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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的乡愁

作　　者：阮义忠

ISBN：978-7-5108-2515-6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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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把乡愁框得更紧

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

家门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跛脚七仔

二哥的兰花

马祖芹壁村的老人

如梦似幻的那堵墙

记忆中的龟山岛

一个时代的刻痕

一个村落的伤口

俯瞰众生

时间之舟

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

安住身心于当下

家乡的水肥车

鲜明的刺青，模糊的脸

迪化街的叮咚声

传递乡愁

让光明雕出生命轮廓

乱弹戏干旦

第二单元 家园去来

等待的母子

开往淡水的末班车

家园去来

淡水线怀念之旅

有一个礼拜五

秋风中的行者

追风的小孩

男子与狗

梦境的窗口

也是启发

拴链和没拴链的

闲适的小日子

淡水码头忆老友

第三单元 难得的时光

无言歌

士官长和他的狼狗

返乡途中

难得的时光

好山好水好埔里

一个美浓的早晨

坪林茶农

没有意外的世界

不存在的画像铺

故乡头城的海边

唱《劝世歌》的盲妇

一个时代的典型

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明德水库吊桥

下棋的老友

珍贵而非凡的一瞬间

想起了大姐

石碇村的小孩们

菜园里的小姐弟

观音山前的小女孩

补破网

南澳村的假老头

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最深沉的乡愁

老传统与新潮流

撒娇的小女孩

第四单元 乡愁不再狭隘

梅山部落的“莫”

突兀的摄影经验

庆安宫的王船祭

精神折磨

阵头团员

盼望收工的牛头马面

静悄悄的戏台

后台的假寐

澎湖的收惊婆

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马祖地中海的纯朴笑容

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十字路口的按摩师

等野台戏开演的老妇

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为难得的团聚留纪念

两个世界

误入禁区

时间、空间的线索

以心映景

龟山岛的召唤

乡愁不再狭隘

序　把乡愁框得更紧

小时候，我们看到照相机的机会不多，只有在大年初一拍团圆照时，才会看到照相馆师傅和助手扛着大大的木头相机和三脚架，来到镇上一个斋堂前的广场集合。那里比较清静，而且地方够大，装得下我们阮家几十口人。

穿着新衣的小孩兴奋地四处狂奔，被大人抓回来后，动也不能动，一站老半天。师傅用一块大黑布把头蒙住，凑在木箱后调调弄弄，又把头伸出来叮咛我们不能转头、不能闭眼；同样的程序重复好几遍，才会郑重其事地按下快门，以免浪费昂贵的底片。总之，拍照在童年印象中是磨人的苦差事，可也隐隐约约地明白，那是一种神秘的仪式。

那时最轻便的相机就属120片幅，拍出来的照片是6cm×6cm的，四四方方，大小跟小孩玩的纸牌差不多，不用放大，光是印样就可看得清楚。风流倜傥、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当民政课长的四叔就有这么一台奢侈品。虽然他只拍自己的小孩，很少将镜头转向我们，可我最喜欢盯着他摆弄机器，觉得真是神奇啊！把他最爱的人、最在意的东西摄入那神奇的盒子里，就能变成一张张永远都在的影像。

他像拼图那样，把所有照片贴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相框里，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那个大相框让人百看不厌，每次到他家，我都会再瞧瞧年轻时的四叔、四婶，看看含着奶嘴在地上爬的堂兄、堂弟，感叹长大后的他们真是讨人厌多了！摄影把时间停格的魔力，我还真是从四叔那里最早感受到的。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四叔的那部相机是日本出产的Yashica D。离开家乡多年后，我成了职业摄影人，有天在台北一家二手店看到一部同款的老相机，立刻凑钱买了下来，真希望它就是四叔的那一部，被老人家淘汰换新后，辗转流到了我的手里。可惜，用过才知道，那部相机在光线充足时还不错，拍较暗的景物，解像力就差了。

常用35mm相机捕捉画面的我，每隔一阵子就喜欢用120相机来调剂一下。将双眼镜头的相机捧在胸前，垂头望着毛玻璃取景，整个人自然而然就会谦逊起来，静心享受等待的滋味。使用这种相机，好像跟童年、故乡有了联系。

《正方形乡愁》出版在即，前一阵子我刚好为了下一个展览在暗房里放了好几天照片。看着一张张影像逐渐浮出，感触极深。相较于长方形的外放，这些四四方方的构图显得格外内敛，仿佛将乡愁框得更紧了。

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

家门，1976

家门

四四方方的照片，就是未经裁切，用120相机6cm×6cm胶卷拍出来的影像。它是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最风行的机种，直到机动性强的135相机发明。

我刚学会拍照时，拿的就是135相机，又大又沉的120相机多是照相馆或拍广告照片的人使用。在《汉声》杂志，我们三个拍照的每人有一套135装备，那部全套的哈苏120则是用皮箱装着，锁在保险柜里，拍封面、广告或跨页彩色图片才会慎重无比地从铁柜里取出。光是转保险箱密码，左几下、右几下，就让人感觉这事非同小可。

那个年代，一套哈苏可在台北最贵的地段买栋房子了，摸到都不容易，哪敢奢想拥有。谁知，离开《汉声》不久，幸运之神便降临了。在《家庭月刊》工作时，有天路过一家器材店，看到它摆在橱窗里折价求现。我赶紧冲回公司跟主管说，这太值了，公司不买会后悔。主管却说，你视它如命，不如自己买下，公司可以借你钱，慢慢从薪水里扣。

相机买回来后，我整天东摸摸、西擦擦，晚上抱着它睡觉，心想，按下快门的第一张照片也必须是最神圣的。为此，我特地返乡，拍下了这张老家的大门。这扇门阿公还在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两手抓着木条，脚丫钩住门摆晃来晃去，像荡秋千那样乐不可支。年纪稍大，门经不起晃，就只能在一旁羡慕弟弟们了。

我像进行仪式那样捧起相机。门还是那扇门，弟弟和我却早已出外闯荡。曾经紧抓着家门的我们，在晃来晃去之间被甩到外面的世界，离家愈来愈远。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老家头城虽小，庙宇却甚多，除了城隍、王爷、妈祖、关公，还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么主神的庙，间间不缺香火。母亲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间大的，逢到要紧事，那就所有庙都得走一遭。二十岁那年我必须服役三载，抽到的是海军舰艇兵种。对一贯踩在土地上的乡下人来说，汪洋大海最是风云不测，母亲忧心地领着我四处上香、供果、抽签、卜卦。我这才晓得，原来我们的小镇藏了这么多神明。

大多数的庙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妈祖庙就会一阵悸动，掌心仿佛又有了沉甸甸的石头触感。妈祖庙位于上学途中的老街，从没喜欢过课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里绕来绕去，故意不走近路，来到庙前，必定骑上魁梧的石狮作乐一番。

小学一年级时，狮子奇大无比，攀爬时滑落过好几次，乐得同伴们直喊：“狮子发威啰！”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护住的大石珠。跨在狮背上，和它头并头，手就能伸进狮口，抓到圆球便使劲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来。

到五六年级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这么干；不只我们，连我们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时候也都这么干过。珠子没变小，反而把狮口滚得越来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彻底死心了。

拥有哈苏相机后，拍完家门，第一个要拍的当然就是石狮。到了才发现，以前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妈祖之家，竟然只是个小庙；门前石狮也缩得简直就像当年那一对的小孙子。石珠还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进去了。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1976

跛脚七仔，1976

跛脚七仔

除了阮家亲戚，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脚七仔。我出生在头城的开兰路，头城是先民落脚开垦的第一个据点，开兰路就是开发宜兰之路。路名非同小可，全长却只有几百米，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中央，左右一望，就可看到路的头尾。整条路就是泥地上铺碎石，只要脚踏车经过，就会把石子碾得乱蹦，附近的大人小孩无不又闪又躲，以免中弹。

就我所知，最没法躲的人，一个是卜卦瞎子，另一个就是跛脚七仔。跛脚七仔的小腿内弯，走起路来，两个膝盖互相磨来撞去，不但速度奇慢，还经常皮破血流，不得不在膝头绑上厚厚一层布条。

小镇上，人人有名、有位、有关系，跛脚七仔却是个例外，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他在我家隔壁的冥纸铺工作，我却从没听过他的声音，或见人找过他。我所看到的跛脚七仔，不是木偶般地举步艰难，就是像个毫无情绪的机器人，一撇一撇地挥着食指黏小金箔，身边永远有个装零钱和小东西的旧奶粉罐。

冥纸店搬走后，隔壁开过斯诺克房，也曾租给弹棉花的人。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我都没再见过跛脚七仔，甚至根本忘了有这么个人。那天从老街绕回家，竟发现他在寒风冽冽的矮屋走廊上睡着了，嘴角隐约浮现微笑，仿佛梦境又甜又美。

有次母亲来台北我的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直说跛脚七仔很了不起。太太在他年轻时就扔下两个孩子跑了，他不但把孩子带大，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跛脚七仔也是有名、有位、有关系的人。

二哥的兰花

那年二哥正准备结婚，心情特别好。他从小沉默寡言，农校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被父亲留在身边，视为继承木匠祖业的不二人选。大哥身体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来叛逆，决不顺从，弟弟们又还小。正缺人手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让二哥决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从没提过自己的志愿，倒是有一回跟父亲对话，让我们听出了端倪。那时，乡下的电线杆、墙角常贴有招募远洋渔工的广告，这些广告无疑使他夜夜难眠，想去外面世界闯荡。鼓足勇气向父亲开了口，却是不到两句话就被断然驳回。从那时起，他的话更少了，直到想参加广播电台的全省歌唱大赛。

无论锯木块、刨木头、凿榫头，他都在旁边放台小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就在阳台上吊嗓子练唱。县里初赛在镇上唯一的戏院“农渔之家”举行，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兴奋地跟去加油，没想到音色不错、平时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场而走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涨红的脸。

在单调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还是培养了一点乐趣，在阳台上钉了一格格花架，吊满上山采来的野兰花。那次回家，发现后院屋檐下悬着一只掉了壶嘴的老茶壶，兰草恣意地从里往外冒，其中一枝还悄悄开成一朵花。

那个小天井是我们夏天冲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猪栏。全家唯一的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间，因有了这壶兰花而绿意盎然、生气勃勃。我捧着哈苏相机对焦，四散下垂的兰叶在对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让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家的世代绵延。

头城老家后院，1976

马祖芹壁村，1979

马祖芹壁村的老人

三十三年前的春节，我随团采访，首度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包括南竿、北竿、东引、西引等十个岛屿的马祖列岛隶属福建省，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有如来到异域，见到乡亲又喜又怕，竟像碰到了“大陆同胞”。

北竿的芹壁是个奇特的小渔村，全部是闽东式的花岗石民房，堆栈在峭壁上，仿佛是电影里的地中海画面。这位老村民就坐在他家门口，门前小院像是一座突出海面的瞭望台，每天不必出门，就能毫无阻碍地观望福建省沿岸。想问他对岸有没有亲人，可是他只会讲福州话。

芹壁村原本富裕，在20世纪70年代因渔业资源渐枯而转为萧条，人口大量移往台湾，没想到如今竟成为度假胜地。会再度造访，是因为跟我学摄影的一位牙医，有天在治疗我的牙齿时，忍不住说：“老师你就休息休息吧，这个礼拜跟我去马祖。”原来，他服兵役时就是在马祖当军医，对这儿特别有感情，跟我学完摄影后，又考上了台大的城乡研究所，定期来这一带做研究。

那一趟，不仅跟学生重返芹壁村，还搭船去了东莒岛。当时“聚落保存”观念已盛行，民间、学界携手推动聚落活化以及地景维护。地方政府投入大笔经费进行老屋再生，闲置空间再利用；艺术界人士开始进驻芹壁，电影及商业广告也经常来此取景。每逢假日，由古厝整修而成的民宿一房难求。

风景美得像希腊。一切都好，唯有吃素难。在地海鲜丰富，就是点个最简单的面条，也只能供应掺鱼浆的“鱼面”。

台北民生东路，1988

如梦似幻的那堵墙

迷上正方形构图后，每当看到120相机，我就忍不住想收藏，从复杂的蛇腹到简单有如玩具的都有，在大陆看到的“红梅”“海鸥”“长城”，也都兴冲冲地抱回家。拍照要有仪式感时，我用哈苏；街头抢拍则多仰仗体型较轻、快门声较小的禄来。

那阵子，我特别喜欢在台北市区溜达。每年秋末入冬到次年开春之际，这面脏脏旧旧、位于民生东路与光复北路交叉口的墙就变得特别迷人，因为夕阳角度刚刚好，会把树影和形形色色的人影打在上面，如梦似幻。

这堵墙只是水泥粗坯，原本大约百来米，被一家建设公司拆掉大半改建别墅，留下三十米不到，围住一片军事基地。国民党来台不久，便于台北市的东、西、南、北各区圈围了占地甚广的军事单位，首善之都快速发展，长长的围墙见证了数十年的变迁，最后都难逃被铲平的命运。

我持续地在这个季节拍这面墙好多年了，说不上为什么会这般痴情，只觉得市民由这面墙下走过，就仿佛掉入一个完全不属于台北的时空中。那天，一位相貌、举止、穿着都别有韵味的老人映入眼帘，从观景窗望去，竟好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墙下。老者一路走在影子的后面，会动的影子就像他的过去，整个画面充满了虚幻引领现实、过往牵动当下的暗喻。

整个军事基地迁走后，剩下的这段墙自然也被拆得一干二净。如今这里已是热闹喧嚣的商业区，秋末冬初，来来往往的人们，影子不知映在哪里？

记忆中的龟山岛

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时，朋友之间见面总会问，想不想去大陆看看？那里可是有拍不完的照片啊！当时我还真不知怎么回答，祖先虽然是从福建来的，可是我最远只能寻根到头城外海的龟山岛。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姓“蓝”，是最早从唐山渡海，于龟山岛落脚的七户人家的后代，分别嫁到对岸的头城镇，数十年后便有了我。1977年，这个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军事要地，所有居民被强制迁离，直到2000年，因推广观光才开放登岛生态体验，但人数依然受到管控，游客必须抽签。

在沙滩打排球的这些少年，身后浮着的就是龟山岛。拍这张照片时，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头城镇民一半打渔一半务农，务农人家都不希望小孩到海边去，可我们却把它当成秘密乐园，除了在海里戏水，在沙滩打球、追逐、捡贝壳，长大后跟女生约会、跟男生决斗，地点也多半选在海边。

岛上有硫黄矿，风向刚好对时，镇上便闻得到时浓时淡的硫黄味，最浓时，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岛上。念初中时，我曾趁着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上去过一趟，在亲戚家住了七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龟尾巴的那块沙滩上有好多石头，而且每颗都被冲刷得像圆球一样。潮起潮落，所有石头随着海水滚上来又滚下去，声音咕噜咕噜的，特别极了！

平时在海边玩，看得到它，却不会想着它。等回不去时，才思念得把记忆一遍又一遍地反刍，以至于到后来，龟山岛对我来说，就像是昨天才去过般地亲切热络了。

宜兰头城海边，1981

台北万华，1973

一个时代的刻痕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当年这一带是台北印刷、装订业的集中区。高中毕业后，我到《幼狮文艺》当编辑，举凡发稿、校对、督印都得往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厂跑。这家业务鼎盛的活字排版印刷厂，捡字的都算童工，排版的才能领正薪，书报杂志印好，还要把每颗铅字一一捡回字架。

老板后来干脆购置了铸字机，东西印完，字模盘往熔炉里一倒，无论哪种字体、大小级别，重铸就是了，省时又省工。在《幼狮文艺》上班的那一年，我足足有一半时间都耗在捡字间里，铅字的一笔一画，如同记忆的刺青，想抹都抹不掉。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后，我重返台北，在《汉声》杂志工作，发现这位师傅竟然依旧坐在同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学会拍照之前，我觉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机对准他，低头注视对焦屏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刻痕。

基隆八尺门，1987

一个村落的伤口

1985年，我将前后二十多次在八尺门的拍摄工作整理成一本摄影集并举行了展览。然而，对这个都市中的阿美人违章村落，我还是有点牵肠挂肚。两年后的圣诞节，我由宜兰山区的四季村下山，回台北时路过基隆，又特地绕道过去看看。

一入村口，便看到这个右腿打着石膏的孩子靠在墙上，朝着空巷的那一头张望。我不禁为他抱屈，圣诞节是阿美人最盼望的节日，大人、小孩无不玩疯了，他却连走去看热闹的能耐都没有。正想跟他聊聊，在远处追逐嬉戏的一群幼儿发现了我，马上围过来，要我帮他们拍照，还纷纷伸出小手：“给我钱买糖果！”我愣住了，才多久没来，这些纯朴的孩子怎么就养成了这样的坏习惯！

