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

1966—1976

高 皋      严家其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序

二十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运动。这场运动象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中国大地。当时的中国，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声讨会；看到遍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大字报、大标语，看到身着军装、手举小红书的青年学生的狂热、奔走，串联和呼号；看到突然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看到这些群众组织之间的抗争、辩论、分裂，以至武斗；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进受冤屈、打击、迫害和摧残。当时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賊”，并失去了一切申辩的权利？为什么昨日的“接班人”、“伟大的副统帅”林彪，今日竟走上了背叛党和国家，背叛人民的道路？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引发了一场无声的思想解放运动。林彪的灭亡使当时的人们感到疑虑、惊异、欣喜、振奋，开始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一线微弱的曙光。更多的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开始认真地探索“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出现的一切非常现象。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意志的、以批判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运动和以批判邓小平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终于使人民通过自己头脑的思考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随着这一认识的传播，导致了策惊中国和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爆发。在这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开始消逝，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这场震撼中国大地的“非常运动”终于平息下来。

“文化大革命”这场非常运动，给中国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单纯指令性计划的，没有任何市场调节的僵化的产品经济，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下，平均主义成了分配的主要方式，中囯的国民经济也因此陷入了绝境；二是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使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历史的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创伤，激发了中国人民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囯的无比强大而持久的热情。

在一九八六年的今天，“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年轻的一代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希望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切；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的人无不感到有必要把这段历史用文字记述下来，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用科学的眼光来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在今天，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必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动乱再次发生。因此，探讨“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本身的规律性，寻找出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动乱以新的形式产生的原则和方法，可以说，在今天仍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写作《“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这本书从一九七九年四月着手写作，到一九八六年一月才得以完稿。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当对公开的出版物；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街头巷尾购来的形形色色的红卫兵报纸、杂志和印刷品；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和回忆录。为了使这本书在所引史料上保持准确性，我们对第二部分资料进行了筛选，对那些不甚可靠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内容，均未写进本书。对这三部分资料，如涉及同一问题、同一情况，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鉴定，使这本书尽可能保持历史的真实性。

当写完这本书时，我们才发现，一部完整记述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史的著作，没有上百万字是容纳不下的。现在这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离史学家要求的“史”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限于捜集资料的困难，也限于“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成为历史”的“历史”，因此，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打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进一步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并殷切地希望历史学家们、一切对“文化大革命”史有兴趣的人们，能对这本书提出批评意见，为令后修订这本书惠予帮助。

这本书的资料，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惠予的外，有许多是由中闻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严家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一九七九年三月，栾文华、李惠国、刘长林和严家其等人写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出版后，由于严家其着手写作《首脑论》等政治学的著作，他就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交给了我，由我利用每天下班后的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历时六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书稿。一九八六年二月至五月，严家其对第三稿作了修订、改写，并增补了部分内容，拟定了全书三十章各章和各节的标题，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热情帮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绍棣、张宝亮、黄宣民、赫治清、白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学庄，美国研究所的李淼，文学硏究所的王学太，宗教研究所的段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冀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杨友吾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也为核实书中有关宗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确凿的资料。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于光远。一九八五年春节，于光远得知这本书的初稿基本完成后，来我家作客时，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诚挚的支持和鼓励，其后又多次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最后，还应当说一句，这本书是在众多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的众多的资料基础上完成的。在这里，向所有这些人致谢：并向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艰辛劳动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致谢：

高皋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目录

序

第一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第一章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吴晗和《海瑞罢官》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

“两军对垒”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的发端

第二章 围绕着工作组问题的斗争

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

进驻工作组

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激

“反干扰”运动的开展

制造与工作组更大的对立

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公开化

第三章 红卫兵运动和个人崇拜热潮的兴起

红卫兵的涎生

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

鼓起崇拜的狂热

“四个伟大”的由来

第四章“向旧世界宣战”

遍及全国的“破四旧”

全国各地的农民都行动起来了。    。

对“文化”的革命

抄家的狂风

“红色恐怖”

对文明的反动

第五章 全国大串联

进京串联

“北上、南下、东征、西进”

“红海洋”

徒步串联的“长征队”

第六章 “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

向刘少奇公开挑战

所谓“两条路线斗争”

炮轰“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

第七章 抵制与反抗的潮流

围绕着对联的辩论

遇罗克与《出身论》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纲领

伊林•涤西和李洪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批判

第八章 从“打倒陶铸”到反击“二月逆流”

陶铸的垮台

“批判干部的运动”

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

“大闹怀仁堂”

反击“二月逆流”

对所谓“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攻击

第九章 在搏斗中下沉

扣留王光美的圈套

“文革”高潮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会见

对刘少奇和《修养》的攻击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清华园批斗王光美

半幽禁的生活

第十章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为建工学院写“检查”

“揪刘火线”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百病缠身、悲愤交加的“关押”生活

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

最后的二十七天

第二篇 林彪的崛起和覆灭

第一章 一条登上权力高峰的“捷径”

“个人崇拜”的发动者

有独特风格的崇拜语言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

第二章 清除“顶峰论”的反对者

罗瑞卿其人

对“顼峰论”的异议

嫉恨与怨恨的结合

一九六五年底的上海“紧急会议”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把罗瑞卿逼上绝路

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打击

第三章 搭起上升的舷梯

从《五•一六通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二号人物”

“永不停火的战争”

林彪的总结：“最大最大最大”、“最小最小最小”

第四章 诬陷和迫害的狂潮

对贺龙的诬陷和折磨

“文革”中的彭德怀：迫害升级

罗瑞卿遭受身心的摧残

对朱德委员长的诽谤和攻击

对叶剑英的“追查”和迫害

“你们要揪陈毅，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傅连暲之死

武汉“七•二〇事件”

杨、余、傅事件

从“五•一三事件”到“砸烂总政”

第五章 对人民群众的束缚、打击和压制

“献忠心”和思想控制

剥夺人民发言权的手法

清查所谓“五•一六”

清理阶级队伍

“不听话的统统送到干校去劳动”

“接受再教育”

第六章 林彪对军队的控制

为林彪分掌军事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特殊人物江腾蛟

“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立果

林彪在军队内死党的结成

第七章 庐山会议

“设国家主席”问题

在“称天才”的背后

“和平过渡”方式夺取最高权力的失败

第八章“联合舰队”和“5·71工程”

“调研小组”和“上海小组”的建立

“联合舰队”的活动

“571工程”

“三国四方会议”和武装政变的准备

第九章 林彪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对江青的利用

批判“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毛泽东的南巡活动

谋杀计划的实施

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第十章“九•一三事件”和林彪的灭亡

南逃广州另立“中夹”的计划

林立衡揭发林彪的南逃计划

周恩来对256号三叉戟飞机的追查

仓惶逃窜，折戟沉沙

3685号直升飞机的行动

“九•一三事件”的公开化

第三篇 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

第一章“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新生涯

江青与《海瑞罢官》

进入文化革命小组

参加反工作组的大辩论和红卫兵接见活动

第二章 专案•逼供•伪证

“我担负着中国第一个大专案”

“诱骗逼供术”和“公安六条”

编造诬陷迫害名单

第三章 清冼三十年代的污迹

蓝苹其人

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旧好的迫害

对公安部门了解江青情况的人士的迫害

查封上海图书馆

“恩将仇报”

残害孙维世

魔爪伸向“赛金花”的扮演者王莹

第四章 武斗的逐步升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

“一月风暴”

王洪文“文攻武卫”的实践

遍布全国的武斗

第五章 文艺批判和“京剧革命

江青早年的艺术生涯

参与对《武训传》的批判

向“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开火

“京剧革命”和“样板戏”的天下

第六章“九•一三事件”后的“波谷时期”

江青对自己与林彪关系的表白

江青与维特克的长谈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反对所谓“右倾回潮”

网罗、培植亲信

毛泽东提出“批孔”

江青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的加强

“影射史学”

网织反对周恩来的包围圈

第七章“批林批孔批周公”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蜗牛事件”

“军队要放火烧荒”

插手国家体委和科学院的运动

“黑画”展览

批判“宰相儒”

修辞“立其伪”

“儒法斗争”和“揪现代大儒”

江青的天津之行

当代吕后、武则天之梦

“江青裙”与“皇后之玺”

风庆轮事件

毛远新的“哈尔套经验”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后果

第八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复出

围绕着“第一副总理”人选的斗争

“江青组阁”的失败

“全面专政论”

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

所谓“谣言四起”的七、八、九月

评论《水浒》

关于影片《创业》和《海霞》

王洪文和“第二武装”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

第九章 天安门广场事件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

“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为

“怨恨满人间”

南京事件

声援和反响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

清明节

四月五日

冲刷残留的血迹

四月七日的两个决议

遍及全国的抗议运动

第十章“四人帮”的灭亡

致函《造谣日报》戈培尔编辑

“非常时期”的宣传和镇压

打击所谓“党内资产阶级”

朱德委员长的逝世

乱中夺权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

逮捕“四人帮”

余党末日

参考女献和主要资料来源

第一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斯诺是美国著名作家兼新闻记者。一九三六年曾访问我国西北苏区和红军，出版了《西行摱记》一书，向全世界公开宣传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对国民党统洽下的进步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奔赴延安根据地，对支持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有相当大的影响。斯诺是与毛泽东非常友善的美国朋友。解放后，他多次来中国访问，拜会毛泽东，并和毛泽东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

—九六五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认为，当时雷妥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更多的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那时，斯诺并不完全理癣毛泽东这番话的全部含义。—九七〇年，斯诺再次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说，在我们一九六五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省各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了，后来，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它高级负责人证实，—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上述这一情况对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充疑是有帮助的。

当然，导致象“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一些因素，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所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然而，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还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个人的性格、品质、心理、爱好，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进程的。对毛泽东个人来说，他之所以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同他不善于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矛盾，同他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等人竭力推行“个人崇拜”成了毛泽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使“刘少奇下台”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主张的好意见，一概当作“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来批斗，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

第一章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这篇文章登在显要位置，题目的字号也特别引人注目，虽然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出言不逊地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竞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竞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洽。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伹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滑，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但是由于《文汇报》的主要读者是文化人士，又受到发行范围的限制，因此，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报界沉默了十九天之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

姚文元长达万言的文章突然一下子在很多报刊上登载，并附有近乎相同调子的编者按语，敏感的读者隐隐约约觉得，或许又是什么的先兆。有些人回忆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展过的对“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的批判，杷秦兆阳、郡荃麟、周谷城、赵树理等著名文坛宿将挤到台下的情景；有些人因忆起哲学界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经济学界对孙冶方“利润挂帅论”的批判，史学界对罗尔纲、翦伯赞等人的批判……，然而，人们充其量也不过把姚文元文章可能掀起的风波局限在学术问題上，更多的人则根本没有思量过在学术界可能引起争论谁也没有想到，姚文元文章从出笼到各地报刊转载，其间埋藏了超出学术界的多少曲折斗争，使最早或许就是针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展成为对彭真的斗争和与刘少奇交锋的起点。

吴晗和《海瑞罢官》

一九五九年，由于急于求成而造成的经济上的失误使每个中国人无不感到痛心。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对于伴随“过急”而出现的广泛存在的不敢讲真话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应当说，有很多假话是上面压下来的。并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海瑞是明朝人。吴晗是我国研究明史的著名专家，在毛泽东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的鼓动下，在得知中央宣传部到部长周扬到上海曾鼓励撰写有关海瑞的文章，编演有关海瑞的京剧的情况下，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成稿稍后，曾送给理论界的党内权威人士胡乔木审订。由于刚刚闭幕的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精神，大有海瑞风范，胡乔木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当时吴晗似乎已经听到了不少有关庐山会议上发生的种种情况，虽然他与彭德怀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往来，但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胆小怕事，处事谨慎的特性及认为政治运动的前景不可叵测的心理，九月二十一日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时，仍然以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尾，用以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不久，吴晗遇见了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在他再三催促下，吴琀写成了《海瑞罢官》的剧本，于一九六一年初由北京京剧团公开演出。史学界和文艺界对吴眙“破门而出”写“历史剧”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面吴晗写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与彭德怀绝无关联。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

—九六二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理》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针对李建彤[1]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就在这一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合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遭到了拒绝。江青当然不甘心。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后，江青在文艺界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她又让北京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希凡没有答应。差不多在同—时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到市长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然而，这一举动并没有推动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江青一心要打开批判的缺口，但是她看出，在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秘密到上海找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合作，借上海攻北京。一九六五年初，江青在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拍板成交，决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还决定，此事要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总理保密。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在政洽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会间，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当时，彭真不以为毛泽东这句话有很大份量，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深知毛泽东的意图，加紧了泡制批判吴晗文章的步伐。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假借修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之名，频繁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上海京剧院是他们密谋策划的主要地点。在上海，姚文元九易其稿，每一稿又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至北京，请有关人士提出修改意见。就这样，“保密了七、八个月”，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底定稿，这是第十稿。

文章定稿以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亲自审阅过，虽然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似乎没有办法把文章的水平再提高一步了。

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接着，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这虽然是毛泽东下令发向长空的一顆耀眼的信号弹，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理解这个信号的意义；而知道为此事必将针锋相对的双方，则是各自心中有数。

“两军对垒”

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中宣部及新华社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则认为，姚文元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吴晗本人表示，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材枓，准备写文章同姚文元进行辩论。为了保护吴晗，彭真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同时，彭真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赍任？”……以攻为守，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主管的中南地区也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等地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在来自上而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是拒绝发行。

作为另一方代表的江青，张春桥，一面捺下性子等待对方的反应，一面策划着“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张大罗网，欲依靠强硬的后合，把他们的各类敌手一两打尽。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表示同意转载，但是，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计。

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里也全文转载了。各报在刊登时均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周恩来亲自修订的。这些按语郝强调了要报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各类报纸的不同反应，表明了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两军对垒的战局已经拉开。然而，一般读者，即使是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也只不过把它看怍是史学界的又一场学术争论，以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各有关学术单位都对这个问题组织了讨论，全国各有关报刊杂志被这类题材的争论文章所充斥。

按照彭真的意见，《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有意安排刊登了诸如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邓拓用笔名向阳生发表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长篇文章，导致了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等学术问题公开的热烈的讨论。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彭真还利用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了几期增刊，刊登了某些学术权威反驳姚文元文章及北京京剧团提供的证实吴晗是被剧团拉上马不将已才写出这个剧本的材料。目的“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面对着各方面的挑战，江青、张春桥采用了“引蛇出洞”的手法。张春桥主张，“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文汇报》果然接二连三发表了一批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虽然暗中咬牙切齿，明里却说应当有知名人士的反驳文章。他所以这样耍两面派，是想用他那惑人视听的“放”去由垮彭真的“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在张春桥一伙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伺机还击”之时，《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戚本禹凑了上去。关锋在读了姚文元文章后连声呼“好”，并说，“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戚本禹不仅赞扬姚文元的文章，还为姚文元遭受反驳时是否“顶得住”忧心忡仲。他表示，“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并以比姚文元还要“左”的话语说：“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关锋、戚本禹的举动得到了江青、张春择的赏识。他们立即密令关锋、戚本禹二人悄悄去沪，住在高级宾馆里，以便经常与姚文元磋谈。张春桥还亲自出马，面授机宜，与他们狼狈为奸，进行政治勾结。而关锋、戚本禹返京后，又向康生汇报了去上海的行踪。在康生支持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登载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胡适，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这样，在宣传领域内，就摆出了南姚文元，北关锋、戚本禹夹攻吴晗的战势。而其后面的斗争，则是隐晦曲折，有明有暗，错综复杂。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次日，毛泽东将上述意思向康生、彭真等人说了。彭真对把吴晗同彭德怀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表示义愤，他说：“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并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

第二天，彭真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没有人披露过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只是彭真事后说过，毛泽东赞成他的“放”的方针，吴晗要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看来，彭真一心想把本来就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局限在学术上。殊不知，毛泽东已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宫》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洽运动。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彭真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六四年设立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和他组成的五人小组的组长，看到这个《汇报提纲》后，也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用以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

在搜集了解放以来许多次学术批判材料的基础上，二月三日，彭真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大部分与会者赞同彭真所说的，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同时表示，对于学术讨论，要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还特别述说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指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只有康生“力排众议”，坚持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的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于二月四日拟成了。提纲提出了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亊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极“左”偏差。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汇报提纲》进行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均表示同意。决定按照《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

二月七日，经彭真再次修改后的《汇报提纲》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正在武汉的毛泽东。

二月八日，彭真与陆定一和康生等去武汉亲自向毛泽东忙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琀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对答。看来，汇报的气氛并不融洽。

彭真根据汇报中毛泽东讲活的精神以及自己对于汇报内容的理解，委托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及胡绳执笔，于二月十一日在武汉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二月十二日清晨，彭真将草拟的批语电传北京，政洽局在京的常委传阅同意后，当天，便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党，一时间，全国报刊集中大量文章对与《海瑞罢官》有关的学术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吴晗长期合作，撰写《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廖沬沙等人，虽然有人一心想把他们与吴晗拉在一起作为“三家村”批判，但是，由于有彭真的控制，在报刊上，基本没有被触及。

毛泽东看出，与彭真的交手再这样拖下去不行了。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在政治局常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纒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文化大革命”的发端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这号角发出的旋律的意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乏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青年人去冲锋陷阵。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谞“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強碑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就在四月二日，戚本禹泡制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了。文韋吹捧姚文元《评新線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象一块大石头推进了池潭，平净的水面沸腾了起来”，批评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海琎罢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这种对同伙吹吹拍拍，对学术对手不顾事实无限上纲的恶劣作法成了向彭真反攻的重型炮弹，起了投井下石的作用。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批判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而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洽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洽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决定提交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五月一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草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

五月四日至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摊出“彭、陆、罗、杨”[2]“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在外地，因此，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中央的决议需要群众接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进一步制造舆论是最重要的步骒。在张春桥、扛青等人的参与下，报刊上已经开始了批判“三家村”的宣传。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两篇文章虽然都不长，但其口气之大，出言之不逊，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的调子却很高。毛泽东明确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张春桥、江青一伙就“三家村”问题，施展其兴风作浪的本事也就有了用武之地。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泡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沬沙以“三家村”为名与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五月十—日出版，《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从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炮弹越来越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全国各地炮声隆隆，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这样的消息：山东省工农兵群众愤怒声讨“三家村”；陕西省委召幵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愤怒声讨邓拓“黑帮”；川藏高原战士痈斥邓拓反党大阴谋；归国华侨以亲身经历驳斥邓拓“黑帮”反党罪行；……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内的知名人士也顺应当时形势，向“三家村”猛烈开火。就整个局势而言，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江青一伙对北京市委，特别是对彭真的尖说斗争。

当时的彭真可谓被内外夹攻。就那个历史时期而言，彭真的“放”输给了张春桥的“放”。而参加《海瑞罢官》这场争论的持有各种观点的人，只要用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便被张春桥，江青一伙安排了“归宿”。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宣传部长黄志刚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不几日，中央认为，派去的工作组没有接替北京市委的工作，北京市委仍然在原市委领导下，按原组织系统协调动作。于是，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派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害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解体了。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洽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之火，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线已经燃烧起来了。紧接着，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发生的是震动世界的政洽爆炸。

第二章 围绕着工作组问题的斗争

批判《侮难罢官》导致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解体。在毛泽东部爱的战投中，彭真第一个败下阵来了。然而，这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楔子，

《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攻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热，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叙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祓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如杲我们将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比做鱼，那么，鱼饵是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放下去的，青年人的狂热冲动则是鱼钩。

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清政洽、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九六五年初，随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作为“四清”运动的指导纲领在农村全面推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

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领导下进行的，一九六五年结束。在国际饭店召开的总结会议上，触动了不少人，也损伤了一些人。刚刚从北京大学经济系调到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和哲学系的一些人，与陆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以至开会时坐座位都有明确的界线。作为北京大学上级党委的北京市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彭真多次亲临现场，表示了对陆平的坚决支持。而聂元梓等人则被冠以“左派”的桂冠，偃旗息鼓，泱泱败退下来。为此，聂元梓与陆平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难以弥合的裂痕。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之后，知道聂元梓和陆平这种紧张关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方针。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亲自授意下，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绕过北大党委的陆平、彭佩云，找到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造陆平等人的反，并表示有人支持他们。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左右，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匪尘、赵大中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竞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张贴出来了。大字报措词强硬地批评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大字报声称，要“髙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中国人的心里，无疑产生着巨大的振动。很多人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尚记忆犹新，对点名尖说批评党委成员当然难以接受。虽然有人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但绝大多数人采取观望态度，并从理智上认为，必须与党委保持一致。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淹没了反对党委的大字报。还有组织地与聂元梓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外争。聂元梓被戴上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等顶顶帽子。聂元梓虽有通天本领，毕竞是经历过党的历次政治斗争的党内人物。她有点难以支持了。

康生等眼看着聂元梓招架不住了，便背着当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直接转给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时，为了把握住党的宣传阵地，陈伯达代表中央于五月三十一日亲临人民日报社，改组了《人民日报》，撤销了吴冷西的职务，使《人民日报》能为中央文革所左右，改组后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引用了林彪关于政权的议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髙潮已在我国兴起！”中国即将出现一个“横扫一切”的局面。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

六月一日晚八时正，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故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明谋》的通栏标题，邗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陆平等人所代表的组织是“反党集团”。因此，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黑帮坚决斗争，并把它“彻底摧毁”。

就毛泽东在中国的影晌和威信而言，评论员的这一席话，足以大大地打动中国人民的心弦。《人民日报》生嫌不够，同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告诚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仅几天时间，出于对党报的信任，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象雪片似地从中国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

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布满校园，首都各个学校、机关、工矿、企业单位的成千上万群众浦向北京大学去声援聂元梓。北大校园人山人海。于是乎，聂元梓成了显要的新闻人钧。她每到一处，必定被数识千百计的敬慕者簇拥着，毎个到北大的人都渴望着亲耳聆听聂元梓对“文化大革命”的高见，更想看看这位突然成为“传奇式的人物”到挺长得是什么模样。为了更大地瀲发去北大群众与本单位党委斗争的情绪，还特地在聂元梓等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各单位群众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远后地跳上桌子发言，以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以表达与“当权派”斗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还有些年轻学生摸到哲学系办公室门口等候着，只要有人从里边出来，便髙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群众狂热了。。

在北大的带动下，北京的#十五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各个学校里都布满了大字报，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这些好奇心很重的学生一代成了教育机构的主宰。学生们象是找不到头羊、咩咩乱叫着的羊群，真有点无人控制得了局面的势头。然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他在一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_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进驻工作组

学生闹事往往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北京大学党委主要负责人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在当时，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手中的一切权力。为了北京大学的正常运转，必须确定一种新形式的领导机构代行党委的职权。于是，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公布了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虽然是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的，但是，谁都清楚，这种“四清”中普遍采用的工作组形式的应用，是中央批准的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的权力摇摇欲坠。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仿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做法，从六月四日开始，向北京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不久，北京许多学校的师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提出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的要求。

在京主持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面对着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举棋不定，无所适从，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译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表示暂时不准备返京，同时，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刘少奇、邓小平立即赶回北京，急忙召集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当前学校所出现的纷乱局面。会上，大部分人认为：应当仿照北大的先例，派工作组。没有工作组不行。原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刘少奇摸不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为了“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以北京为“样板”向全国推广，他也主张派工作组。最后，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抉，要象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会后，刘少奇把派工你组的决定电告尚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

从六月五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同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绝大部分单位都进驻了工作组。

北京某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其它省市的某些单位，也于六月中旬派进了工作组。在工作组领导下，各单位陆续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一类的临时领导机构。

就全国范围面言，在揪批“修正主义”党委的浪湖中，以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领导“文化大革命”，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工作组则基本上是按照当时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制定的“中央八条”为指导进行工作的。这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摸的声讨会，……。

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激

当北京市委把“中央八条”传达给北京大学的师生时，早就被激怒了的北大师生哪里听得进去！他们视“八条”为即将落下来套在头上的紧箍咒，爆发出强烈的反对情绪。说“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大字报很快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与工作组相抵触的情绪也很快地传染给了其它院校。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不畏“强权”的队伍川流不息，涌向北大校园。

北大工炸组为了维持他们想维持的局面，不得不下令封闭校门，婉言谢绝前来的外校群众，工作组还不断宣传：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倌党中央”，“听不听工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劝告北大师生“坐下来”“学文件”。一时间，北京大学校园里也确实出现了平静。

然而，被毛泽东点燃心扉之火的北京大学师生，即便是表面上坐下来了，心也平静不下来。到晚上，便悄俏四处活动，还到外校串联点火，隐约之中激化了相当一部分人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使反工作组的情绪传播得更快了。北京邮电学院首先采取了赶走工作组的行动。

派工作组是除毛泽东之外的整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的。工作组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工作的。习用以往，特别是反右运动中的逻辑，在相当数量的人看来，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可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工作组当然也是这样认定的。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工作组的工作目的更加明确了。

然而，现实是学生的反工作组情绪，在北京大学的感染下已经蔓延开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这篇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批判“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这种论调。而所谓的“黑帮”，恰恰是党中央委派的，长年领导各部门工作，并从而建立起威信的党委成员。在当时中国，反对党委，哪怕反对党委中某个成员即被认为反党，是一种似乎不可动摇的传统。一旦由负有盛名的权威党报道破了其中的奇妙，反作用力便大大地超过了作用力。而这一反作用力恰恰作用在工作组和“黑帮”身上了。

在北京，继六月八日邮电学院赶走了第一个工作组之后，反工作组浪潮更加髙涨。各大中学校几乎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们斗争“黑帮”，也出现了种种不文明的方式，闻名一时的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便是这种方式的典型。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工作组召集开会时，许多人无视工作组的决定，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对从四处抓来的，以陆平为首的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进行批斗。“黑帮分子”被戴上了髙帽子，脸上涂了黑墨，身上贴了大字报。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撕衣脤、拳打脚踢等武斗形式，最后还游街、游斗。张承先反对这种对待“黑帮”的“过火行动”，闻讯立即带着工作队员把在各处参加批斗会的师生赶回教室、宿舍，要大家就“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当天下午，张承先将情况汇报绐市委。市委认为，“六·一八事件”是“敌人的阶级报复”，“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个“事件”的后台。有了“上级领导”，包括“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支持，工作组对待在斗争“黑帮”方式上与他们对立的群众的态度更强硬，行动也更果断了。然而，这也促使了实际存在的群众与工作组的对抗情绪的増长。

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也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针对工作组说：“毛译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刘少奇知道后，找来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包括刘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谈话，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同日，刘少奇针对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情况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并用简报形式转发全国，以期通过典型事例，制止在揪斗"黑帮分子”时，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

“反干扰”运动的开展

六月二十日前后，由于学校之间的相互感染，北京市各学校的反工作组情绪气势汹汹。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相继赶走了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认为，“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侯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从北京开始，逐渐波及到全国的“反干扰运动”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了。

清华大学在“反干扰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在这里，有必要赘述一下那里的情况，以作为了解当时历史的一个窗口。当然，对于了解以后整个运动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六月十九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即化九班）学生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对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非常关心。是日，刘少奇委托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

六月二十一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正是这一天，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正式进驻清华园，并认定“右派学生剻大富要夺权”。

王光美到清华园，无疑是个不同于一般工作队员的工作队成员，一般人都把她看作是党中央的触角，是党中央和清华大学的联系桥梁。很多班、系都希望她能亲临基层单位，看看群众的情绪，听听群众的意见。

王光美光临清华大学的笫二天，工作组得知化九班要召开会议，于是给他们打电话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不知什么原因，王光美没有去，而去的却是工作组秘书。本来就与工作组有裂隙的化九班学生觉得事情蹊跷，作了各种猜疑。第二天，以蒯大富为首的部分学生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将头一天发生的事公布于众，酿成了全权为之轰动的“电话事件”。

蒯大富等人的大字报责问的是工作组长叶林，实际上矛头对的是王光美。当晚，工作组长叶林亲自主持召开“声讨会”，而蒯大富等人毫不退让。这便使他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工作组为了压下以剻大富为首的一些人的“气焰”，在王光美授意下，于六月二十六日举行了由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呼喊了“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狷狂进攻”等口号。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清华大学里又举行了斗争蒯大富等学生的大会，清华园内到处伸出拳头，击向蒯大富等人。清华大学的“反干扰运动”轰轰烈烈。

七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的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是直接掌握在陈伯达手中的舆论工具，它们发表的重要文章，无疑是代表陈伯达所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的，是支持造各单位党委的反，支持反对工作组的。然而，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对文章可以做不同的解释，谁认为自己代表群众，谁就可以利用它来指导运动。社论的矛头是暗指刘少奇的。刘少奇却误以为是鼓励支持他的群众去打击反工作组的力量。当天，他对王光美和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这样就使“反蒯斗争”进而升级。他哪里知道，这一级却成了他下台的第一级台阶。

制造与工作组更大的对立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个会合，就是围绕着工作组的斗争。

从六月下旬开始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逐渐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北京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比例或许并不亚于反右运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毛泽东在京的耳目，把上述种种情况频频传递给他。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当了共产党的钟旭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髙，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这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都被他们搞得粉碎，何况我们呢？”。这段话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毛泽东在分祈各种情况之后所下的结论。为此，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里灯光明亮，显然，毛泽东在接待客人。门卫却告诉刘少奇，毛释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早已休息了。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怏怏返家。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这些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未及防备，犹如当头一棒，却又摸不清头脑。应该说，刘少奇一直是尽量揣摸毛泽东的意图、按传统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土地改革不是使用的工作组形式吗？“四清”运动不是使用的工作组形式吗？这次，虽然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但是，如果毛泽东回京时，局势真是一片混乱，似乎也不太好交待吧！？

毛泽东旣然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锴误，刘少奇便希望竭尽仝力挽回局面。他立即下令工作组刹住“反干扰”，赶快转入“斗黑帮”。王光美所在的清华大学和张承先所在的北京大学首先执行了。然而，由于在此之前，陈伯达、康生、江青、曹轶欧等人纷纷亲自出马，到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煽动群众的反工作组情绪，并通过这些单位将信息传递出来，因此，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锊多高等院校中，反工作组的能量仍在聚集扩展。为此，刘少奇希望工作组能够体面地逐渐往后退一点，以稳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局势。

此时，毛泽东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学生中继续频繁活动，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制造群众与刘少奇更严重的对立。

七月二十一日，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着的蒯大富，表示了对他反工作组行动的支持。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前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工作作了更明确的表态。毛泽东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对待工作组问题，毛择东则指出：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怍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刘少奇没能理解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义，还想在工作组问题上持保留意见，为此，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祛，并作出结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

毛泽东知道了刘少奇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后，决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与之针锋相对。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北京大学这个基地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所选择的清华大学这个基地相抗衡。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以“调査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两次去北京大学进行活动，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陈伯达一反既往的观点，明确表示：“对于‘六·—八’这个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则在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打击的群众中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之后，他们还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写信给中央，批评当时抓运动的人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及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指出，“排除干扰”的运动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二十四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政洽局常委成员的面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表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所做工作的肯定，同时对工作组问题表态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更加活跃了。二十五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康生还在会上特别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再一次拂逗群众反工作组的情绪。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再次去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笫二次万人辩论大会。他们站在反对工作组的立场上，把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江青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现出了唯她最“革”的姿态。但是，当她激动过分，忘乎所以，无法自控，将她与毛洚东和前妻杨开慧的儿子毛岸青的妻子张韶华的矛盾，在这样一种场合抖搂出来，并声嘶力竭地高喊毛家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时，许多人心中似乎对这种“革命”掠过了一片阴云，不过，很快又被革命的浪潮冲淡了。反工作组的情绪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最后，陈伯达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群情激奋，难以形容。

在中央文革直接参与下赶走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消息迅疾传遏北京各大中学校，北京的反工作组浪潮势不可挡。刘少奇非常清楚，清华大学的工作组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伹是，他仍认为旅工作组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并没有错。为此，他于七月二十七日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坚持说：“不是”。并认为，“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为了支持康生对蒯大富的评价，陈伯达当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争取反对工作组斗争的胜利，活动更加频繁了。七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带领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江青还在海淀区召开的中学学生代表大会上当场宣布罢掉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的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咄咄逼迫下，二十八日，北京市委做出了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又委派周恩来亲自去过问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也被送去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这次或许真是说了心里话：“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骒然生辉。当毛洚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的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渊之别。

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公开化

在政洽上，刘少奇确实受了重重的一击。毛泽东还要用组织形式把刘少奇的错误肯定下来。而刘少奇也愿意通过开诚布公的会议形式申辩他对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口至十二口，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各自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辩解。为了证明各自的正确，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刘少奇选择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这个学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问题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刘少奇试图按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时制定的“中央八条”的精神，用“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此间，刘少奇就工作组问题和学生运动问题多次讲话，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他前一阶段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王光美则继续在清华大学活动。然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乏气势。

毛泽东认为，应该用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声势。

八月四日，康生、江脊出席了北京大学举行的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同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如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公开平了反。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姑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笫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明！请词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主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浪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让我们回頋一下历史。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是对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否定，北戴河会议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等右倾考现，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为纠正“四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所谓形“左”实右路线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又是指向王光美一九六四年参加“四清”的“桃园经验”的。在工作组问题上，虽然中央有许多人赞同刘少奇的做法，但是大字报中不指名的点出了新帐、旧帐一起算，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毛泽东使用了大字报这种非常手段，将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动向，在中南海里泄露了。这无疑等于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刘少奇孤立了。

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这段话，或许能从一个方面证明，毛泽东为扭转刘少奇所造成的“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亦即为了通过《十六条》，确实做过相当艰苦的努力。

通过《十六条〉的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舨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庆贺。锣鼓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成一片。激情的场面显示出了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居住在中南海里的人也为之震动。

八月十日晚七时十五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当激情满怀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地出现在跟前，听见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地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泽东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和他握握手。当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上接待站讲台，连声说道：“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时，那种情绪，那种场面，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赶到接待站将毛泽东请回中南海后，人群仍在继续翻滚，闻讯赶来的大批大批群众更增加了那儿的温度。

第二天，《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词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以此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

在群众情绪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协助下，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八月十二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髙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此后不久的中央领导人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宇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笫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显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洽局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谓整。最明显的是：林彪的权力上升了，刘少奇的权力削弱了。

第三章 红卫兵运动和个人崇拜热潮的兴起

红卫兵的涎生

中同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早期，党的领导人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毛泽东本人也曾遭受过不乎的待遇。然而，毛泽东是位既选准了共产主义这一奋斗目标，便坚韧不拔地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他的聪明、才干和卓越的思想逐渐为中国共产党经历的革命所证实。当一九三五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之一以后，他的领袖魄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领导全党同心协力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燎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牢固地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囯成立以后的历程，也是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断提高的历程，特别是经过庐山会议，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之后，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全国推动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各行各业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神化了，毛泽东也被神化了。

正是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特殊作用的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大字报出笼后，他们立即遇到了来自北京新市委的压力。然而，当大字报的作者带着几分傲慢的神采四处宣扬着“过几天你就会知道了”时，这张突如其来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大字报出现的背景就显得更如神秘了。由大字报引起的校际交流使临近北京大学的学校首先受到影响。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学生自然而然地串联在二起，探讨着引起这场轩然大波的奥秘。一些敏感的学生似乎领悟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事件直接相关，在整个社会着力宣传毛泽东的舆论影响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聚集在一起对形势进行分析，提出现在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并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白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厲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皖附厲中学以及北京市笫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亦即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故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暂：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从此，由中学生首先自由组合的秘密团体“红卫兵”开始作为一种集团力量，步入中国的政治台。

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工作组参与了学校的运动。中学生的这类秘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组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必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工作组的压抑。在不断升级的“反干扰”运动中，工作组对中学生的这种组织的看法是：“搞地下，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因而，红卫兵受到了工作组的更大压力。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成员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思想指导下，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宜称：“我们说，要在‘用'宇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宇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革命者就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大字报宣扬的思想很快地成了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行动指南，它与大学的反工作组力量集结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工作组所奉行的方针。在“反干扰”运动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和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并被強行解散。

中学生的执拗有时是很幼稚的。挑逗起来的冲动，往往是越压越烈，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童申了他们的“造反理论”。

对世理似懂非懂的中学生蠢动起来，确实有点不好收拾。可以说，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被提前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指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査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样。”这样，北京市各中学的教师陆陆续续被集中起来，逐个检査交待问题。老师集中学习，学生无人问津。—旦摆脱了老师的束缚，已经组织起红卫兵的学生，活动起来便肆无忌惮了。工作组不得不将集训教师和打击学生中非法组织（即红卫兵组织〉，作为当时中学“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工作。

由于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直接插手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针对“反干扰”运动的反工作组浪潮掀起来了，一度受到压抑的红卫兵的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了。不少高等院校的学生，仿效中学生的做法也自动组织起来实质上就是红卫兵组织的“战斗队”，投入反工作组的斗争中。清华附中红卫兵针对经历了的“文化大革命"，于七月二十七日再次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首先引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表示：“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髙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这就等于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待红卫兵根本对立的态度公诸予众了。在红卫兵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了。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北京各学校，机关、团体中，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并逐渐影响到全国，从此，红卫兵作为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地上大显神通。

鼓起崇拜的狂热

支持红卫兵是鼓起青年人对毛泽东狂热崇拜的一种做法，毛泽东所需要的更多的个人崇拜还来源于宣传的力量。

自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以来，毛泽东语录便被用来作为—种時殊的武器，并不时地将它巧妙地排印在报刊上，以刺激人们的眼目。从刊登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六月二日开始，《人民日报》以往每日都安排《今日要目》的报头版面被醒目的《毛主帝语录》替代了，它虽然只占巴掌大的版面，伹是由于每日每日地出现，象霏霏细雨，使毛泽东的影晌在人衍心后中不知不觉地扩大了，同时，报刊对毛泽东的宣传也不断地升温。

六月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在头版头条登载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以醒目的大号宇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做标题。次日，两报又同时登载了《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出，“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不久，《人民日报》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通烂标题下，登出了“毛主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的美术作品选；还通篇登载了《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革命谚语选〉，诸如“毛主席的书，不是金，比金贵，不是钢，比钢坚”；“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条真理归‘毛著，”，“毛主席的书，句句是战鼓，句句是真理”等等，这些把毛泽东的著作奉为圣经的言语，似乎毛译东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了。

同时，各报刊还不时以《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灯塔》为通栏大字标题，刊载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渴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消息以及对毛泽东本人的赞扬言词。当读者们看见几位外国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前倾着高大的身躯，伸直了长长的双臂，去争相抢购堆积如山的毛泽东著作的场面的照片时，无疑，对中国人崇拜毛泽东又是一种强化刺激。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登载了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七十三岁高齡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确实象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向群众呼喊“人民万岁！”激励着群众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矛盾斗争的明朗化，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十六条》的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公布了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消息。八月十二日，第一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首先在北京几个著名大学发行。为此，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等院校师生，召开了隆重的迎宝书大会，每个人都免费得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学习十六条 熟悉十六条 运用十六条》的社论，指出，“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那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的浪潮中，很多人开始在心中默念《十六条》，决心按照十六条去进行革命，去揭发、批判“那些抵制十六条的负责人”。对《十六条》的大力宣传，使对毛泽东的崇拜再一次以超常的压力向人们的灵魂中滲透。

这天下午五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在北京，又通过千万个扩音器，把公报的内容传播到每一个角落。公报刚刚播完，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便雀跃欢呼不止。紧接着，工厂、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和街道都组织群众，冒着雨象潮水—般涌向党中央所设的接待站贺喜。接待站附近宽阔的马路被成千上万的人流堵塞得水泄不通。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贺喜电话、电报、信件汇集到北京，向“最敬爱的党中央，最敬爱的毛主席”表达了对公报“坚决拥护”、“坚决支持”的感情。海军某部全体指战员的贺词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每一个字，都是用金子铸成的，公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而无论什么贺喜的形式，又无不是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1”“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类言词结尾。伴随着贺喜的人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不仅震荡在北京的上空，也回旋在整个中国的上空。

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在平日登载毛泽东语录的刊头位置上，套红登了两条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并在笫一版上用套红大宇标题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又一次着力地宣传了毛泽东的权威。

连续几天。全国各地报刊连篇累续地报道了全国各地人民欢呼公报发表的情況。在宣传中，毛泽东成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最高代表和唯一领袖。

在利用公报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报纸天天称在报道《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各地发行的情況：最早是在北京、上海、乌鲁木齐、长春、郑州等太中城市敞开供应，“有精装本，平装本、线装本、普及本和精装合订本”，是“最近几年来供应数量最多，版本最全的一次。”《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为了让《毛选》“人手一册”，普及本规定了新价格，“一至四卷，售价两元”。全国各地的群众都在争相购买《毛选》四卷。北京市遍布城区、郊区的六十多个葙华书店门市部，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门前高悬朱红宫灯。张贴大红“囍”字，大幅标语醒目地写着：“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在雨雾中，一字人蛇阵，秩序井然地缓缓向前蠕动，蚕食着高大的书山。

接着，一九六四年从部队开始率先发行的《毛主席运录》本开始出售。不久，“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成了检验人们是否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试金石。生活在语录丛中的人们想急切拿到一本小红书成了当时的流行病。集体活动时，集体诵读语录的做法很快地流行开来。同时，佩戴、制作和收集各种毛泽东像章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狂热。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词，北京大学为此举行的庆祝活动，不仅大大提高了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也表示了毛泽东对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力量的坚抉支持。

“四个伟大”的由来

—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这更把人们对他的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经过中央文革的精心策谋，八月十八日，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这一天，从凌晨一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中的最前方是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广场的正前方则安排了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五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毛泽东着一身带有帽徽、领章的人民解故军军服，由一位年轻的女兵陪伴，继林彪、周恩来之后，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徹笑着向人群招手，和群众握手；在群众面前转了一圈。然后，回到金水桥上，手拿军帽一再向大家挥手，又戴上帽子向天安门城楼走去。一霎那间，整个天安门广场在一片红旗掩映下，汇成了欢呼“毛主席万岁”的海洋，

七时许，当一千五百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并和毛泽东—起检阅游行队伍时，每个人无不为能和毛泽东站在同一个高于地平面的平台上，能请请楚楚地看见毛泽东而欣喜若狂。七时十六分，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则以“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表达自已激奋的心情。

七时三十分，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和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人们言毛泽东，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国领导人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然而，参加游行的群众的眼睛都直勾勾地寻找毛泽东的身影。虽然每年“五一”、“十一”都有这种场面，但是，此时人们把能见到毛泽东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一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

上午十一时许，游行认伍全部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了全体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一一合影留念。红卫兵则把各式各样的红卫兵袖章和毛泽东像章献给了他。

天安门城楼上的诸多活动使观礼台上的数万名红卫兵等得急不可待。他们面向天安门城楼，倾斜着身子，不断挥动拿有语录本的手，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种场面，通过广播感染着全同人民；当毛泽东带头在天安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句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观礼台上的群众致意时，观礼台上沸腾了。响亮的、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淹没了一切。跟随毛泽东身后的人显然是陪衬。在有意安排的推进个人崇拜的活动中，刘少奇被放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上。

弟二天，全国各主要报纸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毛泽东在北京的接见活动。人们发现，在参加活动的人中，刘少奇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七位。这在过于注重名次排列顺序的中国人看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就全世界而言，公开了刘少奇在中国党内地位的下降。

连续几天的报纸，在大力宣传“八·一八”活动中都在着力渲染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日报》登载了近四十幅照片，当时拌在第二十四位的江青多次显眼地出现，而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却没有一张看得请的照片见报。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苜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又一次着力地宣传了毛泽东的“统帅”地位。

利用宣传阵地，通过强化视听刺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而刘少奇的地位则向相反的方向滑去。

第四章“向旧世界宣战”

建设“非常革命化的世界”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林彪及其一伙摸透了青年学生单纯、无知、好奇、冲动的特点，台上宣传，幕后指挥，从八月十九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这场运动又神速传遍全中囯。在一段时间里，整个中国真的如同林彪在八月八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讲的那样，“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捶不着觉。”

红卫兵以要将世界改造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这一极端目的为口号，开始了“破四旧”的行动。

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首先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张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喊“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的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我们要彻底铲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温床和苗子。”“我们向理发、裁缝、照像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毀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玫为短裤，余下部分，可做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髙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紧接着，北京的红卫兵喝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讲、宜传。刹时间，北京市公共汽车站的站牌都涂写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红卫兵们神气活现，蜂拥在北京街头。“长安街”街牌贴上了一大块字纸，被玫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玫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则改为“红卫兵战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等等。红卫兵决心触及一切他们认为应该触及的地方。

八月十九日晚，北京市第二中学、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北京市第六十三中学的一大群红卫兵闯进了座落在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在红卫兵的厉声喝斥和煽动下，挂在店门口已经七十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被职工砸了个稀巴烂，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大木牌。红卫兵们不可一世地走遍“全聚德”的餐厅、厨房、宿舍，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字画全部撕毁，又推举出十五中、六十三中的十名红卫兵作为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在店铺住下，并扬言：“我们要在‘全聚德’造资产阶级的反，插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此，留驻的红卫兵到新华书店预订了一百幅毛泽东画像。店铺职工赶忙买回第一批，连夜在橱窗、餐庁、厨房直至宿舍的墙壁上贴了毛泽东画像和语录。外宾餐厅的楼梯口原来挂着的一幅画着北京填鸭的大型壁画，也被换上了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红卫兵还带领职工进行学习，让他们认识到，“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是剥削的象征。砸毁它的招牌，是决心彻底捣烂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是彻底扫除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陋规习俗。

二十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革命”的烤鸭店诞生了。只见门前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迸餐”。挂出的菜单牌子上加了五个八分至二角五分的“大众菜”。

座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九二一年美国洛氏基金会创立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一九五七年划归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在医学界享有盛名。红卫兵在医院大门上贴了五至六张大字报，耀人眼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几个字，不仅吸引着前来就诊的病人，也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在围观的人群中，红卫兵取下了协和医院的院脾，在上门框上贴了一张大宇横幅，上面用墨笔写着“反帝医院”。协和医院便算是被“正式”更名了。

中央美术学脘附厲中学的红卫兵首先造的是美术界的反。他们到专门展售中国字画的“荣宝斋”，将事先写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的条幅盖住了书法家写的“荣宝斋”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人民坚决创立新，为革命彻底碰烂旧”的对联贴在店铺的门框两边。展览艺术珍品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写道：“荣宝斋是个黑面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戚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你们这里已经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声败名裂1：”

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北京的繁华闹市区王府井和大棚栏人山人海，造反的红卫兵和不甘为“革命”洵汰的商店职工开始了联合行动。

王麻井百货大楼前的停车场里挤满了百货大楼的职工和从四处聚集而来的红卫兵。红卫兵和商店职工站在一楼门楼上，把连夜赶制出来的“北京市”三个大字固定在原来是“王府井”三个大宇的位置上。从楼上悬挂出巨大标语：“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革命小将致敬！”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红卫兵一清早便跑到大栅栏贴通告，通牒、标语、呼吁书。贴着贴着感到索然无味了，不知谁提议，“咱们合在一块儿‘造反’去！”大家欣然同意。走过瑞蚨祥绸布庄时，有个红卫兵向店里瞥了一眼，便喊道-“快进去！快进去！”他们—进门，看见一张所谓宣扬封建主义的画，便“啪”地一声将它撕下来了。商店里的职工纷纷表示支待。有的职工还主动对红卫兵说：“同志们，跟我们去，里面还有大东西呢！”在本店职工带领下，红卫兵从楼下捜到楼上，从前店搜到后院，将他们认为的契约及唱片、皇历、美女商标、宫灯、画屏、花盘等连撕带砸，堆了一小屋。接普又涂掉了墙壁上的古画，并当即派人买了五十张毛泽东画像四处张贴，同时把毛泽东的一幅巨幅画像嵌在镜框里，悬挂在商店中央。店名也被改为“立新”绸布店。

北京的服装行业在更改店客转，生怕还跟不上紅卫兵的造反步伐，又纷纷贴岀对眹“革命眼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眼大灭、特灭、快灭”，横额是“兴无灭资”。

面对这浩大的造反声势，北京市的居民们赶紧钯住房大门上的“福”字和一些表示吉祥如意的对联刮掉、砍掉或用时兴的对联遮盖住。拥有私产房的市民在红卫兵的敦促和最后通牒威逼下，都跑到房管局排着长队“申请”上交房契。一些自认为革命或想用行动表明自己革命的人，还提出改名换姓，把所谓带有“封、资、修”反动色彩的姓名改为“红岩”。“卫东”、“捍彪”、“继红”、“永革”等带有“革命”意义的字语，公安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许多单位都张贴出更改姓名的大红喜报。

几天功夫，北京市大街小巷，疏疏密密，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通牒信……。虽然，建筑物、房屋、物品，以及人的自身毫无变化，但是，红卫兵看着表面上花花绿绿一派“革命”气象，不停地高唱着《革命造反歌》，油然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胜利感”：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建成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人们被形式上的革命化弄得晕头胀脑。八月二十二日，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了；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在同一版面刊登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样一来，不仅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而且使北京的“破四旧”也进入了新的高潮。

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北京的红卫兵把在“破四旧”过程中，集中到市文化局收存的戏具、道具移堆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烧毁。同时，又将北京市文化局的负贺人赵鼐新、张梦庚以及著名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等三十余人，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送到焚烧现场批斗。他们当场被全部剃成“阴阳头”，一些人的头上还被倒上了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四周，一面用火烤，一面用道具和带铜头的皮带油打。在灼人的炎夏之季，六十七岁的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晕倒在地。为此，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倍地折磨殴打他直至深夜。第二天黎明前，他拖着疲备不堪、，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已是奄奄一息了。而请家人倒一点水润润唇焦舌燥的喉咙。竞是一个名噪世界的大作家对人世的最后一点企望。一代名流老舍终因不堪忍受人间的折磨，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投太平湖自尽了。女作家杨沫在追忆死亡现场时写道：“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同志的结局？”这便是对那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最悲切的控诉。

时代刚刚幵始，时代的印记还在继续往下按。北京的“破四旧”延展到“反帝”、“反修”上了。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组织了数十万人的大会，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一片吼声中，把苏联驻华使馆前的扬威路正式命名为“反修路”，座落在同一条马路上的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则被易名为“反修路中学”。同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支持下，冲进设立在东单三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八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公安局当众宣布驱逐令，立即执行。当夜，有组织的群众聚集在修女会院内外开会，控诉并声讨这个修女会的罪行，喊出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外国修女滚蛋！”等口号。八月三十一日，由公安人员和红卫兵押送，八名外国修女被赶出中国国境。同时，北京的各种宗教设施也都受到冲击，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政协和民主党派也被勒令解散。

北京的旅游圣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八大处等公园也是红卫兵“破四旧”的重点对象c他们把山间亭阁里的小尊沸爷像和亭匾、字画，统统换成毛泽东画像。如果不是老一辈文物保管工作者珍惜名贵文物，早早封了卧佛寺，罗汉堂。那里的迕多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文物珍品，也免不了要遭受“破”的命运。

文物古迹遭受的破坏就更严重了。海淀区朱房村的汉城遗址内，珍藏着的丰富的遗迹资料，被挖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城内保存较好的大型汉墓也遭受破坏。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保存完好的、有高度文化艺术价值的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也被拉倒，佛身断为三截，手全部断残，成了一堆废铜。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寺，戒坛上的大佛和周围数以千计的小佛，全部被砸光。人们熟知的白塔寺、潭柘寺、团城、圆明园遗迹也道到了令人痛心的破坏，

遍及全国的“破四旧”

由于宣传工具的指点，“破四旧”象闪电一样在全国各地铺开了。正如当时红卫兵所形容的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

八月二十三日，从清晨到深夜，上海成千上万支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组成的宣传小分队。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举眷“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大型横幅标语牌，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还在大型剧场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宣讲。在红卫兵的宣传鼓动下，商业界职工表示，一定与红卫兵共同战斗，一起改革带有封、资、修“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行业中“残存的陈规陋习，绝不让这些“腐朽的东西”，“继续毒化人们的灵魂”，—定要把上海改造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城市”。

这一天，商店林立的南京路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商店职工和过往行人。又长又窄的南京路上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红卫兵不停地高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绂的“香风”、“臭气”！一霎时，各店铺的橱窗都被大字报封住，纷纷幵始了更名活动。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橱窗上，贴着各种颜色的大字报，提出各式各样的更名意见。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永安”是旧社会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定的名。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我们决不允许“永安”这个臭招牌继续挂下去。至于“永安”到底改为“永红”、“永斗”，还是“红卫”，则为此折腾了好大一阵子。

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游乐场——“大世界”的职工和红卫兵一起，在欢叫声中将数米高的“大世界”招牌拉了下来，“大世界”门口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

红卫兵把濒临黄埔江的外滩建筑群，视为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遗迹。然而，大楼一时既推不动又搬不倒，于是，红卫兵们便把安置在大厦前的铜狮子搬掉，把墙壁上的建筑标志铲掉。

红卫兵还到上海万国公墓去造反，把他们汄为的“反动人物”，或带有“封、资、修”情调的墓碑砸了个稀巴烂。连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也被捣毁。

上海理发店的职工，在红卫兵的督战下，提出了“革命性”的措施：彻底消灭一切“阿飞式”、“港式”发型，立即取消诸如剪指甲、美容、摩面等为资产阶级眼务的项目。医院的口腔科提出取消洁齿业务。

供应高级商品的商店决定：从二十四日开始，供应价廉物美的大众化商品，以更好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商业界纷纷提出：“要大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大立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决不把自己的商店办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名店’，一定把商业和服务行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天津市“破四旧”也是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这一天，天津市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从早至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原公司的职工贴出决心书，在店前设立了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过路行人对更改访名的意见。最后决定改为“工农兵商场”。全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职工，抡起铁鎯头，砸碎了嵌在墙上三十八年之久的“劝业场”三个大字，改名为“人民商场”。在北洋军阀时代建成的、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其产品“金三鼎”棉纱，改为“工农”牌商标。宁园被改成了“二七”公园。几天之间，全市四千多个百货、副食场商店门市部，其中需要改换旧名称的，全部改为“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店名。塘沽港海关的职工，还把关徵、臂章、铜钮扣，统统视为帝国主义旧海关的标志和封资修货色而弃之。

郑州国棉四厂是有千余名职工的大厂。职工们与紅卫兵“并肩战斗”在“破四旧”的“战场”上。他们打掉了“龙头鹤舞”大门和厂露天舞台上的“嫦娥奔月”图像，将产品凤凰牌棉布，改为“工农兵”牌。郑州纺织机械厂的职工则与红卫兵一起，捣毁了厂区内所谓封建主义的遗物，清洗了厂区和各车间的标语睥，换上了毛泽东语录和“革命”的口号。

杭州市是名胜集中的中国公园城市。红卫兵蜂涌而起，把以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及西湖苏堤都改换了名称。六家沿用了三百余年的以老店主张小泉为名宇的剪刀铺招牌都更名为“杭州剪刀店”。随着红卫兵“破”宇当头的恶性膨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苏小小墓、平湖秋月碑牌、虎跑的老虎塑像，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像……都不翼而飞了，

驰名中外的名菜麻婆豆腐源于陈麻婆豆腐饭店。它座落在成都市玉龙街上。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拿着菜刀，登上梯子把“陈麻婆”三个字刮掉了。店堂里，那些由名人题写的“陈麻婆豆腐”的匾额和“简介”牌，被摘下来扔在了墙角。有人还提出把“陈麻婆”招牌取下来砍了当柴烧。冠在豆腐之前、在锅台边转了大半靟子、死了百余年的陈麻婆也被迫改名为“麻辣”。为了纪念“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麻辣豆腐”的诞生，饭店也被改名为“文胜饭店”，

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南昌、合肥、南京、福州、咍尔滨、长卷、沈阳、南宁、贵阳等地无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的冲击。红卫兵“一看就怒火冲天，再也无法容忍”的街名、店名、商标名、人名、菜名、房名、……都被他们“革命化”了。

新疆、西藏和内蒙古是中国少数民族集中的自治区域，受到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影响，也参加了“更名换姓”的“革命”行列中。乌鲁木齐、拉萨和呼和浩特市中，凡带有民族色彩或地方色彩的名宇，都换成了“工农兵”，“革命”、“文革”、“抗美”……，街道上，商店里，到处悬挂着毛泽东画像和毛泽东语录，以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幅红布标语。商店橱窗内外张贴了无数“破旧立新”内容的大字报、决心书、倡议书。拉萨市的红卫兵还倡议：文艺单位禁演带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戏剧。群众纷纷表示：誓做红卫兵的坚强后唐，把城市改造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新”城。

在北京“破四旧”的带动下，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闻风而动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广大农民，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也不甘落后。当时的报纸上记载了农民们参加“破四旧”的决心：我们受尽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欺压，我们最懂得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的伟大意义。他们的所做所为，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相信，旧世界必须打破，新世界一-定会建立起来。

全国各地的农民都行动起来了。    。

乌鲁木齐郊区农付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社员，赶往乌鲁木齐市，敲锣打鼓，高举标语牌，高呼口号，表示对红卫兵“破四旧”的声援。昆明市郊区官渡区联盟公社桃源大队小菜园生产队，把村名改为“革命新村”，全队六十四户社员，家家都贴上了新购置的毛泽东画像和毛泽东语录。拉萨市郊区堆龙德庆县六个乡的翻身农民，派出了一支二百八十人的队伍，高举毛泽东画像、毛泽东著作和刚收割的青棵麦穗，到拉萨市声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西藏拉鲁乡的翻身农奴表示：西藏是我们翻身农牧民的天下，我们也要更换新乡名。贵州省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社员，也纷纷集会，赞扬红卫兵的行动。

有些少数民族还将“破四旧”与具有民族传统的喜庆日子联系在一起。内蒙古自治区一年一度纪念成吉思汗的盛大节日，便被作为“四旧”破除了。随之，学校的寒暑假，以至春节例假也名存实亡。

红卫兵认为，信仰宗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北京红卫兵赶走外国修女，封闭清真寺的带动下，全闻各地的各种宗教场所也大都受到了冲击。在新疆，红卫兵冲进清真寺以“破四旧”为名，烧毁古兰经时，信仰伊斯兰教的维族人，怒目相视，咬牙切齿。

海瑞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座落在广东省海口市郊滨涯村的海瑞墓在“破四旧”中当然是在劫难逃。海瑞墓原为石砌，前立神道碑，石供器和石人、石狮、石羊、石马、功臣坊及亭园，当时，不仅这些设施被砸被毁，连看墓的老人也挨打、被斗。以致含冤而死。

对中国国内的“破四旧”和造反行动的宣传，也很快传到我同驻外使馆。许多驻外使馆郎成立了造反组织，仿照宣传中的做法进行造反。这里摘录某些有关材料，作为了解当时情况的一个窗口：

驻某国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该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要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讳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该国官员自豪地宣称，这样做是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闪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一些人，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便集会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的一些人，在公共汽车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手中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还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驻某国使馆的造反派，“打倒”了大使、参赞，原定招待驻在国政府要员的招待会也改由他们主持。当该国政府要员步入大使馆时，见门口迎接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其实是造反派司令〉，十分不快；走进客厅，原先古朴雅致的中国字画、巧夺天工的牙雕摆设荡然无存，代之以毛泽东的标准像、红底黑字的标语，就象误入了一家政治书店。待客人进入宴会厅，见腰扎围裙、端菜上桌的竟是大使、参赞，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离开使馆前，他们对这种礼仪不对等的做法提出质问，大使刦无言以答。

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报刊却用了大量篇幅髙度赞扬红卫兵“破四旧”的活动。报道、来信、诗歌、速写，……无不在鼓励冲动得忘乎所以的青年人冲啊！杀啊！造反啊！似乎依靠他们，就能在几天之内，砸烂一个“旧日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对“文化”的革命

一时间，“破四旧，立四新”，势不可遏。经过几天的市面大扫荡，红卫兵开始把怒火集中到一些人的身上了。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前，上海市南京路口，贤阳市大、小十字街头，……再次贴出菩告、通牒：妇女一倬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许留“飞机头”，穿火箭式尖头皮鞋者当场砍尖，穿牛仔裤的立地受罚，……。各机关、学校门口都有红卫兵用桌椅摆成的“破旧立新”站，专门为进出大门的人剪剃“革命”发式。连宋庆龄也在寓所接到了红卫兵的伯瞥告，要她改变她母亲临终时要求女儿不剪短发的遗训，亦即改变她数十年的习惯发式。宋庆龄对这种行动非常不埋解，表示，“我不要剪头发”。如若不是宋庆龄的特珠地位，受到特殊关照，并禁锢在自己的宅坻里，恐怕她也会成为“头发革命”的一个被迫参加者。

裾说，有过这祥的事情：一位妇女急着出门，为通过红卫兵的检查哨，将刚烫不久的头发卷剪掉了，又从箱子底找出一身打补钉的下乡劳动服穿上，唯独忘记换掉脚上的那双高跟鞋。她走离家门不远，正巧遇上一群红卫兵流动哨。红卫兵勒令她当场脱下鞋，扭掉后跟。待这位妇女再穿上鞋走路时，足掌髙，足跟低，无法迈步，只得提溜者鞋，光着脚返回家中。还有一个“红五类”出身的小伙子，他决心“以身试法”，穿着牛仔裤大模大样地上街了，红卫兵看见后，要他立即回家换裤了。他申辩说，这是他最肥的一条裤子。—下子惹火了红卫兵。只见七、八个人一哄而上，转眼之间，小伙子的牛仔裤被剪刀从裤管口剪到大腿根，小伙子只得狼狈逃走。

红卫兵还对警察服装做了“革命化”的规定。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中国人民瞀察服装实行改革》为题，发表了新华社二十七电讯：中国人民警察的服装，经国务院批准改革，于九月一日在全国开始执行。新的民警服装式样，上衣为草绿色，裤子为藏兰色，戴解放军帽、国旗帽徵、全红领章。自实行之日起，旧的民警服装予以废除。

红卫兵在“红色象従革命”的极其幼稚的思想摺导下，对指挥交通的红黄绿灯表示异议，提出“红色表示放行”！不少红卫兵看在城市交通警和铁道路警身边，强行指令红灯放行，绿灯报窨，结果造成了无法计数的冤枉交通事故。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向红卫兵解释：交通灯示是全世界统一规定的。红光有容易引起人警惕的光学效应。并表示，灯示问题以后想办法解决。这才及时地制止了红卫兵的这种荒唐行动。

在毛泽东为北大校刊新题了《新北大》的刊名的影响下，许多报刊纷纷效仿更名。解放前沿袭过来的《大公报》于九月十四日宣布更改报名，并于九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前进报》今日创刊”的声明。《大公报》改名为《前进报》的《吿读者》说：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诞生的，是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四旧”。“立四新”大进军中的胜利产物。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文明、文化可能还有不少空白，然而，破“四旧”却几乎无孔不入。

应当特别提一下的是北京图书馆。红卫兵让北京图书馆“破四旧”，烧毁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冷静的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却用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字，大声疾呼：“把这些珍贵的文件记录下来！”并向全国发出公告，希望各单位、各组织把已发或未发的传单、倡议书、布告等宣传品及时寄给或送交北京图书馆革命文献部”三份，以备研究参考使用。公告的执行情况无从而知，然而，有相当数量的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后人研究、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空前可悲可泣的历史，肯定付出过大量艰辛而又值得称颂的劳动。

抄家的狂风

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的活动，显示出了权力的巨大效应，同时，展示给人们的是，权力指向哪里，红卫兵就能打到哪里，“胜利”也便来到哪里。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林彪一伙要进行的“革命”又可以向前再大迈一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朿。”“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佢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扪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绐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经过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周密布置，公开残踏宪法的红卫兵行动开始了。这就是以北京为起点，很快在全国范周内掀起的打人、抄家等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活动。其波及面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

谢富治讲话之后，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在北京开始了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大兴县三百多名“四类分子”被杀害，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

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它“四类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若不是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这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事态还会继续发展。

在大兴县坚决贯彻执行谢富治讲话精神的同时，北京市区和北京市郊区各县，在民警的指点下，也发生了类似的恶性打杀“五类分子”的事件。当时的北京中学和一些大学里，不断发生以群众集会形式，由红卫兵主持斗打附近居民中“五类分子”的事情。北京第二医学院就发生了将右安门某诊所一位医生由于病人青霉素过敏死亡，被诬为有意陷害“红五类”子女而当场被打死在礼堂舞台上的事件。而北京农业大学附厲中学《红旗红卫兵纠察队》在八月二十六日，一次就殴打所谓“非红五类”师生约一百三十人，占全校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二。

北京城内，几个著名剧场都有过“打人集会”。人被打得血肉模糊，呼叫哀嚎之声令过往行人撕心欲裂，被绑架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章乃器在反右运动中，被不少人誉为“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拒绝在自己的右派结论上签宇。据说，还曾顶着宪法去申辩。一九八〇年，他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后，不幸离开了人世。他便是当时以“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为名，被拖进吉祥剧院，受尽鞭笞，能活着出来的一个见证。

继这类恶性打人事件之后，是涉及面相当广的“抄家运动”。据北京某学校一个班级的统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抄家。而北京大学两千多名教职工中，家在北京的便有一百多人被抄家。请看一下北京典型的抄家情景：

—阵急促的、催门欲倒的敲门声和喊叫声，传进了幽闭着的独家居住的四合院内，当房主人连跌带爬来打开大门时，“狗地主”、“他妈的”、“混蛋”之类的叫骂声便充塞在门洞儿了。手中甩着宽而长的皮带的红卫兵推开“怠慢”了他们的房主人，大摇大摆撞进院子。象演习过地一样，一个个红卫兵学着打仗冲锋攻占敌人要塞的动作，迅速把守住各个房间的门口，把在家的人都吆喝出来。红卫兵首领一一问过被抄人家的姓名。再根据派出所提供的“材料”，把“逃亡地主分子”、“地主婆”等揪出来，剃成“阴阳头”，喝令全体跪下，鞭打、脚踢，要“地主分子”交待，“地契”、“变天账”藏到哪里去了。若说不出来，得到的便是更狠的一顿毒打。同財，抄家人员开始四处搜查，稍微象祥一点的傢什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抬上停在大门外的卡车上，连生活必需品衣服、被褥、床架、床扳也不放过。剩下的是翻得满屋满地无法拿走的破破烂烂的东西。就这样，红卫兵似乎还不过瘾，还要把孩子们珍爱的玩具洋娃娃踩在脚下，以嘎嘎作响之声取乐，把粘糊槲的芝麻酱涂在墙壁上，将油、盐、酱、醋、糖到处泼撤。为了寻找“地契”、变天账”以及“反攻倒算用的枪枝弹药”，红卫兵乱刨乱挖屋墙院地。当一个红卫兵灵机一动，找出一本又黄又旧的本子，交给“队长”，说是“变天账”时，“队长”翻看之后，明知这是小学生的算术作业本，却硬装出神气活现的神态，将本子举在手中摇晃着，逼人承认这是“变天账”。伴着“还不老实！”的喝斥声，皮鞭又象雨点似地抽打下来了。当红卫兵满载“战果”，把仅剩的一点傢什戳满窟窿扬长而去时，留给劫后余生人的话是：“全家遣返回原籍！”接二连三，不同学校的红卫兵报据同一线索再三再四地抄査，而面对家里东西所剩寥寥的抄查对象，由于受“财产”冷落而激惹起红卫兵的无名之火，立即便化作一种难以名状的仇恨，发泄在人的身上。受过彻底查抄之后，户籍民警出现在这家庭院里，再次通牒限时离京。从小离开农村老家，在外学习、工作了大半辈子，被红卫兵冠以“地主分子”的人，拖着一家老小，甚至还在上学以及有了工作的子女，卷起红卫兵看不上眼的铺盖，凄凄琼凉地被扫地出门。

随着北京抄家、遣返活动的扩展，北京火车站成了红卫兵施行暴力的一个活动场所。数以千百计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他们把守着入口要道，看见几经抄査、行褢空空、精疲力竭、面容憔悴的被遣人员，便举起皮带左右开弓，皮带头象雨点一样打在对手身上，挨打者丟“铠”弃“甲”，抱头逃避，然而，又怎能逃脱象长蛇一样的红卫兵打人列队呢。还有一些所谓谓情节严重的“黑五类分子”，由红卫兵亲自押送从地下通道进站。在地下通道两旁站立着眼睛都快瞪出来的红卫兵。看见“阶级敌人”，油然生出“阶级仇恨”，皮带抽得也更狠更猛。有的人遍体鳞伤，倒在了“红色皮鞭”下。

对于解放后公私合营的资本家，红卫兵将金银珍宝作为主要抄查对象。看上去非常“革命”的红卫兵不知从哪里学来的观念，把金子当作“永恒”的财产。为此，他们在不留手续、任意抄拿的情况下，将金银首饰私入袋囊，以至在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不仅游行队伍路经的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黄金，连大安门城楼上也留下过红卫兵失落的金砖。

已经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逃脱不了抄家的命运，尚在我国政府机关任高级职务的知名民主人士家庭，也没有逃过抄家的劫难。这儿，举原国民党高级爱国将领、纺织工业部工长蒋光鼐家为例，在一、两天之内，红卫兵曾三番五次去他家“革命”，当最后几批红卫兵觉得再也搜刮不到什么油水时，干脆住守在他家，监视一家人的“反动”行为。不过，此事很快传到周恩来耳中。在毛泽东笫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再三邀请有病的蒋光鼐务必到天安门城搂上陪同接见。周恩来还亲自走到蒋光鼐身边问道：“红卫兵去过你家了？”蒋光鼐忙因道：“还文明，还文明。”从这天起，红卫兵怏怏撤离了蒋家。蒋家的大门可以关上了，院内总算恢复了表面平静的生活。

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臂戴首都红卫兵商城纠察轨的袖章，向全进界宣布：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革命已经蝕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他髙度赞扬了红卫兵“杀向社会”的行动，使这一行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全国各大、中、小城镇以及农村也先先后后受到彼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是中国很有名望的女作家之一。—九五三年被打成“反党集团”[3]的头目。一九五七年又被打为右派。在接受了批判和审查之后，于一九五八年被下放到东北佳木斯地区“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她的丈夫陈明陪同前往。红卫兵闯进她家抄查了十几次。她在农村“体验生活”期间，为今后创作收集的素材以及辛苦多年写出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严寒的日子》的十几万字的手稿也被抄走毁掉。

欧阳山是著名小说《三家巷》、《苦斗》（《一代风流》第一、二部）的作者。他悉心写出的包括《一代风流》第三部《柳暗花明》的全稿和第四部（未定名）的一半，共约五十万字的手稿被抄走。蹂璃一个人用血汗织出的劳动成果是最刺激人心的。对于作家来说，手稿被视为生命。红卫兵把作家们生命的里程砍得血迹斑斑，却也被认为是“革命”。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那儿的抄家规模当然更大，红卫兵的“战绩”也更突出。巴金在怀念他夫人肖珊时，记述了抄家的一些情况，可以看作是上海抄家、打人的一个侧面。巴金这样回忆道：“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进他家。肖珊害怕他们将丈夫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告急，想请民警出来干涉。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尾随肖珊的红卫兵见状，当场用铜头皮带很狠地抽了肖珊一下，将她押回家中，同巴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肖珊时左眼上留下的淤血黑斑，好几天以后才消退。

傅雷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以优美、流畅的笔调，恰如其分地表述原著的内容而称著于中国文坛。他勤奋地工作了一生，翻译了三十余部外国文艺名著，把法国的重要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泰纳、罗曼·罗兰的主要著作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他心直口快，勇于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意见。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他杜门谢客，一心一意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傅雷夫妇在寓所双双自缢，含冤离开了人世。这对夫妇受的是什么折磨无从知晓。但是，当时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傅雷所居住的江苏路地段“运动搞得很出色”。从这种当时历史条件下特定的语言中，我们可以体味到，那里的过火行动一定特别突出。耿直的傅雷夫妇虽然对人世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却实在无法忍受眼前经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暴力折磨。他们愤然离开了人世。

居住在上海的书法家、中国“五四”新文化时期新诗的创作人沈尹默老先生，年近八旬，几次被抄家，他六十多年来书写的诗词、字画、搜集珍藏的古今作品、古帖古书，全部被运走烧毁了。

老画家刘海粟家居南京，家被抄了二十四次，什么东西都拿走了。一九八〇年，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一张“清单”上写着，“一件鎏金古董作价十五元，一只钴石戒指作价三十五元，还有六朝、唐、宋造形陶俑瓷器二十多件，宋、元、明、请以及自己的书画七八十件，都没有下落。”

这些，便是谢富治直接挑起的抄家运动内容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就在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九月十五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胜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狐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有人领导、有人安排、有人支持、有人捧场的运动。

“红色恐怖”

为了维护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成果，为了压制在这一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反抗，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早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个高峰。然而，林彪左臂佩戴着“西纠”的袖章参加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恰恰表明了对“纠察队”这一形式的坚决支持。接着，东城区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成立了海淀区纠察队，许多中学还成立了自己学校的纠察队组织，“西纠”则发展到三百余人。纠察队成员主要出身于干部、军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来红”思潮，使这些人觉得高人一头，“破四旧”立下的功勋，更使他们得意忘形。中央文革又对他们表示了特别的赞赏，亲自将“十一”国庆节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及去广交会当纠察队这种在当时看来十分荣耀的“政治任务”布置给“西纠”。一时间，“格斗勿论”，“格杀勿论”，道道通令成了他们参与“杀向社会”活动中最时髦的举动。他们还在学校私办劳改所，私设刑堂，打杀无辜。

北京市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蒸蒸日上，恶性膨胀的“血统论”残害着无数幼稚纯洁的心灵。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对“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被“西纠”抓进了六中“劳改所”。这座“劳改所”设在六中的后院里，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辟做“劳改所”的岗楼，抓去的人直接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了一个独立的居所。“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之类被押进“劳改所"后，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要经受“跪煤碴”、“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剌”、“扫镗腿”等惨绝人寰的刑法的逼供审讯。纠察队员还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了字有拳头大小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看着那殷红的人血沿着字迹往下滴淌而留下的痕迹，给人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令人不寒而慄。就在这“红色恐怖”下，王光华被活活打死。在六中干了一辈子，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徐霈田，被诬为残渣余孽之类。毒打后施用“开水洗澡”刑，即把滚开的锅炉水往身上浇，徐霈田被烫得全身都是燎泡，最后被“红烧”、“勒死”。在这座“劳改所”中，被打骨折，残废，脑震荡的，不下二三十人。

北京市一中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所”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三百余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惨绝人寰的行为本身是“文化大革命”践踏法制的产物。在全国范围内，“文化大革命”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大学和中学的发展都是不同步的。当大学中已把工作组赶跑，并对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时，在中学，有许多干部子弟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却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看来，西城区纠察队并没有把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是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发出《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全国各地也陆续转发了这一《通告》。

《通告》发布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纽长陈伯达到北京市六中“劳改所”参观后，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召开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议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会议宣布取消“纠察吼”。第二天，“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又重申了上述决定。然而，中央文革小组热衷于制止中学“纠察认”的暴行是为了推进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事实上，他们对全国各地发生的其他种种法西斯暴行是否得到制止是漠不关心的。正是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全国各地的类似暴行，不仅没有因为《重要通告》的发布而缓和，反而在不同的借口下，对不同的人，实行了步步升级的法西斯暴行。

对文明的反动

由红卫兵冲锋陷阵“杀向社会”的打人、抄家运动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那时正值夏末秋初，待到进入深秋初冬之季，由于许多被抄户御寒的毛农、棉衣、棉被褥波抄走，布票、棉花票也不翼而飞。很多人家请求有关部门解决这一问题。或许是有人良心发现了，抄査物资库开始办理退还生活必需品的手续。然而，抄查上交时，红卫兵列的清单是一笔糊涂帐。仓库在清单应接不暇时又只能草草处之，因此，要找回一件自家的衣物真是难上加难。有个女学生，父母都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被隔离起来了。她为了索回一件自已的小棉袄，跑遍了崇文区、西城区的抄査物资仓库，却一无线索。最后被带到专门存放衣物的北京体育馆，当她看见满满囤囤堆到尾顶的各式衣物时，寻找自己衣服的念头顿时消失了，只好从如山的衣服堆边随便拽出一件，打发这“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寒冬。

由被抄查者找上门清退一些生活必需品，只是对红卫兵过火行动的第一个小反击。随着人们从冲动中逐渐醒悟，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改变，有相当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了退还抄查物资，平反遣返对象的工作中。在“破四旧”过程中，生产名牌产品的厂家和产品商标都被更改为“富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一九八〇年开始，为了适应国内外贸易和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需要，恢复名牌产品、传统商标、传统单位名称的活动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空空转了一个大圈子，在对“文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摧残以后，又回到了原地。想借“文化大革命”对“财产”和“权力”进行再分配的红卫兵的后台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实现了这个慼望。应当引以为诫的是，在一个正常而健康发展的社会中，只要付出劳动，就能享受应有的报酬，任何用非常手段所搜夺的财产，只能筑成埋藏自己的墓穴。

第五章 全国大串联

进京串联

当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宣传之后。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北京燃烧起来，人们的视线尤如飞虫寻光一般投向了那里。激情的北京大、中学校学生一批—批地涌向北京大学，而从那里出来的人，又将耳闻目睹的种种情况传播开来。一种无形的引力，首先在北京牵动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群，开始了一种定向流动。

随着工作组的进驻和“中央八条”的贯彻，北京学校校际的交往，被“内外有别”等禁令暂时中断了。在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特别是压抑反工作组力量的“反干扰运动”开展起来后，在京各学狡表面上不时出现短暂的平静，然而，在平静的下面，仍然有不少活跃分子在巧妙地进行着校际交流。相同的境遇，相近的“观点”，把他们串联在一起了。

在公开的宣传工具的鼓动下，外地学生依照北京大学的榜样，层层揪批各地方、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各省、市，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坚决地反对学生的这种骚动。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所谓“西安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以及发生在上海、四川等地的类似情况，使不少人面对自己的受压处境，回顾起多年来所接受的教育，认为自己的行动是符合报纸上所鼓吹的“中央精神”的。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揣着一颗探索“真理”的心，聚在一起，想要找“党中央，毛主席”评个道理。而其中胆子大、脾气犟的青年，则付诸以行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寻路上京告状。“文化大革命”在省与省之间打开了一个个小小的裂隙，并由此串联起来。

天津大学等校的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到压制，决定徒步到北京“取经”。一路上，他们手挽手，肩并肩，高唱歌曲，风雨无阻，向北京进发。有的人脚上打起了燎泡，仍忍着疼痛，互相安慰，用朗读毛泽东语录来鼓舞士气。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们忘却了疲劳，克服了重重困难，继续向前进。身居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知道这件事情后，认定这又是一颗火种，因此，立即派火车在杨村车站等接这批人。当这些人踏上“毛主席派来的火车”时，吹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呼喊不止。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使天津大学的这些师生因想起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的情景，于是，当即决定，天津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定名为“八·一三”红卫兵。

“北上、南下、东征、西进”

来京上访的各地青年，一般都投宿在各大专院皎的同学、朋友处，为了达到寻求支持的目的，他们四处活动，各方联络，中央文革窥探着各地情况，正希望有人把北京的火种撒向全国，外地来京师生给中央文革创造了机会。八月十六日，在中央文革策划下召幵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陈伯达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了“热烈地支持”，并利用毛泽东的威望，要求他们依靠自己，推进运动。而频频与外地师生接触的北京师生，听到了上访人员愤怒的控诉和声泪俱下的求援，一种“路遇不平，祓刀相助”的冲动油然而生。加之中央文革成员的背后促动，北京的学生，最早是红卫兵，被一批批推出校门，推出北京，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以帮助各地“破四旧”，以到各地“煽风点火”，以支援各地“战友”为名，向全国各地渗透。

北京学生的“造反精仲”，被当地学生看作是“首部精神”、“中央精神”，甚至觉得就是“代表毛主席”，以至北京人的言语行动构成了当地运动的一个核心，并与当地学生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巨火的冲击力量。北京在派出工作组之后造成的几乎维持不住的局面，早就使具体、直接领导运动的一些中国高级领导人非常恼火，如今，北京的学生到外地串连，把当时的北京之风刮得全国飞砂走石，使各池运动都出现了某些尴尬的局面，以至有些领导不得不出面干涉了。

王任重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天津点火非常愤怒。他指责道：“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同时，用“考验左派”和强调“组织纪律”来约束学生，以期控制学生外流。然而，心已四散的学生们哪能留得住。他们源源不断地离开本校到外地去“革命”。为了保证北京学校不唱“空域计”，有关人员不得不规定，外出串联人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然而，这个比例在当时实际上不起作用。面对这种局面，王任重曾无可奈何地说：“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

陶铸为此写信给北京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聂元梓说，要“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当然不好”。并指示，将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陶铸给聂元梓的信在当时起了限制全国大串连的作用。在陶铸信件内容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有关负责人策动了赶走前来串联的北京和外地学生的活动，在武汉、广州、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杭州等地，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与当地政府部门发生了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双方群众的暴力行为。西安、沈阳等地的群众与串联学生也发生了争执和磨擦。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的活动本身，说明了他对红卫兵进行全国性活动的支持。当他看到气势磅礴的红卫兵集会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摸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这句话，更体现出毛泽东要进行的是直接触动整个中国的“革命”，面全国各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便是完成这种“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笫二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会上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连，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周恩来奉命代表中央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來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就肯定了表面上是群众自发的串联活动，并代表中央正式向群众宣布，支持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联。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大串联这一活动形式由中央文件肯定了。

本来只能通过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交换信息的各地群众，由于大规模的串联活动，开始互相碰撞。在革命词藻掩饰下的“左”字，象滚雪球似地越积越大。其结果是使不少本来“怕”字就不多的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把“怕”字甩了个精光，而“闯”字却占据了灵魂。

然而，各地的党政领导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理解青年人思想和行动的突变。他们按照几十年的革命经验，特别是解放以来的一贯做法，继续与学生，特别是前来串联的学生发生着对立。湖北省掀起了大抓“南下—小撮”的活动。武汉市的学生代表和从北京前去串联的学生，釆用了静坐绝食示威的反抗手段；上海市出现了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贵阳市在“谨防政治扒手”的口号下，调集了数万名群众，对串联到那里的首都红卫兵进行了围攻。但是，由于九月五日《通知》在全国各地的传播，由于中央文革是北京红卫兵造各地“走资派"反的后台，各地的对立几乎都处于僵持不下、时进时退的局面。随着各地到北京参加接见活动后返回原地的师生人数的骤增，以及四面八方前来串联人员之间的沟通，各地“造反声势”都在逐渐增大。

不久，串联活动延伸到工厂、农村，影响了那里的正常生产秩序，为此，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就“串联”作了补充说明：“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然而，事实是整个串联活动在毛泽东的直接、公开支持下，正在掀起一个一个的高潮。

最早从北京出去串联的人，主要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受到冲击的红卫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掌握着本单位的领导权。由于受到批判，那种耀武扬威的神气一下子变成了垂头丧气的神情。他们结帮搭伙，不问本单位的运动，离校外出了。由于对立面的消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家庭出身等等问题一直受压抑的人，一下子觉得束缚他们自由活动的禁令不击自溃，便也设法弄到免费乘车证加入了原来不允许加入的外出行列。全国大串联，象是在不断加热时分子作的布朗运动一样，愈演愈烈。而大部分“分子”又是没有“革命目标”地在全国游逛。为此，全国各地在自上而下的统一布置下，专辟了串联接待站来统管各地前来串联的人员。

北京作为全国性串联的集散中心，每天接待大批的串联人群。各大、中、小学校由于“革命”和串联而几乎空了的枝舍，首先被开发为接待站，教室的桌椅被疝高地堆放在一起，地上铺着篾席，连成长长的通铺。随着人流的聚增，机关单位也纷纷腾出房屋幵没接待站。各街道办事处则把被驱赶离京人家的空房作为接待站。请专人做饭，专人管理串联人员的免费食宿问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在北京受到特别的款待，每人都有免费乘坐市内交通工具的乘车证，并能免费进入公园等游乐场所。被毛泽东请来的“客人”把“能看见毛主席一眼”作为“一生最大的幸福”。在这种情绪下，继八月十八日、八月三十毛泽东两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之后，又于九月十五日、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共八次接见丁红卫兵。在当时，有着正常头脑的人们很难弄清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的目的，人们也不能理解这种“接见”的意义。事过境迁，当今天回顾“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发现，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至少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在红卫兵中和在全国范围内，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二是肯定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冲破全国各地党政机构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无限崇拜毛泽东的红卫兵，通过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使全国的运动连成一片。经“敢闯敢革命”的红卫兵一冲，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就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来进行史无前列的革命了。

从北京离散出去的红卫兵，各自揣着好奇的心理，奔向早已向往的目标，想看看茫茫草原和神妙的蒙古包的人，奔向内蒙古自治区；为维吾尔族人欢快的音乐、舞蹈和驰名中外的葡萄干、哈密瓜驱赶着，有人来到了新疆；桂林的奇丽山水，三峡的湍湍急流，上海的热闹繁华，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风光，都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不同情趣的人流。全国名山大川，串联人流络绎不绝。广州市为了接待串联人员，甚至不得不在公园里搭起临时性大棚子作为住处。参加串联的人同样也持有通行证，可免费乘坐各式交通工具，在全国畅行无阴。全国人流的活动频度大大地增加了，全国交通运输吃紧状况越来越严重。针对交通拥塞问题，九月中旬，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发出紧急通告，调整买票、上下车和火车到开时刻等有关事项，以“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师生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证从全国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活动往返乘坐火车的需要。”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无隈的人员流动的需求，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载运量髙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惊脸的程度。满员一百余人的一节火车车厢，可以乘坐到二三百人。由两排三联座，两排二联座隔成的几平方米的空间，有时乘坐近三十位旅客。茶几上坐着人，椅背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坐着人，走道上坐着人，椅子底下还躺着人，上厕所需从人肩膀上踏踩而过，上下车需从车窗来来回回。车门踏板，车厢顶上也有乘客。到了夜闻，困乏难挡的旅客打着盹，身子东倒西歪，坐在椅背上的人不时摔跌下来，制造出一阵阵嗥叫喧闹。双臂紧勾扶手，坐在车门踏板上的人则在酣睡之对，由于肌肉松骢被甩下火车。更有露宿在车顶上的人翻滚到车下，还有的人因为准备不足，在过隨道时被刮倒在地而葬身铁轨。一旦火车超载运行到没有人下车的火车站时，车上车下不同心情的人便发生交锋。车站上等车的人扔石头，砸玻璃窗，企望破窗而入^有的人几天几夜挤不上车，他们便用车站上的水笼头往车里滋水，直到火车启动。最倒霉的要算买票上下车的真正乘客，他们必须经受学生串联一样的考验。海轮的运载量有较严格的限制，然而，由于上船时混乱拥挤，造成乘船证与乘船人数相差悬殊，不仅使船仓全部变成统仓，床铺也统统变成统铺。因为人员超载，轮船往往不能正常启航。由于交通工具的超负荷长时间运行，大大编短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火车，车厢行李架普遍断裂，车厢内的设备也被毁坏。而全园各地交通线上则是一片混乱。

利用串联游山玩水是许多串联学生的目的。当时的中国学生以至居民，没有外出旅游的习惯。年青的学生们一旦离开居住多年的故土，主要精力便放在了猎奇上面。他们查索名胜古迹，象走马灯一样天南地北地游荡，大大开阔了眼界。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串联的目的并不是单一地游玩。最早出外串联的红卫兵大部分是“破四旧”时的“闯将”。他们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战场上的战士，冲锋、陷阵成了他们行动的唯一目标。他们不仅串联到哪里，就参与那里的揪批“黑帮”的斗争，而且把“破四旧”中应用自如的打人特技传带到各地。同对，看到名胜中有“破四旧不彻底”的地方，便挥起皮带，噼里啪啦坦再“破”一遍。还有极少一部分经不起诱惑的“红卫兵战士”，看到各处眼花燎乱的商品，恨不得都能归已所有，行囊空空时，便以“破四旧”为名，随抄随用，闹得所到之处缺少安宁。

“红海洋”

带有特殊使命进行串联的红卫兵的斗争锋芒便更明确了。山东省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是国务院决定，由山东省立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串联高潮的十一月十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二百多名红卫兵在谭厚兰的带领下，秉呈戚本禹的旨意，以“带头砸开孔府的重重大门”为口号，在曲卑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砸碎了孔子的墓碑，捣烂了孔像，刨平了孔坟，把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打开，暴尸于众。谭厚兰等在曲阜前后呆了—个多月，使留传了数千年的中国宝贵文物，遭受到一次摧毁文明的浩劫。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御用工具。在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人人手捧毛泽东语录的崇拜狂热的启发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他们头脑发热，想把全国变成“红色的海洋”。为此，《红旗》战斗队驻各地的代表在人们还来不及注意变化着的一切时，几天之内，便在全国各地组织人力，将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都涂上了红油漆，写上了各种标语，胡同小巷的建筑物墙壁上也刷上了以红色为主的大标语。商店里，宿舍里，居民的住房里，则以红纸为主剪辑了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在墙上，作为“红海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中国的商店、机关、单位，连在“破四旧”时更换的“革命”字号、名称也一律被红色油漆标语“同化”了。茶叶铺、百货店，面馆、饭庄，……休想从门面上去分辨。这里，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抄录于下，从中或许可以领略到那个时期“红海洋”的总的情况。《通知》写道：“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一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凤，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动。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特此通告。”《通告》下达之前，北航《红旗》便发表声明，要造“红海洋”的反。主要由红、黄油漆涂抹而成的“红海洋”，经过几天几夜的奋力剥刮，便很快消失了。

徒步串联的“长征队”

乘车串联是“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大串联的主要形式，徒步串联则是伴随串联而出现的另一种形式。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天津市的一部分师生开创了步行串眹的先例。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之后，涌向北京的人流骤然增加，急切盼望到北京看毛泽东一眼与排队等车的现实，使串联学生火急火燎。当时，虽然有些人等不得安排就扒车进京，但大部分学生还是很本份的。大连海运学院的十五名学生，为了早一点起身进京，决定徒步而行。八月二十五日，他们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红旗，开始了自己的旅程。经历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二千余里，终于到达了北京。此时，国内的交通因为串眹巳拥挤不堪，为了减轻运输压力，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陈伯达还代表中央文革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对北京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过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

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串眹的红卫兵。一支支被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开始在中国土地上蠢动了。有些学生还决定，按照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做一次行军演习。

尽管徒步串朕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是，乘车串联造成的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运输紧张状态，仍然毫无缓和的趋势。同时，由于外出串联造成的学校空空旷旷，冷冷清清的局面，又使以斗“黑帮”，批“走资派”为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为了集中力量把矛头转向刘少奇，为了恢复各学校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文化人革命”形势，中央文革汄为，动员各处串联师生回校搞运动，已成为燃眉之急。为此，北京红卫兵和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队”等组织，于十一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倡议书》。

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号召。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车站、码头都贴出公告，催促在外串联的人员赶快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然而，远远没有逛够的学生们，—时无法收住玩野了的心，他们想方设法，用互换车票等办法，继续按各自选定的串联目标行进。

接着，各地开始了越来越强力的回本单位的动员。在宣布这只是第一次串联，待来年春暖后还要进行第二次串联之后，全国各地遍布的接待站逐渐采取了强硬措施，限制继续串联。散布全同各地的串联学生，开始遂渐向各自的学校汇集。一九六六年底，除部分继续完成其宏大步行串联计划的学生，以及流散的乘车串联的学生外，大部分串联的师生都返回到原校。不过，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挢，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却仍是拥挤不堪，加之天气寒冷，食宿、交通的安排都极其困难。这不仅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有些地方还流行了传染病。为些，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长途步行串联，在全国都停止。各地也开始坚决拒绝接待串联人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三司”驻外地联络站的代表。陈伯达说：红卫兵运动初期搞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里可能起不好的作用、外地联格站要一律撤回。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所推崇的串联所起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晓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并作为通知在全国张贴。

然而，串联并未就此终止，只是范围越来越缩小，人员越来越减少。至于什么时候串联完全停止，什么时候串联真正结束，很难说清楚。

第六章 “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

《十六条》公布以后，各单位都有人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对准工作组。受过工作组压抑的人更是情绪激奋。正在做撤离准备的工作组处境越来越困难。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出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的精神，八月十二日，北京市正式宣布“于最近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全部撤出。”

随即，各学校的工作组在做了筒短的总结或检査后，撤离了。由在工作组帮助下成立的文革小组或筹委会暂时领导运动。北京市委还奉命向一些学校派去了联络人员，以便保持中央与学校的联系，通过他们更好地控制学校的运动。在联络员的指挥下，各大专院校“立即转入斗黑帮”。不少学校还办了“劳改队”，把工作组时期被定成“反革命”的群众也赶了进去。这样，反工作组的活动又停息了，

利用反工作组的力量来反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群众全都集中精力对“黑帮分子”进行斗争，就不可能顺着工作组这根“藤”，摸出刘少奇这个“瓜”来。为此，中央文革暗中活动，重新鼓动反工作组的力量。

八月十九日，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轰动一时的《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打破了有人不让贴王光美大字银的禁令。接着又出现了《二问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写的《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虽然这些大字报的内容都是针对王光美的，但是，几乎没有人不把它和刘少奇联系在一起。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会已经披露出刘少奇地位的下降，这可以看作一个信号。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逍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同期《红旗》杂志还重新登载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增添了以下带黑点的字句：“对于无产阶绂的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当时，人们一般都意识不到，这里指的是刘少奇，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是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当然，如果有人细心地去分析一下上述内容，可能非常清楚，“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的这个“任何人”指的是刘少奇，而“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正是“必须坚决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还必须从工作组问题入手。

向刘少奇公开挑战

八月二十二日，清华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公开向刘少奇挑战了。

刘少奇面对这一切的反应是，他对毛泽东写的笫一张大字报中所下的结论有“保留意见”，并表示，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在“背后活动”。刘少奇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状态。

毛泽东采取的仍然楚进攻的策略。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一次批驳了利用“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使当时被工作组称之为少数派的人，心情振备，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与工作组，或者说与当时的多数派相抗衡。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反对工作组的组织，他们拉出了千余人的队伍，步行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组长回去作检查。当地质部党委拒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便在地质部举行了静坐绝食示威。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地质部被迫与他们达成了笫二天工作组长返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的协议。

有了地质学院反工作组胜利的榜样，清华大学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于八月二十四日，针对工作组问题，又抛出了一批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虽然，在当时由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舆论工具已暗示出斗争锋芒所向是直指刘少奇，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认为刘少奇地位不可动摇的信念，加之刘少奇手中尚旦握有的权力，大郤分人采取了观望态度。刘少奇、王光美则通过刘涛在清华园组织了保工作组的学生，大肆宣传“不许右派翻天”，同时将针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全部撕掉。态度本来就欠明朗的群众，沿习了随大溜的中国人的习份，自然而然地倒向了保工作组一边，少数派的处境仍然相当困难。“秋后算帐论”到处泛滥。即使有人感到点名批判刘少奇可能很有点来头，但是，一想到反右运动的教训，就不敢轻易行动了。于是，少数派的中坚分子愈益孤立了。

在北京反工作组的少数派仍然受到压制的同时，全国大多数省份反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学生也受到压制，反“右派”、抓“黑鬼”，到处风行。不少地方的工人、农民也参与了这一活动。

所谓“两条路线斗争”

学生首当其冲挫败刘少奇的斗争刚刚开始，不仅受到当时所谓“走资派”的抵抗，而且受到工人、农民的冲击，这无疑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为此，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扭转这一趋势的发展。九月二日，传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九月七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林彪、陈伯达、江青等说：

“……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还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九月十五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讲话时着重提到，“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接连几天的报纸，也对这一内容作了大量的宣传。学生的激情又被逐渐鼓动起来了。

九月十九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八年，年仅五十岁的万晓塘，由于工作过度疲劳，在洗澡时心脏病发作，无法抢救，而突然离开了人世。二十一日，天津市召开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死亡公告。毛泽东知道后，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一句举足轻重的话，不仅给参加共产党二十九年，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为建设新中国忘我工作的万晓塘定了性，也向人们表明，对万晓塘这类人物的任何宣扬都是不允许的。毛泽东决心排除一切干扰，达到他的既定目标。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辅助了毛泽东的这一活动。

十月一日，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十月三日发行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不仅全文刊登了林彪的国庆讲话，还以《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为题发表社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一个讲话，一篇社论，成了再一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总动员。

十月六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的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张春桥还宣读了这一《紧急指示》上的中共中央批示，批示说：“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坚决贯彻执行。”大会通过了《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虽然，这个运动的发展，就全国而言，很不平衡，但是，北京的形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

自十月四日北航“红旗”夺了学校部分广播权，第二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之后，十月七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了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十月八日，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广播站的权并冲向八机部；十月十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召开了“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连夜去外交部搜查“黑材料”。同时，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了校广播站并连续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连连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并冲击到最高人民法院，等等。

炮轰“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

在造起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十月九日，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的是集中解决“中间”（指各级干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会议原定开三天，后又一延再延，至十月二十八日结束，前前后后共计二十天。

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十月十二日林彪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十月二十三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被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明确了。

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披露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

公开运转的宣传机器只能以如上的方式暗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锋芒所向，以探求群众可能发生的反应。中央文革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触角，就不必那么隐晦了。它早已用习惯了的方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传递给了他们的忠实信徒。十一月二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虽然，在宣传这次接见时，除了没有参加接见活动的康生外，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然而，在接见活动中，毛泽东特地走到刘少奇面前与他交谈了十多分钟，这不仅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前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而且，在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影响下，刘少奇也觉得是莫大的内心安慰。但是，本来意味是终结的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刘少奇被损伤的心灵，还要继续经受挫伤。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置还是由中央文革指挥着。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单独密谈。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立即开始筹备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大规模行动。

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时值寒冬，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王光美等做了毫不留情的“缺席批判”。最后声明，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然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样，就把由上而下部署指挥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计划的实施向前扩展了一大步。使原来对打倒刘、邓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开始去理解这一行动。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了。

一九六六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在全国范围内，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第七章 抵制与反抗的潮流

“文化大革命”式的高压所带来的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的行动，丝毫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在中央文革高举大旗带领人们大喊大杀冲锋陷阵时，存在着一股抵制与反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

围绕着对联的辩论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似乎已成定论。在中央文革支持下的反工作组的斗争，使得相当数量居于较高领导职位的“老革命”也受到了冲击。党内残酷斗争的历史使他们不寒而慄。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那些尚未成熟的灵魂似乎飘进了无法捉摸的意境。孩子们聚在一起免不了谈论各自家长的光荣历史，谈论如今各自所处的尴尬境界。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冲动与义愤驱使下，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一出现，就招惹出不少人对它的不同看法来，因此，展开了对对联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写对联的一方坚持己见，并将对联称作了“鬼见愁”。

八月一日晚，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高等院校。以“血统论”为基础的对联，开始在北京传播开来了。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相互对立的学生都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一辩论往往持续到午夜十二时之后。

八月二日凌晨，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被“血统论”烧灼着失去常态的对联的支持者，在传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尤如火上加油，以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八月二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从而导致了清华园内一场因对联引起的互不相让、针锋相对的辩论。

在航院附中、清华大学辩论对联的激情鼓动下，在数千年封建传统影响下本来就隐藏着“血统论”的思想的学生中，开始酝酿着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不久，以清华，北大等院校为开端，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不少学校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主要派别。多年来，在中国土地上受尽歧视，忍够污辱的所谓血统低贱的年轻人更觉得似乎无地自容了。而对立面却趾高气昂，不可一世。

从因果关系来分析，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然而，对对联的宣传起了使高贵子女的父母更加英雄、更加光荣的作用。这无疑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为此，中央文革立即干预了组织“贫协”的活动。八月四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组织“贫协”活动一事，八月五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六日，受对联影响的一些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讲台始终为支持对联的“革命小将”占据着。那些耀武扬威的表演，虽然激起了不少与会者由心底里产生的厌恶感，然而，这种封建的"血统论”思想却得以在大庭广众之中极度宣扬。当中学生簇扼着“血统论”中最高贵的人的夫人江青，要她表示意见时，她一再重复对联刚刚出世时陈伯达提出的建议，即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激情，一旦冲动的青年扯断羁绊勇猛冲杀时，大概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抑他们了。经过天桥剧场的大辩论，对联的思想在社会上泛滥了。无形之中，也成了一些红卫兵组织的一种指导思想。

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装标志的风气，在中学红卫兵中流行开来了。这些幼稚的孩子们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大人衣服，紧束着宽条皮带，有些人还登了双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加上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实在不怎么文明的字眼和一副副傲慢得不可一世的神态，“高贵”得俨然象活脱脱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自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出身，而这红，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叫作“自来红”。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受对联的影响，思想异常活跃。八月十二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同一日，北京铁道学院出现了一张与谭力夫大字报只字不差的大字报，只是落款处将“工大”改为“我院”。

当时的社会情况是这样。一方面，代表毛泽东的江青看出了对联中的“英雄”包括着相当数量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因此站在了劝说红卫兵放弃对联观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毛泽东为了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的——打倒刘少奇，煽动了无知的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利用他们盲目崇拜，容易冲动、狂热的特点去为他冲锋陷阵。而红卫兵原则上是由“红五类”出身的人组成的，是一种带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毛泽东的“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包含了对“血统论”的支持。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举动和江青对待对联的看法有某些不吻合之处，这就导致了在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的大字报的事情，并引致了北工大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八月二十日，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篇幅大，内容庞杂，不仅宣扬了“血统论”，也道出了不少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大革命”有复杂感情的青年的某些直觉。他说的“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这类话，就包含着复杂的情绪。

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这样一来，学校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那怡是运动的旁观者都成了红卫兵“专政”的对象。就如同卡米尔•德穆兰所说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简单的注视、忧戚、同情、叹息、乃至沉默，差一点都变成罪行”。在一段时间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便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当然，也有极个别出身“黑五类”的人明明被骂为“狗崽子”、“混蛋”却还獺着脸去踉红卫兵拉近乎，以便讨得红卫兵的青睐，夹在红卫兵中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此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出现过一张题为《飞出了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便是对那些出身“黑五类”的红卫兵打手的尖刻讽刺。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中“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对立面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语录本没收。本来，有没有语录本是无所谓的事情，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被打入另册，受人歧视、凌辱，对年少的学生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打击和折磨。更有甚者，是借助农村所谓贫下中农的力量制造声势，压倒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破®旧”后改名为反修路中学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在劳动之余，就被红卫兵和招来的贫下中农围在井台旁批斗而引起流产。

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叫“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风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的箍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不少人当他说出自己是地主或资本家出身，被骂做“狗崽子”后，只能拖着沉重的病体，离开医院，咬牙抗病，甚至赔出生命。不过，大多数年轻力壮的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对谭力夫讲话从心底里生出反感，而在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时，大吼一声“工人”，便畅行无阻了。

遇罗克与《出身论》

“血统论”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猖獗之时，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着眼前的社会现实。他从和自己情况类似的很多人的不幸经历中，意识到“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遐。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一种残酷而又不公正的现实，遇罗克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由遇罗克撰写的，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出身论》张贴在北京的许多公共场所，与“血统论”针锋相对。

《出身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晌无法抗衡的。”如果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入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不仅是向红卫兵宣扬的“血统论”挑战，也是向多年来习用的实实在在的血统论挑战。

文章还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人的毒害，希望大家都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出身论》刚一问世，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人们读着，议着，抄着，思考着，辩论着。

在“血统论”弥天漫地、窒息无数有为青年，残害无数无罪天灵之际，呐喊真理的《出身论》檫亮了人们的眼睛，道出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人们争相传抄翻印，影响波及全国。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壬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正义论断和严密论证深深折服，他们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了作者，决定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了。第一次印刷三万份的小报，一抢而空，接着重印六万份，又一抢而光。《中学文革报》—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后登载了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对“血统论”做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用“出身论”来批判“血统论”，对于一些在当时受出身问题牵累的人来说，尤如烈日当头，在一望无际的沙洲艰难跋涉，烦渴难挡之时，忽而看见一丛绿叶，吮得了一口甘露，沁人肺腑。然而，仅仅是一口水，既解不了渴，又给不了立即冲出沙漠的希望。只不过佩服写《出身论》的人的勇气。当然，更多的还是为作者的担忧，担忧烈日将倔强地耸立在沙原中的这丛绿叶摧毁掉。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如此大胆，公开挑战，怒不可遏。他们认为，生就的“红、红、红”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他们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革命”是坚不可摧的。即便是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一下子从“红五类”跌为“黑七类”的人，虽然表面上有时垂头丧气，不时思考着“龙生龙，凤生凤”可能并非就是真理，但只要看看过去一直受政治歧视的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会因为《出身论》而抬起头来，要求社会给于平等的待遇时，就更觉得自己由“红”变“黑”无法理解，“自来红”的思想也就变得更加不可遏制。他们在矛盾的心情中与“出身论”对立，在对立中又坚定了多年形成的信念。虽然“出身论”从理论上对仅仅因为父母突然出了问题而背上“黑几类”包袱的人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大部分这类人不仅不理解“出身论”，反而变本加厉地批驳它。

一九八〇年为《出身论》的作者平反昭雪时，虽然用时间证明了“出身论”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但是•由于中国人多年来接受的传统教育及形成的传统思想，“出身论”的境况在当时社会上远远不如“血统论”。当时，不仅支持、宣扬“出身论”远远不如宣扬“血统论”有市场，而且可以说，“出身论”是“血统论”的手下败将。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作者遇罗克的境遇便可想而知了。他经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不过又每每被他那雄辩的口才和机智勇欺，以及支持他的群众解围。登载过《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也常常被撕、被抢，甚至卖报和读报的人也要遭受围攻、殴打。

《出身论》和“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大字报不同，它不是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血统论”，而是面对红卫兵运动初期宣扬“血统论”的残酷现实的一种反抗，是遇罗克独立思考的产物。尽管江青、陈伯达在“对联大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则更不能容许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出身论》受到了无数遭受“血统论”迫害的人的欢迎和赞赏，却由于它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行话去进行独立思考，而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

遇罗克揣着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申辩，却怎么也不可能战胜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宣判。在强大的多面压力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和他的战友处境愈益困难。

一九六八年，遇罗克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而遭逮捕。经过多次批斗、公审，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处决。由于受《出身论》感动而与遇罗克有联系的人都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遭受迫害。受《出身论》影响，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又公开提出十八个问题向中央文革康生、江青及林彪祧战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郑晓舟也身陷囹圄，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惨死在狱中。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纲领

在“出身论”与“血统论”的碰撞中，《出身论》的作者以其粉身碎骨败下阵来，然而，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不加思索地说：“文化大革命”为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血统论”大肆泛滥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血统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基础，也是解放以来进行多种运动的基础之一。不过，在“血统论”，特别是由“朴素的阶级感情”生出来的谭力夫讲话出笼之后，对“血统论”的直接宣扬就成了反工作组进而搞垮许多高级领导人的绊脚石，因此，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把谭力夫的讲话认作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应当“立即收回”开始，就拉开了批判谭力夫讲话的序幕。接着，在九月十五日，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联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桿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委会”以便对谭力夫的讲话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也串联在一起，公开批判“血统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着酌血统论，被批判着的“血统论”，潜藏在人们思想中的血统论，扭结在一起，以一种歪曲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联动”便是其中的一个发展结果。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竞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在林彪所说的“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刘、邓路线”的人涉及之广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物。向刘、邓的挑战，无疑会重重地触伤他们，而这种触伤又必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属。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泽东的指引，走在最前列，自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部分“高干子弟”，似乎意识到，他们造“资产阶级”反所铸成的灾难就要临到自己头上了。他们在政治上突然“清醒”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学附中，他们秘密酝酿了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事情。接着，他们以北京市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在最早的红卫兵，亦即他们称之为“老红卫兵”中串联活动。十二月五日，他们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的宣言：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从这天起，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算是正式成立了。

此时的中国大地，重又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十二月十六日，“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批判了对联《鬼见愁》，对北京红卫兵纠察队的许多过火的武力行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决定解散纠_察队。会后，对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了它们的据点，严惩了“首恶分子”^作为联动核心的纠察队受到了致命的摧毁。当晚，联动成员集合在一起，冲击了抓了人的公安部，同时，与和他们直接对抗的三司红卫兵发生了纠缠不休的冲突。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气流的漩涡中，联动对中央文革的一些非常做法提出了异议，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萆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剑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口号。会后，他们在全市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讥讽“江青太狂了”，提出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掀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三十一日两次组织力量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部分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干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一月四日，中学红卫兵组织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对联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年轻、无知、好奇、狂热、义愤、冲动的联动分子既颓丧又不服，于是，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对公安部发起三次攻势，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在无法发泄的情绪下，他们臂戴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联动”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父辈遭受迫害的仇恨，把矛头指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同时，竭力发泄他们的愤怒之情，在禽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与对立面发生冲突，圈书被撕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类物资筑营建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苦闷之际，他们或是吃喝玩乐，或是结伙去捣毁与之对立的组织。虽然联动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但其胆量之大，能量之大，已成为中央文革继续推行彻底打倒刘、邓的一支抗衡力量，也是引起学生思想更严重动乱的一种因素。

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一月二十一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一〇—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也先后被镇压，联动的头头遭到逮捕。

一月三十一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从而掀起了整个社会对联动进行大围剿的浪潮。在八一学校举办“联动罪行展览”的基础上，三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陈永贵等高级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展览并讲了话。各机关、学校、群众组织也纷纷前往参观。社会上广泛掀起了批判联动思潮的活动。

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由于其成员长期以来所处的特殊地位，真有点象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干部子弟阶层，他们高干子弟和军干子弟是不好惹的。在逮捕了联动头头，并广泛开展批判联动思潮以来，联动分子作为游击式的一种集团力量，到处流窜。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曾说过，反正老子注定要完蛋了，因此，只得破釜沉舟，拚命一干。

由于联动成员对故弄玄虚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不满，三月八日后，联动成员多次冲击了展览会。三月十八日，部分联动分子贴出三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并且表示，“跌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在北京一〇一中学里，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还到处张贴“联动万岁”、“联动永存”等大标语。在这前前后后，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等标语在北京不少学校里散见，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

人数有限的联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势力。对他们真有点爱不行，恨不行，怜不行，抓不行。为了平衡各种势力，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亲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之后，一百余名被关押的联动分子被释放出来了。虽然中央文革在接见释放的联动分子时重申了当时一直公开宣传的联动是反动组织，它的思潮要批判这个命题，但是联动分子却认定，中央文革下令逮捕，不是失败也是失策，因此更加大胆，更加用各种方式显示他们的力量。

他们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联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二十八中学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用各种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无法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当北京部分红卫兵举行集会纪念这个日子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了一个“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也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高峰。

在一片批判的声浪中，联动组织松散了。然而，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地下室仍设有联动的联络站，虽然处境十分困窘，却也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

伊林•涤西和李洪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它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阶层的人都卷了进去。在当时情况下，谁要想躲避这场风暴，是极为困难的。许多芷直、善良的人们，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践踏民主和法制的现象，面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权力的急剧上升，自然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联系起来。联动中很多成员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或被打倒的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面对自己家庭的险恶处境，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现象极度反感，他们公开宣称，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央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管联动的出发点怎样，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最早进行批判的尝试。一些青年人认为，既然人们可以公开点名批判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为什么不可以公开点名批判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力节节上升的那些人呢？

一九六六年夏秋季节，正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公幵露面，公开演讲，通过群众的视听反应，逐渐树立起“行不离毛泽东左右，言不离毛泽东语录”形象，从而强化他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的公开言行代表毛泽东的时候，他的许多“言之必极”神化毛泽东的讲岳，使中国人民十七年来逐渐形成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变成了根深蒂固的迷信。就在这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伊林•涤西，用《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对林彪的许多极端言论进行了批驳。

伊林•涤西的公开信主要是计对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的。公开信批驳了林彪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那么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等对毛泽东的过度吹捧；对林彪讲话中的“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提忠了质疑；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的某些内容提出了批评。《公开信》中写道：

就拿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摄反动的资产盼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泡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巳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公开信》是以大字报的形式于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时左右张贴在清华大学的，当即被看为“毒草”、“反革命”大字报。为了“防止流毒更广”而在当天下午被撕毁。伊林•涤西为了宭满自己的观点，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四处散发。

就在林彪依仗毛泽东的威信扶摇直上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乘着各单位第一、二把手被揪斗，工作组又撤离的实际上领导职位空缺状况，以各校少数派为基本群众，在北京到处接见群众，开会演说，以便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刘少奇的力量，在中国的最高权力中赢得一席宝座，名正言顺地掌握党和国家的实际权力。当时，一般人对跟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错误的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挨批的学生，不是既接受过工作组的指示“抓游鱼”，“反干扰”，又按照中央文革下达的精神破四旧，抄家，打人的吗？！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不还是工作组时期被认为非法地下组织而由毛泽东首先支持的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革对他们没有一点应有的袒护，也象一般群众一样对待他们，使本来可以平息的一直朝夕相处的学生间的矛盾，转变成了越来越大的敌对情绪。于是，一部分人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许多做法和公开讲话进行认真地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广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来我院检查》的大字报，认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前一阶段在广播学院所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十六条。

十一月下旬，属于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的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联合了十几个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组成“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准备对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对二司代表的讲话“进行彻底批判”。矿业学院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北京城里贴出“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等大标语。北京林学院校园里还出现了“刘少奇万岁”的标语。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没有注意团结其它学生，甚而扩大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生中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认为，“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贴出过大字报，十一月三十日，他又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

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和外地串联学生联合提出与李洪山辩论。在辩论会上，李洪山赞同谭力夫说的，“主席二十年代的，你拿到六十年代硬套，那怎么行”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各学校组成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

接连数日，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贴出《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苹小组的路线镨误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大标语，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所做所为提出了质问。天安门城楼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矛头直接指向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

文革派力量面对着这种公开挑战，批在嘴上，恨在心头。因为，他们比起刘少奇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来，根基必定还是很不牢固的。为此，他们一方面挑动曾经受压的群众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受迫害的义愤全部转移到对立面的群众身上，指使一部分人去抄家，抢广播器材，撕大字报、大标语；另一方面，利用报刊、杂志和手中操纵的各种工具大肆进行宣传。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操纵下，十二月四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一二•四大反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等巨幅标语，观礼台上还贴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醒人眼目的大横标。同时，他们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用高音喇叭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口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二时，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贺喜的群众时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次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康生讲，“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作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江青则附和道：“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林学院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概括了中央文革即将采取的行动步骤。同日，李洪山被公安机关逮捕。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就在同一时间，清华、北师大、北大、北京地质学院等许多院校多次举行大会，批判斗争李洪山、伊林•涤西及支持或为他们辩护的学生，而其中的首要人物都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

文革派对反对派的打击是巩固他们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步骤，也是最终打倒刘少奇活动中的重要的一步。然而，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在中国土地上毕竟站立了八年之久，要彻底打倒他，还需要做相当的准备，这些准备就是打倒所有可能成为刘少奇下台胆力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必须在刘少奇身上再加砝。

第八章 从“打倒陶铸”到反击“二月逆流”

陶铸的垮台

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成立后不久，进入了中央文革。“文化大革命”煽动起学生的狂热之后，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一个活跃的人物。然而，他和除毛泽东以外的绝大多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一样，对这场“革命”并不理解。虽然，作为当时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陶铸自己认为，“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坚决的”，并愿意尽力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去搞好“文化大革命”，然而，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吼声在全国一阵风似地吹起来之时，他的不理解的思想和行动就成了继续搬动刘少奇、邓小平的障碍，因此，他被划在刘、邓之列，必须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刘少奇、郑小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会议情况按有意安排的传递小道迅速透露出来，十月二十五日，知道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决心。当他们与陶铸联系时，由于陶铸对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邓作检查的背景和毛泽东的最终目的并不清楚，表示，“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陶铸的这种态度被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成员很快知道了。加之以往群众要求打倒某些陶铸了解的干部而陶铸采取了谨慎态度，又由于在中央文革内，陶铸曾多次与江青、陈伯达等人顶撞，并招致江青几度大发雷霆，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其它主要负责人之间的裂隙扩大了，而陶铸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十一月初，当陶铸看到中央组织部有人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贴出了一批批大字报时，他不知道其它人背后的动作，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是学生贴的，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

学生知道陶铸对他们的态度，在怀疑一切的信条促使下，在北京街头及中宣部等单位贴出大字报，说陶铸是保皇派，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陶铸把这一切只看成是学生们的单纯的行动，没有咀嚼出其中包含的其它味道，更没有意识到其间包含着他与江青等人的裂痕。他照常工作，照常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群众代表，而且经常日以继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国”到北京要求陶铸接见。陶铸因为事务繁忙和对在中南局共事多年的王任重有保留看法，没有答应立即安排接见。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认为有机可乘了，通过当时《红旗》杂志社的某些亲信，挑睃群众，使本来是要求接见的口气逐渐变化成命令陶铸来回答问题。在当天晚上的接见活动中，面对陶铸的竟然是蛮不讲理的责问和有意制造的刁难，以至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富春两位副总理。

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又以给群众写信的方式表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同志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是错误的。陶铸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一位顾问，是戚本禹的直接领导之一，然而，他事先既不知道戚本禹的这封信的内容，更不可能从中体味出什么来。情况在急转直下。

十二月底，陶铸再次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群众代表。接见活动简直象是开批斗会。群众代表狂叫着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并声言要将陶铸本人带走。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九十余人联名贴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用言语刻薄的冗长文字，揭发批判陶铸在中宣部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晌的一年。”在元旦社论的鼓动下，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天，北京的二十余所高等院校集合了数十万群众在天安们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奇的二十大罪状，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造舆论，也为揪出陶铸作了铺垫。

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有意安排刊登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借述周扬，暗指陶铸。用“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这种当时流行的影射性语言，向全国宣告，必定有除已定案的两面派周扬以外的显赫人物要作为两面派被揪出来。

就在这一天，北京某些单位发起成立“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他们迸驻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霎那间，“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的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满了中宣部。

一月四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一唱一和，杀气腾腾地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冼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同时，迫使周恩来作为中央的代表，向群众宣布了陶铸的问题，以便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把“打倒陶铸”的活动推向高潮。

是夜，“打倒陶铸”的口号，以无线电波发放的速度传遍全国。“打倒陶铸”的传单、标语转眼之间布满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有人连夜刷出大字报，大标语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打倒陶铸”的传单更是满天飞舞。由三十多个群众纽织组成的三千余人的队伍，奔向中宣部要求揪斗陶铸。中南海门口集结了成千上万的揪陶代表。刚刚接见完一个群众团体，在中南海里暂时歇息的陶铸被震耳欲聋的打倒声弄傳懵头转脑。当他通过周围的人，弄清了可以说是瞵息前发生的一切时，他的感觉只能是自己无能为力。而中南海周围聚集的揪陶人群，激情起伏，难以遏制，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为了平息群众的情绪，缓冲一下过激的举动，凌晨六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接见了全体揪陶群众，使群众的情绪稍稍平稳了一点儿。

从此，陶铸和刘、邓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了。刘、邓、陶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第一、二、三号人物了。批判刘、邓、陶的声势在全国范围内造起来了。批判刘、邓、陶的群众集会在各单位，各种联合团体中此起彼伏，而真正的矛头对准的都是陶铸。此时的陶铸，不仅被诬为叛徒，而且在社会上似乎成了众矢之的。由于新闻和宣传的需要，在报导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登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照片，成了陶铸的罪证之一。为了保持我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陶铸同意转发荣高棠《关于运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为了保证医疗质量，由陶铸出面以中央名义同意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革命串联”的请示，并指示卫生部“把运动搞得稳些。”这些做法都成了陶铸的罪状。而中宣部发的《关于处理刘少奇〈论修养〉一书意见的通知》规定可以继续出售，售完为止，也成了陶铸包庇刘少奇的重要罪证。总之，陶铸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一切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成员还故意挑弄是非，如江青、陈伯达等就在一月七日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大谈陶铸曾经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并说，“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群众，推波逐澜，批判陶铸的声势之大，已经到了需要毛泽东本人表态的时候了。

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针对陶铸问题，毛泽东讲了如下的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前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有了毛泽东讲话的支持，在中央文革操纵下的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撰写了《陶铸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剥开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画皮》等文章，并迅速在全国很多红卫兵小报上以醒目的标题和显著的位置转载。全国各种红卫兵小报几乎一个不漏地为“打倒陶铸”摇旗呐喊。被奉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两面派”的陶铸，逐渐丧失了人身自由。

就这样，利用红卫兵的力量，毛泽东扫除了作为最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最大障碍——陶铸。

“批判干部的运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障碍还有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为此，在打击陶铸的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林彪利用在群众中讲话的机会，大耍“橫扫一切”的手腕。他们谈及刘少奇，邓小平必株连一大片当时的高级领导人。陈云，薄一波，彭真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点名。在数说刘、邓“罪行”时，江青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过去二十年都当主席接班人培养，结果二十年不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总书记不贯彻毛泽东思想”。林彪说：“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毛泽东思想”。结果是，“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江青的讲话又为林彪提供了证据：“组织部是彭真一套，宣传部有问题，统战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中联部搞‘三和一少’，农业部搞‘三自一包’”。面对上述情况，林彪作出结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他们的讲话，为打掏一大批高级干部制造了舆论。

林彪、江青还为不断深化的“批判干部的运动”大造声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杨述、周扬、林默涵、田汉、阳翰笙、吴晗、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等在“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就被定了性的干部，在揪出来公开示众的声浪中被先后公开批斗；名义上还在主持工作的谷牧、王震、余秋里等也遭到围攻、揪批；在群众中享有盛誉的叶剑英元帅，陈毅元帅等因为在中央商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宜时，常遭冷遇，加之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再表示不满，不断叫嚷“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而预感到难以叵测的命运。

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内容绝对保密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住在西山的叶剑英、陈毅觉得事情蹊跷，把他们的老部下、参加秘密会议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找了去。在叶剑英、陈毅会见刘志坚的时候，正好江青要找刘志坚，却四处找不见。江青怒火冲天，认定刘志坚与老帅们有“勾结”，决定向刘志坚开刀。

一九六七年_月四日，在中央文革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江青当众宣布：“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

在江青的鼓动下，与会单位立即行动，在社会上刷出大标语、大字报，纷纷声讨刘志坚。

一月五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被揪了出来。刘志坚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举动。例如：以军委和总政名义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颁发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出，“根据林彪同志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斐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此，刘志坚主持召开了军队院校的大会，却被说成是黑会；十一月十三日，刘志坚主持军队院校师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会，却成了瞒着林彪副主席的妄动，并且是推行刘、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明；江青说，“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成了刘志坚反对毛泽东的铁证。

接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处理海军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撤消了刘志坚组长职务，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担任顾问。一月十三日，化名肖力的毛泽东与江青生的女儿李纳，在《解放军报》社带头贴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出，近几个月，《解放军报》在刘志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接影响下，犯了方向性错误。江青、陈伯达等则在接见当时在群众中颇有影响的聂元梓等人时说，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和刘志坚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揪出刘志坚”，“打倒刘志坚”的消息通过全国各种小报迅速传开。不久，刘志坚便以“叛徒”的罪名消声匿迹了。林彪、江青把刘志坚看作是打倒老帅的障碍，下决心把他除掉了。这对于林彪、江青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大闹怀仁堂”

在打倒陶铸、刘志坚后，“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加速了。

江青早就一再指责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就是有人压着，就是有问题！”林彪则反复强调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更重要，一定要搞彻底。他们为了彻底完成在军队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授意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利用在他主持下起草的报告，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晚，江青指示关锋将写好的报告送林彪审批。第二天，林彪批示：“完全同意”。消息不胫而走，部队、特别是军事院校的师生闻风而动，向“军内走资派”进攻。一月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这就导致冲击军队，揪“军内一小撮”之风在部队以及社会上迅速蔓延开来。其矛头直对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元帅，朱德委员长也遭到攻击，甚至还传出了林彪辱骂朱德、贺龙是“大土匪”、“是土匪出身”的传单。

这时，正是张春桥利用上海工人和学生造反力量，夺了上海市委权力，而被誉为“一月风暴”，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并造成全国各地各单位、中央各部委掀起“夺权”高潮的时刻。在江青、林藤煽动下，大批群众组织围堵在中南海墙外，要揪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还声言要夺他们手中的权。大街上还连连出现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然而，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知道自己身负的重任，为了中国人民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利益，他力挽狂澜，毅然决然地履行着总理的职责，带领那些尚未被打倒的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管理着国家的各项事宜。

形势的发展完全不象周恩来所希望的那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员文章还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为此，中央各部委群众组织立即开始酝酿夺权斗争，而各有背景却又观点相异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为夺权发生了严重的抗争，甚至造成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在谭震林主管的农林口尤为突出。许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处于两派群众僵持的状态。

“揪军内一小撮”的火在蔓延。就在这时，林彪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常委会上鼓噪着在军队要全面搞“大民主”。与会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对此提出异议：“不能再把军队搞乱了！”“军队搞乱，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作出决议，拟定一个军委命令，亦即后来成文的《八条命令》。《八条命令》送毛泽东后，毛泽东作了仔细的审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八条命令〉规定：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并规定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想混水摸鱼的林彪，那能安于“按规定”进行“文化大革命”呢！《八条命令》虽然公布了，但在林彪、关锋等人的遥控指挥下，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总政治部的肖华等连续被揪斗，被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贺龙、朱德的家连连被抄。当叶剑英、徐向前等尚在工作的老帅知道这一切后，满腔怒火难以压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张、姚二必会把社会上的这些情况有选择地向毛泽东汇报，而毛泽东对当时的全国情况大概也早就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他分析了掌握的全部情况，认为，“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毛泽东又要进行新的部署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会上，围绕着充斥着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为一方，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为另一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争斗。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义正词严地斥责中央文革想要搞乱军队的做法，徐向前用事实驳斥了把刘志坚定为叛徒的案件，叶剑英还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公社，以及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没有基层党领导的异常现象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南海怀仁隼召开的会议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的情况。当以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掩盖其不可退制的权势欲而把责任推卸到群众头上时，谭震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他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文革处处在他负责的工作中与自己作对，道出了“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一事实，激动得难以平静。而谢富治却有意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的。谭震林气愤至极，一面要走，一面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幵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赛走，忙叫住他，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回座位后，陈毅仗义执言地斥责了林彪、江青一伙。

叶剑英、余秋里、李先念、周恩来等人，也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非常做法各抒己见。

他们还分延安整风时，抢救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中央文革这一方，在二月十六日的碰头会上，真可谓碰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为了达到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而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被无情地揭.露出来了。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中央文革只得一不做，二不休，为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继续钻营。

当天夜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按其所需“集体整理和核对”碰头会纪录，然后，由江青安排，让他们带着整理出来的纪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并有意渲染谭震林要走，还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毛泽东听后当然不悦。

张春桥揣度出毛泽东的态度倾向，又故弄玄虚，夸大其辞地有意渲染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非常倣法的非议，而在当时，毛泽东怎么能够允许非议“文化大革命”呢？

作为碰头会的召集人周恩来，为了平静双方的情绪，会议之后，向毛泽东做了如实的汇报。然而，无论如何，对有人竟敢挑剔被毛泽东视为纯洁革命队伍，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缺点，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

二月十八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他们在碰头会上的表现作了严肃的、毫不留情的指责。

中央文革觉得手中好象握住了上方宝剑，开始向老帅们进攻了。二十五日始，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会上，文革派气急败坏地乱吼乱叫，攻击他们的对手。说什么“他们”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陈毅身兼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的双重职务，康生便说他是国务院与军委之间的“联络员”；李富春负责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其它副总理常到他那里商谈工作，康生就说他是“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支持老帅们的意见，又被说成是“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伴。

有了上述“材料”，中央文革得出结论：这些人“反对毛主席”，其目的则是江青所说的，“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康生还把“碰头会”上纲为：“这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谭震林、陈毅等人面对着敌手信口雌黄的挑衅和欲置人于死地的做法既不能理解，又接受不了。而毛泽东从接近他的人口中得到的是使他对谭震林等人更为固执的偏见。

谭震林等人知道毛泽东态度明确，又无法动摇早已嵌在自己心中的权威。面对着心毒手狠的林彪、江青之流，只得违心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实为批斗会的政治生活会于三月十八日结束了。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也从此中断了。林彪还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文革派手中的权力一下子扩大了。

反击“二月逆流”

在“大闹怀仁堂”的碰头会转而成为批斗会的同时，林彪、江青采取了“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借用群众力量的手法，利用群众为他们呐喊助威，乱中取胜。这就是社会上掀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群众运动。只是碰头会结束之后，这个“运动”更加高涨了。

话还得翻回去说。

二月十六日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上，谭震林等人对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非常做法作了淋漓尽致的批评。

第二天，谭震林就两次碰头会上江青一伙的表现，写信给林彪，痛斥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江青等入“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

林彪看过信后，将它转呈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指责谭震林的信。

江青不知道从什么途径知道了谭震林对她的“恭维”，怀恨在心，总想伺机进行报复。当毛泽东对二月中旬碰头会上的斗争明确表态后，江青手中的刀，就对准谭震林砍去了。

政治生活会开始后，中央文革便直接操纵北京一些大学的造反派组织，把手伸进谭震林负责的农林口，支持反对谭震林的力量，迫使谭震林让步。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江青找戚本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密谋，认为“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第二天，北京市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

“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指责谭震林“炮制”大寨展览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刘、邓翻案。”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北京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召幵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北京街头四处贴出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下午，谭厚兰带领千余人，喊着“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冲进大寨展览所在地北京农展馆。当晚，谭厚兰还组织了一批人冲进农业部，进驻农业部。这样，中央文革便利用了群众，给正在开政治生活会的谭震林施加了压力。

三月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最新讲话”，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当天，在农业部门口召开了苜次批判谭震林大会，农林口所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和“紧急呼吁”，四处串联，组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反对谭震林的队伍。

三月十日下午，当时身为副总理的谢富治带着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专程到北京农展馆参观大寨展览，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还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给冲占展览会的行动打气。

三月十一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一同参观了大寨展览。虽然，这个展览是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大寨典型这面“红旗”并由康生代表中央专门审核批准的，康生却在这时说：这个展览突出的是刘少奇的政治。他还对批判谭震林作了进一步部署，大大激励了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的狂热。

就在这一天，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势越造越大。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不同派别的组织之间的对立是难以平复的。在中央文革唆使一些造反派组织掀起反击“二月逆流”时，不少群众组织对“反击‘二月逆流表示异议，提出“谭震林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谭震林打不倒”，“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矛头指向余秋里、李先念同志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迎头痛击这股反革命逆流，揪出这股逆流的幕后人”等口号。他们还召开联席会议，指出，反击“二月逆流”是“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打革命造反派，犹乱毛主席的战略部暑”，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单命逆流”，要“竖决反对这股从‘左，边来的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就使林彪、江青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群众的阻力，就笼罩了阴霾的影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这样一种风气，就是“越是有人反对就越要拼死对着干”。因此，反击“二月逆流”的声浪越来越高。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操纵下，北京十万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所经之处留下的是“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回荡声。

林彪、江青唆使下一哄而起的局面，促成了中央碰头会终于在三月十八日以林彪、江青观点占上风而结束。然而，社会风潮却仍以加速运动的方式向前冲跑。此时的北京城，被湮没在“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炮轰×××”“火烧×××”的一片狂吠声和耀人眼目的各色大、小字报之中。

碰头会结束之后，张春桥回到上海，在主持上海市“整风报告会”上说：“谭震林前一个时期跳了出来，为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他为某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翻案，他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他把他所管的系统，就是农口这个里面的箪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组织，制造白色恐怖，这些人搞的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样的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代表”。把本来弥漫在上海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又推进了一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以最终胜利者的姿态说：“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而“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这次斗争“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林彪的这一席讲话，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利用毛泽东和不明真象的群众，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打击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寒而取得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的喜悦。林彪认定，在他夺取中国最高领导权的历程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他知道，在那膜拜迷信的年代里，他的话一经传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更知道，当影响遍及全国，当全国各地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时，可能危及他权力前程的阻力将受到一次多么大的挫伤。而他将不是踏着台阶向上爬，而是载着一股巨大的气流象直升飞机一样骤然间离开地面升入云空。

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起，林彪等人的讲话便不胫而走，成了掀起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的策动力。三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就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写信给林彪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的信作为批示出来后，整个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又被推向了新高潮。

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四月一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四月五日，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四月六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在这些联合组织的带动下，批谭、批陈、批余、批谷的活动，在北京以至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大城市几乎没有中断过。冲击军队干部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许多老干部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文件被抢劫的情况，与会者无不气愤至极，有人当场拍桌子大骂这种封建法西斯做法。此事传到林彪耳中，便成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使“二月逆流”又增添了新的“罪证”，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也更加猛烈了。

全国上下，包括青海、武汉、湖南、河南、内蒙古、四川、福建、新疆、安徽、西藏、以至东北三省，在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谬论指导下，面对着“自上而下”的所谓“复辟逆流”，多少人用生命和鲜血又为那个林彪认为“最大最大最大”增加了一点儿份量。

对所谓“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攻击

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而策动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在社会上广泛开展起来，被攻击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一个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周恩来总理运用各种手段竭力保护那些遭受冲击和批斗的党政军领导人，因而，在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潮中，周恩来总理被视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保护人”和“二月逆流的总后台”。随着反击“二月逆向纵深发展，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指使下，一些人乘机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定。就在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表示反对周恩来总理。苏东海等人对周恩来总理的攻击立即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当天就出现了《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等标语和声明。在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潮中，公开反对周总理仍是没有市场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张建旗认为“我没有错”，还表示“三个月后再见”。三月三十一日，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张建旗等人暂时停止了反对周总理的活动，等待时机并继续策划反对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大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五月十六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朗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5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六月二日，张建旗把他三月三十一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拋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总理。

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趋高峰，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公开遭到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要把这一切推至极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对陈毅发动了攻势，扬言要揪斗陈毅。周恩来为了整个国家的外交工作和外事活动少受干扰，多次进行劝阻，使得本来就对周恩来持怀疑态度的“六•一六兵团”不时以揭发陈毅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时，“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四处活动，经常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诸如《周总理要干什么？》、《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还把周恩来与“王明路线”，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商学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这些张贴出来的材料都在一、二日之内被销毁或覆盖，但它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面对着少数人对周恩来总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群众组织纷纷表示要“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群众的抗议活动使中央文革利用反市“二月逆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活动大受挫折，中央文革不得不派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又亲自出马，违心地向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提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张建旗等人见此情况，觉得明火执仗地攻击周恩来总理行不通了，在六月四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以守为攻的架势，做出一种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了更加隐蔽的活动。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首都红卫兵五•十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搂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以回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搞所谓“两忆三查”活动，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妄图重新打开反周恩来总理的局面。七月上、中旬，“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以财贸口和农口为中心，开始了所谓的“第一战役”、“第二战役”，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总理的传单，诸如：《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污蔑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同时，在八机部贴出“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的标语，攻击周恩来。

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由于毛泽东的及时制止，未能进一步蔓延，但是，反击“二月逆流”却为毛泽东进一步摧毁“刘邓司令部”开辟了道路。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任何公开表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情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第九章 在搏斗中下沉

反击“二月逆流”的结果是，把当时属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许多党政军领导人摆放在岌岌可危的位置上。表面上，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他们在逼迫太甚时象谭震林那样敢于直言的那种勇气被挫伤了，也就是说，敢于为刘少奇说几句公道话的可能暂时消失了。因此，对刘少奇问题升级的任何一点暗示，都会导致被运动的群众的反刘情绪的恶性膨胀。

扣留王光美的圈套

我们先要回顾一下反击“二月逆流”前夕，刘少奇的一些情况。

一九六六年，在一片“打倒刘、邓”的呼喊声中结束了。但是，林彪、江青导演下的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殊死斗争却在继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到清华大学找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身份，向她透露了打倒刘、邓的某些卖情和最终目标。江青劝刘涛不要“舍后妈，保亲爸”，“要和家庭划清界线”，还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要刘涛和她的同母弟弟刘允真转而批判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主席爸爸，批判从小依附其生活，被他们看作是真理的化身，教导他们成长的亲生父亲，是很难做得出来的。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里，对亲生父亲的态度成了衡量他们是真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们只能带着必须批判生父的朦胧却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一九六七年元旦那天，去看望自己的生母，以从母亲那儿吸吮一些批判父亲的力量。

刘涛和刘允真把与王前的谈话及他们所揣摸出来的一些问题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后来辗转传抄，加上各种红卫兵小报大量翻印，很快流传全国。当似乎是有根有据的揭发材料跃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突然被玷污了。正因为大字报出自刘少奇亲生子女之手，刘少奇的家庭内部出现了裂隙，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在江青鼓动刘少奇亲生儿女起来“造反”的同时，中南海里的造反队也对刘少奇发起了攻势。作为名存实亡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待遇。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晨六时，天刚擦亮，住在中南海里的两个人便叫开刘少奇家大门，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并在院子地上用排笔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两排大字。一月三日晚饭后，中南海造反队的二三十人又闯进刘少奇住所，勒令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走廊门口接受批斗达四十分钟之久，当场还强令刘少奇背诵毛泽东语录，责令刘少奇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在整个社会上，刘少奇还维持着一种虚幻的平衡，群众不敢对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儿女们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和场合被迫作检查、挨批斗。他的妻子也逃脱不了被揪批的命运。一月六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是女儿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归途中被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刘少奇作为父亲，本能地反应道：“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的忠告，有些犹豫。刘少奇却不加思索地说：“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刘少奇、王光美立即驱车来到医院，没看见受伤的女儿，却看到了，被当作人质扣留在医院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原来这是在江青怂恿下，清华大学的学生设下的一个圈套，为的是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以演出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但是，当清华学生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根本没有预计到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毫无准备的场面出现，因为，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啊！就在对方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对母亲说：“他们是为了抓你。”此时已完全冷静下来的王光美对着眼前的一大帮对手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带着子女及工作人员离开了医院，留下王光美只身一人。于是，她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在逼迫下写下四点保证。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这虽是一场虚惊，想来却实在叫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面对着青年学生在别人唆使下甚嚣尘上的骄狂气焰，刘少奇一家犹如生活在滚油锅中。

“文革”高潮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会见

为了诋毁刘少奇、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影响，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这种全国上下一致的举动，无疑也重重地损伤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心灵。

“智擒王光美”惊动了刘少奇的情况，通过它应走的渠道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对这件事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过，事隔一周，在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等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劈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也认为，一月六日惊动刘少奇这件事必须由他出面做些安抚。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态度和蔼，似乎他与刘少奇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刘少奇却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这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他承担。他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作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沉吟不语，不住地吸烟。或许他是在沉思他与刘少奇多年的合作关系。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是位很有才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后来，到延安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人物携手并进共同领导中国革命。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刘少奇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等人提出过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更加牢固了。他与刘少奇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刘少奇紧密合作，与党和国家其它领导人同心协力，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是由于在合作中对刘少奇的了解，一九五九年，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并在四月份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了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大跃进”中许多浮夸冒进做法造成的接踵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在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摆出了一大堆难题。面对着“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面对全国性的困难，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终于很快渡过了这一难关。毛泽东非常清楚，其中包含着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付出的大量劳动。应当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一直是有成效的。眼前的刘少奇竟只有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愿望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和《修养》的攻击

当刘少奇一家正在庆幸毛泽东从来提倡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希望时，中南海的造反队又冲进刘少奇居住的庭院，并扬言要冲办公室。造反人员还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甚至让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缺腿桌子上挨斗。刘少奇对这一切的回答只能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在与毛泽东谈话后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除专用电话。刘少奇据理力争道：

“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哪知，第二天，想必是造反派有了不逊于毛泽东权力的后台支持，终于不由分说地将刘少奇家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不可能用电话很方便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它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刘少奇的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了。

当时充斥社会的各家红卫兵小报，无不以最醒目的版面设计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在《刘少奇十大罪状》、《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出访中的丑恶嘴脸》等骇人听闻的标题下，陈述着内容几乎差不多的陈词滥调，从精神上折磨刘少奇。他的家人更无一免于冲击。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公安部逮捕了。

经过二月中旬一直延续至三月下旬的反击“二月逆流”，组织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刘少奇进攻的时机趋于成熟。三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次新的进攻。会上，林彪、江青之流对刘少奇、邓小平几十年来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则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对批判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如下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于是，社会上立即出现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称之为批判“黑《修养》”。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刊，以《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连续发表大块文章，批判《修养》一书，并以此为途径，将毛泽东对批判这本书的指示精神透露出来了。

在掀起批判《修养》浪潮的同时，毛泽东还利用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论，向刘少奇展开更大规模的精神攻势。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的号角，在姚文元年初为攻击陶铸而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已经吹起了。姚文元在攻击周扬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态度时，用黑体宇标引了毛泽东如下的一段话；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还在文中对《清宫秘史》加了一个约五百字的大注，点出“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然而，在大喊大叫大字报的狂热中，由于当时没有人有意挑逗群众注意这些细末之处，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也就没有出现更多的行动。

不过，此时，批判《清宫秘史》已被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首先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诩是“红色买办”。经历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刘少奇看到了这有意中伤的诽谤，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他回忆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而为之奋斗的一生，想到如今竟遭受到这般凌辱，油然生出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戚。他要与命运搏斗，他要澄清事实。他记起了两个多片前毛泽东与他的相会和对他的安慰，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对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

历史在惯性轨道上正以加速运动的形式向一时无法扭转的方向猛冲。刘少奇写给毛泽东的申述犹如泥牛入海。三月三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二天，《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宫秘史》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内放映，“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影片的讲话：“《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9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章回顾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〇年在我国放映这部影片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与江青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情况，明里暗里指出，这种分歧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不同思想见解。当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句话时，被崇拜狂冲昏了头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把如今批判《清宫秘史》看作是毛泽东多年难以实现的宿愿，其批判的狂热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顶巅。在观看这部影片之时，观众只要一走出电影院，对于影片的各种感受似乎就只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观点靠拢，出口之言，成文之章，无一不是《清宫秘史》即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在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结论。这也就成了造反派大作文章，大加发挥的事实根据了。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后把转载着文章的报纸狠狠一摔，对家里人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觀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他希望有机会在中央委员会上辩论，他希望有机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辩论，然而，他实际上比“阶下囚”好不了多少，在应有的范围内，他的申辩权已经被剥夺了。

不过，只要有机会，那怕是在毫无作用的范围内，刘少奇还是要申辩。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勒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喝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当问到“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时，激怒了的刘少奇脾气大作，但他仍据理申辩说，此事“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第二天，刘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实真象。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在中南海贴出后，许多人争相读看。然而，没过几个小时，刘少奇的大字报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时，传出所谓“上面”指示：

“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事实上，面对面的批斗越来越频繁。只是刘少奇一想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美其名曰“不准放毒！”在批斗会上，刘少奇连开口说话的起码权利也被窒息了。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提出了叛徒问题。没有人去追究其事实真象。时代的狂热却簇拥着人们把当吋颇有社会影响的戚本禹的话奉为圣谕，沿着他所规定的路子往前走。其实，戚本禹所指的“叛徒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便有人故意提出了，此时，不过是经过文革派的1鼓捣，内定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并将之赋于某种形式向社会公开，以便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话还得从一九六六年说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第一个把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了出来。他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的其它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批这批党员，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来。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一九三六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周恩来总理经办的中央答复电中说，这些人的“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还亲自给吉林师范大学红卫兵发电，重申赵林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当时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问题的徐冰，特地给康生（并李富春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说，三十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来了。因此，他把当时中央决定的情况重述了一遍。其结果是石沉大海。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遥红卫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一九六六年除夕前后，由周恩来特批准去广州休养的薄一波带病被红卫兵揪回北京。一九六七年一月，戚本禹在讲话时，公开肯定了“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还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在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管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窃居当时“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权，自认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喉舌的《红旗》杂志，于四月一日刊载戚本禹的文章，公开提出叛徒案问题，为的是让那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凭借一股不可抵御的狂热，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定死。

戚本禹所说的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二月在天津成立新省委（即顺直省委，实际上是北方局的前身）。新省蒌在天津开会，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和一般党员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则搬到北平（即北京）成立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六十余人被国艮党视为顽固分子，加上天津的五十余人，共约一百三十人，一起押到张学良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这些党员被捕前，有许多人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是党的工作骨干。同年七、八月间，军法处在北京草岚子胡同专门成立了一个监狱——草岚子监狱，由东北军控制。不久改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开始，国民党请天主教牧师说教，以期被捕人员归顺，但收效甚微。年底，南京伪军委派政训处长刘健群来北平，说这样不行，宣布搞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一期不行两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处分，实行枪决。从一九三一年反省院建立至一九三六年八月，先后关进政治犯约四百人。这些人中，除一九三二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二十余人外，有三百多人都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等人在反省院呆了三、四年。他们坚持党的原则，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抵不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提出“红旗出狱”。不少人早已坐满刑期，因不捺手印至一九三六年尚未出狱；更有的团员和群众，因不捺手印，而被狱中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员转为党员。为了反对狱中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底的一次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有这样的记载：“……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等人。由于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遒高涨，许多工作需要党的干部去做。然而，干部缺乏，刘少奇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尚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党员，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做出决定并报告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柯庆施通过徐冰（当时以在中国大学任教为名，实际上做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让曾在反省院担任过支部书记的孔祥祯把中央的这个决定精神通知反省院党支部。半个月后，没有回音。孔祥祯又将中央的决定抄送狱中。狱中党支部负责人看过信后，怀疑此事，推敲了三、四天，最后认为，中央和北方局绝不会做出这个决定，因此拒绝执行，不予讨论。

三个月后，刘少奇等人通过孔祥祯给监狱内写了第二封信，特别强调是中央的指示。还说，上次去信后，三个月未见你们的动静，因此再给你们作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阏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了。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作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根据信的内容，还根据其它途径得封的消息，狱中党支部肯定了中央决定，将信的内容交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并认定，这样做主要是根据党章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来执行的。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狱内党员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狱后，他们立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及时被安排了工作。这批人共六十一个。

这件事，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党的七大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中十二名代表和两名候补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符合代表资格。

以上就是戚本禹所说的“反共启事”事件的来龙去脉。指示履行“反共启事”手续的最高具体负责人确实是刘少奇，然而，它是在党中央芷式批准后执行的。林彪、江青一伙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要尽可能多地网织刘少奇的罪名，从这件事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华园批斗王光美

利用“叛徒案”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头子”的设想是对刘少奇迫害的升级。在当时，对刘少奇的任何一点升级，又都必须牵连上王光美。这或许就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所谓“株连”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主持的号称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清华园召开了。

那天，天还没有亮，清华大学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海内刘少奇、王光美的住地。载着王光美的小轿车不到清晨六时又离开中南海，直奔清华园。王光美被押进清华大学主搂七层的一间屋子里，里面早已坐满了红卫兵。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周折，在红卫兵发出的一片语录声和相形之下王光美微弱的争辩声中，王光美被迫穿上从她家中掠来的丝袜和高跟鞋，套上了显然是痩得不能穿的访问印尼时穿的旗袍，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

这里，应当追述一下有关王光美戴项链的事情。

沟了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一九六三年四、五月，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对东南亚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王光美出国前，曾就自己的装束征求过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的意见。江青以独具二格的见解劝告王光美不要佩戴项链。王光美当即表示赞同。当国内的江青通过电讯工具看见王光美戴着项链在緬甸出席宴会时，江青五脏六腑具要蹦裂，嫉妒的烈火骤然间迸发。她想到了王光美的巨幅像片曾和刘少奇并列悬挂在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繁华街道上的情景；她想到了对刘少奇出访的新闻报道和纪录影片中，王光美艳丽的服饰和大量镜头在中国人民脑海中留下的无法磨灭的印象。她心头结下了妒恨的疙瘩。当她于一九六五年初通过王光美向刘少奇提出了政治上的无理要求并遭刘少奇无情斥责之后，她决心利用项链事件进行报复的妒火重又燃烧起来。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江青四下北京大学，不知怎么在讲话中竟联系上了项链问题，她声调悲切地说道：我不让王光美戴项链，她不听我的。似乎她受了莫大的欺骗，莫大的污辱。而这种情调恰恰感染了红卫兵。如今，她终于找到红卫兵，就“项链问题”对王光美进行报复了。

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从北京各处闻讯赶来参加大会的人哗然了，大家争相挤看王光美。不少人把看清一下王光美当作了好奇心的一次最大的满足。大会实际上是在群众不断移动着以“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结”中进行着。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约三百名当时被红卫兵冠有“走资派”等头衔的人参加陪斗。大会照例充斥在一片口号声、打倒声、语录声中。

当晚，刘少奇从家人口中知道了批斗王光美的实情。他听后一言不发，晚饭一口都咽不下去。

第二天，被红卫兵“化装”过的王光美的大幅漫画、照片在北京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红卫兵小报仍然不失为当时向全国推进宣传的最好的工具。

戚本禹的文章不仅丑化了刘少奇，也推促着红卫兵采取行动丑化了王光美。其实，戚本禹的文章只是拋出了中央文革的一份宣传提纲，它的出笼使中央文革几乎全体成员都认为有章可循来继续玩弄“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的把戏。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叫嚷：“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康生则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五月六日，康生在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在中央文革主要成员蛊惑人心的讲话和暗中策划的部署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徙”的组织，把过去已经有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在“叛徒”问题上火打出手。

在一段时间里，揪叛徒成了自上而下，大大小小各种单位团体最时兴的_种运动内容，以至造成大小叛徒满天飞的局面。面对着一场混战的局面，特别是有可能危及到中央文革小组某些重要成员的倾向9六月底，中共中央不得不颁发了一个关于“抓叛徒”的通知。在肯定刘少奇经手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前提下，欲遏制一下叛徒面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揪叛徒”之风并没有真正煞住，不过，“六十一人案”却成了“铁案”，刘少奇“理所当然”地被定为凌驾于六十一人之上的“叛徒头子”。

半幽禁的生活

由《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派生出来的理论和行动，把刘少奇的脸抹得黢黑。此时的刘少奇，在与对手的搏斗中继续下沉。他实质上过着的是半幽禁的生活。除了每天看看报纸，在中南海大院看看大字报外，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就是住在一起的亲属、工作人员和不时撞进他安静住所的造反派。他的最大安慰或许就是他坚信，历史只会向前发展，他的孩子们还会成长。

第十章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出笼，为彻底搞垮刘少奇作了必要的铺垫，由此引出的全国性批斗“叛徒”的运动几乎把刘少奇逼进绝路。然而，中央文革认为，要消除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影响，要人们能够接受对刘少奇的最终宣判，还必须作某些新的动员。

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上海“一月风暴”而掀起的全国性夺权运动，使观点相异的对立面群众组织，各自向“权”字看去。各派组织都自认为是“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上”，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故而都要夺得本单位的“领导权”。有矛盾冲突，又互不相让，人们的对立情绪不断高涨。不久，由文革派鼓起的自上而下反对“复辟”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更大矛盾，对立情绪隨之升温。青海、武汉、湖南、河南、内蒙古、成都等省市，群众组织之间都发生了暴力行为。福建、新疆、安徽、西藏、东北等地的两派也互相撕打，互相残害，，各不相让。为把刘少奇问题升级而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虽然表面上将群众组织的矛头所向一齐动员到刘少奇和“抓叛徒”问题上了，但备种群众组织之间的具体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整个中国埋藏在派性对立和矛盾激化的阴影中。“要文斗，不要武斗”和严禁打、砸、抢、抄、抓等通告的宣传，抑制不住人们的亢奋情绪。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只不过是人们在理智生活的惯性轨道上继续滑行，又因理解各异的一种表现形式。此时的理智，便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上。为此，中央文革便利用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来进行这次动员。

为建工学院写“检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亲自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一周年而写的《伟大的战略措施〉的社论，用醒目的黑体字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再一次提醒人们，这次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打倒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红旗》杂志七月一日发表《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社论，指出，“要防止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改变颜色，只有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党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同时，历数了“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备个历史时期的“错误”，与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质问如出一辙。接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活动日渐深化。“文化大革命”初起，刘少奇曾蹲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学生组织“八一战斗团”，为揪刘少奇，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并得到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七月四日，中央文革委派戚本禹与“揪刘前线指挥部”的同学接触，戚本禹说：“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是假支持，他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有意激将北京建工学院学生反对刘少奇的情绪。就在这一天晚上，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此时的刘少奇，身心交瘁，只得由妻子王光美代他书写。“检查”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在谈到他去建工学院蹲点时说，“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参加。”七月九日，当刘少奇的检查送上去，又传到建工学院，并就此向全国公开后，说刘少奇“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的罪名，就扣在刘少奇头上了。什么《认罪书》（即“检查”）是“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是一支射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射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毒箭”等莫须有的罪名，一古脑儿地加到了刘少奇身上。同时，几乎所有的北京红卫兵小报，都用大量篇幅来证明“刘少奇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老反革命”。还有人引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就此，揪批刘少奇的呼声更高了。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还发出了揪斗刘少奇的紧急动员令，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

“揪刘火线”

七月十三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正式在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北京街头，还向刘少奇发出了第二封勒令信。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纷纷去中南海一带声援，用行动支持建工“八一战斗团”。

七月十七日，建工“八一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七月二十二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北京某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开始到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战地，壮大建工学院的力量。当晚，戚本禹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小型会议，布置第二天揪斗刘少奇的事宜。

七月十八日零时，建工“八一团”部分成员在中南海西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是日晚，北京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传出了刘少奇四月份就《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回答中南海造反派的书面检查。就晕这样，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基调上，把批判刘少奇的调门越提越高。中南海墙外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

中南海院墙内，根据江青、戚本禹的“指示”，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抄出刘少奇、王光美及其子女的上百本笔记本，企图从中寻找刘少奇的罪证。在斗争会上，刘少奇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却不许他说一句话。年近七旬的刘少奇被折磨得面色苍白，汗珠滚滚，当他掏出手絹想擦拭汗水时，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拳，将手绢打落。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只得随着手絹的下落，一滴一滴滴在地上。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办公室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则被隔离在后院。他们的孩子们各自住在自己的房中，互相不能自由见面。

第二天，全国各地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北京以及外地在京的近百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在奔赴“揪刘火线”，投入“揪刘战斗”的口号号召下，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不久，又成立了“苜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在中央文革直接布置下1解放军还派出医疗队在“揪刘火线”巡回医疗。从此，中南海墙外，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壻如‘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里面日夜成群结伙坐着、躺着“揪刘火线”上的人。上百个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高呼，“尔把刘少奇揪出中南為不下火线！”“誓死把刘少奇揪出来！”各单位组织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在中南海西门外，轮番揪批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以向刘少奇示威。在戚本禹说的，“不仅要把刘少奇揪出来，而且能把刘少奇揪出来”的言语煽动下，“揪刘火线”的“勇士们”扬言，要冲进中南海，揪出刘少奇，并准备付诸行动。

此时的中南海内，尚握有权力的人家早已搬出去了，只有周恩来、刘少奇少数几家仍住在里面。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围墻很远，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周恩来日夜被高音喇叭搅扰着，但最使他担心的是一批批企图冲进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人群。中南海有五个大门，人群忽而冲向这个门，又忽而冲向那个门。每当大门吃紧，门卫和人群相持不下的时候，门卫就以告急电话请周恩来出面处理。有时周恩来还没作完一个门口冲杀群众的说服工作，又要赶快去另一个门，帮门卫解围。更有甚者，有时周恩来在这个门劝说群众要讲究斗争方式，不能乱冲乱撞，而江青、陈伯达却到另一个门去煽动群众冲杀，把个周恩来弄得真有点接应不暇，招架不住。有一次，上百个人喊着，冲进了中南海大门，周恩来立即赶到，非常严厉地对群众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吧！”摄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威信，才避免了一场冲中南海的闹剧。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指出，“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的誓师大会。与此相呼应，中南海里，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各自的院宅内，同时召开了所谓“批斗刘、邓、陶大会”，江青的小女儿李纳也来参加了。江青一伙还特意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是准备在全国放映。

那天，酷热难挡，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用暴力胁迫他们弯腰低头，双臂后俾，即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达两小时之久。斗争会上，刘少奇的答辩不仅被不停的口号声打断，刘少奇本人还要遭受语录本的不断拍打。会场上频频响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呈现出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逼迫他们向两幅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是鼻青脸肿，他的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地走路。当他被押回办公室时，怒气正盛，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并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刘少奇还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批判邓小平的会也是在他家院内进行的。

陶铸院内的批斗会火药味就浓多了。快开会时，突然一个彪形大汉闯进他家，说是要开批斗会，结果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押走了。他的妻子曾志正患疾病，也被人硬拖去陪斗。会场上吼着、叫着，口号声、辱骂声交融在一起。陶铸则被推着、搡着，并不时挨着捶打。批斗会结束后，陶铸的额头上生出了一个大包，其愤怒程度难以形容。

八月中旬，《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与陈独秀、麗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脉相承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指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为此发表了《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的社论，把刘少奇“誉”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与彭德怀联在一起，“共同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公开发行的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各界人士对“党内最大走资派”批判的文章。中央文革大小成员，还在各处喋喋不休地鼓动群众，以致“揪刘旗帜”越挂越多，“揪刘战场”越打越大，批判“刘、邓、陶”的声调也越喊越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八日，《人民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中央文革把这篇文章作为“重型炮弹”发出来了，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学习、座谈、讨论，并举行游行集会，大造“打倒刘、邓、陶”的声势。

九月五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泽东最近两个多月到外地视察，现在已经回到北京的“极为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套红大字报导道：“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着力宣传了毛泽东个人。通过接连不断地宣传和全国上下对毛泽东这次视察中讲话精神的学习，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更扩大了。

十月一日国庆庆祝会上，林彪的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

在这种毛泽东个人神化面前，刘少奇则被剥夺了一切权力。他被关押在他的办公地点，除了觉察出毛泽东权力的不断扩大，感觉到江青等人欲置他于死地之外，根本不知道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在江青一伙策划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刘少奇沉没了，邓小平、陶铸也随之沉没了。

百病缠身、悲愤交加的“关押”生活

刘少奇是被单独关押的。他不知道，就在“揪刘火线”甚嚣尘上的九月十三日，他的孩子们被驱赶出中南海，妻子也被捕入狱了。他整日盼望着能看见被隔离开来的妻儿。他总是佝偻着身体，扶着窗台，拖着伤还未愈的右腿，一步一步往前蹭，有时蹭到孩子们的住所，有时又蹭到他认为关押着王光美的后院墙根。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片寂静。不久后的一天，在刘少奇的住处连夜筑起一堵高墙，把刘少奇去后院墙根的路堵死了，也就是说，把他心底里仅有的一点儿希望堵死了。从此，孤独的魔影终日伴随着他。不几天，有人奉命搜查刘少奇的居室，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刘少奇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却被来人强按在地上，不由分说地抽走皮带。刘少奇气得浑身打颤，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从此，刘少奇过去的警卫员被逼成了他的“看守”，并被命令对刘少奇要毫不留情。

