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林 墙

〔英〕弗雷德里克·泰勒

简介

内容简介：

1961年8月12日深夜，一道带刺铁丝网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把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东西阵营全面对垒的最触目惊心的标志——柏林墙。

弗雷德里克·泰勒讲述了冷战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政治冲突，以及让整个世界极度不安的军事危机，甚至使全球处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边缘。直到1989年11月9日深夜，柏林墙被拆毁。这种危机才得以真正解除。

《柏林墙》一书交织着历史、原始档案和个人的故事，讲述了特定时期东西方主要政治领袖的精彩言行，以及这个分裂的城市和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故事。

扣人心弦、趣味性强的历史作品。 --《旗帜晚报》

深入的研究，理性的论述。 --尼古拉斯·莎士比亚《每日电讯报》

严肃的历史研究和动人心魄的故事……泰勒杰出的叙事技巧，将惊悚小说和报告文学完美地融合在厂一起。 --《爱尔兰时报》

权威地描绘了近代世界史上一个特定的时代。 --《好书导览》

柏林墙本身就很适合立传，而泰勒抓住了时机，为柏林墙立了传。泰勒立足历史，描绘了这一悲剧事件。他刻画的重要主角有政治家、逃亡者，以及激进分子；同时还解释了围绕柏林墙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泰勒还原了很多逃下者进行的逃下尝试，为社会奉献了一部好作品。 --《罗杰·穆尔豪斯《BBC历史杂志》

这是本好书，是历史分析和生动趣闻的最佳契合，很有活力。 --《自由评论》

我必须得买的书……在苏联控制的初期，柏林人的精神还在闪耀；然而，柏林墙开始修建后，柏林的氛围开始收紧。1961年，柏林被野蛮地分裂。借用幸存下来的人自己的描述，作者呈现了那个特别的时代。 --《书商周刊》

一流的笔触、紧扣人心的故事、无可挑剔的历史研究，使得本书如同任何一部以柏林墙为背景的间谍惊悚小说一样让人爱不释手。 --《出版者周刊》

柏 林 墙

1961年8月13日--1989年11月9日

〔英〕弗雷德里克·泰勒 著 刘 强 译

目录

致谢

再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 沼泽之城

第二章 赤色分子

第三章 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

第四章 封锁

第五章 解散人民

第六章 王储

第七章 以小制大

第八章 "玫瑰"行动

第九章 铁丝网出现的第一天

第十章 囚犯

第十一章 柏林的私生子

第十二章 围墙游戏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正午

第十四章 突围

第十五章 我是一个柏林人

第十六章 超现实的笼子

第十七章 最终对决

第十八章 柏林墙倒塌

后记 希望的幻灭

参考书目及其他

致谢

没有哪个作家，特别是没有哪个历史作家，敢于说自己的书是独立完成的。在研究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很多个人和机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合作与帮助。

在柏林里特希菲尔德的德国联邦资料室（SAPMO-DDR的一个部门），所有员工都鼎力相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贝雅特·弗里德里希女士和佩特拉·劳申巴赫女士。她们为我收集了海量的资料，而且直到2004年冬，她们还在整理资料。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内的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的员工也倾力相助，特许我可以随时去查阅那里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威尔伯特·马奥尼和马文· F.卢梭；我还要感谢的是信息自由法案特别权限的主管斯蒂芬·泰利，他特许我查阅还没有完全归类的资料。波士顿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坐落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而且那里的自助食堂中午还提供美味的龙虾。我要感谢莎伦·安·凯利女士，她给我在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好心帮助过我的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克佑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前公共记录办公室）。在该档案馆内，我看到很多普通市民和一些专业研究人员很自然和自信地在查阅资料，而在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内很少能见到这么多的普通市民。显然，这得益于档案馆的高效率和对使用者的友好态度。这些都使得国家档案馆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机构，所有的英国人都应为此感到自豪。

还有一些人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向我讲述了他们关于柏林墙和冷战危机的回忆。我会在其他地方标明他们的名字，但我还是要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我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戈茨·伯甘德和雷根·伯甘德夫妇以及约阿西姆·特伦克纳和伊华娜·特伦克纳夫妇。他们的回忆弥足珍贵，而且我在柏林期间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

我深深地感谢伦敦布鲁斯伯里出版社的编辑比尔·斯温森，他不辞辛劳，通宵达旦地为我阅读稿子，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提姆·达根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在丹· 康纳威声名赫赫的时候，他带着我的书前往纽约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我还要感谢比尔的助手莎拉·马库斯，她精力充沛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些图片的使用许可和挑选问题，让我轻松不少。当然，我还要感谢两位代理商，伦敦的简·特恩布尔和纽约的艾玛·帕尼。事实再次证明，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本书要献给我的父亲，原因自明；但本书得以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妻子爱丽丝· 卡旺纳斯·泰勒的耐心与理解。在我忧烦疲累之时，她的鼓励与帮助让我继续创作，直至完成此书。

弗雷德里克·泰勒于康沃耳郡圣凯弗恩

2006年7月3日

再版序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是柏林墙倒塌的20周年。20年前那个戏剧性的夜晚，象征着德国分裂及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分界线的柏林墙轰然倒塌，表明冷战完全结束了。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20年的时间也就恍然一瞬。作为个体的人，在我们庆祝2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会有太多的东西可供展望，或许我们会首次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回顾。20年前，冷战结束了，如同我们个体的人一样，现在冷战后的世界也进入了成年期。

1989年，以苏联为主导的苏式社会主义制度崩塌，同时，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表面的胜利。我之所以说"表面"的胜利，因为巧合的是，现在这种制度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尽管这种巧合让人不快。20年前，这些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没有露出任何端倪。

现在，我们不仅要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还要继续曾经的梦想。现在的生活依然让人焦虑，而且有时依然让人摸不着头脑。对于那些曾经期望甚高的人来说，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带给他们好的感觉。

或许我们真的会怀念冷战的那些日子。当时，我们的确面对着核毁灭的持续威胁；然而，如果我们能忽略这种威胁（当时大多数人的确能忽略这种威胁），相对来说，当时的生活更安定，变数更少。而且东西方都一样。

现在，统一的德国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东德之痛"的现象。东德人还怀念着那种简单而安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有保障的工作，国家分配的住房，快乐的青年营，官僚统治的社会，却真的非常稳定。当那些出生于前东德时期的人抱怨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时候，他们的西德同胞就会称呼他们为"爱抱怨的东德佬"（Jammerossis）。当然，作为回应，东德人会轻蔑地称呼他们为"无所不知的西德佬"（Bessewessis）。尽管东西德已经统一20年了，西德人依然会直白地训斥前东德同胞不愿努力工作，不愿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一味地依赖国家来照顾他们的一切。双方都创造了一些陈词滥调，然而，这些陈词滥调却反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至少反映了双方在世界观方面的真实冲突。这种冲突植根于东西德分裂时期双方不同的经历。

东西德人经常会为这样的冲突发生争吵。为了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最近在前东德所辖的地方开了一个文学会议。东德媒体的一位资深人士嘲讽地宣称（当然，他的话并不是事实），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西德人为前东德的重建出过一分钱。他的话立刻招来了一个西德人的谩骂。这个西德人也是媒体人士，而且更加有名，他驳斥了东德人对于西德人的错误看法。这是东西德国佬之间一场经典的口水战，更有趣的是他们居然丝毫不顾及台下坐着的众多听众。第二天，我遇到个德国历史学家，碰巧他也见识了这场口水战。他苦笑着说："作为一个关注东西德人的英国人，你当时一定感觉到自己是在调查两个原始部落的争端"当时，我没来得及告诉他一个事实。如果他看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因英国政府分配政府税收而进行的争沦，他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想，不管怎样，东西德人都无法否认一件事情：在1990年的竞选中，即东西德统一后的第一次选举中，科尔总理许诺要"振兴"东德，可是他顶多实现了部分诺言。21世纪初的经济低迷时期，1989年后才引入东德的新工业并没有显示出稳定的迹象。比如，在我非常熟悉的德累斯顿，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前东德所谓的财富 "地标"中心，人们期望甚高的微芯片工业也遇到了麻烦。2009年3月，一个主要的芯片生产商--奇梦达，已经落入破产企业管理人之手，而且，"重组"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传统的汽车工业中心，比如埃森纳赫和茨维考，虽然它们曾经成功转产，从生产东德的特拉贝特牌汽车和瓦尔特堡牌汽车转而生产大众和欧宝，但依然存在一种危机意识，并且这种危机意识已经蔓延到了当地的汽车零配件工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年来，德国重新统一后呈现出来的特点反映了整个世界的现状。在很多方面，冷战时期那个冰冻的世界是丑恶的;但在两种体制对抗的边缘，尽管存在坚冰，局势却非常稳定。当坚冰融化，洪水泛滥，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融化的坚冰也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现象，如极端伊斯兰教和新纳粹主义。穆斯林世界中的基地组织，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集团，俄罗斯的"爱国者"和德国的国家民主党，这些都是整个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

让人不安的是，和20多年前比起来，极端右派亚文化在前东德的地位更加稳固了。最近的一次研究表明，在极端右派团体中，15岁以下的男性成员比例正在逐渐增加，尽管他们对于20世纪90年代和冷战都非常陌生。其中大约有1/40的成员承认自己加入了这样的极端团体，还有1/7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极端"仇视。诚然，在统一后的德国，年轻人暴力行为的整体水平有所下降，而且年轻人的教育水平越高，这种偏执的态度就越少，但现状依然让人非常担忧。

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国情不一样。不管怎样，德国不可能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一样会解体，相反，比利时和英国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东德佬和西德佬之间的冲突不是植根于任何深入或长久的历史分裂(事实上，还没有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裂痕大)。19世纪德国统一之前和之后，从传统上来说，这种源远流长的强烈冲突并不是基于东西冲突，而是基于南北冲突。17世纪的城乡差别、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以及"30年战争"加剧了德国的冲突。总的来说，出生在东德而现在已经成年的一代人认为，柏林墙只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谈论的一个话题;而且，他们有一种希望，正如已故的维利·勃兰特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评价一样："我们属于同一个国家，要共同发展。"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而且，这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东西德人之间的分裂很可能会更多地反映在一些传统的标志上，如阶级、宗教，以及可自由选择的政治信仰。

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虽然德国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统一的德国并没有出现极左或极右的征兆。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传统的自由民主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丧失了少部分的民众支持，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则丧失了大量的民众支持。当前，这些传统的大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治理着这个国家。在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出生于东德)的领导下，这个"大联合"政府将一直持续到2009年9月的选举。值得一提的是，绿党还是拥有大量的选民。

现在，特别应该关注的就是新近成立的"德国左翼党" (Die Linke)。这个党派纠集了前东德共产主义政党统一社会党(1989年后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而后成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左翼党)的剩余者(德国劳工与社会公正党)。左翼党的领袖是前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因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中立，加上执行所谓的反劳动政策，奥斯卡·拉方丹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成为左翼党的领袖。左翼党还是比较成功的，在2005年德国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3个席位，成为德国第四大党;然而，新近的民意测验表明，左翼党正在走下坡路，其原因和后果让我们又想起了柏林墙的启示。

左翼党经历了尴尬的诞生过程，而且现在依然不确定它究竟代表什么。一些人认为，特别是前东德共产主义政党的老党员认为，这个新成立的左翼党就是前东德执政党的继承者。在左翼党内，剩余者成立了"党中党"，名为"共产主义平台"。前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东德二号人物、前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和颇受争议的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埃贡·克伦茨，到处做演讲，签名售书。他们当然不会对那些忠诚的追随者讲述东德存在的问题，只会说东德的好。随着冷战后资本主义宣扬的东西逐渐丧失吸引力，东德曾经宣扬的那些过时的东西又被重新翻找出来。柏林墙和东德的顽固支持者们又开始粉墨登场。

左翼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已经告诫过左翼党，仅仅依靠这种书呆子似的"我告诉过你吧主义"(Besserwisserei)，他们根本无法应对当代世界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柏林墙倒塌已经20年了，可是这个统一社会党的继子依然十分忠诚于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的党、史塔西，还有柏林墙。在曲折变幻的政治道路上，左翼党是保持其强硬和压制的策略呢，还是寻求新的途径?在柏林墙倒塌的20周年，德国人面临的抉择非常明显：是继续沉溺于"东德之痛"呢，还是抛弃柏林墙这个幽灵，大踏步地前进?

弗雷德里克·泰勒 2009年4月

初版序

1961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刚刚告别无优无虑的童年，顺利步人13岁，跨人青春的门槛。然而，我家却阴云密布。父亲的身体很不好。据我所知，抽烟是他唯一的缺点，而这个缺点已经夺走了他一侧的肺。表面看来，他已经从18个月前的手术中康复了，然而那个夏天，他的身体又再度虚弱下去，只能卧病在床。为了不让他寂寞，我常常去床边和他聊天。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因为我们讨论了星期日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但却不是好兆头。

那天晚上，父亲的心脏病发作，非常严重。我们的邻居是护士，听闻父亲的心脏病发作，她急匆匆地跑过来。透过半开的卧室门，我瞥见她正在压他的胸部。然后，她走过来温柔地告诉我们去楼下玩。后来医生来了。为了不让我们无聊，有人给我们打开了电视机。闪烁的黑白画面显示的是一个城市，愤怒的人群、挎枪的人、带刺铁丝网，还有几辆巡逻车。和那些黑白图片一样，我的记忆也有一点模糊、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

我依然不知道自己决定撰写本书的原因是否与此有关。对我而言，柏林墙不仅与当时及目前的世界态势有关，还让我有一种强烈的终结和分离感。在柏林墙建造的那一天，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终结了，而上千万人生活中最闲难的部分却开始了。不同的是，我在那一天遭遇的不是经济上、地理上，或政治上的困难，而且，它压根儿就和柏林墙扯不上一点儿关系。

我的父亲在楼上呆了一会儿。我想他们可能害怕移动他。那天深夜，我再次见到了父亲，还是通过一道半开的门，但这次我是在进入自己卧室的时候看到的。救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他下楼。当时他还很清醒，正在环视四周。他看起来很严肃，却很安静，或许在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去医院之后，他的冠状动脉梗塞再次发作，这回发病要了他的命。父亲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是1961年8月14日。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即8月13日，星期天，我看到的粗略画面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柏林墙"。柏林墙把一个大都市一分为二，亲朋故友离散，家人咫尺天涯。从那一天开始．父亲和我也阴阳两隔。父亲和我之间的屏障黑暗、神秘、永恒，而柏林墙则是野蛮的、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丁点儿的神秘感。后来的事实表明，柏林墙并不是永恒的，尽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四年后，即1965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柏林。看到柏林墙的一刹那，我恍然感觉到，终我一生，柏林墙都会矗立于此。当时我只有17岁，一年之后，我参加毕业考试，各科的成绩都是"A"。我开始学习德语是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后来，学校组织的一次旅游让我有机会首次来到了柏林。在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城市正在被分裂，而月我还记得1961年那个晚上看到的那些画面；然而当我真正来到这个城市之后，所有记忆中的黑白图片立马变成了彩色。此前，我一直在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城市应该和无声恐怖片中的景象样，具有一种阴森而慑人的特征。当然，伦敦是完全不会有这种特征的。在柏林，我看到了很多炸弹造成的大坑洞，那些大坑洞原本是一些建筑。此外，我还看见一道边界屏障穿越了整个城市，边界屏障是用水泥块和带刺铁丝网建成的，如同临时草草搭成的一样，看起来摇摇欲坠。

照我看来，我们住的饭店更像一个客栈。饭店位于西柏林克罗兹堡区阿斯卡赫尔广场的一角。这个广场曾经恢弘壮丽，战争期间的轰炸毁掉了广场的一大半，而当时并没有重建饭店对面是安哈尔特火车站的人口，可惜已被炸毁了。安哈尔特火车站曾经是柏林最大的火车站，然而，1945年2月3日，美国的大轰炸彻底摧毁了这个火车站，连带着炸毁了那个片区的很多建筑。离饭店200码外的地方就是柏林墙，不远处还有一个专为外国人设立的边界过境站，即闻名于世的查理检查站。

饭店附近有一个木头搭建的平台，一架梯子通往这个平台。在木头平台上可以看到"东边"的景象那时候，站在平台上可以看到莱比锡大街和威廉街上破旧的建筑，大部分都无人居住。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政府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栋建筑就是赫尔曼·戈林的空军部大楼。大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东边的一切看起来都乱七八糟，一片死寂，没有人走动，人行道的石头缝里和水泥街而的缝隙中都长满了篙草。

我们一行12个人，由和蔼可亲的德语老师基特森先生和当年的德语助教、一个快活优雅的奥地利大学生一起带队。这个奥地利大学生走路的时候会轻声地哼调子，突然地跳上一小段舞蹈；只要习惯了，你还是会觉得他非常亲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旅行显然就是一次受到赞助的政治教育旅行。

现在我依然能够回忆起来，我在西柏林第一眼看到德国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和那些刻板的"德国人"（即"二战"电影中的德国人）非常不一样，这让我非常惊讶。在西柏林，很少有人穿制服，大多数人都穿着休闲服饰，头发的颜色比大多数英国人更黄，皮肤的颜色更粉。然而，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他们都很正常，这甚至让我有点失望。当时我掌握的德语很有限，但还是能听懂一部分。和伦敦人一样，他们也有种莽撞的幽默感。我们去观看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柏林歌舞表演：其中有一支歌曲是三个女人一起演唱的，曲名是《三个女学生》；个女人都穿着透明的雨衣和鞋跟很高的高跟鞋，或许她们是从奥格斯堡大街来的职业女郎。我甚至还听懂了几个笑话，其中的一个笑话让观众笑得打跌。笑话的大意是说，她们最繁忙的时候就是西德议会在柏林召开的时候。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柏林人是从来不留情面的。毕竟，伯林人并不因彬彬有礼而闻名。

穿过障碍进人东柏林之前，我们先喝厂一杯咖啡，吃了一些蛋糕，还闲聊了一会儿。我们的导游是一个年轻人，而起初我以为他是美国人。他留着平头，穿着领圈顶端钉有纽扣的衬衫，戴着角质眼镜。他给我们讲话的时候说的是纯正的美语，但他本人却是个地道的西柏林人。他告诉我们，在到达东柏林住宿地方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在那个街区闲逛的话，一定会看到丑恶的柏林墙。建造柏林墙的人或许并不认为它很丑恶，因为对他们来说，自由非但不重要，简直非常有害。

一天早上，当我们一行人通过边界进人东柏林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成年了，甚至还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蓦地，我想起了父亲，二战期间他在北非沙漠服役，尽管敌对的德国人努力想要打死他，但他却很喜欢和尊重那里的德国人。他非常渴望德军在北非沙漠的指挥官隆美尔将军是属于盟军一方的。驻扎在阿拉曼和海岸线一带据点的德军士兵都是一些正常而且普通的德国人，非洲军团的德国人和那些让人讨厌的盖世太保或党卫军不一样。在东部前线和被占领的国家，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灭绝人性，犯下了很多恐怖的罪行。在我看来，父亲记忆中那些普通的德军士兵或许就和西柏林人一个样。

在东德设立的检查站，我第一次见识了身穿制服的东德人，他们的态度和神情让我震惊。生硬、冷漠，不停地盯着护照上的照片和我，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贡复；还有些人在用德语厉声地讲话。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后来，我意识到或许他们也是从萨克森州调来的，而适应他们的方言需要时间。通过检查站后，我们调整了僵硬的姿势，让自己叮以更舒服一点。而后，我们来到了东柏林光秃秃的无人区，在无人区内连块广告牌都没有。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回头去证实那些边境警察是否还在盯着我们。

东柏林到处都有穿制服的人。他们穿着长筒靴，头上戴的帽子非常怪异，就像是纳粹国防军的煤油桶帽子和苏联红军经典的40号头盔的杂合物。

我们那次旅行主要是为了了解一些历史。东德人在开始修复一些美丽而古老的新古典建筑，而且，他们对于这些古典建筑也带着一种崇敬的心理。曾经我天真地以为共产主义者是不可能有这种心理的。到了晚上，我们来到了亚历山大广场上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内。亚历山大广场是东柏林的心脏地带。这栋建筑很新，室内的墙上挂着毕加索壁画的巨幅膺品，建筑的名称是"教师之家"。让我们入住"教师之家"，我当时以为是带队老师基特森先生开的一个玩笑，也许是他的职业特性让他选择了这个饭店。"教师之家"有一个饭馆和一个社交厅。我们在饭馆内吃了晚饭。关于那顿晚饭，我实在没有什么印象，然而有一点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我偷偷地喝了一杯啤酒，尽管当时我还不到18岁。

在"教师之家"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二天旱土，我们走出房间，下楼准备离开，突然遇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他穿着东德军服，上面有巨大而装饰华丽的肩章，在20码之外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肩章上标志的特权，当然他还穿着必不可少的长筒靴。他用浅色的眼珠盯着我，咆哮着指责我。我有限的德语居然能够听懂，他的大意是说，我是一个颓废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而且我的头发太长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我的这种形象亵渎了军人。如果我生在他的国家，他会立马处置我。哦，是啊，他知道怎样让我变成一个男人。

一个事实微妙地破坏了他那咄咄逼人的军人效应，很显然，他宿醉未醒。他臂弯里挽着的一个女人，头发染成黄色，就算是我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不管怎样，这种经历还是非常可怕。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是沉默，他误以为我很傲慢，于是这个东德的军事长官又徒劳地谴责了我几分钟。当时，他已经说到打算给我做某种发型，而他身旁那位看起来像芭杜的女人正在用力拉他的袖子。这一切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某种信息。

最终，我们安全地离开了"教师之家"。我想，基特森先生或许有一些外交经验，因为战后他曾经在德国经常与军队打交道。或许是那个黄头发女人努力说服了她的伴侣，相对于威吓这些皮包骨头的英国小孩来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个时期的英国小孩总认为自己就是甲壳虫乐队的第五名成员，所以总是刻意地去模仿他们。到了午夜，访问通行证到期了，我们走出了东柏林的边界控制区，回到西柏林。在柏林墙存在的日子里，访问通行证到了午夜就会失效。进人西柏林，在离我们所住饭店还有几百码远的地方，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当时，我们大声地咒骂了东德政权，很庆幸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不决的经历了。

作为一个学习德语和德国历史的学生，后来我又去过柏林两次。在1972至1973年，为了撰写一篇关于"一战"前德国极端左派的论文，我去了东柏林。相对于上次的东柏林一日游来说，这次有更多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8年之后的历史材料大多都在西德，但关于一战的灾难及1918年之前的多数史料还存放在东德的档案馆内。为了查找资料，我只能去东德，去那里待几周甚至几个月。

在东德进行休闲一日游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很多外国人都这样；然而要在东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神圣的领土上待一段时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我必须从东德政府机构获得一个居住许可证。有了这个许可证，我才能去东德的档案馆查资料，然而，获得居住许可证的过程非常繁复，非常折磨人。

庆幸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西柏林，他可以陪我一起去申请居住许可证。我们艰苦跋涉，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为了申请居住许可证，我们总共通过了弗里德里希大街过境点两三次，前往亚历山大广场"教师之家"对面的警察总局。在警察总局内，我和其他人一起排队，感受着这个工农国家对想要来此旅游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厌恶与怀疑。我还记得我前面站的是一个四肢瘦长的南美洲人，他看起来很快乐，也很天真，因为他居然试图从东德政府获得许可，让他的自行车，他的踏板自行车，可以穿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去布拉格。哈哈！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东德官员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间谍，你一定是个间谍。许可证申请当然被拒绝了！

那个蛮横的守门人对我也不再礼貌了，好在我已经基本完成了官方工作。最终，我获准在波茨坦待三周，而波茨坦就在西柏林以西。为了要在波茨坦待三周，我必须把自己的西方货币兑换成可能一文不值的东德马克，而这笔钱对于学生来说并不是小数目；而且我还需要预订一个旅馆，当然，这个旅馆只能由东德政府当局选定。为此，我不得不预先用西方货币支付，然而汇率居然高得离谱。

尽管波茨坦与西柏林的万塞区仅仅隔着一条哈弗尔河，准确地说，只需要在桥上步行32秒我就可以从西柏林到达波茨坦，然而我却被禁止从那座桥直接去波茨坦。我必须去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乘两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东柏林的东部边境，然后换乘另外一趟火车，经过漫长而缓慢的旅程，绕着柏林整个城市的边缘走一圈，然后才会到达波茨坦。我的手里挥舞着许可证，而这个许可证可以保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可以踏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土地。让人奇怪的是，在西柏林也能看见那个档案馆。午饭时间，我暂停档案馆内的查找工作，步行去馆外美丽的湖畔公园。公园内风光宜人，然而随处可见警示牌，武装边境替察开着摩托艇在巡逻，带刺铁丝网装饰着附近的格利尼克桥。1961年8月13日，这座桥梁被关闭，当然也有例外，东西方在进行声名狼藉的间谍交换之时就会使用这座桥梁。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个规则遍天下的国家来说，这真是一个大大的例外。

然而，权力的阴影始终随处可见。后来，我还去东德旅行过几次，而其中一次是因为要去各处查阅文件。这些文件保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二大档案馆内，位于梅泽堡区，就在哈雷区的郊区，柏林以南200公里。那年夏天，还有一群西方学生也在那里做研究，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都聚在一起。我们在沉闷的当地小旅馆中吃便餐，喝着十分便宜的啤酒，和当地人聊天。这时，我开始对这里的人民产生了一种感觉，而且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和我们一起喝酒的通常都是洛伊纳化工厂的工人，这是当地最大的工厂。喝酒的时候，工人会公开地告诉你可怕的污染，工厂管理人员的傲慢，工厂内的劳动定额和规范，对工人劳动成果的抢夺，这些都和资本主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独立于政府当局之外的工会或调查性新闻采访，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可发现的均衡力，以及其他任何恶行和不端行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都是完全不存在的。

他们经常问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25岁以下的人，就是"你知道滚石乐队吗？"我的回答是："对，当然，我家里就有几张他们的唱片。"然后就是停顿。一会儿他们会说，"不，我的意思是你认识他们吗……"

对于大多数东德人来说，他们很渴望交谈，然而东德人在交谈的时候，总会看着不远处。在开始谈话之前，他们匆匆地向四周看看，看看是否有陌生人在注意，然后才会开始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通常都是抱怨，抱怨他们在商店里买的东西质量低劣，因为质量好的东西都拿去出口了，为了交换坚挺的西方货币。几乎很少有人提及"强权"政治。之后又是凝视着不远的地方，这种凝视的表情经常出现在那些小国家的人的脸上；他们没有任何出路，在这样一个国家，表达不满或轻微的漫游癖都有可能会被当做叛国。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是很好的。我在梅尔斯堡的旅途中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本来只能待在这个区，因为签证规定如此，但就像是70年代那些傲慢无礼的小伙子一样，周末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忽略了签证上的规定。我们挤上一列火车，经过一天的非法旅程，来到了德国的文化之都--魏玛，歌德和席勒的故乡。幸运的是，在魏玛有一些旅游者，所以我们才没有那么显眼。谢天谢地，没有人来检查我们的签证。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在搭乘火车返回梅尔斯堡之前，我们停了下来，不假思索地走进了这个城市最好的饭店--大象饭店（有大象的标志）。进入饭店之后，我们来到地下室点晚餐。

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国营单位中无精打采的服务员，很显然，他们经过了特别训练，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等了很久才等到喝的，又等了很久才等到菜单。渐渐地，我们注意到角落里有一群不怎么显眼，但有点吵的中年人。他们松开了领带，把便宜的套装上衣搭在椅背上。服务员对他们提出的每个要求都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加以满足。只要那些被烟熏黄了的手指发出响声，服务员都会满面笑容地走过去；而且他们的评论总能让服务人员笑容可掬。很显然，服务员是在巴结他们。

欢迎来到柏林墙，希望本书能解释这个封闭的世界是如何通过血与沙、带刺铁丝网和混凝土形成的；能够解释在半代人的时间内，这个封闭的世界如何经历着恶臭的繁荣；还能解释在一个无法预测也不可预知的快乐的夜晚，柏林墙又是如何倒塌的。

弗雷德里克·泰勒 2009年4月

第一章 沼泽之城

1961年夏天，是"二战"结束后的第16个年头，世界面临核毁灭的威胁。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和东方都在制造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这次威胁的原因则是一道墙的建立，这道墙将一座建于沙砾之上的城市硬生生地一分为二。

柏林，本来最不可能发生此事, 却偏偏成为核武器对抗之地。这个建造在沙砾和沼泽之上的渔业和贸易集散地，后来成为当时欧洲最穷的君主国之一 --普鲁士的首都。在普鲁士帝国逐渐由弱变强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贫乏迫使它不断进行武力扩张。随着普鲁士最终成为欧洲强国，柏林也随之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

那么，这座城市的崛起，始于何时，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柏林的分裂发生在20世纪。最初，柏林城是由两个城镇 --或许更应该说两个大村落构成的：一个叫柏林，另一个叫科恩，两个村落分别位于北向流淌的施普雷河两岸的沙地上。科恩位于河西，其名字来源于罗马人建造的古代西日耳曼基督教城市科隆;柏林位于河东，也许并不像恋乡的本地人至今仍然坚持的那样，其名字来自一只高贵的熊。实际上，柏林这个名字更有可能来源于古代西斯拉夫人用于描述沼泽的词语brl，意为沼泽之城。

两条脉胳，都在各自的城名中得到了表达。科恩一词来自西日尔曼殖民者，征服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斯拉夫土地后，西日耳曼人蜂拥而入，在此建造了他们的殖民地。而柏林一词则表达了世代都居于此地的非日尔曼人那种坚忍的精神。这些非日耳曼人早已被日耳曼化，却仍旧以神秘的方式保持着自己的特征。这足以让后来的纯种族化理论家们大为沮丧，因为他们并非纳粹所谓的纯雅利安人。在柏林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移民从欧洲东部和南部涌入，使得柏林- -德意志联邦的首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欧洲大陆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而这也是柏林"融合"的过程。

最初，这个双子镇的扩展是渐进的。尽管周围并没有肥沃的腹地用以销售港口的货源，但柏林--科恩却有极佳的地理位置;它以波罗的海河运贸易为基础，与闭塞的欧洲中部内陆进行贸易。于是，双子镇得以稳步成长。当地的黑麦和橡木沿水路向北运往水道纵横的德国北部平原，在那里交换从汉堡运来的鲱鱼和鳕鱼干。接着，图林根出产的铁、佛兰德斯出产的布料和油，甚至地中海出产的无花果和生姜，都在这里找到了市场。城墙被修筑起来，而且很快，一处磨房水坝横跨在施普雷河上。1307年，两个城镇合并了。

柏林--科恩的管辖权由当地一位权贵掌管，其君主是勃兰登堡的侯爵。权贵每年都要向君主缴纳赋税。尽管小城归属侯爵，但他通常都放手让它自由发展。

地方法官和同业公会由贵族家庭掌控，管理柏林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柏林的刑罚异常严厉，不仅谋杀和叛国会被处死或遭受致命的折磨，连投毒、修炼邪法或巫术、纵火乃至通奸也都会招致同样残酷的刑罚。1391年到1448年间，在这个常住人口仅约8000人的小城，有46人被指控罪大恶极而被绞死，此外还有20人被处以火刑，22人被砍头，11人被车裂，17人被活埋(女性更容易受到这种刑罚)，13人被折磨致死。 〔1〕【克劳塞维茨，《柏林都市公簿》，见亚历山人·里奇所著之《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29页】 无数人因罪名较轻受到残体的酷刑，如砍手、割耳、拔舌。

然而，严酷的刑罚带给小城安全的生活和相对的自由。正如一句古老的日尔曼谚语所说："城市空气让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

当然，与14世纪其他不幸的欧洲人一样，战争、瘟疫以及火灾同样折磨着柏林的居民。阿斯卡尼亚王朝统治勃兰登堡长达几个世纪，最终覆灭了;疾病、战争和饥饿在这片土地上肆虐。面对这种情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决定为这片被上帝忽略的土地另寻一位统治者。他选中的人是纽伦堡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 --霍亨索伦家族。作为世袭堡主，霍亨索伦家族在纽伦堡这个强盛而自由的帝国城市相当兴旺。现在，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将与柏林一起经历500年的辉煌与风雨。

1415年，纽伦堡伯爵腓特烈.霍亨索伦六世被册封为腓特烈一世，成为统治勃兰登堡地区的侯爵。柏林的居民为此欢呼雀跃，贵族精英们也很乐意，因为这位远在外省的大忙人根本就顾不上柏林。如此一来，贵族精英们可以继续统治这个地方，而他们已经掌控这个地方几百年了。柏林保留着它的特权，贵族精英们同样如是。

1440年，柏林的第一任统治者去世。其继任者腓特烈二世，就是臭名昭著的 "铁齿"。事实证明此人正是这个城市的复仇女神。他挑起市民与贵族对抗，继而又转手镇压前者的反叛。整个城市由此落入他的掌控之中。他可以随意处置柏林居民的财产，也可以征收税款。

1486年，柏林成为勃兰登堡君主的正式居住地。从那时开始，直到20世纪20 年代，柏林都由其君主亲临统治，并且完全是独裁统治。16世纪30年代，勃兰登堡的统治者约阿希姆二世（当时已经成为"选帝侯"，是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亲王之一）接受了新教。1539年2月，他参加了路德教会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宗教仪式，而他的臣民们，总体说来是自愿地，也跟随着他融入了这一宗教发展的新方向。

神圣罗马帝国各城邦都赞同一项政策，即相互包容。关于这点，有一句简洁的拉丁语口号："宗教事务，谁的地盘谁做主。"就是说，德意志各亲王，有权决定以路德教还是天主教作为其国教。此后，德国的宗教和平与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17世纪早期。

其时，日益年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任命他的侄子 --费迪南德大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位天主教死硬分子是匈牙利国王，并于1618年成为波希米亚国王。掌控"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民族"最高权力之后，他便开始在其领地上残酷地迫害新教徒。德意志的灾难开始了。

对于勃兰登堡地区的霍亨索伦家族来说，1618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普鲁士公爵是日尔曼骑士的后裔，也是波兰国王的封臣，统治着濒临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因为膝下无子，他便把公爵头衔留给自己的女婿，即勃兰登堡的"选帝侯"。1618年普鲁士公爵死后，勃兰登堡亲王继承了他的头衔。从那以后，"普鲁士式的"一词就与霍亨索伦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斯拉夫部族的称号（普鲁士土地上最初的居民就是斯拉夫人）从此变成了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结果是好是坏，谁也说不清楚。

与此同时，17世纪早期欧洲宗教和王朝之间的冲突也即将爆发。

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共同生活在波希米亚大地上。费迪南德迫害新教徒的行为激起了当地贵族的激烈反抗。反抗者宣布罢黜费迪南德，并选举了一个新教亲王做他们的国王。新国王和他的王后--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之女，在布拉格接受了加冕。这导致了皇帝与波希米亚新教徒之间的一场战役。

1620年，白山战役爆发。在这次战役中，皇家军队打败了波西米亚的新教徒，并且消灭了当地的上层贵族。费迪南德皇帝决定继续对德意志开战，抢占新教徒的北方城邦，夺回圣母教堂。

接下来发生的灾难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三十年战争"。这是中世纪以来最骇人的战争；以占当时欧洲人口的比例来说，"三十年战争"中丧生的人口要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的战斗和持续的围攻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唯利是图而又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雇佣军年复一年地游荡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强奸、劫掠、杀戮，毁坏庄稼。柏林，这个曾经让全欧洲都感到骄傲的城镇，也因此变成了废墟。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人们根本无法抵抗致命的黑死病和斑疹伤寒。1648年，精疲力竭的交战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德意志和中欧却永远地被改变了。

开始，战争并没有给柏林带来严重的伤害， 但1627年皇家军队攻陷该城后，柏林城内漫长的恐怖之夜就开始了。几年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o阿道夫"解救"了这个城市，但他的士兵在柏林城里随意抢劫掠夺，和皇帝带来的那些亡命之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柏林市民通常遭受的折磨是火烤、水煮以及断肢，以此逼迫他们说出"财物"或者食物的下落。古斯塔夫o阿道夫的人最喜欢的办法就是把恶臭的污水灌进受害者的嘴里，后来，这种恶臭的污水被称为"瑞典人的饮料"。1631 至1632年间，饥饿在柏林城内蔓延。为了寻找食物，人们去劫掠屠宰老病家畜的屠夫的后院，甚至还把城里的绞刑架都抢走了。据称有人在某个坑里发现了新鲜的人骨，而骨头里面的骨髓已经被吮吸一光。

庞大的军队到处游荡，寻找食物；而士兵也决意要夺取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块黄金和最后一粒谷物。与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勃兰登堡也异常贫困，而饥荒带来的各种暴行也极为猖獗。到战争结束时，整个柏林仅剩下845栋住宅。位于施普雷河西岸的科恩，在1641年被付之一炬，也几乎全毁了。此时勃兰登堡地区的人口仅剩60万。

和平协议签订后，柏林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运气才开始好转。1640年，弗里德里希o威廉一世即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且极有才能的统治者；他的继任者也如此。经过两代明君的精心统治，贫瘠荒芜的普鲁士变成了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

"三十年战争"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因为谁也不能把自己的"胜利者道德"强加给对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这场战争。和约宣称，不应再去问责战争的过错究竟在谁，也不应对暴行作出惩罚。和约中使用的拉丁文短语为 "Perpetua oblivio et amnestia" （即永远地遗忘和宽容，简言之，即"既往不咎"）。因为不包容宗教信仰，欧洲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和平时期，年轻的弗里德里希o威廉一世攫取到了更多的领土：包括让普鲁士和勃兰登堡地区连成一片的东波美拉尼亚、前教区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斯塔特，以及德意志西部的部分土地。

虽然弗里德里希o威廉一世剥夺了民众传统的权利和自由，但深受战争折磨的臣民却没有起来反抗。勃兰登堡--普鲁士欣然接受了威廉一世高效、有规制，而且仁慈（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独裁统治，而这后来成为该地区显著的特点。

弗里德里希o威廉一世被后世尊称为"大选帝侯"，在其统治时期，他创建了普鲁士军队。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举对于普鲁士意义非常。即位之初，弗里德里希o 威廉一世的军队数量很小，而且效率极低，因为这些军士大都是雇佣兵。他决心要打造一支专业稳定的战斗队伍，并且用它来为勃兰登堡赢得同辈的尊敬，因为那时，勃兰登堡被德意志其他地方的人们轻蔑地称为"沙盒"。到1648年，这位 "大选帝侯"已经拥有了一支由8000名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这足以让他成为有益的盟友，并确保他在践踏和平的行动中可以分得一杯羹。

虽然奉行独裁主义，但在1648年之后，新即位的选帝侯还是推行了宗教包容政策。这项政策的推行有其现实原因："三十年战争"中，人口灾难性锐减，毁坏和荒芜的农场以及废弃的领主庄园散布于空旷荒凉的土地之上。勃兰登堡 -普鲁士渴望增加人口，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国籍和个人信仰如何。

在弗里德里希o威廉一世统治的晚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因为极其虔诚地信仰天主教，开始迫害法国国内大量的新教徒少数派。1685年，路易十四公开宣布取缔新教，并开始拆毁新教教堂。法国的新教徒，就是人们熟知的胡格诺派教徒，都是些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和工匠。他们非常勤劳，工作努力，而这正是勃兰登堡-普鲁士最需要的。弗里德里希o威廉一世发布了波茨坦布告，公开邀请胡格诺派流亡者来勃兰登堡。

超过两万名胡格诺派教徒在勃兰登堡定居下来。到了1687年，即这位选帝侯去世的时候，来勃兰登堡定居的胡格诺派教徒已经占到柏林总人口的20%。柏林成了一个移民城市，而且直到21世纪都是如此。

弗里德里希o威廉一世驾崩后，其继任者与他在预算方面的严紧背道而驰。政府开始变得纪律涣散，而柏林周围的这种放纵气氛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位新选帝侯的唯一政绩是，170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奖励给了普鲁士一顶王冠。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普鲁士国王"（King in Prussia），（直到该世纪末，才用"of"一词代替了其中的"in"）。

宫廷花钱大手大脚，这使得很多钱在柏林流通，而柏林的人口也从"30年战争"结束时的4000人增加到了1713年的55000人。不幸的是，在此过程中，普鲁士却破产了。

新任的弗里德里希o威廉国王非常粗俗，并且心胸狭隘。对于艺术、科学（除了军事）或者其他王室成员喜欢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他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良。他改革教育和国家机器，让军队变得更强大。

国王弗里德里希o威廉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出色的君主。奇怪的是，尽管他把80%的预算都用在军队建设上，而且还以"士兵国王"的称号载入史册，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在他统治期间，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人口超过了200万，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然而，国王的个人行为却不乏古怪、神经质，甚至有点施虐狂的倾向。他的官员遍寻欧洲，征召身高超过6英尺的人入伍。在他生病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便让这些"高家伙"（Lange Kerle）接受检阅，让自己开心；甚至还让他们排队走过自己的卧室。他把自己的军队看做社会的楷模，并且渴望社会能够秩序井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王对军队的纪律要求异常严苛。

1730年，国王弗里德里希o威廉建造了柏林有史以来功能最复杂的城墙。它的建造，不仅是为了防御敌人的进攻，保护柏林，还被作为"税收之墙"，以便向所有进出柏林的旅行者、船载货物或者生活消费品征税。除此之外，城墙还可以防止国王军队中频繁发生的士兵逃跑现象。城墙上每隔100米就有一个哨兵，如果发现某个不开心的士兵逃跑，哨兵就会点燃火炮，而炮声会通知附近的村民。逃跑士兵被抓获后，将面临非常野蛮的惩罚：夹道鞭打；第二次逃跑被抓获后，将会被处死。 〔1〕【贾尔斯·麦克多诺，《柏林》，第116页】波茨坦附近也修筑了类似的城墙，以便更好地限制那里的驻军。

弗里德里希o威廉生养了10个孩子。依照霍亨索伦家族的传统，国王的王位将传给大儿子；而他的大儿子弗里德里希身体单薄、敏感，对艺术和哲学兴趣盎然。为了能让自己的继承人早日坚强起来，并能做一个合格的国王，弗里德里希o 威廉每天早上都会点燃一尊火炮来唤醒儿子。6岁的时候，年幼的"弗里茨"就有了一队儿童学员让他训练，而且很快就被允许使用父亲真枪实弹的军械库。弗里茨曾多次被父亲鞭打，原因就是他从急驰的马背上摔了下来，还因为他在大冷天里戴手套，显示出自己的软弱。

18岁的时候，王储试图和一个年龄稍大的贵族朋友一起逃离这个王国。贵族朋友名叫汉斯o赫尔曼o卡特。不幸的是他们被抓了回来。弗里茨被拘押在一个要塞内，并被强迫从窗户观看他的朋友在下面的练兵场上被砍头。大概两年之后，王储和一个文雅而且虔诚的公主结婚了。这位公主就是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o克里斯汀。然而，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而且在他即位之后，他们就分居了。尽管婚姻生活不如意，但弗里茨并没有蓄养情妇。从那以后，他可能是同性恋也就成为人们闲谈的一个历史话题。

"士兵国王"归天之后，他的很多臣民都松了一口气。然而，欧洲历史上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出现了，"士兵国王"带来的是和平，而他的儿子， "哲学家国王"带来的却是战争和苦难。

弗里德里希于1740年5月即位，史称弗里德里希二世。那年10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六世驾崩，但没有男性继承人可以继承他的帝位。尽管从程序上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是选举产生的，但事实上这个帝位早就成为奥地利哈普斯堡皇室的私有财产。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权力真空的危险就出现了。因为没有儿子，查尔斯六世早就更改了法律，以便女儿玛丽亚o特里莎可以继承帝位。大多数的欧洲皇族都接受了这一点，但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哲学家国王"抓住时机，率领由他憎恶的父亲创建的强大军队侵入了哈普斯堡皇室控制的西里西亚省。西里西亚省是一个富饶的地区，曾经是波兰的一部分。如果弗里德里希能够牢牢控制这个地方，那么西里西亚省会为普鲁士-勃兰登堡带来无法估量的财富。西西里亚省拥有丰富的农业、工业和矿业资源，而这些正是普鲁士迫切需要的。借助于16世纪那份和约中的晦涩条款，弗里德里希把他对西里西亚省的占领合法化了；而这些条款正是弗里德里希的律师们在外交谈判中费尽心思挖掘出来的。

得益于其优秀的军队，年轻的普鲁士国王赢得了所谓的"奥地利继承权之战"，夺取了西里西亚省这片富饶的土地。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极其聪明和狡猾的玛丽亚o特里莎虽然被迫签订了和约，但并没有放弃复仇的计划。她开始编织一张新的联盟网，联合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共同对抗突然崛起的普鲁士。

"奥地利继承权之战"后的10年和平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柏林城外的王家宫邸所在地--波茨坦，用琉璃和石头建造了金碧辉煌的无忧宫（Sans Souci），并经常在此举办沙龙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高层人士。此外，他还进行了很多变革，其中的一些变革确实非常人性化。除了杀人依然会被处死外，他废除了其余的死刑以及市民所遭受的那些折磨。他拓宽了宗教包容政策，容许天主教徒在柏林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和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事事都要过问的人。因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努力，土豆成为普鲁士人的主要食物。

1756年，战争再次临近，弗里德里希二世狡猾地采用了先发制人的策略，侵入了富饶但军事力量却非常弱小的萨克森州。在占领萨克森州的那几年内，他疯狂地掠夺那里的财富和人力来为自己的战争增添筹码。"萨克森州"，他嘲讽地说，"就像一袋面粉。每次扑打它，总能弄出一点东西来。"萨克森州共有200万人，其中有10 万人（大约为总人口的5%）因为普鲁士的入侵和占领而丧生，而在萨克森州美丽的首府德累斯顿，也有差不多相同比例的人死于非命。1760年，萨克森州1/3的居住区毁于普鲁士人的炮火和汽油弹。尽管他害死的德意志人和毁坏的德意志土地比任何一个军事首领都要多，甚至只有200多年后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亚瑟o哈里斯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但在柏林人的眼中，弗里德里希大帝依然是一位民族英雄。

然而，176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却遭受了几次惨败。柏林被俄国和奥地利占领，看起来投降是无法避免的了。正在那时，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驾崩，她的儿子继承了沙皇之位，成为彼得三世。彼得三世是普鲁士军事主义的狂热粉丝，这个意料之外的解围之人（deus ex machina）让弗里德里希二世交了好运。年轻的沙皇以相当优厚的条件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缔结了和约，结束了"七年战争"。

此时，作为普鲁士主要盟友的英国已经把法国赶出了北美（在北美，英法之间的冲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还成为了印度的主导力量。从此，英国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作为英国的英雄朋友，弗里德里希国王在英国广受欢迎，英国的很多小旅馆都以弗里德里希的名字命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普鲁士的名声抹了黑。19世纪，盎格鲁-普鲁士联盟还是两个国家都认同的事情。

在其统治期内，弗里德里希二世参与了瓜分波兰。波兰有近1000年的历史；由于内部意见的不合，这个曾经的东欧强国陷入了瘫痪状态，成为邻近国家眼中的肥肉，吸引着它们前来掠夺。177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奥地利及俄国达成协议，共同瓜分波兰。仅仅20多年的时间，波兰就从地图上消失了；直到1918年，波兰才再次作为独立国家出现在地图上。普鲁士从波兰获得了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

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孤独地驾崩于无忧宫，辞世时只有他的狗守在身旁。所有资料都显示，弗里德里希二世年老时非常厌世，甚至有点遁世。此时，柏林已经以非凡的速度从灾难性的战争中恢复过来了。柏林的人口已经达到15万；约有3万人从事工业和贸易，而在柏林公共机关工作的内勤人员达到了3500人；柏林的驻军人数为2.5万人，20%的柏林人都或多或少地和军队有些瓜葛 。 〔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6页】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府体系看起来还能存留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三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大陆广受欢迎的民主起义的第一次迸发，并像病毒一样四散开来，对欧洲大陆的整个世袭特权体系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普鲁士国王和欧洲大陆其他的君主一样，都信奉世袭特权，所以对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正当法国大革命的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一位新的独裁君主掌握了政权，此人就是拿破仑o波拿巴皇帝。

拿破仑o波拿巴来自科西嘉岛，是中世纪后期最伟大的将军和最成功的征服者，在其统治的20年间，创造了一个新欧洲。即便是在200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分辨出这个新欧洲留下的丝丝缕缕的痕迹。

拿破仑是普鲁士的世仇死敌，而且很快就会成为柏林的死敌。

1806年10月27日，拿破仑攻入柏林。两周之前，拿破仑已经两度重创了普鲁士军队。法军首先在柏林西南靠近魏玛的耶拿取得了胜利，然后又在奥厄施塔特大败普鲁士军队。奥厄施塔特就在耶拿以北，骑马只需要几个小时。在奥厄施塔特战役中，弗里德里希三世率领的普鲁士军队超过10万人，数量是法军的两倍，但在纪律严明的法军面前，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撒腿就跑。法军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拿破仑率领获胜的法军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宽阔的林荫道进入这个城市的心脏，并让自己的军队列队穿过雄伟的勃兰登堡门。

柏林的城墙长17公里，高4.2米，曾经用于防御和征收关税，现在依然环绕柏林的中心；勃兰登堡门是新建于城墙之上的壮丽建筑。勃兰登堡门由著名的建筑师卡尔o戈特哈德o朗汉斯设计，几年前刚刚竣工。大门新古典主义的立柱之上是雕刻家约翰o戈特弗里德o沙多创作的巨大石雕，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胜利的象征。雕像中，胜利女神驾着四马战车，手里拿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桂冠，看起来让人愉快，也许会有点让人过于乐观。

起初，柏林人，尤其是还没有获得选举权的中产阶级，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因此对拿破仑寄予厚望。这位皇帝许诺改革法律，甚至变更宪法。很快，柏林市议会进行了选举。

不久，拿破仑的真正目的暴露无遗。他只不过是希望利用柏林和普鲁士为他提供金钱和人力，并将其变成法国统治下的另一个傀儡政权。因为战争，普鲁士已经非常贫穷，并且丢失了大片领土，同时军队的人数也被缩减到4万多一点（其中的1.6万人还要随时接受拿破仑的调遣，充当他发动的军事战争的炮灰）；除此之外，普鲁士还被迫支付数亿法郎作为战败赔款和法国占领军的费用。法国人开始从普鲁士的首都劫掠财富，甚至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雕像也搬回了巴黎。而这些仅仅是官方的劫掠。柏林城内常驻有2.5万名粗暴的法国占领军，他们的数量是柏林人口总数的1/4。战争加上法军的占领，柏林陷入了150年来的最低谷。

看到普鲁士这么快就被征服了，拿破仑自己也感到非常吃惊。进入柏林之前，他去拜祭了位于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地下室中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坟墓。他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墓前命令自己的军官："请脱帽，先生们！如果他还活着，我们不可能来到这里！" 〔1〕【南希·米特福德，《弗里德里希大帝》第291页。】

面对法军的占领和柏林的灾难，普鲁士人民和他们的统治精英都被迫认真地审视自己的生活体系。

为了改善现状，普鲁士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的一些改革与重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有关。重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所以沙恩霍斯特将军采用了一个非常狡猾的策略，招募并轮流培训地方志愿军。所谓地方志愿军就是兼职的市民军队，但市民军队的数量受到拿破仑的限制。或许普鲁士的官方军队从来没有超过拿破仑的限制；但不管怎样，到1813年，普鲁士已经有一支28万人的军队可以听候国王调遣了。

被法国占领的柏林，表面看来很平静，但一种激烈的反抗正在酝酿之中。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的反法武装力量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1812年6月，拿破仑集合全欧洲的100万军队，其中也包括普鲁士提供的士兵，入侵俄国。这位皇帝几乎赢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在这次战役中却严重失误。1812到1813年那个严酷的冬季，拿破仑的皇家军（Grande Armee）将莫斯科付之一炬，然后冒着寒冷的冰雪朝安全的欧洲撤离。撤退路上，他们不断受到哥萨克人的骚扰，还时刻受到寒冷、饥饿和疾病的困扰。当他们跨过尼曼河进入波兰的时候，拿破仑的百万大军只剩下了区区的18000人。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曾经卑躬屈膝地为拿破仑这场惨败的莫斯科远征提供了两万名士兵，现在他开始站起来对抗拿破仑。整个普鲁士的军队都和他站在一起，而那些曾经偷偷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也聚在他的麾下。为了鼓舞士气，建筑师辛克尔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勋章。不管是否有官阶，任何一个英勇作战的英雄都会获得这种勋章，这就是铁十字勋章。

普鲁士、德意志，以及欧洲其他地方都起来反抗法国的统治，这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浪潮，就是人们熟知的"解放战争"。经过激烈的战争后，拿破仑战败并遭到流放。战后，柏林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在期待着一个全新而强大的德国崛起。

为柏林、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这样。接下来的几年里，到处都充斥着倒退的现象，得意洋洋的专制君主妄图让时间倒回到18世纪。40年之后，他们几乎成功了。所有关于国家解放和公民自由的言论都遭到了压制，普鲁士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然而这些都无伤大雅。普鲁士已经不再是弱小的"沙盒"，已经不再局限于德意志的东部边境。它已经获得德意志西部的大片领土，包括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两个地区的人大都信奉天主教，同时这两个地方又是富饶的农业区；对普鲁士的未来至关重要的是其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藏资源。

很快，普鲁士西部的这些新城就成为普鲁士工业的能源供应地。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境内已经开通铁路。1840年，柏林城墙开始了最后一次修葺工作。20 年内，整个17公里长的城墙都被拆除，柏林终于突破了自身的藩篱。于是，在大约100年的时间之内，柏林城没有任何城墙。〔1〕【贾尔斯·麦克多诺，《柏林》，第117页】

尽管柏林的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经济衰退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1848年，法国爆发了革命。革命浪潮席卷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在普鲁士，打败拿破仑之后处于休眠状态的所有激情再度显露出来：人们渴望德国统一，渴望选举权和思想自由。

柏林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包括中产阶级和快速成长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起义队伍和城市卫戍部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王弗里德里希o威廉是一个仁慈的反动分子，他同意进行选举，组建自由政府。

自由主义者组建了"公民警卫队"，相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志愿军" 来说，"公民警卫队"要承担更多的任务。他们的军旗不是旧政权的黑白旗，而是黑、红、金三色条纹旗，这是革命战争之前激进分子所使用的军旗；此外，他们的制服也是依照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普鲁士军团的服装制成的。他们期望全新的统一德国，也期望民主自由的柏林成为统一德国的心脏。

这些乐观主义者注定要再次失望。公民警卫队只不过是政府当局的一个工具，被用于对付要求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工人。几个世纪以来，柏林都或多或少地愿意用公民自由换取其安全；而且有迹象表明，当时，柏林人对民主实践非常谨慎。

失势的反动分子正在自己的庄园内生着闷气，密谋着要如何复仇。很快他们就看到了自己的机会。1848年11月，国王把军队召回柏林，解散了选举出来的议会。面对保皇党人、男爵弗兰格尔将军和他的军队，卫戍议会大厦的自由警卫队领袖宣称他会"诉诸武力"。男爵简单而蛮横地回答："哦，武力就在这里。"

让人悲哀的是，从那以后，不管是来自左翼还有右翼，武力就一直困扰着柏林。

普鲁士保留了名义上的议会，但为了保护贵族和富有阶层的利益，议会被暗中操纵，最重要的是，议会没有控制内阁成员的任免权。

由于哈普斯堡皇室的强烈反对，弗里德里希o威廉四世刚刚兴起的统一德国的一点激情也慢慢消退了。20多年来，德意志境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皇帝还在维也纳对着德意志发号施令；现实情况就是，长久以来德意志境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向普鲁士发生了倾斜。

而让这一切经济和政治优势都变成现实的是德国历史上最足智多谋的一位反动分子。此人就是奥托o冯o俾斯麦，1861年成为普鲁士的首相。

很快，德意志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这个统一的德国与1848年柏林革命者想象的并不一致，而且显然也完全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1861年1月，弗里德里希o威廉四世驾崩，他的弟弟，威廉一世继承王位，但也面临着宪政的僵局。尽管议会的选举偏向富有阶层，但自从1848年以来，自由主义者，或者"进步人士"已经获得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他们开始要求一些权力，而普鲁士政府根本就不打算给予这些权力。他们开始限制政府的年度预算，其中包括用于重组军队的预算。

面对这样的情况，威廉一世并没有任命自由主义者担任首相，而是把这个职位交给了46岁的奥托o冯o俾斯麦。俾斯麦是一个非常直率的波美拉尼亚地主，强烈地支持国王的神圣特权。

作为曾经派驻俄国和法国的大使，俾斯麦是一个玩政治游戏的老手。他找到了一些巧妙解决预算问题的方法。他在办公室里待了18个月，尽管遭人憎恨，但最终赢得了国王的支持。

丹麦国王驾崩时，俾斯麦迎来了转机。丹麦国王归天之后，关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问题，各邦国的意见并不一致。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毗邻丹麦，归丹麦国王所有，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片土地应该属于德意志邦联。新上任的丹麦国王提议将石勒苏益格北部的领土直接合并到他的王国中，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问题相当复杂，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曾诙谐地评价，全欧洲只有三个人能明白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复杂性：一位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 --艾尔伯特亲王，但他已经归天了；一位是德国教授，但他已经发疯了；还有一个就是帕默斯顿本人，但他已经忘记了。

1864年，普鲁士代表所有德意志邦国，和奥地利联手占领了上述两个地区。双方签订协议的工作大约持续了一年，然而在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最终命运上，双方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结果，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爆发了战争。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一次战争中，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都支持奥地利。战争中，普鲁士军队轻松获胜，在7周的时间内就打垮了奥地利及其盟国的军队。

战争胜利之后，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境内的爱国热潮，立刻进行了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进步人士大败。终于，保守的首相有了一个完全置于自己掌控之下的保守议会。

为了德意志的统一，俾斯麦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而最后一次战争是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对决。迎来最后的胜利之后，德意志于1870年正式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而俾斯麦则成为德意志帝国总理。

1862年，俾斯麦严厉地告诫柏林议会："当今的重大问题并不取决于大多数人的言论或者决议……而是取决于铁和血。"让人遗憾的是，事情都被他一语言中。不仅19世纪如此，20世纪依然如此。

被一些人称作"自上而下的革命"舞台已经搭建完成，设计这个舞台的人就是俾斯麦。在国家变革的过程中，柏林将会越过几个世纪以前看起来荒凉而且没有任何前途的沙滩和湖泊，向外扩展。它将成为一座伟大、在黑暗中散发着微光的世界之城。

第二章 赤色分子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柏林已经成为欧洲第二大城市。德意志统一之后，德国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种建筑鳞次栉比，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财富急剧增加。一切都表明，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迅猛的城市，堪与美国的旧金山或芝加哥相媲美。

用幽暗的灰石建造的大住宅区，从柏林的中心地带向外蔓延，主要是向东延伸。这些灰石住宅是同心院落，庭院内部光线幽暗，空气流通不好，而且房间较小，所以价格很便宜。这样的灰石住宅就是人们常说的租赁房（Mietskasernen）。在西边，远离历史中心的地区，小康市民居住的郊区已经蚕食了农用土地，并吞了环城的湖泊景观。这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希望拥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绿色植物。在格鲁纳瓦尔德、威尔默斯多夫、策伦多夫这些地区，漂亮的别墅群很快就矗立起来。尽管这些别墅的风格不那么炉火纯青，但别墅本身却极豪华壮丽，要么是殖民地风格的古典别墅，要么带有中世纪要塞似的塔楼。

俾斯麦长期（1871-1890年）把持着德意志帝国第一总理的职务，亲眼见证了 19世纪中叶迅猛的自由之火最终是如何被扑灭的。自由之火被扑灭后，许多自由主义者加入了俾斯麦的反动阵营；为了澄清自己，他们自称为"民族自由主义者"。而中产阶级则十分乐意用选举权来换取财富、权力和特权。他们对后者的需求更甚。

统一之后，德意志帝国成立了国会，即帝国国会。俾斯麦的计谋就是让全国的男性选民都可以参加国会的选举，这样，选票就会变得很分散，民主也会很肤浅。除此之外，俾斯麦还有杀手锏：国会议员不能对帝国政府说三道四，因为帝国政府成员的选择和任命完全是皇帝的特权。如此一来，无论哪个派别在议会获得多少席位都无足轻重。这种独裁政府和民主的杂合形式是俾斯麦的独创。

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步伐在持续加快。一支庞大的国家军队建立起来了，它以普鲁士军队为原型，以征兵制度为基础。这意味着每个德国男性都可能被征召入伍。这个新制度，狡猾地将自由主义概念中的"保卫家园"偷换成了加强专制独裁。

身着制服的军官声望很高，而且还享受多项特权；不仅在小小的驻军城镇如此，在柏林这个大都市也是如此。或许军官不能再像18世纪那样可以当众鞭打士兵；但他们可以在商店排队的时候随意插队，也可以在拥挤的饭店内抢占饭桌。这些特权让德国的军官愈加骄横，而且常常让来访的外国人惊诧不已。

1914年的柏林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型的屯军地，还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之都和工业中心。在电子和化学工业这些活跃的新兴制造行业，柏林已经变得举足轻重；"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国很快就超越了英国，并在机床和钢铁制造领域领先英国；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最高效的工业强国，在全世界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德国的文化和新闻业也开始繁荣起来，并不逊色于欧洲其他地区。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20世纪初期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德国和欧洲，会演变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大灾难呢？

德意志帝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症，这是事实。英法也有类似的恐惧症。"德雷福斯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德意志帝国的侵略性和德国的这种不安全感。但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也出现了让人不快的过度的爱国主义行动，城市成为各种如害虫般肆虐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焦虑的滋生地。 〔1〕【关于这个有趣时代的全景，请参考若弗·若埃利与詹姆斯·瑞多勒克合著的《威廉主义及其遗产：德国的现代性、帝国主义，以及改革的愈义，1890一1 930》。】德国的确是黩武的，但英国早期的童子军运动（1907年由帝国的一位副官创立）又该作何解释呢？因为这也是专门对男孩儿进行军事训练的一种体制。

事实上，面对民族主义者的仇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制衡力，并成为德国国内一股巨大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工人，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运动也越来越多。因此，工人急切地期盼着能够拥有自己的领导机构。社会民主党（SPD）应运而生。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75 年，是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凯尔o哈尔蒂看来，英国劳工党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辉煌；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人数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并且在帝国国会中拥有数十个席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创建了大量的俱乐部、辩论社团、自助团体、工会、福利机构等，随着其数量的增多，它们俨然已经成为"国中之国"。

1881年，总理俾斯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综合的社会福利体制，这个体制由国家直接指导和控制。俾斯麦创建这个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发展。俾斯麦说服德皇批准了一个有捐助性质的社会福利计划，保证工人不会因为生病或年老而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他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广大民众继续支持德国的独裁政府。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体制，比其他国家早了几十年。然而在引入这个福利体制的同时，俾斯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让德国不仅要在俾斯麦的总理任期内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在他离任之后的几十年内同样如此。这位铁血总理不仅试图阻止日益膨胀的社会主义运动，还要镇压它们。在他眼里，社会主义运动者是"老鼠……应该完全消灭" 。

1878年，德国皇帝两次遭遇暗杀，俾斯麦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他对受人尊敬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大加讽刺，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的弑君者；并指使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紧急法令。根据紧急法令，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被禁，办公室和家被查抄，激进分子和报纸的编辑被投进监狱，或被迫流亡（主要是流亡到美国）。然而，让俾斯麦大为恼火的是他无法阻止社会主义者推举代表参加选举，也不能阻止他们成立工会。根据德意志帝国法律，只要工会不从属于非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那么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自由地成立工会。

禁止社会民主党的紧急法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1890年。在此期间，35名社会主义者，俾斯麦所谓的非法运动的代表，依然挑衅性地出席了魏玛国会。事实上，俾斯麦的镇压让社会主义运动更强大、更无畏、更自力更生了。12年来，俾斯麦一直都想力挽政治狂澜，但终以惨败收场。

1888年3月，还有几天就到91岁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柏林驾崩。他的继任者是一位热忱的自由主义者，而这种自由主义倾向来源于他的妻子，英国公主维多利亚。让人悲哀的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之时就已经身患喉癌，在位仅99天。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将会统治德国30年，并带领着这个繁荣、统一、充满活力的国家走入无法想象的灾难。威廉二世相信自己的君权是神授的，所以德国应该代表神意统领世界。在他看来，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威廉二世继承帝位时只有29岁。年轻的威廉二世头脑敏捷，但偏执、顽固、反复无常，患有一种特别的焦虑症；而这种焦虑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国家的一种不安全感。

新上任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认定，自己不仅应该当政，还应该名副其实地统治德国。登上帝位两年之后，他就逼迫俾斯麦辞职，同时还废除了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微妙的联盟体系，尽管这个联盟体系让奥地利、俄国和德国的关系非常亲密。法国从1870年战败之后，就聪明地把自己安全地孤立起来了。威廉认定要让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拥有和英国抗衡的海军。

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威廉"成功"地让自己的对手都结成了联盟。1894年，法国和俄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几年之后，两个古老的欧洲宿敌 --英国和法国结束了几百年来的彼此仇视。他们签署的协议解决了殖民地争端问题，而这个协议直接导致了两国间的结盟。最终，英、法、俄三国同盟形成了。到了1914年，为了对抗三国同盟，位于中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也结成了联盟。

德国皇帝言辞浮夸，常常给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而且，皇帝在各国也声名狼藉。他从来都不知道成为一个大国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很多德国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的声音被众多新兴的极端民主主义者淹没了。极端民主主义者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柏林繁荣的郊区，包括军官团体、学术精英，以及那些拿着高薪的工人阶层，特别是那些后来被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雇员。

德国的政治局势矛盾重重。德国皇帝鼓励和支持德国民族主义右派掌握政府机构，而人民大众却广泛地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思想。1912年1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魏玛帝国国会选举中35%的选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柏林、汉堡、鲁尔以及萨克森这样的大城市都成了社会主义红色的海洋。

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选举中的成功并没能缓和德国的国家政策。因此，右派认为，更有攻击性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才能缓和他们在民主方面的分歧，而这样的政策也会得到统治精英广泛的支持。右派人士暗暗地嘟哝德国被充满妒忌心的竞争对手给"包围"了，抱怨犹太人靠不住，抱怨他们在对传统权威"挖墙脚"；还说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战争才是解决德国内部分裂的好办法。

1912年的国会选举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资深领袖奥古斯特o倍倍尔在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在社会民主党被俾斯麦宣布为非法的时期，奥古斯特o倍倍尔一直在顽强地和俾斯麦进行对抗，并且坚持列席德意志帝国国会30年。那个时期，他每天都要受到"爱国"当权派的侮辱和蔑视。然而，在这次选举获胜后的议会上，奥古斯特o倍倍尔就危险的国际形势发表了让人恐惧的预言式的演说：

大灾难将会出现……1600万到1800万各国的精英，将会携带着致命的武器，参加战斗。我相信这次大战之后将会是灾难性的崩溃（此时，议事厅内的很多人都开始放声大笑）。诚然，你们之前也嘲笑过这样的话，但灾难一定会降临的……结果会是怎样？战争之后，很多人将会破产，很多人将会遭受不幸，很多人将会失业，还会爆发大饥荒。〔1〕【倍倍尔的演讲调引自乔纳森，斯藤泊格的《昨日之威摄：蒂尔皮茨号和德国舰队的诞生》，第1 95页。】

有关记录显示他的演讲被讥讽的笑声淹没了。一个右派代表高呼："倍倍尔先生，每次战争之后情况都变得比之前要好！"

不到一年，这位社会主义的元老就离开了人世。在他逝世一年之后，繁荣而壮丽的柏林变成了一座在战火中岌岌可危的城市，一座饥饿的城市，一座绝望的城市。

1918年11月11日，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德意志帝国皇帝被推翻，他的臣民也不再是欧洲人嫉妒的对象。英国海军对德国无情的封锁让德国陷入了缺粮的绝境。

农村地区的人还可苟且过活，而大城市的人只能挨饿，其中柏林的苦难最甚。这里人口众多，远离富饶的农田；而且，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柏林就已经发生粮食危机。1915年2月，柏林开始实行面包定量供应。1917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以来柏林人就赖以生存的食物--马铃薯吃光了。饥饿的人们四处寻找食物，老鼠再次成为柏林人的盘中餐，这是 "三十年战争"之后首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1918年，柏林的肉类消费仅为战前的12%，鸡蛋为13%，鱼为5%。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而推波助澜囤积居奇的黑市也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怨恨。尽管大量的犹太人在前线英勇作战，但犹太人还是被认为是日益增长的腐败的共谋。

结果，德国先进的技术、严明的纪律和不屈不挠的勇气都无法抗衡协约国在军队数量和工业方面的优势；特别是1917年美国参战之后，德国已经没有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了。1918年春，德国在西线展开了最后一击。开始的时候，德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协约国稳住了自己的战线。德国军队取得的战果化为乌有。

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战争还没有结束，但德国败局已定。1918年10月，巴登亲王马克斯领导的自由内阁开始谋求和平。11月初，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了叛乱。德意志帝国皇帝流亡到荷兰，共和国宣布成立。

战争结束并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心灵的和平。怎么会这样？那些战前自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经常扪心自问：德国军队依然在异国他乡坚持作战，德国怎么会突然就失败了呢？极端民族主义者把德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一些人通敌卖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德国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的荒谬说法。他们认为，不可战胜的德国是被犹太人和革命者出卖的。

1920年，经过重新规划之后，柏林扩大了很多，人口也增加到了约400万。工人阶级主要居住在柏林东部，几乎都是赤色分子。

现实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分裂了。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浪潮。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加入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宣称的"国内和平"（Burgfrieden）的阵营。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城市的人民开始遭受苦难，德国青年阵亡的数量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种情况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依然忠诚于德意志皇帝，而且麾下还聚集了不少人，另一部分组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坚持反战和颠覆的立场。极端左派也出现了，他们与极端反战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这个极端反战的革命团体宣扬"科学的"政治暴力，其精神领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俄国人 --弗拉基米尔o伊里奇o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君主政体被推翻之后，德国的列宁主义者组成了斯巴达克斯同盟（名称取自古罗马帝国的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斯的追随者），然而，人数少得可怜。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在陆军和海军的叛乱部队中却有不少的支持者。柏林局势非常凶险，所以，柏林市议会决定把新共和国的政府迁往偏远小镇魏玛，于是新成立的国家就称为 "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让极端左派分子感到满意。1917年11月，列宁掌握了俄国的最高权力，而他宣扬的苏维埃专政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想主义者的指路明灯。1919年1月，斯巴达克斯同盟 (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成员试图在柏林发起一场类似的革命。为了击败他们，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得不向强大的军队求助。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社会民主党只能依赖前德意志帝国军队。

前德意志帝国军队及时镇压了这场起义。镇压起义之后，一群军官绑架并谋杀了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卡尔o李卜克内西和罗莎o卢森堡。其实 ，这两位领导人都坚决反对这次起义，但均被其他人驳回。卡尔o李卜克内西和罗莎o卢森堡被害之后，尸体被扔进了兰德威尔运河，而这条运河就是后来东西柏林的分界线。骇人听闻的是，他们的死刑并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

1920年，27岁的一战老兵、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瓦尔特o乌布利希带领一批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PD）。多年以后，他宣称，自己还在军队服役时就已经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成员了。事实上，在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出生于莱比锡的瓦尔特o乌布利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极端主义者的特征。加入新的共产党之后，他的地位迅速攀升，而且很快就表现出虔诚的信仰以及良好的组织能力。

1924到1925年间，第一批年轻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前往莫斯科的列宁国际学院接受培训，乌布利希也在其中。列宁国际学院由共产国际（Comintern）创建，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国际革命的未来领袖。乌布利希对莫斯科格外忠诚，而且莫斯科的政治路线也将成为乌布利希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乌布利希说话音调很高，这是因为他十几岁时遭受过一次严重的喉咙感染，而且，他的萨克森口音很重，缺乏幽默感，一点也不讨人喜欢。这些特点都是其传奇故事的组成部分。

一个同辈的年轻共产党员同事恩斯特o沃尔韦伯回忆：

他（乌布利希）工作非常努力，总喜欢采取主动，极端理智：他没有恶习，也没有明显的缺点。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私交。党内没有谁和他是朋友。〔1〕【关于这段引文以及乌布利希早期生活与政治成长请参看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念志民主共和国传》，第64页。】

另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了一件事情，一次会议之后，几个同志一起乘火车返回，其中就有乌布利希。乌布利希一路上都在热烈地谈论政治，因为在演讲和讨论的时候已经谈了很多此类话题，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响应乌布利希。他们只想好好地享受一下乡村美景，放松身心。人人都喜欢努力工作之后好好放松，但是乌布利希却不喜欢这样。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德国共产党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其中的一场会议由列宁亲自致辞，而乌布利希出席了这场会议。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只有52岁，却在那年5月中风了，还好恢复得比较快，所以能在大会上致辞。1922年12月，列宁再次中风，这次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不得已退出政坛，并于1924年1月离开人世。瓦尔特o乌布利希经常提醒同事，他曾经和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同呼吸，共命运，一起讨论过世界革命的重大问题。

在德国，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让人担忧的迹象。一些老一代的共产党员反对德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布尔什维克化"，而且还选出了不合苏联心意的高级领导。面对这种情况，乌布利希协助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反击。恩斯特o台尔曼是一个出生在汉堡的运输工人，对莫斯科非常忠诚，因为这次的反击，他成为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自此，严格执行苏联路线的力量又得到了增强。 1927年，苏联共产党（CPSU）总书记约瑟夫o斯大林制定了一项正式的共产国际政策。政策规定：任何共产主义者，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以保卫苏联作为他或者她不可推卸的职责。

1926年，乌布利希入选萨克森省议会；1928年，作为德国共产党的议员代表，他来到柏林，成为魏玛共和国议会的议员。

那次议会召开期间，乌布利希大多数时间都在莫斯科度过，因为他是共产国际中德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二次逗留苏联期间，乌布利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同时入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到德国后不久，乌布利希被选入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即精英领导集团。1929年11月，他开始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委书记。

至此，乌布利希已经掌握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本营。在柏林市政府最新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获得了1/4的选票，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地区，共产党得到的选票甚至超过了40%。乌布利希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和柏林的纳粹长官（Gauleiter）约瑟夫o戈贝尔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巅峰对决，而这些都让他成为德国最受争议的政治家之一。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在街头巷尾的"限制级内战"有力地加剧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乌布利希强烈地鼓吹政治暴力，所以，他和戈贝尔对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乌布利希只有三十几岁，但他已经成为德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莫斯科与柏林之间最出类拔萃（Par excellence）的联络人，对红场和波茨坦广场都同样熟悉。对于瓦尔特o乌布利希来说，不管是在当时，还是30年后，柏林人的痛苦与欢乐都应该严格服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需要。

1918年，德国彻底垮了。

接下来的几年，恶性通货膨胀让德国人的存款凭空蒸发了。1920年6月，美元和马克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50马克；一年之后变成一美元兑换101马克；1922 年7月，汇率暴跌为1美元兑换550马克。接着，法国侵入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并强行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经济完全崩溃。1923年6月，1美元相当于75000 马克；两个月之后，1美元相当于1000万马克。到了那年秋天，美元和马克的汇率更是达到了1美元兑换42亿马克。极端右派声称这一切都怪犹太人，而极端左派则严词谴责容克（Junker）和从战争中获益的资本家。所谓容克就是普鲁士军国主义贵族。

1923年11月9日，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退伍军人，依靠伶牙俐齿，试图说服慕尼黑政府当局支持他打击柏林"赤色分子"的计划。他的名字就是阿道夫o希特勒。

纳粹的暴动失败了。但是，社会民主党掌握的权力最终还是落到了戴着白手套的人（纳粹）手中。希特勒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年的舒服日子，还写了一本混乱并蛊惑人心的回忆录《我的奋斗》（Mein Kampf）。共产主义者在萨克森州的起义遭到了政府无情的镇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相对于希特勒来说，政府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暴力激进派更加危险。

面对德国经济和政治的混乱，保持德国的稳定就成了头等大事。天才的银行家雅尔玛o沙赫特和德国政府一起努力让马克重新获得了价值，而这也让国内和国外的债权人重新有了信心。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的货币已经逐渐稳定下来；同时，由于国外贷款的支持，德国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相对稳定下来。德国的艺术和科学开始繁荣起来。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其他国家都要多。特别是帝国审查制度取消之后，柏林成了欧洲最自由最坦诚的城市；或许有人会说，柏林也是欧洲最不受道德约束的城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20年代中期如昙花一现，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只获得了2.5%的选票，只有区区十来个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席位，甚至比巴伐利亚人民党这样的小党派获得的席位还要少。

尽管德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几百万德国人在通货膨胀时期损失掉的财富和储蓄并没有回来。但至少他们有了工作和一些钱，所以德国又可以继续前行了。德国重新站立起来，虽然还有一点跛，但已经可以站得很直了。

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也袭击了德国，对德国造成的危害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严重。国外的贷款被收回，银行倒闭，出口市场（一直都是德国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严重萎缩。看起来这个国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跌得更惨。就像已经转移的癌症一样，绝望再次席卷德国。

这次经济衰退对技术工人和白领的影响尤为严重。极端政治再次抬头。1930年9月，纳粹获得107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77个席位。1932年7月，纳粹获得230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89个席位。1932年11月，纳粹获得196 个席位，而德国共产党获得了100个席位。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内超过一半的代表都反对议会民主制。柏林的局势更加恶化。尽管柏林一直都有极强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但纳粹还是获得了几乎30%的选票。1932年7月，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落后多少，获得了25%的选票，而曾经独霸天下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退居第三。柏林的街道上到处都有持续的骚乱，争斗中使用的武器有匕首、指节铜套、轻武器，甚至还有炸药，这些骚乱简直就是小型内战。〔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401页。】

1933年1月底，这种小型内战终于因为纳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85岁的魏玛共和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陆军元帅保罗o冯o兴登堡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那天晚上凝望窗外。一队人马正在菩提树下大街游行，手里擎着火炬。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游行队伍最前面那一小队正规部队，正踏着整齐的步伐前行。他的脸上露出了老人特有的自豪的微笑。正规部队后面跟着的一群身穿黄色制服的纳粹分子，一群街头混混，他们在游行时也未能掩盖住其拖沓和醉醺醺的步伐。总统擦了擦昏花的老眼，转向一位政府职员。

"嗳，"这个1914年在坦能堡战役中大败沙皇军队的老人低声说，"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们居然俘虏了那么多的俄国人！"

在希特勒控制下，新的议会选举让纳粹成为多数党。共产党被禁止。瓦尔特o 乌布利希只能躲藏起来，最初他躲藏在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家的车库里，后来成功逃脱。几个重要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成功地逃脱了追捕。

荒诞的是，当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反对纳粹之时，几个侥幸存活下来的共产党领导者居然开始争权夺利。共产国际并没有注意到局势的紧迫性。共产国际认为，希特勒掌权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期，莫斯科坚持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垂死阶段。纳粹掌权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反纳粹党派将不得不和过去一样进行艰苦的斗争。

与此同时，盖世太保还在四处搜捕余下的地下反纳粹成员，并把他们通通送进了集中营。承认失败之后，乌布利希先去了莫斯科，然后到了巴黎。在巴黎，另外一个重要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o皮克，建立了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引自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105页】

"二战"结束之后，乌布利希和其余几位幸存下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将会返回柏林，然而战后柏林的现状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在1933年之前都无法想象的。柏林将会成为一片废墟，而红色的铁锤镰刀旗将会迎风飘扬在当年的魏玛共和国国会大厦上。

第三章 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

1945年 5月 1日，瓦尔特 乌布利希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此时距离他上次离开已整整 12年。

4月 30日，天刚破晓，乌布利希就醒了。这是在莫斯科的勒克斯酒店，在苏联流亡期间，乌布利希一直住在这里。勒克斯酒店建于俄国沙皇时期，宏伟壮丽，坐落于莫斯科的迪维斯卡雅大街。这家舒适的酒店，自 1917年以来，就是那些受苏联欢迎的外国同志的寄居地。尽管能住在这里的人屈指可数，不过恰好乌布利希就是其中之一；否则他也不可能还安然无恙地住在这里。譬如赫尔曼 舒伯特\弗里兹 舒尔特、德国共产党（KPD）的其他领袖，以及政治局前委员海因茨 纽曼，他们就因为不合苏联的心意，而被迫害致死。当年，这些人满怀希望来到苏联，希望能找到庇护，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悲惨地死在了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的地下室内或者古拉格劳改营荒凉的旷野中。〔1〕【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122页。纽曼于193年年被枪杀。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布伯一纽曼，被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教五年；1940年，她被苏俄人交给了盖世太保，直到1945年4月之前，她都被囚禁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在集中营内，她遇到看密伦娜·雅申斯卡．并与她成为密友。密伦娜·雅申斯卡曾经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情人。1944年，雅申斯卡死于集中营。然而，奇迹般的，布伯一纽曼夫人从集中营中活了下来，并于战后写成了《两个独裁者之间：斯大林与希特勒》，加上她的其他作品，都成为她朋友密伦娜传记的一部分。1989年11月，玛格,丽特·布们-纽曼离开人世，三天后柏林墙被拆除。】

乌布利希在苏联流亡时，一直严格执行斯大林的政策，一直为共产国际的事务奔波。希特勒 1941年袭击苏联后，乌布利希开始给被东部前线红军俘虏的德军战俘做思想政治工作。说服那些战俘转而反对希特勒，支持德国在战后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1945年，乌布利希成为流亡在外的德国共产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头号人物威廉 皮克。而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领袖皮克，已经 69岁高龄。春天已经来临，与希特勒的战争也胜利在望。一个新时期正在开启。

5月 1日早上 6点，一辆公共汽车接走乌布利希和其余 9位德国流亡者。

幸亏有租借法案，莫斯科飞机场上才会停有两架美式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运输机。这两架运输机已经等候多时。乌布利希一行人会搭乘其中一架飞机，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搭乘另一架。"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其实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重要战俘。但现在他们业已反对纳粹。他们也要飞回德国，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不能同共产主义者搭乘同一架飞机。

飞行途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你最好什么都不要问……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1〕【参看对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采访，《明镜周刊》2005年第16期，2005年4月8日。】未来的东德领导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以东 70公里的空军基地，这里曾属于纳粹德国，现在已经被苏联红军占领。

他们在一个小旅馆中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乌布利希一行人和苏联政府官员对行程作了初步协商后，乘车前往布莱西姆勒。那是苏联将军伯扎林的指挥部，在柏林以东 30公里，施特劳斯贝格附近。从这个新基地，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首都上空腾起的熊熊火焰。早在 1945年 4月 24日，伯扎林将军就被斯大林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希特勒于其后一周在柏林自杀身亡。乌布利希一行人到达布莱西姆勒的时候，伯扎林将军正好在前线视察；不过他的参谋已经为他们在附近的别墅安排好了住处。

稍作停顿，乌布利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柏林，而其余的人则留在他们的新宿舍里等候指示。乌布利希当晚就赶回来了。不知疲倦的他立即召开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苏联政府官员。乌布利希告诉自己的同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柏林建造一栋大楼，为德国自治政府的各个机构提供一个办公的地方。"要建造这样一栋大楼，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地去寻找技术人员、工程师、建筑专家，以及教育和艺术方面的领军人物。这是俄国人想要的。这就是正确的下一步。

听到这个消息，乌布利希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掩饰不住眼里的惊讶。柏林，现在还陷于无以名状的混乱和破坏中，这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虽然希特勒已经在24小时前自杀，但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而乌布利希谈到修建一栋政府大楼时的口气 ，就好像是他刚被任命为一个小城市的市长，现在不过是在替这个小城市解决一点小麻烦。

柏林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一次的人口普查表明柏林共有425万人，其中在工厂工作的有 60万人；1/13的德国产业工人住在"大柏林"区域，它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德国的 1/10。五年的无休止轰炸和两周的残酷巷战，导致近10万苏联红军战死柏林，还有约 20万德国市民在战火中丧生。现在，这个城市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人口锐减到战前的一半，40%的建筑被完全摧毁。〔1〕【大卫·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371页。】现在的柏林，没有电，没有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可用的公共交通系统。

当乌布利希一行人舒适地住在布莱西姆勒宿舍的时候，柏林市民还心惊胆战地躲在地下室或者柏林城四通八达的地铁通道里。〔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16页；更多细节，可参看安东尼·比弗尔《柏林：衰落》，第466页（第27章）。】

当然也有很多善意和高尚的苏联士兵，竭尽所能地去帮助那些普通市民。而且和英美军官相比，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苏联军官更加熟谙德国的艺术和音乐。不管怎样，在被战火洗礼后的柏林，苏俄人和他们的德国同志曾努力获得市民的支持。

乌布利希在抵达德国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去拜见红军总政治部（PUR）的领导--盖勒德谢夫将军。盖勒德谢夫将军告诉他：德国人必须服从苏联的命令。一 如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曾在 1945年 5月告诉德国共产党（KPD）的傀儡领袖威廉 皮克，"到德国的这些人，不会听从德国共产党的差遣，他们必须服从红军及其相关机构的命令。"〔2〕【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193页。其中可见更多关于乌布利希与加纳谢夫和谢洛夫工作的细节。】

乌布利希每天都要去伊凡 谢洛夫将军那里听取命令。名义上他是盖勒德谢夫将军的代表。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次的清洗运动和强制流放的老兵，实际上比他的名义上司盖勒德谢夫更有权势。他将决定乌布利希和东德的命运。因为他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前身）驻德高级官员，直接向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汇报。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柏林，1945年8月 。

谢洛夫的主要任务是将德国东部大量工厂的设备拆下来，用船运回苏联。这是莫斯科从战败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获得的一部分战 争 赔 偿 。 这里，曾拥有全德国 最 先 进 的 工业。1947年 3月，被拆除的铁轨有 11800公里长（几乎相当于 1938年铁轨总长度的一半），苏联占领区内，30%的工业生产设施被拆除运走。〔3〕【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40页。】同时，伊凡 谢洛夫还被授权可以没收任何能作为战争赔款的财富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个授权，让伊凡 谢洛夫和他的助手有了名声远扬的机会。

1945年 5月 2日，乌布利希一行首次见到被攻占后的柏林。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描述了那次穿越东部郊区一路见到的苦难景象。那是没有亲临其境的人永远都无法想象的：

我们驱车前往利希滕贝格，在途经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的时候，面前的情境就是人间地狱--废墟上的火焰还未熄尽，腾起滚滚浓烟，饥饿的人们衣衫褴褛，蹒跚而行；德军士兵神色茫然，好像完全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红军士兵兴高采烈地歌唱，时常都喝得醉醺醺的；成群的妇女在红军士兵的监视下清扫街道 ；等着从水泵里取水的人排成长龙；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掩不住的饥饿神色，还有紧张和颓废。〔1〕【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第373页。】

然而，不寻常的是，红军占领柏林的头几周里城市复原的进展十分显著。令人惊讶的是，在此期间，几乎没有柏林人饿死。一直以来，伯扎林将军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据称，他于 1945年 6月 16日在柏林一场神秘的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不管怎样，他确实为德国人民组织并提供了最基本的给养，而这些给养是从红军的仓库里调拨出来的。另外，他还对恢复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2〕【伯扎林将军死后，1965年被追封为东柏林的荣誉市民。1989妮娜德国统一之后，他没有被整个柏林接受为荣誉市民；但是在"红-红"联合政府上台之后，他的荣誉市民身份被恢复了。】

早在 1945年 5月 17日，临时营房里就展出过柏林博物馆的藏品。5月 26日，柏林交响乐团举办战后首次音乐会。然而，已经习惯于计划经济苛求的苏俄人立即驱赶柏林人去劳动，很快就只剩下空荡荡的大街。柏林的正常生活在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有轨电车再次通车；地铁的第一段也于 5月 15日再次开放运营。不久，苏俄招集一群记者，开始发行《每日评论报》（Tgliche Rundschau）。 报纸全是苏联的政治宣传，于是被人们称为"卑劣的评论报"（KlglideRundschau）。〔3〕【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379页。】

5月 19日，柏林市政府再次组建。前社会民主党贸易联合会领导人约瑟夫奥罗普被说服加入市政府。为了让他的"当选"合法化，苏俄人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周围的几栋建筑里找出几十个男男女女，把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投票"选举市政府成员。天主教政治家安德列亚斯·赫尔墨斯博士曾在 20世纪 20年代担任过粮食部长，被选来负责柏林人民的吃饭问题；苏俄人一路追踪到万塞的别墅，才找到柏林夏洛特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和主任索尔布鲁赫，并邀请他前去管理柏林市卫生局；建筑师汉斯·夏隆和电影、戏剧双栖明星海因茨·鲁曼分别成为了柏林市建筑和文化事务顾问。

柏林市政府的成员都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而且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挽回了人民对市政当局的信任。不管苏俄人是多么的不被信任，但普鲁士人强烈的责任感带来了令人诧异的成功。乌布利希布下的这个局，让他自己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5月 12日，乌布利希为柏林找到了市长大人（Oberbürgermeister）。乌布利希挑选的人叫亚瑟 沃纳博士，是一个学院的院长，对政治毫不关心，而且已经上了年纪，有点糊涂。莱昂哈德回忆当时周围的人劝阻乌布利希作这个选择时的情境：

"瓦尔特，我实在搞不懂，"一个人说，"我认为沃纳博士不是合适的人选；而且他年纪也太大了。"

"我听说他的头脑有时不是很清楚。"其中一个将要被安插到市政府中的人说 。

"这没有关系，"乌布利希回答，"他的副手会是我们自己人。"〔1〕【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第379页。】

沃纳博士的副手，42岁的库尔特 马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信徒。主管教育和人事的领导也是乌布利希可以信赖的共产主义者。人事局的领导亚瑟 皮克，是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 皮克的儿子。此前，亚瑟 皮克一直在红军政治部任职，一周前刚从那里离职。

也许是因为斯大林希望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许是他真的相信德国人民能够加入苏联的阵营；总之，他最初的政策似乎是鼓励民主多样化的。乌布利希在一份工作指示中谈到了这一点：

在工人阶级行政区，原则上应该由社会民主人士担任市长；而在资本主义区域，比如策伦多夫、威尔默斯多夫、夏洛腾堡等，我们必须从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内指派资产阶级成员担任市长。最好是拥有博士学位，但他必须是一位反法西斯，并能和我们合作的人。〔2〕【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的孩子》，第379页。】

然而，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的强硬政策，转而支持不温不火的资产阶级民主。为了掩饰这种现象，他在文中补充道：

现在该谈谈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柏林的第一副市长、人事局还有教育局的领导必须是我们的人。这样每个区至少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绝对信赖的同志，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组建地方警察部门。

这就是所谓的"副手体制"，被委任为柏林市长的沃纳博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柏林，第一把手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副手必须是乌布利希的人。此外，还必须掌控警察部门，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完全掌控政府机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必须服从这片破裂土地上真正的权力机构，苏联军管局（SMA）。

沃尔夫冈 莱昂哈德同那些共产党元老人物返回柏林的时候，只有 24岁。因为他的母亲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去了莫斯科。莱昂哈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政治学校里学习，像研究地理或数学一样地研究意识形态和秘密谍报技术。莱昂哈德在苏联待的时间较长，俄语说得很流利。就连俄语说得很好的乌布利希在与苏联上司会面的时候，也喜欢让莱昂哈德给他做口译。现在，莱昂哈德也被派去威尔默斯多夫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筹建一个行政机构。照例，这个政府机构的"挂名领导"必须得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成员。莱昂哈德考察了遇到的每一个资产阶级成员，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担当此任的人。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正是此时，乌布利希对莱昂哈德讲了那句最著名的话，完美地概括了他们在刚被占领的柏林实施的策略："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1〕【托尼·尤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第131页；关于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采访，可参看《明镜周刊》，2004年第16期。】

乌布利希等人在柏林的时间很紧迫。还有不到 8周的时间，三个西方盟国就将入驻"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占领区。在此期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制造"既成事实"。

三个战时的盟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已经对柏林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得到了盟国欧洲咨询委员会（EAC）的许可。盟国欧洲咨询委员会于 1944年1月在伦敦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拟定战败国的临时管理方案，推迟德国政治重建和德国政府的建立。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ACC）将同三个西方盟国一起治理德国，而它的总部将设在柏林。

因为首都柏林地处偏远的东部，无法同被占区域连在一起，所以盟国正好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小型的占领区政权。每个盟国都在柏林分得一小块地方，称为"防区"，以表明在盟国占领之下的德国依然是一个整体。

表面上一切都很顺利。尽管在联盟和即将到来的胜利里存在一些被忽略或尚未预见到的问题，但人们还是满怀着自豪与喜悦期待着。

首先，由于法国的强烈要求，柏林市内的三国管制政府增至四国，法国也在德国（包括柏林）得到一点地盘。德国政府将由联合军事管制委员会（Kommandatura）管理，而军事管制委员会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必须达成一致。如此一来，对于大柏林林政府的决议，每个盟国都有一票否决权。

第二，柏林 160公里（即 100英里）的范围完全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关于西方盟国进驻柏林，并没有形成任何正式的书面协议。

在欧洲胜利日当天，美国还在分界线以东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占领了莱比锡、马格德堡、哈雷区、魏玛以及其他一些德国的重要城市，但按照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协议，这些城市本该属于苏联。英国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梅克伦堡州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盟国占领的大片土地中，有1/3本该由苏联占领。那么，在苏联同意英美接管其在柏林的防区之前，英美要从这些地方撤出吗？

丘吉尔非常清楚"既成事实"的重要性。战争结束前的那几周，他还想继续朝柏林进军。他警告华盛顿，要警惕苏联在欧洲中心出现将会引发的"铁幕"问题。这位英国首相赞成英美保留所有的占领区域，直到"我们对波兰的情况感到满意，对苏联临时占领德国的情况感到满意"。丘吉尔的建议遭到美国新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否决。1945年 4月 12日，美国"二战"时的总统罗斯福辞世，哈里 S.杜鲁门继任。后者急于确立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因而不愿开罪苏联。〔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26页；也可参看安·图萨与约翰·图萨，《柏林封锁》，第30页。】

然而，让德国人民痛苦的事情还是发生了。6月初，英美士兵体面有序地撤到易北河的另一岸。当即，苏俄人和人民内务委员会的成员涌入撤出区域。

现在，西方盟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军队进入柏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俄人给出各种借口，一会儿声称"排雷尚未结束"，一会儿又说"苏联红军的重新部署"阻塞了道路。虽然和平已经来临六周，但这种局面还在继续。

1945年 6月 23日，美国"先遣勘察团"终于被准许进入柏林。弗兰克·L.豪利上校率领 100辆军车和 500名士兵前往柏林。然而很快，他们就在易北河畔的德绍被苏联红军拦住，只允许半数人进入苏联占领区。他们在苏联红军的严密护送下，来到距离柏林不远的巴贝尔斯堡。在这里，他们再次受到阻拦，所有人员都不准下车。最后，他们不得不掉头返回西部。

而此时，斯大林的手下正忙着拆卸工厂，寻找黄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每天安插更多的奸细和特工进入权力部门，以便更好地掌控政府；斯大林并不急于向他的西方盟友交出德意志第三帝国最大、最富有城市的2/3。直到后来，人们才从斯大林众多的手下口中撬出真相，斯大林所拥有和掌控的一切，就像遭受过残酷清洗的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所描述的："又多又肥……就像肥胖的蛆虫一样。"〔2〕【奥斯普·曼德尔斯塔姆，"我们活着，但是没有感觉"（1934），阿尔伯特C.托德与马科斯·海沃德编辑之《20世纪俄国诗歌》。】

八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克雷将军和英国军事长官的代表罗纳德·威克斯爵士首次乘飞机到达柏林。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涉后，事情终于出现转机。苏联指挥官给出的口头承诺是，西方盟国的人可以通过一条干线公路、一条铁路以及两条航线前往柏林。后来克雷将军回忆道：

那时，关于苏联提出的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的要求，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将赋予苏联一票否权，以后会阻碍我们的努力……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自由进出柏林的权利作为我们撤出占领区的条件。〔3〕【卢修斯·克雷将军，《在德国的决定》，第15页。】

7月 1日，豪利上校再次试图进入柏林。他穿过苏军喧闹的重重关卡，来到美国防区，结果却发现俄国人还在那里。苏联士兵十分不愿放弃他们两个月前付出巨大代价得来的地区。豪利上校张贴出美军即将到来的公告，但随即就被苏俄人撕了下来。对此，豪利上校不得不派武装卫兵守护这些公告。

英军在进入柏林的过程中也遇到类似的困难。当英军先遣部队抵达马德堡大桥时，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该桥已经"封闭"。幸而，英军并没有因此泄气，因为随后他们就在柏林周边找到了一座无人看守的桥，然后从桥上悄悄地溜了过去。美国本来计划 7月 4日在柏林举行盛大游行，但由于受到苏俄的进一步阻挠，进入柏林的西方军队数量远远不够。

两周之后，胜利的"三巨头"会议在柏林城外的波茨坦召开。波茨坦到处张灯结彩，悬挂着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英雄的巨幅海报。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聚到了一起，为战后欧洲的格局作最终决定。会议进行几天之后，丘吉尔在国内的选举中落败。英国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英国新首相，取代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随着罗斯福总统在 4月辞世和丘吉尔首相 7月在英国落选，战时的"三巨头"已经不复存在；三巨头之一的约瑟夫·斯大林，显得比以往更加强大。

在庸俗而奢华的西西琳宫（1913年为德国王储修建，英国别墅风格），英、美、苏冠冕堂皇地谈论着"5个 D"，也就是非军事化、去纳粹化、非工业化、分散化和民主化。但对于波兰的现状，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任凭波兰的边境线还在被刺刀重新划定。同样的，这次会议也没有关注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命运，而在这些国家里，苏联红军还在使用武力推行斯大林的意愿。

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提议 1947年之前从欧洲撤军；这肯定让苏俄人非常高兴。但就西方盟国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问题，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

哈里·S.杜鲁门在会议上宣布美国拥有了原子弹，然而苏联的独裁领袖并不显得吃惊。他保持着一贯的迷惑世人的表情。实际上，斯大林在美国原子能机构安插了一个间谍，他早就收到美国原子弹研发成功的消息，并已经偷偷命令苏俄科学家加快苏联核计划的进程。

1945年 6月，瓦尔特·乌布利希两次前往莫斯科进行访问。斯大林再次向他授意，要抵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德国工业及金融公司的企图。

事情的起因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总是企图在德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收德国的工业及金融公司。当德国共产党于 6月 10日重新建立时，共有 16个人签名提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申请，其中只有 3人是在纳粹时期以"非法"身份在德国度过的；而其余的都是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流亡者，都是住在勒克斯酒店中的苏联的忠实信徒。

慢慢地，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队都在柏林安顿下来。对于他们，柏林人的心情很复杂，但还是很热情。一个英国军官写道：

德国人没有显示出任何不悦或者憎恨的神情……他们只是盯着我们，很多人在微笑、挥手，甚至还有一些人在欢呼。与其说这是胜利者进入一个被占领的城市，还不如说是这个城市居民对解放的一种更冷静的欢迎。而这无疑要感谢俄国人。谁能料到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进入柏林的时候，德国人居然把我们当成解放者，而不是专制统治者。〔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32页。】

西柏林库达姆大街，1960年。

1938年，乔治·克莱尔从维也纳逃到英国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犹太难民。现在他回来了，身份却变成了一名英国士兵，一名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的英国士兵。7年 前他经由柏林前往英国，就在那时，他喜欢上了库达姆大街（选帝侯大街）：

宽阔的人行道两旁绿树成荫，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闲逛的人。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你都只能看到拥挤的人群、精美的商店橱窗、忙碌的交通，总之四处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1938年初秋，德国人的生活是令人愉快的，或者说是公正、自由和充满个性的，除非你是犹太人……而我，却是一名犹太人……〔2〕【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6页。】

对于战争带来的变化，他感到非常震惊，但生活还得继续：

柏林并不像月球表面一样毫无生机。它是有生命的，然而，这种生命迹象恍若阴魂附体，从身旁那些人脸上茫然的神情就可以看出：这种行尸走肉的现象在男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那时的大多数男人已经年老或者上了年纪，他们佝偻着身体，脸上透露出沧桑。少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身上依稀可以见到当初几乎占领整个欧洲大陆的德国士兵的影子--身上是褴褛的纳粹德国国防军军服，脸上却是凄惨和被蹂躏的神情。〔1〕【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16页。】

让乔治·克莱尔感到悲哀的是乔治母亲的姑姑，巴特曼夫人一家已经不在了。1938年秋，乔治·克莱尔和父母在柏林等候护照的几日，就住在巴特曼夫人家里。巴特曼一家也是犹太人，但他们从未移居国外。乔治 克莱尔很清楚犹太人在残暴的纳粹德国生活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克莱尔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一栋熟悉的公寓大楼之外。7年前他在这里住过一段日子。他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些亲人：马尼娅姑姑，即 60岁的巴特曼夫人，还有她的女儿--聪明而妩媚的罗莎尔。罗莎尔曾在柏林的法国航空公司工作，这就规避了纳粹关于公共事务机构不允许雇佣犹太人的禁令。他看了看公寓的大门，但是门上的名字显示的是他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仔细查看之后，他发现"门框的左上方有一块长方形的门牌，上面写的是'巴特曼先生与夫人'，只有这块门牌还光亮如新"。几年后，克莱尔写道："那块小长方形门牌比大门的其他地方都要明亮，那就是巴特曼一家唯一的墓志铭，是他们唯一存留下来的东西。"〔2〕【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21页。】

在关于最终"允许"三个西方盟国在柏林拥有各自防区的谈判中，西方盟国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判断错误。由于柏林已经在"盟国"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在 7月之前都由苏联控制），西方盟国的谈判代表同意由苏联总指挥签署所有命令，并在另行通知之前都具有法律效力。

接下来，苏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这些命令不仅包括行政管理条例，还包括在柏林各个街区任命监察人。和纳粹时期一样，如果有人做了当局（也就是苏联军管局及其代理机构）不许可的事情，监察人都需要向当局汇报，并对当事人进行惩处。

8月17日，英国驻夏洛腾堡防区的指挥官剥夺了防区内监察人的所有权力，并禁止他们再干涉当地市民的私生活。美国军事当局也相继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西方盟国意识到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保证真正的民主代表权以及与之共存的自由回归柏林。而这些是绝不可能自己出现的。

几周之后，英、美、苏、法就法国占领区的范围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力挺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法国在柏林的防区就是威丁和赖尼肯多夫，而这两个区都是从英国占领区的北部划拨出来的。与其他西方盟国不同，法国的目的是要保持一个虚弱的德国，并竭尽全力阻止德国统一。

法国反对将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变成管理全德国的联合政府，并且一开始就不主张德国自治。法国继续宣称自己拥有说德语的萨尔工业区，并要求控制莱茵兰以及强大的鲁尔工业区。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法国强烈反对苏联干涉自己防区内的事务；在面对苏俄与英美日益紧迫的权力之争时，法国人并没有打算加入英美为柏林人争取应有权利的行列。〔1〕【关于公开评估这种或多或少有点妨碍的法国半官方的姿态，参见《柏林万岁1945-2003》、《1945-2003德法历史中的一个焦点》（盟国博物馆的一个出版物）第49页。】

同时，很多西方人都努力让自己相信，不管怎样，苏联的这些过分行为只是一时疏忽，因为苏联缺乏管理这样一个现代大城市的经验。

苏联控制区内的政治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乌布利希希望德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活力和亲苏的态度吸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支持者，让他们转而支持德国共产党。〔2〕【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212页。】但他错了。很快，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改组，并在几周之内就在苏联占领区设立大量分支机构。这种让人飘飘然的解放氛围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人士感到兴奋，于是他们开始致力于让德国工人运动"重新统一"起来。就在 20世纪 30年代，左翼的分裂曾导致德国政权落入纳粹之手，因此，绝对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乌布利希的团队依然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并努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德国社会民主党，乌布利希向社会民主党提议创建联合政策委员会，因为这样的委员会能让他们更好地协商如何把德国重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了他的提议。