自从我及一位朋友先后发表关于八尺门的影像、文字后，这儿一度成了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工作者的热门访视点。一定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好镜头，曾以糖果或铜板诱使孩子们配合，才会让天真单纯、甚至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的三岁娃儿，就知道求人拍照、获取报酬。

我不敢正视他们，觉得自己闯了祸，却不知如何善后。与这个受伤的小孩擦身而过时，我明白，在都市夹缝中奋力维持阿美人尊严的八尺门聚落，因为我们无心却也无知的举动而受了伤。

之后，我很久都不敢再去，直到1992年陪一位很喜欢我的《八尺门》摄影集的法国摄影大师前往。看到盘踞在小山坳的两百多间陋屋已被铲平，只剩残破的木板，才得知政府要建公寓让这群阿美人合法安居。这真是件好事，但我镜头下的八尺门也从地球上消失了。

俯瞰众生

那阵子，乡土文学盛行，影响所及，素来爱拍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的坊间摄影团体也纷纷赶庙会，抢拍八家将、神舆绕境。不同场合的相同面孔，久而久之彼此也有了相识之感。

几个月前，家乡的摄影协会邀我去演说。对把摄影视为休闲交谊、集体出游、在荒郊野外拍漂亮模特儿的活动，我一向不以为然，从不接受类似组织的讲座邀约。年纪大了，心境不同，倒起了一分欢喜随缘、为家乡做点贡献的心思。

到了现场，才发现来听的人大多是初初拍照的发烧友，仅是闻名而来，对我的工作了解不多。幸亏办事人员从网上抓了不少资料，制成PDF在会前循环播放，才让他们对我的创作稍有概念。尽管依旧卖力讲解，还是感觉有点无奈，不知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意外又欣慰的是，这个摄影协会的创办人及首任会长表示，他拥有我全部的摄影集，并拿出最新的那本——2005年出版的《恒持刹那——证严法师留影》要求签名。会后闲聊时，他笑着透露，三十年前便经常在各地庙会碰到我了。在礁溪二龙村的龙舟赛，大家都在岸上用长镜头，只有一个人比他踩入更深的水域取景。而在西港的烧王船祭典，他以为已经爬到最高处了，抬头一看，有个人爬得比他更高。之后，他便打听我，并一直密切注意我的作品。

北港朝天宫这张由上方朝下拍的照片，是采取了妈祖慈悲为怀、俯瞰众生的视角。来自四面八方的迎神阵头与信徒，挤得有如一群群的蚂蚁。人海茫茫，苦海无边。不知那位老在观察我的摄影同好，当时在不在现场？

云林北港朝天宫，1975

台北新店，1983

时间之舟

一般而言，120相机比35mm的笨重难使，但也有一种轻便的设计，折叠式，大小像口袋书，拉开皮腔便成了造型古怪有趣的正方形构图机器。有一度，德国古董相机蔡司伊康是我的最爱，因为光学设计超群、机械构造简单，就是有故障也很容易修理。只要皮腔没裂，镜片无霉斑，拍摄效果和新式的昂贵器材差不了多少。不出任务时，我特别喜欢带着这个老古董，一来放松心情，二来也借此摆脱操作相机的固定模式。

看着这张三十年前拍的照片，我努力回想，大概是赶了个大早，才有办法拍到学童挤满小舟的场景。船头站的则是挑馊水的村民。新店溪上游水域狭窄，从渡口可清楚地看见对岸人们的活动。有的从斜坡上的竹林蹿出，急忙奔向渡船；有的姗姗来迟，看到人挤，宁可等下一趟。男女老少来来去去，站满小扁舟时，人类本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象就特别强烈！

搬到新店已超过十年，每回晨走都会看见渡船，船身虽已从手钉木材改为一体成形的塑料，但仍然得靠船夫的双手摇浆。两岸之隔不过两百多米，但生活节奏、情调、水平却大不相同。对岸虽多了一间庙、几间民宅，寂寥却一若当年。时间之舟有时也会在某处搁浅，新店渡口的彼岸便是。

我将“蛇腹”相机取出，拉开匣盖，像转瓶盖那样上片，透过小小的红色滤片孔看清底片号码，再调整光圈、速度，推杆上紧快门弹簧，对焦，构图。步骤这么多，却一点也慌不得，只要忘了某一道手续或操作顺序不对，就会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镜头了。幸好没搞砸。

瑞芳金瓜石，1987

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

昔日返乡常走的滨海公路，二十年没路过了。久不开车，回宜兰多搭公交车走雪山隧道，不知金瓜石山下这座建筑空架仍在否？以往经过时总会多瞧几眼，好奇它为何矗立此处。能继续盖吗？完成后又会是什么模样？然而，它始终是那个样子，盘踞着礁岸，面向着大海。似乎是个象征，但究竟为何意？每回它总是突现在前，诡异苍凉，笼罩着悬疑气息。

滨海公路通车之前，有一段只能在山壁与礁石的狭窄夹道间步行。那是从金瓜石到鼻头角的一段，两地渔民平时以船只通航，只有风浪大作时才有人走这段路。前来探幽的外人当然没别的选择，我虽只走过一回，辛苦的程度却至今难忘。

那是刚到《汉声》杂志上班时，为了替“七夕专号”配图，与同事姚孟嘉同行。姚兄骑摩托车载我到金瓜石山脚下，两人找了一家小吃店寄放机车，再各自背上相机、脚架，提着睡袋徒步前行，打算露宿在夜空下，捕捉满月由海平面升起时的镜头。那次的摄影任务并不成功，斜躺在山坡草地上的我们难以入眠，彻夜聊天，心境清朗如星空。

滨海公路通车后，远离尘嚣的这个岬角渔村成为著名景点，纯朴本色为人潮与商业建设吞噬。那天，为了捕捉这位老妇的身影，我勉强将汽车泊在山壁边，尾随了很长一段路才按下快门。老妇的背影仿佛映出了一个时代的乡愁，而那一格格废弃的框架竟像纪念碑，永恒悼念着逝去的美好时光。

安住身心于当下

老友高信疆找我筹办一本新杂志，杂志虽没出成，但前后一年的全省采风，使我碰上了好多难得的画面。这张在盛夏正午时分所拍的照片，正是为那胎死腹中的杂志所做的一篇报道。在台南县西港作醮随王爷神舆绕境的进香队伍中，这个含着奶嘴、于树荫伞下香甜入睡的幼儿，应该是年龄最小的成员了。

那次报道我负责拍照，文章则由一位文坛新人执笔。两人一同出差，才让我赫然发现，他对现实环境其实不大感兴趣，一味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世界，一路上非但不好好观察，还经常溜回村上的一家冰店，一厢情愿地编织与女服务生的奇恋。之后，我又与另一位小说家同行采访，这两次经验让我对文字工作者与摄影工作者的差别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前者善于将幻想化为现实，后者却是将现实化为象征。

进香团的行程为两夜三天，入境邻乡时，天方亮我便一路徒步随行。在那执迷、狂热、带有嘉年华性质的民间庙会中，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是没拜拜味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尽头，数不尽的农夫农妇，个个载着竹骨糊纸的枷锁，以罪民身份自惩，期待消除业障，得到神明的庇佑。纯朴、善良的他们，愚昧无知的一面尽现眼前，令我不忍用相机对焦。

中午时分，队伍解散用餐，信徒各自在路旁的树荫下吃饭团，妈妈们也将一路驮在背上的孩子们放下来歇息。一把洋伞遮护了小宝贝的全身，在这最不能入睡的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只有清净无染的赤子方能安住身心于当下！

台南西港，1979

宜兰市中正路，1987

家乡的水肥车

水肥车在市区几近绝迹了，难得回趟宜兰老家，却在火车站附近碰个正着。陈旧秽重的老木桶以及农夫小心翼翼、生怕臭气冲天的污液溅出来的模样，瞬间唤起了我的童年回忆。

从小，我就必须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耗在家里的三分菜园里。锄地、刈菜、掘地瓜都还能忍受，最让我苦楚的，就是挨家挨户地向邻居要馊水养猪、挑粪水施肥。粗贱的小农夫一直是我极力想挣脱的身份，在菜园工作不会被人发现，但挑馊水、粪肥的途中却经常会撞见同学。在那些个年头，我感觉自己就像全身都刺了青，无论如何压低斗笠，从后街小径绕走躲避，却都如同那四处飘散的水肥味儿，老远就会被人发现。

拍这张照片时，我三十七岁；到了现在，看事情的角度又不同。世间万象，真正的贵贱美丑不能光看表面。许多绚丽堂皇的东西，实质上却在侵蚀着善良美好的根本。就拿水肥车来说吧，为了要不漏不坏不烂、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必定得用上等木料制作；而众人嫌弃的秽物，在几百年的传统农业中维护了土地的生气与养分，在今日被称为有机肥。不臭不脏、效能惊人的化学肥料时兴后，却对生态环境、人类健康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最近一次到这条街，是为了参加同乡名作家与市政府合作的百果树红砖屋开幕。这条街几十年来没什么改变，现在却因一位作家回到故乡播种，将文学艺术引进咖啡屋，而开始飘扬着文化气息。作家的养分来自于土地，有成之后回来播种、施肥，让文化在乡土萌芽，真是好事！

鲜明的刺青，模糊的脸

我在被对象要求之下所拍的照片，要属这幅最特殊。那回，我采访台北市立烟毒勒戒所，工作结束后正要离去，这位接受断瘾治疗的年轻人，忽然羞涩地请我留步：“可不可以帮我拍张背上的照片？我从没看清楚过我的刺青。”

我怔了半晌，迟疑地点点头，他马上利落地解开衣扣，褪去上衣、汗衫，转身背着我站定。囚室窄小，我无法退得够远，只能叫他尽量靠墙，才能拍全他的大半身，以至于他的鼻尖都压上了那面将他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障壁。光线极暗，我起先用小相机加闪光灯，但闪亮利光直射在苍白肉身上的荒诞图绘，以及右腕自残的痕迹上，让我感觉就像是在替犯罪行为做记录，既无情又不忍。于是，我换上了120相机，担心速度太慢会使相机震动，便搁在铁窗的横杆上，效果竟然跟高级脚架一样牢固，一点也不必担心影像会模糊。

这位年轻的毒瘾患者，脸庞虽然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模糊，但神情依旧印象深刻，背后的刺青图案也一直无法抹灭，甚至牢房的气味依旧可以追忆。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试着追忆那张脸，有时在台北闹市区走动，偶尔也会突然在陌生的青少年脸上感觉到同样的神情。照片上的刺青鲜明如初，但年轻人正青春的皮肤、肌理，现在应该都已发皱、松弛了；斜躺着的煽情裸女，应该也是个老妇人了。

遗憾的是，照片洗出来后，始终没能交到这位年轻人的手里。看守员催我们离开，连他的姓名我也忘了问。那间勒戒所后来也不再让我们采访了。

台北烟毒勒戒所，1987

迪化街的叮咚声

苏金醋——他的名字我已牢牢记住，就像他凝在底片和我脑海中的笑容。“叮咚、叮咚”，童年时，听到街上传来的拨浪鼓声，就知道货郎来了。那个年头，家乡的货郎手拉车就像流动杂货店，从油盐酱醋强胃散、胭脂花布绣花线到铁钉菜刀螺丝起子一应俱全，唯独不见小孩爱的糖果饼干，这也是我小时候对货郎兴趣不大的原因。等到会拍照，想记录这个老行业时，它已几近绝迹。

没想到，在台北大稻埕老街竟能遇见货郎——苏金醋便是当时仅存的两位之一。每次看到他，都是那么开朗、精神地摇着小鼓。“叮咚、叮咚”，板车由街头拉到巷尾，再由巷尾拉回街头，脚上永远是那双旧皮鞋。尽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差，他的神情还是那么知足，仿佛还能在大街小巷穿走，跟那些与自己一起老去的顾客们聊几句，就是福气。但他终究还是歇业了，整个旧时代仿佛因他的消失而结束，街头的超市和便利商店愈来愈多。

再到大稻埕是大约半年前，儿子建议老爸老妈去看看台北的老社区新营造。到了才发现，除了几家老店铺被整建成现代化商店、咖啡馆，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内涵。2011年是辛亥百年，台湾各地大搞活动，台北市政府也想借着大稻埕繁华的过往来推广文创产业及观光旅游。看到其中一个标语：“走进大稻埕，就仿佛走进一座历史长廊。”我不禁好奇，不提曾经散布在水门外的一摊摊露天茶室，不知在迪化街磨鞋底的货郎苏金醋，要如何谈大稻埕的过去？所谓的历史长廊又在哪里？

台北迪化街，1976

九份，1976

传递乡愁

以前没见过，之后也不曾再遇过像他一样安然适意的邮差，每天在盘踞山头的村庄里爬上走下，穿街拐巷地送信，每一步都踩得踏实又自在。九份因最初来此屯垦的九户人家而得名，因为任何物资都平均分为九份。清光绪十九年（1893）邻近地区发现沙金，吸引了大批淘金人潮，繁华一时，在日据时代甚至建了全台的第一座戏院，名为“升平”。奢侈无度，出金量却节节衰退，升平不到百年，即不得不于1971年停止开矿。有“小香港”之称的金城从此褪色，回复早年的纯朴原貌。

偌大的山城，人走了一大半，空屋处处。苍凉之气如流行病，让守在村里的老人、小孩显得闷闷不乐，只有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出外打拼的儿女、父母返乡时，山村才有了短暂的生气。这位邮差熟悉每家的情况，经常有机会将游子的家书交给孤独落寞的老人，看着他们脸上绽放云开见月的光芒、灿烂如朝阳的笑靥，仿佛他代表了九份子弟返乡探亲。

这个山城我来过不少次，第一回就碰见了这位邮差。之后，曾经招待过几位外国友人来此品茗。那时，当地唯一的茶馆隐在满山石头墙、油布屋顶的山城中，就像珍珠般珍稀又不张狂，哪像现在民宿到处都是，茶馆、礼品店更是多到几乎失控。

算算已有二十多年没去九份了，这位邮差应该早就退休了吧？如今，好好坐下来，凝神聚气提笔写信的人几乎已不可得。电邮、手机简讯满天飞，邮差先生已无乡愁可传递。

苗粟狮头山，1987

让光明雕出生命轮廓

不知狮头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最后一次去是二十多年前，已有面目全非之感。

我一共到这佛教圣地拜谒过三回。初访的感觉好极了，正如劝我去的友人所言：“十多座不大但肃穆庄严的庙宇，散落在山头的各个角落，让峰峦在灵气之外更添道气。爬山虽累人，但非常值得一游！”那次我在坐落于狮头的善化寺安单，早上被木鱼和梵呗声唤醒，心神一震。第二回投宿于狮尾处霞云洞附近的厢房。榻榻米通铺的木窗一推，氲氤岚气迎面扑来，身心尘垢仿佛都被涤清了。

相隔不过几年，才由狮尾攀登，便碰到一伙伙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呼啸上山，把清修净地当成了飙车场。山上路一开，交通是便利了，空气污染、人为破坏却随之加剧。不少庙宇把原本清幽的寮房隔成一间间小套房，做起民宿生意来。我比较了几家，勉强投宿于狮岩洞，半夜竟有神志不清的女众闹房。整趟旅行的那份难受，真不知从何说起。

隔天经过海会庵，才步入大殿我就呆了。十几年前第一次来，老比丘尼就是这个样子，平平静静，不曾年轻，也没更老。整个场景让人感觉不但她从没离开过这张老藤椅，我也一直在这儿站着。把120相机拿出来，捧在胸前，就像礼敬问讯后的放掌；快门按下的仿佛不是1/25秒，而是十来年的漫长光阴。十多年也不过就是一瞬间。法师坐在门边，虽身处黝暗，却映着户外阳光，让光明雕出生命的轮廓。变与不变，存乎一心。

台北万华乱弹干旦，1978

乱弹戏干旦

庄坤田是本省“乱弹戏”罕见的干旦，扮起戏来像煞了梅兰芳，但生不逢时、缘不由己，上不了殿堂的野台戏，哪能与“国剧”相提并论。很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少人意识到他的消失。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上网搜索，关于他的资料只有一句：1952年加入永吉祥戏班。在我拍他时，他已无固定戏班可跟，什么场子缺角，便往那儿靠行。

俗话说“吃肉吃三层，看戏看乱弹”，美味最是五花肉，好看最是乱弹戏。从清代中叶到台湾光复的两百年间，台湾民间最盛行的传统戏曲就属北管戏的乱弹，无论婚丧喜庆或庙会都少不了它的那份喧闹。

“阿坤仔旦”家住台北万华老社区，经常可让我在龙山寺旁的巷内茶馆捕捉到他的身影。日常生活中的他，跟艋舺一带无所事事的闲人没什么两样，懒散中带着豪迈。那天约好去看他上戏；北投丰年的王爷庙酬神，民安戏团上演的剧目是《斩经堂》：潼关守将吴汉决定背叛王莽，追随刘秀，在毁家潜逃之前奉母命杀妻。

