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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火相传（代前言）(1)

- 薪火相传（代前言）(2)

- 俞樾（1821～1907）

- 王闿运（1832～1916）(1)

- 王闿运（1832～1916）(2)

- 杨守敬（1839～1915）

- 王先谦（1842～1917）

- 沈曾植（1852～1922）

- 林纾（1852～1924）(1)

- 林纾（1852～1924）(2)

- 廖平（1852～1932）

- 严复（1853～1921）(1)

- 严复（1853～1921）(2)

- 康有为（1858～1927）

- 陈介石（1859～1917）(1)

- 陈介石（1859～1917）(2)

- 章太炎（1869～1936）(1)

- 章太炎（1869～1936）(2)

- 梁启超（1873～1929）

- 张伯苓（1876～1951）(1)

- 张伯苓（1876～1951）(2)

- 王国维（1877～1927）(1)

- 王国维（1877～1927）(2)

- 柳诒徵(1879 1956)

- 陈独秀（1879 1942）

- 陈垣（1880～1971）

- 李叔同（1880 1942）(1)

- 李叔同（1880 1942）(2)

- 鲁迅（1881～1936）(1)

- 鲁迅（1881～1936）(2)

薪火相传（代前言）(1)

1

只需要轻轻勾勒几笔，人物形象就会立在纸上，活灵活现。比如“有许多人，你见了一百次也没有印象。而吴宓，你见了一次就会记住。吴宓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温源宁语）。

刘文典“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在月光下给学生讲《月赋》。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蓦地，他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

梁启超讲课叫人称绝。他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 ”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蒙文通的考试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

那个时代的老师，真真让人向往。

2

知识是累积来的，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

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著名清流张佩纶；陈寅恪的祖父是陈宝箴，父亲是陈三立；叶嘉莹的老师是顾随，顾随的祖父、父亲，都是想要功名而不得，三代苦苦做学问。

这种累积机制，就是传承。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唯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顾随全集·序言》）

叶嘉莹一生的工作就是传老师的“道”，成果斐然。无数学子听过叶老师讲诗词，如痴如醉，终生难忘。

文化都是累积来的，文化从源头到流变，就是一个个托命之人传接而来。他们都曾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形成一种深深的注定的使命感。他们要传承要托命的是什么呢？

刘师培祖孙三代治学《左氏春秋》，他们传承的就是这门绝技；顾随传承的是词论；周作人传给废名，废名传给沈从文，沈从文传给汪曾祺的，就是一种冷清的、冲淡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行文方式；而王国维、陈寅恪极目远眺，他们要托命的，是中国文化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3

老师最重要的作用，是启迪智慧，抹去蒙蔽。往往是一件小事、一句话、推荐一本书或一个动作，影响一生，让学生突然超越蒙蔽，醍醐灌顶，豁然大悟。

俞樾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从此学问精进；杨度21岁时一个冬夜，王闿运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廖平若不是小时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就不会成就那么大的学问。

这些点悟人的心灵的人，让我肃然起敬。相比治国平天下，教育更重要。因为相比物质的贫穷，精神的蒙蔽更严重。

薪火相传（代前言）(2)

4

把这些老师的故事串起来，就是一部近代文化史。通过这些有魅力的段子，可以一览近代思想资源。

近代思想资源，一为学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为学西方的社会主义，一为学西方的保守主义。这其中，有几座高峰。搠于罗素的金岳霖，传于殷海光，再由殷发扬光大，搠于杜威的胡适，由胡发扬广大，此门为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前有上继乾嘉学派的俞曲园、孙一让等，“花落春仍在”，后有王国维、陈、吴一枝，有章太言及黄侃、刘师培一枝，有熊十力、梁漱溟一枝。

书中辑录了108位老师的老掌故，按一切生命体的四个成长阶段，分春种、夏忙、秋收、冬藏四个部分。“春种”主要是俞曲园领衔的老国学大师，“花落春仍在”，他们为过渡的一代，播种的一代，开启的一代，上继乾嘉学派，下启新学一代；“夏忙”是创造的一代，有陈寅恪等文化托命之人；“秋收”则为专业知识分子一代，前代知识在这代得到收获，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冬藏”则是继承的一代，被政治扭曲，大龙潜隐，他们暂且藏了起来。

《诗经》上说：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有传授渊源在，文化薪火就不灭，如南山之寿，如日月之永恒。

俞樾（1821～1907）

花落春仍在。 俞曲园

俞樾（1821～1907）

俞樾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得以中试。此后，俞樾就将他的书斋命名为“春在堂”。

“花落”，意为西学传来，国学不盛；“春仍在”，意为中学为体。

昔日王静安闻炮火将到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不忍见，故自沉于水，一暝不视；陈寅恪见炮火已至北京，也认为花落而春亦亡，不忍见，故突然出走，常往不回。

不忍即仁，王静安与陈寅恪之仁，可作千古一叹。但是中国文化，其实是看不尽的春柳春花满画楼。

《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中青社1996年1月

俞樾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是章太炎、吴昌硕。

俞樾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李鸿章一心从政，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俞樾埋头文字，“学究天人际，名垂宇宙间。”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曾坦率地说，他不喜欢像李鸿章那样醉心于爬官，也不愿意像俞曲园那样专攻学术。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他的著名自挽联云：

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在杭州西湖灵隐冷泉亭，悬有一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

一日，俞樾与夫人游灵隐，小坐亭上，共读此联。夫人道：“此联问得有趣，请作答语。”俞樾应声而答：“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夫人道：“不如改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言毕，夫妻相与大笑。数日后，次女来，俞樾要她试为冷泉亭旧联作答。女儿沉思良久，笑道：“可答为：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俞樾惊问：“ 项"字何指？”女儿道：“不是项羽将此山拔起，安得飞来？”

王闿运（1832～1916）(1)

福州诗评家陈衍为人刻薄，曾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评。钱鍾书将这些评论记录下来，名为《石语》。其中，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的，是湘潭王闿运逝世后，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

可见王闿运的确长得难看。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王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应利用此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满清。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王闿运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兼总统顾问。王闿运作一对联自嘲：

顾我则笑；

问道于盲。

此联鹤顶格嵌“顾问”二字，意为：我有什么用？看到了只有一笑相迎。要问政治上的事吗？如同向瞎子问路。

王闿运八十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杨度21岁时，拜入近代大儒王闿运先生的门下。一个冬夜，王闿运欲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王问杨度：“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杨皙子想学哪一种呢？”

功名之学，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

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

而帝王之学，王闿运更是说得神乎其神：

“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 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

这一番振聋发聩之言，可谓王闿运一生的心魂所系，只是苦于无法亲身践行，或者所托非人，或者所遇非时。如今他年过古稀，好不容易觅到一个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弟子，自然不肯放过教诲的契机。

王闿运提醒，这门翻云覆雨的学问风险极大，“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入凌阁、上封神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既不似功名之学的稳当，又不似诗文之学的清高，但杨度还是愿意“虽千万人吾往矣”。

正是这一次深夜畅谈，师生二人的精神契约悄然订立。帝王之学永远沉积于杨度的生命底处。

羽戈《杨度的帝王术与宪政梦》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于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