各中产阶级政党也被鼓励进行重组，并且被邀请以战后"团体"的名义加入德国共产党。以德国自由党（LDPD） 为例，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工作进程太慢。"瓦尔特，我该怎么办啊？"负责协调此事的共产党官员理查德·吉普特纳抱怨说，"漂亮话他们倒是说了不少，但对建立政党好像并没有什么兴趣。" 乌布利希严肃地回答："那么，理查德，好好地批评他们一下。"1945年 7月 5日，自由民主党在柏林成立；6月 25日，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CDU）成立。

7月 14日，"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战线"宣布成立。这个统一战线由德国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自由党的代表组成。乌布利希一手策划的民主机构终于建成了。两年后的国家民主党（NDPD）的成立又为这个民主机构的历史添上浓重的最后一笔。国家民主党的成员都是那些不太重要的前纳粹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罪孽能得到宽恕，并且想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3〕【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208页。】

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尽管表面上德国共产党只是"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党派，和其他党派是平等的，但在"统一战线"中，只有德国共产党才拥有苏联军管局的耳目，而后者才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拥有者。乌布利希每天都要去拜见苏联高级官员。要是没有这些苏联高级官员，苏联占领区什么都不会发生；当然，如果没有这些苏联高级官员，乌布利希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西方盟国在柏林面临的境况："几个"表面上独立的党派，表面上共同掌握，背后却是受苏联控制的集团组成的柏林市政府。

11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举行大选。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同样存在几个受到苏联控制的"党派"；无奈地方共产主义者的表现太差，资产阶级和温和的左翼党派都发挥出色。苏联想要包揽所有职位，并且让它像自然的历史进程一样发生的图谋落空了。一个对此状况非常担忧的苏联官员告诉乌布利希，如果想要避免"奥地利似的危险"，就必须对非共产主义者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1〕【托尼·尤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第131页。关于"奥地利危险"，参看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213页。】

但苏联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46年 1月底，乌布利希再次飞往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合并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这个任务必须在 1946年 5月 1日前完成，因为那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

对于两党合并一事，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奥托·格罗提渥对此表示非常欢迎，并带来一批社会民主党成员助阵；而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分子却表示反对。很快，住在柏林东部的激进分子就被苏军指挥官禁止发表集体演说，后者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绝对的权力。还有一些激进分子被驱散或者以莫须有的指控被逮捕。一些社会民主党成员试图组织在整个柏林进行自由投票，但受到苏联当局的阻挠，当局甚至用枪逼迫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就范。在柏林西部，社会民主党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让一些投票站得以开放，投票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两党合并。

1946年 4月21到22日，在东柏林的德国国家歌剧院内，1000名代表正式投票支持两党合并。在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内，一大半党员是原社会民主党成员。党委共有 14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各占一半。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和奥托·格罗提渥（社会民主党）共同领导政党，他们的副手分别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共产党）和马克斯·费希纳（社会民主党）。格罗提渥与皮克的握手赢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时髦的握手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象征，后来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旗帜、徽章以及海报上。

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立，苏联占领区的真正权力落到它名义上的副领袖手里。瓦尔特·乌布利希，一个冷静的撒克逊人，勤勉而又坚决地组建了一个政治实体，如今他终于掌握了这个政治实体的最高权力。此时距他回到柏林也快一年了。

然而，乌布利希在柏林的使命还远没有达成。

德国已经战败，被胜利者踩在脚下，但很快胜利者就开始争吵不休。因为西方盟国很快就发现，他们面临着一部分严重短缺，一部分又过剩的局面：德国的住房和粮食太少，而无助、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又太多。

1945年 5月，柏林的人口只有几个月前的一半。很多人为了躲避苏俄士兵而逃去了西部，还有一些人在保卫他们首都的时候牺牲了。

波茨坦会议作出一个决定德国人命运的决定：德国的边界向西偏移几百英里。波兰人将会得到新边界线以东的大部分领土。波茨坦协议的第十二条规定，如果长期居住于此的德国人要迁离这些地方，需要以"一种有序而且人性的方式"进行。

不幸的是，在这次强制迁移中，人性完全没有体现出来。那些曾经被德国占领，长期忍受着德军残暴行为的国家，一直都渴望复仇。在这片即将归属波兰的土地上居住着 500万德国人。波茨坦公告之后，他们几乎全部被驱逐，事情很突然，而且过程十分凶残。1945年 5月 19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说德语的 300万同胞，即所谓的"苏台德区德国人"，将会被强制驱逐。在逃难的过程中，妇女被强奸，无数家庭遭到抢劫，谋杀也随处可见。凶残的暴徒在大街上游荡，专门劫掠难民乘坐的火车。

很多公路和铁路都要经过柏林。1945年 10月 12日，美军司令官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在呈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报告中如此描述难民们的悲惨处境：

我们医疗机构的报告显示，仅在柏林的莱特火车站，平均每天都会有10个人死于极度疲劳、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看到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是大规模的报应，但却没有报应在那些纳粹头目身上（Parteibonzen），它们报应在了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报应在了那些贫穷而且虚弱的人身上。〔1〕【道格拉斯·鲍丁，《德意志帝国的废墟中》，第118页。】

《生活杂志》报道称，仅在柏林就有 800万难民。或许这篇报道有一些夸大其词，但这个城市的确已经人满为患。西方盟国要养活自己占领区的那150万柏林人已非常困难。每天还会有25000名难民涌向柏林城的边界。也许这些绝望的人认为战前恢弘壮丽的柏林有可能会幸免于难，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座城市居然也会变成一片废墟。在柏林，成千上万的房屋变成瓦砾堆。在英国占领区内，原本有 44家医院；但是现在，43家医院不是被摧毁，就是遭到严重破坏。之后来到柏林的人被直接推上西行的火车，管它去向何方。

尽管有如此多的难民涌入柏林，苏联却禁止从周边的农村输入食物。他们开始以行政借口来限制往来于东部和西部区域的火车数量。由于苏联最初颁布的管理条例依然有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盟国都默许苏联对柏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严格控制。

连续的挨饿，柏林人已经习惯。盟军士兵和军官个个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有香烟（那时香烟已经成为柏林市内的非官方货币）。只要他们不讨厌屈从于各种惯例，那么他们就可以享受到帝王一般的生活。和德国妇女进行一次性交易的市价是 5根香烟。收集烟头（Kippensammler） 成了公认的美事儿。盟军士兵经常光顾的场所内的工作成了香饽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收集烟头而得到大量的额外收入；在维也纳咖啡厅里工作的人也可以捡到大量的烟头，每100个烟头就可以卖 5美元。〔1〕【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390页。】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提尔公园内，到处摆放着黑市摊位，这里就是柏林东部和西部的交界处。

1945年 8月，有报道称在柏林火车站每天都会有 50到 100个孩子失去双亲和被遗弃，这些孩子被送去孤儿院或者给人领养。〔2〕【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37页。】相对来说，他们还算幸运。其他孩子，一群群地在大街上流浪，偷一些可以偷到的东西，洗劫废弃的建筑，找寻可以出售的废品。

1945年 10月，德国市民的食物配给量每天仅为 800卡路里。而到 1946年元旦，英国占领区的食物配给量减少到每天400卡路里。另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燃料短缺。以前，柏林所需的煤多数来自东面几百公里之外的西里西亚，但现在西里西亚的煤矿都掌握在波兰人的手里。这就是说，再从西里西亚运煤就是进口，于是他们选择从鲁尔运煤，但鲁尔在遥远的西部地区。随着冬天的来临，柏林每天至少需要供给 600吨煤，从来没有够用过。

战后第一年，大约有 12000名柏林人死于饥饿或者因为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并发症。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开始追求文化的繁荣。他们在西柏林创办报纸，开设剧院、夜总会和歌舞表演场所，甚至开始运作商业电影制片厂。或许柏林人依然缺衣少食，或许他们的房间内依然寒冷如冰，但这是自 1933年以来，他们首度能重新自由地行动、写作和谈话。套用一句幽默的话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人们熟知的"黄金饥饿年代"。 〔3〕【克雷·拉奇，《柏林：当代史》，第291页。】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此结束。只要条件许可，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会立刻反对与共产党的合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占领区内一直遭受迫害，但这个最古老最庞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一直都坚持在全市活动。

1946年 9到 10月，在苏联占领区（和西方盟国控制的柏林西部区域），举行省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苏俄和共产主义者都竭力说服或恐吓选民给德国统一社会党投票；然而投票的结果却让乌布利希和他的苏俄上司大失所望。不管怎样，这个投票结果反映的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柏林的现实。

在柏林市议会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将近 49%的选票。紧接其后的是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赢得了 22%的选票。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有共产主义宣传机器和苏联军管局的大力支持，但仍仅有 19.8%的选票，被社会民主党远远地抛在后面。尽管有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一"红色联姻"的产物，但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在各个选区打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共产主义者通常可以获得 60%的选票。

谢尔盖·帖尔帕诺夫上校是苏联军管局内负责宣传工作的主任。面对选举的惨败，他暴跳如雷。他声称，将来有必要"杜绝一切对苏联和苏联占领当局的不敬行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不敬行为，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1946年冬，德国共产主义者决定实行"严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掀起一波疯狂逮捕纳粹分子和"颠覆分子"的浪潮。事实上，被逮捕的人中有真的纳粹分子，也有一些人根本就和纳粹扯不上任何关系；这些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1946年，苏联建立了德国内务部（DeutscheVerwaltung desInnern，简称DVdI），而内务部成员全都是让他们放心的共产主义者。内务部成员严密地控制着德国后备警察部队，而这支后备警察部队很快就成为人们熟知的东德"人民警察"。

不祥之兆出现了。在苏联占领区内，"劳改营"建立起来。一些劳改营，比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劳改营和离柏林35公里之外的萨克森豪森劳改营，居然是由纳粹集中营转变而来的，这一后来才得知的真相，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这些劳改营，是否和纳粹建立的集中营一样，如今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这些劳改营里，充斥着死刑和严刑拷打。就像在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一样，拘押在这些劳改营中的囚犯，至少有 1/3是死于疾病、营养不良或者非人的虐待。尽管苏联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声称有很大一部分死者是纳粹分子或战犯，但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些只是同情希特勒主义，还有一些则是因为反对斯大林体系。〔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37页。】德国内务部迅速壮大起来，它的头也在 20世纪 50年代升任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首领。

面对苏联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一位原共产党人带头反击。这位原共产党人就是恩斯特·罗伊特。和其他那些在柏林（也如在纽约或者伦敦）出人头地的人一样，罗伊特也不是柏林人。

罗伊特出生于 1889年，和希特勒同一年出生；他在弗里斯兰省长大，父亲是一名航海船长。一战期间，罗伊特在东部战线服役；后来成了俄国的战俘。十月革命之后，他开始信仰布尔什维主义。罗伊特很快引起了列宁的注意。1919年初，罗伊特被派回德国，成为襁褓中的德国共产党柏林市委书记。

罗伊特在德国共产党内青云直上，很快就成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他的革命生涯非常短暂。由于对德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失望，他转而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罗伊特当选为市议员，很快成为一名成功的柏林行政长官，负责柏林市的交通运输政策。他发明了统一票制；由于汽车越来越多，他很快就意识到大量的汽车会导致柏林的交通不畅，于是致力于在柏林修建地铁。1931年到 1933年，罗伊特担任马格德堡第一市长；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四处奔波，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救济失业人员。1933年之后，朋友把他从集中营解救出来，并帮他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做土耳其政府的交通顾问。"二战"期间，他一直都流亡在安卡拉。

1945年，罗伊特返回柏林，再次被选入市议会，并官复原职，负责交通工作。接着，1947年 5月，现任市长被迫辞职，罗伊特就取代他成为了柏林市长。

苏军指挥官拒绝承认罗伊特被推举为市长的选举结果。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元老路易斯 施罗德的份上，罗伊特从市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但他依然是柏林反苏联盟中的核心人物。作为曾经的德国共产党党员，罗伊特非常明白乌布利希这样的共产党员（apparatchiks）的心理。事实证明罗伊特的经验是无价的：

对于不能为所欲为地统治柏林，苏联人气急败坏，开始逮捕政治上的对头。他们不仅在苏联占领区内抓人，还将魔爪伸到西柏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纳粹德国国防军上尉保罗·马克格拉夫，后来被改造成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他在 1945年 5月被苏军指派为柏林的警察局长。柏林市内 5000多名不合马克格拉夫顶头上司心意的人，随即从柏林，包括西区的街道上永远地消失。〔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70页。】

作为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的英国雇员，乔治·克莱尔见证了这一切。后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这样的日常场景：

苏俄人……开始"清除"那些在政治和人权方面反对他们的激进分子。从一辆急速停下的车中跳下几个彪形大汉，一把抓住受害者并迅速地把他们塞进汽车，总共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周围的目击者回过神，车子早已朝着苏联占领区的方向绝尘而去。〔2〕【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177页。】

每次绑架行为发生之后，柏林西部的指挥官都会去苏联红军驻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总部提出抗议。接待他们的科蒂科夫将军每次都会坚决否认自己与此有任何关系。他假装同情地叹气，并提醒西部区域的指挥官：阻止你们区域的"盗匪活动"应该是你们的职责所在，而非我的。

第四章 封锁

尽管英、美和苏联曾经是盟国，但到1947年中期，他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只是为了"牵制"苏联。1947年6月，寒冷的冬季让久经战争摧残的欧洲屈服了，杜鲁门总统的新国务卿乔治 oC.马歇尔将军宣布了一个欧洲复兴援助方案。这个方案的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ERP），史称"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向杜鲁门总统提议美国延迟从欧洲撤军，同时还提出一个欧洲援助方案，即对愿意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支援。这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巨额投资，意在诱导私人企业投资，而刚刚饱受战火的欧洲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求正在高涨。而此时的英国，正忙于应付可怕的严寒给英国经济和人民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管理英国控制的德国占领区，同时还要资助希腊王室政府镇压共产主义者的叛乱。

美国起初的设想是依靠英国去保持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均衡；然而，昔日的世界强国已经雄风不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真正地跌入了低谷。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已经快要触摸到最高权力。不管是"二战"的"胜利"国还是战败的德国，失业和饥饿仍在四处蔓延。对于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遭受经济大萧条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重创之后，对于病患中的欧洲文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不再是灵丹妙药；共产主义对很多西方人，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广泛的吸引力。面对这种局势，斯大林开始大力宣扬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战果以及共产主义的诱人前景。

在德国，许多非共产主义者也谴责让希特勒可以青云直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他们认为纳粹政权正是大商业和反革命之间的邪恶联姻。为了避免出现新的 "千年帝国"，必须摒弃资本主义。乌布利希和苏联人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过去的反感与憎恶。战后仅几个月，他们便开始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他们的口号是：把"贵族地主"的土地分到农民的"手中"）。在苏联占领区，大约一半的大公司被收归国有，作为对于大资本家成为纳粹帮凶的惩罚。

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受到小农场主的欢迎，然而绝大多数赞成土地改革的人或许并不了解苏联的历史。1917年，列宁呼吁"一切土地归农民！"并在俄国农村竭力寻求支持；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那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蓦然发现，自己的土地已经被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了。如果他们反抗，那么他们和家人就只能挨饿。在乌布利希控制的王国里，情况不会截然不同，这点农民们很快就会发现。

在苏联占领区，政府机构很快辞退了以前的纳粹官员，一种冒进的反法西斯情绪被激发。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左翼理想主义者，不以为然地目视着柏林的西部，在那里，英美国家依然非常乐于让那些前纳粹官员和专家管理日常事务。很多德国人错误地认定，只有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事才是真正反法西斯的，亲苏的德国似乎能够确保极右翼不会再次将这个世界卷入战争。

争取民心的斗争在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继续进行着。尽管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对象。也包括苏联占领区、民主力量极其脆弱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然而，这项援助计划却被严重地歪曲了。在华盛顿，人们都相信斯大林不会允许东德和他刚刚拥有的那些附属国从这项援助计划中获益，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联禁止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马歇尔计划，同时还策划了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1948年3月的布拉格政变。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统一社会党以侮辱性的政治话语来回应马歇尔援助计划。这种情况表明冷战已开始形成：

在（德国）西部，工业被纳入一个威胁和平的集团。那些德国公司的老板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权力，他们没有为了和平而振兴德国经济，与此相反，他们却建立一个反动分子和好战分子的新权力中心；他们不是决意要培养工人力量和促进经济增长，而是为外国和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而让工人成为了工资的奴隶。〔1〕【克劳斯·勒格维，《前东德之未来土地》，第42页。】

在苏联占领区，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主席雅各布o凯萨尔鲁莽地表示愿意在苏联占领区接受马歇尔计划，却马上就失去自己的职位，并被迫飞往西柏林。人们以为苏联占领区的民主党派都是独立的"政党"，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1947年3月，共产主义领袖威廉o皮克带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共同主席奥托o格罗提渥一起去拜见斯大林。其目的只是为了请求斯大林准许他们把弱小的德国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国家。

斯大林阻止了他们。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他此时还幻想能建立一个统一而亲苏的德国，甚至是苏联直接控制的德国。当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们抱怨西方盟国还在柏林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们："让我们竭尽所能，或许能把他们赶走。"〔2〕【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45页。】

1947到1948年，柏林西部地区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矿区开始采矿，工厂开始生产。尽管生活依然非常艰难，但挨饿的德国人已经不多。政治局势（尤其是英法之间）也在慢慢改善。但是工业产值仅恢复到战前的50%，购买力依然极其低弱。

与此同时，很多商品在市场上仍无法买到。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以前的帝国马克仍然是官方货币，却基本已经没有什么流通价值。部分原因是苏联控制了旧德意志银行的印钞厂，并且开始加紧印刷纸币，仿佛害怕马克很快就会过时一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过量的纸币肯定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胀；果然，帝国马克很快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国家以香烟作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但这种现象居然在德国出现了。既然无法创造一种依靠武力的计划经济，那么如何才能让生产者出售自己的货物，又如何说服消费者去购买呢？答案是，创造一种有价值的货币。

1948年3月到4月，随着内部协商的失败，苏俄退出了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这意味着德国的统一管理将会完全瘫痪，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当然，此事也有好的一面，从此，西方盟国可以不用再考虑苏联占领区内的经济和政治需求了。西方盟国非常乐意如此。

1948年4月，国务卿马歇尔在柏林会见了美国军事长官卢修斯o克雷将军。他向克雷面授机宜，如果想让占领区不再成为管理国的负担，在共产主义面前也不那么不堪一击，那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社会制度。

英国和美国已经在他们控制的柏林西部区域创设了"美英占领区"，即自由贸易区。此举遭到了法国和苏联的反对。人们本来以为苏俄会支持建立统一的德国政府机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本来以为法国会反对建立这样的统一机构，但迫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法国逐渐加入英美的圈子。1948年6月1日，法国放弃了对鲁尔区和莱茵兰地区所有权的独占。"英美占领区"最终成为"三国共同占领区"。

6月18日，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它影响的不仅有德国的经济历史，还有冷战的进程。

在柏林西部，英国、美国和法国开始回收流通中的帝国马克，并给占领区内的每个人都发放40新德国马克（D-Marks），很快又追加20新德国马克，用于更换市民手中的60旧马克。这些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周的收入。使用新德国马克之后，所有的交易都将按照1∶1的比率进行。新德国马克也在其他地方流通，但要依据当地的货币种类和公共债务来确定兑换比率，通常的兑换比率为10∶1到15∶1。新德国马克的使用让名义上的存款消失了，但购买力却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了。

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盟国的这次冒险行为是成功的。就像变魔术一样，使用新德国马克的第一天，商店里面就有货物出售了。1949年，德国西部区域的工业产值增长24%，1950年上半年，工业产值增加12%；年平均增长率也提升到15%。

对于西方盟国违反波茨坦协议的种种措施，苏联暴跳如雷，却无能为力。于是，6月23日，西方盟国宣布将新德国马克引入柏林（仅在柏林使用，所以新德国马克上套印了字母"B"）。对苏联来说，这种行为简直太过分了。他们终于为采取激烈举措找到了借口。

对于想要旅行的盟军职员和柏林人来说，苏联给他们设置的障碍已经够多了。盟国的飞机经常受到苏联飞机的干扰和威胁；火车被故意改道，绕过柏林西区；市政道路交通被禁止；在苏联和盟国占领区的边界，旅行者经常遭到长时间扣留；得到苏联授权的报纸还报道了急剧增加的抢劫、偷盗和黑市活动。据称，来自柏林西部的"数千名挨饿者"受到"犯罪分子和苏联占领区内驱逐出境的法西斯激进分子"的蛊惑，正危及苏联占领区内的食物供给。〔1〕【安·图萨与约翰·图萨，《柏林封锁》，第105页。】

就在货币改革的第二天，苏俄宣布，通往德国西部区域以及柏林西区的铁路因为"技术故障"需要立即关闭，具体情况需等候通知；易北河大桥由于维修而暂停使用，而该桥是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必经之地。突然之间，柏林西区的交通全部瘫痪。几乎同时，德国东部的发电厂宣称燃料短缺，立即停止向柏林西部区域供电。

1948年6月24日午夜，柏林封锁开始。

苏联和东德原本希望通过此举让西方知道柏林问题会导致一场灾难，然后他们再以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胜利将这一冲突体面地结束。

问题在于250万西柏林人能够坚持下去吗？柏林城内的煤炭储备只能维持约 45天；当然，城内还储存了相当数量的柴油、煤油，以及少量的汽油。然而，柏林的工厂需要的原材料都靠从外地运来。自1945年以来，西方盟国被迫要养活盟国占领区内的柏林人，他们非常清楚养活西柏林市民需要多少东西：每天都需要 641吨面粉、105吨谷物、106吨鱼肉、900吨土豆、51吨糖、10吨咖啡、20吨牛奶、32吨肥肉以及3吨酵母粉。〔2〕【安·图萨与约翰·图萨，《柏林封锁》，第144页。】

而6月24日之前，柏林城内大多数的电力供应都来自苏联占领区。即使在实行能源配给之后，柏林城的用电缺口依然无法指望从德国西部地区的电厂补上。英国占领区内的柏林西区电厂，曾经为柏林提供1/4的电力；但在1945年6月，这个电厂被苏俄拆除。直到1948年4月，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就德国重建计划已经谈了三年，仍毫无结果，于是英国决定自己单干。电厂还没有开始修建，水陆交通却已全被切断，怎样才能把钢材、水泥、其他原材料和机械运到柏林呢？

苏联加强封锁的同时，美军计划与执行长官阿尔伯特o魏德迈将军正在欧洲视察。魏德迈将军曾于1944至1945年任中国战区指挥官，所以他很熟悉历史上那次非常著名的空运给养：盟国飞机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为在中国南部和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给养。魏德迈将军认为柏林也可以采用空运的方式，并推荐了一个合适的空运组织者--一个飞过"驼峰"航线的老兵，威廉o H.滕纳中将。

历史上关于空运的记录总是零零散散，但对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空运，或许大家都有所耳闻。1942年，苏联的冬天异常寒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后期，纳粹德国军队被苏联红军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给养极度匮乏。纳粹德国空军指挥官赫尔曼o戈林夸下海口说，自己能用飞机给在严寒中遭受重重困难的德国军队提供足够的给养。但是他遭到了惨败，还由此直接导致了德意志第三帝国最耻辱的失败之一。

1948年，西方盟国的空运形势比"二战"中的纳粹德国空军更有优势：他们有两个设施还算齐全的飞机场（英国占领区的加图飞机场和美国占领区的滕佩尔豪夫飞机场）；有愿意提供支持的民众；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明显，他们的飞机在运输途中不会遭到攻击。

恰恰相反，俄国人似乎一直坚信西方盟国不可能通过空运来为柏林提供给养，而且他们的乐观也并非毫无道理。滕佩尔豪夫飞机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货运机场：它的周围都是郊区，在降落跑道的两侧还有一些七层楼高的建筑。加图机场位于柏林的边缘地区, 而且长长的哈弗尔河河道把机场和英国占领区几乎完全隔开。

如果盟国不采用空运为柏林提供给养的话，基本上他们只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柏林的封锁。其一就是盟国军队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打通前往柏林的道路；如果苏联选择回击，那么肯定会引发一场战争。其二就是向苏联屈服。前一个办法太冒险，后一个则意味着屈辱的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将会在全世界引发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何空运补给立即开展起来的原因。既然不能选择战争，而屈服又根本不可能，那么解决柏林给养问题的唯一选择就只有空运了。

最近一次类似的空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那几天。"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德军依然围困着荷兰的一些区域，而这些区域的人民则经受着饥饿和物资匮乏的折磨。英国皇家空军（RAF）决定为这些区域空运给养。在1945年，要在两天的时间内空投1560吨食物，必须出动650架次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那个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随时可以进行全民总动员，而且可供使用的飞机数量庞大；只要接到通知，那些飞机就可以很快起飞前去执行任务；最重要的是，为荷兰提供给养的那次空运得到了公众的鼎力支持。到1948年，空军的数量缩减到和平时期应有的水平，大量的空军飞机已经报废或转为民用。现在，要想对柏林进行空投，必须要在一些国家进行类似的全民动员；而现实的情况是，那些国家正在竭力养活自己的国民。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的空投对象是柏林，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是全世界最邪恶的城市--纳粹柏林。

令人惊奇的是，英、美居然办到了。尽管法国并没有积极参与这次空投行动，但他们还是积极配合在法国占领区快速修建了一个新的飞机场 --泰格尔机场。泰格尔是西柏林为数不多的开阔地之一。然而，有一个障碍必须清除，那就是苏联人正在使用的"柏林电台"广播塔，那是苏联在柏林的喉舌。

起初法国本想就此事与苏联谈判，但苏联人的态度非常蛮横而坚决，于是法国占领区的指挥官吉恩o戛纳瓦将军命令手下人直接把炸药绑在广播塔的基座上将其炸毁。科蒂科夫将军对戛纳瓦将军大发雷霆，质问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借助于炸药和法国工兵，我的朋友！" 戛纳瓦将军冷静地回答。〔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67页；更多细节，可参靠乔治·克莱尔《在柏林的日子1946-1947》，第185页。】来自柏林西部区域的17000名万名市民志愿者帮助修建了5500英尺长的跑道，而修建跑道用的上千万块砖是他们从战时损毁的瓦砾堆中挑拣出来的。1948年11月5日，第一架运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泰格尔机场。

柏林封锁，空投飞机即将降落在滕佩尔豪夫飞机场，1948年。

关于这次空投行动，英、美都有自己的行动代号。美国人的代号是"食品行动"，而英国人的代号先是"尼克尔"，后来是"卡特帕特森" （一家非常有名的英国货运公司）。到1948年7月，英美一个月就可以空运69000吨物资。

不过刚开始空运的时候，局面有点混乱。8月13日，大雾，一架C-54巨型客机在滕佩尔豪夫机场滑出跑道，着火了；其他飞机因为错误着陆而爆胎，致使后来的飞机只能在机场上空盘旋。后来，特纳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飞机在朦胧的大雾中像灰色的怪兽一样上下颠簸，机上的飞行员非常恐慌，他们牙齿打颤，惊慌地呼叫，努力想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机场地面上的交通开始拥堵，一些飞机冲出装卸线，爬上装卸用的传送带，却因为害怕和天空盘旋的飞机相撞而不敢起飞。〔1〕【威廉H.滕纳中将，《飞越驼峰》，第161页。】

机场控制系统专家特纳逐渐让一切都恢复了秩序。到1948年10月，西方盟国每月的投送量已经上升到147581吨。1949年4月，一天就可以投送7845吨，而 4月份的投送量相当于全年投送量100万吨的1/4。到复活节的时候，每过62秒就会有一架满载物资的飞机在西柏林降落。

柏林空投行动的组织堪称一个壮举，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要是没有成千上万的柏林人提供帮助，这样的壮举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忍受着物资匮乏和短缺引起的各种身体不适，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物资的装卸和分配工作之中。

参加柏林空投的西方机组人员都赢得了柏林人的欢呼和鲜花，而且这些英美飞行员也都成了名人。盖尔oS.哈尔文森中尉在空投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地上有些小孩在望着他的飞机，一开始他只是不经意地把手绢里包着的糖果洒向地面的小孩，后来居然因此而成了广受柏林市民欢迎的英雄。从此以后，西方盟国的飞行员在快要着陆的时候都会向街道投撒一些糖果和巧克力。然而几年前，同样的飞机向柏林投送的都是致命的炸弹；现在为感谢他们带来的生活必需品，柏林市民亲切地称他们的飞机为"葡萄干轰炸机"（Rosinenbomber）。

事实上，苏俄人从未袭击过西方盟国的飞机。斯大林并没有打算挑起战争，不过他的牦牛战斗机（Yak fighters）却做了很多挑衅的动作，尽管这些动作并不会真的挑起战争。他们常和飞进柏林的盟国飞行员比试胆量，挑衅地高速靠近西方盟国的飞机，还在他们航行的空中走廊附近做着各种危险的特技飞行动作。除此之外，苏联红军还用探照灯让盟国飞行员眼花缭乱，发出各种频率的无线电波进行干扰，甚至用他们的防空火炮进行"演习"，他们演习发射的炮弹离空中走廊非常近，这大大地增加了盟国飞机的危险。

几个月的封锁让柏林的一些事情悄然改变。柏林人首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盟国对他们的关心，一股对美国的热爱浪潮席卷柏林。美国俚语、美国电影和美国音乐在柏林变得广受欢迎。

除了头顶上空运货机发出的令人振奋的轰鸣声，西方占领区内还新组建了强有力的新闻媒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美国占领区广播站（RIAS）。因为苏联拒绝同其他国家共用"柏林电台"，美国只能自己建电台。1946年9月，美国占领区广播站成立。管理美国占领区广播站的是美国新闻署；站内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德国新闻业人才和艺术人才。美国占领区广播站装备有20000瓦特的无线电发射机，可以保证每天24小时连续播送节目。其播音室位于肖恩博格的库夫斯坦纳大街，这样，苏联控制区也能很好地接收到广播讯号。美国占领区广播站还在巴伐利亚东北部的霍夫装备了一台辅助发射机。在这台辅助发射机的协助下，广播站的节目可以传送到德国重要工业区--图林根与萨克森，而这两个工业区位于苏联占领区内。

美国占领区广播站除了拥有彼得o舒尔茨、理查德o洛温塔尔、尤根o格拉夫和艾根o巴尔这些果敢的记者，还有高质量的娱乐节目，这些节目深受人们的喜爱。在这些娱乐节目中，最著名的就是讽刺滑稽短剧《岛民》（Die Insulaner）。这个短剧嘲讽了位于苏联占领区的柏林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柏林的艰难处境。到1948年，80%的柏林人都在收听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尽管经常受到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的干扰，但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在苏联占领区内还是拥有大量的听众。

对柏林人的生存来说，外援空运至关重要，但柏林城内的娱乐生活也同样重要，所以，柏林市民认为，美国占领区广播站同空运一样至关重要。

从1946年开始，柏林的市议会就在"红色市政厅"内召开。这一名胜古迹，有一个230英尺高的塔楼，矗立在苏联占领区的亚历山大广场附近。它于1870年建成，由于建筑材料采用的是红砖，故而得名"红色市政厅"。但这个名字与政治没有丝毫联系。

1948年6月，新德国马克引入之后，统一社会党组织了示威游行。市议会内部也出现争执。一个月之后，更大的危机爆发了，大多数议会代表要求结束封锁。苏联通过媒体回击，指责这些人犯了"反人类罪"。同时位于柏林东部（苏联控制区）的柏林市财政局冻结了市议会的银行账户，致使柏林市公共机关的工作人员无法拿到自己的工资。8月4日，警察局长马克格拉夫的副手约翰尼斯o斯达姆宣称他要在西柏林成立新的警察局，邀请所有的警察和他一起走。很快，3/4 的柏林警察--2000人中的1500人--和他一起在柏林西部建立了新的警察局。

然而，马克格拉夫和共产主义者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柏林的东部区域。8月26 日，柏林市议会召开，会场外出现了一大群咄咄逼人的统一社会党支持者。他们挥动着红旗，高呼各种口号，比如"打倒破产的市议会！""拒绝马歇尔计划！" "禁止修建新飞机场！"统一社会党要求取消市议会，用一个特别委员会代替市议会。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就是采取紧急措施，与"伟大的苏联"合作。〔1〕【安·图萨与约翰·图萨，《柏林封锁》，第222页。】

当晚，30000名反共产主义柏林人聚集在德国国会大厦前的空地上，倾听恩斯特o罗伊特发表演讲：

我们柏林人已经对共产主义说"不"了。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要用尽一切力量同共产主义斗争到底……市议会官员、市议会，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柏林人将合力筑成一个抵抗共产主义潮流的大坝；面对我们的大坝，共产主义的红色潮流将只能颓然退去。

第二天，另一群危险的统一社会党支持者聚集在"红色市政厅"外。很明显，马克格拉夫手下的警察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代理市长弗莱登伯格博士努力想要苏联承诺保证市议会的安全，但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答复；同时，非共产主义市议员的观点也发生了分歧。右翼希望能在西柏林的安全区域召开市议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则觉得他们应该继续在东柏林工作，直到无法再继续下去为止。最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被采纳。市议会宣布，下一次市议会将在10天之后的9月6日召开。

9月6日上午11点，"红色市政厅"外3000名共产主义者聚集示威。等到市议会议员进场后，他们就闯入市政厅。西柏林的记者遭到袭击，麦克风被抢走；一些市议员侥幸突围逃脱；另一些则被堵在办公室。对此暴力行径，马克格拉夫的警察却无动于衷。

共产主义者在市政厅找出46名西柏林便衣警察（跟随斯达姆一起去柏林西部区域的警察）。这些警察是来保护市议会议员的。被堵在市政厅内的西柏林议员开始逃跑，或者去市议会下属的联盟联络官办公室内寻求庇护。随后，一切回复平静。大约晚上11点，马克格拉夫的警察要求弗莱登伯格博士打开办公室的门，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封锁了整栋建筑，依次搜查各个房间，最后闯入美国联络官的房间。他们抓到一些参加市议会的议员，把他们铐起来强制带走。

一时间，所有在红色市政厅内的市议员、工作人员，以及西方盟国的联络官都成了人质。上半夜的时候他们试图逃跑，但市政厅周围的警铃挫败了他们的计划；现在，苏联军队加强了把守。不过英国联络官有他自己的抗议办法，那就是不停地让人去拿茶、牛奶和糖；而他的同事，法国的齐格米尔上尉也以法国人绝妙的办法进行反击。晚上9点钟，齐格米尔上尉从剧院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路被堵上了；齐格米尔上尉并没有把堵路的那几个德国人放在眼里。他飞快地冲过去，撞开那几个德国人，跃进已被砸碎的玻璃门，嘴里高叫着："这就是法国人进门的方式。"其余的法国同事手里拿着香槟，也跟着他进去了。

最后，应戛纳瓦将军的请求，苏联指挥官同意让在"红色市政厅"内的人质安全离开。凌晨5点钟，在市政厅内躲了一个晚上的西柏林警察和警官狼狈地爬上一辆法国卡车，而精疲力竭的德国记者和美国记者则上了另外一辆法国卡车。

他们终于可以回到西柏林的安全区域了。尽管从红色市政厅到边界只有10分钟车程，但他们没走到1公里，一辆苏俄吉普就追了上来。吉普车拦住他们的去路，车上是全副武装的苏俄士兵。斯达姆手下的一些警察被拘押起来，最后被丢在萨克森豪森的前纳粹集中营好几个月。

军事管制总部的美国代表到科蒂科夫的办公室提出抗议，却被告知在市议会上请愿的"和平的工人们"受到了西方士兵和西柏林"黑暗卫队"的袭击（他把斯达姆手下的警察等同于纳粹党卫军）。该抗议的是他科蒂科夫。

形势已经非常明显：要想在东柏林创建一个民主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苏联军管局进驻东柏林的市政厅，辞退了那些非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的政府职员。就在此时，西柏林的市议员在柏林自由大学召开会议，宣布新的选举将在11月举行。

9月9日，25万柏林人来到德国国会大厦前的共和国广场（Platz der Republic），倾听领袖的演讲。领袖号召他们抵制柏林封锁，反对任何阻止他们进行自由选举的企图。

接下来，示威活动先在英国占领区进行，很快就通过勃兰登堡门蔓延到苏联占领区。东柏林的警察迅速作出回应，他们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受重伤的有十几个人，需要住院治疗；还有10个人轻伤。一个16岁男孩的肚子被打中，失血过多，不治身亡。还有5名示威游行的人被东柏林警察抓获，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 25年苦役。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迫于国际舆论的声讨，苏联被迫削减他们的刑期。对于这难得的仁慈行为，苏联解释说，这些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只是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煽动性的"言辞的蛊惑。

随后的8个月，苏联继续对柏林进行封锁。但从封锁结束一直到1990年，柏林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战后的三年，盟国管制委员会以这里为基地，而且它本应是全德国的管理机构，应该考虑就德国的统一达成和平协议。但现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此后不到一年，德国就分裂成两个国家。

尽管分裂的最后一步还未来临，人们还可以在柏林东西部之间相对自由地行动。但假装柏林仍然是德国的首都已毫无意义。它甚至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尽管分裂还未完全成形。

第五章 解散人民

历史书总能精确地说出历史事件结束于哪天，但很少有持续的历史事件或进程能够精确地于某一天结束，柏林封锁也不例外。

1949年5月12日，午夜刚过，英国皇家宪兵团的一名下士就打开了英苏占领区边界黑尔姆施泰特检查站的铁门。一年来，护送的小车和卡车首次可以通过这道铁门，沿着高速公路开往柏林。凌晨1点23分，一辆装备有德国发动机的英国军用列车，由一名德国工程师驾驶着开往柏林。而第一辆从柏林开出的车也在凌晨2 点左右到达了黑尔姆施泰特检查站，这是一辆由美国人驾驶的小车。

但是一切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宁静。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人就会在封锁区设置新的障碍和限制措施。

就解除封锁一事，双方进行过漫长的协商，而苏联军管局（SMA）在最后时刻偷偷地加入了一些条款：每天只允许16辆列车来往，列车必须装备东部的发动机，由东部的司机驾驶；不止于此，他们还擅自更改时间表，并阻延军用列车，本来从黑尔姆施泰特到柏林只需要两个小时，现在却变成了七个小时。此外，他们还列出禁止从柏林进口的货物清单，使得黑尔姆施泰特90%的贸易都无法进行。苏联军管局还禁止卡车在夜间上高速公路。苏联人让邮政列车在苏占区内绕行，而且不允许其装卸货物；如此一来，所有的信件和邮政交通仍要依靠航空。

人要求他们提供德国经济委员会的签章。德国经济委员会是苏占区内的一个机构，由苏联派人直接控制。驳船运输对黑尔姆施泰特的贸易来说举足轻重，却因为苏联人要求提供船员名单和过境许可证而被迫停滞。〔1〕【安·图萨与约翰·图萨，《柏林封锁》，第360页。】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表面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政治和经济上的高压让交通系统工人不堪重负，他们开始罢工，由此，柏林的交通完全瘫痪。轻轨（地面城市铁路）是前德意志帝国铁路的一部分，而管理轻轨的帝国铁路董事会（RBD）由苏联控制，长期以来，一直用东德马克给铁路部门员工支付工资，在新德国马克引入后，他们依然使用东德马克支付员工的工资。15000名居住在西柏林的铁路工人发现自己陷入真正的贫困之中，他们买不起商品，无法获得必需的服务。5月20日，这些工人拒绝工作，柏林城内的铁路网络和柏林开往西德的线路由此瘫痪。罢工工人占领了许多车站，破坏信号灯和铁轨。

对此，苏联的反应是立即派出东柏林的警察。东柏林警察不仅进入了东柏林的火车站，还冲进了西柏林的火车站，甚至占据了很重要的动物园车站。东柏林警察朝罢工工人开枪，几个被打伤，还有一个被打死。

英国也派警察进入夏洛特堡，而后进入动物园车站。罢工工人、东柏林警察和西柏林警察开始了三方混战，之后东柏林警察开始撤退。直到5月24日，东柏林警察才同意从所有的西区火车站撤回。原定数天的谈判延长到数周。东柏林的经济和交通网络受到影响，于是政府当局提议把工人的工资提高60%，用新德国马克支付。

政府当局的提议遭到工人断然拒绝。柏林政府当局再次妥协，罢工工人获得了罢工津贴和失业救济，而且都以坚挺的新德国马克支付。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工人们罢工时的收入比上班时更高。于是，罢工工人再次拒绝了政府当局开出的另外两个妥协条件。盟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难道这不是他们一直宣扬的民主吗？工人们难道不是有权罢工以便获得他们渴望的工资吗？

最后，到了6月26日，西柏林的司令官们给罢工工人提出了最终方案。首先是"胡萝卜"（好处）：盟国管理局将用足额的德国马克支付工人3个月的工资，而且柏林市政府会为那些不愿意重回铁路部门工作的工人提供其他的工作。然后就是"大棒"：任何继续罢工的人将不会再得到福利金。

7月1日，轻轨重新开始运营。第二天，到各地的列车，最重要的是到德国西部区域的列车，重新运行起来了。

从那以后的40年内，盟国和西柏林政府当局将会保证该城市一直有足够的食物和燃料。为了防止苏联进行新的封锁，足够的标准意味着要保留五个月的物资储备。

与此同时，苏联人和东德人还在继续着他们的蓄意阻挠，企图逐渐削弱西柏林人的信念。四巨头（英、法、美、苏）在巴黎召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议，会议的初衷是解决封锁问题。经过一个月鸡毛蒜皮的争论之后，会议于6月20日结束。在这次会议上，关于西方盟国从德国西部进出柏林的长期权利问题，双方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君子协定"。

在此期间，一个更重要的、关乎柏林和德国未来的事件发生了。1949年5月 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RD）成立了。

二战后，在苏联占领区，大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私人公司和银行被广泛国有化，到了1946年末，苏联占领区内的经济形式已经和其他三个占领区内的经济形式完全不同了。即使如此，瓦尔特o乌布利希领导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还是完全处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

实际上，新成立的西德国名采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不是"德国联邦共和国"，就是一个挑战。国名暗示了这个国家代表的是整个德国的领土和人民。政府的首都暂时位于莱茵兰大学城--波恩，很显然这个地方不能作为长久的首都所在地。如果选择法兰克福或者汉堡这样的大城市作为首都，就意味着永远地失去了东德和柏林，而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很明确，西德从一开始就俨然把自己视为战前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合法继承者。

西德成立之后，莫斯科也被迫开始采取行动。1949年5月，苏占区内进行了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全名为"统一、公正而和平的人民代表大会"）" 的选举。1945年3月，斯大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进行清洗，并非常勉强地同意了筹建东德政府和议会的计划。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前，斯大林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或许斯大林确实做了很多促使德国分裂的事情，但他绝对不能让自己因为这些事情而被别人指责为"分裂德国的人"。 〔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46页。】

"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方式很奇特，只有一个候选人，然而人们很快就对这种方式熟悉起来。候选人的名单是由所谓的联合党派一起推选的。不管这个所谓的联合党派的官方名称如何动听，实质上都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一手操纵的。选民可以投赞成或否决票（因为没有其他候选人，所以否决纯粹就是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尽管34%的人敢于表达自己毫无意义的否决，但66%的人还是投了赞成票。在之后的选举中，投赞成票的人猛然增加到了90%以上。这种现象一直贯穿了整个东德历史，没有什么变化。

由2000名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柏林苏占区内召开，选出了由330名成员组成的"人民委员会"。5月30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宪法。1949年8月15日，西德联邦议会进行选举，一个月后，第一届西德政府成立。东西部之间暂时的平衡被打破了。

1949年9月16日，德高望重的天主教政治家康拉德o阿登纳在波恩就任总理。同一天，在莫斯科的东德代表团同意在苏联占领区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1949年 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的元老皮克出任首位总统；格罗提渥，前社会民主党主席，担任临时总理。这个选举结果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乌布利希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掌管着这片土地上的真正权力。

新政府接管了苏联军管局的大多数职能。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安全事务部门成为国家安全部，其职责就是迫害反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动分子，保护国家和党的机构不被颠覆。国家安全部是一个由告密者、特工和密探组成的复杂体系。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魏玛共和国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用的依然是1848年革命者使用的黑红金三色旗。一直到1959年之前，东德和西德的旗帜都让人无法分辨。后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标志，铁锤（代表工人）、指南针（代表知识分子）和环绕在周围的麦穗（代表农民），出现在黑红金三色旗的正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证明自己身份的旗帜。

至此，德意志境内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德国和一个共产主义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所在地是柏林。这是封锁后西柏林人民迎来的第一个冬天；他们发现，自己不仅处于苏联占领者的包围中，还被一个独立的国家（东德）包围着，而这个国家的首都就位于自己的城市东部。

柏林封锁标志着持久冷战的到来。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从偶尔发生的剧烈争吵升级为一种未经正式宣布的冲突。

美国本想把整个德国都引入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但后来的现实表明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同样的，斯大林也希望把整个德国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结果表明这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掌控自己占据的那部分。〔1〕【卡洛琳·艾森伯格，《划线》；然而在第495页，艾森伯格教授说英美才是导致柏林分裂的元凶。她的书中内容详实，证据充分，描述了1945到1949年间德国境内复杂的背叛、误解和权力政治的现象，有很多有价俏的见解。非常清楚的是，在德国的美国人，包括克雷将军本人都急切地想按照美国的模式建造一个资本主义德国，而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其中包括水久地分裂德国。问题在于，苏联也是咄咄逼人的一方。在本书中，作家没有详细论述苏联不好的信仰，也没有看到苏联在德国和新"解放"的欧洲与东南欧国家内实行的野蛮政策，而这的确也是"盟国"逐渐远离《波茨坦协定》的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剩下的两个盟国--尤其是法国，当然也有英国，对于一个分裂的德国并没有感到丝毫不悦。当然，他们从未当着德国人的面承认过，因为害怕伤害他们的感情。

只有德国人自己才真心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统一，而这时候，他们的话没有任何作用。

在西德， 阿登纳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政府的总理。阿登纳 1876年1月（共产主义领导人威廉o皮克比他早出生两天）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阿登纳早年学习过法律，并在故乡科隆担任法务官员；后来他进入政坛，加入天主教中央党。最初他被选为市委员，而后成为市长助理，最后（从1979年开始）成为该市市长。

阿登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从1921年到1933年，他是德国议会下院的主席。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议会下院就是普鲁士国家委员会，由市和省议会的代表组成。1945年，他协助成立基督教民主党，旨在联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创建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保守的战后德国。

作为英国占领区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领导，阿登纳被请求主持立宪会议，起草由三国占领区联合而成的国家的宪法。1776年，德高望重的乔治o华盛顿在大陆会议上担任过类似职位；现在，73岁高龄的阿登纳也要在自己亲自主持成立的国家内担任最高职位。

阿登纳对极端政策非常陌生，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应付极端右倾主义者。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反共产主义者。在他的眼里，德国的中部和东部就像一个 "不可靠"的选民，而这个选民不仅仅是新教徒，还试图支持像纳粹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激进主义。阿登纳是爱国的，但他并不准备在统一的祭坛上牺牲他心目中那个倾向于西方的基督教德国。

渴望能够促成德国统一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o舒马赫，虽然他也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舒马赫是一位来自德国东部的普鲁士人，他出生的地方如今属于波兰。他猛烈抨击阿登纳，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德国的重新统一（丝毫不在乎他在战争中曾经受过伤，而他的伤很可能让他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使得勇敢的舒马赫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传奇人物。然而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罢免计谋多端的阿登纳，或者努力去实现舒马赫热切追求的统一德国的目标。

阿登纳成为西德领袖9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西方大国对德国局势的态度大为改观，而这种改观甚至超过了对柏林封锁的态度。

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西方的恐慌加剧了。斯大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他是误判了形势。乌布利希也一样，他立刻大肆宣称，继韩国之后，西德将是下一个垮掉的资本主义国家。〔1〕【托尼·尤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第151页。】

那么，如果德国发生类似的战争会怎样呢？两个德国之间的平衡早就被打破了。西德有5千万人口，而东德的人口只有1850万。但在东德驻扎着30万苏联军队，并且早在1946年东德就已经开始组建准军事化的人民警察部队，最初的名称为"边防警察"或"公安警察"，但很快就成为军事化组织，名称也变成"兵营里的人民警察"（KVP）。

KVP 的制服与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制服很相似，长筒靴也如此；这让经历过"二战"的人感到惶恐不安。KVP的头盔取自红军，和"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士兵的头盔完全不同。KVP军事训练严酷，纪律严明。前纳粹德国国防军将军被任命为 KVP的地区指挥官，曾经的纳粹军官和一些在二战末期设立的臭名昭著的军事法庭担任法官的前纳粹人员，都成为了KVP的官员。〔2〕【彼得·约阿希姆·拉普，《乌布利希的助手们》，第1页。】

苏联和东德可能会发动进攻。但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局势并不明朗。乌布利希和他的苏联支持者一直都希望颠覆西德，而且他们的宣传攻势也不屈不挠地朝着这个目标在进行。从这一点来看，东德在恢复军国化的道路上已经远远地走到了西德的前面；波恩还在口头上讨论复国主义，而在东德，复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已经付诸行动了。尽管如此，共产主义阵营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对西德直接进行军事攻击。

然而，西方大国并不清楚苏联和东德的想法。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不再考虑减少在德国的美国驻军，更没有考虑从德国撤军。

那年的早些时候，杜鲁门收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68号备忘录（NSC-68）。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专家建议重整军备，以便应对共产主义者的野心和苏联原子弹的试爆。之后出现了朝鲜战争。在共产主义的进攻面前，美国国内对于国务院和国防部专家建议的抵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军备预算一下子增长了5倍，从1950 年8月的155亿美元激增到1951年末的700亿美元；到了1952和1953年，国防开销占到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7.8%，而在1949年仅占4.7%。而且，所有欧洲战胜国的军事开销都增加了。〔1〕【托尼·尤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第152页。】

粉碎战后美国的洋洋自得之后，斯大林和金日成唤醒了一个巨人，或许这个巨人从来就没有睡着，但他一直都希望能好好休息。二战后的五年内，外交家们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不要去惹恼"俄国人。但现在说这种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这些外交家都面临着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o雷蒙德o麦卡锡和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的抨击，而共产主义的咄咄逼人让这个常设调查委员会正处于鼎盛时期。

对于西柏林人来说，冷战的加剧已经产生了矛盾的效果。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这条小船在斯大林统治的海洋之中犹如一叶扁舟，而且显得比以往更加危险。另一方面，在苏联领导人的野心面前，北约和美国力量的增强表明西方大国不太可能平静地放弃柏林。

盟军在柏林的统治变得更有威望。柏林不仅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还是一个重要的监听站，是插入苏联阵营的一把匕首。封锁的经历表明，西方在柏林不会向任何非军事征服行动屈服；而这意味着冲突可能会全面欧洲化，甚至会引发世界大战。

从1945年开始，柏林人就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然而到了1950年，虽然柏林人依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奇怪的是他们反而觉得更安全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律并不适用于西柏林，因为在西柏林的盟军指挥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1948年11月开始，西柏林的"执政市长"恩斯特o罗伊特堂而皇之地向西方军事部门负责。西方军事部门同时掌控着西柏林的警察，还管理着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波恩，西柏林的议会代表也只是充当看客。

冷战时期，西柏林人民丧失了部分自由，但这只不过是危险时期的一种交易。的确，他们失去了一部分权利，但确保了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柏林有两个政府，一个在西柏林，一个在东柏林。就在罗伊特在西柏林成功当选的同时，在东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一个名为弗里德里o希艾伯特的人也成为了东柏林市长。

尽管存在两个政府，然而在很多方面，柏林还是一个统一的城市。虽然有明确的标志显示各占领区的边界，而且偶尔还会有检查站和暂时或永久的边界限制，但在封锁的12年里，柏林市民还是可以在这个城市自由地行走。而且，整个城市的电话线、下水道，以及交通都是共享的。

东西两个德国之间有长长的边界线，长达1381公里（即858英里），从北部的波罗的海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巴伐利亚森林，捷克斯洛伐克、西德和东德的边界在此相交；而且很快就会出现防御工事，而边界会变成无法逾越的屏障。

1945年夏天，获胜的盟国在通过各自占领区内的道路上建立了缓冲区和检查站。最初目的是抓获那些企图穿越边界的纳粹顽固分子和战争罪犯；然后就是应对走私。其实，钱和货物的走私只不过是对抗东柏林严厉的关税制度。不过，边界的管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懈的。

1952年3月，冷战的局势依然严峻。然而，斯大林却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举动，他给其余的三个占领国--法、英、美--分别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和平协议，还提议要在统一的德国进行自由选举；信中还附了和平协议的草案。乍一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提议，而且对德国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借用一位近代德国作家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建议"。 〔1〕【克劳斯·克里斯汀·马尔赞，《德意志，德意志：一个共享国家的简史》，第83页。】这个建议的要点就是让德国重新统一，而且允许德国重新武装自己的国防力量，但是德国不能加入任何联盟，对抗其二战中的对手。

阿登纳几乎立刻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说东德政府（随着谈判的进行，它将会和西德势均力敌）不是自由选举的。他对斯大林提议的否决一直遭到历史家和东西德国人的批评。他们认为阿登纳放弃了一个不需要战争就可以统一德国的机会，而正是他的否决造成了德国将近40年的继续分裂。对他们来说，这是阿登纳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阿登纳认为，德国只有依附于西方才能存在下去，至少这种形式是他所能容忍的。"只有在英法的领导下才有经济和精神都健康的西欧"，阿登纳在1946年这样写道，"德国位于西欧的这部分，不会被苏联占领，并且会成为西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阻止亚洲精神和政治力量的前进"。很显然，阿登纳所谓的"亚洲"指的就是斯大林统治的俄国。

当然，斯大林的提议难免像往常一样带刺。例如，他的提议中有一部分就涉及到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东部边界须以奥德河-尼斯河为分隔线。这就意味着在德国的人口刚被暴力驱逐几年后，他们就要永远放弃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而这些地方一直都是古普鲁士的中心地带。这个让步会让阿登纳的党永世不能翻身。数百万被驱逐的难民已经催生大量的难民机构，而这些机构的代表在阿登纳的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任何敢于放弃"东部领土"的党派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因为2/3的德国人反对以如此代价换取统一。〔1〕【克劳斯·克里斯汀·马尔赞，《德意志，德意志：一个共享国家的简史》，第85页。】

40年后，一个冒失的德国领袖，将会因为冷战后的盲目乐观，正式承认这个新边界。

在提议被西方拒绝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东德的领导。他告诉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仁，他已经认同了德国分裂的现实，授意他们"组建自己的国家"。鉴于之前苏联占领区和西部区域边界松懈的情况，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危险，因此东德必须"增强对边界的保护"。 〔2〕【费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与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第159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也没有任何迟疑，立刻执行了这条命令。占领区边界被封锁，并逐渐转变成修筑有军事工事的国际边界。这个工程采用了一个让人惊诧的野蛮名称--"驱除害虫"。

五公里宽的无人区被清理出来。在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策划的"夜雾"行动中，居住在边界附近的数千人很快撤离。政府当局特别关注那些"不可靠的"人，比如著名的反共分子、与西柏林有密切联系的人，还有那些著名的反对集体化农业的农场主。边界封锁后，城镇和乡村被一分为二，家人被迫分离。带刺铁丝网沿着边界铺设，通往边界的二级公路和地方公路被破坏，防止被使用。

非当地居民要进入边界区域必须获得特别许可。特别许可分多个级别：一般人为"五公里"许可，比较可靠的人可以进入边界500米内的区域，领导精英可以靠近边境的"10米"区域内，而且不会被开枪警告（通常来说，只有官员和边境守卫才能进入这样的区域）。

1952年5月26日，东西柏林的边界关闭了。就在同一天，《德国条约》在波恩签署，确定了西德的主权，并为其加入抗苏的联盟体系铺设了道路。

同时，共产主义制度加强了对苏联占领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清洗运动在进一步开展，同时还伴随着反教会运动。

在过去两三年内，决定抛弃一切、前往西德的东德人数大量增加。1947年，仅仅图林根州就拘押了大约165000名"非法"穿越边境的人。尽管大多数人并非真地想要离开，或许他们只是想尝试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自由行动，因为在1945年前，他们可以随意穿越边界。〔1〕【迪德理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防警察》，第203页。】三年后，到西德永久定居成为很多非法穿越边境者的目标。1950年，197788人离开东德，前往西德。1951年，数量稍稍有所下降，为165648人。到了1952年，选择流亡的人，包括那些在边界设防后逃离的人，再次增加到182393人。

与波兰人、保加利亚人或者捷克人不同，东德人穿越边境后，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不需要学习新的语言，也不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西德，他们仍然可以非常自在，不仅享受着更多的政治自由，特别是在1950年后，他们还可以享受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享受到的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高的薪水。

如果有人想要离开东德，却又不敢穿越已经设防的边界，他们可以去柏林。在柏林，他们可以轻松地进入西柏林。然后，他们可以正当地从西柏林飞往西德，而不需要担心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巡逻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又有一个因素激励着很多人不顾一切地前往西德。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宣布东德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标志着它开始全力向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发展。农场主加入集体农庄的压力在增加；针对教堂、知识分子、商人和所谓的边界跨越者（那些住在东柏林，但却在西柏林工作的人）的歧视性措施逐步出台。这样一来，西德对于那些珍视自己事业成果的人来说更有吸引力了。

乌布利希对这一切非常清楚。1953年1月，他成功地获得了斯大林的批准，让东德可以在柏林的东西部边界区域驻扎自己的守卫，这样就可以"阻止西柏林人随意进入东柏林；而更重要的，是不让东柏林人随意进入西柏林"。正是这个方案，柏林才出现了有防御工事的边界。〔2〕【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9页。】

"二战"结束8年都没发生过类似事件，而在乌布利希得到斯大林首肯后，一系列动摇世界的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给乌布利希在东德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同时也考验了他的政治极限技巧。

1953年2月28日晚到3月1日，约瑟夫o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自己的乡间别墅内参加完几个小时的酒会后回到卧室。第二天，他还待在卧室，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然而到了晚上，斯大林还是没有露面，卫兵犹豫着走进他的房间。卫兵发现斯大林一动不动地躺在床边，身体四周流淌着尿液。他中风了，失去了控制自己作体的能力，而且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直到3月5日离开人世，74岁高龄的斯大林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斯大林的逝世让许多俄国人悲痛欲绝。让人惊诧的是，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这位领袖虽然严厉，却呈现出一种保护他们的父亲形象，他从希特勒的铁蹄下挽救了俄国，让俄国的力量和地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对其他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共产党领导集团内他最亲密的同事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只会让他们安全地解脱了。

在批准乌布利希封锁柏林计划的同时，斯大林宣布拘留一批名医。他指控这些人毒害了领袖集团的成员。这些医生都是犹太人，据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和西方的间谍。大屠杀的谣言开始风传。很快，斯大林的身体完全失去控制。至今仍然有人怀疑他是被谋杀的。

斯大林葬礼后的两周内，新的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在柏林城内增强边境限制的计划。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认为，此举会妨碍柏林城内"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生活秩序"。 新领导希望走温和的路线，纠正斯大林时期多疑的偏执政策。

因此，负责联络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崔科夫元帅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乌布利希已经失去了牢牢掌控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机会，然而更糟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在给崔科夫元帅的建议中，莫洛托夫（代表莫斯科新的领导阶层）提出了一个在反革命形式下的革命性建议。他说，要解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人口流失问题，不能把人民禁闭起来，而是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政治体系不能那么严厉，而经济则要适应消费者的需求。相对于重工业来说，要优先发展轻工业。从1951年到 1953年间，在铁、钢、采矿和能源方面，东德的国家工业产值增加了60%，而其中只有2%属于生活日用品。

东德的经济已经陷入危机。1952年的预算表明，东德出现了7亿马克的财政赤字，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约为6亿马克（实际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这些是按照1952年的可比价格计算的）。

莫斯科的老大哥也不再为乌布利希的试验提供补助了。苏联向东德人民作了一些让步，以减轻东德遭受的危机。但是，莫斯科也清楚表明，苏联需要对自己国家进行一些代价昂贵的变革，以改善自己国内人民的生活。对此，东德领导层提出要全面自由化。

所有这些都遭到了乌布利希的强烈谴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终身都确信应该实行严格计划和控制经济。如果群众不喜欢这个政策，那不是因为这个政策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觉悟。

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赞同他这些僵化的观点。《新德意志报》--德国统一社会党新闻报的编辑鲁道夫o赫斯塔特、东德秘密警察的首脑威廉o翟瑟公开支持更灵活自由的路线，还把他们的想法明确告诉了乌布利希。他们开始与苏联代表协商这些路线。

与此同时，乌布利希仍然固执地推行"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阴谋，大批农场主破产，大量的农场被没收。依据"保护人民财产的法律"，那些因为物资匮乏而从事小生意的人都遭了迫害；这条法律还被用来迫害那些开饭店和旅馆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表。成千上万人的财产被没收，很多人逃亡到西德（这样对国家来说甚至更好，因为文书工作变得更容易了）。〔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34页。】

到了1952年，普通东德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1947年明显下降〔2〕【沃纳·库普，《1953年6月17日：传奇与现实》，第41页。】。生产目标无法实现，而这又被归罪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颠覆"和腐败影响。自由职业者和从事租赁行业的人被当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定量供应卡被没收。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去国营商场买东西，而那里的东西价格昂贵，选择范围狭窄。〔3〕【沃纳·库普，《1953年6月17日：传奇与现实》，第62页。】

乌布利希的60岁生日快到了，他利用5月13日到14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3次全会提前庆祝自己的生日，希望通过此举把他最可能的对手弗兰兹o达勒姆从领导层中驱逐出去。他宣称提高10%的"劳动定额" （即让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却要多做10%的工作），更增加了这个国家的不幸。

莫斯科的领导层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种复杂的情感反映在他们提出的各种建议中。例如，一方面，外交部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告中宣称要给东德更多的宽大政策和自由；而另一方面，又建议东德境内其他各省的居民来东柏林必须申请特别许可证。一个国家居然可以这样，一只手给予，而另一只手又立刻抢夺回来。这种矛盾表明，苏联的集权体系已经步入危机；虽然他们感觉沿着自由化的安全之路前行可以保证政权的安全，却经常发现危机，被迫回头。这种不断重复的险象环生表明，在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主义正在逐渐淡化。

新苏联领导人的讨论也反映了这种举棋不定的现象。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后来承认，斯大林时期安全部门的红人贝利亚，已经希望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转而赞成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中立的、和平的"德国。借用外交部长安德烈o葛罗米柯的说法，贝利亚曾轻蔑地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能做什么？它甚至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只是苏联军队驻扎的地方。"〔4〕【沃纳·库普，《1953年6月17日：传奇与现实》，第28页。】

1953年6月2日到4日，苏联向乌布利希提交的那一揽子计划就是一种妥协。这不过是让乌布利希吞下一枚苦果而已。这一揽子计划包括停止强制农业集体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保证广泛而公平地发放定量配给卡，将国家经济的重心由斯大林时期重点发展重工业转向主要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控制反教会运动，更广泛地尊重民权，重组金融系统。其目标不仅是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口向西德流动，如果可以的话，还希望能吸引那些人回来。〔5〕【沃纳·库普，《1953年6月17日：传奇与现实》，第29页。】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领袖刚回到东柏林，就在苏联高级专员谢米诺夫的监督下召开连续的会议，会议从6月5号一直持续到9号，最终决定实行改革。自由主义者鲁道夫o赫斯塔特负责起草改革声明。他向谢米诺夫建议两周后再发布这个声明，以便让民众对这种激进的变革有所准备。谢米诺夫尖刻地说："两周后你们的国家可能已经没有了。"〔1〕【沃纳·库普，《1953年6月17日：传奇与现实》，第34页。】

6月11日，政治局发布公告。领导层甚至承认"过去犯了一系列错误"。这样的坦白是以前没有过的，秘密警察报告说公众的反应是诧异和开心，但同时也对领导层的动机表示怀疑。

领导层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没有采取行动废除繁重的新劳动定额，而受新劳动额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人。事实上，就在6月11日，鲁道夫o赫斯塔特还在《新德意志报》上表扬了工人们孜孜不倦地完成了艰巨的劳动定额。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报公告中也出现了让人疑惑的自相矛盾。3天后，鲁道夫o赫斯塔特在《新德意志报》上又表达了对新劳动定额的质疑，他辩称这样的劳动定额不应该"专制地"压下来，而应该同工人协商后再决定。这篇文章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广泛传阅。

一时间，关于乌布利希的流言四散传播，流言说莫斯科强烈批评了乌布利希及其"错误路线"和他引起的对他的"个人崇拜"。苏联正在认真考虑怎样处理乌布利希及其顽固推行的"建设社会主义"运动。这些流言都是事实。乌布利希身材矮小，长相很不起眼，有浓重的撒克逊口音，现在已经没有了他的伟大保护者 --身材矮小、外表不起眼、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的约瑟夫o斯大林。

据说苏联已经让鲁道夫o赫斯塔特提交了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其中没有乌布利希。〔2〕【克劳斯·克里斯汀·马尔赞，《德意志，德意志：一个共享国家的简史》，第91页。】乌布利希并不是特别听话，但8年来对莫斯科一直都很忠诚；现在60 岁的他面临被迫退休，让位给更适应时代潮流的人。

正如乌布利希一直预期的那样，拯救他的正是东德的工人阶级。不管他那颗上了年纪的马列主义之心如何热切地寻求解决之道，然而他获救的方式却并不是他所想象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本来应该预先得到警示，危机已经在苏联控制区内蔓延。

1953年6月初，正当东德政治局全力考虑"新路线"之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区出现了罢工和暴乱，影响遍及129个工厂。到了6月6日，在重要的制造工业城和啤酒城比尔森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工人涌入市政厅，占据了斯柯达的军工厂。他们焚烧了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肖像。示威者高举美国旗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局派出了军队，双方发生激烈对抗，死伤无数，数千人被监禁。

1953年6月1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也开始出现了问题。东德政府计划在斯大林大道（以前的法兰克福大道）上被炸毁的废墟中建造一栋高耸的居住楼。设计风格采用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结婚蛋糕"式样，带着普鲁士著名大师辛克尔的新古典主义色彩，建筑规模与阿尔伯特o斯佩尔暗示的一样，而且修建之初就大肆宣传。

建筑物的名称为"领袖"，而这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大道将会向世人展示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德国的能力。大楼像巨大的玻璃墙一样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延伸。"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一条社会主义大街"很快就会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1953年6月16日，建筑工人认为政府要求的工程进度太快了。他们举行集会，决定直接向奥托o格罗提渥提交请愿书，抗议新增加的工作定额。他们在街道上游行，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加入了游行队伍。最后，示威者来到莱比锡大街上一栋巨大的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前面，这里曾经是赫尔曼o戈林的空军总部，现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部长委员会所在地。示威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人。

工人阶级聚集在所谓的工人代表的总部外面，大声咒骂和指责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比如尖脑壳山羊--胡乌布利希；大肚子肥猪--皮克；四眼狗--格罗提渥，（他们都没有代表人民的意愿）。一个叫豪斯特o思科拉弗克的建筑工人跳到桌台上要求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出来见他们："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就要举行总罢工。"他的话得到了工人的称赞与附和。

然而大人物一个都没有露面，反倒是相对次要的重工业部长弗里茨o瑟伯曼被派出来安抚工人。他试图例行公事地寻求政治团结（"我亲爱的同仁们，我自己也只是一名工人"），但回应他的只是口哨声和嘘声。弗里茨回去和其他领导协商后再次出现，宣布会修改工作定额条例，而修改后的条例工人会乐意自愿遵守的。

工人们非常明白"自愿"这个概念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国家是多么无足轻重，所以愈加愤怒。他们宣布第二天要举行总罢工。工人们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部，他们打破警察局的窗户，毁坏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旗帜和海报。他们还截获了一辆带扬声器的政府宣传车，在前往斯大林大道的时候，他们就用这辆宣传车宣传他们的要旨。人群在斯大林大道解散，一些人前往利希滕贝格和东部的郊区，因为那里住着很多工人。不可思议的是，罢工工人居然将宣传车停靠在政府当局能找到的地方。〔1〕【沃纳·库普，《1953年6月17日：传奇与现实》，第93页。】

在柏林，两拨上夜班的工人开始拒绝工作：首先，交通管理局的轨道维修工拒绝工作，而后，柏林利希滕贝格滚珠轴承厂的工人也拒绝工作。 〔2〕【沃纳·库普，《1953年6月17日：传奇与现实》，第148页。】早上6点30分，工人到达柏林上施普雷电缆厂后，也拒绝工作。

与此同时，波茨坦、莱比锡和马格德堡派来了很多警察，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更大麻烦。当局已经关闭了斯大林大道西端施特劳斯贝格广场的地铁站。在很多工厂内，来上早班的工人都没有开工，而是在谈论当前的局势。很快，其他数十个东柏林的工厂，包括大型企业博尔西希电机车厂，都因罢工而处于瘫痪状态。德国统一社会党派出鼓动者或者（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官员劝说罢工工人回去工作，然而他们听到的只是罢工工人的嘲笑和喧嚣。

西柏林美国占领区的民众也越过奥伯鲍姆桥，加入到柏林火车东站附近的游行中。示威者放火烧毁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附近的国务院和商品价格奇高的国营商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旗帜被撕毁、堆积，然后付之一炬。

同时，在施特劳斯贝格广场和亚历山大广场，苏联的军车正隆隆地开赴各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上午10点，示威者高举旗帜宣称："我们要自由选举权。"激动的人群朝着勃兰登堡门前进，高唱着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之歌，"兄弟们，让我们朝着太阳前进，朝着自由前进"。而后又唱起了前德国国歌的第三节，"德意志高于一切"，号召"统一、法律和自由"；前不久，这首歌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歌。

波茨坦广场上一栋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内设有警察局和一家国营零售商场。广场上，警察被制服，被强迫脱光衣服。警察局的窗户被打破，家具和各种文件被从高处扔下，掉落在波茨坦广场上。大楼上悬挂着白旗。据说，几个被抓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警察被送到了西柏林的警察局，而这个警察局就位于蒂尔加腾的边界旁。一群年轻人爬上勃兰登堡门，扯掉了飘扬在那里的苏联旗帜，高声歌唱："我们要自由，我们要面包，我们要打死所有的俄国人。"

全面的起义正在逐渐形成，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普通柏林人。他们要求自由和选举权，后来发展到要求德国统一。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共产主义当局正在准备如何答复他们。

很快就到了中午。游行人群多次试图冲进经济部未果后，转而前往波茨坦广场。在波茨坦广场，他们与红军正面对峙。数十辆苏联T-34坦克已经开进了柏林。苏联在柏林的指挥官狄布诺娃少将已经下达了正式命令，当然背后是苏联领导的决定。莫斯科已经在集会暴乱的前一天就知晓了一切。

枪击事件首先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广场上，一群年轻的东柏林人试图爬上坦克。示威者用砖块、铺路石和金属块向坦克投掷；但面对强大的苏联红军，他们无能为力。苏联士兵向示威人群开火。他们沿着边界扫射，防止示威者逃往西柏林。〔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66页。关于柏林暴乱与镇压的详情，可参考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684页。】

下午1点，苏联军管局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超过3人以上的集会，任何违背这些禁令的人都会遭到枪击。苏联坦克击溃了起义的势头，封锁了柏林中心的区域边界，当天晚上，一大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察部队，包括增援部队，被从其他城市调入柏林清理现场。

一些人被打死，其中有一个名叫鲁迪o斯赫万德的东柏林学生，14岁，是一位面包店工人的儿子。当时他正要逃离现场，突然某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察的子弹打入后脑。年幼的鲁迪倒下了。这个失去意识的男孩被旁边的示威者抱起，穿过边界，送进了法国占领区的一所医院。后来，他死在了医院。那天下午，柏林抵抗运动被击溃了。

石块与坦克的对抗，1953年6月17日。

6月17日，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起义的当天，西柏林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被重新命名，以纪念这次柏林事件。这条大街以前的名称是夏洛腾堡宫大街，从此改名为"6月17 日大街"；大街全长4公里，从恩斯特-罗伊特广场，经过"胜利纪念柱"，到德国国会大厦，最后到达勃兰登堡门。这条大街的名字让人们把这次起义看做是一次孤立的柏林事件，而事实上，这样的起义事件贯穿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整个历史。

东德政权垮台后，根据官方记录，1953年6月17日，整个东德参与罢工的工人大约有50万。据估计有41.8万名工人参加了游行。和首都比起来，哈雷-梅泽堡这些南部工业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要多得多。在轻工业和精密工业城市德累斯顿，罢工工人的数量和柏林几乎相当。在左派和商会运动的传统据点莱比锡和马格德堡，工人和安全部队爆发了暴力冲突。

农村地区也发生了暴乱。德国统一社会党官员和集体农庄的经理们遭到了袭击。农村地区举行了抗议集会，大量的人退出了集体农庄。在萨克森东部，农民示威队伍吸引了当地工厂的数百名工人，然而他们的示威游行遭到了苏联军队的干涉。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抵抗成为了政府当局的噩梦。〔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67页。】

在柏林，政府以军事管制和宵禁来对付这种混乱局面。但是由来已久的怨恨情绪让这种抗议在个别工厂和集体农庄持续到了7月份。游行者要求乌布利希出来解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但是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无所不能的第一书记又在哪里呢？答案让人很丢脸。6月17日到18日，乌布利希、格罗提渥、赫斯塔特以及翟瑟都待在柏林卡尔斯霍尔斯特的红军总部内，而应付这场暴动的却是苏联人和警察。

莫斯科代表谢米诺夫也在柏林的卡尔斯霍尔斯特，据说他对东德领袖充满了蔑视。在最危急的关头，他告诉他们："RIAS（美国占领区广播站）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不会再有政府了。"而后他转向红军的高级首领们，用俄语嘲讽地说："嗯，他们说得对。"〔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35页。】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6月20日再次开会，委员会的成员对这次起义运动非常震惊。"如果工人群众不理解党，"有人说道，"那么有罪的是党，而不是工人。"过了许久，东德政府当局才出来解释这次事件：这次暴动是法西斯内奸和密探所为，他们听命于艾森豪威尔、约翰o福斯特o杜勒斯以及他们在波恩的走狗，同时还有美国占领区电台的推波助澜。

同样，在暴乱后黎明的微光中，乌布利希的地位并不稳固。据说贝利亚还叫他"白痴"。 〔2〕【贝利亚："我一生从没看到过这样的白痴。"出自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251页。】

乌布利希在东柏林的根基更加不稳。只有依然坚信斯大林主义的赫尔曼o曼特恩和青年运动领袖埃里希o昂纳克（一个相对年轻的40岁的强硬派）仍然支持乌布利希，其他几个人的意向不明。看起来乌布利希的末日就要到了。

问题是他的敌人并不具备杀手的本能。到了6月下旬，赫斯塔特提议改变德国统一社会党只有一个书记的现状，扩大政治局，成立委员会来监督"新路线"的执行。这些措施会让德国统一社会党变为集体领导的政党。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在庆贺乌布利希60岁生日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称呼不再是"总书记"，而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最著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乌布利希的对手低估了他。7月2日，乌布利希经过一个星期的密谋后，政治局再次开会。这一次，乌布利希开始反击，他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战略。当翟瑟提议由赫斯塔特替代乌布利希时，虽然争论很激烈，但并没有任何结果。最后，主持会议的米诺斯新成科夫，他是谢米诺夫的副手，坚持要等到谢米诺夫从莫斯科回来后再作决定。

7月7日，在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按期飞往莫斯科作例行访问的前一天，翟瑟，这位史塔西的头脑，再一次作了尝试。这次会议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很明显，乌布利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支持。然而，乌布利希非常有谋略，他知道在计划反击的时候应该如何拖延时间。这次的会议依然没有任何结果。会后，他与格罗提渥前往机场。〔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39页。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71页。】

四面楚歌的乌布利希到了莫斯科，发现其他受到苏联控制的卫星国家的政府首脑也在莫斯科。他们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商谈最近的情况。

两个星期前，贝利亚被拘捕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反党、反政府"；此外，他还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他的同志们害怕这位安全部长一有机会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以决定先发制人。与乌布利希的对手不同，贝利亚的同志们的动作迅速而明确。在一次克里姆林宫会议上，贝利亚被抓捕，因为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职业杀手和特别部队都无法保护他。现在，贝利亚正在监狱里，等待着被处决。这样一来，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最大的敌人消失了。假如贝利亚依然是莫斯科最有权势的人，乌布利希毫无疑问将被免职，甚至结局可能更遭。

24小时后，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回到柏林，参加了政治局的晚间会议。他们传达了贝利亚被捕的消息。乌布利希的对手依然没有对乌布利希下手，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贝利亚完蛋了就意味着乌布利希的末日也快到了。

事实并非如此。乌布利希抓紧时间，组建了自己的力量。面对新的指责，他宣布翟瑟和赫斯塔特的行为构成了"反党"罪，要接受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而监察委员会的首领正是他的盟友，曼特恩。乌布利希利用残存的权力，宣布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每月举行的全体会议将在7月24日至26日召开。在此之前，他中止了政治局会议。

事态很快就明朗了，末日来临的不是乌布利希，而是他的对手们。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后，谢米诺夫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乌布利希。那个月下旬的全体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不仅有谢米诺夫，还有I.卡布林，一个处于后台但却是很有权势的人，向苏联中央委员会负责，全权处理同德国的关系。

当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他已经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授权。他宣称，翟瑟同贝利亚一起策划阴谋背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斯塔特也是同谋。因为他们搞"反党小集团，执行失败主义者路线"，全会投票解除了翟瑟和赫斯塔特党内外的一切职务。〔2〕【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42页。】

乌布利希已经胜利了，可能苏联并不看好他，但是他们已经认定，如果乌布利希垮台，那将是共产主义衰落的一种象征。其实在斯大林死后，苏联控制的卫星国家中的骚乱和暴动已经表明了这种衰落，尽管他们无法容忍这种衰落。

那时起，没有人能自称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建立在广泛民意的基础上的了。任何人都明白它只是苏联强力下的一个傀儡。

贝托尔特o布莱希特，世界闻名的激进派诗人、剧作家、国际左翼分子的亲密战友，二战后从美国回到了东柏林。他为德国统一社会党赚取了必不可少的文化声誉。6月17日，他支持苏联干预罢工；但3年后他在临死前，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者是由于他的狡猾，他说自己非常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曾经大力宣扬民主，却无耻地放弃了最后的遮羞布。

布莱希特在一首诗《解决办法》中极大地讽刺了1953年6月17日的事件：

6月17日起义之后

作家联盟的秘书

让人在斯大林大道上分发传单

传单上说

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只能通过双倍努力

才能赢回这种信心

而对于这种情况

政府解散人民

选举另外一个

不是更容易吗

第六章 王储

20世纪50年代，隔着冷战的政治分界线，两个年龄相仿的德国人在柏林正式交锋了。两人都是出生卑微的左翼分子，年轻时都坚决反对纳粹。

两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都来自德国最边远的地区。埃里希o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官员，后担任东德领袖；1912年8月25日出生于威贝尔斯克庆，德国西部萨尔州的一个矿业小镇。维利o勃兰特比昂纳克小16个月，1913年12月出生于德国北部边陲，后成为西柏林市长。古老的波罗的海港口吕贝克港孕育了勃兰特，而离那里最近的陆地却是丹麦。

日后，埃里希o昂纳克会建造柏林墙，维利o勃兰特会竭尽全力保证被柏林墙圈起来的那个孤岛能够存活。他们都经过漫长的等待才成为期待已久的领导，而且俩人在同一年内先后成为领导。在两人的对抗之中，其中一人会彻底打败另一个，然而最后却发现自己取得的胜利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埃里希o昂纳克的体内流淌着共产主义的血液。他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早在1919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昂纳克继承了父亲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10岁开始就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18岁的时候，昂纳克一边学习盖房顶，一边在具有准军事性质的"红色先锋团"内学习。后来，他被作为青年精英录取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毕业之后，昂纳克回到家乡萨尔州（依据《凡尔赛条约》，国际联盟管理萨尔州的行政事务，而法国则管理其经济事务），他放弃了盖房顶的学徒生涯，转而成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组织的领导。1933年，他进入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组织中央委员会。

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之后，昂纳克开始从事地下活动，后来，他以假身份混入柏林。在柏林进行了3个月的地下活动之后，1935年12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

1937年6月，24岁的埃里希o昂纳克被纳粹人民法庭判定犯有"密谋叛国罪"，并被判处10年重劳役。他服刑的地方正是臭名昭著的勃兰登堡-戈登监狱，位于西柏林。

"二战"时期，戈登监狱成为纳粹集中营体系的中转站，同时也是死囚监狱所在地。1939到1945年，包括吉普赛人、犹太人和政治犯在内，约有2000名犯人在这里被处死。1940到1943年，昂纳克在一家生产玩具士兵的工厂内服劳役。此后，因为曾经学习过盖房顶，他被派往狱外建筑施工队，去修补被炸损的建筑。

1945年4月27日，红军攻占了勃兰登堡的戈登监狱。因为坚定的政治信仰，昂纳克很快获释，并向位于柏林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的苏军司令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向苏俄人提交了自己的简历，被苏俄认为是一个可吸纳的新成员，因而很快就被推荐到了乌布利希的领导团队。〔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43页。】

昂纳克的任务就是招募年轻人，以便让德国共产党重获青春。不到一年，他就被任命为德国统一社会党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组织（Freie Deutsche Jugend，简称FDJ）的全国主席。昂纳克是一个恪尽职守、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担任自由德国青年组织全国主席9年。后来，他进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大会。那时，昂纳克还只有30多岁，而与之共事的都是比他年长15岁、 20岁，甚至35岁（比如威廉o皮克）的男女领导。

1958年，昂纳克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最最核心的圈子--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任职安全事务秘书。安全事务秘书责任重大，监督警察和军队，这让昂纳克更有希望成为乌布利希的继任者。昂纳克工作能力强，立场非常坚定；对他来说，党就是他的生命。在陡峭的事业道路上，共产主义国家总是对充满激情、勇敢无畏的工人阶级后代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这一点在昂纳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在这样的事业中，昂纳克是否离他的家乡萨尔州越来越遥远了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确是如此。然而，昂纳克却常常回想起那个生他养他的故乡。这个男人看上去近乎完美，是个机器人一般的共产党员（apparatchik）；在他心里，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然而，他居然会如此钟爱那个偏远的工业区，这的确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多年以后，昂纳克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的一位狱友宣称，自己可以带着听众神游威贝尔斯克庆，因为昂纳克在盖世太保监狱曾无数次对他讲述过自己的家乡。人人都说，昂纳克经常思念自己的家乡。〔2〕【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40页。】即便在成为共产党高层领导之后，他也常常如此。他经常盯着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区域，而这个幅员只有几百公里的区域就是他的故乡。

从小到大，维利o勃兰特说话都带着浓厚的吕贝克口音。吕贝克是一个古老的波罗的海港口，曾经孕育出的最著名人物就是作家托马斯o曼。托马斯o曼出生于富裕的贵族世家，而勃兰特出生时的名字既不是维利，也不是勃兰特，而是赫伯特o卡尔o弗拉姆。勃兰特生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玛莎o弗拉姆在一家杂货店做工。勃兰特在圣o劳伦兹粗陋的郊区长大，小时候经常奔跑于"田间小道"上。

童年时代，外公对勃兰特的影响最为深远。勃兰特的外公名叫路德维格o弗拉姆，来自梅克伦堡州极度贫穷的农村，曾经当过工人，后来成为拖拉机驾驶员。小时候，维利管外公叫"爸爸"。小维利的母亲工作特别繁忙，所以他经常几天见不到母亲的影子，而且他从来都不能确定应该把哪里称为家。

后来，勃兰特和他的传记作者探究了童年生活对勃兰特性格产生的影响：在友谊的面具之下，他会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倾向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而矛盾的是，他总是持续地寻求别人的陪伴，特别是女性，所以总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1913-1992》，第18页。】

十来岁的时候，勃兰特摆脱吕贝克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圈，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他聪慧过人，14岁就获得了城市奖学金，使他能够前往约翰诺伊姆求学。在这所自费高中，勃兰特和吕贝克富裕的中产阶级子弟一起学习古代经典、历史、语言和自然科学。

不管怎样，小赫伯特o弗拉姆没有失去对一起长大的伙伴的忠诚。新学校给他带来的自豪感以及强烈的求知欲都从未阻止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15岁的时候，弗拉姆当选为当地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主席，而且很快就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

在民主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之时，弗拉姆成了激进的左派。1930年，德国开始出现经济大萧条。然而，保守的天主教总理布鲁宁仍在依赖总统的法令进行半独裁统治。社会民主党当权派容忍了布鲁宁的半独裁统治；而社会民主党的极端左派，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则开始鼓吹革命和军事行动才是解决经济危机和纳粹崛起的不二法门。如此一来，极端左派距离社会民主党越来越远，而距离德国共产党则越来越近。

面对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赫伯特的幻想破灭了。1931年，他退出社会民主党，加入一个分裂出来的理想主义集团--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建者希望能同时获得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支持，从而形成对抗纳粹的统一战线。对于年轻的赫伯特来说，脱离社会民主党，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味着非常重大的个人牺牲。作为一个年轻且很有前途的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的组织者，赫伯特本来完全有可能获得党的资助，进入大学深造；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1932年2月，他从学校毕业，成为一家船运经纪公司的实习职员。但他还是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不到12000人。其次，1932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德国曾经举行过两次选举，第一次选举，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了0.2%的全国选票；而第二次选举仅获得了0.1% 的选票。尽管年轻的赫伯特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且事实证明他也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吕贝克的选举还是一败涂地。当纳粹浪潮席卷整个德国的时候，未满20岁的弗拉姆已经非常出名了，然而这种名声对于他的个人安全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希特勒当权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相继被盖世太保抓捕。其中一个委员在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流亡基地时被捕。这位领袖让弗拉姆接替他的职位--或许是因为他信任弗拉姆的能力，或许是因为绝望。 1933年4月，弗拉姆藏身于一艘渔船中，偷渡到了奥斯陆。

就这样，赫伯特o弗拉姆离开了德国。同时，他还放弃了赫伯特o弗拉姆这个名字。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正式解散了该党。然而很多成员并不愿接受失败，其中最坚决的就是从吕贝克来的赫伯特。这些不愿接受失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在德累斯顿附近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赫伯特首次使用了日后让他声名远播的假名（nom de guerre）--维利o勃兰特。

从踏足挪威，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赫伯特o弗拉姆永远地成为了维利o勃兰特。维利o勃兰特非常迷人、聪慧，而且口才好，很有语言天赋。他很快就学会了挪威语，而且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用挪威语发表演说。

1936年，为了替社会主义工人党刺探情报，维利o勃兰特来到柏林。他使用的是一个借来的挪威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以贡纳o伽思兰，身份为学生。由于当时正值柏林奥运会，柏林市内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勃兰特得以蒙混过关。在柏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海外流亡者把这个城市称为"大都市"），勃兰特惊呆了。纳粹并不像马列主义者所坚称的那样，是一个杰出人物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现象。柏林的现实情况表明：希特勒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德国，而且多数德国人对他都很忠诚。〔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1913-1992》，第122页。】

在那些日子里，勃兰特的作家天赋也显露出来。他在挪威、荷兰、瑞士，以及瑞典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成功地出版了一部名为《为什么希特勒可以在德国成功？》的书。

同时期，勃兰特缓慢但却平稳地远离了极端主义。1937年，他在西班牙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屠杀与混乱；同时，苏联的血腥清洗以及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最终达成的契约，都让他相信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充满了很多问题。尽管勃兰特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已经开始采取温和而民主的社会主义立场；而且，"二战" 后他还成为这一立场的领导人物。

1938年9月，盖世太保的法令让很多德国流亡者失去了德国国籍，勃兰特也未能幸免。流亡挪威期间，勃兰特娶了一个名叫安娜o卡洛塔o索吉尔德森的挪威女人为妻；之后，勃兰特申请成为挪威公民。就这样，挪威成了他的"家"。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个家。1940年4月，德军侵入挪威。如果不是一个朋友借给他一套挪威军服，勃兰特很有可能会被看出他的德国人身份并会以叛国罪遭到逮捕。不知情的德军士兵只把勃兰特当成了一个普通战犯，而且很快就把他释放了。由于挪威已被德军占领，勃兰特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几个星期之后，勃兰特越境逃到了中立国瑞典。

流亡瑞典的挪威政府承认了勃兰特的挪威公民身份，后来还授予他记者实习证。他和两位当地人一起创办了瑞典-挪威通讯社，报道瑞典和被德国占领的挪威的局势；同时，他也是美国和英国一些通讯社的特约记者。毫无疑问，勃兰特也在为盟国情报部门工作。

战争结束后，勃兰特享受到了短暂的快乐，但很快他就面临一些艰难的抉择。勃兰特偕同妻子和家人一同回到了奥斯陆。但希特勒的战败让他不得不再次作出抉择。他究竟应该在哪个国家生活呢？

严格说来，许多流亡的德国政治家根本就没有国籍，所以他们要等上许多年才被允许返回自己的祖国。而勃兰特已经成为挪威公民。1945年11月，挪威劳工党所属的报社派勃兰特去报道纽伦堡审判。

见证战犯审判之后，勃兰特写了一本书，题目为《罪犯和其余之德国人》。他强烈反对民族集体罪这种观念。勃兰特承认，对战犯的审判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他却非常激烈地提出，审判战犯的法官中应该至少有一位德国人--代表那些反对纳粹体制，并且也是纳粹罪行受害者的德国人作出陈述和谴责。

勃兰特的观点没有被盟国接受，也没有被挪威接受。在挪威，有人说他是在为德国辩护。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祖国的命运已经紧密相连，而且，婚姻的破裂也让他坚定了回国的念头。

1947年，勃兰特作为挪威军事代表团驻柏林的新闻发布官返回德国。他身穿挪威军服，拿着陆军少校的薪资（必须遵守军事代表团的规章）。日后，他的对手将谴责他那时享受着"挪威军官"的特权，而自己的同胞却在忍饥挨饿。勃兰特在柏林的挪威同事娜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娜特如此写道：

我们住在征用来的房子里，用着征用来的家具，睡在征用来的床上。所有的日用品（主要是粮食）都是从外面运来的：我们在盟国餐厅吃饭，在盟国商店购物，用盟国军队的钱（英镑或者美元）付账，去盟国电影院和俱乐部休闲。那是一种反常的殖民生活。事实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可耻的，一些人生活相对富足，而另外的一些被摒弃于这种生活之外，忍受苦难……〔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1913-1992》，第263页。】

死亡的气息依然萦绕着柏林。饱受折磨的德国人，战争时期的轰炸和战斗中遗留下来的痕迹，都深深地撞击着勃兰特的心。最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心灵折磨，勃兰特作出了艰难的抉择，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柏林代表一职。此举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挪威国籍，再次成为德国人；而当时的德国甚至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勃兰特断了自己的退路。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勃兰特将从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年轻革命者变成德国统一社会党坚定的敌人，从一个精力充沛的记者变成一个国际政治家。维利o勃兰特的经历是一次心灵和头脑的历险，而且，他的经历深深地改变了他。昂纳克的经历与勃兰特完全不同。

在与纳粹进行斗争的时候，昂纳克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但他的观念或感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发生任何改变。尽管自己在盖世太保的魔爪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但战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反对者施加的迫害并没有引起昂纳克多少关注。照他看来，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昂纳克忠诚而且毫不迟疑地支持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还协助在东德建立了很多控制性的分支机构。他工作勤奋，组织能力强，最重要的是有服从精神，所以能够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地往上爬。

勃兰特从来都没有觉得服从会让人舒心。1949年，勃兰特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内抱负极高的青年之一。一群抱负很高的青年紧密地团结在柏林新任市长恩斯特o罗伊特的周围，而且，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掌握在这些青年的手里。

"二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的很多领导人都是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现在他们已经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多岁了。一些政客还遭到过纳粹的囚禁。勃兰特曾经不客气地把这些人描述为"拖着白胡子的大肚子"。在勃兰特这样的年轻人看来，这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客都应该因为他们的勇气而受到尊敬，但还应该受到一点小小的蔑视，因为他们没能阻止希特勒。

当然，勃兰特在其他方面也不同寻常。大多数的同龄人要么被确定为纳粹分子，要么就是因为战争时期被征兵前往战场，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1947至1948 年，勃兰特的同龄人中还有很多依然身陷囹圄。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小孩和成年人此时仍旧是光复的一代，还在一天天地挨日子。勃兰特是成功回归德国的流放者，属于那一小撮幸运的人。他既没有牵涉到纳粹的罪行之中，也没有在为希特勒打仗的时候受到任何损害。

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姻"产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时候，勃兰特就意识到这是一桩短命的婚姻。尽管如此，他还是寄希望于和平条约能让德国成立一个位于柏林的民主中央政府。1948年夏，苏联封锁西柏林后，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尽管勃兰特仍然支持当时社会民主党关于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监督的政策，但人们已经看出他是一个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勃兰特从恩斯特o罗伊特那里学到了很多。作为曾经的布尔什维克，恩斯特o罗伊特相信要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和民主的柏林，必须以西方为靠山。罗伊特是勃兰特的前辈，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勃兰特的眼里，或许罗伊特就像他从未谋面的父亲，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

1949年，有人提议让勃兰特负责柏林的交通管理，而这正是罗伊特以前做过的工作；但遭到了勃兰特的婉言拒绝。勃兰特作为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去了波恩。鉴于柏林无法进行直接选举的特殊状况，市议会直接提名一些人组建了柏林代表团。成为柏林代表团成员之后，勃兰特就一直不停地往返于柏林和莱茵兰之间，直到 1957年他当选为西柏林市长。

当然，成为西柏林市长还是后话。其实，一直都有人认为勃兰特是罗伊特的继承人，但是当广受尊敬的罗伊特市长于1953年9月突然离世的时候，刚刚过完40 岁生日的勃兰特并没能继承罗伊特的职位。因为在1950年的柏林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及其盟友赢得了与社会民主党同样多的席位，但由于罗伊特更受欢迎，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的候选人退出了对柏林市长的竞争。罗伊特去世之后，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表达了他们对柏林市长这一职位的渴求。于是，自从"二战"以来，西柏林出现了首位非社会民主党市长，而作为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勃兰特则成了在野的政治家。

1954年12月，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回了一些席位，再次执掌西柏林的政权。然而，幸运女神并没有站在勃兰特这一边。柏林封锁时期的英雄、资深的奥托o苏尔再次让勃兰特被大众忽略。苏尔作为柏林议会下院的主席，曾经勇敢地抵制过共产主义者对选举的扰乱；当时，狂暴的共产主义者正试图恫吓柏林新选出来的代表。无奈，勃兰特接过了苏尔以前的工作，那是西柏林第二重要的职位。

1957年8月，苏尔去世，勃兰特最终如愿以偿地掌握了西柏林的最高权力，成为西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的市长和他迷人而时尚的挪威妻子娜特成为柏林的时尚佳话，仿佛他们就是柏林的杰克o肯尼迪和杰奎琳。竞争对手经常嘲笑勃兰特的"美国"风格和他的浅薄；然而，随着电视机逐渐出现于柏林的寻常家庭，摇滚乐和对青春的崇拜充斥着媒体的各个角落，那些论调渐渐销声匿迹。

相反，埃里希o昂纳克1955年就正式告别了青春，尽管那个时候崇拜青春正是一种潮流。43岁以后，昂纳克就没有再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主席了。担任自由德国青年组织主席期间，昂纳克为这个组织建立了上百万个强大的机构；这些机构牢牢地掌控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战后的一代。卸任之后，昂纳克被派往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培训学院学习，而所有成功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会成为党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一个年轻且志向远大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昂纳克就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安全事务秘书，还成为了政治局常务委员。经历过1953年6月17日的危机之后，乌布利希就一直坚持要亲自掌握这个重要的职位。现在，他愿意把这个职位交给昂纳克，表明他十分信任昂纳克。

勃兰特通过自由选举成为了西柏林的市长。与此同时，昂纳克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尽管他不是通过选举方式获得这个职位的。1953 年，乌布利希面临着被打倒的危险，而昂纳克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东德领导人之一。"小胡子"瓦尔特绝不会原谅叛徒，但也没有忘记拥护自己的人。

1953年的起义和1956年的波兰及匈牙利叛乱给东德领导人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自此以后，安全问题在东德政府政策中的重要性就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的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状况必须改善；但需要优先解决的是保持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当权地位，然后才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让这个政体更受拥护。同时，颠覆活动和不同意见必须压制。当然，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东德人口锐减最厉害的一年是1953年。其原因非常明显，就是因为那一年的反抗和东德政府的镇压。在那悲惨的一年，将近40万人逃往西德。1954年，逃亡人数降到了不足20万；之后又开始攀升，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每年逃往西柏林的人数都基本保持在25万。从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即昂纳克担任安全秘书整整一年之后，共有210万东德人逃离东德。在接下来的三年内，还会有将近100万人逃离。东德成立12年间，总共失去了将近1/6的人口。

1953到1954年，东德颁布了"新路线"，旨在稍微改善那些意图逃跑的人的生活。这些人大都是小生意人、科学家、医生以及熟练工匠；而且所占的比例不小。虽然乌布利希千方百计才抓牢了权力，但看起来这个体系的改革是无法避免的。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书记尼基塔o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谴责更增加了东德政府体系改革的希望。

东德中央政治局内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向乌布利希发起挑战。这些自由主义者包括东德秘密警察首领恩斯特o沃尔韦伯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事务的秘书卡尔o斯基德万。乌布利希不确定他们是否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两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他的权力造成的潜在威胁，让他无法视而不见。乌布利希就是乌布利希，他永远都不可能忽视这样的威胁。〔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85页。】

1956年6月，波兰的暴乱愈演愈烈。赫鲁晓夫指定瓦迪斯瓦夫o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共产党的领袖。瓦迪斯瓦夫o哥穆尔卡是一个相对的自由主义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为此遭到过囚禁。赫鲁晓夫授予瓦迪斯瓦夫o哥穆尔卡进行市场和经济改革（包括停止农业集体化）的权力，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与苏联的国际路线保持一致。对于其他国家的改革者来说，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

面对危机，乌布利希并没有慌张。昂纳克早已让旧部亲信占据了安全部门和统一社会党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利用昂纳克和自己的密友，乌布利希已经一步步地把自由主义者孤立起来。1956年12月，新上任的安全事务秘书昂纳克指责沃尔韦伯在追捕国家敌人时未尽其责。他要求沃尔韦伯定期上交关于失职问题的报告，使得这位斯塔西的首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都在努力为自己进行辩护。同时，昂纳克还协助创建了一份关于沃尔韦伯莫须有的失职文件，而这些文件足以让沃尔韦伯无法翻身。1957年年底，经济改革的策划者、卡尔o斯基德万的亲密盟友格哈特o泽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乌布利希的严厉批评。面对巨大的压力，泽勒只能选择自杀。

泽勒的自杀预示着主张走强硬路线的人举起了杀戮的屠刀。1958年2月，沃尔韦伯、斯基德万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温和派弗雷德o厄斯纳，都被指控搞"宗派主义"，并被逐出东德中央委员会。

从此，昂纳克就成了一位重要的监督者；全权负责安全事务、军队和党组织。简而言之，所有与这个政体权力相关的重要事件都要先过他那一关。昂纳克掌握着一些同志的政治命运，并向那些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攻击瓦尔特o乌布利希的人就是在攻击德国统一社会党！"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昂纳克，直到十多年后有一天他自己决定要推翻乌布利希。

1958年7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乌布利希掌握了东德的最高权力。他向被胁迫参与会议的同志宣布了经济和政治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回到了以前那个"建设社会主义"计划。在1953年夏以前，乌布利希一直都在疯狂地实施这个计划。计划包括给日益减少的私人企业和手工作坊增加更多的限制，强制恢复农业集体化。此外，乌布利希还作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声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在食品和消费品制造方面赶超西德。

几个星期之后，乌布利希的声明变得更为大胆和具体。乌布利希预言，东德和西德将会在1961年实现完全的平等。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大胆的幻想。即便一些乐观的官方数据也表明，东德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产值要比西德低25%～30%，重要的是，东德境内有经验的工人正在通过开放的边界向西柏林流失。

乌布利希的王牌是他可以依赖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一样，新上任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也主张打倒一切可能的敌人。乌布利希能够和赫鲁晓夫合作的重要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决定重启"柏林问题"。

1958年10月27日，在东柏林中心弗里德里希皇宫剧院内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乌布利希发表了演讲。他不仅猛烈抨击了整个西方，还质疑了西柏林的存在权利。整个夏天，乌布利希都在玩弄修辞学，要求西方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和平条约，认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欧洲的战后安置。这一次他做得太过火了。他把整个柏林，包括西方盟国控制的区域在内，都说成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作为回应，新当选的西柏林市长勃兰特嘲笑乌布利希是"萨克森出产的列宁赝品"。不祥的气氛在空中弥漫。一个月之后，局势已经非常明朗。莫斯科走了一着棋，而这着棋是任何一个西柏林人都不愿看到的。

苏联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送入轨道。这让尼基塔o赫鲁晓夫感到飘飘然。任何人都明白，火箭既然可以把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就有可能把核弹头发送到纽约或费城。1955年，苏联的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从此西方失去了核垄断。现在，苏俄远程导弹研发成功，美国再也无法依赖距离来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了。

同时，美国还面临着另外一个直接的挑战。赫鲁晓夫声称，几年之后苏联将在生产能力和经济繁荣方面超越西方。赫鲁晓夫的张狂可能对乌布利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乌布利希才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同样草率地发表宣言。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很喜欢羞辱自己的追随者，常常告诉他们说，只要自己一死，资本主义者就会"像勒死瞎眼的小猫一样勒死他们"。 〔1〕【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331页。】赫鲁晓夫对这种轻蔑的言辞感受颇深；1956年，他在苏联中央委员会上开始了报复行动，强烈抨击斯大林。1958年初，赫鲁晓夫开始打击苏联共产党内的"反党团体" （这和乌布利希打击德国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非常相似），此后，他就高枕无忧地掌管着苏联。作为苏联政府的首脑，赫鲁晓夫攫取了所有的权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赫鲁晓夫决定向斯大林的幽灵表明自己的能耐。

外交方面，赫鲁晓夫决定向柏林施压，因为西方在柏林的力量最弱。他把柏林比做"西方的睾丸"。他说，"每次我想让西方尖叫，我都会用力挤压柏林"。在公开场合，他更微妙地表示，柏林问题让他"如鲠在喉"，总欲除之而后快。

在乌布利希关于西方盟国在柏林的权益问题大放厥词两周之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声明，强烈呼吁1945年波茨坦协议的签署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开创一个正常的局面"。他说，苏联很快就会把自己在柏林的所有职能移交给东德。盟国想要解决柏林问题，就必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赫鲁晓夫在声明结束时威胁道："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盟国，苏联将会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一开始，赫鲁晓夫的话让艾森豪威尔非常愤怒。他告诉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o 阿奇博尔德o赫脱："如果俄国人打算为柏林问题挑起战争，那就让他们放马过来吧。"不过，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决定对赫鲁晓夫的挑衅不加理会，静观其变。〔1〕【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391页。】

他们等待着，也看到了。1958年11月27日，星期四，下午4点，赫鲁晓夫走进一个庄严的椭圆形房间。房间用红木装饰，是苏联部长会议的会议室。这是赫鲁晓夫首次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由于提前通知的时间很短，美国记者为了赶上这次新闻发布会，不得不忍痛放弃了感恩节大餐。

