了99名证人。一名检方专家表示是萨科的子弹杀死了被害人，但辩方传讯的专家詹姆斯·伯恩斯和奥古斯·吉尔则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但对于萨科来说，一个致命的证据是杀死被害人的子弹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生产商出品的。除了萨科携带的23发子弹之外，没有人能够找到其他这家生产商出品的子弹。在7月，陪审团最终判两人死刑。

针对判决，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抗议活动。辩方要求对两人重新审判。检方的专家查尔斯·范·安博利用查尔斯·韦特发明的方法对子弹重新进行了分析，并且制作了对比杀死被害人的子弹和在试验中用萨科手枪发射的子弹的照片。最终，戈达德上校在1927年6月成为了审判的中立证人。在吉尔在场的情况下，戈达德用萨科的手枪对棉花开枪。之后，戈达德用比较显微镜对子弹进行了对比。连吉尔也不得不承认杀死被害人的子弹和萨科手枪中的子弹是吻合的。“啊，原来如此！”吉尔喊道。在伯恩斯也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后，萨科和范泽蒂失去了全部希望。1927年8月23日，两人被电椅处以极刑。范泽蒂最后的遗言是：“我是无辜的。”萨科则大喊：“无政府主义永垂不朽！”

在1927年8月2 3日被处决后，为尼古拉·萨科与巴托洛梅奥·范泽蒂制作的死人面部模型。

但直至今日，对两人的判决依然充满了争议。在案件过去了30多年的1961年10月，原新泽西枪支实验室的负责人弗兰克·朱利上校率领的法医学专家团队最终确定杀死被害人的子弹和萨科手枪中的子弹是吻合的。1983年，波士顿一家电视台出资赞助的一个团队也确认了戈达德的意见。

比较显微镜

纽约州检察官助理查尔斯·韦特让弹道学成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的科学。1915年，一位名为斯蒂尔罗的德国移民因为枪杀了70岁的农夫查尔斯·菲尔普斯和他的管家而被判有罪。斯蒂尔罗被送到了兴格监狱等待接受电椅处决。1916年7月，斯蒂尔罗的律师让处决日期延缓。在那之后不久，两名流浪者承认自己才是这起案件的真凶。韦特要求纽约市谋杀小组的琼斯副巡逻长对斯蒂尔罗的枪支进行分析。琼斯的结果显示，斯蒂尔罗的枪已经十分破旧，应该已经有4—5年未曾开过枪。试验结果显示，斯蒂尔罗枪中的子弹和在被害人尸体上找到的子弹有很大的区别。最后，罗切斯特的实验室显示两颗子弹上的痕迹完全不同。斯蒂尔罗最终无罪释放。

服完“一战”的兵役后，韦特花了2年时间拜访美国和欧洲所有的枪支生产商以收集数据。韦特收集的信息最终被用于在纽约成立法医弹道局，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这一领域设立的机构。在韦特于1926年去世后，接替他成为局长的是卡尔文·戈达德上校。戈达德接受的第一个重要案件即是萨科与范泽蒂一案。

弹道学接下来的一个里程碑是韦特的合作者、化学家菲利普·O.格拉威尔发明的比较显微镜。从原理上来说，比较显微镜就是把两个镜片叠在一起。在子弹被放在比较显微镜下时，专家可以仔细对比上面的痕迹。

1929年2月14日“情人节大屠杀”发生后的现场。当时，阿尔·卡彭的属下“机关枪”杰克·麦古克伪装成警察，带领着手下屠杀了“小虫”乔治·莫兰和他的六名手下。

1929年，戈达德利用该仪器对在芝加哥“情人节大屠杀”中使用的两个汤普森冲锋枪进行了辨别。戈达德在这起案件中取得的成功让刚刚成立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J. 埃德加·胡佛刮目相看。胡佛说服戈达德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成立了科学犯罪调查实验室。在那之后不久，胡佛在华盛顿成立了联邦调查局弹道部。弹道部在日后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最为忙碌的枪支和子弹调查中心。

在英国，关于比较显微镜的新闻吸引了伦敦41岁枪支生产商罗伯特·丘吉尔的注意。丘吉尔自1912年开始就作为弹道专家在法庭做证。丘吉尔和合作者休·波拉德一直在尝试研制类似的仪器。他们研究的基础是1919年苏格兰病理学家西德尼·史密斯发明的一个非常简陋的显微镜。1927年，丘吉尔前往美国拜访了戈达德上校。在获得了大量信息后，丘吉尔在回到英国后打造了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比较显微镜。

1928年，丘吉尔第一次利用比较显微镜获得了成功。弗雷德里克·布朗和威廉·肯尼迪因为涉嫌谋杀乔治·加特里奇警官而被起诉。丘吉尔和他领导的三名陆军部专家在做证时表示，杀死加特里奇的子弹上的条痕和在试验中从布朗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中发射的子弹的条痕是吻合的。他们还表示，犯罪现场找到的子弹壳上的痕迹和布朗左轮手枪的炮栓是吻合的。四位专家表示，他们试射了超过1300把同一类型的左轮手枪，但除了布朗的手枪以外并未找到任何一把其他的手枪的炮栓是和子弹壳痕迹吻合的。布朗和肯尼迪最终被判绞刑。

布朗和肯尼迪的案件以及不久之后萨科与范泽蒂的案件都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在短短几年中，法国里昂、德国斯图加特和柏林、挪威奥斯陆以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弹道实验室。弹道学终于被主流科学界所接受。

犯罪档案

拉斯韦加斯空难

20世纪50年代，一架承载着一群赌徒的从旧金山飞往拉斯韦加斯的美国飞机在貌似毫无原因的情况下坠毁。有传闻称飞行员可能是被枪杀的。联邦调查局派遣特工比尔·马基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马基在机身上找到了数以千计的小洞。看上去，这些洞可能是0.38英寸口径的子弹所造成的。然而，确认在飞机上是否曾经开枪依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后来，在向其他特工演示寻找铅的化学实验时，马基惊奇地发现，一根有些弯曲的管道居然显示有铅的存在。马基发现这一管道是飞行员座位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马基至少证明了飞行员曾被人攻击。

枪伤和火药留下的痕迹

在加特里奇一案之前，丘吉尔曾在另一起枪击案中提供了另一种证词。1927年10月10日，一位名为伊诺克·迪克斯的盗贼拿着他的0.410英寸口径的单管枪潜入了萨默塞特巴斯附近天普勋爵所有的呼啸木林。护林主管威廉·沃克和他的助手乔治·罗林斯发现了迪克斯并追上了他。迪克斯转过身来开了枪。沃克被子弹击中，罗林斯则还击了开枪后继续潜逃的迪克斯。

在警方搜索了迪克斯的住所后，他们发现了迪克斯的枪支，并发现他的背部有大片霰弹枪造成的伤口。迪克斯表示是罗林斯开枪在先，自己则因为太过吃惊而不小心扣动了扳机。

警方希望丘吉尔能够判断出究竟是谁在什么地方开枪，以及究竟是谁先开的枪。丘吉尔在两把枪中装了和之前一样的子弹，然后相继用两把枪朝刷白的钢板开枪。丘吉尔发现，在15码（13.6米）的距离，子弹间的距离为27—30英寸（68.6—76.2厘米），在20码（18.2米）的距离，子弹间的距离为36—38英寸（91.4—96.5厘米）。从迪克斯背上和他身旁树上的子弹分析，丘吉尔认为他和罗林斯之间的距离至少有15英尺（4.6米）。如果迪克斯是在同样的距离开枪的，那么沃克身上的子弹也应该有同样的距离——但实际上沃克身上的子弹之间的距离只有4—5英寸（10—12厘米）。这意味着沃克是离迪克斯距离很近的时候被射杀的。虽然法官把迪克斯先开枪的信息告诉了陪审团，但迪克斯最终只被判犯过失杀人罪。

从那之后，对枪杀进行分析成为许多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在近距离开枪时，燃烧和未被燃烧的火药会在伤口附近形成“刺青”，并会在衣物上留下类似的痕迹。从皮肤和衣物上的遗留物，专家可以判断开枪时两人的距离和两人的位置。如果枪是直指被害人的，那么伤口几乎是圆形的。如果枪支直接接触了皮肤，或者离皮肤只有半英寸（1厘米）的距离，伤口上几乎不会有火药的痕迹。在10英尺（3米）或更远距离开枪时也不会留下痕迹。

如果子弹穿过任何物体，其会在穿梭的轨道中留下铅的痕迹。专家可以用化学试剂来测试铅的存在。发射的子弹非常热，近距离发射的子弹会融化衣物的人造纤维。这些线索也可以帮助专家判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在很多时候，嫌疑人都会声称其是在和被害人的搏斗中不小心开枪的。子弹遗留的痕迹会帮助专家判断这种说法是否可靠。

子弹还会沾上接触过的物体或造成反射的物体的痕迹。这些物体包括骨头、头发、墙壁、油漆、玻璃、纤维甚至血液。这些痕迹可以用来判断子弹的轨迹。在一名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察被指控杀死了一名无辜的驾车者时，警察表示自己在被绊倒后不小心扣动了扳机。利用显微镜对子弹进行分析后，专家发现子弹上有水泥和玻璃的痕迹，这证明子弹是从地面反射到了车上，并穿过了玻璃射中了被害人。

霰弹枪在人腿上造成的伤口。

犯罪档案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在1963年的迪利广场，刺客到底对肯尼迪总统开了几枪？法医学病理学家在1997年检查证据后表示，刺客一共只开了两枪。

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被刺杀后，政府采取了诸多紧急措施。联邦调查局先是强制性地把肯尼迪的尸体从达拉斯的帕克兰医院带到了华盛顿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之后，肯尼迪被秘密进行了尸检，部分X光和样本又神秘失踪。这一切都让各种阴谋论大行其道。

在达拉斯和华盛顿检查肯尼迪尸体的病理学家对枪伤都没有经验。在1964年成立的沃伦委员会虽然希望能够戳破关于肯尼迪刺杀一案的阴谋论，但委员会并没有采访任何一名法医学病理学家。直到1977年，美国众议院暗杀调查委员会才邀请了大量专家分析刺杀的证据。在纽约市法医迈克尔·巴登医生的领导下，专家再次分析了医学和尸检报告、照片、X光片以及肯尼迪的衣物。

专家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凶手究竟朝总统乘坐的车辆开了几枪，以及子弹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打来的。在1963年时，海军病理学家詹姆斯·休姆斯中校曾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检查过肯尼迪的尸体，他在尸体的背部和头部找到了伤口。头部的伤口非常巨大，并且显示子弹应该是从喉咙穿过的。X光显示肯尼迪的身体里并没有子弹。子弹应该在射入背部后深入了数英寸，然后又从同一伤口掉了出来。但休姆斯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空穴效应的存在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休姆斯也不知道头部的子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对肯尼迪的皮肤组织进行了分析后，专家还是不明白子弹射击的轨迹。

在肯尼迪的尸体被运回华盛顿的第二天，他的尸体被运走以便下葬。休姆斯给位于达拉斯的马尔科姆·佩里打电话后得知，达拉斯的医生曾企图通过气管切开术让肯尼迪再次能够呼吸，这破坏了后背子弹从身体穿过后留下的伤口。由于子弹是军用的金属包子弹，子弹在击中和肯尼迪总统一起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的后背侧部时，直接穿过了他右腋上方的位置，在损伤他的肺部和第五根肋骨后，从右边乳头的下方飞出，然后穿过桡骨进入了康纳利右手腕，最终射穿了康纳利的左大腿。

上图：在1963年11月22日刺杀约翰·F.肯尼迪总统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警局拍摄的照片。下图：刺客埋伏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教科书仓库的六层。

对总统衣物的分析确认了子弹是从总统胸前飞出的判断。总统的衬衫和西服外套在后背都有子弹留下的圆孔，在领带和衬衫领则有子弹飞出时留下的细缝。在康纳利允许巴登的检查后，巴登发现康纳利背上的伤疤有2英寸（5厘米）长，这证明子弹是从侧面打过来的。击中康纳利的子弹最终在抬着康纳利的担架上被发现，它应该是从康纳利左腿的伤口中掉了出来。

在放大X光片后，法医学专家认为击中肯尼迪头部的子弹应该是击中了头顶下方1—2英寸的地方，然后从肯尼迪的右耳处飞出并留下巨大的伤口。这颗子弹还击中了汽车的挡风玻璃支柱，并最终在车中被发现。巴登和其他专家认为击中肯尼迪的只有这两颗子弹，而且这两颗子弹都来自肯尼迪背后的方向。

刺杀发生的顺序：（1）肯尼迪总统与妻子说话；（2）肯尼迪总统被击中；（3）肯尼迪夫人抱住自己的丈夫；（4）肯尼迪夫人爬到车身上寻求帮助，特工处特工克林顿·J. 希尔跳上车企图帮助肯尼迪夫人；（5） 希尔把肯尼迪夫人推到车后；（6）在车驶向医院的过程中，希尔用身体护住了肯尼迪夫妇。

枪杆中的高压气体快速膨胀后会导致反冲作用，这会让周围的物质进入枪杆中。在一起佛罗里达州的谋杀案中，凶手用枕头埋住了枪口来降低开枪的声音。在凶手被逮捕后，警方在其枪口中找到了羽毛的痕迹。

如果嫌疑人是在犯罪现场或之后不久被捕的，那么警方会迅速检查其手掌。引爆装置中的引物可能会从枪的后端沾在开枪者的手上。反冲作用也可能会让手掌沾上一些痕迹。对手掌样本的分析可以判断嫌疑人最近是否开枪。在过去，警方会企图判断手掌上是否有硝酸盐。然而，大量的化妆品、香烟和农业化学物质中都有硝酸盐，因此现在警方已经开始采取了其他的测试方法。比如，警方可以利用电子显微镜和化学试剂来判断引物中的钡和锑等微观粒子是否可以在嫌疑人的手掌上找到。

子弹在哪里？

旋转的子弹会以每秒1500英尺（450米）的速度从来复枪的枪口中飞出。在飞出枪口后，子弹可能会“摆尾”——如同儿童的陀螺在开始旋转后会先摇晃几下，然后才会稳定地旋转。摆尾会导致子弹造成比本身体积更大的伤口。在进入人的身体后，子弹即使没有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可能会改变方向，从而造成子弹在离开身体时造成远比进入身体时更大的伤口。

子弹离开身体时造成的伤口（右）往往比子弹进入身体时造成的伤口（左）更大。

一般来说，子弹在进入身体时会造成细小、整齐的伤口，而子弹进入皮肤时的摩擦往往会在伤口周围造成“擦伤轮”。如果枪口是紧贴皮肤的，那么伤口可能会比子弹更小。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专家可以通过伤口来判断子弹的大小和型号。如果子弹是从远处飞来的，那么在接触皮肤前其已经开始旋转，这会让伤口变得较大。

被击中的人体组织会出现“空洞形成”效应。子弹的力量会导致组织先扩张，然后再缩到一起。专家可以根据这种迹象来判断子弹的轨道。

子弹在离开身体时会留下更大的伤口。子弹会在皮肤上造成星星形状的痕迹。如果子弹曾击中骨头或其他组织，那么子弹可能部分或全部粉碎，导致子弹在离开身体时造成的伤口变得更大。如果人通过腰带或其他衣物绷紧了皮肤，又或者人是靠在墙上的，那么子弹在离开身体时会留下和进入身体时同样大小的伤口。