刘少奇还被迫改变了以往夜间工拓的生活习惯，加上他终于知道妻儿被逼离去，发给的安眠药量又不足，因此，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他渐渐感到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持，以致终日神情恍惚。他那在革命战争中受过伤的手臂，因被扭打而活动更受限制，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二个小时。他那在批斗中被打伤的双腿，几乎迈不幵步子。距他住处三十米的饭厅，他走一趟常常要用五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他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迈着步子，全身晃晃悠悠难以保持平衡时，踉随他的“看守”因为早被打过招呼，谁也不敢上前扶他一把。最后，刘少奇根本不能走动了，只好由工作人员为他打饭。打饭的工作人员经常被别人骂为“保皇兵”，弄得他们也不愿意每餐为刘少奇打饭了，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有时饭里还被人吐进唾沫。只剩下七颗牙，又患有胃病的刘少奇，既咀嚼不动饭菜，又经常吃变质的剩饭剩菜，故而时常腹泻，身体也因此一天天虚弱下去。他的手频频颤抖，吃饭时饭送不进嘴里，一吃饭就弄得满脸满身都是汤菜饭粒。

刘少奇生病，大夫、护士也不敢对他太客气。每看一次病，都要先批斗一阵。做体检时，还要骂几声“中国的赫鲁晓夫”。个别大夫丧尽天良地用听诊器有意敲打他，有的护士打针时则乱扎乱捅，还停用了他需要长年服用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种种折磨导致刘少奇身体状况日趋下降，甚至时而神志不清，处于呆滞状态。即便如此，当时还有人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

一九六八年是江青直接插手负责的刘少奇专案组工作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准备用刘少奇作活靶子，在“九大”上大显神通，以捞取政治资本。一九六七年五至七月，他们便把他们认为直接或间接与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的各类人员关进监狱，其中甚至包括了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们更加起劲地干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勾当，用极为残忍的方法，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刘少奇定为“叛徒”、“特务”。用江青的话说，就是要把刘少奇定为“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而此时的刘少奇，百病缠身，处于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下去的状况。江青一伙却故意继续折磨他。

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高烧，由于没有及时恰当的治疗，转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等人狠毒地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这就不得不派医护人员去抢救。然而，当医生提出刘少奇要住院治疗，却被拒绝了。为了减少对病人的精神刺激，医生提出摘除刘少奇居室里挂满了的大字报、大标语，也被拒绝了。

这一次，刘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人却从此虚弱得无力起床活动。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痩，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祜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当刘少奇处于这样一种毫无自卫能力的悲惨状况时，监视他的人仍日夜守在床边，还说“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地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或许是他觉得生活对他太残酷了，太不公正了，……

以后，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脑供血不足，脑软化的症状恶性发展，刘少奇失去了自主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他时而紧攥着拳头，时而张开十指乱抓，而一旦抓住什么又死死不放。在他痛苦地在空中划动双手不止不休的时候，有人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放在他手中。他紧紧捏着，于是稍稍安諍一些，天长日久，他竟将两个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

此时的刘少奇正在生死交界线上奋力挣扎，他的对手一点儿也不心软，正准备将他推进深渊。

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会议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确的。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就在于“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全会还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肯定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是正确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国备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标题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内容。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听着听着，“永远开除出党”！“永远开除出党”！象恶魔咆哮着不离他的左右。他的脑子里不时掠过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觉得冤枉啊！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升至40°C。

从此，刘少奇完全明白了，任何辩驳都是徒劳。他缄默了，什么话都不说，用无言表示抗议。然而，刘少奇的身体却从此更趋衰弱，周恩来千方百计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名护士去护理他，可惜，他们无法护理刘少奇的精神创伤，对于由之而来的体力耗竭也就更无能为力了。

最后的二十七天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一伙阴谋策划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有碍他威信的夺权障碍清除出北京。十月十八日，黄永胜等人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声称，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要求部队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十月十九日，林彪用电话纪录的形式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却以毛泽东说很好，烧掉为指示，继续通知疏散。刘少奇便是“第一个号令”的最早受害人之一。他是在号令正式发布的前一天接到通知，并付诸行动的。

十月十七日这一天，刘少奇病情笃重。他的血管里不停地滴进为他输入的液体，鼻孔插着长期放置的鼻饲管，吸痰器不时伸进他的喉头，吮吸着涌上来的痰液。用医护人员的话说，他“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然而，催促他立即离京的指令越逼越紧。为了通知刘少奇，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无言以答。解放前，他经历过白区的斗争，理解这转移可能包含的内容。他把脸转了过去。随着刘少奇头部的转动，护士又把那张报纸拿在他眼前，刘少奇再次把脸扭开。无奈，刘少奇原卫士长只得俯在他耳边，把写在报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紧闭双眼，一言不发。此时，他心中一定非常海楚，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用不着刘少奇明确表态，他便被转移了。

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晚七时，刘少奇被放在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监护下，由护士和刘少奇原卫士长陪同，放在飞机后舱，运往河南开封。

晚九时许，载着刘少奇的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拖下舷梯，由救护车送往原开封市人委大院内的一座天井小院，小院四周是四座三层高的楼房，前后左右都不临街道，电网密布，院外有重兵看守。刘少奇被安排在西楼一层南头的里间屋内。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下旬，气候开始寒凉，刘少奇身受风寒，得了肺炎。到达开封时，体温升到39°C，呕吐不止。河南的负责人却说，“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在开封，医护人员除了定时给予鼻饲、帮助翻身外，只进行十分有限的治疗。十一月五日，刘少奇再次高烧，经过抢救，两天后体温降至37.2°C。十一月十日晚，刘少奇。体温又骤然升高达39.71。由于受检查条件的限制，“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十一日深夜，刘少奇病情突然恶化，张口喘气，口唇青紫，瞳孔对光反射消失，体温40.1°C。在治疗成效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于十二日清晨六时四十分才发出病危通知，谁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就从此停止跳动了。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现场。在刘少奇病情日益恶化之时，守护在他身边的医护人员，曾提出是否能让他的亲属来见最后一面，但是谁也不敢作主。当刘少奇溘然与世长辞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日。他孤独地离开了人间。他的遗体被抬放到西褛一层的廊檐下进行了拍照。

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当刘少奇的卫士长再次赶到他的身边时，只见刘少奇遗体放在地下室的过道上，身上盖着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卫士长小心地为刘少奇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深夜十二时，头部和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遗体，由六、七个人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由于吉普车太小，刘少奇的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面。十五日零点刚过，载着刘少奇遗体的“灵车”在淅淅细雨中驶向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在半夜火化。二十多个军人把火化场全部戒严，只留下两个工人操作火化，当“灵车”开进火化场时，有人还在那里喷洒消毒药水。当刘少奇的遗体化作灰烬时，他生前在开封时的遗物也付之一炬，随着灰烟飘没了。他的火化单上填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签的是他儿子刘原的名字。

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是这样写的：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现住址：××××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

性别：男

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流逝的时间冲刷着人们的记忆，也使人们能更冷静地思考过去。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一九七二年，许多伴随“文化大革命”而身陷囹圄的老干部被允许家属探视了，刘少奇的子女心中也燃起了探望父母的希望之火。他们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要求探望父母。八月十六日，中央专案组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批示：可以见见妈妈。第二天，孩子们才知道，毛泽东批示的第一句话是：父亲已死。虽然一再嘱咐刘少奇的儿女对刘少奇的死讯要严守秘密，但不久，相当多的中国人都知道刘少奇已离开人世了。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所以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毛泽东在王光美的“判决书”上写了“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这么几个字。否则，她的生灵早就在“九大”开后不久，林彪亲判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指示下，飘拂到天国去了

第二篇 林彪的崛起和覆灭

毛泽东利用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选择了林彪作为伙伴，来填补由于刘少奇突然跌落而出现的权力中空状态。这使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一跃而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不时地摆动在毛泽东的左右，甚至给人们一种毛泽东和林彪形影难分的印象，以至，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国人最时髦的一种崇拜语言。六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简直成了林彪叱咤风云的时代。

林彪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把人们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衍变成的迷信推到了人类意识的顶巅，并在这座迷信的大山上争得了一个显目的席位。然而，林彪攀登权力顶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文举大革命”的严峻形势和林彪的个人野心，使毛泽东和他“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之间出现了愈来愈大的裂痕。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终于从权力的高峰跌进了深渊。

第一章 一条登上权力高峰的“捷径”

“个人崇拜”的发动者

林彪生于一九〇七年，比毛泽东小十四岁。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林彪的地位并不很高，当时，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邓小平任总书记。十年后，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在事实上一一越过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成为权力和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

林彪攀登权力高峰有一条“捷径”，就是在各种公开场合着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一九五九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党展开了一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不久，便有目的、有步骤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林彪在当时说“捷径”和“一本万利”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当我们今天回顾林彪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可以看到，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是他攀登权力高峰的“捷径”，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一本万利”的事。

有独特风格的崇拜语言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巨大功绩，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对毛泽东的赞颂，在人们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林彪正是利用这一点，一步一步地把对毛泽东的正常赞颂转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个人崇拜。当我们今天重读林彪在一九六〇年以来的讲话时，可以看到，除了许多对毛泽东的合情合理的赞颂外，还夹杂着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独特的语言和语言风格。林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多次号召全军“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指出，“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号召”全党全军全菌人）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毛注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林彪是简洁语言的创造者，普通人一次只会提出“一个第一”，而林彪却飽提出“四个第一”，即所谓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林彪的“创造”，在中国人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活思想”这一概念。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林彪亲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决议》强调要“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决议》还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林彪特地为之撰写了《中囯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文章，再一次号召全国人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由军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高潮。林彪既是号召者，又是最积极的鼓动者。一九六一年一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对毛泽东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四月，林彪视察部队时指出，“部队的每一次政治思想教育，都必须以毛主席的著作为思想指导”。同时，指示部队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本，《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毛泽东语录。

林彪对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赞颂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六一年六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赞扬了林彪在军趴内的作法，他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林彪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后，更加注意宣传毛泽东个人了。林彪为了走“捷径”，竟然置中国传统的语言习惯不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和“政治”概念联在一起，他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为指计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对清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毛泽东本人真心实意地号召大家发扬民主，要求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开出气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始终没有忘记要“走捷径”。他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继续制造“个人崇拜”，粉饰错误。他与众不同，他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接着，他谈到了毛泽东，他说：“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的这一讲话，与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在林彪心目中，实际上是否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与他无关，重要的是在一切情况下要为攀登权力的顶峰而不懈努力。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下，国民经济逐渐全面好转。当毛泽东回顾这一段经济困难的历史时，毛泽东想起只有林彪等少数几个人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上“出气”，相反，却在毛泽东本人权力和威望有所降低时，毫不动摇地对毛泽东本人给予了支持。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讲到林彪提出“四个第一”时，又一次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毛泽东的赞扬是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动力3根据林彪指示，《解放军报》从一九六一年五月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走捷径”的促动下，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出版并与林彪提倡选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一起在军内大量发行。全军官兵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文化水平很低的解放军战士，也可以随口背上几段毛泽东语录。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泽东在接见活动中再一次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林彪认为攀登权力顶峰的时机趋于成熟了，他一方面继续更起劲地倡导和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在不停地窥探机会，寻找上升的台阶，向中国的权力顶峰攀登。

第二章 清除“顶峰论”的反对者

林彪竭力推行“个人崇拜”，使一切正直的人们觉得反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长期以来对林彪提倡个人崇拜和鼓吹“顶峰论”极为反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罗瑞卿就成了林彪为推进个人崇拜，清除“顶峰论”的反对者的最早的牺牲者。

罗瑞卿其人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育长，副校长，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实和善，抗大的师生都亲切地称他作“罗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一九五九年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P是毛泽东非常器重的人。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开始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跟随红一军团行动，不论在行军行列，还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总是守护在毛泽东身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总是亲自负责毛泽东的安全。每次毛泽东外出，他都跟随同行。每当毛泽东有外出活动，他都亲自布置检查保卫工作。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时，想到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亲自到三峡去观察水情，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了毛泽东不要去那里游泳。一九五九年，罗瑞卿出差到长沙，一听说毛泽东到达湘江边要游湘江，马上赶去详细检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泽东游江，随后，他还亲自作保卫工作，陪同毛泽东去韶山，并一直妥善安排毛泽东安全上了庐山。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节日期间，罗瑞卿总是更加繁忙，许多领导人都携带妻室去天安门观看焰火，他却没有享受过这种天伦之乐。他把保卫毛泽东的安全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仍是以工作为重，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重，自始至终坚守岗位，真可谓忠于毛泽东。正是出于这种忠心，为了在毛泽东游泳时能紧随左右，年近五旬时，罗瑞卿还刻苦学会了游泳。罗瑞卿那高大的身躯，那诚实、憨厚的面容，使毛泽东对他非常放心，以至在罗瑞卿遭受陷害，身不由己时，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罗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对他到长江游泳外，还没有反对过他。

一九六四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用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罗瑞卿还亲自领导组织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观看时非常高兴，当即兴致勃勃地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对罗瑞卿表示赞扬。

对“顼峰论”的异议

罗瑞卿受到毛泽东的赞扬的同时，却引起了林彪的嫉恨。长期以来，对林彪在军内推行个人崇拜，罗瑞卿是不赞成的。一九六〇年，林彪拋出“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等极“左”口号时，罗瑞卿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一九六一年，林彪提出“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尖锐地指出，死记硬背，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在战略方针上，林彪主张消极防御，说，“不要看地形，看地形图就行了”，而罗瑞卿反驳说：“地图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为此，罗瑞卿还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当林彪空喊“革命化”、“骡马化”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装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林彪空喊政治，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林彪诬蔑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冲击了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罗瑞卿驳斥道：“不能乱冲一气”，“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然而，由于当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林彪不敢对罗瑞卿过分发作。另外，林彪曾多次向罗瑞卿施加压力，要罗瑞卿跟他走，罗瑞卿却无动于衷。特别是自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后，由于身体的原因，军内许多事务实际上是由罗瑞卿具体来抓，刘少奇就曾公开表示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来，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他早就咬牙切齿，怀恨在心，只可惜没有机会除掉心中的这个挖塔。

嫉恨与怨恨的结合

在林彪嫉恨罗瑞卿的时候，江青的利益和林彪的野心结合在一块儿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前后，江青想以文艺为缺口在中国土地上大显威风又苦于没有出路之时，她想到了军队，想到了与毛泽东关系甚密的罗瑞卿。为此，江青多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罗瑞卿参加。谁知，罗瑞卿对江青反感，对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当时，江青还要求发给她军装，罗瑞卿又明确交待：军衣可以发一套，她没有军籍，领章、帽徽不给她发。江青想出头的目的被罗瑞卿堵住了，她的话对过去一直踉随在毛泽东身边的罗瑞卿似乎毫无力量。为此，江青一直暗中想方设法要置罗瑞卿于死地。

然而，江青为了配合姚文元文章的发表，为了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了召开一次显露她“才华”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要以部队为基础，要在部队找一个可靠而又合适的人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在罗瑞卿那里碰壁后，她选中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在罗瑞卿问题上可谓不谋而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林彪对罗瑞卿的嫉恨和江青对罗瑞卿的怨恨终于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以它无与伦比的威力，终于把罗瑞卿一步步推向了深渊。

一九六五年底的上海“紧急会议”

一九六五年秋冬之际，林彪开始行动了。他叫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林彪的老婆叶群则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要李作鹏“从海军角度”写材料。以后，林彪、叶群又指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利用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问题诬陷罗瑞卿。

罗瑞卿在拒绝了江青的要求后，心怀坦荡，工作依旧。不久，他作为总参谋长从北京去云南落实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工作进展顺利，他对工作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就在需要罗瑞卿继续在云南落实军事部署的时候，罗瑞卿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上海开会，却没有透露会议内容。罗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按指定时间登机起飞，准时到达上海机场。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这位司令员一反常态，把面孔板得死死的，以往那种觅到上司满脸堆着殷勤献媚的笑容无影无踪了。进市后，罗瑞卿没被安排在他每次去上海时住的锦汰饭店，而是安排在他从来未住过的地方。罗瑞卿心中生疑，问了一句，得到的答复是锦江饭店住满了。按照惯例，罗瑞卿每到一处，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话机架好，这次却受到婉转而坚决的阻拦。接着，通知罗瑞卿，有关领导人正在房间里等他谈话。他觉得蹊跷，有些紧张，又猜不透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发觉，这里警戒森严，不同于以往，便径直走向目的地。在房间里等待罗瑞卿的几位领导人是他熟悉又深为敬重的老战友，但谈话时却犹犹豫豫，经常中断话语，似乎有难以启齿之言。然而，为了服从中央的决定，他们最终还是说明了，正在开的会议是对罗瑞卿的突然袭击。罗瑞卿急于想知道会议情况，但自始至终被拒绝在会场门外。

罗瑞卿不得而知，被拒之门外的会议竟是林彪策划的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开始，到十五日结束，由林彪主持》毛泽东十一月末在杭州听取叶群利用海军的材料对罗瑞卿问题的汇报后，于十二月二日在一份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了如下批语：“那些不相信考出政治，对于突出政續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的所谓“反党篡军的罪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最有份量”的发言。叶群被誉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早就使罗瑞卿十分厌恶。六十年代初部队评级定衔时，由于叶群解放后不断调动工作，从军队到地方，又从地方到军队……，每次调动，都伴随着职级的提升，因此对她来说，职级已很不低了，罗瑞卿考虑到这些因素，按照规定将叶群评为上校，而没有满足叶群伸手要定大校的愿望，使叶群记恨在心，一九六五年春，林彪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到部队前，罗瑞卿建议改掉文件中提到叶群名字的地方，罗瑞卿的建议导致林彪对叶群大发雷霆，此事又使叶群十分恼火。这次能在中央会议上对罗瑞卿幵火，叶群当然要火上加油。她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叶群公开栽赃陷害罗瑞卿。邓小平在会上公道地为罗瑞卿申辩，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是枉然。

林彪在紧急会议上宣布了撤销罗瑞唧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一切职务。此时，一辈子忠心耿耿、无私地保卫着毛泽东的罗瑞卿怎么也不会想到，导致他这一命运的导火线竟是得罪了江青，而他与林彪既往的意见分歧成了轰击他的炮弹。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五年底的“紧急会议”后，罗瑞卿身陷重围，对他的一切诬谄，他是有口难辩。他得不到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信任，他失去了权力。而林彪，却踏罗瑞卿这级台阶，得意忘形地往上爬。江青为了夺取她对文艺界的领导权，为了向全国拋出她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定要召开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勾结林彪召开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的目的也达到了。

林彪在与江青就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互勾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林彪觉得，眼前似乎是一片光明。他要在“阳光大道”上继续前进。

“文化大革命”前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正在我国农村全面展开，大学毛泽东著作成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和重要内容。学习毛泽东著作讲用会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了。抓住这一时代特征，林彪就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上，更用心地大作文章。他不断地宣传，“应该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著作，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思想。地方工作总要有一个武器么！现成的武器不用，是最笨的了！”“中国要兴旺，就要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了群众，中国就兴旺起来了。”“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企图用这些讲话来贏得毛择东对性的更大欢心。

同时，林彪积极配合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亲自向与会者宣布：“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狀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这些话表面上看，是林彪对江青的有意褒奖，而实质上是显示他与江青关系的密切。会后，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梦寐以求的领导中国文艺的愿望，从军队开始打开了缺口，而林彪利用江青亲近毛泽东标也大大地进了一步。

把罗瑞卿逼上绝路

有江青的配合，林彪迫害罗瑞卿的胆子更大了，林彪与叶群合伙凭空捏造罪证要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决心也更大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紧急会议休会后，次年三月，在北京连续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罗瑞卿在会上做检查。如果罗瑞卿不承认林彪所罗列的他的一系列罪行，检查便休想通过。因此，会议开得很特别，没有确定的日程，停停开开，开开停停。每次休会意味着罗瑞卿失去一次陈述真相的机会，而每次复会，却是对罗瑞卿狂暴的又一次升级。罗瑞卿当时的处境犹如他女儿点点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叙述的那样；看见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沉然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顺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人。他好象被推迸茫茫黑夜中，黎明没有盼头，他好象被推上悬崖绝壁，却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徬徨，迷惑无法解，他意识到有人在逼他，逼他离开这个世界。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深夜，罗瑞卿孤寂、郁闷，觉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当他觉得一切终将结束时，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了一张字条：“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便从他住房的楼顶纵身跳了下去。然而，历史竟这样残酷，又是这般留情，罗瑞卿没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当他躺在医院里，睁开眼睛看见正在流泪的妻子时，一再嘱咐她“要把孩子们养大，不要让他们斩草除根。总有一夫，党会钯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党，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但是，眼前迎接他的却是更大的不幸，那便是失却了自由。他被送进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张硬板床，一张小方桌，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小窗户，严密的看守，无昼无夜的自责和思索，以及难以忍受的断肢的疼痛和不断发作的心绞痛。林彪则把罗瑞卿看作是“身残名裂”的敌人，以自杀这种形式来表示“叛党叛国”的“罪犯”。他幸灾乐祸，并要一步步把罗瑞卿遥到绝路。

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打击

林彪妄图一个又一个地除去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在搞垮罗瑞卿的同时，他又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的妻子严慰泳下毒手了。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到：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针对陆定一等人提边的。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就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好这一段讲话正是林彪与陆定一、严慰冰宿怨甚深的一种表露。严慰冰曾多次隐蔽地揭露林彪、叶群的虚伪，并对叶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问题提出斥责，还对叶群自称十六岁入党的问题提出质疑，这些造成了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怨恨。

一九六六年初，以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从学术到政治的斗争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尖锐地批评了《二月提纲》的制定者。三月底，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铌？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对中宣部长陆定一更尖锐的批评。为了加紧对陆定一的打击陷害，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严慰冰被诱捕入狱。

第三章 搭起上升的舷梯

从《五•一六通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4]等人的问题。在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之后，五月十八日上午，林彪作了一个实际上是会议总结的讲话。他除了对彭、罗、陆、杨问题作了结论之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心理，用大量篇幅谈了政权及政变问题，歌颂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上的天才，因此，“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祥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与会者似乎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林彪的地位异常重要了。

五月十八日林彪立场鲜明的讲话，不仅便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而且使他和江青更加亲近。此后，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结成一种力量，有力地巩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绝对权力。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给了林彪大显身手的机会。会议期间，他经常与毛泽东见面，商谈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毛泽东还利用林彪直接指挥中央文革小组，以北京为起点推进“文化大革命”。八月八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已经活跃在“文化大革命”第一线的中央文革的鼓噪声更大了，他们更起劲地支持反对刘少奇的群众，鼓动对毛泽东的崇拜。林彪特别注意到从干部中聚集反对刘少奇的势力，八月十日，他两次接见军队高级干部，明确指出，“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在林彪和中央文革的通力合作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以毛泽东的胜利被通过了。林彪也在形式上正式排列到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的第二位。然而，他要巩固住这个刚刚赢来的地位和权力，还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林彪利用刚刚获得的党内地位，在刘少奇身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日，林彪指使叶群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将他们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他，以便让他写出有关刘少奇的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材料。转天，林彪将雷英夫找到家里，要他用给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将材料递交上来。当天，雷英夫就将信和材料递送给了林彪，林彪则立即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

“第二号人物”

林彪利用陪伴毛泽东公开露面的机会，在中国老百姓眼前搭了一座上升的舷梯。

在“八•一八”毛泽东开创的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林彪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说，“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一阵阵狂热的欢呼声中，林彪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取得了代表毛泽东的资格。他那时间不长的讲话中，反复重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强调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实际上也起了提高他自己在群众中烕望的作用。

接连几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都是林彪紧紧相随在毛泽东的身旁，而又总是他代表中央讲话。他在群众面前，总是举着紧攥着《毛泽东语录》的手不停地晃动着，报纸的宣传也总是把林彪排列在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不断强化的刺激，在人们的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到处宣传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使党中央终于变成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他应用的方法依然是用激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用激发群众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者”的盲目憎恨来击溃对手。会议开始后不久，林彪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锥向新阶段”，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在强调着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毛泽东著作时，他用口语化的语言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而后又将林彪这几句话谱上曲编成歌在电台上和在各种场合播放，演唱，使林彪的这些“指示”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解放军报》发表《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社论，并在群众中广泛地组织学习，使林彪在一般群众中的影响大为增加。

“永不停火的战争”

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多次发言，他说，“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得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当说到“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时，他说，十一中全会后“我们党内战胜了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他特别强调当前运动的根本问题是“怕”字多，“敢”字少。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发表的长篇演讲，极端颂扬毛泽东的伟大，他说，“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別，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类推，一个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党，就必须遵循“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上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而毛泽东所以发动群众运动，是因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这样一来，林彪作为既绝对听命于毛泽东，又非常理解群众运动的重要人物，不仅在党内的权力加强了，在党内的影响扩大了，而且在群众眼里的“威望”也提高了，在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里，大有林彪的话“一句顶九千句”的趋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为纪念“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林彪书写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题词。题词的手迹被广泛宣传，人们虽然觉得这位“副统帅”的字写得不怎么样，但不失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林彪的手越伸越长了。

十二月三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作了讲话。不久，又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除了竭尽污蔑之能事数落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领导人，鼓动群众更下力于“批判干部”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作了如下总结：“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指武装斗争）可以停火，思想战线不能停火，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正是在林彪这种思想驱使下，社会上“批判干部”、“揭批刘、邓”的战火不断蔓延，弁且越烧越烈。

十二月十六日，林彪又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并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背诵《再版前言》的热潮，结果是，林彪的名字更加响亮了，林彪的权威也随之提高了。林彪对诸如“浙江问题”、“军队培养和选拔干部问题”、“军事训练问题”、“解放军报问题”、“军队支左问题”、“青海问题”、“武汉七·二〇事件”等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俨然是毛泽东的代理人。

林彪的总结：“最大最大最大”、“最小最小最小”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在庆祝大会上，林彪“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他在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后，对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他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用列举“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成绩，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回顾这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从悄然无声一跃而成为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他的损失确实是“最小最小最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胜利者”，他还要在实力方面向上继续攀登。

第四章 诬陷和迫害的狂潮

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也是他和中央文革以及他在军队内的同伙诬陷、迫害无数党政军领导人、干部和群众的过程。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遭到诬陷迫害外，林彪一伙还借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把那些过去和他有矛盾、在林彪看来可能反对他的人，以及一切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一二清除掉了。林彪的黑手伸向谁，谁就要遭殃。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林彪一伙对贺龙、彭德怀、朱德、叶剑英、陈毅以及罗瑞卿等军队内杰出领导人的诬陷迫害，看到林彪一伙的狰狞面目。

对贺龙的诬陷和折磨

林彪夫妇和贺龙夫妇是老相识，他们之间深藏的矛盾由来已久，这要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叶群在南京曾经在国民党所控制的电台当广播员，与国民党人士常有往来，并参加过国民党C、C派学生“演讲比赛”，宣传三民主义，获得了第一名。同时，她还与一个叫“战斗”的C、C派外围组织有来往。为此，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派薛明正式找叶群谈话，叶群奏示，“要重新考虑今后要走的路”。

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林彪去重庆参加谈判，贺龙逸临时离开了延安。贺龙的夫人薛明重新提起抗日战争中有关叶群与国民党的一些活动，并要求叶群真实地向组织交待。叶群心里害怕，又仗着是林彪的妻子，大哭大闹，说有人趁林彪不在要害他。薛明硬是将叶群拉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当贺龙与林彪都返回延安又相遇时，贺龙直言不讳地对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吗！”贺龙还让林彪“要提高警惕！”林彪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说“整风是残害青年”，就是指的这件事。而且林彪一直惦记着叶群的这件事，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率兵进军东北，在东北特地为叶群的这件事平了反。

也是在延安时期，贺龙与毛泽东谈话时说过，一九三七年党中央派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时，林彪对蒋介石泡有幻想，曾公开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并为此与贺龙发生了意见分歧。贺龙还问过陶铸，“知道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有问题。”

解放后，贺龙担任了副总理，被授予元帅军衔，还兼管体育工作。林彪一直把他视为权力的竞争对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无意中对林彪说，贺龙在延安时期“讲了林彪长征中的坏话”。林彪知道，如果将他与叶群的那些历史材料透露出来的话，对他的地位是很不利的。于是，他把贺龙看作是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在林彪看来，他与贺龙夫妇既往的矛盾可能最终成为你死我活的拼搏的动因，于是，他先发制人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空军准备在北京召开一次会议。有几位同事找到贺龙，对空军报喜不报忧等不良作风表示不满，对突然通知会议停开有意见。贺龙见状，劝说他：“他们不开，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嘛，可以给他们提意见。”林彪不知从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一情况，对他亲自树立的空军这个标兵内部有矛盾非常恼火。于是，林彪有意用空军中的意见分歧制造了以吴法宪为正确的一方，另一方要夺权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把贺龙内定为后合。以此为借口，林彪把一些曾经与贺龙共过事的干部抓了起来，发狠心，下毒手，搞逼、供、信，并散布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反党篡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抓后台”。林彪乘势对吴法宪说，“贺尨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要派人“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同时，林彪召见李作鹏，告诉他：“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

吴法宪、李作鹏一心想投靠林彪这个已经非常显赫的人物，这次林彪找上门来，当然是求之不得。他们对林彪的话心领神会。又各自打着心中的小算盘，琢磨着怎样献媚才能合林彪的心意。最后，不谋而合地都采取了写信诬告的手法。九月三日，吴法宪把他写给毛泽东的有关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林彪，九月七日，李作鹏也给林彪写了一封有关贺龙问题的信件。

与此同时，叶群为力挫贺龙四处奔忙。她多次向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唠叨贺龙的材料，要宋治国写信掲发。并嘱咐，“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叫你了解的口气写。”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宋治国根据叶群口授的材料，写了四封揭发信给林彪。当宋治国把写好的信送到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那里时，叶群为了掩人耳目，当着办公室的三位秘书，故弄玄虚地问宋：“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報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宋治国心领神会，当即回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叶群作贼心虚，还怕有人涉嫌此事与她有关，又叫那三位秘书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用以证明写信的事是宋治国的自发行为。

在一九八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控告林彪、江青等十名主犯时，宋治国写的诬告信的原件公布了。下面抄录其中一部分内容：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已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师，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可以看出，曾窃居中国领导高位的林彪、叶群等人，在争权夺利、发泄私愤时是多么无聊。上面所罗到的那些材料，一看便知道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宋治国的信交到了林彪手中后，林彪下令，立即印发。他要以此造起反对贺龙的声势。

再说，毛泽东接到吴法宪的信后，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把贺龙请到自家的游泳池会面。毛泽东先把吴法宪写的信交给贺龙看。当贺龙看到信中说，在空军中有_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就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时，很不是滋味。毛泽东则宽慰道：“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当贺龙表示还是找吴法宪谈谈时，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最后，贺龙觉得，还是应当“找他们解释一下”，毛泽东又表示“也可以”。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再次在他的游泳池接待了贺龙，并开门见山地表示，“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亲自到林彪家去征求意见。老谋深算的林彪有心利用一下贺龙，故意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弦外之音当然是要贺龙当面表态支持林彪。贺龙身为元帅，看不得林彪的这种阴谋诡计，也没有完全理解林彪当时的特殊地位和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更没有防备林彪可能的狠毒，只是淡淡地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这一回答不仅与林彪期望的距离相差甚远，而且加上林彪、贺龙之间的以往关系中的裂隙，使林彪不由地把贺龙这本来就可能包含着双关语义的答复想得更奥秘了。他回忆起一九六五年冬在上海、广州与贺龙夫妇的接触。那次，虽然他与叶群一再对贺龙夫妇表示亲热，叶群还对薛明说，“你以前说我那么多坏话，我也不恨你，只要你以后别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换来的却是贺龙夫妇泰然自若和只是贺龙这样不冷不热的回答。林彪认定，在与贺龙的较量中，决不能手软。

为此，林彪、叶群一方面紧紧抓住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这些炮灰，另一方面，积极鼓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整贺龙的活动。

就在这个时候，康生把“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北京各大学风靡一时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与贺龙拉在了一起。

一九六六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因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当时北京各大学都有部分娵生在农村搞“四清”，空出一些房屋，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用来暂住军队。

部队借房和“二月提纲”事件的时间相近。在“怀疑一切”的感应下，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大学校团委的一个干部，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这个刺激神经的标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这个“假说”，并认为，可能这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大宇报的内容越传越玄，康生便有意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

七月二十七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煞有介事地公开宣称：“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中央文革通过康生的讲话就此定下了“二月兵变”事件。在事件中还加进了“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等骇人听闻的军事色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了之后，当然气愤填膺，振臂欲起。北京各院校都开始搜集“二月兵变”的素材，以至把一九六六年二月，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以北京大学为试点到北京郊区搞半工半读，并于三月底把试点经验推向全市这件事，也加进“二月兵变”中去了。因为彭真曾经说过：“所有学生都下乡搞半工半读，……帐篷已经安排去做。”而各大专院校确有筹集帐篷之事。有的学校领导为了方便下乡检查工作，还将小轿车换成了吉普车。帐篷和吉普车，这些本来并不是必定要和军事联在一起的物品，都成了“策划兵变”的事实根据了。于是，捕风捉影的“兵变假说”，成了有领导、有基地、有军队、有物资的“真实”事件了。

正因为康生把“二月兵变”与贺龙联系在一起，贺龙的“罪行”便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当时邓小平、陶铸都明确指出“二月兵变没有”，也镇静不了当时绷得紧紧的北京大学生的神经。贺龙被紧紧地绑在“二月兵变”事件上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江青与叶群达成的互相交换迫害对方“仇人”的协议向前推进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与姚文元等人到清华大学接见全校师生员工，并对即将到来的一九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江青还专门找了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不久，江青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

接着，贺龙的家被抄了。他的一家人日夜被包围在“坚决揪斗”贺龙的巨大声浪中，因而不得不几经周折，多次搬迁。然而，无论贺龙的家转移到什么地方，接踵而来的仍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揪斗呼叫。

被群众揪斗，在当时意味着经受怎样的“考验”，尽人皆知。贺龙一家被逼无奈，只得求援于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口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当即接通贺龙住处的电话，要围攻的群众撤走，同时，邀请贺龙夫妇暂时住进中南海自己的家中。

然而，社会上的剧烈震荡并没有平息。上海“一月风暴”派生出来的是整个中国好象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无际海洋，颠波得失去了控制。群众批斗“走资派”的“革命暴力行动”，经过数月的摸索实践不断升级。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等人被迫站在无遮无蔽的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前游斗；杨勇作为“三反分子”被北京军区的造反派揪了出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的学生揪去，被戴上六十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还被关押了四十多天，最后被皮鞭活活抽打致死。中南海里也折腾起来了，许多中央负责人都受到冲击。林彪还在军队最高层人士间有意诽镑贺龙，说“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他“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在林彪的煽动下，轰击贺龙的吼声更响了。林彪把贺龙作为打倒对象在军内宣布后，周恩来继续把贺龙留在中南海里已经不可能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约请李富春、江青与贺龙进行一次正式谈话。江青非但拒不参加，还指使群众组织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用高音喇叭连续叫喊“打倒贺龙”等口号，致使这次正式谈话在一种非常低沉的气氛中进行着。周恩来对贺龙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务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贺龙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北京近郊山区。为了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中途换车，并不让带工作人员，以便严格保守秘密。

贺龙来到周恩来为他安排的住地后，安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此间，他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读书，练毛笔字，参加力所能及的洗衣服等劳动。余暇，则思考自己过去每一个时期的工作。

面对着许多老干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挨揪被斗，面对着自己今天的处境，贺•龙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对“左”有了切身的体会，对“洪湖肃反扩大化”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三月七日，贺龙写成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请周恩来转呈毛泽东。他多么希望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能从中吸取点儿教训，能珍惜革命的宝贵财产——干部和群众啊f

半年过去了。贺龙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繁闹人群中生活多年的老人，在孤寂的生活中多么盼望能见到过去的知己，多么盼望当时看上去能主宰时局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出去啊。他不止一次地说：“要是汪东兴同志来了，那就说明毛主席说话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谁知，他盼来的却是林彪、江青一伙对他更强化的迫害和更孤寂、更悲戚的生活。

至一九六七年夏天，由周恩来秘密安排的贺龙，逐渐被林彪完全控制了。开始，他们只是借口说有人要来揪贺龙，要严防被人发现，在生活上进行刁难：窗帘被拉得严严的，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有几天床上的被褥、枕头被全部收走，贺龙只得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后来，又借口水源有困难，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供给洗脸水、漱口水，以至每逢下雨贺龙夫妇都要用水盆、脸盆、水杯去接雨水贮用。

九月间，贺龙正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十月以后，便断绝了与周恩来总理的一切联系。经林彪一伙人的批准，从外地调派来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的医生换走。贺龙成了被林彪一伙任意揉搓的人了。除了偶尔去医完看病就医，他周围的世界便是半山腰的一座平房和阻断他视线的山峦，而心中最思念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女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社会上不时掀起打倒“大军阀”、“大土匪”、“三反分子”贺龙的声浪。林彪等人还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以中央名义，把全国体育系统定为“独立王国”，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便成了体育系统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因此受到攻击。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说，“贺龙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康生的一句话使得贺龙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所受到的折磨又成倍增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给贺龙送去了一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写的信，要他交待“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当年，熊贡卿以贺龙“早年友好”的名义来会贺龙，以谋策反，贺龙当即识破其阴谋，下令逮捕了熊贡卿并处以枪决。这件事，党中央早就了解，并有定论。如今重提此事，用贺龙的话说，“这完全是栽赃！”贺龙看完这封信，不停地书写“冤枉”、“冤枉”几个字来发泄被诬陷的义愤。他回忆起出生入死的战斗岁月，回忆起多少先烈曾为着一个共同的事业流血牺牲。他对恶意中伤的回答是：“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然而，他对披着革命的外衣、兜售私货、残害中华民族儿女、毁坏中华民族前途的歹徒，却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公开合法地生存、发展，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想到的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他相信光明的未来，但眼下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他也想到了后事。

折磨和摧残在缓慢地进展着。一九六九年冬春季节，身患糖尿病多年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贺龙，不仅基本的饭菜营养得不到保证，而且必须不间断服用的降糖药物也“供不应求”。他与薛明合用的一块毛巾破得只剩下四个边儿，衣服鞋袜补了又补，连替换的都没有。在当时打出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招牌下，有一天，又突然以照顾为名，派去一个医生，强行取走了他们想方设法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儿必备药品。不久，借口暧气坏了，不保证供暖，室内温度经常在6°C左右。一天夜里，贺龙夫妇又被强迫搬离周恩来为他们安排的居所，住进了山下的一间房子里。

从此，贺龙夫妇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饭吃不饱，菜则经常是白水煮白菜，糖萝卜，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需要用饮食配合治疗的糖尿病病人不时被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无法抑制的食欲骚扰得心烦意乱。一辈子戎马生涯的元帅，在夺得政权的和平年代里，听见杀猪声“真想吃点猪耳朵”的愿望至死都没能实现。用糖水抗拒饥饿感，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犹如投石下井，但这却是贺龙可能得到的唯一“治疗”。

贺龙的身体被拖垮了，虚弱得连独自迈步都有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人体抵抗力下降，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又是病菌滋生的温床，致使贺龙的脚气感染经久不愈，这反过来又加重了糖尿病。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呼吸急促，全身软弱无力。当薛明再三求请医生时，一位姓王的医生才来打了止吐针。糖尿病酸中毒引起的全身反应继续蔓延着，食到晚上八时，在专案人员直接掌握“救治”的前提下，来了两名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后，就给贺龙输注葡萄糖生理盐水，并声称“糖尿病昏迷了”。贺龙意识到情况或许要急转直下，乘医生不在时，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当时医生怀疑贺龙是药物中毒，但化验结杲表明，病人并未服用过毚的药品，医生仍不顾糖尿病人尿糖和血糖的多少，按中毒处趣，一夜之间输了二千毫升葡萄糖液。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破晓之后，北京三〇一医院派来医生接贺龙去住院。贺龙表示，“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脘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作为“组织决定”，贺龙服从了，贺龙告别了妻子，独自躺在救护车里。汽车驶向被人们视为能起死回生的现代化医院，但贺龙在迷蒙中却觉得是在走向坟墓。

下午三时零九分，也就是贺龙离开薛明后整整六小时零九分钟时，贺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年半的半幽禁生活中，贺龙最惦念的是他的孩子们，然而元帅却没能盼到见自己儿女们一面的这一天。他带着冤枉，带着爱，更带着恨，孤寂地走出了人生世界。

贺龙生前，血糖曾高达1700毫克%。他死于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虽然，当时中国医学界对这种病症还认识得很不够，但多年来病情一直平稳的贺龙，如果不是受到两年半之久的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折磨，如果他最后一次发生糖尿病酸中毒时能得到及时的慎重的治疗，那颗当年敌人出十万元大洋要买的头烦是不会这么早就被化成灰烬的。

“文革”中的彭德怀：迫害升级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没有分配给他具体工作，他也不去过问实际上不让他过问的事情。然而，他对那种不实事求是的浮夸作风仍是难以苟同。他一心想用自己的双手，验证一下中国的现实，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要求批准他到人民公社，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劳动。据说，毛泽东说他年纪大了，参加劳动有困难，因而未能同意，但是，希望他能读几年书，每年去工厂、农村搞些调查研究。

一九五九年岁末，彭德怀搬出中南海，住到了北京西郊圆明园一带的吴家花园。为了证实庐山会议上他对浮夸风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专门开垦了一分田地，按当时的最优方法试验种植小麦，同时还搞些种菜、养鱼、饲养家禽等劳动。其余时间，读书学习。他深沉地思虑着中国的前途。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虽然遭到了不应遭到的打击，但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多少动摇。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由衷的爱戴，在吴家花园的生活真可谓是悠然自得。

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定为搞反党分裂活动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根据，是他对“大跃进”中过激失误的做法的批评，以及认为对这些失误，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都应当承担责任。然而，随之而来的全国性“困难时期”证明彭德怀的许多意见并非不无道理。一九六一年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带来的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更冷静地面对现实，更清醒地检查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于由于彭德怀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化问题，大家已是心中有数了。这时，已经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害怕彭德怀东山再起，于是，竭力活动，要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彭德怀案定为铁案。因此，林彪无中生有，把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与他会前访问东欧各国一事联系在一起，公开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并整理成会议文件，在高级干部中散发。

彭德怀对于林彪等人的恶意中伤愤恨至极。他认为有必要洗刷加在他身上的污垢，有必要为党的纯洁而斗争。他用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用热血和泪水写就了八万言书，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送交党中央，以此来述说自己清白的一生，向党表白他的赤子之心。同时，表明他对林彪、康生等人的怀疑。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使他有机会反唇相讥。一九六二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不仅没有减轻彭德怀的罪责，而且给他加上了“翻案”等莫须有的罪名。

一九六五年秋，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工作已经开始，把吴晗与“右倾翻案”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更改的既定基调。毛泽东或许是因为发现一九五九年以后对彭德怀的做法有些过份，但这次从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又必须用彭德怀做垫背，为了保护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开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第一次，是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接见彭德怀，并向他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后又写了一封信回毛泽东，表示愿意到国营农场去当农民。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即毛泽东接到信的第二天清晨，他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你来吧，早在等着，还没有睡。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没有机会与毛泽东见面。由于几十年的战斗情谊，他对毛泽东是敬佩的。他当即想到，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应当休息，于是说，要另找个时间见面。毛泽东诚恳而急切地希望彭德怀立即前去。彭德怀只得遵命。此时的彭德怀心绪万千，他想象不出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汽车直驱中南海颐年堂，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他们之间隐匿着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失了。两个人都笑起来了。毛泽东拉着彭德怀的手，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午，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一起宴请彭德怀。周恩来因去接西哈努克亲王，没能参加。毛泽东当众点了彭德怀的将，彭德怀也表示，同意去西南三线工作。

彭德怀刚到四川，便看见了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意识到，这篇文章表面上评的是一个戏，实际上是打他彭德怀的耳光子。随同他一同前往三线的工作人员也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央派彭德怀出来工作，表示了对他的信任，而报上又来这一套。彭德怀

相信毛泽东对他还是诚心诚意的。他觉得作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要争取时间，多为祖国，多为人民，多为他所坚信不移的事业做点工作。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彭德怀奉命调回成都市。迫于全国形势，有人好心地建议他去乡下躲一躲，但被他气愤地拒绝了。他再三要求，最后同意他悄悄地外街看大字报。他看见了机关“揭发”他的简报上说，他来西南后“开足马力营造反革命大本营”，“妄图东山再起”，“到处放毒、搜集炮弹”。他置之一笑。他认为，毛泽东了解他。

有一次，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时，被人认出来了。红卫兵开始找上门来。以后，红卫兵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厉害了。到后来是刚送走一批，又迎来一批。着一身最时髦的“红卫兵服”的红卫兵来时，总是衣袖高挽，进门便吼“不革命的保皇派，滚你妈的蛋！”说起话来拚命地挥动拳头，不时叫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念上几段诸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最后是勒令“交待罪行”，折腾一番，溜之大吉。到了年底，红卫兵的频频骚搅使得彭德怀的日子很不好过了。于是，他有空儿时便闷头儿给毛泽东写信，表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当时，他真想见见毛泽东，把该说的话说清楚，同时，他预感到，有人要将他致于死地。

事情确实象彭德怀预感的那样。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与林彪狼狈为奸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密谋诬陷彭德怀是现代的“海瑞”，“直到现在述是修正主义的一商黑旗”。还把彭德怀在三线繁忙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说成是“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为此，林彪、江青一伙决定、“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毛泽东在身边一帮人的蛊惑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十二月下旬，江青有意激将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为此，戚本禹经过反复筹谋，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现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要你们派学生到四川去把“海瑞”带回北京。

不久，彭德怀被北京的红卫兵綁架走了。戚本禹听到消息后，得意地写密信报告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得知了彭德怀的情况，当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作了如下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原来，北京去几好几个“专揪彭德怀战斗团”。为了领头功，他们之间互相争夺，最后彭德怀落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一伙人手中。开始，将彭德怀关押在成都地质学院一个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后来又将他转移到成都锴地质局。第二天晚上，彭德怀被押上由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北京驶去。一路上，红卫兵轮番批斗彭德怀，彭德怀却一直据理反驳。他非常清楚，“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时间不多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火车驶进北京。当时，火车站挂满了各式各样“战斗团”的旗帜，他们互相争执，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好一阵争闹、谈判，终因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而由他们把彭德怀拉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而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却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北京卫戍区就开始了监护生活。他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信是“寄出去”了，然而，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处境。

彭德怀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箸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转移到了另一驻地。在陈设简单的房间内，除了偶而有人来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问题而受到凌辱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学习，或写所谓的“交待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他患的皮炎恶化，痛痒异常，皮肤大片溃烂，却连换洗的衣服和其它日用必需品都没有。他把烟戒掉了，他的身心都在经受折磨。不久，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彭德怀的步子迈得更加急促了，他们准备把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炮弹首先发出去。

一九六七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行强加在彭德怀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他的对手们把他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倒在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待以下问题：1.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黑关系”；2.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战略方针的罪行；3.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究竟是怎么死的；……

七月，戚本禹多次出面煽动学生去骚扰彭德怀，并决定把彭德怀搞到北京航空学院批斗。七月十九日，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一个大教室中召开了三、四十人参加的小型批斗会，当彭德怀义正词严地评说自己在“百团大战”中的功过时，他的对手发火了。他们把彭德怀打倒在地。彭德怀头破血流，晕厥了过去。当对手们想以彭德怀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上画押签字来结束这场尴尬的批斗会时，彭德怀瞪大眼睛，立定身体，猛地一拳击在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我有罪！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兵！”便又晕倒了。《北京卫戍区监护期间的#动态》这样描述了彭德怀被批斗后的情况：

“自十九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5]大大减少，……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二十日说：‘今天胸部疼痛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宣传工具正以最醒目的版面安排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些代名词来影射批判刘少奇。在林彪一伙一手导演的收集刘少奇罪状以便激发对刘少奇仇恨的拚搏中，把刘少奇列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总后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彭德被不指名地在报刊上受到批判。自七月十九日批斗会后，彭德怀的问题更加公开化了。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选登的解放军战士的批判文章中，就点了彭德怀的名字。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加了编者按语。文章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作了尽情的发挥，指出，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打倒他们，“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识支配的”。接着，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打“死老虎”的论述，一方面是为打倒刘少奇制造舆论，同时也为批判彭德怀的升级鸣锣开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欢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归来的谢富治、王力等人。林彪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一再强调“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林彪、江青一伙进一步的活动制造舆论。

第二天，在经过周密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共同主持了约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张闻天被绑陪斗。他们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大会快结束时，又叫他们从由人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之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脚、唾沫……的考验，以致他们走了人巷的一半，便先后瘫倒在地。会后，又将挂着大牌子，光着脑袋的彭德怀、张闻天两人绑缚上卡车，拉进北京城里游斗。六十九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二十一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米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二十二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得了啊，今夭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用一、二、三版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解放军报》社论《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些社论都把彭德怀、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队里的代理人。用大量篇幅罗列了他们的“罪行”，进行正式、公开的点名批判。文中说，“彭德怀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登出了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第二、三版登载了《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用四、五、六、七、八版整整五个版面重新刊出了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写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九版还设计安排了毛泽东与林戯在一起的两幅巨大照片。用以表明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伙伴是林彪而不是别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并登载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人民日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为批判彭德怀摇旗呐喊。《红旗》杂志的社论明确写道：“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着力宣传了广大军民欢呼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并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为题，报道了“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怀”的活动，发表了《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一文，从民主革命起系统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以批判影片《怒潮》为题，进一步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待到大批大斗的年月缓和一些之后，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过着孤寂的囚禁生活，终日里自审自责，除了读书学习，便是写交待材料和遭受充满敌意的提审。即便境况如此凄悲，林彪之流也不放慢对彭德怀迫害的步伐。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审批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案了。

一九七三年春，彭德怀七十五岁了。由于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他患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四月，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帮助下，把他从一家普通医院转至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指示“尽全力治疗”。然而，林彪的鬼魂和江青的麿爪也握有三〇一医院。彭德怀被安排在一个十余平方米的朝北病室里，门口站着看守人员，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着报纸，屋内一缕自然光线都见不到。为了限制彭德怀的活动，他的裤带被抽走了。彭德怀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书籍，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因为手表被收走了，他连一天中几点几分都没法知道，真可谓苦煎苦熬。怪不得戎马终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元帅叹息道，“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四月下旬，彭德怀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准许亲属探视了。这才使他有机会了解一点儿外界的情况。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医院为他做了手术，病情有过短暂的缓解，之后却又不幸罹患左侧偏瘫，坐都坐不起来了。由于治疗中的延误，术后半年，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发现有癌细胞转移。从一九七四年夏天开始，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虽然医院不给他注射止痛针，他仍然怀着崇高的信念与病魔作斗争。他反复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十月以后，他开始处于经常昏迷的状态，清醒时便不时高喊，“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丨我没有里通外国！”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五时三十五分，在人间搏斗了七十六年的彭德怀溘然长逝。他生前盼望能再见一次毛泽东、周恩来、甚或朱德的愿望也随之作古了。

如今，历史终于对他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可惜，他却没能看到历史对罪恶的审判。

罗瑞卿遭受身心的摧残

一九六六年，罗瑞卿开始了囚禁生活。

随着“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社会上的批斗风象着了魔似地狂吹乱卷。周恩来预感到罗瑞卿也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指示“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林彪一伙对理义情面全然不顾，凭借手中握有的权力把罗瑞卿硬端了出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阴险毒辣的指示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和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对大会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太，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一伙的暗中指使和帮助下，罗瑞卿被红卫兵揪绑到会，肖向荣、梁必业等军队领导人作为“首恶分子”，郝治平作为“内助”，一同被批斗。叶群则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捂着大口罩，挤在第十九看台的红卫兵中，为林彪的计谋得逞而奸笑着，庆幸着。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五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岗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余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个大薪闻。

一月四日上午九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断，同时还教唱了大会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它拼！》。下午一时三十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便从会场的四面八方迸发出来。群众的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接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挂着分别写着自己名字，并画有×的一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上会场。罗瑞卿因左腿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因此有幸坐在凳子上。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肖向荣、粱必业、安子文、曾三、严慰冰和郝治乎，他们挂着写有各自姓名的大牌子，象彭、陆、罗、杨一样，分别被两个红卫兵扭曲着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口号声此起彼落。每一部分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一大串人便由红卫兵揪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与会者无不伸长头颈以便看清被批斗者的模样。被批斗的人由于受到长时间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面色灰白，痛苦不堪，身有残疾的罗瑞卿受的罪当然更胜一筹。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罗瑞卿不断被批被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他的腿伤未愈，却要一面接受所谓治疗，一面接受群众“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术时，根据常规，术后七天拆线，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第六天就给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身体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腿伤不能很好的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不久，在林彪一伙人的精心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钚的“伴郎”一起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活动中，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八月十六日，在报刊上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行的宣传中，罗瑞卿又被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一而再地被点名。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的文章，从此，罗瑞卿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他的身体日渐虚弱，腿疾日益严重，经常高烧不退，处在精力和体力衰竭的状态中。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罗瑞卿的体温持续在38.9C左右，整日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棍，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不慎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颈骨折。就在骨折后的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新伤旧疾，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病疼终于成了威胁他生命的大敌。在不得不再次手术的情况下，十一月中旬，罗瑞卿再次住院作骨折牵引复位术。控制在林彪手中的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宗旨。罗瑞卿的病房成了审讯室，专案人员明确表示：“你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别想舒服。”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逼着罗瑞卿回答，只要他稍有怠慢或回答得不中对方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挛缩、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它不仅折磨着罗瑞卿的病体，也在磨练他的意志。两个月后，罗瑞卿又被赶出医院。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罗瑞卿那几经“治疗”的伤腿非但未愈，反而恶化了。六月一日，他写了一个报告：“……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

七月十三日，罗瑞卿被送进医院。七月二十五日，医院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手术报告。八月三日，专案组将呈递给叶群、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的治疗方案送到吴法宪手中。八月四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迸行。”当吴法宪把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已同意罗瑞卿治疗方案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我负责把林彪的意见告诉江青、陈伯达、黄永胜，你负责告诉专案组，推迟至秋后进行手术”。

在林彪一个人的亲自策划下，罗瑞卿的手术延期了。八月七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并没有进行，而是跨过一个年度拖到一九六九年初。一月二十五日深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术前讨论，参加手术的护士和医生有的又作了临时更换，以至这些医生、护士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截去了罗瑞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头以下截除。在“关于手术，一定要突出政治，服从政治斗争需要”的幌子下，实现了林彪残害罗瑞卿的阴谋，他们以为罗瑞卿永远站不起来了。

罗瑞卿虽然活过了林彪，在“四人帮”垮台后重新站了出来，但是他那被林彪逼截掉的左腿，终于成了他致死的根本原因。

对朱德委员长的诽谤和攻击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年龄稍长的中国百姓都还记得朱、毛闹革命中的神奇传说，年轻人也知道朱德是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和毛泽东并肩作战，共同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解放以后，朱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使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因此，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仍避免不了“文化大革命”炮火的攻击。对朱德委员长的攻击是从彭真问题出来之后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间，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是“党外人士”。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心怀鬼胎的林彪也随声附合，有意去刺瘾朱德。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从“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口中，又不断传出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等诽谤性语言。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还要戚本禹动员中央办公厅的力量去揪斗朱德的妻子康克清。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左”思潮影响下，散布朱德“革命意志衰退”的流言蜚语频频不断。什么朱德整日在家里养兔子，养花；朱德家庭院里摆放着各种名贵品种的兰花；……以期改变朱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进一步触动朱德制造舆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南海里，不仅刘、邓、陶受到冲击，朱德也被作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一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了。一月底，戚本禹鼓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学生起来反朱德，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不久，北京的各种群众组织成立了“批朱联络站”，分派人马，四处搜罗朱德的所谓“罪行材料”，“打倒朱德”的宣传影响到全国各地。

“批朱联络站”还准备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并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二月九日，开大会的海报张贴出去了，周恩f来得知了此事，请示了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他将前往陪斗。大会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夭折了。被林彪、江青一伙挑动起来的群众情绪并未被压灭。

三月四日晚，戚本禹就“批朱问题”在政协礼堂又接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忧人。当有人问为什么二月十日的“批朱大会”不让开了时，戚本禹说：“我叫你们批朱德，你们就规规矩矩批好了，为什么要说是我叫你们去批的。你看，现在总理办公室不叫批，你们就批不成了吧！为什么说是我叫你们批的呢？”同时，还挑逗大家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你们说是我叫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一九六七年五月，身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春桥又在上海对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朱德、陈毅、贺龙“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从全国范围看，在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动下，迫害、诬陷朱德的步子越迈越大了。

林彪一伙还利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宣传工具公开宣传井冈山根据地是林彪和毛泽东共同创立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朱德的功勋是无法磨灭的。

《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被选用在中小学课本中，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朱德的勤劳、淳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井冈山是一九二八年四月朱、毛会师后共同建立的根据地。人们颂扬井冈山精神，人们也牢记着朱德和毛泽东。为了泯没朱德的历史贡献，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报刊在宣传林彪的时候，反复申明林彪“投入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却只字不提朱德。有人甚至违背历史事实，创作了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象征。人们参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讲解员不讲朱德，只提毛泽东和林彪。中国人虽是心中有数，却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有个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国情，当场穷追朱德的功绩，弄得讲解员也只能胡乱敷衍搪塞。

林彪一伙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公开歪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呈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张春桥在南京部队党委扩大会议上，邱会作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都对朱德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更有甚者，是把朱德与“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联系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发生了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十一月在天津破案。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只不过是以天津某煤厂工人为首的十五人的组织，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毫无关系。到了一九六八年，林彪、江青一伙却硬把它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并成立专案组，要揪“后合”。在揪“后台”的过程中，又弄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谢富治指使下，公安部门对当时的专案审查对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要她交待“反党集团”的后台。办案人员对周慈敖诱供道：“你们这个反党集团，就象一个宝塔，一层比一层宽，你们是最下层，越往上面就越小，上面是一个尖。”周慈敖被逼无奈，写了二十几个所谓“黑后台”的名字。办案人员仍说交待得不彻底，没有写出“宝塔尖。”在他们诱导、威逼下，周慈敖胡诌出朱德数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林彪、江青一伙有了周慈敖的口供，欣喜若狂，认为“宝塔尖”找到了。于是又追逼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到底怎么叫，好好想想。”周慈敖正不知如何作答时，审讯她的人有意当场议论：“你们这批反革命分子是钻到党里面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党里面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周慈敖便揣摸着审讯人员的意图，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办案人员如获至宝，立即上报。以朱德为首的“中国（马列）共产党”便算存在了。林彪、江青一伙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个“党”“里通外国”“要搞政变”。诬陷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肖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等十六人。一九六七年七月曾秘密召开了代表大会，苏联、蒙古等国首脑曾发来贺电。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叛乱的班子”，叫“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并造谣说，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九大召开以后，林彪、江青一伙仍要办案人员追查“伪党”证据，撒开大网，到处捕捉“猎物”。他们扬言，“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一九六九年八月，由于形势所迫，公安部门只得将这一“伪党”假案的材料封存，案件也就不了了之。虽然，这一“伪党”假案表面上并未触及朱德的一根毫毛，但是刺痛人心的流言蜚语却总是没完没了。

对朱德的这种诬陷、打击，是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的。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林彪的如意算盘却打得“嗒嗒”响，他自鸣得意的是，在他篡党夺权的征途上，又封住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的口，又减少了一个威胁他的力量。

对叶剑英的“追查”和迫害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中国入民解放军及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一伙便有意把矛头指向叶剑英。一九六七年所谓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则是对叶剑英更加公开的诬陷和攻击。

在被林彪、江青称作“二月逆流”的那次“碰头会”上，正如康生所说的，叶剑英“放了头炮”。他对“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不教而诛”的残害干部、残害群众的做法提出了愤怒的控诉。林彪一伙除了利用群众的盲从，用反击“二月逆流”这一手段来打击叶剑英外，还暗暗地记下了他身上的这笔“账”，准备慢慢地跟他算。

一九六七年春，江青，康生等人领头刮起的揪“叛徒”之风，很快风靡全国。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将他们起草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及附件“第一号调查方案”呈报上去。这“第一号调查方案”就是将叶剑英作为叛徒调查的行动方案。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黄永胜批准了请示报告，诬陷叶剑英是叛徒的行动虽然是在秘密进行，实际上却“合法化”了。

不久，北京发生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陈伯达等人一口咬定，传单的观点“和二月逆流一样”，“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语言”，“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他们一伙到处叫嚷“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矛头直指叶剑英、李先念等人。

乘揪叛徒和传单案之机，林彪一伙还利用“广东地下党”问题，迫害叶剑英等人。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党组织将一批党员派进国民党部队工作，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领导。这个地下党支部在动员军民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五月，林彪一伙却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说什么“广东党的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弄不清楚”。十月十二日，黄永胜亲自批准要追查华南地下党的问题。不久，在江青支持下，成立了“审查广东地下党专案组（即一〇九专案组）”，由江青直接来抓。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又亲自“挂帅”，诬陷、迫害广东地下党支部成员，造成被非法关押审查和批判斗争者有七千一百余人。林彪、江青一伙使用极其毒辣凶残的手段，逼那些人承认广东地下党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美蒋别动队”。还追逼他们说出“黑司令部”，说出地下党的上级领导。谁都知道，地下党隶属南方局，而南方局当时是由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领导的。林彪一伙有意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其矛头所向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与此同时，林彪一伙还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穷追不舍地要查出“黑线”，诬陷叶剑英等人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在追查所谓“五•一六组织”后台时，林彪一伙也有意把叶剑英拉在里面，他们说过：“军队就是杨（成武）、肖（华）、还有叶（剑英）、徐（向前）”，以便借刀杀人。

在林彪一伙权力所能触及的地方，他们想方设法栽赃陷害叶剑英元帅，即便达不到“打倒”的目的，也要做到封锁住对方的火力。

“你们要揪陈毅，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是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全国解放后，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军委副主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深受人民爱戴。他性格爽朗，敢于坚持真理。一九六二年，在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之前，他曾直言道：“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无产阶級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够做。……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一九六五年，正值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有人提倡生搬硬套的时候，他在参观一个展览并被邀请题词时，也曾豪爽地写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正是由于他性格直爽，为人正派和他所处地位的不一般，因此，早就被林彪视为“劲敌”，也被江青视为想要掩盖其丑恶历史以谋篡权的一大障碍。陈毅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非常做法的直言不讳，则成了林彪、江青向他开火的借口。陈毅几乎是在“既要用他，又要打他”的夹缝中生存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性格和他的处境看上去实在难以调和，然而这一现象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各部委群众也步学生的后尘，蜂涌而起，造“走资派”、“黑帮”的反。陈毅作为外交部长，全面负责外事部门的工作，必然被卷进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从北京大学开始的造反活动很快蓦延到外交部和所属各单位，那里贴出了不少有关陈毅的大字报，说什么“外交部里有大鬼”。接着，赶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都指向陈毅。外交部所属大专院校还扬言要揪批陈毅。面对着这些不正常的做法，陈毅知道是“有人躲在背后，叫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因此，对青年人的过激行动泰然处之，只是鄙视那些狗仗人势，自以为手中握有大权，“不按他的办”就把人家打成黑帮的卑劣做法。他看不起暴发起家的林彪，说过“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他是我的部下”。越是如此，林彪、江青之流就越记恨在心。他们挑逗学生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不停顿地向陈毅进攻。然而，许多外交事务还都必须由陈毅来处理。他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不断地和外国来宾交往，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这时陈毅的处境和他那伟大的革命情操可以从他当时写的红叶诗中觑见一、二。诗是这样写的：

西山红叶好，    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    斗争见英雄。

红叶遍西山，    红于二月花。

四围有青绿，    抗暴共一家。

红叶布山隅，    中有色朦胧。

左岸顶西风，    欢呼彻底红。

伸手摘红叶，    我取红透顶。

浅红与灰红，    弃之我不取。

书中夹红叶，    红色颜色好。

请君隔年看，    真红不枯槁。

红叶落尘埃，    莫谓红绝矣。

明春花再发，    万红与千紫。

题诗红叶上，    为颂革命红。

革命红满天，    吓死可怜虫。

一九六六年初冬，    随着刘少奇、邓小平问题在社会上披露，造反派的矛头越伸越长，造反的对象越指越多，陈毅所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上海的“一月风暴”引出来的全国性的狂风暴雨，使揪斗之风越刮越烈。一月二十四日，外事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批判陈毅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会上，造反派代表用大喊大叫的形式，批判了三个小时后，提出要陈毅作检查。陈毅从容大度、直言不讳的言词，不仅得到了大部分与会者的敬佩，而且生出了一段传说来：按照当时惯例，凡开口说话，都必须先读几条“毛主席语录”，陈毅当然也不例外。他手捧小红书，高声读道：翻到第271页。只听得会场上不停地翻动书页的沙沙声和突然的静息。原来语录本只有二百七十页，这二百七十一使人愕然了。在那静息的一霎那，又听得陈毅高声颂道：“陈毅是个好同志！”全场懵懂了片刻，随即哄然而起。当在场的周恩来证实确有此话时，骚动的群众才静下来听陈毅检查。有位四川籍的学生，进而模仿陈毅的声音，将陈毅领读语录的传说辑成录音，在外交部门口反复播放，以致陈毅的风趣、幽默越传越广，越说越真。批判陈毅的会，成了宣传陈毅是“好同志”的会。当他的像片因外事活动出现在报纸上时，人们油然生出一种更加敬重的感情来。林彪、江青则是恨上加恨。

随之而来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给陈毅脸上不知又抹了多少黑。外事口，特别是外交部所属大专院校的学生喊叫“火烧”、“打倒”简直是随口而出。陈毅看了在前台夺了权的年轻人“少年得志，放肆狂妄以势压人”的做法，忧虑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然而，他还必须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新考验”。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继各种“揪批联络站”在北京频频成立之后，又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各种材料，从历史到现实丑化陈毅。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喉舌的北航“红旗”还发表声明，要坚决炮轰叶剑英、陈毅。四月十七日，陈伯达等人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表示，要让陈毅到群众中去听取批判。四月二十二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对外交部干部讲，“要让群众揭发”陈毅的错误。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向“批陈联络站”的代表表示：不同意打倒陈毅。

一九六七年盛夏，随着批斗刘、邓、陶的声势的增大，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偏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领导权。八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群众中散布，“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邪、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造成两派群众的对立加剧，外事系统的造反活动更加乌烟瘴气，陈毅的日子也更难过了。

在王力影响甚大的“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八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召幵拱判陈毅大会。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奋力劝胆，全然无效，以至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八月二十二日晚，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牵头组织了就“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事件”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发生了冲进英代办处进行打、砸、抄活动和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外交事拌。八月二十六日，林彪、江青一伙又挑唆造反派围攻周恩来，致使他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休息。造反派还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批斗陈毅。周恩来坚决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的坚决反对，此事才未能得逞。然而，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陈毅仍时常出面活动。他走到哪里，哪里便会出现林彪、江青一伙人放出的鬼影。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陈毅每每避开了鬼邪，但是，他心中难免不掠过一阵阵阴影。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对刘少奇作了处理，对所谓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作了错误的批判，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事变动作了铺垫。林彪、江青一伙借此机会对陈毅下手。十一月，张春桥等人借为“九大”准备材料，编写了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他们精选的上海“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企图把陈毅排除在九大之外。但是基于陈毅的国内外影响，毛泽东不得不仍安排陈毅为九大代表，并在会上选他当中央委员。不过，实际上他已是徒有虚名了。

一九六八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出了“六厂二校”的所谓先进典型。陈毅深知自己处境艰难，只能暂时沉默，便选择了光华木材厂“蹲点劳动”。在劳动中，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中，体味人生的乐趣。

一九六九年林彪发布的“第一个号令”从北京逐走了刘少奇、陶铸、彭真、薄一波等一大批当財被打倒的领导人，陈毅也被点名限时离开北京，下放到石家庄制药厂坚持半日劳动。林彪一伙排斥陈毅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一九七〇年底，陈毅因排便异常，久治不愈，诊断为直肠癌，同意他回北京治疗。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陈毅接受了直肠癌根治术的治疗。

半年以后，便发现癌肿已转移至肺部。他一面接受治疗，一面等待着躇光的到来。因为，经过五个春冬的较量，他对战胜林彪一伙权欲熏心的可怜虫充满了更大的信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国猖獗一时的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陈毅终于看见了一个政治恶棍的可耻下场。我们用“喜”来形容陈毅此时的心境，不如说他是“悲喜交集”。他的“喜”自不必说，他也必定要为林彪竟能打着共产党的旗帜，一手遮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导演出这幕罪恶的历史而悲伤。一九六六年九月陈毅就说过：“反右的时候，搞过四十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这有什么好处，文化革命这么搞法，八十万也挡不住，不得了啊！”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摔死之后，陈毅抱病在老同志座谈会上作了揭露林彪反党罪行的长篇发言。他希望中国的革命记住这惨痛的教训。一百多天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七十一岁的陈毅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当他逝世的噩耗传出后，中国人民无不为之悲恸。这时，也传出了在林彪一伙直接操纵下，由于手术中的息做法，以致没有彻底清除病灶，造成癌转移的“消息”。从传出“消息”本身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对陈毅元帅的深情，对林彪借刀杀人的憎恶，也表现出人们对陈毅在还有强大生命力，还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之年的泯没，深感惋惜。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深信无疑，是林彪这个杀人魔王杀死了陈毅元帅。

傅连暲之死

林彪一伙的魔爪不仅伸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高级将领，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而且伸向负责中共高级干部医疗保健的傅连暲医生身上。

一九二五年，傅连暲三十一岁时在原籍福建省汀■城英国人开办的福音医院当院长。随着大革命的进展，傅连暲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爆发后，他开始为起义军伤病员治病，接触到共产党，并从此献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跟随长征队伍来到陕北根据地，开始了作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生涯。解放后，他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一直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

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林彪佯装有病托辞不去朝鲜。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自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以致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他的住室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阳光。每次见到傅连暲，都装成半死不活的样子说：“傅部长呀，我活不了了，你要救我呀！”

鉴于林彪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对林彪身体作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一九五三年，傅连暲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肖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便让叶群出面找傅连暲暗示他给林彪开具一个疾病证明。作为医生的傅连暲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有很大的关联。会诊后，傅连暲将林彪的健康情况向叶群作了交待，要她注意让林彪见见阳光，多做户外活动，多散散步，并要吃些蔬菜、水果，要喝水，还劝告林彪戒掉吗啡，告诉他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事后，傅连暲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岗中央作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吸毒。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引以为戒。林彪装病的真相实际上已经完全败露了，因此，他对傅连暲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连暲。

一九六〇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曾试图把傅连暲赶回原籍汀洲城“休养”，但未能遂愿，便在定级别的时候，有意压低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利用“革命”报复“仇人”的计划便开始实施了，决心将傅连暲整死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林彪一伙利用群众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步子越迈越大了。八月下旬，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在部党委常委会上说：“傅连暲是条大毒蛇，他放过毒”，“卫生部[6]①不烧傅连暲就是没有党性”。还对一位常委说：“卫生部一定要烧透傅连暲，对傅连暲烧不透，由你负责”。由于傅连暲一直负责高干保健，一般群众与他接触不多，对他了解也不够，因此，在邱会作等军队领导人的煽动下，群众一哄而起，按照当时流行的提法，于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卫生部贴出了傅连暲是“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说“傅连暲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病危时，不给药吃，陷害林副统帅”。当晚，傅连暲的家被抄，接着被批斗、游斗，还举办了“傅连暲罪行展览”。一连数日，七十二岁高龄的傅连暲被整得路都走不动了。作为一个凭人道行医的医生，他弄不清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境况。信中写道：“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冇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一九三四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傅连暲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林彪之徒对待毛泽东的批示，是既不让傅连暲本人知道，又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因此，对傅连暲的批斗仍在继续进行着。

九月五日，中华医学会的造反派组织又将傅连暲抓去批斗。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暲的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了。

傅连暲的生命危在旦夕。林彪等人怕一时不好向毛泽东交账，不得已将傅连暲一家搬迁到香山居住。

表面上，傅连暲避开了情绪冲动的群众，实际上，林彪一伙却在暗中加紧搜集傅连暲的材料，网罗罪名，以将其置于死地。

一九六七年六月，社会上“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浪潮风起云涌，卫生系统各派力量纷纷揭竿而起，派性争执日趋白热化。邱会作当然不会放过利用派性整人的时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总后秘密成立“傅连暲专案组”，与地方上的有关专案组挂钩，一起进行整傅连暲的活动。不久，按照邸会作的意图，“傅连暲专案组”起草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请示报告》和“罪行材料”，给傅连暲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在这个基础上，总后党委写了一个《关于彻底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军委。十二月十八日，邱会作以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的身份，在报告上批示：“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暲，望即组织这一工作。”“以我看主要抓他三点，（1）三反言行，（2）黑线关系，（3）斗志衰退。”专案组如接到圣旨，立即与中华医学会等单位一同策划批斗傅连暲。

在陷害傅连暲的秘密活动进行的同时，林彪一伙认为傅连暲不可能再起作用了，林彪身体的真实情况也不会再透露出去了。为了林彪接班的需要，为了证实“永远健康”可能存在，林彪一伙一反常态，大肆宣传林彪的健康状况，说他的身体非常好。于是，“经过全面检查，除了神经有点毛病，各器官都很健康”的宣传材料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了。一个因吸毒成瘾，经常处于戒断状态的病态躯壳，在政治斗争中，经过宣传便全然变了样了。

一九六八年初，在康生直接操纵下，大搞安子文的所谓“特务电台”问题。他们制造谎言，说安子文不断把傅连暲送去的有关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情况的材料，通过电台，发给香港特务。傅连暲也因而成了“特务”。

正在大出风头的江青，揣着与林彪相同的心理，也要加害于傅连暲。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晚，江青在听取专案组汇报时便说：“傅连暲是个坏家伙，他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

早已策划的行动，在江青的“命令”下，立即实施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凌晨，邱会作亲自坐阵指挥北京卫戍区对傅连暲进行再次抄家，并将他逮捕。他家里用的普通电子管收音机被说成发报机，成了向敌台发报，里通外国的铁证。在那指鹿为马的时代，这类事应当说是屡见不鲜。

傅连暲戴着手铐被投进了监狱。

傅连暲追随革命一生，艰苦的战斗生活致使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只能吃稀饭或软饭，平时，水果都要蒸熟了吃。监狱里的窝头，他的胃实在接受不了。他要求吃一点稀饭，医生也给他开了吃病号饭的证明，狱方却就是不应允，还惨无人道地说：“叫他隔一个时期饿饿看，吃点苦头是应该的。”

七十四岁高龄的傅连暲，身体本来就很虛弱，加上进狱后很少进食，身体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审讯却依然在进行。训斥、推搡、踢打、紧铐、饥饿，……傅连崞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而失常了。监狱的看守日记有着这样的记录：“这个混蛋夜间也不脱衣服，也不盖被子”，“疯疯癫癫那个样子，发日用品给他不要，晚上不睡觉，到十二点胡说八道闹一阵子”，“一夜没有睡觉，在地上翻来覆去到处占（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也就是他入狱的第十五天，看守看见傅连暲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八点多钟打开牢门时，傅连暲全身冰冷，已死去多时了。傅连暲用他精湛的医术，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终身，在革命胜利的和平环境里，年过七旬，并非暴病离开人世时，却没有医生倍伴着他。

为了在林彪的健康状况上弄虚作假，为了给林彪接班寻找“健康根据”，林彪伙同江青除掉了保健医生傅连暲。

武汉“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始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自反击“二月逆流”之后，象火山爆发前地下炽热的岩浆在军内滚动着，能量越积越大。“七•二〇事件”便可以看作是一次火山爆发。这里，以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冋忆实录为基础，来简述这一事件的动因和过程，从中可以窥见林彪一伙用心之险毒。

上海的“一月风暴”引致了全国性“造反夺权”的新高潮，而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指挥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则促进了造反力量对军队的冲击。在这祥的背景下，不仅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军区机关也不时受到骚扰。二月初，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队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汉口红旗大搂，接管了设在那里的长江日报社。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以极左的姿态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导致了造反派在武汉以至湖北各地更严重的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的产生。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社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使读者产生了把军队内造反派的行动与武汉军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错觉。造反派组织的冲杀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二月二十一日，造反派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武汉市各单位都为可能临头的打砸抢行动恐惧不安。在武汉军民的强烈要求下，武汉军区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于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队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此时的中国，经历了近一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已形成了每况愈下的趋势，“大民主”口号下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人心大乱的势头，迫使中国要“抓革命、促生产”。所谓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和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是当时条件下恢复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话这些措施的落实，根据毛泽东在不久前一次会议上说的，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背后“一定有坏人”，根据《八条命令》的精神，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于三月十七日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少数骨干分子。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使武汉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生产形势也有所稳定和发展。这无疑干扰了林彪、江青一伙乱中夺权计划的实施。为此，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四月六日，配合这篇社论，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与《八条命令》针锋相对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十条命令》的鼓动下，武汉的造反派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说什么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四月十六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的趋于稳定的局势急转直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北京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希望能将武汉情况向中央作一次汇报。中央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汇报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当江青提问的武汉是否有五万人绝食的问题得到否定答复后，江青当面作了检讨，表示自己是听信了一面之词。接着，她又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产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汇报会在一种平静而融洽的气氛中结朿。周恩来最后提议，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击武汉军区。中央文革当即决定，由戚本禹在二十一日接见。

谁知，第二天，江青突然翻脸。她看了登有中央文革驻汉“记者”说的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指示的“情况反映”的《文革快报》后，在上面批道“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阋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很快查明情况，并给中央文革写了书面报告，说明：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不准往下传达”的规定。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派人没收了陈再道、钟汉华手中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来人转告他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数”，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中央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态度也突然变得晦涩了，以致他们身在北京，竟然未象往常一样接到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通知，而娃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通知：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陈再道、钟汉华回到武汉，看到的是激烈的两派群众之间的对立，“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还出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口号，而且，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遭受谩骂、围攻、殴打、甚至要绑架钟汉华。

殊不知，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却是林彪、江青一伙人的卑鄙活动。中央文革派到武汉的北航《红旗》成员，在召集武汉造反派头头开会时便说过，“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五月初，《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先后接见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娃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7]与王任重[8]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人总部翻案”。吴法宪还先后给武汉军区沒军的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他们独立思考，不耍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在联合动员军内外的“造反势力”的情况下，武汉的派性武斗急剧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虽然武汉军区在六月四日发表了《公告》，同时做了大量的工作，武斗仍是有增无减。这时，中央文革摆出一副貌似公允的面孔，把对“工人总部”的暗中支持转化为对“百万雄师”的公开责难。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经康生批准的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由于毛泽东南巡，武汉地区代表去京汇报取消了。到四川解决两派争端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个人，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七月十四日由重庆赶往武汉。一到武汉，谢富治、王力便违背周恩来规定的暂时不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看大字报，有意在群众中公开身份。果然，第二天，武汉造反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还亲自去造反派组织那里，发表煽动性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两次召集随行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当时，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七月十八日，周恩来陪同陈再道、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毛泽东听说陈再道说，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还说，工作要作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同时，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对于陈再道，钟汉华，毛泽东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谢富治、王力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而是有意加剧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他们在当天夜里，急忙窜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讲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就激起了广大“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愤慨，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亦愈益高涨。晚饭后，湖北省省直机关的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汉地区的某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门口，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乘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笛的消防车一起涌逬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的“四点指示”到底是什么意思，继续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虽然，军区负责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但是，由于王力拒不接见群众，致使“百万雄师”的队伍也开到了谢富治、王力居住的东湖宾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清晨，陈再道刚进谢富治的房间，“百万雄师”的群众就冲进来了，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找王力。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陈再道劝大家到外面去谈话，结果谈得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群众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辱骂群众，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在一片哄叫声中，王力被抓了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接着，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李，并一直持续到二十三日。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著名的“七•二〇事件”的全部过程。当时，群众既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也根本没有危及他安全的任何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行动，更谈不上是什么“陈再道搞兵变”。

林彪、江青却有意要把“七•二〇事件”说成为一个“兵变事件。”就在七月二十日上午，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要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此事至关重要，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同时署名的信带着神秘色彩由邱会作面呈毛泽东。这封信危言耸听地说，外面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妄图嫁祸于陈再道。

当日，周恩来也从北京赶往武汉。当周恩来听说王力被从群众手中劝放回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搂后又突然“失踪”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去寻找他。原来，为了保护王力，最后将他交给了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照顾。张昭剑窥测形势，认为投机的时机到了，便编造谎言对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叫喊着要抓王力。于是王力踉着张昭剑躲到六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山上，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张昭剑决心坚决投靠王力一伙了。七月二十一日，武汉空军的刘丰得知王力在二十九师，便找到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则投其所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又被转移到刘丰手中。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护送至机场。刘丰还向吴法宪邀功说，是他把王力接出来的，并煞有介事地扩大事态道：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吴法宪当即将情况又转告给了林彪。

周恩来于二十二日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希望稳定武汉局势，稳定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但是，李作鹏和刘丰有意在中间制造手脚。当天，李作鹏就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电报，说“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东海舰队在李作鹏直接操纵下，还发表了《严正声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刘丰则将从吴法宪那里听得的消息电话通告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于是，张昭剑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扬言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这样，周恩来的设想破灭了。

谢富治和王力是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到达北京的。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欢迎。当晚，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这一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林彪打电话给戚本禹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浞，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〇事件’”。凌晨三时，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召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的电报。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陈再道、钟汉华一住进北京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便受到林彪、叶群指使下的三军造反派的冲击。他们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叶群的亲自布置下，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布满了北京街头。她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距天安门前群众大会开会时间只差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当即表示：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则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参加，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剑英等）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满心欢喜地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结果，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都没有参加这个大会。

下午五时开始的欢迎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对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矛头还不时地直指徐向前元帅，说什么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以致徐向前愤然退出会场。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什么：“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綁架、殴打中央代表。”

就在这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一伙打倒在军内屡建战功的老将陈再道的目的达到了。

这里，我们用当时“名震全国”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的话来说，就是：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〇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作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林彪为了攀登权力顶峰，用丧尽良知的卑鄙手段，踏着人梯往上爬。

杨、余、傅事件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是林彪一伙扫清敌手的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又一次活动。“杨、余、傅事件”虽然发生在-九六八年春，但追根溯源，就要从一九六七年夏季“七•二〇事件”之后的掀“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起了。

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七月二十二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以“红尖兵”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七月二十五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示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中央文革御用文人的组织下，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七•二〇事件”的文章，评论、社论和新闻报道，不停地呼叫揪“军内一小撮”。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又刊登了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主持起草的两篇社论，继续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造反組织，在“中央首长”指示的，“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的精神指引下，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大量冲击军队的事端。毛泽东深知，军趴的动乱将会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局面，为此，他于八月中旬指出，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句，并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林彪、江青一伙看到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立即大做手脚解脱自己。叶群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队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八月下旬，毛泽东要追究这些事的责任。江青非常清楚她与陈伯达、康生一损俱损的关系，忙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把责任一下子推给了王力等人。康生又倒打一耙，说什么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同意开“欢迎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八月底，王力、关锋就被中央文革驱逐出去了。然而，整个社会由揪“军队一小撮”而带动起来的极“左”行动却在继续膨胀。被称作中央文革“小三”[9]①的王力、关锋虽然失宠，戚本禹却仍在积极活动。'他作为“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不仅左右着他直接插手的学生造反活动，也危及到中央文革中的其它人物。一九六八年初，江青亲自把戚本禹从中央文革中端了出来。接着，社会上掀起了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类“变色龙”、“小爬虫”的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们也先后被关进监狱。在打倒王、关、戚的热潮中，一九六八年三月上中旬，北京师范大学、光明日报社和中国科学脘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又在北京掀起了来势凶猛的“倒谢运动”（即打倒谢富治的运动）。身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摆出了高姿态，表示对“倒谢”问题既往不咎。虽然，“倒谢”运动很快平息下去了，但是，被称作中央文革“大三”的陈伯达、康生、江青非常清楚，如不制造严重事端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平息下来的“倒谢”运动很可能死灰复燃，成为抓住中央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总根子“大三”的导火线，并涉及到它的后台林彪。中央文革与林彪沆瀣一气，为了阻断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对“左”的更大冲击，采用了用极左来反对反极左的策略。三月中旬，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所谓“阶级敌人的新动向”，即：“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他们不断地遨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瓦解人民解放军，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前要从思想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保守主义，组织上抓黑手、坏人，要勇敢地斗争，坚决打垮右倾翻案风，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江一伙经过大张旗鼓的鼓噪后，很快就把“打垮右倾翻案风”付诸实践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晚，中央文革把此京卫戍区八十多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调动工作，并限令即刻启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万余人。林彪宣布开会后，便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林彪在历数杨成武的“罪行”时说：“杨成武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对其它的，就采取排挤的态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他做了事情不承认。例如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他“拉了余立金夺权”，“江青有病时，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就这样，林彪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谓“罪行”拉扯在一起，又把杨、余、傅与王、关、戚拽到一块，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军内宣布，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在群众中公开而吹风。而毛泽东则在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接见全体到会成员，表示了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行动的支持。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半，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正式宣读了中央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二、佘立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二道命令：根据毛王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国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在社会上批判王、关、戚正值高潮之时，她首先把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的杨、余、傅与人们心目中极“左”思潮的代表王、关、戚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接着，她又大谈“傅崇碧带武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闯入中央文革所在地。”还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_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现在我们看这些话似乎言语支吾，无头无尾，但当时的群众都因此更加“义愤填鹰”。江青则是力图使群众的斗争矛头从王、关、戚转向杨、余、傅。

转眼间，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打倒杨、余、傅！”

“打倒变色龙杨、余、傅！”“打倒小爬虫王、关、戚！”等大标语和各色各样揭发批判王、关、戚、杨、余、傅的大字报，以及宣传“三•二四”“三•二七”大会上“首长”讲话的红卫兵小报，其中“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强行镇压北大学生”之类的事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在公审“四人帮”之后，有人对这两个事件重新做了调查，这里，有必要将它们叙述清楚，从而看到江青、林彪一伙为击溃对手，采取的手段多么卑劣。

所谓的“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完全是江青等一伙有意制造的陷害傅崇碧的勾当。我们知道，当时身为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为保护被林彪、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的老干部费尽了心思。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的首席人物陈再道在受到林彪、江青指使的造反派冲击时，就被傅崇碧藏进熄了灯的悬在半腰的电梯里而受到保护。江青曾经因为找不到他们要打击的老干部而声嘶力竭地威逼傅康碧。在这种情况下，傅崇碧在有机会会见毛泽东的时候，便对此作了如实的汇报。毛泽东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当江青知道傅崇碧把上述情况捅给了毛泽东后，就有意制造事件要杀杀傅崇碧的“威风”，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他们一伙肆无忌惮地诬陷迫害干部扫除障碍，因此，导演了一场“武装冲击”的丑剧：

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端了出来，与他有关的鲁迅手稿问题也再次提出来了。二月底，鲁迅博物馆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请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代为转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许广平给中央写信道：“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〇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落于何处，甚为担心。”那知，许广平在写信后三天即三月五日上午便逝世了。当日午夜至四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到许广平家看望家属，周恩来当场阅读了许广平的遗信，并指示要查清这一事情，立即追回手稿。为此，中央还专门召开了碰头会。三月五日夜，江青要傅崇碧过问这件事。傅崇碧及北京卫戍区的其它人经多方调查，证实了许广平的说法，同时得知，是江青本人于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文化部将东西取走的，还开具了收条。手稿交给了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然而，当时傅崇碧汇报这些实情时，江青故意说她不相信此事，要傅崇碧继续调查。三月八日，傅崇碧决定再次向江青汇报调查情况。他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带着三个人，分乘两辆汽车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经传达室联系，得到允许，方驱车驶入。路上遇见姚文元，还是一起走进会议室的。那知，江青一进屋便气势汹汹地叫道：“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傅崇碧为了把这件差事交待清楚，坚持说明了情况，江青仍说不可能。傅崇碧只得将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手稿存放地点。江青迫不得已将保密员叫来，叫人把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江青说：“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开了，果然是要找的东西。江青随手翻看了一会儿，脸色陡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不看了，到着你们的面，封存起来！”几天之后，江青见到傅崇碧便带着歉意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老同志嘛！”好象是要把上次的不快了结掉。然而，在三月二十三日和三月二十七日的两次大会上，林彪、江青却叫喊出了一个“武装冲击中决文革”事件来，给傅崇碧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在傅崇碧多次向江青汇报鲁迅手稿真相，江青佯装不信的时候，林彪、江青下了彻底除掉傅崇碧的决心，于是，又有意制造了一个所谓“强行索取材料”事件：

北京大学有两个群众组织，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这封信。三月八日晚，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和另外两个人乘一辆小汽车去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谁知，聂元梓为这件事连夜打电话向江青告急说，有紧急情况。说什么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江青向聂元梓解释说，材料是我要的，但是底下的事我们不知道。聂元梓便就这件事大作文章，折腾了好一阵子，并为此受到批评。但是，当江青等人想整傅崇碧时，便不顾事实真相，在三月十一日的一次干部会上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迫哈斯等入去北京大学当面道歉，并要卫戍区的领导写出书面检讨。三月二十七在群众大会上，江青将这件事着意渲染了一番，作为傅崇碧的重大“罪行”材料之一。

从杨、余、傅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全部内容看，我们便不难分析出，是林彪、江青一伙欲盖弥彰，耍了一套非常卑劣的政治手腕，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成了所谓“右倾翻案风”的代表。

从“五•一三事件”到“砸烂总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为军队内部政治思想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长期以来是林彪一伙的眼中钉。他们把关锋作为钉子楔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职务，并没有改变整个总政治部对林彪一伙人的基本态度。林彪在军内的不少亲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们把责任归于总政治部，并用“总政采用特务工作方法”这类语言来发泄他们对总政的不满。一九六七年初，刘志坚被江青等人搞垮后，军队内部，特别是总政治部，开始明确地分成两大派，明里、暗里互相争斗。陈俏达、江青还亲自出面，利用刘志坚问题在总政大抓“军内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黑干将”、“黑后台”，使斗争更加复杂化，同时给林彪一伙揿“军内一小撮”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实际上是林彪支持的海、陆、空三军部分文艺、体育工作者，撇开另一部分文艺、体育工作者，举行联合演出，用以说明只有他们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只有他们才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上，并因此自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另一部分被排挤在演出之外的人不满意这种做法，他们联合了地方的群众组织去冲击这次演出，并因此在军内被称作“冲派”。这一天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的“冲击”，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件大事，被称作“五•一三”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林彪亲自过问，并委派叶群等人前去处理。演虽然继续进行下去了，但所谓“冲派”和“三军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更加激化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被“誉”为“冲派”的“黑后台”无端受到攻击。一九六八年六月份，林彪又亲自观看了三军部分文体工作者的演出，表示了对他们与“冲派”对抗行动的支持，致使攻击肖华，攻击总政的声势越造越大。六月十四日，邱会作还在总后碰头会上决定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意在暗中领导“砸烂总政”的活动。

不久，武汉发生了实质上是军队参与了的地方上两大派群众之间的武斗事件。中央文萃派去以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具体处理武汉问题。他们事前知道林彪表示过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江青也狂叫“要冲一冲武汉军区”，因此引致了“七•二〇事件”的发生。陈再道作为替罪羊，在中央文革操纵的宣传机器中，成了众矢之的，受到全国声讨。一九六七午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集会上，林彪说：“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鼴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为此，林彪除了布置在各军区抓陈再道式的人物，把矛头指向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等一大批军叭负责人，当即还对亲信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林彪号令一发，群魔立即乱舞。邱会作把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公开化，合法化，并以此为幌子招兵买马，组织人力批斗总政各级领导干部。他们还把批斗中逼供出来的材料编印成十六万字的材料汇集，把这些干部都说成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亲自修改了这些材料，又以群众组织的名义铅印三万余册，分发给全军后勤系统。同时，邱会作指使总政个别人窃取总政治部的档案材料，作为诬陷领导干部的弹药。他还四处宣传“总政文革要把盖子彻底揭开，要乱透”，煽动“砸烂总政”的活动。

在林彪一伙的鼓动下，不向真相的群众一哄而起，参加到“砸烂总政”的行列中。当时几乎所有的总政领导被戴上了“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戴上了“判官”的帽子，正副处长被戴上了“牛头马面”的帽子，一般干部、群众被戴上了“小鬼”的帽子。他们被批斗，被立为专案审查，被关押，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八月十六日报刊刊登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罪行之后，林彪一伙认为，把屠刀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大砍大杀的时机已趋成熟。总政所属各单位的造反派也被他们鼓动起来了。总政治部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关被林彪一伙安放的各式炸弹炸得东摇西晃，简直没有一刻安宁。八月二十三日，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江青的女儿肖力（即李纳）与另外二人合作，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揭发了解放军报社“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把报社负责人说成是肖华手下的“黑干将”，蓄意破坏总政治部尚维持着的工作秩序。第二天，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去解放军报社，表示了对肖力等人的支持，并扶持以肖力为首组成《解放军报》新总编辑组，为轰垮总政又添凑了一颗炮弹。

总政这条大船，从五月十三日计起，连续四个多月与海浪拚搏，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修复了。林彪一伙还嫌不够，九月底，邱会作又茌一次干部大会上说，总政领导是“三反分子”，“总政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

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一伙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对军事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真可谓荒唐透顶，但林彪这么做的目的却很明确，那就是改由他那一伙人掌握总政的一切权力。他们诬蔑总政秘书部门是“阎王殿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保卫蒋介石的”、“专无产阶级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推行腐败的干部政策”、“配黑班子的”；文化部是“文艺黑线专了政”；宣传部是“造反革命舆论的”；解放军报社是“阎王殿的缩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烂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封、资、修的大染缸”；……说总政干部“一锅黑”、“总政水浅王八多”，“叛徒特务成堆”，是“一筐烂梨”……。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七百六十七人被立案审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

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作为解放军的战略、物资的总指挥部门，也受到了冲击，这些都是林彪一伙为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在“砸烂总政”的口号下，解放军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被清洗，为林彪一伙势力的恶性扩张提供了方便。

第五章 对人民群众的束缚、打击和压制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迫害和诬陷我国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为了达到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他们采用了种种手法，例如，鼓励全国范围内形形色色的“献忠心”活动，发展个人崇拜，并以此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们还在人民群众中发起了清理阶级队岳的运动、制造冤假镨案，并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送进五七干校，摧残文化和知识，以种种手法加强对人民的专政。

“献忠心”和思想控制

林彪一伙不断鼓动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迷信，以便在毛泽东名字的护佑下，兜售自己的私货。用他们的行话说，就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为此，他们一伙幕后操纵，在中国土地上导演了一幅幅个人迷信的奇图怪影，麻痹人们的神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手拿红小本，胸佩毛泽东像章，口唱语录歌骤然兴起，“红海洋”、“语录匾”、“忠字墙”活动风靡全国，接着出现了“早请示，晚汇报”，即每日上班后、下班前在毛泽东画像前列队站立，诵读毛泽东语录的“献忠心”活动，以及“跳忠字舞”，“养忠字猪”等怪诞奇闻。“跳忠字舞”最狂热时，不分男女老少都要跳，沈阳火车站就出现过不跳忠字舞不得上火车的事情，把些老头儿、老太太逼得无所适从。“养忠字猪”据说是贵州省都匀专区的特产，是在猪额头上剪剃猪毛显出一个用心的形状框住的“忠”字。

当时的报刊也极力鼓吹忠宇活动，报纸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报导：

某生产队一位六十九岁的“贫农老大娘”刘奶奶，一个字不识，一年多来终于背熟了“老三篇”和一百多条毛泽东语录，报道中写道：

刘奶奶学毛主席著作，日间读，夜里睡不着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问十来遍，闹得孙女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地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奶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就是向刘少奇多射一顆子弹！”

为了让毛泽东思想迅速传播，刘奶奶还不辞劳苦地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她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唱过歌，现在却从闺女、小孙女那里学会了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有人参观的时候唱，讲用会上唱，在公社、县里千人大会、万人大会上也唱。还组织五个老太婆编演了七、八个节目，演出三十多场。刘奶奶自豪地说：“我老太婆唱得不成调，可我唱的是对毛主席的感情，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越唱越年轻。”[10]

有一个八十六户人家的山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青年社员李发中，一次打石头，因石头飞迸，把脑袋砸了一个大口。后来受了感染，头部肿得很大。当医生来给他包扎伤口时，他在昏迷中感觉有人进屋来，便从口袋里掏出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用尽全身力量高呼“毛主席万岁！”

社员王增福家不慎半夜失火。火趁山风，越烧越大，当王增福一家从炕上爬起来时，火焰浓烟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王增福什么东西也没有拿，抓起《毛主席语录》就往外冲。等他们全家都冲出来时，房子巳经烧光了。当人们问起他保护《毛主席语录》的事来时，他说：“毛主席的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以烧，毛主席的宝书万万不能丢！刘少奇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11]

在报道一次山林火灾时写道：

四连指战员正在举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突然，远欽传来一声呼威：“火烧山啦，快救火呀！”

火光就是命令！四连指战员们高声朗读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的教导，立即行动，向火场飞奔。

战士宁福连人小志大，……大火把他包围了。……宁福连毫无畏慎，一往无前地用身躯向大火滚去，顽强地把大火压倒在自己身下！……在这生死关头，战友们看到他在烈焰中站起来，从肺腑中发出一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又向烈火滚去。

副指导员王幼康和十几个战士，战斗在火势最猛烈的地段。火烤得他们疼痛难忍，烟呛得他们透不出气。王幼康提高了嗓音，用毛主席教导鼓舞大家：“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时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挥下，大家迎着烈火英勇战斗。

突然，一阵大风卷着火浪扑来，霎时间，四面八方火光冲天，把他们团团围住。在王幼康的指挥下，大多数同志冲出了火海，只有过去曾一再发誓要“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的“老黄牛”王焕金还在一条深沟里和烈火搏斗。……王幼康立即冲进火海，向王金焕战斗的地方扑去。这时，战士们透过翻腾咆哮的烈火浓烟，看到王幼康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光辉形象：他，高高举起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连连喊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当同志们冲到他跟前的时候，王幼康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左手紧紧握着革命宝书，右手压着指挥战斗的哨子。[12]

最让人无奈的是欢呼“最新指示”的公布。“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为了自己政治上的需要，不时在报刊上公布和广播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即席讲话，并要求全体人员在广播或报纸上公幵“即席讲话”后，敲锣打鼓上街宣传，游行。这些讲话经常在晚上八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机关、单位、学校、街道的群众必须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欢呼，风雨无阻。有时连续数夜外出欢呼游行，人人都体味着卧不得宁的滋味，但绝不敢不从。请看新华社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新指示”传达后的报道，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械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鲁新指示的发表。

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

北京传来大喜讯，

最新指示照人心。

知识青年齐响应，

满怀豪情下农村。

接受工农再教育，

战天斗地破私心。

紧跟统饳毛主席，

广阔天地炼忠心。

林彪一伙就是这样花样翻新地鼓吹个人迷信，以便从中谋取私利，这样就把老百姓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了。

剥夺人民发言权的手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很多人因此被戴上各种帽子被隔离审查，被关进“牛（鬼蛇神）棚”，接受着用刺激神经和抽打皮肉来洗刷灵魂的改造。同时，林彪、江青一伙策划支持，红卫兵付诸行动，用“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个蛊惑人心的口号挑剔人们在言行上的一时疏忽，给人们戴上紧箍咒。全国各地都频频出现过这种事情：在公开场合，由于情绪亢奋喊错了口号，被打入“另册”；书写大字报、大标语时顺手将“万寿无疆”误为“无寿无疆”便被视为“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甚而当啷入狱；清理废旧报纸时，无意间将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扔进垃圾堆或失手将毛泽东石膏塑像摔落在地，就是反对毛泽东的铁证。北京第二医学院一位老师，裁报纸时没留意，将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裁掉一块，结果经受了无法数记的轮番批斗。南京一位老工人在高空作业，恰巧在东风的下风向，被烟囱里飘出的黑烟迷得难以忍受，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刮西成就好了，结果被视为“攻击”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竟被判刑七年。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别人的监视下小心翼翼地生活。

林彪一伙还利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普遍存在的极左倾向，煽动无知的群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此来剥夺一大批人的发言权。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在唐山信口开河，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铸成“冀东冤案”，受诬陷迫害的人八万四千有余，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康生制造了一起“新疆叛徒集团案”的假案。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九月，盘据新疆的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将八路军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集体逮捕入狱，后经党中央营救，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全体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康生把这一历史事实诬陷为“新疆叛徒集团案”，使九十二人遭受迫害，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京西宾馆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这几句话，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受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九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把一九二五年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进行_f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深挖所谓“叛徒”、

“特务”。在“斗、批、改”中，大批原地下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遭到了错误地处理。

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为了剥夺人民的犮言权，为了巩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得的权力，还以“揪叛徒、特务、反革命”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借口，制造了“东北帮冤案”，“广东地下党冤案”、“内人党冤案”等无数冤假错案，使数以百万计的正直的人受到诬陷迫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清查所谓“五•一六”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炮打司令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无数优秀领导人遭到了诬陷和迫害的话，那么，可以说，清查所谓“五•一六”的运动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使无数普通的人民群众遭到了新的打击和摧残。

在全国范围内，有没有一个有形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要提出清查“五•一六”？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我们就目前掌握的资料作一简要的回答。

我们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讲到，在北京，存在着一个称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很少，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张贴一些攻击和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每张大字报的署名，都写出“5·16”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1”字写成一个“燃烧着的火炬”。大字报中有诬蔑周总理“执行王明路线”的内容，有对周总理是“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指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年的今天；我们仍认为这些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然而，奇怪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由于这一小小的组织的活动，却使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的人们在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中，遭到了程度不等的审查、打击和迫害。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化大革命”面临局部的转折。这一月，发生了两件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是《红旗》杂志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锋弹药的事件愈益发展。有的地方，地方与军队的对立演进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第二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八月七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语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励。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王力“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刮起了冲砸政治部和夺权之风。这两件大事，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注视。毛泽东深深懂得，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未获全胜”的形势下，如果不坚决地、果断地制止“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势必形成全国性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势必使军队涣散。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决定，必须制止在毛泽东自己看来也可以称为“极左思潮”的思潮的进一步泛滥。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局部转折中，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成了最早的两个牺牲品。从这时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愤怒，可以通过反对王力，关锋和极“左”思潮得以暂时的缓和。与王力、关锋沆瀣一气的中央文革其它成员，摇身一变，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大抓军内一小撮”及“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的部署。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八月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八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在大造声势的同时，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人受到对立组织的点名批判，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也被查抄。

八月二十六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组织一千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一时期，在解放军报社里，以肖力为首的一些人，以操纵“五•一六兵团”的罪名，将总编辑“揪出来示众”。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作了讲话。江青在讲话中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瞥惕。”陈伯达对江青讲话中的这部分内容解释道：“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间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九月四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捕。

九月五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又着重对这个问题讲了话，她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甩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拋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同时，对“抓军内一小撮”问题，也讲了一大篇。讲话被很快地整理印发出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用三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诬陷陶铸的长篇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所谓“五•一六”的名。文章说：“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江青的“九•五讲话”和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成了向所谓“五•一六”进攻的总动员令。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九月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同时，大造声势，全国上下，军内军外都座谈、学习、讨论姚文元对陶铸极尽诬陷之能事和揭露所谓“五•一六”的文章。因此，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对林彪和他的死党，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在北京以至全国，“五•一六”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清查“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许多地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逼供信问题，“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很多单位还把林彪一月二十四日的讲话摘成语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不少单位的高音喇叭在播音时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播放着：“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解决的……”这类刺激人们神经的“最后通牒”。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也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不仅被单独隔离，不准回家，还必须不断地交待“罪行”，接受批判斗争，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洗刷自已“肮脏的灵魂”。在这样一种森严壁垒的环境中，在不停地叫喊不要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存在着逼供信的气氛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

一九七一年，中共中央就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于二月八日作出决定，又于三月二十七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从此，全国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便按照《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着。这里摘录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中描写的清查“五•一六”的某些情节：“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六六年横眉立目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本单位的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干校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象染了颜色一样的，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这可找到了最好欺侮的‘斗争’对象。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下干校一千七。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到了四百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韦君宜的《洗礼》虽然是她对本人的描写，但这些描写却并没有脱离历史的真实。

军队的“五•一六”是指与三军“冲派”有关联的那部分群众。清查“五•一六”实质匕是对黄、吴、叶、李、邱的反对派的冲击，火药味本来就浓的军队，与“五•一六”斗争的火药味当然更浓。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的，全国性清查“五•一六”运动，如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应当看作是：“人性全都消失了”（韦君宜的《洗礼》中的话），不，还应当加一句：和理性全部消失了的一次演出。但是，对于林彪来说，却是为对人民实行专政，为消灭一切反对势力，为攫取最高权力采取的一个步骤。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是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相辅相成，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运动。

以动员群众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把群众鼓动起来了，群众中对于各类问题看法上的分歧，自然而然地在群众中形成了相似观点的人的组合，并以各自的战斗队的名称对外联系。随着工作组的进驻，抓游鱼、反干扰运动的开展，反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行，本来矛头对着所谓“党内走资派”的群众的观点上的分歧，衍迹成了两大派的严重对立。江青、林彪等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越来越多的插手，把群众中的对立推进为派别斗争。各派群众为了表示组织的纯洁，不断地把被对方指摘的人保起来，拋出去，唇枪舌战，无休无止，以至军队也逐渐加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了解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安徽省的情况后，向林彪作了如下指示：“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蒎要求军认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公诸于众。从此，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指出，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实行专政。军队分批开进工厂、机关、学校，实行军管、军训。然而，群众之间的派性冲突并没有因此中断。到了一九六七年春夏之后，除了在中央文革直接操纵下，由少数红卫兵继续组织一些大规模的批斗活动，一般群众组织几乎都陷于无休止的派别争斗中。派别矛盾升华，由辩论、骚扰逐渐发展成武斗，甚而出动真刀真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惯性俯冲力一时难以遏制。它不仅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运动时间作了可能搞两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的估计相差甚远，各种被打倒的人的数目也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讲的，真正少数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这个数字。“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等口号都不能弥合互相争斗中恶性膨胀的裂隙。很多单位和地方在林彪、江青控制下，不断发出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的喜报，而实际存在的派性矛盾仍在衍进。由于“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党、政、军、民、学、工、农、商等几乎所有的部门，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实际上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收拾一下这个破烂摊子，不仅是一般群众的心愿，也是“文化大革命”领导者认为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林、江一伙当然还别有用心。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停地宣传继续革命的基础上，经毛泽东同意，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拋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宣传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当时的中国报刊不时地报道各式各样阶级斗争形式的存在，甚至出现这种咄咄怪事：一九六八年西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不做认真核实，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上报道了为了当“与阶级敌人生死搏斗的英雄”的支左解放罕战士刘学保，将起义人士，错划右派分子李世保预谋杀害后，引爆自伤，却说是自己为保桥打死李世保，从桥孔里抢出炸药包在扔出瞬阀爆炸负伤的谎言，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同时转载了《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用以证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不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各单位相继组织了“劳改队”，隔离看守“劳改人员”，每天早、晚让他们排着队向伟大领袖凊罪，白天除了“攻心会”、批斗会等活动与单位其它群众在一起外，其余时间参加劳动，干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干的力气活，诸如打扫公共卫生，清扫厕所，除草平地等，当时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13]①便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典型经验。毛泽东曾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了如下指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而八三四一部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便是从这里开始闻名全国的。

从北京新华印刷厂清队运动的“经验”中，可以了解当时全国广泛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概貌。

“大联合以后，……我们也组织群众大学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大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阴谋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组织群众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演忆苦戏、唱忆苦歌；……有一次吃忆苦饭的时候，大家一边哭一边吃饭。还有的唱《不忘阶级苦》的歌。大家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赫鲁晓夫越批越气愤。一气之下，就把本厂一小撮走资派提到食堂，就地批斗了一番。”

“有一个曾经被群众称为“大联总”的女干将，四大妖婆之一，全厂三千佘名职工被她骂了两千五，群众说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凡是有群众辯论的场合，差不多这个人都出面，是拋头露面的人物。后来与军管会定的坏头头能划清界限，并到了那个组织的临时勤务小组，但是联合后，群众越琢磨这个人越认为是牛鬼蛇神，要揪斗。军管人员对她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原来起来造反是对的，中间跟坏头头说了一点错话，干了一点坏事，是受蒙蔽的，当她认识了以后，她能够划清界限，特别是经过帮助教育，斗私批修后表现很突出，有些派性大的人开会，找到她，她当场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你们还搞派性，还这么干？她回家后，把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一个丈夫弄在一起办了个学习班，在公共汽车上读门合同志的材料，读主席的最新指示，她自己本来唱歌不怎么样，但是她出于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感情，在车上唱语录歌。她不仅自己家里办学习班，还把院子里，不是一个厂子的职工，也组织起一个学习班……结果这个人最后被选为全厂出席北京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有个反革命分子×××，这个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后，在她劳动的时候，她瞅着管她的民兵一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女宿舍的四楼，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凡是我们准备要接触搞的，都至少有一件完全可以打倒他的材料在手里。一旦别的事情怀疑得不准了。就凭这一件就可以把他提起来专政，得有这样的把握才行。有的群众讲，撕破了脸皮，也没伤一个好人，伤了坏人。”“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个人现在还没有处理，他现在照常上班下班，回家睡觉吃饭。这个人是去年七月写了一侍非常非常恶毒的反动标语，这条反动标语在所有的反动标语中是比较占前几位的。当时他是用蓝圆珠笔，写在收租院的画报页子旁边的白纸上。被群众发现以后，就找保卫部门照了像，对笔迹。当时这个人害怕了，他就给他所谓几个知心的人说，是不是我写的，我有点害怕，我怎么办呀？那几个人讲，人家说是你写的，你赶紧去认罪呀！现在正在查，公安局都在这个地方。他说，不是我，那是120克的纸，我是在65克纸上写的，我是写的××××，最后的一个字，我不会写，不知道写了什么，如果那个字不是的话，那就不存在问题了。说了半天，说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并说，最后我把纸一团装在布兜里，后来扔到纸篓里了。这个情节和当时发现的反革命标语完全是两码事。后来有一个和他关系不好的人，说你要写这两笔宇，还要学上半年，你写不了那个字。他摸了群众也没有怀疑的底，他就说我是富农分子出身，我做好事都还怕人家不相信，我那敢做这个事情，表现的还所谓的老实。所以群众说不是这个人写的。我们在鉴定笔迹时，又被公安部门否定了。后来，我们又在第二层人中征求意见，就有一个人说：‘我怀疑是他，他当时给我讲时神经很紧张。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就对我讲，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了，你们来抓我是不是？你们抓走吧。当时他爱人还哭了。当时我俩关系好，就不怀疑他。另外那两笔字，确实不象他的。但是这个情节我还是应当反映出来，报告军管，我还是怀疑他。过去我和他关系好，老是否定他，现在我认为是他，希望能查。’后来我们进行了几次调查研究和鉴定笔迹的工作。说老实话，从笔迹上看是有困难的。但是有许多问题，从总的看起来是象的。后来就在有了90%以上把握的情况下，和他接触了，首先个别的和他谈，谈着谈着他就自己说出来了。他说我没有写过反动标语，他就哆嗉起来了，害怕了，越讲漏洞越多，接着就把问题承认了。并交待了作案情节，也按了手印。不能轻信他这个，当时就又问他这个笔迹你改在哪里？他交待说：事隔半年多了。这一条他耍了个阴谋，他不交待。最后交待了，当时为了欺骗群众故意改了笔体。现在写出来一点也不错。抓住这件事后，继续跟他攻心，因为这个车间还有几个反革命案件。其中有一个较大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氰化钾毒具从保险柜里被人偷出来扔在车间里，有人曾经怀疑过他。趁这个机会就向他攻心，结果他承认了。为什么呢？他说是准备被轰回家去，遣返回原籍，准备毒害群众，另外准备自己自杀。后来，他看到写反革命标语后没什么事，结果把这个球扔到车间里，没有作这个案。……而且又交待了他和一些反革命分子听敌台广播，在一块议论了一些反革命言论，并揭发了一些人的问题，是很有份量的。这个人目前控制到这个程度上，交待到这个程度。”

新华印刷厂还在人群中划出这么四种情况：一种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又不是叛徒、特务和历史反革命的人；第二种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是直系亲属被杀、被关、被管，父母运动初期被轰赶回原籍，本人表现落后，划不清界限，但不属于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的人；第三种，犯有其它非政治性的错误，但是情节比较恶劣，确有民愤的人；第四种，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入。把这些人定为界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即，站在十字路口，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站起来，或松一松就倒下去，帮一帮就立起来。使相当数量的人被军管人员捏在手里，整日提心吊胆，但求表面上唯命是从，不被划进“敌我矛盾”中去。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但是，由于学校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知识分子就成了主要清理对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军宣队把教授、副教授和在学术上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对于这类人，采取的是“批字当头”的做法，要求在八个字上作文章，这就是“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较多。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各级干部的子女。以清华大学为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竟达一千四百多人，占当时学生总数的17%。清华大学的刘涛，北京大学的邓朴方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清华大学工宣队员先后找刘涛谈了几十次话，每次都是两三小时，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刘涛还被迫写了八份揭露和批判她父亲刘少奇所谓罪状的大字报。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一九六八年八月，在“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遭受种种打击和迫害，最后导致高位截瘫，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被关进北京大学医院楼上的一间小屋里，由郑楠帮助照料生活。当邓朴方所在班的工宣队队员，北京外文印刷厂的工人王凤梧闻讯找到邓朴方后，冒着风险，排除重重困难，使邓朴方得以到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和北京三〇一医院治疗疾病。然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人道主义遭到批判，当时运动的领导人不顾邓朴方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强令把邓朴方送进了北京清河救济院，住进了十几个人共居的又脏又臭的屋子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邓朴方在得不到应有治疗条件的情况下，还不得不从事编织铁丝字纸篓这样的“工作”。

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高潮的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自尽身亡的。从他们的死，可以看出，清理阶级队伍时，对人是多么凶残无情。

一九六八年严凤英头上戴有十三顶大帽子，她受尽凌辱，痛不欲生。四月八日，当她吞服大量安眠药后，失声痛哭，她的丈夫王冠亚惊醒后，看到空药瓶，知道妻子服毒自杀，却不敢送医院抢救，而是根据规定去报告“头头”。“头头”闻讯大怒，立即拉出严凤英召开现场批斗会。直到严凤英因药物中毒站立不稳时，才允许王冠亚把她送往医院。第一家医院拒不接收严凤英这样的病人。第二家医院勉强收下严凤英。但是否进行抢救，还要严凤英所在单位的头头商量决定，谁知，头头们意见不一，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使处于昏迷状态的严凤英在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停止了呼吸。严凤英死后，也不放过她，有人以查査体内是否有发报杌等为名，责令医院当场把严凤英衣服剥光，作解剖处理。严凤英死时还不到三十八岁。

傅其芳是我国著名的乒乓球教练。一九五二年，他与姜永宁从香港一同来参加全国乒乓球赛，姜永宁获冠军，他获亚军，之后都被选入国家乒乓球队。由于有从香港回来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当然放不过他。清理阶级队伍中，傅其芳不仅被乒乓球队揪斗、挨打，而且还被其它运动队揪去游斗、毒打。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清晨，他乘大家出去早操之机偷偷溜出关押他的房间，到旁边一间小房间里，把门反锁上，在用来挂窗帘的铜质横杠上自缢了。

姜永宁平时爱看报纸，“文化大革命”中，便说他是“特嫌”，看报是为了收集情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关押在先农坛体育场后面的宿舍里。五月十二日，国家体委的人在抄他家时，发现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姜永宁的衣服上有面太阳旗，便认定他是“日本特务”，要他招供。为此，五月十五日晚，又遭到一顿_打，第二夫，他便在先农坛宿舍四楼自缢了。

容国团是为我国第一次争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优秀运动员，也来自香港。第三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临近之日，容国团代表乒乓球队战友执笔写了一份请战报告给中央。结果，不仅报告被退回，还要追查写这份报告的“幕后策划者”。容国团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觉得，当时张贴的揪“特务”的大标语暗中指的就是他，是在逼他走傅其芳和姜永宁所走的路。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清晨四点钟，容国团用一根曾经用来锻炼身体的练功带，在养鸭场的一棵榆树上自缢了。他口袋里的遗书上写道：“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乒坛三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国家体委的某些人，不仅不痛心，还大肆宣传国家乒乓球队挖出了一个香港“潜伏特务组织”，挖出了一颗特大的“定时炸弹”。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样，全国都以“六厂二校”为榜样，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不久，在经济领域里又扩展为“一打三反”运动。从全国范围看，人民群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束缚、打击、压制和迫害。而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冤案，则可妇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发生的最大冤案之一。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中国共产党为了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去内蒙古领导革命。鉴于内蒙古有民族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等复杂而又特殊的情况，便以“内蒙古人民党”这个易于被当地人民接受的名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进行活动。当时人数并不很多，基层组织也不太健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人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的炮弹，硬说它不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而是一个庞杂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逐渐深入之时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因此，“内人党”案件便在内蒙古被抖出来了。首先，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电台广播，接着，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三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三日后，又将期限延为十日。于是乎，解放初期登记为“内人党”的各类人，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前往登记。同时，又主要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e谢富治则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蕋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蒙、汉各族军民都被搞得不堪言状，致使受牵连诬陷的人达三十四万六千余人，以致不得不将一部分“内人党”分子困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训批斗。整个案件造成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不听话的统统送到干校去劳动”

大规模地兴办“五•七”干校，是林彪、江青一伙借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排斥他们权力障碍，束缚广大干部、群众手足的又一种形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一伙滥用了的“五•七”指示的内容和来源。

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如火如荼了。造反、夺权、派性争斗。无聊的做为，几乎掩埋了这段历史进程。人们来不及顾及“五•七”指示。到了一九六八年，军训军管把大局基本稳住了，由此时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便逐渐把改造“人的思想”、“触及人的灵魂”提到日程上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五月七日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所谓的“走资派”之类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经历了大约五个月的办校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为此，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干校经验及毛泽东的指示。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大城帘的家庭妇女及无固定收入的居民，在下放劳动的“启示”下，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纷纷迁回原籍或农村，成了下放劳动的一种补充内容。

“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下放劳动有各式各样的形式，一般来说，大机关，大单位、大系统以办“五•七”干校为主。东北则流行插队落户这种形式。所谓插队落户，就是按照一定比例，把在职干部的整个家都搬迁到农村去，分散在公社、生产队落户，参加所在社队的生产劳动。住房由国家帮助解决。有的照拿工资，有的则以离职处理。整个家庭的搬迁，对于以小家庭为生活单位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变动。在这种变动面前是不允许有任何犹豫的。当时，从宣布落户名单到搬迁的时间规定非常紧迫，有很多人家，还没有准备停当，便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由来人将家俱什物，连同一家老少“扔”上卡车，风骢电掣般地开向农村，再被“扔”下卡车，便算完成落户任务了。一九七〇年春节前后，正是东北地区插队落户的高潮。当时的中国人对过年过节本是十分淡漠，但“过革命化春节”就是“过彻底搬家的春节”确实让人寒心。机关干部，特别是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落户，并与当地农民参加同样的劳动，对于被下放的人员来说需要有一段相当长的适应过程。他们无力也无心再去顾及林彪、江青一伙，这对于林、江野心的实现来说，无疑是减少了障碍。

“五•七”干校的情况与插队落户大不相同。它不是以家庭为下放单位，而是以由于工作而集合在一起的人群为下放单位，携带家属的比较少，而且家属是作为随员。从一九六八年十月以后，大城市里的各种机关单位便开始创“五•七”干校，将职工分批送去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幵城市的最后通牒。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减少或中止业务工作的许多单位，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五•七”干校。仅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十八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一百零六所，共约十万名干部，工勤人员，五千名知识青年，三万名家属。

机关干部，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到过农村的知识分子，对于干校这种“上班形式”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当_人，心中都铭刻着“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样的名言。那么，作为人，自身存在就应该是奇迹。

干校一开始的建校生活是盖房子和农业生产。很多干校都自建砖窑供应建房需要。那些长年从事文职工作的干部，托土坯、和泥灰、挖房基、充瓦工，竟也很快得心应手，一座座新房在他们手下拔地而起。农业生产则因地区不同而侧重点不同。主要经营的仍是粮、油、棉、菜、家畜、家禽。被称作“五•七”战士的干校人员，象当地农民一样，在田间劳动。有的农田离住地很远，每日往返四次，要走三、四十里路，加上田间劳动的劳动强度大，伙食又极差，确实要狠下决心，咬紧牙关才能逐步适应劳动生活。那时，领导干校的都是军宣队，军队的作风是猛打猛冲，对于这一现象在他们看来是怕苦的表现，采取了强硬态度。公安部“五•七”战校二队军宣队，总结的办校“经验”，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干校的面貌：

“去年八月的一天，二排正在锄高梁，突然乌云密布，暴雨欲来风满天。一些青年扛上锄头就往回跑。当时，我们（指军宣队）考虑，这正是他们害怕艰苦的表现，如果让他们回去，就助长了他们的娇气。我们下了道死命令：谁也不许回去，继续坚持战斗。事后，许多青年深有感触地说，‘大雨淋透了我们的衣服，但冲刷了我们的娇气，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青年们已养成了不怕大风大雨、顽强作战的作风。今年七月，在一次支援兄弟队的夏锄战斗中，天气突变，乌云四起，顷刻间雷雨交加，但是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越干越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干校的另一个侧面便是人为地制造生活艰苦。本来，由于干校劳动强度大，人的饭量也大了，但是，有的干校却限制“五•七”战士的伙食费用，理由是吃得好了，就会滋长资产阶级思想。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只得私下从岁数大的人或妇女那儿匀饭票使用。国家规定的外出探亲假期规定也是死死的，巴金在他妻子重病期间，正在干校，下面是他回忆那个时期的一段话：

“我休假回家期满了，我又请了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间，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干校的办校宗旨是劳动生产、劳动改造，凡是有业务专长的人都被死死地嵌在这个箍里。王洪文曾经说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而林彪一伙的用意，也正是用“五•七”干校这种形式排斥异己，进行打击报复，造成这类人的变相失业。

戴爱莲、赵燕侠、李和曾、刘秀荣、白淑湘等在“文化大革命”前活跃在舞台上的艺术家，因为与江青的关系紧张，被排斥在八个样板戏之外，并被称作“反动权威”、“反革命”……放到干校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痛苦的精神折磨，使唱做俱佳以嗓音甜美称著的著名京剧演员刘秀荣一度失声。需要坚持形体和技巧锻炼的芭蕾舞演员白淑湘在干校干着养猪、喂马、打井、积肥等繁重的劳动，同时要忍受监督她劳动的人的厉声喝斥。她心中燃烧着艺术生命的烈火，一有机会便偷偷练功。一天晚上，她发现食堂没有人，就在食堂用凳子围成圓圈练习芭蕾舞中的高难度动作单腿直立旋转，谁知让人发现。结果对她的看管更严密了，她藏在衣服堆里的一双旧舞鞋不仅成了“翻案复辟”的“铁证”，而且真的让它“永世不興翻身”了。从此，白淑湘只得打消练功的念头，闷头干活。芭蕾舞演员的脚是最宝贵的，却分配白淑湘在寒冬腊月赤着脚在阴湿冰冷的猪圈里起粪，以至她的双足变形，体重一下子增至一百三十斤，从外形看，不仅与芭蕾舞演员相差十万八千里，也超过了适中体形，成了“五短身材”。

著名学者于光远是于一九六九年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判官”、“叛徒”、“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五顶大帽子到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他不仅要参加栽种水稻、养猪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要接受军管会领导下的批判会的批斗。一九七一年，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三顶帽子作为对于光远定性处理的结论，同时作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行政级别由丸级降到十四级，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继续在干校劳动改造。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则又是一种典型。俞平伯是随文学研究所首批全家搬往“五•七”干校的，由于沒有经历过农村生活，搬家时特地买了很多煤球装箱同行。河南农村的荒野，茅屋、土房或许充满了中国北方式的田园色彩，然而雨后的泥泞道路却不能不令人生畏。他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并且要“自食其力”。可是，他所经历过的这一辈子，连钱怎么花都不知道。在他逢集.赶场看见农民卖青虾时，询问的是多少钱一只。当农民把一斤虾（当时几角钱一斤）交到他手中，他抽出一张十元钱的人民币，使认为是等价交换了。时间一长，当地农民不知怎么知道了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于是乎每日在他住屋门前聚集了一大帮小孩，不断呼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便拿出从北京带去的糖果作为解围的妙方。孩子们吃到了北京的高级糖果，一传十，十传百，俞家门前聚结讨糖的孩子越来越多。俞平伯又想出了一个高招，到集市上买了很多长长的杆插在门前，围成围墙。谁知，他买的是孩子们最爱嚼食的甜高粱杆，孩子们当然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拔光。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屋前的哄闹才渐渐平息。

更大数量的是老干部、行政人员、科技人员成年累月在农业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诚然，这些人吃的是农民种的，穿的是工人制的，无数工人、农民的可见劳动培养他们在某一方面学得了一技之长。钽是，人民培育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丢弃知识，仅只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需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工人、农民，为整个国家服务。有国才家，有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一个民族要前进，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导，丢弃了文化知识和斜学技术的民族，只能在原地踏步走。然而，林彪一伙要的就是群盲，他们用干校这种形式造成变相失业，就是要埋藏科学技术文化，埋藏民族的进步。在这祥的前提条件下，“五七战士”利用工余时间学习业务，就被视为不安于改造，是要复辟倒退。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眼看着业务的荒废，心急如火，便想用学习马列著作充实自己。有的军宣队成员竟连这也禁止，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林彪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著。因此，除了毛选，全是“禁书”。更有甚者是说，毛选四卷这么厚的书怎么看，背会“语录”就行了。

在“五•七”指示实施中，毛泽东说过，老弱病残者除外。实际上下放劳动时，六、七十岁的老人和有各种一般慢性病的体弱人员，几乎一个没有落下。日子长了，就医困难越来越更多的青社年人是家属分居，各自牵肠挂肚。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具体生活困难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体领导走“五•七”道路的军宣队，不仅不解决具体困难，反而认为又抓住了作文章的题目。于是经常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五•七”指示，以便把大家的认识水平提高到象中央办公厅干校在总结经验时说的：“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是继续革命、革命到底的道路，革命是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的，不存在“毕业”的问题。在“五•七”道路上只有前进的起点，没有歇脚的凉亭。走不走“五•七”道路，自觉走还是随大流，走一辈子还是走一阵子，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要不要继缤革命的大问题，”这样一个高度。许多人不得不表示：“不仅我約这一部分人走，全党、全军、全国都要走；不仅我们这一代要走，世世代代都要走下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林彪一伙鼓吹“五•七”道路，确实想把干校中的大部分人一辈子留在那里。他们或许认为，埋葬了这样一批人，便是埋葬了妨碍他们野心恶性膨胀的“祸根”。

张志新的苦难也是从“五•七”干校开始加重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对真理锲而不舍地追求着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是辽宁省委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委机关被打成“旧机关”，不积极参与造反的省委机关干部也便相应地打成了“旧人员”。一九六八年冬，张志新和原东也局、辽宁省委、省人委的许多干部一起被驱赶到盘锦垦区“五•七”干校劳动。

由于张志新对充满现代迷信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并发表了许多“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因此被列为“牛鬼蛇神”而失去了人身自由。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则被强令检查并强令听取充满污秽语言的批判。为了追求真理，她顽强地抗争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明确表示，“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并说，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是错误的，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为大换班大清洗制造舆论”。张志新公开表示自己对江青有怀疑，多次提出，“江青说这个叛徒，那个特务，她自己怎么样？”对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问题，张志新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得到的是“罪行”不断升级的回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张志新先后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质问、控诉、声讨》等文章和歌曲《谁之罪》、《迎新》等，对“文化大革命”，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为此，她遭受了林彪、江青及其在辽宁省的死党度尽天良的迫害和摧残。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他們将张志新由无期徒刑改定为死刑。为了阻止张志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出真理的呼声，行刑前，她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并于四月四日上牛十时十二分在刑场就义。

“接受再教育”

为了加强对入民群众的束缚，推行愚民政策，在把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送到“五•七”干校去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还掀起了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九六八年夏，“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学生们沉浸在硝烟弥镘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中，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文化大革命”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青年学生们的一门“必修课”。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登记表上都印有是否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栏。不能不承认，有极少数学生似乎并没有否认“文化大革命”可以作为一种终生职业，特别是因为当时反复宣传“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两次、三次、四次、……，然而，大部分学生逐渐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反感，对派性斗争感到厌倦，他们想早点儿结束这不正常的“学习”生活，踏上真正的人生征途。但是，毕业后到何处去？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却成了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摧毁“文化”的一场革命，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不需要知识和文化，不需要大专学校的毕业生，对那些以“文化大革命”为“必修课”的高中、初中毕业生来讲，“文化大革命”既使他们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也使他们失去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成了当时“知识青年”离开学校后的主要出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一九五五年讲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类话，从此成为一段时间里最时髦的标语和口号了。

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尚在高潮。林彪反复宣传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处世原则”。在“文化大荜命”中被舞为“革命小将”的学生们，对于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指示，回报了高涨的热情，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便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从一九六九年一月开始，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还有很多非毕业生，特别是还是少年的初中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甚而不惜与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以后的各届毕业生也沿着这条路走，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农村插队落户。新疆、内蒙、东北、云南是几个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插队的知识青年则遍布了农村的山丘和平原。

当学生们兴冲冲集体来到建设兵团，着见仍然延续着的部队编制，看着带领他们生产、生活的是身着配带红色帽徽、红色领章军装的解放军时，心中无限喜悦，个个想在生产中大显身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工”却带来了知识青年的分化。有些被连队派为通讯员、教员、卫生员、宣传员，从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格的生活纪律，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从事着艰苦的农业劳动，他们要象部队战士一样按时起床，整队集合，待令出发，集体劳动，遇上抢种抢收更是不分昼夜。青年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被汗水淹没了。有些人开始想家，思念亲人，急盼返城。有些人因在当地结婚，不得不在当地安家落户。加之生产建设兵团的不少指导员思想水平低，甚而道德品质败坏，挫伤了一些知青的纯真感情，使他们思想中逐渐生起风波，“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精神”也随之逐渐泯没。

插队青年的一般情况远没有兵团好。因为无论如何，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过着集体生活，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还有探亲假。插队知青则要由城市生活一下子改变为真正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富裕地区的知青还可以自给略有余，贫穷的山区则难以靠劳动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陕北作为老根据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里的生产、生活都十分落后、贫穷，强劳动力尚难以自给自足，更何况既缺乏体力又缺乏技能的知识青年了！知识青年的插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六十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傲出了榜样。然而，一九六八牟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意义却不寻常。就减少城市就业压力来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解决眼前困难的“捷径”，但是，不顾具体条件，几乎全部知识青年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出路，便未免太狭窄了。从后果看，这也确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措施。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他们鼓动大规模上山下乡是为分散群众中可能集聚起来的反对他们的力量，应当说他们是“别有用心”

第六章 林彪对军队的控制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急剧膨胀，他所需要的走狗、爪牙，不仅数量上需要增加，而且地位上需要提高。“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巧妙地利用江青，并在扩大军队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拉帮结派的步子迈得更大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连同他的妻子、儿子，都成了他结党营私的中坚。

为林彪分掌军事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早在一九三二年，林彪任红军第一军团长时，黄永胜便是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吴法宪也隶属于红一军团。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厨，黄永胜入抗大成为第一捭学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华北地区疯狂进攻。为实现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军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四十七师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黄永胜为睡立团副团长。一九四五年，苏联对日宣战，林彪率十万大军，五万干部进军东北，组成了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收复了东北，建立了东北解放区，林彪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又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此间，黄永胜历任冀热军区第二十三军分区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和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吴法宪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政委；李作鹏历任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部前线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和第四十三军军长；邱会作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他们都参加过平津故役，可谓林彪的老部下。

在进军江南，解放全国的战争中，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直至海南战役大获全胜。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林彪龟缩起来了。而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指战员却在各自的岗位上担负着重任。解放后，黄永胜历任中南军区政委、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吴法宪则先任广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上调中央，任空军副政委。此时，江腾蛟是空军第一总队副队长，后历任东北空军第九师师长、空军第四军政委。一九五四年调防上海。李作鹏因参与海南战役的指挥，解放后任海南军政委员，后又历任华南军区、广东军区参谋长，中原军政大学副校长。邱会作则历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广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颁授军衔时，林彪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黄永胜获授上将军衔，吴法宪为空军中将，李作鹏为海军中将，邱会作为中将，江腾蛟是空军少将。此后，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晋升。一九五九年，林彪担任国防部长，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长。

一九六〇年开始的困难时期逐渐好转之际，毛泽东给予林彪以善意的特别关注。林彪的野心开始急剧膨胀。他需要兵马，他对曾经与他共同战斗过的部下念念不忘。一九六四年，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不能不说其中或许有林彪的关照。叶群选择吴法宪一同去江苏太仓搞“四清”，也许可以说他们之间愿意住来。而江腾蛟这个吴法宪的老部下又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给叶群送礼，也不能不说他们之间在互相拉拢关系。或许正是因为叶群与吴法宪在一起四清从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使林彪更加看重吴法宪，并有意提拔他。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了。林彪当即意识到，空军司令员应是他的人，便策划让当时是空军政委的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员。五月九日下午，林彪在上海召见吴法宪，并对他说：“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接着，又有意带着神秘色彩说：“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吴法宪心领神会其中的奥妙，立即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林彪看着吴法宪上钩，故意加了一句：“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吴法宪马上谄媚道：“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就这样，林彪与吴法宪之间的一笔肮脏交易算是作成了。他们可谓“各得其所”。不久，林彪、叶群将女儿林豆豆送至空军，以便吴法宪对她照顾，而吴法宪当然将之视为林彪、叶群对他的器重。从此，在林彪的策谋下，叶群、吴法宪勾结在一起，以推荐干部为名，在空军培植了大量的亲信，为林彪的野心扩张凑集力量。

林彪与邱会作之间的特殊关系，要追溯到罗瑞卿事件上，林彪和罗瑞卿在军队建设中的观点分歧，到了一九六五年，已经发展成了林彪对罗瑞卿的憎恨。他早就在集聚能量，伺机燦发。就在这个时期，有人揭发邱会作有腐化堕落问题。罗瑞卿表示支持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和监委联席会议，并由总政治部派领导干部参加，对邱会作进行帮助。邱会作凭借他与林彪的多年老关系，悄悄跑去告状。林彪早就把邱会作盘算在自己的心腹大员行列中，便亲自将邸会作保了下来。因此，邱会作无限增长着对林彪的感激，无限增长着对罗瑞卿的仇恨，成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惨无人道地摧残罗瑞卿事件的动力。

一九六五年秋冬正式开始的迫害罗瑞卿的行动，可以看作是林彪一伙密切勾结，狼狈为奸的新起点。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彪指示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从海军角度诬陷迫害罗瑞卿，要李作鹏从四个方面着手写明，“在每个问题上罗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林彪尤恐对李作鹏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又叫叶群亲自打电话督促，李作鹏立即表态：“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彪的事情。”当天，李作鹏伙同当时称作海军“战斗集体”的核心人物，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密谋策划，写了一份七千多字的材料，诬陷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为林彪提供了攻击罗瑞卿的炮弹。‘九六五年十二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认真准备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稿。她向吴法宪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要他彻底揭发罗瑞卿。为了死死地控制住吴法宪，叶群有意说道：‘“林总讲，你同罗长子关系也很好，空军把罗长子在空军的讲话印发到全空军，……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吴法宪受到叶群的威胁，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后来交待问题时说，当时是“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线，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表现出一副虔诚的面孔来。叶群立即转嗔为喜，表示：“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总。”又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至五级。”通过又打又拉的手段，吴法宪被牢牢地绑上了林彪的战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在上海召开的紧急会议，通过林彪、叶群的周密策划，终于形成了对罗瑞卿弹火密集的围攻。叶群在会上作了长达十一小时的发言，声嘶力竭地叫嚷罗瑞卿“反毛主席，要逼林彪下台”。吴法宪诬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想当国防部长”。邱会作在一个会议上，连续发了四次言，恶毒地攻击罗瑞卿，说他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李作鹏则诬陷罗瑞卿“是一个篡军、篡党、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没有出席会议的黄永胜也写信给叶群，说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林、黄、吴、叶、李、邱默契配合，紧锣密鼓，披挂上阵，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以林彪为首的集团。

此时的林彪，通过与罗瑞卿的斗争，地位又开始上升。他生怕整不垮对手，就进一步制造假证，诬陷罗瑞卿。被林彪、叶群软硬兼施，已决定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吴法筅，又一次充当了可耻的打手。

一九六五年底和一九六六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叶群转达的“四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这“四条意见”是：

“（一）林彪早晚要出政洽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

（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14]①

吴法宪在一九六五年底到一九六六年三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四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逼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四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商定，如果有人问起霍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幵始平步高升。

在批判罗瑞卿的活动中，林彪为了扩展自己在军队的势力，以伺机全面夺取军队的大权，还利用李作鹏等人大整海军的材料，说他们搞“地下活动”，诬陷海军干部，阴谋“伸手夺权”。为此，海军政委苏振华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与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等人进行坚决斗争。一九大六年七月八日至八月二十六日，海军内用各种会议形式对李作鹏等进行揭发批判。邱会作这时在总后勤部也受到批判。林彪既想让他的这伙人尝尝批斗的苦头，又想让他们知道，跟着姓林的就有甜头。林彪打着算盘，出面保李、邱等人。八月十日，林彪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就军队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有“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老，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不久，林彪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用封“左派”的手段说他们“反罗瑞卿有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干劲的”，“信得过的”。甚至说过，“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李作鹏”……。使李、邱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被冲得晕头转向之时，暂时稳住了阵脚。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群众对邱会作的为人，和他在总后勤部的所做所为又开始了新的冲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说的“对于小节，有错误的人，为了用他，就要批评他”，“玉不琢不成器”成了群众批评邱会作的保护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总后勤部广大干部对邱会作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时，邱会作着实招架不住了。他写信给叶群说：“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林彪一月二十三日就夺权问题说过，“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此时，他想到邱会作是他夺权大业的要员，立即派叶群于二十五日凌晨拿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亲自到总后勤部机关把邱会作接到西山藏了起来。邱会作把此行动称为“零点得救”，在日记中写到：“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秦儿子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林总挺身而出派夫人接一个人，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想到这里，不能不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象炸弹一样爆发出来”，……邱会作决不辜负林彪对他的重望，立即按照林彪的旨意，把总后勤部原政委、副部长等领导干部当作整斗的重点。三月五日，邱会作写信给叶群，诬称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留下的那班人马”，对他们进行迫害。林彪、叶群对邱会作的感恩报以对他本人的更大支持。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叶群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便吹捧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个”。得到林彪、叶群的青睐。邱会作在叶群说的，“总后彭德怀、黄克诚的人”“没有挖掉”的明示下，干得更加卖劲。他于四月一日、二日策划组织调查组，搜集总后勤部五名领导和各部一些领导的材料。四月三日向叶群汇报。六月一日、二十五日，七月六日，又三次给叶群写信，汇报批斗干部、镇压群众的情况。

李作鹏也依林彪一月二十三日讲话精神在海军进行夺权活动。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林彪指使李作鹏搜集海军的路线斗争情况，限五天交卷。李作鹏立即与王宏坤、张秀川一起，突击写出《海军党委内部两个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于三月十二日亲笔给叶群写了亲启信，并冠以“绝密、特急，限十六时前送到”的印记。信中点名诬陷海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干部是“黑司令部的爪牙”，还说“看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以便遵照执行”。用李作鹏后来的话说，“是为林彪提供了海军的炮弹”。四月，经李作鹏批准，海军直属机关有三十六名干部被定为重点批斗对象，并被批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由于三军文艺演出而酿成的“五•一三事件”是军队两派冲突的大爆发。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其意当然是将海、陆、空三军夺权的重担交托给了他们。吴、李、邱由衷地感激不尽，当即向林彪表示“忠心”。随之；他们效忠主子的表现更加积极了。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很早便参加了革命队伍，解放后一直在海军工作，后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一九六二年，当林彪把他的两个亲信安插在海军后，海军被闹得无法安宁。他们还想把张学思排挤出海军。张学思虽然知道“他们有后台老子”，仍然坚决地与他们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六年，张学思与海军内林彪派的斗争更加激烈，他面对面地揭露他们的罪行，并指出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这当然威胁到林彪的权力。一九六七年七月，林彪指使叶群打电话给李作鹏，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要他赶快写出材料来。七月二十四日，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的报告，又利用他们中间一个人的老婆，偷偷摸摸地将诬告材料直接送给林彪和江青、关锋。不久，林彪、江青就作出逮捕张学思的决定，并用卑鄙的手段将张学思迫害致死。

吴法宪在空军的作为也不“落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空军干部、群众对吴法宪的问题进行了揭批。他首先用金蝉脱壳之计制造了个“八•二五事件”，将矛头转向贺龙，接着从贺龙入手，打击一大批空军领导干部。不过，吴法宪本人也并未逃脱群众对他的冲击。林彪觉得用吴法宪可谓得心应手，故而一面保他，一面用他。一九六七年一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要请江青讲话保你，要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15]并催促他怏点写材料。吴法宪立即写出材料交给叶群，诬告刘震、成钧搞“地下活动”，又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诬告何廷一要搞“政变”。一月十三日，由江青出面向空军讲话，指名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等人，公开保了吴法宪。吴法宪既然被保，必定被用。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把年方二十三岁的儿子、非党员林立果交给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入伍不到四个月的林立果于中国共产党诞辰四十五周年纪念日，由吴法宪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周宇驰作介绍人，把他拉入党内。林立果之所以能入党，用吴法宪的话说，因为他“是最革命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叶群对吴法宪说过，林彪的儿女是他的一双眼珠子，我们送子女到空军来，“是为了保你的权”，你要“放手让他们工作活动，他们不会拖你的后腿，要相信他们”。吴法宪受宠若惊，回答说^林立果来空军，“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注，是我们的最大幸福”，“是空军的得天独厚”。吴法宪从内心感受到林彪对他的偏爱，对林彪也就更加“忠心”。他一面按照林彪的指示，对被周恩来保护在西山的贺龙进行暗中迫害，另一面又秉承主子的旨意，积极进行打倒空军领导干部的活动，用以报答林彪、叶群对他们的“器重”。叶群投放诱饵，当然是为了钓大鱼。他要借吴法宪之手，洗刷自己历史的疑点。叶群的入党经历一直是个悬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她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加入过“民先”（即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没有入团，更提不上由团员转为党员，但她一直说是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为寻找证明人她煞费心机，却一直未能圆满解决。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叶群在一个天赐良机偶然瞥见了中学同学某某，为此，叶群召来了吴法宪，告之，某某在空军，“是我三十年代在北平上中学时的同学，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一起参加‘民先、我入党是他介绍的。过去是地下，单线联系，后来各奔东西，失去联络，因此一直找不到证明我入党的介绍人，这成了一个悬案，也成了别人抓我辫子的一个目标；从延安闹到‘文化大革命’。”并要吴找某某谈谈，“可以对他说，叶主任很感谢你当年介绍她入党，一直没有忘记这老友……”。当某某从吴法宪那儿揣摸出叶群的心意来时，为了攀龙附凤，昧着良心，不顾历史事实，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写下了证明信：“叶群同志的入团转党情况是再清楚也没有了！我就是她入团的介绍人嘛。幸亏我还活着，不然疯狗晈人，入骨三分。反革命分子的陷害说不定会对叶群同志一家造成一定的伤害哩！但我已是年过五十的人了，为了防止年久后把这个问题变成无头案，为坏人所乘，我想还是现在主动为叶群同志证明一下为好：叶群同志原名叶宜敬，是北平师大附中初中部的学生，在一九三五年冬，即‘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在学生寒假下乡宣传回来后，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时入队。不久（一九三六年春），附中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即由我介绍入团，我是当时该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后来，团取消，团员均转为党员，这时叶群即转为党员（时间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夏）。在这段时间里，宜敬同志表现很好，工作热情积极，斗争很坚决！以上证明请组织转有关部门存档备查。”当这封证明信送给吴法宪后，吴将它交到了叶群手中保存，等于交给了叶群一件“防弹服”。

同期，邱会作则领导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活动。

吴法宪、李作鹧、邱会作以“三军造反派”领袖的身份，带领一大批军内干群，钯军队搅得乌烟瘴气，两派冲突愈演愈烈。吴、李、邱三人也必然受到了应有的冲击。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利用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机会，作了“八•九讲话”。黄永胜、吴法宪也参加了接见。“八•九讲话”中，林彪就“乱”说了下面一段话：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环人斗了好人，象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李作鵬、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綣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同时，林彪还大谈什么“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陈伯达、康生帮着鼓吹，说：“林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又将林彪“八•九讲话”批转各省市和军区。

于是，林彪的“八•九讲话”被称作“重要指示”在全国城乡大量印发。吴、李、邱等人顿时觉得腰杆子硬了许多。他们在感谢林彪有意“栽培”他们的同时，对实施林彪的“革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的计划更加卖劲了。他们在林彪的指挥棒下，大刀阔斧地砍杀对手，我们国家一大批元帅和高级将领，都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

吴法宪这样向林彪表功讨好尤嫌不够，他还当着林彪的面痛哭流涕，感谢林彪对他的褒奖提拔，并当面高喊“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吴法宪的效忠给林彪更加有效地利用他提供了方便。为了掩盖叶群在国民党青训班的那段历史，一九六七年十月，林彪亲笔写信指使吴法宪组织“调查”。吴法宪派他的亲信鲁珍等人赴长沙、北京、内蒙、兰州、南昌等地以“企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逮捕了有关人员。鲁珍报告说：叶群历史没有问题，真可以说是白璧无瑕。吴法宪对鲁珍的工作大为赞赏，说；“白璧无瑕！这个结论下得好。否则怎么能做林彪同志的夫人呢？好！你用我的名义给林副主席起草一个报告，不要忘记用‘白璧无瑕’四个字。叶群的这段历史“是清清楚楚，是白璧无瑕的。她在北平、天津上学时，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在政治上接受党的教育较早，十六岁就入了党……”对叶群的这种看法，就这样在军内部分人中流传开来了。邱会作为了报答林彪“八•九讲话”对他的保护和提携，在“零点得救”、“遇难周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写信给叶群表示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还选制了象牙底座的台屏作为效忠礼物献给林彪。

尽管林彪竭力保护和抬举吴、李、邱，军队内部对吴、李、邱等人的斗争却仍然十分激烈。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便是这种斗争的一次反应。“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还是打倒老帅问题，林彪与杨成武之间在暗中已有矛盾，早就有意除却杨成武。时值一九六八年三月，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将余立金的秘书关押了起来，杨成武知道此事后，便责成吴法宪去查处，吴法宪将具体事情搁置一边，反向林彪告状，说杨、余、傅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于是林彪便利用此事包庇他的人。就这一事件，林彪说：“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人，用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与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战争的胜利的最后的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野，由四个野战军取得的。晋察冀也皇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他仅仅是晋察冀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它还有三个分区。晋察冀的底子是一一五师的干部，但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在这个地方只有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晋察冀。后来，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没有，有的有一分区的人，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他只用他那一伙子，他对其它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同地位的这些人，象黄永胜、陈锡联等同志都会被排挤。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做法……”林彪所以在这时特别强调解放战争中四个野战军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公正地评价各个野战军在革命中的功过，而在于为自己结党营私制造“理论根据”，就在这一次，黄永胜由广州调至北京，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了。

黄永胜和林彪的关系，从来就不疏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虽然没在军内冒头，但却被视为林、江一伙在中南地区的一个干将。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就特别提到黄永胜处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才能”。谁都知道，林彪、江青从来是“任人唯亲”，又从来不“任人唯贤。”在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当大批军队领导人横遭诬陷和迫害时，赞扬黄永胜正满足了林彪、江青一伙结党营私的需要。

一九六八年，黄永胜调至北京担任军内要职之后，林、江、黄、吴、叶、李、邱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林彪为了更加得心应手地完成他的阴谋计划，将黄、吴、李、邱视为“四大金刚”作了更精心的安排。黄永胜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吴法宪被提任为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李作鹏兼任副总参谋长；邱会作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从此，作为正式机构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不再开会，并停发了送各位老帅的文电，使军委办事组在实际上控制了军队的领导权。有了林彪的栽培，黄、吴、李、邱为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步子迈得更大了。他们在军内对于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干部，实行了近于“三光政策”的诬陷迫害；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彭德怀等等高级将帅，几乎没有一个逃脱他们的打击。

林彪对于他手下“金刚”效忠他本人的行动，给予了应有的奖赏。一九六九年，林彪对他们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吴、李、邱均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林彪本人在那一伙人的吹捧下，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之流的簇拥下，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了。至此，可以说，在林彪一伙人眼中，前途一片光明。

特殊人物江腾蛟

江腾蛟在林彪一伙中情况有些特殊。他是一九六四年开始认识叶群的，他那满脸献媚取宠、两眼露着杀气、言语之间又带着江湖义气的处事态度，一下子被臭味相投的叶群相中了。一九六五年一月，林彪、叶群住在上海。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上海治病，常让七三四一部队的政委江腾蛟给林彪送材料，叶群便乘机把江腾蛟引见给林彪，并表示，她愿意把江腾蛟任政委的七三四一部队作为她的“挂钩”单位。江腾较顿时把此看作是林彪对他的栽培，一神受宠若像的神态溢于言表。

叶群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认定江腾蛟是一个应当好好利用一下子的人。

一九六六年夏，想利用“文化大革命”一步登天的江青，对她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总是忐忑不安。为了解掉这个疙瘩，她与张春桥勾结在一起，企图彻底销毁各种文字证据。于是，决定把三十年代与江青有关联的上海文艺界人士所可能保存的有关材料“一网打尽”。为此，他们与林彪一伙串通一气，由叶群、吴法宪出面，利用江腾蛟演出了一场抄家的丑剧。《解放军报》记者邵一海在《“奇怪的抄家”的背后》一文中，如实地写出了江腾蛟如何为叶群卖力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叶群叫吴法宪通知江腾姣：立即来北京接受一个任务。

第二天，江腾蛟赶到北京，当晚，一辆小轿车来到江腾蛟下榻的空军招待所，把他接到钓鱼台的一座小楼里。

江腾蛟在小楼里坐了十分钟……叶群进来了。她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己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颜而己、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并给江腾蛟交底说：“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唯恐为主子效劳不力的江腾蛟，得到了向主子“献忠心”的好机会，施出了浑身解数。他领到上海，纠集刘世英等人，仔细地侦察了搜集对象的住处，反复研究了行动方案，并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打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牌，欺骗了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假扮红卫兵，分成五组，于十月九日零时后，分坐五辆汽车同时出发，搜查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为了保密，江腾蛟还叫把汽车号码牌用纸盖起来。江腾蛟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镇指挥，并叫一名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代他接电话，以防别人听出他的声音，露出马脚。

当天上午，紧张了一个晚上的江腾蛟，叫刘世英把搜查到的东西送到他住的巨鹿路招待所，立即进行清理。第二天，急于向主子邀功的汪腾蛟，带着他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坐飞机直送北京。这二次，不仅吴法宪立即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也在当晚来到招待所。她做贼心虚，怕暴露自己，来的时候把路灯都灭了。在江腾蛟住的房间里，她亲自听江腾蛟汇报了搜查的情况，然后拿了材料走了。过了一天，她给江腾蛟打电话说：“已经交给上面了，很满意。”

江腾蛟回到上海不久，叶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

“奇怪的抄家”可以看作是叶群对江腾蛟的一次重大“考验”，江腾蛟表演得十分出色。叶群心中当然也会暗自高兴，她没有看错人，她还要更重用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正当“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浦之际，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把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送到上海、杭州，委托江腾蛟照顾。叶群亲自打电iS给江腾蛟说；“最近，北京的秩序有些乱。林彪同志只有这两个孩子，象他的一

对眼珠子一样。现在把他们送到你那里去，请你照顾一下，我们就放心了。”江腾蛟连说：“我一定当政治任务来完成”。林立果到上海后，江腾蛟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还专门派干部左右侍奉，跟随保镖，并对周围人说，“我们把他们的两个孩子照顾好，让他们多考虑大事，他们多考虑一个钟头的问题，比我们做多少年的具体工作的价值还要大。”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江腾蛟又亲自把林彪的儿女护送到北京，当面交与林彪、叶群。江腾蛟的“忠心耿耿”也得到了林彪的报偿，他被升任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江腾蛟在京开会期间，到空军不久，当时没有担任任何职位的林立果对江腾姣说，“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有个考虑，空军司令员想要你当。”江腾蛟一下子便领悟到这是林彪的意思，从此，追随林彪的意志更坚定了，林彪对他也更加器重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腾蛟因在南京地区搞“反军乱军”活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部队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政委职务。当时江腾蛟住在北京，南京空军机关要批判他。叶群听说后，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没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同时，林彪、吴法宪打算任命江腾蛟为空军的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指出，此人不能重用。就在这时候，吴法宪对江腾蛟说，叶群对你很关心，并问你在上海、南京欠了多少帐。不久，林彪的另一个亲信周宇驰给江腾蛟带去了林立果送的一笔钱，还告诉江腾蛟，林立果讲了，我们再困难，也要把你江腾蛟养活。一九六九年，仍然没有给江腾蛟分配工作。六月十九日，林彪在叶群办公室接见江腾蛟全家时，明知故问江腾蛟：

“你现在干什么？”江腾蛟回答说：“没有职务，在空军政治部帮助工作。”林彪马上宽慰道：“有职务没职务一样干革命。”并话中有话地说，“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那是现象，将来还会变化的。”

这年年底，准备将江腾蛟派往西南地区管航空工业，江腾蛟不愿意去，便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立果。林立果立即返回北京，帮江腾蛟出谋划策。一九七〇年一月初，江腾蛟按照林立果等人的指点，写信给吴法宪，提出不能去西南地区的理由，并要求将信转呈林彪。之后不久，叶群亲自出面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身体不好，他不能去就别去了，让他休养治病吧！”因此，江腾蛟不仅躲过了他认为去西南地区是“变相流放”的“苦役”，而且，不久又在抹立果的安排下，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去广州“休养”了。

江腾蛟对林彪一家对他的关心、照顾、信任、期望，感激不尽，常对别人说，林副主席一家就是我们的希望，有了他们也就有了我们的一切。从一九六八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二十多封效忠信。信中反复说，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家，没有我的一切。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忘的大恩。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为了保卫首长和主任，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并一再表示，为了首长，他将视死如归，在所不惜。他甚至不顾自己已年过半百，奴颜卑膝地给林立果写信道：“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肮脏的交易，使江腾蛟成了死心塌地为林彪服务的一员干将。

“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立果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是提携他的“龙子”。

一九六九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被林彪视为“眼珠子”的林立果在这段时间里确实成了林彪窥视空军的“眼睛”。“眼睛”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林彪来说，林立果只发挥“感觉器官”的作用实在是太不够了。他要使林立果进入空军“躯体”，并要林立果成为控制空军这一躯体的“神经中枢”。林彪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手就直接握住了空军。为此，林彪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和刘沛丰道：：“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謝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过了半年，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广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转达您的旨意，把您的指示运用到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題，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的。豆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吴法宪对林彪的唯命是从早就不在话下，一切便依照林彪的意思进行着。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签署的空军的一个命令，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立果和同时任命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了这命令，并说：“今后空军的一伪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下午四时，抑制不住内心狂喜的叶群为儿子的升迁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吴法宪当即回答；“是啊，这是你作母亲的教育有方。”叶群假惺惺地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她马上想到还有在空军工作的女儿，话中带话地补了一句：“看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有过与林彪谈话的基础，吴法宪立即体察出叶群说这话的用意，答道：“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让林立衡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林彪的一儿一女就这样提升上去了。

为了落实林立果在空军指挥、调动一切的权力，一九七〇年六月下旬，吴法宪以谈工作为由，慎重其事地对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立果可以指摔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个“指示”^吴法宪的老婆当场吹捧道：“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同时，原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间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地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什么，就做什么”，……空军如此兴师动众，竟然是为了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主宰空军。

林彪也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儿子捧场。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向怕光、怕风、怕声、怕出汗的林彪，一反闭门不出的常规，与叶群一起，带着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国防科委所属某工厂“视察”。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的仪式上，黄永胜紧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紧挨林彪站在左侧，而其它人则依次往下排列，举着语录本，在一片“忠于林副主席”的喊声中，顶着炎夏烈日，走了两里路，用以提高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地位。当晚，林立果又安排空军中的一部分人看“视察”录象，扩大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影响。

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孚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瞎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辨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泉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随后，印发了七十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

林彪在军队内死党的结成

在把林立果捧为“天才”的同时，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勾结更加频繁，更加紧密了。

一九七〇年初，叶群把林彪写的词《重上井冈山》赠给邱会作，邱请人誊抄裱糊后，赠给了叶群、黄永胜。四月，叶群写了《咏菊》诗赠送邱会作，用“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暗示邱会作不要动摇。邱会作又把诗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表示决不动摇。

一九七〇年“五•一三事件”三周年之际，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联名写效忠信给叶群，说什么“五•一三”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砸烂总政阎王殿斗争的序幕”，要永远牢记林彪、叶群的“教育深恩”，要为林彪、叶群两肋插刀。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同游览长城、十三陵，互相题词赠诗、摄影留念。回来后，叶群又叫秘书帮她起草几首词，分赠黄、吴、李、邱，并要秘书“把我们和黄、吴、李、邱的深切关系写出来。”秘书在词中写了“同生死”，有人提出这似乎是夫妻之间的言语，不太好。叶群说：“这倒反映了我们的真实情况，没有关系。”她本人还赋词一首，有一句是“相将奋起卫红旗”，自说自道“这是警句”，并解释道：“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相’和‘将’要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