矮胖的赫鲁晓夫刚从克里木半岛度假回来，全身都晒成了古铜色。他宣布自己已经决定要为柏林动外科手术，切除柏林的"恶性肿瘤"。他向到会的记者郑重宣布，那天早上他已经给西方盟国的大使们发出了长达28页的外交照会，内容包含一项戏剧性的最后通牒：西方盟国必须在6个月内同意签署德国和平条约；同时必须"清除占领机制"，让西柏林成为一个去军事化的"自由之都"；如果西方拒绝，赫鲁晓夫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单边协议，并把进出柏林的控制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消息送达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乔治亚州和家人一起共度感恩节。总统非常恼怒，他决定要给苏联一点颜色看看。然而几天之后，他再次退缩了。不管怎样，保留占领机制和进出柏林西部区域的权力依然是美国政策的核心。美国让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态度：因为美国对西德的承诺和义务，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会不惜动用核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益。

赫鲁晓夫究竟希望通过11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达成什么目的？想要弄清楚这点可不太容易。一旦西方盟国拒绝让步，而他还一意孤行地将自由进出柏林的控制权交给乌布利希，那么乌布利希就实际拥有了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权力。出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庄严的同盟关系"，苏俄肯定会坚定地支持乌布利希。与此同时，西方盟国也开始调整部署，发表了将在军事上团结一致的声明。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赫鲁晓夫发动柏林危机之后，整个世界开始惶恐不安。这种感觉就如同一个赌徒把所有的骰子抛向空中，等待它们落下来时的心情一样。

当时，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只有23岁。他问父亲，一旦最后通牒上规定的期限到了会怎样。会打仗吗？当然不会！赫鲁晓夫告诉儿子，没有谁愿意因为柏林问题而打仗。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他的威胁将会吓到西方，从而迫使他们同意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失败了呢？谢尔盖继续问道。赫鲁晓夫有些生气地回答："那样的话，我们会尝试一些其他的方法，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399页。】

首先，英国首相沉不住气了。1959年1月，英国首相哈罗德o麦克米伦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过程中，他提出，各方应该进行高层磋商。麦克米伦的提议给了赫鲁晓夫台阶，赫鲁晓夫撤消了最后通牒上的最后期限。

西方盟国同意就德国和平条约问题召开会议进行谈判。碍于面子问题，赫鲁晓夫令人咂舌地扭曲了事实真相。他装作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最后通牒，并且坚持是西方盟国误会他了。

会谈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不过危机暂时解除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曲折争斗持续了两年多，直到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美国新任总统上台。有时候，柏林问题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热点；有时候，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谈论它。然而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柏林问题都始终存在。

后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迪斯拉夫 M. 祖伯克如是说：

赫鲁晓夫一定相信他可以一石多鸟。他用力地挤压西方盟国的这颗 "橡果"，从而阻止美国在远东的活动，及其抢先从西德向东扩张（Drang Nach Osten）的举措；同时，他还为乌布利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政体提供了果断的援助。所有的这一切都打着世界和平的幌子，而这幌子让世界舆论无法抗拒。〔1〕【费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赫鲁晓夫与柏林危机，1958-1962》，伍德罗·威尔森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历史研究课题，论文第六卷，第13页。】

柏林仍然是西方最敏感的区域，而赫鲁晓夫要做的就是用力挤压它。

看起来赫鲁晓夫是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但是政体的安全并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们唯一忧虑的事情。谁来保证领导们自身的安全呢？谁来保护这些苏联的保护者呢？

战后初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们依赖苏联控制区的保护，都住在柏林东北部帕卡诺郊区征用来的别墅群内。乌布利希、皮克、格罗提渥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住在这里，彼此相隔仅数百米。这片绿树成荫的区域环绕着马葭科斯基林，距离申豪森城堡很近（皮克的官邸所在地）。这个"重要人物区域" （VIP quarter）的周围有防护栏，还有卫队把守。〔2〕【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16页。】

1956年8月28日，即匈牙利事件发生前两个月，德国中央政治局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领导成员的安保措施问题。会议记录总结道："着手准备一个新住处。"毋庸置疑，1956年10月的匈牙利叛乱让德国中央政治局成员更有紧迫感，他们希望可以尽快搬出柏林。

但是去哪里呢？乌布利希是一个健美狂热者，渴望居住在空气清新、有树有水的地方。他们讨论了各个可能的地方。最后有人提到了柏林北部的一个地方。那里靠近迷人的小镇万特利兹，可能适合中央政治局成员非常特殊的住房需求。

万特利兹在柏林以北35公里，靠近贝尔瑙镇的国家森林，树木繁茂，星星点点的美丽湖泊点缀其间。万特利兹距离柏林足够远，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但又不是特别的远，因为任何一个部长或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豪华轿车在离开家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亚历山大广场。万特利兹在旅游宣传小册上的口号就是"在柏林的门口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更重要的是，苏联大使的避暑别墅就在不远处的列普利兹湖滨，往来非常方便。

1958年春，一群来自东柏林的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视察这块区域，让那里的林业工作者感到既迷惑又稍微有点紧张。这片土地会有"特殊用途"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到了夏天，贝尔瑙镇接到通知，60公顷（约145英亩）的土地将被征用，后来增加到了101公顷（约240英亩），最后是357公顷（约860英亩）；而且还要修建一条公路，用来连接自北往南的高速公路。为了让这个地方更隐秘，除了已有的林地之外，还要培植新的林地，种植灌木丛；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居住和工作在这片区域的人们的视野，同时还要为他们提供个人保护和好的局部小气候。

"森林住宅"（Waldsiedlung）的基建工程1960年2月竣工，但这个住宅工程很快就变得声名狼藉。这片住宅区没有街道名称，而且永远都不会有。住宅区内的房子宽敞舒适，但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那种豪华壮丽；各栋房屋只是简单地进行了编号，总共有23栋房屋。修建房子所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事先配置好的，即使在当时都显得有点落伍；但是，每栋房子都配有怡人的花园。

多年之后，一个名叫薇拉o奥斯基勒格尔的演员加导演，嫁给中央政治局的某位成员之后，住进这个地方。她非常讨厌这里，对于这个人称"首领们的天堂"的地方，她这样写道：

"这里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样漂亮、对称。它们没有灵魂，和旁边的沙滩与松树格格不入……这是个贫民窟，住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家的外来移民。每天早上，同样的黑色沃尔沃会准时停在花园门口，每栋房子里都会走出来一个老人；每个老人身旁都会有一个年轻人护卫着他，帮他拿包，为他打开车门……〔1〕【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38页。】

其实，她讲述的已经是东德后期的事情了，因为那时东德党政领袖们的座驾已经换成了特别加长加固的沃尔沃。最初，东德领导的标准座驾是苏联生产的海鸥牌轿车，20世纪50至70年代，"海鸥"牌轿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以及党领袖的标准交通工具。党领袖们都发有一个所谓的A执照，所以他们可以不用遵守常规的交通规则，特别是可以不受时速的限制（而这条规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严格强制执行的）。 〔1〕【汉斯·霍尔特，《明镜周刊》1999年第47期，1999年11月22日。】

1960年初冬，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搬进了他们朴实而宽敞的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私立诊所。夏天，领导们可以沿着私家小径前往湖滨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那里还配有浴室和船坞。为了防止不测，在重要人物住宅区几百米远的地方建有一套防空掩体。一旦冷战的局势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的家人就可以用这个防空掩体作为避难所，而他们的一家之主将会悄悄地转移到这个区域的某个地下机构，继续在那里指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生存而战。〔2〕【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161页。】

他们还可以随意使用住宅区内一个庞大而宽敞的公务员会所系统（称为F-俱乐部）。这个系统含有一个电影院和一个游泳池。此外，在会所的餐馆内，德国统一社会党官员及其家人可以以极低的价格用餐（烤鹿肉的价格只要区区4马克），这里的厨师都是美食家，他们可以根据领导人的要求烹饪每道菜。在部长办公室或者党办公室辛苦工作一天之后，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可以在下车之后来这里的酒吧喝上一杯啤酒。

住宅区内还有一个大商店，出售新鲜的食物和（通常都是进口的）家用必需品。尽管商店内有食物出售，但因为会所餐厅内食物的价格惊人的"合理"，所以东德政府的官员及家人更喜欢去餐馆用餐。和会所的餐馆一样，这个商店也保证随时都有最好的产品供应，其中包括史塔西通过秘密渠道从国外和西德弄来的货物。〔3〕【关于F-俱乐部以及森林住宅区服务人员的细节可参看《明镜周刊》1999年第47期。】

据记载，第一书记的夫人洛蒂o乌布利希特别钟爱"乔纳森"牌苹果，所以商店专门派人去保加利亚给她弄了一些这种苹果。〔4〕【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22页。】乌布利希通常在早上6点起床，做一些运动，之后会长距离散步，去湖上划船。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他挥动着体操瓶装棒，或带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狂热的市民做大众柔软体操。尽管年事渐高，他的乒乓球依然打得很好，很有进攻性。饮食方面，乌布利希常常吃生蔬菜和鸡蛋。

几年过后，森林住宅区内园丁的数量增加到了30个，还搭建了一系列大型温室，这些温室可以不间断地为这里的人提供新鲜蔬菜和鲜花。格罗提渥退休之后，维利o斯多夫接替他成了东德的总理。维利o斯多夫对蔬菜种植有着狂热的兴趣，当他觉得史塔西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的时候，他甚至会让他们来自己的蔬菜苗床上做事。维利o斯多夫被认为是一个冷血而残忍的人，据说在东德政府中他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位高层领导。〔5〕【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11页。】

东德领导和家人生活的区域被称为"内环"。600位为政治局委员住地提供服务的服务员、警官和保安人员，大都居住在附近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外环"。所有这些人，包括厨师、管家和园丁，都对史塔西"个人保护首要部"负责，并依照史塔西评定的军衔等级领取薪水。因为某种原因，厨师的军衔始终都在中尉以下。

领导住宅区员工的雇佣条件非常苛刻。史塔西的首领埃里克o米尔克在招聘员工时告诫他们要"表现出温顺和专业的态度，能够灵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要让领导们保持良好的心情"。员工讽刺地把他的告诫称为"爱我指令"。 〔1〕【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10页。】

不管他们的漂亮话听起来多么平等，这里的气氛还是极像传统的封建领地。年老的昂纳克在打猎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瞄准，把枪架在一位守门人的肩膀上。这位守门人因此丧失了右耳的听力。〔2〕【汉斯·霍尔特，《明镜周刊》1999年第47期，1999年11月22日。】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希望能到森林住宅区来工作。即便是做最低级的苦力，能够接近权贵也让他们觉得沾了贵气。此外，那些进口来的好东西也能偶尔落到他们手里。

60年代，东德政府的高官可以随意去森林住宅区以北20到30公里的狩猎保护区内打猎。这片区域曾是希特勒的密友、狩猎大师、德意志第三帝国陆军元帅戈林独占的禁地。为了纪念他的首任瑞典妻子卡琳，戈林修建了一栋大宅子，取名为 "卡琳堂"。战后，这栋宅子被捣毁，但戈林和其他猎人住过的房子还在，而且已经被中央政治局委员租用下来，只不过租金少得可怜。外国访问者，特别是像赫鲁晓夫的接班人列昂尼德o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政坛要人，都会被邀请去"森林住宅区" 附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打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精英们周末偶尔也会在多棱兹的狩猎木屋内召开高层会议。

有时候，森林住宅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掩映在茂密丛林中的政治保留地。每天夜里，住宅区会迎回它的主子，仿佛在说，对他们以及对人民来说，在外面闲逛都是很危险的。尽管住宅区内的生活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其他地方都要奢华，但几乎没有哪位领导精英是出于自愿或者渴望才住进来的。住在这里的很多人后来都承认，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幽闭恐怖症。〔3〕【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53页。"尽管我作了深入的研究，以前在这个森林住宅区住过的居民没有一个说自己喜欢住在那里，或是处于自愿、或是"没有内心的抵触"。让人觉得恐怕的是，这些对当时情况的描述似乎是可信的。】

20世纪80年代，君特o沙博夫斯基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后就搬去了森林住宅区。他说那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也没有真正的社交生活。谁要是和万特利兹的某个居民来往过于密切，一定会被怀疑有阴谋企图，或是想要"组成宗派"。瓦尔特和洛蒂o乌布利希从来不和居住在此的其他人来往。除了公事之外，他们家唯一的外来者恐怕就是他们的女儿，因为她每个周末都要从柏林回到这里来。女儿回来之后，在他家里服务的人都会被支开，因为乌布利希一家希望自己家庭的私人生活不为外人道。〔1〕【格里姆，《政治局私密》，第161页。】

这种由于焦虑而导致的亲密关系失调会造成一种恶果：森林住宅区内的居民要么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要么就去F-俱乐部。因为在F- 俱乐部，他们的出现是安全的，而且是"集体"的一部分。〔2〕【作者对君特·沙博夫斯基的采访，柏林，2005妮娜8月10日。】整个20世纪50年代，乌布利希都在铲除一个又一个对他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异己，所以他很喜欢把党的领导都聚在万特利兹，以便自己可以随时监控他们。他的部下在外边权力很大，然而只要踏进住宅区的大门，就能真切感觉到自己受到的监视。

尽管德国近代史没有对万特利兹进行浓墨重彩的叙述，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众口里，这个地方还是被称作"上帝们的贫民窟"，或简称为"贫民窟"。囚禁别人的人现在也做了囚徒，而这个"森林住宅区"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们的金丝笼。

自从1960年森林住宅区竣工，住宅区的外面就有一道围墙。围墙长8公里，高 2米，上面还有瞭望塔，一直都有人监守。这个宏伟的、处处充斥着疑心的建筑，掩映在树木和新种植的灌木从中。灌木丛内有杜松、十大功劳和杜鹃花，它们长势迅猛，很快就把里面的住宅完全挡住了。如果不仔细看，你根本就不可能发现住宅区究竟在哪里。

据一位目击者记载，"从万特利兹高速公路出口5公里处，往左转弯"：

那里有两个玻璃岗亭，里面站着穿制服的护卫……还有一个红绿灯。当然，在你看到这些之前，一路都会有让你"停下"的指示和警告信号，信号显示"未经授权车辆"禁止从主道转弯。即使通过了这个电动控制的入口，你还得非常仔细才能看到茂密森林中那一堵两米高的墙。〔3〕【保罗·伯格，《森林居住区：万特利兹参考书》，第6页。】

作为安全事务秘书，埃里希o昂纳克非常成功地让这个森林住宅区得以保密和安全。接下来的一年，昂纳克将要面对有生以来的最大挑战。东德的领袖们将自己小心翼翼地封闭起来，与充满敌意的外界隔绝，现在他们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人民也被封闭起来。

所有的1700万东德人。

第七章 以小制大

1961年1月20日，约翰o菲茨杰拉德o肯尼迪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冒着零下7℃的低温，一群显要人物和20000市民迎着"西伯利亚吹来的横扫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寒风" （引自《纽约时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肯尼迪发表的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说，燃起了美国政治的新希望。这一演说使他成为了自由的偶像。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说得过去的，虽然肯尼迪政府所承诺的改变并没有兑现，而是如同化妆品广告一样，不过是用来吸引眼球的。杰克和杰奎琳接替德怀特和梅米，优雅的、代表东部文化的秃鹰政治团体接替平庸的中西部老爸老妈（指艾森豪威尔夫妇），结果也不过如此。总统及其家人所卷入的政治真相相当复杂。

杰克o肯尼迪以及为他组织竞选的自负的兄弟罗伯特o肯尼迪，都是约瑟夫o 肯尼迪的儿子。这位反犹太、反共的老爹，是参议员麦卡锡的忠实拥护者，家财万贯。但据说其万贯家财来得不明不白（有人说是走私得来的）。纵观肯尼迪家族的谱系，都是一些聪明而有抱负的男性后裔（长子小约瑟夫1944年英勇阵亡）。

当初，杰克还是个小小众议员的时候，就公开称颂过麦卡锡的反共警觉性。其弟罗伯特担任的是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随后又是拥有无上权力的常务调查委员会终身委员。杰克本人自1952年开始任参议员，在参议院就谴责麦卡锡的投票中，他是唯一一个投弃权票的民主党人，不过参议院还是以67∶22的多数票通过了这个谴责法案，致使这位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权力在1954年12月土崩瓦解。〔3〕【罗伯托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188页。】

不过参议员肯尼迪也并非不屑于出"红色恐怖"这张牌。为赢得1960年的总统竞选，他大声疾呼苏联的军备竞赛远胜于美国。凭借其反共助推力，肯尼迪奇迹般地察觉到了赫鲁晓夫自我标榜的后火箭时代的虚张声势，于是他将"导弹差距" 作为其总统竞选的主题之一。

如此看来，这位年轻而英俊的总统，这位在寒冷的1月发表充满才气的就职演说的总统，本身就是一个谜。他所在的自由派政党并不真正接纳他为"其中的一员"。 〔1〕【有关约翰·肯尼迪在民主党自由派中遭遇冷落的情况，可参考罗伯托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232页。】然而，提醒美国人民警惕"军工联合企业"危险性的并不是这位世故并且有哈佛教育背景的肯尼迪总统，而是保守的军事将领、即将离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是在电视直播的退职演说中发出了这个警告的。

从表面看来，肯尼迪是一个文明的自由派，然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他支持自由事业。关于和平，他高谈阔论，但禁止反对"导弹差距"的激烈言论。而对于军工联合企业，他似乎根本就没有表示过反对。正如另一位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政治家评论的：

杰克身上有些我捉摸不透的东西，这种特别的东西使得人们希望信任他。保守党也好，自由党也罢，都认定他属于自己的阵营，因为他们愿意这样相信，因为他们想与他并肩作战。〔2〕【罗伯托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177页。】

肯尼迪当选总统数周之后，东德的领导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该如何与这位白宫的新总统周旋呢？

1960年9月，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威廉o皮克在85岁高龄辞世。没过几周，主席的职位便被废除，代之以"国家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主席当然非瓦尔特o乌布利希莫属。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1961年元旦，乌布利希的权力极度膨胀，成为了实质上的独裁者。

摆在这个有无上权力的独裁者面前的是一个大摊子，他得作出很多决定。在他面前有一份详尽的正式报告，上面用传统的马列主义词汇罗列出支持美国新总统的人，并且概述了肯尼迪与华尔街和大财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3〕【乌布利希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格哈德·克格尔1960年12月15日的MF2备忘录。还可参考1961年10月1日外交部副部长奥拓·温萨的备忘录，其中谈到福特汽车公司的影响，以及关于所谓的美国政治经济恶化的状况和美国大企业的影响的长篇报告。】

很好，肯尼迪的仕途是用钱堆出来的，要是没有财团的支持，没有哪位政治家能走那么远。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罗伯特oS.麦纳玛拉被肯尼迪委任为国防部部长，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套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员也没有忘记把这点提醒给他们的老大，并添油加醋地说福特曾向希特勒提供财政支持。东柏林的分析人士同样预测到"顽固的共和党"也会出现在肯尼迪总统的政府中，而C. 道格拉斯o迪伦就任财政部长证实了他们的猜测。迪伦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元老，作为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家，他为新的民主党政府提供了一种超越党派的吸引力，还让政府拥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此人，正如肯尼迪总统自己承认的，"可以对华尔街的某些人物直呼其名"。 〔1〕【罗伯托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309页。】

然而，肯尼迪的顾问团（他所谓的智囊团）却普遍倾向于学术界，包括常春藤联盟中的显赫人物， J. K. 加尔布雷斯，阿瑟o施莱辛格和西摩尔o哈里斯（均系哈佛毕业）、经济历史学家和致力于"超越落后"的专家瓦尔特o罗斯托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肯尼迪政府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智囊团（尤其是兰德公司）打前锋的政府，任何一个领域以及学科的前沿信息都可以通畅地涌向白宫。

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迪恩o鲁斯克，不是约翰o福斯特o杜勒斯式的顽固的冷战斗士，而是富有战斗力的、带有乔治王朝风格的自由党人士。他随时都准备着为总统独立制定外交政策；他的参谋就是他的弟弟罗伯特。约翰任人不避亲，毫不顾忌可能会有的微词，毅然地任命他的弟弟担任司法部长。 〔2〕【罗伯托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315页。】

乌布利希的顾问团给他的建议是 ：虽然肯尼迪政府在西柏林问题上仍然会奋力捍卫西方的权利，但在如何处理柏林的整个地位这个问题上，肯尼迪可能会比艾森豪威尔更加灵活。在西方团结的阵营中还是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乌布利希的主人、雄辩机智的尼基塔o赫鲁晓夫也持类似的观点。大量调查之后，他认为约翰o肯尼迪骨子里应该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腰缠万贯的爹爹扔大把的钱把他送上高位，但约翰却可能无法胜任。况且这位总统年仅43岁，缺乏在总统职位上运筹帷幄的经验。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约翰，"比我儿子还嫩"。 〔3〕【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485页。与汤普森大使的谈话内容也可参考此页。事实上，赫鲁晓夫的长子昂尼德（1917年生）在二战中身亡，仅比肯尼迪小几个月。赫鲁晓夫的大女儿叫做尤利亚妮·基吉奇娜，1915年出生，比肯尼迪大两岁。】

那么，这位精明而极富攻击性的苏联领导人，是否能威胁肯尼迪就范并作出重大让步呢？或者从另一方面说，这位家世雄厚的年轻总统，是否可能成为他驯服华尔街资本家的工具呢？要知道，后者可是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苏联。

赫鲁晓夫在以上两种可能的场景中徘徊拿捏，甚至在总统竞选前对美国大使汤普森也坦言说他希望尼克松当选，"因为我知道如何应付尼克松，而肯尼迪却是个未知数。"

肯尼迪刚刚入主白宫，猪湾事件就破灭了人们对于即将出现光明未来的希望。 1961年4月，在美国支持下，古巴发生了试图颠覆菲德尔o卡斯特罗统治的灾难性事件。猪湾事件让肯尼迪及其顾问团忙得团团转，也泼灭了美国用全新积极的外交政策结交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之火。而另一方面，这个事件却巩固了赫鲁晓夫的地位，从此，他就可以装腔作势地扮作第三世界的朋友和守护神，让他们免受四处滋事的美帝国主义的侵扰。

猪湾事件发生的前几天，苏联终于将中尉尤里o加加林送上太空，在那里待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又回到地球（因为担心他不能生还，他的军衔在航天途中就被升级为大尉）。苏联光荣而和平的技术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和赞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天之后，美国赤裸裸地入侵古巴。对那些尚未认清苏联潜在而可怕的暴力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而这显然对美国不利。

苏联的载人航天，尽管表面上说是为了公众利益，但也说明了苏联火箭技术的军事潜力。这种成功让赫鲁晓夫陷入导弹发送核武器的狂想，而祖国宇航员的成功更增强了他的这种想法。因为两者所涉及的是同一种高效技术。其实，加加林这位帅小伙身材并不高，只有5.2英尺，是个冶金人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两个孩子。尽管苏联只是把他送上太空，让其在太空停留108分钟，而没有利用火箭技术把核弹头发射到美国的匹兹堡，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其威慑的效果。

赫鲁晓夫曾公开声明要像"生产香肠"一样批量生产远程导弹。1959年底，他组建了骇人听闻的"战略火箭部队"。几星期后，他宣布大规模裁减常规军事人员（让250万红军军官退伍）。这充分显示出，尽管军事人员锐减，但苏联依然能够保持其军事优势，因为苏联的热核军事力量如今已无可匹敌。

因此，肯尼迪总统在竞选演讲中提到足以危及美国安全的美苏"导弹差距"。这位马萨诸塞州年轻而睿智的参议员，诚实地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走在美国前面。然而事实上，赫鲁晓夫的"导弹"一说根本就是虚张声势。他那骇人听闻的 "战略火箭部队"，其实只是"在俄罗斯北部普列谢茨克附近发射台上布置的四枚笨重的R-7s火箭而已"。 〔1〕【费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第192页。】

不过，在一个问题上，肯尼迪和他的顾问团是对的。由于在热核武器军备竞赛上领先，赫鲁晓夫不再那么警觉，相反，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冒险。赫鲁晓夫后来对自己的同事炫耀说，早在50年代中期，当苏联还仅仅拥有常规空运原子弹的时候，他就意识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称的大规模反攻的威胁是虚张声势--这是一种边缘政策，建立在双方都知道边缘在哪里，并且都将采取相关行动的基础之上。〔2〕【费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第190页。】

现在苏联终结了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垄断，出于对共同毁灭的战争后果的担心，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地保持和平；这时，莫斯科在做的是"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将会削弱资本主义的力量，并在不久的未来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纳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根本不需要进行大决战。

同时，西方还得"尊重"苏俄。矮小而任性的赫鲁晓夫，曾被斯大林嘲笑为小丑，还因其不甚老练的农夫式作风被同僚暗加鄙视，不过他却热衷于得到"尊重"。因此，他很让人捉摸不透。侮辱赫鲁晓夫，后果不堪设想。

苏俄领导人经常作一些骇人听闻的公开声明。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宣言： "我们要将你们埋葬！"这倒并不意味着苏联计划铲除对手，而是指社会主义的胜利指日可待，资本主义终将覆灭，随后东方会为资本主义主持一个隆重的葬礼。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另一种更让人担忧的解释。赫鲁晓夫并非不屑于赤裸裸的威胁。在官方招待会上，这位惯常温和的苏联领导人会出人意料地打断会谈，转向西方的外交官，提醒他们只需要多少导弹就可以毁灭他们的大城市。

赫鲁晓夫可谓连连获胜。苏联不仅开始展现自己在太空和武器技术上的优势，而且很快，莫斯科就会向世界保证苏联将会在经济方面也展现同样的优势。

当然，这种乐观背后还是有瑕疵的，而其中一些尤为明显，比如东德局势。尽管官方文件中满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在削弱美国的官话，但东德政府却难掩日益加剧的经济困境，特别是人口大量向西部迁徙的问题。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乌布利希清楚地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而始终相信社会主义单从遗传上来说就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并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这个真理的赫鲁晓夫，却依然认为局势牢牢在握。

现在，距离赫鲁晓夫起草的柏林"最后通牒"已经两年。

让人讨厌的固执的乌布利希一直提醒赫鲁晓夫，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而赫鲁晓夫申辩事实并非如此，仍是西方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已经开始"动摇"，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继续支支吾吾，而乌布利希也不愿就此作罢。1961年1月底，一个东德代表团途经莫斯科。不同寻常的是，赫鲁晓夫只被告知代表团是去北京与中国人谈判的。在此之前他可是一点都不知情。〔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94页。】

1960年初，苏俄将其顾问团撤出中国，并取消一大批合资项目。11月草拟中苏停战协议，两个月后东德高级官员的北京之行，意味着后者要走独立路线。看来，乌布利希与北京的关系更友好，而非只是对莫斯科言听计从。

1961年初那个事件的起因很简单。小人物开始练习如何以小制大，而且发现这并不困难。东德在这个东方集团内的位置很矛盾，一方面它是这个集团内力量最弱小的，而另一方面却拥有极关键的战略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乌布利希才能在 1953年起死回生。6月17日的起义多半应归咎于乌布利希的僵化和固执。莫斯科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承受不起除掉他的后果。因为除掉他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不只是这方面的恐惧，苏联还担心不稳定的局面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向乌布利希表明自己会支持他，以及东德在东方集团中的重要性。

七年之后，乌布利希比以往更牢固地掌握着东德的政权，但此时这个国家自身却陷入日益加剧的困境。出路在哪里呢？

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自由化时期，莫斯科开始强迫东德进行经济改革。在勉强进行过一段时期的改革之后，东德又慢慢走上回头路。

经济再度斯大林化取得的成果也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微乎其微。20世纪50年代后期再度疯狂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粮食饥荒以及农村人口的逃跑（主要是逃亡到西德）。〔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88页。】尽管"劳动定额"不断地增加，但是激进的工业重组和对私有公司的进一步攻击导致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降低。

1960年初，东德开始遭受原材料、优质工业成品和粮食短缺的痛苦，只得向苏联和西方盟国大举借债。最后东德非但没能取代西德的经济地位，反而远远地落在了西德后面。不过共产主义的经济词典里可没有这样的词语，就算有的话，东德的境况也只能描述成经济萧条。〔2〕【关于1960到196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可见安德烈·斯坦纳的《柏林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与政治》，第245页。】

东德的人口一直在向西德迁徙。自1955年以来，每年有将近25万人迁往西德。 1959年略微下降，迁徙的人口仅为143000人，1960年又有回升，超过了199000人。 1960年东德的境况急剧恶化，2月份迁往西德的人口还不足1 万，然而5月份就已经翻了一倍多，达到20285人。这次迁徙的人仍然是技术娴熟的工人、医生（其中有20%在1954-1961年间逃往西部）、护士、教师以及工程师，他们都是自愿西迁的。

随着东德对西德的宣传越来越有攻击性，越来越恶意；同时，对东西柏林之间自由迁移的管制也逐渐加强，一种感受在东德弥漫开来，而这种感受只能用一个德语词来表达：Torschlusspanik。它的字面意思是：大门即将关闭之恐慌。

由于人口的流失，东德出现劳动力短缺。为此，在一次与赫鲁晓夫的私人会谈中，乌布利希建议苏联派遣"外来工人"帮忙承担东德人不能做或不愿做的工作。这一建议让赫鲁晓夫火冒三丈，他回绝道："苏联工人会怎么想！我们打赢了战争，现在倒要打扫你们臭熏熏的厕所！"〔3〕【尼基塔S.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记忆：开放的录音带》，第169页。】

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相识已经20多年。作为斯大林的亲信，赫鲁晓夫曾在1942 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任高级政委，乌布利希和其他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则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劝诱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的士兵投降。要是这些投降的士兵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加入其中一个苏联战俘组织，如"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

他们两人的关系即使在二战期间也让人觉得不自在。胖墩墩的政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洗刷这位冷酷的德国同志的机会。每次在前线，当军官们完成一天的任务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赫鲁晓夫便会阴险地笑着，频频拿乌布利希打趣道："噢，乌布利希同志，看来你今天还没有挣到晚饭哦！今天还没有德国人投降呢！"〔4〕【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357页。】

当然，虽说乌布利希在黑暗的战争时期没有把德国人带到赫鲁晓夫面前，可是在和平时期他却做到了，而且还留住了想要逃亡的数百万德国人。

不过，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多数苏俄人都认为他们和德国人打过仗，而且赢得光彩，因此有权利捕获战俘。

但苏联对东德的倚重还有其军事上的明智考虑。东德处于北约的心脏位置，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随着武器越来越先进，双方就更难放弃这个地方了。1959年 4月，苏联在东德安装首批中程SS3核导弹，显然东德对此毫不知情。这是赫鲁晓夫在苏俄境外安置的第一批核导弹。〔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28页。】自那之后，东西方的竞争就愈加明显。

根据情报，美国很快就怀疑苏联的导弹已经秘密地运到东德。联邦调查局已经获悉，最初的导弹部署就像是一场闹剧。尽管世界各地的武装部队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苏俄人闹出的笑话更特别。不仅导弹内的液态氧在30天内就蒸发干净，这是当时的苏联火箭常见的问题；〔2〕【有关20世纪60年代苏联火箭技术的缺陷，参考威廉·陶布曼的《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537页。】而且还有士兵误将火箭燃料作为饮料饮用。 "有些人……取走了浓度为92%的蓝色乙醇（火箭燃料），士兵戏称为"蓝色多瑙河"，再重新灌入一种典型的黄色甲醇。"〔3〕【将火箭燃料非法用作酒类，参考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29页。】这无疑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1961年初，赫鲁晓夫开始实施冒险的双面政策。一方面，他指使宣传机构大肆宣传苏俄压倒一切的核力量；〔4〕【详细情况可参阅费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第255页。】另一方面，他竭力安排与美国新总统的高端会议，希望能在会上就一些世界问题达成和平共识。

西奥多o罗斯福总统曾给政治家提过一个建议，要"说话温柔，同时大棒在手"。赫鲁晓夫手里拿着大棒（或假装拿着大棒），但说话却一点都不温柔。结果就是西方世界，尤其是华盛顿都高高地竖起耳朵，唯恐他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简言之，赫鲁晓夫让肯尼迪和他的人心惊胆战，怀疑他到底想干什么。

瓦尔特o乌布利希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一阵子他一直在西德市民进入东柏林，以及西柏林人携带西德护照进入东德旅游的权利问题上做文章。到1960年9月23 日，乌布利希突然宣布，所有派往西德的西方外交官，必须获得东德外交部的许可，方可进入东德领土。

盟国外交官可自由来往于东西柏林之间，这是15年来的惯例。美国驻波恩大使瓦尔特o道林在听此消息后，打算直接飞往西柏林。道林乘坐一辆挂着外交部牌照的官方小车，车的前部飘扬着星条旗，来到东柏林边界；然而，东德的边防警察（Grepo）却拒绝让他通行。道林坚持自己有过境的权利。尽管车上的外交部牌照足以证明道林的身份，但东德边防警察依然要道林提供过境的身份证明。别无他法，道林只好屈从于东德边防警察检查证件的权力，放弃自己可以随意通过东德边境的权利，拿出自己的证件。〔1〕【安·图萨，《最后的分裂：柏林与围墙》，第218页。】对此，盟国认为，东柏林的边防警察（Grepo）只是苏联当局在当地的一个代理机构而已，所以四个盟国的基本权利并未受到威胁。但不管怎样，乌布利希在他的削弱战中又一次获胜了。

但乌布利希的苏联上司却很不高兴，因为乌布利希居然事先没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家，东德居然敢独立执行自己的政策，简直不成体统。〔2〕【具体内容详见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46页。】

在东柏林深受煎熬的苏联大使米哈伊尔o波伏金，有点不屑但又轻描淡写地告诉莫斯科，"东德领导人在处理西柏林的实际问题上有着某种固执"。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要求乌布利希在11月底两人会面前停止进一步挑衅。乌布利希只得暂时让步。他们达成一致，东德不再要求西方外交官在进入东德之前必须事先获得许可。

1960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在莫斯科会面。在他们会面之前，刚结束一个长达3星期的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81个共产党和工人政党，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苏联与中国之间出现的问题。

在与赫鲁晓夫的小型峰会中，乌布利希哀叹东德国内持续的经济困境。他没有将此归咎于自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归咎于对西方进口（特别是从西德进口的机械与零部件）的过度依赖。此外，西德的政治干预和对东德娴熟劳动力的挖角，都是东德国内持续的经济困境的缘由。西德经常以高工资、重新安置补助以及更容易买到消费品这些诱饵挖走东德的技术工人。乌布利希最后总结道："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不利因素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否则柏林的冲突将会越来越多……"

这位苏共领导人提醒乌布利希，他，赫鲁晓夫，刚与美国人达成协议。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他将与美国新任总统就世界局势举行会谈。这次峰会预计会在1961 年夏天召开，而在此之前，柏林的局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能让西方有机会责备赫鲁晓夫没有信义。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让乌布利希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进西柏林。相反，赫鲁晓夫建议乌布利希："我们将与你共同制定一个策略，以便逐渐将西方势力挤出西柏林，但要以和平的方式。"〔3〕【费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赫鲁晓夫和柏林墙的危机》，第19页。】作为一个卫星国的领导人，乌布利希只能做出听话和顺从的举动。

不过赫鲁晓夫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乌布利希是玩弄政治的高手，善于运用一些微小的变化来造成既成事实，而这些细微的变化只有敏锐的人才能意识到他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表面上遵从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协议，但是暗地里却并不如此。

1960年到1961年冬天，东德继续侵扰那些穿越边界的人以及在德国跨区旅行的游客。经常会有过境站、现场检查点临时关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到达区域边界之后会被要求折返，而这些交通工具上的乘客是在西柏林工作完毕后返回住处的东柏林人。他们还被威胁如果敢于坚持往返的话，那下一次将会受到惩罚。但这一切都没有超越现行惯例的实施范围。

超级大国峰会的筹划还处于初期，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到乌布利希。1961年1 月，他重提全面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并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3月底召开的华沙组织会议议程。

这位东德领导人已经布置好一切。他所需要的只是赫鲁晓夫的同意而已。

乌布利希那令人惊异的固执和顽强的作风（modus operandi）或许就是他获得东德最高权力宝座的法宝。但可惜的是，他那卓越的（绝非迷人的）才能仅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之上。而那舞台又没有什么生气，只有区区1700多万人口。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东德也存在着对乌布利希的个人崇拜，这甚至可以和苏联人对斯大林的崇拜相媲美。跟同时代马列主义国家之中赫鲁晓夫所拥有的相对朴实无华的地位比较，乌布利希所享受的个人崇拜则太过明显。

年轻的东德作家布里吉特o莱曼当年在日记中写道：

个人崇拜从未像今天这样兴盛过。我们的作家不害臊地写出一些让人作呕的东西，居然将乌布利希与伟大而且是真正伟大的列宁相提并论。这里的"乌布利希神龛"，散发出类似宗教胡言般的恶臭。〔1〕【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343页。】

莱曼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希望这种体制最终能获得成功。然而其他一些人并不是这样的空想主义者，也没那么有耐心，他们依然如潮水一般地涌向西柏林。特别是数月之后，乌布利希继续推行"针尖政策"，又促使更多的人逃往西柏林。

一旦越过边界，这些"叛逃者"就会将自己定位为东德难民，然后直接被送往马林菲尔德难民营。

马林菲尔德位于西柏林舍恩贝格区的最南端，是美国占领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封闭而且略显压抑的区域，里面是棚屋一般的住宿区和手续办理厅。1952年夏，乌布利希封闭东西德之间主要的边界，西柏林迅即成为东德难民的"逃生舱口"，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应运而生。1953年，就在6月17日起义前不久，这个难民营就正式开放了。起义之后，大量的人涌入这个难民营，很快这里就人满为患。马林菲尔德难民营也因此而闻名世界。

来到这里的人都要接受盘问，一方面是为了确定他们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剔除可能存在的东德间谍。这些人会待在马林菲尔德，直到住所和工作被安排好，他们就能以适当的方式流入西德。

希望留在西柏林的人会面临一些困难。西柏林的生活比东柏林要优越，却不如西德时期繁华。通常，来到西柏林的难民都会被送往西德，因为那里需要各种各样的熟练工人，而且，如果够格的话，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继续学习。

约阿希姆o特伦克纳来自图林根州的一个乡下小镇，父亲是一名医生。凭着一张"20芬尼的单程火车票"，他于1959年底来到西柏林。这位24岁的年轻人，认为自己过的是一种"充满恶臭的东德小资产阶级的乡村生活"，于是决定逃离这种生活。约阿希姆o特伦克拉此前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工程学，经常去柏林，而且喜欢柏林的一切。在西德，他本来可以继续学习自己喜欢的任何科目。问题是，他热爱柏林，想要留在这个分裂的城市。

在马林菲尔德难民营，约阿希姆忍受着西方盟国三个情报机关的连续盘问，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从一个官员到另一个官员，终于拿到了那张珍贵的西德身份证。有了这张身份证，他就可以在西德生活和工作。在成功地拖延了时间，没有被送上前往西德的飞机之后，约阿希姆发现有几类人是允许留在西柏林的。其中之一就是工业装配工，原因是西柏林紧缺这类人员。约阿希姆在去莱比锡上大学之前在工厂实习过这类课程。于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拿着之前在东德获得的证书，去了西柏林的工厂工作。这个工厂和东柏林只有一街之隔，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当然，还有适应的问题。一开始，因为明显的德国中部地区口音，约阿希姆在工厂车间受到那些柏林出生的尖刻的同事的嘲笑，被说成"萨克森狗屎" （Sachsenscheisse）。因为乌布利希是萨克森人，还有一些东德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是萨克森人。东柏林有那么多来自萨克森的野心家，于是柏林人鄙视地称他们为 "第五占领国"。不出意料，约阿希姆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乡音，说话的口音已和柏林本地人相差无几。

约阿希姆终于从那个"绝望的、过分拥挤的"难民营搬进一个带家具的小房间，离他的新工作地点很近。他赚的是西德马克，而且他还发现穿过那条街道就可以进入东柏林，"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成了大富豪。"

西柏林人都知道，根据当时的汇率，一杯啤酒的价格在街道东边的酒吧内只有西边的1/4或者1/3。在东柏林，西柏林人只需要花上几个芬尼就可以理发，带上一点零钱就能在东柏林的国家剧院或柏林剧院待一个晚上。只要几马克，我们就能去国有商店买唱片或图书。东柏林简直就是一个购物天堂，是一个免税港口。唯一需要我们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能在带着这些战利品返回西柏林时被抓到。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东德继续允许这种"减价销售"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越过边界来到西德，东德必须处理劳动力流失如此之快的问题。不管怎样，1961年初，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在朋友和工友之间总有热烈的讨论，每个人都预感会发生大事。偶尔有人说会在柏林中心修筑一道墙。但是，这不堪设想。〔1〕【获得阿希姆·特伦克纳的允许，引自其《在柏林品尝可口可乐》备忘录。更多内容可见阿希姆·特伦克纳于2004年12月7日在柏林的访谈录。】

柏林仍然保持了几个月的开放。约阿希姆只是在这个最后时刻偷偷溜到西德的东德儿女之一。约阿希姆辜负了这个工农国家给予他的教育，违背了它的领袖的意志。跨越边界的决定是他自己独立作出的，原因只是边界的另一端可以提供更多他希望得到的东西。难怪乌布利希和他的同志要责备西德邪恶的诡计让他们流失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毕竟，他们是不太可能自责的。

1961年初，东德开始加强自己的宣传。在他们的宣传中，出现了"人口贩卖" 的说法：他们控诉西德以贿赂引诱无辜的东德居民，甚至还说他们直接在街道上绑架东德居民。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些资本主义者潜入东德从事邪恶勾当。面对西德的阴谋诡计，东德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3月的华约组织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柏林问题。他声称：

在这场针对我们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之中（他告诉莫斯科会议组成员），西柏林就是一个渠；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渠道贩卖人口，而且食物和原材料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流出我们共和国的。西柏林是我们共和国中央的一个大洞，每年要花费我们10亿多马克。〔2〕【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69页。】

在这次会议的实际记录中，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表明乌布利希提交了堵住这个洞口的实质性建议。后来叛逃到西方的简o瑟吉纳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他担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的高级助理。据简o瑟吉纳证实，乌布利希在另外一次会议中确实提出过防范措施。瑟吉纳称，乌布利希提议"用边界守卫，障碍，甚至带倒钩的铁丝网"来堵住这个洞口。虽然其他人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太挑衅了。〔3〕【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69页。】然而，赫鲁晓夫准许乌布利希开始寻求军事手段来阻止难民流，包括关闭防区边界。〔4〕【马蒂亚斯·乌尔，"西柏林就是存在于我们共和国内的一个黑洞"，详见《依靠柏林墙》，第315页。】

两个月之后，5月，据苏联大使波伏金报告，东德人（含糊其词地称为"我们的朋友"）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对苏联以全球事务为重的外交政策愤愤不平：

现在我们的朋友急切地希望掌控东德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如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掌控边界之后就可以"关上通往西德的大门"，减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人口外流，减轻经济阴谋对东德带来的影响，经济阴谋是由西柏林直接执行的。〔5〕【1961年5月19日，波伏金呈交给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报告，见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70页。】

赫鲁晓夫没有选择的余地。乌布利希深知这一点。或许这位苏联领导人也知道，但是他决心在探听出肯尼迪的口气之前让柏林维持现状。等待许久的苏美峰会终于确定，它将于6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维也纳举行。

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这次面晤，打探出肯尼迪是否愿意为柏林问题而战。他知道总统的周围有一些人赞成让西柏林变成"自由之城"。或许，曾是乐观主义者和赌徒的赫鲁晓夫奢望乌布利希关于柏林问题让人为难的解决方案能够完全避免掉。

即便是现在，大多数公认的西方智者还是不能相信赫鲁晓夫和其他的苏联领导真的想要理智地处理东德和西德之间灾难性的局势，和（从莫斯科看来）西德经济与军事日益强大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

苏俄怀疑阿登纳的西德正在等待时机，等待东德分崩离析，并且用各种各样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加速东德的崩溃。赫鲁晓夫有理由相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东德已经不能再独立发展。这就是从1958年以来他一直迫使西方行动的原因。他希望资本主义者能够给出合理的价格来换取和平。这位苏联领导人可不希望战争。实际上，他希望（也需要）国际关系能得到缓和（Détente），以便苏联有空隙去处理自己的经济问题。

赫鲁晓夫进退两难。如果他不咄咄逼人的话，那么西方必然会按兵不动，坐等东德（或东欧各国）崩溃；如果他做得太过火，那么西方一定会奋起反抗，在军事和经济上制裁东方。这样的制裁将会严重伤害所有华约组织国家的经济，东德尤其严重。现在，赫鲁晓夫仿佛站在一条悬空的钢丝上。这个智商极高而且天生就咄咄逼人的男人真的不太适合这样微妙的局势。特别是乌布利希还在下面不停地摇晃他站的那条钢丝。

虽然美苏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已被大肆报道，但显然， 6月3日到4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美苏峰会带来的只是失望。第一天的谈判，由美国大使馆承办。两国领导人在宽敞的音乐厅碰面，这里被典雅地装饰成灰色和红色；之后，他们在中立地界进餐，就是奥地利政府的所在地--美泉宫。第二天，谈判地点改在苏维埃大使馆。

会议变得很紧张，火药味十足。和前一年取消巴黎峰会相比，尽管苏美两国的关系并不如那时那么糟糕，但是会晤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得到改善，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肯尼迪，都没能达成自己的既定目标。

洲际弹道导弹时期的个人外交政策看来还是有问题的。肯尼迪似乎对赫鲁晓夫十足的蛮干精神有点感到迷茫。然而，如果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威胁让这个年轻而且经验略显不足的男人作出让步，那么事实会证明他大错特错。他威吓美国的企图只会适得其反。

同样，肯尼迪想对赫鲁晓夫使用他那有名的无限魅力，结果也只能是失败。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不成功便成仁，在他看来，对手柔弱的个性特征只意味着一点：软弱。

无论是在柏林问题还是在迫近最后时刻的德国和平协议的问题上，必须说明的是，肯尼迪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赫鲁晓夫还是一如既往地咆哮和威胁。他不断地提醒肯尼迪，他要终止盟国在柏林的占领权和进入柏林的权利，他还要和乌布利希签订单方面的和平协议。

"那天，赫鲁晓夫把这个要求重复了不下10次，"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自传作者告诉我们，"仿佛是为了说服肯尼迪和他自己。"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会晤的最后一天，他们即将分手的时候，赫鲁晓夫最后一次重复自己的威胁。肯尼迪说了那句著名的答复语："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寒冬将会降临。" 〔1〕【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499页。】

在这次峰会上，莫斯科交给美国一份备忘录（aide-mémoire）。它就像一颗慢慢发射的淬毒子弹，莫斯科又恢复了要求在6个月内签署德国和平协议的最后通牒。从1958年11月开始，最后期限来了又走，然而现在赫鲁晓夫坚持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在1961年底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他将与东德签订一份独立的和平协议。是的，他确实会这样做。

维也纳会晤之后，肯尼迪曾向一位美国记者坦称"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事"：

我想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想，他觉得任何一个年轻而且经验不足的人卷入到这样的混乱中都可能会说……我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胆量，那么在他消除这些观念之前，我们是不会和他达成什么协议的。所以我们必须得采取行动。〔2〕【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495页。】

维也纳会晤之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伦敦见到肯尼迪，说他看起来精疲力竭。这位总统告诉麦克米伦，那位苏俄领导人"几近野蛮的坦白和自信让自己感到担心甚至惊讶"。肯尼迪总统承认，那次会晤"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3〕【哈罗德·麦克米伦，《指路:1959-1961》，第356页。】

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中占了上风。而赫鲁晓夫自己也这样认为，并且相信在未来事务中也能远远胜过肯尼迪。他如此笃信自己的优越感，以致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的外交政策都很冒进。

维也纳会晤期间以及之后苏美双方的误解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一直到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前，苏美双方的领导人都在估量对手的力量；而当这次危机来临时，失败者却是赫鲁晓夫。

此时的柏林，所有事情都在朝着对乌布利希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位东德的领袖成功地把自己的劣势转变成了自己的优势。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互掐脖子，这正是他想要的。

维也纳峰会后第二天，乌布利希的内务部长卡尔o马隆命令在柏林成立一个所谓的"特殊安全单位"，由1500名东德警察组成。另外，东柏林专属的"预备警卫队"（负责控制集会和暴动）的人数增加到4000。这就意味着要从东德的各个营队抽调人马来柏林，将会使东德地方精英安全警察的总体实力削减30%左右。这些加强措施必须在1961年6月30日前执行。这样激进又昂贵的手段只能表明柏林即将发生一次大的安全行动。〔1〕【马蒂亚斯·乌尔，"西柏林就是存在于我们共和国内的一个黑洞"，《依靠柏林墙》，第317页。】

瓦尔特o乌布利希的伟大时刻终于来临。就是那道墙出现的时刻。

第八章 "玫瑰"行动

1961年7月25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美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六周之前，刚从维也纳峰会返回美国，肯尼迪总统就冷静地评估了与苏联之间达成的谅解（或缺少的了解），却并未提出任何补救建议。媒体和公众对讲话表示不怎么满意；在这场与共产主义者的大对决中，总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在很多方面，肯尼迪都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特别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会因为短期的赞赏或批评而摇摆不定。但是，随着公众对他的执政日益失去耐心，肯尼迪也深受困扰。他告诉经济学家J . K，加尔布雷斯："在12个月内，我的失败辩护是有限的；已经有过'猪湾事件'了，我们被赶出老挝，我不能再接受第只次失败。"〔1〕【罗伯特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417页。】

而第三次失败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当然是柏林。

问题最终变成了，什么因素会构成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失败"呢？在7月25日的电视讲话中，总统试图想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希望以美国人理解的方式来解释柏林问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东西方都在透露消息，双方都准备好了背水一战。只要一着出错，整个世界将会面临着自朝鲜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和平威胁。

肯尼迪非常清楚这种危险。现在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强硬路线比如核弹；另一个是示弱，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谈判。他想避免这两者都会带来的风险，而这让他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杜鲁门时期的国务卿和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非官方"幕后操纵者"（eminenc grise）迪恩·艾奇逊，偏向于强硬路线，试图把肯尼迪推向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而后者耽溺于似乎无休无止的咨询与词论之中，艾奇逊私下嘀咕说"这个国家真是群龙无首"。 〔2〕【伯特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213页。】

最后，肯尼迪7月25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展示了自己兼顾双方的高超技能。讲话是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闷热不堪的夏夜，不停闪烁的镁光灯和如林的照相机挤满了房间，肯尼迪知道全世界都在充满焦急地观看他的电视讲话，现场弥漫着一种紧张和不安的气氛。

尽管原因不同，但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一样走上了一条高空钢丝，下面同样有人在干扰他。肯尼迪也有他要保护的人--阿登纳的西德政府。

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问题绝没有那么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军事力量也在逐渐增强。然而，西德十分痛恨波兰和苏联在二战结束时割占了德国的领土，也痛恨苏联一手炮制了东德。在西德的地图册上、政府办公室及学校教室内悬挂的地图上，德国的边界还是"1937年的边界"；此外，西德境内带着各种口音的难民组织也代表了这些战后遭到驭逐的德国人，他们如何被迫从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逃亡。面对这一切，西德政府（特别是右派）无法采取宽松的政策。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对，加之对易北河东岸那1700万受难同胞发自内心的同情，这些都使西德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柏林问题的态度更倾向于武力。这与华盛顿政府关于世界问题的态度并不总是一致的。

因此，在这次电视讲话中，肯尼迪总统的讲话对象不只是美国人，还有苏联及其同盟、西德人和西德政府。他在讲话中向美国人民承诺会增强美国的武装力量，增加32.5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并将军队总人数从82.5万增加到100万。关于西柏林问题，他也承诺"会向那个城市的200万自由的人民兑现我们的承诺"。为了解释柏林的局势，他借助地图谨慎地向美国人民介绍了柏林的地理环境，同时也警告共产主义者，西方会不惜以战争的方式保护柏林。

柏林已经前所未有地成为了西方意志和勇气的试验场。柏林聚焦了我们自1945年以来的庄严承诺，苏联的野心在此将会遭到根本的抵制。因为柏林特殊的地理位置，任何想要垂涎于柏林的想法都将是个错误。美利坚合众国会坚守在柏林；英国和法国也会坚守在柏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会坚守对柏林的承诺--而柏林的人民也会坚守在那里。从这点来说，柏林是安全的，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安全，因为柏林的安全与我们密不可分。

但与此同时，他非常具体地说明了这个承诺的本质，总统继续说道：

只要共产主义者坚持他们要单方面终结我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以及我们对西德人民的承诺，我们就会准备捍卫那些权利和承诺。如果和谈有用，我们会随时准备坐下来进行和谈。如果对方诉诸武力，我们也准备好了进行武力对抗。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方式或许无法成功，但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自由与和平之事业。

这部分电视讲话中出现的"西柏林"一词非常关键。它表明美国没有承诺要维持柏林作为四国占领区的整体局势。它给东方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试图限制我们进人西柏林的权利，或者接管西柏林，那么我们就要进行战斗。至于柏林的其余部分，即东德人如今宣称是自己领土的那部分，肯尼迪只字未提。

肯尼迪并不是第一次作出这类区分，但这次却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对生于德国的美国国务院分析人士卡尔·莫特纳来说，这就是"政府在降低姿态时所表现出来的'噢，上帝啊'这样的感觉"。 〔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715页。】

卡尔·莫特纳的妻子玛莎也是美国国务院的顾问。他们都是所谓的"柏林黑手党"的成员。这个称呼通常用于一些在柏林生活过或者服务过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美国国务院职员或记者。他们对柏林的自由有着强烈的情感；面对共产主义者的进攻，他们强调不屈不挠。因为他们对柏林及其地位的纷繁复杂非常熟悉，所以在华盛顿也受到尊敬，然而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意见通常都会表示怀疑。原因是他们"已经本土化了"；对于外交人员、驻外记者或间谍来说，这恐怕是最狠的贬低了。

对于肯尼迪的电视讲话，赫鲁晓夫的反应几乎完全集中在了大棒上，而忽略了（明显地经过伪装）胡萝卜。面对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碟，美国总统强硬的反应，让赫鲁晓夫始料未及。

赫鲁晓夫一如既往地以恫吓作为回应。英国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玛格·芳登女爵士与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同台演出那天晚上，赫鲁晓夫前去观看了玛格·芳登女爵士的表演，而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爵上也在观众席。幕间休息时刻，赫鲁晓夫把罗伯茨叫到了自己的包厢，向他慷慨陈词。他告诉这位平素从容不迫的外交官，苏联的兵力"百倍于"西方，并提醒他"六颗氢弹就可以毁灭大不列颠，九颗氢弹就能结果法国"。 〔2〕【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第501页。】

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黑海边皮聪大的度假别墅内休假。应他的要求，约翰·J．麦克洛伊前去访问了他。作为美国政府首席裁军谈判专家、前国防部长助理、美军德国占领区地方军事长官，麦克洛伊算得上是美国政府中的老资格了。他也曾是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而且依然是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在赫鲁晓夫和他的顾问看来，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就是华尔街操纵的木偶，而麦克洛伊就是木偶操纵者的代表。

麦克洛伊在别墅内过了一夜。第一天，赫鲁晓夫还比较友善，四处与人开玩笑，与麦克洛伊比赛打羽毛球，带他去游泳等。然后，那一夜，当赫鲁晓夫阅读了翻译成俄语的肯尼迪电视讲话之后，第二天他就变脸了，从一个热心的主人变成了一个战争恶魔。用麦克洛伊的话来说，他"真的气坏了"。

赫鲁晓夫再次清楚地陈述了他的最后通碟，指出肯尼迪总统想要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核大战。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的一部分或许会幸存下来，但整个欧洲将从地图上消失，文明将被摧毁，肯尼迪将是"美国最后一位总统"。

显而易见，乌布利希将西柏林完全封闭在东德之外的活动正在逐步迈向高潮。莫斯科将不得不对各种可能的举措作出定夺，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导致柏林城内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对抗。

维也纳会谈两天之后，苏联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访问了乌布利希。米高扬的到访大大地鼓舞了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实力人物，更让他有了一种无懈可击的感觉。他们一起讨论了未来的经济合作问题。米高扬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具有俄国革命前布尔什维克人的共同特点。他有力地阐明了克里姆林宫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他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最西边的前哨基地。因此，很多人都关注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证明。一定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展示资本主义者和叛徒们说的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所以它必须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向世人证实其价值与准确性。我们将竭尽所能，以便让你们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你们无法独立做到。苏联必须而且愿意帮助你们……〔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78页。】

有了苏联的支持，东德领导阶层开始拧紧螺丝。

在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的几天前，德国统一社会党宣传部长霍斯特·辛德曼向媒体发放了一份通报，规定不得再使用"抛弃共和国"（Republikflucht）的字眼来描述逃往西方的情况，这个词语总给人一种可悲的（如果是真实的）印象，即人们是自主选择离开的，因而暗示着--即便只是间接地，民主共和国自身的体制可能是他们离开的原因。因此，奔向西方的人就会被描述成为西方"人口贩卖"或"猎头行动"(Kopfiagd）的受害者；暗示了他们被欺骗性地诱拐、贿赂，甚至绑架而离开了社会主义国家。〔2〕【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份传单，传单上的日期为7月20日。】

很难弄清楚的是，这种极端的辩词是从根本上反映了难民潮还是加剧了难民潮？逃难的人数每个月都在增加。1961年5月，17791人通过西柏林逃跑，6月份逃跑的人数为19198人，而7月份的前两个星期就有12578人逃跑。趁还有机会，更多的东德人在逃跑，整间整间的工厂和办公室都空无一人。尽管边界增加了巡逻，在过境点和公共运输场所都增设了随意抽查，但是也只能阻止很小部分的"非法"进入西柏林的行为。据史塔西估计，在1961年4月1日到8月13日之间，仅有15％的非法越境行为被阻止。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东德人大都被遣送回原居住地。然而，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回家，在释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进行了第二次非法越境，并且成功了〔3〕【贝恩德·艾森非尔德与罗杰·恩格曼，《1961年8月13日：出逃》，第37页。】这表明了东德政府当局的无助，也说明了这些未来的难民决心很大。

没有人能确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但事态的发展越发表明他们将要而且必须采取行动。

根据冷战后苏联公开的记录，6月初，苏联外交官听到德国统一社会党高级官员公开宣称，即将签署的苏联一东德和平条约意味着柏林边界的关闭。当月下旬，苏联东柏林大使馆向莫斯科发送了一份报告，称东德民众担心"这个问题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届时，他们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通道将被切断。因此，一些人尽量抓紧时间逃往西德"。 〔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78页。】

"没有人想要建造围墙。"瓦尔特·乌布利希，1961年6月15日。

几个月来，东德政府所做的每件事仿佛都在增加人们的恐慌，因此难民问题越发严峻。6月15口，乌布利希在东柏林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令人意外的是，他的助理们还特地邀请了西方记者团。乌布利希借此机会表明，一旦和平协议签署，四国共同支配柏林的局面将消失，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将管制所有进出柏林的空中和陆地通道。如果这个措施顺利实施，那么成千上万难民的逃生通道将会被关闭，因为这些难民希冀通过盟国的空中走廊飞出西柏林，前往西德。

《法兰克福评论报》是一家西德报纸，该报记者安玛丽·道尔问这位东德领袖："照您看来，一个自由城市的形成就意味着要在勃兰登堡门设置国界吗？"

对于你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乌布利希陈述），西德有人期望我们会动用东德的建筑工人来修建一道围墙。我并不知道我们有此类意图。我们国家的建筑工人现在正忙着修建家园，只是这些工作就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了。没人打算修建一道围墙。

问题在于，新闻发布会现场并没有人暗示过这类企图是存在的。侦探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对于尚未被发现的罪行，嫌犯通常会抵赖自己有罪，而这恰恰泄露了他的罪行。

没有证据表明赫鲁晓夫同意在东西柏林之间建起一道实实在在的屏障。那么，这是乌布利希自己弄错了吗？不可能。NBC前柏林记者诺曼·格尔伯指出：

乌布利希不敢违背克里姆林宫的意愿。但他可以影响一些事情和态度。他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以及暗示自己很快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西柏林的讲话，都只是为了让柏林已经非常紧张的气氛升级，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1〕【诺曼·格尔伯，《柏林墙：肯尼油、赫鲁晓夫以及欧洲心脏的阴影》，第97页。】

对乌布利希来说，这样的声明总能箭双雕：既能影响己方（无论东德民众还是莫斯科的大人物），同时也瓦解柏林西区的信心。他很热衷于提醒西柏林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削弱他们的士气，顺便还能促使西柏林的资金外逃，长此以往，无论西方军队是否驻扎在西柏林，那里的经济都将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这位领导人究竟想要对自己的民众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西方媒体并未对他奇怪的说法发表长篇大论。但在听完领袖在新闻发布会上直白得让人瞠目结舌的发言后，翌日逃往西柏林的难民数量陡增。东德人知道如何读懂领袖话中蕴藏的玄机。

乌布利希是故意鼓励民众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闰吗？他是否确信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他的措施；而不论这是什么措施，即便是让生命力泪泊地流出虚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任何了解乌布利希30多年政治生涯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精于此类双刃剑式的权谋。

新闻发布会一结束，乌布利希就开始召集华约组织成员国开会。他建议成员国一起讨论即将到来的和平协议以及必须采取的〔包括柏林问题的解决方案）务实措施。他与苏联大使波伏金进行了讨论，并于6月24日向赫鲁晓夫提交了正式报告，建议7月20日到21日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他还提到了针对"越境者"而采取的措施。这些工人居住在东柏林，却在西柏林挣坚挺的德国马克。他坚持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前执行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这一小小的计谋，乌布利希明确地将条约与安全问题分开来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进展，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先见之明。

6月29日，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开会，考虑他们的德国盟友的请求：主席团决定，会面定于8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苏俄的同志们坚持"边境跨越者"问题将在届时一并考虑。

维也纳首脑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也不再指望与肯尼迪的会谈，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难民问题已经快要失控，很明显，莫斯科会谈不可能只是轻松的闲聊。

当时，到达东柏林的东德难民如果通过公路或铁路逃往西德，他们就会冒着被逮捕的风险，而罪名是"遗弃国家"。但他们还可以安全地从泰格尔机场或滕佩尔豪夫机场安全地飞往西德。

在苏联大使波伏金看来，一旦签署和平协议并将出人柏林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西柏林所有的空中运输都会通过东柏林的舍内费尔德机场，这样东德就能有效地通过航班控制出境人员。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逃走的难民就会被阻隔在西柏林，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离开柏林，就算乘飞机也不例外，都必须经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管辖区，而他们都会被逮捕。很少有东德人愿意无限期地滞留在西柏林，而只是半个城的西柏林也无法招架难民的长期涌人。这样一来，东德人口逃跑的问题就解决了，并且，遭到严重削弱的西柏林或许还会投人东德的怀抱。

这个计划充满野心，但却是波伏金非常喜欢的。它涉及到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顺利地签署和平协议，而这正是他作为外交官的分内之事，所以也许自然而然地他会倾向于这个计划。直接对边境进行封锁虽然迅捷并且果断，但却不能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在波伏金看来，直接封锁边界不仅存在技术上的问题，还可能引起军事冲突。

波伏金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不管他自己更偏向于何种计划，他都把这个压力传递给了赫鲁晓夫。乌布利希曾告诫过波伏金，"显而易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局势正在每况愈下。越来越汹涌的难民潮正在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这将导致大爆发"。如果不采取措施，东德的崩溃将是"无法避免的"。 〔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85页。】

鸟布利希的卡珊德拉预言传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后者明显地意识到问题非常紧迫。据其子谢尔盖回忆，7月初，在克里米亚的别墅里，赫鲁晓夫询问了苏军驻东德总司令伊万·雅库波夫斯基将军关于封锁东西柏林边境的可行性。赫鲁晓夫自己也研究了特地从莫斯科送过来的柏林地图，还咨询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他的副手弗拉基米尔·谢米诺夫，后者是一位德国通。

就在那几天的某个时刻，这位苏联最有权势的人作出了决定。或许他本人依然期望自己坚持的单方和平协议，再加上平日惯用的恫吓，能驱使或胁迫西方同意改变西柏林的状况，让这个孤岛一般的半城不再像磁石一样吸引东德难民。但现在他意识到，就算这一切真的发生，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时间是问题的核心。要拯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必须尽快采取措施。

据苏联外交官尤里·柯维辛斯基（后任驻西德大使和戈尔巴乔夫的副外交部长），那时的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馆的初级官员回忆，他于7月6日被叫到波伏金的办公室。

大使简短地告诉他："莫斯科同意了。"

年轻的柯维辛斯基的任务是去找到乌布利希。他一路寻找乌布利希，最后来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波伏金大使和助手驱车前往路易斯大街，在那里他们见到了鸟布利希。波伏金将消息告诉了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克里姆林宫支持这个快速并且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解决方案：封锁柏林市内的边界。乌布利希只是点了点头，并请大使帮他向赫鲁晓夫致谢。〔1〕【《明镜周刊》，2001年第23期。】

在人民议会厅内，苏联大使站在乌布利希对面，听他讲述边界封锁的具体措施：用带刺的铁丝网和围栏，而这些东西必须被秘密地运进柏林。重要的边界火车站，比如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必须立刻隔开．而像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这样的情况，要用玻璃隔开。还有，最好选个星期天，夏季的星期天最理想了，因为柏林人会去森林或湖边郊游。在他们傍晚回家之前，一切都弄好了……

乌布利希对具体操作的紧张深入的描述让这位大使感到非常惊讶。毕竟，他本人对柏林边界封锁的可行性是悲观的。赫鲁晓夫没有听取波伏金传递给他的这些建议，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计划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还得依靠国际局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把进出柏林的权力完全交给乌布利希是非常危险的。毫无疑问，对于东德即将采取的激烈行动，苏联大使的授权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果有任何闪失，"波伏金警告乌布利希，"我们俩都将人头不保。"

这位东德领导人坚称不会出什么岔子。最初，他告诉苏俄人自己会亲自监督一切；几天后，他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任命安全事务秘书埃里希·昂纳克处理各种实际的问题。

这是昂纳克一生中最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最终能成就，或是毁掉他的政治生涯。

昂纳克要做一个巨大的工程，这其中，惊诧是最重要的。而这惊咤，不仅是用来对付西方国家的，而当然，也对付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己的国民。

只能让极少数人知道边境封锁这个秘密计划。昂纳克将总部设在亚历山大广场后面，就在科贝尔大街东柏林警察局二楼一个不显眼的套房内，共有四个房间。策划组的成员都是在严格秘密的基础上筛选出来的，他们分别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第一书记保罗·维尔纳、东德副总理维利·斯多夫、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内务部长卡尔·马隆和他的副手塞弗特少将、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交通部长欧文·克雷默、东柏林警察局长弗里茨·艾克梅耶尔将军和助理霍斯特·恩德上校。昂纳克自己的执行人员限制在八人，包括陆军中校哈布纳，他的军事顾问、警察中校和防务委员会官员格哈德·埃克斯纳。埃克斯纳将会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这项工程很容易被旁观者看到，所以埃克斯纳将确保整个工程看起来就像一次大型但却常规的警方行动。

工程的代号名为"玫瑰"，关于工程进度的书面报告将会由鸟布利希的个人保镖直接呈递给柯维辛斯基和苏联大使波伏金；在苏联大使馆，所有的文书和细节问题，比如关闭东西柏林交通系统或切断边境的电力等，都会由类似的专人送往莫斯科。因为安全原因，所有电话和无线电通讯都被禁止了。〔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87页。】

7月7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塔西总部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由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主持。

米尔克，那时53岁，是一个矮短粗壮的柏林人。他十多岁就加人了德国共产党下属的准军事组织。因为牵涉到政治谋杀两名柏林警察，甚至在1931年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不得不逃离德国，去了莫斯科。〔2〕【米尔克在1993年被起诉并被定罪．服刑两年后因健康原因获释。2000年，米尔克去世，享年92岁】在列宁军校接受了成为煽动者与秘密特工的培训之后，米尔克被派往西班牙，接受人民内务委员部亚历山大·奥洛夫将军的领导。在那时，他变得习惯了使用假名和假军衔。而他在西班牙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西班牙共和国内的托洛斯基分子和其他可能的"叛徒"。米尔克身强体壮，冷酷无情，是个绝佳的执行者。

西班牙共和国覆灭之后，米尔克在法国南部逗留了一段时间。那以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日后，他声称战争期间自己曾与非法的法国共产党合作。也有可能是当时他设法回到了苏联，在那里继续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合作。

可以确定的是，米尔克于1945年7月重新出现在了柏林，并走进了刚刚重新建立起来的德国共产党办公室。他看起来似乎已经和苏联军管局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而且表明他是作为"他们"的一员受命而来的。

米尔克掌管着一个警察辖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战后内务安全部门都青云直上，这也证实了他是苏联挑选出来的人物的猜疑。1946年底以前，米尔克一直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警务与安全部门的领导，还担任德国内务部（史塔西的前身）的副主席。195。年后，一直担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1957年，米尔克最终成为了史塔西首领。米尔克掌管史塔西30年，就像是共产主义者当中的约翰·埃德加·胡佛，不可动摇，全知全能，甚至连他的名义上司都对他惧怕三分。〔3〕【《德您志民主共和国回亿录》．第579页，叙述的是米尔克在法国的生活；关于1940到1945年米尔克在苏俄的生话，可见约翰·奥·科勒，《史塔西：东德秘密瞥察不为人知的故事》第33页。】

史塔西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庆祝其成立25周年之际，海报被印刷出来在内部展览。它们讲述了这个组织的发家史。其并非国之栋梁，早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情报机关（创建于俾斯麦时期，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非法的），后来又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机关。

在7月7日的会议上，米尔克采取初步措施，加强东西德主要边境与所谓的"柏林环线"的安全。"柏林环线"建于1953年起义之后，旨在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联合军事力量在政治危急关头隔离东柏林与东德领土之间的所有运动。〔1〕【马蒂亚斯·鸟尔与阿尼姆·瓦格纳，《乌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第43页。】

米尔克手下的人对这一切都不得而知。新一轮的行动只被笼统地解释成"为与苏联签署和平协议做准备"。警方在交通线路和通往西柏林的过境点上都加强了巡逻。史塔西培训学校前校长格哈德·哈尼施少校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而这个调查团的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控制。其时，米尔克已经完全知晓了各种计划，知道要通过封锁边境来加强控制。因此，对哈尼施的任命可能只是虚晃之举，以便进一步掩盖调动史塔西成员的目的。

在6月初下达的关于加强预备警察和特别秘密警察的命令如今已经完成了，但这仅仅是整个"玫瑰"行动准备活动的一个部分而已。昂纳克和前国防部长斯多夫合计了东德政府可以依赖的所有人力资源。除了8200名常规警察，将近4000名预备警察和1500名秘密警察之外，他们还打算召集l2000名东柏林的工厂自卫队，即所谓的"工厂战斗小组"(Betriehskampfgruppen）。这些准军事机构是由最忠心的工人组成的，成立于1953年动乱之后，旨在紧急时刻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工厂自卫队装备有自动武器〔通常是苏联淘汰的装备）、轻机枪，甚至还有高射炮，以及粗陋的反坦克武器。后者是在"二战"末期用于装备希特勒的人民突击队的。

此外，还有4500名史塔西的武装刑警和10000名驻扎在柏林或柏林周边的常规东德军队。如果事件发展到无法控制，还可从萨克森调集更多军力，因为那里的军队被认为对政府相对忠诚。〔2〕【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92页。】

由于预计到柏林即将发生的决战，还在年初的儿个月里，苏联就增加并重新装备了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红军。如今，苏联人开始从战略上控制整个事件，莫斯科并没有打算让东德固执的卫星领导来掌控全局。

7月15日，华约武装总司令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让东德人民军严阵以待，同时让他们归属苏军驻德司令官指挥。10天以后，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的当天，位于柏林城外斯特劳斯堡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格列奇科的参谋长格列高里·埃里科中将和与他职位相当的东德将军齐格弗里德·雷德尔。

7月25日会议的议程是"确保柏林城内的边境以及柏林环线的安全"。实际上，边境封锁只由东德边境警察执行。红军军团〔红军第20军第一机械化师的装甲部队）和东德国家人民军（坦克、装甲车和炮车）都会驻扎在离边界一到两公里的地方待命。只有当东德内政部无法保护"柏林环线"的安全时，这些军队才会派上实际用场。而柏林环线也就是东柏林的外环线，和东德领土连接的地方。关于这类不测事件的应对计划将会在未来10到14天内制定出来。〔1〕【马蒂亚斯·乌尔，"西柏林就是存在于我们共和国内的一个黑洞"，《依靠柏林墙》，232页。关于苏联导弹计划和高尼夫的任命，第324页。】

倘使发生暴动或者军事冲突，苏联有什么应对计划，资料仍然不完整。莫斯特的军事档案至今没有公开。可以肯定的是，苏联想要造成一种威慑效应，以便阻止西方，特别是美国强烈反对封闭柏林边界。

整个夏天，苏联援军，特别是坦克编队和空中勘测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些苏军的设备和武器都得到了升级。7月16日，苏联在位于北极圈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还有苏联战略导弹部队。演习期间发射了两枚R一7A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是苏联仅有的一种能够运载（500万吨级）核弹到达美国领土的导弹。苏联知道西方有能力密切关注整个演习，而且华盛顿绝对不会忽略洲际导弹这一重要细节。

与此同时，一个高调的任命也在向西方传达信息。"二战"时期的英雄、63岁的苏联前国防部副部长伊旺·高尼夫元帅已经退休，现在他被重新召回担任苏军驻德司令官。高尼夫元帅是一位公认的城市战争专家，1945年他与朱可夫元帅一起攻占柏林，共享殊荣；然而，11年后却因为指挥武装力量在布达佩斯镇压匈牙利的抵抗运动而变得声名狼藉。任命他为驻德苏军司令是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傲慢的公关手段。

赫鲁晓夫的心理战是否有效果？也许吧。肯尼迪的电视讲话已经清楚表明，美国正在提升其防御能力，但显然只是为了保护西柏林。他并没有提到要保护整个柏林。5天后，即7月30日，强势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莱特在此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说，为什么东德还不关闭他们的边境呢？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苏联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这简直就是一个邀请。〔2〕【弗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赫鲁晓夫和柏林墙的危机》，28页。】

肯尼迪总统私下也意识到，要避免引起大规模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战争，能采取的行动实在有限。7月25日电视讲话数日之后，他和助手华尔特·罗斯托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

赫鲁晓夫正在失去东德。他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失掉了东德，他就会失去波兰和东欧的其他国家。他不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难民逃跑--或许就是修一道城墙。我们无力阻止。我可以把西方联盟统一起来防卫西柏林，但我却无法让东柏林保持开放。〔3〕【沃尔特·W.罗斯托，《权力的漫射》第231页。】

当然，扑克游戏不是单方面的事。由于西柏林相对脆弱的地理位置，而且美国似乎也不愿为一个四国控制的城市而进行战争，赫鲁晓夫因而一直处于强势。然而，早在7月20日，赫鲁晓夫就收到了来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的提醒。谢列平告诉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而且，如果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和平条约涉及到关闭通往西柏林的交通线路，那么西方已准备好用武力来捍卫出入柏林的权利。也就是说，让你骑虎难下。

赫鲁晓夫对边境封锁尺度的把握因而十分关键。既要恫吓，又不能挑衅，既要有用，但又不能太过，要把握尺度。

莫斯科打算不能任由乌布利希胡来。至此，苏联开始参与并掌控所有的计划进程，虽然这些都是由乌布利希提出并推进的。至此，去除东德提出的过分有野心，毋庸说是又危险的建议，包括乌布利希那个让人毛骨惊然的想法：用东德和苏联的飞机堵塞西柏林的空中走廊，在机场上空放出巨大的气球，系统地干扰电波；这样一来，所有的民用飞机都必须改道经过东柏林的舍内费尔德机场。这样的计划一定要被坚决消灭在萌芽状态。〔1〕【马蒂亚斯·乌尔，"西柏林就是存在于我们共和国内的一个黑洞，《依靠柏林墙》，第318页。】

到了7月27日，苏联和东德官员共同绘制了一张地图，上面标示了屏障穿过柏林中心的路线。在7月的最后一天，内务部部长卡尔·马隆向边境警察指挥官下达了命令。指挥官奉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计划和准备加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柏林的军事建筑类边界"。 〔2〕【马蒂亚斯·乌尔，"西柏林就是存在于我们共和国内的一个黑洞，《依靠柏林墙》，第231页。】

8月l日，边境警察部队和交通部合作，开始为工程初期阶段准备材料。这些材料包括l8200根水泥柱、150吨带刺铁丝网（这种材料对东方集团来说相当珍贵）、5吨绑扎铁丝和2吨肘钉。除此之外，还拼凑了材料在"柏林环线"建造了长达146.3公里的临时屏障。临时屏障计划不仅是为了把东西柏林隔开，还为了创建一个不那么可怕但却很有效的屏障，将东柏林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纵深内地隔离开来。整个工程所需的带刺铁丝网超过300吨。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或许无法为它的人民提供好的生活水平，或者维持这个国家曾经引以自豪的建筑业和工业结构，但却在边界封锁这样的工程上发挥了完美的作用。8月初，工程所需的机械设备已经大部分到位。如此宏大的任务能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完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居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3〕【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88页。】

在最终命令下达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边境封锁必须表现为整个华约组织的防御行动。

1961年8月3日，乌布利希及其团队前往莫斯科，参加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会议。从理论上来说，边境封锁行动应征求其他卫星国的意见，但看起来在全体会议召开之前这事已成定局了。

鸟布利希手写的纸条记录了他与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这证明了以上事实。在华约组织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8月3日早上，柏林重大行动的主要内容以及随之而来的华约组织声明文件都已经得到了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批准。边境封锁日期的确定同样如此，主席团定为1961年8月13日。赫鲁晓夫已经正式批准了边境封锁，但他再次强调这只是一次防御措施。正如在一次私人会谈中他告诉乌布利希的，东德"不得越雷池一步，绝对不能侵占西柏林的领土"。〔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194页。】

当日稍后，赫鲁晓夫在会议开幕词中呼吁在各项事务中团结起来，包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定单边和平协议，以及"近期必须采取的务实措施"（即封锁柏林边境）引发的经济问题。他还特别提及了肯尼迪7月25日的电视演说，以及如果东方想要废除西柏林的占领制度，那么美国将不惜一战。赫鲁晓夫这样做，一方面肯定了自己不会在东西柏林问题上做得太过分，另一方面，也警告了鸟布利希一拨人，因为后者有可能做得太过火。

早在3月，当乌布利希首次提出关闭柏林边境时，华约组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了反对。如今，他们差不多都点头了。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还声称，一直以来他都特别支持封锁柏林边界。大量的人口通过柏林外逃已经引起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部邻邦的政治混乱和经济问题。〔2〕【道格拉斯·萨尔维奇《柏林危机的终结：1958-1962柏林危机新证据》第219页。】

事情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然而，关于柏林封锁，没人能够确定除了军事以外西方还会进行什么制裁。由于非常依赖西方的零部件，而且与西德有着亲密的非正式的经济联系，如果西方发动全面的经济抵制，东德的经济将不堪一击。因此，华约组织会议议程上第二个重要议题就是，一旦发生上述危机，乌布利希需要得到其他华约组织国家的经济支持。

尽管赫鲁晓夫呼吁所有国家团结一致，然而这些卫星国家的领导却在这一点上态度冷淡，甚至充满敌意。大多数都声称无法在经济上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困难。对于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这确实是事实。他们相对自由的政府都依赖于从西方进口食物和粮食：以匈牙利为例，30％的贸易是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其中25％是和西德进行的。

乌布利希多年来一直对莫斯科和华约组织国家恭敬有加，将东德问题归咎于西德的"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从来就不曾反省过自己的体制机构的不合理之处。如我们所见，8月举行的华约组织会议中，其他卫星国家都立场坚定，不肯有任何过分的举措。甚至赫鲁晓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馆早前已经告诉过乌布利希，"物质原因"不足以解释东德人口大量流出。赫鲁晓夫的国际部领导，尤里·安德罗波夫，日后的克格勃首领，不久也对反复拨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投资"效用表示了质疑。〔1〕【弗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赫鲁晓夫和柏林墙的危机》第24页。根据安德罗波夫所说，苏联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贷款共有68亿德国马克（大致相当于每个东德人400马克）。】然而赫鲁晓夫十分固执，苏联的权威--也即他白己的权威--正处于危亡关头，这比区区的经济问题要重要得多。〔2〕【道格拉斯·萨尔维奇《柏林危机的终结：1958-1962柏林危机新证据》第222页。】

苏联已经在国际市场出售了53吨黄金，并且通过向东德提供贷款和特别供货交易，同时加强和重新装备苏联在东德的驻军，来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3〕【马蒂亚斯·乌尔，"西柏林就是存在于我们共和国内的一个黑洞，《依靠柏林墙》，第319页。】对于说服卫星国家领导人让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帮助东德，赫鲁晓夫无能为力。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关于柏林封锁的决定。更何况，封锁能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面地融人共产主义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从而彻底地减少其对西方的依赖。

乌布利希曾向赫鲁晓夫指出，开放的边境和西德较高的生活水平迫使东德政府不得不"人为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让东德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同时减少向西逃跑的人，就不得不采取克努特式的举措，进口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乌布利希的含义很明显：一旦东德人被封锁在自己的国家内，无法逃向西德，那么政府管理无须担心引起民众的不满，可以专注于节约政策，减少消费。

8月4日，星期五，乌布利希向华约组织国家的领导人阐述了边境封锁问题，他的长篇演讲把这个问题讲述得很透彻，然后他总结道：

目前的局势表明，有必要引入一个条例，明确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穿过柏林）将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只有在出具了相应的出境许可证件时方可过境，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居民要拜访西柏林，他们需要拥有特别通行证（着重强调）。〔4〕【演讲词原文可见《民主德国的政策，瓦尔特·鸟布利希（四）》。】

乌布利希讲话原稿里面那些着重强调的词语，清楚地体现了这个计划的激烈性质或许是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这些词语在苏俄官方翻译的演讲词以及打印出来的报告中消失了。

于是，尽管没有得到原本期望的热心的经济援助，乌布利希的计划还是进展顺利。

8月5日，这位东德领袖飞回了祖国。8月7日，星期一，他最后通知了政治局全部成员有关莫斯科会谈的有关事宜，以及于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封锁边境的计划。

而在柏林市内，负责评估当地局势的美国外交和情报官员拿不准将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讨论了很多难民问题，以及工作的深人，但前提是不危及西方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报收集活动，以及在柏林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冷战双方都视柏林为至关重要的情报收集中心，一个获取消息和相互控制的无声战场。双方都积极地监视对方，致力于削弱彼此在德国的影响。尽管共产主义者经常会谴责西方进行的间谍活动，然而从来不会说自己也在进行间谍活动。不得不说，西方也一样，热衷于将"抵赖"进行到底。

虚张声势和反虚张声势不断交替上演着。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比如，6月末，美国总统的国家顾问麦乔治·邦迪起草了一份行动备忘录，要求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提出建议，"准备……进一步增加东德和东欧国家的不稳定，命令将在10月15日后的某个时间发出。"同时，他也很明目张胆地询问，在苏联就柏林问题做出决策之前，怎样才能让前者注意到美国削弱东方集团的这种"能力"。 〔1〕【大卫E.墨菲．谢尔盖A康德拉谢夫、乔治·贝利《柏林战场：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之的对决》第366页。】

邦迪想给赫鲁晓夫"提个醒"。10月15日，正是第22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日子。届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将齐聚一堂，赫鲁晓夫将会宣布与东德签定单边和平协议，而其相关措施将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危机。很明显，华盛顿方面认为，在那之前，危机不会骤然出现。

1961年6月，柏林管理局（实质是一个中情局的情报站，直接向华盛顿报告）前局长比尔·哈维就己经非常直白地估计了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我们若想通过渗透在东部区域建立一个足够大、足够可靠，而且技能高超的间谍网并依靠他们组建抵抗组织，这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力量无法与（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防御能力相抗衡，我们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华盛顿官方的梦想与前方工作者的评估之间发生了错位。邦迪轻松地谈论让东德解体，采取行动"增加难民潮"，在柏林的官员们对此却要谨慎得多。毕竟，苏联和东德一直以来都在谴责西方搞破坏，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而邦迪所谈及的行动恰恰符合了这些谴责。1961年6月底，中央情报局甚至指出，踊跃的颠覆活动和煽动东德难民问题的企图可能会"促成柏林危机，从而迫使东德封锁这个城市" 〔2〕【大卫E.墨菲．谢尔盖A康德拉谢夫、乔治·贝利《柏林战场：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之的对决》第366页。】

换句话说，邦迪"提醒"的效果可能与他的预期背道而驰。他的提醒不仅没能让苏联人泄气，反而会让他们更有决心来清扫西柏林这个"奥吉厄斯的牛舍"，把它变成受到共产主义强烈影响的中立自由之城，甚至还可能会激怒他们以武力占据这个城市。

肯尼迪7月25日的电视演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演说反映了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冷静而现实的重新评枯，类似代价与利益的分析。迄今为止，美国的所有政策都旨在削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待它的崩溃，从而投人西方的怀抱。而如今，由于苏俄人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肯尼迪决定后退一点，采取一个更能防守的姿势。如果苏联要出手支撑东德，就由它去。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核战争，而有谁会愿意为一个四国分治的柏林（如今已变成名义上的了）甘冒核战的风险呢？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依旧在打算利用暮秋至初冬时刻将会出现的危机。届时，第22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和东德将会签署的和平协议可能给这两方就柏林问题带来冲突。西方错误的认为自己还有时间制定对策。

1961年8月4日到9日，英、法、美和西德的外交部长在巴黎举行了四巨头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很轻松。各国一致认为，要着手准备在10月或11月与苏俄就柏林问题进行商讨，然而商讨的日期没有确定。

这些讨论与华约组织国家会议上的一些内容不谋而合；然而西方对于后者已经达成协定，将要在8月13日封锁柏林边境并不知情。

马里恩菲尔德难民营内精疲力竭的逃难者，1961年7月。

正当身在巴黎的四国外交部长们心满意足之时，西柏林市长勃兰特送来一份不和谐的紧急报告。他提醒各位部长们东德越发严重的镇压带来的苦果，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如果柏林的门户被关闭"，那么人口问题将更加恶化。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激烈地提出："封锁难民的行为……会导致局面失控，促使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加速出现。"〔1〕【《美国外交关系巴黎会议报告1961-1963》第14卷《柏林危机1961-1962》第281一91页。】但并没有具体的补救措施被提出，或许根本没有可能的补救措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部的压制正在愈演愈烈，这点是肯定的。尽管边境10天之后就要关闭了，而边界跨越者也已经无路可走了，8月2日，针对"边界跨越者"的新一轮恫吓又开始了。〔1〕【1961 年8月4日的《新德意志》报。】

"边境跨越者们"在自己的家园备受骚扰。一曰被人知道在西柏林工作，他们的工作合约就会受到质疑，或者被撤销，导致他们无家可归。如今，越来越多进入西柏林的东柏林人会突然被逮捕，特别是在工作日开始的时候。那些在西柏林工作或被怀疑在西柏林工作的人都被逮捕审讯，而其他的人则会被召集到政府的就业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被教导放弃西方的工作，转而在这个"工农国家的首都"寻找工作。

很多人下定决心，逃跑的时间到了。

1961年6月，有19198名难民（每天大约630人）前往西柏林的马林菲尔德接待中心登记，到了7月，总数达到了30444名〔每天为1000人），为1953年以来的新高。8月2日至3日，共有1322名难民前往马林菲尔德进行登记，3日至4日为1100名，4日至5日l155名，5日至6日1283人。在8月6日至7日的周末，共有3268人离开东德前往西柏林。次日的人数为1741人。

在8月的前7天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流失的人口总数为9869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年、将会有50万左右的"逃亡者"，而这个数字甚至高于1953年那个紧张之年流失的人口数量。

8月7日，周一，鸟布利希向政治局成员传达了即将到来的边境封锁行动。在同一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议会--人民议会将在8月11日召开会议，批准所有必要的措施。"期盼已久的控制措施"（即边境封锁）将于下周六到周日的晚上发生，只等部长会议一声令下了。

现在，边境封锁的官方决议已经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高层领导精英传达过了，并被及时通过。〔2〕【6月31日，《民主德国的政策》。】

与此同时，一些打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部的西方情报来源开始暗示，决定性的时刻或许会比预期提前到来。8月6日，一名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当地的一位名医，向中情局情报机关报告、他已经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被告知计划在下个周末采取"激烈措施"把西柏林隔离开来。苏联和东德的几个陆军师已整装待发。一位牙医向他的法国情报指挥官报告了自己与一位病人的谈话细节。那人是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官员，他告诉牙医："他们打算在柏林四周筑起屏障"。 〔3〕【《明镜周刊》，2001第32期。】

虽然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在东德已成为非法党派，但他们在东德依然还有一个地下网络。该网络于8月4日又报告了一则消息，消息来源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的一名官员，称西柏林即将被封锁并隔离开来，并月还提供了细节。仅在波茨坦地区，就有14000人的东德军队被调集。这个地区所有的警察，以及工厂的准军事组织都归军队控制。所有的警察和军士都不得离岗。而且，这些措施不仅适用于西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如波茨坦地区），还适用于东西柏林之间。

1961年8月6日或7日，勃兰特收到了最后一条令人咋舌的准确报告。为了引起参谋长的注意，市长特地用自己的绿色铅笔做了记号。日后，勃兰特会说没有哪个情报机构预测到了边境封锁的具体时间。或许他说的是事实，但他只是从一个非常狭义的角度来看。〔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1913一1992》，第393页。】

德国的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也获得了这样那样的情报。早在7月中旬，联邦情报局在东德的一名特工就报告说"苏联掌控区内的人口外逃问题将会很快迫使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一项严厉措施"，数日后，另一个特工声称自己听到了一个"德国统一社会党高级机构"谈论隔离西柏林的计划。情报显示，东德已经制定好了所有的行动细节，但苏联还没有正式批准他们的情报完全正确，除了最后一点。实际上，就在几天前，赫鲁晓夫已经最终批准了乌布利希的计划。

直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乌布利希和他的副手一起在莫斯科对整个"玫瑰行动"做最后完善，西德的情报机构还在慕尼黑附近的布林奇总部内冥思苦想，到底什么时候苏联才会批准东德领导人所谓的柏林计划呢。〔2〕【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1913一1992》，第378页。】

只是想想就让人觉得非常费力了。如何才能把一个拥有近400万人口的当代城市一分为三呢？此举意味着要截断那些尚在使用的街道、铁路、甚至基础设施网络。几十甚至上百年以来，这些东西都承载着这个庞大的人口中心以及活生生的都市经络与脉搏。

1960年秋，一位西柏林学生前往以色列旅行。他被导游带到耶路撒冷，看到城市被分裂为以色列西部和约旦/巴勒斯坦东部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东道主带他们参观了一道修建在天主教圣母大教堂旁边的木头围墙，并且解释说，建造这道围墙是为了防止年轻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产生冲突，因为他们习惯在边界朝对方扔石头。

有那么几分钟，我们这些西柏林学生在讨论这样的东西是否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故乡。但我们马上摒弃了这个想法。在我们看来，四国控制的柏林太大了，根本不可能像耶路撒冷那样被严格地分割开来；所以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柏林。因为技术的进步，柏林这个大都市已经屹立几个世纪了。在柏林，有大量的河流和广阔的、错综复杂的下水道，有地铁网络和城市铁路隧道系统。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不会朝彼此扔石头，因为他们并不属于两个敌对的人群。〔3〕【曼弗雷德·勒克森，《德意志共和国档案2001》之《柏林墙，1961年8月的记忆》第645页。】

8月初，有人向西德自由民主党主席埃利希·蒙迪通报了联邦情报局的怀疑。蒙迪丢下9月17日的竞选，前往波恩会见全德问题事务部长伊恩斯特·雷默尔。两位政治家就该事件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雷默尔本是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但被逼逃亡西德。他拿出一张大型柏林地图，在办公桌上展开，指出了环绕西柏林的边界，总长度为164公里。

后来，蒙迪如此写道："我们讨论了要封堵一个庞大的城市，而且让老鼠都无法通过有多难。所以恩斯特·雷默尔说，这根本就不可能。"〔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71页。蒙德回忆，作为东德逃亡者的领袖，蒙德（生于西西里业）于1961年9月17日担任自由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联合政府的副总理以及全德事物部的部长。蒙德比党内其他成员更偏向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1970年，他退出自由民主党，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

与此同时，这位基督教民主联盟部长认为不可能的事，昂纳克和他的手下正在加紧着手准备。从8月9日起，后者每天都蹲在办公室里，画草图，打电话，制定方案。

"玫瑰行动"前的日子，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几乎无处不在，日益频繁的截停搜查行为和现场检查让这些可疑的"共和国叛逃者"们的生活恼火不堪，而25岁的格哈德·迪克曼就是这样的一位。8月9日，他离开古老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维斯马。

1961年8月9日凌晨4点，我乘火车离开了维斯马，朝着什韦林的方向行驶，但目标是去柏林。旅途中，我做了以下观察我们的火车在肖恩弗里斯检查点停了大约一刻钟，我们都受到了监视，交通警察（Trapos)还查看了我们的证件。我下火车去抽烟时，看到50米开外的空地上有苏联红军的坦克和大炮。我看到了4辆坦克，它们都经过了很好的伪装。

接下来的路途中，我意思识到起先和我同在车上的年轻人有很多没有再上车。

当我到达柏林利希滕贝格时，检票处又出现了交通鳌察，共有四五个。他们要求所有乘客都交出行李接受检查。大概有6个乘客被交通警察带去拘留了。大家都在抱怨这种无休无止的证件检查。那些拒绝听从交通警察命令的人都被没收了德国身份证。〔2〕【1961年8月14日，难民格哈德·迪克曼（25岁，单身，国有企业工人）作出的陈述。】

形势在不断升级，但究竟会到达何种程度？在西方，即便是情报机关的内部人员也无法区分谣言和事实。

8月9日，"柏林观察委员会"的成员们碰头了：这个重要机构与美国在柏林的情报机关合作，并汇集分析他们的情报。成员们讨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来阻止人口大量外流。一些成员报告说，从东德内部得来的隋报清楚地表明东德极有可能会封锁边境。然而，他们也承认，这些消息的来源并不是十分可靠。最后，与会的大部分人依然认为对柏林的边界进行完全封锁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和身在巴黎的外交部长们一样，这些间谍最后认为，东德的大规模行动将会出现在秋天，而不是在此之前，因为那时将会签订单边和平协议。〔1〕【欧诺黑M.卡丘朵，《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美国决策制定研究》，第251页。】和外交部长们一样，他们也错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边境封锁所需的大量物资和人力正在通过400辆左右的卡车运送到位。这些卡车故意分散而且绕道而行，以致没有人会意识到它们最终的目的地是柏林。〔2〕【马蒂亚斯·乌尔与阿尼姆·瓦格纳，《鸟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第34页。】在最后一刻来临前，工作组和警察队伍都远离边界。这些手段似乎奏效了。

如今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长久地把秘密保守在内部。随着8月12和13日那个周末的逐渐临近，得向更多东德人灌输"玫瑰行动"的有关宗旨。8月9日，约60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员和军事指挥官被准许知晓即将到来的边境封锁秘密。关键时刻临近了，北约的情报机构正在收到点滴信息，西方对此不只是有模糊的猜疑了。昂纳克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计划，尽力保守内部秘密，让外界继续疑惑。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尽力掩饰东德的边境封锁。8月10日周四下午4：30，常驻波茨坦的西方军事代表团的3名高级联络官应邀来到柏林东南部温斯多夫附近的苏联军事总部。按日程安排，他们将会按照常规礼仪与苏联驻德总司令见面。然而，他们并没有见到雅库波夫斯基上将那熟悉的身影，却震惊地看到一位微微发胖正在谢顶的60多岁男人和他们打招呼。他身上的苏联元帅服显得华丽而气派，"先生们，我的名字叫高尼夫；"说话时，他装腔作势地眨了眨眼。

之后，他们与这位传奇元帅进行了寒暄。美国联络官员冯·帕维尔后来回忆道，似乎退休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突然出现在军队中了一样。一个西方联络官问道："我们听说您正在指挥一项大规模的军事输送行动。"他们知道苏联宣称正在进行一项常规军事活动，所以提到这个话题应该无伤大雅。而如果高尼夫出现在此，那么必定有什么大事发生或者即将发生。

元帅只是笑了笑，用长辈似的口吻告诉他们："先生们，不必担心。不管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什么，你们的权利都不会受到损害，没有什么直接针对西柏林的行动。"〔3〕【彼得·卫登，《柏林墙：分裂柏林的内部故事》，冯·帕维尔描述与高尼夫见面的情景，第127页。】这是赫鲁晓夫权力一政治剧院经典戏剧的最后一幕，而高尼夫将它演得很完美。

8月11日，星期五，东德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地区领导人聚集到宏伟的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就在菩提树下大街以南的韦德尔施彻商业中心，他们被简单地告知了即将发生的事情。报纸得马上印出正式的声明，开始针对反对派进行宣传，为这个行动提供正当的辩护；同时，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保持平静，或者至少让他们尽可能地处于消极状态。

当天晚上，史塔西首领米尔克就在位于霍恩施豪森的总部官员食堂内召集了他的高级官员，向他们解释彼时的局势。虽然史塔西和边境关闭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其任务却至关重要。绝不能重蹈1953年动乱的覆辙，这就是史塔西的任务。

"这一新篇章需要调集国家安全部门的每一位成员"，米尔克告诉他们，并适当地加人了奥威廉式的补充："在即将步入的这个时期，事实将会证明我们是否了知一切，我们是否能坚守每个地方。"史塔西的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任何负面现象"。

米尔克并不十分信赖东德的军队和警察。史塔西的特工也要负责确保边境封锁期间武装部队的"可靠性和备战状态"。1953年，一些士兵和人民警察就倒戈帮助闹事分子，这次决不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危险领域，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工厂，罢工浪潮如星星之火、8年以来一直此起彼伏。"任何站出来喊反动口号的，一律逮捕。"史塔西首领粗暴地做了总结。

接着，米尔克说出了最高机密："整个行动有一个代号：'玫瑰'"。 〔1〕【1961年8月11日米尔克对史塔西领导的长篇报告节选，可见恩德·艾森菲尔德与罗杰·恩格曼著《1961年8月13日：出逃》，第47页。】

史塔西就这样开始行动了，在昂纳克将计划付诸最终实践之时，为他做好掩护。

在1961年8月9日星期三和8月12日星期六的这段时间，有5167人进行了难民登记。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冒着急剧变化的情势，又有2400人进行登记。

柏林边境开放的最后一天来临了。空气里只有淡淡的夏日气息，最高温度只有20摄氏度（68华氏度），而且下午也只有3个小时的日照。其余时间，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天黑后，天空无云，气温降到了8.6摄氏度（即47华氏度）。〔2〕【《1950-1961年的柏林气候》，柏林自由大学气象学院保罗·沙拉克，《粕林月刊》，200l年第三期，第193页。也可参考网站www.berlinische~monatsschrift.de。和其他发生在夏季的历史事件一样，柏林墙修建的那天很自然地，依然是"晴朗的夏日"，整个过程"在明媚的阳光中进行"，如此这般。】

无常的天气并没能阻止东西柏林的市民们前往他们热爱的湖泊与森林避暑。约阿希姆·特伦克拉后来回忆，他整整一天都在万塞湖边度过。万塞湖位于西柏林的西南角，与共产主义者统治的波茨坦接壤。他与朋友们在围绕湖边的露天啤酒馆里尽情地聊天，享受着阳光，谈论看到的漂亮女孩以及即将来临的政治危机。〔3〕【以上内容出自对约阿希姆·特伦克纳的采访。】成千上百万的人和他们一样度过了那一天。

正如如今我们所知道的，在那个夏日的星期六，并非每个身处分裂的柏林的人都能那样放松。8月12日中午，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政府部门的印刷员工开始印刷成千上万份边境封锁声明，该声明由德意志部长会议盖章通过（尽管那个时候部长会议还没有召开）。上万名士兵和警察进人了警戒状态。昂纳克和他的部下们来到了科贝尔大街那个套房内进行最后一搏。他们会呆在套房内，直到边界封锁行动结束。

相比之下，边境封锁的真正缔造者瓦尔特·乌布利希则由司机开车前往万特利茨之外多恩湖畔的政府会客室。这是一栋掩映在桦树林之中的别墅（Hau zu den Birken），原本是四坡屋顶的狩猎别墅，归陆军元帅霍尔曼·戈林个人所有。

在这个周六的下午，乌布利希看起来十分放松，甚至可以说是喜悦。他举办了一个花园派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重要人物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派对。他把这个派对称为"联欢会"(Beisammensein）。〔1〕【齐格非·普诺斯科普，《政治局闹鬼：齐格菲·普诺斯科普在格斯普瑞克见到阿尔弗雷德·纽曼，第176页。】

偶尔一两个周末，政治局成员和部长在多恩湖畔聚会讨论问题或做重大决议，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通常，从万特利茨过来的厨师和服务人员白天这里工作，晚上则回到几英里之外的自己家里。但这次的情况不一样，据负责乌布利希日常三餐的私人厨师回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接到了命令，他们必须在附近的房子内过一夜。直到星期天早上，才获准离开。〔2〕【赫尔穆特·鲍曼关于边界关闭的证词，与格里姆《政治局私密》中描述内容一致。】

花园派对的请柬送到了一两名政治局成员的手中，但接受邀请的主要是政府各部的部长及他们的秘书，还有"街区党派"的领袖。这些街区党派是"国民阵线"中的伪独立党派，其中包括国家民主党、东部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及自由民主党。

简而言之，受邀的客人都是乌布利希的利用对象而非咨询对象：他们都有威严的头衔，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下午喝完咖啡后，众人悠闲地穿过桦树林，来到宁静的湖边。之后返问房间，乌布利希安排了一部苏联喜剧电影《人人为己！》供大家观看，但客人兴趣寥寥。花园里放着音乐，客人站在那里，尴尬地闲谈着，偶尔也会讲讲笑话。一些人注意到房子周围的树林里有士兵和军车，这让气氛一点都不轻松。

德意志人民议会主席、自由民主党领袖约翰尼斯·迪克曼询问老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秘书阿尔弗雷德·诺伊曼，他们为何被召集至此。高大威严的诺伊曼，年轻时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斗士，终其一生都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了谎。作为政治局的一员，诺伊曼前些日子就己经知晓了边境封锁计划。但在"上司"认为合适的时机之前，他还不能把真相告诉迪克曼他们。

晚饭过后，乌布利希终于把客人召集起来，服务人员也已把晚饭撤走了，时间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

乌布利希用他尖利的声调宣布："现在我们来开一个小会"。乌布利希通知了部长会议成员"他们"关于封锁东西柏林边境的决议--一个早已印刷出来，并分发出去了的决议。"大家都同意吗？"他问道。不出意料，没人反驳。

象征性地同意了政治局的计划后，部长会议的成员们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和那些服务人员一样，在宏大的边境封锁工程启动之前，他们不得离开。

在多恩湖畔这场露骨的"投票"闹剧发生之前，昂纳克的工作人员在为那个名曰"玫瑰行动"的艰巨工程做最后的准备。

"玫瑰"的最终执行命令和一份早就计划好的官方声明从昂纳克的办公室送出，经由专人送往几个街区之外位于菩提树大街的苏联大使馆。在白石砌成的坚固建筑内，在迷宫一般的办公室内，工作人员会迅速把文件翻译成俄语。这是"老大哥"必享的权利。〔1〕【波泽尔，《埃羹希·昂纳克》，第72页。】

整整一天，成千上万的警察和"工厂战斗小组"成员都在兵营内或训练场上待命。晚上8点整，"玫瑰行动"的密封指令被打开了。高级官员被纳入计划之中，此外还有柏林的警察和位于斯特劳斯堡以北威尔肯多夫堡的总部军方人士。接着，中级军官和营级指挥官被电话召集起来。9点钟，他们也被简单告知在边界封锁行动中的任务。10点，昂纳克确定这个庞大的机器准备好开动了。