由于专家必须考虑以上所有因素，因此判断子弹的方向、轨道和型号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对碎片的分析可能会帮助专家判断子弹的型号和大小，但专家很难仅仅通过碎片判断子弹飞行的轨道和射中目标后的轨道。只有通过对被害人的身体进行仔细调查，专家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在子弹进入被害人的身体后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苏格兰病理学家西德尼·史密斯就描述了两起这样的案件。在一起案件中，一名逃兵在拒捕时被子弹击中，最后因为流血过多死亡。子弹是从逃兵左大腿外部射中他的，这也在他的大腿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子弹之后穿过了股骨后的血肉并粉碎了周边的肌肉，但子弹并没有伤及大动脉。在从左大腿飞出时，子弹留下了一个直径约为3英寸（7.5厘米）的伤口。子弹接着击中了逃兵的右大腿内侧，并造成了一个3英寸宽、6英寸长（7.5厘米宽、15.2厘米长）的伤口。在粉碎了更多肌肉后，子弹击中了股骨的下端。粉碎的子弹同时粉碎了骨头并伤及了大动脉。子弹的碎片最后从右大腿外侧离开了逃兵的身体，并留下了细小的伤口。

“对射击事件不了解或对弹道学没有经验的人，”史密斯写道，“都会在看到伤口后以为逃兵被击中了两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大腿外侧，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大腿外侧。”

在史密斯描述的第二起案件中，一名年轻士兵的双手双脚都有子弹进入和离开身体时留下的伤口。原来，士兵的邻居在他穿长统橡胶靴时不小心开了枪。子弹先是射中了士兵左腿膝盖下的部位，然后从他左臂肘部下方的位置穿过，穿过了他的右腿，最终击中了他的右臂。子弹在右臂中粉碎之前对其他部位已经造成太多的伤害。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也曾处理过两起同样奇特的案件。在一起案件中，一个被害人被口径为0.22英寸的子弹击中了手腕。子弹非常小，以至于子弹顺着血管直接进入了他的心脏并杀死了他。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一名持枪歹徒抢劫了一家位于俄克拉何马州的银行。当时，银行中有三个人，其中一人就是银行的出纳员。出纳员和歹徒是高中同学，因此认出了歹徒。歹徒决定杀死所有证人。他把银行里的三个人带到了银行后面的另一间房间，在强迫三人跪下后用口径为0.357英寸的麦林枪一个个对三人开枪。在轮到出纳员时，子弹在击中了她的大脑后从她的额头射了出来。在出纳员毫无知觉地摔倒在地后，歹徒以为出纳员已经死了，但其实她的大脑毫无损伤。在恢复健康后，出纳员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指证了歹徒。

高速的子弹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射来并击中目标。1981年，里根总统被约翰·辛克利开枪击中。联邦调查局知道辛克利一共开了六枪，但里根和其他被击中的人身上一共只有四个伤口。第五颗子弹击中了加长轿车后方的右玻璃，但联邦调查局不知道第六颗子弹到底落在什么地方。特工在犯罪现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在收集了现场包括垃圾在内的所有证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子弹。子弹击中了街道对面一个二层建筑的窗户上后粉碎了。警方在玻璃下方找到了子弹的碎片。子弹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小坑。

在很多时候，专家都可以利用各种线索判断子弹的轨迹。在华盛顿，一颗子弹穿过窗户击中了以色列领事的墙壁。一开始，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联邦调查局的专家用激光照射了墙壁上子弹留下的痕迹。通过这个小洞，激光穿过了其他建筑，照到了一片不远处的空地上。在进行调查后，警方发现一名保安人员曾在那里追逐一个偷包的小偷并开了枪。测试显示，保安的子弹和墙壁上的子弹是吻合的。

第十三章 火焰的破坏力

火焰和爆炸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两者的化学反应十分相似。有时爆炸会引起火灾，有时着火会引起爆炸。对于病理学家和其他专家来说，分析和识别被害人的尸体是件极具挑战的工作。除了病理学家之外，此类案件还需要专业的调查者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

爆炸

每个人都会把一种引爆装置带在身上或留在家中，它就是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买到的火柴。虽然不起眼，但火柴已经具备了引爆装置所有的必要特征。

第一个被批量生产的炸药是火药，火药也具备了炸药所有的必要特征。火药是硝酸钾（硝石）与木炭和硫的混合物。硝酸钾含有大量的氧，在和木炭中的碳结合后就能形成二氧化碳。在开阔的地方，火药会快速而无害地燃烧。但在狭小的空间中，快速扩大的气体会导致爆炸。

大多数现代炸药都利用的是同一原理：将氧和碳混合在一起。氧和碳结合得越紧密，爆炸的威力也就越大。爆炸需要尽可能多的气体和尽可能少的固体。从这个角度来说，火药效率极低，因为其50%以上的反应产物是固体。还有其他爆炸物也会留下大量的固体。

在我们的街道中每秒钟都会发生数以百万次的爆炸。每一辆汽车、卡车、公共汽车和摩托车的引擎都在利用这一原理。每个气缸都会将大气中的氧气和燃料进行压缩以形成爆炸。家用燃气的爆炸也是同一原理，可燃烧的液体会和气体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压缩并形成爆炸。

爆炸所需的氧气可以来自外部（比如火药的爆炸）或作为同时含有碳的化学物质的一部分。如果是化学物质，那么氧气多来自硝酸盐和氯酸盐。这两种物质可以在农业化学物质、肥料和除草剂中找到。很多恐怖袭击都会利用这两种物质制作炸弹。1995年4月19日，蒂莫西·麦克维和特里·尼科尔斯用来炸毁俄克拉何马城艾尔弗雷德·P. 默拉联邦大楼的炸弹即利用的是这两种物质。

爆炸引起的火焰和焚烧的灰烬。橙色的火焰和灰色的烟雾意味着火焰的原料是油等大量含碳的物体。

随着有机化学在19世纪的发展，科学家学会了将碳和硝酸人工合成在同一分子中。在最早期，科学家合成的是三硝基甲苯和苦味酸。近年来，科学家还合成了特屈儿（三硝基苯甲硝胺）、太恩（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它也是塞姆汀炸药的核心爆炸元素）以及黑索金（三亚甲基三硝胺）。由于爆炸物质本身即是不稳定的，它们有着可能随时会爆炸的风险。因此，一个实用的炸药必须是较为稳定和安全的。比如，硝化甘油是一种被洒落或被摇晃即会爆炸的液体。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66年发明的炸药用黏土吸收了硝化甘油，这让炸药不会因为振动而爆炸。近年来，科学家会根据炸药的用途，用不同的惰性物质来稀释爆炸物质。

振动、摩擦（比如火柴）、火焰或电火花都可以引发爆炸。导致爆炸的是爆炸物质温度的上升。当化学反应开始后，热量会在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以球形冲击波的形式四散。

事实档案

由一种成分或多种成分组成。

混合成分的炸药处于化学状态，因此只是暂时处于稳定状态。

打破暂时的稳定性会导致大量的能量以发热、快速膨胀的气体的形式迅速被散发。对爆炸的研究显示，爆炸波的温度可以达到9032华氏度（5000℃），压力可以达到每平方英寸1200吨（每平方厘米20万公斤），速度则可以达到每小时1.8万英里（每秒8000米）。

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常见的火柴，但实际上这个家中经常出现的物体具备了致命炸弹所需要的全部特征。

在炸药变成安全的之后，引发爆炸会变得困难。因此，炸药需要引爆装置来引发振动和让温度快速大幅上升。引爆装置和炸药的其他部分不同，其一般是重金属和氮混合形成的不稳定的物质。爆炸会导致氮的释发。雷汞和叠氮化铅都可以成为引爆装置。

生产硝化甘油需要将浓硝酸和甘油混合在一起。这个反应的温度不应该超过48华氏度（10℃）。在早期，这一反应是用手工操控的，工人需要站在一条腿的椅子上完成这一工作——椅子如此设计是为了确保工人在工作中不会睡着！

爆炸的调查

在犯罪过程中，对炸药的使用一般分为两种。案犯可以利用炸药来破坏墙壁、屋顶、地板、门窗、保险柜或保险库，也可以利用炸药为了个人或政治目的来攻击个人或财产。爆炸的调查者还需要排除爆炸是意外或自杀的可能。

和其他法医学调查一样，调查者在调查爆炸的现场时也需要十分小心。在很大一片区域散落的碎片都可能成为重要证据。一般来说，调查人员需要先测量最远的碎片和爆炸中心的距离，再将这一数字扩大50%，然后把这一数字设为半径。调查人员需要封闭整个区域，并对任何碎片进行拍照。

瑞典炸药生产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66年发明了炸药。

通过仔细观察爆炸造成的破坏和计算冲击波的方向，调查人员可以推断出爆炸的中心。管道、栏杆、窗框、家具和仓库的支架甚至长钉子、螺丝钉、螺栓等较长的金属物体都会因为爆炸而朝外弯曲。门、家用工具等金属片会被爆炸所压扁。空的金属容器也会被压扁，但水缸、散热器等装满液体的容器则不会被压扁，因为液体是几乎无法被压缩的。在实验室中，专家可以用类似的物品进行试验以测量损害物品所需要的压力。试验结果能够帮助专家了解炸药的性质和数量。

法医学专家正在检查爆炸现场发现的物品来发现爆炸留下的痕迹。

事实档案

当警方在嫌疑人手掌上发现了爆炸物的痕迹时，这一发现很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嫌疑人利用爆炸物犯罪的证据之一。然而，这种现象至少还有一种解释。在过去很多年中，医生一直会将硝化甘油高度稀释在酒精中或制作成药片，然后作为药品处方给心绞痛的患者。近年来，医生也开始处方其他爆炸性的有机硝酸盐，比如太恩。由于现代爆炸物的测试已经十分先进，一名经常因为心脏病而服用处方药的患者的手上也可能被发现有爆炸物的痕迹。然而，似乎还没有辩方律师使用这一说法进行辩护。

建筑结构和其他物品也会因为爆炸而朝外移动。沙子、土或粉末的移动方向往往能够成为重要的线索。柜子上方的台面等横着的表面往往会提供错误的线索。这是因为，缺乏压力的表面会因为冲击波而飞起，这会让调查人员错误地认为爆炸是在这些表面的下方发生的。

碎片也可以成为重要的证据。竖起的表面上的凹痕和更为重要的洞和划伤能够帮助调查人员很快发现爆炸中心。嵌入表面的碎片能够帮助调查人员了解炸药的性质，以及炸药是否是被放在容器当中的。在现场，调查人员还有可能发现电线或折边盖等引爆装置、机械引爆器或计时器的组成部分。爆炸实验室会有非常全面的产品列表，专家可以通过对比证据和列表来判断炸药或引爆器的生产商。

1995年4月19日，一个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利用常见的除草剂即可制作的炸弹毁掉了俄克拉何马城的艾尔弗雷德·P. 默拉联邦大楼。

在俄克拉何马爆炸发生后3 0分中，一名继续治疗的女孩戴上了氧气面罩。

犯罪档案

泛美航空103A航班

1988年12月21日，109名乘客在德国法兰克福登上了泛美航空103A航班，踏上了他们回到美国的旅程。在飞机降落在英国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后，他们等了6个小时才完成了泛美航空103A航班的转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名为“海之侍女号”的波音747。在等待转机期间，乘客的行李被装在集装箱内运到了“海之侍女号”上。晚上6点4分，103A航班被允许起飞。在晚上7点5分，飞机飞过了苏格兰南部，并获得了穿越大西洋的许可。就在那之后，这架飞机就从控制中心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飞机在高空爆炸了，高层大气把碎片吹得到处都是。搜寻人员甚至在飞机爆炸地点100英里以外的地方都找到了残骸。飞机第三号引擎落到了洛克比镇，砸出了一个15英尺（4.5米）深的大坑。一个机翼砸出了一个30英尺（9米）长的坑。机翼毁掉了2栋房子，并且砸起了1500吨（1524公吨）的泥土和岩石。飞机上的全部259名乘客和工作人员都因为事故身亡。洛克比镇上也有11人因为事故身亡。一名急救团队的成员在赶到现场后表示，很多尸体都被炸得粉身碎骨，“然后一块块落了下来”。

在苏格兰乡间约845平方英里（2188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调查人员共找到了400万个碎片。这些证据显示，爆炸是在机身左下方储物空间的金属盒子发生的。在支离破碎的金属中，一名事故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微小的电路板。调查显示这个电路板是东芝收音机的一部分。这个收音机内被安装了14盎司（约397克）的塞姆汀炸药。收音机被放在了源自法兰克福的棕色新秀丽箱子中，并在伦敦转机时被换到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中。

泛美航空“海之侍女号”的机头。这架飞机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在超过800平方英里（约2000平方公里）的地带留下了残骸。

很快，英国皇家军备研究与发展局接受了调查。在接下来的2周工作中，调查人员又从碎片中找出了其他东芝收音机的组成部分。调查人员还在衣物中找到了一个碎片，这个碎片被证明是苏黎世一家电子数字计时器生产商的产品的一部分。1985年，这个厂家在接到利比亚政府的订单后特制了20个这一类型的计时器。1988年，塞内加尔人从两名利比亚人身上找出了10个计时器。在1989年9月一架法国飞机在尼日尔上空爆炸的事件中，调查人员也找到了这种计时器的残骸。

调查人员又发现了更多衣物的碎片。其中一个蓝色的婴儿连体衣上有着“马其他贸易公司”的字样。在和法兰克福起飞的103A航班装载行李的清单进行对比后，调查人员发现的确有一人乘坐马其他航空从瓦莱塔来到法兰克福，并从法兰克福乘机来到伦敦——然而，这名乘客并没有乘坐从伦敦前往美国的飞机。调查人员在搜索新秀丽的箱子时还发现了一条裤子的碎片。

苏格兰高级总督察哈利·贝尔在事故发生8个月后乘坐飞机前往了马其他。他根据碎片找到了一家裁缝店，店里的老板清晰地记得有一个男人在爆炸前一个月买走了大量的衣物——包括蓝色的婴儿连体服。老板称买家是一个50岁左右、没有什么胡子的利比亚人。在买家光顾他的店铺当天还在下雨，于是买家又买走了一把雨伞。英国皇家军备研究与发展局的调查者确认，在婴儿连体服的碎片中的确找到了雨伞的纤维。

在爆炸发生3年后，美国和苏格兰的相关机构公布了他们认为对这起事件负责的两个人的姓名。裁缝店的老板认出了其中一个人的照片。在与利比亚政府进行了8年的法律谈判后，这两个人终于接受了苏格兰法庭的审判——虽然开庭的地点被史无前例地选在了荷兰。

一名调查者正在搜寻飞机残骸。调查者总共收集了400万个碎片，其中有些碎片是在离事故发生地点100多英里（1000多公里）的地方找到的。

犯罪档案

马奎尔家族

1976年，6名马奎尔家族的成员和一名友人因为非法持枪而在英国被捕。因为检方在法庭声称他们曾参与了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的炸弹攻击事件，他们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检方提供了7个人手上有硝化甘油的证据，陪审团认为这一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被告有罪。但在1990年，上诉法庭推翻了之前的判决。调查人员从嫌疑人的手掌和手套中收集了样本。英国皇家军备研究与发展局对样本进行了色谱法分析，但陪审团没有被告知分析结果有多种解读方法。陪审团也不知道之后进行的诸多分析（包括一个证明嫌疑人手掌没有硝化甘油的分析）都没有被送到辩方手中。在上诉时，辩方表示样本在被送至实验室之前很可能已经被污染。