身材略嫌臃肿的庄坤田，在后台上妆时，一分一寸地描出女性的妩媚，动作、嗓门也跟着文静起来。等束腰一勒、戏服一穿，出场亮相时的他，已活脱脱地变成了那位温婉、凄切，最后夺刀自刎的王兰英。虽只看过这一回，庄坤田的技艺已让我完全信服。当年没多看几回，如今一想到就懊恼。

20世纪80年代后期，职业乱弹戏班只剩下台中的新美园。该团班主于2002年去世，之后，台湾便再也没有职业乱弹戏的演出了。

第二单元　家园去来

台北淡水列车，1988

等待的母子

自从台北有地铁之后，我就不开车了，充分享受大众交通工具之便。其中淡水线是我最常搭的，家住新店，学校在关渡，不必转车就可一线到底。其实，早年从台北到淡水是有火车可搭的，名为淡水列车。像我这岁数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情景：铁轨从闹市区当中穿过，火车一路喷黑烟，将两旁简陋的违章建筑熏得灰头土脸。

在同一条铁轨上走了八十七年后，1988年7月15日成为淡水列车的最后营运日，因为台北捷运淡水线开工，大部分路基都必须改建。在正式停驶的前一个月，整条路线突然成了大热门，每逢假日都客满，有些民众甚至不下车，就那么来来回回地搭，仿佛可以弥补一些缺憾。

淡水列车是台湾的第一条铁路支线，多少孩子在淡水读大学、中学，天天搭它去上学；多少民众因为有它，才能在假日去老街、港边、渡船头、红毛城。薄竹片装的铁路便当、沿路的菜园、红树林、小小的日式火车站，还有随季节、时辰变化万千的观音山、落日……在在令人回味无穷。

我是为了做一点记录而去，全程用120相机拍摄。那阵子偏爱禄来双眼120，因为镜头快门声音小，且低头对焦时，对象往往会以为我在把玩机器，毫无警戒之心，神态格外自然。

淡水列车是从第六月台驶出的，那原本是个靠近后火车站的阴暗角落，这阵子却热闹无比。一拨拨乘客来自四面八方，神情闲散的居多，倒让这位年轻母亲显得格外迫切了。一看就知道她在等人，车子都快开了还不上车，怀中幼儿虽无忧无虑地吸着奶瓶，眼神却也朝着同一方向。迟迟未来的，难道是孩子的爸？少妇拎着的购物袋印有“甜蜜贵族”字样，表情却越来越焦虑。

铃声响起，我赶紧上车，母子俩还在那儿站着、望着，身影愈来愈小……

开往淡水的末班车

当年，要在台北火车站买张去淡水的票还真难，整个地方像迷宫，淡水列车又有专设售票口，到一般柜台没用。它是普通车，票价便宜得令人不敢相信，才台币十五元。一天有二十四个班次，头班是清晨4：27，末班是夜里10：25，除了中午车班较少，平均每半个钟头就有一班。看来，靠它南来北往的人比我想象的更多。八十七个年头、三万多个日子，这几节暗蓝色的车厢，不知慢吞吞地载运过多少人。

就要停驶的那个星期，我特地挑了个正午来搭，想图个清静，没料到专程来告别的市民一大堆，就连平常不搭这班火车的人也来了。每个角落都有媒体人，电视公司的录像小组扛着大机器在人潮中出没，摄影记者睁大眼睛四处找镜头，想躲都没法躲，觉得自己好像临时演员，不晓得会被几个报道录进去。

三五成群的各校中学生拿着傻瓜相机留影，也有业余人士用小型录像机一路拍到底，人人都在为自己留下淡水列车的最后一瞥。没拿相机的，则是深情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整个月台弥漫着奇异的惜别气氛，好像一切都会在下一刻就灰飞烟灭。

表情最凝重的就是这位随车员：把“开往台北”的指示牌抽出来，转个面，再把“开往淡水”插上去。火车两头开，指示牌两面用，这条在线规律来回的日子却即将不再。这阵子，这条在线任何时段的火车，都好像是开往淡水的末班车，与它有过一段情的人，各自在即将步入历史的车厢内，缅怀着再也回不去的“想当年”。

台北淡水列车，1988

家园去来

那个年头，对我们乡下人来说，搭火车就表示出远门，带有浓浓的离乡背井意味。小时候在月台上经常看到的迎接、惜别，更是让我将火车与悲欢离合画上了等号。

唧唧吭吭的辗轨声越来越急促，车身的摇晃跟着节奏加剧。炽烈的阳光与热烘烘的空气由两侧车窗泄入，一切都曾经是那么熟悉！当年被家乡的头城中学退学，不得不到几十公里外的冬山中学就读，日日搭慢车通学，每趟一个半钟头，来回就等于将近四堂课。我向来不喜欢上学，几年下来，在车厢里学到的东西比课堂多太多了。

火车才刚飞猛起来，却又立刻煞了速度。我像往日那样，观看着对面一长排的乘客。沿线上下的旅客就像人生舞台上的演员，展演着不同的人生短剧。然而，那天的感觉却像是看默片，一阵阵的惆怅。几位用扁担扛着箩筐的生意人在双连站上了车。人、货同车厢，在纵贯线的火车上是禁止的，淡水列车却还有着农业社会留下来的温馨。过几天火车停驶，这样的景象就看不到了。

出了双连，隔座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对窗外风景兴趣不大，却从手提塑料袋中取出一叠相片翻阅。画面上的景色十分抢眼，一瞥就能认出是桂林山水、长城、天安门……啊，是位刚从大陆探亲回来的老兵吧？神州之旅，是否慰藉了您四十年来的思乡之苦？那边是魂牵梦萦的故土，这边是安身立命的依托，两边都是家。家园去来，不知何处更贴心窝？

台北淡水列车，1988

台北淡水列车，1988

淡水线怀念之旅

收回思绪，望向窗外，北投、圆山、士林、石牌、忠义等站竟已不知不觉被掠在后方。我从车头走到车尾，六七节车厢里，原先猛拍照的旅客渐渐安静下来，还有人开始打盹，沿途景色似乎已无关紧要，只等下车在票根上盖纪念章了。

一出关渡月台，火车立刻没入山洞，随即又从短暂的黑暗里脱身。淡水河从左方开阔地伸展，横跨其上的拱形关渡铁桥，是北淡列车沿途风光的鲜明地标。竹围站一过就是终点了，我端拿相机，调弄光圈、速度的手法，一时之间变得笨拙无比。从正方形观景窗所看到的一切，就像梦境般不真实。此时此景再也不能重现，我却无法按下澎湃的情绪，把行驶中的列车好好看个清楚。

来自全省各地的乘客，在车厢里晃了四十五分钟之后鱼贯下车，纷纷走向补票口，请售票员打上年月日的证明戳记，好把票根留下来做纪念。一旁还有纪念印章供乘客自行打印：“淡水线怀念之旅，自民国前十一年至‘民国’七十七年止。”除了这排字，印章还刻有此列车打关渡大桥旁驶过的风景图案。

我在随身携带的地址簿上打上印章，红色戳记正式宣告了淡水列车退出历史舞台。才出月台，我又买票进站，原车坐回台北。来时吊在车首的载货车厢此时成了车尾，是全车唯一没有座位的空间。唧唧吭吭，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车尾望着飞逝而退的车轨，仿佛望着一个时代渐行渐远……

有一个礼拜五

我在台北艺术大学已教了二十五年摄影。创校之初，学校借用芦洲一处空置的中学校区，每回上课，光是开车就要一个半小时以上。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车上准备的卡带都是节奏比较轻快的，边开车边在方向盘上打拍子，心想，若是哪天去学校不再觉得是享受，就应该不教了。无法享受与学生共处的时光，如何传道、授业、解惑？

我的课固定排在礼拜五，因此就有了这么一组特殊的作品。尽管不记得每张照片的拍摄日期，但肯定都是礼拜五，因为我不是在上课途中，就是带学生去外景作业。奇妙的是，这些照片就是跟我平时拍的不同，心情显得最随意、自在、放松。精神用在观察学生拍照上，不在意自己有没有收获，结果也累积了一些作品。

这是芦洲河堤旁的一景。有十几二十年间，芦洲是大台北地价最低的区域之一，每逢豪雨加上涨潮，到处便会淹得一塌糊涂，师生们有时还得脱鞋涉水才能进入教室。日子克难，却也是学生最用功、师生感情最好的时期。

河堤筑得又高又宽，旁边道路却十分狭窄，因此我很少在这里停车拍照。然而，那天的阳光、云彩加上这道奇怪的石阶，就像磁铁一样把我吸过去。

有时，拍照并非摄影者的主观意识，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而是景物要你怎么拍，你就只能这么拍！这张照片的风格就跟我平时不一样，现在重看，磁力依旧透纸而出，仿佛只要拾级而上，登往的就不是堤防，而是天堂。

台北芦洲，1994

台北关渡，1994

秋风中的行者

学校搬到一座小山丘上，校园美轮美奂，可以俯瞰关渡平原与台北盆地。前者是大都会保留的最后一块农业区，一亩亩水稻在春耕秋收时各有不同美景；后者高楼林立，华灯初上时闪亮耀眼，又是另一番韵味。

我却较少待在校园，宁愿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流连，让心境与自然交流。关渡河堤矮矮的，快跑两步就能冲上去，在上面让太阳晒着、海风吹着，真是舒服极了。有时干脆带学生来，在堤上就地一坐，露天上课。

那天我在老街附近简单用过中饭便来散步，时值秋天，靠近海口的关渡一向风大，虽出着大太阳，寒意却不轻。远远有位穿着厚外套的白发绅士走来，风一吹，顶风而行的他就把头低下来，萧瑟之感倍增。我的位置背风、顺光，将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却是背光、逆风、低着头，丝毫未察觉我的存在。

那阵子，我对一架早年在北京友谊商店买的、有点像塑料玩具的120相机情有独钟，因为它虽然价格低廉，操作起来却特别顺手，唯一的缺点就是四端会产生暗角，逆光时还有吃光现象。然而，要表现苍凉或惆怅感时，这项缺点就恰好成了优点。这张照片若是用精工制作的120相机捕捉，效果一定清晰透亮，而这部苏俄制的120却能将画面蒙上一层淡淡的灰色调。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相机又找出来，才发现它是目前全球知名，让快要绝迹的传统底片成为时尚的LOMO。早年没人想要的相机，如今竟成为年轻一代耍酷的配饰。世事难料啊！

追风的小孩

两个小人影快速移动，从堤防的另一头朝我冲过来；两个小孩把堤防当成了赛车道。胜负分明，差距愈来愈大，先到终点的孩子悠哉悠哉地靠在脚踏车龙头上，得意地望着后来的同伴。

一看就知道，这孩子不是赢在技术、体力上，而是因为他的车轮比同伴大上一倍，踩一下就等于人家的两下。但好玩最重要，小孩哪会计较这些！

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不可能看到了。关渡堤防这一带已被规划为国家自然公园，还是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堤防上不但修了护栏、铺了木板栈道，还加盖了水鸟观望台。孩子们再也不能来此撒野，大人在这儿也找不到清闲了。简单来说，它已成了著名观光景点，具备一切游览胜地给人的不舒坦感觉。

人跟环境的关系，最可爱的部分就是那份归属感，感觉自己是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而大环境也有一个小角落是专门属于自己的。你能体会到它细微的变化，听到它在不同季节、不同天候的呼吸。而它也会倾听你的心声，无论高兴、惆怅或埋怨，都能得到它的随喜、理解与包容。

小孩当然不会有多愁善感之类的情绪需要排解，但在这里却能感觉到风往脸上刮、往衣领里灌的痛快。骑脚踏车就如御风般自由，翻滚的不只是车轮，连心也飞驰了！

他们两个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干吗，只当我捧在腰际间、低头把玩的塑胶120相机是玩具。或许，在小男孩的眼中，我也是来追风的！

台北关渡，1994

台北关渡，1994

男子与狗

堤防将关渡平原及淡水河一隔为二。一边是看不尽的芦苇与田畴，顺着广阔的平原开展；一边是水波不兴的淡水河，潺潺流向出海口。一片片红树林随着潮涨潮落各有不同景致，退潮时像树林，涨潮时像浮萍。最好看的时候就是秋天，割了穗的稻秆躺在田里，芦苇也黄了，跟另一边终年常绿的红树林水笔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调，仿佛两个世界，划分它们的就是这道堤防。

那些年，除了假日，这里很少有人来。周五上课拐过来，要不就是一个人影也没有，只能跟风声、潮汐声和光线打交道；要不就是撞见平时想也想不到的怪画面。

那天见到一位带着狗儿的男子，与狗之间的关系不像主人与宠物，倒像是一对伴侣或知己。只见男子的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只狗，动不动就低下身来，动动它的腿，摸摸它的下巴，打开狗嘴朝里看。似乎这只狗刚刚大病初愈，正在复原当中。这样又爱又护的悉心照料，在人与人之间都少见，狗儿在男子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是没养过狗的我无法体会的。我忍不住猜想，有一天他生病，是不是也能幸运地被人这样细心体贴地照抚。

这架LOMO相机快门声音很小，在风中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何况是男子与狗。他俩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故事。当男子站起来继续朝前走时，一切又显得平淡无奇了，整个场景不过就是寻常的遛狗。

梦境的窗口

学校搬到关渡之后，每学期我都会带学生来堤防这儿一两回，让他们外拍。这位身穿毛衣、长发被风吹乱的女同学，如今也是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的老师了。跟她同届的那班学生有好几位出国深造，却只有她一个人学成后回到台湾，在母校任教。没人知道这张照片是她，就连她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角度实在是太怪了，让再熟悉不过的事物都变得陌生起来。

依稀记得，那天大家盘腿而坐，也有学生坐在堤防边，双腿垂下，轻松地听我以聊天的方式上课。学生们彼此互拍，或是把老师也当成了模特儿。我所讲的内容是，拍照不只是记录眼睛所见，也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将现实转化为超现实。比如说，我们一般观察事物都是在一个特定的距离下平视对象，但很近地看、很远地看，或是由高往下、从低往上看，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现实世界充满了平时看不见的窗口，如果找到了这些窗口，就会看到梦境。

也不晓得这些大孩子吸收了多少，下课时间一到便纷纷站起来准备作鸟兽散。起身最晚的我，抬头一望，就看到这一幕跟天空呼应的奇特景象，想着把它拍下来作为教材案例，下回上课给他们看。然而，底片冲出来时已放寒假，下个学期又有新的课程，竟让我忘了这回事。

说来有趣，这位学生主修雕塑，曾以亚克力材质做成毛茸茸、成失重状态的漂浮物。每当重看这张照片，就会让我想到她的作品风格。

台北关渡，1994

台北淡水，1994

也是启发

退潮了，红树林的一大丛水笔仔从水中整个现身，浓浓绿绿的真是好看极了。两个男同学蹲在石块上像两只水鸟；到处是泥泞，两人跳来跳去，才各自找到安适的落脚处，怔怔地若有所思，不知在想些什么。

水笔仔在17世纪的台湾就有记录了。1632年西班牙人占领淡水后，派了一支队伍沿河深入台北平原。探险队成员提及，这一带出产灌木红树林，树皮可当染料，汉人以四两银能买到一百斤，收购了便运到中国大陆贩卖。然而，目前关渡红树林只剩下水笔仔一种品种。1864年，在淡水英国领事馆任职的一位先生于淡水、基隆一带采集了七百多种植物标本，其中之一就是水笔仔。这些标本如今依然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与大英博物馆植物标本馆中。

为什么叫水笔仔呢？因为它生在水边，果实就像毛笔尖。这植物最特别的就是，由于所处之地潮湿缺氧，盐分又重，种子难以萌芽成长，竟演化成为稀罕的胎生苗；属木科，盘根错节，故能形成天然屏障，既能阻隔强风、抵挡河水与潮汐侵蚀堤岸，又因含大量有机物而成为潮间带生态系统的基础生产者，给虾蟹鸟类提供食物及栖息地。据说夏天花开遍野，状若星辰，我却因为放暑假比较少来，没看到过。

那日天空本来遍布阴霾，突然开了一条缝，洒下金色的阳光。我好奇这两个男生不晓得有没有灵光乍现，仔细一瞧，他们看的是从泥泞中爬进爬出的小虾小蟹，希望这也是启发。

台北淡水，1994

拴链和没拴链的

以前星期五上课，除了带学生到关渡堤防，也会领他们来淡水，只可惜这两处现在都成了热门旅游景点，完全不是教学的好地方。那时的淡水还有浓浓的老镇气氛，对岸观音山下的八里也不见一排排此起彼落的豪宅，来到码头，心就会随着潮汐涌动、海风飘扬。