午夜，昂纳克给军队总部打去电话，发出了关键的命令："你们已知自己的任务！出发！"〔2〕【波泽尔，《埃羹希·昂纳克》，第72页。】

国家人民军总司令海因茨·霍夫曼将军立刻下令军队进人"高度备战"状态。

什韦林第八机动炮兵师的3150名十兵一路轰隆隆地驶向了首都。他们的100辆战斗坦克和120辆载人装甲车将停靠在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这里刚好位于东柏林中心之处。第一机动师的4200多名十兵、140辆坦克和200辆载人装甲车离开波茨坦的营地，前来保护西柏林外环。两支军队离边界的距离都没有超过1000米，他们的任务就是防止大量人群冲人西柏林的边界区域，从而保证边境警察和建筑人员得以顺利地封锁边界。

所有东柏林的人民警察都进入了二级战斗警戒状态，警察预备队的第一梯队（防止暴乱）和柏林安全控制中心共有10000人，他们也接到了命令，除13个预留的过境点之外，封锁所有通往西柏林区域的街道，任何行人和车辆都不得通过。

气候变化多端的白天却意外迎来了一个凉爽的夜晚，对于8月来说，当夜的气温非常低。但这种夜晚更有利于任务的完成。

凌晨l点，边境封锁行动真真切切地开始了。

在整个柏林边境线上，每隔两米就部署了哨兵，防止有人逃跑；而边境警察、工厂自卫队和建筑工人用带刺铁丝网、坦克路障和新浇的水泥支架阻隔街道。街灯都熄灭了，掩盖了这个边界封锁行动的本质。只有勃兰登堡门的探照灯还亮着，将这个区域笼罩在一层冰冷的月白色光晕里。此刻，东德的士兵正在用液压钻眼机将林荫道的路面撕裂开来，它穿过勃兰登堡门，连接着东西柏林。〔3〕【波泽尔，《埃羹希·昂纳克》，第73页。】

81个过境点中有68个已被隔断。所有193条跨越边境的街道也将被封锁。接下来就是交通运输系统。12条通过边境区域的地下铁路（地铁）和地面铁路（轻轨）都被关闭，边界或者靠近边界的数十个停靠站被关闭和封锁。这些任务都是由警察负责完成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封锁交通繁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这是一条备受难民青睐的路线。所有停靠该站的地铁、轻轨和国际列车都停在兰德威运河东岸，而那里离西柏林仅几米之遥。警察甚至还奉命定期检查所有连接东西城区的下水道系统的人口。

作为一名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袖，戴着眼镜的昂纳克多年来一直在确保各种节庆、各阵营的游行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而作为这次边境封锁行动的组织者，他如鱼得水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从行动开始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停歇，让司机载他到边界的每一个地方查看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与指挥官交谈，表扬军队，并且在必要时调整行动的细节。

凌晨4点，昂纳克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位不知疲倦的安全事务秘书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内继续下达命令，打电话，接电话。6点，他被告知东西柏林边境的临时封锁任务完成了。

当黎明的曙光出现在天际时，昂纳克对部下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他疲倦的声音中带着满意。

1945年，24岁的莱昂哈德就进人了莫斯科的乌布利希集团，1949年，他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加人西方。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非常了解昂纳克。关于"玫瑰行动"取得第一阶段让人震惊的成就，莱昂哈德后来写道，

甚至一丁点的怀疑……用围墙、带刺铁丝网和防御工事把一座城市分割开来，阻止人们享受其天生的自由。这不仅违背了人性的基本准则，也和社会主义的最初意愿背道而驰。〔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74页。】

如今，昂纳克最伟大的组织成就已成事实。安全事务秘书的官方专用车正等着将他送回万特利茨那个位于平静森林中，却防守严密的重要官员住宅区。

很快，埃利希·昂纳克将在他自己的围墙背后安全地小睡一会儿。当然，不同的是，万特利茨的围墙是用于把数百万人关在外面．而不是里面。

第九章 铁丝网出现的第一天

当大多数柏林人沉睡时，那些上夜班的工人和熬夜工作的人首先意识到柏林的东西边界正在关闭。他们就是搬运工人、警官和记者。

罗伯特·H·洛克纳或许是第一个知道此事的美国人。

洛克纳1918年生于纽约，5岁时和全家一起搬往柏林。洛克纳的父亲是美联社的记者，在柏林工作多年。洛克纳在柏林长大，也在柏林接受教育。当全家于1936年搬回美国时，洛克纳的德语已经和当地人说得一样顺溜了。服完战争期间的兵役（包括审讯纳粹战犯）后，洛克纳去了电台工作。1961年3月，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工作多年后，洛克纳被委任为美国占领区电台（RIAS），即美国主办的德语电台主任，而后再次回到德国。洛克纳直接向美国国务院负责。

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深夜12 : 01，洛克纳被电台监控部门的电话吵醒了。电话里说，东柏林宣称柏林城内从东往西的交通将要关闭，具体情况会有进一步通知。

这可是个"大家伙"。洛克纳和电台小组资深成员迅速集中在美占区电台总部。总部大楼位于西柏林的汉斯一罗森塔尔广场，离舍恩贝格市政厅不远。洛克纳电台播放严肃的音乐，循环播报15分钟的新闻简报。美国占领区电台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无线电发射机；大家都知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每个角落都能收听到美国占领区电台播放的节目。

短短几个小时，洛克纳就已经两次独自开车来到东柏林了。东德警察也许只是针对东德人封锁了边界，但西柏林人也被禁止过境（据说是暂时的）；洛克纳是美国占领区电台主任，是拥有外交护照的美国公民，所以可以没有阻碍地随意通过边界。他穿了一件大衣，用来掩盖放在膝上的便携式卡带录音机。他边开车边把自己的想法通过麦克风录下来。因此，关于在柏林街道上铺设带刺铁丝网，最早最直接的现场电台报道就来自于罗伯特·洛克纳。

天亮后，洛克纳第三次开车在柏林转悠，这次他来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通常来说，这是主要铁路干线和轻轨线路越过施普雷河进入西柏林前的最后一站。几小时前，东柏林交通警察突然关闭售票大厅，禁止所有发往西柏林的火车通过边界。

在登乘区域下面的通道和大厅内，洛克纳看到成百上千名东德人在漫无目的地转悠，脸上的神情很迷茫，慢慢地透露出绝望。因为不知道边界已经封锁，他们还在期待着能够登上开往西柏林的列车。很多希望成为西德难民的东德人手里拎着皮箱，或拿着用绳子捆绑着的包裹或盒子，可悲地掩饰着他们逃难的意图。通往火车的路径被交警们堵住了。

洛克纳站在一旁，看着这令人不快的一幕。突然，他看到一位年迈的妇人鼓足勇气，缓慢地爬过台阶，来到交通警察排成的阵线之前。

她紧张地问："下一趟列车什么时候开往西柏林啊？"

队伍中一位年轻的东德交通警察轻蔑地回应了老太太。这种不屑一直都在刺痛着洛克纳的神经。年轻人说：

"老奶奶，再也没有火车开往西柏林了；现在你们都困在鼠笼里了。〔1〕【为1996年冷战国际历史课题（WIHP）采访罗伯特H.洛克纳，访问网址：http//www.gwu.edu/~nsarchiv/coldwar/interviews/episode-4/lochneri.html。】

1961年8月13日凌晨5点左右，天快亮了；东德工程队和他们的武装护卫已经开始工作了。

戈茨·伯甘德在德国议会大厦前，1960年。

昨晚他们已经成功地制造了惊诧，此刻正在继续完成他们的任务。埃里希·昂纳克同志在"玫瑰行动"中的胜利是有目共睹的。那些当时没有睡觉的人感受更深。当时，戈茨·伯甘德33岁，是一名政治记者，在另一家西柏林广播电台--自由柏林电台（Sender Freies Berlin , SFB）工作。凌晨2点到3点，他在睡梦中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拿起听筒，听出对方是晚间新闻的编辑。

"戈茨"，对方怒吼道，"他们在封锁边界，马上去那里。"〔2〕【作者于2004年l0月1日在柏林采访戈茨·伯甘德。】

伯甘德下床简单地活动了一下瘦削的身躯，立即穿上衣服。几分钟后，他就钻进了自己的淡蓝色大众甲壳虫轿车，缓缓地驶出策伦多夫郊区街道。他来到爱维斯高速路，从那里快速驶向东北方向的柏林中心。时间还很早，路上根本就没有车。

这条几乎笔直的高速路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连接着柏林的郊区和市区。而且，这条高速路也常用于赛车。伯甘德仅用15分钟就到达了位于夏洛特堡区的自由柏林电台大楼，这是他有生以来的最快时速。其他睡眼惺松的同事也都聚在台长办公室。没人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认定此刻只能做一件事：每个记者选择一个地段去搜寻新闻线索，然后拼凑整个事件。

伯甘德迅速回到车上，驾车前往英发利登大街。英发利登大街位于法国占领区，是常用的东西柏林过境点之一。伯甘德到达英发利登大街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本来以为能见到边界封锁这一重大事件，但他失望了。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鸟儿在欢乐地歌唱。所以，你根本感觉不到一丝危机的气息。周围没有车，也没有人。"

他停好车后，到四周仔细看了看。他在附近看到几名记者，还看到几名西柏林警察。他问发生什么事了，一个警察耸了耸肩，说，"他们不让任何人通过边界。"

东德工人战斗队，1961年8月14日。

边界另一侧较远的地方，除了身穿绿色制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警察，还有一些工厂战斗小组的成员。工厂战斗小组成员身穿淡褐色卡其布工作服，头戴独特的遮檐棒球帽。

伯甘德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像发生过什么事。他回到车里，驱车前往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勃兰登堡门位于几个街区之外的英国占领区。在勃兰登堡门，伯甘德看到了更多的蹊跷事。在东德边界一方有更多的工厂战斗小组成员，他们人数众多，保持着战斗队形，身上还挎着自动武器。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身后不是装甲车，而是一排高压水枪。这里和英发利登大街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让人恐怖的寂静。

"当时时间尚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四周一片死寂，就像是开炮前的宁静。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随时会开火'。"

伯甘德再次找到一个警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只知道边界封锁了。没有人过去，也没有人过来

边界封锁以前也发生过。临时封锁部分边界，现场检查边界跨越者和潜在的难民。但这次的事情显然要大得多。伯甘德问那位警察英国军队在哪里，警察说他也不知道。相比之下，东德人全副武装，而柏林只有三三两两的警察，并且只携带着制式手枪。东德的武装人员人数更多，武器装备更好。

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东部边界开来一些卡车。慢慢地，带刺铁丝网在勃兰登堡门前铺散开来。

伯甘德回忆说："我得说，那个时刻，我有一种前所未有地被遗弃的感觉。我想，西方盟国应该在场。即便只是形式，至少能带来心理上的安慰。"

伯甘德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雷吉娜。当时，雷吉娜与父母一起住在美国占领区的施特格利茨。雷吉娜很快穿好衣服，出来和他会合。西方盟国的军队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伯甘德和雷吉娜站在那里，看着东德人坚定而有序地封锁边界。慢慢地，当地一些市民开始聚集起来。他们面色凝重，没人说话。

戈茨·伯甘德的未婚妻，雷吉娜。西柏林，1960年。

伯甘德到达边界两个小时之后，英国军方代表终于露面了。一辆吉普车出现在边界区域，从车上走下来两个身穿制服的男人，头上戴着英国宪兵队醒目的红帽子。英国人站在安全地带，漠然注视着边界另一边东德人的所作所为。不一会儿，他们干净利落地转身，回到车内，开车走了。

这是那天上午伯甘德最后一次见到英国人。他并没指望见到全副武装的战斗编队，但如此微不足道的反应却让他震惊。

"你知道吗？他们能在那里多待上一会儿该有多好啊。如果是一辆四人吉普就更好了，最好是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这至少表明他们是在乎的。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与我们无关'。"伯甘德回忆当时的情景，脸上露出悲伤的笑容，重复着最后那三个英语单词，"与我们无关"。

伯甘德驾车返回广播电台，同其他记者一起整合素材。他们提交了报道，并且尽量让报道听起来不那么悲观。

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会派出强大的坦克和装甲推土机。只需简单地前行，他们就能清除这些临时障碍。东德人民警察和装备简陋的工厂战斗小组成员如何能与强大的美国装甲车编队抗衡？也许华盛顿一旦知道这里的事态后，就会下达此类必要的命令。

另一名西柏林的记者洛萨·罗，是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驻华盛顿的记者。洛萨·罗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而且很快就融人了肯尼迪时代华盛顿光鲜亮丽的社交生活中，但他依然与西柏林的同事、朋友及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正在乔治城参加一个晚宴。出席这个晚宴的包括一些极负盛名、据说与总统来往密切的年轻女人。

临近美国东部时间的午夜（柏林时间早上6点），著名专栏作家约瑟夫·奥尔索普也来参加晚宴。于是，年轻的德国记者有幸结识了这位大人物。

"你是哪里人？"奥尔索普问道。

"柏林人"。

"天哪！你还在华盛顿干什么？柏林才是你现在最应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

"他们刚刚封锁了勃兰登堡门，还派去了守卫。看来东德要关闭边界了。"〔1〕【作者2005年3月29日在柏林采访洛萨·罗。】

洛萨回到位于阿灵顿的公寓，及时收听到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新闻广播。那时还没有跨大西洋的电视图像现场转播。要到第二年，即1962年7月10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射第一颗通讯卫星"Telstar"之后，跨大西洋电视图像转播才成为可能。当时，要在美国电视上播出实况报道，就必须通过飞机将电影胶片和录像磁带送往美国才行。所以，美国对柏林事件的实质还不完全清楚，但洛萨却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着实吃了一惊，因为他一直都认为，如果东部要采取行动，充其量只是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东柏林的边境，而不会是东西柏林的边界。他相信，分裂柏林这样一个激烈的举措将会使苏联得不偿失。

洛萨知道当时正是德国的凌晨，但他还是打了几个越洋电话。他首先给柏林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确信西方盟国绝不会让共产主义者接管整个柏林。然后，他开始打电话谈工作上的事情。他拨通了阿尔·赫姆辛办公室的电话，其人是西柏林美国军事管制政府的新闻发布官，洛萨在做报社记者的时候就和他非常熟悉。彼时,赫姆辛已经坐在办公室里，而且刚收到德国警察彻夜写成的报告概要。赫姆辛欣然向洛萨完整地讲述了"边界局势概要"，从北部的斯班道一直到讲到南部的卢多。

洛萨边听边记。洛萨在柏林过了大半生，对柏林了如指掌；能够非常清晰地勾画出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并且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他立刻意识到，这次的边界封锁行动是一次大事件。这绝不会是临时的边界封锁，而是举世震惊的重要事件。与赫姆辛通完电话后，他又打电话给西柏林警察总部的一位老友，核对赫姆辛讲述的事情。老友的话证实了赫姆辛讲述的一切。

最后，洛萨打电话给美国国务院分析人士玛莎·莫特纳。玛莎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欧和东欧问题专家。她的丈夫卡尔·莫特纳出生于奥地利，是柏林特别工作组的顾问。莫特纳夫妇一定知道一些情况。然而，让洛萨吃惊的是，他的电话唤醒了玛莎。不管是从事实还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华盛顿依然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洛萨的消息让玛莎吃惊不已。她也预料到东德会采取行动，但不应该是那种会威胁盟国在柏林的地位并可能引发战争的行动。不管怎样，分裂一个现代大都市极其复杂微妙的体系一定会损坏其文明生活的根基。玛莎告诉洛萨，她和卡尔要去趟办公室，并且邀请洛萨和他们一起去。

30分钟后，洛萨开车进入国务院的大门。1961年，不管是谁，只要手持简单的记者证就可以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区域。洛萨来到15楼的柏林危机小组办公室，发现整幢楼里只有他和值夜班的保安。过了一会儿，莫特纳到了。很快，小组的其他成员也陆续赶到。洛萨立刻意识到自已比他们更了解柏林的局势。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边界封锁的时候，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也没在自己的岗位上。

8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勃兰特在纽伦堡发表竞选演说。他在演说中更改了常用的讲稿，特别提到愈加严重的东德难民问题。那天，助手告诉他东德的移民潮又创了新高。在过去24小时内，到达西柏林的难民人数首次超过2500人。照此下去，乌布利希建立的无产阶级天堂每年要流失100万人口。很明显，必须得做点"什么"了。

作为竟选人，勃兰特此时正在与老练的康拉德·阿登纳争夺总理职位。阿登纳比勃兰特年长约40岁。在很多方面，西柏林市长勃兰特的竞选主题都表现为精力充沛、肯尼迪式的年轻人（勃兰特48岁）对抗年老体衰的康拉德。但那个星期六的晚上，勃兰特决定将自己的竞选主题置于一个更宽广的舞台之上。他告诉听众，东德难民有正当的理由逃离东德。

他们担心铁幕的罗网将会被水泥封死，他们害怕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监狱内，他们焦虑万分，害怕被遗忘、被干掉，害怕成为冷漠的祭坛上的祭祀品，害怕失去所有的机会……〔1〕【纽伦堡演说选自《维利·勃兰特传》，彼得·默瑟伯格著，第394页。】

勃兰特并没有谴责西德政府和西方盟国在德国统一以及柏林地位问题上的拖拖拉拉。毕竟，正是因为西德政府和西方盟国的这种态度，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才会如此咄咄逼人。勃兰特的演讲让人热血沸腾，他的言辞中饱含深情，而他略微沙哑的嗓音更是给演讲平添了一种力量。勃兰特烟瘾很大，而且吸烟也让他的嗓音更加沙哑。那天晚上，勃兰特沙哑的嗓音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他演说的效果。

似乎勃兰特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有先见之明。那天深夜，勃兰特登上开往基尔的卧铺列车。基尔在德国北部，靠近丹麦边界。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要在基尔发表竞选演说。他抓紧时间小睡一会。凌晨5点钟，列车向北行驶，勃兰特被卧铺车厢门上果断而坚决的敲门声吵醒了。敲门的是列车长。他的手里拿着勃兰特在柏林的参谋长海因里希·阿尔贝茨发来的加急电报：东德正在封锁边界。市长必须尽快下车返回他的城市。

勃兰特在汉诺威下了火车。一辆汽车迅速把他送到机场，飞机立刻载着他飞往约170英里外的柏林。

愤怒的西柏林民众已经聚集在大街上，要求采取行动，但盟国长官对此依然未置一词。早餐时间，勃兰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突然萌生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领他的人民，号召东德人民起义反叛；随即他改变了主意。〔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394页。】他只能施展自己的说服力，运用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因为他无法依赖盟军来稳定局面；他相信，盟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出兵。这些特有的情感和智慧才是他的一切，也是西柏林人真正拥有的防御能力。

维利·勃兰特面临着人生最大的考验。

现在，对西方来说，柏林已经不再是希望，而是噩梦。8月13日的情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变得非常危险。东柏林正在采取一种进攻的态势，挑战四国控制柏林的局面。如果这种进攻态势发生逆转，一定会造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部的动乱，那么西方盟国将会再次看到1953年6月17日的那种暴乱。值此外交和军事的重大危急时刻，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会上升为核对抗。更重要的是，西柏林的激进分子，尤其是穿着牛仔裤、留着鸭屁股式发型的青年人，已经聚集在东西柏林边界上最可能出现危机的地方，包括勃兰登堡门。要是他们"冲击"已经建成一半的东德边境障碍怎么办呢？现在，美国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挑起任何事端，而是要让事态平息下来。

刚开始，艾伦·莱特纳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内容冷静而客观。莱特纳的信息来源于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一名官员，他在那天夜里越过边界进入了东德境内。根据这名官员的报告，莱特纳向美国国务院确定东德的局势非常平静。这种平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运送了大量的警察和士兵到边界区域。

早晨5 : 00到6 : 00，整个东怕林境内的安保控制工作很快展开。大街上的安全部队包括执行正常警务的海关警察、人民警察、预备警察、战斗小组编队和东德部队。在东西柏林边界线一带的东柏林街上，战斗小组编队进入所有的建筑物，巡视楼梯间、上层露面和屋顶。东德人民警察在分派的辖区内和海关警察一道巡逻。安全预备警察打开学校、公共建筑和工厂，安置以机械化编队前来的大量警察。装载警察的80辆卡车、装甲车、机关枪运输车和其他车辆，浩浩荡荡驶进了鲁默尔斯堡轻轨车站附近的工业区。〔1〕【艾伦·莱特纳于1961年8月13日早上10：28生柏林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在同一封电报中，莱特纳指出，尽管苏联没有把军队安置在柏林市内，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莱特纳还说，许多挂着苏联军用牌照的汽车在东柏林巡视。苏联方面的克制是一个好现象。莱特纳断定，东德政府对自己民众可能出现的行为控制得很好。所以，不太可能引起华盛顿担心的极端反应：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绝大多数东柏林人从周日的酣梦中醒来之前，几乎所有安全控制措施已经完成。大约早晨8 : 30分，人群开始在大街上聚集，并来到边界的过境点，多数民众都与警察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被动和顺从地关注着事态的变化。〔2〕【艾伦·莱特纳于1961年8月13日早上10：28生柏林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没人想冒战争之险。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不让事态失去控制，但又要看起来像制裁了东德的行为？要怎样继续反对东德政权、使其产生不可预见之后果，但又不至于使其崩溃？最后，怎样才能进行合理地抗议，但又不会促使共产主义者挺而走险采取极端措施？

最后，盟国军事指挥官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大楼内召开了会议。大楼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凯瑟斯维塞大街上，位于美国占领区内的达雷姆。勃兰特到达时，盟国军队指挥官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柏林的局势。

这是勃兰特首次走进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大楼。勃兰特曾在舍恩贝格市政厅的办公室或官方招待会以及社交活动中例行性见过盟国占领区司令官。勃兰特等了半个小时，然后进人红木镶嵌的会议室。他非常吃惊地看到科蒂科夫将军的画像依然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柏林封锁时期，科蒂科夫将军是苏联占领区的司令官，也是参加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最后一位苏联代表。会议桌旁那把空椅子表明，只要苏联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重新进入盟闰军事管制委员会。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柏林依然处于1945年波茨坦会议建立的四国占领机制之下；西方盟国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这是一个重要细节，表明尽管盟国指挥官很同情柏林人目前的困境，但不一定会捍卫他们的立场和誓言。从机场驶出的路上，勃兰特并没有看到街上的西方盟军有所增多，这让他更加心绪不宁。见到盟国军事指挥官后，勃兰特并没有以常见的平静而略带讥讽的口吻同盟国军事指挥官及其民事顾问谈话。他的言谈中透露出的是明显的失望。

会谈中，勃兰特非常直白。他说，东德国民军进入东柏林的时候俨然是征服者的架势。他把这次吞并半个柏林的情况与希特勒1936年占领莱茵兰地区相提并论。他说，如果西方盟国接受这种既成事实，那就是无耻的绥靖主义，和25年前的英法一样。不仅如此，在封闭边界的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卡尔·马隆还把盟国军队和政府人士访问东柏林的过境点削减到了3个。难道盟国打算一直忍下去吗？

依据1945年的《波茨坦协议》，西方盟国有权自由前往东柏林。在过去的16年内，英、法、美的军人和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意跨越各国占领区，随意往返于东西柏林。现在，勃兰特提醒盟国，他们也将被迫听从东德政府这个政权的命令，而盟国甚至连这个政府的合法性都没承认过。和外国游客以及德国民众的遭遇一样，现在西方盟国的军士也面临着接受东德政府官员的边境检查。在全世界面前，西方将会颜面尽失。

与西方盟国代表会面后，勃兰特面色铁青地走出来。他的助手紧张地问他会谈结果如何。

勃兰特咆哮着说："至少那些混蛋现在会派人去边界巡逻，这样，西柏林人不会认为自己很无助。"〔1〕【军事管制总部召开会议的简述。摘自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397页。以及作者对埃贡·巴尔的采访。】

东德政治局决定在夏季休假的高峰期，即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进行边界封锁，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非常成功。当东德人民早上醒来，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边界封锁已成既定事实。

然而，到了半晌午，西柏林边界已经挤满了愤怒的人群，而勃兰登堡门的情况更甚。天刚亮的时候，戈茨·伯甘德看到的那种宁静的假象已经完全没有了。走在人群前面的是西柏林年轻人，他们很多是骑着轻便摩托车来到柏林中心的。

当时只有19岁的面包工人沃尔夫冈·鲍尔丁回忆说："我们一起来的有10到15人，都是住在夏洛腾堡附近的好朋友。我们骑着摩托车，手里拿着曼波牌便携式收音机。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边界封锁的消息，于是聚到一起，直奔勃兰费堡门而来。"

当沃尔夫冈和朋友们到达时，勃兰登堡门前属于西柏林的那部分有限的空地上已经挤满了人。许多西柏林警察在维持秩序，防止民众进入边界；另一侧，工厂战斗小组成员和东德人民警察正在护卫和监督边界封锁工程。东德装甲车也来了。透过军队和建筑工人的缝隙，能看到装甲车封锁了通往巴黎广场的道路，还能看到稍远一点的菩提树下大街林荫道。

因为无法近距离接触到东德的边界封锁行动，年轻小伙子们垂头丧气地在勃兰登堡门前的角落转悠。在那里，艾伯特大街沿着边界线延伸，往南几百米就是波茨坦广场。艾伯特大街上已经铺设了带刺铁丝网，而且重重叠叠地铺设了好儿层。这些铁丝网看起来让人畏惧，但一群群坚定的西柏林青年还是把这些铁丝网拉开了一些缝隙，等候在边界另一侧的东德人立刻就从这些缝隙逃跑过来。在他们钻缝隙的时候，西柏林小伙子们搭了一把手。然而，在东柏林一侧出现了更多的装甲车，更多工人铺设了更多带刺铁丝网。

1961年日月13日边界封锁的最初几个小时，边界警察守卫在波茨坦广场。

西柏林小伙子们一路往南开进。他们的右侧是西柏林提尔公园的开阔地，而左侧是用带刺铁丝网封闭起来的东德。波茨坦厂场还没有铺设铁丝网，但东德士兵已然站成一行，手里还拿着步枪刺刀。西柏林青年开始大声谩骂，然而，面对全副武装的东德士兵，他们无可奈何。西柏林警察竭力让西柏林民众离开边界，但无能为力。

很快，示威者就在边界对面找到了新目标。

我们发现边界对面有一些特别的人在视察，他们一定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人，因为他们都佩带着统一社会党的党徽。这下好了，我们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块。石块像冰雹一样砸向他们。〔1〕【作者于2005年8月11日在柏林采访沃尔夫冈·鲍尔丁。】

令示威者感到气愤和失望的是，西柏林的增援警察很快就出现了，而且强迫他们远离边界线，后退至提尔公园。警察的行为表明了西方的意图：禁止挑衅。

东柏林的情况，正如莱特纳在后来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所记录地那样："好奇的人群和温怒的旁观者"聚在一起和艾伯特大街的逃跑者一样，一些人冒险冲向刚建起来的边界屏障，但绝大多数人还是畏缩不前。被封闭起来的东柏林人有时会向近在咫尺的西柏林人招手示意，有时会默默地凝视西柏林，机械而麻木的面具隐藏了他们真实的想法。

在刚封锁起来的边界后面，繁忙的不仅有士兵、警察和建筑工人，还有东德政府派出的共产党专业鼓动者。鼓动者被派往轻轨车站和地铁车站，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聚集群众，宣传政府关于边界是"保护屏障"的观点。早上5 : 30，宣传小组在约30个地点忙碌起来，而在较大的车站，如亚历山大厂场车站、火车东站，以及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东德政府还派出了增援的宣传人员。〔1〕【《民主德国的政策》1961年8月12日。】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内部报告居然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高度机密的状态下，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进行如此重大的边界封锁行动居然也会存在瑕疵：

当时伯林交通运输公司的主要领导都在参加一个宴会，这意味着一些必要的措施将会被延迟。柏林交通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帕斯乔同志说："噢，你们真是选了一个好时机啊。"尽管多次接到命令，现役交警还是在早上6点左右才到达现场。

莱特纳从西方的角度报告了东德的情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东柏林人都像他所报道的那样始终保持缄默。东德政府把特工派到各个地方；特工监视着大街上的局势，并密切关注着聚在一起的大群东德市民，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导火索。特工向统一社会党总部汇报的信息并不十分乐观。

和西柏林青年沃尔夫冈·鲍尔丁及其朋友激昂地应对边界封锁一样，东柏林也有年轻人威胁要制造事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年轻人的聚集确实引起了共产主义当局的担忧。一些年轻人抱怨说，边界封锁会影响到他们购物和看电影的生活习惯。另外一此年轻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百多名年轻人聚集在柏林米特区统一社会党党总部前，就在离勃兰登堡门不远的地方。统一社会党的特工报告了这些人的"挑衅言论"。很决，该区的领导露面了，并和年轻人展开讨论。不一会儿，人群开始散去。

然而麻烦仍在继续。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的拐角处．更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起来了。示威者的声明当天就被报告到党总部。示威人群的声明主要包括"西柏林没做错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坦克会开到大街上来？"还有就是，"武装起来吧！西柏林人比我们自由得多。至少现在你们能看清楚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个城市的紧张局势！

这些声明确实让东德政府当局感到忧虑。有小道消息说，大量的人企图冲入西柏林，或许就在第二天。〔1〕【艾伦·莱特纳于1961年8月13日旱上10:28在柏林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特工人员遍及整个东柏林，每隔一小时就会及时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东柏林公众的情绪。依据他们的报告，对"边境跨域者"的禁令总的说来还是受到大众赞同的。人们认为边界跨越者在西柏林工作赚取坚挺的货币，然后在东柏林买便宜的东西，并且依然住在东柏林，他们是不公平获利。然而，普通市民也非常清楚封锁边界对他们的人身自由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很讨厌边界封锁。〔2〕【《民主德国的政策》1961年8月22日。】特工的报告中还提到一个主要问题，东德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喜欢收听西方的电台和收看他们的电视节目，并且都很相信节目内容。

"西方电视"对公众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当地广泛流传着一句话：许多东德人"白天在东德，晚上在西德"。意为白天工作，晚上收听或收看西方的节日。只有德累斯顿一带例外，易北山谷独特的地形让那里接收不到西德的广播节日，因此，德累斯顿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其他地方嘲讽为"一无所知的山谷"。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东德人都能随意收听和收看西德的节目。

收听西德厂播俨然成为东德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柏林东郊米格尔湖僻静的湖畔，一位无比忠诚的东德同志也在一栋乡间别墅里收听着西德的广播节目。

作为一名演员、坚定的左派人士，1949年，他从西柏林移居东柏林，目的是"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去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从此．他就在东柏林大剧院和国立德国电影股份公司（DEFA）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德国电影股份公司位于波茨坦的巴伯斯贝格，是曾经闻名于世的宇宙电影股份公司（UFA）的梦工场。在20世纪20年代的鼎盛时期，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就是在巴伯斯贝格拍摄的，比如《蓝精灵》、《吸血僵尸》和《大都会》等；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监督下，这里也拍摄过一些声名狼藉的电影，如《犹太人苏斯》和《控诉》。

现在，这位演员遇到了一点儿麻烦。他邀请十儿岁的侄子提尔·迈耶来东柏林和他共度周末。提尔的父亲在"二战"中牺牲，一直和寡居的母亲在西柏林生活〔3〕【此处及以下内容均摘自提尔·迈耶的自传《国家公敌），由《左派青年报》2001年8月，11日再版，题为"l961年8月13日：特雷普托公园，目的地。"后来，达耶成为极端左翼分，因为卷入武装恐怖组织的"六月二日运动"而被捕入狱。该恐怖组织于1965年成功绑架了两德保守党政治家彼得·劳伦兹。彼得被作为人质与几名被捕的左冀分子进行交换。后来，迈耶披露自已曾在70和80年代做过多年的史塔西情报人员。迈耶现为柏林的一名自由记者。】

吃早餐时，提尔发现自己的共产党员叔叔情绪低落。提尔问道："是要打仗了吗？"老人的回答含糊其辞。老人在想如何让小提尔安全回到自己母亲的身边。

叔叔焦急地收听美国占领区电台和东德电台，急切地想知道昨天晚上东西边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东德政治局官员及其下属几乎没在公共声明中提及"墙"或类似的东西。他们喜欢使用柔和而温婉的词语，比如"执行1961年8月12日部长委员会的决议"。这样的声明让公众对于发生的事情更加费解。

"是啊，形势一定很严峻。"他大声说道，因为他终于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我们的国家不会再容许西德继续劫掠我们了。"

现在他己经非常清楚这个政治事件意味着什么。但是该怎么办呢？他让侄子收拾东西，同时，他还要给柏林的党员朋友打电话，看看局势究竟怎样。

要往柏林打电话，最近的地方往返也要一个小时。叔叔去打电话的时候，提尔把衣物装进红格子图案的露营包中，然后坐下来收听广播。从广播中他得知，民众聚集在波茨坦广场和勃兰登堡门前，坦克已开到大街上，柏林北部的铁轨上已经立起路障。提尔焦急地等待着叔叔回来；一会儿后，他走出屋子，来到湖边的树林里，他听到远处野鸭的叫声，风吹过树枝的沙沙声以及鸟儿啾啾的叫声。置身大自然中，广播中描述的冲突场面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大概下午一点，叔叔回来了，但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他说，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好就是提尔立即出发，按原路返回家中，乘渡船，坐汽车，然后再坐轻轨。时间刻不容缓，必须马上就走。

就这样，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踏上了归途。然而，归途真的很漫长。首先，乘渡船去遥远的湖对岸，然后背着行李步行15分钟，到达兰斯道夫汽车站。乘坐20分钟的汽车后，小提尔来到轻轨车站。在这个平时格外安静的车站，小提尔看到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开往西德的火车。和他一样，他们大多是西德人，因为周末走亲访友而滞留在这里。

上火车后，这趟东西线列车要经过18个火车站，才会到达东立交站。小提尔要在东立交站换乘另外一趟列车，然后直接穿越边界进入西柏林。列车上，许多人都异常焦虑且脾气暴躁；一个性情乖戾的老头儿在不停地抱怨；一个金发女人带着孩子，不停地在流泪，她担心孩子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外公外婆了。

特雷普托公园车站是列车进人西柏林前的最后一站。通常，到达这个车站的时候，扬声器会提醒乘客："各位乘客请注意。列车正在驶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边界！"然而．这一次，火车在这里停下了。紧接着，车内响起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声明："终点站到了！终点站到了！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乘客们小心翼翼地走下火车，来到月台上。穿着黑色制服的东德交通警察朝东德人大声咆哮，让他们去忙自己的事情；同时，告知西柏林人前往哈尔茨大街的过境点。只要证件齐全，他们就会被允许进入西柏林。人们拖着行李，踉踉跄跄地朝着指示的方向走去。火车上那个性格乖僻的老头儿显然是西柏林人，他也随着人群缓慢地挪着步子；8月的酷暑让所有人都汗流浃背，然而他们不得不继续朝着几个街区外的指定地点走去。最后他们到达过境点，看见了新竖立起来的带刺铁丝网。老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两根东德产的香肠，用力扔向附近一个公寓区的前庭花园中。

他嘴里小声嘟囔，"我可不想给扣上走私的罪名，让他们逮捕我。"

在远离武装边界守卫和带刺铁丝网的安全距离内，一群群东柏林人在茫然地转来转去，讨论着当前的局势。西柏林人低着头继续向前走。他们看到，东柏林公寓区内的窗户和阳台上探出了一些人头；他们在朝着200码外的西柏林大声喊叫，或者挥舞手绢。

走近过境点，提尔发现东德人民军的坦克都谨慎地停靠在通往边界道路的两侧，炮塔上的炮直指西部。在边界区域内站着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看起来都相当严肃。建筑工人还在边界区域忙碌着，此时他们正在鹅卵石路面上为混凝土柱子钻孔。

来到带刺铁丝网前，西柏林人向武装边界警察出示了他们的身份证件。这真是紧张的时刻，而年轻的东德边境警察和他们一样紧张。然而，只要他们的身份得到确认，粗陋的屏障就会被移开，他们就会获准进入西柏林。

在西柏林一侧，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聚集在哈尔茨大街上。他们逐渐不再沮丧，开始高声谩骂东德边界守卫，高喊口号："打倒山羊胡！鸟布利希，刽子手！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

东柏林边境守卫和西柏林的示威青年年龄相当。

通过边界的时候，提尔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一直来到西柏林克罗兹堡区的一个轻轨车站。在那里，他乘火车到了费利德瑙。而他的母亲正在费利德瑙焦急地等着他。

在东柏林郁郁葱葱的边界区域，有一位比提尔大两岁的年轻人，也住在一栋乡间别墅里。不同的是，这个年轻人是东柏林人，尽管身份相当复杂。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正沉浸在成年后的第一场热恋中。

当时，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19岁，正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计划中的学习，和新女朋友未来的生活。他们刚刚一起度过了周末。他们也收听了广播，知道会有重大事情发生。然而，对于热恋中的他们来说，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们，而且，他们还开起了玩笑。他说，"哦，不，这样的话我就买不到诺斯汉多牌过滤嘴香烟（很有劲的西德香烟）了，我喜欢抽那烟。"女孩说，"我再也买不到西柏林优质的长筒袜了。"

克劳斯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官，也是东德路德教会中一名重要的非神职官员，而且即将担任要职--渤兰登堡社区教会副主席。克劳斯在东柏林长大，却是在西柏林上的高中。几个月前刚通过毕业考试，随后回到了东柏林。虽然西柏林的生活很吸引人，但他不想回去。对他来说，西柏林是资产阶级的地盘，东柏林才是古老柏林的中心，最好的剧院和酒吧都在东柏林。克劳斯喜欢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初，东柏林的生活似乎更有趣，有很多莱鹜不驯的人、作家、演员、艺术家，还有许多第二世界的留学生，他们得到了东德政府当局慷慨提供的奖学金。此外，他的很多东德朋友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的子女，比如，内务部部长卡尔·马隆的女儿布里吉特就是他的朋友。

毕竟，去西柏林就是跨过一条街道而己！他完全在东柏林生活，同时享受两个世界的精华。

克劳斯并不清楚三件事。其一，从现在起，在刚刚封闭起来的东德，任何选择留学西德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并因此受到排挤：其二，史塔西已经充分掌握了几个月前克劳斯向父亲引荐的那个人的身份；此人是西德情报局的特工，很喜欢偶尔与克劳斯的父亲舒尔茨-雷德伽斯特先生谈论路德教派与东德之间的关系。

只需再过几天，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就会明白这两件事。

然而，第二件事他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充分了解。第三件事就是：那个刚和他一起度过那个8月宜人周末的女孩，将会在漫长的30年之后才能再见到他。〔1〕【作者于2005年8月16日在柏林对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采访。】

第十章 囚犯

东西柏林的边界障碍会最终变成柏林墙。关于边界障碍，报纸或闪烁不定的黑白电视图像会让整个世界注意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

意象之一是埃里希·昂纳克集权而充满机械化效率的"玫瑰行动"：荷枪实弹的东德士兵、警察和工厂战斗小组成员整齐划一地排列开来，伸展的带刺铁丝网把一个大都市的神经网络一分为二，混凝土柱子像指甲一样深深嵌进柏林那被征服的躯体之内。意象之二是惊恐和乱糟糟的人群。边界封锁时，人群四散奔跑，或试图逃亡。一些人受到围观群众的鼓舞，奋力冲向西柏林。边界两侧的人们相互挥手，高呼彼此的名字，还有人举起手里的孩子和宠物。他们竭力挣扎着接近彼此，但都是徒劳。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几年或者永远都无法见到彼此了。然而，最令人痛心的场面还是发生在贝瑙尔大街及其周边的情景。

家人分离，1961年8月。

贝瑙尔大街位于柏林市威丁区，在柏林法国占领区。这条很快就会变得臭名昭著的大街始于柏林北火车站，向东北延伸大概1.5公里之后，来到伊伯斯万德尔大街和希维德勒大街的交汇处。在这里，边界围墙转而向北，沿着东德边界继续延伸。多年前，这里是一个繁忙的铁路车场，现在则是东西德边界的无人区。这片区域的面积约为三到四个街区，几乎笔直地突入东德。

区域的三面都和共产主义国家东德接壤。依据1920年制定的多少有点怪异的大柏林区域边界协约，贝瑙尔大街成为威丁区和米特区（柏林中心地区）的分界线。威丁区位于西柏林，在法国占领区内；米特区位于东柏林，属于东德。

在这条街的前三四百米，即从柏林北火车站蜿蜒而来的那一段，东西柏林的边界沿着柏林索菲教堂的墓地边缘划定；而接下来的一段边界则沿着另一墓地的边缘划定，这个墓地属于伊丽莎白-升天（伊丽莎白升天节）教会。街两旁的居民以前或许并不关心自己属于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共产主义阵营，而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到了19世纪，公寓楼开始沿着街道两旁修建，随着居民人数的增加，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让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许多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东西柏林的边界线沿着贝瑙尔大街的南侧（从地理位置来说是南侧，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则应该是"东侧"）划定，大街北侧的建筑物和整条大街都属于西柏林，大街南侧的建筑物完全属于东柏林。

边界封锁之后，居住在贝瑙尔大街的西柏林人，蓦然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突然陷入了一团糟。以前，他们常常去东柏林购物，孩子们放学后会到花园大街旁的旱冰场溜冰，星期天他们会去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公园附近的童话泉野餐。他们的教堂--19世纪的复合教堂，入口朝向西柏林，但整体建筑却在东柏林。后来，教堂被拆除，成为边界无人区。〔1〕【教堂本身是用砖修建而成，作为仓库使用同时也是训练边界区域军犬的狗窝1985年被炸毁。教堂内还是有一些设施留了下来，如祭坛，教堂的大钟，和房顶的金属塔尖，2000年，这些东西都用于就地重建的"和解教堂"。现在每年8月13日，人们都会来这座教堂献花，纪念贝瑙尔大街上柏林墙的受害者。】

边界封锁时，埃尔珂·克尔伯格只有13岁，住在哈西顿大街和贝瑙尔大街相交处（如今仍住在这里）。埃尔珂是独生女，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住在街对面的表姐。对她来说，这位表姐就如同自己的亲姐姐一样。两家亲戚住得这么近，当然彼此经常串门。〔2〕【约翰尼斯·文兰，东德议会关于"菲尔德斯彻尔祖母的葬礼"，2004年7月12日。】

亲朋分离的灾难迹象首先出现于8月13日星期天早上8点，埃尔珂的母亲去买报纸。回到家里时，她既愤怒又焦虑：向右拐弯通向柏林米特区贝瑙尔大街的三条街道，即阿克大街、花园大街和史特利茨大街，都被带刺铁丝网封锁起来了。东德警察持枪把守通道，而建筑工人似乎正在加紧建造永久性的路障。

本来，克尔伯格一家计划那天下午去亲戚家喝咖啡，但现在，住在大街南侧的人，包括埃尔珂的表姐一家，都被困在东柏林了。这个星期天被柏林人称作"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标志着大多数柏林人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普普通通的街道变成了陷阱，有时甚至是死亡陷阱。

边界封锁几小时内，人们就意识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柏林分裂了。几个小时前，进入西柏林只需轻松地跨过街道，现在，一条街道变成了天堑。那些被困在东柏林的人，在发疯般地做最后尝试，努力想要进入西柏林。

贝瑙尔大街开始上演这样的画面，被困的东柏林人纷纷从自家窗户跳到贝瑙尔大街上，因为贝瑙尔大街属于西柏林。东德人民警察和边境警察意识到被困的东柏林人有可能逃走，于是进入这些楼房展开搜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边界区域内"不可靠的"因素，但这需要时间。贝瑙尔大街上的逃亡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观看的人间戏剧。通过报社和刚刚建立起来的电视台镜头，这些逃亡画面很快就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视线。西柏林的人群、警察和消防队员都赶到了贝瑙尔大街。人群朝站在窗台上犹豫着是否要往下跳的东柏林人大喊，给他们鼓劲儿。消防队员在楼下铺开充气垫，防止跳楼的人摔伤。一名男子从二楼的窗户滑向地面时，突然发现自己被房间里的东德警察拖住了。楼下街道上的西柏林人在窗下抓住住他的脚踝，狠命地想把他拉下来。这是一场激烈的角力比赛。这一次，靠着地心引力的帮助，逃亡者和西柏林援助者获胜了。

一名77岁的东柏林人成了窗户内东德人民警察和下面的西柏林人之间角力的媒介，贝尔瑙大街，1961年9月24日。

其他人可没这么幸运。许多准备逃走的人在公寓楼被清理前的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内悲哀地离开了这个世界。59岁的艾达·希克曼从楼上跳到西柏林的大街上，不幸摔死。〔1〕【柏林墙受害者名单，由柏林警察局提供。】47岁的鲁道夫·厄尔本从公寓楼的窗户跳入西柏林，结果受了重伤。在西柏林的医院内半死不活地躺了一个月后，终因伤重不治而亡。〔2〕【柏林墙受害者名单，由柏林警察局提供。】即使后来公寓楼的窗户被砖块砌死后，还有人试图从公寓楼的楼顶逃入西柏林。

贝恩德·兰瑟是贝瑙尔大街上最后一批遇难者之一。10月4号那天，兰瑟准备借助晾衣绳从贝瑙尔大街44号公寓楼的楼顶滑入西柏林。东德警察火速进入了这栋公寓楼，兰瑟只好跑向其他地方，东德警察追着他在楼顶上乱跑。奔跑的同时，兰瑟不断向西柏林呼喊求救。

在公寓楼下的大街上，消防人员已经铺好充气垫准备营救他；几百名旁观的西柏林人聚在街上。东德边境警察步步紧逼，兰瑟只能纵身一跃，从楼顶上跳了下去。遗憾的是，他没有跳到气垫上。他结实地摔在地面上，几分钟后就死去了。离开人世的时候，兰瑟只有30岁。〔1〕【沃纳·菲尔默与赫伯特·史旺，《柏林墙下的受难者》，第86页。】

当时，东西柏林的边界线上还没有 "围墙"，围墙是后来才出现的。然而，即使是8月12日到13日那个晚上临时树立起来的边界障碍，也惊人的有效。

家庭大逃亡，贝瑙尔大街，1961年8月。

西柏林的马林菲尔德接待中心挤满了东德难民。大多数难民是周日前来到西柏林的，他们正在等待接受审查。星期一，难民登记工作开始时，接待中心出现了几千个难民。他们是周末来西柏林走亲访友的东德人；边界封锁后，他们决定留在西柏林。星期二前来登记的几百名东德人也是同样情况。

根据官方数据，星期日晚上共有28人成功越境，第二天有41人越境。一些逃亡者游过泰尔托运河进入西柏林。一名50岁的铁路工人成功越境，名叫阿尔方斯·杜宾斯基。杜宾斯基设法溜过希特勒帝国总理府遗址附近的无人区，穿过布满带刺铁丝网的艾伯特大街，进入提尔公园和安全的西柏林。星期一的晚上，在守卫还相对松懈的泰尔托运河，一对夫妇朝对岸的美国占领区游去，东德军警朝这对夫妇开枪射击。幸好他们没有受伤，还安全抵达了西柏林。这次开枪事件对于今后还想通过这条途径逃往西柏林的人来说，不啻一个可怕的警告。〔2〕【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365页。】

东德政府领导人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使命。他们可以欢欣鼓舞，庆祝自己的胜利。

党的官方喉舌--《新德意志》大肆报道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所代表的胜利。"对战争贩子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历史的轨道已经转向了和平……工人们对胜利的回应是刷新的生产记录。"该报头版社论的标题为"一目了然的局势"。文章中如此描述西柏林政府当局："只需轻轻一击，就可看出他们的政策多么腐化，他们的境遇多么岌岌可危。" 报纸报道勃兰特垂头丧气，在西柏林民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就像"在为人口贩子念悼词"。 〔1〕【《新德意志》，德国统一社会党报刊，1961年8月14日。】

该报年轻记者君特·沙博夫斯基是一名忠实的共产主义者，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这种胜利。 他支持的政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智谋上击败了资本主义者。对他和同事来说，这是"伟大的一天"。 〔2〕【记者于2005年8月10日采访冈特·沙博夫斯基。】

在欢欣鼓舞的表面之下，德国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国家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安全，和以前一样偏执。

共产党认为，有两类人不爱党，一类是明显的，一类是不那么明显的。明显不爱党的就是成千上万的边界跨越者，因为他们之前选择在西柏林工作。多年以来，东德政府采用了除明令禁止外的所有手段去迫害他们。同样明显不爱党的还有选择（或其父母选择）去西德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还有一类人，他们在工作单位和强制性政治会议上表现得很积极，但在背地里却抱怨不已。这类人对党的不热爱表现得很隐晦。

"边界跨越者"很好处理。他们被直接送往职业介绍所，在东德的工厂里找活干。作为可疑分子，"边界跨越者"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遭受排斥和歧视，在工作场所，不准"聚在一起"；而且，还不得应聘"重要职位，特别是关键生产领域的重要职位。"〔3〕【《民主德国的政策》1961年8月13日。】9月中旬，史塔西报告说已经登记了32000名以前的"边境跨越者"，其中的24000人已经在民主柏林（东柏林）接受了新的工作岗位。〔4〕【东德史塔西的报告，1961年9月29日。源自网络

http//www.bstu.de/ddr/aigist61/seiten/agitations-well2.htm.】

不可忽视的是，因为东德政府的偏见，当然这种偏见并不让人觉得意外，所有在东柏林生活但曾经在西柏林授过课的教师，尽管有教师资格，却都被终身禁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教育系统工作。

"西方学生"（Weststudenten）在边界开放时选择在西柏林或西德求学，因而也要受到惩罚。这些"西方学生"被划为"阶级斗争"分子和"工农国家"的叛徒，将会受到严肃处理。此类专科生和大学生被"明确"禁止在东德继续完成学业。学技术类科目的学生直接被派往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们的知识可能会派上用场。一段时间后，经领导同意，他们可能获准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学习。

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将会受到特别的报复性惩罚。在政府颁布的命令中："凡是在西柏林学习社会学科目的西方学生，包括大学即将毕业的西方学生，都将一律派遣到生产加工部门工作"。 〔1〕【关于"西柏林学生"，出自《民主德国的政策》。】也就是说，只要在西德学习过政治类学科的学生都要被直接送往工厂，从事纯体力工作。

棘手的是那些8月13日前在西德入学的东德青年和儿童，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完成学业。"污染"一直是东德政府担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东德政府担心在政治上受到污染的边境跨越者会削弱无辜的社会主义工厂，同样，他们也担心腐化的年轻人会毒害纯洁的社会主义学校。东德政府"绝对禁止"在同一个班级或同一所学校集中安置大量的"前西方学生"。就近或方便上学的措施也不能违反这项政策。

至少多数少年儿童还被允许继续在校学习。随着这些少年儿童逐渐长大，事情就变得更加棘手。"西方学生"进入十一和十二年级时（高中的二三年级），会被禁止继续完成学业，而且他们会被指派去做学徒。他们没有上大学的资格，除非基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考虑"是合适的"，但这完全取决于孩子"父母对我们政府措施的态度，以及他们愿意依照我们的教育法规来帮助教育他们的孩子。"

要想孩子得到（可能的）继续学业的机会，父母必须付出代价，必须完全奴颜婢膝地服从。

十三年级（大学预科）的西方学生，以及那些误入歧途的大学文科生，都会被直接踢到劳动大军的队伍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或许这是因为东德政府极不信任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不管其年龄大小，知识分子的态度总是东德政府当局担忧的一个问题。

中央委员会已经收到以告密为基础的调查分析报告，报告中详尽叙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的言行举止。医生抱怨西德药品突然短缺，担心无法治疗自费以及享受国家医疗福利的病人；演员抱怨自己与德国文化遗产之间的纽带被割断了；一些中产阶级个体户害怕政府剥夺钳制他们的独立。"为什么现在才想起问我们呢？"有人抱怨说，"这件事情（即修建柏林墙）已成定局。政府应该先征询意见并展开讨论，看看我们是否同意。 这才叫民主！"据报告，这种观点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蔓延"。 〔2〕【《民主德国的政策》中的两份报告。】

偶尔也会有民众公开批评边界封锁事件。在哈雷区一家化工厂，有人在会议中公开表示异议，认为应该"讨论"8月13日的边界封锁事件。工人们声称，"这种行为是一种犯罪"。报告简单地描述了这种直白的后果："两名恶棍最终被逮捕"。 〔3〕【《民主德国的政策》中关于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办公室和党政机关报的报道哦，1961年8月21日。】

其他地方，某位"里克特同志"宣称自己不赞同这样的"措施"。当然，他说的话会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损害。他声称，不管怎样，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毁"（verpfuscht）。针对这一事件，政府情报人员在报告中提交了这位"被毁"人士的一些照片，展示了他舒适的公寓。报告中还附上几句讽刺的评论："里克特有一辆特拉贝特牌豪华轿车"，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他舒适奢华的公寓内有冰箱、电视机、专为公寓添置的新家具，以及两头大肥猪。"〔1〕【《民主德国的政策》中关于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办公室和党政机关报的报道，1961年8月21日。】

东德政府当局选择在周末封锁边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要让睡梦中的西方人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东德境内劳动大军的过激反应。

1953年6月，工人们扔下手中的工具，互吐苦水，然后冲出工厂和建筑工地，聚集在大街上。为了平息那次暴乱，东德政府甚至动用了苏联的坦克。那次暴乱让东德政府当局学乖了。经过精心策划后，东德政府当局决定在8月的一个星期天进行边界封锁。周末的时候，工人通常会和家人在一起，在家中休闲，或者去德国传统的小块菜地（Gartenlauben）耕作，或者去乡下度一个小假。总之，周末不太可能出现大集会和大罢工。

到了周一，东德政府当局推断，边界封锁已成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他们走了一着妙棋。

此外，东德政府安排了一些集会，让统一社会党官员和鼓动家发表演讲，并让民众展开自由讨论。在讨论中，政府不加任何评判。只要有批评者做得太过火，就像哈雷区那些无畏的工人一样，他们立刻就会被认定为"暴徒"或"反动分子"，很快被秘密警察逮捕。

足有数千人被划为"暴徒"或"反动分子"。1961年上半年，大约1500名东德人因为政治罪被逮捕；1961年下半年，这个数字翻了5倍，人数达到7200人。〔2〕【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102页。】专政仍在继续，但依然不能和1953年相提并论--当时的情况极其糟糕，所有的东德监狱都装满了叛乱者。这次清洗运动中被整肃出来的人去了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仅外人知之甚少，甚至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人都很少耳闻。但是，进入这个地方并侥幸活下来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里。

那个周末快结束时，19岁的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结束了浪漫的乡间约会。他回到东柏林米特区自己那舒适的家中。

与此同时，那个"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已经结束，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个人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新的"边界措施"并没有太激烈的反应，他爱着的女人也住在新边界墙以东，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生活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他考虑的只是去哪里学习，与爱人约会，和朋友相见，以及去这个城市的历史中心，在咖啡馆和酒吧中消磨时间。事实并没有按他预想的方向发展。5天后，8月17号星期四，麻烦找上门了。

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舒尔茨-雷德伽斯特正沿着一条郊区公路散步。一辆汽车跟着他滑行，两个人从车上下来，挡住了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路。这两个人请他去"澄清一件事情"。他们客气的语言掩饰了逮捕他的真相。两人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架进一辆等待着的瓦尔特堡汽车。在抓捕他的过程中，车里的那个人让车子的引擎一直转动着。上车后，司机猛踩一下油门，汽车飞速离开，咣咣当当地压过鹅卵石路面，向无人知晓的地方奔驰而去。

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带去的地方，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禁区"。通常，人们乘坐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的有轨电车，沿着列宁大街宽阔的林荫大道向东前行约5公里，就会在根斯勒大街站下车。如果有人还要继续进入列宁大街北部迷宫一般的街道，那么他会发现寻找正确的方向是多么困难。

这是一个居民生活与轻工业的混合区，位于利希滕贝格的霍恩施豪森区。这是东柏林一个非常繁忙的外围区，但这样一块重要的区域在城市地图上却没有任何标志。附近的街道都有明确的标识，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东柏林出版的地图上却把这个区域标注为空地。即使在西德的地图上，也只显示了模糊的建筑轮廓，以及一些"二战"前就存在的小货运车站。

如果游客坚持从根斯勒大街有轨电车站一路往北前行，他们会看到一道高墙，墙上挂着警示标志牌。如果他们转入福里恩瓦尔德大街，会看到一个上书"禁止前行"的警示牌和一个武装守卫站，守护这个地方的是身穿东德国家安全部制服的守卫。一道高高矗立的镶嵌着钢铁的围墙封住了前进的路。这是进入禁地的主要入口。

这片工业区占地约0.5平方公里，1933 年前归犹太人所有，后被纳粹征用。一些"雅利安"人的企业趁机扩张。一家大型纽扣生产厂家因为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军购合同而壮大起来。其他受到照顾的公司还包括生产肉类加工机械的赫克勒工厂和生产疫苗的爱施德制药厂。纳粹的社会福利机构（NSV）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食堂厨房（Grosskuche），依靠"冬季援助基金"的扶持，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

"二战"时期，盟军的空袭彻底摧毁了这些设施。轰炸还毁损了盖世太保在根斯勒大街两旁修建的小型惩罚性集中营。如果犹太人和从东欧征召来的工人不服管，他们就会被送进这些惩罚性集中营。此外，空袭还炸毁了纳粹国防军的一个仓库，是用来囤积从欧洲掠夺来的战利品的。

4月22日，白俄先遣部队第五军在伯扎林将军的统率下，占领了霍恩施豪森。仓库内的大量物品和食堂厨房的大部分设备都不见了踪影。其实，那个时候德国郊区工业的命运大抵都是如此。

这个区域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就建在了这个地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是苏联安全委员会克格勃（KGB）的前身。在当地共产主义者和告密者的协助下，苏联政府开始在当地围捕那些支持过希特勒的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分子。

1945年4月23 日，肉类加工机械厂的老板、80岁高龄的理查德·赫克勒被苏联巡逻队认出，当场击毙，尸横福里恩瓦尔德大街和根斯勒大街的拐角处。一同被枪杀的还有他的管家和一名世交。〔1〕【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区的史料，源自彼得·厄尔与休伯特斯·纳伯《禁区；史塔西在柏林的禁运区》，第22页。】在战后混乱喧嚣的那几周，这种毫无征兆的复仇杀戮在整个苏联占领区都很普遍。很快，这种随意处决就换成了系统的清洗。小理查德·赫克勒，即死去的肉类加工机械厂厂长的儿子，突然被捕，并永远消失在苏联的一处劳改营中。厂里的其他几名经理也被捕入狱。很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起用了盖世太保遗留下来的集中营和食堂厨房。1945年5月中旬，这个地方被官方正式指定为"3号特别劳改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斯马罗达少校被任命为这里的指挥官。

成千上万的杰出人士和无名之辈，都在这里遭到了和小赫克勒相似的命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演员海因里希·乔治。作为20世纪20年代经典影片《大都市》和《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的明星，他曾经反对纳粹，但后来经不住戈培尔的引诱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电影文化中的主要人物。1945年6月和7月，乔治被囚禁于此，后被转移到柏林郊外的前纳粹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监狱；一年后，死于狱中。

1951年春天，"3号特别劳改营"已经扩大了很多，几乎将半平方公里的工业区都纳入其中；苏联将这个劳改营移交给了新近成立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曾经的食堂厨房和以前的盖世太保惩罚性集中营成为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主要的审讯监狱。

这个地区特别适合此类用途。它相对独立，易于封锁，建筑实用，（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一条铁路支线由此经过。运输来此的"货物"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械或耐用消费品。

1961年8月17日星期四，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史塔西从街上抓走，然后被带到霍恩施豪森。汽车刚开出不久，他的眼睛就被蒙上了，所以一路上他只能听到汽车驶离鹅卵石街道和大门打开的声音。接着，他听到汽车驶过一个石头铺成的区域，通过了另一道铁门。通过回声，舒尔茨-雷德伽斯特意识到他们来到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门哐当一声关闭了。

蒙在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眼睛上的布被摘掉，强烈的灯光让他头昏目眩。当他被从车里拖出来的那一刻，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声恐怖的叫喊声。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拽着经过这个充满恐怖喊叫声的区域，朝一扇门走去。史塔西"审讯监禁"，就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心理噩梦。〔2〕【作者采访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狱中经历。】

1961年，霍恩施豪森的审讯监狱只是史塔西复杂体系的冰山一角。这里不仅是一个监狱，还是史塔西的行政中心和一个特殊的劳改营。在这个复杂体系的其他地方，长期服刑的犯人还为在"海外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的东德特工生产假的西方车牌。此外，这里还有印刷所，专门印刷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文件、表格和身份证件等。20世纪50年代，间谍交易中的间谍工具，如微型相机和录音机，也在这里制造。后来因为消息泄露被西方媒体曝光，这个部门（"特别劳改营X"）才关闭。〔1〕【彼得·厄尔与休伯特斯·纳伯《禁区；史塔西在柏林的禁运区》，第49页。】

审讯监狱与一般的监狱不同，这里的审讯人员绞尽脑汁，从嫌疑犯口中套出必要的罪状，去证实早已为他们定好的罪名。秘密法庭将据此对他们进行判决。克劳斯就是类似的成百上千名嫌疑犯中的一员。负责政治犯监狱的史塔西第十四局，对待克劳斯的方式相当具有代表性。

刚一到达，克劳斯就按惯例经受一番痛苦的精神折磨，然后被剥光衣服，换上质地粗糙的囚服；接着被送到隔离室。在审讯监狱内走动是受到严密监控的，尤其在被监禁的初期，任何囚犯都不得与他人交谈，甚至不允许见到其他人。在迷宫般阴森恐怖的走廊角落有一个"交通信号灯"系统，当另一个囚犯和押他的护卫走近时，信号灯会发出警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那个犯人会被推进墙上一个人形的壁龛内，他必须站在那里，面朝着黑暗的墙砖，一直到其他犯人和护卫安全离开。

囚犯到达时，会发现牢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厕所。只有一点点自然光能透过窗户上的毛玻璃射进来，但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致。整个地方都透出绝望的寂寞，死一般的寂静。像克劳斯这样刚从自由而且空气清新的外部世界到达这里的囚犯，很快就会感觉到自己像是在一点点地被活埋。

克劳斯度过了4年的牢狱生活，先是在霍恩施豪森监狱，后来在萨克森州的鲍岑监狱。鲍岑监狱就是声名狼藉的"黄色苦难"。这段牢狱生活给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入狱的罪名就是故意向他的父亲介绍了一位西德情报机构的特工，而这个特工希望和他的父亲谈论勃兰登堡教区的事务。克劳斯的父亲先是竭力抵赖，最后只能承认。

那位西德情报人员非常严厉地告诉他们，父子俩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他们会面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克劳斯的父亲认为教会理事会中最好的朋友和同事应该不在任何人的范畴。在他看来，他们当然应该有共同的、类似的政治主张，所以他向最好的朋友谈论了与西德情报机构人员会过面的事情。然而，这位表面的知己实际上是史塔西的特工，专门派来给他当"保镖"的。所以，柏林边界障碍竖立5天后的那个星期四，在父子俩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克劳斯在街上被秘密逮捕了。

父子俩都受到了同样的隔离和审讯折磨。用在他们身上的折磨手段很相似。时不时会有温和的暴力威胁，尽管很少真正地使用暴力。20世纪50年代，史塔西刑讯逼供的方式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及苏联人民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野蛮的暴力刑讯手段极为相似。但在"铁丝网出现的星期天"的暴行之后，东德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鼓励史塔西将野蛮的暴力刑讯手段转为以心理折磨为主。

经典的审讯场面就是"角对角"审讯室。审讯室在二楼，可以从窗户看到监狱的边界，被审讯的人可以偶尔瞥见外面的世界。审讯人员的桌椅与窗户成一定的角度，面朝室内。在审讯室远离窗户的那个角落里有一张小凳子，坐起来很不舒服。犯人被带进来后，会被要求坐在那条小凳子上；这样一来，他就相当于蹲伏在那里，面朝着十几英尺外，占据优势位置的审讯人员。经过仔细研究，这样的布置格局能造成一种心理效果。囚犯坐在小凳子上后，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及惴惴不安，会屈从于一种动物本能的不安。审讯人员可以轻易增加囚犯的这种不安，比如，死盯着囚犯，或者对他说一些诸如"我的时间很充裕，我其他的东西没有，但是时间很多"之类的话。囚犯视力所及的窗户向他展示着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前，他还自由自在生活的地方，然而此刻他却只能待在孤独死寂的牢房。这种情况下，囚犯通常会有一种希望倾诉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尽快从那条小凳子上站起来逃离这个地方。在这种压力下，很多人都屈服了。

克劳斯说了，但他说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审讯人员想要的。他本能地抵赖关于西德间谍的一切。他向审讯人员讲述了很多自己的生活，在东柏林像牛虻一样的生活场景，常去的一些时髦地方，比如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普锐斯咖啡馆"。幸运的是，西德特工从未给过他钱，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抓到证据。

静脉点滴听起来很重要，但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让克劳斯保持了清醒和理智。另外两件事情也帮了他的大忙。首先，在到达监狱后不到一个月，克劳斯的胃开始剧烈地疼痛，不得不被送往医院。尽管在医院里他住的是隔离病房，但在那两周的时间内，他吃到了更好的食物，得到了相对正常的治疗，还有年轻可人的护士的照料，以及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疾病（很可能是源于心理方面的）治愈后，舒尔茨-雷德伽斯特回到了监狱，身体强壮多了。接着他被安排到双人牢房，狱友比他年长，曾经在纳粹德国的军队中服役。狱友教了他一些生存技巧，如何对付审讯人员，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遵守监狱规章制度的范围内保持重要的自尊。他告诉克劳斯，不要立即执行监狱警卫下达的命令。他们一起探讨如何判断监狱守卫下达命令后的瞬间停顿。这瞬间的停顿使得囚犯可以让监狱守卫等待，但同时又避免了因为不遵守命令而遭到惩罚。这样细微的行为细节承载着一个囚犯的自尊与存活下去的情感力量。

后来，克劳斯在史塔西的档案中发现，他本来要被判处8年监禁。由于应对审讯的技巧，他成功地把刑期减少到了4年。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克劳斯脸上流露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满足。

克劳斯在霍恩施豪森监狱存活下来。接下来又在鲍岑监狱过了3年。他再次踏上西德的土地是在10年后。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因为柏林墙的存在，他再没有见过那年夏天他热恋的那个女孩。

几年前，克劳斯的父亲就已经获得自由，其讽刺性在于，他父亲的自由是西德捐助者用钱"买"回来的。他的父亲是第一批通过这种途径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之一。这表明，东德的政治犯监狱已经变成一个交易机构，用人来交换坚挺的西方货币，而这在东方国家集团监狱体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封锁边界是一次突然的行动，虽然实施手段拙劣但效果显著。一旦铁丝网和守卫就位，防御工事就进一步加强，更加坚固的建筑将会出现，而这种更加坚固的建筑就是常说的柏林墙。

与此同时，持不同意见者和克劳斯这样的业余间谍可能会遭到秘密逮捕和处置。新的边界屏障建好后，所有不利于东德政府当局的东西都必须被清除干净。

1961年秋末，在贝瑙尔大街及其相邻的街道，尤其是在米特区，东德政府当局完成了与新边界屏障毗邻的房子和公寓楼内居民的搬迁安置工作。贝瑙尔大街共有497户人家，共826人，在5个星期的时间里，即1961年9月19日前已经有143户（276人）迁至其他定居点。按计划，10月21日前，其余的354户（530人）也要全部搬离。这样一来，这个地带就不会再有居民企图逃走，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居民了。〔1〕【《民主德国的政策》中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提供的数据。】

特雷普托边界区的情况也一样。8月13日，提尔·迈耶曾看到哈尔茨大街公寓楼里的东柏林人向铁丝网对面的西德亲朋挥手和高声对话。但这种场面在10月15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因为哈尔茨大街居民区内42户人家（108人）已经迁往其他地方。临近西柏林克罗兹堡区还有一些纵横交错的小街道，那里的134户居民也要限期搬离。

官方报告中引用的冰冷数据无法表达民众悲愤的心情和绝望的处境，他们被迫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园。柏林邻里关系的亲密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一切，与陌生人相伴，更糟糕的是，安置他们的是毫无生气的水泥板房。这些水泥板房是东德政府匆忙修建在柏林东部边缘地区的。

临近边界的很多街道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些居民还遭到武力驱逐。一位住在靠近西柏林斯班道区边界的居民，原本悄无声息地离开家迁往安置地，后来"醉醺醺地回到原来的住处，把几扇玻璃窗户和炉灶砸得粉碎"。有一户居民决定不理会东德人民警察早上6点的敲门声和叫喊声，"于是公寓门被强行打开"。另一位年轻女士因为抗议而被逮捕，官方的解释是"挑衅行为"。 〔2〕【同上。可见清除边界区域住宅区的报告。】

最后，就像东西柏林边界上其他的建筑物一样，贝瑙尔大街上的建筑也被拆毁。再也不会发生跳窗逃走的戏剧性一幕了，也不会有沿着房顶下滑，或者绝望的逃亡者直接跳到下面的鹅卵石街道上死于非命了。

在固若金汤的柏林墙前，没有什么能够通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柏林墙将把国民禁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就像审讯监狱内的囚犯一样，直到他们屈从命运，放弃抵抗。

第十一章 柏林的私生子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的深夜，约瑟夫·奥尔索普光临乔治亚城流光溢彩的晚宴，告诉年轻的柏林记者洛萨·罗，在他的故乡柏林发生了重大事件。约瑟夫·奥尔索普是华盛顿资深的新闻人物，从美国广播媒体得知了此事。散播出的消息说，共产主义又在柏林发起挑战；尽管有特工收集情报，但还是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这场挑战是什么，连很多身在柏林的人都不知道。

那个星期六的深夜，美国国务院柏林特别工作组的执勤官约翰·C·奥斯兰正在华盛顿自己的家里呼呼大睡，突然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打电话的是国务院新近成立的指挥中心的夜晚执勤官。他告诉奥斯兰，电传网络收到各种散乱消息，似乎共产主义正在柏林开展某种行动。消息称，东西柏林边界的过境通道正在被"封锁"，但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东德以前也曾临时限制过大柏林区域内的跨境交通，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引起奥斯兰的警觉。他只告诉值夜官随时保持联系，然后继续酣然大睡。

华盛顿时间星期天早上4点左右，也就是西柏林时间星期天上午10点，夜间执勤官再次给奥斯兰打来电话说，军方消息已经证实这是东西柏林之间边界的彻底封闭。不过，让人非常惊讶的是，"玫瑰行动"开始整整10个小时之后，华盛顿才得知这一消息。奥斯兰立即电话通知了几个人，其中包括波恩大使馆前高级官员法兰克·凯什。他现在负责柏林特别工作组，因为德国问题专家马丁·希勒布兰德正在休假。凯什说，他要送他的家人去机场，需要几个小时，但他承诺晚些时候一定到场。

很快．五角大楼在国务院的联络官舒瓦特上校来了。他们不断地与欧洲电话联系。然而，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却不能做，那就是给柏林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打电话。原因是这条电话线路正好穿过东德领土。在这条线路上的任何交谈都只能用普通语言，而且毋庸置疑地会被东德情报部门记录下来。6点，黎明的曙光照亮整个华盛顿。奥斯兰拿起电话，接通白宫执勤官。关于柏林事件的消息终于传到了白宫，但那位执勤官却不愿意去叫醒整个周末都在科德角度过的总统。这位白宫官员向奥斯兰保证，他会在一个更礼貌的时间告知肯尼迪。而他所谓的更礼貌的时间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点钟。〔1〕【约翰·C·奥斯兰，《国际先驱导报》1989年11月14日中的文章，《在他们分裂柏林的时候，华盛顿还在酬睡》；也可参考柯蒂斯·凯特《虑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305页。】

此时，柏林已是星期天的中午。"玫瑰行动"已经开展整整12个小时，而美国总统对此仍一无所知。执勤官对叫醒总统感到迟疑，并不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仆人不希望触怒主人，而是因为总统身体状况欠佳。肯尼迪在世之时，他的公众形象堪称年轻人的典范，阳刚、健康、容光焕发；然而在其死后，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象。他年轻的时候就饱受爱迪生氏病的折磨，这种疾病使人的自身免疫系统不断受到破坏，同时还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如胃病、浑身无力、精神抑郁、关节和背部严重疼痛。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肯尼迪一直都在接受药物治疗。在1961年夏天，他的健康问题变得尤为严重。那段时间，他的私人医生每天为他注射两到三次的强效麻醉剂普鲁卡因来缓解疼痛。通常，爱迪生氏病的常规治疗是注射药效较弱的可的松。同时，总统还要服用麻醉剂来应对结肠炎、体重下降（睾丸甾酮），和失眠（利他林）。1961年8月9日，肯尼迪抱怨自己的"肠道不舒服","腹痛","痢疾"; 8月11日，星期五，凌晨5点，他就因为剧烈的腹痛醒了过来。一名后来审核肯尼迪总统病历档案的医生评论说："他服用麻醉剂，所以身体虚弱。"〔2〕【关于"1961年8月，肯尼迪总统的身体状况不佳"的具体内容，可参见罗伯特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471页。】

在那个不祥的星期天，到处都在通过电话传递柏林的消息，而美国最有权力的民选官员却在熟睡。在夏季炎热的三伏天，总统喜欢呆在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家族的庄园内。那个星期天早晨，一名小官员正和美国第一家庭在那里欢度周末。天气很好，他们打算一会儿之后乘坐肯尼迪的豪华游艇"马林号"来一次家庭旅行。

每年的这个时候，总统通常在星期五下午离开华盛顿前往科德角。他先乘坐直升机到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在那里换乘飞机直抵科德角。每天早上，肯尼迪总统的高级军事助理切斯特·克利夫顿少将都会交给他一个文件夹，里面是CIA对当天世界各个地区事态发展的情况汇报；而离开华盛顿之前最后那个星期五的早上也不例外。这个文件夹就是通常所说的总统"审核单"。查看这个审核单是肯尼迪总统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在接下来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最新的情报会与其他被认为重要的材料一同送到海恩尼斯港，以保证总统能及时了解最新发生的事件。紧急信息则由白宫电传给海恩斯港游艇旅馆的地下室，那里专设有一队美国通信兵，以便在夏天可以及时处理电传给总统的紧急信息。〔3〕【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伯林墙危机》，第330页。切斯特·克利夫顿回忆肯尼迪总统计划的野餐细节来自凯特对克利夫顿的采访。】

8月13日，星期天，科德角一个明媚的早晨，天空湛蓝，阳光和煦，总统终于苏醒。尽管白宫执勤官作出过承诺，但直到此时关于柏林局势的消息依然没有送到总统手里。当肯尼迪和家人动身前往海恩尼斯港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做弥撒时，也还没收到消息。不到一个小时，肯尼迪一家从教堂返回，立即登上马林号游艇。他们将前往格雷特岛，在那里与美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及夫人共进午餐。

没多久，留守肯尼迪家族庄园的克利夫顿将军发来一条无线电信息。华盛顿也发来一封电报：柏林正在被封锁。克利夫顿将军建议总统返航。

马林号立刻掉头。肯尼迪在家族庄园码头下船，克利夫顿将军在发动的高尔夫机动车内等着他。总统坚持让第一家庭继续起航前去赴宴。于是克利夫顿将军立即将电报呈给总统，并为他驾车穿过沙丘直向家族度假别墅驶去。总统到达别墅后与美国国务院通过电话，旋即同国务卿腊斯克讨论柏林的局势。

这位国务卿因其冷静和高深莫测的语调而获得了"佛陀"的浑名。他向总统解释说，他认为谈判很重要，这样可以倾听对手的"弦外之音"。总统问他苏联人到底要干吗。腊斯克说，很明显他们在采取军事措施，但仅仅是防御性的。没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企图吞并西柏林。

这才是最主要的！现在，要为进出东柏林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门儿都没有。

腊斯克和他的助理以及总统身边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就是尽量把这个消息的影响力降低，至少从公共的认知角度看应该如此。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邦迪以及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通了电话，大家都认为应该采取一种低调的方式。一方面，没有人愿意示弱或者显得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让苏联和东德采取的这些行为成为战争导火索或类似的东西。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作出某种官方的反应。当时，瓦尔特·罗斯托正在华盛顿，他协助组建了"时事观察室"，并让奥斯兰起草新闻稿。新闻稿直接电传身在海恩尼斯港的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这样，塞林格就能够及时应对媒体的提问并作出必要的声明。

新闻稿中没有谈及"墙"或类似的东西，只说到东德"采取了一些行动，以遏止逃向西柏林的难民潮。"东德的行动被看做是那个周末之前采取的恫吓行动的继续，针对的是从波茨坦和东柏林来的游客，其目标指向则是"边境跨越者"。新闻稿的主要策略就是否认西方不择手段地"诱发"东德难民潮，将难民潮出现的原因归结到"东德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苏联针对西柏林所采取的行动"。由此，塞林格继续采取进攻态势，指出东德采取的此类限制手段"直接违背"了四国协定，表明"苏联被迫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无法与自由社会竟争。"〔1〕【1961年8月13日，时事观察室给身在海,恩尼斯港WH536一6113的塞林格发电报，这份电报存于美国国家基金会项目波十顿肯尼迪图书馆第91a箱的柏林电报类别中。其他的电报也来自同一档案室，都来自罗斯托；其中也有CIA就边界封锁事件初期呈给华盛顿的报告。】

在与总统商讨并获得批准后，国务院的正式回应甚至避开此类安抚性的言辞，只是简单地宣称，此次行动并未影响到"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以及进出西柏林的权力"，尽管此行动违背厂现存之协定，将会导致"通过合适渠道发起的强烈抗议"。 〔1〕【里查德·里维斯，《肯尼迪总统：权力档案》，第325页。】

苏联的坦克或许潜伏在柏林郊外；手握机关枪的士兵或许在藐视人权和整个世界；西柏林民众或许正聚集在边境区域进行暴乱；史塔西或许正忙着大力压制执拗的东柏林人的反抗；但是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反应只是礼貌的陈词滥调。

毫无疑问，"玫瑰行动"是丑恶的，肯尼迪必须极其小心地对抗它。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位需要这样做的国家领导人。其他主要的西方领导人甚至更不想与共产主义者在柏林制造的阴谋正面抗衡。

哈罗德·麦克米伦，1 957年开始担任英国首相，柏林墙危机发生之时，他正在伦敦以北数百英里之外的约克郡博尔顿修道院。每年夏天，他都要去参加松鸡狩猎季节的开幕式，1961年的夏天也不例外。8月12日，星期六，麦克米伦在侄子德文郡公爵的陪伴下，正不遗余力地用火枪猎杀松鸡。德文郡公爵家财万贯，除了博尔顿修道院外，还拥有很多的财产。听到柏林传来的消息后，首相觉得没有理由停止自己的狩猎活动，8月13日他继续这种消遣。

与此同时，71岁高龄的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将军，最后一位依然在职的"二战"期间盟国领导人；从1 958年开始，再次担任法国总统。柏林危机之时正在巴黎东南部（事实上，在东南很远的地方）科隆贝双教堂的乡间别墅内休息。戴高乐对柏林事务似乎也很随意，直到第二周的星期四，即8月17日他才返回巴黎。〔2〕【西里尔·巴非特，《戴高乐，炸弹与柏林：如何运用政治武器》。也可参考约翰·塞克《伯林墙危机：透视冷战中的联盟》，第87页。】

这种谨慎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冷漠，在处理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的行动时，这两位领导人还有其各自不同的因素。

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在加速下滑，甚至连传统的帝国主义保守派也已经意识到要削减开支，适应新的形势。每次谈及英国军费预算问题，气氛都会很烦躁。以至就在柏林危机出现之前，英国国防部长哈罗德·沃金森已经开始了一系列计划，包括要大量削减英国在西德和西柏林的驻军。

按照计划，英国武装部队征兵制会在1962年初废除；相应地，英国驻西德莱茵部队（BAOR）也会在1962年底由原来的52000人减至44000人；英国部署在柏林占领区内的3500名军士也会减少。尽管美苏之间时常会相互进行武力威吓，尽管在维也纳峰会上出现了明显的失利，但是在8月13日之前，伦敦的态度都颇为低调。麦克米伦以其固有的讽刺口气描述1961年6月伦敦统治精英中存在的普遍情绪："我依然认为我们更可能会破产，而不是被打败。"〔3〕【1961年23日，麦克米伦呈给国防部的备忘录，出自BNA Kew PREM 11/3348。"虽然，"他补充道，"失势者必然不会从别人的破产中得到任何慰藉。】

更重要的是，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问题。在中东，新近成立的激进的伊拉克共和国在铁腕人物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的领导下，与英国对抗。卡赛姆宣称科威特酋长国属于伊拉克共和国，并在6月花大部分时间将军队调往干燥的边境区域。科威特酋长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石油丰富）受到英国的保护。伦敦不得不匆忙从德国、塞浦路斯和本土抽调部队去科威特这个火药桶。如此重大而且是临时的调集人员和设备，包括舰船和飞机，所产生的费用，让英国财政雪上加霜。

麦克米伦的外交官们几近疯狂地忙着安排阿拉伯国家联盟来接管对科威特的长期保护任务，而英国士兵们也在50摄氏度（华氏120度）的高温天气里挥汗如雨地对抗着巴士拉沙漠南部神出鬼没的伊拉克军队。

因此，在8月13日以前，柏林并不是伦敦优先考虑的事务。看上去这更像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而非全球战略的考虑。过去几年，英国一直深陷在西德问题的困境里。伦敦希望波恩可以分担更多的英国驻军费用，因为他们以前是占领军，而现在又是替西德防范东方攻击的第一道防线。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敏感点。7月中旬，在讨论假设苏联再次封锁柏林时的应对方案时，麦克米伦气急败坏地宣称，对于新的空投物资所带来的任何花费，英国"应该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再掏一分钱"。 〔1〕【1961年7月13日，哈罗德·麦克米伦关于柏林空运问题的粗略评估，出自BNA Kew PREM。】

所以，柏林问题是英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他的国防部长在柏林墙建立起来以后与麦克米伦的一次私人交谈时说：

照国内的情况来看，现在我相信，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外汇的角度，我们再也无力维持目前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水平。因此，撤军或缓和国际关系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和平事业，还能满足我们自己特别而迫切的需要。

麦克米伦潦草地评论道"同意你的看法"，还说，"我想外交部长（For Soc，推侧为外交部长）的看法也会一样。"〔2〕【1961年9月12日，哈罗德·瓦特肯森给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手书批注，出自BNA Kew PREM。】

另外一个战线拉得过长的前帝国--法国，还有数万军队陷在与阿尔及利亚残酷的游击战之中，而其中绝大多数军士都是年轻人。阿尔及利亚人希望从法国独立出来，法国想在温泉小镇埃维昂同对方和谈，结束这场血腥的战争。戴高乐的这个让步导致他的部分军队和阿尔及利亚白人定居者发起公开的叛乱。而停火协定要在来年的春天才能达成，到那时一切都晚了。法国最大的"海外省份"还处于血腥的暴乱中，要真正抽调军队支援驻扎在德国的45000名士兵（其中有3000人驻扎在柏林军工复合体卡捷尔·拿破仑的军事基地）显然是不可能的。

尽管不像麦克米伦那样头脑冷静（而且囊中羞涩），戴高乐的法国准备好了为"正义"而作出重大的牺牲；然而很快就会清楚，这种准备并不适用于柏林统一的问题。1961年5月，在美国总统途经巴黎去见赫鲁晓夫的路上，戴高乐以慈父般的口吻告诫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要立场坚定"，不要被赫鲁晓夫蒙蔽了。戴高乐倾向于对柏林问题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取悦西德民众，另一方面，依照他的经验，这是对付苏联及其傀儡（他对东德政府特别鄙视）的最好方式。然而，仅仅几周之后，法国国防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就告诉英国国防部长，法国人不准备"为柏林而死"。 〔1〕【西里尔·巴非特，《戴高乐：炸弹与柏林--如何运用政治武器》，第87页。】

法国的统治精英私下觉得柏林以及德国现有的分裂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最近一份法国官方出版物中徽妙的表示）戴高乐认为"不要让德国人的希望破灭是至关重要的"。〔2〕【《万岁，柏林！德法关系史上的焦点1945一2003》（德法英三种版木）为纪念德法友好条约签日40周年，盟国博物馆2003年出版，第85页。】另一位伟大的法国人，诺贝尔奖得主、戴高乐的专记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后来说了一句经典的俏皮话，"我太爱德国了，所以想要两个。"〔3〕【引用般多的法文原文为"J 'aime tellementl ' Allemagne que je pr e re qu' il y en ait deux"。英文出处是下议院议员、保守党内阁部长约翰·比芬在1989年2月11日的议会议事录第520卷中所摘录。】只有试图损害现存的盟国占领权，当然主要是法国的占领权时，才能让戴高乐拔出他的宝剑。

在那个8月的星期天，小心谨慎的评论通过电话线往返于海恩尼斯港。这些评论暴露了肯尼迪及其助手的怯懦。美国政府正走在一条外交的高空钢丝上。这种谨慎不仅反映了对付苏联及其傀儡时的复杂性，同时还反映了处理西方盟国关系时的复杂性，后者有各自不同的需要、能力和国家目标。和赫鲁晓夫的卫星国家不同，欧洲民主国家不可能在恫吓之下去迎合支配自己的超级大国的需求。只能说服西方盟国采取一致行为，而且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说服它们。

在柏林墙修建之前，美国政府及其智囊团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些问题。7月22日，瓦尔特·罗斯托在呈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简单总结了这些问题，而它或许影响了三天后肯尼迪的电视讲话，使得总统讲话恰如其分的强硬。备忘录取名《柏林问题制高点》，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它认为，如果可以的话，美国应尽可能地带领盟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尤其是西德与法国，并未提及英国），而同时，必须准备好在有必要的时候独自前行。这就是制高点。罗斯托冷冷地补充："你会想到加里·库柏独自对付歹徒的场景吧。"

尽管理解欧洲人在经历两次伤亡惨重的世界大战之后不愿意再冒战争的风险，罗斯托还是指出了这个毫无争议而且令人不快的事实："……苏联最终关注的是美国，美国的意志和力量……最终格局将主要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或者不采取什么措施。"他接着说：

或许我错得很离谱。或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的重要性以及对西柏林人民无法回避的道德承诺会让我们走到一起，一起经受最后的考验。

（当然，或许危机会在相对更早的时期消失）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们的内心一定要准备好应对这种孤军作战的可能。当危机平息的时候，我们应该平静地接受它。〔1〕【1961年7月22，罗斯托呈给总统的备忘录《柏林问题上的强势立场》，美国国家基金会项目肯尼迪图书馆，下同。】

美国不仅要应付西方联盟中的大国，还要考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较小的成员国，比如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甚至袖珍国家卢森堡等等，虽然它们没有在柏林或者西德驻军，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中都享有投票权。

这些较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有理由辩称，在柏林问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中，和那些直接牵涉其中的国家一样，他们也会受害。所以，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回应8月13日的共产主义挑衅时，他们也应该有发言权。白宫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同时，还有一个不得不问的相关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靠核武器的威慑作用阻止了苏联对西欧的全面进攻，那么，在处理赫鲁晓夫及其谋臣采取的更加阴险的蚕食战略时，核武器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一个做事有系统的人，他是从福特汽车公司直接进入政府部门的。他喜欢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立场。在白宫就职之初，他就惊恐地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居然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政策升级机制，或者至少没有一种可以接受的灵活回应机制。之前的政策似乎是这样：大体上说来，就是先将少量常规军事力量投入战争，直到战况对我方不利（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教量无法与苏联相比，所以用常规军队作战的话北约可能很快就会致下阵来），然后，再将核武器派上用场，给世界带来可怕的后果。

这一不怎么样的政策，只适用于处理北朝鲜与南朝鲜这一类的情况；也就是说，适用于东西方附庸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在面对赫鲁晓夫与乌布利希在柏林实施的狡诈而且不可预测的伎俩时，这个政策就派不上用场了。麦克纳马拉已经要求要有新思路。一定要仔细确定战争升级的幅度，尽可能地推迟使用核武器，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冲突，从而避免核战争。如此一来，增加美国常规军的数量就很必要了，因为这样西方国家不会立刻被打垮。这一政策表明自1945年以来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核武器应用"政策已得到部分逆转。

国防部长的观点让他和其他的军队高级指挥官之间生出罅隙，特别是与美国空军指挥官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之间。自1 956年来，诺斯塔德将军就是美国驻欧洲军队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SACEUR）。这位体格高大、轮廓鲜明的将军，出生于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其父是一位路德教派的牧师。他是由战时的上司--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1961年，他53岁，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外交官。他认为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重申常规武器的重要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照诺斯塔德将军的推论，只有敌人知道我们会在战术和战略的层面首先考虑核武器，如果必要的话，也会在战争初期就使用核武器，对方才会被有效地震慑住。

不仅如此，诺斯塔德将军也倾向赞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洲成员国的意见。那些欧洲成员国认为核武器的使用是一种共同责任，而这种观点却并不为华盛顿所赞赏。没人把这些放在心上。

基于这些理由，如罗斯托推断的那样，在未来的几天或几周内，孤独的"制高点"会成为事实，美国会被迫接管柏林。

当然，这取决于苏俄和他们的东德同志接下来要做什么。

共产主义者最初呈现在普通柏林市民面前的行为是极端而灾难性的，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是经过小心判断的。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从西柏林到东柏林的交通依然是畅通无阻的；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并没有遭到特别禁止。按照东德政府的规定，东德人要想进人西柏林，只要拥有许可即可。事实却是，那些许可证不会轻易给予普通人，而只会给予少数东德政府机构人员（appara tchiks）。用国际术语来说，这种手法就是一种策略。重要的是，西方不能说他们的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因为只有那些试图从苏占区进入西柏林的东德人才受到了影响。

正如共产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西方政府立刻而且是充满感激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西方政府的看法，与上述事实同样重要的是驻东柏林以及东德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所做的观察。

"二战"尾声，军事代表团作为盟国军事管制政府之间的联络机构出现，而其机构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情报官。军事代表团名义总部就在东柏林之外波茨坦华丽的别墅之内，其实，代表团的大多数职员都住在西柏林，而在西柏林之外开展活动。苏联军事代表团同样把总部分别安置在西方盟国的三个占领区。这些军事代表团成了"流动现场视察队"。 〔1〕【克里斯托弗·温克尔《在冲突与绅士协定之间：驻波茨坦西方联盟军事联络团》，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研究，网址：http ://w 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mlm／texts/itro＿winklet＿eng.htrn。】他们既不在东德"搞间谍"活动，也不积极地实施颠覆活动，只是简单地视察对方不希望他们看到的，然后再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给自己的上司。

在军事代表团存在的几十年时间内，他们开展的行动包括搜查苏联和东德军队的废物处理区，包括粗心的军队文职人员丢弃的一些文件碎片、报废的设备，和卫生医疗人员丢弃的（报告里微妙地称其为）"医疗废物"，所有这些都会被带回西柏林进行分析，得出一些关于冷战敌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其他的线索。〔2〕【详见：《完成的使命：1946一1990，驻波茨坦西方联盟军事联络团》（2004年，柏林，盟国博物馆），第27页。】甚至连军事车辆经过的未铺路面的道路以及留F的痕迹都要仔细检查，以确定车辆的重量和类型，以及适合路径的特征，以获知对方部队行动的规模和组成。代表团甚至也会监视史塔西的镇压活动，进人霍恩施豪森"禁区"进行常规偷袭。〔1〕【彼得`厄尔与休伯特斯·纳伯，《禁区：史塔西在柏林的禁运区》,第41页，其中登载一幅由史塔西拍摄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车停在围墙安全区域边界的照片。】

军事代表团的官员和他们的司机经常要与苏联和东德军事当局玩猫和老鼠的游戏。苏联和东德军事当局（通常非法的）尽力设置一些限制靠近的区域，威胁代表团成员不能靠近。应当补充的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在盟国军事占领区的三个总部，也从事着同样的勾当。东西方能相互容忍彼此的官方间谍，因为双方都能从这样的默契中获得好处。

8月12日晚上和13日白天，二个西方代表团非常忙碌。他们利用自己可以随意进入东德的特权．跟踪东德秘密警察和军事单位，拍下军事部队、军事建筑和军事车辆的照片，并对这些东西进行初步分析。

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这些坚韧不拔的情报官员，在"玫瑰行动"开始几个小时之后，西柏林的西方盟国代表们就知道了两件事情：其一，东柏林仍然保持着相对的和平；其二，尽管苏联军队包围了柏林，但是这个包围圈的重点看起来只是为了防御，不是进攻。冷战时期，间谍活动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它令人好奇，也常常被人们忽略。那就是间谍活动可以消除恐惧，也能引起警觉。在边界封锁后的几天内，在东德的西方官员和特工正确地辨别和分析了苏联的意图，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8月13日晚上，英国驻柏林军事指挥官德拉康姆给伦敦发了一封电报指出，苏联的两个师部署在通往西柏林的道路上，采取的是防御姿态，"防止边界区域居民大规模冲入西柏林。"〔2〕【8月13日18 : 00，第274号柏林局势电报"形势平静……"；出自BNA Kew PRFM。】

艾伦·莱特纳和法国驻柏林的军事长官也作出类似的评估。

新闻工作者，包括那个在美国出生、德国长大的RIAS广播电台主任罗伯特·洛克纳在内，在边界封锁行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进入东柏林，亲眼目睹并报道了跨越边界区域的悲剧，有时也是喧闹的场景，特别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新闻工作者的机动性很强，语言更流利，而且在当地的人际关系更好，相对于外交官来说，他们更能判断东西柏林的气氛。

这种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观察员在华盛顿和海恩尼斯港的政府当决策人员会有极大优势。迪安·腊斯克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二战"前在柏林学习过很短一段时间；在战时的东南亚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他既不喜欢，也不假装懂得德国人。那个时候，在美国国务院欧洲部，了解（甚至喜欢）德国人的专家非常少。〔3〕【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322页。】信息缺乏导致的一种敏感裂痕，短期，甚至长期影响着美国同西柏林及西德民众之间的关系。

多年来，西方政府和媒体都提倡德国重新统一的合法性，强调西柏林对干德国统一的重要性。但是现在呢？让西柏林人感到厌恶的是，封锁边界很明显是分裂德国的第一步，而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对此却懦弱地保持沉默。

8月13日星期天，西方盟国军事指挥官没有提出正式的抗议，国务卿腊斯克对此负有责任。

在与勃兰特市长会面之后，三个盟国指挥官和他们的军事及民事顾问一起坐下来权衡利弊。他们讨论起草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并且可能送往高尼夫元帅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总部。然而，法国驻柏林的军事长官拉科姆将军坚持，在征得法国政府同意之前，自己不能签署这样直接的抗议，这让他的盟国同事异常恼怒。法国外交部在8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假，和其他的巴黎人一样，外交部长麦考维·德·梅维尔本人也在休假，所以这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到了下午，指挥官们同意了一个基本文稿，并觉得该以新闻稿的形式发表。这就表明仅仅是间接抗议，并未提及任何对抗措施；但这至少表明西方盟国会与西柏林人共进退，这比无所作为要好很多。拉科姆将军表示，在没有与外交部的上司沟通之前，自己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于是，开始起草新闻稿。

正在这时，福瓦·科勒大使，迪安·腊斯克的欧洲事务特别助理，从华盛顿打来电话，要求与艾伦·莱特纳通话。尽管电话线路是公开的，肯定会被苏联和东德窃听，他们还是在电话里讨论着国家大事。莱特纳提到盟国驻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们计划发表一份新闻稿，作为事后总体声明，谴责苏联和东德的无耻行径。在等待各自政府的授意之前，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

科勒让莱特纳通过电话把声明读给他听，这位美国在柏林最有权势的民事代表照做了，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几乎可以确定也为了史塔西和克格勃。听他读完后，科勒停顿了一会后，以其柔和却坚定的俄亥俄口音说："国务卿就在这里；我要把这个情况向他汇报。"

莱特纳忍耐着3000英里之外漫长的沉默，终于，科勒回来了。"国务卿给你严格的命令，艾伦，不要在柏林发表任何声明。"科勒接着说，"这件事你别再继续做了。关于这个事件的任何声明都应该由各国政府来发布。事实上，下午我们就要发布声明。"〔1〕【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320页。】

这个"声明"就是国务院发布的那则极其谨慎的新闻稿。审核这个声明后，腊斯克就离开国务院，去看棒球比赛了。〔2〕【约翰·C·奥斯兰，《国际先驱导报）1989年11月14日中的文章，《在他们分裂柏林的时候．华盛顿还在酣睡》。】

除了一种奇怪的，想要抢先发布声明的欲望之外，腊斯克这个基本毫无意义的声明并不比身在柏林的盟国各军事长官的声明更重要。指挥官们发布的非正式抗议，不管多么没有约束力，没有威慑力，然而，作为身在柏林行使军事和政治权力的父母官，他们的讲话或许能为西柏林的士气带来积极的影响吧。

而华盛顿不愿作出承诺带来的后果只能是西柏林人和西德人慢慢堆积的愤怒。

如果西方同盟国忍气吞声的话，那么德国人就有理由认为盟国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这是一个真正让人忧心的问题，需要一个真实而坦诚的答案。

如何提供这样一个答案呢？

柏林人是幸运的，就在那个周末，他们需要的帮助来到了。杰出的美国舆论制造者，爱德华·R·默罗来了。

53岁的默罗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广播记者，1940年，他在遭受围困的伦敦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回报道；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他继续在欧洲前线报道战争。因为这些事情，他久负盛名。1961年初，肯尼迪把他挖走，并让他负责很有影响的美国新闻署，使他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信息和宣传阵地的急先锋。走马上任，默罗就开始到遍及整个世界的信息王国的前哨站视察。8月12日星期六，这位伟大的广播记者恰巧来到他的最后一站--柏林。

自那以后，阴谋论者就断言默罗出现在柏林不是一种偶然，那"证明"西方、至少美国是预先知道边境封锁的消息的。更有甚者，认为整个边界封锁工程源自美国政府和苏联独裁统治当局之间的一个秘密协定，牺牲德国以创造中欧的稳定。要不为什么美国第一流的宣传者会正好在那个时候来到柏林呢？显然是为了策划一出宣传剧，以掩盖华盛顿背叛柏林的真相。

随着事情的真相逐渐大白，阴谋论显然是无法解释通的。招待默罗的东道主正是有美国撑腰的RIAS电台主任罗伯特·H·洛克纳，作为一个老到的新闻工作者，8月12日的整个晚上，洛克纳都在密切关注着东柏林和西柏林发生的事件。当他回到RIAS电台总部的时候，筋疲力尽的洛克纳在那里见到默罗。他们讨论是否应该改变星期天的预定计划。洛克纳原计划在星期天中午邀请他认识的一位东柏林学生来吃午餐，让默罗了解一些"那边"的"内幕"消息。然而边境关闭了，这个计划自然就流产了。不仅如此，他们本来计划在星期天晚上为默罗举办一个鸡尾酒欢迎会，让这位刚刚上任的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有机会见到本地的广播播音员、媒体工作人员、军事和民事官员。现在，他们还应该继续这种似乎很俗气的社交活动吗？

欢迎会按计划进行。或许会有人认为他们"只顾取乐，对大事漠不关心"，但默罗与那些人进行的有用的接触能够补偿这一切。而且，不管怎样，为什么要让瓦尔特·乌布利希影响美国人和他们快乐的鸡尾酒会呢？

在此期间，洛克纳首先带着默罗来到西柏林边界，在那里观看边界封锁的进程，以及愤怒或垂头丧气的西柏林人。之后，他们越过边界进人东柏林：

我们首先去了边界西边的勃兰登堡门，还去了那时依然存在的著名的阿德隆大酒店的后翼。酒店就在勃兰登堡门的旁边，透过开着的窗户，我们可以听到榔头敲打酒店大门发出的巨大噪音，还有成百上千名反抗他们的西柏林人的怒吼。喝着暖暖的、低劣的东柏林啤酒，默罗想起战前他作为记者多次来到柏林的清景。〔1〕【为1996年冷战国际历史课题（WIHP）采访罗伯特H.洛克纳。附有他关于默罗打往美国的电话的评论。】

对于这两位"身在现场的美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忙碌的下午。随后，他们顺路造访了影响巨大的德国报业巨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总部，那是威尔默斯多夫区贝纳多特大街旁一栋恢弘壮丽的别墅。施普林格的小报《图片报》是德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也是后纳粹时期保守主义很有影响力的喉舌。

施普林格谴责美国的被动，"你将不得不清除这个屏障，"他断言。"我保证苏联会接受的。"照洛克纳看来，这位美国新闻署署长好像被施普林格的话打动了。〔2〕【引自彼得·卫登《柏林墙：分裂柏林的内部故事》，第219页。附有默罗打给威尔逊的电话。】

现在默罗相信自己应该警醒美国认识柏林的局势了。他给华盛顿美国新闻署的助理唐纳德·M·威尔逊打电话，敦促他尽快撰写关于边界封锁的信息：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种丑恶的行径，而且要快。威尔逊遵从了，毕竟默罗是老板。和许多人一样，威尔逊也认为封锁边界的措施是暂时的。然而，电话线那端言辞的激烈让他感到震惊。平素，默罗在其判断和行为方面都是处变不惊的。

洛克纳坚称，默罗也联系过白宫。他从高级专员公署举办的欢迎会上溜出来，在莱特纳的卧室与肯尼迪通电话。他向总统强调柏林局势的严重性。尽管还不至于引发战争，但如果西方无所作为，会对西柏林的士气造成破坏性影响。或许正是默罗形象的描述和新闻工作者的分析让肯尼迪明白，他应该采取比腊斯克和国务院目前赞同的更加果断、或者至少更加明确的措施。〔3〕【电话的具体内容无从考证。在《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426页，达莱克让默非来给华盛顿发电报，大致内容是明星播音员与西柏林的抗议分子进行交谈这一事实表明西柏林堕落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也应该被纠正过来'。达莱克继续道：因为缺少"突然且目的明确的后续行动"，西柏林民众已经产生了"失望"的情绪，而这就会累积成为："信任危机"。】

这一切应该发生在海恩尼斯港星期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那时肯尼迪刚刚与政府的其他官员通完电话，并且批准了针对边界封锁最初发出的许多柏林人看来软弱无力的回应。

与此同时，3500英里外、驻柏林美国高级专员公署内举办的欢迎会还在继续；更多的消息不停地涌来；边界区域出现更多的抗议人群；勃兰特市长发表重要讲话。阿登纳总理的重要盟友、西德联邦议会主席尤金·葛斯坦迈亚从波恩火速赶到柏林。一个资深的西德情报官员靠近洛克纳。这名情报官员与洛克纳是朋友，他非常沮丧，把洛克纳拉到一个角落。"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不是吗？"他悲叹道，"我们的情报部门太差劲了，居然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

整个下午，勃兰特市长都在边界区域视察。下午6 : 30，他向西柏林市议会致辞。他非常准确而且全面详实地陈述，东德无缘无故地将东柏林封锁起来的行为违背了现存的协定。他呼吁西方立即行动起来，抵制东德的行为。在讲话中，他用"黑暗力量"和"劳改营围栏"来指称穿越柏林心脏的边界屏障。他强烈要求西方盟国增援他所治理的这半个城市，因为它正在遭受围攻。事实上，勃兰特市长呼吁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向东方表明，美国正在严密的关注发生的事情，西方盟国对此是认真对待的。勃兰特还呼吁自己的民众保持克制，不要挑衅，不要给敌人口实．让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实施暴行。〔1〕【关于勃兰特于1961年8月13日在西柏林市议会演讲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评论，请参考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398页。该讲演的德语全文及西柏林市议会的引言可查阅柏林墙官方网站http//www . chronik-der-mauer.de/index.php/chronik/1961/August/13/】