这起案件告诉我们，爆破分析要求研究人员必须极度谨慎，而且不能怀有偏见。他们必须对所有证据进行分析。而且，即使嫌疑人的手掌沾有可疑物质也不代表其一定是爆炸案的凶手。

从左向右：安·马奎尔女士，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帕特里克以及肖恩·史密斯。这是1991年4月18日“马奎尔7人案”预审前拍摄的照片。

如果现场有死尸或伤者，专家也会企图从他们的衣物上找到爆炸的痕迹或碎片。如果火灾紧接着爆炸案发生，那么专家还需要进行病例检查（本章在稍后部分会有详细介绍）。

在实验室中，专家可以利用特定的试剂来进行抽查，这会帮助专家了解炸药的类型。之后，专家会利用分层法来分析样品，之后通过无机分析来判断水银或铅是否存在。最后，专家会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来判断炸药的生产商。

1993年2月26日，美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发生爆炸，11人因此而死，超过1000人因此受伤。专家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硝酸盐。在一辆货车的残骸中，硝酸盐非常多。调查显示，这辆箱车是被居住在泽西城的穆罕默德·沙拉门所租走的。在租车协议上，警方找到了更多硝酸盐的痕迹。根据这一线索，联邦调查局最终找到了尼达尔·阿雅德、马哈茂德·阿布哈利马以及他们生产炸药的地方。

1993年2月26日，美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发生爆炸。这是制作炸弹的嫌疑人之一的尼达尔·阿雅德被拒绝保释后被联邦法院执行官带走时拍摄的照片。

对嫌疑人的检查

在警方逮捕爆炸案的嫌疑人后，如果能够在他们身上、衣物上、物品上或他们居住的房间里找到和爆炸相关的痕迹物证，那对警方破案来说将是巨大的突破。

近年来，检查痕迹物证的方法得到了极大发展。警方现在开始特别重视嫌疑人的手，即使凶手是戴着手套处理爆炸物的，他们的皮肤上还是有可能会留下爆炸物的痕迹。

其他表面的痕迹也可能沾到手上，比如曾放置过炸药的桌面或包裹过炸药的物品等。同理，手上的痕迹也可能转移到其他表面上，比如方向盘或车辆里的其他控制器。

犯罪档案

“炸弹客”

对“炸弹客”的搜索持续了近20年。联邦调查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炸弹客”的袭击毫无规律——受到他攻击的对象包括大学教授、飞机、电脑专卖店、广告经理人甚至包括一名反对保护野生动物的男子。“炸弹客”的袭击总共导致了3人死亡和29人受伤。

和目标各异不同，“炸弹客”自制的炸弹上有着他独有的“签名”。每个炸弹都是他亲手或利用在五金商店可以买到的简单工具精心制作而成的。“炸弹客”会亲手制作盒子、铰链和开关，会细心地移除螺丝上任何工具留下的痕迹。“炸弹客”利用的主要原料是木材、陈旧的电线和水管的组成部分。在很多炸弹上，“炸弹客”都会在金属上刻上“FC”的字样——这仿佛是在宣扬他对电脑的不屑。

1979年11月，一个炸弹让美国航空一家从芝加哥飞往华盛顿的飞机的行李舱着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现场找到了自制引爆器，并很快发现同样的装置在过去18个月还出现过两次。

1978年5月，第一个寄出的炸弹被放在一个装满火柴的木盒中。木盒的收信人是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的一名教授。打开木盒的保安被炸伤，但最终活了下来。“炸弹客”制作的炸弹慢慢变得精致。1985年12月，电脑专卖店老板休·斯克兰顿成为第一个被“炸弹客”炸死的人。

1987年2月，有人看见“炸弹客”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一家电脑专卖店的停车场里放置炸弹。“炸弹客”有6英尺（1.8米）高，年龄在40岁左右。他身材适中，肤色红润，有着金红色的头发。“炸弹客”穿了一件连帽运动衫并戴着飞行员墨镜。之后，又有其他证人表示看到了“炸弹客”，但在1987—1993年之间他没有再次出手。联邦调查局根据这一证据判断，在此期间“炸弹客”可能被关在了某一机构（如监狱）。

希欧多尔·卡钦斯基在1962年哈佛大学的年刊和1996年被捕时的照片。

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在1993年6月发现了一个证据。那是从最近刚刚爆炸的炸弹上找到透过纸张留下的笔记：“打电话给内森·R——周三晚7点。”但这一证据本身并不足以警方找出“炸弹客”。

1994年12月，“炸弹客”最新的作品炸死了广告经理人托马斯·莫斯尔。在莫斯尔打开寄给自己的包裹后，里面的炸弹炸掉了他的头颅。1995年4月，为伐木业游说的吉尔伯特·莫里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被炸死。

作为“炸弹客”的卡钦斯基在人生后期一直在蒙大拿州这个简陋的木屋中生活。

1995年6月，“炸弹客”把一篇主题混乱的3.5万字宣言寄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部。“炸弹客”宣称，只要这两家报纸同意刊登这篇宣言，他就会停止攻击。两家报纸同意了他的要求，攻击也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后，芝加哥的大卫·卡钦斯基在收拾哥哥希欧多尔的文章时发现，里面有不少语句和宣言的内容十分相近。

1996年4月3日，警方在蒙大拿州的山间小屋里逮捕了希欧多尔·卡钦斯基。已经55岁的卡钦斯基满脸胡须、十分瘦弱。1998年1月，他被判终身监禁。

神奇的是，痕迹还能够从一个人的皮肤上转移到另一个人的皮肤上。试验结果显示，沾有爆炸物痕迹的手掌可以把痕迹沾到水杯上，并通过水杯转移到另一个人的皮肤上。即使数次转移后，还是有足够的痕迹物证足以进行分析。

调查人员会用干的手术棉花、醚、蒸馏水相继对嫌疑人的手掌进行处理并收集样本。调查人员还会用小木棍收集指甲下的样本。所有的样本都会单独被封在塑料袋里。之后，实验室中的人员会用色谱法对样本进行分析。

火焰分析

对自己或他人财产纵火一般是三个原因造成的：保险诈骗、复仇或掩盖贪污、抢劫、谋杀等其他罪行。除此之外，纵火也可能是破坏欲的体现。和其他很多罪行不同，调查纵火案需要三次独立的调查。首先，消防局会调查起火的原因。之后，警方会调查事件是否涉及犯罪。最后，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会试图找到不需要理赔的理由。

一种说法是号称纵火案的多少和生意是否景气息息相关。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但不幸的是，它也有一定道理。在生意不景气时，纵火案的数量会随之提升。

瑞典哥德堡的迪斯科舞厅被烧毁后的现场。63名年轻人在这起灾难中丧生。警方逮捕了3名伊朗裔嫌疑人，在接受审问时，他们承认自己在舞厅放了火。

在消防局的人员到达现场后，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建筑不会塌陷。然而，很多时候保护建筑的措施会使得一些证据被破坏而丢失。之后，调查人员会试图确认起火点。由于火焰一般是从下向上蔓延的，建筑中最低的地方往往会保留着重要证据。比如，木地板和横梁在碳化时往往会留下棋盘图案的痕迹。一般来说，座位周围的图案会较小。

专家需要搜索残骸，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现现场是否有定时器的痕迹——大多数纵火案都是在夜里或周日午后发生的。一名狡猾的美国纵火犯把闹钟收音机连在了灯泡上。他先是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城市，从此确立了不在场证明。在他离开后的几个小时后，闹钟碰到灯泡，而这点燃了保险丝，保险丝的另一端连着装着石油的罐子。然而，火灾并没有毁掉所有的证据，这使得他的手段最终暴露。

有时候，大量的灰尘会堆积在一起，这能够帮助专家判断引火物堆积的位置。如果案犯使用了某种类型的保险丝、扭曲的纸张或布带，那么这也会在现场留下焚烧的痕迹。

事实档案

调查团队会先采访消防队成员来了解当时火焰的类型，他们在灭火时的观察，以及他们可能注意到的疑点。接下来，调查人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现场保安程度如何？有没有门被撬开或其他潜入房间的线索？锁附近是否有工具留下的痕迹？警报系统和防火喷头是否被拆了下来？职业纵火犯喜欢从屋顶进入房间，因为接下来的火灾会毁掉他们留下的痕迹。然而，有时候消防员也会忽略掉天花板或墙壁上很明显的潜入时留下的洞的痕迹。

·现场有证人吗？是否有人看到了什么可疑之处？是否有人从现场离开？

·到底是几个地方同时着火？如果着火的地方不止一处，那么这足以引起调查人员的怀疑。

·现场的爆炸物质到底是多是少？这些物质足以引发火灾吗？有趣的是，很多纵火犯并不会使用汽油和其他可点燃的液体作为促进剂。

·火是被什么引起的？调查人员一般会把引起火灾的物质分成五类：木头、纸张和布，主要为可点燃液体的烃，电子系统或仪器，锌和镁等可点燃的金属，以及放射性物质。

·火是逐步扩大的，还是一下子就点燃的？

如果案犯在纵火时使用了石油、石蜡或其他可点燃液体等促进剂，那么这些促进剂至少会有部分会被碳化的木头或地板中的空隙所吸收。在这些缺乏氧气的地方，促进剂是无法燃烧的。嗅觉灵敏的调查者往往可以发现这些促进剂。相比之下，酒精、无味油漆稀释剂和其他没有气味的液体是很难被发觉的。

为了发现促进剂的存在，专家发明了非常复杂的用来分辨气味的测试方法。最古老的测试方法会用到Petrobst或Rhodakit等粉末。专家会把粉末撒到可能有易燃的碳氢化合物的表面上。如果表面的颜色改变，那么碳氢化合物确实存在。然而，这种方法无法确定碳氢化合物究竟是什么，因此这种方法逐渐被更新的方法所取代。近年来，警方还是使用一种更便利的仪器。在英国，警方使用的是乐丁气体检测管。在美国，警方使用的是J-W芳香烃检测器。这种仪器本来是用于检测工厂中是否有易燃的气体的。只要气体的含量超过十万分之一，这种仪器就可以检测到。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刑事实验室曾在索诺玛附近发生的一起火灾中使用了这种仪器。火灾不但烧毁了农庄，还烧死了两个人。从表面上来看，火灾很像一起意外，但仪器在靠近窗户和农庄屋外的地面时发出了警报，这意味着纵火者是从窗户把汽油洒到屋里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洒出了一些汽油。

车祸后着的大火。如果油管的任何部分受到破坏，电子点火系统都会迅速导致大火。很多时候，油箱被点燃后还会发生爆炸。

犯罪档案

查尔斯·施瓦茨

美国第一个犯罪学博士是伯克利的爱德华·奥斯卡·海因里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名化学家被认为是“刑事侦探的爱迪生”。让海因里希在美国一举成名的是1925年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海因里希找到了查尔斯·施瓦茨之死的真相。

号称自己是化学家的施瓦茨曾宣称自己找到了一种和天然丝绸一模一样的人工丝绸。但在1925年7月25日，他的实验室被炸毁了。施瓦茨太太表示废墟中被烧焦的尸体就是自己的丈夫。警方认为最有可能犯罪的人是吉尔伯特·沃伦·巴尔比。身为旅行传教士的巴尔比刚刚失踪，而他长得和施瓦茨十分相似。

但警方很快发现，案件有许多疑点。比如，施瓦茨有一份高达2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而保险的受益者正是施瓦茨太太。于是，警方决定请求海因里希的帮助。在对尸体进行检查后，海因里希发现尸体缺了两颗牙。在致电施瓦茨的牙医后，海因里希了解到施瓦茨在很久之前就拔了这两颗牙。但海因里希发现，这两颗牙应该刚刚没有拔多久。海因里希还发现，尸体的眼睛被挖了出来。

接下来，海因里希发现尸体曾被钝器攻击，并且在着火之前就已经死了。死者指尖的皮肤被硫酸烧掉了。在找到施瓦茨的照片后，海因里希发现死者耳垂的形状和施瓦茨耳垂的形状不同。

警方告诉海因里希，施瓦茨的眼睛是棕色的，巴尔比的眼睛是蓝色的。最后，海因里希把自己的结果告诉了警方：死者不是施瓦茨，多半可能是巴尔比。施瓦茨应该藏在某处，并准备在调查结束后重新出现，和妻子一起分享人寿保险。最后，警方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间出租房里找到了施瓦茨，但他在门被撞开之前用手枪杀死了自己。

E. O. 海因里希博士被称为 “刑事侦探的爱迪生”和“伯克利的魔术师。”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最负盛名的独立法医学调查者。

近年来，调查人员开始利用气相色谱仪来发现点火的促进剂留下的痕迹。然而，一般只有设施齐全的实验室才会有这样的设备。

尸体

如果人们在火灾现场找到了尸体，尸体多半举起了握紧的双拳，双膝紧靠身体。人们把这种姿势称为“拳师姿势”。这是因为，火的高温让人的肌肉瞬间收缩和僵硬。

左边的气相色谱仪被连接在了右边的质谱仪上。在法医学调查中，专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气相色谱仪来确认引发火灾的物质到底是什么。

专家必须确定被害人在着火时到底是活着并因为缺氧或烟雾而窒息，还是在着火时已经死去。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纵火很可能是为了毁尸灭迹。病理学家会从尸体中抽血。如果血液里有一氧化碳的痕迹，那么这意味着着火时被害人还活着。气管或肺部有煤烟的痕迹也证明被害人在着火时还活着。

虽然尸体可能会被火焰大面积烧伤，但专家还是可以判断伤口是在死亡前还是在死亡后形成的。人如果是在活着的时候受伤，白细胞就会在伤口附近，从而形成充血和水疱，水疱中的液体也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死亡后的烧伤一般是坚硬的和黄色的，而且基本不会出现水疱，水疱中的液体也不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

希望通过纵火来毁尸灭迹的案犯一般都不会取得成功。人们可能很快会发现着火并把火灭掉。即使火烧得很旺并烧了很长一段时间，火焰的温度也往往不足以毁掉所有的证据。火葬场的设施能够达到2732华氏度（1500℃）的高温，但即使是这样的温度也需要2—3个小时才能把人烧成灰烬。而且，铊等无机毒物是可以从骨灰中测验到的（见第四章）。

事实档案

有些火灾的调查人员会根据火焰和烟雾的颜色来判断被点燃的物品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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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档案

库尔特·泰特兹纳尔

1929年11月27日，一辆绿色欧宝车在德国雷根斯堡附近燃烧。看上去，这辆汽车仿佛在撞到了路边的指示标后着火。人们在车内找到了被困在车里并被烧死的司机的尸体。警方很快发现死者是莱比锡的商人库尔特·埃里希·泰特兹纳尔。泰特兹纳尔的妻子艾玛表示司机身上的衣物的确属于自己的丈夫。

在确认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后，警方把尸体还给了泰特兹纳尔的家人以进行安葬。然而，保险公司的调查者对这一结论却感到不信服。泰特兹纳尔在事故前数周才刚刚上了人寿保险。在获得了艾玛的许可后，保险公司从莱比锡大学法医学院请来了理查德·柯克尔教授进行尸检。

柯克尔发现尸体包括被烧焦的身体和脊柱、颅底、大腿顶部、部分右股骨、胳膊的部分以及大脑的部分碎片。除了剩下的尸体支离破碎之外，柯克尔还无法在气管中找到煤烟，也无法在血液样本中找到一氧化碳。或许泰特兹纳尔在撞车后立刻就死了？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柯克尔还是把尸体和泰特兹纳尔的特征进行了对比。

