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明朝建立

明朝统治的强化

刘基辅政

禁冗文浮言

马皇后拒药

制定《大明律》和《大诰》

胡蓝大狱

靖难之役

迁都北京、营建北京

修《永乐大典》

设立奴儿干都司

郑和下西洋

仁宣之治

土木之变

于谦守北京

曹石之乱

闽浙烽火

兀良哈三卫叛服

弘治君臣

武宗嬉游

刘六、刘七起义

宸濠之叛

嘉靖崇信道教

严嵩擅权

海瑞上疏

戚继光抗倭

俺答封贡

安南叛服

张居正改革

潘季驯治河

抗倭援朝战争

反矿税监使

李贽自刎

葡萄牙侵占澳门

魏忠贤乱政

东林朋党

国本之争与三案始末

萨尔浒之战

袁督师蒙冤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徐光启修《农政全书》

汤显祖写“四梦”

小说盛行

徐霞客漫游

谈迁撰《国榷》

宋应星与明代科技

崇祯治乱

晚明民变

附录：大事年表

主编介绍

张习孔　男，1926年生，194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史学系，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弟子。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曾协助史学家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现为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三国志裴考案》、《在古战场上》、《吴晗传》、《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等，发表《陈垣同志与〈通鉴胡注表微〉》等论文百余篇。

林　岷　女，1941年生，福建福州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直系后人。1963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民盟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主要合著有《中国古代著名战役》、《中国历代名将》等。另发表《古希腊的戏剧及其演出》等数十篇论文。

【中国历史大讲堂】

明朝大事本末

张习孔　林　岷　主编

高　平　王　红　编著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朝大事本末／高平，王红编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10

（中国历史大讲堂·大事本末／张习孔，林岷主编）

ISBN 978-7-5078-2857-3

Ⅰ．明…　Ⅱ．①高…②王…　Ⅲ．中国—古代史—明代—通俗读物　Ⅳ．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9851号

明朝大事本末

编　　著　高　平　王　红

责任编辑　刘东成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15千字

印　　张　22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7年10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857-3/K·141

定　　价　33.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发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为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污纳垢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美好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份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曾于2007年初出版了由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编撰的《中国历史大讲堂丛书》“历朝史话”系列，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

我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强调的是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三种体裁。“历朝史话”系列丛书因为主要强调的是宏观和综合，以给读者描绘历史全貌为主要目的，所以在具体事件上着墨不多，略有缺憾。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而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往往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来体现的。以事件为中心，既可以使历史事迹经纬明晰，始末原委一目了然，也符合读者的一般阅读习惯。因此，我们在“历朝史话”系列之外，另外约请史学界的专家撰写了这套“历朝大事本末”丛书。

本套丛书由张习孔和林岷先生主持编写，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酝酿，90年代中期完成初稿，在本次出版前，作者又对原书稿进行了仔细的订正，剔除了一些不够准确的用语，增补了部分篇章，核对了有关史料。全书寓观点于叙事，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朝大事本末”系列丛书和此前出版的“文人谈史”系列丛书一样，是“历朝史话”系列丛书的姊妹篇，三套丛书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演绎着丰富精深的中华历史，共同撑起了《中国历史大讲堂》丛书的宏构。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能够从《中国历史大讲堂》系列丛书中汲取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年8月

编　例

一、《中国历史大讲堂·大事本末》丛书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亡（公元1911年）。全书共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朝、辽夏金、元朝、明朝、清朝等九卷、十册（《清朝大事本末》分上、下两册）。

二、文中纪时，按年、季、月、日顺序。纪年先帝王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帝王年号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三、各个朝代所用历法不同，不能强求统一。为求真实，本书仍依旧史所记月历排次；全书月份，古代部分系农历，用汉字；清代后期系公历，用阿拉伯数字，有关部分并列太平天国历。

四、关于人民反抗运动，按其性质分别书为“起义”或“暴动”（性质明确的），或“起事”（性质不够明确的）。

五、古代地名一般的都括注今址。古今相同者在括号内注明今属何省、市、自治区。

六、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中一人多名者，于旧说外，另括注新说。

七、引文出处采用篇尾注，依次注明作者、书名、卷数、篇名、出版单位等。引用正史，则省去作者。

八、对于生僻的字词，酌情括注音义。

九、学术上尚无定论的问题，以一说为主，兼注他说，以作参考。

明朝建立

元朝末年，顺帝妥懽帖睦尔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社会矛盾恶化，由此而引发了农民及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其中以红巾军的斗争最为重要。农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在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元末农民战争中，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并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太平乡孤庄村人，出身于贫苦农家。元至正四年（1344）春，淮水上游瘟疫蔓延，其父母、长兄及幼弟相继染病身亡。十七岁时，朱元璋为生计所迫，入皇觉寺为僧。但此时寺庙中也已乏食，众僧无粮度日，朱元璋只好云游于江淮地区，沿路乞讨三年之久，其后又返回皇觉寺。这时，农民义军正声势浩大，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占据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使元将彻里石花不敢贸然进兵。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朱元璋毅然出寺投奔郭子兴，并被收为亲兵。之后，凡有攻伐战事，郭子兴皆令朱元璋出战。朱元璋每战必胜，战功卓著，深得郭子兴的赏识，并将自己的养女嫁给他。九月，元丞相脱脱攻陷徐州（今属江苏）。义军首领赵均用、彭早住等率残部逃至濠州。郭子兴一味谦让屈己，反为赵均用等人所制。彭早住、赵均用占据濠州后，遂自称王。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大志难图，遂于至正十三年，返回乡里招募兵士，得同乡徐达、汤和等七百余人。

至正十四年（1354）七月，朱元璋率所部活动于定远、滁阳（今安徽合肥东北）一带。不久，因彭早住、赵均用等人将朱元璋所隶七百余兵改属他将，朱元璋因此脱离郭子兴，仅与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其后，朱元璋等以设计、招降、用兵等方法，得壮士二万三千余众。定远人冯国用与其弟冯国胜率众投附朱元璋，且献计以为据金陵（今江苏南京）“定鼎”，而后命将四出，即可夺得天下。朱元璋十分赞赏，令兄弟二人参预机密决断，又以李善长为掌书记，负责筹措粮饷。

未几，彭早住、赵均用挟郭子兴前往泗州，既而彭早住中流矢身亡，赵均用更自专无忌，欲治郭子兴于死地。朱元璋闻讯，忙贿赂赵之心腹，郭子兴方脱险，率所部返回滁州，自称滁阳王。朱元璋亦率部属数万人，归属郭子兴帐下，听其号令。此时，朱元璋名声日著，郭子兴二子不满，欲以毒酒害之。谋泄，不得逞。不久，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邓愈，怀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前来投奔，朱元璋分别用为前锋、先锋等。朱元璋用兵，军纪严明，“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①。

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卒，朱元璋统领其军。其时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建国号宋，改元龙凤，且传檄朱元璋，委任其为右副元帅。朱元璋认为：“大丈夫安能受制于人耶？”②只是考虑到韩林儿势力强盛，可作依靠，故仍用其年号，以令己军。

六月，朱元璋率所部渡江，攻下太平（治今安徽当涂）。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大败元将、中丞蛮子海牙所部，朱元璋得以在江南立足。在老儒陶安的建议下，朱元璋领兵攻陷集庆（今江苏南京），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开拓，相继攻下镇江（今属江苏）、宁国（今安徽宣城）、江阴（今属江苏）、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扬州（今属江苏），逐渐开辟了以集庆为中心的根据地。韩林儿的宋政权因此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

朱元璋据有集庆及周围州县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一面分遣儒士赴所辖州县，劝课农桑；一面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职掌垦田稼穑、水利修复诸事，以此保证军粮储备充盈。与此同时，他注意招揽人才，复兴学校。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相继入金陵，拜见朱元璋，被欣然接纳，且创置礼贤馆安置这些儒士名流。他采纳皖南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③的建议，认真备战，从而使其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加强。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朱元璋谋取浙东行省未克之地。出兵前，朱元璋告诫诸将：“克城以武，勘乱以仁。吾此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④严明的军纪，不仅使朱元璋的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更以其秋毫无犯，深得百姓的拥护与欢迎。因而朱元璋军队所向披靡，“兵至皆下”⑤。其势力很快扩展到苏、浙、皖、赣，与篡夺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自立为“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占据的地盘为邻。其时，陈友谅占有江西、湖广之地，一度攻陷太平州，且与张士诚合谋，进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企图消灭朱元璋势力。

面对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部将或建议先收复太平，以牵制陈友谅对应天府的进攻，或请求领兵迎击，均遭到朱元璋的拒绝。他根据陈友谅篡权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⑥的局势，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设伏以待的战术，派胡大海直捣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以牵扯其后方；令康茂才致书陈友谅，约其速来金陵。同时令常遇春设伏于石灰山，徐达布阵于南门外，杨璟屯驻于大胜港，张德胜等率水军出龙江关，他自己则于卢龙山督军。

不久，陈友谅果然统领大军进击应天府。朱元璋部将纷纷请求迎战，被朱元璋制止，他告众将士，待降雨后再出击。须臾，果然大雨倾注，将士们奋力厮杀，水陆夹击。陈友谅大败逃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朱元璋所部乘胜收复太平，进而攻占安庆（今属安徽）、信州。陈友谅篡权已大失人心，及其战败，原徐寿辉旧部将领乘机纷纷叛离，投奔朱元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于江州大败陈友谅军，陈友谅沿江逃至武昌（今属湖北）。朱元璋军占据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二十二年（1362）正月，陈友谅部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献龙兴府（今江西南昌）投降。朱元璋接管此城，更名为洪都府，返回应天府时，留下邓愈领兵戍守。然而不久，降将反叛，洪都失陷，邓愈败逃应天府。四月，徐达领兵收复洪都，派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率兵镇守。朱元璋在江南的势力日趋壮大，令元朝政府坐卧不安。十二月，元帝遣尚书张昶经海上至庆元，授朱元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企图以此收买、招抚，但遭到朱元璋的断然拒绝。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杀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朱元璋统兵救援，击退吕珍，救出韩林儿，安置于滁州（今属安徽）。趁朱元璋北上救援之机，陈友谅赶制楼船数百艘，领兵号称六十万，包围洪都府。一时间，吉安（今属江西）、无为（今属安徽）等州县相继陷落。洪都守将朱文正等率领兵士坚守城池长达八十五天，使朱元璋得以集结兵力，赶赴救援。陈友谅得知朱元璋亲自领兵，只得放弃围攻洪都，退至鄱阳湖迎战。双方出动水军，激烈交战，朱元璋募敢死之士，火攻陈友谅。

陈友谅中流矢身亡，其部将张定边护卫其子陈理逃奔武昌。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其子朱标为世子。二月，亲统大军征伐武昌，陈理投降，汉亡。随后，诸将分路征讨，平定割据南方的诸势力和红巾军。至二十五年，唯有张士诚一支势力最强的割据武装尚未被征服。时张士诚据有南至绍兴（今属浙江）、北达济宁的大片地域。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先筹划攻取淮东、随后于高邮大战张士诚军。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为消灭张士诚制造舆论。张士诚于高邮战役后，南下占据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并以此为都，据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朱元璋令将士先攻取张士诚外围据点，以孤立之，随即双方对峙于镇江。张士诚屡战屡败，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此后，张士诚与另一支割据势力方国珍勾结，与红巾军为敌，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万大军征讨张士诚。十一月，包围平江府。

在进攻和平定窃据江南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朱元璋亦加快政权的建设。自至正二十六年起，改筑应天城，修建新宫；设文武科取士，制定律令、礼仪、《大统历》等。吴政权已初具规模。

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所部攻克平江府，擒张士诚。随后，大军分兵两路进攻割据浙江台、温地区的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兵败投降。逾年，元福建行省平章、占据闽中八郡的陈友定势力亦遭覆灭，福建遂得以平定。江南地区大部为朱元璋势力所据。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即为明太祖。此时，元朝尚据有北方半壁江山，而两广、四川、云、贵及福建等地尚有割据势力。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大业。

朱元璋将重点放在北伐上，同时分兵平定南方诸割据势力。由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自正月出征，由淮水入黄河，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河南、山东，进逼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皇逃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北伐军攻占元大都。之后为扫除元朝残余势力，北伐军继续兵进上都，元顺帝北遁，于洪武三年（1371）四月病逝，残部北退至和林（今属蒙古国）。自洪武元年至十四年，大明军先后平定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南征北伐，明朝终于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消灭了元朝政权，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注释

①②　《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③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④⑤　《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⑥　《明太祖实录》卷九。

明朝统治的强化

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明朝建立之初，官僚机构设置基本沿袭元朝，于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初称相国）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地方则设行中书省，总理地方军政事务；另于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

朱元璋在认真总结元朝灭亡原因时，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①是导致元朝统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为此，他着手对所承袭元朝的现行官制进行重大的改革。

洪武九年（1376），强化明朝统治的改革首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罢免平章政事及左右丞，而将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以及南京直隶区，共计十三个行政区划。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北平布政使司治所〕后，遂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直隶区，寻复增置贵州布政使司，于是便为两直隶区、十三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于布政司分置承宣布政使，职掌地方民、财两政；提刑按察使，职掌地方司法刑狱；都指挥使，职掌地方军事防务。三职互不统属，各自直属朝廷有关机构。三职合称“三司”，将原来无事不统的行省权限，分为军、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此避免地方官长的事权专擅，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集权。

布政使司区划之下，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两级，分设知府、知州、知县为长官，均由朝廷任免。县以下划分为里甲，凡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设里长主管钱粮之事，里甲主管差役派征之事，里书主管税粮等事。里下设甲，一甲十户，轮流充任甲长。城镇都市中则分坊、厢，有坊长、厢长。里、甲、坊、厢长皆由官府指任或佥派。明朝由此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十分严密的统治网，有效地将臣民百姓控制在网中。

废置行中书省后，地方军、政、财及监察司法诸权悉收归朝廷，皆集中于中书省，于是作为总领中书省的丞相之权益发膨大，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相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随之突出，且日趋尖锐。朱元璋认为丞相的设置弊端尤甚，“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②。出于这种考虑，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逆”之罪，将专肆威福、招权纳贿、生杀黜陟、不奏径行的左丞相胡惟庸处死。旋即下令罢废中书省，罢丞相一职不设，而将中书省及丞相之权分属于六部，而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形成朝廷内外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的统治格局，自秦朝以来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自隋唐以来沿袭七百余年的三省制度，终于结束于朱元璋之手。朱元璋还把废除丞相作为“祖训”，告诫子孙后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③。宰相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高度强化。

丞相罢置之后，朱元璋又对监察机构——御史台进行改革。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以及十三道（一布政使司为一道）监察御史，分掌十三道，监察、检举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赋予都察院极大的权力，“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⑤。尤其是监察御史，虽只是正七品官，却“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⑥，权力极大。朱元璋此举旨在以小制大，以内制乱。此外还专设六科给事中，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成为专事六部的监察机构。理刑审狱时，都察院须和大理寺、刑部共同进行，合称“三法司”，避免“专于一司”的弊端。

在军队建置方面，朱元璋于洪武初置大都督府，由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又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然只掌兵籍、军政，不能直接统领军队。选授军官之权则由兵部掌管，而调遣、发兵指挥权则握于皇帝手中。军队的编制为卫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⑦。大体每卫五千六百人，置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置千户为指挥官。每千户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为百户。其下设二总旗，每总旗下辖五小旗，每小旗十人。府县各卫归各布政使司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上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军士另立“军户”之籍，且世袭，不得随意脱籍。每逢征战，由皇帝下旨，兵部佥发调兵之令，都督府长官则奉命统卫所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兵士返归卫所。军制上的改革，使“将不专军，军不私将”，极大地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朱元璋分置行政、监察、军事机构，使之各自相对独立，不相统率，却互为制约，其目的正在于“我朝罢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⑧。由此朝廷内外大权独操于皇帝一人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得以空前强化。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其他方面采取了诸多的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行《大明律》。《大明律》前后经历二十多年，其间朱元璋曾亲自裁酌，有过三次大的修订。律文计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内含五刑、十恶、八议各款。《大明律》简赅，然严酷无比，充分维护了君主极权的利益和需要。在此之前的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曾亲自编撰并颁行《大诰》，之后又颁行《续篇》和《三篇》。洪武三十年，从中择重选出有关条例，附为《大明律》例。其中汇集有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偷逃赋役、流亡逃匿等案例和凌迟、枭示、族诛等重刑。这些法典的颁行，体现了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术。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⑨，甚至规定《大明律》和《大诰》要做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师生必须背诵。这从法律上确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稽察臣僚及百姓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威胁自己皇权地位的言谈举止，朱元璋更采取公开的恐怖措施。他于即位前后，曾派遣心腹或检校、佥事等下级官吏，侦察、打探臣僚暗地的言行，及时上报。洪武十五年（1382），改而设立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下属南、北两个镇抚司，除负责侍卫、缉拿盗贼奸宄外，还“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太祖知之”⑩。锦衣卫镇抚司设有法庭和监狱，可随意捕人、审讯，所用酷刑，如刷洗、抽肠、剥皮、锡蛇游等，多达数十种。锦衣卫的设置，有效地起到了君主对臣僚、百姓的控制。

与设置特务机构一样，廷杖亦是朱元璋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滥用无度。凡朝臣有过失，或进谏触怒皇帝，即于殿上杖责大臣。据《明史·刑法志》所载，朱元璋之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人皆被廷杖致死。不仅如此，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朱元璋以各种罪名加害于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两狱，受株者多达5万余人。剪除这些与自己同生死的功臣，“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⑪，但却为朱元璋的独裁彻底扫除了障碍。

朱元璋即位之初，十分重视兴办学校，自中央至地方分置国子学、州县学、民间社学三类。洪武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监生分官生与民生两种。每年由州县学按规定名额保送入国子监，主要学习《大明律》、《大诰》、四书、五经等。结业后可直接为官。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兴尊孔，以此作为约束臣民思想言行的手段。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大兴文字狱，望字生义，曲解文意，而后罗织罪名，加害于人。如浙江府学训导赵伯宁为海门卫撰《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被认为“则”近“贼”之音而遭诛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亦因“生”“僧”谐音而被杀。凡此种种，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即于文字上惨遭横祸。

朱元璋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科举制。洪武四年（1371），始设科取士。考试分三级：未入学的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合格者入州县学，称为生员；省级考试为“乡试”，每三年一试，中试者称“举人”；中央一级的考试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进行，中试者再参加“殿试”，及第者即为“进士”。进士分三等：一甲赐进士及第，取三人，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人数不等；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人数亦不等。所有进士皆可任官。“卿相皆由此出”⑫。然而科举又以“八股取士”，即规定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题则以朱熹的注为依据，不允许擅自发挥。到明中叶以后，这种答题的格式便严格规定为排偶分股的文体，即“八股文”。“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⑬。自明初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之法，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

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从他即位之始，逐步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最终达到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

注释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②　黄佐：《南痈志》卷一○《谟训考》。

③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④⑤⑥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⑦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⑧　《明律汇编全集》卷一。

⑨　《大诰·颁行大诰第四十七》。

⑩　刘辰：《国初事迹》。

⑪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⑫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⑬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

刘基辅政

刘基，浙江青田县人，明代开国元勋。他也是江南豪俊名贤，是满腹韬略可寄以兴邦治国大业的奇才，与宋濂、叶琛、章溢合称浙东四大名士。曾祖刘濠，在宋代做翰林掌书。宋亡，义子林融举义反元，失败。元政府官员簿录同党名册，牵连甚众，刘基家族亦在其中。恰逢掌簿录缉拿的官员夜宿其家，刘濠将其灌醉，放火烧宅舍，把差官花名册全部烧毁。官差无可奈何，只得重新造册，于是受林融牵连的人全部得以获免。刘基自幼聪颖过人，博通经史，广览群书，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提刘基，认为他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方国珍起兵，暴掠沿海，官府不能制，行省起用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元左丞帖里帖木儿欲招安方国珍，刘基认为方氏兄弟为首犯，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重赂官府，终被招安，并授以官职，反而谴责刘基擅威福。刘基一怒之下辞官还里，以表对元官府腐败昏聩之不满。他著《郁离子》一书以言心志。当时躲避方氏殃祸者多往依刘基，刘基稍加部署，方氏及山寇均不敢来犯。

当初，朱元璋占据金华，平定括苍，听说刘基与宋濂皆一时俊杰，曾重金招聘，而刘基未应。太祖总制官孙炎与刘基有旧，一再致书，执著邀请，刘基始出。刘基见朱元璋后条陈时务十八策，甚合朱元璋心意，遂筑集贤院款待刘基等，优礼相加，宠爱至厚。此时韩林儿建立政权，国号为“宋”。朱元璋拜韩林儿为宋王，奉行其正朔，行君臣之礼。文武官员在中书省设置宋王御座，均行君臣四拜之礼，对宋王及其御座礼拜甚恭。独刘基不拜，认为韩林儿不过是个牧羊倌，尊奉他没有用！于是他进见朱元璋，论说完成统一大业之策。刘基认为，张士诚自守长江下游，无长远之计，不足为虑；陈友谅奉徐寿辉为主，又把他谋害，还逼迫徐寿辉部下归顺他。他建立汉国，名号不正。又地处大江上游，没有一天不觊觎您，从未放弃兼并的野心，当首先消灭之。一旦陈友谅被消灭，张士诚势单力孤，可以乘胜一举平定长江下游，然后北向中原，统一大业就可顺利完成。这可以说是刘基第一次面见朱元璋时，辅助他提出的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战略决策。它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跟刘备纵谈天下大势、确定蜀汉联吴破曹、发展实力、逐步统一天下的战略决策，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这又是个关键时刻，朱元璋意犹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朱元璋知其自有见地，遂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以为凡言降者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认为，陈友谅骄气冲溢，目空一切，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刘基说：“天道（指兵法规律）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①。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拨开迷雾，点破形势，议定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这是刘基第二次辅助朱元璋制定出平汉的战略决策。

在与陈友谅交战中，朱元璋用了刘基之谋，以逸待劳，连战连捷。先是陈友谅遣赵普胜攻太平，程允、汪炳大败赵普胜，获粮万余石。赵普胜又攻打青阳（今安徽今县）、石埭（今安徽今县）等县，大将张德胜与赵普胜战于栅江口，大胜。不久，徐达、俞通海、张德胜等击赵普胜于栅江营，大胜，敌弃舟逃窜，获汉军巨舰艨艟无算，并很快占据池州（今安徽铜陵市）。朱元璋大喜，升徐达为同知枢密事，其他诸将也各有升赏。元至正十九年（1359）秋八月，遣徐达攻安庆，自无为（今安徽今县）登陆，夜至浮山砦，击败赵普胜部将胡总管兵，追至潜山界。陈友谅急遣参政郭泰领兵追至沙河迎战，徐达再次大破汉军，斩杀郭泰，获辎重无算，军威大振，并乘胜攻占潜山（今安徽今县）。

朱元璋兴兵平汉之所以初战连连告捷，正是因为采取了刘基“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的战略决策。

朱元璋要重赏刘基，刘基以为王业初创，力辞不受。陈友谅不意连败，大怒，兴师攻安庆。朱元璋欲亲征，问刘基以为如何，刘基力赞之。于是朱元璋将兵攻安庆，自旦及暮未能克捷，大将俞廷玉阵亡，诸将大患，士气稍挫。在此关键时刻，刘基劝朱元璋悉主力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捣陈友谅巢穴。时汉军精兵锐卒集于安庆，江州空虚，吴军悉西上直趋江州，出其不意，陈友谅只得仓皇率妻子逃奔武昌（今湖北武昌）。陈友谅大将胡美，密遣其子与朱元璋商洽，如胡美投降，不要解散或整编他的部曲。朱元璋有难色，刘基从身后踹朱元璋所坐胡床，朱元璋顿悟，一口答应。胡美如约率部来降，江西诸郡皆下，为朱元璋平汉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

是时，刘基丧母，因军情紧急，基未敢言，待江西诸郡平定后，请求还乡葬母。适值苗军反叛，以致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被杀，浙东军心摇荡，刘基于此急迫之时，赶到衢州（今浙江衢县地区）与守将夏毅共商安抚各属邑，又与平章邵荣共谋收复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地区），一场动乱始定。方国珍一贯敬服刘基，刘基服丧期间，致书吊唁，刘基在复书中力宣朱元璋威德，方国珍遂主动入贡朱元璋。在此期间，朱元璋亦多次投书叩问军机，刘基亦多次复书条陈，所言皆中机宜。不久，刘基回京，朱元璋正在增援安丰，刘基谏止说：“汉（陈友谅）、吴（东吴张士诚）伺隙未可动也”。②朱元璋不听。陈友谅得知朱元璋增援安丰，乘机率师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于是朱元璋对刘基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③于是亲自统兵救援洪都，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战斗十分惨烈，双方主力各不相让，一日激战几十次，朱元璋坐胡床督战，刘基守候在他身旁。突然刘基跃起，呼唤朱元璋急速换船，朱元璋匆忙转徙到别的战船上，未及坐定，巨炮击中原来他所坐胡床，所乘指挥船立即被炸得粉碎。陈友谅在楼船高处，见此情景喜出望外，顿时汉军欢呼雀跃，以为必胜。不料朱元璋隐身别舸，继续挥舟急进，汉军上下俱惊，士气丧尽。

当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相持三日，未决胜负。这又是一个紧急存亡关头。刘基为朱元璋计，欲取主动，必急速移军湖口，誓死扼守，并于鄱阳湖出口处埋设巨木尖钉，使汉军舰艇无一能通过。决战之日，朱元璋军以逸待劳，陈友谅军瓦解崩溃，陈友谅本人亦于败逃中毙命。不久朱元璋大军临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至此朱元璋消除了完成统一大业中的心腹之患。此后朱元璋又东攻张士诚，北向中原，推翻元廷，完成王业，他的战略步骤都不超出刘基初见他时纵论天下大势所言之范畴。

江南略定后，朱元璋建立吴政权，命刘基为太史令。刘基进大统历，定正朔，接着又因形势不利，劝朱元璋下罪己诏，平反滞狱。这些措施对稳定政权都起到了良好作用。后他又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朱元璋想重刑一批囚犯，基询其由，他只谈了些莫须有之原因，刘基估计不久吴国又将得土得众，让朱元璋且稍待宣刑。三日以后，海宁投降，吴国扩土得众，朱元璋大喜，于是把即将处以重刑的囚徒都交付刘基处理，刘基把囚徒全部释放。在江南统一、粮足兵精的情势下，朱元璋于戊申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明王朝正式建立。朱元璋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于是刘基成了大明王朝的重臣。明朝建立不久，刘基便奏请朱元璋立军卫法即卫所兵制。同时又以处州为试点，初步确立税粮标准，在江南富庶之地，参考宋制亩加五合。朱元璋特敕，刘基家乡浙江省青田县税粮每亩免加五合，所谓“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可见朱元璋之笃信重用刘基。刘基因功高德懿，泽及乡里，名垂青史。

朱元璋出巡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南京，刘基认为宋元由于法纪松弛，刑人宽纵而失去天下，现今于建国之初应当整肃纪纲，让御史察民情，大胆弹劾官吏，不要有顾虑，哪怕是宿卫宦侍、内外廷重臣，犯法有罪者，都要及时举报。甚至连太子犯罪也要绳之以法。人们都畏惧刘基执法严明。适有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之罪被监禁，左丞相李善长平素与李彬十分亲密，请求减缓刑狱。刘基不听，驰奏报可，李彬正在行祈雨仪式，仍立即被拉出斩首。因此刘基为严格执法竟与李善长相忤而构怨，从此也不难看出其为人之一斑。朱元璋回京抱怨刘基不该在祈雨之时杀人于祭祀坛下，这是对鬼神大不敬的表现；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乘机交相攻击告讦。恰逢当时天旱无雨，刘基建议，认真处理一下死亡士卒的家属、伤亡工匠及吴降将吏卒的善后事宜。朱元璋从其言。朱元璋营建中都（今安徽凤阳）并锐意扫灭扩廓帖木儿，刘基进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之地。王保保（扩廓）未可轻也。”④不听。不久，定西（今甘肃定西县）失利，扩廓北窜大漠，从此一直成为北部边患。这件事再次证实刘基对问题分析判断的准确。当年冬天，朱元璋论刘基功劳，追封其先祖文官职，又大加赏赐刘基，几次想晋封刘基官爵，都被刘基坚决推辞掉。

先时朱元璋因事而谴责李善长，刘基进谏说，李善长是朝廷勋旧，能团结联络诸将，不宜苛责。朱元璋说，这个人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要容忍他呢？我准备立你为宰相。刘基叩头推辞说，宰相是国之栋梁，这就像给房子抽换梁柱，一定要用大木支撑，如果用一些小木条去替换它，整座宫室就要马上倾覆坍塌，决不可疏忽大意，视如儿戏。刘基虽与善长有隙，但在对待朝廷大事上，仍能做到不计前嫌、力保朝廷重臣，赤诚公心可见一斑。

及李善长终因“谋逆”之嫌被罢相后，在辅助朱元璋选相问题上，刘基再次表明了自己的鲜明主张。最初朱元璋想任杨宪为相，因为杨宪与刘基是至交好友，彼此了解较多，所以刘基对朱元璋进言道：“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⑤他认为杨宪没有宰相器量。朱元璋又问到汪广洋为相何如？刘基说：“此褊浅殆甚于宪”。⑥又问胡惟庸何如人？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⑦他打比方说，驾车最怕惊辕，如用胡惟庸驾辕为相，大有翻车之险。最后朱元璋认为，做宰辅重臣，莫过于刘基其人了。不料刘基对自己的为人也作出了估价，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⑧刘基认为天下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劝朱元璋一定要严格细致地挑选和考察真正的人才，再授之宰辅重臣之位。在刘基看来，朱元璋提到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人都不够条件。这种知人自知、公允论事的赤诚公心，实为难能可贵。后来杨宪、汪广洋做了宰相，果然都失败了。胡惟庸为相，专擅权柄，欺上凌下，目无天子，为所欲为，终不为朱元璋所容，酿成大狱。这也可以算是刘基辅佐太祖治国任贤的最后一件大事。

洪武三年，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又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洪武四年赐刘基归老于乡。退休后，朱元璋亦尝问事，刘基条陈甚悉，大略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⑨刘基辅佐朱元璋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多有触犯邪恶人物，退役归里，唯饮酒弈棋，终不复见韬迹。刘基因对胡惟庸多有得罪，归老后，胡惟庸亦曾进谗言加害，朱元璋虽不降罪于刘基，然而亦多为胡惟庸谗言所动，以致夺其俸禄。刘基入京谢罪，不复敢离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愤懑疾发，被护送归里养疴。至家中，他将天文书交复长子刘琏，令其速上缴国家图籍库，不许后人传习使用；又对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⑩他又上遗表一封，但又怕胡惟庸中阻，令其子见胡惟庸败后，可上密奏示意；居一月，病卒，年六十五岁。

刘基在京居住发病时，胡惟庸曾派太医诊治，且服汤药，服后腹中如滞拳石，遂不起。后来中丞涂节，首先向胡惟庸发难，告其谋逆，同时揭露服药之事，说胡惟庸使刘基服药后致死。据《明史》本传所载：“基虬髯，貌修饰，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则屏人密语，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⑪这段概括之语，描述了刘基的为人及与朱元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比较合乎事实的记录。至于后世之人传说，刘基神乎其神，对其韬光智略，歪曲为阴阳风水之说，则荒谬不足据。刘基是江南名儒，为文气势磅礴，妙不可言，与宋濂同为一代宗师，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等。

刘璟系刘基次子，少年通经，才学过人。“太祖念基，每岁召璟同章溢子允载、叶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机入见便殿，燕语如家人。”⑫可见朱元璋对刘基生前倚重之深。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皆朱元璋庙堂栋梁之材，并负重名。《明史》赞誉四人说：“基、濂学术醇深，文章古茂，同为一代宗工。而基则运筹帷幄，濂则从容辅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至溢之宣力封疆，琛之致命遂志，宏才大节，建竖伟然，洵不负弓旌之德意矣。”⑬寥寥数语高度概括了明初四大名儒各自所能及一生建树，与传中所述四人事迹相照，信乎其言不虚矣。

注释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②③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禁冗文浮言

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问业”①。《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大长，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②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③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④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⑤

做了皇帝以后，他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死，朱元璋为其亲撰祭文。⑥桂彦良出作晋王傅，特撰文送行。⑦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⑧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通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曾著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谓：“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⑨，即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⑩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扬雄，何裨实用？”故令：“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⑪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即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召词臣指示：“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⑫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还是从下而上的表奏，都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改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⑬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诏告臣民，许言朕过”⑭，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妄言”。遂召茹太素入，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无法指实其人。”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妄言”。次日深夜，元璋卧榻上，想起茹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⑮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⑯。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⑰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进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议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⑱。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注释

①　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五《资世通训序》。

②　黄瑜：《双槐岁抄》。

③　《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④　《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⑤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⑥　《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

⑦　《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⑧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⑨　朱元璋：《辩韩愈讼风伯文》。

⑩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⑪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⑫　《明太祖实录》卷六三。

⑬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⑭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

⑮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⑯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⑰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⑱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马皇后拒药

在朱元璋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始终是个重要人物。她以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识，悉心辅佐丈夫的全部事业，在元末明初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皇后生于公元1332年，比朱元璋小四岁，安徽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史书上未记马皇后之名，历史文献上记她嫁朱元璋后的称呼是马夫人，丈夫称帝后的名号是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马公后来因为杀人避仇，逃往外地，临行时把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郑媪早卒，其后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把马氏收为义女。由于马氏“善承人意，而知书，精女红”①，深得子兴夫妇的钟爱，育之如己女。

元朝末年，政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河南、江淮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而黄河又接连决口，饥民遍野。到至正十一年（1351），河患已经连续六年，天灾人祸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年五月，江淮流域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次年，郭子兴率数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就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队伍中，并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就在这期间，朱元璋与元帅之女马氏成了婚，从此，朱元璋的职位不断上升，军中都称他为“朱公子”②。

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但他性情暴躁，忌才护短，又好听谗言，迟疑寡断。在别人的挑唆下，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对他加以斥骂。一次，郭子兴发怒，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不许进食。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③。后来，马氏为了缓和朱元璋和郭子兴之间的嫌隙，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分解、说情④。这样，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马氏习性节俭，“居常贮糗糒（干粮）脯脩（腌肉）供帝（指朱元璋），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⑤。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氏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长江交通线被元军切断，和州孤立，马氏鼓励将士，抚慰眷属，稳定后方。攻下集庆（今南京市）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又“亲缉甲士衣鞋佐军”⑥。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率兵东下，直逼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朱元璋亲自领兵抵御。强敌兵临城下，城中的官员、居民有的打算逃难，有的忙着窖藏金银，囤积粮食。马氏却镇静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⑦。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册封马氏为皇后。朱元璋回忆起早年马皇后跟随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⑧时，尝把她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⑨。朱元璋每对群臣称说皇后的贤德，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了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⑩其贤德谦逊往往如此。朱元璋感到马皇后幼年失去亲人，故于建国后，曾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加以封赏爵禄。马皇后说：“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且闻前世外戚之家多骄淫奢纵，不守法度，有致覆败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若其果贤，自当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⑪朱元璋遂作罢。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⑫。这与马皇后的智鉴和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皇后平时很注意对后宫的教育，她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闱制度。为了教育后宫，她特令女史官辑录宋朝贤后事迹，作为楷模，朝夕省览。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她问女史官：“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回答说：“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马后说：“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⑬有明一代，宫壶肃清，马皇后领导后宫，勤于内治，起了相当的作用。

洪武三年（1370），诸将击败残元势力，攻克元都，将元室珍宝贡献至京师，举朝祝贺。马后问：“得元府库何物？”元璋答：“宝货耳。”马氏道：“元氏（元朝）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也。”朱元璋会心地说：“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得贤为宝耳！”马后称谢说：“诚如圣言，妾每见人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人之常情，所当深戒。妾与陛下同处穷约，今富贵如此，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酖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显名万世，即大宝也，而岂在乎物乎。”⑭

朱元璋称帝后，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世代帝主之业，用极残酷的手段制造冤狱，株连大批功臣宿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杀功臣达三万余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马皇后对朱元璋的这一作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宜过于严苛，而“宜赦小过以全其人”。据《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朱元璋要立刻召回。马皇后说：“严（州），敌境（与敌人接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⑮元璋乃罢。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致仕学士宋濂之孙宋慎，被告参与丞相胡惟庸“谋反”，被列为“胡党”，宋濂因此被连坐要处死刑。马皇后为他求情说：“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⑯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发觉皇后既不饮酒，也不吃肉，元璋惊问其故。马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⑰吴兴富民沈秀（万三）多年在海外经商，为全国第一富户，被迫捐献家财助修都城城墙的三分之一，后又被迫出资犒劳军队。事情被朱元璋闻知，不料触犯了忌讳，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⑱高皇后劝谏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⑲经马皇后劝说，沈万三才得免去死罪，遣戍云南。

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主张以猛治国，经常法外用刑，对臣民随意治罪。马后针对这种情况，谏朱元璋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⑳朱元璋誉之为至理名言，命女史记录下来，以为鉴戒。一次，朱元璋怒责宫人，马皇后也假意发怒，令人把宫人执付宫正司（管理宫女的机构）议罪。朱元璋问为何这样做？马皇后说：“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㉑朱元璋曾下令让犯了重罪的囚犯去筑城赎死。马皇后听说后，向元璋进言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㉒朱元璋因而赦免了这些重囚筑城的劳役。

马皇后无子，但对诸王却视同亲生，管教甚严。㉓诸王傅李希颜因一小王顽皮不听话，常用体罚惩治。一天，李希颜用笔管戳了一下一个小王的额角，小王便哭着到朱元璋处诉苦。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说：“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㉔朱元璋觉得有理，不但没有惩办希颜，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硕妃所生幼子朱，行为放荡，后被封为周王（封地在开封）。就藩前，马皇后特派江贵妃随往，并“赐以己所御纰衣（镶边的衣服）一、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如也）违，驰以闻。”㉕朱听了马后的话，到封地后果然未敢肆意胡为。

除领导后宫，勤于内治外，马皇后还运用她的特殊身份，对朱元璋的施政，不时有所规正。她关心民瘼臣隐的事迹，尤为人所称道。一次，马皇后问元璋：“今天下民安乎？”元璋说：“此非尔所宜问也。”马后回复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㉖每逢遇到灾年，马后“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㉗。元璋对马后说：朝廷已经对百姓实行了赈恤。马后说：“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㉘马氏虽贵为皇后，却依然保持其昔日的俭朴生活。除悉心照料元璋的生活外，她“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并且“命取练织为衾裯，以赐高年茕独。余帛纇（lèi，有疵）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蚕桑艰难”㉙。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逝，年五十一岁。病重时，她自知己疾难愈，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对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㉚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㉛朱元璋为之恸哭，以后未再立皇后。

马皇后不仅是朱元璋的贤内助，而且就其立言行事而言，可以称得起是一代贤后。《明史》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

注释

①　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

②　谈迁：《国榷》。

③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⑤⑥⑦⑧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⑨　《后汉书·冯异传》：“光武自蓟东南驰，辰夜草舍（在草野宿营），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军入道傍空舍……异复进麦饭。”

⑩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⑪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⑫　《明史》卷三○○《外戚传》。

⑬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⑭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㉓　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

㉔　《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附李希颜传》。

㉕　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

㉖㉗㉘㉙㉚㉛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制定《大明律》和《大诰》

明朝建立后，百废待兴。但新政权的诞生并不就意味着能马上消除元宋以来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经济困弊的社会现实。有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的政策措施。治国之本，立法先行，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先制定一部详细完善的法律，为把国家事务纳入正常轨道运行提供保障。《大明律》和其后的《大诰》这样两部法律遂应运而生。

早在汉朝时，文帝就设“五刑”之律；至唐朝，以礼制为基础设《唐律》，它到宋朝时仍然使用。元代“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①，法律制度很不完善，显得“典章疏阔、上下无等”②。元代统治者是由奴隶制社会甚至部分统治者是从原始社会末期迅速进入成熟的封建制社会掌握政权，尚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变化，所以他在法制方面，无法可依。他们废除了唐宋沿用的法律条文，代之以自然法和习惯法，用前代办案成例作为量罪与判刑的标准，导致社会上法律漏洞百出、条文滥而无序，更加重了官吏的腐败贪贿。民谣中有揭露这种黑暗现实的内容：“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邢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③农民军领袖出身的朱元璋，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迅速改变元代留下的这一官场积弊，以正纪纲、修法度、明教化、厚风俗。

朱元璋修法律，所依据的蓝本是《唐律》，他采纳了大臣李善长有关立法原则的建议：“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④。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建国之初，当先立纲纪”⑤，他还说过“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⑥。在他刚刚在南京建立西吴政权的吴元年（1366）十月，他就成立以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的立法机构，着手制定法律。他还钦定了此次修法的原则：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⑦

这次修法，共经历两个月的时间。其间，朱元璋经常召这些大臣们齐集西楼，共同探讨律文。十二月，法律告成，共分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此律成文后，朱元璋考虑其文意较为艰深，担心其意思难于被普通百姓理解，就又命令大理卿周桢将这部法律有关普通百姓的内容，分类组编，用浅近通俗的语言，加以注释讲解，编印成书后在全国郡县广为发行，并起名为《律令直解》。朱元璋对这本书很是赞赏，说有了此书后，“吾民可以寡过矣”。⑧

但这部法律毕竟成文于大局初定之时，时间又比较短，所以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到了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大明王朝时，他感到这部法律有轻重失宜、处置欠妥之处，不能适应明建国后的形势发展，决定着手进行重新修订。从洪武元年（1368）起，他就经常和主持法律审订的官员及知识分子在一起研究《唐律》，平均一天要谈论二十条。经过这次详细而全面的了解，到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再任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带领有关人员编订《大明律》，将其作为明朝的立国大法。在修法期间，朱元璋仍然亲自参与，刘惟谦他们每完成一个篇目，朱元璋就命他们“辄缮写以进，上命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⑨。洪武七年（1374），《大明律》正式修成。

《大明律》是仿《唐律》而修的，但又加入了许多反映明初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内容，有着独有特色。其具体内容大致是：

《名例》一卷，共四十七条。内容涉及有关“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即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内容广泛。

《吏律》二卷。其内容又分为两部分，一为《职制》，共十五条，涉及官吏职守等；另一为《公式》，共十八条，涉及官吏制度文法等，二项合计三十三条。

《户律》七卷。其内容分为以下七个部分：一为《户役》，共十五条，涉及百姓纳税服役的条令；二为《田宅》，共十一条，涉及百姓土地权益；三为《婚姻》，共十八条，涉及民间百姓的婚嫁；四为《仓库》，共二十四条，涉及民间仓储平籴事宜；五为《课程》，共十九条，涉及百姓赋税；六为《钱债》，共三条，涉及民间财务事宜；七为《市尘》，共五条，涉及民间集市贸易诸事。七项合计九十五条。

《礼律》二卷。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祭祀》，共六条；另一为《仪制》，共二十条，内容皆系日常礼仪制度。共二十六条。

《兵律》五卷。其内容分为五部分，一为《宫卫》，共十九条，涉及宫廷禁苑的保卫；二为《军政》，共二十条，涉及军事制度等事宜；三为《关津》，共七条，涉及军事要塞和要隘防卫；四为《厩牧》，共十一条，涉及军马喂养；五为《邮驿》，共十八条，涉及邮传道路和驿站设置。以上五项共计七十五条。

《刑律》共十一卷，分为十一个部分。一为《盗贼》，共二十八条，系惩处盗抢行为的法律规定；二为《人命》，共二十条，系惩处杀人害命行为的法规；三为《斗殴》，共二十二条，系惩处民间百姓私相械斗行为的法规；四为《骂詈》，共八条，系惩处百姓口舌之争的法规；五为《诉讼》，共十二条，系法律程序；六为《受赃》，共十一条，专惩官吏贪污受贿；七为《诈伪》，共十二条，涉及造假伪证及诈骗行为的惩处法规；八为《犯奸》，共十条，系惩处男女不正当关系的法规；九为《杂犯》，共十一条，系各色犯罪的惩治办法；十为《捕亡》，共八条，系追捕缉拿案犯的内容；十一为《断狱》，共二十九条，系刑审判案方面的有关规定。以上共计一百七十一条，很明显，这是《大明律》的核心部分，是明朝惩治犯罪行为的主要依据。

《工律》共二卷，分为两个部分，一为《营造》，共九条，涉及建筑建作方面的相关规定；另一为《河防》，共四条，涉及水利工程和洪涝灾害方面的内容。两部分共计十三条。

以上是《大明律》法令文本，此外，还有附图。第一幅图为“五刑之图（一）”，描绘笞、杖、徙、流、死等五种刑罚，并配有文字说明；第二幅图为“五刑之图（二）”，描绘笞、杖、讯杖、枷、杻、索、镣这七种刑具和械具，并配有使用说明；第三幅图为“丧服之图”，对长幼辈分及冒犯长亲的行为作了说明。

此外还有“赎刑”制度的记载。如“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⑩，即起保和罚款放人。这是一项很特别的制度，朱元璋藉此意在表达其宽恕厚生之德。

《大明律》颁定后，广行天下。迨全面推行后，又发现一些问题。于是在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又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再对《大明律》条文进行审议核定，共改正了十三条。到洪武十六年（1383），又命令尚书开济定“诈伪”律令，对其进行修正。以后还有零星改动。这些修订的律条，又重新刻入《大明律》中。尽管这些修正完善了法律条文，但经常改动，使《大明律》没有一个定本。有时持不同版本的《大明律》审断案情，竟会发生偏差；而且屡有零星改动，则《大明律》全书都要重新刻印刊行，很是浪费。于是刑部属官上书朱元璋，建议将历年修改的法律条文，重新编类收集，刊印成书，另外发行，作为对《大明律》的补充，不再直接更改《大明律》本身。这个意见得到朱元璋认可，至此，《大明律》才有了一个正式统一的本子。史称“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⑪。

纵观《大明律》的条文，与《唐律》等前代成文法律相比较，可见其有以下特点：条例详细、周密，惩罚手段残忍严苛，对贪赃枉法打击异常严厉。

如条例严密、惩刑严苛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十恶”大罪的惩处上。“十恶”大罪，历代均被列为“遇赦不赦”的严重罪行，严惩不贷，已经是毫不留情。到《大明律》中，对其惩处，仍有突破。例如对“谋反”，《大明律》的惩处措施，一改旧法中穷追首恶的惯例，规定不论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三族之内男子在十六岁以上者，皆斩首；就是素不相干，只是相邻而居的左邻右舍，也一律杀头，可谓网罗细密，穷追不舍。前代罪罚手段，最厉害的也不过是斩绞等刑，处死即了。明代则将斩、绞列入轻刑，获罪者动辄被“凌迟”、“剥皮”处死，刑法之严苛，前所未见。

再如对贪贿的严惩。自宋代以来，吏治一直非常黑暗，宋、元两代对腐败的打击又都非常不力，因而官场污浊黑暗、前所未闻。元代系为少数民族统治，吏治尤其糟糕。“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人、色目人惘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方，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⑫。明初仍承其流弊，贪贿之风横炽。朱元璋力劝手下大臣：“今天下初定、百姓未安，譬若新树不可摇根，小鸟不可拔羽”⑬，希望他们不要贪贿，与民休息。不想毫无成效。为此，朱元璋对贪腐势力大开杀戒，一案处死者多达八万人，可谓重典。这表现在《大明律》中，就是“枉法八十贯论绞”⑭律的出现，这在此前此后的法律中，都可称至严至酷。实际执行比律文还要残酷。如朱元璋对待地方贪贿案例，“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县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⑮。这较之于“赃八十贯论绞”当具更大威慑力。

《大明律》公布后，短时间内尚难以迅速普及和深入人心。更由于长期法纪松弛，官民人等对其能否切实施行尚持观望态度。再加上尽管朱元璋在反贪污受贿的惩处上，痛下决心，随犯随杀，可贪贿的官员却后继不绝，随杀随犯，令朱元璋十分头疼。基于以上原因，朱元璋决定杀鸡儆猴，命人将全国官吏、百姓犯罪及所受惩处的实例，汇编成书，名之为《大诰》，颁行天下，一方面就有关律条的具体实施提供参例，另一方面用悲惨下场以儆效尤。

洪武十八年（1385），明政府正式颁行《大诰》，第二年，又颁行了《大诰续编》、《三编》，刊行天下，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们应该熟观为诫；还特别颁行了《大诰武臣》，对军队将士进行教育。此四书共二百三十六条内容，记载了被处以凌迟、枭首示众、诛九族的案例近五千个，以及杀头、弃市以下的案例一万个。这些案例绝大部分是惩治江南富户为富不仁和朝廷命官贪贿不法的个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空印案、郭恒案等，也有不少是滥杀百姓的内容。共分为：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钱粮、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田土、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这十条。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反映出明初皇帝的法外用刑，即朱元璋所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⑯。洪武三十年（1398），朱元璋又命将《大诰》的部分内容，附入《大明律》后，正式作为议罪定刑的官方依据。对此，朱元璋向百姓们解释：“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知所趋避。”⑰他还说：“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其意犯法”⑱。他公开宣称“法外加刑”，意在杜绝违法现象，惩前毖后。但他说的“五刑酷法”，即早在汉代就明令废除的墨、劓、剕、宫、大辟这五种非刑，其用刑之酷，是空前的。实际上，《大诰》中所载刑法也远不止以上五种，诸如断手、剁指、挑筋、剥皮、凌迟、碎刮，触目皆是，令人心惊。如“龙江卫仓官、攒人等通同郭桓盗卖仓粮，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一例，可称惨苦之极。当然，这些政策的施行，还是适应了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需求，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恢复；同时，也一扫宋元以来污浊空气，“吏治澄清者百余年”⑲，“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⑳。这还是积极的。

《大明律》和《大诰》是我国古代有深远意义的成文法典，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它与前朝律令相比，总体看上去是罪轻者更为减轻，如在典礼仪制、婚姻教化等方面，量刑极轻，明显有宽纵的痕迹；但罪重者则更为加重，如勋贵不法、富豪肆虐乡里、官吏贪贿等方面，量刑极酷极重，有过严的痕迹。它一方面强化了君主专政体制，巩固了政权；一方面也锄强扶弱、惩贪安民。从总体上看来，《大明律》及《大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注释

①　《明史·刑法志》。

②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醉太平小令》。

④　《明史·刑法志》。

⑤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⑥⑦⑧⑨⑩⑪　《明史·刑法志》。

⑫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

⑬⑭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⑮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

⑯⑰⑱⑲⑳　《大诰》序。

胡蓝大狱

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两方面势力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权贵，如淮西和浙东权贵势力，他们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统治者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旧权贵，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他们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这成为明初朱元璋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会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①；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②，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③。以前，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他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在武将“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④，等等。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偏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他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他本人的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狡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与赋性猜嫌、自私惨刻的朱元璋必然不能相容。再则，他大权在握，不免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官吏升降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皇帝请示。因此各地想做官、升官的人和功臣、军人遭贬斥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秘密翻阅军队的档案，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作心腹。由于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力最重，朱元璋已感到大权旁落，而军事贵族陆仲亨等又和胡惟庸相勾结，更使元璋产生怀疑，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更加严重。朱元璋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他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一案，使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大起，遂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距胡惟庸案发已经十年之久，他再兴大狱，又有一批人被杀，就连七十七岁的老丞相李善长也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⑤。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侍郎王国用上书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份极矣。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惟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⑥朱元璋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定远人也。他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虏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他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且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了头，并抄斩三族。这个案件被“族诛者万五千人”⑦。

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共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在被株连的人当中，连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屡建的徐达，也未能幸免。徐达在胡案中是十分清白的。他早就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为人奸邪，蓄有异谋。为此，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收买徐达的仆人福寿，唆使他诬告主人，不料福寿径直告之徐达，揭露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是，朱元璋对忠肝义胆的徐达仍然很不放心。他认为，徐达德高望重，誉满天下，而且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四岁，要是留下他来，可是个大祸患啊！洪武十八年（1385）初冬，徐达背上生了恶痈，连日无法入朝，朱元璋特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他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的东西，知道是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此外，据《明史》记载，著名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傅友德、谢成、冯胜（即冯国胜）等，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被免官贬置桐城，不久死去。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被赐死。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乃至晚上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候是放牛的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便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得知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太子朱标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当时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丢一根棘杖于地下，让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一语道破了朱元璋大批诛杀功臣的目的。

在历代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极为鲜见，正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⑧。