勃兰特的演讲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热情，也展示了这位成长中的领导人的卓越风范。他表达了柏林人的愤慨和痛苦，同时又疏导了人们的感情，让他们不至于采取徒劳的报复行动。然而，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领导人的演讲词。他只是一个市长，他唯一的武器只有语言。

据说，肯尼迪在第二份"审核单"中看到勃兰特市长的演讲词时，他非常不舒服。"看看！"总统怒发冲冠，读着勃兰特的要求，说："他以为自己是谁？"〔2〕【罗伯特F.打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426页。】

8月14日，星期一，天亮了。边界东面依然站满东德军队。对于乌布利希政权来说，最大的担忧就是大量的"边界跨越者"会试图跨过边界，潮水一般涌向西柏林。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警力稀少的地带或者是运河、湖泊这类还没有封锁的地带，有一些人越境。但是，相对于东德政权已经震慑到的人的数量来说，这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从科德角返回华盛顿后，肯尼迪与助手们召开会议。总统刚刚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络官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反对增加柏林的驻军。仅从军事角度来看，他的主张或许是对的，但柏林危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危机，甚至根本就不是军事危机。上午的时间在飞快地流逝，但并没有决策出什么务实的措施。虽然隐约谈到表明立场的行为，但是政府依然不准在柏林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发表声明。尽管默罗从柏林发来的重要报告影响了总统，但他仍然在意他的行为不能被大西洋对岸的任何人迫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勃兰特的新闻发布官埃贡·巴尔日后评论的那样，现实仍然是"肯尼迪老大哥和勃兰特小弟"。

尽管有默罗的警告和"柏林黑手党"的请愿，"肯尼迪老大哥"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肯尼思·P·奥唐奈尔，曾经是波士顿一爱尔兰政治机构中的重要人物，现任总统的"特别助理"，在第一次早会结束之后，听到总统对这件事情的总结：

"如果赫鲁晓夫真正的意图是要占领柏林，那他为什么还要修建边界墙，他只需占领整个城市，根本不需要什么墙。这是他摆脱困境的一个手段，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毕竟一道墙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

他身体往后倾，靠在椅背上，用手指轻轻地敲着牙齿，这是他思考时的一个习惯动作。然后他说："柏林危机到此结束。恐慌的是另一方，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什么也不做，因为除了战争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就此结束吧，他们是不会占领整个柏林的。"〔1〕【肯尼斯P.奥唐奈尔，大卫F.鲍尔斯及乔`麦卡锡，《约翰尼，我们几乎不认识你：追忆约翰·非茨格拉德·肯尼迪》，第343页。】

总统的结论是纯粹、冷静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英国政府更不情愿听德国人发号施令，8月14日，英国驻西德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爵士给伦敦发电报，质疑西德政府对于边界封锁事件的反应，因为后者宣称这是苏联和东德吞并西柏林的一个阴谋。斯蒂尔在写给伦敦上级的信中说，这种观点"与当前明显的事实并不一致"。"西德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并没有兴趣，他们只是在捍卫政治立场。"他继续写道：

我必须说，我个人一直都在思考东德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封锁边界。我想，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都在担心西德和西方盟国的制裁，以至于迟迟不能动手（正如去年冬天那样），但是过去一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人逃往西德，他们被迫采取行动。我认为，重新让东德人自由地离开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因此，我们应该尽快与美国达成一致愈见，极其谨慎地确保我们和他们一样，把这个事件看做是我们的胜利。〔2〕【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爵士于1961年8月14日下午5:00给伦敦外交部发电报，电报内容来自BNA Kew PREM。】

英国大使直接明了的怀疑，反映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们的看法，东方并没有打算要吞掉柏林。东方只是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重新整理柏林的局势，尤其是为了确保东柏林的安全。只要东方的行为止于此，那么盟国就不会采取军事对抗策略。唯一的例外是法国，他们另有打算。尽管巴黎对于德国的统一持一种冷淡甚至敌对的态度，然而，他们非常热心于把西德从美国的怀抱之中撬出来，绑入法国联盟。看似支持柏林的"强硬路线"，实际上只是戴高乐的一种策略，他要不花任何代价就受到波恩的称赞。

不管怎样，时间在流逝，而毫无作为绝不是好办法。在柏林，西区民众的义愤情绪正在高涨，示威在继续。德国大众媒体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和尖锐。

或许是受到默罗的鼓舞，〔1〕【波得·卫登，《柏林墙：分裂柏林的内部故事》，第219页。但默罗的直接影响在任何德国相关资料中都没有提及。】威利·勃兰特决定直接与美国总统联系。他决定，自己必须要向这个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挑明，当前的局势是多么的危急。勃兰特让埃贡·巴尔起草一封信给肯尼迪。

这封信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勃兰特小弟和肯尼迪老大哥"之间的尴尬局面；其次，或许更重要的事就是西德境内正在进行大选。勃兰特正在竟选总理，而与肯尼迪建立直接关系将会向一些人表明，美国政府是支持他这个候选人的。

德国国内的竞选活动曾经、今天依然处于一个相当粗野的环境。边界封锁还不到48小时，阿登纳就针对勃兰特提高了自己的竞选赌注，暗中则针对肯尼迪。在8月14日巴伐利亚的选举集会上，这位老人残忍地指出西柏林市长"勃兰特又名弗拉姆"。

一语道破双关。话语中包含的侮辱其一是提醒听众维利·勃兰特原来的名字是赫伯特·弗拉姆，出生于吕贝克的一个单亲家庭；其二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位伟大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将以现在的名字名留青史，而事实上这个名字却是他在挪威政治流亡时用的一个假名（nom de guerre）。在挪威，勃兰特与一个当地的反法西斯组织一起工作，直到1945年秋天才回到德国，而那时他甚至还穿着挪威军官制服。阿登纳在提醒自己的支持者们〔尤其是那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明确两件事情：勃兰特出生的时候是一个私生子，且据谣传，在"二战"期间还是一个反对德国的"叛徒"。

这位老人采取的强硬态度让勃兰特深深地受到伤害，为此他不得不放弃市议会的一次晚间会议。〔2〕【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408页。】

与此同时，作为他深受伤害并且灰心丧气的上司的代表，巴尔还在继续起草给肯尼迪的信。对于东德已经竖立起来的"边界防卫"，西方盟国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必须得做点什么。星期一的午夜，也就是第一批建筑工人到达边界区域48小时之后，柏林就要变成分裂城市的第三天。时间没有袒护希望逆转这一进程的人。

带着后见之明，在一次采访中，洛克纳讲述的事情让勃兰特和"柏林黑手党"伤心不已：

当时，在各种各样的事后剖析中，我们想，哦，天啦，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而其中一个不切实际的画面就是，我们立刻就派出坦克去除掉那些带刺铁丝网--边界墙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只是把带刺铁丝网放置在边界的主干道上--与此同时，（我们）立刻公开地打电话给苏联人，"我们注意到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你们都没有人值班，所以我们只好擅自行事。你们的东德走狗在这里撒野，很明显他们骚扰了整个柏林的自由交通。因为找不到你们，所以我们就冒昧地代表四个占领国清除那些阻拦交通的蠢东西。

当然，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是二星将军们都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必须要同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协商。那个时候，即1961年，德国人还不能被漏掉。而在一个周末的时间，要进行四国政府的协商根本不可能。而如果后来才实施这样的措施，又很可能会引发战争或类似的冲突，因为这样的措施只能在向苏联求助的幌子下实施，而且只能在事发当晚和那几个小时之内才行。〔1〕【1996年冷战国际历史课题（WIHP）采访罗伯特.H.洛克纳。】

8月15日，星期二，一周工作在继续。每过一个小时，只要没有对东德修建的边界墙发起挑战，就是更加承认它的永久存在。

边界西侧骚乱活动强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采取行动。西方盟国在柏林的军事长官终于发出了期待已久的抗议照会，并由三国联络官递交到苏军驻柏林总部，盟国苏联在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安德烈·I·索洛维耶夫上校。照会谴责东德竖立"任意边界"；抱怨东柏林成为"武装阵营"，违反了柏林人自由出入境和就业的权利。它总结道，"我们必须抗议8月13日的非法措施，敦促你们执行相关协定。"

当然，索洛维耶夫上校注意到抗议中没有包含要求撤除边界墙的最后通牒。

在华盛顿，美国东部时间8月15日上午10 : 45（德国正是下午），柏林指导小组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尔森，爱德华·默罗的副手，以及总统的一群助手，包括马克斯维尔·泰勒和麦克乔治·邦迪。

由于总统出席，这成了重量级会议，以至于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肌肉紧张。他们探讨的不是如何逆转边界封锁的局面，而是如何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根据会议记录，相较于肯尼迪在与奥唐奈尔对话中所表现的态度，腊斯克对现实局面的态度甚至更直白：

国务卿指出，尽管边界封锁是一起最为严重的事件，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使解决柏林问题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减缓德国和柏林的愤怒情绪，它的出现，是由于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提出抗议。然而要我们知道还应该做什么真的不容易。〔2〕【1961年8月15日柏林指导小组会议细节（8月16日文件）珍藏于NSF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第88号档案箱。】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重要事情和次要事情。"腊斯克宣称。

再一次，没有对苏联及其同盟进行制裁的声明。事实上，在这次柏林指导小组会议上，商务部长提议美国应该停止向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援助食品（此类与波兰的谈判正在进行）。但是经过讨论，认为这样的声明是不智之举。抵制东德巨大的国际贸易窗口莱比锡博览会的提议也同样被否决。限制颁发东柏林人访问西柏林需要的文件--临时旅游证件（TTDs ）也遭到否决，这种证件一直以来几乎都是自动颁发的。只有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那就是增加柏林的美国驻军，尽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强烈反对。此外，还要加大舆论攻势。罗伯特·肯尼迪尤其强调在舆论领域要加大力量。

整个世界依然不能确定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究竟要做什么。前一天召开的柏林指导小组会议，使用的称谓是"围栏"而非墙。然而，到了晚上，东西德的电话线路突然中断，邮递服务也受到限制。

东柏林封闭起来的第三天真正的正式表态就是，华盛顿的官员们精力充沛地向媒体发布了简要消息。《纽约时报》如此报道：

今天，肯尼迪政府开始将东德封锁东西柏林的边界描述为东德人戏剧性地承认失败。

最高当局在此明确表示，当前，对于东德人在柏林的行动，盟国能作出的反应仅止于此。当局认为，只要西方进出这个分裂城市的权利还受到尊重，那么抗议和强势的舆论宣传就是他们进行反击的首要形式。〔1〕【马科斯·弗兰克尔于1961年8月16日在《纽约时报》中的文章，"共产党甘拜下风：华盛顿将要强调东德的行动只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合乎情理。第一段所表达的路线正是一开始皮埃尔·塞林格发给海厄尼斯港的电报中最初提议的东西。第二段的内容非常坦率，代表了现实情况，那是西德人和西柏林人害怕听到的字眼。他们目前的优虑很容易演变成迷茫的愤怒，而这会激发他们的反美情绪，最后导致恩将仇报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谁能否认"柏林黑手党"和德国友人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正确的呢？除了防御之外，东方在心底难道就不会想要更多吗？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甚至在封锁边界的最初几天里，东德人就已经在得寸进尺了。

在那个星期天匆匆几小时起草的最初的宣言中，东德人向全世界保证、边界受到"保护"后，除了"破坏分子"(provocateur）和类似的人士外，其他人进入东柏林不会受到限制。然而就在"玫瑰行动"的当天，个人就被禁止进入东柏林。8月15日，威利·克莱斯曼，西柏林克罗兹堡区的区长，试图驾车进入东柏林，但被以潜在的制造事端者之名拒绝。这位生活阅历丰富的社会自由党人士是人们熟知的"得克萨斯州的威利"，因为他在美国旅行期间，被授予美国圣安东尼奥市的荣誉市民。他准备给那些住在东柏林但在克罗兹堡区工作的"边界跨越者"发钱，因为边界封锁．这些人不能来领取自己的工资。〔1〕【莱特纳于1961年8月15日从柏林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存于NSF波士顿背尼迪图书馆第91箱。】

很快又出现了其他情况。有时，不受欢迎的旅行者不能进入东柏林。东德可以随意解释"破坏分子"这个词。

起初，为了防止西方对封锁边界行动的暴力反应，东德人的这种强加是温和的。西方机会主义者就此松了一口气，并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一直影响着他们应对这场危机的策略。

然而事实证明，第一印象其实是具欺骗性的。接下来还会有针对西柏林和盟国的进一步挑战。这些冷酷的步骤在有计划地升级，东德会吞并西柏林吗？难道他们只是企图让盟国在不可避免的谈判中永远都处于防守状态，而让赫鲁晓夫在强势位置上发号施令吗？从一开始，这种不确定性就困扰着西方的决策者们，并将在整个危机中持续困扰他们。

8月16日下午（华盛顿时间），维利·勃兰特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以电报形式（通过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莱特纳）送抵白宫。这位西柏林市长把信的内容描述为"私人的非正式信件"。

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不可能忽略勃兰特信中对整个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政府的露骨批评。

"东柏林政府的非法主权"，市长在信中告诉肯尼迪，"是由于西方的疏忽而得到认可的"，说到过境点的数量和对进入东柏林的限制，他写道，是由于盟国一方的"不作为和纯粹的防御政策导致的"，而这会导致西柏林人的信任危机，还会"增加东柏林政权的自信心。今天，东柏林政权已经在报纸上鼓吹其军事力量的成功"。东德已经取得了其计划第一阶段的胜利：孤立并隔离西柏林。第二阶段的成功是早晚的事，而其计划的第二阶段就是要将这座岛城变成孤立的"隔都"。如果第二阶段获得成功，那么形势就会急转直下，民众不是逃往西柏林，而是从西柏林逃走。西方应该主动让苏联站在联合国的被告席上。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三个占领国应该放弃四国共治的幻想，不管苏俄人想要怎样，都应正视保证西柏林的自由和安全。

勃兰特之所以会使用这种尖锐的言辞，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事实：长久以来西方世界都拒绝和赫鲁晓夫商谈关于后者提出的和平协定计划，现在边界封锁的直接后果，就是西方会突然急切地希望与东方进行谈判。

我……此时不无伤感地想起那些拒绝谈判的声明，当时谈判是完全不会有压力的，因为我们与苏联平起平坐。现在我们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而且我已经听说我们将无法拒绝谈判。〔2〕【勃兰特的信件，在集会上的演讲及由此造成的后果，参考波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400页。德语版的相关信件及演讲全文可查阅柏林墙官方网站http//www.chronik-der-mauer.de/index.php/chronik/1961/August/16/。】

在信的末尾，勃兰特直截了当地要求美国增加驻柏林的驻军，并将此作为西方决心的象征。

这种语气本来适合同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之间开诚布公的交流。然而，这封信出自中欧的一位市长，尽管这位市长本身非常杰出，然而信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所以这封信的莽撞或者是傲慢让人觉得吃惊。

更严重的是，勃兰特让肯尼迪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当天晚上，也就是华盛顿政府刚开始其白天工作的几个小时之后，他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的民众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并将他写给肯尼迪的信公之于众。

勃兰特告诉庞大的集会群众："我们勿须恐惧，今天我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柏林需要的不只是话语。柏林期待的是政治行动！"

台下掌声如雷，并且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是柏林人希望听到的话语，或许也是整个西德选民希望听到的话语。

然而，对于勃兰特的演讲和信件，肯尼迪的直觉反应就是前者的目的是成为西德总理。自出生以来，这位总统就生活在波士顿政治圈那种尔虞我诈的氛围中。不管什么事件，无论多么悲惨，都是政治竞选的提神剂。"那个柏林的私生子"，他认为，居然决定用边界封锁的悲剧作为竟选花招，〔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402页。默罗及莱特纳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都抗议在此书中找到。】以牺牲美国为代价。

从广义上来说，勃兰特无疑是在耍政客手腕。要竞选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他需要表明自己能维护柏林和德国。作为西柏林市长，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反西方尤其是反美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他需要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一名政治家为了一项必要行动而心怀多种动机，这种行为在民主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不仅如此，柏林的媒体也变得恶毒起来。8月13日下午，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向默罗坚持如果西方回击带刺铁丝网的话，东方就会退缩。这位媒体大亨显然对盟国忽略他的建议感到非常不满。8月16日上午，施普林格在《图片报》上用头号大标题抨击西方的不作为。"西方无动于衷！"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此怒吼。"肯尼迪总统保持沉默……麦克米伦在打猎……阿登纳则在谩骂勃兰特。"另一份报纸称高尼夫元帅在8月13日之前就提醒过西方盟国军事指挥官们关于边界即将被封锁的事。这立刻遭到否认，但是焦急和日益失望的西柏林人成为了谣言的信众。

于是，勃兰特不得不排解这种消极和挫折感，舒缓由其带来的后果。他的讲演确实是兵行险招，但至少从眼前目标来说，他大获全胜。

至于勃兰特是否也知道他的那封信和演讲会在白宫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那还不是很清楚。他之所以写那封信，不仅是受到德国同仁的鼓舞，还受到了艾伦·莱特纳和埃德华·默罗的鼓励。艾伦·莱特纳和埃德华·默罗刚刚成为"柏林黑手党"的临时成员。柏林的不安氛围需要清除，而用清楚的言辞表明这个城市所处的困境会让华盛顿从8月的麻木中回过神来。不管是否能够预见到这封信会让总统不悦，勃兰特的这封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维利·勃兰特或许偶尔会缺乏判断，但他从来就不缺乏勇气。

不到48小时，勃兰特就收到了肯尼迪的回信。递交这封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出强权剧。美国总统的这封信由副总统林顿·约翰逊亲手交给勃兰特。根据总统的命令，副总统的随行是战后大人物之一：美国驻德国占领区前总司令卢西乌斯·D.克雷将军。

约翰逊出身卑微，是德克萨斯的职业政客；克雷将军则出生于佐治亚州的贵族世家（其父是美国参议员）。他们的搭档对柏林表示出君临天下的高姿态，甚至在勃兰特的信到达华盛顿之前这事就已经被广为流传了。

林顿·贝恩斯·约翰逊是国会里众人皆知的精明绝顶的人物；克雷，能征惯战的知名美国将军；然而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他们的政治态度却和人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克雷将军在其低调和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隐藏着强硬的一面，终身都是一名共和党员。约翰逊举止粗鲁，性格豪放，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就是一位好斗的民主党成员。8月15日柏林指导小组会议上，为柏林之行挑选一位军事官员的讨论看似含糊其辞，但事实上有理由相信早就"挑选"好了克雷将军，甚至或许早于选择副总统约翰逊。

当时的目击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对于促成这次危机中的柏林之行，"柏林黑手党"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詹姆斯·奥唐奈尔和玛格丽特·希金斯这两名颇具影响力的记者，是"柏林黑手党"中的元老人物，都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也都住在华盛顿；两人似乎早在8月14日就开始策划柏林之行。希金斯住在克雷将军家附近，对他很了解。她的丈夫，威廉·霍尔将军在战后曾经担任克雷将军的空军侦查参谋，两人关系一直很好。边界封锁的消息刚一传来，奥唐奈尔和希金斯两人就立刻打电话给对方，都对国务院"调解人"看似已经掌控局面的局势感到遗憾。

如何提供一种平衡力量，找到一个扭转局面的人？希金斯已经通过电话与克雷探讨了此事，并了解到克雷和她一样也不太信任国务院。她向奥唐奈尔建议说，将军有可能会和他们站在一起。与奥唐奈尔谈过后，希金斯又给克雷打电话；克雷将军同意，只要能够说服政府相信柏林之行非常有用，那么他愿意去柏林完成这个使命。最后，希金斯找到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原则上接受这个想法，但令他觉得不妥的是克雷代表的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左翼分子。后来，当派遣约翰逊一起去，以便提供一种政治平衡的想法出笼时，克雷的柏林之行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情了。星期三，这两位既有权势又有超凡魅力的人选都开始积极准备。

8月17日上午，总统出席柏林指导小组召开的重要会议。会上同意约翰逊和克雷搭档去柏林；还批准增加柏林的驻军，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事。这一决定意味着要从驻扎在法兰克福附近的第八师中抽调一个战斗小分队（1500~1800人）。〔1〕【1961年8月17日柏林指导小组的会议记录，珍藏于NSF波斯顿肯尼迪图书馆第86号箱。出席会议人员有总统；国务卿、科勒、国防部部长、副国防部长吉尔帕屈克，莱姆尼兹将军（幕僚长）、司法部部长（R.F.肯尼迪）、杜勒斯和墨非先生（中情局）、威尔森（USLA）、泰勒将军、邦迪先生和欧文先先生。】派去柏林的特遣部队配备有105毫米榴弹炮。这是自1945年以来，美国第一次从苏联控制的领土派出炮兵作战部队，而非占领军。〔2〕【详见"防卫调遣：市民们的热盼"，美国军队柏林周报《柏林观察》1961年8月25日，第25期。】

总统作出的这两项决定都遭到了军方机构中重要人物的反对。高级官员们在这场突然到来的危机中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表现得异常谨慎，并不主张战争势头。诺斯塔德将军和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依然认为，在对边界封锁的回应中，美国任何形式的增兵都意味着潜在的军事挑衅，因而是危险的。至于派遣约翰逊的计划，诺斯塔德将军表现得像是国务院中的"鸽派人物"。他发电报给参谋长莱姆尼策将军：

总统回复勃兰特的信件经由早年柏林危机中的英雄卢西乌斯·克雷将军送抵柏林，在我看来，此是漂亮的一击。然而，若是加上副总统这位大人物就有点过分了，可能会在西柏林激起期望，还可能会激怒那些不开心的东德人，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克雷将军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我们迫切需要的大人物。〔3〕【诺斯塔德于1961年8月18日致电莱姆尼兹，详见《国际关系》1961-1963，第14卷，柏林危机，1961一1962。或查阅网址：

http//www.state.gov/t/psl/ho/frus/kennedyjf/xiv/15862.htm.Doc.119。】

然而，会议上终于出现了真正了解柏林的人物，他深知柏林民众的士气如何脆弱。此人就是大卫·E·墨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多年来担任美国柏林行动基地的副主任及主任，几周前刚返回美国。他接到命令后就离开旧金山的家，来到华盛顿。

意识到墨菲可能是"柏林黑手党"的成员，总统提醒说他只对西柏林民众的民心和士气感兴趣。"我们的权限还到不了东柏林"，他告诉这位中清局官员。边界封锁一事并没有讨论，也许这已被当成了既定事实。30年后，墨菲回忆他对肯尼迪提出的建议：

我解释道，这个问题是西柏林人的一种认知。尽管他们知道，自1948年以来，盟国已经无力抵杭苏联和东德人在东柏林的所作所为，但从内心来说，柏林对于他们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东柏林人可以在西柏林购物，看戏；东西柏林的亲戚朋友可以互相往来。尽管这些年来封锁出入境边检站的事情屡有发生，但8月13日的边界封锁还是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再加上他们认为西方不会有所作为，让很多西拍林人担忧盟国打算逐渐放弃对西柏林的保护。因此，采取措施恢复西柏林民众的信心以及重新激起西柏林人的士气是至关重要的。〔1〕【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第33卷，第4期，1989年冬季刊，第79页。】

墨菲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言辞得当的表述似乎使增兵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总统的主意已定。他要派克雷和约翰逊去柏林，立即增加柏林的驻军，并且，援军就从东德境内派出。

肯尼迪的这一决定表明他已经摆脱了国务院和军方某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消极和安全第一的态度，转而慎重地表现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尽管目前这种决心大体上还只是象征性的。对于那些指责增兵是一种"挑衅"的人，克雷本人反驳道，派遣1500人的军事力量到西柏林，整个盟国在柏林的驻军人数也只有12000人，相对于包围着柏林的25万苏联和东德军事力量，这不可能表明我们要计划进攻。即使最有手腕的共产主义宣传者也无法让这样的指责站得住脚。

8月17日下午，约翰逊与克雷前往柏林的使命已经确定。第二天早上，肯尼迪邀请玛格丽特·希金斯去白宫参加非正式的情况通报会。他微笑着告诉她："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不仅决定派克雷将军去柏林，还要派副总统与他一同前往。"

实际上，总统所透漏的信息，对于这位消息灵通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来说，是意料中的事情。她前一天晚上已经与克雷、副总统约翰逊、来自德克萨斯的国会议员山姆·雷伯恩，以及约翰逊的密友等人一起共进晚餐。席间，约翰逊被叫去接电话，收到了来自白宫的任务安排。约翰逊对此决定非常不满。他不熟悉外交政策也不乐于远行，他不仅怀疑自己前去是否有意义，还抱怨说："到时定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我夹在中间。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呢？"〔2〕【罗伯特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427页。】他返回餐桌后，在座的各位都在劝说他，尤其是他的老盟友雷伯恩，在约翰逊接受总统命令之前，就已经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同其他说客一样善意地劝说他欣然接受任务。〔3〕【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365页。】

8月18日、肯尼迪将写给勃兰特的信准时委托给克雷将军，并附上命令，此信不得公开。

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这封信不会减缓西柏林或西德民众焦虑的心情。总统礼貌地回复市长的祈求信，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积极，但肯尼迪冷漠地拒绝了勃兰特信中所要求采取的所有具体行动。只有一项除外，那就是增加美国驻柏林的军队，对此华盛顿方面也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不会有三国共同治理的西柏林，不会向联合国起诉，不会有经济或军事制裁。在信中，勃兰特把美国称为"朋友"，而在肯尼迪的回信中，西柏林人成了"伙伴"：

亲爱的勃兰特市长：

我已经仔细拜读过您8月16日写给我的非正式信件，对此我深表感谢。在经受考验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有必要保持密切联系。正因如此，我将这封回信由副总统约翰逊代为转交。随他一道前往的还有克雷将军，柏林民众对其早已熟知。我已授权他们与您开诚布公地探讨我们的问题。

苏联政府及其在东柏林的傀儡政权所采取的这次行动在美国引起了剧烈反响。苏联政府这次行动所宣传的还城市以自由、还民族以和平，证实了苏联自负面具下的色厉内荏。美国人民理解这次行动势必给西柏林人民以严重的心理打击，我们也同情情同手足的西柏林人民与东柏林同胞失去联系的境遇。所以我完全理解这种深深的忧患和责任感，促使您写了这封信。

尽管局势不容乐观，但正如您信中所言，针对目前形势，美方并没有作出力挽狂澜的决定。既然此次行动掷地有声地承认其失败和政治弱点，无情的边界封锁行动显然代表了苏联的基本决定，而只有战争才能逆转这样的决定。你我及盟国都不希望基于这一点就诉诸战争。

但是苏联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后果极为严重，所以仅仅做出回应是不够的。我之所以反对您信中提出的大部分措施--甚至大部分建议--是因为与目前所造成的局面相比，您信中所提实在是微不足道。此外，有些提议根本不可能奏效。比如，您关于立即向联合国提起诉讼的提议，尽管我们还将继续斟酌此提议实施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看法。

经我本人深思熟虑后，我决定作出最佳最迅速的回应，即向西柏林增加西方盟国的驻军。这次增援主要是象征意义--但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我们知道苏联一直强调要求盟国从西柏林撤兵并停止对其保护。我们相信即使小规模增兵也同样表明我们对苏联这一要求的坚决反对。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继续加强西方盟国的军事力量。我们已经决定了这一点，而这也是针对苏联长期威胁柏林和我们西方利益的必要回应。

在柏林，针对一些亚待解决的事件，也许还会有其他具体可行的措施。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会尽快予以考虑并达成一致，我希望您能向副总统约翰逊及其随行人员表达您对此类事情的观点。任何能够有效地表明我们对柏林自由承诺的行为都会获得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仔细地考虑了您关于三国管制西柏林的提议。我的判断是如果正式宣布您的提议，会暗示目前这种四国分管的局面正在走向衰弱，而我们正是据此反对边界封锁。无论短期内的事态会发展到何等地步，我都不认为我们应该现在就利用这把双刃剑。我确实同意我们曾向西柏林作出的承诺和保证应该继续得到肯定和确认，而这正是目前我们所做的。此外，我支持您的提议：以适当的公民投票方式来证实西柏林人一如既往的信念，即西柏林注定要与西方紧密联系，从而获取自由。

总的来说请允许我敦促您，我们一定不要因苏联的单方面行动而动摇信念，那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在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今天的西柏林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其争取自由的使命从没像现在这样重要。西柏林与自由世界的联系不只是表面文章。我们之间的联系与东西柏林间曾经的联系一样重要，尽管东德单方面违约，但我相信城市的活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柏林--它的经济生活、道德基础以及军事安全。您可能希望将这种纽带进一步扩大，使得西柏林的市民可以更积极地意识到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自由的守护者，而且是西方自由世界及其事业至关重要的一份子。在这具有双重意义的使命中，我们是合作伙伴；而且我坚信我们能够继续坚定不移地彼此依靠，曾经如此，今后更是如此。

给予您温暖的个人问候

约翰·F．肯尼迪

1961年8月，建造柏林墙。

与此同时，在东柏林"禁区"内的审讯监狱里，年轻的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史塔西的囚犯，困惑地度过了他在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如果他或是其他任何受到迫害的东德人期望西方会采取措施扭转8月13日所发生的一切的话，那么最迟到那个上午就会肯定他们只能失望。

8月18日，在克雷和约翰逊登上前往德国的飞机之前，东德方面已经悄悄地开始在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处建起坚固而密不透风的墙。其目的显然是将"玫瑰行动"中第一时间设置的铁丝网加固成边界墙。临时的"边界封锁"即将变成永恒而无法逾越的屏障。一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坚固城墙将横亘这座伟大城市的中心。

乌布利希的手下开始修建的，就是全世界很快就会知道的"柏林墙"。

第十二章 围墙游戏

边界封锁两天后，一名年轻的士兵来到东部边界报到。这位名叫哈根·科赫的新人刚满21岁，刚结婚，二等兵，服役于东德国家人民军（NVA）。

科赫出生在策普斯特，一个历史悠久的图林根城镇。他19岁就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完成技术绘图的学徒生涯后，迫于强劲对手和严酷雇主的压力，自愿加入东德军队。由于政治立场坚定，哈根·科赫进入了柏林精锐部队，即所谓的"费尼克斯·德热直斯基近卫团"--史塔西军事机构。因为他的制图技术，哈根·科赫被分配到制图部。〔1〕【关于哈根·科赫，可参考《我逃跑的前方》，第90页。科赫先生宣称，自己本来是哟啊进入民主德国的海军的，可被一名史塔西官员骗了，这表明那时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共产主义者。】

科赫在柏林的服役为他带来一位妻子，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爱也与日俱增。他还对那些居住在东柏林却到西柏林工作的同龄人心怀怨恨，虽然他们有的是兼职，有的在周末工作。在西柏林，这些人每小时能赚5马克，而按照黑市5∶1的汇率，他们每个小时可以有25东德马克的收入。这样，只用工作一下午，这些"边界跨越者"就能赚到100东德马克，刚好是一个二等兵一周的薪金。"边界跨越者"四处炫耀他们的财富，穿着最新潮的西方服饰，嘲笑科赫这样的年轻人，因为后者只能靠微薄的工资生活。

因此，8月13日边界封锁的时候，二等兵科赫充满热情地支持这一决定。"措施"将最终解决那些小子们带来的混乱。照科赫看来，边界跨越者很卑鄙，因为他们在补贴优厚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却在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科赫的这种心理可以说是公正，也可以称为妒忌。

1961年8月12日至13日，科赫难得休一次周末大假。星期天早上，他和新婚妻子看到最初在边界出现的骚乱，意识到有事发生。科赫被召回军队，但直到8月15日才被授予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将会使他闻名遐迩，或者说名声显赫。这都取决于你的观点。

星期二黎明时分，年轻的二等兵被传唤到指挥官面前，他被派去边界报到。负责边界封锁的人员正在进行最初的视察。科赫的任务就是陪同这些人，并"在地形图上记录边界防御工事的扩展现状"。 〔1〕【参考《我逃跑的前方》，第132页。】

科赫得到一双新靴子，因为他将要走很长的路；从北部的潘科区-舍恩霍茨一直到遥远的东南部的艾尔特格里恩尼克，全程大约有50公里，而大部分时候他都必须步行。最难走的是贝瑙尔大街这样的地方；这里，建筑物在东德领土上，而车道和人行道却在西柏林。但是科赫不屈不挠，在随身携带的折叠式桌子上辛苦地绘图。调查团进展顺利，有时候，小段距离还可以乘坐吉普车。到下午的早些时候，他们已经走了20公里。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科赫陪同的上级领导如走马灯一般地变换；而年轻认真的二等兵，带着工具、绘图材料和折叠桌，贯穿了整个活动的始终。

下午3点钟左右，绘图小组到达柏林的旧城中心。

西莫大街通往著名的过境站--"查理检查站"，而此刻，带刺铁丝网已经沿着西莫大街铺设好了。星期天以来，查理检查站只允许外国人通过。调查团从波茨坦广场出发，穿越莫尔街（字面意思是"城墙街"，因18世纪的海关城墙而得名）；他们到达查理检查站的时候，正好见到西柏林庞大而嘈杂的示威活动。科赫的上司，史塔西的高级官员，对西部的"挑衅"极为生气。必须得采取行动。

很快，科赫就接到了新任务。一名官员告诉他，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定要凸显他们邪恶力量的局限性。于是这名21岁的年轻人，提着一罐白色油漆，拿着画笔，找到了确切的边界线，正好把东柏林的米特区与西柏林克罗兹堡区隔开。

科赫从西莫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拐角处的药店开始，不理会西柏林人的吼叫和嘘声，在边界上忙碌着。他埋头工作，划出一条精准的白线，向"帝国主义者"表明东柏林开始的地方。然后他很伶俐地退回绘图工作组。

在那个漫长的夏日快要结束的时候，二等兵哈根·科赫的任务也快要完成了，他双脚疼得钻心，而那条他于1961年8月15日在查理检查站处绘制的"白线"将会举世闻名。

几分钟后，在北部两公里的地方，另外一名东德的边界守卫也正在行使他的职责。下士康拉德·舒曼站在东柏林的贝瑙尔大街和鲁平大街拐角处，面对一群起哄的西柏林人。贝瑙尔大街的部分区域已铺设了水泥板，挡住了逃跑的路线；然而此时此刻，面对西部的"敌人"，这个德国统一社会党稚嫩、不开心的大男孩发现，没有什么比自己面前这道3英尺高的带刺铁丝网更难对付。

舒曼是一名19岁的萨克森人，刚从军士（NCO）培训学校毕业，即被征入精锐部队"战备警察"，是自愿调往柏林的4000名乡下人之一。几天前，他的部队刚刚抵达柏林，他就非常震惊地发现他们竟然受到东柏林人的猜疑。舒曼一直都很困惑不安，边界封锁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他心神不宁。

后来，舒曼说："人们一直在诅咒我们"。

我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尽忠职守，然而却受到各方的指责。西柏林人对我们吼叫，而东柏林的游行示威者们也朝我们咆哮。我们夹在中间……对于一名年轻人来说，这是很可怕的。〔1〕【康拉德·舒曼，因为冷战系列接受CNN采访，具体请查看网址http//www.cnn.com/SPECIALS/cold.war/episodes/09/script.html。】

舒曼的不安显而易见。这名年轻的东德军士靠墙而立，肩膀上挂着自动手枪。他不停地吸烟，偶尔朝西柏林抗议者们看过去，他们大多和自己同龄。那些人能看出他脸上的疑虑和迟疑。其中一些人停止了对他的咒骂，开始鼓励他放弃。"过来!"他们喊着。

来自汉堡的彼得·雷宾是一名没有任何经验的摄影记者，比舒曼大一岁，来柏林还不到24小时，当时也在现场观望。

"我看了他一个多小时"，雷宾回忆说。"我有一种感觉，他快要跳过来了。那是一种直觉。"〔2〕【彼得·雷宾，引用于1998年8月14日《青年自由周报》中凯·古雷科夫《英雄，没有希望》。也可参考2001年8月10日《青年自由周报》对莫尼兹·苏瓦兹对雷宾的采访《嗯，跳跃？》。】

来自西边的怂恿声越来越大。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停住，引擎还在转动，这时后门开了，有人高喊着："过来！过来！"

舒曼突然扔掉手里的香烟，跑向铁丝网，到达边界屏障的时候，他扔掉手里沉重的武器，跃入西方。

雷宾按下快门，拍下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讽刺性在于，他使用的相机是东德产的埃克萨克塔牌照相机，是它永恒地铸就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刻。戴着头盔，穿着长筒靴的舒曼，在跳过带刺铁丝网的那一刻被镜头捕捉到了，他年轻的脸庞全神贯注，他的这一跃象征着这道人造和非人性化的藩篱被跨越。今天，当我们再看这张照片时，依然会为东西柏林间曾经存在的藩篱而哑然。

"在汉堡的赛马活动上，我学会了如何拍摄这样的照片，"雷宾解释说。"你得在马越过栅栏跳离地面之时就按快门，这样就能在它跨越栏杆时拍下它。那时他就是这样跑过来的，我按下快门，就拍出了这张照片。"

这是一张值得自豪一生的照片，却拍摄于一个年轻摄影记者职业生涯的初期。更不寻常的是，他的相机没有电动驱动装置。这是雷宾惟一一次拍摄这样的照片的机会。

几个小时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德国《图片报》的头版。很快它就出现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报纸上，至今仍然是里程碑式的照片。

雷宾还拍过一张舒曼的照片，尽管这张照片不那么出名，但更具表现力。那是年轻的舒曼在西柏林刚下警车的情景。没有戴头盔，衣领也解开了，立刻舒曼看起来就成了一个有点惶惑的乡镇年轻人。他有点惶恐，同时也为自己的莽撞和突然进入一个自己还不太明白的世界而感到震惊。

这两个形象让世界看到两种东德年轻士兵。一个是坚决服从命令的二等兵科赫，"划出了历史性的界线"；而另一个则是不情愿的反叛者，下士舒曼，他跨越界线 "跃向自由"的一跳将被永恒地记住。

康拉德·舒曼跳过带刺铁丝网障碍的经典一瞬，1961年8月15日。

不管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后来，舒曼都说他不会朝任何人开枪，而去西方他就可以避免这种道德上的两难境地。西方审问者们非常吃惊地发现，从心理的角度来说，东德人民警察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舒曼是第一个"叛逃者"，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在边界封锁的最初36个小时内，就有超过9名边界守卫叛逃到西方，有的是跳过铁丝网，有的是从底下钻过去，还有一个是爬过工厂的围墙。

处于"风口浪尖"的士兵难免遭遇这类事情的困扰，相比之下，科赫却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他是属于有特权的"密室"阶层，整个下午都在不停地往前走，有时乘船，有时步行，有时乘吉普车，一直朝着最南端的边界尽头进发。他最想做的就是让他长满水泡的双脚休息一会。他穿着漂亮（但是很紧）的新鞋，走了那么长的路，所以双脚长满水泡。而那个下午，迷茫的舒曼正在调整适应自己在西方的双重名声。

科赫参与的视察之旅只是为了明确边界，目的是建造永久的建筑，是所谓的"军事工程措施的范围"。

8月18日，星期五，凌晨1点30分，6辆卡车起重机抵达波茨坦广场，柏林皮卡迪利广场，以及布兰登堡门以南的哥伦布圆环广场。从卡车起重机上卸下几十块水泥板，它们会被用于检查站控制交通。大约40分钟后，来了一队消防车、混凝土搅拌车和泥水匠"施工队"。在东德人民警察的监督下，他们开始建造横跨整个广场的屏障。5点过后，天刚亮，他们就撤走了，留下一堵混凝土墙，墙的顶端盖着两排阴模块，总共5英尺多高，上面还有金属条，可以用来穿带刺的铁丝网。在某一处，这道"墙"（从现在起，正式使用这个词语合法了）离波茨坦广场的地铁站入口只有几英寸，而后者是西柏林为数不多的地铁站之一。西柏林警察和清早上班的人看到这道墙后都目瞪口呆。

当然，波茨坦广场之下的大地铁站已经关闭，虽然地铁仍通过该站，但从来不停。这条路线从西柏林起，往北行穿越东柏林，然后再返回西部。乘客们注意到地铁站台上站着全副武装的交通警察，看不到市民。另外一条从西往东的跨区地铁线路，也会经过波茨坦广场，如今这条线路的东部被截断，而奥托·格罗提渥大街则成了它的起点。〔1〕【现称为莫兰大街。】这条线的终点是在西柏林的格莱斯德赖克。相比以前跨越边界时，或者说在1945年前，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边界时，这条路线缩短了几百米。

这样一来，老柏林的生命线就被切断了。哈根·科赫划下的白线，一名狂热共产主义军官的反抗标识，像外科手术中的一道示意标志。它向世界昭示，这个大城市的神经网络已被分割、切断和封锁，而这个神经网络承载了这个城市的汽车和火车交通以及下水道和电话线。

柏林是一个由钢铁、石头和砖木建成的都市。从表面上看，它没有生命，所以不会流血或感到痛苦。但是柏林人是鲜活的，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痛苦。

波茨坦广场的墙出现后的第二天，肯尼迪总统的高级代表到达西柏林。

48小时之前，副总统约翰逊还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厅里，痛苦地抱怨着自己即将去往一个陌生的政治环境。然而现在，1961年8月19日下午，这个严厉的得克萨斯人搭乘空军的洛克希德星座飞机，抵达滕佩尔豪夫机场，开始准备玩一个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他需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保护者和劝诫者、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摇旗呐喊者和外交官。

副总统和克雷将军首先乘坐波音707飞越大西洋。同行的有国务院高级官员，包括查尔斯·波伦、和国务院德国部的要人（包括弗兰克·卡什和卡尔·莫特纳），以及约翰逊的新闻助理乔治·里迪以及美国新闻署的杰伊·吉尔德纳。此外，还有一些年轻女士，是约翰逊坚持招来做速记的，还有一个媒体团队，而玛格丽特·希金斯也在其中。"柏林黑手党"阵容强大地出场了。〔2〕【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参考"党的组成"。】

在旅途中，平时非常低调的克雷将军讲述了他在柏林封锁时期"打败"斯大林的故事，强调他们与苏俄的对抗将会是多么地艰难，就像多年以前柏林封锁时期一样。如果1948年，杜鲁门总统允许他派遣一支装甲车队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柏林的话，那柏林封锁时期的空运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实际上，他们或许还很可能通过讨价还价避免朝鲜战争。克雷将军说，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会马上命令拆掉柏林墙。然而，正如"找茬"波伦在1948年坚决反对因为柏林而发动战争一样，这一次，在波音707的机舱内，他说，克雷将军的建议听起来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好办法。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非同寻常的是，约翰逊在这次旅途中居然大多数时候都在倾听。〔1〕【彼得·卫灯《柏林墙：分裂柏林的内部故事》，第227页。然而，卫登也引用了克雷将军后来口述的历史。克雷将军说，在8月13日后的一周，做这样的事情及已经太晚了。而且，事实上，如果东德人把边界墙建在事实边界的几个街区之后，那么要想这样做就更困难了，除非"侵入"东柏林。】

他们并没有直接飞往柏林。考虑到礼仪问题，以及20世纪60年代飞行技术的限制，他们在波恩/科隆机场中途停留，然后再去柏林。在科隆机场，他们受到美国大使道林先生和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博士的接待。他们一同前往波恩，一个朴实无华的大学城。自从1949年以来，西德政府的首都就在波恩。他们将与阿登纳总理共进午餐，同时还会讨论一些事务。〔2〕【关于在伯恩与阿登纳会面的细节，可见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407页；或者约翰逊自己的叙述《美国外交事物》第十四卷，文件120；也可参考杰·吉尔德纳关于麦乔治·邦迪1961年8月21诶的回忆录，NSF波斯顿肯尼迪图书馆第74a，德国。】

从8月13日开始，阿登纳就已经焦头烂额了。不要说乘飞机去柏林，单单是自己的分内之事和选举演讲就已经让这位总理大人疲于应付。一些民众质疑他为什么不在紧要关头去柏林。相比之下，自8月13日以来，勃兰特在电视和媒体上的曝光率特别高。边界封锁一周之后，助手终于说服阿登纳，说他对柏林问题表现得太松懈，而这很可能会影响他获得的选票数量。

阿登纳现在意识到，应该搭乘副总统的飞机前往柏林，这次政治行动，将保证他比西柏林市长获得更多的选票，尽管后者的曝光率要高得多。当然，以阿登纳的身份，他不适宜直接提出要求，因此他的助理就飞往柏林一事与美国大使馆进行接触。

华盛顿早就讨论了这一请求的可能性，而答案早就决定了。那就是"不行"。如果答应的话，就会冒着袒护竞选中某一方的风险。在西德以前的竞选活动中，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曾表明支持阿登纳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从而恶化了其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肯尼迪总统可不愿再犯这样低级的外交错误。

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找茬"波伦详细地说出了这个坏消息，但是他是通过西德外交部长布伦塔诺之口转达的。阿登纳以他惯常的平静姿态接受了美国人的拒绝，但他并没有急于让约翰逊离开。对于阿登纳和约翰逊之间的"计划外的午餐后交谈"，克雷不得不进行干涉，其借口就是"有许多柏林人在等着我们"。 〔3〕【杰·吉尔德纳关于麦乔治·邦迪的回忆录。】

按计划，副总统和克雷将军的飞机会在滕佩尔豪夫机场降落。滕佩尔豪夫机场位于美国占领区，靠近舍恩贝格市政厅的市长办公室，而且也与曾经英勇的空投行动有密切的联系。然而，滕佩尔豪夫机场的跑道过短，载着他们飞越大西洋的707客机无法在滕佩尔豪夫机场降落。因此，从波恩到柏林的短短行程内，美国一行被分成两组。重要人士乘坐涡轮螺桨洛克希德星座飞机飞往滕佩尔豪夫机场，其他官员则再次登上波音707，而波音707将会在泰格尔机场降落。泰格尔机场位于法国占领区，在柏林的北部，距离市中心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事实证明，约翰逊和克雷将军的到来非常振奋人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相当有趣。迎接这两位要人有21响礼炮，同时，还奏响了两国的国歌。接待的团队中有市长勃兰特和他的高级副官，然而，让人吃惊的是，接待的团队中居然还有阿登纳的代表、外交部长布伦塔诺。在总理的坚决命令下，他也飞到柏林，而且赶在美国人之前到达。为了不让勃兰特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伴们把所有的选票都拉走，布伦塔诺火速地赶到停机坪，并及时加入了迎接约翰逊和克雷将军的团队。

然而真正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是，欢迎他们的还有大量的柏林人，在那个8月的下午，他们自发地前来迎接美国人。西柏林人暂时忽略了环绕他们这个半城的带刺铁丝网和全副武装的东德人民警察，聚集在从波茨坦广场到舍恩贝格市政厅的道路两旁，欢迎美国人的车队。

勃兰特和约翰逊并排坐在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一辆敞篷卡迪拉克豪华轿车里，克雷将军和其他人跟随其后，前面还有摩托车警卫开道。前往波茨坦广场参观新修建的混凝土围墙，原本只需要五六分钟，却被延搁到20分钟。在拥堵的人群中，护卫的车队不得不屡次停下来。街上至少有80万西柏林人，或许可能有100万。他们欢呼着、歌唱着，高喊美国贵宾的名字。他们抛掷了无数的鲜花。

长着鹰钩鼻的克雷将军早在空投时期就已经闻名，而现在则被人群捧上了天。他比约翰逊更坚决地承诺会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进行成功的抵制。"克雷万岁！克雷万岁！"柏林人充满敬畏的高呼着。当车队在街道上行进时，人们疯狂地朝克雷将军乘坐的豪华轿车扔鲜花，甚至还有一束火红的玫瑰，投掷玫瑰的人太用力，以至于将军的脸都被玫瑰的刺划伤。人们争相去握克雷将军伸出窗外的手，以至于坐在一旁的美国驻柏林指挥官埃尔伯特-沃森将军坚持要求克雷将军把手抽回车内。

对于约翰逊来说，外国人并不是他关心的事情，然而，他还是认定这些人是他应该认真对待的外国人。他不顾安全警卫人员的建议，毅然地下了车。当时他们的车队移动得非常缓慢。下车之后，他就恢复了老练的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和人群中的人拥抱、握手，亲吻递到面前来的婴儿的脸蛋，甚至还拍了拍一只狗。当然，副总统知道一切都被拍摄下来了，几个小时，胶片送回美国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出现在早晨的电视新闻中。"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勃兰特的媒体助理埃贡·巴尔苦笑着说。

美国人没能到达波茨坦广场。约翰逊命令取消此项参观。一切都比原定计划滞后，或许他的直觉告诉他，在边界线上，两种相互敌对的体制之间的直接对抗可能并没有多大的效果，而且也不可能依照总统需要的方式平定这样的局势。

就这样，当贵宾车队抵达舍恩贝格市政厅那栋以灰泥粉刷的建筑物时，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以及周围的街道上。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国人来得太晚。发表演说，祈求自由。然而，即使懂英语的柏林人有时也很难听懂副总统的德克萨斯口音，即使如此，人群还是在欢呼，直到大家都声嘶力竭。

克雷将军（左）、约翰逊副总统（正中）和勃兰特市长（右），1961年8月20日。

市政厅内，约翰逊向西柏林议会致辞。同普通柏林市民一样，市议会的成员们也因为这两名位高权重的美国贵宾的到来而欣喜万分。约翰逊演讲时，掌声不断。副总统的演讲词或许经过了瓦尔特·罗斯托的润色，然而对柏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到来，并且是与著名的克雷将军一道。他们的到来说明美国人是在乎的。或者也许，挑剔地说，美国人从没有不在乎。

随后，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代表波恩政府发表讲话。他的言辞略显尖酸（和夸张），声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德国之外，所有国家的人"都有完全的自决权。但还好，德国即将进行大选。维利·勃兰特最后一个发表演说。由于他的反纳粹经历，他有资格告诉来宾"我们绝不屈从于新独裁的支配，不管这种独裁统治把自己点缀成什么颜色"。

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每个人都很晚才上床。客人们并没有都睡在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睡的床上。据说，历任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助理的大使波伦就发现自己居然没能就寝于大使道林位于达雷姆绿树成荫的府邸内，而他本来是被分配到这里住宿的；现在，这个府邸被副总统约翰逊的高级秘书占了。〔1〕【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412页。】

早晨的时候，波伦返回大使道林的府邸，重新加入副总统的阵营。副总统刚刚吃过早餐，燕麦片和甜瓜。随后，勃兰特来了，来进行私人会面。务实的谈话开始了，一切进入正题。

约翰逊和波伦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肯尼迪总统的回信交给市长。很明显，声名显赫的政治拳击手约翰逊，就此机会给了勃兰特重重的一击。返回华盛顿后，约翰逊的报告上只提到市长"受到了惩戒"：

他对自己贸然给总统写信深感歉意，并且对信件内容未经许可就在西德国内公之于众的做法感到悔恨，但据他说这封信的泄露并不是他的责任。我说，作为盟国，给美国总统写批判信并让他受到公众的质疑，这并不能为我们的事业增添什么光辉。随后，我重申自己来柏林并不是想要为过去的事情进行争论，而是想同他一起合计如何进行平静的合作。

勃兰特市长很快就回应了这种策略，我明显感觉到他对自己行为的悔恨，除了重要的一点；他似乎很确信，尽管信件漏洞百出，但至少使美国政策离开了死亡地带。

我告诉勃兰特市长，虽然对他信中的观点无法苟同，但华盛顿政府还是对他信中所有的观点进行了仔细而且切身的考虑，美国的政策已经在总统的回信中清楚而坦诚地进行了陈述。市长对这种坦诚表示感谢。〔1〕【约翰逊的报告，《美国外交事物》第十四卷。】

约翰逊的攻击可能比官方报告中所描述的要激烈得多。在与国务卿腊斯克共进晚餐之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给伦敦送了一份急件。信中讲到，腊斯克在晚餐中证实：

副总统言辞激烈地训斥了维利·勃兰特，责备他对东德行为的反应过于冲动，不顾后果地公开一些不切实际的提议，还有对西方盟国进行毫无理由的指责。勃兰特十分尴尬，几乎不愿为自己的行为辩护……〔2〕【哈罗德·卡西亚于1961年8月21日上交给外交部常务秘书伊芙琳·舒克堡的报告，存于BNA Kew PREM。】

勃兰特的确不应该为信件内容的泄露负责。这种轻率的行为很可能就是阿登纳的策略。〔3〕【杰·吉尔德纳回忆录。】但勃兰特也是对的，正是这封引起麻烦的信促使肯尼迪作出了更有力的承诺，否则总统不会下决心那样做。单单从这一点来看，勃兰特冒险把信寄给总统也许是对的，也理应承担其后果。

后来勃兰特承认肯尼迪的回信是"撕开帷幕，露出了空旷的舞台。"〔4〕【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205页。】多年以后，勃兰特才得以表达自己对美国问题的参悟，边界屏障变成边界墙对于柏林人和西德人来说意味着一切，而对于西方超级大国来说，其资源和风险遍及世界各地，柏林当然重要，但只是许多实际的或潜在的火药桶中的一个。

其时，承受巨大压力的西柏林市长要参加竞选，还要保护他的人民。对有恩于他和他的这个城市的美国恩将仇报（从某些方面来看，确实如此）毫无意义，而且，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西柏林会不堪一击。勃兰特不得不苦笑着接受西方盟国强加给他的一切，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要表示自己的悔恨之意，以免惹他们不高兴。在那个紧张的早晨，在达雷姆的大使府邸之内，他正是这么做的。

幸运的是，形势有了好转。公众自然不知道表面背后的紧张局势。当地人在查理检查站美国守卫的岗哨上钉了一个牌子，上书："肯尼迪－约翰孙（原文如此） - 克雷/三人都很棒。"副总统的访问是一次巨大的宣传成功。让美国第二有权势的人与富有传奇色彩的克雷将军一起来柏林，简直就是天才之举。此举还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克雷有着怎样的威望，如何受欢迎，市民依然是最终的主人。

然而，副总统是个闲不住的人。与勃兰特会晤结束后，他便急于继续自己的事情。今天，在其官方职责内，约翰逊有两件事要做：首先，敦促更多柏林人参与夏洛特堡的住房建造和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建造；其次，迎接美军的增援部队。按照计划，这些援军会在那天早晨的晚些时候到达。他们会通过110英里的高速公路，从西德抵达柏林。他们到达的时间无法确定。实际上，还有一个细心却让人泄气的猜疑，如果苏联决定封锁公路的话，这支援军也许根本就到达不了。

不管怎样，副总统的车队还是于星期天早晨11点出发，朝夏洛特堡前行，每个人看起来都士气高涨。在西柏林中心的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柏林人。他把6英尺3英寸的身躯折进西柏林政府的敞篷奔驰车中，前面开着一辆摄像卡车，记录他的整个行程，约翰逊对此如鱼得水。他向西柏林人微笑、招手，因为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使命都促使他这么做。

好像是为了考验紧张的安全护卫人员，副总统多次停下车子，走到围观的人群中，像一位友善的伟人。今天，他的身后还跟了一名提着包的助手。约翰逊一边伸出巨灵之掌与热情如火的人群握手，一边把另一只手伸向身后的袋子，抓出一大把礼物，圆珠笔和卡片如瀑布一样地倾泻到人群之中。这些卡片可以让他们前往美国参议院的访问区，上面盖有副总统印章和复写签名，它们立刻就被沸腾的人群一抢而空。

这是西柏林人希望看到的：伟岸而面带微笑的德克萨斯人，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正沿着高速公路，朝着备受威胁的城市赶来。〔1〕【约翰逊当日的活动依据维利·勃兰特的自传梗概《座谈会与和解：1960~1975》，第31页。】

第八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共1500人，已于凌晨4∶00离开曼海姆附近的驻军基地。领导这支部队的是上校格洛弗·约翰斯。他和副总统一样，也是德克萨斯人。苏军前一天就收到了第七集团军指挥官布鲁斯·克拉克将军的通知，这支部队将要调动到柏林。苏军没有给予任何答复。赫尔姆施泰特和柏林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些非正式巡逻队，包括军事代表团的冯·帕维尔上校也参与了巡逻，但并没有在高速公路上发现苏军。然而，谁也不知道苏俄人捋起袖子准备干什么。

军队的转移声势浩大。电视工作者们拍下了部队出发的情景，纵队朝着苏联占领区--东德的边界方向行进，那里离东北区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纵队里有拖车、燃料、弹药车、步枪和直径105毫米的榴弹炮组，表明这不仅仅是和平时期柏林守备部队的普通增援。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然而5分钟后，一辆军车陷入了烂泥之中，阻延了整个部队的行进。

在他们到达赫尔姆斯泰特时，部队又迟到了3分钟，这意味着部队比原计划晚了8分钟，但他们已预计了一些时间在内，在破晓的晨光中，他们看到德国市民的车队正接受苏联边界部队的检查。这一次，没有看到大队红军出现的迹象，也没有出现装甲车等类似的东西，也没有发现共产主义者封锁柏林高速公路的迹象。〔1〕【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中关于约翰斯上校手写的柏林之旅陈述。第417-423页。】

约翰斯上校以前从未到过柏林，宪兵队警官卢斯少校被任命为他的向导和顾问。早上6∶30时，美国纵队的先头部队轰隆隆地开进了无人区，并停了下来。这个先头部队由276名士兵、60辆卡车和拖车组成，有些车子上装满烈性炸药。当约翰斯看到苏俄人朝车队走来并清点卡车内士兵数量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他并不知道这是例行公事。卢斯对这种情况很熟悉，并让他镇定下来。

实际上，按照规定，苏联边界人员可以检查美国的军事车辆，但不能爬到车上去。而且，一旦穿过苏联防线，美国军队的士兵就不能下车。这意味着，如果要清点美军人数，必须在卡车外面进行。约翰斯上校很快意识到，如果以平均每分钟一辆卡车的速度计算，那么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完成清点先头部队的工作，而清点整个纵队200辆车里的人数，则需要3个小时。

约翰斯建议让车上所有的人都下来，以便在卡车外清点人数。苏俄人似乎有些不解，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然而清点的结果与苏军持有的美国军队迁移命令中的数字不符，人数太少了。当然，因为只清点了纵队先头部队的人数。先头部队的卫兵只得往东德方向再行进几百码，让纵队的其余部分穿过检查站，并沿着高速公路列于车旁。人数的清点工作又开始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清点结果还是与苏军持有的数字不符。约翰斯建议所有人排成一列，以便清点，而苏联人并未采纳该建议。他们又清点了一遍，人数还是对不上……

约翰斯又累又气，再也不管苏俄人的否定。他坚持让所有人从卡车上下来，在高速公路上列成一队，总共1500人左右。然后，约翰斯拽着苏军检查站的军官，逐个清点，每数到10到15个人，就回头问苏俄人：对不对，而这名红军官员会用俄文确认人数。

后来，他们奇迹般地达成了一个相同的数字。然而这个数字比苏俄人掌握的清单多出了一个。世界的安全 --或至少是上校的理智悬于一线，这时有人轻声指出，在提供人数的时候，约翰斯没有把自己计算在内，而今天早上计数的时候，他却把自己计算在内了，正如他的俄国对手所做的那样。

约翰斯的部队终于得以沿高速公路继续朝柏林方向进发了。在后来的行程中，再也没出现任何阻碍，除了苏军的喷气式飞机有时会俯冲下来查看情况。一架飞机下降到500英尺的高度，从炸弹舱门中伸出来的是摄像头，对准美军纵队进行拍摄。东德的人民警察遍地扎营，每个高速公路桥和公路入口的两边都驻扎着两队东德人民警察，而其余的则躲藏在边界旁的灌木丛中，或站在一旁，当纵队靠近时，他们就朝树林或路堤远处撤退。缺乏自信的东德人民警察，被更加不同寻常的驻军给镇住了。

可能由于东德人民警察巡逻队的原因，周围没有多少市民观看，然而田地里少数的东德农民和迎面而来的驾车者们，在约翰斯看来，却十分友善。他们朝美国人挥手，甚至微笑。

妄自尊大的苏联边界巡逻队、窘迫不安的东德人民警察、喜气洋洋的集体农民，谁能联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而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其中之一。据他的儿子谢尔盖回忆，在得知美国援军正朝着柏林进发的时候，赫鲁晓夫变得异常紧张。后来，父子俩一起散步，一名卫兵跑过来，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老大来说，这样的情况可是很少见；有一刻赫鲁晓夫显得有些神经过敏。然而只是虚惊一场，赫鲁晓夫很快意识到肯尼迪并不打算采取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柏林援军只是象征性行动。

而在柏林，大概在中午12∶30的时候，副总统和市长在北夏洛特堡市政住房工程和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工程中的成功进度被打断，因为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人群情绪高涨。来自西德的援军正接近东德和柏林之间的边界。贵宾们得准备迎接援军。豪华轿车队掉头朝西南方前进，在鸣响警笛的警车和训练有术的摩托车警卫的护送下，穿过后街。车队朝阿瓦斯高速公路进发，这是通往德莱林登检查站的捷径，而柏林援军在那里穿越边界后就会正式进入西德的领土。

这一刻，即8月20日星期天的下午，将会成为西柏林危机一个潜在的转折点。然而，据勃兰特回忆，当他们坐着敞篷车朝德莱林登检查站呼啸而去时，他的德克萨斯贵宾却显得有些心猿意马。而实际上，他是在想着购物。约翰逊挑选在这个重大的时刻问了市长一个问题，不是询问勃兰特对柏林危机或欧洲局势的看法，而是关于这位副总统可以去哪里给他的家人购买一些礼物。你知道……哪里有精美陶器？是啊，勃兰特的回答很有帮助。原普鲁士皇家陶瓷厂，现在的国家陶瓷厂。这个工厂生产的淡蓝色瓷器精美，而且闻名遐迩。曾经，这些瓷器装点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餐桌，而今依然为国际奢侈品市场供货。这个厂有一个批发部，然而，因为是星期天，这个批发部肯定关门了。约翰逊的反应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购物狂国家的领袖，强迫这个当时物资匮乏的国家，在那样的历史时刻，必须满足他的购物才能存在下去。

"真见鬼！"他怒气冲冲。"要是他们关门了呢？你不是市长吗？你安排一下让我去看看那些瓷器应该不会太难吧？我跨越了整个大西洋才来到这里……"

在靠近德莱林登检查站的地方，车队非常努力才从兴高采烈的柏林人中挤开一条路。美国驻柏林的军事指挥官--沃森将军，带着情报局人员，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高速公路旁的接待平台。有一个军乐队，此外肯定有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1〕【参考以上的陈述以及美国军队柏林周报《柏林观察》，1961年8月25日第34期《肯尼迪总统派遣第8步兵师充当后备堡垒》。】

最后，在副总统的陪同下，约翰斯上校终于到达了接待平台；副总统热情地握着约翰斯上校的手，并即兴发表演讲。勃兰特市长也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然后约翰斯费力地返回他的吉普车。在一辆宪兵队车辆的引领下，约翰斯上校领导的第一战斗群缓缓地行进着。周围聚集了大量的西柏林人，而他们投掷的各种颜色的花朵几乎要把他们的车队湮没。

柏林人欢迎美国的增援，1961年8月20日。

援军部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柏林西南郊区里希特菲尔德的麦克奈尔营房。这里以前是通用电力公司的德律风根工厂，从1948年以来，这些建筑就成为了驻扎在柏林的美国占领军的营地。这支疲惫的军队得到了迟来的补给，很快又列成队形，聆听副总统"诚挚而深沉的带有南部口音的演说"。〔2〕【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427页。】实际上，所有的欢迎仪式都过于匆忙，因为在8月的酷暑中，已经有几个新来的人倒下了。

副总统再次演讲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随后部队被命令返回车内，准备一个穿越西柏林的游行。

与此同时，勃兰特市长回到舍恩贝格市政厅内继续自己繁忙的事务，而副总统则在前往附近的马林菲尔德难民营的路上，因为那天早上他取消了该行程。在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内，他受到东德难民的欢迎。事实上，人们将他包围得水泄不通，几乎让他窒息。而后，不知疲倦的副总统又马不停蹄地返回达雷姆，着手准备另一次的演讲，并开始重大、而且声势浩大的游行。

随后援军部队的车队游行更令人难以忘怀。喜气洋洋的柏林人投掷了更多的鲜花，发出了更多的欢呼，同时有更多的微笑和握手。甚至连士兵也在微笑，探出身去与人群相互问候。许多士兵经过检阅台时，都忘了敬礼。大家好像在迎接凯旋的足球队，一点也不像在进行军事检阅。车队在人群中缓缓而行，朝着选帝侯大街进发，到处挤满了人。约翰斯上校的敞篷吉普在队伍前头，他不停地微笑，直到脸发痛，不停地挥手，直到手臂酸麻。

回到道林大使的府邸之后，约翰逊回答了媒体提出的一些问题。随后，借口要上厕所，约翰逊将这个乏味的任务交给了查尔斯·波伦。

波伦没有去参加那个阅兵，整个下午，他都与国务院德国专家、克雷将军以及代表团中的民事领袖艾伦·莱特纳一起，驾车环绕东柏林而行。他们在勃兰登堡门东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男厕处停留了片刻，尽管这个行为没有任何敌意，而且并不是他们计划之中的行为，然而还是让东德的人民警察失去镇定。到访者在这个火药桶城市中的外交活动各种各样，而城市的局势却非常严峻。〔1〕【杰·吉尔德纳回忆录。】

由于约翰逊借故缺席，波伦决定澄清美国不想打仗的事实。"我们不会因为柏林问题而冒战争之风险"他告诉媒体。〔2〕【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430页。关于约翰逊在希尔顿酒店（现为希尔顿洲际酒店）的晚餐，勃兰特的论述中并没有提及。】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一定非常乐意听到他的这番话。

媒体离开后，剩下的应该就是快乐的星期天了。副总统约翰逊很快就要求来一杯威士忌，尽显其独特而奔放的风格。很快，他决定取消原定在大使府邸举办私人宴会的计划，改为邀请所有人及其亲眷到其他地方进餐。西柏林希尔顿酒店的屋顶餐厅？真是好主意。

地标性建筑希尔顿酒店建于1958年，其黑白的方格式建筑骄傲地俯视着重建后的布达佩斯大街和整个选帝侯大街区域。与其他地方的希尔顿酒店一样，用康拉德·希尔顿的话说，希尔顿酒店代表着"小美国"，象征着美国的经济实力，突显了超级大国乌托邦式的自由富足的生活方式。还有其他一些西柏林政治家也在邀请之列。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个晚上的国务院专家们被召来做翻译。

于是，所有人都出发到希尔顿去。然而林顿·贝恩斯·约翰逊还有个未解决、并一直萦绕心头的问题，是他还有一个地方没去。当他们出发参加希尔顿酒店晚宴时，另一个基本需求--购物--再次涌上心头。勃兰特加入酒店的派对后，约翰逊注意到他脚上的便鞋，立刻就喜欢上了。你在哪买的？市长回答说是在莱斯买的。莱斯是一家知名的德国优质鞋制造商。那么，副总统想买一些，而且今天就要买。勃兰特只好妥协，让他的礼仪司长去办这件事，并让他顺便联系一下陶瓷厂。美国方式胜利了。

副总统重整的零售攻势获得了成功。所有宾客齐集希尔顿酒店屋顶餐厅，并在那里欣赏全柏林的美景之时，国家陶瓷厂展厅的经理已经答应，为表达对这些自由使者的感激之情，将为副总统单独开放位于库达姆大街附近的商店。所有人都等着用餐，而约翰逊却兴冲冲地赶去查看陈列出来的瓷器。经理弗兰克先生答应，为林顿·贝恩斯·约翰逊的牧场提供整套餐具，以及一套装饰有贝壳的盘子，上面有副总统印章。

最后，约翰逊回到希尔顿酒店，晚宴开始。在副总统的坚持下，所有人都品尝了南方炸鸡，让德国人感到些许错愕的是，林顿·贝恩斯·约翰逊吃炸鸡的时候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用双手就吃起来。席间，他只离开过一次，去签收弗兰克先生准时送来的订购清单，后者一直在商店展厅内落实这个清单。

弗兰克先生谢绝了副总统拿出的一大叠美钞。他礼貌地说，应该先把瓷器用船运到得克萨斯，在那里，等所有的货物经过检查，并且感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约翰逊对此十分满意，随即订购了大批烟灰缸，并盖上副总统印章，作为礼物送给到访华盛顿的贵宾。他们当场达成了这些瓷器的批发价，当经理离开的时候，约翰逊向勃兰特炫耀这笔买卖，说："看起来这些东西价值1美元，但我却只花了25美分！"〔1〕【维利·勃兰特的自传梗概《座谈会与和解：1960-1975》，第33页；柯蒂斯·凯蒂《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说的33美分，第435页。弗兰克先生并没有提供建议。】

夜越来越深，但不知疲倦的约翰逊坚持让大家来到屋顶的边缘，眺望两公里之外的东柏林。有人紧张地询问情报局人员这是否正常，副总统是否在"窥视什么"？"噢，没有。"情报人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副总统只是做他平常爱做的事罢了。"

回到大使府邸时，约翰逊发现莱斯公司送来的样品已在等着他了。不管是不是星期天。就寝之前，他兴奋地逐一试穿，最后订购了6双才作罢。

天一亮，副总统启程回国，他依然看不出一丝倦意，除了右手因握手过多而肿胀之外。他在西柏林待了不到48小时。

约翰逊掀起的旋风过去了，然而平静并未到来。

尽管前一个星期五已经开始使用水泥和砖块，然而记录显示，东柏林的领导阶层依然没有下定决心要让这道边界墙变成一个巨大而致命的工程。虽然在柏林中心高楼林立的区域（从波茨坦广场开始并延伸至勃兰登堡门和德意志国会大厦）建造一道水泥墙，高度大概为一人高已经被批准，但在随后的数周内，这道边界屏障依然主要是由设置在交通线路上的带刺铁丝网、木头和水泥板构成，而其附近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巡逻。边界正式封锁后几天内，毗邻西部的建筑物的门窗就被水泥封住了。

同时，逃亡率依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让乌布利希和领导层感到沮丧、羞耻，甚至吃惊，这似乎让人觉得奇怪。8月13日之后的一个月内，大约有417名东德人成功逃到西德。

很多逃跑的人都是以前的"边界跨越者"，这些人在西柏林有工作、朋友和家庭。他们有逃亡的动机，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

"边界跨越者"中的完美逃跑典型就是17岁的厄休拉·海涅曼。她在西柏林库达姆大街的广场酒店做女服务员。自从毕业之后，每天她都从东柏林郊区约翰内斯塔尔的家里出发，搭乘城市轻轨，到达往北一公里之外的边界区域，进入美国占领区的新克尔恩区，然后从那去工作的地方。

8月13日发生的事情让厄休拉感到震惊，然而凭着年轻人的勇气，她不愿意消极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她看到泰尔托运河附近的局势很严峻，守卫驻扎在运河的两岸，摩托艇在水里巡逻。在因为边界封锁而失业的那一周，她和一位女伴在柏林四周边缘勘察，看看格利尼克桥附近能否找到更容易一点的通道；格利尼克桥靠近波茨坦边界。然而，她们失望了。一天，厄休拉在一个露天啤酒店里懒散地做着服务工作。边界护卫经常光顾这个露天啤酒店，一些边界护卫证实他们有朝逃跑者开枪的意图，而这让厄休拉她们觉得风险实在太大。两天后，两个已经绝望的共产主义者近亲告诉她，"快点离开，尽快逃到西柏林去。"作为一名边界跨越者，一旦东德政府开始对付她，她很有可能被遣送到梅克伦堡州或图林根州的集体农场去。

8月19日星期六，就是约翰逊和克雷到达西柏林的日子，厄休拉和母亲一起散步。她们朝着西北方行走，在她们的右边是公墓和火葬场，左边是树林，走过一座小桥后，她们来到一条支渠的对岸。这条支渠就是布瑞彻泽维格河，连接着泰尔托运河与施普雷河。

运河两侧仍然属于东柏林，然而仅两三百码远的地方就是太阳大道检查站。这个检查站还是开放的，尽管只允许西柏林人前往东柏林。母女俩并没有前往检查站，而是取道一条通往废弃菜园的小径。这时，厄休拉平静地告诉母亲，她要去看看有没有可能。

厄休拉独自进入废弃的菜园，知道苏联和美国占领区之间的边界就在前面几十码远的地方，就在长满荒草的赫德克拉普拉本护城河上方。在边界的附近，赫然矗立着一所废弃的小房子，而前方就是刚刚竖立起来的带刺铁丝网屏障。虽然她身上只穿着毛衣和宽松的裤子，而且她知道母亲正在等着她的消息，但厄休拉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否则她就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铁丝网的最下方有一道裂口，刚好可以让她钻过去。她费尽周折小心翼翼地爬过去，铁丝网撕开了她的毛衣。她不得不用一只手撑起铁丝网，好让自己过去。她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忍受着痛苦，最后手掌上还留下一个很深的伤口。无论如何，她还是爬过了铁丝网屏障。然而，她看到了第二道藩篱，而这道藩篱是不久前刚刚增加的。她重复刚才的过程，当然得到了更多的伤口，而且毛衣也被撕扯得更烂。

厄休拉可以看到前方标识边界的牌子，她的心一阵狂跳，要是她能闯过这最后的屏障，那么她就安全了。可是她能吗？厄休拉注意到空气中飘来了香烟的味道。边界守卫在几英尺远的地方，或许还不止一个！然而，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她把腿从铁丝网中拉出来，然后迅速但悄无声息地爬过边界标识牌。

厄休拉终于到达了西柏林，在标识牌另一边的菜园里站着的一个男人证实了这个事实。边界守卫是否看到或觉察到她的动静并故意放她走，这就不得而知了。

厄休拉对这次意义重大的逃亡并无太多准备，只随身携带了身份证和手绢，没有带钱。一名好心人借给了她几马克，让她乘车去西柏林的难民接待中心进行登记。

厄休拉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她有工作。登记后24小时，她就回到广场酒店，酒店的管理人员很高兴再次雇佣她，并为她提供了住宿。

这位年轻的女士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母亲安心。刚到达西柏林之后，厄休拉非常的焦虑。毕竟，她是去"勘察"，却一去不返了，母亲会怎么想呢？其时，太阳大道检查站依然还是开放的。她在菜园里遇到的那个男人愿意骑自行车进入东柏林，找到她的母亲，告诉她厄休拉已经安全到达西柏林。

西柏林人可以毫无障碍地前往东柏林的情况很快改变了。成功封锁边界之后，看到西方并没有采取什么对抗措施，乌布利希决定实施更严酷的政策。东德政府宣布，从8月23日凌晨1点开始，过境点的数量将会进一步减少，从最初的12个减少到7个。当然，其中只有1个是面向外国人和外交官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查理检查站）、2个面向西德人、4个面向西柏林人（包括厄休拉成功逃跑处附近的太阳大道检查站）。

对外国游客的限制让人非常失望，激起了人们的抗议；而将西德人的过境点减少到2个也引起了人们的抗议。而对于西柏林人还有更厉害的后招，给西柏林人设置4个过境点极具欺骗性。当时，他们只需出示身份证即可过境。后来，西柏林人要过境进入东柏林，必须从"东德旅行社"在西柏林的两个分支机构申请签证，而这两个分支机构尚未建立。东德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在西柏林的西十字火车站和动物园车站设立这两个分支机构。

关于东德政府的要求，勃兰特的市政厅很快就给予了答复。答案就是"没门"。勃兰特怎么可能同意这样的要求呢？允许在西柏林设立东德政府的签证办公室就是承认东德政府的合法性，而且还会表明乌布利希非法封锁边界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样就会在事实上削弱盟国在柏林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签证办公室设立之后，如果东德政府利用签证办公室破坏西柏林的政治稳定并进行颠覆活动的话，要如何进行阻止呢？东德一定知道西柏林不会同意这个要求的。新的签证命令就在事实上阻止了西柏林人前往东柏林，从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分离家人、朋友和恋人。

第二天就发生了首例屠杀事件--管理所谓的"防御"体系的人精心设计的首次谋杀。

冈特尔·利特芬，24岁，是西柏林动物园车站附近一家服装店颇有资历的裁缝。他与父母兄弟居住在东柏林的威森湖郊区，每天他都会去西柏林工作，因而也是一位的"边界跨越者"。

利特芬受到的怀疑不仅仅是在西柏林"堕落"的工业社会工作，还因为他家人不被信赖的政治信仰。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屠夫，"二战"后，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1948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独立权，该党的领袖都被迫逃亡西柏林。老利特芬拒绝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留下来的躯壳，即受到共产主义者控制的"街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依然忠于那个独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后者仍在开展地下活动，而且其东部党员经常在西柏林开会，1961年8月13日之前，他们都可以穿过边界去参加会议。

1961年夏天，冈特尔·利特芬计划搬往西柏林。他在自己工作的服装店附近找了间公寓。8月12日星期六，他和兄弟约根搭乘城市轻轨去那里，一整天都在整理房间。一直到深夜他们才搭乘城市轻轨回家，而且到家的时候大概是 8月13日星期天凌晨1点左右。这一定是边界封锁前开进东柏林的最后一趟列车了。

这位年轻人对边界封锁感到非常气愤和绝望，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都非常努力地工作，而如今，就在最后一刻，他却发现自己计划的未来都成了泡影。跟厄休拉·海涅曼一样，他也突然间失业了，而且还有可能受到东德的政治迫害。8月13日之后的几天，冈特尔骑着自行车在边界周围游荡，看着边界屏障被加固并延伸。柏林的东西区域被围墙隔开。利特芬认定，水道是新边界最薄弱的地方，他决定在那里碰碰运气，况且他是游泳好手。

1961年8月24日，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冈特尔沿着亚历山大岸前行，这条路沿着通航水道延伸，而这条水道连接着柏林北港和施普雷河。城市轻轨在这里跨过一座桥，连接东西柏林。边界封锁11天以来，这里一直都有重兵把守。实际上这里的水域比其他地方都要宽，大约有150码；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港湾，就是著名的"洪堡港"（Humboldthafen）。然而，这里也有优势，对岸就是里斯特岸，正好位于西柏林的英国占领区。如果约根能在那儿爬上岸，他就安全了。

他继续沿着河岸行走，来到了铁路桥，桥下和四周有几个停靠码头。突然冈特尔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喊道："不许动（Stehenbleihen）！"于是他停下来。

喊话的是东德交通警察，他们驻扎在铁路桥上，发现了利特芬。而这个年轻人不愿就此放弃。他朝着其中一个码头狂奔，然后一头扎进洪堡港的水中。铁路桥就在他左侧，他奋力朝西柏林的方向游去。一名东德交通警察在桥上跌跌撞撞地追他，并朝着逃跑者的方向开了几枪；这时，利特芬离东岸已有大约25码，而且正奋力朝着目的地游去。这时，另外一名边界守卫把枪的制动闸推到自动挡，向逃亡者四周扫射。当这名边界守卫停止"瞄准扫射"（史塔西报告上如此说）时，冈特尔·利特芬沉入了水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脖子后面射入，贯穿了他的下巴。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蓄意枪杀。

枪声惊动了边界西边的人群，300多名西柏林人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残酷的杀戮，却无能为力；几小时后，东德警察将利特芬的尸体从洪堡港昏暗的水中拖出来。同厄休拉·海涅曼一样，作为"边界跨越者"，他只是希望回到他已经习惯的生活和工作中去。然而，他却没有厄休拉幸运，丢了自己的性命。〔1〕【贝恩德·艾森菲尔德与罗杰·恩格曼的《1961年8月13日：出逃》中包含有史塔西档案，里面设计到了刚特尔·利特芬的生与死的叙述，第95页。】

边界两边的人都被震惊了，边界封锁之后最初的几天里，开枪的行为很少见，而且仅限于表示警告，现在新 "边界政策"没有人性的残暴面目已经暴露。几天后，就在8月29日，又一名年轻的东柏林人，27岁的罗兰·霍夫，在游往西柏林的途中也被枪杀了，而霍夫选择的路线则是横穿泰尔托运河，直达美国占领区。

一周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喉舌《新德意志报》上刊登了一篇让人惊骇的文章。文章把利特芬和霍夫的死扯上了关系。利特芬在服装店工作，于是报纸为达到目的而称他为同性恋，并且编造了他的生活方式。文章暗示，利特芬受到西柏林风流社会的引诱，从而犯下了可耻的错误。

报纸甚至捏造事实，称利特芬和霍夫本可以申请到出境签证（虽然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从未获得过批准）。文章中说，由于令人作呕的自以为是，这两个年轻人选择了"黑暗而且受到严厉禁止的路线"：

……士兵和边界警察护卫国家边界是非常正常的。全世界的边界护卫都是全副武装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非法跨越边界的行为。在他们使用武器阻止妄图武力穿越边界的企图之时，我们的边界卫兵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些无视自己的生命安危，蓄意践踏边界的人，理应被处死。

至于希望在这些没用的饭桶中成为英雄的企图，我们十分了解。皮条客霍斯特·威塞尔进行冒险营生时被射杀，却成了纳粹崇拜的对象。那么为什么这个绰号为"花花公子"的同性恋就不能通过跳进洪堡港而成为西柏林这个前线城市的英雄呢？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应该受到尊敬的英雄，然而，为西方世界创造新英雄的这些企图实在是太荒谬了……〔2〕【9月2日，《新德意志报》"外来的谋杀"。】

这种严重扭曲事实真相的报道可以和戈培尔的谎言工厂相媲美。事实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遍观历史，世界上大多数边界护卫只是防止外国人进入，而不是把自己的国民拘押于内。在东德，逃亡的人，不管成功与否，总会被宣称为"特工"或者"罪犯"。日渐坚固的柏林墙、全副武装的边界巡逻队、要塞，以及危险的死亡陷阱，在东德的嘴里都变成了"防御"措施。共产主义政府当局开始把边界围墙称为"反法西斯保护墙"（antifascbistischer Schutzwall）。

在创造这个说法的时候，乌布利希本人表现得非常无耻。8月28日，他在《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语言比以往更加辛辣：

反革命分子、间谍和颠覆分子、投机倒把者和人贩子、妓女、道德败坏的青年流氓，以及其他破坏人民民主的敌人，正像吸附在一个健康躯体上的蚂蝗和害虫一样吮吸着工农共和国的血液。很自然的，他们很喜欢继续吮吸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力……如果我们不对杂草下手，幼苗就会窒息而死……因此，我们要封住房间的裂缝，关闭通道，以防德国人民的最坏的敌人潜入……

从当时的机密文件可以看出，对柏林墙真实目的的歪曲是多么玩世不恭。几个星期之前，高尼夫元帅在盟国军事代表面前表示出一副慈祥的亲切大叔的形象，欺骗他们关于边界封锁的事情；然而， 8月13日之后的那几周，他与东德领导人的通信内容却讲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高尼夫经历过斯大林冷酷的肃清运动，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他率领庞大的军队越过东部前线的炼狱，一手镇压了1956年的匈牙利叛乱。在边界封锁的决定下达之后，高尼夫元帅的任务就是让封锁的边界固若金汤。在他看来，他没有义务将东德人民从其愚蠢的反苏维埃行为所带来的恶果中解救出来。

"边界的军事工程和技术，"高尼夫在给东德国防大臣海因茨·霍夫曼的信中说，"要保证能应对在重要区域可能出现的破坏边界的行为。"高尼夫建议在边界东侧100米处的禁区内设立一个"军事机构"，以便"向叛徒和破坏边界的人开火"。他在这里所说的叛徒或破坏边界的人或许指的是8月24日和29日的两名不幸的遇难者，因为他们企图从东边逃往西边，从而"破坏了边界"。 〔1〕【马蒂亚斯·乌尔与阿尼姆·瓦格纳，《乌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第49页。】

除了开枪射击之外，对于新的边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还存有一些担忧。比如，如何处理运河和湖泊（由于柏林的地理环境，运河与湖泊占了边界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所谓的"绿色边界"区域，这些区域蜿蜒穿过树林、公园和其他的开阔地，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待解决。9、10月期间，逃跑和逃跑的企图还在继续，而且随着边界管制日益加强，逃跑者越来越多，方法更加戏剧性和大胆；这让东德领导那种事业未竟的感觉更强烈了。

9月20日，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逃亡，一辆卡车急速冲过了由水泥柱和铁丝网构成的边界屏障，而这种情况恰恰就是专家们所担心的。事情发生在特雷普托区（东柏林）和新克尔恩区（西柏林）之间，因为战前当地政府的异想天开，区域边界终止于兰德维尔运河，因此西柏林的一小块地方就突出到了东柏林。

呈递给乌布利希的官方报告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1961年9月17日，星期天，下午18∶25左右，一辆H6型卡车，从格里茨大街的方向开过来，沿着前往西柏林方向的博氏大街（特雷普托行政区）行驶。在靠近海德堡大街之前，司机打了右转灯。据推测，这是为了造成右转进入海德堡大街的假象。

车子继续穿过海德尔堡大街。此时，驻守在施穆勒大街的边境护卫注意到，卡车正在加速。它向右微微转向驶上博氏大街，其目标是一个好的突破点，卡车再次转向街道左侧的人行道，然后冲过设置在那里的铁丝网屏障（连接着水泥柱子），冲进边界左侧的人行道上。左侧的人行道的前端是一个前庭花园，也就是东德与西柏林边界。

当卡车转向西柏林方向时，驻守在施穆勒大街哨岗的人民警察护卫，开始用自动武器扫射。据认为，车内有一人受伤，而另外的3人却逃到了西柏林。

卡车停下来了……，就停在西柏林的领土上，仅右尾部的双轮胎超过了花园边界（即边境线）。后来车辆被拖回来。

突破点后来被一群工程师封锁了。

我们已派出一个可靠的党小组，他们独立于边境守卫之外，对所有街道十字路口进行检查，以确定通向西柏林的交通运输已完全封闭。稍后将提交各相关街道的调查报告。〔1〕【保罗·弗纳1961年9月18日呈递给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报告，存于"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组织"基金项目研究DY303682乌布利希161。】

不久，执行任务的边界小组报告说，边界上所有容易被卡车损坏的突破点已经封闭好了，想要再次通过博氏大街上的那种卡车撞击边界的方法逃跑已经不可能。水泥板已经用水泥加固成像坦克陷阱，街道被捣毁，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已经存在的"隔离墙"被加固，墙的顶部还加装了扭曲的钢筋，以紧紧地钳制住带刺铁丝网，让东边的逃亡者知难而退。〔2〕【东德内务部1961年9月22日交给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存于前民主德国柏林档案DY IV 2/12/72BL.162。】

然而，很明显，边界机构的力量仍需增强。9月14日，乌布利希下令，共38000人的柏林边界警察护卫统领权从内务部转至国防部。守卫的警察变成了士兵，需要服从军纪。于是，一个新的军职出现了，那就是柏林城市指挥官，军衔为东德人民军少将，直接向国防部长霍夫曼负责。

对边境护卫实施军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企图逃亡的人并不仅限于意志坚决的平民百姓。边界屏障建起来后的一个月内，68名特别警察部队成员叛逃到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康拉德·舒曼一样的单独逃亡，有12人是两两结伴逃跑的，还有一次是3人共同逃跑，有一次是4人一起逃到西柏林。

这些叛逃是逃亡计划的成功典范。高级官员、士官和史塔西一直暗中监视哨岗、营房和餐厅里士兵们的言谈，以便将逃亡的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所有叛逃的警察中，有3名年龄在18到21岁之间，他们很可能还单身，没有责任，也不会有家人会因其行为受到连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积极的反共产主义者。其中，有3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47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青年组织的成员。关于这个事情的报告谴责了领导的无能，实际上，这些部队在8月13日前的几周内刚刚成立，依照惯例，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其政治教育还远远不够"。 〔1〕【1961年8月13日到9月10日边界警察的逃跑，见前民主德国柏林档案DY 30 IV 2/12/72/BL 156。】

9月20日上午8∶30，在昂纳克的主持下，中央政府的成员召开一个特殊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边界安全体系的不足之处"被明确表述出来。昂纳克严肃告知到会的部长和军官们，"必须阻止一切跨越边界的企图"。他们就一些事务进行商谈，包括刚提议的"18至20公里边界墙"、修建车辆无法通行的壕沟，以阻止卡车或公共汽车的靠近，增加竖立起来的水泥板和边界屏障，在通往边界通道上铺设少量沙砾，以便更容易侦查，封锁跨区的下水道系统，因为已经有过几例通过下水道逃亡的案例。〔2〕【马蒂亚斯·乌尔与阿尼姆·瓦格纳，《乌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第48页。】

令人吃惊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支持修建一道城墙。史塔西的头目米尔克认为用带刺铁丝网做屏障，"更耐用，也更适合抵御侵越边界的人，"而国防部长霍夫曼则热衷于建立一个由"水泥板和壕沟"组成的防御体系。专家们警告说，在无法建立的区域，墙会形成阴影，而逃亡者则可藏身于阴影之下，抵消混凝土坚固的防御优势。

然而乌布利希对"边界墙"的支持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观点是，铁丝网"引诱人们，挑起他们突破边界的企图"。 〔3〕【尤里·科维庆斯基回忆录，德语《暴风雨即将来临》，第187页。】这个观点很快得到证实。从东部区域靠近舍内费尔德机场的格拉斯齐藤到西柏林西南边缘的里奇顿雷德区之间一段边界被称为"绿色边界"，这段长达260码的边界障碍是由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柱子构成的，但是10月份的头一个星期里，这段带刺铁丝网被人撕开了，使得这段边界大开。让史塔西感到忧虑的是，该区域边界护卫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因此，边界障碍最终成为围墙，主要是为了阻止东德人继续逃往西边，因为东德人的逃跑已经不计一切代价。领导者们对仍在进行的大量逃亡感到惊愕和沮丧。逃亡者全然无视巨大的风险与领导者的警告，以及成千上万的警察、士兵和各种工作组的阻挠。

基于类似的原因，另外一个门槛也被悄然跨越。1960年7月，在东德边界部队的开枪指南中，有一条限制指令，士兵在朝可能的逃亡者开火的时候，最好是瞄准其腿部，且在此之前需要开枪警告。然而事实上，从1961年8月的第三周开始， 既定的枪杀政策开始生效。利特芬和霍夫的死亡表明边界体制已经诉诸武力。

9月20日的会议上颁布的"向叛徒和侵越边界者开火"的密令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明朗。

10月6日，掌控边界武装力量的国防部长，发布了一条命令，该命令规定："为达目的可使用武力"。其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逃亡者踏上西德的土地。

10月12日，西柏林边界的铁路货运站发生第三起枪击事件，两名年轻的东柏林人，凌晨的时候被发现试图掰开护栅，逃过边界。遭到追捕时，他们跑回苏联占领区，然而卫兵还是射中了其中一人，21岁的克劳斯·皮特·艾希，枪击给他造成了致命伤。另外一名逃亡者，虽然有军犬追赶，还是幸运地逃掉了。现在，即使只是企图"叛逃"，而且后来返回，也可能会被处死。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从那以后，东德武装部队成员随意使用武力进行杀戮变得不足为奇。理由很简单，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阻止逃亡，如果当局怀疑某位卫兵故意放走逃亡者，会对其进行严厉的军纪惩罚。乌布利希在对自由德国青年组织官员的演讲中，曾明确表态："应该向所有冒犯我们的人开火……许多人说德国人不能开枪打德国人。但是对付代表帝国主义的无礼的德国人，我们要举起手中的枪，朝他们射击……"〔1〕【马里奥·弗兰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第367页。】

仅有一条规定限制边界卫兵的行动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朝西柏林的领土开火，以避免国际争端。如果阻止了一次逃亡 --不论采取任何方式，该卫兵的升职、奖章或加薪将指日可待。因此，边界控制部队成员，以致残甚至可能致死的方式射击逃亡者们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

于是局势日益紧张起来，10月苏联共产党（CPSU）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将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一场盛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预演。

乌布利希希望赫鲁晓夫能利用此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同东德签署和平协议，并从此承认乌布利希政府在苏联占领区和柏林苏联防区的所有权力，因为从1945年起，这些区域一直处于苏俄占领者的统治之下。接下来，乌布利希就能不遗余力地挤压西柏林了。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正午

除了嘈杂的柏林，世界照常运转。当然，西德那充满恶意的竞选活动还在如火如茶地进行。

约翰逊副总统离开那天，也就是8月22日，阿登纳总理也在西柏林露面。很自然，出于礼貌，勃兰特市长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职总理。从他们的合影可以看出，两个人看着不同的方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位莱茵兰老人视察勃兰登堡门旁关闭的边界时，听到的是一片嘘声，这片嘘声来自西边。

8月13日发生的事情给阿登纳和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德国重新统一，是总理当政12年来一直都在努力追求的；然而边界封锁让他的这个政策彻底破产。通过所谓的霍尔斯坦主义，〔1〕【得名于瓦尔特·霍尔斯坦博士。20世纪50年代霍尔斯坦是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首创了这种隔离东德的方法。从1958年之后，霍尔斯坦成为欧洲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首要推动者。】阿登纳一直都在努力孤立东德那个共产主义政权；霍尔斯坦主义确定，西德不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唯一的例外）。通过坚持西德才是唯一合法的德国以及柏林将是德国的首都，阿登纳一直都在让统一德国这个观念保持鲜活；他还提出所谓"磁铁理论",这个理论说，从长远来看，东德将被引人更富裕、更有活力、更强大的西德轨道。阿登纳通过这个理论向西德人民承诺乌布利希政权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乌布利希、赫鲁晓夫决心在柏林采取效果明显的边界封锁行动，而"三大"西方占领国对这个行动的反击明显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和他的部长们失去了最后的遮羞布，感到非常无助。或许就因为这一点，总理的西柏林之旅十分仓促，而且相当不光彩。

竞选还在继续进行。阿登纳继续宣扬保守的爱国主义，并鼓吹持续的经济成就，他的目的是要获取广大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因为中产阶级从战后的"经济奇迹"中获益良多，而他的政府对经济奇迹的出现功不可没。然而这一次，这只老狐狸并未使用他的惯用伎俩，比如那个臭名昭著、广受耻笑的"勃兰特原名弗拉姆"的演说。在哈根的威斯特戈利亚镇，阿登纳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爆发，他把柏林墙描述成"赫鲁晓夫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故意修建的"。 〔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408页。】

在9月17日举行的选举中，勃兰特未能击败阿登纳。这位西柏林市长及其支持者们原本希望柏林墙危机超越党派政治，成为影响国家形象和地位的大事件而帮助社会民主党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都没有得到过工人阶级的支持。

然而，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只得到4%多一点的选票。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近5%的选票，从而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多数派地位。最大的赢家是以商业为导向的自由民主党，获得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中产阶级见证了老总理政策的破产，因而对全面的左派倾向心存疑虑，又不愿把票投给勃兰特的 "赤色分子"。自由民主党几乎获得全部选票的13%，所以它的决定至关重要。问题是，自由民主党早前曾宣称，不愿意和阿登纳领导的政府联盟。

1961年9月17日以后，西德进入混乱的新旧政府过渡期。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持续了两个月，最后终于达成一致协议，条件就是85岁的阿登纳从政府4年任期中退出，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乌布利希在东柏林悠闲地关注着西德的混乱和西方盟国的局势，心里十分满意。他几乎心想事成。现在，东德已经牢牢地存在于苏联集团之中；边界局势一下子就稳定下来，随之，东德的人口和经济局势也稳定下来。他努力建立起来的国家将不可能突然崩塌。

然而，这位经验丰富、狡黠、而且得寸进尺的政客，知道自己不能坐等赫鲁晓夫把剩下的东西送到他的手上。照他看来，剩下的东西就是：一份单独的和平协定，对东德的完全控制，最后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控进出被围困的西柏林的权力。

9月，两名英国下院议员参加东德的莱比锡商品交易会。乌布利希邀请他们共进午餐。这位东德领导人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显露了试图用边界武力囚禁西柏林人的狼子野心。两名下院议员关于这次行程的报告被送到英国首相的办公室：

乌布利希称将在年底之前签署一份和平协定，而这份和平协定是基于波茨坦协议基础之上的。该协议签署后，没有东德签证，任何人不得飞越或进入东德国家领土。"不受欢迎的人"将不能获得签证。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的飞机将不得飞越东德领土，除非有特别协定。他认为滕佩尔豪夫机场并不适合作为柏林的飞机场，如果要继续使用的话，应该由东德来控制。〔2〕【P.F德·朱略塔给麦克米伦首相的备忘录提到了1961年9月13日巴纳比·德雷森议员和罗伯托·詹金斯和乌布利希的会面情况，详见BNA Kew PREN 11/3364。】

正是乌布利希这种无所顾忌，导致美国和苏联武装部队在柏林大街上直接发生冲突，再次将世界推到战争边缘。

1961年10月22日，星期天，边境封锁已有10周，美国代表团副团长艾伦·莱特纳及其夫人乘车来到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车上挂着美国占领军部队的牌照。他们计划去东柏林观看一个捷克戏剧团的演出，时间是晚上7点15分。

1961年10月，美国军队护送美国官员经过查理检查站前往东柏林。

过去16年，西方盟国的军事和民事代表已经习惯随意往返东西柏林。务实的英国人为安抚东德军官，会向他们挥舞手中的身份证件（尽管他们不会下车），然而美国人一直都顽固地拒绝出示任何证件。这种常规行动就要受到挑战了。当莱特纳夫妇在东德岗哨前减速后，并没有挥舞身份证件，于是东德的交通警察把他们拦下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

几天前，一队级别较低的美国官员经过东德哨岗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莱特纳是预先就收到过警告。但他拒绝出示任何证件，如果有谁想要质疑莱特纳的身份，必须由合适的占领国代表来做，而不是一个东德警察，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东德这个政权。莱特尔要求叫一名苏联军官来解决问题。

35分钟过去了，苏联人依然没有出现。莱特纳决定驱车进入东柏林，他驾驶着汽车绕着粗陋的边境障碍行驶，这是为了防止车辆逃跑而设置的。当他驶入苏联占领区40码左右的时候，被一个东德巡逻队拦了下来。他坐在车内，被全副武装的边界警卫包围，无法动弹。〔1〕【10月22日查理检查站事件的细节，可参考格尔德·威尔克"9名美国宪兵通过柏林边界线去解救一名官员"1961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

总统在柏林的私人代表，克雷将军，这时已经得知消息。作为肯尼迪的私人代表，克雷将军来柏林已有两个月了，在此期间，他一直在敦促华盛顿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还批准美国军车进行"破除柏林墙"的演练，训练军队以应对新建的边界被破除的可能性。然而，他只是一位挂名领导人、号召人。在克雷被派往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之前，华盛顿就有很多人为他的激进倾向担心。他们的担心即将得到证实。或者似乎是这样。

晚上9点，莱特纳已经抵达边界1小时45分，美国驻柏林军队的宪兵司令罗伯特·萨博克命令斯塔兹中尉带领8名美国宪兵，进入东德境内。

带上刺刀，护卫队越过白线进入东柏林。他们越过边界屏障，来到莱特纳的车旁，后者还在车里坐着。他们徒步护送莱特纳先生，车缓缓驶过沉默的东德边境护卫，往东柏林的方向前进了一小段距离，再回到西柏林。

然而外交家并没有打算就此结束这件事情，他让夫人在西柏林岗哨处下车，自己又开车进入东边。他被拦住，不过这次，东德交通警察被迫眼睁睁地看着斯塔兹中尉和他的宪兵以及莱特纳一起去到莱比锡大街，深入苏联占领区200码，然后返回。几分钟之后，一名苏联军官终于出现在东德边界。罗伯特中校已经向他发了一份官方抗议。10∶20左右，莱特尔再次经过边界，这次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他完成在莱比锡大街的巡游后返回。一些跟在他后面的西方盟国的民事车辆，也未受到骚扰。

莱特纳先生没能去成剧院，但是原则已得到维护（这倒具有一点戏剧性）。他认为自己有权不受检查地进入东柏林，在美国军事力量的帮助下，他做到了，虽然他只待了一小会。为了强化这一点，克雷还派出4辆坦克出现在查理检查站旁美国这一方。〔1〕【关于美国占领区指挥官华生将军提交给苏联占领区指挥官索罗维耶夫上校的抗议信，请参看莱特纳于1961年10月23日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存于波斯顿肯尼迪图书馆POE/117 SF Ger。也参考恩德·艾森菲尔德与罗杰·恩格曼《1961年8月13日：出逃》，第65页。】

不久，苏联通过发言人宣布，莱特纳事件的责任在东德一方。

事情结束了吗？不。这是一种担忧，或许也是苏联和东德政府之间不和谐的征兆。第二天，东德通讯社--德意志通讯社（AND）就代表东德内务部发表声明：以后，所有身着平民服装的外国人，通过边境时都必须向东德官员出示身份证件。

对此，克雷将军并未发表公开声明，但私下里给国务卿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在电报中，他强调了不屈服于东德阴谋的重要性。

我相信，（他写道），东德会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要求所有由未身着制服的士兵驾驶、挂美国汽车执照的人员出示身份证件，要求所有盟国人员出示身份证件是他们的第一步。随后必然会取消西方盟国在东柏林的一切特权，只拥有和其他外国人一样的权利。〔2〕【1961年10月24日克雷将军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存于波斯顿肯尼迪图书馆POE/117 SF Ger。】

也就是说，在进入东柏林的权利上，美国占领军的军官只和一名比利时游客一样多，而这完全否定了四个占领国在前德国首都享有特权的理念。

克雷表示，"他非常担心赫鲁晓夫会把进出柏林的控制权全权交给东德，这很可能引发战争。"这是非常准确的预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预测的准确性。然而，和华盛顿的大多数官员不同的是，他认为这并不表明东西方要进行会谈，而认为这是"在当前局势下"拒绝与苏俄进行谈判的原因。只有苏联同意以保持柏林现状为基础，会谈才能继续。他提议，只有这样，赫鲁晓夫才会"被迫摊牌"。

克雷希望立即知会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与此同时，他说自己不会在同一天（10月24日）考察东德，但觉得在第二天（10月25日）这样做是很重要的。

那么，还有24小时的时间。将军不会坐以待毙。10月18日，在美国人进入东柏林遭拒之后，克雷将军寻求并获得了新的授权，以便应对可能的共产主义者关闭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的行为：

经白宫批准，倘使东德使用让人无法接受的证件查验或者竖立实物屏障关闭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入境点，USCOB（美国柏林指挥官）获得授权采取如下行动：

（1）动用2到3辆坦克强行破除障碍，拆除任何阻挡入口的障碍物；

（2）坦克完成使命后，应立即撤回，并停靠在附近的西柏林区域。

（3）主要指挥官或USCOB应立即致电卡尔斯霍斯特，抗议东德（GDR）的行为，并要求同苏联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目的是确保可以安全通过边界。

媒体声明将以最快的速度在柏林发布，就盟军武装力量摧毁东德非法设立的屏障作出解释；同时还要向苏联指挥官提出抗议；西方盟国要继续让苏联负责确保盟军可以无限制地在东柏林自由进出。〔1〕【盖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印戳，并于1961年10月18日发给了大使馆和军事机构，存于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POE SF Ger 62。】

如果苏联拒绝就东德步步为营的行为采取任何措施，那怎么办呢？问题的答案仍未揭晓，或许是故意的也未可知。克雷将军是罕见的意志高昂的现实主义者，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

然而同时，并不是只有西方盟国的政治家才觉得柏林局势如此麻烦、如此危险。在几百英里外的东边，共产主义世界也未能就柏林局势达成一致意见。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10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苏联的5000多名代表和80名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他们对大会致以敬意，并戒除骄躁之气。

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赫鲁晓夫权力的顶点。经过紧张的施工，国会大楼于几天前竣工。国会大楼用大理石和玻璃修建而成，而会议就在这巨大建筑物内召开。

四年前打败"反党"集团之后，赫鲁晓夫巩固了在苏联的统治；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升空和宇航员的上天，让苏俄的威望与日渐增。相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再那么专制，人民拥有更多的生活消费品。在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大步向前。得益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苏联的影响才扩展到了美国家门口。就在几个月前，即1961年4月，美国新总统试图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挑起反革命活动，但屈辱地失败了。在大会的开场演说中，赫鲁晓夫宣布他的宏韬伟略：要在1980年前"建成共产主义"；并再次向全世界宣布对"国家解放"运动的支持。