26岁的泰特兹纳尔身高5英尺8英寸（1.7米），肩很宽，体重也很重。相比之下，尸体上臂骨骺连接的特征显示死者的年龄不应该超过20岁。另外，尸体的骨头也显示死者应该是一名弱小的年轻人。

柯克尔把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警方。柯克尔表示死者不是泰特兹纳尔，而且死者在着火前就已经死了。柯克尔表示死者的头部受到了重击，所以其颅骨顶部和下肢已经被移除，以防止警方可以辨识死者的身份。

警方立刻开始了对艾玛的监视，他们还同时监听了艾玛经常使用的一个邻居的电话。12月4日，警方截获了一名男子从法国斯特拉斯堡打来的电话。男子被告之在晚些时候再来电话。当天夜里，斯特拉斯堡的警方逮捕了该名男子，并发现这名男子就是泰特兹纳尔。

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泰特兹纳尔给出了几份前后略有出入的供词，但这些供词的大致情节是一致的：希望诈骗保险金的泰特兹纳尔在路上找到了一个搭便车者，然后在杀死他后点燃了车辆。

泰特兹纳尔在雷根斯堡接受审判并被判有罪。1931年，他被处以绞刑。

无论是意外、他杀还是自杀，被烧死的人都痛苦异常。幸运的是，企图烧死他人或用火毁尸灭迹的案件都并不常见。然而，纵火案还是十分常见。一名英国警官就此表示：“火是一种常见的武器。”

第十四章 碎片证据

犯罪现场的调查者往往需要手持放大镜，在现场进行数个小时的仔细搜索。调查者希望找到任何不属于犯罪现场的物品：这些物品往往是被犯案者带到现场的，或者和被害人有某种关系的。在嫌疑人被捕后，警方还会用同样仔细的方式搜索嫌疑人身上的衣物，以及其家中和单位中的物品。

在其他章节，我们也描述了专家是如何通过发现痕迹来找到线索的。人会留下指纹和掌纹；血液、汗液以及其他的身体液体等可以通过DNA分型等测试进行分析；子弹、空弹壳、遗留物等可以进行弹道学分析；火灾和爆炸在现场会留下蛛丝马迹；人的毛发和纤维也往往会成为证据。实际上，在现场留下的“外来”物品非常多种多样，有些物品的体积非常之小。

除非专家能够辨别物品并将其和犯罪本身的关系阐述清楚，不然其无法成为证据。法医学实验室会有关于玻璃、油漆、纸张、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大量清单和细节，并且会收集数以千计可以用来进行对比的样本。比如，美国的国家汽车油漆记录就收集了超过四万个油漆的样本。

如果这些信息还不够或现场调查需要将搜索范围继续缩小，那么警方会要求生产商提供更多的样本以及生产、销售和配送的记录。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数周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犯案者会一直逍遥法外，而警方则会等得越来越不耐烦。

车的挡风玻璃不会在破碎后有碎片飞出，从而保护司机不会受伤死亡。因此，挡风玻璃在破碎时会以圆形的形状扩散。

玻璃

玻璃是一种很特别的物质。虽然看起来是固体，但玻璃实际上是液体。玻璃先是被冷却到远低于凝固点以下的温度，然后用两张高应力的“皮肤”固定在一起。因此，玻璃是透明的，而且在被击中后也会破裂成无数小碎片。对于法医学专家来说，玻璃的这些特性都非常有意义。

当案犯通过打破门窗上的玻璃潜入建筑时，他们的衣物上几乎肯定会留下一些玻璃碎片。在法庭上，辩方律师经常会表示一个人如果是从外面击打玻璃的，那么玻璃碎片会向另一侧飞溅，从而不会沾到打击玻璃的人的身上。然而，警方知道事实并非如此。1957年，新西兰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D. F. 尼尔森博士终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尼尔森博士和刑事调查组一起利用频闪摄影记录了自己用锤子打碎玻璃的动作。照片非常明显地显示，虽然有70%的玻璃碎片是向外飞溅的，剩下的玻璃碎片则飞向了尼尔森博士本人，其中有很多都沾在了他的衣物上。

被子弹打碎的玻璃也会如此。即使开枪的人离玻璃有18英尺（5.4米）远，碎片也可能沾到他们身上。

小心的犯案者往往在逃离现场后会立刻从衣物上移除所有能够看到的碎片。很多时候，他们还会把衣物进行干洗——但即使如此，衣物上可能还会留着细小的纤维或玻璃碎片。

当然，人们有时会因为摔碎杯子或其他玻璃制品而沾上玻璃碎片。因此，法医学专家必须证明嫌疑人身上的玻璃碎片是来自犯罪现场的。

在盗窃者用手打破玻璃后，被打碎的玻璃碎片会沾到他的衣物上。

犯罪档案

嘉宝食品

1988年，美国各大杂志都发表了有母亲在嘉宝婴儿食品的罐头中找到了玻璃碎片的新闻。有时候，包装线上的灯泡在破裂后会造成部分罐头被污染，但这一次被污染的产品并非同一批，因此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基于产品篡改触犯了联邦法律，嘉宝食品的罐头也被送至了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

实验室的报告称：“每个罐头中的碎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是镜面玻璃、大灯玻璃、电灯泡玻璃……在我看来，是不同的消费者在不同的罐头里放置了玻璃。”这些消费者这样做多半是为了获得嘉宝食品的赔偿。

辨别玻璃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折射率。不同生产商生产的玻璃往往有不同的用途。根据生产商和用途的不同，不同的玻璃会有不同的折射率。

即使玻璃碎片的直径比头发还细，专家也可以测量它们的折射率。专家会把玻璃碎片放在显微镜载玻片上，然后滴上硅油或其他类似石蜡的嘉吉液。在室内温度中，这些液体的折射率比任何玻璃都高，但随着温度的提升，它们的折射率会随之下降。由于专家已经了解温度和折射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数据推算玻璃的折射率并将碎片进行辨别。

事实档案

每个人都知道，以某种角度放入水中的笔直棍子可能看上去像是弯曲的。这是因为，和空气相比，水是密度较高的介质，因此会导致光线的速度放缓。射到玻璃表面上的光线的角度和之后光线前进的角度之间的比例被称为折射率。真空（基本上相当于空气）的折射率为1。不同生产商生产的玻璃的折射率有所不同，但其一般在1.5—1.7之间。

显微镜载物台（放载玻片的地方）会安装加热器和非常敏感的测量温度的仪器。在现代实验室中，显微镜往往和录像机连接在一起，这样图像可以通过电脑进行继续放大，仪器中的信号也可以直接输入电脑进行分析。

犯罪档案：

斯蒂芬·布拉德利

贝索尔·索恩和他的妻子弗里达住在悉尼一个普通的郊区中。1960年7月7日，有人在上学的路上绑架了他们8岁的儿子格雷姆。一个有着浓重国外口音的男子打电话给索恩家，要求他们支付25万澳洲镑的赎金。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警方在城市的另一端发现格雷姆的衣物被扔在了垃圾中。然后，绑架的人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在8月15日，人们在距离索恩家10英里（16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格雷姆的尸体。格雷姆的尸体被裹在了一个地毯中，地毯一端的穗子已经不见了。格雷姆的衣物上留着某种粉色、硬皮的物质。格雷姆的鞋子和袜子已经开始发霉。

在检验地毯后，专家认为地毯上的毛发来自三个人及一条狗，而州立医务室的卡梅隆·克兰普医生认为狗的类型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京巴犬。

专家还发现，格雷姆身上发霉是由四种不同菌类造成的。植物学家内维尔·怀特教授认为菌类在五周前就开始生长了，这意味着格雷姆在被绑架后不久即被杀死。经过分析，格雷姆身上的粉色物质被证明是用来粉刷房子的砂浆。

在找到格雷姆尸体一个月后，专家终于辨别了格雷姆衣物上的树叶、种子和细枝。其中，专家找到的一颗种子来自柏属植物，这种植物并不属于尸体被发现的地区。

警方通过广播，希望看到过长着柏属植物的粉色房子的人能够积极和他们联系。一名邮递员联系了警方。在前往房子后，警方发现房子已经空无一人。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移民，他的真名是伊什特万·伯伦诺伊，后来化名为斯蒂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即离开了自己的家，并带着家人于9月26日搭乘前往英国的船只。布拉德利的邻居证明，他确实有一只京巴狗。在屋子里，警方找到了一张老照片，在照片中布拉德利和他的家人正在野餐，他们使用的正是用来包裹格雷姆的毯子。警方甚至在屋中发现了毯子上的穗子。

在了解到布拉德利在9月20日卖掉了自己的车后，警方在车店的停车场里找到了那辆车。在行李箱中，警方找到了和格雷姆身上一样的粉色物质。

在得知布拉德利乘坐的船只即将到达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后，警方提前一步飞到了那里，并在船只靠岸后逮捕了他。1961年3月29日，布拉德利被判有罪和终身监禁。

因为涉嫌杀死八岁的格雷姆·索恩，澳洲警方带走了在斯里兰卡被捕的斯蒂芬·布拉德利（即伊什特万·伯伦诺伊）。

只要液体的折射率比玻璃更高，贝克线就会在碎片附近出现。贝克线是一道较暗的轮廓，它是根据最早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命名的。随着液体温度不断增高，折射率会不断降低。在液体的折射率和玻璃的折射率相当时，贝克线就会消失。

玻璃的密度（重量除以立方厘米）也是重要的线索。专家并不需要测量玻璃的重量。如果玻璃在某种液体中既不沉底也不浮出表面，而只是浮在当中，那么这就证明玻璃的密度与液体相同。专家可以将密度高于玻璃的液体与密度低于玻璃的液体混合，直到他们找到和玻璃密度相同的比例。如果两个不同的玻璃样本在相同的温度下能够在相同的混合液体中浮起，那么说明这两个样本的密度是相同的。

专家还可以利用摄谱术来分析玻璃。当玻璃被温度更高的碳弧或激光束燃烧时，玻璃中不同的元素会在火焰中出现不同的颜色，光束会通过棱镜或其他类似的仪器产生频谱，专家可以利用频谱来测量波长。在刑事法庭上，这一分析法有个致命的缺点：利用这一分析法意味着样本必须被毁掉。虽然如此，这种方法在分析有色玻璃时依然非常重要。

近年来，专家利用中子活化分析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从一个句号大小的碎片中，专家可以发现70种不同的组成部分。这种方法对于那些用摄谱术无法进行分析的微小碎片尤其适用。

辨别微小的玻璃碎片对确定嫌疑人是否曾在犯罪现场出现十分重要。较大的碎片对于车祸和肇事逃逸案件来说也同样重要。对于专家来说，用破碎的车灯的碎片将车灯重新拼起以判断车灯和汽车的类型是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玻璃是冷却的液体，当专家在用显微镜观察玻璃碎片的四边时，他们会在玻璃被打碎的一边的另一面看到蚌线的痕迹。专家可以利用这些痕迹将碎片重新拼凑起来。

在其他一些案件中，玻璃被子弹或导弹打穿，但玻璃本身并没有破碎。通过检查洞口，专家可以判断子弹或导弹的型号。

高速子弹在击中玻璃时往往会留下锥形的洞口。子弹击中的一面所留下的洞口比子弹穿过时留下的洞口要大，而且几乎所有的碎片都会是从子弹穿过的洞口落下。如果子弹速度较慢（比如枪手离玻璃的距离较远），又或者被发射的是如同石头般大小的导弹，玻璃在破碎之前会先弯曲，玻璃的裂痕也会从洞口向四周扩散。

用尖头（如锤子的一角）击中玻璃也会留下圆形的破碎痕迹。除此之外，尖头还会在洞口四周留下“蜘蛛网”般的痕迹。由于这些痕迹往往会在玻璃的另一面形成，一些细小的碎片会向手握工具的人溅过来。

当玻璃被不止一发子弹击中时，专家可以判断子弹的先后顺序。两发子弹都会留下圆形的痕迹，但第二发子弹的痕迹可能会被第一发子弹的痕迹所阻碍而变得并不完整。

在肇事逃逸的汽车事故中，犯罪现场找到的车灯的玻璃碎片往往可以被用来辨别肇事车辆的型号。

油漆

有很多技术既可以用来辨别玻璃，也可以用来辨别油漆。很多案件中的油漆都是从汽车上掉下来的。汽车往往会有超过8层的油漆，而专家可以通过显微镜发现碎片四周的底涂层。在将碎片顶层的颜色和生产商的样本进行对比后，专家还可以用底涂层来判断汽车的型号、生产汽车的工厂甚至油漆和交付车店的时间。除此之外，专家还可以利用摄谱术或气相色谱法对碎片进行分析。

犯罪档案：

丹尼·罗森塔尔

丹尼·罗森塔尔是一名单独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的小屋中独居的27岁美国人。罗森塔尔的父母很富有，他的母亲莉亚在以色列生活，父亲米尔顿则在巴黎一个豪华公寓中生活。

1981年底，罗森塔尔的父母都被发现失踪。人们最后一次见到罗森塔尔的母亲是在她前往自己儿子家中的时候。警方很快获得了搜索罗森塔尔住所的许可。在前往罗森塔尔的住所后，警方发现后来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罗森塔尔在自己的家中建设了一个“实验室”，并经常利用活鸡进行各种奇特的试验。在遍布鸡血痕迹的地板上，奥尔德玛斯顿中央法医研究机构的法医学专家发现了人类的血迹和一把钢锯。虽然警方没有找到刀片，但麦克·塞斯医生在钢锯的锁紧螺母上找到了人类骨头的碎片和血迹。

与此同时，法国警方挖出了一具男子被肢解的尸体，但他们没有找到头颅和双手。从外表特征上来判断，这具尸体很可能是米尔顿的。在米尔顿的公寓中，警方找到了骨头的碎片、血迹和钢锯刀片。

塞斯医生和法国的米歇尔·杜林农教授一起将尸体骨头上的痕迹和钢锯刀片进行了对比。塞斯先是用钢锯锯下了一块蜡，然后用碳粉处理和保留了锯痕。结果显示，锯痕和骨头上的痕迹相符。

调查显示，罗森塔尔是在数周前买下的这把钢锯。这一证据让罗森塔尔在1982年6月被判谋杀罪。警方一直未能找到莉亚的尸体。

工具

很多案犯在犯罪过程中都会用到工具，不论他们是在盗窃、破解保险柜、制作炸弹还是伪造。事实上，很多篡改产品以及肢解尸体的案犯也会用到工具。每一种工具都会留下独特的痕迹。

犯罪档案：

马克·霍夫曼

犹他州盐湖城的马克·霍夫曼是一名罕见书籍和文件商人。1985年，他决定伪造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失踪的文件。这个文件是1639年在马萨诸塞州印刷的《一个自由人的宣誓》。人们熟知这个比明信片略大的纸张上印刷的文件的内容，但原版的文件已经全部失踪。然而，同一印刷商在1640年出版的《海湾诗篇》有大量的现代仿制品。

霍夫曼复印了《海湾诗篇》并把里面的字母剪了下来，然后重新按照《一个自由人的宣誓》进行拼凑并制作印版。之后，霍夫曼又找到了一个和《海湾诗篇》差不多同时代的书籍的纸张，并用这些纸张进行复印。霍夫曼又烧掉了另一个17世纪书籍的封面来制作墨水，这样碳年代测定法就会证实这本书是古籍。最后，霍夫曼让纸张发霉和变色，并让书籍接触到臭氧以尽快氧化，从而让墨水颜色变淡。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霍夫曼向国会图书馆提出了100万美元的报价。