码头一带是镇民散步、遛狗的最佳去处，我刚学拍照时，也经常来这儿练习。处在一群好奇的年轻人之间，尤其用的又是纯机械式、操作触感与当年类似的LOMO相机，一下就让我回到了摄影新鲜人的心境。什么都不可预料，最平凡的事件后面都可能有令人惊喜的意外乍现。

学生们各有观察对象，由此也可看出他们的性格。有的就是不敢拍人，把相机对准墙角小花、港里摇晃的船只；有的却刚好相反，跟在小孩身后等待时机；但最让他们感兴趣的就是彼此互拍。教技术容易，但要学生从观察中体会“看”的乐趣就比较难了。摄影最有趣的就是捕捉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不是仅对焦于个别的存在。

两位遛狗人由出海口朝镇内逐渐走近，宠物命运大不相同，一只拴着链，一只没拴。拴链的急着往前冲，主人使劲往后拉，彼此一路牵扯，愈走愈慢；另一对轻松自在、互不干扰，本来远远落后，现在反而超前。我在观音山前等着他们入镜，大拇指拨动相机快门扣，“嚓”的一声，释放了我的笑意。

闲适的小日子

淡水码头的渡轮往对岸八里来回开，在关渡大桥还没盖之前，是八里居民对外的唯一交通工具。如今依然有渡轮，但观光功能大于民生所需。

八里来往淡水的渡船是台湾最早的，据说西班牙、荷兰人为了安抚高山族，便曾准许他们在两岸运销土产。那时的渡船是挖空大树制成的独木舟，土语称为“Bangka”（艋舺）。乾隆、嘉庆年间，八里渡船头繁荣一时，因具备“沪尾”渡口位置，许多大陆船只经常停泊于此。之后渡口渐渐淤浅，但日据时期仍有汽艇往返台北与淡水，老百姓管它叫“臭气船”。

夕阳西斜，出海口的水面鳞光片片，从八里开来的渡轮上满满是人，这一头却稀稀落落的。有些人也不是要坐船，一待老半天，看着船来船去、人上人下。没人急着要干吗，只是等着日落、天暗、一天结束。

早年八里居民依赖渡轮的程度，从乡公所设置的公渡船票上可见一斑。票种琳琅满目、无奇不有，除了全票、半票、月票、学生票，还有货担票、大型家具票、棺材票；后者分空棺与装人两种价钱。动物搭船当然也要票，猪、狗、羊都可上船；牛的体积太大，得先被赶下水，被船拉着游过来。

那样的画面，光是用想象的就够精彩了！所以说，在此闲闲地看，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就连我也觉得好像是在看一部小成本的好电影。但这已是二十年前的光景，如今淡水挤满游客，能有这么闲适的小日子吗？

台北淡水，1994

台北淡水，1994

淡水码头忆老友

星期五还真是个拍照的好日子，那天，我以淡水码头当露天教室，下课时间由光线与落日决定。学生各自拍了满意的照片，有的先走了，有的依依不舍，坐在岸边望海。

我正要离开，又有一艘渡轮远远驶来。阳光夕照，被水面一反射，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等船的人儿低下了头，暗暗的剪影透着惆怅，让我不由得想起已往生的《汉声》杂志的老同事姚孟嘉。他年轻时曾在淡水中学当过一年美术老师，对这小镇的情调特别有共鸣，在淡水拍的照片，几乎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在《汉声》杂志工作两年后，我任职《家庭月刊》，在台视文化制作纪录片，然后自己创业办出版。编国际性的《摄影家》杂志期间，我还办过一本本土性较强的《影像》杂志，专门介绍台湾摄影家的作品。1996年年初，我决定用整本三月号做专辑，向《汉声》杂志致敬，好好挑选、编排、呈现黄永松、姚孟嘉的作品。两人拍照多年，但多半是为杂志的文章配图，很少强调个人艺术表现。我的用意就是聚焦于他们的作品，从摄影家的角度来肯定他俩。

杂志二月底就印好了，两位老友见了极为高兴，虽然忙得不可开交，还是硬要请我吃饭。三人把酒话当年，就连一向寡言的姚孟嘉也讲了不少，脸红红地眯着眼直笑。谁知才过了两三天，他就因心肌梗塞而不治，得年五十。

在淡水码头忆老友，举起相机，仿佛看到了他所拍的照片。

第三单元　难得的时光

澎湖望安，1989

无言歌

那时的望安都快成荒岛了，不愿继承捕鱼祖业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地前往台湾市区发展。社会经济起飞，各行各业人力需求孔急，离乡背井的子弟很快就能在新的土地上立足、扎根，岛上人气因而愈来愈薄，海风四窜，更显孤寂。

为了录制电视节目，我们在澎湖马公租了艘小渔船，风强浪高，一路颠晃，颇能体会出门在外的望安人为何鲜少返乡。来接我们的是望安乡公所的民政课办事员，开着一辆锈渍斑斑、快要报废的老公务车。把沉重的装备与行李往上一摆，底盘就快贴地了。

“我先把行李载去住的地方，回头再来接你们。”那位老实憨厚的公务员皮肤晒得黝黑，脸庞粗粝得像渔民。我们好奇旅馆在哪儿，他的回答是：“望安没旅馆，我们把乡公所办公室的二楼清出来了，你们四人可以挤一挤。”

乡公所的窗户很小，可望出去的景却无边无际，大得令人吃惊。岛上风悍，几乎长不出树，任何稍微高一点的物体，比如一根电线杆、一头牛或是一个人，都能成为视觉焦点。天地间的所有垂直线仿佛都是坚毅、永恒、不可忽视的存在。

刚迷上拍照的工作助理，从码头来此的路上早被烤得全身是汗，打着赤膊，拿起相机就冲出户外，四处找画面。这一景我其实已凝视良久，不知如何框取，他的加入刚好填补了构图所欠缺的元素。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望去，我无言以对，心中的感动已是一首歌了。

士官长和他的狼狗

那年头没任何旅游指南，我在台湾本岛旅行就靠着一本全省客运车路线图，来到离岛马公，就连这个起码的资料也没有。会临时从公交车上跳下来，是因为看到站牌旁有个杂货铺。沿路荒凉，唯一有望解决午餐的就是此处了。

店家好心帮我泡了碗方便面，让我在候车凳上充饥，东张西望，才明白此站叫风柜。名字好特别啊，当下决定在附近消磨，可日正当中，逛不了多久就头昏脑涨。愈走愈近海，找不到任何树荫可躲，只能倚在墙边，靠着那三十厘米不到的阴影回回神。

远远从杂货铺那头走来一位老士官，右手指扣着两瓶米酒，抬头挺胸、轻松自在地迈着军人才有的步伐，丝毫不受炎阳威胁。三只大狼狗亦步亦趋，就像是他的部下。曾在海军服役的我，特别能体会老兵随国民党来台，与大陆亲人永隔的心中苦楚。经常借酒消愁的他们，偶尔会躲在角落里偷偷饮泣，以为无人发现。

台湾戒严时期，所有海岸线每隔不远就会有海防部队设的岗哨，大的点驻军成群，专门缉拿走私，小的点甚至仅有一二人。风柜属于后者，养狼狗既是防卫也能做伴。

以为老兵会质问我为何在警戒区出没，没想到他视若无睹，就连狼狗也一声没叫，岗哨里肯定有锅肉在等着他们。机会难得，我赶紧拿起哈苏相机，管它快门声有多大，先把民家高晒的那串咸鱼一起框进画面再说。

过了六年，侯孝贤拍了部著名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可是我没看过。

澎湖风柜，1977

返乡途中

到都市谋生的兰阳子弟，如今即使回老家，也没有返乡的感觉了。雪山隧道开通后，台北到宜兰开车不过四十五分钟，比在城里上下班堵车的时间还短，而搭公交车也每十五分钟就有一班。以前翻山越岭才能抵达的地方，如今仿如城市的后花园，方便是方便，可时间与距离骤然缩减，许多生活情调也没了。

最早返乡是搭火车，学会开车后，绕的是山谷里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的北宜公路。滨海公路开通后，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视野开阔，我就从这儿回家了。鼻头角是滨海公路的中途休息站，旅客路过此地，总会停下来上上洗手间，买罐饮料，或是来份魩仔鱼羹、紫菜汤、四破鱼、炸小虾、石花冻。虽已茹素多年，那些小吃依旧深植脑海，因为那是返乡途中的味道。

吸引我的，还有乡亲们的神色。有的兴奋难耐，有的如释重负，有的若有所思，张张脸孔都像镜子般映出我与家乡的关系：想回去又怕回去，终于回去了又想逃离。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家了，过年也是待个两三天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台北工作。父母亲虽然从不说什么，表情却写满了期盼。要是那些年多陪陪他们就好了……

那天风大、浪大，鼻头角的防波堤外浪涛拍岸，阴沉的海平面与堤岸平行，仿佛也是一块伸脚就能走上的土地。几个中年汉子吹着海风，看得出他们世面见过了，沧桑也有了，近乡却依然情怯。

鼻头角，1987

难得的时光

家乡头城的大里是个小渔村，距离龟山岛最近，岛民捕得渔获，通常都会从这儿上岸。临海的天公庙香火鼎盛，几经翻修，如今已是楼阁云起、金碧辉煌的“兰阳第一胜”，很难想象近两百年前，讨海人从福州请来的玉皇大帝，受供奉之处只是一座简陋的小舍。

我很小就陪母亲来过天公庙，当时交通不便，海边道路崎岖难行，一小段路也得搭火车。对童年的我来说，这座庙就像是家乡的边界，多跨一步，就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最后一次来是服兵役前夕，母亲提着香篮，带我走遍镇上的大小庙宇，最后来到天公庙，见我满脸不耐烦，还特别叮咛：“不要不信，诚心祈求，菩萨就会保佑你平安回家！”

那天返乡，远远看到一位年纪、身材、神态都极像母亲的老妇，脱了鞋在海边撑伞休息，左腿垂在堤防下，右腿伸直舒筋骨，身上洋装是乡下妇女最喜欢的花色。我完全明白：她走了一大段路来天公庙上香，腿酸了，脚痛了。

从小，只要母亲穿起她最好的衣服，套上唯一的皮鞋，我就知道她要去庙里上香了。平时穿惯木屐的她，唯一的那双黑色矮跟包头鞋，由于一年就穿几回，永远像新的一样不合脚，走一走脚指头就疼。终年从早到晚、从里到外绕着家务、农事忙，到庙里烧香是她唯一的休闲。

拍这位老妇人时，我几乎觉得相机对着的就是母亲。正午时分炎阳当头，独坐海边的她却怡然自得，因为这难得的时光完全属于她自己。

宜兰头城，1987

好山好水好埔里

那个年代，埔里人相当自豪，总说他们那儿虽然偏僻，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山峦青翠、水质甜美，女人家皮肤特别好。台湾台风多，可无论从东边、西边上岸，来到埔里也就被四周环绕的山林挡掉了。“我们这儿是宝地，不可能有天灾！”当地人喜欢这么说。然而，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让山村倒塌了四百多栋房屋，往生超过一百八十人，人们终于惊觉，要敬天畏地啊！

在地震发生后的三年间，南投、埔里一带是我最常造访之地，每个月总有好几趟。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在灾区援建了五十所学校，我将每所学校从坍塌拍到有学生从新学校毕业。也因为这个缘分，我皈依证严法师，成为慈济的一分子。

从拍这张照片到现在的三十几年间，埔里真是变化太大了。当时，说到埔里的景点，人人几乎只提一处，那就是位于虎头山麓的台湾地理中心碑。没来前我还在想，光拍个碑有什么意思，但来了才知道此地有多美。

中心碑的园区后方，只要再走个几分钟，就可一览无遗地鸟瞰整个埔里盆地。薄雾像轻纱般遮着四周山峦，刚插过秧的田亩映出一方方蔚蓝的天色，本省质量最好的甘蔗、茭白笋与各色蔬菜穿插其间。田间小径曲折蜿蜒，毫不费力地就破解了那一格格直线的单调。

那时，整个大地还没有到处乱盖的建筑。山村如今变成了繁荣市镇，就跟台湾其他的俗气小镇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好山好水好埔里啊，只有在我的照片里找了！

南投埔里，1977

一个美浓的早晨

美浓东门外的小溪，一大早已经十分热络了。婆媳姑嫂们各自蹲在几代人用过的溪石前洗衣，年纪大的仍穿着数百年不变的客家传统大襟。上工女子戴好了斗笠，扎好了头巾，穿着塑胶靴走在老竹搭成的便桥上；对岸的草丛边，几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还在磨蹭着不想上学。镇民的日常生活已开始了好一阵，太阳才从竹林后冒头。

堤防边的小路通往伯公坛，背着、牵着小孩的男人们正聚在树荫下聊天。女人做工，男人喝茶，在这儿一点也不奇怪。客家妇女自古以来就是勤俭朴实、坚毅贤德的代名词。男人出门求学经商，女人留守照顾老小，耕田砍柴，上山下海，什么也难不了她们。若说“男主外”，那么客家妇女就是“主四面八方”。闽南人称呼另一半为“牵手”，客家人却称妻子为“辅娘”，可见期许有别。

这个画面，我先用135相机拍了一张，可觉得2:3的长方形比例不够开阔，于是小心翼翼地换上刚买的120瑞典哈苏相机，在同一个位置耐心等候，于溪面清晰映出上工女子的倒影时按下快门。

走过许多乡镇，我不曾于其他地方看过如此安详平和又温馨的一日之始。一个美浓的早晨，让我体悟到什么叫作天生自然。山、水、大地因缘合和，人们依着这样的环境生活，成为与天地融合之人。

但照片是三十多年前拍的，此情此景早已不再；美丽的小溪后来被填平成为联外道路，小镇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山被滥垦，水被污染，地被毒化，人又如何能平安？

高雄美浓，1977

台北坪林，1978

坪林茶农

滨海公路尚未开通前，订不到火车票的兰阳子弟只能一路颠簸、头昏脑涨地由北宜公路搭公交车或开车返家。早年道路窄小，迂回惊险，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由于经常发生事故，不少驾驶者都会在入山口买冥纸沿途抛撒。

这条路的中继站坪林四面环山，气候温暖潮湿，特别适合茶树生长，所生产的文山包种茶，在台湾茶界有“南乌龙、北包种”之誉。这儿也是水源保护区，流经境内的北势溪清澈无比，映着两岸的苍翠山峦，让旅客心旷神怡，路过此地，必定会停下来买几包茶叶、尝尝溪虾。

公路两旁当年几乎都是茶庄与小吃店，茶香扑鼻，隔没多远的老街，却仿佛依然停留在两百年前的开拓之初。闽式风格的老石板屋均为就地取材，得自邻近的北势溪，可惜如今已多改建为西式楼房。

我站在尾桥眺望溪谷景色，只见一位茶农扛着一大摞茶叶簸箩缓慢地走过来。看来已经走很久了，物件体积那么大、那么重，瘦长的身子却平衡得很好，每一步都跨得很有技巧，以至于气定神闲、姿态优雅，一点也不像是在从事粗重的劳作。

来年滨海公路通车，行经坪林的车辆少了一大半，等到2006年雪山隧道启用，坪林更显清冷落寞。台北到宜兰的距离大幅缩短，旅客根本就不需要停下来休息。为了振兴经济，近年来当地既办包种茶节，又推动环保露营家庭日、茶乡铁马行等新的旅游项目。希望管用。

无论如何，我印象中的坪林永远停留在这一景。

没有意外的世界

这张照片，我也是先用135小相机拍了一幅长方形构图，再拿出120相机拍正方形的。换工具的确会影响摄影者的创作心态，小相机方便捕捉瞬间的微妙，中片幅相机却会让人调整观察重点，不会只顾快门机会，而是定下心来，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内感受整个场景的氛围。

由于相机是捧在胸口，手腕会感觉到心跳，使整个拍摄过程格外慎重，仿佛碰到重大情景时不由自主地捂着胸口。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呼吸吐纳、血液循环都跟眼前的光线、物体、事件、人物有关，期待在一切都达到和谐时按下快门。那样的拍照方式，不但不是在抢时间，而像是让一件封存已久的东西缓缓释放时间的轨迹。

车城是洋葱之乡，这座仓库的下层挑高宽敞，堆满了网篓打包的成熟果实，上层就只有这么一个三角形的狭小空间。老妪专注地蹲在地板上挑拣明年播种要用的种子，动作不慌不忙不迟疑，笃定地把她认为好的种子一颗颗放在畚箕里，堆到一定数量再结成一串，倒吊在天花板上。若是有人告诉我，她从少女时代就天天这么拣着洋葱仔，我也不会惊讶或意外。

拍照时我生怕打扰她，拍完才发现她是聋人，根本听不到相机快门声。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有着寻常人所无的定力：重复千遍万遍的动作，对她来说并不代表沉闷或单调。我比手画脚，试着与她沟通，她却只是淡淡地微笑，始终不发一言，仿佛在她的世界里，也没有意外。