这位苏联领导人踌躇满志，但是他也被一些问题困扰，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毛泽东不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过分谴责。赫鲁晓夫没有直接抨击由外交部长周恩来带领的中国代表团，而是对中国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伙伴阿尔巴尼亚发难。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由恩维尔·霍查，一个奇怪的领导者。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号召推翻霍查的统治。当时的情况是，赫鲁晓夫刚愎自用及其高度专断的农业政策都存在潜在的问题，他热衷于种植玉米，并认为农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

此外，还有从未停歇的德国危机。

整个世界一直以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将会发表关于德国问题的胜利声明。8月13日东柏林修建的边界障碍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完成了。人们普遍认为，现在，苏联领导人将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面前，就德国问题再次重拳出击，或许是最后一击：通过与东德签署单方和平协议，让西方最终陷入困境。

不过他们都失望了，其中最失望的要数东德第一书记、部长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同志。在此之前，他几乎都是心想事成。

10月17日，代表大会开幕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经在事实上废除了对西方的?后通牒。此时，他已不再指望在1961年底前与东德签订单边和平协议。但他否认彻底放弃该目标，还对乌布利希及其政权大加表扬，不过他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

第一个将赫鲁晓夫同意建立柏林墙的消息通知给乌布利希的是柯维特辛斯基，苏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他解释了苏联领导人的看法：

从与东德签署的单边和平协定来说，柏林墙本身就大张旗鼓地埋葬了签署单边和平协议的希望。柏林墙修建之后，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乌布利希将签署和平协议看做得到国际认可的途径。对我们而言，国际社会对东德的承认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看来，不管怎样，东德都会得到承认的，这只是时间问题。边界封锁之后，西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承认东德。事实也确实如此。〔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210页，哈里森教授对尤里·科维庆斯基的采访。】

乌布利希并没有事事如愿。赫鲁晓夫几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遇到的麻烦远远没有他想象的多。西方已经表明，可以忍受分裂的柏林和封闭的东德。赫鲁晓夫意识到，过分的要求会与西方发生冲突，并可能引发战争。通过在西柏林庞大的特工网络，赫鲁晓夫应该已经知道，克雷已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培训基地，训练部队拆除水泥墙，而且拆除的模型墙与新近修建的边界墙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进一步激怒美国人呢？

更重要的是，尽管8月13日之后美国一直在同莫斯科进行谈判，但美国并没有作出多大的让步。针对"乌布利希问题"，肯尼迪最近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

如果西方的重要利益被置于东德这个反复无常的政权手里，那么这个区域将会……不再太平。乌布利希先生在该问题上的声明与您的保证，甚至与他自己的保证都不一致。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不希望该区域一直处于疑虑、紧张和紧急的状态，而这将会造成双方部署更多的军队在边界两旁。〔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217页。】

这封信或许在克里姆林宫产生了反响。赫鲁晓夫降低和平协议热度（并准备将它置于次要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在3月到10月间，乌布利希所做的一切看起来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将进出西柏林的权力交给东德领导人是非常不明智的。只要苏联保持着维护四个占领国在柏林权力的表象，同时暗地里在各方面支持东德政权，就能把握最终的控制权。否则，莫斯科就得听从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意愿，并且必须由他来制定政策。

10月22日的边界事件发生时，乌布利希本人已在莫斯科待了一个多星期了。艾伦·莱特纳在查理检查站被滞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乌布利希是否应该对此负责我们无从知晓。然而，不论是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过境点命令莱特纳出示身份证件，并且在这位美国外交官要求传唤苏联军官之时加以拒绝的那个人一定知道，自己正在酝酿一场危机。他一定认为自己在按领导的意志行事。

尽管乌布利希在莫斯科的寓所里一直同东柏林保持联系，但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采取过任何举措来废除那个决定。随后德意志通讯社（AND）发表声明，对于身穿平民服装而试图进入东柏林的盟军人员，东德当局将会继续严查；而这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计划是受到了最高阶层授权的。

10月25日，星期三，克雷决定再次"测试"东德。上午9∶25分，一个美国民事官员驾着一辆挂着美国军用车牌的小车经过检查站。东德人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件，他严词拒绝了，而他要求见的苏联军官也没有出现。一名美国军官现身，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一小时内东德人不允许该官员通过，他们就会用武力打开一个通道。〔2〕【关于苏联人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参看1961年10月25日伊万诺夫将军呈交给莫斯科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报告，马蒂亚斯·乌尔与阿尼姆·瓦格纳，《乌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36号文件，第158页。】

10点左右，附近出现了美国坦克。不一会，10辆坦克就轰隆隆开上了弗里德里希大街。坦克停在离检查站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没有关掉引擎。苏联人的报告中提到，开在最前方的两辆坦克，前端装着推土机推土铲。检查站附近还有数辆吉普车和4辆满载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的装甲输送车。

时钟指向12点50分，事情发生已经三个半小时了，5辆吉普车出现，每辆吉普车上都有4个全副武装的美国人。如同前一个星期天晚上护送莱特纳一样，吉普车护送着小车进入东柏林。他们再次将小车护送到约200码远的地方，然后回到美国占领区的安全地带。与此同时，两架美国空军直升机在该区域上空盘旋。

当天下午2点钟，坦克撤离弗里德里希大街，但是美国在柏林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在里希特菲尔德营房，坦克在练兵场上排开。装甲部队被派往德莱林登的高速公路检查站。装甲运兵车出现在靠近边界的提尔公园。

几分钟内，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高尼夫元帅就知道了一切，而高尼夫元帅此时正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他立即命令苏联军官驻守查理检查站对面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过境点。苏军指挥官索洛维耶夫上校，被指示接待他的美国对手。

指挥官之间的会面未能缓解危险的局势，索洛维耶夫无法再次以"误会"为借口敷衍了事。由于公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苏联再也无法否定东德的行为让它颜面尽失。于是，索洛维耶夫采取迂回政策，一方面抱怨美国人的顽固，另一方面又指出身着制服的盟军人员就不需要出示身份证明。10月22日发生在检查站的事件被描述为"极明显的武装挑衅行为"。 〔1〕【华生与索洛维耶夫会面的文字记录，参看马蒂亚斯·乌尔与阿尼姆·瓦格纳，《乌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第37号文件，第160页。】

10月25日下午，更多的美国民用车辆被护送进入东柏林，并在东柏林稍微转悠一下才回到西柏林。东德人竭尽所能地让事情变得更棘手，有一次他们甚至让一辆车开出公路的边界，而那时一辆美国民事车辆及其武装护送队--一辆载满士兵的吉普车和两名手持刺刀步行的美国步兵--刚刚完成其东柏林的短暂巡游，正慢悠悠地返回检查站。其中一名步兵护卫威胁要向迎面而来的车辆的挡风玻璃开火，这才避免一场蓄意酿造的交通事故，从而也避免了东德以此为借口限制美国司机在东柏林的活动。

夜幕降临，东德人用明亮的探照灯照射西方观察员，让他们无法看清东边的情况。美国人在自己的坦克上安装大功率的探照灯反击。10万烛光亮度的光束足以让东德交通警察们头晕目眩，他们被迫转身离去，并撤到他们的护卫小屋。不久，他们就熄灭了自己的探照灯。〔2〕【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482页。】

当天晚上，事态进一步升级，出现一批没有任何标识的坦克，它们朝着菩提树大道的方向驶去。坦克驶进一个被轰炸损毁的区域，那里曾是普鲁士王储的宫殿。第二天早晨，一名会说俄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以外交官的身份作为掩护，奉命前往查看局势。他朝其中一辆停着的坦克走去，当一名士兵从旋转炮塔下钻出来时，他用德语问他到卡尔斯霍斯特怎么走，这名士兵茫然地望着他。当美国人又用俄语问了一遍时，他被报以友善的微笑，并被告知了详细的方向信息。〔1〕【凯特，20世纪80年代初，并不知道这个和蔼的特使就是中情局的特工，参看大卫E.墨菲，谢尔盖A.康德拉谢夫、乔治·贝利《柏林战场：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之间的对决》，第391页。】

查理检查站几百码开外的地方，共停着33辆苏联坦克。10月26日一整天，这些坦克都停在那儿。

这是苏联装甲车辆多年来首次出现在东柏林的限制区域。即使是在8月13日边界封锁的时候，苏联的装甲车也只是停在后面掠阵，而让东德国家人民军（NVA） 出现在柏林城内的潜在前线。现在10辆40吨重的美国坦克和5辆装甲运兵车聚集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整装待发。此时，英国也决定表明态度。据美联社报道，他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部署了3辆反坦克大炮，瞄准苏联坦克停靠的区域。

局势真的变得危急。

下午3点，美国人决定再次对边界进行"测试"。 〔2〕【关于这次冲突的更多细节，西德尼·格鲁森"苏联的推进：33辆装甲车距离'美国所用的点'只有一英里"，《纽约时报》，1961年10月27日。】坦克朝边界的方向开去，3辆坦克正好压在边界线上，大炮对着东柏林。随后，一位美国平民开着一辆蓝色的德国产福特陶奴斯牌汽车绕过路障，那是东德人用来减慢车速的。他继续朝东柏林前行，但一会儿就被拦了下来，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他拒绝了。他在汽车里待了会儿。随后，美军宪兵司令萨博克上校再次出现。他穿过边界哨岗，从东德边界警察身边走过，一头钻进福特汽车。

"我们离开这儿" 萨博克告诉司机。司机调转车头，但是还未等他们回到边界线就又被拦了下来。此时，这一带已经挤满了成百上千名看热闹的市民。这儿发生的闹剧成了当地人和国际媒体最感兴趣的娱乐节目。萨博克把头伸出车外，要求叫一名苏联军官来，东德交通警察上尉告诉他这要由他的上级来决定。

"你这是拒绝"罗伯特抗议道，他指着马达轰鸣的美军坦克说："告诉你的头儿，我们开过来了。"

3辆载满身穿防弹衣、手持刺刀的士兵的吉普车，护送着福特陶奴斯汽车进入东柏林。当他们抵达最后一道屏障并顺利通过后，吉普车便离去了。载着司机和会说俄语的宪兵司令的手下，这辆福特车绕东柏林巡游了5分钟左右，随后返回检查站。在要到达检查站时，东德人再次拦住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美国人再次拒绝。

"这简直是世上最无礼的国际挑衅！"一名东德军官咆哮道。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宪兵司令的手下说道，"你们并没有得到我们的承认，上帝从没允许我们那样做！"

随后司机用事先计划好的方式闪烁车头灯，吉普车旋即冲上前，护送汽车返回西柏林。与此同时，一辆从东柏林方向来的满载英国员工的小车正经过哨岗。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身份证件，被允许通过。这看起来就像一出闹剧，尽管可能是致命的闹剧。

就像一位年长的柏林人在《纽约时报》上说的那样："在8月13日他们分裂这个城市的时候以及把你们的过境点减少到一个的时候，你们都没有行动起来，现在你们还在坚持什么呢？"

苏联决定不再让美国人继续这种欺凌。第二天清晨，即10月27日，在美国人再次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东柏林之后，苏联派出10辆坦克。高尼夫元帅已同赫鲁晓夫进行了对话，这位领导人告诉总司令可以针尖对麦芒地部署同样数量的坦克到边界，但是不能开火。

赫鲁晓夫再次展示了令人奇怪的冲动与精于算计的混合，既进行了挑衅，又把握了尺度。他还在忙着那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再次对斯大林进行公开谴责。而这次谴责直接导致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1953年与列宁合葬的陵墓，尽管当时会议还没有结束。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继续谴责引起了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守旧组织和个人的不满。

为了向东西方的敌人展示自己的力量，赫鲁晓夫下令继续进行核试验。会议第一周里，10月23日，一个重达3000万吨级的炸弹被引爆； 10月30日，会议接近尾声时，一枚更重的核试验炸弹从新地岛上空7英里多的高空投入冰封的巴伦支海。爆炸产生的巨大闪光能在700英里外的地方看到，腾起的蘑菇云升到50英里的大气中。尽管冷酷地展示其摧毁世界的力量，冷酷地分裂柏林，赫鲁晓夫与西方对决中所谓的失败还是一个幕后问题。而大会还未结束，中国代表团就离开了。北京谴责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尽管中苏分裂多年之后才完全公开，但在1961年10月就已成为事实。

因为正在实行改革和反斯大林的路线，赫鲁晓夫无法在像柏林这样的重要外交事务上示弱。所以，他采取了强硬手段，命令高尼夫以武力对抗武力。双方都派出了10辆坦克，隔着边界对峙。美军坦克的引擎声不绝于耳，其中装备有推土机推土铲的坦克尤为醒目。美军直升机不停地掠过检查站上空，并在东柏林上空进行巡视飞行，全然不顾东德和苏联的抗议。

克雷获悉那些坦克确实是苏联人的坦克，于是立刻就有了宣传优势。"事实就是，苏联坦克出现在现场了。"他在达勒姆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表明，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骚扰事件不是自封的东德政府自己所为，而是经过其苏联主人授意的。"

当时以及之后多年，克雷的观点，即苏联人发动查理检查站对抗是为了羞辱美国，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然而，根据后来几十年的情况以及逐渐解密的文件资料显示，实际情况很可能不是那样。再一次，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受到乌布利希反西方立场的胁迫，还有点过头。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将装甲部队引入东柏林并不代表冲突升级，而是想从东德手里收回危机控制权。

对峙持续了16个小时，尽管那天晚上"很冷，天还下着毛毛细雨。"〔1〕【西德尼·格鲁森，"美国与苏联把坦克从柏林边界线撤离"，《纽约时报》，1961年10月29日。】那是冷战期间美军和苏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对峙，双方都全副武装，如果任何一方轻举妄动，便会引发战争。正如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非常谨慎地向中央委员会指出，此次危机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全世界，美国和西方盟国的战斗机和战舰都处于全面备战状态。在查理检查站的对抗期间，北海部署了4艘核潜艇，潜艇上装备有北极星导弹；马利诺夫斯基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每艘潜艇上都有16枚原子弹瞄准苏联境内的目标。〔2〕【马蒂亚斯·乌尔与阿尼姆·瓦格纳，《乌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38号文件，第164页。】

谁会先退步呢？

不是乌布利希。此时，乌布利希还在莫斯科，他通过自己最信任的拥戴者、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赫尔曼·马特恩向东柏林政治局发出一系列措辞严厉的电报。10月27日，当所有的坦克都部署到位的时候，他告诉马特恩要低调处理西方三大国和苏联之间的实际对抗，目的是稳定东德国内的消费。美国军事长官沃森将军的抗议和索洛维耶夫上校的回应并没有出现在东德的媒体上。媒体保持着克制，没有以"夸张的方式"抨击西方，因为正在酝酿其他措施；在此关键时刻，乌布利希不希望进行不必要的挑衅。然而，"要求三个西方占领国文职人员出示身份证件的命令必须严格执行。"也就是说，不向美国人屈服。

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接到命令，要在3天之内组建一道宽度与整个弗里德里希大街一致的钢铁屏障，并在接到命令的时候立刻安装此钢铁屏障。

索洛维耶夫上校（包括乌布利希）曾明确地向西方国家宣称，边界控制是德国人民警察的义务。他对挑衅性地进入东德的行为表示抗议，他已经宣布了对抗措施。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召见了美国大使汤普森，向他传达了一份内容相同的声明。〔3〕【马蒂亚斯·乌尔与阿尼姆·瓦格纳，《乌布利希，赫鲁晓夫，以及隔离墙》，39号文件，第166页。】

实际上，尽管事情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乌布利希不知道的私下一些不同的事情已经准备就绪。

据克雷说，那天晚上他与肯尼迪通话时，总统问他是否有些紧张。

"紧张？不，我们在这里一点都不紧张。"克雷还记得当时的回答，"如果有人感到紧张的话，总统先生，那应该是在华盛顿的人。"

国务院的一些胆小鬼和国会中的自由派人士曾经强烈反对任命克雷为美军驻柏林指挥官，而且仍在继续批评克雷在柏林墙事务上的边缘政策。克雷将军对他们的讽刺并没有让总统生气。

在与柏林通电话的整个过程中，肯尼迪都把脚搭在办公桌上。"很好"，他对克雷说，"这里可能有很多人感到紧张，但我没有。"〔1〕【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486页，基于凯特对克雷将军和总统秘书伊芙琳·林肯的采访。】

总统无忧无虑的原因很简单，他几乎已经肯定地知道缓解紧张局势的行为正在进行中。肯尼迪总统的哥哥罗伯特与格奥尔基·波沙科夫私交甚好；后者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风度翩翩的新闻参赞，他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与莫斯科的最高领袖联系。实际上，波沙科夫是苏联军事情报处（GRU）的上校，他在大使馆的工作只是掩护，而美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10月27日的坦克对抗事件让形势一触即发，之后不久，罗伯特·肯尼迪就与其朋友波沙科夫取得了联系。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之间就开始来回传递信息。

1961年10月28日，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正午。

因为相关材料仍未解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材料的具体内容。我们知道的是，第二天早上10∶30，赫鲁晓夫跟仓促返回柏林的高尼夫元帅通话。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显示，高尼夫告诉他查理检查站的局势依然没有变化。他告诉苏联最高领导人，没有人撤离，然而双方坦克机组的成员偶尔会钻出坦克，四处走动，以便驱寒。

"高尼夫同志，"赫鲁晓夫说，"我认为你最好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撤出边界。不要让他们开得太远，只要离开对方的视线。把坦克部署在支路吧。"他补充说，"美国人让自己陷入窘境。我确定他们正寻找出路。那就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吧。我们撤出坦克，他们也会跟着撤出的。"〔2〕【赫鲁晓夫回忆，参考柯蒂斯·凯特《虚度的八月：1961年柏林墙危机》，第507页。】

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苏联坦克撤离后20分钟或半小时，刚好是确认最高指示所需的时间，美国人的坦克撤退了。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说这个决定是突然而至的灵感。他决定撤退，是因为直觉告诉他，美国人也会照做。实际上，在10月8日至27日期间，肯尼迪总统通过罗伯特·肯尼迪与波沙科夫之间的联系已经给出了这个建议，而且，白宫还许诺将缓和柏林的边界通关问题。现在，赫鲁晓夫不用再担心面子问题，他知道一旦苏方撤出坦克，另一方也必定会作出回应。

在10月27日和28日美苏坦克对峙期间，伦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尽力避免因为进出东柏林的权利问题引发战争。

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文职人员进入东柏林的时候，会按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因此，伦敦对美国的同情极其有限。而且，英国认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应归咎于法国。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一名助理做的备忘录证实，"法国人曾被抓住携带非盟军人员跨越边界，尽管这些人乘坐的是官方汽车。"

看过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关于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报告后，首相在报告的边上涂写了一些评论。"外交部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麦克米伦问道，"这非常危险，"他想知道英国还会与"这种幼稚的胡闹"搅在一起多久。〔1〕【P.F.德·朱略塔给麦克米伦首相的备忘录（或许是在10月28日），但标注的是10月29日，详见BNA Kew PREN 11/3353。】

伦敦很少有人认为应该采取强硬路线。10月27日，外交部长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与腊斯克快要达成共识"；腊斯克不希望出示证件的问题上升为显示国家实力的问题。"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尽量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与莫斯科达成妥协。"美国国内认为克雷是主要的问题。外交部长建议麦克米伦："问题是美国大兵似乎不愿意就范。我会发一封加急电报，敦促执行该特别命令。你也可以跟总统说说。"〔2〕【1961年10月27日，霍姆勋爵给麦克米伦的备忘录，详见BNA Kew PREN 11/3353。】

英国的实用主义（或软弱）在缓和危机方面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无从知晓。唐宁街总喜欢高估自己对白宫的影响。

查理检查站事件的处理，赤裸裸地暴露了超级大国间的关系。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都不希望因为谁在柏林的街道上向谁出示证件就引发战争。唯一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重要的就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因为作为一个卫星国的领导人，特别像他这样的东德铁腕人物，在这样的紧张时刻，很害怕自己被忽略，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双方于1961年10月28日上午撤回自己的坦克，毫无疑问，柏林危机宣告结束。

次日，星期天，肯尼迪总统和往常一样去做弥撒，然后飞往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出席一个官方会议。

赫鲁晓夫继续参加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两天后这个会议才结束。

通过电报，乌布利希继续向他在东柏林的同志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斥责他们没有在主要的地方，如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设置反坦克措施，并命令他们立即在所有过境点修建坦克陷阱，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大街，阻止"占领国"的坦克强行进入东柏林。

乌布利希离开莫斯科之前，曾向赫鲁晓夫抱怨他没有宣布与东德签署单边和平协议。"我不认为延迟签署和平协议会导致东德经济恶化"这位苏联领导人急躁地回应道，"我们又在旧话重提了"。 〔1〕【霍普M.哈里森《激怒苏联人》，第215页。】

而对于波兰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赫鲁晓夫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会有战争，但是同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会使局势恶化……尽管不会有战争，我们也不应该恶化局势。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游戏。我们无所畏惧，但是我们不希望战争。〔2〕【"2号文件大致记录了[1961年10月]（葛罗米柯、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关于国际局势的谈话"，介绍、翻译、及注解均由道格拉斯·萨尔维奇完成，参考《CWIHP BullerinⅡ》（1998年冬），第2223页。】

虽然真正危险的国际对抗已经结束，赫鲁晓夫仍然在继续他的"游戏"。在之后的两个半月，驻守德国的苏联军队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直到1962年1月11日这种警戒状态才解除。12月发生了一些针对美国官员的细小的挑衅行为，然而西方并未因此被激怒，很快，这些小风暴就烟消云散了。2月，在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上演了一幕精心设计的猫捉老鼠的空中游戏，但这只是空拳练习而已。

赫鲁晓夫想要告诉所有人，包括乌布利希和中国，虽然他放弃了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但他并没有让步。让柏林问题"重上日程"很容易，而且他会一直这么做。然而，他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古巴。弗里德里希大街事件一年之后，古巴发生了一次更危险的对抗，再次把人类推向核毁灭的边缘。

查理检查站事件的结束，让英国人大大地松了口气。不过他们仍担心美国人惯有的挑衅态度，也许会再次引发对抗。

11月1日呈交给麦克米伦的一份报告表述了这样的担忧，因为西德人、法国人以及美国国内的一小撮力量的影响，肯尼迪也许会"认为当前的紧张局势可以继续安全地进行下去"，报告中还谈到"意外战争"的风险，而这应该归咎于"克雷将军在柏林的老鹰捉小鸡游戏"。首相的私人秘书P·F·德·朱略塔，郁闷地评论："恐怕没有人知道美国人会做什么"。 〔3〕【1961年11月1日P.F.德·朱略塔给麦克米伦首相的备忘录，详见BNA Kew PREN。】

实际上，10月28日美国和苏联两方几乎同时撤回各自坦克的行为，对东西方来说，表示他们已象征性地承认了8月13日以来的现状。从那天起，美国人不再让他们的文职人员强行进入东柏林，东德或苏联也不再试图封锁入口，危机结束了。

新的调查揭露了弗里德里希大街危机背后更多的秘密，现在有一种强烈的猜疑，赫鲁晓夫于1961年10月顶着压力放弃单边和平协议意味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但同时还意味着德国和柏林将不得不吞下加固的柏林墙带来的苦果。

这并不意味着东方"胜利了"。西方盟国在西柏林的继续存在，以及从陆路和空中进出西柏林的权利都得到认可。东德得到的酬劳就是围墙。在赫鲁晓夫放弃和平协议的计划之前，莫斯科和东柏林都把柏林墙看做是一个临时举措： 仅限于带刺铁丝网，而且在某些地方也仅是简单的水泥屏障。毕竟，一旦和平协议签署，东德就不会再控制东德与西柏林及西德之间的往来活动，那么柏林墙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这一直是乌布利希的梦想，当然也是赫鲁晓夫的梦想。

长久以来，柏林墙都是东方宣传的死穴。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会向世人宣告一个简单却是毁灭性的声明：苏联和东德在柏林与资本主义者面对面的竞争中，失败了。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都不得不带着这种永恒的无声谴责生活下去，直到某位苏联领导人再也无法或不愿忍受为止，但这是半辈子后的事情了。

这样说起来，柏林墙不是始于1961年8月13日，那时才刚搭建起铁丝网；它是始于10月17日。那时，赫鲁晓夫放弃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会使波茨坦协议无效，同时还会迫使西方盟军撤离西柏林，并将整座城市的控制权交给他的附属国东德。〔1〕【格哈德·维提格，《赫鲁晓夫的柏林危机》，第143页。】

1962年初，东德人开始建造那个恐怖的、精巧的防御工事，而这比简易的焦渣石水泥墙要牢固得多，这个东西，不只是一个"墙"字就能完全形容的。

第十四章 突围

从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回来后，乌布利希就开始着手改造大体上仍然为临时建筑的柏林障碍，他要让它更加耐用，而且固若金汤。

那些被认为容易受到重型车辆，如卡车和公共汽车，撞击损坏的地方已进行了防撞击加固。1961年10月底，专家向昂纳克的"中央同志"提交了一份报告。之后，军事工程师们就开始对现存的设施进行"扩展"，一方面是为了让围墙更加坚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此类设施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不那么碍眼。

经过10月22日到29日"查理检查站"对峙引起的骚乱，加强边界安全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紧迫。10月27日晚上，在法国占领区，约105名西柏林青年聚在一起，试图打开那里的带刺铁丝网屏障；相当数量的西柏林警察被派去驱散他们。据《纽约时报》报道，仅此一夜，就有22名东德人趁机逃跑，其中包括一名身穿制服的海关官员。〔1〕【西德尼·格鲁森，"美国与数理从柏林边界线撤离坦克"，《纽约时报》，1961年10月29日。】

尽管镇压浪潮在1961年底已接近尾声，但东德的宣传攻势还在继续，逮捕行动也没有停止。很快，表面顺从就成了东德人民的主要情绪。

然而，东德政府并未松懈下来。9月，政府开始聚集效忠者，尤其是自由德国青年组织中的青年狂热分子，鼓励他们暗中监视并引导家庭成员及朋友的思想。在一次"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广播节目闪电战" --即反对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的活动中，这些年轻人被组织起来。孩子们爬上屋顶，转变天线的方向，阻止它们接收西方的电视或广播信号。年轻的狂热者们嘲笑那些怕被人知道在收看西方电视节目或者收听西方广播节目的成年人。有时候，一些罪大恶极的人还会被报告给政府当局，然后他们的收音机或者电视会被没收。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紧张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各种各样的西方颠覆分子，特别是外国人和西德人，依然可以非常自由地在东西柏林之间穿行，只要他们不让自己的身份过于明显。

8月13日，正在搞窃听的西方情报人员被抓获，但是，间谍网骨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重新建立。1961年11月6日，中央情报局柏林行动基地（BOB）报告称，虽然有新的边界控制措施，它还是设法与在东柏林行动的25个特工保持或者重新取得了联系。判断出一些地方的进出可能会受到限制，聪明的柏林行动基地官员开始给特工提供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或者采取投信方式，取代了边境开放时候标准的面对面报告。不过有时还是需要亲自联系，正如11月6日的报告所提到的，尽管8月13日以来大量的西方人仍然可以往返自如，但实际上这段通道越来越多地受到物理和文件方面的控制。〔1〕【1961年22月6日中情局报告，《8月13日之后的伯林（MOR 14411）》见于《关于冷战前线：柏林情报战争文件1945-1961》；也可参考中情局网站http//www.cia-gov/csi/books/17240/art-9.html。大卫E.墨非，谢尔盖A康德拉谢夫、乔治·贝利《柏林战场：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之间的对决》，第386页。】

尽管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柏林墙阻碍，但BOB仍然十分清楚东柏林人的情绪，那里的经济状况，以及共产主义体制控制下的警方行动，这对西方盟国军事代表团的报告作出了大有裨益的补充。在8月13日边界封锁后的一年里，柏林行动基地在东柏林的30个特工通过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提供现场报告262次，支持并执行行动50次。尽管东柏林有史塔西和克格勃强大的反间谍网络，但这些行动完全没有遭到破坏。

有一件事情很明显：那就是中央情报局再也不能积极地在东柏林建立任何形式的"抵抗"网络。尽管以前中情局对此还抱有幻想，但自柏林墙建立之后，幻想完全破灭。柏林行动基地所能做的就是保护残余人员和网络，并以明智的方式使用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比如，利用这些信息去影响双方的宣传战。一位会说德语的BOB代表被安插到询问东德难民的小组中，尤其是像康拉德·舒曼这样的军队和边界警察叛逃者。这名BOB 人员的工作就是迅速消化被采访者提供的材料，挖掘他们离开、对东德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等的原因。代表不必等待整个询问报告结束，因为被询问者提供的遭遇经历很可能很快就会变"冷"，所以要立即将其变成强有力的书面材料。凭借中央情报局与新闻界的良好关系，这些材料很快就会进入西柏林和全世界的新闻之中。

对于被囚禁在新建的柏林墙之后的人们，西柏林和盟国能够并且愿意做多少来帮助他们呢？

西柏林和西方盟国也不清楚。没人想去招惹东德人和苏俄人，让他们进行更多的边界跨越干预，因而，西柏林市民的暴力示威是不被鼓励的。另一方面，西柏林警方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东德人的逃亡活动中，他们竭尽全力帮助难民，甚至还会为他们进行火力掩护。从严格意义说，这样的事情是被禁止的，但规矩总有漏洞。西柏林的警察可以说他们遭到东德的射击，被迫开枪自卫。因为逃跑活动大都在黑夜，所以很难证明谁对谁错。

同样，勃兰特市长本人也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挣扎。12月初，他在一次会议上宣布：

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不能禁止任何人谈论他们对柏林墙的感受，也不能禁止他们以激烈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当他们在为反抗不人道而进行示威时，我们派警察镇压是多么艰难的决定。

几天之后，他说得更加明确："我们的警力……是在那里维持西柏林的秩序，而不是保护柏林墙。"〔1〕【彼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430页，利普希茨参议员可能与爆炸策划有关。】

因为献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西柏林内阁参议员约阿希姆·利普希茨于1949年被迫离开东柏林。他积极训练一支新的准军事性质的警察部队，以保护西柏林不受来自东柏林公开或隐蔽的袭击。战争年代，利普希茨是一个勇敢的社会主义地下活动领导人，一位有目共睹的实干家， 如果英国的官方报道可信的话，他甚至还积极参与制订一个在1962年的元旦炸掉部分柏林墙作为抗议的计划。1961年12月11日，这位年仅43岁的参议员猝死，使得这一切都成了一个谜。

从1961年的最后几周到1962年初，柏林墙确实遭到几次来自西柏林的烈性炸药袭击。 规模最大一次的当属1962年7月对波茨坦广场上的边界墙的攻击。因为害怕会有人被杀害，在那之后，西柏林当局被迫采取行动。这些爆炸几乎可以肯定是"格尔曼小组"成员搞的。"格尔曼小组"是一个由学生构成的逃跑与颠覆组织，基地在西柏林自由大学。除了一定的抗议价值之外，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效果。不过，他们确实给统治东德的朋友们造成了一点恐慌。乌布利希很快接到了关于这类事件的冗长报告。依然掌控在东德当局手中、途经西柏林的城市轻轨，也收到过几个小小的炸弹。这些都是西柏林人抵制东德当局掌控城市轻轨火车的一种暴力反抗，它在整个60年代一直持续，并延续到70年代。

但真正使德国统一社会党老板们感到害怕，同时激励着柏林人以及全世界同情他们的人的是那些逃跑者。他们证实了柏林墙并非无法逾越，而且还给上千万深陷囹圄的东德人民带来了希望。

早期，英雄主义和悲剧是联系在一起的。成功逃到西德的只有几百人，更多成百上千的人因为试图逃跑而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从1961年8月13日到1961年底，在试图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群当中，有13人丧生。

在这些最初的死者中，有4人是摔死的，从8月到10月期间，他们试图从贝瑙尔大街的窗户和屋顶逃离。自此之后，住在靠近西柏林边界的市民都被迁走，所有的窗户和门都被用砖封起来。

另外有6人在试图游泳到西柏林时丧生。两名死于泰尔托运河，一名试图游过洪堡港，两名试图游过施普雷河，而另外一名试图游过波茨坦和西柏林之间的哈弗尔河。他们中3人被枪杀--包括8月被杀害的冈特尔·利特芬和罗兰·霍夫，还有3人是因为太过冒险，被淹死的。

死于哈弗尔河的受害者是一个巡查波茨坦边界的"预备警察"部队二等兵。他试图游过冰冷的河水前往西柏林的万塞湖岸，结果却是徒劳。他被从河里逮捕拉回。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寒冷和肺部积水死去。

25岁的乌多·杜利克是东德火车站的工程师，由于在与同事进行政治争论时表现出反共产主义的情绪而被开除。几天之后，也就是1961年10月5日，他试图游过介于东柏林与西柏林克罗伊兹堡区之间的施普雷河。尽管边界巡逻队朝他开火，但并没有打中他。最后，可能是精疲力竭，可能是寒冷的河水，也可能是恐惧杀死了他。他的尸体被西柏林警方从水里打捞出来。

杜利克没有带任何证件，好几天都被认为是"柏林墙的无名受害者"。后来他住在瑞士的弟弟赶到西柏林认出他的尸体。住在东柏林的父母焦急担忧，直到此刻才得到确认。他们的儿子在西柏林的安葬备受瞩目。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被允许在东柏林外几公里的鲁菲尔德公墓小教堂举行安静的悼念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塔西提出一个强制性的条件：给杜利克念悼词的牧师不能谈及他死亡的原因或者任何有关情况。这类强制条件变成了在东德为柏林墙遇难者进行悼念的规定。

1961年的最后一起柏林墙之死最让人心碎。早在几年前，21岁的英戈·克鲁格就订婚了。他的未婚妻住在西柏林，英戈住在东柏林。虽然他们住在边界的两边，但是在8月13日之前，只是有点不太方便而已。幸运的是。他的未婚妻有西德护照，可以常来东柏林看他，但是这种情况还是让人难以忍受。

英戈·克鲁格有一个秘密法宝，那就是他是一名潜水冠军。他决定穿着湿式潜水服，戴上呼吸设备，潜水去西柏林。知道这个计划的只有他的几个朋友以及他的未婚妻。1961年12月10日，星期天，英戈的未婚妻看望他后，就返回西柏林，她将在寒冷的冬夜迎接他到达西柏林，一切都准备就绪。

那天晚上11点钟，英戈和他的3个朋友来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下边的斯科夫保达姆大街，施普雷河的东岸。他在那里和3个朋友告别。他脱掉掩饰潜水服的外套，潜入水中。他并不打算从东岸直奔西岸，英戈潜入水的地方距离边界还有一段距离。英戈想用潜水服和呼吸设备潜游大约500码，那是一段施普雷河位于东柏林的弯道，再游过另外一座大桥，最终到达西岸的一个点，从那里登上硬实的帝国议会河岸。河岸被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弄得很坚实，而且那里已经是在西柏林境内几码的地方了。这条路径可以让他躲过边界护卫的注意，因为他们会在距离西柏林最近的点查看东德的逃亡者。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不莽撞。英戈是一名运动健将，一名出色的游泳者，而且携带了所有的设备。她的未婚妻穿着足以抵御12月寒冷天气的衣服，在帝国议会河岸焦急而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

大约晚上11点半，一艘东德海关汽艇在马斯科附近的水域中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这里是前往西柏林的最后一座桥。 英戈·克鲁格的未婚妻只能在距离200码的西方，眼睁睁地看着在泛光灯照着的地方一具尸体被打捞出来。很快海关汽艇就消失在黑暗中。

这位恐惧的年轻女士一定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她还心存一丝希望。她不断地给英戈的母亲写信，不停地说服自己相信那具尸体可能是别人的，自己心爱的人已经被逮捕，可能呆在监狱里，但他仍然活着。然而信件没有任何回音，直到1962年初她才知道她爱人的母亲被禁止与她通信。就在英戈试图逃跑的两天后，12月12日，克鲁格夫人确认了儿子的遗体。遗体上没有任何伤痕。是英戈低估了12月份施普雷河河水的寒冷，也高估了自己的御寒能力。

不过，也有壮烈的胜利。1961年深秋，在反车辆障碍加固以及"禁止通行"区域延伸之前，有一些卡车成功地突破障碍进入了西柏林。

"自由列车"司机哈里·迪特灵及家人，1961年12月。

12月5日，27岁的火车司机哈里·迪特灵驾驶一列定期的旅客列车全速冲过阻挡在火车轨道上的边界障碍，艾尔伯雷茨霍夫边界火车站的铁路，自8月以来就被边界障碍封锁。他到达这个边界火车站后，继续大胆地驾驶着火车，沿着还存在的铁轨前进几百码，进入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区域。火车上有32个人，其中的24人，包括迪特灵的7名家人以及他的司炉工哈姆特·里奇都对这次逃跑知情。迪特灵谨慎地挑选他们加入他称为"通往自由的最后列车"。当火车加足马力穿过最后边界障碍的时候，子弹如冰雹一样向他们袭来，所有的人都蜷缩在车厢的地板上。但对迪特灵的计划全然不知的包括列车长在内的另外七名乘客，随后返回了东柏林。另外一名不知情的乘客，一位17岁的女孩儿，因为柏林墙被迫与父母分开，当即决定留在西柏林。

这样的逃亡要么是因为非常幸运，要么是因为谋划仔细，要么就是两者兼而有之。即使在柏林墙全部加固之前，正面或者只身一人接近边界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据史塔西的统计数据，在1961年8月13日到12月31日之间在逃跑中被逮捕的人数总计为3041人。试图徒步逃离的人数最多，共计2221人，占总数的73%。 火车逃亡的有335人（11%），乘机动车的有244人（8%），通过海（波罗的海）有114人（4%），通过游过河流、运河或者湖泊的有96人（3%），爬下水道的有31人（1%）。

因此，对专家帮助的需求增长之快速，数量之庞大并不足为奇。

逃亡组织在第一时间形成，正如反对柏林分裂的抗议行动一样，早期的逃亡组织是基于理想主义，其中大多数都是西柏林的学生。其中一个组织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边界封闭的那个晚上，地点就在西柏林自由大学（FU） 的艾康姆留学生宿舍区。

如果说有一个特别的小组适合组织逃亡的话，那当属学生社团。他们年轻，身体健康，大多数白天不用上班，也不用承担家庭的责任。他们乐意与广泛的，甚至是世界范围的网络联系，这些人和他们志趣相投，并且通常具有影响力。而且，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拥有重要的专业知识，比如语言、工程、法律等等。

自由大学逃亡小组的3个主要成员创建这个逃亡组织最初是基于同学之间的相互忠诚；这3个主要成员是学习法律的德特夫·格尔曼和狄特尔·希姆，以及稍后加入的学习神学的多多·科勒。8月13日之前，自由大学的学生中有很大数量的学生（大约500人）住在东柏林。这3个阴谋家决定与"东柏林"的学生取得联系，帮助他们逃到西柏林完成学业。

格尔曼和希姆都刚30出头，即使是在德国，也算年长的学生。实际上他们在学校做管理工作，主管东德"前学生"的福利发放。所以，他们有机会得到这些学生的注册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个人信息，以及照片等。〔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99页。】

这个组织的组建者都是西柏林人。8月23日被严令禁止进入东柏林之后，他们不得不找那些持有西德或外国护照的学生去寻找那些'前学生'。这些联系者被称作"通讯员"。

最初，与孤立无援的东德学生联系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其中一个日后参与了多起逃亡事件的"通讯员"名叫伯克哈特· 维格尔，是一名持有西德护照的医科学生。他描述了一旦发现"前学生"后通常采用的接近方式：

通讯员或潜在的逃亡者当然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如果史塔西听到风声，两个人都会被逮捕和审讯，一个会被认为是逃亡组织者，另一个则是"共和国的叛逃者"。因此每个通讯员在去拜访'前学生'之前都要编造一个无害的故事，也就是为什么要去拜访，比如去问这个'前学生'是否愿意给他一份期末考试试卷，反正无论如何，'前学生'要愿意去西柏林和自己的教授会面。这些编造的故事必须要完全可信，也要完全无害，这样大不了通讯员看起来是一个善意的傻瓜，而绝不是'罪犯'（东德行话）。只有在你确信没有旁人偷听，或者通讯员确信"前学生"是"安全的"，例如，他不是一个间谍或者没有被史塔西"转化"，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谨慎地进入下一个阶段……〔1〕【关于伯克哈特·维格尔策划的逃亡行动细节，主要要基于一篇文章《Intereiew mit Fluchthelfer Burkhart Veigel: Ein Koffer voller Blanko-Passe》，也可参考网站http://www.speigel.de/sptv/reportage/0,1518,149670,00.html;以及维格尔自己的叙述，见网站http://www.fluchthilfe.de。维格尔在其中写了一些其他逃跑组织的细节，包括通过下水道和一条隧道逃跑的组织。】

一旦确信联系人是安全的，就要向他解释逃往西方的可能性并给予指导。这些几乎完全是以一种官僚态度进行的。要填写表格并将个人信息备案，其他的重要信息可以从官方学生资料库获得。

在最初与"前学生"联系的时候要确定好口令和简单的代码，以便让联系时间和足以定罪的谈话缩到最短。这在安排逃亡约见的时候尤为重要。据维格尔称，逃亡者会接到一个自称'约瑟夫大叔'的人打来的电话，并向他推荐一个特殊的广播节目，这就意味着要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见面。或者打电话的人会问"前学生"是否需要"透透气"，对此正确的回答是"是的，但是不幸的是我有点儿感冒。"

在这类事情上需要严格守时，帮助逃亡的人被授命只能多等几分钟。在东德这样的集权社会，任何闲逛的人，尤其是身穿西德服装的人，都会遭到监视。如果在此过程中延迟太久，帮助逃跑的人就会离开，并重新安排会面。如果此类情况再次发生，那么联系将会终止。

现实中的逃亡方法各种各样，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所有的逃亡项目都会被称为一次"旅行"。

但是最受欢迎的办法是为逃往西柏林的人提供假证件，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所谓的"格尔曼组织" 〔2〕【西德新闻杂志《明镜周刊》因为1962年的一篇文章采访了一些逃亡组织的领袖，并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字"行动旅行社"，这是一个浪漫化的名称，同时也是为了掩护组织者，因为他们不希望被人认出。马里恩·戴金全面地研究了这些逃亡活动，在其《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中，她说，相对于报纸上的内容来说，这个学生组织更松懈、松散，其使用的名称是"格尔曼组织"，这里继续沿用其名。】可以依赖西柏林以及西德当局容忍甚至非正式的支持。当然，由于法律的约束，他们经常也会自己采取行动。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所采取的行为属于欺骗、伪造以及犯罪。

但是在8月13日之后的几周里，西柏林人和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认为时局不'正常'。由于学生组织有广泛的外国人联系，可以'借用'外国和西德的护照，尤其是当打算逃亡者与护照的真正持有者长得相似的时候。另外，通过外交圈和官方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也可以拿到空白护照。9月底之后，西德居民去东德旅游要求必须具备出入境签证，于是取得外国证件就变得极为重要。

维格尔代号为"黑鸽"（Schwarzer），他不仅前往东柏林做"通讯员"，还会去一些外国城市，收集联系者提供的大量空白护照。一次，他去苏黎世，见到一名瑞士将军的儿子罗夫·布雷彻，后者利用他的地位拿到很多瑞士的身份证明。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布雷彻也曾为苏联控制的匈牙利难民提供同样的服务。

有时，外国的同情者还会主动来找他们。维格尔记得其中一个人来自比利时，提着一大箱子护照，还有一枚家乡城市的官方印章，这枚官方印章可以证明护照是有效的。有时候，维格尔猜想，也许提供这些珍贵证件的人在20年前也曾为逃离纳粹的难民提供过同样的帮助。

有200到300个空白护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这个组织更喜欢使用比较小的欧洲国家的证件。因为使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的护照可能会使这些占领国在与东德打交道的时候面临尴尬。

这个组织很快学会熟练地"篡改"现存护照，这种才能让他们的工作更加如鱼得水。一旦这些证件被送到东柏林，逃亡者们不得不了解护照持有者的"生平"，并要与护照的细节一致。如果是外国护照，他们就会接受训练，学习一些所谓的该国语言中的常见短语。最后，还要教他们怎么填写出境文件，应付东德边境官员提出的任何难堪的提问。

8月13日后的前5个月，"护照"的方式非常有用，不过这并非逃往西柏林的唯一方法。

还有其他的途径，比如，下水道就是其中一个。其实在8月13日之前，东西柏林之间的下水道就已经被铁栅栏挡了起来。这些铁栅栏很多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安装的，目的是阻止犯罪分子在苏占区与盟国占领区之间进行香烟和其他物品走私。这些栅栏很结实，但是西柏林学生意志坚定。他们从西柏林带来弓锯并在铁栅栏上锯开一些洞。

最初利用下水道组织逃亡的人是一群高中学生，时间可以追溯到1961年9月初。和自由大学的策划者一样，他们也在寻求办法帮助8月13日后被困在东德的同学，希望帮助他们在西柏林继续他们的新学年。这些青少年，依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反复的实验和失败，才学会怎么识别下水道检修孔。然后他们找到一个直接从东柏林通往西柏林的下水道。

同样，西德护照持有者需要在东柏林做研究工作。他们最终在距离边界5百码的地方找到一个检修孔。检修孔位于一个厂区，晚上周围都不会有人。这条下水道穿过边界，通往西柏林的克罗兹堡区，出口在西柏林一块废弃的空地。整个路线大约半英里。沿着街道铺设的下水道在边界后有一个轻微的30度斜坡，因而任何从西柏林爬进爬出的人都不会被东柏林眼光锐利的边界护卫发现。简直太完美了。然而，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要在东德人民警察不知情的情况下弄开下水道某个地方的铁栅栏。

他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在铁栅栏上锯出一个足够逃亡者爬过的洞，最大的问题是，逃亡者在爬过大约半英里正在使用的下水道之后，身上会沾满垃圾，而且臭气熏天。需要组织洗衣服务，因为这些高中生并不想被父母发现。那样他们可能会被要求停止这个行动。

几天之后，不知道确切的数量，但肯定的是，大量的东柏林孩子被他们的朋友经由下水道安全地带到西柏林。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令人惊讶的成就。没有污水沟的平面图，没有专业工具、或者其他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被东德人民警察发现。但是，因为臭味，这个行动不能被完全保密。"格尔曼组织"有高效的情报体系。

狄特尔· 希姆，创建"格尔曼组织"的一名自由大学学生，决定以一种更有野心的方式利用下水道。护照的方法很好，但有时也会引起一些混乱。例如，现存的护照可能很难与一个打算逃亡的人配对。还有，如果逃亡者来自东柏林郊区的话，那么可能在城里没有一个方便的公寓作为中转点对其进行基本的"培训"（包括了解护照持有者那些无聊并且问题多多的"生平"）。

不过，下水道路线也有一些问题。希姆和他的同事们希望通过这条路线帮助更多的人。那么，相应的，也得向东德派出更多的通讯员。

随着人数的增加，故意或者意外暴露的风险也在增加。西柏林人认为，最好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告诉逃亡行程。最好是在他们即将离开的当天，而不是让他们在东柏林的最后一晚辗转反侧。这个晚上他们很可能会让其他人为自己分忧，而其他人中就可能会有史塔西的特工。

这样做增加了安全系数，但加重了组织者的负担。一次，一个通讯员要几天里通知好几个逃亡者，因为时间紧迫，他不得不把两个女同学从大学讲演厅里喊出来。要是等到她们回家的时候再挨个通知，时间就会更紧迫。

通常情况下，天黑之后每隔半小时，就会有一小队逃亡者进入下水道，而他们正是利用那些高中生前一个月发现的检修孔。"格尔曼组织"事先安排好一切，每一个逃亡者都被指派到一个小组并制定逃跑时间，以及相应的通知，最重要的是精确和守时。

西部还要提供另外一个关键服务，在当夜的逃亡行动结束后，要有人将东柏林那边沉重的检修孔盖放回原地。因为不准西柏林人进入东部，所以这件事情要由西德人或者外国人穿过边界去做。

两名勇敢的学生自愿在下水道计划中担此重任，一个是来自西德的学生，代号为"兰格"（意为高个）；一个是奥地利人，名叫狄特尔·沃尔法特。"兰格"将骑着一辆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前往东柏林，而沃尔法特会开着一名逃亡者留在东德的汽车。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还有其他重要作用。沃尔法特会把车开到有检修孔的废弃场地和"兰格"见面。把车停在检修孔的正前方，这样人们就不会注意到检修孔盖被打开。然后沃尔法特和同事将用力掀开检修孔盖，为第一批逃亡者做好准备。

沃尔法特会隐藏在工厂场地的某个地方。"兰格"会留在那里迎接第一批人。依照计划，他们会在晚上8点天色刚黑的时候到达。他将指导恐慌的第一批逃亡者进入下水道，告诉他们怎么使用那架粗糙的梯子以及该往哪个方向走。一旦确信这批人已经上路，他就会跨上他的黄蜂牌轻便摩托车，穿过两个街区到达海因里希·海涅大街的检查站。出示西德护照之后几分钟，他就可以安全地返回西柏林。在那里，他会告诉组织者们，他们的第一批客人正在边界下臭气熏天的黑暗中缓慢且小心翼翼地跋涉。

一小队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会提前到达铁栅栏旁，为到来的逃亡者们提供必要的帮助。穿越下水道可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开始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下水道在东柏林的入口处大概只有160厘米高（5英尺多一点儿），但是随着逃亡者们逐渐进入安全地的最后一段路程，下水道慢慢变窄，他们不得不用力弯腰，脸都快碰到臭气熏天的污秽垃圾的表面。不过，只要他们坚持，几分钟之后就能呼吸到西柏林那边的新鲜空气了。另一方面，那些守候在铁栅栏旁的接待委员会成员们不得不轮流长时间地等待，双膝跪地，更糟的是，没在齐膝深的垃圾中。当学生们的特殊朋友--身处高位的参议员利普希茨得知此事后，他保证给这些崇高的志愿者们提供柏林卫生部正式员工那样的长筒橡胶靴子。

每个逃亡小组的最后一个人有义务等候、迎接，并指导下一组的第一个逃亡者。奥地利帮助者沃尔法特将在他的藏身处观察，准备在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出来干预，否则，就算最后一个逃亡小组离开了他也不会现身。通常行动完毕已过半夜，这就是为什么要派沃尔法特执行这个任务的原因。作为外国人，他可以在东柏林待到凌晨2点，而西德人则必须在半夜12点之前返回。

等到最后一名逃亡者进入下水道后，沃尔法特还会多待几分钟，以防有人迟到。然后他会绕到下水道入口处，将检修孔盖拉回原来的位置，并让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做完这些之后，他会把车开到不显眼的地方停下，以备第二天晚上使用。最后他会步行穿过检查站返回西柏林。

第一天的行动开始于1961年10月8日天黑之后，该计划的组织者狄特尔·希姆从西部边界的公寓大楼顶上观察，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东柏林的厂区。一个又一个小时，希姆注视着那些逃亡小组的人进入下水道。接连4个晚上，一切都进展顺利。依据学生帮助者提供的非正式名单，共有134人成功逃亡。维格尔认为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因为精确计算人数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情，而且名单只准确地记录了最后两个晚上逃亡的人数。

成功逃到西柏林之后，满身污泥的难民会被送上一辆大众牌公交车，载到自由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他们可以在那里洗澡，之后会有人拿干净的衣服给他们换上。抉择的时间到了，他们要去马林菲尔德难民营登记，并用编造的故事解释他们的逃亡，因为在难民营管理部门有东德史塔西的特工。

1961年10月12日，也就是利用下水道逃亡的第五个夜里，很糟糕的意外发生了。

午夜来临。最后一个逃亡者已经进入下水道。沃尔法特把检修孔盖子放回去，然后离开。看起来这个晚上又成功了。

当时希 姆正在西柏林查看，突然他抽了一口冷气。这位学生领导看到一辆陌生的车开进厂区并紧急停下。一小队全副武装的东德人民警察涌出来，掀起他们能发现的所有检修孔盖子。他们用冲锋枪扫射那些入口。

东德人民警察并没有打算立即进入下水道。当然，受惊的希姆没有时间去猜测他们最终的意图。他急急忙忙来到下水道在西柏林的入口。他必须警告接待委员会成员，因为他们还蹲在铁栅栏旁，在准备帮助最后的逃亡者。铁栅栏位于边界的东部，任何人被发现都会立即被逮捕，或许还会更糟。

幸运的是，最后的逃亡者已经安全穿过下水道，帮助他们的人正准备爬出位于西柏林的出口。确认之后，希姆再次回到他的守望点。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东德人民警察仍等候在开着的检修孔旁。他们绝不敢进入下水道里。

最成功的下水道逃亡路线被关闭，是有人告密，还是东德人民警察发现了蛛丝马迹而采取行动？不得而知。希姆通过在西德情报局的联系人得知东德在下水道内设立了更坚固、笨重的铁栅栏，弓锯对它根本无能为力。

10月中旬之后，东德似乎已经对这类下水道做了普遍的加固。但有谣言说，至少还有一个组织仍在通过一个防暴雨下水道网络帮助东德人逃跑，它连接的是西柏林法国占领区的赖尼肯多夫区与东柏林的潘科区。但即使是维格尔这样消息灵通的逃亡组织者对此都没有确切的消息。同"格尔曼组织"一样，很多这样的组织者都对他们的逃跑路线三缄其口，目的是挫败在西柏林社会保障和登记机构中的史塔西特工。

在最初的日子里，组织者们没有向媒体谈起这件事。一些逃到西柏林的人却向媒体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到达西柏林之后，一些东德的逃亡者想要吹嘘他们的成功。后来，希姆告诉一个采访者："是的，媒体确实毁掉了我们的一些逃亡路线，但多数还是被难民自己毁掉的。这完全是自断后路，哪管洪水滔天的态度，这些人急不可待地想当英雄"。 〔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103页。】

与此同时，到1961年9月底，"格尔曼组织"已经挖掘好了第一条地道。柏林的沙土虽然让挖掘工作很容易，但是地道相对疏松。因此，需要适当的支撑，支柱和顶板，从而保护下边的挖掘工作。

第一条地道的长度刚刚超过25码，是从舍恩霍兹货运站旁一个小棚屋的地下室开始的，这个小棚屋刚好位于西柏林境内。地道直接经过边界抵达东柏林的潘科区，更确切地说，是抵达潘科区的都市墓地。东部的入口位于一个很醒目，并被照管得很好的坟墓纪念碑下。那年秋天，两周内有23名东柏林人通过这个狭小恐怖的入口到达西柏林。后来史塔西从西柏林一个双重间谍处收到消息，于是东德人建立了一个观察岗。12月29日，两位年轻的东柏林妇女在试图进入地道时被逮捕，并遭到监禁。

然而，真正让"格尔曼组织"闻名的并不是地道逃亡，而是护照逃亡。只不过地道比较激动人心、具有戏剧色彩，并且还能吸引公众的想象力，但从为此所做的努力、花费以及风险来说，只要还有别的方式，地道逃亡就不如别的逃亡方式划算。

1961年8月13日后的几个月内，"格尔曼组织"帮助了约5千名受困的东德人在西德获得新生活。刚开始，他们只是希望帮助围困在围墙后面的自由大学的学生能够回到西部继续学业。到1962年初，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大。有消息称，只要是在东德的联系网络确认的逃亡者 ，"格尔曼组织"都愿意接受他们。

东德人民警察在柏林墙内的一个公墓巡逻，1963年。

他们更喜欢的办法是伪造或修改证件，这看起来非常简单，到1月份，这个组织居然没有失败过一次，也没有失去过一个逃亡者或帮助者。维格尔回忆说，他们曾以这种方式一次性帮助6个难民逃到西柏林。

然而开初的成功却在1962年1月6日戛然而止。那天，伯克哈特·维格尔再次用他的西德护照来到东柏林。在那里他和一对逃亡夫妻碰面，并和往常一样，给了他们两个外国护照。接着，当他们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排队等候办理过境手续的时候，这对夫妇突然被东德人民警察喊出去问话并被立刻带走。他们打算乘坐的那趟城市轻轨已开往西柏林。维格尔等候着，希望这对夫妇能马上回来。然而，他们再没有出现，于是他很不情愿地遵从组织逃亡的规定，爬上开往西柏林的城市轻轨列车。几分钟后，他安全地到达柏林墙的另一边。

后来，维格尔听说，这对夫妇被带走后，立刻向史塔西坦白了一切。他所乘坐的列车是最后一辆开往西柏林的城市轻轨列车，之后东德警方就关闭了城市轻轨，并封锁火车站。要是维格尔再多等几分钟的话，他就会像被老鼠夹夹住的老鼠一样无路可逃。

这次突发的灾难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同一天，也就是1月6日，东柏林政府当局针对外国人实施一个新措施。从那以后，所有通过边界进入东柏林的西方人都要在他们的护照中插入一个入境许可证。当他们经过检查站返回西柏林时必须上交这个入境许可证。因此，任何企图离境而护照中又没有这种入境许可证的就一定是东德的逃亡者。这与9月底向西德人推行的措施类似。

同样是在1962年1月，东德人开始在边界障碍之后修建一条路，只供边境护卫、车辆以及军犬自由跑动，而这也是"自由射击区"的开始。任何胆敢踏足此区域的人会被立即宣布有罪，并成为全副武装的东德边防警察射击的对象。

东德正逐步并且无情地强化他们的规则，很快，西德人在前往东柏林的时候要经过严格的签证限制，而且边界系统经过调整后，利用护照进行逃跑的方式变得更加艰难。

这个猫和老鼠的游戏过程复杂、节奏紧凑，而且将会持续几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双方斗智斗勇，智谋和冷酷都达到极点。但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

毕竟，在这个巨大战场上发号施令的是乌布利希政权。

到1962年初春，维格尔成为东德安全部门的知名人物。史塔西文件显示，3月24日，他进入史塔西需要打击的帮助东德人逃跑的重要人物名单。史塔西已经下令要对这个帮助很多人逃跑的胆大妄为的人进行"积极的斗争"，并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

他们的活动已经远不止是学生的胡闹行为；东德开始猛烈抨击西德，并且强烈谴责他们，指控那些地道挖掘者和为东德人逃跑提供便利的人是西方间谍；当然，实际情况非常复杂，而且很快会变得更加复杂，乌布利希政权不失时机地把维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列为恐怖主义"破坏者"和冷酷无情的"人贩子"。

1962年5月23日，东德政府当局发起了一次重大的针对西柏林逃亡组织的宣传攻势。彼得·戈林，21岁，是东德第一边界警察部队的二等兵，在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附近服役防守边界。因为斯班道大运河的缘故，在这里的边界防守变得更加困难。那天彼得当班，他们发现一个人在攀爬边界障碍。等到边界警察整好队，逃亡者已穿过最后一个栅栏并跳进运河。遥远的河对岸就是西柏林，尽管听到了警告的叫喊和枪声，他还是继续朝对岸游去。

逃亡者是一个年轻的高中生，名叫沃尔特·图斯，来自东德城市埃尔富特，他来柏林就是为了逃跑。刚到火车站他就买了一份旅游地图，并依照这份地图临时决定逃跑路线。他去西柏林的决心很大，也可以说非常天真，尽管沃尔特身高有1米8，但只有14岁。

当他游过三分之二的路程时，沃尔特被机枪击中，受了重伤。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浮出水面，朝着遥远的对岸游过去，并在运河墙的凹处找到藏身处。现在他是在西柏林的英国占领区，几个全副武装的西柏林警察已经赶来，并努力想把这个男孩儿从他的藏身处救出。东德的边界部队可以向逃亡者开枪，但是有两个附加条件：不能对妇女和儿童开枪，不能朝西部的领土开枪，但两条规定立刻都被违反。尽管沃尔特身高与众不同，但他依然是个孩子；而且，已经到达西柏林的领土。然而，他还是不得不继续在东德边防警察的子弹中前行。为了救他，西柏林的警察也不得不顶着东边射来的子弹，并开枪回击。

最后，双方的射击停止。一个市民把一条绳子扔给沃尔特，让他抓住。他们把这个伤得很重的孩子拉到安全地带，并把他送往医院。小沃尔特o图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由于在逃跑的时候受了伤，落下残疾，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伴随着他。〔1〕【1991年7月8日，《明镜周刊》1991年第28期的一篇文章，文章错误地称图斯被救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气"了。】

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另一边，边界警察部队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烈士。在双方的交火中，戈林倒下了。他三处受伤：右手被子弹擦伤，一粒子弹打穿他的左肩，致命的一枪是在他左肾附近，他快要死了。还有一个卫兵被打中大腿，但没有生命危险。

东德政体立刻并且无情地抓住这个宣传机会，二等兵戈林被授予各种荣誉，并享受国葬。东德的很多街道、部队、营地和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改变。死后，他被提升为中士。而且，进入学校教材，经常在德意志自由青年组织的大会上被宣讲。

戈林死后一周，"中尉格劳"为他创作了一首诗，刊登在东德的一份周报上。两句诗奠定了事情的基调：

你歧视敌人的不忠，

忠于我们和你自己的誓言，

刚好看透他无耻的谎言，

因此遭到懦夫的谋杀。

你奉献你的全部，坚持不懈，

你为我们而牺牲自己，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宝贵的青春，

你为我们骄傲的共和国而倒下。

〔2〕【这首《战斗的呼吁》的诗刊登于1961年6月1日预备警察的报纸上，作者对其作了自由的翻译。】

在以后的几年内，这首打油诗经常被重印和选登。

当然，诗中并没有提及这位烈士试图杀害的那个14岁的男孩儿，同样的，在东德发表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及。官方报道称戈林和他的战友被诱入"恐怖分子"设计的圈套，在"精心设计的边界挑衅"中受到危险的袭击。他们夸大说，"西柏林部队……手持美国武器，袭击东德人民警察的边界安全部队。"东德士兵没有向西德的领域开过一枪。东德检察长悬赏1万马克（西德马克），抓获那些为此负责的人。

实际上，东德自己的调查员提交的秘密调查报告和西德警方的调查都表明两件事情：第一，东德人射出的子弹数远远超过西德人，总数为128比28。第二，戈林违背了上司的命令，擅自离开掩护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以便打死这个逃亡者。是他将自己暴露在从西边射过来的子弹中。还把自己手里的枪设置成"自动射击"。

戈林死后，东德政府为"被谋害"的边界护卫创立神龛，把他在兵营内的房间保持原样，并放上他家人的照片以及他的物品等等。成群的新兵、小学生以及青年组织的成员被带来参观这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导游将宣讲反西方国家的宣传标语，痛骂西德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争贩子的"挑衅"，是他们在东德的全盛时期毁掉了这个年轻人。

彼得·戈林是柏林边界牺牲者中的第一个，东德政府试图塑造一个"神圣边界保卫者"的神话，并在自己的部队里创立一种"集体荣誉感"（esprit de corps）。

后面的那个任务肯定没那么容易，从最近解密的文件来看，很明显戈林本人是东德最热心的仆人之一，迫不及待地去执行国家的命令。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么热情，而且他们的家人更是如此。据报道，第一边界警察部队一个军士长的妻子在报纸上看到戈林死亡的消息以后跟他讲："不管怎样你也不要再服第二年的兵役了。"这个妇女被传唤到连长那里进行了一次"澄清谈话"。 〔1〕【详见"前民主德国和群众"基金项目 DY 30 IV 2/12 75 B1.264。】

柏林墙存在期间，共有25名东德边界警察死于柏林，其中几乎有一半，即11名，事实上是被逃跑的战友杀害的（其中一次，一名逃跑的苏联士兵杀害了他的战友）。和大多数其他的逃亡者不同的是，这些逃亡者也全副武装，能够开枪回击。

19岁的军官学员彼得·波姆在波茨坦的军营接受训练，并于1962年4月16日伙同一名战友逃跑。他们携带着枪支和弹药，头两天成功地躲开了大规模的追捕。4月18日，两个年轻人打算爬过有军事要塞的边界进入西柏林，偷偷地从波茨坦地铁火车站格里伯尼茨进入西柏林万塞区的一小块三角形地带。但他们被发现了，交火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波姆被打死，而他的同伙军校学员甘德尔被捕。

同逃亡者进行决斗的巡逻队头儿也被击中，并很快死亡。在一份描述绝望的年轻人试图逃离东德的官方报告中，乔根·史密德陈被描述成被"匪徒"杀害。〔2〕【沃纳·菲尔默与赫伯特·史旺，《柏林墙下的受难者》，第281页。】尽管这位边境警察死于执行任务期间，而且还比彼得·戈林的事件要早很多，然而并没有被授予"烈士"称号。或许是因为他的死亡牵涉到两名企图逃跑的理想破灭的东德士兵，牵涉有军官学员，如果封他为烈士的话将会引出很多不方便的问题。

1962年1月，东德政府开始采用征兵制。8月13日之前，他们不敢采用征兵制，因为担心会引起逃兵役的浪潮；年轻人会逃往西部，躲避服兵役。现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了，于是可以强加到他们身上。征兵的法律于1962年开始生效，第一批被强制征募的人没有任何延搁地被赶往训练营地。

最初，招募工作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情感压力。在学校和工厂，教职员和来访的招募者竭尽全力让这些孩子自愿签名服兵役。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组织者需要完成一定的招募人数任务。自愿服兵役的人有经济奖励，而且，如果一个年轻人签署名字去为社会"出一份力"的话，他将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受到优待。

一旦屈从，这个年轻人就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例如，18岁的哈根·科赫本来申请参加东德海军，但是据他讲，他发现自己被强制调入东德史塔西的军队，费尼克斯·德热直斯基近卫团。因此，在1961年8月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不得不在查理检查站用油漆和刷子画出那段著名的白线。

另外有一个和哈根几乎同龄的东德年轻人，他拒绝了来他们学校征兵的招募者的诱哄。他就读的高中在卢肯瓦尔德，在柏林之南约40公里。事实上，他还不仅只是拒绝了征兵招募者的诱哄。在学生大会上，他站出来说明了原因，然后写信给学校的校长。他在信中宣称："我的母亲无法忍受她的4个儿子都去参加战争。我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这名志向远大的学生，也是一名获奖运动员，发现他的分数在自动降低。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体育记者，现在局势很明显，如果他不去服兵役，那么将不能上莱比锡大学，更不可能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不过，这个男孩儿被录取为西柏林滕佩尔霍夫高中的走读生。两年来，他一直穿梭于家和城市之间，为他的高中会考（Abitur）而学习，在东德他被拒绝参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1961年8月11日，星期五，这个21岁的年轻人再次从卢肯瓦尔德起程。他的哥哥用摩托车载着他来到泰尔托运河，即城市轻轨的起点。他从那里前往西柏林。两天之后，边界被封锁了。

这个年轻人名叫鲁迪·杜契克。他独自一人待在西柏林，没有成为体育记者，却成了自由大学一名政治科学家。他一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与乌布利希不同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杜契克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西德激进学生起义中最著名和最有魅力的领导者。〔1〕【克劳斯·克里斯汀·马尔赞，《德意志，德意志：一个共享国家的简史》，第129页。】

柏林墙建立之前，警察和军队中就一直存在士气问题和逃跑行为。边界封闭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先是几十个，后来几百个人逃往西德，通常是两个人结伴或者几个人为一个小组。

一些是由于一时冲动才逃跑的。驻扎在郊区的一名交通警察排长， 1961年12月和一名同志逃亡西柏林。他描绘了逃亡前的秘密谈话：

我们躺在那里，他突然对我说："我要是离开的话你将怎么做？"我回答说："这个嘛，我只能说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不会向别人开枪的。"因此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要逃跑。你和我一起吗？"

犹豫一会儿，排长决定和他一起逃跑。他们跨过栅栏，穿过带刺铁丝网，每当探照灯照过来的时候就迅速趴到潮湿的地面。最后，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入西柏林的一个花园，并向吃惊的户主自我介绍。户主给了他们每人一支香烟，并打电话叫来警察把他们带走。〔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91页。】

局势变得很糟糕，有人向东德政治局打报告，称有一些年轻人加入边界警察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柏林墙，找机会逃跑。所以，12月，那些被认为不可靠的人被从边界警察部队中除名，比如与西德家庭有密切联系的，有犯罪前科的，或者发表过如"赞美西德境况"等颠覆性言词的。在8月13日之前，通常仅仅是去过西柏林就足以除名，尤其是那些"去那里看电影和参加舞会"的人。〔2〕【详见"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基金会项目 DY 30 IV 2/12 72 B1.278f。】

每次发生重大的叛逃事件之后，都会进行紧张的讨论，试图找出为什么这个人或者这个小组"背叛"他们的职责。"西方联系人"也经常受到指责，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西方人贩子"提供的诱人条件。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边界警察有一个15岁的女朋友，住在西柏林。女朋友每天都站在边界的另一边请求他过去和她在一起。最后，他穿过了"边界铁丝网"。尽管他们被明确教导不能与边界西边的人进行交谈，然而，他们还是不停地告诉她，她的男朋友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值班。对这群年轻人来说，对个人和团队的忠诚明显超过军事责任。调查文件悲伤地总结："他的同志，并没有从这名年轻无邪的女孩儿身上看到阶级敌人。"〔3〕【详见"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基金会项目 DY 30 IV 2/12 75.】

在搜索年轻逃亡者房间的时候，发现有扭曲心智的西方摇滚乐磁带，西柏林或者西德朋友写给他们的信件，甚至卧室房间的整个墙面都贴满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照片。〔4〕【详见"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基金会项目 DY 30 IV 2/12 72 B1.60。】

然而有时候一些细微的联系是无法预测到的，陆军少校布鲁诺·科拉朱斯基是东德第二边界警察部队的高级军官。他的权力很大，多年以后，在一些纪律文件上还能找到他的签名。作为战前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少校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上可靠的人民警察。官方的职位为"特别事件调查次级部门领导"，他基本上就是所在团的麻烦解决能手和实施者。只要有事发生，包括有人企图逃亡或成功逃往西方，就要找科拉朱斯基去进行调查。他的职责是写报告建议纪律措施，以及如何防止不幸事件。

然而，1962年12月7日，这个抓贼的人变成了贼。在一个寒冷冬夜的凌晨，这个过去两年来一直在检查边界防御缺陷的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以及另外一家人悄悄地出现在一个边界湖（没有提及具体的位置）的东岸。在黑暗的保护下，他们悄悄地爬上一艘小船并渡过这个湖。

科拉朱斯基选择那个冬夜不只是因为那夜的漆黑，还因为当时这个湖正笼罩在厚重而且飘浮的雾气之中。正如对这个事件的报告所评论的那样：

科拉朱斯基十分清楚边界地区的路线，并且知道我们的巡逻船会因为大雾不能快速前进。与西德的巡逻船不同，东德巡逻船（他也知道）并没有安装雷达……〔1〕【详见"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基金会项目 DY 30 IV 2/12 73 B1。】

少校、他的家人以及朋友轻轻地划着船，在大雾中穿过湖面到达西柏林，并向那里吃惊的警方报告。西德人原来以为没有人能逃过东德的巡逻船。或许这位超忠诚的科拉朱斯基少校是为数不多能做成此事的人。

关于这位专家的逃亡报告送到乌布利希主席手上。报告将此事归咎于科拉朱斯基少校妻子的影响，因为她曾在一家化工厂的出口部工作，并与西德的客户联系颇密切。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这位大人物对此的反应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随着新的签证规定的执行，原来相对简单的护照逃跑路线被关闭；而且，所有地方的边界障碍都被加固，除了超重型车外，任何车辆都不可能再通过撞击穿过边境障碍。逃亡的人数在减少，手法却越来越专业。

其中的一条线路就是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旅游。这条线路利用的是还在使用的铁路，从东柏林的柏林东站到波罗的海的两个港口，瓦尔纳明德港和萨尼茨港。从那里，可以渡船到达丹麦，而丹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逃亡组织的"通讯员"会为东柏林的逃亡者提供非西德护照、车船票、旅游证件，甚至还有行李，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从西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出发，换车前往哥本哈根的外国旅客。逃亡者要煞有介事地混入柏林东站站台的人群之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会安全地到达丹麦；然后可以非常容易地前往西德。

这个"斯堪的纳维亚旅游"的逃跑线路成功存在了几个月，后来被代号为"佛郎茨·费希尔"的东德史塔西特工告密。这位史塔西特工成功地骗取到"格尔曼组织"的信任，甚至还成功地担任通讯员职务。在最后一次逃亡旅程中，逃亡者和通讯员都被捕获，还被判处重刑。这名断了他人生路的史塔西特工是柏林自由大学一名谦恭有礼的希腊籍医学生，名叫乔治斯·瑞普斯，几十年后，他的这次告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多年以后，格尔曼还会继续把这个希腊人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家伙"。 〔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117页。】

随着相对容易的"护照路线"被关闭，1962年夏到1964年夏就成了地道挖掘者的时代。地下路线代价昂贵。需要很多劳力，而且和其他逃跑方式相比还有别的危险。逃亡者如果穿越柏林墙，那么他们会冒着被击毙的危险；想游过湖泊或者运河除了要冒被射杀的危险之外，还有可能被淹死；然而，地道挖掘者却冒着被活埋的危险。柏林地下土壤多沙，容易挖掘，但也容易坍塌。并且如果一个支撑不够的地道坍塌或下沉的话，即使挖掘者没有死，地面也会有明显的下沉和滑动痕迹，那么警觉的边界巡逻队很快就会发现。

地道主要有两种：短、浅、窄的地道几天之内就可以挖好，而更长、更大、更深的地道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哈里·赛德尔更喜欢第一种地道。赛德尔是前东德的骑自行车冠军，因为不愿被迫服用兴奋剂，逃到了西柏林。赛德尔非常厌恶他抛弃的那个政体，边界封锁之时他正在西柏林，但是8月13日之后，他多次越过带刺铁丝网回到东部，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救出。他在边界被抓捕，然后又逃掉。从那以后，赛德尔决定挖掘地道。

22岁的赛德尔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且魅力非凡的人，超级健康、强壮、勇敢，是真正的东柏林工人阶级的一员。他喜欢与边界另一边的人保持紧密的个人联系，这就使得他更能找到想要逃亡的人，而且从理论上来说也更安全。很快他就会因为自己的功绩而闻名，但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962年6月11日，星期一，哈里·赛德尔挖好一条地道，从新克尔恩区（西柏林）海德堡大街一直通往特雷普托区（东柏林）埃尔森大街。这条地道横断面只有80厘米（2英尺7英寸），只能容一个普通的人钻过。实施这个工程既可以说是勇敢，也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无谋。

3月27日，赛德尔和他的团队也在这附近挖过一条地道，但是被东德人民警察发现。他和一个助手海因茨·哲卡在地道的另一端被包围。东德人民警察开了枪，哲卡肺部中枪。赛德尔又拖又拽地把哲卡拉回来，并且疯狂地挖土把地道的入口堵住。等到东德边界警察努力找到并重新挖开地道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回到西柏林。不幸的是，哲卡的内脏出血并没有被止住，在专业医药救护赶到之前，海因茨·哲卡停止了呼吸。

赛德尔并没有被吓倒，6月，他再次回到那个地区。他把总部设在西部边境一个酒馆的地下室，从那里开始挖掘至两三米（6~10英尺）深的地方，地道刚刚位于地下水位之上。挖掘的时候，他把沙子铲进身旁的袋子里。等到袋子装满，他就会把它推回给一个助手，再由助手把它运回地下室内储存起来。

赛德尔的安全系于这些小且相对较短（大约20到30码）的地道。没有支撑物，也没有任何的照明设施。地道内的氧气不多，连蜡烛也没法点燃。在压抑的地道内，唯一的新鲜空气来自于一个吸尘器吹出的风。为了确保地道不会坍塌，赛德尔让一辆装满煤的车在地道线路的第一段上碾压，看看会否有坍塌的迹象，并没有。据维格尔回忆，他曾经与赛德尔一起合作挖掘过多条地道，没有哪一条地道坍塌过。

1962年1月，东德人民警察在搜查一条地道。

赛德尔的地道一般是通到东柏林某个人家的私人房间。一旦地道挖通之后，逃亡者就可以开始他们的逃亡旅程了。地道里面一定有让人无法描述的恐怖状况，里面的空气也是臭烘烘的，但最终有54人成功地从这条地道逃走。事实证明，赛德尔的工程技术非常的棒。40年后，当建筑工人偶然发现这条新克尔恩-特雷普托地道，记者和其他寻求感官刺激的人还会把头伸进地道，看看地道究竟通往哪里。〔1〕【"Grsbung ins Jahr 1962 Der Tagessoiegel,2004nian 10月27日。】

在其短暂而壮烈的地道挖掘生涯中，赛德尔至少还带出了其他两个挖掘地道的团队。1962年，赛德尔被出卖，遭到逮捕。东德政府想杀鸡儆猴。他是一个运动英雄，由共产主义国家养大，但恩将仇报，也许这只是东德政府的观点。最初，臭名昭著的东德司法部长希尔黛·本杰明（因"血腥希尔黛"而闻名）提议判处赛德尔死刑，但同事们担心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应，驳回了他的提议。在审判赛德尔的过程中，东德要求"仅仅"判处他终身监禁。赛德尔在东德的监狱中服刑4年，后来因为东西德之间的一个交易，赛德尔恢复了自由之身，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越细致、宽大和坚固的地道就越耗费时间，并且更昂贵。1962年6月28日，连接塞巴斯蒂安大街（西柏林）与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东柏林）的地道挖掘了整整50天。很多参与挖掘这条地道的都是那些妻子和家人都住在东柏林的男人，男人们迫切地希望把她们接到西柏林，这是一场爱的劳动。他们被一个史塔西双重间谍出卖，这名史塔西双重间谍24岁，代号"潘科"。他宣称自己的妻子也住在东柏林，想要救出妻子，所以偷偷地进入了挖掘现场。他说的表面上是事实，然而，他的妻子并没有焦急地等待营救，而是享受着"潘科"从史塔西拿到的高额薪水，并且薪水是以西德马克支付的。

在地道挖掘者挖通到达东柏林的地道前三周，史塔西就已经知道了一切。在一场精心设计的"鳌刺"行动中，一些逃亡者和3名地道挖掘者被当场抓住。其中一人名叫齐格弗里德·诺夫克，22岁，非常希望把妻子带到西柏林，他被一名惊慌的史塔西警察击中。诺夫克受了重伤，躺在东柏林一个地下室的地板上，接受史塔西的审问，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

西柏林人很快就决定要武装自己，这些年轻人通常都找理由憎恨共产主义政体，他们觉得没有理由一味地投降或让自己遭受屠杀。问题在于，他们的武器通常是非法持有的，尽管在初期，西柏林甚至西方盟国当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有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他们会被迫否认那些逃亡组织者是西柏林人。

随后，双方出现军备竞赛。6月28日，齐格弗里德·诺夫克的死或许是因为等候在地道出口的一名史塔西人员惊慌所致。而史塔西如此紧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10天之前，即1962年6月18日，在距离查理检查站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情。

边界卫士在发现西部有异常行动的时候提高了警惕，西柏林的媒体巨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所属的综合办公楼顶部安装了摄像机，而这栋办公楼正好位于柏林墙的旁边。东德人民警察接着发现一群行踪可疑的人正打算进入柏林墙东部的一栋楼。后来的报告称，这些嫌疑人，包括一个男人，两个妇女和一个孩子，无视东德人民警察进行证件检查的要求。当边界守卫走近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从上衣里掏出一把枪并开火。他打中一名东德的巡逻人员，20岁的二等兵莱因霍尔德·胡恩，逃亡者很快就消失在建筑里。后来东德人民警察在楼里发现一条地道入口，持枪男人和他的伙伴就是通过这条地道逃到西柏林的。〔1〕【沃纳·菲尔默与赫伯特·史旺，《柏林墙下的受难者》，第288页。】

实际上，在这个成功逃跑的小组中，有一个男人、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开枪打死胡恩的是鲁道夫·穆勒，那位妇女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一个孩子被东德人民警察误认为是成年妇女）。在三个兄弟、其他朋友及其家人的协助下，穆勒从施普林格大楼空地上挖出了这条地道。东德的报告没有提到的是，在他们追捕穆勒及其家人的时候，另一个逃亡小组被逮捕。另一方面，胡恩并没有主动恐吓或者拿武器指着穆勒，他只是要求对方证明自己的身份。

不幸的二等兵胡恩很快又被东柏林塑造成烈士，他被杀害的耶路撒冷大街也更名为莱茵霍尔德-胡恩大街，一些学校、工厂和机关也为纪念他而改名。他的遗体在故乡图林根被风光大葬。

东德国家的宣传有事实支持，事实就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施普林格以及西方的情报机关很可能与鲁道夫·穆勒的逃亡活动有关系。媒体事先获得了信息，因此在逃亡活动发生之前相机就安装到了施普林格大楼的顶部。

鲁道夫·穆勒事件在冷战期间闹得满城风雨（cause celebre）。西柏林政府当局声称胡恩是被自己战友的子弹打死的，西德人对此深信不疑。安全回到西柏林后，穆勒很快就接受了采访，他承认自己至少开了一枪。〔1〕【《明镜周刊》1998年第52期，1998年12月21日。】弹道证据日后被曝光，但那些知道是穆勒开枪打死了胡恩的人，依然辩称这是一起自卫案件。

问题又来了：穆勒是从哪里得到枪的呢？根据盟军占领法，德国人私自持有武器是重罪，这条法令在西柏林依然有效。从技术层面上说，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私自持有枪支是违法行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合理吗？在冷战高峰期，大多数西德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案件。〔2〕【具体信息参考

http:www.bverfg.de/entscheidungen/rk20001130_2bvri47300.html。】

随着1962年夏天的慢慢过去，观望者们所怀有的顾虑很快就被柏林墙的存在带来的明显且残酷的恶行冲走。这个恶行就是彼得·费查被害案。

东德政体满怀疑虑地期待着柏林墙一周年纪念日到来，1962年8月13日至14日，边界部队得到命令要"加强警戒"。就在纪念日那天，西柏林召开政治会议，伴随政治会议的还有嘈杂、时带暴力的示威活动。参与示威活动的多数是年轻"流氓"（东德经常如此称呼西德的示威者），而且人数超过1500人。西柏林警察奉命禁止示威人群靠近边界20码以内，事件严重到超出他们的控制。〔3〕【详见"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基金会项目 DY 30 IV 2/12 73。】

真正的危机发生在4天后，也就是8月17日。

18岁的彼得·费查是东柏林反叛青少年中的一员，他们认定可以大规模地一起突破障碍前往西柏林。正如预料中那样，在接近计划日期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都失去勇气并退出，只剩下费查和他的一个好朋友。

8月17日下午，两人躲过区域边界后面禁区内的巡逻队，藏到柏林墙附近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内。和一年前相比，现在的边界障碍，或者应该说是一系列障碍，变得更难逾越。他们看到了查理检查站，著名的美国边界岗哨。

鼓足勇气，他们最终离开掩护，开始他们极度冒险的冲锋。当他们攀上第一道铁丝网障碍的时候，他的朋友冲在前边而费查在他之后2到3码，边界警察从大约50码的地方用自动武器开火。他们继续向前跑，他的朋友到达标志着美国辖区的最后一面8英尺高的围墙，努力爬上去并且成功翻越，此时子弹重重射在距离他几英寸的水泥墙上。他安全到达西方，只是受了些皮外伤。〔4〕【沃纳·菲尔默与赫伯特·史旺，《柏林墙下的受难者，第104页。】

彼得却没有这么幸运。

当他试图跟着朋友越过最后一道障碍的时候，他的小腿中弹，滑回了无人地带。他躺在那里呻吟并呼救，起初声音很大，接着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绝望。

子弹打断了他的一条动脉，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显示他身穿紧身牛仔裤、留着时尚发型，半死不活地张开四肢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鲜血--他的生命之血--渗入了大地。

西柏林一边很快聚集了愤怒的人群，东柏林和西柏林都没有人去挽救这个受伤的逃亡者。后来，东柏林人声称，二等兵戈林和胡恩的死他们记忆犹新，害怕去救费查的时候被暴躁的西柏林人开枪打死。而西柏林警察被严禁进入东柏林的领土。

查理检查站的美国士兵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中一个在接受采访时耸耸肩说："不是我们的问题。"他的评论被不停的引用，并且成为西柏林和西德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的根源。

彼得·费查失去了知觉，或许在东德高级长官到来并动员卫兵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从现场看费查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东德甚至企图借助烟雾让西柏林的观望者无法看清他们的行动，然而没有成功。一张从西部拍摄的照片显示，一名东德士兵，在一队鬼鬼祟祟的士兵里面，看着西部摄影师镜头的时候，脸上显出奇怪的神情--害怕、羞愧以及蔑视。到达警察医院几分钟后，彼得·费查即被宣告死亡，而此时离他被击中已经将近一个小时。巡逻队的指挥官和他的两名士兵却因此受到嘉奖。

费查惨剧发生之后，一系列自1961年8月13日以来最暴力的示威活动爆发了。每天早上，会有一辆苏联公共汽车进入西柏林，车里乘坐的是去保护苏联战争纪念碑的苏军士兵。纪念碑位于英国占领区，距离勃兰登堡门几百码。8月18日，一大群人挡住他们的去路，向他们投掷石块儿。苏联士兵威胁要向示威骚乱者开枪，西柏林警察不得不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这种反对苏联卫兵的示威游行在接下来的3天一直持续着，英国不得不派出军队护送。

酿成国际危机有其深层次原因，东德人残忍，苏俄人骄傲，而西德人非常愤怒。在华盛顿，肯尼迪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讨论了当前的局势。他们同意探究是否有可能为费查这样的事件提供急救；但要这样做的话，就面临着侵犯东德/苏联领土的问题。因而他们"也只好如此了"。和往常一样，美国人对西柏林人非常愤怒，"当然……他们……对我们不太大方"。当务之急就是要阻止它演变成一种对抗。〔1〕【蒂莫西·纳夫泰利，《总统纪事：约翰F.肯尼迪：巨大的危机》第一卷：1962年7月30日到8月，第534页。】

东德当局奖励了那些杀害费查的人，然而他们害怕不好的宣传，因此很快就采取措施以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此类事故。这些措施并没有涉及到禁止开枪的问题，它对第一边界部队巡逻队下达了新的长期命令，而费查惨案就是发生在第一边界部队的所辖区域。巡逻队员之间以及他们与总部之间的交流要加强（可能费查被枪击中之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的部分原因在于逐级命令的失败）。最重要的是，东德要采取措施，保证对逃亡者的瞄准、逮捕或开火必须在边界障碍之间，那里位于实际的西部边界墙之前。

彼得·费查的生命在柏林墙下慢慢地流逝，1962年8月17日。

费查死亡的公开和痛苦真相让东德当局十分恼火。于是，几天内就下达了指示：

如果开枪射击导致侵越边界者受伤的话，受伤的边界侵越者要立刻而且毫不拖延（原文件中特别强调）地被救回，并迅速送往后方急救，这样才不会被敌方目睹。

边界医务辅助小队将增加，并时刻准备好担架；每段区域都要准备一个担架。先将计划订好，只要出现受伤的逃亡者，就要以最快和最短的路线把他送到医院。〔1〕【详见"前民主德国党和群众"基金会项目 DY 30 IV 2/12 73BL.311。】

彼得·费查不是柏林墙建立以来的第一位受害者，但可能是影响最大的。而且这永远是东德政权的耻辱，不管其宣传机器多么努力，都永远无法抹掉。

如果施普林洛媒体帝国真的出资帮助6月28日的地道（包括提供一个安全的入口所在地）的话，那么，几个月之后，它的角色就会被美国广播巨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取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同意全程赞助一个逃亡地道，但是要求获得独家拍摄权。他们向一群地道挖掘者支付5万德国马克（相当于当时的12500美元，以当今的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10万美元）。这群地道挖掘者中，有一个人是整个逃亡行动中传奇性复杂人物，哈索·赫歇尔。

赫歇尔1935年出生于德累斯顿，是一个强壮的、留着胡子的冒险家，和哈里·赛德尔一样，也是一个运动冠军，从事的运动是游泳，但他的背景完全不同。赛德尔的反叛思想是逐渐形成的，赫歇尔则一直都具有反叛性，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给东德政府当局找了很多麻烦。1953年，他因参加6月暴动而被捕。由于反苏联的政治观，他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和鲁迪·杜契克一样，他去西柏林参加了他的高中会考。回到东德后，因为持有在西柏林购买的照相机、望远镜和打字机等而被捕，以违反"德国内部贸易保护法"的罪名蹲了4年的监狱。赫歇尔日后承认自己是西德情报机关的一个次要特工，一直在东德活动。〔1〕【详见网址http://www.spiefel.de/sptv/soedial/0.1518,113392,00.html。】

1960年被释放后，赫歇尔欺骗当局说自己已经洗心革面，因此才成为东德铁路上的一名实习工程师。但是1961年，他拿着伪造的瑞士护照跑到西柏林。

赫歇尔在西柏林念大学，最大的愿望是把他的姐姐和她的女儿带到西柏林。他决定在帮助她们成功逃离之前不刮胡子，结果他的胡须居然如同《旧约全书》中人物的胡须一样。这就使得他在逃亡现场非常显眼。

1962年，经人介绍，赫歇尔认识了两名在西柏林读书的意大利人，多米尼克·塞斯塔（米莫）和他的朋友吉吉。米莫和吉吉在意大利读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两个人现在都是自由大学的学生，米莫学习建筑工程，吉吉学习绘画美术；自从边界封锁之后，两人都与一些逃亡活动有一点牵扯。米莫有一个德国女朋友，名叫埃伦。他们最亲密朋友彼得，也是他们的同学，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小孩儿，但是被柏林墙困在东柏林。他们决定把他救出来，他们在贝瑙尔大街外的一条小巷中找到一个工厂，那里比较适合挖地道。在彼得的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类似的搜索也在东柏林进行着，他们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地下室，距离边界约100码。

1962年5月，两名意大利人和一些朋友开始挖掘"29号地道"。开始的时候，工作很艰难，因为那里的土多是黏土，他们只能祈祷尽快到达容易挖掘的沙土地带。但是，进展十分缓慢，他们发现自己既缺乏劳力，也没有钱。

第一个问题是为这项挖掘工程寻找劳力，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大学的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了汉诺·赫歇尔。虽然赫歇尔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乍一见面，米莫还是想起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虽然赫歇尔曾在东德监狱坐过4年牢，但他并不自怨自艾，而且非常乐观，这给两名意大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2〕【艾伦·塞斯塔，《地道的自由》，第155页。】让他们非常高兴的是，赫歇尔还带来一队人马，他们还找到一组人，而这组人曾试图在沃兰卡大街挖一条往北的地道。他们曾经历地道坍塌，不仅地道路线被暴露，而且还差一点儿被活埋在里边。

更困难的是钱的问题，他们需要东西来支撑地道，因为地道的长度将近150码。他们设想将其挖掘成一个坚固并宽敞的逃跑线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多次使用。而这些都需要很多的钱。

6月，钱的问题让人惊讶地解决了。听说当地一家拍摄公司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东西柏林地道的电视剧，于是他们去问这家公司是否愿意拍摄真正的逃亡。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件事情。经过讨论并达成协议后，他们要求提供大笔"预付款"，以便完成实际挖掘工作，于是他们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做了一笔交易。除了其在柏林的制作小组之外，只有身在纽约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总裁和他的助手知道这个事件的细节。有了5万西德马克的预付款，地道挖掘者的问题解决了。

共计41人参与这次地道挖掘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地道挖掘的组织者向地道内输送空气，并为挖掘地道的人提供工具和食物，甚至还为他们修建了一个地下休息和用餐的地方。

因为洪灾的原因，地道挖掘工程暂时中断；直到1962年9月才重新开始。一旦他们穿过边界，在东德的领土下面挖掘，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被地面上活跃的东德人民警察或史塔西发现；所以在东德的领土下挖掘，危险会增加。他们时刻都面临着"让人不快的惊喜"，尤其是如果东德人在边界房屋的地下室内安装有窃听设备的话，虽然他们尽量减小噪音，但这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此外，还存在被出卖的风险。加入的人这么多，史塔西间谍渗透进来的可能性总会存在的。有一天，来了两个人，自称是罗尔夫和迪特尔，两人都说自己有伙伴在东柏林，都想把他们救出来，迪特尔甚至还有一个小孩儿。他们借钱尽力想靠自己挖掘一条地道，甚至还花钱请人一起挖。他们的地道开始的地方就在大街上一个废弃的面包房内，然而事实证明，任务太艰巨了。在四周查看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米莫和吉吉的地道。

赫歇尔现在已经成了联合工程的老板，他和两个意大利人都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在他们看来，罗尔夫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非常怀疑迪特尔。他们同意让他俩加入，但前提是要受到严格控制。

直到后来柏林墙终结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罗尔夫才是史塔西的线人。他成为史塔西线人的原因完全是感情的问题。他的确是有一个女朋友在东柏林，而且他的确非常渴望帮助她逃亡。当他去看望女友的时候，史塔西抓住了他，并把他单独监禁起来，威胁说如果他不答应渗透并报告逃跑行动的话，就要判处他和他的女朋友长期监禁。

地道挖掘者们找错了"罪犯"，但效果都一样。为了不让迪特尔通风报信，他们稍微把他和罗尔夫与其他人分开，并且秘密地改变了地道最终的出口。

他们已经找到另外一个合适的地下室，距离柏林墙更近，而且地道已经穿过了这个地下室。他们努力让迪特尔和罗尔夫相信，地道最终会通往预定的地方，莱因贝格尔大街；而可靠的内部成员已经知晓地道将通往舍恩霍泽大街。

打通地道的那天，也是最重要一天，罗尔夫和迪特尔被监视起来，并被限制在前厅。东柏林等待逃亡的人都知道舍恩霍泽大街地道入口的地址，但是如果有叛徒通知史塔西的话，他们也只能去莱因贝格尔大街的地道入口等待。

逃亡行动经过周密策划。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帮助下，他们得到短程无线电设备来让彼此保持联系，守候在东柏林入口处的逃亡帮助者也装配有短程无线电设备。逃亡者们将在安排好的时间成组逃走。米莫的西德女朋友埃伦同意担任通讯员，前往东柏林预先安排好的各个地点去通知他们逃亡行动"正在进行"。她通过密码信息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贝瑙尔大街西柏林一方的一个窗户上悬挂着一条白床单，通过这条白床单她就能了解地道中是否有问题，而且这条床单在贝瑙尔东柏林的一方也能看到。经过紧张的几个小时，所有的人都成功逃到西柏林。就像其他正常的旅游者一样，艾伦自己通过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回到西柏林。

在冷战期间最感人和最富戏剧性的电影片段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小组拍摄了逃亡帮助者们进入地道，把逃亡者带到西柏林的整个情景。地道进入舍恩霍泽大街地下室后开始慢慢地漏水，因此地道的地面很潮湿，而且满是泥泞。一个年轻的女人希望以最佳状态到达西柏林，所以穿着迪奥时装裙，但是不得不在地道的泥泞中爬行。

到达西柏林的时候，逃亡者浑身都沾满泥沙，心情非常复杂，有高兴、放松，还有震惊。他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在此期间，罗尔夫和迪特尔都被拘押起来，直到所有的逃亡者--彼得和他的家人，赫歇尔的姐姐和侄女，以及其他逃亡者，共计29人--安全到达西柏林之后才把他们放开。

之后，就是在那些人成功逃到西柏林之后，罗尔夫才被允许通知他的女朋友和迪特尔的妻子这个逃亡计划。两个女人连同迪特尔的儿子急忙赶到舍恩霍泽大街，并于当天深夜通过地道到达西柏林。罗尔夫和迪特尔几乎立刻消失不见了，地道挖掘者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罗尔夫知道史塔西的触手很长，不会原谅那些破坏协议的人。

当然还有一件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情。地道在挖出舍恩霍泽大街的时候，一条水管破裂了。地道内积满了水，他们本来打算多使用一段时间，现在不得不放弃。

实际上，挖掘地道只花费了2万西德马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提供了5万西德马克，所以剩下的钱就被两个意大利人和哈索·赫歇尔瓜分了。这次地道逃亡行动涉及到的金钱数额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对此的宣传引起了对逃亡行动的巨大争议。还加速了理想主义志愿者与头脑冷静、但并非不诚实的逃亡专业分子之间的两极分化。

当时，这种分化还不明显。当米莫-吉吉-赫歇尔地道挖掘团队在将要挖通地道的最后关头，一份关于彼得·费查惨剧的新闻报道被剪辑下来，钉在地下室的墙上，刚好在入口的位置，这样每个轮到挖掘地道的人都会想为什么自己要在这里挖掘地道。〔1〕【艾伦·塞斯塔《地道的自由》，第113页。】

就赫歇尔自己来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他依然在组织逃亡，并向逃亡者和逃亡者在西柏林的亲戚索要报酬。他把组织逃亡当成生意来做，但是他遵守承诺，成功地帮助那些人逃到了西柏林。说到这些钱，当伯克哈特·维格尔决定在一辆美国卡迪拉克上安装一个难民偷渡隔间时，很缺钱，正是赫歇尔帮他脱离了困境。

从1962年到1963年，再到1964年，地道挖掘行动仍在继续，但外边的世界在发生变化。柏林墙之后的危机氛围正逐渐为人们接受，尽管并不心甘情愿。

在二等兵胡恩被枪杀这类事件之后，西方盟国开始给西柏林政府当局施压，让其压制营救组织。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所谓的逃亡"英雄"时代随着1964年秋的"57号地道"事件而结束。

"57号地道"是由一个叫沃尔夫冈·富克斯的人挖掘的。8月13日之后，富克斯和妻子以及孩子从东柏林逃了出来。和很多逃跑的东德人一样，富克斯也是激情洋溢的反苏主义者，并且献身于帮助其他人来到西柏林。为了3年后巨大的地道工程，富克斯仔细谋划，筹集资金，并招募一群愿意提供帮助的积极分子，其中多数是西柏林的学生；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以保证地道能得到较好的支撑。

自8月13日以来，富克斯的工程看起来在技术和组织方面都进展得很好。和"29号地道"小组一样，他也从媒体组织筹集资金，用来作为地道挖掘的预付款，其中包括德国记者的15000西德马克，从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和伦敦《每日邮报》 各获得2000美元，而且还以每张370美元的高价把照片卖给美联社与(美国)合众国际社。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富克斯还收到过由波恩"全德事务部"控制的秘密基金提供的30000西德马克的资助。这笔钱是通过一个学生组织交给富克斯的，而这个学生组织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有密切的联系。〔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155页。】

地道挖掘工作开始于1964年春天，富克斯小组成员从贝瑙尔大街附近法国占领区一个面包店潮湿的地下室开始挖掘，这个面包店就在柏林墙的旁边。他们在边界下边挖了150米，最后地道的出口开到史特利茨大街某个街区的一套公寓的浴室内。这条宽敞的地道花费了7个月的艰苦劳动。地道在东柏林浴室的开口有一米宽，被一个包装箱遮盖起来，要进入地道只需推开这个包装箱。

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很多人都来自东德的乡下地区。第一个逃亡者收到这样一份电报："艾玛姑姑突然离世，望立即赶来，吉塞拉。"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后，他要通知其他逃亡者。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有通讯员接他们，并与他们交换暗号。然后，他们就被护送到史特利茨大街。在那里，通讯员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与西柏林的观察者进行联系，而西柏林的观察者正在柏林墙上观察东柏林边境警察的行动。逃亡者焦急地等着趁无人注意的时候进入建筑，而那里就是地道的入口。

这条地道之所以被称为"57号地道"，缘于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人数是57人。和1962年9月的那条地道一样，这条地道也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成为一条半永久的逃亡路线，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然而，这条地道的失用，很突然而且是灾难性的。1964年10月5日午夜刚过，几名西柏林的帮助者们出现在史特利茨大街55号的院子里。他们遇到两个看起来很绝望的人，这两人请求去西柏林。帮助者同意之后，这两人说他们要去接一个在外边等待的同志。他们刚离开，一群全副武装的东德边界警察和士兵就出现了，"57号地道"已经暴露。

西柏林人迅速退回地道入口，其中一名武装起来的地道护卫，名叫克里斯汀·佐贝尔，开了几枪以掩护他们逃跑，东德人开枪回击。在黑暗和混乱之中，一个东德人被击中，并跌倒在地。

东德人民警察追踪西柏林人进入地道，并再次交火，幸而最终所有的西柏林人都返回了法国占领区。

被佐贝尔打中的人因伤重而死，他不是边界警察，而是一名普通士兵，名叫埃贡·舒尔茨。他死后，留下妻子与孩子相依为命。佐贝尔深受良心谴责，而其他人也一样觉得不安。直到1989年后，东德政府那个时期的报告解密，人们才知道舒尔茨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战友打死的。佐贝尔确实打伤了他的肩膀，并让他跌倒在地，他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被东德人的子弹杀死了。

尽管东德并没有把埃贡·舒尔茨树立成被西德谋害的"烈士"，但是，他们发起了长久的运动，要求将杀害他的"凶手"交给东德审判。

1964年的局势与1961年已经不一样，东德的宣传攻势取得了一些成功。枪击事件引起广泛的焦虑，西柏林掀起反对地道逃亡的运动。因为这涉及到枪支的使用，还有钱的转手，帮助逃亡者唯利是图并滥用武器。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也不再赞赏逃亡运动的组织者。据称，富克斯已经赚了"几十万马克"。还有消息称，一年前因"29号地道"而得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付钱的两名意大利人已经能买一个酒店了，地道守卫者被描绘成持枪歹徒。

地道挖掘小组也不再是西方媒体的宠儿，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他们"第一次了解了人格诋毁的意义"。 〔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158页。】

非常明显的是逃亡组织自身已经被史塔西严重渗透，背叛率以及因此造成的对逃亡者与帮助者们的逮捕率都太大，根本无法体现地道逃亡的优势。

需要寻求间接的方法，而且确实找到了。

柏林墙的加固是对群体逃亡事件的反应。

但单个的逃亡者还是有机会的。1962年，汉斯·梅克斯纳，21岁，是一名在西柏林学习的奥地利学生。他的外国国籍可以让他比西德人或者西柏林人更自由地前往东柏林。

在一次应邀去东柏林参加的一个婚礼上，梅克斯纳遇到一位在东柏林市政府工作的年轻女人，名叫玛吉特，他们相爱了。两人都是乐观的年轻人，于是他们申请结婚并请求让玛吉特前往西柏林与汉斯在一起。当然，他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接下来，他们不断地向东德政府的各个部门发出请求，结果都让人失望。

幸好汉斯可以随时开车前往东柏林。1963年春天，在看望女朋友后返回西柏林的路上，通过查理检查站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东德边界警察是如何刁难一位开着跑车的年轻女人的。她的车身很低，当她意外放松手闸的时候，这辆时髦的车差点儿从厚重的木头障碍下面滑过去，而这道障碍阻挡着进入西柏林的出口。

这个事件引起了梅克斯纳的思考，他在下一次的旅途中，努力目测那个障碍下面空隙的精确高度。然后他开始寻找一辆能钻过去的汽车，最好是比这个高度低几英寸。最后他找到一辆汽车，英国奥斯汀·希利·小精灵。令人高兴的是，它的挡风玻璃还可以拆卸。

梅克斯纳将这辆车租了一周，在东柏林的路上测试并且确信没有挡风玻璃的话，这辆车可以从边界障碍横杠的下边钻过。他在西柏林的一块空地上练了几个小时，在油桶与砖堆之间转向，模仿穿越查理检查站最后最关键的障碍--查理检查站横跨街道4英尺高的墙。在经过东柏林的边界检查后，汽车要减速并在这些障碍之间穿梭。然后，必须放慢速度，到达水平的边界障碍。只有当东柏林边界卫兵抬高边界障碍，这时汽车实际上已经在西柏林的领土范围内，司机才可以加速到正常速度。