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

王闿运（1832～1916）(2)

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

1861年8月21日，咸丰皇帝驾崩，遗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同治。皇太后慈禧暗中勾结恭亲王，密谋发动政变。王闿运作为肃顺幕府“湖南六子”座上客之一，闻到政变的气味，赶紧致书曾国藩，希望曾以柱国重臣的身份，带兵到北京“入觐”，支持恭亲王配合顾命八大臣共同辅佐幼帝，同时“声明祖制”（妇人不得干政），以粉碎慈禧垂帘听政的阴谋。

曾国藩一生谨慎，正担心自己“功名太盛”，生怕惹上“权臣干政”的嫌疑，故未采纳王闿运的意见。两个月后，慈禧政变成功，将肃顺等人全军剿灭。

王闿运临死，对此事都不能释怀，遂写了一副自挽联：

春秋表未成，幸有传儿述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上联说自己效法孔子，但成就不大，庆幸的是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文化事业；下联化用魏征的《述怀》诗：“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叹自己没有治国之才，空留吟咏之作。

1916年6月，王闿运说总统府应当加挂一块横匾，横匾上应当题“旁观者清”，“清”暗指清宫小朝廷。上下联分别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后来有人在上联加了“无分南北”四个字，下联加了“不是东西”四个字。

梁羽生认为，加上后面的尾巴“何分南北”，“不是东西”，乃“画蛇添足”（《名联谈趣》），其实未必。上联嵌入“民国”二字，讽刺民国南北分裂；下联嵌入“总统”二字，痛斥袁世凯“不是东西”。联语似信手拈来，运用成语与俗语，天然捏合，属对工稳，亦庄亦谐，含意深刻。

杨守敬（1839～1915）

杨守敬六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读书。八岁的时候，母亲为他请了一位老师覃先生。有一天，母亲准备好酒席，请覃先生吃饭，开席后覃先生夹了一块鸡腿一咬，鸡骨头把牙齿“顶”了一下，覃先生就对杨守敬说：玉香鸡稀烂棒硬。

此时，杨守敬正从厨房双手捧着一碗绿豆汤，奉给覃先生应声道：绿豆汤翻滚热炀。覃先生听后大吃一惊：小小年纪出口不凡，就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第二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家家户户门口都挂大红灯笼，覃先生的夫人做了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大灯笼，覃先生就在灯笼的右面写了上联：龙变鱼，鱼变龙，龙鱼变化。写好后叫杨守敬来对下联。

杨守敬说“老师，我若对上了，你奖给我什么呢？”覃先生说：“我书案上的文房四宝任你挑一件。”杨守敬说：“下联是：老携幼，幼携老，老幼欢欣。”覃先生听后，大加赞赏。杨守敬随即爬上覃先生的书案，抱上一块端砚就跑回家去了。

这年，县里开科，杨守敬前去应试。

主考官是知县崔培元，进士出身，五十多岁，脸上有几颗白麻子，在当时还算是一位有名气的清官。他见杨守敬眉清目秀，很是机灵，想逗逗他，就打招呼：“小孩，你过来！”杨守敬走上前来，深鞠一躬，道：“大老爷，有何吩咐？”崔知县见他很有礼貌，更加喜爱，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杨守敬道：“姓杨，名守敬。”崔知县道：“你来干什么？”杨守敬道：“考童生”。崔知县审视地望着他。杨守敬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我读过孔孟之书，习过周公之礼。”崔知县见杨守敬神情严肃，也就板起脸道：“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过大凡有才者都会作对，我出上联，你如对得好，自然够格做童生。”杨守敬道：“请老爷出上联吧。”

崔知县想了想，道：“年年县试会豪客。”杨守敬眼珠一转，答：“次次榜中添仕人。”崔知县听了心中暗喜：“这孩子虽然年幼，还真有点才气。”就又道：“小孩子滥竽充数，可有真本事？”杨守敬见崔知县一再瞧不起自己，很不高兴，还是强压下火气，道：“大才人鱼目混珠，哪来妙文章？”崔知县越发惊奇，猛然见杨守敬两手墨汁，脏脏乎乎，差点笑出声来，说：“小孩子两手黑，横道竖道。”杨守敬见崔知县如此出言不逊，再也忍不住了，紧接道：“大老爷一脸麻，左坑右坑。”崔知县脸腾地红了，本想发作，但一想是自己先不对，怪不得杨守敬，只好一笑了之。这年，杨守敬被取录第十三名童生。

王先谦（1842～1917）

王先谦，岳麓书院的末代山长，字益吾，别署葵园，长沙人，晚清巨儒。光绪年间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在朝为官时，不忿李莲英专横跋扈，上折子告御状，后因惧祸而辞官归乡，晚年在长沙任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山长十余年，桃李遍于朝野。

王先谦曾刻印袁褧嘉趣堂刊本《世说》。经叶德辉提醒，才知道袁本“讹谬百出”，王先谦便毅然毁版，请叶详加校勘后重镌。

王先谦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道：“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清末湖南三大儒，王恺运主船山书院，王先谦主岳麓书院，叶德辉几为当时中国第一藏书家。

孙诒让（1848～1908）

孙诒让，朴学家，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

孙诒让每著一书，必多创见，遗世三部书《契文举例》、《墨子间诂》、《周礼正义》千古不朽。章炳麟虽然目空一切，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1908年，章炳麟致书孙诒让说：“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光岿然，独有先生。”并盛赞其学术成就，以为“治六艺，旁墨氏，其精专足以摩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

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为“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于是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用功十年撰成《墨子间诂》十五卷。经过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至今还没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它。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以至墨学成为近代显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1904年，孙诒让看到一年之前出版的《铁云藏龟》，感到非常惊奇，说：“我研究古文字已有四十年了，想不到在年迈的时候还能看到商代文字这样的奇迹。”他凭借对古文字的深厚功力和广博的学问素养，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把《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材料大体上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了一部专著，这就是被学术界誉为对甲骨学的创立具有开山贡献的《契文举例》。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历来被治学者视为畏途，尤其是《周礼》，更因年代久远，内容繁复，文义艰涩，传本谬误，歧异丛生，而少有人敢涉足。末代大儒孙诒让孤峰突起，推出鸿篇巨制《周礼正义》，完成了最后一个高峰。

沈曾植（1852～1922）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1888年，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有为。沈曾植劝康有为作沉迷金石态韬光养晦。康有为听其言，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甚惮沈曾植先生。一天他不小心说了大话，遭到沈曾植先生的呵斥：“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有为惭愧而退。（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

1915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请求给予启导。沈曾植先生耐心教之：“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双声诂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王国维举“天显也”三字请释疑。先生说：“显与湿俱从显声，湿读他合反，则显亦当读舌音。故成国云： 以舌腹言之。 ”又指示国维写成《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发人所未发。（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

沈曾植早年弟子唐文治说：“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虚拘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王国维说沈曾植兼有清初诸老社会关怀、乾嘉学人经史考据、道咸以来民族地理之学，而见“综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为清末民初学界第一人。