叶群与黄永胜之间的关系比之其它人更胜一筹。他们经常用代号互相联系，并用电话直接通话，以至林立果为了手中握着些把柄，用窃听器录制了叶、黄之间的电话录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的一九七〇年秋，在电话中，叶群对黄永胜说，他们俩人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叶群还说：“也说不定将来，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领域上，你会起很大的作用。”黄永胜回答说：“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叶群答道：“我愿意永远作你的助手，作你的秘书……以你的意志为意志。”并说：林彪“他真正喜欢的只有你。”“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帐下的一个兵，一个传令兵。”甚至把她的孩子也作了安排，要他们将来“一个人把一个关口，当黄永胜的助手。”

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林立果就是这样，为了一个“权”字，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为了夺取中国的最高权力，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死党。

第七章 庐山会议

“设国家主席”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决定，使林彪得以通过这次大会和其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把他的心腹要员都作了妥贴的安排。从此，他们之间的勾结更加紧密了，胆子也更加大了。他们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他们要把林彪的垃位进一步提高，以便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第一号人物由林彪取而代之作准备。

一九六九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逝世了。这条消息对中国一般老百姓是封锁的，但是，当时掌握国家党、政大权的核心人物则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此，这些人心中都在盘算着中同将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谁来担任未来的国家主席。他们也想到，这些问题必将在九大之后不久就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结果。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成了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然而，对林彪来说，他希望自己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高位，能象刘少奇生前担任的职务一样，在党内是“副主席”，在国家职务上，担任“国家主席”。他还希望通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然而，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一九七〇年三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为此，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有关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与会的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吴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然而，林彪对毛泽东的建议感到不满。因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就永远不可能担任国家主席了。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有意提出设立国家i席，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第二天，毛泽东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件事林彪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在即将召开的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讨论国家重要人事安排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串通同伙，想通过九届二中全会争个国家主席当当。一九七〇年七月，叶群便和吴法宪密谈过，说什么“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同时，他们利用陈伯达大肆宣传“天才论”。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伙人，还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说什么，对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来说，恩格斯、斯大林、林彪是“三大助手”，而“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以此为林彪夺取最高权力作舆论准备。

在“称天才”的背后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三）战备问题。而林彪却认为，“和平过渡的接班”的条件己经成熟。他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内容事先未与毛泽东商量，讲稿也未给毛泽东看过。他不顾事先安排好的会议议程，不顾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多数人赞同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一心只想报效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忘了必须按照毛泽东确定的会泌议程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八月二十四日，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材料。在林彪看来，只要经过他们一伙“称天才”、“歌颂毛泽东”的努力，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上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芏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还授意他的一个走卒起草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学着林彪的腔调，大谈天才，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

“和平过渡”方式夺取最高权力的失败

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就“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这场表演，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努力。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二十三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也被收回了。刚到庐山不久，没有赶上林彪指挥的“大合唱”的黄永胜见勢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王洪文则乘机转舵，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便被毛泽东戳穿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得很，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还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全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了。会议宣布对陈伯达继续进行审查。

九月七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他们统一口径，想用假检讨来掩盖他们事先密谋的“和平过渡”的夺权罪行。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行动失败了。

第八章“联合舰队”和“5·71工程”

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计划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野心已无法遏抑；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但是在毛泽东心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种准备。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夺权问题讲了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I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一心一意想要夺权。怎样夺权？他也有考虑。他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潜心研究这些政变。林彪不仅在这次讲话中大力兜售，还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林彪是有心要实践一下的。

为此，他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一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作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政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政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调研小组”和“上海小组”的建立

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要追溯至林立果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的时期。那时，在林彪授意下，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委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为林彪阴谋活动四处搜集情报，进行秘密联系的别动队“调研小组”，林立果任组长，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等人。一九六九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取得了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后，“调研小组”的成员不断增加，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

为了巩固林立果在空军中的地位，更是为了突出林立果作为“调研小组”的核心位置，林彪、叶群费尽心机，帮助儿子苦心经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晚，林彪、叶群把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林立眾在空军司令部的几个亲信及他们的家属请到家中作客，又是看内部电影，又是谈天照像。兴头上，林彪似乎是半开玩笑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林立果，还是林立果领导你？”周宇驰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对这句话，林彪是耳闻心悦，周宇驰却是听了林彪的问话，在心中快速盘算，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才脱口而出的。

林彪的这一招儿果然灵验。第二天晚上，周宇驰、王飞等人召集了一些头天被林彪接见的“调研小组”球员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同时，揣摸着林彪的心意，推举林立果作他们的“头”。下面是周宇驰的一段发言：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也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调研小组”与林彪、林立果的关系多么神妙，也可以看出，“调研小组”实际上是在空军司令部中，以林立果为核心，专为林彪服务的一个小集团。

在“调研小组”不断扩大的同时，林立果还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小组”。

九大通过的党章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其实林彪早就把自己看成是不久将来的“中国皇帝”。推而论之，他的儿子无疑会是“皇帝”的继位人。林彪认为，将来林立果的王朝里，一定要有个仙女般的“皇后”。为此，一九六九年六月，林彪、叶群利用江腾蛟，指使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替林立果选美女的“找人小组”，以为军委办事组选拔工作人员为名，在全国各地收罗美女。一九七〇年初，林立果到上海“审查”为他挑选的美女时，对“找人小组”说，以后要直接和他挂勾。三月，林立果在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上海小组#。小组的《入组须知》婉萣：“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同时，给小组成员配备了枪支。“上海小组”成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特务组织。林立果自认，“上海小组”和“调研小组”南北配合，就是林家“一统天的基础。

“联合舰队”的活动

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林立果邀集“调研小组”和“上海小组”的要员周宇驰、江腾蛟、王维国，亲自驾驶林彪专用的防弹“红旗”车同游长城。他们用“青红帮”式的行话在车子上夸夸其谈。周宇驰说：“战友（指林立果）幵的车，不但技术上是保险的，在政治上也是绝对保险的，我们坐的是一列永远翻不了的政治列车。”王维国则说：“这是一列光明的车，胜利的车。”江腾蛟也连连道“对！对！”在去烽火台的路上，江腾蛟、王维国在左、右两边分别挎着二十六岁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的胳膊，架着林立果往上爬。在从长城去十三陵的途中，江腾蛟道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也可以说是车上‘四结义’！”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失败，使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正如他对吴法宪说的：“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同时，林立果也对王维国和七三五〇部队陈励耘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他对日本宣扬武士道精神，复活军国主义津津乐道。他对用武力夺权充满了野心和幻想。他想到自己的“调研小组”，便不由得说出：“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于是，“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林立果则是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为自己取了个代号“康曼德，用的就是英语Commander（即“司令官”）的谐音，其它重要成员也取了相应的代号，并将代号报告了林彪、叶群。同时，决定扩大“联合舰队”的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人员”。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所做的一切早有警觉。他是从陈伯达入手对林彪势力进行打击的。

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便批评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期间的种种不正常表现，会后又要他们写检査，继续认识问题。

林彪一伙估计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后的这种结果，早就订立了攻守同盟。叶群便曾对吴法宪说过：“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毛泽东对这些，当然是心中有底。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拋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十一月，党中央批发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供党内讨论用，同时，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堤示》。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毛泽东对林彪开始厌恶。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下旬，根拦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无情地揭发批判。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就陈伯达的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宣布党中央对林彪严密控制的北京军区进行改组。会议决定，从一月下旬起，党的各级领导机构要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亦即公开宣传的“批修整风”运动。毛泽东以批文件，加按语的方式，亲自领导了这一运动。

可以说，华北会议以来，林彪一伙的政治处境更加艰难了。然而，这一切只会激励着他们反革命政变夺权野心恶性膨胀。在林彪指挥下，林立果领导的准备武裝政变的步子迈得更急更大了。

林彪早就有将他从事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权移交给林立果的打算。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林彪对通过《讲用报告〉在军内已大出风头的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为此，林立果在军内的活动范围扩大了，随之，在军内的地位也提高了。十二月初，林立果又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目的是“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

在整顿骨干队伍的基础上，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联合舰队”召开了“舰队会议”，专门研究搜集情报问题。周宇驰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要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571工程”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携林立果到苏州别墅，具体布置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的步骤。

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窜到杭州，和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一同多次与陈励耘密谋反革命政变计划。

三月中旬，林立果、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等人聚集在上海。三月二十一日，他们遵照叶群说的“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的指示，在上海巨康路一幢搂房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他们认为，“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还研究了林彪“接班”的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周宇驰认为，五、六年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说，“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林立果说，“办法是搞掉B-52（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们对这手着实有点心虚。周宇驰说过，“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目前，主要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要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政变的计划来。按照林立果说的“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决定把武装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工程”。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新野起草好了《“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纪要》认为，“九•二”（即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而“B-52”“对我们不放心”，因此，“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鼕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以便“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或“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纪要》认为，他们“经过几年准备，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在军事上的水平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可以“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来达到目的。在保密和纪律中强调，“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作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对泄密者，失职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三国四方会议”和武装政变的准备

为了实施《“571工程”纪要》，以种种借口和伪装分别从北京、杭州、南京到上海的江腾蛟、陈励耘、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和林立果、王维国、于新野等人于三月三十一日在一起开会，落实《纪要》中“力量和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一条。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认定“现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确定了上海以王维国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是第一线指挥，由他“迸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计划。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四时许，林立果将之命名为“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的是上海、南京、杭州，“四方”指的是“三国”的负责人和北京的江騰蛟。当他们会毕，为欢庆胜利走进餐厅在一起碰杯祝酒时，按捺不住各自内心的得意，欣喜若狂地吼叫着：“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姣更是得意忘形地说：“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林立果则掀开衣襟，拍打着腰上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真可谓杀气腾腾。

《纪要》还对“571工程”的警卫、训练、物资、情报等各方面作了计划。在林立果一伙策划落实《纪要》的同时，这些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着。

在“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广州民航局也成立了一个有十三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九七一年二月，在林立果授意下，广州民航局政治委员米家农很快将宣传队扩充到八十余人。三月二日，林立果打电话给宣传队，“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大家问好”，“祝排练演出成功。”宣传队指导员立即向队员传达了这个“特大喜讯”，并借机给林立果写了决心书。三月底，指导员向队员们传达说“副部长看了我们的信，可高兴了，他说：‘啊！我的一支小分队，你们多幸福啊，副部长都承认你们是他的一支小分队哩。”就此，宣传队便改建为“战斗小分队”。它不仅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誓词、队歌，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完全是一套特务组织的章程。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一支班用机枪。

同时，林立果、周宇驰利用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和王维国、米家农及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进行联络，并私藏了大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他们还准备了大量通讯装备器材，私调了几十对专线，建立起以北京为基点的秘密通讯网。

在北戴河，他们秘密修建了一个直升飞机场，还在北戴河海面上进行水陆两用汽车的驾驶训练。

林立果为“571工程”所做的准备，当然是围绕着效忠林家王朝，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此，他们对参加“571工程”的每一个成员，都进行了特殊的“感情训练”：

“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每个成员必须有“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即叶群）、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教导队在对其成员进行教育时，强调要“培养对首长、立果的感情”。

“战斗小分队”更是强调培养对林彪一家人的感情。小分队经常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来唱。一首名叫《战斗的小分队》“队歌”，不仅有“忠于林副统帅”，而且有“林副部长是光辉榜样”，“紧跟林副部长奔向前方”，“副部长和我们心连心，紧跟副部长战斗终身”，“战斗在副部长身旁，无限幸福无限荣光”这类歌词。他们还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家”表示效忠，这里摘录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战斗小分队”宣誓时的两段誓言：

我们在战斗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一伙为“571工程”的最终实施进行着各种准备，他们的目是武装夺取中国的最高权力。

第九章 林彪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正当林彪一伙磨刀霍霍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七一年四月，党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林彪一伙一统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召开了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不免惊恐万状。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鹂、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四月十九日，林彪与叶群一同坐飞机回到北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林彪是要在：北京“坐镇”，以稳注他那一方人的阵脚，并在必要时“说话”。

“联合舰队”了解到汇报会的情况，也坐不住了。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一起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的计划。

对江青的利用

此时，就林彪、叶群所处的地位来说，可以也必须利用江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情景：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彻底败露之后，叶群和他们的“四大金刚”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就在这一伙准备夹着尾巴离开庐山的前两天，即在九月五日晚上，林彪带着叶群，亲自拜访了江青。江青对林彪亲临道别兴奋不已，说道：“谢谢林副主席。这次，本来夫子（指陈伯达）同小张（指张春桥）、小姚（指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是亲密战友，今后我要进一步紧跟林副主席，做林副主席的小学生。”江青和叶群则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林彪、叶群刚刚到家，又接到江青派人打来的问候电话：“江青同志让我回个电话。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对我的关心。希望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多多保重。”九月六日晚八时，江青再一次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问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一下。”林彪立即回电：“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同志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看你。”于是，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到江青住处。叶群哭丧着脸说：“这次全会，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主席的教导，请江青同志严肃批评。”吴法宪连说：“我们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向你们道歉。”江青则大言不惭地说：“这次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才犯了错误。可咱们毕竟是战友，当年打倒刘少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咱们并肩战斗过。对你们的错误我不计较，小张也不会计较。以后，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啦！”……从此，由于九届二中全会而稍稍冷淡了一阵子的林、江之间的电话又热起来了。如今，林彪、叶群便要利用这条“热线”，再给它加点“热”。叶群摸透了江青专喜别人吹捧的秉性，用电话频频与江青联系，又每每以谦卑、阿谀的口气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江青当然是臭味相投，她一反常态谦和地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彪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林彪、叶群以为这样便可以通过江青来稳住当时他们在治上的权力竞争者张春桥等人，并通过江青对毛泽东的影响，缓和一下林、毛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紧张关系，

批判“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林彪利用叶群和江青通话只不过是作表面文章。他把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和之后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活动也只看作是一种掩饰。当时，批陈整风虽然在群众中传达了，但报刊上并没有太多的表露，不过增加了“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这类词语。表面的平静预示着强力的爆发。心怀鬼胎的林彪面对这种形势，反复思考着一切可能的前景，认定只能孤注一掷，就是加速准备武装政变。他和“联合舰队”的头头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们之间的步调更加协调，行动也就更加大胆了。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训练。同时，“联合舰队”的各种分支组织，诸如“小分队”、“教导队”等加紧了活动。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六月七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六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文章，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年来的历程，在谈及“文化大革命”，叙述与刘少奇的斗争时，引用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话，“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号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并以与刘少奇、王明的斗争为例子，强调党内斗争仍在进行，“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说者有心，听者当然有意。林彪联想到陈伯达被称为“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九届二中全会后对黄、吴、叶、李、邱的批评都与陈伯达联在一起，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虽然仍然公开露面，参加需要他们参加的各种活动，但实际权力正在受到侵蚀，不由地做贼心虚，毛骨悚然，深感前途叵测。而毛泽东对他态度的变化，更使林彪如坐针毡，坐卧不宁。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林彪带着叶群飞回北戴河。行前，叶群对人说：“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在九月份，中央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七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以防“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需。

八月份，林彪一伙的活动更加频繁紧张。八月五日，叶群从北戴河回京，六日晚上，邱会作与叶群密谈。八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了近三个小时。当晚，吴法宪、邱会作又与叶群谈到深夜。

毛泽东的南巡活动

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八月二十六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道：“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九月五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九月五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十一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十五页记录。九月六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对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九月六日凌晨六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腔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报告诉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一九七〇年底开始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谋杀计划的实施

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又进行了电话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还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回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祖。”江腾蛟惜出周宇驰的意思，又说；“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驰忙说，“要去快点去。”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侯，毛主席九月二十五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为了壮胆子还说：“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九月七日晚上积八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九月八日到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停车的地点，特地去了解七三四一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晚八时许，又赶到杭州找到胨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署名晋草的给黄永胜的亲启信件，与刘沛丰、陈伦和[16]一起乘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他们的是周宇驰、胡萍[17]。在机场，林立果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复杂，林彪为了安全淮备离开北戴河，并把手令给胡萍看了。林立果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是对林彪“感情深的”人。当晚，胡萍找到空军某师政委潘景寅等人，一起商讨飞机和汍组人员事宜，并要潘景寅将名单报给周宇驰。

晚十一时三十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他们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即“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林立果把林彪的手令拿给他们过目后，对江膾蛟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接着，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周宇驰接上说：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当即表示：“坚决干！”林立果为了鼓舞士气，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最后，林立果又问了一下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周宇驰象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也是在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胡萍。

九月九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设在空军学院小搂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还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又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敌前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就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它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车干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18]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去干。还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它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把他干掉。”在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时，决定：“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谈话就用了九十分钟。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后，当即命令胡萍：“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与王飞密谈。他们先让王飞看林彪手令，谈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由王飞、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的行动。最后，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件交给王飞，由王飞送交黄永胜。

九月十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立果一伙动作的频率更加快了。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送密件到北戴河。中午，王飞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送交黄永胜。下午四时许，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信上没有日期。林立果、周宇驰把信交给王飞，要王飞适时途交黄永胜，并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一天，除了信件联系，叶群和黄永胜还通电话五次，最长的一次是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一伙积极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毛淨东对林彪一伙的这些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猜测，但是，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他必定会考虑到这局牌该如何打出去。于是，九月八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备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亏竟也未敢上前去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它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把王维国又拉上了。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后，林立果很快便收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已安抵上海，认为动手的时机到来了。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总要在上海停留几天，于是在北京和北戴河都加快了密谋速度。

林立果一伙虽是紧锣密鼓筹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下手却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急不可待，不断与林立果联系。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一下。”林立果也打电话告诉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还说，“现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王飞刚放下手中的电话，叶群的电话打来了。一开口，叶群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活到快五十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用官职引诱之后，叶群又威逼着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现在是一根绳子把我们的命运拴到一块儿了。想脱也脱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王飞听此言，有点慌神了，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泽东）到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王飞深知自己是上了贼船的，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于是回答：“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叶群认为王飞的工作已做的差不多了，又充满爱抚的感情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最后，叶群知王飞商定好，下午六时给她回电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他们在一起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在研究怎样具体地实施他们的谋杀计划时，还规定了暗语：“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道：“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他（江腾蛟）的指挥。”关光烈似带难色道：“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养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个‘任务’交给空军某师，由鲁珉去执行。”晚八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林立果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顾不了这些了，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彪的忠心，使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象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

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一场升官发财梦正作得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毛泽东“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上海了。”林立果一伙听后，尤如九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鲁珉已经走了，他痛哭流涕地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此时，这一伙人都已心虚了。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过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南巡顺利地结束了。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武装政变阴谋宣告破产。

第十章“九•一三事件”和林彪的灭亡

南逃广州另立“中夹”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了。然而，他们要与毛泽东争斗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设想，他们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 “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国庆前回北京”……。九月七日，还以为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则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联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晚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有难处？”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到了九月十二日，林彪计划中的南逃，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上午，林立果和在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同时具体安排着。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很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五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搂里。此时的林立果好象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形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六点钟，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它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十三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好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的名单和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出了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

林立衡揭发林彪的南逃计划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八时十五分，256号三叉戟降落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把陈洪珍等人留下，自己驾驶一辆吉普车，带着刘沛丰，向北戴河飞速驶去。

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则在用为女儿举行订婚仪式来掩盖他们的异常情绪，并为他们积极筹谋南逃计划作掩饰。

这天下午三时三十分，订婚仪式开始，叶群难以控制自己似乎走入绝境的心情，抱着女婿痛哭起来。他还对林立衡说：“立果知道你们订婚，来电话说，今晚一定要赶回来祝贺。”

晚上，作为订婚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林彪、叶群住的北戴河九十六号楼里，连放两场电影。这样，便把工作人员基本上集中在电影厅里了。借口特地为订婚赶来贺喜的林立果，只与林立衡打了个照面，匆匆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便和叶群一起到淋彪的客厅里密谋，同时，收拾着文件、卡片、整理着行装。林立衡因林立果的这种祝贺形式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她是不准备叛逃的。这在九月七日，她与林立果谈话之后便决定了。她的未婚夫则在当天便把林立衡的情况报告了警卫科长。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敢于去怀疑副统帅林彪，因而也就没有人敢于相信那耸人听闻的消息了。加上叶群事先不断散布林立衡因为谈恋爱精神不正常等蜚语，因此，警卫科没有把这些情况向上报告。

在订婚仪式上，面对着林立果，特别是叶群的极为不正常的种种表现，林立衡非常敏感，于是，她布置脤务人员偷听林彪、林立果的谈话内容，又根据服务员的报告，把情况告诉了警卫秘书和警卫科长。并和警卫科长一同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二日晚上十点二十分，林立衡和警卫科长摸黑从小路跑到八三四一部队住的五十八号楼对面的树林里，警卫科长叫来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和大队长，林立衡向他们报告了情况。张副团长得到消息，决定马上向北京报告。

周恩来对256号三叉戟飞机的追查

北京，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屆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九月十二日晚十时三十分，周恩来接到电话，知道北戴河可能发生异常情况。他一面通过中央警卫局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林彪情况，随时报告，同时要他们注意保护林立衡的安全；一面打电话向吴法宪查询：“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并“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问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今晚在山海关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来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谎称：“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进行训练。”吴法宪又问：“训练为仟么不回来？”胡萍只能搪塞到：“我查一查。”

胡萍当然知道飞机的情况，他所以如此，只不过是要掩盖自己参与的阴谋活动。他还要依靠他的主子。于是，’立即给周宇驰打笔话通风报信，告诉他周恩来追查256号三叉戟的情况，并说：“看来事情麻烦了”，要周宇驰“早打主意”。

胡萍还给256号专机驾驶员瀋景寅打电诘通报情況，并说：“如果吴法宪查问你256号飞机的事，你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如果问训练为什么没有回来，就说飞机有点毛病。”

当吴法宪按照胡萍编造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指示：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胡萍立即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潘景寅，又对潘说：如果查问你飞机是什么毛病，你就说发动机故障。同时，对专机服务队的一个副队长说：“你赶紧去周宇驰那里，告诉周宇驰，事情很复杂，告诉他们赶紧行动，候机室这边有我应付。”

晚十一时左右，周宇驰第二次接到胡萍传送来的消息后，立即给在空军学院研究南逃名单的王飞打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正在开会的王飞一伙乱作一团，王飞当即宣布：“以上一切，统统作废。”要大家“就当没有这回事”，马上解散，注意保密。并把会议记录和几份名单拿到厕所销毁，借来的枪支也还给了警卫营。

北戴河的林彪、叶群也接到胡萍密报的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为了掩盖他们的行径，晚上十一时二十二分，叶群故作镇静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便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叶答道：“空中动。”当周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时，叶说：“没有。”这样，林彪、叶群的马脚直接暴露在周恩来面前了。

为此，周恩来立即给管山海关机场的海军负责人李作鹏打电话说：“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但是，李作鹏将周恩来的指示下传到山海关机场时，把“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为林彪利用山海关机场逃窜开了绿灯。

仓惶逃窜，折戟沉沙

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林彪、叶群心如火焚，林彪决定将“南逃”改为“北叛”，立即飞往苏联。

林彪作出这一最后抉择不是偶然的。在他们一伙气势汹汹准备谋杀，大喊大叫要制造割据局面的时候，林彪早已心虚地想到，这些可能实现的“英勇”行动，都可能在最关键的一刻化成泡影。因而，必须作好依附苏联的准备。当然，这境况是很凄惨的。用林彪的话说：其结局最好也不过是成立流亡政府，寄人篱下。为此，就在指挥林立果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最紧张的时刻，叶群一伙也在慌忙地作着逃往苏联的各种准备。

九月七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俄语会话、英语会话等书带到北戴河。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参二部一位参谋准备给叶群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美国电影《巴顿将军》”时，叶群却一反常态，拿着《世界地图集》问授课人，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等等问题。

九月八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到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迅速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来。

九月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北戴河，为逃往苏联后提供情报。

下午，周宇驰要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术处处长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以供“北逃”使用。

当晚九时许，周宇驰又要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副处长搞一份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有了以上准备，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时二十二分，叶群与周恩来通话后，林彪才敢于作出立即叛逃苏联的决定。

十二日晚十一时四十分，叶群把警卫秘书叫到林彪处，林彪阴沉沉地说了句：“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顿时，九十六号楼里乱作一团。叶群在走廊里不住地喊：电影别演了！快调车！快调车！越快越好！越快越好！接着，她把警卫秘书叫到盥洗室，告诉他：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警卫秘书被林彪、叶群这一系列奇异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他一面叫人通知林彪的司机调车，一面到值班室给北京挂电话，问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觉得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儿去吗？”胡萍匆匆答道：“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收拾准备走吧！”电话便中断了。

还没有悟出名堂来的警卫秘书正在纳闷，忽又被急齣韵的林立果拉住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警卫秘书听见林立果在电话里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打完电话，不停地催促警卫秘书调车。叶群也赶来催促。

当汽车开进车库后，刘沛丰、叶群、林立果、林彪先后匆匆上车。

在九十六号楼值勤的警卫战士，将林彪一伙的举动，随时报告给了警卫大队队部：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在汽车上，林彪问林立果的第一句话是：“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答道：“不远，很快就到了。”

这时，警卫大队的干部几乎全部出马，跑出五十八号楼，站到附近的马路上。只见，林彪等人乘坐的高级防弹红旗轿车开着前灯，高速驶来。警卫干部扬手示意停车。叶群在车里大吼：“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加大油门，按着喇叭，急驶而过。

汽车驶过五十八号楼不远，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警卫秘书突然喊了声：“停车！”司机没有准备，猛地把车停下，警卫秘书乘势跳下车。有人从汽车里向瞥卫秘书连开了两枪。警卫秘书边跑边拔枪还击。当警卫部队负责人坐着轿车、吉普车追赶上来时，林彪乘坐的汽车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高速度向前急驶。它超越了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警卫部队的卡车，超越了警卫部队派去机场报信的吉普车，开进了山海关机场。

十三日零点二十分，当林彪的汽车接近256号飞机，而飞机尚未发动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给李作鹏，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只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而不下令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零点二十二分，林彪的汽车开到了256号飞机前，一辆油罐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林彪一伙人没等汽车停稳，便慌忙跳下车来。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同时，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未等架上客机梯子，便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一个往上爬。他们来不及等待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机，也来不及等待关闭机舱门，就要飞机急促起动，强行滑出。由于机场奉命关闭了夜航灯，飞银又没敢开滑行灯，在滑行时，飞机右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零点三十二分，在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了。

就在256号专机起飞的那一瞬间，北京接到了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林彪坐飞机跑了。”

几乎同时，周恩来也接到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报告：“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

周恩来立即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在雷达的监视下，周恩来不停地了解着256号飞机的飞行方位和飞行角度。

周恩来又问：“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人员回答：“能听到”。

周恩来即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然而，周恩来得到的回答是：“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周恩来又对调度人员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得到的反应仍然是缄口不语。

256号飞机上的人，了解到周恩来对他们行动的态度，采取了沉默的对策。不过，为了做些假象，扰人视听，飞机耍了个花招，改变航向，往西向内蒙古西部飞去。但到了内蒙古西部上空，又突然往北直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飞机越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上空。

周恩来对林彪的叛国行动愤恨至极，他立即驱车至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报告。毛泽东回答了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中国国境后，他们一伙满以为叛逃计划已大功告成。然而，在飞机越出国境后四十分钟，即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256号飞机却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现场的情况是：飞机摔得粉碎，一大片野草被烧焦，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酉米远。林彪等人的尸体被拋离飞机残骸十多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林彪的左腿摔断了，叶群的左臂摔断了，林立果身体扭曲，痛苦万状，腰间却还留系着手枪，印有他姓名、年龄的工作证就在他身旁，……

九月十六日十一时，距256号飞机失事大约八十小时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的尸体被分别装入木棺，并排埋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一公里以外的一个无名高地东坡，墓穴上标着一号尸体、二号尸体、……几个小木牌。

3685号直升飞机的行动

林彪乘机逃跑时，他的死党同时也在活动。

十三日凌晨一时左右，接到林立果电话后的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和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商量，决定携带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劫机外逃，继续追随林彪、林立果投敌叛国的行径。凌晨二时四十分，他们到北京沙河机场，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名，把值班的3685号直升飞机机长陈修文从床上叫起。三时十五分，3685号飞机向东北方向飞去，至张家口北部上空时，周宇驰拿出一张北京一乌兰巴托一伊尔库次克航线图，命令飞机飞往乌兰巴托。此时的陈修文有什么思想活动是无法猜测的。但是张家口机场调度值班室确与陈修文通过话，陈修文说：“油料不够，要下去加油。”此后，飞机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但陈修文终于骗过敌手，把飞机飞回北京郊区怀柔县上空，降落到树梢高度。这时，天已大亮，飞机里敌对的双方方都很明白：现在在什么地方，各自想的又是什么。他们之间进行了生死搏斗，周宇驰连开四枪，打死了陈修文。

其实，十三日三点十五分，当3685号飞机一起飞，便落入了我们的雷达视线内。周恩来立即布置作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并派出歼击机上天拦截。六时四十七分，直升飞机降落在北京怀柔县境，也落入了当地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匆忙爬出机舱，慌忙奔逃，跑进了一块高粱地。周宇驰撕毁了林彪的“八•九手令”和九月十四日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他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最后商定，由周宇驰喊口号，三人一起开枪自杀。他们就地躺倒，周宇驰喊“一、二、三！”周宇驰、于新野自毙，李伟信向空中放了一枪，留下了一条命，被当地军民抓获归案。

从林彪一伙叛逃行动开始，周恩来便不辞劳苦地操劳着一切。

九月十三日一早，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将情况报告毛泽东。

在周恩来的精心设计下，中国土地上，已向林彪一伙布下了天罗地网。

林彪及其死党叛遝行动没有来得及告知“联合舰队”的其它成员。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的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人，十二日下午得到林立果、周宇驰要他们南逃的命令，十二日深夜，便在第土高级专科学校据点等待命令，却杳无音讯。他们认为，林立果等人可能已到广州了，便决定坐火车去广州会齐。十三日下午，王永奎搞到通行证，他们一块儿到火车站，分散上了火车，十五日早到达广州。在广州四处打听，但打听不到林彪、林立果的任何消息，又决定逃往上海。十六日，他们弄到了空白介绍信，伪造姓名、身份，开了假证明，乘上了火车，准备去上海。当晚在广东源潭车站被捕。

黄、吴、李、邱作为中国高级领导人，很早便知道林彪、叶群摔死的消息。于是慌忙翻箱倒柜，匆匆销毁他们和林彪、叶群等人的来往信件及有关笔记本、电话记录、照片等大量罪证。黄永胜述因烧的东西太多，而把一个大陶瓷缸烧裂了。周恩来通过各种途径作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既不揭发林彪、叶群的罪行，也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

与林彪罪行息息相关的人，也相继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九•一三事件”的公开化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公开化和随之而来的林彪的叛逃，对中国高级领导层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震动。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所处地位的特殊，他们有可能比较早地了解到毛、林之间存在着矛盾，特别是毛泽东南巡讲话对林彪的批评，因而对于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林彪迟早要与毛泽东分手这一点，可能是有所估料的，只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分手的方式也太不一般。

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广大人民来说，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表现在社会上的不过是对所谓“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批判和“批修整风”，林彪在宣传中和人们心目中的“副统帅”、“接班人”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一九七一年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传中，中国的各家大报，几乎都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为通栏大标题作了报道，报纸上还登载着林彪手持语录本紧跟毛泽东之后登上天安门城楼以及毛泽东与林彪同桌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起观看焰火的巨幅照片。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在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时，林彪仍是紧随毛泽东身后，以“亲密战友”姿态出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宣传中，不少报刊选登了林彪手拿“小红本”紧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七月、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的第一幅照片，便是江青K“峻岭”为笔名为林彪拍摄的穿着军装手捧毛泽东著作，题名为《孜孜不倦》的彩色巨照。纪念“八•一”建军节各国的贺电也都是打给林彪的。加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林彪的一贯宣传，作为接班人的印记似乎深深地篆刻在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虽然，无数正直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厌恶林彪的谄媚表演，憎恨林彪对群众的无情打击，讨嫌他那手摇小红本时的毫无表情的神态，但又觉得，林彪作“接班人”既已写进党章，郯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尽管中国的报刊电视广播中再也见不到对林彪一伙的宣传，但林彪叛逃和摔死的消息不为人民群众所知。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前夕，各单位都传达了今后“十•一”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的通知，并要大家讨论时，人们也只不过是对劳民伤财的游行活动和准备工作的中断表现出松了一口气的欣慰。几乎没有人猜测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巨大变动。

在一般老百姓中，“林彪事件”是从一九七一年十月上中旬之后，由党内到党外逐步传开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的宣传使很多人听了“林彪叛逃”的传达，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有问题。也有个别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有一位党员在听完传达后，目瞪口呆，旁若无人地返回五七干校宿舍，把她的收音机大开，扰得别人无法安宁。待到这一消息传到全国人民的耳朵里时，对林彪一伙的咀咒便成了中国大地上最普遍的声音了。林彪的罪行，是死有余辜。

第三篇 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

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整段历史进程中，曾当过电影明星的江青，始终表现得异常活跃，可以说，她是一位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政治“明星”，是一颗“政治灾星”。在这里，选用林彪的一段话来介绍她，是耐人寻味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接见军内干部的万人大会上，专门谈了江青，他说：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现在，文化革命期间大家就可以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一方面她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能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军文革、中央文革同志的氡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确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便起着别人不能起的独特作用。

第一章“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新生涯

江青与《海瑞罢官》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围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里面，包含了江青的“劳动”。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看完湘剧《生死牌》之后，对海瑞进行了一番研究，提出了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吴晗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在看完京剧《海瑞罢官》后，便认定它是一株“大毒草”，多次提出并企望组织力量对它进行批判，却一直未能如愿。为此，江青串通康生，决定再去试探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康生利用会见毛泽东的机会，谈到《海瑞罢官》这出戏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似乎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江青便大着胆子具体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就是：“冒着风险，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泽东亲自看了三遍，然后由江青拿到上海公开发表。不过，江青此时的活动应当说是秘密性质的。

曾当过电影演员的江青是不安于以秘密身份活动的，江青怀着成为政治舞台上“明星”的希望，借助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投身于公幵的政治活动中。

进入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间，江青又遨请在部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到会座谈，并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纪要》送到陈伯达处，陈伯达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认为，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和发展。二是，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于是，江青又把《纪要》交给陈伯达修改。果然，《纪要》上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纪要》提出，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时，《纪要》专门用一个标题赞扬了“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列举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东《沙家浜》分等，作为革命文艺的样板。对江青来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第一次向全军、全党和全国表明，在江青精心培育下的“革命现代京剧”代表了文艺的新的方向。《纪要》既然提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那么，江青就应当是“旗手”。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就《纪要》写信给中央军委常委。林彪说，《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说“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同时，由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组成的‘咬化革命五人小组”撰写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了全党。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谈话，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同时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三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泽东审批。

四月十日，正当中央书记处开会，开始批评彭真的时候，中央批发了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过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纪要的第一部分，专门介绍了江青在这次座谈会期间的各项活动，称赞她：“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

五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通知》中，宣布撤销彭真、陆定一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这样，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真正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参加反工作组的大辩论和红卫兵接见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最先露面参与的群众活动是反工作组运动。王光美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一位有特殊地位的重要成员，被反工作组的浪潮冲击着。江青则选择了北京大学作为她直接授身“文化大革命”的入口。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起，江青连续数次去北大，并于七月二十五日主持召开万人辩论会，又于七月二十六日的万人辩论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每次，她既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又以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身份参力卩活动。因此，她在北大的每次活动中，几乎都要说这类话：“我一定把同学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昨天同学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俨然，只有她整日在毛泽东身边。同时，又不断标榜只有她最革命，也最支持群众。她就曾大喊大叫地宣布：“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之后，她又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反工作组的活动、海淀区中学的反工作组活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万人辩论会、北京中学生辩论对联《鬼见愁》的大会，……并开始用她那略带沙哑的高频率声调，伴着颤音，拖着长腔，不断地在开会时宣布：“同学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要我向你们问好！”以便在更广的范围内利用毛泽东抬高她自己的威望。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是江青大出风头的一次表演，她穿着笔挺的军装，仰着头，挺着胸，不停地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毛泽东和林彪并肩站在第一辆敞篷汽车的第一排，紧跟其后的是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敞篷车，江青身穿军装成了仅次于林彪的显目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在选登宣传照片时，特别登载了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人一同走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似乎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庆祝活动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金水桥前席地而坐，与群众共庆“国庆”时，江青习惯地坐在毛泽东身旁，然而，就在要坐在地上的那一霎那，江青睥睨了毛泽东一眼，慌忙间扭曲着身体，故作姿态，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这一情景，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油然产生出一种厌恶，但又不得不承认江青地位的特殊。以后，她也是排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规模活动，又通过现代化的视听工具，将这一切传播了出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宣布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给予她了直接插手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就此，江青开始了她一生中最不平凡、最惊心动魄的生涯。

第二章 专案•逼供•伪证

“我担负着中国第一个大专案”

刘少奇的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遭受了空前的诬蔑、攻击，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于他的任何处理结论，至少还应当在形式上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为了为会议准备诬陷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一九六七年五月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这一专案组采取种种非法手段，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量伪证，把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在这一过程中，江青康生、谢富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虽然与刘少奇有关联，但并没有任何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为了把刘少奇定为“叛徒”，江青、康生等人首先想利用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派人对安子文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斩钉截铁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安子文已被捕入狱，康生又派人找安子文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第一功已有人立了，现在你能立第二功，对你也有极大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意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子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还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有什么法子？！”

同时，江青等人利用中央专案组所赋予他们的权力，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十一人，以便逼取伪证。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与刘少奇共同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为了获取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将他拘留审查，要他交待问题。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丁觉群在“交待材料”上写道：“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他搞了什么黑组织？有哪些人？进行什么活动？……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另一份“交待材料”上还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丁觉群的这些“交待”和江青他们所要取的“证据”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动力，促使江青一伙采用各种恐怖手段，迫使丁觉群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便声明：“这些部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觉群又专门写信给审讯他的人：“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就是这些“打破事实框框”的“证据”，江青等人也视之如宝，因为要用它来作为“打死”刘少奇的炮弹。

盂用潜在一九二九年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和刘少奇一同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罢工事件有关系，被取保释放了。因此，既谈不上被捕叛变，也谈不上什么内奸、工贼。然而，江青等人却要利用盂用潜作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的证人。并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孟用潜“隔离审查”。然而，一个月过去后，孟用潜什么问题都没有谈。为此，康生批示“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江青也批示：“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康生还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还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参加小型批斗。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叙述过当时的情况：“从七月五日至十三日连续进行审问，白天问，有时晚上也问，参加批斗的专案人员有十余人，围上一圈，七嘴八舌，恐吓威吓……”。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是这样回忆当时的审讯情况的：“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待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待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是，孟用潜很快又反供，前前后后写了二十份申诉，说明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亊实根据”。专案人员曾强迫孟用潜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反供申诉，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就这样，江青一伙为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挖掘出了一个“证据”，而孟用潜声明反供的材料却被扣压，不准上报。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孟用潜因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被拘留后，当时任满州临財省委书记丁君羊多次派杨一辰到警方了解刘、孟二人的情况。结果，在刘少奇、孟用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后，丁君羊便被冠以“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长期关押，似乎这样就又为刘少奇是“叛徒”增加了一种“证据”。

王世英曾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任华北局书记时，他任联络部长。为了从他那里获取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监护审查”，隔离在中监委里。当时，他半身不遂十余年，尚患肺癌已有转移。却不许家属探望，也不许家属送饭，因而几乎每天都不能按时进餐。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对一个肺癌病人，不用说营养，连一个普通人的起码饮食需要都无法保证。还经常挨斗，强迫“劳动”，把人折磨得不象样子，常常便溺在裤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在江青等人指示下，制定了一个“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在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威逼下，王世英襟怀坦荡地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为此，江青非常恼火。一九六八年三月，王世英生命垂危，江青对专案人员说：“有个案子，我狠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

“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主请他吃烧酒！”……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王世英含冤离开了人世。

为了把刘少奇定为“特务”，江青一伙还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谁都清楚，一九四六年王光美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并通过这条途径参加革命，走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江青等人抓住军调处这个名字，硬要把王光美定为“美国特务”，“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于是，凡是与王光美能拉扯上一点关系的人都被列为“证人”，并企望从这些“证人”身上获取“证据”。为此，各种伤天害理的事，便应运而生了。

一九六七年，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先后逮捕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天津市居民王广恩、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教授张重一等人。

杨承祚在解放前是辅仁大学教授，认识王光美。入狱前便患有糖尿病、动脉硬化症，心、肾功能都不好。入狱后，由于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病情恶化。江青等人不仅拒绝为杨承祚的疾病进行必要的诊治，还要专案人员对他“突击审讯”，说什么“把我们要的东西（指王光美参加“美特”问题）在杨死前搞出来！”“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不久，老、病交加的杨承祚便被折磨而死。

在同样的威逼、折磨下，王广恩也被害致死。

一九四四年，王光美在辅仁大学当研究生时，张重一是该校的代理秘书长，与王光美连话都没有说过，只是认识杨承祚和杨的夫人袁绍英。一九六七年，六十七岁的张重一已为晚期肝癌患者，他的眼睛已巩膜黄染，大量便血，成“恶液质”状。专案组对他的身体状况作了如下报告；“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也活不了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惨无人道的江青却批准了专案组“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的建议。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中，可以概略地了解对张重一施用的暴行。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莸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

对张重一的最后一次审讯，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从上午九时，一直审问到二十四时零分，整整十五个小时。审讯后两小时，即十一月一日凌晨二时，张重一便惨死在病床上。

张重一处于肝昏迷状态，在神志恍惚的情况下，在专案人员的逼问下，用专案人员的话说，曾“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这便成了江青一伙定罪王光美“美国特务”的又一个“证据”。而张重一临终前神志清醒的很短时间中，说王光美是共产党员的实情却被专案工作“秘”起来了。

崔月犁是北京市：副市长。二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期间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介绍王光美至军调处任我方翻译。江青一伙为了从崔月犁那儿制造出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在审讯中有意问他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崔不知道，专案人员便问在东四六条多少号，崔当然更无从知道，审问人员便逼他数数，从一数起，数到三十八时，审问人员扑上去就是一顿毒打，口中还念念有词道：旱知道，为什么不说？”这样，美国特务机关在东六条三十八号便成了崔月犁的“口供”了。崔月犁不认识杨承祚，在审问是谁介绍王光美作“特务”时，逼崔背“百家姓”，背到“蒋沈韩杨”时，又是一顿毒打，这个“杨”字也就成了“口供”，同时，他们还拿着背面写有姓名的杨承祚的照片给崔看，让崔念，这样，“杨承祚”三个字自然就是“口供”了。这些口供加在一起，崔月犁便不仅是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也是介绍王光类“打入”我方代表团的“证人”了。

与王光美去军调处工作有关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也受尽了崔月犁式的折磨。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问题的“证人”，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无法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惨死在狱中。

江青一伙凭借他们讯刑逼供和编造出来的所谓“口供”，罗织成了他们定罪“特务”的“至宝”。专案组以此为据，写出了“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不过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看后非常不满，在报告上划了个大“×”，批道：“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于是康生亲自修改，把“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在他们“近墨者黑”的理论指导下，刘少奇不言而喻地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煞有介事地说他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

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因“刘、王专案”全国被捕受审的人达六十四位，受牵连者则不计其数。然而，他们所找到的“证据”，都不过是上面所列举的那样的“证据”。

在这些“证据”的基础上，“刘、王专案组”开始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此，江青简直得意忘形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上批：“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次日，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犹如火上浇油，江青对刘少奇的问题更来劲了。九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时，便大言不惭地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屆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以江青一伙领导下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依据，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制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然而，做假总是心虚。江青一伙清楚得很，为了寻找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到沈阳查档案。组织了四百多人，历时两个月，跑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阅了二百二十五万卷档案，没有发现刘少奇一件“叛徒”材料。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虽然公布了刘少奇的罪行，但江青一伙终因证据不足而耿耿于怀。于是，康生又想到安子文，并在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的前夕，第三次派人找他，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作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子文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

即使如此，在江青一伙掌握中央相当大一部分权力的时期，对刘少奇毫无证据的定罪也不能翻案。张春桥早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便说过这样的话：“不要小看这么一本（指审查报告）啊！这里面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I……这样一本就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是啊！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这么一本”虽然不过是沙漠里一时出现的海市蜃楼，然而，在他们一伙猖獗一时的时代，却不准人们丢弃这种幻影。直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绪束，为刘少奇昭雪平反的时候，早已离开沙漠的人们，才彻底排解了这类虚幻的骚扰。

“诱骗逼供术”和“公安六条”

在制造冤案、假案上，林彪、江青，应当说主要是江青，有两个打手，这就是康生和谢富治。

康生和谢富治制造冤案假案有一套奇妙的手法，其中康生可称之为“最”，他用“可能”、“由此及彼”、“想象”、“栽赃”，甚而“相面”等方法，便可以随便定罪于人。在贺龙问题上，他曾说过：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对不会没有，可以从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对于逼供审讯，康生更有一套“艺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向他的亲信和专案组工作人员传授他搞逼供审讯的经验时就曾说过：“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要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第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手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康生在谈到“审讯方法”时说：“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拿不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杏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这便是康生的“诱骗逼供术”。

江青的另一个打手谢富治也不示弱。他对于被审查对象的态度是：“我们对他们要有阶级愤慨，杀他十个头的罪都够了，对他们就是坚决斗争，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要同这些阶级敌人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不断地发脾气，大喊大叫要抓人。康生对要审讯的人也不断吼叫：“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工作”。

他们这套法西斯手段，使无数无辜的人们，包栝许许多多为建立新中国贡献毕生精力的老干部惨遭迫害，致死致残者无以数计。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伙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合谋炮制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公布并要求在城乡广泛张贴。江青一伙把“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一条，实际上扩展到一切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不满的人身上。这样，不仅使无数百姓遭殃，许多老干部也因此罪加一等。而谢富治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在公安部一次大会上关于“砸烂公、检、法”的讲话，造成公、检、法系统的瘫痪状况，更使人们“有冤无处伸，有状无处告”。

编造诬陷迫害名单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中，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遭到了诬陷和迫害。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人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有八十八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被诬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列为“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有七名；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共占一百九十三名八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祁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肖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方、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力、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盂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柴、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等。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三十七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占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六十名委员、候衿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二左右。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还指示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六十人分别诬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等，占一百一十五名常委会委员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把七十四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4里通外国分子”等，占一百五十九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连梁思成、童第周、华罗庚、茅以升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未能幸免。

第三章 清冼三十年代的污迹

蓝苹其人

和江青同时代的人都知道，江青三十年代原是上海的一个影星，艺名“蓝苹”。一九三四年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一举成名。接着，因与唐纳的爱情纠葛和婚姻变故而名噪一时。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经康生介绍，于一九三九年与毛泽东结婚，并正式取名江青。然而，有一段历史都很少有人知道，那就是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从山东到上海，开始与托派有接触，后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3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她在狱中写了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还填写了“自首登记表”才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她继续混迹在上海十里洋场，并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参加蒋介石“五十寿辰”的庆寿活动，在金城戏院演出话剧《求婚》。她的那些风流韵事就主要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

一九三七年江青经西安到达延安后，隐瞒了叛变自首的历史，由叛徒出面作假证明，再次钻入党内。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对江青的历史大包大揽，说什么“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包庇江青过关。从此，江青又一次开始了蒸蒸日上的“革命生涯”。

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旧好的迫害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使江青一伙乘此机会，不仅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历史清楚，也要求他们“历史清白”，并利用这一点来铲除他们一伙权力阶梯上的一个一个“障碍”，残害无数无辜善良的人们。

不过，自身的不清白和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重了江青心理上的创痕。历史的污迹成了咬噬她心灵的蛀虫。她便利用她那一伙人对“权”字的眼红、心黑，施展各种卑鄙的伎俩，来擦洗她身上的污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便为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不光彩历史进行掩饰。一九六六年六月，江青通过掌握上海宣传大权的张春桥让三十年代与江青共过事的著名老演员、老导演郑君里把有关江青的历史的文字材料交上去，说什么“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整理了一部分材料交了出去。不久，张春桥又两次找郑君里谈话，用威胁的手段要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的所有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并具体地提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的一些信件。当时已被群众揪出来的所谓“黑线人物”郑君里不敢怠慢，把三十年代江青的有关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清理了一大包全部交出，并写信说明，张春桥提到的几封信，实在没有保存下来。江青总觉得有遗漏，心中惶惶不安。并由此联想到已经遭殃的三十年代文艺界旧好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己等人手中可能也有关于她的材料，她要设法把它们全部清理出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抄家”之风风靡全国。尽管郑君里、赵丹、顾而己等人受不到任何保护，被冠以“反动权威”、“文艺黑线代表人物”、“黑帮分子”等等罪名，他们的家被不同单位和派别的红卫兵抄查了许多次，江青仍不放过“抄家”这一手段。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凌晨零点到四、五点钟之间，上述五位著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家，几乎同时以同样方式又一次被抄查。从赵丹的夫人黄宗英对抄家情景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江青的目的是十分昭彰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某夜，没听到砸门声、楼梯响，突然有一组自称“红卫兵”的人闯进我们卧室。带队的是近四十岁的中年人，肤色晰白，说普通话偏山东口音。整夜至天亮，只这一个人说话。这些人动手对赵丹和我进行搜身，并撕去海燕电影厂造反组织抄家后贴在书橱、壁柜上的封条。我大喊：“来人啊，有人撕革命组织的封条，……”他们就把我和赵丹押到隔壁客厅。过后得知，对我母亲、孩子及保姆都搜了身，连厨房糖缸、盐罐和阳台、烟囱，每个角落都查过。因我继续喊叫，由白脸人看管、训话。查抄时，是以一个近三十岁、穿一身旧军装、没领章帽徽、中等身材、结实、黑肢色的人为主。这些人翻箱倒柜，注意的是信件、书、画报等文字材料，连钢琴里面、镜框芯里都不放过。男女青年迅速地一页页查书，线装书每个中缝都用竹片挑开察看。他们见有字的纸张、照片就收。

这些人在天将亮时离去。经检查，所有赵丹的、我的笔记、来往信件、稿件、照片统统没有了，一张有字迹的纸片也不留。奇怪的是，唯独一大纸袋里放的全部是赵丹写入党自传时的材料，白脸人曾很仔细看过，此时倒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中间。

赵丹当时楞住了。他后来对我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特务的一套，象新疆盛世才一样，留下我的自传，是暗示我，运动中只交代自己问题，不要涉及其它的人和事。”

江青指示的抄家既然是为了搜查有关她那羞于见人的历史证据，那当然要对这些“证据”做恰当的处理。抄家得来的材料送到北京后，最先存放在叶群的家里，后又根据“江青同志指示，要把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而转存到空军指挥所。材料是经叶群亲自挑选过的，附着目录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并由叶群注目，封口后送走的。

在抄家的前后，有一个“在押犯人”，写了一份揭发材料，涉及江青三十年代的历史丑闻。当时掌管公安大权的谢富治知道，这些揭发并非谎言。他就曾私下对老婆刘湘屏说过：江青“是被捕过，文化革命反映很多。”然而，谢富治出于对江青“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损害”，“要热爱江青同志，保卫江青同志”这一宗旨，利用职权将那个“在押犯”的交待材料取走，后由林彪亲自督阵，江青、叶群、谢富治三人一起将揭发材料销毁。而这个“犯人”的其它交待材料也由谢富治下令，一律销毁。

“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九六七年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问题逐渐公诸于世，林彪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急骤上升；江青的名声也随着她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活动，特别是公开露面的群众活动逐渐增大。刘少奇既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的同代人，亦可以看作是毛泽东领导的事业的接班人。眼看着刘少奇大势已去，接班人便成了林彪、江青等人朝思暮想的奋斗目标，于是，林彪、江青等人都在为之努力拚搏。林彪利用手中的小红本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并以其似乎不离毛泽东左右的宣传来达到目的。江青当时的地位当然排在林彪之后，她幻想着未来可能实现的美梦，为其声誉的提高不懈地作准备。这时，从五位旧好中抄出来的有关她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材料，对江青来说，犹如定时炸弹。她要乘势起掉它。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的一天，在叶群的具体布置下，从上海抄家得来的材料，又重新回到了叶群家中。叶群、江青、谢富治也接材料之踵而至。叶群取来材料，命秘书到后院小伙房把火炉捅开。江青、谢富治由叶群带路来到小伙房。谢富治把那包材料拆了封，和叶群一起一份一份地塞进火炉焚烧。江青则在一旁来回踱步，她大概内心有点得意了，她那见不得人的史料终于变成灰烬，在世界上消失了。当然，江青非常漬楚，和她共过事的人都将是她历史印迹的见证，她要“历史清白”，只得一不做二不休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利用手中的权力，对郑君里实行了所谓“保护性拘留”，实际上是将他投入监狱，并在狱中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不到两年的时间，郑君里便被折磨死了。

与江青同时代的上海影剧界人士，从来就和江青有一种特殊关系，也都知道她的底细，因此，一个个遭到批斗，劳改，被封住了嘴巴。

对公安部门了解江青情况的人士的迫害

江青混迹上海，并曾往来于山东、浙江、江苏各地，她的有关材料，不仅当地公安部门有，公安部也有人了解她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便诬陷公安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她那一伙人又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江青的“黑材料”。为此，先后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打成“现行反革命”，把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逮捕入狱。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又借口接到上海一封信，说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面去了，而指名把上海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副局长王鉴和公安局其它人共二十六位关押在北京；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安部门也遭到清洗。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就是被他们迫害致死的。

查封上海图书馆

一九六七年九月，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冲动下，北京电影学院五名师生持单位介绍信到上海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此时，为了寻找江青一伙“敌手”的“叛徒”材料，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也组织了上海图书馆有关人员查阅解放前的报刊材料。在查阅过程中，发现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某些材料，还发现了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写的文章。这些情况被张春桥豢养在上海的“私人”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知道了，便向张春桥报告了北京电影学院五个人的行踪，说他们想“从黑帮（指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嘴里大量掏取污蔑江青同志的黑材料”，“从画报、文章、剧本、照片抄写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攻击污蔑江青伺志的黑材料，达两个月之久”，“为了迅速查明案情，截获他们摘抄、翻拍的黑材料，追击他们在上海的同案犯及他们的黑后台，拟对五人进行隔离审查”。张春桥立即批示：“把他们先拘留起来，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泳、游雪涛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动，不要扑空”。结果，五名师生被关押五年。而为了对付上海图书馆的有关工作人员，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以后再要提起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同时，通过他在上海的亲信，下令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全部三十年代图书报刊资料，规定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书库。并有意制造了一个所谓上海图书馆的“炮打”案件。张春桥恶狠狠地叫嚷：“图书馆里有一批很坏的人。”就此，很多人遭受了不白之冤。从《鲁迅先生轶事》一书中了解到狄克就是张春桥的图书馆人员葛正慧在红卫兵查问《狄克”是谁时，开诚布公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的化名”之后，他家里的图书、资料、笔记、信件全部被查抄，本人被秘密隔离审讯达五年之久。上海图书馆的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因为接待过有关单位来馆查阅三十年代的资料，也被监禁了两年有余。图书馆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都成了审查对象。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恩将仇报”

丧尽天良的是，江青对秦桂贞的“恩将仇报”。

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时，曾寄居在一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二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住在三楼亭子间。她们年龄相妨，相处得不错。秦桂珍经常挤时间为江青擦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来不收取报酬。当时，江青的生活并不宽裕，有时买不起水果，秦桂贞知道后，曾用自己的工钱买来西红柿，洗净后放在江青住室的窗台上给她吃。有一次，江青钱花光了，吃不上饭，秦桂贞还冒着被解雇的危险，从主人家里拿了饭，煎了一个荷包蛋，送给江青吃。江青感谢秦桂贞的质朴、善良，对她寄人篱下的生活遭遇给予深切的同情，表示将来一定报答秦桂贞的恩情。江青到延安后，给秦桂贞写过信，寄过照片，深深怀念昔日的友情。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当江青听说上海有些红卫兵找秦桂贞了解过她的历史时，权力野心的恶性膨胀，把她三十年代曾经写文章抨击社会的黑暗，呼吁拯救穷苦的贫民，以及作为当时十九位社会知名妇女联名为贫病交加的女作家白薇筹集资金时的那一点儿同情心涤荡无遗，转而对无辜、善良的秦桂贞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在一次碰头会上，要求把秦桂贞弄到北京来。会后，江青亲自布置吴法宪派专人专机对秦桂贞进行“秘密调查”，把秦桂贞“秘密弄来”。于是，一个自称为上海市委工作人员的人，以“中央首长叫你去”为由，在“保密”的旗号下，将退休了的秦桂贞弄到北京，安排在空军招待所高干客房不许出门，一日三餐也由服务员来送。

江青得知消息后，对吴法宪说：“把秦桂贞关押起来！我不见她。”同时，口授吴法宪关押秦桂贞的报告。报告是这样写的：“阿桂（秦桂贞）很反动，她同国内外敌人有联系，经常和香港通信，香港给她寄来很多食品衣物。国内同彭、罗、陆、杨、陈丕显、黄赤波的黑线有联系。为此建议把阿桂逮捕关押卫戌区，进行审讯，并列入汪金祥、王鉴专案。”

江青为了掩饰自己对秦桂贞的歹毒，逮捕前有意安排叶群、吴法宪到秦的住处看望。叶群对秦桂贞说：江青身体不好，暂时不能见你。我们受她的委托，来看望你。又是问长又是问短，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告别前还嘱咐秦桂贞要多多注意保重身体。谁知，叶群、吴法宪前脚走，他们指使的凶手后脚便来了。对秦桂贞拳打脚踢，把她带来的衣服物品扔了一地，不由分说，扭上汽车，投进监狱。在狱中，秦桂贞受到了百般凌辱，头发被剃光了，还带上了镣铐，接受审讯，施以重刑。为了逼秦桂贞承认是特务、反革命，审讯时秦桂贞往往被打得鼻嘴流血。折磨了整整七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获释放。

然而，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秦桂贞才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竟是亲切地呼叫她“阿桂”，发誓要对她报恩的江青一手策划的。

残害孙维世

孙维世可以说是江青在延安时期的同事、朋友，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十月十四日惨死在狱中。孙维世的死也是江青为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

一九六七年，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的仇人指的就是孙维世。

江青和孙维世到底有什么“仇”呢？这要追述到孙维世的身世。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战友、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一九三五年，孙维世十四岁，在上海，先后在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入协会及其后身上海业余剧团工作过，适时，江青也在这两个剧团工作，因此，孙维世对江青三十年代的情况有所了解一九三七年，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帮助下，孙维世到了延安，此时，江青也来到延安。为纪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东北抗日联合军政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抗日联军两周年，同在抗大的江青和孙维世一起参加演出了任白戈编写的反日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演资本家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据说毛泽东也看过这出戏。谁知道，演出效果与江青意愿相反，孙维世反倒比江青出名了。她对孙维世产生了嫉恨。解放后，江青多次说过，任白戈不知道为什么在延安要写一个剧本，让我去演，出我的丑。

当然，对任白戈的恨也包括了任白戈了解她三十年代的风流史。为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点名整了任白戈。

再说，江青和孙维世的关系中还有这么一层。荪维世父亲逝世后，周恩来把她认为义女，因此，她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关系都非常友好。正因为她是烈士的遗孤，周恩来对她总是分外关心，这对于把周恩来当作对手的江青来说，当然是恨上加恨。毛泽东也很信任孙维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赴苏会见斯大林时，孙维世担任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回国后，江青一再要孙维世去看她，孙都没有去。不久，江青借参加孙维世婚礼的机会，问孙维世：“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原来，她要孙维世“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孙维世当然没法满足江青的无理要求。为此，江青又怀恨在心。一九六四年，江青自以为在搞“革命现代京剧”上出了不少风头，重新在文艺界立住了根基，在与孙维世的一次相遇时，有意对孙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有没有问题啊！这下该到我那儿去了吧。”然而，孙维世依旧是置若罔闻。

孙维世有各种社会关系。孙维世的哥哥孙泱[19]当过朱德的秘书，参与写作《朱德传》一书。在江青看来，写《朱德传》是为朱德歌功颂德，而朱德则是江青一伙一心要打倒的对象。为此，江青一伙加害孙泱，诬陷他是特务，同时，把对孙泱的仇恨加在孙维世的身上。孙维世的丈夫是著名演员金山，他非常了解江青的底细，江青恨金山，也连带上了孙维世。这样，江青便把孙维世恨之入骨，把她当成一个大“仇人”。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江青漫骂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把荪维世定为监狱中的“关死对象”，对孙维世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直至死亡。

魔爪伸向“赛金花”的扮演者王莹

三十年代，上海话剧界准备排演剧作家夏衍写的《赛金花》一剧。江青为争演剧中主角赛金花与导演发生了争执。最后，导演决定由著名演员王莹扮演赛金花，江青对王莹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九五五年春从美国展转回国的王莹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作编剧工作，后因她的丈夫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而受到沉重打击，心境凄凉，健康每况愈下，便在香山狼见沟找了一栋农舍，过着隐居式的写作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记恨在心的江青在有关会议上多次点王莹的名，说“王莹坏得很”。王莹被冠以“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不得不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批判，遭受红卫兵的辱骂、抽打。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谢和赓被捕。不久王莹也被关押进监狱，被江青一伙定为“死囚”，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并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凌晨含冤谢世。

“罪恶是一种恶性循环。干了不义之事，只能用更多的不义之事来使自己地位巩固。”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未能摆脱罪恶的恶性循环。江青为了清洗自己在三十年代的污迹，以为消灭了三十年代有关她的信件、照片，从肉体上消灭了了解她三十年代情况的人就可以使自己的丑史从人间消失，实际上是太愚蠢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证明，历史的污迹是无法清洗的，用暴行来清洗污迹的人只能为自己增加新的污迹。

第四章 武斗的逐步升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便以它那浓厚的“革命造反”色彩区别于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一九二七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这一“语录”一时间成了最流行的口号。群众组成的“战斗组织”在批斗所谓“走资派”、“黑帮”的时候，“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对人的凌辱和对人身的侵犯屡见不鲜，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中遭受毒打，受到“战斗组织”的审讯、惩罚和拘禁。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教授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文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曾这样写道：

这是八月三日的事。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沨的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祅。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拚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一九五八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来本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

最使我可怕的，是他们折磨我们的时候。红卫兵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让我们爬在地上。有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单也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并喊道：“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算犯罪”。有时候红卫兵命令我们脸朝墙站着，一直站到他们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简直就把我们忘了。他们还强迪我们低头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接着闯进来两个红卫兵    男一女。

我站起来，男的用皮带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脸上吐痰。我还没受多少罪，赵沨被打得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的接见红卫兵活动把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宋彬彬大胆地向主持大会的一个人要求献给毛泽东一个红卫兵袖章，当她得到允许把红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时，毛泽东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宋回答说：“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当即，毛泽东诙谐地追加一句“要武嘛”。第二天，《人民日报》登载了“宋要武”记述毛泽东单独会见她的“幸福情景”。宋彬彬也在一段时间里正式更名为“宋要武”了。这里必须说明，毛泽东说的“要武”，可能并不是指后来出现的不同组织间的无法遏制的武斗，而是指区别于文质彬彬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然而，红卫兵却在“要武”和“武斗”之间划了等号，他们“武”的行动便越来越猛烈了。通过串联把北京的运动内容和运动形式带到全国各地之后，对立组织间的打斗行为也越来越升级。鉴于全国都有“武斗”的趋势，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便告诫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但是，红卫兵都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视为格言，对于法制遭到践踏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来说，武斗既起，没有强力的具体措施是压不住的。

从另一面看，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夺权”，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掩饰下，有意挑动派性，造成观点上有分歧的“战斗队”或“文革筹委会”等组织带有越来越浓烈的派性色彩，而相互之间的粗暴，又使武斗行为逐步升级。

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

上海市以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徐景贤和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为核心制造的“康平路武斗事件”便是典型的武斗事件。

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竭力煽动群众反对以魏文伯[20]、曹荻秋[21]、陈丕显[22]等人为首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进行了疯狂的夺权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市的一部分工人召开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亦即后来称之为的“工总司”）成立大会，“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声称“要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叫嚣着“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会后，“工总司”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与对立面的群众发生了争吵和磨擦。

十一月十日凌晨一时，“工总司”决定组织一大批人乘火车到北京，向毛泽东报告成立“工总司”的消息，并“控告上海市委镇压群众运动”。车到安亭，上海市委命令停车，上万名由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致使宁沪线全线停车，南来北往的交通阻断，铸成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望能说服工人不再来京。然而，挑逗起来的工人情绪难以平复。

十一日，陈伯达给“工总司”拍了电报。当晚十二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乘专车直抵安亭站。第二天上午，张春桥亲自出面，要工人“抓革命，促生产”，回上海闹革命。“工总司”决定，北上队伍撤回上海，派遣少数人步行去北京。

“工总司”反对上海市委，由于其“态度明确”，“行动坚决”，中央文革一眼看上了他们。十三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五条意见。

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常委召开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

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张春桥的汇报，表示同意张的做法，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就这样，“工总司”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支力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合法”存在了。而对中央文革小组来说，上海有了强大的“工人与量”作为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

此时，正值全国性串联高潮，聂元梓率领的“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来到上海。早在十月份，聂元梓就在北京与江青密谋策划了三天，决心搞垮上海市委。这与“工总司”真是不谋而合了。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由于“安亭事件”而与上海市委结下冤仇的上海造反派以“上海市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的名义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联合在文化广场召幵了一万五千人的“向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酚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并立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誓言。

会后，上海红卫兵主办的《红卫战报》第五期立即出版了。造反派要求《解放日扳〉与《红卫战报》一样，坚决站在“造反”的立场上。但是，谁都知道，没有中央的正式决定，对待曹荻秋和上海市委的问题，《解放日报》是不能随意表态的。它只能按照原来的办报方针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不能象《红卫战报》那样，毫无顾忌，锋芒毕露，矛头直指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并竭尽全力“上纲上线。”因此，造成了两个报纸在观点和内容上截然不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一意孤行促使他们提出，将第五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并扬言，“《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上海市委拒绝了红卫兵的这种无理要求。

“工总司”有红卫兵在前面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气焰更加嚣张。对立面的群众则更加团结一致，并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市委支持下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简称“赤卫队”）。知道张春桥根底的曹荻秋不仅反对《红卫战报》的做法，而且公开表示，中央文革“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赤卫队”也提出，“坚决反对‘五条，“要张春桥同志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

“工总司”和“赤卫队”成了上海市工人两派最大的对立组织。而当时这种对立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势均力敌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的争斗。

十二月三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谈判没有成功，便用武力封闭了解放日报社。这一行动得到了“工总司”和外地赴沪串联的造反派的实实在在的支持。站在“赤卫队”立场上的群众，也对着“工总司”行动起来，他们高喊着“要《解放日报》”等口号，向封闭解放日报社的人群冲击，试图攻下报社。就这样，两派群众的冲突持续了两天，并造成双方各有少数人受伤。这就给两派制造了互相攻击的口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出面批评上海市委，上海市委被迫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決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了字。

十二月十一日，造反派组织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认定封闭《解放日报》事件是“革命事件”。

这时，在全国一片造反声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声势感染下，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亦有人起来“造反”了[23]。上海市委处境异常困难。上海市两派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愈发炽烈，“造反派”揪批曹荻秋和陈丕显的情绪亦愈发炽烈。

面对着趋于极化的群众对立情绪，面对着中央文革借中央名义施加的巨大压力，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不得不表态改变立场，表示不支持“工人赤卫队”。“赤卫队”一旦失去了市委的口头支持，对自己过去的做为和信念都开始动摇。他们反省既往，有的觉得正确，有的觉得上当，更多的人是不知所措。惯性带着他们却仍然向前滑行。不少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上京告状，造成了部分交通停阻，北方区海港及国棉十七厂等单位的工作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无疑也给“工总司”造成了压力。

当上海的情况象闪电一样地传到中央文革主要成员耳中时，为了达到彻底摧垮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目的，他们作出姿态，对“工总司”表示了进一步的支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说：“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实际上充当张春桥在上海的联络员的李文静赶忙把张春桥的电话内容转告给在上海市委工作的徐景贤，徐又在他所执掌的系统中作了传达。十二月三十一日，王洪文、耿金章等“工总司”头目，组织了一大批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上海工人赤卫队”，打伤九十一人，铸成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使派性矛盾白热化。

“一月风暴”

面对着两派对立群众的矛盾激化，中央文革认为，这正是制造口实进行夺权的大好机会。张春桥打电话给徐景贤说，“要把这次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说成是市委挑动起来的，赶快找各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商量”。徐景贤立即把电话内容传达给当时各造反组织的联络员，亲自拟定“十二月三十日事件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曹荻秋是罪魁祸首”等口号，并组织他的笔杆子朱永嘉等人按口号的口径起草传单，以“把炮口对准阎王殿，打倒曹荻秋！揪出陈丕显！彻底揭露上海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罪行”为题的传单，开始在上海太量散发。同时，造反派群众淮备从《文汇报》开始，进行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革命造反派联合一致，几经周折，夺得了文汇报社的领导权，接管了报社。第二天，自称为新生的《文汇报》以显要位置，登载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在《告读者书》一栏連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俥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多年来，眼睛一直盯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这个座位的张春桥，心里可谓乐不可及。在他“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的思想指导下，准备亲手导演向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彻底的夺权”活动。

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十一个群众团体在《文汇报》第一版上刊登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社的权，也被夺到了造反派手中。

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鼓动下，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为头头的“工总司”组织了上百万群众，冒着风雨，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全市数百名局以上的干部陪斗。造成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瘫痪，同时，上海市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等大标语。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得了上海市许多重要权力。

一月八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为了自上而下把握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毛泽东认为，“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一月九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市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了它，并加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语：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鍵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題。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姓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带着重号的为毛泽东的话——作者）

由于《告上海市人民书〉中所指夺权过程是纯粹的一派夺权，在一种内心觉得“不平”的心理支配下，上海市谇多单位刮起了强占住房、索要串联费、补助费，以至补发几年工资之风。全国其它地方和单位也效仿上海，有的还提出提级加薪等要求，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生产秩序，交通运输也受到影响，当时称之为“经济主义”。掌握权力的上海市造反派并不希望这种“经济主义”蔓延开来，一月九日，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同时刊出了由三十二个组织名义提出的《紧急通告》。

就在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了“红革会”的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作了“指示”。

由于《紧急通舎》的宣传，上海的交通运输和生产形势有了某些好转。学生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为此，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个致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的贺电。贺电拟好后，陈伯达将它与准备同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一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很好”。又让林彪主持一个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其它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审阅。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公诸于世了。贺电说，“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发表社论，肯定并支持上海夺权中的一系列活动。以武斗夺取权力的上海“一月风暴”受到了毛泽东的完全肯定。

然而，一切总不会象中央文革想的那样如意。就在张春桥为“一月风暴”欢欣若狂四处奔忙的时候，揭发他，批判他的力量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出现了。原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游雪涛作为群众组织“扫雷纵队”的小头目，立即带领纵队成员四处活动，并将侦察到的反张春桥的活动情况向有关人员作了汇报。中央文革非常清楚，对张春桥的任何一点动摇，都会导致上海局势意想不到的变化。为此，中央文革以特急电，告“红革会”，借用学生力量，并直接利用游雪涛小组，采用特务手段，把反张春桥的力量狠命压下去了。就张春桥而言，他又胜利了一次。然而，张春桥通过这次“战役”也看中了游雪涛一伙，不久，不仅将游雪涛提升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还将上海永福路244号的一座小楼批拨给游雪涛从事秘密活动。从此，“游学涛小组”（代号244）成了张春桥直接指挥，专门为他从事特务活动的特殊团体。它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告密、诬陷之能事，为张春桥篡党夺权活动尽忠尽孝，而最终也与张春桥一起，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席。

继“一月风暴”的夺权之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市人民公社宣告成立。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张春桥乘机利用徐景贤，通过“工总司”的口，道出他想独榄上海大权的宿愿，上海街头出现了“拥护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等大标语。在中央文革直接关切下掀起的上海“一月风暴”，以他们一伙意愿的胜利结束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根摄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人民公社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徐景贤为副主任，“工总司”的头目王洪文也爬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

王洪文“文攻武卫”的实践

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把对立派别看做是动摇他地位的一支巨大力量。不可遏制的权势敝和唯恐失却权力的恐惧心理象鬼魂一样驱遺着他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来报复对手。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洪文策动“工总司”等组织的一万余名不明真象的群众，去上海柴油机厂，向在“一月风暴”中公开地、坚定地反对他们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或“联司”）问罪，并准备乘机把“联司”砸掉。由于“联司”已有准备，王洪文此举未能得逞，但是抓走了二百余名“联司”成员，并把他们关押在公安局。

“联司”当即组织群众列队到市公安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抓去的全部无辜，同时呼吁全市人民支持他们的行动。“上柴联司”虽然经受了“工总司”的一次大的冲击，却没有被打乱队伍，反而立住了脚跟。两派的对立也一直相持不下。

一九六七年三月，王洪文单方面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并借此机会拘捕了“联司”的两名成员，以便把“联司”压垮。然而，此举引来的却是上海一部分群众对王洪文所做所为的谴责，不少单位还组织了“支联站”声援“上柴联司”。“工总司”内部也发生了小小的分裂，有人组成了“支联总部”与王洪文分庭抗礼。

王洪文并没有因为与“上柴联司”争斗的一次次失败而死心，他利用两派的对立，频生计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调查“联司”和“支联”的活动，同时派出他的心腹要员打入“支联总部”，为摧毁“联司”积极活动。他们四处宣传“联司要搞‘三停’（停水、停电、停产）”，“联司要炸毁上海炼油厂”，“联司在上海制造第二次大乱，要夺市革委会的权，实行权力再分配”，“联司是反动组织”……

“上柴联司”也不示弱，他们无情地揭露王洪文一伙聚众破坏生产，阻断交通，挑动武斗等等罪行。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参加“支联”的群众越来越多，宣传规模越搞越大。

王洪文在权位上如坐针毡，他那一伙人费尽心机，苦思冥想，以期寻衅挑斗对方。恰在此时，上海柴油机厂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七月十八日，工具车间的两派群众，因为贴大字报产生分歧，引起争吵，导致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解福喜在混乱中被打死。王洪文以此为把柄，大作文章。他拉一派，打一派，于七月二十一日以上海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的名义发布《通令》说，“上柴联司”总部“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解福喜，以致惨死”；“特令‘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待打人致死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当晚，在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一伙操纵、指挥下，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王洪文借此机会鼓动两派争斗，进一步挑动武斗，

此时的中国，派别斗争遍布全国，武斗形式不断升级。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一天，全国八大军区有五大军区发生了冲击部队的事件。为了处理武汉的“七、二〇”事件，“百万雄师”这样一个广泛性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这不仅涉及了整个湖北省，河南、湖南等临近省份都有相当数量的城乡群众因此而受到冲击。福建省的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武斗，士兵们手挽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战士手臂被打骨折，有的人还被洒上汽油，蒙上棉被活活烧死〉其它地区的派别组织之间，也都刮目相看，视为寇仇。

就在群众情绪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无疑为热衷于武斗夺权的派性头头们提供了“理论根据”，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在“文攻武卫”口号的掩饰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王洪文有了“文攻武卫”这一“上方宝剑”，有恃无恐，于七月二十九日作出了砸“上柴联司”的五项决定，其内容是：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他们还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计划”，具体安排了埋伏、袭击、围攻和捉人等行动方案。

七月三十一日夜，“工总司”以左臂扎白布条为标志，出动了一、二百人突然袭击“支联总部”，把正在开会的三十多个人全部抓走，关进了杨浦公安局。

八月三日，王洪文以市革委会的名义，派出宣传队到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宣传。在激偾的情绪下，“联司”个别人采取了一些过火行动。王洪文一伙人认为抓到了口实，便进一步慎密策划血洗柴油机厂的具体计划。

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带领十万不明真象的工人，打着“工总司”的旗号，驾驶着汽车和轮船，高举着“文攻武卫”的旗帜，以兰白色小带的针织物缚在左手上作标记，从水上、陆上把柴油机厂层层包围。“工总司”的火线指挥部则设在上柴厂旁边。双方的高音喇叭显示出两派群众的激昂情绪在步步升高。

晨八时许，王洪文下达了进攻命令，两派群众在厂门口发生了激烈的武斗。在厂内的“联司”成员一面用弹弓、砖头、螺帽等出击，一面用高音喇叭呼叫厂外工人停止武斗，喊出了“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面对着震耳震心的高音喇叭，王洪文怒不可遏，高喊：“他妈的，先把‘联司’门口造谣的高音喇叭拆下来！”早已结集在厂门口的“工总司”“敢死队员”冲向厂门，却被“联司”的弹弓打了回来。王洪文气急败坏，下令切断柴油机厂的总电源。十时许，上柴的高音喇叭因为断电而停播了。

王洪文先派大吊车撞开厂铁门，由于厂门口防守严密，强攻不进，便决定正门佯攻，左侧主攻。“敢死队员”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厂门左侧一段围墙，高喊着“怕死不是造反队，誓死砸烂臭‘联司的口号攻进厂区。先占领食堂，断掉“联司”的水和粮；又搭上云梯或从落水管、门窗，以灭火器开路，口中念着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分割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不停顿地进攻；同时下令“敢死队员”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他们还调来了十七辆消防车，用水压一百磅以上的水枪，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据守在楼里的“联司”群众喷射，并以水龙作掩护，攻入屋顶。晚六时二十二分，武斗基本结束了，双方伤亡惨重。

“联司”群众全部被俘，并遭受“头上开花”，“面部挂彩”的毒打。男的一律被剥去上衣，女的则被撕破上衣，作举手投降势，并勒令他们反复叨念“‘联司’必败”等口号。许多“联司”群众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在路旁，再被扔上卡车运往厂外。聚集在厂工房前的职工家属个个泣不成声，有的甚至向现场指挥的大小头头下跪求情，回答他们的却是拳打脚踢和恶毒的辱骂。

接着，王洪文一伙在全市对各单位的支联活动进行清洗，“支联站”全部解散，参加“支联活动的群众，轻的受到审查、批判，重的遭受批斗、游街、毒打，甚而扭送公安局关押。

八月四日未进厂的“联司”成员也被“补课”，补打”，以致几乎无一遗漏的遭到审讯、毒打。厂里私设的公堂、刑房达五十多处，刑具有数十种之多。

造成的损失真是骇人听闻。仅八月四日的武斗，便造成全厂停工停产两个月，减少产值五百万元；利润降低了一百七十五万元；物资损失三百五十五万元；房屋设备损坏的修理费十四万八千元；……

九月，在血洗上柴的武斗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在他看来，在攀登更高权位的征途上，确确实实地击败了一个最有力的对手。对于张春桥来说，这对巩固他的上海阵地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他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便作了如此讲话：

“最近上诲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诲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缜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上海市‘工总曾就此事，批评过革委会，问为什么不发起革命行动。对于‘工总’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草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式的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

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那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春桥的立场。

遍布全国的武斗

“一月风暴”起始的上海武斗，既是全国性武斗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为全国武斗夺权开了一个头。仿照“一月风暴”这一楷模，北京市国棉一厂、光华木材厂、北京日报社、北京市公安局、工人日报社等很多单位都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夺权斗争。就全国而言，至一九六七年八月，黑龙江省、山东省、山西省、贵州省、北京市、青海省……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间却又无不包含着人民群众血和泪的代价。尚未正式成立革委会的省市，也都朝着通过“夺权斗争”以“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的方向奔跑。

在不同派别矛盾激化的状态下，要急速建立一个临时的，相对稳定的领导机构，很难避免以一派压服另一派的斗争方式，而在压服的过程中，武斗的升级便是难以避免的了。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全国很多省份发生了派性群众“抢夺解放军的枪、抢战备仓库、拦截援越军车，夺军衣，甚至把解放军的领章和帽徽扒掉，污辱解放军”的事件。因为当时中央军委有命令，不准解放军开枪，因此，抢枪事件越来越多，枪和派别斗争结合在一起，便成了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这里，摘编几例当时小报上的武斗“真象”，只要抽去其中的派别语言，便可以作为了解武斗形式和规模的一个窗口。

一九六七年八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一千余名B派，穿着军装，出动三十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巳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八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六时，接近某镇，B派巳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检向A派扫射，击倒八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十三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住几十个A派，綁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沉入海底。……一A派群众被B派按倒在水中，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小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检，又砍了两刀，扔到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四个专区，行程二百八十三公里。

八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而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三十余人压在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两名。火越哓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〇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而后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八十余名C派，冲入某某车间，D派二十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把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〇炮轰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一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方则用手雷回击，当场被打死十三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破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的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的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着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坡璃哔啦啦地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幵有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我的外衣，剌破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叉柄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更有甚者是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倡导“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致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解放军参与了派性斗争。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康生还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良-零一人，致伤残一百三十三人。康生大言不惭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在江青、康生一伙策动下，由于解放军或者解放军的枪弹，包括机关枪等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参与了派别冲突，中国大地上怀着对立情绪的群众之间，发生荷枪实弹的武斗，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流血的惨重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是当前主要任务。”对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物资，以至援越物资的现象作了严厉的批评。而江青在九月一日却说：“如果我是战士，夺我的枪我就开枪。”

迫于形势，江青一伙必须出来讲话反对动武，然而同时，他们又强调了“文攻武卫”。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便是他们一伙玩弄这一伎俩的最好表现。他向与会者宣布：“我们（指上层）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谁都知道，被江青一伙挑逗起来的不同派别的群众之间，本来说不上是什么“阶级对立”，正象周恩来说的：“两派打架把对方叫做俘虏，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却都莫明其妙地将它涂上了阶级的色彩。各自以“革命阶级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责对方代表是“反动阶级”。如果以江青“文攻武卫”的逻辑来看，武斗当然就是派别斗争的合法形式。各种派别在武斗的时候，几乎都这样叫喊：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我们的方针是‘文攻武卫’。我们打的是政治仗，要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倒敌人，摧毁敌人。但是，当着敌人胆敢武装侵犯我们的时候，当着他们杀戳我们的革命战友时，我们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予以迎头痛击。”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的武斗，包括使用枪弹的武斗，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在“文攻武卫”的掩饰下，愈演愈烈，也越斗越广。在这光怪陆离的武斗烟火中，中国人的思想也都迷惑徬徨，一九六七年年底，一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公社”。这种思潮为当时中国的派性混乱增添了一种色彩。

在全国武斗最烈之际，北京的群众组织同样分裂为各种派别。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四四”派；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的“天派”、“地派”；第七机械工业部的“915”、“916”两大派；已为当时北京的市民所熟知。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在西单商场的财贸系统的武斗，虽然当时也曾闻名全国，然而，它与外地的有枪炮参加的，有大量伤亡的武斗来比较，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因而也算不得“首都特产”。当时北京的特点是，各派团体之间利用自办的小报进行唇枪舌战，各自述说各派的观点，同时言词激昂地批驳对方。不过，随着舌战温度的上升，武斗也开始蔓延。清华大学的“团派”与“414派”舌战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夏之交，也开始了动武。清华大学利用理工科大学的条件，自己制造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在“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口号下，武斗双方异常凶残，互有伤亡。他们还挖地道，修工事，许多房屋严重破坏。在武斗中，将科学馆的楼顶烧掉了，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为了刹住北京学生间的武斗，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首先向清华大学派进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接着，工宣队不仅进驻各类学校，也进驻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控制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局势。

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一直延续到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驰名全国的保定地区大规模武斗则时间更晚，造成的损失相当可观。仅一九六七年广西省“联指”——“4*22”——“老多”三派[24]之间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区发生的武斗，因沿铁路线架起了机枪，致使两广、湖南一带交通阻塞，国际铁路运输失灵，造成的损失更无法估量。

由林彪、江青一伙挑起的武斗，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混乱，对立派别之间视如仇敌。在武斗中，献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别追认为“烈士”，并在自办的小报上大加宣扬，而对立派却又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最无人道的可能要算山东郯城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方打死对方十八人，他们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使两派对立急剧加深，又恰恰给了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派别斗争打倒敌手，为其篡党夺权活动做着相应的准备。

第五章 文艺批判和“京剧革命

经过整整两年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到了一九六八年夏季，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陆续成立，随着“三支两军”的实行，随着冲在最前锋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中学毕业生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奔赴农村，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全面开展，人们的冲动开始逐渐平息。只有林彪、江青一伙在更卖劲地表演。

江青早年的艺术生涯

“文化大革命”以来自诩为文艺旗手的江青，要在文艺界大放光彩，以为她赚取一笔政治资本。而她所以压文艺这个赌注，是与她的艺术生涯分不开的。

江青系山东省诸城县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原名李云鹤，乳名李进孩，艺名蓝苹。祖父李纯海是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父亲李德文经营旅店木匠铺二十余年，后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祖盘剥。江青的生母是其父的二房小老婆。待到江青出世时，其父年事已高。家境衰落，生活开始拮据，因此，江青只读过五年小学。十五、六岁时，江青移居济南，进王泊生等人主持的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一年多，后参加巡闯演出团，开始了她一生中最早的演员生活。翌年，至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同时学习文学和戏剧理论，并参加海漠剧社，在青岛附近的山东城乡巡回演出。两年后，江青到上海，先进电通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后在上海业余剧人联合公演的《娜拉》一剧中担任主角而一举成名，并正式签定合同成为职业演员。之后，她在《都市风光》、《自由神》、《狼山喋血记》、《大雷雨》、《王老五》等影剧中都担任过角色，并因争演夏衍编写的《赛金花》中的主角与著名影星王莹发生过较大的争执。此间，她写过“演员独白”等类小文章登载在报刊上，看上去颇有些文采。

一九三七年江青抵延安后，除了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外，还参加延安的文艺演出。在京剧《打渔杀家》中扮演天真、正直的肖桂英，还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等剧的演出，同时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

几乎整个四十年代，江青虽然主要陪伴在毛泽东身边，但是，从她一九四六年二月去重庆医治牙病期间写给赵丹的信来看，她对艺友念念不忘，她对文艺恋恋不舍。

参与对《武训传》的批判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江青到中宣部电影局工作。一九五〇年幵始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九五〇年，当毛泽东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时，江青为此大喊大叫，力主批判这部影片。同年二月，影片《武训传》拍摄完毕，继之公演。毛泽东和江青看完影片后均觉得不是滋味。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全国各报刊都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仅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报刊便发表了四、五十篇。当毛泽东看了这些评论后，亲自为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洲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巳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为此，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江青亲自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进行调查，并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以后，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又对《武训传》及其评论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

向“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开火

一九五一年，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参与了对《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的讨论。

一九五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影片《南征北战》的摄制工作后，江青又强调要创作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影片。同时，在《武训历史调查团》返京后，提出编演京剧《宋景诗》。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均未能实现；然而，却并没有动摇江青要在影剧事业上大显神通的愿望。

一九五四年九月，毛泽东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看到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后，决心对“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进行批判，并要江青出面请《人民日报》转载。为此，江青与周扬、邓拓、林默涵等主管人士发生了争执，但终因她的特殊地位而取胜。

一九六二年前后，江青由于身体的原因，没有从事专门的工作，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因而重又勾起她对影剧的迷恋。她看了告时公演的几乎全部舞台剧目。一九六二年春夏之交与康生在杭州又点看了大量他们认为过癮的京剧传统戏，其中包括不少解放后禁演或很少演出的，对剧情内容有疑问的剧目。七月，当江青看过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不知触动了她哪一根神经，硬说《海瑞罢官》影射现实，配合翻案，提出：此剧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应该停止演出。在此前后，她还对当时社会上公演的戏曲剧目作了“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鬼戏泛滥”的结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瞥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接着，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特别强调了扨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会议期间，江青专门向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提出，舞台上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严重，希望文化部注意。

江青与齐燕铭的谈话，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看法，它不仅表述了当时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企图利用文艺整人的卑鄙想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中宣部发出了停演“鬼戏”的决定。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又发表了江青伙同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组织写的、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批判了昆曲《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八月，决定全国停映香港影片。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亲自到北京京剧一团，与大家一起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上演。一九六四年春，毛泽东为支持“京剧革命”，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指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在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下，江青还先后参与了京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改编排演工作，并与其中的某些编演人员，诸如参加京剧《智取威虎山》作曲的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于会泳，京剧《红灯记》中主要演员李玉和的扮演者、中国京剧院青年演员浩亮（原名钱浩梁），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北京芭蕾舞团的演员刘庆棠等人发展了不寻常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高举八个样板戏的旗帜，自诩为“文艺旗手”，要与鲁迅并驾齐驱，而这些演出队中的某些不寻常人物，便成了为她摇旗呐喊的马前卒。

“京剧革命”和“样板戏”的天下

“文化大革命”经过夺权、武斗，以至漫慢趋于静息的时候，林彪、江青利用群众“造反”取得最高权力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当时，林彪主要是伙同他的死党在军界、政界扩大影响，而江青眼看着排队排在林彪的后面，于是，一方面，她与林彪一伙拉拉扯扯，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她借“京剧革命”竭力扩大自己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挥动着作为“京剧革命”成果的八个“样板戏”组成的文艺大旗，以期让人们聚集在她的旗帜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女皇。

一时间，中国的文艺只表现为八个样板戏，全国各地京剧团要演出，只能演样板戏。各地方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以西洋乐器为主的乐团编演了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伴唱《红灯记》。招待演出，包括许多招待外宾的演出，统统只能是这几个样板剧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解放后的电影事业就被江青一伙一口否定。电影界的造反派为此编印了《批判影片四百例》等四处散发，著名电影编剧、导演、演员，包括与江青素有情谊的赵丹、白杨、上官云珠等人都遭受了无情的批判，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而经江青一伙精心筛选，几乎找不出一部可以放映的故事影片，电影的摄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倒大大帮了江青的忙，不仅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她树起的样板戏拍成“样板戏集锦”，而且将每一个样板戏都精心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并令各单位、学校组织观看。

江青为了垄断整个文艺界，对敢于违抗她意愿的文艺工作者毫不留情，当时的大字报中披露过这些情况：与江青共同努力，将《芦荡火种》搬上京剧舞台，并得到毛泽东褒奖的“阿庆嫂”扮演者，著名演员赵燕侠，因为没有接受江青一件毛衣的馈赠，而被打入冷宫；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出色地扮演琼花的著名演员白淑湘，因为化妆中打不打油底与江青执拗而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歌唱家王昆、郭兰英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视为批判的对象。应当是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一片凋零。

文艺宣传演出，除了高喊“造反”、“造反”的歌舞，便是各种演出形式的样板戏。甚而向各工矿企业、机关团体、大中小学以至街道居民布置学唱样板戏。本来，主要是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的八个样板戏是有相当水平的，然而，到了全国上下只有八个戏，并且整天宣传八个戏的时候，人们便腻味了，从而产生一种无法言状的反感与厌恶。

只有江青紧抱着侵吞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的八个样板戏，沾沾自喜。表面上看，当时的文艺界就是江青倡导的样板戏的天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后，由于林彪事件而在表面上稍稍收敛了一点儿的江青，仍然不忘用她的样板戏来抬高身价，以至作为党刊的《红旗》杂志，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不仅连篇累牍地登载评论样板戏的文章，而且以大量篇幅刊登样板戏的完整剧本。江青不仅要在文艺界一手遮天，而且利用文艺不断向政治渗透。

第六章“九•一三事件”后的“波谷时期”

江青对自己与林彪关系的表白

摇动着样板戏旗帜的江青利用文艺在扩大自己的影响。不过在权力阶梯上，她对于林彪来说，又是稍逊一筹了。她有自己特殊的地位，但是，用“帮话”说，她也需要林彪“拉兄弟一把”。她那一伙人与林彪一伙的关系十分微妙。旁人看去，他们之间总是拉拉扯扯，互相吹拍，实际上，他们之间也确实在互施恩惠，“投之木瓜，报之琼瑶”，以不断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还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就曾突然决定，将江青的行政级别由九级一下子提到五级。当年十月，江青则在一次修改党章的讨论会上，极力鼓吹林彪，执意要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说什么“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到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夕”，江青又在一次会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之后，林、江之间的电话热线频频来往，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往返电话即达四百余次。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已决心另辟蹊径之时，江青还在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了大幅学习毛著的免冠像，登载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的扉页上，题名《孜孜不倦》，署名“峻岭”。及至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决定伺机进行武装政变之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并派人给江青送了几个西瓜。江青则回电：“请林副主席放心！”以至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前几小时，即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送来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并炫耀她与林彪的亲密关系。江青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文化大革命”进入短暂的“波谷时期”。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等人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问题，十二月十一日，又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群众讨论。之后，又陆续发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同时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从林彪一伙死党突然摔死在温都尔罕到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这一系列的活动，对江青来说，可能是一次相当大的震动，她可能懵懂了一阵。然而，林彪的下场丝毫没有动摇她攀登权力顶峰的决心。当她镇定情绪，准备再战的时候，似乎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因为在她看来，林彪这个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消除了，或许只消紧赶几步，便有可能得到她所企望的一切。于是，江青摇身一变，成了受林彪迫害，一直和林彪进行斗争的女英雄。她不会忘记“九•一三”前夕在颐和园得意忘形地分吃林彪送来的西瓜的情景，在林彪摔死后不久，却又大言不惭地对颐和园职工说：“我让林彪迫害得利害啊！”她还到处叫嚷，一九六八年，林彪两次用医疗事故要干掉她。江青于一九七〇年冬下南海，一九七一年夏去青岛时，都是由林彪的几个心腹形影不离地紧随左右，处处精心地安排接待，此时，她对当时遇到的一些意外，有意歪曲事实，借题发挥：在南海时，江青为了玩水，封锁了一个港湾，作为她的游泳场。有一次，她游泳回来，发现身上起了几个红点，便把要塞司令员找来，硬说“海水里有毒”，有人要害死她，并命令陆海军两个防化连，连夜化验海水成分，对海水进行消毒。如今，当然成了林彪一伙对她的陷害。江青去青岛，乘坐的飞机是由和林彪一起叛逃的驾驶员驾驶的。到青岛之前，她通过工作人员提出要注意保密和安全，头几天不外出。但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下午，江青下了飞机到住处只呆了几分钟，就说马上到鲁迅公园和栈桥游玩。工作人员再三表示，这些地方没有准备，却无法阻拦她的行动。到了栈桥，群众将江青围住，江青洋洋得意，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鼓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问好，结果招惹了上万群众围观，以致道路堵塞，无法通行，调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做人墙，才把她弄了出来。事后，江青大笑着问：“今天是有组织的，还是群众自发的？”并说，“我今天最高兴，就喜欢这样的场面”。如今，她却说，这是聚众妄图谋害她，是什么“栈桥事件”。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江青在海上照像，为了照太阳，一会儿要舰艇排成这个队形，一会儿又要排成那个队形，舰艇被摆弄得象穿梭一样忙碌，江青自是洋洋得意地照相；八月六日，江青从薛家岛回青岛，为了捞取政洽资本，在路上，一会儿叫在地里干活的人来照相，一会儿又叫打石头的人来照象，群众自然是拿着镰刀、锄头等工具跑过来的，如今，却都成了危及她安全的“照相事件”。八月十日晚，江青上厕所时，迷里迷糊地跌在沙发上，如今成了“沙发事件”。八月十二日，江青要去看海岸炮，却没有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去。晚饭后，施工部队认为天已晚了，刚又下过雨，江青不会来了。为了不延误第二天的施工，就开始放炮。谁知就在这时，江青乘着汽车来了，有一块小石头落在了距停车处相当远的地方，如今成了要谋害她的所谓“已实现的阴谋”，亦即“放炮事件”。此外，还有什么“蘑菇事件”等等，共十余起。因此，江青四处宣扬，林彪一伙派人监视她、妄图谋害她。然而，江青与林彪走卒一起坐车、照相、吃饭、打扑克；江青爬山，林彪走卒搀扶；江青下车，林彪走卒挡风；江青要吃西瓜，林彪走卒不远万里给她弄来海南岛冬西瓜；江青看电影时，被蚊子咬了一口，林彪走卒大骂工作人员；江青每到一处，林彪走卒都喊向她“学、“致敬”；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江青要从青岛启程回京，提前返京的林彪走卒专程去青岛迎接，以及在青岛期间，江青与林彪走卒之间的鬼鬼祟祟、密谋策划……，此时，便象变魔术一样地被江青全部抹去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凤”汇报会上，江青更是恬不知耻地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然而，江青与林彪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为了掩人耳目，到了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在许多无法掩饰的事实面前，又耍了个无赖，说什么，她与林彪的关系中，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稳住林彪，避免打草惊蛇，云云。

江青与维特克的长谈

江青尽管在竭尽全力表演着她与林彪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内心却不能不承认，她和林彪的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登上中国权力的顶巅。插手尼克松访华及与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的接触，便是她那“登山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七二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波谷时期”，对于江青来说，可谓她本人的暂时“消沉阶段”。二月，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举行答谢宴会，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定在晚上七时开始，周恩来六时半就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请。江青却在六时四十分突然来到人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宴会早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最后表示对不起，我没有空儿参加宴会而告辞，周恩来却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江青可能很得意，因为她在美国总统面前表现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又争取了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的机会。八月，维特克随美国妇女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准备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情况，希望会见我国妇女界一些老前辈，并提出会见江青。周恩来批示：江青如愿见此人，“谈上一、二个小时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八月十二日，江青身着灰色高级干部服、长裤子，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维特克。江青见到维特克，便激情难以控制地抓住不放，又是宴请，又是陪看戏，还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生平，从童年开始，一谈便是六个小时。她厚颜无耻地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我不能出版自传，请你为我写一本在外国出版”，“我说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也走斯诺的道路”。第二天，江青让人将九幅她亲自拍摄的大型彩色风景和花草照片赠送维特克，还在庐山汉阳照上签名并写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同时决定，八月十八日在广州再次接见维特克。周恩来了解到江青的这一情况，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它问题。江青听后，大发雷霞，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就这样，开始了她与维特克在广州的连续六次，共约五十多小时的长谈。在广州的六天，她每天身着绸制连衣裙、薄尼龙衫、穿着塑料白凉鞋、带着白色手提包与维特克谈话。参加谈话的人有两个警卫员、两个医生、几个护士、两个翻译、一个速记员、一个外交部新闻司的干部和一个外交部礼宾司的副司长。开始讲述前，江青每次都递给每人一把系有白兰花和茉莉花、坠有丝绦的檀香扇。为了保证空气新鲜，谈话总是在两间大厅轮换进行。每晚还要设宴招待维特克，休息时间则请维特克看艺术表演，打乒乓球、弹子，玩扑克，游公园，还故做姿态与维特克互相照像。在八月十八日广州的第一次会见时，江青对维特克谈了接见计划，当她知道维特克确实想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时，江青不知羞耻地说：她早已为维特克的“这本书做了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工作了。”她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述，谈了三十年代用以美化自己的历史。为了向维特克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她从外地专程请来了测绘总局负责人张清化，摆出了十二张特别军事地图，谈完，又将这些属于机密的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她竭力夸大自己的作用。江青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而是成为真正的“红都女皇”。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林彪的消失，在江青看来，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对毛泽东来说，虽然除却了一个最危险的隐患，但同时也是对他的一次沉重打击，以至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作了如下的回忆：“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却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当然，这只是表面所见，尼克松对毛泽东的思想敏锐，谈吐深奥风趣的深刻印象，说明毛泽东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而正是由于林彪事件的严重打击，使毛泽东能够諍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的所做所为。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同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增加了，使得周恩来得以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短暂的“波谷时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强调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还以《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坚持为革命而钻研业务，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修正主义政治”等看法，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发展教育，制造舆论。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又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题，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评述。提出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针。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

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仅要解放干部，“还要正确使用”。

八月一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并陆续出来工作。周恩来总理开始为整顿国民经济做着必要的组织准备。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明确指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根据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的：《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的精神，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在这样一整个历史背景下，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为此，国务院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国家计委也随之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准备拿到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进行讨论。至此，整个中国开始有了转机。

经济方面，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指导下，按农、轻、重次序安排了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在着重注意处理好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积累和分配的关系的基础上，农、林、牧、副、渔业都有所发展。同时，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

文教科技事业也开始稳步发展。为了减少文盲，一九七二年春，中央提出了农村要尽快普及小学五年（当时中国大部分小学是五年制）教育的方针。对于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这一现状，国务院科教组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转发了《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提出：“各高等学校对于实际文化程度没有达到要求的学员，可根据各类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补习必要的文化基础知识”，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至六月二十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了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的方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北京市教育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出业余英语广播讲座，推动了重视外语学习的浪潮。接着，国务院科教组就提高大中小学教材质量的问题，在北京召开了教材工作座谈会，准备出版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以推动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同时，职工业余教育也有所发展。各有关单位还开始创办学术杂志，以推动基础理论的尽快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交流。一九七二年，还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

到了一九七三年，中国的情况更加稳定。文化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大学招生中，文化考试成了必不可缺的一个项目。国民经济也开始全面好转：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一九七〇年大膨胀，七二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方针要写清楚。”同时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允许少数重体力劳动搞计件工资，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的不正之风。提出了整顿国民经济的必要措施：一、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强调要加强农业、轻工业的生产，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努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二、整顿产品质量，强调必须提高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认识；三、强调农业生产中在抓好粮食的前提下，坚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并着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左”的政策。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四、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健全规章制度，提出要重视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都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七三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八点四；粮食比一九七二年增产四百亿斤，增长百分之十点二，棉花增产一千一百万担，増长百分之三十点八；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点八。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年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七二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三；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超过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的速度；每亿元工业总产值消耗的煤炭、木材、烧碱和纯碱，每亿元基建投资消耗的钢材、木材和水泥，都比前两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不少工业产品质量严重下降情况有所转变。财政收入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六。一九七三年，大学招生人数为十五万。如果按照周恩来的计划搞下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会较快地得到弥补。

反对所谓“右倾回潮”

眼睁睁望着中国权力最高宝座的江青一伙，把周恩来为中国繁荣富强所做的艰苦努力，全部看作是与他们的权力之争，因此，在周恩来主持整顿工作开始后不久，江青、张春桥等人借口反对所谓“右倾回潮”，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江青一伙却有意扣压病情，以延误治疗时机。江青还故意硬要把负责为周恩来治病的某些医护人员调到她那里去为她“保健”，用以干扰对周恩来的诊断治疗。

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周培源文章的发表，则是一场表面平静，但实质尖锐的斗争。一九七二年春，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准备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专题讨论专栏上发表。张春桥、姚文元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阴谋策划，以期将文章扼杀在摇篮里。一九七二年七月，文章写好后，张春桥一帮人果真开始行动了。最先是张春桥通知《人民日报》记者带着文章的小样到天津和上海的一些大学去“听听意见”。记者来到就文章一事张春桥事先布置过的复旦大学开座谈会，会上众口一矢都是复述张春桥的“意见”，张春桥那帮子中的一个人物还宣称：如果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就组织文章公开反驳”。为此，文章的发表一拖再拖。到了八月十五日，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要员两条“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人民日报〉社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仍然认为文章可以发表，于是，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牧场？”并下令将文章转给光明日报社。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张春桥便说：“现在有人拿著名物理学家来压我们，我们也可以用物理学家压他们”，姚文元更是添油加醋地说：“那些口口声声要研究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向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张春桥、姚文元还指使上海派人去北京大学秘密调查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探听：“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张春桥又给上海一家报纸下了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么多硬，就是要批！”上海的张氏伙计们更是狗仗人势，说什么“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哲学”，“我们现在给一些叫嚷基础的搞昏了”，“周培源算个啥？他后面有人”，……。《文汇报》立即拉人炮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文。张春桥一伙还打着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宣传自然辩证法和介绍科技战线所谓新生事物的幌子，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红旗》杂志专门辟了“科学史研究”专栏，上海则是不仅登报、编书，复旦大学还编演了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对周培源的文章的基本观点进行大围剿。其用意当然是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则被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为“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同意了中联部、外交部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请示报告，张春桥便有意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7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附合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公然与周恩来的正确判断对抗。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这样把批判“右倾回潮”和批判林彪的“极右”硬联在一起，为他们以后“批林批孔”，攻击、诬陷周恩来总理作准备。

江青一伙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地位，亲自出马，八方活动，结党营私，有意与周恩来整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教科技工作唱对台戏。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一次团代会筹备会议上，张春桥煽动青年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

张春桥针对企业管理问题，在上海的一个小会上说：“搞好企业管理，总要讲领导权”。同时，他与姚文元配合，反复强调：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相互关系，并在“三讲”上大作文章，以致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和《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扼杀在摇篮里了。

王洪文的“长处”是会煽动派性，会造反，于是到处挑动群众，分裂群众，破坏正常生产。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新疆七一棉纺广二分厂对干部、工人代表说：“我要是工人，我也不上班，因为复辟资本主义嘛！”〈j〉；

江青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利用非常手段夺4最高权力。一九七二年，她在广州专门借阅《康熙传》、《清宫历史演义》、《民国通俗演义》、《智囊》等类书籍，搜罗“政变经”。同时，还进口了龙数相当可观的一批批描写政变、凶杀的影片。

网罗、培植亲信

一九七二年，江青的三个文艺界亲信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胶东的海防前线和重要军事基地活动，探察我军装备和设施。为此，济南部队对他们的非常活动作了报告。一九七二年底，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大发淫威，说什么，“武器是工农兵制造的，演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人为什么不能看？要打破这个框框”。并要把济南部队的报告从总参调去，还声称，要在总参和中央军委追查“总根子”。张春桥乘势强令某部写“详细的材料”，并调去中央军委一些领导人所批示的原件。共同用高压手段排斥异己，为他们一伙更大范围内的阴谋活动铺路垫石。

江青一伙必定还要利用毛泽东的力量。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我们不清楚毛泽东讲这段话的全部背景，不过其中很可能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对于毛泽东的影响。即使没有影响，这种话也正中江青一伙的下怀，于是就周恩来批“左”，他们大作文章，并为反对周恩来推行的“整顿”政策大造舆论，大肆进行攻击。

就在毛泽东这一讲话的前后，姚文元布置他的写作班子“罗思鼎”写作《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企图用写吕不韦影射周恩来。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则有意安排编发了中山大学哲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来影射现实。

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又一次宣传了毛泽东讲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把批判林彪为中心的批修整风运动说成“首先是批修”，也就是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即，批判极右。

江青一伙还利用公布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给江青的书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一方面宣扬毛泽东的“预见性”，预见了林彪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利用江青对书信内容的解释，大大宣传江青，宣传江青与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特殊关系，为江青掌握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同时，江青一伙抓住“反右”这根救命草，对他们看准的心腹亲信和他们认为有“造反”精神的冒尖人物，大力支持，大力培植，以作为攻打对方的炮弹。

就在一九七三年发表元旦社论的这一天，江青利用接见各省文教书记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的机会，再次强调：“文化组办公室，对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三人，只有支持的义务，没有反对的权力”。不久，张春桥就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三人的胶东之行又指令某部写了三次检查报告。因此，三人当之感激涕零，竭力为主子效劳。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爱人是炊事员，家庭经济比较拮据。“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象李庆霖这样人家的子女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可走，因此，李庆霖的子女均到了福建最贫穷的山区插队。山区的生活本来就艰苦，插队的知识青年由于不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收入微薄，生活更是艰难，以致很少受到父母接济的李庆霖子女，一年劳动到头，连理发的钱都凑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于一九七三年上书毛泽东，比较如实地反映了知识青年的情况和自己的经济处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李庆霖的书信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亲自复信李庆霖，把李庆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并馈赠人民币三百元，用以表示对李庆霖敢于如实反映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的嘉奖。同时，将毛泽东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供大家学习。从此，李庆霖成了为一般群众所佩服的能够反映民意的英雄。江青一伙从李庆霖身上看到了他们可以利用的特点，开始用宣传机器不切实际地对他进行宣传。李庆霖被吹得飘飘然。他在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谈反潮流》的文章，俨然以“反潮流”大帅的口吻论述了毛泽东所说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扬名千古，流芳百世”。他思想深处的劣根性与江青一伙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之间互相利闹，以达到其各自的目的。而在客观上，李庆霖则成了江青一伙利用反潮流来反对“极右”，反对周恩来的可卑的走卒。

朱克家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他曾经放弃过去条件较好的傣族的坝子生产队，而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居住的山寨当小学教员。

为了过语言关，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爱尼语，他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剪裁、缝纫。这样，山寨可以用拖拉机耕田及带动碾米机代替传统的繁重的春米劳动，并帮助社员缝补衣服。在知识青年开始有人回城进工厂、上大学时，公社党委曾推荐他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这一机会，继续留在爱尼族山寨。当朱克家的材料作为知识青年的典型汇报上去时，姚文元看到了，立即命题《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授意他所控制的报纸、杂志，派人去云南代朱克家执笔，并发表在一九七三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有的报纸还组织发表了通讯、社论、谈话纪要、读后感……大肆吹嘘朱克家。姚文元拉拢朱克家的目的，并不在于表彰朱克家，而是为了壮大江青一伙的社会势力。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一九七〇年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后，便一心一意想上大学，并想以此作为出路，改变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便心里有气。早已与江青一伙紧紧勾在一起的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的实权人物毛远新为此立即从辽宁上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并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毛远新返回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恰在这时，张铁生通过公社的文化考查，有幸被推荐参加兴城考区的文化考试。张铁生为此借书复习功课，临阵磨枪。兴城考区是开卷考试，考题不偏不怪。但是，在六月二十八日下午语文考试考《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时，张铁生只得了三十八分，二十九日上午的数学考试，得了六十一分。下午的理化考试，只答了化学部分第一题的三分之二，共六道小题，只得六分。张铁生面对着理化考试的考卷，想到“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录取无望。他想到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给领导写的乞求上大学的信或许起过作用，便在答理化题时3将准备好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抄录在答卷背面。考试结束后，张铁生跑到县公安局找熟人“挖门子”；到他原来的老师、县教育局局长那里，请求“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七月十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令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他可找到了一块打人的“石头”了。^远新得到信，立即决定要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所谓“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张铁生信中，骂推荐出来的其它工农兵青年是“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为个人努力的大学迷”，标榜自己“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而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有人担心信中有打击别人，吹嘘自己，表露了张铁生是“大学迷”的地方时，毛远新果断地说，“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并亲自为文章乔装打扮，把信中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及最后一段话，“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删掉。“编者按”中说什么，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间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七月十九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采，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第的张铁生，经江青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人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

翁森鹤是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造反的一派头头，当过厂革委会副主任，有不少打砸抢等劣迹。江青一伙却认为他“有才干，要培养”。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张春桥就向浙江省委领导人说，翁森鹤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工人起来造反最早的，要看见这个历史。一九七三年，王洪文窜到杭州，两次找翁森鹤谈话，说什么，“要翻身靠自己去斗”，“要顶住十二级台风”    ，还支持翁森鹤一类人于一九七三年十月，炮制了一个《学习上海市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情况汇报》的文件，提出接班人要以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造反早晚为条件，警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积极的人”。本来就和江青一伙一路人的翁森鹤，在主子支持下几落几起，几经摔打，成了死心塌地的走卒。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一九七三年九月，因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在家长的催浞下，于十月二十一日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上，原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科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名扬全国的迟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秘书，后来死心踏地跟着江青的谢静宜看到后，把黄帅看成反潮流的典型，抬出来大加吹捧。迟群、谢静宜还亲自接见黄帅，并对她说：我代表国务院，代表八亿人民支持你。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由《北京日报》选编的日记摘抄。“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师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等等。

《人民日报》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转载了它，并另加了“编者按语”，说什么“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也为之广泛宣传。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认真学习。黄帅成了还处在迷顿时期的小学生反潮流的榜样，许多人纷纷写信给她，表示对她的支持和要向她学习的决心，而反对黄帅这种反潮流做法的人却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一时间，中、小学教育又陷入极度的混乱中，反对“五分加绵羊”成了最时髦的口号。江青一伙却为他们在中小学界赢得了“群众基础”而喜在眉梢，他们就是要利用无知的青少年为他们倒行逆施的所做所为拍手喝采。

毛泽东提出“批孔”

江青一伙利用“反右”，策划着更大的阴谋。

江青等人不断利用与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去影响他。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七月四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又就批孔问题谈到：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不久，又传出这样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粃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

并说是毛泽东所书。这些，给了江青一伙在舆论宣传上的可乘之机。早就在各地组织写作班子，企图利用手中把持的宣传大权为其一伙的篡权阴谋活动大造舆论的姚文元，在炮制文章方面又多了“孔”和“法”这两样法宝，并肆无忌惮地准备在这方面也大作文章。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八月十三日又登载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一文，文章迎合了江青一伙的这种需要。迟群、谢静宜则利用毛泽东想要知道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类似的语言的机会，在江青具体、直接指导下，在林彪居所毛家湾，翻查了林彪留下来的大量卡片，着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的弹药。

江青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的加强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一九七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召开“十大”的整个过程中，江青一伙人四处活动，竭力耍把他们培植的亲信“扶”上去。张春桥便曾多次指定浙江省委把翁森鹤安排为“十大”代表，王洪文曾对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启龙说：浙江选工人代表，要把翁森鹤选上，“要照顾历史，即使工作难做一些，也要尽力争取选上。”在‘十大’召开前夕，在江青一伙授意下，把朱克家匆匆忙忙地拉入了党内；在筹备选举“十大”代表时，张春桥、姚文元硬要云南省委把朱克家“选”成“十大”代表。张春桥、王洪文对上海基地，就更精心了。王洪文多次密电在上海的党羽金袓敏，要他寻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说什么，“现在我睡不着觉，也不能让你金祖敏睡觉，你必须连夜给我找出人来”。金祖敏找到王洪文的心腹密谋，指示把连“十大”代表也不是的祝家耀、周宏宝、汪湘君、张国权、陈佩珍五人塞进上海参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里，这五个人中，除了陈佩珍以外，都为王洪文所熟悉、信任。

第十次党代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洽报告。这一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不过是作了宣读。这一报告指出，“九大”政治报告是在与林彪、陈伯达进行了坚决斗争，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对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组成的阴谋集团，作了“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形象比喻。叙述了党中央对林彪一伙的认识过程。引用了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这两段话，说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因此，错误地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修改后的党章，把“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但仍然重串：“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同时，强调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要“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就为江青一伙培植安插亲信，找到了根据。

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过程中，江青一伙就是按照“接班人”的标准来精心挑选同伙的。丁盛、马天水、于会泳、王秀珍、刘湘屏、李素文、吴桂贤、金祖敏、徐景贤、谢静宜、祝家耀、周宏宝等与江青一伙有不一般关系的人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在酝酿候补委员名单时，江青一伙硬要把朱克家塞进去，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江青一伙则指责道：“贬低新生力量”，“看不起新生力量”……硬是把朱克家“选”成候补委员。王洪文挑选出来的张国权、汪湘君、陈佩珍等人，也被安排为候补委员。

这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里，江青一伙有了一定的人事基础。在八月三十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江青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一伙有了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的条件了。

“影射史学”

通过“十大”，江青一伙在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力量增强了，权力扩大了。他们为篡夺最高领导权重又开始大造舆论，影射、攻击、中伤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刊载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文章从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拉扯到“周礼”，又从“周礼”扯到相传制礼的周公是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含沙射影地指向周恩来。

由姚文元授意，署名石仑写的《论尊儒反法》刊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上海出舨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文章一开始便对儒法斗争作了一种全新的介绍：“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暗示了这场斗〉争的不寻常的意义。在批判孔子时，说“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在赞扬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说“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家”，使“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不仅影射周恩来，还影射一大批被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迸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由江青一伙组织的写作班子，如：由江青通过迟群、谢静宜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和江青在文化部的写作班子等，以梁效、桕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军、史军、闻军、哲军、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靳戈、史尚辉、史锋、石一歌、丁学富、唐晓文、幸风、范秀文、史建文、江天等数十个笔名，在“儒”和“法”上作起了离奇古怪的文章，在他们几乎全部占领的一切宣传阵地上大肆兜售。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占据了《北京日报》第二版整个版面；九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登载了署名“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署名施丁的长文《“焚书坑儒”辩》，《北京日报》同日也登载了北京师范大学署名“轻矢”的文章《焚书坑儒是对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十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转载了刊于《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文章《论尊儒反法》；《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则刊登了姚文元亲自布置写作的重点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起草了八个月，姚文元总不满意，于是，面授机宜，要求突出批吕不韦的“要害”，说“吕不韦是折衷主义，要批折衷主义”。根据姚文元的指示，文章着意泼墨大书吕不韦，说“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当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而“吕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他依靠政治投机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文章发表后，江青拍案叫绝：“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借以影射周恩来。姚文元也得意地道：“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即《论尊儒反法》）进了一步。”当然，也是指以吕不韦影射周恩来的内容的增加和声调的提高。至于文章用大量篇幅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辩解，说这并不是秦始皇天性的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我们不能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倒行逆施”做法的一种隐晦的诡辩。

不久，在姚文元策划下，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在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学习与批判》上刊出了，文中借批霍光影射周恩来，把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党为国奋力工作的干部比作“贤良”、“文学”，含沙射影地说：“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思想代表”，“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还借骂丞相田千秋的机会说，“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潦”，“他善于摆乎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对周恩来进行恶意中伤。

批判“尊儒反法”实际上把“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了。全国的报刊杂志借批“孔孟之道”对周恩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网织反对周恩来的包围圈

此时的周恩来，早已得知自己患有癌症，而且病情在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毫升，常感身体疲乏。面对敌手，他想到的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到的是九亿中国人民。为了稳住整个中国的局势，他忍辱负重，公而忘私，有时只能靠输血坚持工作。然而，江青一伙对周恩来，却绝不心软。他们利用张铁生、黄帅等“典型”，在教育战线上大作文章，从另一个方向不停顿地向周恩来进攻。

张铁生《答卷》一文出笼后不久，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看到一个材料后面附有一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学员，在离校前夕，对前来了解党委领导班子情况的市革委会文教组两个人的《谈话记录》，谈的主要是毕业鉴定后的一些想法和面对分配的思想斗争，根本没有涉及“答卷”问题，而他们却认为抓住了问题。为此，他们精心删改了《谈话记录》，使之面目全非，搞成了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典型材料，并派人带着见报稿的小样乘飞机去东北，要那个已分配工作的学员签名同意。他们以此为引线，将讨论扩展到全上海市，说什么《谈话纪录》“提出来的问题”，“不仅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它火学也适用；不仅对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仅对教育战线适用，对其它如文艺、出版、新闻、体寳、卫生等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普遍意义”。并召开区、县负责人会议，说什么“工厂也可以参加讨论”。还口口声声说，“要把文章作得大一点儿”，“面要铺得开一点”，并亲自改写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为此写的编者按语，经张春桥审定批准，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同时，将《谈话i己录》与批周培源的文章联在一起，用他们的话说，“这次就是借贵方一块宝地，一个同志的谈话，把资产阶级势力再扫一扫。”于是，就《谈话S录》，在上海报刊上讨论了三个多月，发表文章三十组，共一百七十篇。

张铁生在东北自认为是教育革命的闯将，尾巴愈翘愈高，他咬牙切齿地痛恨“考试”。这种否定“考试”的情绪，在社会上传布开来，引发了一场考教授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市作了一次“尝试”。这一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在清华大学出题，下午五时，北京市集合了二十辆小轿车，带着考卷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教授。当时，召集各校教授说是开座谈会。到时候，他们那伙人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们考试。拿到考卷后，有一部分教授以拒答表示抗议。结果，参加考试的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及格的仅五十三名，二百名交了白卷，还有两所学校全部是零分。几乎同时，上海、天津等地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了教授，结果当然与北京相仿。本来，不同专业的教授、副教授拉在一起考同一专业的试题就是无稽之谈，他们却全然不顾及这点，看不到教授们各自学科特长，而在“考分”上大作文章；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大加渲染，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它考试的必要性。一段时间里，将“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这种批判当然要渉及教师。由黄帅兴起的反对“师道尊严”则成了批判教师的理论根据。而继黄帅之后，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在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在卷子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玉勤被校方批评后，投河自尽。这一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作了广泛的宣扬。这一事件更给“考试”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具体表现”增添了骇人听闻的“证据”。

年幼无知的学生是需要有人引导的，一旦有人挑唆着要他们折腾，那能量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右倾回潮”这些“革命口号”下，一九七四年初，中学生几乎象“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的学生一样，重又造起反来。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玻璃窗上的玻璃几乎被砸得精光，教室里的桌掎板凳也被砸坏不少，搅得老师无法授课，搅得学校不得安宁。江青一伙的人却说，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确实，这一切，在江青一伙看来，是对周恩来整顿教育的最好回击，更是他们网织的对周恩来的包围圈的一种加固形式，他们当然赞赏。

不过，江青由于心怀鬼胎，感到自己的前途也是不可测的。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去见毛泽东，提出要一笔钱时，毛泽东便说过：“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当江青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送来的，毛泽东批给她的三万元存款时，江青则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当然，江青想的更多的是他们一伙夺取最高权力的胜利和自已在女皇宝座上的皇威，为此，他们只能沿着走向灭亡的轨道向前行。

第七章“批林批孔批周公”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到了一九七四年，对于江青一伙，可以说是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后，已经完全复苏了。他们妄图以“批林批孔”为借口，彻底打垮深受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强调“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

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恰在此时，江青从一个军报的内参上看到，河南省驻军的一个防化连批孔批不下去的情况，便，委托谢静宜、迟群带着她的亲笔信和《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亲自给防化连送去，以便鼓起基层部队对批林批孔的兴趣。

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了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煽动军队参与批林批孔运动。

一月二十五日，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事先向迟群、谢静宜口授了他们的讲话内容，还要姚文元在会上多讲一些话。这一天，正是春节正月初三，在没有预先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让周恩来参加会议。周恩来摸不清大会的意图，但他透过对他突然袭击的做法本身，觉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从容、镇定地应付大会，听着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对他的影射辱骂。当周恩来征询会议主持人意见宣布散会时，迟群、谢静宜之流突然跳出来大放厥词。他们借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钟志民违抗父母安排，要求退学、退伍一事，大批“走后门”，企图“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

会后，江青哈哈大笑道：“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她还大言不惭地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并不断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妄图煽动军队做她的后盾。迟群、谢静宜更是得意忘形，以“批林批孔”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他们将“批林批孔”的文章汇编成册，大量发行，并要求大家学习。同时，组织学习江青给防化连写的信和有关典型材料，并称之为，这“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推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它“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接着，在江青一伙的指挥下，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宣称：“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在谈到“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问题时，短评说：“因为林彪……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它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告：“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指出，“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王洪文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辽宁的毛远新也曾多次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并宣称，“这次批孔老二，下次批孔老三”，还说，“现在有的同志讲起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眉飞色舞，讲起社会主义革命愁眉苦脸，……”安徽省还出现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来的大标语。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作过这样一个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表示了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支持。毛泽东说了“走后门”的不见得都是坏人，虽然遏制了江青一伙借批“走后门”整老干部的企图，却为由“文化大革命”兴起的“走后门”之风开了绿灯。从上述的整个背景看，批林批孔的矛头所向在江青一伙人看来，已经是最明确不过的了。为此，他们不仅插手军队，而且有意制造各种事端，来整周恩来。

“蜗牛事件”

为了发展我国的彩电工业，一九七三年，四机部向中央建议，从国外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中央批液了这个建议，当然其中也包括江青一伙的意见。年底，四机部派人赴美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礼品作为纪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的许文彬便写信给江青，诬告赴美彩色显支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国康宁公司玻璃蜗牛礼品一事。二月十日清晨，江青突然乘车到四机部找许文彬，并给他写了一封怡，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什么，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在四机部，她还狂叫道：“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还信口开河地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企图制造国际事件，给周恩来施加压力。为此，周恩来当即指示外事部门查清事情真相。经调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送蜗牛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江青后来又悄悄地把她拿去的那只玻璃蜗牛退了回去，把给许文彬的原信要了回去。然而，江青亲自去四机部制造的蜗牛事件已在群众中散布开来，它在事实上仍起了给周恩来施加压力的作用。

“军队要放火烧荒”

张扬了一阵子的蜗牛事件，江青悄悄地退兵了，不过，这并没有动摇她以批林批孔为名，整倒周恩来的决心。她要变本加厉。

首先，江青，一伙把军队作为突破口，企图把军队搞乱，从中夺得一些军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就大叫：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三月五日，江青、张春桥开始行动了，他们召集于会泳及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张口就拿军队幵刀，说什么：“今天我斗胆，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陈其通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听听八一吧，八一造孽了5军阀管你们。”“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亚丁去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今天把你找来，把他们两位找来，准备他们骂娘，他们骂，我也可以骂，动员起群众来，同他们作斗争，说这个那个是林的黑手，其实是他们自己。”此时，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一九七三年九月，在南京观看一次部队文艺演出，并接见各单位领队时，自己有意挤在两位党的副主席前面，想突出自己，谁知，部队负责人在向大家介绍中央领导人时，却偏偏没有在介绍副主席之前介绍她，而是把她跳过去而遭冷落的尴尬境地，破口骂道：“这个人怎么那么对我有刻骨仇恨”，“不是个好人”，并辱骂军队各级领导“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叫嚷，“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

三月六日下午，王洪文在听取总参谋部汇报时，则说：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揭总政领导的问题。还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有困难，但不是那么大。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幵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三月十五日，王洪文又诬蔑叶剑英兼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维持会”，说什么，“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妄图从军队方面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插手国家体委和科学院的运动

为了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国家体委的主要负责人王猛是周恩来提名的，《体育报》也是周恩来亲自批准复刊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周恩来于三月五日就体委如何开展运动作了指示。世界乒坛三连冠军庄则栋为了讨好江青，立即把周恩来的指示密告江青。江青指示：总理以后有什么指示，都要“记下来”，“告诉我们”。三月七日，江青又找庄则栋授意道：“他们有他们的人马，你也要组织你的人马”，“核心小组要分化出几个，不能他方势力大，和老将谈谈，站到我们一边，能争取多少，争取多少，争取中立也好”……。同时，江青恶意攻击王猛：“一点也不懂得体育”，诬蔑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林彪余党”、“法西斯”，并说什么，“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还攻击《体育报》，要轰它停刊，妄图从体育界以攻击王猛来反对周恩来。

江青还插手其它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三月十日，她以个人名义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材料研究室写复信，内容如下：“你们三月七日的来信收到了。我非常高兴，祝愿你们获得更佳的成绩！党、人民期望着你们！我将你们的信送中央负责同志传阅，我想你们会得到中央的支持。我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

“黑画”展览

一九七四年三月，周恩来病情有反复，三月十一日又住院检查。三月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刚出院，江青就要他十七日去看所谓的“黑画”展览。

江青一伙所指的“黑画”是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而这个工作正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并亲自抓的。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这些，江青一伙不仅知道，而且也表示过赞同。在上海，当时有关部门集中了一批国画作者，突击创作了二千余幅宾馆布置画，上海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逐幅审查通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还满口称赞“不错”。

待到江青一伙想把“画”作为“箭”去射击周恩来时，他们便不遗余力地要把“画”与“批林批孔”连在一起。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秉呈主子的旨意，钻进北京饭店，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逐幅观看布置画，边看边骂：“这是克己复礼！”“这是翻案复辟！”“文艺黑线又回潮了！”……还含沙射影地叫嚷：“是谁开的绿灯？必须坚决反击！”姚文元则抓住一本经外贸部审查同意的《中国画》大作文章，说这是“道道地地的克己复礼”。张春桥抓住外贸部门出版的年历，挖苦道：“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工农兵越远越好！”王洪文跟着叫嚣道：“什么中央精神？！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中央精神！”

主子令旗一挥，奴才快马加鞭。在北京，文化部的几个负责人就“黑画”又是组织写文章，又是忙着作批示。说什么“这股翻案风有吹喇叭、拾轿子的，后面还有支持撑腰的！”“有的人就是打着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的旗号，搞了这么一批不三不四的东西”。并气势汹汹地责问：“这是一条什么外交路线？！”“有人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什么话？！这是奴才思想！”根据江青指示，文化部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布置画收集起来，举办了一个所谓的“坏画展览”，在画展的前言里有意写了“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并组织数万人参观批判。江青邀周恩来三月十七日参观画展，用心昭然若揭。

在北京点着火后，文化部又于二月下旬派人手持所谓“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纪叕”窜到上海进行串联。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市革委会某负责人在上海美术馆的一次座谈会上，点名批判《中国画》和地方省市的某些美术作品，叫喊“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要迸行反击！”并当场拍着胸脯向文化部派来的人表示：“我是同你们站在一起的，一起战斗！”接着，上海开始大批“黑画”。三月六日，上海拋出了批判《中国画》的“批示”：“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革命的同志们要充分警惕，决不让外贸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复礼，决不让美术工作中的文艺黑线复辟。”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为“重磅炮弹”同时以通栏标题拋出一篇题为《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的长文。接着，上海市革委会又批示两报：“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标《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界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发表的文章相衔接”。果然，批判的调子越升越高，从《中国画》出发，提出“对外出口工艺品，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呢？”说什么，“在外汇面前，我们的某些同志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题为《中国画》，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并在上海筹办了“黑画展”。

同时，江青一伙以批“黑画”为名，横扫全国很多省市。《中国画》里一幅题为《迎春》的画是江苏省南京艺术学院一位教授的作品，画面上是一只象征迎春的公鸡，江青一伙就在公鸡上大作文章，说什么“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显然，他们的目的正如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揪后台”。

江青一伙利用“黑画”“放火烧荒”，形成了对周恩来的巨大的包围圈。他们所以不顾周恩来虚弱的身体，要他参观画展，不过是妄图从精神和体力上摧毁周恩来的一种计策。

批判“宰相儒”

江青一伙耍阴谋、玩伎俩，有意制造各种事端，从政界、军界、科技文教界以及体育界对周恩来施加压力的同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自操纵下，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和宣传阵地对周恩来进行大围剿：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中说，“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把孔子写作“宰相儒”。从此，江青一伙便开始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来。他们布置“梁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之一）写《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两篇文章。直接控制“梁效”的迟群和谢静宜秉承江青旨意，反复对写作班子强调，写《孔丘其人》要有“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写孔丘要“虚构，不要太实；挂林彪，不仅仅是林彪。”要在“其人”上把文章作足，画好某一个人的像。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八易其稿，同时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和《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孔子被描绘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滑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的《北京日报》上，一九七四年第六期《教育革命通讯》杂志转载了它。文章用“画象”的手法，有意在孔子髟象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

“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和《孔丘其人》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评〈吕氏春秋〉》是继一九七三年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以吕不韦这个“宰相儒”影射攻击周恩来的又一篇黑文。姚文元在布置罗思鼎写这篇文章时，便指出，“这是一篇政治文章”，重点是批“折衷主义”。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姚文元又就这篇文章的写作问题提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衷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三月五日，姚文元在催促这篇文章快些脱稿时，又强调，“不写为学术性的”。定稿前，姚文元对文章亲自作了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审阅”定稿。文章的结束部分，充分表现了它的政洽性，文中说：“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表现出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远而后快”。文章诅咒“鼓吹折衷主义，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分裂，这不仅是奴隶主阶级在覆灭前夕的表现，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

修辞“立其伪”

此间，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报刊杂志登载的“批林批孔”文章无以枚数，以至将不明真相的各类人物弄得迷离恍惚。在这种背景下，一代文豪郭沫若也不得不将“批林批孔”运动比作“春雷”写诗表态：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永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栋悲绳墨，顾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趋。

呈毛主席

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包括对孔子思想很有研究。由于他饱尝了“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常做法的苦果，为了避免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批林运动转而成为批孔运动的一开始，便盲从着“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的方向，写了两篇批孔批尊孔的文章，并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由于毛泽东对这两篇文章的赞同，它们先后在《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用同一个编者按语发表了。冯友兰从此不仅成了迟群、谢静宜重视的专家学者，还得到了江青的特殊关照。他参加了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天津之行的行列，参加了之后不久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成了江青一伙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至关重要的学术顾问，也成了风靡一时的人物。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教授回顾了“我在‘文革’中所走的弯路”这段历史，他本着“修辞立其诚”的做人准绳说：“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自己的见解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了。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别人的意见，以改其错误，补其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冯友兰教授的这段话是他对人生道路中一段特殊时期的内心剖析，他的话真实而又诚恳。我们应当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正直的中国人正是为了避免一时的精神或皮肉之苦，而放弃了“立其诚”这一为人的基本原则。由于“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和人们普遍存在的这种特殊心理状态，造成了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的个人野心酿成了全国性的巨大灾难。

“儒法斗争”和“揪现代大儒”

只有江青一伙目标明确，他们的矛头始终是对着周恩来的。

从一九七四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便有波动。他面对着江青一伙的恶毒攻击，肆意诽谤，面对着巳经延误了治疗的癌症侵袭、扩散，为祖国，为人民仍奋不顾身地努力工作，以减少由于江青一伙干扰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住院动手术期间，他除去住院检查和病体实难支撑外，工作的日子共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一次。例如，二月九日工作了二十小时，十日起床后，一直工作到十二日凌晨四时三刻；三月六日，他办了十二小时的公后，体力实在支持不住，躺在床上又批看文件九个半小时；五月六日，连续工作了十八小財，刚睡四十分钾，就被叫醒赴钓鱼台，之后，只休息了三个多小时，就一直工作到八日凌趋四时半。其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五日，四次发生缺氣状况。在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周恩来才同意于六月一日入院作手术。

眼看着周恩来病情逐渐恶化，江青一伙反对周恩来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了。他们把批“现代大儒”和对吕后、武则天等所谓“法家人物”的宣传，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舆论准备。

六月十二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御甩写作班子成员时大谈，“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当有人问到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算不算法家时，江青有意不正面回答，却说：“蒋介石是不是资产阶级？但他就是一个大儒。”当有人谈到“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近代”时，江青却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这观点准备挨批判。为什么要批秫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

六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会上，再次狂叫揪“现代大儒”。说什么，“现在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陈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并鼓吹，“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会后，江青、姚文元特别留下迟群等人开小会，再次强调要写“现代的儒”，说什么：“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矛头直对周恩来。

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的社论，便按照江青的调子鼓吹：“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把“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口号公开化了。

江青的天津之行

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江青得悉天津编写了《儒法斗争史讲稿》，为了进一步宣传上述“理论”，江青带着“梁效”及迟群、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一大批人马到天津。六月十九日晚七时半至次日凌晨，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组织各方面的人宣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也在会上大放厥词。江青说：“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一颗氢弹”，接着，江青又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工人同志们进行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接着，她俨然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大讲“儒法斗争史”，具体谈了从先秦到明清的许多历史人物，还说什么，“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强调要“很好地看一下”姚文元授意精心炮制的那篇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和《读〈盐铁论〉》等文章，并以批刘少奇，林彪尊儒反法影射周恩来等人，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为了标榜自己是法家的“女中豪杰”，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护，江青还聒不知耻地在公众面前大讲，“女人，……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在以批林批孔大打出手的前提下，为自己成为吕后、武则天式的人物，在舆论宣传上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之后，行动也更加大胆了。

不久，在一次谈话中，江青指示谢静宜看《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外国记者对出现在北京市委门口大字报内容的分析，说中国党分两派，一派是周恩来代表的一湄和派”，一派是江青代表的“激进派”。前一段“温和派”得势，现在批林批孔，“激进派”又起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江青窜到天津市宝坻县的小靳庄，逢人便讲，“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小靳庄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接待她时，她问周叫什么名字后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哪”，“你叫周克周吧，克制周礼嘛”，“咱们用这个周，克他那个周”。随后，又借打乒乓球的机会，故意说：“周总理是我手下的败将”。她还利用一切机会标榜自己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标榜自己在树立样板戏工作中的功劳，并要把小靳由作为她的“点”，准备经常光顾，以显示她似乎即将“登基”的威风。

当代吕后、武则天之梦

为了江青的“登基”，她那-伙人早就在着实地狠下功夫了。

他们自诩为“法家”，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大肆宣扬“法家”，为江青掌握最高权力制造舆论。五月二十日出眨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五期，刊登了罗思鼎写的文章《读韩非〈五蠹〉篇》，吹捧法家韩非“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路线，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反动思想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提出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纲领”，“注意到了堡垒是极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特别是那些钻进了政府机构的孔学信徒”。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登载梁效写的《论商鞅》，文章开头点出“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而“在当时这样一个‘天下大乱’的形势下，社会向何处去？人们向何处去？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都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只有法家才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而商鞅在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迸步”，“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中间，商鞅是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借古喻己。

江青六月十二日、六月十四日两次讲话之后，报刊上对法家人物的宣传更加起劲了。六月十五日，《北京日报》首先开辟r法家人物介绍专栏，介绍了先秦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江青看后立即批示：“这篇文章基本是好的。虽有遗漏和某些缺点，问题不大，请《人民日报》马上转载一下，以利于广大群众对法家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论点的了解，对批林批孔是有益的。”当时负责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把它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了转载。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把从秦始皇至西汉时代的法家人物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江青一直把自己比作吕后，为此，在刘邦这一条目中，硬塞进了按江青调子吹捧吕后的内容：“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根据江青讲的，“吕后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吕后要作单独一条突出宣扬一下”，第二天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上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专门为吕后列了一个条目，说吕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采取果断措施，杀了韩信”，“有力地捍卫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刘邦死后，惠帝懦弱，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拿权。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天津知道江青更愿将自己比作武则天，六月二十七日，《天津日报》在《历史上法家人物和迸步思想家简介》中，介绍吕后说，她是“一个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对促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还专门介绍了武则天，说“因李治昏庸无能，武则天便参与朝政，亲掌政权”，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胜过高宗十倍，中宗万倍”，“她自己也说过她‘不爱身而爱百姓’，“武则天严法执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拥护”，“由于她打击了大地主，因而也在某些方面起了保护人民利益的作用”，“武则天在执政时还表现出一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武则天推行了‘法治路线她把那些反动腐朽的代表人物罢黜或者镇压掉了，表现了她在政治上的魄力”。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的活动，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已有相当的议论，他们伙同其党羽，借“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干扰破坏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国民经济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批评王、张、江、姚道：“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然之，她代表妃自己。”第一次提出了“四人帮”问题。

然而，毛泽东的话并没有动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的“四人帮”一伙反周篡权的决心，更制止不了江青效仿吕后、武则天梦想当女皇的野心，因此，江青一伙仍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向前滑行。

一九七四年七月至八月，北京召开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会议。姚文元有意要把它开成东汉章帝年间的白虎观会议，把江青比作章帝“称制临决”，为他们一伙的行径大造舆论，把吹捧吕后、武则天的调门再提高八度。此间，由姚文元直接领导的罗思鼎写作组匆匆炮制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发表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八期上。文章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段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归结为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借用刘邦，美化吕后，说什么，“关中在吕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迸行廷没，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作为刘邦的“坚强后盾”，使之“稳操胜券”，“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芏朝的中央集权制”。只是由于毛泽东讲了“四人帮”问题，而把原稿中肉麻吹捧吕后的露骨言词，诸如，“在楚汉相争及巩固汉朝中央集权的斗争中，吕后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政十六年，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群龙无首，使赵高有机可乘。汉朝初年，继刘邦而执政的吕后在刘邦的大臣中有极高的威信，虽然惠帝懦弱无能，但能够以吕后形成坚强的政治核心，稳定局势”，“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否则，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也可能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这些话忍痛删去。在炮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的同时，留在上海的罗思鼎成员还奉命赶写《论吕后》专文，并按照江青的口径向写作组成员传达了三点要求：一、要写“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生活时间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呂后分不开的”；二、要写“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三、要写“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由于写的太露骨，文章未发表。

上海写吕后，北京则侧重于写武则天。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登载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文章的主人公是“在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过一位女皇帝，这就是：唐朝的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七〇五年）”。她被写成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她所处的时代“反映了代表腐朽、没落的士族大地主集团的反动派与代表庶族地主的革新派之间的斗争”，“武则天正是在这样的斗争风浪中，大步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本人，就是庶族地主集团打击腐朽士族地主集团的一条铁鞭”，“武则天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武则天作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文章的结论是：“她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期《北京大学学报》还发表了署名“清华大学幼儿园工人理论小组”《谈谈对武则天的几点看法》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在我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皇太后执政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皇后，当皇帝在位时，就临朝执政，皇帝死后，又正式做皇帝的，却只有唐朝的武则天一人”，“历史进步的政治思想家，则称赞武则天是‘圣后’、‘明王’”。而“武则天所以能够当上皇后，临朝执政，进而正式称帝立朝，正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两派斗争的结果”，“武则天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执行一条革新的法家路线，得到了广大，庶族地主的拥护。据史书记载，当时上书让她当皇帝的就有六万多人'接着，文章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于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武则天就是这样被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时，文章还吹捧武则天道：“正是由于武则天善于发挥暴力专政的作用，她和她所代表的革新派政治集闳，才能执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说什么，“武则天在执政的四、五十年当中，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以反潮流的精神积极推行法家的革新路线”，“武则天用自己的历史，对孔老二‘男尊女卑’‘女子难养’等谬论作了有力的批判，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

“江青裙”与“皇后之玺”

吕后也好，武则天也好，不过是“四人帮”借古喻今，把江青捧为“杰出的女政治家”，应当接“皇帝”的班的一种手法。而江青作皇帝梦却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的一九七四年年初，她令天津服装设计人员设计并制作了一件兼有唐、宋、元女服特点的“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裙子的下摆一寸一褶，褶褶绣有梅花。江青还对绣花厂说：“只许做此一件，任何人不得再做，”其意当然是皇帝的“龙袍”只能皇帝一人有之意。同时，江青还叫浩亮给她做了三双仿唐“脚踩登云”式千层底鞋，作为“太后鞋”。江青听说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时，曾下令改革过当时的服饰，一九七四年夏，江青亲自出马，组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有关人员看旧戏、翻古书，要为中国妇女设计“国服”，最后，集唐、宋、元、明各朝贵夫人、小妲，眼式之大成，设计了一种“开襟领连衫裙”，江青带头身体力行，在各种场合穿这种连衫裙，并要毛泽东当时的女秘书张玉凤穿着这种裙子照了像给毛泽东看。那时，演员和出国代表团成员都必须着此服装，同时，要在群众中普遍推广。一般老百姓都嗤之以鼻，在背地里骂这种连衫裙是“离地八寸裙”，“江青裙”，还编了个顺口溜，说它是“上半截儿象男，下半截儿象女；后面看看是尼姑，前面看看是和尚；短不短，长不长，大娘穿了成闺女，闺女穿了变大娘”。

正当江青女皇梦酣之际，有人发表文章，把一九六八年九月，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家乡陝西省咸阳县狼家沟地方拾得的出土文物，一颗重三十三克，高二厘米，上雕螭虎纽，下座四方形，四侧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存于陕西省博物馆一事公布于众。当时认定这一玉玺是吕后的玉玺。一九七四年八月的一次会议上，江青连声追问吕后玉玺发现情况及其下落，垂涎欲滴地说：“现在在哪里？那是相当重要的”，迫不及待要人“快拿来我看看”，并连忙令人速将玉玺调送北京，供她享用，似乎有了它，自己便成了“吕后”了。

风庆轮事件

江青把吕后，武则天尽量与自己拉在一起，以满足她那无法抑制的作女皇的欲念。然而，她非常清楚，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周恩来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江青一伙认为，仅借古喻今，用批“现代大儒”来攻击周恩来还远远不够，为此，他们有意借风庆轮制造事件，对正在医院住院治疗的周恩来继续进行用心狠毒的诽谤。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我国有数十年制造万吨货轮的历史。解放后，早在五十年代，就制造出了万吨级货轮。为了尽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一九六四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进的决定，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一九七〇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丰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卓有成效的措施。风庆论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一九七四年初，风庆轮完成组装，开始试航。五月四日，风庆轮正式由上海港启航远洋。江青一伙便有意借题发挥，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罗思鼎根据姚文元定的调子，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在《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拋出了署名“景池”的文章《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与此同时，还发表了《评“崇洋有理”》、《乘长风破万里浪——郑州号锦州号访问记》等文，把“洋奴哲学”和“李鸿章之流”联在一起。四月二十七日，上海《朝霞》月刊又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李鸿章出洋》。文章一开头，就以“中堂”二字点明李鸿章的身份是“宰相”。文中不顾李鸿章一八九六年游历欧美，“一无所购”这一历史事实，硬说他出洋是为了“购买舰船军火”，还编造了一段顺口溜：“洋轮，洋船，洋货，见了洋人的东西就象亲老子一样，求呀！拜呀！我真不明白这些官老爷安的什么心。……”指桑骂槐地对着周恩来。七月十七日，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之后，他们一伙不但不服气，气焰更加嚣张。张春桥、姚文元单独找罗思鼎密谈，要他们为“风庆号回来好好写一个东西”，来证明他们的路线正确。八月十三日，风庆轮已在返航途中，张春桥指示，“要好好宣传，‘风庆，轮是个路线问题，不要光发一条消息。”

九月三十日，风庆轮完成远航任务，胜利抵达吴淞口锚地。“四人帮”及其走卒更加忙碌了。深夜十二点，“四人帮”在上海的走卒，把二十多个记者用交通艇送上风庆轮。第二天，风庆轮到了码头，“四人帮”在上海的走卒全部到码头迎接。为了使对风庆轮的宣传不淹没在国庆宣传之中，姚文元有意将之安排在国庆之后统一进行，使宣传象放排炮一样。

十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并分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文汇报》的题目是《红灯指航向踏平万层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的题目是《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一-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中，，把造船同向外国买船对立起来，影射周恩来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卖国主义路线”，“儒家卖国主义路线”。说什么，“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于造船工业。”并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用以影射攻击周恩米。

江青在看了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作了批语，并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说什么，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连连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张春桥则说：“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迸行政治思想教育，……”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借风庆轮事仲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逼迫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当面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争执不下的时候，邓小平表示，要进行调查。

“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的结果是，他们并未占上风。于是，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十月十七日夜，江青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召集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共同密谋，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译东，诬告周恩来和其它领导人。在毛泽东面前，王洪文把周恩来等比作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一伙，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它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还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并有意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爱读书，江青如何高明……。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们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还要王洪文回京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王洪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王、张、江、姚为了达到目的，根本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他们又在十月十八日白天和晚上两次接见经常陪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外交部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要她们就风庆轮问题，利用陪外宾时可以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再次向毛泽东告状。王海容、唐闻生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并将之报告了周恩来。毛泽东则要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作批示。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吕后、武则天之类的历史事实迷住了眼眼，一心投靠江青，因此，继续就风庆轮问题大作文章。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同时刊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囯主义的斗争》，一篇是署名风庆轮党支部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浬》。文章用“在我们的国家里，对自己国产的东西没有感情，这也不称心，那也不放心，那就连爱国主义也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这样的语言，暗里咒骂周恩来。姚文元还特地为《扬眉吐气三万二千浬》一文写了“编者按”，说什么，“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抵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显然，“四人帮”就是要用风庆轮造成事件作为政治炮弹射击周恩来。

从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有关风庆轮的文章。同时，以新闻、逋讯、评论、诗歌、散文、小说、故事、说唱、电视、电影、报告会、组织上船参观等各种宣传形式大肆进行宣传。他们的目的十分清楚，用上海的一个“四人帮”走卒的话说，就是“不搞掉周总理这个儒家，老的不去掉，新的起不来。”

“四人帮”一伙不断制造事件，想继续借批林批孔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继续搞好批林批孔：》的社论，号召“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为此，他们不仅大量运用影射史学制造舆论，还欲安排文艺团体演出批林批孔的剧目。江青便曾“要中国话剧团排演一个反映工人赶印批林批孔材料的戏”。就全国而言，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批林批孔”的声势越造越大。

毛远新的“哈尔套经验”

“四人帮”一伙在辽宁的重要成员毛远新，一九七四年担任了沈阳空军部队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对批林批孔运动也异常积极。他利用在辽宁省把持的大权，将运动扩展到权力所及的一切地方。他利用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始终对着老干部。鞍山钢铁公司是全国、当然更是辽宁省的重要大企业，毛远新一伙借用氧气炼钢的比喻，大搞所谓“吹氧会”，亦即“煽风点火会”，把与他们行进道路有异的干部打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张铁生是毛远新亲自树立起来的“反潮流”样板。张铁生所在的朝阳农学院一下子便红了起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召开的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提出了“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毛远新则利用朝阳农学院攻击华北农大的搬迁问题。

华北农业大学原为北京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北京市搬到了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沟。这种搬迁有很多实际困难。后来，国务院考虑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农学院，便作了将华北农大迁至离北京二百多里的河北省涿县的决定，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为了配合“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对周恩来进行的攻击，毛远新大打出手，在现场会上大叫大嚷：“我听说一个大学到延安，说没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从延安搬了回来”。还挖苦道：“还要在西北旺建点，把学院办到颐和园去了，真是越办越高啊！”并恶狠狠地说：“那个学校从延安搬回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清算，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拿朝农这块石头拋出去打他们！”显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毛远新“创造”的“哈尔套经验”，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的又一个“新鲜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毛远新第一次去沈阳西北方向的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毛远新视察后认为，哈尔套公社“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业相当落后”，并说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路线偏右”……毛远新并以此为借口向公社干部“开刀”。结果，凡是他看着不顺眼的干部，就撤职、罢官，凡是他认为敢向干部“开刀”的人，就“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说什么，“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劲，有了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俘就够了”，“老干部挡道，要年轻的冲”……。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人向毛远新的亲信反映，有的社员跑市场卖黄烟影响建设出工人数，应当动员社员将自产黄烟卖给国家。在这之后，毛远新的这位亲信听说柳树大队有一个社员积极向国家交售黄烟，就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跑到柳树大队，强令柳树大队在三十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并把此事j句毛远新作了汇报。十二月三十日那天，柳树大队出动了三百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作了第一次“赶大集”的预演。三十一日，在“为了让首长（指毛远新）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的幌子下，又强令公社党委在元旦这天，组织部近的五个大队“赶大集”。因为只有一夜准备时间，五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整整折腾了一宿，于一九七五年元旦上午八时，敲着锣，扭着秧歌，进行了第二次“赶大集”预演。在毛远新的亲自干预下，一月二日决定，“五日还要继续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并提出“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空手……”。为了赶好这个大集，当晚，公社党委书记就为女儿安排工作等五个问题对自己的思想开了五“刀”。一月三日下午，又让公社书记在蹲点干部、公社机关干部和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上演习“开刀”。一月四日下午，再次让他试讲。当天晚上，毛远新又逅人到公社书记家里，告诉他在明天的赶集会上怎样做。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按照事先的苟置，宣传车开路9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头，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行李的女儿跟在后面，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抬着一口猪……，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赶大集”。辽宁省、市、县三级干部也在这天赶到哈尔套，参加学习“哈尔套经验”现场会。毛远新为“大集”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吹嘘“大集”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此，在毛远新一手策划下，辽宁省的“赶大集”，风靡一时。大连市也组织郊区农民“赶大集”，每家每户农民都必须带东西参加，有的农民没有东西，便把家里用的烧饭锅扛去赶集，带着大红花的猪“坐”在大车上跟着赶集队伍在大连市环游。

批林批孔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一直时兴了两年有余，给农村经济和党在农村的信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却为毛远新赢得了政治资本。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后果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大大冲击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如下情况：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略影响较大”。煤炭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六点二，铁路运输量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点五，钢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九点四，化肥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点七。为此，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然而，“四人帮”一伙为了夺权野心的得逞大肆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蛊惑人心的谬论，借批林批孔，层层扼孔老二式的人物，继续破坏工农业生产。八月，江青以关心上钢五厂理论队伍批林批孔为名，派迟群，谢諍宜去送“材料”，听“意见”，扰乱正常的生产秩序，使生产水平不断下降，全厂的产值、产量、质量、品种、成本、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度降低。在“广东有孔老二，矿山也有孔老二”的口号指导下，广东省马安煤矿有人大放厥词5“不为修正主义、走资派生产”、“停工停产也是革命”，使煤矿停工半个月之久，当年只完成煤炭产量的二分之一左右，同时，强令正在建设的立井停止施工，致使一九七四年四月开始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份，光靠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亦即“坐吃社会主义”过活。山东省郯城县一九七四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比一九七三年减少一百一十二斤，总产量减少一亿斤，由余粮县变成缺粮县，一年之间吃返销粮二千二百六十八万斤；博兴县兴福公社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也比一九七三年减产一百九十五斤。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人们对批林批孔所造成的恶果都切齿痛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广州市北京路上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李一哲是广州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他们分别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插队知识青年和广东水产制品厂的工人。大字报对“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对“林彪体系”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用“与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的说法，含蓄地批评了江青及其一伙；用辛辣的语言对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掀起的“反复旧回潮”、“反潮流运动”进行了讥讽；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因此，解决民主与法制问题，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大字报很快就被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定为“反动大字报”，但是大字报却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们争相传看大字报的抄本、油印本，无不与大字报的内容产生共鸣，为作者敢于在批林批孔时期与江青一伙抗争而折服。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群众中任何反对批林批孔的力量，都无法影响运动的继续进行，更无法挽回所造成的损失。

不过，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企图整倒周恩来，却使他们作为一个“帮派体系”有所暴露。在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他们不仅不思悔改，其急不可待地想要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活动反而更加猖獗了。

第八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复出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3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思索。“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在终于看到了林彪的灭顶之灾后不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愤然离开了人世。一月十日，为陈毅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在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并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同时，利用毛泽东讲的话，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偏差。从此，在周恩来力主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努力下，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又纷纷被恢复名誉，重新工作。

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在一九六九年“一号通令”威逼下，在隔离了两年之后，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与妻子卓琳和年迈的继母一同乘专杌由北京被押送到江西，住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原校长的一座两层红砖小褛里，并被警卫人员严密看守着。不久，邓小平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半日劳动，当钳工，直接与工人接触。下午，则到自家院内的菜园里耕作。黄昏时，绕着院子散步。晚上，每每读书至深夜。一九七一年，经邓小平夫妇申请，他们的高位截瘫的儿子邓朴方来到了父母身边，邓小平的生活中又增加了照顾病人，为儿子擦澡、翻身等内容。可以说，邓小平过着普通中国人的最普通的生活。被“文化大革命”冲下去的耶小平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段“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做法，特别是飽知道了林彪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和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后，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和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毛泽东对邠小平是了解的，一九六八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就曾坚决反对了这种做法。“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又使毛泽东有可能对邓小平进行新的评价。因此，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要求，并努力恢复邓小平在全国的威望。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后，邓小平携全家乘火车离赣返京。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八月，在中围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在筇小平的倡仪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并再次申明朱德是“红司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邓小平逐步加入了在周恩来全面领导下，从--九七二年开始的对整个国家的整顿工作的行列里。

一九七四年四月，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贏得了声誉。邓小平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重又逐渐增大。

围绕着“第一副总理”人选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夏，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作为老资格的副总理，邓小平在国务院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了。为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更好地维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增设第一副总理在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很多人的脑子里都作过酝酿，又必定是各有己见。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王洪文亲笔书写的、张玉凤传达毛泽东指示的电话记录里，明确记有“谁当第一副总理？（邓）”，应当看作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提议。它与“四人帮”一伙的决定可谓是天壤之别，无疑打乱了他们一伙长期迫害周恩来，妄图抢班夺权的诡秘计划。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便成了“四人帮”一伙积极活动的一个目标。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眼看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四病人大就要召幵，“四人帮”一伙认为，决定人选问题迫在眉睫，为此，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问题，发难邓小平，并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四人帮”一伙认为抓住了诬告邓小平的口实，便密谋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江青特别提出要赶在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见毛泽东以前去，以期达到恶人先告状的效果。十月十八日白天，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七号搂，告诉她们，十月十七日晚政治局开会，在谈到风庆轮问题时，邓小平和她发生了争吵，然后邓小平扬长而去，致使政袷局的会没法开下去，并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接见外宾见到毛泽东的机会报告毛。晚上，江青又把王海容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诬蔑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应该说，王海容和唐闻生对“四人帮”一伙，特别是江青的为人还是有所了解的，她们感觉到可能是江青一伙要在四届人大之前闹事，便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江青却一再坚持要他们再去向毛泽东“报告”。由于事关至要，王海容、唐闻生第二天赶到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周恩来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象江青等人说的那样，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整邓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邓小平，邓小平已忍了很久。十月二十日，王海容与唐闻生报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非常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已经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并要她们两人回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毛泽东还说，因为周恩来还是总理，四屈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问题要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并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十一月六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一伙还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吕后，借口法家路线必须延续，为其一伙争夺权力鼓噪。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署名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也分别刊出《从曹参“遵而勿失”看吕后时期的法家路线》和《汉元帝刘奭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等文，突出宣扬了中央政权中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说什么，“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面要保证法家路线的延续，必须“吸收新的法家人物，充实法家领导集团，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持法家路线的新人，特别是青年法家人物，使中央政权的法家领导集团中既有老一辈法家人物，又有在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法家力量”。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中的所谓“法家领导集团”便是“四人帮”一伙的自我比喻，言外之意是，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是不能迸入掌握最高领导权的班子的。

“江青组阁”的失败

“四人帮”一伙利用在全国各地的走卒争当四屈人大代表，以图增加他们一伙在四届人大中的比例。一九七四年冬，李庆霖、朱克家、张铁生等人都被指定为四届人大代表，紧靠“四人帮”的得力心腹，也几乎统统塞进四届人大代表中。_“四人帮”还作好准备，想通过四届人大，将他们物色的人选塞进政府要害部门，掌握其领导权。早在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张春桥便以上海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要为党多输送干部为由，大肆叫喊“我们也要培养工人大使，现在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去的都是知识分子。”在上海分管组织工作的金祖敏立即行动，选调了八十名工人，送到复旦大学培训，准备两年后分配到外事和外贸单位“熟悉工作”，一旦“四人帮”掌权，便将他们派往国外担任大使。一九七二年八月，王洪文提出，“要准备一百名干部，随时准备抽调出去。”为此，一九七三年一月，王洪文又紧急指示上海市委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并匆匆忙忙从北京赶回上海，亲自到会作“指示”，要各级领导抓紧这件事。一九七三年九月，王洪文、张春桥指示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准备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王秀珍和金祖敏为了选出“真正能起作用”的干部，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起，专门举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进行考察选拔。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又指示，“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还具体提到：“冯品德可以担任全国海员工会头头”。张春桥也一再强调：“上海市委开个会，抓紧部署”；“还要抓好上层建筑”。王秀珍对主子旨意心领神会，大声呼叫：“当前最急的问题是干部问题，选择新干部不能再拖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海市委组织组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报送给在中央学习班的金祖敏。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又指示王日初：“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果然，金祖敏、周宏宝、张国权、王乐亭、吴玉琴等被先后派送中央有关部门。同时，王秀珍、金祖敏、黄涛、王日初等人搞出了一个二十一名部长备选名单，并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黄涛、王日初等人逐个研究，最后圈定十六名，并内定了要去的中央部门：陈佩珍去商业部，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秦宝芸去建材部，王乐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还将他们的有关材料报送北京，作为江青组阁的依据。

