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

作者：叶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8-01

ISBN：9787513331739

目录

CONTENTS

总序

上海在我心中（序）

上海的丝路缘分

从泥城桥谈起

得天独厚的宝港

第一章 二十八年前的上海

那年春天，我来到上海

那位阿尔巴尼亚议员服了

上海的健康老人

崭露头角的画苑新人

连环画的颓势

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

沪上涌动组合家具潮

我的上海牌手表情结

日渐多彩的服装

十区十县的上海

第二章 我与上海小吃

从燕皮馄饨说起

价廉物美的阳春面

鲜肉小馄饨的“六字诀”

鲜为人知的大饼

独步天下的生煎馒头

皮薄馅美的南翔小笼馒头

从粢饭糕想到葱油饼

弄堂小吃：油豆腐线粉汤

喷香松软的黄松糕

改良之后的鸡鸭血汤

沪上一绝：上海宁式汤圆

清口汤美的雪菜肉丝面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

从1978年出发

从收入看今昔

稿酬的恢复和放开

从少女到老外婆

餐桌上的巨变

兰兰和蕙蕙

阿培的游兴

高桥仰贤堂

弄堂和小区

里弄生产组今何在

上海：正在淡出的……

上海：演变中的……

第四章 探亲的故事

彭浦车站挤满了欢送知青的人流

难忘的处女作

探亲的幸福与苦涩

受人之托采购忙

没有床的旅途

旅途中的爱情

烦恼的回程票

尴尬的爱

处理难以启齿的事

探亲假干些啥

插队知青的探亲假

回归的礼物

探亲来回旅途上的烦恼

第五章 1966年的记忆

“玩笑话不能随便说了”

逛商店会使革命意志消退

“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口头禅

“这些人真是交了魔窟运”

“谁是不拿枪的敌人？”

发生了三件大事

每天都有重磅炸弹般的新闻发生

第一个交战回合

比天气更热的，是政治氛围

北京红卫兵带人冲进了我的家

在石湖荡“三秋”劳动的日子里

十一月的“大事”太多了

上海“乱”了

后记

上海人的“轧闹猛”精神

上海四季

总序

刘传铭

如果说丝绸之路研究让我们洞见了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定会有人表示惊讶与质疑；

如果说城市的创造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事情，则一定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支持与认同。

“丝路百城传”丛书的策划正是发轫于这样一个历史观的文化叙述：

丝绸之路是一条无路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既古老又年轻，“不知其始为始，不知其终为终”的漫漫长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历史时空里时隐时现，变动不居，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的超级公路；

丝绸之路是点实线虚，点变线变，点之兴衰即线之存亡的交通形态，那些关山阻隔，望洋兴叹的城市，便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路；

丝绸之路是一个文化概念，叠加其上的影像曾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呼作：铜铁之路、纸张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铁蹄之路、黄金之路、朝贡之路、宗教之路；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与传播、邦国拓展、民族融合之路，也是西方探秘中国、解码东方之路，更是我们反躬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的寻根之路、回家之路；

丝绸之路是今日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新思路，是“一带一路”中国倡议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路……

无可否认，一个世纪以来，丝路研究之话语为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于格、橘瑞超、芮乐伟·韩森、彼得·弗兰科潘等东西方人所主导。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大国崛起，正在使“夫唯不争”之中国快速走向文化振兴。我们要将《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的传统正经补史、继绝往圣、启迪民智、传播正信，同时也将丝绸之路城市传文学以实为说、以城为据、芳菲想象、拒绝平庸的创作视为新使命、新挑战。让“城市传”这样一个文学体裁开出新时代的鲜花。

凭谁问：昆仑巍峨、河源滔滔、玉山储秀、戍堡寂寞；

凭谁问：旌节刻恨、驼铃悠远、琵琶起舞、古调胡旋；

凭谁问：秦汉何在、唐宋可甄、东西接引、前路正新；

凭谁问：八剌沙衮今何在？罗马的钟声谁敲响；

凭谁问：撒马尔罕的金桃今何在？帕米尔上的通天塔何时建成、何时倾倒？

凭谁问：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何时传到了巴黎和伦敦；

凭谁问：鉴真大师眼中奈良和京都的樱花几谢几开；

凭谁问：乌拉尔河上何时传来了伏尔加河的纤夫号子；

凭谁问：杭州湾的帆樯何时穿越马六甲风云……

诗人说：这条路是唐诗和宋词的吟唱，是太阳和月亮的战争；

军人说：这条路是旌旗卷翻的沙漠，是铁骑踏破的血原；

商人说：这条路是关涉洞开的集市，是金盏银樽的盛宴；

僧侣说：这条路是信仰鲜花盛开的祭坛，是生命涅槃的乡路……

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一个个城市的天际线风景，一个个城市的盛衰之变，一个个城市的躁动与激情，一个个城市的风物淳美与人文精彩，一个个城市的悲欢离合，一个个城市的内动力发掘与外开拓展望，一个个城市的往事与沉思，一个个城市的魅惑和绝世风华……

从长安到罗马和从杭州湾到地中海是卷帙浩繁的“丝路百城传”丛书的框架结构。也是所有参与写作的中外作家和编辑们共同绘制的新丝路蓝图。《尚书·舜典》有“浚咨文明”之句，孔疏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易经·贲卦·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化乃“人文化成”而以文教化“圣人之教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丛书编纂与出版岂非正当其事，正当其时也！

读者朋友们，没有踏上丝路，你的家就是世界；踏上丝路，世界才是你的世界、你的家园……唯祈丛书阅读能助君踏上这样一个个奇妙无比的旅程。

丝绸之路从远古走向未来，我们的努力也将永无休止。

戊戌谷雨前五日于松江放思楼

上海在我心中（序）

叶辛

我和上海这座城市相伴了近七十年。

我时时感觉得到上海这座城市脉搏的跳动，我感悟着上海，我也体察着上海，时时触摸着上海。

我睁大了双眼，观察着上海的一切。

有时候，我又在离开上海很远的地方或不很远的地方，隔开一段距离看上海。

即便是出访在海外，我也时时记挂着上海。

上海永远在我的心中。

只因上海是我的故乡。

我感受着上海弄堂里的气息和氛围长大，我在上海长长短短的大小马路上骑过自行车，我和无数的上海人一起挤过拥挤成团的公共汽车。真的是“团”啊，上海的公交公司统计过，最挤的时候，一平方米的公交车上，可以挤十四个上海人。

所幸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被审判时，曾经身居高位的他说，我犯了错误，最多是退回上海去当平头百姓，过“挤公共汽车”的日子。可见他对挤公交车这一幕同样记忆深刻。

小时候，听我的上一辈人说到上海，总要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

今天的上海时尚小青年们，说上海是魔都，甚至还编了电视剧，堂而皇之地播出。

冒险家乐园也好，魔都也好，似乎都含有一层意思，说这城市充满了机会，有时候是让人惊喜的机会。

上海有2470万人口。比起我青少年时期的1000万人口，比起我中年时期的1300万人口，上海人的数量增速是相当可观的。

2007年，我出访墨西哥的时候，上海的人口是1940万。墨西哥的议长在和我交流时，说墨西哥城的人口是2200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他说我们控制在这个数量上，不增长了。

那么，今天2470万人口的上海，已经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恰好我写这篇序的时候，国务院批转了上海2020—2035年的发展规划，说到2035年，上海的人口总量控制在2500万左右。在接下来的18年里，只让人口增长30万左右，对于上海来说，这任务还是颇为艰难的。

接近2500万人口的一座城市，每天的日日夜夜，会发生多少的故事和诞生多少新的创造啊！故而人们说：

上海是写不尽的；

上海滩的故事是写不尽的。

广播里天天在讲上海，报刊上日日在发表关于上海的新闻和议论，电视里时时在晃过上海的画面，互联网的新天地里同样在时刻反映着上海的人和事……

上海仍有说不尽的话题。

在我接受这个关于“上海”的选题时，我了解了一下，和上海有关的书籍汗牛充栋。

太多太多了。

光是16大本的《上海通史》，就在我的书架上占了整整一大排。32本的补充版又在编写之中，想必很快也会以更精美、更漂亮的装帧版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些书写的都是过去的上海，或者说是基本已经定型的上海。还有被过度炫耀渲染的所谓“三十年代”。

关于上海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枝枝叶叶，关于上海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写到了。

那么，我写什么呢？

像人们一样，写“沪”和“申”的由来，写20世纪30年代的风花雪月，写上海百年，像有位老作家曾经计划的，从1843年开埠以后的发展，写到1949年10月1日，或者像有的分类型书籍那样，写上海的市场、上海的食品、上海的服饰……

不。

我要写就写动态中的上海，变化中的上海，一句话，我设身处地感受到的上海。

或者说，我思考过的上海。

比如说，上海这个地名的由来。

据说毛泽东主席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问：有上海，必然还有个叫下海的地方。

是真的，上海郊区有个叫下海的地方，那里还有过一个下海庙。

其实，上海、下海最初都是“浦”名。

所谓浦，即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

哪一股水呢？

黄浦江矣。

故而也有来到上海的外国人说，上海由黄浦江而来。

上海、下海是黄浦江边曾经有过的十八个大浦中的两个。

至今还有一点儿痕迹的，就是今天的中老年上海人都晓得的十六铺码头。

只可惜，十六铺码头前几年也拆除了。

就如同今天的杨浦区，实际上就是当年的杨树浦演变而来。在我童年时，杨浦区就叫杨树浦。

自然，有杨树浦，黄浦江边也还有过一个叫桃树浦的地方。

黄浦江出海的地方，叫吴淞口，出了吴淞口，才能看见真正的大海。

在看见大海的同时，能先看到一个叫“三夹水”的景观，奇妙的景观。

三夹水，三股水汇聚在一起的地方。哪三股水流呢，黄浦江的水流、长江的水流、大海的水流，三股水在太阳光下，呈现三种不同的颜色，谓之“三夹水”。

我不止一次，专程坐游船去看过这一景观。

外来游客，坐黄浦江游轮，也能看到这一景色的。

上海、下海，意思是差不多的。

下海去，下海捕鱼，是到海上去的意思。

上海，也是到海上去的意思。

逐渐形成市井繁荣的上海，其城市的名就是这么来的，之所以称上海而不叫下海，多半还是图吉利的意思吧，并不是像洋人所说“上面的海”。[1]

除了图吉利，还有上海语言的特色。

因为上海地域原来隶属江苏，很多人就说上海话由江苏话中的吴侬语系演变而来。这是从渊源上而言。实际呢，今天的上海话和离得很近的苏州话差距很大，双方一交流就会察觉。

今天地道的上海话，有其鲜明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

仅举例二三。

上海话中，有一句常用语：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

意思很明白：一千件事情、一万件事情，都可以答应朋友去做，亏本的买卖不能做！

有人因为此，就说上海人精明。

凭心而论，今天全中国、全世界哪个人愿意做亏本的买卖呢？

上海人只不过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向朋友表达了出来而已。

另有一句俗语：苗头不轧，苦头吃煞。

说的是做任何事情，大至巨额投资，小到为人处世，处理生活中的诸多矛盾，都得审时度势，观观风向，听听时局趋势，辨一辨人际关系，胡乱表态，乱说话，是要吃大亏、上大当的。

还有一句“螺蛳壳里做道场”，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经上海人的嘴说出来，现已上升到文学层面，成为一句生动形象的谚语。

上海话随着上海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其鲜明的语言特色和特殊的音腔音调，它和广东话、四川话、东北话、陕西话一样，只要几个上海人站在那里讲几句话，身旁走过的人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几个上海人。

上海话的丰富性、生动性、奇妙性、微妙处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是随着上海这座城市八方移民的迅猛发展而发展、变迁而变迁的。

上海西南近郊一个小小的莘庄镇，编出一本莘庄方言，厚若辞典，就是一个例子。

近些年来，上海方言研究，已成了一门学科。这不是新鲜事，早在十九世纪，来上海做生意的外商，就刻意地学习上海话、研究上海话了。

近年来，还有人出了专著，研究《金瓶梅》一书中的上海方言，言之凿凿地点明了只有用上海近郊的方言，也即上海人所说的“乡下头语言”，才能更本真地体察《金瓶梅》作者的内蕴和意思。

六十年前的上海中小学地理书，说及上海的历史，都讲一句话：700多年前的上海[2]，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这个小小的渔村由长江千万年冲积而来的泥沙形成滩涂、沙洲，形成广阔的下游平原。

上海滩，上海滩，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叫到了今天。

上海周边的土地以肥沃著称，就是因为滔滔长江把沿岸所流经省份的泥土全都裹挟着带过来，并经千百年淤积堆垒而形成。

上海真正引起全国的关注和世界列强的瞩目，发觉这真是一块好地方，是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洋人们发现在这里能赚钱、好赚钱，蜂拥而来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做生意需要劳力、劳工，就是雇用中国人。

仅仅十多年工夫，还把黄浦江称作“上海河”的英国人罗伯特·福钧就发现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初到达时把洋人一律称为“鬼子”的中国人，已经对他们充满了新奇和兴趣。为此他写下了一本《上海游记》存世。

到了1853年，上海人口达到了54万。

而又到了近50年的1900年，上海已有130万人。

直到我出生的1949年，上海已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人口达到了545万人。

今天的上海，加上天天进出上海并短暂居留的人，又在这一数字上增加了4倍。

无论是一再提到的人数，还是语言，或城市景观，市井风情，都雄辩地告诉世人，上海是在发展中、演变中，上海是动态的、变迁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的。

像我生活了21年的贵州一样，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我也写下了很多和上海有关的散文、随笔。上海有一本杂志《上海滩》，近年来又约我写下了几辑和上海有关的专栏，所有这些文章，在上海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以来，至今我还未听到任何异议。相反，读者们希望我仍把这些有关故乡的文章继续写下去。

只因我写下的是今天的上海风貌，当代的上海风情俚俗，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感悟、体察、触摸着的上海。

由于特别的时代原因，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那就是上山下乡。

在1700万10年动乱中奔赴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中，上海占了整整120万人，是全国到农村去人数最多的城市。而120万知青，又牵扯到120万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有知青情结的人是120万的几倍。

这一代人的离开上海和回归上海，成了20世纪上海历史上一个凝重的印记。

2013年，当贵州建省600周年之际，我出版了一本《叶辛的贵州》，半年之内一万三千册销售一空。

我的这一本关于“上海”的书，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无数的解读上海、描绘上海的书，准确的书名该定为《叶辛笔下的上海》。

但是朋友对我说，简洁一点，就叫《叶辛的上海》，以和《叶辛的贵州》对称。

故而我认为定名《叶辛的上海》更为准确。

上海永远在我心中，上海永远在我的梦里。

我爱上海。

2017年12月27日写毕

[1] 《上海故事》作者麦克莱伦言，他曾任上海《学林西报》主笔。

[2] 据上海《新民晚报》2018年1月18日、19日报道，根据最新发现的文史资料，上海建镇于1074年，也即宋神宗熙宁七年，这一确认，使得上海建镇历史多了200年。推翻了我们从小学地理书上读到的700年之说。

上海的丝路缘分

从泥城桥谈起

泥城桥是上海市中心一座普普通通的桥。将近70米长的桥，宽度有18米，三分之二是车行道。

桥在市中心地段的交通要道西藏路上，钢筋混凝土建造，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我的家就在离泥城桥不到五分钟路程的老弄堂里。

1980年，我在家中改订了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小说随即在《收获》杂志的1980年第五、第六期上发表。创下了《收获》杂志至今没有打破的印数110万份的纪录。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马上决定要出单行本，于1981年上半年修订交稿时，我在结尾处留下了三行小字，其中第二行写明：1980年元月至8月改于上海泥城桥。

可能是我的字迹不够清晰，书正式出版时，“泥”城桥变成了“泯”城桥。这一错，竟然错了整整36年。

《蹉跎岁月》一次一次再版，改换的封面也有十几个了，每次我都对责任编辑说，对总编辑说，他们也都点头答应，书正式印出来，我收到以后，首先翻的，就是结尾处，泥城桥还是泯城桥。有一位编辑还对我说，这是无伤大雅的小错误，你这本书印了近200万册了，有几个人知道泥城桥呢？有几个上海读者住在泥城桥旁边的弄堂里呢？一般读者，看到这个泯字，只会认为，也许上海真会有这么一座桥呢！

直到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蹉跎岁月》和《孽债》作为“两卷集”，推出一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版，要求我认真作一次修订版，在已修订的几十处文字中，我把结尾处的泥城桥，再一次醒目地标出来，并贴上黄色的标注。但愿这一版印出来，能恢复成泥城桥了。

一字之差，泥城桥真有这么重要吗？

一个新上海人对我说，现在这座桥叫西藏路桥，你当年居住的老式石库门弄堂，全都拆掉了。有几个人还知道泥城桥啊，不必那么认真了。现在那里是一片市中心的绿地。

车子路过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拍摄我青少年时期居住的老弄堂实景时，我只能指着一整片绿地说，“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正是这位新上海小白领的这句话，使我想到上海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上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这篇文章，我要从泥城桥谈起。

为啥呢？

是的，泥城桥早在1912年泥城浜填埋筑路，命名为西藏路，1923年工部局造桥之后，取名为“西藏路桥”了。

上海的地图上表示出来的，这座桥就叫西藏路桥。

那么，为什么很多老上海人，为什么当年弄堂里的男女老少，为什么前不久到苏河湾去，碰到的上海人仍叫它泥城桥呢？

曾经有人想当然地说，开埠之前的上海滩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嘛，这是当年的老地名，土地名呀，是上海人念旧啊！外滩在开埠前，不也叫李家庄嘛。

其实不然。泥城桥这个地名，并不是传统的土名字。而是阴差阳错叫出来的。

这一“阴差阳错”，源于1854年在泥城浜苏州河边发生的一场战斗。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把这次战斗说成是“泥城之战”，写进了他们的书里，扬扬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胜利，仿佛那是一场伟大的战役。

小时候在弄堂里听老人们讲起，他们从祖父辈那里听来的“泥城之战”，有的说那场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天，有的则说实际只打了两个小时。无论是讲打了一天一夜的，还是说只打了两个小时的，都一致说几百个持有洋枪洋炮的洋人，把几千个驻守在苏州河畔的清军官兵，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只因苏州河畔发生交战的这一地域，原来就称作泥城浜，故而发生在这里的交火就被叫作“泥城之战”了。

到钢筋混凝土大桥造好以后，尽管正式命名为西藏路桥，但是住在附近的老上海人，还是习惯而顽固地称其为泥城桥。桥南东侧那时建有英商的自来火房，也有市民称这座桥为自来火厂桥。

但是，在我六十几年的记忆中，我同时代的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同学、朋友，尤其是比我年长的上海人，提到这座桥，都称它为泥城桥，鲜有人称其为自来火厂桥，而年轻点的上海人，则开始称西藏路桥了。

我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要讲清楚泥城桥这一地名的来历呢？

聪明的读者想必已经猜出来了。

我要说的是，泥城桥地名的来源，和当年那场屈辱的战斗有关系。

就在1854年春天的4月4日，发生在苏州河畔泥城浜的这次战斗之后，殖民者们把他们的租界，进一步扩大至今天的西藏路以西，加快了殖民步伐。上海随之出现了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

这是一段不容忘却、不应该忘却的历史。故而在我所有于家中改订的小说最后，我都会写上“泥城桥”这个意味深长、并被写进上海史的地名。

那么，泥城桥和“一带一路”有什么关系呢？

得天独厚的宝港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开始了“她”的开放。这开放是被迫的，是无可奈何的，是在洋枪、洋炮、洋舰的威逼之下从1843年开埠开始，逐渐地一步一步扩大的。

泥城之战，是其中的一个节点。

早在1800年的议会演讲中，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就瞄上了中国这块肥肉。他们根据到过中国来的商人、记者、官员们的报告，先是称舟山群岛的最大岛屿定海是中国中部最好的港口建设地。随着怀有殖民意图的各种各样的英国人来得越来越多，他们很快发现，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宝地，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宝港。

1832年，蹿进上海黄浦江来的英国人从明察暗访和精确计算中已经认定，就货物的吞吐量而言，上海已然跻身世界的主要港口之列。撞开上海的门户，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英帝国”来说，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是啊，上海位于沿海大陆海岸线的中间部位，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它的位置奇佳：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东濒东海，北界长江，南临杭州古城，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连，这两个可都是中国的富省！

再从世界地图和航运轨迹来看，上海是世界海上环航的必经之地。

位于江海之交汇处的上海，有一条上海人称之为母亲河的黄浦江贯穿其中。黄浦江水深流缓，英国人坐着“阿美士德”号闯进来时，简直是势如破竹，航行顺利极了。

更为令洋人们兴奋得眼睛发亮的是，水量充沛、支流众多、航道常年不冻的长江两岸，是辽阔的中国大陆腹地，沿岸各省，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经济素称发达，历来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尤其是中国人号称长江三角洲平原的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往乡间走一走，旅行一次，哪怕是坐着轿子、小乌篷船，也能看清河网密布、鸟语花香的江南水乡。而这么一块富饶的土地几乎是和上海浑然一体地连在一起的。

况且上海的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地势平坦到一眼望不到边，除了西南面的佘山、天马山几座小山丘之外，上海就是一个滚滚长江千百年来冲积而成的平原。

岂止是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殖民者发现了上海这种种优势。

我们的祖先早在三国时期，就察觉到了这是块宝地。孙权的青龙战舰就停泊在沪渎南岸。

唐宋时期，滨海盐场和渔村里产的盐和棉纺织品，就通过航运往外运送买卖了。

宋元时期，棉纺织业，盛产的稻米和航运业，成为上海地区的经济支柱。

明代，朝廷鼓励提倡大力植棉，棉纺织手工业随之迅猛地发展起来，通过航运，上海形成了许多棉纺织的集散之地。

至清代中叶，上海的港口运输已经形成了五条较为稳定的航线。这些航线，有通往北方的，也有通过长江运进中国内陆腹地的，还有开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朝鲜等地的。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到了我前面写到的“泥城之战”发生时，上海地区和航运、水运有关而兴盛发达起来的大大小小市镇集场，已经超过了150个。而随着门户开放，蜂拥而来踏上这块土地的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法国人还有无国籍的各式人等，都怀着发财梦走进了上海滩。“泥城之战”以后，在外滩建起的各种洋行、货栈、仓库，超过了120家。早期以走私贩卖鸦片起家的英美洋行，把中国的茶叶、生丝和他们视为艺术品的瓷器大肆运回本国去。

“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由此形成。而曾经广为流传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更为世人所知。

我少年时代，还听老人们说起不止一个“洋瘪三”“穷小子”在上海滩发生的故事和传奇经历。

简单地回叙一下这段编进上海乡土历史地理书中的往事，合格的、出色的中小学历史地理老师，会绘声绘色地在这个大背景下，给一代一代上海的青少年讲授很多难忘而动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会有中华民族在上海地区的传统文化和风情俚俗，这些故事还能告诉每一个上海人（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涌进上海来的新上海人），我们是如何从遥远的路上走来，我们还将如何走下去。这些故事还能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一百几十年前上海是如何一步一步被迫开放门户的。这被迫中含着我们的无奈，也有着民族的屈辱。

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再来回顾40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是多么英明和难能可贵。

可贵就可贵在，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全国上下一致的主动选择，是我们反思以后的选择，是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之后的选择，是我们痛定思痛以后的英明选择。

沿着40年前我们主动的改革开放指明的路，上海在28年前开始了浦东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东方大港的建设。

沿着这条主动选择的改革开放的路，我们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

上海，又在新的征程上迈开了大步。

这是中国梦的大步，这是两千四百几十万今天的上海人又一次腾飞的机会。

于是乎，21世纪灿烂的金光辉耀之下，长江经济带，新欧亚大陆桥，虹桥、浦东的航空港，东方大港的集装箱，全融入了“一带一路”的繁忙之中。

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然雄踞全球第一。

曾经的良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

得天独厚的空港。

第一章

二十八年前的上海

那年春天，我来到上海

1986年春天，我开完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搭乘上海代表团的飞机，回到了故乡上海。

借探亲的机会，我会见同学，访问友人，逛马路串弄堂，晨起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街头，看着潮水般的自行车洪流从身边驶过，一样一样品尝上海的小吃，贪婪地翻阅上海的大小报纸和刊物，把认为应该留下的记忆，匆匆忙忙地记在本子上。

那个时候我还在贵州工作，写作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家教》的上半部分。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以后，杂志社希望我尽快将小说的下半部分写出来，中央电视台想把它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家教》写的是上海生活，背景就是上海的弄堂和家庭。尽管上海的一切我似乎都是熟悉的，但是毕竟离开上海17年了，变化中的上海有很多新东西，比如棚户区是不是仍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老弄堂里有哪些新花样，电影院有了哪些变化，文坛上冒出了什么新作，市容景观出现了哪些值得一看的建筑……往深处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感觉就不一样了。《家教》的下半部分，我当年就写出来了。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不像《蹉跎岁月》《孽债》的影响那么大，但后来也及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播出，并获得了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小说本身也再版了多次，到了28年后的今天，又决定再版。

那年春天我来到上海

而当时留下的笔记，我打开一看，那泛黄的纸页上褪色的墨迹，竟然引发出不少新的感慨、新的惊讶、新的思索。

是啊，时光流逝，岁月如梭。28年前刚出生的小孩，如今该是帅气的青年才俊了吧；28年前的小姑娘，如若仍没谈婚论嫁，今天该被人叫作“剩女”了吧。28年前修成的联谊大厦，当时被上海人称作“申江第一高楼”，多少有点儿自傲之气吧。28年前初露头角的画苑新人，现在已是大名鼎鼎的美术大家了，那个时候要使劲争取才能展出的作品，到了今天，一幅画该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价值了吧。

1986年11月，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海开放不动产市场》。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7年来首次开放此类市场，通过这个市场提供的住房共2000多套，总居住面积有50万平方米，平均一套住房不过50平方米。

当时的标价，上海市区内，每平方米是520元至550元。郊区售价，每平方米410元至480元。

我不作任何评论，光是重温一下这条当年引起外国人关注的小消息，今天的上海人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时代是在变化着，社会是在变化中，生活必然也变了。

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条消息，是28年前我在回上海之前，在首都北京读到的消息。那是1985年，《人民日报》已经作出判断：保护环境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北京周报》上也说：中国现在面临世界最严重的污染问题。

50年代的时候，北京每年有60天时间有雾霾。

7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已经达到150天之多。

而到了1986年，已经超过了200天。

我在参加人代会时，还有代表说，中国首都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成为历史上伦敦那样的雾都。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人喜欢早晨跑步，他们说，在北京的早晨跑步等于一天抽一盒烟。5年下来，其有害程度等于终身在抽烟。

对于我来说，到北京开会也是学习。开完会回到上海，第二天清晨打开离苏州河很近的家中的窗户，一股污染过的河流的腐臭扑面而来，使得我只好赶紧关严窗户。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8年之前。我想，这几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说明我为什么选择了“二十八年前的上海”为题目，来作这一组专题连载。抚今追昔，尤其是追忆不很久远的28年之前的上海，是有意味的，相信能唤起读者们的很多感叹和思索。

愿读者朋友和我一起走进28年前的上海，1986年的上海。

那位阿尔巴尼亚议员服了

今天，这条隧道和两幢高楼对于上海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存在了。

1986年，我探亲回上海时，无论是被誉为申江第一高楼的联谊大厦，还是坐落在离徐家汇不远的华亭宾馆，抑或是正在施工中的延安东路越江隧道，都是上海人的热门话题，提起来时，颇有几分沾沾自喜和引以为傲的语气。

黄浦江底下挖隧道，延安东路不是第一条。第一条隧道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是作为备战需要修建的，施工处于秘密状态。而当第二条隧道进入全面施工高潮的1986年，人们纷纷奔走相告，靠摆渡来往于浦东、浦西的上海人，很快就能坐着汽车穿隧道过江了。在延安东路和浦东的陆家嘴之间，滔滔不息的黄浦江底下，正在展开一场市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紧张施工。百舸争游的江面底下，整天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地在掏挖淤泥，向着江对岸挺进。

江底下的淤泥如何运出来？

烂污泥浆倾倒到什么地方去？

江底下掏空了，江面会不会下沉？

…………

一个个话题都是上海人关心的。好奇心重的上海人更想了解得更清楚、更明白一些。

不怪市民们议论纷纷，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接待一个阿尔巴尼亚的议会代表团，来访的九名议员中，有两位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作家，只因为他们的作品改编拍摄成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游击队员》曾在中国城乡放映过。在给他们介绍上海的新成就时，我说明天你们将要穿越隧道到浦东去参观访问，回来之时就从南浦大桥坐车到下榻的宾馆，这样，你们就能既看到江底下的隧道，又看到……话不及说完，一位议员先生就打断了我的话，愤愤然地说我这是在夸大其词——那么宽阔的黄浦江底下，怎么可能修成通大客车的道路，他要眼见为实。

第二天，我陪同他们过江时，特意要司机在把车开进隧道口那儿放慢速度，告诉这位议员先生，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江底隧道。

到了浦东，在新区的接待室中，我又请浦东新区的领导，详细地介绍了黄浦江底下，我们是如何运用巨大的“盾构”技术，在深土厚泥中旋转万吨力逐步向前挖掘挺进的。当他亲自过了越江隧道，又细看了模型，听了详细讲解，这位充满狐疑的议员先生才信服地点点头，伸出他的手来向我表示了歉意。

通车之后还会引起外国议员怀疑，没通车之前的1986年，延安东路隧道自然更会引得人们议论纷纷了！

和隧道施工相比，隧道浦西出口处不远的联谊大厦，则成了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第一高楼了。

上海不缺高楼。自小生活在黄浦区的我，小时候就知道，黄浦江畔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10层以上的高楼近百幢，而且外滩的那些大厦，每一幢都可以讲出一串故事。

联谊大厦建成之后，高高地矗立在延安东路的浦江之滨，傲视着浦江两岸远远近近的楼群。尤其是它那率先用茶色玻璃作幕墙的巍峨身影，突兀地挺立着，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光芒闪烁，挺拔雄伟、夺人眼球，给观者以气势不凡、风格新颖的强烈印象。和外滩地区的老大楼相比，联谊大厦真的给人焕然一新之感。

延安东路隧道通车

联谊大厦

华亭宾馆

我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说起，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刚刚落成时，江浙两省的人走进上海滩，经常有人专程跑来看24层72米高的大楼，一些戴着帽子的客人，昂起头来时，不知不觉会把帽子掉在地下。1986年，在拜访了住在外滩附近的同学之后，我也特地走到延安东路，自远而近地细细看了一下联谊大厦。我还在同学的陪同之下，走进大堂，看了一眼大型壁画《郑和下西洋》，那满载货物的“通宝号”大船扬帆远航的画面，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事隔28年，这幅壁画不知是否完好？

可以同联谊大厦媲美的，那就是徐家汇附近的华亭宾馆了。华亭宾馆是五星级，比国际饭店高出二十来米。国际饭店曾被称作远东第一高楼，超过它的宾馆，能不引发上海市民的热议吗？要知道，在整整一代上海人中，国际饭店曾是标志性的建筑，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上海知青，在思念上海、谈及上海时，都情不自禁地要提到国际饭店。现在造出了比国际饭店更高档、更有特色的宾馆，上海人能不关注她嘛！人们喜形于色地讲到华亭宾馆露于楼外呈圆筒形的电梯井，说乘着这种观光电梯上下穿梭运行时，透过玻璃可以饱览上海徐家汇地区的景色。人们说华亭宾馆光是电梯就有18部，说华丽壮观、造型别致的29层宾馆呈“S”形，其北端为阶梯式，光是屋顶花园就有七个，花园里缀以假山、喷泉、鲜花，还有各式餐厅，特别是顶端的高级太空餐厅，边就餐边能鸟瞰上海市区景色……总而言之，什么新奇、什么独特，上海人就会争相说什么，那津津乐道的神情，令人搞不清他是听来的，还是已经去宾馆参观过了。

值得记下一笔的是，无论联谊大厦，还是华亭宾馆，都是上海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造的，不像现在很多建筑，动不动就要从国外请来洋人设计师设计。28年过去了，我至今也没听人说过，华亭宾馆和联谊大厦有什么落伍的地方。

上海的健康老人

28年前的上海，就提出了“健康老人”这一概念，不得不承认上海是有先见之明的。

那一年，上海公布了一组和老年人有关的数据。那时候我还年轻，儿子没进小学读书，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也许是创作形成的习惯吧，我把这组数据也记在了本子上。

1986年，上海地区包括市区和郊区，退休老人突破了100万。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百几十万人。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还有些终身没工作过的人士。

80岁以上的，统计得比较细，有11.37万多人。不知何故，没有精确到个位数。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上海有百岁老人41个。

巧了，2014年4月10日，新华社报道了来自上海的一组数据，恰好可以同28年前作一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上海户籍人口中的老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共计387.62万人。

80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人共计71.56万人。

百岁老人1407人，比2012年增加156人，其中男性356人，女性1051人。

而2013年年底，上海的户籍人口是1432.34万人。也就是说，以上我引用的数字，都是从1400多万户籍人口中统计的。而今天的上海，政府早就公布，实际居住人口已有近2400万。这是要加以说明的。

对比一下28年前我从报刊上摘录的数据，我有很多感慨。

其一，老人总数增长了3倍多。

其二，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长了将近7倍。

其三， 百岁以上的老寿星，增幅最大，增长了34倍之多。

上海这个地方，自来水的漂白粉味道重，空气污染，汽车的尾气和噪声日夜不息陪伴着我们，近几年来的雾霾，更让人烦恼。治理环境和保护生态，已成了一年到头不绝于耳的话题，上上下下都在讲，都喜欢讲，讲的时候免不了发几声牢骚，埋怨几句。

但是，人们就是喜欢待在上海。前面引用数据时我说过了，户籍人口1400多万，还有近千万没有户籍的新上海人、准上海人，也都生活在上海。外地人来到上海，喝了上海漂白粉重的自来水，呼吸了上海的空气，过个半年、一年的，脸色自会白净起来，衣裳会更加时尚起来，说明上海是个宜居的大都市。

28年前我记下的另一组数据可以参考：旧社会，我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中年才刚开始啊。

1986年，人均寿命接近70岁。翻了一倍。

今年公布的数字，上海的人均寿命，为82.47岁。

健康才能长寿，上海的“高龄化”趋势越发明显。

据上海民政部门结合老龄专家和人口专家预测，从现在起到2025年，上海的老年人口将以平均每年21.5万的速度增加，以此推算，2025年，上海至少有超过600万的老年人口。上海将面临沉重的养老压力。

1986年起就提出的健康老人的概念，在今天看来，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步入老年的整整一代人的健康长寿，正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显著标志。

跳扇子舞

晨练

古人云：“动静乐，而能寿。”

动，指的是四体要勤，要做适当的活动，要锻炼身体。但以不能过劳、太累为标准。静，指的是心要静得下来，心平气和，宽容待人。古人说的静，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无欲而静，心胸之中自有吉祥之气。乐，更好理解了，人常常和颜悦色，一生快快乐乐的，必然健康长寿。

询问乡间山野的长寿老人，他们往往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太多的欲望，活得自在而又从容，知足常乐，心宽体胖。

1986年的时候，上海还没有建设大块的绿地和专供休闲、锻炼的延中绿地、徐家汇公园一类场所，可老年人同样在公园里、街心花园中、马路边舞剑做操，进茶室品茗，到画廊观画展，在公园亭子里下棋、弹琴、唱戏……今天，广场舞已跳到有扰民的嫌疑，人们在大块的绿地散步、观景、做操、唱歌已成为习惯，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面临“高龄化”趋势越发严峻的现实，既要应对绝对人口数的压力，又要应对深度老龄化的挑战，上门服侍、日间照料、喘息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老人”的话题，将更加引人关注。

崭露头角的画苑新人

这些新人，刚以他们的作品崭露头角，就让人刮目相看。

1986年，上海举办了《首届上海青年美术作品大展》。当时的报纸报道，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上千名青年美术爱好者，送来1200多件作品，堪称上海美术界的一件盛事。

那时我在贵州省文联工作，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都在同一幢楼里办公。美协搞展览，我也经常兴味浓郁地去看展出。上海集中了一大批青年画家的大展，同样引得我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

挤在观看的观众当中，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上海这一代青年画家，求变创新的意识十分显著。

粗犷大胆的油画构图，不重传统章法的国画，而一个个雕塑，更是打破常规，缺乏具象。即使是在边走边看的观众中，当场就有人发出不以为然的议论和不解的疑惑。

可我却从这次观展中，感觉到了上海画坛的一股勃勃生气，当代的青年美术家们，正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和感受来反映今天五光十色的生活。不是嘛，一幅幅构图各异的画面上，斑斓绚丽的色彩、奔放流畅的线条和看上去别出心裁的构思，无不彰显出青春的朝气。每一件陈列的作品，都渴望着与众不同，都在以不甘寂寞的动感寻找表现自己个性的独特语言。

俞晓夫

施大畏

杨正新

这是可贵的探索，这是振兴上海美术的希望。正是这种突破以往一元化艺术的实践，展现出上海青年美术家们的求知、善思，力求在艺术上超越自己的过去，乃至超越前辈。看得出，这一代青年画家们正以更大的跨度在展示各自对艺术和生活更深刻的理解。

有追求的艺术家，总是不愿意重复别人，自然也不愿意重复自己。他要求变，变幻色彩的节奏感和力度，潇洒自如地表现豪放的心绪，顽强执着地走自己的路，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当然，变的初期难免是稚嫩的，一些作品留有模仿的痕迹；况且，艺术的规律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变”成大家。但是，变化着的生活，飞速发展的时代，必然会导致欣赏观和艺术观的改变，上海青年美术家们的追求和实践，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这一节奏。

俞晓夫的《错位——记司马迁教化荆轲》，表现出他强烈的艺术个性。

杨正新的《晨曲》，画面的构图和传统国画似有不同，其色彩浓淡的对比，远与近的处理，都给观者留下印象。

邱瑞敏的油画《朦胧大地》，把大西北的苍凉、土地的厚重和清晨即起的劳动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种苍茫朦胧的意境之中。

施大畏的《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一八五六年）——天京》，已经显示出他后来发展成熟的绘画风格。

吴慧明的雕塑《一号狂想曲》，成为今天上海的城市雕塑和我们相伴。

陶野的《红裙子·黄裙子》，让我们感觉到别致之外，还有那么点儿联想。

胡振郎的《家乡雨露》，把对故乡的感情融汇在浙江的山水之中。

张培成的《选豆子》，既有生活情趣，又极具个性化地把乡村的劳动画面推到我们面前……

我当年留下的记忆是不是多少有点儿意味？

这些1986年的上海画坛新秀，今天是不是成了上海美术界的代表人物？

连环画的颓势

我小时候爱看连环画。1986年回上海探亲，就想为7岁的儿子买些连环画带回贵阳家中，故而对于28年前的上海连环画市场有了一点了解。

那一年，上海的连环画坛，有三个突出的情况。

其一，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往往是根据那时涌进内地的一大批武侠小说编绘的。人们对这些连环画发出批评声音的同时，特别留意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价格便宜、画风严谨的连环画作品。尤其是对根据《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四大名著改编的连环画，更是啧啧称道，同时慨叹“今不如昔”。

小时候，我居住的那条弄堂口过街楼下面，有一个天天摆放出来的“小人书”摊，出租连环画。花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读者少的阴雨天，一分钱还可以看两本。而每当我租借连环画看，让母亲知道了，就要遭到训斥，她说这种连环画太脏了，什么人都看，不少人看的时候还要沾着唾沫翻书，因此不准我去借“小人书”。训斥的次数多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当我自己也有了儿子的时候，我才体会到母亲当年是对的。故而当我察觉孩子稍懂事时也喜欢看“小人书”了，我就尽量买新的连环画给儿子看。

《三国演义》

《红楼梦》

对于我来说，认识四大名著中的很多人物形象，就是在看“小人书”时获得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还真得感谢当年那些精心编绘连环画的画家们。最初的一些粗浅的美术知识，我也是从阅读连环画时得到的。

连环画特有的线描技法以及那细节描绘的真切，尤其是毫发毕现之处，常常赢得我和小伙伴们的惊叹。连环画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场面的渲染几乎能令人身临其境，都让我和喜欢“小人书”的伙伴们喜欢。

其二，是1986年文化部和全国美协举行的第三次连环画评奖活动中，上海又和前两次一样，获奖作品共有18件，列全国第一。这说明上海有一支强大的连环画创作队伍。

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上海美协和上海连环画研究会联合举行的1986年上海连环画作品展，展出了160位作者的150余套作品，显示了上海创作连环画的实力和阵容。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种情况。