“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1918年，心情十分忧郁的沈曾植写下了《自寿诗》。这两句半是旷达半是伤感的话仿佛是谶语，预言了他的学术史命运：生前盛誉，身后寂寞。

沈曾植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

林纾（1852～1924）(1)

林纾任教北大，有一门课在下午两三点钟，是人一天精神最不好的时刻。

某日，当看到底下学生又开始昏昏欲睡，林纾把课本一合说：“现在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振奋。只听他说：“有个风流的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神要听下去，林纾却突然不讲了，学生不干，请他继续。他说：“没什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

学生的睡意也被他驱走了。

林纾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但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为最后一位桐城派，他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

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闻世，最初只印了一百本，私下送人，是在他老家福建印行，即所谓“吴玉田”刻本，毛边纸印制，仿袖珍本样式，字迹精美。

琴南先生善文，曾自负地认为自明代归有光之后，六百年来无一人古文可与比肩。先生年轻时在故乡福州，就说过：“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

先生自幼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先生浸淫古文，研究欧阳修二十五年，研究韩愈四十载，终得古文神妙。

先生善诵。有次讲授韩愈《祭十二郎》文，先生以凄楚哀抑的声调，朗读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个字，其声呜咽，似闻啜泣。学生中有身世同感者，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讲解这五字，费了一小时还没结束，连上四堂才讲完这一篇。

他讲古文，极注重音调，每一篇的句读长短伸缩，抑扬顿挫，无不反复朗读，常令学生依他的音调，朗读多遍。并说好文章如朗诵得法，间以丝竹，其合拍悦耳的程度，与名伶所唱的好戏，并无二致。先生还说，只有操福州音，才能读得淋漓痛快，丝丝入扣。

先生善画。二十三岁时，他拜石颠山人为师学画，先画山水，后画人物。先生仙逝后，民国十五年，吴昌硕、张菊人等人将他的遗画运往上海三山会馆，开了个畏庐遗画展览会，展品不下百数十种。观摩者称他的画境“已入神化，无往而不精警也”，或赞“落笔弗俗，且无一点烟火气，叹观止矣！”先生另著有《春觉斋论画遗稿》一书遗世。

先生书房里，左右放着两张桌子。右边一张矮桌子是写作和翻译用的。他坐着写作或翻译，累了，就到高桌子旁边站着绘画。绘画站累了，又回到矮桌边写作或译书，以此调剂精神。

先生善译。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但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1897年，先生四十六岁，夫人刘氏去世，正郁郁寡欢时，适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归来。王精通法语，劝之合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以解愁绪。但林不识外文，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笔录之。刘氏之死与茶花女之死，使先生与小仲马有相同的心境，所以此书能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效果。先生后来以如画笔调回忆当时情景：“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歎喟，犹且弗释，矧长安逢秋，百状萧瑟。”

先生善字。晚年他躲在北京民间小巷吟诗作画，“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林琴南七十自寿诗）。先生爱到一条叫广和居的胡同里小吃，每次吃饭前，店家都要拿出早准备好的荣宝斋上好书笺，请他把要的菜名写在上面，然后把那些菜单装裱成册。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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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1852～1924）(2)

先生善武。他性情狷介，有游侠做派，少年时，曾拜乡间拳师学武艺，以佩剑任侠、披酒行吟而得名。

新文化怒斥先生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先生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谁是谁非，在我心中至今没有定论。但先生是真正知道古典的美，发自内心疼爱古典。这一个“疼”字，把今天多少跑学术的人给比了下去。

民国时期张江裁《燕京访古录》里记载有琴南先生：“顺治门外永光寺街，有畏庐在焉，吾师林琴南先生故居也。先生侨居北平三十余年，终老在此。其门楹有自书联云： 扪心只有天堪恃，知足当为世所容。 ”

晚年的林琴南，拒绝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邀请去做官，也拒绝了为吴佩孚作画。大隐隐于市，他躲在陋巷吟诗作画，“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林琴南七十自寿诗）。据说，他很爱到附近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去吃饭，每次吃饭前，店家都要拿出早准备的荣宝斋上好书笺，请他把要的菜名写在上面，然后把那些菜单装裱成册，成为那时的佳话。

读林琴南《诫子书》，可见其爱子至深，于我可作座右铭。

字谕琮儿知之：

天下最难之事为收放心，而最易之事，则为提醒精神。精神一提醒，则后来艰难之状，历历布在眼前，放心不敛则自敛矣。凡血气未定之人，容易为人诱骗。你之朋友亦不是有心陷害，不过同是青年之人，阅历不深，毫无后顾之忧，一日畅快便过了一日，不如不觉将堂堂岁月积渐抛荒。一日抛荒，便种一月一年之根株。心情渐渐疏懒，以为凡事都有明日，不知靠明日便失之今日，逐日如此，不知不觉又度一月。一月不过三十日，试问一年有几个三十日？岂不可惜？而翁今年七十有二，未尝一日偷闲，正以来日无多，格外秘惜。汝年仅二十，如能如我勤勉，将来岂复可量。譬如商家，我之资本无多，能俭能勤，亦足支撑过日。汝年富力强，本钱充足，更能勤俭，发财便无限量。须知为人必先苦而后甜，不宜先甜而后苦。我在一日，汝便有一日之安饱，此不是甜境，是未来之苦境。汝若昧昧视为甜境，则苦境之来，正算不到是何时日。吾为汝计，方汲汲顾景，汝反偷闲往观电影，有何益处？不是作骗，便是狙劫，至侦探等等，全是教人为恶，毫无阅历之可言，观之殊损眼光。汝言夜间睡不着，必是课后与同学闲谈，不能就枕，率性出塾游玩，此即不能收敛放心处。放心一萌，则眼前便起一道愚云，将一身事业全行遮蔽。如道士炼丹，时时着魔，令汝七颠八倒，你当早早回头，习一静字，便是安心之法。由静生明，由明看到家境，则志气奋发矣。勉之勉之。癸亥四月二日父字。此书留观，不可抛弃。

少年时的林琴南，读书异乎寻常地刻苦。

进房间，他必定停下来，往门边的墙上瞧着什么，原来墙上贴着一张字条，抄着一段文章或者一个问题。林琴南要将它默诵一遍或想出答案，才进屋，否则就一直站在那里。

进屋走到书桌前，他也不立马坐下，原来桌上砚台压着一张纸条，他要读一遍或想通一个问题，才会坐到椅子。

他把自己独特的方法戏称为“抬头不见低头见”。

坐着，拿起桌上的一本书，闭上眼，随意翻一页，指一个地方，睁开眼瞄一下所指的段落，然后就背出上下文 他要求自己对课文熟悉到这个程度。

别人从书中寻章摘句挑出一二，问他出处，他也能答上来，又往往上串下连将整段背诵，如流水喷涌。看了文章，他将词汇整理归类，数数全篇用了多少好词佳句。然后掩卷思考，细细琢磨，加以领会。

中年以后，林琴南专攻唐宋古文兼及《左传》、《史记》等，对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特别醉心。据他自己说，至七十岁，治韩愈古文四十年。每得韩愈一名篇，就粘在案头，拿东西盖上，每天早晨掀开读一遍，然后盖上默背，数月后烂熟于心才换上一篇新的。韩愈文集他翻阅了十多遍。