古代文件的专家无法分辨霍夫曼出售的书籍是否是真的《海湾诗篇》。他们把文件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回旋加速器进行中子活化分析。结果显示，书上的墨水和《海湾诗篇》非常相似。亚利桑那州立刑事实验室的专家威廉·弗林对结果表示了质疑。在某教教会提供了霍夫曼售给他们的其他79个文件后，弗林表示其中21个文件都深具疑点。

马克·霍夫曼自豪地展示着所谓的罕见文件。他把这些文件卖给了盐湖城的某教档案室。

郡检察官西奥多·加农终于发现，《一个自由人的宣誓》肯定是伪造的——而且，他并没有使用回旋加速器、碳年代测定甚至显微镜就得出了这一结论。加农曾作为一名活版印刷工有过17年的工作经验，他对所有的字体都非常熟悉。每个金属字母都会被刻在字模上，而字模的长度比上伸字母的长度和下伸字母的长度加起来都要长。因此，下伸字母和另一行的上伸字母之间的距离是由字模决定的。在霍夫曼伪造的文件中，加农通过肉眼也能看到好几个地方不符合这个规律：霍夫曼粘贴的文字的上伸字母和下伸字母之间的距离并不均匀。

除此之外，文件四周的空间也是重要的线索。在印刷时，字母会被用金属框起来，然后再印在纸上。霍夫曼的粘贴不需要留出这个空间，因此他的文件中文字四周没有太多空白的地方。因此，他的文件绝不是用活体印刷术制作的。

盗贼一般会用某种工具来撬门窗以潜入住所，法医学专家可以检查他们留下的痕迹或划痕。

盗贼的工具一般会在木窗、铝窗或门框上留下痕迹。这是因为，他们用来撬门窗的工具——锤子柄、凿子、螺丝刀、撬棍等——要比门框和窗框更硬。如果嫌疑人被发现持有此类工具，那么法医学专家往往能够确定这些工具和痕迹是否吻合。

在木头、金属或油漆上留下的划痕往往是刀子或其他类似工具造成的。法医学专家也可以通过对比确定嫌疑人持有的工具是否和划痕吻合。刀子、打线刀和锯子会留下切痕，用来撬锁或保险柜的钻头也会留下切痕。专家只能大概分析痕迹是否和工具吻合，因为工具会经常受到磨损和损伤。然而，专家偶尔也能够通过这一线索取得惊人的成功（见丹尼·罗森塔尔的犯罪档案）。

纸张和墨迹

手写或打印的文件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笔迹本身就是重要的证据，它既可以让调查者分析犯案者的心理，也能够帮助调查者辨别犯案者的真实身份（见第十六章）。纸张和墨水也可以通过数种方法进行分析。

墨水一般可以分为四种。最早的墨水是炭黑和水的混合物，印度墨水依然采取这种方法进行制作，中国和日本的墨水也是此类墨水。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蓝黑色墨水是铁盐与没食子酸和单宁酸混合而成的。在过去，人们是从栎五倍子中获取没食子酸和单宁酸的。彩色的墨水往往利用人造染料，而且是可以在水中溶解的。钢笔墨水也有人造染料，但有些成分是无法在水中溶解的。所有的墨水都包含树胶、乙二醇和其他添加剂。这些添加剂的作用是让墨水透过纸张，让笔迹能够保存下来。

纸张上不但能够留下印刷的字样或手写的字样的痕迹，也可以留下上面的纸张上的痕迹。比如，笔记本或记事本下面的纸张也会留下上面纸张的痕迹。1929年，英国南部南安普顿的威廉·亨利·帕德摩尔就因为一张已经不存在的收据而认定谋杀了他的雇主维维安·麦斯特尔。帕德摩尔撕下了收据以掩盖自己的行踪，但下面的收据还是留下了帕德摩尔撕下的收据的痕迹。

在暗光下，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帕德摩尔的收据，这张收据的照片也成为证据。近年来，专家开始使用一种名为静电侦查仪的仪器。纸张上的压力会影响纸张的电性能，并导致纸张会有更多静电。静电侦查仪是一个细长的多孔金属。专家会把纸张放在静电侦查仪上，然后把透明的塑料聚酯薄膜放在纸张上。金属下的真空吸力会把纸张和薄膜紧紧地吸在一起，然后静电会被传输到纸张上。纸张上陷入的部分带有静电电荷，在纸张上面的聚酯薄膜胶片上撒上复印机碳粉和细小玻璃珠的混合物后，碳粉会被电荷吸引，从而在纸张上显示图案。

即使是最常见的工具（如图中用来撬门的撬棍）也会留下痕迹。如果警方找到的嫌疑人持有工具，专家可以将工具和痕迹进行对比。

犯罪档案

约翰·马格努森

1922年12月27日，居住在威斯康星州马什菲尔德的65岁的詹姆斯·查普曼收到了一个包裹。查普曼以为这是迟来的圣诞礼物，但不幸的是，他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在打开包裹时，突然爆炸了。查普曼失去了一只手，他的妻子克莱门汀则受了重伤。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些用来包裹炸弹的纸张的碎片。在拼凑起碎片后，他们发现纸张上的笔迹写着：“J. A. 查普曼，R.1，威斯康星州马什菲尔德。”负责检查证据的密尔沃基的专家约翰·泰瑞尔在一开始认为拙劣的笔迹是刻意被写成这样以掩盖犯案者的真实身份的。但在经过仔细分析后，泰瑞尔判定笔迹就是犯案者的真实笔迹，而且犯案者多半已经尽全力把字写得工整了。马什菲尔德的拼写错误意味着犯案者多半是外国人。泰瑞尔认为犯案者多半是瑞典人。

在当地只居住了一名瑞典人，44岁的约翰·马格努森。因为修建排水沟的计划，他曾和查普曼发生激烈的争吵。12月30日，警方逮捕了马格努森。在不知道警方找到了包裹上字迹碎片的情况下，马格努森同意提供自己的笔迹。结果显示，两个笔迹是相同的。在审判马格努森时，纽约的阿尔伯特·S. 奥斯本和芝加哥的福代斯·伍兹这两位著名的笔迹专家表示了对泰瑞尔的判断的赞同。奥斯本发现了两个笔迹有14个相似之处，并表示“这些文件中出现别具特色的相似之处绝非偶然”。

泰瑞尔发现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包裹上的地址是用有着中等长度、光滑笔尖的钢笔写的，钢笔蘸的是卡特黑墨水加少许桑福德蓝黑墨水。在搜索了马格努森的家中后，警方找到了属于他女儿、符合上述描述的钢笔。马格努森的女儿一般使用桑福德蓝黑墨水，但她曾把钢笔借给过一名同学，而她的同学使用的则是卡特黑墨水。

1923年3月31日，马格努森被判终身监禁。

在右图中，静电侦查仪被用来分析纸张上的笔记。纸张上陷入的部分带有静电电荷，在纸张上面的聚酯薄膜胶片上撒上复印机碳粉和细小玻璃珠的混合物后，碳粉会被电荷吸引。

犯罪档案

希特勒“日记”

1981年2月18日，联邦德国出版公司古尔纳亚收到了三封文件，这些笔迹及其潦草的文件据说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记者格尔德·海德曼表示这些日记来自民主德国一名富有的收藏者。收藏者还是民主德国一名将军的弟弟。

原苏黎世警局法医学部负责人马克斯·弗雷-祖尔策、南卡罗来纳州的奥德韦·希尔顿以及来自莱茵普法尔茨警局的笔迹分析师等三名专家对日记进行了鉴定。在经过数周的工作后，他们认为日记是真实的。古尔纳亚立刻决定开始与全球各大刊物进行谈判。

各大刊物把部分样文交给了包括朱利叶斯·格兰特在内的联邦德国专家进行鉴定。这些专家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对纸张的分析中。1983年5月6日，日记马上就要刊登。就在此时，专家表示日记是拙劣的伪造品。日记的纸张质量很差，上面涂的增白剂是在1954年才开始生产的。日记的装订上也有增白剂，而其中的涤纶也是“二战”结束后才生产的人工制品。日记上有些墨迹甚至是在一年内留下的。

后来的调查发现，海德曼把用来支付日记的订金存在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海德曼也不是从一名富有的收藏者手中买到的日记。为海德曼提供日记的是康拉德·库哈。海德曼和库哈双双因为伪造日记而入狱，古尔纳亚则因为诈骗而受到了约2000万马克（1600万美元）的损失。

在使用静电侦查仪前，专家必须先检查纸张上是否有隐性指纹，因为溶剂会改变纸张的性质。

第十五章 声音证据

“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此类证据是被法庭所接受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独具特色的声音。然而，这个判断是主观的，并且有可能是错误的。只有证据才能说服陪审团，而获得证据的唯一方法就是录音。如果录音记录的是嫌疑人的坦白，那么警方必须确保录音没有被“改动”。即使警方非常小心，录音也可能因为各种技术问题而导致里面的声音无法被辨别。直到1967年，法医学科学家才发明了能够说服充满疑心的陪审团的语音辨别技术。在那一年，录音才终于成为合格的证据。

在“二战”期间，识别录音中的声音变得非常重要，因为盟军需要分辨不同德国军官的声音。企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泽西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一名成员名为劳伦斯·科尔斯塔。在战争结束后，他一直努力钻研这一课题。在1963年，科尔斯塔终于发明了能够记录人类声音音高、音量和共振的技术，他把这一技术称为谱图。科尔斯塔写道：

两个人发音器官（嘴唇、舌头、牙齿等发出不同声音的部位）的动态使用模式完全相同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语音模式独特性的前提是没有两个人的声腔尺寸或声音器官使用模式会相似到足以让声音识别法无法生效的地步。

科尔斯塔在磁带上用设备记录了一段2.5秒的录音，然后将这段录音电子扫描。录音在扫描之后可以在阴极射线屏显示，或者可以通过手写笔在转筒四周的纸张上进行记录。这样做可以得到两种声纹。一种声纹是条线声纹，这种声纹往往会成为证据。条线声纹的横坐标是录音时间的长度，纵坐标是声音的频率。声纹密度越高，声音也就越大。另一种声纹是高线条纹，这种条纹能够展示声音更为复杂的特征，因此往往被用于在电脑中记录声音的格式。

近年来发明的语音合成器对于声音分析来说价值颇大。这个波形是人们在说“婴儿”一词时形成的。

犯罪档案

爱德华·李·金

1965年洛杉矶沃茨区的动乱是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动乱之一。当时，人们在四处抢劫纵火。很多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都参与了这一事件的报道。一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采访了一名年轻男子，男子一面背对着镜头一面吹嘘了自己的纵火行为。

过了一阵后，警方逮捕了18岁的爱德华·李·金。警方怀疑金就是接受采访的年轻男子。他们找到了劳伦斯·科尔斯塔，让科尔斯塔对男子的声音和录像中的声音进行了对比。在做证时，科尔斯塔表示两个声音一模一样，金也因此被判纵火罪。

金在上诉时表示一个人提供录音相当于美国法律所不允许的自证其罪。这在法律上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录音并不涉及自证其罪。

1965年8月13日，洛杉矶沃茨区展开了长达3天、充满抢劫纵火的动乱。这是当时当地冒出的浓烟。

在英语中，最常用的单词为a、and、I、is、it、on、the、to、we、you等。为了确保声纹的准确性，科尔斯塔记录了5万个不同的人的声音。很多人的声音听起来很相似，但在阴极射线屏上，这两个声音的差别非常明显。科尔斯塔还雇用了专业的模仿者，并且证明了虽然他们的声音是人耳所辨别不了的，但他们的声纹还是和其他人有很大差别。

自1967年以来，声纹还是逐渐在美国法庭中成为证据。然而，欧洲法庭对于声纹却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可以说，1971年就威斯康星州尼尔·拉菲尔被杀而起诉偷猎者布莱恩·胡松的案件成为声纹技术的一个分水岭。

1971年，劳伦斯·科尔斯塔还参与了另外一起性质完全不同的案件。在这一年，作家克利福德·欧文向麦格劳希尔公司兜售一本他号称是性格怪僻的百万富豪霍华德·休斯的授权传记。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真实性，欧文拿出了几封他号称是休斯寄给自己的信。笔迹专家在经过分析后证实，这些信的确是休斯的笔迹。但就在此时，已经隐居15年的霍华德·休斯突然浮出水面，表示欧文所谓的传记完全是“充满幻想的虚构作品”。

电脑中女音说“婴儿”一词的声纹。虽然用中间两条线表示的音量差别很大，但声音的“声谱”很接近。

犯罪档案

米拉·辛德雷和伊恩·布雷迪

1966年，在对涉嫌杀死几位未成年人的伊恩·布雷迪和米拉·辛德雷的审判中，英国法庭历史上最为震撼的录音成为证据。在录音中，10岁的莱斯利·安·唐尼被布雷迪要求脱衣拍摄色情照片，之后被布雷迪强奸和勒死。在整个过程中，唐尼不断哀求。唐尼是在1964年12月26日被绑架的，她被藏在附近沼地里的尸体直到1965年10月16日才被发现。除了唐尼的声音之外，录音的背景还出现了卢森堡电台的节目。节目中，阿尔玛·科根的声音十分清晰，这帮助警方确定了唐尼被杀死的具体时间。

英国警察搜索约克郡沼地以图找到被害人的尸体。

“沼地杀手”伊恩·布雷迪（左）和米拉·辛德雷（右）。

休斯从自己位于巴哈马天堂岛的藏身之处接受了两个小时的电话采访。麦格劳希尔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个声音真的是霍华德·休斯本人吗？科尔斯塔将这段录音与休斯30年前在参议院委员会做证的录音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电话中的声音就是休斯本人，科尔斯塔表示：“作为科学家，这是我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保证。”1972年6月，欧文因为伪造罪被判入狱。

近年来，声纹辨别系统开始被美国空军在保安系统中大量使用。一些人需要说出几个短句，然后电脑会将他们的声音记录下来。日后，当这些人前往保密区域时，他们必须说出这些短句。在电脑确认他们的声音和之前的记录吻合后，他们才能进入保密区域。

这是百万富豪霍华德·休斯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做证时的照片。在这个过程中录下的休斯的声音在30年后成为起诉克利福德·欧文时的重要证据。

在声音分析方面，专家又发明了两个用来取代测谎仪的仪器。和测谎仪测量心跳或出汗不同，这两个仪器分析的是人在现场、电话中或在录音中说话的声音。据称，心理压力评估仪可以测量人耳所听不到的声音中的颤抖以确定说话的人是否在说谎。虽然这些仪器的结果很难成为证据，但它们可以为警方的调查提供重要线索。

一名正在接受测谎测试的人。测谎测试测量人的脉搏、血压和呼吸频率的变化。照片中的前方的屏幕上显示的就是这些数据。

克利福德·欧文差点利用自己伪造的霍华德·休斯的传记从麦格劳希尔公司骗到65万美元。

犯罪档案

布莱恩·胡松

尼尔·拉菲尔是威斯康星州绿湾森石坝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守护员。1971年9月24日，他没有在工作结束后回家。在第二天，警方发现拉菲尔被斩首的尸体被埋在了浅坑中，而他的头颅也被埋在附近。在死前，拉菲尔曾身中数枪。