尽管有这三种情况，连环画的创作和出版还是显露出了颓势。或者说是风光不再，优秀的好作品较少。

我尽可能选择了一些能买到的较好的作品，比如描绘中国历史的连环画、世界文学名著的连环画、伊索寓言的连环画等，自认为这些“小人书”会对儿子的成长有利。同时，我也通过出版界的朋友，了解为什么难以买到像四大名著那样优秀的连环画。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十年浩劫，已经很难有完整优秀的“小人书”了。打倒“四人帮”之后，1979年重印过一次上海出版的《三国演义》，先是出了一套48册版，后来又增补了12册，凑齐了60本，也颇受欢迎。事隔六七年，市场上也难以买到了。

写到这里，我想将心中的一个想法，也一并写出来，以求教于美术界。

上海曾有过一支蔚为壮观的连环画创作队伍，其中有不少优秀的、杰出的画家，他们至今仍然活跃在美术界。能不能在连环画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批以人物为主的油画？这样的油画既有连环画的细腻和神形毕肖的刻画，又有油画的色彩，推出一批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油画，描绘出崭新的意境，创造出中国自己的风格，让具有连环画底蕴的新油画，放射出独特的奇光异彩。

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大潮一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恰如一场盛筵必有散那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返城”的洪流，退潮了。

退到哪里去？

退到了他们的出发地，城市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退到了他们当年离开的父母家中，退进了街道里弄。

当年去的时候是一年一年、一批一批去的，先是“老三届”（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继而是69届、70届、71届……大返城的时候，却是挤在一起蜂拥回来的。回来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为什么？一大批年轻人都是奔30的人了，首先是要吃饭、要有住房，其次是要找对象、要结婚成家。除了小部分考进大学的佼佼者，绝大多数男女知青，盼望的是一份正正经经、像模像样的工作。只有得到了工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恋爱一系列事情才能落到实处。

那时候国营单位、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吃香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想象不到的。但那些单位几乎不收知青，第一条就是这帮人年龄大了，过了学徒工年纪。因而除了一小部分顶替父母进单位的之外，大量的返城知青都闲散在街道里弄之中。

而解决返城知青的重担，自然就压在基层——街道、里弄中。返城知青最多的地方，就是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

也正因为涌入了一大批有了一定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男女知青，上海的街道工厂焕发了她的第二春，迎来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发展时期。

1986年，正是我们的街道工厂办得风生水起、生机盎然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马路上，都能看到骑着黄鱼车运货的年轻人，宽敞一点的弄堂里、弄堂口，总有小型的载货汽车开出开进，要不就是在装货、卸货。

不要小看这些弄堂里的小工厂呀！他们的产品不但远销全国各地，登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柜台，还远销世界五大洲。他们甚至能生产“高、精、尖”的产品。当时有一句响遍全国的口号：“蚂蚁啃骨头”。形容的就是小小的街道工厂能生产出令全国瞩目的产品。

上海的街道工厂，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大批待在家中抚养孩子、侍候丈夫和老人的家庭妇女，被时代的大潮所推拥，提出妇女要当真正的“半片天”，走出家庭，离开锅台，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于是乎，顺应社会的需要，先是里弄成立了很多小而灵活的纸品组、纸盒工厂、商标厂、滚筒组、围巾厂，修修补补的服务站。社会的方方面面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把一些针织活儿、电子配件、电器配件发放给街道里弄来做。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弄堂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文化大革命”期间，零零星星有一些“病退”的知青从外地农村、国营农场照顾回到上海，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成为这一批人主要的安置单位。

“大返城”的潮流，带来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正好接替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走出家门的第一代街道工厂职工，她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当时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也把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作为回城知青的主要安置单位，让他们“有口饭吃”。

回到了上海，进了街道工厂，看来饭是有的吃了，但是他们普遍觉得社会地位低，工资低，福利差。堂堂七尺男儿，窝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里，连女朋友也难找。尤其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同学、朋友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他们不安于现状，有想法、有闯劲。整天在服装车间里烫裤脚、钉纽扣，在小工厂里车螺丝、敲榔头，有啥出息？于是他们上夜校学技术，跑市场摸行情，头脑活络搞革新，改进现有产品争出路，甚至还会满脸堆笑出去接生意、争客户，利用全国人民相信上海货的心理，精益求精推销自己的新产品。尤其是率先引进生产流水线，推出让消费者眼睛一亮的新品种，保证质量上乘，令全国的消费者刮目相看。

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同时，从上海各区的街道工厂起步，培养了一批有思想、有能力、有魄力而又脚踏实地的干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区政府各部门，甚至市政府各部委办的成员。

1986年的上海，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在满足市场需要，特别是安置知青和社会闲散劳动力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街道工厂的产业，也成为当时上海工业战线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已不知不觉从现实中消失的今天，写下这篇文字，或许可以唤起不少过来人的回忆和共鸣。

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

我写的新世界商场，不是今天的新世界商城，两者虽在同一地方，但规模和路径却大不相同。故而我这篇小文特意标明了时间，是几十年前的1986年。

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值得写，是因为我对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插队落户那些年，只要回上海探亲，总有村寨上的老乡托我带这带那，很多都是老乡喜欢的小东西。而从我家走到南京西路、西藏中路口的新世界商场，只需花七八分钟。进了新世界商场，往往一个晚上，就能把所有老乡托我带的东西全部都“搞定”。那年头的新世界商场，是上海滩出名的小商品市场，与隔街相望的中百一店，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了1986年，我已在贵州省文联的《山花》杂志编辑部工作了，物质生活也丰富多了，已经没人托我捎带小商品，但因为新世界离家近，我仍喜欢在晚饭后到新世界商场兜一圈。为什么呢？

新世界商场里有新花样。比如它推出了26个周到热忱的服务项目，其中有代客邮寄商品、代客修补羊毛衫、代售邮票、代客邮寄留下地址登记购买的商品……

什么叫登记购买的商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有多种多样的商品需求，有的商品在新世界里一时缺货，或者根本没有，营业员会不厌其烦地请顾客留下姓名、地址、联系电话，专门为其去采购。采购到了，便及时通知顾客汇款过来，新世界商场给他邮寄过去。麻烦吗？很麻烦！但新世界商场坚持这么做，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我去逛一趟商场，深受感动，还把这项服务记了下来。陪同我一起逛商场的家人以为我是在搜集写作素材，其实不然。这个细节我至今都没有写进过小说，我记下来何用？

新世界商城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在贵阳参加视察时，听其他代表纷纷对省城百货店、商铺的服务态度提意见。我发言时就举这么一个小例子，反话正面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家就夸我发言的质量高，有审议水平。实事求是地说，是新世界商场的优质服务水平高。

确实，在大店、名店、特色商店群芳争艳的南京路上，新世界商场能为上海百姓所熟知，除了它以经营小商品著称之外，另外也和它的热心服务分不开。

记得商场当年24个柜组，围绕着热情服务的“热”、方便顾客的“便”、灵活供应的“活”三个字，做出了一篇大文章，真正让所有走进商场的顾客和我们这些周边老百姓感觉到称心如意。

听弄堂里的老人们说起过，20世纪初，新世界商场这块地方本是游乐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离此不远的大世界花样翻新，吸引了大批游客，新世界商场这里渐渐变成了小商品的集散地，经营者主要是街头的小摊贩。到了1956年，才正式成立商场，以经营小百货为特色。

每次走进新世界商场，就是不买东西，看到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商品，我也会觉得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这里有老人喜欢的各种手杖、发髻，有年轻人爱佩戴的胸花、各式配套的化妆品，喜庆用的红缎带、手镯、耳环、发夹、头带。至于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不起眼的“一分钱”用品，缝衣针啊、绣花针啊、鞋钉、鞋眼啊，可说是应有尽有。最叫响的“四零小商品”，在里弄邻居间广为流传：零折、零剪、零配、零拷。更有一种让人听起来就会高兴的服务：鞋底、袜子单只可以配双，花边缎带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零剪，鞋勾、鞋眼可以拆零供应，零拷的化妆用品像雪花膏、发油发蜡、各式护肤霜，竟然多达40多种。总之一句话，方便老百姓过勤俭持家、细水长流的日子。

新世界商场不但注重“小”，还经销外地的“名、特、优”商品。上海人的住房不是小嘛，走进一户家庭，看什么呢？看桌子上、台子上的绣品，看床上的枕套绣，看窗帘的色彩。新世界商场把上海家庭主妇的这些心思告诉生产厂商，江浙一带头脑灵活、特别看好上海市场的厂商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常熟绣花来了，萧山挑花工艺品来了，浙江椒江的抽绣也来了，一来就形成一股销售热潮，广受欢迎。那个年头也没多少广告，仅靠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头传播，新世界商场的新商品经常被抢购一空，营业额大增。

1986年，上海人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新世界商场里增加了和老百姓“吃、穿、用”配套的小商品供应，提出向“小、特、全”迈进，餐巾纸、多用家电插座、绣花手帕、冰箱遮布、梳妆台布、领带夹、裙带扣、仿金别针等，很多我青少年时期没见过的小东西，摆满了柜台。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对我提意见了：这有什么稀奇？这些小商品现在超市里都有，你那是老黄历了。

那么，新世界商场曾经有过的“针线包借针送线”“皮裤带免费打洞”，现在几家超市里还存在？

时代是进步了，新世界商场现在已变成了专卖中高档商品的新世界商城，把马路对面的中百一店都比下去了。然而，当年小商品专卖的情调和氛围，还是让人留恋不已。

沪上涌动组合家具潮

1986年回上海探亲那次，因为带了一点公务，妻儿又都住在外婆家，我自个儿还想在改编《家教》的文学本时多感受一些上海的气息，故而不仅居住的时间较长，而且往小学、中学同学家中跑的次数也多。在走进自小熟悉的这些同学的家庭中时，我听到当时上海人讲得最多最热烈的话题就是住房。

在和我同时代的那批伙伴中，那时最大最完美的需求，就是盼望能分配到或者说争取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新工房。在争取到新工房的同学和朋友以及虽然没分到两室一厅，但也分到了一间房或一间半房的那些人中间，最热衷的话题，就是组合家具。

根据争取或分配到的住房的大小，上海人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用足了心思，装饰和布置着他们好不容易才到手的住房。而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新颖的组合家具，是众人不约而同的首选。

在此之前，有不少新婚的上海年轻夫妇，在婚前是自己动手，或是请来有手艺的木匠师傅、漆匠师傅，打造一套家具。缺大橱的做大橱，缺五斗橱的做五斗橱，缺少床边柜的配床边柜。总之，根据住房的大小，配齐适合自己的16平方米、12平方米、甚至只有10平方米亭子间够用的家具。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成套的“36只脚”，即配齐了大橱、五斗橱、床、两只床边柜、饭桌、四只凳子（或椅子）的一整套家具，漆成闪光的“泡力司”，那就很有面子了。

明明加起来有“40只脚”，为什么要说成流行的“36只脚”呢？只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上海普通的小民百姓，住房实在太紧张了。新分配到的房子，放不下40只脚，只得忍痛割爱，把双人床紧贴着一侧的墙壁安放，配一只床边柜。于是乎，“36只脚”一套家具的说法就流行开了。家具工厂根据这一广为流行的趋势，推出了“36只脚”一整套的新婚或新房家具，价格普遍在450元左右，统一漆成深咖啡色、棕色，陈列在家具店中，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新婚夫妇，总得买上一套“36只脚”，房子再小，也得把“36只脚”全放进去，成为一种时尚。

然而，组合家具，尤其是新颖组合家具的兴起，冲击着“36只脚”的传统，很快吸引了青年人的眼球。

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所谓的“一面墙”，即占满整整一面墙壁的现代组合型家具。这“一面墙”的家具中，包含了大面积的挂衣橱、顶柜、抽屉、电视柜、酒柜、书柜、书桌，桌肚里还可以塞进一把椅子。我在一位中学同学家中第一次看到“一面墙”，顿觉眼前一亮，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老同学也以满意中带点儿自得的语气，把组合型家具的大、中、小各扇门一一给我打开，不厌其烦地给我这个来自贵州的“乡巴佬”开眼界。我站在偌大的漆成奶白色的“一面墙”跟前，由衷地感觉到，想方设法做出一整面墙壁的组合家具，明显地有占地小、储藏量大、功能齐全、拆装方便、美观大方的特点。经同学指点，我还去多个家具店观赏了色彩丰富、不落俗套、极富立体感的各种各样的组合家具。营业员还热情地介绍说，除了你在店堂里看到的几种大小不一的组合柜之外，家具厂还可以上门去量尺寸，根据居住房间的大小、朝向，量身定制组合型家具、厨具。他还特意给我介绍了市面上流行的阻燃型PVC亚光材料家具，说是不用油漆，呈现天然的咖啡亚光色彩，而且不褪色、耐火，可谓上乘的流行色。

沪上涌动组合家具潮

在走访了多位同学、朋友的家庭之后，我发现代表原先那种水平的“36只脚”成套家具，正在退出上海人的小家庭。而新型的组合式家具，正在步入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体现在一个一个小家庭中的，则是根据具体的居住环境，动足脑筋，计算往往精确到厘米，甚至一条缝，“候分掐数”（沪语，不多不少），巧作精制，真可形容为“百花齐放，各显风骚”，营造出一个个温馨、典雅、干净、整洁的家居环境。

感染过这样的新潮气息，回到贵阳，我就请当地的木匠老师傅，同样打造了“一面墙”的柜子，不过我打造的是顶天立地的书柜。完工之后，家中客厅的整整一面墙，全部放满了我的藏书，引得编辑部和文联的同事们纷纷前来观看。他们在啧啧称道的同时，难免要讲一句：上海人就是会来事儿，书橱竟然做出这样子。每当这时，我就会说：这就是我回沪探亲之后从组合家具中学来的。

促使我写这篇文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妹妹家装修房子，把组合家具淘汰了，换上了一套个性化的实木家具。我诧异地问她：“组合家具没坏啊，你怎么不要了？”

她说：“我已经是落后的了，人家都不用组合柜了。我也要跟上潮流啊！”哦，当年的新颖组合家具潮，时隔28年，也已经轮到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的上海牌手表情结

我有一个关于上海牌手表的情结。

这情结最早源于童年时代的1958年，当时《新民晚报》上登载，上海第三百货商店试销100只上海牌手表。百货商店是上午9时开门营业，可是想要买表的人，从昨晚12点开始，就在“三百”表柜台旁的门口排队了。9点整一开门，100只手表很快被抢购一空。而想要买表的预约登记人数，已超过了1000人。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生产、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批投向市场的手表。从1955年诞生第一只机械表，到推向市场，走过了3年的历程。

那一年，我9足岁，首次从报上得知我国有一款上海牌手表。

这以后，就不断地读到关于上海牌手表的报道。1958年年底，上海牌手表已卖出了1.3万多只。各个百货商店、钟表店的柜台里，也出现了和上海大厦样式很接近的上海牌手表商标。再加报纸上报道，社会上流传，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喜欢戴并且只戴国产的上海牌手表，特别激励我这个男孩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上海牌手表也产生了一种向往的心理。

22岁那一年，我终于用插队落户岁月中积攒下来的120元钱，购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是商标改良成毛体字的上海牌手表，款式新颖大方，闪闪发光，据说还防震、防水，我真是爱不释手。

上海牌手表

那是我和妹妹两人当知青时，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每人每月36元工资，其中15元交给生产队计工分，21元留下来吃饭并应付日常开销。兄妹俩在一起开伙，每个月节衣缩食，可以存下10元钱。整整两年的铁路建筑工地上的工棚生活，才攒下了100多元钱，买下了这块手表。

从工地回到生产队后，我继续当知青，后来又去大队耕读小学教书。寒来暑往，偏远山寨上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日子，伏案写作晚了，临睡之际，我总要把上海牌手表贴近耳朵，谛听一下它那“嘀嘀嗒嗒”的摆动声。无论是雨后屋檐滴水的早晨，还是大忙季节的黎明，我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也总是从枕头底下摸出手表，看一看时间，然后聆听一下它的声音，这才把它小心翼翼地戴上手腕。

那个年头，在偏远蛮荒的村寨上，谁有一块手表可是一件大事。经常露出羡慕眼神的大、小队干部，赞赏之余，总会寻找种种理由，比如到县里开会啊，到公社办学习班啊，上贵阳下遵义出差啊，因此向我借手表戴一戴，理由是便于掌握时间。不借给他们吧，怕人家心头不高兴，说你小气，对贫下中农没感情；只好忍痛借给他们，一借出去呢，心头总是七上八下的，担心手表会不会糊上泥巴，弄脏了呀？要是他们在出差途中丢掉了，那该怎么办？没手表时想有一块表，有了手表，烦心事儿还真不少呢！

有一回，什么征兆也没有，突然之间，我的上海牌手表的表盖上出现了一小圈雾蒙蒙的水蒸气，白茫茫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防水的吗？我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了冰点，沮丧极了，甚至都不敢去看戴在腕上的手表。

几天以后，我终于忍不住，又撩起手腕看了一眼表。嗨，白茫茫的一小圈讨厌的水蒸气消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

后来，身边的知青给我分析，贵州山乡多雨多雾，潮气重，手表像人一样，待在这种环境里，久而久之，就蒙上了水汽；看，这几天放晴了，空气干燥，水汽自然就消失了。不知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总之，以后我戴表时更加细心了。

正因为有这么浓郁的上海牌手表的情结，1986年回上海的时候，我格外留神上海牌手表的动向。

这一年，上海牌手表不负众望，获得了中国手表工业史上的最高质量奖——国家银质奖。

然而，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千千万万只石英表涌进了中国市场，其中还夹杂着数也数不清的假表。随着国门的打开，外国表也从那时起一拥而入，不但有比上海牌资格老的梅花、西铁城、欧米茄、浪琴、英纳格、劳力士手表，而且比这些老牌手表更高档的帝舵、江诗丹顿、百达翡丽等也出现在奢侈品商店里。上海牌手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向大众为主的上海牌手表，还能再次腾飞吗？

今年，上海牌手表诞生已经整整六十年了。我高兴地注意到，上海牌手表已经有了陀飞轮系列、计时码表系列、露摆系列，品种和款式更是超过了一百种。在时代的起跑线上，我祝愿上海牌手表能创造出更多更新的辉煌，向世界名表行列迈进！

日渐多彩的服装

记得是1979年的冬天，上海作协的领导给了我一张安徒生童书展开幕式的票子，在南京西路著名的国际饭店孔雀厅。在用自助餐时，我走到窗口，探首往南京路上俯视。

只见南京路两侧人行道如潮的人流涌动，几乎全是上青色的服装，夹杂着不多的黄军装和一些女性的棉袄罩衫，基本上也以深色、素色为主，既单调又乏味。居高临下望去，这一感觉尤为强烈，对我还有点儿刺激。河流般涌动着的人潮，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滋味。

难得这次14层楼眺望，这一幕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这以后，我不断地从报纸、杂志上读到关于中国人服饰的议论和反思，特别是《参考消息》，不断地摘编国门打开之后，外国客人来中国之后的观感。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中国大众的服饰以蓝色、灰色、黑色为主，夹杂一些黄军装色，服装的式样比较单一，男性基本上以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为主。

不知为什么，每次读到这样的观感文章，我就会想起从国际饭店窗口眺望南京路人流的那一幕。

故而，1986年回沪那一次，我格外关注上海人的服饰。

改革开放已起步，人们的观念在变，服装观也随之起了变化。“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诀没人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活泼多样的款式，丰富多彩的面料，一会儿宽裤腿，一会儿窄裤腿的时尚，即上海人所称“喇叭裤”和“小脚裤”，还有“西装热”，纷纷刮进了所有的大街小巷。我生活的弄堂里有一个老裁缝师傅，退休工资79元一个月，退休之后基本上过得是冬天晒晒太阳，夏天躲躲阴凉的安闲日子，“西装热”卷进了弄堂后，只因他曾在著名的奉帮裁缝店里当过学徒，有一手做西装的手艺，于是重新摆开了裁缝班，一天忙到晚，经常半夜十一二点还在挑灯夜战。看到我进出弄堂，他时常乐呵呵地对我道：西装热挑我发财了！人的精神面貌也与刚退休那一阵大不相同。

1986年前后，若说上海人服饰上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装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其实全国都一样，由于国家在提倡生活的丰富多彩，整个中国兴起了一股跳舞热、西装热。

不过，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西装，做得还比较单一。我在北京遇到几位从朝鲜学习服装回国的留学生，看到我身上穿着的上海版式西服，就不客气地指出了好几处细节上的落伍之处。据他们说，在服式的裁剪上，我们的不少地方还落后于朝鲜。

但是，多少年里始终引领中国服装潮流的上海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变革。我从长期生活的贵州山乡来到上海，对这一点尤为敏感。无论女式服装的色彩、样式，还是男式服装的随意、贴身，上海的服饰在朝着自在和个性化发展。用外地人的目光观察上海，我还有一个惊讶的发现，上海人喜欢穿着睡衣睡裤进出弄堂，甚至到小菜场采购，这一旁若无人、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在内地的其他城市是很少见到的。这是不是那个年头兴起的时尚，我没有想明白。也许上海的夏天过于炎热，也许睡衣睡裤的柔软宽松让人更觉舒适，在1986年的上海，可说是街道弄堂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西装热”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类服饰的大胆设计和变革，比如丝绸服装的多样化，复合式的风衣，大领头和小领子的衬衫，百花争艳般出现在市场上。

商店里各种款式的服装

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即使看看路人们身上多姿多彩的服装，也是一种享受。过去看惯了的蓝、灰、黑、黄一统天下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贵州乡镇有一位基层干部，郑重其事地托我在上海买一件呢制服中山装，我逛遍了南京路上的大小服装店，也没找着一件。当我走进挂满了各种服饰的商场、店铺，开口询问“有没有中山装”时，常引来诧异的目光，还有人用不屑的语气嘀咕：现在还有什么人穿这种衣裳？走了大半天，终于在一个小店里找到一件，营业员从柜台下面的抽屉里翻出来，打开盒子，往我面前一放道：“对不起，只剩这一件了，你看，胸口发了霉，不能卖给你了！”

这是我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一件小事，一来是我难得地没有完成人家托办的事，二来是从服饰的变迁，也能看出改革开放仅仅几年，上海人的生活已经悄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十区十县的上海

现在的读者看到这个题目，也许会感到奇怪：今天的上海明明只有十五个区，一个崇明县，怎么会有十个区、十个县？

在1986年的时候，上海的行政区划，确实是十个区、十个县。况且，这十区、十县的行政区划，相对稳定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准确地说，是从1958年我的少年时代起，一直稳定到90年代，足足有30多年。

正因为从少小记事时起，就晓得上海是由十个区、十个县组成的，故而插队落户到了贵州，贵州人问起我，每次我都眉头不皱地告诉他们，上海共有十区、十县：区是市区，由马路和楼房组成；县则是市郊，除却县城，全是阡陌纵横、河网密布的农田。

讲得多了，我脑子里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大上海是由十个区、十个县组成的。1986年回上海探亲，我特别打听了一下，上海的行政区划有了更改吗？答曰：没有，仍然是十区、十县。

我很觉欣慰，牢牢地记住了十区、十县的上海。

但是改革的大潮，很快冲击了我头脑中的这一固定概念。

20世纪90年代初，行政区划就有了重大改变，川沙县撤销了，并入了新设的浦东新区。紧接着上海县和闵行区合并，成了新闵行区。

到了1997年，变化就更大了，只剩下南汇、奉贤、松江、青浦、崇明五个县，其他全成了区。现在呢，南市、卢湾两区并入了黄浦区，除了崇明县，上海其余的东西南北中，全成了区。

我心目中存在的十县、十区相当长的记忆格局被打破了。说不定再过几年，行政区划还会作出调整，还会有变化。

变革是必然；稳定不变只是暂时的现象。就如同我年幼的时候，上海还有新成区、常熟区一样，后来这些耳熟能详的区消失了。1958年之前，松江、青浦等几个县，原属于江苏省；为解决城区人口的蔬菜供应，更为了上海的发展和建设，把这几个县划给上海市，使上海的区域面积一下子扩大了10倍。

南市区、卢湾区划归黄浦区的时候，我心里好一阵惋惜。这两个区存在的年头不算短了，但它们还是消失了。

上海县并入闵行区的时候，我同样十分感慨。上海县的名称，比上海市要古老得多。早在南宋咸淳年间，就有了上海镇。到了元朝，朝廷颁布“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上海镇那时有了六万四千多户，十几万人口，于是决定建立上海县，还把华亭县东北部的新江、海隅、北亭、高昌、长人五个乡一并划入。从那个时候算起，足足700多年了。撤销古老的上海县的名称，实在有点可惜。

可惜归可惜，变化还是必然的啊！变革的浪潮涌来时，是不以人的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前一年，我去巴黎参加国际展览局的会议，让我在会上发言讲一讲上海市的历史。我查了资料，写出发言稿，说上海这个地方建立特别市是1927年，到了1930年5月，取消了特别市而改称市，上海真正称为上海市的时间，不足100年。有人看了我的稿子，有点不解地说：“你是不是搞错了，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现在在世界上这么有名气，怎么可能只有不足100年的历史？”我只好说，是啊，我也希望上海有1000年的历史，可事实上它建立特别市是1927年的事情，我也没办法。

上海城隍庙（原属南市区）

坐落于原卢湾区内的中共一大会址

我还举例子说，一个地方悠久的历史，有时候往往伴随着岑寂、迟滞、举步不前。我插队落户的贵州砂锅寨、搓泥堡、鹿子冲这些地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700多年了，比它们所在的修文县名还要古老（原名龙场驿）。当我们去的时候，看到的风貌和感受到的民俗确实是古朴了，但落后、闭塞甚至于荒蛮，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活力，带来令人欣喜的气象。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自小居住的老弄堂里一位已赴香港定居的厨师。在改革开放之前，他回上海探亲时，年年都会对我们说，上海变化不大，老马路、老地方、老店铺，和1949年他离开上海时几乎差不多，走出去他都能认识。可当改革开放之后，他退休回到上海来定居，第一次出门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固执的老厨师坚信自己能走回来，七兜八转直到黄昏时分才走进弄堂，急得家人们几乎要去报警，在弄堂里成了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老人还乐呵呵地对邻居们说：上海变了，变得连我这个老上海都不认识了，变得好，好！

这个小小的例子，似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变革的力量。

1986年的上海，十分好记的十个区、十个县的上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存在过，故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第二章

我与上海小吃

从燕皮馄饨说起

盛夏时节，应邀去福州参加海峡两岸文化论坛，游览三坊七巷时，热情的主人请我们远方来的客人品尝福州的著名小吃——燕皮馄饨。一小碗馄饨端上桌来，汤色澄净，香气飘溢，一只只小小的燕皮馄饨惹人喜欢，品尝之下，余味不尽。当晚和主人们品茗聊天时，我忍不住对巧手飞槌击打出来的燕皮连声叫绝，赞叹地说：“这一小吃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在童年时代吃过的上海美味佳肴，那种感觉，嗨……”不料，我的这一番赞叹，引发了在座几位老同志的热烈回响。福建省一位教育界的老领导由衷地说：“年轻时，我在上海读大学，校园附近有一家小吃店，专卖咖喱牛肉面，那牛肉的香味，面条的柔软可口，汤色的诱人，味道的鲜美，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现在我也常去上海，闲下来就想去吃咖哩牛肉面，宾馆里没有供应，我就上街去找，好不容易找着了，喜出望外坐下来，一吃，完全不是当年的味道了。我不甘心，专门找到我当年读书的大学附近，还想去找那家老面馆。可是哪里还有当年的咖喱牛肉面馆呢！街坊都变了。”

说完了，他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脸上呈现出无尽的失望之色。

不料他的这几句感叹，引起另一位老同志的一番怀旧。他说：“我也是在上海读的大学。我是农村穷人家的孩子，考到上海读大学，最喜欢吃的就是上海好多弄堂口、小吃摊、饮食店里都有的阳春面，价格便宜，八分钱一碗，吃了之后，不但管饱，还余味不绝。后来，我出差去上海，有时不想在宾馆吃早餐，就想去寻找当年在上海吃阳春面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走进过好多家面馆，要么没有阳春面，要么端上来的阳春面，根本没有当年的那种美味，面条也不对，佐料也不对，汤味更不对。想来想去，这么好的味道，怎么会没有了呢？”

说完之后，他用疑问的眼光盯着我，指望我给出一个答复。

“你们一个怀念咖喱牛肉面，一个说阳春面好吃，而我最想吃到的，是雪菜肉丝面。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也是在校园附近，有一家正宗的面馆，那里面的雪菜肉丝面，味道真叫绝了，吃了一回，就想吃第二回。”说这话的，是职教社的一位领导，原来他也是在上海读的大学。他也同样感慨，现在再到上海，再也品尝不到年轻时吃过的雪菜肉丝面的味儿了。

他们的一番闲聊，引起我一番思索。这几位老同志，有的是省级领导，有的是厅局一级领导，在我们中国，都属于中上层干部了。要说平时在应酬中吃过的各种美味佳肴，肯定是不少的。为啥在议及上海，谈到他们的年轻时代时，不约而同地都说到了最普通不过的咖喱牛肉面、阳春面、雪菜肉丝面呢？他们不说外滩，不提金茂大厦，不讲国际饭店，偏偏只提和他们的求学生涯相关的上海小吃呢？而且，他们又都不无遗憾地表示，这些给他们留下美好回忆的小吃，现在都已经很难找到甚至消失了。

他们的这些感叹，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上海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正在不知不觉地失去一些东西。如果承认美味小吃也是上海饮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失去的难道不也是饮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粹吗？

回到上海之后，我也有意无意地走进那些很长时间没有去过的饮食店、小吃店、大众面饭馆，并由此引出一些思考，引出了这一组关于上海小吃的文章。

燕皮馄饨

福州三坊七巷中的官巷

上海小吃，源自民间，源自摊点，源自弄堂。前面提到的三种面条，主要是在摊点上、饮食店中、普通面馆里供应。走进星级宾馆，即使点面条，那面条也是味道大变，一碗青菜面、大汤面，价格也是翻了好几番的。要不给你报出来的，就是银丝面、鸡丝面、鱼圆面、煨面、刀鱼面等一类名字，吃过绝对不会让人几十年之后再怀念它的。

上海小吃还有一个“源”，是很容易让人忽视和忘记的，那就是上海小吃源自江浙，尤其是源自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江浙地区。这是因为，1927年上海在正式建立特别市以前，本就属于江苏省，上海本地小吃就是江苏小吃的一部分。其次，上海自开埠以来，全国各地各方人士涌来上海，这涌来的人潮中，江苏省和浙江省籍的人最多。还有，从地理、气候环境上来说，上海地处长江的出海口，其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使得上海人、浙江人、江苏人的口味十分相近。四通八达的交通，来往奔走的商贩，相对密集的城镇，共同的江浙文化背景，多彩多姿的江南水乡，各地的小吃融会贯通，相互影响和学习借鉴，其最大交会点，又是上海。故而各种各样的名点小吃登上上海这个社会交际的大舞台争奇斗艳，是理所当然的。

过去叫“抢生意”，现在叫招徕生意，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的平台上，要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受到广大老百姓欢迎，上海小吃有广阔的舞台，做精、做巧，做得讲究，做出风味，做出特色，做得吃过的人几十年后仍在怀念。

价廉物美的阳春面

一位贵州人对我说：“很多上海人对我吹嘘过阳春面的好吃，到了上海，我特地去店里点了一碗阳春面来吃。有什么好吃的？就是抓一把面在大汤锅里一下，捞起来吃，除了盐巴、酱油带一点咸味，什么味道都没有，寡汤寡味的，你们上海人就是会吹。”

我被他说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

仔细一想，这位贵州人的话，正好说出了今天的阳春面之所以不好吃的原因。抓一把面放在汤水中煮熟，怎么能叫阳春面？

我小时候，离我家弄堂口不远处有一家面馆，每天晚上打烊之前，面馆的伙计要把一锅筒子骨煮开，然后封上火，只留一朵火苗，把筒子骨汤锅端上去，整整地炖一晚上。第二天起床后，捞出筒子骨，将汤面上的浮沫撇去，再加进胡椒粉、一点绍兴黄酒、一瓢猪油，这才算把阳春面的汤做好了。那个年头，这种几乎不带肉的筒子骨，在肉店里卖0.14元一斤。炖煮过整整一晚上的面汤，其肉香味是非常馋人的，也因此有了独到的风味。

阳春面的面条，做得也自有其讲究。有的店突出面条的细，有的店则将面条加工成扁扁的，无论是细还是扁，都得经煮。煮熟了撩起来，面条一根是一根。一煮就烂的面条，煮久了就糊的面条，只能称作烂糊面，是不能称作阳春面的。

阳春面

阳春面没有佐料，撒在面碗里的葱花，是其唯一的点缀。故而每天清晨面馆开张之前，准备好满满一盆碧绿青嫩的葱花，是伙计的一大任务。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店堂里食客还不多，伙计往往就把新鲜洗净的香葱。细心地切成葱花，以便供来吃阳春面的客人及时选用。

阳春面的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价廉物美，还因为它的实惠管用，吃一碗可以当一餐早饭。阳春面之所以只在上海大受欢迎，是它符合上海人的口味，说它清淡，它带有点肉味；说它是面食，它又易消化，吃起来方便快捷。胃口大一点的顾客，如体力劳动者可以根据需要加一两面，甚至加二两面。想吃得好一点、增加点营养的人士，可以在面条上加一块红烧肉，加一块大排骨，加一块兰花豆腐干，加一只茶叶蛋，加一块熏鱼，等等。但是，前提则是一碗阳春面。

阳春面大盛其行的年代，正是千家万户的上海人吃泡饭的时代。那个时代，很多节俭的市民，早晨起来就是开水泡饭，下泡饭的往往是酱菜、乳腐、油条蘸酱油，吃一碗阳春面，算是换换口味了。

阳春面的名声如此之大，历史也不算短了，到了今天，阳春面能不能重新竖起它的品牌，是放在大众饮食业面前的一道新课题了。

鲜肉小馄饨的“六字诀”

像阳春面一样，鲜肉小馄饨也是上海小吃中的大众食品。

1991年盛夏，是我从贵州调回上海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夏天。酷暑那几天，从小在贵州长大的儿子叶田天天半夜醒过来，一会儿躺在地板上，一会儿走到阳台上，一会儿又溜回他睡的小床。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热得睡不着，太热了，上海的夏天为什么这样热？你们还总说上海好。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模样，于是我下决心为他的小房间买一个窗式空调。那年头，空调还是奢侈品，上海的商场里买不到。我的同学在宁波大学里当教授，替我在宁波买到一个，专程坐船送到家中来。船到上海的码头，天还没亮透，他乘出租车到了我在浦东的家中，也才只有清晨6点来钟。我请他去喝早茶，他说不要出去喝早茶了，你替我到门口去买一碗鲜肉小馄饨来吧。他还特地注明，是小馄饨，不是大馄饨，在外地生活，想起上海时最想吃的，就是上海小馄饨。

可见小馄饨在我这位老同学心目中的地位。

鲜肉小馄饨讲究皮薄、汤清、馅鲜。

说起来只有六个字，做起来却颇见功夫。首先是皮子，要用白面粉，和成雪花面，和面时放一小点精盐，还要加一点蛋清，这样做出来的皮子才会柔软滑爽，吃口舒适。其次是汤清，不论是老母鸡汤，还是猪骨汤，都要撇去浮沫，这样汤舀到碗中，才有一汤见底的清澈效果。馄饨下好了，才在汤水中撒上蛋皮丝、紫菜末、香干丝、青蒜末或葱花。这几年，上海人中喜食辣味者增多了，加一点辣油或是鲜美的糟辣椒，味道更为鲜美。但真正的鲜味来自馄饨的肉馅。肉馅得选猪腿肉，在砧板上剁成末之后，要加点姜末、芝麻油、精盐调馅，加一小点清水或是蛋清，馅味更佳。小馄饨包起来，肉馅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恰到好处，下熟了吃起来，只只都有肉鲜味，滑爽而有韧劲。

小馄饨

20世纪60年代我们下乡劳动时，从松江步行到新浜去玩，黄昏时分走进古镇的青石板街，在黄昏的灯光下吃到一碗小馄饨，其鲜香之味，至今难忘。

十几年前在青浦的朱家角采访，住在古镇的招待所里。清晨早起，找到一家小吃店，在停车场附近，上得二楼临窗而坐，要了一碗小馄饨。那皮子呈半透明状，汤色鲜亮，黄颜色的蛋皮，紫色的紫菜末，碧绿的葱花，品尝时的感觉，真正应了一句上海话：不要太好噢！

鲜肉小馄饨来自江浙乡间，那是没有疑义的。进入上海之后，是否受到来自常州的地方小吃三鲜馄饨的启示，还是看到了燕皮馄饨的诱人，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但它的风味，它的特色，却是应该在上海滩永久地光大发扬的。

鲜为人知的大饼

大饼怎么会是鲜为人知的呢？读到这个题目，有人会说我这是在故弄玄虚。其实不然。

在上海，大饼确实是最普通最为大众化最便宜的小吃，也是引出话题最多的小吃。20世纪90年代，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报纸和随之跟上的其他媒体，不知炒作过多少次的上海早点“四大金刚”这个话题了。而大饼是“四大金刚”之首。不少老上海吃了还想吃，忘不掉那股美味。

我中学里一位同学顾培德，是我近50年来的知友了。他去美国20多年了，年年回到上海来，临行之际带回美国去的，必定是20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大饼。为完成购买这20张大饼的任务，他必须在居住地附近，广作“侦察”和“调研”，并亲自买来品尝一下，确认无误了，临上飞机那天，才去把大饼买来，带回美国。每一年，在他带去美国的上海食品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大饼，20张大饼经常是一抢而空，在美国的亲友翘首以待的，就是这上海家乡的美味。

堂堂美国，好吃的东西还少吗？他们要吃的，是家乡的味道，是一种感情。

大饼在今天的上海仍是最便宜的食品，但是算上买大饼的工夫，包装好不远万里带到美国，每一张大饼的价值，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了。想一想，上海还有哪一种小吃，能享受大饼的待遇？

我这位老同学的夫人在纽约经营餐馆，十几年前去美国时，她就管理着四家餐馆了，现在增加了几家我不知道，从近期赴美访问回来的其他同学那里，我听说只多不少。因为大饼广受欢迎，我这位同学的夫人便拿了一张大饼交给餐馆的大厨，让他无论如何照这样子，把大饼做出来。

这位大厨是台湾人，对上海小吃也算是精通的。但他研究了很久，又是观察，又是化验，又是上网查资料，搞得满头大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苦笑着宣告：这样美味的名小吃我实在做不出来。

他能做出来，那还需要兴师动众地从上海带去吗？那还能叫上海大饼吗？

大饼是普通的，大饼是神秘的。上海大饼是和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文化、上海城市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上海大饼分为两派：一派名曰苏北派；一派按地域划分该属山东派。

从外形上来说，苏北派的大饼圆润一些，方一点，但又不是正方形，是约略见方。

山东派的大饼则是长方形的；但又不是标准长方形，而是上宽下窄的长方形。

毋庸讳言，两派大饼都是闯荡上海滩的苏北、山东老乡带进来的。

千万不要误会，今天我们到山东和苏北，无论是在城市和乡镇集市上，是买不到上海大饼的。我试过多少回了，地道的苏北大饼和山东大饼，和上海大饼的滋味相去甚远。

矛盾吗？不矛盾，来自苏北和山东的大饼，进入了上海滩，必须适应五方杂处、百业纷陈的上海人的口味，无论是苏北派还是山东派，最终能脱颖而出成为“四大金刚”之首的上海大饼，那是经过多少年风雨历练的。

比如，面粉的发酵必须使用老酵。

比如，烘烤大饼的炉子必须由专业的老师傅来搪制。

比如，烧火的煤块得做处理，火候得掌握地恰到好处。

昔日上海街头的大饼摊

比如，面粉隔夜发酵时，伙计半夜里还得起床翻捂一下……

在美国餐馆里的台湾大厨，做梦也想不到这些细节，他怎能做得出上海大饼来？

大饼分为咸大饼和甜大饼两种。咸大饼有以葱花为主和芝麻为主或兼而有之的，考究一点的还有油酥大饼；甜大饼分绵白糖和白砂糖两种，都是淡甜。讲究的还放一点猪油。我们青少年时代缺油水，猪油大饼喷喷香，现在不时兴了。三年困难时期，白糖限量供应，甜大饼用糖精水来做，上海人都喊不好吃，情愿吃淡大饼，甜大饼的声誉被糖精水破坏了。