一九七五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新年献同》中又一次提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要抓住路线问题，抓住他们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实质，……”强调“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还需要继续努力。……”显然，又一次把矛头对着周恩来、邓小平，为“四人帮”及其一伙人在四届人大上争得一个擢升的席位制造舆论》。

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期间，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向周恩来、邓小平进攻，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为此，毛泽东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江青的一封信上，亲笔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答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几乎在同一时期，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向毛泽东传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份，王洪文再次到长沙见毛泽东时，又一次表现出“四人帮”要权的野心。毛泽东再次批评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邓小平前一段工作的考察，毛泽东还得出“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结论。

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不顾病痛的折磨，亲自乘飞机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共同对裳和国家的有关大事作了决策。毛泽东再次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全会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支持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粉碎了江青妄图组阁篡权的图谋。

“四人帮”不甘心自己组阁的失败，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结束的当天深夜，江青便窜到曾经在《红旗》杂志上登过文章，表示要“古为今用”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江青借谈历史又一次吹捧吕后，还不无感慨地吟咏唐朝诗人李商隐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指责汉文帝没有重用贾谊，来比喻自己这次未能受褒。

“四人帮”一伙未能改变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形体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作完《政府工作报告》、目光炯炯地扫视着会场时，中国人民对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会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四届人大一结朿，“四人帮”一伙便深深感到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虽然，他们的人，诸如王秀珍、朱克家、陈阿大、李庆霖、弦铁生、浩亮等被选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在国务院各部委中，却没有多少人获取到重要的职务，王洪文也没有当上副委员长。迟群破口大骂“部长席位差不多给他们捞光了！”“四人帮”一伙没有按预期的设想在党政部门中取得更大更多的权力。江青更是气急败坏，于是，她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当着她们的面，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并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又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全面专政论”

四届人大闭幕后，江青不甘心“组阁”的失败，伺机反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利用毛泽东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指示”，竭力制造混乱。他们借口“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出了“全面专政”的谬论。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刊载了署名“池恒”的文章t《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时，着重引用了列宁的话• “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从而引出“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在同期《红旗》杂志署名“周斯”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学习〈伟大的创举〉》中，再一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上也全文刊载了它。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中，发表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他们的“笔杆子”们，开始利用“反对经验主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制造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的新的舆论。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始，他便反复强调了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接着，他读了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着意介绍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印发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引用了毛泽东说的，“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学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说，“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张春桥还将林彪的“错误”也归结为“经验主义”，说什么，“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因此，得出结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为了梢带几句周恩来、邓小平，张春桥在分析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时，有意说，“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为此，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说，在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过程中，必须警惕苏修“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的教训。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登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反复强调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用大量篇幅论述毛泽东说的“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时，巧妙地把“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醒目地安排在其中。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輦用大量笔墨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张春桥说：“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若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

四月三日、四日、五日，江青在宣讲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时，反复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配合“四人帮”批判经验主义的需要，“四人帮”写作班子在这一问题上着力泼墨，发表了许多篇文章。《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的梁效的文章《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一开头便说：“因循守旧从来就是进行革命的巨大阻力，从孔丘到林彪，一切反动派都利用因循守旧思想，反对社会变革，复辟旧制度。”接着，列举了从孔丘、孟轲、司马光到林彪一大串例子，以“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样一个命题，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是“经验主义”，“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

接着，在三月二十八日《文汇报》上，刊登了《学与不学大不一样一一谈吕蒙和夏侯渊》一文；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上，刊登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回顾“三反”、“五反”运动》。在四月七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经验主义怎样成为王明机会主义的助手》一文'《学习与批判》杂志在这一时期还着意宣备了张春桥提出的“打土围子”等口号；……组成了一个借口反对经验主义的、矛头对着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钟有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干部的大合唱。

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

面对着“四人帮”一伙明火执仗的挑战，邓小平稳如泰山。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一九七五年三月，邓小平在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对整顿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三月五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抓革命，主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这是对思想政治领域讲的，在组织上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好的表扬，不好的要批评，屡教不改的要处理。‘严’字当头，矫枉必须过正。”为了整顿铁路运输工作中的混乱，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徤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万里具体主持整顿铁路交通的工作。徐州铁路局首先开始整顿，铁路局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破坧铁路运输的造反派头头，对蓄意制造交通事故，煽动哄抢物质，盗窃铁路器材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运输情况便有明显好转，过去二十一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四月份却提前三天完成了国家计划。经过整顿，四月份，交通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铁路日装车数创历史最好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经毛泽东四月二十二日同意，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发展草案的报告》，提出了要制定十年远景规划，进一步研究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报告虽然在某些地方带有严重的“批林批孔”色彩，然而，从总的方面说，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全国各条战线都开始了整顿工作，中国的经济形势眼看着在好转。

“反对经验主义”是对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又一次围攻，如果扩展开来，对四届人大确定下来的®务院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体制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显示出了，被“轰”起来的群众有巨大的冲击力。江青一伙所以这样做，显然是想用“反对经验主义”这个口号重新把群众“轰”起来，以达到他们一伙的目的。毛泽东非常清楚，进行了八年多“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时需要的是安定。他不能让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过于膨胀。为此，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在毛泽东批示的促动下，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召开了政洽局会议。会上，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五月三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作法，他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还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在反复讲述“三要三不要”之后，毛还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对江青等人的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继之，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数次帮助。六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备位同志”的信中说：“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助帮、思想触动很大”，“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张春桥曾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与“四人帮”息息相连的康生，此时重病在身。当他从王海容、唐闻生口中得知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情况后，再三思量，再次将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向来以投机、整人有术而著名的康生，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揭发江青、张春桥的问题，不过是因为毛泽东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又一次投机。这里，且不说康生的为人，只想说明当时在上层人士心中，江青、张春桥所处的地位。

“四人帮”利用反对经验主义干扰破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中心的国务院正常工作的阴谋被粉碎了。在一段时间内，“四人帮”一伙稍有收敛。

邓小平遏制了“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臝得了时间，为了使整个中国早日从“文化大革命”的疮痍中恢复过来，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和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中着力强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学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中央支待他，省委支持他，允许广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邓小平还风趣地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我这个人象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鼓励敢于坚持原则，进行整顿的干部不要怕别人抓辫子，要大胆作。邓小平希望通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把局面尽快扭转过来。他认为扭转局面的标志是，“我们要把生产很快搞上去”。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在谈到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搞生产”，“搞科学技术”时，他说，为了推进这些工作，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把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伤了感情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现在搞制度，宁肯要求严一些”。同时，传达了毛泽东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六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欠佳的事实，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指出，只要领导认真抓了，欠产多的几个大型钢铁企业，也会迅速改变面貌。以期在整顿好钢铁工业的同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一九七五年七月，国务院在《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为了使整顿国民经济的工作更有起色，八月三日，邓小平'爽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 “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都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敢’字当头，就能把队伍带起来”。他对“闹派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要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不要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嘛！”并传达了毛泽东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谈话”时说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对于把为保证产品质量，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工业发展有关问题的谈话，又强调了“企业要整顿，看起来企业问题不少，”“企业管理要整顿”，“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并从五个方面讲了发展工业的有关问题：一、要强调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的重大任务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二、要采用新技术。有一个出口政策的问题。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工业越发展，企业科研人员的人数应当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四、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包括品种、规格、质量在内。五、规章制度的关键是一个责任制，现在的问题是无人负责。要突出这个问题。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开始要严一些。

根据邓小平这些讲话精神，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并修改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期在前一段工业企业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企业管理的整顿工作，挖潜、革新，争取达到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提出的，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目标。

根据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精神，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七月十四日，邓沴平在会议上讲话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争取到的时间里，不管二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都不要浪费……要加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表现出对争取来的整顿时间分外珍惜的感情。对于军队，邓小平提出了“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指出，这是整顿军队的重点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江青一伙把持，文艺的贫乏使全国人民共同忍受着精神上的饥渴。面对着必须整顿的中国文艺，一九七五年七月，邓小平就此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磋谈，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些话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文艺状况。为此，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对于文艺问题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动下，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就有关影片问题于七月十八日写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信中简述了影片的创作过程，对于当时的文化部请示王洪文同意于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演，但又在第二天对影片作出“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等几项决定，特别是对文化部提出的《十条意见》表示了不理解。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当时看过影片《创业》的人，无不被影片宣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所鼓舞，无不被影片宣扬的中国人民要有志气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江青一伙对影片《创业》批示的十条罪状，一般人早有耳闻，郁愤于怀。因此，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在群众中不翼而飞，四处流传，人们希望通过文艺调整，使被“文化大革命”窒息了的文艺有所复苏，使文艺园地百花齐放。

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导，为了摆脱科学技术落后有可能拉整个囯民经济后腿的趋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知识，重视科学技术。为了使中国科学院从派性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头单位，一九七五年七月初，邓小平选派了曾经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

胡耀邦在科学院，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作了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讨论第一稿，以期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科学院迸行全面整顿。汇报提纲着重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指出，对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批评了“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技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的作法，指出“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强调“要搞国际科学界的友好活动”，“讲自力更生，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还特别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学下去。”指出，“不敢介绍外国的长处，不去正视差距，也是不对的”，而“认识差距是为了加紧努力，消灭差距”，因此，“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迸设备”；针对当时对理论研究的许多错误看法，提纲指出，“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理论研究同样也是国家的需要”；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尽快发展，提纲还提出，“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在对《汇报提纲》进行不断修改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胡耀邦就科学院有关问题向邓小平作了汇报，述说了科技人员不敢搞业务的苦闷。邓小平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指出，“科技工作齊进行整顿，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要看到科研也是生产力。”对于当时排斥业务的作法，邓小平表示了极度愤慨，他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对于要为科研工作创造条件，解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切实解决“房子、车子、孩子、炉子、妻子”等具体生活问题，邓小平也非常重视。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学校应“以学为主”，指出，“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因此，必须发展名符其实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胡耀邦的《汇报提纲》和邓小平的指示，为全面整顿科学技术和教育战线，指明了方向。

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农业问题不解决，就会拉工业的后腿。整顿农业，在当时，同样是迫切需要的。借助于毛泽东树立的大寨典型，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开幕式就整顿农业作了讲话，他提出要注意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要努力改变“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的情况，对于以学大寨为借口游山玩水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指出，整顿农业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表现于切切实实的农业增产上。

邓小平在对各行各业整顿工作作了具体指示的基础上，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就全面整顿问题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要解决好一、二把手的问题，要冒着被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队伍、文艺，进行全面整顿，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又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结》。根据当时毛泽东的“学习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实现今后二十五年的宏伟目标，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奋斗目标。《总纲》严肃批评了“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劝告“四人帮”一伙搞的“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已经到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的时候了，指出，“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就“四人帮”一伙鼓吹的“反潮流”精神的性质作了分析，用列宁说的，“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报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这段话指明，必须“识破假马列主义的政治骗子”。《总纲》揭露了“四人帮”一伙鼓动的“‘革原来革过命的命’，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和纵容武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指出，“我们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至于“四人帮”一伙玩弄的“‘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戴上‘不革命’的帽子”，“对自己全盘肯定，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全盘否定，一意压倒，谁要是不赞成，就说谁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的伎俩更是“完全错误的”。《总纲》还就“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年年月月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解决这些新的矛盾，求得新的平衡。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辩证规律”；强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求“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不仅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坚决斗争，为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整顿，为全面打开国民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所做的努力，使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不过，在“四人帮”一伙的阴影遮掩下，人民心中兴奋的表现形式却不寻常，这就形成了“四人帮”所谓的“七、八、九月谣言四起”，而人民欢欣鼓舞的一段特殊时期。

所谓“谣言四起”的七、八、九月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就文艺问题与邓小平的谈话及七月十四日的批示都指出要调整文艺政策，不久，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了批示。人们把这些谈话和批示看作是毛泽东对江青和文艺界一小撮人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气氛下，这使得人们敢于在知己的朋友中或私下咒骂江青一伙人在文艺问题上的专横跋扈。这时，人们也听對维特克根据江青自述写成的《红都女皇》一书的种种传闻，听到毛泽东就《红都女皇》所作的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镖”这类传闻，人们无不把它看作是江青在毛泽东眼中的一次“失宠”，而对传闻说周恩来建议“暂缓执行”表示婉惜。群众中间流传着江青想当武则天式的女皇的各种传闻，表现出对她的无比愤慨。江青利用批儒尊法在大庭广众散布的什么“面首”，“相公胡同”之类的污言秽语，群众全部将之反泼在她身上。

胡耀邦就整顿科学院工作所做的努力，被知识分子称颂，对敢于面对知识分子的现实，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所提出的“五子登科”（房子、炉子、孩子、妻子、车子）表示赞赏，人们开始议论着科学院解决“五子”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盼望持之以恒，以使知识分子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攀登科学高峰。

江青与迟群、谢静宜的非常关系早就是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自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慧宪年、柳一安，党委委员方正，于八月三日和十月三日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主席的《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迟群问题的再一次报告》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之后，人们对信中揭发的迟群所说“我和小谢是毛主席的两个兵”，“清华是个小社会，当好清华一把手，就能当好一个副总理”及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后因“没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大吵大闹，不接电话，抽烟吃安眠药，烧了两床被子，不洗脸，不刷牙，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撞断肋骨”，“骂谢静宜是臭机要人员，有什么了不起”，“半夜三更去踢谢的门，要谢召开党委会”，“谢跪在迟面前握着迟的手讲了很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之类议论纷纷，并着意打听“文化大革命”半中腰突然跳出来的并红极一时的迟群、谢静宜的身份。原来，迟群是中央警卫部队，即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河南商丘县人，一九五三年十六岁时初中毕业，分配在中央办公厅任机要员。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迟、谢参加清华大学工、军宣队工作。此后，江青与迟、谢之间便逐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上海越剧团武功教师兼演员朱锦多，从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给毛泽东写第一封揭露张春桥、江青问题的信起，两年多时间里写信多次。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四点看法：“一、张春桥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共产党员，今天毛主席还健在，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很好，否则，一害党，二害人民，三害自己。二、上海民兵的编制情况和装备情况不仅要上报中央，而且要让毛主席和全体政治局同志都详细知道，它的领导权应无条件地归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三、有些人惯于反面文章正面作，他们上欺老，下骗小，他们比林彪有‘远见’，他们正在积聚力量，一旦‘大树’倒了，就要兴风作浪，对于这些危害革命的反革命者’我们不能不引起注意。四、毛主席、周总理二位老人家的衣食住行，要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我们要时时提防‘无毒不丈夫’，我们要时时注意万一。八月二十六日，朱锦多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您对《创业》的批示于本月二十三日知道，为什么某些人总是为江青唱赞歌呢？他们可能是别有用心，他们可能是‘借助吕后，欲霸天下’”。朱锦多的信，表达了中国相当多数人的想法。

北京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李春光，在音乐学院讨论《创业》批示的会上，毫无掩饰地说：“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祥，《十条》[25]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义正词严地责问《十条》的炮制者们，“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严肃地警告“四人帮”一伙“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并将之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抄录成大字报张贴了出去。这一行动不仅得到了学院广大教职员工及学生们的支持，也得到了社会上大批人士的赞赏，人们争相传抄，大字报不胫而走，成为鼓励人们与“四人帮”一伙暗中抗衡的一种力量。

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负责人韩爱民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到北京探亲的时候，看到公开出版发行的《小靳庄诗歌选》，便立即给小靳庄写了一封信指名责骂江青••“你们在小靳庄诗歌中，歌颂她是什么亲人、领导同志，试问：她是什么领导？什么亲人？她不是领导，而是帝修反的走狗，内奸、叛徒”，“从几年来她的所做所为，足以证明她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资产阶级政客”，“希望小靳庄的贫下中农擦亮眼睛，杀她个回马枪！一场向江青讨还血债的战斗已经打响了。”信的背面还写了六节短诗，斥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并书写了“彻底清算江姚张王”的口号。同时，韩爱民分别给王、张、姚以及“四人帮”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的走卒写信，警告他们：“反党反人民决不会有好下场！”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对“四人帮”一伙的看法，他不仅在北京张贴了“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

“打倒姚文元！”的大标语，而且在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沿线上撒了传单。一个人的能量尽管有限，但在“四人帮”一伙认为“谣言四起”的日子里，这种公开的行动确实是给“四人帮”的重重一击。

江苏省吴桥县机械厂工人李连兴，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给县委寄出一封酝酿良久的公开信，批判姚文元及其一伙人“煽动抢班夺权”，“大搞唯心主义”，“篡改马列原理”，故意对抗“四届人大精神”的做法，指出“姚文元与林彪是一丘之貉，……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安定团结，阻碍国民经济发展。他的下场将比林彪更惨。”

总之，当时的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有关江青的生平轶事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丑恶表演的传闻，以及有关“四人帮”的各种传说，人们愤怒地谴责“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做为，为邓小平敢于公开抵制“四人帮”和打击江青的嚣张气焰而欢欣鼓舞。

评论《水浒》

面对着邓小平对中国进行的全面整顿，面对着对江青一伙的冷嘲热讽的社会舆论，“四人帮”一伙想方设法，不断抓住机会，妄图给邓小平和邓小平所代表的人民以新的打击。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话时，谈到了他在一九七三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并就《水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八月十四日，芦荻将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谈话整理成文，送姚文元看。当日，姚文元复信毛泽东，表示赞同毛的看法，并就解放以来有关《水浒》的评论情况谈了自己的观点：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很快，毛泽东批示：同意。

借助毛泽东的批示，“四人帮”一伙暗中积极活动。八月下旬，江青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述说了她那一伙批《水浒》的想法。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姚文元等则积极组织人力撰写文章。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九期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红旗》杂志第九期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论《水浒》的文章。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述。从此，以毛泽东的评述为论点的评论《水浒》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以批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九月，江青在大寨又对《水浒》问题大放厥词，说什么“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江青说，评论《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她还用大量含沙射影的言语若有所指地说，“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三旬（大约三十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子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象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话，有的人就是不提。我刚才讲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吧，你看宋江怎么祥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啦，晁盖那个厅啊叫‘聚义厅'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反的，他是聚义，象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儿商量大事啊。”“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继之，报刊杂志上掀起了一个以“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为幌子的“批判投降主义”的高潮。他们借用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说的，“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影射攻击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对全国各行各业所做的整顿工作。《人民日报》还用形容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这类语言，影射批宋江就是批邓小平。

关于影片《创业》和《海霞》

江青一伙同时还利用影片《创业》和《海霞》等对邓小平进行攻击。

一九七五年八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于会泳，“四人帮”在天津的党羽、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曼恬及刘庆棠、浩亮在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谈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时，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毛主席，主席没批。另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张春桥说：“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你们要去仔细理解。主席说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嘛！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主席说调整政策，并没说别的。”姚文元则说：“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

九月中，江青下令要吉林省委负责人、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负责人亲自带影片《创业》的主要创作人员“火速去大寨”。九月十六日晚，他们一行在大寨下车不久，江青指着《创业》的作者张天民说，“你告了老娘一狖啊，你不要以为通天就了不得了，就翘尾巴了。他们是逼着主席表态批示的。”“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夭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夭民回答说：没有。）你必须给毛主席写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又说：“张天民这个年青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他本人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

影片《海霞》是一九七五年春周恩来看过并肯定了的一部片子，为此，江青及其在文化部的走卒找出各种借口对《海霞》提出异议。在毛泽东关于“文艺要调整”的讲话之后，影片编导谢铁麵、钱江于七月二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文化部处理影片的情况。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政治局决定审查影片《海霞》，审查中，谢铁骊坐在邓小平和李先念之间边看边谈，被一同观看的于会泳看在眼里，记恨心'中，并向江青作了反映。当政治局作出浃定，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后，江青一伙极为不满，于是，把《海霞》也作为攻击邓小平的一颗炮弹。

江青九月在大褰一系列活动中，便有借《海霞》之题，大大发挥的一席表潢。她毫不掩饰地公开反对政治局的决议，说：《海霞》就不同了，基调很坏，坏了一百多个镜头，再改也不行了，基调改不过来。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子，基本方面不好嘛，谢铁骊、钱江，我过去帮助他们很多，他们还给我写信，要》〃双片”，帮助他们。我当时身体不好，没有看，他们误会了。我对他们帮助最多，他们连资产阶级讲的良心都没有。这事是春桥同志管的。我从来不看“双片”，我不上当，看“双片”就得负责。他们给政治局写信，给主席写信，主席就没有批，政治局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奢了“双片”表了态。他们压文化部，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我替他们顶住，老子不怕，老子顶着。有人说我翻案，这不是翻案，我现在要打反攻。《海霞》要批，但现在不批，因为会干扰评《水浒》，将来还得要批。

在张春桥一手策划下，朱锦多也在九月份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

王洪文和“第二武装”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主要在舆论宣传上攻击邓小平，王洪文则想从建立“第二武装”上做他们帮派活动的武力后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张春桥等便对“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感到不安，因此，早就有用民兵的武力抵消他们控制不住的那部分军队的力量的打算。一九六七年八月，张春桥在江青提出造反派要搞武装之后，借机提出民兵改造问题，说，“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在张春桥亲笔写的“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中，提出把武器发给“真正的左派”，先武装十万造反派民兵队伍。八月七日，姚文元亲自用电话指示上海：春桥同志和我两人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左右。九月，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就落实“首长”指示的一次会议上宣称要迅速“建立一支工人武装”，这支武装要“通过斗争建立”，要“有战斗力”。接着，王洪文下令上海两个工厂私造步枪，并用各种名义从部队领取超出民兵装备需要的重型武器，其中有一三〇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到了一九七〇年，武斗指挥部就逐个变成了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张春桥一帮无限夸大民兵指挥部的作用，并企图授予其越来越多的权力。到了一九七三年，上海已建立了数十万武装民兵队伍，其中除陆军兵种外，还有五个独立高炮营、三个高射机枪连等地对空力量及一个摩托团，还准备筹建工兵、防化、通讯、雷达等兵种。在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次民兵工作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合，妄图以此为他们实行“民兵改造”这“一场革命”新的突破口。王洪文说：形势发展很快，民兵工作要适应这形势的发展，……以前的办法就不行了”，要“破老框框，闯出新路子”。“四人帮”一伙还极力鼓吹“用民兵武装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民兵把治安工作“管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不仅要“执法”，还要“管法”、“立法”，说什么民兵可以辅助公安机关“抓人”、“打人”，可以“私设公堂”、“审讯定案”。为了用民兵武装与军队抗衡，他们还说：“民兵领导体制不能修修补补，要来个大革命”，要“打烂军事一条线”：在上海，王洪文下令摘掉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停止武装部的工作，而代之以民兵指挥部，公然宣称：不受当地军事机关领导，不受大军区领导，也不受军委三总部领导。王洪文说，“把我们这支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你们这个队伍不要给人家指挥，••…，哪个人都能指挥怎么行呢？不能多头指挥。”他还指使喽喽们提出成立从中央到基层的民兵指挥系统，妄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毛远新在辽宁则自封为民兵领导小组“组长”，说什么“民兵改造，首先改造民兵的官”，“民兵指挥部应当把全部民兵工作包括起来”，“应百分之百地把民兵工作管起来”。

在与邓小平的抗争中，“四人帮”一伙总是心怀叵测，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王洪文便曾一面喝酒一面咒骂：“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这是毛主席定的呀！”……。他们一伙要掌权，因此越益感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王洪文说过：“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张春桥也曾担心地说：“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那怎么办？”姚文元则断言，“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说什么，“部队打起仗来，只能起放哨作用，恐怕放哨还放不过来”。他们竭力想建立一支完全服从于他们的自己的武装。就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用《水浒》为反对邓小平大造舆论的同时，王洪文于九月十八日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以“城市民兵创始人”的身份，提出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说什么“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拍；第二武装集团。什么叫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谁要一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会觅舌，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马天水告诉王洪文一个数字后，王又问武器在哪个仓库里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王回答道：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就有武器。并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内战外战一起打”。准备首先在上海把民兵变成他们篡夺权力的武装力量。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

面对着“四人帮”一伙对整顿工作的无理挑衅，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就整顿工作多次针对“四人帮”一伙对他的攻击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拚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对于江青一伙利用《水浒》大作文章，邓小平也很知道其中的奥秘。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明确地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九月底至十一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说仟么“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对毛泽东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还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同时，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_、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作了批示，表示了对迟群、谢静宜的支持，批评了刘冰等人。就在这期间，病体垂危的康生，趁邓小平离京之际，亲自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处理邓小平的决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批示，实际上，这便是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幵端。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不久，“四人帮”一伙在上海的爪牙被召到北京开打招呼会，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以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为招牌，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作的讲话说成是“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批“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是把教育“‘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把调整科学、教育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说成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对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来说，就是反对以迟群、谢静宜为代表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文章结束时，又有意将所谓“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说成“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组成部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此开始了。

第九章 天安门广场事件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

“四人帮”一伙在炮制《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时，便对以后一段时间的政治方向作了判断。为此，张春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北京单独与上海市委常委黄涛谈了“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看法，说什么，“对民主革命懂得的人，革命战争结束后，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民主革命能跟着干的……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在对立面去了。”并要黄涛向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主要负责人传达。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发表后，“四人帮”及其走卒觉得由于邓小平领导进行的全面整顿及七、八、九月群众对他们议论而产生的压力似乎顿然消除，用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话说，“当时我的心里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大进攻的信号”。“四人帮”也确实在不停地发放“冲锋”号令。在冲锋号的指挥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赶编出了《大字报选编》，上海则磨拳擦掌也要贴大字报，并要很快地编出自己的大字报选。王洪文还直接打电话给马天水，要上海市委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材料印成单份白头的一式几份送他。上海市委连连召开了党员干部打招呼会，公然与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唱对台戏。全国性的宣传工具也转向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

邓小平身受全国人民要求整顿、要求国家富强的重托和“四人帮”一伙为了夺权不断寻衅闹事的双重压力，处境日益艰难。

周恩来作为总理，虽然坚决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的整顿工作，然而，在做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后的此时，已是力不从心了。周恩来住院期间，“四人帮”一伙便不断干扰周恩来的休息治疗，邓颖起常常含着泪水求他们让自己的丈夫、国家的总理多休息一会儿，却被置若罔闻。一方面，“四人帮”不停地向毛泽东吹风说“总理装病”，“趁机与老家伙们搞串联”……。另一方面，他们有意在病榻前发难周恩来：他丨门曾有意质问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时在什么地方；有一次，周恩来正在输血，叉刚服药睡替了，王洪文打电话要找周恩来，工作人员再三说服王要他等半个小时，因为周恩来正在输血，王洪文大发脾气，非要周恩来去接电话不可，周恩来被惊醒后，只得中断输血去应付王洪文；江青更是有事无事部要去搅搅周恩来，有一次，周恩来正在治疗，江青打电话一定要见周恩来，说是要研究工作，周恩来被迫停止治疗，接待了江青，那知江青根本没谈工作，只是嘻嘻哈哈东拉西扯，最后吃了两块西瓜便走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到了一九七五年十月中旬之后，周恩来只能整天静躺在病榻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十二月六日，周恩来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后，体质更加虚弱，中旬后，完全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癌症产生的剧痛不时造成晕厥。一九七五年底，周恩来病情进一步恶化，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九七六年元旦广播电台播放毛泽东的《重上井岗山》、《鸟儿问答》词二首时，周恩来仍悉心静听，并不时喃喃吟诵，以示对毛泽东的尊重。而以毛泽东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为命题的两报一刊社论却仍然用淫涩的词语恶意中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

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九日零点，电台播放哀乐并广播了讣告。清晨，绝大多数中国人从广播中得悉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开始，大家几乎都认为这是错觉，然而，通过各种渠道证实了这一事实的存在时，人们震惊、悲哀、身心好象都变得空荡荡了。伴随着声声哀乐，人们对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操碎了心的总理的离去的哀思，只能表现为流淌不尽的泪水。

“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为

对于周恩来的逝世，“四人帮”一伙却是神气活现。一月九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大肆散布，“目前主要精力是学习，是批邓”，说什么，“你们不要悲痛嘛，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不仅不许悼念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提“周总理”都是犯禁。同日，王洪文在给上海的电话中说，“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十日，上海有的工厂领导便公开点名批邓小平。周恩来逝世后，遗体被移放到北京医院后院一间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停尸房里，房前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吊唁的人只能单行行走，用来停车的地方不过两个篮球场大。由于场地安排的蹊跷，狭长的队伍只能缓缓移动，遗体告别的人数由原定的六万减至四万。北京医院围墙外，从东单到东交民巷，昼夜聚满着悲痛的人群，想与周恩来遗体告别却是不可能。江青则整天喜笑颜开，说什么，“周恩来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

“四人帮”一伙还对吊唁周恩来下了各种禁令，他们不许在报纸上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人民日报社规定：关于周恩来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出去采访”，“不要出去拍照”；在他们权力可及的地方，还下令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不许设灵堂，不准去天安门广场。

“四人帮”一伙在悼念周恩来活动中倒行逆施的做法，抵挡不了全国人民对总理的哀思，人们自发地戴上黑纱，许多单位举行了追悼仪式。北京的普通群众以各种组合形式制作花圈，从一月九日起，敬献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并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几天之后，纪念碑座上的花圈放满了，以至一直放到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周围的松树上也缀满了一朵朵小小的白花。许多人还在家里挂上周恩来的遗象，并为他设立了灵台。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市民不顾阴冷的寒风，早早肃立在街道两旁，要向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走相送”的历史壮观，更是对“四人帮”一伙的公开示威。

“四人帮”一伙对人们的情绪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立即在宣传上大作文章。一月十三日，姚文元给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下指示：“总理不要突出，标题要缩小”，“广场群众吊唁的场面不要登”，“要登些文化方面的东西，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同日，姚文元三次向新华社发令：“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这几天报纸登（外国的）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要求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要“缩小标题字号”，“有些唁电可以综合，一个国家三、四个领导人的唁电可以并作一条”；“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如此，姚文元尤恐不够，一月十三日还指令《人民日报》第二天刊登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说什么“只有发这篇才能压得住！”

就在为周恩来开追悼会的前一日，即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文，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对此，姚文元大为得意，认为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迟群、谢静宜叫嚷“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要！”“四人帮”一伙这种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行为，遭到了人们愤懑的唾弃，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给人民日报社，报社一天收到的抗议电话多达三百个。

一月十五日上午九财五十七分，上海许多大小船舶自发地拉响了汽笛，向周，良来表示致哀，汽笛声前后持续了三十七分钟之久，外滩的街道上红灯指示停车，瞥察和行人都肃立致哀。中午一时左右，又一批船只在黄浦江上拉响汽笛。下午三射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刻，黄浦江里停泊的和正在行驶的船只汽笛齐鸣，几乎所有的外轮也同时鸣笛致哀。这就是上海人民对周恩来悼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代表了全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抗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当电视中播放出这一镜头时，人们厌恶“批邓”，又为邓小平捏一把汗的心顿时放下来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邓小平一直干下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中国富强起来。

尽管“四人帮”一伙在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和拍摄悼念周恩来活动的影片时，处处进行刁难，仍然压抑不住人民对总理的崇敬之心。正象影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的解说词中所说的：“从首都到边疆，从北国到南方，从工厂、矿山到农村、营房，人民的眼泪流成河。敬爱的总理啊，八亿人民都在您身旁。”“一滴滴热泪洒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朵朵白花系在天安门前苍松翠桕上。这就是人民的悼念啊，人民已经把总理的丰碑建造在自己的心上。”

一月十六日凌晨，按照周恩来的遗嘱，他的骨灰由专机撒向了祖国江河大地，周恩来的精神也深深地撒进了中国人民的心田。

“四人帮”一伙与人民的意愿恰恰相反，他们加快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步伐，想利用批邓，达到擢升掌权的目的。因“因人帮”一伙的把持下，一九七六年一月，“四人帮”借“中央”名义准氕召开“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认为他要上台主持工作了，一下旬，便准备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打招呼会上作长篇报告，并为此起草发言稿。由他们把持的宣传部门干得更是起劲。一方面以宣传毛泽东词二首为题大肆鼓吹他们“只要肯登攀的篡权决心，另一方面，通过继续评论《水浒》和以“教育革命”为题大批所谓“奇谈怪论”，将矛头直对邓小平并为自己大唱赞歌。

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登载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用“四人帮”一伙人的话说，这是继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文章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出的第二发重型炮弹。同时，“四人帮”一伙还用批判“折衷主义”来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增添“理论”色彩，并继续攻击周恩来。

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四人帮”有意将彩色故事片《决裂》安排在一九七六年元旦公映，用他们的帮话说，“它的公映，对当前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有一个大的推动。”确实，影片对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进行了攻击，把大学的入学条件降格到“会写‘毛主席万岁’和手上有硬茧子”这个标准上，恶意中伤胡耀邦在整顿科技工作中的种种做法。

“四人帮”一伙还到处散布诸如“邓小平现在又在搞翻案了”，“改不了啦”等流言蜚语，而他们的党羽又鹦鹉学舌似地四处鼓噪。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便不断在群众中叫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批倒批臭”。毛远新和迟群更是大言不惭地说，“大学就是要培养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人”，张春桥则赞道：“只有这一条就行……。”他们还特意放出张铁生四处活动，一月二十八日，张铁生在北京大学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老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民主派”，要改造领导班子，“以动大手术的精神，一动到底”，“要一个个地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非常干净、利索地釆取组织手段”……。二月十日，张铁生在“四人帮”的精心安排下，又窜到山西省太原市，将他在北大的讲话大大地发挥了一番，恶意中伤老干部。

“四人帮”一伙的这些行径无非是为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制造舆论，然而，他们的算盘打得并不如意。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亲自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二月二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公诸于世，同时宣布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张春桥早就在争总理的座位。周恩来刚刚去世，上海市委便派了两个人到上钢五厂召开老工人座谈会，指令老工人写信给中央，要求让张春桥当总理，虽然遭到老工人的拒绝，但在上海市委策划下，街头仍然出现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更是迫不及待地召集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开会，宣扬“总理死了，邓小平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提出张春桥当总理”，上海市革委会编的《情况汇报》材料上，也出现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等话语。

由于毛泽东既没有提议张春桥任代总理，又没有让张春桥主持军委工作，张春桥大为光火，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第二天，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发泄心中的不满。现抄录于下：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的走卒揣摸着主子的心理，更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大放厥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就说过，“毛主席很会处理各种关系。去年请邓小平上合，——现在邓小平垮了，毛主席又决定让华国锋当代总理，因为只有他最适应，能把各方面摆平”，“不一定水平最高的人、最好的人当第一把手，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

为了表示对华国锋当代总理的不满，“四人帮”授意，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执笔的文章《再论孔丘其人》也在张春桥写《有感》后三天完稿了。原稿中有这样的话：孔丘“五十六岁，由司寇代理首相”，“孔丘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宫），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设、规划等事务），接着调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禁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复辟的地盘了。”这是直接针对华国锋的，因为太露骨，才在二月二十四日见报时忍痛作了某些刪节。然而，用这篇文章影射当时代总理的目的却没有改变。

张春桥急于当总理的梦想破灭了，他们一伙以批邓为新的起点的权力攀登却还在继续紧张地进行着。

此时的毛择东的情况，可以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回忆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二次访华时对毛泽东的描述作一个概略的介绍：“七六年再次来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象一连串单音节的咕讀和呻吟，不过他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他处于这种情形是痛苦的。”可以想见，“四人帮”一伙，特别是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想要哄瞒毛泽东或者“假传圣旨”是有相当便利的条件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条件，“反击右倾翻案风”才会在“四人帮”一伙的煽动下越刮越猛烈。

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底开始，“四人帮”一伙在中央政治局里明火执仗攻击邓小平的做法，经过三个多月，逐渐明朗化了。一九七六年二月开始连续召开的中央“批邓打招呼会”，便是“四人帮”一伙竭尽全力的一次反邓大表演。

张春桥把他的上海伙计看作是“批邓”的先锋力量，多次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散布“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定资派”，把一大批老干部说成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说成是“敌人”，还引用柳宗元的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老干部寻找根据，并多次指名道姓地说，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说“郑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邓小平铬线，有些人执行得可舒服呐，思想太一致了。”

毛远新也在二月二十二日对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等人说，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搞全面回潮”，“国家性质都要改变了。”

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更是四处活动。二月二十日晚上，她专程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处，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找去，又叫把已经睡觉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单独找去，却不叫住在一起的彭冲和廖汉生。江青对他们说：“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继续玩弄她那拉帮结派的伎俩。二月二十三日，江青又在召集的十七省、市、自治区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在四川、云南对哪一派都整。凡是造反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會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年轻的同志要懂得这件事。”三月二日，江青在召集的十二省、自治区会议上讲话，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并说：“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徭言，有的省查，有的省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江青重提电影《创业》、《海霞》、《园丁之歌》及“风庆轮”、“气浮陀螺”等事件，再算旧帐，用以激发与会者对耶小平的仇恨，目的是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然而，在这次讲话即将结束之际，却道出了江青之所以竭力攻击邓小平的天机：登上女皇宝座、夺取最高权力。江青说：“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镑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王洪文则在会议期间到处兜售他的“消灭异己”的办法。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也代表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打招呼会”召开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四人帮”利用他们一手控制的文艺界、宣传界，用各种方法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向纵深推进。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张春桥专门找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要他们“赶快布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夫》、《战船台》改编为京剧”，因为“这些部甚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扣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并要忒尽快上演，“最迟不能过国庆节”。也是“为了配合政治斗争”，他们积极组织人员筹拍《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等影片，以期通过“揪走资派”，层层“揪代理人”的银幕形象，煽动群众，增添他们的斗争勇气。在张春桥“文学方面可以先走起来”，“写走资派作斗争有深度的作品”的指令下，大批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也先后出笼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报刊是“四人帮”一伙的重要工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中，表现的尤为猖狂。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说邓小平等一大批主持整顿工作的老干部“他们提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还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并用“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邓小平三个字的代名词，二月十二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署名梁效的文章又将之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三期，刊登了署名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桂志的文章《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赵源的文章《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三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等，都以毛泽东不久前说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为尚方宝剑，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邓小平。其它报刊及广播、电视也不停地宣传，要人们“转弯子”、集中力量“批邓”。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叫喊，“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人有一层人，只是职务上不同，区别就在这一点上。”妄图以邓小平为突破口打垮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四人帮”反对力量。

周恩来早就是“四人帮”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非常清楚，周恩来生前是他们篡权的最大障碍，死后留在人间的影响，仍将是他们篡权的障碍。而广大人民对周恩来的深切感情，把“四人帮”想清除周恩来影响的决心鼓得更大了。他们把周恩来看作是邓小平的“后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当然不会放过他。二月六日，“四人帮”有意在新华社出版的《参考资料》上编发了国民党特务就“四•一二”事件诬陷周恩来的材料，接着，《学习与批判》以介绍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历史情况为由，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上海街头甚至出现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三期还同时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有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有意在“批邓”的同时，在周恩来身上大作文章。更有甚者，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的《文汇报》在登载三月四日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有意将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删节掉了。人们回想到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的署名高路的小评论《孔丘之忧》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们污蔑为“哭丧妇”，说什么“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坶吧。”从心灵深处感到“四人帮”一伙在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法，污辱人民心目中好总理周恩来，污辱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怨恨满人间”

感情这种东西是压抑不住的，不以这种形式表现，就要以另一种形式爆发。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怨恨，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总是要表现出来的。

二月初，山城重庆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师谢幼田将一张署名“一工人”的大字报《提请注意》张贴在解放碑交电公司大搂东侧的墙上，上面写有：“请注意当前斗争的新动向！”“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二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的汽车司机何庆华发出一封《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写道：“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批判组“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二月中旬，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共产党员窦守芳在北京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西四等地张贴小字报：“起来！起来！战斗丨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林彪的大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面篡党夺权，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还针对清华大学组织张贴的大量“批邓”大字报，在清华园内贴出几十张小字报：“同志们，请不要受蒙蔽，这些大字报是他们压出来的。他们有的是舆论，缺的是人心，凭借的是自色恐怖，手法是煽风点火、运动群众，目的是篡党夺权，下场是必然灭亡！”

二月下旬，福建省机械局刘宗利在福州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了“四人帮”的六大罪状，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同，相当多的人在大字报上留言，公开表示支持，消息传出福建，影响波及全国。

二月十八日，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员白智漬将署名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张贴在重庆市区最繁华的交电大楼的墙壁上。把“四人帮”一伙比作“丧尽天良的牲畜们”，斥责他们近几年在中国，使“多少个烟囱停止冒烟，多少部机器停止运转，多少辆火车停止运行，钢产量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上升……”；赞颂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后的一九七五年“钢产量是近十年来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一年”；寓意明确地责问，“是谁，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并且连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也不放过。”三月四日上午八时许，白智清又将题为《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六千多字的大字报抄成十二张，贴在成都闹市区盐市口。大字报义正词严地说：“最近，有人迫不及待地在上海街头公开刷出了‘要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再沉默了。”“事实告诉大家，张春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贩卖杜林修正主义黑货，给国家、给革命，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当年反马列的赃证俱在，写在白纸上的卖身契和登在报纸上的黑货都同样是赖不掉，包不住的！”“我深信，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千千万万给总理守灵的人们，那千千万万自动给总理戴黑纱的朋友，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我深深知道，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大花园中，没有足够的鲜血是浇不开映山红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国家富强不要生命！要马列主义不要脑袋！”而白智清在贴完大字报后，则被不相识的青年人保护着，撤离了现场。

三月七日，山西省太原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杨国珍在太原市贴出大标语：“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两周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天，在钟楼街、五一广场等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标语。随后，有人在省人民文化宫的墙上写了“反对江青”、“反对张春桥”、“反对姚文元”等标语口号。

三月十日，贵州省贵阳制药厂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贵州无线电厂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黄维鸣、贵阳黔灵印刷厂卢炎等七人，在贵阳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贴出长达三万字，抄成八十余张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对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努力表示赞赏，群众纷纷在大字报上留言支持。作者还将大字报内容油印了三百余份材料，在郑州、武汉、长沙等地张贴、散发。来自全囯各地的上百封热情洋溢的信件，使七位青年更加坚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更加光辉鈾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三月十一日，福建省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列东街头贴出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大字报中写道：“张春桥这个人物是十分可疑的，曾有几万人揭发他是叛徒”，“揭发和批判党内还在走的走资派张春桥是十分必要的”，“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陈大中的妻子，三明市郊陈大公社农机站的会计，在赵大中的大字报受到署名“洪风”的大字报的攻击时，坚决地支持了赵大中的行动，并在《来而不往非礼也——评洪风》的大字报中指出，张春桥同林彪一样，决然逃脱不了垮台的下场，给“洪风”以坚决地回击。

三月十三日，陕西省西安市一个青年工人给毛泽东写信，揭露“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同时附了两首诗。诗中写道：“望巨星，殒于天，泪洒江边。看今朝，男盗女猖，怨恨满人间。”

郑州、杭州、长沙、厦门、齐齐哈尔、呼和浩特、徐州、顺德、吴桥、伊通等市、县，也有人起来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演讲等形式公开向“四人帮”挑战。

当时，广为流传的《周总理遗言》是浙江省杭州汽轮机厂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编出来的。“遗言”写道：“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这个“遗言”确实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

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的清明祭祖节就要到来了。“四人帮”一伙似乎预感到清明节会发生什么意外，早在三月中旬就将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关闭了。北京甚至下令纸店不向机关团体供应纸张。然而，这并不能阻挡全国人民，包括北京市民利用清明节向“四人帮”一伙进行反击。

南京事件

群众自发组织的反击“四人帮”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活动，可以说是首先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南京市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就三月五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一事，联名写信给报社，责问他们居心何在。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南京新医学院向雨花台烈士陵园敬献了第一个给周恩来的花圈，花圈由松相和白玉兰花镶成，浦上用金纸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一位似乎并无恶意的摄影记者将挽联取下来了。缺少了挽联的花圈一下子便成了南京市民谈论的中心话题，出于对“四人帮”的僧恶，人们在议论中将取走挽联的人说成是“上海帮”的人。为此，南京新医学院于第二天在南京闹市新街口银行前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恩来”的大标语，以示抗议。

文汇报社不顾人民的情绪，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登的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中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恶毒的词句。当时谁都知道，“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指邓小平的，那么，“党内那个走资派”不就明明白白指着周恩来吗？全国各地的抗议信象雪片一样飞向文汇报社，抗议的电报、电话更是数不胜数，绝大多数群众心里都很明白，《文汇报》的后冶就是张春桥。

由于《文汇报》对周恩来总理的攻击，南京人民正在酝酿中的反对'“四人帮”的情绪变得不可遏制了，几乎每个人都准备把清明节悼念活动再推进一步。恰在此时，“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炮制的今后不准去梅园，不准去雨花台举行悼念活动的禁令被泄露出来了。南京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立即召开团总支紧急会议，决定抢在禁令传达之前去梅园，并连夜贴出通知，号召全校学生参加这一活动。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李西宁和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秦峰及其它几位学生干部带领全校四百余名师生，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象，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排成数列纵队，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大行宫，向梅园进发。一路上，交通瞥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行，无数群众肃立街旁。这支队伍大大地激励了人们反对邪恶的正义情绪，街头上大字报、太标语骤然增加，“走资派还在走，野心家在伸手！”的指向，在群众中已是心照不宣了。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把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贴在校园里，用墨笔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了出来，上面写着：“看一看，想一想”六个大字。接着，数学系的师生又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和对面，贴出两条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情绪被这些正义的宣传鼓得更高了。中文系抄贴出甲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政治系在《是粗枝大叶，还是别心》的标题下公布了《文汇报》就三月五日事件搪穿他们的复信。南京大学里到处是申讨“四人帮”的徼文，南京大学里遍布燃烧着的激情，从南京大学里燃起的烈火很快烧向了整个石头城。

三月二十九日中午，南京大学十一个系的三、四百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奔向南京市街头，在大街小巷，在开往苏北、安徽、浙江等地的长途汽车上贴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25文章胆敢反周总理罪该万死！”“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得到了全市其它大专院校和工厂的支持。许多学校和工厂也泥人上衍刷标语。是晚，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做法的大标语遍布南京城。同时，有人开始在闹市区演讲，对这次行动进行宣传。

当晚六时许，南京大学的秦峰带领一趴学生到南京火车站，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刷大标语，以便将从南京开始的斗争扩展到全国去。他们首先将从上海开往成都的82次列车的车厢两侧刷上了“《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向何处去？”“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等大标语，并在热情的旅客护卫下，将标语带进了成都市。

晚十一时许，开往上海的405次客车上也刷上了类似的标语。然而，当大家知道，405次列车一到镇江就被扣住，正在冲洗标语时，群情激愤，决定第二天改用油漆刷写。

第二天上午，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十六个单位都派人到火车站，准备共同战斗，车站的职工也早为他们准备了水氯松、油漆、沥青等“战斗武器”。十时许，十三次特快列车带着用冲洗不掉的沥青写的大标语开往了上海。

此后，凡路经南京站的列车上，都用同样的方式刷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比喻张春桥的头）”“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南京邮电学院广播电视专业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张夏阳还带头在车站和列车上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等口号，并向旅客宣讲历年来《文汇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罪行。在张夏阳的带动下，车站的月台上、站台上、广场上、饭馆前，到处有人演讲，又总是吸引着大量的人群。南京城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南京建筑五分公司人事科长龙连山还带头喊出了“打倒江青！”的口号。

三月三十日下午五时半开始，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鼓楼、山西路西口，出现了南京瞥备区战士徐同新写的传单，上面写道：“他们正在干着林彪没有干完的勾当……”“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传单刚一贴出，便吸引了一大批围观的群众，人们念着，听着，抄着，高呼着“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揪出来示众！”当有人问道，“张春桥要不要打倒”时，异口同声地回答：“要！”同时，传单还被复制成大字报在南京市内张贴。

徐同新的传单道出了人们对张春桥共同的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南京汽车制造厂制泵分厂女医生王运德及其丈夫张馆美、电工殷辉起草、书写了大标语：“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打倒六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党和国家的报纸、电台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周必乱，反周亡国！”“党内这个走资派在上海大搞独立王国不得人心！”“舍得一身剐，敢把党内这个走资派拉下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并张贴在厂大门—中山门——七一四厂—新街口—大庆路总厂—新火车站的沿线上。

也是这天下午，南京市电信局三分局工会主席、测量班长秦世祚和他的战友，将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圈安放在南京重要交通通道上的鼓楼食品商店大楼二楼阳台上，花圈的黑色挽带上写着，“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更加激励了人们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教师厉传彬，学生王喜民还在校园里和食堂门口刷出了每个字有一平方米大的悼念周恩来的标语，并在水泥地上写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一行大字。南京城里有增无减的演讲台，则成了一个个战斗的打擂台。整个城市沸腾了。

南京市大街上出贺反对张春桥大标语的情况传到了王洪文耳中，兰月三十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要他们在南京的记者注意反映情况，并说；“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大方向；他们借着《文汇报》删稿大作文章。”“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

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将上南京的一个记者反映的情况送给王洪文阅，王洪文立即转给江青。说七时，王洪文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询问南京情况。晚九时，姚文元也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诘，并要求一得到情况就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本人则如坐针毡，当晚十时，还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询问南京情况。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凌晨两点多钟，姚文元给新华总社一位负责人打电话，对南京分社把事件的原因说成与“南京人民对总理有深厚感情”，“长期以来江苏对上海的做法有意见”发出责难，说，“你们记者要有鲜明的立场。这明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捣乱破坏，煽动群众，反对中央，怎么能把这些说成是江苏对上海有意见呢？你们要对事物进行阶级分析，告诉你们记者，要提高警惕。”并要记者监视江苏省委，“要注意反映省委对电话指示的执行情况。”

同日晚十一时四十五分，“四人帮”一伙就南京事件向江苏省委发出了电话通知，通知说：“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四月二日下午三时，江苏省委将《四•一通知》传达到南京市和江苏省。官方立即出动大批人马，冲刷南京市面的大字报、大标语，并贴出大字报，污蔑群众的行动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要支持群众的省市委中的领导承担后果。

《电话通知》无法动摇南京人民反击“四人帮”的决心，反而煽旺了人民心中的怒火。就在传达《通知》的当天，南京大学的一个教室上出现了一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奸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

年方六十，    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    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    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    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    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    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    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    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    它是罪魁。

有个同伙，    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    （春桥），最会奸笑。

雨妖合作，    收集喽啰，

篡权计划，    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    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    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    儒法斗争，

儒家法家，    根本一家。

代表利益，    剥削阶级，

事过千年，    远离现实。

为其翻案，    是何用意？

无非想当，    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    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    排斥异己。

滥用法权，    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    又想盖地。

激怒群众，    四方奋起，

千军万马，    口诛笔伐。

妖怪惊慌，    却能变色，

七变八变，    本质不变。

觉悟群众，    岂能愚弄？

抵住尾巴，    决不放松。

众志成城，    妖有何能？

即取其道，    还治其身。

学习总理，    革命到底！

奋不顾身，    捍卫总理。

总理遗志，    定能实现，

人心所向，    共产主义。

南京部队宣传站、虹桥、兰桥等地也出现了“野心家张春桥翻案不得人心！”“向张春桥的修正主义文化部、宣传部开炮！”“捣毁《文汇报》土围子！”这类标语传单。

四月三日，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又在大路边、电车上刷了二十多条大标语。其中有：“保周总理无罪！批《文汇报》有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誓与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切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发扬‘五不怕’精神，坚持斗争到底！”

南京工学院近二千名师生，还沿鼓楼、新街口、中山东路到梅园，举行了示威游行。

更多的群众用送花圈代替了游行、讲演、大字报、大标语这样的斗争形式。四月三日，亦即《通知》传达的第二天，去雨花台送花圈的人达十四万以上，比四月一日、二日增加了一倍。四月四日是清明节，虽然是星期天，但南京市各单位都破例不放假，然而，去雨花台的人数仍然有七、八万之多。

三月底至四月初，南京市共有一千六百多个单位，六十六万七千余人次到雨花台悼念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六千余个。

声援和反响

南京人民的斗争，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当载有针对“四人帮”的大标语的长途汽车、火车奔向祖国各地时，人们无不由衷地拍手称快。常州市铁路工人还给南京写了声援信：

南大工农兵学员：

我们从车站看到你们在火车上刷的大幅标语后，很受鼓舞，非常高兴，你们的行动好得帮！我们铁路工人坚决支持！

谁要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民坚决不答应，不管他怎样善于狡辩，也迷惑不住我们。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夺来的江山，决不能断送在林彪式的野心家手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一定会垮台！

同志们，让我们继续勇敢战斗，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党中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此致

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常州站铁路工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

在南京人民的带动下，在江苏这片土地上，声讨“四人帮”的怒火在熊熊地燃烧。

四月一日清晨，无锡市中心东方红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附近的东方红商场大褛顶上挂起的大标语“悼念周恩来！怀念杨开慧！中国的赫鲁晓夫休想上台！”分外显目，广场东面的人民南北货商店和广场南面电影广告墙上贴满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的赫鲁晓夫要上台是痴心梦想！”“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等南京街头曾经出现过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吸引着如潮的群众，人们在议论着，抄写着。上午，高举周恩来遗像的群众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地从广场东、南、北三个方向汇集而来，用录音机播放的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实况录音，伴随着游行队伍在空中回荡。广场气氛肃穆，人们心情沉重。当从上海开来的08号汽车出现在人们的眼帘中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围拢过去，用排笔饱蘸墨汁在汽车上写下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醒目的大标语，表现出无锡人民不畏强暴的斗志。

南京人民的斗争热情传到常別后，常州市便开始了连绵数日不断的群众游行活动，人们佩着白花，戴着黑纱，抬着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标语，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除了常州市民，附近的戚墅堰等地的群众也纷纷涌向常州，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四月五日，常州市中心向阳饭店屋顶上出现了被人们颂为“五心”的大字标语：“主席健在我们放心，总理逝世我们痛心，小平同志没有野心，对赫鲁晓夫篡权应有戒心，祖国山河我们担心！”把常州市人民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奔走相告，相邀同行，把通向向阳饭店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公开地议论“四人帮”一伙的罪行，不时地有人出来发表激昂的演讲。人们愤愤不平地说：“听到总理逝世，我们个个哭肿了眼睛，流干了泪水。可是，那帮祸国殃民的害人精，一面往总理脸上抹黑，一面把小平同志打下去。小平同志究竟犯了什么罪“小平同志是犯了不跟那个臭婆娘走的‘弥天大罪奸臣当道，忠良受害！想小平同志，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推翻三座大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日夜操劳，国民经济大有好转，全国人民都感到有了奔头。可是，这都成了小平同志的‘罪状’，这是哪个阶级的逻辑？！他们妄想把小平同志活活整死，又是居心何在？”人们表示：“丧尽天良的狗东西，一旦他们爬上台，我要叫儿子、孙子、重孙都起态造反。”路经常州的08号汽车上也都留下了反映常州人民昂扬斗志的大标语。

列车载来的南京人民反对“四人帮”的大标语，唤起了常州附近戚墅堰机车车辆厂职工的战斗激情。四月一日清晨，运输维修班的工人首先在门口广场上献上了花圈。接着，金厂每个车间、科室都跟着行动起来，厂门口广场很快成了花的山人的海。大门两旁的柱子上还贴出了一副四米长的挽联：“恩来同志献身革命鞠躬尽瘁日月同辉，开慧烈士血洒中华泪飞化雨山河痛悼”。人们不断呼喊着：“谁反对总理就打倒谁！”“杀我的头也不相信邓小平是反革命！”厂门对面工房墙上的大标语“好坏群众分得清，爱憎哪能靠命令！”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情绪。为了扩大影响，从四月一日起，工厂职工在铁路沿线刷了“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为了让沪宁线路上的乘客看得更清楚，青年工人还在面朝铁路线的运输车间办公楼的墙上写了每个字约一來见方的标语：“悼念周总理，怀念杨开慧，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标语结尾有意画了一副大眼镜。四月四日，工厂四百余名职工冲破重重阻力，将直径不小于二米的三十二个花圈运注了常州市，参加了常州市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淮阴、阜宁等市、县的群众也声援了南京人民的斗争。

“四人帮”一伙对于通过运输工具使南京事件迅速扩展，惊恐不安。在上海市委“标语不准逬入上海！”的命令下，上海组成了一队队“文攻武卫队”，他们身彼粗蓝布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执一头磨尖了的钢筋，把守在江苏省与上海交界处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各交通要道，并下令铁路工人将火车上的油漆标语铲除。有意思的是，工人们故意用力沿字迹使劲铲，结果标语深深地刻在了车厢上。在标语不准进北京的指令下，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天津就被人用绿漆覆盖了。谁知，列车开动后，经风一吹，白漆标语又显出来了。由南京带到北京的标语，不仅使首都市民更加了解全国人民的战斗情绪，也大大鼓舞了北京人民的士气。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

北京市大规模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是三月中下旬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花圈。三月二十三日，专裎到北京的安徽省濉溪县张学林又向纪念碑敬献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敬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由于花圈很快就被北京市公安局处理了，在群众中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当然，公安部门的人是不会轻视它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便说过：“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要注意”。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北京市第五十八中学的一个班，在纪念碑北侧安放了一个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八点多钟，北京一个工厂的四十多名职工把一幅长约三米，高约一米五、六的横匾摆放在五十八中送的花圈旁边，在松柏和红花的衬托下，用金字写成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闪闪发光。送匾的职工面对横匾默哀，并照相留念后默默地离开了。然而，他们对周恩来怀念的深情却留在了天安门广场，并深深地感染着围观的群众。一个花圈，一幅横匾，把人们埋察在心底里的对周恩来的爱重又牵动起来了，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周围的花圈也随之增多了。

首都群众热爱周恩来，痛恨“四人帮”的情绪在炽烈地增长。“四人帮”一伙害怕群众送花圈的势头继续发展，于是，他们布置北京市工人民兵指挥部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巡视，指令天安门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等情况及时汇总上报，夜深人静时，再统统将白天送的花圈收走。群众义愤地写诗骂他们道：“清明来捣乱，有我便衣孙，明取暗撤夜里毁，我是偷花鬼”。

三月三十日清晨六时许，第二炮兵后勤部侯书智、张喜禄等二十四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当它被安放在纪念碑西北侧，人们看见镶嵌在花圈正中的周恩来遗象和白绸挽带上写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时，不仅对人民解放军敢于公开反抗强暴深深敬佩，更为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关键时刻站在一起而欢欣鼓舞。

中午时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二十九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送来了贴有悼词的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悼词中凝聚着的对周恩来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扉，一群群人围陇过来，朗读着，抄录着，尤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把象征人民心愿的浪花带到了首都的各个角落。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花圈、悼词、诗歌、祭文、演说、抄录、议论，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了。苍翠的青松，雪白的花朵，金子一样的悼词，鲜血一般的旗帜，整个天安门广场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人民纯洁无瑕的心、炽烈燃烧的心。

深夜，人们留连忘返。当有人又来收花圈、撕悼词时，在场的群众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两名解放军战士义正词严地声称，他们在这里“执行任务，守卫这里的一切！”第二天，当人们发现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悼词完好无损时，又议论开了：有人夜晚“偷”花圈并与人民为敌，要保护花圈！于是，人们用粗铁丝把花圈固定在纪念碑的栏杆上，还有人自愿轮班日夜守护在天安门广场。

三月三十一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达百余个，诗词、悼文也频频增加。

四月一日上午九时许，崇文区化学纤维厂贺延光带领厂里八十余名职工送来一篇悼词，上面写道：“国内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妄图改变国家的颜色，……对于这种危险性，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它，决不能松懈革命的警惕性，……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

这篇影射“四人帮”的悼词引起了首都人民的共鸣，也引起了“四人帮”走卒的恐慌，当晚，这份贴在花圈上的悼词便被撕掉了。然而，撕得掉悼词，撕不掉深深刻在人们心头的对“四人帮”一伙的恨。

正义和邪恶正在北京激烈地明争暗斗之时，南京出现抗议《文汇报》，反对张春桥等人的大标语及举行游行示威的消息在北京传开了。载着南京人民战斗口号的列车于三月三十一日开进了北京，这列车虽然立即被送进车库，然而，它所传递的信息是封锁不住的。这些消息，把北京人民和南京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了。北京人民和南京人民的行动步伐也更加一致了。天安门广场也出现了直指“四人帮”的诗词，其中有：

三人只是一小擐，

八亿人民才成众。

赫秃清江掀逆浪，

敢反潮流碎资梦。

昔日妲己毁一商，

今朝“艳妖”舞騎跹。

钴州万里风雷动，

英灵常在我心间*

昔日悼总理，悲痛若断肠。

今朝想总理，浑身是力量。

豺狼何所惧，虎豹咱敢降。

识破假马列，怒斥妖婆娘。

反“四人帮”斗争的明朗化使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急忙调查送花圈的部级单位，并上报公安部。

当天晚九时，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会议，提出，将以清明节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为由，不让送花圈。认为，“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特别突出的一个动向，是利用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的心情进行破坏，妄图干扰斗争的大方向”。决定，“在今后一周内，要有主要领导负责，来掌握动向”，“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有的是影射的、反动的东西不能让其存在”，对写诗词的人则“进行跟踪，查明下落”，“在适当地点处理”，并“彻底追查幕后操纵者”。

四月二日，北京市公安局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三层小灰楼里，成立首都工人民兵、卫戍区、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抽调公安干警、民兵各三千人与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出动应付“最复杂、最严重的局面”。他们还把整个天安门广场按地段划分，派出大批便衣、“记者”混入人群，分片包干，严密控制，暗中监视、跟踪。下午，市公安局召开的常委会又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意见”，作出对“散布政治谣言，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的”，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当场抓获或跟出现场扭送”；对“影射攻击的”，要“监视跟踪，查明下落”；对“蓄意捣乱，制造事端的”，要“揭露扭送”等八条决定，并在当晚向下进行部署。

从这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各团体、机关、街道、旅店，先后传达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和北京市委的电话通知，说什么，“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有反革命捣乱”， “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清明节是鬼节”，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

然而，四月二日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却是有增无减。

这一天清晨，一〇九厂三四百名职工由四辆汽车开道，拾着花圈，高举诗牌，从工厂出发，绕道王莳井、东长安街等繁华街道，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把高约六尺、宽约一点五尺的四块诗牌用铁丝牢牢地固定在纪念碑最高一层飞檐上。“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四块诗牌一字排开，耀人眼目。人们争相抄传，暗中鼓劲。

上午十一时左右，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为了防止被“四人帮”偷、烧而用钢材做成的四米多高的大花圈也从西郊送到了天安门广场。花圈上写的“总理爱人民，人民想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长相忆。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的深情。

纪念碑南侧，财政部国外局团支部敬献的花圈上工工整整的写着：“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这些诗牌、挽联，使天安门广场成了揭露“四人帮”的公开战场。广场上的诗词内容也不断升格，出现了大量以“妖魔”、“鬼怪”、“野心家”、“阴谋家”、“白骨精”及其谐音影射“四人帮”的诗词，诸如：

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

革命者鞠躬尽瘁虽死犹生！

总理回眸应笑慰，

斩妖自有后来人。

翻案图穷匕首见，

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26]，

反罢河妖红霞现。’

一篇题为《广场——纪念碑》的短文这样写道：

有那么几只苍蝇错误地估计形势，嗡嗡地哼着，妄图在纪念砗上下蛆、抹黑。

有那么几只公鸡、母鸡被利欲熏昏了头脑，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

贺延光等人送的悼词，四月一日晚上被撕掉了，这天，他们把悼词重抄了一遍，用纱布裱糊好，再用透明塑料布覃起来，又送到天安门广场。

深夜，更有上千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花圈、挽联。

四月二日这一整天，都有暗探向“四人帮”一伙不停地汇报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情况，“四人帮”一伙也在不停地思考相应的对策。四月三日凌晨四时四十分，王洪文在便衣人员的保护下，窜到天安门广场，借助手电筒查看了纪念碑上部分花圈和悼词后，气急败坏地给公安部的走卒打电话、下指示：“你还在睡觉呵，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抬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那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破案嘛。”

王洪文黑令一下，公安部门的人立即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凌晨五时许，他们强行抢走了一〇九厂的四块诗牌，毁坏了一部分花圈和诗词。

公安部门深更半夜偷偷地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继续光明磊落地进行着悼念周恩来，讨伐“四人帮”的斗争。

四月三日，天气阴沉，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四人帮”的禁令继续通过公开的行政途径向北京人民施加压力。然而，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流却仍是有增无减。

早晨八时许，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家属共约一千余人胸佩白花，臂缠黑纱，在西单六部口集合队伍，他们由二百多辆自行车开路，高举红旗和横幅，抬着三十多个花圈和花匾，浩浩荡荡迆开向天安门广场，把由白花铺底，红花镶嵌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十三块大花匾高高地挂在纪念碑前的十三根旗杆上，表达着全国人民的心愿。

几乎与此同时，八七八厂一千多职工组成的悼念队伍，抬着十八个用塑料布蒙好的花圈和用金字写成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的大匾，从东单开进天安门广场。

当时被称作“臭老九”成堆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近千人组成的悼念队伍，也在这天向天安门广场敬送了十二个花圈，并将一个花園悬挂在天安门广场华灯的柱子上。

北京西郊烟灰制品厂二十余名职工还将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这二十八个宇组成的长几十米的横幅悬挂在纪念碑北侧旗杆上，横贯广场。

天津、湖北、安徽、陕西、沈阳、哈尔滨等外地来京人员，也向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样板团”是“四人帮”及其爪牙控制最严密的单位，不仅不让送花圈，也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然而，天安门广场照样出现过他们的足迹，照样摆放着他们敬送的花圈。四月三日晚九时许，以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为首的几个同学，不仅向天安门广场送去了挽带上写着“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狱哭煞几只烛正昏”的直径两尺的大白花，而且还送去了《献词》：“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心意的白花。这是我们对您的热爱、怀念和情意。在这表达千百万人民心意的花圈的海洋中，我们这一朵白花显得很拙劣。但是就是这样一朵白花，他们也不让扎啊！！！我们只能跑到校外扎出了这朵平常、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都扎入这朵大白花中！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啊！！丨”他们的行动激起了广场群众对直接控制清华大学的迟群和谢静宜的控诉和愤恨，有人喊出了打倒迟群、谢静宜的口号。

这一天，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已增至数千个，一直排放到旗杆以北。纪念碑周围的柏墙上，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花的海洋，人的浪涛。密布纪念Sfct的诗词和悼文则更加锋茌毕露，尖锐泼辣。，

一首七言诗写道：

总理逝世留英名，

竟有蝇蛆贬丰功。

排他抬己阴风起，

吕后鬼魂遑淫凶。

妖魔啮人喷迷雾，

瘟鸡焉敢撼大鹏。

奋起马列千钩捧，

痛打白骨变色龙。

一首诗用每行第一个字辱骂迟群道：

迟睡早起为人民，

群众爱您您爱民，.

早期立下雄心志，

晚年仍为革命奔。

得享今天亿人敬，

“完全彻底”誉忠魂。

题为《质问〈文汇报〉》的诗写道：

三•二五《文汇报》，怒问走何道？！

代表何许人？为谁唱反调？

警告《文汇报》，莫要为狼大喊叫。

中国人民觉悟高，不走苏修道。

谁若反对周总理，终将被打倒！

一首暗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垮台的诗《向总理请示》写道：

黄埔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27]，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天上午，在纪念碑北侧贴出了署名“边疆某部部分战士”《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上面写道：“为世世代代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特建议由人民自己建立一座‘周总理纪念馆’”，“资金来源”由“人民自愿捐献，数量不限，一分钱也能表达人民的心愿”。他们还率先捐赠出自己的钱。这个建议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有人提出了补充建议，有人要求参加建靖义务劳动，还有不少人将人民币放在倡议书下面作为建馆资金。

下午，在沥沥细雨中，一位中年人在纪念碑西侧台阶上反复教唱自己谱写的悼念周恩来的歌曲约四小时，直到声音嘶哑。

深夜，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的青年工人韩志雄又在纪念碑东侧贴出《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诗文，署以“继周、斩妖”的笔名，文中写道：

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斥！

在历史，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丧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发狂。

细看这几只鸟鸦，大概有三只，后头还跟着一团苍蝇，形成一大团黑色的妖雾。这几只乌鸦，发觉自己阴黑的羽毛比不上孔雀的美丽，在枯枝上眨闪着两眼，露出嫉妒的眼光，接着弹起魔爪双足，带着苍蝇，找到了赫鲁晓夫，得到了秘诀之后，不知在那里又盗来了孔雀的羽毛。

这几只鸟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潆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有条理地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马列主义，好似理论家，实为阴谋家。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她倒显得大方，不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手腕挂的小白皮包，妖里妖气，实为魔怪。跟她并排的还有一个，让私欲熏着鼻腔，在《文汇报》上策划阴谋，喂得渐胖。后头还跟着裹着香粉的苍蝇，在清华盘旋，在那里生蛆生虫。

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    小撮民族败类！

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在地球上向着太空，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

“尚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檎妖打鬼人”。

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

那一小撮，哪舍得专权夺利的宝座。我们为此送给他们两顶桂冠：一顶是俄国的赫鲁晓夫，一顶是中国历史上的秦桧。

碑上总理显神灵，唤来无数驱妖人。

历史会惩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会把这些打着马列招牌的假马列押向历史的斩妖台。

天安门广场从早到晚聚集着成千上万前来战斗的人群，有老人、小孩，有工人、农民，有学生、干部，他们送花圈、送挽联，写檄文，抄诗词，互相感染，团结一致。人如海，花丨如潮的天安门广场上，英勇的中国人民用燃烧的激情谱写着一组组浑厚雄壮的交响曲，不断出现着新的高潮。

心怀鬼胎的“四人帮”及其爪牙面对着英勇战斗着的首都人民，坐立不安，露出了浄狞的面孔。谢静宜大放厥词道：“党中央、国务院杌关、军队带头这么干……是走资派挑起的。”她要共青团北京市委负责人以团市委的名义写情況汇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行动是“发泄反革命仇恨，……是反革命暴乱”，“看样子是早有组织，有准备的”。“强烈要求中央、市委采取措施。……不镇压我们决不答应，……难道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吗？”并将情况汇报亲自送“四人帮”和毛远新。姚文元当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信很好。团市委要开会，揭露反革命逆流。”

迟群在得知周为民等人送花圈的情报后，当夜十二时，把全校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从被窝里叫起来开会，造谣惑众地说，“有人冒充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往天安门广场送了白花，有几万名暴徒要来血洗清华”。说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是“匈牙利事件”^他宣布，清华大学送白花是“几天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之一”，“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一个大阴谋”，“一定要追查破获”。会后，便将周为民等人定为“反革命”，并对他们说；“你们干的事，罪行严重，粑你们抓到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斗也不过份！”“判你们无期徒刑浪合适”。还连夜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去搜查清华大学的人员，每小时派出二百五十名民兵在校园内巡逻。

公安部门早已组织好的萝网也打开了。韩志雄因为张贴《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祭文，当他到广场西侧列宁象下取自行车准备离开天安门广场时，被诬作“偷自行车的人。当场被抓获投入监狱。北京自行车厂工人魏海涛又因目睹公安人员拆、毁花圈、诗牌、挽联而张贴了自己书写的《骇人听闻》一文遭逮捕。北京一二〇中学的待分配学生王少成则仅仅因为&止便衣撕毁小字报便遭到同样的命运。四月三日，包括四月四日凌晨，被逮捕的有六人。

清明节

四月四R是清明节，又是星期天。这一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高潮。

早上八时，曙光电机厂三千余名职工，在东单集合，组成一里多长的八路级队9伴禮收录机播放的哀乐，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队伍由周恩来巨幅遗象和写着“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巨幅横标为先导，接着是由数千朵白花镶嵌成的丰碑和由三十四个花圈从小到大排列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花圈上分别写着“虽死犹生永不朽，英名当与马列齐”、“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中华儿女承遗志，誓斩妖孽接旌旗”、“革命自有后来人，众志成城全无敌”等挽词。气势磅礴的游行队伍绕天安门广场t周后，在纪念碑前将花圈由西室东排成一列。职工们面对花圈排成整整齐齐的方阵，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接着，与曙光电机厂相约而来的青云仪器厂一千余人排成四列纵队，从西单方向来到天安门广场，将“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巨大横标和数十枚精心制作的花圈安放在天安

广场。

十时左右，北京铁路分扃丰台机务段的青年工人王海力在纪念碑前旗杆处展示用自己的鲜血在一块长方形的白绸上书写的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

：    ——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

顿时，广场上人声鼎沸，王海力被大家高高地抬起，人们纷纷表示，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周总理！”“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真理不可丢！”王海力反复表示：“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代的先人”。一位青年还乘势高声宣读了《告全国人民书》：“要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不要乱糟糟的中国！”这时，掌声、口号声、国际歌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十一时，首都钢铁公司工人李铁华登上了广场北面照相用的木台，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发出了“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彻底打垮”的誓言。接着的演讲者也一致表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一小撮野心家的！”

中午时分，北京大学教师、著名核物理学家丁肇中的堂妹丁始琪，把一个用蓝水仙、马蹄莲、石竹等鲜花做成的花篮捧放在国旗杆的基座上，热情的群众又帮忙把花篮用铁丝固定住。这从“四人帮”“后院”送来的火种，不仅激起了群众对丁始琪的敬重，也使人们心中更加明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南京人民遭受残酷镇压的消息传进了北京，为了表示对南

京人民的支持，这天中午，几位复员军人在天安门广场刷出大标语“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政客的喉舌一《文汇报》”。显示出全国人民的心息息相通的真情。    ，'-

下午四时许，北京重型电机广的职工，冲破重重阻力，将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送进了天安门广场，这个花圈高七点五米，重一吨，是工人们为了反抗“四人帮”一伙偷、烧花圈而连夜赶制的。当它被安放在广场中央，高高耸立在花山花海之间时，广场人民对终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大大地增强了。

这一天，广场上出现的诗文、悼词的内容更加丰富多采，寓意也更加深刻：

人们用“遥瞧”谐音，指明张春桥、姚文元；用“海辽两家”指明“上海帮”和毛远新的“辽宁派”之间的不寻常关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一伙，“一如林家”，是林彪的余孽。

《给〈文汇报〉开诊断书》这篇短文，用诙谐尖刻的言词，讥讽《文汇报〉泡制的“三月二十五日奇闻”是因为“发烧引起神经错乱”，是“死到临头更发狂”的表现。

词文中出现的“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①更是对“四人帮”一伙的无情揭露。

这一天，北京工业学院陈力等十位女学生写的《请收下^北京外贸局李舟生写的《今日在何方》、《墓志铭》；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周忠铉写的《清明有感——拙诗五首悼总理》以及

①“三人十只眼”，是指江青、张春桥因戴眼镜共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二只取，井“十只眼”，《颂杨开慧》、署名黄隼的诗《清明悼周恩来总理》，则从不同的方面深刻地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和对“四人帮”一伙的深恶痛绝。

被誉为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和作家魏巍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战斗。

众多的少先趴、共青团组织，在天安门广场过队日、过团日，使战斗的人群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湖南省桃江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武钢电讯厂电视班的八名学员、陕西户县人民的代表、昆明市花灯剧团的文艺工作者以及许多由外地来京的人，也为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战斗增添了力量。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十分壮观。《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这样描写道：

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同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巍然耸立在万花丛中。碑座的最高层，四周环绕着许多花圈和横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耀眼的大字下面，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是一条用大朵白花装饰着的黑布大型横幅，上面写着“民族英魂”四个字。再下面是一条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纪念碑四周的松墙上、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皑皑白雪；系在铁链上的白花象一条白色的素带，环绕着纪念碑。

在纪念碑南面的松树林里，挂起了一长排用大字报那样大小的纸写的诗文。纪念碑上花圈挨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在花山人海中，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上面都挂着巨大的横幅。

由彩旗杆往北，每隔几米就是一长排花圈，一直摆到天安614

门前的国旗杆下。国旗旗杆的基石出，放着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铺着金丝绒台布的金属制的小桌子上。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用石纹纸做成的墓碑，上面工整地抄录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周总理追悼大会上致的綽词。在广场中央，放着一个东风电视机广敬献的盛着巨大万年青的花篮，上面系着的挽联上写着：“亿瓣心镶人民将总理永远怀念，万年长青总理为人民一片丹心。”

广场的每一根华灯柱上，都挂满了花圈或花篮。

广场上空，迎风飘荡着两串黄色大气球，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几个青年带来的。气球上面悬挂的白色飘带上写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

夜幕降临，川流不息的人群仍在频繁地活动。就在这时，一篇指名道姓批判江青的短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出现在纪念碑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上。《大事记》写道：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十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毛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嘴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

五、最近的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垂死的翻案活动。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大多数人心的过街老

4

当群众发现了这篇专揭“四人帮”伤疤的战斗檄文时，天安门广场上又掀起了入夜的一次斗争高潮。小字报前围满了密密层层的人群，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和许多自告奋13的人反复诵读着，人们在微弱的光亮下匆匆抄录着，一批，一批，秩序井然。

文章作者当场散发的《大事记》传单，则加速了内容的扩

散。

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使“四人帮”一伙人无不为之震惊。他们要借助权力的力量，来为自己压惊、解围，这就派上了姚文元这个刀笔吏的特殊用场。早在南京事件刚刚发生之时，姚文元便在人民日报社说：“南京事件很快会影响到北京，你们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况。”四月一日，在姚文元直接指挥下，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亲自选派出“听话的”记者到天安门广场采写，并随时向总编辑汇报。鲁瑛则亲督昼夜赶编的《情况汇编》，频频往上送。四月二日，姚文元又向鲁瑛交代说，“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邳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清明节是旧习惯，这样的行动是违反中央大方向的。”“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当天，姚文元还打电话给中央广播事业局，重复了上述内容。四月三日，姚文元看见《情况汇编》中写有“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便批道：“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一样。”把夫安门广场事件与当时被“四人帮”一伙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南京事件联系在一起。同日，姚文元在审定《情况汇编》时，将署名青年工人丁亮写的《倡议书》全文删去，把其中“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些内容断章取义地归结为，有人“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上报政治局。是晚，姚文元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露出了“四人帮”一伙的杀机。

四月四日，姚文元继续玩弄手中的妙笔，果真生出许多花样精，好似磨亮了杀人的刀。

这一天，《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编刊了一首署名“敬周试作”的词《满江红》*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燃，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这首词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周恩来决心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豪情壮志。姚文元把“捍卫咱，周总理”以上部分全部删去，批注道：“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他还在一首署名青年工人杨光明写的“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损毁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的文字上批道：“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并在一〇九厂的诗牌上写的“碧血再开革命花”一句旁批道：“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人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申讨“四人帮”的示威活动，一下子被姚文元用笔升格为“反革命政治行动”了。

姚文元煞费苦心炮制的“理论根据”成了他及其一伙人的行动指导。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鲁瑛，重申“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三名党羽则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号码，揭撕诗词，跟踪群众；派人到历史博物馆楼上用望远镜头对他们认为可疑的对象进行录象侦察。上午十时左右，公安部的人又到“三联指挥部”要北京市公安局“对一些反革命传单，在张贴时就要抓他，不能抓的也要当场拍照下来，以后查找。有些在那里念的，也很有反革命气焰，有的嗓子都念哑了，我们必须打击这些反革命活动”。“三联指挥部”总指挥下达指示：“要注意是否有开大会或冲击什么地方的苗头”，“要研究战术”，把“力量穿插进去，分割开，然后抓他，声明他是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紧急部署公安部门，“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北京市公安局还召开会议，布置下属，对“指名攻击的小字报、字条都要弄掉，要完整保留证据……对反革命坏分子要有目标地打击，査出下落，搞好材料，报请处

理……今晚发现非常嚣张的，要捉拿他几个。”

当晚九时，《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发现有数千人围听《大事记》，并不时发出强烈的反响后，于十点回到报社，向鲁瑛作了汇报。鲁瑛如获至宝，又叫那个人再去天安门广场探听情况。十点多钟，这个记者抢到了《大事记》的传单，便马不停蹄地拿回报社邀功，鲁瑛当即用电话将传单内容逐条报告给姚文元，同时，要人把传单标以《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的题目，工工整整地抄写一份送给姚文元。

此时的姚文元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天安门广场情况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七四年到七五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江青从姚文元那里得知《大事记》的内容，顿时气急败坏，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

“三联指挥部”突然得到抓人的指示，立即下令：“在纪念碑西南角讲演的那个人，讲了几小时了，嗓子都喊哑了，一定要把他抓下来，不管上多少人，坚决抓住。民兵的棒子用上，谁动就打谁！”在纪念碑西南角朗读《大事记》的人正是朝阳区包装用品厂的青年工人李西林。大约晚十一时，在“抓反革命”的嗥叫声中，李西林被拳、脚、棍、棒打得鼻青脸肿，头晕目眩，乘着混乱，光着脚被扔进了一辆早已停在旁边的囚车上，

与此同时，政治局会议在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声中结東了。会议情况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因而，决定从当晚（四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四人帮”一伙“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的行动是在四月四日晚十一时以后开始的。身着蓝大衣的一队队民兵开到纪念碑东西两侧待令。接着，近百名腰系皮带的士兵突然从天安门广场冲向纪念碑东南角，与民兵、警察配合，兜抄了在那里读着诗词的无辜群众，将五十七人押往中山公园逐t“审查”，并逮捕了其中抄诗词或认为可疑的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刘万勇夫妇，一直活跃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录音工作，这天晚上，当刘万勇录完《大事记》后又到纪念碑北侧录制群众齐唱《国际歌》的声音时，被三个暗探围住后逮捕。他三天来共录制的六盘磁带也被没收。其余上千名群众则被强行轰出天安门广场。已经戒严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四人帮”指挥棒下的天下，他们清查广场的活动就要在自以为遮住了群众双眼的环境下大规模地进行了。

四月五日

四月五日零点刚过，公安局的便衣人员便冒着小雨进入天安门广场，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搜索猎物。他们小心地揭下各种诗词、悼文，记下送花圈的单位和个人，作为以后侦破的依

据。接着，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从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派出的二百多辆卡车开进广场。早已等候在广场上的大批士兵、工人民兵和警察一起行动。他们把花圈连同上面的总理遗像推倒、踩扁，扔上卡车，把挂在华灯和旗杆上的花圈、标语用竹杆挑下来。放在更高处的东西就只得借助于救沐车的云梯了。还有一队解放军士兵专门揪摘挂在松树上的小白花。两点多钟，又开来了吊车，专门运输铁花圈。三点多钟，下了一阵急雨，收花圈的工作却没有中断。四点多钟，花圈基本收完了。它们大部分被运到八宝山，小部分被运进中山公园和“三联指挥部”。在运输途中，散落的花圈的残迹，由清洁工人和清洁车清扫。他们还用水龙头冲刷贴在纪念碑上的诗词和悼文。前一天晚上被送进中山公园关押的群众也被放了出来。

凌晨五时左右，王洪文视察了天安门广场并钻进“三联指挥部”。他对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说：“这两天广场实际上被人家占领了”。“昨天晚上那个人（指李西林）我就主张抓，怕什么？干一场就干一场。打伤了民兵和民警，我到医院慰问去”。当刘传新说，“斗争激烈真象过去的匈牙利事件”时，王洪文应道••“出现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去年七、八、九月的谣言追查得不彻底，这次要追到谁算谁，就是追到中央、国务院，追到天皇老子也要追。”还对在场的其它人说：你们要“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广场再抓，四日抓了三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有主子撑腰，“三联指挥部”的行动更坚决了。他们立即派人把守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个路口，设立“劝阻站”，以期阻挡人们向纪念碑敬献花圈，天安门广场上散布着警戒士兵，

广场中央，一队警察从国旗杆排到纪念碑前，把广场分割成两半，不许行人通过。纪念碑的松墙外还围了一圈工人民兵，以便阻挡到纪念碑活动的人群。

清晨，天安门广场上就开始逐渐集聚着人群，他们纷纷对发生在夜晚的广场洗劫表示愤慨，由衷_希望纪念碑上再出现代表人民心愿的花圈，哪怕一个也好。‘

六点多钟，北京市第一七二中学的三十多名学生抬着写有“献给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永垂不朽”挽联、直径约一米的花圈，成四路纵队走向纪念碑，并吸引了广场上几乎所有的群众。纪念碑四周的军人和工人民兵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企图阻止学生的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慨。群众异口同声质问道：“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为什么不让献花圈？你们把花圈弄到哪里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人民英雄建立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纪念人民英雄，现在你们把它封锁了，还叫什么纪念碑？”接着，在一片“让开！”“冲进去！”的喊声中，由青年群众手挽手开路，群众夹道随送，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北侧浮雕下，后又在群众的倡议和帮助下，将花圈高高地固定在纪念碑基座上方，并举行了包括群众在内共上千人的哀悼、宣誓仪式，呼喊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激动人心的口号，对“四人帮”一伙夜晚清洗天安门广场提出了抗议。

就在群众愤怒申讨时，一个军人模样的中年人挤到纪念碑高处向群众喊话：“大家不要这样搞了，中央已作出决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们这样悼念周总理的做法是不对的，太家赶快回去丨”得到的反应是群众的厉声斥责。人们揪住那个军人模样的人不放，一定要他说出昨晚花圏的去向。恰在此时，一群工人民兵挤到军人模样的人面前，以“让我们来处理他”为借口，帮助那人逃离人群，钻入历史博物馆。激愤的人群高唱起《国际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小型游行活动后又回到纪念碑上。

这时，一队全副武装军队开上纪念碑并把守住台阶口，一面喊着“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一面驱赶着群众离开纪念碑。被赶下纪念碑台阶的愤怒的群众质问军人：你们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人的命令？为什么偏在这时修理纪念碑？同时，不约而同地向纪念碑靠近。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在激愤的人群簇拥下，冲上了纪念碑，把花圈放在了浮雕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索问其所在单位。这就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那人不顾群众的炽烈情绪，高声喊叫：“你们简直是胡闹！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上阶级敌人的当，上走资派的当！”“你们别为走资派卖命了，报纸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名了！”群众立即把那人团团围住，反过来质问他，还要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这时，有两个人前来解围，当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时，“打这两个便衣！”不仅成了群众的语言，也成了群众的行动。一个便衣见状象落马逃荒似地跑下纪念碑西台阶，向人民大会堂飞奔。纪念碑上的群众紧追不舍。一T*子，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门前集中了几乎所有前来参加活动的数十万名群众。

四月五日”人民大会堂前的警卫人员特别多。当警卫人员

把便衣护送走后，数十万群众的注意力重又集中在昨夜丢失花

圈的事件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共同心声把群

6Z3'

众弓丨上了人民大会堂台阶。谁知，隐_在群众之中的便衣却以“要冲人民大会堂”为由，向“三联指挥部”作了汇报。“三联指挥部”立即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增调民兵、警察和军队，并于八时三十分左右调来两辆交通广播车，在大会堂东门口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讲：“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把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群众活动说成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种语言，引起了在场群众极其强烈的愤恨。人们截住了广播车，要广播人员对他们的宣传进行解释，并改变广播内容。一辆广播车在群众正义力量的感召下，喊了“周总理万岁”后，被群众放行。另一辆广播车却仍然不停地播放着“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激怒了的群众爬上车顶，踢坏了高音喇叭，踩蹋了车顶，在“一、二、三”的口号声中，将广播车翻了个底儿朝天。广播车里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了群众的教育后，也被放走了。

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和纪念碑周围的数十万人群，痛心地

议论着眼前发生过的一切，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

战友。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忽然冒出一句话：“用这种悼念形式

不好，人已经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

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下子激怒了他周围的群众。在一

片咄咄逼人的目光和言词威胁下，那人转身要溜，却被北京西

城区棉织厂工人王维衍一把揪住，问道：“你别走，把话讲清

楚，你为什么攻击周总理？”接着，群众雷声一般的质问和雨

点儿一般的拳头，逼得那人抱头鼠窜，直奔人民大会堂。当群

众把那人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地下室通道揪到大会堂北边平台

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昂。为了弄清那人的身份，人们从他身624上搜出了一张贴有照片的清华大学的听课证。看见“清华大学”几个字，群众的义愤悠地上升到无法抑制的程度，言行也就更加犀利、极端。那人却仍然咬住要“按照上面……”。群众让那人喊“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却回答，“人民万岁这个口号没有阶级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有无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那人多挨点揍也只能是活该了。后来，群众一致要那人到纪念碑前向周恩来总理下跪认罪。在众多人群从人民大会堂向纪念碑移动时，冲乱了人民大会堂前的警卫防线，群众和警卫便发生了小小的磨擦。待到处理完“清华大学”旁听生事件，群众返回人民大会堂前时，向警卫索要花圈又使双方的对立情绪增长了。

“三联指挥部”了解到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情况，发出命令：“现在广场上的人很多，要派民兵和民警，由部队配合，把广场南北两面封锁起来*”

大队工人民兵开向人民大会堂前，带队的民兵喝斥道：“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敢冲大会堂！”同时又把群众往台阶下推。这时，已经聚集了对立情绪的群众把愤怒移向了民兵。群众一面规劝他们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充当镇压人民的凶手，一面动手扯下他们臂上的袖章，拋向天空。许多工人民兵在群众的感召下，自动摘下袖标，灰溜溜地走下大会堂的台阶。“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声和《国际歌》的歌声又重新占领了人民大会堂周围的空间。为此，群众与值勤的解放军也发生了冲突。

为了得到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人民大会堂前的王维衍、刘迪、赵世坚、陈子明和侯玉良等几个青年，临时草凑了一首题为《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诗中说《

敬告工农子弟兵，

请你们聆耳听。

今天人民悼总理，

是非你们应看清。

你们的军装，

是周总理长征时吃过的草根的颜色染。

你们的帽徽领章，

是杨开慧等英烈的鲜血来染成。

你们的枪剌，

是我们工人的机器来制造。

你们的身体，

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

你们的父母、弟妹盼望你，

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

今天悼总理，

工农心中不安宁。

••擎•♦•

工农子弟兵，快发出呐喊声，

谁要反对周总理，

请你们把他崩I

青年工人侯玉良激情地朗诵了这首诗，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群，也感染了在场的解放军战士。虽然，战士们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双方的对立情绪已大大地缓和了。

接着，几个青年提出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和将紫竹院公园改为周恩来公园的建议。由侯玉良宣布，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同。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仍然是天安门广场上无数人的共同心愿。在一个工人民兵的指点下，当大家得知“三联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后，在一位戴眼镜身穿蓝制服的青年指挥下，人民大会堂前的人群排着十路纵队，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走向“三联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搂。

此时的小灰楼，周围已由工人民兵和卫戍区的警卫战士围成了警戒线，不让群众靠近。在群众与警戒人员进行初步交涉并毫无结果的情况下，群众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打倒工贼！”“打倒蟑螂（指张春桥）！”等口号，向小灰楼的大门冲击。在群众情绪的感召下，工人民兵撤离了，堵在狭小门道里的是人挨人的解放军战士。为了打开通道，群众向战士进行了热爱周恩来总理的宣教，并再次诵读了《敬告工农子弟兵》这首诗。战士们无不深受感动，却又无法违抗军令。

为了维持秩序，知识青年刘迪自告奋勇用喇叭向大家宣布了三项“无产阶级纪律”，并要求大家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则以高亢的《国际歌》歌声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一致同£选澉代表进小灰楼去谈判。最后，水电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和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被推选为代表。商定，如果十分钟后代表不出来，就是被抓了，群众就要冲进去营救。楼外的群众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翘首待望，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三联指挥部”经过“请示”，以“一谈，就等于承认他

们（指群众）是合法的了”为理由，以领导不在为借口，拒绝谈判。等候在外的群众心急如焚地度过了十分钟，正冲进小楼前厅时，四位代表返回了。

没有结果的谈判使本来已怒火胸中烧的群众更加愤怒。他们冲进小灰楼•找出了几个花圈。群众高唱《国际歌》再一次举行了游行《此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午十二时四十三分。

在群众举行游行，人群重新组合后不久，人们注意到停留在小灰楼前的一辆小汽车。当群众弄清它是“三联指挥部”的头头乘坐的车，并确知头头就在小灰楼里时，一种由于知道受愚弄而无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这辆小汽车上。人们把它推翻，把车厢里的东西拋出来，点火烧着了汽车。此时，大约是四月五日下午一点钟。不一会儿，开来两辆救火车，一辆被群众堵住，没能进天安门广场，另一辆在离失火地点不远的地方也被群众堵住了。

下午两点五十五分，为被困在灰楼里的工人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到了小灰楼跟前。群众知道后怒吼着：“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不行！不行！”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拋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火。停在灰楼前面的“三联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点燃了。停放在那里的工人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则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火舌中。

下午五时左右，灰楼前的警卫部认撤走了，群众冲进了小灰楼，点燃了楼里的稻草，火焰直冲二楼烧去。冲进楼里的群众把楼里桌、椅、床铺、书籍、收音机等物扔出楼外，投入楼前的火堆。在烈火的驱赶下，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小灰楼里

面对着群众愈烧愈烈的怒火，不仅王洪文亲自出马，张春桥、姚文元也亲自出动了。四月十八日张春桥给他儿子毛弟的信中记述了他的活动：“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姚文元则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楼上，用望远镜观看，因为他无法知道广场群众说些什么，具体做些什么，于是急忙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说：“纪念碑上贴了什么东西，我们看不清，赶忙派人去看。”

有了张春桥、姚文元观察到的“第一手情报”，北京卫戍区作出了镇压群众的具体部署：在中山公园成立新的民兵指挥点；在二十八中设立公安局西路指挥部；出动民兵五万人，警察三千人，卫戍部队五个营，带上木棒，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空军招待所等地待命。当晚要播放的广播稿和广播稿录音也准备好了。

晚上六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

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减，反而越增越多。群众的注意力则逐渐从小灰楼移向纪念碑。

四月五日这一天白天，纪念碑周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壮观的事件，斗争却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继清晨敬献给周恩来的两个花圈后，纪念碑上又出现了三、四个群众新送来的花圈，纪念碑四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诗词。铁道部三局建筑处机械厂工人王立山把早已写好的一首诗镶在镜框里，放在纪念碑西面的碑座上，上面还插了一朵精致的白塑料花。诗是这样写的：

春意初发花香凝，

寒夜暗寂悬冷星。

漫漫哀思绕华夏，

烈士雄鹰金目暝。

白花一朵寄深情，

遥望征程困难横。    ’

铮铮纯铁孩儿骨，

酷默之后有雷惊！

夜幕渐渐拉开。黑暗曾经为镇压群众打过掩护，现在，也要为群众用隐秘的手段进行公开的斗争创造条件。纪念碑周围的诗词增多了。人们在诵读新贴出来的诗词。

夜来来闻风雨声〉

芳草鲜花尽扫空。

休言碑前空荡荡，

指点阶前泪迹浓。

纪念碑南面、北面出现了王*山写的、墨迹未干的三首诗词，其中有一首是：

欲悲闻鬼叫，    、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

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晓东在纪念碑北侧贴出了题为《告别〉的诗：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多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

能向那九霄轻飚；

我只有这哀悼的诗词，

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还有那些暗藏的敌人，

那些阴影下的豺狼，

您生时，他们用无耻的谎言把您诽if，用晦涩的暗箭把您中伤J听到您的名字，

他们咬牙切齿；

挨到您的巨掌，

他们浑身冰凉……

如今，您去世了，

他们掩饰不住地欣喜若狂。

人前，

他们挤出两滴鳄鱼的眼泪，

背后，您的遗骨未冷，

他们就在舞蹈歌唱！

他们以为，

用他们傲慢的冷酷9能够压低您的声望；

用他们下贱的欢乐，

能够侮辱人民的悲伤！

但是，这些无耻的败类呵，

对人民永远是错误地估量。

看呵，    ‘

人民深沉的悲痛，

化作奔腾的力量。

对着他们的丑脸，

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们发抖了，

他们藏匿了，

他们躲进阴沟的深处，

还不甘心失败，

又编些更恶毒的谎言，

•又耍出更阴险的花样……

人们颂读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继续高唱着《国际歌》，相信正义必将压倒邪恶。

晚上九点多钟，广场上的人渐渐减少，纪念碑四周只剩下

二、三百名群众，连同从小灰搂搜检出来的花圈，纪念碑碑座上共有十一个花圈，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周恩来遗像在这静谧的春夜里，陪伴着大家。

就在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四周时，“四人帮”一伙也在抓紧时间进行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准备。

晚上七点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下达命令：“今晚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从城郊各工厂紧急征调的不明真象的工人民兵，带着木棒、铁棍等临时抓到的“武器”，开进了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等早已选定的据点待命，并不断接受指挥者的宣传现在广场上反革命暴徒正在闹事，我们首都工人民兵一定要和他们血战到底！”“和阶级敌人斗，要有武器，每人拿一根木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走。”集合待命的警察和卫戍部队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马天水从上海打来电话，为北京的行动撑腰。解放军总政

治部、全国总工会也派人到刘传新办公室对即将开始的行动表

示支持。

姚文元则继续苦心经营他那政治宣传阵地。他将当日《人民日报》编写的《情况汇编》中的“今天清晨七点多钟，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聚众抗议”一句话，改为“一小撮坏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煽动一伙人抗议”；将“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幵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段话刪掉；将“现场黑烟冲天，一股橡皮气味……”，“现场指挥部搂前都是青年人”改作“一片反革命喧嚣声”，“参加这次反革命事件打先锋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这样，群众四月五日的行动就变成了有中、老年人支持的无故挑衅，理当镇压。

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发出了镇压的命令。扩音器里不停地广播吴德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忽地又全部打开，广场一片通明。晚九时三十五分，隐蔽在广场四周的六百四十一名警察一齐冲向纪念碑，将在场的群众围住。有的群众乘机外逃，站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的指挥部头目连声叫道：“糟了，糟了，再慢一点儿，人都跑光了丨”并急忙命令待命的民兵赶快行动。

工人民兵十人一排从广场北部出发，和从广场东南面向纪念碑靠拢的卫戍部队渐渐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当时停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包括下班过路的群众团团围住。

冲锋陷阵的警察，穿着警服，戴着大沿帽，抡着皮带、棍棒，喝斥着，驱打着无辜的群众。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孟连回

忆现场情景时说：警察挥舞棍棒追打群众，当他准备从纪念碑北侧冲出包围圈时，已经来不及了。警察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用棍棒抽打他，从台阶下边一直打到台阶上面，十几个人围住他又踢又打，直打到痛昏过去不能动弹，待他慢慢清醒些时，发觉一个被打昏的人压在他腿上，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被打伤的人。纪念碑四周一片刽子手凶残的狂吼声和受害群众凄厉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

晚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纪念碑旁地上滩滩鲜血边，躺着、蹲着、趴着鼻青脸肿的二百多名被打群众。经过初审，他们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等地，每个人都被仔细地搜身、审问，有的还被带上了背铐，投入了监狱。

夜晚十一时，统一调动的上百名公安干警从广场北侧国旗杆处一字横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迹，企图掩盖他们一伙利用黑夜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冲刷残留的血迹

四月六日清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紧闭，门前挂着一块牌子：“因修理内部，暂停开放”。天安门广场死一样的寂静，只有纪念碑四周一时无法清扫干净的血迹是昨日夜晚血腥镇压的见证。

早晨七时许，不少群众先后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残留的斑斑血迹，大家议论着，叹息着。不知什么时候，有人默默地将一个小花圈放在纪念碑西北侧碑座上，人们沉重的心情又被重新激励起来。在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时刻，纪念碑汉白玉栏杆上出现了用钢笔、铅笔写下的宇迹：“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

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上午九时左右，北京市海淀区感光材料厂的十八个青年工人冲破重重封镛，向纪念碑献上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

周恩来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北京市海淀区感光材料厂革命青年’

■

他们排好队伍，宣读悼词，宣誓、默哀，和围观的群众一起唱《国际歌》。在一个中年人提议下，由他爬上纪念碑碑座，捧着花圈绕纪念碑一周，最后把它高高地安放在纪念碑正中央。

这些互不相识的人的共同举动，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增添了勇气和力量。青海农机制造厂工人赵乃光、北京造纸厂工人高建友以及北京卫戍区二师职工何志强等人，在广场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历数“四人帮”一伙镇压群众的罪行I高喊“批邓不得人心，悼念周总理无罪！”的口号；指出，这次镇压的“刽子手就是张、江、姚”。激动的群众有的提出开展静坐示威，有的提出去请愿，有的提出举行游行，来抗议刽子手的罪行，最后，一致拥护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建议，成立“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以向全国人民说明事情的真相。

晚上，海淀区感光材料厂的花圈不知什么时候被收走了。之后，纪念碑北侧又出现了一个用粗铁丝紧紧固定在纪念碑碑座上的花圈。花圈中央是一面党旗和一幅周恩来的遗像，四周是洁白的花。晚七时许，一个青年将一块白绸血书迅速放在纪念碑碑座上又匆匆离去。血书长二尺，宽一尺，上面别着周恩来的丝织相，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我想念您。”

纪念碑四周聚集着数以千计的人群，一直留连到夜晚十时以后才渐薪散去。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北京市公安局长特地派人带着有关天安门事件情况的报告列席了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表现得特别得意，张春桥、姚文元则充作谋士。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姚文元费尽心机，提出用“批邓”代替邓小平的名’字，说什么提“批邓”是为了避开“同志”二字。他们还对如何对待被捕的人提出了具体的审讯办法，并决定由《人民日报》负责写一篇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

深夜，天安门广场开始戒严。第二天，天安门广场里，好几辆洒水车精心冲刷残留在广场上的血迹。

四月七日的两个决议

四月七日，是“四人帮”一伙为“天安门事件”最忙碌的一天。早晨七时左右，姚文元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电话说：“你和写无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鲁瑛立即履行主子的命令，赶往人民大会堂。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期间，鲁瑛作为“四人帮”一伙的耳目，一直充当在人民看来非常不光彩，而他自己非常得意的角色。他不仅每日派人去天安门广场窥探，而且在天安门广场事件高潮的四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安排了主子指令发表的署名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

作的总纲〉剖析》/四月六日，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此时的鲁瑛，心情激荡，他知道，此一去既是领功，又会压下重担，然而，只要主子满意，他总会前程似锦。到了人民大会堂，姚文元劈面说道：“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中午，姚文元又将鲁瑛一伙引见给等候在东大厅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并介绍道：“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立即赞扬：“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情不自禁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煞有介事地说：“你们挨打了没有呀？”

接着，便入宴作乐。席间，张春桥乘着酒性，大放厥词：“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立即指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酒饭之后，鲁瑛带着一伙人奋力疾书。姚文元亲自督战，反复指示：“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上去。”“还要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引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王、张、江、姚还对许多细节进行具体地指点。

姚文元说，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去。张春桥认为，初稿的“几百个民兵排着队走上大会堂’，干什么？去参观？目的性没有说清，楚。”应当改作：“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

还说：“把烧楼房改为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

为了赶在当晚八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放《报道》，姚文元不断催促说：“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

就这样，一篇精心捏造，颠倒是非，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联合署名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写成了。文章把手无寸铁的群众写成“向人民警察队伍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是无故打人放火的暴徒。还将王立山写的“欲悲闻鬼叫”四言诗和另一首诗拚在一起，成了这样一首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酒祭雄杰，

扬眉剑出勒。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拋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

并将这首诗作为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依据。

四月七日晚上八时正，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中共中央四月七日作出的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同时播放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全文。

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及全国主要报纸在第一版在黑色大标题下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同时，在当天报纸上安排了拥护决议的大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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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全国的抗议运动

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旷古未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反暴斗争被暴力镇压下去了。然而，北京人民的斗争不仅与南京人民的斗争息息相通，而且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斗争息息相通。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全国各地都暴发了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大规模运动。

三月下旬，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等三十多个单位联合化名“寒城牛”书写的“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标语开始出现在武汉街头。三月二十五日，“寒城牛”又在武汉市散发了反对“四人帮”的油印传单。三月二十六日，以“寒城牛”为首，在武汉锅炉厂召开了二百余人的大会，公开点了江青、张春桥的名字，鼓舞了武汶市民在街头巷尾半公开地议论“四人帮”一伙罪行的勇气。

接着，南京人民和北京人民冲破重重阻力与“四人帮”一伙公开斗争的消息传到了武汉，促进了武汉人民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公开活动f式申讨“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六机部七〇一所一室的工作人员将一个直径三米的铁骨架花圈送到长江大桥武昌桥头的长江岸边，立即吸引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很多工人自告奋勇要轮流守护它。第二天，七〇一所二室又送来一个直径四米的花圈，自动守护花圈的人更多了，还有人自动为守护花圈的人送水送饭。

两个花圈给武汉市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它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武汉市民，吸引着人们热爱周恩来，仇恨“四人帮”的正义感的心。它也使“四人帮”在武汉的走卒胆战心惊。他们罗织罪名，说什么“三米”、“四米”是暗指“三项指示”、“四个现代化”，妄图阻挠人民的正义行动。

一切倒行逆施都是枉然。继七〇一所二室送花圈之后，武汉人民频频不断地将花圈、挽联和标语送往长江大桥桥头。长江岸边摆满了花圈和周恩来总理遗像，诗词、祭文密密层层地贴在桥头堡四周的墙壁上。守卫长江大桥的部队还特地加派两名峭兵日夜守护花圈。

在山西省太原市，抗议“四人帮”的斗争首先是由工人发起的。

三月二十六日晚，太行仪表厂工人董廷伦在五一广场贴出《公告》，建议在清明节期间和周恩来逝世三周月召开全市人民悼念周总理大会。这一建议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人们纷纷在《公告》上批语表态。r

三月三十日，太原市建筑一公司青年工人李晋响应《公告+建议，张贴并散发了署名太原人民群众的《告全市人民书》，决定参加四月四日、四月八日在人民公园烈士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同时建议成立一个群众性临时机构来负责组织这次活动。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表示坚决支持，还帮助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将它抄成大字报在市内张贴。这天上午，太原重型机械厂一金工车间工人冲破厂领导的阻挠，列队将一个高四点五米，中央嵌放有周恩来遗像的大花圈送往五一广场，安放在旗杆下面，成为清明节期间出现在太原市内的第一个花圈。

工人的倡议和悼念活动引起了“四人帮”走卒的不安，同日，一张署名“窦争、钱进”的大字报出现在五一广场西观礼台西侧*说什么，“现在从上到下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借悼念周总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你们悼念他，他也不能再起来工作了”。这些言词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在大字报上批道：“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站出来，看看你们的嘴脸，小丑！”“坚决要求公安机关惩办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天，太原市第十五中学执教十余年的教师王大启针对“窦争、钱进”写了一首诗《忆秦娥》：

大树類，

飞星殒落骤成灰。

骤成灰，

，万民哀绝，

天地同悲。    ‘

痛悼英魂倾血泪，-雪雨清明漫天飞，

人情天理，

敢加何罪？

张贴在“窦争、，钱进”的大字报边，并当场作了讲解。随后，太原市里战斗的诗词和花圈增多了，五一广场、人民公园如同天安门广场一样，成了花、诗和人的海洋。其中，山西机器厂五百多名工人四月三日送往五一广场的用钢材焊成的高达七点八米的花圈是全市最大的一个花圈。

连日来，悼念的队伍如浪如潮，不仅有工人、学生、教师、干部、家庭妇女的游行队伍，而且有公安南城分局千警和中国人民獬放军驻太原某部战士有组织的活动。太原铁路局客运段

京快一组的三十多位列车员则利用工作之便，不仅把太原的斗争消息带到了北京，也将北京的战斗成果带到了太原。，五一广场上增添了许多转抄的天安门广场诗词。太原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斗争连在一起了。

在五一广场，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牛元生署名“江阳工人劲草”贴出了一首词《咏梅•卜算子》：“昔见梅花笑，今见梅k愁，已是清明春来早，雪伴忠魂吼。骨灰江河撒，丹心天地投，鞠躬尽瘁为人民，罪名何所有？”这首词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许多人写诗作词表示赞同。四月四日，山西农场的几个工人读了这首词后，将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上影射周恩来的话用红笔勾出，并在旁边醒目地写道：“请同志们看一看，他们的矛头指向哪里？”张贴在五一广场上。群众立即将矛头指向《文汇报》的后台。有人在报前演讲，有人贴出批判《文汇报》的诗词。群众的斗争情绪达到了高潮。

这一天，太原天空飘拂着鹅毛大雪。在人民公园，由董廷伦、李晋和杨国珍等人主持，如期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人们用沉痛的悼念来抗议“四人帮”一伙的罪行。

四月七日下午，山西无线电一厂的工人在五一广场的旗杆上升起了一个直径两米的白色大气球，下面悬吊着一条长十五米的挽幛：“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日夜想念您。”表达了太原人民和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

浙江省杭州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在四月一日后规模愈益増大。四月一日凌晨三时许，杭州钢铁厂的群众将一个直径三米多嵌有周恩来遗像的大花圈悬挂在杭州延安路解放街百货大楼附近的市劳动局大楼的旗杆上。清晨六时，杭州市工交公司的职工又在湖滨的大街上安放了吣个大花圈，并将“谁攻击、污蔑、诽谤敬爱的周总理就打倒谁！”“反对周总理就是人民的公敌！”*誓与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坚决打倒野心家马天水！”等大标语贴在街头。人们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和张贴在街头的标语越来越多。杭州玻璃厂用树胶布做的长五十米的大标语“深切怀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占据了解放街百货大楼的整个正面，成为杭州街头最醒目的战斗号令。“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f，“严防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沉痛悼念贺龙、陈毅、方志敏烈士！”等标语布满了杭州城里的闹市区。

四月四日，，连续几天的悼念活动被推向了新的高潮。杭州市解放街百货大楼一带、少年宫广场、浙江展览馆前布满了花圈、挽联和诗词、标语。“杭丝联”安放在少年宫广场的、用钢筋做骨架、直径五米多的花圈引人注目；张贴在解放街百货大楼对面墙上的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和写有“总理伟大，小平不倒”的小标语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群；华侨饭店门口的“挥泪继承总理志，永写千秋革命史，若要江山春常在，不对妖魔施仁慈”的大标语耀人眼目；上城区职工张贴的诗词；“倒海翻江，地动山摇。问君何故？浊浪恶涨。古有尧舜，今有人民，何惧骇浪，填海挡江。”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打倒邓小平，天下不太平”等标语口号表达了群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决心。浙江第二医院墙上还贴出一幅图画，在一个上写“北”，下写“南”的大圆圈里，写着“i、2、3、5、6、7、8%9、11、12”，意即“打倒邓小平缺‘东西’，缺‘事实，。”浙江大学也摆开了一个战场。校门口矗立着一座形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木制巨碑，上面镶嵌着周恩来的织锦像，碑旁排列着许多花圈和松柏。校园里刚刚张贴出来的《丙辰清明节特刊》上，恭录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大林《悼列宁〗和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同时，尖锐地指出林彪一类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尽管他们猖獗一时，到头来无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杭州站扳道工徐阿法在上海乘务员的支持和帮助下，用油漆和沥青在路经杭州的列车上写上了“绞死它，绞死《文汇报》那条向周总理狂吠的疯狗！”“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等大标语，向外省市传递了杭州人民的斗争信息。

河南省郑州市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丙辰清明与“四人帮”的斗争，正是由郑州铁路局的广大职工发起的。

铁路工人们早就准备在清明节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当四月二日深夜工人们知道了南京群众遭受镇压的消息后，行动的步伐加速了。

四月三日清晨六时半，郑州铁路局工程二段近二百名工人在工会干部王双泉率领下，将一幅幅大标语刷在地处交通干道口的郑州铁路局机关门前墙壁上，标语上写着：“认真学习

‘    五’悼词，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

革命！”“继承总理遗志，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周总理的骨灰撒遍祖国江河大地，鼓舞着我们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这些标语吸引了数千名职工群众。太家纷纷议论，称赞标语写得好，还有人在标语旁写了“谁反对周总理，

就打倒谁！”等字句。铁路局里的某些人走出大门，伸手撕标语。这一举动激怒了在场的群众，许多人抓住他们的手，阻止他们的行动，并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更有人自动将标语重新写好贴上。就这样，撕了又贴，标语未见减少，反而越贴越多。从铁路局一直贴到了大街小巷，贴到了二七广场。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往二七广场的人络绎不绝，二七纪念塔旁一块二十多米长的宣传牌上写着耀人眼目的大标语：“山河存，人民在，总理遗愿定实现。”人们从清晨到夜晚送花圏、撒传单、贴诗词、诵祭文。二七纪念塔周围成了郑州市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中心。还有人在街头拿着三月五日、三月二十五日的《文汇报》公开批判“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四月六日，有人奉命在二七广场覆盖群众写的诗词、标语，并盗用几十个单位的名义贴出《声明》，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自发行动诬为“反革命事件”，当即遭到了反击。一名铁路工人登上台阶，勇敢地撕掉了《声明》，胸怀坦荡地说：“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谁不同意，上来和我辩论！”在人们愤怒的讨伐声中，紧跟“四人帮”的那一伙人纷纷走散了。

郑州人民的革命举动不仅影响了整个郑州铁路局和郑州地区的人民，也鼓舞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群众斗志。安阳、新乡、

1开封、洛阳等地区清明节期间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

洛阳市的悼念活动集中在市中心西工花坛一带，人们从四月三日开始，在花坛周围献了许多花圈，张贴了众多诗词、悼文。汽车配件厂全体职工敬献的高达六七米的花圈的白色挽联上庄严地书写着“悼总理，群山肃立江河悲，举国泪满襟；承遗志，翻江倒海卷巨澜，高擎马列旗。”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悼念队伍，高举着“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夺党和国家领导

权”等大标语。在花坛前讲演的人道出了人们心底里的话语》“这些对革命事业毫无贡献的野心家，现在抱着地球还嫌小，；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人民一定会战胜他们！”然而，群众反抗权势的行动也招来了“四人帮”走卒的仇恨，他们在“郑州、洛阳、开封发生的问题，同北京、南京一样”，“应该明确态度，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惩办”的指示下，于四月五日深夜，用卡车将花坛上的花圈全部拉走，将诗词一一拍照后又全部撕毁、涂抹掉，贴上了“坚决镇压反革命”、“杀退反革命逆流”等标语。六日清晨，当人们得知花圈遭劫的消息后，又纷纷向花坛涌去，并献上了更多的花圈。油泵油嘴厂青年工人乔仁卯、丁荣生等人还贴出《给全市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怒斥一小撮人的反人民的勾当。可是，就在当天夜晚，人民敬献的花圈、悼词又遭到了洗劫一空的厄运。守护花坛的群众虽然与抢劫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终归是寡不敌众。四月七日，花坛周围戒备森严，群众仍是川流不息。建委二局二公司的青年工人沈华林在花坛上慷慨陈词，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总理是大家都热爱的，这些人收走花圈，肯定上头有人支持。有些人打着革命旗号，说别人搞复辟，是右倾翻案，我看他们才是想复辟。要让这些入掌权，别说十年出修正主义，五年就够了f我们不要上当，要顶住，害国害民的野心家，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惩处！”更多的人则继续用诗词与“四人帮”一伙进行斗争。

安徽省紧临江苏，在南京市人民的革命行动遭受镇压之时，没有沉默，而是投入了战斗。

清明前夕，合肥机务段十三名铁路工人在开往上海的203次列车上用白漆写了一条大标语；“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

为揪出《文汇报》黑后台而战斗！”这一行动吓坏了“四人帮一伙的走卒。他们立即组织镇压，定下了“203/4列车反标”案，对当事人进行打击迫害。合肥市人民没有被“四人帮”一伙的高压政策吓倒，反而更加振作起来。四月四日清明节，合肥砂轮厂青年工人樊新中写了一首署名“心中”的诗《周总理，我们怀念您！》贴到了长江路闹市街头四牌楼的高墙上。这一行动尤如掀开了地壳，地下的熔岩喷薄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合肥市果品公司的几个青年贴出了署名“坟江”、“仲甫”两首诗；安徽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的师生在长江路上贴满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申讨“四人帮”一伙的大标语；合肥市东门一小学三百多名师生戴着黑纱、白花，手捧周恩来遗像，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沿长江路游行；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手捧花圈、挽联，列队到中共合肥市委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气势磅礴的悼念大会；更多的人涌向大蜀山烈士陵园，向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挽联。群众的大胆行动惊动了“四人帮”走卒，他们连夜派人撕毁诗词、标语，并将“心中”等人的诗定为“反动诗词”进行追查。然而，“心中”、“坟江”、“仲甫”等人却在群众的保护下继续和“四人帮”进行斗争。

地处合肥市东南方向的芜湖市人民的斗争开始得更早。三月二十八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青年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_一位青年工人，在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墙壁上，用“党的儿女”的名义刷上了醒目的大字标语：“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邓小平就是好同志！”……因为标语已刷满了墙壁，还有三条标语未来得及贴上，内容是：“全党全军

团结起来，保住邓小平同志，挽救我们伟大的党，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春桥春桥，放屁造瑶，诬陷总理，罪责难逃！”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丨”三个青年人的举动使整个芜湖市为之一振，它给人民以信心，也必然遭到不可避免的镇压和迫害。清明时节，芜湖市虽然没有大规模公开的悼念活动，但芜湖市人民三月底开始的揭露“四人帮”一伙嘴脸的革命行动，也是全国上下在丙辰清明节向“四人帮”一伙公开挑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明节期间，天津市中心广场上出现的第一个花圈，是四月三日由解放军三〇二所的科研人员、干部和工人敬献的。四月刚刚开始，南京、北京及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的情况就在三〇二所群众中越积越多，越传越广，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并决心用实际行动加入到全国人民的斗争行列中去。四月二日晚间，大家决定次日下午抬着花圈，途经繁华市区到中心广场举行悼念总理仪式，并于当夜赶制花圈。四月三日上午，器材'科的群众在研究所的院墙外贴上了“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十四个大字标语，成为三〇二所公开行动的先导。然而，就在全所群众整装待发的时候，由于南京事件“四人帮”发往全国的禁令传到了三〇二所，上面要求共产党员带头表态。真正的共产党员站出来表态了，他们既是向“四人帮”表态，更是向全国人民表态。那就是顶着“禁令”，大无畏地行动。由二百余人组成的悼念队伍按时出发了，他们胸佩白花，臂缠黑纱，抬着花圈，高举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大幅横标，穿过闹市区来到中心广场献上了花圈。在举行悼念仪式时，还播放了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词的录

音。过路的行人无不被深深地感动。这一行动激怒了“四人帮”在天津的走卒，然而，当他们命令人撕掉张贴在三〇二所门外的大标语时，连民警都拒不执行命令。深夜，“四人帮”走卒找到当事人，要他们亲自撕掉自己贴写的标语时，又被义正辞严的责问驳回。只有“四人帮”的死党、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曼恬亲自强令当夜将中心广场的花圈抬走的指示履行了。

四月四日清晨，当三〇二所的职工听说花圈被盗的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他们准备用更多的花圈，更大的声势继续斗争。

四月三日解放军三〇二所的行动为天津人民做出了榜样，激励了天津人民用可能允许的形式与“四人帮”迸行公开斗争的斗志。第二天清晨六时许，国营天津实验厂的职工向烈士陵园敬献了十二个三米高的花圈、花篮，同时举行了有一千三百名职工参加的悼念大会，在哀乐声中播放了邓小平的录音讲话，还将八个花圈、花篮送到了中心广场，并专门派人将一个花圈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五日中午，三〇二所职工再次去中心广场敬献花圈，播放邓小平录音，在哀乐声中举行悼念大会。

十八所等科研单位、天津广播器材厂、天津无线电二厂、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群众，不仅在本单位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还纷纷来到烈士陵园献送花圈、诗词。天津市清明节期间群众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四月七日。

陕西省西安市是内地通向西南、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全国各地清明节期间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很快便传到那里，使早已沸腾了的人心更加剧烈地翻滚动荡起来。西安人民很快加入了全国人民自发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列。

四月三日，地处偏僻的西安市某试剂工厂的三百余名职工分乘九辆大卡车，将连夜用松柏和花朵编扎起来的十八个大花圈，安放在新城广场和古城钟楼。这一行动成了全市人民行动的先导。紧接着，各单位、团体的职工和市民纷纷向新城广场和钟楼献去花圈、挽联和诗词。四月四日和五日，是悼念活动的高潮，新城广场和钟楼一带花如海，人如潮，引人注目的大标语：“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世世代代怀念您！”“继承总理遗志披荆斩棘干四化到底！”“愤怒声讨《文汇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罪行！”“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警惕顶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分裂党中央！”把钟楼衬托得更加巍巍壮观。钟楼和钟楼四周建筑物上贴满的诗词、祭文尤如一支支射向“四人帮”的利剑。一三二厂技术员和工人协力精选了五百余幅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周恩来参加外事活动的剪报照片，贴在一个二十八米长的横幅上，也挂在钟楼附近，吸引着众多的围观人群。设立在新城广场检阅台上的周恩来总理灵堂人群川流不息，表现出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一伙的无比痛恨。

西安市人民具有特色的一种战斗形式则是漫画。四月五日上午，钟楼附近老邮局的西墙上，出现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漫画：张春桥双腿蹬在江青的连衣裙内。还有人和诗曰：“是人非似人，真妖真离奇。首长和‘旗手’，吕武岂能比。黄梁梦一枕，‘总理’女皇帝。”

一三二厂的职工还在单位办了一个展览，把“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诬蔑攻击周恩来的材料复制成照片，加上按语，题为：《看，这是为什么？》，对“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地处祖国西部的甘肃、宁夏、新疆、西藏、青海等省、自治区，在清明节前后，人们也通过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谴责“四人帮”一伙。

丝绸之路横贯全省的甘肃，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传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仍不愧为中华民族中光荣的一员。丙辰清明节期间的悼念活动主要集中在兰州北面皋兰山脚下的华林坪烈士陵园。连续几日，开往西园的火车成了通向华林坪的人流的输送带，兰州人民怀着与全国人民一样的感情，，象潮水一样涌在通往华林坪的山路上。烈士陵园里摆放着敬献给革命烈士和寄托着对周恩来总理哀思的众多的花圈。清明节那天，当三〇三仪表厂把中央嵌着周恩来遗像的直径两米的花圈送往烈士陵园时，沿途的人群被三〇三厂工人光明磊落的大无畏行动感动了。许多人公开站出来，与为执行省里文件而违心地出来干涉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的一些人的行动进行抗争，将花圈安放在了纪念碑的正中央，并举行了肃穆隆重的悼念仪式，使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在甘肃省成了公开的正义的行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汉等各族同胞，丙辰清明期间为周恩来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银川市烈士公墓的大厅成了群众敬献花圈、悼念总理的公共场所。宁夏电子仪器厂有组织的职工不仅茬清明节那天到烈士公墓为周恩来总理举行了悼念活动，而且将悼念仪式的录音带回工厂用高音喇叭向全厂广播。

在西藏，驻守在那里的人民解放军与当地藏胞在建设西藏的共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西藏军区的解放军官兵决定清明节期间去烈士陵园扫墓并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藏

族同胞虽然没有清明节扫墓的风俗，也纷纷参加了这一活动。j清明节一清早，西藏军区卫生训练队的成员便乘坐卡车，在哀_乐声中将周恩来巨幅遗像和花圈送往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训练队的人员把带来的白花都挂在了林荫道旁的；柳树上，并在陵园里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仪式。陵园里，军区八一小学的师生人人手拿白花，面对送去的花圈高声诵读诗词：白骨“独往”乱朝政，樟摇“行空”象流星，迫害我佳秀，又侮俺忠臣。后人成果时，定记除妖精。先雪俊杰仇，再报前人恨！莫道我辈是阿斗，擒鬼自有后来人。

远离首都的西藏人民和中国的政治中心京人民的战斗声息，浑然合为一体。

清明节前，青海省运输公司汽车三场的职工已经为革命烈士扫过墓&在频频传来的全国各地斗争热情鼓舞下，清明节这天，汽车三厂的职工针对三月五日和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觉得仅仅扫墓尚不能表达他们炽烈的芷义情感，当即决定再扎一个献给周恩来总理的大花圈送往烈士公墓。正在这个时候，

所谓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传到了青海省，职工们面对劝阻，坚定地回答道：“不让我们送，除非把我们抓起来！”经过大家彻夜未眠的辛勤劳动，一个直径四米的精致的大花圈终于在五日清晨做成了。四月六日，青海高原寒风凛冽，不到上班时间，汽车三场的职工便赶到存放花圏的停车场，等待出发。八时半，车头上佩着大白花的十四辆卡车载着三百余人从西宁市出发，行驶在通向凤凰山下的革命公墓的青藏公路上，吸引着无数途中群众敬佩的目光。到了目的地，他们将花圈安放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并宣读了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寄托对周总理的裒思《

当由于天安门事件而进行追查时，省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则以这是群众组织的悼念活动为由，推脱了他们的责任。汽车三场的党委书记也在职工大会上明确表示f“不管哪里派人来追查，由我们党委对付，你们该干啥，还是干啥。给总理送花圈，没啥不对，请同志们打消顾虑。”这充分反映出全国上下，党内党外有正义感的人心所向。

云南、贵州两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边陲省份。然而，那里人民的心在和全国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四月五日，傣汉同胞在西双版纳自治州首府允景洪中心的宣传橱窗里，展出的新翻拍扩印的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在西双版纳与傣胞共度泼水节的照片，便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丙辰清明期间发生在贵阳的“后盾事件”和发生在昆明的“反标事件”更是全国各地丙辰清明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消息频频传入贵州省。四月六日，贵阳市头桥办事处工作人员，三十八岁的张以祥和头桥街道民办小学教师，二十七岁的赵超了解到天安门广场可歌可颂的人民斗争行动后，再也压抑不住心头正义的情感，立即拟定了十条《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月口号》并刻印成传单。四月七日，张以祥、赵超在贵阳市延安中路喷水池街头和市中心紫林庵省供销社的墙壁上张贴了声援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行动的大标语，署名“后盾”，意为贵州人民是首都人民革命行动的坚强后盾。同时，散发传单，声讨“口红心黑的野心家”，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广泛支持。它和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重型机械厂工人方策于同一日在工厂附近墙壁、电线杆上张贴“打倒林、张、江贼”、“人民思念周总理”、“人民思念杨开慧”等十二条大标语，组成了我国西南边陸人民丙辰清明节期间和“四人帮”一伙进行坚决斗争的画卷，也是我国人民在丙辰清明节用血和火绘写的历史中的一个

篇章。

祖国的其它省市，几乎无一遗漏地在丙辰清明节开展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申讨“四人帮”一伙的活动，其斗争形式又是各有千秋。

一九七六年三月末，西伯利亚寒流正袭击着我国北方，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的李树栋冒着严寒，顶着鹅毛大雪，将一张裱糊在白纸上，四周用墨笔勾成黑框的周恩来遗像贴在了哈尔滨市最繁华的街道上的南岗第七百货商店的橱窗旁，黑框上方工工整整地写着：清明节想念周总理。人们在怒号的寒风中默默地享受着它给大家带来的欣慰。不一会儿，有人又悄悄地在周恩来遗像上加了一朵小白花。第二天，在皑皑白雪和默默无言中，周恩来像上又增加了六朵小白花，旁边还增放了一个小花圈。当公安人员奉命开始调查这一“事件”时，周恩来遗像上又增加了一朵小白花。

地处黑龙江省边境的鄂伦春族人民也接到了清明节是“鬼节”，不准举行悼念烈士活动的禁令。然而，智慧的鄂伦春同胞却以婚礼这种喜庆场合为遮掩，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仪式。这件事发生在清明节这天，青龙山脚下的鄂伦春族同胞一反民族习俗，在婚礼上由新郎从胸襟里拿出一个嵌有周恩来遗像的黑色镜框，再从新娘手中接过红绸仔细擦拭后，慢慢地挂到树上，接着，新郎、新娘面对镜框，双膝跪下5用双手把钢刀举过头，悲切地哀诉：“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想念您，……”引恸人们无不抽泣落泪。

清明时节，+兴安岭绥佳铁路线上偏僻的神树小站上，悼

念周恩来总理又是另一种形式。在票房东侧通路旁两棵松树下，摆放了一个冰雕祭台，台子上插着代表九亿人民的九棵冰冻的青松枝，前面立着一块木板，板上用晶莹透明的冰凝上一张周恩来遗像，两旁的挽联上写着：天公清明飞雪，寰宇祭悼总理。兴安大地作墓，山林永伴忠魂。署有：丙辰清明，一个“老木把”敬挽。使过往行人和旅客，能在这偏僻的北国小站上，寻得寄托对周恩来总理哀思的所在。

行驶在黑龙江省境内的列车，还曾在列车上设立了悼念总理的灵堂。

在河北省藁城县这样一个北方小县的一个公社的大队里，以知识青年为核心的丙辰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又是一种情趣。四月三日晚上，阻止群众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悼念亡人的禁令传到了这个大队里，立即招来了以知识青年为首的社员的坚决抵制，他们决定“不管天塌地陷，纪念周怠理的活动，我们搞定了。”清明节清晨，设在大队学校的周恩来灵堂人流络绎不绝，在周恩来的遗像前，小学生们献上了四百三十六朵小白花，意味着：“一颗白花一颗心，少年热血祭英灵。宏图大业总理志，实现‘四化’有新人”。知识青年们不停地诵读自己书写的诗词，老农献上了：“社员人人爱总理，谁反总理和谁拚”的对联。一位知识青年还在学校院子里贴出了四张题为《好梦夺权》、《陷害忠良》、《假装革命》、《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漫画，把两男一女妄图夺权，迫害周恩来，最后被孙悟空打死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红军长征时途径的四川省境内，丙辰清明节期间也为中华民族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红军四渡赤水时战斗过的护国镇，清明节前，群众自发地在吐绿的柳条上系上白花，在街巷的粉墙上贴上悼诗、挽联和周恩来遗像，成群结队地去烈士墓向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四月三日，镇上的居民又冲破“四人帮”的禁令，将挽幛和花圈敬献到高高的护国岩下，石岩上写着一幅挽联：“青山含悲，声声泪，声声哭总理；碧水长歌，字字血，字字哭忠魂。”旁边还有许多叽讽“四人帮”一伙的漫画，人们纷纷向画上扔石头，吐唾沫，唾弃这些民族畋类。

在红军途径的毛儿盖森林，伐木工人在柏树上系上白花，挂上周恩来总理遗像。藏汉两族伐木工人以大自然作灵堂，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哀悼。

蒙古族人民没有清明节祭灵的习俗，然而，内蒙古草原上，许多蒙族同胞分别在蒙古包内外，或者在一望无际的荒漠草原上，为周恩来总理设立了灵堂，敬献了花圈、哈达。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队的那布其额吉家，还冲破“破四旧”中的戒律，按照蒙古族人民清明节用羊头放“坑舒”预祝丰收的传统，在自家的蒙古包内挂上周恩来遗像，将盛在朱红木盘中圣洁的羊头奉献给周恩来总理。

在祖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厦门市每年清明节都要向烈士敬献花圈。厦门大学的师生为了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决定丙辰清明节专门为周恩来做一个鲜花花圈。他们攀山岭，踏花圃，采集了相思树枝、铁树枝、野花和花圃工人及归侨精心培育的各种花卉，于四月三日晚上扎制了一个铁树枝作衬，嵌有周恩来总理遗像的鲜花花圈，白绸挽带上写着：您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上；您的英灵深植在人民心目中。并于清明节上午送到了烈士陵园。他们还决定每天为花圈更换鲜花，保持花圏的清新、庄严。谁知，每天都有人抢先将花圈重新扎制、整理，

并吸引了无数的人群在花圈前照相留念。到了第四天，又有人将这个鲜花花圈高高地托放在了纪念碑的正中心，使它更加鲜艳，夺目。

上海和辽宁是“四人帮”一伙的两个重要据点，那里的人民不仅与全国人民心心相印，而且也有可歌可泣的行动。

上海的文汇报社是“四人帮”上海据点中的一个顽固保垒。丙辰清明期间，直接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可以说蕋森严壁垒，似乎刀枪不入。然而，正是在文汇报社，四月一日晚，上海拖拉机齿轮厂的三名工人，不仅在报社传达室对面的接待室里抄写了大字报《〈文汇报〉向何处去？》，而且将抄好的第一份大字报共十二张，贴在了报社门口对面报廊的上方。在“四人帮”的后院里放了一把火。

辽宁省由“四人帮”的随从毛远新直接控制着。毛远新一伙把“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成“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借悼念总理散发反革命传单、谣言和遗嘱等”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因此，，“省里要准备开大会，表明态度”。公安部门则要“注意形势发展，搞好治安，清查反革命”。然而，丙辰清明节期间，虽然在毛远新一伙严密监管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也不乏与“四人帮”一伙争斗的英雄。四月五日凌晨，抚顺市第十中学八年级学生毕克顶着逆风，将自己书写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贴在了教学楼二楼正厅I便是发生在辽宁省的一件震憾人心的公开的群众行动*

第十章“四人帮”的灭亡

致函《造谣日报》戈培尔编辑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八时整，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的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一文，是人们早已预料到的“四人帮”一伙对丙辰清明节事件的疯狂地、赤裸裸地大规模反扑的开端。信奉林彪所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四人帮”一伙满以为他们只要凭借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挥动屠刀。殊不知，人民为追求正义沾抗争是永远摧残不倒的。就在联播节目刚刚播完的时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李景春挥笔写了两条大标语：“要反周总理的江张姚（恶狼）决没有好下场，不得好死！”“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在营区附近一棵白杨树上贴了一张题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的小字报，斥责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假马列”，赞扬“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号召人们“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工食堂的大门上，还出现了四条标语；“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和他拼！”“打倒张、江、姚反动的三家村！”“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四月八日，全国各主要报纸在显要位置登载的中共中央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一文，是对“四人帮”一伙即将采取的更疯狂的镇压行动的一次更广泛的宣传。这一铺天盖地的宣传吓破了不少人的苦胆，也激起了不少人更壮丽的行动。就在这天清晨，上海市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的青年工人黄水生，将一面缝着用透明塑料薄膜复盖好的周恩来遗像，写有“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白色絹纺绸旗帜升到了人民广场中心旗杆的顶端，并将升旗用的绳索剪掉一截，以防旗帜被人轻易取下。同时，他向围观的群众宣读了悼词，宣布，“值此周总理逝世三周月，上海人民在人民广场升悼旗一日”。

也是在这一天，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青年电工庄辛辛寄出了一封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开头写道：

我们的呼声：

丨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t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if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

信的最后写道：

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1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

还附有一首词，词中写道：“终必有一日，独裁要顛裹！”

从四月八日起，人民日报社便不断接到抗议歪曲天安门事件事实真相的假报道的电话、信件。

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信。信封正面写的是；“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却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封里装着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人民”二字被打了叉，把《人民日报》改为《造谣日报》。旁边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在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文章旁，还批有*“①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与（预）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②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③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是谁挑起来的？④明明是你们豢养的秘密警察大打出手，手持大棒皮带上阵，还说是我们民兵干的，我们根本没上前！⑤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清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非常时期”的宣传和镇压

在群众的强烈抗议面前，“四人帮”一伙仍一意孤行。当时掌握在“四人帮”一伙手中的全国主要报刊便是他们玩弄卑鄙

伎俩的一面不会变形的镜子。

以《人民日报》为例：四月九日，《人民日报》用《热烈欢呼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首都一百多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的大标题，和《北京市一万多名青年代表举行大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副题及其内容占据第一版版面。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伟大的胜利》的社论，用黑体字登载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话：“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并着重对十省市自治区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欢呼中共中央决议作了大量的报导。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以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英勇战斗的首都工人民兵》的文章，故意抬出工人阶级作镇压天安门事件的群众基础。接连几天的《人民日报》又以大量篇幅报导了在天安门事件中出大力的工人民兵、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光荣事迹”，并配4U大量的照片。在以上宣传的基础上，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把为伸张正义投身“四五运动”中去的广大人民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而“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为此，对邓小平毫不留情；对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的人民群众“必须实行镇压”便成了“四人帮”一伙明目张胆的行动准则了。紧接着，诸如“万箭齐发对准邓小平”、“愤怒声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邓小平”、“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之类蛊惑人心的宣传便充斥了“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宣传阵地。

为了配合对天安门事件的宣传，本应五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提前一周于四月二十三日出版发行。安排在杂志最前面的“毛主席语录”栏内，除重复了第四期登载的直接指向邓小平的“翻案不得人心”，“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猶’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几段语录外，又选登了直指邓小平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的语录，以及影射邓小平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的语录。同时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文。“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池恒”、“梁效”、“洪广思”就天安门事件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

《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等文章，也在这期《红旗》杂志上集中刊出。

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市委四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接着、北京市公安局还炮制了《关于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演讲材料，说什么查明了十几个“反革命集团”，有的还被扣上“裴多菲俱乐部”、“林彪小舰队”等罪名。谢静宜下令组织“巡回报告团”，拿着捏造事实真相的“真相”材料四处宣讲。仅北京，听过宣讲的便有四十万人次以上。

与宣传同步进行的是“四人帮”一伙加紧对他们掌握的公安机关的动员。江青大喊大叫“不要放松，要一追到底！”追随“四人帮”的公安机关的头目则成了继续挥动屠刀，直接对准人民的刽子手。

“四人帮”亲自策划的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是进行这次大规模清洗的借口和目标。在这一目标下，北京市和各区、县、局及有关单位成立了“双追”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里“四人帮”一伙的爪牙扬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有指示，既然反革命打人、行凶，当然要还手。市公安局的理解是敞开干，“一年查不清，查两年，问题不清楚，十年也要查清楚。”为此，北京市公安局调整了领导分工、成立了审讯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又从公安部和局里抽调八十人充实审讯力量。四月二十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指示：“要重点清查参加天安门事件漏网分子、天安门打砸抢分子。”他们还将要追查的“案件”材料立案为001号案件、002号案件、003号案件、……影印后通报全国。谢静宜还把在北京搞“双追”有困难的原因，归于“是有中央单位和军队”，为此，“建议中央搞镇反、肃反、反右那样的运动，要开宽严大会，有声势。领导要坚决。”刘传新则大讲，“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顿时，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以及以“向阳院”为基本单位的街遗都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交待、揭发、检举，并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行动交待清楚。

天安门诗词作者李舟生、景晓东等人被捕。

血书的作者王海力被捕。

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被捕。    ，

二炮第一个送花_的侯书智等被捕。    、

在祖国大地上，南京事件、西安事件、杭州事件、郑州事件的主要参加者都遭逮捕。广东、福建、S南、贵州、吉林、辽宁等省市也进行着大规模镇压活动。

以辽宁省为例。从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五日，审查处理了六百八十五人，其中拘留二百一十三人，逮捕四十九人，十一人被判刑。

“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是“四人帮”一伙肆意挥舞屠刀的荒谬借口。

整个中国笼罩着白色恐怖。

在“四人帮”一伙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人民的斗争没有停息。

四月十日，抚顺邮电局青年工人王鸣胜写信给抚顺市革命委员会，热情地赞扬天安门广场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一革命行动……大快人心，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野心家的威风。我代表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对于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表示衷心支持，坚决反对那些执迷不悟、替强权政治服务的忠诚走狗们。……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一切阻挡革命人民群众前进的敌人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四月十二日凌晨，广东省韶关市三个十八岁的青年李小益、郑植河、原满韶在狗头山、河西新村等六个居民点张贴了十几张标语，号召群众起来，“伸出医国的手，重整河山”。同时，抄贴了稍作改动的《革命烈士诗抄》中贺锦斋的诗：

“花好正含苞，色胜鲜桃，一遇东风即吐娇，飞遍全国成硕果，意志难摇。反动命难逃，挣扎徒劳，革命巨浪比天高。试看江南与江北，滚滚波涛。”

厦门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林德忠从一月至四月•十六

日，连续给党中炎、人民日报社、厦门人民广播电台、“梁效”等寄去信、稿十六篇，大声疾呼：“不准诬蔑邓副主席！”“我们要维护无产阶级权威！”“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洽思想强——这是毛主席的评语”，“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是国民党的口号”，“林彪余孽不除，国难安、民难宁，民众受苦，党员灰心，积重难返！”••…•

新疆阿勒泰地区东方红中学教师李林泉自四月二十四日之后，在新疆至北京的列车上，在北京的颐和园、动物园、前门火车站售票处、西单、王府井等地段，散发了大量传单。传单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是一小撮野心家嫁祸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制造有利于他们的政治舆论。”

五月十日，辽宁省三二二厂运输处工人张文库在车间张贴大字报，说：“天安门事件是群众运动，不是少数人闹事”，

“让我们冲破思想的牢笼吧，誓为真理而斗争！”

更多的群众是用隐蔽的形式与“四人帮”一伙的镇压进行斗争。在“双追”运动中，001号案件的“主犯”王立山在穷凶极恶的追查下并没有被查获，云南的“反标事件”被列为重点“反革命案件”，而且专案人员很快将目标对准方策但却始终未能“破案”，这都是群众斗争的胜利。在后来，天安门事件平反时，广大群众献出的众多珍贵照片、诗词、挽联，更是群众坚信斗争最终必定胜利的有力证据。

政法战线的许多干部也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在对贵州的“后盾事件”的审理中，女审判员吴精娴坚决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用她掌握的法律知识为武器，作出了“写标语口号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因此，对事件的制造者张以祥、赵超‘不以氐革命论处〃7的结论9

打击所谓“党内资产阶级”

各类群众对“双追”运动的明争暗抗，使“四人帮”一伙深知要违抗广大人民群众意志是如何艰难。然而，篡权的野心驱使他们继续为非作歹。他们利用手中握着的最有力的武器——专政工具和宣传工具，一方面，加强了对人民群众反抗的镇压，另一方面，继续在宣传上大作文章。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全国各地报刊都在着奪宣传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的“反革命性”而“四人帮”一伙亲自組织的写作班子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从表面上看，通过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和宣传，“四人帮”一伙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他们的地位也更稳固了。希望在各自权力台阶上再进一级，甚而跳上几级的各类人，都在想方设法向“四人帮”靠拢，以便得到提携。曾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在国际舞台上奋争过的、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他的夫人章含之，在“四人帮”手下好象是一升再升，于是他们认定现在是巴结上司的大好时机。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由章含之出面，以给毛泽东写信的形式向江青透露，康生在去年夏季揭发过江青、张春轿的叛徒问题。利用镇压群众准备一步登天的江青，正在得意洋洋庆幸自己一伙胜利之时，得到章含之的密告，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辱骂康生，同时，恶毒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其它中央领导人，说什么，他们有象林彪一样的“大、小舰队”，“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杏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己则要“吃掲

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叫嚷归叫嚷，心虚归心虚。为了掩饰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孤立情绪，更是为了江青“打一场更大的胜仗”，他们需要有基本群众做基础。在报刊上大量宣传所谓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英勇事迹的基础上，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上报道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华国锋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为党为人民立功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代表”的消息，并配以大幅照片，表明镇压天安门事件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登载了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进一步为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

“四人帮”及其走卒还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五月三日，王洪文在听取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汇报时讲话说：“要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不要手软，看准的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五月十六日，借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之机，“四人帮”的文人秀才一起出动炮制了两报一刊社论《文化革命永放光芒一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把邓小平封为“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用以证明毛泽东说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同时得出结论：“不斗争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这篇社论精神指导下，迟群、谢静宜又在清华大学学习社论座谈会上大加发挥，大放厥词，说什么批邓要联系实际，就是要矛头向下，下到具体的人身上。

在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亦即五月十八日，经姚文元亲自修改的梁效的文章《党内确有资产阶级——无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它不仅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而且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    ■

当时的历史事实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时，邓小平早已与外界隔绝，他处于完全无权的状况，根本无法参与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这一点，“四人帮”一伙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了将天安门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并找出更“有力”的证据，“四人帮”有意将事件与邓小平联系在一起，似乎这样，事件的“反革命性”便增强了。其实“四人帮”一伙还有更恶毒的用心，那便是用邓小平作为代表，把矛头集中到所有的“党内走资派”身上。五月十四日“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杂志第五期上发表的署名“康立”的文章《司马光登台一年》，便是“四人帮”内心活动的最好的写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写这种文章“目的无非是借古喻今，影射当前是复辟的局面。”而这一篇文章恰是“从题目到内容，点子想得很巧妙”的佳作。他们要通过对邓小平上台一年的分析，“给‘他’一个总结”，而“现在批判不是计对现在台上的人”这句话则把‘他’字点得再清楚不过了。为此，在“双追”运动中，“四人帮”一伙有意要挖出一个“幕后策划的司令部”。北京市公安局主

要负责人曾扬言，今后深挖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派”，

“对高级干部、部长、司局长、军师以上干部的线索，局处领导要把关，要专门研究”。邓小平的女儿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虽然当时病休在家，公安部门也要“通过邓小平的女儿追邓小平”；邓小平有个妹妹在第二炮兵司令部工作，二炮便成了追查邓小平的重要渠道；为了追邓小平，还将他儿子所在学校的同学抓起来审查。通过他们掌握的所谓线索，还追到了叶剑英、刘伯承等人身上。

姚文元则在舆论宣传阵地大打出手。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转告姚文元的话说：“据群众来信揭发：朱（朱穆之）、穆（穆青）、李（李琴）曾传播过所谓‘四人帮’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望他们交代谣言来源和扩散情况，向中央写简报。”企图扼住宣传部门的喉咙。

由于天安门事件的意外打击，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五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五月二十七日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人们从电视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毛泽东面容谯悴，缺乏表情，双目微睁，行动不便，宽大的裤脚管下露出了缺乏肌肉的足踝，叠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大摞方形纸块和一闪而过取纸擦拭口角的镜头，使人们不由地将中风后遗症与之联系在一起。据说他还患有帕金森氏症，亦即震颤麻痹。对毛泽东形象的公开报道，有损于留在人们脑际中对毛泽东形象的美好回忆。为此，在布托离开中国大陆去香港之时，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从毛泽东的实际徤康情况来看，他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脑力来领导整个中国，这就给了“四人帮”一伙不时假传“圣旨”，胡作非为的可乘之机。

从此，“四人帮”一伙为了自己的利益，更疯狂地置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于不顾。一九七六年五月，张春桥就铁路交通混乱、火车晚点问题对女儿张维维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怎么能比那个。”这就是他们这一内心活动的最好写照。

正是由于权势欲迷了一伙人的心窍，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揪“党内走资派”的活动弄得更加光怪陆离。

一九七六年六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原定讨论有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问题。“四人帮”一伙的走卒，原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却企图将矛头指向党内，说什么公安工作到了一个“转折点”，“要转好思想弯子，适应新的形势”。在他们起草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上，说什么“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强令与会者讨论“对走资派怎样实行专政”，“怎样侦察”，并要各省公安局长申报“那里有几个走资派”。

从辽宁来京作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仍把辽宁省作为自己的经营基地。在“四人帮”一伙紧锣密鼓，一个个登台表演揪“党内走资派”的大汇演中，毛远新一方面在北京活动，同时又不断地向辽宁发号施令，说什么“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现在出来闹的都是小喽啰，大人物不好轻易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等等。毛远新的部下则鹦鹉学舌似地利用各种机会，应用各种手段，四处鼓噪。原辽宁省委书记李伯秋借抓民兵工作反复宣讲：“现在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在党内，民兵工作的任务转变也就在这里〃，“我们民兵工作现在不做好，等到大难、国难临头，那就来不及了。”他还指令下属的公安部门要专门组织人力研究“对党内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等问题。

“四人帮”的成员王洪文利用毛泽东不久前说过“国内问题要注意”的话，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并要他的秘书肖木根据他的讲话内容整理起草。王洪文说：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领导干部换掉。企图通过毛泽东的许诺，为他们一伙揪走资派制造舆论。

六月十八日，“四人帮”一伙利用在中央握有的大权，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布T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鋭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

唳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

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

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两报一刊社论将上述“批示”公布于众了。

“四人帮”一伙所以在这个时候公布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批示”，当然是为他们鼓噪的揪党内走资派的运动找依据、壮胆子。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迟群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点问题是当权派”，“首先看第一把手，要耵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我们学校就是要盯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对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等人说，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舒龙山、叶正光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七机部副部长曹光琳心领神会，学着王洪文的腔调说话。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深度上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叶正光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舒龙山说：“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扬言：“舒龙山思想，就是解决领导权再加上铁的手腕”，对部、院领导机关要“进行一次大手术”。于是，在七机部演出了层层揪走资派，拉拢亲信，突击“入党”、“提干”，改组各级领导班子的闹剧。

毛远新、迟群利用中国科学院的柳忠阳、肖剑秋等人在科学院“大闹天宫”。他们把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对科学院进行的整顿称之为“复辟”，把在胡耀邦主持下，为整顿科学院而制定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斥之为“复辟纲领”，把对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及政治部的调整诬之为“拼凑复辟班子”，“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叫嚣要“顺藤摸瓜”揪出“资产阶級司令部”。一九七六年七月，姚文元又布置科学院调查“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同自然科学工作有何关系”，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现状与历史。柳忠阳等人很是起劲，扬言要用“路线分析”大揪“走资派”，把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百分之七十的成员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干部打成“还乡团”、“复辟势力”，并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把个科学院弄得乌烟瘴气。

把持着清华大学大权的迟群、谢静宜，还一心要利用尚未成熟的青年学生做他们的炮灰。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清华大学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上，迟群难以忘怀头一年七、八、九月四起的“谣言”把他弄得焦头烂额、无地自容的境况，开口便是，“放暑假了，今年又是七、八、九”，说出了他内心的酸辣苦甜咸。当他想到如今的荣誉、地位和近半年多来的奋争拚斗，鼓动学生为他和他那一伙人去卖力，便成了他讲话的中心内容。他向学生宣教：“我们开门办学，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谏，遇到当地运动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每一个同志，我们不是世外桃源，早訧介入了。”言外之意，放假期间当然要介入。至于怎样介入，迟群说道.•“提高警惕，警惕谁呀？首先警惕走资派，就是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首先要注意走资派的动向。”

朱德委员长的逝世

正当“四人帮”一伙鼓动在全国上下开展大规模揪“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的讣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七月十一日，在北京为芣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冲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朱德是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盛誉的老革命家。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岗山会师，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骋驰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了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总司令”便成了人民对朱德最崇敬的称呼，而朱德本人魁武挺拔的身躯，气宇轩昂的神态，慈和安祥的面容，配着能透出军人刚毅性格的目光，便构成了人们对他难以忘怀的尊敬的原因。朱德的突然病逝，对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面对着“四人帮”一伙以揪“党内走资派”来搅乱视听的卑鄙作为，人们咬牙切齿地痛恨。当逐渐传出朱德是在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活动受凉而诱发肺炎，在肺炎初愈又因吃了半根生黄瓜而死于肠炎时，不由生起了重重疑虑。人们私语窃窃，议论着朱德与“四人帮”的斗争及对邓小平工作的支持。在相当范围内也传述着王洪文在朱德面前屡遭奚落的各类政治笑话：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言以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

“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广大中国人民与“四人帮”一伙对立的基本情绪，“四人帮”不可能毫无察觉。在传说朱德元帅因人民大会堂不适时地开放冷气而致死之后，“四人帮”以揪“党内走资派”清扫对立面的心更加狠毒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召开的计划工作座谈会是“四人帮”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的一次表演。会议前夕，上海组的黄涛与王洪文直通电话，王洪文对黄涛说，“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政治局最近开会，谈到外贸问题，要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黄涛则借口“现在有些新动向，值得注意”，告了谷牧一状。王洪文立即表示支持，说对老干部绝不要客气，要“给任务套住他，抓住辫子批判他，时机一到打倒他……”。辽宁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四人帮”授意下，也早作好了准备。第一天会议结束不久，王洪文便亲自到京西宾馆找黄涛等人，黄涛说道：“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洪文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到他们头上去了”，“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此后，王洪文又三次窜到京西宾馆，向上海组、辽宁组的成员密授机宜，说“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有主子撑腰，奴才顿觉自命不凡，七月十三日下午，黄涛在华东组发言道：“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虽然邓小平并未参加一九七五年的务虚会，黄涛仍煞有介事地说：“去年的经济工作6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的风源，盖出于此吧！？”并批判“邓小平为头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辽宁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议期间谈到务虚会等问题时说：“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陋？我看不是”。“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他还对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提出质问说：“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此间，《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上同时刊出《上海造船工业十年》和《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两篇文章，则配合了“四人帮”一伙在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表演。

在政治局召开的听取计划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的会议上，尽管张春桥以“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等言词为上海组、辽宁组的发言开绿灯，但座谈会上的某些不正常现象仍然遭到了众多的非议，以致王洪文不得不下令让上海组在印发发言稿时将某些过于露骨的话作了些修改。从“四人帮”的积极表演来看，这次座谈会是他们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口号的大反“党内走资派”的又一次动员。

就在中央计划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前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密谋策划，以王洪文名义拟出了全面夺取党、政、军权的计划，只是他们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公诸于世。但是，他们仍然以计划为蓝本，指挥和遥控全国各省市的“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迟群是煽动揪党内走资派的急先锋。七月十八日他在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再次煽动道：“暑假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丨这是最大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要怕。”对由于揪“走资派”造成的社会和生产的混乱，迟群欲盖弥彰地解释道：“有的工厂乱，表面上好象是批邓带来的，实际上是走资派破坏，为什么有人脱离这些来讲乱，这就要讲辩证法。一时有些地区可能出现某些暂时安定，而终究要乱的。上层建筑破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本来是更好批走资派，笼统讲乱，不讲来龙去脉，讲不清楚，……”当迟群说到教育部长周荣鑫说他这几年“凭风办事”时，他毫无愧色地大声叫道：“我们凭东风有什么不好？只要给我们生存条件，就要和他斗，不然人活着干什么？！”并借机对刘冰去年对迟群、谢静宜的批评，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回击，以鼓动青年学生，仿照他那一伙子人的榜样，利用开门办学去大乱社会。在迟群、谢静宜反复叫嚷“清华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能踉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斗争上”的影响下，清华大学不仅一切工作围绕“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任务”转，还在“开门办学”的口号下插手全国。他们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解放军部队共一百九十余个单位挂钩联系，利用开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同时，利用清华大学在外地的分校，将诬陷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对外开放，并按照迟群、谢静宜拟定的“接待提纲”接待了各地一千五百多个单位的近十万人9

在云南，“四人帮”的走卒朱克家不停地打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招牌，在“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司令斗争到底”的口号下，不仅插手学校、机关，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代理人”，而且插手军队，攻击昆明部队某某是“民主派”，说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昆明部队没有转好弯子”，“云南的事现在不能定，中央已產掌握了大批材料，要在今后解决”等等。_州出现了武力转变，棍棒夺权的局面，有的县为了夺权，竟打开监狱找“左派”。

“四人帮”安插在青海喾委内的爪牙，此时更加张牙舞爪。他们写信给江青及其一伙人，声称要警惕“新老走资派”“变换手法，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又在中央推出代表他们利益和愿望的人物上台”，“实现其以‘硫化铜，冒充‘真金’的阴谋诡计”，“要牢牢掌握各级的党政军大权，首先要确保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叫嚷，“今年七、八、九是我们大干的时候”，“不要批死的，要批活的”……于是，出现层层揪“代理人”，到处有人拉队伍，立山头，抢汽车，抢广播器材，游斗干部，软禁围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事情。同时，诬蔑各级干部是“猪、狗、猴、牛”，给许多干部扣上“走资派”、“还乡团”、“投降派”的帽子。说什么，“从fl委到基层有一条又臭又长又粗的大黑线”，“老干部大多数是民主派、走资派，娃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对此，“必须在组织上认真解决问题”，要“分别不同情况，采用批判、调职、降职和坚决的组织措施，从组织上摧垮翻案复辟势力及其主要阶级基础。”在福建省，“四人帮”一伙非常注意发展他们的帮派势力。安插在省委中的亲信可以和主子直接联系。加上&以为

“中央领导很注意我这个人”，不时掏出笔记本拍着胸脯表白，“我有电话号码，我有我的中央的支持”的李庆霖的配合，把个福建省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少数人结成一个小集团，密谋策划，组织省委常委会议领导小组，改选会议秘书长，增设“列席常委”，以期取代福建省委。在“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有帅就会有副帅，帅下有将，将下有校，校下有兵”的幌子下，层层揪“代理人”、“还乡团长”、“还乡困丁”，一浪未平又起一浪。他们还公然将矛头对着三军领导人，说他们是“黑干将”、“黑后台”，“闽赣两省的太上皇”，并用“以战备压批邓”的大棒攻击军队。他们还到处煽动群众，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用打、砸、抢、抓等手段，用挂牌游行等方法，制造混乱，妄图乱中夺权。

“四人帮”一伙在广州的走卒也大呼大应，准备大乱广州。他们扬言，“一场大决战无法避免”，“要进行第二次夺权”。到处散布“中央有邓小平，省市委、地县、局、基层都有小邓小平”，导演了一幕幕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的闹剧。

在北京的谢静宜更是到处攻击老干部，说什么，“人大常委会开会时，你看那个样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些老头，有的是瞎子，有的是聋子，有的是小车推来的，有的是别人扶来的，有的是拄拐棍来的，有的抱着枕头（指氧气袋）。开--次会，有的上厕所三、四次。委员长讲话，得秘书在旁提词，讲两个问题忘一个问题。”

正当“四人帮”一伙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幌子，挑动各种力量，大乱中国，以图乱中夺权的闹剧愈演愈烈之时，七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并波及夫津市和北京市。地震中心城镇几夷为平地，累计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余人，重伤十六万四千余人。地震当天，中共中央便向灾区发了慰问电，八月四日，又派出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号召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四人帮”一伙认为又有机可乘了*一方面，他们以中央首长姿态表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利用接见抗震救灾人员的机会着意表演，利用宣传工具着意宣传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叫嚷“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唐山地震不过一百万人的事，唐山才死了几十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邓是八亿人的事”，“不能拿救灾压批邓”，在地震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第九期发表的署名戚承楼的《地转实为新地兆一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便是根据地震后姚文元哼出的诗“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愈经磨练，意志愈坚”，及他抄录的洪秀全《地震诏》的内容炮制的。文章称《地震诏〉〉是“宣言书”、“声讨书”和“进军令”，它“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因此，应该“热烈地欢呼自然界和社会的大变动”并由此“创造出一个新天地新世界”来。这恰恰道出了“四人帮”一伙想利用地震这一自然现象为他们阴谋篡权制造舆论的痴心妄想。