负责此案的马文·格尔里科夫斯基认为谋杀的动机是复仇，他要求下属调查所有曾因为偷猎被拉菲尔逮捕的人。所有嫌疑人都接受了警方的审问，而所有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明的嫌疑人都被要求接受测谎测试。所有人都同意了警方的要求——除了当地著名的偷猎者布莱恩·胡松。

格尔里科夫斯基从法院获得了监听胡松住所电话的许可。警方记录了所有胡松住所的通话。在胡松和自己83岁的祖母艾格尼丝通话时，艾格尼丝告诉胡松，她已经把枪支藏好了。在搜索了艾格尼丝的住所后，警方找到了枪支。枪支被送到了州立刑事实验室进行分析。弹道专家威廉·李斯曼很快确认枪支和杀死拉菲尔的口径为0.22英寸（约5.59毫米）的子弹相符。

在审判胡松时，艾格尼丝坚称自己对藏起来的枪支一无所知。然而，密歇根州声音辨别组的欧内斯特·纳什表示录音中的声音的确是艾格尼丝的，而且他还展示了胡松亲戚声音间的差别。胡松最终被判有罪和终身监禁。

第十六章 真凶的身份

刑事调查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找到真凶。犯罪现场的证人可能出错或相互矛盾。有时，距离现场非常远的人也会表示自己看清了嫌疑人的面孔。如果警方无法辨识真凶，那么他们必须找到能够帮助他们辨识真凶的线索。各地的警局都会保留所有有过刑事犯罪记录的人的犯罪手法。这些记录能够帮助警方缩小他们的搜索范围。近年来，对案犯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警方逮捕嫌疑人和法院审判嫌疑人时，识别嫌疑人的身份是他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19世纪，很多犯罪学家认为他们可以识别“潜在罪犯”。这些犯罪学家中最有名的西萨尔·龙勃罗梭来自意大利。1876年，龙勃罗梭出版了《犯罪者》一书。在研究了近7000名罪犯后，龙勃罗梭认为他们的外表特征和他们犯下的罪行有着直接的联系。虽然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龙勃罗梭的理论有很多漏洞，但龙勃罗梭的研究对人类测量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龙勃罗梭出版自己著作的时候，担任巴黎人类学学会主席的是路易斯·阿道夫·贝蒂荣。贝蒂荣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分析不同种族的头骨的形状和大小并将其分门别类。贝蒂荣的儿子阿尔封斯·贝蒂荣在一开始对父亲的研究并不感兴趣。但在阿尔封斯成为巴黎地方警局的初级文员后，他发现父亲的研究可以被用来识别嫌疑人。阿尔封斯想起比利时统计学家兰伯特·魁特里特曾指出，没有两个人的身体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一理论，阿尔封斯设计了一套身份辨别系统并获得了上级的首肯。在1882年11月至1883年2月期间，阿尔封斯打造了一个拥有1600份记录的档案卡系统，这些记录中记载了所有被逮捕的罪犯的身体特征并可以进行交叉查询。这一系统很快被人们称为“贝蒂荣系统”。

辨别真凶身份最关键的就是不错过任何细节。警方可以通过罪犯某种行为上的奇特之处或其他特征来判断罪犯的身份。在图中，专家正在利用显微镜分析罪犯的笔迹。

19世纪最著名的犯罪学家西萨尔·龙勃罗梭曾希望通过人体特征辨认“案犯”。

1883年2月20日，一名自称是“杜邦”的罪犯被带到了阿尔封斯的面前。在测量了杜邦的身体后，一开始并不抱太大希望的阿尔封斯查阅自己的档案。很快，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激动。终于，阿尔封斯骄傲地拿出了一张卡片。“你在去年12月15日曾因为偷窃空瓶子被捕。”阿尔封斯喊道，“那时你自称自己是‘马丁’。”

巴黎的报纸纷纷大幅报道了阿尔封斯的档案卡系统。在1883年底，阿尔封斯已经识别了近50名惯犯。在接下来的一年，阿尔封斯共识别了超过300名惯犯。很快，法国各地的警局和监狱都开始使用贝蒂荣系统。

后来，阿尔封斯又开始研究照相技术。在给罪犯拍照时，他会拍摄罪犯的正脸和侧脸——直至今日，这仍是警方标准流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阿尔封斯还首创了“肖像描述法”。通过这一手法，阿尔封斯可以记录下罪犯脸部、鼻子、眼睛、嘴、颌等部位的特征。现代的警校依然会教授这一手法，而这一手法也成为人像拼片和其他现代辨别手法的基石（见本章后面的部分）。

其他国家因为指纹辨别的发明（见第八章）而没有采纳贝蒂荣系统，但阿尔封斯本人一直坚持自己的系统是最佳的选择。

面部辨别

列队辨认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出现，它也是警方办案的常规流程。然而，近年来很多心理学家以及很多警察都开始怀疑这一说法在科学和法律上的有效性。

在进行列队辨认时，警方必须确保不会对证人造成误导。因此，警方必须找到很多毫无特征的人与嫌疑人站在一起。理论上来说，所有同时出现的人必须有类似的体型、身高、身材以及头发和毛发颜色。但在实际过程中，警方会在靠近警局的地方询问路人是否愿意参加列队辨认。由于大多数路人都没有太多时间，证人也不愿意等待太久，列队的人数往往低于要求。很多时候，警方甚至会让下班的警察参与列队以符合对人数的最低标准。

列队辨认往往会让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像有罪的样子。而且，证人会觉得自己有必要从中认出案犯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心理系的讲师唐纳德·汤普森一直强烈反对警方使用列队辨认。有一天，在汤普森刚刚在电视上严厉批评了新西威尔士警局采取列队辨认的做法后，警方把他带回了警局，让他加入了列队辨认。

在这幅画中，巴黎警局总部正在进行人类测量学的授课。阿尔封斯·贝蒂荣正是在这里发明了自己的系统。

犯罪档案

詹姆斯·韩瑞提

1961年8月22日，已婚的迈克尔·格雷格斯顿和他的情人瓦莱丽·斯图里一起坐在格雷格斯顿的车中。格雷格斯顿的车停在了英国南部斯劳的空地上。突然，一名男子打开了车的后门并拿着枪进入了车内。他命令格雷格斯顿沿着A6路驾驶了数小时来到了一个名为“死人岭”的地点。在死人岭，男子开枪杀死了格雷格斯顿。之后，男子强奸了斯图里后也对她开了枪，然后驾车离开了现场。斯图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她在后半生成了残疾人。在日后的调查中，警方在伦敦的一个巴士上找到了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警方认为这就是A6路案的凶器。警方还在伦敦找到了被遗弃的格雷格斯顿的车。

根据瓦莱丽·斯图里的描述，警方用人像拼片获得了嫌疑人的画像。警方又找到了其他三名曾看到驾驶着格雷格斯顿的车的男子的证人。根据这些证人的描述，警方用人像拼片又获得了嫌疑人的另一幅画像。这两幅画像差别很大，只有斯图里很确定的“深棕色”眼睛的特征是一致的。

贝德福德郡克洛普希尔的A6路。人们在这里找到了头部被枪击的迈克尔·格雷格斯顿和他身边身受重伤的瓦莱丽·斯图里。白色帆布屏障标示的就是发现格雷格斯顿尸体的地方。

1962年4月4日，詹姆斯·韩瑞提因为A6路谋杀案而被处以绞刑。然而，人们一直对他是否是真凶表示严重怀疑。

警方共发现了两名嫌疑人。詹姆斯·韩瑞提被怀疑是因为警方在他的酒店房间里找到了凶器所留下的弹壳。彼得·阿方被怀疑是因为他在韩瑞提之后入住了同一个房间。韩瑞提和两幅画像都不相同。他没有把深色的头发向后梳，眼睛也是浅蓝色的。相比之下，阿方更符合斯图里的描述。

不知什么原因，斯图里改变了自己的故事。她表示凶手有着“冰蓝色”的圆眼。在列队指证时，斯图里没有认出阿方。在三周后第二次列队指证时，斯图里认出了韩瑞提。韩瑞提迅速被逮捕并被判有罪。1962年4月，韩瑞提被处以绞刑。

韩瑞提一直坚称案件发生时他身在英国北部。日后，警方也找到了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证人。在韩瑞提被处决后，知道自己不会因为同一案件被再次起诉的阿方数次表示有人雇了自己来拆散迈克尔·格雷格斯顿和瓦莱丽·斯图里。事情的结局让警方对人像拼片技术开始怀疑。直至今日，公众依然认为韩瑞提是无辜的。

瓦莱丽·斯图里捂住了自己的面孔。她被抬到了贝德福德巡回裁判所外的急救车上。在裁判所中，斯图里表示自己受到的枪伤让她下肢瘫痪。

一名女子刚刚在家中被袭击。在她看了列队的众人后，她毫不犹豫地指出汤普森就是凶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汤普森表示，“警方想用这种方法来恐吓我。”幸运的是，汤普森有不在场证明：在案件发生时，汤普森正在摄影棚中，他的节目当时正在进行直播。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女子在被袭击时正好在看这个节目。被袭击的惊吓情绪和汤普森的面孔重叠在了一起。在女子的心目中，汤普森成了凶手。

汤普森表示：“在我们被震惊或受到创伤时，我们的记忆力会大幅下降。之后……我们可能会引入其他的记忆片段以重现我们对事件的回忆。”

事实档案

我们如何辨别不同的人？在过去，曾有一种说法称我们的大脑里可能有某一个脑细胞负责收集信息来帮助我们辨识不同的人和物品。比如，我们的大脑里可能会有“祖母细胞”，而这个细胞的唯一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辨别自己的祖母。但麻省理工学院的惠特曼·理查德斯教授指出：“如果……一个细胞只负责一个动物或一种物品，那么我们大脑里的细胞是不够用的。”

惠特曼的一名同事、来自英国的大卫·马尔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理论。他表示眼睛中的图像可能会先在大脑中形成草稿，这种仿佛艺术家素描的作品能够由寥寥几条线画出物品的轮廓。眼睛中的细胞会分辨光明和黑暗，从而为画像加入大致的细节。马尔和他的同事利用这一理论打造了第一个电脑扫描仪，扫描仪的成像和素描十分接近。今天，安全扫描仪已经能够识别访客的面孔，并将面孔与电脑中储存的获得进入许可的面孔加以对比。

马尔表示，大脑在获得素描后，会慢慢加入和填充细节，从而在记忆中形成详细的图像。

证人看到的第一个特征往往是头发、嘴、眼睛。证人会观察头发的长度、形状和颜色，嘴的位置和高度，以及眼睛的形状和颜色。因此，墨镜往往会掩盖一个人的特征，让人一眼认不出自己。在获得了这些细节后，证人会像马尔的电脑一样，观察面孔的轮廓。只有在证人获得足够的时间观察细节后，他们才能够识别面孔并把面孔和自己的记忆进行对比以进行辨别。如果人对另外一个面孔很熟悉（比如看到的是自己的亲友或名人），那么辨别过程会在瞬间完成。在列队辨认时，证人可能会看到了一张自己在焦虑时看到的人，在证人不确定又感到自己必须指出案犯来，那么其往往会表示自己之前见过的人就是案犯。

这不是列队辨认的唯一问题。偏见也可能影响证人的记忆。多年前，英国伦敦的大都会警局曾推广过一个活动。在活动期间，警局把一幅照片贴在路上，照片上还写着“你会怎么做”的字样。在照片中，一名穿着短滑雪衫和开领衫的黑人正在朝照片右侧奔跑。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名警察。照片上发生的事情似乎很明显：黑人是一名犯人，在他背后的是一名追他的警察。但照片底下的文字写着：这名黑人实际上是一名追逐嫌犯（没有在图片中出现）的便衣警察，而穿着制服的警察正在协助他。

警方在很早前就认识到偏见在辨认过程中的危害。伦敦北部亨登警察训练中心的一段教学录像中，一名短发竖起、穿着皮夹克的男子从一名中年女子手中抢走了手提包。在看过录像后，接受训练的学员被要求说出案犯的年龄。几乎所有的学员都满怀自信地表示案犯是20多岁的青年男子——但实际上，案犯已经超过50岁了。在学员心目中，短发竖起、穿着皮夹克的人一般都是20多岁的青年男子。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录像中的案犯的年龄也是20多岁。

现在，警方对冤案尤其敏感。然而，警方也意识到证人在破案过程中往往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一些州，警方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列队辨认，而是让证人一个个看嫌疑人的面孔。心理学家认为这能够帮助证人对每个面孔观察得更为仔细。最新的研究也显示，这种方法能够将证人犯错的概率降低50%。

早期的列队辨认没有像现在这样采取大量的保护措施。在今天，为了保护证人不被嫌疑人吓到，警方会把证人安排在单面镜后。在一些地区，证人更是一次只能看一名嫌疑人。

人像拼片、相片拼图、成像拼图、局部特征分析

在20世纪40年代末，洛杉矶警局民事犯罪部的负责人休·麦克唐纳被派往欧洲。他的任务是寻找借助“二战”引发的混乱而逃亡欧洲的案犯。

麦克唐纳发现，证人的描述往往矛盾重重，而且并不完整。麦克唐纳开始在透明的纸上画出不同的眼睛、鼻子、轮廓的雏形。之后，他会把这些特征拼凑起来，帮助证人对图中的人进行辨别。

在回到美国后，麦克唐纳把这个创意提供给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汤森公司。汤森公司对这个创意非常认可。在和当地警方密切合作数年后，汤森推出了人像拼片工具箱。工具箱里有525个有编号的透明特征，每个特征象征着一个器官。工具箱里有102双眼睛、32个鼻子、33张嘴唇、52个下巴以及25副胡子。工具箱借鉴了贝蒂荣的肖像描述法的原理。工具箱里没有耳朵，麦克唐纳指出：“大多数受害人在面对嫌犯时不会注意到嫌犯的耳朵。如果嫌犯的耳朵特别大或有某种标志、伤疤或痣，那么警方可以在日后用蜡笔补上耳朵的画像。”

1971年，英国推出的彭里相片拼图是视觉辨别中的重要工具。图中的白人基础正面工具箱可以用来拼出50亿种不同的面孔。

麦克唐纳表示，利用工具箱共可以拼凑出620亿种不同的面孔。特征有编码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传真普及前，警方可以通过交流特征上的字母和数字来传递画像。

到了1960年，世界上的很多警局都已经开始使用人像拼片。虽然使用人像拼片取得了很多成功，但在很多案件中，这个工具也出现了错误。

照片拼图制作的一名嫌疑人的照片。这个男子被怀疑在肯特郡汤布里奇入室杀死了一名年迈的女子。这张照片是根据数名曾经目睹男子出入女子家中的证人的证词所制作的。

1971年推出的彭里面部识别工具箱（相片拼图）比人像拼片要先进许多。摄影师雅克·彭里表示自己的工具并不是对人像拼片的改善。彭里表示，自己在1938年为自己的作品《面部特征》选择照片时就已经有了打造工具箱的创意。但在30年后，彭里才第一次联系了英国内政部警察研究和发展局并获得了制作工具箱的合同。

相片拼图和人像拼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照片拼图利用的是照片而不是画像。彭里在1969年制作了第一个白人基础正面工具箱。这个工作箱可以制作50亿个不同的面孔。在1970年，彭里推出了的亚非人种补充工具箱又增加了5亿种面孔。之后，相片拼图又推出了其他的补充工具箱。 1974年，相片拼图推出了女性工具箱。完成的白人基本工具箱中包括了204种额头和发型，96双眼睛，89个鼻子，101张嘴，74个下巴和面颊，以及包括头饰、胡须、眼睛、皱纹、耳朵在内的其他“配件”。