今年老同学向我抱怨，年年回来买大饼，年年挑选大饼店，一年比一年难选，今年选中的那一家，只能讲口味勉强尚可，明年不知还在不在？

不止他一个这么说。我周围的同学、朋友、邻居、亲属们都在说，不是不想吃大饼，是现在的大饼，味道越来越不对，哪里还有当年美滋滋的味道？是啊，担心卫生状况不说，单是做工，现在到哪里去找搪大饼炉子的师傅？还有哪一位师傅半夜起床来查看发酵情况？

独步天下的生煎馒头

我的外甥女王玮，自小在上海的外公身边长大。稍年长一些，她就随姐姐生活在贵阳、成都，现在已人到中年。每次到上海来，第二天一大早她总要拿着食品盒，去马路上买几客生煎馒头回家，蘸着醋津津有味地品尝，一边吃还一边说：“好吃，好吃。”

年年如此，每回出差和探亲来上海，都是如此。她说：“小笼馒头，有时候在内地的城市里还能吃到，唯独生煎，在内地什么城市都吃不到。”我对她说，有些城市不也有生煎包卖吗？她说是的。但是，那种学着做的生煎，最多是一两面粉做成两只，馅料里有时候会加进炒线粉、莲花白菜心，不好吃，和上海的生煎馒头是两码事儿。

她这话是对的。和上海有名的小笼特别是南翔小笼相比，生煎馒头虽然是更为大众化的上海小吃，但它的制作，它的味道，却是独步天下、世间少有的。有一段时间，上海作家协会的食堂在翻修，暂停供应午餐，有些职工就去生煎馒头店，要二两三两生煎，配一个汤，也就对付了午饭。这是我在所有的馒头、包子中专选生煎馒头来写这篇小文的原因。

生煎馒头的制作，分三个层次。

营业员在出售生煎馒头

首先是制作馅心。馅心的主料是猪肉，洗净后的猪肉要凭刀工剁成肉茸，剁得越细，肉茸的滋味越佳。馅心的辅料是香葱和姜，葱姜要切成末，和酱油、少量绵白糖、绍酒、味精或鸡精一起放进肉茸中充分搅拌。须注意的是，葱、姜的量要放得充分一点，不仅仅是点缀。一般的比例，一斤肉得放三两的葱、姜，其中姜二钱，葱多一点，得一两。搅拌过程中，得加清水，搅拌透了，还得放入搅好的猪皮冻末和芝麻油。这是生煎馅心口感好的关键。几样料搅匀上劲儿，馅心就成了。走进生煎馒头店，看见馅心高高的堆得像小山一样，这就是上劲的标志。

其次是揉面。揉面的要领是得放超过体温的热水，这水只能热，不能烫，全凭师傅的手感。还得放进酵种，将酵种撕碎以后，撒进面中，揉成面团，用布盖好，让面团发酵。约莫两小时左右，面团在温热中膨胀发起来了，要倒进点碱水，把面团揉到柔润光滑，摘成面剂，在面剂上淋一点儿生油，就可以做生包坯了。有的师傅，习惯在做生包坯时一只一只沾上芝麻和葱末；年轻点的嫌麻烦，喜欢把生包坯放进平锅以后遍撒芝麻和葱末。不要担心生煎包上的芝麻和葱末有多少，手艺好的师傅，一圈撒下来，只只生煎包上都有葱花和芝麻，且很均匀。这只能用“熟能生巧”来解释了。

最后是煎小包子了。先是油光锅面，然后由外圈向里面逐圈摆满包子，撒上一瓢水，盖上锅盖，直焖到水分基本上收干了，揭盖撒油，加盖转动平底锅。煎约二三分钟，揭开盖子，见包子一只只全都鼓起，没水汽了，一锅生煎馒头就完成了。

把锅盖放一边，只见满满一锅生煎，个个面皮柔软中带着油润，细看包底金黄，闻来阵阵脆香。尝一尝吧，馅心鲜嫩适口，吃过一次，过些天又忍不住会再去尝尝。

小时候弄堂口有一家生煎馒头店，我排队购买时，经常看着师傅们边做边煎边卖。我想，生煎馒头作为上海特色小吃的一种，它经久的生命力也是在此吧。

皮薄馅美的南翔小笼馒头

198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由我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家教》，家庭戏大多放在棚内搭出的布景中拍的。其间有一场戏，小女儿梦琳为改善和父亲倪维宁之间的矛盾，让父亲认可她的恋爱，特意起了个大早，去给父亲买回了爱吃的南翔小笼馒头。父亲吃早点时，筷子夹着小笼馒头，听老伴介绍这是梦琳为他买回家的，颇为感动。

这场戏播出以后，受到上海观众的批评，说对白里讲的是小笼馒头，可我们看到父亲筷子上夹着的却是肉包子，哪有这么大的小笼馒头？

其实这是我意料中的事。《家教》正式播出之前，到上海来做宣传，在媒体记者们面前播放，上海的记者已经对类似细节的不真实提出了批评。只是戏已拍成，剧组已经解散，搭起的布景也已拆除，不可能修改了。

记得拍这场戏的时候，我也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大棚内，剧务小庄兴冲冲地找到我，对我说：“哎呀，你大笔一挥，可把我的腿跑细了，我跑遍了半个北京城，才买到了你写的小笼馒头。你看看你看看，公交车票我都攒了一叠。”

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公交车小票给我看，还开玩笑说，你给报销吧！我打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回的小笼包子一看，这哪是我写的南翔小笼呀，这明明是一两二个的小笼包啊！

小笼包

我找到导演蔡晓晴，郑重其事地告诉她，我写的南翔小笼馒头，是一两面粉做十个的小笼，不是一两面粉二个的肉包子。

导演蔡晓晴和我已经合作过一次《蹉跎岁月》，一般情况下，很尊重我的意见。她把小庄叫来，当面转达了我的意见。小庄表示，跑遍全北京，也买不到一两十个的小笼，无法完成任务，除非专程跑一趟上海，再说这么热的天，出差买回北京的小笼，也该馊了。他老大不愿意。蔡晓晴望着我说，将就吧，观众不会像你写小说那样看得那么细。于是，就用北京东来顺买回的肉包子，代替我所写的南翔小笼馒头拍了这场戏。

播出之后，果不其然，受到上海观众的批评。媒体的影视记者告诉我，你的《家教》虽然在全国获了奖，但在上海的影响，却不如在外地，主要原因就是戏中有两三处表现上海生活的细节都不真实。硬伤！

言下之意是我长期生活在贵州，是不是把上海生活中的细节忘了。细节决定成败啊！

其实我没有忘。《家教》出外景到达上海，其中有一场戏在南翔古猗园拍摄“梦湖谈真爱”。我给制片主任提议，中午不吃客饭，就在南翔古猗园荷花池畔的“船舫厅”吃小笼馒头。

我特意对小庄说，你品尝一下，小笼馒头和小笼包子是不是不一样。他当场承认，确实不一样，他一口气吃了三十多个。他算是对上海的小吃服了。其实，不单是小庄，所有来的北京客，都对在上海市郊南翔品尝到的小笼馒头赞不绝口。

1981年，作者在猫跳河河畔的小屋里，拆阅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读者来信

1982年秋天，叶辛和《蹉跎岁月》导演蔡晓晴一起来到砂锅寨，拍摄《叶辛和“蹉跎岁月”》的专题片后合影

南翔小笼馒头之所以如此受到上海普通市民的喜爱，是因为其做工地道，馅料讲究。

一两面粉做十个小笼馒头，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皮薄。一般的馒头和包子，都要使用发过酵的面粉来制作。南翔小笼馒头的皮子，是用不发酵的精细白面粉做的，故而皮虽薄，却不易松垮损坏。上海食客都晓得，南翔小笼馒头的特色，就是皮薄、馅多、卤重、味鲜。馅心除采用夹心腿肉之外，调制时要加入肉皮冻。包好以后蒸熟的小笼馒头，一只只形似小小的宝塔，呈半透明状，上口一包滋味鲜美的汤汁，品尝时，常常与姜丝、香醋同食，十分耐嚼。秋风一起，馅心中时常加入蟹肉、蟹黄、蟹油，味儿就更加鲜美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南翔小笼馒头的经营者增强了品牌意识，不但推出了冷冻食品，行销到全国各地，还把小笼馒头卖到了海外，实在是点心行业的一个创举，令人欣喜。

从粢饭糕想到葱油饼

上海滩的地方小吃，融合了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小吃特色，又根据上海大都市生活的特点和需求，经过了改良和演变，形成了大众化的优势，从而别具一格，深入人心。

有一个小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约在七八年前，宾馆餐饮上到最后两道点心时，出人意料地端上了小块的粢饭糕，顿时受到了食客们的欢迎。传开之后，很快被各种酒楼、饭店学了去。这粢饭糕很小，有的做成标准粢饭糕的二分之一，还有的只有标准粢饭糕的四分之一，讲究点的厨房，还在粢饭糕中加进了苔菜，突出其风味。价格却是和宾馆餐饮同步的。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粢饭糕卖五分钱一块，属于最为大众化的上海小吃之一。但是，并不因为它价格低廉就不受欢迎。相反，换一个形式进入殿堂式的宾馆，它同样受到人们的青睐。原因很简单，它是深入人心的，是能唤起人的记忆。

葱油饼也是这样的上海小吃。

在我准备写这一组上海小吃的小文，和老同学、老朋友等聊及这一话题时，几乎每次都有人跟我提议，不能把葱油饼漏掉。正宗葱油饼的味道令人难忘。况且，葱油饼原料简单，就是面粉、葱、油、一点盐花，属于大众食品。

葱油饼

粢饭糕

原料简单，做工却颇为讲究。首先是擀面，面要擀得薄，摊得开，遂而在擀得薄薄的面上涂一层油，卷成长长的一溜，像一根绳子。再将面绳盘起来成上尖下圆的锥形，重重地压下去，做成面饼，放进平底锅里烙。涂油的同时，撒上葱和盐花。一般来说，油涂得多一些，葱油饼的滋味亦更好一些。而要将面擀得薄，摊得宽，揉面的技术更要把握得当，除了要揉得匀，干湿相宜，温水揉面是一个关键。温水揉成的面，烙出的葱油饼松软可口，香味四溢。细分起来，葱油饼可分成发酵面和不发酵面两种。有的人喜欢发酵面做的葱油饼，还有的人爱吃细腻耐嚼的不发酵面做的葱油饼，可谓风格不一，口感都是好的。

面食的祖源在北方。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的口粮都定量。很多省份在每人定量的基础上，还规定了细粮和粗粮的标准。上海的标准是，10斤定量中，7斤大米和米，3斤面粉。这百分之三十的面粉定量，难住了不少上海人家，同时也催生了很多上海人家对面食的研究和实践，改变了上海人对面食的态度。

当然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面食的做法都简化了。唯独葱油饼，非但没有简化程序，相反种类翻新，做出了不少上海人独创的口味。

为什么？原因极简单，葱油饼制作的参与度大。放学了，外婆对小外孙说，你抓紧做完作业，外婆和你一起做葱油饼，晚饭就吃粥和葱油饼。小外孙一定会放弃到弄堂里去玩的机会，做完了作业，和外婆一起兴致勃勃地制作葱油饼。晚饭桌上，喝着稀粥，吃着葱油饼，一家人还会评头论足，说厚的葱油饼为什么硬，薄的葱油饼为什么可口。试想一下，千家万户都参与制作和探讨：如何做来省油而可口，葱花怎么撒才香，盐是泡在揉面的水里好，还是干撒好？做得多的人家，还会带几只葱油饼，到单位给好伙伴尝一下，尝了觉得好，就会打听如何做，用什么锅烙。做得好的葱油饼，就是色泽金黄、中间起层、油润松酥、咬一口就不会忘记的那种。这种由全民参与的葱油饼，质量怎么会不提高，怎么会不给人留下温馨的回忆？

弄堂小吃：油豆腐线粉汤

上海人一有闲空，便喜欢荡马路。普通话中的逛马路，变成了沪语的“荡”，强调的是优哉游哉，随心所欲。三五同学好友荡马路，时常要品尝小吃。有的人中饭或晚餐吃饱了，伙伴要吃，他又不愿意再吃糕团、馄饨、面条、油炸食品，也不想扫伙伴们的兴致，那么好，就来一碗油豆腐线粉汤，即使吃饱了仍吃得下去，不觉得肚皮胀。

油豆腐线粉汤，可以说是最有特色的上海小吃。它由三种东西组成。

油豆腐，是用氽在油锅里的豆腐果炸出来，色泽金黄，吃起来口感甚好，有点嚼头。

线粉，绿豆线粉，细细长长，是所有家庭会备好的汤料。

汤，很多人以为，汤就是油豆腐和线粉放在水里煮。这是错误的。油豆腐线粉汤之所以会成为上海人人见人爱的一道小吃，就是因为这个汤非同一般。

细想想，油豆腐就是豆腐果放进油锅里氽出来的，氽的时候不放任何佐料，清吃是寡味的。线粉也不含盐和酱油等基本调料。两样佐料都没啥特殊味儿，放在一起煮，舀进碗里为什么如此美味？

油豆腐线粉汤

谜底就在汤里。油豆腐线粉汤的汤，是要事先熬好的。用啥熬呢？很简单，海蜒。海里的小鱼儿，捕捞起来晒干，要煮油豆腐线粉汤了，先煮一锅海蜒汤备着。烫热了油豆腐线粉，用小竹篓舀进碗里，一把大剪刀把油豆腐剪开，淋上几滴麻油，一碗油豆腐线粉汤就端出来了。那汤味的鲜美，决定了油豆腐线粉汤的质量。

上海人的口味，源自江南水乡，在注重菜肴质量的同时，对家常菜中的汤格外讲究。上海本帮菜，向来有浓油赤酱的传统，吃饱了浓油重酱的菜，喝的汤就希望清淡一些，但清淡的同时，又要保持鲜美。海蜒煮汤，清香中透出鲜味，确实能解馋。插队落户时，天天吃没油水的盐水蔬菜，我实在没啥调剂口味，就会经常抓一把海蜒，煮一锅鲜汤下饭，也能吃得津津有味。洋芋收上来，洋芋汤中加一把海蜒，更是鲜上加鲜，知青之间还会抢来吃。这是题外话了。

我说油豆腐线粉汤是地道的上海小吃，是这一小吃源自上海的弄堂文化。就像糖粥、小馄饨担子、氽油墩子的挑子一样，油豆腐线粉汤的摊子，也经常挑进弄堂里来敲打着叫卖。试想，敢于挑到你家门口来卖的小吃，没点儿比你家中更鲜美的味儿，会有生意吗？

喷香松软的黄松糕

写上海小吃，不能不写到糕。糕点，是小吃的主要组成部分。

像面条、馄饨、汤圆、饼子、包子一样，在江南，在江浙两省，在上海滩，糕点的种类繁多。屈指数一数，海棠糕、方糕、茶糕、蜜糕、枣泥糕、桃片糕、松糕、猪油年糕、桂花糖年糕、水蜜糕、定胜糕、赤豆糕、条头糕、发糕、雪片糕、橘红糕、绿豆糕、云片糕、芡实糕……可以开一张长长的单子，写也写不过来，我为啥偏偏选中了黄松糕呢？

一来黄松糕是最为大众化的糕点。在我小时候，三分钱一张大饼，是最便宜的早点小吃，而一块黄松糕只需四分钱，也属于很便宜的大众小吃，符合我这12篇上海小吃定下的宗旨。

二来我本人对黄松糕情有独钟。难得去逛一次南京路，走过糕团店，忍不住买一块黄松糕解解馋，回味回味青少年时期的滋味。小时候贪玩，黄松糕不粘手，拿在手里边吃边走路，边吃边玩都可以。

三来黄松糕滋味好，不是太甜，却又管饱。一块黄松糕、一块赤豆糕，九分钱可以当一顿早餐了。比起一副大饼油条，只多了两分钱，却换了口味。当然，那都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价格了，现在说来，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了。

黄松糕

黄松糕的制作十分简单，家庭里却不易做。

所有原料加在一起，只需四样：粗糯米粉，粗粳米粉，红砂糖，豆油。

粗糯米粉的量最大，和粗粳米粉相比，其比例为3比2。也就是说，如果制作100块黄松糕，得要准备6斤粗糯米粉，4斤粗粳米粉。

之所以家庭里不易做，不像馒头、包子、葱油饼那么好制作，就是这粗糯米粉、粗粳米粉不易准备。那得有专门的粗磨，把糯米粉、粳米粉磨成粗颗粒状的。而即使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有些家庭虽然备有石磨，那石磨也是用来把糯米粉和豆子磨细的，不另外配备粗磨。再加上黄松糕太便宜了，用不着为了想吃黄松糕，在家庭里再备一个笨重的粗磨。当然，现在的城市家庭，为了吃上精致的点心而专门备有石磨的，也是少之又少了。

黄松糕的做法是：将粗糯米粉、粗粳米粉拌匀之后，再加入红砂糖，仍以制作100块黄松糕为例，要拌入3斤糖，而后再加适量的清水，尽量搅拌得均匀。

前面我提到的豆油，只需半两左右就够了，用来抹拭在蒸笼屉上，使之不黏屉，再把拌均匀的糕粉放进笼屉，摊平整，大火沸水蒸熟，按照传统的规格，切成长方形。一块块松酥可口的黄松糕就做成了。

黄松糕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趁热吃，喷香松软；即使放冷了，吃来滋味也是好的。原料简单，操作不难，但家庭里不易制作，还因为做黄松糕必须要有一定的量。而小小的家庭里，哪里需要这么大的量啊！

改良之后的鸡鸭血汤

在上海的几百种小吃中，鸡鸭血汤无疑是让市民喜欢的一种鲜美食品。近年来，由于饲养性的鸡鸭大行其市，为了鸡和鸭子尽快长大、长壮、长肥，都给鸡鸭喂食饲料，以至于鸡鸭本身的美味走失。特别是禽流感的肆虐，人们对传统观念中美味的鸡鸭，有了几分畏惧心理，致使鲜美的名小吃鸡鸭血汤，也逐渐遭到了冷遇。

我在不是节庆假日的闲暇时光，走进过几家卖鸡鸭血汤的店堂，实事求是地说，其供应的鸡鸭血汤，食客稀少；若不是店家有其他小吃同时供应，只怕客人会更少。这不由令我愈加怀念原先那让人食之齿颊生香的鸡鸭血汤。

鸡鸭血汤中，既没有鸡，也没有鸭，但是做出来的汤，却有鸡鸭的鲜香美味，这是何故？

鸡鸭血汤的原始产地，源自非常讲究利用本地食材的江苏常州。当年的常州市面上，有一种小吃名“鸡油鸭血豆腐汤”。其名称基本道出了这种汤的实质：所谓鸡，是鸡油，是经过熬制的熟鸡油，并不包括鸡血；所谓鸭，不是鸭肉，是鸭血，是蒸熟的鸭血划出条块状。常州人做鸡油鸭血豆腐汤，做工复杂，食料齐全，除了鸡油、鸭血、豆腐花三种主料外，还有榨菜末、百叶丝、蛋皮丝、青蒜末、白胡椒粉及油、盐、酱，油是香油，酱是酱油，盐是海盐，还有一样经特别加工的小豆斋饼。

看到这张食料单，就能想象得出，来自江苏常州的鸡油鸭血豆腐汤，是调成透明糊状的小吃，不但食来美味鲜香，还同中国各地的大众小吃一样，管饱。汤中放入小豆斋饼，就是让食客能在品尝美味时吃饱了有力气干活。

鸡鸭血汤

这样一种来自常州的名小吃传进上海，也像其他各省份的小吃进入上海滩的命运一样，得到了一番改良。首先，繁琐的调制成糊状的淀粉取消了，必须在烧汤之前加工好的小豆斋饼也不要了，汤就是汤，要一汤见底，清清爽爽。鸡油的量也减少到最低程度，以凸显汤色的清澄。其次，既是鸡鸭血汤，那么鸡血、鸭血都可采用。为了更突出鸡鸭的原味，鸡爪、鸭蹼、鸡鸭肠、鸡心、鸭肫都切薄切细切碎，一起纳入汤中，其他原先容易准备的原料一律采用。于是乎，一款属于上海滩本地特色的小吃——鸡鸭血汤就诞生了。一经问世，就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我小时候，在南京东路西藏路口一家颇显档次的饮食店中，吃到的一碗1角2分钱的鸡鸭血汤，其鲜美无比的滋味，其色香俱全的品相，至今仍留在记忆之中。

只可惜，这样汤色清、时件嫩、豆腐白、血煮得紫红嫩滑的鸡鸭血汤，如今已经淡出了上海的小吃市场。

沪上一绝：上海宁式汤圆

上海本地汤团，其特色是大，馅料足，有咸有甜。人称“上海大汤团”，或“浦东大汤团”。加上浦东两个字，是强调这种大汤团最为出名，比起其他区县产的汤团，滋味更好一些。

我这篇小文写到的上海宁式汤圆，区别于本地大汤团，是用水磨粉制作的小巧的汤圆。水磨粉中除了糯米，还放了粳米。上海本地汤团，是用糯米粉做的，直接把糯米磨成粉。而水磨粉呢，是将洗净浸胀的糯米、粳米，带水磨成米浆，再灌进白布袋中压干水分。这种水磨粉的做法，是宁波人的发明。而上海开埠后，无数的宁波人涌进上海滩，自然也把他们制作汤圆的做法带进了上海。故而我得写明，这是上海宁式汤圆。

宁式汤圆不仅是独具特色的一种汤圆更是既经济实惠又声名远扬的上海小吃。改造之前的大上海电影院旁边，有一家上海宁式汤圆店，从早到晚食客盈门，坐满了吃汤圆的男女老少，一角二分钱一碗的汤圆，让人吃得经久难忘。尤其是大上海电影院晚上第三、第四场电影开映前后，吃汤圆的食客天天都要排队。而周围弄堂里的居民，把去那儿吃汤圆视作一次小享受，他们不说去吃汤圆，而是说去吃“香”。小小的汤圆，做得那么香，简直可以称之“一绝”了。

宁式汤圆

上海宁式汤圆，起源于宁波猪油汤团和杭州一道名叫“西施舌”的小吃。

西施舌同样源于浙江乡间，做工更为复杂，是用我上面提到的水磨粉皮子，裹入金橘脯、青梅、红瓜、糖桂花、瓜子、白糖、核桃肉、枣泥、糖佛手、糖板油、豆沙，放进“舌”型模具中，揿压成“西施舌”形状，再放进汤里煮食。

复杂吗？正因为有这么多馅料，才会有那股美滋滋的“香”。

而宁波猪油汤团，宁波人又称元宵。按照宁波自古以来的乡风，大年夜、过春节，特别是元宵节，家家户户无论贫富，都要用水磨粉、麻心猪油馅做汤圆。除了一家人团团圆圆、热气腾腾之外，还随时用来款待节日期间的贵客，这是一道表示尊敬客人的上等点心，世代相传。到了20世纪20年代，宁波人江阿狗又在民间汤团的基础上，苦心钻研做成了宁波城里名声赫赫的“缸鸭狗”汤圆。

江阿狗原名江定发。他的三开间门面的汤团店，除了色、香、味、形俱佳之外，其招牌也很别致。招牌上画了一只精致的长缸，一只雄赳赳的家狗，一只引颈的肥鸭子。招牌挂出来后，走过他店门口的娃娃们，都会忍不住站停下来叫喊：“缸鸭狗！缸鸭狗！”大人们见小孩喜欢，就带着娃娃进店吃汤圆，以致“缸鸭狗”名声大噪。宁波城里的民谣唱道：“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缸鸭狗。”睡到三更四更，想吃汤团都要往“缸鸭狗”跑啊！

文人雅士干脆说：“宁波汤团甲天下，缸鸭狗汤团甲宁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连到宁波视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要去尝尝“缸鸭狗”汤圆呢。

“缸鸭狗”汤圆的馅料，用的是黑芝麻、猪油、白糖、桂花，选料严格，制作考究，做好了下锅，用水飘、水养法，盛到碗里，保证每一碗都能达到汤清、色艳、团圆而有光泽，入口则是油香四溢，给人以香、鲜、滑、甜、糯五种口感。

无论是“缸鸭狗”汤圆，还是“西施舌”汤圆，传到上海滩，上海人将它进一步大众化。在制作方式上，又去繁存精，把最关键的精华保存下来，馅料则以上海人发明的黑洋酥替代，水磨粉加工得更细更白，使得汤团咬开后，黑与白愈加分明，减少了猪油的成分，既价廉物美，又面向大众，成为了上海独特的宁式汤圆。

只可惜，随着超市汤团的盛行，这样美不胜收的上海宁式汤圆，越来越少见了。

清口汤美的雪菜肉丝面

雪菜，就是咸菜。之所以称其为雪菜，是指用雪里蕻制作的咸菜，这种咸菜味道鲜美，尤其是产自宁波鄞县章村贝母地里套种的“贝田地菜”，质地更佳，腌制出的咸菜以鲜味见长。

秋末冬初，雪菜收获上市，我岳母就会让女儿用拖车买来几十斤雪里蕻，然后亲手在阳台上制作咸菜。

先让雪里蕻堆在一起三天至四天，任其自然发酵。堆在阳台上时，隔一二天，要翻一翻，让发酵的雪里蕻透透气。三四天后，雪里蕻的颜色变黄了，就得把它洗净，在阳台上晾晒，晾晒到叶子摸上去软了，稍稍切开，铺设到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甏里，一层雪菜，一层盐，掌握的比例呢，则为10斤雪菜，六七两盐。多了太咸，少了又不够鲜。铺设完毕，套上保鲜膜。岳母说：“若仍在余姚慈溪乡间，那就是套上荷叶，在外面又重重地压上大石头。”我谈恋爱时，在岳母家的阳台上看见两块大石头放置在角落里，不知道这碍脚的石头有什么用处，这会儿恍然大悟了。压上大石头，是有益于雪菜在酿制过程中出水。十几天以后，雪菜颜色变成诱人的黄色，岳母家兄弟姐妹，都能分上一份，品尝这鲜味无比的雪里蕻咸菜。拿回各自家里，有的做雪菜大汤黄鱼，有的用雪菜炒毛豆，而用得最多的，就是下雪菜肉丝面。

我之所以对雪菜情有独钟，是因为在插队岁月中，没啥吃的，知青们聚在一起搞“精神会餐”。每一次讲起上海家庭中的美食，总有知青情不自禁地讲到雪里蕻咸菜。恰好同为知青的小李，父母是食品进出口公司职工，他带往贵州村寨上的食品，有装在小罐头里的雪菜。每当实在没什么东西下饭的时候，他会恩赐似的开一小罐雪菜，那一时刻简直是喜从天降，众人会胃口大开。雪菜下面条，成了世界上最美的佳肴。

雪菜肉丝面

而雪菜里如果加上肉丝，肉味菜汁交融，两鲜合一，菜里有肉香味，肉丝里有菜鲜味，想想吧，那个滋味是不是清口汤美，食来余味不尽？

我在今年第一期谈上海小吃的开场白中，提到那位福建教育界的领导，至今仍记得他在上海读大学时吃过的雪菜肉丝面，其原因可能也是在此吧。

12篇小文快写完时，自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及老同学，对我有意见了。他说你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了，你怎么挑的都是便宜货，没一样小吃是超过我们小时候一角五分钱的，这都是大众食品，让人家外省市人尤其是新上海人看了，以为上海小吃就只有这些低档次的。上海小吃中精美的、高档的、吃一次经久难忘的品种多着呢，你怎么一样不选？

说着，他一口气给我报出了好多种上海小吃中的精品、名品：虾肉馄饨、蟹粉小笼、开洋葱油面、三鲜碧子团、生鸡丝煨面、虾蟹两面黄……光是名声大大的点心店，就有好多。

我只得抱歉地对他笑道：也许我一开始下笔，就盯住了大众化的、一提起来每个上海人都耳熟能详的小吃，忽视了当年要卖到几角钱几块钱以上的稍高档的小吃。你提到的这些精品，包括更高档的特色小吃，也许是另一组文章的题目了。

要向读者说明的是，即使是大众小吃，我也只选了十几种，难免挂一漏万，比如桂花甜酒酿，比如南翔小笼、春卷、排骨年糕、素菜包、千层糕等，有的我曾在其他小文中写过，有的普及性不如我已写到的，只能在此表示遗憾了。但是，写上海小吃，不仅仅是回味，不仅仅是怀旧，我特意选择便宜的大众化小吃，其用意只是想说，这些小吃，也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该忽视，而应继承推广。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

从1978年出发

1978年，我还是一个知青，没有正常的工资收入，没有那个年代和工资同等重要的粮票。我生活在插队落户的贵州村寨上，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出工劳动，仍坚持着每天往稿子上写下一些什么。我真的写了不少，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在这年的5月至9月间写完的。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节，砂锅寨的秋收大忙时节到来了，天天得出工劳动，累得人一歇下来就想往床上躺。但我仍怀着一股热望，期待着乡邮员小丁的身影出现在寨子上，他会送来集体订的那一份《贵州日报》，送来恋人的来信和上海家人、友人的来信。这些日子，报纸变得好看起来，远方的来信也给我捎来大量的信息。读着报，看着信，我虽然生活在偏远的山区村寨，但已分明感觉到，生活要开始有变化了，乡村里要开始有变化了，我个人的命运也将要有变化了。

冥冥之中真像有神灵在提醒我一般。这种感觉，以往的年头可不曾有过。

“文学家的春天也要来了。”

事实证明这种感应般的直觉是有道理的。1979年的第五期、第六期《收获》杂志，刊出了我这部在山乡完成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巧合的是，将近40年之后，2017年这本书又一次再版了。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封面

《高高的苗岭》封面

世纪交替的2000年之际，有人在回顾20世纪中国100年的时候说，1978年是中国春天的序曲；还有人在书上说，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起始于1978年。

可见1978年在中国人心灵上的重量。

不是吗？正是在这一年，报纸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家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给予科学家们崇高的评价和期许。《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老作家徐迟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们争相传阅。我未婚妻所在的水电站有100多位职工，订了7本《人民文学》，有93个职工传看了这篇文章。文学，在1978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看过这篇报告文学的职工纷纷对我说，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的春天来了，你们文学家的春天也要来了。

显然，即使这些生活在山沟沟水电站的职工，也有一种沧桑巨变的预感。那个年代，我从1977年开始，已有《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三本书出版。送印刷厂的时候，出版社告诉我，只给作者送样书，50本至100本不等，没有稿费的。然而等到书真正印出来的时候，出版社通知我领取这三本书的稿酬，责任编辑用的都是报喜的语气！尤其是《高高的苗岭》，1977年春天初版20万册，是不付稿酬的。到了1978年，重印17万册时，才付了稿酬。虽然刚刚恢复稿酬时，国家规定的标准，千字仅有2元至7元，但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大喜事啦！

1978年《人民文学》发表《哥德巴赫猜想》，除了报告文学这一直接反映现实的文学形式引人瞩目之外，更多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早在1973年，因为毛泽东主席派人专门看望了眼睛高度近视的数学家陈景润，引发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震动，被称为“陈景润事件”，传遍了全国。紧接着的1974年，陈景润的论文（1+2）震动了国际数学界。经媒体报道，又一次引起全国人民的议论。报道这样一位科学家事迹的报告文学，自然引起了读者们的广泛兴趣。

“上海涌现出的各种新气象，看得我眼花缭乱。”

秋收大忙结束了，农闲时节来临了。我怀抱着一厚叠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稿子，先期回到上海，准备投稿，也准备着和恋爱几年的未婚妻结婚。

哇，上海涌现出的各种新气象看得我眼花缭乱。“77级”的“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大学生走进校园读书，他们大多数是在1978年2月真正入学上课的，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已经30多岁，且有了妻儿，有的还不止一个儿女；而最小的同学，才18岁！

一场接一场日本电影吸引着观众们涌进电影院，人们热议着《望乡》《人证》《追捕》，对电影里的男主角、女主角和所谓的“色情”镜头争论不休。

而从各地回到上海的知青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回归”“上调”。随着冬天的来临，云南知青提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带头上访、请愿，全国的知青们都在关注着。

我在探亲、准备婚礼之余，走进一个又一个老同学和亲戚朋友的家。他们大多仍居住在老地方，石库门房子的灶披间里，照例是一个个的水龙头和煤气灶各自为一户，既紧紧相挨，又泾渭分明。无论是一室户、两室户、三室户或三层阁上的人家，全都在抱怨住房的拥挤状况几十年不变。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几个同学家的住房情况，都不属于困难户。真正的困难户，是找定了对象、超过了30岁、仍在排队等候婚房的大龄女青年。1978年年底的统计，这样无房的超龄适婚女青年，有7000多人。

2018年，40年过去了。我仍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几位同学，全部搬了家，而且都搬过几次，当然是越搬越好，越搬越宽敞和舒适。

可以说，中国人当然包括所有的上海人，方方面面的一切变化，都是从1978年开始的。

在以后的篇章中，我会将这些变化再细细道来。

从收入看今昔

贫困收入标准提高了66倍

我们有了一个目标，2020年年底之前，要消除贫困，一个也不能少。上海的电视里，天天播扶贫新闻，除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也转播外省市的节目，尤其是西部省份。

这些仿佛离上海很远，上海是个特大型城市，离农村有一段距离。就是郊区农村里的亲戚，种田的事也谈得很少了；即便提及，说的也是对口帮扶，上海对口帮扶云南、新疆、遵义。

这一切似乎离上海又很近，你看报纸上登的是扶贫的消息、帮扶的方式、送出去的钱和物，电视上报道的是我们又为帮扶的地区建设了什么项目和文化设施。

然而，我如果到马路上做一个随机的抽样调查，问问老上海人或新上海人，什么是贫困户，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多少？我敢打赌，没有一个被访对象答得上来。

我敢这么肯定地说，是因为我随机地问过身旁的不下20个人，有同行、邻居、朋友、老同学、钟点工，他们都微笑着向我道歉：“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呢！”

当我告诉他，2017年贫困人口的收入标准是年均3300元时，几乎每个人听明白以后，都会露出惊讶的神色。

我会对他说，这还是低标准。就这低标准，我们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劳动的汗水，才能达到2020年全部脱贫的目标。因为至今为止，全国还有4000万这样的贫困人口。

同时我往往还对身旁的上海人说，这标准比起当年来，已经提高了66倍。

66倍？那原来是多少？拿出手机按一下，3300元除以66，一下就跳出答案来了：50元！

年轻人看到这个数字，都会不相信：怎么可能？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1978年，我作为一个知青，还在插队的修文县待着。那一年，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年收入不到50元。

我为什么要讲3300和50两个数字呢？因为这两个数字引发我许许多多的感慨。

要知道，50元在1978年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全国普遍都是低工资的年代，它往往是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那些年里，月工资100元，属于高工资了。如果月工资是200元，那么你家里不是相当级别的干部，就是高级别的知识分子了。

和月收入相对应的是，上海人称之“四大金刚”之首的早餐大饼，才3分钱一块。而我的几个同学在1978年结了婚，那时去吃喜酒时，送出的礼金普遍是10元。那一年，上海人结婚时讲究的是新婚夫妇要有“三转一响”，那可是新房里的一整套家具呢，还有个简称，叫“36只脚”。这“36只脚”的价值也几乎是相同的：450元上下。

40年过去了，对比今天的新婚家具、礼金、一张大饼的价格，怎不令人感慨？文化人在1978年3月迎来了科学大会的召开，5月热议《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底盼来了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同时还听到了一个喜讯：稿费可以按标准发放。这个标准是1000字2元至5元。

改革开放初的上海街上人头攒动

《蹉跎岁月》封面

我写《蹉跎岁月》的初衷

引发感慨的，当然不止于昔日和今天的数字对比，还有上海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在1978年年底，风闻知青政策有变，中央也有意要改变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的方式，目前仍在农村的知青可以按政策回归上海。于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都借着元旦、春节来临，以探亲的名义回到上海来了，城市突然增加了100多万人，公交车挤了，马路上充斥着人流。知青们都在通过种种途径，打听用什么方式可以“办回来”。俗称“乡办”的门口，从清晨到深夜，挤满了前来询问、打听回沪政策的知青和他们的亲属。每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接待一个人往往要很长时间。队伍越排越长，从“乡办”门口到人行道，从人行道拐进隔壁弄堂，从弄堂口排到弄堂底部，再转弯……居民们怨声载道，都是抱怨知青的，说当年闹哄哄下去的是他们，现在吵嚷着要回来的又是他们，造成粮店排队、菜场排队、公交车从早到晚都像高峰时段。我那时在上海改稿子，耳朵里灌满了对知青不满的怨言，于是下决心写作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我想我得写一本书，告诉这些埋怨知青的上海人，知青们在农村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好在今日上海人的观念大变了。我到过好几个上海对口帮扶的省份，人们交口称赞：上海人急贫困地区所急，想贫困地区所想。帮我们是帮到了点上，不仅仅是资金，还有思路，还有脱贫办法，还有项目，让我们由衷地感动。有一个小细节更说明问题，我们最讨厌上海人待在一起就讲上海话，听也听不懂，总以为他们在骂我们。现在只要我们在场，上海人都自觉地讲普通话，我们以为上海人是故意装的。后来我们去上海学习，发现不是这样，上海人都在讲普通话。他们只有回到家里，才讲只有他们懂得的上海话。

细节虽小，但确实反映了上海这些年来是在发生巨变，数据上的巨变，思维上的巨变，待人接物上的巨变。

但愿今天所有的新、老上海人，在关注上海、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时，更加关注乡村、关注西部，上海毕竟是中国的上海。

稿酬的恢复和放开

稿费制度曾经被取消

稿费的话题时不时会被提及，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总有人谈起要提高稿酬所得税的起征点。我估计，今后的两会上还会继续有代表、委员提出类似的提案。

回顾一下四十年来稿费恢复后的变迁，也是颇有意味的事情。

要讲稿费的恢复，还得简略讲一讲当年停止发放稿费的情形。在我们这一代，即20世纪50年代时，稿费是人们茶余饭后谈到的一个话题，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这话题既遥远又有点儿神秘。

首先是人们生活中见到的作家很少。其次，即使偶有收到稿费的人，大家也会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拿到的稿费全家上饭馆吃了一顿美餐。

另有传言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拿到了上万块稿费，有说一万多的，有说几万的，也有说是十几万的。《林海雪原》的作者，比《铁道游击队》的那位拿到的稿费还多。但也有人说，没有《铁道游击队》作者拿的多，因为据出版社的人说，稿费标准降下来了。还有人说有的作家，主动要求不拿稿费，受到了表扬。理由是，我们已经有了工资，不必再额外拿稿费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稿费制度取消了。

极“左”思潮横行的几年中，我甚至亲耳听到有人在大会上说：别说稿费应该取消，就连作家在书上署名，都得取消！工人炼成了钢铁，有谁在钢材上署了名？农民种出了庄稼，哪一袋粮食上署了农民的名字？

果然，有那么几年，在一些书的封面上，经常见到“XXX创作组”“XXX集体创作”这样的署名方式。

从每千字2元到7元

到了转折的1978年，恢复稿酬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先是听说在做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人士意见；接着说已经在起草文件了。没几个月，关于给创作的书稿发稿费的规定正式下了文件。

1978年公布的标准是每千字2元至5元。但没过几个月，就在充分听取了实施方案之后，调整到了每千字3元至7元。

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出版时，稿酬制度还没有恢复，是没有稿费的，那是在1977年。到了《深夜马蹄声》和《岩鹰》出版时，这两本书都拿到了稿费，标准都是每千字按4元至5元算的。1979年《高高的苗岭》再版时，也按出版取酬，8万余字，得到了400多元稿酬。

稿酬每千字3元至7元的标准，是80年代的事了。记得《收获》杂志在计发我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稿酬时（发表于1979年第五、第六期《收获》），实行的仍是千字5元的标准。到了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发表的1980年（发表于《收获》1980年第五、第六期），实行的就是千字7元的标准了。

恢复了版税制度

几年后，千字最高额7元的标准，由于社会上各种职业每年都在上浮工资，知识界人士呼吁稿酬标准太低，该调整了。

叶辛手稿

于是，在80年代中期，稿费调整到了千字3元至10元标准。到了80年代末期，又有了一次调整，标准改为千字10元至30元。

到了90年代初期，随着全国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稿酬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一大调整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由每千字30元至100元的较大幅度提高。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后面又增加了一款内容，即出版者和作者另有约定的除外。这就是说，可以按千字30元至100元的标准付酬，作者和出版方也可以商定另外的付酬方式，突破这一标准。