屏东车城，1978

台北三峡，1976

不存在的画像铺

回想拍这张照片的情景，整个三峡老街冷清到令人难受，所有商店几乎都歇业了，唯独这家画像铺大门敞开，每次经过都可看到师傅全神贯注地在作画。他的主要工作是画告别式遗像。早年放大技术稀罕，照片都是用底片直接压样，大尺寸肖像得照着小印样一笔一笔临摹。

这行业多半是街角小摊位，这么大的店铺还真少见。画师功夫不错，对自己的杰作也颇为得意。墙上挂满的画框里除了孙中山、肯尼迪，还有那年代堪称新潮大胆的裸女图，每一帧都反映着时代背景。

每回看这张照片，我都会审视良久。市况萧条若此，师傅却将店面开得这么大。画像生意再旺也有限，人家好，他不怎么样；人家不好，他也依然守着铺子。笔下人物个个五官清晰、栩栩如生，他自己却背对着镜头，看不到脸。

为了写这张照片的故事，我特地到三峡打听。长仅二百米的老街如今成了重点观光区，每逢假日游客如过江之鲫。向好几家店铺打听都一问三不知，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在这一带卖彩券，建议我去找一位老三峡人试试看。

那家古董店专卖民国以来的工艺品，除了照相机、老钟、碗柜、家具，连台湾早年的交通号志牌都有。老板非常客气，说他虽是这条街上的人，可当年整个地方没落到没人想待，他也离乡背井去打拼，直到十多年前老街重建，才又回来开店。照片中的画像铺，他毫无印象。

叫人怎能不感慨！不过是三十七年前的事，问了半天却没人知道，仿佛这画像铺从来就不存在。

故乡头城的海边

童年对农事心怀愤懑，镇上角落、郊外田园都会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但海边却是完完全全地充满了欢乐。那是一个明知禁忌，却想尽办法去犯规的乐园。父母严禁小孩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海边，可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忙，哪有时间带我们来！犯完规，临回家前还得在沙滩上打滚，把海水泡干净的身体弄得愈脏愈好，以免父母起疑。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是安全时段，父母忙得顾不着我们，可沙滩却烫得能焖蛋。在我们小时候，那条沙滩是非常宽的，从马路边到海域，打赤脚走不到三分之一就会被烫得受不了，只有深呼吸、用力跑。“好烫、好烫”的声音此起彼落，大伙儿拼命往前冲，在碰到冰冷海水的那一刻，真是痛快到能把所有的郁闷之气一扫而空。有阵子我还练就了在脸上罩顶斗笠，浮仰海面睡觉的功夫。此外，这儿还是打群架的理想所在，头城海边的沙又细又软，被打趴下了也没那么疼。

然后，我们一天天长大，沙滩一天比一天脏，到处都是塑料瓶、保利龙餐盒。乌石港开辟后，潮汐流向改变，整个沙滩变得愈来愈窄，直到完全消失。孩子们从此少掉了追逐嬉戏的天堂。

拍这张照片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头城海边，回忆往事，酸甜参半。时值秋末，两个小兄弟骑着脚踏车过来，在水泥路面停下，也没想要碰海水，只是望了望海面就走了。那冲过沙滩、冲进海里的欢畅，他们能体会吗？

宜兰头城，1990

台南南鲲鯓，1976

唱《劝世歌》的盲妇

在《正方形的乡愁》摄影集中，我将一组以肖像为主的单元取名“乡亲”，并写下：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这位在树下捧着月琴自弹自唱的盲妇，天生有副好嗓子，人们管她叫乞食婆，可在我看来，她比有些红透半边天的艺人还强，只可惜生不逢时，若是晚个五六十年，说不定会变成如今流行的选秀节目巨星。

那年头，乡下人口中有群乞丐帮，平时见不着人，可每当何处有庙会，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出现，仿佛有组织似的。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那些脏兮兮、缠着人不放的小孩，或是瘫坐在路边、不知是真是假的残疾人。庙方则是一见他们便立刻驱赶。

这位盲歌手却显得十分有尊严，经常会得到人们的掌声。我在不同的庙会见过她好几次，每回都忍不住驻足聆听，然后把身上的零钱全掏出来，轻轻放入翻转在地面上的斗笠中——里面的赏金总是只有一点点。

“我来念歌啰——呼恁听噫——不免却钱啊免着惊呀——劝恁做人着端正——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唉——讲甲当今啰的世间哩——鸟为食亡啊人为财死啊——想真做人搁着嗨嗨——死从何去生何来咿——”这首《劝世歌》台湾人耳熟能详，她却能唱得让人静下来抚心自问，是否仍记得老祖宗的教训？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盲妇那尾音细腻、余韵缭绕的独特嗓音，仿佛是在借着歌声，与她不曾见过的世界沟通。

台北淡水，1988

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人只是一位小镇居民，却是我拍过的最优雅的人之一。他并不是要去赴约或办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从家里走出来，坐在淡水码头晒一会儿太阳。堤防边的人不少，多半都是能靠就靠、能撑就撑，身体不是歪的就是斜的，唯独他坐得端端正正，老远就吸引了我。

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虽然稀少，却理得服服帖帖。那件不知已穿了多少年的西装外套，袖口已开始翻毛，却洗得干干净净，烫得笔挺，保养得很好。白衬衫领口有些磨损，但整件衣服都浆过、烫过，每颗扣子都扣得规规矩矩。他并不是读书人，但因自重自爱，再加上生活习惯良好，举手投足间便自然流露出谦逊与涵养，就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

这样的人让我敬畏。我很想拍，却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愿用平时擅长的抓拍——在他全然不会察觉的情况下捕捉我所要的画面。我走过去，鞠个躬，仿佛他是老师，而我是正要交作业的学生，恭谨地征询是否可以让我拍张照片。

老人点头微笑，把稍微后仰的帽子往前调一点，虽只是个小动作，却展现了对我的尊重。就在这一瞬间，我按下快门，捕捉了他对陌生人的接纳，也捕捉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一辈的台湾人，受的教育或许不多，干的也多半是劳力活儿，却能从生活中汲取智能，学习道理。那种发自内心的和善、信任与礼貌，让人觉得处处有情、处处亲。我不知这位老人的姓名，彼此也没有任何交谈，可这张照片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我一向会在办展览时出版摄影集，《北埔》是我的首次个展，也是第一本摄影集，拍摄年代是1980年到1985年。全部八十张作品都是用135相机拍的长方形构图，而这张用120相机拍的正方形照片，则是在1988年路过时的即兴之作。

忘了那天的目的地是哪里，依稀记得开车经过北埔外围时，虽然时间有点赶，还是决定绕进去看看。在街上走了一会儿，明显感觉到这个客家村正在微妙地改变，居民和善多了，不再排斥外人。

首次造访，我被小孩丢过石头，被警察拉扯询问，被所有村民斜眼注目。来过许多回后，终于被接纳，但我仍感觉北埔是全台湾民风最封闭、保守的地方。

那天，长廊下有群妇女坐在小板凳上，就着茶簸箩剔茶梗，好让当地闻名的“膨风茶”品相较佳。这位老妇人大概家境比较好，悠闲地靠在藤椅里跟大家聊天。虽只是在自家门口，却收拾得整齐洁净，旧皮鞋擦得光亮，贴着膏药的小腿还套着肉色丝袜。

见我取出相机，老太太自动调整姿势，将上衣拨平、衣角拉直，双手一下放在腿上，一下合在小腹上，见我迟迟不按快门，又将双手扶在椅把上。每个动作都反映了她的细腻心思，也显示出她想展现自己最好的形象。

构图时，我将空藤椅也纳为重点，因为它说明了刚刚还有人坐在她的身旁，亲近到椅脚交叠。拣茶的妇人们七嘴八舌地讲着客家话，我虽听不懂，却能意会她们在逗老太太，说你好漂亮啊！

就这样，我的底片印上了一位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新竹北埔，1988

苗栗民德水库，1988

明德水库吊桥

每当兴建水库，就有一些居民不得不离开被淹没的家园。地势较高之处虽能幸免，却也会被四周水域隔绝，家园成了孤岛。台湾的各个水库附近，总有几户不愿迁离的居民，说什么也要守着祖先辛苦屯垦出来的土地。因此，纵使只剩一个孩子要上学，也得弄条船每天来往于两岸接送。农夫们要跑趟乡公所、买些日用品，则是靠着一叶小竹筏自行摆渡。

位于苗栗山区的明德水库集水区，小岛居民就比较幸运了，因为水库小，搭建吊桥不难，对外交通也方便些。只不过桥面仅能步行，禁止通车，如此一来，生活步调便停留在没有车辆的旧年头，想快也快不了。为了拍张照片，那天我可是等了又等，因为空无一人的桥就只是一堆木板、成排钢丝，既缺美感又无情调。

站了不知多久，终于看到两个小小身影出现在桥的那头。光是这样，就够令我兴奋了，赶紧选好位置，框好构图，谁知两人走得极慢，好像在算步子。年纪应该都不小了，一位戴着斗笠，一位撑着洋伞，都看不到表情。两人一路并无交谈，各走各的，前者手挽提袋，驼着背，看来是长年做着粗活；后者腰杆笔直，走路模样也比较悠哉，显然已过起了含饴弄孙的好日子。吊桥静静地躺在水面上，承载着不同的人生、不一样的际遇。

无论曾经历过什么，两位老人的坚持最后都替子孙挣来了财富。如今，群山环抱的鸳鸯、日新、海棠三小岛已成著名度假区，下一代大概都当上民宿主人啦！

台南某庙，1977

下棋的老友

台南市的庙宇实在是太多了，观音、王爷、妈祖、文庙、武庙、五妃娘娘……大街小巷每走几步就有一座，拍着拍着就搞混了。当年出摄影集时，这张照片标的图说是“五妃庙”，但一位专拍台南古迹的朋友告诉我，应该是另一座。如今正确的庙名已记不得，但拍这张照片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南台湾一年到头都热，那天又更热，我在一间刚整修过的庙宇正殿到处看，找不到值得拍的。才翻修的老建筑最尴尬，新刷的油漆虽然尽量仿古，但发亮的色泽得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淡掉。本想就此离开，却听到聒噪的蝉鸣中夹杂着细碎话语声，间或还有石子扣地的清脆声。

寻声来到庙后围墙边，只见两位留着山羊胡的老人在下棋。两人都光着脚，一位打的是如意座，一位是盘腿金刚。棋子是在地上临时捡的，并非黑白分明，只是深浅有别；棋盘画在水泥地上，线条淡淡的，看得懂就行。

在我靠近时，两人忽然噤声了。不是因为我的出现，而是棋局正僵，输赢就在几步之内了。为了找构图，我捧着120相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两老却有如入定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原来，最好的构图便是把相机放在地上，于是，我也盘腿坐下，垂首对焦。从毛玻璃的屏幕看去，两人的位置左右颠倒。我一下抬头看真人，一下低头看影像，真是有趣极了。

看得出两人从年轻时就是好友，这辈子不知已对弈过百千回，输赢互换，起手落子之间，尽是惺惺相惜。

珍贵而非凡的一瞬间

这张照片是有次带学生外拍的偶得。创立摄影私塾的那几年，我除了经常与学生泡在暗房，也会带他们到外地出游，观察他们如何拍照。

新竹县横山乡的内湾村虽然偏僻，但从竹东可搭火车抵达，车班虽少，时间算准了也挺方便。这条支线如今已是热门观光项目，不像当年，主要功能就是载学生通学，除了一早一晚的上下学时间，几乎没什么乘客。我就搭过只有一节车厢的班次，乘客除了我只有一位老人。

带学生拍照，和自己一个人截然不同。独自工作时可以整个人放空，全神贯注地迎接陌生之地随时可能发生的场景；带学生时却得时时留意每个人的兴趣所在，看他们的拍摄角度是否理想，有时整个旅途按不了几下快门，都在忙着指导。

然而，那次的内湾之行，却为我留下三幅正方形构图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环境太单调、寂寥，学生几乎不晓得该把相机往哪里对。通常吸引他们的舞台效果、戏剧性张力都不存在，一切是那样地平凡、平淡，让他们完全不知从何拍起。

为了当场示范，我便碰到什么拍什么。这位老太太正从家里出来，走在窄窄的巷弄阶梯上，被我遇个正着。我礼貌地笑着请她留步。她虽然乐意被拍，却不好意思面对镜头，一下朝左看、一下往右看，害羞的模样，使她整个人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仿佛回到了青春少女期。

背景这等单调，光线如此平淡，老太太也只是个普通人，但她所流露的真情，使那一瞬间变得珍贵而非凡。

新竹内湾，1989

想起了大姐

父母都下田工作了，没人可撒娇的孩子就赖着姐姐，从家后门到溪边的一小段路也不肯走。小姐姐自己个头也不大，没法像大人那样抱得安稳，姐弟俩一路僵着，成了这么个怪姿势。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大姐。我们九个兄弟姊妹，比她小的都被她带过，长大了各自成家，每次聚会也是靠她四处打电话召集。大姐还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按乡下习惯在阴历那天打电话来。电话这一头的我总会先愣一下，随即温暖在心，明白自己又长了一岁。我们早就忘光的童年往事，大姐也能如数家珍。在乡下的那许多年，好像只有她实实在在过着日子，我们却编织着另一种生活。

努力回忆大姐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却是印象稀薄，令我汗颜。只知道大人从来不必为她操心，无论生活、课业，她总能按部就班达到父母的期许。她考上宜兰最好的女子中学，在校成绩很好，却因为要减轻家计，毕业后学了些护理技术便开始就业，然后再到台北亲戚开的公司帮忙。她一直收入不多，对弟、妹却十分慷慨，还是我们之中最早拥有房产的，而且不止一间。而我们却必须过了中年，才能了悟她几十年来省吃俭用、攒房出租的养老法最稳靠。

我一路跟着这对小姐弟。姐姐显然非常吃力，尤其是下坡那一段，可她却始终把弟弟抱得紧紧的，不曾放下。到了溪边，弟弟马上挣脱下地，头也不回地冲去玩水。那一幕让我感觉，我小时候肯定也这样赖过大姐。

新竹内湾，1989

石碇村的小孩们

石碇我造访过不下四五回，每次都对老街上看报的村民印象深刻。那儿的住家大半是石造矮房子，室内光线暗淡，村民都把走廊当客厅，藤椅、小板凳就搁在廊檐下。村民的家居生活，走在街头便可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既没戏院，又没任何公共游乐场所的穷山村里，闲着的人找不到旁的消遣，一张报纸就可看上大半天。

山村开发得迟，两百年前还是原始森林，清道光八年开始有闽籍汉人前来开垦，于山坡地上栽茶植林，之后又发现了煤矿。人潮受吸引而来，可矿脉枯竭后又骤减。三十五年前我去的时候，石碇还是台北县最落后的地区，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只有七十人。然而，它的美丽与独特却在艺术圈非常有名，前来写生与拍照的人从没断过，如今更是成了北台湾著名的观光景点，假日人头攒动，气氛大不相同。

坐落于乌涂溪和石碇溪交汇口的石碇村，走在村中任何角落，都可听到哗啦啦的溪水声。两条溪像是护城河，村中有两座桥，连起东街和西街，西街人要出村，至少得行桥四次。这还不够，面朝公交车站的地方又兴建了另外一座。所以说，石碇人最有资格夸口：“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万寿桥头的这家杂货店，是我每回来都会待上一阵子的地方，除了买饮料、面包填肚子，也喜欢看进进出出的村民。这也是石碇所有小孩最爱来之处，没钱也会蹭个老半天，东摸摸，西看看，看到稀奇的东西就会眼睛发亮。

那天一起拥进六个小孩，却只有一个掏钱买了新推出的糖果兼玩具。其他人都是陪着来的，却也个个兴高采烈、与有荣焉，勾肩搭背地离去。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猜想这帮孩子会因共享那小小的玩具而乐上大半天。多么慷慨又容易满足的年岁啊，而那是我们都曾有过的！

台北石碇，1978

菜园里的小姐弟

山谷里，偌大的菜园只有一位老妪在缓缓地松土。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她非干不可的活，只不过一辈子都在做事，拿得动锄头，就感觉自己没老，还有用。跟她做伴的是一对小姐弟、两只狗。

二十多年前，新竹内湾还是个十分偏僻的地方，但有条支线小火车从竹东开来，想造访倒也不难。早期，整个新竹县的东部丘陵都是泰雅人的活动范围，后来才渐渐成为客家聚落。内湾因为地处矿业、林业开采的对外孔道，一度也曾繁荣。停止开采后景况萧条，没落了几十年，才渐渐转型为观光旅游景点。

拍这张照片的情景历历在目。老妇人看到我有点意外，却也没问东问西，见我拿出相机，更是生怕怠慢，即刻立正站好。整个画面因她的严肃而呆板起来，与令人心旷神怡的山间风景、空气，以及傍晚温暖和煦的光线都不搭。