就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并发给每人一册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于是，批判“三株大毒草”成了各单位政治学习的唯一内容。好象这样，“批邓”便深入人心了。殊不知，经历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早已视“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斗争为糠屑。他们海望着安定、繁荣的生活，愿意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为中华民族创造美好的明天。用来“批邓”的三本小册子中附录的邓小平在整顿中奉行的三项指示，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邓小平的所做所为，也更加怀念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通过整顿使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每一点成绩。人们私下议论，学习了三本小趼子要批的原件，不仅看不出什么问题，反而觉得邓小平的主张完全正确。

在同一个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认识和言论行为是千差万别的。就在人们普遍暗中唾弃“四人帮”一伙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幌子进行抢班夺权的丑恶表演之时，跟在“四人帮”一伙后面竭力表演，以便日后捞个一官半职的也大有人在。

张铁生是被“四人帮”推上历史舞台的臭名昭著的“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竭尽全力继续他那丑角的表演。在迟群、谢静宜的亲自提携下，一九七六年春节前后，张铁生曾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山西省大寨、太原等地大放厥词，与“四人帮”一伙召开的打招呼会相呼应，博得了“四人帮”一伙的更大赏识，致使他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继续增大。他口口声声叫嚷，“我的讲话不是随心所欲提出来的”，“是有精神的”，这就更增添了他言行的迷惑力。八月十三日，他在沈阳军区某部二营中说：“党内资产阶级，军内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呀，在部队尤其厉害”。“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咱部队是什么态度？也去推行赌如果抵制的话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跟着走、顺着干的话，性质就变了，雇佣军或者是一个御

用军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说明了就张铁生这样一个人物，爪子之长，不仅伸入地方，而且伸进了军队。

在陕西省铜川市，“四人帮”的走卒大叫大嚷反对“整顿”，说什么，“整顿就是铜川问题的要害”。他们还不断写信、送材料给“四人帮”在上海、清华大学和人民日报社的亲信、污蔑整顿是树立“黑典型”、“黑样板”。在这伙人的干扰下，铜川的生产形势急转直下，严重影响了陕西省的产煤计划。陕西省省会西安市，也被“四人帮”一伙的走卒扰得不得安宁。西安东方红机械厂的许多党委成员被扣上“走资派”、“投降派”、“复辟狂”、“还乡团分团长”等大帽子。跟着“四人帮”一唱一和的人还作出宣布“改组党委”的决定，把经过调整的工厂企业弄得一踏糊涂。宝鸡市委内跟着“四人帮”跑的人为了给“矛头向上”、“层层揪走资派”树立榜样，将两位“住过窑洞开过荒，抗日战_负过伤，抗美援朝过大江”的老干部扣以“民主派”、“走资派”的帽子，进行典型剖析，大会批，小会评，还要下属单位跟着学，跟着干。陕西省的不少地区、厂矿还出现了“不解决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就是要做官”等奇谈怪论，有人还大喊大叫要提拔青年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不断追随“四人帮”路线的人上台制造舆论。

“四人帮”安插在湖北的亲信，按照“四人帮”说的“你们的对象是省委，要盯住省委，要注意党内资产阶级的动向，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依靠造反派”及“大胆干，别怕人家告状”的指示下，自诩“到哪里去都是中央备了案”的人物，说什么，“你们有你们的中央，我们有我们的中央！”

“我们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请示过中央，都向中央汇报过。”他们污蔑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被走资派把持”；把不支持他们的干部统统扣上“走资派”、“还乡团”的帽子；把不同意他们做法的群众扣以“走资派派生出来的”、“右倾复辟势力”、“文化革命的反对派”等等罪名。还四处宣传，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大叫“我们不当官谁当官？我们不掌权谁掌权？”聒不知耻地说，“要安排我们职务就快安排，运动多，下一个运动不知道又搞什么？现在不安排，下一个运动一来，就又往下拖了！”为此，他们四处插手，诬蔑地县领导班子是“忠义堂”“敌占区”。“要把他一扫平”，“送进火葬场”，“要闹得地委不安宁、县委不安宁、各镇、各公社党委不安宁”，“不让他们睡觉、吃饭，直到交权为止。”并用“围而不打”、“打衙不围”、“内外夹攻”、“又围又打，各个击破”的车轮战术，对待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在叫嚷着“老中青就是老中造”的同时，他们“打旗帜、挂牌子（革委会）、建班子”，扬言“要以革委会为基地，扎扎实实地搞”。威逼省委同意他们上台，说什么“入党提干的唯一标准就是我们这些人”，“现在要充分利用我们在政治上占上风的有利时机，大打一场翻身仗”，“这次要当仁不让了，要入党，要作官，湖北省委的大权由我们掌定了”。并向省委提出，要有他们的八个人进省委常委，其中四个人当书记，说，“谁反对我们掌权，谁就要碰得头破血流，谁就是党内走资派”，“我们就是要象割韭菜一样，把所有老家伙一批批地搞掉，发展提拔造反派”。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造反派还出动挂有自立山头牌子的宣传幸，打着旗子，在武汉三镇乱冲乱撞，造夺权舆论，冲击省委机关，强行进驻省委和招待所9

江西省里“四人帮”的亲信，一直与主子配合默契。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江西日报》因不适时地登了张春桥指使写的《林彪与朱熹理学》一文，受到了省委的批评，酿成所谓“八•一三”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王洪文有意鼓动江西走卒反对省委。有一次，王洪文对江西省到京开会的省委领导说，“他（指其亲信）写批林批孔文章有什么错？”“你们所批判的，正是他正确的地方”。江青当即帮腔：“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嘛！”有了主子的支持，江西省的“四人帮”走卒发出“要起来斗争，‘八•一三，的案是一定要翻的”誓言，并于八月上旬开始行动。他们指使人冲进部队医院，砸了电话，撬开窗户，把正在输氧输液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强行拖上殡仪馆装尸体的汽车，在南昌街头“游斗”、“示众”。报社的几个人还在八月十四日冲进医院，在病榻前围攻省委主要负责人，叫嚷“这个案翻定了”。他们还到处张贴“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吃香”，“斗走资派光荣”、

“迎着风浪上，面对阻力行，顶着压力干”等标语。在“留一个，是个祸；留一双，要遭殃；三个不打倒，江西不得了”的思想指导下，江西全省刮起了层层揪“代理人”的狂风。

“四人帮”一伙在四川的走卒，自称“张姚派”、“通天左派”，也在竭尽全力地进行表演。他们叫嚷，“社会主义圾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走资派的矛盾”，鼓吹“造反派是革命的主力军”，“领导班子中造反派必须占绝对优势”，提出“造反派入党掌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强令一些单位办“学习班”，以“帮助党委负责同志转弯子”为借口，逼迫党委负责人在“入党、提干、改组班子”上表态，说什么“现在的问题，实质是领导权问题”，“我们就是要入党，就

是要当官，就是要掌权”。在“批邓”的口号下，他们以“邓小平有一帮人”，“走资派在省、市都有”为由，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领导班子。一九七六年八月，成都市的几个人以向省委汇报工作的名义，强令省委和市委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他们企图在大会上批“以防震破坏批邓、破坏生产的走资派”，妄图层层揪“代理人”。在“四人帮”指挥下，四川省境内，揪斗、绑架、游斗“代理人”的事件层出不穷，一直波及到军队。

“四人帮”的老窝上海市委，提出要发挥老红卫兵的作用。他们到处找人开会，请老红卫兵看电影、吃点心，并称之为“老战友”，说“要纳新”。在“上海要多为外地输送地委以上干部”思想指导下，要老红卫兵想得远一点，准备“今冬明春要作出贡献。”七至八月间，王洪文来到上海，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希望尽速用存放在仓库里的枪支弹药进一步装备上海的“第二武装”。八月，曾经当面向江青表忠心的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向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泄漏他所管辖的部队的人心背向，说某某部队不听指挥，是对上海的巨大威胁。为此，第二天，马天水便在一个要求分发武器的报告上批示“立即发”。枪枝七万四千多件，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万发便很快分发到上海基层了。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唐山地震对毛泽东是一次巨大的震动。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发生地震时，警卫人员将毛泽东抬出屋外，他似乎还不知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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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什么意外。过度的精神创伤使他从此进入了难以自我控制的意识状态而卧床不起。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与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常委同意，趁江青外出活动之机，至病榻前探视毛泽东。毛微微睁开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在问李敏今年多大岁数后，即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良久，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将手慢慢抽出，谁知，毛竟将女儿手紧紧攥住，缓缓睁开饱含泪水的眼睛，心中翻腾着，慢语道出李敏的准确出生日期。这是毛泽东十分清醒的时刻。

正是因为“四人帮”非常了解毛泽东的病情，知道他不久于人世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四人帮”一伙妄图篡权的心情更急切了，行动也更露骨了。

一九七六年八月底，张春桥、姚文元密令《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写组“紧急动员”、“集中方量”，提前编写“赫鲁晓夫上台”的资料。提出要着重写赫鲁晓夫怎样作秘密报告，怎样与朱可夫一起搞军事政变等。并一再强调要保密，因为它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马天水还多次催促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译出来，越快越好，之后不久，姚文元又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布置复旦大学图书馆整理刘琨给东晋元帝的《劝迸表》，以便在“蒸黎不可以无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的现实条件下，为“四人帮”一伙篡夺最高领导权造舆论。

江青则在几乎同一时期布置她的写作组，赶快搞一个材料，说明刘邦死后，“吕后是怎样把各个诸侯王一个一个搞掉的。”

江青自认为，毛泽东之后她是当然的接班人。为此，趁毛泽东在世之时，她四处活动。八月二十六日，江青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视察”，散布要学习中国通史，特别是世界史，说俾斯麦、梯也尔、拿破仑死后，他们的妻子都受迫害。于是，她大声疾呼；“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但我们无产阶级不空悲切，要加油干，干革命”。为了宣传自己，江青还要迟群通过新华社记者，请北京日报社派记者随同采访她的视察活动，并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此条消息虽然最终未能发成，但江青的动机却是昭然若揭的。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又窜到小靳庄大放厥词。她象泼妇骂街似地辱骂“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7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同时，她大肆宣讲“母系社会”，说什么“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八月三十日，江青身着半新的军装，斜背着黄挎包，挎包带上还扎了一条白毛巾，由小靳庄窜到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驻地。她一下车，看到人群里有两个女战士，忙过去和她们握手，口称“我不和你们男的握手，我是大女子主义”3到连队后，大讲“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并故作姿态给战士擦汗留影。

“四人帮”的喽喽们也在活动。九月二日，陈阿大从上海窜到北京，见到了王洪文。回沪后便大讲，王、张、江、姚是

正确路线的代表。

九月二日，毛泽东病情恶化，江青要去大寨，毛泽东未同意。于是，江青第二次又报告，硬要毛泽东同意。九月三日，江青窜到大寨，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叫，“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我的，……”并在大寨接待站召开“批邓会”。为了显示她的权力和地位，江青到处散布，“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在供销社购买物品时，又大讲她那一套“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的论调。

九月五日晚，中央急电江青立即返京，江青却继续和警卫人员及两名医生一起打扑克，打到十一点才上车回京。此时，毛泽东病情笃重，处于病危状态。

九月七日，江青没有守护在病危的毛泽东身边，却跑到新华印刷厂，要他们印《李太白全集》大字书，还特别提到一个典故：秦始皇出游，遇到一个献玉，上刻有“今年祖龙死”。当日，江青在看望毛泽东时，与医务人员一-、握手，连连说：“你们应当高兴”，并不顾医生劝阻，不停地给毛泽东擦背，活动四肢，擦爽身粉。晚上，江青又到毛泽东病室找文件，找不到便大发雷霆。

九月八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状态。晨七时，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说什么“我到你们这里来是向主席请了一小时假，但是走资派高级间谍盯我的梢”，还四处请工人吃文冠果，大讲“文官果”就是“文官夺权”。在看护毛泽东时，江青又执意要给他翻身，医务人员说翻身有危险，江青置之不

顾。翻身时，江青在毛泽东身上乱摸，还问有没有毛泽东的遗嘱。她还想通琪翻身搜索毛泽东文件档案柜的钥匙。翻身后，毛泽东颜面青紫，血压上升，立即进行了抢救。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九月九日中午，当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下午三时有重要广

，+

播”的消息时，很多人已猜测到是播放毛泽东的讣告。下午三时整，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同时在哀乐声中播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了“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彼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听众的反应是有震惊，有悲哀，有平淡，有亢奋。然而，无论如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者，连续执政二十七年而突然从政洽舞台上消逝，总会带来社会的巨大震动。

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

眼看着中国最高领导职位的空缺，“四人帮”一伙当然要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准备必要时破釜沉舟。

作为“四人帮”的内线人物，迟群很快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为了表明他地位的非同小可，九日下午二时半，迟群便在有八百人参加的清华大挙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上宣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比电台发布讣告提前了半小时。迟群还在

会上大肆兜售从“四人帮”那里直接贩卖来的货色，在“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下，鼓动清华大学民兵师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并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战备值班”。在列举了“我们的毛主席在党内曾经遭到十几次排挤和罢官，十年内战时被夺了权，在一个山洞里生活，相当艰苦”的历史事实后，要大家作好“砍头不要紧”的准备。大会之后，清华大学又召开了系党委书记会议，迟群强调“大家要坚定、镇静、化悲痛为力量，特别要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再一次“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

“四人帮”一伙的前台小丑张铁生九月九日夜晚从铁岭赶到沈阳，要求向团委领等汇报情况，实质土是传递“四人帮”一伙对形势看法的消息*他学着“四人帮”的腔调，强调“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他诽谤“四屈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为此，他“是下了决心，做好了准备”，“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九月十日，张铁生继续在沈阳活动。十月十四日张铁生说，要“特别要警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表演。如果天安门再出现反革命事件，那将可能是全国性的复辟”这些话，也反映出“四人帮”一伙自知孤立的空虚心理，并因此造成了他们一伙为夺权必须耍弄更多的花招。

在上海，王秀珍、陈阿大也到处散布“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

中央斗争很复杂。”

“四人帮〃一伙最大的法宝就是有江青这位毛泽东夫人，为此，他们想方设法要利用毛泽东在社会舆论上的崇高威望作文章。

从毛泽东逝世起，江青便一反常态，每天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那里，要求看毛泽东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泽东的其它手迹，以便利用毛泽东的言论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同时，他们精心构想毛泽东的所谓“临终嘱咐”，炮制了九月十六日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拋出的《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文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几个字特地用了黑体字。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江青按照庇隆夫人楷模，身着黑衫，头披黑纱，毫无悲恸之情，沉着脸，或许正在思忖她将会象庇隆夫人一样继承最高权力；张春桥则站在江青一旁，或许正在垂涎总理这个职位；梦想当上委员长的王洪文，此时正伸长脖子站在致悼词的华国锋旁侧；姚文元则在翻搅他腹中的墨汁，准备在舆论上掀起大浪。“四人帮”内心的喜悦在大庭广众之下甚至有时无法掩饰。他们深信，掌握中国最高领导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殊不知，社会上的种种传谣和对“四人帮”的各自表演的唾骂，正说明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

野心是自我的放大镜。追悼会之后，“四人帮”一伙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子迈得更大更急促了。

江青三番五次找张玉凤索要文件。毛远新还伙同江青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泽东与杨得志、王六生两次谈话的记录稿。为此，张玉凤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要求追回这两份文件。同时，政治局研究决定，准备封存张玉风所存管的文件。

毛远新在东北的小喽喽们认为“一人当政，鸡犬升天”的日子到了。在毛泽东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日，宗明兰等人便迫不及待向毛远新写效忠信，奴才相十足地说：“虽然我们不应打搅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格外想念你，非把我们的心里话告诉你不可！”还令人肉麻地说，“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心事，就是希望你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加强改善和锻炼你那多病的身体，特别是在电视中看到你，就更加感到需要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千万千万注意呀！”有了一伙子人的效忠，毛远新觉得身价似乎又提高了一截，然而，要争个名正言顺，还需要付诸努力。为此，他在九月二十二日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中藏有杀机地说道：“眼泪代替不了战斗”，并建议“研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历史教训”，言外之意，下一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上海那一帮人更是起劲。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亲自返回上海，想就毛泽东遗体处理问题嫁祸于其它领导人。他们有意以“保护主席遗体是不容易的”，“下一步听中央统一安排”为借口，要接受处理遗体的单位拖延处理时间，以便一旦遗体处理不当而影响保存时，利用毛泽东的社会威望，将反对毛泽东的罪名加在其它领导人头上e

九月二十三日，张春桥逋过肖木给上海一封密信，说什么“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九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又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中央今后搞集体领导；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再次派肖木送口信给上海市委，要他们“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以林彪为名，示意现在有人“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九月底、十月初，江青为当女皇，到清华大学分校、二七机车车辆厂等单位频频活动，到处发表演说。她蛊惑群众道：

“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华国锋同志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主席提议的，主席说得这么明确，你们明白吗？”为了给她当女皇造舆论，她反复讲，“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说得他们都目瞪口呆。’她说中央文革有两派，暗示如今中央也有两派。并以康熙皇帝为例说，“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头，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寓意她为了登基可能要采取非常手段。她还恬不知耻地再次宣扬，“你们知道吗？天桥有一个胡同，叫相公堂子，这就是男妓院”，“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在摘苹果的时候，她说，“苹果也留着吧，过盛大的节日时再吃吧”，道

出了她那一伙人妄图取得夺权胜利的野心，

“按既定方针办”

''    I

姚文元仍然扮演刀笔吏的角色，为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四处奔波。九月十七日，他给新华社打电话指示：“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照既定方针办。九月十九日，又指示新华社：“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九月二十日，姚文元再次指示新华社：“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姚文元千叮万嘱宣传毛泽东临终嘱咐，仍觉得不放心，九月二十三日，又电告新华社：“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十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毛泽东自九月初起，经常处于病危和昏迷、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这一点，不仅“四人帮”清楚，华国锋等人也十分清楚。然而，从九月十六日在报刊上用黑体字印出毛泽东临终◎咐“按既定方针办”之后，在姚文元多次指示精神下，从九月十七至三十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六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初步统计，此间，上述报刊发表悼念毛泽东的报道和文章三百九十八篇，其中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二百三十六篇。十七、十八两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安排了“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大标题，十七日，两报的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文汇报》共安排有“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大标题六次，其中九月二十日第五版头条位置通栏大标题是：《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夺取更大胜利》；九月二十一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解放日报》九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二十四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上海郊区四百万人民坚决按既定方针办》，《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既定方针》；九月三十日，还在头版正中刊登了题为《按既定方针办》的大幅宣传画。从九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上述报纸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当作毛泽东语录登在报头上，其中有两、三天只用这一条。《学习与批判》杂志则在第十期刊出本刊记者著文《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一伙捏造并大肆宣传“临终嘱咐”的伎俩引起了知情的政界人士的警觉，特别是华国锋和叶剑英。此时，他们可能回想到在毛泽东病重的九月七日发生的不正常情况p当

时，规定政治局委员轮流看望毛泽东，每个人带一个秘书。王洪文却带了两个秘书，一个去看毛泽东，另一个就用毛的电话给各省打电话，要求各省有什么事直接找王洪文联系，而越过华国锋。张平化接到王洪文的电话，感到事情蹊跷，当日下午与华国锋直通电话，华说不知道这一情况，并将此_告诉了叶剑英，他们都认为有问题。第二天，又以中央名义给各省市打电话，通知有事就直接找华国锋。

十月二日，又发生了一次不正常的情况。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到北京来。沈阳军区打电适向叶剑英报告。叶剑英命令这个师立即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看来，“四人帮”一伙早有密谋，并在准备行动了。为此，十月二日，华国锋在乔冠华九月三十日送审的C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刪去了。”

事1#的真象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形势，并对某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泽东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招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与会的江青、王洪文均有记录。

“四人帮”的活动更加频繁起来。十月初，张春桥亲笔写的一个提纲中有这样的话：“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几乎同时，王洪文'一下子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脤的标准相和办公相一百一十四

张，并从二十七张八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相，叫人按照周恩来标准相的样子进行修版，留做后用。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十月三日深夜，迟群又催促清华太学连夜“加快整理”出自六月下旬开始的，从《群众来访摘报》及《国内动态清样》中综合编写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并于十月四日匆匆要走。

就在十月四日这^天，上午十一时三十七分，江青带着三十余人到景山苹果山摘、苹果。十二时十分到北海仿膳用餐。他们一面吃饭，一面开会。服务员听到江青说：“这个会本来应该七号开，今天咱们提前开，……阶级敌人造我的谣……，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在这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贏得胜利的保证”。而“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走索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

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篇文章是一颗信号弹，它既给“四人帮”及其一伙要加快斗争步伐的指示，也让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看到，“四人帮”篡权的时间迫在眉睫。是惩罚他们的时候了。

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研究出基本对策的基础上，十月五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总参所在地西山，召开了除“四人帮”以外的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采取果断措施，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并决定具体计划由汪东兴执行。

此间，“四人帮”一伙的活动也在继续进行。十月五日，迟群以送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为名，给毛远新去信，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话音下，通了暗语，便是他们一伙加紧秘密串联的佐证。

“兵贵神速”，就在“四人帮”加紧篡觉夺权的最后准备阶段，六日凌晨，汪东兴到钓鱼台，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据传，抓走江青时，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向她吐口水，这说明“四人帮”一伙是多么不得人心，多么狂妄自尊，以至连身边的1作人员都对她极端反感。    -

、在逮捕“四人帮”的同时，毛S新等人也被捕了。

“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并不知道“四人帮”已遭不测。十月六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还大肆吹捧江青，并带着挑衅的口吻大讲特讲斯

大林死后苏联的政权状况，说，“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赶下来就是了。”还洋洋自得地宣传：“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是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五日、六日，迟群还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一九七五年就刘冰等人上书信件中央所发的文件，有意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亲密而又不寻常。就在他们梦想顺着江青的梯子往上爬的最得意的时刻，七日，北京市委通知迟群、谢静宜到市委开紧急会议，他们一到便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并当场予以逮捕。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十月八日，北京部队系统开始私下流传“四人帮”伏首就擒的消息，无不人心大快。据云，北京各部队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各种规模的小型祝酒欢庆活动以半公开的形式连锁进行着。

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i员会共同作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十月十日凌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两项决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大字标题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两项决定。

首都北京的市民，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从八日起在部陇流传的有关“四人帮”下场的消息，渐渐

传入了耳蜗，并于十月十日在一般市民中迅猛传开。市场上髙级瓶装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人们半公开地议论着“四人帮”一伙的可耻下场，并预言邓小平必将彻底平反，恢复原职。

十月十日这一天的最后一秒钟刚刚过去，一队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四人帮”笔杆子“梁效”的所在地北京大学内朗润园湖边的一座小楼，并通知“梁效”笔杆子们立即到一楼会客室集中。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军官当即宣布：“中央决定，〈梁效’的材料封存上交。现在大家就收拾一下自己的用具，回家去，、明天到校党委集中学习。但主要负责人不能走……”在“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几乎疯狂了三年的“四人帮”这一御用班子，就此散伙了。

余党末日

上海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一个最顽固的反革命堡垒。由于它远离中央所在地，因此要攻下这个堡金必定要费些周折。

十月七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赴京开会。上午九时，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马天水向大家宣布了这件事。按照惯例，每次去北京开会都有“四人帮”事先通气，这次却发生了异常。因此，上海市委成员无不深感震惊。一种不祥之兆下意识地袭向每个人的心头。为此，会上商定，马天水一行到京后两小时就给上海通电话。

留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心急如焚，不停地打电话到北京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却毫无结

果。马天水要回的电话也无音讯。王洪文、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文秀在电话中找到了在京的于会泳、祝家耀、周宏宝，但他们都说没有见到王、张、姚，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异常。

十月八日，上海的一伙人更加紧张，不断设法与北京联系。中午十二时许，才与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通电话，房佐庭只简单地用暗语回道：“我的老胃病发了”，意即“右派得势了”。然而，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在上海的“四人帮”走卒并摸不到确凿情况，一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下午三时，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金祖敏的秘书廖文金立即飞赴北京探听消息，然后用身体好（情况好），老胃病发作（右派得势）和心肌梗塞（“四人帮”完蛋）这三种暗语尽快向上海汇报情况。徐景贤还把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他们康平路办公室，告之：“你们这几天要注篇新华社的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张、姚）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当晚，廖文金从北京传来消息：我娘心肌梗死了。上海市委常委成员认为，他们想到，但又最不愿意证实，也是最坏的结果发生了。

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办公楼召集常委会，会上纷纷议论，“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因此要“决一死战”。朱永嘉当即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还可以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徐景贤、王秀珍也表示，“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部知道。”经过酝酿，决定：一、现在开始做武装暴动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徐景贤和王秀珍分住两地，王秀珍与冯运柱去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为了慎重起见，徐景贤下了第一遣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晚上十一时许，徐景贤又将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杨新亚、替备师师喪李仁斋找到一块儿密谋警备部队参加暴乱之事。之后，徐景贤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並、叶昌明等三十余人到市民兵指挥部。

徐景贤一行到达丁香花园时，已是十月九日凌晨一时了，为了抓住警备部队，徐景贤又写了第二道手令：“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警备师政治部副主任，电台第一把手）同志的指挥。三连（负责康平路市委办公搂的警卫连）由李仁斋同志告之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李仁斋接到手令，没有报告警备区，便执行了。同时，徐景贤派人分别去报社、电台、写作组，抓笔杆子，制造舆论，与中央抗衡。

王秀珍一行来到民兵指挥部后，制定了民兵行动方案，确定了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秘密指挥点。十月九日凌晨三时许，配带武装的民兵分派到市区各战略要地。还有一呰头戴头盔，手持枪支的民兵开始了昼夜巡逻。

十月九日，中央发布了两项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反复琢

磨，捉摸不透中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行动。他们在上海市区设立的各指挥点架设了十五台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日夜不停地进行联系。一千多名武装民警开始秘密演习。二百二十余辆汽车、摩托车飞奔着，向各个据点运送人员和物资。当天晚上，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在回答询问时表明，王、张、姚都见到了，他们很好，也很忙，回来前他们三人不会再见他了。至此，上海方面松了一口大气。叶昌明甚至庆幸：虚惊了一场。

‘十月十日，当北京市民私下广泛传递着“四人帮”一伙可耻下场的信息时，“四人帮”在上海的走卒也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打听到“四人帮”确实被捕的消息。为此，徐景贤、王秀珍在北上话别时，反复叮嘱下属，“做最坏的打算”，下令民兵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准备着与中央决一死战。

徐景贤、王秀珍到了北京，知道了在首都发生的一切。然而，他们自知此时不过是瓮中之鳖，任何挣扎都将是徒劳。于是，打电话给上海，含糊其词道：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上海仍在紧张地准备暴乱。不过，由于南京军区的瞥告，警备区少数火不再参与活动了。

十二留守上海的一帮人，汇总各方面消息和情况，对“四人帮”的垮台已确信无疑了。因此，他们准备进行暴乱的行动步伐也迈得更大了。傍晚，他们一伙人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大讲“四人帮”给予他们的“恩典”，激起与会者一一表态：坚决干！马振龙说：“一月风暴我们是拎着脑袋干的，今天我们仍要拎着脑袋干”。朱永嘉慷慨陈词：“现在干，在明天天亮六点前干，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瘓。同时，要占领荽害部门，战斗一打响，就拉出横幅，造舆论，提出‘还我江青丨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占领电台，发表《告全国、全世界人民书》。”“我们要决一死战，打出一个巴黎公社来。只要坚持一个礼拜，就会得到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的”。“即使失败了，也是用鲜血教育后代，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中留下惭愧！”并主动要求起草《告全国、全世界人民书》。王知常声泪俱下道：“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可以象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歇斯底里大叫：“马上暴乱！马上暴乱！”肖木狂呼：“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最后，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未在，决定等他们回来后再干。但是，马上要做准备，拟在上海市郊设立三道保卫圈，控制上海重要机关及交通要道，并订出口令，暗语。黄金海还布置拟定了二十余条反动标语口号。各个系统都在向下一级吹风，要“召之即来，血战到底”。发放枪支弹药，武装基层民兵的活动也在紧张地继续进行着。

十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返回上海。他们虽然在中央都作了保证，也知道中央对上海可能发生的暴乱做了严密的部署，但是态度仍然暧昧。张敬标看了马天水等人带来的材料，大哭大跳，大喊大骂道：“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等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手迹没头没尾，谁知道是写给什么人的，这些材料怎么说服得了下层群众？”叶昌明在下午一时向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交代，要他们去各区、局工会通知，“立即尽快向下吹风”，当天晚上要吹到各基层单位，继续在群众中散布与中央的对抗情绪。

当日晚上，上海市委在锦江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精神，宣布了“四

人帮”的彻底复灭，在座的无不有即将来临灭顶之灾的预感，一个个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发出一片“完了，完了”的喊叫声。    ！

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召开的区县局干部会议上，黄涛，叶昌明等人对十月七日以来的所做所为不仅没有认识，还大加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是“同病相怜”。'徐景贤甚至说：“这就象演习一样，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是有思想觉悟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上海人民能调动起来。”；

同一日，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一般群众，然而，内容却被大大压缩了，有关张春桥和上海市委的问题全部删除了。同时，还宣布了“四不准”，限制群众对打倒“四人帮”进行庆祝活动。    丨

正义的行动是扼杀不了的。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师生，冲破种种阻力，首先上街游行。整个上海逐渐投入到欢庆“四人帮”倒台的洪流中。    |

十四日，廖祖康、肖木被押送北京。上海市委新拼凑的领导班子虽然换汤不换药，但是不久，包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内的上海一大帮“四人帮”的党羽，都被群众揪出来了。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终于加入了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行列

从十月二十一日起，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声讨“四人帮”、欢呼人民胜利的集会游行活动，倾吐由衷的情不自禁的欢欣。中国人民经历了十年有余的磨难和斗争，终于羸得了重见天日的喜庆时刻。    '

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三批罪行材料，全国人民掀起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高潮。人们迫切希望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迫切要求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并迅速纠正被“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是非。

J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继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只能曲折地进行着。不过，经过中共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懈努力，顺应人民的要求，邓小平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再次出来工作。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全会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基本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还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开始了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工作，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接着，在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否定“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在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对“四人帮”一伙进行公开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餌成员作了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领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

此后，相继宣判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迟群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刘庆棠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张铁生有期徒刑十五年。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践踏了民主和法制，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这场灾难从反面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前提，即使“文化大革命”或形形色色政治灾难不能再生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中国必须建设^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    v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第三稿完毕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最后定稿

参考女献和主荽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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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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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广西日报》，1976年11月28日《“四人帮”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广州日报》，1976年11月27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6日《〈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淠查》，《辽宁日报》，197#年11月30日《戳穿“四人帮”策划“写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阴谋》，《大众日报》，1976年11月29日《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文汇报》，1976年11月30日

《“四人帮”是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文汇报》，1976年11月30日《满腔仇恨摆战场，重炮猛轰“四人帮”》，《大众日报》，1976年11月30日

《青岛市委召开批判大会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猛烈开炮〉〉，《大众日报》，1976年12月2日《同仇敌忾大掲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大众日报》，1976年11月21日

《江青与林彪是一丘之貉》，《吉忭日报》，1976年12月3日《揭开黑面纱，痛打“白骨精”》，《南方日报》，1976年11月28日《大野心家江青是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天津日报》，1976年月29日《愤怒控诉“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罪行》，《陕西日报》，1976年12月1日《从一个凶恶打手看“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辽宁日报》，1976年12月2日

《中共辽宁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干部群众大会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辽宁日报》，1976年12月1日《“四人帮”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江西日报》，1976年12月2日    、

《彻底清算“四人帮”以及我省极少数几个人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江西日报》，1976年11月29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清算“四人帮”罪行，大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福建日报》，1976年11月25日《穷追猛打“四人帮”，铁扫帚横扫害人虫》，《湖北日报》，1976年12月6日

《“四人帮”是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死敌》，《江西日报》，1976年12月4日

《王洪文多次窜到浙江搞了些什么鬼名堂？》，《浙江日报》，1訂6年12月4日    ^

《杭州一百六十多个工厂提前完成全年计划》，《浙江日报〉〉，1976年12月2日

《假评法批儒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天津日报》，1976年12月4日（〈江青吹捧西方反动电影是为了篡党夺权》，《解放日报》，1976年12月5日

《愤怒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革命滔天罪行〉〉，《云南日报》，1976年12月2日

《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四人帮”》，《福建日报》，1976年12月4日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小报*    二

《八•一八战报》，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战斗兵团主办《七•二九战报》，北京轻工业学院七•二八兵团主办    -

《人大三红》，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编辑部主办《八•八战报》，中央民族歌舞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革命造反派主办

《九•一五》，天津大学九•一五造反兵团主办

《八•一三红卫兵》，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主办

《八•二七战报》，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主办

《人民公社》，北京密云县无产阶级革命輝《人民公社》编辑部主办

《工农兵电影》，北京工农兵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主办

《大庆公社》，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主办

《飞鸣镝》，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主办

《上天》，北京航空学院校刊编辑部主办

《上海交通报》，上海交通报编辑部主办

《工人造反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

《大喊大叫》，上海归国华桥文化革命联络站大喊大叫公社主办

《上海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釋委会主办

《工农南开》，天津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南开大学指挥部、南开大学革委会主办《卫东》，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主办    —

《工人战报》，广州工革会主办

《文革通讯》，竺州大学六*七文革通讯社主办

《文艺革命》，首都文艺界斗批改联络站主办

《井冈山》，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主办

《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主办

《井冈山报》，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主办

《中学文革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

《中学红卫兵》，北京中学红代会海淀区委员会主办

《中学战线〉〉，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战线》编辑部主办

《中学论坛》，北京《中学论坛》编辑部主办

《反逆流》，上海《反逆流》联合编辑委员会主办

《中大红旗》，广州红代会中山大学《中大红旗》编辑部主办4

《反修报》，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主办

《反修红卫兵》，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主办

《东方红》，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

《东方红》，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九一九东方红主办    ，

《东方红》，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主办

《东方红》，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主办

《东方红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通讯社主办    '

《东风报》，首都中学红卫兵司令部主办《东风报》，宁夏青铜峡工程局《东风报》编辑部-主办《讨孔战报》，山东曲阜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北京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主办《北林东方红》，首都三司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北邮东方红》，首都三司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

《只把春来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主办《电影风雷》，首都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主办

《电影批判》，北京市大、中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砸三旧》批判毒草影片战斗组《长征》，北京石油学院545红兵总部、北京公社主办    ，

《外事红旗》，外事系统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联合委员会主办《北海战报》，上海工总司北方海区¥络站主办《光明战报》，北京光明日报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延安战报》，外交部延安造反兵团主办

《全无敌》，首都医革会健康报延安公社主办

《红卫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

《红卫兵报》，首都中学红代会机关主办    ？

《红旗战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主办

《红旗战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红旗红卫兵主办

《红代会战报》，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中专中技半工半读筹委会主办

《红色工人》，河北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主办

《红色宣传》，天津市宣传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主办

《红旗》，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1红代会北航红旗主办

《红旗漫卷》，湖北省武汉市新华农东方红通讯组主办

《红卫兵报》，广西省桂林市大中学校红代会主办

《红三司》，甘肃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主办

《红旗战报》，天津市文联红旗主办

《红风雷》，河南二七公社郑师红旗等主办

《红旗》，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主办

《红色长征报》，甘肃红三司红色长征团政治部主办

《红色造反报》，武汉三司硬革联新武大红色造反团主办

《红卫兵》，贵州省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主办

《批陈战报》，首都红代会批到胨毅联络站主办vz

《批谭战报》，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判谭震林联络站主办

《兵团战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主办

《奔腾急》，北京市教育局革命委员会主办

《首都风雷》，北京中学红卫兵首都风雷宣传部主办

《首都红卫兵》，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

〈（首都红卫兵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办

《政法公社》，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主办    *

〈C政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首都政法兵团主办

《革命工人报》，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主办

《革命串联报》，新北大《革命串联报》编辑部主办

《革命造反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

《革命串联》，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主办

《革命造反报》，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红旗联合主办

《革命造反报》，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主办

《指点江山》，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主办

《战报》，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主办

《追穷寇》，彻底粉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筹备处主办

《复旦战报》，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师主办

《海港战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海港联合指挥部主办

《造反》，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

《鲁迅战报》，江苏省扬州红代会（筹）鲁迅大学，鲁迅战校主办

《新复旦》，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办

《新华农》，湖北省武汉新华农（东方红）主办

《新华工》，武汉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

《新南大》，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办

学生首当其冲挫败刘少奇的斗争刚刚开始，不仅受到当时所谓“走资派”的抵抗，而且受到工人、农民的冲击，这无疑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为此，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扭转这一趋势的发展。九月二日，传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九月七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林彪、陈伯达、江青等说：

“……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9”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还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九月十五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讲话时着重提到，“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接连几天的报纸，也对这一内容作了大量的宣传。学生的激情又被逐渐鼓动起来了。

九月十九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八年，年仅五十岁的万晓塘，由于工作过度疲劳，在洗澡时心脏病发作，无法抢救，而突然离开了人世。二十一日，天津市召开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死亡公告。毛泽东知道后，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一句举足轻重的话，不仅给参加共产党二十九年，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为建设新中国忘我工作的万晓塘定了性，也向人们表明，对万晓塘这类人物的任何宣扬都是不允许的。毛泽东决心排除一切干扰，达到他的既定目标。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辅助了毛泽东的这一活动。

十月一日，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十月三日发行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不仅全文刊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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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国庆讲话，述以《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为题岌表社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一个讲话，一篇社论，成了再一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总动员。

十月六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的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4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张春桥还宣读了这一《紧急指示》上的中共中央批示，批示说：“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坚决贯彻执行。”大会通过了《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虽然，这个运动的发展，就全国而言，很不平衡，但是，北京的形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

自十月四日北航“红旗”夺了学校部分广播权，第二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之后，十月七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了批判以

李臂峰为首的北京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十月八日，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广播站的权并冲向八机部；十月十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召开了“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连夜去外交部搜查“黑材料”。同时，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了校广播站并连续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连连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并冲击到最高人民法院，等等。

炮轰“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

在造起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十月九日，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的是集中解决“中间”（指各级干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会议原定开三天，后又一延再延，至十月二十八日结束，前前后后共计二十天。

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十月十二日林彪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十月二十三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被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明确：r。

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披露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

公开运转的宣传机器只能以如上的方式暗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锋芒所向，以探求群众可能发生的反应。中央文革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触角，就不必那么隐晦了。它早已用习惯了的方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传递给了他们的忠实信徒。十一月二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虽然，在宣传这次接见时，除了没有参加接见活动的康生外，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然而，在接见活动中，毛泽东特地走到刘少奇面前与他交谈了十多分钟，这不仅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前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而且，在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影响下，刘少奇也觉得是莫大的内心安慰。但是，本来意味是终结的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刘少奇被损伤的心灵，还要继续经受挫伤。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置还是由中央文革指挥着。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单独密谈。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立即开始筹备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大规模行动。

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时值寒冬，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王光美等做了毫不留情的“缺席批判”。最后声明，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然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样，就把由上而下部署指挥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计划的实施向前扩展了一大步。使原来对打倒刘、邓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开始去理解这一行动。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了。

一九六六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在全国范围内，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第七章抵制与反抗的潮流

“文化大革命”式的高压所带来的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的行动，丝毫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在中央文革高举大旗带领人们大喊大杀冲锋陷阵时，存在着一股抵制与反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

围绕着对联的辩论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似乎已成定论。在中央文革支持下的反工作组的斗争，使得相当数量居于较高领导职位的“老革命”也受到了冲击。党内残酷斗争的历史使他们不寒而慄。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那些尚未成熟的灵魂似乎飘进了无法捉摸的意境。孩子们聚在一起免不了谈论各自家长的光荣历史，谈论如今各自所处的尴尬境界。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冲动与义愤驱使下，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一出现，就招惹出不少人对它的不同看法来，因此，展开了对对联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写对联的一方坚持己见，并将对联称作了“鬼见愁”。

八月一日晚，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高等院校。以“血统论”为基础的对联，开始在北京传播开来了。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相互对立的学生都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一辩论往往持续到午夜十二时之后。

八月二日凌晨，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被“血统论”烧灼着失去常态的对联的支持者，在传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尤如火上加油，以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八月二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从而导致了清华园内一场因对联引起的互不相让、针锋相对的辩论。

在航院附中、清华大学辩论对联的激情鼓动下，在数千年封建传统影响下本来就隐藏着“血统论”的思想的学生中，开始酝酿着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不久，以清华，北大等院校为开端，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不少学校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主要派别。多年来，在中国土地上受尽歧视，忍够污辱的所谓血统低贱的年轻人更觉得似乎无地自容了。而对立面却趾高气昂，不可一世9

从因果关系来分析，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然而，对对联的宣传起了使高贵子女的父母更加英雄、更加光荣的作用。这无疑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为此，中•央文革立即干预了组织“贫协”的活动。八月四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组织“贫协”活动一事，八月五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六日，受对联影响的一些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讲台始终为支持对联的“革命小将”占据着。那些耀武扬威的表演，虽然激起了不少与会者由心底里产生的厌恶感，然而，这种封建的"血统论”思想却得以在大庭广众之中极度宣扬。当中学生簇扼着“血统论”中最高贵的人的夫人江青，要她表示意见时，她一再重复对联刚刚出世时陈伯达提出的建议，即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激情，一旦冲动的青年扯断羁绊勇猛冲杀时，大概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抑他们了。经过天桥剧场的大辩论，对联的思想在社会上泛滥了。无形之中，也成了一些红卫兵组织的一种指导思想。

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装标志的风气，在中学红卫兵中流行开来了。这些幼稚的孩子们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大人衣服，紧束着宽条皮带，有些人还登了双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加上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实在不怎么文明的字眼和一副副傲慢得不可一世的神态，“高贵”得俨然象

活脱脱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自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出身，而这红，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叫作“自来红”。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受对联的影响，思想异常活跃。八月十二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同一日，北京铁道学院出现了一张与谭力夫大字报只字不差的大字报，只是落款处将“工大”改为“我院”。

当时的社会情况是这样。一方面，代表毛泽东的江青看出了对联中的“英雄”包括着相当数量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因此站在了劝说红卫兵放弃对联观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毛泽东为了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的——打倒刘少奇，煽动了无知的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利用他们盲目崇拜，容易冲动、狂热的特点去为他冲锋陷阵。而红卫兵原则上是由“红五类”出身的人组成的，是一种带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毛泽东的“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包含了对“血统论”的支持。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举动和江青对待对联的看法有某些不吻合之处，这就导致了在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的大字报的事情，并引致了北工大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八月二十日，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篇幅大，内容庞杂，不仅宣扬了“血统论”，也道出了不少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大革命”有复杂感情的青年的某些直觉。他说的“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这类话，就包含着复杂的情绪。

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这样一来，学校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那怡是运动的旁观者都成了红卫兵“专政”的对象。就如同卡米尔•德穆兰所说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简单的注视、忧戚、同情、叹息、乃至沉默，差一点都变成罪行”。在一段时间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便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当然，也有极个别出身“黑五类”的人明明被骂为“狗崽子”、“混蛋”却还獺着脸去踉红卫兵拉近乎，以便讨得红卫兵的青睐，夹在红卫兵中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此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出现过一张题为《飞出了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便是对那些出身“黑五类”的红卫兵打手的尖刻讽刺。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中“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对立面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專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语录本没收。本来，有没有语录本是无所谓的事情，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被打入另册，受人歧视、凌辱，对年少的学生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打击和折磨。更有甚者，是借助农村所谓贫下中农的力量制造声势，压倒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破®旧”后改名为反修路中学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在劳动之余，就被红卫兵和招来的贫下中农围在井台旁批斗而引起流产。

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叫“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风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的箍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不少人当他说出自己是地主或资本家出身，被骂做“狗崽子”后，只能拖着沉重的病体，离开医院，咬牙抗病，甚至赔出生命。不过，大多数年轻力壮的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对谭力夫讲话从心底里生出反感，而在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时，大吼一声“工人”，便畅行无阻了。

遇罗克与《出身论》

“血统论”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猖獗之时，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着眼前的社会现实。他从和自己情况类似的很多人的不幸经历中，意识到“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遐。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一种残酷而又不公正的现实，遇罗克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由遇罗克撰写的，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出身论》张贴在北京的许多公共场所，与“血统论”针锋相对。

《出身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晌无法抗衡的。”如果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入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9“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不仅是向红卫兵宣扬的“血统论”挑战，也是向多年来习用的实实在在的血统论挑战。

文章还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人的毒害，希望大家都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出身论》刚一问世，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人们读着，议着，抄着，思考着，辩论着。

在“血统论”弥天漫地、窒息无数有为青年，残害无数无罪天灵之际，呐喊真理的《出身论》檫亮了人们的眼睛，道出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人们争相传抄翻印，影响波及全国。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壬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正义论断和严密论证深深折服，他们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了作者，决定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了。第一次印刷三万份的小报，一抢而空，接着重印六万份，又一抢而光。《中学文革报》—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后登载了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对“血统论”做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用“出身论”来批判“血统论”，对于一些在当时受出身问题牵累的人来说，尤如烈日当头，在一望无际的沙洲艰难跋涉，烦渴难挡之时，忽而看见一丛绿叶，吮得了一P钻露，沁

人肺腑。然而，仅仅是一口水，既解不了渴，又给不了立即冲出沙漠的希望。只不过佩服写《出身论》的人的勇气。当然，更多的还是为作者的担忧，担忧烈日将倔强地耸立在沙原中的这丛绿叶摧毁掉。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如此大胆，公开挑战，怒不可遏。他们认为，生就的“红、红、红”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他们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革命”是坚不可摧的。即便是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一下子从“红五类”跌为“黑七类”的人，虽然表面上有时垂头丧气，不时思考着“龙生龙，凤生凤”可能并非就是真理，但只要看看过去一直受政治歧视的所谓出身不好的人9会因为《出身论》而抬起头来，要求社会给于平等的待遇时，就更觉得自己由“红”变“黑”无法理解，“自来红”的思想也就变得更加不可遏制。他们在矛盾的心情中与“出身论”对立，在对立中又坚定了多年形成的信念。虽然“出身论”从理论上对仅仅因为父母突然出了问题而背上“黑几类”包袱的人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大部分这类人不仅不理解“出身论”，反而变本加厉地批驳它。

一九八〇年为《出身论》的作者平反昭雪时，虽然用时间证明了“出身论”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但是•由于中国人多年来接受的传统教育及形成的传统思想，“出身论”的境况在当时社会上远远不如“血统论”。当时，不仅支持、宣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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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论”远远不如宣扬“血统论”有市场，而且可以说，“出身论”是“血统论”的手下败将。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作者遇罗克的境遇便可想而知了。他经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不过又每每被他那雄辩的口才和机智勇欺，以及支持他的群众解围。登载过《出身论》的

《中学文革报》也常常被撕、被抢，甚至卖报和读报的人也要遭受围攻、殴打。

《出身论》和“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大字报不同，它不是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血统论”，而是面对红卫兵运动初期宣扬“血统论”的残酷现实的一种反抗，是遇罗克独立思考的产物。尽管江青、陈伯达在“对联大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则更不能容许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出身论》受到了无数遭受“血统论”迫害的人的欢迎和赞赏，却由于它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行话去进行独立思考，而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

遇罗克揣着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申辩，却怎么也不可能战胜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宣判。在强大的多面压力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和他的战友处境愈益困难。

一九六八年，遇罗克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而遭逮捕。经过多次批斗、公审，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处决。由于受《出身论》感动而与遇罗克有联系的人都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遭受迫害。受《出身论》影响，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又公开提出十八个问题向中央文革康生、江青及林彪祧战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郑晓舟也身陷囹圄，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惨死在狱中。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纲领

在“出身论”与“血统论”的碰撞中，《出身论》的作者以其粉身碎骨败下阵来，然而，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不加思索地说：“文化大革命”为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血统论”大肆泛滥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血统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基础，也是解放以来进行多种运动的基础之一。不过，在“血统论”，特别是由“朴素的阶级感情”生出来的谭力夫讲话出笼之后，对“血统论”的直接宣扬就成了反工作组进而搞垮许多高级领导人的绊脚石，因此，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把谭力夫的讲话认作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应当“立即收回”开始，就拉开了批判谭力夫讲话的序幕。接着，在九月十五日，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联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桿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委会”以便对谭力夫的讲话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也串联在一起，公开批判“血统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着酌血统论，被批判着的“血统论”，潜藏在人们思想中的血统论，扭结在-•起，以一种歪曲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联动”便是其中的一个发展结果。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竞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在林彪所说的“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刘、邓路线”的人涉及之广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物。向刘、邓的挑战，无疑会重重地触伤他们，而这种触伤又必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属。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泽东的指引，走在最前列，自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部分“高干子弟”，似乎意识到，他们造“资产阶级”反所铸成的灾难就要临到自己头上了。他们在政治上突然“清醒”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学附中，他们秘密酝酿了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事情。接着，他们以北京市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在最早的红卫兵，亦即他们称之为“老红卫兵”中串联活动。十二月五日，他们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的宣言：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

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I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从这天起，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算是正式成立了。

此时的中国大地，重又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十二月十六日，“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批判了对联《鬼见愁》，对北京红卫兵纠察队的许多过火的武力行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决定解散纠_察队。会后，对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了它们的据点，严惩了“首恶分子”^作为联动核心的纠察队受到了致命的摧毁。当晚，联动成员集合在一起，冲击了抓了人的公安部，同时，与和他们直接对抗的三司红卫兵发生了纠缠不休的冲突。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气流的漩涡中，联动对中央文革的一些非常做法提出了异议，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萆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剑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口号。会后，他们在全市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讥讽“江青太狂了”，提出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掀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三十一日两次组织力量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部分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

止

。：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

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

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J&0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一月四日，中学红卫兵组织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对联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年轻、无知、好奇、狂热、义愤、冲动的联动分子既颓丧又不服，于是，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对公安部发起三次攻势，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在无法发泄的情绪下，他们臂戴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联动”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父辈遭受迫害的仇恨，把矛头指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同时，竭力发泄他们|的愤怒之情，在禽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与对立面发生冲突，圈书被撕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类物资筑营建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D苦闷之际，他们或是吃喝玩乐，或是结伙去捣毁与之对立的组织。虽然联动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但其胆量之大，能量之大，已成为中央文革继续推行彻底打倒刘、邓的一支抗衡力量，也是引起学生思想更严重动乱的一种因素。

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一月二十一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也先后被镇压，联动的头头遭到逮捕。

一月三十一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从而掀起了整个社会对联动进行大围剿的浪潮。在八一学校举办“联动罪行展览”的基础上，三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7展览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陈永贵等高级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展览并讲了话。各机关、学校、群众组织也纷纷前往参观。社会上广泛掀起了批判联动思潮的活动。

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由于其成员长期以来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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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位，真有点象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干部子弟阶层，他们高干子弟和军干子弟是不好惹的。在逮捕了联动头头，并广泛开展批判联动思潮以来，联动分子作为游击式的一种集团力量，到处流窜。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曾说过，反正老子注定要完蛋了，因此，只得破釜沉舟，拚命一干D

由于联动成员对故弄玄虚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不满，三月八日后，联动成员多次冲击了展览会。三月十八日，部分联动分子贴出三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并且表示，“跌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在北京一〇一中学里，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还到处张贴“联动万岁”、“联动永存”等大标语。在这前前后后，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

“炮轰公安局”等标语在北京不少学校里散见，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

人数有限的联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势力。对他们真有点爱不行，恨不行，怜不行，抓不行。为了平衡各种势力，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亲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之后，一百余名被关押的联动分子被释放出来了。虽然中央文革在接见释放的联动分子时重申了当时一直公开宣传的联动是反动组织，它的思潮要批判这个命题，但是联动分子却认定，中央文革下令逮捕，不是失败也是失策，因此更加大胆，更加用各种方式显示他们的力

他们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联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二十八中学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用各种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无法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当北京部分红卫兵举行集会纪念这个日子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了一个“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也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高峰。

在一片批判的声浪中，联动组织松散了。然而，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地下室仍设有联动的联络站，虽然处境十分困窘，却也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

伊林•涤西和李洪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它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阶层的人都卷了进去。在当

时情况下，谁要想躲避这场风暴，是极为困难的。许多芷直、善良的人们，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践踏民主和法制的现象，面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权力的急剧上升，自然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联系起来。联动中很多成员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或被打倒的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面对自己家庭的险恶处境，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现象极度反感，他们公开宣称，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央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管联动的出发点怎样，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最早进行批判的尝试。一些青年人认为，既然人们可以公开点名批判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为什么不可以公开点名批判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力节节上升的那些人呢？

一九六六年夏秋季节，正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公幵露面，公开演讲，通过群众的视听反应，逐渐树立起“行不离毛泽东左右，言不离毛泽东语录”形象，从而强化他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的公开言行代表毛泽东的时候，他的许多“言之必极”神化毛泽东的讲岳，使中国人民十七年来逐渐形成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变成了根深蒂固的迷信。就在这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伊林•涤西，用《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对林彪的许多极端言论进行了批驳。

伊林•涤西的公开信主要是计对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的。公开信批驳了林彪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那么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120

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等对毛泽东的过度吹捧；对林彪讲话中的“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提忠了质疑；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的某些内容提出了批评。《公开信》中写道：

就拿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摄反动的资产盼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

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泡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巳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懷毁，

没有强大炮轰的振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公开信》是以大字报的形式于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时左右张贴在清华大学的，当即被看为“毒草”、“反革命”大字报。为了“防止流毒更广”而在当天下午被撕毁。伊林•涤西为了宭满自己的观点，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将公开信印

成传单四处散发。

就在林彪依仗毛泽东的威信扶摇直上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乘着各单位第一、二把手被揪斗，工作组又撤离的实际上领导职位空缺状况，以各校少数派为基本群众，在北京到处接见群众，开会演说，以便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刘少奇的力量，在中国的最高权力中赢得一席宝座，名正言顺地掌握党和国家的实际权力。当时，一般人对跟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错误的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挨批的学生，不是既接受过工作组的指示“抓游鱼”，“反干扰”，又按照中央文革下达的精神破四旧，抄家，打人的吗？！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不还是工作组时期被认为非法地下组织而由毛泽东首先支持的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革对他们没有一点应有的袒护，也象一般群众一样对待他们，使本来可以平息的一直朝夕相处的学生间的矛盾，转变成了越来越大的敌对情绪。于是，一部分人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许多做法和公开讲话进行认真地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广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来我院检查》的大字报，认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前一阶段在广播学院所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十六条。

十一月下旬，属于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的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联合了十几个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组成“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准备对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对二司代表的讲话“进行彻底批判”^矿业学院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北京城里贴出“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等大标语。北京林学院校园里还出现了“刘少奇万岁”的标语。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没有注意团结其它学生，甚而扩大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生中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认为，“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贴出过大字报，十一月三十日，他又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

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和外地串联学生联合提出与李洪山辩论。在辩论会上，李洪山赞同谭力夫说的，“主席二十年代的，你拿到六十年代硬套，那怎么行”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各学校组成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

接连数日，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贴出《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苹小组的路线镨误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大标语，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所做所为提出了质问。天安门城楼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矛头直接指向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

文革派力量面对着这种公开挑战，批在嘴上，恨在心头i因为，他们比起刘少奇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来，根基必定还是很不牢固的。为此，他们一方面挑动曾经受压的群众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受迫害的义愤全部转移到对立面的群众身上，指使一部分人去抄家，抢广播器材，撕大字报、大标语；另一方面，利用报刊、杂志和手中操纵的各种工具大肆进行宣传。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操纵下，十二月四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一二•四大反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等巨幅标语，观礼台上还贴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醒人眼目的大横标。同时，他们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用高音喇叭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口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二时，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贺喜的群众时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次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康生

讲，“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作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江青则附和道：“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林学院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概括了中央文革即将采取的行动步骤。同日，李洪山被公安机关逮捕。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就在同一时间，清华、北师大、北大、北京地质学院等许多院校多次举行大会，批判斗争李洪山、伊林•涤西及支持或为他们辩护的学生，而其中的首要人物都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

文革派对反对派的打击是巩固他们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步骤，也是最终打倒刘少奇活动中的重要的一步。然而，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在中国土地上毕竟站立了八年之久，要彻底打倒他，还需要做相当的准备，这些准备就是打倒所有可能成为刘少奇下台胆力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必须在刘少奇身上再加砝

第八章从“打倒陶铸”到反击“二月逆流”

陶铸的垮台

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成立后不久，进入了中央文革。“文化大革命”煽动起学生的狂热之后，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一个活跃的人物。然而，他和除毛泽东以外的绝大多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一样，对这场“革命”并不理解。虽然，作为当时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陶铸自己认为，“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坚决的”，并愿意尽力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去搞好“文化大革命”，然而，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吼声在全国一阵风似地吹起来之时，他的不理解的思想和行动就成了继续搬动刘少奇、邓小平的障碍，因此，他被划在刘、邓之列，必须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刘少奇、郑小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会议情况按有意安排的传递小道迅速透露出来，十月二十五日，知道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决心。当他们与陶铸联系时，由于陶铸对中央工作会议上刘y邓作检查的背景和毛泽东的最终目的并不清楚〉表示，“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陶铸的这种态度被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成员很快知道了。加之以往群众要求打倒某些陶铸了解的干部而陶铸采取了谨慎态度，又由于在中央文革内，陶铸曾多次与江青、陈伯达等人顶撞，并招致江青几度大发雷霆，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其它主要负责人之间的裂隙扩大了，而陶铸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十一月初，当陶铸看到中央组织部有人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贴出了一批批大字报时，他不知道其它人背后的动作，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是学生贴的，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

学生知道陶铸对他们的态度，在怀疑一切的信条促使下，在北京街头及中宣部等单位M出大字报，说陶铸是保皇派，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陶铸把这一切只看成是学生们的单纯的行动，没有咀嚼出其中包含的其它味道，更没有意识到其间包含着他与江青等人的裂痕。他照常工作，照常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群众代表，而且经常日以继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国”到北京要求陶铸接见9陶铸因为事务繁忙和对在中南局共事多年的王任重有保留看法，没有答应立即安排接见。江青，_伯达、戚本禹等人认为有机可乘了，通过当时《红旗》杂志社的某些亲信，挑睃群众，使本来是要求接见的口气逐渐变化成命令陶铸来回答问题。在当天晚上的接见活动中，面对陶铸的竟然是蛮不讲理的责问和有意制造的刁难，以至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富春两位副总理。

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又以给群众写信的方式表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同志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是错误的。陶铸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一位顾问，是戚本禹的直接领导之一，然而，他事先既不知道戚本禹的这封信的内容，更不可能从中体味出什么来。情况在急转直下。

十二月底，陶铸再次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群众代表。接见活动简直象是开批斗会。群众代表狂叫着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并声言要将陶铸本人带走。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九十余人联名贴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用言语刻薄的冗长文字，揭发批判陶铸在中宣部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晌的一年。”在元旦社论的鼓动下，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天，北京的二十余所高等院校集合了数十万群众在天安f]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奇的二十大

罪状，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造舆论，也为揪出陶铸作了铺垫。

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有意安排刊登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借述周扬，暗指陶铸。用“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这种当时流行的影射性语言，向全国宣告，必定有除已定案的两面派周扬以外的显赫人物要作为两面派被揪出来。

就在这一天，北京某些单位发起成立“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他们迸驻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0雾那间，“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的最大的保皇

等大标语，刷满了中宣部。

一月四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一唱一和，杀气腾腾地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冼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同时，迫使周恩来作为中央的代表，向群众宣布了陶铸的问题，以便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把“打倒陶铸”的活动推向高潮。

是夜，“打倒陶铸”的口号，以无线电波发放的速度传遍全国。“打倒陶铸”的传单、标语转眼之间布满了中国大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有人连夜刷出大字报，大标语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

“打倒陶铸”的传单更是满天飞舞。由三十多个群众纽织组成的三千余人的队伍，奔向中宣部要求揪斗陶铸。中南海门口集结了成千上万的揪陶代表。刚刚接见完一个群众团体，在中南海里暂时歇息的陶铸被震耳欲聋的打倒声弄傳懵头转脑。当他通过周围的人，弄清了可以说是瞵息前发生的一切时，他的感觉只能是自己无能为力。而中南海周围聚集的揪陶人群，激情起伏，难以遏制，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为了平息群众的情绪，缓冲一下过激的举动，凌晨六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接见了全体揪陶群众：，使群众的情绪稍稍平稳了一点儿。

从此，陶铸和刘、邓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了。刘、邓、陶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第一、二、三号人物了。批判刘、邓、陶的声势在全国范围内造起来了。批判刘、邓、陶的群众集会在各单位，各种联合团体中此起彼伏，而真正的矛头对准的都是陶铸。此时的陶铸，不仅被诬为叛徒，而且在社会上似乎成了众矢之的。由于新闻和宣传的需要，在报导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登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照片，成了陶铸的罪证之一。为了保持我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陶铸同意转发荣高棠《关于运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为了保证医疗质量，由陶铸出面以中央名义同意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革命串联”的请示，并指示卫生部“把运动搞得稳些。”这些做法都成了陶铸的罪状。而中宣部发的《关于处理刘少奇〈论修养〉一书意见的通知》规定可以继续出售，售完为止，也成了陶铸包庇刘少奇的重要罪证。总之，陶铸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一切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成员还故意挑弄是非，如江青、陈伯达等就在一月七日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大谈陶铸曾经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并说，“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群众，推波逐澜，批判陶铸的声势之大，已经到了需要毛泽东本人表态的时候了。

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针对陶铸问题，毛泽东讲了如下的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前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有了毛泽东讲话的支持，在中央文革操纵下的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撰写了《陶铸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剥开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画皮》等文章，并迅速在全国很多红卫兵小报上以醒目的标题和显著的位置转载。全国各种红卫兵小报几乎一个不漏地为“打倒陶铸”摇旗呐喊。被奉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两面派”的陶铸，逐渐丧失了人身自由。

就这样，利用红卫兵的力量，毛泽东扫除了作为最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最大障碍——陶铸。

“批判干部的运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障碍还有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为此，在打击陶铸的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林彪利用在群众中讲话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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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耍“橫扫一切”的手腕。他们谈及刘少奇，邓小平必株连一大片当时的高级领导人。陈云，薄一波•彭真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点名。在数说刘、邓“罪行”时，江青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过去二十年都当主席接班人培养，结果二十年不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总书记不贯彻毛泽东思想”。林彪说：“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毛泽东思想”。结果是，“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江青的讲话又为林彪提供了证据：“组织部是彭真一套，宣传部有问题，统战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中联部搞‘三和一少’，农业部搞‘三自一包’”。面对上述情况，林彪作出结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他们的讲话，为打掏一大批高级干部制造了舆论。

林彪、江青还为不断深化的“批判干部的运动”大造声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陆定

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杨述、周扬、林默涵、田汉、阳翰笙、吴晗、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等在“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就被定了性的干部，在揪出来公开示众的声浪中被先后公开批斗；名义上还在主持工作的谷牧、王震、余秋里等也遭到围攻、揪批；在群众中享有盛誉的叶剑英元帅，陈毅元帅等因为在中央商讨“文化大革命”中的

重大事宜时，常遭冷遇，加之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再表示不满，不断叫嚷“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而P感到难以叵测的命运。

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内容绝对保密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住在西山的叶剑英、陈毅觉得事情蹊跷，把他们的老部下、参加秘密会议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找了去。在叶剑英、陈毅会见刘志坚的时候，正好江青要找刘志坚，却四处找不见。江青怒火冲天，认定刘志坚与老帅们有“勾结”，决定向刘志坚开刀。

一九六七年_月四日，在中央文革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江青当众宣布：“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

在江青的鼓动下，与会单位立即行动，在社会上刷出大标语、大字报，纷纷声讨刘志坚。

一月五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被揪了出来。刘志坚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举动。例如：以军委和总政名义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颁发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出，“根据林彪同志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斐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此，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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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坚主持召开了军队院校的大会，却被说成是黑会；十一月十三日，刘志坚主持军队院校师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会，却成了瞒着林彪副主席的妄动，并且是推行刘、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明；江青说，“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成了刘志坚反对毛泽东的铁证。

接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27“处理海军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撤消了刘志坚组长职务，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担任顾问。一月十三日，化名肖力的毛泽东与江青生的女儿李纳，在《解放军报》社带头贴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出，近几个月，《解放军报》在刘志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接影响下，犯了方向性错误。江青、陈伯达等则在接见当时在群众中颇有影响的聂元梓等人时说，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和刘志坚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揪出刘志坚”，“打倒刘志坚”的消息通过全国各种小报迅速传开。不久，刘志坚便以“叛徒”的罪名消声匿迹了。林彪、江青把刘志坚看作是打倒老帅的障碍，下决心把他除掉了。这对于林彪、江青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大闹怀仁堂”

在打倒陶铸、刘志坚后，“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加速了。

江青早就一再指责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就是有人压着，就是有问题！”林彪则反复强调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更重要，一定要搞彻底。他们为了彻底完成在军队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授意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利用在他主持下起草的报告，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晚，江青指示关锋将写好的报告送林彪审批。第二天，林彪批示：“完全同意”。消息不胫而走，部队、特别是军事院校的师生闻风而动，向“军内走资派”进攻。一月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这就导致冲击军队，揪“军内一小撮”之风在部队以及社会上迅速蔓延开来。其矛头直对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元帅，朱德委员长也遭到攻击，甚至还传出了林彪辱骂朱德、贺龙是“大土匪”、“是土匪出身”的传单。

这时，正是张春桥利用上海工人和学生造反力量，夺了上海市委权力，而被誉为“一月风暴”，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并造成全国各地各单位、中央各部委掀起“夺权”高潮的时刻。在江青、林藤煽动下，大批群众组织围堵在中南海墙外，要揪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还声言要夺他们手中的权。大街上还连连出现打

倒周恩来的大标语。然而，身为总理的周恩来9知道自己身负的重任，为了中国人民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利益，他力挽狂澜，毅然决然地履行着g理的职责，带领那些尚未被打倒的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管理着国家的各项事宜。

形势的发展完全不象周恩来所希望的那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员文章还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为此，中央各部委群众组织立即开始酝酿夺权斗争，而各有背景却又观点相异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为夺权发生了严重的抗争，甚至造成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在谭震林主管的农林口尤为突出。许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处于两派群众僵持的状态^〉

“揪军内一小撮”的火在蔓延。就在这时，林彪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常委会上鼓噪着在军队要全面搞“大民主”。与会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对此提出异议：“不能再把军队搞乱了！”“军队搞乱，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作出决议，拟定一个军委命令，亦即后来成文的《八条命令》。《八条命令》送毛泽东后，毛泽东作了仔细的审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八条命令〉规定：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V并规定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想混水摸鱼的林彪，那能安于“按规定”进行“文化大革命”呢！《八条命令》虽然公布了，但在林彪、关锋等人的遥控指挥下，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总政治部的肖华等连续被揪斗，被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贺龙、朱德的家连连被抄。当叶剑英、徐向前等尚在工作的老帅知道这一切后，满腔怒火难以压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张、姚二必会把社会上的这些情况有选择地向毛泽东汇报，而毛泽东对当时的全国情况大概也早就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他分析了掌握的全部情况，认为，“一月革命胜利了，

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毛泽东又要进行新的部署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会上，围绕着充斥着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为一方，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为另一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争斗。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义正词严地斥责中央文革想要搞乱军队的做法，徐向前用事实驳斥了把刘志坚定为叛徒的案件，叶剑英还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公社，以及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没有基层党领导的异常现象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南海怀仁隼召开的会议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的情况。当以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掩盖其不可退制的权势欲而把责任推卸到群众头上时〉谭震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他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文革处处在他负责的工作中与自己作对，道出了“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一事实，激动得难以平静。而谢富治却有意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的。谭震林气愤至极，一面要走，一面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幵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赛走，忙叫住他，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回座位后v陈毅仗义执言地斥责了林彪、江青一伙。

叶剑英、余秋里、李先念、周恩来等人，也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非常做法各抒己见。

他们还分延安整风时，抢救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

中央文革这一方9在二月十六日的碰头会上，真可谓碰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为了达到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而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被无情地揭露出来了。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中央文革只得一不做，二不休，为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继续钻营。

当天丧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按其所需“集体整理和核对”碰头会纪录，然后，由江青安排，让他们带着整理出来的纪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并有意渲染谭震林要走，还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毛泽东听后当然不悦。

张春桥揣度出毛泽东的态度倾向，又故弄玄虚，夸大其辞地有意渲染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非常倣法的非议，而在当时，毛泽东怎么能够允许非议“文化大革命”呢？

作为碰头会的召集人周恩来，为了平静双方的情绪，会议之后，向毛泽东做了如实的汇报。然而，无论如何，对有人竟敢挑剔被毛泽东视为纯洁革命队伍，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缺点，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

二月十八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他们在碰头会上的表现作了严肃的、毫不留情的指责。

中央文革觉得手中好象握住了上方宝剑，开始向老帅们进攻了。二十五日始，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会上，文革派气急败坏地乱吼乱叫，攻击他们的对手。说什么“他们”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陈毅身兼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的双重职务，康生便说他是国务院与军委之间的“联络员”；李富春负责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其它副总理常到他那里商谈工作，康生就说他是“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支持老帅们的意见，又被说成是“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伴。

有了上述“材料”，中央文革得出结论：这些人“反对毛

主席”，其目的则是江青所说的，“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康生还把“碰头会”上纲为：“这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谭震林、陈毅等人面对着敌手信口雌黄的挑衅和欲置人于死地的做法既不能理解，又接受不了。而毛泽东从接近他的人口中得到的是使他对谭震林等人更为固执的偏见。

谭震林等人知道毛泽东态度明确，又无法动摇早已嵌在自己心中的权威。面对着心毒手狠的林彪、江青之流，只得违心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实为批斗会的政治生活会于三月十八日结束了。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也从此中断了。体彪还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文革派手中的权力一下子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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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二月逆流”

在“大闹怀仁堂”的碰头会转而成为批斗会的同时，林彪、江青采取了“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借用群众力量的手法，利用群众为他们呐喊助威，乱中取胜。这就是社会上掀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群众运动。只是碰头会结束之后，这个“运动”更加高涨了。

话还得翻回去说。

二月十六日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上，谭震林等人对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非常做法作了淋漓尽致的批评。

第二天，谭震林就两次碰头会上江青一伙的表现，写信给林彪，痛斥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江青等入“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

林彪看过信后，将它转i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指责谭震林的信。

江青不知道从什么途径知道了谭震林对她的“恭维”，怀恨在心，总想伺机进行报复。当毛泽东对二月中旬碰头会上的斗争明确表态后，江青手中的刀，就对准谭震林砍去了。

政治生活会开始后，中央文革便直接操纵北京一些大学的造反派组织，把手伸进谭震林负责的农林口，支持反对谭震林的力量，迫使谭震林让步。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q江青找戚本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密谋，认为“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第二天，北京市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

“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指责谭震林“炮制”大寨展览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刘、邓翻案。”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北京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召幵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北京街头四处贴出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下午，谭厚兰带领千余人，喊着“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冲进大寨展览所在地北京农展馆。当晚，谭厚兰还组织了一批人冲进农业部，进驻农业部。这样，中央文革便利用了群众，给正在开政治生活会的谭震林施加了压力。

三月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最新讲话”，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当天，在农业部门口召开了苜次批判谭震林大会，农林口所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和“紧急呼吁”，四处串联，组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反对谭震林的队伍。

三月十日下午，当时身为副总理的谢富治带着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专程到北京农展馆参观大寨展览，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还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给冲占展览会的行动打气。

三月十一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一同参观了大寨展览。虽然，这个展览是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大寨典型这面“红旗”并由康生代表中央专门审核批准的，康生却在这时说：这个展览突出的是刘少奇的政治。他还对批判谭震林作了进一步部署，大大激励了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的狂热。

就在这一天，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势越造越大。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不同派别的组织之间的对立是难以平复的。在中央文革唆使一些造反派组织掀起反击“二月逆流”时，不少群众组织对“反击‘二月逆流表示异议，提出“谭震林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谭震林打不倒”，“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矛头指向余秋里、李先念同志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迎头痛击这股反革命逆流，揪出这股逆流的幕后人”等口号。他们还召开联席会议，指出，反击“二月逆流”是“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打革命造反派，犹乱毛主席的战略部暑”，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单命逆流”，要“竖决反对这股从‘左，边来的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就使林彪、江青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群众的阻力，就笼罩了阴霾的影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这样一种风气，就是“越是有人反对就越要拼死对着干”。因此，反击“二月逆流”的声浪越来越高。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操纵下，北京十万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所经之处留下的是“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回荡声。

林彪、江青唆使下一哄而起的局面，促成了中央碰头会终于在三月十八日以林彪、江青观点占上风而结束。然而，社会风潮却仍以加速运动的方式向前冲跑。此时的北京城，被湮没在“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炮轰×××”“火烧×××”的一片狂吠声和耀人眼目的各色大、小字报之中。

碰头会结束之后，张春桥回到上海，在主持上海市“整风报告会”上说：“谭震林前一个时期跳了出来，为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他为某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翻案，他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他把他所管的系统，就是农口这个里面的箪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组织，制造白色恐怖，这些人搞的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样的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代表”。把本来弥漫在上海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又推进了一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以最终胜利者的姿态说：“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而“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

国_处去，决定中菌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这次I争“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林彪的这一席讲话，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利用毛泽东和不明真象的群众，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打击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寒而取得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的喜悦。林彪认定，在他夺取中国最高领导权的历程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他知道9在那膜拜迷信的年代里，他的话一经传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更知道，当影响遍及全国，当全国各地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时，可能危及他权力前程的阻力将受到一次多么大的挫伤。而他将不是踏着台阶向上爬，而是载着一股巨大的气流象直升飞机一样骤然间离开地面升入云空。

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起，林彪等人的讲话便不胫而走，成了掀起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的策动力。三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就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写信给林彪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的信作为批示出来后，整个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又被推向了新高潮。

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四月一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四月五日，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

批谷（牧）联委会”。四月六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在这些联合组织的带动下，批谭、批陈、批余、批谷的活动，在北京以至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大城市几乎没有中断过。冲击军队干部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许多老干部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文件被抢劫的情况，与会者无不气愤至极，有人当场拍桌子大骂这种封建法西斯做法。此事传到林彪耳中，便成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使“二月逆流”又增添了新的“罪证”，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也更加猛烈了。

全国上下，包括青海、武汉、湖南、河南、内蒙古、四川、福建、新疆、安徽、西藏、以至东北三省，在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谬论指导下，面对着“自上而下”的所谓“复辟逆流”，多少人用生命和鲜血又为那个林彪认为“最大最大最大”增加了一点儿份量。

对所谓“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攻击

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而策动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在社会上广泛开展起来，被攻击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一个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周恩来总理运用各种手段竭力保护那些遭受冲击和批斗的党政军领导人，因而，在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潮中，周恩来总理被视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保护人”和“二

月逆流的总后台”。随着反击“二月逆向纵深发展，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指使下，一些人乘机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定。就在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表示反对周恩来总理。苏东海等人对周恩来总理的攻击立即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当天就出现了《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等标语和声明。在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潮中，公开反对周总理仍是没有市场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张建旗认为“我没有错”，还表示“三个月后再见”。三月三十一日，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张建旗等人暂时停止了反对周总理的活动，等待时机并继续策划反对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大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五月十六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朗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5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六月二日，张建旗把他三月三十一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拋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总理。

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趋高峰，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公开遭到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要把这一切推至极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对陈毅发动了攻势，扬言要揪斗陈毅。周恩来为了整个国家的外交工作和外事活动少受干扰，多次进行劝阻，使得本来就对周恩来持怀疑态度的“六•一六兵团”不时以揭发陈毅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时，“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四处活动，经常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诸如《周总理要干什么？》、《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还把周恩来与“王明路线”，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商学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这些张贴出来的材料都在一、二日之内被销毁或覆盖，但它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面对着少数人对周恩来总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群众组织纷纷表示要“迎头痛击‘反周逆流W。“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

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群众的抗议活动使中央文革利用反市“二月逆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活动大受挫折，中央文革不得不派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又亲自出马，违心地向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提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张建旗等人见此情况，觉得明火执仗地攻击周恩来总理行不通了，在六月四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以守为攻的架势，做出一种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了更加隐蔽的活动。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首都红卫兵五•十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搂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以回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搞所谓“两忆三查”活动，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妄图重新打开反周恩来总理的局面。七月上、中旬，“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以财贸口和农口为中心，开始了所谓的“第一战役”、“第二战役”，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总理的传单，诸如：《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污蔑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同时，在八机部贴出“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的标语，攻击周恩来。

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由于毛泽东的及时制止，未能进一步蔓延，但是，反击“二月逆流”却为毛泽东进一步摧毁“刘邓司令部”开辟了道路。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任何公开表露对

“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情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第九章在搏斗中下沉

反击“二月逆流”的结果是，把当时属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许多党政军领导人摆放在岌岌可危的位置上。表面上，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他们在逼迫太甚时象谭震林那样敢于直言的那种勇气被挫伤了，也就是说，敢于为刘少奇说几句公道话的可能暂时消失了。因此，对刘少奇问题升级的任何一点暗示，都会导致被运动的群众的反刘情绪的恶性膨胀。

扣留王光美的圈套

我们先要回顾一下反击“二月逆流”前夕，刘少奇的一些

情况。

一九六六年，在一片“打倒刘、邓”的呼喊声中结束了。但是，林彪、江青导演下的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殊死斗争却在继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到清华大学找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以代表党中央、毛

泽东主席的身份，向她透露了打倒刘、邓的某些卖情和最终目标。江青劝刘涛不要“舍后妈，保亲爸”，“要和家庭划清界线”，还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要刘涛和她的同母弟弟刘允真转而批判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主席爸爸，批判从小依附其生活，被他们看作是真理的化身，教导他们成长的亲生父亲，是很难做得出来的。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里，对亲生父亲的态度成了衡量他们是真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们只能带着必须批判生父的朦胧却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一九六七年元旦那天，去看望自己的生母，以从母亲那儿吸吮一些批判父亲的力量。

刘涛和刘允真把与王前的谈话及他们所揣摸出来的一些问题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后来辗转传抄，加上各种红卫兵小报大量翻印，很快流传全国。当似乎是有根有据的揭发材料跃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突然被玷污了。正因为大字报出自刘少奇亲生子女之手，刘少奇的家庭内部出现了裂隙，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在江青鼓动刘少奇亲生儿女起来“造反”的同时，中南海里的造反队也对刘少奇发起了攻势。作为名存实亡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待遇。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晨六时，天刚擦亮，住在中南海里的两个人便叫开刘少奇家大门，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并在院子地上用排笔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

下场！”两排大字。一月三日晚饭后，中南海造反队的二三十人又闯进刘少奇住所，勒令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走廊门口接受批斗达四十分钟之久，当场还强令刘少奇背诵毛泽东语录，责令刘少奇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在整个社会上，刘少奇还维持着一种虚幻的平衡，群众不敢对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儿女们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和场合被迫作检查、挨批斗。他的妻子也逃脱不了被揪批的命运^一月六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是女儿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归途中被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刘少奇作为父亲，本能地反应道：“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的忠告，有些犹豫。刘少奇却不加思索地说：“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刘少奇、王光美立即驱车来到医院，没看见受伤的女儿，却看到了，被当作人质扣留在医院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原来这是在江青怂恿下，清华大学的学生设下的一个圈套，为的是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以演出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但是，当清华学生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根本没有预计到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毫无准备的场面出现，因为，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啊！就在对方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对母亲说：“他们是为了抓你。”此时已完全冷静下来的王光美对着眼前的一大帮对手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带着子女及工作人员离开了医院，留下王光美只身一人。于是，她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在逼迫下写下四点保证。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这虽是一场虚惊，想来却实在叫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面对着青年学生在别人唆使下甚嚣尘上的骄狂气焰，刘少奇一家犹如生活在滚油锅中。

“文革”高潮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会见

为了诋毁刘少奇、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影响，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这种全国上下一致的举动，无疑也重重地损伤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心灵。

“智擒王光美”惊动了刘少奇的情况，通过它应走的渠道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对这件事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过，事隔一周，在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等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劈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也认为，一月六日惊动刘少奇这件事必须由他出面做些安抚。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态度和蔼，似乎他与刘少奇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刘少奇却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这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他承担。他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作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沉吟不语，不住地吸烟。或许他是在沉思他与刘少奇多年的合作关系。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是位很有才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后来，到延安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人物携手并进共同领导中国革命*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刘少奇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等人提出过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更加牢固了。他与刘少奇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刘少奇紧密合作，与党和国家其它领导人同心协力，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是由于在合作中对刘少奇的了解，一九五九年，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并在四月份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了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大跃进”中许多浮夸冒进做法造成的接踵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在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摆出了一大堆难题。面对着“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面对全国性的困难，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终于很快渡过了这一难关。毛泽东非常清楚，其中包含着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付出的大量劳动。应当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一直是有成效的。眼前的刘少奇竟只有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愿望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和《修养》的攻击

当刘少奇一家正在庆幸毛泽东从来提倡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希望时，中南海的造反队又冲进刘少奇居住的庭院，并扬言要冲办公室。造反人员还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甚至让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缺腿桌子上挨斗。刘少奇对这一切的回答只能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I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在与毛泽东谈话后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除专用电话。刘少奇据理力争道：

“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哪知，第二天，想必是造反派有了不逊于毛泽东权力的后台支持，终于不由分说地将刘少奇家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不可能用电话很方便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它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刘少奇的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了。

当时充斥社会的各家红卫兵小报，无不以最醒目的版面设计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在《刘少奇十大罪状》、《中国赫鲁晓夫一~■刘少奇在出访中的丑恶嘴脸》等骇人听闻的标题下，陈述着内容几乎差不多的陈词滥调，从精神上折磨刘少奇。他的家人更无一免于冲击。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公安部逮捕了。

经过二月中旬一直延续至三月下旬的反击“二月逆流”，组织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刘少奇进攻的时机趋于成熟。三月下旬

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次新的进攻。会上，林彪、江青之流对刘少奇、邓小平几十年来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则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对批判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如下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于是，社会上立即出现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称之为批判“黑《修养》”。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刊，以《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连续发表大块文章，批判《修养》一书，并以此为途径，将毛泽东对批判这本书的指示精神透露出来了。

在掀起批判《修养》浪潮的同时，毛泽东还利用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论，向刘少奇展开更大规模的精神攻势。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的号角，在姚文元年初为攻击陶铸而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已经吹起了。姚文元在攻击周扬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态度时，用黑体宇标引了毛泽东如下的一段话；事情是两个

“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还在文中对《清宫秘史》加了一个约五百字的大注，点出“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然而，在大喊大叫大字报的狂热中，由于当时没有人有意挑逗群众注意这些细末之处，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也就没有出现更多的行动。

不过，此时，批判《清宫秘史》已被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首先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诩是“红色买办”。经历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刘少奇看到了这有意中伤的诽谤，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他回忆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而为之奋斗的一生，想到如今竟遭受到这般凌辱，油然生出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戚。他要与命运搏斗，他要澄清事实。他记起了两个多片前毛泽东与他的相会和对他的安慰，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对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

历史在惯性轨道上正以加速运动的形式向一时无法扭转的方向猛冲。刘少奇写给毛泽东的申述犹如泥牛入海。三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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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二天，《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宫秘史》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内放映，“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影片的讲话*

“《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9应该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章回顾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〇年在我国放映这部影片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与江青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情况，明里暗里指出，这种分歧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不同思想见解。当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句话时，被崇拜狂冲昏了头的相当一部分群众，把如今批判《清宫秘史》看作是毛泽东多年难以实现的宿愿，其批判的狂热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顶巅。在观看这部影片之时，观众只要一走出电影院，对于影片的各种感受似乎就只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观点靠拢，出口之言，成文之章，无一不是《清宫秘史》即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在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结论。这也就成了造反派大作文章，大加发挥的事实根据了。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后把转载着文章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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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狠狠一摔，对家里人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觀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他希望有机会在中央委员会上辩论，他希望有机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辩论，然而，他实际上比“阶下囚”好不了多少，在应有的范围内，他的申辩权已经被剥夺了。

不过，只要有机会，那怕是在毫无作用的范围内，刘少奇还是要申辩。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勒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喝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当问到“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时，激怒了的刘少奇脾气大作，但他仍据理申辩说，此事“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第二天，刘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实真象。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在中南海贴出后，许多人争相读看。然而，没过几个小时，刘少奇的大字报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时，传出所谓“上面”指示：

“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事实上，面对面的批斗越来越频繁。只是刘少奇一想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美其名曰“不准放毒！”在批斗会上，刘少奇连开口说话的起

码权利也被窒息了。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提出了叛徒问题。没有人去追究其事实真象。时代的狂热却簇拥着人们把当吋颇有社会影响的戚本禹的话奉为圣谕，沿着他所规定的路子往前走。其实，戚本禹所指的“叛徒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便有人故意提出了，此时，不过是经过文革派的1鼓捣，内定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并将之赋于某种形式向社会公开，以便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话还得从一九六六年说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第一个把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了出来。他责令4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的其它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批这批党员，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来。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一九三六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时，周恩来总理经办的中央答复电中说，这些人的“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还亲自给吉林师范大学红卫兵发电，重申赵林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当时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问题的

徐冰，特地给康生（并李富春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说，三十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来了。因此，他把当时中央决定的情况重述了一遍。其结果是石沉大海。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遥红卫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一九六六年除夕前后，由周恩来特批准去广州休养的薄一波带病被红卫兵揪回北京。一九六七年一月，戚本禹在讲话时，公开肯定了“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还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在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管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0”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窃居当时“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权，自认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喉舌的《红旗》杂志，于四月一日刊载戚本禹的文章，公开提出叛徒案问题，为的是让那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凭借一股不可抵御的狂热，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定死。

戚本禹所说的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二月在天津成立新省委（即顺直省委，实际上是北方局的前身）。新省蒌在天津开会，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和一般党员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则搬到北平（即北京）

成立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六十余人被国艮党视为顽固分子，加上天津的五十余人，共约一百三十人，一起押到张学良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这些党员被捕前，有许多人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是党的工作骨干。同年七、八月间，军法处在北京草岚子胡同专门成立了一个监狱——草岚子监狱，由东北军控制。不久改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开始，国民党请天主教牧师说教，以期被捕人员归顺，但收效甚微。年底，南京伪军委派政训处长刘健群来北平，说这样不行，宣布搞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一期不行两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处分，实行枪决。从一九三一年反省院建立至一九三六年八月，先后关进政治犯约四百人。这些人中，除一九三二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二十余人外，有三百多人都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等人在反省院呆了三、四年。他们坚持党的原则，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抵不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提出“红旗出狱”。不少人早已坐满刑期，因不捺手印至一九三六年尚未出狱；更有的团员和群众，因不捺手印，而被狱中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员转为党员。为了反对狱中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底的一次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有这样的记载：“……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I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

林枫等人。由于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遒高涨，许多工作需要党的干部去做。然而，干部缺乏，刘少奇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尚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党员，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做出决定并报告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柯庆施通过徐冰（当时以在中国大学任教为名，实际上做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让曾在反省院担任过支部书记的孔祥祯把中央的这个决定精神通知反省院党支部。半个月后，没有回音。孔祥祯又将中央的决定抄送狱中。狱中党支部负责人看过信后，怀疑此事，推敲了三、四天，最后认为，中央和北方局绝不会做出这个决定，因此拒绝执行，不予讨论。

三个月后，刘少奇等人通过孔祥祯给监狱内写了第二封信，特别强调是中央的指示。还说，上次去信后，三个月未见你们的动静，因此再给你们作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阏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了。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作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根据信的内容，还根据其它途径得封的消息，狱中党支部肯定了中央决定，将信的内容交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并认定，这样做主要是根据党章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来执行的。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狱内党员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狱后，他们立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及时被安排了工作。这批人共六十一个。

这件事，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党的七大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中十二名代表和两名候补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符合代表资格。

以上就是戚本禹所说的“反共启事”事件的来龙去脉。指示履行“反共启事”手续的最高具体负责人确实是刘少奇，然而，它是在党中央芷式批准后执行的。林彪、江青一伙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要尽可能多地网织刘少奇的罪名，从这件事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华园批斗王光美

利用“叛徒案”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头子”的设想是对刘少奇迫害的升级。在当时，对刘少奇的任何一点升级，又都必须牵连上王光美。这或许就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所谓“株连”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主持的号称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清华园召开了。

那天，天还没有亮，清华大学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海内

刘少奇、王光美的住地。载着王光美的小轿车不到清晨六时又离开中南海，直奔清华园。王光美被押进清华大学主搂七层的一间屋子里，里面早已坐满了红卫兵。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周折，在红卫兵发出的一片语录声和相形之下王光美微弱的争辩声中，王光美被迫穿上从她家中掠来的丝袜和高跟鞋，套上了显然是痩得不能穿的访问印尼时穿的旗袍，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

这里，应当追述一下有关王光美戴项链的事情。

沟了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一九六三年四、五月，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对东南亚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王光美出国前，曾就自己的装束征求过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的意见。江青以独具二格的见解劝告王光美不要佩戴项链。王光美当即表示赞同。当国内的江青通过电讯工具看见王光美戴着项链在緬甸出席宴会时，江青五脏六腑具要蹦裂，嫉妒的烈火骤然间迸发。她想到了王光美的巨幅像片曾和刘少奇并列悬挂在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繁华街道上的情景；她想到了对刘少奇出访的新闻报道和纪录影片中，王光美艳丽的服饰和大量镜头在中国人民脑海中留下的无法磨灭的印象。她心头结下了妒恨的疙瘩。当她于一九六五年初通过王光美向刘少奇提出了政治上的无理要求并遭刘少奇无情斥责之后，她决心利用项链事件进行报复的妒火重又燃烧起来。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江青四下北京大学P不知怎么在讲话中竟联系上了项链问题，她声调悲切地说道：我不让王光美戴项链，她不听我的。似乎她受了莫大的欺骗，莫大的污辱。而这种情调恰恰感染了红卫兵。如今，她终于找到红卫兵，就“项链问题”对王光美进行报复

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从北京各处闻讯赶来参加大会的人哗然了，大家争相挤看王光美。不少人把看清一下王光美当作了好奇心的一次最大的满足。大会实际上是在群众不断移动着以“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结”中进行着。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约三百名当时被红卫兵冠有“走资派”等头衔的人参加陪斗。大会照例充斥在一片口号声、打倒声、语录声中。

当晚，刘少奇从家人口中知道了批斗王光美的实情。他听后一言不发，晚饭一口都咽不下去。

第二天，被红卫兵“化装”过的王光美的大幅漫画、照片在北京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红卫兵小报仍然不失为当时向全国^推进宣传的最好的工具。

戚本禹的文章不仅丑化了刘少奇，也推促着红卫兵采取行动丑化了王光美。其实，戚本禹的文章只是拋出了中央文革的一份宣传提纲，它的出笼使中央文革几乎全体成员都认为有章可循来继续玩弄“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的把戏。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叫嚷：“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康生则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饲子。”五月六日，康生在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在中央文革主要成员蛊惑人心的讲话和暗中策划的部署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徙”的组织，把过去已经有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在“叛徒”问题上火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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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揪叛徒成了自上而下，大大小小各种单位团体最时兴的_种运动内容，以至造成大小叛徒满天飞的局面。面对着一场混战的局面，特别是有可能危及到中央文革小组某些重要成员的倾向9六月底，中共中央不得不颁发了一个关于“抓叛徒”的通知。在肯定刘少奇经手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前提下，欲遏制一下叛徒面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揪叛徒”之风并没有真正煞住，不过，“六十一人案”却成了“铁案”，刘少奇“理所当然”地被定为凌驾于六十一人之上的“叛徒头子”•

半幽禁的生活

由《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派生出来的理论和行动，把刘少奇的脸抹得黢黑。此时的刘少奇，在与对手的搏斗中继续下沉。他实质上过着的是半幽禁的生活。除了每天看看报纸，在中南海大院看看大字报外，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就是住在一起的亲属、工作人员和不时撞进他安静住所的造反派。他的最大安慰或许就是他坚信，历史只会向前发展，他的孩子们还会成长。

第十章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出笼，为彻底搞垮刘少奇作了必要的铺垫，由此引出的全国性批斗“叛徒”的运动几乎把刘少奇逼进绝路。然而，中央文革认为，要消除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影响，要人们能够接受对刘少奇的最终宣判，还必须作某些新的动员。

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上海“一月风暴”而掀起的全国性夺权运动，使观点相异的对立面群众组织，各自向“权”字看去。各派组织都自认为是“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上”，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故而都要夺得本单位的“领导权”。有矛盾冲突，又互不相让，人们的对立情绪不断高涨。不久，由文革派鼓起的自上而下反对“复辟”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更大矛盾，对立情绪隨之升温。青海、武汉、湖南、河南、内蒙古、成都等省市，群众组织之间都发生了暴力行为。福建、新疆、安徽、西藏、东北等地的两派也互相撕打，互相残害，，各不相让。为把刘少奇问题升级而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虽然表面上将群众组织的矛头所向一齐动员到刘少奇和“抓叛徒”问题上了，但备种群众组织之间的具体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整个中国埋藏在派性对立和矛盾激化的阴影中。“要文斗，不要武斗”和严禁打、砸、抢、抄、抓等通告的宣传，抑制不住人们的亢奋情绪。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只不过是人们在理智生活的惯性轨道上继续滑行，又因理解各异的一种表现形式。此时的理智，便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上。为此，中央文革便利用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来进行这次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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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工学院写“检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亲自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一周年而写的《伟大的战略措施〉的社论，用醒目的黑体字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再一次提醒人们，这次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打倒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红旗》杂志七月一日发表《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社论，指出，“要防止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改变颜色，只有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党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同时，历数了“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备个历史时期的“错误”，与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质问如出一辙。接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活动日渐深化。“文化大革命”初起，刘少奇曾蹲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学生组织“八一战斗团”，为揪刘少奇，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并得到中央文革

的全力支持。七月四日，中央文革委派戚本禹与“揪刘前线指挥部”的同学接触，戚本禹说s“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9是假支持，他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有意激将北京建工学院学生反对刘少奇的情绪。就在这一天晚上，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此时的刘少奇，身心交瘁，只得由妻子王光美代他书写。“检查”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在谈到他去建工学院蹲点时说，“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参加。”七月九日，当刘少奇的检查送上去，又传到建工学院，并就此向全国公开后，说刘少奇“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的罪名，就扣在刘少奇头上了e什么《认罪书》（即“检查”）是“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是一支射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射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毒箭”等莫须有的罪名，一古脑儿地加到了刘少奇身上。同时，几乎所有的北京红卫兵小报，都用大量篇幅来证明“刘少奇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老反革命”。还有人引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就此，揪批刘少奇的呼声更高了C.1匕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还发出了揪斗刘少奇的紧急动员令，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

“揪刘火线”

七月十三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正式在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北京街头，还向刘少奇发出了第二封勒令信。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纷纷去中南海一带声援，用行动支持建工“八一战斗团”。

七月十七日，建工“八一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七月二十二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北京某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开始到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战地，壮大建工学院的力量。当晚，戚本禹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小型会议，布置第二天揪斗刘少奇的事宜。

七月十八日零时，建工“八一团”部分成员在中南海西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是日晚，北京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传出了刘少奇四月份就《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回答中南海造反派的书面检查。就晕这样，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基调上，把批判刘少奇的调门越提越高。中南海墙外汇成了

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

中南海院墙内，根据江青、戚本禹的“指示”，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抄出刘少奇、王光美及其子女的上百本笔记本，企图从中寻找刘少奇的罪证。在斗争会上，刘少奇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却不许他说一句话。年近七旬的刘少奇被折磨得面色苍白，汗珠滚滚，当他掏出手絹想擦拭汗水时，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拳，将手绢打落。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只得随着手絹的下落，一滴一滴滴在地上。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办公室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则被隔离在后院。他们的孩子们各自住在自己的房中，互相不能自由见面。

第二天，全国各地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北京以及外地在京的近百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在奔赴“揪刘火线”，投入“揪刘战斗”的口号号召下，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不久，又成立了“苜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在中央文革直接布置下1解放军还派出医疗队在“揪刘火线”巡回医疗。从此，中南海墙外，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壻如‘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里面日夜成群结伙坐着、躺着“揪刘火线”上的人。上百个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高呼，“尔把刘少奇揪出中南為不下火线！”“誓死把刘少奇揪出来！”各单位组织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在中南海西门外，轮番揪批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以向刘少奇示威。在戚本禹说的，“不仅要把刘少奇揪出来，而且能把刘少奇揪出来”的言语煽动下，“揪刘火线”的“勇士们”扬言，要冲进中南海，揪出刘少奇，并准备付诸行动。

此时的中南海内，尚握有权力的人家早已搬出去了，只有周恩来、刘少奇少数几家仍住在里面。；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围墻很远，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周恩来日夜被高音喇叭搅扰着，但最使他担心的是一批批企图冲进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人群。中南海有五个大门，人群忽而冲向这个门，又忽而冲向那个门。每当大门吃紧，门卫和人群相持不下的时候，门卫就以告急电话请周恩来出面处理。有时周恩来还没作完一个门口冲杀群众的说服工作，又要赶快去另一个门，帮门卫解围。更有甚者，有时周恩来在这个门劝说群众要讲究斗争方式，不能乱冲乱撞，而江青、陈伯达却到另一个门去煽动群众冲杀，把个周恩来弄得真有点接应不暇，招架不住。有一次，上百个人喊着，冲进了中南海大门，周恩来立即赶到，非常严厉地对群众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吧！”摄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威信，才避免了一场冲中南海的闹剧。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指出，“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的誓师大会。与

此相呼应，中南海里，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各自的院宅内，同时召开了所谓“批斗刘、邓、陶大会”，江青的小女儿李纳也来参加了。江青一伙还特意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是准备在全国放映。

那天，酷热难挡，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用暴力胁迫他们弯腰低头，双臂后俾，即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达两小时之久。斗争会上，刘少奇的答辩不仅被不停的口号声打断，刘少奇本人还要遭受语录本的不断拍打。会场上频频响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呈现出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逼迫他们向两幅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是鼻青脸肿，他的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地走路。当他被押回办公室时，怒气正盛，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并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刘少奇还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批判邓小平的会也是在他家院内进行的。

陶铸院内的批斗会火药味就浓多了。快开会时，突然一个彪形大汉闯进他家，说是要开批斗会，结果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押走了。他的妻子曾志正患疾病，也被人硬拖去陪斗。会场上吼着、叫着，口号声、辱骂声交融在一起。陶铸则被推着、搡着，并不时挨着捶打。批斗会结束后，陶铸的额头上生出了一

个大包，其愤怒程度难以形容。

八月中旬，《红旗》杂志、《人民0报》连续发表社论，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与陈独秀、麗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脉相承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指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为此发表了《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的社论，把刘少奇“誉”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与彭德怀联在一起，“共同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公开发行的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各界人士对“党内最大走资派”批判的文章。中央文革大小成员，还在各处喋喋不休地鼓动群众，以致“揪刘旗帜”越挂越多，“揪刘战场”越打越大，批判“刘、邓、陶”的声调也越喊越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八日，《人民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中央文革把这篇文章作为“重型炮弹”发出来了，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学习、座谈、讨论，并举行游行集会，大造“打倒刘、邓、陶”的声势。

九月五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泽东最近两个多月到外地视察，现在已经回到北京的“极为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套红大字报导道：“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着力宣传了毛泽东个人。通过接连不断地宣传和全国上下对毛泽东这次视察中讲话精神的学习，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更扩大了。

十月一日国庆庆祝会上，林彪的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

在这种毛泽东个人神化面前，刘少奇则被剥夺了一切权力。他被关押在他的办公地点，除了觉察出毛泽东权力的不断扩大，感觉到江青等人欲置他于死地之外，根本不知道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在江青一伙策划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刘少奇沉没了，邓小平、陶铸也随之沉没了。

百病缠身、悲愤交加的“关押”生活

刘少奇是被单独关押的。他不知道，就在“揪刘火线”甚嚣尘上的九月十三日，他的孩子们被驱赶出中南海，妻子也被捕入狱了。他整日盼望着能看见被隔离开来的妻儿。他总是佝偻着身体，扶着窗台，拖着伤还未愈的右腿，一步一步往前蹭，有时蹭到孩子们的住所，有时又蹭到他认为关押着王光美的后院墙根。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片寂静。不久后的一天，在刘少奇的住处连夜筑起一堵高墙，把刘少奇去后院墙根的路堵死了，也就是说，把他心底里仅有的一点儿希望堵死了。从此，孤独的魔影终日伴随着他。不几天，有人奉命搜查刘少奇的居室，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刘少奇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却被来人强按在地上，不由分说地抽走皮带。刘少奇气得浑身打颤，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从此，刘少奇过去的警卫员被逼成了他的“看守”，并被命令对刘少奇f毫不留情。

刘少奇还被迫改变了以往夜间工拓的生活习惯，加上他终于知道妻儿被逼离去，发给的安眠药量又不足，因此，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他渐渐感到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持，以致终日神情恍惚。他那在革命战争中受过伤的手臂，因被扭打而活动更受限制，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

一、二个小时。他那在批斗中被打伤的双腿，几乎迈不幵步子。距他住处三十米的饭厅，他走一趟常常要用五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他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迈着步子，全身晃晃悠悠难以保持平衡时，踉随他的“看守”因为早被打过招呼，谁也不敢上前扶他一把。最后，刘少奇根本不能走动了，只好由工作人员为他打饭。打饭的工作人员经常被别人骂为“保皇兵”，弄得他们也不愿意每餐为刘少奇打饭了，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有时饭里还被人吐进唾沫。只剩下七颗牙，又患有胃病的刘少奇，既咀嚼不动饭菜，又经常吃变质的剩饭剩菜，故而时常腹泻，身体也因此一天天虚弱下去。他的手频频颤抖，吃饭时饭送不进嘴里，一吃饭就弄得满脸满身都是汤菜饭粒。

刘少奇生病，大夫、护士也不敢对他太客气。每看一次病，都要先批斗一阵。做体检时，还要骂几声“中国的赫鲁晓夫”。个别大夫丧尽天良地用听诊器有意敲打他，有的护士打针时则乱扎乱捅，还停用了他需要长年服用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种种折磨导致刘少奇身体状况日趋下降，甚至时而神志不清，处于呆滞状态。即便如此，当时还有人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

一九六八年是江青直接插手负责的刘少奇专案组工作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准备用刘少奇作活靶子，在“九大”上大显神通，以捞取政治资本。一九六七年五至七月，他们便把他们认为直接或间接与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的各类人员关进监狱，其中甚至包括了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们更加起劲地干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勾当，用极为残忍的方法，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刘少奇定为“叛徒”、“特务”。用江青的话说，就是要把刘少奇定为“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而此时的刘少奇，百病缠身P处于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下去的状况。江青一伙却故意继续折磨他。

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高烧，由于没有及时恰当的治疗，转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等人狠毒地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这就不得不派医护人员去抢救。然而，当医生提出刘少奇要住院治疗，却被拒绝了。为了减少对病人的精神刺激，医生提出摘除刘少奇居室里挂满了的大字报、大标语，也被拒绝了。

这一次，刘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人却从此虚弱得无力起床活动。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痩，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祜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当刘少奇处于这样一种毫无自卫能力的悲惨状况时，监视他的人仍日夜守在床边，还说“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地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

哭，或许是他觉得生活对他太残酷了，太不公正了，……

以后，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脑供血不足，脑软化的症状恶性发展，刘少奇失去了自主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他时而紧攥着拳头，，时而张开十指乱抓，而一旦抓住什么又死死不放。在他痛苦地在空中划动双手不止不休的时候，有人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放在他手中。他紧紧捏着，于是稍稍安諍一些，天长日久，他竟将两个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

此时的刘少奇正在生死交界线上奋力挣扎，他的对手一点儿也不心软，正准备将他推进深渊。

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会议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确的。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就在于“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全会还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肯定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是正确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国备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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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红大标题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复播放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内容。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龜《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听着听着，“永远开除出党”！“永远开除出党”丨象恶魔咆哮着不离他的左右。他的脑子里不时掠过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觉得冤枉啊！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升至40eC。

从此，刘少奇完全明白了，任何辩驳都是徒劳。他缄默了，什么话都不说，用无言表示抗议。然而，刘少奇的身体却从此更趋衰弱，周恩来千方百计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名护士去护理他，可惜，他们无法护理刘少奇的精神创伤，对于由之而来的体力耗竭也就更无能为力了。

最后的二十七天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一伙阴谋策划以战备疏散为名，把TS0

有碍他威信的夺权障碍清除出北京。十月十八日，黄永胜等人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声称，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要求部队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十月十九日，林彪用电话纪录的形式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却以毛泽东说很好，烧掉为指示，继续通知疏散。刘少奇便是“第一个号令”的最早受害人之一。他是在号令正式发布的前一天接到通知，并付诸行动的。

十月十七日这一天，刘少奇病情笃重。他的血管里不停地滴进为他输入的液体，鼻孔插着长期放置的鼻饲管，吸痰器不时伸进他的喉头，吮吸着涌上来的痰液。&医护人员的话说，他“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然而，催促他立即离京的指令越逼越紧。为了通知刘少奇，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无言以答。解放前，他经历过白区的斗争，理解这转移可能包含的内容。他把脸转了过去。随着刘少奇头部的转动，护士又把那张报纸拿在他眼前，刘少奇再次把脸扭开。无奈，刘少奇原卫士长只得俯在他耳边，把写在报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紧闭双眼，一言不发。此时，他心中一定非常海楚，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用不着刘少奇明确表态，他便被转移了。

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晚七时，刘少奇被放在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监护下，由护士和刘少奇原卫士长陪同，放在飞机后舱，运往河南开封。

晚九时许，载着刘少奇的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拖下舷梯，由救护车送往原开封市人委大院内的一座天井小院，小院四周是四座三层高的楼房，前后左右都不临街道，电网密布，院外有重兵看守。刘少奇被安排在西楼一层南头的里间屋内。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下旬，气候开始寒凉，刘少奇身受风寒，得了肺炎。到达开封时，体温升到39°C，呕吐不止。河南的负责人却说，“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在开封，医护人员除了定时给予鼻饲、帮助翻身外，只进行十分有限的治疗。十一月五日，刘少奇再次高烧，经过抢救，两天后体温降至37.2°C。十一月十日晚，刘少奇体温又骤然升高达39.71。由于受检查条件的限制，“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十一日深夜，刘少奇病情突然恶化，张口喘气，口唇青紫，瞳孔对光反射消失，体温40.1°C。在治疗成效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于十二日清晨六时四十分才发出病危通知，谁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就从此停止跳动了。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现场。在刘少奇病情日益恶化之时，守护在他身边的医护人员，曾提出是否能让他的亲属来见最后一面，但是谁也不敢作主。当刘少奇溘然与世长辞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日。他孤独地离开了人间。他的遗体被抬放到西褛一层的廊檐下进行了拍照。

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当刘少奇的卫士长再次赶到他的身边

时，只见刘少奇遗体放在地下室的过道上，身上盖着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卫士长小心地为刘少奇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深夜十二时，头部和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遗体，由六、七个人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由于吉普车太小，刘少奇的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面。十五日零点刚过，载着刘少奇遗体的“灵车”在淅淅细雨中驶向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在半夜火化。二十多个军人把火化场全部戒严，只留下两个工人操作火化，当“灵车”开进火化场时，有人还在那里喷洒消毒药水0当刘少奇的遗体化作灰烬时，他生前在开封时的遗物也付之一炬，随着灰烟飘没了。他的火化单上填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签的是他儿子刘原的名字。

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是这样写的：

骨灰编号：一二三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现住址：××××部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流逝的时间冲刷着人们的记忆，也使人们能更冷静地思考过去。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一九七二年，许多伴随“文化大革命”而身陷囹圄的老干部被允许家属探视了，刘少奇的子女心中也燃起了探望父母的希望之火。他们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要求探望父母。八月十六日，中央专案组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批示：可以见见妈妈。第二天，孩子们才知道，毛泽东批示的第一句话是：父亲已死。虽然一再嘱咐刘少奇的儿女对刘少奇的死讯要严守秘密，但不久，相当多的中国人都知道刘少奇已离开人世了。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所以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毛泽东在王光美的“判决书”上写了“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这么几个字。否则，她的生灵早就在“九大”开后不久，林彪亲判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指示下，飘拂到天国

去了

第二篇林彪的崛起和覆灭

毛泽东利用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选择了林彪作为伙伴，来填补由于刘少奇突然跌落而出现的权力中空状态。这使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一跃而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不时地摆动在毛泽东的左右，甚至给人们一种毛泽东和林彪形影难分的印象，以至，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国人最时髦的一种崇拜语言。六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简直成了林彪叱咤风云的时代。

林彪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把人们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衍变成的迷信推到了人类意识的顶巅，并在这座迷信的大山上争得了一个显目的席位。然而，林彪攀登权力顶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文举大革命”的严峻形势和林彪的个人野心，使毛泽东和他“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之间出现了愈来愈大的裂痕。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终于从权力的高峰跌进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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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条登上权力高峰的“捷径”    ，

“个人崇拜”的发动者

林彪生于一九〇七年，比毛泽东小十四岁。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林彪的地位并不很高，当时，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邓小平任总书记。十年后，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在事实上•一一越过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成为权力和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

林彪攀登权力高峰有一条“捷径”，就是在各种公开场合着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一九五九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党展开了一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林彪主持中

央军委工作不久，便有目的、有步骤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P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林彪在当时说“捷径”和“一本万利”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当我们今天回顾林彪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可以看到，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是他攀登权力高峰的“捷径”，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一本万利”的事。

有独特风格的崇拜语言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巨大功绩，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对毛泽东的赞颂，在人们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林彪正是利用这一点，一步一步地把对毛泽东的正常赞颂转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个人崇拜。当我们今天重读林彪在•一九六〇年以来的讲话时，可以看到，除了许多对毛泽东的合情合理的赞颂外，还夹杂着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独特的语言和语言风格。林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多次号召•全军“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指出，“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思想，

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号召”全党全军全菌人）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e“把毛注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林彪是简洁语丨言的创造者，普通人一次只会提出“一个第一”，而林彪却飽提出“四个第一”，即所谓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4彪的“创造”，在中国人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活思想”这一概念。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林彪亲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决议》强调要“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决议》还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1”“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林彪特地为之撰写了《中囯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文章，再一次号召全国人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由军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高潮。林彪既是号召者，又是最积极的鼓动者。一九六一年一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对毛泽东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四月，林彪视察部队时指出，“部队的每一次政治思想教育，都必须以毛主席的著作为思想指导”。同时，指示部队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本，《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毛泽东语录。

林彪对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赞颂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六一年六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赞扬了林彪在军趴内的作法，他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林彪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后，更加注意宣传毛泽东个人了。林彪为了走“捷径”，竟然置中国传统的语言习惯不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和“政治”概念联在一起，他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为指计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对清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毛泽东本人真心实意地号召大家发扬民主，要求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开出气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始终没有忘记要“走捷径”。他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继续制造“个人崇拜”，粉饰错误。他与众不同，他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接着，他谈到了毛泽东，他说：“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的这一讲话，与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在林彪心目中，实际上是否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与他无关，重要的是在一切情况下要为攀登权力的顶峰而不懈努力。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下，国民经济逐渐全面好转。当毛泽东回顾这一段经济困难的历史时，毛泽东想起只有林彪等少数几个人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上“出气”，相反，却在毛泽东本人权力和威望有所降低时，毫不动摇地对毛泽东本人给予了支持。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讲到林彪提出“四个第一”时，又一次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

论化了。”

毛泽东的赞扬是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动力3根据林彪指示，《解放军报》从一九六一年五月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走捷径”的促动下，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出版并与林彪提倡选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一起在军内大量发行。全军官兵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文化水平很低的解放军战士，也可以随口背上几段毛泽东语录。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泽东在接见活动中再一次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L”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林彪认为攀登权力顶峰的时机趋于成熟了，他一方面继续更起劲地倡导和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在不停地窥探机会，寻找上升的台阶，向中国的权力顶峰攀登。

第二章清除“顶峰论”的反对者

林彪竭力推行“个人崇拜”，使一切正直的人们觉得反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长期以来对林彪提倡个人崇拜和鼓吹“顶峰论”极为反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罗瑞卿就成了林彪为推进个人崇拜，清除“顶峰论”的反对者的最早的牺牲者。

罗瑞卿其人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育长，副校长，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实和善，抗大的师生都亲切地称他作“罗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一九五九年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P是毛泽东非常器重

192

的人。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开始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跟随红一军团行动，不论在行军行列，还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总是守护在毛泽东身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V

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总是亲自负责毛泽东的安全。每次毛泽东外出，他都跟随同行。每当毛泽东有外出活动，他都亲自布置检查保卫工作。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时，想到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亲自到三峡去观察水情，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了毛泽东不要去那里游泳。一九五九年，罗瑞卿出差到长沙，一听说毛泽东到达湘江边要游湘江，马上赶去详细检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泽东游江，随后，他还亲自作保卫工作，陪同毛泽东去韶山，并一直妥善安排毛泽东安全上了庐山。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节日期间，罗瑞卿总是更加繁忙，许多领导人都携带妻室去天安门观看焰火，他却没有享受过这种天伦之乐。他把保卫毛泽东的安全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仍是以工作为重，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重，自始至终坚守岗位，真可谓忠于毛泽东。正是出于这种忠心，为了在毛泽东游泳时能紧随左右，年近五旬时，罗瑞卿还刻苦学会了游泳。罗瑞卿那高大的身躯，那诚实、憨厚的面容，使毛泽东对他非常放心，以至在罗瑞卿遭受陷害，身•不由己时，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罗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对他到长江游泳外，还没有反对过他。

一九六四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用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罗瑞卿还亲自领导组织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观看时非常高兴，当即

兴致勃勃地说：北隶、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0

对罗瑞卿表示赞扬。

对“顼峰论”的异议

罗瑞卿受到毛泽东的赞扬的同时，却引起了林彪的嫉恨。长期以来，对林彪在军内推行个人崇拜，罗瑞卿是不赞成的。^一九六〇年，林彪拋出“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等极“左”

口号时，罗瑞卿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6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一九六一年，林彪提出“背警句”，

•“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尖锐地指出，死记硬背，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在战略方针上，林彪主张消极防御，说，“不要看地形，看地形图就行了”，而罗瑞卿反驳说：“地图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为此，罗瑞卿还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当林彪空喊“革命化”、“骡马化”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装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林彪空喊政治，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林彪诬蔑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冲击了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罗瑞卿驳斥道：“不能乱冲一气”，“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要

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然而，由于当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林彪不敢对罗瑞卿过分发作。另外，林彪曾多次向罗瑞卿施加压力，要罗瑞卿跟他走，罗瑞卿却无动于衷。特别是自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后，由于身体的原因，军内许多事务实际上是由罗瑞卿具体来抓，刘少奇就曾公开表示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来，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他早就咬牙切齿，怀恨在心，只可惜没有机会除掉心中的这个挖塔。

嫉恨与怨恨的结合

在林彪嫉恨罗瑞卿的时候，江青的利益和林彪的野心结合在一块儿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前后，江青想以文艺为缺口在中国土地上大显威风又苦于没有出路之时，她想到了军队，想到了与毛泽东关系甚密的罗瑞卿。为此，江青多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罗瑞卿参加。谁知，罗瑞卿对江青反感，对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当时，江青还要求发给她军装，罗瑞卿又明确交待：军衣可以发一套，她没有军籍，领章、帽徽不给她发。江青想出头的目的被罗瑞卿堵住了，她的话对过去一直踉随在毛泽东身边的罗瑞卿似乎毫无力量。为此，江青一直暗中想方设法要置罗瑞卿于死地。

然而，江青为了配合姚文元文章的发表，为了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了召开一次显露她“才华”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要以部队为基础，要在部队找一个可靠而又合适的人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在罗瑞卿那里碰壁后，她选中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在罗瑞卿问题上可谓不谋而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林彪对罗瑞卿的嫉恨和江青对罗瑞卿的怨恨终于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以它无与伦比的威力，终于把罗瑞卿一步步推向了深渊。

一九六五年底的上海“紧急会议”

一九六五年秋冬之际，林彪开始行动了。他叫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林彪的老婆叶群则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要李作鹏“从海军角度”写材料。以后，林彪、叶群又指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利用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问题诬陷罗瑞卿。

罗瑞卿在拒绝了江青的要求后，心怀坦荡，工作依旧。不久，他作为总参谋长从北京去云南落实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工作进展顺利，他对工作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就在需要罗瑞卿继续在云南落实军事部署的时候，罗瑞卿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上海开会，却没有透露会议内容。罗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按指定时间登机起飞，准时到达上海机场。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这位4司令员一反常态，把面孔板得死死的，以往那种觅到上司满脸堆着殷勤献媚的笑容无影无踪了。进市后，罗瑞卿没被安排在他每次去上海时住的锦汰饭店，而是安排在他从来未住过的地方。罗瑞卿心中生疑，'问了一句，得到的答复是锦江饭店住满了。按照惯例，罗瑞卿每S3一处，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话机架好，这次却受到k转而坚决的阻拦。接着，通知罗瑞卿，有关领导人正在房间^等他谈话。他觉得蹊跷，有些紧张，又猜不透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发觉，这里警戒森严，不同于以往，便径直走向目的地。在房间里等待罗瑞卿的几位领导人是他熟悉又深为敬重：的老战友，但谈话时却犹犹豫豫，经常中断话语，似乎有难以启齿之言。然而，为了服从中央的决定，他们最终还是说明了，正在开的会议是对罗瑞卿的突然袭击。罗瑞卿急于想知道会议情况，但自始至终被拒绝在会场门外。

罗瑞卿不得而知，被拒之门外的会议竟是林彪策划的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开始，到十五日结束，由林彪主持》毛泽东十一月末在杭州听取叶群利用海军的材料对罗瑞卿问题的汇报后，于十二月二日在一份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了如下批语：“那些不相信考出政治，对于突出政續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的所谓“反党篡军的罪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最有份量”的发言。叶群被誉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早就使罗瑞卿十分厌恶。六十年代初部队评级定衔时，由于叶群解放后不断调动工作，从军队到地方，又从地方到军队……，每次调动，都伴随着职级的提升，因此对她来说，职级已很不低了，罗瑞卿考虑到这些因素，按照规定将叶群评为上校，而没有满足叶群伸手要定大校的愿望，使叶群记恨在心，一九六五年春，林彪

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到部队前，罗瑞卿建议改掉文件中提到叶群名字的地方，罗瑞卿的建议导致林彪对叶群大发雷霆，此事又使叶群十分恼火。这次能在中央会议上对罗瑞卿幵火，叶群当然要火上加油。她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

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叶群公开栽赃陷害罗瑞卿。邓小平在会上公道地为罗瑞卿申辩，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是枉然。

林彪在紧急会议上宣布了撤销罗瑞唧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一切职务。此时，一辈子忠心耿耿、无私地保卫着毛泽东的罗瑞卿怎么也不会想到，导致他这一命运的导火线竟是得罪了江青，而•他与林彪既往的意见分歧成了轰击他的炮弹。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五年底的“紧急会议”后，罗瑞卿身陷重围，对他的一切诬谄，他是有口难辩。他得不到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信任，他失去了权力。而林彪，却踏罗瑞卿这级台阶，得意忘形地往上爬。江青为了夺取她对文艺界的领导权，为了向全国拋出她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定要召开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勾结林彪召开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的目的也达到了。

林彪在与江青就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互勾结时，正

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林彪觉得，眼前似乎是一片光明。他要在“阳光大道”上继续前进。

“文化大革命”前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正在我国农村全面展开，大学毛泽东著作成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和重要内容。学习毛泽东著作讲用会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了。抓住这一时代特征，林彪就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上，更用心地大作文章。他不断地宣传，“应该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著作，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思想。地方工作总要有一个武器么！现成的武器不用，是最笨的了！”“中国要兴旺，就要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了群众，中国就兴旺起来了。”“毛主席的话5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企图用这些讲话来贏得毛择东对性的更大欢心。

同时，林彪积极配合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亲自向与会者宣布：“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狀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这些话表面上看，是林彪对江青的有意褒奖，而实质上是显示他与江青关系的密切。会后，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梦寐以求的领导中国文艺的愿望，从军队开始打开了缺口，而林彪利用江青亲近毛泽东标也大大地进了一步*

把罗瑞卿逼上绝路

有江青的配合，林彪迫害罗瑞卿的胆子更大了，林彪与叶

群合伙凭空捏造罪证要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决心也更大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紧急会议休会后，次年三月，在北京连续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罗瑞卿在会上做检查。如果罗瑞卿不承认林彪所罗列的他的一系列罪行，检查便休想通过。因此，会议开得很特别，没有确定的日程，停停开开r开开停停。每次休会意味着罗瑞卿失去一次陈述真相的机会，而每次复会，却是对罗瑞卿狂暴的又一次升级。罗瑞卿当时的处境犹如他女儿点点在T生命的歌》一文中所叙述的那样；看见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沉然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G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顺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人。他好象被推迸茫茫黑夜中，黎明没有盼头，他好象被推上悬崖绝壁，却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徬徨，迷惑无法解，他意识到有人在逼他，逼他离开这个世界。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深夜，罗瑞卿孤寂、郁闷，觉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当他觉得一切终将结束时，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了一张字条：“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便从他住房的楼顶纵身跳了下去。然而，历史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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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残酷，又是这般留情，罗瑞卿没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当他躺在医院里，睁开眼睛看见正在流泪的妻子时，一再嘱咐她“要把孩子们养大，不要让他们斩草除根。总有一夫，党会钯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党，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但是，眼前迎接他的却是更大的不幸，那便是失却了自由。他被送进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张硬板床，一张小方桌，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小窗户，严密的看守，无昼无夜的自责和思索，以及难以忍受的断肢的疼痛和不断发作的心绞痛。林彪则把罗瑞卿看作是“身残名裂”的敌人，以自杀这种形式来表示“叛党叛国”的“罪狃”。他幸灾乐祸，并要一步步把罗瑞卿遥到绝路。

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打击

林彪妄图一个又一个地除去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在搞垮罗瑞卿的同时，他又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的妻子严慰泳下毒手了。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到：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针对陆定一等人提边的。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就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

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好这一段讲话正是林彪与陆定一、严慰冰宿怨甚深的一种表露。严慰冰曾多次隐蔽地揭露林彪、叶群的虚伪，并对叶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问题提出斥责，还对叶群自称十六岁入党的问题提出质疑，这些造成了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怨恨。

一九六六年初，以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从学术到政治的斗争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尖锐地批评了《二月提纲》的制定者。三月底，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铌？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对中宣部长陆定一更尖锐的批评。为了加紧对陆定一的打击陷害，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严慰冰被诱捕入狱。

第三章搭起上升的舷梯

从《五•一六通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在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之后，五月十八日上午，林彪作了一个实际上是会议总结的讲话。他除了对彭、罗、陆、杨问题作了结论之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心理，用大量篇幅谈了政权及政变问题，歌颂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上的天才，因此，“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祥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与会者似乎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林彪的地位异常重要了。

①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韦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前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五月十八日林彪立场鲜明的讲话，不仅便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而且使他和江青更加亲近。此后，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结成一种力量，有力地巩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绝对权力。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

全会，给了林彪大显身手的机会。会议期间，他经常与毛泽东见面，商谈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毛泽东还利用林彪直接指挥中央文革小组，以北京为起点推进“文化大革命”0八月八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已经活跃在“文化大革命”第一线的中央文革的鼓噪声更大了，他们更起劲地支持反对刘少奇的群众，鼓动对毛泽东的崇拜。林彪特别注意到从干部中聚集反对刘少奇的势力，八月十日，他两次接见军队高级干部，明确指出，“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在林彪和中央文革的通力合作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以毛泽东的胜利被通过了。林彪也在形式上正式排列到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的第二位。然而，他要巩固住这个刚刚赢来的地位和权力，还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林彪利用刚刚获得的党内地位，在刘少奇身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日，林彪指使叶群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将他们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他，以便让他写出有关刘少奇的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材料。转天，林彪将雷英夫找到家里，要他用给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将材料递交上来。当天，雷英夫就将信和材料递送给了林彪，林彪则立即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

“第二号人物”

林彪利用陪伴毛泽东公开露面的机会，在中国老百姓眼前搭了一座上升的舷様。

在“八•一八”毛泽东开创的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林彪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说，“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一阵阵狂热的欢呼声中，林彪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取得了代表毛泽东的资格。他那时间不长的讲话中，反复重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强调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实际上也起了提高他自己在群众中烕望的作用。

接连几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都是林彪紧紧相随在毛泽东的身旁，而又总是他代表中央讲话。他在群众面前，总是举着紧攥着《毛泽东语录》的手不停地晃动着，报纸的宣传也总是把林彪排列在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不断强化的刺激，在人们的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到处宣传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使党中央终于变成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他应用的方法依然是用激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用激发群众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者”的盲目憎恨来*溃对手。会议开始后不久，林彪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锥向新阶段”，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在强调着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毛泽东著作时，他用口语化的语言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而后又将林彪这几句话谱上曲编成歌在电台上和在各种场合播放，演唱，使林彪的这些“指示”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解放军报》发表《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社论，并在群众中广泛地组织学习，使林彪在一般群众中的影响大为增加。

“永不停火的战争”

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多次发言，他说，“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得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当说到“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时，他说，十一中全会后“我们党内战胜了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他特别强调当前运动的根本问题是“怕”字多，“敢”字少。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发表的长篇演讲，极端颂扬毛泽东的伟大，他说，“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別，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类推，一个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党，就必须遵循“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上

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而毛泽东所以发动群众运动，是因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这样一来，林彪作为既绝对听命于毛泽东，又非常理解群众运动的重要人物，不仅在党内的权力加强了，在党内的影响扩大了，而且在群众眼里的“威望”也提高了，在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里，大有林彪的话“一句顶九千句”的趋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为纪念“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林彪书写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题词。题词的手迹被广泛宣传，人们虽然觉得这位“副统帅”的字写得不怎么样，但不失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林彪的手越伸越长了。

十二月三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作了讲话。不久，又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除了竭尽污蔑之能事数落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领导人，鼓动群众更下力于“批判干部”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作了如下总结：“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指武装斗争）可以停火，思想战线不能停火，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

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正是在林彪这种思想驱使下，社会上“批判

干部”、“揭批刘、邓”的战火不断蔓延，弁且越烧越烈。

十二月十六日，林彪又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并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背诵《再版前言》的热潮，结果是，林彪的名字更加响亮了，林彪的权威也随之提高了。林彪对诸如“浙江问题”、“军队培养和选拔干部问题〉、“军事训练问题”、“解放军报问题”、“军队支左问题”I“青海问题”、“武汉七_二〇事件”等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俨然是毛泽东的代理人。

林彪的总结：“最大最大最大”、“最小最小最小”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rs成立十八周年。在庆祝大会上，林彪“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他在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后，对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他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用列举“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成绩，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回顾这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从悄然无声一跃而成为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他的损失确实是“最小最小最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胜利者”，他还要在实力方面向上继续攀登。    ’

第四章诬陷和迫害的狂潮

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也是他和中央文革以及他在军队内的同伙诬陷、迫害无数党政军领导人、干部和群众的过程。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遭到诬陷迫害外，林彪一伙还借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把那些过去和他有矛盾、在林彪看来可能反对他的人，以及一切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一二清除掉了。林彪的黑手伸向谁，谁就要遭殃。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林彪一伙对贺龙、彭德怀、朱德、叶剑英、陈毅以及罗瑞卿等军队内杰出领导人的诬陷迫害，看到林彪一伙的狰狞面目。

对贺龙的诬陷和折磨

林彪夫妇和贺龙夫妇是老相识，他们之间深藏的矛盾由来已久，这要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叶群在南京曾经在国民党所控制的电台当广播员，与国民党人士常有往来，并参加过国民党c、c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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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演讲比赛”，宣传三民主义，获得了第一名。同时，她还与一个叫“战斗”的c、C派外围组织有来往。为此，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派薛明正式找叶群谈话，叶群奏示，“要重新考虑今后要走的路”^    '

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林彪去重庆参加谈判，贺龙逸临时离开了延安。贺龙的夫人薛明重新提起抗日战争中有关叶群与国民党的一些活动，并要求叶群真实地向组织交待。叶群心里害怕，又仗着是林彪的妻子，大哭大闹，说有人趁林彪不在要害他。薛明硬是将叶群拉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当贺龙与林彪都返回延安又相遇时，贺龙直言不讳地对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吗！”贺龙还让林彪“要提高警惕！”林彪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说“整风是残害青年”，就是指的这件事。而且林彪一直惦记着叶群的这件事，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率兵进军东北，在东北特地为叶群的这件事平了反。

也是在延安时期，贺龙与毛泽东谈话时说过，一九三七年党中央派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时，林彪对蒋介石泡有幻想，曾公开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并为此与贺龙发生了意见分歧。贺龙还问过陶铸，“知道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有问题。”

解放后，贺龙担任了副总理，被授予元帅军衔，还兼管体育工作。林彪一直把他视为权力的竞争对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无意中对林彪说，贺龙在延安时期“讲了林彪长征中的坏话”。林彪知道，如果将他与叶群的那些历史材料透露出来的话，对他的地位是很不利的。于

是，他把贺龙看作是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在林彪看来，他与贺龙夫妇既往的矛盾可能最终成为你死我活的拼搏的动因，于

是，他先发制人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空军准备在北京召开一次会议。有几位同事找到贺龙，对空军报喜不报忧等不良作风表示不满，对突然通知会议停开有意见。贺龙见状，劝说it：“他们不开，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嘛，可以给他们提意见。”林彪不知从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一情况，对他亲自树立的空军这个标兵内部有矛盾非常恼火。于是，林彪有意用空军中的意见分歧制造了以吴法宪为正确的一方，另一方要夺权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把贺龙内定为后合。以此为借口，林彪把一些曾经与贺龙共过事的干部抓了起来，发狠心，下毒手，搞逼、供、信，并散布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反党篡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抓后台”。林彪乘势对吴法宪说，“贺尨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要派人“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同时，林彪召见李作鹏，告诉他：“要注意贺龙，贺龙实塚本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

吴法宪、李作鹏一心想投靠林彪这个已经非常显赫的人物，这次林彪找上门来，当然是求之不得。他们对林彪的话心领神会。又各自打着心中的小算盘，琢磨着怎样献媚才能合林彪的心意。最后，不谋而合地都采取了写信诬告的手法。九月三日，吴法宪把他写给毛泽东的有关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林彪，九月七日，李作鹏也给林彪写了一封有关贺龙问题的信件。

与此同时9叶群为力挫贺龙四处奔忙。她多次向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唠叨贺龙的材料，要宋治国写信掲发。并嘱咐，“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叫你了解的口气写。”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宋治国根据叶群口授的材料，写了四封揭发信给林彪。当宋治国把写好的信送到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那里时，叶群为了掩人耳目，当着办公室的三位秘书，故弄玄虚地问宋：“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報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宋治国心领神会，当即回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叶群作贼心虚，还怕有人涉嫌此事与她有关，又叫那三位秘书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用以证明写信的事是宋治国的自发行为。

在一九八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控告林彪、江青等十名主犯时，宋治国写的诬告信的原件公布了。下面抄录其中一部分内容：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

（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师，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1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可以看出，曾窃居中国领导高位的林彪、叶群等人，在争权夺利、发泄私愤时是多么无聊。上面所罗到的那些材料，一看便知道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宋治国的信交到了林彪手中后，林彪下令，立即印发。他要以此造起反对贺龙的声势。

再说，毛泽东接到吴法宪的信后，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把贺龙请到自家的游泳池会面。毛泽东先把吴法宪写的信交给贺龙看。当贺龙看到信中说，在空军中有_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就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时，很不是滋味。毛泽东则宽慰道：“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当贺龙表示还是找吴法宪谈谈时，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最后，贺龙觉得，还是应当“找他们解释一下”，毛泽东又表示“也可以”。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再次在他的游泳池接待了贺龙，并开门见山地表示，“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亲自到林彪家去征求意见。老谋深算的林彪有心利用一下贺龙，故意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弦外之音当然是要贺龙当面表态支持林彪。贺龙身为元帅，看不得林彪的这种阴谋诡计，也没有完全理解林彪当时的特殊地位和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更没有防备林彪可能的狠毒，只是淡淡地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这一回答不仅与林彪期望的距离相差甚远，而且加上林彪、贺龙之间的以往关系中的裂隙，使林彪不由地把贺龙这本来就可能包含着双关语义的答复想得更奥秘了。他回忆起一九六五年冬在上海、广州与贺龙夫妇的接触。那次，虽然他与叶群一再对贺龙夫妇表示亲热，叶群还对薛明说，“你以前说我那么多坏话，我也不恨你，只要你以后别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换来的却是贺龙夫妇泰然自若和只是贺龙这样不冷不热的回答。林彪认定，在与贺龙的较量中，决不能手软。

为此，林彪、叶群一方面紧紧抓住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这些炮灰，另一方面，积极鼓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整贺龙的活动。

就在这个时候，康生把“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北京各大学风靡一时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与贺龙拉在了一起e

一九六六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因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当时北京各大学都有部分娵生在农村搞“四清”，空出一些房屋，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用来暂住军队。

部队借房和“二月提纲”事件的时间相近。在“怀疑一切”的感应下，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大学校团委的一个干

部，以《触3馀心的二月兵变》这个刺激神经的标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这个“假说”，并认为，可能这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大宇报的内容越传越玄，康生便有意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

七月二十七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煞有介事地公开宣称：“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0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中央文革通过康生的讲话就此定下了“二月兵变”事件。在事件中还加进了“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等骇人听闻的军事色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了之后，当然气愤填膺，振臂欲起。北京各院校都开始搜集“二月兵变”的素材，以至把一九六六年二月，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以北京大学为试点到北京郊区搞半工半读，并于三月底把试点经验推向全市这件事，也加进“二月兵变”中去了。因为彭真曾经说过：“所有学生都下乡搞半工半读，……帐篷已经安排去做。”而各大专院校确有筹集帐篷之事。有的学校领导为了方便下乡检查工作，还将小轿车换成了吉普车。帐篷和吉普车，这些本来并不是必定要和军事联在一起的物品，都成了“策划兵变”的事实根据了。于是，捕风捉影的“兵变假说”，成了有领导、有基地、有军队、有物资的“真实”事件了。

正因为康生把“二月兵变”与贺龙联系在一起，贺龙的“罪行”便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当时邓小平、陶铸都明确指出“二月兵变没有”，也镇静不了当时绷得紧紧的北京大学生

的神经。贺龙被紧紧地绑在“二月兵变”事件上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江青与叶群达成的互相交换迫害对方“仇人”的协议向前推进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与姚文元等人到清华大学接见全校师生员工，并对即将到来的一九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江青还专门找了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不久，江青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

接着，贺龙的家被抄了。他的一家人日夜被包围在“坚决揪斗”贺龙的巨大声浪中，因而不得不几经周折，多次搬迁。然而，无论贺龙的家转移到什么地方，接踵而来的仍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揪斗呼叫。

被群众揪斗，在当时意味着经受怎样的“考验”，尽人皆知。贺龙一家被逼无奈，只得求援于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口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当即接通贺龙住处的电话，要围攻的群众撤走，同时，邀请贺龙夫妇暂时住进中南海自己的家中。

然而，社会上的剧烈震荡并没有平息。上海“一月风暴”派生出来的是整个中国好象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无际海洋，颠波得失去了控制。群众批斗“走资派”的“革命暴力行动”，经过数月的摸索实践不断升级。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等人被迫站在无遮无蔽的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前游斗；杨勇作为“三反分子”被北京军区的造反派揪了出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的

学生揪去，被戴上六十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还被关押了四十多天，最后被皮鞭活活抽打致死。中南海里也折腾起来了，许多中央负责人都受到冲击。林彪还在军队最高层人士间有意诽镑贺龙，说“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他“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在林彪的煽动下，轰击贺龙的吼声更响了。林彪把贺龙作为打倒对象在军内宣布后，周恩来继续把贺龙留在中南海里已经不可能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约请李富春、江青与贺龙进行一次正式谈话。江青非但拒不参加，还指使群众组织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用高音喇叭连续叫喊“打倒贺龙”等口号，致使这次正式谈话在一种非常低沉的气氛中进行着。周恩来对贺龙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务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贺龙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北京近郊山区。为了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中途换车，并不让带工作人员，以便严格保守秘密。

贺龙来到周恩来为他安排的住地后，安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此间，他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读书，练毛笔字，参加力所能及的洗衣服等劳动。余暇，则思考自己过去每一个时期的工作。

面对着许多老干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挨揪被斗，面对着自己今天的处境，贺•龙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对“左”有了切身的体会，对“洪湖肃反扩大化”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三月七日，贺龙写成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请周恩来转呈毛泽东。他多么希望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能从中吸取点儿教训，能珍惜革命的宝贵财产——干部和群众啊f

半年过去了。贺龙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繁闹人群中生活多年的老人，在孤寂的生活中多么盼望能见到过去的知己，多么盼望当时看上去能主宰时局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出去啊。他不止一次地说：“要是汪东兴同志来了，那就说明毛主席说话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谁知，他盼来的却是林彪、江青一伙对他更强化的迫害和更孤寂、更悲戚的生活。

至一九六七年夏天，由周恩来秘密安排的贺龙，逐渐被林彪完全控制了。开始，他们只是借口说有人要来揪贺龙，要严防被人发现，在生活上进行刁难：窗帘被拉得严严的，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有几天床上的被褥、枕头被全部收走，贺龙只得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后来，又借口水源有困难，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供给洗脸水、漱口水，以至每逢下雨贺龙夫妇都要用水盆、脸盆、水杯去接雨水贮用。

九月间，贺龙正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十月以后，便断绝了与周恩来总理的一切联系。经林彪一伙人的批准，从外地

调派来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的医生换走。贺龙成了被林彪一伙任意揉搓的人了。除了偶尔去医完看病就医，他周围的世界便是半山腰的一座平房和阻断他视线的山峦，而心中最思念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女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社会上不时掀起打倒“大军阀”、“大土匪”、“三反分子”贺龙的声浪。林彪等人还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以中央名义，把全国体育系统定为“独立王国”，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便成了体育系统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因此受到攻击。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说，“贺龙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康生的一句话使得贺龙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所受到的折磨又成倍增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给贺龙送去了一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写的信，要他交待“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当年，熊贡卿以贺龙“早年友好”的名义来会贺龙，以谋策反，贺龙当即识破其阴谋，下令逮捕了熊贡卿并处以枪决。这件事，党中央早就了解，并有定论。如今重提此事，用贺龙的话说，“这完全是栽赃！”贺龙看完这封信，不停地书写“冤枉”、“冤枉”几个字来发泄被诬陷的义愤。他回忆起出生入死的战斗岁月，回忆起多少先烈曾为着一个共同的事业流血牺牲。他对恶意中伤的回答是：“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然而，他对披着革命的外衣、兜售私货、残害中华民族儿女、毁坏中华民族前途的歹徒，却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公开合法地生存、发展，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想到的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他相信光明的未来r但眼下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他也想到了后事。

折磨和摧残在缓慢地进展着。一九六九年冬春季节，身患糖尿病多年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贺龙，不仅基本的饭菜营养得不到保证，而且必须不间断服用的降糖药物也“供不应求”。他与薛明合用的一块毛巾破得只剩下四个边儿，衣服鞋袜补了又补，连替换的都没有。在当时打出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招牌下，有一天，又突然以照顾为名，派去一个医生，强行取走了他们想方设法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儿必备药品。不久，借口暧气坏了，不保证供暖，室内温度经常在6°C左右。一天夜里，贺龙夫妇又被强迫搬离周恩来为他们安排的居所，住进了山下的一间房子里。

从此，贺龙夫妇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饭吃不饱，菜则经常是白水煮白菜，糖萝卜，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需要用饮食配合治疗的糖尿病病人不时被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无法抑制的食欲骚扰得心烦意乱。一辈子戎马生涯的元帅，在夺得政权的和平年代里，听见杀猪声“真想吃点猪耳朵”的愿望至死都没能实现。用糖水抗拒饥饿感，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犹如投石下井，但这却是贺龙可能得到的唯一“治疗”。

贺龙的身体被拖垮了，虚弱得连独自迈步都有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人体抵抗力下降，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又是病菌滋生的温床，致使贺龙的脚气感染经久不愈，这反过来又加重了糖尿病。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呼吸急促，全身软弱无力。当薛明再三求请医生时，一位姓王的医生才来打了止吐针p糖尿病酸中毒引起的全身反应继续荽延

着，食到晚上八时，在专案人员直接掌握“救治”的前提下，来了W名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后，就给贺龙输注葡萄糖生理盐水，并声称“糖尿病昏迷了”。贺龙意识到情况或许要急转直下，乘医生不在时，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当时医生怀疑贺龙是药物中毒，但化验结果表明，病人并未服用过毚的药品，医生仍不顾糖尿病人尿糖和血糖的多少，按中毒处趣，一夜之间输了二千毫升葡萄糖液。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破晓之后，北京三〇一医院派来医生接贺龙去住院。贺龙表示，“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脘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作为“组织决定”，贺龙服从了b贺龙告别了妻子，独自躺在救护车里。汽车驶向被人们视为能起死回生的现代化医院，但贺龙在迷蒙中却觉得是在走向坟墓。

下午三时零九分，也就是贺龙离开薛明后整整六小时零九分钟时，贺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年半的半幽禁生活中，贺龙最惦念的是他的孩子们，然而元帅却没能盼到见自己儿女们一面的这一天。他带着冤枉，带着爱，更带着恨，孤寂地走出了人生世界。

贺龙生前，血糖曾高达1700毫克％。他死于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虽然，当时中国医学界对这种病症还认识得很不够，但多年来病情一直平稳的贺龙，如果不是受到两年半之久的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折磨，如果他最后一次发生糖尿病酸中毒时能得到及时的慎重的治疗，那颗当年敌人出十万元大洋要买的头烦是不会这么早就被化成灰烬的。

“文革”中的彭德怀：迫害升级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没有分配给他具体工作，他也不去过问实际上不让他过问的事情。然而，他对那种不实事求是的浮夸作风仍是难以苟同。他一心想用自己的双手，验证一下中国的现实，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要求批准他到人民公社，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劳动。据说，毛泽东说他年纪大了，参加劳动有困难，因而未能同意，但是，希望他能读几年书，每年去工厂、农村搞些调查研究。

一九五九年岁末，彭德怀搬出中南海，住到了北京西郊圆明园一带的吴家花园。为了证实庐山会议上他对浮夸风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专门开垦了一分田地，按当时的最优方法试验种植小麦，同时还搞些种菜、养鱼、饲养家禽等劳动。其余时间，读书学习。他深沉地思虑着中国的前途。    ’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虽然遭到了不应遭到的打击，但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多少动摇。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由衷的爱戴，在吴家花园的生活真可谓是悠然自得。

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定为搞反党分裂活动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根据，是他对“大跃进”中过激失误的做法的批评，以及认为对这些失误，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都应当承担责任。然而，随之而来的全国性“困难时期”证明彭德怀的许多意见并非不无道理。一九六一年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222

带来的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更冷静地面对现实，更清醒地检查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于由于彭德怀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化问题，大家已是心中有数了。这时，已经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害怕彭德怀东山再起，于是，竭力活动，要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彭德怀案定为铁案。因此，林彪无中生有，把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与他会前访问东欧各国一事联系在一起，公开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并整理成会议文件，在高级干部中散发。

彭德怀对于林彪等人的恶意中伤愤恨至极。他认为有必要洗刷加在他身上的污垢，有必要为党的纯洁而斗争。他用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用热血和泪水写就了八万言书，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送交党中央，以此来述说自己清白的一生，向党表白他的赤子之心。同时，表明他对林彪、康生等人的怀疑。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使他有机会反唇相讥。一九六二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不仅没有减轻彭德怀的罪责，而且给他加上了“翻案”等莫须有的罪名。

一九六五年秋，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工作已经开始，把吴晗与“右倾翻案”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更改的既定基调。毛泽东或许是因为发现一九五九年以后对彭德怀的做法有些过份，但这次从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又必须用彭德怀做垫背，为了保护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开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第一次，是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接见彭德怀，并向他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后又写了一封信回毛泽东，表示愿意到国营农场去当农民。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即毛泽东接到信

的第二天清晨，他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你来吧，早在等着，还没有睡。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没有机会与毛泽东见面。由于几十年的战斗情谊，他对毛泽东是敬佩的。他当即想到，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应当休息，于是说，要另找个时间见面。毛泽东诚恳而急切地希望彭德怀立即前去。彭德怀只得遵命。此时的彭德怀心绪万千，他想象不出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汽车直驱中南海颐年堂，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他们之间隐匿着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失了。两个人都笑起来了。毛泽东拉着彭德怀的手，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

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午，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一起宴请彭德怀。周恩来因去接西哈努克亲王，没能参加。毛泽东当众点了彭德怀的将，彭德怀也表示，同意去西南三线工作。

彭德怀刚到四川，便看见了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意识到，这篇文章表面上评的是一个戏，实际上是打他彭德怀的耳光子。随同他一同前往三线的工作人员也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央派彭德

怀出来工作，表示了对他的信任，而报上又来这一套。彭德怀

相信毛泽东对他还是诚心诚意的。他觉得作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要争取时间，多为祖国，多为人民，多为他所坚信不移的事业做点工作、。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

开展起来了，彭德怀奉命调回成都市。迫于全国形势，有人好心地建议他去乡下躲一躲，但被他气愤地拒绝了。他再三要求，最后同意他悄悄地外街看大字报。他看见了机关“揭发”他的简报上说，他来西南后“开足马力营造反革命大本营”，“妄图东山再起”，“到处放毒、搜集炮弹”。他置之一笑。他认为，毛泽东了解他。

有一次，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时，被人认出来了。红卫兵开始找上门来。以后，红卫兵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厉害了。到后来是刚送走一批，又迎来一批。着一身最时髦的“红卫兵服”的红卫兵来时，总是衣袖高挽，进门便吼“不革命的保皇派，滚你妈的蛋！”说起话来拚命地挥动拳头，不时叫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念上几段诸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最后是勒令“交待罪行”，折腾一番，溜之大吉。到了年底，红卫兵的频频骚搅使得彭德怀的日子很不好过了。于是，他有空儿时便闷头儿给毛泽东写信，表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当时，他真想见见毛泽东，把该说的话说清楚，同时，他预感到，有人要将他致于死地。

事情确实象彭德怀预感的那样。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与林彪狼狈为奸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密谋诬

陷彭德怀是现代的“海瑞b，“直到现在述是修正主义的一商黑旗”^还把彭德怀在三线繁忙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说成是“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为此，林彪、江青一伙决定、“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毛泽东在身边一帮人的蛊惑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

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十二月下旬，江青有意激将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为此，戚本禹经过反复筹谋，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现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要你们派学生到四川去把“海瑞”带回北京。

不久，彭德怀被北京的红卫兵綁架走了。戚本禹听到消息后，得意地写密信报告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得知了彭德怀的情况，当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作了如下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廐来，北京去T好几个“专揪彭德怀战斗团”。为了领头功，他们之间互相争夺，最后彭德怀落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一伙人手中。开始，将彭德怀关押在成都地质学院一个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后来又将他转移到成都锴地质局。第二天晚上，彭德怀被押上由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北京驶去。一路上，红卫兵轮番批斗彭德怀，彭德怀却一直据理反驳。他非常清楚，“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时间不多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火车驶进北京。当时，火车站挂满了各式各样“战斗团”的旗帜，他们互相争执，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好一阵争闹、谈判，终因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而由他们把彭德怀拉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而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却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北京卫戍区就开始了监护生活。他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s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信是“寄出去”了，然而，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处境。

彭德怀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箸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转移到了另一驻地。在陈设简单的房间内，除了偶而有人来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问题而受到凌辱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学习，或写所谓的“交待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他患的皮炎恶化，痛痒异常，皮肤大片溃烂，却连换洗的衣服和其它日用必需品都没有•他把烟戒掉了，他的身心都在经受折磨。不久，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彭德怀的步子迈得更加急促了，他们准备把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炮弹首先发出去。

一九六七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行强加在彭德怀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他的对手们把他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倒在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待以下问题：1•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黑关系”；2•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战略方针的罪行；3•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究竟是怎么死的；

七月，戚本禹多次出面煽动学生去骚扰彭德怀，并决定把彭德怀搞到北京航空学院批斗。七月十九日，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一个大教室中召开了三、四十人参加的小型批斗会，当彭德怀义正词严地评说自己在“百团大战”中的功过时，他的对手发火了。他们把彭德怀打倒在地。彭德怀头破血流，晕厥了过去。当对手们想以彭德怀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上画押签字来结束这场尴尬的批斗会时，彭德怀瞪大眼睛，立定身体，猛地一拳击在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我有罪！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兵！”便又晕倒了》《北京卫戍区监护期间的#动态》这样描述了彭德怀被批斗后的情况：

“自十九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①大大减少，……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二十日说：

‘今天胸部疼痛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鄯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宣传工具正以最醒目的版面安排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些代名词来影射批判刘少奇。在林彪一伙一手导演的收集刘少奇罪状以便激发对刘少奇仇恨的拚搏中，把刘少奇列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总后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彭德被不指名地在报刊上受到批判。自七月十九日批斗会后，彭德怀的问题更加公开化了。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选登的解放军战士的批判文章中，就点了彭德怀的名字。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加了编者按语。文章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作了尽情的发挥，指出，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打倒他们，

“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识支配的”。接着，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打“死老虎”

（P“食宿，”大概指饮食量和睡贼时同，原文如此，

的论述，一方面是为打倒刘少奇制造舆论，同时也为批判彭德

怀的升级鸣锣开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欢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归来的谢富治、王力等人。林彪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一再强调“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林彪、江青一伙进一步的活动制造舆论。    t

第二天，在经过周密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1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共同主持了约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张闻天被绑陪斗。他们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大会快结束时，又叫他们从由人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之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脚、唾沫……的考验，以致他们走了人巷的一半，便先后瘫倒在地。会后，又将挂着大牌子，光着脑袋的彭德怀、张闻天两人绑缚上卡车，拉进北京城里游斗。六十九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二十一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米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二十二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得了啊，今夭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经常在発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用一、二、三版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解放军报》社论《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些社论都把彭德怀、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队里的代理人。用大量篇幅罗列了他们的“罪行”，进行正式、公开的点名批判。文中说，“彭德怀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登出了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第二、三版登载了《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用四、五、六、七、八版整整五个版面重新刊出了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写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九版还设计安排了毛泽东与林戯在一起的两幅巨大照片。用以表明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伙伴是林彪而不是别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并登载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人民日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为批判彭德怀摇旗呐

喊。《红旗》杂志的社论明确写道：“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着力宣传了广大军民欢呼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并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为题，报道了“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怀”的活动，发表了《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一文，从民主革命起系统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以批判影片《怒潮》为题，进一步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待到大批大斗的年月缓和一些之后，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过着孤寂的囚禁生活，终日里自审自责，除了读书学习，便是写交待材料和遭受充满敌意的提审。即便境况如此凄悲，林彪之流也不放慢对彭德怀迫害的步伐。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审批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案了。

一九七三年春，彭德怀七十五岁了。由于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他患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四月，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帮助下，把他从一家普通医院转至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指示“尽全力治疗”。然而，林彪的鬼魂和江青的麿爪也握有三〇一医院。彭德怀被安排在一个十余平

方米的朝北病室里，门口站着看守人员，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着报纸，屋内一缕自然光线都见不到。为了限制彭德怀的活动，他的裤带被抽走了。彭德怀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书籍，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因为手表被收走了，他连一天中几点几分都没法知道，真可谓苦煎苦熬。怪不得戎马终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元帅叹息道，“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四月下旬，彭德怀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准许亲属探视了。这才使他有机会了解一点儿外界的情况。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医院为他做了手术，病情有过短暂的缓解，之后却又不幸罹患左侧偏瘫，坐都坐不起来了。由于治疗中的延误，术后半年，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发现有癌细胞转移。从一九七四年夏天开始，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虽然医院不给他注射止痛针，他仍然怀着崇高的信念与病魔作斗争。他反复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十月以后，他开始处于经常昏迷的状态，清醒时便不时高喊，“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丨我没有里通外国！”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五时三十五分，在人间搏斗了七十六年的彭德怀溘然长逝。他生前盼望能再见一次毛泽东、周恩来、甚或朱德的愿望也随之作古了。

如今，历史终于对他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可惜，他却没能看到历史对罪恶的审判。

穸瑞卿遭受身心的摧残

一九六六年，罗瑞卿开始了囚禁生活。

随着“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社会上的批斗风象着了魔似地狂吹乱卷。周恩来预感到罗瑞卿也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指示“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林彪一伙对理义情面全然不顾，凭借手中握有的权力把罗瑞卿硬端了出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阴险毒辣的指示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和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对大会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太，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一伙的暗中指使和帮助下，罗瑞卿被红卫兵揪绑到会，肖向荣、梁必业等军队领导人作为“首恶分子”，郝治平作为“内助”，一同被批斗。叶群则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捂着大口罩，挤在第十九看台的红卫兵中，

为林彪的计谋得逞而奸笑着，庆幸着。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五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岗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

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余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个大

薪闻。

一月四日上午九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断，同时还教唱了大会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它拼！》。下午一时三十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韦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便从会场的四面八方迸发出来。群众的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接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挂着分别写着自己名字，并画有x的一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上会场。罗瑞卿因左腿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因此有幸坐在凳子上。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肖向荣、粱必业、安子文、曾三、严慰冰和郝治乎，他们挂着写有各自姓名的大牌子，象彭、陆、罗、杨一样，分别被两个红卫兵扭曲着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口号声此起彼落。每一部分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一大串人便由红卫兵揪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与会者无不伸长头颈以便看清被批斗者的模样。被批斗的人由于受到长时间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面色灰白，痛苦不堪，身有残疾的罗瑞卿受的罪当然更胜一筹。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罗瑞卿不断被批被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他的腿伤未愈，却要一面接受所谓治疗，一面接受群众“审查”。在做第Z：次跟骨病灶清除术时，根据常规，术后七天拆线，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第六天就给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

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身体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腿伤不能很好的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不久，在林彪一伙人的精心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钚的“伴郎”一起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活动中，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八月十六日，在报刊上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行的宣传中，罗瑞卿又被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一而再地被点名。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的文章，从此，罗瑞卿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他的身体日渐虚弱，腿疾日益严重，经常高烧不退，处在精力和体力衰竭的状态中。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罗瑞卿的体温持续在38.9C左右，整日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棍，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不慎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颈骨折。就在骨折后的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新伤旧疾，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病疼终于成了威胁他生命的大敌。在不得不再次手术的情况下，十一月中旬，罗瑞卿再次住院作骨折牵引复位术。控制在林彪手中的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宗旨。罗瑞卿的病房成了审讯室，专案人员明确表示：“你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别想舒服。”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逼着罗瑞卿回答，只要他稍有怠慢或回答得不中对方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挛缩、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它不仅折磨着罗瑞卿的病体，也在磨练他的意志。两个月后，罗瑞卿又被赶出医院。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罗瑞卿那几经“治疗”的伤腿非但未愈，反而恶化了。六月一日，他写了一个报告：“……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

七月十三日，罗瑞卿被送进医院。七月二十五日，医院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手术报告。八月三日，专案组将呈递给叶群、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的治疗方案送到吴法宪手中。八月四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迸行。”当吴法宪把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已同意罗瑞卿治疗方案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我负责把林彪的意见告诉江青、陈伯达、黄永胜，你负责告诉专案组，推迟至秋后进行手术”。

在林彪一个人的亲自策划下，罗瑞卿的手术延期了。八月七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并没有进行，而是跨过一个年度拖到一九六九

年初。一月二十五日深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术前讨论，参加手术的护士和医生有的又作了临时更换，以至这些医生、护士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截去了罗瑞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头以下截除。在“关于手术，一定要突出政治，服从政治斗争需要”的幌子下，实现了林彪残害罗瑞卿的阴谋，他们以为罗瑞卿永远站不起来了。

罗瑞卿虽然活过了林彪，在“四人帮”垮台后重新站了出来，但是他那被林彪逼截掉的左腿，终于成了他致死的根本原因。

对朱德委员长的诽谤和攻击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年龄稍长的中国百姓都还记得朱、毛闹革命中的神奇传说，年轻人也知道朱德是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和毛泽东并肩作战，共同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解放以后，朱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使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因此，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仍避免不了“文化大革命”炮火的攻击。对朱德委员长的攻击是从彭真问题出来之后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间，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

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是“党外人士”。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心怀鬼胎的林彪也随声附合，有意去刺瘾朱德。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从“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口中，又不断传出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等诽谤性语言。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还要戚本禹动员中央办公厅的力量去揪斗朱德的妻子康克清。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左”思潮影响下，散布朱德“革命意志衰退”的流言蜚语频频不断。什么朱德整日在家里养兔子，养花；朱德家庭院里摆放着各种名贵品种的兰花；……以期改变朱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进一步触动朱德制造舆论。    ’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南海里，不仅刘、邓、陶受到冲击，朱德也被作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一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了。一月底，戚本禹鼓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学生起来反朱德，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不久，北京的各种群众组织成立了“批朱联络站”，分派人马，四处搜罗朱德的所谓“罪行材料”，“打倒朱德”的宣传影响到全国各地。

“批朱联络站”还准备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并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二月九日，开大会的海报张贴出去了，周恩f来得知了此事，请示了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他将前往陪斗。大会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夭折了。被林彪、江青一伙挑动起来的群众情绪并未被压灭•

三月四日晚，戚本禹就“批朱问题”在政协礼堂又接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忧人。当有人问为什么二月十日的“批朱大会”不让开了时，戚本禹说：“我叫你们批朱德，你们就规规矩矩批好了，为什么要说是我叫你们去批的。你看，现在总理办公室不叫批，你们就批不成了吧！为什么说是我叫你们批的呢？”同时，还挑逗大家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你们说是我叫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一九六七年五月，身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春桥又在上海对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朱德、陈毅、贺龙“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从全国范围看，在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动下，迫害、诬陷朱德的步子越迈越大了。