其二，恢复了版税制度。即以书籍定价的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五之间的版税付酬。同样，具体付酬方式及标准，双方还可商定。

从那时起，稿费都以这么一种方式在计酬。正因为有了放开的两条原则，电影、电视剧及其他文艺作品的付酬标准，都有了灵活性和跨越性的提高。一部电影剧本的稿酬，一集电视剧的稿酬，从几千、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40年过去了，单从稿费这么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我们社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循序渐进、逐步成熟的过程吧。

从少女到老外婆

灵活机敏当爆破手

少女和老外婆这两个称谓，都是和我倾心交往的一个女性自称的，听来很有意思，故而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

她说的少女，其实也不然，1978年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她之所以强调，我1978年还是个少女，是想申明到了二十五六岁理应谈情说爱的年龄。她还从未谈过朋友，恋爱经历仍是白纸一张。“谈过朋友”四个字，也是那个年头通常的说法，特指的是没有和异性谈过恋爱，并非泛指的没有和任何人交过朋友。

老外婆也是她自称的，其实就她的年龄来说，她看上去一点儿不老。就形象而言，她一点不像65岁，而只有五十几岁的模样。她腰不弯，无一丝白发，不胖不瘦的身材，除了微笑的时候脸庞上略显皱纹，眼角上有点儿鱼尾纹，乍一眼看去，走在马路上，经常被人叫作“美女”。但她说已经有孙女了，是老外婆了。

40年前的1978年，已经是她在西双版纳的农场里劳动的第九个年头了。九年来，她像所有在最基层干活的知青一样，一直在劳动。西双版纳知青干过的活，她全都做过，甚至一般女知青难以胜任的开山放炮工作，她也担任了爆破手。“男女都一样”是那个年头的口号，扶钢钎、抡大锤，炮眼打好之后，还得在一排一排深深的炮眼里填埋炸药、置雷管、封洞口，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爆破手得上山坡去，点燃引线。

修湘黔铁路线的时候，作为上铁路会战工地的知青，我也干过这个活儿。点火的爆破手，往往挑选胆大心细的知青来干。我不知道为啥她竟然会承担这个活儿？是她灵活机敏？还是另有原因？

我说，男知青点火，一般都燃一支烟，使劲吸几下，然后到炮眼前，给炮眼点火。难道你点火时也抽烟。

不，她说，我是用剖开的两片竹片，夹着炭火，等到点火的哨声一响，边用嘴吹着炭火，边跑到炮眼前去一一点火。起先很慌张，干熟了也习惯了。所有的炮眼点燃以后，就扔下炭火往事先选好的安全地儿跑。

这活儿有危险性，你怕吗？

一开始当然很怕，性急慌忙，干熟了，也不怕了，跑得还很灵活啊！但是正像您说的，有危险性，有一回点燃炮眼往回跑时，和她同去的另一个女知青突然摔倒了，急叫着喊她，她回过头去扶她起来，那位女知青腿受伤了，跑不快。没等两人跑到安全地带，炮眼“轰隆轰隆”地作响了。她俩只能一个躲到木板车下，一个捡起装砂石的簸箕遮住脑壳。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石头泥块暴雨般撒来。一块比篮球还大的石头，就“砰”地一声砸在她的脚前，她惊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等到一切归于沉寂，她瘫坐在那儿，几分钟没回过神来。吓傻了！

经受过这样的磨炼，一般的农活，苦活、累活、脏活，根本都不在话下了。她啥都学着干，啥都干得好。几年下来，人家都知道她吃得苦，心灵手巧，什么都拼的下来。但是，究竟是个姑娘呀，连续多年的重体力劳动，让她落下了一身的病：双肾下垂、腰肌劳损、胁骨肿胀、胃溃疡、胃下垂、腰骶骨骨裂……

下乡劳作的女知青们

女知青

回到上海干上了财务

1978年，仍在农场劳动的她，就拖着病体开始她第十年的知青生涯。

1978年至1979年的西双版纳农场，爆发了知青们要求回家的请愿活动，点燃了后来影响全国的“大返城”潮流。

她没去参加活动，每天仍在连队里劳动。只因她父亲的问题还没结论，怎敢去参加那些“闹事”。

但她享受了“大返城”的政策。由于母亲远嫁给上海的昆明人，她的舅舅为她在省城昆明找到了一个农科所的工作，可是妹妹来信说，你再不回上海来，爸爸的病拖不下去了！他天天在唠叨你！于是，她奋不顾身地回到了上海，父亲平反了，补发了工资，她也有了第一份自己觉得有尊严的工作，在街镇上当一个走街串巷为群众服务的卫生员。一干就是整整五年。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用她那双眼皮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你让我讲讲回上海40年来的人生，我为啥把西双版纳那段经历讲这么多呢？正像你书里写的，因为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有了这段苦难经历垫底，回上海之后的40年，再苦、再累、再难，我都觉得不在话下了。”

我理解她的话。她笑了，接着说：“比如这卫生员，上海人都觉得是服侍病人的活，不好干。我满足得不得了，比起爆破手，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尽心尽力地干，每年评上先进员工，晚上和节假日，我还去学会计，给自己充电。”

学会了会计，她干上了财务工作，先是在街镇单位，接着去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细心、耐心、认真、不出任何差错，是她干财务的体会。40年，我就这样平平顺顺地过来了。

从她与其他老知青半开玩笑半调侃的言谈中，我听得出，她现在生活富裕，像其他上海外婆一样，每天带着外孙女，有着老百姓的琐细、欢乐和烦恼。

由于她坚持说不要写出姓名，我只能用这样的题目来简述她的人生。不过陪同她和我一起交谈的十多个老知青说，她讲的是个人的经历，体会却和我们这些当工程师、开小店、做工人、担任基层干部的人一样的：只因有过知青经历，什么样的人生风浪，都不在话下。

餐桌上的巨变

友人平从云南出差回来，给我送来了几只新鲜的松茸。他特地说明，早上登机前这松茸上还沾着露水，你晚饭就煮着吃，最好炖鸡或者排骨。

我们照着他说的方式，当场清洗切薄片，炖了一只鸽子。

哇，果不其然，本就极鲜的鸽子汤，经松茸一配，鲜美无比，余味不尽。平是经营企业的，因概括提炼企业文化，我在文字上替他帮了一些忙。故而对他有所了解，他的企业做得风生水起，开了一家厂。虽然口头上他总说这些年实体经济困难重重，不好干，但他显然是成功人士，外销额超10亿。

我问过他顺风顺水的原因，除了企业管理之外，他说了一个我没料到的方面，他说：我的企业食堂办得出色！

我在他企业的职工食堂吃过饭，亲耳听到过打工小伙子的议论：就冲这食堂伙食，我也愿在这家厂干下去。

喝茶时，他见我诧异的眼神，特地做了说明，谈了他的感想。他说：叶老师，你年轻时出差去昆明，不是走了很多路，专程到商店里去买过鸡枞菌吗？

我说：是啊！那是我一段难忘的回忆。只听母亲说过鸡枞菌好吃，难得出差去昆明，就想买了带点回去。结果走遍了昆明城，差不多走了半个城市了也没买到。后来只能买两瓶加工过的油鸡枞带回了家。也难怪，那年头，物资匮乏，物稀难觅。

平说，现在你去看看，要啥菌子就有啥菌子。马路上有专门供应各种各样菌子的商店，还有专尝菌子的饮食店，遇上了季节，五花八门，几十上百种的蘑菇、菌子、松茸都有，新鲜的，晒干了的，精加工的，应有尽有。还特地注明了品尝的方法。怕加工和烹饪不当，引起食物中毒。越是鲜美无比，长得美艳妖娆的菌子，据说毒性越大。

我心里忖度，这个平很奇怪，明明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每次见面，总跟我讲饮食，谈地方菜肴。

他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说：叶老师，我对你们文化人有意见。

他很少有时间读文学作品，我给他的小说，他经常说：拿回家给妻子和儿子读。意思是他没时间读这些闲书，他会有啥意见呢？

我表示愿闻其详。

没想到他说出一番令我吃惊的话，他说：报上总讲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很多成就，唯独这几十年里饮食上的成就，餐桌上的变化，饭店、酒店、特色餐饮的兴起没人提及，你们文人也不从这个角度写文章。

一句话提醒了我。

凝神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说远了，插队落户后期，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1979年，很多上海知青办妥了手续，要告别贵州，回上海去了，知青们都说，在贵阳舒舒服服进馆子吃一顿吧。结果，跑遍半个贵阳城，都没在一家饭馆坐下来。走进大十字、喷水池、紫林庵这些市中心地带大一点的饭店，进店堂逛一圈，又退了出来。

为什么呢？

去点菜埋单的知青摇头、摆手沮丧地说：全是大锅菜。问有没有一个一个单独炒的、蒸的、煮的，都说没有。要吃就快，锅里舀了端给你；不吃就拉倒。

到了80年代中期，我在《山花》编辑部工作，有一天，副主编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大十字附近的饭店里，有炒菜了。一个菜一个菜都是单独装盘，装碗，加上盖子端出来的，嗨，有些菜的味道真好，家里煮不出来。昨天星期日，我们一家四口都去吃了，大人娃儿都吃得满意，娃娃吵着说还要来吃。

改革开放前的饮食

改革开放前使用的粮票

由于生意好，一家饭店推出了讲究色、香、味的炒菜，特色菜，其他的饭店遂跟着学。没几年工夫，黔味菜肴的牌子跟着就打出来了。

原来，贵州菜也有悠久的历史，其风味特色在派系林立的菜谱中独树一帜。现如今，贵阳城乡到处都是饭店，酒楼和饮食店，不但经营贵州菜，还有苗家、侗家、布依等少数民族独具风情的菜，以香辣、酸汤吸引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游客。放眼贵阳的街头，不但本地菜，连邻近省份的川菜、重庆菜、滇味菜、湖南菜、京邦菜，都比比皆是。那种只供应大锅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上海呢，那就更别多举例了。我只需要讲一个数据，就能雄辩地说明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个时期，上海全市共有两千多家餐饮店，包括了当时的十大宾馆和南京路上赫赫有名，市民们一讲起来就眉飞色舞的六大饭店：梅龙镇、绿杨村、燕云楼、扬州饭店、新雅、四川饭店。

而40年后的今天呢，上海全市从大马路到小弄堂口的点心店，从五星级宾馆到各地特色饭店，从单开间门面的饮食店到世界各国的风味餐厅，共计已有十二万多家。光是闵行区和长宁区交界之处的一条老外街，外国风味的餐厅就有23家。

十二万家饮食店铺，天天向全市两千多万老百姓供应着不同风味的菜肴和点心，并能随着四季气候的变化，不断变更，推出各有特点，琳琅满目的菜肴。

和昔日对比，不能不说这是餐桌上的巨变。

兰兰和蕙蕙

兰兰和蕙蕙是过去我居住的老弄堂里的邻居。之所以记得她俩，只是因为，兰兰从小是一个在弄堂里制造轰动效应的小姑娘。

而蕙蕙呢，只因是兰兰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弄堂里的大人、小孩，无论是哪一个找兰兰和蕙蕙，只要找到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必然是和她在一起。难得地两个人不在一块儿，一个肯定晓得另一个的行踪。

她俩年龄相仿，都比我要小十来岁。称她俩是小姑娘，是生活在老弄堂里时的习惯称谓。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她们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比我要小十来岁的小姑娘，照理我是不会注意到她俩的。只是上海的老弄堂里出了新闻，邻居之间总要传播，传起来就会说，这是兰兰家发生的事。

比如说，三年困难时期，兰兰家里的香港亲戚，给她家寄来了邮包。是一只大包裹！下雨落雪都会准时出现在老弄堂里的邮差，骑着一辆“老坦克”自行车，从车架上取下那只硕大的包裹，会朝着二楼上客堂间里的兰兰家喊：“兰兰家有人伐？快点下来敲图章。”

“老坦克”骑进弄堂，一路响着清脆的铃声，已经提醒家家户户，邮差来了！听到兰兰家有大包裹寄到，男女小孩都会跟着“脚踏车”跑进去，争相一睹香港寄过来的新奇玩意儿。总能开开眼界。

这一次寄来的大包裹里，是罐装的猪油和听装的猪油，还有雪白的砂糖和专门给兰兰戴的蝴蝶结。于是弄堂风一般传开了，兰兰家亲戚寄来的猪油雪白雪白，凝结得紧紧的，够她家吃上几个月了。“听头”里装的油，肯定比我们每个月配给的菜油好，嗨呀，那种白砂糖，又细又匀净，闪闪发亮，一定也是“高级”货！这些话都是兰兰家隔壁住着的邻居传出来的，说他们亲眼见到过，反正都是好吃、好用的好货。顿时，弄堂里不管感不感兴趣，都知道了，兰兰家又寄来了好东西。

大多数没见过这些好吃好用的东西，但是兰兰头上扎的蝴蝶结，是弄堂里老人孩子们都看到的，那种蝴蝶结，无论是颜色、形状、造型，确实要比上海出的蝴蝶结漂亮。兰兰戴在头上，给她那张瓜子脸儿，更增添了几分美丽。不要说老弄堂里的人们，蕙蕙说，连学校里都有很多女孩羡慕兰兰呢！天天和兰兰在一块儿玩，一块儿上学、放学的蕙蕙，也跟着兰兰争光呢！我知道蕙蕙，就是因为她总和兰兰在一块儿。引得我忍不住问妹妹，总是和兰兰待一块儿的小姑娘是谁？

妹妹说，蕙蕙是兰兰的好朋友，两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草字头，两人都说，她们比亲姐妹还亲。弄堂里的人都知道，只有你个书呆子不晓得。

蕙蕙虽然长一张鹅蛋脸，却比瓜子脸的兰兰要漂亮。这可能也是这一对小姑娘引人瞩目的原因。

当知青生涯快要结束的年头，我回上海探亲，兰兰又制造新闻了，她要到香港去了！那个年头还没有“移民”和“旅游”这两个习惯用语，所谓的到香港去，就是到香港去定居，是她家亲戚帮忙办过去的。兰兰欢喜得什么似的，唯一难过的，是她和自小形影不离长大的蕙蕙要分别了。

弄堂里的人们纷纷在说，这两个姑娘福气好，临到中学毕业，上山下乡结束了，她们都被安排在上海工作，一个当商店营业员，兰兰呢，分配在菜场。虽然是普通岗位，比到农村当知青强多了。兰兰显然对菜场工作不满意，亲戚帮忙，她要到香港享福去了。

不过知根知底的蕙蕙却说，兰兰去了香港，也要打工的，她叔叔不是老板，只不过是个烧菜的厨师。人们说，打工也好啊！工资比上海高得多了！这之后，只要兰兰从香港回上海来，仍旧会一次一次制造出弄堂里的轰动效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老弄堂动拆迁，老弄堂里的老邻居们集体动迁到了浦东的一个新小区里，我的侄儿也住那里，还是时不时会听到香港回来的兰兰辗转传来的“轰动”。

起初那几年，老弄堂里会纷传，兰兰回来了，哎呀，你们看看她穿的那些衣裳，无论是款式，是色彩，哈呀，从头上到脚下，没一样不是新潮的，到底生活在香港，和上海不一样啊！她身上的香水，也比上海出的好闻，高雅！

兰兰今年又回来了，她带回来的电子手表，你们猜猜，多少钱一块！便宜到你不相信的地步。她送给蕙蕙一块，蕙蕙还不舍得戴呢！

兰兰回来探亲了，你们看看她随身带的那个照相机，上海也有卖，可是价格不一样啊！和蕙蕙家买的那一个同样品牌的照相机比，便宜了整整一千块。

兰兰回来了，回来了！兰兰回来总是会有轰动效应，会有新闻，而好朋友蕙蕙呢，始终是个普普通通的职工，她后来读了会计，一直在商场里的会计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现在居住在浦东的小区里，过着普通上海退休职工安定祥和的日子，双休日带着外孙女，平时跳跳广场舞，搓搓小麻牌，在小区棋牌室喝喝茶、聊聊天，兴致好了同老伴儿一起外出旅游，远的、近的，去了不少地方，还出过国，到过港澳。

最近一两年，侄儿到我家里，说起兰兰和蕙蕙，侄儿笑起来，道：“事情倒过来了！现在是兰兰羡慕起蕙蕙了，为啥，兰兰还在香港打工，到上海看到蕙蕙这么悠闲自在的日子，说，她要在香港过上同样的日子，还得打上好几年的工。不能和蕙蕙比，甚至还不能同与她同时进菜场的同事比，她们现在都比她过得好！”

侄儿笑完，还补充道：“前不久我碰到兰兰，她和蕙蕙在一起，兰兰比蕙蕙显老好几岁。我和她寒暄没几句话，她竟然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

“她说啥？”我问。

侄儿说：“她讲，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不到香港去了。”

阿培的游兴

阿培又从美国回来了，作为交往半个世纪的老同学，我们问他：

“这次回来干什么？”

他说：“回来补课。”

我们几个奇怪地面面相觑，都60岁朝上了，补什么课？他不是在美国当教授吗，还要补课？

华心直口快，直截了当说：“别补什么课了，退休回上海，我们一起安度晚年。”

“要补的，”阿培一脸认真：“这些年，你们退休之后，一会儿嘉峪关，一会儿大理洱海，都把全中国游遍了。我到过的，就是浙江和南京，中国很多地方，我都没去游过，要好好补一补课。”

阿培这一说，我们都乐了。他的话也勾起了我们对50年前青春年少时的记忆。

阿培喜欢玩，喜欢拍照片。那个年头，还没有旅游一说，他就喜欢游历了。我们说的他喜欢玩，不是讲的上海少年挂在嘴上的“白相”，他的玩就是游历。暑假和寒假结束了，他会笑眯眯地拿出一小本照相簿，打开来让我们一页一页地翻，让我们辨认，他照片上拍下来的是什么地方？什么景点？

当同学中有人认出他拍的是拙政园的假山和沧浪亭时，他会淡淡地说：“我去苏州玩了，把几个园林都兜了一遍。这本簿子里拍下的照片，就是我这个暑假的收获。”

弄得大家都很羡慕他。语文老师出作文题，自由命题写时，他写的往往也是去无锡游太湖，去宜兴游善卷洞的内容，而且被男女同学们誉为“百发百中”。啥意思呢？他写的游记性作文，不但能得到挑剔的语文老师打出的高分，并且还会由语文老师当众朗读出来。普通话讲得甚好的语文老师，朗读起来声情并茂，还真好听呢！

故而同学们都说他“百发百中”。

“文化大革命”中大串联，不少同学回来都争相在说到北京去见没见着毛主席的喜讯，到几所大学读到了什么大字报。人们问起他来，他仍然笑眯眯的，给我们几个谈得来的同学，看他大串联的收获。我们兴味浓郁地打开他的照相簿，他连忙合上，说不要在学校里看，带回家去看。

为什么，他的照相簿全是趁着“大串联”游山玩水的记录。

事后，他会指着一本本照相簿说：“这本是我专门拍的杭州，这本是南京的玄武湖和莫愁湖，景色真美。”

真的景色美。阿培不但会玩，他还会拍照片，虽然一张一张黑白照片，他选取的角度、采光，都能把景致拍摄得引人入胜。他的本事不仅这一点点，他还会在家庭暗房中洗印照片。编在照相簿中的所有照片，都是他自己洗印出来的。

我拿到的是游莫干山的照相簿，我翻开时，他站在我身旁，给我一一指点：“你看，这是剑池，有故事的；这几张是怪石角，都是稀奇古怪的石头，我拍了一卷胶卷，这几张照片是我比较满意的。这是虎跑泉，你不晓得吧，莫干山上也有虎跑泉，和杭州的有区别……”

阿唐说他：“你胆子真大，革命大串联，你四处去游山玩水，竟然还敢把照片带到学校去。不怕人家给你扣大帽子？”

“没关系没关系，”阿培以他一贯不以为然的语气道：“左派们不是说了嘛，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更加热爱我们祖国，也是‘大串联’的收获。再说了，我带本子来，还不是为了给你们看，饱饱眼福。”

众人哈哈大笑。大家一致公认，阿培是我们六位最好的伙伴中，最能玩、最善于玩，玩过之后还有收获和体会的人。

后来我们上山下乡了，每次回家休假，只要找不到他，准定是出去游历了，有时候是中山陵，有时候是雁荡山。

再后来他调回上海当了老师，对我说：“当老师最大的好处，是一年有两个假期，可以出去旅游。”

旅游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中国大地上的旅游，还刚刚起步呢！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被催促成立旅游局。

改革开放的大潮掀起的年头，阿培去了美国。他没时间旅游了。用他的话来说，到了异国他乡，立足是第一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取得身份是第一位的。有了立足之地，有了生存之道，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他决定要定居，于是办绿卡，让妻儿移民，配合整个家庭适应美国社会，融入美国社会。

等到所有的一切办妥，他突然发现，自己老了，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假期中游历了美国几个地方外，自小喜爱的旅游，几乎置之脑后了。

尤其是在回到上海，和我们几位相聚时，听到我们中的几个，不但游遍了中国的大地，还游历了世界上好多国家。他在美国分别接待过我们几位之外，我们还把亚洲、欧洲、南美、中东，好些国家都去过了。他大受刺激，说我要补课，作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我首先要像你们一样，把中国的天南地北游历一番。

于是他排出了一张表，今年回来，挤出一块时间作西南诸省游；明年作西北游；第三年争取在冬季归，作雪山游。还有海南游，中国长江黄河游，深度游还是顾不上了，只能走南闯北一般匆匆忙忙走马观花，聊以自慰吧。

我在写的是老伙伴阿培的游兴，其实从阿培这一滴水，这一个个案，我要说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地上兴起的旅游热潮，“热潮”这个词还不够准确，上亿人的旅游大军岂止是一股热潮，更是一个蔚然可观的世界现象，一道看不够的景观，一股热烘烘的巨浪。试想一下，用数字来计算，任何一个数据，乘上一个亿，那该是一个如何庞大的数字。

中国的旅游人数呈井喷之势，中国人旅游的足迹，遍及全中国每个省的城乡，遍及世界上所有开放旅游的大小国家。上海人的旅游热情，是最为领先和高涨的。

高桥仰贤堂

仰贤堂是一幢颇有代表性的建筑。

说它有代表性，首先是指这幢房子有历史的沧桑感。

高桥镇上一批上山下乡去往西双版纳插队落户的老知青，1978年集体地又从南腊河畔回到了故乡，他们重新踏上故乡高桥镇来办落户的手续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幢界河旁的老房子，那种感觉，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不过，这幢老房子里，那时候除了居住着房主家的老少几口人之外，另外还住了14户人家。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尽管外表看去颇有气势和意味，一旦住进了15户人家，吃、喝、拉、撒、睡，老老少少好几十人，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都在这里进行，楼梯上，走廊里，楼下过道院落，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全都放置和堆满了生活用品，上下班必需的自行车，则不是随意地倚在墙角，就是停在大门口两旁。连这幢房子最有代表性的空间，地下密室，也使用上了。为啥，密室靠近地面的位置，开有两扇长方形的窗子，用来通风、透光、通气。也得利用上。

我为什么要特意将老知青们回归故里时看到的情形强调一下，原因很简单。在1978年那个时候不仅是仰贤堂，就是在祖国大地上的很多研究院所和高等学府里，教授、专家、学者们也都住在筒子楼等拥挤不堪的各式房屋内。多年住房上的欠债，折射在浦东高桥镇的仰贤堂，就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份记忆。这份记忆就是一帧缩影。

关于这点，我想老上海人对于石库门弄堂里逼仄住房的景象，会深有感触和体会。

那么，现在的仰贤堂是一副怎样的面貌呢？

今天的高桥人会带着笑容告诉你，这里已成为“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并热情地邀请客人们步入仰贤堂去，参观仰贤堂内馆藏的600多件展品。沿着北门的甬道走进去，仰贤堂向所有的来宾展示着她中西合璧建筑的韵味。无论是厅堂、墙面，还是一楼二楼的厨房，乃至重新恢复的带一点神秘感的地下室，都会给人以咀嚼的余味。

重新修缮仰贤堂开始于2005年。记得修复完毕挂上陈列馆的牌子，是2006年的事。年终岁末，我工作的文学所全体人员到高桥镇开务虚会，镇上领导热情地招待我们50来人吃了一顿晚饭。为表示感谢，我写了“万里长江口，千年高桥镇”十个字装裱之后作为纪念。其实高桥建镇离一千年还有几十年时间，滔滔长江也不到一万里。我这么写，只是想表达一番心意而已。现在这幅字贴在仰贤堂的墙上，变成了仰贤堂的一处点缀，也算是我和仰贤堂，和高桥镇的缘分吧。

其实我和高桥镇的缘分，还可追溯到青少年时代。

5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顾，他家是高桥镇旁顾姚村人，暑假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时候，他喜欢到高桥顾姚村爷爷家玩，并邀请我同往，在他爷爷（他按浦东习惯叫“大大”）家住。他的爷爷兴致上来了，会给我们讲过去的往事。

讲起镇上东街义王路1号的仰贤堂，顾爷爷说，那是他年轻时看着造起来的。

建造这幢房屋的是高桥富商沈晋福。那时不过40多岁。

沈晋福自小家贫，他的父亲沈阿四，是以卖柴为生的农户。家里虽然穷，沈阿四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一个小例子足以说明他的为人。

在沈家老宅小浜路“兰发堂”南边，有座张家弄石桥，桥头的大水埠是镇上商品集散地，船来船往甚是热闹。那年头，高桥镇没有路灯，只在桥头竖一根灯架，称谓“天灯”。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已经无人按时点灯。沈阿四准备了几盏有挡风玻璃的油灯，到了夜间就将其点燃，为路人和过往船只提供方便。

沈晋福在这样的家教下长到14岁，就到上海去“学生意”。人勤快，又虚心学习，虽然身高还够不着柜台，但他对经营、算账、盘货出货都门清，学到了上海人所说的“生意经”。也磨炼了意志和经验，婚后，靠着老丈人瞿赞卿的资助，买来一台缝纫机，由妻子瞿月娥做裁缝积攒一小点资金，再利用高桥城乡当年同行的“起会”方式，集起开店本钱，在上海城里开了一家叫“晋泰号”的五洋店。所谓“五洋”，就是洋面、洋油、洋皂、洋火、洋蜡的通称。店开在热热闹闹，行人熙熙攘攘的南码头背面公义码头上，既卖零售，又兼批发，专门于黄浦江上游江南水乡的集镇上经营。那年头，以“五洋”为主的百货吃香啊，沈晋福很快就发了。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沈晋福在家乡名气响起来，他一面翻修“兰发堂”老宅，一面在界河旁东街典当桥头置地兴建仰贤堂。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要仰望他父辈的贤德之举。在仰贤堂客厅12扇屏门上，刻有24孝故事的浮雕图案，就是让沈家子孙后辈，牢记尽贤尽孝。

承建仰贤堂的，是沈晋福的亲家蔡少祺，他那时在上海西区法租界设有营造房厂，专门承建西式别墅及装修工程。亲家要自住的房子，蔡少祺自然做得更为精心和地道，体现高桥人的营造水平。

一个小细节最能说明问题，高桥镇在1949年5月解放时，仰贤堂难免遭到流弹和炮火。屋顶上被迫击炮弹片打碎了瓦。解放后维修时，没有添加一片瓦，只把厚实的瓦层匀了一匀，就修好了。

可惜的是，沈晋福活到48岁就去世了。仰贤堂是其大儿子沈人杰和女婿汪永甘建完的。这一子一婿，也没在仰贤堂里享上福，而是在送货途中遇劫匪被杀。

在仰贤堂居住得久的，是沈晋福最初一起创业的妻子，踏缝纫机的瞿月娥，她直到1966年才病故。1978年仍住在这里的是她的孙子及家人。

2002年，高桥港综合工程项目建设动迁，所有在内居住的住户包括业主按政策搬迁。

2003年，仰贤堂列入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和高桥镇历史建筑。

2005年，镇政府出资百万精心修缮。

2014年，仰贤堂列入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的初冬时节，40年前从西双版纳南腊河畔回到高桥镇上来的一帮老知青，邀我再游高桥，品鉴高桥松饼，在一位女知青家的阳光玻璃房内，喝茶聊天；年近七旬的老知青伙伴们，抚今追昔，谈笑风生，都感慨自己老了，从当年的少男少女变成了老头老太，但是傍晚时分散步走过仰贤堂，所有的人都为1933年竣工的这幢老房子重新焕发了她应有的风貌和风骨而鼓掌，唱彩！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仰贤堂也是会说话的，叙说的是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沧桑。

弄堂和小区

在2004年春天出版的长篇小说《华都》中，我写道，20世纪的上海，是一座弄堂组成的城市；而走进21世纪，上海这座主要由弄堂组成的城市即将变为一座小区组成的城市。

有摄影家编撰出了摄影集：正在消失中的上海弄堂……

有人大声疾呼：要保护有价值的上海弄堂，保护石库门建筑。

现在人人都晓得的新天地，就是石库门建筑组成的弄堂改建而成的一个休闲、购物、旅游，附加文化设施的场所。

我之所以在小说中这么写，是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也是基于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入微观察。

凡是到内地去的上海人，都会碰到朋友问：你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有的要和你保持联系，还会向你打听地址。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联系的方式只有通信一项，于是就会坦率地告诉朋友，我住在上海某某弄几号。不少上海人还会补充一句：很好找的，到了上海，只要有号头，准能找得到。话语中不无自豪的成分。

这一方面说明了上海作为城市建制管理的有序，另一方面凸显了“弄堂”在上海城市景观中的独特之处。

因此，很多人认为弄堂是上海人的发明。有人写文章，专门突出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弄堂，把两者加以分析比较。有人说，其他城市，都叫作巷，称为“条”，唯独上海叫弄堂。

其实不然，弄堂这一格局，早在现代上海城市之前，在浙江的州府和县城就存在。少说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几幢、几十幢外观相仿的二层楼房并列相连，中间留出一条通畅的过道，成等距离向前推进，按顺序编号。即为弄堂。

上海成为一座弄堂的城市，是因为全世界再没有像上海这么多、这么规模巨大的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弄堂组成的城市了。

上海的弄堂是和石库门建筑分不开的。

而石库门建筑也并非是千篇一律的。纯为多住下人而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层次低一些，仅配备生活必需的自来水龙头。没有卫生设备，更不安装煤气。但房屋同样延续中国农村传统的格调，有客堂、厢房、厨房、亭子间。在底层的客堂前面，有一个天井。两扇大门开出来，就是弄堂。沿街的门面房，天井就省略了。很多人家，就以这门面房，开一家赖以维持生计的小店。不善经营的人家，干脆将门面房出租，收取租金。上海人评定家庭成分时，有那么多的小业主，就是有这么一种建筑形式，形成了庞大的小业主阶层。

这一类石库门组成的弄堂，连接成片，水平相当，格调相差不大，往往称之为“里”“坊”“邸”，营建于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和30年代，这正是上海作为亚洲东方大都市人口迅速膨胀的年代，时局的动荡和经济的畸形发展，使得江、浙、皖及周边省份的大量民众涌进上海栖身。在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之前，几乎有一半的上海人，居住在这样的石库门房子里。上海也就此成为一座主要由弄堂组成的城市。

石库门房子建造得多了，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民众有需求；另一方面营造的水平和认识也随之提高。石库门房子逐渐引进了西式洋房和别墅、公寓里的卫生设备，特别是提升上海人生活质量的抽水马桶和煤气。高档石库门房子也被称为新式里弄房子，它和普通石库门及早期建造的低档次石库门的明显差别，就是看你配置了煤气和卫生设备没有。如若是“煤卫齐全”的，则属于中上档水平。如若仅配置一项或二项均未配置的，便等而次之。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问及任何一个上海人和上海家庭，感觉变化最大的是什么？最有感受的是什么？所有的上海人都会异口同声地答复，是住房，是居住环境变化，是我自小长大的弄堂消失了，是我全家动迁了，搬出了弄堂。

搬到哪里去了？

搬进了小区。

像曾经的里、坊、邸命名的弄堂一样，所有的小区都取了一个吉祥的、响亮的、讨口彩的名称。

如若坐定下来多聊一会儿，许许多多上海人和上海家庭都会讲出一个，甚至不止一个关于房子的故事，这些故事透射出的是上海人的酸甜苦辣，是上海人感慨万千又哭又笑的经历，是上海人的追求、苦恼、欢乐和无奈。

40年弹指一挥间，回过头去细看，或是坐电梯到任何一座高楼顶上俯视，今天的上海人会陡然发现，曾经那么熟悉的石库门房子，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一条条弄堂，突然从我们眼前消失了。除了那些煤气设施、卫生设备齐全的石库门弄堂，除了那些曾被视为有一定档次的新式弄堂之外，在上海再要寻找一条老弄堂，再要看到天天拎着马桶过日子的弄堂，除非在僻静的角落里，才能寻找到一点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区。哪怕是煤卫齐全的石库门老弄堂，现在也与时俱进地在弄堂口增加了一块牌子或标记，注明了这里是属于哪一个社区。

上海已经由一个弄堂组成的城市，变成了一座由小区组成的城市。

为了留住记忆，为了给历史留下真实的痕迹，我们是不是该给这个城市留下真正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几条弄堂呢？

里弄生产组今何在

构思长篇小说《孽债》的那几年，想到作品中的人物要在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里活动，我无数次地走进遍布上海滩的里弄生产组和街道工厂，观察他们怎么上班，劳动和工作的环境，手上的活儿具体干些啥，他们如何计酬，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给哪些地方，销售到哪里去。还跟弄堂，同学朋友们中在生产组和街道工厂的职工交流沟通，尤其关注他们的待遇，和国营大工厂职工的差距，以及他们对此的看法。

可以说是对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的很多情况颇为熟悉。

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那几年里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走出家庭，离开锅台，走近里弄生产组和街道工厂上班。在这之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里弄生产组和街道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是原来走出家庭的妇女们所组成。这期间，一些身体较弱，体质较差或家庭需要照顾的轻微残障人士，可以不去上山下乡当知青，同样被照顾进了离家近，有点收入的里弄生产组和街道工厂工作。

到了1978年、1979年，10年之中累积起来奔赴广阔天地去的上山下乡知青，赶上了“大返城”，纷纷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仅是初中生，也有部分高中生，年龄大了，不可能进国营大工厂从学徒干起，于是都被分配进了里弄生产组和街道工厂。想想，上海整整去了农村一百多万人，他们潮汐般退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都市，很快成了里弄生产组和街道工厂的主力。

《孽债》封面

而20年时间过去，大跃进时代走出家门的整整一代劳动妇女，已经步入了退休年龄。

到了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的一代上山下乡知青不少人变成了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的骨干。

这些人在广阔天地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有敢闯敢拼敢干的精神，还有一股要把小小的集体事业干大干好干出色的钻劲，确确实实把生产组，街道工厂干出了一个风生水起的局面。

“弄堂里飞出了金凤凰”“小集体干出了大事业”“蚂蚁啃骨头，攻下高，精，尖”是那些年经常能看到的报道。

行销全中国，乃至销往海外的长毛绒玩具，是里弄生产组和街道工厂做出来的。

围上每个人脖子的围巾，是他们的产品。

精致到毫米、微米的小小螺丝帽，拧上了航空航天器，是他们攻坚克难研制出来的。

我们生活中很多不可或缺的日用品，信封、别针、电池、电筒、针织产品、电子元器件……全是他们生产的。

可以说，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里涌进来的这一股生力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层集体事业中，干出了一番崭新的局面。

细细地分析一下这批曾经到过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的知青，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他们中的不少人，包括女知青，当年是豪情满怀地离开父母，离开上海，宁愿去往边疆、草原、山区、渔村、海岛，也不愿意留在家门口的弄堂里、街道上和婆婆妈妈们待在小小工厂间里混日子。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他们想在更加宽广的天地里干一番事业，使自己的青春焕发光彩。但是，严峻的生活现实和乡村与城市巨大的差别，插队落户和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收入间的不平衡，刻骨铭心地教育了他们。他们上山下乡时称之为“再教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一“再教育”使得他们清醒地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当他们历经十年的磨炼回到上海的家中，分配进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这些过去曾经看不起的小小集体事业单位时，他们感觉到了安慰，感觉到了温馨，他们中的有志者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他们人生中的又一个起点。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就是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的基层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有的人钻研技术，成了技术尖子，进一步去学校深造。有的人在和群众的磨合和滚打中，获得了领导经验，一步一步由居委会、街道、区属局……走上了领导岗位，干出了更令人瞩目的业绩。

不知不觉间，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在上海人的眼中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它们刮目相看了，对它们的产品也更为信赖了。

正如同爬山者登上了巅峰，总要从山顶上下来一样。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创造了辉煌的同时，也到了发展的顶点。

90年代初，随着祖国大地上又一波改革大潮掀起，上海的很多国营大、中型企业面临着改制，而大多数本身的存在就是为这些国企做配套产品的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遇到了生存危机。原材料涨价，生产出的产品没有出路，工厂接不到订单，里弄生产组一一归并，街道工厂吹来了歇业下岗的风，大小集体事业单位，统统由区里的“协管局”来管。

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逐渐走到了末路。

前几年，一位外省作家问我：《孽债》小说中那些人物工作的单位，现在还存在吗？

我告诉他，当年在上海遍布大小弄堂的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已经从上海的版图上消失了。

有人说，20世纪的三件事，发轫于1955年的上山下乡，创办于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城市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开始的时候都轰轰烈烈，影响广泛，到了80年代初，先是知青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接着是人民公社体制改制了乡、镇；到了90年代中期，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也步入了尾声。

但这都曾经是掀动中国社会的事件。

上海：正在淡出的……

上海在两千四百多万人的目光中不知不觉地变化着。

上海变大了，指的是上海市区面积越来越大，马路、高铁、高架不断地朝着郊区延伸拓展。

上海变美了，自从第一块绿地在延中建成，一块块绿地，一座座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上海长高了，改革开放前的国际饭店曾是远东第一高楼，如今成了小弟弟。我读中学时的外滩地区10层以上大楼有100多幢，成为上海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骄傲。现在，如果仍用10层这个标准计算，上海的大楼已经超过了万幢。

在快速的进步中，在高速的发展中，上海有什么东西正在不知不觉地淡出我们的视野，不知不觉地显示不出原先的特色，不知不觉地消失乃至消亡呢？

细细地凝神一想，会有恍然大悟之后的感慨和感叹。

时进初冬，电视里播出一条消息，崇明水仙进入上海市区的居民家庭。有新上海人问我：水仙不是产自福建漳州吗？怎么崇明岛上也引种成功了，我告诉他：不是引种成功，崇明水仙古已有之。依据在哪里呢？

明朝正德年间的《崇明县志》上就有明确的记载。

崇明水仙花还有两个有名的品种，一谓“金盏银台”，还有一个叫“玉玲珑”。两个品种都是以水仙花开出的花形而论。

只不过，“十年动乱”，冬日养植水仙花也被批为“资产阶级闲情逸致”，崇明水仙花也被“革命”的大潮冲得凋零了。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倡导星火计划时，崇明水仙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重新种植推向市场。只不过未形成力度，最近播出的消息，说的是崇明水仙又培植了新品种进入上海市民的家庭。这是好事，不过和始终扬名全国的漳州水仙相比，崇明水仙的名声，远不及漳州水仙大。人们讲起水仙花，包括上海人，习惯地都会说到福建漳州。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曾经和漳州水仙齐名的崇明水仙，正在淡出上海。

还有一个例子，也颇能说明问题。我的童年时代，浦东高桥镇上出产的高桥松饼，名声很大，行销上海滩。我家居住的永嘉路，那时候还是一条僻静的马路，好几个路段不准通行卡车。离家不远开着一家高桥松饼店，生意挺红火。

上海人都喜欢高桥松饼的精巧细腻，香、甜、松、酥、价廉物美、鲜美爽口。因为尝过高桥松饼的美味，以至于不少人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且往往一提高桥，就会讲到松饼；一讲到松饼，人们习惯地会在前面加上高桥两字。

听上一辈人讲，高桥松饼行销上海滩的年月，还有电话订货，专差送达服务，类似于今天的“快递”。

现如今呢？

高桥松饼仍在生产，走进今天的高桥古镇，镇上开设的松饼店，还不止一家。但是，高桥松饼的名声，已经远不如往日。

同样，一讲浦东的三林塘，老上海人就会随口道出：三林塘崩瓜。这种西瓜像小足球般大小，皮色浅绿，网状纹。为啥叫崩瓜呢？瓜熟时，不用刀切，只需左手托着瓜，右手自上而下拍瓜，瓜便皮开汁流，瓜瓤入口清甜，解渴生津。食客吃后，往往会说痛快，痛快！