最后，梅克斯纳可以随意穿越这些"障碍"了，他非常满意，于是驱车前往东柏林。白天，他花很长的时间告诉玛吉特和她的母亲要注意些什么，因为她的母亲要和他们一起前往西柏林。天黑之后，他先让未婚妻挤进两排座位之间的缝隙，然后再是她的母亲。她们肯定通不过检查，但是如果疏忽的守卫看不到她们的话就可以。最后，他开车回到查理检查站。

小跑车已经例行公事地摆动着进入关卡处的检查点，梅克斯纳已经做好准备，他已经取掉可拆卸的挡风玻璃。表面上他很配合，到最后时刻，他突然启动加速器。梅克斯纳没有把车开向检查点，而是把方向盘甩向左边，直接朝着水泥障碍物前进。

尽管东德边界警察疯狂地叫他停下，梅克斯纳还是在障碍中左冲右撞。幸运的是汽车和藏在里边的人还保持一体。他很安全，本来他还担心会有车从对面开过来，于是加速向笨重的障碍物冲去，现在车已经上了一条通往西柏林的沟渠，宽度为一辆公交车那么宽，两旁都是水泥墙，这是最后的障碍，他稳稳地把着方向盘，一直朝着最终的障碍开去，然后提高到最大速度，低下头猛冲。这辆奥斯汀·希利·小精灵穿过边界下边，距离边界障碍的横杠只有几英寸的空隙。

几秒钟内梅克斯纳就到达西柏林。边界警察甚至还来不及开枪。

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和他的两位乘客令人惊奇的逃亡是当时最著名的个人逃亡案例之一。且像很多成功的逃亡事件一样，这样的成功注定没有办法复制。几天内，东德人就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对面多设置了两个铁栅栏，这样就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穿越事件了，不管他的车身多么低。

比起这种壮观但是特别惊险的逃亡来说，更常见的方法就是在卡车和常规汽车上建造一个秘密隔间，从而把乘客偷渡到西柏林。那些从东柏林返回西柏林的车会被要求打开他们车子的行李箱和引擎罩进行检查。如果?造一个小隔间的话，只有仔细检查，或者拆除整辆车，才能找到藏匿的逃亡者。伯克哈特·维格尔改装的卡迪拉克车（每次旅程都要喷不同颜色的漆，并且悬挂不同的牌照，使用不同的驾照），只有通过按按钮、拉杠杆、把司机前门打开30°角，并将车上的广播开到一个准确的设定频率等精密的过程，隔间才能被打开。设置隔间的时候，仪表板和引擎之间是最受欢迎的地方，还有就是后座的后边或者下边。然而这些方法的成功运用也让东德的检查装置升级，他们开始使用X光装置进行检查。〔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260页。】

1964年秋，分割柏林的边界障碍已成为大多数人熟知的"墙"。然而，这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当时柏林的墙总长只有15公里（还不到10英里），而且多数是在柏林中心区域。

165座警戒塔在起初的几年是用木头建成的，还有232个沙坑、开火及观察岗哨。其余的130公里障碍，包括东德乡村地区的障碍主要是带刺铁丝网构成的。边界区并没有都安装探照灯，也没有与边界障碍平行的通道。在西德与东德之间所谓的"德国内部边界"设置的地雷和自动射击装置，当时都还没有设置在柏林，因为担心遭到国际抗议。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晚期，主体工程还没有进行，但这道"墙"（尽管其主体依然是屏障）已成为难以攻破的障碍，专业人士都会觉得这道障碍难以突破。随着这道障碍的加固，逃亡到西柏林的代价更加高昂。

1964年10月，令人不快的"57号地道"可能是最后一个"非赢利性"逃亡项目，逃亡的难民不用付费。从那以后，帮人逃亡要收费，逃亡要付费。

哈索·赫歇尔，他足够温和的探险家方式，是这个新的、赢利性逃亡行业的典型。不管是挖地道还是用改装汽车携带藏匿的逃亡者，逃亡一度变成一个时间和资本密集型的项目。

慢慢地，学生理想主义者和热情的反共产主义者也开始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而且逐渐远离逃亡现场。伯克哈特· 维格尔坚持到1967年，然后回去继续学习他的医学。取得资格证书后，他决心与史塔西保持安全的距离，并且离开西柏林去了西德的斯图加特，在那里他成为享有杰出声誉的整形专家。莱因哈德·富勒参与了"57号地道"事件后，继续他的理科学习。他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有幸在1985年成为西德的第一个太空飞行员，搭乘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飞上太空。

边界封锁后的最初几个月，持伪造的西方国家护照从东柏林前往西柏林是上千人使用的逃亡方式，但是之后的几年这变得非常困难。

有一种逃亡方法是由在东柏林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外交官提供的，他们把逃亡者藏进车里带到西柏林。拥有外交特权意味着东德人很少检查挂有"CD"牌照的汽车，因为是友好国家。但是这种逃亡方式的收费并不便宜，这也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平均逃亡费用翻番的一个原因，从10000西德马克翻至15000西德马克。

另外一个逃亡方法受到伯克哈特· 维格尔的支持，他为此改装了自己的卡迪拉克。这种方式就是避免带领逃亡者逾越柏林墙，而经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出，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严格地把守着与西方国家毗邻的边界，但并不像两个德国和两个柏林之间的边界警察那么多疑，检查得那么彻底。西德的旅游者可以相当自由地进出这些国家，逃亡者到达布拉格或布达佩斯之后，会与他或她的逃亡帮助者见面。然后被藏到车里带过边界，通常是去奥地利。

1961年8月13日过后的4天，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被史塔西秘密逮捕，关押在霍恩施豪森的史塔西监狱，后来转往臭名昭著的鲍岑监狱。4年后他被释放，结了婚，并且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他曾经对东德怀有的浪漫情感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他决心去西德，并一直在等待着时机。

克劳斯不愿冒险穿越柏林墙，于是他和一个专业的逃亡组织取得联系。这个组织通过"国外的社会主义者"帮人逃亡，这指的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克劳斯和他的妻子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在奥地利边界附近，他们见到这个组织的一名代表，一个直爽而现实的卡车司机。

交易很简单：一旦逃亡者去到西德并挣到坚挺的货币，他们就要支付几千马克作为逃亡费用。这与21世纪初第三世界与欧洲之间进行的"人口贩卖"极其相似。不管那时还是现在，这些组织都有办法保证这些逃亡者在安全到达西德后能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

克劳斯的妻子先进入一辆旧奔驰车隔间内，司机带她穿过边界到达奥地利，然后回来接克劳斯。克劳斯同样被塞进这个狭窄的空间，他希望这是一次短暂的旅途。他的愿望似乎要实现了，但是正当克劳斯认为他们快接近边界的时候，司机偏离了主干线。克劳斯大吃一惊，难道他被出卖了？并不是没有出现过逃亡组织将他们的交易对象出卖给史塔西的事情。汽车停下来，克劳斯听到司机离开了。过一会儿司机返回的时候，这个满身汗水的乘客听到一些笨重物体被塞进行李箱。接着是硬币落地的声音。这是几箱啤酒，当然，"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啤酒要比资本主义奥地利的便宜……

一会儿，他们安全穿过边界，克劳斯和妻子团聚了。那天夜里，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奥地利边界的社区散步，在去西德之前他们将在那里过夜。他们享用了获得新生后的第一顿饭，并且抓住机会看了第一场西部电影。

那周，在那个城镇上映的电影是约翰·勒卡雷的《柏林谍影》。〔1〕【作者对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采访。】

第十五章 我是一个柏林人

柏林墙建好后几年内，逃亡帮手团体逐渐衰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柏林墙日益有效的防御效能，同时也存在其他微妙原因。

短短两年半，西柏林人几乎完全与东德失去联系。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谈判后，双方于1963年秋签署《边界跨越许可协议》（Passierscheinabkommen）。依照该协议，西柏林人可以在圣诞、新年期间获得临时许可，拜访他们在东德的近亲。在全年120万人次的拜访机会中，大约有70万人会利用这个时机拜访亲人。一旦假期结束，禁令又会恢复，当然一些特别紧急的事件除外。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同时又极具腐蚀性的先例。

从1961年8月到1963年12月，东德人都被禁止进人西柏林（除了极少数非常忠诚的人，而且通常是因公出差），西柏林人也不准进人东柏林。该禁令立场鲜明。临时许可让曾经饱受离别之苦的家庭得以享受快乐的相聚，尽管相聚的时间非常短暂。同时，临时许可也让西柏林人渴求更自由的探亲政策。事实上，临时许可让西柏林成为了东德威胁的对象。如果西柏林不与东德政府当局合作，比如不帮助打击东柏林人的逃跑行为，那么东德政府当局就会威胁取消这些新的"妥协"。

还在双方就《边界跨越许可协议》进行首轮谈判时，西柏林议会就开始对逃亡帮手团体施加压力，并限制其活动，以便协议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沃尔夫冈·福克斯原定提早开通一条地道，并在1963年圣诞节接人出来。迫于西柏林政府当局的压力，地道的开通被迫延期到1月5日，即东、西柏林探视期的最后一天。地道打通后，逃亡团体组织者们发现隧道的入口并不在他们预计的地下室，而通到了附近的地下煤库。如果在假期，这个入口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假期结束后，形势就非常危险了。地道开通的第一天，几个人通过地道成功逃亡到西柏林。尽管他们尽力遮掩地道的入口，但地道还是暴露了，报告给东德政府当局了。发现地道的是休假结束后回来工作的运煤工人。〔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152页。】

1964年秋，双方再次开始谈判"边界跨越许可协议"，并达成一致意见。协议规定，在年底前提供2次14天的探视期（包括圣诞节）。后来发生了"57号地道"事件和东德士兵埃贡·舒尔茨被射杀的惨剧。

"57号地道"悲剧发生后，东德谈判者开始非常尖锐地质询西柏林人，是希望继续获得"边界跨越许可"以及探视亲戚呢，还是想要继续冷战。1965年到1966年，西柏林人仍然获得了短期探视权，但东德政府当局中的很多人己开始对西柏林人的探视权产生疑虑。早在1964年，史塔西的一份报告就直白地告诉东德领导人，如果西方继续将此临时许可协议宣扬为"对柏林墙的成功渗透"，那么东德政府的此类退步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敌人"承认并尊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完整，该特许才能继续使用。1966年，西柏林人获得最后一次圣诞边界跨越许可。之后，东德政府的此类退步没有再继续。多年后，西方终于承认东德的共产主义政体，并与东德政府当局达成了一个基本协定。作为该基本协定的一部分，西柏林人可以前往东德探视亲友。〔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1989》，第196页。】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苏联会借柏林向西方施加更多的压力。毕竟，美国已要求对运往占巴的苏联导弹进行检查。人们担心苏联会对此进行报复，会对进人柏林的盟国交通工具进行类似的检查，而这将演变成实际的封锁，并将使西柏林陷人困境。〔2〕【详见NARA华盛顿RG59 150/68/80/01 第三档案箱。】

赫鲁晓夫未能在柏林或美国利益容易受到冲击的其他地方对美国还以同样的颜色，肯尼迪及其顾问团获得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胜利。当年，西方未能阻止柏林墙的建造，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号准了肯尼迪的脉，所以他才鲁莽地作出一个决定，在古巴安置导弹。挫败苏联的企图后，肯尼迪至少证明自己同赫鲁晓夫样坚强而睿智。

赫鲁晓大一手炮制了这场国际危机，但其耻辱的结局让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意识到，杰出而冲动的赫鲁晓夫带给他们的更多是麻烦而不是福祉。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兵不血刃的宫廷政变中失去了所有权力。

总统顾问沃特·罗斯托在古巴导弹危机时访问欧洲，并接见了勃兰特。尽管费查惨剧还萦绕在每个西柏林人的心头，罗斯托依然认为西柏林的士气"颇为高涨"。1962年底，他十分坦率地表述了一些关＋柏林墙的基本情况：

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柏林的学生有一种冲动，而且这种采取行动帮助东德难民跨过柏林墙或者从柏林墙之下来到西柏林的冲动非常强烈。勃兰特知道他们的举动，但出于政治安全上的考虑，勃兰特决定不去阻止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3〕【详见NARA华盛顿RG59NND98737号记录。】

然而短短几年，西柏林人对于逃亡运动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时间能够冲淡一切，本来不正常的边界局势在现实生活中已变得"正常"；那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呢。如果真的需要证据，那就是时间能让人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20世纪60年代初，西柏林普遍存在的极端反共产主义的态度已发生变化。包括政界和媒体精英在内的多数人认为，这种局势一方面体现了冷战的微妙；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对美国的恩将仇报。

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的主战场并没有回到欧洲。20世纪60年代后期，尽管柏林的局势进展缓慢，而且依然称为东、西柏林，但与 948年到1963年不同的是，柏林绝不可能再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潜在的导火索。

肯尼迪总统（左起第四）在柏林，1963年月。

1963年6月，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柏林之行表明，西柏林作为自由灯塔的地位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在这次欧洲之行中，肯尼迪总统正式访问了西德。虽然他们老早就计划访问西柏林，但直到1963年3月底，总统及其顾问才最终决定绕道前往西柏林访问。

和1961年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时一样，阿登纳的波恩政府对此兴趣寥寥。在他们看来，肯尼迪访问西柏林只会对市长维利·勃兰特有好处，而勃兰特很可能会在1965年再度竞选德国总理。阿登纳更希望肯尼迪只访问西德。而且，包括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在内的华盛顿要人们都反对肯尼迪访问这座市中心有城墙的城市。在默罗看来，肯尼迪对西柏林的访问暗示西柏林的士气亟待提高，并且还向东方传达了一种示弱的微妙信息。

最终，包括总统弟弟罗伯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被说服。肯尼迪总统他们相信，他的西柏林之行不会带来任何危害，相反，如果不去西柏林，那会让西柏林人和西德人非常沮丧。柏林墙已经存在两年，却没有哪个盟国领导人，不管是英国的麦克米伦还是法国的戴高乐，认为访问西柏林是合适的。事实上，戴高乐刚于1962年9月对西德进行了访问，沿途去了汉堡和慕尼黑，却忽略了西柏林。肯尼迪作为最重要最有激情的美国领导人，如果访问西德时故意避开西柏林，显然会给西德人民和全世界都发送一种明确无误的消极信息。〔1〕【安德烈亚斯W.多姆，《肯尼迪在柏林：冷战期间的政治，军国主义，以及情感》，第72页。】

1963年6月26日早上9点40分，肯尼迪总统抵达泰格尔机场。西柏林是肯尼迪总统为期四天的德国之旅的最后一站。肯尼迪穿越莱茵河和美因河河谷的行程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兴趣，而他对西柏林的访问则成为媒体和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地约1500名记者齐聚西柏林报道了整个事件。

肯尼迪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一个临时搭建的平台上发表演讲、台下的听众是将近50万西柏林人。大多数人依然能想起他在演讲中使用的那四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在语法上含糊不清）德语词："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但对于他的顾问和西柏林政府而言，总统的这次演讲非但不成功，而且引发了很多问题。

肯尼迪那次演讲的内容和事先的演讲稿完全不同。事先准备的演讲稿打印在A5纸片上，而且总统登上演讲台时也随身带着这些纸片。讲稿是由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专人起草，并且他的演讲也应该相对低调。和两年前相比，柏林的局势已经平静下来，而保持这种平静的状态对大家都有利。肯尼迪首要的事情是鼓励西柏林市民，而不是刺激苏联或东德采取新的挑衅措施。

但是，肯尼迪并未照念演讲稿。也许那天早上参观柏林墙让他感触很深。肯尼迪来到柏林墙现场，第一眼看到水泥砖块、带刺铁丝网和晾望塔时，眼前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肯尼迪总统的即兴演讲不仅鼓舞了听众的十气，而且其反共态势比先前计划的更加咄咄逼人。

除了即兴说出"我是一个柏林人"之外（发表演讲前，肯尼迪总统在勃兰特市长的办公室内和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谈话中，肯尼迪总统想出了"我是一个粕林人"这几个德语词，并用自己的语音代码把这几个德语词写了下来），肯尼迪的演讲词也和原来准备的演讲稿相去甚远。他多次夸张地重复，宣称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不仅无法共存，而且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即兴演讲中，肯尼迪抨击了那些无视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差异的人，因为他们或宣称民主人士应该"同共产主义者合作",或宣称尽管共产主义制度不好，但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成果。在列举这些人的种种劣行后，肯尼迪愤怒地拍了一下讲台，慷慨激昂地说："让他们来柏林吧！"演讲到高潮时，肯尼迪用德语重复了这句话："让他们来柏林吧！"〔2〕【"世界上有很多人并不真正懂得，或者说他们不明白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就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在欧洲或是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与共产主义者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还有一些人说共产主义的确邪恶，但是它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发展。让他们来柏林吧，让他们来柏林吧。"】

演讲中，肯尼迪继续抨击柏林墙，称它"最明显最生动地展示了共产主义体制的失败"。演讲结束时，他再次忽略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讲出了最著名的那句话："所有自由的人，无论生在何处，都是柏林的市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

总统结束演讲后，迅速而且略微仓促地后退了几步。听众沸腾了，齐声高呼"肯一尼一迪！肯一尼一迪"。他们的声音如此狂热，如此有力，以致东德政治局和东柏林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能听到。〔1〕【安德烈亚斯W.多姆，《肯尼迪在柏林：冷战期间的政治，军国主义，以及情感》，第124页。】

听众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勃兰特市长才开始了他的演讲。演讲中，勃兰特显得紧张而焦虑。在肯尼迪抨击柏林墙和共产主义时，他并没有鼓掌欢呼，而是木然地看着不远处。勃兰特演讲时，人群继续激动地高呼肯尼迪的名字，并以高声评论与喝彩来打断勃兰特的演讲。勃兰特的恼怒显而易见。更糟的是，肯尼迪和阿登纳在他身后向台下的听众微笑、挥手示意，以示回应。这时，听众开始以美国化的方式高呼阿登纳的名字康拉德："康一尼！康一尼"。在一个自己很少踏足的城市能受到如此礼遇，阿登纳总理非常开心。他上前一步表示感谢，丝毫不顾及他的政治宿敌勃兰特还在继续演讲。

肯尼迪突如其来猛烈攻击共产主义的演说让勃兰特忧心忡忡。就在前一周，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节，西德青年在柏林墙旁进行了暴力示威。勃兰特担心总统挑衅的言辞会挑起激昂的群情，从而让局势失去控制，让柏林再度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其实，在听肯尼迪的演讲时，勃兰特首先感到的还是吃惊。两周前，6月10日，肯尼迪刚刚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做过非常重要而且大肆宣扬的施政演说。演说中，肯尼迪总统公开表达了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缓和关系的希望，谈到了和平的共同利益，并说如果没有这种共同利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分裂的世界。〔2〕【罗伯特F.达菜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识》，第619页。】勃兰特、埃贡·巴尔以及勃兰特的另一个顾问都在致力于为柏林问题和两德问题寻求一种新的、更自由的解决方式。然而这些都与肯尼迪刚才演讲中透露的态度格格不入，因为肯尼迪在演讲中表达的是对于两种制度共存可能性的怀疑。

可能肯尼迪刚才演讲时昏头了。演讲结束后，他还沉浸在听众的欢呼和兴奋中。之后他与顾问讨论此次演讲。其中一位顾问--麦乔治·邦迪朝正在兴头上的肯尼迪泼冷水，他坦率地告诉肯尼迪："总统先生，我想你做得太过火了。"冷静下来后，肯尼迪也表示赞同。他如实告诉军事顾问麦克休将军："如果我让他们去拆毁柏林端，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后来，肯尼迪来到自由大学。在亨利·福特楼--美国对西柏林慷慨赠予的标志，肯尼迪发表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演说。这次演说的主题再次回到和平与谅解，而且重申了德国和柏林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的重要作用。总统特别提到了德国的重新统一，并说这只能是长期的工作。在表达自己对西柏林自由的全力支持时，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领袖，肯尼迪总统非常清楚地表明，德国问题只是全人类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心；而且，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德国问题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1〕【安德烈亚斯W.多姆，《肯尼迪在柏林：冷战期间的政治，军国主义，以及情感》第141页。】

比起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的演讲来说，肯尼迪在自由大学演讲的感情色彩没有那么强烈，但更真实、更有建设性，而这也是西柏林人需要倾听的东西。

下午大约17点45分，肯尼迪总统登上空军一号。他在柏林逗留了整整八个小时，成为政治和外交剧场经典佳作中的男一号。总统飞赴爱尔兰，在那里重访他的家族之根凯尔特人，或许是肯尼迪希望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多争取一些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选票。在飞机上，肯尼迪告诉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不可能经历这样的日子了。"〔2〕【罗伯特F.达莱克，《未尽的一生：约翰F.肯尼迪》，第625页。】

肯尼迪离开了崇拜他的西柏林，但这个城市依然会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记住他，至少他创造了一个特别而经久不衰的传奇--"果冻炸面圈"的故事。

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都在娱乐着整个世界。总统演讲时，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急切地说出了那几个德语词"Ich b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而他犯了一个好笑的语法错误"（faux pas）。通过插入这个不定冠词"ein"，肯尼迪不是把自己称为柏林人，而是果冻炸面圈（除了柏林之外，整个德国都知道这种果冻炸面圈的品牌名就是"柏林人"(Berliner)）。据说，这错误让听众捧腹不已。

这个故事尽管精彩，但不是真的。毕竟，在写这个短语时，肯尼迪的旁边就有罗伯特·洛克纳和西奥多·索伦森；这两人，特别是洛克纳，德语很好。肯尼迪使用的句子结构不同寻常。通常说来，德国人会简单地描述自己来自哪里，会说"我是柏林人或者德累斯顿人或者慕尼黑人"(lch bin Berliner or Drsdner or Munehner）。然而，大家都知道肯尼迪并不是真的来自柏林。他使用的是一种修辞手法，让自己在精神上归入柏林这个抽象的圈子之中，而插人的这个"ein"让这个意图更加明显。一个德国作家如此解释：在派对上，一个演员在介绍自己时可能会简单地说，"我是演员"(lc bin Sehauspieler)；但如果他要强调自己是一个演员，而且与某件重要的事情有莫大的关系，那么他就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演员"(Ich bin ein Sehauspieler）。看来所谓在听众中引起娱乐的故事是演讲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听众都被深深地感动了。〔3〕【安德烈亚斯W.多姆，《肯尼迪在柏林：冷战期间的政治，军国主义，以及情感》第131页。】

不管怎样，肯尼迪总统留下了一个传奇故事。多亏他的第二次演讲，勃兰特提起的心才放回了原位。

过去两年来，勃兰特一直都在开创一个新政策。这个政策顾及到了分裂德国的新形势，也考虑到了各占领国对德国现状无法掩饰的厌恶。德国的分裂（反映在柏林）是事实。那要如何应对呢？阿登纳已经68岁，他的政治生涯快要终结了，但是柏林墙的问题依然搞得他手忙脚乱。阿登纳的政府继续高调宣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是所有德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同时，抱怨东德政体不合法以及东德边界措施的野蛮。然而，不管是总理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出新的政策来改善柏林的局势，为西柏林市民带来希望。

柏林墙上的缝隙1966。

1963年末，阿登纳退休，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人暗杀，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深受丑闻的困扰，疲惫不堪，正式向伊丽莎白二世提出辞职。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也下台了。

与此同时，维利·勃兰特制订了一个政策。尽管该政策受到很多国家主义者和保守德国人的非议，但它终究是对德国现实的一种务实反应。这个政策的名称是"东方政策"（Ostpolitik）。

在维利·勃兰特最近的传记作者看来，1962年8月发生的血腥事件催生了这种处理德国问题新方式。此后，对于东方，勃兰特就开始逐渐甚至是秘密地转向一种比较柔和的新政策。

如果一场危机能够展示一种宣泄效果（彼得·默瑟伯格写道），那么围绕彼得·费查悲剧的危机就是如此。费查悲剧之后，勃兰特走访了西柏林的工厂和政府部门，尽力想让西柏林人清楚哪些事情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他让西柏林人明白，喋喋不休、诅咒或炸掉柏林墙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柏林墙上凿一些洞让它变得透明却是可行的，而且西柏林必须学会和这种让人僧恨的丑恶共生。〔1〕【波得·默瑟伯格，《维利·勃兰特传》，第436页。】

这种想法在逻辑上能说通，但勃兰特能够带着西柏林市民和他一起吗？肯尼迪来访三周后，勃兰特发表了重要的施政演说。他发表演说的地点是基督教新教学院，位于慕尼黑和阿尔卑斯之间的图庆。图庆风景宜人，坐落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置身于这个保守的德国南部城市，尽管距离柏林只有几百英里，但勃兰特还是证实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倾向。

勃兰特的演说几乎就是重复那年早些时候在哈佛大学用英语发表的演说，而且很多方面都与一个月前肯尼迪在柏林自由大学发表的演说有类似之处。尽管如此，勃兰特的演说依然受到了很大关注。其原因并非勃兰特的演说内容，而是因为他的新闻发布会助手埃贡·巴尔给听众讲述了与勃兰特演说同样的内容。

前往会议的路上，勃兰特被耽搁了。为了能稳住听众，巴尔就发表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评论，不过不是按照先前计划好的作为勃兰特演说的评论，而是发表在勃兰特的演说之前。

巴尔的演说题目是"以缓和而改变"(Wandel durch annaherung)，本来计划作为勃兰特演说的一个低调阐释，解释"大处着眼"的政策，以及减缓紧张局势的政策如何在务实的层面上加以解决。巴尔宣称，就德国重新统一而言，"孤注一掷"的政策已经失效。那么对于东西德的人民能做些什么呢？重新统一的想法当然不能抛弃；但与其采取些夸张却收效甚微的行为，不如把它分解为"有很多小步骤和阶段的过程"。在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的世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现实，而且只要苏联继续在军事上或以其他的方式支持它，那么这个共产主义德国，尽管让人厌恶，却还不得不继续存在下去。西德的目标必须是通过共同贸易和接触让东德人的生活更舒适。如果共产主义政权暂时还能继续存在下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勃兰特正在缓缓地展示一个公开的观点。这个观点反映了过去几个月来，勃兰特和随行人员及美国人之间的谈话。然而，巴尔的演说，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晚上的主要节目，引起了广大的关注，但绝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赏。巴尔自己称感到震惊：

在我发表"以缓和而改变"的演讲时，我不知道自己是非常勇敢还是有必要小心一点。我在具体阐述、评估，更加具体而全面地思考勃兰特的演讲，论述应该更深入一点点。〔1〕【埃贡·巴尔，《当时的我》，第154页。】

然而，1963年7月的那个夜晚代表了东西德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也是后来熟知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开始。这个政策会承认战后协议的既定事实，尽管这个协议夺走了古老德国的大片领土，并把这些领土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以前的哥尼斯堡，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周围的区域）苏联。

新闻界开始喧嚣起来，特别是施普林格的地方电台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开始抗议。然而，保守派人士根本就没有选择。一以尘埃落定，这种观念似乎就进入了大众的头脑中。

在西柏林，随着秋天的临近，西柏林的市长代表坐下来，和东德代表一起推敲"跨越许可协定"。西柏林政府的介入看起来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妥协，但事实上，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东、西德和西柏林政府的中级官员安静地讨论了很多双边贸易和交通问题，也达成了一些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这就是巴尔所计划的"缓和"的现实基础。

西德保守派人士或许会将"缓和"的观点抨击为背叛，但东德政府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左右为难，既渴求得到国际承认，又需要和西德"缓和"。东德领导层意识到，这种"缓和"可能会导致与西柏林产生一种让人不那么愉快的亲密。

1965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进一步的胜利。但是社会民主党获得的票数还是不够，勃兰特未能如愿成为西德总理。不管怎样，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在缓缓地上升，保守派人士获得的选票继续在减少，而自由人士和自由民主人士输得最惨。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联盟，由阿件纳的继任者路德维希·艾哈德领导，掌握了西德的政权。

作为经济部长，艾哈德教授是1949年来西德"经济奇迹"的缔造者。然而，和许多在位多年的成功的二把手一样，一旦登上最高职位，事实很快就能证明为什么他只能担任副职而无法做到一把手。事实证明，艾哈德在党派政治活动和外交政策方面很不称职。而且，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西德经济首次进人衰退，国家财政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黑洞", 50万西德人失业。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因为只有2％多一点的劳动力失业；但在1966年，人们都焦虑地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回来了。

1966年秋，西德政坛发生看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入政府，勃兰特成为西德外交部长。在艾哈德决定增加税收以解决预算问题后，相信自由市场的勃兰特从西德政府辞职。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的"大联合"组阁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勃兰特很不情愿地同意离开西柏林，前往波恩担任外交部长。艾哈德辞职后，勃兰特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几个部长进入政府，在新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的领导下和老对手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一起共事。基辛格是一位斯瓦比亚律师，满头银发，门才极佳，是个受人尊敬的领袖。基辛格曾经做过12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还是约瑟夫·戈培尔宣传部的重要人物，为此他一直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面对西德政府送给他们的抨击对象，东德的宣传者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进入西德政府后，勃兰特谨慎地开始了他的"缓和"政策，首先就是放弃"哈尔斯坦主义"，与东方集团国家建交，甚至还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然而，他的这些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三年后，勃兰特成为西德总理，东德问题才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等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或政治崩溃已经毫无意义，而在1961年8月13日前，西德人都有这种奢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德的政局已经稳定下来。

柏林墙成为现实的那一天一直都被视为东德的"重生"，从那一刻开始，东德能够独立发展了。乌布利希说得很对，没有这道墙，他和苏联保护者建立的这个国家就无法幸存下来。而有了这道墙，虽然这道墙遭到了国际公众舆论的长久谴责，但至少东德有了生机。

柏林墙建成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劳动力大量逃往西德的现象立刻停止了。与东德隔离后，西德迅猛发展的工业失去了东德提供的劳动力条件。1961年10月，西德迈出了极端但影响深远的一步，与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签署合约，允许土耳其"外来工人"填充那此空余的职位。

在奥得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德国人陷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狭窄的边界线之间，而鸟布利希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对东德的完全控制。1962年秋，柏林墙建造后的逮捕潮逐渐平息下来，尽管潜在的趋势依然是镇压。1957年，史塔西警官的数量是17500人，到了1973年，即鸟布利希离开人世的那一年，史塔西警官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52700人；而这还没有计算大量的兼职密探，即"非官方同事"（Inoffizielle Mitarbeiter，就是IM）。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40年内，至少有60万人为史塔西工作过。一些专家更是宣称在此期间为史塔西工作的人数高达一两百万。〔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一1990》，第214页。】在此期间，东德的人口降到1800万到1600万。即便我们只看史塔西的官员，即拿薪水的史塔西警官的数量，那么每320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相比之下，1939年，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口（不包括奥地利）为1700万，而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人数只有2万，即3500德国人中有一个是盖世太保。〔2〕【理查德J.伊旺斯，《掌权的第三帝国》，第96页。】不难看出：盖世太保仅以史塔西全盛时期1/10的人数就成功地控制了持不同意见者。

史塔西扮演的一直都是盲目效忠、缺乏同情心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在多年前就已经被准确界定，尽管让人人不寒而栗："国家安全部（史塔西）被赋予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或方式阻止或扼杀所有阻碍或延滞社会主义成功的企图。"〔3〕【玛丽·富布卢克，《解剖独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幕1949一1989》，第47页。】

1961年8月13日后，东德政府当局持续逮捕了国内蓄意阻挠的市民，加强了已经有效得令人窒息的内部安全机构，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还是应该给普通东德人一些理由，让他们对东德政权说是。高压之下也要留一些透气孔才行。要统治好东德，除了大棒，胡萝卜也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乌布利希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还是觉得应该进行一些改革了。1961年10月，在第22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继续批判斯大林。东德的斯大林大道变成了卡尔·马克思大道，斯大林的名字也从其他的街道、工厂和机构中消失了。

竞争性建筑（东柏林）卡尔马克思大道（以前称为斯大林大道）东德电视塔（后而靠左），以及在建的柏林城市饭店（后面靠右）。

经济方面，乌布利希居然支持经济改革，这的确让人惊讶。商品的定价有了更多自由，东德政府也越来越强调工业中专业技术知识和研究与开发的重要性，人民大众也拥有了更多的生活消费品。20世纪50年代末期，东德叫嚣要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超越西德。和当时相比，东德的局势真是有了天壤之别。这表明，在局势明朗的时候，乌布利希也能吸取教训。

在实行所谓的新经济体制时，东德政府也引入了一整套全新的社会措施。这些措施旨在让普通东德人更加意识到一个紧密联系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主义体系是多么优越。这些措施改善了青年人的地位和社会参与程度（年轻人一直都是个问题），同时，放松了以前相对僵化的政治控制，改善了教育体制，改革了家庭法令，等等。从本质看，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进步和人文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帮助东德民众，现在他们被幽闭起来，不仅要接受自己的命运，还要看到处于幽闭环境中的一些优势。

新的青年准则甚至还允许孩子们听一些爵士乐和一点点流行音乐，当然得通过"正确渠道"。文化方面也进行了有限的放松，出版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小说《分裂的天堂》。小说讲述的是柏林墙分隔开来的一个家庭，尽管小说完全赞同东德的体制。曾经一段时间，一些左派讽刺作家，比如年轻的沃尔夫·比尔曼（一位从西德移民过去的理想主义者）也被允许出版自己的作品。

新的家庭法规承认婚姻和孩子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鼓励男人帮助承担一些家庭责任。东德政府甚至还谈到要创建"社会主义人格"，但对大多数东德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中产阶级下层非常相似，而与无产阶级先锋的生活方式相差甚远。

"新经济体制"的效果并不是太好，但比以前的经济模式好很多。大量人口外流的现象已经停止，而且东方集团国家政府也增加了对东德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大多数东德人的生活已经比较舒适和幸福了。在1965年到1970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个人消费增加了近25％。

牙刷、土豆、卫生巾和厕纸等日常用品的供应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从1960到1970年，家庭拥有电视的百分率从16.7％增加到了69.1%，拥有冰箱的百分率从6.1％增加到56.4%，拥有洗衣机的比率从6.2％增加到了53.6%; 1960年，32%的东德人拥有小汽车，1970年，15.6％的东德人拥有小汽车。然而，汽车依然很昂贵，而且交付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一1990》，第120页。】一些人把这种成就称为"东德的经济奇迹"。这是一种夸张，但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东德人的生活确实比20世纪50年代要好得多。

东德政府逐渐赢得了一个明显而且非常关键的事实：柏林墙建好后十年内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其他类型的社会体制。一个1950年左右出生的东德妇女在1989年后会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她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是那么破旧、灰暗、空气污染是那么严重。东德人可以去其他东欧国家旅游。而且，和其他东欧国家比起来，东德看起来要先进得多，而且生活水平也要高很多〔2〕【玛丽·富布卢克，《解剖独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幕1949一1989》，第144页。】。

精英人物在万特利茨和别的地方锦衣玉食，远远地躲开东德的人民大众。除了精英人物，几乎没有哪个东德人的生活称得上富足。但东德有免费的幼儿园食物、免费的医疗、租金补助和假期补助（假期补助通常是由国家控制的工会或者职业协会组织的），而且获得国家批准的人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如果你遵纪守法，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野心，不想过另外一种生活，还把你的未来完完全全交给德意志统社会党或者"街区"党派，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宁静而安全。

在东德，还有一些事情值得骄傲。20世纪50年代初，东德开始大规模地鼓励国民开展体育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这场大规模的运动只是作为一种增进健康、提高生育能力的措施，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追求国家尊严的轻率要求。一些有潜质的年轻运动员很小时就被挑选出来，送往特殊的运动学校。在这些特殊的运动学校内，他们不仅要学习常规课程，还要在严格的纪律和强硬的政治教育背景中接受高强度的训练。当他们慢慢长大，最成功的运动员将会直接被送人大城市或城镇中大约30个资金雄厚而且设施很好的运动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通常都和军队以及史塔西有关，运动员会在军队或者史塔西得到稳定的工作，这就能保证他们保留理论上的业余身份。高级别的运动导师和教练在莱比锡的体育运动研究机构（Forschungsinstiut fur Korperkultur und Sport）接受培训，如何才能让这些运动员更有进攻性。

成功的教练和运动员会获得很高的奖赏：去国外旅游。此外，还有一些特别待遇，比如房子、轿车，以及用西方货币发的奖金。不幸的是，代价通常也很高昂。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其实，东德的很多运动员都依赖于危险但有助提高成绩的兴奋剂，如合成代谢类固醇和荷尔蒙。

奥运会上的成功加剧了这种趋势。从1969年开始，一个综合的兴奋剂项目开始了。为了让东德运动员能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高位，莱比锡机构、东柏林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公司无耻地勾结起来。这种称雄世界的成就让东德赚取了一些正面形象，以及国内迫切需要的集体自豪感。一个只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确实让人惊讶。1989年后，这个残酷的国家阴谋被披露出来。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东德政府给很多孩子和年轻人服食一些强效但非常有害的药物，而孩子的父母根本就不知情。很多人，中年就会开始遭受长期服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明镜周刊》，2000年第9期，2000年2月28日。】

垂暮之年的瓦尔特·乌布利希依然统辖着这个带有围墙的封地，与两个世纪前独裁的普鲁十非常相似。东德同样是一个过分微观管理的、家长式作风的军事经济体制；其中，市场的地位屈从于国家的需要，出人意料和差强人意的斗士（这里指的是运动场而不是战场）为了领袖的愉悦而列队接受检阅。我们不知道东德运动队中的这些"高家伙"是否也要排队穿过乌布利希的卧室。在东德这片土地上，痴迷于发布命令的"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换成了顽固的乌布利希。自从1961年8月13日以来，柏林再次出现了城墙。如同18世纪的逃兵一样．20世纪的"叛逃者"也会在城墙边被开枪射击。

鸟布利希的继任者会采取更有逻辑的措施，重新引人对普鲁士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狂热崇拜，而目的就是为了创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迫切需要的历史脊梁。对于顽固、说话尖利的乌布利希来说，不管他的国民要付出什么代价，存留并形成一个实体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实体反映的是他在青年时就有的一个梦想--创建社会主义国家。

1971年5月，77岁高龄的乌布利希在东德被解除了实权。因为严厉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成为苏联的领袖。勃列日涅夫认定，卫星国德国高层需要新鲜血液。

乌布利希又活了两年多，但他的健康问题却每况愈下，尽管依然保有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但已经失去曾经行使的权力。他甚至无法自主选择来宾，而且他的来访者都由政治局的礼宾司代为选择。

1973年6月，庆祝乌布利希最后一个生日的照片，形象地表明了德国共产党的前强势人物80高龄的状况。庆祝地点就在国务委员会的宴会厅。他缩在椅子上，因为疾病，他永远都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始终看着地面。他的继任者，埃里希·昂纳克站在麦克风后，正在讲述一本纪念相册。昂纳克的身后是政治局成员，隐隐约约的，面无表情，穿着不合时宜而且扣得紧紧的制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沉闷的职责。没有其他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庆祝活动中。乌布利希身体微微前倾，微微龇牙、他脸上的表情也许是他身体上的痛苦的表现。同样的，鸟布利希或许还表达了一种衰落的失败和愤怒，因为一个曾经强大的动物，居然虚弱到无助地依赖自己曾经鄙视的动物。如果鸟布利希有力量，或许他会跳起来撕裂那些人的喉咙。但他没有，也做不到。

五周后，即1973年8月l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多恩湖畔的别墅内死去。12年前，柏林墙建造的前一天，就在此地，乌布利希邀请部下和他一起喝茶，并迫使向他鞠躬行礼。

第十六章 超现实的笼子

乌布利希离开人世时，西柏林也发生了变化。

1959年，即柏林墙建造两年前，约阿希姆·特伦克纳逃离东德。为了留在西柏林，约阿希姆向难民营管理体系撒了谎，但他在难民营里待的时间很短暂。8月13日后的几个月内，有人告诉他，美国会为想去美国留学的西柏林年轻人提供奖学金。这些大方的奖学金是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这个文化交流项目是由美国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热心促成的，并被视为帮助德国对抗共产主义的一个办法。

东德难民约阿希姆·特伦克纳和他的"气泡车"，1961年夏。

约阿希姆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1962年，他来到美国德堡学院学习。德堡学院是美国中西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在德堡学院，约阿希姆遇到了一个美国女孩，后来他们结了婚，并一起搬往纽约。在纽约的《新闻周刊》杂志工作多年后，约阿希姆开始了作家和交叉媒体记者的职业生涯，事实证明他的职业生涯漫长而成功。婚姻失败后，约阿希姆决定回到柏林。

1968年，约阿希姆（现在通常简写为乔）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泰格尔机场。约阿希姆再次回到西柏林，那年他30岁。自1961年以来，金钱不断地涌入这个城市，新的建筑项目鳞次栉比。布达佩斯大街上非常现代的欧洲中心大厦让他想起了"小曼哈顿"；重要的是，西柏林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

和以前相比，西柏林人似乎不再恐惧，也没那么紧张了，城市也变得更加国际化。西柏林新开了很多意大利餐馆、中餐馆或土耳其餐馆。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负责了西柏林的安全，而西柏林人也习惯了柏林墙的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西柏林经常会有示威活动，抗议保护国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正在遥远的越南推行血腥的战争。〔1〕【作者对约阿希姆·特伦克纳的采访。】

已故匈牙利作曲家捷尔吉·利盖蒂非常了解西柏林，他把这个半城称为"超现实的笼子"，意指一个奇怪的监狱。有悖常理的是，那些被监禁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2〕【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77页。】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西柏林已经和赫鲁晓夫1958年想象的那个"自由城市"非常相似了。

诚然，西柏林的200多万人口能够保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其富裕"老大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巨额资助。但西柏林与西德并不完全一致。西柏林有不同的法律，还有独特奇怪的社会和政治倾向。因为与联邦德国腹地在经济和人口上的联系被切断，还与以前的一半城区（和以前1/3的人口）切断了联系，西柏林的的确确是共产主义汪洋中的个小岛。

大多数西柏林人仍然亲西方盟国，尤其亲美。圣诞节来临之际，美国第40装甲纵队的坦克绕着施特格利茨一策伦多夫区巡游，炮塔上立着的是盛装的圣诞老人，圣诞老人还携带着送给当地孩子们的礼物。西柏林人群跟随着美国坦克欢呼。〔3〕【作者对施特格利茨的居民戈茨·伯甘德的采访。】在西柏林人看来，美国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否则他们就会和东柏林的亲友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还是亲美的，但西柏林人不再对美国完全言听计从。20世纪60年代，东、西柏林的平衡开始发生变化。柏林墙修建后最初的日子里，西柏林担心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流失。准备留下来或者愿意来到西柏林的家庭和个人，西柏林市政府会支付所谓的"战栗之钱，（Zittergeld）。在西柏林，制造工业，包括电气设备、机床和服装企业，都承受着不安全和运费高昂的痛苦。过境线路成为制造工业进出西柏林的唯一途径。而且，西柏林不能生产武器装备或者军用设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流向西德，随同这些人口流向西德的还有西柏林绝大部分的制造业。

20世纪70年代，几乎1/4的西柏林人年龄超过65岁，这个比例是西德的两倍。相比之下，15岁以下的儿童的百分比是15％（在西德境内，约为23%）。〔4〕【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776页。】为了稳定西柏林，西德政府给西柏林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极其慷慨的补贴；西柏林的企业可以缴纳更低的营业税；而且，西德政府还强制搬迁了部分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政办公室到西柏林。这些措施都有力地维持了西柏林的稳定，让西柏林得以存在下去。

不管怎样，西柏林的人口还是在慢慢减少。20世纪60年代初，西柏林的人口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每年，来到西柏林的人比离开的要少几千人，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新来西柏林的人不是传统意义上寻找工作的移民，也不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专业技术人员。西柏林不是一个能得到晋升的好地方。要想得到晋升，需要去其他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心城市，比如法兰克福（金融中心）、汉堡（媒体中心）、杜塞尔多夫（广告和保险的中心），或者巴伐利亚，那里新兴的电子产业正在迅猛发展。

在此期间，大批来到西柏林的人，高调的希望让别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或许他们并不是主流。他们来到西柏林只为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西柏林的租金更便宜，拥有昼夜不停的夜生活，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来到西柏林的年轻人可以避免被征召加人西德的武装部队，即联邦德国国防军（Bundeswehr）。根据盟国占领法，西柏林身份证可以让年轻人免于西德军队的征召令。

196l年，学生非常支持逃亡团队，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恶的信仰。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团体突然转向成为激进的左派。他们不再欣赏西德"经济奇迹"带来的舒适，也不欣赏西德保守的价值观。因为越南战争，美国也不再是自由的象征。相反，与"帝国主义"美国对比，在反资本主义的新反叛者看来，尽管东德在很多方面都故步自封，并且外部形式依然是斯大林式的，但东德并没有那么糟糕。西德激进的旅行者可以自由来去东德，东德没有泛滥的商业厂告，这是他们所喜欢的。此外，东德有廉价的食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旁的书店内，任何人都可以买到内容详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东德，你甚至可以用一杯（劣质）咖啡的价格买到一套马克思著作的精装《雾月十八》。这样一个国家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另类群体一边享受着西柏林快乐轻松的生活，一边嘲笑西柏林的现存人口，嘲笑它的消费主义，明显的社会保守主义，及其对北约部队持续的感激。北约的武装力量一直盘桓在这个被围困的半城（西柏林）和周围的"工农国家"（东德）之间。

进人20世纪70年代后，激进分子没有继续抗议柏林墙的存在，而是聚集在西柏林，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抗议美国的帝国主义，以及阿登纳和保守主义者创立的所谓战后西德原法西斯主义。诚然，许多温和的观察家也因为联邦德国未能与其过去划清界限而感到失望。西德保留了很多早期僵化的等级结构和专制态度，康拉德·阿登纳可能讨厌并且鄙视纳粹，但在1914年前，他一直是普鲁士政府的高级职员，而且在德国最后一位皇帝统治时期，他还担任过科隆的市长；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信奉教皇的绝对权威。

1945年后，阿登纳及其支持者建立的西德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实行法治，但这绝不是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乐园。一直以来，柏林都比德国其他地方更宽容；甚至1945年后，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成为西柏林的主流时，这种宽容依然存在。

同性恋在柏林至少活跃了一个世纪，并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几乎完全的宽容。《第175条例》禁止同性恋，但只是对同性恋产生了一些影响，没有完全改变同性恋的现状。1929年，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左翼和自由主义者联合政府事实上通过了废除《第175条例》的决议。几个月后，右翼掌握政权，搁置了废除《第175条例》的事宜。三年后，希特勒掌权。关于同性恋，纳粹增加了一条法令《第175条例a》。该法令扩大了罪责范围，甚至连同性双方的身体接触也是犯罪行为；而且，同性恋关系的"罪恶"一旦被发现，根据该法令，同性恋男性就有可能被实施宫刑。因为该法令，很多男同性恋者被逮捕和监禁，更有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者死在纳粹集中营。

1945年后，西德保留了纳粹极端的《第175条例a》；而东德采用的反倒是以前不那么极端的《第175条例》。尽管东德在举办"世界青年节"之类节日时公开表示要压制男同性恋的性行为，但是东德采用的同性恋法令还是让刚刚经历过"二战"的人觉得东德更宽容。西柏林摆脱了古板的宗教保守主义；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性事上，西柏林就像是一个岛国。于是，很多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涌向西柏林，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个城市。同性恋者希望能在西柏林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的确如愿以偿。20世纪60年代末，在东德和西德，人们不会因为同性恋触犯法律；而且直到21世纪，柏林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同性恋文化中心。

关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态势，战后的德国出现过一些"消灭纳粹"的活动。在西德，尽管许多人曾经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做过卑鄙的事情甚至从事过残酷的职业，但他们很快就成为西德工业、法律、国家机器和军队的精英。战后初期，盟国曾急切地想要让德国去纳粹化，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彻底清除德国的纳粹，那就意味着要清洗掉大量的德国人（绝大多数是男人）。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曾经的纳粹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后来，冷战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相对于让西德保持政治上的纯粹来说，西德运作加入西方阵营更为重要。所以，盟国对特定年龄和有用人士履历的调查并没有按照预定程序进行，或者说没有投人预定的力量去进行调查。

东德宣传机器常常抓住西德这一点不放，尽管这种宣传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其实，东德也有启用纳粹人员的情况。在东德的图林根州，80％的医生1945年前都是纳粹党的成员，然而东德并未全部解雇他们。〔1〕【玛丽·富布卢克，《解剖独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幕1949一1989》第81页。】例外不仅存在，而且很多。在行政和经济的一些关键领域，纳粹成员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西两个德国都不可能真正地从一张纯粹的白纸上重新开始。

在东德，只有一个领域完全清除了纳粹，那就是司法部门。20世纪50年代，中上阶层的法官已经全是有"阶级意识"的法学家；这些法学家都是无产阶级出身，可以绝对服从东德政府的命令。纳粹时期有一个惯例，在审判前就决定政治犯的刑罚，而这种惯例在东德依然适用。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说，如果你仔细观察审讯你的史塔西审讯员所做的记录，你会看到他在根据你的回答写下关于判决的建议。知道这一点后，克劳斯巧妙地处理了一次最重要的审讯，所以他的判决才会减刑一半，变成四年的监禁。〔1〕【作者对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采访。】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柏林极端左派的纯粹主义者对于西柏林出现的好特征没有任何兴趣。对西柏林作出巨大牺牲才得以维持的价值观，极端分子表示轻蔑。这让西柏林政府当局非常生气。极端分子挑衅政府当局，而当政府当局以猛烈抨击作为回应时，极端分子就宣称西德的政府体制和纳粹一样糟糕。

1967年6月，伊朗统治者访问西德，也访问了西柏林。在激进的左派看来，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就是美国的走狗，于是他的来访就成为大游行最好的借口。后来，大游行演变为暴力示威。在与警察的对抗中，一名示威学生班诺欧·诺所格被警察开枪打死。暴力示威进一步演变成骚乱，骚乱持续了几天。此后，许多左派人士相信，在西德，他们面对的是希特勒的继承人，因此任何挫败当权派的做法都是合理的。

骚乱中，美国的象征，如动物园火车站附近的美国文化中心，即所谓的美国之家（Amerika一Haus），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之家一直都是极端分子围攻的目标。

有时候，西柏林似乎处于无政府暴力状态的边缘，摇摇欲坠。10年前，鲁迪·杜契克拒绝加人东德军队，而此时他已经成为自由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同时也是激进学生领袖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个严谨、聪明，很有才华的演说家，他能够激起德国同胞的恐惧与尊重、热爱与憎恨。施普林格报社认为他就是政治恶魔的化身，称其为"红色鲁迪"。

1968年4月11日，杜契克正骑着自行车在西柏林闲逛，突然遇到了24岁的约瑟夫·巴赫曼。和杜契克一样，巴赫曼也是逃亡到西柏林的东德难民，但与杜契克不同的是，巴赫曼是一个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流民。巴赫曼让杜契克停下来，拔出手枪，朝杜契克的头部开了一枪。本来杜契克必死无疑，但经过几个小时危险的手术后，他得救了。

当然，杜契克被枪击引发了更长时间的骚乱。骚乱中，暴徒开始攻击政府机关的象征物，而一名参加骚乱的暴徒甚至试图烧毁位于柏林墙右侧的施普林格的总部。暴徒指责施普林格报社，特别是其发行的小报《图片报》，煽动反对激进学生领袖的情绪。《图片报》上曾写着"干预"左翼"罪魁祸首"的文字。后来，人们才知道，巴赫曼不仅受到了拥有数百万读者的《图片报》的强烈影响，还受到了纳粹妄想和极端右派出版物的影响。1970年，巴赫曼在监狱中自杀。

杜契克保住了他的命。经过几个月的身体调养后，他恢复了说话和思考的能力。尽管他仍然积极地参与学生活动，但再也没能成为激进左派的领导。在不长的余生里，他时常受到剧烈头痛和癫痫病的困扰。后来，杜契克在丹麦的奥尔胡斯市的一所大学任教。1979年秋，杜契克从奥尔胡斯市前往柏林，参加德国绿党成立的讨论会。就在那年年底，他死了。人们认为，杜契克是在洗澡时突然发病．被淹死的。

20世纪60年代未和70年代，西柏林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西柏林有一种亲密而刺激的风情，非常轻松，虽有一点点危险。对于这样的风情，你要么喜欢，要么讨厌；如果你喜欢，那么你就会爱上它。只要你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你就能避免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柏林墙。西柏林到处都有快乐的派对和鲜活的文化场景，有许多有趣的人。在西柏林，很少有事情是受到禁止的，甚至可以说一切都能得到宽容。

竟争性建筑（西柏林）与柏林墙比邻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总部以及（放面空地上的）波得·费查纪念碑

如果你能够容忍其绚丽和有时有点过于暴力的缺陷，西柏林的生活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喧闹、永恒的街头闹剧。在西柏林，很快就会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包括一些学生领袖，如弗里茨·托伊费尔和迪特尔·孔策尔曼，以及德国著名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的弟弟、早熟的乌利希·恩岑斯贝格，他们成立了所谓的号公社（Kommune l）。在一号公社内，性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性是家常便饭，而大多数人心目的政治反倒退居幕后。

正如乌利希·恩岑斯贝格所说：

我们希望从自己开始革命。我们要革自己的命、革资产阶级个人的命；我们并不希望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也不愿意坐在靠手椅里愚蠢地与专业人士、与我们的妻子、孙子、室内拖鞋、行尸走肉、手插在裤袋中的战略家、筋疲力尽的政党干部等讨论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希望成为形容枯搞的组织人员或政党负责人，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无休无止的工资谈判和讨论小组上。生命是由周期组成的--包括生物周期和历史周期。这个事实至少带给我一种白热化的状态。刚刚摆脱了单调的工作！但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座右铭的更深含义就是："越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让我的高潮有问题。"我们想要伟大而曼妙的狂喜，我们可不希望为抽象的东西、为一个幽灵、为文学或者世界革命而牺牲自我。更诚实点，我们不想隐瞒任何东西。我们的父辈已经隐藏太多了……〔1〕【乌利希·恩岑斯呢格，《一号公社，柏林1967-1969》，第296页。】

越南是否让他遭受了高潮的问题在恩岑斯贝格先生的记录中没有显示出来，而且初步的探寻发现其他人也没有记录这个事情。刚到西柏林的东欧人会因为西柏林的左派场景而目瞪口呆。在他们看来，这真是一朵富于异国情调的政治和社会的温室之花。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种极端左派的思想居然会如此广泛和教条地表达出来。尽管在现实世界中，柏林墙就是马列宁主义展示形式，而且就在西柏林背叛者的家门口展示出来，痛苦而残酷。

1968年，捷克电影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来到西柏林，在"布拉格之春"改革的高潮时期（这次改革不久就会被苏联的坦克挫败），他开玩笑说："当我们努力要降下红旗时，他们却努力要把它升起来！"〔2〕【亚历山大·里奇《浮土德的都市：柏林史》，第779页。】

西柏林极端主义者还在测试要保持自由的一些特别形式需要接受多少惩罚。东德政权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东德政府当局进一步加强其权力。

总的说来，在西柏林，对另类的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宽容的。在东德，在60年代和80年代，政府对"流氓"或"颠覆"分子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东德政府认为嬉皮士已经够糟了，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朋克文化传播到东德，直接导致了东德国家与其青年之间最严重的对抗。

朋克文化不仅涉及到开叉的服装、大量的饰物和金属链子、过量饮酒、吸毒（幸好当时在东柏林几乎不可能弄到毒品）．以及炫耀自我伤害的痕迹，而且，朋克文化中还有一些东德政府当局无法忍受的东西。朋克运动的关键术语是"没有未来"。在东德，过去让人觉得不舒服，现在又存在严重的问题，唯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未来才是一切。朋克沉迷于悲观主义，因而被认为极端反社会。

东德有一条官方政策，咖啡馆和酒吧拒绝向朋克团体提供服务，社交活动拒绝朋克团体加入，有时甚至不准他们上火车和公共汽车。这些年轻人每天大量时间都在寻找地方，寻找可以让他们坐下来喝一杯酒的地方。东德人民警察经常检查他们的身份证，甚至在他们进入公园时也要检查。在东德郊区，情况更糟，大多数朋克青年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父母不理解他们，或者对他们的行为有敌意。然而，朋克青年进入市中心后，还可能冒着更大的风险。在亚历山大广场，东德朋克可以与西柏林朋克见面，通常是在电视塔旁边的自助餐厅里见面。与西柏林朋克见面是东德朋克最喜欢的事情。他们一直都热切的渴望和西柏林朋克聊天，如果被误以为是西柏林朋克，会让他们感到特别荣幸。其实，东德朋克身上的衣服通常是自己制作的。〔1〕【安吉拉·柯瓦尔泽克《东德的明克》，第48页。】

朋克团体被史塔西渗透了，很多朋克青年被逮捕被审讯。很多朋克青年被监禁，尽管通常是短期监禁，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抓捕他们的罪名是流氓罪、颠覆或反社会活动罪，如果他们与西柏林朋克走得太近，那么他们就可能背上"危害国家联系"甚至"间谍"的罪名。东德政府当局总有各种各样的抓捕理由，也有可以随意处理朋克青年的法律条款。事实上，许多东德朋克青年的父母是忠诚于党的官员，但也不一定能保护他们的孩子。有时，他们的父母甚至愿意把他们"交出来"，或许是出于真正的愤怒，或许是担心危及自己的政治生涯。〔2〕【同上。第1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任性的东德青年被送到所谓的青年工业学校（Jugendwerkbofe）内接受最严厉，而且非常野蛮军事化"再教育"。这些学校隶属人民教育部（Ministerium f ur Volksbildung）。人民教育部的部长就是埃里希·昂纳克威严的妻子--玛戈特。

羁绊在这种学校中的年轻人，并不一定犯有严重的罪行。事实上，如果从常规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罪行。关押在这些学校中的青少年通常只有14到18岁，可能犯有一些轻微的罪行，如盗窃或打架斗殴，但他们进这些学校并不会经过审判；还有一些青年可能是因为逃学或（当局认为）反社会行为，如蓄长发、穿奇装异服，或者与不良分子一起玩耍。父母的政见与政府当局不一致，或多次请求永久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的孩子也可能会被送进此类学校。

进入此类学校后，这些小青年会立刻被剃光头，然后就是几天的单独禁闭。精确制定的严厉规则，涵盖了每一天每个小时的行为细节，而这些规则都是在斯大林时期由苏俄制定出来的。目的是把制造麻烦的年轻人变成社会集体中的顺民。在这些青年学校中，最出名的就是位于托尔高（那里还有一个成人监狱）青年学校。该校的主任说："一般说来，我们需要三天时间来让年轻人遵守我们的要求"。隔离牢房、殴打（教师可以进行"自卫"，而且他们乐意这么做）和集体惩罚是我们的惯例。〔1〕【见网站http://jugendwerkhof-torgau.de/ausstellung,或http://www.jugendwerk/inf.。】

20世纪80年代初，东德朋克在新教教堂找到了避难所，那里的牧师通常会给他们提供社交场所，而且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练习和演奏朋克音乐，有时这还是教堂服务"现代化"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不满情绪的日益增加，光头党开始出现，朋克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光头党的出现代表了种族主义和新纳粹怀旧主义的苗头。面对这种趋势，尽管东德政府当局有强大的权力，而且非常冷酷，却依然束手无策。

对于东德及其统治者而言，70年代中期是一个奇怪而且紧张的时期。尽管国际局势已经明显缓和，但在柏林，柏林墙还在维修、扩展，以便继续保持柏林的局势。

西方游客称为"柏林墙"，而东德人认为，它只是"边界标记"。大多数东德普通百姓甚至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它。对他们来说，这个边界障碍存在于东西柏林边界靠近东柏林以内的60到90码，由水泥板构成，是所谓的腹地墙。这道边界障碍紧靠着普通的东柏林街道或空地，上面贴满了严厉警告标示。攀爬这道屏障的人是在违反法律，是正式的罪犯，可能遭受枪击。

如果有人爬过腹地墙，而且没有被发现；那么到达腹地墙的另一侧后，他会看到"边界警报围墙"，由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柱构成，同时顶部还有倾斜的铁蒺藜，防止人们攀爬。而且，围墙最底下两英尺的范围内均被加固，防止有人从下面钻过去。最重要的是，上面通了电，一旦触碰，就会发出警报声，而且通常还有泛光灯照明。如果之前边防警察并没有接到有人要逃跑的警告，那么警报声和泛光灯会让他们知道有人正在逃跑。

对于逃跑者而言，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需要面对有特别杀伤力的设施，或是尖利金属制成的坦克陷阱一样的障碍物，称为"龙牙"（Hockersperren），或者是更凶险的布局，钢制锯马（Flachensperren），由铺设在地面上的钢筋、金属尖钉或金属尖齿构成。从边界标示围墙下来的人通常会措手不及，脚或腿会被这些设施划破。如果逃跑者侥幸通过了这道障碍，他们还可能会被驻守在瞭望塔内的人发现，在东西柏林边界上，每隔10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塔。驻守在瞭望塔内的边界警察奉有开枪的命令。随后，逃亡者会来到一条泛光照明的通道，通道环绕着整个东西柏林的边界。过了这条通道后，就是所谓的控制地带（Kontrolstreife)，更准确地说，这个地带应该称为"死亡地带"，里面有数米宽而且是精心耙过的沙区，任何经过这个沙区的人都会留下非常清晰的脚印或其他印痕。在这部分边界，通常有军犬巡逻。巡逻的德国牧羊犬由柏林东北的洛贝托军犬训练学校提供。每只军犬都会被系上一条长达100米的细绳，军犬的皮带绳就连接在细绳上，细绳放置在距离地面5英尺高的地方。当军犬发现人侵者时，会完全按照曾经接受的训练反应，追寻并攻击入侵者。20世纪70年代，每到晚上，军犬孤独的咆哮声就回荡在东西柏林边界邻近的区域。

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几乎没有人能越过那个地方，至少在柏林市中心没人越过那个地方。只有经过这些障碍后，逃跑者才会到达"边界标记"或"最重要的障碍部分"--12英尺高的围墙，墙的顶端安有防攀爬设施。这才是西方人说的柏林墙。墙的西侧有丰富多彩、古怪的涂鸦，很多人在此拍照留念。从安全角度来看，东德设置的这些障碍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

柏林墙涂鸦．20世纪80年代。

柏林墙历经四次修缮。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进一步延伸和修缮；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堵墙已经坚不可摧。边境护卫知道自己的命令是什么，倘使有人越过这堵墙到达西柏林，他们将会承担责任。有人如此解释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种责任往往丢给新来的人，而新来者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我自己刚开始站岗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有人试图逃跑，我要怎么做呢，我们不停地演习，不停地问自己，如果逃跑事件发生在35号灯那里，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抓住那个侵越边界的人，事实上每隔35米就有一个编号的电弧灯。如果能见度有点低，我们就不得不从瞭望塔上下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从瞭望塔上下来要花15秒钟的时间……如果执勤期间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只需要在执勤结束后爬下瞭望塔，那么大家都会很高兴。〔1〕【哈根·科赫，《我逃跑的前方》，第59页。】

大多数边防士兵都不愿意朝自己的东德同胞开枪，毕竟他们是征召人伍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东德政府当局意识到边防士兵这样的态度，采取措施让边防士兵只能服从命令，朝侵越边界的人开枪。一些边防士兵可能注意到了逃跑者，却希望他的同事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然而，迟早有一天，他会知道，某位专家调查员会在耙过的沙子上找到逃亡者留下的足迹，并会得知，"边界侵越者"逃亡西柏林的那段区域和那个时刻是谁在执勤。那么这位边防士兵就会有大麻烦。玩忽职守相当于叛国，而对叛国的惩罚是非常严苛的。

东西德边界在距离柏林以西100英里处，那里设置有杀伤力巨大的地雷和自动射击武（Selbstsebussanlagen），即整套自动射击的机枪，只要碰到绊线或触碰点，机枪就会自动开火。然而，这类设施却没有设置在东西柏林的边界。东德政府担心，在游客和外国观察员经常光顾的城市区域设置此类东西会引起国际上的抗议。

的确，东德政治局特别敏感。政治局委员想把东德人局限在东德，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和他们的国家能得到好评。反常的是，在瓦尔特·乌布利希死后，特别是西柏林和两个德国地位的协议达成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柏林墙被大范围加固，这反倒促成了两个德国之间的稳定以及两国之间常规旅行的标准化。

和以往一样，大多数旅行还是单向的，即通常是西柏林人去东柏林旅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退休的东德人才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旅游。因为他们不再具备劳动能力，即使他们选择留在西柏林，对东德来说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1969年，勃兰特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成为"社会一自由"联合政府的总理。他继续推行"东方政策"。根据西方盟国和苏联1971年签订的《西柏林协定》，西柏林与西德仍然是分开的，但苏联及其盟国保证继续维持西柏林的独立性。东德同意放宽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过境交通。波恩不直接管理西柏林，但西柏林的外交事务依然由西德政府控制。

这些协定是东西德过境交通交易的附带条件，由两国政府直接进行谈判。实际上，西方盟国和西柏林人得到了稳定，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只是承认东德存在的既成事实。两年后，在东德和西德签订的《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中，西德承认了东德的合法存在。经过曲折而艰难的谈判后，1972年圣诞节前，双方签署了《基础条约》。

条约中各种各样的词语形式让西德避免完全牺牲德国统一的概念（以及之前西德宣称的西德才是德意志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达成了一整套方案，然而并不是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彼此。东德在波恩设立"永久代表处"（Standige Vertretung），西德也在东柏林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事实上，东德已经存在了23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在国际社会中，似乎没有人对柏林墙特别关心。

勃兰特的"社会一自由"联合政府与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承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结果，并放弃了德国在1945年丢失领土的所有权。两个德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标志着"东方政策"的实现，而在10年前，当埃贡·巴尔和勃兰特在图庆会议上首次提出"东方政策"时，却引来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在东柏林掌权的那些"被宠坏的老人"（verdorbene alte Manner）为什么还在诸多方面如此不高兴呢？

一个短语可以透露一些信息。用"被宠坏的老人"这个短语来描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是一个人的发明，而这个人让东德和西德的精英阶层都不爽。他的名字就叫做沃尔夫·比尔曼。

比尔曼1936年出生于汉堡，其父拥有一半犹太血统，共产主义者，是一家造船厂的工人，后来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尔曼生来就是一个空想主义左派人士，并一直笃信空想主义。17岁时，比尔曼自愿从西德移民到东德，在东德接受教育后，留在东柏林做研究。在著名的柏林人剧团中，他跟随布莱希特做助理。布莱希特逝世后，比尔曼创立了自己的剧团，并开始创作政治和讽刺歌曲。1963年，年轻的比尔曼遇到了麻烦。他创作的一个剧本描述两个恋人被新建的柏林墙分隔两地，戏剧首演之前就被政府禁止。在东德，越来越多他创作的戏剧被禁演，但他被允许访问西德。在西德，比尔曼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沃尔夫·比尔曼处于奇怪的境地。生活在东德，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批判者和支持者，作品的表演和出版都被禁止。但在西德，他的唱片和书籍广受欢迎，巡回演唱会都很卖座。

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而沃尔夫·比尔曼的遭遇也成为冷战时期一个最荒诞的笑话。1976年11月，比尔曼正在西德巡演，突然被剥夺了东德的公民身份，并被禁止回东德。东德政府花费数10亿马克和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才得以阻止国人逃跑，现在居然禁止其最出名的公民回到这个国家。

东德政府计划创建一个由"新人类"组成的社会。情况最糟糕时，对于那些拒绝服从其计划的人，东德政府就采用恐怖的斯大林式的方式，强迫他们服从。乐观一点看，这就像是一个困惑的成年人试图纠正在"向上"运行的自动扶梯上不停地"往下走"的孩子。当然，这里是"向上"运行的历史扶梯。难道这个无知的小孩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仅错误、而且还很危险吗？

不管怎样，条约的签订还是让大量西德游客涌入东德旅游。西德人和西柏林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在东德旅行，不管他们是想去旅游还是想去探视长久未见的家人和朋友。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旅客经过，东德用玻璃和钢建造了一个大厅，专门处理游客的进出。晚上，大厅内会排成长长的队伍。在东德一日游的西德旅客（他们不得不在午夜12饭前回到火车上．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不得不在午夜到来前离开一样）进入车站，等待下楼进入那个复杂的地下出入境办理大厅，他们会找到各自的区域缓慢前行，不同的区域分别有各自的标签，如"西柏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或"其他国家公民"。

那些态度鲁莽、粗暴的边境官员会检查护照，确保没有人违反货币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只能携带指定数领的东德马克进入东德．但不能带走任何数领的东德马克）。最后，当他或她觉得这个工农国家的安全并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削弱时，会按下一个按钮，让旅客通过。如果旅客要进入东德，他们要前往车站东部，那里有出租车或城市高速或地铁等候着，将他们送往东柏林的目的地。如果要去西德，就要去西行的站台，然后他们就可以穿过柏林墙，进人西柏林。许多令人心碎的场面就发生在站台，因为东德人经常在那里迎接或送别自己的西德亲友。柏林人形象地把这个车站称为"泪宫"（Tranenpalast）。

不管是直接前往黑尔姆施泰特或霍夫边境检查站，还是利用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放的其他边境哨所，大众、奥迪和奔驰汽车已经经常出现在东德坑坑洼洼的鹅卵石道路上。西德同胞们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探视权。

克劳斯·克里斯汀·马尔扎恩，西柏林居民，父母是东德莱比锡区的逃亡难民。他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合约签署后，他们就可以随时越过铁幕，去拜访东德的家人。他们会带去一些在东德很少见到的礼物，为孩子带去滚石的唱片，为大人准备真正的新鲜咖啡。回到西柏林时，他们的车内会装满模型铁路〔东德的特产）、图林根森林闻名的雕刻玩具，以及圣诞节花式果子甜面包。

每年夏天，整个家族必定会有聚会。大大的桌子摆在露天，桌上摆满了东西，东德的亲朋好友以前常常抱怨他们或许永远都不能拥有这些东西，但突然间，这些东西都奇迹般地出现在了这种特殊场合：

饭桌上的话题首先是关于朋友和亲戚谁谁生病了，谁谁结婚了，谁谁买了一辆新车。然后大人们就会谈论政治。首先发言的是东德人，我的姑父来自库茨恩，经常抱怨物质匮乏、政府在旅行政策方面的诸多限制，以及苏联式落后的技术设备。然后是西德人发言，一个出生在东德却生活在荷尔斯泰因的叔叔，搭话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毕竟，在东德，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地方幼儿园，而且很多东西都很便宜，如面包等。在西德也不是一切都那么完美，失业是痛苦的一个源头，尤其是很多青年都没有工作，以及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话快要结束时，双方会做最后的分析，两个国家的生活可能都很艰难，甸个人都要跨越自己的坎儿。当然，这并不是假装东德一切都是美好的。相反，它是家庭之间停止争论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礼貌。

在兄弟之间，一个人不应该比其他人更富裕，即使他确实更富裕，看在老天的面上，也不应该承认这一点。向那些依然以"残趁冷饭"（西德蔑视东德的理语）充饥的人，描述西德生活的多姿多彩，合适吗，告诉他们，在西德的不来梅市，即使失业者也可以比东德比特费尔德的熟练技术工人生活得更好，这合适吗，当然，我们的亲戚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在一个小时的政治聊天后，我们不会去谈这些，转而会继续喝上另外一杯啤酒，说说笑话，直到天亮。作为一个孩子，有一件事情真的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我西德和东德的家里，总有很多笑声。〔1〕【克劳斯·克里斯汀·马尔赞，《德意志，德意志：一个共享国家的简史》，第150页。】

这种"正常化"只是局部的。东德仍然把西德看做"敌人"。老早以前，双方就在暗中监视对方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史塔西对外的情报机构，"侦察主管部"(HVA）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展。该部门的首领是马库斯·沃尔夫，早年流亡在苏联，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共产主义作家。马库斯·沃尔夫精通俄语和德语，拥有极高的智力，魅力非凡，1945年后迅速攀升到史塔西的领导机构。1957年，马库斯·沃尔夫开始掌管侦察主管部，当时他很年轻，只有34岁。西德对他既钦佩又害怕。据说，约翰·勒卡雷就以沃尔夫为原型创作了才华横溢的克格勃间谍卡拉。

侦察主管部拥有约4000人，资金充裕，设备精良，尤其善于让"沉睡者"渗透入西德。其中一个经过特别训练并派驻西德的间谍是京特·纪尧姆。1956年，他与成千上万东德难民一道进人西德。纪尧姆把自己扮成一个坚定反共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所以，经过多年经营，他在社会民主党内一路晋升，成为维利·勃兰特的得力助手；1972年，成为勃兰特的个人助理和长期的朋友。

纪尧姆与妻子（也是东德间谋）和孩子们〔他们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一起住在一栋位于波恩的别墅内。1974年4月24日清晨，别墅的门铃响了。纪尧姆穿着睡衣来开门。来访者亮出证件，是宪法保护办公室的官员。西德的宪法保护办公室就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或英国的军情五处。

"你是京特·纪尧姆先生吗？"一名官员问道。"我们受命来逮捕你，这是逮捕令。"

此刻，纪尧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挺直身体，宣称："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和官员，请尊重这个事实！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确凿证据，但纪尧姆却主动承认了。

在西德，史塔西部署了一大群"沉睡者"或"鼹鼠"，纪尧姆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这些潜伏的间谍包括西德情报局和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以及商业社团中的资深成员。纪尧姆的被捕改变了西德的历史进程，意味着维利·勃兰特的总理生涯将戛然而止。勃兰特曾经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这一次他却无力回天。他必须为国家安全的灾难性失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继任成为西德总理的是赫尔默特·施密特，一个来自汉堡的强硬派，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如果勃兰特是一个梦想家，那么施密特就是一位实干家；在勃兰特采取安抚政策时，施密特采取的是强硬政策。尽管施密特不是纳粹分子，但却和其他数百万德国人一样，在希特勒的纳粹国防军中服过役。施密特对东德继续采取"缓和"政策，但他最显著的成就是，作为"强势人物"处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和左翼城市恐怖主义的肆虐。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新时代来临了。

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很少有人认为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想想看，纪尧姆事件让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下了台，这多让人感到遗憾和不安。同时很难不对史塔西这样的组织感到一定程度的钦佩，因为这个组织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当然，史塔西背后的这个国家也不能不让人表示尊重。同时，柏林墙也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最重要的是，东德似乎迎来了经济的繁荣，不仅和东欧国家相比是这样，甚至与西德的大部分地区相比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相信东柏林的统计数据，那么东德的"经济奇迹"几乎可与西德的经济奇迹相媲美。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甚至声称（数据由世界银行公布），依照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人，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国要高。这与其他的证据矛盾，特别是与东德人自身的感受不符，然而这些数据被东德和苏联体系的盟友广泛引用，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巨大经济奇迹的关键依据。〔1〕【大卫·蔡尔兹，《东德：莫斯科的德国盟友》，第147页。】

事实上，在昂纳克统治下，东德相对阳光的表面掩饰了这个国家永久的结构性问题。一旦游客远离东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哈雷区那些光鲜亮丽的展示街道，他或她就一定会看到破败和坍塌的建筑（同样美丽的古旧建筑在西德将会得到妥善修缮，而且必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过去几年内，和波兰、匈牙利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东德开始执行一项政策，从西方引进技术，以期提高其生产力。

为做到这一点，东柏林政府接受了西方的贷款，希望能以引进的技术提高生产力，然后偿还贷款。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东德遭遇了严重的能源和原材料问题。东德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靠苏俄提供的廉价原材料和石油来弥补，同时，有利于东德的价格协定掩盖了东德工业并未真正提高生产力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提高其供应东德的原材料和燃料的价格，而这些原材料和燃料对东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79年和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苏联削减了运往东德的石油量。东德滑入了一种可怕的状况，欠下了苏联和西方大量的债务。〔2〕【麦克·丹尼斯，《德意态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1990》，第161页。】

这种危机状态一直持续到东德终结。昂纳克始终相信一个信条，即必须让东德人民对消费品和社会公益感到满意．否则东德政权又会经历1953年的危机。因为东德人缺乏旅行的白由，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无法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需要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来补偿他们失去的东西。从摇篮到坟墓的措施能够弥补东德人失去的东西。至于军队和安全机构，东德也大量增加这方面的预算。在整个东方集团，东德军费预算所占的比例仅仅低于苏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是其盟友国家的两倍甚至三倍。〔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一1990》，第292页。】东德国家人民军、史塔西在国内和国外的机构，以及对边界墙的维护、扩建和驻扎人员的花费，所有这些都需要巨大的国家财政支出。随着东德收支平衡状况的恶化，东德国家财政日趋难支。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东德的反应非同寻常。东德建立了一个完全非传统的秘密经济体，而且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解释。控制这一经济体的机构是东德政府的一个隐蔽分支机构，而这个机构属于高度机密，名字非常古怪，称为"商业协调部"（Koko）。商业协调部成立于1966年，与史塔西配合，主要负责在常规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赚取坚挺的货币。

虽然东德欠下了大量外债，然而"商业协调部"有一个优势，作为存储外币的秘密机构，它不需要负责支付外国贷款的利息，也不用弥补东德国家财政的亏空。因为商业协调部始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1972年，东德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让该机构完全脱离外贸部，其全部活动（及其收集的坚挺货币基金量）不再接受常规银行监管体系的监管。只有少数几个领导才知道"商业协调部"的内幕，当然昂纳克是其中之。

通过"商业协调部"，万特利兹的精英阶层得以享受西方的货物和个人奢侈品，而这些东西是绝大多数东德人无法享受到的。20世纪70年代初，昂纳克掌握东德的领导权，拥有了一个用坚挺货币开设的账户，而这个账户完全由他自己控制。这个账户是所谓的"总传记账户"，账号为0628，开户地点是位于东柏林的德意志银行。根据命令，该账户内要始终保留一亿马克的余额。只要昂纳克认为合理，他可以随意使用该账户中的钱。比如，他可能会决定向尼加拉瓜捐赠价值4000万马克的粮食，或者在波兰政治危机后，给波兰拨款8000万马克。有一年，他亲自写了一张200万马克的支票，用于进口苹果，因为东德市场上水果短缺。〔2〕【《明镜周刊》，1999年第48期，19 99年11月29日。】有时，总书记会突发奇想地要给别人赠送礼物，而且礼物的数量逐年增长。

"商业协调部"是亚历山大·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的发明。1932年，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出生于柏林，其父母是没有国籍的俄国移民。8岁时，他被一对德国夫妇收养，取名史赫尔克，于是他的姓变成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最初，他在一家国有出口企业工作，后调到东德外贸部和德国内务关系部。他聪明、迷人、政治立场坚定，长有一张中世纪主教的面孔，他的大脑就像一台高效的计算机，所以他可以在东德政治舞台上平步青云。

很快，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就成为东德外贸部党委书记，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与出口型技术人员之间的重要联络人。1966年，还不到35岁的他开始负责"商业协调部"。当时，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保证东德国家财政偿付能力的隐蔽渠道。1967年，他被授予史塔西上校军衔，头衔是"特别任务官员"（即特工）。对外，他成为了外贸部的副部长，随后成为外贸部的国务秘书。

70年代中期，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开始掌管一个人事帝国，而东西方都没有类似的机构。实际上，他比名义上的上司，即外贸部长更有权势，与政治局委员平起平坐。

"商业协调部"建立了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共有超过220个信箱和幌子公司，在东西德共有一千多个银行账户。它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最成功的交易就是同时向伊朗和伊拉克进行军火交易。两伊战争开始于1980年。"商业协调部"通过幌子公司秘密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一些高科技产品，而这些产品是北约列为禁止出口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非法进口的产品会直接投入使用，但通常，这些产品会在东德的工厂进行复制，并按所需的数量生产，尤其是那些史塔西秘密弄来的精密电子设备。

"商业协调部"还向西方出口了大量贵重的古董和艺术品，而出售这些东西是为了换取坚挺的货币。这些贵重的东西大多是没收来的，没收这些东西之前，它们的主人会收到大量的、主要是莫须有的税收账单。有时候，这些珍贵古董和艺术品的主人会被抓进监狱，如果他们同意交出这些珍贵的古董和艺术品，那么他们就可以出狱。

东德的外汇还有一个公然的罪恶来源，也由"商业协调部"全权负责处理，那就是向西德出售东德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政治犯居然变成了"出口商品"。

政治犯贸易开始于1964年。当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与东德达成一个交易。在支付大量坚挺的货币之后，教会和其他反对东德政权的人被释放，其中包括克劳斯·舒尔茨-雷德伽斯特的父亲，然而克劳斯本人却不在其中。在东德存在的40年内，至少有为万名东德人被判定犯有某种形式的政治犯罪。在西德政府付款后，大约3. 4万多名囚犯被释放，而这些囚犯通常是被释放到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每个政治犯的价格大约为4万德国马克，而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人需要支付10万德国马克才能让东德政府释放一个政治犯。

"出售"前，囚犯会被转移到开姆尼茨（当时为卡尔一马克思城）的拘押监狱。一个西德巴士承包商提供特别改装过的客车，车上装有旋转车牌，从边境到监狱之间往返的东德车牌和跨过边境回到西德之后的西德车牌。

东西德官方进行的政治犯交易的总额至少为34亿德国马克，而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最近表示，约为80亿德国马克。〔1〕【《明镜周刊》，1999第51期，l9 99年12月18日。】有时，有人提出（完全合法）签证申请，则以政治犯的罪名被逮捕，然后"出售"给西德。依照东德政府当局看来，如果他们真的想离开，那么国家应该从他们身上获得一点好处。〔2〕【劳斯·克里斯汀·马尔赞，《德意志，德意态：一个共享国家的简史》第167页。】

此外，东德和西德还有诸多协议：维修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过境公路，公然剥削的签证和货币兑换，还有一些有利可图的交易，其中涉及到在东德处理西德的"特殊废物"，随意操纵西德用于重建和修复东德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拨款，这一切都涉及到从西德转往东德的巨额款项。人们认为，这些款项的总额每年为10亿到20亿坚挺的西德马克。

昂纳克的政权总会要价很高，而西德总会按数支付。大家都认为统一是不可能的了，但此举至少可以减轻东德人的痛苦。在柏林墙修建后的25年里，支付这些款项是西德同胞的头等任务。

对于顽固的东德政权来说，其乞讨式的外交政策所获得的最后胜利，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胜利的话，就是20世纪80年代东西德签订的巨额贷款协议。

1980年和1981年，持续攀升的石油价格引发了危机，但很快，东德的官僚就开始利用其聪明才智玩游戏，他们以最惠国的价格从苏联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然后再出口到西德，赚取中间的巨额差价，坚挺的货币由此落入东德的腰包。为了能顺利实现把从苏联进口来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给西德，东德必须从西德和日本购买昂贵的超先进的炼油设备，但买这些设备是值得的。在80年代初期，出售这些矿油产品所得几乎占了东德整个出口收入的l/3。

问题是出口之后，这些产品就不能出现在国内市场了。不久，因为缺乏石油衍生物--沥青，东德道路的状况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因为无法支付从波兰购买黑煤来取代已经出口的石油，东德只能依赖自己国家出产的褐煤。80年代，采挖和燃烧这种低劣低效的燃料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严峻的污染问题。而且，为了出口和赚取外汇，通常是供应国内市场的货物被销往国外，这些货物包括鸡蛋、黄油、家具，以及自行车。1982年，东德的进口额下降了30咦，而出口增长却超过了9％。

昂纳克与国民讨价还价，承诺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以换取他们的顺从。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80年代，石油价格持续下跌让东德雪上加霜。西方债权国以前一直以为东德是一个可靠的客户，现在开始拒绝继续提供贷款给东德。

东德政府被迫采取一些大的措施。经过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的努力，再加上其他一些朋友的帮助，东德谋求到了西方国家的大量贷款，让东德人民得以继续维持其生活方式。

最让东德惊讶的朋友是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位凶猛的、咄咄逼人的保守政治家，来自巴伐利亚。东德修建柏林墙时，施特劳斯是西德的国防部长。20年前，施特劳斯被东德的宣传机器诋毁为一名极端反动的战争贩子，因为他试图让西德发展核武器，现在却成了东德的朋友。他安排西德银行财团和东德政府之间进行交易；准确的说，是让西德银行财团与东德一小撮掌权者之间进行的交易。这些掌权者包括昂纳克、总策划京特·米塔格，以及无处不在的史赫尔克-戈勒科斯基。

东德以优惠条件获得了贷款，1982年的贷款总额为10亿，1983年的贷款总额也差不多。东德政府并没有染指这些钱，却以获得贷款的事实证明了其有能力偿还贷款，从而让债权国重建信心。作为回报，东德这一次付出的是政治代价。1984年，3. 5万名东德人获准移民到西德。

金钱是万能的。这在波恩与东柏林之间的关系上已经得到体现。但东德和西德的局势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反复，所以并不清楚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一会儿两个德国的局势得到缓和，两个政府相互访问，提供贷款交易；另一会儿双方又是剑拔弩张，在边界区域部署导弹，虎视耽耽地看着对方。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渐渐地，冷战结束了。西方胜利论者声称，这是西德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的。其他人则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普通人的观念和欲望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让东德无法抗拒。

换句话说，一些人认为是强硬派获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倾向于主和派获得了胜利。

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第十七章 最终对决

柏林墙的第一和最后一个受害者分别这样去世：第一个于1961年8月绝望地从贝瑙尔大街一个街区的高楼窗户跳下，当场摔死；最后一个于1989年3月驾乘自制气球在西柏林郊区坠毁，受了致命的重伤。气球的驾驶者和制造者计划乘气球飞越牢不可破的柏林墙。他的确成功地飞越了柏林墙，但运气不佳，撞上了西德的一条电线。要不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最后关头突然失去勇气，没敢与他同上气球，否则他们定会陪着他共赴黄泉。

第一个受害者采用的方式看起来要容易一些，因为他只是希望跳进西柏林；而最后一位受害者采用的方式就困难多了，因为他居然希望乘坐气球飞过柏林墙。

除了少数几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柏林墙会永远存在下去。

1978年12月l日，史塔西观察员注意到，在查理检查站的过境区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在美国军队哨所的外面，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拍摄一对不知名的男女。上午10点40分，他们拍摄完毕；据报告他们已经离开该地区。然而，大约4个小时后，他们乘坐一辆黑色的普利茅斯轿车回来了，车上挂着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车牌。一位陆军中士开车送他们通过检查站，进入东柏林。

在他们出示护照后，东德人才知道坐在普利茅斯车内后座的是一对美国夫妻，丈夫罗纳德·里根，67岁，妻子南希·里根，比丈夫小十岁。

和其他旅行者一样，里根夫妇在东柏林巡游一个小时后回到了西柏林。东德政府当局在第一时间发现了里根，而且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名男子就是对东德政权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惩罚的人。然而在当时，史塔西观察员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对夫妻是谁。〔1〕【约翰·奥·科勒，《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不为人知的故事》，第145页。】然而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作为加州前州长，而且很快就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里根将给东德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东德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已经存在数年，而且其重要性一直都在缓慢而悄悄地增长。

这个挑战以一纸文件的形式到来。文件是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的最后决议，也称为《赫尔辛基协定》。在该协定中，关于人权问题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与会国要充分尊重人权，尊重公民的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道德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与会国要促进与鼓励人们有效地行使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权利，这一切自由都源于固有的人格尊严，并对其自由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其他条款具体涉及到促进行动与思想的自由，以及家庭的团聚。

该协定签署于1975年8月1日。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有来自东西方的35个国家的代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签署了这份协定。在芬兰首都的协定签署仪式上，埃里希·昂纳克得意洋洋地坐在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中间。昂纳克是合法的、获得国际公认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任何获利都要付出代价。东德领导、权力政治的专家执行者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签署的文件与他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相悖，而且，他们在柏林中央建造柏林墙这种行为更是该协定不允许的。

普通东德人很快就领会了该协定的真谛。1 967年7月10日，萨克森州里萨市一名46岁的医生，名叫卡尔·海因茨·尼奇克，创作了一份"全面获得人权的请愿书"。根据《赫尔辛基协定》，尼奇克和其余33位东德公民签署了这份请愿书，上面写有他们的全名和地址。请愿书要求东德政府遵守协定保障的"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地方的权利"，允许他们自由前往西德。他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务院、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西方媒体递送了这份请愿书。

里萨市和卡尔马克思城（开姆尼茨）周围地区的其他公民很快就表达了他们对这份文件的支持。许多人被史塔西逮捕，并依据东德无所不包的法律判处了他们相应的刑罚。东德法律禁止"反国家的鼓动"和"反国家的联合"。尼奇克被监禁和审问了两年；1977年8月，他被西德政府当局拿钱赎了出来。

尼奇克的案例非但没能打击移民运动，还起到了激励民众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集体申请出境签证变得更加普遍。西方的一些组织，比如"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后改名为人权观察组织）公布了这些人受到迫害的情况。1984年，要求去境外旅行的东德公民挤满了西方国家在东柏林的大使馆。

对此，东德政府的反应是建立史塔西特别小组，阻止东德公民申请离开。申请离开者在工作或学习场所面临更大的压力。多次申请的人会被抓去接受审讯，有时还会背上叛国的罪名，而叛国在东德的界定非常宽泛。除了申请出境签证之外，还存在一些更微妙的抗议形式，如静静地守夜，在车上拴着象征性的白色缎带等。对此，东德政府会以微妙的策略加以回应。史塔西会渗透到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中，分化这些团体，有时还会煽动、诱使示威者采取极端行动，从而让政府有借口干预和惩罚示威者。

史塔西的渗透行为在东德教会案例中特别严重。在乌布利希统治时期，基督教组织遭受了重创。昂纳克一生都是反宗教斗士，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新教教堂在庇护持不同政见者，包括朋克和反战主义者。

昂纳克认定，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昂纳克不愿采用以前斯大林式的、无情的方式粉碎传教活动，同时，他还不得不考虑讨厌的《赫尔辛基协定》。于是，1978年3月，昂纳克会见了教会领袖。首先，他称赞教堂对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称赞他们作为"积极的社会因素"发挥的作用。然后，昂纳克提出了一个协定。东德政府容许教堂在印刷品、广播和教堂自由传播宗教言论，承诺给养老院和宗教墓地拨款，还允许牧师访问国家监狱中的囚犯。但作为回报，教会领袖要控制那些蜂拥进入教堂避难的人。

东德政府当局和教会之间的协议成功维持了一段时间。许多年轻的东德人，即1940年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主要生活在"乌布利希时代"，而非希特勒时代。在被征召进入东德人民军和担任非战斗的"工程兵"(Bausoldaten）时，大多数青年人都呼吁以和平主义的方式表示抗议。对于这类人，东德政府的界定是可以让他们不去武装部队服役，但同时也认定他们不"忠诚"。退役后，这些人无法进入医药、法律或大学等行业工作。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教会是一个自由的、受保护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这里从事一些朴素的职业，不用向共产主义政府摇尾乞怜。

雷纳·艾培曼，一名影响重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代表很多在柏林墙阴影下长大的人，亲口承认，他加入教堂是基于务实而非纯粹的宗教方面的考虑：

我问自己，为了在"这个国家"，过上一种满足甚至是幸福的生活，我能从事什么，对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牧师……很明显，只有研究神学才能为我提供一点点精神自由。〔1〕【玛丽·富布卢克，《解剖独裁：德意志民族共和国内幕1949一1989》，第203页。】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另类场景"开始在东德出现。一些有聪明才智、有批判意识的年轻人无法以传统渠道融入这个社会，于是他们成立了自已的亚文化圈，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随遇而安。

柏林墙建造前一年，马蒂亚斯·纽茨纳出生于萨克森；他本来希望学习航空工程，但因为他的哥哥已经逃到西德，所以他被划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这就意味着，马蒂亚斯被禁止进入航空工业领域，原因是在航空工业工作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飞机，而他有可能自己驾乘飞机飞到西德。结果，他进人了东德的计算机工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东德的计算机工业是新兴工业，尚处于褪椒之中。东德希望扩大其工业基地，所以抓紧发展计算机工业。纽茨纳学习了编程和处理数据库。

20世纪80年代，马蒂亚斯和他的朋友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专家，而陷于困境之中的国企经理们不得不求助于他们使用屏幕与键盘造成的奇迹，解决后勤和供应问题。东德切花式分销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他们的电脑程序，这让他们有了特别的地位，同时还让他们有机会挣到很多钱。他们并不依赖于东德政府，而且经常参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纽茨纳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经常抽出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如采访幸存者，记录盟军轰炸德国城市的口述历史。在所谓的"优惠"体系中，通过虚拟的物物交换，纽茨纳总能通过自己的电脑工作换来使用别人的货车或卡车，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结。通过这种非官方的"黑"经济，东德人的生活才稍微能够忍受。"黑"经济能让货物和服务的交换远离政府僵化而贪婪的控制。其实，东德政府也在从事这种"黑"经济行为。"商业协调部"就是其典型代表。

纽茨纳从未申请过离开东德。20世纪8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出境签证的申请浪潮，迫使政府在1984年最初的几个月内签发了大量的许可证，作为取悦西方政治家朋友和银行家朋友的一个姿态；同时，东德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压制出境签证的申请运动。在取悦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银行家朋友方面，东德政府可能取得了一些成效。东德政府压制出口签证申请的行动一败涂地。申请出境签证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史塔西可以瓦解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可以迫害这些运动的领袖，却无法应对出境签证运动。出境签证运动是一种接近本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赫尔辛基协定》从东德人民无意识的深处唤醒的魔鬼。

里根夫妇在查理检查站前摆姿势拍照两年后，即1 981年l月20日，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四十届总统。

里根总统上任伊始，共和党政府并没有对东德政权构成多少直接的威胁。

共和党政府代表的是一种残酷的反革命信念。里根政府在中美洲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支持穆斯林游击队员对抗苏联，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附庸政权。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一直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在美国也敢于模仿并采取此类行动了。20年前，彬彬有礼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自己应该缓和美国所谓的极端政策。受过经典教育的麦克米伦总喜欢把自己的国家看做是明智的、有教养的"希腊"，而把美国看做是原始的、受权力驱使的"罗马"。20年后，里根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鼎力支持；而撒切尔夫人也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支持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苏俄开始启用SS一20中程核导弹，射程约为2700英里。虽然这些导弹部署在苏联本土，但向西它们可以打击葡萄牙境内的目标，向东则可以打击日本境内的目标。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回应，启用潘兴Ⅱ导弹。潘兴Ⅱ导弹的射程不足SS一20中程核导弹射程的一半，但精准度更高。在即将卸任时，民主党总统卡特已经做好准备，将潘兴Ⅱ导弹装备起来；同时，因为希望维持缓和的国际关系，他同苏联签署了复杂且问题重重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一Ⅱ(SALT Ⅱ）》，削减武器。

1979年圣诞节，苏联人侵阿富汗。卡特在其总统任期内曾作为缓和国际关系的使者，现在搁置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一Ⅱ(SALT Ⅱ）》，要求增加美国的军费预算，同时对东部集团进行制裁，限制粮食和技术出口。此外，美国也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1981年1月，里根成为美国总统，但冷战的热度已大大降低。里根继续推行卡特的计划，在西欧部署新一代中程导弹，计划更大规模地增加军费预算，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重启新一轮的反共产主义言辞。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首次出现此类反共言辞。反共言辞让里根的决定（如果卡特再次当选的话，他的决定可能与此相差不大）更"辛辣"，更引人注目。

随后就是一段时间的紧张对峙。尽管遭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抗议，潘兴和"巡航"导弹还是部署到了西欧。1983年，里根总统作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被许多人认为是天才之举。他宣布要打破这种"共同毁灭"的僵局，发展一个前瞻性的反导弹系统，确保能够防止苏联的核弹头进人美国的领土。这个想法似乎来自好莱坞的科幻史诗片（此类的电影中谈论了很多关于激光束的事情），而这个想法就成为后来大家熟知的"星球大战"计划。

里根的宣言在莫斯科造成了一片恐慌。苏联愈加坚信美国或许能实现这种威胁，士气日益低落。苏联防空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气氛变得非常紧张。那年9月，韩国民用飞机越过远东地区误入苏联领空时，被苏联防空部队击落，而且是莫斯科直接下的命令。〔1〕【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新的历史》，第227页。】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领导人，1982年11月，还有几周就到76岁的他去世了。勃列日涅夫执掌苏联最高权力达18年之久。继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领袖的是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执政的时间只有16个月。在69岁高龄，因为肾脏疾病的困扰，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让位给72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契尔年科是一个保守派人物，健康状况也不佳，掌握政权的时间也仅仅13个月。

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里根已经70多岁了，但他的苏联对手都是虚弱和病怏怏的。1982年，随着西德"社会一自由"联合政府的结束，社会民主党的赫尔穆特·科尔接替赫尔穆特·施密特，成为西德总理，里根总统的国际立场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整个80年代，在北约最重要的4个大国中，3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右派人士。而来自东方集团的保守派神学家，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当选成为罗马天主教廷的领袖，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奇怪的是，在此期间，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缓和政策被抛弃，苏联和美国又恢复了对抗立场，但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还有好转。

诚然，在西德土地上部署潘兴导弹造成了小规模的恶意的宣传冲突。尽管如此，在保守的科尔当选为西德总理后，昂纳克还是多次被邀请访问波恩。1984年秋苏联的否决阻止了昂纳克对西德的访问。1984年8月，苏联领袖在克里姆林宫召见昂纳克，强迫他取消了既定的访问西德的行程。〔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256页。】苏联方面有明显的担忧，东德正在过分依赖西德的贷款和补偿，而苏联的不安是绝对正确的。

苏联政治局内一位年轻的委员投票反对昂纳克访问西德。他就是54岁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第二书记。1985年，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的同僚厌倦了老人政治的政府体制，推选他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成为苏联实际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17年革命之后，倡导改革，而他的改革理念有几个原则：公开化（glasnost）、改组（perestroika）和加快步伐（uskoreniye)。

改革是苏联期盼已久的东西。苏联的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太久了。但在东德，老人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尽管非常依赖西德的贷款，同时还面临着出境签证运动带来的持续压力，东德当权者仍然声称东德的政府体制是两个德国中更好的，是整个世界上最好的。

事实上，东德在苏联集团之外毫无竞争力。从19世纪初到第三帝国时期，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都始终走在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最前沿。然而，战争期间的轰炸，苏联以战争赔款为借口拆卸厂房、搬走机器，苛责的工业社会化，专业管理、资本、专利和技术工人大量流向西德，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东德的经济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萨克森州和毗邻的波西米亚（现为捷克共和国），在欧洲拥有最高的净产值。人口40万的开姆尼茨被称为"德国的曼彻斯特"。在第三帝国崩溃前，德累斯顿有大量的相机和打字机工厂以及电子工厂，是德国发展第二快的城市，仅次于柏林。莱比锡、马德堡、哈雷和耶拿都是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中心。

从1939年的人均工业产值来看，在后来成为东德控制的区域，年人均工业产值达725马克；而在后来成为西德控制的区域，年人均工业产值只有609马克。〔2〕【穆勒，《德意态的崩淡》，第47页。】

以萨克森州的大都市莱比锡为例。1945年后，大部分出版业、烟草业、印刷业（包括捷德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纸币印刷公司），几乎所有大型的产业都离开莱比锡前往西德了。同样，德国书目与版权图书馆迁往法兰克福，德国足球协会也迁往法兰克福。

战后，蔡司公司的高级管理机构从耶拿和德累斯顿迁到了西德。虽然光学器件和相机生产工厂还在东德，而且与其他行业相比，做得也算很好，但这个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复苏还是基于斯图加特附近新的、现代化的工厂。威娜是头发护理、化妆品和香水领域国际市场的领跑者，1880年创建于萨克森州的罗斯科尔庆，后来也搬迁到了西德美国占领区内的达姆施塔特。东柏林制动系统的制造商--克诺尔制动公司也搬到了慕尼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西德，马歇尔计划激发了勤奋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的创造力和活力，而东德迁徙过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木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西德才创造了著名的"经济奇迹"。东德本来应该更有优势，但因为官僚政治、依然存在的计划命令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新路线"政策等，东德的经济基础从来就没有真正恢复。

个经济学家写道："在200年的德国工业史上，或许在整个世界工业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从东德向西德的迁徙，因为这种技术迁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穆勒《德意志的崩沸》第48页。】

尽管如此，由于成功地从西德获取了贷款，以及与东方集团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相对有利的贸易条款，尽管存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的问题以及天价的贸易赤字，东德依然维待成功的表象。随着东德越来越接近其40周年国庆，对于许多不知情的人来说，和贪婪、压力巨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比较起来，东德代表了一种自信、进步、人人平等的国家体制。

这些人没有看到，或许是不希望看到东德境内被污染的城市和破旧的建筑，他们没有经历过突然的、原因不明的、奇怪的物质短缺，没有看到官僚机构的拖延和东德普通平民所遭受的种种限制。他们没有将万特利兹精英人物的生活与东德普通人的生活进行对比。

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东德正在接近末日。但东德的末日，如同自纸黑字，已经写在柏林墙上了。

1987年9月，昂纳克实现了五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愿望--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

终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昂纳克感觉到他们可以和更强大、更繁荣的邻国平起平坐了。

访问的幕后工作并不轻松。难民组织对于邀请"暴君"和"苏联代理人"昂纳克进行国事访问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在西德很有名望的右派人士也对此表示怀疑：有人企图尽力避免让西德总统去接待昂纳克，还有人试图阻止昂纳克进入波恩，但最后西德还是作出了让步。

昂纳克受到了有尊严的、礼貌的，甚至是友好的接待。然而，通过各种微妙的方式，西德还是清楚地表明、昂纳克并不是外国贵宾，东德也不是外国。官方对此行的描述是"工作访问"，而非国事访问。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描述了接待昂纳克的礼仪的奇怪改变：

我感到既有趣，又有点吃惊，因为我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委员会的主席在总理府前受到接待，而接待仪式的规格稍微有点降低；仪仗队的排场有点小，指挥仪仗队的并不是其指挥官，而是他的副手，仪仗队只演奏了圣歌，并没有演奏国歌。〔1〕【维利·勃兰特《回忆》第235页。】

只有7个摩托车警卫护送昂纳克的豪华轿车前往波恩，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出席这次国宴和招待仪式，以表明这不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2〕【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263页。】

"小"昂纳克和"大"科尔，伯恩，1987年9月。

关于重新统的原则性问题，总理科尔并没有直言不讳。在一个场合，该场合会在东德电视节目中播出，科尔提到德国人有权以"完全自决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和实现德国的自由"。昂纳克只得反驳说，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关系"由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决定"；昂纳克显示出了自己的勇气，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同水火，无法相融。"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能看到，并且两人会面的照片也清晰地显示出昂纳克比高大的西德总理科尔要矮小，科尔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体重约280磅，远远超过昂纳克。看到两人站在一起，人们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个关于"大德国"和"小德国"的隐喻。

从某种程度上说，离开波恩那个暗藏危险和处处遭人嫉妒的统治集团时，昂纳克一定松了一口气。离开波恩后，昂纳克开始访问西德的各个省份。他在杜塞尔多夫受到了接待，这里是鲁尔工业区的首府，或许也是西德强大工业力量的基础。他访问了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和伍拍塔尔的巴冕城。巴冕城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故乡。19世纪最初的10年，恩格斯在巴冕城长大，其父是一个富有的纺织品制造商。昂纳克甚至还在埃森豪华的克虏伯庄园内宴请了原居住于此的克虏伯家族。这个庄园是德国资本主义最成功和政治最腐败时期的象征。

埃里希·昂纳克拜访家乡的行程虽然短暂，却蕴含着强烈的感情，让人瞥见了他人性的一面。昂纳克的家乡位于萨尔州的威贝尔斯克庆，在德国西部，距离法国边界很近。刚一到达家乡，昂纳克就去看望了他的姐姐。她仍然住在家族的房子中，经常去父母的坟前扫墓。昂纳克父母的坟就坐落在当地的一个公墓中。当他听到矿工合唱队演唱着他青年时期的歌曲时，这位强势领导人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带有家乡特色的方言和当地人愉快地聊天。当然，人群中有嘘声，有人高呼"杀人犯"，还有人举起一些充满敌意或嘲讽的标语，但大体上，萨尔州还是以其特有的刚毅和赞赏之心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萨尔州的州长，社会民主党左派政治家奥斯卡·拉方丹告诉昂纳克："这里的人们还是感觉到一定程度的满意，甚至是骄傲，因为一个在萨尔州出生的人现在正统治着普鲁士人和撒克逊人"。 〔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265页。】