他一生浸淫古文研习，研究欧阳修25年，韩愈40载，具有浓郁的古文情结，是清末民初唐宋派古文的绝代大家。1918年林琴南在上海中华译书局《文学尝试》第一期上所载《论文》中说：“为文有两要：一曰获理，一曰适道。盖文有古今，而理与道无古今。自秦汉以至唐宋，虽间有统系派别之可言，必根于理而当于道，则一也。”他钻研经史子集，尊崇孔孟程朱，心仪韩柳欧苏，把儒学和古文奉为天下文人至要。他对酷爱古文，几至痴绝，曾宣誓“拼此残年以卫道”！

廖平（1852～1932）

廖平满腹经纶，却屡次考秀才不中，第三次考秀才，主考官是张之洞。

廖平知道张之洞为学主通经，“通经根抵在通小学”。忆及往年在废纸中拣来的那本破旧的《说文解字》，廖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临场答卷，他不仅将近年来精读的宋人的议论，洋洋洒洒，尽情发挥，而且把压在记忆深处的《说文》释义，也搜肠刮肚地搬进文中。

不料一时疏忽，他犯了八股大忌，将破题两句写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丢到废纸篓中。这时，主考大人张之洞从废纸篓里捡出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又兼颇知小学，大合自己“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的心意，一时高兴，将廖平拔居第一。廖平于是抖抖衣襟，成了榜首秀才。

康有为见了一次廖平，一听他说“六经有一部分是伪的”，就气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哪知才过了几个月，康就说“六经全是伪的”。

廖平祖上既非书香，为人也不明敏。他天资平平，记忆力很差，每天背课之时，总是结结巴巴，十分尴尬。廖父大为失望，令其退学。

看见别的孩子高高兴兴地上学，廖平自然不会甘心。一天，他拿了钓竿，跪在家里的先神位面前，虔诚地发愿说：“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钓得两尾鲤鱼。”

他出门垂钓溪涧，果然钓得两尾红扑扑的大鲤鱼，如有神助。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也兴奋异常。廖父望着还扑腾扑腾弹动的红鲤鱼，认为祖宗真的显灵，孺子可教，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牵了廖平再投塾师，请免其记诵。

从此，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经学初程》）

这个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学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转机，因此他后来为学有成后，还深情地题其室曰“双鲤堂”。

严复（1853～1921）(1)

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

1906年任复旦公学校长。

1912年，严复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校长。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并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辜鸿铭（1857～1928）

汤之《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给年轻的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一步领悟到：精神的洗礼，品德的修炼，思想的改造，无一不如此。他决意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于是，借用“汤之盘铭”的话，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也。商汤王在盆上刻写警语，辜鸿铭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一幅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他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凌叔华在《爱山庐梦影》中回忆，辜鸿铭晚年居于北京，常去她家中做客，有天忽然对她父亲说，想刻一个图章，印上他一生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每次上课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要求虽严，但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一次，辜鸿铭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竟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要杀掉严复和林纾二人。”严复眯着眼，笑而不搭理。林纾则相问：“我二人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还请阁下看在同乡的份上，刀下留人吧。”辜鸿铭疾言厉色道：“严复翻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于是，全中国的人只知道应该去物竞而不知道还应该有公理，如此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而林纾你呢，翻译了《茶花女》，如今的小青年只知道应该谈恋爱，却忘记了礼教到底是什么了。如果不杀你们两个，天下将不会有太平。” 辜鸿铭是个记忆天才。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

他曾经教授记忆之法，谓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by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byheart）。” 辜鸿铭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是真正的杰出之才。” 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而辜鸿铭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国外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

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才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亲自翻译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等。他的译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 辜鸿铭做官讲学三十多年，师爷气和书生气使他特别喜欢评论当世人物。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从太后、皇帝、尚书、督抚，到维新领袖，在他嘴中几乎鲜有漏网之鱼。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竟然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的时候，全国举哀三天，而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自个儿家里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辜鸿铭所臧否的人物，当时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权势未衰，他却能一一指而骂之，实乃一介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的狂狷之士。（《书屋》2002年第10期《解读辜鸿铭》）

严复（1853～1921）(2)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

林语堂曾评价他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辜鸿铭，真语言天才！

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尽兴尽量。”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罢，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取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两位异邦“九千岁”当场片刻之间，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不知所云。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盼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在德国留学时，一次，辜鸿铭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拖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窃窃评论。辜鸿铭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还装得像真的似的，哈、哈、哈 ”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还真的背诵起歌德的语录来，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几个洋青年已被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书屋》2006年第5期《一代怪杰辜鸿铭》）

康有为（1858～1927）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康有为二十二岁，入西樵山读书。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那是康有为最有心得的时候：

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

康氏有别于晚清诸多博学之士的，是其“圣人气象”。此“圣人气象”之养成，与西樵山水颇有关联。正是西樵读书，使得其由独好陆王而醉心道释，冥心孤往，探本溯源，深有所悟。此独学西樵时之“专意养心”，养成一代宗师。

康有为批评清人普遍认可的“识字 通经 达道”治学方法，称其为“磨砖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康氏主张先从古圣贤心志入手，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具体的考据问题。

简直不能想像，一个基本不懂外文与西学的“学者”，敢于开设“万国史学”以及“外国语言文字学”之类的课程。而康有为主讲万木学堂，偏设此课。

读康有为的书，确实痛快淋漓，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学界需要这种敢于“胡思乱想”的“异端”。大刀阔斧的开路先锋，会留下许多遗憾，但其“气势”，值得后人永远追怀。

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康有为则科举考试不顺，不过是一名监生。

按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有些沾沾自喜。

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拜康有为为师。

康有为在《自传》中说，六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

陈介石（1859～1917）(1)

陈介石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

他讲的是温州话，无人听得懂。于是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上课时候，他登上讲坛，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课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

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挚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到，他虽然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为学生讲课，真像《庄子》说的：“目击而道存矣。”说话倒成了多余的。

《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中青社1996年1月

陈黼宸（陈介石）是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他讲中国哲学史的三部讲义（《诸子哲学》、《老子发微》、《中国哲学史》），基本上采用的是经典注疏的方式。 陈介石22岁加入求志社，号称布衣党。但是没过多久，里面的社员都不再坚持原来要穿布衣的主张，只有陈介石终身布衣不改。 陈虬创办利济医院，并附设利济医学堂。当时求助于乡里，希望有人能够资助，但无人响应。只有陈黻宸“举其修脯所得，衣食外辄以付陈君，为建造学堂之费”。 袁世凯图谋复辟时，筹安会派人到北京大学发动师生上书劝进，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史学和诸子哲学教授陈黻宸坚决反对。

蔡元培（1868-1940） 冯友兰回忆他第一次见蔡元培的景象：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说程颢“视其色，其持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洪乎若沧溟之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冯友兰第一次见到北大校长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 蒋梦麟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嘉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到北大之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来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果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把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来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