让人食来痛快的“三林塘崩瓜”，比我前面写到的高桥松饼和崇明水仙的命运，似乎更加不佳，不仅淡出了上海市场，上海市民的视野，而且像另一名气甚大的平望西瓜一样，基本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已经是同样产自浦东书院镇上的“8428西瓜”。

酷暑炎夏，高温天持续，今天的上海人，更渴望瓜甫入口，齿颊生凉，香清味永，渐有回甘美味的三林塘崩瓜，惜已难寻矣。不能不说三林塘崩瓜淡出我们的生活，是一个遗憾。

同样在淡出的上海特色食品，还有松江的兰花小茄子。这种小茄子的形状和颜色与菜市场上常见的长茄子差别不大，独特的是体型极小，长成之后不过人的大拇指大小，皮薄籽少，质地略硬，故而腌来食之清脆味佳，爽口且有兰花香。七宝的十条金黄瓜，因黄色的瓜体上有十条白色纵沟得名，瓜肉甜脆，瓜汁多，还有一股奇香，吃过之后家中的瓜香还能弥留在室内。一到黄瓜上市季节，人们纷纷会说，七宝的十条金黄瓜最好。老上海人天天上午吃饱饭喜食的乳腐，最为有名引得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奉贤的进京乳腐，色泽鲜艳，香气浓郁，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质地细腻，是佐餐佳品。屈指数来，包括枫渣丁蹄、曹行乌骨鸡……光是食品，淡出上海人视野的就有好多种。

我这么说，是不是在哀叹名特产的风光不再呢？

非也。

其实，除了食品，除了像崇明水仙花之外，正在上海淡出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百年老店，还有许许多多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听说的“老地方”“老地名”“老用品”“老风光”……

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人，所有的中国人，不但住房在变，服饰在变，其实城市（包括乡村）的风情也在变。随着家家户户的早点由吃泡饭为主，变为品种繁多的早餐，乳腐的佐餐功能自然而然会逐渐淡化。故而，很多东西的淡出，并不是一件坏事；逐渐的淡出只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晴雨表。

前不久电视台有一档节目，说到5年至50年间即将消失的几种职业，把作家这一职业归在25—50年间要消失的时间段内。侃侃而谈的主持人和嘉宾，未免太武断了一些，须知，一代一代的作家之所以会被历史和读者铭记，是他们把笔触伸进人的心头，描绘的是一代一代的民族风貌和社会风情，难道这是电脑或互联网能代替得了的吗？

上海：演变中的……

老同学们相聚，我在品茗时出了一道题目。我们都已年过六旬，活了一个甲子，也算是老上海了。都说上海变化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年，这些年里，哪些东西在我们眼前，不知不觉地演变着？

话音刚落，平时不善言辞的思先生说：我不会讲话，抢在前头说。我们小时候看惯了的，马路上随处可见的黄包车，没有了，彻底看不见了。自然，黄包车夫这个职业也消失了。1977年、1978年前，我刚从崇明农场里调回来，弄堂口有一家老虎灶，专门供应开水，一分钱一瓶水，现在好像也没有了。

智接着说道：其实随着黄包车的消失，中间出现过一阵子“臭虫车”和“乌龟车”。在小巧的臭虫车、乌龟车取缔之后，上海马路上才开始满街跑起出租车和私家车。中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

一辈子在南京路居住的阿唐说：对的，凡事有个得到的过程。我们家住在黄浦江边，听外婆和我母亲说，过去有浦江观潮，每年八月十八，上海人要涌到江边去看“浦江秋涛”，现在根本看不到了。每年八月十八，大家都要涌到海宁去观潮了。

华站起来伸出五根手指晃动着说：如果生活现象也算。那么，男人手上戴金戒指，这种现象我们青少年时期都见到过，到了如今，还有哪个男人会戴金戒指？

阿唐同意：确实没有了。南京路上金店里的营业员说，男人戴金戒指，是上海男人看见外国有身份的男士戴效仿学来的，多少有点儿炫富心理。

华说：要说富，现在的上海人比过去年头都富了，没人戴了。

他显然没有说完，还有话说：研究演变中的生活现象，蛮有意思的。比如我们小时候，在弄堂里都在立夏那天，要称称身子有多重……

“立夏称人，立夏称人。”一直没机会插话的阿定抢着说：“我就被称过，两只手抓着杆称，大人把我提起来，就知道我有多少分量了。”

阿唐说：旧风俗了，到了70年代末，在上海几乎所有弄堂里消失了。

华不同意：不能说是旧风俗，只能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这种风俗也随之变了。现在体检时我们不是仍要称体重的嘛。

阿唐一举手：我收回自己的话。

智指着我说：你是写小说的，喜欢琢磨这些现象的演变。说到写小说必需的语言，其实连上海话，同样在演变中，你留心了吗？

我点头，又请他说下去：你举点例子来。

智竖起食指道：比如我们上海话中，当年讲不三不四的姑娘，就会讲……

“赖三！”思抢着高声道。

“是啊！”智笑了，接着道：“现在没人这么讲了吧。”

阿定接过话头，要这么讲，例子太多了。比如红头阿三，没人说了。

阿唐说：不是没有人讲，是印度巡捕在上海街头消失了，当然没人讲了。

阿定道：还有“混堂”，也没人说了。即使家里还没有沐浴设施的，城乡接合部的打工一族，要去洗澡，也是说到浴室去，不讲到混堂去洗。

华说：你们讲到这上头，我想起一个词，我们那时候经常这样说的，现在也逐渐少了，也只有我们这些人在讲……

思问：你讲的是哪个词？

华说：老举失匕。

智点头：上海的年轻人，尤其是新上海人，都不这样讲了。你对他们讲这个词，他们会以为你在出谜语。

阿唐没把握地说：听说这个词出自《三国演义》？

阿定接话道：没错。意思是精于此道的人，有时难免也会产生失误。

思说：别讲年轻人对这些词语听不懂，他们现在讲的很多话，我们也不懂。电视剧里有个词叫“凤凰男”，我第一次听到，就不懂。

阿定哈哈笑起来：和“凤凰男”对称的，叫“孔雀女”，原来我也不懂，问了女儿才知道意思。“凤凰男”“孔雀女”，是时尚电视剧里面的套路。就像当年我们看厌了的“三角恋爱”。

智沉吟道：“说起这，我还真有很多称谓不懂呢。比如牛奋男，肉食女，阿尔法女孩，三不女，优剩女……都是什么意思啊？”

华道：优剩女好理解，是社会上普遍讲的剩女的升级版。

阿定试着道：我来讲讲看。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α”，喻为各方面能力都能超过男孩子的姑娘。“三不女”呢，年龄在25岁以上，但又不是剩女。他们奉行“不盲从，不逛街，不攀比”的信念，因此成为网购的主力……

阿唐一边听一边道：复杂，复杂。

华却说：我觉得这些新词蛮生动的，活灵活现，巧妙诙谐。

阿唐坚持：难懂，难懂。

智喊着我的名字道：你给我们出这样一个题目，也是因为在写小说的缘故吧？

我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岂止是景观，生活现象，风情俚俗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演变，就是我们天天在讲的上海话，也在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迁而演变着。

我给交往了半个世纪的老同学们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老克勤”这个词，1999年之前流行于上海滩时，指的是精通上层社会规矩、门道之人，褒的成分大；到了“革命化”的六七十年代，指的是沉渣浮起，津津乐道于旧社会生活方式，派头的人，贬的含义大；而到了今天，又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懂经”“老侠客”，变为讲究生活品位，追求优雅情趣，重视衣、食、住、行格调的人，褒的成分又大了。

老同学们都赞成，这些演变，正是小说家们该关注的。也是我们不知不觉忽略的。

第四章

探亲的故事

彭浦车站挤满了欢送知青的人流

离开上海去外地插队落户，相信许许多多坐着火车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忘不了在彭浦车站上车的那一幕。

彭浦车站是个货运站，怎么会变成临时上客的火车站了呢？这和1969年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关。

在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高潮之前，上海人都在天目中路虬江路的火车站上车。这个火车站，当年被上海人习惯地称为“北站”“北火车站”或者“老北站”。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闹了两年多，早就该毕业的1966年、1967年的初、高中学生，仍滞留在学校里。随着夏季的来临，眼看着1968年的初、高中生也要毕业了，这三届学生，后来就被习惯地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呼，而是时代逼迫之下的无奈“称号”。早在盛夏来临的1968年7月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了“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身为66届的一分子，我从报告中获知，光66届高、初中毕业生，就有将近18万人，而紧跟着即将毕业的67届、68届毕业生，总数都超过20万人。

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动员大会呢？大道理说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实际的原因是上海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提供给这届毕业生。

大会开过之后的第6天，也就是7月8日，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上海人简称为“乡办”。这个“乡办”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就和110万上海知识青年产生了关系。

上海的动作历来迅速。7月27日，我从报纸上读到，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出发了。

不到半个月，8月9日，乘载着上海第一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的列车汽笛又响了。其宣传攻势比首批去安徽的还要大。黑龙江是“北大荒”，“北大荒”要在革命青年“反帝反修”的前哨成为“北大仓”。

我之所以特地注明这两个日子，是想提醒读者，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是到四个多月后才发出的，那是在1968年12月21日晚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的。

其实早在这之前，上海已有多批知青行动起来了，写血书、保证书、请战书。这固然体现了一代知识青年热血沸腾，但也同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市革委会不遗余力地使劲宣传有关。

每一批知青坐火车离开上海（也有坐船的），所有的亲属都要到车站去相送。而当时的车站上规定，一张火车票只能买两张站台票。为了让更多的亲友进站送客，于是乎上海人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购买站台票，让父母兄妹、亲朋好友尽可能多的人进站去。而铁路职工，从看门的、检票的直到列车员，都有亲友相托购买站台票。对铁路部门的这一规定，社会上也大有非议，认为太不讲人情，还有人甚至上纲上线，认为这一规定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铁路部门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更怕承担“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战略部署”之罪名，对这一规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支持红卫兵小将们上山下乡立新功，要买几张站台票，就卖几张站台票。这么一来，一个知青上山下乡，至少有十几个亲友进站相送。

知青这一方的要求满足了，麻烦也随之出来了。每当知青列车出发的日子，上海火车站就挤满了人。其他的车次进出站，都受到了影响。

当年的《文汇报》

我也随着送客的人流进出过几次站，北站里外，进出口子，真正是人山人海，你挤我挨，前胸贴后背，挪着步子走动。走出火车站，想乘公交车，在终点站候车，没有一两个小时是挤不上公共汽车的。

彭浦车站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首先，彭浦车站是货运站，远离市区，不会在市区造成交通堵塞。知青列车停靠在那里，两侧都是田野，有多少亲友来送都可以。其次，轨道两边没有站台，也不需要购买站台票，省去了一大环节。再有，所有到站相送的亲友，可以坐公交车去，可以骑自行车去，也可以由知青亲友所在单位、学校提供的车辆，随着知青出发的车队后面，一起到彭浦车站去。等到知青列车出发以后，亲友们仍可以搭车回到市区。

总而言之，凡是有利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办法，都想出来了。从此，彭浦车站的知青列车两旁，站满了来欢送的亲友。

1969年3月31日上午，我就是坐着公共汽车，从妹妹毕业的培光中学门口出发，到彭浦车站去的。要特别提一句的是，培光中学在贵州路上，而我曾就读的九江中学在九江路。为了下乡后同在一个寨子上可以互相照顾，出发前我就转点到了培光中学。我即将去插队的是贵州省，而我出发的地点恰恰就是挨着南京东路的贵州路。这一巧合，是否预示了我这一辈子将和贵州有缘分呢？我说不上来。

那一天春光明媚，彭浦车站长长的列车几乎被前来送客的人流淹没了。坐在车窗口望出去，那人潮如海般涌动的场面，至今犹在眼前。

几十年后拍摄电视连续剧《孽债》，我给黄蜀芹导演讲起了这一幕。她突然想起，当年上影厂的摄影师们，曾自发地扛着摄影机，赶到彭浦车站，连续多天拍摄过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面，于是就去上影厂资料库里查出了这批纪录片。

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孽债》的片头，也是我作为一个知青，即将离开上海踏上新征程的那一天的情形。

难忘的处女作

处女作，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难忘的。对于我来说，似乎更是如此。

在我的一生中，《高高的苗岭》这本儿童中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今天得闲再翻读这本小说，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它的稚嫩之处了。但是我仍对它有着一份深切的感情。关于它的一切——校样、版本、改编的连环画本、电影文学剧本、插曲、剧照、电影放映时期的广告宣传画、朝鲜文本等，我都保留着，隔开一长段时间，还要翻出来再看看。

我忘不了，第一次看到《高高的苗岭》初校样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9月里的夜晚，我从同学家聊天回来，已是夜半11点钟，发现桌上放着责任编辑送来的两本校样，我欣喜若狂，倦意顿消。当即守着台灯，一口气把它校改完了。翻过最后那一页，我看了看表，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凌晨4时许，我家楼下马路上的16路头班车已经隆隆地开过去了。我相当困乏，但仍无睡意，还是着了迷似的反复翻阅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校样，只觉得这校样充满了亲切感和诱惑力，好些往事不断地涌来，思绪万千，翻腾不已。

天，不知不觉地亮了。我凝望窗外，聆听着苏州河上隐隐传来的汽笛和电喇叭声……我想，读者一定能体会我当时那种激动得不能自已的心情。哦，在艰难的插队落户生活中，我的劳动和追求没有白费。

我忘不了1979年冬天，在上海少年宫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施雁冰同志介绍说这是《高高的苗岭》的作者，小朋友们蜂拥着向我扑过来时的感人情景……哦，那时我又一次感到，在艰难的插队落户生活中，我的劳动和追求没有白费。

记得是1973年，一年一度的凉秋又来到了贵州的山区，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快过去了。一年的农事基本上干完了，在贵州山区的僻静村寨上，照例有一段农闲时节。我在这段农闲时间里，干些什么呢？除了学习着写点东西，我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大好的光阴白白地耗去呀！

为了避开报纸上一再要求的写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把我感受到的独特的生活写出来，我这次想写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生活在过去的年代，生活在解放初期。这是我在胡思乱想吧，是在瞎虚构吧，解放初期的1950年，我才一岁，我怎能感受那时的生活呢？

我思之再三，觉得不是在胡思乱想，也不是在编“聊斋”——山寨上老百姓爱把好幻想好摆龙门阵称之为编“聊斋”。

在五年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时常听一些老贫农告诉我：嗨，现在变多了，工作组喊开会，哨子吹了几道，人也到不齐。清匪反霸那年头，工作队一喊开会，我们穷得穿条单裤儿，打着光脚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欢哪！话是简简单单一句，可展现的是多么清晰的画面！穷苦人对党的信赖，对工作队的信任，对清匪反霸闹土改的热心，都出来了。类似的话，我听得多了，对解放初期的山寨形势、人情风俗，逐渐有了底儿。

在苗岭腹地修建湘黔铁路的日子里，我借住在一户苗族老乡家里。寒冬腊月的夜晚，苗家老人陪我在火塘边摆龙门阵时说：如今你们汉族老大哥成千上万地来到我们苗岭深山，帮我们修铁路，汉苗之间亲如兄弟。新中国成立前可不同，历代反动统治者搞汉苗隔阂，造成了民族怨仇，造成了不少流血的事件，听来让人触目惊心。当然，很多往事随着历史大河的向前奔流早已消逝了。我听到更多的是有关汉苗亲如一家的故事。有一次，一个苗族汉子告诉我，清匪反霸时，一个解放军飞行小组的战士，负伤后被土匪追赶，幸亏当地苗家出头保护他，让他躲进山洞，给他送吃的、喝的，还给他采草药，才把他救了。

从铁路工地回到山寨上，在一次田头歇憩时，我听一个农民说，隔邻公社有个供销社主任，当年还是个少年，为替剿匪民兵送信，被土匪围在一所寺庙里，亏得他是木匠家的孩子，会脱榫头，趁着天黑脱落了木结构寺庙的后壁，钻进树林脱了险。

在我插队的第二年夏天，县里下令，全县出动围捕逃跑的三个罪犯，每个山洞都要搜。我也随着民兵钻进了山洞。这使我对贵州地区溶岩形成的喀斯特地貌，有了感性认识，知道了这些洞微妙无比，洞中套洞，别有一番天地。

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感受和体验，在农闲时节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全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成了一个小故事。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一天比一天清晰，故事线索一天比一天明朗，我的创作冲动一天比一天强烈，似乎到了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的地步。

要是写出来不成功怎么办呢？我犹豫着，踌躇着，决定这次写稿不用稿纸了，先把它写在随便什么纸上再说。在偏僻山寨，要找一叠纸还真不容易，我七拼八凑地买了几本练习簿，找了几张白纸裁开，又把同学给我写来的信也利用上——在反面写！总算凑齐了将近一百张纸，寨子上一说不出工了，我迫不及待地抱着那叠纸，跑到村寨外山头上的一所破庙里，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想好了的小故事写了出来。这就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最初的草稿。

写完了，我感到一阵轻松和快慰。我跑上山巅，眺望着远山近岭，心里说，在这山也遥远、水也遥远、路途自然也是十分遥远的偏僻村寨上，我没有在农闲的日子里白白浪费时间，没有在吹牛聊天打扑克中耗费光阴，而是多少做成了一件事。不过，我的故事中没有“三突出”，也没有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人家出版社要不要呢？因此，尽管故事写出来了，我也不敢送出去，只好找来张牛皮纸，封成一只纸袋，把这一百来张不规则的稿纸装进去，存到箱子中间。不是我能预见到它会印成书，而是这四五万字凝结着我的心血啊！

这一放，就放了整整两年。

1975年，我被叫到上海修改长篇小说《岩鹰》，住在出版社的作者宿舍里。很巧，住在我隔壁的是《矿山风云》的作者李学诗，他看我年轻还未脱尽稚气，话语中一再鼓励我写点儿童文学。每周必定要来看他的少儿社编辑余鹤仙，也鼓励我写。在他多次鼓动下，我的心也热了。我要了一百张稿纸，把《高高的苗岭》誊抄出来，送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我碰上了两位热心的责任编辑姜英和周晓，他们给我提意见、出主意、理清人物思想脉络，前后经过三次比较小的修改，在文字上作了详尽的润色，竟然定稿了！经过画插图，看校样，这本薄薄的小书，在1977年的春天出版了。小说第一版20万册；1979年5月印行的第二版17万册。美术出版社很快改编成连环画本，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又根据小说，由我和谢飞共同改编，拍摄了儿童故事片《火娃》公映。以后又译成了盲文、朝鲜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初在偏远的贵州山巅破庙里写这本小说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一晃眼，距我写出《高高的苗岭》的草稿竟有近40年了。这些年里，每当想起那些往事，心中都会涌起深深的感激。

探亲的幸福与苦涩

外省市也有近千万上海人

20世纪50年代，在“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鼓动之下，一批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上海，由于原先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还承担着支援内地、支援边疆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戴着红领巾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上海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近一千万居民，另外还有将近一千万的上海人散播于全国各地，几乎在各个省会城市里，都有或内迁、或支援当地建设的上海人。我去贵州农村插队落户时，就有人告诉我，贵阳棉纺厂就有很多上海人，他们吃上海饭菜，在厂里说上海话。细一打听，才知道贵州解放之前没有棉纺织工业，为了扶植和支援西南地区的棉纺工业发展，几乎是从上海将整个工厂搬迁过来，建成了贵阳棉纺厂。

当年关山阻隔、路途遥远的贵州都是这样，其他省份更不消说了。后来我走遍了祖国大地上的每一个省，有些省份的大中城市还不止去过一次，和当地人闲聊时，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情况。

探亲是最热门的话题

如果说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最热门的话题是上调进工厂、选送读大学，那么在所有的内迁职工中，最为普及、最能引起人共鸣、讲起来最为热烈的话题，就是探亲了。

“今年你打算什么时候探亲啊？”

“探亲假期里想干一点啥呀？”

“你的假期怎么算呀？”

“路程假一共给你算几天呀？”

“探亲期间有没有给你另外派点儿事干、捎带个出差任务啊？”

……

这些话题是经常讲到的。

探亲假期是国家规定，铁定的，每月一天，一年12天。对于未成家的年轻人来说，回到故乡探望父母，看望亲朋好友，趁着探亲假期顺道去有名胜古迹的地方玩一玩，也是一件幸事。他们并不十分计较假期的多一天还是少一天。厂里生产任务忙，就少休息几天；生产清闲，则多休几天。

但是对于已婚男女来说，对假期就计算得精确了。铁定的12天探亲假之外，如果假期恰好连着星期天、节假日，则可以多一天或几天。路程假也得扳着指头，精确到每一个小时。比如当年的火车，从贵阳到上海，得行驶49个小时。可职工不能飞到火车站去啊，从山沟沟里的工厂，到省城贵阳的公共汽车站，得花去几个小时。不足4个小时的，算半天；超过4个小时的，算一天。路程假算清楚了，不少职工会拿出补休假条，说想在老家多待上几天，外婆病了，我要尽尽孝；父亲白内障要动手术，我要服侍他几天；妹妹要结婚，我总得参加完婚礼才回来……理由必须充分，领导才会根据你的要求和情况，批准你补休三五天或一周两周。能补休上半个月、二十天的，那是天大的好事了。

既然是补休，为什么还要领导批准呢？因为每个职工的兜里都揣着很多补休假条。在内地工厂，大三线军工企业也好，内迁厂矿也好，业余生活相对单调，休息天就是赶个场，买点农副产品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只要有加班任务，几乎每个职工都争相参加。加了班有加班补贴，还有补休假，何乐而不为呢！补休假条多了，要补休，就得领导批准。生产任务紧的工厂，还得层层批，小组长同意，车间主任同意，分管厂长同意。

对于职工来说，探亲假、路程假、补休假加在一起，超过20天的，这一趟探亲之旅才算有点意思。不能超过20天的，就会觉得委屈、憋气，于是找领导磨嘴皮子，哪怕捎带给厂里干点其他的活儿，也要力争超过20天。

刚到上海就得张罗买回厂的票。

一年干到头，得到20多天的探亲假期，是职工们的热切盼望。夫妻重逢，家人团圆，自然是全家老小其乐融融的幸福时光。当父母的，尤其是守着老人孩子的妻子，更会把菜肴准备得丰盛一些，有的妻子也会请几天假，陪伴一年一度回家的丈夫。但这短暂的探亲假期，往往也是苦涩的。老人的疾病，孩子的学业，妻子一年到头忙里忙外的辛苦，还有夫妻生活……有的能对人说，有的只能隐忍着。探亲刚刚回到家，就在扳着指头算，假期哪一天结束，该买哪一天的票回厂。即使你忘了，周围邻居、同学朋友见到你，在热情的招呼之后，也会随口问：“住几天啊？能住过元宵节吗？”时时都在提醒你，你是要走的，在上海的家里待不长。

故而久盼得到的探亲假，既是甜蜜幸福的，也伴着忧虑和苦涩。

受人之托采购忙

当年有过探亲经历的人，无论男女，无论年龄大小，都有过采购的任务。为自己采购，为亲朋好友采购，为同事们采购。

人人喜欢上海货

为什么人人需承担采购任务？只因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缺吃少穿；只因那个年头，上海的物资相对丰富、多样，吸引众人的眼球。全中国的消费者几乎都有一个共识，凡是上海出产的商品，都是美观大方的，经久耐用的，价廉物美的，甚至零食也是好吃的。

我就有过一次亲身经历。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回上海改书稿，返回省城贵阳后，我穿了一件袖管往上折叠翘边的短袖衬衣，走在贵阳的街头，一路上就碰到好几个贵阳小伙子，询问我这件衬衣是在哪里买的。还有一个小伙子更离谱，听到我说这是上海买的，贵阳可能买不到，他当即提议：“我到商店去买一件新衬衣，再贴你两块钱，你把身上这件衬衣换给我行不行？”

我觉得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

他说：“上海衬衣好看啊！贴身不说，你看那袖口边，我打赌全贵阳也没一件你这样的衬衣。”

这件事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民众是多么青睐上海货。

采购的东西五花八门

采购的内容，小至有机玻璃纽扣，每天要用的牙刷、香皂，大到呢大衣、呢制中山装或人民装，美容化妆品（仅限于面霜之类）、料子、花布、罐头食品、羊毛衫、刺绣被面、枕套、台布、靠垫、针织的童帽、棉袄罩衫、各种尺寸的男女皮鞋、半导体收音机、手提包、旅行袋，甚至家里摆设的工艺品……

上海推出“的确良”衬衣的时候，托请捎带“的确良”衬衣的人往往会有一大群。

上海率先推出笔挺的“的卡”上装时，请你帮助采购的可以排上队。

一般来说，给外地人带东西好办一些，他把所购物品的尺寸、规格等要求写给你，把钱交给你。你给他带回来后，绝大多数人是会满意并道谢的。即使有时候尺寸搞错了，托你采购的人也会通情达理地说：“没关系，这件外衣小了一点，可以让我弟弟穿的。明年你回去探亲，记得给我买一件比这大点的。”

有一年冬天上海推出了一款“海虎绒”的棉帽子，请我捎带的老乡就有四位。他们简直对这种帽子爱不释手，说上海人就是聪明，冬天的帽子做得这么实惠，才四块多钱一顶。我去采购这款帽子时，百货商店的帽子柜台呈现一种疯狂的景象，这哪里是买帽子，简直是抢帽子啊！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争购顾客中，我的几个人高马大的同学，一连冲击了几次，才买到了四顶帽子，完成了这一采购任务。

我问一位同样是知青的伙伴：“怎么回事？普普通通一顶‘海虎绒’帽子，简直卖疯了！”

他斜了我一眼，说：“你在贵州插队，属于南方，托你带的就有四个人。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农村插队的知青，让带的老乡就更多了。有的知青每顶帽子加一毛钱，老乡还抢呢！”

采购上海货

农村姑娘喜欢“灯芯绒”

最难完成的，是上海人托你采购的任务。上海人对故乡熟悉呀，他请你帮忙采购一双皮鞋，会指定牌子，比如要买海鸥牌女皮鞋，要买凤凰牌女皮鞋，造型美观，穿上去舒适，还会指定南京路上哪家店，要哪家皮鞋厂出产的，一点点也不能搞错。买丝绸要到上海绸缎商店，买“乔其纱”一定要问清缩水率是多少。哎呀呀，真还得细心听、认真记，要不买错了，做好事还会惹来不痛快！

农村姑娘还喜欢让你代买“灯芯绒”布料，交给你钱的时候，她们会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叮嘱你：“要买质地厚实、绒毛丰满、色泽鲜艳、经穿耐磨的‘灯草呢’。”

贵州农村女子把“灯芯绒”称为“灯草呢”，是当成呢料子的。买回来后，她们是要做成新娘服装穿的。有的姑娘喜欢细条的，有的女孩喜欢阔条或粗条的，还有人要特细条的……也不知道她们生活在山也遥远、水也遥远的村寨上，是怎么了解到上海的商品店里有这么多品种的布料的？

一个探亲的人，接受了这么多的采购任务，他在短短的探亲假期中，还能安闲地休息吗？特别是临到探亲快要结束的那几天，探亲的人经常会扳着手指算，我还有哪几样东西没买到，得赶紧去买。最难采购的紧俏物品，也得打听清楚为什么会没有货，什么时候上海会有货，回到本单位之后，得给自己的同事、老乡解释清楚啊！要不没法交代，偌大的上海，我托你采购的这件东西，你怎么没给我带回来呢？

那年头，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只要有了钱，在上海是什么都可以买得到的。

这种感觉，既说明了上海当年确实享有盛誉，物品比内地省份要丰富、多样、有质量，同时也说明了好多省份包括省城和中小城市，各类物品相对粗糙、匮乏。至于我们插队落户的山乡，那就更别提了。供销社下设的店里，可以说大多数物品是看不到的。

故而每一位回上海探亲的人士，都会接到采购任务。探亲假结束，都是大包小包带上一堆东西，被人誉为“驴子”。

没有床的旅途

要坐49小时的火车才能到上海

获得了探亲假期，写信告知了上海的亲人，就要踏上归乡的旅途了。

这是一段没有床的旅途。

所有度探亲假的人，都是坐着硬座回家的。旅途短一点的，要在火车上过一个晚上。旅途长一点的，比如在贵州大三线的职工，支内的职工，大学、中专、职校毕业以后分配到贵州各州、市、县工作的职工，上山下乡的知青，若是回上海探亲，则须在列车上度过49个小时，整整两个晚上，要在没有床的旅途上度过。

一般来说，买到了火车票，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探亲，尤其是长途旅行探亲，座位是必不可少的。那个年头，运力紧张，列车上也出售站票。不是家里遇到紧急情况，正常探亲的人，是不会买站票的。买不到座位票，就延后一天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万不得已，家中老人病危了，或家里出现突发情况，才不得不买站票赶回去。

买站票的探亲者，也不是少数。在每一节车厢交界处、走廊上，都会有几个买了站票往回赶的人。一打听，准是家里有急事，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没有床的旅途

硬座车厢有两种座位，一种是二二相对的四人座，一种是三三相对的六人座。坐长途硬座，选择二二相对坐着比较舒服一点。但对消磨时间、相互聊天来说，三三相对更热闹一些。

火车上的旅伴，都是自来熟。安顿好了行李，倒好了一杯热茶，就会相互介绍着聊起来。六个人或四个人中间，总有一两个善于交谈者。你是在哪里工作啊，是在厂矿上还是地方上啊？所谓“地方上”，就是在地区或县里的工作单位，比如县医院、县商业局、县中学等。要是回答“我在5703厂，716矿”，听者马上明白了，这是军工企业，一般不会告诉你具体的厂名和生产什么东西，但是另外一些话题还是可以讲的。你们厂四级工多少钱啊，补贴拿多少啊，每个月发几斤劳保肉啊？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啊呀，你们矿上一个月发4斤劳保肉，吃得完吗？条件这么好啊！我们厂一个月才1斤劳保肉，还不能保证都吃上，五一节的肉票，到了八一建军节才兑现。”

离开了本单位，说话都比较放得开，尤其探亲时没有同行者，相互都是“萍水相逢”，在车厢谈得眉飞色舞，下了车道声“再见”，以后也许永远见不着了。

“三线工厂的男青工找对象难”

话匣子打开以后，说什么的都有。

“我们厂男多女少，初来时20出头，没觉得是怎么回事。一说‘身在山沟，放眼世界’，要在这里待一辈子，特别是有青工结婚以后，问题就来了，姑娘少啊！你们厂呢，是女工多还是小伙子多？”

“嗨，军工企业，三线厂矿，内迁的大工厂，都是男多女少，哪有姑娘多的！”

“那就设法找知青吧，女知青，大城市来的，又年轻又漂亮。”

“找一个女知青，难啊！”

“或者条件再低一点，找一个当地农村姑娘，相貌好一点的，不难的呀！”

“难是不难，问题多呀！找女知青，得为她落实工作。厂里没有招工指标，结了婚住到厂里来，宿舍还没建好，只好委屈先在食堂里洗菜、幼儿园里带孩子、锅炉房烧开水、小卖部当营业员。领导好说话，先答应你，等有了指标设法解决。等，等到猴年马月去啊！厂里一个青工，结婚三年了，娶了一个当地农村的姑娘，始终没有落实工作，只好摆一个米粉摊，做点小生意混日子。女知青还磨不开这个脸，做不来小生意，吃不起这个苦。厂矿里光棍多啊！”

讲得津津有味的是“小道消息”

一个话题，一旦讲开了，你一句我一句，可以讲上一两个小时。除了比较实际的话题，还有国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政治局里怎么说，省革委会如何讲，两派是怎样争得不可开交的。很难想象，这些生活在山乡里的人，是从哪儿听来这么多消息的。

话题最为热烈而且讲得津津有味的是“小道消息”，有时还配上一点故事。林彪外逃的时候是如何狼狈，林彪集团里的内幕，“四人帮”中的人为什么如此关注文艺，他们是怎么抓人才的，等。还有纯粹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一只绣花鞋的恐怖，某某某是怎么死的，毛主席批示的威力。

“嗨，你们谁知道，李庆霖一个小学教师，他给毛主席写的信，是怎么转到毛主席手里的？”

听的人当然都说不知道，于是讲的人便绘声绘色地叙述起来。

也奇怪了，那年头既没有短信，连电话都没有普及，很多很多“小道消息”，在几年或十几年以后，都被证明是确有其事，只不过细节上有一点出入罢了。

我是知青，在相互介绍自己身份时，我总是让人先猜一下，我是干啥的？在几次旅途中，几十个人都猜过，没有一个人猜中我是务农的知青。当我说自己是没有工资收入的知青时，很多人还不相信。倘若坐在一起聊天的都是知青时，那么话题就更广泛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说什么的都有。不过，这是另外一篇小文的内容了。

漫长的没有床的旅途，有了车厢里的这些话题，多少减轻了一些探亲者的疲劳。

旅途中的爱情

探亲之旅也会引出一些浪漫的故事，乃至结下相亲相爱的金玉良缘。

一个姑娘带了14个包上火车

探亲结束了，除了购买回程票的烦恼之外；返程之旅还有不少烦心事。

首先是进站。今天的读者一定不能理解，买到了票，进站还有啥可烦恼的？出示车票，走进去就是啊！

不然，那些年里，铁路部门可是全国人民议论和抱怨的重点：一是火车的晚点；二是铁老大的作风；三是种种规矩繁多。其中上海站规定，一张旅客票只能购买两张站台票，也就是说，一个人出行，有两个人相送，讲得过去了。但到上海探亲，返回外省、外地的干部、职工、知青带的行李多啊，尤其是返回山沟、农村的内迁工厂的职工和下乡知青，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替人家带的东西，往往大包小包一大堆，一个人上车，带五六个包的，是常事；带八九个包的，也不稀奇；带十几只包的，也大有人在。有一回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文弱姑娘竟然带了14个包，上车的时候，送她的人一拥而上，把头顶上的行李架，座位底下的空地方，以及茶几下面伸腿的地方，都塞得满满实实。列车驶出上海，我问她：“你一个人走吗？”

她点点头，指了指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行李包说：“你帮我看着点。”

“车是上了，”我边点头答应她，边问：“到了站，你怎么拿呀？”

她笑吟吟地轻松地说：“会有一帮厂里的人来接的，我只负责往下递就可以了。嗨！刚才进站，才费劲哩！”

我没有问她是怎么费劲的。想象得出，刚才上车送她的这么多人，肯定是找了关系，买到好几张站台票，才把14个包帮她送进来的。

抢占位置就像打仗

第二个烦心事就是抢位置。长途旅行，硬座票都有座位。我说的抢位置，就是像上文所说的文弱姑娘，必须抢到放大包小包的位置啊！

记得在黑龙江插队的表妹要回去了，姨妈让我约上几个男同学帮忙送上火车。表妹在黑龙江农村的蔬菜队干活，三年多才回一次上海。探亲假期满要回去了，除了她自己要带的东西之外，蔬菜队的其他上海姑娘家里每家都拿来了一个包，要她帮助带回去。这些都是大号旅行袋，每个包送来时家长都说包太小了，装不下，只能尽量塞，每一个都不轻。我动员了七八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像部署一场战役般，谁负责解决几张站台票，谁拿着最轻的包排在进站队伍前头，先冲进站上车抢到车厢里放包的位置，谁扛重的包走在后面一点。

当我们把所有的包放在各得其所的位置，表妹在她的座位上坐定下来时，列车员已在催促送客的人下车，列车马上就要开了。

表妹的终点站是三棵树，要坐56个小时。我有些担心地问她：“三天呢，你一个人顾得过这么多东西嘛！”

她指指隔壁车厢：“有个女孩在那节车厢，到时候想法让她调位置过来。”

这样的长途旅行，就特别需要一个伴，互相之间有个照应。其中一个需要方便了，另一个可以看着点。到了夜间，还可以商量着，你睡觉我留神，轮流注意对方的行李。

邂逅之后的浪漫

探亲旅途中时常也会发生邂逅之情。男女职工在同一家内迁工厂，相互知道是一个厂里的，平时没有多少交往。在探亲旅途中，偶然相遇在同一节车厢，从闲聊开始，增进了了解，回到上海之后又有接触的愿望，相互串个门，看场电影，回程时相约一起走，再回到厂里，人们看到他们相爱了。这只是比较多见的一般版本。

在男女知青中，这样的故事更为普通。几个女知青准备一起回上海探亲，总有人会提出，最好有男知青同行。既可以让男知青为她们提供帮助，更主要的是，旅途之中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有男知青在一起，胆子可以壮些。

漫长的旅途，沉闷的空气，拥挤不堪的车厢，使一些不适宜长途旅行的人很容易犯病。有男知青胃痛了，细心的女知青会说我带着药，你要不要吃一粒？到了饭点，要买饭了，女知青会问：你想吃面还是饭，我到站下去给你带上来。更多的时候是娇弱的女知青犯困，昏昏欲睡，脸色煞白，不吃不喝只叫难受，男知青也会嘘寒问暖，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探亲旅途结束，他们也就相好了。

还有的故事情节就类似小说和电影了。原本并不相识，恰好坐在相邻的位置上，在旅途中聊着聊着就聊出了感觉，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要好起来了。

我曾在老知青联谊聚会中，碰到一对知青夫妇，男的在云南兵团，女的在贵州插队，细问之下，就是在探亲旅途中相识的。我还碰到过好几对知青夫妇，有男的在内蒙古，女的在安徽；也有女的在黑龙江，男的在吉林；男的在江西，女的在浙江。往细处一打听，都是在探亲旅途中邂逅，互生好感，谈起恋爱了。

20世纪90年代的乘客手持大哥大

列车上买卖商品

列车上买卖商品

在列车上下棋

20世纪90年代乘客在列车上做操

烦恼的回程票

隔夜排队购买回程票

临近探亲假期结束，有许多担忧和烦心的事涌到面前。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购买回程票。

比起今日春运期间的买票、抢票，当年的烦恼要多得多。最为老实和本分的人家，托不到人购票的，只能去排队买票。然而，想买一张票，谈何容易啊！

我在前文说过，由于所有回沪探亲的男女都集中在元旦、春节、元宵这一时节到上海来探亲，离沪的日子也就不约而同地汇集在一两个月的时段里。一票难求，是当时的常态。火车票是这样，长途客车票乃至轮船票，概不例外。上海滩的各个售票点，在冬末春初这段时间里，处处可见从早到晚的购票长龙。其中最为紧张的，就是硬座车票。

明天售票点开始卖你所需要的车票了，排队买票的人家往往是全家总动员，头天晚上就到售票处去排上队了。吃过晚饭到售票窗口去排队的，往往会惊呼：“哎呀，我还以为自己是来得早的，没想到隔夜来排队，我拿到的还是十几号。”比他早的，吃晚饭之前的下午三四点钟就来了！

所谓“号”，最早是购票的旅客们自己发明的，找几张纸，裁开编上号，1、2、3、4、5……一人领一张，证明自己是在这个售票窗口按秩序排队的。为的是防止第二天上午8点整，售票窗口一打开，急于买到票的人们会像潮水般一拥而上，把原本排好的队伍冲散了。

后来售票点看到这一方法对维持购票秩序有效，干脆制作了木质的小牌子，每天傍晚，对已经来到售票窗口的客人发小牌子，俗称“发号头”。为何要统一发号？因为购票客人你自己可以编号发，我也可以找张纸编上号来发，结果两支队伍互不相让，出现两张1号、两张2号的同号票，容易发生混乱。现在采取木牌发号这一方法，就杜绝了这种混乱，也让先领到号头的购票者欢天喜地。领到了售票点发的号头，就等于吃了定心丸，不必在售票窗口熬夜了，可以安安心心回家睡上一觉。只要你在第二天售票窗口卖票之前，出示号头，就可以排到前面的位置上去。

这一经过实践探索发明的方法实施之前，曾经苦了那些想要按时买到票回去的探亲客。

我生活的弄堂里，就有几兄弟轮流排队购买火车票的情形。老大说：“我今夜上通宵班，半夜12点接班。上半夜反正睡不好，我去排上半夜，吃过晚饭就赶过去。”老三说：“反正我放寒假，第二天可以补一觉，我夜里11点赶过去顶大阿哥排队。”老二说：“你们为我一张火车票，牺牲睡眠时间，我明天一早赶过去，票子还是我自己买。有时候，纠察怕有‘黄牛’抢票转手卖高价，会突击检查买票者的工作证。”老二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你若忘带了工作证，往往会被纠察盘问很久。