犯罪档案

安东·范德里克

1962年6月30日的夜晚，瑞士卢塞恩的一家餐厅的电梯发生了爆炸。在24小时内，当地又发生了四起爆炸，其中两起发生在餐厅电梯中，一起发生在地下室，一起发生在车底。这五起爆炸案总共造成了五人受伤（包括一人重伤），并造成了10万瑞士法郎的经济损失。不久之后，当地又发生了两起爆炸案。

在警方搜索了爆炸现场时，他们发现了炸弹上的引爆器。根据引爆器，警方找到了一个武器商，他表示自己把这个装置卖给了一个男子，男子在签名时自称“阿尔弗雷德·西班尼”，他留下的地址也是假的。

警方获得了苏黎世最著名的笔迹学家M. 利特斯诺的帮助。利特斯诺表示想从一个签名和一个地址上推断出案犯的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同意进行尝试。利特斯诺表示，签名很明显是假的，因为案犯的笔迹一点也不自然。从笔迹上判断，案犯应该智商中等，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年龄应该是20多岁）。案犯在学校成绩不佳，而且性格很不稳定。

虽然案犯制作了炸弹，但他并非一名技术人员——实际上，案犯没有专业技能。因为性格不稳定和自卑，案犯很难在需要和顾客打交道的店铺里找到工作。但如果案犯在农场工作，则他不会知道卢塞恩的餐厅在哪里，也不会知道卢塞恩工厂很少。因此，案犯应该是一名临时店员一类的临时工。

在利特斯诺看来，案犯的动机是自卑，而他发动袭击就是为了感到自己是个重要的人。但从外表上来看，案犯应该就是一名常人。案犯的笔迹显示他身体很健康，而且应该较为擅长体育项目。

案犯应该认识一位叫作阿尔弗雷德的人，而且他留下的地址多半也跟他有些关系。案犯的父母多半酗酒或已经分居。利特斯诺表示警方应该联系社会工作者。另外，案犯之前曾因为小事情而惹上过麻烦并和警方打过交道。

在获得了这些信息后，警方共逮捕了六名嫌疑人。在一个个排除了这些人的犯罪可能性后，最后留下的是一名叫安东·范德里克的男子。范德里克是一名20岁的店员。范德里克穿着很保守，他会把棕色的头发梳向后边，嘴上还留着小胡子。范德里克住在教堂的旅馆中，并在那里很受欢迎。

在嫌疑人的笔迹和签字对比后，专家发现了很多相似之处——案犯留下的地址是范德里克之前做临时工时的工作地点。另外，范德里克还曾赢过两次拳击比赛。在接受审问时，范德里克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经分居，并曾因为酗酒而多次被捕。在一开始，范德里克否认自己安装了炸弹，但最终他表示自己是为了“报复社会”才犯了罪。炸弹的声音、公众的呼喊和警车的声音都让范德里克十分兴奋。

目前，相片拼图和人像拼片都已经被电脑软件成像拼图所取代。电脑中可以储存大量图片元素，而每个元素都可以进行调整。成像拼图形成的三维动画也可以进行旋转或变换角度，图像的质感和颜色也可以进行调整。

一个最新的面部辨别工具是局部特征分析。这个工具将面部分为包括鼻子长度、双眼距离以及颚骨结构等12个特征。

笔迹学

一个人的笔迹和其指纹一样独具特征、无法改变。即使一个人因为受伤而导致必须换手进行写作，他原来笔迹中的特征也会慢慢再次出现。笔迹学家（在警方寻求他们的帮助进行破案时，他们往往被称为“笔迹专家”）认为自己可以解读这些笔迹中的特征。笔迹学家甚至认为自己可以从笔迹中找出嫌疑人或案犯的性格特征。

不论一个人是有意掩盖自己的笔迹还是因为身体或情感问题而无法正常进行书写，其笔迹中都会留下大量的细节。比如，每个人每次签名都大致相同，但实际上签名的笔迹每次都会略有变化——因此，如果两个签名完全一样，这很有可能涉及伪造笔迹。

1932年审判被怀疑绑架查尔斯·林德伯格之子的布鲁诺·豪普特曼一案时的证据。寄给林德伯格的信件上的笔迹和豪普特曼在1934年进行车辆登记时的笔迹有很多相似之处，专家把这些相似之处都圈了出来。

对比和分析笔迹的过程十分复杂。在19世纪的法国，笔迹学第一次出现。之后，笔迹学在德国和瑞士得到发扬光大。笔迹学家会把笔迹分为三个区域。小孩子们在学习写字时，使用的练习册中会把三个区域用四条横线标记出来。在孩子长大后，有些人还会继续写出标准的字样，但大多数人会开始变化自己的笔迹以体现个性。笔迹学家认为这些变化能够体现写字者的性格。笔迹学家认为，最上面的区域象征着智慧、精神、野心和理想。中间的区域象征着喜好、厌恶、理性和对日常社交的适应。下面的区域象征着本能和潜意识中的冲动，以及写字者的性和物质冲动。

接下来，笔迹学家会分析笔迹的倾斜方向，并将每个字母连在一起以及独立进行分析。比如，笔迹学家认为较大的大写字母象征着写字者生性宽容，而且需要自我表达和引起他人的注意。较小的大写字母象征着自卑心理和对安静生活的渴望。细长的大写字母象征着强势但被压抑的性格，并象征着写字者无法交友、克制本性并为此感到懊恼。棱角分明的大写字母象征着攻击性、固执和缺乏通融，圆润的大写字母则象征着感情丰富和幽默的本性（但如果字母太宽，它们则象征着随和及懒惰）。“回旋”的大写字母（及字母的最后一个笔画会回转到字母上）象征着欺骗。

法医学中会用到的电脑笔迹辨别软件正在突飞猛进。软件可以辨别字迹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而且可以提供关于写字者性格的分析。

在所有大写字母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I”。这个字母象征着自我。“I”体积很小象征着缺乏自信，“I”华丽夸大象征着写字者需要他人的主意。简单的从上而下的“I”象征着自信、智慧和平稳的性格，而向左倾斜的“I”则象征着无法从生活中获得乐趣，可能对过去有负罪感，以及可能会说谎的倾向。

以上这些仅仅是少数几个笔迹学家可能会考虑的线索。

心理画像

西萨尔·龙勃罗梭关于警方可以根据外表特征来辨别案犯的理论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直到最近50年，犯罪学家才开始认真研究犯罪心理学。对犯罪心理学第一个严肃的研究是德国心理学家卡尔·伯格教授在1930年进行的。当时，他研究的对象是外号“杜塞尔多夫吸血鬼”的连环杀手彼得·库尔滕。但从那之后，犯罪学家一直忽略了这一领域。但在1957年詹姆斯·A. 布鲁塞尔医生协助捕获“炸弹狂徒”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犯罪学家才第一次真正研究“心理画像”这一方法。1964年，包括布鲁塞尔医生在内的心理学家团队为“波士顿扼杀者”制作了心理画像，这让这一方法声名大噪。心理学家团队认为（布鲁塞尔医生对这一结论并不认可），犯罪的人一共有两个，其中一个人是独居、多半是教师的男子，另一个则是憎恨女性的同性恋者。在阿尔伯特·德萨尔沃被逮捕后，警方发现他是唯一的案犯，而且他是一名性欲旺盛的已婚男子。

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霍华德·提顿在1969年开始研究心理画像。提顿从布鲁塞尔医生那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建议。1972年，帕特·姆拉尼也加入了提顿的团队。提顿和姆拉尼开始整理和积累审问连环杀手的录像，并开始用电脑数据库分析他们思维方式中的相似之处。1974年，提顿和姆拉尼一起在匡蒂科建立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部。在1974年初，罗伯特·雷斯勒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犯罪档案

乔治·米特斯基

1940年11月，人们在联合爱迪生公司的一个窗台上发现一个还未爆炸的炸弹。炸弹上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联合爱迪生的罪犯们，这是给你们的礼物！”10个月后，人们又在街道上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并未爆炸的炸弹。在1941年12月日本刚刚袭击珍珠港后，警方接到了另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在战争期间我不会制造更多的炸弹——我也是一名爱国者——我会在日后惩罚联合爱迪生——他们会为自己可耻的行为负责。F.P.”

在之后的5年中，警方没有发现更多的炸弹，但联合爱迪生、纽约的报纸、百货商店和酒店在此期间收到了多封类似的信件。在信件停止后，警方还是怀疑“F.P.”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复仇，甚至已经死亡。但在1950年3月25日，警方在纽约的中央车站又发现了一个并未引爆的炸弹。

警方发现，这些炸弹的制作都十分精致，因此警方怀疑这位很快被人称为“炸弹狂徒”的犯案者根本没有引爆它们的意图。然而，下一枚隐藏在电话亭中的炸弹被引爆了。报社在爆炸后收到了更多的信件通知他们“还会有炸弹会为正义而引爆”。在接下来的4年中，共有12枚炸弹被引爆。在1955年，警方总共发现了6枚炸弹，其中2枚没能被引爆。虽然这些炸弹总共造成了4人轻伤，但这些爆炸的破坏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这似乎在昭示着“炸弹狂徒”正在变得越来越愤怒。“炸弹狂徒”在寄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信件中写道：“至今为止我共使用了54枚炸弹、打了4通电话，我会继续我的所作所为，直到联合爱迪生被绳之以法”。

1956年12月2日，布鲁克林区的派拉蒙影院内发生了爆炸，6人因此受伤，其中3人伤势甚为严重。纽约警局犯罪实验室的负责人霍华德·E. 芬尼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联系心理学家詹姆斯·A. 布鲁塞尔医生。

在沃特伯里监狱中，“炸弹狂徒”乔治·米特斯基在被捕后对记者微笑。米特斯基的被捕也为断断续续持续了16年之久的炸弹袭击画上了句号。

布鲁塞尔为芬尼提供的报告的详细程度令人吃惊。布鲁塞尔表示，案犯是男性，十分偏执，年龄在50岁左右。他身材强壮，脸上没有胡须，打扮精细。案犯孤僻、未婚、有可能和一名未婚的年长女性亲戚一起居住。案犯的母语不是英语，他要么自己是移民，要么父辈是移民，多半是一名斯拉夫人或波兰人。“在你们逮捕他时，他会穿着双排扣西装，并会系好扣子。”

在警方把布鲁塞尔的结论公开后，《美国期刊》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表示自己曾在联合爱迪生工厂受伤，并因此变得残疾。写信的人没有因此获得补偿。在警方搜索和阅览联合爱迪生公司记录期间，《美国期刊》又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在1931年9月5日在联合爱迪生工厂工作时受伤。”

记录显示，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些条件。生于1904年的乔治·米特斯基是波兰移民的后代，他因为事故最终获得了180美元的赔偿。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和威彻斯特居住着大量的波兰移民，而寄出信件的威彻斯特县正好在布里奇波特和纽约之间。在布里奇波特市附近的沃特伯里市，警察敲响了米特斯基和两名姐姐共享的居所。米特斯基身材很健壮。基于当时已经是深夜，米特斯基只穿了睡衣。警察命令米特斯基去穿好衣服，之后跟他们走。当米特斯基再次出现时，他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穿着双排扣西装——并系好了扣子。

法院认为米特斯基的精神状况使他无法接受审判，最终把他关在了专门关押精神病犯人的州立医院中。米特斯基告诉警方，他信中的“F.P.”二字代表的是“公平游戏”。

警方在清晨逮捕“炸弹狂徒”时在其车库中找到的制作炸弹的材料。

刚刚成立的行为科学部很快就有了测试研究结果的机会。在1973年6月，7岁的苏珊·积格在蒙大拿州博兹曼地区附近被绑架，她当时正在帐篷中和自己的家人一起野营。提顿和姆拉尼对案犯进行了初步画像。在他们看来，案犯是一个生活在附近的年轻白人男性，他很孤僻，并且是在夜间漫步时发现积格一家的。提顿和姆拉尼认为苏珊多半已经被杀。

当地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彼得·邓巴发现了一名符合上述描述的嫌疑人：23岁的大卫·麦尔霍夫尔。麦尔霍夫尔曾参加过越战，而且没有物证证明麦尔霍夫尔就是案犯。在1974年1月，一名曾拒绝过麦尔霍夫尔追求的18岁女子也消失了，麦尔霍夫尔也成为该案的嫌疑人。麦尔霍夫尔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测谎测试，并愿意服用“真相剂”。麦尔霍夫尔在这两项测试中都成功地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然而，匡蒂科的团队在获得这些测试结果后又改善了自己的画像。新的画像显示，麦尔霍夫尔的嫌疑非常大。行为科学组深知，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可以将自己失控并对犯罪负责的人格和自己日常的受控人格区分开来，从而使得测谎测试失效。提顿和姆拉尼认为，本案的真凶多半会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家属，从而再次体验杀人的兴奋。邓巴让苏珊的父母把录音机留在了电话旁边。

在苏珊失踪一年的纪念日当天，苏珊的母亲接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男子说自己已经把苏珊带到了欧洲，而他会为苏珊提供积格夫妇无法提供的幸福生活。联邦调查局的声音分析师表示，录音中的声音和麦尔霍夫尔的声音吻合。然而，在蒙大拿州这一证据并不足以让法庭颁布麦尔霍夫尔住所的搜索许可。姆拉尼安排苏珊的母亲在麦尔霍夫尔律师的办公室与其见面。在见面过程中，麦尔霍夫尔显得很安静，情绪也很平稳，但在苏珊的母亲回家后不久，她接到了来自“盐湖城特拉维斯先生”的电话。特拉维斯说是自己绑架了苏珊，但在他说下去之前，苏珊的母亲认出了这个声音并说道：“哦，你好，大卫。”

邓巴终于获得了麦尔霍夫尔住所的搜索许可。在麦尔霍夫尔的住所，警方找到了两名被害人的尸骨。麦尔霍夫尔承认自己杀死了苏珊和18岁的女子，并表示自己还要对另一宗涉及当地男孩被杀的疑案负责。在被捕的第二天，麦尔霍夫尔在监狱中吊死了自己。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是唯一研究心理画像的机构。早在1957年，洛杉矶一位名为皮尔斯·布鲁克斯的警察接手了一起案件。案件中，两名看似毫不相干的年轻女子被强奸和谋杀。布鲁克斯断定凶手是同一人，并花了数周时间查阅报纸，希望找到关于被凶手以同样手法杀死的被害人的新闻。在哈维·格拉特曼最终被捕后，布鲁克斯让格拉特曼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这也是形容连环杀手心理的最早的原始文件之一。

1983年7月，已经积累了35年破案经验、成为独立顾问的布鲁克斯前往华盛顿。在参议院委员会做证时，布鲁克斯和时任行为科学组负责人的罗杰·迪普一起成立“暴力罪犯逮捕计划”（VICAP）。几个月后，里根总统成立了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CAVC）。

在VICAP被采纳之前，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特工一般会利用犯罪现场的照片来详细了解现场的周边环境。在VICAP成立后，中心的特工制订了VICAP犯罪分析报告表，并将报告表分发给了全部59个联邦调查局地区分局。报告中共有189个问题，这些问题覆盖了从“案件行政数据”到“犯罪分类”（包括可能涉及的其他案件）等各个领域。报告要求特工必须提供犯罪细节、被害人的情况、作案手法、尸检报告以及法医学证据。负责调查案件的特工还可以利用报告要求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的电脑数据库将案件与其他数以百计的案件进行对比。