蔡元培在北大讲授的唯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 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气势汹汹。蔡先生在红楼二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的学生纷纷后退。

《西潮与新潮 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

蔡元培字写得不好，很多人都知道。在《石屋续瀋》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其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现在的北大。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前，北大学子庸俗不堪，很多就是来混张文凭的。当时在北京有名的风化区 八大胡同里，最受欢迎的是两院一堂：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当时的北大，时人称为“京师大学堂”。

陈介石（1859～1917）(2)

蔡元培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北大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之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如此，不懂英语的老师，只能呆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长后，特别提示举行校务会议，一律用国语发言。结果外国教师就反对起来，表示他们不懂中国话，蔡先生答道：“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会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自此，北大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国语，不再用英语。 蔡元培提倡“劳工神圣”，并以自己的言行来诠释这种思想。1917年1月，蔡就任北大校长那天，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向给他行礼的校役鞠躬还礼。而过去的北京大学校长向来是不理睬校役的。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都脱帽向校警鞠躬。 蔡元培当校长时，北大有两个英国教授品行不端，常带学生逛八大胡同。蔡知道后，很不高兴。正巧这两个教授聘约期满，就不再续聘。当时，那些外国教授很多都是公使馆介绍进来的，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到蔡理论此事，蔡校长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为此，那两个英国教授竟然向法庭控告蔡先生。开庭时，蔡先生请法学专家王宠惠代为出庭。结果，蔡先生赢得了这场官司。 蔡元培的第二次婚姻时人谓之一绝。蔡元培的元配王夫人病故后，一年后许多朋友劝蔡续娶，蔡提出五个征婚条件：（一）识字，（二）不缠足，（三）男子不娶妾，（四）女子在夫死后可再嫁，（五）夫妇意见不合即可离婚。

当时这则征婚广告曾经轰动一时。毕竟当时还是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黄仲玉对这些条件都符合，就由叶祖卿任介绍人，订婚后即于杭州举行婚礼。结婚时候以开演讲会代替了闹新房，演讲时很热闹，硕儒陈介石引经据典，阐述男女平等理论。另一硕儒宋恕则站起来反对平等之说，还戏谑道：“假如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假如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蔡含笑答复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还是平等嘛。”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的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蔡元培到校后，加聘过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搞了一个“筹安会”。筹安会由御用文人组成，有六个发起人，时人讥讽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袁世凯倒台后，这六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刘的水平确实高，虽然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也正是蔡元培这种“兼容并包”，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季刚、陈汉章诸先生，新派学者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周树人、顾孟余、陶孟和等各位，当时都先后汇聚于北大。真可谓“人才济济”。

蔡元培先生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

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是对“兼容并包”的具体解释。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文中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

冯友兰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这样的人，才是君子。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蔡元培病逝后，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时，对学生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出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章太炎（1869～1936）(1)

1875年，章太炎刚满六岁。一天，其父邀请好友在家中饮酒做诗。饮酒当中，天降大雨。其时有个老先生酒兴上来，就叫小太炎即景做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即念道：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一时间众人皆拍手叫好！而老先生也叫人拿来纸笔，记下了这首“六龄童诗”。此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先生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许寿裳先生在《章炳麟》（已编入最近出版的《许寿裳文集》）一书中，认为章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而在国学大师方面，将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列于首位。许寿裳说：“章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洵可谓集一代的大成。”

章太炎1903年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猛烈抨击清皇朝的统治，被捕入狱。1906年6月出狱，立即被革命同志、青年学生们接送到日本。他在东京一面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继续鼓吹反清革命；一面讲学，讲的就是“小学”即语言文字学。

据许寿裳先生的《章炳麟》载：章太炎在东京的讲学之所是大同中学里的一间教室。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人也想去听课，但和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相冲突，希望先生能为他们另设一班。先生特予允许，每逢星期日上午，就在其寓所即民报社所在地授课。

“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时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 诲人不倦 。”所讲内容是“小学”。

据许寿裳说，“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可见，章太炎在革命事业上最辉煌的岁月，也即他在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最结硕果的时期。

许寿裳在《章炳麟》中还说：每星期日上午去章太炎寓所，“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

在章太炎寓所听课的八人中，大多数在其生命历程中与语言文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八人中，钱玄同是多话多动的一个。大家席地而坐，而他却喜欢在席上爬来爬去，因而得了个绰号叫“爬来爬去”。直到五四时期，朋友圈子里熟谙此“掌故”者还尊称他为“爬翁”。可这位爬翁却是我国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大家。

八人中的朱希祖，后成了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上古文学史》、《中国史学通论》等著作。1911年他曾集资刻刊章太炎的《小学答问》，鲁迅出资15元，此书1912年印成。

八人中的朱宗莱（蓬仙），曾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很少，但他却著有《文字学形义篇》。

八人中的周作人，后来成了名作家、名教授。

八人中的许寿裳，是请章太炎“特设一班”授课的发起人。他曾长期追随蔡元培在教育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任职，但也在多所大学兼职或专职授课。在他讲授的课程中，有“文字学概要”。

八人中的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是我国20世纪的伟大文豪，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八人中的龚宝铨、钱家治，前者是章太炎的女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后者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教育部任职，较长一段时期与许寿裳、鲁迅是同事。

当年在东京章太炎寓所听课的八人，据现有材料，至少已知六人曾在文字学方面是开花结果的。

章氏一生讲学不辍，从早年东京讲学到晚年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学子众多，像许寿裳所举的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等，可说是入门弟子。

学术大师，他的著作常常可以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他的言传口教，常常也可以影响一代人乃至一代一代传下去。章太炎就是这样的学术大师。

章太炎（1869～1936）(2)

1898年，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台湾，其师俞樾耿耿于怀。后来章太炎剪辫子，发表仇满言论，更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适逢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来拜望老师，俞樾借此怒斥道：“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这段痛骂，章太炎一方面搬出顾炎武，从经学角度进行辩驳，一方面写下《谢本师》，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毫不客气地责问其师：“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章太炎在上海时，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来往，以在孙家时为多。太炎能独自雇人力车往孙家，但对自住的里弄地名却记不清楚。因此由孙家回来时，必由人陪送。

有一次，孙中山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章坐到车上即令拉车人快跑，陪送者等到另一辆车时，章已不知去向。章之拉车工人在半路上问往哪里，章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章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此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转圈子。 章太炎因为中年丧偶，生活无人照料，只好登报求婚，其文如下：敝人近感鰥况岑寂，欲获得一白头伴侣，劻我家室，然必具有以下三者，方为合适。（一）须文理通顺，能做短篇文字者。（二）系出名家闺秀，举止大方者。（三）有服从性质者，不染习气者。

后来，还是由蔡元培做“红娘”，章与汤国黎女士结了婚。 章太炎度完蜜月不久，就被袁世凯羁留起来。不少人想去营救他。有个人转求袁世凯最亲信的张秘书，说：“袁总统手中握有精兵十万，还怕一个书生不成？干脆就把太炎先生放了吧！”张秘书听罢，瞪大眼睛说：“这可不行。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也是可怕的东西！”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有个怪癖：寒冬腊月不离扇子！