注释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⑤　《明史》卷三○八《奸臣列传》。

⑥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⑦　《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⑧　《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靖难之役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为巩固朱氏的统治地位，实行分封诸藩王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四月，册封其子朱樉为秦王、朱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榑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从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共计册封二十四个儿子，一个从孙，大多分封在北部边境和各个要地。且规定，一经封王即要出京城就藩，使之“外镇编圉，内控雄域”①，目的是要让这些分封在外的儿孙们“夹辅王室”②。因此朱元璋赋予这些子孙们以极高的地位和军事权力，规定诸王仅“下天子一等”③。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可以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封地所在的卫所均受诸王的监视与控制，“凡朝廷调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④。诸王还可拥有供其指挥和调遣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⑤。不仅如此，诸王还有权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可以举兵“清君侧”。朱元璋分封诸王，使封国权力远远超过地方的行政权力。

朱元璋想以分封诸王的办法起到拱卫朝廷的作用，然而封国权力过大，必将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曾为此上书，指出此举恐“尾大不掉”，“祸患立生”。但朱元璋却以“离间吾骨肉”⑥的罪名，将叶伯巨囚死狱中。当然朱元璋也不是对此没有考虑，在分封之中，他曾规定凡受封诸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不允许各亲王之间相互往来，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时前来，必须一王离京，另一王才可启程。朱元璋此举的目的在于避免诸王相互串联，与中央相对抗。所以，诸王就藩，可以说是“生离死别”。但朱元璋的用心良苦，却未能收到预期的后果。

洪武二十五年（1393）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于九月，又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因生性“颖慧好学，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喜爱，称赞他：“而诚纯孝，顾不忘我乎。”⑦不过，对于这位“仁柔少断”的皇太孙将来继任帝位，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曾一度打算更换太子，后因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劝谏，才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朱元璋对朱允炆的继位仍放心不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故，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临终前，朱元璋立下遗诏，“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⑧。

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改元建文。尽管有朱元璋的遗诏，不许诸王“入临、会葬”，但燕王朱棣仍直奔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朱允炆闻讯后，立刻派人持敕，令朱棣返回燕京（今北京），对此朱棣十分不悦。

其时，镇守北部边疆的诸王已有很大的权势，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⑨。燕王朱棣更握有“节制沿边士马”⑩的重权。朱允炆对这些皇叔们忧心忡忡。建文元年（1399）正月，朱允炆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即遣长史葛诚入朝奏事。朱允炆遂向葛诚密问燕王府之事，葛诚如实禀告，乃派他返回燕王府，作为内应。葛诚回到燕王府，朱棣见他神色不对，心中不免作疑。随即朱棣亲自入朝，他自恃皇叔身份，径直走皇道入宫，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凤韶弹劾其不敬，户部侍郎卓敬也密奏，以燕王“智虑绝人”，建议将他徙封至南昌，但都被朱允炆以“骨肉至亲”，婉言拒绝。朱棣察觉到朝廷对自己怀有贰心，回燕王府后，便托辞患病，以观事态的变化。

建文帝朱允炆以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同参军国事。齐泰、黄子澄以诸王权势过大，恐难驾驭为由，力主削藩。“帝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⑪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朱允炆下令废周王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被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楩为庶人，徙漳州。朝廷削藩之举，引起诸王的恐慌与不安，燕王朱棣更是心神不定。

不久，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奏朝廷，密告燕王府官校谋反。朱允炆为此下诏责问朱棣。朱棣闻讯，遂“佯狂称疾”，以此掩盖其野心。齐泰等人侦得朱棣有谋反之意，便请朱允炆下诏，逮捕燕王府官属。齐泰等人还密令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占据燕王府，又约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且令北平都指挥张信捕捉朱棣。不料，张信将此事秉告朱棣，朱棣立刻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将领统八百名壮士入卫燕王府。

七月五日，张昺、谢贵等指挥兵士围攻燕王府，索要朝廷要抓的官属，飞矢直入府内。朱棣与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先擒杀张昺、谢贵。未几，朱棣称病愈，登东殿，而令壮士设伏于左右及端礼门内。遂派官持官属名册前往张昺军中，约其入府。待张昺、谢贵入殿，乃持之斩杀。围攻王府的张昺、谢贵所部闻讯，溃散而去。朱棣即命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九门，黎明尽克，控制了北平。三日城中大定，燕王朱棣誓师，援引“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⑫的《祖训》为据，以“清君侧”为名，上书请诛齐泰、黄子澄。朱允炆见此上书，下诏削夺朱棣属籍。朱棣遂举兵，自置官属，其军号为“靖难之师”。

朱棣起兵后，以部将郭资戍守北平（今北京），乃举兵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以稳定和巩固大本营。仅二十天，朱棣所部已达数万人之多。在燕王“靖难”军的进攻下，北平附近州县纷纷倒戈，投降朱棣。

得知朱棣据北平反叛，朱允炆于八月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大军北伐燕王。同时部署其他将领各统偏师步骑，共十三万，数路并进，号称百万大军，约定行程日期，直捣北平。同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不久，耿炳文所部与“靖难”军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朱棣避实就虚，趁中秋之夜官军饮酒作乐之机，渡白沟河，破雄县，之后大败耿炳文所部。耿炳文逃入真定城中，闭门固守。“靖难”军攻城三日不克，还师北平。

官军败北，朱允炆大怒，又改命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继续统兵平定燕王之叛。又令辽东江阴侯吴高等领兵围攻永平（今河北昌黎西北）。朱棣留下少量兵将坚守北平，自己亲统大军救援永平。吴高怯懦，不敢应战，退保山海关。李景隆自恃兵多将广，率部直攻北平丽正门。守城将士及城中百姓奋力拒守，多次击退官军进攻。朱棣得知李景隆率兵攻北平，便回师以奇兵左右夹击，李景隆力不能支，被“靖难”军连破七垒，只得连夜逃遁。所部闻讯，纷纷丢弃兵甲、粮草，慌忙南逃。

李景隆兵败，黄子澄却藏匿不报。待朱允炆风闻查问，黄子澄仍借口天寒，士兵冻馁暂退德州（今属山东）。同时派人密告齐泰不得泄露失利之事。朱棣又上书陈述道理，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传檄天下。迫于形势的压力，朱允炆只好罢免齐泰、黄子澄的官职，但仍旧依靠二人“筹画治兵”。朱棣得知李景隆虽然兵败，却于德州集结兵力，企图等明年春天，再攻北平，遂于建文二年（1400）正月，先发制人，率兵攻占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四月，于白沟河再度大败李景隆军。五月入德州，随后兵围济南（今属山东）。李景隆逃入济南后，据城固守，“靖难”军久攻不下，便引水灌城，亦不克。

九月，朱允炆再遣大将军盛庸总领平燕大军北伐。朱棣派兵袭击沧州（今属河北），俘都督徐凯。然而十二月，“靖难”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败于官军，张玉被斩，“靖难”军溃败而逃。张玉阵亡，令朱棣悲痛欲绝。而朱允炆以官军大捷，诏复齐泰、黄子澄官，仍领军国事。

建文三年（1401）二月，朱棣再次率军南下，于夹河击败盛庸所部。此战之后，朱允炆又坐立不安，下诏夺齐泰、黄子澄官，贬至外地，且没收其家产。“靖难”军夹河大捷，士气倍增，又连战三捷。朱允炆急令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

建文四年（1402），朱棣指挥“靖难”军攻陷沛县（今属江苏）、萧县（今属安徽）、泗州（治今安徽泗县）、盱眙（今属江苏），进至扬州（今属江苏）。五月，攻占仪征（今属江苏），进逼建康。朱允炆忙下诏，令天下诸路“勤王”，但这丝毫不能阻挡“靖难”军的南下。六月，“靖难”军渡长江南进，一举击溃盛庸的设防，占领镇江。一筹莫展的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提出割地请和的条件，请求朱棣退兵，朱棣坚决不允，众朝官见朱允炆已无回天之力，纷纷离朝而去，朱允炆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十三日，朱棣率军抵达建康城金川门，守城的谷王朱橞开门请降，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建文帝朱允炆于混乱之中，不知所终。

注释

①　《续通考》卷二○八。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

③④　谷应秦：《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

⑤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⑥　《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⑦　《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⑧　《明史》卷三《太祖纪三》。

⑨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⑩　《明史》卷五《成祖纪一》。

⑪　《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⑫　《皇明祖训·法律》。

迁都北京、营建北京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应天府为南京（今属江苏），称京师。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诏以北平为北京。十九年（1421），诏改原京师为南京，以北京为京师，迁都北京。

初，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受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于北平（今北京）。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经过“靖难之役”，朱棣夺取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成祖。明成祖以夺位得天下，为建文朝大臣所不容。“靖难”军进入南京，建文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效死建文，或逃匿不仕，或指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遂大肆诛杀，株连甚众，以至于其内心颇为不安，曾微语尚书茹常：“朕毋得罪天地祖宗乎？”茹常叩头大言曰：“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①成祖这才放心。故他虽定都南京，却经常往来于两京之间。

北平乃辽、金、元三朝古都，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足以“控四夷创天下”②，于当时抵御北元蒙古势力的威胁，在军事上指挥调度极为有利，亦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北平又是明成祖龙兴之地，自封藩燕北，经营二十余年，有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及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种种，明成祖早欲迁都北京。即位之初，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跡之地皆有陞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明成祖认为：“其可以北平为北京。”③永乐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遂逐步展开。

二月，成祖下令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三月，成祖命舟师重开海运，往北京运粮，以后岁以为常。八月，发流罪以下犯人往北京垦荒，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近四千户落籍北京。二年至三年（1404～1405），又徙太原等山西民二万户落籍北京。同时，成祖下令浚通南北大运河，以通北京漕运。四年（1406）闰七月，“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④。他同时命大臣督兵士、僧众、工匠造砖瓦；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在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其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及闸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⑤。

各路军士、工匠、民丁，各地良材、巨木不久便汇聚北京。原定永乐五年动工营建之北京宫殿工程却未能如期开展。究其原因，约略有三。其一，永乐四年爆发明与安南之战争。成祖命成国公朱能“帅十八将军、兵八十万”分道进讨，六年（1408）“复命张辅帅师二十万征讨”⑥。其二，明与北方鞑靼、瓦剌不断展开大规模战争。永乐八年（1410），成祖“自将五十万众出塞”亲征鞑靼，十二年（1414），又亲征瓦剌。⑦战争连年不断，需仰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从而影响营建北京宫殿计划如期进行。其三，永乐五年（1407），徐后去世。七年，明成祖车驾至北京，礼部尚书赵羾及廖均卿等得吉壤于北京昌平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始营建山陵即成祖长陵工程。

营建北京宫殿工程虽停，迁都准备工作始终未断。永乐九年（1411），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废弃已久的运河重新畅通。十四年（1416）三月，长陵工程竣工。十一月，成祖复诏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武官，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尚书、都御史等文官纷纷上疏，请求立即择日兴工，营建北京。上奏称：北京“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今日“引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揆之天时，察之人事，诚所当为而不可缓。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天下幸甚”⑧。成祖欣然同意。

自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兴工，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北京宫殿、门阙、城池、郊庙、钟楼、鼓楼等京师必备建筑先后竣工，于是，成祖下诏迁都。十九年（1421）正月，明成祖御新建成之奉天殿，受百官朝贺，正式迁都北京。

新都北京“规划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朝廷以全国各地征调各色工匠数十万、民工上百万，及大量军士参与营建工程。明代北京在元大都旧城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建与重建。宫城及大城均向南推移，宫城（紫禁城）为营建北京的核心工程，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四周建城墙，城墙外有护城河。宫城为长方形，占地72公顷，以午门——玄武门为中轴线，依次排列有前三殿：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前三殿主要用于举行国家大典以及重要朝会，后三宫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等建筑配置于东西两侧，严格对称。宫城之外为皇城。宫城后方为由废土堆砌而成的万岁山，意在“席山建殿”，成为宫城之倚靠，又意在镇压前朝之风水，故又名镇山。万岁山亦为北京城的中心点及制高点，便于瞭望全城。宫城前方依“左祖右社”之制，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今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今已不存）为一宽阔大道。道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署。皇城中心为优美多姿的太液池、琼华岛。皇城之外为大城。大城南部乃繁华商业区。钟楼、鼓楼位于大城中心。大城共开九门，前三门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有阜成门、西直门，东有朝阳门、东直门，北有德胜门、安定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及山川坛。嘉靖九年（1530），增筑圜丘，并于北郊筑方泽坛，东郊筑朝日坛，西郊筑夕月坛。明成祖营建北京，使北京城内建筑布局比元大都城更为匀称整齐，设计更为合理，巍峨壮观的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风格。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外城南郊增修外罗城，开七门，因此，大城又称为内城。原计划大城四周均筑外罗城，由于财力不济，终未能果，因此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形。

永乐迁都后，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既有自元朝至永乐时期从全国各地徙来的富户，也有营建北京过程中留京的大批工匠，又有入京参试的科场举子以及大小商人等，京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文化事业都得到全面发展，北京迅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地近边塞，北方蒙古鞑靼、瓦剌，东北女真等族相继对京都构成威胁。因此，自永乐迁都之时至明末均有回都南京之议。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新建成仅三月的紫禁城失火，三大殿烧成一片灰烬。廷臣中有议论迁都北京之非，主张重回南京，遭明成祖斥责。成祖以奉天门为临时听政之所坚持上朝，还都之议始止。但是，继续营建北京官署的工程却被搁置。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驾崩，永乐时期长期居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宣布复都南京，“命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并建北京行部及后军都督府”⑨。四月，仁宗崩，还都南京终未成事实。

宣宗朱瞻基即位，仍称北京为“行在”。直至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北京作为明朝都城的地位才得以确立。正统元年至四年（1136～1139），英宗命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月城、角楼、城濠、并各门石桥、闸，于是北京城“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正统五年，重修已焚毁二十年之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乾清、坤宁二宫。六年（1441），英宗于新宫殿落成之日宣布上谕书，重申定都北京，“罢移行在，定为京师”。此后正统七年，又造会同馆、观星台，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詹事府等文武官署，并于京师城垣内外砌以砖石。英宗正统时期的营造工程，使北京京师规模完整地体现出来，在明朝定都北京、营建北京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直至明亡，北京一直是明朝京师。

注释

①　《罪惟录》。

②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六。

④　《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

⑤　《明太宗实录》卷五七。

⑥　《明史》卷一五四。

⑦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⑧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

⑨　《明仁宗实录》卷八七。

修《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文献汇编）。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地理、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明实录》记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于是命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提出编纂《大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标早卒，依据帝王传位的惯例，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晋王棡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及齐、湘、代、岷诸王均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齐泰、黄子澄计谋削藩。七月，燕王起兵，以齐、黄为“奸臣”作借口，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正式向南京朝廷进军，名曰“靖难”。燕王于建文四年（1402）率兵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这次事变，实际上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封建正统观念，有些“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当时的士大夫，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因此，他对此事异常重视。

解缙等奉命后，召集儒士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于次年（永乐二年）十一月匆匆编成《文献大成》，进呈朱棣。朱棣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全书的监修，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修，主要是扩大收书范围，即把“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部包罗在这一部大型类书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监修之外，又设有副监修三人，由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多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设有“催纂”五人，负责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度。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人员多而不杂乱，整个工作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永乐五年（1407），《大典》定稿后，又征召在国子监及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进行清抄。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朱棣特命启用当时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使修纂人员“尽读禁中之书”，还指派官员分赴各地收购遗书秘籍，并指示解缙等人说，买书可以不计价钱。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大典》收入的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之多，超过了前代任何类书。在生活上，朝廷把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都安置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居住，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为了使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都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这次编辑工作的前后多达三千人。永乐六年冬，全书正式完成，朱棣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修纂时，共拟定出凡例二十一条，对材料的分类、取舍、排列次序都有明确的规定。全书总的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凡属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各种名物和奇闻异见之类，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下，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收辑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曾严格规定所辑入各书，不许任意删除涂改，必须一字不差地照原样整部、整编、整段分别编入，从而保留了古籍的原来面貌，使许多极其珍贵的资料得到保存。现在我们见到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等重要历史文献，就是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修成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大典》也随之北移，收藏在“文楼”之内。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宫中发生一次大火灾，三殿主要建筑都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督促抢救，《大典》才得保全。灾后，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写了一部作为副本。重录时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带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因此重录的《大典》几乎与原本没有多大区别。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清高宗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虽有正副本两部，但它的命运，仍然历受磨难和摧残，都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认为明亡，文渊阁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在这时被付之一炬。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得有借阅机会。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典》等珍贵文化典籍制订了保护措施。国内许多公私收藏家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本捐献给国家。散落在国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自1960年至今四十多年来，中华书局仍在继续访查，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七卷，其中除少数几卷外，多是流散在海外的，仍为线装套印，称为《永乐大典》续印本。连同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共合七百九十七卷，印制成十六开精装本，并于其后附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对了解《永乐大典》全书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设立奴儿干都司

明洪武元年（1368），明军北伐进逼元大都（今北京）。孤立无援的元顺帝北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明军随即占据大都，元朝灭亡。然其时元军主力尚存，仍有数十万精兵盘踞在从东北至西北绵亘数千里的北疆一线，不断南下侵扰，对明朝在北疆的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稳定建立统治不久的北方地区，明廷既调兵遣将肃清北疆沿边的元军残部，加强边防，又采取招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策略，以孤立和瓦解元朝的残余势力。

在黑龙江流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地区，生活着以女真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此聚族而居，以渔猎为生。元末明初时，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道在三泽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①。因此被称为野人女真，与较发达的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合称“女真三部”。元时他们归属于辽阳行省管辖，但是当时元朝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只是象征性的，各部仍在按自身的环境发展着。

明朝建立后，巩固北疆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明军以大都（今北京）为北边的战略枢纽，在其东西两翼展开防卫，屯有重兵。在东方，明政府在今沈阳一带设辽东都司，辖区为今辽宁省大部，驻兵数万，以拱卫燕京地区的安全。在有效地控制了辽东地区以后，明政府又以辽东都司为依托，继续向西发展势力。先后建立了兀良哈三卫、大宁卫等，范围所及已与女真三部接触。鉴于该地区居民均系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明政府确立了“以夷制夷”、“外夷狄而内中华”的战略原则，以招抚、羁縻手段，使这些少数民族为明朝所用，以巩固边防；同时避免为蒙古敌对势力所利用。

明太祖朱元璋在降服元朝残余纳哈出后，对东北各族提出以王化吸附其归属的原则。他曾多次派官员前往东北各地进行招谕，并给予一定的物质资助，从而赢得各族部落的拥戴。同时势力强大的明军，也起了作用。不久，盘踞在该地的元朝残余势力约三千余人，在其首领老撒的带领下，亲自来到燕京，进献名马若干匹以乞降，得到明政府的优遇。此后，中原与东北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那时明政府与朱元璋的目光重点在西北与元军残余力量的争夺上，无暇过多东顾。不过这已经为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明中央政权，并定都北京，将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以彻底巩固北部边防。他亲自率军北攻大漠的蒙古势力，接连几次沉重地打击了蒙古势力。除此而外，他又继承了明太祖的边疆政策，在具体政策上则比乃父走得更远。东北地区，是其民族政策重点推广的范围。朱棣的民族政策的大致构想是：一、“以夷制夷”，招抚吸附东北各少数民族首领与部众，封其首领为世袭官员，统率所属各部，从而达到有效统治边疆的目的；二、“守备为本”，在这些招附地区，明成祖统一设立军事机构——卫所，以维持统治，达到守备的目的。但同时，这些卫所的职能不局限在军事方面，还兼管民政。卫所军事长官同时又是本地的最高行政首脑，军政合一，刚柔并济，以巩固边疆，发展经济。三、利用朝贡、赏赐、贸易等经济手段“教化”这些比较落后地区的首领；同时又利用宗教、儒学等实行思想控制，使之与中原内地百姓“同服王化”。以上是朱棣及其继承者的基本构想。这些在奴儿干都司的建立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明显。

朱棣长年在北方，在他未取得中央政权时即已对东北怀柔，拉拢利用他们为其争夺皇位出力。迨到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为巩固统治，朱棣更加重视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管理。即位之初，在永乐元年（1403），他就派“邢枢偕同知具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招抚之”②。由于朱棣此前即在此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斯时明王朝异乎寻常的强大，更难得的是明政府并没有以势压人，而是“招抚”，政策比较对头，所以成效显著，“于是海西、建州、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③。其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与部众还随张斌、邢枢等人一同回到北京，面见朱棣，亲自归顺中央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朱棣决定，凡是依附归顺的部落，就以本部落为基础，组成一个卫或所；其部落首领即为卫所的世袭官员。部众们平时为民，遇战成兵，首领则上马管军，下马治民。这种制度与中原内地的卫所制有根本的不同，体现出“羁縻”卫所的特征，是明代边疆政策的一个特殊体现。

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从永乐元年开始，明政府在奴儿干地区先后建立一百三十多个卫所，其分布遍及今鄂嫩河、嫩江、松花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乌苏里江流域。最初这些地区都归奴儿干卫统辖。到了永乐七年，形势发展得更加快速，几乎整个奴儿干地区都归附了明王朝。很明显，原设的奴儿干卫，在行政级别上明显需要提升以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有必要设置一个更高级别的政府机构来统一管理该地区。

这年四月，奴儿干地区的一个名叫忽剌冬奴的地方酋长亲赴北京面见朱棣。朱棣很高兴也很赏识忽剌冬奴的才能与胆识，就封他为指挥千百户。忽剌冬奴则称，奴儿干地区形势重要，“宜设立元帅府”④，他的意见得到朱棣的赞同。这年的闰四月，朱棣正式下令，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以内地汉人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简称奴儿干都司，以代表中央政府来加强对这块地方的统治。

永乐九年（1411），康旺、王肇舟等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奉命会同钦差大臣亦失哈，“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⑤。大队浩浩荡荡地一路行来，所到之处，亦失哈等人就对当地女真族部落首领大加赏赐，“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大赉而还。”⑥除了封赏，亦失哈等又对其地实行管理，“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⑦，从而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统治体系，使明政府对奴儿干的有效统治正式确立。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使之成为明代设置的第十八个都司。它的地理范围北控黑龙江口、南连海西，与辽东都司相依相辅，互为掎角，是明代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地势异常重要。明政府有鉴于奴儿干地区的重要与特殊地位，承认了此前所设的卫所的地位，在此地不设州府县乡等政权机构，以都司兼管民政，所以奴儿干都司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而非纯粹的军事机构。因此它也不像其他都司一样隶属于五军都督府，而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职方清吏司，算得上当时的一个特区。

奴儿干都司设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三职，品秩由正二品递减至正三品，是代表明中央政府的三个方面大员。同时，这些官职，虽是流官性质，却不按照明代“凡流官不袭”的惯例办，而是“父死子代、世世不绝”，如康旺死后，即由其子袭都指挥使的职务。这是根据奴儿干地区少数民族政治落后的具体情况而设定的，其目的在于维护该地区的长治久安。明政府灵活地运用了这些政策，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

奴儿干都司下辖三百八十四个卫所，西北最远在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流域及内蒙古草原的呼伦贝尔地区，与蒙古兀良哈三部搭界，成为明政府监视、牵制蒙古各部的有力要塞；其东南最远在今库页岛上，即以库页卫的设置来统辖这一地域。卫所的官员均系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其职权与都司近似而小。明政府对他们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卫所官员的任命、升降和承袭都必须经过明政府的批准行文，方为有效；卫所必须听从明政府的调发，按时缴纳贡赋；卫所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必须由中央政府来裁决，各卫所不得擅自处理、互相仇杀；卫所的地址及人员的迁移也要由明政府批准，不得私自行动。以上各项，卫所如有违抗，或不是无条件执行，按明律有关条款进行治罪，不得特殊处理。以上情况充分证明，明政府对该地区有着权威的、有效的管理，从而雄辩地证明，从那时起，这儿就是中国的领土。

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管理、明政府在奴儿干地区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路及驿站，交通便捷快速。当时东北地区共有六条主要的驿道，奴儿干地区就占了四条。最著名的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它是东北的交通干线，顺着它能从奴儿干城直抵底失卜（今黑龙江双城县附近），有力地加强了奴儿干都司的内部联系与交往。在这些驿道所经之地，内地汉族人民的先进经济文化传入，使奴儿干地区“地无禾黍，以鱼代食”、“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的落后面貌得到极大的改善。女真人民逐渐学习了汉族人民的先进技能，开始走上农耕生活，经济、文化生活得到提高。一些新的城镇开始出现，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原本蛮荒不毛之地，开始日益繁荣发展。

明政府除了直接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有效管理外，还经常派遣官员到该地区巡视，亦失哈就是一位。他先后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如永乐九年秋奴儿干都司建成后不久，在永乐十年冬天，“天子复命内官亦失哈等载至其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西以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⑧。为了贯彻朱棣的德化思想，亦失哈奉命，本着“柔化斯民使之敬顺太祖以圣□”的目的，“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⑨。在奴儿干西部的满泾，建寺塑佛，取“永无厉疫而安宁矣”的意义，命名该寺为永宁寺，在永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该寺落成之日，勒石以记念。此碑以汉、藏、蒙、回等文字书成，至今尚存，堪为这段历史的明证。

亦失哈共计巡视奴儿干都司九次，时间横跨永乐十年到宣德七年，即1411～1432年。他每次前往都对当地百姓进行抚慰，带去大量赏赐之物进行分发，从而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这表明，明政府对奴儿干地区的统治又进一步加强了。

注释

①　《永宁寺碑记》。

②③④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⑤⑥⑦⑧⑨　《永宁寺碑记》。

郑和下西洋

明朝前期，国家强盛统一，财力物力充足。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以“天朝上国”之尊，招徕海外诸国前来朝贡，派遣宦官郑和组建庞大船队，远航亚非各国，乃有郑和下西洋之盛举。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或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祖、父曾先后赴天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自幼受家庭探险精神熏陶。洪武时郑和被阉入宫。洪武十八年（1385），他随军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靖难之役”中他从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有战功，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人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郑和体貌丰伟，机敏善辩，“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俦比”①。郑和自小信奉伊斯兰教，入宫后又皈依佛教。永乐二年（1404）郑和奉命出使日本，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已经崭露头角。

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及红海沿岸，所谓西洋，初无严格界说，大体指今文莱以西之南洋各地及印度洋沿岸一带。明朝时以婆罗洲为中心，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②。郑和所到之处，大多在婆罗洲以西，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三次为前期，足迹遍历东南亚及南亚一带，西达印度半岛西南部之古里国，主要任务是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为明王朝树立“声威”，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四次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路，使更多海外国家接踵而来，“宾服”于中国，从而为明王朝在亚非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

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分述如下。

第一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第一次奉命出使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有宝船六十二艘，各长四十四点四丈，宽十八丈，可容千余人，乃当时海上最大的远洋船只。船上满载瓷器、丝绸、麝香，以及铁器、金银币等各色宝物，故称“宝船”。合其他类型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共二百零八艘。

六月，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率领船队自太仓刘家港出海南下，至福建五虎门（在闽江口）稍作停留，待秋季东北风起，再扬帆顺风驶入南海。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以次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尼旧港）、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南浡利（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国。次年夏，西北信风起，船队顺风返航。永乐五年（1407）九月还朝。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郑和每至一国，先宣读明帝诏书，行封赏赐，以扬威海外，促进友好关系；继则进行贸易，或以朝贡、赏赐形式进行交换，或以民间物物交换形式。亦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后耀兵异域，必先礼后兵，用兵后仍予宣诏、行封、给赐……以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

△与瓜哇西王的交涉——郑和使团至爪哇时，正值西王兴兵，并灭东王。郑和部卒经东王地，部卒被西王国人杀死一百七十人。郑和方将兴师致讨，西王畏惧，遣使谢罪，并认赔黄金万两。

△爪哇的三宝垄与三宝庙——郑和使团于永乐四年（1406）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中部三宝垄登陆。该地即以“三宝”名之。今三宝垄有三宝洞，洞有三宝庙，供奉郑和。至今每年六月三十日，居住爪哇的华侨扶老携幼，谒庙进香，以纪念郑和。

△访苏门答剌——明初，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国最强。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近邻三佛齐国，改称旧港，并进而将举兵吞并苏门答剌国。郑和奉成祖命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从此爪哇国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霸占苏门答剌的野心。

△在古里国建碑庭——永乐五年（1407），郑和乘大，赍（jī）诏敕，赐古里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并建碑庭，刻石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威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③

△生擒海盗陈祖义——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逃至旧港，充为头目，聚众抄掠过往客人船只，成为海上交通大患。郑和船队至此，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而阴谋袭击官军。郑和等觉察，调兵备战。陈祖义率众来劫，郑和迎战，大败祖义，杀其众五千余人，烧船十艘，获船七艘，生擒祖义等三人返京伏诛，清除了为害当地及海域安全的障碍，“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二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五年（1407）冬，郑和等统领船队，往爪哇、古里、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今泰国）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及珍禽异兽贡献。永乐七年（1409）夏回朝④。

△浡泥国王来华朝贡——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封浡泥国（今印度尼西亚之加里曼丹岛）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六年（1408），浡泥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一百五十余人来朝，献珍物。成祖隆重接待，赐宴奉天门。是年王死于会同馆（接待外宾宾馆）。成祖命以王礼葬于南京石子冈。明代以后，浡泥国王墓逐渐湮没，墓址竟不可考。直至1958年重又发现，石马、石羊、石虎、石文臣、石武将各一对，神道碑刻都基本完整。

第三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等先后出使占城、瓜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小呗喃（即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古里等国。永乐九年（1411）六月回京。不久，满剌加国王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岛北岸）、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即南浡利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加异勒（今印度南端）、爪哇等国使节先后来华朝贡。

△占城国王盛情欢迎——据随行远航的费信《星槎胜览》记载，永乐七年十二月，占城国王骑大象率领臣民击鼓奏乐迎接郑和使团：“宝船到彼，其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装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随番兵五百余，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搥善鼓，吹椰笛壳筒。其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奏贡方物。”

△锡兰山王的废立——永乐七年（1409），郑和至锡兰山国，携金银供器、彩妆织锦丝宝、旛、香炉、灯烛等，布施佛寺。而锡兰山国王贪暴不睦邻，屡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船队至，被诱至国中，强索金币，并发兵五万抢劫船队。郑和得悉，即拥众回船，路已阻断，郑和语其下说：“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密令人由他道至船，亲率步卒二千人由间道攻其王城，一举擒获其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即归，献俘于朝。廷臣请诛之，成祖施行宽大政策，赦之遣归。命礼部议择其地贤者立为王。“自是海外诸国，益服天子威德”⑤。

△建立满剌加王国——明成祖原曾在满剌加封王，赐印信，然被暹罗抢走，受降于暹罗。第二次远航期间，暹罗王遣使谢罪，而满剌加国仍未得印信。永乐七年（1409），郑和受命敕封满剌加头目为王，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满剌加国，从此暹罗不敢侵扰。

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贡。明朝廷亦以盛礼款待。后又赐以海船，遣使送归其国。

△九洲山上采香——与满剌加国接壤处有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永乐七年（1409），郑和等官兵入山采香，获六株，其径八九尺，其长八九丈，黑花细纹，香味清远，人所罕见。

第四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船队第四次通使西洋。其时，明朝泱泱大国的威德已远播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各国。自南洋群岛至南印度一带的海陆交通，均已畅通无阻。第四次远航船队自古里继续往西，越阿剌伯海，至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海滨，开通了中非航路。此次远航历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浡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溜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孙剌等国，最远到达赤道以南东非沿岸诸国，如麻林国，在今肯尼亚之马林迪一带，木骨都束在今索马里之摩加迪沙一带，如比剌（卜剌哇或不剌哇的别译）在今索马里的布拉瓦一带。其郊区至今有一极大的村庄取名“中国村”或“郑和屯”。郑和等于十三年（1415）至忽鲁谟斯后回国，忽鲁谟斯使节随行。分船队于十四年（1416）夏始返。溜山、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阿丹、剌撒诸国使节随行至京师。

永乐十三年（1415），麻林遣使来贡麒麟（长颈鹿）。这显示了郑和使团首次出使东非国家已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1416）四月，成祖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

第五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至十七年（1419）七月，郑和率领船队第五次远航。此次远航除例行宣诏、封赏、贸易以外，亦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浡利、卜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使臣返回各国。

△在柯枝国封山勒铭——永乐十五年（1417），封来京朝贡的柯枝国亦可里为国王，赐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给碑文而刻之以石。

△西南诸国献珍禽——此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以充实内苑。于是忽鲁谟斯进献狮子、金钱豹、马匹，阿丹国进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驼鸟，爪哇国、古里国进縻里羔兽等。各国所进珍禽异兽象征了亚非各国与中国的真挚友谊。

△苏禄国王来华访问——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岛）国王有三，东王、西王、峒王，其中以东王最尊。永乐十五年（1417），三王各率其妻子、头目来华朝贡。归国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按王礼为其举行隆重葬礼，撰文立碑于墓道。留其妃从十余人守墓，三年，回国。明朝以来多次修护陵墓，表达了对菲律宾友好使者悼念之情。

第六次远航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郑和等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⑥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又进行友好访问，是为第六次远航。行至苏门答剌后，诸副使即分头前往各国。各队所到国家多寡不一，返国时间亦不一致。郑和一行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还京，副使杨敏率领的船队直至永乐二十三年（1425）才回国。

△在阿丹国采办珍宝——船队于苏门答剌分别行动，内官周某领驾宝船数只到阿丹。“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剌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敬感伏。开读（诏书）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一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鸵鸟、白鸠之类而归”⑦。

△与祖法儿国贸易——祖法儿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自古即为著名商埠，商贾云集，在马可·波罗、托雷美、伊本·白图泰等人著作中均有提及。“中国宝船到祖法尔，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交换丝、磁器等物”⑧。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死，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由于廷臣大多反对，下西洋几乎告终，仁宗即位后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⑨

第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宣宗朱瞻基即位，宣德五年（1430），郑和等又有第七次远航。“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未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⑩。（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所历诸国为二十国，即：占城、爪哇、暹罗、旧港、哑噜、满剌加、苏门答剌、那姑儿、黎代、南浡利、溜山、榜葛剌、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第七次远航的专业人员有：官校、旗军（将士）、火长（掌管罗盘）、舵工（掌舵）、班碇手（掌锚）、通事（翻译）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匠（各色工匠）、水手（船工）及民梢（梢工）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乘宝船六十一艘，船名有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型则有大八橹、二八橹之类。

△刊立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及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郑和等从南京龙湾开船，二十一日到太仓刘家港（按：每次皆自刘家港出发），停留一月余修建天妃宫。六年春，宫成，郑和立石刻“通番事迹记”以为纪念。至二月始从刘家港出发，到达福建闽江口长乐港后，在此停留八九月（按：每次在此停泊），既为修建南山寺天妃宫，并在此添招水手，修造船舶，也为等候风信开洋。十一月立石刻“天妃灵应记”以留纪念，然后扬帆远行。“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记”为后世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珍贵资料。此两“记”，与远航随行人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蕃国志》并为世人所珍视的第一手资料。

△在福建出航前铸造铜钟一口——第七次远航主要任务为遍访“诸番国远者”。远涉重洋，惊涛骇浪，路途多艰，将有过于以往，为祈保往返安全，郑和等在福建铸铜钟一口。钟高八十四厘米，口径五十厘米，重七十七公斤，钟面铸有铭文五十四字“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⑪

△在天方国贸易珍宝——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团副使洪保分到古里国，适默伽国（麦加）有使者来，遂派通事等七人同往，来去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天堂（天方国之别称）图一幅，回京奏报。其国王亦采方物，遣使随七人进贡中国。

△在满剌加会齐分——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剌加，在此停留二十多天，会聚分，等候南风，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按：满剌加为往来要道。郑和在其地建有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仓库。去时在此分使通往各国，返则亦在此会齐，准备回国，实为一中间转运站）

△各国使节来京朝贡——宣德八年（1433）八月，郑和使团刚由西洋诸国返回北京，各国使节皆随同而到，计有：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山、祖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等国来贡麒麟、象、马等物。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航海技术之高均属空前，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当时世界上航海事业的巅峰，而且对扫除海上交通障碍，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亚非国家海上贸易，以及建立亚非国家间和平相处关系做出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上友好交流，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政府间及人民间的友谊。郑和是我国、以至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在15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注释

①　《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三佛齐国》。

②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文莱》。

③　《瀛海胜览·古里国》。

④　郑和二次远航事见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而《明史·郑和传》、《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实录》俱失载。

⑤　《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传》。

⑥　十六国：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

⑦　《瀛涯胜览·阿丹国》。

⑧　《瀛涯胜览·祖法儿国》。

⑨　《明仁宗实录》卷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诏。

⑩　《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⑪　1981年发现于福建南平市，现存南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病死了，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他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因此，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宣统治期间，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被平息；政治清明、周边形势安宁、内阁制度确立、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史学家因此称这一时期为“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①

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阁权已重于六部之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②又称：“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③仁、宣时期阁权之重，可见一斑。它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在朱棣在位时，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不被成祖子朱高煦所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④。他们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仁、宣两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们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义和夏原吉），他们掌握着六部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门——吏部、户部；还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在他们的尽心辅佐下，政治比较稳定。在重用这批大臣的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也不迁就；对宦官的控制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⑤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⑥。宣德六年（1431），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中官唐爰，以公差南京，纵瓷贪酷”⑦，俱被捕杀。

永乐一朝，连绵战争，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关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他曾经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宫中，要人们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他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养生息。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作法。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减免田赋，开仓赈灾。宣德七年（1432）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⑧。河南有一个知县，未经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并且说：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该饿死了。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弭患于未萌”，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义斗争。

在经济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宣德四年（1429），“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⑨。所以这时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纳谏。仁宗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有一次，杨士奇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众卿以至诚，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宣宗也是这样，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劝谏，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对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倦倦。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裁撤冗官的建议是宣德三年（1428）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他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但是，纳谏，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逆耳之言都能听得进去。如仁宗对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就惩治过，到临死还耿耿于怀，宣宗也同样对御史陈祚的上疏极为恼火。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⑩。

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仁宣之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戍边将“毋贪功”⑪；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对当地人民进行着有效的管理；自永乐十一年（1413）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这一地区的治理得到进一步加强。

仁、宣时期的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是较清明的，出现了明朝前期的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与安定的背后，也有潜在的社会危机，宣德以后，明王朝的统治已逐渐走向衰败的道路。

注释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　《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序》。

③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⑤　《明通鉴》卷一八。

⑥　《明通鉴》卷一九。

⑦⑧　《明通鉴》卷二一。

⑨　《纪录汇编》卷二三《古穰杂录摘抄》。

⑩⑪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土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

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剌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剌“谕之通好”①。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及把秃孛罗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剌逐渐强大。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也先既强大，明边境从此多事。其后果以邀赏不遂，纠合诸部，大举攻明。

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司礼监②太监王振削减马价，并按实际人数给赏，也先大怒。七月，纠合各部，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属山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发动进攻。也先亲率二万骑兵攻大同。“兵锋锐甚，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③。边报日至，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井源等既行，王振贪图侥幸，冒领边功，为遂其私欲，不顾群臣反对、社稷安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命下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时英宗方宠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时自阉入内，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于东宫。宣宗死，朱祁镇九岁即位，是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欢，命掌司礼监，备受宠信。英宗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④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为周公，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当即命大开东华门中门，使王振赴宴。至则与会百官，皆望风拜谒，王振始悦。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⑤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⑥。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他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讽王振，即被逮捕入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路遇王振不跪，被谪戍铁岭。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瑄见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怀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狱，最后虽未杀死，却被削职罢官。

王振还大兴土木，“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⑦。役使军民广建府第于皇城之内，重堂深阁，宏丽不亚于皇宫。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银窟，财宝不计其数。后抄没其家时，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英宗却不以为奸，反褒以为忠孝。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綵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足见其臣奸，其君昏。也先大军压境，岂有不败之理！

英宗在王振蛊惑与挟持下，决意亲征。大小群臣，伏阙恳留，悉被斥责。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据守北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yě）、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随征官员虽有数百人，然不使参与军政事务，一切行动悉由王振专断。行前既乏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无周密的军事部署，五十万北伐大军在仓卒惊恐之中匆匆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军粮已不继，兵士死亡枕藉，僵尸满路。瓦剌军为诱敌深入，退避塞外。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抵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其时前方全军覆没之报接踵而至。王振同党、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密告王振前线惨败情况，告以“势决不可行”，“若行，正中虏计”⑧。至晚，忽有黑云如伞罩营，雷雨大作，王振始惧。次日，下令班师，于惊慌失措中挥军急退。也先闻讯，立即率瓦剌军突入长城，跟踪追击。王振为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欲邀英宗至蔚州“驾幸其第”。行四十里后，忽又恐几十万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又勒军向东，改令军队转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时日，十三日始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瓦剌大队骑兵已渐逼近。

当时日尚未晡，离怀来仅二十里，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而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邝埜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不报。邝埜又诣行殿力请，王振怒斥：“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愈怒，令左右拉下。王振下令就地宿营，遂陷入瓦剌军重围。

土木堡地势高，旁无水泉，堡南十五里有小河，已被瓦剌军占领。十四日明军欲行，敌军已紧紧围困，不得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掘井深二丈仍不见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剌军佯退。王振立即下令移营就水，明军越壕堑而出，周旋之间，阵势大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剌军乘机发动进攻，劲骑呼啸而至，奋长矛以击明军，明军争先奔逃，竟不能止。众裸袒相蹈而死，蔽野塞川，明军全线大溃。英宗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坐地上，被瓦剌军俘虏北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等数百人皆死。明朝五十万大军伤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这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或称“土木之败”。经此一役，明朝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战乱中，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王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注释

①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司礼监乃明朝二十四监中“最贵重者”，掌皇城中一应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并代皇帝管理内外章奏，代皇帝批答各类奏折。皇帝口述命令，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以朱笔记录，然后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

③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⑤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宣宗崩，英宗幼年继位，元老三杨受命辅政。

⑥　洪武年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干政之失，置铁碑于宫门内。铁碑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⑦⑧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于谦守北京

土木之败，使明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幸有于谦等大臣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获胜，使明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出任御史，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整饬治安，赈济贫苦，锐意兴革，深得民心。在官九年，又升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时，“每议事京师，空橐（tuó），以入”①，“未尝以一物交当路”②，以此得罪太监王振，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大理寺少卿。后囚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任于谦，当地诸王亦请留，明廷方命于谦出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翌年秋，瓦剌也先率军大举南下，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埜极谏，英宗不听。及土木兵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郕王。英宗出征乃命居守京师监国）。郕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事。“群臣聚哭于朝”③，莫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鼓吹天命，惑乱人心，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④他公开鼓吹逃跑。于谦严词斥责，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⑤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徐珵不敢复言。郕王、皇太后采纳于谦建议，乃定据守北京之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保卫北京事宜。

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并撰词赞扬：“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⑥又作《石灰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当时国君被俘，大军压境，人心震恐。于谦不愿明王朝重蹈南宋亡国之覆辙，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自八月十八日受命，至十月初瓦剌军大举进犯，一月之间，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备，改新内政，招募民兵，选拔文官武将，加强关隘防守……

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⑦。于谦于受命第二日，即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他接受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⑧。遂奏请郕王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饷粮，一律于通州取给，军人则预支半年。于是，各地军队陆续到京，军粮有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诛杀王振余党、打击宦官气焰一事尤为大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郕王登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余党。右都御史陈镒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群臣满怀悲愤，伏地痛哭。王振余党锦衣指挥马顺叱骂群臣，更加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跃起，奋臂抓住马顺头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咬其脸。群臣一哄而起，当场将马顺打死。群臣又怒打王振亲信太监毛贵、王长随，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郕王惊恐不已，起身欲退，群臣不知所措，盖马顺等奸党被打死，罪有应得，而臣下动武于大殿之上，也绝非正常。于谦排众直前，掖住郕王衣襟，请郕王宣谕：“顺等罪当死”，打死马顺等大臣皆“不论”。郕王又令缚王振侄王山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且查抄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面，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此事件起于仓促之间，群情激昂，事态发展本难以预料。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当，使形势迅速平定，功不可没。当日，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不胜敬佩，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从此，上下更敬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九月一日，群臣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郕王不肯即位。于谦正色上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如此始能制瓦剌之要索，放回英宗。”朱祁钰乃受命。六日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于谦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尽心竭力，为时仅一月有余，防御力量迅速增强，一改军民官员惊慌混乱局面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时君臣也能同心协力。曾有人攻击“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声辩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与此同时，瓦剌军也正紧锣密鼓，作好了进犯北京的准备。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及脱脱不花率领瓦剌军、挟英宗大举南下，进逼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⑨也先知大同已有备，不敢攻，转而南进。初三日破紫荆关。也先挥军入关，直指北京城。

瓦剌军兵临城下，京师戒严。初五日，景帝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节制。是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人无固志，有言逃离北京，主张迁都南京者（徐珵）；有言挑筑京师外城城濠，主张紧闭九城门，坚壁以避贼锋者（总兵官石亨）。于谦力主出城抗敌，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⑩

于谦遣诸将分率二十二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于谦本人驻营德胜门，加强主攻部队。部署既定，初九日，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⑪并身先士卒，披甲戴胄，巡视指挥，以激励将士。于是将士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战。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空房内⑫。也先因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遣使让明廷派大臣前来迎接英宗，借议和以探明虚实。明景帝乃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羊酒出城至也先营，也先令英宗带刀坐帐中。也先及伯颜帖木儿（也先弟）等皆全副武装，披甲胄，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公文，并语于王复等：“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景帝及部分廷臣欲议和，征询于谦。于谦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⑬在于谦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未能得逞。

十三日，瓦剌军攻德胜门、西直门受挫后，翌日，转而攻彰义门。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击。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瓦剌军前锋，然是时明军数百骑为争功，自后跃马冲击，阵营大乱。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附近居民纷纷“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⑭，瓦剌军受阻，适王竑、毛福寿闻讯来援，瓦剌军遥见援军旗帜，仓皇退兵。

也先深入京畿，初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然经五天战斗，瓦剌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士气低落；明军自迎战以来，军民一心，屡屡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闻明朝各路援军将至，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率瓦剌军挟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其营，瓦剌军死者万余人。于谦率军乘胜追击，夺回瓦剌沿途掳掠的百姓及财物无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明王朝转危为安。

也先败退后，阴谋侥幸取胜，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廷主和派大臣也意欲议和，主战派大臣则倾向于妥协。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也先企图借此向明廷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切勿中敌人诡计，严密防御。又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因此景泰元年（1405），也先多次出兵南扰均未能得逞。

也先本以为俘获英宗，奇货可居，可用以敲诈金银财物，也可用以威胁明廷退兵投降，不料在于谦主持下，边镇有“瓦剌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之制约，也先派使“保驾”议和时，大臣有“社稷为重，君为轻”之劝告，奇货已不成为奇，留住英宗，已无作用。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剌与明议和，放回英宗。

景泰八年（1457），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于谦在土木之变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绩最著。及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斩杀。于谦遇害当日，“行路嗟叹”，“天下无不怨之”。查抄于谦家产时，“家无余资。独正室钥甚固，启视，则上（景帝）赐蟒衣剑器也”⑮。

于谦之婿朱骥将于谦灵柩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长为人们凭吊。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其绝命书中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了对爱国志士于谦无限敬慕之意！

注释

①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③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④　刘定之：《否泰录》。

⑤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⑥　明叶盛：《水东日记》。

⑦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⑧⑨　《明通鉴》卷二四。

⑩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⑪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⑫　袁彬：《北征事迹》。

⑬　《明通鉴》卷八四。

⑭⑮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曹石之乱

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月，朝廷任蒋贵为征蛮将军，太监曹吉祥监军，讨思任发。曹吉祥，栾州（今河北滦县）人，过去是王振门下，现为监军，这是内臣（宦官）掌兵权的开端。

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朝廷任石亨为左参将，守万全（今河北宣化）。石亨，渭南（陕西渭南县）人。伯父石，任宽河卫指挥佥事，无子，石亨继承伯父事业，做了他的儿子。石亨擅长骑射，有胆略，臂力强，提大刀抡舞如飞。每从征，挺刀先登，辄立奇功，官至都指挥使。石亨之侄石彪，骁勇能挽强弓，善挥斧，因从石亨征讨有功，授大同卫镇抚。正统十二年石亨升任都督佥事，石彪为指挥使，跟随石亨参谋。十四年（1449）八月，太后命郕王总管国家大事，逮捕宣府总兵杨洪、万全左参将石亨下锦衣狱。九月，郕王即皇帝位（即景泰帝），将杨洪、石亨释放，命石亨总京营兵。十月，也先侵犯京城，于谦、石亨分别在城北安营。也先纵骑兵剽掠，石亨击败也先，功为第一。也先连夜逃窜，石亨追击至清风店。也先十分畏惧，即将逃出倒马关。石亨使部下传言，石将军没有赶至倒马关，追击的明兵是假冒石将军的名义。也先信以为真，回马迎战。石亨、石彪奋力合击，大败也先，这时也先才发现是中了流言之计，纷纷弃羊马辎重，从紫荆关夺路逃走。战后论功封石亨为武清伯，不久又提升为武清侯；石彪升为都督佥事，任大同左参将。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朝廷命镇朔大将军石亨、都督范广率兵出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不久召还。八月石亨、杨洪率师分道出紫荆、居庸关。朝廷开始设团营，派曹吉祥、刘永诚节制诸军，这是内臣总管京营兵的开端。

天顺元年（1457）正月，景帝病危，石亨见景帝委顿之状，与张、张商议，想使英宗复位；又暗地约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蒋冕禀告皇太后，于谦与王文想立襄世子为东宫，也请允复立英宗为帝。当与石亨等共议迎英宗复辟事时，徐有贞恐中途生变，乃诡词激石亨：“于谦、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说：“上已知君谋将于十七日早执君。”①石亨遂决定采取行动，率群从子弟家兵，与曹吉祥等夜叩南城，迎英宗复辟。其时，景帝病卧，闻钟声，问左右何事？左右以英宗复位事实告。景帝：“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踰月，……帝崩于西宫。”②英宗复辟后，曹、石等诬陷于谦，以为不杀于谦无以为名，乃杀死于谦。论夺门功，石亨、曹吉祥又第一，遂晋封石亨忠国公，召石彪赴大同做都督同知，充游击将军。石亨家人受封赏者数十人。曹吉祥升司礼监太监。其侄曹钦封昭武伯。曹铎等曹氏门人一并任都督。这是内臣子弟封爵的开端。四月，大同巡抚都御史年富入狱。英宗问李贤：“‘年富如何？’贤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惮富，不得遂其私耳。’贤曰：‘陛下明见，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归田里”。③石亨擅自调回守关军，徐有贞、李贤上奏英宗，而英宗只是命另遣军队守关。

御史杨瑄弹劾曹、石怙宠擅权，抢夺民田，英宗向李贤表示杨瑄敢言直率，真是国家之福。曹吉祥上告杨瑄，欲治其罪，英宗不许。石亨出征归来，闻杨瑄事大怒，上告御史杨瑄言语不实，还指出杨瑄的弹劾得到了李贤和徐有贞的支持。石亨的心愿得不到满足，就以言语激曹吉祥说：“今在内惟尔，在外惟我，贤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④当初曹吉祥见石亨冒滥恩赏，非常不平，也常向皇帝揭发他的短处。这时听了石亨的话，开始与他联合。六月，御史张鹏、周斌交章弹劾石亨所做许多不法之事，奏折未及上，给事中王铉得知，秘密告诉石亨，石亨与曹吉祥驰马上奏，说张鹏乃是恶霸张永之子，现在他勾结御史周斌陷害忠良为张永报仇。英宗听后大怒，亲临文华殿，把诸御史传至殿前，亲自询问。周斌手执弹劾奏章，边读边核对事实，对石亨的弹劾都有验证。英宗反而说，既然事实属实，你们何不早言？遂将张鹏投入锦衣狱，问讯濒死。

初，徐有贞做首辅，想立功自异，与石亨不合。李贤入阁后，大力支持徐有贞，知无不言，曹吉祥不能容忍。适逢御史张鹏等已下诏狱，给事中王铉、锦衣卫指挥门达上奏英宗说，耿九畴阿附徐有贞和李贤，唆使御史排陷石亨。曹吉祥再次向英宗叩头诉说：臣万死一生，迎圣上复辟，内阁重臣一定要害死我。他边说边伏地痛哭不起，英宗无奈，依了他的请求，将大学士徐有贞、李贤、都御史耿九畴下锦衣狱。第二天降旨，贬徐有贞、李贤为参政，耿九畴为右布政。张鹏、杨瑄戍边卫。不久，英宗又说当前朝中仅徐有贞一人为我办事，李贤不能走，诏命李贤回京。