售票点附近岂止有倒票的“黄牛”，卖假票的、趁队伍混乱偷钱包的，比比皆是。

为买到一张回程票，付出了远远超出票价的辛劳，是所有有过探亲经历者的深刻记忆。几位要好同学轮流去排队购票的故事，和几兄弟联手买一张票的情节，几乎是雷同的。

排队购票

买票也有暗中交易

正因为一票难求，于是人们动开了脑筋，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想稳稳当当又不费大力气买到一张票。

上海有不少大单位、大企业，和外省市有着广泛的业务联系，不但到上海来洽谈业务的多，本身也有很多出差任务，他们的供销人员是铁路线上的常客。于是就和铁路上建立有效的购票渠道，保证外地客户走得了，本单位出差人员跑得出去。用上海话来说，他们往往“一个电话，就能买到票”。即使再大的企业和单位，也不是天天有出差任务和外地客户的，他们富余的车票，或者说通过他们的手购买的车票，就能转到探亲者的手上。

越是紧张的线路，越是紧俏的车票，越有暗中交易。这类暗中交易，不是抬高票价就是用其他物质补偿。亲戚朋友中如果有个能买到车票的人，那是很有面子的。即使不收取任何费用，逢年过节，人们也会给他送上点礼物表示感谢。

售票大厅里的管理越来越严

北京东路的铁路售票大厅，是我记忆中当年探亲季节里人员最密集、最壮观的售票厅了。在我有限的几次探亲假里，几乎每一次都和哥哥一起去购买火车票。有时候为我自己买票，有时候是为哥哥买票，还有时候则是为哥哥的同事买票。我家居住在市中心，离这个庞大的售票厅只有两站路。可以说，每次去这个售票大厅，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变化，管理越来越规范，防范越来越严密。到了最后，几乎每一个售票窗口，都用隔离栅栏分开，让队伍只能成一路纵队往前走，就算你想插队，也挤不到前头去。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每次都能碰到活动猖獗的“黄牛”和不怀好意的小偷。售票大厅一两百米开外，“打桩模子”（沪语，从事非法买卖者）小声地询问迎面走来的行人：“要啥个票子？哪一趟的？”

插队落户知青经常要拖到晚春时节才离开上海，这时候离沪车票已经不紧张了。我因在山寨的耕读小学教书，寒假一过完，山乡小学校就要开学，必须赶回去，故而亲身体验过好多次购买回程票的苦恼。

尴尬的爱

尴尬的爱，也被人叫作苦涩的爱，还有知青和知青家长叫“打草稿的爱”。而这一类爱情的酸涩和窘迫之状，往往会在插队知青回上海探亲的时节里暴露出来，在相关的知青群体中传得沸沸扬扬。

李母将女儿的男朋友骂出了门

有一天下午，我们一帮从天南海北回沪探亲的知青，正在一位家住南京路的同学家里聊天。他从东北带回了很多黑木耳。那天，他在一个蒸馒头的大锅子里，烧了满满一锅黑木耳招待我们。我们每人已经吃了两碗。可是，他还在热情地叫我们：“吃，吃啊！你们看，连半锅还没吃掉！”

我这一辈子也没在一天内吃过这么多的黑木耳，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故而这一天的下午，特别难忘。我们正聊到兴头上，便对这位同学说：“吃不下了，再也吃不下啦！”

就在此刻，一位晚到的同学推门而入，一进门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重磅炸弹似的信息：“今天中午，就是刚刚发生的事，住在我弄堂里的李维芳的娘，把上门来找李维芳的男朋友骂出了门。哈，楼梯上下，围满了看西洋镜（沪语，看热闹）的人！”

李维芳是回沪探亲的女知青，插队落户时轧上了男朋友。趁着一起回上海探亲，两个人几乎天天见面，不是荡马路、逛公园，就是到对方家里去玩，感情疾速升温，很快到了如胶似漆的境地，相恋相爱的热度，比在乡村里还甚。

前几天聊天时，就有人预言，我们小学校里的李维芳，“热度”不退，非出事不可。

此话刚刚讲过没几天，就出事了。李维芳的恋情被她母亲察觉，采取了措施。

“怎么回事？”好几个聊天的知青跳起来，显然对来者的消息兴趣大增，要他详细讲讲细节。

于是，晚到的知青接过主人递上的一碗黑木耳，一边吃，一边绘声绘色地把他看到的情景，再添油加醋地讲了起来。

李维芳的母亲是如此厉害，她点住那个男知青的额角头骂，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说：“我家李维芳眼睛瞎了，会让你这个‘贼骨头’走进家门！你想偷什么东西啊？你有啥资格来碰我家李维芳啊！左邻右舍你们给我看看清爽，看清楚这小偷的脸，再要走进弄堂，走进我们家来，你们帮我把他轰出去！”

男朋友猝不及防，让李维芳的母亲骂了个狗血淋头，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狼狈不堪地滚下了楼梯，小跑着逃出了弄堂。

“那李维芳呢？”有人关心女知青。毕竟她是我们小学里的同学，长成大姑娘以后，她出挑得高高的个子，丰腴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庞，走在马路上很引人瞩目的。

“还能怎么办？躲在屋里哭呗！”晚来的知青说，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东北黑木耳。

于是，我们这一拨闲得无聊的知青们发起议论来：

“又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爱。”

“棒打鸳鸯，这一棒打得凶。”

“李维芳和她男朋友，算是黄了！”

…………

确实黄了。冬去春来，弄堂里马路上又贴出了“热烈欢送探亲知青回农村去抓革命、促春耕”的大幅标语，听说李维芳的男朋友先买票回去了。

李维芳没有再回到淮北去啃山芋干，在上海逗留了大半年之后，家里想办法，把她从插队落户的淮北农村，转到了浙江湖州她父母亲的老家，进了一家社队企业，不久就嫁人了。

知青恋情被邻居们看得一清二楚

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漫长的探亲假期里，经常发生这一类尴尬的、无奈的、苦涩的爱情故事。

上海人的住房紧张，很多家庭居住环境逼仄。在那个特定年代的探亲时节里，天天不需要上班而又无所事事的男女知青们，却有了恋爱的时间和地点。

爱情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天天相见，天天幽会，爱情升温的速度是外人想象不到的。

而在那样一个时代，很多事情又根本瞒不住人。且不说人们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十分高，时时处处都大睁着一双眼睛，捕捉所谓的“新动向”。加上弄堂里的那些房子都隔墙有耳，楼道上来了啥陌生人，一个人在弄堂里出现过几次，很快都能调查个一清二楚。

探亲的知青恋人自以为家人上班去了，没人会知道家里来过什么人。但是，父母亲、兄弟姐妹很快就会从邻居们话中有话、话外有音的议论中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反对知青们的恋爱，在乡下是这样，在探亲时节更是如此。在农村里的情形家里看不到，在探亲假期里，家里一旦察觉，必然进行干预。一干预，不是闹得鸡飞蛋打，就是吵得不可开交。而一对恋人，往往被弄得灰头土脸，即使没有分道扬镳，感情上也会蒙上灰尘。

我陪小林去见女友母亲

有一次经历更是难忘，我的一位姓林的好友，突然找上门来要我帮一个忙。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我问：“什么事？”

他沉默良久才告诉我，女朋友的母亲约他到家中去谈谈。他害怕极了，不知女朋友的母亲是如何察觉他们偷偷相爱的。问女朋友，这小家碧玉型的姑娘也是吓得脸色惨白不知所云。

我陪同他去了。林的女朋友不在家，她的母亲让我们入座，然后用开导的语气对林说话，当然也对我说话。这是我见过的最能言善辩的一位中年女子。她娓娓道来，侃侃而谈，直讲得林低下了头，答应了她的要求。她说作为母亲，她爱自己的女儿，关心她的未来。而林作为一个知青，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连自己几年以后会干什么也不知道，她不能轻易同意女儿和他恋爱；三年之后，林能回答她这些问题时，她会同意他们继续相爱下去。

林答应了这个条件。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我们告辞了。后来，林在乡间和另一个女子结婚了。

探亲假期里的爱情，也有如火如荼发展得不可收拾的，那常常会引出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处理难以启齿的事

在探亲假期中，处理难以启齿的事，似乎也是那些年里自然而然的选择。其实，许多职工和知青在准备探亲时，都在计划着妥善处理好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开后门”搞病退

“开后门”就是在那个年代兴起来的，而且逐渐形成了风气。“不开后门办不成事”，甚至成了一句口头禅，几乎人人心照不宣。但是，要把开后门办的事情，搬到桌面上来，是讲不出口的。况且风行一时的口号到处写在墙上，四处悬挂——

“身在山间，放眼世界。”让身居山沟的职工安心生产，胸怀大志。

“扎根农村一辈子，革命到底志不移。”让知识青年们勇当“扎根派”，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

口号这么写，大会小会也是这样提倡，工厂职工想调回上海，知青想回城，讲得出口吗？

大道理上讲不通，心里却又想办，而且又是自己真正的意愿，要讲的话，就变成了难以启齿的事儿。

又比如知青的“病退”，往往是在探亲假期里操办的。知识青年下乡一段时间以后，生了病，可以按政策调回城市，调回上海。哪条弄堂里一个男知青生了“腰子病”，浑身乏力，病退回了上海。或一个女知青下乡之前身强体壮，弄堂里出了名的勤快人，下乡之后不知怎么患上了“黄疸肝炎”，也病退回来了。

病退回到上海的知青，病愈之后，街道里弄还负责安排工作。他们都进了里弄生产组，分配的都是轻松工作，不累的。工资确实不能同国营单位比，可与知青们在乡下啃泥巴、挣工分相比，仿佛是一步踏进了天堂。

消息风一般传遍了全上海，传到了全国所有的知青“部落”。用这“部落”两字，是指传遍了所有军垦农场、国营农场的连队，传到了天南海北所有的知青点集体户。“噢，原来还有病退这一条路！”

“病退”既然也是一条路，就有人跃跃欲试地要去尝试一下。

你原来有病，申请病退理所当然。你原本没病，或者说只是小毛病，也要申请病退，那不是没事找事、弄虚作假嘛！

故而“搞病退”“办病退”，口头上一定要强调确实有病，而且这病还不轻，非得回到上海才能治疗。至于病情究竟如何，那就只有自己心中明白，难以启齿了。

病到什么程度才能办回上海？这个病找什么医生看才能开出证明来？市级医院的证明当然最“硬档”，区级医院也行，上海的区也相当于内地的地市级医院了。再不然，地段医院开出的证明，同样也能办病退，就看你是主任医师开的，还是一般医生开的证明了。总而言之，在探亲假期里，这些都是不能深究的。即使熟人、亲近朋友之间，问一句：你探亲假里在干啥？答曰：在办病退。话就打住了。怎么搞定医生、开出证明，让这证明有百分之百的可信度，都是难以启齿的事。

多少年后，老知青们相遇，谈及往事，会随口问一句：你是怎么回上海的？有人会坦率相告：我是病退回来的。那病现在恢复了吗？嗨，你这人，有什么病啊，还不是医生帮忙！当年，这样的内情，能如实说吗？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中医六科医生联合大会诊

图为陈中伟（左）、钱允庆（右）医师在检查曹兴龙再植断臂的伸屈功能

找医生打胎儿

更加难以启齿的事情，是借助探亲的假期，处理偷食禁果后未婚先孕的胎儿。

热恋中的青年职工，农场里的男女知青，插队落户的女知青“未婚先孕”怀上了孩子，又不能及时结婚掩饰这一事态，或者一时双方还没有条件结婚，甚或有的女知青是因遭受污辱，或者爱上了有妇之夫怀了孕，往往会选择在探亲假期里处理掉这些胎儿。

可以说这是那个年代最难以启齿的事，很多年轻女性还得独自承担那些冷言嘲讽和无从言说的委屈。娘家人理解、同情的，日子还好过一些；娘家亲人若觉得丢人现眼，埋怨不绝，那女子只能以泪洗面了。这种事又不能公开进行，一切只能悄悄地操作，先托人找到郊县医院，或江浙两省有朋友照应、打点的医院，然后陪伴怀孕女子前去，入住亲戚或朋友家中，处理完毕休息几日，再回到上海家中来静养，闭门谢客，恢复身体。担任陪伴的，往往是嫡亲姐妹。

还有隐瞒着父母兄妹，青年男女独自处理这类事的，那必须找到可靠的医生，或者是医术高明的老中医。用一句别有意味的话来说，就是“通得到路子”。

在我10年知青生涯中，有限的几次回上海探亲假期中，不知听说过多少起处理这类“难以启齿”的事情了。

正因为这类事儿难以启齿，往往就让当事人不易忘怀。很多步入晚年门槛的过来人，讲起这些往事，唏嘘感叹，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探亲假干些啥

探亲假期里，知青们都做些什么呢？

探望父母亲的，首先奉上专程带回来送给父母的礼品、土特产乃至布料。想得周到的，还会给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兄弟姐妹分别带上一点小礼品。一家人团聚了，尽享天伦之乐。

很多家庭往往还有这样的考虑，兄弟姐妹中有准备结婚的，会专门把结婚大喜的日子，定在异地工作的亲人回来探亲的时间段里，以讨个十全十美的吉利，拍一张难得的合家欢照片。

相亲，找个上海户口的

没有成家的青年男女，在探亲假期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家家户户都要涉及的话题。相亲，那个年头更为普遍的说法叫“介绍朋友”，就是探亲假期里的一个主要内容。

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充分发挥着自己人脉资源中的能量，给独身的青年男女介绍对象。漂亮点的姑娘、英俊点的小伙，介绍人就更多一些。而这一切，既不登广告，也不上广播，往往是采用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在“介绍朋友”这一现象的后面，体现出的则是家长的意志。早在儿子或者女儿回上海探亲之前，父母亲、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已经把信息放出去了：

“阿祥要回来探亲了，他那个山沟沟里的工厂，尽是男的，女工少，你们帮帮忙，给他介绍个对象吧，他老大不小了。”

“晓妮这次探亲，时间长一点，你们关心关心她，给她介绍个朋友吧！”

无论是邻里，还是亲属，都会受到这样的请托，并表示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帮助留心。热心一点的，真心想介绍的，还会进一步询问：“你们家晓妮有啥要求？”

当然是会有要求和条件的。

女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会具体到家庭出身、经济状况、身高、相貌、脾气、性格等，但有一条是会特别强调的，希望男方在上海工作。

话虽是一句，内涵却十分丰富。在上海工作，必然是有上海户口，以后晓妮就有希望以夫妻分居两地为名，调回上海来。有了这一条，其他条件即使差一点，也可以将就。

未婚男子当然也希望在探亲假期里谈上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姑娘作对象。这样的例子是有，但成功率极低。

很多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姑娘，一听男方是在外地工作的，就一口婉辞，连见面的愿望都没有。私底下还会说一声：“这不是开玩笑吧。”

正因为介绍朋友是个热门话题，很多未婚男女探亲期间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相亲。不长的探亲假期间，相过三五次亲的，是常事；见过十来个异性的，也很普遍。

次数多不是说明交了“桃花运”，而恰恰表明类似的相亲成功率极低。

成功率低了，相亲的条件就会退而求其次。退到哪儿去呢？郊区、苏州、无锡、太仓、昆山、嘉定、湖州、南通、常州、嘉兴……只要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姑娘谈成了嫁过去，男子谈成了先办手续，结了婚，再调过去。总而言之一个原则，离上海的父母亲近一点。这些紧挨着上海的地方，和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亲戚朋友中不少都是上海人，只要一有机会，结婚成了家的两口子，再设法往上海调。

介绍朋友谈恋爱（地域不详，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

最终的目的地，仍是上海。在探亲一族中，这些途径被称为“曲线救国”。

那些年里，上海很多东西也像全国一样，需要凭证、凭票供应。你有了票，有了证，就能买得到。不像外地很多地方，去年“十一”凭票供应的鲜肉，到今年的“五一”还买不到。有了票证，仍得凭关系、看人头。比较起来，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及其他物资供应，都是全国最好的。而上海执行严格的户口政策，要迁进一个上海户口，谈何容易！故而所有到了外地的上海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弄到一张上海籍户口。

而要争取调回上海，探亲时节是最好的活动时间。在相亲、介绍朋友这一终身大事上，这些因素就被充分地考虑到了，成为“打分”的基础。

忙碌，假期很快过完

夫妻之间探亲的，在尽情享受久别重逢的夫妇恩爱之余，就是更多关注对家庭的爱，特别是在子女的教育上。上班的一方尽量将补休调出来，陪伴来探亲的一方。探亲的一方则尽心尽力弥补自己一年四季不在家里的亏欠，照顾老人啊，体贴孩子啊，为家庭添置必需品啊，共同去南京路、淮海路逛一逛马路，为双方购买点新衣，为探亲一方完成同事、朋友、领导托付购买的物品啊……天天都有节目，天天都有安排。探亲时节同样是忙忙碌碌的，常常是一眨眼的工夫，探亲假就过完了，让人生出无尽的感慨和遗憾：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日历怎么会像被风吹似的翻动呢？

再忙碌、再短促，探亲期间有一档节目是少不了的，那就是看电影、看戏剧、听音乐会。

那些年里各种演出虽然少，电影也仅屈指可数的那么几部，但是和山间乡里厂矿上的业余生活比起来，和插队落户知青少而又少的文化生活比起来，上海的文化生活还是要丰富多彩一些。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包括相近的邻居，拿到了电影票和各种演出票，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身边回来探亲的人。热门的票子，比什么礼品都会显得珍贵。在所有的票子中，内部电影票，或者叫内参片的票子，是最拿得出手的了。一年回一次上海探亲的人，也把看上一场这样的电影视为享受。

插队知青的探亲假

之所以把知青的探亲假辟出来专写一节，因为知青的探亲假和国家职工的探亲假是绝然不同的。

往返路费不能报销

首先一个大不同，是国家职工的探亲，只要领导批准了，所有来回的交通、住宿费用，都可以报销。我这里所说的住宿费用，指的是旅途中的住宿，比如职工在县城、州府、省城换车需住宿。到达目的地后，住回自己家中，交通费和住旅馆费用就不在报销的范围。

我用了一个“国家职工”的概念，是因为当年所有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由国家负责发工资，还没有今天已经十分庞大的民营企业。而知识青年呢，又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在军垦农场和国营农场拿工资的知青，只要批准了探亲假，来回旅途上的交通和住宿费用，农场同样给予报销。农场知青和国家职工探亲假的差别，在于国家职工保证每年都能享有探亲假，农场知青的探亲假，则视农场情况的不同各有各的规定。上海市郊农场的知青，同样能享受和国家职工一样的探亲假；远在新疆、内蒙古、云南、黑龙江农场的知青，则规定三年才能申请一次探亲假。批准了探亲，就能报销路费。

插队落户知青“就惨了”。“就惨了”这三个字是当年的原话，是指待遇最差，即一切路费都不能报销。

曾经在高呼“扎根农村一辈子”口号的热潮中，上山下乡办公室出台过一个政策，并像喜讯一样报告给插队落户知青，说插队知青一辈子中，可以享受两次探亲假待遇。插队知青们说：这是空心汤圆。

探亲时间可以很长

路费不能报销，不等于插队知青们没有探亲。他们同样思念亲人，同样享用探亲假，且因为不能报销路费，他们的探亲假期就放得很宽。

每年的秋收大忙过后，插队知青们相互之间便酝酿着探亲了。上海知青们说话更切合实际，碰见了就问：“什么时候回去？”言谈之间并无“探亲”二字。一般的知青去向农村干部请假，都是会顺顺利利地得到批准的。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村寨上的老乡，甚至还会有一种巴不得知青们回沪探亲的心情。在农民们的心目中，知识青年从来都是过客，是临时的，住几年要走的。大小队干部同样是这种观点，找到他们请假，他们往往会问：想回去多久？两个月？三个月？反正最后总是一句话：“明年的春耕大忙之前，你们回来就行了。”不给你规定具体的时间。

到了来年春天的打田栽秧时节，知青真晚回来几天，也没任何人责备你。反正出工劳动记工分，农村里并不少你几个知青劳动力。况且，知青们回上海探亲，还可以为寨邻乡亲们带东西，为姑娘们带花布，带有机玻璃纽扣，为老人带帽子，为小伙子们带“的卡”衣裳，为娃娃们带大白兔奶糖……

故而，插队落户知青的假期，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知青从秋末冬初请准假回到上海，到春暖花开再次来到村寨上，探亲假三四个月是常事，住上个半年的也不乏其人。

做家务聊天谈恋爱

那么长的探亲假期，怎么度过呢？

女知青是家务活的主要承担者，父母亲上班去了，兄弟姐妹有的进学校，有的到单位，白天家中只有女知青大姑娘一个，往往就把所有的家务主动承担起来了。她们从淘米、洗菜、洗衣服到做一大家子人的晚饭，还有买菜呀、拖地板啊、交水电费啊，事无巨细全都干了。一来是闲在家中没什么事儿，二来也是最主要的，都长这么大了，天天在家吃父母的，怕弄堂里的人们说她吃“老米饭”（沪语，吃闲饭），那面子上多过不去啊！

男知青回上海探亲，不像女知青干那么多的家务。但只要家庭需要，父母叮嘱了，也会干一点。大多数时间仍然无所事事，口袋里又没几个零花钱，难以出门逛街。大量的时间就花在知青伙伴们之间串门，坐在家中，倒一杯茶，不少时候还是一杯白开水，可以海阔天空地聊上一上午，上至天文地理、国际国内，下至鸡毛蒜皮、小道消息。什么都谈，没有啥中心，目的只有一个，消磨时间。体验过繁重的农忙活之后，能邀三五知己，老同学和插兄插弟，这么聊上几次，也是一种宽慰。

男知青这一类的聊天式聚会，对象不外三种：第一种是在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县插队的知青，回到上海后聚在一起，聊聊回沪之后的感受，聊聊准备什么时候回去，聊聊给老乡和干部代买的物品情况，聊聊如何一起排队购买返程票，聊聊带些啥耐用耐吃的东西等。第二种是上海同一条弄堂里出去插队的知青，你在黑龙江、我在云南、他在江西，不约而同回来了，聚在一起聊聊各地的风土人情，老乡对待知青的态度，延边朝鲜族的能歌善舞、傣族的泼水节、黑龙江的猫冬、安徽的山芋干等。第三种也是大伙儿最愿聚的聊天，那就是小学、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又都从插队地儿回来了，聚在一起，这种聊天往往聊得最畅快、最尽兴。大丰知青的抽调，内蒙古知青的骑马，贵州少数民族的习俗，原来班上哪个男知青患了一种怪病，哪个同学的父亲从“牛棚”里出来了，还有哪个女知青受不了当地的苦，嫁到了常州郊区的一个村庄，第二年就生下个大胖儿子，当上了社队企业的职工。当然还可以聊聊政治形势，“文化大革命”当中流传甚广的种种消息。我写过一本长篇小说《风凛冽》，就是在探亲期间接触方方面面的知青后获得的灵感和启示写的。

知青正年轻，正值青春妙龄和生气勃勃的人生阶段。探亲时节，也是男女知青谈恋爱的机会。这些我在前文已叙述过了。

回归的礼物

买礼物要分成档次

探亲假期要结束了，所有探亲的人，都要考虑回归所带的礼物。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有那个年代特殊的情况。

一个最主要的背景情况，就是那些年里的物资匮乏。

相比较而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比较内地、比较山沟沟里的工厂、比较知识青年投身的农村来说，物资要丰富得多。尤其是上海，被人视为什么都比外地强一些，有钱能买到许多东西。

要离开上海了，要离开父母兄妹了，要回去了，能不带点东西吗？

男人带得最普遍、最大宗的礼物就是香烟。香烟都是凭票的，普通老百姓、小知青中流行的好烟是凤凰、红牡丹，其中带过滤嘴的凤凰牌香烟最上档次、最高级、最送得出手，据说抽起来还有股香气。其次是大前门、飞马牌。飞马牌是人们抽得最多的。虽说买香烟要凭票，但是探亲回去的人，总能从亲戚、朋友处得到不少烟票。毕竟，按人头发放的烟票，不属于紧张的票证，因为总有不少人是不抽烟的。

在准备回归的礼物时，探亲者会针对不同的对象准备礼物。班组里的同事，普通的知青伙伴，周围的邻居，散上一圈上海的好烟、奶糖、点心、零食什么的就行了。有一度阿尔巴尼亚白壳子的香烟在上海市面上流行，才1角6分钱一包，不凭票敞开供应，包装漂亮，无论是否抽烟的青工、知青，探亲回去都买不少，见着熟人就送一包。不过这烟不好抽，连乡间的老百姓都说，这烟的味道还不如老汉抽的叶子烟强。

知青艰难的探亲假

女知青

送给领导的礼物，就要精心地挑选了。不求领导办啥具体的事，只是一般地示个好，就选择那些不很贵也不便宜的礼物，一块布料啊，一个精致的打火机啊，一个皮夹子啊，上海市场上有的是外地罕见的消费品，各人凭眼力挑选领导会喜欢的礼品。如果有求于领导，希望申请调动时领导能高抬贵手，送礼就不能马虎了。知识青年对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更得小心侍候，得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起作用啊！

每一次抽调，无论是工矿的招工、学校的招生，还是地区、县属单位招工，竞争都十分激烈，人人都在私底下使劲，希望能被挑上。一有人说坏话，尤其是说话起作用的人说你坏话，那就完了。知青的每次上调，讲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干部评议，领导批准”十六个字。可是，推荐、评议、批准，全得看人家怎么说啊！探亲回来的知青，逮着了难得一次的机会，带的是一点小礼品，求的是命运相关的大人情啊！

我送过一块蛋糕给老乡的男孩

对自己相处甚好的朋友，或衷心感激的老乡，或由衷地想要感谢的领导，挑选礼品就要格外地精心选择了。

我插队时，有一次感冒发烧，连续三天热度超过39℃。一个老乡家的男孩，知道我平时爱喝豆浆，连续三天给我送来三瓶豆浆，维持着我的体力。那三天里，我浑身上下乏力，什么都不想吃，从早到晚躺在床上，没有这三瓶豆浆，我不知自己能不能撑下来。

那年回上海探亲，我叫着他的小名，问他：“‘小漏斗’，我从上海回来，很想给你带个礼物，你说说，你最想要什么东西？”

他问：“真的吗？”

我认真地说：“只要我买得起。”

“你买得起。不过我不好意思说。”

“你讲！”

他笑了：“老师，上次你带回一只大面包，我只吃到一片。上海还有比面包更好吃的东西吗？”

“有，有。”我答应着：“我给你带来。”

教书的时候，我曾给学生们讲到面包，全班所有的男女学生都举起手来，问我：“面包是什么？”我费尽口舌，讲不清楚面包是什么东西。孩子们一会儿猜是馒头，一会儿猜是发糕、蒸饼，一会猜是粑粑……我无奈，那年探亲结束从上海回去时，花了1角6分钱买了一只松松软软的切片大面包，让他们每人吃一片。没想到，“小漏斗”还记得面包的滋味。

这年探亲结束，临上火车那一天，我到离家很近的星火日夜商店，花8分钱买了一只火车车厢形的鸡蛋糕，装在小饭盒里，带回了砂锅寨，交给了“小漏斗”。

“小漏斗”打开饭盒时那番欢喜的模样，我至今留在记忆里。他盖紧饭盒，欢跑着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告诉我，他只吃到一小角蛋糕。原来他带回家去之后，父母不准他独个儿享用，让他分给姐姐和两个弟弟也尝一尝。当然，他们一家连爷爷七个人都尝到了蛋糕的味儿。“小漏斗”还给我饭盒时说：“老师，你没有骗我，这蛋糕比面包好吃多了！”

这是我这一辈子送出的最便宜的礼物，也是我一辈子永远忘不了的礼物。

回归所带的礼物，给探亲的旅途增加了无尽的烦恼和负担。火车站台上，候车室里，长途车站上，轮船码头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手提着、肩背着或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形成了一道特有的景观，永远地留在我们这一代有着异地生活经历者的记忆里。

好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了。

探亲来回旅途上的烦恼

说了许多回到上海探亲期间的故事后，又回想起探亲来回旅途中的一些烦恼和尴尬事。

有不少人将探亲的旅途视为畏途，越是临近探亲假，越是探亲假期快要结束时，就会越烦躁不安，吃不下饭，夜晚失眠。

为什么呢？探亲来回旅途的漫长不说，光是列车车厢里拥挤不堪的状况，就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火车票一票难求

一般来说，请探亲假的职工包括知青，早就开始做打算了。首先必须购到座位票，有了一个固定座位，在列车上相对就会安定些，也能保证一定的休息。只是探亲的旺季往往集中在秋末冬初到来年的冬末春初之间，所有在异地工作的人们，所有远离上海的游子，都选择在这样一个时节探亲，因为在这个时节里有元旦、春节、元宵三个传统的团圆节日。倘若探亲的假期请的巧，加上补休假、路程假，就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度过两个至三个节日，而一旦不能兼顾这三个节日时，至少要保证春节能和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地度过。尤其是临近春节的那20来天，列车上的座位票，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形。

买不到座位票，又请了探亲假，怎么办呢？那就只有购站票。

站票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故而到了那个时节，列车的每一节车厢前，就会挂出“满员”和“超员”的红牌。到了站，挂出“满员”“超员”红牌的车门，只打开一会儿，立刻就关上了。打开那一小会儿，是为了让下车的旅客离开车厢，下几个乘客，上几个旅客。如若这节车厢没人到站，车厢门包括车窗，就紧闭不开，直到列车重新启动。

而在车站上购了票、又在寒风中等待了很久的旅客，遇到这种情形，常常是急火攻心，又喊又叫，却也无可奈何。插队落户后期，在我们那里的六长火车站上，时常会出现这么一幕：只停靠一分钟或两分钟的火车门窗紧闭着，探亲的知青们就会一拥而上，冲到车窗前，用事先准备好的扁担，撬开车窗往车厢里爬，一爬进车厢，他就会把窗门大开，让还在站台上的知青爬进来。来送知青回家探亲的伙伴们，会把购了票的知青抬起来，像塞一件货物似的送进车厢。当探亲的伙伴如愿以偿地进入车厢之后，车厢上下就会传出阵阵欢呼声。

车厢里拥挤不堪

不能怪门窗紧闭的那些车厢，车厢里实在太挤了。车厢接合部满是旅客，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蹲着的。车厢过道里站满了人，三个人的硬座位上，时常坐着四个人。当有人抱怨拥挤时，马上就会有人说：“这算什么挤？大串联的时候，行李架上睡人，座位底下铺张报纸蜷缩一个人，都是常事。”

就连厕所间里，也会挤着好几个人，直挤到门都打不开。这样一来，旅客大小便，就成了一件烦心的尴尬事儿。每当列车到了大站，广播里就会播出，下一站列车停靠的时间会长一些，需要购买食品和方便的旅客，请做好充分准备，快去快回，务必在列车发车铃响时，赶回车厢。

这样的广播，会在列车到达大站之前，连续播送好几遍。即使如此，还是会有掉站的旅客。

拥挤不堪的车站和车厢

车厢里拥挤到如此程度，餐车的正常供应自然停止了。到了吃饭的时间段，自带食品的旅客会把茶叶蛋、煮鸡蛋、面包、馒头、蛋糕、糕饼、包子、烙饼等取出来，旁如无人地充饥。未带食品的旅客，只能期待列车的下一次到站。每每到了饭点前后，列车驶进一个停靠站，站台上的每两三节车厢之间，就会停满了食品车，车上放着各式食品，最为普遍的是馒头、面包、包子、烧饼和汽水、饮料。那时还没有方便面，服务周到的车站会备有热的茶水或开水。一排排的自来水龙头前，同样挤满了洗脸、洗手、搓洗毛巾的旅客。发车铃响起的时候，站台上的旅客便蜂拥到车厢门口，挤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离得太远一时跑不回自己车厢的乘客，会随机应变在其他车厢上了车再说，等车行驶起来以后，再慢慢地挤回到自己的车厢。

如此拥挤不堪的车厢内，各种气味杂陈是免不了的。面对污浊的空气，有的昏昏欲睡，有的闭目养神，还有的乘客实在憋得受不了，脸色通红，就请求挨窗而坐的旅客开一点窗透透空气（那个年代，列车上的车窗都是可以由旅客自助开启闭合的）。大冬天的，车窗开得时间一长，坐在窗边的旅客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受不了，就会要求关窗；而挤在车厢里边的旅客，又会要求开窗。

关窗开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就会亲自动手，把窗打开或是“咚”一声关上。于是乎，关窗开窗的就会争吵起来。当然更多的时候，旅客们还是能互相体谅、互相帮助的。

有一年盛夏时节，我回上海修改一部小说稿子，只见列车上所有的车窗几乎都敞开着。热啊！列车奔驰起来，从车窗外吹进来的风让人感觉舒爽。可一天的火车坐下来，几乎所有的旅客脸上都蒙上了一层灰，身上的白衬衣、白汗衫黑乎乎的。怎么回事？原来是蒸汽列车的煤烟随风飘进车厢，把所有人都熏黑了。

比这更尴尬的和说不出口的，是尿频尿急的一些妇女，在挤得转个身都费劲的车厢里，无法方便，只能穿上厚厚的贴身短裤，自行解决难题（那年头，市场还没有“尿不湿”供应）。

噢，探亲旅途中的烦恼和尴尬，正是当今旅客难以想象的。

第五章

1966年的记忆

“玩笑话不能随便说了”

我的中学同学培德偕夫人从美国归来，当年的6位中学好伙伴又相聚在一起小酌，欢迎他俩回上海探亲，并祝贺刚毅同学的女儿出嫁。思浩同学又照例拿出相机，给我们这些同学留影。这使我想起1966年。即将中学毕业的我们6个同学好友，花了一元八角钱走进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合影照。如今，思浩退休以后，几乎年年为我们6位同学拍摄一张照片。各自站立和坐着的位置，一如中学毕业时照的那张。还是这6个人，还是相互开着玩笑，还是必须摆弄一二十分钟，才能把这张照片拍摄完成。挤挤挨挨之间，我们互相打量着头上的白发、脸上的皱纹，不约而同地感觉到，2015年的日历已经翻过，我们又共同步入2016年。

2016年距1966年是整整50年。哦，半个世纪，真是一眨眼的工夫。于是我们的话题，不由自主地讲到了50年前那些青春岁月里的往事，讲到了难以忘怀的1966年。

毕业之后干什么？

现在的人们说起1966年，都会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躁动甚至疯狂的年头，一切都从这个年头开始改变，一切都从这个年头开始。

1966年6位高中同学留影，前排左起：刘澄华、叶辛；后排左起：周思浩、唐刚毅、夏定先、顾培德"

50年后6位同学坐原位合影

1966年元旦，南京东路上人流如织

其实，对于我们这群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来说，1966年的元月还是平平静静的。日子仍在按部就班地过着。很多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包括食品都需要凭票，但是已经不像前些年那么紧缺了。所有的中国人都已习惯凭票证购买东西，凭证明出行。

放寒假了。还有半年就要中学毕业了，毕业之后干什么？这是我们几个伙伴说得最多的话题。上大学当然是首选，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考不进大学怎么办？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况且考大学并不只是凭分数，还得看家庭出身，几年前就开始强调家庭成分了。进不了大学，可以进中专和职业技校；运气最不好，就是到新疆去，里弄里的社会青年，到新疆去的已有好几批了。终究还是年少，对未来我们都不怎么忧心。

尤其是我，仍然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除了贪婪地阅读一切可以借到手的书籍之外，我还喜欢阅读《世界知识》画报，喜欢读报纸。我们这6位同学，都有共同的爱好，读了书报就要议论，就要相互转告，相互交流阅读以后的体会。美军又在越南南方推行“焦土计划”了，他们疯狂扫荡，烧光村庄；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当选为印度总理……除了关注这些一月里的国际新闻，我们议论最多的是一个多月之前报纸上发表的那篇评《海瑞罢官》的长文章，还有紧接着的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史学家翦伯赞的批评，以及随后对田汉戏剧《谢瑶环》的批判。定先同学言之凿凿地认为，这是又要搞运动了。整天只知道读小说的我问他，凭什么就断定要搞运动？他说这是明摆着的，一会儿批电影《早春二月》，一会儿批《北国江南》，现在从文艺界批到史学界，还把作品和彭德怀挂上钩，和政治挂上钩，不搞运动才怪呢。也不知他这些话是从大人那儿听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总之我们对他很佩服。

逛商店会使革命意志消退

我们的中学在外滩，天天要在最繁华的南京东路上走两个来回。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走了这么几年，从西藏中路到外滩的每一家商店，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数得过来，而且这些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我们也都能如数家珍般道出来。

突然有一天，定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样的玩笑话也不能说了！”

我问他为什么。说实话，这一路上，扇子店、鞋帽店里有些什么东西，我们确实都知道。我们还知道朵云轩哪些书画作品贵，亨德利表店里哪些是世界名表。这些大实话也不能讲吗？

“不能随便讲。”定先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竖起手指，脸色庄重地说，荡马路、看橱窗貌似小事，究其实质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谈吃谈穿，荡马路，逛商店，革命意志就会消退，大量时间就会浪费。说完，他又叮嘱我说，至少不要在公开场合和同学们讲这些话，谨防有些小人打小报告。

我当然是相信他的。但是有些消息，我们还是会在要好的同学之间传播。比如第一食品商店里的茅台酒价格降下来了，我们就会兴奋地议论半天。

其实，当时我们6个人谁都没有尝过名声大大的茅台酒是个什么滋味，只是有一次听一位同学的父亲曾经用热烈的语言盛赞过这种酒的奇妙。

1962年，国家对紧缺商品实行高价政策，贵州茅台酒从每瓶2.97元提高到16元，相当于工厂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吓了我们一跳，整整涨了5倍多！

到了1966年的元月，第一食品商店里高高地放在酒柜上方的那瓶茅台酒，标价改为4.5元了。

照理这次降价和我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们既不喝酒，各自的家庭里也不会购买这种高档酒，为什么还会喋喋不休议论半天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一致认为，高价商品的价格降下来，说明国家已经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走出来了，老百姓的日子逐渐好过起来，我们发觉，不但茅台酒降了价，上海牌半钢手表每只从100元降为80元了，永久牌自行车也从185元降为173元了。

说得这么清楚，至少证明两点：一、我们中还有同学在逛商店，仔细地看商品的标价，当然是他感兴趣的；二、国家的高价政策取消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数学老师也喜欢逛商店，尤其是逛旧货商店。他还有一套理论，说逛商店可以开眼界、长知识，对学数学也有好处。同学们在逛商店时，碰到过他几次，还没有把荡马路、逛商店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认识的时候，师生间在课余时间甚至交流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当然，强调突出政治之后，师生之间在学校里不再交流逛商店的体会了。在旧货商店里碰到了数学老师，我们也只是心照不宣地笑笑，各走各的路。

几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起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汹涌势头中，数学老师终究被其他班级的学生贴了大字报，说他沉醉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喜欢逛商店，尤其对外国货赞不绝口，在课堂上和校园里宣扬他那一套腐朽的人生哲学等。运动到高潮时，他还被批斗了几回，剪了阴阳头。

不过，在元月，无论是课堂上、校园中、师生之间，一切还是平平静静的。元旦那天是星期六，连续休息两天，元月3日上课以后，很快就要放寒假了。因为1966年的春节来得早，元月20日是大年夜，21日就是春节了。

连休4天的春节过后，元月快过去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口头禅

另一种气氛也浓烈起来

1966年春节来得早，下半学期开学的日子也提前了。一过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就正式开学了。发新书的时候，语文、数学老师在上课时说，请同学们务必抓紧时间认真学习，这一整本新书，10周时间就得读完，余下的10周时间，用来完成复习大纲，准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英语老师也这么强调，她举着英语课本，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半个学期把这本书全学完，我都替你们觉得累，只好委屈你们辛苦一点，晚一点睡，早一点起，中国人学英语，要花时间背和读的。

学习的气氛更浓厚了。

但是，另一种气氛也明显地浓烈起来。

2月上旬，报纸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报道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以后的好多日子里，报上都是关于焦裕禄事迹的报道和他的一个个小故事。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报纸上推出的英雄人物和事迹特别多。上个月《人民日报》刚刚报道了海军钢铁战士麦贤得的事迹，不到一个月，又大张旗鼓把焦裕禄介绍给了全国人民。短短几年中，雷锋、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大寨，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些英雄人物和集体，都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学《毛泽东选集》，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觉悟，有集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消息灵通的定先不知从哪儿听说，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封面、小开本，学起来十分方便，碰到啥难题，一翻一读就能迎刃而解。思浩同学就问：“几何题目解不出来，学了管用吗？”定先用肯定的语气道：“肯定管用。”刚毅和澄年异口同声道：“我们想方设法得搞一本。”