我只好把镜头转向小孩。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不像我碰过的许多小孩，看见镜头就做鬼脸、耍宝，姐弟俩好像明白摄影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小姐姐温驯地注视着镜头，一言不发；弟弟为了显得高一点还踏上田埂，且没忘了压住不安分的狗狗。

对乡下人来讲，姐弟俩算是盛装了。是白天刚进过城，还是从城里来探望祖母？或是被忙于工作的父母送回来让老人家带？无论如何，他们都被教得非常好，虽然有点拘谨，却丝毫没有怀疑或拒绝我的举动，微细的表情与姿势，在柔和的光线笼罩下，透出一股这个年纪少见的早熟。

禄来相机的镜头快门声清脆悦耳，直入我心。

新竹内湾，1989

台北淡水，1976

观音山前的小女孩

也不晓得这两个小女孩是姊妹还是好友，远远骑着单车过来。那时的淡水小镇既无捷运可到，也没河边商家，出海口冷冷清清，只要有人出现，就会成为视觉焦点。

踩踏板的小女孩技术不错，速度很慢，把手很稳，就是一直朝左望，大概是被对岸的观音山吸引，也不怕车头一歪，落到涨潮的海里。倒是后座的同伴显得紧张，正襟危坐，不敢乱动。

淡水落日经常吸引各地影友扛着脚架来取景，我却特别喜欢捕捉夕照打在小人物身上的温暖感觉，平淡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因天光而生灵活现。

那个时候，观音山尚未开发，山上没有东挖西盖的庙宇、房屋、墓地，也无杵在山头的高压电塔，完全是原生态。记得画家席德进在世时最喜欢画观音山。当时我年轻，觉得此山棱线单调，不过是个尖锥罢了，不明白他为何百画不厌。现在可懂了，在关渡山居，整面窗都映着它随不同季节、时辰而展现的面貌，变化万千，令人着迷。原来，有些美是要年纪愈大才愈能品味的。

现今的观音山脚下，尽是一栋栋的豪宅，整个河畔被建商冠以“左岸”的美名，想跟异国的花都效颦，却营造不出丁点浪漫气息。三十七年前拍此照时，我特地等候孩子来到山前，为的是交代拍摄地点。如今再看，却发现照片还留住了浓浓的时代氛围。纯朴方是至美，这两个小女孩就是证明。

补破网

在淡水出海口附近，有个堤岸边的小角落搭着一顶简陋的遮阳篷。那是渔人修补渔网时用来防晒的，面积不大，也就够补一张小网罢了。就是单人舢板随身扛的那种，只能在河口撒一撒，捕获的鱼也是小小的、少少的。网破了，孔也不会太大，补起来轻松得有如缝扣子。

也因为如此，这位老渔夫显得十分悠哉，针进针出地手起手落，竟带着几分优雅。夕阳透过遮阳板隙缝洒下柔光，为他添了几分斯文气，意味深长的表情，竟像是在书案上读着一篇好文章。

其实，台湾有首著名的歌谣就叫作《补破网》：“见着网，目眶红，破甲即大孔，想要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无希望，为着前途罔活动，找家司补破网。手提网，头就重，凄惨阮一人，意中人，走叨藏，针线来逗帮忙，孤不利终罔珍重，举网针接西东，天河用线做桥板，全精神补破网。”

这首由李临秋作词、王云峰作曲的歌发表于1948年，原本描述的是失恋心境，却被用来隐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后，人们敢怒不敢言的社会氛围。因“渔网”的闽南语谐音是“希望”，民众也借此歌彼此互勉，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大家齐心协力，一针一线缝实破网，织补台湾的新希望。

这位老渔夫，看年纪就知道，他定能将这首《补破网》唱得朗朗上口。那安然的模样，让我在按下快门时被深深触动了。稳定社会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每一位谨守岗位、勤勉不懈的小老百姓啊！

台北淡水，1976

南澳村的假老头

南澳乡是宜兰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乡，境内的七个村，除了东岳，金洋、南澳、澳花、金岳、武塔、碧侯我都去过。村与村之间相隔甚远，外地人若不自备交通工具，造访不易。南澳村就还好，因为是北回铁路的一站，纵使车班不多，也算方便了。对我而言，它更是全台湾最容易抵达的泰雅人部落。

在辞掉电视公司职位、开班授徒后，我经常带学生来外拍，只要在台北搭早班快车，抵达罗东再换普通车就行了。到的时候天刚亮，村民大多没醒，正好可以跟他们同步展开新的一天。在这个村，我还真拍了不少好作品，哪天可专门为它编一个主题。

当时，台湾大多数高山族村落都已汉化，纯朴、宁静的南澳村就跟一般平地小镇没什么两样。几近失传的传统艺术，全赖经纪公司苦心搜罗，组织表演队伍在各大城市巡演。如今为了吸引游客，不但有南澳泰雅文物馆、守月祭，就连早已消失的黥面习俗也卷土重来。

那天来到南澳正逢下雨，相机最怕淋雨，我跟学生没备雨具，大部分时间只好躲在屋檐下聊天。原以为会无功而返，却见雨中有两个小男孩朝我们走过来。其中一个戴着大鼻子眼镜装老头，鼻下还有一撮翘胡须，好像这样就能提早长大。

“帮你们拍张照吧？”听我这么说，撑伞的男孩强忍笑意，假老头却从雨伞下面跨出来，好像知道我想拍的就是他，不但站得笔直，还微微皱着眉，仿佛心目中的大人就是这种表情。

事隔二十多年，这个小男孩早也步入中年。当大人的滋味，不知是否跟他期望的一样？

宜兰南澳，1989

高雄多纳，1978

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这三个鲁凯人小孩本来在村中广场玩耍，应我的要求，来到石像图腾边留影。大概是从没拍过照，也不知道相片是什么，见我拿120相机对着他们，竟然呆了，好像我手中的方盒内藏着一只凶猛的动物。小姐姐扶着竹竿的模样，简直就像撑着一支长矛。

还真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孩子，我试着逗他们笑，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太阳很大，晒得他们和我眼睛都睁不开。愈是努力要让他们放松，他们的表情就愈凝重，毫无妥协的意思。在按快门的那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勉强！

在茂林乡最深处的多纳，当年是个非常偏僻的山地村落，我却至少造访过四次。第一次是冲着名字去的，没想到村里竟有台湾保留最好的石板屋。矮小的房子里，从屋顶、墙壁到地板全都由一片片形状不同的页岩堆栈而成。石片是从山壁上凿下的，族人视其大小、厚薄，将之安置于最适合的房屋结构处。

就连村中央的这座保护神，也是由一整片页岩雕出来的。这么大的尺寸可不容易取得，为了怕石板碎裂，雕刻线条尽量简单，倒让本当威风凛凛的神祇，看起来有点像可爱的姜饼娃娃。

想知道这座石像还在不在，我特地上网搜寻，才知道如今的多纳村，所有石板屋已改用机器切割的规则石材，还往上加高，往旁拓宽、隔间，变成了一间间民宿。原来朴拙粗犷的原始风味尽失，就连天然的多纳溪温泉也被分割，圈围成一处处收费泡汤池，石像自然也不知下落了。

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我还真是佩服这几个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宜兰四季，1990

最深沉的乡愁

那天是四季小学的毕业典礼，一个年级只有一班，让我很容易就跟孩子们混熟了。全体毕业生向导师鞠躬、道谢后，年轻的男老师竟说：“请各位同学也跟阮先生敬礼，谢谢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到四季拍照。除了今天的毕业典礼，他还来拍过好几次开学典礼，你们都记得吧？”

四季位于宜兰县大同乡的泰雅人山村，是我最早知道的高山族部落。初中时我被头城中学退学，不得不转到冬山中学重读初二，每天搭火车通学。每当火车停靠罗东，就是我心跳最剧烈的时刻。前往太平山的泰雅人都在对面月台等候森林小火车，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就会望着那些美得不得了的四季少女，或是嬉笑吹牛，或是偷偷幻想。有位同学后来还真娶了四季美女当老婆，休学在家，成了十五岁的小爸爸。促使我一再造访此地，拍摄期间长达九年，且举办《四季》展览、出摄影集的缘由，正是因为这个少年时期的情结。

毕业典礼结束后，两位四年级的在校生代表要求我为她们合影，或许是从学长依依不舍的情景中体会到，再过一两年，她们也不可能天天黏在一起了！我先是用配备小广角镜头的135相机取景，却发现黑板上方的孙中山先生肖像也在画面之中，于是又换上标准视角的120相机。画面满满的都是这两个喜不自胜的小女孩，眼睛清澈到可以让人看见心底的亮。

正是这样的眼神，让我当年孜孜不倦地在台湾的各个角落走动，记录下每张遇到的纯朴面孔。这份纯洁的童真，便是我们所有人长大之后，最深沉的乡愁。

屏东三地门，1990

老传统与新潮流

那天带工作室的学生去多纳外拍，中午由台北火车站出发，夜宿高雄，隔天早晨搭客运车到屏东，再换一班车到茂林包出租车，直到汽车没法前进，一行人再徒步通过一座小吊桥。终于抵达多纳村后，整个村子却是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原来大家都到另一座山头喝喜酒去了。一位妇人叫我们赶过去看看，因为青山村的排湾人酋长要为长子娶亲，举行“抢婚”仪式。这样的传统大典，就连许多年轻一代的高山族都没看过！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高山族婚礼都得用抢的。整个仪式需要的人力、物力相当庞大，一般人负担不起，唯有头目或贵族的子女结婚，才能有这样的场面。不止青山村总动员，就连附近几个村也几乎倾巢而出。

这么特别的抢婚仪式，在此之前竟然没见任何媒体报道过，整个活动从头到尾不见专人拍照或录像。我和学生成了不请自来的义务婚礼照相师，大家满场飞奔，拍得不亦乐乎。我鼓励一位在晚报担任摄影记者的学生翔实记录，作品果然受到主管赏识，在每周日的视觉特刊发了个满版。

亲友们个个盛装，几乎都是传统排湾人大礼服。抢婚仪式按部就班，遵循古礼，可拍大合照似乎才是新人与双方亲友最重视的项目。从山下请来的摄影师终于出现了，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新郎、新娘与花童竟然特地换上了现代的西式婚纱礼服。

望着观景窗里的画面，我终于明白，对年轻的新人而言，老传统是不得不扛的包袱，新潮流才是他们想追求的目标。

撒娇的小女孩

三地门青山村的酋长娶媳妇，谁是本村人，谁来自邻村，很容易分辨。前者一律穿排湾人传统服饰，他村宾客则无论本族或鲁凯人，都精心打扮穿起了洋服。这个偎着母亲的小女孩不但穿着新皮鞋，还梳了个小发揪，夹上鲜艳的假花。

抢婚仪式难得一见，虽然忙着捕捉镜头，我也晓得，小女孩滴溜溜的大眼已经在我身上转老半天了。可是我捧着相机跑来跑去，没空跟她说话。新人与双方亲眷彼此拉扯、抢奔、追赶、假哭、真笑的动作稍纵即逝，一点也分神不得。

在台湾的高山族之中，排湾人与鲁凯人都拥有贵族制度。依据传统，继承贵族阶级的一律为长嗣。各部落有贵族、士族与平民等阶级，不同阶层不仅通婚不易，也很少往来。头目与头目家族的联姻婚礼，绝对是任何部落里最重要的庆典。

等新娘终于上了两根长竹竿绑的藤椅，被架去新郎家后，喧闹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我也回过头来朝女方家走。那双乌黑的眸子，我老远就看到了，又大又圆，在黝黑的肤色衬托下显得更晶亮有神。

一路都用135小相机抢镜头，此时静下来，便忍不住从包里取出120相机，气定神闲地蹲在这对母女面前框景、对焦。本来很希望被注意的小女娃，此刻却扭捏起来，小手抓着妈妈的衣角撒娇。

这就是我最爱拍的照片，在人物眼睛最有神、表情与肢体语言最自然的时候，灵魂就会跃然而出。人的一辈子可能没几次机会在灵魂现形时被定格，即使被定格，自己也不一定看得到。然而，素未谋面的人却能从这样的影像中得到共鸣，因为那不只是一张容颜，还代表了她的本真。

屏东三地门，1990

第四单元　乡愁不再狭隘

高雄梅山，1978

梅山部落的“莫”

一查拍摄年代才惊觉，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我的儿子当时还没出生，现在却跟照片中的年轻人岁数差不多了！他是布农人的原初居民，整个梅山部落的人都叫他“莫”，而且语带尊敬。

梅山是相当偏僻的所在，我从桃源村步行将近五个小时，才全身湿透地在倾盆大雨之中抵达。路基坍方，好几个月没人来了，专门服务登山客的山庄负责人看到我，还吓了一跳！

“莫”是第二天睡醒之后，到村里走动时遇上的。好多户人家养梅花鹿，我望着这些身型优雅、大眼充满灵性的动物流连忘返，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轻快的脚步声。一个小伙子扛着重重一捆树叶，却依然身手矫健。“这是去山上砍来喂鹿的，”他骄傲地告诉我，“我养的鹿不但最壮，数量也是全村最多的，比其他养殖户加起来还要多！”

“莫”盛情邀我到家里歇脚，还请母亲到附近杂货店买罐头芦笋汁给我解渴。他想去都市打天下，却不得不留在山地：“家里没人手，弟弟在服兵役，父亲和妹妹种不来那块田。不过，到城里也不晓得要怎么生活。我服兵役时去过一位朋友家，好恐怖啊，那么一点点房子要住那么多人，会被憋死的。我们住惯了山地，真不习惯都市空间，转个身都觉得不自在。山地有山地的好处，但实在赚不到钱……”

我忍不住问，“莫”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名字是从祖父那一代传下来的，普通人不能乱取。他祖父生前是梅山部落的首领，因此“莫”也是贵族阶级。这一点从他的谈吐、举止中不难看出。

时代变迁让“莫”成了落难贵族。找出这张照片，让我又想起了这位心事重重的年轻人！

突兀的摄影经验

去过多纳几次，就以拍这张照片的经验最为突兀，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在村里走动时，我从没把相机对过这位老妇，因为她的神情有点奇怪，还跟在我后面走了好一阵。最后，她终于忍不住跑来搭讪，可是我们完全无法沟通，因为她只会鲁凯语。猜了半天也没弄懂意思，直到她开始拉我的衣角，指着后方，我才明白，她希望我跟她走。

说老实话，来到她家，我还真有点不安，整个屋子空荡荡地没半个人，只好赶紧站在挂满曝晒衣物的屋檐下，不敢再入内。见我不动，她一手抓起我胸前的相机，另一只手比比自己。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希望我帮她拍张照。我拿起相机测光、对焦，她又摆手、摇头，作势要我等等，随即转身进屋，十来分钟后再出现，已是头面干净，换了一身传统鲁凯人服饰。看来这是她最好的衣服了，说不定还是结婚时的大礼服呢！

她严肃地站着，表情呆板，让我不知如何取景。只不过稍微犹疑，她又猛指着相机催促，我只有捧起哈苏相机，应付式地按下快门。听到快门声的“咔嚓”、反光板落下的“哗啦”，她终于露出笑容，笔直地朝我走过来。见她伸手，我还以为她是要握手言谢，也连忙伸出右手。她却摇头，用手比出数钱的姿势。原来这是一笔生意！她把我当成了观光客，拍照就得付钱。我差点儿没昏倒，但还是按捺住失望，掏出一张钞票。

虽是个不愉快的摄影经历，但我仍然觉得应该把照片放出来。因为老妇的姿态、表现与周遭环境，真实地反映了部分高山族的处境。

高雄多纳，1978

台南西港，1990

庆安宫的王船祭

台湾各地庙会一向受摄影爱好者的追逐，任何摄影比赛中都看得到庙会场景。每回担任评审，所见画面都非常类似，让人搞不清楚到底二十年前拍的和现在拍的有何不同。

我并不擅长拍这样的场面，也不喜欢，因为喧闹有余、虔诚不足。在台湾早年的乡土热潮期，庙会被认为最具本土色彩、最能彰显民间活力。然而，随着旅游观念的盛行，如今它更像是一场绚丽的观光活动，丧失了敬天爱地的酬神胸怀，离信仰与传统愈来愈远。

那年，一位画家好友邀我到他西港老家做客，挑的日子正是三年才有一次的“王船祭”。说起王爷绕境，全台湾最被称颂的就是“南东港，北西港”。东港的东隆宫和西港的庆安宫，无论在场面、声势、历史地位上都独步全台。三年一度的“王船祭”也就是庆安宫“做醮”，整个期间西港万人空巷，宛如不夜城，比过年要热闹几十倍！

西港是本省最穷的地区之一，水质含碱重，连洗澡肥皂都不大容易起泡，饮用水的怪味儿就更不用说了。土地不肥，作物不茂盛，人也容易罹患各种疾病。正因为如此，烧王船、送瘟神等去煞祈福的活动历久不衰。好友在这么穷困的地方长大，却非常上进，以国画扬名宝岛。