纽约心理学家詹姆斯·A. 布鲁塞尔在破解“炸弹狂徒”乔治·米特斯基一案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图中，布鲁塞尔手中拿着的是他的作品《犯罪心理学家案例》。

犯罪档案

理查德·特伦顿·切斯

1978年1月23日，一个名为大卫·沃林的萨克拉门托卡车司机在回到家后，发现自己22岁的妻子特里萨死在了自己的卧室中。尸体旁边还有一个空的酸奶盒，案犯仿佛用盒子喝了被害人的血。另外，被害人有几个器官也不见了。警方在一开始没有发现凶杀明显的动机。

当时，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的罗伯特·雷斯勒正要前往西海岸。在出发前，雷斯勒制作了凶手的初步心理画像：

“白人男性，25—27岁；很瘦弱，看起来没吃饱。他的住所邋遢和肮脏，住所也有犯罪的证据。凶手一直患有精神病，并且也经常吸毒。凶手独来独往，不善于与人交往，一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自己独居的住所里。凶手没有工作，可能会因为残疾从政府获得救济。如果凶手有同居者，那么同居者肯定是他的父母，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凶手没有服过兵役，并从高中或大学辍学。他多半有一种或多种偏执症。”

在雷斯勒抵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前，凶手又犯案了。1月26日，在一个距离之前的犯罪现场不到1英里的一个住所中发现三个人被杀。这三个人分别是36岁的伊夫林·莫拉斯，她6岁的儿子杰森，以及莫拉斯的男性朋友丹尼尔·梅雷迪思。莫拉斯被凶手以比之前更为残忍的方式肢解，杰森和梅雷迪思则是被枪杀的。三个人都被口径为0.22英寸（约5.59毫米）的枪支枪杀。另外，凶手绑架了莫拉斯尚在襁褓之中的侄子。从小儿床上的血迹来判断，警方认为莫拉斯的侄子也已经被杀。凶手还开走了莫拉斯的旅行车，但又把它停在了不远之处。

“感到紧迫性并确定……凶手会再次杀人”的雷斯勒开始为自己的画像增加细节：“未婚，独居……住在被遗弃的旅行车附近0.5—1英里的范围内。”雷斯勒认为，凶手在杀人之前曾在当地进行过“恋物癖”，他偷窃的是女性衣物及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根据雷斯勒的建议，警方锁定了很小的搜索范围。他们审问了一名承认自己刚刚和一位之前在高中的同学说过话的女子，她的同学名字叫理查德·特伦顿·切斯。这名女子说自己被切斯的外表震惊了：“蓬头垢面，难以想象的瘦，衬衫上有血迹，嘴部有黄皮，眼窝深陷。”

警官埋伏在切斯的住所附近。在把切斯骗出住所后，警方逮捕了他，并发现他身上有一把口径为0.22英寸（约5.59毫米）的枪以及梅雷迪思的钱包。在切斯的卡车中，警方找到了一把12英寸（30厘米）长的屠夫刀和布满血迹的塑料靴子。

在切斯肮脏的公寓中，警方在他的冰箱里找到放着数个盛着身体器官和大脑的盒子。切斯住所的墙上挂着日历，日历在两起凶杀案的日期标记着“今天”的记号。在1978年，切斯还标记出了另外44个日期。

在切斯被逮捕后，电脑搜索和审问显示雷斯勒的心理画像异常精确。

从1990年开始，行为科学部已经被改名为行为科学局，并且拥有了负责刑事调查分析计划的调查支持组。仅在一年中，行为科学局就分析了793起案件，这其中有290起案件是联邦调查局直接负责的。

虽然其他国家也开始认识到心理画像的重要性，但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重视这门方法。

在1982—1986年期间，伦敦警局一直在追捕一名至少强奸了30人并杀死了三人的案犯。1985年7月，他在一天晚上就攻击了三名女子。警方手中唯一的证据就是案犯的作案手法：案犯一般会在铁路附近犯案，而三名被杀害的被害人都是被案犯以同样的手法勒死的。然而，犯罪地点却遍布伦敦和整个英国。

萨里大学应用心理学的教授大卫·坎特利用警方的信息为案犯制作了心理画像。案犯应该居住在伦敦北区的基尔伯恩和克里科伍德地区，他略有技能，对伦敦铁路系统十分熟悉，而他的工作不需要与很多人打交道。案犯已婚但未育，和妻子关系不佳，但有一两名关系亲近的同性朋友。

当时，警方的电脑系统中已经有了1999名嫌疑人。在利用坎特的心理画像与数据库进行对比后，约翰·弗朗西斯·达菲被认为嫌疑最大。在警方最终通过法医学证据认定达菲就是罪犯后，他们发现心理画像所描述的17个特征中有13个被证明是正确的。

另一位名为保罗·布里顿的英国心理学家也曾协助过多起调查，包括一起十分与众不同、结果也出人意料的案件。

1988年8月，宝路宠物食物公司收到一封信。信中说，除非宝路愿意在5年内支付50万英镑，不然其生产的罐头会被下毒。布里顿在被警方邀请参与调查后表示，写信者是认真的。布里顿认为写信的人不是精神病患者，智商中上，教育程度一般，多半没有大学学历。布里顿建议宝路应该按照敲诈信中所说的那样，把钱打入此人用假名开的诸多储蓄账户中。在写信的人企图通过自动柜员机取款时，警方可以借机收集此人的线索。

在宝路打入了第一笔款项的一周后，写信的人开始取钱。写信的人虽然每晚都会取钱，但足迹遍布整个英国。在分析了每次提款的地点后，假设写信的人一定会有据点的布里顿认为此人应该住在伦敦东部郡霍恩彻奇附近。布里顿认为，由于此人计划缜密，他多半年纪不轻，而基于他每天都可以前往不同的地方取钱，他多半已经退休。

警方一直对案件保密，并随机在英国的一些自动柜员机上安装了秘密监视器。然后，这一措施并没有对破案产生帮助。在一家报纸将案情公之于众后，案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亨氏婴儿食品厂。案犯很明显是认真的，人们很快发现婴儿食物被掺入了苛性钠或碎刀片。亨氏在一开始不愿意像宝路一样妥协，但他们最终同意向案犯的建筑协会账户付款。

在和警方私下交流时，布里顿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敲诈犯曾担任过警察。案犯看上去对警方的办案流程非常了解——而且对类似的案件也很熟悉。案犯甚至知道警方安装了秘密监视器。“他很顽强，” 布里顿表示，“但他事业发展并不顺利。他认为自己发展空间很大，但一直仕途不顺，他认为这都是上司的错……现在，他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究竟有多强。”

终于，在1989年10月20日晚，北伦敦的一个监视小组逮捕了一名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男子。这名男子名为罗德尼·维奇洛，43岁，住在霍恩彻奇。他曾是伦敦东区刑事调查小组的侦探，但在1988年10月因为身体问题退休。维奇洛一直和自己的同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有一次还和自己的警察朋友们坐在警车中一起监视自动柜员机。

第十七章 法医学的设备

法医学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发现证据：血液、精液和汗液、爆炸的残留物、毒药、头发和纤维、油漆碎片、玻璃、纸张墨水、沙土等都可能成为证据。但这些证据大多都已被污染。因此，法医实验室必须用特定的技术和仪器才能将不同的元素分开并进行辨别。接下来，我们将简单介绍法医实验室使用的分析方法和它们背后的科学原理，以便读者能够了解现阶段法医学调查背后的复杂性。

色谱法

色谱法又分很多种，但这些不同的方法都能够快速地将混合物中的化学物质分离出来。这个名字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俄罗斯植物学家米基哈尔·茨维特取的。茨维特在1906年发明这项技术时主要是想用它来提取植物色素。

从原理上来说，所有的色谱法都涉及两个“阶段”：在固定相阶段，化学物质的成分会被吸收，而在流动相阶段，所有的成分会变成可溶的。成分的分离取决于固定相和流动相之间分配平衡的过程。在从流动相向固定相过渡时，不同的成分会以不同的速度被吸收，从而进行分离。

茨维特发明的方法很简单。他把酒精中溶解了不同植物色素的液体倒在了装着氧化铝的玻璃管中。在不断加入酒精后，液体会在玻璃管中不断下沉，并导致不同的色素逐渐分离。最后，色素会在酒精液体中完全分离。

和这种原始方法相比，现代色谱法会用光线监视装置来监视分解的色素，以此来测量玻璃瓶底溶剂对紫外线的吸收（见光谱法部分）。仪器会自动将变化记录在缓慢移动的纸张上。

电脑绘制的氦原子的核（阿尔法粒子）在放射性衰变时的图片。核是由两个带正电的质子和中性电荷的中子组成的，它们周围是胶子组成的量子云。

更为现代的色谱法还有纸色谱法和薄层色谱法，这两种方法都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就能直接辨别元素。纸色谱法在固定相会用一张过滤纸，薄层色谱法在固定相则会利用把氧化铝或硅胶放在玻璃片上。固定相的下端会被放在合适的溶剂中，溶剂会通过毛细管作用不断向上移动。需要测试的样本会和一个已知物体的样本一起放在底部。在溶剂到达固定相的上端后，纸张或薄层会被放干。之后，专家会通过喷射合适的试剂或通过紫外线来探测样本的位置。 如果未知样本和已知样本出现在同一位置，那么专家就可以确定两个样本是同一元素。

气体色谱法会被用于分离液体和气体。固定相会被涂上细泥或玻璃珠，然后放入钢管中。流动相是真正需要分析的混合物，混合物会被氮等内置气体移动穿过设备。液体必须被加热至其沸点之上，钢管也需要被加热。之后，不同的仪器会被用来测量最后的分解体。

纤维、油漆等固体物质可以被气体色谱法的升级版、热解气体色谱法进行分析。样本会被加热以转化成气体。这样形成的气体往往可以和已知气体进行对比和辨别。

发明色谱法的俄罗斯植物学家米基哈尔·茨维特。

电泳

电泳的基本原理已经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介绍过。从根本上来说，电泳和色谱法很相似，因为它们利用的都是分子在固定相阶段的不同速度。电泳迁移指的是在固定相电场所导致的分子的移动。

在固定相，专家可能会使用一般的过滤纸或合成膜，但他们更多地会选择涂在玻璃片上的淀粉胶或硅凝胶。

虽然电泳可以被用来分析很多种的分子，但专家一般把电泳用来分离蛋白。

质谱法

质谱仪是法医化学分析中所可能用到的最复杂的仪器之一。质谱仪可以被用来分析碳原子组成的有机物体的组成元素。在有机物体的混合物被用气体色谱法分解后（见前一部分），混合物的很多元素都会因为量太小而无法用传统化学分析法进行辨别。在这种情况下，质谱仪就变得至关重要。

样本会先被加热的阴极线产生的电子照射，这会让样本中的分子分解，而每个分子碎片都会带有电荷。分解的分子碎片会通过电场进入光谱仪，这个流程会让分子加速。在此之后，分子碎片会进入磁场，这会让分子碎片不再直线前进，而是开始圆周运动。圆周的半径会根据分子碎片重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较重的分子碎片的半径会较大，较轻的分子碎片的半径会较小。半径的大小同时也取决于磁场的吸引力。磁场吸引力越大，分子碎片的半径就会越小。

质谱仪本身有弧度，其一端是一条细缝，另一端则是探测仪器。在磁场吸引力较小时，只有最轻的分子碎片才会进入细缝。随着磁场吸引力不断增强，较大的分子碎片也会进入细缝。在磁场吸引力增强时，探测仪器可以在细缝上测出不同分子碎片的光谱。光谱中不同分子碎片的位置象征着它们的重量，光谱上的强度则象征着碎片和分子之间的比例。专家利用对化学物质的了解，可以很快对元素进行判断。一般来说，探测仪器会直接和电脑连接在一起，以便电脑能够快速得到结论。

图中的纸色谱法会把有着不同颜色的过滤纸放入溶剂中。需要被分解的混合物是纸上的黑条。混合物中还有不同的颜色，它们的速度也各有不同，所以最终会形成不同的颜色。

显微镜

一个简单的显微镜利用的是透过样本的光或来自样本表面的光。将样本放大的则是无数镜片。即使是简单的显微镜也能够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比较显微镜让专家可以把两个样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见第十二章）。

相差显微镜在辨别纤维或生物组织时非常有用。这是因为，有些穿过样本的光线会跟其他光线速度不同。这会使得本来全部透明的样本中的一部分会变成阴影，从而帮助专家分别样本的内部结构。

一般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和分辨率会受到可视光线波长的限制。比波长更小的结构是无法通过一般显微镜看到的。电子显微镜克服了这一问题。虽然电子是粒子，但它们和光线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它们的波长要短很多。

一般显微镜最多能够把物体放大2000倍。电子显微镜一般分为两类。透射显微镜能够让电子穿过很薄的一层样本，从而将图像放大100万倍。对于法医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扫描显微镜能够让电子从样本上反射，这能够将图像放大15万倍。

中子活化法

放射性物质会发出三种辐射：α粒子（氦原子核）、β粒子（电子）以及γ射线（比如X光）。用接触核反应堆核心的中子照射其他物质也能使其发出辐射。专家可以发现并测量伽马射线的能量，每一种物质的伽马射线的能量都不同。专家可以利用这一原理来测量金属、油漆、玻璃、纤维和其他物质上的元素。

折射法

在第十四章中，我们介绍了玻璃等物质的折射率是如何测量的。折射仪等仪器也可被用来测量折射率，这种仪器在测量液体时尤为有用。

折射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光在穿过某种物体时的速度比其穿过真空的速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参考光穿过空气的速度）要慢。折射率即是两种速度的比率。玻璃或彩虹中会出现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光的波长的折射率有所不同。折射仪会使用单一波长的光线，一般是黄色钠灯的光线。

现在法医学专家所使用的很多仪器都是自动化的，这帮助专家避免了很多琐碎的工作。在图中，气相色谱仪（左）和质谱仪直接连在了一起。技术人员正在检查电脑显示的结果。

常见的折射仪是普尔弗里希折射仪。普尔弗里希折射仪上有一个打磨的玻璃，上层还有一个小洞以盛放液体。钠灯光线会从下面照射玻璃。专家会根据光线的角度测量液体的折射率。

光谱法

将光分解成不同波长的电磁辐射会形成光谱。这是人眼所能看到的一系列波长，其中最长的是红色，最短的是紫色。比红色更长的波长是红外线，比紫色更短的波长是紫外线。光谱仪可以测量各种不同的波长。

当电磁辐射穿过物体时，部分波长会被吸收。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物体会看上去是蓝色的：它们吸收了红色波长。根据物体中分子的不同，其会吸收的波长也会有不同。因此，测量波长可以分析物体中不同的元素。

发射光谱仪利用的原理是当元素被加热到高温后，它们会发射特定的波长。发射光谱仪在分析玻璃、油漆和金属时尤为重要。和光谱仪一样，发射光谱仪中的样本会通过激光或电子照射碳弧加热，这样形成的光线会透过玻璃形成光谱。但这不是个连续的光谱，而是一个不同颜色的光线所组成的光谱，每一道光线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波长。由于玻璃会吸收紫外线，在需要测量更大的光谱时，专家往往会使用衍射光栅而不是玻璃。

吸收光谱仪利用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原理。因为火焰而变成气体的元素会吸收特定的波长，穿过火焰的放射线在穿过衍射光栅时会以光谱中黑色线条的形式将不同的波长展现出来。

放射和吸收光谱法都会毁掉证据，但它们的优点是只需要非常少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