英宗擢岳正值文渊阁，属破格录用。石亨、张辈甚不解，入宫拜问英宗，英宗主动向石亨说，今天我亲自选中一人入阁，此人便是岳正。石亨、张见英宗如此欣赏岳正，不敢多言，只好假意向岳正祝贺。英宗接着问石亨，应给岳正什么官职？石亨说，可以让他办几件事，如果称职，再提升他也不迟。英宗默然，知亨等与己意不合。有人写匿名书状告曹吉祥罪行，吉祥震怒，请英宗出榜购求写匿名书者。英宗让岳正撰写榜文，岳正以为不妥，与吕原一起入见英宗说：“为政有体，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岂有天子出榜购募者？且事缓则自露，急则愈匿，此人情也。”⑤英宗认为岳正所言极是，故不再追问此事。曹、石与徐有贞争权，同时忌恨李贤。诸御史纷纷议论曹、石，曹吉祥怀疑诸御史之所为出于徐有贞、李贤的指使。曹吉祥向英宗诉说，英宗将徐、李二人下狱，但很快又把他二人释放，贬李贤为福建参政，未及行，王翱奏请李贤应留用，于是留李贤做吏部左侍郎；一个月后，又恢复李贤尚书职务，值内阁如故。“亨知帝向贤，然无可如何，乃佯与交欢。贤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亲贤，顾问无虚日。”⑥这时英宗也厌恨石亨、曹吉祥的骄横，“屏人语贤曰：‘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贤曰：‘陛下惟独断，则趋附自息’。帝曰：‘向尝不用其言，乃怫然见辞色。’贤曰：‘愿制之以渐’。”⑦英宗与李贤的对话，为此后平息曹、石之乱打下思想基础。

初，岳正入值文渊阁，英宗曾问岳正，何以辅佐朝廷？岳正明言，今日内臣、武臣权力过重，英宗深有同感。岳正退朝后，主动找曹钦、石彪，令其谢兵归第。钦、彪走告曹吉祥，吉祥垂泣免冠请死。英宗执意否认有令其谢兵归里之意，并责岳正漏言。岳正申辩说，我看曹、石两家有背叛朝廷之心，只不过现在抓不住什么根据，我想成全君臣共椎之情，所以让他们早自为计。英宗不悦。恰逢承天门火灾，英宗责成岳正下罪己诏。岳正在罪己诏中历陈奸邪蒙蔽之状，石亨见而恚怒，上言岳正谤诎朝廷，故请英宗谪岳正为广东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同知。从上述事实已可看出英宗与曹、石之流的微妙关系。

石亨、张恃宠，总是强迫英宗答应他们的请求。一日石亨带千户卢旺、彦敬两人入侍文华殿，英宗不识，问是何人？石亨说，这是我的心腹之人，迎圣驾夺门复辟，多靠二人之力。于是他胁迫英宗马上提拔他们做锦衣指挥使。工部侍郎孙弘，是石亨同乡，因石亨推荐得官，现又请求让他做尚书，窃据要位。英宗听后甚不悦，回答说，暂时让他做侍郎，再次升迁就是尚书了。石亨出宫对人说，一次提升尚书有何不可，还要再迁！石亨对英宗骄横无礼竟如此！英宗虽深知其屡有不敬之举，但念其功勋，不忍苛责。

及亨获罪，英宗再次问起“夺门”之事，“贤曰：‘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且尔时幸而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贤曰：‘若郕王果不起，群臣表请陛下复位，安用扰攘为？此辈又安所得邀升赏，招权纳贿安自起？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降黜之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正谓此也。帝曰：‘然’。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字，并议革冒功者四千余人。”⑧十一月，高明等人交章弹劾陈汝言，告他仗势乱法，赃私狼藉。英宗下令逮捕陈汝言，并将所获赃物陈列于大内廊庑下，令大臣入视。英宗说，景泰年间，籍没于谦，家无余物，非常清苦。现今陈汝言任职不足一年，竟得贿赂如此之多！英宗大怒变色，石亨低头不敢言。从此英宗渐渐感到于谦蒙冤，开始厌恶石亨等人。二年正月，石亨、曹钦等请除太仆养马，太仆程信谏：如撤太仆马，一旦变生肘腋，马不备给，孰任其咎？兵部亦以其言极是，诏复其事归太仆。初，于谦之死，皇太后不知，后传言谦欲迎外藩入京，英宗疑此事，多次询问石亨、张、曹吉祥，石亨、曹吉祥辈推托不知，委罪于徐有贞所言。此时英宗深恨亨辈不实，排谄忠良。四月，石亨以为遣文官督军务，武臣不得逞，请罢文官督军务。文官除，边缴骚然，军无纪律，英宗大忌，对李贤说：当初我刚复位，石亨请除文官都督军务，奉迎者亦多言不便，今天我方知此事大谬藏诈。石亨曾请求英宗立碑于其祖墓。工部接过石亨旨意，请英宗敕命有司建碑，由翰林院撰碑文。英宗认为自永乐以来，没有为功臣祖先立碑的先例，责成工部，让石亨自己去立碑。当初，英宗让工部为石亨建宅院，“既成，壮丽踰制。帝登翔凤楼见之，问谁所居？恭顺侯吴瑾谬对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谁敢僭踰若此！’帝颔之。亨既权侔人主，而从子彪亦封定远侯，骄横如亨，两家蓄材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都人侧目。”⑨初，定远侯石彪屡有功北边，尝奏请建城威宁海子。总兵官遂为流言，称彪有异志。上疑彪，屡有功，屡召还。彪阴使大同千户杨斌等五十人，坚请留为镇守。上知彪诈，下彪诏狱，词连石亨。帝念亨有功，宽宥不罪，惟罢其兵权，令归第。

初，亨被英宗疏斥，怀恨于心，曾在大同看紫荆关形胜时对左右说，如果守此关，据大同，京师之兵无法及此。一天，退朝回府，他对卢旺、彦敬说：我现在的官你们想当否？旺、敬不解其意，回答说：我们现在的官，都仰仗您才做成，恁敢有其他的想法？石亨大胆地说：陈桥兵变，史不敢言篡。如果你们肯帮我，我现任的官职，岂不就是你们的吗？旺、敬闻言，惶惧汗流，莫敢对。后来石党童先嗾其叛，石亨说，现在天下都司还没撤换完，等撤换完毕，再反不迟。恰逢石彪下狱，罪及石亨，亨阴谋反叛日急，事情败露也渐多。石亨家人上告石亨急欲反，遂逮享投之狱，死狱中；斩石彪于市，其党童先等俱被牵连受死。

石亨败后，英宗下令，凡由石亨冒功提拔者，可以自首革去职务。曹吉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败后恐难独完，于是每天犒赏部下倚为腹心。部下都想自己也是冒功因曹吉祥而晋升，一旦不测，身当随后，遂与曹吉祥结为死党。曹吉祥有位门客叫冯益，有一天曹钦问他：“自古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吗？”冯益立即回答：“魏武曹操不就是宦官曹节之后吗？”曹钦闻言大喜，出其妻与冯先生行酒，从此暗地准备谋反。锦衣卫百户曹福来曾在曹钦家服役，常出外购物，曹钦担心他走漏风声，先派曹福来妻告曹福来病狂出走，锦衣卫指挥逯杲上奏英宗，奏准抓捕曹福来。曹钦又差人追获曹福来，以棍棒捶楚濒死。廷臣上奏英宗，弹劾曹钦残忍，英宗同意此奏，发表弹劾敕文给曹钦，令其速改过，否则罪无赦；同时下谕廷臣要守法，不能学曹钦那样专纵无礼！

初，石彪得罪，皇帝同样先谕告群臣，再加上逯杲监视曹钦十分严密，曹钦内心十分恐惧。适逢孛来入犯甘、凉二州，英宗命怀宁伯孙镗领京军前往征讨，兵部尚书马昂做监军。即将择日启程时，曹钦以为机会已到，与诸弟兄及其党羽都督伯颜、也先等数十人相谋。曹钦说，现在朝廷正在追查我，如果不早反，我就要成石彪的接续人了。于是约定当天早朝开门分别带领死士及番汉军五百人，拥进宫中杀死孙镗、马昂，夺门而入。这时曹吉祥禁兵可为内应。决定后，曹钦当夜让部下降卒痛饮，并厚赠予。饮酒方半，正交二鼓，都指挥完者秃亮（又名马亮）从曹钦宴席上逃走，见恭顺侯瑾与广义伯琮，告曹钦谋叛之事，瑾、琮急走告镗，孙镗急锁曹吉祥，向英宗奏报。英宗命闭宫门，孙镗将吉祥缒入宫中锁系。曹钦不知此事，与其弟曹铉、曹、曹铎率番将伯颜、也先到东长安门，门闭，曹钦知事泄，立即召死士驰至逯杲门，果方出，杀而碎其首。逯杲原是曹吉祥党，受恩最厚，后来为英宗监视曹钦，钦恨之入骨。都御史寇深也与曹钦有友情，后来与言官上疏弹劾他，曹钦也很恨他，与曹铎驰入西朝房搜索寇深，从肩膀处把寇深劈成两半。当时长安街中甲卒奔跑，入朝者以为是西征军，当打听到是叛兵，纷纷散去。大学士李贤待漏东朝房，曹钦跑来搜索他，门外喧闹声汹汹。李贤出门看时，披甲士兵手执钢刀者数人，欲砍贤肩而伤其耳，又有人以刀触其背，曹钦持逯杲人头来，喝斥部下放刀，亲自携李贤手说，今天激起兵变，是不得已而为之，请代我草疏进奏皇上。不久，他又把尚书王翱抓来，李贤在王翱家找来纸笔写草疏，与王翱一起投进长安左门门缝中，长安左门仍坚闭不启。曹钦纵火烧门，守卫军拆御河的岸砖垒门死守。曹钦往来啸呼，几次想杀李贤，终不敢，舍之驰去。他又搜索马昂，不得。时间已经到了凌晨。怀宁伯孙镗对其子说，你沿街呼喊有狱贼反，抓获者厚赏，西征军即可汇集到一起。不久便集中了西征军两千人，甲兵俱全，孙镗大喊：“你们看不到长安门起火吗？这是曹钦反叛，兵很少，杀贼者重赏。”工部尚书赵荣披甲跃马奋呼市中，高喊杀贼者随我来，跟随者也有数百人。孙镗追至东安门，曹钦退屯东华门。曹迎战，孙镗军勇猛难敌，战自辰时至午时，斩杀曹，曹钦也中流矢，策马逃。恭顺侯吴瑾带五六骑出来看敌情，突遇叛兵，力战而死。曹钦回兵驻东市大街与朝廷抗拒到酉时。曹铉用百余骑往来驰突了三次，官军阻击包抄，他的兵马溃散，孙镗发神臂弓射叛军，终于追杀了曹铉。孙镗子孙遇钦奋战身亡。曹钦见大军渐至，惧，率骑攻朝阳门，未克，又走安定、东直、齐化诸门，门尽闭，大雨，夜窜归。孙镗督兵与曹钦战，马昂以精兵殿后。会昌侯孙继宗兵又集，鏖战。官军奋呼拥入钦宅，曹钦见情态迫急，投井而死，其弟曹铎被斩杀。孙镗等屠其家，亲党一时尽死。捷报上达英宗，英宗于当天下午在午门监刑，下曹吉祥都察院狱，次日磔于市；并追磔钦、铎、、铉、伯颜也先、冯益、汤序等，其余家属均流放于岭南。钦妻父贺三老，见钦势盛，绝不与交。钦曾为贺三老谋一官职，三老力辞不受。钦败，姻党株连，三老获免。八月，英宗追加孙镗等爵，追封吴瑾、寇深等死难者谥号，并以擒贼诏示天下，开言路。时李贤奏言：“自古治朝，未有不开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恶其攻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⑩英宗认为石亨、曹吉祥断言路，阴异变，罪不容诛，宜列于诏，使天下闻知。曹、石辈冒功恃宠，欺凌天子，百僚侧目，终启肘腋之变，自取灭亡。

注释

①　《明通鉴》英宗天顺元年。

②　《明通鉴》景帝景泰八年。

③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曹石之变》。

⑤　《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

⑥⑦⑧　《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⑨　《明史》卷一七三《石亨传》。

⑩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曹石之变》。

闽浙烽火

明朝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役也大大加重了。在土地兼并、地租赋役繁重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只好携带家口，四出逃亡，成为饥餐露宿的流民。正统年间以后，流民已遍及全国。流亡的农民，有的转移他乡，为人佣工；有的流入城市，成为小商小贩；有的背禁出海，逃到国外谋生；大部分则奔向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地区，开荒种地或开采矿产，养家糊口，艰难度日。即使如此，农民仍然无法得到安定的生活。

从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影响了封建统治自然经济基础的稳固。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巩固其统治，便对一些手工业部门，特别是矿冶业，采取严格的“矿禁”政策。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统治者的贪欲，他们需要更多的金银。因此他们凭借政权力量，垄断矿业生产，在产矿区或冶炼所设立“矿场局”或“炉局”，并设置官员来管理采冶矿场，督办矿课及巡视矿工有关事务，禁止百姓开采。此外，封建统治者害怕允许人民自由采矿，老百姓得以聚集深山，会有图谋“不轨”的危险。因此，统治者对采矿业实行严格控制，规定：苟非政府特准，不论军民人等皆不得私自开矿冶炼，并划定封禁山区，设立“关卡”、“驲路”，驻兵防守。矿区一经封禁，“禁不许入”，犯者与私自采矿者皆处罚。广大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正统年间，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就是在此情况下爆发的。

叶宗留，浙江庆元（今宁波市）人，矿工出身，幼习武艺。为了生活，他不顾明政府的禁令，和丽水人陈鉴胡率流民数百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的仙霞岭、铜塘山一带，私开宝丰场、少亭坑诸银矿谋生。仙霞岭是明朝政府明令封闭的禁区，严禁流民进山采矿。为了应对官府派兵追捕，叶宗留便利用铜塘山险要的地势，“铸冶兵甲”，组织武装，保护流民开矿，并公开反对明政府对矿业的垄断和封禁，要求矿业自由经营。正统九年（1444）六月，明政府下令，收民矿官有，对私自开矿者处以死刑，家属发配边疆，“如有不服追究者，即调军追捕”①。叶宗留和矿工们对于官军的恐吓，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向官军挑战说，倘若要战，可约定某日大战一场。他们决心用武装斗争反对明王朝的专横统治，争取采矿权利。在他们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后，叶宗留领导矿工于同年七月在仙霞岭等地举行武装起义，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他们活跃在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交界地区，“东捕则西逃，南搜则北窜”，多次击退官军的追捕，“官军被杀者甚众”②。

正统十二年（1447）春夏之交，叶宗留领导武装矿工“盗掘”浙江庆元县少阳坑、政和县少亭坑，因生产技术落后，“无所得”或“所得微甚”，又加上官军追捕甚急，叶宗留正式提出起义口号，他对矿工说：“与我取于山，既无所得，孰若与尔取于人，一撑而有余矣！”③叶宗留的鼓励，立刻在矿工中引起强烈的反应，一致赞同他的号召，从此便不再开矿。在叶宗留的率领下，他们在政和县正式揭起义旗，宗留“自称大王”④，直接进行起义斗争。

起义军回师攻占庆元，发展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同年十月，起义军从浙江庆元出发，分两路进军：一路攻入福建，占领蒲城、建阳、建宁等地；另一路沿山路进攻江西，控制了车盘岭的交通，“行旅断绝”，铅山顿时震动。起义军所到之处，为民除害，镇压贪官污吏，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沿途贫苦百姓纷纷加入义军，队伍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惊恐万状，连忙调动官兵和乡勇围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

先是，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五日，英宗允准浙江右参议吴升的请求，派遣御史柳华往督福建、浙江、江西三司调兵镇压“矿盗”。柳华到了福建，一面出兵讨伐，一面把村民组织起来，“编为什伍”，令各村镇修筑“隘门”、“望楼”，自置兵器，进行搜捕。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英勇奋战，起义声势更加壮大，影响所及，为当时活跃在福建的另一支起义队伍——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创造了有利的斗争形势。

邓茂七原名邓云，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佃农出身，“勇悍自智”，有“健儿”之称，及长，“以豪侠为众所推”⑤。因他在家乡杀死恶霸地主，被官府追捕，遂逃到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富豪对农民的剥削比江西更为苛重，除向佃农征收高额地租外，还强迫农民把田租送到家中，名曰“送租”。每年冬秋之际，还向农民索取鸡、鸭、鱼、肉之类，名曰“冬牲”。农民被榨得穷困不堪，难于活命，这时，福建官府正在为防止人民参加矿工起义而组织保甲，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邓茂七被群众推举为都总甲。他便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和有利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积极筹划抗租斗争。他号召农民兄弟拒绝“送租”，“令田主自运归”，不交“冬牲”，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响应。农民的斗争触痛了地主豪绅的特权，他们联合起来向官府控告邓茂七煽动叛乱。官府派兵追捕邓茂七，茂七率众拒捕，且“杀弓兵数人”。知县闻讯，亲率官兵三百余人前去镇压，也被茂七率众“格杀殆尽”。邓茂七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设官署”、“封官职”，于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在沙县正式宣布起义，邓茂七自称“铲平王”，立誓要用暴力手段铲除封建社会的不平。广大农民和流民群众纷纷起来响应，“凡远近至者，皆附其党”⑥。龙溪县人蒋福成率领一万多炉工和农民投奔邓茂七，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起义军迅速攻下杉关（今福建光泽西），接着又攻克光泽、邵武、顺昌等二十多个州县，设官治理，东南为之震动。四月，起义军向闽中重地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进攻。明政府急忙派出两千士兵前来阻击，被起义军全部歼灭。在声势浩大的农民军攻势面前，明御史丁瑄派遣使者持书向邓茂七诱降。邓茂七严词怒斥使者：“吾岂畏死求免”，宣告：“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窥焉”⑦，并当场杀掉了使者。诱降失败后，延平守城御史张海急派都指挥范真率领四千明军从延平出发，向农民军进攻。邓茂七在离延平府城二十里的双溪口设下埋伏，全歼敌军，然后挥师直逼延平府。农民军在延平城下杀死都指挥范真、指挥彭玺等，张海慌忙向明廷告急。

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明英宗急忙召见右佥都御史张楷，面谕全闽危急，命他偕同都督刘聚、陈荣率兵入闽镇压。九月，张楷等率领从南京、浙江、江西等地调来的官军数千人，从浙江和江西分两路向福建邵武进发，对邓茂七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邓茂七主动与叶宗留矿工起义军联系，互相配合，共击敌人。张楷企图率军由浙入闽，镇压邓茂七的农民军。叶宗留率军扼控闽赣边界要道，阻止官军进入福建。十二月，当张楷率领官军进入江西广信（今上饶市）、铅山等地时，叶宗留率领起义军在铅山黄柏铺与敌人展开激战。他身着绯红色衣服，冲锋在前，率众杀敌，歼陈荣部官兵二千五百余名。叶宗留在战斗中不幸中流矢牺牲。起义军推举叶希八为领袖，继续坚持战斗。他们绕道与邓茂七取得联系，并分兵四百人，前去支援邓茂七的起义军；另一方面，他们以主力攻入浙江，直捣处州（今丽水）、金华等地。

在叶宗留起义军的配合和声援下，邓茂七在福建战场上主动出击。茂七除率主力进攻延平府外，又分兵四出，连克海宁、泉州等二十多个州县。起义军每克一城，则焚烧官府衙门，开牢放囚，抄取官府册籍，开仓救济贫民。他们这种铲除不平、劫富济贫的行动，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数月之间，起义军扩大到数十万人，完全“控制八闽”。由于两支起义军配合作战，“此入彼出，官军首尾不能相应”⑧。起义军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驻扎于邵武的峡阳，永安的贡川，龙岩的后洋、挂山口一带，且设有文官如尚书、引班学士、都御史、巡按都御史，武官如统兵、总都督、统军、都督、指挥等⑨。这一切可见行政及军队组织的严密，表明了起义的蓬勃发展。“当时官吏罔知所措，往往警畏走避，虽以朝令将领，亦皆观望以为进退，无有立一定之计，决必然之策者。”⑩

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撼了封建统治基础。明英宗在惊惶失措之余，怒杀了所谓“失机”的监察御史王澄、巡按御史柴文显，并斥责张楷“进兵日久，全无实效，只虚文支吾，再不用心，必杀不宥”⑪。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廷派遣宁阳侯陈懋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充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统率在京神机五军及浙江、江西等都司官军，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京师官军二万人及江、浙漕运军二万七千人，采用全面包围、各个击破和分化“招抚”政策，首先向福建邓茂七起义军发起进攻。

陈懋到了福建，一面派兵分道镇压义军，一面对义军施展诱降伎俩。这时，邓茂七以陈山寨为基地，派刘宗、罗海、黄琴等率军扼守沙县至建阳的通道，拦击官军；他自己则亲率主力继续攻打延平府。正在这紧要关头，义军中的黄琴等三十余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叛变投敌，并诱杀了刘宗、罗海等重要将领，使敌人顺利地占领了建阳、邵武等地，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来不及调整部署，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作战状态，使刘聚和张楷的官军，有条件配合夹击正在包围延平的起义军，摧毁起义军在邵武、峡阳及永安、贡川等一带的根据地，遭受极大的损失⑫。

当起义处于低潮的时候，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异己分子罗汝先，乘机利用阴谋诡计，破坏起义。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汝先乃诡从贼，果诱茂七下山攻延平府，官军预于溪北湾伏置兵器，贼拥众南岸，乘浮桥过，火药齐发，烧死贼数百，瑄（御史丁瑄）督众军分道冲击之，贼大败逃走，指挥刘福直前斩茂七，追余贼至秋竹铺，得贼船百余艘，招抚胁从百姓凡五百一十户，二千五百口”⑬。

邓茂七牺牲后，起义形势急转直下，但是起义军并未因此而瓦解。随后，起义军又推举茂七之侄邓伯孙为首，坚守陈山寨，继续坚持战斗。三月底，义军首领郑永祖率领四千起义军进攻沙县；邓伯孙率领起义军从后洋出击，企图截断敌军粮道，重新占领同安、龙溪县，烧毁建阳城外贪官污吏的别墅；陈敬德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又向永春县发起进攻。起义斗争在各地继续展开，一时声势扩及江西各县。可是由于起义军领袖邓伯孙与其叔茂七同样缺乏斗争经验，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计，杀了得力干将张留孙，致使“人人自疑，弃伯孙降”⑭。五月七日，陈山寨亦陷入敌手，邓茂七家属及伯孙、总兵、都督等二百余人，全部殉难，起义失败。

明军把福建起义军镇压下去之后，依照明政府的“俟灭福建贼邓茂七毕，将移师浙江灭宗留”的指示⑮，立刻调集万余大军，水陆兼程，赶赴处州，镇压正在围攻处州的“矿工”起义军。五月二十五日，张楷的军队在处州附近的铜山寺，残酷地屠杀“矿工”起义军，解了处州之围。接着，他又使用阴谋故伎，招降了叶希八、陶秉伦及其所属人员，只有陶得二“杀使者不受招”，且和云浮县起义首领王景参“连结一处”，扩充至五六千人⑯，继续领导“矿工”义军，坚决斗争到底。他们采用里应处合、内外纵火焚荡的战术，攻陷了武义。此外，他们又攻下了丽水、云和、青田、兰溪、永康等县，消灭了起义军的死敌浙江佥事陶成，使“官军莫能制”⑰。但由于孤立无援，最后在景泰元年（1450）十一月五日，陶得二等也光荣地牺牲了⑱。这支义军又告失败。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前后持续达七年之久，转战浙、赣、闽三省广大地区，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这两支起义军战斗在不同地区，彼此各不相属。叶宗留起义反对政府对矿冶业的垄断统制政策，要求开采自由，使斗争带有早期市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性质。邓茂七起义反对封建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两者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客观上起着相互配合与声援的作用。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面临共同敌人的进攻，他们便由客观上的声援、配合，发展到主动寻求并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这两支起义军的联合，虽然是松散的，有限的，时间也并不长，但在历史上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因此，意义是重大的，它为以后的反封建斗争运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注释

①　《明英宗实录》卷四九。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二《江西》四。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一《叶宗留传》。

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二。

⑤⑥　傅维麟：《明书》卷一六一《邓茂七传》。

⑦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一《平闽浙盗》。

⑧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二《江西》四。

⑨　何乔远：《闽书》（明嘉靖间手抄本）卷一四九《萑苇》。

⑩丘濬：《陶公神道碑记》，载《金华府志》卷二七。

⑪《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⑫陈仁钖评纂：《皇明世法录》卷八三《平福建寇》。

⑬《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⑭朱国祯：《涌幢小品》册四，卷三二。

⑮《明英宗实录》卷一七四。

⑯清伍承吉修《云和县志》卷六《武事》。

⑰丘濬：《陶公神道碑记》，载《金华府志》卷二七。

⑱《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三、卷一九八；《明史》卷二七二《孙原贞传》。

兀良哈三卫叛服

元朝末年，大量散居在内地的蒙古族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已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而居住在漠北的蒙古族人，则仍以从事游牧生产为主。元亡，漠北蒙古族分为三部：居于西辽河、老哈河一带者，为兀良哈部；居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者，为鞑靼部；居于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准噶尔盆地者，为瓦剌部。

明朝建立后，为尽快稳定国内局势，巩固统治，明太祖对蒙古族人采取招抚政策，“有才能者，一体擢用”①。不久，兀良哈部的原元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继请求内附，明太祖遂于其地设置大宁都司营州诸卫，册封己子朱权为宁王，统领诸卫。然而，实力最为强大的蒙古鞑靼部不断东进侵扰兀良哈部，明朝随即派兵征讨。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又于兀良哈部所在地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自领其众，以为声援。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独朵颜地险而强”②。委以阿北失里等兀良哈部首领为各卫指挥使同知，三卫皆隶宁王朱权统领。

建文元年（1399），“智勇有大略”③的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起兵靖难，欲取代建文帝朱允炆。他担心宁王扰其后方，遂发兵入攻大宁都司，胁迫宁王归顺；又以重金馈赠三卫首领，约定出兵助攻。及燕王启程，宁王召集三卫首领。三卫皆从，一呼而起，跟随宁王西进关内。燕王从三卫将士中精选三千人为奇兵，随其南征。

四年后，燕王统兵攻入南京（今属江苏），称帝，是为明成祖。即遣百户裴牙失里等人返回兀良哈部通报。永乐元年（1403），再遣指挥萧尚都持敕书往谕。燕王称帝后，恐诸王尾大不掉，乃将宁王迁入内地，安置于南昌，又改都司为行都司，迁至保定。因兀良哈三卫在靖难之役中“从战有功”④，明成祖“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赏前劳”⑤。二年，兀良哈部首领脱儿火察等二百九十四人随萧尚都返朝，进献良马。明成祖因而命脱儿火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职掌朵颜卫；安出、土不申同为都指挥佥事，职掌福余卫；忽剌班胡为都指挥佥事，职掌泰宁卫；其余首领各授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并赐诰印、冠带、白金、钞币、衣物。此后，兀良哈三卫向明廷朝贡不绝。明成祖亦视兀良哈三卫为外藩，以拱卫京师。“居则侦探，警则捍卫，发给牛具、种、布帛、酒食良厚”⑥。四年冬，因三卫地区饥荒，兀良哈部民请求以马易米，明成祖命官署视马匹优劣，倍价易米。

此时，蒙古鞑靼部势力正盛。慑其兵威，兀良哈部秘密依附鞑靼，开始侵扰明朝北边，且不断假借卖马入明边境侦探虚实。明成祖闻讯，下诏责问，令其以马赎罪。十二年春，明廷于辽东接收兀良哈三卫所献马三千匹。明成祖敕令守将王真，每匹马付布四匹。然兀良哈三卫又叛明，依附于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二十年，明成祖亲征鞑靼部，击溃阿鲁台所部后，返回途中，于屈烈河大败兀良哈部军，斩首无计。遭此重创后，兀良哈部众纷纷降明，明成祖下令，一律释放，不准杀戮。

明仁宗即位后，对兀良哈部继续采取招抚政策，“赦兀良哈罪”⑦，且“诏三卫许自新”⑧，洪熙元年（1425），三卫首领阿者秃归降明朝，明仁宗授其千户，赐钞币、衣物、鞍马等，对以后再来的归降者，一律依此赏赐。

未几，处于困境中的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领属下东走兀良哈部。在其挑唆下，兀良哈三卫屡屡侵扰明境，于永平（治今河北卢龙）、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间大肆掳掠。宣德三年（1428）九月，明宣宗亲率三千精兵追击。明军出喜峰口，于宽河与兀良哈三卫军激战。明宣宗于阵前亲自张弓，射死其前锋三人。随即，明军两翼并进，大破三卫军。兀良哈三卫军士望见黄龙旗，纷纷下马拜罪请降，皆被明军生擒。明宣宗下令处置兀良哈三卫领兵首领后，班师回朝。此役使兀良哈三卫军精锐受挫，三卫首领皆谢罪入贡。明宣宗对他们抚慰依旧。七年秋，明宣宗又以朵颜卫首领哈剌哈孙、福余卫首领安出、泰宁卫首领脱火赤等人能长期恭事明廷，分别加赐金帛等物。

正统年间，兀良哈三卫频频兴师，屡犯明辽东、大同（今属山西）、延安（今属陕西）境，被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守将杨洪击败，生擒兀良哈首领朵栾帖木儿。不久，兀良哈部又依附日渐强盛的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且相互勾结，共同对抗明朝。其间，又与位于其东面的建州（治今辽宁新宾西南）兵联合，进驻广宁前屯。明英宗对兀良哈三卫的叛服无常十分憎恶，正统九年（1444）春，明英宗命成国公朱勇与恭顺侯吴克忠领兵出喜峰口，兴安伯徐亨领兵出界岭，都督马亮领兵出刘家口，都督陈怀领兵出古北口。各路人马均为精兵万人，分兵追剿扰边的兀良哈三卫兵，捕获扰边者甚众，夺回被其掳掠的人畜。

然而，兀良哈部虽依附瓦剌部也先，却为也先所利用。借泰宁卫首领拙赤与辽东肥河卫首领别里格有隙，于格鲁坤迭连战败之机，瓦剌又分兵截杀。兀良哈三卫因此陷入困境，更加紧对明朝边境的侵扰，以劫掠财物、人口。

十二年春，明总兵曹义、参将胡源、都督焦礼等将领统兵分巡东北边境，恰遇三卫兵入寇。明军迎击，斩杀三十二人，生擒七十余人。其后，瓦剌首领赛刊王、也先相继出兵兀良哈部，朵颜、泰宁二卫不敢应战，福余卫首领竟走避脑温江。至此，三卫实力日渐衰落，既畏惧瓦剌，然毫不敢背叛；却每年依旧朝贡明廷，以此换取明帝的赏赐；更因时常遭到明朝边将剿杀，时刻寻机报复。十四年夏，大同参将石亨等人“复击其盗边者于箭豁山，擒斩五十人，三卫益怨”⑨。随后于秋季与瓦剌相勾结，大举入侵明境。明英宗仓促北上亲征，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俘。

英宗弟、郕王朱祁钰在兵部尚书于谦等重臣拥立下，即帝位，是为景帝。景泰初年，明廷仍经常遣使赴兀良哈三卫诏谕、抚慰。然三卫已先受也先意旨，数次遣使在没有约定时入贡，以窥探明朝守备虚实。不久，也先又逼迫朵颜卫所部迁徙他地。三卫皆不堪忍受瓦剌肆虐，遂向明朝秘密传递瓦剌情报，且请求屯驻于靠近明朝边境处。景帝不允。故而，兀良哈三卫又倒向鞑靼部，与其首领孛来暗中交往，充当其向导。每遣使入朝，要与孛来使臣相见，见明廷待鞑靼厚，便请求加赏，未得应允，兀良哈三卫首领大怒，与孛来关系日趋紧密。

成化元年（1465），兀良哈部三卫派九万兵随孛来大举入侵辽河地区。不久，兀良哈部又西附鞑靼部毛里孩，东结海西兵，多次出兵关内劫掠，虽数遭明守将击之，仍侵扰不已。十四年，鞑靼首领满都鲁发兵入攻三卫，大肆掳掠。三卫首领力不能支，皆走避至明边境。迫于饥困，三卫首领请求明廷恢复马市，以易粮食等物品。明宪宗下诏，允许恢复三卫马市。二十二年，鞑靼别部首领那孩统兵三万，入攻大宁（治今内蒙古宁城西）、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渡老河，攻杀三卫首领伯颜等人，掠人畜万计。三卫部众为避战乱，“相率携老弱，走匿边圉”⑩。明边守将刘潺报告朝廷，明宪宗诏令边关守将，向三卫避难部众发放刍粮，给予优抚。

然兀良哈三卫仍扰边不止。弘治初年，常盗掠古北（今北京密云东北）、开元（今辽宁开元北）等地。明守将张玉、总兵李杲等设计诱杀来马市交易的三卫民众三百人。兀良哈三卫首领因此而北结鞑靼脱罗干部，请求出兵为其复仇。其后，屡屡进犯广宁（今辽宁北镇）、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地。未几，兀良哈三卫再遭鞑靼首领小王子的侵扰，三卫首领纷纷向明边关守将请罪，以避战祸。明孝宗随即应允，却不料三卫“阳为恭顺”⑪。朵颜卫都督花当依仗实力较强，数次向明廷请求增贡加赏，未获准，积怨甚深。

正德十年（1515），花当子把儿孙率千骑拆毁明鲇鱼关，闯入马兰谷大掠。明参将陈乾战败阵亡。把儿孙又分兵三路，骚扰明边。明武宗闻讯，命副总兵桂勇阻击。花当不敌明军，撤兵，屯驻于红罗山，将把儿孙藏匿后，遣其子打哈等入朝请罪。明武宗下诏，释罪不问。

把儿孙死后，其子伯革入明朝贡。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诏令伯革承袭其父爵。然打哈系花当子，却不得官爵，遂大怒，发兵劫掠冷口、擦崖、喜峰等边关。至二十二年冬，兀良哈三卫与鞑靼部合兵，屡犯明境。明朝数员守将阵殁。明世宗因此下令罢马市，禁止与三卫部众市易。此后，兀良哈三卫更与明廷交恶，明北边频频告急。

万历初，朵颜卫实力益强，首领长昂藉此要挟明廷加赏，未获应允。长昂遂纠集部众闯入明境，盗掠财物，又拦截诸部族入贡明廷使臣。十二年（1584），长昂与土蛮合兵，再度大举入攻明境。明守将李松急请朝廷派兵围剿长昂，朝议不从。长昂益发跋扈自恣。十七年，其与鞑靼东、西二部合兵，入寇辽东，击败明将李成梁所部。

长昂死后，其子实力渐衰。兀良哈三卫亦皆疲于长期兴兵、征战，遂罢兵。崇祯初年，后金势力渐盛，兀良哈三卫皆臣服于后金。

注释

①《太祖实录》卷三○。

②《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传》。

③《明史》卷五《成祖本纪》。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二○。

⑤《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传》。

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二○。

⑦《明史》卷八《仁宗本纪》。

⑧《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传》。

⑨《英宗实录》卷一七七。

⑩⑪《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传》。

弘治君臣

大明天下，传至宪宗成化年间，经济发展，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号为太平无事。孝宗朱祐樘即位后，可谓天下晏安，贵为天子的人，很容易怠惰苟安，在国富民殷的条件下，也很易滋生骄奢习气。但孝宗皇帝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出现了历史上弘治清平政治的景象。君主奋发，重臣砥砺风节，弘治君臣，共创了一代太平盛世。

王恕，字宗贯，三原人。成化元年（1465）南阳、荆、襄流民起义，恕受命与工部尚书白圭共平刘通及石龙部起义，并严格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滥杀，使得流民很快复业。他又总督河道疏浚，“浚高邮、邵伯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陈公四塘水闸”①治绩显赫。“考选官属，严拒请托，同事者咸不悦。”②“中官王敬挟妖人千户王臣南行采药物、珍玩，所至骚然，长吏多被辱。”③对此王恕上疏严劾，最后下王敬等入狱，远戍其党十九人，而王臣被杀，传首南京。孝宗即位后，陕西缺巡抚，王恕举荐河南布政使萧祯为陕西巡抚，孝宗原想另寻人选，王恕力争，以为孝宗不用萧祯，是受左右近臣言语蒙蔽，如不用萧祯，就是宣布我王恕荐人不当，那就是我有罪，既然陛下认为萧祯不可用，也就等于我王恕不可用。经一番激烈争辩后，孝宗最终还是起用萧祯为巡抚。卢沟桥修成，中官李兴请求让文思院副使潘俊等人升官。王恕对孝宗说：“营造常职，安得录功。成化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复行。且山陵大工未闻陞职，援例奏乞，将何词拒之。”④帝纳其言。王恕一生在朝廷、地方做官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他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之恐后。”⑤

彭韶，字凤仪，莆田人，是孝宗朝的又一重臣。锦衣卫指挥周彧，是太后的弟弟，上奏孝宗，请求将武强、武邑两地不足税额的土地，划为闲田。孝宗命彭韶同御史季琮去勘察。韶等勘察归来上奏说：“真定田，自祖宗时许民垦种，即为恒产，除租赋以劝力农。戚里家与国咸休，岂当与民争尺寸地。臣诚不忍夺小民衣食，附益贵戚，请伏奉使无状罪。”⑥奏疏转递孝宗，孝宗下诏以田归民，却斥责彭韶沽名而抗命，下诏狱。一时言官纷纷上疏求救，最终得到孝宗宽恕。当时，彭韶与何乔新同时为官，并有重名，时人称何、彭。安岳扈家烧死刘某家二十一口人，定远曹氏杀其兄全家十二人，地方官府认为这是疑案，久不能决断。彭韶一到，刑讯得实，犯罪者都服罪。彭韶做按察使时，将辖区内滥建的各种祠堂，一律拆除。“王府祭葬，旧遣内官，公私烦费，奏罢之”。⑦“与尚书王恕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⑧又上书说：“现今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损”。又说：“滥授官太多，乞严杜倖门，痛为厘正。”⑨帝纳其言。彭韶在刑部为官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何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⑩

对于这样忠正之臣，孝宗倚重至深，相反对于佞倖之臣，则深恶痛绝。宪宗时大学士万安勾结万贵妃进奸僧继晓，讨宪宗欢心，以巩固其宠幸；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做太子时，多闻万安恶迹，即位后，在宫中找到一个箧子，都是房中密术，污秽不可染目，署名“臣安进”。孝宗当万安面说：“是大臣所为乎！”⑪万安惭愧流汗，不能出一语。

马文升，字负图，钧州人。陕西满四之乱被平定后，擢为左副都御史。是时，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等少数民族酋首连年犯边。马文升“请驻兵韦州，而设伏诸堡待之。遂败寇黑水口，擒其平章迭烈孙，又败之汤羊岭，斩首二百，名其岭曰‘得胜坡’，勒石纪之而还”。⑫孝宗耤田，教坊以杂戏进。马文升正色说：“新天子当使知稼穑艰难，此为何者？”⑬即斥去。马文升在兵部为官十三年，尽力戎务，对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诸方面事务，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对于国家大事，该说的即使不属职分之内的事，也能做到言无不尽。“尝以太子年及四龄，当早谕教。请择醇谨老成知书史如卫圣、杨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语动止悉导之以正。若内庭曲宴，钟鼓司承应，元宵鳌山，端午竞渡诸戏，皆令勿见。至于佛、老之教，尤宜屏绝，恐惑眩心志。”⑭马文升，文武双全，长于应变，朝廷大事的决策，往往等待他作出最后决断。他屡立战功于边镇，边疆少数民族人士多闻其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虽遭谗诟，屡起屡仆，迄不少贬。”⑮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初做职方司主事，后升拔为郎中。明习军事工作，任职期间，他所在衙门的宿弊完全得到革除。“所奏覆多当上意，尚书倚之若左右手。”⑯“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⑰弘治六年春，黄河决口淹张秋，孝宗下诏广选治水贤才往治。吏部尚书王恕推荐刘大夏，朝廷便擢升刘大夏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河。大夏于是自黄陵冈浚贾鲁河，再疏浚孙家渡、四府营上流以分水势；再筑长堤，起胙城历东明、长垣抵徐州，横亘三百六十里，河水治理较彻底，改张秋镇为安平镇。孝宗嘉奖刘大夏，并赐玺书表彰。孝宗曾对刘大夏说，每临大事就想找你来，听听你的主意。他又曾问大夏：“‘天下何时太平？’对曰：‘求治亦难太急。但用人行政悉与大臣面议，当而后行，久之天下自治。’尝乘间言四方镇守中官之害。”⑱刘大夏曾说过：“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⑲朝鲜使者在鸿胪寺馆遇到刘大夏邑子张生，于是详细询问了刘大夏的起居情况，并说：“我们国家听说刘东山先生的大名，已经很久很久了。”安南使者入贡时说：听说刘尚书亲自戍守边防，现在身体好吗？刘大夏让外国人如此重视，可见其为官做人的魅力。

刘健，字希贤，洛阳人。“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⑳大内清宁宫遭火灾，太监李广畏罪自杀，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共同上疏说：古之贤君没有不因灾祸产生而感到畏惧的。从来奸佞之人荧惑圣听，贿赂公行，赏罚失当，这就是灾祸滋生的真正原因。现在元恶已死（指李广），“圣心开悟，而余慝未除，宿弊未革。伏愿奋发励精，进贤黜奸，明示赏罚。凡所当行，断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贻后悔。”㉑十四年秋，帝以年兴缺饷，屡下廷议。大学士刘健等认为：“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天下幸甚！”㉒孝宗虚心纳谏。

孝宗事两宫太后很孝顺，而两宫都痴迷佛、老。她们遣中官带真武像，建醮武当山，又派使者到泰山进神袍，孝宗虽不同意这样做，无奈两宫太后执意要做，只能屈从她们，对此，刘健等进谏甚力。十七年二月，诏建延寿塔于朝阳门外，封道士杜永祺等五人为真人，这些荒诞之事都因刘健等极力谏阻被强行停止进行。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孝宗对刘健深信不疑，每进见，孝宗就屏左右与其密谈。“诸进退文武大臣，厘饬屯田、盐、马诸政，健翊赞为多。”㉓“健器局严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谒，不交一言。……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㉔

谢迁，字于乔，余姚人。朱祐樘为东宫太子时，谢迁已经做了讲官。每日与朱祐樘讲读经史，千方百计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启发太子的诚心。每日讲习前夕，总要整肃衣冠，严正陈辞，等到疏解经义时，总要举历史及现实中的典型事例详加说明，朱祐樘多次夸奖他讲得透辟深刻。太子出阁后，加谢迁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上疏劝太子亲贤远佞，勤学问，戒逸豫，帝嘉之。”㉕尚书马文升因为大同有边警，粮饷兵器不足，请求增加南方两税折银。谢迁说：“先朝以南方赋重，故折银以宽之。若复议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国在节用，用度无节，虽加赋奚益。”㉖尚书倪岳也奋力谏诤，最终将此事搁置停办。孝宗晚年感慨时政之弊，想进行一番改革，而大内仓库、马坊、存货场中官作奸犯科，不能深究其罪，其中御马监、鹰骧四卫勇士们自以为自己是禁军，不归兵部管辖，常常以空名支饷，其中弊端最甚。谢迁乘机进言，请孝宗下旨严禁作弊，痛为约束。谢迁说：“虚言设禁无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闻。然后严立条约，有犯必诛，庶积蠹可去。”㉗孝宗允许照办。正如《明史》所说：“迁仪观俊伟，秉节直亮。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时人语之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㉘

丘濬，字仲深，琼山人。成化元年，两广用兵，丘濬向大学士李贤奏报情况，分析说明两广地区敌我陈兵形势洒洒几千言，李贤非常欣赏他所论述的兵谋战略。因参与修撰《明英宗实录》，又写《续通鉴纲目》，他被擢为学士，迁国子监祭酒。当时的国子监太学生撰文崇尚险怪，丘濬主管南郊乡试，分考会试时，对险怪之文，都痛加贬抑。“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㉙丘濬认为真德秀《大学衍义》有资治道，惟缺治国平天下内容，于是他采取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分类汇集，并附以己意，定名为《大学衍义补》。书成，呈上，孝宗览后大悦，批答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联甚嘉之。”㉚乃命礼部刊行。成化二年，丘濬上奏说：“愿陛下体上天之仁爱，念祖宗之艰难，正身清心以立本而应务，谨好尚不惑于异端，节财用不至于耗国，公任使不失于偏听，禁私谒、明义理、慎俭德、勤政务，则承风希宠，左道乱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㉛因列时弊二十二事，帝纳之。“濬在位，尝以宽大启上心，忠厚变士习。”㉜丘濬性格有些褊隘，曾与刘健议事不合，甚至把官帽摔在地上；言官建议不合自己心意，就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也不太好，以至彼此不说一句话。但丘濬为人廉介，所住的房舍狭窄潮湿，四十年不改建；性格酷爱学习，年纪很大、右目失明时，还不停止翻阅图书；每当论事争辩，言词激忿，听者恐惧。“至修《明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㉝

王鏊，字济之，吴人。弘治初年，王鏊被提升为侍讲学士，充当讲官。中官权贵李广做孝宗游西苑的向导，王鏊便讲述文王不敢贪恋于游猎的故事，反复规劝，孝宗为之动容。讲罢，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所指斥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寿宁侯张峦，过去与王鏊有亲戚关系，等到张峦得势、富贵起来的时候，王鏊与他断绝关系，不再互相往来了。王鏊曾上奏陈述边防事宜，大略是说：最近火筛（蒙古族首领）入寇大同，陛下日夜不得安宁，而沿边防线的各位守城将领，没有一个人敢同他交锋，这实在令我不解。依我看，现今的火筛、小王子不足畏惧，而嬖倖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防空虚，这才是最可怕的啊！连年以来，边将失去战机打了败仗，朝廷往往让他们戴罪杀敌。副总兵姚信拥兵不进，也能逃脱罪责。这就是人心之所以懈怠，将士士气之所以不振奋的原因。“望陛下大奋乾刚，时召大臣，咨询边将勇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专主将之权。……厚恤沿边死事之家，召募边方骁勇之士，用间以携其部曲。分兵掩击，出奇制胜，寇必不敢长驱深入。”㉞孝宗果然按他的建议整饬边防。王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晚年他撰写了《性善论》一文，王守仁看后说：“王公深造，世未能尽也”。㉟王鏊“少善制举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㊱

闵珪，字朝瑛，乌程人。弘治十三年，他“以灾异与都御史戴珊共陈时政八事，又陈刑狱四事，多报可”㊲。宣府妖人李道明聚众烧香，巡抚刘聪听千户黄珍的话，以道明将引北寇攻宣府为理由，株连几十家。等到缉拿到案进行审讯时，发现没有一件事是有证据的。闵珪于是只判李道明一人有罪，其余的人都被释放，刘聪也被下狱贬官。大理寺丞吴一贯获罪，孝宗亲自审讯，将处以大辟之刑。闵珪说：“一贯的案情不实，罪当判徒刑。”孝宗不准，闵珪坚持己见。孝宗忿怒，戴珊从旁化解，孝宗才收敛皇威，下令重新审议。闵珪始终以原判上奏，孝宗很不高兴，把这件事告诉了刘大夏。刘大夏说：“‘刑官执法乃其职，未可深罪。’帝默默久之，曰：‘联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执耳。’卒如珪议。”㊳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成化十四年，迁陕西副使，仍督学政，正身率教，士皆爱慕之。历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终任不携一土物。”㊴“晋府宁化王钟淫虐不孝，勘不得实，再遣珊等勘之，遂夺爵禁锢。”㊵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孝宗召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议政事。戴珊乞退，孝宗不允，问，为何急于离去？戴珊不敢言。刘大夏说，珊确实有病。孝宗说：“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为联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联！”㊶孝宗说罢，泫然涕下。珊与大夏也都叩首涕泣。戴珊出宫后，对刘大夏说：我一定要尽忠朝政，殉于本职。

明弘治期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政治较为清明，这是因为孝宗励精图治，有一班才德兼备的大臣竭诚辅佐，如王恕、彭韶之冰鉴，马文升、刘大夏之练达，刘健、谢迁之老成，王鏊、丘濬之文章，闵珪、戴珊之宪刑。孝宗虚心纳士，用而不疑，大臣竭诚辅弼，为官廉直，君臣共创出明朝历史上的弘治之治。十八年（1505）孝宗病重，召刘健等十余人为顾命，托以东宫说：“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㊷刘健等叩首应答：“臣等敢不尽力！”㊸翌日，孝宗死。

注释

①②③④⑤《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⑥⑦⑧⑨⑩《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⑪《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⑫⑬⑭⑮《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⑯⑰⑱⑲《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⑳㉑《明史》一八一《刘健传》。

㉒《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

㉓㉔《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㉕㉖㉗㉘《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㉙《明史》卷一八一《丘濬传》。

㉚《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㉛㉜㉝《明史》卷一八一《丘濬传》。

㉞㉟㊱《明史》卷一八一《王鏊传》。

㊲㊳《明史》卷一八三《闵珪传》。

㊴㊵《明史》卷一八三《戴珊传》。

㊶㊷㊸《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武宗嬉游

武宗于1506年，改年号为正德元年，即位之初，一仍旧例，顾命协和，天下晏安。“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赋。……葬敬皇帝于泰陵。……御文华殿日讲，减苏、杭织造岁币。……禁吏民奢靡，免陕西被灾税粮”①。四月，英国公张懋在上奏中开始提及：“仰惟皇上嗣位以来，日御经筵，躬亲庶政，天下喁喁望治。迩者忽闻宴闻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沓，经出掖门，游观园囿，纵情逸乐，臣等闻之，不胜惊惧。”②即位刚四个月，武宗就开始微服出宫，自觅淫乐，故懋等切言谏止。吏科给事中胡煜也对武宗不重视学习、玩物丧志的行为提出规谏，他说：“君值英妙之年，正力学之时，但儒师日讲之时，课业未毕就有鸿鹄之思，几席研读未几，忽生逸乐之想。”③他提醒武宗，身为帝王，一念之不纯，一动之失中，都会产生极大影响。他劝武宗应灭宴安愉佚之志，正心以视朝廷，力图天下之治。当时武宗好骑射，常微服出宫游猎。兵科给事中汤一漠，力劝不从。大学士刘健于六月上疏指出，陛下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可见武宗在正德元年六月，已经沉溺于逸乐，怠荒于朝政了。当时顾命大臣刘健进谏要求武宗做到以下几点：一、无单骑驰驱，出入宫禁；二、无频幸监局（内官太监办事机构），泛舟海子（京郊游览胜地之一）；三、无事鹰犬弹射；四、无纳办侍进献饮膳。

七月，宦官利用武宗擅权现象已很明显。南京御史陆崑上疏言：“自古宦竖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志，……陛下嗣位以来，天下喁然望治，乃未几宠幸阉寺，颠覆典刑。太监马永成、魏彬、刘汉、傅兴、罗祥、谷大用辈，共为蒙蔽。日事宴游……廷臣屡谏，未蒙省纳。若辈必谓宫中行乐，何关治乱，此正奸人蒙君之故术也。”④刘瑾，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进入宫中，冒其姓。“武宗即位，掌钟鼓司，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⑤时“八虎”窃权，朝政日非。陆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彦徽、葛浩、贡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诺、姚学礼、张鸣凤、蒋钦、曹闵、黄昭道、王弘、萧乾元等上疏极谏。奏疏中说：“自古奸臣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志。如赵高劝二世严刑肆志，以极耳目之娱；和士开说武成毋自勤约，宜及少壮为乐；仇士良教其党以奢靡导君，勿使亲近儒生，知前代兴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祸。……陛下广殿细旃，岂知小民穷簷蔀屋风雨之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頞赴诉之无路。……夏秋亢旱，江南米价腾贵，京城盗贼横行，可恣情纵欲，不一顾念乎？阁部大臣受顾命之寄，宜随事匡救，弘济艰难，言之不听，必伏阙死谏，以悟圣意。顾乃怠缓悦从，巽顺退托。自为谋则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属望何？伏望侧身修行，亟屏永成辈以绝祸端，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⑥当月，司礼监传旨，以大婚礼需银四十万两。尚书韩文以户部空虚，请先发十万两。监察御史赵佑言，皇帝大婚，左右以此为口实，将肆无厌之欲，用如泥沙，坐致耗国。武宗诏许减四分之一，并立夏氏为皇后。自大婚后武宗视朝更迟。刘健说，近两月来，或日高数丈才视朝，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杖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不但精神困倦，而且过时误事。言官揭露刘瑾说：“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佞巧，诬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纵导陛下。……引车骑供执鞭之役，列市肆而亲商贾之为。致陛下日高未朝，漏尽不寝。此数人者，方且窃弄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⑦可见武宗嗣位不及一年，则嬉游忘政，权倾阉宦，造成政治腐败与危机。