林彪一伙还利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宣传工具公开宣传井冈山根据地是林彪和毛泽东共同创立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朱德的功勋是无法磨灭的。

《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被选用在中小学课本中，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朱德的勤劳、淳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井冈山是一九二八年四月朱、毛会师后共同建立的根据地。人们颂扬井冈山精神，人们也牢记着朱德和毛泽东。为了泯没朱德的历史贡献，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报刊在宣传林彪的时候，反复申明林彪“投入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却只字不提朱德。有人甚至违背历史事实，创作了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象征。人们参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讲解员不讲朱德，只提毛泽东和林彪。中国人虽是心中有数，却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有个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国情，当场穷追朱德的功绩，弄得讲解员也只能胡乱敷衍搪塞。

林彪一伙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公开歪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呈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张春桥在南京部队党委扩大会议上，邱会作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都对朱德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更有甚者，是把朱德与“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联系在一起C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发生了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十一月在天津破案。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只不过是以天津某煤厂工人为首的十五人的组织，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毫无关系。到了一九六八年，林彪、江青一伙却硬把它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并成立专案组，要揪“后合”。在揪“后台”的过程中，又弄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谢富治指使下，公安部门对当时的专案审查对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要她交待“反党集团”的后台。办案人员对周慈敖诱供道：“你们这个反党集团，就象一个宝塔，一层比一层宽，你们是最下层，越往上面就越小，上面是一个尖。”周慈敖被逼无奈，写了二十几个所谓“黑后台”的名字。办案人员仍说交待得不彻底，没有写出“宝塔尖。”在他们诱导、威逼下，周慈敖胡诌出朱德数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林彪、江青一伙有了周慈敖的口供，欣喜若狂，认为“宝塔尖”找到了。于是又追逼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到底怎么叫，好好想想。”周慈敖正不知如何作答时，审讯她的人有意当场议论：“你们这批反革命分子是钻到党里面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党里面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周慈敖便揣摸着审讯人员的意图，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办案人员如获至宝，立即上报。以朱德为首的“中国（马列）共产党”便算存在了。林彪、江青一伙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个“党”“里通外国”“要搞政变”。诬陷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肖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等十六人。一九六七年七月曾秘密召开了代表大会，苏联、蒙古等国首脑曾发来贺电。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叛乱的班子”，叫“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并造谣说，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九大召开以后，林彪、江青一伙仍要办案人员追查“伪党”证据，撒开大网，到处捕捉“猎物”。他们扬言，“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一九六九年八月，由于形势所迫，公安部门只得将这一“伪党”假案的材料封存，案件也就不了了之。虽然，这一“伪党”假案表面

上并未触及朱德的一根毫毛，但是刺痛人心的流言蜚语却总是没完没了。

对朱德的这种诬陷、打击，是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的。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林彪的如意算盘却打得“嗒嗒”响，他自鸣得意的是，在他篡党夺权的征途上，又封住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的口，又减少了一个威胁他的力量。

对叶剑英的“追查”和迫害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中国入民解放军及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一伙便有意把矛头指向叶剑英。一九六七年所谓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则是对叶剑英更加公开的诬陷和攻击。

在被林彪、江青称作“二月逆流”的那次“碰头会”上，正如康生所说的，叶剑英“放了头炮”。他对“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不教而诛”的残害干部、残害群众的做法提出了愤怒的控诉。林彪一伙除了利用群众的盲从，用反击“二月逆流”这一手段来打击叶剑英外，还暗暗地记下了他身上的这笔“账”，准备慢慢地跟他算。

一九六七年春，江青，康生等人领头刮起的揪“叛徒”之风，很快风靡全国。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将他们起草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及附件“第一号调查方案”呈报上去。这“第一号调查方案”就是将叶剑英作为叛徒调查的

行动方案。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黄永胜批准了请示报告，诬陷叶剑英是叛徒的行动虽然是在秘密进行，实际上却“合法化”了。

不久，北京发生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陈伯达等人一口咬定，传单的观点“和二月逆流一样”，“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语言”，“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他们一伙到处叫嚷“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矛头直指叶剑英、李先念等人。

乘揪叛徒和传单案之机，林彪一伙还利用“广东地下党”问题，迫害叶剑英等人。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党组织将一批党员派进国民党部队工作，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领导。这个地下党支部在动员军民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五月，林彪一伙却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说什么“广东党的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弄不清楚”。十月十二日，黄永胜亲自批准要追查华南地下党的问题。不久，在江青支持下，成立了“审查广东地下党专案组（即一〇九专案组）”，由江青直接来抓。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又亲自“挂帅”，诬陷、迫害广东地下党支部成员，造成被非法关押审查和批判斗争者有七千一百余人。林彪、江青一伙使用极其毒辣凶残的手段，逼那些人承认广东地下党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美蒋别动队”。还追逼他们说出“黑司令部”，说出地下党的上级领导。谁都知道，地下党隶属南方局，而南方局当时是由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领导的。林彪一伙有意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其矛头所向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与此同时，林彪一伙还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穷追不舍地要查出“黑线”，诬陷叶剑英等人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在追查所谓“五•一六组织”后台时，林彪一伙也有意把叶剑英拉在里面，他们说过：“军队就是杨（成武）、肖（华）、还有叶（剑英）、徐（向前）”，以便借刀杀人。

在林彪一伙权力所能触及的地方，他们想方设法栽赃陷害叶剑英元帅，即便达不到“打倒”的目的，也要做到封锁住对方的火力。

“你们要揪陈毅，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是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全国解放后，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军委副主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深受人民爱戴。他性格爽朗，敢于坚持真理。一九六二年，在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之前，他曾直言道：“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无产阶級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够做。……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一九六五年，正值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有人提倡生搬硬套的时候，他在参观一个展览并被邀请题词时，也曾豪爽地写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正是由于他性格直爽，为人正派和他所处地位的不一般，因此，早就被林彪视为“劲敌”，也被江青视为想要掩盖其丑恶历史以谋篡权的一大障碍。陈毅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非常做法的直言不讳，则成了林彪、江青向他开火的借口。陈毅几乎是在“既要用他，又要打他”的夹缝中生存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性格和他的处境看上去实在难以调和，然而这一现象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各部委群众也步学生的后尘，蜂涌而起，造“走资派”、“黑帮”的反。陈毅作为外交部长，全面负责外事部门的工作，必然被卷进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从北京大学开始的造反活动很快蓦延到外交部和所属各单位，那里贴出了不少有关陈毅的大字报，说什么“外交部里有大鬼”。接着，赶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都指向陈毅。外交部所属大专院校还扬言要揪批陈毅。面对着这些不正常的做法，陈毅知道是“有人躲在背后，叫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因此，对青年人的过激行动泰然处之，只是鄙视那些狗仗人势，自以为手中握有大权，“不按他的办”就把人家打成黑帮的卑劣做法。他看不起暴发起家的林彪，说过“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他是我的部下”。越是如此，林彪、江青之流就越记恨在心。他们挑逗学生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不停顿地向陈毅进攻。然而，许多外交事务还都必须由陈毅来

处理。他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不断地和外国来宾交往，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这时陈毅的处境和他那伟大的革命情操可以从他当时写的红叶诗中觑见一、二。诗是这样写的：

西山红叶好，    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    斗争见英雄。

红叶遍西山，    红于二月花。

四围有青绿，    抗暴共一家。

红叶布山隅，    中有色朦胧。

左岸顶西风，    欢呼彻底红。

伸手摘红叶，    我取红透顶。

浅红与灰红，    弃之我不取。

书中夹红叶，    红色颜色好。

请君隔年看，    真红不枯槁。

红叶落尘埃，    莫谓红绝矣。

明春花再发，    万红与千紫。

题诗红叶上，    为颂革命红。

革命红满天，    吓死可怜虫。

一九六六年初冬，    随着刘少奇、邓小平问题在社会上披

露，造反派的矛头越伸越长，造反的对象越指越多，陈毅所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上海的“一月风暴”引出来的全国性的狂风暴雨，使揪斗之风越刮越烈。一月二十四日，外事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批判陈毅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会上，造反派代表用大喊大叫的形式，批判了三个小时后，提出要陈毅作检查。陈毅从容大度、直言不讳的言词，不仅得到了大部分与会者的敬佩，而且生出了一段传说来：按照

当时惯例，凡开口说话，都必须先读几条“毛主席语录”，陈毅当然也不例外。他手捧小红书，高声读道：翻到第271页。只听得会场上不停地翻动书页的沙沙声和突然的静息。原来语录本只有二百七十页，这二百七十一使人愕然了。在那静息的一霎那，又听得陈毅高声颂道：“陈毅是个好同志！”全场懵懂了片刻，随即哄然而起。当在场的周恩来证实确有此话时，骚动的群众才静下来听陈毅检查。有位四川籍的学生，进而模仿陈毅的声音，将陈毅领读语录的传说辑成录音，在外交部门口反复播放，以致陈毅的风趣、幽默越传越广，越说越真。批判陈毅的会，成了宣传陈毅是“好同志”的会。当他的像片因外事活动出现在报纸上时，人们油然生出一种更加敬重的感情来。林彪、江青则是恨上加恨。

随之而来的“反击二月逆流”运动给陈毅脸上不知又抹了多少黑。外事口，特别是外交部所属大专院校的学生喊叫“火烧”、“打倒”简直是随口而出。陈毅看了在前台夺了权的年轻人“少年得志，放肆狂妄以势压人”的做法，忧虑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然而，他还必须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新考验”。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继各种“揪批联络站”在北京频频成立之后，又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各种材料，从历史到现实丑化陈毅。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喉舌的北航“红旗”还发表声明，要坚决炮轰叶剑英、陈毅。四月十七日，陈伯达等人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表示，要让陈毅到群众中去听取批判。四月二十二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对外交部干部讲，“要让群众揭发”陈毅

的错误。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向“批陈联络站”的代表表示：不同意打倒陈毅。

一九六七年盛夏，随着批斗刘、邓、陶的声势的增大，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偏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领导权。八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群众中散布，“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邪、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造成两派群众的对立加剧，外事系统的造反活动更加乌烟瘴气，陈毅的日子也更难过了。

在王力影响甚大的“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八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召幵拱判陈毅大会。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奋力劝胆，全然无效，以至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八月二十二日晚，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牵头组织了就“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事件”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发生了冲进英代办处进行打、砸、抄活动和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外交事拌。八月二十六日，林彪、江青一伙又挑唆造反派围攻周恩来，致使他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休息。造反派还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批斗陈毅。周恩来坚决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的坚决反对，此事才未能得逞。然而，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陈毅仍时常出面活动。他走到哪里，哪里便会

出现^|：彪、江青一伙人放出的鬼影。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陈毅每每避开了鬼邪，但是，他心中难免不掠过一阵阵阴影&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对刘少奇作了处理，对所谓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作了错误的批判，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事变动作了铺垫。林彪、江青一伙借此机会对陈毅下手。十一月，张春桥等人借为“九大”准备材料，编写了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他们精选的上海“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企图把陈毅排除在九大之外。但是基于陈毅的国内外影响，毛泽东不得不仍安排陈毅为九大代表，并在会上选他当中央委员。不过，实际上他已是徒有虚名了。

一九六八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出了“六厂二校”的所谓先进典型。陈毅深知自己处境艰难，只能暂时沉默，便选择了光华木材厂“蹲点劳动”。在劳动中，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中，体味人生的乐趣。

一九六九年林彪发布的“第一个号令”从北京逐走了刘少奇、陶铸、彭真、薄一波等一大批当財被打倒的领导人，陈毅也被点名限时离开北京，下放到石家庄制药厂坚持半日劳动。林彪一伙排斥陈毅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一九七〇年底，陈毅因排便异常，久治不愈，诊断为直肠癌，同意他回北京治疗。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陈毅接受了直肠癌根治术的治疗。

半年以后，便发现癌肿已转移至肺部。他一面接受治疗，

一面等待着躇光的到来。因为，经过五个春冬的较量，他对战胜林彪一伙权欲熏心的可怜虫充满了更大的信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国猖獗一时的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陈毅终于看见了一个政治恶棍的可耻下场。我们用“喜”来形容陈毅此时的心境，不如说他是“悲喜交集”。他的“喜”自不必说，他也必定要为林彪竟能打着共产党的旗帜，一手遮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导演出这幕罪恶的历史而悲伤。一九六六年九月陈毅就说过：“反右的时候，搞过四十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这有什么好处，文化革命这么搞法，八十万也挡不住，不得了啊！”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摔死之后，陈毅抱病在老同志座谈会上作了揭露林彪反党罪行的长篇发言。他希望中国的革命记住这惨痛的教训。一百多天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七十一岁的陈毅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当他逝世的噩耗传出后，中国人民无不为之悲恸。这时，也传出了在林彪一伙直接操纵下，由于手术中的息做法，以致没有彻底清除病灶，造成癌转移的“消息”。从传出“消息”本身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对陈毅元帅的深情，对林彪借刀杀人的憎恶，也表现出人们对陈毅在还有强大生命力，还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之年的泯没，深感惋惜。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深信无疑，是林彪这个杀人魔王杀死了陈毅元帅。

傅连暲之死

林彪一伙的魔爪不仅伸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高级将领，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而且伸向负责中共高级干部医疗保健

的傅连暲医生身上。

一九二五年，傅连暲三十一岁时在原籍福建省汀■城英国人开办的福音医院当院长。随着大革命的进展，傅连摩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爆发后，他开始为起义军伤病员治病，接触到共产党，并从此献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跟随长征队伍来到陕北根据地，开始了作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生涯。解放后，他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一直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

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林彪佯装有病托辞不去朝鲜。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自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以致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他的住室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阳光。每次见到傅连暲，都装成半死不活的样子说：“傅部长呀，我活不了了，你要救我呀！    ^

鉴于林彪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对林彪身体作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一九五三年，傅连暲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肖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便让叶群出面找傅连暗示他给林彪开具一个疾病证明。作为医生的傅连暲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有很大的关联。会诊后，傅连暲将林彪的健康情况向叶#作了交待，要她注意让林彪见见阳光，多做户外活动，多散散步，并要吃些蔬菜、水果，要喝水，还劝告林

彪戒掉吗啡，告诉他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事后，傅连暲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岗中央作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吸毒。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引以为戒。林彪装病的真相实际上已经完全败露了，因此，他对傅连暲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连暲。

一九六〇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曾试图把傅连暲赶回原籍汀洲城“休养”，但未能遂愿，便在定级别的时候，有意压低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利用“革命”报复“仇人”的计划便开始实施了，决心将傅连暲整死就是其中的内容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后9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林彪一伙利用群众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步子越迈越大了。八月下旬，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在部党委常委会上说：“傅连暲是条大毒蛇，他放过毒”，“卫生部①不烧傅连暲就是没有党性”。还对一位常委说：“卫生部一定要烧透傅连暲，对傅连暲烧不透，由你负责”。由于傅连暲一直负责高干保健，一般群众与他接触不多，对他了解也不够，因此，在邱会作等军队领导人的煽动下，群众一哄而起，按照当时流行的提法，于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卫生部贴出了傅连暲是“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说“傅连暲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病危时，不给药吃，陷害林副统帅”。当晚，傅连嗥的家被抄，接着被批斗、游斗，还举办了“傅连

①这里“卫生部”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卫生部

嚀罪行展览”。一连数日，七十二岁高龄的傅连暲被整得路都

走不动了。作为一个凭人道行医的医生，他弄不清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境况。信中写道：“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冇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一九三四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傅连暲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林彪之徒对待毛泽东的批示，是既不让傅连暲本人知道，又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因此，对傅连暲的批斗仍在继续进行着。

九月五日，中华医学会的造反派组织又将傅连暲抓去批斗。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暲的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了。

傅连暲的生命危在旦夕。林彪等人怕一时不好向毛泽东交账，不得已将傅连暲一家搬迁到香山居住。

表面上，傅连暲避开了情绪冲动的群众，实际上，林彪一伙却在暗中加紧搜集傅连暲的材料，网罗罪名，以将其置于死地。

一九六七年六月，社会上“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浪潮风起云涌，卫生系统各派力量纷纷揭竿而起，派性争执日趋白热化。邱会作当然不会放过利用派性整人的时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9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总后秘密成立“傅连暲专案组”，与地方上的有关专案组挂钩，一起进行整傅连暲的活

动。不久，按照邸会作的意图，“傅连暲专案组”起草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请示报告》和“罪行材料”，给傅连暲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在这个基础上，总后党委写了一个《关于彻底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军委。十二月十八日，邱会作以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的身份，在报告上批示：“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暲，望即组织这一工作。”“以我看主要抓他三点，（1）三反言行，（2）黑线关系，（3）斗志衰退。”专案组如接到圣旨，立即与中华医学会等单位一同策划批斗傅连暲。

在陷害傅连暲的秘密活动进行的同时，林彪一伙认为傅连暲不可能再起作用了，林彪身体的真实情况也不会再透露出去了。为了林彪接班的需要，为了证实“永远健康”可能存在，林彪一伙一反常态，大肆宣传林彪的健康状况，说他的身体非常好。于是，“经过全面检查，除了神经有点毛病，各器官都很健康”的宣传材料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了。一个因吸毒成瘾，经常处于戒断状态的病态躯壳，在政治斗争中，经过宣传便全然变了样了。

一九六八年初，在康生直接操纵下，大搞安子文的所谓“特务电台”问题。他们制造谎言，说安子文不断把傅连暲送去的有关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情况的材料，通过电台，发给香港特务。傅连暲也因而成了“特务”。

正在大出风头的江青，揣着与林彪相同的心理，也要加害于傅连暲。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晚，江青在听取专案组汇报时便说：“傅连暲是个坏家伙，他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

早已策划的行动，在江青的“命令”下，立即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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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凌晨，邱会作亲自坐阵指挥北京卫戍区对傅连暲进行再次抄家，并将他逮捕。他家里用的普通电子管收音机被说成发报机，成了向敌台发报，里通外国的铁证。在那指鹿为马的时代，这类事应当说是屡见不鲜。

傅连暲戴着手铐被投进了监狱。

傅连暲追随革命一生，艰苦的战斗生活致使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只能吃稀饭或软饭，平时，水果都要蒸熟了吃。监狱里的窝头，他的胃实在接受不了。他要求吃一点稀饭，医生也给他开了吃病号饭的证明，狱方却就是不应允，还惨无人道地说：“叫他隔一个时期饿饿看，吃点苦头是应该的。”

七十四岁高龄的傅连暲，身体本来就很虛弱，加上进狱后很少进食，身体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审讯却依然在进行。训斥、推搡、踢打、紧铐、饥饿，……傅连崞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而失常了。监狱的看守日记有着这样的记录：“这个混蛋夜间也不脱衣服，也不盖被子”，“疯疯癫癫那个样子，发日用品给他不要，晚上不睡觉，到十二点胡说八道闹一阵子”，“一夜没有睡觉，在地上翻来覆去到处占（钻）”……。

二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也就是他入狱的第十五天，看守看见傅连暲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八点多钟打开牢门时，傅连暲全身冰冷，已死去多时了。傅连暲用他精湛的医术，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终身，在革命胜利的和平环境里，年过七旬，并非暴病离开人世时，却没有医生倍伴着他。

为了在林彪的健康状况上弄虚作假，为了给林彪接班寻找“健康根据”，林彪伙同江青除掉了保健医生傅连暲。

武汉“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始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自反击“二月逆流”之后，象火山爆发前地下炽热的岩浆在军内滚动着，能量越积越大。“七•二〇事件”便可以看作是一次火山爆发。这里，以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冋忆实录为基础，来简述这一事件的动因和过程，从中可以窥见林彪一伙用心之险毒。

上海的“一月风暴”引致了全国性“造反夺权”的新高潮，而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指挥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则促进了造反力量对军队的冲击。在这祥的背景下，不仅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军区机关也不时受到骚扰。二月初，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队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汉口红旗大搂，接管了设在那里的长江日报社。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以极左的姿态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导致了造反派在武汉以至湖北各地更严重的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的产生。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社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使读者产生了把军队内造反派的行动与武汉军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错觉。造反派组织的冲杀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二月二十一日，造反派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武汉市各单位都为可能临头的打砸抢行动恐惧不安。在武汉军民的强烈要求下，武汉军区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于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队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此时的中国，经历了近一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已形成了每况愈下的趋势，“大民主”口号下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人心大乱的势头，迫使中国要“抓革命、促生产”。所谓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和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是当时条件下恢复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话这些措施的落实，根据毛泽东在不久前一次会议上说的，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背后“一定有坏人”，根据《八条命令》的精神，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于三月十七日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少数骨干分子。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使武汉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生产形势也有所稳定和发展。这无疑干扰了林彪、江青一伙乱中夺权计划的实施。为此，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四月六日，配合这篇社论，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与《/v条命令》针锋相对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十条命令》的鼓动下，武汉的造反派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说什么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

震林式的人物）。四月十六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

以冲一冲”。武汉的趋于稳定的局势急转直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北京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胨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希望能将武汉情况向中央作一次汇报。中央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汇报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当江青提问的武汉是否有五万人绝食的问题得到否定答复后，江青当面作了检讨，表示自己是听信了一面之词。接着，她又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f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产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汇报会在一种平静而融洽的气氛中结朿。周恩来最后提议，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击武汉军区。中央文革当即决定，由戚本禹在二十一日接见。

谁知，第二天，江青突然翻脸。她看了登有中央文革驻汉“记者”说的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指示的“情况反映”的《文革快报》后，在上面批道“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阋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很快查明情况，并给中央文革写了书面报告，说明：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不准往下传达”的规定。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派人没收了陈再道、钟汉华手中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来人转告他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

数”，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中央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态度也突然变得晦涩了，以致他们身在北京，竟然未象往常一样接到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通知，而娃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通知：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陈再道、钟汉华回到武汉，看到的是激烈的两派群众之间的对立，“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还出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口号，而且，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遭受谩骂、围攻、殴打、甚至要绑架钟汉华。

殊不知，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却是林彪、江青一伙人的卑鄙活动。中央文革派到武汉的北航《红旗》成员，在召集武汉造反派头头开会时便说过，“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五月初，《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先后接见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娃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①与王任重②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人总部翻案”。吴法宪还先后给武汉军区沒军的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他们独立思考，不耍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在联合动员军内外的“造反势力”的情况下，武汉的派性武斗急剧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虽然武汉军区在六月四日发表

y①当时，张体学任湖北楫省长。

②当时，王任重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了《公告》，同时做了大量的工作，武斗仍是有增无减。这时，中央文革摆出一副貌似公允的面孔，把对“工人总部”的暗中支持转化为对“百万雄师”的公开责难。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经康生批准的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由于毛泽东南巡，武汉地区代表去京汇报取消了。到四川解决两派争端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个人，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七月十四日由重庆赶往武汉。一到武汉9谢富治、王力便违背周恩来规定的暂时不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看大字报，有意在群众中公开身份。果然，第二天，武汉造反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还亲自去造反派组织那里，发表煽动性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两次召集随行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当时，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七月十八日，周恩来陪同陈再道、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毛泽东听说陈再道说，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还说，工作要作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同时，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对于陈再道，钟汉华，毛泽东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谢富治、王力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而是有意加剧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他们在当天夜里，急忙窜到武汉水利电力¥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讲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就激起了广大“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愤慨，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亦愈益高涨。晚饭后，湖北省省直机关的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汉地区的某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门口，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乘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笛的

消防车一起涌逬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的“四点指示”到底是什么意思，继续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虽然，军区负责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但是，由于王力拒不接见群众，致使“百万雄师”的队伍也开到了谢富治、王力居住的东湖宾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清晨，陈再道刚进谢富治的房间，“百万雄师”的群众就冲进来了，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找王力。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陈再道劝大家到外面去谈话，结果谈得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群众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辱骂群众，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在一片哄叫声中，王力被抓了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接着，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李，并一直持续到二十三日。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著名的“七•二〇事件”的全部过程。当时，群众既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也根本没有危及他安全的任何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行动，更谈不上是什么“陈再道搞兵变”。

林彪、江青却有意要把“七•二〇事件”说成为一个“兵变事件。”就在七月二十日上午，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要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此事至关重要，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同时署名的信带着神秘色彩由邱会作面呈毛泽东。这封信危言耸听地说，

外面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妄图嫁祸于陈再道。

当日，周恩来也从北京赶往武汉。当周恩来听说王力被从群众手中劝放回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搂后又突然“失踪”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去寻找他。原来，为了保护王力，最后将他交给了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照顾。张昭剑窥测形势，认为投机的时机到了，便编造谎言对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叫喊着要抓王力。于是王力踉着张昭剑躲到六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山上，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C合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张昭剑决心坚决投靠王力一伙了。七月二十一日，武汉空军的刘丰得知王力在二十九师，便找到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则投其所、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又被转移到刘丰手中。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护送至机场。刘丰还向吴法宪邀功说，是他把王力接出来的，并煞有介事地扩大事态道：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吴法宪当即将情况又转告给了林彪。

周恩来于二十二日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希望稳定武汉局势，稳定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但是，李作鹏和刘丰有意在中间制造手脚。当天，李作鹏就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电报，说“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东海舰队在李作鹏直接操纵下，还发表了《严正声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

反革命暴乱！”刘丰则将从吴法宪那里听得的消息电话通告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

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于是，张昭剑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扬言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惙！”这样，周恩来的设想破灭了。

谢富治和王力是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到达北京的。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欢迎。当晚，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射富治的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这一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林彪打电话给戚本禹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浞，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〇事件’”。凌晨三时，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召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的电报。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陈再道、钟汉华一住进北京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便受到林彪、叶群指使下的三军造反派的冲击。他们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叶群的亲自布置下，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布满了北京街头。她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V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距天安门前群众大会开会时间只差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当即表示：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则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参加，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剑英等）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满心欢喜地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结果，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都没有参加这个大会。

下午五时开始的欢迎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对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矛头还不时地直指徐向前元帅，说什么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以致徐向前愤然退出会场。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什么5“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綁架、殴打中央代表。”

就在这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一伙打倒在军内屡建战功的老将陈再道的目的达到了。

这里，我们用当时“名震全国”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的话来说，就是：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〇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作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林彪为了攀登权力顶峰，用丧尽良知的卑鄙手段，踏着人梯往上爬。

杨、余、傅事件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是林彪一伙扫清敌手的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又一次活动。“杨、余、傅事件”虽然发生在-九六八年春，但追根溯源，就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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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夏季“七•二〇事件”之后的掀“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起了。

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七月二十二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以“红尖兵”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七月二十五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示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中央文革御用文人的组织下，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七•二〇事件”的文章，评论、社论和新闻报道，不停地呼叫揪“军内一小撮”。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又刊登了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主持起草的两篇社论，继续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造反組织，在“中央首长”指示的，

“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的精神指引下，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大量冲击军队的事端。毛泽东深知，军趴的动乱将会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局面，为此，他于八月中旬指出，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句，并批示：

“不用”，退给了林彪。林彪、江青一伙看到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立即大做手脚解脱自己。叶群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队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八月下旬，毛泽东要追究这些事的责任。江青非常清楚她与陈伯达、康生一损俱损的关系，忙说：不能

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把责任一下子推给了王力等人。康生又倒打一耙，说什么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同意开“欢迎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八月底，王力、关锋就被中央文革驱逐出去了。然而，整个社会由揪“军队一小撮”而带动起来的极“左”行动却在继续膨胀。被称作中央文革“小三”①的王力、关锋虽然失宠，戚本禹却仍在积极活动。'他作为“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不仅左右着他直接插手的学生造反活动，也危及到中央文革中的其它人物。一九六八年初，江青亲自把戚本禹从中央文革中端了出来。接着，社会上掀起了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类“变色龙”、“小爬虫”的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们也先后被关进监狱。在打倒王、关、戚的热潮中，一九六八年三月上中旬，北京师范大学、光明日报社和中国科学脘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又在北京掀起了来势凶猛的“倒谢运动”（即打倒谢富治的运动）。身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摆出了高姿态，表示对“倒谢”问题既往不咎。虽然，“倒谢”运动很快平息下去了，但是，被称作中央文革“大三”的陈伯达、康生、江青非常清楚，如不制造严重事端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平息下来的“倒谢”运动很可能死灰复燃，成为抓住中央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总根子“大三”的导火线，并涉及到它的后台林彪。中央文革与林彪沆瀣一气，为了阻断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对“左”的更大冲击，采用了用极左来反对反极左的策略。三月中旬，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所谓“阶级敌人的新动向”，

①中央文革的"小三”是指王力、关锋、戚本禹，“大三”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小三”、“大三”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对中央义革成员的称呼。

即：“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他们不断地遨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瓦解人民解放军，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前要从思想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保守主义，组织上抓黑手、坏人，要勇敢地斗争，坚决打垮右倾翻案风，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江一伙经过大张旗鼓的鼓噪后，很快就把“打垮右倾翻案风”付诸实践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晚，中央文革把此京卫戍区八十多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调动工作，并限令即刻启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万余人。林彪宣布开会后，便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林彪在历数杨成武的“罪行”时说：“杨成武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对其它的，就采取排挤的态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他做了事情不承认。例如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他“拉了余立金夺权”，“江青有病时，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就这样，林彪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谓“罪行”拉扯在一起，又把杨、余、傅与王、关、戚拽到一块，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军内宣布，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在群众中公开而吹风。而毛泽东则在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接见全体到会成员，表示了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行动的支持。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半，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正式宣读了中央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二、佘立金犯有极其F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成区司令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中共中央囯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道命令：根据毛王席、林ill主席的决走：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国指战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在社会上批判王、关、戚正值高潮之时，她首先把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的杨、余、傅与人们心目中极“左”思潮的代表王、关、戚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接着，她又大谈“傅崇碧带武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闯入中央文革所在地。”还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_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

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现在我们看这些话似乎言语支吾，无头无尾，但当时的群众都因此更加“义愤填鹰”。江青则是力图使群众的斗争矛头从王、关、戚转向杨、余、傅。

转眼间，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打倒杨、余、傅！”

“打倒变色龙杨、余、傅！”“打倒小爬虫王、关、戚！”等大标语和各色各样揭发批判王、关、戚、杨、余、傅的大字报，以及宣传“三•二四”“三•二七”大会上“首长”讲话的红卫兵小报，其中“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强行镇压北大学生”之类的事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在公审“四人帮”之后，有人对这两个事件重新做了调查，这里，有必要将它们叙述清楚，从而看到江青、林彪一伙为击溃对手，采取的手段多么卑劣。

所谓的“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完全是江青等一伙有意制造的陷害傅崇碧的勾当。我们知道，当时身为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为保护被林彪、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的老干部费尽了心思。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的首席人物陈再道在受到林彪、江青指使的造反派冲击时，就被傅崇碧藏进熄了灯的悬在半腰的电梯里而受到保护。江青曾经因为找不到他们要打击的老干部而声嘶力竭地威逼傅康碧。在这种情况下，傅崇碧在有机会会见毛泽东的时候，便对此作了如实的汇报。毛泽东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当江青知道傅崇碧把上述情况捅给了毛泽东后，就有意制造事件要杀杀傅崇碧的“威风”，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他们一伙肆无忌惮地诬陷迫害干部扫除障碍，因此，导演了一场“武装冲击”的丑剧：

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端了出来，与他有关的鲁迅手稿问题也再次提出来了e二月底，鲁迅博物馆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请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代为转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许广平给中央写信道：“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〇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落于何处，甚为担心。”那知，许广平在写信后三天即三月五日上午便逝世了。当日午夜至四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到许广平家看望家属，周恩来当场阅读了许广平的遗信，并指示要查清这一事情，立即追回#稿。为此，.中央还专门召开了碰头会。三月五日夜，江青要傅崇碧过问这件事。傅崇碧及北京卫戍区的其它人经多方调查，证实了许广平的说法，同时得知，是江青本人于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文化部将东西取走的，还开具了收条。手稿交给了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然而，当时傅崇碧汇报这些实情时，江青故意说她不相信此事，要傅崇碧继续调查。三月八日，傅崇碧决定再次向江青汇报调查情况。他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带着三个人，分乘两辆汽车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经传达室联系，.得到允许，方驱车驶入。路上遇见姚文元，还是一起走进会议室的。那知，江青一进屋便气势汹汹地叫道：“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傅崇碧为了把这件差事交待清楚，坚持说明了情况，江青仍说不可能。傅崇碧只得将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手稿存放地点。江青迫不得已将保密员叫来，叫人把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江青说：“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开了，果然是要找的东西。江青随手翻看了一会儿，脸色陡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不看了，到着你们的面，封存起来！”几天之后，江青见到傅崇碧便带着歉意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老同志嘛！”好象是要把上次的不快了结掉。然而，在三月二十三日和三月二十七日的两次大会上，林彪、江青却叫喊出了一个“武装冲击中决文革”事件来，给傅崇碧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在傅崇碧多次向江青汇报鲁迅手稿真相，江青佯装不信的时候，林彪、江青下了彻底除掉傅崇碧的决心，于是，又有意制造了一个所谓“强行索取材料”事件：

北京大学有两个群众组织，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这封信。三月八日晚，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和另外两个人乘一辆小汽车去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谁知，聂元梓为这件事连夜打电话向江青告急说，有紧急情况。说什么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江青向聂元梓解释说，材料是我要的，但是底下的事我们不知道。聂元梓便就这件事大作文章，折腾了好一阵子，并为此受到批评。但是，当江青等人想蹩傅崇碧时，便不顾事实真相，在三月十一日的一次干部

会上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迫哈斯等入去北京大学当面道歉，‘并要卫戍区的领导写出书面检讨。三月二十七在群众大会上，江青将这件事着意渲染了一番，作为傅崇碧的重大“罪行”材料之一。

从杨、余、傅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全部内容看，我们便不难分析出，是林彪、江青一伙欲盖弥彰，耍了一套非常卑劣的政治手腕，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成了所谓“右倾翻案风”的代表。

从“五•一三事件”到“砸烂总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为军队内部政治思想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长期以来是林彪一伙的眼中钉。他们把关锋作为钉子楔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职务，并没有改变整个总政治部对林彪一伙人的基本态度。林彪在军内的不少亲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们把责任归于总政治部，并用“总政采用特务工作方法”这类语言来发泄他们对总政的不满。一九六七年初，刘志坚被江青等人搞垮后，军队内部，特别是总政治部，开始明确地分成两大派，明里、暗里互相争斗。陈俏达、江青还亲自出面，利用刘志坚问题在总政大抓“军内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黑干将”、“黑后台”，使斗争更加复杂化，同时给林彪一伙揿“军内一小撮”•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实际上是林彪支持的海、陆、空三军部分文艺、体育工作者，撇开另一部分文艺、体

育工作者，举行联合演出，用以说明只有他们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只有他们才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上，并因此自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另一部分被排挤在演出

之外的人不满意这种做法，他们联合了地方的群众组织去冲击这次演出，并因此在军内被称作“冲派”。这一天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的“冲击”，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件大事，被称作“五•一三”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林彪亲自过问，并委派叶群等人前去处理。演虽然继续进行下去了，但所谓“冲派”和“三军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更加激化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被“誉”为“冲派”的“黑后台”无端受到攻击。一九六八年六月份，林G又亲自观看了三军部分文体工作者的演出，表示了对他们与“冲派”对抗行动的支持，致使攻击肖华，攻击总政的声势越造越大。六月十四日，邱会作还在总后碰头会上决定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意在暗中领导“砸烂总政”的活动。

不久，武汉发生了实质上是军队参与了的地方上两大派群众之间的武斗事件。中央文萃派去以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具体处理武汉问题。他们事前知道林彪表示过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江青也狂叫“要冲一冲武汉军区”，因此引致了“七•二〇事件”的发生。陈再道作为替罪羊，在中央文革操纵的宣传机器中，成了众矢之的，受到全国声讨。一九六七午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集会上，林彪说：“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鼴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为此，林彪除了布置在各军区抓陈再道式的人物，把矛头指向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等一大批军叭负责人，当即还对亲信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

殿”。

林彪号令一发，群魔立即乱舞。邱会作把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公开化，合法化，并以此为幌子招兵买马，组织人力批斗总政各级领导干部。他们还把批斗中逼供出来的材料编印成十六万字的材料汇集，把这些干部都说成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亲自修改了这些材料，又以群众组织的名义铅印三万余册，分发给全军后勤系统。同时，邱会作指使总政个别人窃取总政治部的档案材料，作为诬陷领导干部的弹药。他还四处宣传“总政文革要把盖子彻底揭开，要乱透”，煽动“砸烂总政”的活动0

在林彪一伙的鼓动下，不向真相的群众一哄而起，参加到“砸烂总政”的行列中。当时几乎所有的总政领导被戴上了“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戴上了“判官”的帽子，正副处长被戴上了“牛头马面”的帽子，一般干部、群众被戴上了“小鬼”的帽子。他们被批斗，被立为专案审查，被关押，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八月十六日报刊刊登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罪行之后，林彪一伙认为，把屠刀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大砍大杀的时机已趋成熟。总政所属各单位的造反派也被他们鼓动起来了。总政治部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关被林彪一伙安放的各式炸弹炸得东摇西晃，简直没有一刻安宁。八月二十三日，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江青的女儿肖力（即李纳）与另外二人合作，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揭发了解放军报社“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把报社负责人说成是肖华手下的“黑干将”，蓄意破坏总政治部尚维持着的工作秩序。第二天，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去解放军报社，表示了对肖力等人的支持，并扶持以肖力为首组成《解放军报》新总编辑组，为轰垮总政又添凑了一颗炮弹。

总政这条大船，从五月十三日计起，连续四个多月与海浪拚搏，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修复了。林彪一伙还嫌不够，九月底，邱会作又茌一次干部大会上说，总政领导是“三反分子”，“总政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

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一伙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对军事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真可谓荒唐透顶，但林彪这么做的目的却很明确，那就是改由他那一伙人掌握总政的一切权力。他们诬蔑总政秘书部门是“阎王殿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保卫蒋介石的”、“专无产阶级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推行腐败的干部政策”、“配黑班子的”；文化部是“文艺黑线专了政”；宣传部是“造反革命舆论的”；解放军报社是“阎王殿的缩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烂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封、资、修的大染缸”；……说总政干部“一锅黑”、“总政水浅王八多”，“叛徒特务成堆”，是“一筐烂梨”……。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七百六十七人被立案审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

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作为解放军的战略、物资的总指挥部门，也受到了冲击，这些都是林彪一伙为排除异己，安插亲信

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在“砸烂总政”的口号下，解放军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和一

般干部被清洗，为林彪一伙势力的恶性扩张提供了方便。

第五章对人民群众的束缚、打击和压制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迫害和诬陷我国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为了达到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他们采用了种种手法，例如，鼓励全国范围内形形色色的“献忠心”活动，发展个人崇拜，并以此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们还在人民群众中发起了清理阶级队岳的运动、制造冤假镨案，并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送进五七干校，摧残文化和知识，以种种手法加强对人民的专政。

“献忠心”和思想控制

林彪一伙不断鼓动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迷信，以便在毛泽东名字的护佑下，兜售自己的私货。用他们的行话说，就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为此，他们一伙幕后操纵，在中国土地上导演了一幅幅个人迷信的奇图怪影，麻痹人们的神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手拿红小本，胸佩毛泽东像章，ri唱语录歌骤然兴起，“红海洋”、“语录匾”、“忠字墙”活动风靡全国，接着出现了“早请示，晚汇报”，即每日上班后、下班前在毛泽东画像前列队站立，诵读毛泽东语录的“献忠心”活动，以及“跳忠字舞”，“养忠字猪”等怪诞奇闻。“跳忠字舞”最狂热时，不分男女老少都要跳，沈阳火车站就出现过不跳忠字舞不得上火车的事情，把些老头儿、老太太逼得无所适从。“养忠字猪”据说是贵州省都匀专区的特产，是在猪额头上剪剃猪毛显出一个用心的形状框住的“忠”字。    ，

当时的报刊也极力鼓吹忠宇活动，报纸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报导：

某生产队一位六十九岁的“贫农老大娘”刘奶奶，一个字不识，一年多来终于背熟了“老三篇”和一百多条毛泽东语录，报道中写道s

♦

刘奶奶学毛主席著作，_日间读，夜里睡不着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D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问十来遍，闹得？：！、女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地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妨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就是向刘少奇多射一顆子弹’！”

为了让毛泽东思想迅速传播，刘奶奶还不辞劳苦地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她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唱过歌，

现在却从闺女、小孙女那里学会了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走到鄄里唱到哪里，有人参观的时候唱，讲用会上唱，在公社、县里千人大会、万人大会上也唱。还组织五个老太婆编演了七、八个节目，演出三十多场。刘奶奶自豪地说：“我老太婆唱得不成调，可我唱的是对毛主席的感情，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越唱越年轻。”①

》

有一个八十六户人家的山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青年社员李发中，一次打石头，因石头飞迸，把脑袋砸了一个大口。后来受了感染，头部肿得很大。当医生来给他包扎伤口时，他在昏迷中感觉有人进屋来，便从口袋里掏出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用尽全身力量高呼“毛主席万岁！”

社员王增福家不慎半夜失火。火趁山风，越烧越大，当王增福一家从炕上爬起来时，火焰浓烟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王增福什么东西也没有拿，抓起《毛主席语录》就往外冲。等他们全家都冲出来时，房子巳经烧光了。当人们问起他保护'《毛主席语录》的事来时，他说：“毛主席的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以烧，毛主席的宝书万万不能丢！刘少奇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②

在报道一次山林火灾时写道：

四连指战员正在举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突然，远欽传来一声呼威：“火烧山啦，快救火呀！”

火光就是命令！四连指战员们高声朗读毛主席的“全

①见1968年12月5日《光明日报》。

®见1968年U月21日《光明日报》。    ^.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的教导，

立即行动，向火场飞奔。

战士宁福连人小志大，    大火把他包围了。    宁

福连毫无畏慎，一往无前地用身躯向大火滚去，顽强地把大火压倒在自己身下！……在这生死关头，战友们看到他在烈焰中站起来，从肺腑中发出一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又向烈火滚去。

副指导员王幼康和十几个战士，战斗在火势最猛烈的地段。火烤得他们疼痛难忍，烟呛得他们透不出气。王幼康提高了嗓音，用毛主席教导鼓舞大家：“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时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挥下，大家迎着烈火英勇战斗。

突然，一阵大风卷着火浪扑来，霎时间，四面八方火光冲天，把他们团团围住。在王幼康的指挥下/大多数同志冲出了火海，只有过去曾一再发誓要“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的“老黄牛”王焕金还在一条深沟里和烈火搏斗。……王幼康立即冲进火海，向王金焕战斗的地方扑去。这时，战士们透过翻腾咆哮的烈火浓烟，看到王幼康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光辉形象：他，高高举起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连连喊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当同志们冲到他跟前的时候，王幼康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左手紧紧握着革命宝书，右手压着指挥战斗的哨子。①    '*

①见1968年日《光明日报》，

最让人无奈的是欢呼“最新指示”的公布。“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为了自己政治上的需要，不时在报刊上公布和广播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即席讲话，并要求全体人员在广播或报纸上公幵“即席讲话”后，敲锣打鼓上街宣传，游行。这些讲话经常在晚上八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机关、单位、学校、街道的群众必须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欢呼，风雨无阻。有时连续数夜外出欢呼游行，人人都体味着卧不得宁的滋味，但绝不敢不从。请看新华社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新指示”传达后的报道，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

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械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鲁新指示的发表。

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

北京传来大喜讯，

最新指示照人心。

知识青年齐响应，

满怀豪情下农村。

接受工农再教育，

战天斗地破私心。

紧跟统饳毛主席，

广阔天地炼忠心P

林彪一伙就是这样花样翻新地鼓吹个人迷信，以便从中谋取私利，这样就把老百姓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了。

剥夺人民发言权的手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5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很多人因此被戴上各种帽子被隔离审查，被关进“牛（鬼蛇神）棚”，接受着用刺激神经和抽打皮肉来洗刷灵魂的改造。同时，林彪、江青一伙策划支持，红卫兵付诸行动，用“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个蛊惑人心的口号挑剔人们在言行上的一时疏忽，给人们戴上紧箍咒。全国各地都频频出现过这种事情：在公开场合，由于情绪亢奋喊错了口号，被打入“另册”V书写大字报、大标语时顺手将“万寿无疆”误为“无寿无疆”便被视为“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甚而当啷入狱；清理废旧报纸时，无意间将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扔进垃圾堆或失手将毛泽东石膏塑像摔落在地，就是反对毛泽东的铁证。北京第二医学院一位老师，裁报纸时没留意，将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裁掉一块，结果经受了无法数记的轮番批斗。南京一位老工人在高空作业，恰巧在东风的下风向，被烟®里飘出的黑烟迷得难以忍受，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刮西成就好了，结果被视为“攻击”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竟被判刑七年。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别人的监视下小心翼翼地生活。

林彪一伙还利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普遍存在的极左倾向，煽动无知的群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此来剥夺一大批人的发言权。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在唐山信口开河，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铸成“冀东冤案”，受诬陷迫害的人八万四千有余，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康生制造了一起“新疆叛徒集团案”的假案。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九月，盘据新疆的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将八路军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集体逮捕入狱，后经党中央营救，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全体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康生把这一历史事实诬陷为“新疆叛徒集团案”，使九十二人遭受迫害，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京西宾馆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

“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这几句话，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受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九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把一九二五年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进行_f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深挖所谓“叛徒”、

“特务”。在“斗、批、改”中，大批原地下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遭到了错误地处理。

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为了剥夺人民的犮言权，为了巩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得的权力，还以“揪叛徒、特务、反革命”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借口，制造了“东北帮冤案”，“广东地下党冤案”、“内人党冤案”等无数冤假错案，使数以百万计的正直的人受到诬陷迫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清查所谓“五•一六”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炮打司令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无数优秀领导人遭到了诬陷和迫害的话，那么，可以说，清查所谓“五•一六”的运动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使无数普通的人民群众遭到了新的打击和摧残。

.在全国范围内，有没有一个有形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要提出清查“五•一六”？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我们就目前掌握的资料作一简要的回答。

我们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讲到，在北京，存在着一个称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很少，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张贴一些攻击和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每张大字报的署名，都写出“5*16”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1”字写成一个“燃烧着的火炬”。大字报中有诬蔑周总理“执行王明路线”的内容，有对周总理是“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指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年的

今天；我们仍认为这些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然而，奇怪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由于这一小小的组织的活动，却使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的人们在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中，遭到了程度不等的审查、打击和迫害。

一九六七年八爲，“文化大革命”面临局部的转折。这一月，发生了两件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是《红旗》杂志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锋弹药的事件愈益发展。有的地方，地方与军队的对立演进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第二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八月七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语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励。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王力“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刮起了冲砸政治部和夺权之风。这两件大事，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注视。毛泽东深深懂得，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未获全胜”的形势下，如果不坚决地、果断地制止“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_必形成全国性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势必使军队涣散。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决定，必须制止在毛泽东自己看来也可以称为“极左思潮”的思潮的进一步泛滥。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局部转折中，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成了最早的两个牺牲品。从这时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愤怒，可以通过反对王力，关锋和极“左”思潮得以暂时的缓和。与王力、关锋沆瀣一气的中央文革其它成员，摇身一变，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

露“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释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大抓军内一小撮”及“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的部署。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八月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八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在大造声势的同时，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人受到对立组织的点名批判，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也被查抄。

八月二十六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组织一千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一时期，在解放军报社里，以肖力为首的一些人，以操纵“五•一六兵团”的罪名，将总编辑“揪出来示众”。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作了讲话。江青在讲话中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瞥惕。”陈伯达对江青讲话中的这部分内容解释道：“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间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康生说：“要警惕，4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九月四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捕。

九月五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又着重对这个问题讲了话，她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甩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拋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同时，对“抓军内一小撮”问题，也讲了一大篇。讲话被很快地整理印发出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用三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诬陷陶铸的长篇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所谓“五•一六”的名。文章说：“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江青的“九•五讲话”和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成了向所谓“五•一六”进攻的总动员令。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九月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同时，大造声势，全国上下，军内军外都座谈、学习、讨论姚文元对陶铸极尽诬陷之能事和揭露所谓“五•一六”的文章。因此，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对林彪和他的死党，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在北京以至全国，“五•一六”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清查“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许多地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逼供信问题，“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很多单位还把林彪一月二十四日的讲话摘成语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不少单位的高音喇叭在播音时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播放着：“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解决的……”这类刺激人们神经的“最后通牒”。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也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不仅被单独隔离，不准回家，还必须不断地交待“罪行”，接受批判斗争，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洗刷自已“肮脏的灵魂”。在这样一种森严壁垒的环境中，在不停地叫喊不要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存在着逼供信的气氛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

一九七一年，中共中央就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于二月八日作出决定，又于三月二十七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从此，全国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便按照《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着。这里摘录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中描写的清查“五•一六”的某些情节：“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六六年横眉立目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本单位的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干校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象染了颜色一样的，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这可找到了最好欺侮的‘斗争，对象。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7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下干校一千七。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到了四百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韦君宜的《洗礼》虽然是她对本人的描写，但这些描写却并没有脱离历史的真实。

军队的“五•一六”是指与三军“冲派”有关联的那部分群众。清查“五•一六”实质匕是对黄、吴、叶、李、邱的反对派的冲击，火药味本来就浓的军队，与“五•一六”斗争的火药味当然更浓。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的，全国性清查“五•一六”运动，如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应当看作是：“人性全都消失了”（韦君宜的《洗礼》中的话），不，还应当加一句：和理性全部消失了的一次演出。但是，对于林彪来说，却是为对人民实行专政，为消灭一切反对势力，为攫取最高权力采取的一个步骤。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是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相辅相成，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运动。

以动员群众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把群众鼓动起来了，群众中对于各类问题看法上的分歧，自然而然地在群众中形成了相似观点的人的组合，并以各自的战斗队的名称对外联系。随着工作组的进驻，抓游鱼、反干扰运动的开展，反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行，本来矛头对着所谓“党内走资派”的群众的观点上的分歧，衍迹成了两大派的严重对立。江青、林彪等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越来越多的插手，把群众中的对立推进为派别斗争。各派群众为了表示组织的纯洁，不断地把被对方指摘的人保起来，拋出去，唇枪舌战，无休无止，以至军队也逐渐加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了解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安徽省的情况后，向林彪作了如下指示：“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蒎要求军认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公诸于众。从此，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指出，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

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实行专政。军队分批开进工厂、机关、学校，实行军管、军训。然而，群众之间的派性冲突并没有因此中断。到了一九六七年春夏之后，除了在中央文革直接操纵下，由少数红卫兵继续组织一些大规模的批斗活动，一般群众组织几乎都陷于无休止的派别争斗中。派别矛盾升华，由辩论、骚扰逐渐发展成武斗，甚而出动真刀真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惯性俯冲力一时难以遏制。它不仅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运动时间作了可能搞两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的估计相差甚远，各种被打倒的人的数目也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讲的，真正少数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这个数字。“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等口号都不能弥合互相争斗中恶性膨胀的裂隙。很多单位和地方在林彪、江青控制下，不断发出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的喜报，而实际存在的派性矛盾仍在衍进。由于“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党、政、军、民、学、工、农、商等几乎所有的部门，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实际上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收拾一下这个破烂摊子，不仅是一般群众的心愿，也是“文化大革命”领导者认为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林、江一伙当然还别有用心。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停地宣传继续革命的基础上，经毛泽东同意，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拋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宣传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当时的中国报刊不时地报

道各式各样阶级斗争形式的存在，甚至出现这种咄咄怪事：一九六八年西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不做认真核实，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上报道了为了当“与阶级敌人生死搏斗的英雄”的支左解放罕战士刘学保，将起义人士，错划右派分子李世保预谋杀害后，引爆自伤，却说是自己为保桥打死李世保，从桥孔里抢出炸药包在扔出瞬阀爆炸负伤的谎言，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同时转载了《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用以证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

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不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各单位相继组织了“劳改队”，隔离看守“劳改人员”，每天早、晚让他们排着队向伟大领袖凊罪，白天除了“攻心会”、批斗会等活动与单位其它群众在一起外，其余时间参加劳动，干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干的力气活，诸如打扫公共卫生，清扫厕所，除草平地等，当时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①便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典型经验。毛泽东曾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了

①“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如下指示：“在我看妓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而八三四一部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便是从这里开始闻名全国的。

从北京新华印刷厂清队运动的“经验”中，可以了解当时全国广泛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概貌。

“大联合以后，……我们也组织群众大学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大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阴谋苡复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组织群众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演忆苦戏、唱忆苦歌；……有一次吃忆苦饭的时候，大家一边哭一边吃饭。还有的唱《不忘阶级苦》的歌。大家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赫鲁晓夫越批越气馈-一气之下，就把本厂一小撮走资派提到食堂，就地批斗了一番。”

“有一个曽经被群众称为“大联总”的女干将，西大妖婆之一，全厂三千佘名职工被G骂了两千五，群众说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凡是有群众辯论的场合，差不多这个人都出面，是拋头露面的人物。后来与军管会定的坏头头能划清界限，并到了那个组织的临时勤务小组，但是联合后，群众越琢磨这个人越认为是牛鬼蛇神，要•揪斗。军管人员对她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原来起来造反是对的，中间跟坏头头说了一点错话，干』一点坏事，是受蒙蔽的，当她认识了以后，她能够划清界限，特别是经过帮助教育，斗私批修后表现很突出，有些派性大的人开会，找到她，她当场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毛主席号召

我们大联合，你们还搞派性，还这么干？她回家后，把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一个丈夫弄在一起办了个学习班，在公共汽车上读门合同志的材料，读主席的最新指示，她自己本来唱歌不怎么样，但是她出于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感情，在车上唱语录歌。她不仅自己家里办学习班，还把院子里，不是一个厂子的职工，也组织起一个学习班……结果这个人最后被选为全厂出席北京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有个反革命分子×××，这个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后，在她劳动的时候，她瞅着管她的民兵一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女宿舍的四楼，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凡是我们准备要接触搞的，都至少有一件完全可以打倒他的材料在手里。一旦别的事情怀疑得不准了•就凭这一件就可以把傯提起来专政，得有这样的把握才行。有的群众讲，撕破了脸皮，也没伤一个好人，伤了坏人。”“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个人现在还没有处理，他现在照常上班下班9回家睡觉吃饭。这个人是去年七月写了一侍非常非常恶毒的反动标语，这条反动标语在所有的反动标语中是比较占前几位的。当时他是用蓝圆珠笔，写在收租院的画报页子旁边的白纸上。被群众发现以后，就找保卫部门照了像，对笔迹。当时这个人害怕了，他就给他所谓几个知心的人说，是不是我写的，我有点害怕，我怎么办呀？那几个人讲，人家说是你写的，你赶紧去认罪呀！现在正在查，公安局都在这个地方。他说，不是我，

那是120克的纸，我是在65克纸上写的，我是写的××××，最后的一个字，我不会写，不知道写了什么，如果那个字不是的话，那就不存在问题了。说了半天，说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并说，最后我把纸一团装在布兜里，后来扔到纸篓里了。这个情节和当时发现的反革命标语完全是两码事。后来有一个和他关系不好的人，说你要写这两笔宇，还要学上半年，你写不了那个字。他摸了群众也没有怀疑的底，他就说我是富农分子出身，我做好事都还桕人家不相信，我那敢做这个事情，表现的还所谓的老实C所以群众说不是这个人写的。我们在鉴定笔迹时，又被公安部门否定了。后来，我们又在第二层人中征求意见，就有一个人说：‘我怀疑是他，他当时给我讲时神经很紧张。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就对我讲，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了，你们来抓我是不是？你们抓走吧。当时他爱人还哭了。当时我俩关系好，就不怀疑他。另外那两笔字，确实不象他的。但是这个情节我还是应当反映出来，报告军管，我还是怀疑他。过去我和他关系好，老是否定他，现在我认为是他，希望能查。’后来我们进行了几次调查研究和鉴定笔迹的工作。说老实话，从笔迹上看是有困难的。但是有许多问题，从总的看起来是象的。后来就在有了90%以上把握的情况下，和他接触了，首先个别的和他谈，谈着谈着他就自己说出来了。他说我没有写过反动标语，他就哆嗉起来了，害怕了，越讲漏洞越多，接着就把问题承认了。并交待了作案情节，也按了手印。不能轻信他这个_，当时就又问他这个笔迹你改在哪里？他交待说：事隔半年多了。这一条他耍了个阴谋，他不交待。最后交待了，当时为了欺骗群众故意改了笔体。现在写出来

一点也不错。抓住这件事后，继续跟他攻心，因为这个车间还有几个反革命案件。其中有一个较大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氰化钾毒具从保险柜里被人偷出来扔在车间里，有人曾经怀疑过他。趁这个机会就向他攻心，结果他承认了。为什么呢？他说是准备被轰回家去，遣返回原籍，准备毒害群众，另外准备自己自杀。后来，他看到写反革命标语后没什么事，结果把这个球扔到车间里，没有作这个案。……而且又交待了他和一些反革命分子听敌台广播，在一块议论了一些反革命言论，并揭发了一些人的问题，是很有份量的《这个人目前控制到这个程度上，交待到这个程度。”

、•，.

新华印刷厂还在人群中划出这么四种情况：一种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又不是叛徒、特务和历史反革命的人；第二种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是直系亲属被杀、被关、被管，父母运动初期被轰赶回原籍，本人表现落后，划不清界限，但不属于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的人；第三种，犯有其它非政治性的错误，但是情节比较恶劣，确有民愤的人；第四种，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入。把这些人定为界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目卩，站在十字路口，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站起来，或松一松就倒下去，帮一帮就立起来。使相当数量的人被军管人员捏在手里，整日提心吊胆，但求表面上唯命是从，不被划进“敌我矛盾”中去。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但是，由于学校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知识分子就成了主要清理对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军宣队把教授、副教授和在学术上有成就

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对于这类人，采取的是“批字当头”的做法，要求在八个字上作文章，这就是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较多。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各级干部的子女。以清华大学为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竟达一千四百多人，占当时学生总数的17%。清华大学的刘涛，北京大学的邓朴方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清华大学工宣队员先后找刘涛谈了几十次话，每次都是两三小时，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刘涛还被迫写了八份揭露和批判她父亲刘少奇所谓罪状的大字报。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一九六八年八月，在“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遭受种种打击和迫害，最后导致高位截瘫，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被关进北京大学医院楼上的一间小屋里，由郑楠帮助照料生活。当邓朴方所在班的工宣队队员，北京外文印刷厂的工人王凤梧闻讯找到邓朴方后，冒着风险，排除重重困难，使邓朴方得以到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和北京三〇一医院治疗疾病。然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人道主义遭到批判，当时运动的领导人不顾邓朴方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强令把邓朴方送进了北京清河救济院，住进了十几个人共居的又脏又臭的屋子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邓朴方在得不到应有治疗条件的情况下，还不得不从事编织铁丝字纸篓这样的“工作”。

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乒坛三杰傅其芳、

姜永宁、容国团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高潮的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自尽身亡的。从他们的死，可以看出，清理阶级队伍时，对人是多么凶残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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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严凤英头上戴有十三顶大帽子，她受尽凌辱，痛不欲生。四月八日，当她吞服大量安眠药后，失声痛哭，她的丈夫王冠亚惊醒后，看到空药瓶，知道妻子服毒自杀，却不敢送医院抢救，而是根据规定去报告“头头”。“头头”闻讯大怒，立即拉出严凤英召开现场批斗会。直到严凤英因药物中毒站立不稳时，才允许王冠亚把她送往医院。第一家医院拒不接收严凤英这样的病人。第二家医院勉强收下严凤英。但是否进行抢救，还要严凤英所在单位的头头商量决定，谁知，头头们意见不一，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使处于昏迷状态的严凤英在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停止了呼吸。严凤英死后，也不放过她，有人以查査体内是否有发报杌等为名，责令医院当场把严凤英衣服剥光，作解剖处理。严凤英死时还不到三十八岁。

傅其芳是我国著名的乒乓球教练。一九五二年，他与姜永宁从香港一同来参加全国乒乓球赛，姜永宁获冠军，他获亚军，之后都被选入国家乒乓球队。由于有从香港回来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当然放不过他。清理阶级队伍中，傅其芳不仅被乒乓球队揪斗、挨打，而且还被其它运动队揪去游斗、毒打。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清晨，他乘大家出去早操之机偷偷溜出关押他的房间，到旁边一间小房间里，把门反锁上，在用来挂窗帘的铜质横杠上自缢了。

姜永宁平时爱看报纸，“文化大革命”中，便说他是“特嫌”，看报是为了收集情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关押在先农坛体育场后面的宿舍里。五月十二日，国家体委的人在抄他家时，发现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姜永宁的衣服上有面太阳旗，便认定他是“日本特务”，

要他招供。为此，五月十五日晚，又遭到一顿_打，第二夫，他便在先农坛宿舍四楼自缢了。

容国团是为我国第一次争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优秀运动员，也来自香港。第三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临近之日，容国团代表乒乓球队战友执笔写了一份请战报告给中央。结果，不仅报告被退回，还要追查写这份报告的“幕后策划者”。容国团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觉得，当时张贴的揪“特务”的大标语暗中指的就是他，是在逼他走傅其芳和姜永宁所走的路。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清晨四点钟，容国团用一根曾经用来锻炼身体的练功带，在养鸭场的一棵榆树上自缢了。他口袋里的遗书上写道：“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D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乒坛三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国家体委的某些人，不仅不痛心，还大肆宣传国家乒乓球队挖出了一个香港“潜伏特务组织”，挖出了一颗特大的“定时炸弹”。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样，全国都以“六厂二校”为榜样，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不久，在经济领域里又扩展为“一打三反”运动。从全国范围看，人民群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束缚、打击、压制和迫害。而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冤案，则可妇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发生的最大冤案之一。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中国共产党为了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去内蒙古领导革命。鉴于内蒙古有民族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等复杂

而义特殊的情况，便以“内蒙古人民党”这个易于被当地人民接受的名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进行活动。当时人数并不很多，基层组织也不太健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人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的炮弹，硬说它不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而是一个庞杂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逐渐深入之时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因此，“内人党”案件便在内蒙古被抖出来了。首先，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电台广播，接着，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三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三日后，又将期限延为十日。于是乎，解放初期登记为“内人党”的各类人，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前往登记。同时，又主要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e谢富治则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蕋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蒙、汉各族军民都被搞得不堪言状，致使受牵连诬陷的人达三十四万六千余人，以致不得不将一部分“内人党”分子困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训批斗。整个案件造成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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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话的统统送到干校去劳动”

大规模地兴办“五•七”干校，是林彪、江青一伙借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排斥他们权力障碍，束缚广大干部、•群众手足的又一种形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

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一伙滥用了的“五•七”指示的内容和来源。

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如火如荼了。造反、夺权、派性争斗。无聊的做为，几乎掩埋了这段历史进程。人们来不及顾及“五•七”指示。到了一九六八年，军训军管把大局基本稳住了，由此时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便逐渐把改造“人的思想”、“触及人的灵魂”提到日程上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五月七日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所谓的“走资派”之类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经历了大约五个月的办校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为此，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

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干校经验及毛泽东的指示。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大城帘的家庭妇女及无固定收入的居民，在下放劳动的“启示”下，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纷纷迁回原籍或农村，成了下放劳动的一种补充内容。

“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下放劳动有各式各样的形式，一般来说，大机关，大单位、大系统以办“五•七”干校为主。东北则流行插队落户这种形式。所谓插队落户，就是按照一定比例，把在职干部的整个家都搬迁到农村去，分散在公社、生产队落户，参加所在社队的生产劳动。住房由国家帮助解决。有的照拿工资，有的则以离职处理。整个家庭的搬迁，对于以小家庭为生活单位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变动。在这种变动面前是不允许有任何犹豫的。当时，从宣布落户名单到搬迁的时间规定非常紧迫，有很多人家，还没有准备停当，便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由来人将家俱什物，连同一家老少“扔”上卡车，风骢电掣般地开向农村，再被“扔”下.卡车，便算完成落户任务了。一九七〇年春节前后，正是东北地区插队落户的高潮。当时的中国人对过年过节本是十分淡漠，但“过革命化春节”就是“过彻底搬家的春节”确实让人寒心。机关干部，特别是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落户，并与当地农民参加同样的劳动，对于被下放的人员来说需要有一段相当长的适应过程。他们无力也无心再去顾及林彪、江青一伙，这对于林、江野心的实现来说，无疑是减少了障碍。

“五•七”干校的情况与插队落户大不相同。它不是以家

庭为下放单位，而是以由于工作而集合在一起的人群为下放单位，携带家属的比较少，而且家属是作为随员。从一九六八年十月以后，大城市里的各种机关单位便开始创“五•七”干校，将职工分批送去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幵城市的最后通牒。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减少或中止业务工作的许多单位，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五•七”干校。仅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十八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一百零六所，共约十万名干部，工勤人员，五千名知识青年，三万名家属。

机关干部，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到过农村的知识分子，对于干校这种“上班形式”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当_人，心中都铭刻着“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样的名言。那么，作为人，自身存在就应该是奇迹。

干校一开始的建校生活是盖房子和农业生产。很多干校都自建砖窑供应建房需要。那些长年从事文职工作的干部，托土坯、和泥灰、挖房基、充瓦工，竟也很快得心应手，一座座新房在他们手下拔地而起。农业生产则因地区不同而侧重点不同。主要经营的仍是粮、油、棉、菜、家畜、家禽。被称作“五•七”战士的干校人员，象当地农民一样，在田间劳动。有的农田离住地很远，每日往返四次，要走三、四十里路，加上田间劳动的劳动强度大，伙食又极差，确实要狠下决心，咬紧牙关才能逐步适应劳动生活。那时，领导干校的都是军宣队，军队的作风是猛打猛冲，对于这一现象在他们看来是怕苦的表现，采取了强硬态度。公安部“五•七”战校二队军宣队，总结的办校“经验”，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干校的面貌*

“去年八月的一天，二排正在锄高梁，突然乌云密布，暴雨欲来风满天。一些青年扛上锄头就往回跑。当时，我们（指军宣队）考虑，这正是他们害怕艰苦的表现，如果让他们回去，就助长了他们的娇气。我们下了道死命令：谁也不许回去，继续坚持战斗。事后，许多青年深有感触地说，‘大雨淋透了我们的衣服，但冲刷了我们的娇气，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青年们已养成了不怕大风大雨、顽强作战的作风。今年七月，在一次支援兄弟队的夏锄战斗中，天气突变，乌云四起，顷刻间雷雨交加，但是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越干越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干校的另一个侧面便是人为地制造生活艰苦。本来，由于干校劳动强度大，人的饭量也大了，但是，有的干校却限制“五•七”战士的伙食费用，理由是吃得好了，就会滋长资产阶级思想。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只得私下从岁数大的人或妇女那儿匀饭票使用。国家规定的外出探亲假期规定也是死死的，巴金在他妻子重病期间，正在干校，下面是他回忆那个时期的一段话：

“我休假回家期满了，我又请了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间，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

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

干校的办校宗旨是劳动生产、劳动改造，凡是有业务专长的人都被死死地嵌在这个箍里。王洪文曾经说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而林彪一伙的用意，也正是用“五•七”干校这种形式排斥异己，进行打击报复，造成这类人的变相失业。

戴爱莲、赵燕侠、李和曾、刘秀荣、白淑湘等在“文化大革命”前活跃在舞台上的艺术家，因为与江青的关系紧张，被排斥在八个样板戏之外，并被称作“反动权威”、“反革命”……放到干校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痛苦的精神折磨，使唱做俱佳以嗓音甜美称著的著名京剧演员刘秀荣一度失声。需要坚持形体和技巧锻炼的芭蕾舞演员白淑湘在干校干着养猪、喂马、打井、积肥等繁重的劳动，同时要忍受监督她劳动的人的

厉声喝斥。她心中燃烧着艺术生命的烈火，一有机会便偷偷练

'..*

功。一天晚上，她发现食堂没有人，就在食堂用凳子围成圓圈练习芭蕾舞中的高难度动作单腿直立旋转，谁知让人发现。结果对她的看管更严密了，訑藏在衣服堆里的一双旧舞鞋不仅成了“翻案复辟”的“铁证”，而且真的让它“永世不興翻身5了。从此，白淑湘只得打消练功的念头，闷头干活。芭蕾舞演员的脚是最宝贵的，却分配白淑湘在寒冬膾月赤着脚在阴湿冰冷的猪圈里起粪，以至她的双足变形，体重一下子增至一百三十斤，从外形看，不仅与芭蕾舞演员相差十万八千里，也超过了适中体形，成了“五短身材”。

著名学者于光远是于一九六九年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判官”、“叛徒”、“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五顶大帽子到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他不仅要参加栽种水稻、养猪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要接受军管会领导下的批判会的批斗。一九七一年，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三顶帽子作为对于光远定性处理的结论，同时作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行政级别由丸级降到十四级，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继续在干校劳动改造。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则又是一种典型。俞平伯是随文学研究所首批全家搬往“五•七”干校的，由于沒有经历过农村生活，搬家时特地买了很多煤球装箱同行。河南农村的荒野，茅屋、土房或许充满了中国北方式的田园色彩，然而雨后的泥泞道路却不能不令人生畏。他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并且要“自食其力”。可是，他所经历过的这一辈子，连钱怎么花都不知道。在他逢集.赶场看见农民卖青虾时，询问的是多少钱一只。当农民把一斤虾（当时几角钱一斤）交到他手中，他抽出一张十元钱的人民币，使认为是等价交换了。时间一长，当地农民不知怎么知道了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于是乎每日在他住屋门前聚集了一大帮小孩，不断呼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便拿出从北京带去的糖果作为解围的i妙方。孩子们吃到了北

. V    •

京的高级糖果，一传十，十传百，俞家门前聚结讨糖的孩子越来越多。俞平伯又想出了一个高招，到集市上买了很多长长的杆插在门前，围成围墙。谁知，他买的是孩子们最爱嚼食的甜高粱杆，孩子们当然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拔光。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屋前的哄闹才渐渐平息。

更大数量的是老干部、行政人员、科技人员成年累月在农业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诚然，这些人吃的是农民种的，穿的是工人制的，无数工人、农民的可见劳动培养他们在某一方面学得了一技之长。钽是，人民培育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丢弃知识，仅只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需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工人、农S，为整个国家服务。有国才•，有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一个民族要前进，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导，丢弃了文化知识和斜学技术的民族，只能在原地踏步走。然而，林彪一伙要的就是群盲，他们用干校这种形式造成变相失业，就是要埋藏科学技术文化，埋藏民族的进步。在这祥的前提条件下，“五七战士”利用工余时间学习业务，就被视为不安于改造，是要复辟倒退。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眼看着业务的荒废，心急如火，便想用学习马列著作充实自己。有的军宣队成员竟连这也禁止，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林彪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著。因此，除了毛选，全是“禁书”。更有甚者是说，毛选四卷这么厚的书怎么看，背会“语录”就行了。

在“五•七”指示实施中，毛泽东说过，老弱病残者除外。实际上下放劳动时，六、七十岁的老人和有各种一般慢性病的体弱人员，几乎一个没有落下。日子长了，就廑困难越来越更多的青社年人是家属分居，各自牵肠挂肚•于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出现的具体生活困难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体领导走“五•七”道路的军宣队，不仅不解决具体困难，反而认为又抓住了作文章的题目。于是经常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五•七”指示，以便把大家的认识水平提高到象中央办公厅干校在总结经验时说的：“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是继续革命、革命到底的道路，革命是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的，不存在“毕业”的问题。在“五•七”道路上只有前进的起点，没有歇脚的凉亭。走不走“五•七”道路，自觉走还是随大流，走一辈子还是走一阵子，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要不要继缤革命的大问题，”这样一个高度。许多人不得不表示：“不仅我約这一部分人走，全党、全军、全国都要走；不仅我们这一代要走，世世代代都要走下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林彪一伙鼓吹“五•七”道路，确实想把干校中的大部分人一辈子留在那里。他们或许认为，埋葬了这样一批人，便是

埋葬了妨碍他们野心恶性膨胀的“祸根”。

张志新的苦难也是从“五•七”干校开始加重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对真理锲而不舍地追求着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是辽宁省委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委机关被打成“旧机关”，不积极参与造反的省委机关干部也便相应地打成了“旧人员”。一九六八年冬，张志新和原东也局、辽宁省委、省人委的许多干部一起被驱赶到盘锦垦区“五•七”干校劳动。

由于张志新对充满现代迷信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并发表了许多“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因此被列为“牛鬼蛇神”而失去了人身自由6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则被强令检查并强令听取充满污秽语言的批判。为了追求真理，她顽强地抗争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明确表示，“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并说，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是错误的，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为大换班大清洗制造舆论”。张志新公开表示自己对江青有怀疑，多次提出，“江青说这个叛徒，那个特务，她自己怎么样？”对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问题，张志新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得到的是“罪行”不断升级的回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张志新先后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质问、控诉、声讨》等文章和歌曲《谁之罪》、《迎新》等，对“文化大革命”，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为此，她遭受了林彪、江青及其在辽宁省的死党度尽天良的迫害和摧残。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他們将张志新由无期徒刑改定为死刑。为了阻止张志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出真理的呼声，行刑前，她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并于四月四日上牛十时十二分在刑场就义。

“接受再教育”

为了加强对入民群众的束缚，推行愚民政策，在把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送到“五•七”干校去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还掀起了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九六八年夏，“文化大革命”E经进行了整整两年，学生们沉浸在硝烟弥镘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中，没有时间和精

力考虑“文化大革命”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青年学生们的一门“必修课”。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登记表上都印有是否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栏。不能不承认，有极少数学生似乎并没有否认“文化大革命”可以作为一种终生职业，特别是因为当时反复宣传“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两次、三次、四次、……，然而，大部分学生逐渐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反感，对派性斗争感ill厌倦，他们想早点儿结束这不正常的“学习”生活，踏上真正的人生征途。但是，毕业后到何处去？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却成了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摧毁“文化”的一场革命，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不需要知识和文化，不需要大专学校的毕业生，对那些以“文化大革命”为“必修课7的高中、初中毕业生来讲，“文化大革命”既使他们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也使他们失去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成了当时“知识青年”离开学校后的主要出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一九五五年讲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类话，从此成为一段时间里最时髦的标语和口号了。

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尚在高潮。林彪反复宣传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处世原则\在“文化大荜命”中被舞为“革命小将”的学生们，对于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指示，回报了高涨的热情，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便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从一九六九年一月开始，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还有很多非毕业生，特别是还是少年的初中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甚而不惜与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以后的各届毕业生也沿着这条路走，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农村插队落户。新疆、内蒙、东北、云南是几个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插队的知识青年则遍布了农村的山丘和平原。

当学生们兴冲冲集体来到建设兵团，着见仍然延续着的部队编制，看着带领他们生产、生活的是身着配带红色帽徽、红色领章军装的解放军时，心中无限喜悦，个个想在生产中大显身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工”却带来了知识青年的分化。有些被连队派为通讯员、教员、卫生员、宣传员，从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格的生活纪律，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从事着艰苦的农业劳动，他们要象部队战士一样按时起床，整队集合，待令出发，集体劳动，遇上抢种抢收更是不分昼夜。青年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被汗水淹没了。有些人开始想家，思念亲人，急盼返城。有些人因在当地结婚，不得不在当地安家落户。加之生产建设兵团的不少指导员思想水平低，甚而道德品质败坏，挫伤了一些知青的纯真感情，使他们思想中逐渐生起风波，“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精神”也随之逐渐泯没。

插队青年的一般情况远没有兵团好。因为无论如何，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过着集体生活，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还有探亲假。插队知青则要由城市生活一下子改变为真正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富裕地区的知青还可以自给略有余，贫穷的山区则难以靠劳动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硖北作为老根搪地曾经为中国革命k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里的生产、生活都十分落后、贫穷，强劳动力尚难以自给自足，更何况既缺乏体力又缺乏技能的知识青年了！知识青年的插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六十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傲出了榜样。然而，一九六八牟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意义却不寻常。就减少城市就业压力来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解决眼前困难的“捷径”，但是，不顾具体条件，几乎全部知识青年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出路，便未免太狭窄了。从后果看，这也确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措施。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他们鼓动大规模上山下乡是为分散群众中可能集聚起来的反对他们的力量，应当说他们是“别有用心”

第六章林彪对军队的控制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急剧膨胀，他所需要的走狗、爪牙，不仅数量上需要增加，而且地位上需要提高。“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巧妙地利用江青，并在扩大军队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拉帮结派的步子迈得更大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连同他的妻子、儿子，都成了他结党营私的中坚。

为林彪分掌军事大权的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早在一九三二年，林彪任红军第一军团长时，黄永胜便是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吴法宪也隶属于红一军团。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厨，黄永胜入抗大成为第一捭学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华北地区疯狂进攻。为实现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军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四十七师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黄永胜为睡立团副团长。一九四五年，苏联对日宣战，林彪率十万大军，五万干部进军东北，组成了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收复了东北，建立了东北解放区，林彪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又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此间，黄永胜历任冀热军区第二十三军分区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和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吴法宪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政委；李作鹏历任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部前线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和第四十三军军长；邱会作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他们都参加过平津故役，可谓林彪的老部下。

在进军江南，解放全国的战争中，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直至海南战役大获全胜。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林彪龟缩起来了。而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指战员却在各自的岗位上担负着重任。解放后，黄永胜历任中南军区政委、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吴法宪则先任广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上调中央，任空军副政委。此时，江腾蛟是空军第一总队副队长，后历任东北空军第九师师长、空军第四军政委。一九五四年调防上海。李作鹏因参与海南战役的指挥，解放后任海南军政委员，后又历任华南军区、广东军区参谋长，中原军政大学副校长。邱会作则历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广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颁授军衔时，林彪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黄永胜获授上将军衔，吴法宪为空军中将，李作鹏为海军中将，邱会作为中将，江腾蛟是空军少

将。此后，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舫眘升。一九五九年，林彪担任国防部长，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长。

一九六〇年开始的困难时期逐渐好转之际，毛泽东给予林彪以善意的特别关注。林彪的野心开始急剧膨胀。他需要兵马，他对曾经与他共同战斗过的部下念念不忘。一九六四年，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不能不说其中或许有林彪的关照。叶群选择吴法宪一同去江苏太仓搞“四清”，也许可以说他们之间愿意住来。而江腾蛟这个吴法宪的老部下又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给叶群送礼，也不能不说他们之间在互相拉拢关系。或许正是因为叶群与吴法宪在一起四清从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使林彪更加看重吴法宪，并有意提拔他。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了。林彪当即意识到，空军司令员应是他的人，便策划让当时是空军政委的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员。五月九日下午，林彪在上海召见吴法宪，并对他说：“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接着，又有意带着神秘色彩说：“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吴法宪心领神会其中的奥妙，立即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林彪看着吴法宪上钩，故意加了一句：“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吴法宪马上谄媚道：“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就这样，林彪与吴法宪之间的一笔肮脏交易算是作成了。他们可谓“各得其所”。不久，林彪、叶群将女儿林豆豆送至空军，以便吴法宪对她照顾，而吴法宪当然将之视为林彪、叶群

对他的器重。从此，在林彪的策谋下，叶群、吴法宪勾结在一1起，以推荐干部为名，在空军培植了大量的亲信，为林彪的野心扩张凑集力量。

林彪与邱会作之间的特殊关系，要追溯到罗瑞卿事件上，林彪和罗瑞卿在军队建设中的观点分歧，到了一九六五年，已经发展成了林彪对罗瑞卿的憎恨。他早就在集聚能量，伺机燦发。就在这个时期，有人揭发邱会作有腐化堕落问题。罗瑞卿表示支持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和监委联席会议，并由总政治部派领导干部参加，对邱会作进行帮助。邱会作凭借他与林彪的多年老关系，悄悄跑去告状。林彪早就把邱会作盘算在自己的心腹大员行列中，便亲自将邸会作保了下来。因此，邱会作无限增长着对林彪的感激，无限增长着对罗瑞卿的仇恨，成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惨无人道地摧残罗瑞卿事件的动力。

一九六五年狄冬正式开始的迫害罗瑞卿的行动，可以看作是林彪一伙密切勾结，狼狈为奸的新起点。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彪指示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从海军角度诬陷迫害罗瑞卿，要李作鹏从四个方面着手写明，“在每个问题上罗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林彪尤恐对李作鹏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又叫叶群亲自打电话督促，李作鹏立即表态：“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彪的事情。”当天，李作鹏伙同当时称作海军“战斗集体”的核心人物，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密谋策划，写了一份七千多字的材料，诬陷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为林彪提供了攻击罗瑞卿的炮弹。‘九六五年十二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认真准备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稿。她向吴法宪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要他彻底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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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罗瑞卿。为了死死地控制住吴法宪，叶群有意说道：‘“林总讲，你同罗长子关系也很好，空军把罗长子在空军的讲话印发到全空军，……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吴法宪受到叶群的威胁，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后来交待问题时说，当时是“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线，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表现出一副虔诚的面孔来。叶群立即转嗔为喜，表示：“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总。”又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至五级。”通过又打又拉的手段，吴法宪被牢牢地绑上了林彪的战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在上海召开的紧急会议，通过林彪、叶群的周密策划，终于形成了对罗瑞卿弹火密集的围攻。叶群在会上作了长达十一小时的发言，声嘶力竭地叫嚷罗瑞卿“反毛主席，要逼林彪下台”。吴法宪诬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想当国防部长”。邱会作在一个会议上，连续发了四次言，恶毒地攻击罗瑞卿，说他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李作鹏则诬陷罗瑞卿“是一个篡军、篡党、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没有出席会议的黄永胜也写信给叶群，说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林、黄、吴、叶、李、邱默契配合，紧锣密鼓，披挂上阵，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以林彪为首的集团。

此时的林彪，通过与罗瑞卿的斗争，地位又开始上升。他生怕整不垮对手，就进一步制造假证，诬陷罗瑞卿。被林彪、叶群软硬兼施，已决定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吴法筅，又一次充当了

可耻的打手。

一九六五年底和一九六六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叶群转达的“四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这“四条意见”是：

“（一）林彪早晚要出政洽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

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

（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

去管好了；

（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①

吴法宪在一九六五年底到一九六六年三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四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9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逼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四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商定，如果有人问起霍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

①“四条意见”有些地方语法不通，原文如此，这里是照录的》

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幵始平步高升。

在批判罗瑞卿的活动中，林彪为了扩展自己在军队的势力，以伺机全面夺取军队的大权，还利用李作鹏等人大整海军的材料，说他们搞“地下活动”，诬陷海军干部，阴谋“伸手夺权”。为此，海军政委苏振华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与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等人进行坚决斗争。一九大六年七月八日至八月二十六日，海军内用各种会议形式对李作鹏等进行揭发批判。邱会作这时在总后勤部也受到批判9林彪既想让他的这伙人尝尝批斗的苦头，又想让他们知道，跟着姓林的就有甜头。林彪打着算盘，出面保李、邱等人。八月十日，林彪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就军队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有“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老，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不久，林彪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用封“左派”的手段说他们“反罗瑞卿有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干劲的”，“信得过的”。甚至说过，“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李作鹏”……。使李、邱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被冲得晕头转向之时，暂时稳住了阵脚9，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群众对邱会作的为人，和他丨在总后勤部的所做所为又开始了新的冲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说的“对于小节，有错误的人，为了用他，就要批评他”，“玉不琢不成器”成了群众批评邱会作的保护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总后勤部广大干部对邱会作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时，邱会作着实招架不住了。他写信给叶群说：“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林彪一月二十三日就夺权问题说过，“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奢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此时，他想到邱会作是他夺权大业的要员，立即派叶群于二十五日凌晨拿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亲自到总后勤部机关把邱会作接到西山藏了起来。邱会作把此行动称为“零点得救”，在日记中写到：“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秦儿子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林总挺身而出派夫人接一个人，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想到这里，不能不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象炸弹一样爆发出来”，……邱会作决不辜负林彪对他的重望，立即按照林彪的旨意，把总后勤部原政委、副部长等领导干部当作整斗的重点。三月五日，邱会作写信给叶群，诬称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留下的那班人马”，对他们进行迫害。林彪、叶群对邱会作的感恩报以对他本人的更大支持。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叶群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便吹捧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个”。得到林彪、叶群的青睐。邱会作在叶群说的，“总后彭德怀、黄克诚的人”“没有挖掉”的明示下，干得更加卖劲。他于四月一日、二日策划组织调查组，搜集总后

動部五名领导和各部一些领导的材料。四月三日向叶群汇报。六月一日、二十五日，七月六日，又三次给叶群写信，汇报批斗干部、镇压群众的情况。    ^

李作鹏也依林彪一月二十三日讲话精神g海军进行夺权活动。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林彪指使李作鹏搜集海军的路线斗争情况，限五天交卷。李作鹏立即与王宏坤、张秀川一起，突击写出《海军党委内部两个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于三月十二日亲笔给叶群写了亲启信，并冠以“绝密、特急，限十六时前送到”的印记。信中点名诬陷海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干部是“黑司令部的爪牙”，还说“看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以便遵照执行”。用李作鹏后来的话说，“是为林彪提供了海军的炮弹”。四月，经李作鹏批准，海军直属机关有三十六名干部被定为重点批斗对象，并被批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由于三军文艺演出而酿成的“五•一三事件”是军队两派冲突的大爆发。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其意当然是将海、陆、空三军夺权的重担交托给了他们。吴、李、邱由衷地感激不尽，当即向林彪表示“忠心”。随之；他们效忠主子的表现更加积极了。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很早便参加了革命队伍，解放后一直在海军工作，后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一九六二年，当林彪把他的两个亲信安插在海军后，海军被闹得无法安宁。他们还想把张学思排挤出海军。张学思虽然知道“他们有后台老子”，仍然坚决地与他们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六年，张学思与海军内林彪派的斗争更加激烈，他面对面地揭露他们的罪行，并指出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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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阴谋夺权。这当然威胁到林彪的权力。一九六七年七月，林彪指使叶群打电话给李作鹏，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要他赶快写出材料来。七月二十四日，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的报告，又利用他们中间一个人的老婆，偷偷摸摸地将诬告材料直接送给林彪和江青、关锋。不久，林彪、江青就作出逮捕张学思的决定，并用卑鄙的手段将张学思迫害致死。

吴法宪在空军的作为也不“落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空军干部、群众对吴法宪的问题进行了揭批。他首先用金蝉脱壳之计制造了个“八•二五事件”，将矛头转向贺龙，接着从贺龙入手，打击一大批空军领导干部。不过，吴法宪本人也并未逃脱群众对他的冲击。林彪觉得用吴法宪可谓得心应手，故而一*面保他，一^面用他。一九六七年一^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要请江青讲话保你，要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①并催促他怏点写材料。吴法宪立即写出材料交给叶群，诬告刘震、成钧搞“地下活动”，又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诬告何廷一要搞“政变”。一月十三日，由江青出面向空军讲话，指名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等人，公开保了吴法宪。吴法宪既然被保，必定被用。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把年方二十三岁的儿子、非党员林立果交给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入伍不到四个月的林立果于中国共产党诞辰四十五周年纪念日，由吴法宪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周宇驰作介绍人，把他拉入党内。林立果之所以能入党，用吴法宪的话说，因为他“是最革命的家庭”教育

①刘葳、成钧、河廷一是当时空军的领导干部。

出来的。叶群对吴法宪说过，林彪的儿女是他的一双眼珠子，我们送子女到空军来，“是为了保你的权”，你要“放手让他们工作活动，他们不会拖你的后腿，要相信他们”。吴法宪受宠若惊，回答说^林立果来空军，“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注，是我们的最大幸福”，“是空军的得天独厚”。吴法宪从内心感受到林彪对他的偏爱，对林彪也就更加“忠心”。他一面按照林彪的指示，对被周恩来保护在西山的贺龙进行暗中迫害，另一面又秉承主子的旨意，积极进行打倒空军领导干部的活动，用以报答林彪、叶群对他们的“器重”。叶群投放诱饵，当然是为了钓大鱼。他要借吴法宪之手，洗刷自己历史的疑点。叶群的入党经历一直是个悬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她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加入过“民先”（即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没有入团，更提不上由团员转为党员，但她一直说是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为寻找证明人她煞费心机，却一直未能圆满解决。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叶群在一个天赐良机偶然瞥见了中学同学某某，为此，叶群召来了吴法宪，告之，某某在空军，“是我三十年代在北平上中学时的同学，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一起参加‘民先、我入党是他介绍的。过去是地下，单线联系，后来各奔东西，失去联络，因此一直找不到证明我入党的介绍人，这成了一个悬案，也成了别人抓我辫子的一个目标；从延安闹到‘文化大革命\”并要吴找某某谈谈，“可以对他说，叶主任很感谢你当年介绍她入党，一直没有忘记这老友……”。当某某从吴法宪那儿揣摸出叶群的心意来时，为了攀龙附凤，眛着良心，不顾历史事实，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写下了证明信：“叶群同志的入团转党情况是再清楚也没有了！我就是她入团的介绍人嘛。幸亏我还活着，不然疯狗晈人，入骨三分。反革命分子的陷害说不定会对叶群同志一家造成一定的伤害哩！但我已是年过五十的人了，为了防止年久后把这个问题变成无头案，为坏人所乘，我想还是现在主动为叶群同志证明一下为好：叶群同志原名叶宜敬，是北平师大附中初中部的学生，在一九三五年冬，g卩‘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在学生寒假下乡宣传回来后，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时入队。不久（一九三六年春），附中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即由我介绍入团，我是当时该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后来，团取消，团员均转为党员，这时叶群即转为党员（时间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夏）。在这段时间里，宜敬同志表现很好，工作热情积极，斗争很坚决！以上证明请组织转有关部门存档备查。”当这封证明信送给吴法宪后，吴将它交到了叶群手中保存，等于交给了叶群一件“防弹服”。

同期，邱会作则领导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活动。

吴法宪、李作鹧、邱会作以“三军造反派”领袖的身份，带领一大批军内干群，钯军队搅得乌烟瘴气，两派冲突愈演愈烈。吴、李、邱三人也必然受到了应有的冲击。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利用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机会，作了“八•九讲话”。黄永胜、吴法宪也参加了接见。“八•九讲话”中，林彪就“乱”说了下面一段话*

“乱有四秭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环人斗了好人，象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

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李作鵬、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綣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同时，林彪还大谈什么“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为他夺取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陈伯达、康生帮着鼓吹，说：“林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又将林彪“八•九讲话”批转各省市和军区。

于是，林彪的“八•九讲话”被称作“重要指示”在全国城乡大量印发。吴、李、邱等人顿时觉得腰杆子硬了许多。他们在感谢林彪有意“栽培”他们的同时，对实施林彪的“革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的计划更加卖劲了。他们在林彪的指挥棒下，大刀阔斧地砍杀对手，我们国家一大批元帅和高级将领，都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

吴法宪这样向林彪表功讨好尤嫌不够，他还当着林彪的面痛哭流涕，感谢林彪对他的褒奖提拔，并当面高喊“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吴法宪的效忠给林彪更加有效地利用他提供了方便。为了掩盖叶群在国民党青训班的那段历史，一九六七年十月，林彪亲笔写信指使吴法宪组织“调查”。吴法宪派他的

亲信鲁珍等人赴长沙、北京、内蒙、兰州、南昌等地以“企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逮捕了有关人员。鲁珍报告说：叶群历史没有问题，真可以说是白璧无瑕。吴法宪对鲁珍的工作大为赞赏，说；“白璧无瑕1这个结论下得好。否则怎么能做林彪同志的夫人呢？好！你用我的名义给林副主席起草一个报告，不要忘记用‘白璧无瑕’四个字。7叶群的这段历史“是清清楚楚，是白璧无瑕的。她在北平、天津上学时，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在政治上接受党的教育较早，十六岁就入了党……”对叶群的这种看法，就这样在军内部分人中流传开来了。邱会作为了报答林彪“八•九讲话”对他的保护和提携，在“零点得救”、“遇难周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写信给叶群表示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还选制了象牙底座的台屏作为效忠礼物献给林彪。

尽管林彪竭力保护和抬举吴、李、邱，军队内部对吴、李、邱等人的斗争却仍然十分激烈。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便是这种斗争的一次反应。“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还是打倒老帅问题，林彪与杨成武之间在暗中已有矛盾，早就有意除却杨成武。时值一九六八年三月，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将余立金的秘书关押了起来，杨成武知道此事后，便责成吴法宪去查处，吴法宪将具体事情搁置一边，反向林彪告状，说杨、余、傅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于是林彪便利用此事包庇他的人。就这一事件，林彪说：“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人，用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与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战争的胜利的最后的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野，由四个野战军取得的。晋察冀也皇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他仅仅是晋察冀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它还有三个分区。晋察冀的底子是一一五师的干部，但是一^^五师的干部在这个地方只有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晋察冀。后来，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没有，有的有一分区的人，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他只用他那一伙子，他对其它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同地位的这些人，象黄永胜、陈锡联等同志f会被排挤。_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做法……”林彪所以在这时特别强调纖濟战争中四个野战军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公正地评价各个野战军在革命中的功过，而在于为自己结党营私制造“理论根据”，就在这一次，黄永胜由广州调至北京’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了。

黄永胜和林彪的关系，从来就不疏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虽然没在军内冒头，但却被视为林、江一伙在中南地区的一个干将。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就特别提到黄永胜处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才能”。谁都知道，林彪、江青从来是“任人唯亲”，又从来不“任人唯贤。”在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当大批军队领导人横遭诬陷和迫害时，赞扬黄永胜正满足了林彪、江青一伙结党营私的需要。

一九六八年，黄永胜调至北京担任军内要职之后，林、江、黄、吴、叶、李、邱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林彪为了更加得心应手地完成他的阴谋计划，将黄、吴、李、邱视为“四大金刚”作了更精心的安排。黄永胜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中央专案组第二办章主任、；吴法宪被提任为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I¥作鹏兼任副总参谋长；邱会作被任命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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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从此，作为正式机构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不再开会，并停发了送各位老帅的文电，使军委办事组在实际上控制了军队的领导权。有了林彪的栽培，黄、吴、李、邱为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步子迈得更大了。他们在军内对于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干部，实行了近于“三光政策”的诬陷迫害；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彭德怀等等高级将帅，几乎没有一个逃脱他们的打击。

林彪对于他手下“金刚”效忠他本人的行动，给予了应有的奖赏。一九六九年，林彪对他们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吴、李、邱均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林彪本人在那一伙人的吹捧下，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之流的簇拥下，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了。至此，可以说，在林彪一伙人眼中，前途一片光明。

特殊人物江腾蛟

江腾蛟在林彪一伙中情况有些特殊。他是一九六四年开始认识叶群的，他那满脸献媚取宠、两眼露着杀气、言语之间又带着江湖义气的处事态度，一下子被臭味相投的叶群相中了。一九六五年一月，林彪、叶群住在上海。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上海治病，常让七三四一部队的政委江腾蛟给林彪送材料，叶群便乘机把江腾蛟引见给林彪，并表示，她愿意把江腾蛟任政委的七三四一部队作为她的“挂钩”单位。江腾较顿时

把此看作是林彪对他的栽培，一神受宠若像的神态溢于言表。

叶群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认定江腾蛟是一个应当好好利用一下子的人。

一九六六年夏，想利用“文化大革命”一步登天的江青，对她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总是忐忑不安。为了解掉这个疙瘩，她与张春桥勾结在一起，企图彻底销毁各种文字证据。于是，决定把三十年代与江青有关联的上海文艺界人士所可能保存的有关材料“一网打尽”。为此，他们与林彪一伙串通一气，由叶群、吴法宪出面，利用江腾蛟演出了一场抄家的丑剧。《解放军报》记者邵一海在《“奇怪的抄家”

的背后》一文中，如实地写出了江腾蛟如何为叶群卖力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叶群叫吴法宪通知江腾姣：立即来北京接受一个任务。

第二天，江腾蛟赶到北京，当晚，一辆小轿车来到江腾蛟下榻的空军招待所，把他接到钓鱼台的一座小楼里。

江腾蛟在小楼里坐了十分钟……叶群进来了。她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己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颜而己、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

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并给江腾蛟交底说：“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唯恐为主子效劳不力的江腾蛟，得到了向主子“献忠心”的好机会，施出了浑身解数。他领到上海，纠集刘世

英等人，仔细地侦察了搜集对象的住处，反复研究了行动方案，并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打着“保！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牌，欺骗了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俎，于十月九日零时后，分坐五辆汽车同时出发，搜查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为了保密，江腾蛟还叫把汽车号码牌用纸盖起来。江腾蛟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镇指挥，并叫一名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代他接电话，以防别人听出他的声音，露出马脚。

当天上午，紧张了一个晚上的江腾蛟，叫刘世英把搜查到的东西送到他住的巨鹿路招待所，立即进行清理。•第二天，急于向主子遨功的汪腾蛟，带着他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坐飞机直送北京。这二次，不仅吴法宪立即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也在当晚来到招待所。她做贼心虚，怕暴露自己，来的时候把路灯都灭了。在江腾蛟住的房间里，她亲自听江腾蛟汇报了搜查的情况，然后拿了材料走了。过了一天，她给江腾蛟打电话说：“已经交给上面了，很满意。”

江腾蛟回到上海不久，叶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

“奇怪的抄家”可以看作是叶群对江腾蛟的一次重大“考验”，江腾蛟表演得十分出色。叶群心中当然也会暗自高兴，她没有看错人，她还要更重用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正当“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浦之际，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把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送到上海、杭州，委托江腾蛟照顾。叶群亲自打电iS给江腾蛟说；“最近，北京的秩序有些乱。林彪同志只有这两个孩子，象他的一

对眼珠子一样。现在把他们送到你那里去，请你照顾一下，我们就放心了。”江腾蛟连说：“我一定当政治任务来完成”。林立果到上海后，江腾蛟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还专门派干部左右侍奉，跟随保镖，并对周围人说，“我们把他们的两个孩子照顾好，让他们多考虑大事，他们多考虑一个钟头的问题，比我们做多少年的具体工作的价值还要大。”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江腾蛟又亲自把林彪的儿女护送到北京，当面交与林彪、叶群。江腾蛟的“忠心耿耿”也得到了林彪的报偿，他被升任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江腾蛟在京开会期间，到空军不久，当时没有担任任何职位的林立果对江腾姣说，“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有个考虑，空军司令员想要你当。”江腾蛟一下子便领悟到这是林彪的意思，从此，追随林彪的意志更坚定了，林彪对他也更加器重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腾蛟因在南京地区搞“反军乱军”活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部队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政委职务。当时江腾蛟住在北京，南京空军机关要批判他。叶群听说后，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没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同时，林彪、吴法宪打算任命江腾蛟为空军的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指出，此人不能重用。就在这时候，吴法宪对江腾蛟说，叶群对你很关心，并问你在上海、南京欠了多少帐。不久，林彪的另一个亲信周宇驰给江腾蛟带去了林立果送的一笔钱，还告诉江腾蛟，林立果讲了，我们再困难，也要把你江腾蛟养活。一九六九年，仍然没有给江腾蛟分配工作。六月十九日，林彪在叶群办公室接见江腾蛟全家时，明知故问江腾蛟：

“你现在干什么？”江腾蛟回答说：“没有职务，在空军政治部帮助工作。”林彪马上宽慰道：“有职务没职务一样干革命。”并话中有话地说，“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那是现象，将来还会变化的。”

这年年底，准备将江腾蛟派往西南地区管航空工业，江腾蛟不愿意去，便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立果。林立果立即返回北京，帮江腾蛟出谋划策。一九七〇年一月初，江腾蛟按照林立果等人的指点，写信给吴法宪，提出不能去西南地区的理由，并要求将信转呈林彪。之后不久，叶群亲自出面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身体不好，他不能去就别去了，让他休养治病吧！”因此，江腾蛟不仅躲过了他认为去西南地区是“变相流放”的“苦役”，而且，不久又在抹立果的安排下，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去广州“休养”了。

江腾蛟对林彪一家对他的关心、照顾、信任、期望，感激不尽，常对别人说，林副主席一家就是我们的希望，有了他们也就有了我们的一切。从一九六八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二十多封效忠信。信中反复说，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家，没有我的一切。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忘的大恩。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为了保卫首长和主任，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并一再表示，为了首长，他将视死如归，在所不惜。他甚至不顾自己已年过半百，奴颜卑膝地给林立果写信道：“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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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吗？丨！”

肮脏的交易，使江腾蛟成了死心塌地为林彪服务的一员干将。

“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立果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是提携他的“龙子”。

一九六九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被林彪视为“眼珠子”的林立果在这段时间里确实成了林彪窥视空军的“眼睛”。“眼睛”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林彪来说，林立果只发挥“感觉器官”的作用实在是太不够了。他要使林立果进入空军“躯体”，并要林立果成为控制空军这一躯体的“神经中枢”。林彪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手就直接握住了空军。为此，林彪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和刘沛丰道：：“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謝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过了半年，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广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转达您的旨意，把您的指示运用到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橋好孽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題，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的。豆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吴法宪对林彪的唯命是从早就不在话下，一切便依照林彪的意思进行着。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签署的空军的一个命令，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

芏飞、林立果和同时任命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了这命令，并说：“今后空军的一伪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下午四时，抑制不住内心狂喜的叶群为儿子的升迁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吴法宪当即回答；“是啊，这是你作母亲的教育有方。”叶群假惺惺地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她马上想到还有在空军工作的女儿，话中带话地补了一句：“看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有过与林彪谈话的基础，吴法宪立即体察出叶群说这话的用意，答道：“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让林立衡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林彪的一儿一女就这样提升上去了。〈„为了落实林立臬在空军指挥、调动一切的权力，一九七〇年六月下旬，吴法宪以谈工作为由，慎重其事地对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立果可以指摔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个“指示”^吴法宪的老婆当场吹捧道：“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同时，原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

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间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地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什么，就做什么”，……空军如此兴师动众，竟然是为了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主宰空军。

林彪也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儿子捧场。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向怕光、怕风、怕声、怕出汗的林彪，一反闭门不出的常规，与叶群一起，带着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国防科委所属某工厂“视察”。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的仪式上，黄永胜紧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紧挨林彪站在左侧，而其它人则依次往下排列，举着语录本，在一片“忠于林副主席”的喊声中，顶着炎夏烈日，走了两里路，用以提高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地位。当晚，林立果又安排空军中的一部分人看“视察”_象，扩大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影响。

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孚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

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瞎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辨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泉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随后，印发了七十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

林彪在军队内死党的结成

在把林立果捧为“天才”的同时，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勾结更加频繁，更加紧密了。

一九七〇年初，叶群把林彪写的词《重上井冈山》赠给邱会作，邱请人誊抄裱糊后，赠给了叶群、黄永胜。四月，叶群写了《咏菊》诗赠送邱会作，用“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暗示邱会作不要动摇。邱会作又把诗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表示决不动摇。

一九七〇年“五•一三事件”三周年之际，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联名写效忠信给叶群，说什么“五•一三”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礮烂总政阎王殿斗争的序幕”，要永远牢记林彪、叶群的“教育深恩”，要为林彪、叶群两肋插刀。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同游览长城、十三陵，互相题词赠诗、摄影留念。回来后，叶群又叫秘书帮她起草几首词，分赠黄、吴、李、邱，并要秘书“把我们和黄、吴、李、邱的深切关系写出来。”秘书在词中写了“同生死”，有人提出这似乎是夫妻之间的言语，不太好。叶群说：“这倒反映了我们的真实情况，没有关系。”她本人还赋词一首，有一句是“相将奋起卫红旗”，自说自道“这是警句”，并解释道：“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相，和‘将〉要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n

叶群与黄永胜之间的关系比之其它人更胜一筹。他们经常用代号互相联系，并用电话直接通话，以至林立果为了手中握着些把柄，用窃听器录制了叶、黄之间的电话录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的一九七〇年秋，在电话中，叶群对黄永胜说，他们俩人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叶群还说：“也说不定将来，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领域上，你会起很大的作用。”黄永胜回答说：“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叶群答道：“我愿意永远作你的助手，作你的秘书……以你的意志为意志。”并说：林彪“他真正喜欢的只有你。”“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帐下的一个兵，一个传令兵。”甚至把她的孩子也作了安排，要他们将来“一个人把一个关口，当黄永胜的助手。”

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

蛟、林立果就是这样，为了一个“权”字，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为了夺取中国的最高权力，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死党。

第七章庐山会议

“设国家主席”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决定，使林彪得以通过这次大会和其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把他的心腹要员都作了妥贴的安排。从此，他们之间的勾结更加紧密了，胆子也更加大了。他们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他们要把林彪的垃位进一步提高，以便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第一号人物由林彪取而代之作准备。

一九六九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逝世了。这条消息对中国一般老百姓是封锁的，但是，当时掌握国家党、政大权的核心人物则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此，这些人心中都在盘算着中同将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谁来担任未来的国家主席。他们也想到，这些问题必将在九大之后不久就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结果。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成了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然而，对林彪来说，他希望自己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高位，能象刘少奇生前担任的职务一样，在党内是“副主席”，在国家职务上，担任“国家主席”。他还希望通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然而，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一九七〇年三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为此，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有关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与会的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吴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然而，林彪对毛泽东的建议感到不满。因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就永远不可能担任国家主席了。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有意提出设立国家i席，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第二天，毛泽东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件事林彪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在即将召开的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讨论国家重要人事安排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串通同伙，想通过九届二中全会争个国家主席当当。一九七〇年七月，叶群便和吴法宪密谈过，说什么“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同时，他们利用陈伯达大肆宣传“天才论”。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伙人，还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说什么，对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来说，恩格斯、斯大林、林彪是“三大助手”，而“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以此为林彪夺取最高权力作舆论准备，

在“称天才”的背后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工作J

（三）战备问题。而林彪却认为，“和平过渡的接班”的条件己经成熟。他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内容事先未与毛泽东商量，讲稿也未给毛泽东看过。他不顾事先安排好的会议议程，不顾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多数人赞同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一心只想报效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忘了必须按照毛泽东确定的会泌议程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八月；=：十四日，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材料。在林彪看来，只要经过他们一伙“称天才”、“歌颂毛泽东”的努力，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上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

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芏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还授意他的一个走卒起草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学着林彪的腔调，大谈天才，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组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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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过渡”方式夺取最M权力的失败

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就“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这场表演，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努力。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二十三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也被收回了。刚到庐山不久，没有赶上林彪指挥的“大合唱”的黄永胜见勢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王洪文则乘机转舵，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便被毛泽东戳穿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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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得很，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还‘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全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

I

了。会议宣布对陈伯达继续进行审查。

九月七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他们统一口径，想用假检讨来掩盖他们事先密谋的“和平过渡”的夺权罪行。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行动失败了。

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计划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野心已无法遏抑；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但是在毛泽东心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

种准备。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

夺权问题讲了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I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

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P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一心一意想要夺权。怎样夺权？他也有考虑。他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潜心研究这些政变。林彪不仅在这次讲话中大力兜售，还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林彪是有心要实践一下的。

为此，他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Y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作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政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政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调研小组”和“上海小组”的建立

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要追溯至林立果被安排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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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的时期。那时，在林彪授意下，经

吴法宪批准，在党委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为林彪阴谋活动四处搜集情报，进行秘密联系的别动队“调研小组”，林立果任组长，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等人。一九六九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取得了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后，“调研小组”的成员不断增加，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

为了巩固林立果在空军中的地位，更是为了突出林立果作为“调研小组”的核心位置，林彪、叶群费尽心机，帮助儿子苦心经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晚，林彪、叶群把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林立眾在空军司令部的几个亲信及他们的家属请到家中作客，又是看内部电影，又是谈天照像。兴头上，林彪似乎是半开玩笑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林立果，还是林立果领导你？”周宇驰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对这句话，林彪是耳闻心悦，周宇驰却是听了林彪的问话，在心中快速盘算，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才脱口而出的。

林彪的这一招儿果然灵验。第二天晚上，周宇驰、王飞等人召集了一些头天被林彪接见的“调研小组”球员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同时，揣摸着林彪的心意，推举林立果作他们的“头”。下面是周宇驰的一段发言*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C*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也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调研小组”与林彪、林立果的关系多么神妙，也可以看出，“调研小组”实际上是在空军司令部中，以林立果为核心，专为林彪服务的一个小集团。

在“调研小组”不断扩大的同时，林立果还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小组”。

九大通过的党章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其实林彪早就把自己看成是不久将来的“中国皇帝”。推而论之，他的儿子无疑会是“皇帝”的继位人。林彪认为，将来林立果的王朝里，一定要有个仙女般的“皇后”。为此，一九六九年六月，林彪、叶群利用江腾蛟，指使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替林立果选美女的“找人小组”，以为军委办事组选拔工作人员为名，在全国各地收罗美女。一九七〇年初，林立果到上海“审查”为他挑选的美女时，对“找人小组”说，以后要直接和他挂勾。三月，林立果在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上海小组#。小组的《入组须知》婉萣：“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同时，给小组成员配备了枪支。“上海小组”成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特务组织。林立果自认，“上海小组”和“调研小组”南北配合，就是林家“一统天的基硪。

“联合舰队”的活动

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林立果邀集“调研小组”和“上海小组”的要员周宇驰、江腾蛟、王维国，亲自驾驶林彪专用的防弹“红旗”车同游长城。他们用“青红帮”式的行话在车子上夸夸其谈。周宇驰说：“战友（指林立果）幵的车，不但技术上是保险的，在政治上也是绝对保险的，我们坐的是一列永远翻不了的政治列车。”王维国则说：“这是一列光明的车，胜利的车。”江腾蛟也连连道“对！对！”在去烽火台的路上，江腾蛟、王维国在左、右两边分别挎着二十六岁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的胳膊，架着林立果往上爬。在从长城去十三陵的途中，江腾蛟道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也可以说是车上‘四结义，！”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失败，使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正如他对吴法宪说的：“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同时，林立果也对王维国和七三五〇部队陈励耘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

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他对日本宣扬武士道精神，复活军国主义津津乐道。他对用武力夺权充满了野心和幻想。他想到自己的“调研小组”，便不由得说出：“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于是，“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林立果则是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为自己取了个代号“康曼德，，，用的就是英语Commander（即“司令官”）的谐音，其它重要成员也取了相应的代号，并将代号报告了林彪、叶群。同时，决定扩大“联合舰队”的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人员”。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所做的一切早有警觉。他是从陈伯达入手对林彪势力进行打击的。

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便批评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期间的种种不正常表现，会后又要他们写检査，继续认识问题。

林彪一伙估计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后的这种结果，早就订立了攻守同盟。叶群便曾对吴法宪说过：“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毛泽东对这些，当然是心中有底。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爱吹不爱

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拋到九霄云外”y“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十一月十三日，•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十一月，党中央批发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供党内讨论用，同时，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堤示》。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毛泽东对林彪开始厌恶。、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下旬，根拦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无情地揭发批判。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就陈伯达的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宣布党中央对林彪严密控制的北京军区进行改组。会议决定，从一月下旬起，党的各级领导机构要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亦即公开宣传的“批修整风”运动。毛泽东以批文件，加按语的方式，亲自领导了这一运动。

可以说，华北会议以来，林彪一伙的政治处境更加艰难了。然而，这一切只会激励着他们反革命政变夺权野心恶性膨胀。在林彪指挥下，林立果领导的准备武裝政变的步子迈得更急更大了。

林彪早就有将他从事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权移交给林立果的打算。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林彪对通过《讲用报告〉在军内已大出风头的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为此，林立果在军内的活动范围扩大了，随之，在军内的地位也提高了p十二月初，林立果又对空军机关

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目的是“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

在整顿骨干队伍的基础上，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联合舰队”召开了“舰队会议”，专门研究搜集情报问题。周宇驰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要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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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工程”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携林立果到苏州别墅，具体布置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的步骤。

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窜到杭州，和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一同多次与陈励耘密谋反革命政变计划。

三月中旬，林立果、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等人聚集在上海。三月二十一日，他们遵照叶群说的“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的指示，在上海巨康路一幢搂房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他们认为，“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还研究了林彪“接班”的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周宇驰认为，五、六年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6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说，“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

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林立果说，“办法是搞掉B_52（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们对这手着实有点心虚。周宇驰说过，“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目前，主要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要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政变的计划来。按照林立果说的“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决定把武装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工程”。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新野起草好了《“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纪要》认为，“九•二”（即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而“B-52”“对我们不放心”，因此，“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鼕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以便“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或“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纪要》认为，他们“经过几年准备，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在军事上的水平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

思想和物质基础”。可以“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来达到目的。在保密和纪律中强调，“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作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对泄密者，失职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三国四方会议”和武装政变的准备

为了实施《“571工程”纪要》，以种种借口和伪装分别从北京、杭州、南京到上海的江腾蛟、陈励耘、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和林立果、王维国、于新野等人于三月三十一日在一起开会，落实《纪要》中“力量和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一条。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认定“现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确定了上海以王维国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是第一线指挥，由他“迸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计划。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四时许，林立果将之命名为“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的是上海、南京、杭州，“四方”指的是“三国”的负责人和北京的江騰蛟。当他们会毕，为欢庆胜利走进餐厅在一起碰杯祝酒时1按捺不住各自内心的得意，欣喜若狂地吼叫着：“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姣更是得意忘形地说：“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林立果则掀开衣襟，拍打着腰上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真可谓杀气腾腾。

《纪要》还对“571工程”的警卫、训练、物资、情报等各方面作了计划。在林立果一伙策划落实《纪要》的同时，这些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着。

在“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广州民航局也成立了一个有十三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九七一年二月，在林立果授意下，广州民航局政治委员米家农很快将宣传队扩充到八十余人。三月二日，林立果打电话给宣传队，“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大家问好”，“祝排练演出成功。”宣传队指导员立即向队员传达了这个“特大喜讯”，并借机给林立果写了决心书。三月底，指导员向队员们传达说“副部长看了我们的信，可高兴了，他说：‘啊！我的一支小分队\你们多幸福啊，副部长都承认你们是他的一支小分队哩。”就此，宣传队便改建为“战斗小分队”。它不仅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誓词、队歌，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完全是一套特务组织的章程。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t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一支班用机枪。

同时，林立果、周宇？&利用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和王维国、米家农及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戴河等地设立了+多处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进行联络，并私藏了大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他们还准备了大量通讯装备器材，私调了几十对专线，建立起以北京为基点的秘密通讯网。

在北戴河，他们秘密修建了一个直升飞机场，还在北戴河海面上进行水陆两用汽车的驾驶训练。

林立果为“571工程”所做的准备，当然是围绕着效忠林家王朝，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此，他们对参加“571工程”的每一个成员，都进行了特殊的“感情训练”：

“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每个成员必须有“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即叶群）、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教导队在对其成员进行教育时，强调要“培养对首长、立果的感情”。

“战斗小分队”更是强调培养对林彪一家人的感情。小分队经常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来唱。一首名叫《战斗的小分队》“队歌”，不仅有“忠于林副统帅”，而且有“林副部长是光辉榜样”，“紧跟林副部长奔向前方”，“副部长和我们心连心，紧跟副部长战斗终身”，“战斗在副部长身旁，无限幸福无限荣光”这类歌词。他们还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家”表示效忠，这里摘录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战斗小分队”宣誓时的两段誓言：

我们在战斗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

林彪一伙为“571工程”的最终实施进行着各种准备，他们的目是武装夺取中国的最高权力。

第九章林彪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正当林彪一伙磨刀霍霍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七一年四月，党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林彪一伙一统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召开了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不免惊恐万状。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鹂、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四月十九日，林彪与叶群一同坐飞机回到北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林彪是要在：it京“坐镇”，以稳注他那一方人的阵脚，并在必要时“说话”。

“联合舰队”了解到汇报会的情况，也坐不住了。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一起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的计划。

对江青的利用

一此时，就林彪、叶群所处的地位来说，可以也必须利用江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情景：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彻底败露之后，叶群和他们的“四大金刚”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就在这一伙准备夹着尾巴离开庐山的前两天，即在九月五日晚上，林_带着叶群，亲自拜访了江青。江青对林彪亲临道别兴奋不已，说道：“谢谢林副主席。这次，本来夫子（指陈伯达）同（卜张（指张春桥）、小姚（指姚文元）有矛盾，惶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是亲密战友，今后我要进一步紧跟林副主席，做林副主席的小学生。”江青和叶群则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林彪、叶群刚刚到家，又接到江青派人打来的问候电话：“江青同志让我回个电话。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对我的关心。希望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多多保重。”九月六日晚八时，江青再一次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2“问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一下。”林彪立即回电：“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同志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看你。”于是，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到江青住处。叶群哭丧着脸说：“这次全会，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主席的教导，请江青同志严肃批评。”吴法宪连说：“我们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向你们道歉。”江青则大言不惭地说：“这次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才犯了错误。可咱们毕竟是战友，当年打倒刘少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咱们并肩战斗过。对你们的错误我不计较，小张也不会计较。以后，你们听

我的话就是啦！”……从此，由于九届二中全会而稍稍冷淡了一阵子的林、江之间的电话又热起来了。如今，林彪、叶群便要利用这条“热线”，再给它加点“热”。叶群摸透了江青专喜别人吹捧的秉性，用电话频频与江青联系，又每每以谦卑、阿谀的口气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江青当然是臭味相投，她一反常态谦和地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彪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林彪、叶群以为这样便可以通过江青来稳住当时他们在治上的权力竞争者张春桥等人，并通过江青对毛泽东的影响，缓和一下林、毛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紧张关系，

批判“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林彪利用叶群和江青通话只不过是作表面文章。他把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和之后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活动也只看作是一种掩饰。当时，批陈整风虽然在群众中传达了，但报刊上并没有太多的表露，不过增加了“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这类词语。表面的平静预示着强力的爆发。心怀鬼胎的林彪面对这种形势，反复思考着一切可能的前景，认定只能孤注一掷，就是加速准备武装政变。他和“联合舰队”的头头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们之间的步调更加协调，

行动也就更加大胆了。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训练。同时，“联合舰队”的各种分支组织，诸如“小分队”、“教导队”等加紧了活动。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六月七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六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文章，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年来的历程，在谈及“文化大革命”，叙述与刘少奇的斗争时，引用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话，“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号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并以与刘少奇、王明的斗争为例子，强调党内斗争仍在进行，“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说者有心，听者当然有意。林彪联想到陈伯达被称为“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九届二中全会后对黄、吴、叶、李、邱的批评都与陈伯达联在一起，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虽然仍然公开露面，参加需要他们参加的各种活动，但实际权力正在受到侵蚀，不由地做贼心虚，毛骨悚然，深感前途叵测。而毛泽东对他态度的变化，更使林彪如坐针毡，坐卧不宁。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林彪带着叶群飞回北戴河。行前，叶群对人说：“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在九月份，中央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七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以防“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需。

八月份，林彪一伙的活动更加频繁紧张。八月五日，叶群从北戴河回京，六日晚上，邱会作与叶群密谈。八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了近三个小时。当晚，吴法宪、邱会作又与叶群谈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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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南巡活动

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

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八月二十六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4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至九眉二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癘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

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v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道t“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九月五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九月五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十一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十五页记录。九月六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对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歡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九月六日凌晨六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9他肴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

鸮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腔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报告诉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一九七〇年底开始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

谋杀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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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又进行了电话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还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

“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回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祖。”江腾蛟惜出周宇驰的意思，又说；“那就只有我去了。”

周宇驰忙说，“要去快点去。”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侯，毛主席九月二十五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为了壮胆子还说：“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九月七日晚上积八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    .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九月八日到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停车的地点，特地去了解七三四一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晚八时许，又赶到杭州找到胨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署名晋草的给黄永胜的亲启信件，与刘沛丰、陈伦和①一起乘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他们的是周宇驰、胡萍。②在机场，林立果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复杂，林彪为了安全淮备离开北戴河，并把手令给胡萍看了。林立果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一18，机组人员要求是对林彪“感情深的”人。当晚，胡萍找到空军某师政委潘景寅等人，一起商讨飞机和汍组人员事宜，并要潘景寅将名单报给周宇驰。

晚十一时三十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他们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即“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

©陈伦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秘朽。

②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李伟信等人。林立果把林彪的手令拿给他们过目后，对江膾蛟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接着，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周宇驰接上说：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当即表示：“坚决干！”林立果为了鼓舞士气，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最后，林立果又问了一下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v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周宇驰象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也是在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胡萍。

九月九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设在空军学院小搂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还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又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敌前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就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它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车干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①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辣队。”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去干。还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它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把他干掉。”在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时，决定：“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_，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

①硕放t位于苏州附近•

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谈话就用了九十分钟。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后，当即命令胡萍：“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与王飞密谈。他们先让王飞看林彪手令，谈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由王飞、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的行动。最后，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件交给王飞，由王飞送交黄永胜。

九月十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立果一伙动作的频率更加快了。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送密件到北戴河。中午，王飞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送交黄永胜。下午四时许，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信上没有日期。林立果、周宇驰把信交给王飞，要王飞适时途交黄永胜，并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一天，除了信件联系，叶群和黄永胜还通电话五次，最长的一次是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一伙积极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毛淨东对林彪一伙的这些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猜测，但是，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他必定会考虑到这局牌该如何打出去。于是，九月八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备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亏竟也未敢上前去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它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把王维国又拉上了。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后，林立果很快便收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已安抵上海，认为动手的时机到来了。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总要在上海停留几天，于是在北京和北戴河都加快了密谋速度。

林立果一伙虽是紧锣密鼓筹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下手却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急不可待，不断与林立果联系。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一下。”林立果也打电话告诉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还说，“现在

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f    '

王飞刚放下手中的电话，叶群的电话打来了。一开口，叶群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活到快五十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s”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用官职引诱之后，叶群又威逼着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现在是一根绳子把我们的命运拴到一块儿了。想脱也脱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M”王飞听此言，有点慌神了，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泽东）到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王飞深知自己是上了贼船的，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于是回答：4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s”叶群认为王飞的工作已做的差不多了，又充满爱抚的感情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最后，叶群知王飞商定好，下午六时给她回电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

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他们在一起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在研究怎样具体地实施他们的谋杀计划时，还规定了暗语：“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道：“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他（江腾蛟）的指挥。”关光烈似带难色道：“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养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个M壬务’交给空军某师，由鲁珉去执行。”晚八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林立果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顾不了这些了，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彪的忠心，使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

国象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

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一场升官发财梦正作得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毛泽东“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上海了。”林立果一伙听后，尤如九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鲁珉已经走了，他痛哭流涕地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此时，这一伙人都已心虚了。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过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南巡顺利地结束了。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武装政变阴谋宣告破

第十章“九•一三事件”和林彪的灭亡

南逃广州另立“中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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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了。然而，他们要与毛泽东争斗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设想，他们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连”，“国庆前回北京”

；……。九月七0，还以为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廁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联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学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遑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

干韶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晚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有难处？”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到了九月十二日，林彪计划中的南逃，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上午，林立果和在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同时具体安排着。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很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五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搂里。此时的林立果好象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

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形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六点钟，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它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十三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一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好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的名单和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瞥卫营取出了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

林立衡揭发林彪的南逃计划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八时十五分，256号三叉戟降落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把陈洪珍等人留下，自己驾驶一辆吉普车，带着刘沛丰，向北戴河飞速驶去。

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则在用为女儿举行订婚仪式来掩盖他们的异常情绪，并为他们积极筹谋南逃计划作掩饰。

这天下午三时三十分，订婚仪式开始，叶群难以控制自己似乎走入绝境的心情，抱着女婿痛哭起来。他还对林立衡说：

“立果知道你们订婚，来电话说，今晚一定要赶回来祝贺。”

晚上，作为订婚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林彪、叶群住的北戴河九十六号楼里，连放两场电影。这样，便把工作人员基本上集中在电影厅里了。借口特地为订婚赶来贺喜的林立果，只与林立衡打了个照面，匆匆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便和叶群一起到淋彪的客厅里密谋，同时，收拾着文件、卡片、整理着行装。林立衡因林立果的这种祝贺形式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她是不准备叛逃的。这在九月七日，她与林立果谈话之后便决定了。她的未婚夫则在当天便把林立衡的情况报告了警卫科长。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敢于去怀疑副统帅林彪，因而也就没有人敢于相信那耸人听闻的消息了。加上叶群事先不断散布林立衡因为谈恋爱精神不正常等蜚语，因此，警卫科没有把这些情况向上报告。

在订婚仪式上，面对着林立果，特别是叶群的极为不正常的种种表现，林立衡非常敏感，于是，她布置脤务人员偷听林

彪、林立果的谈话内容，又根据服务员的报告，把情况告诉了

•    警卫璐书和警卫科长。并和警卫科长一同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二日晚上十点二十分，林立衡和警卫科长摸黑从小路跑到八三四一部队住的五十八号楼对面的树林里，警卫科长叫来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和大队长，林立衡向他们报告了情况。张副团长得到消息，决定马上向北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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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256号三叉戟飞机的追查

北京，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屆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九月十二日晚十时三十分，周恩来接到电话，知道北戴河可能发生异常情况。他一面通过中央警卫局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林彪情况，随时报告，同时要他们注意保护林立衡的安全；一面打电话向吴法宪查询：“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并“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问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今晚在山海关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来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谎称：“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进行训练。”吴法宪又问：“训练为仟么不回来？”胡萍只能搪塞到：“我查一查。”

胡萍当然知道飞机的情况，他所以如此，只不过是要掩盖自己参与的阴谋活动。他还要依靠他的主子。于是，’立即给周宇驰打笔话通风报信，告诉他周恩来追查256号三叉戟的情况，并说：“看来事情麻烦了”，要周宇驰“早打主意”。

胡萍还给256号专机驾驶员瀋景寅打电诘通报情況，并说：“如果吴法宪查问你256号飞机的事，你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如果问训练为什么没有回来，就说飞机有点毛病。”

当吴法宪按照胡萍编造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指示：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J：回来。

胡萍立即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潘景寅，又对潘说：如果查问你飞机是什么毛病，你就说发动机故障。同时，对专机服务队的一个副队长说：“你赶紧去周宇驰那里，告诉周宇驰，事情很复杂，告诉他们赶紧行动，候机室这边有我应付。”

晚十一时左右，周宇驰第二次接到胡萍传送来的消息后，立即给在空军学院研究南逃名单的王飞打电话说：“暴露了，

不搞了。”正在开会的王飞一伙乱作一团，王飞当即宣布：“以上一切，统统作废。”要大家“就当没有这回事”，马上解散，注意保密。并把会议记录和几份名单拿到厕所销毁，借来的枪支也还给了警卫营。

北戴河的林彪、叶群也接到胡萍密报的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为了掩盖他们的行径，晚上十一时二十二分，叶群故作镇静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便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叶答道：“空中动。”当周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时，叶说：“没有。”这样，林彪、

叶群的马脚直接暴露在周恩来面前了。

为此，周恩来立即给管山海关机场的海军负责人李作鹏打电话说：“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但是，李作鹏将周恩来的指示下传到山海关机场时，把“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为林彪利用山海关机场逃窜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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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惶逃窜，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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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林彪、叶群心如火焚，林彪决定将“南逃”改为“北叛”，立即飞往苏联。

林彪作出这一最后抉择不是偶然的。在他们一伙气势汹汹准备谋杀，大喊大叫要制造割据局面的时候，林彪早已心虚地想到，这些可能实现的“英勇”行动，都可能在最关键的一刻化成泡影。因而，必须作好依附苏联的准备。当然，这境况是很凄惨的。用林彪的话说：其结局最好也不过是成立流亡政府，寄人篱下。为此，就在指挥林立果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最紧张的时刻，叶群一伙也在慌忙地作着逃往苏联的各种准备。

九月七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俄语会话、英语会话等书带到北戴河。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参二部一位参谋准备给叶群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美国电影《巴顿将军》”时，叶群却一反常态，拿着《世界地图集》问授课人，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等等问题。

九月八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到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迅速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来。

九月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北戴河，为逃往苏联后提

供情报。

下午，周宇驰要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术处处长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以供*北逃”使用。

当晚九时许，周宇驰又要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副处长搞一份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有了以上准备，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时二十二分，叶群与周恩来通话后，林彪才敢于作出立即叛逃苏联的决定。

十二日晚十一时四十分，叶群把警卫秘书叫到林彪处，林彪阴沉沉地说了句：“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顿时，九十六号楼里乱作一团。叶群在走廊里不住地喊：电影别演了！快调车！快调车！越快越好！越快越好！接着，她把警卫秘书叫到盥洗室，告诉他：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警卫秘书被林彪、叶群这一系列奇异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他一面叫人通知林彪的司机调车，一面到值班室给北京挂电话，问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觉得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儿去吗？”胡萍匆匆答道：“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收拾准备走吧！”电话便中断了。

还没有悟出名堂来的警卫秘书正在纳闷，忽又被急齣韵的林立果拉住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警卫秘书听见林立果在电话里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打完电话，不停地催促警卫秘书调车。叶群也赶来催促。

当汽车开进车库后，刘沛丰、叶群、林立果、林彪先后匆匆上车。

•    在九十六号楼值勤的警卫战士，将林彪一伙的举动，随时报告给了警卫大队队部：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在汽车上，林彪问林立果的第一句话是：“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答道：“不远，很快就到了。”

这时，警卫大队的干部几乎全部出马，跑出五十八号楼，站到附近的马路上。只见，林彪等人乘坐的高级防弹红旗轿车开着前灯，高速驶来。警卫干部扬手示意停车。叶群在车里大吼：“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加大油门，按着喇叭，急驶而过。

汽车驶过五十八号楼不远，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警卫秘书突然喊了声：“停车！”司机没有准备，猛地把车停下，警卫秘书乘势跳下车。有人从汽车里向瞥卫秘书连开了两枪。警卫秘书边跑边拔枪还击。当警卫部队负责人坐着轿车、吉普车追赶上来时，林彪乘坐的汽车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高速度向前急驶。它超越了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警卫部队的卡车，超越了警卫部队派去机场报信的吉普车，开进了山海关机场。

十三日零点二十分，当林彪的汽车接近256号飞机，而飞机尚未发动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给李作鹏，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只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而不下令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零点二十二分，林彪的汽车开到了256号飞机前，一辆油罐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林彪一伙人没等汽车停稳，便慌忙跳下车来。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s〃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同时，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未等架上客机梯子，便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一个往上爬。他们来不及等待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机，也来不及等待关闭机舱门，就要飞机急促起动，强行滑出。由于机场奉命关闭了夜航灯，飞银又没敢开滑行灯，在滑行时，飞机右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零点三十二分，在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了。

就在256号专机起飞的那一瞬间，北京接到了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林彪坐飞机跑了。”

几乎同时，周恩来也接到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报告*“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

周恩来立即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在雷达的监视下，周恩来不停地了解着256号飞机的飞行方位和飞行角度。

周恩来又问：“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人员回答：“能听到”。

周恩来即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然而，周恩来得到的回答是：“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周恩来又对调度人员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

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得到的反应仍然是缄口不语。

256号飞机上的人，了解到周恩来对他们行动的态度，采取了沉默的对策。不过，为了做些假象，扰人视听，飞机耍了个花招，改变航向，往西向内蒙古西部飞去。但到了内蒙古西部上空，又突然往北直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飞机越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上空。

周恩来对林彪的叛国行动愤恨至极，他立即驱车至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报告。毛泽东回答了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中国国境后，他们一伙满以为叛逃计划已大功告成。然而，在飞机越出国境后四十分钟，即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256号飞机却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现场的情况是：飞机摔得粉碎，一大片野草被烧焦，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酉米远。林彪等人的尸体被拋离飞机残骸十多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林彪的左腿摔断了，叶群的左臂摔断了，林立果身体扭曲，痛苦万状，腰间却还留系着手枪，印有他姓名、年龄的工作证就在他身旁，……

九月十六日十一时，距256号飞机失事大约八十小时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的尸体被分别装入木棺，并排埋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一公里以外的一个无名高地东坡，墓穴上标着一号尸体、二号尸体、……几个小木牌。

SS85号直升飞机的行动

林彪乘机逃跑时，他的死党同时也在活动。

十三日凌晨一时左右，接到林立果电话后的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和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商量，决定携带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劫机外逃，继续追随林彪、林立果投敌叛国的行径。凌晨二时四十分，他们到北京沙河机场，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名，把值班的3685号直升飞机机长陈修文从床上叫起。三时十五分，3685号飞机向东北方向飞去，至张家口北部上空时，周宇驰拿出一张北京一乌兰巴托一伊尔库次克航线图，命令飞机飞往乌兰巴托。此时的陈修文有什么思想活动是无法猜测的。但是张家口机场调度值班室确与陈修文通过话，陈修文f：“油料不够，要下去加油。”此后，飞机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但陈修文终于骗过敌手，把飞机飞回北京郊区怀柔县上空，降落到树梢高度。这时，天已大亮，飞机里敌对的双方方都很明白：现在在什么地方，各自想的又是什么。他们之间进行了生死搏斗，周宇驰连开四枪，打死了陈修文。

其实，十三日三点十五分，当3685号飞机一起飞，便落入了我们的雷达视线内。周恩来立即布置作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并派出歼击机上天拦截。六时四十七分，直升飞机降落在北•柔县境，也落入了当地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匆忙爬出机舱，慌忙奔逃，跑进了一块高粱地。周宇驰撕毁了林彪的“八•九手令”和九月十四日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绝望地说*“看样子走

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他对于新野、李伟信说：

“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最后商定，由周宇驰喊口号，三人一起开枪自杀。他们就地躺倒，周宇驰喊“一、二、三！”周宇驰、于新野自毙，李伟信向空中放了一枪，留下了一条命，被当地军民抓获归案。

从林彪一伙叛逃行动开始，周恩来便不辞劳苦地操劳着一

切。

九月十三日一早，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将情况报告毛泽东。

在周恩来的精心设计下，中国土地上，已向林彪一伙布下了天罗地网。

林彪及其死党叛遝行动没有来得及告知“联合舰队”的其它成员。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的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人，十二日下午得到林立果、周宇驰要他们南逃的命令，十二日深夜，便在第土高级专科学校据点等待命令，却杳无音讯。他们认为，林立果等人可能已到广州了，便决定坐火车去广州会齐。十三日下午，王永奎搞到通行证，他们一块儿到火车站，分散上了火车，十五日早到达广州。在广州四处打听，但打听不到林彪、林立果的任何消息，又决定逃往上海。十六日，他们弄到了空白介绍信，伪造姓名、身份，开了假证明，乘上了火车，准备去上海。当晚在广东源潭车站被捕。

黄、吴、李、邱作为中国高级领导人，很早便知道林彪、叶群摔死的消息。于是慌忙翻箱倒權，匆匆销毁他们和林彪、叶群等人的来往信件及有关笔记本、电话记录、照片等大量罪

证。黄永胜述因烧的东西太多，而把一个大陶瓷缸烧裂T。周恩来通过各种途径作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既不揭发林彪、叶群的罪行，也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9

与林彪罪行息息相关的人，也相继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九•一三事件”的公开化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公开化和随之而来的林彪的叛逃，对中国高级领导层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震动。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所处地位的特殊，他们有可能比较早地了解到毛、林之间存在着矛盾，特别是毛泽东南巡讲话对林彪的批评，因而对于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林彪迟早要与毛泽东分手这一点，可能是有所估料的，只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分手的方式也太不一般。

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广大人民来说，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表现在社会上的不过是对所谓“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批判和“批修整风”，林彪在宣传中和人们心目中的“副统帅”、“接班人”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一九七一年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传中，中国的各家大报，几乎都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为通栏大标题作了报道，报纸上还登载着林彪手持语录本紧跟毛泽东之后登上天安门城楼以及毛泽东与林彪同桌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起观看焰火的巨幅照片。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在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时，林彪仍

是紧随毛泽东身后，以“亲密战友”婆态出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宣传中，不少报刊选登了林彪手拿“小红本”紧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七月、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的第一幅照片，便是江青K“峻岭”为笔名为林彪拍摄的穿着军装手捧毛泽东著作，题名为《孜孜不倦》的彩色巨照。纪念“八•一”建军节各国的贺电也都是打给林彪的。加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林彪的一贯宣传，作为接班人的印记似乎深深地篆刻在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虽然，无数正直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厌恶林彪的谄媚表演，憎恨林彪对群众的无情打击，讨嫌他那手摇小红本时的毫无表情的神态，但又觉得，林彪作“接班人”既已写进党章，郯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尽管中国的报刊电视广播中再也见不到对林彪一伙的宣传，但林彪叛逃和摔死的消息不为人民群众所知。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前夕，各单位都传达了今后“十•一”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的通知，并要大家讨论时，人们也只不过是对劳民伤财的游行活动和准备工作的中断表现出松了一口气的欣慰。几乎没有人猜测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巨大变动。

在一般老百姓中，“林彪事件”是从一九七一年十月上中旬之后，由党内到党外逐步传开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的宣传使很多人听了“林彪叛逃”的传达，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有问题。也有个别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有一位党员在听完传达后，目瞪口呆，旁若无人地返回五七干校宿舍，把她的收音机大开，扰得别人无法安宁。待到这一消息传到全国人民的耳朵里时，对林彪一伙的咀咒便成了中国大地上最普遍的声音了。林彪的罪行，是死有余辜。

第三篇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

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整段历史进程中，曾当过电影明星的江青，始终表现得异常活跃，可以说，她是i位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政治“明星”，是一颗“政治灾星”。在这里，选用林彪的一段话来介绍她，是耐人寻味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接见军内干部的万人大会上，专门谈了江青，他说：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现在，文化革命期间大家就可以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一方面她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能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

导，全军文革、中央文革同志的氡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确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便起着别人不能起的独特作用。

第一章“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新生涯

江青与《海瑞罢官》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围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里面，包含了江青的“劳动”。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看完湘剧《生死牌》之后，对海瑞进行了一番研究，提出了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吴晗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在看完京剧《海瑞罢官》后，便认定它是一株“大毒草”，多次提出并企望组织力量对它进行批判，却一直未能如愿。为此，江青串通康生，决定再去试探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康生利用会见毛泽东的机会，谈到《海瑞罢官》这出戏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似乎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江青便大着胆子具体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就是：“冒着风险，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泽东亲自看了三

遍，然后由红_拿到上海公开发表。不过，江青此时的活动应当说是秘密性质的。

曾当过电影演员的江青是不安于以秘密身份活动的，江青怀着成为政治舞台上“明星”的希望，借助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投身于公幵的政治活动中。

•    进入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间，江青又遨请在部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到会座谈，并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纪要》送到陈伯达处，陈伯达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认为，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和发展。二是，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于是，江青又把《纪要》交给陈伯达修改。果然，《纪要》上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纪要》提出，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时，《纪要》专门用一个标题赞扬了“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列举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芭

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东《沙家浜》分等，作为革命文艺的样板。对江青来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第一次向全军、全党和全国表明，在江青精心培育下的“革命现代京剧”代表了文艺的新的方向。《纪要》既然提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那么，江青就应当是“旗手”。    ，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就《纪要》写信给中k军委常委。林彪说，《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说“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同时，由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组成的‘咬化革命五人小组”撰写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了全党。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谈话，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同时指出，

“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三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泽东审批。

四月十日，正当中央书记处开会，开始批评彭真的时候，中央批发了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过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纪要的第一部分，专门介绍了江青在这次座谈会期间的各项活动，称赞她：“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

五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开展“文化革

S

命”的《通知》中，宣布撤销彭真、陆定一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这样，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真正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参加反工作组的大辩论和红卫兵接见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最先露面参与的群众活动是反工作组运动。王光美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一位有特殊地位的重要成员，被反工作组的浪潮冲击着。江青则选择了北京大学作为她直接授身“文化大革命”的入口。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起，*江青连续数次去北大，并于七月二十五日主持召开万人辩论会，又于七月二十六日的万人辩论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每次，她既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又以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身份参力卩活动。因此，M在北大的每次活动中，几乎都要说这类话：“我一定把同学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1”，“昨天同学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俨然，只有她整日在毛泽东身边。同

时，又不断标榜只有她最革命，也最支持群众。她就曾大喊大叫地宣布：“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之后，她又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反工作组的活动、海淀区中学的反工作组活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万人辩论会、北京中学生辩论对联《鬼见愁》的大会，……并开始用她那略带沙哑的高频率声调，伴着颤音，拖着长腔，不断地在开会时宣布：“同学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要我向你们问好！”以便在更广的范围内利用毛泽东抬高她自己的威望。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是江青大出风头的一次表演，她穿着笔挺的军装，仰着头，挺着胸，不停地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毛泽东和林彪并肩站在第一辆敞篷汽车的第一排，紧跟其后的是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敞篷车，江青身穿军装成了仅次于林彪的显目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在选登宣传照片时，特别登载了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人一同走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似乎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庆祝活动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金水桥前席地而坐，与群众共庆“国庆”时，江青习惯地坐在毛泽东身旁，然而，就在要坐g地上的那一霎那，江青睥睨了毛泽东一眼，慌忙间扭曲着身体，故作姿态，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这一情景，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油然产生出一种厌恶，但又不得不承认江青地位的特殊。以后，她也是排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规模活动，又通过现代化的视听工具，将这一切传播了出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宣布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给予她了直接插手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就此，江青开始了她一生中最不平凡、最惊心动魄的生

涯

第二章专案•逼供•伪证

“我担负着中国第一个大专案”

刘少奇的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冤案。在0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遭受了空前的诬蔑、攻击，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于他的任何处理结论，至少还应当在形式上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为了为会议准备诬陷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一九六七年五月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这一专案组采取种种非法手段，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量伪证，把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在这一过程中，江青康生、谢富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虽然与刘少奇有关联，但并没有任何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为了把刘少奇定为“叛徒”，江青、康生等人首先想利用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派人对安子文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f]口。安子文斩钉截铁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安子文已被捕入狱，康生又派人找安子文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第一功已有人立了，现在你能立第二功，对你也有极大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意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子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还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有什么法子？！”

同时，江青等人利用中央专案组所赋予他们的权力，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十一人，以便逼取伪证。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与刘少奇共同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为了获取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将他拘留审查，要他交待问题。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丁觉群在“交待材料”上写道：“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他搞了什么黑组织？有哪些人？进行什么活动？……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另一份“交待材料”上还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丁觉群的这些“交待”和江青他们所要取的“证据”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动力，促使江青一伙采用各种恐怖手段，迫使丁觉群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便声明：“这些部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觉群又专门写信给审讯他的人：“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

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就是这些“打破事实框框”的“证据”，江青等人也视之如宝，因为要用它来作为“打死”刘少奇的炮弹。

盂用潜在一九二九年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和刘少奇一同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罢工事件有关系，

被取保释放了。因此，既谈不上被捕叛变，也谈不上什么内奸、工贼。然而，江青等人却要利用盂用潜作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的证人。并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孟用潜“隔离审查”。然而，一个月过去后，孟用潜什么问题都没有谈。为此，康生批示“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江青也批示I“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康生还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还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参加小型批斗。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叙述过当时的情况：“从七月五日至十三日连续进行审问，白天问，有时晚上也问，参加批斗的专案人员有十余人，围上一圈，七嘴八舌，恐吓威吓……”。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是这样回忆当时的审讯情况的：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待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待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是，孟用潜很快又反供，前前后后写了二十份申.诉，说明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亊实根据”。专案人

员曾强迫孟用潜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反供申诉，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就这样，江青一伙为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挖掘出了一个“证据”，而孟用潜声明反供的材料却被扣压，不准上报。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孟用潜因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被拘留后，当时任满州临財省委书记丁君羊多次派杨一辰到警方了解刘、孟二人的情况。结果，在刘少奇、孟用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后，丁君羊便被冠以“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长期关押，似乎这样就又为刘少奇是“叛徒”增加了一种“证据”。

王世英曾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任华北局书记时，他任联络部长。为了从他那里获取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监护审查”，隔离在中监委里。当时，他半身不遂十余年，尚患肺癌已有转移。却不许家属探望，也不许家属送饭，因而几乎每天都不能按时进餐。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对一个肺癌病人，不用说营养，连一个普通人的起码饮食需要都无法保证。还经常挨斗，强迫“劳动”，把人折磨得不象样子，常常便溺在裤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在江青等人指示下，制定了一个“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在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威逼下，王世英襟怀坦荡地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为此，江青非常恼火。一九六八年三月，王世英生命垂危，江青对专案人员说：“有个案子，我狠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

“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主请他吃烧酒！”……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王世英含冤离开了人世。

为了把刘少奇定为“特务”，江青一伙还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谁都清楚，一九四六年王光美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并通过这条途径参加革命，走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江青等人抓住军调处这个名字，硬要把王光美定为“美国特务”，“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于是，凡是与王光美能拉扯上一点关系的人都被列为“证人”，并企望从这些“证人”身上获取“证据”。为此，各种伤天害理的事，便应运而生了。

一九六七年，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先后逮捕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天津市居民王广恩、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教授张重一等人。

杨承祚在解放前是辅仁大学教授，认识王光美。入狱前便患有糖尿病、动脉硬化症，心、肾功能都不好。入狱后，由于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病情恶化。江青等人不仅拒绝为杨承祚的疾病进行必要的诊治，还要专案人员对他“突击审讯”，说什么“把我们要的东西（指王光美参加“美特”问题）在杨死前搞出来！”“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不久，老、病交加的杨承祚便被折磨而死。

在同样的威逼、折磨下，王广恩也被害致死。

一九四四年，王光美在辅仁大学当研究生时，张重一是该校的代理秘书长，与王光美连话都没有说过，只是认识杨承祚和杨的夫人袁绍英。一九六七年，六十七岁的张重一已为晚期肝癌患者，他的眼睛已巩膜黄染，大量便血，成“恶液质”状。专案组对他的身体状况作了如下报告；“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也活不了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惨无人道的江青却批准了专案组“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的建议。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中，可以概略地了解对张重一施用的暴行。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莸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

对张重一的最后一次审讯，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从上午九时，一直审问到二十四时零分，整整十五个小时。审讯后两小时，即十一月一日凌晨二时，张重一便惨死在病床Jte

张重一处于肝昏迷状态，在神志恍惚的情况下，在专案人员的逼问下，用专案人员的话说，曾“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这便成了江青一伙定罪王光美“美国特务”的又一个“证据”。而张重一临终前神志清醒的很短时间中，说王光美是共产党员的实情却被专案工作“秘”起来了0

崔月犁是北京市：副市长。二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期间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介绍王光美至军调处任我方翻译。江青一伙为了从崔月舉那儿制造出王光美是特务的“彳正据”，在审讯中有意问他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崔不知道，专案人员便问在东四六条多少号，崔当然更无从知道，审问人员便逼他数数，从一数起，数到三十八时，审问人员扑上去就是一顿毒打，口中还念念有词道：旱知道，为什么不说？”这样，美国特务机关在东六条三十八号便成了崔月犁的“口供”了。崔月犁不认识杨承祚，在审问是谁介绍王光美作“特务”时，逼崔背“百家姓”，背到“蒋沈韩杨”时，又是一顿毒打，这个“杨”字也就成了“口供”，同时，他们还拿着背面写有姓名的杨承祚的照片给崔看，让崔念，这样，“杨承祚”三个字自然就是“口供”了。这些口供加在一起，崔月犁便不仅是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也是介绍王光类“打入”我方代表团的“证人”了。

与王光美去军调处工作有关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也受尽了崔月犁式的折磨。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问题的“证人”，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无法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惨死在狱中。

江青一伙凭借他们讯刑逼供和编造出来的所谓“口供”，罗织成了他们定罪“特务”的“至宝”。专案组以此为据，写出了“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不过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看后非常不满，在报告上划了个大“×”，批道：“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于是康生亲自修改，把

“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5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在他们“近墨者黑”的理论指导下，刘少奇不言而喻地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煞有介事地说他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

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因“刘、王专案”全国被捕受审的人达六十四位，受牵连者则不计其数。然而，他们所找到的“证据”，都不过是上面所列举的那样的“证据”。

在这些W证据”的基础上，“刘、王专案组”开始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此，江旮G直得意忘形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上批：“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次日，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谢特务训练的”，犹如火上浇油，江青对刘少奇的问题更来劫了。九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时，便大言不惭地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屆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以江青一伙领导下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依据，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制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然而，做假总是心虚。江青一伙清楚得很，为了寻找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到沈阳查档案。组织了四百多人，历时两个月，跑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阅了二百二十五万卷档案，没有发现刘少奇一件“叛徒”材料。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虽然公布了刘少奇的罪行，但江青一伙终因证据不足而耿耿于怀。于是，康生又想到安子文，并在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的前夕，第三次派人找他，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作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子文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

即使如此，在江青一伙掌握中央相当大一部分权力的时期，对刘少奇毫无证据的定罪也不能翻案。张春桥早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便说过这样的话：“不要小看这么一本（指审查报告）啊！这里面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I……这样一本就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是啊！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这么一本”虽然不过是沙漠里一时出现的海市蜃楼，然而，在他们一伙猖獗一时的时代，却不准人们丢弃这种幻影。直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绪束，为刘少奇昭雪平反的时候，早已离开沙漠的人们，才彻底排解了这类虚幻的骚扰。

“诱骗逼供术”和“公安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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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冤案、假案上，林彪、江青，应当说主要是江青，有两个打手，这就是康生和谢富治。

康生和谢富治制造冤案假案有一套奇妙的手法，其中康生可称之为“最”，他用“可能”、“由此及彼”、“想象”、

“栽赃”，甚而“相面”等方法，便可以随便定罪于人。在贺龙问题上，他曾说过：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对不会没有，可以从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对于逼供审讯，康生更有一套“艺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康生P人民大会堂向他的亲信和专案组工作人员传授他搞逼供审讯的经验时就曾说过：“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要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第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手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康生在谈到“审讯方法”时说：“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拿不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杏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这便是康生的“诱骗逼供术”。

江青的另一个打手谢富治也不示弱。他对于被审查对象的态度是：“我们对他们要有阶级愤慨，杀他十个头的罪都够了，对他们就是坚决斗争，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要同这些阶级敌人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不断地发脾气，大喊大叫要抓人。康生对要审讯的人也不断吼叫：“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工作”。

他们这套法西斯手段，使无数无辜的人们，包栝许许多多为建立新中国贡献毕生精力的老干部惨遭迫害，致死致残者无以数计。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伙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合谋炮制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公布并要求在城乡广泛张贴。江青一伙把“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一条，实际上扩展到一切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不满的人身上。这样，不仅使无数百姓遭殃，许多老干部也因此罪加一等。而谢富治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在公安部一次大会上关于“砸烂公、检、法”的讲话，造成公、检、法系统的瘫痪砍况，更使人们“有冤无处伸，有状无处告”。

编造诬陷迫害名单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中，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遭到了诬陷和迫害。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人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有八十八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被诬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列为“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有七名；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共占一百九十三名八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祁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肖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方、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力、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盂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柴、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等。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三十七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占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六十名委员、候衿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二左右。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还指示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六十人分别诬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等，占一百一十五名常委会委员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把七十四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4里通外国分子”等，占一百五十九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连梁思成、童第周、华罗庚、茅以升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未能幸免。

第三章清冼三十年代的污迹

蓝苹其人

和江青同时代的人都知道，江青三十年代原是上海的一个影星，艺名“蓝苹”。一九三四年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一举成名。接着，因与唐纳的爱情纠葛和婚姻变故而名噪一时。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经康生介绍，于一九三九年与毛泽东结婚，并正式取名江青。然而，有一段历史都很少有人知道，那就是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从山东到上海，开始与托派有接触，后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3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她在狱中写了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还填写了“自首登记表”才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她继续混迹在上海十里洋场，并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参加蒋介石“五十寿辰”的庆寿活动，在金城戏院演出话剧《求婚》。她的那些风流韵事就主要

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

一九三七年江青经西安到达延安后，隐瞒了叛变自首的历史，由叛徒出面作假证明，再次钻入党内。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对江青的历史大包大揽，说什么“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包庇江青过关。从此，江青又一次开始了蒸蒸日上的“革命生涯”。

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旧好的迫害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使江青一伙乘此机会，不仅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历史清楚，也要求他们“历史清白”，并利用这一点来铲除他们一伙权力阶梯上的一个一个“障碍”，残害无数无辜善良的人们。

不过，自身的不清白和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重了江青心理上的创痕。历史的污迹成了咬噬她心灵的蛀虫。她便利用她那一伙人对“权”字的眼红、心黑，施展各种卑鄙的伎俩，来擦洗她身上的污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便为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不光彩历史进行掩饰。一九六六年六月，江青通过掌握上海宣传大权的张春桥让三十年代与江青共过事的著名老演员、老导演郑君里把有关江青的历史的文字材料交上去，说什么“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整理了一部分材料交了出去。不久，张春桥又两次找郑君里谈话，用威胁的手段要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的所有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并具体地提

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的一些信件。当时已被群众揪出来的所谓“黑线人物”郑君里不敢怠慢，把三十年代江青的有关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清理了一大包全部交出，并写信说明，张春桥提到的几封信，实在没有保存下来。江青总觉得有遗漏，心中惶惶不安。并由此联想到已经遭殃的三十年代文艺界旧好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己等人手中可能也有关于她的材料，她要设法把它们全部清理出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抄家”之风风靡全国。尽管郑君里、赵丹、顾而己等人受不到任何保护，被冠以“反动权威”、“文艺黑线代表人物”、“黑帮分子”等等罪名，他们的家被不同单位和派别的红卫兵抄查了许多次，江青仍不放过“抄家”这一手段。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凌晨零点到四、五点钟之间，上述五位著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家，几乎同时以同样方式又一次被抄查。从赵丹的夫人黄宗英对抄家情景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江青的目的是十分昭彰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某夜，没听到砸门声、楼梯响，突然有一组自，称“红卫兵”的人闯进我们卧室。带队的是近四十岁的中年人，肤色晰白，说普通话偏山东口音。整夜至天亮，只这一个人说话。这些人动手对赵丹和我进行搜身，并撕去海燕电影厂造反组织抄家后贴在书橱、壁柜上的封条。我大喊：“来人蚵，有人撕革命组织的封条，……”他们就把我和赵丹押到隔壁客厅。过后得知，对我母亲、孩子及保姆都搜了身，连厨房糖缸、盐罐和阳台、烟囱，每个角落都查过。因我继续喊叫，由白脸人看管、训话。查抄时，是以一个近三十岁、穿一身旧军装、没领

章帽徽、中等身材、结实、黑肢色的人为主。这些人翻箱倒柜，注意的是信件、书、画报等文字材料，连钢琴里面、镜框芯里都不放过。男女青年迅速地一页页查书，线■装书每个中缝都闬竹片挑开察看。他们见有字的纸张、照片就收。

这些人在天将亮时离去。经检查，所有赵丹的、我的笔记、来往信件、稿件、照片统统没有了，一张有字迹的纸片也不留。奇怪的是，唯独一大纸袋里放的全部是赵丹写入党自传时的材料，白脸人曾很仔细看过，此时倒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中间。

赵丹当时楞住了。他后来对我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特务的一套，象新疆盛世才一样，留下我的自传，是暗示我，运动中只交代自己问题，不要涉及其它的人和事。”

江青指示的抄家既然是为了搜查有关她那羞于见人的历史证据，那当然要对这些“证据”做恰当的处理。抄家得来的材料送到北京后，最先存放在叶群的家里，后又根据“江青同志指示，要把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而转存到空军指挥所。材料是经叶群亲自挑选过的，附着目录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并由叶群注目，封口后送走的。

在抄家的前后，有一个“在押犯人”，写了一份揭发材料，涉及江青三十年代的历史丑闻。当时掌管公安大权的谢富治知道，这些揭发并非谎言。他就曾私下对老婆刘湘屏说过：江青“是被捕过，文化革命反映很多。”然而，谢富治出于对.江青“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损害”，“要热爱江青同志，保卫江

青同志”这一宗旨，利用职权将那个“在押犯”的交待材料取走，后由林彪亲自督阵，江青、叶群、谢富治三人一起将揭发材料销毁。而这个“犯人”的其它交待材料也由谢富治下令，一律销毁。

“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九六七年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问题逐渐公诸于世，林彪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急骤上升I江青的名声也随着她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活动，特别是公开露面的群众活动逐渐增大。刘少奇既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的同代人，亦可以看作是毛泽东领导的事业的接班人。眼看着刘少奇大势已去，接班人便成了林彪、江青等人朝思暮想的奋斗目标，于是，林彪、江青等人都在为之努力拚搏。林彪利用手中的小红本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并以其似乎不离毛泽东左右的宣传来达到目的。江青当时的地位当然排在林彪之后，她幻想着未来可能实现的美梦，为其声誉的提高不懈地作准备。这时，从五位旧好中抄出来的有关她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材料，对江青来说，犹如定时炸弹。她要乘势起掉它。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的一天，在叶群的具体布置下，从上海抄家得来的材料，又重新回到了叶群家中。叶群、江青、谢富治也f材料之踵而至。叶群取来材料，命秘书到后院小伙房把火炉捅开。江青、谢富治由叶群带路来到小伙房。谢富治把那包材料拆了封，和叶群一起一份一份地塞进火炉焚烧。江青则在一旁来回踱步，她大概内心有点得意了，她那见不得人的史料终于变成灰烬，在世界上消失了。当然，江青非常漬楚，和她共过事的人都将是她历史印迹的见证，她要“历史清白”，只得一不做二不体了U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利用手中的权力，对郑君里实行了所谓“保护性拘留”，实际上是将他投入监狱，并在狱中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不到两年的时间，郑君里便被折磨死

与江青同时代的上海影剧界人士，从来就和江青有一种特殊关系，也都知道她的底细，因此，一个个遭到批斗，劳改，被封住了嘴巴。

对公安部门了解江青情况的人士的迫害

江青混迹上海，并曾往来于山东、浙江、江苏各地，她的有关材料，不仅当地公安部门有，公安部也有人了解她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便诬陷公安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她那一伙人又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江青的“黑材料”。为此，先后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打成“现行反革命”，把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逮捕入狱。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又借口接到上海

一封信，说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面去了，而指名把上海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副局长王鉴和公安局其它人共二十六位关押在北京；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安部门也遭到清洗。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就是被他们迫害致死的。