1932年4月，北京大学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接连讲课三次，又到燕大、清华讲学。这些演讲是当时北京学术界的盛举。关于演讲的情形，亲历其事的钱穆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

“章疯子”的来历。

汪太冲在《章太炎外纪》写道，袁世凯为收罗名士劝进，欲得章氏一纸劝进书作为开释条件，章太炎伪诺之。但章将生死置之度外，给袁写的不是劝进书，却是声讨书。文中有语：“某忆六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唯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闲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袁阅后狂怒，但自嘲曰：“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时，在桌子上书上“袁世凯”名字，每日击打数次，以泄心中之愤。1915年，章太炎书“明年祖龙死”，而袁世凯恰恰也就是1916年死掉的。 章太炎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话、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医学等均有深邃的研究。据说他自认医术为最高。太炎先生曾任上海国医学院院长、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和苏州国医研究院名誉院长，誉满杏林。近代医学界公认其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日本的芥川龙之介说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太炎的学生鲁迅对先生的评价是：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并认为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先生记忆力超强，用手一敲秃脑袋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

梁实秋晚年对他的女儿回忆老师梁启超先生，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还说，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梁启超的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梁启超先生名扬天下，讲课也叫人称绝。他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 ”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听课的也深受感染。他记忆力非凡，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讲课时旁征博引，运用自如。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对梁启超的一次讲课记忆深刻：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河！”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演讲后约二十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 ”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掏出手巾拭泪，听到的人不知有许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到他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中说：蔡元培先生好比宋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梁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情。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启迪了好几代人。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

他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 你们两个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这个长序便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

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以政治论学，变法图强为其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以人格修养为其归宿。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张伯苓（1876～1951）(1)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南开校长张伯苓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他坐在演讲台上，和顾维钧、梁启超和汪精卫在一起，只有他是唯一大人物，其他人都相形见小。

就是这个大人物，在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时候，如乞讨一样向当时权贵伸手，几多艰难。如《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所提到的这些人。老实说，徐大总统、袁大皇帝等实在是南开的恩人，随便缺少哪一个，南开就有可能夭折在襁褓之中，中国教育史上的最大奇迹就不复存在。

张伯苓如老僧托钵，对这乞讨毫无愧色，认定这是“以天下之财，兴天下之利”。

张伯苓一生的顿悟是他当小水兵的时候：

小水兵张伯苓参与中日甲午海战，一败再败，随军到威海卫，目睹了国际上极为罕见的日、中、英三国易旗，悲愤地看着国土被强割租给英国。

这时走来一英一清两士兵。英兵魁梧强壮，神气十足。清兵虽穿着“勇”字服，却神情萎缩，满面憔悴。张伯苓大为震撼，忽然顿悟：国人不如洋人，所以中国不如英国。怎么使中国人强起来？他认定是教育。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注重仪表。他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开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张校长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1924年底，大学部师生间发生了点矛盾，张校长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这场内部风波，过后轻描淡写地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

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猎奇而来。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

他接着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这几句话深深震撼了张学良，他意识到再也不能沉湎于游乐，而应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

从此，他以师傅之礼待张伯苓。1990年8月，被幽禁54年的张学良在台北首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还不止一次地提起张伯苓和南开大学。当采访记者问他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时，他马上回答是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六十八岁寿辰，是1944后年10月17日，当时国共两党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张厉生都是他的学生，一起为他抬滑竿绕场一周。他笑了，作为一所学校的校长，他能培养出在国共两双方担任高级官员的弟子，且能走到一起来，劲往一处使。

少年周恩来胸怀大志，却家境贫寒，慧眼识才的张伯苓就免除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住宿费。有时，一校之长的张伯苓还请周恩来上家里来长谈，夫人下厨。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小时候，校长给我熬鱼吃。”在周恩来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也是得到南开的奖学金资助。如果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后来的一国总理。

张伯苓（1876～1951）(2)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在这次运动会上，有日本、德国等国驻天津的领事出席。由于张伯苓在体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被推举为这次运动会的副会长兼总裁判长。

入场式开始之后，随着运动员们的陆续进场，正对主席台的四百多名南开学校的拉拉队队员，在素有“海怪”之称的队长严仁颖的指挥下，突然用黑白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前来观看比赛的三万多名观众顿时被南开学生大胆的爱国行为震惊了，立刻报以一阵紧似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息，南开学校拉拉队员们又一变手势，打出了“收复失地”四个大字，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观众们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纷纷起立为南开学生鼓掌。

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激怒了在主席台就座的日本驻天津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他当即向张伯苓提出抗议，而张伯苓则非常冷静地应对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美治郎见状，只好愤愤地退席并向天津地方当局抗议南开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所谓的抗议。结果，国民政府饬令南开对学生严加约束，严禁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张伯苓表面应允，但是当他把严仁颖等学生领袖们找来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讨厌！”第二句却说：“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竟然是：“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王国维（1877～1927）(1)

吴其昌回忆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快乐时光：平常每一个礼拜在水木清华厅上，总有一次师生同乐的晚会举行。谈论完毕，余兴节目举行时，梁启超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王国维先生往往诵八股文助兴，如今，声音好像仍在耳旁，而先生们都已远去。

吴其昌《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

罗振玉为培养翻译人才，开办了东文学社。一次，他在一同舍学生扇头上看到一首咏史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对此很欣赏，他认为写诗的青年会有大出息，于是开始关照写诗的王国维，在王生活困难之际，罗振玉包他学费，让他在社内兼职，使其无后顾之忧。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悲伤的哲学影响，但他的悲伤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人世的大苦，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而观堂先生恰恰都经历了。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王国维爱的都是与他气质相似的人 李后主、宋徽宗、纳兰性德、曹雪芹

王国维有一双慈悲的眼睛，他写过一首词，里面有如下两句，让人惊动：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王国维的学术境界太迷人，一踏进“王学”的宫墙之门，就迎来庭院深深，松柏参天，花果飘香！这里有他亲手创建的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史学的殿堂，一座连一座，美轮美奂。

青年王国维，是英气勃勃的诗人、哲学家、美学家。他有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当他深入体味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的三首词时，灵光照彻，发现了人生的大境界。他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话连缀成“三境界”说，从而玲珑剔透，成了一个美妙的经典！《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

1925年2月12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2月13日，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恭谒王国维先生，请其出山。吴宓走进王宅，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此举一下打动了王国维。据吴宓当日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还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据说王氏夫人曾劝他：“来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

1927年，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已是草木皆兵。此时，任教清华的王国维虽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王家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众人寻到颐和园排云殿鱼藻轩，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水中有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淤泥中，而后背衣衫尚未全湿 正是王国维！

王国维的学生刘节记载颐和园一园丁的现场说法：“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尤未湿也。”家人从其口袋中寻出四块多钱和一纸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第三子王贞明）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1877～1927）(2)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除了讲书授课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他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书房研究学问。但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辩论，他都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

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柳诒徵(1879 1956)

柳诒徵在南高、东大和中央大学教书之时，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清矍面孔，疏落长须，平日身着长袍马褂，一尺长的旱烟杆系着黑布烟袋，始终不离手中；无时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学生见面行礼，他总是拱手作答，最为谦虚。言语幽默诙谐，一派谦谦君子风度。