正德二年（1507），八月，宦官钱宁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钱宁在西华门别构院落，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比，称作“豹房”。“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⑧。江彬狡黠强狠，貌魁硕有力，善骑射。与武宗论兵法，武宗大喜，提升他为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江彬推荐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有勇略，并召侍豹房，同样赐他们国姓，收为义儿。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江彬“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四镇军，彬兼统之。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帝时临阅，名过锦。诸营悉衣黄罩甲，许泰、李琮、神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⑨江彬等唆使武宗命建市场，身穿商人衣与群小贸易，一手持账本，一手端算盘，与买主争利喧吵，还设市正调节。左右簇拥入“廊下家”；所谓廊下家，就是宦官在甬道上张设的酒肆。武宗坐在当垆妇女之中，武宗一到，娼妇妖艳，杂出蜂拥而入，醉后宿其处。此时，“豹房”已成为武宗朝夕沉溺之所，堪称淫荡之宫。武宗自呼“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武宗淫虐之行，使内外廷臣侧目，民间谣诼四起，纷纷讥讽之。

正德五年（1510）六月，武宗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让有司铸印。内臣诱武宗事佛，故有是命。八月，刘瑾谋反事发，杨一清举发其事，旋籍刘瑾家。初，武宗不欲诛谨，及抄其家，得金银累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并得衮衣、玉带、甲杖、弓弩诸违禁物；又见其常持扇内藏锋利匕首。武宗大怒，厉声喊：“奴果反，趣付狱”。⑩六科给事中谢讷、十三道御史贺泰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请亟赐诛戮。武宗同意，令法司、锦衣卫会百官审讯于午门外。

正德七年（1512），武宗赐义子一百二十七人，皆姓朱；旋又增建豹房。工部上疏说，建造豹房，至今所费白金已达二十四万余两，今又令增修房屋二百余间，现国乏民贫，何以为继？求量减其半。不允。武宗每岁张灯，费数万。至是宁王宸濠另作奇巧来献，令所遣人入宫悬挂，将灯附于柱上，再于庭轩间设芦篷，贮火药其中，偶不慎，延烧宫殿，乾清宫以内皆成灰烬。武宗往豹房临视，回顾火焰烛天，笑语左右说，不过是一团大烟火。后武宗下诏罪己。户科给事中认为，乾清宫是陛下的正当寝宫，陛下舍乾清宫而远处豹房，疏远儒臣而亲近番僧，轻朝政而创开酒店，信童竖而日事宴游，使得君臣隔阂，纪纲废弛。建议诏大臣研究恢复朝纲，退朝之暇要端处寝宫，四时庙享要亲主其事，义子番僧，俱罢遣。豹房酒房，一律拆除。南京十三道御史等上疏言：“陛下嗣位九年，储位尚虚。请择宗室幼而贤者一人，置之左右，以代宗庙之礼，尽晨昏之职，俟皇子诞生，遣之归国。”⑪一时间建储问题成了满朝文武忧虑的焦点之一。

正德年间，俗尚奢华，宴会丰腆，居室宏丽。当时大臣设宴，一席千金。这种风俗，多由武宗开其端，因此虽屡有禁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正德十年（1515）六月，武宗又常自西安门出京城，经宿而回，不知临幸何所。皇帝不在宫中，政位空虚，道路相传，众口藉藉，满朝文武心志惶忧，神魂飞越。十一月，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人，谓之“活佛”。武宗欲见，命太监刘允往迎。允行，带珠琲、黄金供具、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钜万。敕允往还十年为期，所携茶盐数以千万计。越两月入其地，悉僧号“佛子”，恐遭人诱害，不肯出。允部下俱怒，想劫持前来，遭番人夜袭，尽夺宝货器械以去，死军官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一半，允乘马疾走仅免。

为与钱宁争宠，江彬计划导引武宗巡幸，疏远钱宁。于是他几次说宣府乐工多漂亮女子，同时还可以观察边衅，可以在短时间内奔驰千里，为什么非要郁郁不欢地居住在大内，受廷臣们的限制呢。武宗以为说得对。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急装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关，为御史张钦所遮乃还。数日，复夜出。先令太监谷大用代钦，止廷臣追谏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⑫江彬又诱导武宗由大同渡黄河，到达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⑬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内旨授马昂为右都督。初，昂为延绥总兵官，以奸贪骄横被弹劾罢官，有妹，善歌，能骑射，嫁指挥毕春，有娠。马昂依仗江彬之势夺回其妹，进于武宗，召入豹房，大宠。升马昂为右都督，其弟马炅、马杲并赐蟒衣、大珰，武宗及内臣都称之为舅，赐宅太平仓东，势震京师。都给事中吕经第认为，皇帝如为皇储打算，应选世族之女备嫔御，奈何溺卑污以自亵！京师到处传闻，马昂及其子弟，出入宫禁，肆无忌惮，又树立徒党为羽翼，小人之情无厌，如不早治，后悔无及！请求诛马昂，斥逐孕妇，以息人言。

御史徐文华说，中人之家尚耻再醮之妇，今万乘之尊为此，反之于心则未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他认为出此主意进淫妇者，当族。都给事中石天柱上疏言：以再醮淫妇之子为嗣，有违天地神祇、举朝文武、天下臣民之意，“藉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时，异日诸王宗室，肯坐视祖宗基业与他人乎？内外大臣，肯俛首立于其朝乎？望亟遣出，以清宫禁，消天下谤。”⑭武宗不从。后武宗从数骑过马昂宅入饮，酒酣，召马昂，马昂以妾病辞。武宗大怒，马昂惧，与太监张忠勾结进其妾杜氏，武宗立即宣旨升马昂弟马炅为都指挥、马杲为仪真守备。马昂大喜过望，又进四美女谢恩。

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武宗听取江彬之言，准备到宣府巡视居庸关，御史张钦认为，这次北巡，实欲亲征，岂知北寇猖獗，很易酿成英宗己巳之变。匹夫犹不自轻，奈何以宗社之重，身蹈不测之险？现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灾潦频仍，若起不虞祸变，而陛下“观兵绝塞，臣窃危之”。⑮八月，武宗微服至昌平。大学士梁储等追及沙河，上疏请还，不纳，旋至居庸关。时武清、东安等县，芦沟桥、清河店等处俱有盗贼。京城之内东直门诸坊，强贼白日剽杀。立春，武宗命迎春于宣府，备诸戏剧；又饰大车数十辆，令僧与妇女数百杂载戏暱，观后大笑以为乐。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武宗自宣府还京，群臣迎驾于德胜门，武宗驰马自东华门入，宿豹房。不久武宗又至京郊南海子，夜，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以“亲征”所获刀械衣器示群臣纵观。三月，至昌平。四月，武宗在密云，民间竟传上欲括子女，敛财物以充进奉，所至逃匿。五月，车驾至喜峰口，旋回京师。七月，武宗又将北巡塞上，传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令内阁草敕。而“朱寿”者，武宗自命之名。武宗以敕命为儿戏，震动京师！内阁大臣、九卿及科、道官集于左顺门，立谏不可。不纳，旋复命兵部议加威武大将军“朱寿”为公爵。满朝文武啼笑皆非。车驾度居庸关，历怀来、保安诸城堡，驻宣府。八月，武宗自万全左卫历怀来、天城、阳和至大同，驻大同。在大同武宗又降敕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令吏部遵敕奉行。十月，车驾渡河入榆林。武宗自榆林历米脂、绥德渡河至石州、文水。车驾至太原。先是，武宗在偏头关，索女乐于太原。晋府（太原）乐工杨腾妻刘氏，善讴，武宗载以俱归，大见宠幸。左右暗地调戏，刘氏一笑而解。江彬与近幸都事之以母，称“刘娘娘”。武宗自贱如此，威信日下。

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武宗大祀南郊，礼毕，仍出猎于京郊南海子。三月，武宗决意南巡，群臣惶惧，计无所出。宁王宸濠反，武宗将亲征，兵部尚书王琼等谏止，不准。九月武宗南巡亲征，命草威武大将军制，又以江彬为威武副将军，并下内阁。车驾发京师，先至涿州，又至保定府，驻保定。宴于府堂，巡抚都御史伍符及巡按、御史、管粮主事俱侍宴行酒。武宗与伍符为藏阄之戏，符探得阄，武宗不悦，饮符至醉，乃大笑，天子之威丧尽。不久，车驾至临清。武宗南行时，刘姬病未从行，约以玉簪召，武宗过芦沟桥，驰马失簪，索而不得；至临清，遣使召姬，无信约，不肯出。于是武宗复自临清北上，乘单舸晨夜疾趋至张家湾，载刘姬与俱南，从官俱不知，往返踰月。武宗发临清，过济宁，至徐州；又乘龙舟自徐州顺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宿于太监张阳宅。当时武宗沿途捕得鱼鸟，分赐左右，凡得一鳞一毛者，各献金帛为谢。于是武宗在清江浦钓鱼数日，十一月，至宝应，渔于泛光湖；旋至扬州。武宗行渔，得一巨鱼，戏言值五百金，江彬将鱼送知府蒋瑶，责令出五百金。蒋瑶持其妻簪珥及内衣进献，说，府库无钱，我就有这些，武宗大笑。扬州府有琼花观，诏取琼花，蒋瑶说，自宋徽宗被掳北上，此花已绝，今无以献。武宗又传旨征异物，蒋瑶具对非扬州所产。武宗说，苧麻白布也非扬州所产吗？蒋瑶不得已，进布五百匹。武宗对地方苛剥如此！“有吴经者，尤亲暱，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贪者多自经”。⑯张锐，以捕妖言功，加禄至一百二十石。每缉事，先令逻卒诱人为奸，乃捕之，得贿则释。武宗所信用多奸黠不惩之徒。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武宗自南京返京；自瓜洲渡江，登金山至镇江，宿大学士杨一清宅，乐饮两昼夜，赋诗，又遍览一清所藏书籍，取《册府元龟》二百零二册以归；从镇江宿望江楼至扬州；又至宝应再次垂钓泛光湖；再进至淮安，到清江浦，再宿张阳宅。垂钓积水湖时，因渔舟过轻，舟覆，武宗溺于水，左右大惧，急争入水掖帝出，自此遂不豫。武宗经东昌过天津而至通州，将欲西巡。会武宗身体疲惫已甚，左右力请还朝，越三日，乃返京师。

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武宗疾甚，不视朝；又因疾，罢郊祀。三月，武宗死，无嗣，遗诏迎世子朱厚熜入嗣皇帝位。武宗一生，嬉游荒政，纵宦为虐，淫荡恣肆，未能建储，常于豹房议事，又以敕命为儿戏，自名朱寿册封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满朝文武为之侧目。至死无嗣，可谓荒淫无道之君。

注释

①《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

②③④《明通鉴》卷四一，武宗正德元年。

⑤《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⑥《明史》卷一八八《陆崑传》。

⑦《明通鉴》卷四二，武宗正德二年。

⑧《明史》卷三○七《钱宁传》。

⑨《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⑩《明通鉴》卷四三，武德五年。

⑪《明通鉴》卷四四，武德七年。

⑫⑬《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⑭《明通鉴》卷四六，正德十一年。

⑮《明通鉴》卷四七，正德十二年。

⑯《明史》卷三○四《谷大用传》。

刘六、刘七起义

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明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官修《明史》也承认“流寇蔓延，几危宗社”。

河北地区地处京畿重地，是明朝的统治中心。这里，皇室贵戚庄田交错密布。正德年间，贵族庄田猛烈扩张，“奄人多夺民业为庄田”①，例如刘瑾党羽谷大用就强占民田至万顷。而贵族、豪势的庄田，绝不限于畿内，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封建统治者利用政治特权，大量侵占兼并土地，土地集中达到惊人程度。管庄军校更是无法无天，残民以逞，“民心伤痛入骨”②。而牧马之害则为患人民更深。自英宗时起，明朝政府强迫京畿人民代养官马，养马的民户称为“马户”，每岁征驹，如种马死亡或马驹不足，马户就得赔补。后来庄田激增，草场日削，饲料缺乏，军民苦于孳养。加以近畿徭役繁苛，人民困苦已极，失掉土地的农民无法生存，便沦落为驰马鸣箭的“响马”。由于他们时常打劫官吏、行商与富户的财物，被统治者诬之为“响马盗”。另外明朝统治者常以“捕盗”为名，滥杀无辜百姓，敲诈勒索，“民困已极，庐舍几空”③。这些地方的人民在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下，只有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刘六、刘七就是在官府威逼、走投无路之下发动起义的。

刘六名宠，刘七名宸，是霸州文安县（今河北任丘）的贫苦农民，兄弟二人“并骁勇善骑射”。他们因拒绝大宦官刘瑾家人的勒索，被官府诬为盗贼，画像捕捉。正德五年（1510）十月，刘六、刘七与刘惠、齐彦名等人，共推杨虎为首，在河北霸县发动武装起义。杨虎是河北交河县著名的“响马”。他曾和仲善良聚众起义，有数百人，投到京畿以内农民起义首领白瑛部下，随瑛转战山东临清一带。白瑛死后，杨虎统率白瑛余部，被天津兵备副使陈天祥所败。陈天祥招抚他，杨虎不受，便和刘六、刘七的起义军联合，声势大振。

正德六年（1511）二月，起义军分为两路，一支由杨虎、刘惠率领，转战河南、山西等地；一支由刘氏兄弟率领，转战河北、山东一带。两军约期相会。明朝统治者派遣惠安伯张伟和右都御史马中锡等督师进剿。刘六、刘七率领的农民军，“恃其马力”，“倏忽来去，势如风雨”④，奔驰在河北、山东一带广阔战场上，“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⑤。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和支持起义军，“所过乡落，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摭矢石，为向导以攻州县”，“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⑥，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马中锡率领的京军敌不过起义军，明廷遂准备调边兵增援。刘六等听说边兵将至，便退屯德州桑园。马中锡“见贼强诸将怯，度不能破贼，乃议招抚”⑦。他亲自到刘氏军营中进行劝降，刘七当面痛斥明朝政府，“今奄臣柄国，人所知也，马都堂能自主乎”⑧？马中锡的招抚计划失败了。后来，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张伟畏怯避战，马中锡以“师出无功”，皆论罪被下狱处死。

杨虎、刘惠率领的起义军也很善骑，他们驰骋在河北战场上到处打击官军，弄得“密迩近郊，京师戒严”⑨。由于京师有备，他们便冲破敌军包围，转战河南，攻入山西，进入湖北、江西等地，兵锋所指“如蹈无人之境”⑩；然后又循故道北上，返抵霸州，与从山东回兵河北的刘氏兄弟胜利会师，企图一举攻下京师。

八月，明朝政府派兵部侍郎陆完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宣府、延绥军，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见敌军来势迅猛，遂避开锋芒，挥师南下，包围河北沧州。九月，起义军在沧州城下与敌军激战之后，决定转移到山东。济宁一战，义军焚敌运船一千二百艘。义军企图断绝明朝的漕运，同时“劫漕船以资食”⑪。此后，农民军的活动地区，从大体上说，刘六、刘七重点在山东方面，杨虎重点在豫东苏皖以北地方。十一月，杨虎率起义军挺进苏北、皖北，当路经归德（今河南商丘）附近的黄河渡口时，中伏，杨虎溺水而死。起义军出奔河南，共推刘惠（又名刘三）为首领，称奉天征讨大元帅，秀才赵燧为副统帅。他们重新改组整顿队伍，建置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和中军；为应天下二十八宿，特编为二十八营，各竖大旗为号。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斗争目标，“置金旗二，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⑫，表示了农民军誓必暴力推翻明朝腐败统治的坚强决心。起义军严申纪律，禁止抢劫，不许妄杀无辜；但对于那些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的宦官、官僚、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决不饶恕；对一些同情起义军的知识分子则采取保护政策，因此，起义军力量有了更大发展，人数达到十余万人。

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当这支起义军攻入河南宝丰时，明政府派人送来“招抚榜”。赵燧在答皇帝“招抚榜”中说：“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举动若此，未有不亡国者。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⑬。赵燧答书前半部指出的是事实，是正确的；可是最后一句则暴露了他对封建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带有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这也是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

正德七年（1512），明王朝再度调集重兵，企图一举将起义军扑灭。起义军为了牵制敌军，再度分兵出击。刘惠、赵燧转战河南，刘六、刘七攻打山东。河南方面，明将仇钺拼凑重兵疯狂反扑。刘惠、赵燧在转战河南过程中，多次遭到明军拦截围攻，屡遭失利，于是从河南转入安徽；到六安后，又分其众为二，刘惠率万余人北走商城，赵燧率领一部分义军经安徽凤阳等地，移兵湖北，中途遇义军张通及杨虎余部数千人，声势复振。闰五月，义军在湖北应山与明军激战失利。赵燧突围后，削发化装成僧人，潜至江夏（今湖北武昌），准备进入江西再图大举，不幸被俘。刘惠突围到河南南召，在战斗中左眼中箭，自缢身亡。其他义军将士也在突围中被俘。赵燧等三十七名义军将士被执送到京师后，皆被处死刑。河南战场上的斗争失败了。

山东、河北战场方面，战斗也很激烈。起义军曾三打霸州，逼近京师。第一次威胁京师，《明史·陆完传》称：

刘六及齐彦名等扰山东，已而六复转而北，郤永败之潍县，迅趋霸州。帝将出郊省牲，闻之惧，急召完赴援，击破之文安。

第二次威胁京师情况，《陆完传》云：

七年正月，六等复突霸州，京师戒严，诏完及（谷）大用、（毛）锐还御近畿。贼乃西掠博野，攻蠡县、临城，大用、锐与遇于长垣，大败。

第三次威胁京师的情形，《陆完传》云：

贼南犯滕县，副总兵刘晖大败之……贼止之百人北走，沿途招聚，势复张。剽香河、宝坻、玉田，转攻武清，游击王杲败没，巡抚宁杲兵亦败，畿辅复震动。

山东、河北方面的农民军，曾三度威胁京师，但由于京师防守严密，义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攻下京城，所以又折回山东，转战河南，企图与刘惠部再度会合。当他们到达河南时，不料刘惠、赵燧兵败牺牲，义军陷入进退两难之中。明军集中兵力向刘六、刘七疯狂杀来。义军孤军作战，形势非常不利。刘六、刘七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被迫“弃马登舟”，率兵南下湖广、江西。正德七年（1512）闰五月，在湖北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战斗中，刘六在激战中不幸中箭受伤，落水牺牲。六月，刘七、齐彦名率军自黄州乘船顺流而下，攻下江西九江，转战于湖口、安庆、太平、芜湖、镇江等地，打得官军节节败退，曾“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⑭。但是，水战毕竟非惯于骑射的义军所长，明政府派彭泽、仇钺率军与陆完部会合，集中兵力进剿义军。一时间，大江南北，官兵云集，义军不习水战，变有利为不利。明军用大炮击沉义军船只，义军泊于南通狼山岛，凭高控险，英勇奋战。八月，在通州遇到飓风，义军弃舟走保狼山岛。陆完乘其不备，派兵夜袭，在水战中齐彦名中枪牺牲，刘七中矢赴水死。其余将士有的坠崖身亡，有的英勇战死，表现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河北农民起义，奋战两年多，纵横驰骋数千里，转战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山西、湖北、江西等八省，攻破州县城邑数以百计，多次逼近京师，“几危宗社”，是明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它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这次起义由于它在军事上单纯采取游击作战方式，没有建立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又多次分兵活动，使得兵力分散，沦于涣散。而起义军也没有提出具体鲜明的政治纲领，因而也不可能发动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这些都是招致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狡猾奸诈，施行分化离间政策，以给予衣粮田地相诱惑，以致自正德六年十一月至正德七年的一年内，农民队伍“解散投首者，令依前旨，免其粮差，已二十四万余两”⑮。统治者的分化阴谋，对瓦解起义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促使这次起义失败的一个因素。

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也给明朝统治者以严重的教训，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明武宗在农民起义中及起义失败后，曾下诏免除“灾寇”地区，如两畿、山东、河南、山西、湖广等地的税粮，并诏“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⑯。明武宗死后，世宗朱厚熜即位，对正德时期的暴政，作了一些改革措施，如“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⑰；鉴于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使阉宦专横稍为收敛；派官员勘查皇庄、庄田，退还正德以来侵占的一些民田，取消正德时开设的皇店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显示了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

注释

①《明史》卷二○八《郑自璧传》。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明孝宗实录》卷七六。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⑤《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⑥《明武宗实录》卷七四。

⑦⑧《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⑨《陵川县志》卷二○。

⑩《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⑪《明书》卷一六二《刘六传》。

⑫《皇明资治通纪》卷三三。

⑬《明史·仇钺传》。

⑭《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⑮《明武宗实录》卷九三。

⑯《明史》卷一六《武宗纪》。

⑰《明史》卷一七《世宗纪》。

宸濠之叛

朱宸濠以上高王身份于弘治四年（1492）继承其父朱觐钧王位，是为宁王。朱宸濠母，过去做过娼妓。朱宸濠长大后，轻佻无威仪，善长用文行自我粉饰。“术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异表，又谓城东南有天子气。宸濠喜，时时诇中朝事，闻谤言则喜。或言帝明圣，朝廷治，即怒。”①武宗正德二年（1507）四月，刘瑾受宁王宸濠重赂，假传圣旨恢复宁王护卫屯田。武宗正德初，朱宸濠遣内官梁安载金银两万赂瑾，瑾朦胧奏请，改南昌左卫为护卫；又奏准给予南昌河泊所一处，侵剥民利。后刘瑾事发被杀，兵部奏请革除宁王宸濠护卫，仍改为南昌左卫。时“宁王宸濠图不轨，赂瑾求复护卫。瑾与之，濠反谋遂成。”②正德六年（1511），宸濠葬母于先朝违禁之地西山青岚。后宁王竟敢建阳春书院，僭号离宫，怀不轨之心。朱宸濠还买通兵部尚书陆完，又勾结伶人臧贤，武宗左右近臣钱宁、张锐、张雄等，预谋再复宁王护卫。倖臣钱宁暗地与宸濠结私党，想进一步拉拢费宏，送费宏彩币和其他珍玩，被拒绝。钱宁羞愧并暗恨。为了恢复护卫和屯田，由钱宁和兵部尚书陆完主持，以车运来白金百万两，把朝中权贵都贿赂了一遍。费宏的弟弟编修费寀，他的妻子与宸濠的妻子是姐妹，得知此事，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费宏。“宏入朝，完迎问曰：‘宁王求护卫，可复乎？’宏曰：‘不知当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阁，宏极言不当予，诏卒予之。于是宸濠与宁合，而恚宏’。”③后陆完等施巧计，投宁王乞护卫疏，疏下阁议时，陆完又阴结杨廷和下制批准，费宏没有参与商讨的机会。朱宸濠就这样再次朦胧得复护卫。朱宸濠恢复藩王地位后，自称国主，妄传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宸濠密令承奉刘吉等招盗匪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入藩王府，号称“把势”。不久，宸濠招鄱阳湖盗匪杨子乔，统其部下杨清等肆行劫掠，扰害民生。

为加紧篡逆，宸濠招举人刘养正入府密谋。朱宸濠闻刘养正有才气，又精习兵法，故将其请入府中讲论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事。刘养正见其有谋反意，称宸濠有拨乱之才。于是他们狼狈为奸，密约待机举事。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奏宁王宸濠谋逆不轨状，兵部移文宁王府，令其约束部下。时宸濠谋叛踪迹已很明显，人们不敢议论。胡世宁则独义愤上疏说：“江西之盗，剿抚二说相持，臣愚以为无难决也。己抚者不诛，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顾江西患非盗贼。宁府威日张，不逞徒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承奉太过。数假火灾夺民廛地，采办扰旁郡，蹂籍遍穷乡。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请于都御史俞谏、任汉中专委一人，或别选公忠大臣镇抚。敕王止治其国，毋挠有司，以靖乱源，销意外变”④。疏上兵部移文后，朱宸濠很害怕，把罪过都推卸给下属以自我解脱。不久，“宸濠连奏世宁罪，世宁坐谪戍，自是无敢言者”⑤。后朝廷派河南左布政孙燧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

初，宁王宸濠谋逆，巡抚王哲被杀。董杰代王哲为巡抚，仅八个月也遭害。此后任汉、俞谏都只做了一年多巡抚就被罢官归里。现在孙燧以廷臣身份巡抚江西，不待言风险更大。孙燧接到任命后，叹息道：“是当死生以之矣”。⑥于是他先把妻子遣送回乡，自己只带僮仆二人前往。先是俞谏因抵忤朱宸濠被夺官闲居，朱宸濠更加得意，朘削百姓，运珍宝结禁近，以遥相支援；同时还连结江西各洞寨盗匪，纵其流劫。藩国官吏凡以正持者，朱宸濠总是千方百计将其排挤掉；怕灾祸临头的官员只能一味迁就。孙燧到任后，了解到这种情势，深感大变将作，于是采取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等措施，缓解百姓苦难，对敢于摧剥扰民的官吏，逐渐消除，侦破为奸谋逆的团伙，立即绳之以法，以此剪除朱宸濠的羽翼。

先是，朱宸濠听说胡世宁上疏举发其谋逆迹象，大怒，立刻列举胡世宁种种罪名，到处贿赂权幸，一定要置胡世宁于死地。当时右都御史李士实，是朱宸濠的党羽，他与左都御史石玠共同上奏，认为胡世宁狂率当治其罪。这时，胡世宁已晋升福建按察使，准备离开江西。朱宸濠一面诬告世宁离间亲王，妖言诽谤；一面贿赂内臣，矫旨逮捕。朱宸濠诬告未成，又在胡世宁临行前投毒谋害，胡吃后便血，几乎死亡。世宁既迁福建，顺路抵浙回家。朱宸濠又指使其党羽浙江巡御史潘鹏派兵悬赏缉拿胡世宁。恰逢按察使李承勋见事不平，私匿世宁，变姓名，抄小路送他归京师告发。至京后，世宁被下锦衣狱。在狱中胡世宁自辩无罪，当时两京言官陈启充、徐文华交章求救，经冬，经严刑拷讯，几乎至死。这是因为钱宁、萧敬、张雄、张锐、江彬等均受朱宸濠重贿，这些人便威胁刑官，必坐胡诬谄亲王罪至死。当时大理寺少卿胡瓒据理力争说：濠谋赖世宁以发，而置之极刑，何以服天下！众人也力为胡世宁争，当时江西巡抚孙燧等又力言其委屈，表明世宁为无辜，这才得以减死戍辽东沈阳卫；同时还削夺大理寺卿胡瓒等俸禄。朱宸濠上勾下连，谋逆前横行乡里，诬告朝臣，险些酿成冤狱，其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朱宸濠令王春、余钦等招募大盗凌十一、闵廿四等五百余人，四集亡命，同杨清等藏于丁家山寺，劫掠官、军、民、商财货；还厚结广西土官狼兵，并南赣、汀、漳洞蛮以为响应；派人去广东买皮帐，制作皮甲，并私造枪炮盔甲及外域佛朗机铳等兵器，日夜制作不休。

正德十四年（1519）四月，李士宝、刘养正、王春、刘吉、万锐等，与朱宸濠筹谋叛乱，又怕事不成反受诛戮，想在武宗晏驾后乘机变乱。朱宸濠派奸党卢孔章等分布于水陆要道，与朝中奸党万里报信，十日一传，踪迹大露，南昌人情汹汹，都说宸濠早晚就要做天子了。孙燧左右之人也都是朱宸濠的耳目，孙燧察防格外严密，左右之行也看不出孙燧有什么破绽。孙燧暗自观察，许逵这个人忠心不二，也有勇气，于是找他共谋除奸之计。先前副使胡世宁暴露朱宸濠反叛劣迹于朝，中官幸臣一时间把胡世宁当成打击的标的，世宁获罪去职，孙燧思量向朝廷揭露朱宸濠的叛逆罪恶是没有用处的，于是假借防备盗贼兴起为口实，预先做好准备。“先城进贤，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县多盗，割其地，别置安义县，以渐弭之。而请复饶、抚二州兵备，不得复，则请敕湖东分巡兼理之。九江当湖冲，最要害，请重兵备道权，兼摄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以便控制。广信横峰，青山诸窑，地险人悍，则请设通判驻弋阳，兼督旁五县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讨贼，尽出之他所。”⑦孙燧笑谈说，朱宸濠要想叛乱，我不消灭他，他在我的包围下，处处挨打，也一定会迅速被消灭。适逢江西大水，凌十一、闵廿四等出没于鄱阳湖为寇，孙燧就和许逵从江外掩杀追捕。当夜大风雨，不能渡江，三大贼逃匿于朱宸濠林墓地中，未被搜捕到。朱宸濠察觉到孙燧在计划对付自己，使人贿赂朝中幸臣撤去孙燧，同时送给孙燧枣、梨、姜、芥四物（早离疆界之意）以示意。孙燧笑着退还给他。许逵劝孙燧先下手擒贼，后报告朝廷，孙燧说，为什么非要给奸贼留下借口，况且现在还需要借他的力量去部署我们的防务！

朱宸濠致书陆完，让他设法紧急调走孙燧，让梁辰、汤沐接替，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亦可，千万不能任用吴廷举。此时，王守仁也上疏揭露朱宸濠谋反。朱宸濠奸党路劫孙燧，未能得逞，“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许，忧惧甚。”⑧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最初也想与朱宸濠结党，并帮助他恢复护卫，不久发现朱宸濠真要谋反，而且得悉皇帝已经注意到他和宁王的来往，在紧急中，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再次削夺朱宸濠的护卫，以免后患无穷。御史萧淮上疏说：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叛踪迹已经暴露无遗。江彬、张忠也赞成萧淮之见。于是武宗派太监赖义带着敕命革除朱宸濠护卫。同时给事中徐之鸾、御史沈灼又分别上奏朱宸濠所行不法之事。武宗下诏，发兵搜索朱宸濠派进京城的侦探。当时朱宸濠的侦探林华藏在臧贤家，武宗下令搜查，臧贤家多复壁，表面看是锁好的木橱，打开橱门就是长巷，林华就侥幸靠了这条复壁巷道，得以逃脱，回到江西。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正式叛变。先是六月十三日，正值朱宸濠生日，设宴请镇巡三司同来祝寿。忽闻京城派太监擒拿宁王，又值林华归来，尽言武宗拟除护卫事，宸濠大惊，急召刘养正、刘吉等密谋。刘养正等以为情态紧急，应趁次日镇巡三司官贺寿之机，将他们一网打尽，把不附己者杀掉，因而举事。于是朱宸濠连夜集合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交给他们兵器守候府邸，又招李士实，告以举兵事，李士实答应与其一同叛乱。明日，各官入谢后，左右带甲露刃侍者数百人。“宸濠出立露台，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张目直视濠，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在，谁则敢违？’濠大怒，命缚燧，众骇愕，相顾失色。”⑨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吼：孙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们这些反贼，谁敢擅自加害？许逵又对孙燧说：我让你先发制人，你不听，今日反受制于人！宸濠下令把许逵捆绑起来，酷刑拷打，问他还有什么话可说？许逵厉声说：我只有赤心而已，岂能和你们一起反叛！宁王气急败坏地令校尉将孙、许二人推出惠民门问斩。许逵临终大骂：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城中之人无不为之流涕鸣冤！朱宸濠又将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等一并械锁下狱。李士实、季斅等持檄谕降诸郡县，革正德年号，指斥武宗罪行。宸濠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不久闵廿四、吴十三夺船顺流攻打南康，知府陈霖逃走；再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知府汪颖等亦逃，城俱陷，宸濠使师夔据守。娄伯到达进贤，被知县刘源清杀死。

先是，王守仁提督江西，知李士实与宸濠谋逆，早有准备。及宸濠叛，王守仁先报京师宸濠反，又部署各郡县严守待命。王守仁传檄远近，揭露宸濠罪恶，起兵讨伐。王守仁待各路勤王兵到齐后，集众商议说：叛贼若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就不保了。吾想施计阻挠他，拖延上十来天就没有后患了。于是他派间谍传檄府县说：都督许泰、郤永带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带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共十六万人，直捣南昌，所至之处，有粮草、军械供给不上的，以军法论；又作蜡书送交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说自己归附的诚意，让早日发兵东下，而纵间谍泄露此事。朱宸濠果然怀疑；又与李士实、刘养正谋划，大家都劝他尽快到南京即大位，朱宸濠更加疑惑。等了十几天得知中央及各地兵马没有到此，才醒悟这是王守仁在骗他。七月，朱宸濠留宜春王拱樤居守，而带重兵六万人，袭击攻占九江、南康，出长江到达安庆。王守仁闻到南昌兵少的消息非常高兴，速到樟树镇，集戴德孺、徐琏、邢珣、余恩、胡尧元、童琦、邹琥、谈储、王、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天兴等将领兵众八万人，号称三十万。有人请求解救安庆，王守仁说：“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⑩大家一致称善。己酉日到达丰城，以伍文定为前锋，先派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其伏兵。庚戌日夜半，文定兵到达南昌广润门，守兵吓跑。次日黎明，各路军队用梯子和绳索登城，擒获拱樤等，宫人多烧死；兵卒颇有杀掠者，王守仁处斩违犯军令者十几人，胁从不问，安定士民，慰谕宗室。驻军两天，派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各领精兵分道前进，而使尧元等设伏。宸濠果然自安庆还兵，与王守仁军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叛贼军凌厉前来，邢珣绕到叛军背后直贯中军，文定、余恩乘势猛攻，徐琏、戴德孺张开两翼分割叛贼军，胡尧元等发伏兵，叛军大败。宸濠惧，完全撤回南康、九江兵。王守仁遣知府抚州陈槐、饶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玙、广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日，再次交战，官军退败，王守仁斩杀先退却者。诸军殊死战，叛军再次大败，退保樵舍，把所有战船连结起来做成方阵，把所有金宝拿出来犒赏将士。次日，宸濠正在晨朝群臣，官军铺天盖地而来，用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烧掉宸濠副舟，他的爱妃娄氏以下都投水死。朱宸濠的战船搁浅，仓猝间调换战船逃窜，被王冕部下将士追击擒获。李士实、刘养正及降贼按察使杨璋等都就擒。南康、九江也被攻下。前后共用了三十五日而叛贼被平覆。“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至是，果奏捷。”⑪朱宸濠反叛，武宗御驾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时宦官张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将士执朱宸濠回江西，军民聚观，欢呼之声动天地。朱宸濠见王守仁大喊：王先生，我愿全削护卫，请把我降为庶民，可否？王守仁说，自有国法在，朱宸濠俯首默然。

初，宸濠谋叛，娄妃泣谏，宁王不听。至是朱宸濠在囚车中泣叫：“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⑫王守仁立即求娄妃之尸安葬。当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槛车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战。守仁不可，至杭州诣永”⑬，“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槛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与永偕还江西。”⑭张永得囚，在武宗前力赞王守仁之功，武宗更加相信张永，命王守仁巡抚江西；提拔吉安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使，赣州知府邢珣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北军入江西时，谩骂王守仁，骄横不可一世。王守仁隐忍，以厚礼接迎犒赏，后来北方官军都说：王都堂待我有礼，我安得犯之？旋，北军班师。北军驻省城五月，糜费浩繁，江西骚然，官民皆苦不堪言。十二月，朱宸濠至南京，武宗想专揽大功，与近侍戎装，整肃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仪典后，将宁王等囚禁起来。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武宗让王守仁上详细告捷书，王守仁奏报实情，其中揭露了江彬、张忠合奸谋叛的罪行。武宗读后，始议北旋。十月武宗自南京班师回朝。十二月，武宗到达通州，赐朱宸濠死，又焚其尸，余党入京后磔诛之。至此，宸濠之叛全部结束。

注释

①《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传》。

②《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③《明史》卷一九三《费宏传》。

④《明史》卷一九九《胡世宁传》。

⑤《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

⑥《明通鉴》卷四六，武宗正德十年。

⑦⑧《明史》卷二八九《孙燧传》。

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⑩⑪⑫《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⑬⑭《明史》卷三○四《张永传》。

嘉靖崇信道教

嘉靖元年（1522）三月，礼部登记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及玄明宫佛像，毁像括金屑一千余两。齐瑞竹是武宗正德年间赐玉书金印的大法师，武宗赏赐他的财物，难以数计。至世宗嘉靖时，采纳工部侍郎赵璜的建议加以查封毁括。七月，嘉靖皇帝开始崇奉道教，逐渐兴建道观。

太监崔文，引诱世宗在乾清宫建祷仙道场，日夜不断祷祭。嘉靖二年（1523），世宗又让太监十几人研习道教经藏于宫中。大学士杨廷和、九卿乔宇等上疏请求“斥远僧道，停罢斋醮”。①给事中周瑯、张嵩、张汝、安磐等交章弹劾崔文以邪教诱帝之罪。给事中郑一鹏说，正德十六年以来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以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也都设斋醮。或昼夜斋醮，或隔天一斋，甚至一天斋醮两次。皇帝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日渐荒疏，久之，几乎全废。对此现象，郑一鹏直谏说，破坏太平盛业，丧失天下人的期望，莫过于此。他斥责说，挟皇帝行斋醮之徒，必然是魏彬、张锐之辈的余党，过去武宗受欺蒙，使民生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怎能一误再误呢！他请求世宗立即疏远斩杀这些大兴妖道迷惑圣听的奸人。他建议改西天厂为宝训厂，贮存列祖列宗遗给后世儿孙们的各种书籍与文献；改西番厂为古训厂，收藏五经四书及子、史诸书；改汉经厂为听纳厂，贮存诸臣奏议；委派正派谨慎的官员掌管锁钥。这样一来，皇帝在攻读儒家经典之余，抽暇去三厂览读，自然可以感尧、舜之功业而弃邪道斋醮之事了。世宗览毕郑一鹏上奏后说：“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②。

嘉靖三年（1523），世宗请道士邵元节进京，在便殿召见，“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③。世宗在南郊祭祀，筑风、云、雷、雨坛，设宴奉天殿，让邵元节站在二品官班内，赐邵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高金力论此事做法不妥，被下诏狱。世宗还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任元节孙邵启尚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每年发元节俸禄百石，派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免交租税；又派中官在元节家乡贵溪建道院，赐名仙源宫。工程完竣，邵元节乞假回乡，中途被大学士李时之弟李旼所侮，李时上章引罪，还是不能赦免其弟之罪，最终被下狱囚禁，后被判徒刑。当邵元节还朝时，船行到潞河，世宗特命中官迎入大内，赐蟒服及“阐教辅国玉印”。当初，世宗皇帝没有儿子，几次命邵元节建醮，让夏言做监礼使，文武大臣每天两次上香。越三年，世宗连连得子，喜出望外，几次加恩邵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官服，孙邵启尚、门徒陈善道等人都被加官晋爵，大加拔擢；并赠李伯芳、黄永初“真人”称号。后邵元节死，“帝出涕，赐祭十坛，遗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④邵启尚官至太常少卿，陈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

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邵元节死。方士陶典真，一名陶仲文，黄冈人，曾受符水于罗山万玉山，与邵元节非常亲近。嘉靖年间，做辽东库大使，为官期满，需要回京师，住在邵元节官舍。这时元节年老，宫中有黑气出现，经治理无效，因此向世宗推荐了陶仲文，他用符水涂剑，灭绝了宫中妖气。庄敬太子患水痘病，经他祈祷，水痘结痂痊愈。世宗对陶仲文开始格外崇敬。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世宗车辇到卫辉，有旋风绕驾，世宗问，这是什么吉祥物？陶仲文回答，这是火灾将降。当天晚上，行宫果然起火，宫中被烧死者甚众，独世宗无恙，世宗更加敬佩他，授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称号，不久又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

后世宗因宫廷内部事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行郊庙祭祀，不能亲临，朝讲尽废。君臣之间，不相接触，唯独陶仲文得以时见。世宗见了就赐坐，称老师而不传姓名。世宗必知臣下一定议论自己，每下诏多有愤疾之辞，满朝文武不知所指，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这般佞倖之臣也因此而得晋升。后来夏言因为不戴祈祷斋醮用的香叶冠，再加上一些其他“罪名”，被处死。而严嵩却因虔奉焚修而被特殊拔擢得以独擅朝纲达二十年。大同擒获间谍王三，世宗归功于上玄，加封陶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八月，世宗谕辅臣说，他想让东宫太子监国，静休一两年后再亲政。太仆卿杨最上疏说：“圣谕至此，不过信方士调摄耳。夫尧舜性之，汤武身之，非不知修养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学。岂尧舜之世无仙人，尧舜之智不知学哉？孔子谓老子犹龙，龙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为仙，不可学也。不可学，岂易得哉？臣闻皇上之谕，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犬马之诚，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寿而自寿，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⑤世宗览疏后大怒，把杨最押赴镇抚司拷问，最终死在狱中。时世宗经年不视朝，日事斋醮，大兴土木，郭勋领方士段朝用见世宗。段朝用，合肥人。“以烧炼干郭勋，言所化银皆仙物，用为饮食器，当不死。勋进之帝，帝大悦。仲文亦荐之，献万金助雷坛工费。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请岁进数万金以资国用，帝益喜。”⑥

御史杨爵进言：为人君者要奉天安民，使民各得其所。现在饥民颠连无告，冻馁沟壑，然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委派部臣，构建雷坛，唯方士之言是听，不恤民困，剥民膏血，百姓又怎能得其所呢？假左道惑众，明智的君王一定要诛戮不赦。现在异言异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绂，赏到了方术之士身上。保傅之臣都在作法论道。保傅的人选，不是天下英才，不足以当此尊贵，而今却送给了迂怪诡诞之徒，名器之滥，到今天可算是混乱到了极点。您以天纵圣智，贵为上天元子，如能远循帝道，近守祖法，天灾会消弭，山川鬼神也不会不安宁。如果以天威加之以危祸，像往年杨最，言出而身死，近日罗洪先等，言毕而罢黜，国体治道所损实多。如此以往，深恐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则难以逆料。世宗览疏，大怒，命镇抚司下狱刑讯。

嘉靖二十三年（1543）二月，段朝用下狱论死。初，段朝用以黄白之术勾结武定侯郭勋，并靠郭勋举荐得以进入宫禁，久之，他的化物为金银之技穷，时郭勋亦因罪入狱。段朝用遣人入郭勋家索贿并殴死其家厮张澜，又上疏亵渎皇帝。世宗大怒，收送法司论死。可见当初杨爵论段朝用之言不谬。宫婢杨金英等阴谋杀死世宗，谋泄被诛。世宗说，我如果不是仰仗天地鸿恩，清除宫廷变乱，怎么会有今天呢！我早晨起来就要到朝天宫去斋醮七天，开始斋醮之日，有白鹤四十余只从天空飞过，群臣一致祝贺。此后世宗更加崇信道教。

太上道君诞辰，世宗建醮永寿宫九日。嘉靖三十一年，三月，诏修太和山玄帝宫。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世宗举祀高玄大典，工部尚书赵文华请求归里养病。是日已止封停刑，世宗刚修玄，禁止疏奏，尤其讳言疾病，赵文华恰犯忌，疏上，世宗大怒，当即罢官。嘉靖三十五年（1556），上睿皇帝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清主玄道德哲慧尊圣干真仁化大帝”，献皇后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玄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皇”，孝烈皇后号“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世宗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皇帝”，又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嘉靖三十九年（1560）二月，浙江总督胡宗宪上奏汪直狱，世宗说，是玄天保佑，敕命告玄极殿，而论胡宗宪功。不久胡宗宪献芝草五、白龟二。世宗很高兴，回赐金帛金彩鹤衣一身。礼部请谢玄报告祖庙，世宗允奏。不数日，白龟死。世宗则说，天降灵物，我怀疑我快离开尘世不久了吧！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万寿宫建成。先是万寿宫于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被火灾，不到三个月又重新建成，其中寿源、万春、太玄、仙禧诸殿，极其宏丽。世宗大喜，加大学士徐阶等官爵。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大学士严嵩免，子世恩下狱。初，方士蓝道行以觇箕得宠。上问蓝道行，今天下何以不能治？蓝道行说，贤者不用，不肖者不退。世宗问谁贤谁否？蓝道行说徐阶、杨博贤，严嵩不肖。世宗听后动心，恰巧此时世宗收到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上疏一件，其中说：“世蕃凭借文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贵，广致贿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竞趋，索价转钜。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赃贿，为之关节者，不下百十余人，……”⑦想到了这些情节，世宗说：“人恶严嵩久矣。联以其赞玄寿君，特优眷。乃纵逆子负联，其令致仕。”⑧敕下严嵩罢官，世蕃下狱。不久，世宗念严嵩赞玄寿君之功，意忽忽不乐，诏谕徐阶想传位太子，退居西内，专门祈祷长生。徐阶劝谏不要急于传位，世宗认为，这都是仰承上天之命，再有提及严嵩之事者，将严嵩与邹应龙一起处斩！严嵩明白了世宗的心意，秘密贿赂中官，揭发了蓝道行专权假称玉诏的罪行。世宗听后，知蓝道行有奸谋，震怒，以进妖言惑主罪论死。胡大顺与陶仲文都是黄冈人，因陶仲文得宠而进入宫中。陶仲文死后，胡大顺以奸欺事发，斥回籍。“后觊复用，伪撰《万寿金书》一帙，诡称吕祖所作，且言吕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⑨于是他派其子胡元玉跟随妖人何廷玉带着书和金丹入京，依靠左演法蓝田玉、左正一罗万象交通内官赵楹，最终将金书、金丹献给世宗。帝览书后问徐阶说：“‘自蓝道行下狱，遂百孽扰宫，今大顺来，可复用乎？’对曰：‘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必未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帝悟，报曰：‘田玉无状，去冬代廷玉进水银药，遂诈传密旨，征取大顺，不治无以儆将来’。阶对：‘水银不可服食，诈传诏旨罪尤重。倘置不问，群小互相朋结，恐酿大患’。乃命执大顺、田玉、万象等下锦衣狱，不知其奸由楹也。……楹伺间，具密奏，为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礼拷讯，具得其交通状，遂与大顺、田玉、万象、廷玉、元玉并论死。楹瘐死”。⑩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五月，桃夜降于世宗帷帐之中，大喜，修迎恩典礼五天，不久，桃再次降下。当天夜里白兔生二子，世宗更加高兴，谢玄极宫，告祖庙。又几天后，寿鹿也生二子，群臣上表贺喜。世宗认为奇祥三次由天赐，故亲手写答谢文。嘉靖四十四年（1566）正月，世宗病重不能临朝。先是，王大任在陕西、湖广等地招致王金等，能合成内养之药。姜儆奉命到江西、广东，也得到了能通符法的人回京。世宗诏命都授予翰林侍讲。姜儆不自安，求归里，王大任仍留在朝廷，为翰林所不齿。自从王金等以修玄得宠幸，陶仲文之子陶世恩希求恩泽，于是伪造五色灵龟、灵芝，以为天降瑞征；与陶儆、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以及金石药进献。他们的处方诡秘不得辨认，性燥热，不是《神农百草》所载。世宗服用“仙药”后，稍稍火性发作，不能痊愈。即使这样，陶儆竟迁为太医院使，陶世恩升为太常寺博士。十月，海瑞上疏，极言修玄之事，不为明智，谓天赐夭桃、药丸，怪妄尤甚，由于皇上二十余年虔心修玄，朝政委于奸相严嵩，一时间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一切实情不得而知，如果说陛下有种种失误，大端在于玄修。他认为，现在必须急于纠正的大事是：“大臣持禄外为谀，小臣畏罪而为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⑪疏上，世宗大怒，敕命逮囚海瑞于镇抚司狱。

世宗久病不愈，诏谕大学士徐阶，想到承天去拜祭显陵，取药补气，徐阶力谏阻止。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世宗死于乾清宫。遗诏说：“联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倦倦，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录，见监者即释复职。”⑫穆宗即位后，释放户部主事海瑞于狱中，逮系方士王金、陶儆、申世恩、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等，下诏狱论死。世宗一生修玄习道，务求仙化，长生不死，以至二十余年荒怠朝政，致使奸臣当朝，忠良遭害，纲维颠倒，弊端丛生，终其生而不悟。直至穆宗践祚，方得拨乱反正。

注释

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④《明史》卷三○七《邵元节传》。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⑥《明史》卷三○七《段朝用传》。

⑦《明通鉴》卷六二，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⑧《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⑨《明史》卷三○七《胡大顺传》。

⑩《明史》卷三○七《蓝田玉传》。

⑪⑫《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严嵩擅权

严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委用最专，任用最久的内阁首辅。他在位二十一年，贪而且奸，故《明史》将其列入《奸臣传》。

严嵩字惟中，分宜（今属江西省）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善于阿谀媚上，“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自翰林院编修一步步高升，直至内阁首辅。嘉靖七年（1528），严嵩任礼部右侍郎，奉明世宗朱厚熜之命，至湖广安陆祭告世宗生父②之陵。事毕，竟佞词连篇，献媚于帝曰：“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世宗大悦，命迁升礼部左侍郎，之后，世宗将其生父入位于明堂祭祀，“以配上帝”，并拟称“宗”入太庙。初，“严嵩与群臣议沮之”，世宗不悦，严嵩惶恐不已，“尽改前说，条划礼仪甚备。礼成”。世宗赐金帛。“自是，益务为佞悦”③。

其时夏言为内阁首辅，严嵩与夏言同乡，然嵩先中举而官阶低于夏言。开始时，严嵩谨慎恭敬以事夏言，曾置酒邀言，亲至其第，夏言推辞不见，严嵩便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奴颜婢膝。夏言以为他是真诚相待，不以为疑。其实，严嵩欲夺其位而代之，惟恐夏言不去。不久夏言失宠，邀严嵩谋对策，而此时严嵩子正潜赴陶仲文（道士，为世宗所亲信）家，与之计谋排挤夏言之计。待夏言觉察严嵩所为，便告之以亲近的巨僚弹劾严嵩，然而世宗已信任严嵩，不听。世宗对夏言愈益不满。世宗在西苑，许诸贵人得乘马，夏言“独用小腰舆以乘”；世宗信道教，爱戴香叶中，命尚方仿制沈水香为五冠，以赐夏言、严嵩等。夏言不知感恩，也“不奉诏”，推说“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而严嵩于召对时却欣然“冠之”，并“笼以轻纱”，令上见之。明世宗由此益恨夏言而爱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严嵩“每燕见，顿首而泣，愬言见凌状”，世宗遂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七月夏言被削职④。初，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⑤得幸”，至是，“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八月，世宗拜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

严嵩之得以窃权弄奸，也在于世宗的昏聩。自十八年（1539）葬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1542）宫婢之变⑥后，即深居西苑，专事斋醮祷祀，不入大内。廷臣长期不见天子面，惟严嵩“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当时严嵩已年过花甲，然“精爽溢发，不异少壮”。为表示勤于职守，并随时窥测世宗的意向，他朝夕侍候于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因对其嘉奖不已，曾赐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并加太子太傅以褒之。

夏言削职后，翟銮以资序在严嵩之上，为首辅。严嵩虽权出其上，而“终恶銮，不能容”，使言官论其罪，翟銮被削职为民，严嵩终于爬上首辅高位。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壁与严嵩同时入阁，而严嵩事事独断，不相关白，更不与闻票拟事。于是政事一归严嵩。世宗益喜严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严嵩擅权自重，世宗亦有所觉察。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至二十七年（1548）正月，一度使夏言复出，二次为首辅。然而不久又恩宠他移。严嵩不失时机，借河套事攻击夏言，夏言被杀，严嵩乃得继任首辅。自此又连任十余年，成为嘉靖年间任期最长的首辅。

经过此反复世宗对严嵩更加倚重。“帝尝以嵩值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苑”⑦。然世宗虽厚待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或独断一事，或故示异同，以稍减其势。而严嵩更有其狡黠之手段以应对。据《明史·严嵩传》记载：严嵩父子独得帝意图，欲有所救解，严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媺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左右世宗喜怒，往往不失。于是士大夫纷纷趋向严嵩。当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详等为严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之辈皆惴惴侍奉于严嵩。

严嵩警敏过人，善于揣测帝意。而世宗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世宗御札下问，往往瞠目不知对。然严嵩子严世蕃，奸猾机灵不下于乃父。严世蕃凭借严嵩权势，官至兵部侍郎。严世蕃晓达时务，颇通国典。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严嵩使其子入值，代为票拟办事。严世蕃读御札，“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严世蕃又以重贿交结世宗近侍。世宗之言谈举措，无论巨细俱能知悉。故世宗所欲办之事，均早为准备，且能得世宗之意。严嵩耄昏，且旦夕当值西内，部府有事请裁决，亦往往答以“与小儿议之”，或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严世蕃。故朝廷上下，颇有议论：明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而严嵩不能一日无其子。更有人以“大丞相、小丞相”称严嵩父子者。九卿以下官员登门求见严世蕃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等候一天而仍不得见者。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送礼之筐篚相望于道。