其实，早在1974年，庆典的商业气息还不浓时，我就来拍过了。但友人盛情邀约，我也就欣然前往。由于没工作压力，拍得特别轻松，有点像度假，虽拿着120相机，也没特别想抢镜头。直到王船在冥纸堆中燃起，我才想捕捉那位乩童与船头的关系。

乩童面朝船首施展步罡踏斗，我也不得不随着他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移动。乩童跟神明联系上了没，我不清楚，倒是觉得我和他之间，仿佛有条看不见的傀儡线。

台南南鲲鯓，1976

精神折磨

那年去南鲲鯓，是被一位研究民间曲艺的学者拉去的，结果没在庙会里听到可采集的民间歌谣，倒是看到了全省大小庙宇的乩童大会串。

乩童是道教仪式中的一种灵媒，被认为是神明或鬼魂与人类的媒介，多由男性担任，年龄不拘，产生方式据说分为宫庙神明拣选、师徒相传以及自我发功。有研究指出，台湾的乩童，在语源或出处上比较接近东南亚地区的巫术，与道教仪式不太一样。是否属实，我就不清楚了。总之，台湾乩童上身的神明多为王爷、三太子、天上圣母、济公，服务项目还包括替收惊，甚至医病。

乩童还有文乩、武乩之分，神明附身时称为“起乩”。文乩大致是手执香支，以吟唱、口述的方式帮信众医病、解惑；武乩则主要帮信徒镇鬼安宅，起乩时踏五营步罡，手持双刀，前额见血，以示驱邪破秽。

那天，乩童们有互相较劲的味道，起乩时的自残行为显得变本加厉，仿佛不如此，无法证明自己神力较大。有的人明明看起来就是凑热闹的普通老百姓，受到氛围影响竟也激动起来，衣服一脱、兵器一抡，就直朝自己身上整。

我不想捕捉血淋淋的画面，但身为记录者总得直面事实，不能躲闪，最后决定选择一个视觉上最不刺激的角度。没想到，在乩童侧面凝住的这个瞬间，却产生了另一种效果。斧刃还没跟赤裸的背脊接触，不至于看到肉体折磨，但悬在半空的紧绷感，反而造成了精神折磨。

台南西港，1990

阵头团员

阵头我是从小看到大的。乡下没什么娱乐，就是庙多，每次拜拜都少不了阵头。街坊邻居有喜庆、丧事，也会请他们来助兴、送葬。对乡下人来说，阵头等同于杂耍、特技，有的表演还会夹带荤味，逗得下里巴人哈哈大笑，觉得长见识了。

以前人受过教育的不多，老百姓就靠着民歌、说唱、戏剧来了解历史典故、传统风俗和仪式源由。在台湾的民俗曲艺中，阵头被归为戏剧类，分为文阵和武阵。文阵有车鼓、桃花过渡、牛犁、布马、踩脚跷、大鼓阵、病囝歌、十八摸；武阵有宋江阵、八家将、狮阵、龙阵、七爷八爷。

阵头的音乐结构原始、单调、不断重复，舞蹈动作也简单、拙朴。但不知从何时起，喜爱哗众取宠的人们将乡间庙宇文化与科技结合，美其名为传统技艺融合时代元素，近年流行的“电音三太子”便是个中代表。有人认为这是台湾传统民俗技艺的提升，已达艺术层面，在我看来却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俗不可耐。

我拍过的阵头不多，主要原因是，会拍照后，阵头已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很不一样了，细腻成分消失，只剩喧嚣。倒是这两位阵头团员吸引了我的注意，已着好妆的她们，在车鼓阵还没出发前，于棚下稍事歇息。看脸孔就知道，她们是普通乡下人，但阵头锣鼓一响，就会立即化身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两人一抬头一低头，反映了不同心境，也暗示着传统民间文化令人不确定的发展与前途。

盼望收工的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在神明绕境时，通常都走在七爷、八爷之前，后面也许还跟着千里眼、顺风耳，最后才是城隍爷、王爷或是哪位千岁爷。

在我们头城，每年最盛大的拜拜，就数农历正月初六城隍爷圣诞了。年味仍浓，又来了个全镇狂欢，不但会举办城隍爷绕境，殷实人家还开流水席宴请亲朋好友，真是一等一的热闹！镇上最大的开兰路（开发宜兰的路）主要供车辆来往，平时没什么人走动，但每逢这一天，惯走骑楼的民众全拥上大马路。从路头到路尾，挤满了男女老幼和各式各样的阵头。不只城隍庙，其他大小庙宇也会把所供奉的正神请出来游街，街头巷尾都是神明，那个盛况啊！

小时候年年看城隍大仙尫绕境，不觉得有多稀罕。小孩子最感兴趣，而且永远热切期待的，就是牛头马面身上挂的那一大串饼干。饼干的作用，除了让妇女们求回去帮婴儿“收涎”，群众中有小孩被面目狰狞的阴间差役吓哭时，也可赶紧扯下一块哄哄他们。被吓过一次的小孩尝到甜头，之后就是不害怕也故意装哭，在大街吃完，绕到小巷看能不能再搞一块。大人当然比小孩精，谁拿过、谁没拿过，牛头马面都清清楚楚，从不上当。

原以为这个习俗家乡才有，在台北霞海城隍庙的大拜拜又碰到牛头马面，忆起童年趣事，不禁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小时候总觉得他们硕大无比、凶恶万分，没想到长大近看，竟是瘦巴巴地满脸疲惫，颜面油彩糊成一团，仿佛已饿得手脚发软，巴不得阵头快点结束，好收工回家休息。

台北迪化街，1976

静悄悄的戏台

高中一毕业我就离开了故乡，只有逢年过节才回老家。随着工作渐忙，归期从清明、端午、中秋、春节，渐渐缩减到只有一年一度的围炉。

自己开车后，返乡多走滨海公路，但每回都免不了心惊胆跳。砂石车司机就是路上的危险分子，为了供应大台北地区急速加盖的大厦、公寓，一辆又一辆的重型卡车飞奔至宜兰载运溪谷挖出的石头，再回头一路横行、超车。每次走这条路都得提心吊胆，这也是我少回家的原因。

那年从头城回台北，经过滨海公路旁的大里渔港，只见山脚下的天公庙前搭了个野台戏棚，忍不住停下车来歇歇脚。天公庙本名庆云宫，主供从福建漳州奉请来台的玉皇大帝，成立之初规模简陋，经过将近两百年的整修、扩建，才有了今日的雕梁画栋、广阔殿堂。山门正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视野辽阔、景色壮丽，可远眺龟山岛。每年农历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寿诞，前来祈福、还愿的信徒络绎不绝。

我到的时候是中午，戏班成员各自找了位置正在休息。戏台上静悄悄的，戏台下却熙熙攘攘，到处是捧着牲礼、祭品的人们。香客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如戏的海海人生，恐怕比舞台扮演得更扣人心弦。台上总有收场时，台下之剧却永远不会落幕。

比起我们小时候，野台戏是愈来愈简陋了，有时上半身是古装，下半身却露出牛仔裤、皮鞋，耍缨枪的手腕还挂着手表。倒是没见过有人挑剔，只要身段好、唱腔带劲，即使穿帮连连，也照样能得掌声。

我在前台、后台走来走去，也没人管我。大剌剌躺在台上的这位，不晓得待会儿要扮演什么角色。从睡姿、相貌、独占空间的气派看来，应该是将相而非兵卒。

宜兰头城，1989

后台的假寐

后台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戏服箱占满，箱子还兼化妆台、餐桌、道具架。休息的戏班成员一个挨一个，没人能把四肢摊平。膝盖要拱起来，手臂要缩在胸前、搁在头上，尽管局促，却依旧能安然入梦，且维持头套、浓妆的完好。

歌仔戏的发源地正是我的家乡宜兰。它是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发展至今约有一百多年历史，从小戏阶段演变到大戏形式。小戏阶段源自大陆福建漳州一带的“歌仔”说故事，是民众在农闲之际，于大树下、草埔旁的自娱。之后渐渐吸收车鼓小戏的表演形式，用几个简单的角色来陈述故事。大戏则是以小戏为基础，采集民间歌谣乐曲与流传于本岛的其他戏剧表演，融合、演化为成熟的演出形式。

戏剧内容起初多为描述日常生活，渐渐发展成连说带唱地演绎民间故事，如“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等，但在这个阶段，故事情节十分简单，角色也只有小生、小旦和小丑等。后来结合车鼓戏的表演身段、角色及妆扮，才从说唱故事演变成铺演艺术。

戏班子披星戴月地赶场，早练就了随时随地打盹、进食的本领。那天不知要演几场，演员们妆扮费时，看来得从早到晚顶着浓妆过一天。假寐中的花旦、青衣，戏装已换成了便服，可是从头饰、妆扮上，仍然可以看出谁是夫人、谁是丫鬟。

拍照时，有对小兄妹趴在那儿观望，不知是对我还是对演员们感到好奇。他们的出现，使一张直击的记录照片变得更有想象空间。

宜兰头城，1989

澎湖，1977

澎湖的收惊婆

离开故乡之后，我就只在外岛澎湖看过这么一次“收惊”，至于是哪个渔村倒忘了。收惊婆看来相当专业，既唱收惊歌又贴符，端着印有八卦图的米箩在幼儿身上不停晃动，仿佛神明附身。

收惊在台湾十分盛行，几乎是乡下人生活的一部分。还不大懂事时，总觉得这个仪式神秘又恐怖，仿佛阴间的牛鬼蛇神都在黑暗中虎视眈眈，看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否如规如矩。印象中，担任收惊的好像都是婆婆、妈妈一类的人。

家里兄弟姊妹有九个，食指浩繁，一切开销能省则省，就连“收惊”也是祖母或母亲自个儿来。记得她们会先在客厅神案前对着佛祖、观世音、祖先牌位烧香，掷筊，确定小孩哭闹不休或不吃不喝，是犯了什么冲。接着，得用晒干的稻草梗扎个草人，拿张冥纸画脸，再把小孩的衣服往草人身上套。

帮草人画脸的差事一向由我负责，因为我从小爱画画，被夸上一句“画得真像”，就能乐上大半天。穿好衣服的稻草人，连同一碗插着香支的白米饭，在晚间的一个特定时辰拿到某路口或某条大水沟旁，把饭上的香支抽起就地一插，饭碗倒扣，米饭置地。把稻草人的衣服脱掉，连同冥纸一起烧掉，念念有词，再把空碗、衣服带回家。

年纪稍长之后，自然知道那都是迷信，但又不敢违背母亲，只得毕恭毕敬地随着装腔作势。因为母亲实在是太虔诚了，生怕稍有闪失，儿女就好不了。从头到尾她都会再三叮咛，千万不能怀疑，否则就不灵了！

如今，收惊仪式不但没衰退，对象还包括罹患忧郁症的成年人，甚至还有学者专家抬举它为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再探究下去，说不定连我都需要收惊了。

台中，1992

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那年陪法国友人沿台湾东西横贯的公路游览。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大师，在出版了颇受好评的《树》之后，接着想拍的就是石头。台湾最漂亮的石头，当然就是在太鲁阁了。峭壁岩块、溪涧山石，无一不吸引他猛按快门。

过了梨山一路下坡，抵达谷关便进入台中县境。车子开到一片荒郊野外，竟然出现一座小小的火葬场。环境简陋，没有休歇之处，丧家的老老少少都站在焚化炉的附近等着。小孩被抱在大人的怀里，倒是十分安适。

这样的氛围，依稀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自己当时也被人抱过来抱过去。厅堂里挤得满满的，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跪拜、磕头，哭声、碰撞声、嘈杂声不断。当时并不懂得死亡的意思，而是被周遭人的反应给吓坏了，平日亲切慈蔼的人也大哭大叫、面孔扭曲。几天之后，突然感觉家里少了一个人，原来祖父不见了！

祖母过世时我已成年，带着新婚太太回家，整个头七都是在佛经的唱颂声中度过。岁月不饶人，父母先后往生，我自己的小孩也已成年。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有的人修持一辈子，也不过就是希望能够坦然面对生离死别、爱恨情愁。要无病无痛地往生，得有多大的福分啊！

那位爱拍石头的友人现在已八十多岁了。当年才六十多岁的他爱拍石头，想来是要抓住一些比肉身更持久的存在、求取超越世间纷扰的纯粹之美吧！

一切都会灭，到底什么会留下来？我相信，那应该就是生命的感动。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被什么感动，因而做了一些也能感动别人的好事。所有的这些感动形成一个个善的循环，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马祖北竿，1979

马祖地中海的纯朴笑容

我总共只去过两次马祖，第一次是在电视台工作时。一团演艺人员在农历年间到前线劳军，我是随行摄影师，也因为如此，才能踏上一般民众根本不可能造访的军事基地。那年头，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这个位于闽江口、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的列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严密戒备着。

服兵役时，我在运补舰工作，日常任务就是载官兵调防、送粮草物资，很清楚在军事要地绝无可能让相机出现。劳军团自然另当别论。去马祖得搭一天以上的船，冬天浪大，舰艇晃得特别凶。消息发布后，同事们避之唯恐不及，我却喜出望外，主动请命前往。

马祖列岛包括南竿、北竿、东莒、西莒等三十六个岛屿、礁屿，那回在几处跑来跑去，印象最深的就是北竿的芹壁村。聚落雄踞海边，用石块砌成的古厝沿山壁罗列，有青，有褐，有红，景观奇美，真是少见。早年，当地靠着捕虾、晒虾皮，也曾繁荣过，但鱼货渐稀后生计萧条，人口便大量外流了。

我沿着地势爬上爬下，碰见的最快乐的村民就是这位老人，应该也是浪里来去大半生，年纪大了无法出海，便做做家事、烧烧饭。这正是他家厨房门口。我本来在拍建筑，见他走出来朝我直笑，便也顺手按了快门。记得那天风大，冷得要命，我穿着军队发的羽绒长大衣还直打哆嗦，老人却是一件轻松的薄棉袄就打发了。

第二次去是二十多年后，一位曾在马祖当军医的学生邀我重游旧地。专程造访芹壁村，才知它已成了数一数二的外岛旅游胜地，被冠上的称号叫“马祖地中海”。原本脏脏旧旧的矮房经过修建，摇身一变，成了收费昂贵的民宿、餐厅。整个地方已成了度假村，为了观光而存在。多么怀念那纯朴的笑容啊！

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娘娘，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传说宋朝福建湄洲有位孝女，名林默娘，自小有异能，能预知福祸，人称妈祖。三十岁不到，即因飞身入海拯救遭逢船险的父兄而往生。遗体随海漂流至闽江口附近的小岛，被渔民打捞上岸，葬于南竿海边。小岛因而被称为妈祖岛，后来改为马祖。

南竿是马祖列岛的首善之区，面积最大，也是连江县的行政、经济、交通以及军事中心。1949年后马祖地区被军方列管，提供驻军消费的商业、服务业成为此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记得我第一次造访时，就明显感觉南竿商业气息较浓。

相较起来，北竿一直像个乡村，南竿却早就具备了市镇规模，街上有许多小店面，专卖特产给休假、退役的回台阿兵哥。最有名的就是马祖老酒，除了直接喝，加点老姜、红糖，温热着喝又是另外一番风味。记得裁缝店与洗衣店也特别多，专门伺候不会缝衣、补扣或懒得洗衣服的阿兵哥。理发店当然也不少。

忘了这张照片是在南竿的哪个村拍的，但从墙面糊水泥、窗户装栏杆，可以知道这儿的居民经济条件较好，有防小偷的必要了。这位着传统服饰的老太太应该有七八十岁了，从屋里步出时拿着一双厚毛袜，一路摸索着挂在窗台上，似乎希望快点晾干了好换上。看动作极可能是眼盲，但她却知道我在、明白我想干吗。听到我的相机快门声，不但没生气，还挺起脊梁站好，微笑地让我拍下这张照片。这也成了我对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马祖南竿，1979

十字路口的按摩师

那天傍晚，我跟着这位年轻盲者走了好一阵子。他的行走速度跟明眼人差不多，尽管周围车流繁忙，却一点没受惊扰，行动也无丝毫犹豫，可见是他熟悉的区域、常走的路线。

这是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此地从清末开埠以来，就是商机蓬勃、人文荟萃之地，各项服务业均活络，按摩也是其中之一。年轻人应该就是按摩师，正应邀去为顾客服务。

记得小时候在家乡，每天晚上入睡前，总会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开往台北的末班火车汽笛，另一个就是盲人按摩师的笛声。三孔短笛音色悠扬，回荡几次后，空荡荡的街头便会出现一个沙哑苍凉的叫喊声：“抓龙（按摩）喔——抓龙喔——有人要抓龙呒——”