定先摇着手说：“搞不到，搞不到，这是部队内部发行的。”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埋头读书，看《世界知识画报》，一辈子厌恶女性的英国作家毛姆去世了，法国女明星布里吉特·巴尔多是又一个玛丽莲·梦露，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夫人一起主动搬进芝加哥的贫民窟去居住，说是要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当我把这些杂志上读来的新闻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定先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还是关心一下我们国家自己的大事吧，你没感觉到，政治批判的空气越来越浓了吗？”

我茫然地问：“哪里看出来的？”

定先屈指一一道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要时时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报纸上竟然还有几个傻瓜在发表和姚文元探讨的文章哩，你看好了，这些人一个也不会有好下场。”

我不明白，说：“报纸上不也说，这一切都是在学术领域里进行吗……”

定先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学术领域里也要突出政治。报纸上不是又批判周信芳的京剧《海瑞上疏》了嘛！说他这个戏是替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你看了吗？”

我说看到了大标题，没有细读全文。

定先说：“你还是读一遍吧，火花味浓得很。”

确实，我们这几个同学都佩服定先在这方面有先见之明，嗅觉十分灵敏。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个个大人物，都在报纸上遭到了点名批判：李俊民、贺绿汀、周谷城、周予同、王西彦……

“那些大批判与我们学生不相干”

但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上海市民，仍在过着平静的日子。

《人民日报》报道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之后，第二天、第三天，也就是2月8日、9日，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这一长篇通讯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顿时在全国人民中间传颂。他的一些名言，也随着学习运动的开展而传开了，诸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等。

我有一位忘年交老宋同志，已经87岁了。他送给我两本日记本，其中记载1966年2月，他作为贵州省级机关下放到基层工作的干部，天天结合农村的社教运动情况，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业绩，表示要以焦裕禄为榜样，在山区生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他的日记中，还记载着那个月为配合革命传统教育，放映了《年轻的一代》《自有后来人》和《冰山上的来客》三部电影。

老宋下放的铜仁地区十分偏远，到省城贵阳要坐三天的车。他的日记证实了两点：一、1966年2月，从城市到乡村，当时的社会生活仍在正常运转，宣传以正面教育为主；二、在整个社会气氛中，这种红色的氛围十分浓郁。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过革命化的春节，举办革命化的婚礼，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1964年5月，由部队印刷的《毛主席语录》，传至社会上，逐渐为人知晓，在下半年的“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成了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小红书”。“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在1966年2月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

我们这六个谈得来的同学，虽然都爱学习，读书之外还喜欢看报、看杂志，议论国家大事，但是谁都没有预感到，到了五六月份，尤其是6月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会急转直下，全国上下会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记得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长文发表后不久，12月3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被批判的吴晗先生的“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的《海瑞罢官》起了恶劣作用，忘记了阶级斗争。

我们同学间对这件事还议论了一番。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一个大官都认错了，在报纸上刊登了公开检讨，事情大概也就完了。况且，忘记了阶级斗争，以后记住就可以了，又能怎么样呢？就像有的同学在学校里违反了校纪校规，被点名批评，写了检查，不也就完了嘛。

这就是我们中学生在1966年2月间的认识。定先在各方面要敏锐一些，他也觉得，批判的火药味再浓，锋芒再厉害，都是针对这些思想跟不上形势的老人的，和我们不相干。就如同听到毛主席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我们的舞台”“卫生部可以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等话一样，我们以为那只是针对文艺界，针对卫生部门的。

真的和我们当学生的不相干吗？

在以后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很快改变了我们这些幼稚的看法。

“这些人真是交了魔窟运”

3月了，天气从清冷逐渐变得暖和。

上海的街道是平静的。即便在世人眼中熙熙攘攘的南京路，在我们这些一天要在马路上走四遍的中学生眼里，清晨、中午、下午、傍晚的景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条大马路上什么时候最热闹，什么时候会清静下来。

3月底，勃列日涅夫继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消息在报纸上登出之后，我们这些男孩也像大人们一样在猜测议论，这个人上台以后，闹得很僵的中苏关系会不会缓和下来。因为那时候，我们骂他们是修正主义。女同学们就不会关心这类话题，这类话题只有我们男孩喜欢说。

学习英雄王杰

3月，学习雷锋又要掀起热潮了。今年的学雷锋运动又有了新内容，因为继雷锋、麦贤得之后，又有一个新的英雄人物在全国宣传开了，那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

王杰是在去年7月14日的一次民兵训练中，为掩护12个民兵而壮烈牺牲的。他的死似乎比雷锋还要英勇壮烈。据说毛主席也称赞了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学习王杰宣传画

在他牺牲不久，就出版了一本可以说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王杰日记》。

雷锋有《雷锋日记》，王杰有《王杰日记》，在青年学生和共青团员们中间，兴起了一个写“革命日记”的风气。

王杰日记的核心是五个字：一心为革命。其主要内容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清敌我，不断地追求进步，不断地改造自己。当然，最响亮最易记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同学们学习了王杰的事迹之后，就要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化为学习的动力。死都不怕，还怕数理化的难题不能攻克吗？

对于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来说，学习任务是第一位的，首先迎来的是毕业考试，继而就是更为紧张的升学考试。一考定终身啊！

对于雷锋、麦贤得、焦裕禄、王杰等一个个英雄人物的相继推出，我们都已习以为常了。报纸上宣传，他们无一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一个几亿人民都遵循毛主席指示行动的时代。

一大批社会名流成了“反动权威”

然而，另一种迹象也是显而易见的，大批判的调子逐渐升高，报纸上虽然也登出过一些和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商榷的文章，可是“反动权威”仍在一个接一个地被点名：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创作的京剧《海瑞上疏》被批为“大毒草”，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摇旗呐喊。接着，京剧《海瑞骂皇帝》同样被批判，连弄堂里自来水龙头旁的商店营业员都在说：真是昏了头，皇帝是谁啊，能让你骂吗！

敏感的定先扳着手指头给我们一一报来：“自从吴晗被公开点名以后，你们看看，一个一个挨着来了，电影局长、总编辑、复旦、华师大的教授及其他社会名流，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一个比一个吓人。哎呀，他们也真是，连我们弄堂里的小职员都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这些人真是交了魔窟运，偏偏要去说，你们看，揪出来了吧……”

《学习雷锋好榜样》歌谱

喜欢发问的澄华问：“揪出来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我自作聪明地说：“四清运动中不是有句话吗，叫‘运动后期处理’。揪出来时都批得很凶，到了运动后期，处理起来会轻一点。”

培德不相信：“难说。”他好像有自己的看法。

“不要管这些闲事，管好我们自己吧。”刚毅始终是这种态度：“远开八只脚的事情，我们只能瞎猜猜。”

思浩更加超脱：“猜也不要去猜。毕业之后，要是考不上，寻一个工作最重要。”

定先不同意：“这么重要的国家大事，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们没听说吗，要搞文化革命，首先就要从教育革命开始。有消息说，高考都可能取消呢！”

“啊！”这个消息，使我们几个都大吃一惊。

这不是和我们有关了嘛。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更加热烈地议论起来。

1966年3月，就是这种气氛，一方面全国人民正在兴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向英雄人物学习，爱憎分明，贯彻阶级路线；另一方面，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交锋，通过报纸和广播，传播到了社会上，从不断发表的批判文章中，嗅得出浓浓的火药味。有一首传遍全国的歌颇能说明50年前的政治气息：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最后一句“斗志强”，是当时许许多多文艺作品都有意识突出表达的一个主题。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报纸上显著位置刊登出来，全国顿时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在中小学生当中，学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助人为乐。一时间，全国上下涌现出无数动人的、有时又似乎是人为的助人为乐的事迹。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暴虐盛行，发生了那么多残酷迫害人的事件，甚至于动枪动炮的血腥武斗。我心中始终有个疑惑，不是让做好人好事嘛，怎么学习了几年，反而打人这么凶狠呢？再回过头去细想，我悟出一点意味了。

“谁是不拿枪的敌人？”

报上的两条语录吸引了我们

4月，打得越来越激烈的越南战场上传来消息，阵亡的美军士兵人数，首次超过了阵亡的南越士兵。

在4月下旬的新闻报道中，美国军事发言人承认，一周之内，有95名美国士兵死亡。而同一周被打死的南越士兵，只有67人。另有504名美国士兵受伤，4人失踪。

在发表这一消息的同时，报纸上还配发了英姿飒爽的北越正规军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员的照片。

这条消息又一次引起我们这些男孩的议论，大家似乎更加信服了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更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两条毛主席语录在报纸上的反复引用。

一条是几乎当时的中国人谁都能背诵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另一条则是：“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针对这条语录，我们又议论起来：不拿枪的敌人，究竟指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报纸上揪出来的那些反动权威啰！他们曾经都是权威，却是反动的，所以要把他们打倒。4月初，又有一篇重头文章刊登出来并被转载，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写这篇文章的人叫戚本禹。我们都不知道戚本禹是谁，但是都认为这个人来头很大，口气很骇人。这几乎是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后的又一篇大文章。文章说，《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

还是在4月，报纸上还用套红的大字刊登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纪要。《纪要》中明确地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并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从小爱好文学的我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后来广播里播送这篇文章，用的那种庄重的、严厉的、居高临下的语气，总让人感觉到事情非同寻常。有一点似乎是明白的，那就是以往我们读过的书，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那些文艺作品，全都要接受批判，全变成了毒草。

“还有比吴晗大的官要揪出来”

我把这点想法给同样喜欢读书的培德和定先说了。

培德也一样困惑不解，说了一句：“莫名其妙。”

定先一如既往地振振有词：“那是肯定的。不否定掉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怎么树立起来？没有听说吗，江青在抓样板戏。样板戏就是今后文艺的样板。”

定先听说的事情总是比我们多。比如说，同学们纷纷在议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那么大的官，都要批倒批臭，已经很厉害了。定先却不以为然地说，吴晗后头，肯定还有比他大的官要被揪出来。

我们问他有什么依据。他说没什么依据，就凭道听途说得来的感觉。

我们紧追不舍地问他，有些啥“道听途说”？

他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道：“毛主席说，北京市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怎么可能？”有同学表示不相信，“北京那么大，怎么会插不进针、泼不进水？你是亲耳听到的吗？”

“幼稚，幼稚，你们真是太幼稚了。首先声明，我肯定不可能听到毛主席说这话的。但是你们想想，这种话传到社会上来了，传到我们耳朵里来了，说明啥呢？说明毛主席对北京市不满意了，吴晗是副市长可以批倒批臭，比他大的市长、市委书记也可能被打倒。”

定先的解释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经他一说，至少我是相信的，吴晗后头，还会有人被揪出来批判。

上海街头

经过多年来不断地宣传鼓动，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开展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的交流活动，并隆重表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毛主席的威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日本友人来访后说：中国人民正在大学毛主席著作。阿根廷记者说，中国几亿人都按毛主席的指示行动。毛主席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外国人的这些评价，显然是感受到了毛主席在中国老百姓中间的崇高威望。

试想一下，毛主席都对北京市不满意了，北京市的领导还能安安稳稳干下去吗？

尽管大批判的气氛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们谁都预料不到后来的疾风骤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彻底地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命运。

我们仍在迎接毕业考试，应付完毕业考之后，就全身心地迎接升学考了。

一次“无聊”的“智力测试”

在南京东路走过几年了，我们这些男孩竟然在关心国家大事和迎接考试之余，还举行了一次“智力测试”。

题目既不是英语背诵也不是速算，而是南京东路上从外滩到西藏中路之间的商店，要求挨着门面逐一报出来，不能漏掉一家。可以从西藏中路往外滩报，也可以从外滩往西藏中路报。

有人说我们是无聊，有人说我们白白地浪费时间。因为即使你从头至尾一家不漏地报准确了，那也不能证明你聪明，给你的成绩加分；而你少报了几家，没有人会说你笨，给你扣分。南京东路上的商店，还是照常存在着，照常在营业。

但我们几个人仍然兴致勃勃地进行了这么一场智力测试，以证明我们各自的记忆力。测试的结果怎么样呢？

思浩、澄华、培德都漏掉了两三家，只是漏记的商店各有不同。

刚毅只漏掉了一家单号的上海幻灯供应部，他十分懊恼：“哎呀，我怎么会把离家这么近的幻灯店忘记了呢？”他家住在天津路上。

定先得意扬扬，他不但把双号的店铺一家不漏地报全了，单号的店铺同样一家不漏。刚毅漏掉的那一家，正是他给指出来的。

我漏掉的最多，但我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是从徐汇中学转到九江中学来的，在南京东路上来回走的时间比他们少得多，记不全那些店名情有可原，漏报了六七家，其中一家是东亚饭店。十几年之后，我的婚礼就是在东亚饭店举行的，那是后话了。

发生了三件大事

定先遇事有先见之明，是在1966年5月充分显露的。这个月里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

彭真等人被罢了官

当年5月份最大的事件上，是揪出了吴晗之后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老革命，都是比吴晗更大的官。尤其是彭真，我几乎每天在报纸上都能读到关于他的消息，他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之后排名第八的领导人。比我年龄大的一个高中三年级学生告诉我，彭真几乎是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所以经常抛头露面。

但是他们全被罢了官。撤销了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公布了新的成员名单。

批判“三家村”掀起高潮

这一拨“革命浪潮”是从5月10日开始掀起来的。这一天，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这是5月里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文章分七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黑店，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发表了“大量十分恶毒”的政治言论”。姚文元在这篇长文中称，“三家村”的目的是“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黑店必须彻底捣毁，要在上面揪“三家村”“最深的根子”，下面扫荡在教育、新闻、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他们用“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试图“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最后，姚文元还写道：从批《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对于阶级敌人，不管“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多少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打倒它们”。

第二天，5月11日，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形成了口诛笔伐的势头。

定先跟我说，舆论造起来了，你看，一天一篇重要文章，中国一定要出大事。他屈着指头给我一一道来：

5月8日，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各地报纸转载。

同一天，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各报转载。

5月14日，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各种报刊又相继转载。

定先说，这是密集的批判利箭。

在我的感觉中，全国各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和愤怒声讨“三家村”的消息，人们开始使用“黑帮”这个字眼形容邓拓及其同伙，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在向着“三家村”猛烈开火。枪弹越来越密，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

我的忘年交老友宋科炳当时在贵州和湖南交界的铜仁地区江口县和区蹲点，在他1966年5月的日记中，也记下了对于“三家村”的批判，称他们是“反共老手”，利用掌握《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便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冷箭”。宋科炳还虔诚地表示，在今后一定要“随时随地谨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政治摆在首位，用政治统率文化、学术和一切工作，不要盲目信任文化、学术界的所谓‘权威’‘名流’，凡事都得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想，嗅一嗅，永远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我喜欢读小说是在弄堂里出了名的。弄堂里不少成年人，都曾在那段时间里问过我：“你有《燕山夜话》吗？有，借给我看看。”

我明确表示，我喜欢读的是小说，像《燕山夜话》这种书我不喜欢读。这些人往往会露出不相信的眼神，认为我小气，不肯借给他们看。我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在大批判之前，我真没读过《燕山夜话》。

由此可见，对于“三家村”的批判，真正深入到了民间。

《五一六通知》发到了全国

大批判的热潮似乎感染了气候，5月中旬上海已经热起来了，不少同学穿着衬衫来上课了。

毕业考结束了，全班没有一个人因为不及格而留级。就在此刻，发生了第三件大事。5月16日，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因而这一天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其实，《五一六通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告诉全国人民：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地领导“文化大革命”。

定先说：文人当权了。江青登上政治舞台了。

我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时，她就登上舞台了。

定先说：这次是正式登台。

更令人震撼的是，《通知》中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通知》明确告诉大家：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多么危险哪，有些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啊！快快揭露出来吧，是些什么人呢？

这是我们几个同学私底下议论得最热烈的一点。

“不能升学，就去新疆”

5月16日，在我们毕业班里，也举行了一次难忘的活动，那就是“预填志愿”。

照理说这件事比较简单，想上大学的，就填升学；自认为考不上的，等待分配工作就行。但在1966年5月，这件事却十分复杂。因为成绩好的同学，并不一定能升学，还要看这些同学的家庭出身。如果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你成绩再好，也不一定能升学。而那些家庭出身好、成绩差的同学，如果不想升学，就有可能分配在上海工作，也可能到上海郊县的农场或新疆农场去工作。前两届的初中毕业生都是这样分配的。

当时，每个同学几乎都知道班上其他同学的家庭出身。谁是小业主，谁是工人，谁是资本家，甚至谁家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等，都一目了然。因而预填志愿，便成了对你这个学生的考验。一旦不能升学，看你愿不愿意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故而很多同学填的时候，都填写了四个字：“服从分配”。也就是说，你分配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而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仅仅写“服从分配”还远远不够，老师会说你还没有真正做到“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要是真的听毛主席的话，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填写：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觉得写那些大话又太啰唆。于是，我就写了一句：“不能升学，就去新疆”。新疆既是农村，又是边疆，更是祖国最需要年轻人去的地方。

尽管预填志愿的时候心里十分纠结，但是这件事很快被人们遗忘了。因为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上下燃烧起来，也使这一年的6月显得异常的炎热难熬。

每天都有重磅炸弹般的新闻发生

6月1日，“狂飙”骤起的日子

在我的记忆里，6月1日，6月的第一天，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掀起来的日子。

自1965年冬天以来，广播电台宣布重大决定和宣读重要新闻及社论的那个庄重的嗓门，比报纸更早地告诉了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还没有看到报纸，社论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通过电波传进我们的耳朵，要全中国所有的革命群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社论宣告：“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社论进一步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社论还说，“文化大革命是解放16年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

从这一天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两句话响遍了中国大地，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最重要的口号，以后的很多社会创伤都由此引发。

前面我提到过的宋科炳先生，当时下放在贵州偏远的江口县。因为那天他在农村生产队开会，回到住处已是深夜12点，他就是在这半夜里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他听过之后，当即在日记里写道：“……一切牛鬼蛇神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枉费心机，都只能是白日做梦……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而引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勇猛异常地向前发展。不管是大赫鲁晓夫，中赫鲁晓夫，还是小赫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都会露出原形，休想逃走。”

可见《人民日报》社论经电台广播之后影响之大，就连偏远闭塞的贵州乡村也不例外。

上面通知：晚上8点收听重要广播

也是在这一天，6月1日晚上8时整，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送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后来知道，这是毛泽东主席下令，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这张大字报的。

我们几乎是同时收听到这篇大字报全文的。照理，中学生并不是天天准时收听广播，但事前学校和居委会都接到通知，晚上8点钟有重要新闻向全国人民广播。

白天已经听过措辞严厉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看到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用大号黑体字登了出来。晚上还有重要新闻，那肯定是更重大更要紧的事儿，我们怎么能不及时收听呢！

哦，原来这张大字报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个人写出来的；原来陆平、彭珮云都是北京大学的领导，为首的宋硕官儿更大；原来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大字报里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天，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篇文章也很重要，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触及灵魂”也成了中国人经常提到的四个字。播送社论的嗓门，同样庄重又严厉。不过它没有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头版头条是通栏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昨晚播送的大字报。旁边还配上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说：“北京大学学生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且以肯定的语气说陆平等人代表的组织是“反党集团”，号召人们“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这些“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黑帮”坚决斗争，并把他们“彻底摧毁”。

6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由吴德担任。新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

天天都有重磅炸弹一样的新闻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眼球。

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了从6月1日起《人民日报》每天刊发的一篇重要社论的题目。除了1日和2日的两篇，6月3日的标题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6月4日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6月5日是《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6月6日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那些日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舆论的强大作用。6月上旬的气候，在上海本来不算特别热，但是校园里、社会上、街道里的气氛，给人的感觉全都是热腾腾的，好像夏天提前来到了一样。

报纸上报道，“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哄然而起，千千万万封电报和声援信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进北京大学，都是支持七人大字报的。在我就读的九江中学，也开始出现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基本上是表态式的，支持革命派，反对保皇派，对七人大字报表示支持，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示痛恨。

中央通知：高考必须改革

可是作为毕业班的学生，我们心底深处仍然关心着自己毕业之后怎么办？是继续升学，还是准备就业？

记得就是在6月上旬，我们试填过一次志愿，班主任的意思是，以此掌握毕业班同学的思想动态。能升学当然很好，但是不能升学的怎么办？愿意到农村去、到新疆去吗？每个人必须填清楚，这是你的政治态度，是对党、对国家的态度。有的同学填的是：考不上想就业，当学徒工也可以。马上就有同学说：这么讲你不愿意去新疆啰！那时候，上海前几届的毕业生，不能升学的，务农只有一条路，去新疆！

我在试填表上写了：“愿意去新疆！”事后培德听说了，还说：何必填写得那么具体，你写“服从分配”几个字就可以了。

后来我听说，有不少同学都填写的是“服从分配”。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证明这一切全是白费劲。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理由在通知中说得明明白白：以往的高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引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关于考试时可以交头接耳、可以互相讨论、可以商量的语录，早已在校园里传开了。

定先听到了这个通知后，立刻说：“看着吧，从今往后，专心搞‘文化大革命’，不要想读书的事了。”

培德说：“还试填什么志愿，连学校都不晓得这种变化吧！”

我问：“那么，改革后的招生方案什么时候公布呢？”

定先一撇嘴：“你别指望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北京城里传来种种消息，说不定还有重磅炸弹呢！”

话，竟然被定先说中了。

第一个交战回合

出现了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

7月，在我的记忆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围绕“派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的第一个交战回合。

随着改组过的新北京市委给北京大学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之后，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进驻了工作组，以取代原来的校党委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一办法很快在全国推广，教育系统的大中学校都很快进驻了工作组，连我就读的中学也不例外。但是，从6月进入7月，很快就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积极投身于“写大字报”的师生员工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有的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上海也不例外，各大中学校也发现了新一轮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表态支持北大的革命派，而是逐渐集中到对本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上来，不少大字报开始以“责问”的形式讨伐校领导，有的还要求停课闹革命。

定先笑着议论道：“不用要求停课了，很快学期结束，放暑假了，学校里就没人闹了。”

“不一定。”培德摇头：“看这种形势，暑假里停不下来，大字报内容越写越具体了。”

这一回是培德说对了。批判校领导和老师的大字报内容，大致有这么几项：

这些人平时的“反动言行”；所谓“反动言行”，往往是和毛主席语录不一致的地方。

他们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教育观点”。

教学时甚至平时言谈中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某老师喜欢逛旧货市场，某老师喜欢喝咖啡，某老师的衣着和发型与众不同……

大字报的浪潮之后，矛头逐渐集中到学校的几个对象身上，这些对象不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就是有“海外关系”。我所读书的学校领导，就被大字报揭出新中国成立前他家是开旗袍店的，还把他押到礼堂里，要他交代是否参与过剥削罪行。而右派分子，一律被勒令扫厕所。

我们几个好友对此种做法私下有过议论，认为现在这么闹，到了运动后期，会不会像1957年那样被打成“右派”？一来我们不了解校领导的情况，二来我们对如此随便点名、扣帽子也很不习惯，我们没有去凑过热闹。虽然我们几个同学对班主任平时的言行是有意见的，但那言行大多属于“极左”，扣不上什么帽子，我们私底下也只是议论几句而已。

到了往年放暑假的日子，果然没人来宣布从哪一天开始放暑假，也没人说要继续到校上课。事实上也无课可上，大家到了学校，进了教室，也只是互相传播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

上面通知：取消高校招生考试

这期间我们几个好朋友之间，还发生过一个插曲。事情由我而起。我从报纸和杂志上读到，上个月（6月）美国的宇宙飞船上天，拍下了月球表面的照片，月球的表面很平坦，布满了碎石。探测者1号运用雷达、一架电子计算机和四个火箭发动机，在三条腿支撑之下落地，从太阳能电池的大平板上获取电能，预计每天可以发回几百张照片……我讲得眉飞色舞，思浩听得津津有味，定先却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哎呀，地球上的事情都管不过来，你还讲月亮上的事情。没听说吗，北京的形势又急转直下了！”

定先的预言这回又应验了。到了7月下旬，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消息传来了，几乎和全中国每个学生都有关系。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从今年起，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高校招生考试。

那么今后怎样招生呢？据说，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由谁来推荐，哪一个来选拔，怎么录取？这一连串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回答。只是口头上有个说法，至少要等待三个月，才可能有具体办法出台。

可是，我们一等就等了整整6年。6年之后，开始招收的那一届学生，叫作“工农兵学员”，那是后话。

第二天，7月25日，全国的报纸报道了一条万众瞩目的消息：毛主席畅游长江。新华社发自武汉的消息第一句话就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1966年7月16日，再一次乘风破浪，畅游长江。

毛主席穿着条纹睡衣站在快艇上向群众招手的照片，配发在报纸头版头条。

随着这条消息的发布，上海的报纸、广播和街头都出现了这样的令人欢欣鼓舞的话：“毛主席的身体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市民们反对在食品一店橱窗上贴大字报

7月里，上海的天气已经烘热起来，白天的大太阳底下，在南京东路上，行人都是不多的。那天夜里，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从培德家看完他弟弟自己组装的黑白电视，沿着南京东路步行回家。走过第一食品商店大门前的连廊时，只见一大群人围在那里。这是很少有的现象，晚上9点之后，即使是在南京东路这样的马路上，一大堆人吵吵嚷嚷聚集着，也不常见。我们不由自主地挤进人堆中去看起热闹来。

原来，被围住的是几个大学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刚才在食品一店的橱窗大玻璃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当头两个字就是“炮轰”，墨汁蘸得过浓，我们挤到人堆前排时，看到那上面的墨汁还在沿着白纸往下流。“炮轰”的对象是常溪萍，说他出卖机密，有叛徒行为……

我们是中学生，不知道这位常溪萍是什么人，一边听辩论，一边看大字报的内容，才明白这位被炮轰的常溪萍是华东师大的领导，又是上海市文教委的领导，他奉命参加进驻北大的工作组，把秘密泄露给了北京大学的领导云云……我们看得一头雾水，什么都搞不明白，听了一阵子辩论，发现把这几个贴大字报的围住的人，都是路过的市民。他们和我们一样，根本闹不清大字报写的那些事儿。他们气愤地围住这几个大学生，是责怪大学生不该在堂堂的第一食品商店大橱窗上贴大字报，污染环境，他们粗嗓门地吼道：这是你们学校里的事，你们应该把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不要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南京路上干耸人听闻的勾当。国家培养你们大学生，是让你们跑到大马路上来干这种事的吗？

这几个大学生大概也是初次碰到被“围攻”的场面，他们的脸涨得通红。等市民们义愤填膺地一个一个讲完后，他们才推出一个穿衬衣的黑脸学生来讲话。这人说话的声调不高，面对这么多不明真相的陌生人，他慢条斯理地说：“正因为广大群众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才要把大字报贴到南京东路这种人多的地方来，揭露这一小撮家伙的丑恶面目，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等他讲完，围观的市民群众一阵起哄，把他的声音淹没了。

我们几个看看没多大意思，便挤出人堆，继续走我们的路。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贴上大街的大字报，第一次看到辩论，第一次听到“揭露丑恶面目”等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词汇。

回家路上，和我住得最近的定先说：“你听说了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四大武器，北京城里闹翻天了！”

我表示自己没听人说过。定先对我摆着手说：“我劝你少读几本小说了，还是关心关心窗外事吧！”

我说：“现在就可以讲给我听呀！”

他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改天再说吧。”

我只能遗憾地和他道别。

比天气更热的，是政治氛围

一首歌里唱了十三个“万岁”

8月是1966年的高潮。

不用定先给我讲什么道听途说的消息了。弄堂的邻里之间，乘凉时任何一堆“开大道”（闲聊）的人群里，都在传播着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消息。

就连平时从来不谈政治的奉帮裁缝师傅，那天也一本正经地对围着他的年轻小伙子们屈着手指说：“毛主席真伟大，你们听听这首歌，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领袖毛主席……”

他一边摇头晃脑地小声哼着，一边把手指弹出来又缩回去，继而睁大了双眼环顾众人道：“你们数清了没有？反正我数了，一首歌里，一共有十三个万岁啊！古代皇帝是三（山）呼万岁，我们一首歌里……”

从北京传来的确切消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讲的是6月各个院校派驻工作组以后，这些工作组不约而同地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偏离了运动的大方向。那么，“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大方向是什么呢？是平时说得最多的那句“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吗？

不是。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9日，一直徘徊在“要不要放暑假”“是真放假还是假放假”之间的学校，又以紧急通知的方式，让我们到学校去上课，去听报告听广播。那时候，黄浦区有56所中学，我们弄堂里在各所中学求学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收到了通知。有的学校通知时，还特地说明：我们从来没说过放暑假，“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放暑假。所有的同学必须随叫随到。每一个同学，都要和住得近的三四个或五六个同学之间保持联系，随时互相通知，相互通报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那个年头，没有手机，互相之间就靠口头通知，信息同样十分灵通。据我所知，在我的同学中，也没有哪一户家庭安装了电话。但是，学校如果在下午5点钟发出一条通知，晚上8点到校收听重要广播，到时候，班级同学竟然无一缺席。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那时人们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和虔诚。生怕落伍了，生怕掉队了，生怕被排斥在集体之外。

“十六条”决定，让人“热血沸腾”

8月9日，让我们全班到校去收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在以后经常被人引用的“十六条”。

这十六条决定，听得人“热血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欢欣鼓舞”。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像口头禅一般地时常要说“欢呼十六条、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

“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运动的重点单位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这些单位的领导权“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要撤换”他们，“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十六条”还要各级党委“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因为有些单位的负责人“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还有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要求“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十六条”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纲领性、系统性文件，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的又一个动员令。“十六条”的第一条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十六条”再次重申：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天天都被要求到校，深入学习“十六条”，领会“十六条”的精神。

谁愿当右派啊，谁愿意做落后分子啊！当不成积极分子，至少也别让人说成落后分子，混个随大流是起码的。我们几位同学都这么想，私底下也这么说。“十六条”里也强调“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同学之间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消息

正是在天天到校学习“十六条”的日子里，各种各样的消息从同学们嘴里传播开来。

为了便于学习时相互交流，全班同学以6个至8个人为一个小组，把三张课桌拼成一个大台子，大家围桌而坐，畅所欲言，谈学习“十六条”的体会。谈着谈着，就讲起了从社会上方方面面听来的消息。有同学说，他父亲去北京出差，听说了些什么；有同学说，哥哥从大学里回来，校园里是怎么个情况；还有同学说，弄堂里的某个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说的……哎呀，消息太多太多了，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以。

北京城里早在5月，就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都有“红宝书”，就是《毛主席语录》。现在北京好多人手里都有了，小小的一本，可管用了。噫，上海怎么没有呢？上海也应该印啊！听说只要五角钱一本。

你们没听说嘛，林彪有个内部讲话，语气很严厉地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政变、要杀人……”

如此耸人听闻，听得我们心惊肉跳，将信将疑。几个月之后，大字报盛行，各造反组织印行“中央首长讲话汇编”时，我果然读到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心里还暗自惊叹，社会上流传的消息怎么这样准确！

北京城里还传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听说还引发了同意和反对这副对联的大辩论，辩论得相当热闹，还搭起了台子，一个刚说完，另一个就跳上去反驳，听说辩到半夜还没个定论。

定先对这副对联嗤之以鼻，他哼了一声道：“这算什么高论？不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壁洞’的翻版嘛！这个社会要乱了。”

他总是这样，对一件事情发表一段看法，然后用一句简短的话像总结般道出自己的预言。我们相处多少年了，你别说，每次他的预言都有惊人的准确性。

回家路上，我问他：“不就是一副对联吗，你怎么就说社会要乱了？”

“这不明摆着嘛，写这副对联的人，自认为出身尊贵，他要比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黑七类’高出一等，好汉要骑在混蛋头上，这社会怎能不乱？”定先以肯定的语气说完，然后压低嗓门对我道：“已经乱了，北京郊区发生杀人的事，北京城里都有人抄家了！”

这家伙的消息就是比我们几个灵通，他的思路也比我们敏捷。他的话说过没多久，我们就在南京东路上目睹了一场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会。现场的气氛火药味浓浓的，好几次辩得几乎要打起来。

十多天之后，上海也刮起了抄家风。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住房宽敞、经济条件优越的资本家家庭。

这真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比天气更热的，是政治氛围。人们似乎都在奔走相告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播让人听得惊惊乍乍的信息。

8月18日，在北京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首都红卫兵。消息经过报纸、广播、彩色电影纪录片以及电视的报道，轰动了全国。早在这之前，毛主席就已给最先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于他们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

这么一来，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了。北京红卫兵开始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到外省市串联，他们的口号和理由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北京红卫兵带人冲进了我的家

抄家风刮到了上海每个角落

进入9月，上海的天气仍然十分炎热。在酷热的气候条件下，看见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臂挽红袖章的红卫兵，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从北京城里南下来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

天气太热了，他们出现在上海的学校和街头，往往挽起袖管，军装后背上还有汗渍。后来有过统计，光是8月下旬以来，到上海来的北京红卫兵，就超过3000多人。他们的到来，给上海的政治气氛更增添了紧张感。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甚嚣尘上，还编成歌唱响在马路、校园和弄堂里。上海人开始真正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触及灵魂的，原来抱着看热闹心态的人们被一种恐惧情绪所笼罩。抄家风盛行，北京红卫兵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并在会上呼喊和在墙上涂写。红卫兵冲进了市中心的静安寺，弄得满地狼藉。汾阳路三角花园里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铜像被推翻在地；城隍庙豫园门窗上的精美木雕被一扫而光；高楼大厦上西洋风格的装饰被砸烂；曹家渡三官堂里的菩萨被扔进了苏州河；闸北公园里宋教仁的墓被损毁；万国公墓中内山完造的墓碑被砸倒。只有玉佛寺幸免于难，据说是有人以红卫兵名义封了门，才得以侥幸逃脱厄运，但是附近佛教书店里的书被烧了个精光……这是上海人都知道的有名场所，而抄家风则刮到了全市所有的弄堂和角落，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被点名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不清分子”，还有流氓阿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成为抄家的对象。马路上的卡车呼啸而过，上面站满了戴着安全帽、手持棍棒的“战士”，这肯定是前往哪一户人家去抄家的。弄堂里随时可以见到臂戴红袖章、手持体操棒的红卫兵，这说明弄堂里又有人家被抄了。

抄家物资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黄金、白银、银圆、珠宝首饰、现金、存折、债券，还有数不清的书刊、字画。弄堂里传言很多，有人说谁把金戒指拌进了煤灰之中，谁把反动书刊扔进了垃圾桶，正在追查；还有人说谁把唐伯虎的画用火钳戳烂了，谁家为转移财物提走了一只旅行袋……抄家不用人批准，没有任何手续，抄家物资账目不清，保管不善，国家的法律就这样遭到严重的践踏，偷盗抄家物资的情形时有发生。社会上盛传，光是9月，上海已有十几万户人家被抄，没有人质疑这样的行动，没有人敢于阻止乱抓人、乱打人、乱斗人、乱戴高帽子的行为。这是“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啊！从市中心传来消息，电影院散场并肩走出的青年男女，被抓进体育宫、沐恩堂毒打。有人在体育宫贴出大字报《抗议法西斯暴行》，但打人之风却越刮越盛。市委、市政府都贴出大字报表示，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并要求那些“好心的群众和干部”不要再贴“保卫市委”“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一类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也是盛行一时的口号，听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写出的大字报题目。司令部都可以炮打，还有什么不能打的呢？

红卫兵抄走了我读过的全部小说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很快刮到了我的头上。那天下午，一个北京红卫兵带领着班上几个同学，冲进了我的家，要抄走我读过的所有“封资修”小说。在把我家中的全部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堆在一起翻看时，有同学说肯定还有些书被我藏起来了。因为他们之前看见我阅读的有些书，并不在这堆书当中。于是，他们就团团围住我，要我交代把书藏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我母亲见了，就对他们说：“能把书藏哪儿去啊？书被夏定先、顾培德几个要好同学借走了！”一句话提醒了他们，于是他们带着所有书籍，又冲向定先和培德的家。

我大为光火：一是心爱的书籍被抄没了；二是责怪母亲不该讲出两个同学的名字。发过脾气后，我连忙采取行动，找到母亲没有讲出名字的刚毅。刚毅从那时开始，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担心，我们几个要好同学的家，因我的事情而受牵连。我要求刚毅陪着我，一家一家跑，到这些同学家中，跟他们说明情况。

到了晚上，情况全部摸清楚了。这些人只冲进了培德和定先的家，其他同学的家都没有去。定先是在家的，他交出了从我这里借去的书，被抄家的同学数落了几句。他对我说：“不幸之中的大幸，这批人没在我家胡作非为。”

他所说的胡作非为，指的是进门就乱砸乱打，翻箱倒柜。他甚至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他们敢乱来，我也组织一批出身工农的同学，冲到他们的家里去。”

定先的话透露出一个信息，即采取所谓“革命抄家行动”的，都是班上一批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同学。

连夜下乡向同学打招呼

培德不在家中，他母亲交出了我借给培德的书，也算是过了关。我觉得这件事太对不起培德了，一定要连夜赶到他在乡下的爷爷家去，给培德讲明情况。刚毅说他陪我去。另一位男同学说，他父亲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但他不陪同我们去了，于是拿出了2元钱，说是连夜往乡下赶，路上买点心吃。

培德的爷爷家在浦东高桥镇侧的小村庄里，我和刚毅摆渡过了黄浦江，赶到81路车站，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劝刚毅回家去。他问我：“你呢？”我说：“我要连夜赶过去。”他说：“30里地，太远了。明天再去。”我说：“回家我也睡不着。”他见我态度坚决，就说陪我一起步行前去。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我俩一路步行，走走停停，从陆家嘴走到了高桥。那一年，我们16岁。有人问：“你们6个同学的友谊怎么能够延续了50年，而且从未间断过？”我想，这个小细节，这一段经历（当然不止这一段经历），是能说明一点问题的。

天边闪现出微光时，我和刚毅在接近高桥镇的一个小饮食店里，吃了刚做出的第一炉大饼、油条和豆浆。找到培德的爷爷家时，培德从睡梦中被我俩叫醒，大吃了一惊。他爷爷见到孙子的同学来了，连忙招呼我们吃锅巴稀饭。我赶紧给培德讲了事情的经过，了却了我的心愿。

这是1966年9月，我终身忘不了的一件往事。那个为首的北京红卫兵，那几个冲进我家胡作非为的同学，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五十年过去了，希望他们也不要忘记这件事。

这件事也让我和高桥有了一份说不清楚的感情。几年之前，我和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在高桥开会时，我写了10个字送给高桥镇政府：“万里长江口，千年高桥镇。”

有同事问我：你怎么提起笔来就写出这两句有意味的话？我说：我对高桥有一份感情。

培德已定居美国二十多年，刚毅今年升级当了外公，他们也都会记得五十年前的这件事吧。

9月的上海，社会上乱成了一锅粥。武斗成风，在对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红色风暴越刮越凶，批斗中被打被体罚的，已无法统计。后来的数字显示，上海在此期间被剃阴阳头的，在2000人以上；打伤的有700多人。也有打死人的事件发生。还有5000多人被强制遣送外地，连年幼的孩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都不放过。

自从中央在9月5日发出通知，各地组织大中学生和学生代表免费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成为大串联的热点。一个月里，到上海来串联的超过40万人；上海学生有组织外出串联的，有12万人。然而在大串联的风吹起来后，上海的大中学生纷纷自行外出，火车站内外挤满了拦截列车的大中学生，老北站每天聚集着四五千人。9月自行出上海的，也有40多万人。

列车的正常运行秩序被打乱了。几十万人涌进上海，市内交通紧张，公交车从早到晚挤满了不买票的客人；旅馆住宿困难，在一些大小旅社的厅堂里，许多人席地而坐。社会治安也跟着急剧恶化。“红色恐怖”进一步升级，学校大门口有“红五类”拿着体操棒查问家庭出身，家庭有问题的同学，都不敢去学校了。

我们几个同学酝酿着，要不要趁这个机会，也到外面去串联一下。学校却通知我们：毕业班同学到上海郊县农村参加“三秋”。

我们“三秋”劳动的地方，在松江的石湖荡，是古松人民公社。

在石湖荡“三秋”劳动的日子里

全国已成了一片红海洋

抄家的狂风刮过去了。经过首都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煽风点火，紧跟着“破四旧”，各地掀起了“红海洋”热。上半年还显得很神秘、很不容易得到的《毛主席语录》，被以飞快的速度印出来，到了几乎是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地步。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人人手捧《毛主席语录》，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海报，红色的旗帜，全国上下快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了。大串联给上海带来了更多的新消息。