严嵩父子倚仗权势，卖官鬻爵，招财进宝。朝中官员之升迁贬谪，悉凭对严嵩贿赂之多寡以定。刑部主事项治无，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大将军仇鸾，因罪罢官，闲居已久，后贿赂严嵩，得任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因贪赃获罪，被贬出京，贿赂严嵩后，重新入朝，与严嵩相结为父子，步步高升。严嵩党羽中，因罪被免职而又经贿赂重新复官者不乏其人。严嵩往往罗织门下，使其成为党羽核心。或有不愿投靠权奸之正直官员，严嵩父子施行打击迫害之同时，亦不忘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得严嵩父子欢心。严嵩父子指使党徒将其陷害入狱。群臣不忍，拼凑白银三千两，送严世蕃，俞大猷始免于死，发至大同戍边。

严嵩父子之招财纳贿，已形成“制度”。“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⑧。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张翀弹劾严嵩曰：“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之富）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⑨

由于大肆敲诈勒索，招财纳贿，严嵩父子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都城，有府第连跨三四坊，并有塘面积数十亩；在家乡，复有府第五处，皆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巍峨壮丽不亚于宫殿，金银珠宝更不胜算。后严世蕃事发被抄家时，尚有黄金三万余两（一说三十余万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世蕃生活奢侈糜烂，“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严世蕃沉溺酒色，自诩“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父子打击异己势力，手段狡猾，据《明史》载：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严嵩当政之时，前后弹劾严嵩父子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塏、厉汝进、沈、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遣。叶经、沈借他过被处死。杨继盛则附其名于张经疏之尾以杀之。凡严氏父子所不悦，借迁除考察以斥逐者众，皆不露痕迹。而其中尤以杀害谏臣沈、杨继盛两案最为天下人所不容。

锦衣卫沈愤恨于严嵩奸贪误国，于嘉靖三十年（1551）弹劾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之岁例，阴制谏官，擅宠害政等十大罪，请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疏上，沈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谪保安。沈至保安后，受当地人民尊重，聘之为师，教习乡中子弟。沈缚稻草为人，指曰：是为李林甫，是为秦桧，是为严嵩，与众子弟以箭射之。严嵩获悉，恨之入骨。严世蕃使其党设计陷害。适白莲教徒阎诰为官军所获，必死，且牵连极众。乃以沈之名列于其中，斩沈于宣府。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主要有：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伺世宗之喜怒以恣威福，窃君上之大权；让严世蕃代为票拟，纵奸子僭窃权柄；子孙无功而官，冒滥朝廷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臣；戒守将勿击俺答，误国家军机；中伤天下善类，专黜陟之权……疏上，严嵩唆使世宗廷杖其一百，并投入大狱。又操纵刑部，判处其绞刑。然世宗犹未欲杀之，下狱二年不执行。嘉靖三十四年（1555），严嵩搜索必能批准处决之案，附杨继盛之名并奏，乃被弃西市。

严嵩擅权久，最后仍不免失宠于世宗。其失宠有一过程。

初，严嵩握权，遍引私人居要地。世宗渐厌之，而渐亲徐阶。徐阶亦善于撰青词，故得世宗宠幸。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徐阶得以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参与机务。三十七年（1558），徐阶门生吴时来、门生张翀、同乡董传策同日弹劾严嵩。严嵩密请追究主使者，然无所得。世宗乃不问而慰留嵩。此后，世宗对严嵩的行为渐生怀疑。

其时严嵩妻病死，严世蕃当护葬归。严嵩不能一日离其子，请求世宗同意由其孙严鹄代行，严世蕃仍留京城。因而他能干预各司事如故，然已不能入直房代父票拟。有时遇情况紧急，文书飞至，而严世蕃正与诸姬狎客寻欢作乐，不能及时解决。严嵩无奈，每自己动手，则又往往不能合帝意。明世宗对严嵩之不满于是更为加深。

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所居永寿宫火灾，徙居玉熙殿，因住所狭窄，世宗欲另外营建。询问严嵩，嵩答以请暂居南宫。南宫者，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之地也，世宗深为不满。世宗转而询之徐阶，徐阶建议重修永寿宫。及明年，工竣，改名万寿宫。从此世宗益亲徐阶而远严嵩。时有道士蓝道行受宠，“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指严嵩）行否”？道行诈为乩语，具言严嵩父子窃据朝政大权的罪行。世宗问：“尔果上仙，何不殛之？”蓝道行又假乩言：“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迷信仙术。至此，不能不为之心动⑩。

四十一年（1562）五月，徐阶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氏父子，极言严氏父子不法。于是世宗令严嵩致仕，严世蕃被谪戍雷州卫。严世蕃未到雷州，半途逃归家乡，仍旧诽谤朝政，役使四千人大治园庭。

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世宗诏令逮捕，论斩，皆伏诛；同时黜严嵩及诸孙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⑪。

注释

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武宗朱厚照无嗣，死后由皇太后及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杬之世子、武宗之堂弟朱厚熜入继帝位。即位后改元嘉靖，是为世宗。

③《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④《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

⑤世宗崇道，在宫内设坛建醮，祈求长生。祷文谓之青词。

⑥宫婢之变：世宗酷待宫婢。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世宗正熟睡。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密谋勒死世宗。据《万历野获编》卷一八载：“（宫女）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十六宫女全部被擒，凌迟处死，史称“壬寅宫变”。自此，世宗从乾清宫移住西苑。

⑦《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⑧《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⑨《明史》卷二一○《张翀传》。

⑩《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附《蓝道行传》。

⑪《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海瑞上疏

在我国历史上，海瑞是作为著名清官出现的。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生于明正德九年（1514），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海瑞生活的时代，是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明代中期以后，贵族、官僚、地主加紧掠夺和兼并土地，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皇庄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占田“至三千八百余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①；一般也都占地几千亩几万亩。世宗时的权相严嵩更“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②。大学士徐阶“有田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③。兼并之外，官吏贪污成为风气，从宫廷到地方，贿赂公行，横征勒索。由于土地兼并的继续发展和官吏的贪鄙残酷，农民破产流亡遍于大江南北，社会秩序因之动荡。

海瑞的父亲海瀚，是个廪生（享受政府膳食补助的在学生员），在海瑞四岁时就已死去。母亲谢氏，靠着仅有的十余亩祖田，加上自己做女红的一些收入，把海瑞抚养成人。谢氏个性坚强，对海瑞教育很是严格。海瑞读书时，正是王阳明学说盛行的时期，王学的要点除了主要方面是唯心主义以外，还有提倡知行合一、理论和行动一致的积极方面。王阳明还提倡“立诚”，反对伪君子式的“乡愿”作风。这些对海瑞日后的为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以一篇《治黎策》中了乡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被任命为福建南平县学教谕（校长）。他教育学生道德和文章不可分割，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有一次，延平府知府来南平视察，县学里的人都下跪迎接，只有海瑞站在中间，作揖为礼，这样，左右低中间高，很像个笔架，他以此得了个外号，叫“笔架博士”。后他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看到这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的“不均之事”，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这样，淳安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不少逃亡民户又回到故乡来。

海瑞生性耿直，素来反对贪污，反对官吏以权谋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他任淳安知县时，有两件传诵一时、大快人心的事。一件事是拿办总督的公子。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仗着其父的权势，作威作福，嫌驿吏供应不够周到，竟命人把驿吏倒挂在树上。海瑞对此很是愤慨，便利用胡宗宪曾发布过总督出巡、地方不要铺张浪费的告示，没收了这个恶少所带的一千多两银子，上报胡宗宪，说此人冒充总督公子，胡作非为，败坏总督声誉。胡宗宪自知理屈，只得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另一件事是挡了都御史的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以都御史的身份，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一路上威风凛凛，到处贪污勒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一日，他要路过淳安去严州（今浙江建德）巡查。淳安吏民为此十分焦急。海瑞思索良久，决定将计就计，亲自给鄢懋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牌告明示：“素性简朴，不喜承迎……仰知台下为民为国，言出由中，非虚设也。”今番“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云：‘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虽溺器亦银为之’……是毋乃官属承奉台下，乐为谀，不乐为直，误认台下之心欤”④？一番话义正词严，又极委婉，鄢懋卿虽然恼恨在心，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批示“照布告办”绕道而去，严州因得免除这场灾难。

这两件事，使海瑞的名声逐渐传开。加上海瑞办事认真细心，重视刑狱，多次明断疑案，平反冤狱，深得百姓的爱戴。上官因为海瑞明察秋毫，连邻县久审不决的案件也移到淳安来审理或调海瑞去会审。这些案件的判决书后来都被收在文集里，小说家、戏剧家从中选取一些案例，加以渲染，《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五彩舆》等戏剧和一些公案弹词在民间广为流传。

海瑞在淳安任上做了不少好事，改革了许多弊政，几年后，他总结经验，编成了一部书，叫作《淳安政事》。其中兴革条例有一个判断和处理疑狱的条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⑤。海瑞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乡宦谋夺小民田产，用假契侵界威逼，为富不仁，比比有之。这一条例，他在仕宦当中一直是身体力行的。

因为得罪了胡宗宪和鄢懋卿，海瑞虽然把淳安县治理得很好，最后还是被排挤离任。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调任嘉兴府通判，但鄢懋卿指使党羽弹劾他，海瑞又降职为江西兴国知县。在兴国一年半，海瑞又办了不少好事：清丈了田亩，均平赋役，减少了冗官，打击了豪强，大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嘉靖四十三年（1564），海瑞被调到京城，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在京任职期间，进一步了解到明王朝的黑暗和腐朽，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认为非大声疾呼不可。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冒死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个《治安疏》⑥。他在疏中明确指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他说：“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但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圣君，都未能久世不终。“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海瑞向嘉靖皇帝提出几项具体建议：一、停止玄修，日视正朝，与大臣们研究国计民生之大计，痛改几十年来君道之误。二、节约用度。他说：“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三、端正职守。他针对官吏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的弊端，提出“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

在奏疏中，海瑞在引用贾谊的《治安策》后说：像历史上汉文帝那样的贤君，尚多怠废之政，“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在历数嘉靖的过错后，海瑞直言无隐地说：陛下“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嘉靖帝常自比为尧，号尧斋，海瑞说他连汉文帝也不如，他怎能不冒火。海瑞批评嘉靖最尖锐的几句话是：“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这样大胆尖刻地批评皇帝，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难怪嘉靖看后大怒，要把他判处死刑。可是当嘉靖听左右的人说，海瑞素性刚直，居官清廉，并不怕死，早已准备好了后事，嘉靖又有些犹豫了。最后把海瑞下狱囚禁起来，直到嘉靖死去，才被释放出来。

海瑞不仅是一位著名清官、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经济学家。

隆庆三年（1569），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管辖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的大片地区。巡抚衙门设在苏州。海瑞任应天巡抚的时间虽然只有七个月，却是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一个时期，也是最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才能的一段时期。

应天十府历来号称鱼米之乡，但实际上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因为江南粮差的繁重为全国之冠，加上土地集中的现象十分显著，特别是松江，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两京十二省无有。海瑞一上任，告乡官夺产者就有几万人。因此，海瑞说：“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⑦更兼那一年江南发生了严重水灾，粮食紧张，农民纷纷逃亡，甚至铤而走险。海瑞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拯斯民于水火，为此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是兴修水利。海瑞推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把赈灾和治水结合起来。经过调查研究，他了解到水灾的发生，是由于多年来水利失修，造成吴淞江淤塞，使太湖的水无法宣泄，一遇雨水过多，太湖便泛滥成灾。海瑞认为，太湖滨岸粮食的收成，不仅关系到当地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同时对整个国计民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他决定立即对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他亲自坐上小船，到处巡视督工。由于这件事符合两岸农民的愿望，广大人民热情很高，工程进展很快，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同时还顺便把吴淞江北面常熟的白茆河也加以疏浚。吴淞江屡次疏浚，屡次淤塞，被认为是一项最艰巨的工作。海瑞以工代赈，所需费用又极节约，经费来源主要是各府、州、县的赃罚银两和请求留下苏、松、常三府漕粮改折现金后的差额，并未加重人民负担。既变水患为水利，也赈济了灾民，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可见，海瑞是富有政治和经济头脑的。因此，就连一贯反对海瑞的淞江乡官大地主何良俊也不得不承认海瑞为民兴利的成绩，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⑧

海瑞巡视淞江府时，华亭县农民前来控告乡官侵夺民田的达万人之多。为了限制大地主的过分剥削，海瑞对于土地兼并问题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要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田地。当时江南最大的地主乡官（退休居乡的官僚）前宰相徐阶一家占田达二十四万亩。海瑞勒令徐阶和他的弟弟徐陟退田，还把徐府数千名家奴遣散了十之八九。徐阶三个作恶多端的儿子都被海瑞拘捕，依法制裁。徐阶退出的田地，估计在一半以上。其他乡官见此情状，有的逃走，有的不得不依法退田。海瑞的行动，大大打击了豪强地主的气焰。李贽赞扬说：“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自是士大夫之名贪暴者，多窜迹远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⑨

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所做的最大的一件工作，也是对人民最有利的一件工作，是他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早在嘉靖年间，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曾在江南实行过，但影响较小。这次，海瑞采用庞尚鹏的成法，在应天十府内普遍推行，成效显著。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是把过去明王朝对于各府、州、县的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等都编在一起，通计一省丁粮，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把复杂的赋役简单化了。一条鞭法的贯彻实行，改变了当时江南极端混乱和严重不均、弊端百出的赋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使大土地所有者也要按亩负担一部分赋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则可免去一些不合理的负担，这对一般百姓来说好处较多。同时，一条鞭法规定可以“雇役”代替“力役”，保证农民有较多的自由时间从事生产，初步扭转了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的状况，也为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劳动力的来源。再有，一条鞭法规定，除秋粮外，力役一概折银交纳，这就使民对统治者所负担的徭役基本上货币化了，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瑞在应天十府推行一条鞭法是全面而普遍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因为他毫不顾忌乡官和大地主的反对，后来终于被罢官而去，但是一条鞭法还是贯彻执行了的，而且受到人民的拥戴。所以《江南通志》上说，海瑞“行条鞭法，遂为永利”。

海瑞被罢官后，回到家乡琼山闲居了十六年。万历十三年（1583），七十二岁的他，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一到任就改革弊政，废除一些衙门向街道商户索取物品的陋规，用严刑制止官吏的贪污。不久，海瑞又迁升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在南京上任仅两年多，就于万历十五年十月病逝。海瑞死后，其下属佥都御史王用汲料理丧事，看到海瑞全部家当只有俸银十多两，绫、绸、葛各一匹，所用帏帐十分破旧，清苦得连一介寒士都不如，忍不住哭出声来。消息传出，南京百姓为之罢市，丧船过江，两岸站满了穿白衣送葬的人群，奠祭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注释

①《明嘉靖实录》卷二三。

②《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③伍志萃：《村居漫录》卷一。

④《禀鄢都院揭帖》，《海瑞集》上册第168页，中华书局版。

⑤《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117页，中华书局版。

⑥见《海瑞集》上册第217～222页。

⑦《启谭次川侍郎》，《海瑞集》下册第423页。

⑧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四。

⑨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页。

戚继光抗倭

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南北分裂混战的后期。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浪人”。他们勾结本国的流氓、奸商，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成群结伙到我国沿海，大肆掳掠，明朝人称之为“倭寇”。倭寇除了日本海盗外，还有不少从倭的中国人。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撤销市舶司（明初在浙江、福建设立的对外贸易机构）后，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沿海豪门势家、海盗魁首组织船队，冒禁阑出，有的竟同倭寇互相勾结，走私发财。而中枢秉政之人，利于贩卖番货，收受贿赂，包庇纵容，如“海盗汪直，通倭为乱，（郑）晓议置重典，而严嵩颇宽假之”①。兼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②，这就更加助长了倭寇的侵略气焰。由于明初社会比较安定，海防整饬，倭寇还未酿成大患。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出现了统治危机，倭患也随之日趋严重。特别是明世宗嘉靖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朽。世宗崇信道教，妄求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宫廷生活，奢侈腐化。首辅严嵩贪婪成性，“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③，文武将吏，多出其门下。以至沿海军事设施大都荒废，给倭寇大举侵扰造成了可乘之机。而这时日本已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诸侯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便支持并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冒险。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焚烧庐舍，奸淫妇女，屠杀和掳掠大量人口，甚至对所掳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④。倭寇惨无人道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保家卫国，沿海地区人民展开了打击倭寇的斗争。戚继光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锻炼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县）人。父景通，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历官都指挥，是一位精通军事的将领。戚继光幼年时“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⑤。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死去，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官职，担负起防御倭寇的重任。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了这位青年将领歼敌卫国的怒火，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他的伟大抱负。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十六岁的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统率三营二十五卫所⑥，督山东备倭事。当时山东的海防和其他沿海地区一样，工事残破，器械不全，兵员缺额，军伍不振。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学整顿。他一面“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于是山东沿海的防务，日渐巩固，倭寇为之敛迹。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因御史雍焯的疏荐，戚继光调转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司屯局事。明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对倭作战中，戚继光看到明朝军队腐败无能，临阵畏怯，一旦遇到敌人，则“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丧胆”⑦的现实，认为有必要训练新军，彻底消灭倭寇，“遂条上《练兵议》，请练越人以从事”⑧。当时他的同僚和部下都蹙额认为不可，他们认为：“御倭事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倭可杀（尽）者，须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庶可获功赎罪而渔利复不赀也。”⑨然而戚继光练新兵灭倭患的雄心并未因同僚和部下将领的反对而动摇。他在多年来与倭寇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战法，如“水陆兼司，陆战尤切”；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用寡击众，以正为奇；并力合势，先重后轻等，这都体现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根据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的积极进剿以求尽歼的作战方针。他针对僚属中存在的消极防守思想，明确指出：“凡司三军之上者必曰练兵，夫此练字，即练丝者将生练熟以织彩之谓也。”⑩他还认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⑪意思是说，倭患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将其完全赶跑，而在于能否把他们彻底歼灭。他不顾僚属们的劝阻，将其练兵剿倭计划上给总督胡宗宪和巡抚阮鹗，胡宗宪和阮鹗迫于形势，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才得招募了以勇敢著称的浙江金华、义乌地方的农民和矿工四千多人，进行训练，教以武艺，申明纪律；又根据江南地区山岭多、沼泽多、道路狭窄曲折，兵力不易展开的地形特点，并针对倭寇善设伏、猛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惯技，创制了有名的“鸳鸯阵”法。这种阵法是以火器、弓箭作掩护，对敌人进行短距离搏斗的一种战斗队形。它以十二人为一战斗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领导小队作战。其余的人依次是：二人并列，一持长牌，一持藤牌；二人持狼筅⑫；四人持长枪；二人持短兵；末一人是炊事兵。在战斗开始时，敌人进至一百步以内，放火器；敌人进至六十步以内，弓弩手放箭；再进，鸳鸯阵接着冲杀。以鸳鸯阵法进攻时，先是二牌手执牌并列前进，等到敌人长枪快及身时，牌手即投标枪击敌，接着取腰刀砍杀。狼筅手各跟一牌手身后，以保护牌手和掩护本队前进。长枪手每二支分别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即杀上救应。鸳鸯阵法不仅长短兵器互相为用，以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效能；而且把十二个人紧紧地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因此就有可能战胜个人武艺较精的倭寇。经过认真的训练，新军掌握了熟练的战术和阵法，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意志的队伍，被人们称为“戚家军”。在此以后的御倭战斗中，戚继光就依靠这支新军，贯彻执行他确定的“大创尽歼”、“以次剿除”的作战方针。台州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台州之战是戚继光在台州附近的新河、花街、上风岭、长沙等地连挫倭寇的一系列作战，亦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倭船五十艘，两千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外海，伺机窜犯浙江沿海地区。一股倭寇首先进犯台州东南面的新河，在城外大肆劫掠，新河告急。戚继光以唐尧臣率军二千人救援新河，在新河城南重创倭军，歼敌约二百人，保障了主力军的作战。另一路倭寇自桃渚（今浙江临海东北）登陆后，向精进寺（在桃渚以北）进发，戚继光此时已进抵宁海西南的梁王铺。他得知消息，立即亲率明军以急行军先敌到达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海县）城外，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饥乏。此时，得知来犯之倭已进抵离城仅有二里的花街，戚继光立即决定主动进击窜犯之敌，要求部队为保卫台州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战，“亟须灭贼而后会食”⑬。部队经过动员，个个“抵掌奋勇，莫不弃食以从”⑭。明军在战鼓声中进抵花街，戚继光命令前锋以火器队轮番齐射，顷刻间击毙敌寇多人。倭寇气馁，把队伍分成左右两队，从两侧攻击戚家军。戚家军摆鸳鸯阵冲杀，正面、侧翼一齐出动，倭寇渐渐抵挡不住。狡猾的倭寇抛出大量金银财物，企图利诱戚家军。但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戚家军”，却置之不顾，继续奋勇冲杀，倭寇大败溃逃，大量淹死在水中。此战共击毙倭寇三百八十人，俘敌酋二人，缴获武器六百五十余件，夺回被掳男女五千余人⑮。

花街之战不久，一支两千多人的倭寇，再犯台州府城，在城东北的大田，大肆掠夺。戚继光率领一千五百人，在中途的上风岭设伏，以逸待劳，等敌人半数通过狭谷时，戚军鸟铳突发，居高临下，奋勇冲杀，倭寇仓皇应战，全部就歼。战后，原自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众两千，联舻十八艘，在长沙（今浙江温岭县东南）登岸，他们砍伐竹木，筑垒结巢，企图作长期的盘踞。戚继光当时驻军新河，他与僚属研究后，立即决定以水陆两军联合作战，突然进攻据守长沙之敌。行军中途遇雨，戚继光指挥士兵冒雨前进。明军分三路迫近倭巢，倭寇迎战不利，纷纷夺船遁逃，但船只早被明军焚毁，倭寇只得投海泅逃。因遇飓风，海浪滔天，泅海之倭全部淹死。畏缩于海滩的敌人，也被戚军歼灭。此次战斗戚军打得倭寇“只樯不反，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⑯。

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戚家军连战皆捷，共斩获倭寇一千四百余名，敌人焚溺而死者四千多人，给侵台倭寇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及温、处参将牛天锡等也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浙东倭患基本平息。

台州之战所以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史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战略指导上，戚继光坚持了“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的务在尽歼的作战方针。

其后，在福建的御倭战争中，戚继光更加有意识地坚持这一作战指导方针，对分据各巢之敌，不是同时进剿，而是逐巢夺取，依次剿灭。仙游之战即是一例。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福建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奉调援闽。在先后荡平横屿（在福建宁德东北）、牛田（在福建福清东南）、林墩（在福建莆田城南）三大倭巢歼倭近万人（包括胁从的明朝海盗流氓）后，戚继光率部回浙进行补充休整。于是倭酋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⑰又收集残兵败卒，兴风作浪，并夺取了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领平海卫（在兴化东南）。兴化城的陷落，使“八闽俱震”，明廷再调戚继光和俞大猷迅速入闽驰援。戚继光接到命令后，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又到义乌募兵万余人，边行军边练兵，于三月开拔入闽。他写信给福建巡抚谭纶，请其协调三军行动，制定战场纪律，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在平海卫的战斗中，戚继光与总兵俞大猷、刘显分兵三路协力作战，斩敌二千二百余人⑱，缴获兵器三千九百余件，解放被掳男女三千余人。次日又擒斩逃匿之敌一百七十余人，达到速战全歼的目的。明军一举收复了平海卫，进入兴化府。

战后，谭纶同戚继光共商加强福建水陆防务事宜，并将议定的《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上报朝廷。戚继光部署方毕，倭寇又聚合二万七千多人，大举入侵，福建形势复趋紧张。为迅速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给其“统一浙、福之责，重以节制调度之权”⑲。是年十一月，朝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温二府，负责水陆军务。在这期间，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最重要贡献是解仙游（今福建今县）之围。

十一月初，真倭万余向仙游进犯，从四面将仙游城包围起来。当时城内守军兵力单薄，戚军尚未到达，戚继光决定先取守势，于敌外围据险设垒，进行牵制，候援军到来，再行进剿。十二月杪，戚继光的新军六千人回到福建，戚继光召集将领，商讨歼灭倭寇、解仙游之围的方略和部署。戚继光认为敌人兵力有一万多人，处于优势，不能同时进攻倭之四垒，宜逐一夺取。于是决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垒，然后再攻取东、西二垒，在城北之铁山设置疑兵以牵制北垒之倭。二十六日晨，大雾弥漫，咫尺不见人。戚军各部按计划从营地出发，直逼倭垒。当时倭寇正在结队攻城，戚军将至城下，倭寇始发觉。戚军首先猛冲倭寇南垒，火烧倭营，当即斩杀四五百人。余倭向东垒溃逃，戚军转攻东西垒，以“虎搏鹰击”之势，迅速焚毁倭寇三垒，共杀死倭寇一千余人。余倭数千人向北垒奔逃，戚继光督军奋击，又大败之，敌人尸横遍野。仙游之围于是解除。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在平海卫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谭纶在评价这次作战时说：“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困；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⑳，对戚继光的军事艺术才能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十分允当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继光又在同安王仓坪大败倭寇，斩首数百，余众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入贼巢，擒斩略尽”㉑。少数残倭胆战心惊，流窜广东觅舟归国，“白昼辄相愕曰：‘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㉒东南沿海倭患至是平息。

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发电举，屡摧大寇”㉓，建立了盖世奇功，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御倭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军事策略和战法，已成为留给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宝贵财富。

注释

①《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

②《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③《明史》卷二一○《张翀传》。

④采常吉：《倭变事略》。

⑤《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七。《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记为：“总督三营二十四卫。”

⑦《纪效新书》卷首《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⑧⑨⑩⑪《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⑫狼筅又名龙筅，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地带的御倭利器，用大毛竹做成（也有用铁做的），长约一丈五六尺，节密枝尖，梢加利刃，须力大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⑬⑭⑮⑯《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⑰《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⑱《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国榷》。

⑲《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⑳《谭襄敏公奏议》卷二《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

㉑《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㉒《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五。

㉓《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俺答封贡

初，鞑靼小王子有三子：长子阿尔伦、次阿著、三子满官嗔。阿尔伦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小，于是阿著自称小王子。不久阿著又死，各部立阿尔伦子卜赤。阿著有二子，一名吉囊，一名俺答。小王子卜赤虽为君王，但难以号令吉囊及俺答。吉囊分地河套，处在关中，土地肥饶。俺答分地开源、上郡，土地贫瘠，所以经常在边疆扰害。以后俺答逐渐强盛，拥有骑兵十余万，称雄诸部。原满官嗔所部八营，也都听其调遣。这时俺答进犯更加频繁。

世宗嘉靖十年（1531）三月，俺答入犯大同，不久出松潘（今四川松潘县），入寇西川（四川成都地区）西境。从这时开始，无岁不入犯，前后杀掠吏民，剽劫人畜以亿万计。

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俺答诸部大举入犯宣府。先是，大同归正人王九子说：北部哈剌嗔纠集俺答、几禄、吉囊、青台吉等十余部，祭旗晾马，带十天干粮入犯边塞。紧接着就有探马飞报，俺答已过圣顺川抵达蔚州。所过之处，破关隘，焚庐舍，杀人盈野。总兵白爵拼死抵抗，大战水儿亭，败阵。总兵云冒又在连云堡战败。俺答留驻宣府境内达两个月才退出塞外。大同遭俺答践踏之时，明边兵一部分率叛卒逃出塞外，投俺答诸部。俺答挑选其中狡黠桀骜者，赐牛羊幕帐，让他们装扮成僧道乞丐侦察诸边，有的竟混入京城，把重要军情都侦察到手并报告俺答。其中有才智的李天章、高怀智等都做了俺答部众的头目。八月，俺答率诸部入塞，大同镇守军暗中派使者与俺答订立密约：“勿扰我人畜，我亦不拦汝。”①俺答诸部非常高兴，与使者折箭为盟而去。于是俺答绕过大同，由井陉、朔州抵雁门入岢岚、兴县、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诸处，杀掠人畜。路遇大同守卒，竟把所掠得辎重部分留给他们，借道退走。巡抚大同史道，总兵王陞任其退走，像无事一样。宣府总兵白爵调赴应援，也观望不战。巡抚山西都御史陈讲告急，事下兵部，尚书张瓒竟说：“寇且退矣，何事张惶？”②任俺答、吉囊纵虏而去！明代边塞镇卒与敌通谋，欺蒙朝廷，牺牲百姓，竟至如此。

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吉囊入大同，杀掠人畜数万，京师戒严。不久，俺答再次入犯，大掠太原、石州。世宗命宣大总督樊继祖，发兵应援。樊继祖竟不执行，让俺答纵掠而去。俺答入山西内地，兵部请遣大臣督军储，均荐翟鹏可。翟鹏受任后，起用旧部下整顿畿辅、山西、河南军务兼督饷。翟鹏奔至前线，俺答已饱掠而去，而吉囊再次寇掠汾、石诸州，翟鹏往来征战，不能挫其主力，寇退，于是被召还朝。明年，宣大总督樊继祖被罢官，调翟鹏为兵部右侍郎。翟鹏上书说：“将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招徕。杀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军遏敌虽无功，意赖以安者，当录。若贼众我寡，奋身战，虽有伤折，未至残生民者，罪当原。于法，俘馘论功，损挫论罪。乃有摧锋陷阵不暇斩首，而在后掩取者反积级受功，有逡巡观望幸苟全，而力战当先者以损军治罪，非军律之平。”③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俺答入犯大同，吉囊肆掠忻、代二州娼妓以纵淫乐。时值嘉靖二十一年（1542），吉囊诸子内部不和，不相统属，分居于河套之地，这本是明军向吉囊大举反攻的良好机会，但由于大同镇守军与俺答有密约在前，对于如此腐败之敌，也不去反击，以致坐失战机。这时俺答势力日渐强盛。俺答之子黄台吉，短臂，喜用兵器，有一定调动军队及谋划布阵之能力，军令残苛有过其父。俺答于是纠合青台吉、呪剌哈、哈剌汉及叛人高怀智、李天章各自拥众犯大同，然而又不轻易与明军作战，只用少数残兵，扼制镇卒。在这时，俺答经朔州破雁门关，掠太原而南，又造成对京城的严重威胁，京师戒严。七月，朝廷商量悬赏办法：斩俺答头者赏千金，可越级提升；杀死偏裨将吏者赏三百金，连升三级。竟无一人应者。俺答拥众过太原列营汾水东西，剽掠潞安、平阳诸州县。世宗派翟鹏提督宣府、大同、偏头关、保定、山东、河南诸地军务，还没有到达戍守地，各路军队就已不相统摄，都观望不战，放纵敌寇深入。俺答大军驻平遥、介休间，他们遣散骑入山落中，杀掠人畜，押辎重掠获物迄逦回营，明诸将没有一人乘险阻击俺答军。只有总兵张世忠从侯城村起营，相约与诸将追击敌之散骑，但得不到各营支援。张世忠的这一行动惹怒俺答，他们率大军把张世忠团团围住，明军各部将领坐视不援，终因众寡悬殊，张世忠苦战力穷，脑中二矢而亡。

俺答复入山西，纵掠太原、潞安。兵部再次请设总督，于是起用翟鹏任总督，令兼督山东、河南军务，巡抚以下并听节制。鹏受命之时，寇已出塞，于是速赴朔州，请调陕西、蓟、辽客兵入援，及宣、大三关主兵，加上招募当地的民兵，选骁锐者十万人，命良将统领，分四营，布阵地于塞上，每营独当一面。寇入境，游兵挑战，诱敌追击，诸营夹攻。脱逃不可阻挡的，急赴关南，依墙固守，邀击其困归。世宗同意。翟鹏于是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新设墩二百九十二个，护墩堡十四座，建营舍一千五百间，得地四千九百余顷，募兵一千五百人，人给耕地五十亩，省仓储无算。上疏请求东自平型关，西至偏头关，划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驻雁门、宁武、偏头关；敌攻墙，戍兵拒守，游兵出关夹攻，这叫守中有战；东大同，西老营堡，因地设伏，观测敌之动向；又在宣、大三关之间，各设劲兵，而另选战士六千人，分两营，遇警让总督武臣张凤随机策应，这叫战中有守。世宗同意他的建议，同时下令：自今以后，遇到敌寇，敢逗留者都指挥以下斩，总兵官以下先取死罪状，再奏明皇上裁决。先是，翟鹏遣千户火力赤率兵三百哨到丰州滩，未见敌寇；又挑选百名精锐，远至丰州西北，遇到牧马者一百余人，击斩二十三人，夺其马而还。未及入塞，敌军主力铺天盖地追来，官军饥疲，尽弃所获奔逃。翟鹏具实上奏皇上，世宗认为，将士敢于深入敌后，虽遇挫仍应升赏。“旧例，兵皆团练镇城，闻警出战。自边患炽，每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鹏请入秋悉令赴塞，划地分守，谓之摆边，九月中还镇，遂著为令。”④

嘉靖二十三年（1544）正月，世宗认为去年没有敌寇扰边，是得力于将帅战守之功，下敕命奖赏翟鹏，赐以袭衣。到了三月，俺答入寇宣府龙门所，总兵官郤永等人打退敌军，斩杀五十一人，升翟鹏为兵部尚书。帝依靠翟鹏抵御敌寇，悬赏晋爵屡加其身，所请求也多被允准，同时也责效甚急。鹏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应变。御史曹邦辅曾弹劾翟鹏，鹏乞罢，不允。是年九月，蓟州巡抚朱方请撤诸路防秋兵，兵部尚书毛伯温就势并撤了宣、大三关的客兵。俺答于是在十月寇掠膳房堡，被郤永阻挡住。俺答改从万全右卫毁墙而入，由顺圣川到蔚州，进犯浮屠峪，直抵完县，京师戒严。世宗大怒，多次下诏责斥翟鹏，翟鹏在朔州听到警报，夜半就赶到马邑，调兵食，再赴浑源，派诸将阻止敌人入寇。御史杨本深弹劾翟鹏逗留，兵科戴梦桂接续杨本深再次弹劾。世宗遂遣官械鹏，而令兵部左侍郎张汉代鹏为尚书。鹏至京师，下诏狱，判永戍边陲罪。出发到河西务，被民家所窘，京城厂卫闻听此事，再次逮捕翟鹏入京，最后死在狱中，人人为翟鹏惋惜。张汉，钟祥人，代鹏为兵部尚书时，敌寇已退出边塞境外，于是命翁万达总督宣大，而以张汉专督畿辅、河南、山东诸军。张汉上疏奏明选将、练兵、信赏、必罚四件事，请求让大将可以专杀偏裨，而总督得以斩杀大将，让人人懂得退却者必死，自然就争先赴敌。世宗不愿放权于臣下，兵部大臣说，张汉有丰富守边经验，他的建议都可以听从。世宗下令再议，部臣都认为张汉的建议可行，只是专杀大臣这条，与《大明会典》不合。世宗姑且同意照张汉奏议执行。

宁夏总兵仇鸾，曾在吉囊入寇甘肃时，与总督侍郎张珩、巡抚张锦打退吉囊进攻，却虚报战功、夸大事实。嘉靖二十四年（1545），兵部也因他奏捷有假，加以揭露，但世宗览奏后竟说：“剿获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鸾宫保，任一子所镇抚。”⑤世宗奖罚不明，不能促使边军奋战，混乱难以改变。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俺答请求入贡，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上奏，请酌可否。世宗批复：“逆寇连岁为患，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其各严边兵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⑥二十八年（1549）二月，俺答大举入寇，略大同，直抵怀来，指挥江翰、董暘迎战，战绩颇佳，后因力竭无援，战死疆场。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追到曹家庄，与俺答兵大战，总督翁万达亲率精兵接援，俺答败走。这次战役，斩首五十五级，缴获器仗铠甲无算。俺答士兵伤创甚众，俺答因此败逃出塞外，这是二十年来少有的大胜利。捷闻，有功之臣皆得封赏。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穿宣府到达蓟州边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驱马直入。后来又逼通州，大掠密云、三河、昌平诸处，进犯京师，京城震恐。俺答再求入贡，世宗命廷臣集议。俺答再扰犯诸陵，转掠西山、良乡以西，最后向东撤去，京城严峻形势方得解除，史称“庚戌之变”。

嘉靖三十年（1515）三月，明朝与俺答通马市。四月，宣大马市成。命史道主市事，每一马偿币若干，俺答驱马至城下，计值取偿。遣官宣谕朝廷恩威，并敕命俺答严饬各部落，不得随意滋事，轻开边衅。七月，仇鸾遣时义以小利贿俺答，希望交还叛人萧芹等，俺答得利，遂擒萧芹等三十余人械至大同塞下，交付总督史道。十二月，俺答入寇大同。初，史道主持宣府、大同马市，俺答以羸马多索钱，史道不允，俺答部众大哗，于是入寇。多者一月三入寇，甚至边市边寇。兵部尚书赵锦认为，自古以来御寇之道，战守为上，而羁縻终非上策。世宗命督臣多加侦察，并严防私通牟利。明年三月，罢马市，召史道回京。世宗敕命：有再敢言开马市者论死，著为法令。

兵部请敕令边臣修宣、大边垣烽堠。给事中李幼孜上言：“敌垒卑小，宜于垣上筑高台，营建房庐，以栖兵器。”⑦四月，大将军仇鸾率师出塞，偷袭俺答于威宁海，大败而还。当时，俺答屡次入犯辽、蓟边塞，都由朵颜部导引，为患极大。后蓟州警报愈急，仇鸾当带兵抵御，恰逢仇鸾生病，兵部尚书赵锦上疏仇鸾病不能行。世宗认为仇鸾不能主兵事，应收其大将军印绶，别遣将军带兵。赵锦夜驰至仇鸾宅第，收仇鸾印绶，鸾因此病情加剧，死去。当时世宗已经听说仇鸾有奸逆之行，于是命都督陆炳密访，后陆炳揭发了仇鸾与俺答前后交通纳贿及其他乱政情状。世宗大怒，下令宣布仇鸾罪恶，剖棺戮尸，其父母妻子及党羽时义、侯荣等都处斩，抄没其家。俺答得知，引众退去。赵锦也因当初随从仇鸾而被谪戍。世宗诏谕更改戎政，完全改变了仇鸾过去的措置与规定。三十二年（1553）七月，宣府、蓟镇守臣，各报俺答入寇，兵部议：“蓟州密迩京师，备豫宜急，乞令提督时陈统入卫兵分布昌平、怀柔、顺义等处，遏其古北口入犯之路。仍简京营及入卫边兵，九门列营以备战守。”⑧

大同右卫围久不解，议者公推杨博前往，杨博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征诸镇之兵，声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数十下，俺答听说杨博将到，引兵遁去。守将尚表拒守四月，誓师励众，死守不屈，杨博上书奏其功；王德战死，奏立祠加恤；参将周现暗通俺答，请求撤换其职务。从此边防之兵，人人砥砺思自奋立功。杨博又陈善后二十余事，筑牛心诸堡，建烽堠二千八百余所，挖壕堑一千余里，共五十天完工。世宗大喜，加杨博太子太保。

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俺答进犯大同，参将刘国引兵打退其进犯。九月，俺答子黄台吉拥众窥伺陵后南山。穆宗命总督刘焘率兵护陵寝。俺答入寇山西石州，攻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驻重兵于石州，剽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恰逢蓟镇有警，京城戒严。当时俺答入边已二十余日，势甚横。不久，雨潦连旬，马多死，俺答军皆弃马步归，所剽获不能尽载。遗于道路者甚众，十余日方退出边塞，而官军无一人追击。大同总兵申维岳、孙吴等终不敢出战。不久，俺答始全部撤走。诸将才稍稍移出，俘获奸细明海等及其老弱疲幼，自以为有功。诸将之中只有方振与俺答交战，尤月带兵驱逐俺答到岚县，属于稍稍敢于迎战者。事奏后，诏命将都、抚、镇诸臣官职罢去，听候处理；把诸将逮入京城审讯，议加罪赏罚各有区别。时边臣怠玩，掩罪冒功，积弊已久，因此才敢于纵俺答随意出入。至是议罚，诸将始知畏法。隆庆三年（1569）改总理练兵都督戚继光为总兵官。

先是戚继光至镇，上疏说：蓟镇兵虽多也少，原因有七，边兵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又说：“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原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则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炮手各三千，益以西北马步军，专听臣训练。”⑨兵部认为，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权已分割，不便统一调度，诸将只能观望，应召回总兵郭琥，专任戚继光。穆宗同意兵部议，于是命令戚继光以总兵官名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而止调浙兵北上。四年（1570）十月，俺答孙把汉那吉率其众下属阿力哥等十人，叩关请降。边将议应加优恤做人质，并以交出叛徒赵全等为约。穆宗任命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丝衣一身。俺答妻恐明廷害其孙，日夜哭请俺答，俺答拥十万众压境，得知明朝果优恤俺答孙，开始感到惭愧，说：“汉乃肯全吾孙，吾且啮臂盟，世服属无贰，奚有于叛人。”⑩于是与明定盟，通贡马市。俺答诸部均贪明朝财物，喜而从之。十二月，俺答执叛臣赵全等九人来献，并求赐还把汉那吉。穆宗准其迎还。

隆庆五年（1571），封俺答为顺义王，任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在封贡互市问题上，朝中争议较大。张居正在封贡互市的决策上起作用极大。当兵部尚书郭乾在争论中彷徨时，张居正请求皇帝下诏廷议，以坚定其信心；当封俺答一事尚在争议时，张居正又找出成祖封和宁、太和、贤义三王的先例，促使皇帝下决心封俺答；穆宗决定封贡、互市后，张居正又拟旨敕行，同时还与总督王崇古计议具体实施措施。五月，总督王崇古为俺答陈请四事：一、请给王印；二、请许贡入京，贡马三十匹；三、请给铁锅；四、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散所部穷丁。塞上仍许不时小市。这些内容的提出，都与张居正授意密不可分。六月，顺义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儿汉执赵全余党赵崇山、穆教清、张永保、孙大臣及妖人李梦阳等来献。穆宗嘉赏其诚顺，赏白金三十两，彩币四表里（衣料）；恰台吉等各十两，一表里。隆庆六年（1572）九月，俺答贡马二百五十匹，时穆宗已死，神宗继位。十二月，释放俺答旧使火力赤奴谋赤北还。

神宗万历元年（1573），颁赐顺义王俺答佛经，给镀金银印。万历三年（1575）十月，俺答请佛像蟒缎，同时筑成一城，求赐名。明廷赐城名为福化，量给其请。当年，黄台吉改贡市于新平堡。万历五年（1577）二月，顺义王俺答执叛盟者献鹤等四人，帝赐俺答币，论叛者如法。三月，俺答请开茶马市，又求都督金印，不准。九月，俺答上书复求茶市。兵部认为俺答称迎佛，僧寺必须用茶，量给数十篦示恩。神宗批复：量给数十篦示恩可以，开茶市，不可。万历七年（1579）秋，俺答请赐寺额，诏名其寺为弘慈寺。万历八年（1580）八月，封俺答次子不他失为骠骑将军，常汉我、不艮台吉等为百户。万历九年（1581）十二月，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彩币十二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表谢贡马。黄台吉为俺答长子，俺答死，黄台吉想让三娘子做他妻子。三娘子嫌黄台吉年老，不愿从，后又想，如从黄台吉，可为王后，若不从，终为妇人，便从黄台吉为妻。万历十一年（1583）闰二月，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更名为乞庆哈黄台吉。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黄台吉死，扯力克当嗣。督臣郑洛示意扯力克说：“娘子（指三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聚，则封，不亟聚，封别有属也。”⑪于是扯力克遂尽逐诸妾，于十月入三娘子帐中，强与之合婚。其部下牙答汉盗掠助马堡，洪卖盗掠偏头关，因其擅自扰掠明朝边塞地区，三娘子俱罚治如法。

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神宗诏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至此俺答扰边之祸始息。

注释

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③④《明史》卷二○四《翟鹏传》。

⑤⑥⑦《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⑧《明通鉴》卷六○，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⑨《明通鉴》卷六四，穆宗隆庆三年。

⑩⑪《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安南叛服

安南国是远古交趾地区。唐虞时代称南交，秦设象郡。汉初，南越王赵陀占据这个地区，武帝平南越设置交阯、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任延、锡光做郡守时，教民耕种，制冠履，渐立学校。后徵侧、徵贰反叛，马援平定了叛乱，立铜柱为界。建安时期，吴国分立广州。唐初，改安南郡都尉府，属岭南管辖。“五代时，始为士人曲承美窃据。宋初，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三传为大臣黎桓所篡。黎氏也三传为大臣李公蕴所篡。李氏八传，无子，传其婿陈日炬。元时，屡破其国。”①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朱元璋派汉阳知府易济招抚陈日煃，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来朝贡方物。第二年六月，使臣到达京师，朱元璋非常高兴，赐宴，让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籍牛谅前往册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驼纽涂金银印，下诏书说：“咨尔安南国王陈日煃，惟乃祖父，守境南陲，称藩中国，克恭臣职，以永世封。联荷天地之灵，肃清华夏，驰书往报。卿即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法前人之训，安遐壤之民。眷兹勤诚，深可嘉尚。是用遣使赍印，乃封尔为安南国王。于戏！视广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业之遗芳。益茂会猷，永为藩辅，钦哉！”②还赐陈日煃《大统历》、织金纹绮纱罗四十匹，同时敏以下尽予赏赐。日煃死后，其侄日嗣位。日遣上大夫阮兼、中大夫莫季龙、下大夫黎元普等谢恩，贡方物，朱元璋嘉许，并加赐莫季龙等。后日又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叔明畏罪，贡象及方物，被朱元璋得知其实，下诏退回贡物而不受。叔明自称年老，请求让其弟陈煓（tuān）摄政，得到应允。陈煓遣使谢，请贡期。诏三年一贡，使者勿过三至四人，贡物无厚。洪武十年（1378），陈煓侵犯占城，大败阵亡。其弟陈炜，遣使告哀，朱元璋遣中官陈能前往吊祭，当时安南自以为强盛，想吞灭占城，反而招致丧败。洪武二十一年（1389），朱元璋命礼部尚书邢文伟，带着敕命及钞币前往赏赐。陈炜遣使答谢，进贡大象。当时，国相黎季犛（máo）独擅权柄，废其主陈炜，立叔明之子陈日焜主持军国大政，仍用陈炜的名义进贡。明廷不知其情，收了贡物。过了几年，才发觉安南国朝廷政变，陈炜已死，于是命令广西守臣拒绝安南使节入境。黎季犛大惧，于洪武二十七年（1395），派使臣从广东入贡，朱元璋大怒，派官员谴责使臣，并退回他们的贡物。黎季犛更加害怕，明年（1396）再派使臣诡辞解脱苦求入贡。朱元璋虽然憎恶黎季犛弑逆之罪恶，但又不想劳师远征，便接受了黎氏朝廷的入贡。洪武二十八年（1396）黎季嫠讣告其主陈叔明去世。朱元璋认为陈叔明原是篡弑贼臣，遣使往吊，等于奖励叛乱，于是不遣使节吊祭，并传檄安南国使者告以天朝不吊之因。

建文元年（1399），黎季犛杀死陈日焜，立其子陈颙为王，既而，又杀陈颙，立其弟陈（hài）为王，陈年幼，方在襁褓之中，再被杀害。于是他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变更姓名为胡一元，给他的儿子黎苍起名叫胡（dī），自称自己的血统出自古帝舜的后代胡公之后，僭国号大虞，年号元圣，不久自称太上皇，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胡，明廷对此毫不知情。不久，安南故臣裴伯耆告急，请讨黎季犛，愿为前驱效死。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安南国遣正旦使者至，成祖命礼部尚书带安南国故王陈天平（当年八月由老挝军民宣慰使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见安南正旦使，使者见陈天平为故王孙，皆下拜。

永乐三年（1405）六月，敕命行人聂聪送陈天平归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寺卿薛嵓（yán）将兵五千护行。永乐四年（1406）三月，陈天平等度隘留、鸡陵二关，将至芹站，山路险峻，林木蒙密，军行不成列，会雨潦，安南胡所布伏兵突发，杀陈天平、薛嵓，聂聪遇害。黄中等急整兵击之，桥断不得前，中等引兵还。奏闻，永乐帝大怒，以胡欺君罪名遣成国公朱能率二十五将军，以两京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凭祥讨逆。永乐五年（1407）九月，生擒黎季犛、黎苍等至京，安南平。诏以黎季犛及其子黎苍下狱，赦其子黎澄及其孙黎芮等。后黎季犛及其子黎苍出狱，谪戍广西。黎苍及黎澄以善兵器，赦用之。

永乐六年（1408）八月，交趾简定反。简定是陈氏故臣，不肯事黎氏，曾随官军下安南为别将，颇有功。后知成祖不想复陈氏政权，就自己逃走，纠集旧部，自称日南王，改元兴庆，始扰边，而陈季扩、邓景隆尤为猖獗。永乐帝遂命黔国公沐晟发云南、贵州、四川兵数万往征，命兵部尚书刘儁往赞军事。十二月，沐晟与简定战于生厥江，失败。简定益猖狂，攻陷许多郡县。

永乐七年（1409），简定自称上皇，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扩自称是陈氏之后，安南民不忍弃陈氏，则相率归季扩。八月，邓景异攻盘滩，守将徐政战死。英国公张辅兵至交趾，于咸子关、太平海口等处，斩首数千，溺死无算，生擒潘抵等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首领阮世美、邓景异投奔陈季扩，安南陈季扩自称为王族陈氏之后，请成祖封。张辅不允，进兵清化。当时陈季扩据地稍远，明军全力以赴，穷追简定于演州，分沐晟兵从磊江而南，都督朱荣舟抵牛鼻关，张辅自率骑至美良。简定弃马走吉利深山，明军经搜山终于擒获；同时擒其将陈希葛、阮宴等槛送京师，唯陈季扩、邓镕、景异逃至义安。简定至京后被处死。永乐八年（1410）、九年（1411）明军继续追击陈季扩。永乐十一年（1413）十二月，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合兵攻安南兵于爱子江。当时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等进兵顺州，陈季扩党人阮师桧屯爱子江，设象伏兵候官军。张辅侦知，告诫先驱。群象来冲，明军以矢石伤象鼻，群象奔回本阵，自相蹂践，明军乘机蜂拥而上，斩安南将阮山，生擒将军潘经等数十人，其众死伤者无算。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明军至政和县罗蒙江，两边都是悬崖侧径，英国公张辅舍骑步行，大索，射中邓景异，将其俘获；并获阮师桧于南灵州。陈季扩遁走老挝，都指挥师祐追赶，进占老挝三关，蛮人溃散，弃陈季扩及其妾于南磨，生擒以归。八月，交趾陈季扩被处斩。

永乐十三年（1415）四月，命英国公张辅镇守交趾，加陈洽兵部尚书，赞理军务。张辅下交趾，三擒其伪王，威镇西南，交趾人服从管制，安南初定。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召交趾总兵、英国公张辅还京，命半城侯李彬代镇守。张辅经营交趾前后十年，命监察御史黄宗载巡按交趾。交趾营房都覆盖茅草，多处起火焚毁，黄宗载命三司募官伐木陶瓦，半年后，营房皆覆瓦，火患遂息。中官马骐以采办名义到达交趾，拼命搜刮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明军刚刚撤走，即又同时叛乱。陆那阮真、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同知陈可论等一时并反。李彬派将军讨灭叛乱，可是反叛事件仍然制止不住。俄乐巡检黎利，四忙故知县车绵之子车三农等，也乘机作乱，自署官爵，杀将吏，焚庐舍，有杨恭、阮多者，都自称王，署其党为太师、平章。

潘僚，是过去又安府知府番季祐之子，承袭父职，不能忍受马骐的暴虐，于是起兵反叛。范玉是塗山寺僧人，自称上天给他降下印剑，于是僭称罗平王，纪元永宁，与范善、吴中、黎行、陶承等一起，署置相国、司空、大将军，攻掠城邑。李彬东征西剿，日不暇给。朝廷认为叛贼久乱未平，加派荣昌伯陈智为左参将帮助他平叛。永乐十八年（1420）五月，敕命丰城侯李彬说：“叛寇黎利、潘僚、车三农、文历等，迄今未获，宜尽正画方略，早灭此贼。”③交趾左参政冯贵、右参政侯保讨黎利战死。侯保，河北真定人，由国子生知广城县，有善政。明设交趾郡县，择人抚治，升侯保为交州知府、迁参政。时黎利剽掠郡县，侯保率民筑堡于要害处抵抗，黎利率众攻打，侯保战死。冯贵，武陵人，举进士为给事中，旋升交阯参政，能抚辑流民，归附甚众。有士兵二万余人，劲勇善战，每出阵皆有功。后中官马骐疾之，尽夺其兵。及黎利反，众人强求冯贵剿捕，只予羸卒数百迎战黎利，贵力战而死。侯保为政清廉，冯贵有方略，对于他们的阵亡，大家十分痛惜，也为此后平定黎利，带来极大不利。九月，召李彬还，以荣昌伯陈智代之。