因为情绪太过激动，昂纳克在最后的演讲中偏离了准备好的演讲稿。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现实的情况是两个德国在两个强大的集团之中"，意外就在此时出现了，他说，"边界本不应该存在";"总有一天"，他补充说，"情况会变成'边界不再分裂我们，而是团结我们"'。

记者疯狂了。苏联人也疯狂了。昂纳克的讲话正在东德进行现场直播。节目播出几分钟内，苏联驻东德大使就同政治局负责安全事务的埃贡·克伦茨通了电话。克伦茨52岁，被认定是昂纳克的继任者。苏联大使告诉克伦茨，莫斯科对昂纳克的演讲很不满。其实，如果仔细查看昂纳克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放弃什么，但使用"统一"这个词语，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对苏联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昂纳克抵达访问的最后一站慕尼黑之前，已经恢复了镇定。奇怪的是，德国最强大的共产主义者在德国保守主义之都受到了巴伐利亚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宴请，施特劳斯曾在5年前帮助安排了对东德的重要贷款。作为巴伐利亚州长期自治传统的一个标志，乐队在接待仪式上演奏了三国国歌。出席接待仪式的有西德人、东德人和巴伐利亚人。护送昂纳克时，摩托车护送警卫是全员上阵的。

返回东柏林几天后，埃里希·昂纳克政治局同僚提交了篇幅颇长的凯旋报告，共170页。报告称，昂纳克的访问"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明证。西德被迫把"昂纳克同志作为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对待……这表明，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独立和平等的……"〔2〕【同上，第268页。】

与此同时，史塔西在东德内部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并特别提到昂纳克对西德的访问。据史塔西的报告，"进步的市民"认为，这次访问证明了东德的主权地位；然而，青年人却认为这"标志着柏林墙和传统的西德帝国主义负面形象的退化"。 〔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一1990》，第180页。】

昂纳克结束了轻松的西德之行。除了科尔提到整个德国的自主权和沿途一些小规模示威活动外，东德领导人可以而且也的确认为此行程是东德公关关系的一大成就。

当然，这不会改变什么。东德仍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而且与莫斯科改革派领导人的关系也很冷谈。一方面，戈尔巴乔夫集团认为，东德太过斯大林主义化；另一方面，昂纳克及其支持者过于接近西德（和他们的慷慨资款机构），这让苏联觉得不舒服。如果说这次访问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么此行只是进一步恶化了东德与莫斯科的关系。在宣布访问西德之前，昂纳克并没有征询戈尔巴乔夫的意见，而这是苏俄人永远都无法忘记的蔑视。

就柏林墙和东西德之间增强的边界而言，昂纳克对西德的访问也没有改变什么。虽然20世纪80年代早期，作为西德贷款交易的一部分，东西德边界之间的自动开火设施已经移走，柏林市内臭名昭著的军犬巡逻也已取消，但柏林墙仍然存在，而且和以往一样致命。

1987年9月，昂纳克还在访问西德时，柏林墙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在与西德总理科尔的一次亲密会晤中，西德领导人看似随意地对东德"格杀勿论"的命令表示质疑。从东柏林前往西德前，昂纳克为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准备好了答案。他的助手早就找到了应对的措辞，就是西德边防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的规则。昂纳克讲出这些措辞，并说，这个命令"是为了我们的人民，就像你们使用武器也是为了人民一样"。当然，在西德，"鸣枪警告"有明文规定。昂纳克轻声地向科尔保证："我们并不想杀死任何人。但在保密的军事区域，人们必须得遵守规则"。〔2〕【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262页。】

不管怎样，问题并不会自动消失。过去5年内（包括1982一1986年），共有六人死于柏林墙。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1986年，共有三人遇难，其中两人试图驾驶卡车撞击边界墙，从而进入西柏林：卡车刚停在无人区，一阵弹雨倾泻在卡车上，车内的人立刻死于非命。这次杀戮无法掩盖，因为边界西侧的许多人看到了全过程。但在这两个人惨遭杀戮后，东德当局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抵赖"谋杀。

迈克尔·比特纳是一个25岁的砖瓦匠，生于1961年8月31日。他的年龄只比柏林墙的历史短了几天。

比特纳已经几次申请离开东德，均未成功。1986年11月24日，大约凌晨1点，比特纳从格利尼克和诺德巴哈郊区靠近柏林墙，那甩与西柏林的法国占领区毗邻。比特纳携带了一架l0英尺长的木梯。借助木梯，比特纳成功翻越了第一道腹地墙。但他碰到了能发出警报的第二道墙，触发了警报和自动探照灯，引起了两名边境警察的注意，当时他们正在约200米远的地方巡逻。比特纳奋力跑过"死亡地带"，但边境警察发现了他，并呵斥他停下，比特纳没有停下。警察鸣枪示警，但比特纳仍然往西柏林方向跑。事实上，比特纳已经到达了与西德比邻的边界墙，并设法攀了上去。两名警察持有的自动武器开始疯狂射击。比特纳中弹，绝望地高呼："让我过去！"这是他的遗言。迈克尔·比特纳被几枚子弹击中后，倒回东德的领土。半小时后，他死了，原因是心脏壁破裂。

为了掩盖这次杀戮，东德政府当局居然假装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比特纳死亡几个小时后，史塔西就开始行动，掩盖事情的真相。死亡证明和验尸报告被毁。东德政府当局称，比特纳与西德逃亡组织〔或"人贩子',）有染，已被成功买到西德。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东德政府当局甚至签发了逮捕比特纳的逮捕令。在东德存在期间，逮捕令一直有效。东德政府当局告诉比特纳的哥哥和母亲，说比特纳已逃往西柏林。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东德政府当局说的是真话。1990年，东德政府的文件解密，他们才知道比特纳的死亡真相以及政府当局随后进行的掩饰行动。〔1〕【沃纳·菲尔默与赫伯特·史旺，《柏林墙下的受难者》第50页。】

三个月后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1987年2月12口，24岁的鲁茨·施密特和朋友彼得·舒尔茨试图以一辆卡车撞击柏林南部郊区的边界墙，那里靠近东柏林的舍纳费尔德机场。那天雾很大。混乱中，他们几乎撞上一辆正在边境区域巡逻的卡车。他们把车开出道路，车轮陷入软土地面。两个年轻人跑下车，开始徒步翻越边界墙。边境警察开枪射击。施密特的心脏被子弹击穿，立刻倒地身亡。不可思议的是，在弹雨中，舒尔茨继续攀爬边界墙，并成功进入西柏林的新克尔恩区。或许是大雾救了他的命，因为那天的能见度很低。

和比特纳的情况一样，东德政府当局立刻就掩盖了这个事件的真相。施密特的妻子知道，施密特已经中枪而死．但她被史塔西强迫去证明东德政府当局编造的故事，即施密特死于一次不幸的交通事故。他们没有把施密特的衣服交还给她，也不允许任何人查看施密特的遗体。史塔西直接操办了施密特的葬礼，火化了他的遗体。邻居对这个官方故事表示怀疑，于是，史塔西立刻强行将施密特的遗孀搬迁到东柏林的其他地方。在新的居住地，没人知道她的悲惨遭遇。〔2〕【同上，第148页。】

此后将近两年，没人因柏林墙而死。其实在东德的大多数地方，东德人已经放弃了此类离开这个工农国家的危险方法。他们选择申请出境签证。

1984年，东德政府颁发了3万张出境签证；1985年，出境签证的申请人数为2.7万人；1986年，申请人数骤然上升到5.8万人。1987年，鲁茨·施密特死于柏林墙下，昂纳克也访问了西德；就在这一年，出境许可证的申请人数猛增加到11 . 2万。〔1〕【马里恩·戴金，《墙上的黑洞逃亡1961一1989》，第l55页，第330页。】东德的普通市民不像以前那样害怕东德政府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他们想要离开东德，而且他们也准备表达出自己的愿望。

1984年，史塔西记录的"逐出"（Ausscbleusulngen）人数不到40个，所谓"逐出"就是有组织地逃离东德。20世纪60年代，有组织地逃离东德的人数达到了上千人，而在20世纪70年代，有组织地逃离东德的人数只有数百人，到了8o年代，逃离东德的人数已经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或统计意义。东德人面临的压力在增加，虽然是一种不同的压力，而且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对东德来说却更加致命。

在西德，很少有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家还在大谈特谈柏林墙，也很少有政治家愤怒地声讨柏林墙，或公开支持东德境内持不同政见的人。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面对西德政治家的消极，西德联邦议会中德国绿党的代表，勇敢的佩特拉·凯利在前往东德出差的时候，开诚布公地说出了她的想法。"缓和"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缓慢而微妙的策略，目的是让所有德国人进行公决；20世纪80年代，人们关注的只是实现这一策略的方式，而对策略要达到的结果已经完全遗忘。

勃兰登堡门，20世纪80年代。

人们对柏林墙的态度日益宽松，而唯一对这种宽松态度发起挑战的重要政治家就是罗纳德·里根。1978年，里根在查理检查站引起了史塔西的注意。尽管罗纳德·里根已经76岁，而且其第二届总统任期也已经过半，但他并没有失去其激烈、非外交渠道地反共努力。1987年6月，里根来到西柏林，参加柏林750周年的庆祝活动。

里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前高呼："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想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想寻求开放，请你来这里，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道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除这堵墙。"

三个月后，昂纳克在西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没有人会不礼貌地提出一些问题，如关于柏林墙，关于柏林墙带来的死亡，关于东德境内依然遭受史塔西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关于东德人在填写出境签证申请前仍然面临的危险，尽管这些都是事实。1987年，一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概括了大多数西德政治家的态度，他宣称："重新统一就是一个弥天大谎！"（Die

Wiederveinigung ist eine Lebensluge）他就是格哈德·施罗德，继赫尔穆特·科尔之后出任德国的总理。

看起来东德正在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永久的、被认可的国家。1982年，社会民主党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基本价值观联合委员会"。它就像一个聊天俱乐部，在俱乐部热情的招待中，东德的政党官员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一起讨论两国都关心的问题。在全世界看来，德国统一社会党就像一个民主党派，正在政治市场上角逐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有这一切都让东德获得了新的尊重，所以，东德领导人在1989年欢欣鼓舞、充满自信也就不足为怪了。似乎没有人准备挑战他们的权威或合法性。

虽然昂纳克及其支持者还在继续推行其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但在东德的某些地方已经出现自由化的迹象。昂纳克非常善于发表一些安抚性的陈词滥调，以便让西德的赞助人高兴。1987年7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废除死刑。正如昂纳克在1987年9月告诉科尔，没人希望看到在所谓的东西德边境有人死亡，所以他继续否认"格杀勿论"的命令。

1989年2月，就在前一个柏林墙的受害者去世两年后，一位年轻的东柏林人决定去检验一下东德政府的新人道主义声明是否属实。

克里斯·高佛瑞是一名酒吧男招待，20岁，5月他将被征去东德军队服役，但他不想去。克里斯想去旅行，尤其想去美国。后来，他和朋友克里斯汀·高迪恩从一个熟人那里探听到一个消息。这个熟人在图林根州边境警察部队服役，他告诉他们，"格杀勿论"的命令已经秘密地取消了。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1989年2月5日，大约晚上11点，两个年轻男子靠近与西柏林相邻的边境，边境在那里沿布里茨区运河延伸。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气温为零下3摄氏度（华氏27度）。两人悄悄经过一个荒芜的"周末聚集地"，小块的菜园地，每块园地上都有一栋小屋，柏林人喜欢在周末和夏季来这些小屋放松。这对朋友把花园锄的锥形头弄下来，并把它绑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他们计划用这个简易的抓钩帮助他们通过第一道腹地墙。他们成功地过了这一关，没有被发现。前面5米远的地方是一道低一点的围墙，他们也成功地爬了过去，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也许他们听到的消息是真的，柏林墙已经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了？然而，警报系统依然存在，而且他们不小心触动了警报，探照灯瞬间就照亮了整片区域。

真相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警报声让附近隙望塔中的边境警察知道有边界侵越者，他们鸣枪示警。为了跑出边境警察的视线，两个年轻人朝边界平行的方向沿之字路线逃跑，克里斯在前面跑，疯狂地寻找可以越过最后一道边界墙的道路。越过边界墙后就是运河。

片刻之间，他们就悲哀地意识到，'格杀勿论"命令并非一纸空文。两名边界警察径直朝他们跑来，他们立刻被一阵弹雨覆盖。高佛瑞共中了10枪，都在胸部，当场死亡。他同伴的脚被击伤，跌倒在地。

克里斯汀·高迪恩被逮捕，并被治愈，然后受到审判。东德政府当局再次企图掩盖克里斯·高佛瑞的死因，但这次失败了。在东柏林的《柏林日报》上，西柏林人看到了一个死亡讣告，讣告中把克里斯·高佛瑞死亡的事件称为"悲剧性的事故"。

克里斯·高佛瑞的母亲被禁止去看他的遗体。根据史塔西的惯常做法，克里斯·高佛瑞的遗体被火化，而这违背了他家人的意愿。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一名记者溜过史塔西的警戒圈，参加了克里斯·高佛瑞的葬礼，从而让全世界知道了这场杀戮的真相。

柏林墙下的死亡首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当年4月，昂纳克取消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但这对克里斯·高佛瑞来说已经太晚了。

东德从未承认过该命令的存在，所以昂纳克的决定仍然是一个国家机密。国际社会的抗议让东德政权很不安，在克里斯·高佛瑞死亡的官方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射击或克里斯·高佛瑞遭受的致命枪伤。报告以委婉的官方语言简单地宣称，"边防警卫进行边境活动，逮捕了两个侵越边境的人"。1989年，在边界开枪杀人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万特利茨被宠坏的老人也明白这一点。〔1〕【沃纳·菲尔默与赫伯特·史旺，《柏林墙下的受难者》，第58页，第148页。】

尽管如此，柏林墙还是自豪而丑陋地存在着。其坚固的障碍物，屏障上的尖刺、带刺铁丝网、警报器以及缭望塔，看起来固若金汤，似乎会永远存留下去。柏林墙的命运不会由柏林人决定；事实上，决定柏林墙命运的人远在几百英里之外。这些重要人物认定，需要通过枪炮和带刺铁丝网来增强的共产主义并不值得存在。

马其诺防线是历史上另一道伟大的防御墙，沿德国边境从法国东北部的隆维向南延伸到巴塞尔附近的瑞士边界。该防线是一名法国精英人士发明的。因为1914到1918年的战争毁掉了他们的家园，他决定要防止此类可怕战争冲突的重演。有了这条防线，德国的人侵就不再可能，至少他们这样认为。

修建马其诺防线的想法来自法国的最高指挥官--陆军元帅霞飞。这个想法得到了传奇元帅贝当的支持，而贝当负责凡尔登的防御。凡尔登是西部战线上最好的堡垒，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法国可以通过一系列类似的堡垒链条来保护自己。这个想法的具体实施是由安德烈·马其诺来完成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安德烈·马其诺担任法国的国防部长，并在1930年到1936年修建了马其诺防线，花费30亿法郎（大约相当于1933年的12亿美元，依照当前汇率计算，大概相当于20亿美元）。

马其诺防线的混凝土墙厚度超过以往任何堡垒的厚度。大炮设置在钢板制成的巨大转盘上。马其诺防线建有娱乐区、生活区，而且很多生活区都有空调，还有数量巨大的地下仓库。地下通道连接马奇诺防线的各个据点，所以部队可以迅速移动到防线上受到威胁的地点。隧道总长度超过150公里，有39个军事单位，70个掩体，500个炮兵和步兵团，以及500个大炮掩体、庇护所和瞭望塔。

坚固的防线面临一个问题。一位富有进取心的坦克军团上校夏尔·戴高乐在20世纪30年代初指出，未来战争不可能是静态的，移动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此外，作为法国的盟国，曾经与法国共同组成同盟防御体系的比利时于1936年宣布中立。这使法国北部侧翼陷人了尴尬的不设防境地。法国匆忙沿着比利时边界修建了一些新的断断续续的要塞，继续宣称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马其诺防线让许多人，尤其是法国人，印象颇深。

1940年5月和6月，德国军队展开攻势。德国的进攻部队为3个集团军，阵型像一把巨大的"镰刀"。第一军团在莱茵河边境按兵不动，吸引了大量的法军部队，而那里是马其诺防线最坚固的地方。第二集团军往北侵入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第三军团才是"百搭牌"，主要由机动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组成，偷偷地溜过阿什森林，进入了比利时东部和卢森堡。

法国对阿登地区的防守掉以轻心，因为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密集的林地很难被穿越。为了证明他们的错误，德国装甲先锋部队在几天内就挺进到法国的东北部，从后方切断了马其诺防线。法国在一个月内陷落，而投人如此之多的财力和信任的马其诺防线却未开一枪一炮。

1940年，德国人通过迂回的方式解决了马其诺防线的问题。被中国长城拒之于外的"野蛮人"也经常采用这种迂回的战略绕过长城。1989年，被柏林墙囚禁的东德人也只好采取迂回的战略。

1月18日，埃里希·昂纳克期待着他77岁的生日和东德的40周年国庆。昂纳克自信地吹嘘，"只要其存在的原因没有发生改变，"柏林墙"仍将存在50或100年"。尽管三天前东德在"赫尔辛基进程"中签署了另外一份条约，该条约明确指出，任何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地离开……和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之后，昂纳克轻松地向苏联大使解释说："我们发出指令签署条约，但我们不会执行它"。 〔1〕【见网站http://www.chronik-der-mauer.de/index.php/chronik/1989/januar/。】

为了创造百年柏林墙，东德也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当然，柏林墙会成为"高科技"的柏林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先进、更坚不可摧。电子传感器和摄像机使得边境警察能够在逃跑者抵达真正的防御工事前就侦测到并挫败他们的企图，这种方式可以减少不幸的死亡，因为这样的事件大大地损坏了东德政府的形象。

在一份充满东德行话的经典著作中，一名边界武装力量的指挥官说："在维持高安全性的同时，要优先使用物理的行动机制和此类技术方法，这将削弱敌人寻找借口诽谤东德的能力"。 〔1〕【沃纳·菲尔默与赫伯特·史旺，《柏林墙下的受难者》第109页。】

然而，不管高技术含量或低技术含量，已经有迹象表明，柏林墙正在成为多余的东西。1989年1月的第一周，20名未能成功申请出境签证的东德人向在东柏林的西德常驻代表处寻求庇护。他们获准于l月11日不受惩罚的离开，并且得到承诺，6个月内他们的努力将会产生"好的结果"。1月底，其中的一些人已抵达西德的吉森难民营。

然而，真正的戏剧并没有在东德上演，或者说还没有上演。1989年1月，经过多年颠沛流离，波兰非共产主义上会运动组织--团结工会，与苏联支持的华沙政府进行谈判，谈判的主题是分享权力。谈判期间．苏联终于承认战争期间在卡廷森林屠杀了波兰军官，并为此承担责任；而在此前，他们总是将彼兰军官遭受的屠杀归咎于德国。苏联承认这个事实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50年前，即1939年，波罗的海各个国家遭受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如今，在波兰问题谈判期间，数百万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携手抗议那个臭名昭著的协议。正是那份协议剥夺了他们的独立，导致他们父辈遭受杀戮、压迫和驱逐。

随之而来的解放运动将会决定柏林墙的最终命运。1989年5月2日，在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障碍；而在此前，两个国家之间的边境障碍都一直在加固。拆除边界障碍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当美国总统乔治H . W．布什访问西德时，有人拿出从已经拆除的匈牙利边界屏障中拆下的一片铁丝网。布什宣称，"让柏林紧随其后吧。"

匈牙利人行动的结果产生了轰动效应，但其重要意义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最终尘埃落定。7月l日，2.5万多名东德人本来是去匈牙利"度假"，结果却出现在奥地利。埃里希·昂纳克的国民找到了一条迁回的线路绕过柏林墙。

与此同时，在东德，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也在重拾信心。匈牙利边界非军事化两周后，东德举行了地方选举。

和往常一样，公布的选举结果是，政府的候选人得到了几乎99%的选票。但这一次统计选票时，教会观察员艾培曼牧师等也在场。他们提出了抗议，政府公布的"否决"票的票数只有教会观察员在场时实际统计的1/3。教会公开宣称，"否决"票至少占到了所有选票的7%，而这就是在含蓄地指责政府舞弊。教会的行为违背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协定"，而这份协定在过去10年维持了教会和东德政府的和平。

抗议此次选举结果的小型示威活动开始出现。一些人被捕，这些示威活动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莱比锡已成为最大的反对派据点。在那里，星期一的晚上总会举行一些特别祈祷者会议，在1989年5月末的那一周，周一晚上举行的特别祈祷者会议吸引了2000多人参加。

面对国民的抗议，东德政府很少或没有作出让步。虽然批准了更多的出境签证，但法律并没有改变。对于那些申请出境签证遭到拒绝的人，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使用申诉程序，但离开东德仍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1〕【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823页。】

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自从1945年以来，邻国波兰首次举行了半自由的选举，这与东德5月进行的选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波兰的选举中，非共产主义团结工会在众议院（Sjem）中赢得的席位足以与任何党派竞争。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团结工会赢得了99个席位，足以傲视群雄。

随着夏天的到来，成千上万人仍在查理检查站或弗里德里希大街"泪宫"的地下牲口棚内排着队，面对史塔西训练有素的边境官员不怀好意的凝视。真正的行动并没有爆发在柏林。在东柏林，安全魔毯覆盖了一切，到处都在准备盛大的庆祝活动，准备在10月庆祝东德成立40周年的庆典。

东德软弱的迹象完全遮掩在表面风光的背后，并在日后被那些先知先觉者一语道破。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非常明显。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西德，饱受冷战焦虑和核对抗威胁的国家给了他隆重的接待。对于西德总理科尔批判性地评论柏林墙和东德持续缺少的自由，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反驳。

东柏林敏锐而且正确地捕捉到了戈尔巴乔夫沉默的意义。戈尔巴乔夫的沉默意味着苏联策略的改变，以传统的共产主义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背叛。无论他们对东德的私人感情怎样，赫鲁晓夫和勃列口涅夫都会觉得有义务回击对卫星国家东德的刻薄评价。然而，戈尔巴乔夫却保持了沉默。

七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做得更过火了，他公开否决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原则是在1968年粉碎"布拉格春天"后形成的。根据该原则，只要华约组织内的国家企图改变其政治或社会制度，苏联就有权进行干预。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上，戈尔巴乔夫在致词中宣称，现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拒绝在东西方之间或者在"联盟内部"使用武力。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把他的话戏称为"西纳特拉学说"，并顺带消遣了猫王的歌曲《我的方式》。他的意思是说，各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了。

这是一个狂热的夏天。无视自然规律，随着秋季的临近，气温反而更高了。

第十八章 柏林墙倒塌

从1989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内，一开始是数十人，接着是成百上千名东德人驾驶着他们的卫星牌汽车、瓦尔特堡牌汽车离开东德。他们按种族归属各自前往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同东德一样仍处于强硬派的掌控之下，但因为到布拉格的行程不远，所以大部分东德人还是愿意前往。匈牙利虽然有些远，但其重组的共产党政府已经宣布愿意同其他政党共同执政，而且布达佩斯也有西德大使馆。

对干那些不敢冒险越过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线的东德人，要出境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他们带上行囊，到邻国首都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而且这些国家名义上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走得很匆忙，汽车也胡乱丢在附近的街上，从车上的钥匙可以看出汽车没有熄火。8月中旬，西德外交官的处境十分窘迫。1989年8月13日，柏林墙28周年纪念，驻布达佩斯的西德大使馆被迫关闭。6天后，600名东德人强行穿过匈牙利边界抵达奥地利，匈牙利边防警察看着他们过境并未加以阻拦。

埃里希·昂纳克仍机械地重复着柏林墙足以"持续一百年"。但是，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他因严重胆囊疾病急需手术而离开权力中心，直到9月25日完全康复后，他才重新掌权。这位77岁的领导人曾作过两次手术，第一次准备手术时，他患上了循环衰竭。第二次手术时，医生发现他不是胆囊发炎，而是结肠上有一颗恶性肿瘤，这颗肿瘤被摘除。但东柏林著名慈善医院的外科医生不知道，也没发现，在他的右肾里还有一颗肿瘤，就是这第二颗肿瘤在4年后结束了他的性命。但在他掌权的40年里，昂纳克身体似乎很健康。

那个时期的政治局，差不多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局势更加恶化。昂纳克指定埃贡·克伦茨为接班人，但同时也让忠诚的参谋长，63岁的冈特·米塔格监督他。他这是在故意羞辱克伦茨。据说为了能在昂纳克病危时接管东柏林，克伦茨已经取消休假，不过昂纳克冷冷地命令他"休假"，并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您不在，这里依旧好好的。〔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305页。】

克伦茨只得乖乖同家人一道去波罗的海沿岸度假。度假期间，埃伯哈德·奥里希拜访了克伦茨。奥里希是克伦茨的朋友兼盟友，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第一书记。奥里希告诉克伦茨，现在政治局对难民问题很是头疼，老人们正为自已寻找替罪羊--尤其是那些卷入青年运动的人，指责他们没能提高新一代的忠诚度，奥里希恳求克伦茨行动起来反对昂纳克，但他拒绝了。他不想搞垮一个病人，而且是在他执政40周年纪念来临之际……奥里希空手回到东柏林。〔2〕【同上，第306页。】

确实，青年人对政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国内形势严峻。1985年的政府调查显示，51％的学徒"坚决"认同东德，43％的人是"有条件"地认同，只有6%"几乎或根本不"认同它；但到1988年底，这些数字已经发生急剧变化。根据政府的调查，只有18%"坚决认同", 54%'有条件"认同，以及28%"几乎或根本不"支持这一政权。青年工人的清况也与此类似。由于不允许"不可靠"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大学生成了政权的宠儿，但即使如此，大学生对他们的支持率也在下降。1985年的数字还让人记忆犹新--70％的学生"坚决"认同，28%"有条件"认同，2％的学生不支持；但不到4年，这些人数分别变成34%, 51％和15％，支持率降低了一半，有条件认同的人数翻了一番，彻底反对的人数增加了7倍。

遍布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华沙，以及匈牙利一奥地利边境的难民，绝大部分是来自柏林墙附近的年轻人和儿童。统计数据显示他们的流动性很高，对生活充满怨恨。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9月10日，有人在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的电视讲话上问他，如果6万东德人抵达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边境官员将如何处理。

霍恩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会干脆地放他们过去，而且我想奥地利人也愿意让他们进去。"

霍恩发言后的三天里，有2. 5万名东德人涌入奥地利。〔3〕【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828页。】

与此同时，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馆已人满为患。数百名东德人在这里寻求庇护，而且他们往往是全家人一起。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座历史上有名的罗伯科维兹宫的花园里。先来的人企图阻止后面的人进来，但结果是徒劳。他们只需爬上栏杆就可以进入大使馆。截至9月底，花园里一共安置了4000人。拥挤肮脏的避难所里到处滋生着疾病，但难民拒绝离开，他们坚决不肯返回东德。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东德政治局（人均年龄67岁）都试图忽视这个问题。现在，昂纳克身体康复了，在他的推动下，政治局终于开始作出反应。由美国作为中间人，捷克、匈牙利和东德之间定下一项协议。9月30日，西德外交部长前往布拉格，向一直在大使馆内等待的群众宣布，他们可以离开东德了。

昂纳克在东柏林国家歌剧院欣赏完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纪念的盛大表演后，向他的政治局同僚宣布了这项决定。政治局在阿波罗室召开会议。那是歌剧院里一间宏伟的音乐厅兼接待室。要员们在临时提供的桌子旁坐下，吊灯金光闪闪，昂纳克告诉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 〔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310页。】

昂纳克说，他已经同意让难民从东德境内去西德。难民们将会乘坐在密封的车厢里，穿过自己的家园，途中他们的身份证会被没收，他们的国籍会被撤销。他这样做是为了羞辱他们，把他们当做叛徒。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宣传工具《新德意志报》上刊登了一篇对难民进行恶意攻击的文章，宣称"他们的行为是对道德的侮辱，他们放逐了自己。因此，不值得任何人为他们流泪"。据说这是昂纳克亲口所言。

实际上，整个行动更体现出了东德政权的实质--为什么封闭车厢？为什么像对待某种危险杆菌一样对待自己的国人？难以数计疲惫但兴奋的难民挤在8节车箱里，于10月2日离开布拉格。列车装载的人数已达1 . 2万。

对昂纳克而言，这件事完全事与愿违。结果证明他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判断。列车路过东德的时候，人们非但没有回避、羞辱他们，反而成千上万的普通东德人排在轨道两旁的道路、河堤欢迎欢送他们，向他们挥手欢呼。直到德累斯顿，这座横跨两个德国的第一大城市，难民们才稍有反抗。如当局所料，他们不愿交出身份证。他们把证件撕碎，随东德马克一起，从火车窗扔出去。随身携带的东德马克，一旦进入西德就没了用处。

同时，1500名当地居民，大部分是年轻人，不顾当局的反对，聚集在德累斯顿火车总站迎接难民。他们企图爬上火车，当局竭力制止。暴动爆发了，很多群众受了伤。一名男子从列车上滑下来，伤势严重到要截去双腿。列车离开后，他们继续示威。许多德累斯顿人，包括老年人，都聚集在车站外面庄严地示威。当局勒令人群解散，但遭到拒绝。随后他们与武警发生对峙。

当载着难民的列车从布拉格最终到达霍夫，巴伐利亚州北部，并进人德国西部，欢迎庆祝话动的规模更宏大。西德人欢呼，东德人微笑，兄弟姐妹欢迎兄弟姐妹。西德电视台播放着整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而那些尚未开着他们忠诚的卫星牌汽车前往边境的东德人，几乎都在收听西德的厂播。

不久，捷克首都的西德大使馆再次聚集了新一批难民。

而在德累斯顿，当局并没有强行驭散车站外面的示威人群。治安部队的指挥官福克斯波利德赛上校，有权决定是否开始射击，但他决定不开枪。他的这一举措让他直到今天，仍是德累斯顿的英雄。人们反抗德累斯顿的政权，但警察不敢开枪的消息，在几个小时内就传开了，先是莱比锡，接着是柏林。

10月2日，星期一，10万莱比锡市民涌上街头。他们高喊自由的口号，但他们首先宣布："我们将留在这儿。"这个消息比前往西德的大批难民传回的消息更令昂纳克担忧。当局早已习惯把持不同政见的人逮捕起来丢给西德。但现在这些人决定留在东德，这么多人，不可能全部驱逐。

尽管如此，埃里希·昂纳克还是加紧筹备活动，庆祝来之不易的政权40周年。必须承认，现在它受到重创。但他意志已决，要让这次活动成为东德生命力最伟大最惊人的证明，多少人都难以企及。

年迈患病的总书记明显遇到了难题。首先是难民潮。10月3日，免签证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利被"临时"撤回，难民无法前行。人们开始示威。当局只得通过增加警察数量，用更残酷的手段镇压示威人群。但是，昂纳克还碰到一些潜在的问题，一些他从来不想考虑但如今已无法忽视的问题。例如，他想要盛大庆祝的政权实际上已近崩溃。

在过去几年中，东德依靠的是西德的施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德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出口国。20世纪80年代，根据经济计划，国家本应发展以高科技研发为基础的现代高附加值产品，然而实际上整个情况演变为经济持续下行，外债增加。东德政府只会一味模仿，不懂创新。1980年至1988年，国有企业兑换一西德马克所需的费用几乎翻了一番，从2.40东德马克增至4.40东德马克。劳动生产率低下，原材料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实际贸易赤字（不包括西德的货款或其他款项）一直在增加。还有更糟的。由于苏联本身面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它已表示将按比例减少对东德的廉价石油输送，同时还将提高东方集团外销品的价格，使之与世界市场水平持衡。〔1〕【麦克·丹尼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兴衰1945-l990》，第264页。】

昂纳克早已习惯忽略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形式，决意为东德举办一个盛大的周年庆典。他相信历史的上帝，马克思主义将会拯救他，一如正统基督教徒信仰他的神一般虔诚。

戈尔巴乔夫成功访问西德，并在过去的两年里尽量避开东德。但是，他不能忽略东德的40周年庆典。在抵达东柏林后，他注意到青年团体以他的名义举办的火炬游行，也注意到坦克和火炮阅兵向一起站在高台的他和东德领导人敬礼。当排成长列的青年党组织成员着蓝衬衫戴红领巾呈分列式队伍游行时，许多人大声高喊着对苏联的改革领导人表示敬意："戈比！戈比！"有些人喊道："戈比，帮帮我们！"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米耶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问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够理解年轻人说的话。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点点头，但米耶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还是翻译给他听。"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救救我们吧！"，他有些不确定地解释说，"但是，他们都是党的积极分子！不能再这样下去！"，〔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313页。】

后来，戈尔巴乔夫和昂纳克进行会谈。会议上东德领导人拒绝讨论苏联式的改革。昂纳克反问道："你们有足够的食物、面包和黄油吗？"然后他把两国人民的生活比较一下，结果是苏联的生活标准不及东德。

星期六晚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会见东德政治局时，戈尔巴乔夫更是直言不讳。"当我们落后时，生活会立即惩罚我们"，很明显，他说的是昂纳克和他的支持者。但昂纳克似乎很健忘，继续吹嘘东德的成功，声称其位列"全球十大经济体"。人们对他的话保持沉默。只有戈尔巴乔夫对着他的邻座唏嘘，声音清晰可辨。〔2〕【亚历山大·里奇，《浮士德的都市：柏林史》，第832页；也可见《明镜周刊》，1990年第17期，1990年4月23日。】

冈特·沙博夫斯基，从1985年起便担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柏林关键区域第一秘书，日后评论道："我们都是笨蛋，我们那时就该做出反击，就在他面前！"〔3〕【《明镜周刊》，1990年第17期，1990年4月23月。】

当晚晚餐过程中，克伦茨终于决定使出杀手铜。晚餐一结束，他便恳求得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如沙博夫斯基，齐格弗里德洛伦兹（在卡尔一马克思城的东德统一社会党长官），同时最重要的是，史塔西部长米尔克，现年81岁，仍然是莫斯科籍。有人秘密通知苏联说阴谋家们策划让昂纳克垮台。18年的大权在握，已让这名来自威贝尔斯克庆矿工的儿子成为众矢之的。

1953年，是苏联军队的救援让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幸存下来。有人散布谣言说，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不会出动红军干预。然而，对于在关键时期草率使用武力维持街头"秩序"，政府并不感到内疚。武力维持的主要区域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那里的示威活动一直在进行，还有扩大的趋势。东柏林情形相对平静，部分原因是东德和警察时不时的野蛮干预将示威活动扼杀在摇篮里。

在40周年纪念当周的周末，还只是对个别抗议者进行暗中威胁，采用一些野蛮行为，但到下星期一，反对派首要目标已经是7万莱比锡公民，因为他们聚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举行"祈祷集会"。

10月8日星期日，萨克森州动乱加剧，米尔克发出"红色代码"警戒，实际上就是给他的部队签发街头"杀人执照"。这个指令宣布，"充满敌意，和政府对抗的群众非法集会，性质严重恶化，威胁国家，这支消极一敌对和粗暴型队伍旨在扰乱国家安全……

这条命令下面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

我现命令：

1．根据指令NO．Ⅰ／89第二段，所有单位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直至另行通知。根据情况需要，终身武装部队成员时刻随身携带武器……

充足的后备部队准备就绪，能够迅速出动，进行干预甚至采取攻击性措施，以镇压和破坏非法示威活动。〔1〕【玛丽·富布卢克，《解剖独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幕1949一1989》，第254页。】

军队也已处于戒备状态。伞兵团收到命令到莱比锡附近处理动乱。10月9日晚上，安全部队实弹武装，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的小街道上。医院准备好随时接收伤员。

最后，尽管示威人群规模巨大，足以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但并没有恶化成暴力行动。因为示威人群听从了一些重要发言者的警告，这些发言者包括国际知名的莱比锡布业乐团的导演库特·马祖尔，他表现了非凡的克制态度。有人说，昂纳克命令安全部队不得开枪，因为他不想被指责成国内战争的导火线。该市警察指挥官杰哈德·斯托森伯格对他的部下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能在自卫时使用武器。

在莱比锡，10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占领军并没有出来镇压示威人群，可以肯定，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命令他们出战。莱比锡没再上演1953年6月17日那一幕。

一个星期之后，通过政治局一个简单的投票，昂纳克倒台了。10月9日，群众的口号十分挑衅："我们当家做主了。"甚至一些普察也一起高唱赞歌。接下来的几天，示威活动从东德一直蔓延到马格德堡、波茨坦、哈雷、卡尔一马克思城和其他地方。

戈尔巴乔夫离开后，克伦茨和他的同僚开始直接向昂纳克施压。他们整理了一份文件，承认该政权存在的弊病，并给出相应的修正措施。昂纳克试图阻止政治局对这份文件的讨论，但没有得逞。他发现支持自己的只有经济正统管理人米塔格以及他的老友，外交政策顾问赫尔曼·阿森。然而，面对挑战，昂纳克拒绝辞职。没有谁能厚着脸皮强行赶他下台。

阴谋者暂停重组。电话响个不停。1989年10月16日，政治局多数成员不安地盯着一个秘密的国内保安部电视台，上面放映着从隐藏在广场和街道角落的摄像机传回来的画面，那是黑压压的人群--此刻，12万人为星期一的会议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们高呼的不仅仅是"戈比！戈比"，还有"必须拆除柏林墙"。昂纳克震惊了，不停地惊呼："现在，当然，我们必须做出反应！"但整个屋子里没有人建议使用武力。特别是陆军参谋长弗里茨·斯崔里兹拒绝发动他的部下对付示威人群。"什么也不能做，"他说。"我们打算让它顺其自然。"

第二天，10月17日，是政治局的定期议会，尽管米尔克上了年纪，但仍坚持在万特利茨家中的游泳池晨泳，这一天他甚至比平时起来得还要早。他打电话给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安全科长，后者是东德保安部队军官，当然也是米尔克的下属。米尔克示意他确保在会议室四周安置可靠人员。当危急时刻来临时，不能让昂纳克传唤他自己的保镖。

会议在10点开始。昂纳克似乎很放松。他宣布会议开始，仿佛东德的一切都很正常，社会安定，是德意志土地上最好的国家。然后他问，是否有人对议程有异议。

片刻沉默后，75岁的内阁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表示他要发言。斯多夫一直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中批评昂纳克，而且他已加人克伦茨集团。像这天早上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他的讲话也是阴谋者事先安排的。

"埃里奇，请允许我发言。"斯多夫开始他的官僚语调，"我建议：第一项议程是解除昂纳克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埃贡·克伦茨为总书记。"

昂纳克怔住了，茫然地凝视着室内的人员。几分钟后．他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说："好、那么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其后三小时的会议里，他们全都背叛了他，一个接一个。即使他的长期心腹，经济策划人冈特·米塔格，最后也见风使舵，宣布昂纳克"失去了党的信任"。这个人，对每个人撒谎，虚报东德经济状况，他才是该为东德经济困境负责的头号人物。发生这一幕，其他政治局委员忍不住讥笑出声。

最后，他们投票罢黜米塔格，以及首席新闻检查官--约阿希姆·赫尔曼。

昂纳克强硬但冷静地警告他们，他的辞职并不能解决东德的问题。但如果这是他同僚们的决定，那么他必须服从。政治局一致表决罢免昂纳克。按照"民主中央集制"的传统，也出于职责，总书记投票赞成自己被开除。

昂纳克默默回到办公室。他口述了一封信，召集中央委员会明天召开会议，以证实他被开除。然后，他拿起电话打给妻子马戈。

"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昂纳克在电话里对她说的唯一一句话。

然后，他放下听筒，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收拾他的私人物品。〔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313-316页。】

阴谋者已经取得政变第一阶段的成功，但他们仍有所顾虑。首先，他们必须确保昂纳克不会在第二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设法做出反击，如同赫鲁晓夫曾在1957年所作的著名事件一样。赫鲁晓夫先被政治局所谓的反党集团投票开除，但在之后的全体会议上占了上风，让他在莫斯科的统治再持续了七年。其次，他们要证明开除昂纳克正确的理由之一是经济上不称职--他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因此他们不是共同责任人。

结果．昂纳克不战而屈。借口是一个模糊的健康原因。在第一天的中央委员会议上，216名代表中，只有16人投票反对罢免昂纳克，包括他即将失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妻子，已经80岁的东德统一社会党党校退休负责人汉娜·沃尔夫。他是前战时苏联流亡者，顽固地反对所有改革。

昂纳克流下眼泪，全体与会同志起立，长时间地鼓掌。他的眼泪是悲伤还是无能为力的愤怒--虽然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是后者--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究竟如何。被革职的第一书记离开大楼，此生再未跨人大门一步。当克伦茨被任命为党的新领袖时，昂纳克命令他的司机开车最后一次穿过林区。

克伦茨执掌政权共46天。他一上台即刻宣布改革东德的打算，令他惊讶的是，公众并不是欢呼，而是嘲笑他。他的脸很长，牙齿突出，人们戏谑地称他为"马面"。越来越庞大的示威队伍举起印有克伦茨画像的海报，海报上他像只狼一样戴着"红骑马帽"，题为："问问外婆，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牙齿！"市民根本不相信他会诚心改革。有一个笑话说："埃贡·克伦茨和埃里希·昂纳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回答说：克伦茨还有一个胆囊。"

1989年10月23日，莱比锡举行300万人大游行，要求克伦茨下台。在随后的一周里，示威活动在东德境内全面开展。10月30日，2万人聚集在东柏林"红堂大厅"，在那里，新政府的首席发言人，柏林人冈特·沙博夫斯基试图清晰明白地阐述新政。但他发言完毕之后，人们提出的要求远比政府打算给的要多得多。〔1〕【亚历山大·里奇《浮土德的都市：柏林史》第833页。】

不管怎么说，改革运动来得太迟了。

同一天，10月30日，一个高度机密的"关于东德经济状况及后果的报告书"提交给新的政治局。它暴露了这些年来隐藏的所有问题，甚至一些源于许多领导成员的问题。国家岌岌可危，几近破产，有如一匹驰骋的野马奔向悬崖。一半以上的工业原料实际上已经成为废料，53 . 8％的机器报废，修整的费用无法估量。近半的运输基础设施瘫痪。生产力落后西德约40％。国家债务激增，已从1970年的120亿马克增长到1988年的1230亿马克。在此期间向资本主义国家和银行借的直接债务已从20亿西德马克增长到490亿西德马克。

这份经济报告由五人规划小组整理，组长是国家计委主席格哈德·舒尔。他上一年曾向昂纳克建议，采取相对温和的改革，但建议被驳回。现在，他加入了政治局，机会终于来了，只是为时已晚。他承认，通过严厉彻底的改革，也就是说，在1985年，有可能缓解这种困境，但现在形势已经变得太糟。该文件严肃表明："避免进一步的负债，就意味着1990年的生活标准会降低近25％~30%，这会扰乱东德社会治安"。 〔2〕【穆勒，《德意志的崩溃》第60页。】

实际上，东德，在昂纳克时代结束时，就己破产。

并不是政治局的26名全体成员都明白这个可怕的真相。舒尔准备了一份更加尖锐的三页分析报告（指挥部秘密文件b5一Ⅱ56/89)，只呈给总书记克伦茨和资深总理亚威利·斯多夫。它更明确地指出了许多坏消息，承认东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信贷机构。年度借款高达8~100亿西德马克，这对于"像东德这样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高的金额"。

这个国家已开始越来越疯狂地操纵财政，他们在国际货币市场高速运转现金，提高其索赔资产的通胀程度，通过对真实负债的虚假低估以获得更多的信贷，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国际金融界了解了事实真相，他们会立马走人。东德，如同任何一个过度负债的个人一样，知道问题的存在，却无法改变引起负债的支出习惯，只得偷偷摸摸地用短期贷款支付长期贷款的利息，并利用它看似可靠的信用取得更多外债。这是刑事诈骗，大规模的欺诈行为。

该怎么办？甚至连西德为保证其在1995年以前顺利进出柏林而向东德缴纳的"过境"费，也己经被抵押花光。为了保证东德1991年的债务偿付能力，"必须"与西德政府商讨获得更多的信贷，总额为230亿西马克，另外还有现有的信贷资源。但是，东德拿什么东西来还？

舒尔的研究小组给出一个十分简单但毛骨悚然的提案。他们提出把"西国界"作为筹码。或者，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为了让西德了解东德真诚的意愿，必须宣布……这种条件可以被创造，早在本世纪初，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边境就很多余。

坦白地说便是：只要你拿钱，我们就会搞垮柏林墙。

如果此后30年，西德不必为每一个短途旅行，释放的政治犯，进出东德的公路、铁路或空运支付过路费，这个提议倒也合乎逻辑。

苦恼的是，为了演好这最后的把戏，为了拯救自己，东德政权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盘被瓜分。事情出现得太突然，谁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11月1日，克伦茨飞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后一次伸出他的讨饭碗。他向戈尔巴乔夫夸大他的改革能力，对当时的情况夸夸其谈。克伦茨知道，11月4日星期六将有另外一场大游行，地点包括柏林。到目前为止，相对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柏林的问题还比较少。

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建议：

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人群企图大规模穿过柏林墙。届时事情将会变得很糟，因为警察将不得不进行干预，某些紧急状态时的措施将不得不被使用。〔1〕【玛丽·富布卢克，《解剖独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幕1949一1989》，第260页。】

戈尔巴乔夫自己比较偏爱另一位新东德领导人，真正的改革派--德累斯顿党委书记汉斯·莫德罗。尽管如此，他仍打算听取克伦茨的建议，并向他提供一点有用的帮助。他向克伦茨承诺，他会请求他的西方朋友们不要破坏东德，但那就是克伦茨得到的所有。戈尔巴乔夫不会不顾一切拯救东德，他不是赫鲁晓夫。苏联拒绝挽救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无论是在财政上或军事上。

埃贡·克伦茨回到东柏林，一无所获。倒台进入倒计时。

到了秋季，反对派发展很快。已开始从相对较小的宗教团体与和平主义生态团体，发展到拥有明确批判该政权的非参政人士。10月，东德非官方人士重新成立社会民主党，而其他各种民间组织也已发展成政治运动的雏形。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新论坛"。它由反对派中的30人于9月成立。他们中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宗教人士。在他们的呼吁下，该组织迅速聚集了成百上千的支持者。新论坛的目的是在东德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形成民主对话"。

尽管被官方宣布为对国家怀有恶意和其"不必要"存在，新论坛发展势头仍然迅猛。它是针对现实的改革派，它提出的不是恢复资本主义或统一德国，而是一些当局没有考虑到的国家存亡问题。

10月4日，各种组织，包括新论坛和重新组建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放弃所有的政治调查，并要求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自由选举。尽管他们的支持率仍相对较小，他们仍根据东德正式签署的两个文件《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协定》，提出了新的大胆要求。

到10月末，很明显有一些更大的事情将发生。遍布全国的东德民众，有时是几万，有时是几十万，要求进行民主变革。

11月4日星期六东柏林的大规模游行最具威胁性，因为游行的地点接近权力中心，这样做对游行队伍来说很危险。然而，领导层决定不管它，随它去--结果是游行规模变得更大。

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成员中最善于社交的沙博夫斯基，与反对派一起站在演讲台上。这位柏林党委书记力撑局面，承诺进行改革。他得到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哨声。同在演讲台上的还有新论坛的一些领导人和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和斯特凡·海姆。克里斯塔·沃尔夫是这个政权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斯特凡·海姆则是理想的特立独行者，他在美国度过纳粹时代，穿着美军制服回到德国，不曾想到他竟会自愿定居东德。因为支持沃尔夫·比尔曼，海姆的作品在东德禁止发行，但这位元老级作家拒绝离开。

更不可思议的是另一位前流亡人士也在集会上发言：马库斯·沃尔夫。他在斯大林时代流亡苏联，1986年从东德对外情报部部长、国外情报局和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职位上退休。这只曾经在秘密世界中花言巧语的变色龙，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一直有人，而且不少人，怀疑史塔西渗透了整个政变过程。秘密警察高超的伪装技术遐迩闻名。

沃尔夫来自一个艺术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兄弟是一名电影导演。他总是声称喜欢一个较为自由的路线，但他对11月4日游行极不真实的描述，让他参与此次游行的目的不言自明：

我试图说服集会上的50万人以及数百万电视观众，不要诉诸暴力，但正如我所说的，整个气氛让国家安全组织的成员变成前领导政策的替罪羊，我隐约意识到，一部分人群在对着我发出嘘声。他们完全没有心情听取前国家安全部长所提出的合理建议。

而那时我痛心的领会到，我不能逃避过去……〔1〕【马库斯·沃夫和安妮·默弗伊《无面人，间谍头头回忆录》，第325页。】

沙博夫斯基（也许还有沃尔夫）在示威游行中现身，表明当局仍企图以某种方式来适应改变，驾驭改革。为此它表现出亲民的样子。两天后，东德统一社会党宣传部在对11月4日的示威游行作的汇报中说，确实应该作出让步，但这只是表面上的：

原则上可以支持自由选举，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实行资本主义政党多元化……要废除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这决不能接受。〔2〕【玛丽·富布卢克，《解剖独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幕1949一1989》，第261页。】

换言之，只要不是真正的自由，完全可以实行自由选举。

他们如何说服群众，详情还不知道。如果有一半的东柏林群众都准备去参加民主选举的投票，谁会接管"党的领导地位"，并且知道这只不过是当局另一个变相的权力垄断？只有新的统治集团明白。11月第一个星期，由于群众的暴动日益激烈，为安抚民众，克伦茨针对守旧派进行大换血。

11月7日，亚威利·斯多夫带领政府成员递交辞呈。11月8日，中央政治局全体辞职。新的政治局由年轻人和改革派组成，包括汉斯·莫德罗。他是一个重要的地区书记，但以前在政府很受排挤。

与此同时、政府大楼外面还聚集着愤怒的示威人群，尤其是在当地的史塔西办公室外。11月7日，米尔克向政治局呈送一份报告，这份冗长的报告表达了他对抗议运动进展的焦虑，少了以前史塔西文件特有的傲慢。报告指出，暴动的人群在史塔西政府大楼外面叫嚷着"掀翻整幢大楼"、"赶出东德猪"、"杀死他们"，还有的叫嚷着"刀已削尖，绞刑套索已准备好"。 〔3〕【详见MfS.ZAIG.Nr496/89。】米尔克立即向所有史塔西管辖区和部门发出一个秘密指令，销毁敏感文件，特别是可能控告史塔西秘密情报人员组织的文件。

空气中布满怀疑和阴谋的味道，权力周围熟悉而紧张的气息只转达出一个信息：是垮台的时候了。

关于自由通行和签证条例的提案，提出准许每年高达30天的国外旅行。申请过程约需1个月的时间，而且"通常不会出现拒签"。但是，这些提案何时纳入法律，却无下文。对晦涩难懂的附属细则的解释表明，官僚们仍可随意决定通行证给予与否。此外，硬通货津贴（15西马克）的最大限额只够在国外买份早餐。

同时，克伦茨似乎对这场权力争夺战胜券在握，发誓要留在力讼室，并声称柏林墙是抵抗西德破坏的一个"堡垒"。但实际上，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政权正被一点点蚕食。

11月9日上午，太阳在东柏林上空时隐时现，温度升至10摄氏度。这天早上，《新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群众仍在大规模地经其他国家离开东德。这不是某些党派的帮手写的，而是出自一群改革者之手。他们恳求东德人不要在危难时刻离开他们的国家：

我们深感不安。看着每天数以千计的同胞离开祖国。我们知道，到如今，这个失败的政府让你们失去了重建社会生活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些无力的话语无法挽留你们，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物。请求你们，留在你们的祖国，和我们在一起！

11月的第一天，克伦茨取消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禁令。随着昂纳克时代的结束，新的统治者显然不愿或无法继承其强有力的后斯大林风格。11月9日前，仅24小时内便有两万多东德公民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奥地利。现在，承受压力的是捷克的共产主义政府，他们威胁说要关闭边境。东德驻布拉格大使被粗率地告知，捷克政府"不打算修建东德难民营"。

11月6日，50万公民，参加被今天的讽刺作家称为"德国人的游行共和国"莱比锡的"星期一例会"，发言者把注意力转向新的"30天"旅行规章，批评其中少得可怜的外币津贴。他们呼吁说不应只是修改，而应彻底废除旅行法律。"In dreiBig Tagen um die Welt一Ohne Geld !"（译文："在世界各地旅行30天，但拿什么花？）人群高喊着。

在东柏林莫尔大街的东德内政部，一个由四名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其中包括秘密警察，得到的任务是暂时修改现有法律，以处理目前的危机。11月9日上午，他们根据政治局的指示，起草一项解决方案，"东德公民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永久离开东德的情况变更"，这一解决方案被命名为"立即发放永久离境签证"。后来有人提到，当他们辛勤地埋头起草这个方案时，他们对它的理念感到越来越不快。

我们角责（他解释）起草规章，管制这些想永久离开祖国的公民。但是，我们对那些只想去看看他们阿姨的人也不应该放过吗？这一定是疯了。〔1〕【《明镜周刊网络版》2004年11月9日，http://www.spiegel.de.】

最后，草案规定，只要东德公民持有护照和签证，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永久移民或做私人访问。允许人们从东德和西柏林或任何联邦共和国的任何边界过境点，离开东德。它有气无力的补充到，请"有序地"离境。

这份材料送呈至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交文件后，克伦茨提醒他的同事们，他们处于捷克政府的压力下，并向他们保证说，苏联人支持新措施。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大多数是最近选出来取代强硬派的，并不熟悉以往法规的细节--只得点头通过。内阁同样如此，很少对政治局批准的材料做出修改。

晚上六点差几分，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冈特·沙博夫斯基，来到在莫兰大街的国际新闻中心，政府正在那里举行最新开办的每日现场新闻发布会。

新闻中心挤满了报纸电视记者，其中包括--自东德进入"开放"的新时代后--东德自己的电视新闻台的采访人员。沙博夫斯基很累，有点心烦意乱。这一天过得很慢。他没有参加修订条例的通过会议，但半小时前，他己经去过克伦茨办公室，并向总书记询问当天的行程。他是否需要做任何重要声明？克伦茨递给他一个文件，上面详细说明了新的临时旅行法规，之后沙博夫斯基便匆匆前往新闻发布会。

对于新闻发布会来说，沙博夫斯基只是一个发言人，尽管是最资深的。发布会本计划六点准时开始，但因有些问题急需处理而被延迟。宣布新的旅行规则排在了议程的最后。虽然从实质上讲这个事情属于政府事务而非党的任务，但因为是克伦茨亲自拿给沙博夫斯基，所以他自然地认为，虽然实际上他只代表东德统一社会党发言，但他还是应该向到场的记者传达其中的内容。

下午6时53分，炽热的灯光让沙博夫斯基微微出汗，满面倦容。盯着克伦茨递给他的文件，标题有点像格言，"东德公民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永久离开东德的情况变更……"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他疲惫地告诉记者，这份文件将"使东德每一个公民可以通过东德的过境点离开东德"。然后，他机械地宣读密密麻麻的充满官僚作风的规定：

1．废止1988年11月30日颁布的东德公民出国旅行的法令，直到新的旅行法律生效。

2．即日起，以下关于出国旅行和永久离开东德的临时过渡政策开始执行：

a）现在可以申请个人出国旅行，无须以前的执行要求（旅行证件或证明亲属关系）。旅行许可将尽快签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作出拒绝。

b）护照和登记由东德各区人民警察事务处主管部门管理，经指示签发的永久退出签证，不得拖延，也无需出示各当地部门要求的证件。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内事务。

c）永久离开可以通过东德所有边界过境点，到达西德和（西）柏林。

d）永久离开需由东德领事馆签发临时（旅行）许可，只需携带个人东德身份证通过第三国。

3．所附的解释临时过渡政策的新闻稿将在11月10日发布。

负责人：东德内阁会议政府发言人

然后沙博夫斯基把他的身子往后靠到椅子上，几乎不想回答任何问题。旅行问题已经拖延了几天，这一次又是试图缓解问题和矛盾，只把它认为适当的给东德人民。毕竟，这项措施仍被标记为"临时"。可以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不过是众多小插曲中的一个。

然而，这个方案让记者们觉得不可思议。6点57分，一位意大利新闻记者问沙博夫斯基，这是否搞错了。沙博夫斯基重申道，现在，允许私人旅行和永久离开东德，并继续说：

因此，申请到国外的私人旅行，无须出示原来要求的证明，或证明旅行的必要或家族关系。旅行证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签发。

护照和登记由东德各区人民警察事务处管理，经指示签发永久离开签证，不得拖延，申请人无须出示以前所要求的永久离开的有效证据。

新闻界代表们低声讨论。有人（据说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问他条例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似乎有些不确定。他翻看了一下摆在眼前的文件的措辞，然后回答说："据我所知，那就是，呃，立即，毫不拖延"。沙博夫斯基没有注意到条款上写着11月10日生效。

疑云众多，人们把它定性为一个重大事件。第一个谜团是，沙博夫斯基被迫宣读克伦茨匆忙写下的晦涩的便鉴。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克伦茨给过他一份具体的告示副本。然而，沙博夫斯基匆忙之间把这份告示放在自己的便签堆里，后来因没有找到这份文件只得凭记忆向与会媒体胡乱宣读一通。第二个谜团是，这个消息在当时立即引起了轰动。现在看来，实际上，在记者招待会后，媒体仍在现场滞留了一会儿，气氛相当混乱。一些人在附近的咖啡吧继续琢磨着，试图通过东德统一社会党发言人的话，理清文件的确切含义。〔1〕【赫尔特·汉斯-赫尔曼，《柏林墙倒塌纪事，1989年11月》，第149页。】

下午七点左右，德意志新闻社和路透社通过电报发来第一个报道，只是表示，从现在起，公民将有权通过适当的边界过境点离开国家。报道相当谨慎。7点零5分，美联社抢在一窝蜂媒体前面，消息简单但轰动："据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冈特·沙博夫斯基提供的信息，东德即将开放其边境。"

媒体被点燃了。半小时内，这句话被其他机构大量引用。西德电视台新闻简报也作了报道。受公众信任的国有媒体网络德国电视一台在八点简报里重复着原话："东德即将开放其边界。"

到新闻简报结束的时候，共有80个东柏林人抵达霍莫大街，海因里希-海涅大街和英瓦里登大街检查站，要求进入西柏林。边境官员请示了上级。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告诉群众，想要过境的明天再来。

东德的领导对此完全措手不及。由于中央委员会全会一直进行到两日后的下午8点47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沙博夫斯基的新闻发布会后，人们变得越来越兴奋。在这个阶段，克伦茨关心的主要问题似乎还是他的政治地位：让总书记失望的是，由于强硬派的极力阻拦，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几个改革派成员进入政治局的提名。会议一结束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发呆。

同时，这个消息在全世界蔓延。9点30分，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总理科尔都意识到柏林发生了大事情。科尔正在访问华沙（那里现在由非共产党团结运动党领导）。当他在一个大型的正式宴会上听到这个消息时，马上就意识到他现在的行为有如一句德国俗语--"在错误的婚礼上跳舞"。

十点刚过，克伦茨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将改变一切的电话。来电的是国内保安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向他汇报国内事态的最新发展：半小时前，人群聚集在伯恩霍莫大街边境检查站，在东柏林和靠近法国区域的中北部，各有500人和1000千人，都急切想跨越边境，并且人数正在增加。国内保安部高级官员自行决定在要求最强烈的人的护照上加盖"无权返回"，把他们视为被逐出者。这个所谓的"减压的解决办法"收效甚微。人群继续蠕动向前，而更多的人还在到来。

克伦茨很快就意识到，任何阻止都是徒劳。他面临着一个艰难抉择。"要么完全封锁边界，以便镇压暴动"，克伦茨后来承认。"这将意味着要出动坦克。要么放手不管，让事情顺其自然。再没有第三个选择" 〔1〕【详见http ://www.chronik-der-mauer.de/index.php/chronik/1989/November/9/。】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发出任何命令。

临近10点30分，东德国家电视新闻的最新简报，当前相机（"专题照相机")，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企图制止人们逃散。

在许多市民的要求下，[播音员宣布]，我们再次通知你们内阁会议的新旅行条例。你们可以申请私人旅行，且无需出示旅行的必要证明或家族关系的证据。但是，旅行必须按程序申请！

护照和登记处将在明天工作时间内提供服务，播音员明确地补充说，当然，也可申请永久离境旅行，只须有关部门批准。

然而，当晚大多数东柏林人没有涌入政府大楼，去打探护照和登记处何时开门，而是转到西德新闻台，希望看到在现实世界发生的真实事情。约晚上10点40分，德国电视一台晚间新闻讨论节目《一日主题》（Tagestbemen）开始宣布："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东德宣布向所有人开放其边界，即刻生效，柏林墙的大门也将敞开。

奇怪的是，当节目为证明东德政府在履行承诺而将画面转到英瓦里登大街检查站进行现场直播时，显然，边界根本没有开放，完全是自相矛盾。因此，群众开始大规模袭击检查站，以回应德国电视一台绝妙的说辞。

仅半小时的时间，边界完全失控。"减压解决方法"适得其反。在伯恩霍莫大街，大批人群聚集在网格围栏的后面，等着过境，他们开始缓缓向前，威胁着试图维持秩序的少数边防警察。约11点30分，一批东柏林人推开边界过境点的网格围栏，人群大量涌入检查站区。检查站指挥官，中校哈拉德·加各不准备冒险搭上他本人和士兵的生命。他命令部下停止检查护照，全面开放边境，随他们去。人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几分钟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检查站。有的步行，大多数是奔跑着进人西柏林。他们畅通无阻地跑过桥，越过边界，这要是在几天、甚至只是几个小时前，是必死无疑的。他们因此兴奋异常，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空气一定是香槟。

西德边境线上已经聚集了大批市民。他们张开双臂欢呼着迎接东德人。只临时准备的简易祝酒辞都足以让人沉醉。午夜，所有的边境检查站被迫开放。在英瓦里登大街，无数的西德人涌过来迎接还未跨过国界的东德人。

现在是午夜刚过20分，整个东德军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然而，领导层没有发出任何命令，柏林边境12000千人的军队只能呆在营房里。一夜过去，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指令。

凌晨1点到2点，来自东德和西德的人群从勃兰登堡大门挤着涌向柏林墙。一些人穿着睡衣，完全不顾11月的寒冷。几千人畅快地游走在巴黎广场附近的大使馆前面。巴黎广场是一个优雅的城市界标，却被铁丝网、混凝土砌块和坦克陷阱关闭了30年，因国家法令而变成了可怕的无人区。人们爬上柏林墙的顶部，跳跃着，舞蹈着，大声喊出他们自由和喜悦的心情。

是各种宣传和希望击败了官僚的昏庸。在由沙博夫斯基凭记忆胡乱发言的记者招待会和西方媒体争相报道临时出境鉴证条例六个小时后，发生了一场革命，这是历史上一个速度最快、流血最少的革命。这个由吉·斯科特-海罗恩15年前做了相反预测的革命，被广泛地制作成影片流传。

随后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最疯狂的街头派对。

也许不可避免的，接下来会出现最大规模的醉汉。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后记 希望的幻灭

正如它的建造一样，柏林墙的倒塌也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正如1961年8月13日，这个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一觉醒来，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分隔开来；1989年11月10日的早晨，人们发现这个城市又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城市。事实上关于有多少人真正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因为那天晚上很多柏林市民彻夜未眠。

柏林墙的终结，1989年11月。

比如，约阿希姆·特伦克纳。当时他是德国国有电视一台(ARD)柏林分部自由之声广播电台(自由柏林电台)时事栏目的总负责人。当特伦克纳得知柏林墙崩塌的消息时，他正在华沙报道西德总理的历史性访问。去往柏林的飞机和火车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会运行。整个新闻界都为这个消息疯狂，当然也包括特伦克纳。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大概是午夜，他立刻给出租车司机打电话。过去两天，他和自己的制作人在组织现场报道的时候，就是那个波兰出租车司机载着他们在华沙城到处跑。特伦克纳问那个波兰出租车司机是否拥有有效护照，是否愿意开车送他们去柏林。对方的回答是，愿意，非常愿意--事实上，那个出租车司机自己肯定也异常激动。

凌晨一点，他们乘坐一辆小型丰田汽车出发，一路往西进发。特伦克纳有点讨厌出行，这次旅程却是他一生中最兴奋的，包括司机在内的每个人都尽量保持清醒，大约在破晓时分，他们穿过位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东德边界。令人吃惊的是，平常那些粗暴无礼的东德边防警察居然变得非常随和，甚至还有点友好。他们沿着以前的柏林高速公路继续前行。大街上到处都是开着特拉邦牌和瓦尔特堡牌汽车的东德人，他们面带笑容，一边鸣着汽车喇叭，一边挥手示意。当他们最终抵达柏林的时候，特伦克纳想："这就是德国重归统一吧"。 〔1〕【得到约阿希姆·特伦克纳的允许，引自其《在柏林品赏可口可乐》备忘录。】

上午九点，他们乘坐的那辆小型波兰出租车到达自由柏林电台(SFB)的演播厅外。更加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柏林的情景和兴奋。整个城市沉浸在"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又是统一的柏林了"的欢快氛围之中。他们到达后，特伦克纳认为自己见到了德国的统一，而且他早就知道会如此。

当然，他完全正确。毫无疑问，从人群如波涛汹涌般地穿过伯恩霍莫街大桥的那一刻起，"两个德国"的终结只是一个时问问题。

首先，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总的来说，那些在过去几年里敢于反对这种体制的理想主义者并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者。他们是左派人士，是绿色和平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合作型而非竞争型社会，将走新斯大林主义道路的东德转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道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国家。

东德自由主义者还包括来自西德的左翼分子，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小说家君特·格拉斯。最具权威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两年前就邀请过埃利希·昂纳克回到萨尔州，他们反对德国统一有各自的缘由。格拉斯认为统一后的德国会突然向欧洲的扩张，这可能会唤醒根深蒂固的邪恶的民族主义者的本性；而拉方丹担心的则是西德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柏林墙倒掉的日子里，拉方丹告诫东德人不要进入西德，并且提议不准许东德人享有同他们的西德同胞一样的福利津贴。甚至是在11月9日的庆典期间名声大振的西柏林市长社会民主党人沃尔特·莫博尔也非常慎重地宣布：这不是两德的重归统一，而是团聚。

所有那些试图延缓两德统一进程的行为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作为社会民主党资格最老的政治家，现年75岁的维利·勃兰特过去也曾展望过两德统一后的未来。那周五，也就是那个令人印象颇深的11月9日的第二天，他说："从现在起，德国将共同发展"。

勃兰特一点没错。事后证明，这种发展并不缓慢也不激进，它只是像一部快镜头的自然电影。到那个月末，情形已经势不可挡。十月的口号是"我们是一国的人民"，到11月就成了"我们是一家人"。在被分裂长达数十年后，东德人民看到了西德人所享有的一切，而他们也想拥有这一切。但是，他们知道要获得这一切，他们就必须拥有强势的货币。"如果西德马克不自动来到我们面前"，再度觉醒的人民大众高喊道，"那我们就要去争取！"于是，他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包括感性的和冷静而实际的借口，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向西德。

11月9日，东德的领导人才勉强重掌大权。几乎就在同时，其权力也开始瓦解。然而，正如往常一样，这个过程相比历史记忆所认可的更为缓慢，冲突更多。

即使在11月10日、11日，也就是星期五、星期六，依然有人试图恢复边界。毕竟，那些顽固的大人物还掌握着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史塔西。把一生都奉献给柏林墙的凯斯勒将军和霍夫曼将军仍然可以发布命令。接下来的48小时，他们和他们的高层同僚不断地召开会议。如何接受两德统一的事实呢？

那个周五的晚上，边防守卫人员按照上级的命令礼貌而坚决地遣回那些试图越过边界进入东德的人。然而，受了酒精刺激的跳墙者胆子越来越大。东德政府官员向西德抗议，要求西德警察管理好他们的人民。为此，东德还一度在午夜前后在勃兰登堡门设置警犬和高压水炮。尽管警察没有打开压力喷口，但还是有几个擅闯者被淋得浑身湿透。有人驾驶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德急速穿过柏林墙，将柏林墙撞出一个几平方米的大缺口，东德守卫又将其遣返回去。

柏林墙的终结，1989年11月。

那个周末，东德的军队和史塔西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戒备状态。东西两德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之间的磋商令人焦虑不安。直到1 1月11日下午，流血冲突的危险才算消除。柏林附近的东德部队和史塔西兵力撤退。11月12日星期天早上，东西柏林的市长们在距离勃兰登堡门500码的波茨坦广场主持过境站的开放仪式。至此，社会压力才逐渐减弱。来访者只需出示一下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就可以通行，许可邮戳也是自动加盖的。〔1〕【赫尔特·汉斯-赫尔曼，《柏林墙倒塌纪实》，第252页。】

11月13日，东柏林政治局和政府部门进行重大改组。很快，东德的前任领导人被披露出来。他们就像《绿野仙踪》里面的巫师利用可怜的小技巧竭力维持他们庞大但却摇摇欲坠的统治。其中最像巫师的就是史塔西局长，81岁高龄的埃里克·米尔克。

在向新组建的东德议会说明自己的情况时，该国最重要的秘密警察试图说明他和他的史塔西部下非常敬业而且是东德人民最人道的守卫者。当他遭到那些一直忠顺的议员的质问和鄙视时，这位老人看上去真的很沮丧。"但是我很爱你们！"米尔克宣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热爱整个人类！"而后，他离开演讲台再也没有回来。如果说米尔克怪异的感情宣泄中存在某种真实成分的话，那就是对人类危险的热爱。这种感情被如此确切地表达，正如一支名为"警察"的摇滚乐队在他们的歌曲中唱到的如着魔般的爱恋："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举动，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12月3日，克伦茨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职务。该党成员大规模退党。为表现该党"民主"的真实可靠，包括沙博夫斯基和克伦茨在内的许多老一辈的领导人很快都被除名。

戈尔巴乔夫最初选定的昂纳克的继任者汉斯·莫德罗于11月13日当选为该国总理。他执掌政权直到第二年举行自由选举。尽管莫德罗被人们尊称为一位真正的改革家，但是对于这个受人尊敬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来说，执政的时间来得太迟。大多数的东德人认为，该政党已经不纯洁。在选举之前，莫德罗就被迫接受非共产主义者进入政府部门的提议。

1990年3月18日，东德近6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统一社会党只获得了16％的选票。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即西德领导人赫尔穆特·科尔，因其在促进两德统一中所做的努力和保证东德经济迅速繁荣的承诺，成为东德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获得40％的选票。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之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的矛盾心态令人非常失望，仅获得约22％的选票。在几个月前似乎还很有影响力的"新论坛"里，支持走"第三条道路"，"民主觉醒"等的人数急剧减少，他们获得的票数仅占总票数的6％～7％。4月，一个在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艾领导的，由基民盟为主导的政府上台执政。重归统一势不可挡，只是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

其他国家都非常吃惊地关注着这些事情，一些国家表示能够理解。"德国问题"带着1989年兜了个大圈子。1961年夏天，一些西方大国，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私下资助柏林墙的修建，而1989年秋天，柏林墙的突然倒塌将冷战中西方大国友好联合表面下所隐藏的全部忧虑和对抗暴露出来。过去数十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国一直抗议德国人天性残忍和德国边界问题的丑恶。现在，其中的虚伪和矫饰全部都被无情地揭露出来。

二战结束后，表面上西方大国准许甚至鼓励德国恢复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计划继续惩罚德国。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国家，加之引发了两次血腥大战(如果你是法国人，并且还记得1870年1月的那次战争的话，你就会认为是三次血腥大战)，很多德国以前的敌对国都十分乐意看到德国分裂而不是统一。冷战的进一步加深非常有效地保证了西方大国间的友好关系。撒切尔夫人的外交部长道格拉斯·赫德于1989年12月发表讲话指出，冷战"让我们快乐地生活了40年"。 〔1〕【托尼·尤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第639页。】

撒切尔夫人，也就是赫德的上司，公开表明了她对柏林墙倒塌的吃惊。柏林墙倒坍的那一晚，毫无疑问，给她带来了一丝陕乐；但从长远来看，她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撒切尔曾经而且一直对欧洲计划持怀疑态度，她毫不掩饰对于两德政治格局的瓦解以及瓦解后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国内和国际影响的焦虑。二战期间，撒切尔还是一个少女，当德国变得过分大过分强时，(正如她的助手查尔斯·鲍威尔爵士所回忆的那样)那些年少时发生的事情在她的脑海重现。而且，她也注意到苏联控制下的东德政权怎样突然而又富戏剧性的，甚至可能是猛烈的瓦解，可能对戈尔巴乔夫造成的削弱，正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给了赫鲁晓夫致命一击一样，这会中止苏联稳步发展和改革的进程。

法国的情形更加复杂。其总统密特朗与总理科尔关系密切。与撒切尔夫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但是，基于他们残酷的经历，法国人本能的不信任强大后的德国，当来自柏林的图像充斥巴黎爱丽舍宫的电视画面时，法国人潮水般蜂拥回国，居住在世界各地上千万的法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贵胄都返回祖国。

撒切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忆起她与密特朗仓促的会晤：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描绘以前德国多种布局的地图，但是这张地图无法完全打消我们对未来的疑虑……密特朗说过去在面临巨大威胁时，法国总会与英国建立特殊的关系，他认为这样的时刻再一次到来了。"

但美国人民，尤其是总统乔治·H·W·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H·贝克为德国的重归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撑。因为华盛顿当局看到蕴藏在强大而民主的资本主义德国背后的是巨大的优势，而没有劣势。

当然是由赫尔穆特·科尔以其热情、果断和万夫莫当(可能有人会说是一劳永逸的毁灭性)的能力来促成此事，压制经济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实现最终的政治目标。

最终，密特朗决定不加入撒切尔夫人的传统战时联盟，持欧洲危险论的英伦。思虑再三后，这只爱丽舍宫的老狐狸抓住了唯一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为一劳永逸地解决棘手的德国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

密特朗的策略是，诱使这个新近壮大起来的德国(和同样引人瞩目的总理)陷入一个永久性的束缚之下，从而抑制了该国将精力转移到破坏性路线上。密特朗向科尔保证，他支持统一后的德国，但是这一保证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更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这意味着要牺牲强势的西德马克，引进单一的欧洲货币。

由于内阁和议会缺乏经验，财政赤字持续增加，东德开始融入它的兄弟国西德。在柏林，虽然一些控制措施到春天依然有效，但是公众运动很少受到阻止。

政府和非政府的清拆工作组开始拆除柏林墙。几年来，西柏林这边的边界墙上，布满五彩缤纷的涂鸦，这道墙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而且对于那些拿着铁槌和凿刀的人来说--是一个可以即时卖出的纪念品。对于这一失去抵御能力但大部分依然完整的建筑，受财政问题困扰的东德政府已经在讨论如何处理它。鉴于柏林墙已成为一件有趣的商品，东德政府决定将其像其他工艺制品一样在拍卖会上出售。

世纪大出售--或者最少是30年大出售--于1990年6月23日在摩纳哥蒙特卡罗的帕克·帕拉斯酒店举行。奇怪的是，那个组织将柏林墙残段搬运至出售地的官员就是那位绘制柏林墙草图的人，也就是1961年8月15日星期二在查理检查站刷上一道有名的白色标线，用来显示边界的人。他就是哈根·科赫。

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奇怪却令人信服的逻辑。在他刷上那道有名的白色标线时，科赫还是一名普通的士兵。1985年他从史塔西退役之前，就是他45岁生日之前，他曾努力成为德泽金斯基军团的指挥官。〔1〕【哈根·科赫，《我逃跑的前方》，第262页。】人们认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勇士型的人物，他被认为有点信口胡说，这一点对于一个史塔西人来说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因而他升职很慢。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记得没错的话，他为成为一名无害的"文化事务官"，将音乐和艺术带到部队而努力了15年--当然是在适当的意识形态大背景下。如果你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组织一场"才艺展示"吧！但若是地方不对，没有适当的意识形态背景(仅仅是一些下流的笑话)，也是毫无用处的。退役后科赫找到的工作就是在文化遗产部负责组织展览的艺术品和收藏品的运送和安置。因此，在1990年，他被任命负责组织将柏林墙残段用船运送至蓝色海岸。

确认为真品的81段柏林墙被放置到拍卖台上，全部卖给了那些国际客商。为了他们的生意或是国家，这些人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柏林墙残段。这些残段的平均价格为每段2万西德马克(相当于6500英镑)。对于科赫来说，这是一次平静而成功的拍卖。西德一家电视台准备对这次拍卖会进行报道，他们做足了准备工作。当他所属部门的上司接受采访的时候，科赫避开了；但是当报道播报的时候，摄像机却对准并固定在了这个倒霉的前史塔西队长的身上。画面上那残酷的旁白指认他是一名"藏身"于表面上去无辜的文化遗产部的"史塔西成员"。那么，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多年前在查理检查站刷上那道白线的狂热主义者呢？

对科赫来说，这标志着长达15年战争的开始。他发现自己成了柏林墙和柏林墙罪恶的象征，一个新闻媒体的"替罪羊"。很快，他被文化遗产部开除，而后，他在西德的一家艺术品物流公司从事与在遗产部相似的工作。在战胜了这么多不幸的遭遇后，科赫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柏林墙专家，给那些乐意听他说，愿意读他所写的东西的人作报告、写文章。那就是他现在的生活，为自己的辩白。

1990年7月1日，西德马克成为东西两德的官方货币，两德共存的格局持续了几个月。对于面值在2000～6000的东德马克，基于诸如个人持有的年数等各种原因，兑换率固定为每一东德马克兑换一西德马克。而对于人们持有的其他面值的马克，兑换率则为2：1。当时自由市场上东、西德马克的兑换比率为10：1和20：1。对于东德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6月23日，在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两德外交部长的见证下，查理检查站最后的设施被移除。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出席暗示，两德统一得到了莫斯科政府的默认。谢瓦尔德纳泽趁此机会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所有外国军队在两德统一后的六个月之内都要撤离德国领土。事实上外国军队撤离的时间比预定的还要久--最后的撤离是在1994年--但是这一提议的基本精神总算是成真了。

7月1日，东、西两德边界控制取消。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重新统一。全德大选定于11月2日。

由于东德广泛的支持，科尔总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以43.8％的选票获胜，社会民主党获得33.5％的支持率，自由民主党("自由党")获得11％的选票。就像在其他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前执政党转变成了一个传统民主组织。统一社会党更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公开宣布它是统一社会党的改革。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全德国范围内只获得2.6％的选票。由于所谓的"5％议席"，这自然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党在议会中不会分得一个席位。然而，在重新统一的谈判过程中，就东德不受限于这一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拥有110万东德选票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是总票数的10％左右)，在统一后的首届联邦议会中占有17个席位。

有一段时间，由于储蓄金和投资顺利转换成了西德马克，拥有了强势货币的新近解放的人们，花钱如流水一般。特拉比牌和瓦尔特堡牌汽车都被弃之一边，代之以大众和丰田牌汽车。这些"新省份"变成了老式西德汽车的优惠垃圾倾倒场，许多老式的西德汽车在西德几乎找不到买家。而来自萨克森、图林根和东柏林的家庭--长期被围困在乌布利希和昂纳克有围墙的道德共和国内--驾着它们行驶在欧洲高速公路网上，或在廉价假期乘飞机去马略卡岛和米克诺斯岛度假。

这种强烈的逆反反应在最初的两三年内非常强烈。在前东德大部分市民所从事的工业领域里，已经建立起社会机构以及社区化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从事这一行业的劳动者们满腹牢骚，怨声载道，这些企业还是由被西德称为"信托代理"的强大的公共机构接手管理。财富如潮水般从西德涌入前东德的"新省份"，但是公正地说，很多钱财都被花费在顾问和"专家"身上了，也被这些人给挥霍掉了。困惑不已而且越来越气愤的东德人把他们看做是贪婪的投机钻营者。

20世纪80年代毫无怜悯之心的西方雅皮文化猛烈地冲撞着东德社会，但这个可怕又具有预防作用的柏林墙，为东德的社会保留着曾经被所有工业化国家所接受的过时的社会价值，许多这种社会价值现在已经被人们摒弃，认为是刻意怪癖的，甚至是为人不齿的。

有一则关于社会公约的老笑话。笑话是这样的："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为我们支付工资"。这种社会公约使得人们大致还能忍受东德的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笑话不再引人发笑。那些高污染、衰败的且通常效率极低的东德企业被认为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而被关停。对于那些新近重聚在一起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对老年人和那些更加偏远的东德小城镇以及那些比特费尔得等还没有竞争力的重工业中心的市民来说，从西德借用过来的--显然相对慷慨的--福利制度成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对于那些冗余劳动力来说，几乎没有了能够被重新长期雇用的希望。或许一句新格言可能更适合当时的情形："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钱。"

许多年轻有活力的人都去了西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柏林墙倒塌后，出现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上，都远远超过了1949年到1961年的那次移民浪潮。尽管思想狭隘、见识短浅，东德人还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训练年轻人的体制。由于东德机会极其有限，因而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习得一些技能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靠工业行业的积极重建，东德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在长久以来被重建忽视的城镇上，在建设现代交通和通讯系统过程中，工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真实的经济可行性被限制在少数几个"火锅"内。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政治上的敌对性反应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党坐收渔人之利。在重新统一的"波折"中勉强幸存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再度为人所知，当第二个千禧年的最后一个十年到来之际，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民意调查不断攀升。共产主义的后继政党得到一些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的帮助，其中包括东柏林的律师和论辩者格雷戈尔·居西。居西是东德一位资格较老的上层人士的儿子。这位上层人物曾是德国访谈节目的后备力量。或许更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成功地维护了自己作为合法的统一社会党继任者的权利，他们才得以控制大量的银行账户和财富，而这些都曾是统一社会党所拥有的。这让民主社会主义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小党派。几年内，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包括东柏林在内的前东德大部分区域内的得票率保持在20％左右。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党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年长者的政党。它的支持者6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前东德的年轻人--那些落后的人--经常表露出他们的觉醒，这是几十年来文化隔离的结果。他们不支持过时的极左翼政党，更倾向于支持新的极右翼政党。在一些小州的中心区确实如此，在诸如马格德堡、哈雷和开姆尼斯(它的城市名已经从卡尔一马克思城改了过来)等城市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种族主义者中行为暴戾的那伙人经常对住在东德的寥寥无几的外国人施行骇人的暴力行为。受到支持的极右派政党，如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和德国人民联盟(DVU)迅速发展壮大。一种热烈的，最终变成一种毒害人的、沉闷的"民族"亚文化在前东德蔓延，并作为一种显著而邪恶的"新省份"特征步入21世纪。很明显，尽管那时他们还没能成功登上国家政治舞台，但在萨克森议会和勃兰登堡州立议会上，新纳粹主义政党都有代表出席。实际上，这次在东德召开的会议里，许多领导人其实是西德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们瞅准时机，摆脱长久以来限制他们参加选举的犹太人聚居区，有意瞄准这片更为富饶的前东德领地。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表现出了他们的精明机敏和深谋远虑。

少数东德人转向支持统一社会党政权，以抵抗资本主义的肆虐，因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人就针对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当权时期的那些操控并服务于国家的一干人等提起控诉，并掀起一股强逆流。具体控诉如下：

就拿以前应征入伍的士兵来说，当年枪杀了很多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年轻人，现在被送上法庭。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柏林东区一支新成立的年轻的边防警察队成员，现在已介中年，却要重新面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过去那段丑恶的日子里，恐惧、洗脑式的狂热、惶惑不安以及盲目的因循守旧一直影响着东德边防守卫军。数十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成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案件的主题。

对当年的受害者们(如当时因为想逃到西德而致残的十四岁的瓦尔特·图斯)以及年轻烈士们(如皮特·费克特、甘特·利特芬、克里斯·格弗罗伊)的家属来说，看到这些人和这些人所效忠的国家被送上法庭，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但是，在这些迷失了自我的边防守卫军当中，我们通常很难分辨哪些人才是犯下那些肮脏杀人罪行的冷血刽子手。法庭试图为其当年的行为定罪，但因缺乏证据只能判其无罪并当庭释放或者缓期执行对他们的判决。

至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重要人物反而逃过了这样的审判。

乌布利希，东德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在他的国家还剩最后15年时告别了人世。随后，他的门徒埃里希·昂纳克成了继位者，他曾协助乌布利希创立东德，还见证和监督了柏林墙的修筑。乌布利希先走一步，留下他来承担一切责任。由于很多法律诉讼的矛头都直指昂纳克，终于，1991年初春，昂纳克不得不逃往莫斯科。苏联解体后，埃里希·昂纳克被引渡回德国，并被要求对他在柏林墙和东西两德边界处造成的共计200起死亡事件的控诉作出相应回答。

然而，昂纳克逃过了最糟的事，因为他面对了最糟的事。1992年，已经80高龄的东德前秘书长出席开庭审理。昂纳克那时已经备受肝癌的煎熬，时日无多。这主要是因为1989年夏天，昂纳克还在住院的时候，医生没有发现他已经患上肝癌，没有及时地给他动手术而引起的。有时候，当他步履蹒跚地来回于法庭时，总会在那儿跟同样因为当年柏林墙事件来法庭接受传讯的米尔克、凯斯勒、霍夫曼等人不期而遇。老一辈同志们总会相互说些充满激隋的鼓励话，对于世界，他们似乎依然年轻，还可以再次跟反法西斯主义者周旋，还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未来。

昂纳克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刚刚重新成立、共有500名成员的德国共产党。尽管已经病人膏肓，但昂纳克坦言，自己无法忍受继续做个无组织、无信仰的人--他把共产主义当做一名天主教信徒的死前"赦免"。

统一的德国怜悯那些孱弱、疲惫不堪的老人，却对那些不可饶恕的压迫人的组织毫不手软。埃里希·昂纳克在柏林墙修建的问题上一直为自己辩护，最终他还是因为健康原因于1993年1月12日被释放。法庭的解释是：昂纳克已经活不了多少时日了，"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刑事诉讼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1〕【波泽尔，《埃里希·昂纳克》，第363页。】

就在昂纳克被释放的次日，这位前东德领导人不慌不忙地从法兰克福机场乘坐巴西航空。RG741航班离开了。这架波音747的目的地是巴西圣保罗市。到了那里，昂纳克将转机继续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可事实上，直到他的飞机起飞的那一刻，那些希望他被审判的人们根本就不管他是否得了什么重病，还是一直在试图阻止他逃离德国。

昂纳克之所以选择前往圣地亚哥，主要是基于个人原因。当年昂纳克的女儿索尼娅嫁给了一个智利的流亡者，正如智利其他成千上万的左翼分子一样，在1973年至1988年那段血腥的国内军事独裁时期，这些人被迫四处寻找避难所，最终他们被允许在东德避难。由于埃里希·昂纳克被引渡回德国，他的妻子玛戈特·昂纳克随后也离开了莫斯科，自那以后一直住在圣地亚哥城外一座舒适的乡间别墅里。埃里希到了智利后，受到许多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因为对很多智利人来说，东德曾经是他们的朋友。史塔西曾帮助他们逃离军事独裁的魔爪，并且还给了他们一座安全岛。从智利人的角度来看，东德秘密警察并非其他人说的"红色盖世太保"，而是英勇的红花侠(帮助危及生命的人出境者)。

1994年5月2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前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智利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2岁。昂纳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了对家园的眷恋--他还是不懂西班牙语--但仍然没有表露出一丁点儿的悔恨或悔改之意。埃里希·昂纳克葬于智利圣地亚哥。在这位无神论者的棺材上，传统的十字架被东德的黑红金三色旗遮盖。

昂纳克的辩护词几乎没有任何申辩价值。然而，要对他判刑，即使结果令人信服，其过程也不轻松。据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资料显示，从1961年8月13日到1989年11月9日这段时间内，共计86人死亡，其直接死亡原因均可归咎于柏林墙的暴力。此外，其他估测资料显示的数据更高，它们主要使用的是"柏林墙相关"死亡事件的分类标准。政府网站WWW.chronik-der-mauer.de曾引用一例死亡数据，共计125人，其中不仅包括若干名在双方交火中被打死的东德边防士兵，还包括一些被夺去生命的无辜百姓，他们是由柏林墙间接杀害的。其中一例是1971年，一名60岁左右的男士在德莱林登检查站接受搜查时心脏病突发死亡；1983年，一名男士在一个过境处接受审讯的途中死亡；一个来自西德、年仅5岁的男孩，只为了取回他的足球，却不幸淹死在边境运河中；一对来自东德的父母把他们的婴儿放在行李箱里，最后成功逃离，可是，到达西柏林时，发现他们的孩子已经窒息而死；还有一对年轻夫妇，本打算在东柏林的舍内费尔德机场窃取飞机前往西柏林开始全新生活，可是窃取计划不幸失败，绝望之下夫妇俩选择了自杀来换取新生。

受害者最多的数据是由8月13日共同工作协会所统计的，该协会是一个与已故的历史学家雷纳·希尔德布兰特创建的查理边境检查站博物馆(又名柏林墙博物馆)相关的组织。这份数据包含了因任何原因在柏林墙或因柏林墙而死的人，其中：有些是因试图逃跑而被捉住，然后被秘密处决的人；也有些是逃跑后又被绑架回边境，然后被杀死的人；甚至还有那些成功获逃，且生活在西德表面安全的条件下，却被史塔西特工"消灭"的人。该数据显示的受难人数共计227人，〔1〕【详见http://www.chronik-der-mauer.de/index-php/opfer】其统计范围的广泛招到很多专家的质疑。

并不是说这些死亡事件不够悲惨。那一幕幕鲜活的死亡场景让人不寒而栗，那一串串数据资料更让人触目惊心。然而，当我们把自己经历的跟别的国家经历的相比，同样是身处20世纪，同样是被迫靠意识形态或宗教歧视而存活，我们发现自己不该为在柏林或东德、西德边境处遇难者的人数之多而惊叹；相反地，我们应该为自己国家只遭受了这点不幸而感到万分庆幸。就拿其他那些同样分裂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遇难者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的--比如南韩、北韩(另一条留存至今的设防边境)。再比如在南斯拉夫垮台之后的遗留问题中，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那条备受争议的边界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隔离墙被再次筑起以期解决多种争端，却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窘困与灾难。

不过，我们可以从柏林墙的历史中看到因暴力死亡的个人故事。斯大林(他对大屠杀可算略知一二)曾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说过："一个人的死确实是一场悲剧，而100万人的死就只是一堆统计数据了"。然而，即使是数百万人中一个人的死亡，它对某人来说也无疑是一场悲剧，而柏林墙的死亡事件毫无疑问都是些个人的悲剧。总的来说，虽然我们采取了最悲观的死亡人数统计--227人--但这就正如我们讨论一架通勤客机因暴风雪坠机后的遇难人数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采用更低、更严格筛选的数据，那么我们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架飞机只载了一半的乘客。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死亡事件在原则上已构成犯罪，事实上也已构成多项犯罪行为的犯罪动机。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东德人民所受到的最大"惩罚"呢？是仅仅30年丑陋的心灵、幽闭恐惧的人格、破碎的家庭，还是几十次毫无意义的暴力死亡事件？

事实上要比这些来得更加细微和持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战败的西德人获准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并带动了一次经济复苏，而这也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经济复苏之一。

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两大因素变得极为清晰。首先，无论是在扩大的国内市场还是在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东德大肆宣扬的产业几乎完全没有竞争力。其次，战后向西部流失的技能、人力资源以及生产资本资源都将一去不复返--至少该地区的发展不会再完完全全地恢复到前东德时期的水准。

1989年后，只为很少的一点永久获利，德国西部纳税人竟然向东德投入数十亿。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战后世界的出口市场迫切需要精力充沛的技能型人才所制造的优质商品，此时，西德正好创造了它的"经济奇迹"，征服了这些市场。与此同时，东德的兄弟姐妹们还在跌跌撞撞地迎来温和的复苏，这几乎被认为是另一个"奇迹"--直至它最终被证实完全只是一个统计上的花招。

20世纪90年代，当东德人终于有机会赶上西德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个全球化市场正逐渐崛起。20世纪50年代，西德人遇到的类似竞争相对较少，但到90年代，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重新振作的美国--以及在世纪末崛起的中国--等多个国家争相制造优质商品，以更加充分地满足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

1989年，西德看起来如此强大繁荣，以至让世人都普遍认为东德是幸运的前共产主义者。东德有来自同胞兄弟的帮助，而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以及波罗的海等国家却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取成功。可事实上，东德对西德的这种依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最终成为一种劣势。代表着东德工人权益的工会联盟要求东、西德的工人们应该享受平等的工资待遇--然而由于东德的生产能力极其滞后，显然需要历经数年才可能接近西德的生产力水平。结果：由于很多工作都有过多的税额优惠并且急需合作化的管理，东德各省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或白白流失，或流入德国境外的低工资、低成本国家的手中。就在撰写本记(2006年)的时候，有人估计过不了多久，欧洲各国中汽车工人所占的最高人口比率既不会是德国，也不会是法国或意大利(当然也不会是英国)，而是斯洛伐克。〔1〕【详见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4932112.stm。】

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头脑中的柏林墙(指残留在前东、西德人脑海中的心理障碍)"的说法，感觉把东、西德人说得好似有着某种天壤之别一样。德国的报纸或电台和电视台总是定期公布或引用一些或真实、或伪造的统计数据，其大概意思其实就是为了说明究竟有多大一部分东德人或西德人"希望重建柏林墙"。事实上，前东德人与前西德人之间的状况跟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没什么两样，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苏格兰人对这个位于哈德良长城(又一次说到隔离墙问题)以南的较大国家(这里指英格兰)抱有丁点儿的好感；但是，也不知怎地，苏格兰人就从未完全挣脱过英格兰的束缚。至于东德人，很显然，他们的历史中差不多有近40年(甚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同于西德人。这将极有可能孕育出全新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历史河流中，东、西"两德"适时统一的大业就亟待他们这一代人去全面开启。幸运的是，有了新任的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加入，这一进程或许可以加速了，因为，尽管默克尔在东德长大，但她却是以一个西德人的视角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但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头脑中的柏林墙"，而是一个我们都需要面对的简单事实：在德国的这边，满目的失业和绝望；而在德国的那边，却是盎然的繁荣兴旺。

"头脑中的柏林墙"也许反映了这种绝望的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更容易将过错归咎于他人，并转而求助于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人或事。有关前东德时期的"东德情结"风行一时，主要是对于"美好旧时光"的选择性记忆，包括乌布利希、昂纳克和自由德国青少年警察，就业保障、以及那卑劣的归属感。这一情结不仅以其最大的无害性展现在热播电影如《再见，列宁！》(其优点在于它是真正有趣且迷人的)和《太阳大道》中，而且也在给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投票选举中和对西德被歪曲了的"雅皮"的憎恨中展示出其最强的毒害性。为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那些更能揭示严酷现实的电影来帮助纠正这种不平衡，比如近期的一部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向世人揭露了史塔西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滥用国内窃听机制以致摧毁无辜生命的肮脏行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存，兄弟之间互相出卖、夫妻之间彼此背叛。在史塔西毫无人道可言的秘密窥视下，生活不再是原本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友好、相互信任，而只是充斥着不计其数的出卖和背叛。如果说我们想试图把东德的生活想象成其他的模样，那都跟我们幻想生活在一个玫瑰色的梦幻世界一样不现实。

这一切并不是说，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后超过15年的时间里，前东德没有遇到过任何严重的问题。就拿该地区许多古老且美丽依旧的小镇来说，尽管从1989年以来它们一直由西德负责出钱进行重建、清理及保养，可毕竟岁月不饶人，它们还是渐渐失去了当年的光彩，而且也渐渐地不再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前东德的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呈现老龄化趋势，而且出生率也是创纪录的低。从1990年至今，该地区的人口跟2003年相比减少了8％，共计130万人。1949年，这块当年有25％的德国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了后来的东德。而就在东德灭亡15年后，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8％。根据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据还将下降到13％。由于新省的税基还不够稳固，甚至一些地区还未建立税基，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西部对东部的财政支援比率将会在今后的几年内大幅下降。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分别在光学和汽车工程方面搞得有声有色的耶拿和艾森纳赫的人口也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从1989年起，被誉为"德国曼彻斯特"的古老的制造中心开姆尼茨的人口已经减少了不止15％，而且根据某些推算，整个城市的出生率已达到全世界最低。像什韦林和罗斯托克这样的一些小城市的人口都已经减少了不止20％；此外，在过去德国主要的化学药品中心哈雷，失业人员超过1／5，人口从以前的31万降到24万，共减少了22.6％。〔1〕【穆勒，《德意志的崩溃，第109页。】最近，许多翻修过的公寓楼正在被拆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这些主要是因为市政当局无法负担其高额的维修保养费，更重要的是找不到租户。就拿哈雷的西尔伯霍赫郊区来说吧，共有1.4万套公寓，这次拆房热开始之前闲置的就有0.25万套。〔2〕【《时间》，2004年第45期。】

尽管从1989年以来，西德人一直对东德人表以慷慨，但是，对东德人来说，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失望、难过，甚至于有理由感到悲伤。

对这一切，年轻的边防守卫康拉德·舒曼的命运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反面且模糊的脚注。1961年8月15日，舒曼越过带刺铁丝网从伯纳尔大街逃入西柏林，也就在越过柏林墙的那一瞬间，他的这一举动被相片永久地记录并流传下来。初看起来，舒曼逃离东柏林的事例似乎是成功的。他顺利地融人了西德社会，还娶了一位西德女孩为妻，随后便前往德国巴伐利亚州北部的一个繁华小镇英戈尔斯塔特定居。他在奥迪汽车制造公司工作了近20年，养活了一家人。后来柏林墙倒了，舒曼终于有机会去那个位于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之间的小镇，看看他的亲戚和朋友们。这看来是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可是，去到那里后，舒曼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地不受欢迎。一直以来，在亲戚朋友的眼中，自己只是个出了名的越墙者。而在东德人的心里，他就是一个背叛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棋子。我们不禁会问，从舒曼越过铁丝网的那一刻就存在的这一系列控诉，为什么直至柏林墙倒后他才得以了解呢？原来都是柏林墙惹的祸啊！柏林墙在让他免遭谣言攻击的同时，也在他与亲人朋友间筑起一道高墙。由于多年前舒曼那冲动的一跳，现在他已无法跟当年抛下的那些年轻时的朋友和同志们重新聚首言欢。因为'潜逃'，他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也不再可能是。

1998年6月20日，在英戈尔斯塔特附近，康拉德·舒曼在自家的果园上吊自杀。据他的家人说，他自杀主要是由于某些个人问题。

那么柏林呢？柏林墙不仅仅是关于柏林的，或者可以说它甚至是与柏林无关的。说到底，柏林墙其实就是整个国家的人被禁锢的史证。令人惊讶的是，自德国重新统一以来，尽管自1991年起柏林就已成为德国政府所在地，但她的人口数仍呈下降的趋势，至今已减少了近4.5万人。柏林已经不名一文。在过去的分裂时期，柏林西部地区总是被当做共产主义大海上一个受保护的资本主义小岛，不过现在，它已不再受到德国联邦政府的慷慨援助。而对东柏林来说，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作为东德的首府乃至这个工农大国向世界展示她的旅游业的橱窗，东柏林也曾按照东欧各国的标准受到慷慨资助。

柏林仍旧是反应这个国家种种差异的镜子。

在曾经的东柏林境内，柏林是国家的历史中心。

目前，那里已经被翻修一新，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它独特的风貌，变得跟西部地区没什么两样。然而，就在亚历山大广场的东部地区，至今还为行人提供电车服务，显而易见，古老的特色差异被完好地继承下来了。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些陈旧、单调的平板式公寓楼了，它们建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乌布利希、昂纳克及其同志们都认为这是既快又好地安置东柏林百姓的方式。这里的衣服比其他地方的都便宜，但颜色却不是那么丰富，就那几个单调沉闷的颜色，这里的车相对其他地方的也显得老旧很多。这里充斥着一丝老派的宗教情怀，一点亲切，而且通常是不加矫饰的吸引力。柏林东区往往是劳动人口聚集地，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常常是那些农村或国外移民的聚居地。所以，并不仅仅是因为经历了40年的共产主义时期，它才有着这样的风情和感受。同样地，正如那些恰好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在这个貌似坚不可摧的全盛时期认识东德的人那样，他会说，我就在那儿，我根本不需要路标就知道我在哪儿。

然而，正如维利·勃兰特早在1980年预测的那样，整个城市都存活了下来，而且势必将一起存活下去，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现在，很多个人或公司搬进古老的东柏林地区的理由是这里的价格比别处便宜，而且老实说，在很多方面跟那些多少有点太沉静或太干净且很多时候中产阶级意识太强烈的西柏林地区相比，东柏林显得更加有趣迷人。大多数的俱乐部都在东柏林，还有实验剧场和场所，时髦的餐馆和一些价格不那么高的公寓房。这种感受对西德人来说，既令人着迷又让人稍有不安。

而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又成了柏林的统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共同执政。自2001年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党与社会民主党人总在市政厅里让世人震惊、愤怒之余更让人感到啼笑皆非。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议员大多是前统一社会党成员，他们联合管理整个城市的事务，但是分管不同部门。同志们又回来了，当然是以现代化的摩登样子。在最近一次市政府选举中，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的选票相当可观，有23％，社会民主党29％。柏林市议会一小撮民主社会主义党，甚至敢于在每年的8月13日到伯纳尔大街上的柏林墙纪念碑前献上一个花圈，或者至少在2005年他们这样做了。在那样的场合，就在那几分钟内，我们对他们的颂辞都消散了。究竟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里。所谓的"红红"联盟似乎在起作用，但是柏林墙留给我们的创伤至今仍没有愈合。也许，尽管在这个充满后现代讽刺的年代，或许有些事还是走得太远、太快。

然而，柏林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更糟的事情。柏林人喜欢社交聚会，而这也是他们所擅长的，即使在市政财政几近枯竭的时候。在世界杯的那个夏天尤其如此。柏林市曾经有一任同性恋市长叫做克劳斯·沃威莱特，他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从来都毫不隐晦，而且还非常幽默，因此一直深受民众的关注和爱戴。柏林从不曾改变，柏林依然是柏林。也许只要一点点运气和不太多的努力，德国的受罚时期就会真正过去。

对每一个了解柏林墙那段灰暗历史的人来说，在柏林这座城市里，没有什么比漫步穿过勃兰登堡门和整个巴黎广场来得更加快乐，哪怕只是为了去菩提树下大街的路边咖啡店喝上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20年前，对柏林人来说，最危险的事莫过于出门都要匆忙逃命，唯恐被突如其来的一阵机枪扫射击毙；而如今，从容地漫步于大街上，最担心的充其量不过是被过于匆忙的自行车快递员撞倒而已。意识到这点，没有比这更舒心的事了！

当我们如此生活之时，太阳照耀着我们，有时我们可能相信希特勒从未存在过，奥斯维辛只不过是一个波兰荒凉小村庄的德语名字，而柏林墙只是某些人疯狂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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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克佑国家档案馆（前公共记录办公室）

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和记录服务中心

德国柏林东德档案馆

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注：所有来自于个人的资料在文中均有标柱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目录

致谢

再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 沼泽之城

第二章 赤色分子

第四章 封锁

第五章 解散人民

第六章 王储

第七章 以小制大

第八章 "玫瑰"行动

第九章 铁丝网出现的第一天

第十章 囚犯

第十一章 柏林的私生子

第十二章 围墙游戏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正午

第十四章 突围

第十五章 我是一个柏林人

第十六章 超现实的笼子

第十七章 最终对决

第十八章 柏林墙倒塌

后记 希望的幻灭

参考书目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