查封上海图书馆

一九六七年九月，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冲动下，北

京电影学院五名师生持单位介绍信到上海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此时，为了寻找江青一伙“敌手”的“叛徒”材料，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也组织了上海图书馆有关人员查阅解放前的报刊材料。在查阅过程中，发现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某些材料，还发现了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写的文章。这些情况被张春桥豢养在上海的“私人”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知道了，便向张春桥报告了北京电影学院五个人的行踪，说他们想“从黑帮（指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嘴里大量掏取污蔑江青同志的黑材料”，“从画报、文章、剧本、照片抄写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攻击污蔑江青伺志的黑材料，达两个月之久”，“为了迅速查明案情，截获他们摘抄、翻拍的黑材料，追击他们在上海的同案犯及他们的黑后台，拟对五人进行隔离审查”。张春桥立即批示：“把他们先拘留起来，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泳、游雪涛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动，不要扑空”。结果，五名师生被关押五年。而为了对付上海图书馆的有关工作人员，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以后再要提起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同时，通过他在上海的亲信，下令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全部三十年代图书报刊资料，规定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书库。并有意制造了一个所谓上海图书馆的“炮打”案件。张春桥恶狠狠地叫嚷：“图书馆里有一批很坏的人。”就此，很多人遭受了不白之冤。从《鲁迅先生轶事》一书中了解到狄克就是张春桥的图书馆人员葛正慧在红卫兵查问《狄克”是谁时，开诚布公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的化名”之后，他家里的图书、资料、笔记、信件全部被查抄，本人被秘密隔离审讯达五年之久。上海图书馆的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因为接待过有关单位来馆查阅三十年代的资料，也被监禁了两年有余。图书馆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都成了审查对象。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恩将仇报”

丧尽天良的是，江青对秦桂贞的“恩将仇报”。

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时，曾寄居在一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二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住在三楼亭子间。她们年龄相妨，相处得不错。秦桂珍经常挤时间为江青擦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来不收取报酬。当时，江青的生活并不宽裕，有时买不起水果，秦桂贞知道后，曾用自己的工钱买来西红柿，洗净后放在江青住室的窗台上给她吃。有一次，江青钱花光了，吃不上饭，秦桂贞还冒着被解雇的危险，从主人家里拿了饭，煎了一个荷包蛋，送给江青吃。江青感谢秦桂贞的质朴、善良，对她寄人篱下的生活遭遇给予深切的同情，表示将来一定报答秦桂贞的恩情。江青到延安后，给秦桂贞写过信，寄过照片，深深怀念昔日的友情。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当江青听说上海有些红卫兵找秦桂贞了解过她的历史时，权力野心的恶性膨胀，把她三十年代曾经写文章抨击社会的黑暗，呼吁拯救穷苦

的贪民，以及作为当时十九位社会知名妇女联名为贫病交加的女作家白薇筹集资金时的那一点儿同情心涤荡无遗，转而对无辜、善良的秦桂贞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在一次碰头会上，要求把秦桂贞弄到北京来。会后，江青亲自布置吴法宪派专人专机对秦桂贞进行“秘密调查”，把秦桂贞“秘密弄来”。于是，一个自称为上海市委工作人员的人，以“中央首长叫你去”为由，在“保密”的旗号下，将退休了的秦桂贞弄到北京，安排在空军招待所高干客房不许出门，一日三餐也由服务员来送。

江青得知消息后，对吴法宪说：“把秦桂贞关押起来！我不见她。”同时，口授吴法宪关押秦桂贞的报告。报告是这样写的：“阿桂（秦桂贞）很反动，她同国内外敌人有联系，经常和香港通信，香港给她寄来很多食品衣物。国内同彭、罗、陆、杨、陈丕显、黄赤波的黑线有联系。为此建议把阿桂逮捕关押卫戌区，进行审讯，并列入汪金祥、王鉴专案。”

江青为了掩饰自己对秦桂贞的歹毒，逮捕前有意安排叶群、吴法宪到秦的住处看望。叶群对秦桂贞说：江青身体不好，暂时不能见你。我们受她的委托，来看望你。又是问长又是问短，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告别前还嘱咐秦桂贞要多多注意保重身体。谁知，叶群、吴法宪前脚走，他们指使的凶手后脚便来了。对秦桂贞拳打脚踢，把她带来的衣服物品扔了一地，不由分说，扭上汽车，投进监狱。在狱中，秦桂贞受到了百般凌辱，头发被剃光了，还带上了镣铐，接受审讯，施以重刑。为了逼秦桂贞承认是特务、反革命，审讯时秦桂贞往往被打得鼻嘴流血。折磨了整整七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获释放。

然而，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秦桂贞才知道，她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竟是亲切地呼叫她“阿桂”，发誓要对她报恩的江青一手策划的。

残窖孙维世

孙维世可以说是江青在延安时期的同事、朋友，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十月十四日惨死在狱中。孙维世的死也是江青为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

一九六七年，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江青对叶群说：“k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的仇人指的就是孙维世。

江青和孙维世到底有什么“仇”呢？这要追述到孙维世的身世。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战友、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一九三五年，孙维世十四岁，在上海，先后在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入协会及其后身上海业余剧团工作过，适时，江青也在这两个剧团工作，因此，孙维世对江青三十年代的情况有所了解一九三七年，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帮助下，孙维世到了延安，此时，江青也来到延安。为纪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东北抗日联合军政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抗日联军两周年，同在抗大的江青和孙维世一起参加演出了任白戈编写的反日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演资本家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据说毛泽东也看过这出戏。谁知道，演出效果与江青意愿相反，孙维世反倒比江青出名了。她对孙维世产生了嫉恨。解放后，江青多次说过，任白

戈不知道为什么在延安要写一个剧本，让我去演，出我的丑。

当然，对任白戈的恨也包括了任白戈了解她三十年代的风流史。为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点名整了任白戈。

再说，江青和孙维世的关系中还有这么一层。荪维世父亲逝世后，周恩来把她认为义女，因此，她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关系都非常友好。正因为她是烈士的遗孤，周恩来对她总是分外关心，这对于把周恩来当作对手的江青来说，当然是恨上加恨。毛泽东也很信任孙维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赴苏会见斯大林时，孙维世担任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回国后，江青一再要孙维世去看她，孙都没有去。不久，江青借参加孙维世婚礼的机会，问孙维世：“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原来，她要孙维世“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孙维世当然没法满足江青的无理要求。为此，江青又怀恨在心。一九六四年，江青自以为在搞“革命现代京剧”上出了不少风头，重新在文艺界立住了根基，在与孙维世的一次相遇时，有意对孙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有没有问题啊！这下该到我那儿去了吧。”然而，孙维世依旧是置若罔闻。

孙维世有各种社会关系。孙维世的哥哥孙泱①当过朱德的秘书，参与写作《朱德传》一书。在江青看来，写《朱德传》是为朱德歌功颂德，而朱德则是江青一伙一心要打倒的对象。为此，江青一伙加害孙泱，诬陷他是特务，同时，把对孙泱的仇恨加在孙维世的身上。孙维世的丈夫是著名演员金山，他非

①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9

常了解江青的底细，江青恨金山，也连带上了孙维世。这样，江青便把孙维世恨之入骨，把她当成一个大“仇人”。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江青漫骂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把荪维世定为监狱中的“关死对象”，对孙维世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直至死亡。

魔爪伸向“赛金花”的扮演者王莹

三十年代，上海话剧界准备排演剧作家夏衍写的《赛金花》一剧。江青为争演剧中主角赛金花与导演发生了争执。最后，导演决定由著名演员王莹扮演赛金花，江青对王莹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九五五年春从美国展转回国的王莹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作编剧工作，后因她的丈夫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而受到沉重打击，心境凄凉，健康每况愈下，便在香山狼见沟找了一栋农舍，过着隐居式的写作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记恨在心的江青在有关会议上多次点王莹的名，说“王莹坏得很”。王莹被冠以“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不得不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批判，遭受红卫兵的辱骂、抽打。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谢和赓被捕。不久王莹也被关押进监狱，被江青一伙定为“死囚”，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并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凌晨含冤谢世。

“罪恶是一种恶性循环。干了不义之事，只能用更多的不义之事来使自己地位巩固。”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未能摆脱罪恶的恶性循环。江青为了清洗自己在三十年代的污迹，以为

消灭了三十年代有关她的信件、照片，从肉体上消灭了了解她三十年代情况的人就可以使自己的丑史从人间消失，实际上是太愚蠢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证明，历史的污迹是无法清洗的，用暴行来清洗污迹的人只能为自己增加新的污迹。

第四章武斗的逐步升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便以它那浓厚的“革命造反”色彩区别于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一九二七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这一“语录”一时间成了最流行的口号。群众组成的“战斗组织”在批斗所谓“走资派”、“黑帮”的时候，“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对人的凌辱和对人身的侵犯屡见不鲜，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中遭受毒打，受到“战斗组织”的审讯、惩罚和拘禁。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教授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文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曾这样写道*

这是八月三日的事。刚进大fl，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汎的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祅。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拚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一九五八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来本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a了，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

最使我可怕的，是他们折磨我们的时候。红卫兵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让我们爬在地上。有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单也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并喊道：“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算犯罪”。有时候红卫兵命令我们脸朝墙站着，一直站到他们让我们转过涞为

止。有时简直就把我们忘了。他们还强迪我们低头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接着闯进来两个红卫兵    男一女。

我站起来，男的用皮带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脸上吐痰。我还没受多少罪，赵讽被打得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的接见红卫兵活动把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宋彬彬大胆地向主持大会的一个人要求献给毛泽东一个红卫兵袖章，当她得到允许把红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时，毛泽东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宋回答说：“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当即，毛泽东诙谐地追加一句“要武嘛”。第二天，《人民日报》登载了“宋要武”记述毛泽东单独会见她的“幸福情景”。宋彬彬也在一段时间里正式更名为“宋要武”了。这里必须说明，毛泽东说的“要武”，可能并不是指后来出现的不同组织间的无法遏制的武斗，而是指区别于文质彬彬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然而，红卫兵却在“要武”和“武斗”之间划了等号，他们“武”的行动便越来越猛烈了。通过串联把北京的运动内容和运动形式带到全国各地之后，对立组织间的打斗行为也越来越升级。鉴于全国都有“武斗”的趋势，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便告诫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但是，红卫兵都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视为格言，对于法制遭到践踏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来说，武斗既起，没有强力的具

体措施是压不住的。

从另一面看，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夺权”，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掩饰下，有意挑动派性，造成观点上有分歧的“战斗队”或“文革筹委会”等组织带有越来越浓烈的派性色彩，而相互之间的粗暴，又使武斗行为逐步升级*

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

上海市以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徐景贤和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为核心制造的“康平路武斗事件”便是典型的武斗事件。

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竭力煽动群众反对以魏文伯①、曹荻秋②、陈丕显③等人为首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进行了疯狂的夺权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市的一部分工人召开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亦即后来称之为的“工总司”）成立大会，“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声称“要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叫嚣着“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会后，“工总司”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与对立面的群众发生了争吵和磨擦。

十一月十日凌晨一时，“工总司”决定组织一大批人乘火车到北京，向毛泽东报告成立“工总司”的消息，并“控告上

魏文佝，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曹获秋，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0

海市委镇压群众运动”。车到安亭，上海市委命令停车，上万名由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致使宁沪线全线停车，南来北往的交通阻断，铸成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望能说服工人不再来京。然而，挑逗起来的工人情绪难以平复。

十一日，陈伯达给“工总司”拍了电报。当晚十二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乘专车直抵安亭站。第二天上午，张春桥亲自出面，要工人“抓革命，促生产”，回上海闹革命。“工总司”决定，北上队伍撤回上海，派遣少数人步行去北京。

“工总司”反对上海市委，由于其“态度明确”，“行动坚决”，中央文革一眼看上了他们。十三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五条意见。

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常委召开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

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张春桥的汇报，表示同意张的做法，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

冷”

o

就这样，“工总司”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支力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合法”存在了。而对中央文革小组来说，上海有了强大的“工人与量”作为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

此时，正值全国性串联高潮，聂元梓率领的“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来到上海。早在十月份，聂元梓就在北京与江青密谋策划了三天，决心搞垮上海市委。这与“工总司”真是不谋而合了。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由于“安亭事件”而与上海市委结下冤仇的上海造反派以“上海市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的名义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联合在文化广场召幵了一万五千人的“向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酚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并立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誓言。

会后，上海红卫兵主办的《红卫战报》第五期立即出版了。造反派要求《解放日扳〉与《红卫战报》一样，坚决站在“造反”的立场上。但是，谁都知道，没有中央的正式决定，对待曹荻秋和上海市委的KS，解放日报》是不能随意表态的。它只能按照原来的办报方针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不能象《红卫战报》那样，毫无顾忌，锋芒毕露，矛头直指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并竭尽全力“上纲上线。”因此，造成了两个报纸在观点和内容上截然不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一意孤行促使他们提出，将第五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并扬言，“《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上海市委拒绝了红卫兵的这种无理要求。

“工总司”有红卫兵在前面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气焰更加嚣张。对立面的群众则更加团结一致，并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市委支持下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简称“赤卫队”）。知道张春桥根底的曹荻秋不仅反对《红卫战报》的做法，而且公开表示，中央文革“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赤卫队”也提出，“坚决反对‘五条，“要张春桥同志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

罪”。

“工总司”和“赤卫队”成了上海市工人两派最大的对立组织。而当时这种对立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势均力敌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的争斗。

十二月三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谈判没有成功，便用武力封闭了解放日报社。这一行动得到了“工总司”和外地赴沪串联的造反派的实实在在的支持。站在“赤卫队”立场上的群众，也对着“工总司”行动起来，他们高喊着“要《解放日报》”等口号，向封闭解放日报社的人群冲击，试图攻下报社。就这样，两派群众的冲突持续了两天，并造成双方各有少数人受伤。这就给两派制造了互相攻击的口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出面批评上海市委，上海市委被迫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決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了字。

十二月十一日，造反派组织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认定封闭《解放日报》事件是“革命事件”。

这时，在全国一片造反声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声势感染下，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亦有人起来“造反”了①。上海市委处境异常困难。上海市两派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愈发炽烈，“造反派”揪批曹荻秋和陈丕显的情绪亦愈发炽烈。

面对着趋于极化的群众对立情绪，面对着中央文革借中央名义施加的巨大压力，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不得不表态改变立

①这里所谓“造反”，是指起来反对上海市委，所谓“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是指反对上海市委的群众派别组织•场，表示不支持“工人赤卫队”。“赤卫队”一旦失去了市委

的口头支持，对自己过去的做为和信念都开始动摇。他们反省既往，有的觉得正确，有的觉得上当，更多的人是不知所措。惯性带着他们却仍然向前滑行。不少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上京告状，造成了部分交通停阻，北方区海港及国棉十七厂等单位的工作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无疑也给“工总司”造成了压力。

当上海的情况象闪电一样地传到中央文革主要成员耳中时，为了达到彻底摧垮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目的，他们作出姿态，对“工总司”表示了进一步的支持。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说：“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实际上充当张春桥在上海的联络员的李文静赶忙把张春桥的电话内容转告给在上海市委工作的徐景贤，徐又在他所执掌的系统中作了传达。十二月三十一日，王洪文、耿金章等“工总司”头目，组织了一大批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上海工人赤卫队”，打伤九十一人，铸成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使派性矛盾白热化。

“一月风暴”

面对着两派对立群众的矛盾激化，中央文革认为，这正是制造口实进行夺权的大好机会。张春桥打电话给徐景贤说，“要把这次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说成是市委挑动起来的，赶快找各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商量”。徐景贤立即把电话内容传达给当时各造反组织的联络员，亲自拟定“十二月三十日事

件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曹荻秋是罪魁祸首”等口号，并组织他的笔杆子朱永嘉等人按口号的口径起草传单，以“把炮口对准阎王殿，打倒曹荻秋！揪出陈丕显！彻底揭露上海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罪行”为题的传单，开始在上海太量散发。同时，造反派群众淮备从《文汇报》开始，进行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革命造反派联合一致，几经周折，夺得了文汇报社的领导权，接管了报社。第二天，自称为新生的《文汇报》以显要位置，登载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在《告读者书》一栏連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俥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多年来，眼睛一直盯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这个座位的张春桥，心里可谓乐不可及。在他“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的思想指导下，准备亲手导演向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彻底的夺权”活动。

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十一

个群众团体在《文汇报》第一版上刊登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社的权，也被夺到了造反派手中。

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鼓动下，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为头头的“工总司”组织了上百万群众，冒着风雨，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全市数百名局以上的干部陪斗。造成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瘫痪，同时，上海市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等大标语。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得了上海市许多重要权力。

一月八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为了自上而下把握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毛泽东认为，“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一月九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市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了它，并加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语：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t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

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的关鍵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

问題。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姓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字辱"7个冬茅今。.字件

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带着重号的

为毛泽东的话——作者）

由于《告上海市人民书〉中所指夺权过程是纯粹的一派夺权，在一种内心觉得“不平”的心理支配下，上海市谇多单位刮起了强占住房、索要串联费、补助费，以至补发几年工资之风。全国其它地方和单位也效仿上海，有的还提出提级加薪等要求，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生产秩序，交通运输也受到影响，当时称之为“经济主义”。掌握权力的上海市造反派并不希望这种“经济主义”蔓延开来，一月九日，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同时刊出了由三十二个组织名义提出的《紧急通告》。

就在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了“红革会”的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作了“指示”。

由于《紧急通舎》的宣传，上海的交通运输和生产形势有了某些好转。学生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为此，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个致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的贺电。贺电拟好后，陈伯达将它与准备同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一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很好”。又让林彪主持一个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其它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审阅。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公诸于世了。贺电说，“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发表社论，肯定并支持上海夺权中的一系列活动。以武斗夺取权力的上海“一月风暴”受到了毛泽东的完全肯定。

然而，一切总不会象中央文革想的那样如意。就在张春桥为“一月风暴”欢欣若狂四处奔忙的时候，揭发他，批判他的力量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出现了。原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游雪涛作为群众组织“扫雷纵队”的小头目，立即带领纵队成员四处活动，并将侦察到的反张春桥的活动情况向有关人员作了汇报。中央文革非常清楚，对张春桥的任何一点动摇，都会导致上海局势意想不到的变化。为此，中央文革以特急电，告“红革会”，借用学生力量，并直接利用游雪涛小组，采用特务手段，把反张春桥的力量狠命压下去了。就张春桥而言，他又胜利了一次。然而，张春桥通过这次“战役”也看中了游雪涛一伙，不久，不仅将游雪涛提升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还将上海永福路244号的一座小楼批拨给游雪涛从事秘密活动。从此，“游学涛小组”（代号244）成了张春桥直接指挥，专门为他从事特务活动的特殊团体。它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告密、诬陷之能事，为张春桥篡党夺权活动尽忠尽孝，而最终也与张春桥一起，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席。

继“一月风暴”的夺权之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市人民公社宣告成立。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张春桥乘机利用徐景贤，通过“工总司”的口，道出他想独榄上海大权的宿愿，上海街头出现了“拥护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等大标语。在中央文革直接关切下掀起的上海“一月风暴”，以他们一伙意愿的胜利结束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根摄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人民公社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徐景贤为副主任，“工总司”的头目王洪文也爬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    ~

王洪文“文攻武卫”的实践

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把对立派别看做是动摇他地位的一支巨大力量。不可遏制的权势敝和唯恐失却权力的恐惧心理象鬼魂一样驱遺着他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来报复对手。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洪文策动“工总司”等组织的一万余名不明真象的群众，去上海柴油机厂，向在“一月风暴”中公开地、坚定地反对他们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或“联司”）问罪，并准备乘机把“联司”砸掉。由于“联司”已有准备，王洪文此举未能得逞，但是抓走了二百余名“联司”成员，并把他们关押在公安局。

“联司”当即组织群众列队到市公安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抓去的全部无辜，同时呼吁全市人民支持他们的行动。“上柴联司”虽然经受了“工总司”的一次大的冲击，却没有被打乱队伍，反而立住了脚跟。两派的对立也一直潭持不下^

一九六七年三月，王洪文单方面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并借此机会拘捕了“联司”的两名成员，以便把“联司”压垮。然而，此举引来的却是上海一部分群众对王洪文所做所为的谴责，不少单位还组织了“支联站”声援“上柴联司”。“工总司”内部也发生了小小的分裂，有人组成了“支联总部”与王洪文分庭抗礼*

王洪文并没有因为与“上柴联司”争斗的一次次失败而死心，他利用两派的对立，频生计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调查“联司”和“支联”的活动，同时派出他的心腹要员打入“支联总部”，为摧毁“联司”积极活动。他们四处宣传“联司要搞‘三停’（停水、停电、停产）”，“联司要炸毁上海炼油厂”，“联司在上海制造第二次大乱，要夺市革委会的权，实行权力再分配”，“联司是反动组织”……

“上柴联司”也不示弱，他们无情地揭露王洪文一伙聚众破坏生产，阻断交通，挑动武斗等等罪行。政治影响不断扩大s参加“支联”的群众越来越多，宣传规模越搞越大。

王洪文在权位上如坐针毡，他那一伙人费尽心机，苦思冥想，以期寻衅挑斗对方。恰在此时，上海柴油机厂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七月十八日，工具车间的两派群众，因为贴大字报产生分歧，引起争吵，导致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解福喜在混乱中被打死。王洪文以此为把柄，大作文章。他拉一派，打一派，于七月二十一日以上海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的名义发布《通令》说，“上柴联司”总部“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解福喜，以致惨死”；“特令‘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待打人致死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当晚，在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一伙操纵、指挥下，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王洪文借此机会鼓动两派争斗，进一步挑动武斗，

此时的中国，派别斗争遍布全国，武斗形式不断升级。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一天，全国八大军区有五大军区发生了冲击部队的事件#为了处理武汉的“七、二〇#事件，“百万雄师”这样一个广泛性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这不仅涉及了整个湖北省，河南、湖南等临近省份都有相当数量的城乡群众因此而受到冲击。福建省的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武斗，士兵们手挽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战士手臂被打骨折，有的人还被洒上汽油，蒙上棉被活活烧死〉其它地区的派别组织之间，也都刮目相看，视为寇仇，

就在群众情绪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的时候说1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无疑为热衷于武斗夺权的派性头头们提供了“理论根据”，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在“文攻武卫”口号的掩饰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王洪文有了“文攻武：P”这一“上方宝剑”，有恃无恐，于七月二十九日作出了砸“上柴联司”的五项决定，其内容是：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

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

站”。

他们还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计划”，具体安排了埋伏、袭击、围攻和捉人等行动方案。

七月三十一日夜，“工总司”以左臂扎白布条为标志，出动了一、二百人突然袭击“支联总部”，把正在开会的三十多个人全部抓走，关进了杨浦公安局。

八月三日，王洪文以市革委会的名义，派出宣传队到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宣传。在激偾的情绪下，“联司”个别人采取了一些过火行动。王洪文一伙人认为抓到了口实，便进一步慎密策划血洗柴油机厂的具体计划，

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带领十万不明真象的工人，打着“工总司”的旗号，驾驶着汽车和轮船，高举着“文攻武卫”的旗帜，以兰白色小带的针织物缚在左手上作标记，从水上、陆上把柴油机厂层层包围。“工总司”的火线指挥部则设在上柴厂旁边。双方的高音喇叭显示出两派群众的激昂情绪在步步升高。

晨八时许，王洪文下达了进攻命令，两派群众在厂门口发生了激烈的武斗。在厂内的“联司”成员一面用弹弓、砖头、螺帽等出击，一面用高音喇叭呼叫厂外工人停止武斗，喊出了“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面对着震耳震心的高音喇叭，王洪文怒不可遏，高喊：“他妈的，先把‘联司’门口造谣的高音喇叭拆下来！”早已结集在厂门口的“工总司”“敢死队员”冲向厂门，却被“联司”的弹弓打了回来。王洪文气急败坏，下令切断柴油机厂的总电源。十时许，上柴的高音喇叭因为断电而停播了。

王洪文先派大吊车撞开厂铁门，由于厂门口防守严密，强攻不进，便决定正门佯攻，左侧主攻。“敢死队员”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厂门左侧一段围墙，高喊着“怕死不是造反队，誓死砸烂臭‘联司的口号攻进厂区。先占领食堂，断掉“联司”的水和粮；又搭上云梯或从落水管、门窗，以灭火器开路，口中念着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分割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不停顿地进攻；同时下令“敢死队员”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他们还调来了十七辆消防车，用水压一百磅以上的水枪，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据守在楼里的“联司”群众喷射，并以水龙作掩护，攻入屋顶。晚六时二十二分，武斗基本结束了，双方伤亡惨重。

“联司”群众全部被俘，并遭受“头上开花”，“面部挂彩”的毒打。男的一律被剥去上衣，女的则被撕破上衣，作举手投降势，并勒令他们反复叨念“‘联司’必败”等口号。许多“联司”群众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在路旁，再被扔上卡车运往厂外。聚集在厂工房前的职工家属个个泣不成声，有的甚至向现场指挥的大小头头下跪求情，回答他们的却是拳打脚踢和恶毒的辱骂。

接着，王洪文一伙在全市对各单位的支联活动进行清洗，“支联站”全部解散，参加“支联活动的群众，轻的受到审、

查、批判，重的遭受批斗、游街、毒打，甚而扭送公安局关押。

八月四日未进厂的“联司”成员也被“补课”，补打”，以致几乎无一遗漏的遭到审讯、毒打。厂里私设的公堂、刑房达五十多处，刑具有数十种之多。

造成的损失真是骇人听闻。仅八月四日的武斗，便造成全厂停工停产两个月，减少产值五百万元；利润降低了一百七十五万元；物资损失三百五十五万元；房屋设备损坏的修理费十四万八千元；……

九月，在血洗上柴的武斗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在他看来，在攀登更高权位的征途上，确确实实地击败了一个最有力的对手。对于张春桥来说，这对巩固他的上海阵地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他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便作了如此讲话：

“最近上诲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诲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缜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上海市‘工总曾就此事，批评过革委会，问为什么不发起革命行动。对于‘工总，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草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式的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

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那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1”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春桥的立场。

遍布全国的武斗

“一月风暴”起始的上海武斗，既是全国性武斗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为全国武斗夺权开了一个头。仿照“一月风暴”这一楷模，北京市国棉一厂、光华木材厂、北京日报社、北京市公安局、工人日报社等很多单位都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夺权斗争。就全国而言，至一九六七年八月，黑龙江省、山东省、山西省、贵州省、北京市、青海省……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间却又无不包含着人民群众血和泪的代价。尚未正式成立革委会的省市，也都朝着通过“夺权斗争”以“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革委会的方向奔跑。

在不同派别矛盾激化的状态下，要急速建立一个临时的，

相对稳定的领导机构，很难避免以一派压服另一派的斗争方式，而在压服的过程中，武斗的升级便是难以避免的了。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全国很多省份发生了派性群众“抢夺解放军的枪、抢战备仓库、拦截援越军车，夺军衣，甚至把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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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章和帽镦扒掉，污辱解放军”的事件。因为当时中央军委有命令，不准解放军开枪，因此，抢枪事件越来越多.枪和派别斗争结合在一起，便成了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这里，摘编几例当时小报上的武斗“真象”，只要抽去其中的派别语言，便可以作为了解武斗形式和规模的一个窗口9

一九六七年八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一千余名B派，穿着军装，出动三十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巳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八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六时，接近某镇，B派巳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检向A派扫射，击倒八人，A派立即疏敎*13派趙淨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十三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住几十个A派，綁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沉入海底。……一A派群众被B派按倒在水中，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詁娘的小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检，又砍了两刀，扔到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四个专区，行程二百八十三公里。

八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淤先用炸药炸倒围墙，而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三十余人压在二楼，并投燃烧瓶§1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

从二楼跳下，重伤两名。火越哓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〇炮团团围住厂院，用饥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而后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八十余名C派，冲入某某车间，D派二十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把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检$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〇炮轰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一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方则用手雷回击，当场被打死十三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破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的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遵开。这时左边的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着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坡璃哔啦啦地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浼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幵有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我的外衣，剌破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叉柄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馇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更有甚者是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倡导“武装

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致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解放军参与了派性斗争。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康生还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良-零一人，致伤残一百三十三人。康生大言不惭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在江青、康生一伙策动下，由于解放军或者解放军的枪弹，包括机关枪等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参与了派别冲突，中国大地上怀着对立情绪的群众之间，发生荷枪实弹的武斗，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流血的惨重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是当前主要任务。”对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物资，以至援越物资的现象作了严厉的批评。而江青在九月一日却说：“如果我是战士，夺我的枪我就开枪。”

迫于形势，江青一伙必须出来讲话反对动武，然而同时，他们又强调了“文攻武卫”。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便是他们一伙玩弄这一伎俩的最好表现。他向与会者宣布：“我们（指上层）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谁都知道，被江青一伙挑逗起来的不同派别的群众之间，本来说不上是什么“阶级对立”，正象周恩来说的：“两派打架把对方叫做俘虏，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却都莫明其妙地将它涂上了阶级的色彩。各自以“革命阶级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责对方代表是“反动阶级”。如果以江青“文攻武卫”的逻辑来看，武

斗当然就是派别斗争的合法形式。各种派别在武斗的时候，几乎都这样叫喊：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我们的方针是‘文攻武卫’。我们打的是政治仗，要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倒敌人，摧毁敌人。但是，当着敌人胆敢武装侵犯我们的时候，当着他们杀戳我们的革命战友时，我们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予以迎头痛击。”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的武斗，包括使用枪弹的武斗，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在“文攻武卫”的掩饰下，愈演愈烈，也越斗越广。在这光怪陆离的武斗烟火中，中国人的思想也都迷惑徬徨，一九六七年年底，一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公社”•这种思潮为当时中国的派性混乱增添了一种色彩。

在全国武斗最烈之际，北京的群众组织同样分裂为各种派别。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四四”派；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的“天派”、“地派”；第七机械工业部的“915”、“916”两大派；已为当时北京的市民所熟知。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在西单商场的财贸系统的武斗，虽然当时也曾闻名全国，然而，它与外地的有枪炮参加的，有大量伤亡的武斗来比较，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因而也算不得“首都特产”。当时北京的特点是，各派团体之间利用自办的小报进行唇枪舌战，各自述说各派的观点，同时言词激昂地批驳对方。不过，随着舌战温度的上升，武斗也开始蔓延。清华大学的“团派”与“414派”舌战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夏之交，也开始了动武。清华大学利用理工科大学的条件，自己制造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在“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口号下，武斗双方异常凶残，互有伤亡。他们还挖地道，修工事，许多房屋严重破坏。在武斗中，将科学馆的楼顶烧掉了，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为了刹住北京学生间的武斗，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首先向清华大学派进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接着，工宣队不仅进驻各类学校，也进驻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控制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局势。

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一直延续到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驰名全国的保定地区大规模武斗则时间更晚，造成的损失相当可观。仅一九六七年广西省“联指”——“4*22”——“老多”三派1之间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区发生的武斗，因沿铁路线架起了机枪，致使两广、湖南一带交通阻塞，国际铁路运输失灵，造成的损失更无法估量。

由林彪、江青一伙挑起的武斗，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混乱，对立派别之间视如仇敌。在武斗中，献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别追认为“烈士”，并在自办的小报上大加宣扬，而对立派却又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最无人道的可能要算山东郯城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方打死对方十八人，他们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使两派对立急剧加深，又恰恰给了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派别斗争打倒敌手，为其篡党夺权活动做着相应的准备。

①“•联指”、“4_22”、“老多”均是广西“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名

第五章.文艺批判和“京剧革命

经过整整两年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到了一九六八年夏季，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陆续成立，随着“三支两军”的实行，随着冲在最前锋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中学毕业生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奔赴农村，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全面开展，人们的冲动开始逐渐平息。只有林彪、江青一伙在更卖劲地表演。

江青早年的艺术生涯

“文化大革命”以来自诩为文艺旗手的江青，要在文艺界大放光彩，以为她赚取一笔政治资本。而她所以压文艺这个赌注，是与她的艺术生涯分不开的。

江青系山东省诸城县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原名李云鹤，乳名李进孩，艺名蓝苹。祖父李纯海是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父亲李德文经营旅店木匠铺二十余年，后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祖盘剥。江青的生母是其父的二房小老婆。待到江青出世时，其父年事已高9家境衰落，生活开始拮据，因此，江青只读过五年小学。十五、六岁时，江青移居济南，进王泊生等人主持的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一年多，后参加巡闯演出团，开始了她一生中最早的演员生活。翌年，至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同时学习文学和戏剧理论，并参加海漠剧社，在青岛附近的山东城乡巡回演出。两年后，江青到上海，先进电通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后在上海业余剧人联合公演的《娜拉》一剧中担任主角而一举成名，并正式签定合同成为职业演员。之后，她在《都市风光》、《自由神》、《狼山喋血记》、《大雷雨》、《王老五》等影剧中都担任过角色，并因争演夏衍编写的《赛金花》中的主角与著名影星王莹发生过较大的争执。此间，她写过“演员独白”等类小文章登载在报刊上，看上去颇有些文采。

一九三七年江青抵延安后，除了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外，还参加延安的文艺演出。在京剧《打渔杀家》中扮演天真、正直的肖桂英，还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等剧的演出，同时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

几乎整个四十年代，江青虽然主要陪伴在毛泽东身边，但是，从她一九四六年二月去重庆医治牙病期间写给赵丹的信来看，她对艺友念念不忘，她对文艺恋恋不舍。

参与对《武训传》的批判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江青到中宣部电影局工作。一九五〇年幵始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九五〇年，当毛泽东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时，江青为此大喊大叫，力主批判这部影片。同年二月，影片《武训传》拍摄完毕，继之公演。毛泽东和江青看完影片后均觉得不是滋味。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全国各报刊都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仅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报刊便发表了四、五十篇。当毛泽东看了这些评论后，亲自为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洲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巳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

为此，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江青亲自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进行调查，并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以后，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又对《武训传》及其评论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

向“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开火

一九五一年，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参与了对《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的讨论。

一九五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影片《南征北战》的摄制工作后，江青又强调要创作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影片。同时，在《武训历史调查团》返京后，提出编演京剧《宋景诗》。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均未能实现；然而，却并没有动摇江青要在影剧事业上大显神通的愿望。

一九五四年九月，毛泽东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看到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后，决心对“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进行批判，并要江青出面请《人民日报》转载。为此，江青与周扬、邓拓、林默涵等主管人士发生了争执，但终因她的特殊地位而取胜。

一九六二年前后，江青由于身体的原因，没有从事专门的工作，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因而重又勾起她对影剧的迷恋。她看了告时公演的几乎全部舞台剧目。一九六二年春夏之交与康生在杭州又点看了大量他们认为过癮的京剧传统戏，其中包括不少解放后禁演或很少演出的，对剧情内容有疑问的剧目。七月，当江青看过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不知触动了她哪一根神经，硬说《海瑞罢官》影射现实，配合翻案，提出：此剧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应该停止演出。在此前后，她还对当时社会上公演的戏曲剧目作了“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鬼戏泛滥”的结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瞥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接着，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

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特别强调了扨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会议期间，江青专门向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提出，舞台上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严重，希望文化部注意。

江青与齐燕铭的谈话，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看法，它不仅表述了当时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企图利用文艺整人的卑鄙想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中宣部发出了停演“鬼戏”的决定。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又发表了江青伙同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组织写的、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批判了昆曲《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八月，决定全国停映香港影片。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亲自到北京京剧一团，与大家一起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上演。一九六四年春，毛泽东为支持“京剧革命”，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指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在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下，江青还先后参与了京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改编排演工作，并与其中的某些编演人员，诸如参加京剧《智取威虎山》作曲的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于会泳，京剧《红灯记》中主要演员李玉和的扮演者、中国京剧院青年演员浩亮（原名钱浩梁），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北京芭蕾舞团的演员刘庆棠等人发展了不寻常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高举八个样板戏的旗帜，自诩为“文艺旗手”，要与鲁迅并驾齐驱，而这些演出队中的某些不寻常人物，便成了为她摇旗呐喊的马前卒。    V

“京剧革命”和“样板戏”的天下

“文化大革命”经过夺权、武斗，以至漫慢趋于静息的时候，林彪、江青利用群众“造反”取得最高权力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D当时，林彪主要是伙同他的死党在军界、政界扩大影响，而江青眼看着排队排在林彪的后面，于是，一方面，她与林彪一伙拉拉扯扯，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她借“京剧革命”竭力扩大自己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挥动着作为“京剧革命”成果的八个“样板戏”组成的文艺大旗，以期让人们聚集在她的旗帜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女皇。

一时间，中国的文艺只表现为八个样板戏，全国各地京剧团要演出，只能演样板戏。各地方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以西洋乐器为主的乐团编演了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伴唱《红灯记》。招待演出，包括许多招待外宾的演出，统统只能是这几个样板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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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解放后的电影事业就被江青一伙一口否定。电影界的造反派为此编印了《批判影片四百例》等四处散发，著名电影编剧、导演、演员，包括与江青素有情谊的赵丹、白杨、上官云珠等人都遭受了无情的批判，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而经江青一伙精心筛选，几乎找不出一部可以放映的故事影片，电影的摄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倒大大帮了江青的忙，不仅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她树起的样板戏拍成“样板戏集锦”，而且将每一个样板戏都精心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并令各单位、学校组织观看。‘

江青为了垄断整个文艺界，对敢于违抗她意愿的文艺工作者毫不留情，当时的大字报中披露过这些情况：与江青共同努力，将《芦荡火种》搬上京剧舞台，并得到毛泽东褒奖的“阿庆嫂”扮演者，著名演员赵燕侠，因为没有接受江青一件毛衣的馈赠，而被打入冷宫；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出色地扮演琼花的著名演员白淑湘，因为化妆中打不打油底与江青执拗而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歌唱家王昆、郭兰英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视为批判的对象。应当是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一汴凋零。

文艺宣传演出，除了高喊“造反”、“造反”的歌舞，便是各种演出形式的样板戏。甚而向各工矿企业、机关团体、大中小学以至街道居民布置学唱样板戏。本来，主要是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的八个样板戏是有相当水平的，然而，到了全国上下只有八个戏，并且整天宣传八个戏的时候，人们便腻味了，从而产生一种无法言状的反感与厌恶。

只有江青紧抱着侵吞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的八个样板戏，沾沾自喜。表面上看，当时的文艺界就是江青倡导的样板戏的天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后，由于林彪事件而在表面上稍稍收敛了一点儿的江青，仍然不忘用她的样板戏来抬高身价，以至作为党刊的《红旗》杂志，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不仅连篇累牍地登载评论样板戏的文章，而且以大量篇幅刊登样板戏的完整剧本。江青不仅要在文艺界一手遮天，而且利用文艺不断向政治渗透。

第六章“九•一三事件”后的“波谷时期”

江青对自己与林彪关系的表白

摇动着样板戏旗帜的江青利用文艺在扩大自己的影响。不过在权力阶梯上，她对于林彪来说，又是稍逊一筹了。她有自己特殊的地位，但是，用“帮话”说，她也需要林彪“拉兄弟一把”。她那一伙人与林彪一伙的关系十分微妙。旁人看去，他们之间总是拉拉扯扯，互相吹拍，实际上，他们之间也确实在互施恩惠，“投之木瓜，报之琼瑶”，以不断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还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就曾突然决定，将江青的行政级别由九级一下子提到五级。当年十月，江青则在一次修改党章的讨论会上，极力鼓吹林彪，执意要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说什么“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到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夕”，江青又在一次会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I”之后，林、江之间的电话热线频频来往，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往返电话即达四百余次。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G决心另辟蹊径之时，江青还在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了大幅学习毛著的免冠像，登载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的扉页上，题名《孜孜不倦》，署名“峻岭”。及至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决定伺机进行武装政变之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并派人给江青送了几个西瓜。江青则回电：“请林副主席放心！”以至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前几小时，即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送来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并炫耀她与林彪的亲密关系。江青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文化大革命”进入短暂的“波谷时期”。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等人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问题，十二月十一日，又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群众讨论。之后，又陆续发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同时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从林彪一伙死党突然摔死在温都尔罕到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这一系列的活动，对江青来说，可能是一次相当大的震动，她可能懵懂了一阵。然而，林彪的下场丝毫没有动摇她攀登权力顶峰的决心。当她镇定情绪，准备再战的时候，似乎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因为在她看来，林彪这个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消除了，或许只消紧赶几步，便有可能得到她所企望的一切。于是，江青摇身一变，成了受林彪迫害，一直和林彪进行斗争的女英雄。她不会忘记“九•一三”前夕在颐和园得意忘形地分吃林彪送来的西瓜的情景，在林彪摔死后不久，却又大言不惭地对颐和园职工说：“我让林彪迫害得利害啊！”她还到处叫嚷，一九六八年，林彪两次用医疗事故要干掉她。江青于一九七〇年冬下南海，一九七一年夏去青岛时，都是由林彪的几个心腹形影不离地紧随左右，处处精心地安排接待，此时，她对当时遇到的一些意外，有意歪曲事实，借题发挥2在南海时，江青为了玩水，封锁了一个港湾，作为她的游泳场。有一次，她游泳回来，发现身上起了几个红点，便把要塞司令员找来，硬说“海水里有毒”，有人要害死她，并命令陆海军两个防化连，连夜化验海水成分，对海水进行消毒。如今，当然成了林彪一伙对她的陷害。江青去青岛，乘坐的飞机是由和林彪一起叛逃的驾驶员驾驶的。到青岛之前，她通过工作人员提出要注意保密和安全，头几天不外出《但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下午，江青下了飞机到住处只呆了几分钟，就说马上到鲁迅公园和栈桥游玩。工作人员再三表示，这些地方没有准备，却无法阻拦她的行动。到了栈桥，群众将江青围住，江青洋洋得意，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鼓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问好，结果招惹了上万群众围观，以致道路堵塞，无法通行，调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做人墙，才把她弄了出来。事后，江青大笑着问：“今天是有组织的，还是群众自发的？”并说，“我今天最高兴，就喜欢这样的场面”。如今，她却说，这是聚众妄图谋害她，是什么“栈桥事件”。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江青在海上照像，为了照太阳，一会儿要舰艇排成这个队形，一会儿又要排成那个队形，舰艇被摆弄得象穿梭一样忙碌，江青自是洋洋得意地照相；八月六日，江青从薛家岛回青岛，为了捞取政洽资本，在路上，一会儿叫在地里干活的人来照相，一会儿又叫打石头的人来照象，群众自然是拿着镰刀、锄头等工具跑过来的，如今，却都成了危及她安全的“照相事件”。八月十日晚，江青上厕所时，迷里迷糊地跌在沙发上，如今成了“沙发事件”。八月十二日，江青要去看海岸炮，却没有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去。晚饭后，施工部队认为天已晚了，刚又下过雨，江青不会来了。为了不延误第二天的施工，就开始放炮。谁知就在这时，江青乘着汽车来了，有一块小石头落在了距停车处相当远的地方，如今成了要谋害她的所谓“已实现的阴谋”，亦即“放炮事件”。此外，还有什么“蘑菇事件”等等，共十余起。因此，江青四处宣扬，林彪一伙派人监视她■、妄图谋害她。然而，江青与林彪走卒一起坐车、照相、吃饭、打扑克；江青爬山，林彪走卒搀扶；江•青下车，林彪走卒挡风；江青要吃西瓜，林彪走卒不远万里给她弄来海南岛冬西瓜；江青看电影时，被蚊子咬了一口，林彪走卒大骂工作人员；江青每到一处，林彪走卒都喊向她“学、“致敬”；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江青要从青岛启程回京，提前返_京的林彪走卒专程去青岛迎接，以及在青岛期间，江青与林彪走卒之间的鬼鬼祟祟、密谋策划……，此时，便象变魔术一样地被江青全部抹去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凤”汇报会上，江青更是恬不知耻地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然而，江青与林彪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

为了掩人耳目，到了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在许多无法掩饰的事实面前，又耍了个无赖，说什么，她与林彪的关系中，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稳住林彪，避免打草惊蛇，云云。

；江青与维特克的长谈

江青尽管在竭尽全力表演着她与林彪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内心却不能不承认，她和林彪的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登上中国权力的顶巅。插手尼克松访华及与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的接触，便是她那“登山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七二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波谷时期”，对于江青来说，可谓她本人的暂时“消沉阶段”。二月，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举行答谢宴会，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定在晚上七时开始，周恩来六时半就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请。江青却在六时四十分突然来到人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宴会早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最后表示对不起，我没有空儿参加宴会而告辞，周恩来却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江青可能很得意，因为她在美国总统面前表现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又争取了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的机会。八月，维特克随美国妇女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准备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情况，希望会见我国妇女界一些老前辈，并提出会见江青。周恩来批示：江青如愿见此人，“谈上一、二个小时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八月十二日，江青身着灰色高级干部服、长裤子，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维特克。江青见到维特克，便激情难以控制地抓住不放，又是宴请，又是陪看戏，还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生平，从童年开始，一谈便是六个小时。她厚颜无耻地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我不能出版自传，请你为我写一本在外国出版”，“我说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也走斯诺的道路”。第二天，江青让人将九幅她亲自拍摄的大型彩色风景和花草照片赠送维特克，还在庐山汉阳照上签名并写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同时决定，八月十八日在广州再次接见维特克。周恩来了解到江青的这一情况，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它问题。江青听后，大发雷霞，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就这样，开始了她与维特克在广州的连续六次，共约五十多小时的长谈。在广州的六天，她每天身着绸制连衣裙、薄尼龙衫、穿着塑料白凉鞋、带着白色手提包与维特克谈话。参加谈话的人有两个警卫员、两个医生、几个护士、两个翻译、一个速记员、一个外交部新闻司的干部和一个外交部礼宾司的副司长。开始讲述前，江青每次都递给每人一把系有白兰花和茉莉花、坠有丝绦的檀香扇。为了保证空气新鲜，谈话总是在两间大厅轮换进行。每晚还要设宴招待维特克，休息时间则请维特克看艺术表演，打乒乓球、弹子，玩扑克，游公园，还故做姿态与维特克互相照像。在八月十八日广州的第一次会见时，江青对维特克谈了接见计划，当她知道维特克确实想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时，江青不知羞耻地说：她早已为维特克的“这本书做了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工作了。”她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述，谈了三十年代用以美化自己的历史。为了向维特克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她从外地专程请来了测绘总局负责人张清化，摆出了十二张特别军事地图，谈完，又将这些属于机密的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她竭力夸大自己的作用。江青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而是成为真正的“红都女皇”。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林彪的消失，在江青看来，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对毛泽东来说，虽然除却了一个最危险的隐患，但同时也是对他的一次沉重打击，以至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作了如下的回忆：“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却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当然，这只是表面所见，尼克松对毛泽东的思想敏锐，谈吐深奥风趣的深刻印象，说明毛泽东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而正是由于林彪事件的严重打击，使毛泽东能够諍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的所做所为。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同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增加了，使得周恩来得以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短暂的“波谷时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强调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还以《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坚持为革命而钻研业务，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修正主义政治”等看法，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发展教育，制造舆论。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又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题，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评述。提出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针。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

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

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仅要解放干部，“还要正确使用”。

八月一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

到冲击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

招待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并陆续出来工作。周恩来总理开

始为整顿国民经济做着必要的组织准备。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

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

《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明确指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

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

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

据周恩来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

法》，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根据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的：

《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

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的精神，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

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

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在这样一整个历史背景下，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国

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管理乱得

很，要整顿。为此，国务院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

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

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

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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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国家计委也随之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准备拿到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进行讨论。至此，整个中国开始有了转机。

经济方面，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指导下，按农、轻、重次序安排了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在着重注意处理好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积累和分配的关系的基础上，农、林、牧、副、渔业都有所发展。同时，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

文教科技事业也开始稳步发展。为了减少文盲，一九七二年春，中央提出了农村要尽快普及小学五年（当时中国大部分小学是五年制）教育的方针。对于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这一现状，国务院科教组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转发了《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提出：“各高等学校对于实际文化程度没有达到要求的学员，可根据各类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补习必要的文化基础知识”，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至六月二十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了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的方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北京市教育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出业余英语广播讲座，推动了重视外语学习的浪潮。接着，国务院科教组就提高大中小学教材质量的问题，在北京召开了教材工作座谈会，准备出版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以推动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同时，职工业余教育也有所发展。各有关单位还开始创办学术杂志，以推动基础理论的尽快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交流。一九七二年，还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

到了一九七三年，中国的情况更加稳定。文化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大学招生中，文化考试成了必不可缺的一个项目。国民经济也开始全面好转：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一九七〇年大膨胀，七二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方针要写清楚。”同时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允许少数重体力劳动搞计件工资，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的不正之风。提出了整顿国民经济的必要措施：一、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强调要加强农业、轻工业的生产，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努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二、整顿产品质量，强调必须提高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认识；三、强调农业生产中在抓好粮食的前提下，坚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并着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左”的政策。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四、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健全规章制度，提出要重视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都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七三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八点四；粮食比一九七二年增产四百亿斤，增长百分之十点二，棉花增产一千一百万担，増长百分之三十点八；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点八。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年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七二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三；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超过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的速度；每亿元工业总产值消耗的煤炭、木材、烧碱和纯碱，每亿元基建投资消耗的钢材、木材和水泥，都比前两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不少工业产品质量严重下降情况有所转变。财政收入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六。一九七三年，大学招生人数为十五万。如果按照周恩来的计划搞下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会较快地得到弥补。

反对所谓“右倾回潮”

眼睁睁望着中国权力最高宝座的江青一伙，把周恩来为中国繁荣富强所做的艰苦努力，全部看作是与他们的权力之争，因此，在周恩来主持整顿工作开始后不久，江青、张春桥等人借口反对所谓“右倾回潮”，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江青一伙却有意扣压病情，以延误治疗时机。江青还故意硬要把负责为周恩来治病的某些医护人员调到她那里去为她“保健”，用以干扰对周恩来的诊断治疗。

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周培源文章的发表，.则是一场表面平静，但实质尖锐的斗争。一九七二年春，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应《人民0报》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准备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专题讨论专栏上发表。张春桥、姚文元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阴谋策划，以期将文章扼杀在摇篮里。一九七二年七月，文章写好后，张春桥一帮人果真开始行动了。最先是张春桥通知《人民日报》记者带着文章的小样到天津和上海的一些大学去“听听意见”。记者来到就文章一事张春桥事先布置过的复旦大学开座谈会，会上众口一矢都是复述张春桥的“意见”，张春桥那帮子中的一个人物还宣称：如果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就组织文章公开反驳”。为此，文章的发表一拖再拖。到了八月十五日，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要员两条“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人民日报〉社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仍然认为文章可以发表，于是，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牧场？”并下令将文章转给光明日报社。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2后不久，张巻桥便说s“现在宥人拿著名物理学家来压我们，我们也可以用物理学家压他们”，姚文元更是添油加醋地说：“那些口口声声要研究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向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张春桥、姚文元还指使上海派人去北京大学秘密凋查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探听：“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张春桥又给上海一家报纸下了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么多硬，就是要批！”上海的张氏伙计们更是狗仗人势，说什么“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哲学”，“我们现在给一些叫嚷基础的搞昏了”，“周培源算个啥？他后面有人”，……。《文汇报》立即拉人炮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文。张春桥一伙还打着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宣传自然辩证法和介绍科技战线所谓新生事物的幌子，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红旗》杂志专门辟了“科学史研究”专栏，上海则是不仅登报、编书，复旦大学还编演了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对周培源的文章的基本观点进行大围剿。其用意当然是

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则被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为“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同意了中联部、外交部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请示报告，张春桥便有意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7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附合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公然与周恩来的正确判断对抗。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这样把批判“右倾回潮”和批判林彪的“极右”硬联在一起，为他们以后“批林批孔”，攻击、诬陷周恩来总理作准备。

江青一伙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地位，亲自出马，八方活动，结党营私，有意与周恩来整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教科技工作唱对台戏。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一次团代会筹备会议上，张春桥煽动青年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

张春桥针对企业管理问题，在上海的一个小会上说：“搞好企业管理，总要讲领导权”。同时，他与姚文元配合，反复强调：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相互关系，并在“三讲”上大作文章，以致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和《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扼杀在摇篮里了。

王洪文的“长处”是会煽动派性，会造反，于是到处挑动群众，分裂群众，破坏正常生产。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新疆七一棉纺广二分厂对干部、工人代表说：“我要是工人，我也不上班，因为复辟资本主义嘛！”〈j〉；

江青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利用非常手段夺4最高权力。一九七二年，她在广州专门借阅《康熙传》、《清宫历史演义》、《民国通俗演义》、《智囊》等类书籍，搜罗“政变经”。同时，还进口了龙数相当可观的一批批描写政变、凶杀的影片。

，    网罗、培植亲信

一九七二年，江青的三个文艺界亲信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胶东的海防前线和重要军事基地活动，探察我军装备和设施。为此，济南部队对他们的非常活动作了报告。一九七二年底，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大发淫威，说什么，“武器是工农兵制造的，演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人为什么不能看？要打破这个框框”。并要把济南部队的报告从总参调去，还声称，要在总参和中央军委追查“总根子”。张春桥乘势强令某部写“详细的材料”，并调去中央军委一些领导人所批示的原件。共同用高压手段排斥异己，为他们一伙更大范围内的阴谋活动铺路垫石。

江青一伙必定还要利用毛泽东的力量。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我们不清楚毛泽东讲这段话的全部背景，不过其中很可能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对于毛泽东的影响。即使没有影响，这种话也正中江青一伙的下怀，于是就周恩来批“左”，他们大作文章，并为反对周恩来推行的“整顿”政策大造舆论，大肆进行攻击。

就在毛泽东这一讲话的前后，姚文元布置他的写作班子“罗思鼎”写作《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企图用写吕不韦影射周恩来。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则有意安排编发了中山大学哲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文，来影射现实。

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又一次宣传了毛泽东讲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把批判林彪为中心的批修整风运动说成“首先是批修”，也就是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即，批判极右。

江青一伙还利用公布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给江青的书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一方面宣扬毛泽东的“预见性”，预见了林彪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利用江青对书信内容的解释，大大宣传江青，宣传江青与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特殊关系，为江青掌握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同时，江青一伙抓住“反右”这根救命草，对他们看准的心腹亲信和他们认为有“造反”精神的冒尖人物，大力支持，大力培植，以作为攻打对方的炮弹。

就在一九七三年发表元旦社论的这一天，江青利用接见各省文教书记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的机会，再次强调：“文化组办公室，对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三人，只有支持的义务，没有反对的权力”。不久，张春桥就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三人的胶东之行又指令某部写了三次检查报告。因此，三人当之感激涕零，竭力为主子效劳。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f一九五七年反右运478

动中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爱人是炊事员，家庭经济比较拮据。“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象李庆霖这样人家的子女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可走，因此，李庆霖的子女均到了福建最贫穷的山区插队。山区的生活本来就艰苦，插队的知识青年由于不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收入微薄，生活更是艰难，以致很少受到父母接济的李庆霖子女，一年劳动到头，连理发的钱都凑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于一九七三年上书毛泽东，比较如实地反映了知识青年的情况和自己的经济处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李庆霖的书信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亲0复信李庆霖，把李庆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并馈赠人民币三百元，用以表示对李庆霖敢于如实反映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的嘉奖。同时，将毛泽东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供大家学习。从此，李庆霖成了为一般群众所佩服的能够反映民意的英雄。江青一伙从李庆霖身上看到了他们可以利用的特点，开始用宣传机器不切实际地对他进行宣传。李庆霖被吹得飘飘然。他在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谈反潮流〉的文章，俨然以“反潮流”大帅的口吻论述了毛泽东所说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扬名千古，流芳百世”。他思想深处的劣根性与江青一伙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之间互相利闹，以达到其各自的目的。而在客观上，李庆霖则成了江青•一伙利用反潮流来反对“极右”，反对周恩来的可卑的走卒。

朱克家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他曾经放弃过去条件较好的傣族的坝子生产队，而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居住的山寨当小学教员。

为了过语言关，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爱尼语，他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剪裁、缝纫。这样，山寨可以用拖拉机耕田及带动碾米机代替传统的繁重的春米劳动，并帮助社员缝补衣服。在知识青年开始有人回城进工厂、上大学时，公社党委曾推荐他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这一机会，继续留在爱尼族山寨。当朱克家的材料作为知识青年的典型汇报上去时，姚文元看到了，立即命题《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授意他所控制的报纸、杂志，派人去云南代朱克家执笔，并发表在一九七三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有的报纸还组织发表了通讯、社论、谈话纪要、读后感……大肆吹嘘朱克家。姚文元拉拢朱克家的目的，并不在于表彰朱克家，而是为了壮大江青一伙的社会势力。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一九七〇年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后，便一心一意想上大学，并想以此作为出路，改变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便心里有气。早已与江青一伙紧紧勾在一起的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的实权人物毛远新为此立即从辽宁上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并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毛远新返回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480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恰在这时，张铁生通过公社的文化考查，有幸被推荐参加兴城考区的文化考试。张铁生为此借书复习功课，临阵磨枪。兴城考区是开卷考试，考题不偏不怪。但是，在六月二十八日下午语文考试考《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时，张铁生只得了三十八分，二十九日上午的数学考试，得了六十一分。下午的理化考试，只答了化学部分第一题的三分之二，共六道小题，只得六分。张铁生面对着理化考试的考卷，想到“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录取无望。他想到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给领导写的乞求上大学的信或许起过作用，便在答理化题时3将准备好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抄录在答卷背面。考试结束后，张铁生跑到县公安局找熟人“挖门子”；到他原来的老师、县教育局局长那里，请求“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七月十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令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他可找到了一块打人的“石头”了。^远新得到信，立即决定要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所谓“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张铁生信中，骂推荐出来的其它工农兵青年是“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为个人努力的大学迷”，标榜自己“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而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有人担心信中有打击别人，吹嘘自己，表露了张铁生是“大学迷”的地方时，毛远新果断地说，“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并亲自为文章乔装打扮，把信中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及最后一段话，“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删掉。“编者按”中说什么，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间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七月十九日，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采，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第的张铁生，经江青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人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

翁森鹤是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造反的一派头头，当过厂革委会副主任，有不少打砸抢等劣迹。江青一伙却认为他“有才干，要培养”。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张春桥就向浙江省委领导人说，翁森鹤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工人起来造反最早的，要看见这个历史。一九七三年，王洪文窜到杭州，两次找翁森鹤谈话，说什么，“要翻身靠自己去斗”，“要顶住十二级台风”    ，还支持翁森鹤一类人

于一九七三年十月，炮制了一个《学习上海市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情况汇报》的文件，提出接班人要以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造反早晚为条件，警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积极的人”。本来就和江青一伙一路人的翁森鹤，在主子支持下几落几起，几经摔打，成了死心塌地的走卒。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一九七三年九月，因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在家长的催浞下，于十月二十一日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日报》的内部刊物上，原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科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名扬全国的迟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秘书，后来死心踏地跟着江青的谢静宜看到后，把黄帅看成反潮流的典型，抬出来大加吹捧。迟群、谢静宜还亲自接见黄帅，并对她说：我代表国务院，代表八亿人民支持你。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由《北京日报》选编的日记摘抄。“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师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等等。

《人民日报》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转载了它，并另加了“编者按语”，说什么“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也为之广泛宣传。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认真学习。黄帅成了还处在迷顿时期的小学生反潮流的榜样，许多人纷纷写信给她，表示对她的支持和要向她学习的决心，而反对黄帅这种反潮流做法的人却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一时间，中、小学教育又陷入极度的混乱中，反对“五分加绵羊”成了最时髦的口号。江青一伙却为他们在中小学界赢得了“群众基础”而喜在眉梢，他们就是要利用无知的青少年为他们倒行逆施的所做所为拍手喝采。

毛泽东提出“批孔”

江青一伙利用“反右”，策划着更大的阴谋。

江青等人不断利用与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去影响他。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七月四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又就批孔问题谈到：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不久，又传出这样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粃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

并说是毛泽东所书。这些，给了江青一伙在舆论宣传上的可乘之机。早就在各地组织写作班子，企图利用手中把持的宣传大权为其一伙的篡权阴谋活动大造舆论的姚文元，在炮制文章方面又多了“孔”和“法”这两样法宝，并肆无忌惮地准备在这方面也大作文章。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八月十三日又登载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一文，文章迎合了江青一伙的这种需要。迟群、谢静宜则利用毛泽东想要知道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类似的语言的机会，在江青具体、直接指导下，在林彪居所毛家湾，翻查了林彪留下来的大量卡片，着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的弹药。

江青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的加强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一九七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召开“十大”的整个过程中，江青一伙人四处活动，竭力耍把他们培植的亲信“扶”上去。张春桥便曾多次指定浙江省委把翁森鹤安排为“十大”代表，王洪文曾对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启龙说：浙江选工人代表，要把翁森鹤选上，“要照顾历史，即使工作难做一些，也要尽力争取选上。”在‘十大’召开前夕，在江青一伙授意下，把朱克家匆匆忙忙地拉入了党内；在筹备选举“十大”代表时，张春桥、姚文元硬要云南省委把朱克家“选”成“十大”代表。张春桥、王洪文对上海基地，就更精心了。王洪文多次密电在上海的党羽金袓敏，要他寻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说什么，，“现在我睡不着觉，也不能iJL你金祖敏睡觉，你必须连夜给我找出人来”。金祖敏找到王洪文的心腹密谋，指示把连“十大”代表也不是的祝家耀、周宏宝、汪湘君、张国权、陈佩珍五人塞进上海参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里，这五个人中，除了陈佩珍以外，都为王洪文所熟悉、信任。

第十次党代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洽报告。这一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不过是作了宣读。这一报告指出，“九大”政治报告是在与林彪、陈伯达进行了坚决斗争，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对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组成的阴谋集团，作了“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形象比喻。叙述了党中央对林彪一伙的认识过程。引用了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这两段话，说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因此，错误地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修改后的党章，把“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但仍然重串：“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同时，强调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要“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就为江青一伙培植安插亲信，找到了根据。

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过程中，江青一伙就是按照“接班人”的标准来精心挑选同伙的。丁盛、马天水、于会泳、王秀珍、刘湘屏、李素文、吴桂贤、金祖敏、徐景贤、谢静宜、祝家耀、周宏宝等与江青一伙有不一般关系的人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在酝酿候补委员名单时，江青一伙硬要把朱克家塞进去，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江青一伙则指责道：“贬低新生力量”，“看不起新生力量”……硬是把朱克家“选”成候补委员。王洪文挑选出来的张国权、汪湘君、陈佩珍等人，也被安排为候补委员。

这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里，江青一伙有了

一定的人事基础。在八月三十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江青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一伙有了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的条件了。

“影射史学”

通过“十大”，江青一伙在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力量增强了，权力扩大了。他们为篡夺最高领导权重又开始大造舆论，影射、攻击、中伤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刊载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文章从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拉扯到“周礼v，又从“周礼”扯到相传制礼的周公是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含沙射影地指向周恩来。

由姚文元授意，署名石仑写的《论尊儒反法》刊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上海出舨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文章一开始便对儒法斗争作了一种全新的介绍：“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暗示了这场斗〉争的不寻常的意义。在批判孔子时，说“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在赞扬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说“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家”，使“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不仅影射周恩来，还影射一大批被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迸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由江青一伙组织的写作班子，如：由江青通过迟群、谢静宜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和江青在文化部的写作班子等，以梁效、桕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军、史军、闻军、哲军、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靳戈、史尚辉、史锋、石一歌、丁学富、唐晓文、幸风、范秀文、史建文、江天等数十个笔名，在“儒”和“法”上作起了离奇古怪的文章，在他们几乎全部占领的一切宣传阵地上大肆兜售。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占据了《北京日报》第二版整个版面；九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登载了署名“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署名施丁的长文《“焚书坑儒”辩》，《北京日报》同日也登载了41：京师范大学署名“轻矢”的文章《焚书坑儒是对反动派

的革命专政》；

十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转载了刊于《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文章《论尊儒反法》；《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则刊登了姚文元亲自布置写作的重点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起草了八个月，姚文元总不满意，于是，面授机宜，要求突出批吕不

韦的“要害”，说“吕不韦是折衷主义，要批折衷主义”。根据姚文元的指示，文章着意泼墨大书吕不韦，说“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当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而“吕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

“他依靠政治投机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文章发表后，江青拍案叫绝：“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借以影射周恩来。姚文元也得意地道：“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即《论尊儒反法》）进了一步。”当然.也是指以吕不韦影射周恩来的内容的增加和声调的提高。至于文章用大量篇幅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辩解，说这0并不是秦始皇天性的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

“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我们不能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倒行逆施”做法的一种隐晦的诡辩。

不久，在姚文元策划下，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在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学习与批判》上刊出了，文中借批霍光影射周恩来，把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党为国奋力工作的干部比作“贤良”、“文学”，含沙射影地说：“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思想代表”，“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还借骂丞相田千秋的机会说，“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

宫潦”，“他善于摆乎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对周恩来进行恶意中伤。

批判“尊儒反法”实际上把“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了。全国的报刊杂志借批“孔孟之道”对周恩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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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织反对周恩来的包围圈

此时的周恩来，早已得知自己患有癌症，而且病情在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毫升，常感身体疲乏。面对敌手，他想到的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到的是九亿中国人民。为了稳住整个中国的局势，他忍辱负重，公而忘私，有时只能靠输血坚持工作。然而，江青一伙对周恩来，却绝不心软。他们利用张铁生、黄帅等“典型”，在教育战线上大作文章，从另一个方向不停顿地向周恩来进攻。

张铁生《答卷》一文出笼后不久，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看到一个材料后面附有一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学员，在离校前夕，对前来了解党委领导班子情况的市革委会文教组两个人的《谈话记录》，谈的主要是毕业鉴定后的一些想法和面对分配的思想斗争，根本没有涉及“答卷”问题，而他们却认为抓住了问题。为此，他们精心删改了《谈话记录》，使之面目全非，搞成了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典型材料，并派人带着见报稿的小样乘飞机去东北，要那个已分配工作的学员签名同意。他们以此为引线，将讨论扩展到全上海市，说什么《谈话纪录》“提出来的问题”，“不仅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它火学也适用；不仅对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仅对教育

战线适用，对其它如文艺、出版、新闻、体寳、卫生等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普遍意义”。并召开区、县负责人会议，说什么“工厂也可以参加讨论”。还口口声声说，“要把文章作得大一点儿v，“面要铺得开一点”，并亲自改写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为此写的编者按语，经张春桥审定批准，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同时，将《谈话i己录》与批周培源的文章联在一起，用他们的话说，“这次就是借贵方一块宝地，一个同志的谈话，把资产阶级势力再扫一扫。”于是，就《谈话S录》，在上海报刊上讨论了三个多月，发表文章三十组，共一百七十篇。

张铁生在东北自认为是教育革命的闯将，尾巴愈翘愈高，他咬牙切齿地痛恨“考试”。这种否定“考试”的情绪，在社会上传布开来，引发了一场考教授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市作了一次“尝试”。这一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在清华大学出题，下午五时，北京市集合了二十辆小轿车，带着考卷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教授。当时，召集各校教授说是开座谈会。到时候，他们那伙人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们考试。拿到考卷后，有一部分教授以拒答表示抗议。结果，参加考试的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及格的仅五十三名，二百名交了白卷，还有两所学校全部是零分。几乎同时，上海、天津等地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了教授，结果当然与北京相仿。本来，不同专业的教授、副教授拉在一起考同一专业的试题就是无稽之谈，他们却全然不顾及这点，看不到教授们各自学科特长，而在“考分”上大作文章；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大加渲染，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它考试的必要性。一段时间里，将“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这种批判当然要渉及教师。由黄帅兴起的反对“师道尊严”则成了批判教师的理论根据。而继黄帅之后，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在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在卷子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玉勤被校方批评后，投河自尽。这一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作了广泛的宣扬。这一事件更给“考试”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具体表现”增添了骇人听闻的“证据”。

年幼无知的学生是需要有人引导的，一旦有人挑唆着要他们折腾，那能量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右倾回潮”这些“革命口号”下，一九七四年初，中学生几乎象“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的学生一样，重又造起反来。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玻璃窗上的玻璃几乎被砸得精光，教室里的桌掎板凳也被砸坏不少，搅得老师无法授课，搅得学校不得安宁。江青一伙的人却说，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确实，这一切，在江青一伙看来，是对周恩来整顿教育的最好回击，更是他们网织的对周恩来的包围圈的一种加固形式，他们当然赞赏。

不过，江青由于心怀鬼胎，感到自己的前途也是不可测的。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去见毛泽东，提出要一笔钱时，毛泽东便说过：“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当江青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送来的，毛泽东批给她的三万元存款

时，江青则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当然，江青想的更多的是他们一伙夺取最高权力的胜利和自Q在女皇宝座上的皇威，为此，他们只能沿着走向灭亡的轨道向前行。

第七章“批林批孔批周公”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到了一九七四年，对于江青一伙，可以说是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后，已经完全复苏了。他们妄图以“批林批孔”为借口，彻底打垮深受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强调“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

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恰在此时，江青从一个军报的内参上看到，河南省驻军的一个防化连批孔批不下去的情况，便，委托谢静宜、迟群带着她的亲笔信和《林彪与孔孟之道》（材

料之一）亲自给防化连送去，以便鼓起基层部队对批林批孔的兴趣。

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了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煽动军队参与批林批孔运动。

一月二十五日，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事先向迟群、谢静宜口授了他们的讲话内容，还要姚文元在会上多讲一些话。这一天，正是春节正月初三，在没有预先通¥周恩来的情况下，让周恩来参加会议。周恩来摸不清大会的意图，但他透过对他突然袭击的做法本身，觉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从容、镇定地应付大会，听着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对他的影射辱骂。当周恩来征询会议主持人意见宣布散会时，迟群、谢静宜之流突然跳出来大放厥词。他们借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钟志民违抗父母安排，要求退学、退伍一事，大批“走后门”，企图“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

会后，江青哈哈大笑道：“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她还大言不惭地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并不断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妄图煽动军队做她的后盾。迟群、谢静宜更是得意忘形，以“批林批孔”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他们将“批林批孔”的文章汇编成册，大量发行，并要求大家学习。同时，组织学习江青给防化连写的信和有关典型材料，并称之为，这“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

‘十大'推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它“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接着，在江青一伙的指挥下，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宣称：“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在谈到“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问题时，短评说：“因为林彪……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它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告：“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指出，“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王洪文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辽宁的毛远新也曾多次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并宣称，“这次批孔老二，下次批孔老三”，还说，“现在有的同志讲起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眉飞色舞，讲起社会主义革命愁眉苦脸，……”安徽省还出现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来的大标语。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

作过这样一个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表示了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支持。毛泽东说了“走后门”的不见得都是坏人，虽然遏制了江青一伙借批“走后门”整老干部的企图，却为由“文化大革命”兴起的“走后门”之风开了绿灯。从上述的整个背景看，批林批孔的矛头所向在江青一伙人看来，已经是最明确不过的了。为此，他们不仅插手军队，而且有意制造各种事端，来整周恩来。

'    〜“蜗牛事件”

为了发展我国的彩电工业，一九七三年，四机部向中央建议，从国外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中央批液了这个建议，当然其中也包括江青一伙的意见。年底，四机部派人赴美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礼品作为纪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的许文彬便写信给江青，诬告赴美彩色显支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国康宁公司玻璃蜗牛礼品一事。二月十日清晨，江青突然乘车到四机部找许文彬，并给他写了一封怡，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什么，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在四机部，她还狂叫道：“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还信口开河地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企图制造国际事件，给周恩来施加压力0为此，周恩来当即指示外事部门查清事情真相。经调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送蜗牛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江青后来又悄悄地把她拿去的那只玻璃蜗牛退了回去，把给许文彬的原信要了回去。然而，江青亲自去四机部制造的蜗牛事件已在群众中散布开来，它在事实上仍起了给周恩来施加压力的作用。

“军队要放火烧荒”

张扬了一阵子的蜗牛事件，江青悄悄地退兵了，不过，这并没有动摇她以批林批孔为名，整倒周恩来的决心。她要变本加厉。

首先，江青•一伙把军队作为突破口，企图把军队搞乱，从中夺得一些军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就大叫：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三月五日，江青、张春桥开始行动了，他们召集于会泳及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张口就拿军队幵刀，说什么：“今天我斗胆，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陈其通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听听八一吧，八一造孽了5军阀管你们。”“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亚丁去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今天把你找来，把他们两位找来，准备他们骂娘，他们骂，我也可以骂，动员起群众来，同他们作斗争，说这个那个是林的黑手，其实是他们自己。”此时，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一九七三年九月，在南京观看一次部队文艺演出，并接见各单位领队时，自己有意挤在两位党的副主席前

面，想突出自己，谁知，部队负责人在向大家介绍中央领导人时，却偏偏没有在介绍副主席之前介绍她，而是把她跳过去而遭冷落的尴尬境地，破口骂道：“这个人怎么那么对我有刻骨仇恨”，“不是个好人”，并辱骂军队各级领导“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叫嚷，“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

三月六日下午，王洪文在听取总参谋部汇报时，则说：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揭总政领导的问题。还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有困难，但不是那么大。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幵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三月十五日，王洪文又诬蔑叶剑英兼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维持会”，说什么，“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妄图从军队方面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

插手国家体委和科学院的运动

、•

*、

为了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国家体委的主要负责人王猛是周恩来提名的，《体育报》也是周恩来亲自批准复刊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周恩来于三月五日就体委如何开展运动作了指示。世界乒坛三连冠军庄则栋为了讨好江青，立即把周恩来的指示密告江青。江青指示：总理以后有什么指示，都要“记下来”，“告诉我们”0三月七日，江青又找庄则栋授意道：“他们有他们的人马，你也要组织你的人马”，“核心小组要分化出几个，不能他方势力大，和老将谈谈，站到我们一边，能争取多少，500争取多少，争取中立也好”……。同时，江青恶意攻击王猛：

“一点也不懂得体育”，诬蔑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林彪余党”、“法西斯”，并说什么，“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还攻击《体育报》，^要轰它停刊，妄图从体育界以攻击王猛来反对周恩来。

江青还插手其它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三月十日，她以个人名义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材料研究室写复信，内容如下：“你们三月七日的来信收到了。我非常高兴，祝愿你们获得更佳的成绩！党、人民期望着你们！我将你们的信送中央负责同志传阅，我想你们会得到中央的支持。我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

“黑画”展览

一九七四年三月，周恩来病情有反复，三月十一日又住院检查。三月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刚出院，江青就要他十七日去看所谓的“黑画”展览。

江青一伙所指的“黑画”是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而这个工作正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并亲自抓的。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这些，江青一伙不仅知道，而且也表示过赞同。在上海，当时有关部门集中了一批国画作者，突击创作了二千余幅宾馆布置画，上海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逐

輻审查通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还满口称赞“不错”。

待到江青一伙想把“画”作为“箭”去射击周恩来时，他们便不遗余力地要把“画”与“批林批孔”连在一起。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秉呈主子的旨意，钻进北京饭店，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逐幅观看布置画，边看边骂：f“这是克己复礼！”“这是翻案复辟！”“文艺黑线又回潮了！”……还含沙射影地叫嚷：“是谁开的绿灯？必须坚决反击！”姚文元则抓住一本经外贸部审查同意的《中国画》大作文章，说这是“道道地地的克己复礼”。张春桥抓住外贸部门出版的年历，挖苦道：“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工农兵越远越好！”王洪文跟着叫嚣道：“什么中央精神？！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中央精神！”

主子令旗一挥，奴才快马加鞭。在北京，文化部的几个负责人就“黑画”又是组织写文章，又是忙着作批示。说什么“这股翻案风有吹喇叭、拾轿子的，后面还有支持撑腰的！”“有的人就是打着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的旗号，搞了这么一批不三不四的东西”。并气势汹汹地责问：“这是一条什么外交路线？！”“有人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什么话？！

这是奴才思想！”根据江青指示，文化部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布置画收集起来，举办了一个所谓的“坏画展览”，在画展的前言里有意写了“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并组织数万人参观批判。江青邀周恩来三月十七日参观画展，用心昭然若揭。

在北京点着火后，文化部又于二月下旬派人手持所谓“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纪叕”窜到上海进行串联。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市革委会某负责人在上海美术馆的一次座谈会上，点名批判

《中国画》和地方省市的某些美术作品，叫喊“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要迸行反击！”并当场拍着胸脯向文化部派来的人表示：“我是同你们站在一起的，一起战斗！”接着，上海开始大批“黑画”。三月六日，上海拋出了批判《中国画》的“批示”：“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革命的同志们要充分警惕，决不让外贸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复礼，决不让美术工作中的文艺黑线复辟。”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为“重磅炮弹”同时以通栏标题拋出一篇题为《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的长文。接着，上海市革委会又批示两报：“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标《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界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发表的文章相衔接”。果然，批判的调子越升越高，从《中国画》出发，提出“对外出口工艺品，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呢？”说什么，“在外汇面前，我们的某些同志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题为《中国画》，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并在上海筹办了“黑画展”。

同时，江青一伙以批“黑画”为名，横扫全国很多省市。《中国画》里一幅题为《迎春》的画是江苏省南京艺术学院一位教授的作品，画面上是一只象征迎春的公鸡，江青一伙就在公鸡上大作文章，说什么“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显然，他们的目的正如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揪后台”0

江青一伙利用“黑画”“放火烧荒”，形成了对周恩来的

巨大的包围圈。他们所以不顾周恩来虚弱的身体，要他参观画展，不过是妄图从精神和体力上摧毁周恩来的一种计策。

批判“宰相儒”

江青一伙耍阴谋、玩伎俩，有意制造各种事端，从政界、军界、科技文教界以及体育界对周恩来施加压力的同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自操纵下，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和宣传阵地对周恩来进行大围剿：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中说，“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把孔子写作“宰相儒”。从此，江青一伙便开始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来。他们布置“梁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之一）写《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两篇文章。直接控制“梁效”的迟群和谢静宜秉承江青旨意，反复对写作班子强调，写《孔丘其人》要有“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9写孔丘要“虚构，不要太实；挂林彪，不仅仅是林彪。”要在“其人”上把文章作足，画好某一个人的像。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八易其稿，同时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和《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孔子被描绘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滑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从〈乡党〉篇看

孔老二》一文发表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的《北京日报》上，一九七四年第六期《教育革命通讯》杂志转载了它。文章用“画象”的手法，有意在孔子髟象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

“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和《孔丘其人》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评〈吕氏春秋〉》是继一九七三年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以吕不韦这个“宰相儒”影射攻击周恩来的又一篇黑文。姚文元在布置罗思鼎写这篇文章时，便指出，“这是一篇政治文章”，重点是批“折衷主义”。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姚文元又就这篇文章的写作问题提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衷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三月五日，姚文元在催促这篇文章快些脱稿时，又强调，“不写为学术性的”。定稿前，姚文元对文章亲自作了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审阅”定稿。文章的结束部分，充分表现了它的政洽性，文中说：“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表现出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远而后快”。文

章诅咒“鼓吹折衷主义，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分裂，这不仅是奴隶主阶级在覆灭前夕的表现，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

修辞“立其伪”

此间，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报刊杂志登载的“批林批孔”文章无以枚数，以至将不明真相的各类人物弄得迷离恍惚。在这种背景下，一代文豪郭沫若也不得不将“批林批孔”运动比作“春雷”写诗表态：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永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a穷隅。

岂甘樗栋悲绳墨，顾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趋。•

呈毛主席

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包括对孔子思想很有研究。由于他饱尝了“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常做法的苦果，为了避免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批林运动转而成为批孔运动的一开始，便盲从着“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的方向，写了两篇批孔批尊孔的文章，并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由于毛泽东对这两篇文章的赞同，它们先后在《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用同一个编者按语发表了。冯友兰从此不仅成了迟群、谢静宜重视的专家学者，还得到了江青的特殊关照。他参加了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天津之行的行列，参加了之后不久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成了江青一伙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至关重要的学术顾问，也成了风靡一时的人物。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教授回顾了“我在‘文革’中所走的弯路”这段历史，他本着“修辞立其诚”的做人准绳说•“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自己的见解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了。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别人的意见，以改其错误，补其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冯友兰教授的这段话是他对人生道路中一段特殊时期的内心剖析，他的话真实而又诚恳。我们应当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正直的中国人正是为了避免一时的精神或皮肉之苦，而放弃了“立其诚”这一为人的基本原则。由于“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和人们普遍存在的这种特殊心理状态，造成了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的个人野心酿成了全国性的巨大灾难。

“儒法斗争”和“揪现代大儒”

只有江青一伙目标明确，他们的矛头始终是对着周恩来

的。

从一九七四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便有波动。他面对着江青一伙的恶毒攻击，肆意诽谤，面对着巳经延误了治疗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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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扩散，为祖国，为人民仍奋不顾身地努力工作，以减少由于江青一伙干扰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住院动手术期间，他除去住院检查和病体实难支撑外，工作的日子共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一次。例如，二月九日工作了二十小时，十日起床后，一直工作到十二日凌晨四时三刻；三月六日，他办了十二小时的公后，体力实在支持不住，躺在床上又批看文件九个半小时；五月六日，连续工作了十八小財，刚睡四十分钾，就被叫醒赴钓鱼台，之后，只休息了三个多小时，就一直工作到八日凌趋四时半。其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五日，四次发生缺氣状况。在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周恩来才同意于六月一日入院作手术。

眼看着周恩来病情逐渐恶化，江青一伙反对周恩来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了。他们把批“现代大儒”和对吕后、武则天等所谓“法家人物”的宣传，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舆论准备。

六月十二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御甩写作班子成员时大谈，“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当有人问到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算不算法家时，江青有意不正面回答，却说：“蒋介石是不是资产阶级？但他就是一个大儒。”当有人谈到“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近代”时，江青却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这观点准备挨批判。为什么要批秫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

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

六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会上，再次狂叫揪“现代大儒”。说什么，“现在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陈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并鼓吹，“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会后，江青、姚文元特别留F迟群等人开小会，再次强调要写“现代的儒”，说什么^“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矛头直对周恩来。

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的社论，便按照江青的调子鼓吹：“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把“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口号公开化了。    •

江青的天津之行    -

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江青得悉天津编写了《儒法斗争史讲稿》，为了进一步宣传上述“理论”，江青带着“梁效”及迟群、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一大批人马到天津。六月十九日晚七时半至次日凌晨，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组织各方面的人宣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也在会上大放厥词。江青说：

“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一颗氢弹”，接着，江青又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工人同志们进行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接着，她俨然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大讲“儒法斗争史”，具体谈了从先秦到明清的许多历史人物，还说什么，“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强调要“很好地看一下”姚文元授意精心炮制的那篇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和《读〈盐铁论〉》等文章，并以批刘少奇，林彪尊儒反法影射周恩来等人，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为了标榜自己是法家的“女中豪杰”，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护，江青还聒不知耻地在公众面前大讲，“女人，……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在以批林批孔大打出手的前提下，为自己成为吕后、武则天式的人物，在舆论宣传上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之后，行动也更加大胆了。

不久，在一次谈话中，江青指示谢静宜看《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外国记者对出现在北京市委门U大字报内容的分析，说中国党分两派，一派是周恩来代表的一湄和派”，一派是江青代表的“激进派”。前一段“温和派”得势，现在批林批孔，“激进派”又起来了U

六月二十三日，江青窜到天津市宝坻县的小靳庄，逢人便讲，“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小靳庄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接待她时，她问周叫什么名字后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哪”，“你叫周克周吧，克制周礼嘛”，“咱们用这个周，克他那个周”。随后，又借打乒乓球的机会，故意说：“周总理是我手下的败将”。她还利用一切机会标榜自己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标榜自己在树立样板戏工作中的功劳，并要把小靳由作为她的“点”P准备经常光顾，以显示她似乎即将“登基”的威风。

当代吕后、武则天之梦

为了江青的“登基”，她那-伙人早就在着实地狠下功夫

了。

他们自诩为“法家”，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大肆宣扬“法家”，为江青掌握最高权力制造舆论。五月二十日出眨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五期，刊登了罗思鼎写的文章《读韩非〈五蠹〉篇》，吹捧法家韩非“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路线，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反动思想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提出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纲领”，“注意到了堡垒是极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特别是那些钻进了政府机构的孔学信徒”。    ，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登载梁效写的《论商鞅》，文章开头点出“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

杰出代表。”而“在当时这样一个‘天下大乱’的形势下，社会向何处去？人们向何处去？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都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只有法家才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而商鞅在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迸步”，“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中间，商鞅是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借古喻己。

江青六月十二日、六月十四日两次讲话之后，报刊上对法家人物的宣传更加起劲了。六月十五日，《北京日报》首先开辟r法家人物介绍专栏，介绍了先秦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江青看后立即批示：“这篇文章基本是好的。虽有遗漏和某些缺点，问题不大，请《人民日报》马上转载一下，以利于广大群众对法家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论点的了解，对批林批孔是有益的。”当时负责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把它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了转载。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把从秦始皇至西汉时代的法家人物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江青一直把自己比作吕后，为此，在刘邦这一条目中，硬塞进了按江青调子吹捧吕后的内容：“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根据江青讲的，“吕后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吕后要作单独一条突出宣扬一下”，第二天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上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专门为吕后列了一个条目，说吕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采取果断措施，杀了韩信”，“有力地捍卫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刘邦死后，惠帝懦

弱，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拿权。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天津知道江青更愿将自己比作武则天，六月二十七日，《天津日报》在《历史上法家人物和迸步思想家简介》中，介绍吕后说，她是“一个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对促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还专门介绍了武则天，说“因李治昏庸无能，武则天便参与朝政，亲掌政权”，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胜过高宗十倍，中宗万倍”，

“她自己也说过她‘不爱身而爱百姓W，“武则天严法执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拥护”，“由于她打击了大地主，因而也在某些方面起了保护人民利益的作用”，“武则天在执政时还表现出一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武则天推行了‘法治路线她把那些反动腐朽的代表人物罢黜或者镇压掉了，表现了她在政治上的魄力”。    ，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的&动，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已有相当的议论，他们伙同其党羽，借“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干扰破坏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国民经济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了，在这种情况F，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怠呢”。“你也是难改呢。”又批评王、张、江、姚道：“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然之，她代表妃自己。”第一次提出了“四人帮”问题。

然而，毛泽东的话并没有动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

洪文组成的“四人帮”一伙反周篡权的决心，更制止不了江青效仿吕后、武则天梦想当女皇的野心，因此，江青一伙仍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向前滑行。

一九七四年七月至八月，北京召开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会议。姚文元有意要把它开成东汉章帝年间的白虎观会议，把江青比作章帝“称制临决”，为他们一伙的行径大造舆论，把吹捧吕后、武则天的调门再提高八度。此间，由姚文元直接领导的罗思鼎写作组匆匆炮制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发表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八期上。文章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段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归结为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借用刘邦，美化吕后，说什么，“关中在吕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迸行廷没，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作为刘邦的“坚强后盾”，使之“稳操胜券”，“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芏朝的中央集权制”。只是由于毛泽东讲了“四人帮”问题，而把原稿中肉麻吹捧吕后的露骨言词，诸如，“在楚汉相争及巩固汉朝中央集权的斗争中，吕后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政十六年，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群龙无首，使赵高有机可乘。汉朝初年，继刘邦而执政的吕后在刘邦的大臣中有极高的威信，虽然惠帝懦弱无能，但能够以吕后形成坚强的政治核心，稳定局势”，“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否则，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也可能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这些话忍痛删去。在炮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的同时，留在上海的罗思鼎成员还奉命赶写《论吕后》专文，并按照江青的口径向写作组成员传达了三点要求：一、要写“吕后是了解

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生活时间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呂后分不开的”；二、要写“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三、要写“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由于写的太露骨，文章未发表。

上海写吕后，北京则侧重于写武则天。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登载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文章的主人公是“在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过一位女皇帝，这就是：唐朝的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七〇五年）”。她被写成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她所处的时代“反映了代表腐朽、没落的士族大地主集团的反动派与代表庶族地主的革新派之间的斗争”，“武则天正是在这样的斗争风浪中，大步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本人，就是庶族地主集团打击腐朽士族地主集团的一条铁鞭”，“武则天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武则天作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文章的结论是：“她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期《北京大学学报》还发表了署名“清华大学幼儿园工人理论小组”《谈谈对武则天的几点看法》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在我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皇太后执政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皇后，当皇帝在位时，就临朝执政，皇帝死后，又正式做皇帝的，却只有唐朝的武则天一人”，“历史进步的政治思想家，则称赞武则天是‘圣后，、‘明王M。而“武则天所以能够当上皇后，临朝执政，进而正式称帝立朝，正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两派斗争的结果”，“武则天代表了庶族

地主的利益，执行一条革新的法家路线，得到了广大，庶族地主的拥护。据史书记载，当时上书让她当皇帝的就有六万多人'接着，文章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于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武则天就是这样被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时，文章还吹捧武则天道：“正是由于武则天善于发挥暴力专政的作用，她和她所代表的革新派政治集闳，才能执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说什么，“武则天在执政的四、五十年当中，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以反潮流的精S积极推行法家的革新路线”，“武则天用自己的历史，对孔老二‘男尊女卑'‘女子难养’等谬论作了有力的批判，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

“江青裙”与“皇后之玺”

吕后也好，武则天也好，不过是“四人帮”借古喻今，把江青捧为“杰出的女政治家”，应当接“皇帝”的班的一种手法。而江青作皇帝梦却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的一九七四年年初，她令天rf服装设计人员设计并制作了一件兼有唐、宋、元女服特点的“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裙子的下摆一寸一褶，褶褶绣有梅花。江青还对绣花厂说：‘‘只许做此一件，任何人不得再做，”其意当然是皇帝的“龙袍”只能皇帝一人有之意。同时，江青还叫浩亮给她做了三双仿唐“脚踩登云”式千层底鞋，作为“太后鞋”。江青听说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时，曾下令改革过当时的服饰，一九七四年

夏，江青亲自出马，组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有关人员看旧戏、翻古书，要为中国妇女设计“国服”，最后，集唐、宋、元、明各朝贵夫人、小妲，眼式之大成，设计了一种“开襟领连衫裙”，江青带头身体力行，在各种场合穿这种连衫裙，并要毛泽东当时的女秘书张玉凤穿着这种裙子照了像给毛泽东看。那时，演员和出国代表团成员都必须着此服装，同时，要在群众中普遍推广。一般老百姓都嗤之以鼻，在背地里骂这种连衫裙是“离地八寸裙”，“江青裙”，还编了个顺口溜，说它是“上半截儿象男，下半截儿象女；后面看看是尼姑，前面看看是和尚；短不短，长不长，大娘穿了成闺女，闺女穿了变大娘”。

正当江青女皇梦酣之际，有人发表文章，把一九六八年九月，一4^十四岁的孩子，在家乡陝西省咸阳县狼家沟地方拾得的出土文物，一颗重三十三克，高二厘米，上雕蠛虎纽，下座四方形，四侧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存于陕西省博物馆一事公布于众。当时认定这一玉玺是吕后的玉玺。一九七四年八月的一次会议上，江青连声追问吕后玉玺发现情况及其下落，垂涎欲滴地说：“现在在哪里？那是相当重要的”，迫不及待要人“快拿来我看看”，并连忙令人速将玉玺调送北京，供她享用，似乎有了它，自己便成了“吕后”了。

风庆轮事件    一

江青把吕后，武则天尽量与自己拉在一起，以满足她那无法抑制的作女皇的欲念。然而，她非常清楚，在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江青一伙认为，仅借古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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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用批“现代大儒”来攻击周恩来还远远不够，为此，他们有意借风庆轮制造事件，对正在医院住院治疗的周恩来继续进行用心狠毒的诽谤。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我国有数十年制造万吨货轮的历史。解放后，早在五十年代，就制造出了万吨级货轮。为了尽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一九六四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进的决定，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一九七〇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丰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卓有成效的措施。风庆论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一九七四年初，风庆轮完成组装，开始试航。五月四日，风庆轮正式由上海港启航远洋。江青一伙便有意借题发挥，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罗思鼎根据姚文元定的调子，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在《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拋出了署名“景池”的文章《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与此同时，还发表了《评“崇洋有理”》、《乘长风破万里浪——郑州号锦州号访问记》等文，把“洋奴哲学”和“李鸿章之流”联在一起。四月二十七日，上海《朝霞》月刊又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李鸿章出洋》。文章一开头，就以“中堂”二字点明李鸿章的身份是“宰相”。文中不顾李鸿章一八九六年游历欧美，“一无所购”这一历史事实，硬说他出洋是为了“购买舰船军火”，还编造了一段顺口溜：“洋轮，洋船，洋货，见了洋人的东西就象亲老子一样，求呀！拜呀！我真不明&这些官老爷安的什么心。……”指桑骂

槐地对着周恩来。七月十七日，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之后，他们一伙不但不服气，气焰更加嚣张。张春桥、姚文元单独找罗思鼎密谈，要他们为“风庆号回来好好写一个东西”，来证明他们的路线正确。八月十三日，风庆轮已在返航途中，张春桥指示，“要好好宣传，‘风庆，轮是个路线问题，不要光发一条消息。”

九月三十日，风庆轮完成远航任务，胜利抵达吴淞口锚地。“四人帮”及其走卒更加忙碌了。深夜十二点，“四人帮”在上海的走卒，把二十多个记者用交通艇送上风庆轮。第二天，风庆轮到了码头，“四人帮”在上海的走卒全部到码头迎接。为了使对风庆轮的宣传不淹没在国庆宣传之中，姚文元有意将之安排在国庆之后统一进行，使宣传象放排炮一样。

十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并分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文汇报》的题目是《红灯指航向踏平万层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的题目是《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一-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中，，把造船同向外国买船对立起来，影射周恩来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卖国主义路线”，Z‘儒家卖国主义路线”。说什么，“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于造船工业。”并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用以影射攻击周恩米。

江青在看了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作了批语，并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说什么，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g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连连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张春桥则说：“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迸行政治思想教育，……”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借风庆轮事仲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逼迫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当面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争执不下的时候，邓小平表示，要进行调查。

“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的结果是，他们并未占上风。于是，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十月十七日夜，江青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召集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共同密谋，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译东，诬告周恩来和其它领导人。在毛泽东面前，王洪文把周恩来等比作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一伙，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它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还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并有意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爱读书，江青如何

窩明……。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说：有意见缉面谈，这么搞不好。你们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还要王洪文回京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王洪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王、张、江、姚为了达到目的，根本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他们又在十月十八日白天和晚上两次接见经常陪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外交部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要她们就风庆轮问题，利用陪外宾时可以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再次向毛泽东告状。王海容、唐闻生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并将之报告了周恩来。毛泽东则要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作批示。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吕后、武则天之类的历史事实迷住了眼眼，一心投靠江青，因此，继续就风庆轮问题大作文章。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

同时刊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楚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囯主义的斗争》，一篇是署名风庆轮党支部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浬》。文章用“在我们的国家里，对自己国产的东西没有感情，这也不称心，那也不放心，那就连爱国主义也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这样的语言，暗里咒骂周恩来。姚文元还特地为《扬眉吐气三万二千浬》一文写T“编者按”，说什么，“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抵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显然，“四人帮”就是要用风庆轮造成事件作为政治炮弹射击周恩来。

从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有关风庆轮的文章。同时，以新闻、逋讯、评论、诗歌、散文、小说、故事、说唱、电视、电影、报告会、组织上船参观等各种宣传形式大肆进行宣传。他们的目的十分清楚，用上海的一个“四人帮”走卒的话说，就是“不搞掉周总理这个儒家，老的不去掉，新的起不来。”

“四人帮”一伙不断制造事件，想继续借批林批孔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继续搞好批林批孔：》的社论，号召“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为此，他们不仅大量运用影射史学制造舆论，还欲安排文艺团体演出批林批孔的剧目。江青便曾“要中国话剧团排演一个反映工人赶印批林批孔材料的戏”。就全国而言，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批林批孔”的声势越造越大。    …

毛远新的“哈尔套经验”

“四人一伙在辽宁的重要成员毛远新，一九七四年担任了沈阳空军部队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对批林批孔运动也异常积极。他利用在辽宁省把持的大权，将运动扩展到权力所及的一切地方。他利用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始终对着老干部。鞍山钢铁公司是全国、当然更是辽宁省的重要大企业，毛远新一伙借用氧气炼钢的比喻，大搞所谓“吹氧会”，亦即“煽风点火会”，把与他们行进道路有异的干部打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张铁生是毛远新亲自树立起来的“反潮流”样板。张铁生所在的朝阳农学院一下子便红了起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召

开的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提出了“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毛远新则利用朝阳农学院攻击华北农大的搬迁问题6

华北农业大学原为北京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北京市搬到了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沟。这种搬迁有很多实际困难。后来，国务院考虑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农学院，便作了将华北农大迁至离北京二百多里的河北省涿县的决定，周恩来亲自批示：

“同意”。为了配合“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对周恩来进行的攻击，毛远新大打出手，在现场会上大叫大嚷：“我听说一个大学到延安，说没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从延安搬了回来”。还挖苦道：“还要在西北旺建点，把学院办到颐和园去了，真是越办越高啊！”并恶狠狠地说：“那个学校从延安搬回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清算，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拿朝农这块石头拋出去打他们！”显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毛远新“创造”的“哈尔套经验”，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的又一个“新鲜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毛远新第一次去沈阳西北方向的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毛远新视察后认为，哈尔套公社“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业相当落后”，并说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路线偏右”……毛远新并以此为借口向公社干部“开刀”。结果，凡是他看着不顺眼的干部，就撤职、罢官，凡是他认为敢向干部“开刀”的人，就“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说什么，“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劲，有了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俘就够了”，“老干部挡道，要年轻的冲”……。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人向毛远新的亲信反映9有的社员跑市场卖黄烟影响建设出工人数，应当动员社员将自产黄烟卖给国家。在这之后，毛远新的这位亲信听说柳树大队有一个社员积极向国家交售黄烟，就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跑到柳树大队，强令柳树大队在三十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并把此事j句毛远新作了汇报。十二月三十日那天，柳树大队出动了三百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作了第一次“赶大集”的预演。三十一日，在“为了让首长（指毛远新）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的幌子下，又强令公社党委在元旦这天，组织部近的五个大队“赶大集”。因为只有一夜准备时间，五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整整折腾了一宿，于一九七五年元旦上午八时，敲着锣，扭着秧歌5进行了第二次“赶大集”预演。在毛远新的亲s干预下，一月二日决定，“五n还要继续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并提出“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空手……”。为了赶好这个大集，当晚，公社党委书记就为女儿安排工作等五个问题对自己的思想开了五“刀”。一月三日下午，又让公社书记在蹲点干部、公社机关干部和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上演习“开刀”。一月四日下午，

再次让他试讲。当天晚上，毛远新又逅人到公社书记家里，告诉他在明天的赶集会上怎样做。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按照事先的苟置，宣传车开路9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头，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行李的女儿跟在后面，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抬着一口猪……，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赶大集”。辽宁省、市、县三

级干部也在这天赶到哈尔套，参加学习“哈尔套经验”现场会。毛远新为“大集”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吹嘘“大集”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此，在毛远新一手策划下，辽宁省的“赶大集”，风靡一时。大连市也组织郊区农民“赶大集”，每家每户农民都必须带东西参加，有的农民没有东西，便把家里用的烧饭锅扛去赶集，带着大红花的猪“坐”在大车上跟着赶集队伍在大连市环游。

批林批孔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一直时兴了两年有余，给农村经济和党在农村的信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却为毛远新赢得了政治资本。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后果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大大冲击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如下情况：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略影响较大”。煤炭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六点二，铁路运输量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点五，钢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九点四，化肥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点七。为此，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然而，“四人帮”一伙为了夺权野心的得逞大肆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蛊惑人心的谬论，借批林批孔，层层扼孔老二式的人物，继续破坏工农业生产。八月，江青以关心上钢五厂理论队伍批林批

孔为名，派迟群，谢諍宜去送“材料”9听“意见”，扰乱正常的生产秩序，使生产水平不断下降，全厂的产值、产量、质量、品种、成本、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度降低。在“广东有孔老二，矿山也有孔老二”的口号指导下，广东省马安煤矿有人大放厥词5“不为修正主义、走资派生产”、“停工停产也是革命”，使煤矿停工半个月之久，当年只完成煤炭产量的二分之一左右，同时，强令正在建设的立井停止施工，致使一九七四年四月开始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份，光靠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亦即“坐吃社会主义”过活。山东省郯城县一九七四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比一九七三年减少一百一十二斤，总产量减少一亿斤，由余粮县变成缺粮县，一年之间吃返销粮二千二百六十八万斤；博兴县兴福公社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也比一九七三年减产一百九十五斤。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人们对批林批孔所造成的恶果都切齿痛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广州市北京路上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李一哲是广州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他们分别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插队知识青年和广东水产制品厂的工人。大字报对“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对“林彪体系”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用“与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的说法，含蓄地批评了江青及其一伙；用辛辣的语言对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掀起的“反复旧回潮”、“反潮流运动”进行了讥讽；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因此，解决民主与法制问题，对于中国和中国

人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大字报很快就被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定为“反动大字报”，但是大字报却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们争相传看大字报的抄本、油印本，无不与大字报的内容产生共鸣，为作者敢于在批林播？L时期与江青一伙抗争而折服。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群众中任何反对批林批孔的力量，都无法影响运动的继续进行，更无法挽回所造成的损失。

不过，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企图整倒周恩来，却使他们作为一个“帮派体系”有所暴露。在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他们不仅不思悔改，其急不可待地想要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活动反而更加猖獗了。

第八章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复出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3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思索。“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在终于看到了林彪的灭顶之灾后不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愤然离开了人世。一月十日，为陈毅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在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并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同时，利用毛泽东讲的话，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偏差。从此，在周恩来力主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努力下，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又纷纷被恢复名誉，重新工作。

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在一九六九年“一号通令”威逼下，在隔离了两年之后，于一九六九年十月

二十日与妻子卓琳和年迈的继母一同乘专杌由北京被押送到江西，住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原校长的一座两层红砖小褛里，并被警卫人员严密看守着。不久，邓小平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半日劳动，当钳工，直接与工人接触。下午，则到自家院内的菜园里耕作。黄昏时，绕着院子散步。晚上，每每读书至深夜。一九七一年，经邓小平夫妇申请，他们的高位截瘫的儿子邓朴方来到了父母身边，邓小平的生活中又增加了照顾病人，为儿子擦澡、翻身等内容。可以说，邓小平过着普通中国人的最普通的生活。被“文化大革命”冲下去的耶小平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段“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做法，特别是飽知道了林彪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和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后，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和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毛泽东对邠小平是了解的，一九六八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就曾坚决反对了这种做法。“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又使毛泽东有可能对邓小平进行新的评价。因此，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要求，并努力恢复邓小平在全国的威望。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后，邓小平携全家乘火车离赣返京。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八月，在中围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在筇小平的倡仪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

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并再次申明朱德是“红司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邓小平逐步加入了在周恩来全面领导下，从--九七二年开始的对整个国家的整顿工作的行列里。

一九七四年四月，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贏得了声誉。邓小平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重又逐渐增大。

围绕着“第一副总理”人选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夏，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作为老资格的副总理，邓小平在国务院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了。为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更好地维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增设第一副总理在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很多人的脑子里都作过酝酿，又必定是各有己见。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王洪文亲笔书写的、张玉凤传达毛泽东指示的电话记录里，明确记有“谁当第一副总理？（邓）”，应当看作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提议。它与“四人帮”

--伙的决定可谓是天壤之别，无疑打乱了他们一伙长期迫害周恩来，妄图抢班夺权的诡秘计划。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便成了“四人帮”一伙积极活动的一个目标。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

团结。”眼看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四病人大就要召幵，“四人帮”一伙认为，决定人选问题迫在眉睫，为此，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问题，发难邓小平，并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四人帮”一伙认为抓住了诬告邓小平的口实，便密谋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江青特别提出要赶在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见毛泽东以前去，以期达到恶人先告状的效果。十月十八日白天，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七号搂，告诉她们，十月十七日晚政治局开会，在谈到风庆轮问题时，邓小平和她发生了争吵，然后邓小平扬长而去，致使政袷局的会没法开下去，并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接见外宾见到毛泽东的机会报告毛。晚上，江青又把王海容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诬蔑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应该说，王海容和唐闻生对“四人帮”一伙，特别是江青的为人还是有所了解的，她们感觉到可能是江青一伙要在四届人大之前闹事，便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江青却一再坚持要他们再去向毛泽东“报告”。由于事关至要，王海容、唐闻生第二天赶到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周恩来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象江青等人说的那样，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整邓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邓小平，邓小平已忍了很久。十月二十日，王海容与唐闻生报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非常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已经在解决，江青

还这么闹。并要她们两人回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毛泽东还说，因为周恩来还是总理，四屈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问题要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并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十一月六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一伙还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吕后，借口法家路线必须延续，为其一伙争夺权力鼓噪。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署名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也分别刊出《从曹参“遵而勿失”看吕后时期的法家路线》和《汉元帝刘奭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等文，突出宣扬了中央政权中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说什么，“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面要保证法家路线的延续，必须“吸收新的法家人物，充实法家领导集团，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持法家路线的新人，特别是青年法家人物，使中央政权的法家领导集团中既有老一辈法家人物，又有在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法家力量”。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中的呀3“法家领导集团”便是“四人帮”一伙的自我比喻，言外之意是，这个粲团之外的人，是不

能迸入掌握最高领导权的班子的。

“江青组阁”的失敏

“四人帮”一伙利用在全国各地的走卒争当四屈人大代表，以图增加他们一伙在四届人大中的比例。一九七四年冬，李庆霖、朱克家、张铁生等人都被指定为四届人大代表，紧靠“四人帮”的得力心腹，也几乎.统统塞进四届人大代表中。_“四人帮”还作好准备，想通过四届人大，将他们物色的人选塞进政府要害部门，掌握其领导权。早在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张春桥便以上海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要为党多输送干部为由，大肆叫喊“我们也要培养工人大使，现在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去的都是知识分子。”在上海分管组织工作的金祖敏立即行动，选调了八十名工人，送到复旦大学培训，准备两年后分配到外事和外贸单位“熟悉工作”，一旦“四人帮”掌权，便将他们派往国外担任大使。一九七二年八月，王洪文提出，“要准备一百名干部，随时准备抽调出去。”为此，一九七三年一月，王洪文又紧急指示上海市委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并匆匆忙忙从北京赶回上海，亲自到会作“指示”，要各级领导抓紧这件事。一九七三年九月，王洪文、张春桥指示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准备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王秀珍和金祖敏为了选出“真正能起作用”的干部，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起，专门举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进行考察选拔。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又指示：

“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还具体提到：“冯品德可以担任全国海员工会头头”。张春桥也一再强调：“上海市委开个会，抓紧部署”5“还要抓好上层建筑”。王秀珍对主子旨意心领神会，大声呼叫：“当前最急的问题是干部问题，选择新干部不能再拖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海市委组织组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报送给在中央学习班的金祖敏。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又指示王日初：“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果然，金祖敏、周宏宝、张国权、王乐亭、吴玉琴等被先后派送中央有关部门。同时，王秀珍、金祖敏、黄涛、王日初等人搞出了一个二十一名部长备选名单，并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黄涛、王日初等人逐个研究，最后圈定十六名，并内定了要去的中央部门：陈佩珍去商业部，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秦宝芸去建材部，王乐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9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还将他们的有关材料报送北京，作为江青组阁的依据。

一九七五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新年献同》中又一次提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要抓住路线问题，抓住他们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实质，……”强调“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还需要继续努力。……”显然，又一次把矛头对着周恩来、邓小平，为“四人帮”及其一伙人在四届人大上争得一个擢升的席位制造舆534

论》

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期间，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向周恩来、邓小平进攻，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为此，毛泽东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江青的一封信上，亲笔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答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几乎在同一时期，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向毛泽东传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份，王洪文再次到长沙见毛泽东时，又一次表现出“四人帮”要权的野心。毛泽东再次批评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邓小平前一段工作的考察，毛泽东还得出“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结论。

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不顾病痛的折廣，亲自乘飞机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共同对裳和国家

的有关大事作了决策。毛泽东再次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全会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支持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粉碎了江青妄图组阁篡权的图谋。

“四人帮”不甘心自己组阁的失败，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结束的当天深夜，江青便窜到曾经在《红旗》杂志上登过文章，表示要“古为今用”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江青借谈历史又一•次吹捧吕后，还不无感慨地吟咏唐朝诗人李商隐诗，《贾生》s“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指责汉文帝没有重用贾谊，来比喻自己这次未能受褒。

“四人帮”一伙未能改变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形体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作完《政府工作报告》、目光炯炯地扫视着会场时，中国人民对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会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四届人大一结朿，“四人帮”一伙便深深感到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虽然，他们的人，诸如王秀珍、朱克家、陈阿大、李庆霖、弦铁生1浩亮等被选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在国务院各部委中，却没有多少人获取到重要的职务，王洪文也没有当上副委员长。迟群破口大骂“部长席位差不多给他们捞光了！”“四人帮”一伙没有按预期的设想在党政部门中取得更大更多的权力。江青更是气急败坏，于是，她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当着她们的面，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并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又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v

“全面专政论”

四届人大闭幕后，江青不甘心“组阁”的失败，伺机反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利用毛泽东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指示”，竭力制造混乱。他们借口“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出了“全面专政”的谬论。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刊载了署名“池恒”的文章t《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时，着重引用了列宁的话：“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从而引出“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在同期《红旗》杂志署名“周斯”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学习〈伟大的创举〉》中，再一次

提到“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上也全文刊载了它。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中，发表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他们的“笔杆子”们，开始利用“反对经验主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制造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的新的舆论。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始，他便反复强调了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接着，他读了毛泽东关于学

习问题的几次“指示”，着意介绍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印发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引用了毛泽东说的，“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学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说，“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张春桥还将林彪的“错误”也归结为“经验主义”，说什么，“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因此，得出结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为了梢带几句周恩来、邓小平，张春桥在分析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时，有意说，“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为此，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说，在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过程中，必须警惕苏修“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的教训。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登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反复强调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用大量篇■幅论述毛泽东说的“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时，巧妙地把“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醒目地安排在其中。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輦用大量笔墨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张春桥说：“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若产党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v

四月三日、四日、五日，江青在宣讲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时，反复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配合“四人帮”批判经验主义的需要，“四人帮”写作班子在这一问题上着力泼墨，发表了许多篇文章。《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的梁效的文章《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一开头便说：“因循守旧从来就是进行革命的巨大阻力，从孔丘到林彪，一切反动派都利用因循守旧思想，反对社会变革，复辟旧制度。”接着，列举了从孔丘、孟轲、司马光到林彪一大串例子，以“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样一个命题，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是“经验主义”，“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

接着，在三月二十八日《文汇报》上，刊登了《学与不学大不一样一一谈吕蒙和夏侯渊》一文；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上，刊登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回顾“三反”、“五反”运动》5在四月七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经验主义怎样成为王明机会主义的助手》一文'《学习与批判》杂志在这一时期还着意宣备了张春桥提出的“打土围子”等口号；……组成了一个借口反对经验主义的、矛头对着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钟有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

老干部的大合唱。

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

面对着“四人帮”一伙明火执仗的挑战，邓小平稳如泰山。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一九七五年三月，邓小平在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对整顿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三月五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抓革命，主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这是对思想政治领域讲的，在组织上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好的表扬，不好的要批评，屡教不改的要处理。‘严’字当头，矫枉必须过正。”为了整顿铁路运输工作中的混乱，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徤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万里具体主持整顿铁路交通的工作。徐州铁路局首先开始整顿，铁路局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破坧铁路运输的造反派头头，对蓄意制造交通事故，煽动哄抢物质，盗窃铁路器材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运输情况便有明显好转，过去二十一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四月份却提前三天完成了国家计划。经过整顿，四月份，交通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铁路日装车数创历史最好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经毛泽东四月二十二日同

意，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发展草案的报告》，提出了要制定十年远景规划，进一步研究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报告虽然在某些地方带有严重的“批林批孔”色彩，然而，从总的方面说，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全国各条战线都开始了整顿工作，中国的经济形势眼看着在好转。

“反对经验主义”是对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又一次围攻，如果扩展开来，对四届人大确定下来的®务院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体制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显示出了，被“轰”起来的群众有巨大的冲击力。江青一伙所以这样做，显然是想用“反对经验主义”这个口号重新把群众“轰”起来，以达到他们一伙的目的。毛泽东非常清楚，

进行了八年多“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时需要的是安定。他不能让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过于膨胀。为此，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0

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    •'：

为盼

在毛泽东批示的促动下，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

召开了政洽局会议。会上，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五月三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作法，他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还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在反复讲述“三要三不要”之后，毛还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对江青等人的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继之9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数次帮助。六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备位同

志”的信中说：“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助帮、思想触动很大”，“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张春桥曾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与“四人帮”息息相连的康生，此时重病在身。当他从王海容、唐闻生口中得知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情况后，再三思量，再次将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向来以投机、整人有术而著名的康生，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揭发江青、张春桥的问题，不过是因为毛泽东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又一次投机。这里，且不说康生的为人，只想说明当时在上层人士心中，江青、张春桥所处的地位。

“四人帮”利用反对经验主义干扰破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中心的国务院正常工作的阴谋被粉碎了。在一段时间内，“四人帮”一伙稍有收敛。

邓小平遏制了“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臝得了时间，为了使整个中国早日从“文化大革命”的疮痍中恢复过来，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和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中着力强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

学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中央支待他，省委支持他，允许广.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邓小平还风趣地作了这样一个4喻：“我这个人象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課）励敢于坚#原则，进行整顿的干部不要怕别人抓辫子，要大胆作。邓小平希望通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把局面尽快扭转过，来。他认为扭转局面的标志是，“我们要把生产很快搞上去”。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在谈到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搞生产”，“搞科学技术〃时，他说，为了推进这些工作，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把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伤了感情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现在搞制度，宁肯要求严一些”。同时，传达了毛泽东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六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欠佳的事实，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指出，只要领导认真抓了，欠产多的几个大型钢铁企业，也会迅速改变面貌。以期在整顿好钢铁工业的同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一九七五年七月，国务院在《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

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为了使整顿国民经济的工作更有起色，八月三日，邓小平'爽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都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敢’字当头，就能把队伍带起来”。他对“闹派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要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不要把知识&子叫作老九嘛！”并传达了毛泽东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谈话”时说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对于把为保证产品质量，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工业发展有关问题的谈话，又强调了“企业要整顿，看起来企业问题不少，”“企业管理要整顿”，“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并从五个方面讲了发展工业的有关问题：一、要强调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的重大任务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二、要采用新技术。有一个出口政策的问题。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工业越发展，企业科研人员的人数应当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四、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包括品种、规格、质量在内。五、规章制度的关键是一个责任制，现在的问题是无人负责。要突出这个问题。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开始要严一些。

根据邓小平这些讲话精神，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并修改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期在前一段工业企业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企业管理的整顿工作，挖潜、革新，

争取达到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提出的，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目标。

根据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精神，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七月十四日，邓沴平在会议上讲话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争取到的时间里，不管二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都不要浪费……要加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表现出对争取来的整顿时间分外珍惜的感情。对于军队，邓小平提出了“肿”、“散”、“骄”、“奢”、“惰”五个字9指出，这是整顿军队的重点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江青一伙把持，文艺的贫乏使全国人民共同忍受着精神上的饥渴。面对着必须整顿的中国文艺，一九七五年七月，邓小平就此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磋谈，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些话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文艺状况。为此，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对于文艺问题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动下，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

就有关影片问题于七月十八日写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信中简述了影片的创作过程，对于当时的文化部请示王洪文同意于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演，但又在第二天对影片作出“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等几项决定9特别是对文化部提出的《十条意见》表示了不理解。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当时看过影片《创业》的人，无不被影片宣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所鼓舞，无不被影片宣扬的中国人民要有志气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江青一伙对影片《创业》批示的十条罪状，一般人早有耳闻，郁愤于怀。因此，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在群众中不翼而飞，四处流传，人们希望通过文艺调整，使被“文化大革命”窒息了的文艺有所复苏，使文艺园地百花齐放。

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导，为了摆脱科学技术落后有可能拉整个囯民经济后腿的趋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知识，重视科学技术。为了使中国科学院从派性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头单位，一九七五年七月初，邓小平选派了曾经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

胡耀邦在科学院，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作了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讨论第一稿，以期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科学院迸行全面整顿。汇报提纲着重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指出，对科技

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批评了“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技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的作法，指出“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强调“要搞国际科学界的友好活动”，“讲自力更生，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还特别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学下去。”指出，“不敢介绍外国的长处，不去正视差距，也是不对的”，而“认识差距是为了加紧努力，消灭差距”，因此，“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迸设备”；针对当时对理论研究的许多错误看法，提纲指出，“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理论研究同样也是国家的需要”；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尽快发展，提纲还提出，“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在对《汇报提纲》进行不断修改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胡耀邦就科学院有关问题向邓小平作了汇报，述说了科技人员不敢搞业务的苦闷。邓小平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指出，“科技工作齊进行整顿，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要看到科

研也是生产力。”对于当时排斥业务的作法，邓小平表示了极度愤慨，他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对于要为科研工作创造条件，解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切实解决“房子、车子、孩子、炉子、妻子”等具体生活问题，邓小平也非常重视。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学校应“以学为主”，指出，“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因此，必须发展名符其实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胡耀邦的《汇报提纲》和邓小平的指示，为全面整顿科学技术和教育战线，指明了方向0

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农业问题不解决，就会拉工业的后腿。整顿农业，在当时，同样是迫切需要的。借助于毛泽东树立的大寨典型，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开幕式就整顿农业作了讲话，他提出要注意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要努力改变“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的情况，对于以学大寨为借口游山玩水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指出，整顿农业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表现于切切实实的农业增产上。

邓小平在对各行各业整顿工作作了具体指示的基础上，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就全面整顿问题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要解决好一、二把手的问题，要冒着被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队伍、文艺，进行全面整顿，发展生产

力，发展经济。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又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根据当时毛泽东的“学习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实现今后二十五年的宏伟目标，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奋斗目标。《总纲》严肃批评了“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劝告“四人帮”一伙搞的“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4法家’的斗争”已经到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的时候了，指出，“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就“四人帮”一伙鼓吹的“反潮流”精神的性质作了分析，用列宁说的，“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报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这段话指明，必须“识破假马列主义的政治骗子”。《总纲》揭露了“四人帮”一伙鼓动的“‘革原来革过命的命’，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和纵容武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指出，“我们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

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至于“四人帮”一伙玩弄的“‘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戴上‘不革命’的帽子”，“对自己全盘肯定，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全盘否定，一意压倒，谁要是不赞成，就说谁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的伎俩更是“完全错误的”。《总纲》还就“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年年月月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解决这些新的矛盾，求得新的平衡。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辩证规律”；强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求“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不仅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坚决斗争，为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整顿，为全面打开国民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所做的努力，使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不过，在“四人帮”一伙的阴影遮掩下，人民心中兴奋的表现形式却不寻常，这就形成了“四人帮”所谓的“七、八、九月谣言四起”，而人民欢欣鼓舞的一段特殊时期。    …：J

所谓“谣言四起”的七、八、九月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就文艺问题与邓小平的谈话及七月十四日的批示都指出要调整文艺政策，不久，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了批示。人们把这些谈话和批示看作是毛泽东对江青和文艺界一小撮人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气氛下，这使得人彳n敢于在知己的朋友中或私下咒骂江青一伙人在文艺问题上的专横跋扈。这时，人们也听對维特克根据江青自述写成的《红都女皇》一书的种种传闻，听到毛泽东就《红都女皇》所作的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镖”这类传闻，人们无不把它看作是江青在毛泽东眼中的一次“失宠”，而对传闻说周恩来建议“暂缓执行”表示婉惜。群众中间流传着江青想当武则天式的女皇的各种传闻，表现出对她的无比愤慨。江青利用批儒尊法在大庭广众散布的什么“面首”，“相公胡同”之类的污言秽语，群众全部将之反泼在她身上。

胡耀邦就整顿科学院工作所做的努力，被知识分子称颂，对敢于面对知识分子的现实，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所提出的“五子登科”（房子、炉子、孩子、妻子、车子）表示赞赏，人们开始议论着科学院解决“五子”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盼望持之以恒，以使知识分子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攀登科学高峰。

江青与迟群、谢静宜的非常关系早就是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自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慧宪年、柳一安，党委委员方正，于八月三日和十月三日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主席的《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迟群问题的再一次报告》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之后，人们对信中揭发的迟群所说“我和小谢是毛主席的两个兵”，“清华是个小社会，当好清华一把手，就能当好一个副总理”及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后因“没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大吵大闹，不接电话，抽烟吃安眠药，烧了两床被子，不洗脸，不刷牙，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撞断肋骨”，“骂谢静宜是臭机要人员，有什么了不起”，“半夜三更去踢谢的门，要谢召开党委会”，“谢跪在迟面前握着迟的手讲了很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之类议论纷纷，并着意打听“文化大革命”半中腰突然跳出来的并红极一时的迟群、谢静宜的身份。原来，迟群是中央警卫部队，即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河南商丘县人，一九五三年十六岁时初中毕业，分配在中央办公厅任机要员。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迟、谢参加清华大学工、军宣队工作。此后，江青与迟、谢之间便逐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0

上海越剧团武功教师兼演员朱锦多，从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给毛泽东写第一封揭露张春桥、江青问题的信起，两年多时间里写信多次。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四点看法：“一、张春桥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共产党员，今天毛主席还健在，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很好，否则，一害党，二害人民，三害自己。二、上海民兵的编制情况和装备情况不仅要上报中央，而且要让毛主席和全体政治局同志都详细知道，它的领导权应无条件地归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三、有些人惯于反面文章正面作，他们上欺老，下骗小，他们比林彪有‘远见’，他们正在积聚力量，——旦‘大树’倒了，就要兴风作浪，对于这些危害革命的£革命者’我们不能不引起注意。四、毛主席、周总理二位老人家的衣食住行，要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我们要时时提防‘无毒不丈夫’，我们要时时注意万

一。八月二十六日，朱锦多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您对《创业》的批示于本月二十三日知道，为什么某些人总是为江青唱赞歌呢？他们可能是别有用心，他们可能是‘借助吕后，欲霸天下W。朱锦多的信，表达了中国相当多数人的想法。

北京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李春光，在音乐学院讨论《创业》批示的会上，毫无掩饰地说：“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祥，《十条》①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义正词严地责问《十条》的炮制者们，“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4问题兜着点’？”严肃地警告“四人帮”一伙“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并将之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抄录成大字报张贴了出去。这一行动不仅得到了学院广大教职员工及学生们的支持，也得到了社会上大批人士的赞赏，人们争相传抄，大字报不胫而走，成为鼓励人们与“四人帮”一伙暗中抗衡的一种力量。

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负责人韩爱民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到北京探亲的时候，看到公开出版发行的《小靳庄诗歌选》，便立即给小靳庄写了一封信指名责骂江青••“你们在小靳庄诗歌中，歌颂她是什么亲人、领导同志，试问：她是什么

①指江肯授意文化部给《创业》定下的十条罪状*

领导？什么亲人？她不是领导，而是帝修反的走狗，内奸、叛徒”，“从几年来她的所做所为，足以证明她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资产阶级政客”，“希望小靳庄的贫下中农擦亮眼睛，杀她个回马枪！一场向江青讨还血债的战斗已经打响了。”信的背面还写了六节短诗，斥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并书写了“彻底清算江姚张王”的口号。同时，韩爱民分别给王、张、姚以及“四人帮”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的走卒写信，警告他们：“反党反人民决不会有好下场！”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对“四人帮”一伙的看法，他不仅在北京张贴了“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

“打倒姚文元！”的大标语，而且在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沿线上撒了传单。一个人的能量尽管有限，但在“四人帮”一伙认为“谣言四起”的日子里，这种公开的行动确实是给“四人帮”的重重一击。

江苏省吴桥县机械厂工人李连兴，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给县委寄出一封酝酿良久的公开信，批判姚文元及其一伙人“煽动抢班夺权”，“大搞唯心主义”，“篡改马列原理”，故意对抗“四届人大精神”的做法，指出“姚文元与林彪是一丘之貉，……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安定团结，阻碍国民经济发展。他的下场将比林彪更惨。”

总之9当时的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有关江青的生平轶事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丑恶表演的传闻，以及有关“四人帮”的各种传说，人们愤怒地谴责“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做为，为邓小平敢于公开抵制“四人帮”和打击江青的嚣张气焰而欢欣鼓舞。

评论《水浒》

面对着邓小平对中国进行的全面整顿，面对着对江青一伙的冷嘲热讽的社会舆论，“四人帮”一伙想方设法，不断抓住机会，妄图给邓小平和邓小平所代表的人民以新的打击。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话时，谈到了他在一九七三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并就《水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

前面。”

'八月十四日，芦荻将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谈话整理成文，送姚文元看。当日，姚文元复信毛泽东，表示赞同毛的看法，并就解放以来有关《水浒》的评论情况谈了自己的观点，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

以上可否，请批示。

很快，毛泽东批示：同意。    v

借助毛泽东的批示，“四人帮”一伙暗中积极活动。八月下旬，江青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述说了她那一伙批《水浒》的想法。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姚文元等则积极组织人力撰写文章。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九期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红旗》杂志第九期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个总标题下p发表了一组评论《水浒》的文章。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述。从此，以毛泽东的评述为论点的评论《水

浒〉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以批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九月，江青fe大寨又对《水浒》问题大放厥词，说什么“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江青说，评论《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她还用大量含沙射影的言语若有所指地说，“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三旬（大约三十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子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象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话，有的人就是不提。我刚才讲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吧，你看宋江怎么祥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啦，晁盖那个厅啊叫‘聚义厅'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反的，他是聚义，象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儿商量大事楓。”“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继之，报刊杂志上掀起了一个以“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为幌子的“批判投降主义”的高潮。他们借用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说的，“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影射攻击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对全国各行各业所做的整顿工作。《人民日报》还用形容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这类语'言，影射批宋江就是批邓小平。

关于影片《创业》和《海霞》

江青一伙同时还利用影片〈：创lk》和《海霞》等对邓小平进行攻击。

一九七五年八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于会泳，“四人帮”在天津的党羽、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曼恬及刘庆棠、浩亮在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谈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时，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毛主席，主席没批。另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张春桥说：“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你们要去仔细理解。主席说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嘛！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主席说调整政策，并没说别的。”姚文元则说：“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

九月中，江青下令要吉林省委负责人、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负责人亲自带影片《创业》的主要创作人员“火速去大寨”。九月十六日晚，他们一行在大寨下车不久，江青指着《创业》的作者张天民说，“你告了老娘一狖啊，你不要以为通天就了不得了，就翘尾巴了。他们是逼着主席表态批示的。”“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夭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夭民回答说：没有。）你必须给毛主席写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又说：“张天民这个年青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他本人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

影片《海霞》是一九七五年春周恩来看过并肯定了的一部片子，为此，江青及其在文化部的走卒找出各种借口对《海霞》提出异议。在毛泽东关于“文艺要调整”的讲话之后，影片编导谢铁麵、钱江于七月二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文化部处理影片的情况。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政治局决定审查影片《海霞》，审查中，谢铁骊坐在邓小平和李先念之间边看边谈，被一同观看的于会泳看在眼里，记恨心'中，并向江青作了反映。当政治局作出浃定，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后，江青一伙极为不满，于是，把《海霞》也作为攻击邓小平的一颗炮弹。

江青九月在大褰一系列活动中，便有借《海霞》之题，大大发挥的一席表潢。她毫不掩饰地公开反对政治局的决议，说：《海霞》就不同了，基调很坏，坏了一百多个镜头，再改也不行了，基调改不过来。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子，基本方面不好嘛，谢铁骊、钱江，我过去帮助他们很多，他们还给我写信，要》〃双片”，帮助他们。我当时身体不好，没有看，他们误会了。我对他们帮助最多，他们连资产阶级讲的良心都没有。这事是春桥同志管的。我从来不看“双片”，我不上当，看“双片”就得负责。他们给政治局写信，给主席写信，主席就没有批，政治局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奢了“双片”表了态。他们压文化部，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我替他们顶住，老子不怕，老子顶着。有人说我翻案，这不是翻案，我现在要打反攻。《海霞》要批，但现在不批，因为会干扰评《水浒》，将来还得要批。

在张春桥一手策划下，朱锦多也在九月份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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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王洪文和“第二武装”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主要在舆论宣传上攻击邓小平，王洪文则想从建立“第二武装”上做他们帮派活动的武力后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张春桥等便对“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感到不安，因此，早就有用民兵的武力抵消他们控制不住的那部分军队的力量的打算。一九六七年八月，张春桥在江青提出造反派要搞武装之后，借机提出民兵改造问题，说，“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在张春桥亲笔写的“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中，提出把武器发给“真正的左派”，先武装十万造反派民兵队伍。八月七日，姚文元亲自用电话指示上海：春桥同志和我两人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左右。九月，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就落实“首长”指示的一次会议上宣

称2要迅速“建立一支工人武装”，这支武装要“通过斗争建立”，要“有战斗力”。接着，王洪文下令上海两个工厂私造步枪，并用各种名义从部队领取超出民兵装备需要的重型武器，其中有一三〇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到了一九七〇年，武斗指挥部就逐个变成了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张春桥一帮无限夸大民兵指挥部的作用，并企图授予其越来越多的权力。到了一九七三年，上海已建立了数十万武装民兵队伍，其中除陆军兵种外，还有五个独立高炮营、三个高射机枪连等地对空力量及一个摩托团，还准备筹建工兵、防化、通讯、雷达等兵种。在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次民兵工作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合，妄图以此为他们实行“民兵改造”这“一场革命”新的突破口。王洪文说：形势发展很快，民兵工作要适应这形势的发展，……以前的办法就不行了”，要“破老框框，闯出新路子”。“四人帮”一伙还极力鼓吹“用民兵武装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民兵把治安工作“管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不仅要“执法”，还要“管法”、“立法”，说什么民兵可以辅助公安机关“抓人”、“打人”，可以“私设公堂”、“审讯定案”。为了用民兵武装与军队抗衡，他们还说：“民兵领导体制不能修修补补，要来个大革命”，要“打烂军事一条线”：在上海，王洪文下令摘掉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停止武装部的工作，而代之以民兵指挥部，公然宣称：不受当地军事机关领导，不受大军区领导，也不受军委三总部领导。王洪文说，“把我们这支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你们这个队伍不要给人家指挥，••…，哪个人都能指挥怎么行呢？不能多头指挥。”他还指使喽喽们提出成立M中央到基层的民兵指挥系统，妄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毛远新在辽宁则自封为民兵领导小组“组长”，说什么“民兵改造，首先改造民兵的官”，“民兵指挥部应当把全部民兵工作包括起来”，“应百分之百地把民兵工作管起来”。

在与邓小平的抗争中，“四人帮”一伙总是心怀叵测，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王洪文便曾一面喝酒一面咒骂：“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这是毛主席定的呀！”……。他们一伙要掌权，因此越益感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王洪文说过：

“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张春桥也曾担心地说：“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那怎么办？”姚文元则断言，“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说什么，“部队打起仗来，只能起放哨作用，恐怕放哨还放不过来”。他们竭力想建立一支完全服从于他们的自己的武装。就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用《水浒》为反对邓小平大造舆论的同时，王洪文于九月十八日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以“城市民兵创始人”的身份，提出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说什么“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拍；第二武装集团。什么叫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谁要一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会觅舌，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马天水告诉王洪文一个数字后，王又问武器在哪个仓库里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王回答道：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就有武器。并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内战外战一起打”。准备首先在上海把民兵变成他们篡夺权力的武装力量。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

面对着“四人帮”一伙对整顿工作的无理挑衅，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就整顿工作多次针对“四人帮”一伙对他的攻击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拚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对于江青一伙利用《水浒》大作文章，邓小平也很知道其中的奥秘。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明确地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九月底至十一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说仟么“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0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对毛泽东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9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毛泽东肯定了毛远3？的看法，批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下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还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同时，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_、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作了批示，表示了对迟群、谢静宜的支持，批评了刘冰等人。就在这期间，病体垂危的康生，趁邓小平离京之际，亲自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处理邓小平的决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批示，实际上，这便是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幵端。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不久，“四人帮”一伙在上海的爪牙被召到北京开打招呼会，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7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以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为招牌，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作的讲话说成是“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批“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是把教育“‘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把调整科学、教育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说成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对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来说，就是反对以迟群、谢静宜为代表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文章结束时，又有意将所谓“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说成“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组成部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此开始了。

第九章天安门广场事件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

“四人帮”一伙在炮制4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时，便对以后一段时间的政治方向作了判断。为此，张春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北京单独与上海市委常委黄涛谈了“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看法，说什么，“对民主革命懂得的人，革命战争结束后，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民主革命能跟着干的……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在对立面去了。”并要黄涛向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主要负责人传达。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发表后，“四人帮”及其走卒觉得由于邓小平领导进行的全面整顿及七、八、九月群众对他们议论而产生的压力似乎顿然消除，用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话说，“当时我的心里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大进攻的信号”。“四人帮”也确实在不停地发放“冲锋”号令。在冲锋号的指挥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赶编出了《大字报选编》，上海则磨拳擦掌也要贴大字报，并要很快地编出自己的大字报选。王洪文还直接打电话给马天水，要上海市委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材料印成单份白头的一式几份送他。上海市委连连召开了党员干部打招呼会，公然与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唱对台戏。全国性的宣传工具也转向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    V    〜

邓小平身受全国人民要求整顿、要求国家富强的重托和“四人帮”一伙为了夺权不断寻衅闹事的双重压力，处境日益艰难。    、

周恩来作为总理，虽然坚决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的整顿工作，然而，在做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后的此时，已是力不从心了。周恩来住院期间，“四人帮”一伙便不断干扰周恩来的休息治疗，邓颖起常常含着泪水求他们让自己的丈夫、国家的总理多休息一会儿，却被置若罔闻。一方面，“四人帮”不停地向毛泽东吹风说“总理装病”，“趁机与老家伙们搞串联”……。另一方面，他们有意在病榻前发难周恩来：他丨门曾有意质问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时在什么地方；有一次，周恩来正在输血，叉刚服药睡替了，王洪文打电话要找周恩来，工作人员再三说服王要他等半个小时，因为周恩来正在输血，王洪文大发脾气，非要周恩来去接电话不可，周恩来被惊醒后，只得中断输血去应付王洪文；江青更是有事无事部要去搅搅周恩来，有一次，周恩来正在治疗，江青打电话一定要见周恩来，说是要研究工作，周恩来被迫停止治疗，接待了江青，那知江青根本没谈工作，只是嘻嘻哈哈东拉西扯，最后吃了两块西瓜便走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到了一九七五年十月中旬之后，周恩来只能

整天静躺在病榻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十二月六日，周恩来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后，体质更加虚弱，中旬后，完全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癌症产生的剧痛不时造成晕厥。一九七五年底，周恩来病情进一步恶化，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九七六年元旦广播电台播放毛泽东的《重上井岗山》、《鸟儿问答》词二首时，周恩来仍悉心静听，并不时喃喃吟_，以示对毛泽东的尊重。而以毛泽东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为命题的两报一刊社论却仍然用淫涩的词语恶意中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

/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九日零点，电台播放哀乐并广播了讣告。清晨，绝大多数中国人从广播中得悉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开始，大家几乎都认为这是错觉，然而，通过各种渠道证实了这一事实的存在时，人们震惊、悲哀、身心好象都变得空荡荡了。伴随着声声哀乐，人们对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操碎了心的总理的离去的哀思，只能表现为流淌不尽的泪水3

“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为    ：

对于周恩来的逝世，“四人帮”一伙却是神气活现。一月九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大肆散布，“目前主要精力是学习，是批邓”，说什么，“你们不要悲痛嘛，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不仅不许悼念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提“周总理”都是犯禁。同日，王洪文在给上海的电话中说，“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十日，上海有的工厂领导便公开点名批邓小平。周恩来逝世后，遗体

被移放到北京医院后院一间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停尸房里，房前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吊唁的人只能单行行走，用来停车的地方不过两个篮球场大。由于场地安排的蹊跷，狭长的队伍只能缓缓移动，遗体告别的人数由原定的六万减至四万。北京医院围墙外，从东单到东交民巷，昼夜聚满着悲痛的人群，想与周恩来遗体告别却是不可能。江青则整天喜笑颜开，说什么，“周恩来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

“四人帮”一伙还对吊唁周恩来下了各种禁令，他们不许在报纸上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人民日报社规定：关于周恩来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出去采访”，“不要出去拍照”；在他们权力可及的地方，还下令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不许设灵堂，不准去天安门广场，

“四人帮”一伙在悼念周恩来活动中倒行逆施的做法，抵挡不了全国人民对总理的哀思，人们自发地戴上黑纱，许多单位举行了追悼仪式。北京的普通群众以各种组合形式制作花圈，从一月九日起，敬献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并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几天之后，纪念碑座上的花圈放满了，以至一直放到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周围的松树上也缀满了一朵朵小小的白花。许多人还在家里挂上周恩来的遗象，并为他设立了灵台。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市民不顾阴冷的寒风，早早肃立在街道两旁，要向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走相送”的历史壮观，更是对“四人帮”一伙的公开示威。

“四人帮”一伙对人们的情绪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立即

在宣传上大作文章。一月十三F1，姚文元给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下指示：“总理不要突出，标题要缩小”，“广场&众吊唁的场面不要登”，“要登些文化方面的东西，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同R，姚文元三次向新华社发令：“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这几天报纸登（外国的）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要求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要“缩小标题字号”，“有些唁电可以综合，一个国家三、四个领导人的唁电可以并作一条”；“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如此，姚文元尤恐不够，一月十三日还指令《人民日报》第二天刊登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说什么“只有发这篇才能压得住！”

就在为周恩来开追悼会的前一日，即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文，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对此，姚文元大为得意，认为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迟群、谢静宜叫嚷“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要！”“四人帮”一伙这种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行为，遭到了人们愤懑的唾弃，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给人民日报社，报社一天收到的抗议电话多达三百个。

一月十五日上午九财五十七分，上海许多大小船舶自发地拉响了汽笛，向周，良来表示致哀，汽笛声前后持续了三十七分钟之久，外滩的街道上红灯指示停车，瞥察和行人都肃立致哀。中午一时左右，又一批船只在黄浦江上拉响汽笛。下午三射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刻，黄浦江里停泊的和正在行驶的船只汽笛齐鸣，几乎所有的外轮也同时鸣笛致哀。这就是上海人民对周恩来悼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代表了全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抗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当电视中播放出这一镜头时，人们厌恶“批邓”，又为邓小平捏一把汗的心顿时放下来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邓小平一直干下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中国富强起来。

尽管“四人帮”一伙在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和拍摄悼念周恩来活动的影片时，处处进行刁难，仍然压抑不住人民对总理的崇敬之心。正象影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的解说词中所说的：“从首都到边疆，从北国到南方，从工厂、矿山到农村、营房，人民的眼泪流成河。敬爱的总理啊，八亿人民都在您身旁。”“一滴滴热泪洒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朵朵白花系在天安门前苍松翠桕上。这就是人民的悼念啊，人民已经把总理的丰碑建造在自己的心上。”

一月十六日凌晨，按照周恩来的遗嘱，他的骨灰由专机撒向了祖国江河大地，周恩来的精神也深深地撒进了中国人民的心田。

“四人帮”一伙与人民的意愿恰恰相反，他们加快了“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步伐，想利用批邓，达到擢升掌权的目的。在“因人帮”一伙的把持下，一九七六年一月，“四人帮”借“中央”名义准氕召开“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认为他要上台主持工作了，一下旬，便准备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打招呼会上作长篇报告，并为此起草发言稿。由他们把持的宣传部门干得更是起劲。一方面以宣传毛泽东词二首为题大肆鼓吹他们“只要肯登攀的篡权决心，另一方面，通过继续评论《水

浒》和以“教育革命”为题大批所谓“奇谈怪论”，将矛头直对邓小平并为自己大唱赞歌。

‘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登载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用“四人帮”一伙人的话说，这是继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文章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出的第二发重型炮弹。同时，“四人帮”一伙还用批判“折衷主义”来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增添“理论”色彩，并继续攻击周恩来。

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四人帮”有意将彩色故事片《决裂》安排在一九七六年元旦公映，用他们的帮话说，“它的公映，对当前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有一个大的推动。”确实，影片对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进行了攻击，把大学的入学条件降格到“会写‘毛主席万岁7和手上有硬茧子”这个标准上，恶意中伤胡耀邦在整顿科技工作中的种种做法。

“四人帮”一伙还到处散布诸如“邓小平现在又在搞翻案了”，“改不了啦”等流言蜚语，而他们的党羽又鹦鹉学舌似地四处鼓噪。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便不断在群众中叫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批倒批臭”。毛远新和迟群更是大言不惭地说，“大学就是要培养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人”，张春桥则赞道：“只有这一条就行……。”他们还特意放出张铁生四处活动，一月二十八日，张铁生在北京大学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老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民主派”，要改造领导班子，“以动大手术的精神，一动到底”，“要一个个地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非常干净、利索地釆取组织手段”……C二月十日，张铁生在“四人帮”的精心安排

下，又窜到山西省太原市，将他在北大的讲话大大地发挥了一番，恶意中伤老干部。

“四人帮”一伙的这些行径无非是为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制造舆论，然而，他们的算盘打得并不如意。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亲自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二月二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公诸于世，同时宣布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张春桥早就在争总理的座位。周恩来刚刚去世，上海市委便派了两个人到上钢五厂召开老工人座谈会，指令老工人写信给中央，要求让张春桥当总理，虽然遭到老工人的拒绝，但在上海市委策划下，街头仍然出现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更是迫不及待地召集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开会，宣扬“总理死了，邓小平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提出张春桥当总理”，上海市革委会编的《情况汇报》材料上，也出现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等话语。

由于毛泽东既没有提议张春桥任代总理，又没有让张春桥主持军委工作，张春桥大为光火，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第二天，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发泄心中的不满。现抄录于下：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

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

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

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

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

，^'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挨符。    '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3有感。

张春桥的走卒揣摸着主子的心理，更是为了0己的既得利益，也大放厥词D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就说过，“毛主席很会处理各种关系。去年请邓小平上合，——现在邓小平垮了.毛主席又决定让华国锋当代总理，因为只有他最适应，能把各方面摆平”，“不一定水平最高的人、最好的人当第一把手，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

为了表示对华国锋当代总理的不满，“四人帮”授意，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执笔的文章《再沦孔ITi其人》也在张春桥写《有感》后三天完稿了。原稿中有这样的话：孔丘“五十六岁，由司寇代理首相”，“孔丘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宫），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3、规划等事务），接if调；t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C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寨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复辟的地盘了。”这是直接针对华国锋的，因为太露骨，才在二月二十趵H见报时忍痛作了某些刪节。然而，用这篇文章影M当时代总理的目的却没有

改变4

张春桥急于当总理的梦想破灭了，他们一伙以批邓为新的起点的权力攀登却还在继续紧张地进行着。

此时的毛择东的情况，可以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回忆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二次访华时对毛泽东的描述作一个概略的介绍：“七六年再次来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象一连串单音节的咕讀和呻吟，不过他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他处于这种情形是痛苦的。”可以想见，“四人帮”一伙，特别是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想要哄瞒毛泽东或者“假传圣旨”是有相当便利的条件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条件，“反击右倾翻案风”才会在“四人帮”一伙的煽动下越刮越猛烈。    V

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底开始，“四人帮”一伙在中央政治局里明火执仗攻击邓小平的做法，经过三个多月，逐渐明朗化了。一九七六年二月开始连续召开的中央“批邓打招呼会”，便是“四人帮”一伙竭尽全力的一次反邓大表演。

张春桥把他的上海伙计看作是“批邓”的先锋力量，多次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散布“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定资派”，把一大批老干部说成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说成是“敌人”，还引用柳宗元的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老干部寻找根据，并多次指名道姓地说，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说“郑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

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全是y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邓小+铬线，有些人执行得可舒服呐，思想太一致了。”

毛远新也在二月二十二日对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等人说，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搞全面回潮”，“国家性质都要改变了。”

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更是四处活动。二月二十日晚上，她专程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处，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找去，又叫把已经睡觉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单独找去，却不叫住在一起的彭冲和廖汉生。江青对他们说：“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i#话了，我要控诉他！”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继续玩弄她那拉帮结派的伎俩。二月二十三日，江青又在召集的十七省、市、自治区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在四川、云南对哪一派都整。凡是造反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會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年轻的同志要懂得这件事。”三月二日，江青在召集的十二省、自治区会议上讲话，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并说：“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徭言，有的省查，有的省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江青重提电影《创业》、《海霞》、《园丁之

歌》及“风庆轮#、“气浮陀螺”等事件，再算旧贱，用以激发与会者对耶小平的仇恨，目的是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然而，在这次讲话即将结束之际，却道出了江青之所以竭力攻击邓小平的天机：登上女皇宝座、夺取最高权力。江青说：“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镑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王洪文则在会议期间到处兜售他的“消灭异己”的办法。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也代表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打招呼会”召开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四人帮”利用他们一手控制的文艺界、宣传界，用各种方法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向纵深推进。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张春桥专门找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要他们“赶快葙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

《嫵zi个春夫》、《战船台》改编为京剧”，因为“这些部甚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扣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并要忒尽快上演，“最迟不能过闰庆节”。也是“为了配合政治斗争”，他们积极组织人员筹拍《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等影片，以期通过“揪走资派”，层层“揪代理人”的银幕形象，煽动群众，增添他们的斗争勇气。在张春桥“文学方面可以先走起来”，“写走资派作斗争有深度的作品”的指令下，大批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也先后出笼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报刊是“四人帮”一伙的重要工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中，表现的尤为猖狂。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说邓小平等一大批主持整顿工作的老干部“他们提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还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并用“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邓小平三个字的代名词，二月十二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署名梁效的文章又将之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三期，刊登了署名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桂志的文章《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赵源的文章《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三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等，都以毛泽东不久前说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为尚方宝剑，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邓小平。其它报刊及广播、电视也不停地宣传，要人们“转弯

子”、集中力量“批邓”。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叫喊，“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人有一层人，只是职务上不同，区别就在这一点上。”妄图以邓小平为突破口打垮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四人帮”反对力量。    k

周恩来早就是“四人帮”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非常清楚，周恩来生前是他们篡权的最大障碍，死后留在人间的影响，仍将是他们篡权的障碍。而广大人民对周恩来的深切感情，把“四人帮”想清除周恩来影响的决心鼓得更大了。他们把周恩来看作是邓小平的“后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当然不会放过他。二月六日，“四人帮”有意在新华社出版的《参考资料》上编发了国民党特务就“四•一二”事件诬陷周恩来的材料，接着，《学习与批判》以介绍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历史情况为由，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上海街头甚至出现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三期还同时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有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有意在“批邓”的同时，在周恩来身上大作文章。更有甚者，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的《文汇报》在登载三月四日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有意将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删节掉了。人们回想到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的署名高路的小评论《孔丘之忧》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们污蔑为“哭丧妇”，说什么“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坶吧。”从心灵深处感到“四人帮”一伙在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法，污辱人民心目中好总理周恩来，污辱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

怨恨满人间”

感情这种东西是压抑不住的，不以这种形式表现，就要以另一种形式爆发。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怨恨，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总是要表现出来的。

二月初，山城重庆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师谢幼田将一张署名“一工人”的大字报《提请注意》张贴在解放碑交电公司大搂东侧的墙上，上面写有：“请注意当前斗争的新动向！”“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二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的汽车司机何庆华发出一封《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写道：“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批判组“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二月中旬，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共产党员窦守芳在北京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西四等地张贴小字报：“起来！起来！战斗丨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林彪的大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面篡党夺权，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还针对清华大学组织张贴的大量“批邓”大字报，在清华园内贴出几十张小字报：“同志们，请不要受蒙蔽，这些大字报是他们压出来的。他们有的是舆论，缺的是人心，凭借的是自色恐怖，手法是煽风点火、运动群众，目的是篡党夺权，下场是必然灭亡！”

二月下旬，福建省机械局刘宗利在福州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了“四人帮”的六大罪状，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同，相当多的人在大字报上留言，公开表示支持，消息传出福建，影响波及全国。

二月十八日，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员白智漬将署名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张贴在重庆市区最繁华的交电大楼的墙壁上。把“四人帮”一伙比作“丧尽天良的牲畜们”，斥责他们近几年在中国，使“多少个烟囱停止冒烟，多少部机器停止运转，多少辆火车停止运行，钢产量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上升……”；赞颂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后的一九七五年“钢产量是近十年来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一年”；寓意明确地责问，“是谁，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并且连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也不放过。”三月四日上午八时许，白智清又将题为《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六千多字的大字报抄成十二张9贴在成都闹市区盐市口。大字报义正词严地说：“最近，有人迫不及待地在上海街头公开刷出了‘要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再沉默了。”“事实告诉大家，张春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贩卖杜林

修正主义黑货，给国家、给革命，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当年反马列的赃证俱在，写在白纸上的卖身契和登在报纸上的黑货都同样是赖不掉，包不住的！”“我深信，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千千万万给总理守灵的人们，那千千万万自动给总理戴黑纱的朋友，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我深深知道，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大花园中，没有足够的鲜血是浇不开映山红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国家富强不要生命！要马列主义不要脑袋！”而白智清在贴完大字报后，则被不相识的青年人保护着，撤离了现场。

三月七日，山西省太原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杨国珍在太原市贴出大标语：“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两周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天，在钟楼街、五一广场等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标语。随后，有人在省人民文化宫的墙上写了“反对江青”、“反对张春桥”、“反对姚文元”等标语口号。

三月十日，贵州省贵阳制药厂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贵州无线电厂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黄维鸣、贵阳黔灵印刷厂卢炎等七人，在贵阳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贴出长达三万字，抄成八十余张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对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努力表示赞赏，群众纷纷在大字报上留言支持。作者还将大字报内容油印了三百余份材料，在郑州、武汉、长沙等地张贴、散发。来自全囯各地的上百封热情洋溢的信件，使七位青年更加坚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更加光辉鈾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兰月十一P，福建省三⑦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列东街头贴出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大字报中写道：“张春桥这个人物是十分可疑的，曾有几万人揭发他是叛徒”，“揭发和批判党内还在走的走资派张春桥是十分必要的”，“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陈大中的妻子，三明市郊陈大公社农机站的会计，在赵大中的大字报受到署名“洪风”的大字报的攻击时，坚决地支持了赵大中的行动，并在《来而不往非礼也——评洪风》的大字报中指出，张春桥同林彪一样，决然逃脱不了垮台的下场，给“洪风”以坚决地回击。

三月十三日，陕西省西安市一个青年工人给毛泽东写信，揭露“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同时附了两首诗。诗中写道：“望巨星，殒于天，泪洒江边。看今朝，男盗女猖，怨恨满人间。”

郑州、杭州、长沙、厦门、齐齐哈尔、呼和浩特、徐州、顺德、吴桥、伊通等市、县，也有人起来用大字报、大标语、传0、演讲等形式公开向“四人帮”挑战。

当时，广为流传的《周总理遗言》是浙江省杭州汽轮机厂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编出来的。“遗言”写道：“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这个“遗言”确实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击中了“四人帮”

的要害0

I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的清明祭祖节就要到来了。“四人帮”一伙似乎预感到清明节会发生什么意外，早在三月中旬就将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关闭了。北京甚至下令纸店不向机关团体供应纸张。然而，这并不能阻挡全国人民，包括北京市民利用清明节向“四人帮”一伙进行反击。

南京事件

群众自发组织的反击“四人帮”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活动，可以说是首先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南京市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就三月五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一事，联名写信给报社，责问他们居心何在。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南京新医学院向雨花台烈士陵园敬献了第一个给周恩来的花圈，花圈由松相和白玉兰花镶成，浦上用金纸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一位似乎并无恶意的摄影记者将挽联取下来了。缺少了挽联的花圈一下子便成了南京市民谈论的中心话题，出于对“四人帮”的僧恶，人们在议论中将取走挽联的人说成是“上海帮”的人。为此，南京新医学院于第二天在南京闹市新街口银行前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恩来”的大标语，以示抗议。

文汇报社不顾人民的情绪，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登的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中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恶毒的词句。当时谁都知道，“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

派”是专指邓小平的，那么，“党内那个走资派”不就明明白白指着周恩来吗？全国各地的抗议信象雪片一样飞向文汇报社，抗议的电报、电话更是数不胜数，绝大多数群众心里都很明白，《文汇报》的后冶就是张春桥。

由于《文汇报》对周恩来总理的攻击，南京人民正在酝酿中的反对'“四人帮”的情绪变得不可遏制了，几乎每个人都准备把清明节悼念活动再推进一步。恰在此时，“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炮制的今后不准去梅园，不准去雨花台举行悼念活动的禁令被泄露出来了。南京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立即召开团总支紧急会议，决定抢在禁令传达之前去梅园，并连夜贴出通知，号召全校学生参加这一活动。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李西宁和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秦峰及其它几位学生干部带领全校四百余名师生，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象，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排成数列纵队，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大行宫，向梅园进发。一路上，交通瞥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行，无数群众肃立街旁。这支队伍大大地激励了人们反对邪恶的正义情绪，街头上大字报、太标语骤然增加，“走资派还在走，野心家在伸手！”的指向，在群众中已是心照不宣了。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把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贴在校园里，用墨笔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了出来，上面写着：“看一看，想一想”六个大字。接着，数学系的师生又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和对面，贴出两条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

捍卫1”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情绪被这些正义的宣传鼓得更高了。中文系抄贴出甲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

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政治系在《是粗枝大叶，还是别心》的标题下公布了《文汇报》就三月五日事件搪穿他们的复信。南京大学里到处是申讨“四人帮”的彳s文，南京大学里遍布燃烧着的激情，从南京大学里燃起的烈火彳k快烧向了整个石头城。    〜

三月二十九日中午，南京大学十一个系的三、四百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奔向南京市街头，在大街小巷，在开往苏北、安徽、浙江等地的长途汽车上贴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25文章胆敢反周总理罪该万死丨”“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得到了全市其它大专院校和工厂的支持。许多学校和工厂也泥人上衍刷标语。是晚，抗议“四人帮”倒行逆&做法的大标语遍布南京城。同时，有人开始在闹市区演讲，对这次行动进行宣传。

当晚六时许，南京大学的秦峰带领一趴学生到南京火车站，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刷大标语，以便将从南京开始的斗争扩展到全国去。他们首先将从上海开往成都的82次列车的车厢两侧刷上了“《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向何处去？”“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等大标语，并在热情的旅客护卫下，将标语带进了成都市。

晚十一时许，开往上海的405次客车上也刷上了类似的标语。然而，当大家知道，405次列车一到镇江就被扣住，正在冲洗标语时，群情激愤，决定第二天改用油漆刷写。

第二天上午，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

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十六个单位都派人到火车站，准备共同战斗，车站的职工也早为他们准备了水氯松、油漆、沥青等“战斗武器”。十时许，十三次特快列车带着用冲洗不掉的沥青写的大标语开往了上海。'

此后，凡路经南京站的列车上，都用同样的方式刷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比喻张春桥的头）”“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南京邮电学院广播电视专业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张夏阳还带头在车站和列车上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等口号，并向旅客宣讲历年来《文汇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罪行。在张夏阳的带动下，车站的月台上、站台上、广场上、饭馆前，到处有人演讲，又总是吸引着大量的人群。南京城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南京建筑五分公司人事科长龙连山还带头喊出了“打倒江青！”的口号。

三月三十日下午五时半开始，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鼓楼、山西路西口，出现了南京瞥备区战士徐同新写的传单，上面写道：“他们正在干着林彪没有干完的勾当……”“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传单刚一贴出，便吸引了一大批围观的群众，人们念着，听着，抄着，高呼着“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揪出来示众！”当有人问道，

“张春桥要不要打倒”时，异口同声地回答：“要！”同时，传单还被复制成大字报在南京市内张贴。

徐同新的传单道出了人们对张春桥共同的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南京汽车制造厂制泵分厂女医生王运德及其丈夫张馆美、电工殷辉起草、书写了大标语：“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打倒六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1”〃党和国家的报纸、电

台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周必乱，反周亡国〖冷《党内这个走资派在上海大搞独立王国不得人心！”“舍得一身

'.