黎利当初在陈季扩手下当官，为金吾将军；后归正，用为清化府俄乐县巡检，郁郁不得志。等到明大军撤回，他就起来反叛，僭称平定王。他的弟弟黎石做相国，与同党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明军前来讨伐，生擒范晏等，黎利逃走。过了很长时间，黎利又出据可蓝栅，行劫。方政、师祐等出兵剿捕，擒获其伪将军阮箇立等，黎利败逃至老挝。待方政等班师，黎利又暗自潜出，杀死玉局巡检。不久，黎利又出来寇掠磊江，遇明军追击，他就逃走。等到其他叛军都被消灭，黎利就潜伏得更深了。

当初，李彬曾上奏说：“利窜老挝，老挝请官军勿入，当尽发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测。”④成祖怀疑老挝隐藏黎利，令李彬护送老挝使臣到北京诘问，老挝于是驱逐了黎利。永乐二十一年（1423），陈智追击黎利于宁化州车来县，大败黎利，利远逃。黎利未叛时，与镇守中官山寿交情深厚，到此时寿已还朝，多次强调黎利与自己友善，互信无猜。现在我若前去招抚他一定能归顺朝廷。成祖说：“此贼狡诈，若为所给，则其势益炽，不易制也”。⑤山寿叩头答道，如果我前去招抚，黎利不归降，我当万死。成祖答应了山寿，并派他带着皇帝敕命授黎利清化知府，慰谕甚至。“敕甫降，利已寇清化，杀都指挥陈忠。利得敕，无降意，即借抚愚守臣，佯言俟秋凉赴官，而寇掠不已。”⑥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陈智奏报成祖说，黎利初败逃老挝，后被驱逐回到瑰县。官军进击，他的头目范仰等已率男女一千六百人归降，黎利虽求安抚，愿领所部归附，而按兵不出，不停地暗自打造兵器，必当其兵。奏至朝廷，适逢仁宗践祚，大赦天下，下诏命陈智好好地安抚黎利，不料，黎利竟犯茶龙州，打败方政军，杀死都指挥伍云。

宣宗宣德元年（1426）三月，总兵陈智、方政讨黎利，进至茶龙州兵败。十月，黎利弟黎善据广威州，拥众数十万，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平州知府何忠怀奏潜请王师，夜步出城二百余里，为黎利所得，大喜，认为何知州名闻远近，乃置酒劝忠。“能从我，同享富贵。”何忠大骂：“贼奴！吾天朝朝臣，岂食汝犬彘食！”⑦夺杯掷黎，流血盈面，遂遇害。事闻于朝廷，宣宗深为悼惜，敕旌其门，赐谥忠节。宣德二年（1427）二月，黎利攻交趾城，总兵王通猝击之，大败黎利军，斩其司空丁礼、司徒黎豸以下万余人，利惶恐，不能军。诸军请乘胜急击，通犹豫不决，给黎利以喘息之机，不久，势复张。四月，黎利攻昌江。七月，黎利猛攻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祖拥兵南宁不动，隘留城陷，朝廷逮兴祖下狱。九月，安远侯柳升等率师至交趾隘留关，黎利等乞罢兵息民，立陈氏后主其地，不许。升与黎战败绩，七万人皆没。王通知升败，决意与和。工部尚书黄福被俘，黎利等皆下马罗拜说：“我父母也，公向不北归，我曹不至此。”⑧说罢都哭泣，黄福劝他们归顺朝廷。黎利等终不忍加害。他们的渠长送给黄福干粮，赠金币出境，到龙州，黄福把黎利所赠之物悉归之官。十月，王通与黎利立坛为盟，退师，遣指挥阚忠与黎利所遣之人，奉表及物至朝廷。宣宗敕王通等即日班师。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吏士，携家来归。

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安南国王黎灏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黎麟立。麟死，子黎濬立，濬为庶兄琮所杀而自立。琮侵老挝，败，黎寿域等杀琮而立濬弟灏为安南国王。中官钱能镇云南，复私与灏通，与之结为金兰，奸宄行于边境，危及云南，巡抚王恕发其奸，乱乃免。

先是，安南人入贡，多携私物，路经凭祥、龙州，转运人不足，于是产生仇怨。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冬，黎灏派兵八百余人，越过云南蒙自界，声言捕盗，擅自结营筑室居住。边疆守臣力止，始退。黎灏攻破占城后，更加野心勃勃，亲自督兵九万人，开三条山路，攻破哀牢，侵犯老挝，大打出手，杀死刀板雅、兰、掌父子三人，刀板的小儿子怕雅赛逃避到八百处才得以身免。灏再次积粮练兵，在车里地方颁发假敕命，集中兵力合攻八百，将士横尸于野数千人，都说是被雷霆所击。八百就阻挡住他的归路，突袭杀死一万多人，黎灏才开始收兵回去。宪宗皇帝下廷议，让广西布政司传檄令黎灏敛兵，云南、两广守臣严守边疆。不久，黎灏上书说没有侵犯老挝，同时也不知八百的疆宇应从哪儿到哪儿，言词极其傲慢狂诞。孝宗践祚，命侍读刘戬诏谕其国。安南使臣来贡，因朝廷大丧未毕，免引奏。弘治三年（1490），占城王古来依明朝力量得以回国，对安南的入侵仍心怀恐惧。兵部尚书马文升，召安南使臣说：“归谕尔主，各保疆土享太平。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压境，如永乐朝事，尔主得无悔乎。”⑨

世宗嘉靖元年（1522），莫登庸立黎广，僭号统元，追谥黎明为襄翼帝。嘉靖六年（1527），莫登庸鸩杀黎广，并其母而身立。时黎尚据清华、义安、顺化、广南四道，其旧臣不服莫登庸者，分据险阻，为之声援。后莫登庸率兵击黎，占清华。黎败走老挝。嘉靖九年（1530）九月，黎愤悒死，众立子宁，号曰“世孙”，有兵三千。莫登庸阴结土帅郭辽鹤，使袭宁，大败之，擒宁妃淑宝沉于江，宁与郑绥，子惟走老挝，聚兵八千人，保漆马江。莫登庸以其子方瀛为大王，改国号大正。嘉靖十六年（1537）朝廷议讨安南。二月，钦州知州林希元，上书陈奏讨安南策，广东廉州知府张岳上书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则诛，逆命则诛，未闻以不通贡劳问罪之师也。今用兵之声先已传布，诚恐往勘之使，生事乐祸，迎合附会，谋动干戈。”⑩他力陈目前不可动兵者六事。四月，兵部议讨安南，兵部侍郎潘珍上谏说：“陈暠、莫登庸皆弑逆之贼，黎宁与其父，不请封入贡亦二十年，揆大义，皆所当讨，何独徇宁请为出师耶？且其地不足郡县，叛服无与中国。今北敌日蕃，联帐万里，烽警频闻，顾释门庭之防，劳师袭远，非计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声言进讨，赦其胁从，且令黎宁合剿，使一国之人，借我天声，壮彼士气，可坐收其功也。”⑪户部侍郎唐胄认为：“帝王之于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内难，两广遂少边警，不必疲中国以为黎氏复仇。”⑫无奈世宗南伐之意甚锐，不可挠。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命咸宁侯仇鸾为征彝副将军，兵部尚书毛伯温参军务，讨安南。嘉靖二十年（1541），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最初，毛伯温上疏说，莫登庸畏威，而黎宁称黎氏后，谱系不详，不能作证，请求收纳莫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职，使其安抚安南。廷议，同意毛伯温主张，乃降安南王莫登庸为安南都统司，子孙世及，别给印章。六月，毛伯温班师。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黎维潭来降。先是，毛伯温班师，莫登庸死，授其孙莫福海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问。后来莫福海子浤瀷又势大，最后逐黎氏出其国。万历九年（1581）浤瀷之子莫茂洽来贡。因为莫浤瀷被部下黎伯骊所逐，死于海阳，至是，茂洽始得袭位。黎氏自宁死，其旧臣郑简立宁子宠于西部。简是郑惟僚之子，简等共立黎晖四世孙黎维邦为主。维邦死，次子维潭立。诏以维潭为都统使，安南复定。安南国中设十二道，道不过中国一县。自黎氏以来，虽奉贡称蕃，然在其国中称帝，死后加谥称宗。黎晭被杀，有人说是郑维铲所为。郑氏势大，亡黎氏复黎氏都是郑氏所为。维潭死，子维新嗣，维新死，子维祺立，均对明纳贡。

注释

①②《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④⑤⑥《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⑨《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⑩⑪《明通鉴》卷五七，世宗嘉靖十六年。

⑫《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张居正改革

16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①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生员②。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③，但为了砥砺居正成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璘解以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于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垕（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④，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时，明王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⑤，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穆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一千二百座⑥，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⑦。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⑧。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⑨，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⑩，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⑪。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⑫对此，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⑬。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销，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⑭。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六科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发生的影响最大。

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⑮，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⑯。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⑰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⑱，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⑲请求皇帝“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⑳。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㉑。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形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神宗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㉒。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笑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㉓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依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著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㉔。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㉕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拜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㉖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销。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轮，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一种虐政。明初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㉗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㉘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要求他们遵守规定。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㉙。山东布政使据实禀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㉚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㉛，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处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这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㉜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㉝，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㉞，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朘（juān，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㉟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㊱。这次清丈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㊲。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㊳。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他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

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㊴，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出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㊵。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又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㊶

注释

①《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②《明史·张居正传》称十五岁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③《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④《明史》卷二一三《郭朴传》。

⑤《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⑥《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

⑦《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⑧《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七《谢召见疏》。

⑨《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一一《杂著》。

⑩《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⑪《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⑫⑬⑭《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⑯《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⑰《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⑱《明通鉴》卷六六。

⑲《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⑳《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㉑《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㉒㉓《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㉔《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议处黔国公沐朝弼疏》。

㉕㉖《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论外戚封爵疏》。

㉗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㉘《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㉙㉚《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藩伯徐中台》。

㉛《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㉜《明史·河渠志》。

㉝《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㉞《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行实》。

㉟《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㊱《国榷》卷七○。

㊲《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㊴《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㊵《国榷》卷七○。

㊶《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潘季驯治河

黄河下游河段，系流经河南、山东两省平原地区的一段水流。它挟从上中游高原地区卷涮之泥沙，奔腾而下，水流急湍，含沙量极高。从汉代起，就肆虐豫、鲁一带，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历代对黄河的治理都非常重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中原地区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唐朝以前，治黄河都以疏浚为主要手段，也确实取得过伟大的水利成就，如王景治河等。但是，黄河上中游泥沙含量逐年递增的情况却没有得到有效遏止，泥沙日多，几乎达到一碗水、半碗沙的情况。再加上下游河道经年疏浚，黄河泄洪口宽至十几里之遥，使下游水流速度大为减缓，河平水阔的景象掩盖着泥沙大量淤积、河床日益抬高的凶险水情。从唐朝末年开始，下游河岸崩塌溃涌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至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黄河竟因下游河道淤塞，发生决堤分流，一改往日北流入海之势，分溢成二支，一条向南经泗河而挤入淮河河道，借淮入海；一条向北，溢入济水河道，夺济行洪。淮河、济水的水量与黄河水量之大简直不成对比，原本既浅又窄的河道，骤然水量增加数倍，根本无法承受，而且黄河泥沙还不断堆积增加、抬高河床，一时间淮、济两岸，经年成为泽国。元朝建立后，开通大运河以使南北交流便利，却屡受黄河夺道之苦。元政府遂于至正年间（1341～1368），派贾鲁治河。贾鲁加宽黄河河道、增开南下入淮的引水渠，暂时保持了运河的畅通。从此，黄河就专门南下借淮入海。但当上中游水量暴涨时，它还是南北齐溢，淮济交溃，给下游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威胁。

明朝洪武元年（1368），明军正北上攻打元朝时，黄河发生决口，挡住明军北伐道路。统军将领徐达又专门派人挖渠以“引河入泗以济运”，加重了淮河的负担。此后三十年间，共发生大的水灾九次，生命和财产损失之大，难以计数。更严重的是，黄河故道已完全湮塞淤积成陆地，下泄不畅，元修大运河已无法使用。

燕王朱棣夺取明朝帝位后，将首都由南京迁至北平，改名为北京。政府开支全仗江南供应。京畿地区，每年仅粮食一项，就需从南方运来数百万石以资供应。苦于运河不通，只得被迫行海运。南方大量北上粮船，由太仓（今江苏张家港）出海，越黄海、渤海，直抵直沽尹儿湾（今天津市），在此转运至北京；并设天津卫，派军看护粮港。但海运过程中时常发生粮船损毁事件，风险太大。

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诏派侍郎张信前往黄河察看河情，并会同正奉命疏浚元修大运河之会通河段的兴安伯徐亨，侍郎蒋廷瓒等，共商对策。张信提出恢复黄河故道的提案，得到批准。诏派尚书宋礼、侍郎金纯负责此项工程。经过五年时间，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河复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于淮。是时，会通河已开，黄河与之合，漕道大通，遂议罢海运，而河南水患亦稍息”。①明政府下令废除海运，专门由经大运河而直抵北京的漕运解决南北交流问题。这以后，黄河较为平静。宋礼因此“论功第一，受上赏”②，后来还专门立祠以纪念他。

英宗正统年间，政治昏暗，黄河修护也废弛。正统十三年（1449）秋天，黄河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七月，河决荥阳，经曹、濮，冲张秋，溃沙湾东堤，夺济、汝入海。寻东过开封城，西南经陈留，自毫入涡口，又经蒙城至怀远界入淮”③。黄河在一个月内，两次决口，下游南北两岸，均成泽国，天下震动。军民死伤无数，财产毁于一旦。尤其是漕运通道亦被阻碍，京畿供应也成为问题。此后，黄河几乎年年决口，岁岁溢洪。明政府兴师动众，不惜民力、物力、财力，意图保证漕运畅通。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各个时期的治河官员，都以疏浚黄河水流为要务，开挖大量水渠分洪，只要保证黄河洪水不冲及运河便可，拼命向淮河流域行洪。孰知黄河水愈分流便愈漫溢，愈是防其堵塞运河便愈是运河时时堵塞。明朝君臣几乎对此束手无策，连年治河，连年徒费资财。更令人头痛的是长期对淮河行洪，淮河流域经年被水，这对位于淮河下游的明朝祖陵又构成威胁，一时黄河折腾得明政府上下左右为难。技穷之余，明政府竟乞灵于求神拜佛，封河神，建庙宇，“设齐醮符咒以禳之”④，但也无济于事。其间虽有能臣如徐有贞等殚精竭虑、想方设法；虽曾专一事权排除干扰建河漕总督统领诸事；虽调集无数人财物不惜代价前堵后疏，终告束手无策。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阶段治河没有找到症结关键所在，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加上治河手段单一，只会堵决口、挖引沟，没有摸清水文、又急功近利，自然劳师无功。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7），河防已成为朝廷心腹大患。“自后，河忽东忽西，縻有定向。水得分泻者数年，不至雍溃，然分多势弱，浅者仅二尺，识者知其必淤。至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县棠林集而下，北分两支：南流者绕沛县戚山杨家集，入秦沟至徐；北流者绕丰县华山东北由三教堂出飞云桥。又分而为十三支，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于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⑤。明政府漕运全部停滞，黄淮流域人民生灵涂炭，情况异常危急。明政府急忙任命朱衡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以潘季驯为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时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明朝治河，随着潘季驯的加入，掀开了新的一页。

潘季驯，字时良，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他上任后，针对黄河漫溢的实情，要求将留城（今河南陈留）以西的黄河下游故道重新恢复，以杀水势。此议与朱衡所持疏浚之计相忤。上报朝廷后，众大臣经过商议，决定兼采二人的建议：朱衡去开辟一条新河，引洪水入淮；潘季驯在留城以西，恢复黄河故道。此后不久，潘季驯以丁忧去官，朱衡独掌其事。朱衡初期取得一定成效，黄河洪水不再东向挤入运河而是南流历淮入海，漕运得以恢复。但仅仅维持了四年时间，朱衡所开新河又告淤塞，漕运再次停滞；更令人无奈的是，由于开挖新河导黄，黄河下游全流水量都压在新河上，新河几乎年年淤积、年年溢溃；而且所淤之沙，疏不胜疏，旋疏旋雍。实践证明，疏水已经无法解决河患，反而加速下游溃溢。无奈之下，明政府重新起用潘季驯，任命他为都御史，总理河道。他仍然坚持恢复故道的治河原则。

所谓黄河故道，即黄河下游主河道。明时黄河故道从今兰考县境夺汴河水道东下，流经沛县、徐州、邳县、宿迁，在淮阴地区和淮河干流相汇，从云梯关入海。其中从徐州到淮阴一段，大运河系借黄河水道行船。因而，黄河在徐州一带决口，水溢东南，则运河水道无水补给，即告干涸雍淤。从正统年间明政府开始治河以来，其着眼点即在死保运河畅通上，不惜牺牲淮河流域的百姓利益，以邻为壑，把淮河流域当作行洪区，引黄入淮，以保运河。甚至为了保证行洪畅通，对淮河决口，有意不予修复堵塞，留作泻洪通道。这种不顾百姓死活的办法，从保运河的角度考虑，应该是能奏效的，可为什么又屡治屡溃呢？这则归咎于他们治黄时还墨守传统办法，以分疏为法宝，在下游多开支河，将大水化小、急流化弱，同时大力扩张入海口，以便洪水分泄。殊不知明时黄河与前代大不相同，治河关键已不在治水，而在治沙。沙淤堤溃，才是经年洪灾的罪魁，分水辟流，无异于火上浇油。可惜明政府前百年治水中，无人能见及此，白白耗费了财富和时间。潘季驯力主恢复故道，其要旨即在筑堤束水，引水冲沙，借水力来冲涮河道以代替人工清淤，可谓事半而功倍。

隆庆四年（1570），潘季驯调动劳力五万人，修整黄河故道。他将崩溃的决口重新堵塞，在两岸筑异常坚固的大堤，名之为“缕堤”，夹河而立，束水东下，同时疏浚河湾，以畅河道。在缕堤的束缚下，黄河干流流速加快，水势湍急，所携泥沙，来不及沉淀即被卷挟东下；同时水势加速，大块沙石也无法沉积，都奔涌而下，对下游河床形成猛烈的刨蚀，冲散淤积泥沙石块，挟裹其混水东流，从而避免人工清淤所费之巨大财力、物力；两岸百姓再无洪涝之苦；更喜淤出良田万顷，便民耕种。一石三鸟，收获颇多。

经过近一年的辛劳，潘季驯将开封至徐州间的黄河故道基本理出一个轮廓来，近一百里的黄河故道已然恢复行水，能看出旧日黄河的形迹了。潘季驯上书朝廷，谈了自己疏浚修复故道的理由，提出黄河回归故道后带来的重大利益，如“丰、沛、曹、单永无昏垫”⑥，“会通河闸渠无虞”⑦，“来流既深，建瓴之势，导涤自易，则徐州以下河身也因而深刷”⑧等。这些设想基本上都得到了实现，明代治河，首次取得重大成效。但同时，潘季驯也遭到朝中权臣的嫉妒。就在他即将全面完工之际，漕运发生重大翻船事故。这原本与潘季驯无关，但勘河给事中雒遵却诿过于他，奏请朝廷，将潘季驯罢职。

潘季驯去职后，由朱衡接任。朱衡接受潘季驯的方案，继续广筑高堤束水、引黄河回归故道。第二年春，全部工程完工。明政府重赏朱衡等。百姓们则归功于潘季驯。束水攻沙策略也深入人心。朱衡就曾上报朝廷，极言“逼水而冲”的“浚浅”之法，可惜未引起朝廷重视。但毕竟黄河故道已淤塞近百年，积重难返、清积淤非一日可完之功；加上潘季驯中途去职，其河防计划未能全面实施，因而在万历五年（1577）秋天，遇上特大洪水袭来，黄河、淮河同时决口，淮阴、扬州、高邮、宝应一带又成泽国，淹死军民无数。明祖陵亦险被洪水冲毁。首辅张居正忧急病倒，工部尚书兼理河漕、总河都御史吴桂芳死于任上，朝野震惊。第二年，张居正力荐修河卓有成效的潘季驯，主持修河。

潘季驯到任后，亲自到河边工地视察水情，最后得出结论，引黄回故道并不错，但是以前所修的堤坝还较单薄，遇特大洪水来时，即告不支，尤其缕堤孤军奋战，大水来时，较窄的河床难容大水，而且大洪水必伴有大泥沙，淤积起来，必然导致河决。因此他决定，坚持“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治水原则，同时指出，要想堤坝不再决口，就必须下大力去抓堤坝质量，要舍得花巨资去加固加高大堤，严禁筑堤材料中掺用泥沙，一律使用真土，以提高抗洪能力。

在此基础上，潘季驯上书明政府，提出治河六策：塞决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杜溃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縻费；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这六条建议，明政府全部批准，交由潘季驯全权负责办理。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努力，潘季驯治河工程全部完工，取得了重大成就。

近两年的时间里，潘季驯共“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减水坝四座；迁通济城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工程量之大，罕有其匹，治理之彻底，前所不见。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黄河水平、运河畅通，百姓安居，明朝黄河下游出现了一段少有的平静时期。明政府大力表彰了潘季驯，封他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

此次治水，潘季驯还独创了一个完整的束水冲沙、防水溢堤的堤防系统：缕堤、遥堤、月堤、格堤。缕堤，即夹河两岸所筑高堤，其作用在于缕水归海，防止河水旁溢，同时夹堤束水，提高水流速度。但缕堤势单，遇大水则独木难支，一旦破溃，对两岸百姓伤害很大，因此他一面加高加固缕堤以使其坚固，一面又在距缕堤二三里开外，再筑一遥堤，与缕堤遥相呼应，充当第二战线，起保险作用。为了防止河水从缕堤溃口直扑遥堤，潘季驯又在二者之间筑格堤，以缓冲水势，构成严防死守的三道防线，力图确保大堤两岸百姓无洪水之虞。另外他还在缕堤内侧，筑一道月牙形的沙堤，以保护缕堤堤脚，以免穿涌，可谓万无一失。同时，遥堤、缕堤上还遍种柳树，坝脚密植芦苇、茭白，以固土固堤，同时美化了环境，令人称绝。

这次治水，使得原本横流四溢、经年不治的黄河下游，在二年之间，变成田庐尽复、流民归家的新家园。百姓获得喘息之机，漕运也畅通无阻。人民盛赞“黄河安流、潘老之功”⑨。

此后黄河安静了五六年。不幸在万历十一年（1583），潘季驯因替张居正家属仗义执言而被罢官为民，黄河河务从此无人关注，都以为一劳永逸，终致河堤失修，经常在二省交界处发生溃涌，河患又开始渐露端倪。迫不得已，朝廷又起用潘季驯治河，任命他为右都御史总督河道。这时他已经快七十高龄了，仍亲赴河沿，察看水情，坚持复故道、束堤涮沙。但这时黄河灾情集中在对明祖陵构成威胁上，部分大臣主张另开新河，而潘季驯坚决反对，声称只要黄河归故道，祖陵附近洪水自动会消失。但一连数年，明祖陵都被水围浸，于是群情哗然，交相攻击潘季驯。万历二十年（1592），潘季驯辞官归隐，后以七十五岁高龄，卒于家中。

潘季驯先后四次治水，共任水职二十七年，对水利事宜无一不精，著《河防一览》一书，尽言其治水之法。他是明朝最杰出的水利专家。

注释

①《明史·河渠志》。

②《明史·宋礼传》。

③④⑤《明史·河渠志》。

⑥⑦⑧⑨《明史纪事本末》。

抗倭援朝战争

16世纪末，日本战国割据纷争的局面刚刚结束，关白（即宰相）丰臣秀吉统一全国，掌握了政权。日本社会经济有了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封建主和商人都要求向外扩张。当时日本封建大名（诸侯）中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服从。丰臣秀吉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同时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诸侯的力量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妄想发动侵略战争，梦想征服朝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

丰臣秀吉早就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公元1585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日本天正十三年）①。万历十八年（1590）冬，他致书朝鲜国王李昖，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②。中朝两国一向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朝鲜的拒绝。

明万历十九年（1591）底，丰臣秀吉决定入侵朝鲜。第二年四月，丰臣秀吉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派出十六万名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九千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经过长期内战，日本封建贵族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之军队集中，又有锐利的武器鸟铳（即步枪），登陆后二十天，便攻陷了汉城（王京），朝鲜国王李昖逃往义州。接着平壤也陷落了。两个月内，日本侵略军就控制了朝鲜的大片国土，劫王子，抢府库，掳掠人口，烧杀奸淫，并且强迫被占领区人民采用日本风习，使用日语。加藤清正率领的侵略军向北渡过了图们江，直逼中国边境。朝鲜陷入空前严重的亡国危机，明朝也受到严重威胁，情况异常紧急。

朝鲜的迅速溃败，完全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当时的朝鲜统治者重文轻武，“兵不习战，昖又湎酒，弛备，猝岛夷作难，望风皆溃”③。朝鲜和明朝是两个友好的邻邦，通过朝贡贸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紧急情况下，朝鲜国王急忙向明朝请求援助，“请援之使，络绎于路”④。在援助朝鲜问题上，当时在明朝政府中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不主张出兵，他们说应当在自己的门庭防御日本侵略者，无须去支援朝鲜；但是大多数朝臣则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⑤。左佥都御史吕坤曾上疏说：“朝鲜密迩东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邻鸭绿，晋州直对登莱。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寇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乃彼请兵而二三其说，许兵而延缓其期，力穷势屈，不折入为倭不止。陛下诚早决大计，并力东征，而属国之人心收矣”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也力主出兵。廷臣的正确意见最后被政府所采纳，明朝决定出兵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派出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史儒率领五千名援军，从辽东出发，渡过鸭绿江，进抵平壤。因为地理不熟，又遇上大雨，道路泥泞，明军战败，史儒力战而死，祖承训仅以身免。兵部尚书石星派沈惟敬到平壤和小西行长谈判休战。小西行长为麻痹明军，故意放出和谈烟幕，对明使诡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亦不久当还。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耳”⑦。这种损害朝鲜民族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决定派出重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明朝派经略⑧宋应昌、东征提督李如松率师七万人东渡，会合朝鲜将士，经过周密部署，于次年初进军平壤。宋应昌制定军令三十条，强调军队必须严守纪律，其中第五条规定：凡是损坏民间一草一木的一律处死刑。当时大军尚未齐集，李如松先带领了从江苏、浙江、四川和辽东调来的军队，共四万多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六日早晨进围平壤。这时盘踞平壤的是倭军精锐的小西行长的部队，约有三万人，据城死守。明军奋勇围攻，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如松下令诸军攻围只缺东面，令游击吴惟忠攻迤北牡丹峰，而如松亲提大军直抵城下，攻其东南。倭军炮石如雨，明军稍稍后退，如松斩先退者以徇；招募敢死队，援钩梯登城。如松督副将杨元等军自小西门先登，其弟如柏亦从大西门入。火器并发，烟焰蔽空。如松“马斃于炮，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⑨。如柏头盔也中弹，仍奋力督战。游击吴惟忠和参将骆尚志都已年过六十，惟忠中炮伤胸，尚志被大石伤脚，仍然斗志昂扬，冒险登城。明军“将士无不一当百”，前仆后继，首先登上城楼的是一批浙军，他们拔下倭军旗帜，换上明军旗号。倭军紧闭城门，明军用大炮轰开，烧毁门楼。李如松整军入城，马步军云集。激战不到中午，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士凯旋入城。这一仗共歼敌一万多名，俘虏无数，逃散的敌军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朝鲜的史书说：明军“进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明军收复平壤后，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

二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这时汉城有倭军数万人据守。明军由于接连取得胜利，有轻敌之心，如松竟误信朝鲜人“贼弃王京遁”的谎报，率领轻骑趋碧蹄馆（在京城北30里处），遇敌埋伏，围之数重。如松马蹶伤额，明军丧失甚多。倭金甲酋向如松进逼，裨将李有昇以身蔽如松，手刃数名倭酋，因中钩堕马，为倭兵所杀。李如梅（如松弟）箭射倭将落马，这时部将杨元也领兵杀入重围，倭军才被击退。会天降雨，明军战马入稻畦中，无法驰骋。“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炮不绝”⑩。明军乃退驻开城。三月，如松得报，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积粟数十万石。于是如松密令部将查大受率死士从间道焚烧了敌军粮囤，断绝了敌军龙山的饷道。

平壤大捷使朝鲜的抗战由被动走向主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争取援朝战争的全面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惜由于明军主将李如松轻敌大意，误信假报，在碧蹄馆战役中失利；日军玩弄和谈，明军主和势力抬头，致使战争拖延下来。

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在国内和军内也很不得人心。当时在日本国内就流行着一种预言说：丰臣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⑪。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在军内，官兵、民伕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五十七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伕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士兵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的岗哨（“人番留所”）。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更加弥漫。官兵士气既如此低落，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下五万三千人）⑫，粮秣短缺，疠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于四月十八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碧蹄馆之役后，宋应昌派沈惟敬到汉城和倭军议和。倭军战败之余，不得不退兵，争取喘息时间，于是同意撤出汉城，归还被俘的两个朝鲜王子，但仍赖在釜山不走。倭军一面议和，一面又进犯咸安、晋州，逼近全罗道，声称要以汉城和汉江为界，霸占汉江以南的朝鲜国土。李如松命令诸将分守要害，打击倭军。兵部尚书石星等以明朝大军在外已久，竭力主张撤兵议和。宋应昌则认为不妥，上疏称：“釜山虽濒南海，犹朝鲜境。有如倭觇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今拨兵协守为第一策。即议撤，宜少需，俟倭尽归，量留防戍”⑬。兵部主事曾伟芳也上言：“倭款亦去，不款亦去。款亦来，不款亦来。盖关白大众已还，行长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遗也。欲归报关白，卷土重来，则风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营讲媾，咸安、晋州随陷，而欲恃款，冀来年不攻，则速之款者，速之来耳。故曰：款亦来，不款亦来。为今日计，宜令朝鲜自为守，弔死问孤，练兵积粟，以图自强”⑭。明朝政府中还有一些有远见的官吏，也都反对轻谈和议和恢复贸易。朝鲜国王和文武大臣也都反对封贡（即议和）。但明朝政府最后还是决定只留刘率领四川兵协助朝鲜世子防守，其他军队全部撤回国内。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日本议和使臣来到北京。明政府提出三个条件：一、日本军队全部撤回国内；二、中国册封丰臣秀吉为王，并允许恢复入贡（来华贸易）；三、此后永远不许侵略朝鲜。明年九月，明朝使臣杨方亨、沈惟敬到日本，希望用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办法，换取日本撤兵议和。侵略成性的丰臣秀吉却另有打算，他“怒朝鲜王子不来谢，止遣二使奉白土绸为贺，拒其使不见”，并扬言再度侵略朝鲜。沈惟敬原是市井无赖，与倭方相勾结，欺骗朝廷说：秀吉满足于封王，同意明朝的条件。同行到日本的朝鲜使臣把秀吉悖慢无礼的情况报告给国王，国王转达明朝政府。明神宗得知后大怒，命令逮捕石星和沈惟敬按问，并决定停止拖延了三年多的和议。以兵部尚书邢玠任蓟辽总督，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麻贵任备倭总兵官，援助朝鲜。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邢玠到达任所，六月，日本侵略者再度大举侵朝，倭水军数千艘先后渡海，七月，进入庆州。这时，朝鲜政府由于内部党派之争，加上日本统治者的反间计，朝鲜政府罢免了著名水军将领李舜臣水军统制使的职务，改派懦弱无能的元均继任。由于元均的少谋寡断，李舜臣苦心经营的闲山岛要塞，竟被日军占领，元均被杀。十几万日本侵略军从水陆两面涌向富庶的谷仓全罗道，进占了全罗道的重镇南原。到了九月，日军又向北攻入忠清道的稷山，企图由此进犯汉城，王京岌岌可危。

十一月，邢玠大会诸将分三路向日军发起进攻，迫使日军退守在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筑三寨以拒守。岛山依山筑有石城，城外围绕着三层栅栏。明军仰攻山寨，损伤很多。游击陈寅领兵连破外围两道栅栏，第三道栅栏也即将被攻下。倭军被围十昼夜，水源粮饷皆被切断，加藤清正伪称约降，请求缓攻，实际上是缓兵之计，等待小西行长来援。行长也害怕明军袭击日军釜山大营，不敢轻进，只是挑选三千名倭兵，遍布旗帜，蔽江而下，虚张声势以恫吓明军。杨镐因明军当时没有水军，缺乏海上支援力量，心慌胆怯，又听朝鲜将领李德馨伪报海上倭船扬帆而来。杨镐不及下令，便策马西奔，全军溃散，退回汉城。这次围攻加藤清正的战斗集中了中朝双方大量兵力，经过一年的准备，结果大败，士卒伤亡近两万人。杨镐还向朝廷报捷，说只死亡百余人，被部下丁应泰揭发，明神宗免去了杨镐的职务，听候处分，改派天津巡抚万世德接替他的工作。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初，总督邢玠以岛山之役由于缺乏水军而遭到失败，乃增募江南水兵，精讲海运，作持久计。二月，陈璘率广兵，刘率川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先后来到。邢玠把明军分成四路：中路大将李如梅（后改为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刘，水路陈璘，各守汛地，相机行动。这时日军盘踞朝鲜已有七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一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粮秣供应不足，士气萎靡不振。丰臣秀吉为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国内动众数十万，猛增税收，遭到人民怨恨。久困在朝鲜的士兵普遍厌战，与明军遭遇，往往举阵奔散，投降的人数愈来愈多。是年七月，丰臣秀吉在懊丧中死去。十一月，加藤清正率兵先逃，中路和西路明军会同陈璘、李舜臣率领的中朝水军，集中力量，包围了小西行长，切断了他和岛津义弘的联系，准备一举消灭敌人。行长被围数月，粮尽援绝，于是派人向中朝将领赠送枪剑宝物，请求给他一条生路，退兵回国，被李舜臣严词拒绝。

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岛津义弘率五百多只战船来救小西行长，在半岛东南露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陈璘遣副总兵邓子龙偕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督水军千人，驾三艘巨舰为前锋，向倭军冲击。李舜臣驾船擂鼓，先冲敌阵，被倭船包围。陈璘舍身救援。子龙虽年逾七十，仍“意气弥厉”⑮，率领勇士二百人，跃上朝鲜战船，追踪倭船奋击，并投掷一种“火毬”，延烧敌船，倭兵死伤无算，逃到岸上的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死万余人⑯。正在激战时，明军火器误中子龙战船，舟中起火，倭军乘机进攻，邓子龙力战而死。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打沉敌船。李舜臣不幸被流弹击中，伤势严重，临终前还叮嘱他的侄子李莞不要公布他的死讯，以免影响军心；命令李莞代替他指挥督战，直到胜利。战斗到中午，倭兵大败，损失战船四百五十余艘，小西行长乘混战中上船逃回日本。战斗结束后，陈璘急忙寻找李舜臣共庆胜利，当他听到李舜臣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地昏倒在船上。中朝军民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紧密配合，并肩作战，终于彻底粉碎了丰臣秀吉先吞朝鲜再灭中国的狂妄计划。

注释

①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185页。

②《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59页，吉川弘文馆，1964年。

③《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⑥《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⑧经略是明代用兵时特派主持军务的官职，一般由文官担任，权位很重。

⑨《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传》。

⑩《明通鉴》卷七○，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

⑪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333～334页。

⑫日本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之役篇，第251页。

⑬《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⑭《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朝鲜传》。

⑮《明史》卷二四七《邓子龙传》。

⑯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第78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年。

反矿税监使

明朝中叶，朝廷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尤其是采矿、制瓷、纺织、制盐、制茶等私营手工业备受限制，且不断遭受盘剥和掠夺。明廷一再禁止民间开采煤、铁、铜等矿产。并于制瓷业中实行“官搭民烧”，即将原由官窑烧制的瓷品，交民窑烧制，但出价极低，若烧不成，则由民窑赔偿，因此造成许多民窑破产。纺织业中则强制推行领织制度，官府出钱粮或丝料，交由机户织造，织毕交官取酬，不过“每发后期，且多扣克，以朘削之余，市腾涌之料”①，机户反因赔本而破产。明朝还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商人未经许可，不得经销盐、铁。此外明廷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国内经商更是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驴、骡，一畜产也而税。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县之内”②。

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限制与盘剥，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使府库日渐空虚，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陆续派遣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赴各地课敛诛求。税使专事在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要道上设立关卡，课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③。税使亦遣爪牙于长江上拦截过往船只，强行征税，以至于一舟扬帆三四百里，就要交五六次税。仅运河临清至济宁段，约四百里长的河段上，就“层关叠征”。而矿监更以开矿为名，见“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④。他们拆民房，掘良田，挖坟墓，无所不为。

矿监、税监使的“纵横绎骚，吸髓饮血”，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萧然，生灵涂炭”⑤，大量的工商业者破产，店铺倒闭。如河西务原有布店一百六十余家，倒闭多达一百三十多家。山东临清原有绸缎店三十二家，倒闭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家，倒闭四十五家；杂货店则关闭了四十一家⑥。由此可见，“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⑦。商贾裹足，商业萧条，政府的税收亦大为减少。万历二十五年（1597），仅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等地税卡每年可收税四十万七千五百余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减少到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两。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者及市民的利益，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反抗。在一些地方出现工商业者武装开采矿产，武装贩运私盐、私茶的斗争，最终则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

万历二十四年（1596），宦官陈奉领命入湖广采矿征税。这位矿监使“恣行威虐”，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稍有不顺，即鞭笞官吏，甚至白昼剽劫，“惨毒备至”。仅二年间，他在湖广地区就搜刮到“金宝财物巨万计”⑧。湖广商民对其行径恨之入骨，先后爆发民变十余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陈奉又赴荆州征税，依旧随意加税，“剽劫行旅”。数千市民相聚，向其投掷瓦石。陈奉狼狈逃窜武昌。次年，陈奉继续在武昌征税，再次借机敲诈，凌辱妇女，横行霸道。愤怒的武昌市民连续发动反对陈奉的“民变”。商民六万余人包围其公廨。陈奉被地方官府救出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对武昌商民血腥报复，令官兵“举火箭焚民居”。再度被其暴行激怒的群众奋起反抗，数万人又一次包围了他的公廨，吓得他躲藏至楚王府中。商民抓陈奉不得，遂将其爪牙“捆得手足，投之于江”⑨。武昌商民的反抗斗争，终迫使明廷不得不于四月，下令撤回陈奉。

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也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税使马堂及其爪牙，在临清胡作非为，“白昼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者，藉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搤夺之”。马堂原是天津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在山东七年间，每年抽税不下十五六万两，而上缴朝廷不过七八万两。其间隐瞒税额共达一百三十余万两。他在临清网罗地痞流氓数百人充当其爪牙，白昼抢劫，“抗者辄为违禁罪之”。马堂一伙的行径，造成“中人之家，破者大半”⑩。忍无可忍的临清市民“远近罢市”，“匡织手”王朝佐率万余民众围攻马堂，放火焚毁税监衙署，杀死其爪牙三十七人。事后官府于临清搜捕要犯，株连者甚众，王朝佐挺身而出，临刑前面不改色，英勇就义。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也爆发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孙隆和他的参随黄建节及地痞汤莘、徐成等十二人，先于苏州设立“五关”，恣意征收商税，以至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以织造为业的织工更处于“岌岌乎无生路”的窘迫境地。孙隆一伙仍不满足，继而又议定，城内机户每张织机，收银三钱；又规定凡缯之出市者，每匠纳银二分。此法颁行之后，“机户皆杜门罢织”，机工则“自分饿死”⑪。六月初三日，愤怒的织染工二千余人在织工葛贤的率领之下，于苏州玄妙观宣誓，“欲为吴民剿乱”，表示“宁拼死救此一方”，提出“不杀（税）棍、不逐孙不休”⑫的斗争口号。反抗的市民制定了不取一钱一帛、不错杀一人的严明纪律。葛贤手持芭蕉扇指挥市民，先后殴杀孙隆的爪牙汤莘、徐成等人，捣毁税监行署，逼迫苏州府衙交出孙隆。他们还捶死税官多人，纵火焚烧豪富宅第十余处，且于城郊遍贴榜文：“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⑬在市民的反抗斗争面前，孙隆吓得到处躲藏，最后在地方官府的保护之下，偷偷溜出苏州城，逃往杭州。明廷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孙隆撤换掉。

湖广、临清、苏州等地工商业者及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此起彼伏，形成明后期反抗明廷横征暴敛、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潮，而且很快向其他地区蔓延发展，形成一股规模洪大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洪流。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江西景德镇爆发了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万余名瓷工奋起反抗税监的暴虐，放火烧毁御窑，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潘相本人也被儒童殴打致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太监王朝管督北京（今北京）西山煤矿。他恃矿监之权势，向民窑大肆勒索。民窑主王大京代表诸窑主与王朝等人交涉，却遭拘捕。这一行径激起窑主与窑工的联合反抗。窑工和运煤夫结队，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内示威，“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⑭。这场斗争直接威胁到位于京城的朝廷，明帝不得不撤走王朝。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南也爆发了反对矿税监杨荣的斗争。奋起反抗的百姓杀死杨荣，投尸于烈火之中。

此外，西安、新会、香河、福州等地的工商业者和市民也相继掀起反对矿监、税监的斗争。这场斗争始终不断，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它与农民反抗明朝腐朽黑暗统治的斗争相呼应，沉重地震撼了明朝的统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注释

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③④《明史》卷八○《食货志》。

⑤《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⑥《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三一《杂税》。

⑧⑨《明史》卷三○五《陈奉传》。

⑩《明史》卷三○五《陈增传·附》。

⑪《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⑫⑬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⑭《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李贽自刎

李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世宗嘉靖六年（1527）诞生于福建泉州一个海商世家。幼年家境平平，七岁丧母，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读书识字。他自己曾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所以虽然读了不少经书，却都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实在“无以消岁月”。

虽然李贽天生一副“反骨”，天生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反感，但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子，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科举入仕。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贽考入泉州府学。三十一年（1552）中举，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三年之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从此以后，他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从共城县教谕直到姚安知府。终因不忍“含垢忍耻，游戏仕路”，而于万历八年（1580）弃官到湖北黄安定居，不久迁居麻城龙湖，开始了后半生的读书、著述和讲学生活。

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所倡导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人称“王学”或“心学”）特别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学派流衍出许多流派。据《明儒学案》记载，当时有所谓“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方王门”等等。在各个流派中，有的是恪守师说，如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为代表的江西“江右王门”；有的对王学思想加以发展，甚至走向王学的反面，如以颜山农、梁汝元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也有接受王学影响，最终自立门派的，如王艮的“泰州学派”，梁汝元、罗汝芳等人也是“泰州学派”的后学。

李贽在中年后接受了王阳明的学说，又曾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接受王畿、罗汝芳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又曾潜心研究佛学，受到禅宗观点的影响。但是，他的秉性、教养，尤其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及时代对他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能突破王学及佛学思想的羁绊，在反对假道学，批判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提出并阐述自己的具有时代特色和启蒙色彩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

退出官场定居龙湖后，他“闭门下键，日以读书”，“寒不停，暑不辍，夜不休”，寻找批判假道学及传统思想的锐利武器，终于写出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当时的封建卫道士们以“异端之尤”视之，而李贽本人也以“异端”自居，并且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虚名加我。”①为了表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他写下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名的离经叛道的著作。

《焚书》和《续焚书》，是李贽和当时的道学先生们的论战集。《焚书》“将《论》、《孟》逐节发明”，也就是说，要将《论语》和《孟子》二书中的疵谬逐一加以揭发。自汉尊儒术至宋朱熹注四书，《论语》和《孟子》在一般学子心目中不啻圣物，何人动得！李贽此举确是使奉孔孟为圣人的封建卫道士们如祖坟被掘。李贽也深知自己的书中多“忿激话，不比寻常套语”，“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②，所以起名为《焚书》。

《藏书》是李贽对自战国至元朝灭亡期间八百多年重要历史人物作重新评价的历史著作，《续藏书》则是对明代历史人物的评论集。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大作翻案文章，觉得历来为封建卫道士们称颂膜拜的圣贤只是“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现在他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因见解“与世不相入”，所以只能“藏之后世”，故而取名为《藏书》。

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把孔子的言论奉为神圣的教条，统治者则以四书五经为行赏作罚的准则。李贽却大胆地指出：不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昔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哉？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遂可以定本行赏罚哉？”③他痛斥盲目地尊孔，鄙视对六经的迷信，认为六经不过是忠臣及臣子对统治者的溢美之词，而《论语》、《孟子》亦不过是孔孟门弟子残缺不全的笔记而已，不足为据，更不堪为“万世之至论”。

理学家们整天喋喋不休，强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为“理”乃是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的。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④如同穿衣吃饭都是禅一样，他主张应该去空洞之理，复人之本欲，使人成为“童心”再现的“真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⑤。

李贽一生充满坎坷与不幸，二十余年官场经历使他对混迹官场的道学官僚认识得很透彻。他指斥道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首儒雅，行若猪狗”，嘲笑他们是一群无才、无学、无识的蠢人，除了因循守旧、打拱作揖，别无所能。

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点，李贽也颇有不少惊世骇俗之论。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卫道士说卓文君是“淫奔”，他盛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是“善择佳偶”，合乎自然之性；史学家说武则天是篡夺大权，他激赏武氏以女流而治天下，是了不起的女强人；统治者视百姓因无奈铤而走险是“大逆不道”，他却说官府的腐败“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传统的观念是“男尊女卑”，女人永远是女人，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⑥

在禁锢深重的封建时代晚期，李贽的呐喊给思想界带来一线光明。同时，他公然的离经叛道也使理学家们恼羞成怒，使统治者胆战心惊。他们围攻李贽，对他施加种种政治迫害，说他“狂诞不经，大逆不道”，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万历三十六年（1602），皇帝亲颁圣旨，缉拿李贽治罪，七十六岁高龄的李贽愤而以剃刀切喉自尽，结束了他的一生。

李贽死后，他的“异端”思想仍为统治者所畏惧。从明到清，统治者们总是设法禁毁他的著作。值得庆幸的是，李贽死后，其“名益重，而书亦传”，这大约是统治者和理学家始料未及的。

注释

①　《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②　《焚书·自序》。

③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④　《焚书·答邓石阳书》。

⑤　《焚书·童心说》。

⑥　《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葡萄牙侵占澳门

西方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殖民。1498年，达·伽马开辟出绕非洲好望角越印度洋而直抵东方的航路，使葡萄牙殖民者最先涌入东方。16世纪初，葡萄牙人灭亡了位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该国系受中国册封的藩属，明政府称之为“满剌加”，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国蠢动。

在此之前，也有西方各国商人来华贸易。明政府在广东广州，辟设洋行，专门负责与他们交往的事宜。由于对西方了解不多，对西洋各国称谓甚为淆乱，如葡萄牙人，被阿拉伯人称作“佛朗机”，故明政府也称其为“佛朗机”。后来西班牙人来华，亦被称作“佛朗机”。至于广州百姓，对这些外国人更是知之甚少，只见他们个个“深目隆准、秃顶虬髯，身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作撑犁孤涂，了不可解”①，便统以“鬼佬”称之。他们的态度，尤其是对从事合法贸易的外国人，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西洋诸国商人，慑于中国国力的强大，也比较乖驯。“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②，靠转手贸易来谋生。这里很难具体说清都是哪些国家人。他们聚居于广东香山澳（今广东中山）。

正德十三年（1518），葡萄牙人派使者携贡品抵广州，声称要朝贡。其使臣加必丹末还要求明政府对其进行加封。这时明政府方知有这么一个国家。但因为他们不是通贡之国，明中央政府下令将其所携贡品作价购买，遣返了该使者。没想到他们竟在中国境内“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③，为非作歹。同时他们还试图通过贿赂倖臣江彬来拜见正德皇帝。其使者火者亚三甚至还留在正德皇帝身边，充当把戏，正德帝经常以学他说话来取乐。当时明中央政府尚不知葡萄牙人灭满剌加之事。

正德十五年（1520），满剌加国王使者至北京，详述灭国情形，御史丘道隆奏请明政府“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④；同时，御史何鳌也上奏朝廷，揭露1514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率船强占广州珠江口东侧屯门岛、1519年葡萄牙人西蒙·德·安德拉德率军再次强占屯门岛并建堡架炮这二件事，揭露其“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⑤的殖民嘴脸，要求“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⑥。明政府闻讯后十分震惊，捕杀火者亚三、扣留葡萄牙人比留斯，断绝与其朝贡贸易。

葡萄牙人见奸诈机谋败露，遂仗着他们的巨炮利兵，直接来中国侵掠。嘉靖二年（1523），葡萄牙殖民军在别都卢带领下，寇犯广东新会之西草湾。明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军抵抗，在当地百姓的支援下，大败葡军，生擒别都卢，缴获二艘兵舰。葡人抱头鼠窜而去，再不敢来挑衅。以后他们又尝试窜犯福建、浙江，甚至勾结倭寇，但均遭击灭，尤其在嘉靖二十八年（1548），明浙江巡抚朱纨在福建泉州的浯屿、月港两地大败葡萄牙人，第二年朱纨又擒斩葡萄牙匪首李光头等大批海匪。孰料明政府竟以擅杀罪，逼死朱纨。但是，葡萄牙人也深知，以武力来侵掠中国，无异以卵击石，遂改变侵略者的面貌，扮成一般商人，用公平贸易、正常交往的嘴脸来麻痹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同时，利用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广行贿赂，以求达到武力侵掠所得不到的利益。

早在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下令禁绝与番人贸易，尤其是佛朗机。最初禁令执行较严，一时广州市面“市井萧然”，许多商人对此大为不满；广东地方官员，因为“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⑦，海禁使其收入顿减，也力主开禁。给事中王希文据理力争，严厉驳斥了广东官民不识大体、不恤国事的叫嚣，严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⑧。可惜不久因为广东巡抚林富上书，极言开禁对两广有“四利”，嘉靖帝遂同意开禁。葡萄牙人乘此时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⑨

获得通商后，葡萄牙人得陇望蜀，极力在华寻求一个根据地和跳板，便把目光在沿海小岛上搜寻。他们原来想占据浪白澳，但因为这里离海上航线较远，且岛上淡水取用也较为困难，深感该地不堪用，遂把目光转向距浪白澳九十余里的濠镜澳。由于葡萄牙人当时装扮得异常驯顺，主动照章交纳进口关税，因此广东地方官员就没有驱逐他们，致使因贪小利而让濠镜澳沦入葡萄牙人之手。

葡萄牙人具体是如何占领濠镜澳（即澳门）的，史料对此说法不一，约略有如下几种：

一、《明史》中称“濠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瓜哇、琉球、渤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使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两万金，佛朗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奥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根据这段史料，应是广东地方官员先在濠镜开辟市场，召诸国商人来居，以利其租税，而葡萄牙趁机混入，依仗其当时尽占东南亚各国之利，排挤他国而后独占。

二、《广东通志》中则这样写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寻贿许之”。此说则称濠镜原为荒岛，是葡萄牙人以欺骗、贿赂手段得之后，逐渐侵夺的。

三、外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则称是葡萄牙人在1557（嘉靖三十六年）年，用贿赂手段在叫“阿妈港”的荒岛上建立棚舍、晒藏商物，以后逐渐占据的。近人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上也持此说。

四、明人王应鼎在《粤剑编》中，称该地原为各国商船停泊之处，所泊船只在交易完后，“入市毕，则驱之以去”，并不允许他们留居中国。但时间一长，葡萄牙商人便与当地官员厮混已熟，便乘“日久法弛，其人蚁聚蜂结、巢穴澳中矣”，而当地官员因贪图葡萄牙人每年交纳的巨额税金，故“利其入市，不能尽法绳之，姑从其便，”最终导致濠镜澳为葡人租住占据。

以上说法种种，今已难考其实，但有两条可以确定：一、葡人系用欺诈、贿赂等不光彩手段租住澳门的；二、骗住时间在嘉靖年（1522～1567）间。

葡萄牙人在澳门安下身后，仍想与明朝通贡贸易，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假称满剌加而向明朝入贡，明政府不允；他们又改称“蒲都丽家”（恐系“葡萄牙”一词的音译）来朝贡，又遭明朝识破，当场拒绝。可见，当时明中央政府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一事并不知悉，纯是广东地方官员贪贿中饱、一手遮天所致。明朝腐败的政治，导致澳门的沦丧。待到后来，广州籍的举人卢廷龙进北京参加科举，向朝廷揭发此事，明政府也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万历年间（1573～1620），葡萄牙灭亡吕宋，势力大增，南海海上航线已为其独霸，更加猖狂。他们在濠镜开始“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⑩。不久，竟发展到拥众万余人，私建了城堡，还私容倭寇，以之为羽翼，狼狈为奸。广东地方官员，胆小的怕他们势力大，不敢过问；贪贿者还利用他们来搜刮钱财，表面上禁止而实际在暗中支持。尤其是两广都督戴燿执政的十三年中，葡人势力日渐壮大，终至养痈遗患。