抗战期间，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一天，柳诒徵有事与一随从一起入兴化城，岗哨卫兵照例盘问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哑然无以为对，哨兵斥之离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门城内建设厅长住宅，岗哨始准随从入城通报，由建设厅长到北门迎接后方得进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却连连夸奖哨兵训练有素，忠于职守，并自嘲说：“这是报应，我平时当老师时常给学生吃鸭蛋，此次我连吃三个鸭蛋。”说毕大笑。

柳诒徵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

其所著《中国文化史》一书，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书中所纪俱系前言往行，简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期能于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谬误，而后折衷至当，以成定论。

其所著《中国历史要义》一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诚、史义、史术、史化十大篇。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更见精彩，美不胜收”，“在我国的史学名著之中即以之持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相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

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有一番较全面的评述，将柳诒徵与梁启超相比：

“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唯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中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

陈独秀（1879 1942）

毕业时候，师生照相。老师前排，学生后排。陈独秀和梁漱溟坐一起。梁漱溟谨慎，把脚放在椅子底下；陈独秀豪放，把脚伸到梁的前面。

相片出来后，班长孙本文给陈独秀送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

陈独秀的气象，真是豪放。

《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中青社1996年1月

沈尹默的书法练成，与陈独秀有关。有一次，陈独秀在朋友家看到沈尹默的字，批评到：“这个人的字，其俗入骨。”这句话让沈尹默耿耿了好久，发愿在书法上有番成就，后来果然如此。

《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中青社1996年1月

陈独秀老家有独秀山，今人多以为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其实不然，相反，是陈独秀以独秀山而名。独秀山矗立在怀宁县境中部，孤峰兀立，笑傲天穹，山绝水长，独具特色。据当地地方志记载，独秀山“潜岳绵亘，落平冈百里，顿起此峰，形势突兀，条干所为，明柝可数”，“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

纵观陈独秀一生，起起落落，也可谓“独而秀，秀而独”。 徐志摩与陈独秀一次邂逅时，在《西湖记》中这样写道：“昨夜散席后，又与适之去亚东书局，小坐，有人上楼，穿腊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行路甚捷，帽沿下卷 颇似捕房 三等侦探 ，适之起立为介绍，则仲甫也。彼坐我对面，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线条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1923年10月16日） 陈独秀爱好书法，至老仍无懈怠。逝世前一年，他闻知欧阳竟无珍藏有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其诗这样写道：“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如此这般，欧阳竟无最后只好割爱遂其心愿。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陈独秀二十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二十六岁。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曾经想说去延安。毛泽东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延安当时复电这样写道：“彼回党须符合三条件。一则放弃托派，公开承认错误。二则公开表示用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则须于实际行动中表达诚意。”陈独秀向来傲气，见此则笑道：“书面检讨，恕难从命。” 1927年6月和翌年2月，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就义。陈独秀的姐姐陈筱秀帮忙整理后事，竟也伤心病死。其妻高君曼大哭不止，陈独秀此时皱着眉头说：“迂腐。”其实，陈独秀并不是不为儿子伤感，只是一切藏在心中而已。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陈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说道：“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1932年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时，说道：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而胡适的《四十自述》也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1959年10月，胡适和友人谈话时重提北大话题，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因发表抨击日本侵华及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宣言和传单，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以违犯《国民紧急治安法》名义逮捕入狱。国民党中央闻讯此事，急令解送陈、彭等人到南京。途中，陈独秀酣睡如常，彭述之十分羡慕。陈对彭这样说道：“吾已半老，別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陈独秀在被公审时，需要请辩护律师。陈独秀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1933年4月，江宁地方法院公审陈独秀，章士钊等五个律师为他辩护。陈独秀还是侃侃而谈，把公堂当作了讲坛。当时章士钊为辩护颇为得力，陈独秀却当庭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只代表他自己。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时论以为破天荒者。

陈垣（1880～1971）

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

陈垣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把要读的书分成了三类：即一般浏览、仔细浏览和熟读记诵。有的一两天就翻过去了，有的要读上个把星期，有的则需翻来覆去地背诵。

严耕望曾把陈垣与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并列为他所亲仰风采的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異，而造诣均深”。

陈垣讲课时，先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代清楚，尤其注意前人的谬误所在。有的同学回忆陈先生，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 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陈垣某次讲述《史记?刺客列传》，在谈到荆轲刺秦王时，自己像是荆轲似的，在2尺见方的讲台上“逐秦王”，绕着讲台，转了两个圈子；在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靠着铜柱向秦王扔出匕首时，他举手作势，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众。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其他教员都把他当活字典使用。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

有一次，陈垣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

陈垣说教书育人不宜用“桐城派”的华丽辞藻；不宜用六朝骈文；不宜引用古奥掌故。

陈垣以一本《元西域人华化考》名扬天下，让学生们如启功等高山仰止。

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启功流泪写下了《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

1．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2．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可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为主。

3．淘气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4．不要发脾气。站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

5．研究几个月的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课讲的。

6．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要改关键处。

7．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哪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8．评点作文时，好的在堂上表扬；不好的，堂下个别谈。

9．要懂得疏通课堂空气。常到学生座位间走走，远处看看板书如何，近处瞧瞧学生笔记。学生是否掌握了你讲的内容

李叔同（1880 1942）(1)

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道：

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道：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

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道：

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道：

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道：

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 都是“认真”的缘故。

李叔同（1880 1942）(2)

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道：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李叔同当年的学生，有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潘天寿、李鸿梁、曹聚仁等。如果没有李叔同，肯定就没有后来的艺术大师丰子恺、潘天寿。没有丰子恺、潘天寿，中国的漫画史、国画史等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晚年的弘一曾经两次提到自己出家的因缘，但外人看来依然难解个中消息。在他二十八年僧腊结束的圆寂前几日，他写下了最后的偈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我当时见他吃莱菔、白菜时那样愉悦叮咛的光景，我想：莱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啊!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 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他“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候，是见山不是山，经历了人世的繁华，使遍了自己的才华，在诗词、音乐、书法、戏剧、绘画各个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令人叹为观止。

有一天他忽然明白了，这人世的繁华，终是“执象而求，咫尺千里”，明明近在咫尺快要抓住了，却又远在千里，追求不得；这世间的学问，终究是“义理浅，头绪多，似易而反难”。

弘一法师的最后话语是：悲欣交集。

鲁迅（1881～1936）(1)

有一次，鲁迅先生讲到《红楼梦》，笑着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来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先生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为什么？”“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学生都会心地笑了。

据鲁彦回忆，鲁迅在北大作演讲，讲的是《中国小说史略》，当时的情况是：

“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有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 中国小说史 那一课题。”