剐，敢把党内这个走资派拉下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并张贴在厂大门一中山门一七一四厂一新街口一大庆路k厂一新火车站的沿线上。

也是这天下午，南京市电信局三分局工会主席、测量班长秦世祚和他的战友，将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圈安放在南京重要交通通道上的鼓楼食品商店大楼二楼阳台上，花圈的黑色挽带上写着，“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更加激励了人们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四月一日，南京铁路中学教师厉传彬，学生王喜民还在校园里和食堂门口刷出了每个字有一平方米大的悼念周恩来的标语，并在水泥地上写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一行大字。南京城里有增无减的演讲台，则成了一个个战斗的打擂台。整个城市沸腾了。

南京市大街上出贺反对张春桥大标语的情况传到了王洪文耳中，兰月三十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要他们在南京的记者注意反映情况，并il；“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央的，是转移批邓大方向，

他们借着《文汇报》删稿大作文章。”“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

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将上芮京的一个记者反映的情况送给王洪文阅，王洪文立即转给江青。说七时，王洪文打电话给人民日报iU询问南京情况。晚九时，文元

也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诘，弁要求一得到情况就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本人则如坐针毡，当晚十时，还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询问南京情况。    j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凌晨两点多钟，姚文元给新华总社一位负责人打电话，对南京分社把事件的原因说成与“南京人民对总理有深厚感情”，“长期以来江苏对上海的做法有意见”发出责难，说，“你们记者要有鲜明的立场。这明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捣乱破坏，煽动群众，反对中央，怎么能把这些说成是江苏对上海有意见呢？你们要对事物进行阶级分析，告诉你们记者，要提高警惕。”并要记者监视江苏省委，“要注意反映省委对电话指示的执行情况。”

同日晚十一时四十五分，“四人帮”一伙就南京事件向江苏省委发出了电话通知，通知说：“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四月二日下午三时，江苏省委将《四•一通知》传达到南京市和江苏省。官方立即出动大批人马，冲刷南京市面的大字报、大标语，并贴出大字报，污蔑群众的行动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要支持群众的省市委中的领导承担后果。    丨

《电话通知》无法动摇南京人民反击“四人帮”的决心，

反而煽旺了人民心中的怒火。就在传达《通知》的当天，南京

的《捉妖战歌》

定有妖精，

必显灾情。

祸国殃民，

始露原形。

（李进），化名蒋亲（江青）

年方六十，    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    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    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    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    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    罪大恶极，

？1假虎威，    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    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    它是罪魁。

有个同伙，    妖法更多，

名叫蠢S    （春桥），1

FJ妖合作，    收集喽啰，

篡权计划，    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    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    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    儒法斗争，

儒家法家，    根本一家•

代表利益，    剥削阶级，

事过千年，    远离现实。

为其翻案，    是何用意？

无非想当，    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    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    排斥异己。

滥用法权，    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    又想盖地。

激怒群众，    四方奋起，

千军万马，    口诛笔伐。

妖怪惊慌，    却能变色，

七变八变，    本质不变。

觉悟群众，    岂能愚弄？

抵住尾巴，    决不放松。

众志成城，    妖有何能？

即取其道，    还治其身^

学习总理，    革命到底！

奋不顾身，    捍卫总理。

总理遗志，    定能实现，

人心所向，    共产主义。

南京部队寰传站、虹桥、兰桥等地也出现了“野心家张春桥翻案不得人心！”“向R春桥的修正主义文化部、宣传部开炮！”“捣毁《文汇报》土围子！”这类标语传单。

四月三日，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又在大路边、电车上刷了二十多条大标语。其中有：“保周总理无罪！批《文汇报》有m”“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誓与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

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切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发扬‘五不怕’精神，坚持斗争到底！”

南京工学院近二千名师生，还沿鼓楼、新街口、中山东路到梅园，举行了示威游行。

更多的群众用送花圈代替了游行、讲演、大字报、大标语这样的斗争形式。四月三日，亦即《通知》传达的第二天，去雨花台送花圈的人达十四万以上，比四月一日、二日增加了一倍。四月四日是清明节，虽然是星期天，但南京市各单位都破例不放假，然而，去雨花台的人数仍然有七、八万之多。

三月底至四月初，南京市共有一千六百多个单位，六十六.万七千余人次到雨花台悼念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六千余个。

声援和反响

南京人民的斗争，给全国人民以巨沐尥2舞。当载有针对“四人帮”的大标语的长途汽车、火车奔向祖国各地时，人们无不由衷地拍手称快。常州市铁路工人还给南京写了声援信：

南大工农兵学员：

我们从车站看到你们在火车上刷的大幅标语后，很受鼓舞，非常高兴，你们的行动好得帮！我们铁路工人坚决支持！

谁要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民坚决不答应，不管他怎样善于狡辩，也迷惑不住我们C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裔战夺来的江山，

决不能断送在林彪式的野心家手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一定会垮台！

同志们，让我们继续勇敢战斗，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党中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此致

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    、    常州站铁路工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

在南京人民的带动下，在江苏这片土地上，声讨“四人帮”的怒火在熊熊地燃烧。

四月一日清晨，无锡市中心东方红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附近的东方红商场大褛顶上挂起的大标语“悼念周恩来！怀念杨开慧！中国的赫鲁晓夫休想上台！”分外显目，广场东面的人民南北货商店和广场南面¥影广告墙上贴满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的赫鲁晓夫要上台是痴心梦想！”“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等南京街头曾经出现过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吸引着如潮的群众，人们在议论着，抄写着。上午，高举周恩来遗像的群众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地从广场东、南、北三个方向k：集而来，用录音机播放的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实况录音，伴随着游行队伍在空中回荡。广场气氛肃穆，人们心情沉重。当从上海开来的08号汽车出现在人们的眼帘中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围拢过去，用排笔饱蘸墨汁在汽车上写下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醒目的大标语，表现出无锡人民不畏强暴的斗志。

南京人民的斗争热情传到常別后，常州市便开始了连绵数日不断的群众游行活动，人们佩着白花，戴着黑纱，抬着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标语，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除了常州市民，附近的戚墅堰等地的群众也纷纷涌向常州，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四月五日，常州市中心向阳饭店屋顶上出现了被人们颂为“五心”的大字标语：

“主席健在我们放心，总理逝世我们痛心，小平同志没有野心，对赫鲁晓夫篡权应有戒心，祖国山河我们担心！”把常州市人民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奔走相告，相邀同行，把通向向阳饭店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公开地议论“四人帮”一伙的罪行，不时地有人出来发表激昂的演讲。人们愤愤不平地说：“听到总理逝世，我们个个哭肿了眼睛，流干了泪水。可是，那帮祸国殃民的害人精，一面往总理脸上抹黑，一面把小平同志打下去。小平同志究竟犯了什么罪“小平同志是犯了不跟那个臭婆娘走的‘弥天大罪奸臣当道，忠良受害！想小平同志，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推翻三座大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日夜操劳，国民经济大有好转，全国人民都感到有了奔头。可是，这都成了小平同志的‘罪状M这是哪个阶级的逻辑？！他们妄想把小平同志活活整死，又是居心何在？”人们表示：“丧尽天良的狗东西，一旦他们爬上台，我要叫儿子、孙子、重孙都起态造反。”路经常州的08号汽车上也都留下了反映常州人民昂扬斗志的大标语。

列车载来的南京人民反对“四人帮”的大标语，唤起了常州附近戚墅堰机车车辆厂职工的战斗激情。四月一日清晨，运输维修班的工人首先‘门口广场上献上了花圈。接着，金厂每

个车间、科室都跟着行动起来，厂门口广场很快成了花的山人的海。大门两旁的柱子上还贴出了一副四米长的挽联：“恩来同志献身革命鞠躬尽瘁日月同辉，开慧烈士血洒中华泪飞化雨山河痛悼”。人们不断呼喊着：“谁反对总理就打倒谁！”“杀我的头也不相信邓小平是反革命！”厂门对面工房墙上的大标语“好坏群众分得清，爱憎哪能靠命令！”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情绪。为了扩大影响，从四月一日起，工厂职工在铁路沿线刷了“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丨”等大标语；为了让沪宁线路上的乘客看得更清楚，青年：T人还在面朝铁路线的运输车间办公楼的墙上写了每个字约一來见方的标语：“悼念周总理，怀念杨开慧，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标语结尾有意画了一副大眼镜。四月四日，工厂四百余名职工冲破重重阻力，将直径不小于二米的三十二个花圈运注了常州市，参加了常州市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淮阴、阜宁等市、县的群众也声援了南京人民的斗争。

“四人帮”一伙对于通过运输工具使南京事泞迅速扩展，惊恐不安。在上海市委“标语不准逬入上海！”的命令下，上海组成了一队队“文攻武卫队”，他们身彼粗蓝布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执一头磨尖了的钢筋，把守在江苏省与上海交界处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各交通要道，并下令铁路工人将火车上的油漆标语铲除。有意思的是，工人们故意用力沿字迹使劲铲，结果标语深深地刻在了车厢上。在标语不准进*京的指令下，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天津就被人用绿漆覆盖了。谁知，列车开动后，经风一吹，白漆标语又显出来了。由南京带到北京的标语，不仅使首都市民更加了解全国人民的战斗情绪，也大大鼓舞了北京人民的士气6    ^V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

北京市大规模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是三月中下旬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花圈。三月二十三日，专裎到北京的安徽省濉溪县张学林又向纪念碑敬献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敬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由于花圈很快就被北京市公安局处理了，在群众中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当然，公安部门的人是不会轻视它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便说过：“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要注意”。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北京市第五十八中学的一个班，在纪念碑北侧安放了一个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八点多钟，北京一个工厂的四十多名职工把一幅长约三米，高约一米五、六的横匾摆放在五十八中送的花圈旁边，在松柏和红花的衬托下，用金字写成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闪闪发光。送匾的职工面对横匾默哀，并照相留念后默默地离开了。然而，他们对周恩来怀念的深情却留在了天安门广场，并深深地感染着围观的群众。一个花圈，一幅横匾，把人们埋察在心底里的对周恩来的爱重又牵动起来了，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周围的花圈也随之增多了。

首都群众热爱周恩来，痛恨“四人帮”的情绪在炽烈地增长。“四人帮”一伙害怕群众送花圈的势头继续发展，于是V他们布置北京市工人民兵指挥部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巡视，指令天安门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等情况及时

汇总上报，夜深人静时，再统统将白天送的花圈收走。群众义愤地写诗骂他们道：“清明来捣乱，有我便衣孙，明取暗撤夜里毁，我是偷花鬼”。

三月三十日清晨六时许，第二炮兵后勤部侯书智、张喜禄等二十四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当它被安放在纪念碑西北侧，人们看见镶嵌在花圈正中的周恩来遗象和白绸挽带上写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时，不仅对人民解放军敢于公开反抗强暴深深敬佩，更为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关键时刻站在一起而欢欣鼓舞。

中午时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二十九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送来了贴有悼词的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悼词中凝聚着的对周恩来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扉，一群群人围陇过来，朗读着，抄录着，尤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把象征人民心愿的浪花带到了首都的各个角落。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花圈、悼词、诗歌、祭文、演说、抄录、议论，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了。苍翠的青松，雪白的花朵，金子一样的悼词，鲜血一般的旗帜，整个天安门广场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人民纯洁无瑕的心、炽烈燃烧的心。

深夜，人们留连忘返。当有人又来收花圈、撕悼词时，在场的群众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两名解放军战士义正词严地声称，他们在这里“执行任务，守卫这里的一切！”第二天，当人们发现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悼词完好无损时，又议论开LTt有人夜晚“儉”花圈并与人民为敌，要保护花圈！于是，

人们用粗铁丝把花圈固定在纪念碑的栏杆上9还有人自愿轮班日夜守护在天安门广场。

三月三十一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达百余个，诗词、悼文也频频增加。

四月一日上午九时许，崇文区化学纤维厂贺延光带领厂里八十余名职工送来一篇悼词，上面写道：“国内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妄图改变国家的颜色，……对于这种危险性，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它，决不能松懈革命的警惕性，……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

这篇影射“四人帮”的悼词引起了首都人民的共鸣，也引起了“四人帮”走卒的恐慌，当晚，这份贴在花圈上的悼词便被撕掉了。然而，撕得掉悼词，撕不掉深深刻在人们心头的对“四人帮”一伙的恨。

正义和邪恶正在北京激烈地明争暗斗之时，南京出现抗议《文汇报》，反对张春桥等人的大标语及举行游行示威的消息在北京传开了。载着南京人民战斗口号的列车于三月三十一日开进了北京，这列车虽然立即被送进车库，然而，它所传递的信息是封锁不住的。这些消息，把北京人民和南京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了。北京人民和南京人民的行动步伐也更加一致了。天安门广场也出现了直指“四人帮”的诗词，其中有：

三人只是一小擐，

八亿人民才成众。

赫秃清江掀逆浪，

敢反潮流碎资梦。

昔日妲己毁一商，

今朝“艳妖”舞騎跹。

钴州万里风雷动，

英灵常在我心间*

昔日悼总理，悲痛若断肠。

今朝想总理，浑身是力量。

豺狼何所惧，虎豹咱敢降。

识破假马列，怒斥妖婆娘。

r反“四人帮”斗争的明朗化使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急忙调查送花圈的部级单位，并上报公安部。

当天晚九时，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会议，提出，将以清明节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为由，不让送花圈。认为，“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特别突出的一个动向，是利用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的心情进行破坏，妄图干扰斗争的大方向”。决定，“在今后一周内，要有主要领导负责，来掌握动向”，

“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有的是影射的、反动的东西不能让其存在”，对写诗词的人则“进行跟踪，查明下落”f“在适当地点处理”，并“彻底追查幕后操纵

四月二日，北京市公安局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三层小灰楼里，成立首都工人民兵、卫戍区、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抽调公安干警、民兵各三千人与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出动应付“最复杂、最严重的局面”。他们还把整个天安门广场按地段划分，派出大批便衣、“记者”混入人群，分片包干，严密控制，暗中监视、跟踪。下午，市公安局召开的常委会又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意见”，作出对“散布政治谣言，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的”‘，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当场抓获或跟出现场扭送”；对“影射攻击的”，要监视跟踪，查明下落”；对“蓄意捣乱，制造事端的”，要“揭露扭送”等八条决定，并在当晚向下进行部署。

从这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各团体、机关、街道、旅店，先后传达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和北京市委的电话通知，说什么，“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有反革命捣乱”，：！“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清明节是鬼节”P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    ，

然而，四月二日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却是有增无减。    爿

这一天清晨，一〇九厂三四百名职工由四辆汽车开道，拾着花圈，高举诗牌，从工厂出发，绕道王莳井、东长安街等繁华街道，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把高约六尺、宽约一点五尺的四块诗牌用铁丝牢牢地固定在纪念碑最高一层飞檐上。“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苒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四块诗牌一字排开，耀人眼目。人们争相抄传，丨暗中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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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时左右，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为了防止被“四人帮”偷、烧而用钢材做成的®米多高的大花圈也从西郊送到了天安门广场。花圈上写的“总理爱人民，人民想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长相忆。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的深情。

纪念碑南侧，财政部国外局团支部敬献的花圈上工工整整的写着：“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这些诗牌、挽联，使天安门广场成了揭露“四人帮”的公开战场。广场上的诗词内容也不断升格，出现了大量以“妖魔”、“鬼怪”、“野心家”、“阴谋家”、“白骨精”及其谐音影射“四人帮”的诗词，诸如：

（

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

革命者鞠躬尽瘁虽死犹生i

/

总理回眸应笑慰，

斩妖自有后来人。

翻案图穷k首见，

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①，

；反罢河妖红霞现。’

®“逋江摇桥”中的“江摇桥”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

一篇题为《广场——纪念碑》的短文这样写sh

有那么几只苍蝇错误地估计形势，嗡嗡地呤着，妄图在纪念砗上下蛆、抹黑。

有那么几只公鸡、母鸡被利欲熏昏了头脑，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

贺延光等人送的悼词，四月一日晚上被撕掉了，这天，他们把悼词重抄了一遍，用纱布裱糊好，再用透明塑料布覃起

来，又送到天安门广场。

u深夜，更有上千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花圈、挽联。

四月二日这一整天，都有暗探向“四人帮”一伙不停地汇报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情况，“四人帮”一伙也在不停地思考相应的对策。四月三日凌晨四时四十分，王洪文在便衣人员的保护下，窜到天安门广场，借助手电筒查看了纪念碑上部分花圈和悼词后，气急败坏地给公安部的走卒打电话、下指示：“你还在睡觉呵，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抬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那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破案嘛。”

王洪文黑令一下，公安部门的人立即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凌晨五时许，他们强行抢走了一〇九厂的四块诗牌，毁坏了一部分花圈和诗词。

I公安部门深更半夜偷偷地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继续光明磊落地进行着悼念周恩来，讨伐“四人帮”的斗争。

四月三日，天气阴沉，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四人

帮”的禁令继续通过公开的行政途径向北京人民施加压力。然而，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流却仍是有增无减。

早晨八时许，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家属共约一千余人胸佩白花，臂缠黑纱，在西单六部口集合队伍，他们由二百多辆自行车开路，高举红旗和横幅，抬着三十多个花圈和花匾，浩浩荡荡迆开向天安门广场，把由白花铺底，红花镶嵌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十三块大花匾高高地挂在纪念碑前的十三根旗杆上，表达着全国人民的心愿。

几乎与此同时，八七八厂一千多职工组成的悼念队伍，抬着十八个用塑料布蒙好的花圈和用金字写成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的大匾，从东单开进天安门广场。

当时被称作“臭老九”成堆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近千人组成的悼念队伍，也在这天向天安门广场敬送了十二个花圈，并将一个花園悬挂在天安门广场华灯的柱子上。

北京西郊烟灰制品厂二十余名职工还将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这二十八个宇组成的长几十米的横幅悬挂在纪念碑北侧旗杆上，横贯广场。    ：“    .

天津、湖北、安徽、陕西、沈阳、哈尔滨等外地来京人员，也向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样板团”是“四人帮”及其爪牙控制最严密的单位，不仅不让送花圈，也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然而，天安门广场照样出现过他们的足迹，照样摆放着他们敬送的花圈。四月三日晚九时许，以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为首的几个同学，不仅向天安门广场送去了挽带上写着“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狱哭煞几只烛正昏”的直径两尺的大白花，而且还送去了《献词》：“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心意的白花。这是我们对您的热爱、怀念和情意。在这表达千百万人民心意的花圈的海洋中，我们这一朵白花显得很拙劣。但是就是这样一朵白花，他们也不让扎啊！！！我们只能跑到校外扎出了这朵平常、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都扎入这朵大白花中！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啊！！丨”他们的行动激起了广场群众对直接控制清华大学的迟群和谢静宜的控诉和愤恨，有人喊出了打倒迟群、谢静宜的口号。

这一天，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已增至数千个，一直排放到旗杆以北。纪念碑周围的柏墙上，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花的海洋，人的浪涛。密布纪念Sfct的诗词和悼文则更加锋茌毕露，尖锐泼辣。，

一首七言诗笃道：：，

总理逝世留英名，^

'竟有蝇蛆贬丰功。'

排他抬己阴风起，

吕后鬼魂遑淫凶。

妖魔啮人喷迷雾，

瘟鸡焉敢撼大鹏。

奋起马列千钩捧，

痛打白骨变色龙。

一首诗用每行第一个字辱骂迟群道I迟睡早起为人民，

群众爱您您爱民，    ...

早期立下雄心志，

晚年仍为革命奔。

得享今天亿人敬，

“完全彻底”誉忠魂。\

\

题为《质问〈文汇报〉》的诗写道：

三•二五《文汇报》，怒问走何道？！

代表何许人？为谁唱反调？

警告《文汇报》，莫要为狼大喊叫。

中国人民觉悟高，不走苏修道。

谁若反对周总理，终将被打倒！

一首暗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垮台的诗《向总理请示》写道*    f

I

黄埔江上有座桥，

江轿腐朽已动摇。

江轿摇①，

眼看要垮捧，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天上午，在纪念碑北侧贴出了署名“边疆某部部分战士”《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上面写道：“为世

①“江桥摇”章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世代代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特建议由人民自己建立一座‘周总理纪念馆’”，“资金来源”由“人民自愿捐献，数量不限，一分钱也能表达人民的心愿”。他们还率先捐赠出自己的钱。这个建议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有人提出了补充建议，有人要求参加建靖义务劳动，还有不少人将人民币放在倡议书下面作为建馆资金。

下午，在沥沥细雨中，一位中年人在纪念碑西侧台阶上反复教唱自己谱写的悼念周恩来的歌曲约四小时，直到声音嘶哑。

深夜，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的青年工人韩志雄又在纪念碑东侧贴出《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诗文，署以“继周、斩妖”的笔名，文中写道：

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斥！

在历史，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丧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发狂。

细看这几只鸟鸦，大概有三只，后头还跟着一团苍蝇，形成一大团黑色的妖雾。这几只乌鸦，发觉自己阴黑的羽毛比不上孔雀的美丽，在枯枝上眨闪着两眼，露出嫉妒的眼光，接着弹起魔爪双足，带着苍蝇，找到了赫鲁晓夫，得到了秘诀之后，不知在那里又盗来了孔雀的羽毛_

这几只鸟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潆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有条理地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马列主义，好似理论家，实为阴谋家。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她倒显得大方，不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手腕挂的小白皮包，妖里妖气.，实为魔怪。跟她并排的还有一个，让私欲熏着鼻腔，在《文汇报》上策划阴谋，喂得渐胖。后头还跟着裹着香粉的苍蝇，在清华盘旋，在那里生蛆生虫。

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    小撮民族败类！

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在地球上向着太空，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

3尚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檎妖打鬼人％

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

那一小撮，哪舍得专权夺利的宝座。我们为此送给他们两顶桂冠：一顶是俄国的赫鲁晓夫，一顶是中国历史上的秦桧。

碑上总理显神灵，唤来无数驱妖人。

历史会惩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会把这些打着马列招牌的假马列押向历史的斩妖台。

天安门广场从早到晚聚集着成千上万前来战斗的人群，有老人、小孩，有工人、农民，有学生、干部，他们送花圈、送挽联，写檄文，抄诗词，互相感染，团结一致。人如海，花丨如潮的天安门广场上，英勇的中国人民用燃烧的激情谱写着一组组浑厚雄壮的交响曲，不断出现着新的高潮01心怀鬼胎的“四人帮”及其爪牙面对着英勇战斗着的首都人民，坐立不安，露出了浄狞的面孔。谢静宜大放厥词道：“党中央、国务院杌关、军队带头这么干……是走资派挑起的。”她要共青团北京市委负责人以团市委的名义写情況汇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行动是“发泄反革命仇恨，……是反革命暴乱”，“看样子是早有组织，有准备的”。“强烈要求中央、市委采取措施。……不镇压我们决不答应，……难道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吗？”并将情况汇报亲自送“四人帮”和毛远新。姚文元当即在材料上批示t“此信很好。团市委要开会，揭露反革命逆流。”

迟群在得知周为民等人送花圈的情报后，当夜十二时，把全校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从被窝里叫起来开会，造谣惑众地说，“有人冒充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往天安门广场送了白花，

有几万名暴徒要来血洗清华”。说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是“匈牙利事件”^他宣布，清华大学送白花是“几天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之一”，“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一个大阴谋”，“一定要追查破获”。会后，便将周为民等人定为“反革命”，并对他们说；“你们干的事，罪行严重，粑你们抓到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斗也不过份！”“判你们无期徒刑浪合适”。还连夜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去搜查清华大学的人员，每小时派出二百五十名民兵在校园内巡逻。

公安部门早已组织好的罗网也打开了。韩志雄因为张贴《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祭文，当他到广场西侧列宁象下取自行车准备离开天安门广场时，被诬作“偷自行车的人”当场被抓获投入监狱。北京自行车厂工人魏海涛又因目睹公安人员拆、毁花圈、诗牌、挽联而张贴了自己书写的《骇人听闻》一文遭逮捕。北京一二〇中学的待分配学生王少成则仅仅因为阴止便衣撕毁小字报便遭到同样的命运。四月三日，包括四月四日凌晨，被逮捕的有六人。

清明节

四月四日是清明节，又是星期天。这一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高潮。

早上八时，曙光电机厂三千余名职工，在东单集合，组成一里多长的八路级队，伴着收录机播放的哀乐，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队伍由周恩来巨幅遗象和写着“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巨幅横标为先导，接着是由数千朵白花镶嵌成的丰碑和由三十四个花圈从小到大排列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花圈上分别写着“虽死犹生永不朽，英名当与马列齐”、“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中华儿女承遗志，誓斩妖孽接旌旗”、“革命自有后来人，众志成城全无敌”等挽词。气势磅礴的游行队伍绕天安门广场一周后，在纪念碑前将花圈由西室东排成一列。职工们面对花圈排成整整齐齐的方阵，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接着，与曙光电机厂相约而来的青云仪器厂一千余人排成四列纵队，从西单方向来到天安门广场，将“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巨大横标和数十枚精心制作的花圈安放在天安广场。

十时左右，北京铁路分扃丰台机务段的青年工人王海力在纪念碑前旗杆处展示用自己的鲜血在一块长方形的白绸上书写的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

——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

顿时，广场上人声鼎沸，王海力被大家高高地抬起，人们纷纷表示，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周总理！”“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真理不可丢！”王海力反复表示：“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代的先人”。一位青年还乘势高声宣读了《告全国人民书》：“要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不要乱糟糟的中国！”这时，掌声、口号声、国际歌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十一时，首都钢铁公司工人李铁华登上了广场北面照相用的木台，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发出了“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彻底打垮”的誓言。接着的演讲者也一致表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一小撮野心家的！”

中午时分，北京大学教师、著名核物理学家丁肇中的堂妹丁始琪，把一个用蓝水仙、马蹄莲、石竹等鲜花做成的花篮捧放在国旗杆的基座上，热情的群众又帮忙把花篮用铁丝固定住。这从“四人帮”“后院”送来的火种，不仅激起了群众对丁始琪的敬重，也使人们心中更加明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南京人民遭受残酷镇压的消息传进了北京，为了表示对南京人民的支持，这天中午，几位复员军人在天安门广场刷出大标语“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政客的喉舌一《文汇报》”。显示出全国人民的心息息相通的真情。

下午四时许，北京重型电机广的职工，冲破重重阻力，将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送进了天安门广场，这个花圈高七点五米，重一吨，是工人们为了反抗“四人帮”一伙偷、烧花圈而连夜赶制的。当它被安放在广场中央，高高耸立在花山花海之间时，广场人民对终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大大地增强了。

这一天，广场上出现的诗文、悼词的内容更加丰富多采，寓意也更加深刻：

人们用“遥瞧”谐音，指明张春桥、姚文元；用“海辽两家”指明“上海帮”和毛远新的“辽宁派”之间的不寻常关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一伙，“一如林家”，是林彪的余孽。

《给〈文汇报〉开诊断书》这篇短文，用诙谐尖刻的言词，讥讽《文汇报〉泡制的“三月二十五日奇闻”是因为“发烧引起神经错乱”，是“死到临头更发狂”的表现。

词文中出现的“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28]更是对“四人帮”一伙的无情揭露。

这一天，北京工业学院陈力等十位女学生写的《请收下》；北京外贸局李舟生写的《今日在何方》、《墓志铭》；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周忠铉写的《清明有感——拙诗五首悼总理》以及《颂杨开慧》、署名黄隼的诗《清明悼周恩来总理》，则从不同的方面深刻地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和对“四人帮”一伙的深恶痛绝。

被誉为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和作家魏巍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战斗。

众多的少先趴、共青团组织，在天安门广场过队日、过团日，使战斗的人群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湖南省桃江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武钢电讯厂电视班的八名学员、陕西户县人民的代表、昆明市花灯剧团的文艺工作者以及许多由外地来京的人，也为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战斗增添了力量。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十分壮观。《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这样描写道：

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同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巍然耸立在万花丛中。碑座的最高层，四周环绕着许多花圈和横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耀眼的大字下面，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是一条用大朵白花装饰着的黑布大型横幅，上面写着“民族英魂”四个字。再下面是一条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纪念碑四周的松墙上、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皑皑白.雪；系在铁链上的白花象一条白色的素带，环绕着纪念碑。

在纪念碑南面的松树林里，挂起了一长排用大字报那样大小的纸写的诗文。纪念碑上花圈挨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在花山人海中，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上面都挂着巨大的横幅。

由彩旗杆往北，每隔几米就是一长排花圈，一直摆到天安门前的国旗杆下。国旗旗杆的基石出，放着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铺着金丝绒台布的金属制的小桌子上。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用石纹纸做成的墓碑，上面工整地抄录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周总理追悼大会上致的綽词。在广场中央，放着一个东风电视机广敬献的盛着巨大万年青的花篮，上面系着的挽联上写着：“亿瓣心镶人民将总理永远怀念，万年长青总理为人民一片丹心。”

广场的每一根华灯柱上，都挂满了花圈或花篮。

广场上空，迎风飘荡着两串黄色大气球，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几个青年带来的。气球上面悬挂的白色飘带上写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

夜幕降临，川流不息的人群仍在频繁地活动。就在这时，一篇指名道姓批判江青的短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出现在纪念碑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上。《大事记》写道：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七四年十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毛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嘴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五、最近的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垂死的翻案活动。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大多数人心的过街老鼠。

当群众发现了这篇专揭“四人帮”伤疤的战斗檄文时，天安门广场上又掀起了入夜的一次斗争高潮。小字报前围满了密密层层的人群，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和许多自告奋13的人反复诵读着，人们在微弱的光亮下匆匆抄录着，一批，一批，秩序井然。

文章作者当场散发的《大事记》传单，则加速了内容的扩散。

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使“四人帮”一伙人无不为之震惊。他们要借助权力的力量，来为自己压惊、解围，这就派上了姚文元这个刀笔吏的特殊用场。早在南京事件刚刚发生之时，姚文元便在人民日报社说：“南京事件很快会影响到北京，你们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况。”四月一日，在姚文元直接指挥下，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亲自选派出“听话的”记者到天安门广场采写，并随时向总编辑汇报。鲁瑛则亲督昼夜赶编的《情况汇编》，频频往上送。四月二日，姚文元又向鲁瑛交代说，“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邳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清明节是旧习惯，这样的行动是违反中央大方向的。”“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当天，姚文元还打电话给中央广播事业局，重复了上述内容。四月三日，姚文元看见《情况汇编》中写有“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便批道：“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一样。”把夫安门广场事件与当时被“四人帮”一伙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南京事件联系在一起。同日，姚文元在审定《情况汇编》时，将署名青年工人丁亮写的《倡议书》全文删去，把其中“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些内容断章取义地归结为，有人“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上报政治局。是晚，姚文元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露出了“四人帮”一伙的杀机。

四月四日，姚文元继续玩弄手中的妙笔，果真生出许多花样精，好似磨亮了杀人的刀。

这一天，《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编刊了一首署名“敬周试作”的词《满江红》：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燃，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这首词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周恩来决心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豪情壮志。姚文元把“捍卫咱，周总理”以上部分全部删去，批注道：“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他还在一首署名青年工人杨光明写的“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损毁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的文字上批道：“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并在一〇九厂的诗牌上写的“碧血再开革命花”一句旁批道：“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人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申讨“四人帮”的示威活动，一下子被姚文元用笔升格为“反革命政治行动”了。

姚文元煞费苦心炮制的“理论根据”成了他及其一伙人的行动指导。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鲁瑛，重申“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三名党羽则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号码，揭撕诗词，跟踪群众；派人到历史博物馆楼上用望远镜头对他们认为可疑的对象进行录象侦察。上午十时左右，公安部的人又到“三联指挥部”要北京市公安局“对一些反革命传单，在张贴时就要抓他，不能抓的也要当场拍照下来，以后查找。有些在那里念的，也很有反革命气焰，有的嗓子都念哑了，我们必须打击这些反革命活动”。“三联指挥部”总指挥下达指示：“要注意是否有开大会或冲击什么地方的苗头”，“要研究战术”，把“力量穿插进去，分割开，然后抓他，声明他是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紧急部署公安部门，“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北京市公安局还召开会议，布置下属，对“指名攻击的小字报、字条都要弄掉，要完整保留证据……对反革命坏分子要有目标地打击，査出下落，搞好材料，报请处理……今晚发现非常嚣张的，要捉拿他几个。”

当晚九时，《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发现有数千人围听《大事记》，并不时发出强烈的反响后，于十点回到报社，向鲁瑛作了汇报。鲁瑛如获至宝，又叫那个人再去天安门广场探听情况。十点多钟，这个记者抢到了《大事记》的传单，便马不停蹄地拿回报社邀功，鲁瑛当即用电话将传单内容逐条报告给姚文元，同时，要人把传单标以《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的题目，工工整整地抄写一份送给姚文元。

此时的姚文元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天安门广场情况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七四年到七五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江青从姚文元那里得知《大事记》的内容，顿时气急败坏，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

“三联指挥部”突然得到抓人的指示，立即下令：“在纪念碑西南角讲演的那个人，讲了几小时了，嗓子都喊哑了，一定要把他抓下来，不管上多少人，坚决抓住。民兵的棒子用上，谁动就打谁！”在纪念碑西南角朗读《大事记》的人正是朝阳区包装用品厂的青年工人李西林。大约晚十一时，在“抓反革命”的嗥叫声中，李西林被拳、脚、棍、棒打得鼻青脸肿，头晕目眩，乘着混乱，光着脚被扔进了一辆早已停在旁边的囚车上，

与此同时，政治局会议在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声中结東了。会议情况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因而，决定从当晚（四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四人帮”一伙“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的行动是在四月四日晚十一时以后开始的。身着蓝大衣的一队队民兵开到纪念碑东西两侧待令。接着，近百名腰系皮带的士兵突然从天安门广场冲向纪念碑东南角，与民兵、警察配合，兜抄了在那里读着诗词的无辜群众，将五十七人押往中山公园逐t“审查”，并逮捕了其中抄诗词或认为可疑的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刘万勇夫妇，一直活跃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录音工作，这天晚上，当刘万勇录完《大事记》后又到纪念碑北侧录制群众齐唱《国际歌》的声音时，被三个暗探围住后逮捕。他三天来共录制的六盘磁带也被没收。其余上千名群众则被强行轰出天安门广场。已经戒严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四人帮”指挥棒下的天下，他们清查广场的活动就要在自以为遮住了群众双眼的环境下大规模地进行了。

四月五日

四月五日零点刚过，公安局的便衣人员便冒着小雨进入天安门广场，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搜索猎物。他们小心地揭下各种诗词、悼文，记下送花圈的单位和个人，作为以后侦破的依据。接着，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从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派出的二百多辆卡车开进广场。早已等候在广场上的大批士兵、工人民兵和警察一起行动。他们把花圈连同上面的总理遗像推倒、踩扁，扔上卡车，把挂在华灯和旗杆上的花圈、标语用竹杆挑下来。放在更高处的东西就只得借助于救沐车的云梯了。还有一队解放军士兵专门揪摘挂在松树上的小白花。两点多钟，又开来了吊车，专门运输铁花圈。三点多钟，下了一阵急雨，收花圈的工作却没有中断。四点多钟，花圈基本收完了。它们大部分被运到八宝山，小部分被运进中山公园和“三联指挥部”。在运输途中，散落的花圈的残迹，由清洁工人和清洁车清扫。他们还用水龙头冲刷贴在纪念碑上的诗词和悼文。前一天晚上被送进中山公园关押的群众也被放了出来。

凌晨五时左右，王洪文视察了天安门广场并钻进“三联指挥部”。他对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说：“这两天广场实际上被人家占领了”。“昨天晚上那个人（指李西林）我就主张抓，怕什么？干一场就干一场。打伤了民兵和民警，我到医院慰问去”。当刘传新说，“斗争激烈真象过去的匈牙利事件”时，王洪文应道：“出现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去年七、八、九月的谣言追查得不彻底，这次要追到谁算谁，就是追到中央、国务院，追到天皇老子也要追。”还对在场的其它人说：你们要“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广场再抓，四日抓了三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有主子撑腰，“三联指挥部”的行动更坚决了。他们立即派人把守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个路口，设立“劝阻站”，以期阻挡人们向纪念碑敬献花圈，天安门广场上散布着警戒士兵，广场中央，一队警察从国旗杆排到纪念碑前，把广场分割成两半，不许行人通过。纪念碑的松墙外还围了一圈工人民兵，以便阻挡到纪念碑活动的人群。

清晨，天安门广场上就开始逐渐集聚着人群，他们纷纷对发生在夜晚的广场洗劫表示愤慨，由衷_希望纪念碑上再出现代表人民心愿的花圈，哪怕一个也好。

六点多钟，北京市第一七二中学的三十多名学生抬着写有“献给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永垂不朽”挽联、直径约一米的花圈，成四路纵队走向纪念碑，并吸引了广场上几乎所有的群众。纪念碑四周的军人和工人民兵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企图阻止学生的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慨。群众异口同声质问道：“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为什么不让献花圈？你们把花圈弄到哪里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人民英雄建立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纪念人民英雄，现在你们把它封锁了，还叫什么纪念碑？”接着，在一片“让开！”“冲进去！”的喊声中，由青年群众手挽手开路，群众夹道随送，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北侧浮雕下，后又在群众的倡议和帮助下，将花圈高高地固定在纪念碑基座上方，并举行了包括群众在内共上千人的哀悼、宣誓仪式，呼喊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激动人心的口号，对“四人帮”一伙夜晚清洗天安门广场提出了抗议。

就在群众愤怒申讨时，一个军人模样的中年人挤到纪念碑高处向群众喊话：“大家不要这样搞了，中央已作出决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们这样悼念周总理的做法是不对的，太家赶快回去丨”得到的反应是群众的厉声斥责。人们揪住那个军人模样的人不放，一定要他说出昨晚花圏的去向。恰在此时，一群工人民兵挤到军人模样的人面前，以“让我们来处理他”为借口，帮助那人逃离人群，钻入历史博物馆。激愤的人群高唱起《国际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小型游行活动后又回到纪念碑上。

这时，一队全副武装军队开上纪念碑并把守住台阶口，一面喊着“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一面驱赶着群众离开纪念碑。被赶下纪念碑台阶的愤怒的群众质问军人：你们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人的命令？为什么偏在这时修理纪念碑？同时，不约而同地向纪念碑靠近。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在激愤的人群簇拥下，冲上了纪念碑，把花圈放在了浮雕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索问其所在单位。这就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那人不顾群众的炽烈情绪，高声喊叫：“你们简直是胡闹！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上阶级敌人的当，上走资派的当！”“你们别为走资派卖命了，报纸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名了！”群众立即把那人团团围住，反过来质问他，还要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这时，有两个人前来解围，当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时，“打这两个便衣！”不仅成了群众的语言，也成了群众的行动。一个便衣见状象落马逃荒似地跑下纪念碑西台阶，向人民大会堂飞奔。纪念碑上的群众紧追不舍。一下子，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门前集中了几乎所有前来参加活动的数十万名群众。

四月五日”人民大会堂前的警卫人员特别多。当警卫人员把便衣护送走后，数十万群众的注意力重又集中在昨夜丢失花圈的事件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共同心声把群众引上了人民大会堂台阶。谁知，隐藏在群众之中的便衣却以“要冲人民大会堂”为由，向“三联指挥部”作了汇报。“三联指挥部”立即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增调民兵、警察和军队，并于八时三十分左右调来两辆交通广播车，在大会堂东门口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讲：“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把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群众活动说成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种语言，引起了在场群众极其强烈的愤恨。人们截住了广播车，要广播人员对他们的宣传进行解释，并改变广播内容。一辆广播车在群众正义力量的感召下，喊了“周总理万岁”后，被群众放行。另一辆广播车却仍然不停地播放着“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激怒了的群众爬上车顶，踢坏了高音喇叭，踩蹋了车顶，在“一、二、三”的口号声中，将广播车翻了个底儿朝天。广播车里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了群众的教育后，也被放走了。

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和纪念碑周围的数十万人群，痛心地议论着眼前发生过的一切，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战友。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忽然冒出一句话：“用这种悼念形式不好，人已经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下子激怒了他周围的群众。在一片咄咄逼人的目光和言词威胁下，那人转身要溜，却被北京西城区棉织厂工人王维衍一把揪住，问道：“你别走，把话讲清楚，你为什么攻击周总理？”接着，群众雷声一般的质问和雨点儿一般的拳头，逼得那人抱头鼠窜，直奔人民大会堂。当群众把那人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地下室通道揪到大会堂北边平台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昂。为了弄清那人的身份，人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贴有照片的清华大学的听课证。看见“清华大学”几个字，群众的义愤悠地上升到无法抑制的程度，言行也就更加犀利、极端。那人却仍然咬住要“按照上面……”。群众让那人喊“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却回答，“人民万岁这个口号没有阶级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有无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那人多挨点揍也只能是活该了。后来，群众一致要那人到纪念碑前向周恩来总理下跪认罪。在众多人群从人民大会堂向纪念碑移动时，冲乱了人民大会堂前的警卫防线，群众和警卫便发生了小小的磨擦。待到处理完“清华大学”旁听生事件，群众返回人民大会堂前时，向警卫索要花圈又使双方的对立情绪增长了。

“三联指挥部”了解到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情况，发出命令：“现在广场上的人很多，要派民兵和民警，由部队配合，把广场南北两面封锁起来。”

大队工人民兵开向人民大会堂前，带队的民兵喝斥道：“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敢冲大会堂！”同时又把群众往台阶下推。这时，已经聚集了对立情绪的群众把愤怒移向了民兵。群众一面规劝他们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充当镇压人民的凶手，一面动手扯下他们臂上的袖章，拋向天空。许多工人民兵在群众的感召下，自动摘下袖标，灰溜溜地走下大会堂的台阶。“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声和《国际歌》的歌声又重新占领了人民大会堂周围的空间。为此，群众与值勤的解放军也发生了冲突。

为了得到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人民大会堂前的王维衍、刘迪、赵世坚、陈子明和侯玉良等几个青年，临时草凑了一首题为《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诗中说：

敬告工农子弟兵，

请你们聆耳听。

今天人民悼总理，

是非你们应看清。

你们的军装，

是周总理长征时吃过的草根的颜色染。

你们的帽徽领章，

是杨开慧等英烈的鲜血来染成。

你们的枪刺，

是我们工人的机器来制造。

你们的身体，

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

你们的父母、弟妹盼望你，

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

今天悼总理，

工农心中不安宁。

……

工农子弟兵，快发出呐喊声，

谁要反对周总理，

请你们把他崩！

青年工人侯玉良激情地朗诵了这首诗，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群，也感染了在场的解放军战士。虽然，战士们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双方的对立情绪已大大地缓和了。

接着，几个青年提出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和将紫竹院公园改为周恩来公园的建议。由侯玉良宣布，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同。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仍然是天安门广场上无数人的共同心愿。在一个工人民兵的指点下，当大家得知“三联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后，在一位戴眼镜身穿蓝制服的青年指挥下，人民大会堂前的人群排着十路纵队，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走向“三联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搂。

此时的小灰楼，周围已由工人民兵和卫戍区的警卫战士围成了警戒线，不让群众靠近。在群众与警戒人员进行初步交涉并毫无结果的情况下，群众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打倒工贼！”“打倒蟑螂（指张春桥）！”等口号，向小灰楼的大门冲击。在群众情绪的感召下，工人民兵撤离了，堵在狭小门道里的是人挨人的解放军战士。为了打开通道，群众向战士进行了热爱周恩来总理的宣教，并再次诵读了《敬告工农子弟兵》这首诗。战士们无不深受感动，却又无法违抗军令。

为了维持秩序，知识青年刘迪自告奋勇用喇叭向大家宣布了三项“无产阶级纪律”，并要求大家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则以高亢的《国际歌》歌声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一致同意选派代表进小灰楼去谈判。最后，水电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和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被推选为代表。商定，如果十分钟后代表不出来，就是被抓了，群众就要冲进去营救。楼外的群众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翘首待望，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三联指挥部”经过“请示”，以“一谈，就等于承认他们（指群众）是合法的了”为理由，以领导不在为借口，拒绝谈判。等候在外的群众心急如焚地度过了十分钟，正冲进小楼前厅时，四位代表返回了。

没有结果的谈判使本来已怒火胸中烧的群众更加愤怒。他们冲进小灰楼。找出了几个花圈。群众高唱《国际歌》再一次举行了游行《此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午十二时四十三分。

在群众举行游行，人群重新组合后不久，人们注意到停留在小灰楼前的一辆小汽车。当群众弄清它是“三联指挥部”的头头乘坐的车，并确知头头就在小灰楼里时，一种由于知道受愚弄而无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这辆小汽车上。人们把它推翻，把车厢里的东西拋出来，点火烧着了汽车。此时，大约是四月五日下午一点钟。不一会儿，开来两辆救火车，一辆被群众堵住，没能进天安门广场，另一辆在离失火地点不远的地方也被群众堵住了。

下午两点五十五分，为被困在灰楼里的工人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到了小灰楼跟前。群众知道后怒吼着：“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不行！不行！”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拋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火。停在灰楼前面的“三联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点燃了。停放在那里的工人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则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火舌中。

下午五时左右，灰楼前的警卫部认撤走了，群众冲进了小灰楼，点燃了楼里的稻草，火焰直冲二楼烧去。冲进楼里的群众把楼里桌、椅、床铺、书籍、收音机等物扔出楼外，投入楼前的火堆。在烈火的驱赶下，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小灰楼里的人员从南窗口撤走了，躲在三楼指挥部里的头头也从窗口爬出去了。

面对着群众愈烧愈烈的怒火，不仅王洪文亲自出马，张春桥、姚文元也亲自出动了。四月十八日张春桥给他儿子毛弟的信中记述了他的活动：“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姚文元则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楼上，用望远镜观看，因为他无法知道广场群众说些什么，具体做些什么，于是急忙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说：“纪念碑上贴了什么东西，我们看不清，赶忙派人去看。”

有了张春桥、姚文元观察到的“第一手情报”，北京卫戍区作出了镇压群众的具体部署：在中山公园成立新的民兵指挥点；在二十八中设立公安局西路指挥部.；出动民兵五万人，警察三千人，卫戍部队五个营，带上木棒，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空军招待所等地待命。当晚要播放的广播稿和广播稿录音也准备好了。

晚上六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减，反而越增越多。群众的注意力则逐渐从小灰楼移向纪念碑。

四月五日这一天白天，纪念碑周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壮观的事件，斗争却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继清晨敬献给周恩来的两个花圈后，纪念碑上又出现了三、四个群众新送来的花圈，纪念碑四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诗词。铁道部三局建筑处机械厂工人王立山把早已写好的一首诗镶在镜框里，放在纪念碑西面的碑座上，上面还插了一朵精致的白塑料花。诗是这样写的：

春意初发花香凝，

寒夜暗寂悬冷星。

漫漫哀思绕华夏，

烈士雄鹰金目暝。

白花一朵寄深情，

遥望征程困难横。    ’

铮铮纯铁孩儿骨，

酷默之后有雷惊！

夜幕渐渐拉开。黑暗曾经为镇压群众打过掩护，现在，也要为群众用隐秘的手段进行公开的斗争创造条件。纪念碑周围的诗词增多了。人们在诵读新贴出来的诗词。

夜来未闻风雨声，

芳草鲜花尽扫空。

休言碑前空荡荡，

指点阶前泪迹浓。

纪念碑南面、北面出现了王立山写的、墨迹未干的三首诗词，其中有一首是：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晓东在纪念碑北侧贴出了题为《告别》的诗：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多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

能向那九霄轻飚；

我只有这哀悼的诗词，

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还有那些暗藏的敌人，

那些阴影下的豺狼，

您生时，他们用无耻的谎言把您诽谤，

用晦涩的暗箭把您中伤；

听到您的名字，

他们咬牙切齿；

挨到您的巨掌，

他们浑身冰凉……

如今，您去世了，

他们掩饰不住地欣喜若狂。

人前，

他们挤出两滴鳄鱼的眼泪，

背后，您的遗骨未冷，

他们就在舞蹈歌唱！

他们以为，

用他们傲慢的冷酷，

能够压低您的声望；

用他们下贱的欢乐，

能够侮辱人民的悲伤！

但是，这些无耻的败类呵，

对人民永远是错误地估量。

看呵，

人民深沉的悲痛，

化作奔腾的力量。

对着他们的丑脸，

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们发抖了，

他们藏匿了，

他们躲进阴沟的深处，

还不甘心失败，

又编些更恶毒的谎言，

又耍出更阴险的花样……

人们颂读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继续高唱着《国际歌》，相信正义必将压倒邪恶。

晚上九点多钟，广场上的人渐渐减少，纪念碑四周只剩下二、三百名群众，连同从小灰搂搜检出来的花圈，纪念碑碑座上共有十一个花圈，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周恩来遗像在这静谧的春夜里，陪伴着大家。

就在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四周时，“四人帮”一伙也在抓紧时间进行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准备。

晚上七点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下达命令：“今晚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从城郊各工厂紧急征调的不明真象的工人民兵，带着木棒、铁棍等临时抓到的“武器”，开进了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等早已选定的据点待命，并不断接受指挥者的宣传现在广场上反革命暴徒正在闹事，我们首都工人民兵一定要和他们血战到底！”“和阶级敌人斗，要有武器，每人拿一根木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走。”集合待命的警察和卫戍部队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马天水从上海打来电话，为北京的行动撑腰。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也派人到刘传新办公室对即将开始的行动表示支持。

姚文元则继续苦心经营他那政治宣传阵地。他将当日《人民日报》编写的《情况汇编》中的“今天清晨七点多钟，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聚众抗议”一句话，改为“一小撮坏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煽动一伙人抗议”；将“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幵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段话刪掉；将“现场黑烟冲天，一股橡皮气味……”，“现场指挥部搂前都是青年人”改作“一片反革命喧嚣声”，“参加这次反革命事件打先锋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这样，群众四月五日的行动就变成了有中、老年人支持的无故挑衅，理当镇压。

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发出了镇压的命令。扩音器里不停地广播吴德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忽地又全部打开，广场一片通明。晚九时三十五分，隐蔽在广场四周的六百四十一名警察一齐冲向纪念碑，将在场的群众围住。有的群众乘机外逃，站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的指挥部头目连声叫道：“糟了，糟了，再慢一点儿，人都跑光了丨”并急忙命令待命的民兵赶快行动。

工人民兵十人一排从广场北部出发，和从广场东南面向纪念碑靠拢的卫戍部队渐渐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当时停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包括下班过路的群众团团围住。

冲锋陷阵的警察，穿着警服，戴着大沿帽，抡着皮带、棍棒，喝斥着，驱打着无辜的群众。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孟连回忆现场情景时说：警察挥舞棍棒追打群众，当他准备从纪念碑北侧冲出包围圈时，已经来不及了。警察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用棍棒抽打他，从台阶下边一直打到台阶上面，十几个人围住他又踢又打，直打到痛昏过去不能动弹，待他慢慢清醒些时，发觉一个被打昏的人压在他腿上，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被打伤的人。纪念碑四周一片刽子手凶残的狂吼声和受害群众凄厉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

晚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纪念碑旁地上滩滩鲜血边，躺着、蹲着、趴着鼻青脸肿的二百多名被打群众。经过初审，他们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等地，每个人都被仔细地搜身、审问，有的还被带上了背铐，投入了监狱。

夜晚十一时，统一调动的上百名公安干警从广场北侧国旗杆处一字横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迹，企图掩盖他们一伙利用黑夜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冲刷残留的血迹

四月六日清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紧闭，门前挂着一块牌子：“因修理内部，暂停开放”。天安门广场死一样的寂静，只有纪念碑四周一时无法清扫干净的血迹是昨日夜晚血腥镇压的见证。

早晨七时许，不少群众先后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残留的斑斑血迹，大家议论着，叹息着。不知什么时候，有人默默地将一个小花圈放在纪念碑西北侧碑座上，人们沉重的心情又被重新激励起来。在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时刻，纪念碑汉白玉栏杆上出现了用钢笔、铅笔写下的宇迹：“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上午九时左右，北京市海淀区感光材料厂的十八个青年工人冲破重重封镛，向纪念碑献上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

周恩来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北京市海淀区感光材料厂革命青年

他们排好队伍，宣读悼词，宣誓、默哀，和围观的群众一起唱《国际歌》。在一个中年人提议下，由他爬上纪念碑碑座，捧着花圈绕纪念碑一周，最后把它高高地安放在纪念碑正中央。

这些互不相识的人的共同举动，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增添了勇气和力量。青海农机制造厂工人赵乃光、北京造纸厂工人高建友以及北京卫戍区二师职工何志强等人，在广场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历数“四人帮”一伙镇压群众的罪行I高喊“批邓不得人心，悼念周总理无罪！”的口号；指出，这次镇压的“刽子手就是张、江、姚”。激动的群众有的提出开展静坐示威，有的提出去请愿，有的提出举行游行，来抗议刽子手的罪行，最后，一致拥护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建议，成立“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以向全国人民说明事情的真相。

晚上，海淀区感光材料厂的花圈不知什么时候被收走了。之后，纪念碑北侧又出现了一个用粗铁丝紧紧固定在纪念碑碑座上的花圈。花圈中央是一面党旗和一幅周恩来的遗像，四周是洁白的花。晚七时许，一个青年将一块白绸血书迅速放在纪念碑碑座上又匆匆离去。血书长二尺，宽一尺，上面别着周恩来的丝织相，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我想念您。”

纪念碑四周聚集着数以千计的人群，一直留连到夜晚十时以后才渐薪散去。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北京市公安局长特地派人带着有关天安门事件情况的报告列席了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表现得特别得意，张春桥、姚文元则充作谋士。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姚文元费尽心机，提出用“批邓”代替邓小平的名’字，说什么提“批邓”是为了避开“同志”二字。他们还对如何对待被捕的人提出了具体的审讯办法，并决定由《人民日报》负责写一篇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

深夜，天安门广场开始戒严。第二天，天安门广场里，好几辆洒水车精心冲刷残留在广场上的血迹。

四月七日的两个决议

四月七日，是“四人帮”一伙为“天安门事件”最忙碌的一天。早晨七时左右，姚文元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电话说：“你和写无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鲁瑛立即履行主子的命令，赶往人民大会堂。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期间，鲁瑛作为“四人帮”一伙的耳目，一直充当在人民看来非常不光彩，而他自己非常得意的角色。他不仅每日派人去天安门广场窥探，而且在天安门广场事件高潮的四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安排了主子指令发表的署名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四月六日，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此时的鲁瑛，心情激荡，他知道，此一去既是领功，又会压下重担，然而，只要主子满意，他总会前程似锦。到了人民大会堂，姚文元劈面说道：“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中午，姚文元又将鲁瑛一伙引见给等候在东大厅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并介绍道：“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立即赞扬：“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情不自禁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煞有介事地说：“你们挨打了没有呀？”

接着，便入宴作乐。席间，张春桥乘着酒性，大放厥词：“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立即指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酒饭之后，鲁瑛带着一伙人奋力疾书。姚文元亲自督战，反复指示：“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上去。”“还要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引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王、张、江、姚还对许多细节进行具体地指点。

姚文元说，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去。张春桥认为，初稿的“几百个民兵排着队走上大会堂’，干什么？去参观？目的性没有说清，楚。”应当改作：“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还说：“把烧楼房改为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

为了赶在当晚八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放《报道》，姚文元不断催促说：“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

就这样，一篇精心捏造，颠倒是非，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联合署名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写成了。文章把手无寸铁的群众写成“向人民警察队伍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是无故打人放火的暴徒。还将王立山写的“欲悲闻鬼叫”四言诗和另一首诗拚在一起，成了这样一首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酒祭雄杰，

扬眉剑出勒。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拋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并将这首诗作为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依据。

四月七日晚上八时正，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中共中央四月七日作出的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同时播放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全文。

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及全国主要报纸在第一版在黑色大标题下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同时，在当天报纸上安排了拥护决议的大量电文。

遍及全国的抗议运动

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旷古未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反暴斗争被暴力镇压下去了。然而，北京人民的斗争不仅与南京人民的斗争息息相通，而且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斗争息息相通。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全国各地都暴发了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大规模运动。

三月下旬，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等三十多个单位联合化名“寒城牛”书写的“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标语开始出现在武汉街头。三月二十五日，“寒城牛”又在武汉市散发了反对“四人帮”的油印传单。三月二十六日，以“寒城牛”为首，在武汉锅炉厂召开了二百余人的大会，公开点了江青、张春桥的名字，鼓舞了武汶市民在街头巷尾半公开地议论“四人帮”一伙罪行的勇气。

接着，南京人民和北京人民冲破重重阻力与“四人帮”一伙公开斗争的消息传到了武汉，促进了武汉人民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公开活动方式申讨“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六机部七〇一所一室的工作人员将一个直径三米的铁骨架花圈送到长江大桥武昌桥头的长江岸边，立即吸引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很多工人自告奋勇要轮流守护它。第二天，七〇一所二室又送来一个直径四米的花圈，自动守护花圈的人更多了，还有人自动为守护花圈的人送水送饭。

两个花圈给武汉市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它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武汉市民，吸引着人们热爱周恩来，仇恨“四人帮”的正义感的心。它也使“四人帮”在武汉的走卒胆战心惊。他们罗织罪名，说什么“三米”、“四米”是暗指“三项指示”、“四个现代化”，妄图阻挠人民的正义行动。

一切倒行逆施都是枉然。继七〇一所二室送花圈之后，武汉人民频频不断地将花圈、挽联和标语送往长江大桥桥头。长江岸边摆满了花圈和周恩来总理遗像，诗词、祭文密密层层地贴在桥头堡四周的墙壁上。守卫长江大桥的部队还特地加派两名峭兵日夜守护花圈。

在山西省太原市，抗议“四人帮”的斗争首先是由工人发起的。

三月二十六日晚，太行仪表厂工人董廷伦在五一广场贴出《公告》，建议在清明节期间和周恩来逝世三周月召开全市人民悼念周总理大会。这一建议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人们纷纷在《公告》上批语表态。

三月三十日，太原市建筑一公司青年工人李晋响应《公告》建议，张贴并散发了署名太原人民群众的《告全市人民书》，决定参加四月四日、四月八日在人民公园烈士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同时建议成立一个群众性临时机构来负责组织这次活动。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表示坚决支持，还帮助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将它抄成大字报在市内张贴。这天上午，太原重型机械厂一金工车间工人冲破厂领导的阻挠，列队将一个高四点五米，中央嵌放有周恩来遗像的大花圈送往五一广场，安放在旗杆下面，成为清明节期间出现在太原市内的第一个花圈。

工人的倡议和悼念活动引起了“四人帮”走卒的不安，同日，一张署名“窦争、钱进”的大字报出现在五一广场西观礼台西侧，说什么，“现在从上到下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借悼念周总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你们悼念他，他也不能再起来工作了”。这些言词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在大字报上批道：“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站出来，看看你们的嘴脸，小丑！”“坚决要求公安机关惩办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天，太原市第十五中学执教十余年的教师王大启针对“窦争、钱进”写了一首诗《忆秦娥》：

大树颓，

飞星殒落骤成灰。

骤成灰，

万民哀绝，

天地同悲。

痛悼英魂倾血泪，

雪雨清明漫天飞，

人情天理，

敢加何罪？

张贴在“窦争、，钱进”的大字报边，并当场作了讲解。随后，太原市里战斗的诗词和花圈增多了，五一广场、人民公园如同天安门广场一样，成了花、诗和人的海洋。其中，山西机器厂五百多名工人四月三日送往五一广场的用钢材焊成的高达七点八米的花圈是全市最大的一个花圈。

连日来，悼念的队伍如浪如潮，不仅有工人、学生、教师、干部、家庭妇女的游行队伍，而且有公安南城分局干警和中国人民獬放军驻太原某部战士有组织的活动。太原铁路局客运段京快一组的三十多位列车员则利用工作之便，不仅把太原的斗争消息带到了北京，也将北京的战斗成果带到了太原。，五一广场上增添了许多转抄的天安门广场诗词。太原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斗争连在一起了。

在五一广场，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牛元生署名“江阳工人劲草”贴出了一首词《咏梅•卜算子》：“昔见梅花笑，今见梅花愁，已是清明春来早，雪伴忠魂吼。骨灰江河撒，丹心天地投，鞠躬尽瘁为人民，罪名何所有？”这首词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许多人写诗作词表示赞同。四月四日，山西农场的几个工人读了这首词后，将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上影射周恩来的话用红笔勾出，并在旁边醒目地写道：“请同志们看一看，他们的矛头指向哪里？”张贴在五一广场上。群众立即将矛头指向《文汇报》的后台。有人在报前演讲，有人贴出批判《文汇报》的诗词。群众的斗争情绪达到了高潮。

这一天，太原天空飘拂着鹅毛大雪。在人民公园，由董廷伦、李晋和杨国珍等人主持，如期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人们用沉痛的悼念来抗议“四人帮”一伙的罪行。

四月七日下午，山西无线电一厂的工人在五一广场的旗杆上升起了一个直径两米的白色大气球，下面悬吊着一条长十五米的挽幛：“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日夜想念您。”表达了太原人民和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

浙江省杭州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在四月一日后规模愈益増大。四月一日凌晨三时许，杭州钢铁厂的群众将一个直径三米多嵌有周恩来遗像的大花圈悬挂在杭州延安路解放街百货大楼附近的市劳动局大楼的旗杆上。清晨六时，杭州市工交公司的职工又在湖滨的大街上安放了吣个大花圈，并将“谁攻击、污蔑、诽谤敬爱的周总理就打倒谁！”“反对周总理就是人民的公敌！”“誓与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坚决打倒野心家马天水！”等大标语贴在街头。人们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和张贴在街头的标语越来越多。杭州玻璃厂用树胶布做的长五十米的大标语“深切怀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占据了解放街百货大楼的整个正面，成为杭州街头最醒目的战斗号令。“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严防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沉痛悼念贺龙、陈毅、方志敏烈士！”等标语布满了杭州城里的闹市区。

四月四日，，连续几天的悼念活动被推向了新的高潮。杭州市解放街百货大楼一带、少年宫广场、浙江展览馆前布满了花圈、挽联和诗词、标语。“杭丝联”安放在少年宫广场的、用钢筋做骨架、直径五米多的花圈引人注目；张贴在解放街百货大楼对面墙上的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和写有“总理伟大，小平不倒”的小标语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群；华侨饭店门口的“挥泪继承总理志，永写千秋革命史，若要江山春常在，不对妖魔施仁慈”的大标语耀人眼目；上城区职工张贴的诗词；“倒海翻江，地动山摇。问君何故？浊浪恶涨。古有尧舜，今有人民，何惧骇浪，填海挡江。”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打倒邓小平，天下不太平”等标语口号表达了群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决心。浙江第二医院墙上还贴出一幅图画，在一个上写“北”，下写“南”的大圆圈里，写着“1、2、3、5、6、7、8、9、11、12”，意即“打倒邓小平缺‘东西’，缺‘事实，。”浙江大学也摆开了一个战场。校门口矗立着一座形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木制巨碑，上面镶嵌着周恩来的织锦像，碑旁排列着许多花圈和松柏。校园里刚刚张贴出来的《丙辰清明节特刊》上，恭录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大林《悼列宁》和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同时，尖锐地指出：“林彪一类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尽管他们猖獗一时，到头来无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杭州站扳道工徐阿法在上海乘务员的支持和帮助下，用油漆和沥青在路经杭州的列车上写上了“绞死它，绞死《文汇报》那条向周总理狂吠的疯狗！”“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等大标语，向外省市传递了杭州人民的斗争信息。

河南省郑州市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丙辰清明与“四人帮”的斗争，正是由郑州铁路局的广大职工发起的。

铁路工人们早就准备在清明节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当四月二日深夜工人们知道了南京群众遭受镇压的消息后，行动的步伐加速了。

四月三日清晨六时半，郑州铁路局工程二段近二百名工人在工会干部王双泉率领下，将一幅幅大标语刷在地处交通干道口的郑州铁路局机关门前墙壁上，标语上写着：“认真学习‘一·一五’悼词，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继承总理遗志，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周总理的骨灰撒遍祖国江河大地，鼓舞着我们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这些标语吸引了数千名职工群众。太家纷纷议.论，称赞标语写得好，还有人在标语旁写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字句。铁路局里的某些人走出大门，伸手撕标语。这一举动激怒了在场的群众，许多人抓住他们的手，阻止他们的行动，并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更有人自动将标语重新写好贴上。就这样，撕了又贴，标语未见减少，反而越贴越多。从铁路局一直贴到了大街小巷，贴到了二七广场。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往二七广场的人络绎不绝，二七纪念塔旁一块二十多米长的宣传牌上写着耀人眼目的大标语：“山河存，人民在，总理遗愿定实现。”人们从清晨到夜晚送花圏、撒传单、贴诗词、诵祭文。二七纪念塔周围成了郑州市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中心。还有人在街头拿着三月五日、三月二十五日的《文汇报》公开批判“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四月六日，有人奉命在二七广场覆盖群众写的诗词、标语，并盗用几十个单位的名义贴出《声明》，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自发行动诬为“反革命事件”，当即遭到了反击。一名铁路工人登上台阶，勇敢地撕掉了《声明》，胸怀坦荡地说：“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谁不同意，上来和我辩论！”在人们愤怒的讨伐声中，紧跟“四人帮”的那一伙人纷纷走散了。

郑州人民的革命举动不仅影响了整个郑州铁路局和郑州地区的人民，也鼓舞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群众斗志。安阳、新乡、开封、洛阳等地区清明节期间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

洛阳市的悼念活动集中在市中心西工花坛一带，人们从四月三日开始，在花坛周围献了许多花圈，张贴了众多诗词、悼文。汽车配件厂全体职工敬献的高达六七米的花圈的白色挽联上庄严地书写着“悼总理，群山肃立江河悲，举国泪满襟；承遗志，翻江倒海卷巨澜，高擎马列旗。”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悼念队伍，高举着“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等大标语。在花坛前讲演的人道出了人们心底里的话语》“这些对革命事业毫无贡献的野心家，现在抱着地球还嫌小，；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人民一定会战胜他们！”然而，群众反抗权势的行动也招来了“四人帮”走卒的仇恨，他们在“郑州、洛阳、开封发生的问题，同北京、南京一样”，“应该明确态度，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惩办”的指示下，于四月五日深夜，用卡车将花坛上的花圈全部拉走，将诗词一一拍照后又全部撕毁、涂抹掉，贴上了“坚决镇压反革命”、“杀退反革命逆流”等标语。六日清晨，当人们得知花圈遭劫的消息后，又纷纷向花坛涌去，并献上了更多的花圈。油泵油嘴厂青年工人乔仁卯、丁荣生等人还贴出《给全市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怒斥一小撮人的反人民的勾当。可是，就在当天夜晚，人民敬献的花圈、悼词又遭到了洗劫一空的厄运。守护花坛的群众虽然与抢劫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终归是寡不敌众。四月七日，花坛周围戒备森严，群众仍是川流不息。建委二局二公司的青年工人沈华林在花坛上慷慨陈词，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总理是大家都热爱的，这些人收走花圈，肯定上头有人支持。有些人打着革命旗号，说别人搞复辟，是右倾翻案，我看他们才是想复辟。要让这些入掌权，别说十年出修正主义，五年就够了f我们不要上当，要顶住，害国害民的野心家，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惩处！”更多的人则继续用诗词与“四人帮”一伙进行斗争。

安徽省紧临江苏，在南京市人民的革命行动遭受镇压之时，没有沉默，而是投入了战斗。

清明前夕，合肥机务段十三名铁路工人在开往上海的203次列车上用白漆写了一条大标语；“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为揪出《文汇报》黑后台而战斗！”这一行动吓坏了“四人帮一伙的走卒。他们立即组织镇压，定下了“203/4列车反标”案，对当事人进行打击迫害。合肥市人民没有被“四人帮”一伙的高压政策吓倒，反而更加振作起来。四月四日清明节，合肥砂轮厂青年工人樊新中写了一首署名“心中”的诗《周总理，我们怀念您！》贴到了长江路闹市街头四牌楼的高墙上。这一行动尤如掀开了地壳，地下的熔岩喷薄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合肥市果品公司的几个青年贴出了署名“坟江”、“仲甫”两首诗；安徽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的师生在长江路上贴满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申讨“四人帮”一伙的大标语；合肥市东门一小学三百多名师生戴着黑纱、白花，手捧周恩来遗像，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沿长江路游行；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手捧花圈、挽联，列队到中共合肥市委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气势磅礴的悼念大会；更多的人涌向大蜀山烈士陵园，向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挽联。群众的大胆行动惊动了“四人帮”走卒，他们连夜派人撕毁诗词、标语，并将“心中”等人的诗定为“反动诗词”进行追查。然而，“心中”、“坟江”、“仲甫”等人却在群众的保护下继续和“四人帮”进行斗争。

地处合肥市东南方向的芜湖市人民的斗争开始得更早。三月二十八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青年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_一位青年工人，在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墙壁上，用“党的儿女”的名义刷上了醒目的大字标语：“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邓小平就是好同志！”……因为标语已刷满了墙壁，还有三条标语未来得及贴上，内容是：“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保住邓小平同志，挽救我们伟大的党，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春桥春桥，放屁造瑶，诬陷总理，罪责难逃！”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丨”三个青年人的举动使整个芜湖市为之一振，它给人民以信心，也必然遭到不可避免的镇压和迫害。清明时节，芜湖市虽然没有大规模公开的悼念活动，但芜湖市人民三月底开始的揭露“四人帮”一伙嘴脸的革命行动，也是全国上下在丙辰清明节向“四人帮”一伙公开挑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明节期间，天津市中心广场上出现的第一个花圈，是四月三日由解放军三〇二所的科研人员、干部和工人敬献的。四月刚刚开始，南京、北京及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的情况就在三〇二所群众中越积越多，越传越广，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并决心用实际行动加入到全国人民的斗争行列中去。四月二日晚间，大家决定次日下午抬着花圈，途经繁华市区到中心广场举行悼念总理仪式，并于当夜赶制花圈。四月三日上午，器材'科的群众在研究所的院墙外贴上了“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十四个大字标语，成为三〇二所公开行动的先导。然而，就在全所群众整装待发的时候，由于南京事件“四人帮”发往全国的禁令传到了三〇二所，上面要求共产党员带头表态。真正的共产党员站出来表态了，他们既是向“四人帮”表态，更是向全国人民表态。那就是顶着“禁令”，大无畏地行动。由二百余人组成的悼念队伍按时出发了，他们胸佩白花，臂缠黑纱，抬着花圈，高举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大幅横标，穿过闹市区来到中心广场献上了花圈。在举行悼念仪式时，还播放了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词的录音。过路的行人无不被深深地感动。这一行动激怒了“四人帮”在天津的走卒，然而，当他们命令人撕掉张贴在三〇二所门外的大标语时，连民警都拒不执行命令。深夜，“四人帮”走卒找到当事人，要他们亲自撕掉自己贴写的标语时，又被义正辞严的责问驳回。只有“四人帮”的死党、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曼恬亲自强令当夜将中心广场的花圈抬走的指示履行了。

四月四日清晨，当三〇二所的职工听说花圈被盗的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他们准备用更多的花圈，更大的声势继续斗争。

四月三日解放军三〇二所的行动为天津人民做出了榜样，激励了天津人民用可能允许的形式与“四人帮”迸行公开斗争的斗志。第二天清晨六时许，国营天津实验厂的职工向烈士陵园敬献了十二个三米高的花圈、花篮，同时举行了有一千三百名职工参加的悼念大会，在哀乐声中播放了邓小平的录音讲话，还将八个花圈、花篮送到了中心广场，并专门派人将一个花圈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五日中午，三〇二所职工再次去中心广场敬献花圈，播放邓小平录音，在哀乐声中举行悼念大会。

十八所等科研单位、天津广播器材厂、天津无线电二厂、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群众，不仅在本单位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还纷纷来到烈士陵园献送花圈、诗词。天津市清明节期间群众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四月七日。

陕西省西安市是内地通向西南、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全国各地清明节期间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很快便传到那里，使早已沸腾了的人心更加剧烈地翻滚动荡起来。西安人民很快加入了全国人民自发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列。

四月三日，地处偏僻的西安市某试剂工厂的三百余名职工分乘九辆大卡车，将连夜用松柏和花朵编扎起来的十八个大花圈，安放在新城广场和古城钟楼。这一行动成了全市人民行动的先导。紧接着，各单位、团体的职工和市民纷纷向新城广场和钟楼献去花圈、挽联和诗词。四月四日和五日，是悼念活动的高潮，新城广场和钟楼一带花如海，人如潮，引人注目的大标语：“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世世代代怀念您！”“继承总理遗志披荆斩棘干四化到底！”“愤怒声讨《文汇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罪行！”“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警惕顶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分裂党中央！”把钟楼衬托得更加巍巍壮观。钟楼和钟楼四周建筑物上贴满的诗词、祭文尤如一支支射向“四人帮”的利剑。一三二厂技术员和工人协力精选了五百余幅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周恩来参加外事活动的剪报照片，贴在一个二十八米长的横幅上，也挂在钟楼附近，吸引着众多的围观人群。设立在新城广场检阅台上的周恩来总理灵堂人群川流不息，表现出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一伙的无比痛恨。

西安市人民具有特色的一种战斗形式则是漫画。四月五日上午，钟楼附近老邮局的西墙上，出现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漫画：张春桥双腿蹬在江青的连衣裙内。还有人和诗曰：“是人非似人，真妖真离奇。首长和‘旗手’，吕武岂能比。黄梁梦一枕，‘总理’女皇帝。”

一三二厂的职工还在单位办了一个展览，把“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诬蔑攻击周恩来的材料复制成照片，加上按语，题为：《看，这是为什么？》，对“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地处祖国西部的甘肃、宁夏、新疆、西藏、青海等省、自治区，在清明节前后，人们也通过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谴责“四人帮”一伙。

丝绸之路横贯全省的甘肃，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传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仍不愧为中华民族中光荣的一员。丙辰清明节期间的悼念活动主要集中在兰州北面皋兰山脚下的华林坪烈士陵园。连续几日，开往西园的火车成了通向华林坪的人流的输送带，兰州人民怀着与全国人民一样的感情，，象潮水一样涌在通往华林坪的山路上。烈士陵园里摆放着敬献给革命烈士和寄托着对周恩来总理哀思的众多的花圈。清明节那天，当三〇三仪表厂把中央嵌着周恩来遗像的直径两米的花圈送往烈士陵园时，沿途的人群被三〇三厂工人光明磊落的大无畏行动感动了。许多人公开站出来，与为执行省里文件而违心地出来干涉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的一些人的行动进行抗争，将花圈安放在了纪念碑的正中央，并举行了肃穆隆重的悼念仪式，使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在甘肃省成了公开的正义的行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汉等各族同胞，丙辰清明期间为周恩来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银川市烈士公墓的大厅成了群众敬献花圈、悼念总理的公共场所。宁夏电子仪器厂有组织的职工不仅茬清明节那天到烈士公墓为周恩来总理举行了悼念活动，而且将悼念仪式的录音带回工厂用高音喇叭向全厂广播。

在西藏，驻守在那里的人民解放军与当地藏胞在建设西藏的共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西藏军区的解放军官兵决定清明节期间去烈士陵园扫墓并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藏族同胞虽然没有清明节扫墓的风俗，也纷纷参加了这一活动。清明节一清早，西藏军区卫生训练队的成员便乘坐卡车，在哀_乐声中将周恩来巨幅遗像和花圈送往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训练队的人员把带来的白花都挂在了林荫道旁的；柳树上，并在陵园里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仪式。陵园里，军区八一小学的师生人人手拿白花，面对送去的花圈高声诵读诗词：白骨“独往”乱朝政，樟摇“行空”象流星，迫害我佳秀，又侮俺忠臣。后人成果时，定记除妖精。先雪俊杰仇，再报前人恨！莫道我辈是阿斗，擒鬼自有后来人。

远离首都的西藏人民和中国的政治中心京人民的战斗声息，浑然合为一体。

清明节前，青海省运输公司汽车三场的职工已经为革命烈士扫过墓。在频频传来的全国各地斗争热情鼓舞下，清明节这天，汽车三厂的职工针对三月五日和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觉得仅仅扫墓尚不能表达他们炽烈的芷义情感，当即决定再扎一个献给周恩来总理的大花圈送往烈士公墓。正在这个时候，所谓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传到了青海省，职工们面对劝阻，坚定地回答道：“不让我们送，除非把我们抓起来！”经过大家彻夜未眠的辛勤劳动，一个直径四米的精致的大花圈终于在五日清晨做成了。四月六日，青海高原寒风凛冽，不到上班时间，汽车三场的职工便赶到存放花圏的停车场，等待出发。八时半，车头上佩着大白花的十四辆卡车载着三百余人从西宁市出发，行驶在通向凤凰山下的革命公墓的青藏公路上，吸引着无数途中群众敬佩的目光。到了目的地，他们将花圈安放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并宣读了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寄托对周总理的裒思。

当由于天安门事件而进行追查时，省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则以这是群众组织的悼念活动为由，推脱了他们的责任。汽车三场的党委书记也在职工大会上明确表示：“不管哪里派人来追查，由我们党委对付，你们该干啥，还是干啥。给总理送花圈，没啥不对，请同志们打消顾虑。”这充分反映出全国上下，党内党外有正义感的人心所向。

云南、贵州两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边陲省份。然而，那里人民的心在和全国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四月五日，傣汉同胞在西双版纳自治州首府允景洪中心的宣传橱窗里，展出的新翻拍扩印的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在西双版纳与傣胞共度泼水节的照片，便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丙辰清明期间发生在贵阳的“后盾事件”和发生在昆明的“反标事件”更是全国各地丙辰清明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消息频频传入贵州省。四月六日，贵阳市头桥办事处工作人员，三十八岁的张以祥和头桥街道民办小学教师，二十七岁的赵超了解到天安门广场可歌可颂的人民斗争行动后，再也压抑不住心头正义的情感，立即拟定了十条《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月口号》并刻印成传单。四月七日，张以祥、赵超在贵阳市延安中路喷水池街头和市中心紫林庵省供销社的墙壁上张贴了声援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行动的大标语，署名“后盾”，意为贵州人民是首都人民革命行动的坚强后盾。同时，散发传单，声讨“口红心黑的野心家”，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广泛支持。它和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重型机械厂工人方策于同一日在工厂附近墙壁、电线杆上张贴“打倒林、张、江贼”、“人民思念周总理”、“人民思念杨开慧”等十二条大标语，组成了我国西南边陸人民丙辰清明节期间和“四人帮”一伙进行坚决斗争的画卷，也是我国人民在丙辰清明节用血和火绘写的历史中的一个篇章。

祖国的其它省市，几乎无一遗漏地在丙辰清明节开展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申讨“四人帮”一伙的活动，其斗争形式又是各有千秋。

一九七六年三月末，西伯利亚寒流正袭击着我国北方，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的李树栋冒着严寒，顶着鹅毛大雪，将一张裱糊在白纸上，四周用墨笔勾成黑框的周恩来遗像贴在了哈尔滨市最繁华的街道上的南岗第七百货商店的橱窗旁，黑框上方工工整整地写着：清明节想念周总理。人们在怒号的寒风中默默地享受着它给大家带来的欣慰。不一会儿，有人又悄悄地在周恩来遗像上加了一朵小白花。第二天，在皑皑白雪和默默无言中，周恩来像上又增加了六朵小白花，旁边还增放了一个小花圈。当公安人员奉命开始调查这一“事件”时，周恩来遗像上又增加了一朵小白花。

地处黑龙江省边境的鄂伦春族人民也接到了清明节是“鬼节”，不准举行悼念烈士活动的禁令。然而，智慧的鄂伦春同胞却以婚礼这种喜庆场合为遮掩，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仪式。这件事发生在清明节这天，青龙山脚下的鄂伦春族同胞一反民族习俗，在婚礼上由新郎从胸襟里拿出一个嵌有周恩来遗像的黑色镜框，再从新娘手中接过红绸仔细擦拭后，慢慢地挂到树上，接着，新郎、新娘面对镜框，双膝跪下，用双手把钢刀举过头，悲切地哀诉：“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想念您，……”引恸人们无不抽泣落泪。

清明时节，小兴安岭绥佳铁路线上偏僻的神树小站上，悼念周恩来总理又是另一种形式。在票房东侧通路旁两棵松树下，摆放了一个冰雕祭台，台子上插着代表九亿人民的九棵冰冻的青松枝，前面立着一块木板，板上用晶莹透明的冰凝上一张周恩来遗像，两旁的挽联上写着：天公清明飞雪，寰宇祭悼总理。兴安大地作墓，山林永伴忠魂。署有：丙辰清明，一个“老木把”敬挽。使过往行人和旅客，能在这偏僻的北国小站上，寻得寄托对周恩来总理哀思的所在。

行驶在黑龙江省境内的列车，还曾在列车上设立了悼念总理的灵堂。

在河北省藁城县这样一个北方小县的一个公社的大队里，以知识青年为核心的丙辰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又是一种情趣。四月三日晚上，阻止群众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悼念亡人的禁令传到了这个大队里，立即招来了以知识青年为首的社员的坚决抵制，他们决定“不管天塌地陷，纪念周怠理的活动，我们搞定了。”清明节清晨，设在大队学校的周恩来灵堂人流络绎不绝，在周恩来的遗像前，小学生们献上了四百三十六朵小白花，意味着：“一颗白花一颗心，少年热血祭英灵。宏图大业总理志，实现‘四化’有新人”。知识青年们不停地诵读自己书写的诗词，老农献上了：“社员人人爱总理，谁反总理和谁拚”的对联。一位知识青年还在学校院子里贴出了四张题为《好梦夺权》、《陷害忠良》、《假装革命》、《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漫画，把两男一女妄图夺权，迫害周恩来，最后被孙悟空打死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红军长征时途径的四川省境内，丙辰清明节期间也为中华民族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红军四渡赤水时战斗过的护国镇，清明节前，群众自发地在吐绿的柳条上系上白花，在街巷的粉墙上贴上悼诗、挽联和周恩来遗像，成群结队地去烈士墓向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四月三日，镇上的居民又冲破“四人帮”的禁令，将挽幛和花圈敬献到高高的护国岩下，石岩上写着一幅挽联：“青山含悲，声声泪，声声哭总理；碧水长歌，字字血，字字哭忠魂。”旁边还有许多叽讽“四人帮”一伙的漫画，人们纷纷向画上扔石头，吐唾沫，唾弃这些民族畋类。

在红军途径的毛儿盖森林，伐木工人在柏树上系上白花，挂上周恩来总理遗像。藏汉两族伐木工人以大自然作灵堂，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哀悼。

蒙古族人民没有清明节祭灵的习俗，然而，内蒙古草原上，许多蒙族同胞分别在蒙古包内外，或者在一望无际的荒漠草原上，为周恩来总理设立了灵堂，敬献了花圈、哈达。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队的那布其额吉家，还冲破“破四旧”中的戒律，按照蒙古族人民清明节用羊头放“坑舒”预祝丰收的传统，在自家的蒙古包内挂上周恩来遗像，将盛在朱红木盘中圣洁的羊头奉献给周恩来总理。

在祖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厦门市每年清明节都要向烈士敬献花圈。厦门大学的师生为了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决定丙辰清明节专门为周恩来做一个鲜花花圈。他们攀山岭，踏花圃，采集了相思树枝、铁树枝、野花和花圃工人及归侨精心培育的各种花卉，于四月三日晚上扎制了一个铁树枝作衬，嵌有周恩来总理遗像的鲜花花圈，白绸挽带上写着：您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上；您的英灵深植在人民心目中。并于清明节上午送到了烈士陵园。他们还决定每天为花圈更换鲜花，保持花圏的清新、庄严。谁知，每天都有人抢先将花圈重新扎制、整理，并吸引了无数的人群在花圈前照相留念。到了第四天，又有人将这个鲜花花圈高高地托放在了纪念碑的正中心，使它更加鲜艳，夺目。

上海和辽宁是“四人帮”一伙的两个重要据点，那里的人民不仅与全国人民心心相印，而且也有可歌可泣的行动。

上海的文汇报社是“四人帮”上海据点中的一个顽固保垒。丙辰清明期间，直接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可以说蕋森严壁垒，似乎刀枪不入。然而，正是在文汇报社，四月一日晚，上海拖拉机齿轮厂的三名工人，不仅在报社传达室对面的接待室里抄写了大字报《〈文汇报〉向何处去？》，而且将抄好的第一份大字报共十二张，贴在了报社门口对面报廊的上方。在“四人帮”的后院里放了一把火。

辽宁省由“四人帮”的随从毛远新直接控制着。毛远新一伙把“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成“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借悼念总理散发反革命传单、谣言和遗嘱等”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因此，，“省里要准备开大会，表明态度”。公安部门则要“注意形势发展，搞好治安，清查反革命”。然而，丙辰清明节期间，虽然在毛远新一伙严密监管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也不乏与“四人帮”一伙争斗的英雄。四月五日凌晨，抚顺市第十中学八年级学生毕克顶着逆风，将自己书写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贴在了教学楼二楼正厅；便是发生在辽宁省的一件震憾人心的公开的群众行动。

第十章“四人帮”的灭亡

致函《造谣日报》戈培尔编辑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八时整，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的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一文，是人们早已预料到的“四人帮”一伙对丙辰清明节事件的疯狂地、赤裸裸地大规模反扑的开端。信奉林彪所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四人帮”一伙满以为他们只要凭借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挥动屠刀。殊不知，人民为追求正义沾抗争是永远摧残不倒的。就在联播节目刚刚播完的时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李景春挥笔写了两条大标语：“要反周总理的江张姚（恶狼）决没有好下场，不得好死！”“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在营区附近一棵白杨树上贴了一张题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的小字报，斥责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假马列”，赞扬“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号召人们“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工食堂的大门上，还出现了四条标语；“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和他拼！”“打倒张、江、姚反动的三家村！”“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四月八日，全国各主要报纸在显要位置登载的中共中央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一文，是对“四人帮”一伙即将采取的更疯狂的镇压行动的一次更广泛的宣传。这一铺天盖地的宣传吓破了不少人的苦胆，也激起了不少人更壮丽的行动。就在这天清晨，上海市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的青年工人黄水生，将一面缝着用透明塑料薄膜复盖好的周恩来遗像，写有“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白色絹纺绸旗帜升到了人民广场中心旗杆的顶端，并将升旗用的绳索剪掉一截，以防旗帜被人轻易取下。同时，他向围观的群众宣读了悼词，宣布，“值此周总理逝世三周月，上海人民在人民广场升悼旗一日”。

也是在这一天，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青年电工庄辛辛寄出了一封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开头写道：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

信的最后写道：

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还附有一首词，词中写道：“终必有一日，独裁要颠覆！”

从四月八日起，人民日报社便不断接到抗议歪曲天安门事件事实真相的假报道的电话、信件。

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信。信封正面写的是；“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却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封里装着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人民”二字被打了叉，把《人民日报》改为《造谣日报》。旁边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在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文章旁，还批有：“①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与（预）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②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③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是谁挑起来的？④明明是你们豢养的秘密警察大打出手，手持大棒皮带上阵，还说是我们民兵干的，我们根本没上前！⑤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清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非常时期”的宣传和镇压

在群众的强烈抗议面前，“四人帮”一伙仍一意孤行。当时掌握在“四人帮”一伙手中的全国主要报刊便是他们玩弄卑鄙伎俩的一面不会变形的镜子。

以《人民日报》为例：四月九日，《人民日报》用《热烈欢呼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首都一百多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的大标题，和《北京市一万多名青年代表举行大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副题及其内容占据第一版版面。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伟大的胜利》的社论，用黑体字登载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话：“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并着重对十省市自治区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欢呼中共中央决议作了大量的报导。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以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英勇战斗的首都工人民兵》的文章，故意抬出工人阶级作镇压天安门事件的群众基础。接连几天的《人民日报》又以大量篇幅报导了在天安门事件中出大力的工人民兵、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光荣事迹”，并配以大量的照片。在以上宣传的基础上，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把为伸张正义投身“四五运动”中去的广大人民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而“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为此，对邓小平毫不留情；对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的人民群众“必须实行镇压”便成了“四人帮”一伙明目张胆的行动准则了。紧接着，诸如“万箭齐发对准邓小平”、“愤怒声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邓小平”、“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之类蛊惑人心的宣传便充斥了“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宣传阵地。

为了配合对天安门事件的宣传，本应五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提前一周于四月二十三日出版发行。安排在杂志最前面的“毛主席语录”栏内，除重复了第四期登载的直接指向邓小平的“翻案不得人心”，“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猶’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几段语录外，又选登了直指邓小平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的语录，以及影射邓小平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的语录。同时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文。“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池恒”、“梁效”、“洪广思”就天安门事件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等文章，也在这期《红旗》杂志上集中刊出。

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市委四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接着、北京市公安局还炮制了《关于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演讲材料，说什么查明了十几个“反革命集团”，有的还被扣上“裴多菲俱乐部”、“林彪小舰队”等罪名。谢静宜下令组织“巡回报告团”，拿着捏造事实真相的“真相”材料四处宣讲。仅北京，听过宣讲的便有四十万人次以上。

与宣传同步进行的是“四人帮”一伙加紧对他们掌握的公安机关的动员。江青大喊大叫“不要放松，要一追到底！”追随“四人帮”的公安机关的头目则成了继续挥动屠刀，直接对准人民的刽子手。

“四人帮”亲自策划的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是进行这次大规模清洗的借口和目标。在这一目标下，北京市和各区、县、局及有关单位成立了“双追”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里“四人帮”一伙的爪牙扬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有指示，既然反革命打人、行凶，当然要还手。市公安局的理解是敞开干，“一年查不清，查两年，问题不清楚，十年也要查清楚。”为此，北京市公安局调整了领导分工、成立了审讯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又从公安部和局里抽调八十人充实审讯力量。四月二十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指示：“要重点清查参加天安门事件漏网分子、天安门打砸抢分子。”他们还将要追查的“案件”材料立案为001号案件、002号案件、003号案件、……影印后通报全国。谢静宜还把在北京搞“双追”有困难的原因，归于“是有中央单位和军队”，为此，“建议中央搞镇反、肃反、反右那样的运动，要开宽严大会，有声势。领导要坚决。”刘传新则大讲，“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顿时，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以及以“向阳院”为基本单位的街遗都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交待、揭发、检举，并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行动交待清楚。

天安门诗词作者李舟生、景晓东等人被捕。

血书的作者王海力被捕。

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被捕。

二炮第一个送花_的侯书智等被捕。

……

在祖国大地上，南京事件、西安事件、杭州事件、郑州事件的主要参加者都遭逮捕。广东、福建、云南、贵州、吉林、辽宁等省市也进行着大规模镇压活动。

以辽宁省为例。从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五日，审查处理了六百八十五人，其中拘留二百一十三人，逮捕四十九人，十一人被判刑。

“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是“四人帮”一伙肆意挥舞屠刀的荒谬借口。

整个中国笼罩着白色恐怖。

在“四人帮”一伙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人民的斗争没有停息。

四月十日，抚顺邮电局青年工人王鸣胜写信给抚顺市革命委员会，热情地赞扬天安门广场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一革命行动……大快人心，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野心家的威风。我代表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对于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表示衷心支持，坚决反对那些执迷不悟、替强权政治服务的忠诚走狗们。……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一切阻挡革命人民群众前进的敌人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四月十二日凌晨，广东省韶关市三个十八岁的青年李小益、郑植河、原满韶在狗头山、河西新村等六个居民点张贴了十几张标语，号召群众起来，“伸出医国的手，重整河山”。同时，抄贴了稍作改动的《革命烈士诗抄》中贺锦斋的诗：“花好正含苞，色胜鲜桃，一遇东风即吐娇，飞遍全国成硕果，意志难摇。反动命难逃，挣扎徒劳，革命巨浪比天高。试看江南与江北，滚滚波涛。”

厦门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林德忠从一月至四月十六日，连续给党中炎、人民日报社、厦门人民广播电台、“梁效”等寄去信、稿十六篇，大声疾呼：“不准诬蔑邓副主席！”“我们要维护无产阶级权威！”“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洽思想强——这是毛主席的评语”，“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是国民党的口号”，“林彪余孽不除，国难安、民难宁，民众受苦，党员灰心，积重难返！”……

新疆阿勒泰地区东方红中学教师李林泉自四月二十四日之后，在新疆至北京的列车上，在北京的颐和园、动物园、前门火车站售票处、西单、王府井等地段，散发了大量传单。传单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是一小撮野心家嫁祸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制造有利于他们的政治舆论。”

五月十日，辽宁省三二二厂运输处工人张文库在车间张贴大字报，说：“天安门事件是群众运动，不是少数人闹事”，“让我们冲破思想的牢笼吧，誓为真理而斗争！”

更多的群众是用隐蔽的形式与“四人帮”一伙的镇压进行斗争。在“双追”运动中，001号案件的“主犯”王立山在穷凶极恶的追查下并没有被查获，云南的“反标事件”被列为重点“反革命案件”，而且专案人员很快将目标对准方策但却始终未能“破案”，这都是群众斗争的胜利。在后来，天安门事件平反时，广大群众献出的众多珍贵照片、诗词、挽联，更是群众坚信斗争最终必定胜利的有力证据。

政法战线的许多干部也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在对贵州的“后盾事件”的审理中，女审判员吴精娴坚决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用她掌握的法律知识为武器，作出了“写标语口号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因此，对事件的制造者张以祥、赵超‘不以反革命论处’”的结论。

打击所谓“党内资产阶级”

各类群众对“双追”运动的明争暗抗，使“四人帮”一伙深知要违抗广大人民群众意志是如何艰难。然而，篡权的野心驱使他们继续为非作歹。他们利用手中握着的最有力的武器——专政工具和宣传工具，一方面，加强了对人民群众反抗的镇压，另一方面，继续在宣传上大作文章。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全国各地报刊都在着奪宣传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的“反革命性”而“四人帮”一伙亲自組织的写作班子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从表面上看，通过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和宣传，“四人帮”一伙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他们的地位也更稳固了。希望在各自权力台阶上再进一级，甚而跳上几级的各类人，都在想方设法向“四人帮”靠拢，以便得到提携。曾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在国际舞台上奋争过的、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他的夫人章含之，在“四人帮”手下好象是一升再升，于是他们认定现在是巴结上司的大好时机。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由章含之出面，以给毛泽东写信的形式向江青透露，康生在去年夏季揭发过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利用镇压群众准备一步登天的江青，正在得意洋洋庆幸自己一伙胜利之时，得到章含之的密告，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辱骂康生，同时，恶毒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其它中央领导人，说什么，他们有象林彪一样的“大、小舰队”，“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己则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叫嚷归叫嚷，心虚归心虚。为了掩饰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孤立情绪，更是为了江青“打一场更大的胜仗”，他们需要有基本群众做基础。在报刊上大量宣传所谓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英勇事迹的基础上，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上报道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华国锋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为党为人民立功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代表”的消息，并配以大幅照片，表明镇压天安门事件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登载了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进一步为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

“四人帮”及其走卒还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五月三日，王洪文在听取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汇报时讲话说：“要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不要手软，看准的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五月十六日，借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之机，“四人帮”的文人秀才一起出动炮制了两报一刊社论《文化革命永放光芒一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把邓小平封为“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用以证明毛泽东说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同时得出结论：“不斗争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这篇社论精神指导下，迟群、谢静宜又在清华大学学习社论座谈会上大加发挥，大放厥词，说什么批邓要联系实际，就是要矛头向下，下到具体的人身上。

在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亦即五月十八日，经姚文元亲自修改的梁效的文章《党内确有资产阶级——无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它不仅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而且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

当时的历史事实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时，邓小平早已与外界隔绝，他处于完全无权的状况，根本无法参与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这一点，“四人帮”一伙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了将天安门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并找出更“有力”的证据，“四人帮”有意将事件与邓小平联系在一起，似乎这样，事件的“反革命性”便增强了。其实“四人帮”一伙还有更恶毒的用心，那便是用邓小平作为代表，把矛头集中到所有的“党内走资派”身上。五月十四日“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杂志第五期上发表的署名“康立”的文章《司马光登台一年》，便是“四人帮”内心活动的最好的写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写这种文章“目的无非是借古喻今，影射当前是复辟的局面。”而这一篇文章恰是“从题目到内容，点子想得很巧妙”的佳作。他们要通过对邓小平上台一年的分析，“给‘他’一个总结”，而“现在批判不是计对现在台上的人”这句话则把‘他’字点得再清楚不过了。为此，在“双追”运动中，“四人帮”一伙有意要挖出一个“幕后策划的司令部”。北京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曾扬言，今后深挖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派”，“对高级干部、部长、司局长、军师以上干部的线索，局处领导要把关，要专门研究”。邓小平的女儿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虽然当时病休在家，公安部门也要“通过邓小平的女儿追邓小平”；邓小平有个妹妹在第二炮兵司令部工作，二炮便成了追查邓小平的重要渠道；为了追邓小平，还将他儿子所在学校的同学抓起来审查。通过他们掌握的所谓线索，还追到了叶剑英、刘伯承等人身上。

姚文元则在舆论宣传阵地大打出手。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转告姚文元的话说：“据群众来信揭发：朱（朱穆之）、穆（穆青）、李（李琴）曾传播过所谓‘四人帮’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望他们交代谣言来源和扩散情况，向中央写简报。”企图扼住宣传部门的喉咙。

由于天安门事件的意外打击，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五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五月二十七日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人们从电视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毛泽东面容谯悴，缺乏表情，双目微睁，行动不便，宽大的裤脚管下露出了缺乏肌肉的足踝，叠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大摞方形纸块和一闪而过取纸擦拭口角的镜头，使人们不由地将中风后遗症与之联系在一起。据说他还患有帕金森氏症，亦即震颤麻痹。对毛泽东形象的公开报道，有损于留在人们脑际中对毛泽东形象的美好回忆。为此，在布托离开中国大陆去香港之时，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从毛泽东的实际徤康情况来看，他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脑力来领导整个中国，这就给了“四人帮”一伙不时假传“圣旨”，胡作非为的可乘之机。

从此，“四人帮”一伙为了自己的利益，更疯狂地置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于不顾。一九七六年五月，张春桥就铁路交通混乱、火车晚点问题对女儿张维维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怎么能比那个。”这就是他们这一内心活动的最好写照。

正是由于权势欲迷了一伙人的心窍，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揪“党内走资派”的活动弄得更加光怪陆离。

一九七六年六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原定讨论有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问题。“四人帮”一伙的走卒，原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却企图将矛头指向党内，说什么公安工作到了一个“转折点”，“要转好思想弯子，适应新的形势”。在他们起草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上，说什么“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强令与会者讨论“对走资派怎样实行专政”，“怎样侦察”，并要各省公安局长申报“那里有几个走资派”。

从辽宁来京作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仍把辽宁省作为自己的经营基地。在“四人帮”一伙紧锣密鼓，一个个登台表演揪“党内走资派”的大汇演中，毛远新一方面在北京活动，同时又不断地向辽宁发号施令，说什么“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现在出来闹的都是小喽啰，大人物不好轻易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等等。毛远新的部下则鹦鹉学舌似地利用各种机会，应用各种手段，四处鼓噪。原辽宁省委书记李伯秋借抓民兵工作反复宣讲：“现在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在党内，民兵工作的任务转变也就在这里〃，“我们民兵工作现在不做好，等到大难、国难临头，那就来不及了。”他还指令下属的公安部门要专门组织人力研究“对党内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等问题。

“四人帮”的成员王洪文利用毛泽东不久前说过“国内问题要注意”的话，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并要他的秘书肖木根据他的讲话内容整理起草。王洪文说：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领导干部换掉。企图通过毛泽东的许诺，为他们一伙揪走资派制造舆论。

六月十八日，“四人帮”一伙利用在中央握有的大权，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布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鋭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喝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两报一刊社论将上述“批示”公布于众了。

“四人帮”一伙所以在这个时候公布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批示”，当然是为他们鼓噪的揪党内走资派的运动找依据、壮胆子。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迟群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点问题是当权派”，“首先看第一把手，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我们学校就是要盯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对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等人说，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舒龙山、叶正光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七机部副部长曹光琳心领神会，学着王洪文的腔调说话。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深度上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叶正光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舒龙山说：“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扬言：“舒龙山思想，就是解决领导权再加上铁的手腕”，对部、院领导机关要“进行一次大手术”。于是，在七机部演出了层层揪走资派，拉拢亲信，突击“入党”、“提干”，改组各级领导班子的闹剧。

毛远新、迟群利用中国科学院的柳忠阳、肖剑秋等人在科学院“大闹天宫”。他们把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对科学院进行的整顿称之为“复辟”，把在胡耀邦主持下，为整顿科学院而制定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斥之为“复辟纲领”，把对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及政治部的调整诬之为“拼凑复辟班子”，“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叫嚣要“顺藤摸瓜”揪出“资产阶級司令部”。一九七六年七月，姚文元又布置科学院调查“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同自然科学工作有何关系”，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现状与历史。柳忠阳等人很是起劲，扬言要用“路线分析”大揪“走资派”，把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百分之七十的成员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干部打成“还乡团”、“复辟势力”，并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把个科学院弄得乌烟瘴气。

把持着清华大学大权的迟群、谢静宜，还一心要利用尚未成熟的青年学生做他们的炮灰。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清华大学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上，迟群难以忘怀头一年七、八、九月四起的“谣言”把他弄得焦头烂额、无地自容的境况，开口便是，“放暑假了，今年又是七、八、九”，说出了他内心的酸辣苦甜咸。当他想到如今的荣誉、地位和近半年多来的奋争拚斗，鼓动学生为他和他那一伙人去卖力，便成了他讲话的中心内容。他向学生宣教：“我们开门办学，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谏，遇到当地运动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每一个同志，我们不是世外桃源，早訧介入了。”言外之意，放假期间当然要介入。至于怎样介入，迟群说道.•“提高警惕，警惕谁呀？首先警惕走资派，就是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首先要注意走资派的动向。”

朱德委员长的逝世

正当“四人帮”一伙鼓动在全国上下开展大规模揪“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的讣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七月十一日，在北京为芣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冲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朱德是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盛誉的老革命家。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岗山会师，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骋驰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了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总司令”便成了人民对朱德最崇敬的称呼，而朱德本人魁武挺拔的身躯，气宇轩昂的神态，慈和安祥的面容，配着能透出军人刚毅性格的目光，便构成了人们对他难以忘怀的尊敬的原因。朱德的突然病逝，对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面对着“四人帮”一伙以揪“党内走资派”来搅乱视听的卑鄙作为，人们咬牙切齿地痛恨。当逐渐传出朱德是在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活动受凉而诱发肺炎，在肺炎初愈又因吃了半根生黄瓜而死于肠炎时，不由生起了重重疑虑。人们私语窃窃，议论着朱德与“四人帮”的斗争及对邓小平工作的支持。在相当范围内也传述着王洪文在朱德面前屡遭奚落的各类政治笑话：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言以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

“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广大中国人民与“四人帮”一伙对立的基本情绪，“四人帮”不可能毫无察觉。在传说朱德元帅因人民大会堂不适时地开放冷气而致死之后，“四人帮”以揪“党内走资派”清扫对立面的心更加狠毒了。

乱中夺权

一九七六年七月召开的计划工作座谈会是“四人帮”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的一次表演。会议前夕，上海组的黄涛与王洪文直通电话，王洪文对黄涛说，“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政治局最近开会，谈到外贸问题，要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黄涛则借口“现在有些新动向，值得注意”，告了谷牧一状。王洪文立即表示支持，说对老干部绝不要客气，要“给任务套住他，抓住辫子批判他，时机一到打倒他……”。辽宁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四人帮”授意下，也早作好了准备。第一天会议结束不久，王洪文便亲自到京西宾馆找黄涛等人，黄涛说道：“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洪文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到他们头上去了”，“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此后，王洪文又三次窜到京西宾馆，向上海组、辽宁组的成员密授机宜，说“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有主子撑腰，奴才顿觉自命不凡，七月十三日下午，黄涛在华东组发言道：“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虽然邓小平并未参加一九七五年的务虚会，黄涛仍煞有介事地说：“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的风源，盖出于此吧！？”并批判“邓小平为头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辽宁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议期间谈到务虚会等问题时说：“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陋？我看不是”。“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他还对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提出质问说：“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此间，《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上同时刊出《上海造船工业十年》和《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两篇文章，则配合了“四人帮”一伙在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表演。

在政治局召开的听取计划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的会议上，尽管张春桥以“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等言词为上海组、辽宁组的发言开绿灯，但座谈会上的某些不正常现象仍然遭到了众多的非议，以致王洪文不得不下令让上海组在印发发言稿时将某些过于露骨的话作了些修改。从“四人帮”的积极表演来看，这次座谈会是他们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口号的大反“党内走资派”的又一次动员。

就在中央计划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前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密谋策划，以王洪文名义拟出了全面夺取党、政、军权的计划，只是他们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公诸于世。但是，他们仍然以计划为蓝本，指挥和遥控全国各省市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迟群是煽动揪党内走资派的急先锋。七月十八日他在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再次煽动道：“暑假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最大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要怕。”对由于揪“走资派”造成的社会和生产的混乱，迟群欲盖弥彰地解释道：“有的工厂乱，表面上好象是批邓带来的，实际上是走资派破坏，为什么有人脱离这些来讲乱，这就要讲辩证法。一时有些地区可能出现某些暂时安定，而终究要乱的。上层建筑破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本来是更好批走资派，笼统讲乱，不讲来龙去脉，讲不清楚，……”当迟群说到教育部长周荣鑫说他这几年“凭风办事”时，他毫无愧色地大声叫道：“我们凭东风有什么不好？只要给我们生存条件，就要和他斗，不然人活着干什么？！”并借机对刘冰去年对迟群、谢静宜的批评，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回击，以鼓动青年学生，仿照他那一伙子人的榜样，利用开门办学去大乱社会。在迟群、谢静宜反复叫嚷“清华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能踉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斗争上”的影响下，清华大学不仅一切工作围绕“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任务”转，还在“开门办学”的口号下插手全国。他们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解放军部队共一百九十余个单位挂钩联系，利用开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同时，利用清华大学在外地的分校，将诬陷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对外开放，并按照迟群、谢静宜拟定的“接待提纲”接待了各地一千五百多个单位的近十万人.

在云南，“四人帮”的走卒朱克家不停地打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招牌，在“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司令斗争到底”的口号下，不仅插手学校、机关，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代理人”，而且插手军队，攻击昆明部队某某是“民主派”，说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昆明部队没有转好弯子”，“云南的事现在不能定，中央已產掌握了大批材料，要在今后解决”等等。楚雄州出现了武力转变，棍棒夺权的局面，有的县为了夺权，竟打开监狱找“左派”。

“四人帮”安插在青海喾委内的爪牙，此时更加张牙舞爪。他们写信给江青及其一伙人，声称要警惕“新老走资派”“变换手法，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又在中央推出代表他们利益和愿望的人物上台”，“实现其以‘硫化铜，冒充‘真金’的阴谋诡计”，“要牢牢掌握各级的党政军大权，首先要确保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叫嚷，“今年七、八、九是我们大干的时候”，“不要批死的，要批活的”……于是，出现层层揪“代理人”，到处有人拉队伍，立山头，抢汽车，抢广播器材，游斗干部，软禁围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事情。同时，诬蔑各级干部是“猪、狗、猴、牛”，给许多干部扣上“走资派”、“还乡团”、“投降派”的帽子。说什么，“从省委到基层有一条又臭又长又粗的大黑线”，“老干部大多数是民主派、走资派，娃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对此，“必须在组织上认真解决问题”，要“分别不同情况，采用批判、调职、降职和坚决的组织措施，从组织上摧垮翻案复辟势力及其主要阶级基础。”

在福建省，“四人帮”一伙非常注意发展他们的帮派势力。安插在省委中的亲信可以和主子直接联系。加上自以为“中央领导很注意我这个人”，不时掏出笔记本拍着胸脯表白，“我有电话号码，我有我的中央的支持”的李庆霖的配合，把个福建省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少数人结成一个小集团，密谋策划，组织省委常委会议领导小组，改选会议秘书长，增设“列席常委”，以期取代福建省委。在“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有帅就会有副帅，帅下有将，将下有校，校下有兵”的幌子下，层层揪“代理人”、“还乡团长”、“还乡困丁”，一浪未平又起一浪。他们还公然将矛头对着三军领导人，说他们是“黑干将”、“黑后台”，“闽赣两省的太上皇”，并用“以战备压批邓”的大棒攻击军队。他们还到处煽动群众，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用打、砸、抢、抓等手段，用挂牌游行等方法，制造混乱，妄图乱中夺权。

“四人帮”一伙在广州的走卒也大呼大应，准备大乱广州。他们扬言，“一场大决战无法避免”，“要进行第二次夺权”。到处散布“中央有邓小平，省市委、地县、局、基层都有小邓小平”，导演了一幕幕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的闹剧。

在北京的谢静宜更是到处攻击老干部，说什么，“人大常委会开会时，你看那个样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些老头，有的是瞎子，有的是聋子，有的是小车推来的，有的是别人扶来的，有的是拄拐棍来的，有的抱着枕头（指氧气袋）。开--次会，有的上厕所三、四次。委员长讲话，得秘书在旁提词，讲两个问题忘一个问题。”

正当“四人帮”一伙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幌子，挑动各种力量，大乱中国，以图乱中夺权的闹剧愈演愈烈之时，七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并波及夫津市和北京市。地震中心城镇几夷为平地，累计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余人，重伤十六万四千余人。地震当天，中共中央便向灾区发了慰问电，八月四日，又派出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号召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四人帮”一伙认为又有机可乘了*一方面，他们以中央首长姿态表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利用接见抗震救灾人员的机会着意表演，利用宣传工具着意宣传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叫嚷“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唐山地震不过一百万人的事，唐山才死了几十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邓是八亿人的事”，“不能拿救灾压批邓”，在地震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第九期发表的署名戚承楼的《地转实为新地兆一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便是根据地震后姚文元哼出的诗“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愈经磨练，意志愈坚”，及他抄录的洪秀全《地震诏》的内容炮制的。文章称《地震诏〉〉是“宣言书”、“声讨书”和“进军令”，它“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因此，应该“热烈地欢呼自然界和社会的大变动”并由此“创造出一个新天地新世界”来。这恰恰道出了“四人帮”一伙想利用地震这一自然现象为他们阴谋篡权制造舆论的痴心妄想。

就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并发给每人一册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于是，批判“三株大毒草”成了各单位政治学习的唯一内容。好象这样，“批邓”便深入人心了。殊不知，经历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早已视“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斗争为糠屑。他们海望着安定、繁荣的生活，愿意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为中华民族创造美好的明天。用来“批邓”的三本小册子中附录的邓小平在整顿中奉行的三项指示，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邓小平的所做所为，也更加怀念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通过整顿使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每一点成绩。人们私下议论，学习了三本小趼子要批的原件，不仅看不出什么问题，反而觉得邓小平的主张完全正确。

在同一个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认识和言论行为是千差万别的。就在人们普遍暗中唾弃“四人帮”一伙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幌子进行抢班夺权的丑恶表演之时，跟在“四人帮”一伙后面竭力表演，以便日后捞个一官半职的也大有人在。

张铁生是被“四人帮”推上历史舞台的臭名昭著的“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竭尽全力继续他那丑角的表演。在迟群、谢静宜的亲自提携下，一九七六年春节前后，张铁生曾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山西省大寨、太原等地大放厥词，与“四人帮”一伙召开的打招呼会相呼应，博得了“四人帮”一伙的更大赏识，致使他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继续增大。他口口声声叫嚷，“我的讲话不是随心所欲提出来的”，“是有精神的”，这就更增添了他言行的迷惑力。八月十三日，他在沈阳军区某部二营中说：“党内资产阶级，军内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呀，在部队尤其厉害”。“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咱部队是什么态度？也去推行赌如果抵制的话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跟着走、顺着干的话，性质就变了，雇佣军或者是一个御用军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说明了就张铁生这样一个人物，爪子之长，不仅伸入地方，而且伸进了军队。

在陕西省铜川市，“四人帮”的走卒大叫大嚷反对“整顿”，说什么，“整顿就是铜川问题的要害”。他们还不断写信、送材料给“四人帮”在上海、清华大学和人民日报社的亲信、污蔑整顿是树立“黑典型”、“黑样板”。在这伙人的干扰下，铜川的生产形势急转直下，严重影响了陕西省的产煤计划。陕西省省会西安市，也被“四人帮”一伙的走卒扰得不得安宁。西安东方红机械厂的许多党委成员被扣上“走资派”、“投降派”、“复辟狂”、“还乡团分团长”等大帽子。跟着“四人帮”一唱一和的人还作出宣布“改组党委”的决定，把经过调整的工厂企业弄得一踏糊涂。宝鸡市委内跟着“四人帮”跑的人为了给“矛头向上”、“层层揪走资派”树立榜样，将两位“住过窑洞开过荒，抗日战_负过伤，抗美援朝过大江”的老干部扣以“民主派”、“走资派”的帽子，进行典型剖析，大会批，小会评，还要下属单位跟着学，跟着干。陕西省的不少地区、厂矿还出现了“不解决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就是要做官”等奇谈怪论，有人还大喊大叫要提拔青年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不断追随“四人帮”路线的人上台制造舆论。

“四人帮”安插在湖北的亲信，按照“四人帮”说的“你们的对象是省委，要盯住省委，要注意党内资产阶级的动向，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依靠造反派”及“大胆干，别怕人家告状”的指示下，自诩“到哪里去都是中央备了案”的人物，说什么，“你们有你们的中央，我们有我们的中央！”

“我们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请示过中央，都向中央汇报过。”他们污蔑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被走资派把持”；把不支持他们的干部统统扣上“走资派”、“还乡团”的帽子；把不同意他们做法的群众扣以“走资派派生出来的”、“右倾复辟势力”、“文化革命的反对派”等等罪名。还四处宣传，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大叫“我们不当官谁当官？我们不掌权谁掌权？”聒不知耻地说，“要安排我们职务就快安排，运动多，下一个运动不知道又搞什么？现在不安排，下一个运动一来，就又往下拖了！”为此，他们四处插手，诬蔑地县领导班子是“忠义堂”“敌占区”。“要把他一扫平”，“送进火葬场”，“要闹得地委不安宁、县委不安宁、各镇、各公社党委不安宁”，“不让他们睡觉、吃饭，直到交权为止。”并用“围而不打”、“打衙不围”、“内外夹攻”、“又围又打，各个击破”的车轮战术，对待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在叫嚷着“老中青就是老中造”的同时，他们“打旗帜、挂牌子（革委会）、建班子”，扬言“要以革委会为基地，扎扎实实地搞”。威逼省委同意他们上台，说什么“入党提干的唯一标准就是我们这些人”，“现在要充分利用我们在政治上占上风的有利时机，大打一场翻身仗”，“这次要当仁不让了，要入党，要作官，湖北省委的大权由我们掌定了”。并向省委提出，要有他们的八个人进省委常委，其中四个人当书记，说，“谁反对我们掌权，谁就要碰得头破血流，谁就是党内走资派”，“我们就是要象割韭菜一样，把所有老家伙一批批地搞掉，发展提拔造反派”。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造反派还出动挂有自立山头牌子的宣传幸，打着旗子，在武汉三镇乱冲乱撞，造夺权舆论，冲击省委机关，强行进驻省委和招待所9

江西省里“四人帮”的亲信，一直与主子配合默契。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江西日报》因不适时地登了张春桥指使写的《林彪与朱熹理学》一文，受到了省委的批评，酿成所谓“八•一三”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王洪文有意鼓动江西走卒反对省委。有一次，王洪文对江西省到京开会的省委领导说，“他（指其亲信）写批林批孔文章有什么错？”“你们所批判的，正是他正确的地方”。江青当即帮腔：“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嘛！”有了主子的支持，江西省的“四人帮”走卒发出“要起来斗争，‘八•一三，的案是一定要翻的”誓言，并于八月上旬开始行动。他们指使人冲进部队医院，砸了电话，撬开窗户，把正在输氧输液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强行拖上殡仪馆装尸体的汽车，在南昌街头“游斗”、“示众”。报社的几个人还在八月十四日冲进医院，在病榻前围攻省委主要负责人，叫嚷“这个案翻定了”。他们还到处张贴“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吃香”，“斗走资派光荣”、“迎着风浪上，面对阻力行，顶着压力干”等标语。在“留一个，是个祸；留一双，要遭殃；三个不打倒，江西不得了”的思想指导下，江西全省刮起了层层揪“代理人”的狂风。

“四人帮”一伙在四川的走卒，自称“张姚派”、“通天左派”，也在竭尽全力地进行表演。他们叫嚷，“社会主义圾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走资派的矛盾”，鼓吹“造反派是革命的主力军”，“领导班子中造反派必须占绝对优势”，提出“造反派入党掌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强令一些单位办“学习班”，以“帮助党委负责同志转弯子”为借口，逼迫党委负责人在“入党、提干、改组班子”上表态，说什么“现在的问题，实质是领导权问题”，“我们就是要入党，就是要当官，就是要掌权”。在“批邓”的口号下，他们以“邓小平有一帮人”，“走资派在省、市都有”为由，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领导班子。一九七六年八月，成都市的几个人以向省委汇报工作的名义，强令省委和市委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他们企图在大会上批“以防震破坏批邓、破坏生产的走资派”，妄图层层揪“代理人”。在“四人帮”指挥下，四川省境内，揪斗、绑架、游斗“代理人”的事件层出不穷，一直波及到军队。

“四人帮”的老窝上海市委，提出要发挥老红卫兵的作用。他们到处找人开会，请老红卫兵看电影、吃点心，并称之为“老战友”，说“要纳新”。在“上海要多为外地输送地委以上干部”思想指导下，要老红卫兵想得远一点，准备“今冬明春要作出贡献。”七至八月间，王洪文来到上海，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希望尽速用存放在仓库里的枪支弹药进一步装备上海的“第二武装”。八月，曾经当面向江青表忠心的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向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泄漏他所管辖的部队的人心背向，说某某部队不听指挥，是对上海的巨大威胁。为此，第二天，马天水便在一个要求分发武器的报告上批示“立即发”。枪枝七万四千多件，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万发便很快分发到上海基层了。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唐山地震对毛泽东是一次巨大的震动。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发生地震时，警卫人员将毛泽东抬出屋外，他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过度的精神创伤使他从此进入了难以自我控制的意识状态而卧床不起。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与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常委同意，趁江青外出活动之机，至病榻前探视毛泽东。毛微微睁开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在问李敏今年多大岁数后，即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良久，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将手慢慢抽出，谁知，毛竟将女儿手紧紧攥住，缓缓睁开饱含泪水的眼睛，心中翻腾着，慢语道出李敏的准确出生日期。这是毛泽东十分清醒的时刻。

正是因为“四人帮”非常了解毛泽东的病情，知道他不久于人世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四人帮”一伙妄图篡权的心情更急切了，行动也更露骨了。

一九七六年八月底，张春桥、姚文元密令《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写组“紧急动员”、“集中方量”，提前编写“赫鲁晓夫上台”的资料。提出要着重写赫鲁晓夫怎样作秘密报告，怎样与朱可夫一起搞军事政变等。并一再强调要保密，因为它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马天水还多次催促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译出来，越快越好，之后不久，姚文元又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布置复旦大学图书馆整理刘琨给东晋元帝的《劝迸表》，以便在“蒸黎不可以无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的现实条件下，为“四人帮”一伙篡夺最高领导权造舆论。

江青则在几乎同一时期布置她的写作组，赶快搞一个材料，说明刘邦死后，“吕后是怎样把各个诸侯王一个一个搞掉的。”

江青自认为，毛泽东之后她是当然的接班人。为此，趁毛泽东在世之时，她四处活动。八月二十六日，江青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视察”，散布要学习中国通史，特别是世界史，说俾斯麦、梯也尔、拿破仑死后，他们的妻子都受迫害。于是，她大声疾呼；“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但我们无产阶级不空悲切，要加油干，干革命”。为了宣传自己，江青还要迟群通过新华社记者，请北京日报社派记者随同采访她的视察活动，并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此条消息虽然最终未能发成，但江青的动机却是昭然若揭的。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又窜到小靳庄大放厥词。她象泼妇骂街似地辱骂“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同时，她大肆宣讲“母系社会”，说什么“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八月三十日，江青身着半新的军装，斜背着黄挎包，挎包带上还扎了一条白毛巾，由小靳庄窜到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驻地。她一下车，看到人群里有两个女战士，忙过去和她们握手，口称“我不和你们男的握手，我是大女子主义”。到连队后，大讲“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并故作姿态给战士擦汗留影。

“四人帮”的喽喽们也在活动。九月二日，陈阿大从上海窜到北京，见到了王洪文。回沪后便大讲，王、张、江、姚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九月二日，毛泽东病情恶化，江青要去大寨，毛泽东未同意。于是，江青第二次又报告，硬要毛泽东同意。九月三日，江青窜到大寨，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叫，“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我的，……”并在大寨接待站召开“批邓会”。为了显示她的权力和地位，江青到处散布，“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在供销社购买物品时，又大讲她那一套“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的论调。

九月五日晚，中央急电江青立即返京，江青却继续和警卫人员及两名医生一起打扑克，打到十一点才上车回京。此时，毛泽东病情笃重，处于病危状态。

九月七日，江青没有守护在病危的毛泽东身边，却跑到新华印刷厂，要他们印《李太白全集》大字书，还特别提到一个典故：秦始皇出游，遇到一个献玉，上刻有“今年祖龙死”。当日，江青在看望毛泽东时，与医务人员一-、握手，连连说：“你们应当高兴”，并不顾医生劝阻，不停地给毛泽东擦背，活动四肢，擦爽身粉。晚上，江青又到毛泽东病室找文件，找不到便大发雷霆。

九月八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状态。晨七时，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说什么“我到你们这里来是向主席请了一小时假，但是走资派高级间谍盯我的梢”，还四处请工人吃文冠果，大讲“文官果”就是“文官夺权”。在看护毛泽东时，江青又执意要给他翻身，医务人员说翻身有危险，江青置之不顾。翻身时，江青在毛泽东身上乱摸，还问有没有毛泽东的遗嘱。她还想通琪翻身搜索毛泽东文件档案柜的钥匙。翻身后，毛泽东颜面青紫，血压上升，立即进行了抢救。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九月九日中午，当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下午三时有重要广播”的消息时，很多人已猜测到是播放毛泽东的讣告。下午三时整，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同时在哀乐声中播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了“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彼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听众的反应是有震惊，有悲哀，有平淡，有亢奋。然而，无论如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者，连续执政二十七年而突然从政洽舞台上消逝，总会带来社会的巨大震动。

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

眼看着中国最高领导职位的空缺，“四人帮”一伙当然要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准备必要时破釜沉舟。

作为“四人帮”的内线人物，迟群很快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为了表明他地位的非同小可，九日下午二时半，迟群便在有八百人参加的清华大挙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上宣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比电台发布讣告提前了半小时。迟群还在会上大肆兜售从“四人帮”那里直接贩卖来的货色，在“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下，鼓动清华大学民兵师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并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战备值班”。在列举了“我们的毛主席在党内曾经遭到十几次排挤和罢官，十年内战时被夺了权，在一个山洞里生活，相当艰苦”的历史事实后，要大家作好“砍头不要紧”的准备。大会之后，清华大学又召开了系党委书记会议，迟群强调“大家要坚定、镇静、化悲痛为力量，特别要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再一次“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

“四人帮”一伙的前台小丑张铁生九月九日夜晚从铁岭赶到沈阳，要求向团委领等汇报情况，实质土是传递“四人帮”一伙对形势看法的消息*他学着“四人帮”的腔调，强调“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他诽谤“四屈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为此，他“是下了决心，做好了准备”，“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九月十日，张铁生继续在沈阳活动。十月十四日张铁生说，要“特别要警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表演。如果天安门再出现反革命事件，那将可能是全国性的复辟”这些话，也反映出“四人帮”一伙自知孤立的空虚心理，并因此造成了他们一伙为夺权必须耍弄更多的花招。

在上海，王秀珍、陈阿大也到处散布“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四人帮”一伙最大的法宝就是有江青这位毛泽东夫人，为此，他们想方设法要利用毛泽东在社会舆论上的崇高威望作文章。

从毛泽东逝世起，江青便一反常态，每天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那里，要求看毛泽东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泽东的其它手迹，以便利用毛泽东的言论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同时，他们精心构想毛泽东的所谓“临终嘱咐”，炮制了九月十六日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拋出的《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文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几个字特地用了黑体字。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江青按照庇隆夫人楷模，身着黑衫，头披黑纱，毫无悲恸之情，沉着脸，或许正在思忖她将会象庇隆夫人一样继承最高权力；张春桥则站在江青一旁，或许正在垂涎总理这个职位；梦想当上委员长的王洪文，此时正伸长脖子站在致悼词的华国锋旁侧；姚文元则在翻搅他腹中的墨汁，准备在舆论上掀起大浪。“四人帮”内心的喜悦在大庭广众之下甚至有时无法掩饰。他们深信，掌握中国最高领导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殊不知，社会上的种种传谣和对“四人帮”的各自表演的唾骂，正说明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

野心是自我的放大镜。追悼会之后，“四人帮”一伙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子迈得更大更急促了。

江青三番五次找张玉凤索要文件。毛远新还伙同江青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泽东与杨得志、王六生两次谈话的记录稿。为此，张玉凤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要求追回这两份文件。同时，政治局研究决定，准备封存张玉风所存管的文件。

毛远新在东北的小喽喽们认为“一人当政，鸡犬升天”的日子到了。在毛泽东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日，宗明兰等人便迫不及待向毛远新写效忠信，奴才相十足地说：“虽然我们不应打搅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格外想念你，非把我们的心里话告诉你不可！”还令人肉麻地说，“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心事，就是希望你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加强改善和锻炼你那多病的身体，特别是在电视中看到你，就更加感到需要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千万千万注意呀！”有了一伙子人的效忠，毛远新觉得身价似乎又提高了一截，然而，要争个名正言顺，还需要付诸努力。为此，他在九月二十二日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中藏有杀机地说道：“眼泪代替不了战斗”，并建议“研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历史教训”，言外之意，下一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上海那一帮人更是起劲。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亲自返回上海，想就毛泽东遗体处理问题嫁祸于其它领导人。他们有意以“保护主席遗体是不容易的”，“下一步听中央统一安排”为借口，要接受处理遗体的单位拖延处理时间，以便一旦遗体处理不当而影响保存时，利用毛泽东的社会威望，将反对毛泽东的罪名加在其它领导人头上。

九月二十三日，张春桥逋过肖木给上海一封密信，说什么“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九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又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中央今后搞集体领导；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再次派肖木送口信给上海市委，要他们“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以林彪为名，示意现在有人“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九月底、十月初，江青为当女皇，到清华大学分校、二七机车车辆厂等单位频频活动，到处发表演说。她蛊惑群众道：“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华国锋同志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主席提议的，主席说得这么明确，你们明白吗？”为了给她当女皇造舆论，她反复讲，“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说得他们都目瞪口呆。’她说中央文革有两派，暗示如今中央也有两派。并以康熙皇帝为例说，“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头，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寓意她为了登基可能要采取非常手段。她还恬不知耻地再次宣扬，“你们知道吗？天桥有一个胡同，叫相公堂子，这就是男妓院”，“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在摘苹果的时候，她说，“苹果也留着吧，过盛大的节日时再吃吧”，道出了她那一伙人妄图取得夺权胜利的野心。

“按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仍然扮演刀笔吏的角色，为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四处奔波。九月十七日，他给新华社打电话指示：“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照既定方针办。九月十九日，又指示新华社：“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九月二十日，姚文元再次指示新华社：“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姚文元千叮万嘱宣传毛泽东临终嘱咐，仍觉得不放心，九月二十三日，又电告新华社：“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十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毛泽东自九月初起，经常处于病危和昏迷、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这一点，不仅“四人帮”清楚，华国锋等人也十分清楚。然而，从九月十六日在报刊上用黑体字印出毛泽东临终◎咐“按既定方针办”之后，在姚文元多次指示精神下，从九月十七至三十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六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初步统计，此间，上述报刊发表悼念毛泽东的报道和文章三百九十八篇，其中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二百三十六篇。十七、十八两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安排了“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大标题，十七日，两报的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文汇报》共安排有“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大标题六次，其中九月二十日第五版头条位置通栏大标题是：《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夺取更大胜利》；九月二十一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解放日报》九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二十四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上海郊区四百万人民坚决按既定方针办》，《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既定方针》；九月三十日，还在头版正中刊登了题为《按既定方针办》的大幅宣传画。从九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上述报纸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当作毛泽东语录登在报头上，其中有两、三天只用这一条。《学习与批判》杂志则在第十期刊出本刊记者著文《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一伙捏造并大肆宣传“临终嘱咐”的伎俩引起了知情的政界人士的警觉，特别是华国锋和叶剑英。此时，他们可能回想到在毛泽东病重的九月七日发生的不正常情况p当

时，规定政治局委员轮流看望毛泽东，每个人带一个秘书。王洪文却带了两个秘书，一个去看毛泽东，另一个就用毛的电话给各省打电话，要求各省有什么事直接找王洪文联系，而越过华国锋。张平化接到王洪文的电话，感到事情蹊跷，当日.下午与华国锋直通电话，华说不知道这一情况，并将此_告诉了叶剑英，他们都认为有问题。第二天，又以中央名义给各省市打电话，通知有事就直接找华国锋。

十月二日，又发生了一次不正常的情况。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到北京来。沈阳军区打电适向叶剑英报告。叶剑英命令这个师立即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看来，“四人帮”一伙早有密谋，并在准备行动了。为此，十月二日，华国锋在乔冠华九月三十日送审的C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刪去了。”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形势，并对某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泽东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招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与会的江青、王洪文均有记录。

“四人帮”的活动更加频繁起来。十月初，张春桥亲笔写的一个提纲中有这样的话：“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几乎同时，王洪文一下子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脤的标准相和办公相一百一十四张，并从二十七张八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相，叫人按照周恩来标准相的样子进行修版，留做后用。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十月三日深夜，迟群又催促清华太学连夜“加快整理”出自六月下旬开始的，从《群众来访摘报》及《国内动态清样》中综合编写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并于十月四日匆匆要走。

就在十月四日这一天，上午十一时三十七分，江青带着三十余人到景山苹果山摘、苹果。十二时十分到北海仿膳用餐。他们一面吃饭，一面开会。服务员听到江青说：“这个会本来应该七号开，今天咱们提前开，……阶级敌人造我的谣……，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在这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贏得胜利的保证”。而“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篇文章是一颗信号弹，它既给“四人帮”及其一伙要加快斗争步伐的指示，也让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看到，“四人帮”篡权的时间迫在眉睫。是惩罚他们的时候了。

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研究出基本对策的基础上，十月五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总参所在地西山，召开了除“四人帮”以外的政治局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采取果断措施，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并决定具体计划由汪东兴执行。

此间，“四人帮”一伙的活动也在继续进行。十月五日，迟群以送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为名，给毛远新去信，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话音下，通了暗语，便是他们一伙加紧秘密串联的佐证。

“兵贵神速”，就在“四人帮”加紧篡觉夺权的最后准备阶段，六日凌晨，汪东兴到钓鱼台，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据传，抓走江青时，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向她吐口水，这说明“四人帮”一伙是多么不得人心，多么狂妄自尊，以至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她极端反感。

在逮捕“四人帮”的同时，毛远新等人也被捕了。

“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并不知道“四人帮”已遭不测。十月六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还大肆吹捧江青，并带着挑衅的口吻大讲特讲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政权状况，说，“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赶下来就是了。”还洋洋自得地宣传：“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是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五日、六日，迟群还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一九七五年就刘冰等人上书信件中央所发的文件，有意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亲密而又不寻常。就在他们梦想顺着江青的梯子往上爬的最得意的时刻，七日，北京市委通知迟群、谢静宜到市委开紧急会议，他们一到便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并当场予以逮捕。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十月八日，北京部队系统开始私下流传“四人帮”伏首就擒的消息，无不人心大快。据云，北京各部队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各种规模的小型祝酒欢庆活动以半公开的形式连锁进行着。

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i员会共同作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十月十日凌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两项决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大字标题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两项决定。

首都北京的市民，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从八日起在部陇流传的有关“四人帮”下场的消息，渐渐传入了耳蜗，并于十月十日在一般市民中迅猛传开。市场上髙级瓶装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人们半公开地议论着“四人帮”一伙的可耻下场，并预言邓小平必将彻底平反，恢复原职。

十月十日这一天的最后一秒钟刚刚过去，一队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四人帮”笔杆子“梁效”的所在地北京大学内朗润园湖边的一座小楼，并通知“梁效”笔杆子们立即到一楼会客室集中。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军官当即宣布：“中央决定，‘梁效’的材料封存上交。现在大家就收拾一下自己的用具，回家去，、明天到校党委集中学习。但主要负责人不能走……”在“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几乎疯狂了三年的“四人帮”这一御用班子，就此散伙了。

余党末日

上海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一个最顽固的反革命堡垒。由于它远离中央所在地，因此要攻下这个堡金必定要费些周折。

十月七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赴京开会。上午九时，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马天水向大家宣布了这件事。按照惯例，每次去北京开会都有“四人帮”事先通气，这次却发生了异常。因此，上海市委成员无不深感震惊。一种不祥之兆下意识地袭向每个人的心头。为此，会上商定，马天水一行到京后两小时就给上海通电话。

留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心急如焚，不停地打电话到北京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却毫无结果。马天水要回的电话也无音讯。王洪文、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文秀在电话中找到了在京的于会泳、祝家耀、周宏宝，但他们都说没有见到王、张、姚，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异常。

十月八日，上海的一伙人更加紧张，不断设法与北京联系。中午十二时许，才与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通电话，房佐庭只简单地用暗语回道：“我的老胃病发了”，意即“右派得势了”。然而，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在上海的“四人帮”走卒并摸不到确凿情况，一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下午三时，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金祖敏的秘书廖文金立即飞赴北京探听消息，然后用身体好（情况好），老胃病发作（右派得势）和心肌梗塞（“四人帮”完蛋）这三种暗语尽快向上海汇报情况。徐景贤还把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他们康平路办公室，告之：“你们这几天要注篇新华社的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张、姚）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当晚，廖文金从北京传来消息：我娘心肌梗死了。上海市委常委成员认为，他们想到，但又最不愿意证实，也是最坏的结果发生了。

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办公楼召集常委会，会上纷纷议论，“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因此要“决一死战”。朱永嘉当即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还可以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徐景贤、王秀珍也表示，“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部知道。”经过酝酿，决定：一、现在开始做武装暴动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徐景贤和王秀珍分住两地，王秀珍与冯运柱去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为了慎重起见，徐景贤下了第一遣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晚上十一时许，徐景贤又将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杨新亚、替备师师喪李仁斋找到一块儿密谋警备部队参加暴乱之事。之后，徐景贤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並、叶昌明等三十余人到市民兵指挥部。

徐景贤一行到达丁香花园时，已是十月九日凌晨一时了，为了抓住警备部队，徐景贤又写了第二道手令：“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警备师政治部副主任，电台第一把手）同志的指挥。三连（负责康平路市委办公搂的警卫连）由李仁斋同志告之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李仁斋接到手令，没有报告警备区，便执行了。同时，徐景贤派人分别去报社、电台、写作组，抓笔杆子，制造舆论，与中央抗衡。

王秀珍一行来到民兵指挥部后，制定了民兵行动方案，确定了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秘密指挥点。十月九日凌晨三时许，配带武装的民兵分派到市区各战略要地。还有一呰头戴头盔，手持枪支的民兵开始了昼夜巡逻。

十月九日，中央发布了两项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反复琢磨，捉摸不透中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行动。他们在上海市区设立的各指挥点架设了十五台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日夜不停地进行联系。一千多名武装民警开始秘密演习。二百二十余辆汽车、摩托车飞奔着，向各个据点运送人员和物资。当天晚上，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在回答询问时表明，王、张、姚都见到了，他们很好，也很忙，回来前他们三人不会再见他了。至此，上海方面松了一口大气。叶昌明甚至庆幸：虚惊了一场。

十月十日，当北京市民私下广泛传递着“四人帮”一伙可耻下场的信息时，“四人帮”在上海的走卒也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打听到“四人帮”确实被捕的消息。为此，徐景贤、王秀珍在北上话别时，反复叮嘱下属，“做最坏的打算”，下令民兵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准备着与中央决一死战。

徐景贤、王秀珍到了北京，知道了在首都发生的一切。然而，他们自知此时不过是瓮中之鳖，任何挣扎都将是徒劳。于是，打电话给上海，含糊其词道：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上海仍在紧张地准备暴乱。不过，由于南京军区的瞥告，警备区少数火不再参与活动了。

十二日，留守上海的一帮人，汇总各方面消息和情况，对“四人帮”的垮台已确信无疑了。因此，他们准备进行暴乱的行动步伐也迈得更大了。傍晚，他们一伙人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大讲“四人帮”给予他们的“恩典”，激起与会者一一表态：坚决干！马振龙说：“一月风暴我们是拎着脑袋干的，今天我们仍要拎着脑袋干”。朱永嘉慷慨陈词：“现在干，在明天天亮六点前干，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瘓。同时，要占领荽害部门，战斗一打响，就拉出横幅，造舆论，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占领电台，发表《告全国、全世界人民书》。”“我们要决一死战，打出一个巴黎公社来。只要坚持一个礼拜，就会得到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的”。“即使失败了，也是用鲜血教育后代，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中留下惭愧！”并主动要求起草《告全国、全世界人民书》。王知常声泪俱下道：“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可以象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歇斯底里大叫：“马上暴乱！马上暴乱！”肖木狂呼：“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最后，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未在，决定等他们回来后再干。但是，马上要做准备，拟在上海市郊设立三道保卫圈，控制上海重要机关及交通要道，并订出口令，暗语。黄金海还布置拟定了二十余条反动标语口号。各个系统都在向下一级吹风，要“召之即来，血战到底”。发放枪支弹药，武装基层民兵的活动也在紧张地继续进行着。

十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返回上海。他们虽然在中央都作了保证，也知道中央对上海可能发生的暴乱做了严密的部署，但是态度仍然暧昧。张敬标看了马天水等人带来的材料，大哭大跳，大喊大骂道：“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等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手迹没头没尾，谁知道是写给什么人的，这些材料怎么说服得了下层群众？”叶昌明在下午一时向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交代，要他们去各区、局工会通知，“立即尽快向下吹风”，当天晚上要吹到各基层单位，继续在群众中散布与中央的对抗情绪。

当日晚上，上海市委在锦江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精神，宣布了“四人帮”的彻底复灭，在座的无不有即将来临灭顶之灾的预感，一个个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发出一片“完了，完了”的喊叫声。    ！

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召开的区县局干部会议上，黄涛，叶昌明等人对十月七日以来的所做所为不仅没有认识，还大加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是“同病相怜”。'徐景贤甚至说：“这就象演习一样，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是有思想觉悟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上海人民能调动起来。”；

同一日，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一般群众，然而，内容却被大大压缩了，有关张春桥和上海市委的问题全部删除了。同时，还宣布了“四不准”，限制群众对打倒“四人帮”进行庆祝活动。

正义的行动是扼杀不了的。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师生，冲破种种阻力，首先上街游行。整个上海逐渐投入到欢庆“四人帮”倒台的洪流中。

十四日，廖祖康、肖木被押送北京。上海市委新拼凑的领导班子虽然换汤不换药，但是不久，包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内的上海一大帮“四人帮”的党羽，都被群众揪出来了。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终于加入了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行列。

从十月二十一日起，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声讨“四人帮”、欢呼人民胜利的集会游行活动，倾吐由衷的情不自禁的欢欣。中国人民经历了十年有余的磨难和斗争，终于羸得了重见天日的喜庆时刻。

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三批罪行材料，全国人民掀起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高潮。人们迫切希望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迫切要求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并迅速纠正被“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是非。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继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只能曲折地进行着。不过，经过中共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懈努力，顺应人民的要求，邓小平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再次出来工作。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全会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基本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还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开始了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工作，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接着，在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否定“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在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对“四人帮”一伙进行公开的审判。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餌成员作了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领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此后，相继宣判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迟群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刘庆棠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张铁生有期徒刑十五年。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践踏了民主和法制，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这场灾难从反面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前提，即使“文化大革命”或形形色色政治灾难不能再生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中国必须建设^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第三稿完毕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最后定稿

参考女献和主要资料来源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年10月一1984年9月）》，北京出版社，1985年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33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

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版

徐元冬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10月第6版

《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

《中国百科年鉴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3月

《中国百科年鉴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1年7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陈涛、周林宝：《将帅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编辑出版，1985年2月28日

金春明等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南开大学等编：《中国现代史稿1919-1949》（上、下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

吕振羽等著：《回忆少奇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刘爱琴著：《女儿的怀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重印

《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1月

《人民的好总理——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上、下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

景希珍等著：《在彭总身边1950-1966》，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

丁隆炎著：《最后的年月——续〈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徐子芳：《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怀念罗瑞卿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

《缅怀刘仁同志》，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吴晗和〈海瑞罢官〉》，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

邓拓、吴晗、廖沫沙（吴南星）著：《三家村札记》，三联出版社，1966年

穆静著：《傅连暲传略》，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7月《陈毅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泪雨集》（甲、乙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国政协历屆负责人名录》，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人民出版社，1976年9月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胜利恢复》，人民出版社，1971年11月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尼克松著《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2月

林韦等著：《“四人帮”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

《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编辑出版，1978年

《扬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童怀周等：《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出版社，1979年

严家其等《四五运动纪》，人民出版社，1979年《丙辰清明纪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

杨匡满、郭宝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S0年

《教育革命学习参考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71年

《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人民出版社，1973年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孔子反动思想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学习参考资料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编辑出版，1973年

《解放军某部防化连批林批孔文选》，人民出版社，1974年

《决不让历史车轮倒转》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

《批林批孔文选》，山西日报编辑出版，1974年

《敢想敢干》，人民出版社，1974年

《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

《大寨批林批孔走在前》，农业出版社，1974年

《批林批孔当闯将》，农业出版社，1974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诋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林彪是现代申国的孔子》，人民出版社，1974年

《工农兵批林批孔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批判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天才论”》，人民出版社，1974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批林批孔》，人民出版社，1974年

《克己复礼就是复辟》，人民出版社，1974年.

《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读〈封建论〉》，中华书局，1974年

《“克己复礼”集中反映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人民出版社，1974年

《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批林批孔》，人民教育出版社，1974年《林彪与孔老二》，中华书局，1974年

《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人民出版社，1974年

《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林批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批林批孔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1974年

《批林批孔参考资料》，保定市图书馆编辑出版，1974年

《注意总结经验深入批林批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批孔学习参考资料》，福建师范大学编辑出版，1974年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74年

《五•七干校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974年

《研究儒法斗争史参考资料》（上册），内蒙古师范学院图书馆编辑出版，1974年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安徽人民出版社，1974年

《工农兵学员评法批儒选辑》（一），陕西师范大学编辑出版，1974年

《历史上法家同儒家的两条路线斗争》，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1974年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

《学习参考资料19、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编辑出版，1974年

《儒法斗争是路线之争》，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74年

洪广思：《孔丘反动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人民出版社，1974年

《批判反动“生意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5年

《关于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出版，1975年

《铺法斗争简史》，天津《儒法斗争简史》编写组编辑出版，1975年

《儒法斗争简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

《儒法斗争史概况》，人民街版社，1975年    -

《学习参考资料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编辑出版，1975年

《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商务印书馆出版，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的部分论述》，，云南省省级机关五♦七干校教育处编辑出版

冯友兰：《论孔丘》，人民出版社，1975年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简说》，商务印书馆，1975年

《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伟大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

《翻案不得人心》，人民出版社，1976年

《痛击右倾翻案风狠批唯生产力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6年

《批判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6年

《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6年

《〈水浒〉参考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

《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人民出版社，1977年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1977年1月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人民出版社，1977年

《红旗》，1965年第13期一1976年第12期

《学习与批判》，1973年创刊号一1976年第9期、

《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一1976年第9期《评注吴晗胡适通信》，

《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方水：《专治“健忘症”的矛头指向谁？》，

《学术研究》，1966年增刊第1期《复古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武器——批判吴晗的反动历史观》，

《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吴晗是怎样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

《新建设》，1966年第4期《人民教育》，1977年13期

点点：《生命的歌》，《当代》，1979年第2期

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

《中国青年》，1979年第7期苏双碧：《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

《新时期》，1980年第4期•遇罗克日记摘抄》，

《新时期》，1980年第4期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

《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靳大鹰：《“九·一三”事件始末记》，

《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4期虞丹：《傅连暲之死》，

《新时期》，1981年第1期羽明：《康生与江青》，

《新观察》，1981年第1—2期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中国老年》，1983年第1期一1984年第1期《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干部的若干电文》，

《老同志之友》，1983年创刊号《“九•一三”事件后的周恩来同志》，

《老同志之友》，1983年创刊号，《叶群假党员之谜》，

《老同志之友》，1983年创刊号《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徐景贤、王秀珍受审记》，

《老同志之友》，'1983年创刊号铁竹伟《霜重色愈浓》，

《昆仑》，1985年2—5期谢兴、丁宏《王莹与谢和赓》，

《三月风》，1985年2—7期黑雁男《《十年动乱》，

《人世间》，1985年创刊号，19S6年第1期都一海《一个“超天才”的来历》，

《追求》，1985年第1期一1986年第3期《邓朴方与王凤梧》，

《开拓者》，1986年第3期胡少安：《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一邓小平同志侧影》，

《八小时之外》，1986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中我驻外使馆造反派的荒唐行为》，

《宣传手册》，1986年第7期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向阳生：《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北京日报》，1965年12月12日方求：《〈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9日

《人民日报》，1966年1月1日一1985年12月31日

《北京日报》，1966年1月1日一1976年12月31日    《解放军报》，1966年1月1日一1976年12月31日    《光明日报》，1966年1月1日一1976年12月31日

姚文元：《评“三家村”》，

《解放日报》、《文汇报》，1966年5月10日何击《“三家村”黑店的牌匾里有什么秘密》，天津日报》，1966年5月28日《和“三家村”黑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四川日报》，1966年5月16日《社会主义祖国是华侨强有力的靠山，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使我们自豪》，

《天津日报》，1966年5月19日《红灯指航向踏平万层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

《文汇报》，1974年10月12日《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

《解放日报》，1974年10月12日《学与不学大不一样——谈吕蒙和夏侯渊》，

《文汇报》，1975年3月28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经验主义怎样成为王明机会主义的助手》，

《解放日报》，1975年4月7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和阴谋种种》，

《文汇报》，1976年11月8日《江青“关心”妇女地位提髙是假，阴谋篡党夺权是真》，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3日《披着孔雀羽毛的乌鸦》，

《河南日报》，1976年11月13日《“四人帮”同林彪是一丘之貉，篡党夺权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12日《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4日《“四人帮”是一伙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

《文汇报》，1976年11月1日《“四人帮”的江青无耻地自称为领袖的“学生”、“战友”，实际是反对和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元凶》，

《湖南日报》，1976年11月13日《清算“四人帮”利用电影为篡党夺权服务罪行》，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9日《欺世盗名的政治骗子》，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7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快人心》，

《山西日报》，1976年10月23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6日《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

《湖南日报》，1976年11月8日《深揭狠批“四人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11日《是“文化大革命”功臣还是文化大革命祸首》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9日《本市广大青年狠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3日《砸烂“四人帮”拔掉大祸根》，

《山西日报》，1976年10月26日《揭发批判野心家江青的反革命罪行，坚决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2日《师生齐战斗，全校卷怒涛》，

《辽宁日报》，1976年11月11日《“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纂党夺权》，

《解放日报》，1976年11月18日《货真价实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黑龙江日报》，1976年11月17日《永远坚持毛主席创立的武装力量体制》，

《湖北日报》，1976年11月13日《怒斥江青崇洋媚外复古倒退》，

《湖北日报》，1976年11月14日《乘胜前进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迅速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斗争的新高潮》，

《江西日报》，1976年11月14日《彻底清算“四人帮”卖国投降的罪行》，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21日《斩断伸进民兵队伍的魔爪》，

《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2日《榆游燃怒火，围剿“四人帮”》，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21日《叫喊“纳吉要上台”是为了篡党夺权》，

《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6日《狠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代理人的画皮》，

《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6日《王洪文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广西日报》，1976年11月28日《“四人帮”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27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6日《〈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淠查》，

《辽宁日报》，197#年11月30日《戳穿“四人帮”策划“写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阴谋》，

《大众日报》，1976年11月29日《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坚不可摧》，

《文汇报》，1976年11月30日《“四人帮”是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

《文汇报》，1976年11月30日《满腔仇恨摆战场，重炮猛轰“四人帮”》，

《大众日报》，1976年11月30日《青岛市委召开批判大会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猛烈开炮》，

《大众日报》，1976年12月2日《同仇敌忾大掲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大众日报》，1976年11月21日《江青与林彪是一丘之貉》，

《吉林日报》，1976年12月3日《揭开黑面纱，痛打“白骨精”》，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28日《大野心家江青是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天津日报》，1976年月29日《愤怒控诉“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罪行》，

《陕西日报》，1976年12月1日《从一个凶恶打手看“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

《辽宁日报》，1976年12月2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干部群众大会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辽宁日报》，1976年12月1日《“四人帮”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

《江西日报》，1976年12月2日《彻底清算“四人帮”以及我省极少数几个人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江西日报》，1976年11月29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清算“四人帮”罪行，大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福建日报》，1976年11月25日《穷追猛打“四人帮”，铁扫帚横扫害人虫》，

《湖北日报》，1976年12月6日《“四人帮”是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死敌》，

《江西日报》，1976年12月4日《王洪文多次窜到浙江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浙江日报》，1966年12月4日《杭州一百六十多个工厂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浙江日报》，1976年12月2日《假评法批儒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

《天津日报》，1976年12月4日（〈江青吹捧西方反动电影是为了篡党夺权》，

《解放日报》，1976年12月5日《愤怒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革命滔天罪行》，

《云南日报》，1976年12月2日《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四人帮”》，

《福建日报》，1976年12月4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红卫兵小报*    二《八•一八战报》，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战斗兵团主办《七•二九战报》，北京轻工业学院七•二八兵团主办-

《人大三红》，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编辑部主办

《八•八战报》，中央民族歌舞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革命造反派主办

《九•一五》，天津大学九•一五造反兵团主办

《八•一三红卫兵》，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主办

《八•二七战报》，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主办    .

《人民公社》，北京密云县无产阶级革命輝《人民公社》编辑部主办

《工农兵电影》，北京工农兵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主办

《大庆公社》，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主办

《飞鸣镝》，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主办

《上天》，北京航空学院校刊编辑部主办

《上海交通报》，上海交通报编辑部主办

《工人造反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

《大喊大叫》，上海归国华桥文化革命联络站大喊大叫公社主办

《上海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釋委会主办

《工农南开》，天津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南开大学指挥部、南开大学革委会主办《卫东》，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主办

《工人战报》，广州工革会主办

《文革通讯》，竺州大学六*七文革通讯社主办

《文艺革命》，首都文艺界斗批改联络站主办

《井冈山》，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主办

《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主办

《井冈山报》，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主办

《中学文革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

《中学红卫兵》，北京中学红代会海淀区委员会主办

《中学战线》，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战线》编辑部主办

《中学论坛》，北京《中学论坛》编辑部主办

《反逆流》，上海《反逆流》联合编辑委员会主办

《中大红旗》，广州红代会中山大学《中大红旗》编辑部主办

《反修报》，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主办

《反修红卫兵》，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主办

《东方红》，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

《东方红》，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九一九东方红主办

《东方红》，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主办

《东方红》，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主办

《东方红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通讯社主办    '

《东风报》，首都中学红卫兵司令部主办

《东风报》，宁夏青铜峡工程局《东风报》编辑部主办

《讨孔战报》，山东曲阜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

《北京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主办

《北林东方红》，首都三司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

《北邮东方红》，首都三司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

《只把春来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主办

《电影风雷》，首都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主办

《电影批判》，北京市大、中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砸三旧》批判毒草影片战斗组《长征》，北京石油学院545红兵总部、北京公社主办    ，

《外事红旗》，外事系统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联合委员会主办

《北海战报》，上海工总司北方海区络站主办

《光明战报》，北京光明日报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

《延安战报》，外交部延安造反兵团主办

《全无敌》，首都医革会健康报延安公社主办

《红卫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

《红卫兵报》，首都中学红代会机关主办    ？

《红旗战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主办

《红旗战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红旗红卫兵主办

《红代会战报》，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中专中技半工半读筹委会主办

《红色工人》，河北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主办

《红色宣传》，天津市宣传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主办

《红旗》，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航红旗主办

《红旗漫卷》，湖北省武汉市新华农东方红通讯组主办

《红卫兵报》，广西省桂林市大中学校红代会主办

《红三司》，甘肃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主办

《红旗战报》，天津市文联红旗主办

《红风雷》，河南二七公社郑师红旗等主办

《红旗》，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主办

《红色长征报》，甘肃红三司红色长征团政治部主办

《红色造反报》，武汉三司硬革联新武大红色造反团主办

《红卫兵》，贵州省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主办

《批陈战报》，首都红代会批到胨毅联络站主办vz

《批谭战报》，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判谭震林联络站主办

《兵团战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主办

《奔腾急》，北京市教育局革命委员会主办

《首都风雷》，北京中学红卫兵首都风雷宣传部主办

《首都红卫兵》，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

〈（首都红卫兵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办

《政法公社》，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主办*

〈C政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首都政法兵团主办

《革命工人报》，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主办

《革命串联报》，新北大《革命串联报》编辑部主办

《革命造反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

《革命串联》，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主办

《革命造反报》，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红旗联合主办

《革命造反报》，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主办

《指点江山》，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主办

《战报》，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主办

《追穷寇》，彻底粉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筹备处主办

《复旦战报》，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师主办

《海港战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海港联合指挥部主办

《造反》，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

《鲁迅战报》，江苏省扬州红代会（筹）鲁迅大学，鲁迅战校主办

《新复旦》，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办

《新华农》，湖北省武汉新华农（东方红）主办

《新华工》，武汉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

《新南大》，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办

描述

[←1]

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

[←2]

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聊、杨尚昆

[←3]

一九三年，丁玲和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九五五年中宣部宣布丁陈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

[←4]

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韦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前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5]

“食宿，”大概指饮食量和睡贼时同，原文如此。

[←6]

这里“卫生部”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卫生部。

[←7]

当时，张体学任湖北省省长。

[←8]

当时，王任重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9]

中央文革的"小三”是指王力、关锋、戚本禹，“大三”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小三”、“大三”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对中央义革成员的称呼。

[←10]

见1968年12月5日《光明日报》。

[←11]

见196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

[←12]

见1968年日《光明日报》。

[←13]

“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14]

“四条意见”有些地方语法不通，原文如此，这里是照录的。

[←15]

刘葳、成钧、河廷一是当时空军的领导干部。

[←16]

陈伦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秘书。

[←17]

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18]

硕放：位于苏州附近。

[←19]

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20]

魏文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1]

曹获秋，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书记。

[←22]

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23]

这里所谓“造反”，是指起来反对上海市委，所谓“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是指反对上海市委的群众派别组织。

[←24]

“联指”、“4·22”、“老多”均是广西“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名称。

[←25]

指江肯授意文化部给《创业》定下的十条罪状。

[←26]

“浦江摇桥”中的“江摇桥”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

[←27]

“江桥摇”意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28]

“三人十只眼”，是指江青、张春桥因戴眼镜共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二只眼，共“十只眼”。

Table of Contents

序

第一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第一章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吴晗和《海瑞罢官》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

“两军对垒”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的发端

第二章 围绕着工作组问题的斗争

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

进驻工作组

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激

“反干扰”运动的开展

制造与工作组更大的对立

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公开化

第三章 红卫兵运动和个人崇拜热潮的兴起

红卫兵的涎生

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

鼓起崇拜的狂热

“四个伟大”的由来

第四章“向旧世界宣战”

遍及全国的“破四旧”

全国各地的农民都行动起来了。    。

对“文化”的革命

抄家的狂风

“红色恐怖”

对文明的反动

第五章 全国大串联

进京串联

“北上、南下、东征、西进”

“红海洋”

徒步串联的“长征队”

第六章 “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

向刘少奇公开挑战

所谓“两条路线斗争”

炮轰“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

第七章 抵制与反抗的潮流

围绕着对联的辩论

遇罗克与《出身论》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纲领

伊林•涤西和李洪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批判

第八章 从“打倒陶铸”到反击“二月逆流”

陶铸的垮台

“批判干部的运动”

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

“大闹怀仁堂”

反击“二月逆流”

对所谓“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攻击

第九章 在搏斗中下沉

扣留王光美的圈套

“文革”高潮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会见

对刘少奇和《修养》的攻击

围剿影片《清宫秘史》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清华园批斗王光美

半幽禁的生活

第十章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为建工学院写“检查”

“揪刘火线”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百病缠身、悲愤交加的“关押”生活

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

最后的二十七天

第二篇 林彪的崛起和覆灭

第一章 一条登上权力高峰的“捷径”

“个人崇拜”的发动者

有独特风格的崇拜语言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

第二章 清除“顶峰论”的反对者

罗瑞卿其人

对“顼峰论”的异议

嫉恨与怨恨的结合

一九六五年底的上海“紧急会议”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把罗瑞卿逼上绝路

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打击

第三章 搭起上升的舷梯

从《五•一六通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二号人物”

“永不停火的战争”

林彪的总结：“最大最大最大”、“最小最小最小”

第四章 诬陷和迫害的狂潮

对贺龙的诬陷和折磨

“文革”中的彭德怀：迫害升级

罗瑞卿遭受身心的摧残

对朱德委员长的诽谤和攻击

对叶剑英的“追查”和迫害

“你们要揪陈毅，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傅连暲之死

武汉“七•二〇事件”

杨、余、傅事件

从“五•一三事件”到“砸烂总政”

第五章 对人民群众的束缚、打击和压制

“献忠心”和思想控制

剥夺人民发言权的手法

清查所谓“五•一六”

清理阶级队伍

“不听话的统统送到干校去劳动”

“接受再教育”

第六章 林彪对军队的控制

为林彪分掌军事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特殊人物江腾蛟

“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立果

林彪在军队内死党的结成

第七章 庐山会议

“设国家主席”问题

在“称天才”的背后

“和平过渡”方式夺取最高权力的失败

第八章“联合舰队”和“5·71工程”

“调研小组”和“上海小组”的建立

“联合舰队”的活动

“571工程”

“三国四方会议”和武装政变的准备

第九章 林彪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对江青的利用

批判“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毛泽东的南巡活动

谋杀计划的实施

武装政变阴谋的破产

第十章“九•一三事件”和林彪的灭亡

南逃广州另立“中夹”的计划

林立衡揭发林彪的南逃计划

周恩来对256号三叉戟飞机的追查

仓惶逃窜，折戟沉沙

3685号直升飞机的行动

“九•一三事件”的公开化

第三篇 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

第一章“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新生涯

江青与《海瑞罢官》

进入文化革命小组

参加反工作组的大辩论和红卫兵接见活动

第二章 专案•逼供•伪证

“我担负着中国第一个大专案”

“诱骗逼供术”和“公安六条”

编造诬陷迫害名单

第三章 清冼三十年代的污迹

蓝苹其人

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旧好的迫害

对公安部门了解江青情况的人士的迫害

查封上海图书馆

“恩将仇报”

残害孙维世

魔爪伸向“赛金花”的扮演者王莹

第四章 武斗的逐步升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

“一月风暴”

王洪文“文攻武卫”的实践

遍布全国的武斗

第五章 文艺批判和“京剧革命

江青早年的艺术生涯

参与对《武训传》的批判

向“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开火

“京剧革命”和“样板戏”的天下

第六章“九•一三事件”后的“波谷时期”

江青对自己与林彪关系的表白

江青与维特克的长谈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反对所谓“右倾回潮”

网罗、培植亲信

毛泽东提出“批孔”

江青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的加强

“影射史学”

网织反对周恩来的包围圈

第七章“批林批孔批周公”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蜗牛事件”

“军队要放火烧荒”

插手国家体委和科学院的运动

“黑画”展览

批判“宰相儒”

修辞“立其伪”

“儒法斗争”和“揪现代大儒”

江青的天津之行

当代吕后、武则天之梦

“江青裙”与“皇后之玺”

风庆轮事件

毛远新的“哈尔套经验”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后果

第八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复出

围绕着“第一副总理”人选的斗争

“江青组阁”的失败

“全面专政论”

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

所谓“谣言四起”的七、八、九月

评论《水浒》

关于影片《创业》和《海霞》

王洪文和“第二武装”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

第九章 天安门广场事件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

“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为

“怨恨满人间”

南京事件

声援和反响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

清明节

四月五日

冲刷残留的血迹

四月七日的两个决议

遍及全国的抗议运动

第十章“四人帮”的灭亡

致函《造谣日报》戈培尔编辑

“非常时期”的宣传和镇压

打击所谓“党内资产阶级”

朱德委员长的逝世

乱中夺权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

逮捕“四人帮”

余党末日

参考女献和主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