但终明一世，葡萄牙人亦只是以金钱收买、贿赂来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不敢肆意妄为。广东地方政府对他们仍行使统治权，其境内诸事仍归香山县统管，葡萄牙人犯罪，重大情节的由中国地方官员审讯，报上级政权机关后，会同澳门葡人官员共同惩处，葡人官员也只是出场陪衬一下而已。华人犯罪，葡人官员无权处置，一听中国政府。同时，明朝法律在澳门也得到执行。明政府甚至还专门针对澳门制订了法规，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海道副使俞安性所订之“五条禁令”，住澳葡人均视为有效法律，严加遵守。同时，明政府在澳门附近驻有重兵，时刻提防他们窜犯；并派人平毁葡萄牙人所建的防御工事，葡人亦不敢抗拒不行。明地方政府本着“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元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⑪的宗旨，继续管理着该岛，葡人的权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不管怎样，葡萄牙人在中国领土上窃踞，终为中国的耻辱。而且葡人并非真心驯服，只是慑于中国国力的强大而不敢妄动。有一件颇能揭示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非为求“通商便宜”的史例，发人深思。万历辛丑年（1601）九月，有两艘外国船亦来到澳门附近停泊，葡萄牙人见“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⑫，担心是来抢夺澳门的，就“以兵逐之”⑬，将二艘外国船赶走。很明显，驻兵、擅自开战，这二件事都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

此后，明朝政局日乱；明亡后，清政府继续对澳门行使管理。直到1849年，中国仍拥有对澳门名义上的主权。鸦片战争后，葡萄牙趁清政府战败之际，武装驱赶中国驻澳官员，拆毁政府衙门和海关，并乘机将占领澳门半岛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今日关闸一带，又分别于1851年和1864年武装占领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葡萄牙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亦称《中葡北京条约》，强租澳门。直到1999年12月，方由中国政府收回。

注释

①②　《粤剑编·志外夷》。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明史·佛朗机传》。

⑫⑬　《粤剑编·志外夷》。

魏忠贤乱政

明朝宦官之为祸，以熹宗时魏忠贤为最。

明初，设置宦官，仅为供奉内廷，备扫除之役而已。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代之失，置宦官不及百人；后定为十二监及各司局，且定制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他还铸铁牌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成祖以后，对宦官渐加委任，出伎、专征、监守、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始。及英宗宠信王振、武宗宠信刘瑾，宦官专权跋扈已不可制。及熹宗时，魏忠贤“挑斥异己，树立党羽，专擅宫廷，荼毒正士，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②。

魏忠贤，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少无赖，与群恶少赌博，不胜，为赌徒所逼，自阉，改姓名为李进忠。万历中，入宫为宦官。因与皇长孙朱由校之乳母客氏相好，他深得皇长孙信任。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死，皇太子朱常洛嗣位，年号光宗。光宗即位不及一月而暴卒。乃由长孙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魏忠贤、客氏并受宠。登位未逾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亦自惜薪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恢复其姓，赐名忠贤。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该入司礼监，因客氏故得之。魏忠贤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与客氏狼狈为奸，清理内廷，排斥异己太监，分置心腹太监于内廷各衙门，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仵”③。内廷实权乃为魏忠贤、客氏控制。

掌握内廷实权后，魏忠贤又阴谋染指朝政。其时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乃“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熹宗尤好木工作业。“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日与亲近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又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④。每当熹宗引绳削木，全神贯注于木工作业时，魏忠贤等往往上前奏事，熹宗厌之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于是魏忠贤辈乃得擅作威福，为所欲为。魏忠贤又“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⑤钲鼓之声，震撼宫禁，带甲出入，恣为威虐，魏忠贤气焰益盛。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兼掌东厂，操生杀大权。至此，嘉靖以来一度衰微之明代宦官专权局面又以魏忠贤为首再度出现。

东林党人对宦官势力之卷土重来深有疑忌。侍郎陈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于熹宗即位之初即上言力请抑制魏忠贤及客氏势力，“请遣客氏外出。”结果非但不准，反而“俱被诘责”。刑部主事刘宗周弹劾魏忠贤误导熹宗不理朝政，终日嬉玩。熹宗大怒，幸有大学士叶向高力救，始免于难。魏忠贤、客氏有熹宗为后盾，东林党人抵制宦官之尝试均遭失败，而魏忠贤、客氏反设计弹奏驱逐内监王安出宫，并加以杀害，以断东林党人与内廷之联系；又攻讦奏逐客氏之大学士刘一燝，刘被迫辞官。

初，神宗在位时，东林党人不受重用。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扶立熹宗登位。自此，东林党人始受重视。天启初年，内阁、都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皆为东林党人把持。叶向高、韩、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控扼言路⑥，东林权势，盛极一时。但东林党人失之偏激，难以容人。凡与东林党仵者，一概被视之为邪党、异党，被加以排斥。非东林党诸臣人人自危。及魏忠贤势盛，被视为邪党者，争附魏忠贤，欲仰仗魏忠贤以报复东林。一股以宦者为主干的政治势力逐渐形成，时人称之为“阉党”。

外廷诸臣中，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魏忠贤。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魏忠贤得内阁为羽翼，权势益张。至此，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的矛盾，与万历以来之党争相纠结，政治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

魏忠贤之乱政，引起朝廷内外极大不满。东林党人以正人相标榜，尤为愤懑。天启四年（1624）初，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群起弹劾魏忠贤阉党的罪行：“御史李应异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典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谥荫谏；给事中沈惟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⑦。于是，副都御史杨涟出阵，上疏痛斥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疏上，忠贤惧，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之辩解，王体乾等太监也极力申辩。熹宗昏暗，对魏忠贤偏信不疑，温谕相慰，对揭发魏忠贤的杨涟反下旨严加切责，于是年十月将其下狱治罪。朝中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武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又交章论魏忠贤不法。大学士叶向高与礼部尚书翁正春亦“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皆不许。

为压制东林党人的攻击，王体乾倡言用廷杖，以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燝上疏讽魏忠贤，被杖死。御史林汝翥亦被杖。……一时罢斥者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礼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后又有韩及兵部侍郎李邦华。群臣之被杀被逐如秋风扫落叶，东林党人在朝中的权力地位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魏忠贤加速安插亲信于内阁及六部各衙门。初，天启三年（1623），即引其党羽魏广微、顾秉谦入内阁为大学士。四年（1624），叶向高、韩被罢后，顾秉谦即代为首辅，控制内阁大权。顾秉谦曾撰《缙绅便览》，列“邪人”百余人名单，密告魏忠贤，设计陷害。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迫害忠良，皆顾秉谦所为。六部堂官，则有魏广微、顾秉谦、黄立极等掌礼部，崔呈秀掌兵部兼都察院，吴淳夫等掌工部……以上诸人均为阉党核心人物。及天后末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廷除王体乾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等三十余人；外廷文臣则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另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僕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此外，更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是时，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而魏忠贤本人，更是“一手障天”，“进上公，加恩三等”，前后受赐奖敕无算，诰命皆拟九钖文”⑧，举朝阿谀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首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其远近亲属及义子干孙，亦皆列位要津，以至“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钹，目不识丁”。

为把东林党赶尽杀绝，阉党又编造黑名单。崔呈秀著《天鉴录》、《同志录》，王绍徽造《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党魁，还列入不附忠贤者，亦冠以东林党人，献于魏忠贤。

当时，东厂番役横行于天下，“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魏忠贤自领东厂，义子田尔耕、许显纯掌锦衣卫，“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天启五年（1625），魏阉党大兴冤狱。先，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诬以受贿，交锦衣卫拷打追赃，受尽酷刑。除一人自杀外，余皆被折磨死于狱中。杨涟“体无完肤”，“土囊压身，铁钉贯耳”⑨。惨不忍睹。明年，魏忠贤又令东厂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亦皆被害死于狱中。史称这次大狱中之死难者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于是，东林党人或被杀，或自杀，或遭禁锢，或被放逐罢免，几无幸免者。甚至已经罢官，虽已死，凡为魏忠贤所宿恨，亦必削其籍，破其家，以泄旧恨。

魏忠贤又修《三朝要典》，尽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定所谓三案是非。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官僚争论是非者，悉遭迫害。

为钳制舆论，魏忠贤又以剿灭东林为名，拆毁全国书院，禁止讲学，以此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之议论。

魏忠贤兴起大狱，血腥镇压东林党人之后，其权势之显赫，达到顶峰。其党羽对魏忠贤亦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吹捧他为“尧天帝德，至圣至神”，竟“佞词累牍，不顾羞耻”。每上疏，凡提到魏忠贤处，咸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草拟圣旨时，竟以“朕与厂臣”联名并书。魏广微为讨好魏忠贤，始以同姓尊之为兄，继而自贬辈分而称其为叔。魏忠贤每外出，“辄坐文轩（装饰华丽之车），羽幢青盖（羽盖、旌旗皆用青蓝），四马若飞，饶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跨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车夫）相随，属以万数”。朝中事无巨细，必派人持章奏，飞驰至魏忠贤面前，经其批复，方能办事。是则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矣”！魏忠贤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⑩。

天后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之官吏竞相效尤，以至魏忠贤生祠遍天下，上至督抚大吏，下及武夫、贾、诸无赖子亦各立祠颂德。都城则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每建一祠，多者费银几十万两，少者亦几万两，“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诉”。阉党为在开封建生祠，竟拆毁民房二千余间，建九楹大殿，形似皇宫。或有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首礼。而监生陆万龄竟无耻胡言：“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魏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均处以死刑。

魏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及客氏之弟侄亲朋，亦皆平步青云，高官厚禄。其侄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及少师。而“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无子，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世称崇祯帝。信王未登位前，深知魏忠贤之恶，及登位，魏忠贤失去靠山，其党自危。十一月，崇祯帝安置魏忠贤于凤阳，不久命逮捕。魏忠贤行至阜城，自缢身亡。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答杀客氏于浣衣局。崇祯二年（1629），命大学士韩等审定逆案，凡党附魏忠贤者均列为逆党，处死、充军、罢官者共二千余人。

至此，“尽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

魏忠贤已死，而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仍在继续。

注释

①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②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

③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④　《三朝野苑》卷三。

⑤⑥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⑦　九锡文，古代帝王赐九锡予权臣时的诏书。内容皆谀颂权臣功德之词。

⑧　《明朝小史》卷一三《天后录》。

⑨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⑩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东林朋党

明朝统治的后期，随着张居正改革遭扼杀，政治更加黑暗。明神宗朱翊钧亲政以后，长期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挥霍浪费，甚至服食鸦片，不理朝政。朝中官员缺额不补，政事无人处理，就连奏疏也长期积压，无人过问。各官署衙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①。

随着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而朝廷内外更是党派林立，进而演变为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党争。在诸多的党派中，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万从哲以及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有以给事中亓（qí）诗教为首的齐党；有以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有以宣城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有以昆山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党派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不惜相互倾轧、攻击。在诸多党派中，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以其改良社会的主张而于党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林党形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之中。神宗皇后无子，而王贵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常洵为太子。于是明廷出现了“国本”之争，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力主“无嫡立长”，而得罪神宗；之后，被罢官回故乡无锡。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于无锡东林书院聚集友人讲学，由于他们“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②，深得在野文人的响应，就连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③，因此而被时人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以三吴士绅居多，故与城镇的工商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商及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东林党人针对民不聊生和腐败黑暗的统治，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君主应“无所不统”，以加强集权统治。东林党人更猛烈抨击矿监税使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盘剥与欺凌，认为矿税监使四处聚敛，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④。他们还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胡作非为，尤其反对宦官的专权，反对贵族勋戚侵占和掠夺土地。东林党人这些主张和要求，对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缓和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深得许多朝野人士的赞赏和支持。

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东林党人等的支持和倡导下，常洛被立为太子，但朝廷内外的斗争更加激烈。万历四十三年（1615），宫中发生梃击案，有人执木棒闯入慈宁宫，将常洛致伤。东林党人王之寀负责审理此案，审讯得知系受郑贵妃手下太监指使。然而有神宗的庇护，尽管东林党人指责是郑贵妃的阴谋，却终未有结果。

泰昌元年（1620），神宗死，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几天后，又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先是光宗腹泻，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气绝身亡，继而郑贵妃伙同李选侍挟太子朱由校起居于乾清宫，意在擅权。为此，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上疏，请求李选侍移宫，离开太子。

尽管这三案都发生在宫廷内部，是皇权之争，但却也成为导致了党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政治事件。东林党人中一批有抱负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抨击朝政，同时也猛烈攻击非东林党的大官僚招权纳贿、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而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党徒则凭借郑贵妃的权势，诋毁东林党人。于是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朱常洛病故，其长子朱由校继立为帝，是为熹宗。东林党人，大受重用，分居首辅及吏部、兵部、礼部、都察院等官署长官要职，权极一时。“与东林仵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⑤。受到沉重打击和排斥的非东林党人不甘心自己的失利，不遗余力地寻找反扑的时机。

朱由校即位后，虽重用了东林党人，可他却不理朝政，以做木活为乐事，朝政再度荒废。非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结成“阉党”，势力迅速扩大，明朝政局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魏忠贤，万历年间选入宫中为太监。熹宗即位后，始得宠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元年（1621），熹宗诏赐乳母客氏香火田，且叙魏忠贤治葺祖陵之功。御史王心一上谏反对。不久，熹宗大婚，趁此机会，御史毕佐周、刘兰，大学士刘一燝等相继请求遣客氏出宫。然而这些劝谏都被熹宗拒绝，相反，“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仵”⑥。于是，凡上疏力谏请求逐客氏出宫者，相继遭贬谪出朝。

魏忠贤权势日盛，原遭东林党人打击、排挤的反对派官僚，纷纷倒向投靠魏忠贤势力。不过，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人于朝中势力尚强，叶向高、韩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人位居高官要职，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则控制言路，这些东林党官僚皆“力持清议”，所以魏忠贤还一时难以得逞。但魏忠贤却积极培植党羽，令其党羽肆意攻击东林党官僚“党邪误国”。东林党人也群起反击阉党，两党之争不断升级。

阉党于朝中为所欲为，气焰嚣张。党徒肉麻地吹捧魏忠贤，为其建立生祠。朝政日渐腐败，东林党人遂再度发难。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一时间，群僚响应，魏大中等七十余位臣僚，“交章”议论魏忠贤“不法”。魏忠贤对此深感恐惧，而阉党则对此举恨之入骨，阴谋策划反扑，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倡言用廷杖，威胁廷臣”⑦。

天启五年（1625），阉党借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之事，诬陷熊廷弼贿赂杨涟、左光斗等人祈求减罪，为此而大兴冤狱。熹宗不辨真伪，诏决熊廷弼，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被罢官。除杨涟外，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后被杖毙狱中。阉党仍不罢休，魏忠贤爪牙崔呈秀作《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开列了东林党人名单，凡不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一律被列入东林党人名籍之中，以此大肆逮捕东林党人和政见不同者。魏忠贤还指使顾秉谦等人作《三朝要典》，掩盖“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真相。

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倒行逆施，激起朝野有识之士的反抗和抵制，阉党赴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苏州市民“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⑧。事后，阉党、巡抚毛一鹭逮捕了带头反抗的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全部处死。而士人张溥为此写了《五人墓碑记》，以记述阉党的暴行。

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疯狂迫害下，东林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于是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人称其为“九千九百九十岁”。他为确保自己的权势，除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外，还于宫中建立万余人的“内标”，训练、武装太监，且带甲出入宫廷，一批官僚投附其门下，充当其义子、走卒。东林党人被剪除后，宦官专横跋扈，明朝政治更加黑暗、腐朽。

注释

①　《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③　《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④　《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⑤⑥⑦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⑧　《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国本之争与三案始末

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乃指明代万历朝争立太子一事。

明神宗朱翊钧之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生三皇子常洵①。神宗因宠爱郑妃，晋封她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未加封。按明朝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原则，皇位继承人首先应是嫡子，即皇后所生之子。皇后无生，则按长幼次序立储。今皇后无子，常洛为皇子，理应册立为太子，而神宗一再拖延，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皇贵妃有夺嫡之意，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是则以幼凌长，有悖于伦常之道，于是廷臣屡屡上书上言，请建储封王。首先为立储上疏切论者为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疏中议论郑贵妃之晋封不当，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妥；进而请求“册立无嗣（即长子）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长慰，宗社之庆长矣”。此疏一上，龙颜大怒，姜应麟被废二十年。而此疏之上，引起朝廷极大震动，从此长达十余年的建储之争，拉开了序幕。

神宗对于群臣上疏，先是极力压制。最先上疏之沈憬、孙如法等皆被严旨切责，并以此获罪。压而不止，神宗又施拖延，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②。然而请求立储之疏仍接二连三，神宗坚持与群臣相抵，或不报，或答以“令候旨行”，甚者夺其俸，削其籍，降其职，罢其官……拖又无效，神宗无奈，乃召首辅申时行申辩曰：“朕不喜激聒（吵吵嚷嚷之意）。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再渎拢（打扰之意），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③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到时皇长子十一岁。若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申时行乃按旨告诫诸臣安心稍候。故万历十九年自春及秋，大臣中未曾有言及者。

十月，神宗承诺册立东宫之期限在即，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以筹备东宫仪仗之预算报请批准，神宗见疏大怒，以大臣又来“渎拢”，乃下谕再延期一年。

其时廷臣纷纷以皇长子之“预教”请求神宗恩准。

按当时惯例，皇子如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配以东宫官属，称为“出阁”，太子应就读于翰林院诸学士，学习为君之道，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皇长子常洛虽尚未立为太子，群臣乃以“预教”请，欲以之显示皇长子不同于诸皇子之特殊身份。

皇长子应受教育，事体重大，于是神宗又出“待嫡”一招，宣谕“三王并封”，谓诸臣曰：“皇位继承，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此说迅即为众议所驳倒。原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之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合乎“无嫡立长”。私下并有人议论，万历帝本人亦非嫡子。其时申时行已致仕归家，王锡爵位居首辅。神宗召王锡爵，令拟御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王锡爵不敢违旨，立即奉诏拟御旨。然在廷臣包围下，他又外虑公议，遂又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妥协。王锡爵自劾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收回成命。神宗欲以“待嫡”及“三王并封”扰乱皇长子“预教”之实施既未能果，皇长子十三岁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如议照办，且各项礼节仪式悉与东宫出阁无异。

立储东宫一拖再拖，皇长子已及冠婚年龄。是不待册立，先行冠婚？抑或先行册立，使皇长子以太子身份举行婚礼？对立双方又展开争论。郑贵妃一方主张先行冠婚，可使皇长子与诸子在婚礼上无所差异，而皇长子一方则认为冠婚乃大事，力主后者，先行册立。双方相持不下。直至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按明代宫廷惯例，无论太子及诸王，十五六岁便已达冠婚之年），不能再拖。神宗见立郑妃之子为太子事一再失败，立长之局难变，只得勉从众议。十月，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④，不久加冠，并于次年二月举行婚礼。

皇太子乃未来之国君，册立东宫，确立皇太子地位，关系国之根本，故建储之争史称国本之争。

三案之一——梃击案

国本之争方告平息，明朝宫廷中又相继发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反映了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激烈斗争的情况。

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发生。

五月初四日酉时，有不知姓名男子，手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押送法司按问。慈庆宫者，皇太子朱常洛所居宫殿。当时，“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举朝震骇”⑤。次日，巡城御史刘廷元（浙党）审问后奏称：犯人名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迹似疯癫。又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浙党）会审，亦一如刘廷元所指，以张差犯有疯癫病具狱。而刑部提审王之寀（cǎi），心疑其非。十一日王之寀乘当值日提牢，私讯张差。差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汝。’遂与我枣木棍，导我由后载门直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王之寀备录其语，并将张差供词写成揭帖送交署印刑部侍郎张问达代为入奏，并在揭帖之末写道：“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绑赴文华殿举行朝审⑥。

以内阁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攻击王之寀胡言，坚持张差为疯癫，要求立即处决张差。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后经刑部司官复审，张差进一步供认：“不知姓名老公乃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也有，著也有。小爷者，内监所指皇太子也……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⑦至此，真相大白，一时议论汹汹。中外皆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神宗哭诉，神宗亦难以解决。郑贵妃向太子极力表白，太子命内侍王安起草，下令诸臣不必多加纠缠。但诸臣坚持追查元凶。

其时，神宗早已倦于朝政，不见群臣达二十五年之久。为了结此事，破例亲自出马。神宗驾幸慈宁宫，召见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入内相见。神宗先责诸臣离间其父子，又令只把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死，余皆不论。他又执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曰：“彼从婴儿至今已成人矣。朕如别有他意，何不早就更换，且三皇子福王已出居其封地（河南），离此千里之遥，非朕宣召，彼能飞至乎？”皇太子曰：“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也罢，不必株连。”又曰：“我父子何等亲爱……”神宗连声问群臣：“尔等听（到）皇太子语否？”既然神宗、皇太子均不愿追究此事，群臣唯有听命照办之一途。出慈宁宫后，立即传谕法司，磔张差于市。庞保、刘成则被暗中处决于内庭。梃击一案草草了结。

三案之二——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朱翊钧病死。八月初一日光宗即位，即位时已有病。数日后内医太监崔文昇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加重，腹泻不止，一日三四十次，不能临朝。首辅方从哲等赴宫门问安。光宗竟“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⑧。二十九日，光宗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燝、韩等至乾清宫，光宗复问：“有鸿胪寺丞进药者安在？”方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命宣李可灼至，李可灼诊病后进一丸，药色红，即所谓红丸者。光宗用药后稍有好转，称其为忠臣。诸臣出宫门外等候。下午，李可灼出，言复进一丸。方从哲等问病状，李可灼以如前对。九月初一日，在位不足一月的光宗即驾崩。光宗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光宗之死，内外臣僚皆归咎于李可灼。唯首辅方从哲以光宗遗诏，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群情大哗，纷纷上言，弹劾李可灼及方从哲。方从哲始改赏银五十两为罚俸一年。而事尤未息，群臣继续弹劾崔文昇、李可灼及方从哲三人。崔文昇原为郑贵妃亲信，擅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有弑君之罪；李可灼连进二丸，致光宗于死地，未能寿终，弑君之罪不容恕；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其“十大罪、三可杀”，罪责难逃……先后上疏弹劾者有主事王之寀、刘宗周等四十余人。红丸一案最后以李可灼充军，崔文昇贬放南京，方从哲仍无事而告终。

三案之三——移宫案

移宫案为三案最后一案。移宫所指宫殿为乾清宫。乾清宫地位之重要，左光斗曾有评说：“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庭之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⑨乾清宫实乃帝权之象征，为妃嫔所向往者。

当光宗即位后，原一再阻挠的郑贵妃惧帝忌恨，一改往日常态，极力讨好光宗，以珠玉及美女四人进献，选侍李氏最得帝宠。郑贵妃又献媚于李选侍，两人互相勾连，郑贵妃为其争封皇后，请其随光宗皇帝迁至乾清宫（按：当时新天子尚无皇后，即位前之太子妃郭氏已去世）；李选侍亦请晋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于是光宗命首辅方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方从哲命礼部照办，经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后又召方从哲、刘一燝、韩等至乾清宫，光宗至东暖阁，仍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⑩。此后不久，光宗病死。光宗死后，按例李选侍当迁出乾清宫，由继承帝位之新天子入内居住。然李选侍坚持不迁。为此李选侍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争斗不已，由此生发很多变故，史称“移宫案。”

光宗皇帝死于即位第三十天凌晨。由于死得突然，当时并无大臣守卫在侧。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即将登位的皇长子、年方十六岁的朱由校据乾清宫，以操纵朝政。其时，阁臣方从哲、刘一燝、韩，尚书周嘉谟以及张问达、杨涟、左光斗等前往哭临（即向遗体告别），至乾清宫时，遭侍卫内监持梃拦阻。经杨涟怒喝，始入；哭临毕，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李选侍藏于暖阁不得出。廷臣问“皇储安在？”众内监不答。唯王安近前悄声告以实情，并拉皇长子出。廷臣一见皇长子，立即高呼“万岁”。左右挟住，出宫门登上御辇。此时宫内仍不断传出“哥儿回来”之声。李进忠等内侍几次追赶出来，企图夺下皇长子。刘一燝靠紧御辇疾行，护送皇储到文华殿。在此等候的群臣拜呼“万岁”，当即把皇储先行之为东宫，暂住慈庆宫内。至此群臣一方与李选侍一方的斗争已先胜一局。

群臣议定于初六日拥戴朱由校登极。登极则必先腾出乾清宫。于是诸臣纷纷上疏要李选侍从速离宫。其中，御史左光斗之疏曰：“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

李选侍其时正与李进忠谋划对策，直拖至九月初五日即新天子登基前一天。群臣愤怒已极，纷纷至乾清宫门外，高声呼喊，要李选侍迁出，声彻大内。李选侍慑于群情汹汹，不敢再拖，匆匆忙忙，于当日离开乾清宫，迁往仁寿殿暂住。次日，皇长子朱由校得以如期即位，且住进乾清宫。移宫一事，至此似可了结，然由于搬迁时间太紧，竟又生出种种枝节，遂使移宫一事终又成为移宫一案。

由于搬迁时间过于紧迫，迁出时甚为混乱。当李选侍移宫之际，太监王安等从中恐吓。李选侍惶恐，未能等及侍从相助，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绸之物，俱为群阉掠夺。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乘机窃盗内帑⑪，据为己有。有人因怀藏金宝沉重，跌倒于乾清宫外，金宝撒满地上，暴露出偷盗之行为。当时被捉获者有内侍刘逊、刘朝、田诏等人，后陆续被捉到者有王永福、姚进忠、姜升等多人，皆李选侍的近侍。

对乘乱盗取内府秘藏一事，新天子熹宗朱由校愤怒之极，传谕交刑部严办。被捕诸内侍到刑部，上下打点，非但无罪，而且散布流言，进行反击，曰：新皇帝待先朝妃嫔太薄。李选侍的宫人、内监，一旦失势，亦甚不满，对此着意煊染，沸沸扬扬，甚而传出李选侍投环自缢，皇八妹投井自杀的传闻。于是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责备阁臣于新帝即位伊始，即导之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结尾又曰：“玉体未寒，爱妾莫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等迎头痛击痛骂贾继春为奸党。贾继春又上疏反击，疏中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等句，把外间传闻以骈句加以宣扬，传诵一时，成为名句。最后，才即位的熹宗不得已亲自出面，降敕谕说明移宫原委。杨涟亦有《敬述移宫始末疏》一文。事实真相方得以大白。杨涟暂且回籍以避风；贾继春上疏认罪曰：“凡疏上所言皆道听途说，实该万死。”最后仍不能免，被“除名永锢”。

“三案”均属宫廷案件。三案本末，已经有始有终，三案结局，元凶已获，罪人伏法，原可算已经了结。然明代末期，门户更多，党争更烈。及阉党魏忠贤当道，修《三朝要典》，三案全部被翻倒：梃击案则祸首为王之寀，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之罪名受到围攻，先给以“除名”处分，然后将其抓入狱中，令其退赔“赃银”八千两。退赔不出便按期追比（按期用刑逼索），逼死狱中。红丸案则祸首为孙慎行，先是受“削夺”处分（即削去其官籍，夺去其所有官阶、封号），继又被遣戍宁夏（尚未成行，崇祯继位，乃得赦免）。至于东林党人如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均受追论。邹与李已死，仍遭削夺，高攀龙曾要严治崔呈秀之贪污罪，而今崔呈秀派出缇绮，将其抓进京去论罪。高攀龙于缇绮将到之时自沉于池而死。移宫案则罪魁并指为杨涟及左光斗，均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被定罪追赃。追不出赃，乃五日一追比，用刑拷打，至体无完肤，惨死狱中。

及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先惩办罪大恶极的魏忠贤。魏忠贤得知要被逮回京师，乃自杀于行抵阜城途中。粉碎魏党后，崇祯乃为三案被冤诸人进行平反，冤死诸人均一一给以赠官赐恤；被遣戍者，召回复官任用。

注释

①　皇次子生一岁而天亡。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

③　《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④　明廷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封王后，福王长期逗留京师，廷臣不断请其就国，直至万历四十二年，福王就国后，群情始安。

⑤　《明史》卷二四四《王之寀传》。

⑥⑦　温功义：《三案始末》。

⑧⑨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⑩　光宗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而李选侍欲争封皇后：当时光宗语未毕，李选侍披帏立，呼长子朱由校入，与之语，又复出，皇长子对皇帝曰：“要封皇后（不要封皇贵妃）！”

⑪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萨尔浒之战

在现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有一座形势险要的山，名叫萨尔浒山，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次战争以明军惨败、后金（即后来的清王朝）军大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辽东守将李成梁贪污跋扈，国家的军费大部分被他吞没，使辽东武备日益废弛。这时居住在今吉林东北部牡丹江、绥芬河地区的建州女真，一天天壮大。公元1613年，在其杰出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的领导下，女真族基本上完成了内部的统一，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建立了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为了向内地掠夺和扩张势力，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明中央政权。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以此为口实，告天誓师，对明朝发动进攻。

“七大恨”的第一条，是说明朝杀害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原来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建州右卫首领王杲（gǎo）带兵进攻辽东，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王果投奔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流域）哈达部王台，王台把他缚送到李成梁那里，被李成梁磔死。1583年，王杲的儿子阿台为父报仇，占据古勒山寨（在今辽宁新宾附近），反对明朝。李成梁利用明朝扶植的苏克素浒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军攻打阿台，阿台困于古勒寨内，被部下杀死。明军攻入寨内，对战败者全部屠杀，连前来劝说阿台降明的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都是王果的部将），也被杀死。因此，这就成为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一个主要借口。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是诉说明朝偏袒他的对手女真族的哈达、叶赫部（均为海西女真部落）。第三、五条，是说明朝窃踰疆场，肆其攘夺；拘捕后金使臣，挟杀金人；遣兵驱逐柴河、三岔、抚安三路耕民，不容刈获。

努尔哈赤在发布誓师词后，亲自率领大军二万人，分两路进攻抚顺。在进军前，他向全军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敌者勿妄杀”①；同时颁布《兵法之书》，规定了用兵作战的原则：“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②在夺取抚顺的战役中，努尔哈赤正是运用上述的用兵之道因而取胜的。

抚顺城濒临浑河，是建州女真同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常来这里贸易，因此对这里的山川地理形势，他了如指掌。当时明朝驻守这里的是游击李永芳，以前努尔哈赤也曾同他打过交道。努尔哈赤派出先遣部队假冒商人来抚顺扣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然后后金主力乘机突入城内，捉住守将李永芳，抚顺遂不战而下。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又攻占东州（今沈阳东南）、马根单（在赫图阿拉西南）两座城池。当后金军撤走时，明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领兵万余人仓促来追。努尔哈赤派军环攻，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全歼明军，俘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胜计。努尔哈赤在初战大胜后，又于同年七月，亲统八旗军，进鸦鹘（hú）关，围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明朝守将闭门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守将及兵民万人皆战死。

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明神宗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后金军转攻叶赫部，叶赫部向明告急。明神宗感到边事十分危急，立即从全国各地调集军丁十万人③齐集沈阳，派兵部尚书杨镐（hào）为辽东经略，向后金发动总攻击。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企图一举围歼后金军，其部署如下：

西路：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领三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军二万余人，从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即开原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领所部及叶赫兵共二万余人，由靖安堡出，经开原、铁岭，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即宽甸路，以总兵官刘为主将，率官兵一万余人，会合朝鲜军队共约二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辽阳和广宁为明朝辽东根本重地，为此，明军派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守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官李光荣率军一部戍守广宁，保障后方交通；并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督运各路粮草。

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此人既庸懦昏聩，又骄躁寡谋。原定二十一日出师，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复改于二十五日进攻。杜松因大雪迷路，请缓师期。刘也以未谙地形，再请缓师。杨镐勃然大怒道：“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④杨镐只图侥幸取胜，置天时、地利、人心、敌情于不顾，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但是，四路明军出动之前，“师期已泄”⑤，作战企图已为后金细作侦知，因而努尔哈赤得以从容作出对策。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四路进击的军事部署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皆山险，且远敌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⑥，并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⑦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努尔哈赤率八旗精兵六万人，再加上其他兵力共约十万人，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刘军先头部队从宽甸北上，后又侦知杜松军出抚顺关东进。努尔哈赤判断：“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⑧因此，他只派五百人防守自宽甸来攻的刘先头部队，集中主力迎战杜松军。杜松是一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将官，他悬军深入，轻敌冒进。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军卒不待舟筏，策马渡河，浑河流急，明军淹死的不计其数。三月初一，他驰至萨尔浒。其时，北路马林军始由开原出铁岭，叶赫军尚未行动，后金军砍树塞道阻滞，尚在途中；南路李如柏军，虽由清河堡出发，但行动迟缓，二月二十九日则刚出鸦鹘关；东路刘军虽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宽甸，但尚在马家口一带行进中。只有杜松所部“违期先时出口”⑨，已进至萨尔浒。杜松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山下；自率万人进抵吉林崖（在萨尔浒东北），攻打界凡（在赫图阿拉西北铁背山上）城。

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率少数兵力援界凡，亲统八旗铁军冲向萨尔浒。明军用战车列阵，放火铳，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后金铁甲骑兵奋力冲击，在呐喊声中，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铁骑集中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纵横驰突，一鼓作气，攻下了萨尔浒明军大营。紧接着，后金军又驰赴界凡。当时进攻界凡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下压过来的后金军，士气更加低落。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企图占据山头，忽然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明军打起火把，从明击暗，铳炮打入丛林，对后金军杀伤甚微；后金军从暗击明，发无不中。后金军以数倍于杜松军的兵力四面围攻，杜松左右冲杀，矢尽力竭，落马而死，他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这次战斗说：“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没于阵，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杜松贪功冒进，轻骑深入，不谙地形，舍长取短，终于遭致惨败，是必然的。

明军主力杜松部被歼灭后，努尔哈赤又乘胜挥戈北上，急攻驻守在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三十余里）的马林军。马林见杜松兵败，所部军哗，急忙转攻为守，形成“牛头阵”：马林亲自率军驻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堑，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壕内布列精兵。参将龚念遂在斡珲鄂漠结营，潘宗颜在飞芬山扎营，两营相距数里，成犄角形。马林自以为“牛头阵”既能互相救援，又能以战车和壕堑阻遏后金骑兵的突袭。但他消极防御，兵力分散，恰好给努尔哈赤提供可乘之机。三月初三，努尔哈赤集中兵力进攻龚念遂营。后金骑兵猛冲龚营一隅，突破缺口后，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龚念遂营破战死。

努尔哈赤在攻破龚念遂后，又率主力进攻尚间崖，马林率军迎战。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正在酣战之际，主将马林怯战，策马先奔，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后金军夺占尚间崖。努尔哈赤接着率兵击破潘宗颜部，潘宗颜营溃战死。叶赫军至开原中固城，闻马林兵败，大惊而遁。北路明军，除主将马林率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皆没。

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进攻宽甸路的刘军。刘治军向称严整，行则成阵，止则成营。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努尔哈赤为全歼刘军，乃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战术，事先设伏于距赫图阿拉东南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以五百名精骑诈充明杜松军赚诱刘速进。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山路险隘，刘督令兵马单列行进。后金军弥山盈谷，伏兵四起，首尾齐击，四围厮杀。刘力战，中流矢而死。

杨镐在沈阳，听到明军三路败报，急令清河路李如柏回军。李如柏怯懦蠢弱，出师晚，行动缓，仅进至虎拦冈（在清河堡东），还没有同后金军交锋，即接到回师命令。后金哨探二十人在巡逻中，发现李如柏退兵，发出冲击信号，明军以为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后金军乘势斩杀四十人，获马五十，明军自相践踏，死伤千余人。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斗前后不过五天，以明军溃败和后金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明军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指挥失算而遭到惨败。后金汗努尔哈赤则利用明军上述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终于取得辉煌战果。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次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时危急。乾隆皇帝曾称颂这次战役说：清朝的“基业实肇乎此。”可见此役对后金的深远意义。

注释

①　《满洲实录》卷四。

②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

③　明军数字，各书记载不一。《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辽广实录》作九万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作十万人，《先海君日记》作十四万人，《满文老档》和《清史稿》作二十万人，《清鉴辑览》作二十四万人，《清实录》作二十万人、号四十七万等。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

⑤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⑥　《清鉴易知录》前编二，天命四年三月。

⑦　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五。

⑧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

⑨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袁督师蒙冤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兵法，每遇老将退休士兵还乡，总要跟他们谈论边塞之事，通晓边塞守备形势，常以边塞将才自许。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正月，御史侯恂，请求朝廷对袁崇焕破格任用，于是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军队失败，朝廷议论扼守山海关，袁崇焕一人骑马趋出，亲自考察关内外形势。兵部发现袁崇焕丢失，很惊讶，家人也不知袁崇焕去向。不久袁崇焕还朝，述说山海关形势，自称只要给他军马钱谷，一个人就足能守备。这时朝廷众臣更加称赞他的才能，提升他做佥事，监督关外军务。经略王在晋命袁崇焕到前屯安置辽人失业者，袁崇焕连夜出行穿越荆棘虎豹生活之地，四更天就到达前屯城，将士赞佩他的胆量。虽然王在晋对他非常器重，提升他为宁远、前屯兵备佥事，袁崇焕却看不起王在晋，认为他没有深谋远虑，因此不完全听他的命令。王在晋议筑城八里铺，袁崇焕认为不合策略。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人，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巡行边塞，袁崇焕请带五千人驻扎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以壮十三山形势；再另遣勇将救十三山难民。宁远离十三山二百里，有利则进据锦州，不利则退守宁远，为什么要把十万难民置之度外？孙承宗与总督王象乾谋划此事，王象乾认为关外军刚刚失败，士气沮丧，建议调发守关将士三千人前往救援。孙承宗认为有理，就转告王在晋，王在晋终未能救援，使十万难民皆陷敌手，脱逃归来的仅六千人而已。孙承宗还驳斥了王在晋关于修双重城防的建议，谋划加强诸将吏的守备。他命闫鸣泰防守觉华岛，袁崇焕主持宁远守备。王在晋、张应吾、邢慎言认为不妥。孙承宗最后还是按袁崇焕意见办理。不久，孙承宗镇守山海关，更加依靠袁崇焕，袁崇焕对内安抚军民，对外整顿边防，成绩显著。袁崇焕曾经核查出有虚报兵额的事，立即杀一名将校，孙承宗大怒说，监军难道能主生杀大事吗？袁崇焕向孙承宗认罪。可见他在军中执法之严。

熹宗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决定坚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劝阻，孙承宗不听。他派满桂、袁崇焕前往。当初孙承宗曾派祖大寿修筑宁远城，祖大寿推测朝廷未必能远守宁远，于是筑城十分简陋，仅筑十分之一，又都不合坚守的要求。袁崇焕到宁远后，立即确定筑城的规模制度，即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命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督造，次年竣工。于是宁远就成了关外重镇。满桂是良将，袁崇焕又勤于职守，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并优抚将士，部下皆乐为尽力。于是商旅流民从四处聚集，远近军民都以宁远为乐土。天启四年（1624）九月，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亲自查看北镇，到北镇祠庙祭祀，观看十三山形势，到达右屯，就从水路沿三岔河返回。不久袁崇焕便被晋升为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袁崇焕东巡期间，请求立即收复锦州、右屯诸城。但孙承宗认为时机未到。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与袁崇焕商量遣将分别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缮诸处城防，派兵据守。从此，宁远又为内地开拓疆土二百里。

十月，孙承宗罢官，朝廷遣高第代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一定不能守，令诸军撤回锦右诸城的防守战具，把所有将士迁移到关内，督屯通判金启棕上书给袁崇焕说：“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①袁崇焕也认为不可退兵移民，并力争说：兵法云有进无退，锦州等三城已经光复，怎么能轻易撤出？锦州、右屯一动摇，那么宁远和前屯必然震惊，山海关门户也失去保障，现在应选择良将守卫它，不能再有别的想法。高第很顽固，不能听取袁崇焕的建议，并且还要撤出宁远、前屯两城守备。袁崇焕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②高第无从再刁难他，于是撤出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把所有屯驻上述诸地的兵马都撤入关内，丢弃米粟十几万石，而沿途死亡者更多，哭声震原野，百姓怨恨，军队士气越发不振。

天启六年（1626）正月，清军大举进犯，西渡辽河，二十三日到达宁远。袁崇焕立即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更刺血写书，以忠义相激励，部众都下拜，将士请效死命，于是把城外民宅全部烧毁，带着守城战具入城，坚壁清野以待军令。他还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如有逃兵到他们两处，一律斩首不赦。人心开始稳定。次日，清大军戴楯、穴域、矢石并用，不能破城。袁崇焕命令闽卒罗立放西洋巨炮，伤城外清军无数。第二日清军再攻，再次被打败，宁远之围遂解。启倧也因燃炮被炸死。启倧出身小吏，初为主赏功事，因勤敏有志，被孙承宗重用，提拔为通判，核实兵马钱粮，督造工程，疏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他战死后被赐官光禄少卿，世荫锦衣试百户。其初，朝廷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召集廷臣议战守之策，无一出良谋者。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关上而不救援；中外人士均谓宁远必不守。等到袁崇焕以捷报闻于朝廷时，举朝大喜，熹宗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并降金书奖励满桂等，晋爵各不同。初，清兵解围后，分兵数万，进犯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人。袁崇焕刚刚守城，力竭不能救；高第则退守山海关，这违反了孙承宗的做法，折辱了诸将，部下诸将因此而解体。杨麒也不被诸将尊重，以致见侮其部卒。高第、杨麒因为坐失援救，被罢官，而以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赵率教代杨麒为总兵赴任。

清兵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不敢议战守之事。诸将议战守，自袁崇焕始。三月，朝廷再次设置辽东巡抚，命袁崇焕任此职。袁崇焕因解围有功，逐渐骄傲，与良将满桂不和，满桂请调任他镇，于是熹宗召还满桂。袁崇焕因王之臣曾上谏留满桂于任，又与王之臣不和。朝廷害怕两将不和贻误大事，命王之臣专督关内，把关外防务交袁崇焕全权处置。袁崇焕怕廷臣、中官忌己，上疏建议，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边守边战，边筑边屯，屯种收入，可减轻海运供给。大意是以坚壁清野为主，乘间击瑕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辽地屯田疏》等奏折中，对上述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精详地论述。袁崇焕顾虑到若失信朝廷，将自身难保，所以特意陈述自己的心情，说：“顾勇猛图敌众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财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筐，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③熹宗优旨褒答。冬，袁崇焕与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巡视锦州、大小凌河形势，商议大兴屯田，逐渐恢复高第所弃旧土。袁崇焕认为，现在山海关等四城既已重新恢复，应当重新修缮守备，松山等诸城应调兵四万人驻守，缺一不可。熹宗答应照此办理。“八月，建州主殂（努尔哈赤死），子噶竿（皇太极）立，改元。袁崇焕奏遣喇嘛僧往吊，力言建州有通款之意”④。袁崇焕想与后金议和，派使者致书。清太宗回报说，清兵将讨朝鲜，也想因此与崇焕罢兵，能够使他们一意南下。天启七年（1627），袁崇焕再次遣使说明此意。于是清兵大举渡鸭绿江南侵朝鲜。当时，朝廷认为袁崇焕与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还朝。罢经略不设，把关内外战守之事完全交给袁崇焕负责。中官刘应坤、纪用并便宜从事。袁崇焕锐意恢复，乘清军出击朝鲜，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再次使使持书议和。恰逢朝鲜和毛文龙一起告急，朝廷派袁崇焕发兵救援，袁崇焕以水师援救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带精兵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可是朝鲜已被大清征服，于是明朝诸将乃不战而还。四月，“增设大帅，以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驻大凌河，满桂驻关门，节制四门，仍赐剑以重事权”⑤。五月，熹宗命蓟辽总督闫鸣泰、分总兵孙祖寿移镇山海，满桂移镇前屯，赵率教、左辅及内监纪用领兵守锦州，袁崇焕移宁远，黑云龙移一片石。时建州兵十五万攻锦州，平辽总督赵率教守锦城。赵率教遣使议和，皇太极盛气凌人地说，锦州是我家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在此地筑城？还派两人随使者归城中。赵率教回答，若想得城，你们就打吧，不能狡辩得城！第二天早上建州兵分两路抬拉车梯等战具强攻城西、北两面，马步轮流进攻。赵率教带领左辅、朱梅等奋力抵抗，炮火矢石交下如雨，直到午后，城下积满敌尸，到夜晚建州兵向西南退兵五里扎营，第二天则派骑兵环城而行。山海总兵满桂遣兵援救锦州，在爪篱山与建州兵相遇，由外夹击，大败建州兵。建州兵向东撤退，锦州之围遂缓解。

六月，建州兵攻宁远，总兵满桂等与之大战，将其打败。初，建州兵在锦州失败，进而攻打宁远。参将彭缵古用红夷大炮击碎其帐营一座，长子召力兔贝勒中箭身亡，次子浪荡宁谷贝勒也阵亡，射杀固山四人，牛录三十余人。第二天，增兵赴宁远，守兵出城迎战，连战数十回合，并发火炮矢石攻打，积尸遍野。清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穿黄衣督兵攻城，到日暮时清军被杀死者更多，于是撤兵回，连夜东行；到五更天，在小凌河扎营，留精骑殿后。十多年来，没有谁敢与建州兵交战，袁崇焕宁远大捷，也只是依杖宁远城打退敌兵。这次与建州兵交战取胜，多凭满桂之力，随后明军又派诸军分路追击，建州兵全部退回沈阳。七月，辽东巡抚袁崇焕请假回籍。先是，建州遣使方金纳温台什渡河见纪用、袁崇焕议和谈条件，袁崇焕主议。不久，有事东江，又西攻宁远、锦州，王之臣认为都是讲和议款不当，与袁崇焕意见不合。而袁崇焕又素不被魏忠贤所喜，于是罢袁专任之职，加王之臣宫保，督师辽东，驻宁远，赐尚方剑，大帅以下听其节制，准袁崇焕回籍。世禄、祖大寿分别统领五千降兵。熹宗诏命安置在塞外。

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至京师。崇祯在平台召见，问其守战方略。袁崇焕先说，辽东防务很不容易，五年之内需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才能成功。崇祯如其言向户、工、吏、兵四部下达圣旨。袁崇焕又说：“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⑥皇帝起立倾听，加以安抚。大学士刘鸿训等复请赐袁崇焕尚方剑，允许便宜行事。崇祯完全听从刘鸿训之建议。袁崇焕又说明以前熊廷弼、孙承宗都因为权奸掣肘而不得竟其志。他再次强调恢复辽东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⑦；并重申恢复之计“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在至尊司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无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⑧。崇祯深以为然，优诏答对，使勿多虑。二月，朝廷罢督师王之臣官，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津，移驻关门。五月，建州兵攻河西高桥、塔山，又围大兴堡，总兵朱梅以炮击退其进攻。数日后，建州兵致书言议和条件，边吏不准，引兵还。六月，建州兵至锦州，攻陷骆驼、大兴等堡。七月，召廷臣及督师袁崇焕于平台，慰劳备至，至午门；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五年能否平定辽东？袁崇焕说，因为庄烈帝急于求成，所以用五年之期安慰庄烈帝。誉卿说，如果皇上按期责效又该如何？袁崇焕无可回答。当时人们估计袁崇焕五年之期难以兑现。八月，建州兵攻黄泥窪，袁崇焕遣前锋祖大寿打退其进攻。

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诱杀虚功冒饷的皮岛宋将毛文龙。袁崇焕再次出关任督师，自料无法实现五年荡平辽东的诺言，于是想与清兵讲和议款争取时间。八月，建州清兵分两路，一路从杏山高桥堡，一路自松山直逼锦州，进攻双台堡。不久又从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而去。督师袁崇焕恐清兵西征，请求增戍关门，遣参将谢尚政等加强顺天防备。巡抚王元雅认为这是虚警，把他们调走。当时建州清兵想麻痹边将，果然不再出兵。大清兵越蓟州而西进，袁崇焕惧，急引兵护京师，于广渠门外扎营。大军鏖战，互有杀伤，当时所攻破的隘口，系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袁崇焕千里援救，有功无罪，但京都人骤遭兵袭，怨谤纷起，认为袁崇焕纵敌拥兵，前又与其和议，诬其引敌以威胁朝廷议和，将为城下之盟，阉党残余分子交章弹劾。庄烈帝听说此事不能不惑。又值皇太极设间，散布说袁崇焕与建州清兵已有密约，并阴纵俘获宦官归朝传达这一消息，庄烈帝闻讯，信以为真，下袁崇焕诏狱，加之前被黜中官怀恨在心，多讪谤非议，后经法司审定袁崇焕谋叛，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均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其家。袁崇焕无子，家中也没有余钱。袁崇焕既被缚下狱，祖大寿溃奔而去，满桂急引兵与清兵交战，竟死于沙场。初，袁崇焕妄杀毛文龙，到此时崇祯皇帝又误杀袁崇焕，边事更无人支撑，加以内地农民起义纷起，明亡于清的大势已定。

袁崇焕这一冤案，直到清代撰修《明史》披露了皇太极设反间计一事之后，才算是真相大白。几百年来，人们怀念袁崇焕“横戈原不为封侯”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北京龙潭湖畔还有袁督师祠堂，供人们凭吊和瞻仰。

注释

①②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④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锦宁战守》。

⑥⑦⑧　《明通鉴》卷八一，庄烈帝崇祯元年。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瓦硝坝人。他出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逝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也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父祖三代为医。祖父是一个走街串巷行医的“铃医”。父亲名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博通经史，以医为业，既具有丰富的诊病治病经验，又深通药学，曾充太医院吏目，著述有《四诊发明》八卷、《医学八脉注》①，《人参传》二卷、《蕲艾传》一卷，另有《痘疹证治》、《四言举要》等若干种。

李时珍自幼受家庭影响，加之他自幼体弱多病，很早就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好读医书”②，常随父兄进山采药，懂得不少药草知识。但在科举盛行的明代，由举业成名而步入仕途才是正道，所以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自幼诵习儒家经典，学习制艺。嘉靖十年（1531），在父亲陪同下赴黄州府试，中秀才。后来，他又曾三次赴武昌乡试，均落选。之后，他拜理学名家顾日岩为师，发愤读书十年，同时钻研医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李时珍开始正式行医，致力于中医与中药的研究。他一边潜心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一边诊病辨证，积累经验，几年后，已俨然成一时名医。嘉靖三十年（1551），楚王府聘他为奉祠正，掌管良医所事，不久又被推荐到朝廷，任太医院判。楚王府与太医院丰富的医学典籍与一些秘而不传的药方，为李时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经过近十年的钻研与实践，李时珍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识药、用药是一个大问题。医生对药物不熟，那无异于视人命为儿戏。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五岁的李时珍开始编写《本草纲目》。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某些植物、动物、矿物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后来渐渐形成我国特有的“本草学”（即中药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折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③，或“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正因为前人的本草著作中“舛谬差伪遗漏不可枚数”，李时珍才决定撰写那名垂不朽的《本草纲目》。

著述工作开始后不久，李时珍即辞去太医院的职务，得以全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穷搜博采，莫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④。

《本草纲目》取汉代《神农本草经》（载药三百六十七种）、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药七百六十种）、宋《开宝本草》（载药一千零八十二种）、苏颂《本草图经》（载药七百三十种）、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一千七百四十六种）等书中所记载的药物一千五百一十八种，新增三百七十四种，总记载药物数达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成为我国古代药学史上记载药物最多的一本书。此外，该书记载药方一万一千零九十个，比前人增加四倍，并附有动植物插图一千一百一十幅，全书共分五十卷，一百九十多万字。

《本草纲目》在编纂体例上具有“振纲分目”、“纲目分明”的特点，分类法比较先进合理。全书分为十六部，六十类。传统本草学分类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上品主要包括无毒或毒性小的、属于滋养强壮之类的药物；中品有毒、无毒的都有，既可滋养强壮，又有攻治疾病的作用；下品药物一般有毒性，专门用来攻治疾病。这种以药物的作用、性质进行归纳的分类法比较原始、简略，容易混淆。另一个系统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来分类，这从南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法》开始，此后本草学著作多采用这一分类法，但也有许多是将两种方法结合，即每一类药中再分三品。《本草纲目》依药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他把矿物药分水、火、土、金石四部，植物药分草、谷、菜、果、木五部，动物药分虫、鳞、介、禽、兽、人六部，另有服器部。部下分类，类下分种，以部为纲，以类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使众多药物的排列有条而不紊。这种严密的纲目分类法，是中药分类学上的一大进步。就生物学而言，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在药物的解说方面，《本草纲目》采取的方法是：每种药物标一个总名，作为这种药物的“纲”，下列各栏为“目”，包括“释名”（解释药物名称的来源及依据）、“集解”（说明产地、形态、采集方法等）、“修治”（药物炮炙方法）、“气味”（说明药物性质）、“主治”（阐述药物的功用）、“发明”（记述前人及自己施用该药的临床经验及对药理的探讨），有些药物下面还设有“辨疑”与“正误”，以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舛误，最后是“附方”，且多系作者亲自实践收集或以往医书不载的。作者一方面把药物与方剂紧密结合，提倡实用性；另一方面又依药组方，以病附方。因此，这本书开拓并厘定了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的标准体例和结构。