定先说：“现在看来，北京的大学里肯定出现了写刘少奇的大字报。”

澄华问：“会不会又是谣言？”

培德说：“真是谣言，会让我们这些人传来传去吗？”

刚毅说：“再看看，再看看形势的发展。”

思浩讲：“看什么看？人家都在趁大串联出去玩，你们还要看。”

“文化大革命”进入10月，进入了“两条路线斗争”阶段。

10月1日，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用拖着长腔的湖北口音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10月3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全文刊登了林彪的国庆讲话，还在社论中明确地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很明显，“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阶段。

毛主席一次一次地接见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鼓励他们进一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从北京城里传来谭力夫关于“血统论”的讲话，也传来了不同意他这篇讲话的声音。而在上海的工厂里，却在酝酿着影响“文化大革命”进程的暗潮，有人发出了“工人阶级要起来造反”的声音。

我在“三秋”劳动中割伤了腿

就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这一批既毕不了业、也无法升学的学生，被组织到农村去参加“三秋”劳动。

我们班分配在古松公社五大队劳动。到达以后，我们居住在刚修筑完工的饲养场养鸡棚里。鸡棚宽敞而又平整，水泥地已经干透了。农民说，为防止潮气，你们可以多铺点稻草，这样不会伤身体。

我们将带下乡去的铺盖卷儿，打开来铺在稻草上。睡在鸡棚里的地铺上，我们享受着江南水乡夜晚的宁静，享受着离家出来的自由，享受着纵情畅谈的欢乐。开头的一个星期，几乎天天出工劳动，种菜、收稻、挑草。不幸的是，在割稻子时，镰刀磨得太快，把我的脚切割出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顿时血流如注。同学们立即背我回鸡棚，躺在地铺上，等待大队医生来包扎。约莫熬了近一个小时，戴一副眼镜的高个儿医生才来了。他看见我染红了纱布的脚背，说了一句：“对不起，急毛病碰到了慢郎中，你得休息几天了。”

诊治以后，他告诉我：“伤得不轻，要躺着静养，伤口不要沾水，脚不要太用力。你这伤口大，割得太深，幸好没伤着骨头，不碍事的。我会每天来替你换一次药。”

同学们向农民伯伯学习棉花种植知识

同学们在田间听农民伯伯讲解农业知识

连续一周，我都躺在铺满稻草的地铺上。要感谢定先和刚毅，在大队医生到来之前，把半瓶消炎药粉全倾倒在我的伤口上，才使我没有被感染。

难受的是同学们天天出去劳动时，我只得躺在地铺上，干瞪着双眼熬时间。确信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我就从枕头底下掏出偷偷带来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来读。这是“封资修”的代表作品，封面和扉页全被包在牛皮纸里面，只有我晓得这本书的名字。思浩对我说：“你真是书呆子，为读这种书，抄了你家，你还要读。真拿你没办法！”不过空闲下来，他仍然会对我说：“讲一个故事来听听，要讲书上最精彩的部分。”

不读书的时候，我就靠在被窝上沉思冥想。最让我感觉强烈的是，古松公社这地方离上海并不遥远，差别竟这么大。上海城里闹得喧嚷不绝，批斗风盛行；而在水乡农村，农民们仍然天天守着土地耕耘，好像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似的。

从古松五大队向外走40分钟路程，有一个小镇名叫石湖荡。总爱东跑西颠寻找风景的培德兴冲冲地对我说：“你这一趟受伤吃亏大了，我们几乎是干半天活玩半天。石湖荡我去过了，镇上有油条卖；还可以坐一分钱一趟的摆渡船，到不远的一个小镇看看，静得很，蛮有味道的。”

我被他说得心痒痒的，直盼望自己的伤口早点好起来。

我们这一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安排得特别长，足足有五十多天。原来是学校为了稳住我们，不让我们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他们担心学生在四处流窜中万一出了事情，学校负不起责任。而放到乡下来，把我们圈在公社的土地上，干不干活都没有关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吃了亏，天天待在鸡棚里，除了想入非非和读书，我还爬到门口，眺望远远近近的风景。早晨看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黄昏瞅着夕阳西斜，阳光映在远近的湖荡和河面上，色彩是不一样的。我把自己观察到的景色一一写下来，记录了不少气象日记。这一习惯，我后来一直带到了插队落户的贵州。饲养场里有个老农，他可能听说我受伤后一个人待着，有时也会过来陪我聊一会儿。从他口里，我知道了石湖荡是个四面环水、河网密布的鱼米之乡，离我们住处不远，有大铁桥，桥下的河流更为宽阔，这里还是上海外滩黄浦江的源头。哇，真是一个好地方呢！

我们逛了松江老城和枫泾古镇

我的伤口终于结了痂，渐渐长好了。我也可以站起身慢吞吞地步行了。下乡的后半段日子，农民们让我们天天自己安排吃好三顿饭，不吵嘴、不打架就行了，不再给我们派农活干。于是，我也跟着同学们玩起来。

先是在一个阴雨天，跟着培德坐了一分钱来回的摆渡船，逛了只有十几家商户的小镇。又跟着定先走了三个多小时，进入古风尚存的松江老城，去探望了他的外公。定先的外公曾是松江城里有名的大户人家主人。不过我们去看他时，他痴呆呆地坐在后院的柴房里，见到外孙来了，他喜出望外，和我们聊了好一阵。

离开定先外公家后，我们又结伴沿着铁路线，一直走进枫泾古镇。记得当我们踏上古镇的石板路时，天就黑下来了。我们走进一家面馆去吃晚饭，点的是面条和小馄饨，味道很鲜，只是面馆里的灯光淡弱，没法跟上海饭馆里的灯光比。

走出古镇，我们已没有力气走回石湖荡的古松公社五大队了。于是，我们决定从枫泾车站坐火车回石湖荡。没等多久，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进站了，列车员前来验我们这一拨七八个小伙子的车票。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上海到松江劳动的学生，没钱买票，只坐两站就到了。列车员晃了晃手中的车票夹钳，只说了一句“到石湖荡就下车”，便走了。

列车员的态度顿时启发了我们，不知谁先说了一句：“革命大串联，坐车不要钱。我们不能在石湖荡待下去了，赶紧回上海，大串联去。”

“是啊！”马上有人说：“毛主席在北京城里接见过好几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了，我们也要争取到北京去，见到毛主席！”

当夜我们回到古松公社五大队的鸡棚里，对大伙儿一说，立即有人附和道：“我们早该行动了！其他班级在各个大队的同学，前两天已经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捆好铺盖，赶到石湖荡车站，坐早班火车回到了上海。

但是，五十多天的石湖荡生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远居贵州时期，回上海探亲的那一次一次长途旅行，车过石湖荡，我总要在车窗前向着这片水乡泽国贪婪地眺望，心里说：上海快到了！

十一月的“大事”太多了

我去南京大串联

当红卫兵仍精神亢奋、情绪狂热地沉浸在冲冲杀杀之中，比试着谁更革命更“左”的时候，同时另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在吵吵嚷嚷之中粉墨登场了。他们最早也是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害者”的面目出现的。11月上旬，他们在上海静安寺两侧的愚园路，打出了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牌子。

在当时的造反浪潮中，每个学校都有数不清的战斗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一个晚上就有几个自称司令部的组织在广播里声嘶力竭地呐喊，在全国红卫兵都疯狂地四处串联时，谁会在乎这个筹备中的总司令部呢？况且他们号称17个单位，其实只有40多个人。

很多上海人没把他们当作一回事。我们几个同学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决心要把下乡参加“三秋”劳动而耽误的串联一课补上。我们来到了人山人海的老北站，定先经过两次进出检票口，告诉我们，不需要购票，就能坐上火车。

到哪儿去串联呢？首选当然是北京。于是我们说定，进了火车站，看到开往北京的列车就上去。

可是，随着挤作一团的人潮进入了火车站，我们几个同学很快被冲散了。我和思浩在忙乱拥挤中上了一节车厢，座位上，茶几上，座位底下，已经挤满了人。看见有人爬上了行李架，思浩动作敏捷地也爬了上去，放松地躺了下来。他在行李架上对我说：“现在无论它开到哪里，不到终点，我就不下来了。”

结果这是一辆开往南京的列车，磨蹭到下午3点才发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原定当晚9点就能到南京的，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才抵达南京的下关车站。

出了车站，随便吃了点东西，我俩直奔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南京大学校园里是怎么样的景观，我的记忆已不清晰了，只感觉前后左右都是人，学生居多，也有老师。校园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每张大字报前都有围观的人。在一堵墙前，站满了黑压压里三层外三层的读大字报的学生，思浩钻在我前面，看了两眼就退出来，对仍在寻找缝隙往前挤的我说：“别进去了。”

我看他脸色严肃，便跟着他走出人群，问他：“写了些什么？”

历来不关心政治的思浩压低嗓门说：“是写刘少奇的大字报。国家主席都要被打倒，这事儿太大了。我们只当没看见，也别对人说。”

我很想去看看这张大字报，思浩拉着我说：“走吧走吧，不看见比我看了好。”

我们住在学校的教室里，晚上睡在课桌拼起来的“床”上，铺盖是临睡前出示学生证向学校借来的，第二天起床后退还。早饭不要钱，是冷饭煮成的稀饭和馒头。这样的大串联太辛苦了，我们在学校只住了两晚，就在我的提议下，找到我姐姐的家，在她家里住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去南京的玄武湖、莫愁湖、中山陵等处游玩了一圈。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在这些著名的景点里，游兴淡淡的。看来，游玩也得看形势。当晚，姐姐向我出示了母亲打来的电报：“抓住他，让他快回家。”

我和思浩在南京连头搭尾住了一周，又去车站凭学生证领了两张票，坐上了回沪的列车。车过苏州时，籍贯是苏州人的思浩很想下车去玩，在我的劝说下，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可事后却又后悔了。

这就是我亲历的“革命大串联”的实情。回到上海，我和几位走散的同学相聚，才知道定先去了杭州，尽兴玩了两天就回来了。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11月的大事实在太多了。首先是毛主席第七次和第八次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师生。第七次是200多万人，第八次是250万人，他们赖在北京，说不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就不离开北京。11月，北京进入冬天了呀！因此，毛主席在11月11日和12日接见之后，又在11月25日和26日两天里，再次出来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至此，从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接见，到11月26日第八次接见，毛主席一共接见了1100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人民日报》为此在11月27日头版头条总结性地发出报道：“毛主席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并称这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形，都被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播放，每一次都是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每一次都表现了小将们的热泪盈眶，每一次都在《东方红》的曲声中让千万人心潮澎湃。

上海发生了两大事件

在上海，则发生了当时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

11月上旬还不为人所知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通过这样两个事件，一下子扬名于上海滩，并为全国所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个事件中，“工总司”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派出的张春桥搭上了关系。这也为王洪文几年以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工总司”成立于11月9日。那天下午在文化广场开了成立大会，宣言中就声称“要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并扬言：“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从文化广场出来，他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在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未达目的之后，几千名造反队员涌向老北站，并在10日清晨冲进火车车厢，强行上北京告状。国务院和铁道部闻讯，急电制止。坐上火车的造反队员们一分为三，一部分先乘列车到了南京，一部分滞留在上海东站，一部分随火车到了安亭，拦截了14次京沪特快列车，他们卧在铁轨上，造成繁忙的京沪铁路中断了近一天时间，影响列车正常运行的时间更长。“安亭事件”顿时震惊全国上下。

拖到11月13日，奉命到上海处理此事件的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工总司”的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北上是“革命行动”。从此，王洪文和张春桥联系上了。

11月27日，上海的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在串联来沪的聂元梓、蒯大富等人支持下，要求把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到千家万户，理由是“《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解放日报》的领导当然不会答应。29日晚上，“红革会”派人冲击汉口路上的解放日报社，阻止《解放日报》发行，致使第二天所有的《解放日报》订户收不到报纸。又一起震动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就此爆发。

我家住在市中心，天天下午，我都步行十几分钟前往报社附近去看个究竟。老百姓看不到《解放日报》，拉起游行队伍，抗议这帮人的行径，呼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并要他们撤离报社。“红革会”哪里肯退出来，坚持占领解放日报社大楼。

那几天，汉口路附近的山东路、河南中路、山西路、南京东路、九江路、福州路上，都聚满了关心此事和看热闹的老百姓。

而在全市范围内，和造反派观点截然相反的组织也在集结。就在11月26日，号称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工人赤卫队宣告成立。

工人赤卫队的全称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这个总部主要由原来的上海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纠察队联络总站和上海工人赤卫队合并而成。因为他们是在上海市总工会合并的，造反派就说他们是保皇派。

接下来的12月，就是由“工总司”和“赤卫队”博弈的一个月。

也是在11月，在毛主席接见了110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后，中央发出了结束大串联的指示，催促人们回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上海“乱”了

难以结束的“革命大串联”

造反的浪头一浪高过一浪，混乱到了12月仍在持续。虽然中央发出通知结束大串联，强调了天气寒冷造成的交通、伙食、住宿的困难，并且许诺说，到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进行串联活动，但是，已经尝到串联甜头的人们，表现出了不为严寒所惧、远远没有逛够的心理。人们还是不断地外出串联，特别是北京、井冈山、瑞金、韶山、遵义、延安、嘉兴、上海等有“革命圣地、圣迹”的地方和城市，还包括已宣传得十分出名的大寨，仍然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原先步行串联因为不占用交通，又能锻炼意志，得到有关方面的赞赏和鼓励。但是步行串联到了一地，还是要花费人力、物力予以接待，故而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在全国范围内的长途步行串联，各个地方为接待小将们设立的联络站、接待站亦纷纷取消。

“康平路事件”爆发

而在上海，整个12月，可以说是“工总司”造反派和号称有百万之众的“赤卫队”激烈角逐的一个月，而且这种造反和保皇的对立甚至影响到了家庭和邻居之间。在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甚至夫妻之间，因为一个持“造反”观点，一个持“保皇”观点，吵得不可开交，有的甚至发展到兄弟反目、夫妻离婚、大打出手的地步。我们六个同学所住的弄堂里、邻居家，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常常拿这类事例当作笑话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马路上还有人怪声怪调地唱着造反派针对赤卫队改编的歌：“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这个歌词，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是“红五类”唱给“黑七类”子弟们听的。

到了12月下旬，形势激化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12月28日，感觉得不到有力支持的“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开过大会以后，游行到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厅大院去请愿。

他们是要保卫市委、市政府的，需要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而市委、市政府碍于毛主席表了态，“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已传遍全国，所以只能支持造反派，不敢明确表态支持“赤卫队”。市委、市政府不表态，“赤卫队”不肯离去，人在北京的张春桥闻讯，要秘书通知在京的“工总司”北上二兵团头目耿金章回上海镇压。

耿金章的北上二兵团扬名于造反风劲吹的上海滩，说他们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码头工人，所向无敌。耿金章回上海和王洪文密商之后，全面部署，紧急出动，派出几万名造反队员，冲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大打出手，驱散了康平路上的赤卫队员，解散了“赤卫队”总部。各区各基层单位的“赤卫队”分部也分别被造反派捣毁，几百名赤卫队员被打伤。

这就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的又一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康平路事件”。有人说，“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始。

事后，造反派的小报宣扬康平路武斗流血事件，是王洪文指挥10多万名造反队员参加，大获全胜。

张春桥得意扬扬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每天在南京路看大字报

每天上南京路看大字报，成了我们当时的“必修课”。

12月上旬，宣传机器又一次推出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说他在钱塘江大桥上站岗，发现了一根枕木，为了保证列车顺利通行，他奋不顾身地扑向前去搬开了枕木，奏响了又一曲革命英雄主义凯歌，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向他学习。他是1948年出生的，牺牲时入伍才10个月，只有18岁。真年轻啊！当时说这根枕木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放上去的，五十年过去了，这个“阶级敌人”至今没有查获。

12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上，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带领5000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第一次向全中国宣称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

思浩对我说：“我们没有造反的胆，我们连讲都不敢讲，太跟不上形势了。”

看到这张大字报之后才两三天，又一条快讯贴在南京东路橱窗上，彭德怀被北京的红卫兵捆绑着押出成都，在首都遭受批斗和摧残，大字报上还附有彭德怀坐“土飞机”的照片。

“早请示，晚汇报”已成“风气”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在发生急剧变化，红色浪潮无所不在。

年初还是十分稀有和珍贵的《毛主席语录》，到了年终几乎已经是人手一册。在辩论中，在高音喇叭里，甚至在亲属朋友通信中，都会随时随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由于“小红书”的普及，进而出现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即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向毛主席请示，晚上临睡前向毛主席汇报。这一形式延续了数年，不少地方直到林彪摔死才取消。

与此同时，毛泽东像章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成为1966年冬季群众的佩戴物。为了对老人家表忠心，几乎人人都戴着或大或小、形式多样的像章。我家窗户对面有一家像章出售门市部，整个12月，天天从早至晚都有排队购买像章的人围在那儿，风雨无阻。在学校和不少单位组建的宣传队里，更是跳开了“忠字舞”。

“乱中夺权”即将上演

在这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围绕着“权”字展开的斗争逐渐白热化了，连我们几个中学生也看出了这一点。

上海的赤卫队遭受了重大打击后，100万人顿作鸟兽散。尚存的七八万人在上海难以存身，决定也来一个北上请愿和控告，他们去昆山集合，想夺路而上。上海铁路分局停止调度，邮电、公交出现停工，造反派则在全市大肆宣扬说：“‘赤卫队’的坏头头们要制造‘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全上海顿时人心惶惶。

而很多企业的造反派又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要“补发工资”，要“福利费”“补贴费”“串联费”，要变临时工、合同工为正式工。连我家邻居一个大姨妈，一辈子是菜场里的营业员，也参加了造反队，成为“正式工人”了。这一切后来被斥之为“刮经济主义妖风”，银行里被提出了大量现金，经济呈现出运转不灵、停滞瘫痪的状态，社会显得越发混乱。

在这种动荡混乱的局面之中，“乱中夺权”的机会来了。继影响很大的“工总司”和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之后，12月29日，以徐景贤为首的一些造反派在衡山饭店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这个指挥部联络了上海32个组织，正在窥探时机，准备集中力量夺取权力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些盲目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的中学生，尤其是我们这六个要好的同学，到了12月底的非常时刻，完全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我们已不去想毕业、升学和工作了，我们就是在等待，等待不可知的1967年的到来。我呢，天天读小说，然后往南京东路走一趟，从广播喇叭里和贴满大字报的橱窗上，获知刚传来的最新政治动态，感受着“文化大革命”的节奏在南京路上的跃动。那一切到了今天，仿佛还历历在目。

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于我们的人生，却已是大半辈子了。而对于上海、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充满了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

当年我们六个同学，六个青春年少的好朋友，个人的命运也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跌宕走过了大半个人生。我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职员，有的是新闻从业者，有的已定居海外。虽然各自的人生故事都不一样，但当我们相聚在一起时，有一个感受是共同的：我们感谢生活，感谢命运的眷顾；我们都健健康康地活着，自在而又欢乐地活着。我们用50年的人生告诉世人，做一个善良的好人，生活不会亏待你！

后记

上海人的“轧闹猛”精神

上海在我的眼前已经变化了五十多年。

前三十年她变化得比较缓慢，比较迟滞，特别是在市政建设上，在我们天天行走的马路上。

后二十年的上海变化得快起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上海的变化更令人欣喜异常，眼花缭乱。我的一位俄罗斯朋友，圣彼得堡的汉学家罗季奥洛夫先生，1994年在复旦大学学习，自认为对上海是相当熟悉的。今年又来上海，他对我说：我已经不认识上海了，她太美了，她变化得太快了。

五十年来上海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上海人喜欢“轧闹猛”的风气。喜欢热闹，喜欢去人多的地方，这可以说是很多中国人的追求。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上海这样为“轧闹猛”提供一个舞台，经久不衰的舞台。在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一处或几处公众的娱乐和休憩场所。没有一个场所能像上海的大世界那样著名。在我小时候，外省市或农村里有亲戚朋友到上海来做客，家里人、邻居们、弄堂里的熟人们见了，都会问一声：大世界去白相过哦？去过，那很好。没有去过，哎呀，你怎么连大世界还没去？快去啊！好玩得很。大世界里有什么，有哈哈镜，有各种各样的剧种演出的戏，锡剧、甬剧、沪剧、评弹、京戏、昆剧、越剧……二角五分一张票，可以看这么多的戏，你还不去？其实细想想，安心坐下来，你只能看一出戏。要是每个剧种都看，那你什么都看不成。什么也看不成也没关系。关键是闹猛，是人多，是既能吃零食，又能尝点心，还能看耍杂技。玩了一天回来，人人都称心满意。

现在的大世界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但是上海人爱“轧闹猛”的风气，势头一点也没减弱。第一八百伴在浦东开张的那天，顾客们蜂拥而至，人多得连自动电梯也开不动了。后来有人说，在去的人中，三分之二都不是去买东西的，他们是去“轧闹猛”的。去了回来后，逢人便说：第一八百伴我去过了，你去过吗？

岂止是第一八百伴，地铁、过江隧道、世纪公园、金茂大厦、中央绿地，凡是有新景观、有新花样、新气象、新展览，上海人都会蜂拥而至，所以新天地建成后各种各样人士有各种各样的评介，但不要愁没有人去。大剧院的票子卖到八百元、一千元一张，不要愁票子卖不出去。喜欢“轧闹猛”，到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来是图新鲜、看稀奇。其实内心深处，蕴含着上海人迫切希望开阔眼界、开拓视野的心理。

到处看新东西，追求新玩意儿，究竟有什么好处。况且看到的东西和玩意儿，大多数和你的专业、和你的本职工作并不相干。其实不然，俗话说，见多识广。见得多了识得广了，就知道我们自己哪些方面还有差距，还需要迎头赶上。

上海要发展经济，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要培育新的城市精神，要提高广大市民的文明素质。其实最大的文明就是创新，在创新求变中完成新的城市精神的塑造，在求变创新中全面提高上海人的素质。

20世纪80年代时，纽约人说要永远抢在上海前面十年，东京人说要使上海始终落后日本十五年，目的就是要赚上海人的钱，赚中国人的钱。把上海和中国作为他们最大的取之不尽的市场。

对不起，上海人不但要迎头赶上，和纽约与东京并驾齐驱。还要超过她们。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上海精神。

1999年5月

老上海

上海四季

雪 冬

雪冬在上海是不多见的，漫天纷飞的白雪满世界落下来，这景象就更为罕见。故而一旦下起大雪，上海的弄堂里，人行道上，大大小小校园的操场上，就会有一股喧嚣欢腾的气氛。

上海飘落的雪花，多半是那种湿雪。眼看着她飘悠着、飞舞着、颤巍巍地落下来，落在瓦上，落在马路上，顷刻间就化了，怎么也凝结不起来。人们盼望的，那种偌大的雪被把整个城市笼罩起来的银白的世界，往往要盼好久才能盼了来。瞧吧，下雪的日子，高高低低的楼房窗户，沿街面的那些不高的二层、三层的老式窗玻璃后面，就会有贴着窗玻璃的一张张男孩、女孩盼望的脸和脸上期待的眼神。每当这时候，大人们就会劝，睡吧，雪夜是好入梦的，一觉睡醒了，整个世界都白了。其实，大人们往往也同孩子一样在盼，要下就下大一点，要落雪就爽爽快快地落个彻底，千万别稀稀疏疏地落一阵子就停下来。

上海的雪，落下来之前往往会有明显的征兆。这预兆不是狂风大作，这预兆也不是冬雨，而是一股阴冷，连续阴了几天，而且越阴越冷，寒气袭人。老人们就会边添衣裳边告诫家人：要落雪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8年的冬天，这是我离开上海去西南山乡插队落户之前，最寒冷的一个冬天，那个冬季里的雪天特别多。前前后后一直持续了整整十七天。从蒙古吼啸着刮过来的西北风，往常带来的是干燥、寒冽和冬阴。但是不知为什么，在那一年会有这么多雨夹雪的日子。很多建于40年代、30年代、20年代甚至更早的老式房子外头，自来水管早早包好了稻草，但在每天早晨，水龙头总是拧不动。于是人们用开水去烫水龙头，用热水袋去捂水龙头，或者干脆，懒得去等水龙头里的水了，直接跑到老虎灶去，把一瓶瓶、一壶壶热水拎回家。

和雪冬伴随而来的，是漫长而宁静的夜晚。在雪冬，人们回家早，邻居们串门也少，就是有电影、有戏、有应酬，不是非去不可的，大多数人也婉辞了。上海人不烤火，上海也没暖气，在过去的日子是早一点钻被窝，用热水袋、汤婆子暖和自己，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则以空调和取暖电器提高室温。

雪冬添出来的，是每天早晨的扫雪。在那些很少的雪日，比如1958年、1962年只有两天的雪日，扫雪成了一场欢腾的劳动。铲的铲、扫的扫，既活动了身子，又清扫了道路，还打破了一夜的寂静。连续落了多日的厚实的雪，晶莹洁白，气温又在零度以下，屋檐下结的冰凌又硬邦邦的，那就只有等待天气回暖，再来清除它们。

飘洒雪花的日子，上海人记得起去公园拍雪景，上海人也想得到去外滩，看漫天皆白如何抹上万国博览会。但没有人想得起到市郊去看大地和原野，没有人想得起去看水乡泽国的雪景是一番怎样的风光。上海人如今都住在都市的楼房里，可是上海人的根却是在淀泖湖荡边的青浦。50年代发掘的崧泽古文化遗址和80年代探明的福泉山遗址，告诉我们上海这地方成陆已有七千年的历史，上海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栖息繁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为生存而劳作着，为自强而辛勤着。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不仅仅是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国际性经济大城市，上海还是一个有着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的大城市。

冬季的雪日，如果来到淀泖湖地区，面对冰封雪野，眺望烟波万顷碧，云水生远思的湖色天光，会惊愕地看到古诗中描绘的景象竟是如此的逼真：“一片一片又一片，二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落进湖里都不见。”

不信？在落雪的冬日，亲眼去看看。

春 天

春天，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季节。

春天，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

只因为春天的风带着暖意，只因为春天的山野充满生气，只因为春天淙淙潺潺的溪水似在轻吟低唱，只因为春天的一切都预示着蓬蓬勃勃的希望。

古往今来，有过多少关于春天的文字，有过多少关于春天的诗词歌赋，随着春天的来临，和春天有关的散文和散笔，是我们书报杂志上年年经久不衰的栏目。

讲到春天，人们总会写到垂柳，写到鲜花，写到绿茵大地，写到春风春雨。所有写到的这一切，在高楼林立、马路纵横、车流如梭的大都市上海，其特征都是不明显的。

上海春天的特征，在哪里呢？

上海的春天，似乎是从人们感觉到阳春的气息开始的。有时候一过春节，寒冽的西北风大大削弱，温度回升得很快，雨量也明显增多，一切迹象显示，仿佛春天已经来了。其实不，暴热几天过后，很快就进入暴冷，甚至进入倒春寒。春天还远着哪！

春天的气息逐渐浓烈，过去是在市区的操场上，公园的草坪里，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有几份闲情的老人和少年，会出来放风筝，让寄托着自己心情和希冀的纸鹤，在晴空间翻飞，在蓝天白云间飘摇。现在这一景观已经很少见了，放风筝则得到濒临海滨的市郊去，让气球和彩旗伴着风筝高飞，让歌声和笑语随着春归大地欢腾。

江南有一句古谚：“六九五十四，再冷没意思。”说的是冬至过后，要连过六个九天，大地才会萌动春的暖意，迎面拂来的风里，才会充满春的气息。

总要拖到4月里，随着清明时节晴雨相间的天气结束，阳春时节才会真正来临。

季节上显示得不充分，那么，作为一座正在向着国际化迈进的大都市，上海春天的特征，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告别千禧龙年，迎来新的世纪。

2001年的春天，是从冬月里圣诞老人的笑容上显示出来的，是从上海人矫健的步履中体现出来的，是从你、从我、从他……从大家充满自信的眼神里感觉到的。

曾几何时，人们议论着上海楼房的陈旧，岁月的风雨洗刷着一条条长长短短的弄堂，还有马路上拥塞的车流，公共汽车的拥挤，石库门住宅里的“七十二家房客”，煤球炉、马桶、公用水龙头……凡此种种，似乎上海正在无可奈何地老去。

可是上海没有时间老去，她正在万国博览会的基础上焕发青春，河流变得清澈，大地铺展着绿茵，高楼愈加多姿，道路逐渐通畅。所有这一切，都是当代上海人以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

就如同上海人时常在隆冬季节感觉到阵阵暖意，上海的春天，是在上海人的自信、上海人的精神风貌上体现出来的。

这就是上海的春天。

2001年的春天。

黄 梅

在上海，春天过去了，夏天即将来临，其间还有一个时节，那就是梅雨时节。

上海人把梅雨时节，叫作黄梅天。

记得在我初写小说的时候，有一回我把这一时节写成“黄霉”天。

责任编辑用红笔把它勾了出来，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写？我说，在我的记忆里，黄霉天里衣物、书籍特别容易发霉。而过了这一时节，上海进入盛夏，居民们就会把皮衣、毛衣、毛毯等，拿到烈日下晒上一两天，晒去霉斑、霉迹，或者说晒去一点霉气。

责任编辑笑了，把“霉”字改成了“梅”。我问他何故，他只说这是约定俗成的写法。

当我写另一部书的时候，又一个责任编辑把“梅”字勾了出来，说不该用这个字，而应写成“黄霉天”。

我给闹糊涂了，到底该写哪一个梅（霉）字呢？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吧，年年黄梅，我特别留意关于它的话题。

黄梅天是上海及周边地区特有的一个时节。

黄梅天也是江南水乡特有的一个时节。

东北地区，大西北地区，就没有黄梅天。有的地区，春夏之交，也下毛毛细雨，比如我长期生活的西南山乡，比如“天无三日晴”的贵州，绵绵细雨下起来，时雨时晴，有时候延续的时间比上海的黄梅天还要长，但是那里的人们仍然不把这一时节叫作黄梅天，而只把这种时节叫作“忙脚雨”，老是下不停。渐渐地，回归上海的时日长了，江浙一带水乡去得多了，我终于弄明白，原来，江南一带，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代表性城市上海及其周边的淀泖湖地区，进入夏季，正是梅子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往往雨多、雨期长，而且由于春夏的转季，风去风来，雨也便时下时停，形成特别的梅雨时节。能够为我这一观点佐证的是，自古以来，在江南水乡，流传着这样一句农谚：“行得春风，必有夏雨。”这里的春风，特指偏东方向吹来的风，也就是上海人时常说的：东南风。农谚中的夏雨，不是说夏天落的雨，而是专指梅雨。这句农谚先是被写进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遂而又被移植到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智斗”一场戏中。由于《沙家浜》的全国性推广和普及，由于至今仍有不少人喜欢“智斗”这一场戏，就是在唱“卡拉OK”时，也常点出这段戏来唱，“行得春风有夏雨”这句唱词，亦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所说的“夏雨”，是专指“梅雨”而言呢！一般来说，上海的梅雨时节开始于6月中旬，结束在7月的上旬，持续期约二十多天。但是，凡事都有例外，有些年头，比如历史上有记录的1897年，梅雨只有6月8日、9日、10日三天。我小时候的1958年6月27日、28日、29日，也只有三天。老百姓把这样的年头叫作“空梅”年份。有“空梅”，必然有长长的梅雨期。1954年6月5日到8月2日，梅雨期长达五十九天。刚刚过去的90年代，全国发大水的那一年，梅雨期也格外长。梅雨时节来后，初期温度明显上升，湿度很大。但是整个梅雨期，最高温度一般不超过二十度。而当梅雨时节一过，往往就会有暴热天气。有的年头，上午出梅，下午的气温就升到三十五六度。很多上海人，由此便时常把梅雨时节的长短，作为判断当年的上海盛夏炎日的依据。梅雨时节还有一些特殊的风景。60年代，我曾在黄梅天里登上南京路的一幢高楼，从窗户往繁华的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望去，哈，只见整条南京路上，全都是一色的黑布伞！三十多年以后的梅雨时节，我又登上了这幢高楼，不经意地往下望去，呈现在我眼前的，是色彩缤纷的花伞的河流。梅雨时节，是有滋有味的，梅雨时节，是春与夏之间的一个过渡。

季节是这样，人生不也一样嘛。

盛 夏

黄梅过后，就是上海的盛夏了。

对于夏天，上海人总有一种期待、一种迎接的心理。这不是迎接佳节，不是盼望亲人来临的那种喜悦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种习惯，这习惯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细细究来，却还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伴随着夏季而来的，长长的暑假。

今天的上海人，谁没有度过暑假呢。婴幼儿时期进托儿所、幼儿园的娃娃不用说了。上过小学、中学、乃至进过大学的青少年，都曾经有过暑假。

暑假里可以睡懒觉，可以去尽情地游泳，可以全身心放松，可以相对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事情。

上海的盛夏，多的是晴热的天气。超过35℃的天气，年年都有。少的年头是八九天，多的年头是二三十天，一般也有个十几天。

在我的记忆里，总还留着盛夏时节特有的景观。太阳西斜了，上海人纷纷开始沐浴。有条件的人家跳进浴缸，没条件的人家往往备有浴盆，为了防止使用时漏水，往往在夏季来临之前，都已经浸过水，让木头充分地“涨发”过了。还有不少小伙子，嫌使用木盆麻烦，干脆就在公用水龙头边，打起一盆一盆水往身上浇。沐浴过后，时近黄昏，有的是晚饭前，更多的是在晚饭后，带一把蒲扇，端一把椅子，还有拿着棋子、扑克、茶壶的，选择合适的地方，乘风凉去了。这合适的地方，有的是在阳台上，有的是在高楼底下，也有的就在人行道边上。路灯下，或是有日光灯的店铺旁，往往是设“棋摊”和“牌摊”的最佳位置。但是最多的，还是在弄堂里，想必弄堂里总有穿堂风。

我居住在浦西徐汇区和在市中心黄浦区读书的时候，夏日的晚上去找同学玩，走过一条一条弄堂口，随便朝弄堂里望进去，只见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弄堂里，都是粗粗细细，胖胖瘦瘦的手臂和腿脚。有的白皙一些，有的红润一些，全都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稍走得慢一些，还能听到乘凉的人声气昂扬顿挫的高谈阔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浪中，“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等故事，照样在这样的气氛里传播。听众无不听得津津有味。

随着空调走进千家万户，盛夏时节这样的“乘凉景观”是一去不复返了。跟着这一景观渐渐消失的，还有我们小时候用得最多的痱子粉，还有调皮的男孩子最怕生又最易生的“热疖头”，还有……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化着的吧。

溽暑蒸人的盛夏，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常常引发人们耸人听闻的预言，说地球将越来越热，上海将一年比一年热。

姑妄言之的预测，不妨姑妄听之吧。曾几何时，不过是二十多年前，也有人引经据典、信誓旦旦地预测，上海将逐渐变冷。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正经历着嘛。

台 风

小时候，台风曾给我留下很骇人的印象。

是夏天，家里却将门窗紧闭，屋里顿时显得特别的热。问大人，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台风来了。

果然，台风说来就来了。狂风大作，把阳台上的晾衣竹竿刮在了一处，还互相挤碰着嘎嘎作响。继而就是骤然而至的大雨，给我的感觉，仿佛天上有人在挥舞着一把巨帚，有节奏地把滂沱大雨洒落到人间来。风吼啸着似要掀翻一切，窗户在抖动，门在晃，雨点子砸在瓦片上，好像要把瓦都击穿一般。夜里睡得也不安宁，几次醒过来，都能听到雨在下，风在呼啸。

第二天醒来，大人们说话的声音似乎都不一样了，一个个大惊小怪地，说长乐路陕西路一片都是水，说水漫进了大楼的地下室，住地下室的那些人家可苦了，一夜没睡不说，现在正在把水往外泼呢！

雨住了，风仍在刮，不过不像昨夜里那么大了，我从家里跑出来，一头就往陕西路赶。没见地下室的住户有多少动静，倒是看到路边粗大的梧桐树倒了，倒下时长长的枝干压断了电线，有供电局的工人们在移开大树，重新架起电线来。

再往前走，果然看到地势低洼的马路上，一片汪洋。骑自行车的人费劲地推着车子，在水里过的车子很少。倒是有一些人家，把家里洗澡用的木桶、长澡盆、椭圆形的木桶漂在水里，玩得正乐呢！让我觉得很有趣。

最让人心惊的消息，还是大人们在弄堂里说的，郊区什么地方，台风把一家农户的屋顶刮走了，屋里的东西全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有力气的大人们是抱紧了粗柱子，才免遭了厄运。小孩可惨了，被台风刮到空中，也不知掉在哪里了。

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发冷发抖。故而从小，听到台风我就觉得恐怖。长大了写小说，有一本长篇小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我提笔写下的书名，就是《恐怖的飓风》。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很多的人，并不像我一样害怕台风。相反，我倒觉得，一到夏天，一到连续多个高温日的酷暑炎夏，很多人还有点儿盼望台风。他们一面抱怨着高温不退，一面会情不自禁地说：“台风怎么还不来？”

年年都会有台风光临上海，就像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有的年头来得少一些，有的年头来得多一些。前些年里，台风一次一次光临，都给编了号。每年第一次刮台风叫作一号台风，第五次光临，叫作五号台风。不少年头，都有十一号台风、十二号台风吹来，台风频频的这个年头，上海的盛夏往往是凉爽好过的，也就是说，台风在给人类带来灾害的同时，多少也恩赐一点福音。这能不能也说成是辩证法？今年以来，中国台风也跟国际接轨了，不再叫七号台风、八号台风，而是也给每次台风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么的，名字挺新鲜的，可我反而记不住，今年来过几次台风了。

台风来的时候，狂风大作，一切都似在风声里发颤，排山倒海，遮天蔽日，怒号的大风在生气地撒着野，风声之大，犹如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劲风呼啸着，咆哮着，听着像马嘶也像狼嚎，如若挟带着暴雨，那情景，就更让人惊骇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台风伴着雷雨，我是在纽约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几天，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关切地看故乡上海台风掠过后的灾情，一边又在荧屏上观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小法耶茨在游艇上度假欢娱。很快，上海的台风刮过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却在我心头留下了台风横扫般的印象。

也许，大自然的天有不测风云，和人世间的世事难测，确实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吧。

哦，台风。

2002年12月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总序

上海在我心中（序）

上海的丝路缘分

从泥城桥谈起

得天独厚的宝港

第一章 二十八年前的上海

那年春天，我来到上海

那位阿尔巴尼亚议员服了

上海的健康老人

崭露头角的画苑新人

连环画的颓势

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

沪上涌动组合家具潮

我的上海牌手表情结

日渐多彩的服装

十区十县的上海

第二章 我与上海小吃

从燕皮馄饨说起

价廉物美的阳春面

鲜肉小馄饨的“六字诀”

鲜为人知的大饼

独步天下的生煎馒头

皮薄馅美的南翔小笼馒头

从粢饭糕想到葱油饼

弄堂小吃：油豆腐线粉汤

喷香松软的黄松糕

改良之后的鸡鸭血汤

沪上一绝：上海宁式汤圆

清口汤美的雪菜肉丝面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

从1978年出发

从收入看今昔

稿酬的恢复和放开

从少女到老外婆

餐桌上的巨变

兰兰和蕙蕙

阿培的游兴

高桥仰贤堂

弄堂和小区

里弄生产组今何在

上海：正在淡出的……

上海：演变中的……

第四章 探亲的故事

彭浦车站挤满了欢送知青的人流

难忘的处女作

探亲的幸福与苦涩

受人之托采购忙

没有床的旅途

旅途中的爱情

烦恼的回程票

尴尬的爱

处理难以启齿的事

探亲假干些啥

插队知青的探亲假

回归的礼物

探亲来回旅途上的烦恼

第五章 1966年的记忆

“玩笑话不能随便说了”

逛商店会使革命意志消退

“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口头禅

“这些人真是交了魔窟运”

“谁是不拿枪的敌人？”

发生了三件大事

每天都有重磅炸弹般的新闻发生

第一个交战回合

比天气更热的，是政治氛围

北京红卫兵带人冲进了我的家

在石湖荡“三秋”劳动的日子里

十一月的“大事”太多了

上海“乱”了

后记

上海人的“轧闹猛”精神

上海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