早年，在台湾从事按摩业的均为视障者。当时没电话，他们就靠吹笛在大街小巷招揽生意，在人口较多的城市，每位师傅还有自己的独特曲调，以便熟客辨识。经济还不发达的时期，按摩这一行非常辛苦，有时在街上走个一整天也接不到半趟生意。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光业兴起，按摩业者才开始与旅馆合作，到各房间为来自欧美及日本的游客服务。

我喜欢拍盲人，总感觉他们用“心”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用“眼”看到的多，而且更有深度。这位年轻人虽见不着我，却知道我在跟踪他，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想要闪躲的姿态。我赶紧离他远一点，在几公尺外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着，观察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他还真是厉害，竟然能分辨出是红灯，不慌不忙地立在路口。终于等到了拍摄的最好时机。我按下快门，不知他是否“看”到了我的敬意与祝福。

台北迪化街，1978

等野台戏开演的老妇

老妇的眼睛还好，但因手拿拐杖，很容易让人误会她是瞎子。她其实是在闭目养神，因为等野台戏开演，时间一久居然睡着了。老年人虽然来日不多，却仿佛有的是时间，什么事都不急，可以从早等到晚，就为了看一出戏。是特别喜爱的戏呢，还是任何一出戏？我对戏不感兴趣，对这老太太却特别注意。

这是个很穷的乡下，但她的衣服跟裤子都很新，料子也很好，显然是当地的好人家。右手腕的金镯子紧箍，看来是当年出嫁时，按年轻纤细的手臂打造的。左手腕的玉镯就比较松了，戴上时应该年岁已大，说不定还是儿女孝敬的。为丈夫、家庭、子孙辛苦付出一辈子，终于能过上悠闲日子了。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将参与评审的一组摄影比赛作品放映给学生看，主题是临终老人的处境。一位女同学竟说：“我好讨厌看到这种东西，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不美好！”我听了心中一惊，因为这不只是老或少、美或丑的问题。“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法则，就像“成住坏空”是物理定律，“生住异灭”是心思轮回。任何存在都必定要历经衰退、湮灭的过程，学艺术的人，若是一味追求肤浅的表象之美，又怎能创作出有智能、具生命力的作品？

拍这张照片时，我正值英姿焕发之年，如今已被称为老先生。但我依然有梦想，还在勤快地拍照、写文章，兴致勃勃地过日子。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从没老过，而且越活越乐观。人生是苦是福，端赖面对现实的态度，躲避只会导致痛苦，坦然接受才能化苦为甜、轻安自在。

我以前光会拍照，不懂这些道理，但现在终于明白了。毕竟是年纪大了。

台南，1978

台北福隆，1980

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每次看到有人在风景区留影，我就会特别注意他们找的是哪些地方、选什么背景，心想，多年后，这些人光是凭风景标的，就能忆起那天的美好时光。一对新婚夫妻与几位年轻人相遇，彼此交谈甚欢，互相为对方拍照留念，而在他们身后的我也按下了快门，为此情此景存证。

福隆是台北县最南的乡镇，紧邻我的老家宜兰县头城镇，是我很小就一直想去的地方。四叔家最醒目的那面墙，就挂着他们全家到福隆游玩的照片。夏天在沙滩、在水里，所有人露出的那种欢畅的笑容，让我每次看到都羡慕得不得了，多么希望我们全家也能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头城也有海水浴场，可是父母严禁小孩靠近海，三令五申那是凶险之处，我们只有瞒着偷偷去。长大后才想透，我羡慕的其实不是到福隆戏水，而是能在开明的家庭环境里长大。

家族之中，就以四叔见识最广。他长得像克拉克·盖博，也留着跟这位大明星一模一样的油亮发型与小胡子，笑起来可迷人了！在镇公所当民政科科长的他，不但给四婶开了镇上的首家小百货行，也是头一个拥有自用照相机、摩托车的。他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爵士乐队，在那严禁聚众的年代，每周五晚上呼朋唤友地偷偷开舞会。我对西方文明的热望，火苗正是他点燃的。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四叔的相机是Yashica 120。他拍了许多戏水的照片，找了一个大相框，把一张张的小印样，像马赛克那样拼成一幅大图。小小的福隆被他这么一搞，让我觉得，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欢乐的海水浴场。

拍这张照片时，福隆海水浴场正歇业，冷冷清清的。蹲着拍照的新郎官用的是135相机，从手持机器的姿势看来，似乎蛮有经验。而我，捧着120相机站在他背后，在按下快门时忍不住想，四叔应该也会喜欢这样的画面。

苗栗狮头山，1987

为难得的团聚留纪念

那天算是教学兼郊游，我带着七八位暗房工作室的学员去苗栗狮头山拍照。这群游客见到我们，开心雀跃的模样，还真让人有点受宠若惊。

此山海拔四百九十一米，为台湾小百岳之一，也是北台湾数一数二的佛教、道教胜地，早在1895年便有佛教僧侣利用现成的天然岩洞创建“狮岩洞”，后来陆续兴建的庙宇更是遍布于前山的“狮头”、后山的“狮尾”。

山上有许多著名大寺，这是哪一座我倒给忘了，只记得这些大人、小孩不在大殿前，而是在侧厢守候着。一群人由十五六个家庭组成，由年龄看来，应该是老同学聚会，很可能当年毕业旅行时，就是在这儿拍的纪念照。

看到我们一行抵达，而且人人胸前都挂着相机，他们仿佛看到了救星，说就是盼望有会摄影的人出现，因为想要人人都被拍到，一个也不能漏。

一位向来热心的学生不但答应帮忙，而且拍得可认真了，频频指挥怎么站、怎么坐。遇到这样的场面，许多人可能只会应付应付地随便按几下快门，这位学生却体贴地为一个难得的团聚留下美好纪念。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我心生赞许，也在他身后按下了快门。

事隔二十六年，回忆当日情景，不禁感慨。如今学生们各奔四方，有的在摄影界崭露头角，有的则是迫于环境、后继无力，甚至不得不放下热爱的兴趣。想到前一阵子随证严法师行脚，抵达高雄静思堂时，我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着拍照，突然被人扯了一下臂膀。原来有位学生特地跑来等我，看了看他递上的名片，当年还是业务员的他，如今已是常跑国际的企业老板了！

澎湖吉贝屿，1990

两个世界

这些孩子如今不知在哪里。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二十多年，唯一参加学生毕业旅行的那次，就是到澎湖吉贝屿。整个小岛只有我们师生十多人，大部分学生都换了泳装下水，我则是打着赤脚，卷起裤脚四处走动。

身上带着相机，就会想捕捉些什么。平坦的沙滩上，除了涛声，就是这些孩子的欢笑。望着他们，我不禁想到，曾有人调查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和起薪，艺术系是出路最差的科系之一。入社会之后，活力充沛的他们，到底还有多少能待在艺术领域、坚守创作之路？

教书这么久，我很清楚，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都进了不相关的行业，在校园的多年所学，只是替日后生活添加了一些美感品位。奇怪的是，社会上许多有成就、受瞩目的艺术家，却不见得都是科班出身。

沙滩上的小情侣聊着毕业后找工作的事，两个男生则是玩兴不减，等着浪潮涌上来打水漂。这样的场景，若是用135长方形构图，很容易就会使人拍成一前、一后的两张照片。而用120相机的正方形构图，就会把原来看似不相干的独立事件框在一起，形成两者之间的微妙牵连。一个是责任与牵绊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自由与理想的心灵梦土。

我们所有的人，不也时时摆荡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台北沙仑，1999

误入禁区

那阵子，台北沙仑海水浴场已关闭很久，整个环境有种苍凉感。会去那儿，是因为在学生作业里经常看到他们在附近拍的影像。那些海滩、沙丘、防风林以及早年海防部队留下的岗哨、禁止进入的铁丝网围篱，无不充满了超现实的意象，让我打定主意，哪天开车经过，一定要拐进去看看。

谁知见到的场景与我想象的不同。那是个夏日午后，整个地方干净得让人惊讶。竖有“禁止游泳”标志的岸边，有不少人在日光浴。一具具抹得油亮亮的古铜色躯体充满青春的野性，但在这荒芜之地却显得特别诡异。

在我镜头前的这位男子，为了防晒，整个头部用白巾包起，身体躺着，手臂却随着耳机中的音乐，在半空中舞动。整个人如痴如醉，仿佛云游到了另一个世界，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继续朝前走，感觉有些异样。怎么没有妇女、小孩、老人呢？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误入了禁区！白先勇小说《台北人》中的情节在脑海中浮现，只不过背景并非入夜后的台北新公园，而是换成了光天化日下的沙仑海水浴场。

后来才晓得，这其实是块危机四伏之地，早年曾发生过鲨鱼噬人事件。虽然也曾有过日进斗金的风光阶段，后来却因水质恶化、海流凶险、时有游客溺毙而停业。尽管被列为全台十大危险海域之一，却依然有民众涉险硬闯，浴场荒废后，不但成了天体营、男同志乐园，也吸引了不良分子聚集滋事。

所幸，新北市政府已于2012年拆除岸边旧建筑物及棚架，计划将该处打造成文创产业园区。届时的沙仑，应该又可以去走走了。

台北金山南路，1990

时间、空间的线索

这是台北闹市区一条非常平凡的走廊，建筑光秃秃的，没有窗户，看起来不像房屋，只像一堵墙。近七十年来，台北市容变化剧烈，但某些角落依旧保有日据时代的痕迹，仿佛是个还没复原的伤疤。

早年的台北有不少日式房屋，日本人撤离后，这些房产就大多成了政府的仓库、办公室、员工宿舍。但有些地方让人永远搞不清它的用途，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明明是间房，原有的窗户却被封死；屋顶还是日式旧屋瓦，砖墙却被粗率地敷了一层水泥，仿佛想掩盖什么。

这个角落平凡到不可能吸引任何拍照的人，因为看不到任何关于时间、空间的线索。碰不到它的内在，也就无法得知它有过的沧桑。可是，我却被那天的光线迷住了。马路旁的两个交通号志牌，一长一圆映在墙上，很简单的线条，仿佛是时间之窗、空间之洞，只要知道通关密语，便可走进另一个世界。

一位穿着整齐、头脸光鲜，显然刚从理发院出来的男子行过，面容、表情、衣着、姿势都告诉我，他是随国民党来台的。120相机就在手上，等他一入镜，我就毫不犹疑地按下快门。圆形号志牌的影子映在人身上，人的影子映在墙上，仿佛过去、现在、未来都与这神秘时空产生了某种关系。

这是一幅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影像，但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台北金山南路，1990

以心映景

通常，在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瞬间后，我就会像一个溺水者，刚得救上岸，暂时不会想再下水了。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收相机、转移思绪。但这位男子从我的镜头前一闪而过，他的影子却留在了墙上，仿佛不愿离去。这岂不是比前一个画面更有意思？像是一个不知身份、性别、年龄的人正要走进时间隧道，是想回到过去，还是奔向未来？我毫不犹疑，赶紧上片，构图，按快门。

摄影生涯这么多年，我一向忠于事件的记录、时代的见证，不愿将个人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对象。这样的摄影手法也许会被认为平淡无奇、不够创新，取材老是绕着平凡人间的小人物打转。可我自己从来没感觉到重复，生活当中的所有细节，随着年纪增长，时时都在对我展露新的意义。

时代脚步是那么快，社会变化是那么大，可我总是会在变貌之中看到不移的价值。有些东西会因时间而蒙尘，可是当你无意之间把它擦亮，它就会发出任何新事物没办法拥有的璀璨。因为它经过岁月浸润、世事打磨，随时准备着向有幸遇见他们的人，轻语生命的感悟。

当年，在工作时，我会仰仗轻便、准确、利落的135小相机。《正方形的乡愁》中所有照片，可说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因为120相机机身大、操作较不方便，观看时自然而然会放慢动作、放松心情，快门也按得比较从容。

我的摄影从土地出发，生活起居却没离开过城市。四十年来，随着年岁渐长，我的创作与生活已愈来愈能同步，从前两者是平行的双轨，现在却能合二为一。年轻时，相机在跋山涉水、寻幽探古、行走远方时才用得着；如今，就在居家周围，我天天都可找到拍摄对象，因为更多时候我都在以心映景，而不是用眼观物了。

宜兰头城，1978

龟山岛的召唤

北宜公路的“九弯十八拐”一带，有几个景点可让故乡头城的田畴景致一目了然。不过，想拍张理想照片却不是那么容易，能见度与光线哪有可能随时配合我！

我总共就拍过这么一回，结果不甚满意，却一直找不到机会重拍，每次返乡经过，天公总是不作美。然而，随着土地的日渐开发，这帧照片却显得稀罕起来。大片田畴被挖成一洼洼鱼塭，镇上与郊外的农地上杂乱无章地盖起高楼。记忆中的家乡，只存在于影像中。

远方的龟山岛原是隶属头城镇的一个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首批从大陆移民到岛上的七户人家的后代，都姓蓝。龟山岛正是我们阮家的故乡，而再往前溯源，福建漳州正是原乡。

龟山岛很小，面积三平方公里不到，海拔也才四百米，鼎盛时期，居民也不过百来户。1975年，岛上只剩三十户人家，而这些岛民不是阮家近亲，就是我们的远戚。那一年，岛民依惯例在农历六月十五妈祖诞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之后便陆续迁至对岸的大里港。1977年，龟山岛已无人定居，整个成了军事管制区，直到台湾当局提倡观光，才于2000年有条件开放，主打航海登岛的生态旅游。

我只在初中去过一次龟山岛，夜里总听到一种怪声音。拍了这张照片后，渐渐借它望乡，有时看着看着，就仿佛闻到了从岛上飘来的硫黄味，听到那圆滚滚的球状卵石，被海浪冲上来又卷下去，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乡愁不再狭隘

天蓝得出奇，能见度好得惊人。那年头台北空气污染严重，这种景象可是罕见。拍这张照片时风很大，我站在台北闹市区最高楼的阳台上，没有护栏，生怕被风吹落地。我的任务是拍中华商场，位置要高，身体要尽量站挺，同来的文字记者怕我被吹下去，蹲在地上死劲拉住我的衣服。

用135相机拍了几张杂志要用的商场店铺特写后，我便取出包包里的120相机，拍下这张宽景。如今，画面里的房屋，除了远处的圆山大饭店，其他的都被拆除、改建了。

自从高中毕业离开老家，台北便成了我的新故乡。有一度非常不喜欢这个城市，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栖身于此，总想着一旦经济能力允许，便要回归田园生活。事实上，我也曾在山间置过一栋房子，空气好、景观美。头三年，猴子、松鼠在后院跳来跳去，云雾一来，四处白茫茫的还真像仙境。再三年，居民愈来愈多，小动物不见了；每逢假日，邻居呼朋唤友、欢唱卡拉OK，吵得人受不了。此外，山上潮湿，房屋易于腐朽的窘态也渐渐明显。

我开始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环境不能掌握，心境却可以。顺着城市节奏，调好生活节拍，依然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后我又迁居数回，充分享受了每个小区的特色，深深感觉，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所站之处便是故乡。对我来说，乡愁已不再狭隘。

台北中华路，1976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 把乡愁框得更紧

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

家门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跛脚七仔

二哥的兰花

马祖芹壁村的老人

如梦似幻的那堵墙

记忆中的龟山岛

一个时代的刻痕

一个村落的伤口

俯瞰众生

时间之舟

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

安住身心于当下

家乡的水肥车

鲜明的刺青，模糊的脸

迪化街的叮咚声

传递乡愁

让光明雕出生命轮廓

乱弹戏干旦

第二单元 家园去来

等待的母子

开往淡水的末班车

家园去来

淡水线怀念之旅

有一个礼拜五

秋风中的行者

追风的小孩

男子与狗

梦境的窗口

也是启发

拴链和没拴链的

闲适的小日子

淡水码头忆老友

第三单元 难得的时光

无言歌

士官长和他的狼狗

返乡途中

难得的时光

好山好水好埔里

一个美浓的早晨

坪林茶农

没有意外的世界

不存在的画像铺

故乡头城的海边

唱《劝世歌》的盲妇

一个时代的典型

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明德水库吊桥

下棋的老友

珍贵而非凡的一瞬间

想起了大姐

石碇村的小孩们

菜园里的小姐弟

观音山前的小女孩

补破网

南澳村的假老头

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最深沉的乡愁

老传统与新潮流

撒娇的小女孩

第四单元 乡愁不再狭隘

梅山部落的“莫”

突兀的摄影经验

庆安宫的王船祭

精神折磨

阵头团员

盼望收工的牛头马面

静悄悄的戏台

后台的假寐

澎湖的收惊婆

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马祖地中海的纯朴笑容

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十字路口的按摩师

等野台戏开演的老妇

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为难得的团聚留纪念

两个世界

误入禁区

时间、空间的线索

以心映景

龟山岛的召唤

乡愁不再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