鲁迅的童年是很寂寞的。他是长子，担负着家庭门楣的重任。但这种对爱的渴求成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色。没有游戏，也没有相应的读物，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他憎恶长妈妈，并不仅因长妈妈踩死了他的隐鼠，还因长妈妈总爱向人群中“切切察察”，总限制鲁迅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他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多年以后，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纪念长妈妈，鲁迅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先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 不 ，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 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 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鲁迅小时候，某次看到一张“老鼠成亲”的画，遂得知元宵佳节的晚上就是老鼠成亲的日子。元宵节晚上，他找来弟弟周作人，两个人一起守夜看老鼠成亲的场面。结果两个人大失所望，什么都没有看到。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是《诗经》里的一句诗，被用来形容兄弟失和。而鲁迅满周岁时，按绍兴习俗，拜长庆寺龙住持为师，得到的法名是“长庚”，而周作人的字恰好是“启明”。当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时，其母周老太太觉得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是一种天命。 鲁迅和周作人的手足情，禁不住枕边风，兄弟俩最终决裂分手。鲁迅为此起了个“宴之敖”的笔名。据他解释，这个“宴”字从上到下分三段看，是：从家，从日，从女；而“敖”则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周作人看到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时，知道这《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而是假借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情谊的断绝。多年后他还肯定地说：“我深信，我的这种感觉不会错的。” 当日本侵华步步紧逼时，时在北京的周作人却想把日本作为第二故乡。看到此景，鲁迅非常焦急，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交流。后来他曾请人帮忙，婉转地请周作人南下。当时，中间人看到此信，不禁拍案道：“兄弟分手多年，遇有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对兄长的这份关怀，周作人却毫无反应。

鲁迅爱书如狂。某次，其母劝他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鲁迅日记》记载了从1912年到鲁迅逝世的24年的书账，他平生购置并保藏了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而这24年里，鲁迅平均收入的11.1%被专门用来购置图书。 鲁迅人瘦，以至于有人把他当作烟鬼。某次，鲁迅上街，碰到一人，贸贸然问鲁迅：“特货哪里买的？”

鲁迅（1881～1936）(2)

鲁迅曾经评价刘半农、陈独秀和胡适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闭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 内无兵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间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南京政府当时在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检查委员会，检查甚严。鲁迅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只好时常更换笔名。可是这样的文章，要么被检查者抽去，要么是大遭删削。鲁迅叹息道：“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做官的，现在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了又删，有时竟像说昏话，使人看不懂。” 鲁迅有了周海婴后，很是高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有人就说这是做人不好的缘故。周海婴生性比较活泼，常常弄得鲁迅头昏。有次，海婴竟然问鲁迅：“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只好答道：“要吃是可以的，还是不吃的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次日，周作人有堂《六朝散文》的课，他没有请假，而是夹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课堂上，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声响了，他收起书，对学生讲：“对不起，下堂课我不能讲了，因为我要到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学生才看到他的脸色是幽暗的，眼圈是红的。

鲁迅是这样看待他和朱安的婚姻：“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正因为如此，这段婚姻对双方都是孤独和不幸的。 当朱安得知鲁迅和许广平结婚的消息时，她说：“我想得到，你看他们一起闹学潮，一起去广州。 本来我想，以先生的为人，我后半辈子先生是会管我的。我就像蜗牛，终有一天我会爬上去的。但现在没办法，蜗牛摔下来了 ”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朱安是个有着傲气的女人。鲁迅和其母去世后，朱安生活艰难，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登报要“卖书还债，维持生命”。许广平得知其要卖掉鲁迅的藏书，委托别人找到朱安面谈，要保存好鲁迅的遗物。朱安很生气：“你们要保存好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朱安得知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多受折磨后，再也没有提出过卖书。还明确表示，愿将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转交给周海婴。后来，各界进步人士得知朱安的情况后，纷纷捐资，而朱安却始终一分钱没有拿，对此，许广平也是深深佩服。 曾有青年学生问鲁迅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道：“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鲁迅曾说过一句透彻的话：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鲁迅的《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世界上很多作家都很赞赏它。

苏雪林写道：“《阿Ｑ正传》这样打动人心，这样倾倒一世，究竟是什么缘故？说是为了它描写一个乡下无赖汉写得太像了么，这样文字现在也有，何以偏让它出名？说是文笔轻松滑稽，令人发笑么，为什么人们不去读《笑林广记》，偏偏爱读《阿Ｑ正传》？告诉你理由吧，《阿Ｑ正传》不单单以刻画乡下无赖汉为能事，其中实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Ｑ正传》也不单单教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年夏，鲁迅应蔡元培邀请，为北大设计校徽。校徽由三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刘半农教授诙谐地称它是“哭脸校徽”。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霖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鲁迅在答《北斗杂志》如何写创作小说时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吝惜。宁可将作?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迫于当时的情况，只能选择同居（鲁迅当时还有位形式上的太太 朱安，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备受歧视）。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鲁迅进出教室都极为迅速，爱穿玄色衣服。一身的“黑”。一开始讲话，教室很快就安静下来。

鲁迅上课时，其铅笔横置右耳上，备以更正讲义中的错字，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他的笔仍是放置耳上不动。下课后步行，其笔仍在耳上。

鲁迅说愿做“牛”，郭沫若说愿意做牛的“尾巴”，茅盾说愿意做牛“尾巴”上的“毛”。

鲁迅《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投稿，编辑者按字数计算稿费时将标点除去。后又向鲁迅索稿，鲁迅乃精选一篇无标点稿送去，编辑者不能断句读，乃请鲁迅目标。鲁迅笑曰：“标点固须费事也，何不算稿费?”编辑者以后再也不除去了。

鲁迅自知时日不多时，便对许广平口授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否则便是愚蠢。” 1936年早春，鲁迅因肺结核严重，体重降低到七十四斤，史沫特莱请美国医生为他检查，医生惊讶地发现，鲁迅的肺病已有二十年，十年前就该在劫难逃，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个“东方奇迹”。美国医生觉得鲁迅已比上帝规定的死期多活了十一年，现在该休息了，什么药都无济于事。 鲁迅逝世时，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出席了葬礼。其棺木由三十六位政见不同的作家抬着，其灵柩上还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是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那天，大上海万人空巷，自发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以至于巡捕房很紧张，怕出暴动，骑着高头大马，在两边押道。最后在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棺木沉入大地。

Table of Contents

薪火相传（代前言）(1)

薪火相传（代前言）(2)

俞樾（1821～1907）

王闿运（1832～1916）(1)

王闿运（1832～1916）(2)

杨守敬（1839～1915）

王先谦（1842～1917）

沈曾植（1852～1922）

林纾（1852～1924）(1)

林纾（1852～1924）(2)

廖平（1852～1932）

严复（1853～1921）(1)

严复（1853～1921）(2)

康有为（1858～1927）

陈介石（1859～1917）(1)

陈介石（1859～1917）(2)

章太炎（1869～1936）(1)

章太炎（1869～1936）(2)

梁启超（1873～1929）

张伯苓（1876～1951）(1)

张伯苓（1876～1951）(2)

王国维（1877～1927）(1)

王国维（1877～1927）(2)

柳诒徵(1879 1956)

陈独秀（1879 1942）

陈垣（1880～1971）

李叔同（1880 1942）(1)

李叔同（1880 1942）(2)

鲁迅（1881～1936）(1)

鲁迅（1881～19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