《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详明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专著。该书记载植物一千零九十四种，对植物的品种、形态、气味及医疗功能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并附有精细的插图，为植物标本的采集、辨认以及分类、比较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该书还记录动物性药物四百四十五种，其分类完全符合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对环境对动物的影响、动物的遗传与变异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些观察和记述。另外，这本书记载矿物二百七十六种，其中对许多金属或化合物的产地、形色、鉴别、采掘方法等都有详细记述。

《本草纲目》修成之后，李时珍想将它进献朝廷。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六岁的李时珍辞世，书没有来得及献上。“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⑤。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草纲目》首版金陵版面世之后，这部一百九十万字的巨著先后被翻刻印刷多达五十多个版次。在这本书的影响与启发之下，又出现了一大批本草学著作，如清人汪昂的《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卢主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刘若金的《本草述》，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张璐的《本草逢源》。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影响也很大。早在成书不久的公元1607年，这本书就传入日本，并被多次翻刻，供人们学习、研究，以至于很快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术派别。这本书也很早就传入琉球、朝鲜和越南。18、19世纪，《本草纲目》又开始受到欧洲人的注目，被译成英文、德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出版。

李时珍一生著作甚丰，除了《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决考证》、《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他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到临床，他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濒湖脉学》在晋人王叔和《脉经》二十四脉的基础上又新增述了三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二十七种，并对每一种脉象作了形象的描述，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床学的质量。直至近代，这本书仍被视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奇经八脉考》揭示了奇经八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是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中医脏象学上许多历来争议颇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中医脏象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濒湖医案》与《濒湖集简方》是方书医案专著，是他临床实践成功的记录，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注释

①　《明史·艺文志》。

②③④⑤　《明史》本传。

徐光启修《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时，他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中秀才后，他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后，他又到韶州、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拾出攫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罢官闲居，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这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应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后，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元年（1628）写成，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被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六十卷，约七十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七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六倍。全书分十二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二百二十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六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著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间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①。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著。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徐光启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疏》、《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吉贝疏》专门谈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和栽培。他写这些书，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这些作物。可惜这几种专著都已失传，所幸书中的基本要点都收集在《农政全书》中了。

徐光启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天文历法学家、数学家和军事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韶州任教的徐光启认识了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和传教士接触。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值西方耶稣会人士纷纷来华，经过长期试探，西方传教士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宣传宗教的目的。徐光启则认为传教士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巫传其小者”②，又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③，值得中国人借鉴。徐光启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万历三十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又译《测量法义》，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之先河。万历四十年（1612），他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各种水利机械及各种水利工程作法。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外，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对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的论述。

作为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主要成就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古代历法是用来“授民以时”的，计算精确与否关系重大。明代先是实行《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天长日久，已有严重误差。崇祯二年（1629），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当时协助的既有中国人如李之藻，也有传教士，如熊三拔、汤若望等。改历工作虽然因明王朝的很快覆亡而没有完成，但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仍可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及他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奏疏中窥见一二。

晚明积贫积弱，颇受倭寇及后金的侵扰，一贯视天下为己任的徐光启自然也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在“安边御虏”的思想指导下，他为国选兵、练兵，撰写了诸如《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一系列条令和法典，供军队急用。

注释

①　明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　《刻〈几何原本〉序》。

③　《〈泰西水法〉序》。

汤显祖写“四梦”

中国古代的文学，每个时代各有其成就。先秦的历史与哲学散文、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都能各领风骚。明代文学中，传统的诗、文方面成就远逊于前代。但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日趋扩大和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增长，适应这种发展与变化的俗文学便蓬勃发展起来。这兴盛起来的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两大方面，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戏曲方面，则以汤显祖最负盛名。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于临川县文昌里，万历四十四年（1616）去世。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隆庆五年（1571）乡试中举后，他更进一步广泛研读。除古文诗词外，他还精通乐府歌行，旁及诸子百家，举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无不通晓。中举后他曾四次进京考进士，后两次赴考时已是颇具文名了。万历年间，由于他谢绝了内阁大臣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的延揽，屡试进士不第。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他才考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因上书议朝政，他被贬广东徐闻县任典史，两年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他为人刚正，风骨遒劲，不肯腼颜事权贵。因而虽勤兢施政，有循吏之誉，却总因不善应酬被劾，终于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辞官还家，不复出仕。

汤显祖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著名人物过从甚密，在政治上接受这些人的影响，与他们的立场一致。他的启蒙老师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罗汝芳，所以其哲学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此外，“异端”思想家李贽（卓吾）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对他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倡言“天下之生皆当贵重”，认为“愚夫愚妇皆有天性”①；他用“情”来反对道学家的“理”，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②。在文学上，他反对拟古，反对死守格律，而与徐渭、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持共同看法，主张写“情”，明确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③。

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堪称明代的最高峰。他所作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故事都以做梦为全剧关键，所以合称“临川四梦”。他的书斋叫玉茗堂，所以“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

《紫钗记》大约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这部戏原先叫《紫箫记》（一本作《李十郎紫箫记》），分三十四出，后改成《紫钗记》（一本作《霍小玉紫钗记》），共五十三出。改写后的《紫钗记》虽比《紫箫记》稍嫌长，但各方面都有进步。剧中歌颂男女主人公李十郎和霍小玉对爱情的忠贞，同时对以卢太尉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专横与自私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揭露。在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叫喊声充塞天下的当时，他公然歌颂作为“人欲”的“情”。

《南柯记》（一本作《南柯梦记》）全剧四十四出，故事大抵依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故事以主人公几十年的宦途经历作为一场梦，写淳于棼梦入蚁穴大槐安国，并和公主结婚，后出任南郡太守二十年，公主死后，又升为宰相。不久他受人排挤，被罢职遣归。该戏作于作者辞官还乡之后，十余年官场生活，使他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较深刻的认识，对功名利禄也看得透了。看世人为名忙，为利忙，如“蚁子群”，所以他开篇发问：“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

《邯郸记》（一本名作《邯郸梦记》）共三十出，也作于他退出官场之后。情节据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编成，写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将一磁枕交给卢生，卢生枕之入梦，历尽荣华富贵、迁谪、围捕之后，大梦方醒，旋店主人蒸黄粱尚未熟。汤显祖写这部戏，是要以此对官场的黑暗与相互倾轧加以揭露，同时也慨叹宦海的浮沉与人生的无常。

完成于弃官回家那一年的《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全剧共五十五出，主要取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描写官宦小姐杜丽娘和柳梦梅真诚相爱的故事。

剧中的杜家是官宦人家。小姐杜丽娘天生丽质，娇艳聪慧。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天性受到压抑。作为一个年已及笄、情窦初开的少女，她深感生活的寂寞与苦闷，她读完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在婢女春香的引诱下观赏了后花园的大好春光，于是春心萌动，又因怀春苦闷而悠悠入梦。在梦中，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梦中的少年书生媾合了。梦醒之后，为好梦难寻所苦，于是恹恹病起，终于因情而死。

广州书生柳梦梅赴临安应试，路经南安郡，拾得杜丽娘的自画像，被她娇艳秀媚的容貌所打动，终日把玩思慕，终得丽娘幽魂出现。二人一见钟情，朝夕欢会，订立婚约，后来发现丽娘是鬼魂再现，柳生仍然真诚爱她，并冒险掘墓，使丽娘获得新生。最后几经周折，二人喜获团圆。

作品歌颂了青年男女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方面所进行的不屈斗争，表现了杜丽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和柳梦梅对爱情的忠贞。在理学盛行的明代，作者热情讴歌了年轻一代的反抗与叛逆精神，他笔下的主人公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情可以突破生死的界限而长存于天地人间。同时，作者也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对美好情感的摧残，嘲笑了维护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杜宝（杜丽娘之父）的无能与无情。在封建礼教最森严的时代，作者公然讴歌、赞美人性，以人性与封建礼教相对抗，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进步倾向。

《牡丹亭》一剧一改往常爱情剧的俗套，用梦里钟情，死生离合的故事来展开情节，不仅使得剧作在反映现实方面比较深刻，同时也使剧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剧中塑造的杜丽娘这一形象，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

汤显祖是明代最具才情的剧作家。《牡丹亭》的语言优雅而不华靡，精美而富于情韵，实属难能可贵。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明人吕天成《曲品》把汤显祖所著五部传奇都列入“上上品”，并认为《紫箫》“琢调鲜美，练白骈丽”；《紫钗》“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还魂》“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南柯梦》“眼阔手高，字句超秀”。

张岱认为，“汤显祖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蚁梦、《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过犹不及，故总于《还魂》逊美也”④。

清王文治说：“玉茗堂四梦，不独词家之极则，抑亦文律总持。及被之管弦，又别有一种幽深体艳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⑤

注释

①　《贵生书院说》。

②　《寄达观》。

③　《致吕姜山》。

④　张岱：《答表箨庵》。

⑤　王文治：《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序》。

小说盛行

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繁盛时期，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间有两次小说创作高潮，一为元末明初，一为明代中后期。

宋代时，由于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说话”伎艺得到相当的发展，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罗烨的《醉翁谈录》等著作中，对于“说话人”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虽经宋末元初的社会大动乱，“说话”伎艺依然获得了发展，而记录“说话”底本的小说也随之得到了发展。经过宋元两代长期的孕育，元末明初章回小说已经初具规模，加之元末的战乱引起文人思想上的深刻反省，使得此时出现的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长篇白话章回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较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王朝建立之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措施，将一切大权总揽于皇帝手中。朱元璋还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屡兴文字狱，加紧对官吏和文人的控制，对意识形态实行了严密的高压统治，一些文士遭到监禁、放逐甚至处决。明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通俗文学采取鄙视甚至仇视的态度，加之印刷业落后，使得明代小说在经历了初期的繁荣之后，出现了近两百年萧条沉寂的现象。

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品流通更加扩大，城市里市民人数不但增多，而且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也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他们在文化上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守仁、李贽等人。以上这些因素，加上印刷业的发展，便促成了明代中晚期长篇白话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繁荣。

明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以及“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此后一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战争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写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寄托了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历史小说，它所刻画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真实人物。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做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结合。整个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历史发展的脉络基本符合，一些人物形象和历史人物基本吻合。与此同时，在刻画人物上，作者也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加工，使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之后，立即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对此后的小说创作、戏曲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军事谋略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浒传》是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在长期民间故事和戏曲流传的基础上，最后由作者加工完成的作品。《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民起义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它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罪恶，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揭示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塑造了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一批鲜明的人物形象。

《水浒传》在歌颂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宣扬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受招安的思想，这是它的局限性。就人物性格的刻画来说，《水浒传》要比《三国志通俗演义》更生动、活泼、深刻，它不仅长于叙述，更长于描写，特别是长于细节的刻画。

《水浒传》一问世，立即被统治者查禁，足见这部作品思想性之强。数百年来，《水浒传》冲破封建统治者的查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和历史上唐代僧人玄奘取经的故事几乎完全不同。《西游记》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内容，但它已被民间传说和作家创作的内容所突破，而主要具有神话寓言的性质。作者用游戏诙谐的笔调，通过神话故事，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激愤。作品塑造出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成功的艺术形象。

“大闹天宫”是《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它以神话的形式，投影式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颂了反封建正统、反皇权尊严的反抗思想和叛逆性格。孙悟空代表了反对压迫的正义力量，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西天取经”故事的思想性虽然不及“大闹天宫”，但它仍富于教育意义。《西游记》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我国浪漫主义的实际应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它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推衍而成。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为中心，记叙了他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种种罪恶以及荒淫无耻的生活，深刻而具体地暴露了明代中叶封建社会黑暗的现实以及封建统治者的罪恶。《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

《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面非常广阔，上至皇帝，下到市井佃民，无所不有。特别是对市民社会下层的帮甬无赖、娼妓优伶、媒婆道姑等三教九流，作者都写得很逼真。《金瓶梅》的不朽价值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审丑。它把一个黑暗社会的真实内在形态描绘给我们看，写出了流氓市侩的本质和典型，写出了各种妇女在受侮辱受折磨中的不同心理状态，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作品以传神逼真的细节描写、极为生动的语言，奠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

由于《金瓶梅》中有较多的性描写，这部作品长期以来被视为“淫书”，但它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有价值的，艺术上也很成功。它对《红楼梦》有重要影响。

“三言”指的是由冯梦龙编辑、改编的三部话本、拟话本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言”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在明代作品中，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取材历史或宗教传说的故事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三言”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拍”是受“三言”影响而出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凌濛初。“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把“二拍”和“三言”相比较，它们在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上大致相同，但“二拍”比“三言”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和色情描写。“二拍”也同样塑造出了一些成功的艺术形象。

明代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清代小说创作的繁荣，明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徐霞客漫游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以号著称于世，南京常州府江阴县（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是我国著名的旅行家和杰出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到他父亲时，才无意仕宦，由有权势的官府之家变成一般地主家庭。虽说门第中落，但家境还算优裕，尤其是先世以科举成名，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有丰富的藏书，加上他自己也无意功名利禄，使之有条件、有闲暇博览群书。他天资聪颖，“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①。成年之后，徐霞客更是“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②，“搜古人逸事，及丹台石宝之藏”③。书读得越多，他越是对书中描绘的壮丽山河心驰神往。同时，他也发现过去山经、地志书中舛误颇多，于是萌动周游天下名山大川，“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进行实地考察的决心。他母亲也鼓励他：“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④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霞客第一次游览太湖，这一年他二十岁。从这一年起到崇祯九年（1636），他游览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因老母在堂及家事牵累，他这段时期内的游览都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他去这些地方，也主要是因为向往名山胜迹，游览了泰山、天台山、雁荡山、白岳山、黄山、武夷山、九华山、庐山、嵩山、太华山、太和山、罗浮山、盘山、五台山、恒山等。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每次游览大都有游记。从这近三十年间徐霞客的行踪及存留下来的游记资料看，他侧重于搜奇览胜，对山川地貌及水道源流的考察探索较少，对地理学的贡献不如后来的西南之行大。尽管这段时期的游记数量很少（仅名山游记十七篇），但已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及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崇祯九年（1636）秋，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这也是他后期唯一的一次旅行。此前，他曾说过：“余志在蜀之峨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而“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在老母辞世，儿子完婚，自己也已年过五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他自知“老病将至”，西游“必难再迟”。他的好友陈函辉说：“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所以徐霞客“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

从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1636年10月17日）起至崇祯十三年（1640）止，前后历时四年，徐霞客行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到云南，终因“病是不良于行”，又途经湖北、安徽而回。通过这一次万里远征，他考察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霞客的大西南之行，几乎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考察我国的岩溶地区。他不仅观察了这些地区岩溶地貌的地表特征，而且研究岩溶地貌的构造及特征，创立了许多专有名词，并进行了分类。《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三百五十七个溶洞，作者曾亲自入洞探察的有三百零六个，在西南之行中亲自探查的有二百三十九个，占绝大多数。他不仅记录洞穴的方位、高度、宽度、深度，还对岩溶现象的成因作出正确的说明。如他指出，岩洞是由于水的长期侵蚀所造成的，钟乳石则是由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经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他所观察与记录过的岩溶地貌包括石芽、溶沟、孤峡、峰林、漏斗、落水洞、洼地、伏流、天生桥、地下河、溶洞、钟乳石、石笋、石柱、盲谷、穿山等等。同时，他对岩溶地貌的分布及其地区差异都有细致的观察和记录。

除岩溶地貌外，徐霞客对地貌的考察还包括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及应用地貌。

徐霞客的考察对水道源流十分关注。除了大量记述水道源流之外，他还纠正了前人文献中记载的某些错误。如《禹贡》说“岷山导江”，他经过考察，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他晚年著有《江源考》，作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结论。除长江水系外，徐霞客对水道的考察还包括黄河水系、珠江（主要是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水系、天台山水系等。他的考察工作涉及到河流的流域范围、河流的大小、河水的流速、河水的含沙量、流水量的变化、河水水质、分水岭、伏流、地形与水文的关系、河床的地区差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他对湖泊、沼泽、泉水都有考察与记录。

除了对地形地貌的考察外，徐霞客的旅行还包括了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徐霞客游记》中记述的粮食、蔬菜以外的植物达一百五十多种，尤以云南省所见为多（计六十余种）。他观察和描写植物形态，采集各种植物标本，注意植被状况。他还注重植物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考察，研究海拔、纬度、温度、风、地形诸因素对植物分布、植物生态的影响。

《徐霞客游记》在注重对自然地理进行考察和记述外，也注意考察人文地理。作者注意到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观察人们进行改造、利用地理环境的各种活动，记录了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村落的分布和兴衰变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他的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经济、历史地理的状况，都有极大的帮助。

以日记体裁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不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各地的地理景观，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先进的地理思想，也反映出作者掌握的先进的地理学方法。他博览群书，遍及古代舆地山经志，而又不满足于书本所见，于是他通过实地的考察来印证书本知识，并纠正舆地史籍承袭附会的各种错误。通过实地的勘察，他忠实地描述记载某一地域的各种地理现象，并且既有文字优美的形象描绘，又有定量化的数字描述。他的考察研究活动还注重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找出被考察研究对象间的异同点，加以归纳总结。另外，他又以采集标本（包括岩石标本与植物标本）的做法补记叙之不足。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也可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他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让人觉得美不胜收。他写山地、流水、气候、山林、植被、洞穴、阳光、月色等各种风景明艳如画。他对社会生活、各地风俗的描写也生动细致。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曾说《徐霞客游记》具有“真、大、奇”的特点⑤。所谓真，就是指真实，也就是“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⑥。所谓大，是指“游记之伙”，篇幅上“遂莫过于斯篇”⑦。所谓奇，是说“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⑧。

崇祯十三年（1640）初，徐霞客脚病严重，已无法继续旅行。他曾想由云南继续去缅甸，这时则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中断旅行，在丽江纳西族土司木生白的资助下辗转还乡。虽是万里长行，他也没舍得丢下采集来的那些标本。友人陈函辉说他“既归，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梧塍徐氏宗谱》中也说：晚年“先生病足息游，憩榻上，日陈滇中所携大理石、奇树虬根等于前”。次年，徐霞客去世。

在我国历史上，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条件下，没有任何政治、宗教的企图，而纯粹以地理考察为目的，不追求名利，毕生从事旅游，徐霞客是亘古第一人。他足迹遍于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九个省区，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考察范围如此之大，古今少有。他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他的《徐霞客游记》不愧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注释

①②③④　《梧塍徐氏宗谱》，第1184页。

⑤　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

⑥　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

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⑧　奚又博：《徐霞客游记序》。

谈迁撰《国榷》

研读明朝历史的人，大都以《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为主要参考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明朝编年史——谈迁著《国榷》，由于1958年前尚无印本，流传极少，所以很少有人看到和使用。然而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明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枣林人，明诸生（即儒生）。他自题《枣林杂俎》说：“吾上世，……德祐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今未四百禩，又并于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无从，庶以枣林老耳，书从地，不忘本也”。语极哀感！他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①，卒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②，家境贫寒，《海宁县志》说他：“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他有好几次拒绝别人送礼物给他，拒绝人家用钱买他的文章③。由此可见，他性格耿介，是一个有骨气的老书生。中年以前，他的生活情况，因缺乏可靠资料，不甚清楚；中年以后，大概是靠替人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些应酬文字，赚些微薄月俸赖以维持生活。据《县志》载：“崇祯壬午（1642）间，受知阳城张公慎言、胶州高公宏图，二公者天下之望，相与为布衣交。甲申（1644）高入相，张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咨于处士，多所裨益。相国以处士谙掌故，荐入史馆。泣辞曰：‘迁老布衣耳，忍以国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可知从公元1642年起，谈迁就入高宏图幕，并和张慎言往来，为两人所器重，并参预谋划。他对国事所提意见，散见所著《枣林杂俎》仁集《定策本末》、《劝进》等条。

谈迁嗜书成癖，“性喜博综，熟悉古今典要”④。他特别留心明朝史事，“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⑤。朱彝尊也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皇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⑥。天启元年（1621），谈迁的母亲去世，他守孝在家，读了陈建所著《皇明通纪》，“陋之”。往日在读书过程中，他就感到“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⑦。于是他立下决心，着手搜集资料，“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⑧，天启六年（1626），写出初稿，取名《国榷》。谈迁在自订《义例》中说：“横木水上曰榷……句榷而字衡之”。意谓要尽量做到公允正确，真实可信。在书的自序中，谈迁批评了在他以前的几个明代编年史作者以后说：“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帙”。清顺治二年（1645）以后，又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不料到了1647年八月，家徒四壁的谈迁，居然遭到小偷的光顾，他多年来为之呕心沥血而成的《国榷》初稿，竟被小偷窃去。这对谈迁的打击太大了，他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⑨。但他并不气馁，在大哭一场之后，感叹地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⑩？又发愤从头写起。

为了搜集资料，谈迁向四方友人借阅《实录》抄本，“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朐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⑪。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盐郑晓的《吾学编》、《今言》，武进薜应旂的《宪章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焦竑的《献征录》，邓元钖的《明书》，丰城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等。崇祯一朝的史事，由于没有实录可依，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不甚可靠。谈迁想，如果能去北京找到崇祯朝邸报并找些当事人加以核对，会比较可靠。然而当时北京已为清人所占领，再说路费和食宿又如何解决？孰知天从人愿，恰好1653年，义乌朱之钖进京去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他随同朱到北京上任，借机在京广泛搜集史料，采访熟悉明季轶闻故事的前朝遗老、降臣、宦官、皇亲和公侯的门客，访问遗事，随听随记，并得以借阅崇祯朝的邸报。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国榷》新稿本的撰写。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夙愿得以实现，乐何如之？情不自禁地赋《梦中作》一诗云：“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⑫。

《国榷》是一部明朝的编年史，全书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五百万字。卷首四卷分作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即舆地）、勋封、恤爵、戚畹（即外戚）、直阁（内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是明代各种政治制度综合性的概述。其余一百零四卷，是按年、月、日记载从元天历元年（1328）至明弘光元年（1645）的重大史事，其中万历朝以后尤为详赡。谈迁以为，“辽事”坏在万历朝，所以书中溯本求源，对建州史料非常注意，细心搜求，以取得深刻的历史教训。

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根据是明代列朝实录和邸报，并参以诸家编年。但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诸家编年又有陋肤冗的毛病，因此他并未尽信实录，也未侧重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例如，明太祖晚年诛杀功臣的事，实录中只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国榷》却并不隐讳，尽量地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如洪武二十六年（1693），朱元璋兴蓝玉党案，被株连论死者凡三万人。《国榷》在是年三月和六月条，就分别记下“会宁侯张温、都督肖用等以党诛”和“都督马俊以党诛”。这就指明了张温、肖用和马俊等人都是因受蓝玉案件株连而被朱元璋杀害的。而后，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又详细记下了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事：“（傅）骁勇绝人，累立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指朱元璋）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彻馔未尽，友德起，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这一段记载，把朱元璋晚年猜忌杀戮功臣的残忍本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明实录》中把建文朝一代史实尽望予以抹杀，把这四年的事情全部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实录中。《国榷》本着历史学家求实的精神，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并且真实地把维护建文帝正统的方孝孺与明成祖朱棣的抗争及被害经过和盘托出，毫无避讳。《国榷》卷十二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丁丑：“国亡（指建文失败），孝孺衰绖日夜哭。上（指成祖）数召之，不至。镇抚伍云絷以入。上曰：‘吾欲效周公辅成王何如？’对曰：‘成王安在？’曰：‘渠自焚死。’曰：‘有成王之子在！’上少之。曰：‘有成王之弟在。’上语塞，曰：‘先生休矣！’促草诏，孝孺掷笔哭骂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曰：‘即死安能加族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哭骂如故。上怒，命挟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喋血犯御座，磔之，至死乃已……僇（戮）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谈迁对此事评论说：“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之惨，千载下为之愧悸”！由此不难看出，在削藩问题上，谈迁是完全站在建文帝这一边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建文帝的同情，同时也说明他和当时其他士大夫一样，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失望。

又如《明实录》和《明史》都说明成祖朱棣是马皇后所生，谈迁却根据南京《太常寺志》说明成祖是碽妃所生。

满洲贵族为了证明清朝的祖先并未臣服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把建州地区说成从来不受明朝政府的管辖，在清人修的《明史》中，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情况全都避而不谈。此外，又利用修《四库全书》之机，把明人关于建州历史的记载，加以禁毁、删改。这样，从14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建州史实就成为空白，致使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女真社会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生产情况、文化生活等方面，都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国榷》一书，对建州女真的事实毫无避讳，全都如实地加以叙述。如在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条下记载说：“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⑬。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直野人”⑭。永乐八年八月乙卯条：“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⑮。由于《国榷》一书，在当时并未刊出，因之并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我们可以根据《国榷》的记载和清修《明史》进行对比研究，“就这一点而说，《国榷》这书对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⑯。

此外，《国榷》一书，对明末历史的记载比较详细，特别是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所占篇幅较大。在全书六册中，万历以后的历史就占了两册。本来崇祯朝没有实录，作为明朝遗老及对崇祯的怀念，谈迁依照邸报及其他材料（包括采访明末遗民），补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在书中对崇祯口称“光帝”不已，但对崇祯的缺失也并不隐讳。如他对崇祯评论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爱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诽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⑰！可谓鞭辟入里之论。同时，关于农民军在北京的活动也有所反映。如甲申年四月戊午条，记载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⑱。另外，在谈到当时北京城内农民军拷掠明官的情况，《国榷》是这样写的：“李自成过刘宗敏所，见掠治三百余人，惨甚。令酌放之。面前所斃者可千余人。宗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⑲。明亡之后，谈迁不忍国灭史亦随灭，又访求邸报，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记，也表明其“江左遗民”对亡国的悲愤和缅怀故国的爱国热忱。

《国榷》在编撰体例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加以评论，有时也包括他自己的评论。如他对建文帝被烧死宫中的说法，即持否定态度。《国榷》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条，记随行出亡臣僚的不同遭遇后说：“史仲彬（翰林院待诏）以宣德丁未被讦下狱死，所著《致身录》与程济（翰林院编修）《从亡随笔》并传，是以知建文帝实不没也”⑳。其后又引崔铣、郑晓、王世贞、李维祯、冯时可、袁懋谦、郭子章、何乔远、顾起元、陈继儒等人之论于后。虽然诸家的评论不尽相同，但这种编排，可以供读者参阅，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国榷》一书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有的地方叙事过于简单；再如同一事件，前后记载自相矛盾，如东厂的设立，在书中先是于永乐七年十二月记曰：“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后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又言：“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㉑实际上应是永乐十八年八月㉒。再有书中侈谈灾异迷信，就像他在“义例”中所表明的：“灾祥寇戎，尤不厌详矣！”这无疑是属于糟粕一类。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国榷》仍不失为研读明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史籍。

谈迁的著作除《国榷》外，还有《枣林杂俎》（无卷数），《北游录》九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史论》二卷，《西游录》二卷，《枣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八卷等。

注释

①　据《北游录·六十自寿序》推算。

②　据《海宁县志·隐逸传》。

③　谈迁：《北游录·纪邮》。

④　《国榷》张宗祥：《题记》。

⑤　黄宗羲：《谈君墓表》。

⑥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⑦　《国榷》喻应益序。

⑧⑨　《国榷》义例。

⑩　黄宗羲：《谈君墓表》。

⑪　《国榷》喻应益序。

⑫　谈迁：《北游录·纪咏》。

⑬　《国榷》卷一三，第918页。

⑭　《国榷》卷一三，第924页。

⑮　《国榷》卷一五，第1050页。

⑯　吴晗：《谈迁和〈国榷〉》，载《灯下集》。

⑰　《国榷》卷一○○，第6058页。

⑱　《国榷》卷一○一，第6061页。

⑲　《国榷》卷一○一，第6070页。

⑳　《国榷》卷一○○，第6093页。

㉑　《国榷》卷一二，第838页。

㉒　《明通鉴》卷一七。

宋应星与明代科技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出身书香世家。曾祖宋景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明朝中期的重臣。祖父早逝，父亲不甚得志，家境逐渐地萧条了。

宋应星幼年颖悟，“数岁能韵语，及操制艺，矫拔惊长老”①。他又有过目成诵的本领，自幼很受师长喜爱；“稍长即肄力十三经传，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络之所存。故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②。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长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名列第三，应升列第六，时人称“奉新二宋”。此后他屡试不第，终于断绝仕进之想。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任江西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十一年（1638），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崇祯十三年辞官回乡；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次年辞官回奉新。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南明时，曾荐授宋应星官职，他均推辞不就任。入清后他仍拒不出仕，隐居读书课事，约于康熙（1662～1722）初年去世，年近八十。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很发达，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一方面，迅速聚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有待作出总结；另一方面，比家庭手工业规模更大的手工业工场要求运用科学知识、先进的设备、低廉的消耗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社会的需要，加之客观的可能，使宋应星写出了一部足以使他永垂不朽的著作——《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最早刊刻于崇祯十年（1637）。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等十八章，以“贵五谷而贱金玉”为原则，把农业放在前面，次以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各章，而把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的珠玉放在最后。

上卷六章，多与农业生产相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及粱粟麻菽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以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乃服》介绍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毛纺等的生产技术以及所用工具、设备及操作要领。《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对蓝靛的种植及蓝靛的提取和从红花中提取染料的过程叙述尤其详细，又涉及不同颜料及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讲稻、麦等的收割、脱粒、磨粉等所用工具及技术。《作咸》叙述海盐、池盐、井盐的产地以及制盐方法。《甘嗜》介绍甘蔗的种植、制糖的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与饴糖。

中卷七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介绍建筑用砖瓦及日常所用陶、瓷器制作技术及工具，如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冶铸》重点介绍铜钟、铁锅、铜钱的铸造方法及工具，包括失蜡法、实模法及无模铸造三种，是我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尽的记录。《舟车》介绍船舶、车辆的结构、用材、驾驶方法。《锤锻》叙述金属锻造工艺，大到万斤铁锚，小到绣花针，以及其他各种生产工具。《燔石》介绍石灰、硫磺、矾石的烧制及采煤技术。《膏液》介绍各种油料作物及其榨取方法、制蜡技术。《杀青》专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介绍造纸工艺及设备。

下卷五章，《五金》论各种金属矿的开采、洗选、冶炼及分离技术。《佳兵》介绍各种冷兵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丹青》专论制墨技术及制颜料的方法。《曲蘖》记述酒母、红曲等的原料、配比、产品用途。《珠玉》专论珍珠、宝玉、宝石的采掘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等物。书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三幅插图，展示各有关的生产过程。除个别部分属于引用他人的著述之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作者经过实地的观察研究所得，忠实地总结和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把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作定量的解说，把生产技术中的诀窍、关键技术指出来。比如谈水稻种植技术用浸种法育秧时，“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否则会导致减产。另外，“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即秧苗田与本田的比例应是1∶25。又如谈到采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以竹筒将瓦斯引上地面和用支板支撑矿井顶部以防坍塌，都是采煤过程中既简便有效又经济的做法。

《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正式刊行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很快传到日本、朝鲜。19世纪，《天工开物》又被摘译成法文、意大利文、俄文、英文、德文。20世纪70年代，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出版，更使该书获得世界各方面的赞誉。

除《天工开物》之外，宋应星还著有《观象》、《乐律》、《原耗》、《卮言十种》及《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思怜诗》、《美利笺》等。现存的仅《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及《卮言》中的《论气》和《谈天》，共五种。

《论气》是探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其中的《气声》篇专门讨论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他认为，声是气的运动，“两气相轧”或“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的形式破气便产生不同的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和气间冲击的强度。同时，他还指出声音传播的介质是空气（这时的欧洲学者们还在为声音的传播介质到底是空气还是其他什么微粒子而争吵不休），声音的传播有一定的速度，而其传播的方式就如同石头击水产生的水波那样向四周扩散。可见，他已经有了“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

成书于崇祯九年（1936）的《野议》可以看作是宋应星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作者的一部政论集，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乱萌》十二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影响朝廷施行变革，以挽救晚期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由乱而治。书中不少议论击中时弊，革新方案切实可行。

《思怜诗》是作者的诗集，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均有可观。

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者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曾盛赞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日本人三枝博音说宋应星《天工开物》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看来都不是溢美之辞。

注释

①②　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

崇祯治乱

明季政治腐败，积弊难匡，权阉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奸情，终生为之蒙蔽。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笃，召见阁、部、科、道官员于乾清宫，宣谕魏忠贤、王体乾都是老实听命、对皇室忠贞不渝之人，可以与之共商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帝任贤勿贰，诸臣不敢仰体！’上悦”①。熹宗又下一道遗诏说：“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②时魏忠贤势力猖炽，中外危慄。熹宗召信王入宫，对群臣说：“吾弟当为尧舜之君。”③信王惶恐不敢当，只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④信王出，熹宗死于乾清宫，年二十三岁。魏忠贤亲迎信王入大内，朱由检万分惶恐，在袖中自带食物入宫，不敢用御膳，深惧食中投毒。时大臣亦不得见信王。朱由检是夜燃烛独坐。久之，见一太监持剑过门，信王取剑观赏，留于几上，允以有赏。旋又有值更者击梆而过，信王出门慰劳，问左右欲给酒食，何出？侍者以宜问光禄寺。传旨取给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拜，不准庆贺。是为庄烈帝。

朱由检即位之初，颇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贤专权误国，蓄意除之。先是，杨所修、杨维垣弹劾崔呈秀，试探朱由检是否能辨奸邪。崇祯帝览奏，令崔呈秀归里守制。接着，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给事中许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铎考试作弊，非法中举做官。经吏部核实后，罢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贤，所以崇祯帝将魏忠贤调离大内，安置于凤阳。

先是，魏忠贤奸党颂其功德，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道。此时杨邦宪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检刚刚继位，读此疏时，边读边笑。魏忠贤预感崇祯帝深恶此事，急忙辩解，硬说疏中颇有夸张不实之辞，朱由检权且作罢。后主事钱元慤又上疏揭露说：魏忠贤构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也都交章论其罪恶。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中有，“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堕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脂膏！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因魏忠贤致书考官示意）遂登前列”⑤。读后令人发指。于是朱由检召见魏忠贤，使内侍宣读十大罪状疏，忠贤震恐丧魄，以重宝赂信王府太监徐应元求解难。徐应元曾是魏忠贤的赌友，朱由检得知此事，痛斥徐应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贤，诏谕说：“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⑥魏忠贤接旨从凤阳上路后，走到阜城，忽闻皇帝下谕逮治，知无生路，即与死党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崔呈秀在家，听说魏忠贤已死，于是排列姬妾，罗列珍宝，呼酒痛饮，一杯毕则碎一杯，饮后自缢而亡。熹宗乳母客氏亦被处死，其家属无少长皆被诛。人皆以为这是客氏一家过去荼毒天下臣民的报应。

初，魏忠贤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贤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仇文焕五人，他们主要是给魏忠贤出谋划策。“五彪”是武官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主要是主管杀戮的。所以在诏书中特别标明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还有周应秋、曹钦程等号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不可胜数。总之，朱由检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贤势力极为嚣张之时，然而崇祯帝能不动声色，惩办元凶，尽诛党羽，旁无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运，宗社再安”⑦。史书谓“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⑧。在诛杀魏忠贤剪除阉党的同时，还罢苏、杭织造，并诏谕天下说：“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朕甚悯焉。不忍以衣服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⑨

南京御史刘汉建议尊崇儒学，整顿吏治，慎加名号，重农节用。朱由检同意此议，下旨：吏部对现任官员严加清汰，正式编制之外的官员，要严加荐选，宁缺毋滥。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勋爵，总兵不是实有战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衔。朱由检在便殿批阅奏章，闻到一股香气，心意扰乱，他很怀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内官此为何香？内官回答说：这是内宫发春之香，两朝都照此点燃。崇祯帝怒斥内官，让他们立即毁掉，不准再燃；同时还长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⑩

崇祯元年（1628）正月，禁止宫中穿文绣华丽衣饰，妇女不准戴金冠等。这是听了御史梁天奇的谏议后，崇祯帝作出的决定。敕命司礼监典卖魏忠贤田宅时，有人请求将魏忠贤宅院加赐功臣。崇祯帝说：“俟东西底定，留赐策以待功臣。”⑪并榜示其宅第为“策勋府”。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疏说：太祖时，边饷银只有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神宗时就增到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熹宗时已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万历年间岁收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其他京支杂项，竟增到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今户部开支共五百余万两，而岁入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亏空近二百万两。这样边兵无法不荒疏，而农官也无法不愁怨。请求敕令各边都抚，清查历年增饷用度。至于京支杂项，也要切令各衙门自加严汰。他还建议西北边塞，应督责当地官府开垦荒田，以定军饷。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以前皇上召大臣于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而今天世上哪一个地方可以不用钱呢？又有哪一个官员不爱钱呢？韩一良认为，当时的官员，县官是行贿的首恶，各部给事是纳贿之魁。而当今说起蠹民之罪，没有一个不归罪于郡守县令的。然而守令的薪俸又多不到位，又怎能养廉呢？他说，自己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辞退赂金五百两。他说自己交友很少，尚有贿赂者，其余官员贪赃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他建议严惩纳贿贪赃者，首恶重办，使所有官员视钱为污，惧钱如祸，这样文官不爱钱的风气才能树立。崇祯帝认为韩一良的建议很好，特将中外大臣召集于平台，让韩一良宣读他的建议，并予以褒奖，当即提升他做右佥都御史。

崇祯元年（1628）七月，宁远兵变。当时四川、湖广兵驻宁远的人因为缺饷四个月，哗变。其于十三营也都响应，变兵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捆绑于谯楼上。兵备副使郭广刚刚到任，收集了两万金颁发给部众，士兵仍不满足，于是又向商民借了钱共足五万两。士兵怨恨稍平，释放所缚官员。毕自肃引罪自缢。崇祯帝遣袁崇焕前去调解。袁崇焕八月抵山海关，与郭广商议，先诱首恶张正朝、张思顺，让他们先抓十五人斩于市；再斩中军谋士吴国琦，杖责参将彭簪古，贬黜都司左良玉等人；然后让张正朝、张思顺为前锋戴罪立功。张世荣、苏涵淳以贪虐而引发兵变，也予以贬斥。只有都司程大乐所辖一个营没有附和哗变，特予以褒奖。于是宁远兵变始靖。十月，锦州又发生兵变，袁崇焕请增军饷。崇祯帝召廷臣议，阁臣求允发增饷。崇祯责成户部尚书毕自严全权办理。礼部尚书周延儒说：“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需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关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搆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悦，由此属意延儒”⑫。崇祯此时暗问周延儒，并听信奸臣之言，对有功边臣，始生狐疑猜度之心，为后来冤杀袁崇焕种下夙因。

崇祯二年（1629）四月，山、陕大饥，起义发生，朝臣捐俸助饷。崇祯帝认为诸臣捐俸助饷是兴利除弊，国家受益必多。顺天府尹刘宗周说：陛下励精图治，召廷臣于文华殿，亲理细务，朝令文考，急欲太平盛世速来。然而急功近利，就要见小利而慕近功。他说：朝廷汲汲所求者，边事也。然而“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⑬。边塞防守，情况复杂，应从长计议，不应急求数年之效，这样必会引发相反效果。他又举例说：“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理财也。民力已竭，司农告匮，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有司以掊剋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大吏以催科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无宁岁矣。顷者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可谓得救时之权。然贪风不尽息者，由于道之未尽善，而功利之见不泯也。”⑭崇祯帝不久又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堂。

八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史，阴谋兴大狱为魏忠贤及逆党报仇，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⑮定袁崇焕罪名；还牵连到过去首辅钱龙锡，认为杀毛文龙，是钱龙锡首倡。史说：“袁崇焕离京时，以重金数万贿赂钱龙锡，钱龙锡巧为营干，转祸于毛文龙，置国法于不顾。”崇祯览奏后大怒，敕命刑部官五日内查明此案，案情查明后上报。崇祯帝召诸臣于平台，认为袁崇焕谋叛，当处以极典。群臣认为，斩帅虽钱龙锡开端，但有“处置慎重”等语，本意不在专杀；至于议和之事，首倡于袁崇焕，钱龙锡并未批准。然而军国大计，两臣私下商议就去执行，不上疏请示，造成恶果，罪责难逃。“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⑯。刘宗周于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竟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堕，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⑰可见崇祯自错杀袁崇焕，对朝廷危害极大，奸臣竞进，朝政日暗，明王朝危亡之势已难挽回。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说：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这种事怎可逾年而不废止？他认为，捐募和搜刮，两者很难取法。崇祯帝则认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连累不了穷人，捐募是凭人们的正义感，至于搜刮固然会滋养奸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难道还会给百姓带来不利吗？这时崇祯帝已经露出刚愎自用，不纳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盗扰害沿海，湖广民变后树帜与朝廷对抗。宣大兵饷需数十万，朝廷责成两广解纳，实际只纳银七千两，远不及酬，崇祯帝责其玩忽职守。山、陕饥民起事，见官兵即散，官兵退则又聚。崇祯帝认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抚就抚。广西靖江王府因争继位内讧。四川发生乡绅裹挟御史事。云南、贵州亦生民变。朝廷面临多事之秋，吴执御上疏说：现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万两，今天又加到七百万两，但仍缺额一百六十万两，朝廷仍觉粮饷不裕。吴执御认为，加派则害民，不加派则害兵。过去宁远、锦州兵变，袁崇焕集数百万金消解，耗费浩大。他认为沿边各城邑，应令吏部选补贤能，用本地钱粮训练本地土著，这个办法一实行，粮饷可以不取偿于司农，兵不借助于戍卒，当属方便可行之策。崇祯帝认为，钱粮留截本地，国税将从何而出？不听。不久，吏科给事颜继祖又谏减催科事，遭斥责。此后，吏部考选官员，先看税粮能否完足，不问如何抚民。朝廷选官又专于催科。这一切都导致了明朝法制的明显变化。

崇祯帝于多事之秋，唯思急功近利，不思纳谏革弊，摧旧立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上言曰：“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箝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异于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终无一人议其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忧，臣所为太息也！且皇上所乐听者谠言，而天下误以攻弹贵近为天子所厌闻，其势将披靡不止。”⑱崇祯帝认为袁继咸是越职言事，痛加斥责。这时崇祯帝益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极时那样谦恭谨慎了。

崇祯后期，边关战事日紧，山陕农民起义日炽，全国灾荒频仍。在危难之中，崇祯帝还要经常游猎，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苛责直言忠鲠之士，亲信重用佞倖之臣。为应付后金进攻，加强蓟辽边防，加派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为操练士马，再加派练饷。三饷负担已超过农民年入之半，再加上其他京用杂项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饥岁则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祯帝为暴主昏君！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大明王朝覆亡。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认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曾建“首善书院”，请求迅速恢复，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贞法守，太祖读《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理，立即焚毁锦衣刑具，要求一切诉讼，听法司决断，不必下锦衣，今应恢复此事；三、崇国体，大臣三品以上获罪应该让九卿、科、道会审后，交付刑法部门，依法收系，不可滥系无辜。即使在刑戮之时，也不能忘记礼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书，请求立即毁掉；五、惩官邪，京城士大夫与地方官员交际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属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弹劾告发。再遇中外官勾结之事，皇上要严断；六、饬吏治，他认为当今吏治腐败，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锾，已成定例。至于营升谢荐，贿赂之风就更加厉害。他请求严惩贪赃枉法，以清吏治。不难看出，刘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了崇祯末年明朝官场腐败、弊端丛生、风教败坏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祯帝对这六条建议虽深感痛切，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边防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并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阵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他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⑲。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⑳。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㉑。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㉒。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㉓。李自成遂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本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㉔。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㉕，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㉖。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采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糊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他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淫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几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㉘，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㉙。这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他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他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致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①②③④⑤　《明通鉴》卷八○，熹宗天启七年。

⑥⑦⑧⑨⑩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⑪　《明史》卷三○八《奸臣传》。

⑫⑬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⑭　《明通鉴》卷八二，庄烈帝崇祯八年。

⑮　《明史》卷二六○《袁崇焕传》。

⑯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⑰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㉗㉘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㉙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晚明民变

明朝后期，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发激化，明朝统治更加腐败。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以“皇庄”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田竟达二百一十四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二百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①。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镠，其庄田亦有四百万亩。到明熹宗朱由校时，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三百万亩，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只凑得六十万亩，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谓之“无地之租”。

皇室宗族强夺土地，官僚豪强更是巧取豪夺。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四十万亩。而大宦官“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②，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上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民产田土搜刮殆尽”③。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地，“为王府者十之七，军屯十二，民间仅什一而已”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地主手中，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出现了“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⑤的严重社会问题。

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明朝政府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凭借手中的权势，或享有免税的特权，或减免赋税，于是出现了“富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⑥的情景，富户大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屋无税。明初全国有税田八百五十万顷，到弘治年间仅存四百二十万顷，减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二百二十万顷减至二十三万顷，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一百四十四万顷减至四十一万顷，减少额竟占绝大比重。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或被豪强强夺。

自万历末年起，明廷岁收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六百万两，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其时官僚机构庞大，官吏剧增。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于辽东建立后金政权，举兵反明，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战争频繁，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其中尤以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项加派最为扰民。

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始征“辽饷”，每亩征银三厘五毫，两年后增至九厘。崇祯三年（1630），又于九厘之外再增收三厘。“剿饷”则是专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练饷”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一年辽饷可达九百万两，剿饷三百三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之合，每年多达二千万两，超过正税一倍以上。

“三饷”之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商税、关税、盐税、矿税等，以至于“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⑦，“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⑧，一时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⑨。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求得一条生路。自万历初年起，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但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入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逃兵及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米脂人、曾为驿卒的李自成也因裁减驿卒俸禄，而率驿卒起义，投靠王左挂所部。王左挂兵败投降后，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张孟存牺牲后，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继续与官军作战。

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明廷采取“恩威并济”、“招抚”为主的策略，企图分化瓦解义军。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王嘉胤遇害后，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但实际上，各路义军仍不相统摄，力量分散。崇祯四年（1631），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而转移山西，王自用联合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组成三十二营，共有二十余万众，分三路活动在山西平阳、泽、潞、太原等地。

义军自陕西转战山西，明廷大为震惊。明帝朱由检一改“招抚”为主的策略，转为以“剿灭”为主，以洪承畴为陕西巡抚，总督三边（延绥、甘肃、宁夏）军务，令其组织数十万官军围剿义军。分散作战的义军经过激烈战争，又转战河北。不久王自用阵亡，余部投奔李自成。此时，实力较强的高迎祥再与张献忠、李自成、马守应、罗汝才等首领联合，突破明军包围，南渡黄河。崇祯八年（1635），明廷令洪承畴领兵出陕西，另一位明将朱大典统军出山东，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妄图一举剪除农民义军。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案。荥阳大会上，作为闯王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策略，为众将领所采纳，遂分十三家七十二营兵力为东、南、西、北四路，另有一路作为策应，主办突击明军兵力最为薄弱的东路。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东路军突破官军的包围，由河南转入安徽。仅十余天，兵至凤阳城下，一举全歼凤阳守军六千余人，留守朱国相兵败自杀。义军在此焚毁朱元璋的祖坟——皇陵，又镇压了百余名抗拒的官吏、诸生及太监。张献忠且于城上竖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义军于凤阳的举动令崇祯皇帝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他一面下诏“罪己”，一面又慌忙调遣兵力，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为总理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兵镇压义军，“承畴剿西北，象升剿东南”⑩，对义军展开一系列的攻势。

高迎祥于凤阳大捷后，又率兵入河南，继而转入陕西。卢象升紧追不舍，双方大战于朱龙桥，高迎祥部失利，随后又一再受挫，被迫率部向汉中地区突围，最后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其余部在继为闯王的李自成率领下，继续与官军抗争。张献忠则率部南进，攻陷庐州、麻城，使明廷的镇压遭受挫败。

崇祯见此情景，顾不得对付东北地区的满洲反明斗争，将主力从辽东调往义军活动地区。崇祯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翦灭义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明廷随即增兵十二万，增饷二十八万两，出动十省官军，扬言于三个月内彻底消灭义军，使义军再度处于危急的形势之中。而此时的各路义军仍分散流动作战，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因而相继失利。十一年十月，李自成于潼关战败，与刘宗敏等十八人杀出重围，进入商洛山。张献忠亦于湖北受挫后伪降。其他义军或败或降，起义斗争陷入困境。

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军大举入关，以凌厉的攻势横扫山东、河北等地。明廷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得不从镇压义军的前线抽调官军，急驰北上抗清。此时适逢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旱灾严重，蝗虫肆虐，饿殍遍野。这一形势对陷入低潮的起义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转机。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起，由湖北转入四川，连克官军，扭转被动的战局。李自成闻讯，立即出商洛山，招集旧部，重整旗鼓，转战于陕南地区。十三年（1640）九月，李自成突破杨嗣昌官军的包围，于冬天进入河南。受大旱之灾的河南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数万饥民争相投奔李自成所部，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文士也先后加入义军队伍，义军声势迅速壮大。

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政，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⑪的纲领口号，且将缴获官府、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均田免粮”的口号更是深得民心。在此基础上，起义军又制定了“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义军，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之多，实力迅速壮大。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明将杨嗣昌率领官军主力入川，追剿张献忠。趁中原地区空虚之际，李自成毅然率军攻入洛阳，处死了广占良田、侵夺民财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及一批官吏被处决，令洛阳城内外的百姓拍手称快。攻占洛阳后，李自成继续转攻开封府，由于拒守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有所准备，义军未能攻下，然而在河南全歼了增援的官军。

二月，张献忠也率部复入湖广，一举攻陷襄阳，处死襄阳王朱翊铭。杨嗣昌见非但未能剿灭义军，反而义军连克重镇，处决皇亲贵戚，遂畏罪自杀。崇祯改以陕西总督丁启睿代替杨嗣昌，又令兵部尚书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攻李自成，却遭李自成所部全歼。

张献忠占据襄阳后，骄傲自满，罗汝才等义军将领与之不和，率部北投李自成，于是李自成的势力又得壮大。年底，李自成再度挥师攻开封，但因他于阵前中箭伤眼，被迫放弃攻城。崇祯十五年四月，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于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大败官军援兵主力。在随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交战中，李自成的义军又连连取胜，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年底，李自成挥师南下，进攻湖北重镇襄阳。在攻占襄阳后，义军连续作战，迅速占据数十个州县，控制了澧州、常德以北，麻城、黄州以西，光化、均州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张献忠也率部转战于两湖及四川地区。两支主力义军南北呼应，使明朝的武力镇压政策几近破产，明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义军各部推举李自成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五月，义军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为“新顺王”，修宫室，设置文武官吏，建立“大顺”政权。同月，张献忠率部在攻占汉阳、武昌后，自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政权，之后又经湘赣，进入四川，于十七年十一月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且以成都为西京。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九月率军北伐；十月，破潼关，占据西安；十七年正月，定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并在西安地区镇压地主豪强，抚慰流亡，募民垦田，流通商贾，铸造“大顺”钱币，制定“五年免征”、“追赃助饷”等政策。二月，李自成亲统大军进击北京，一举攻占太原，发布讨明檄文，历数明朝统治者的罪状，提出“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掠抢、平买平卖”的纲纪，再次重申“贵贱均田”⑫的政策，受到了农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

之后，李自成、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主力经忻州、代州、大同、宣化，走居庸关，向北京进发。另分一路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东渡黄河，经河南、河北，北进北京。面对大顺军的迅猛攻势，崇祯皇帝慌忙下诏“罪己”，既而又向“大顺”政权提出“割地求和”⑬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包围北京城，城外官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十八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企图外逃，但已为时太晚。他急召文武百官，却无一人应召入宫，绝望之中，崇祯帝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自尽，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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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吴传业：《绥寇纪略》卷八。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

④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⑥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

⑦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⑧　《明史·食货志》。

⑨　《明史·王宗沐传》附《王世昌传》。

⑩　《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⑪　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卷三一。

⑫　《明季北略》卷二○。

⑬　赵士锦：《甲申纪事》。

附录：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1368年

中国纪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

大　事：正月，朱元璋即帝位，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南京。汤和平福建、广东。四月，徐达克汴梁，八月，克大都。元顺帝出奔上都，元亡。

公元纪年：1369年

中国纪年：洪武二年

大　事：平陕西、山西等地。定封建诸王之制。

公元纪年：1370年

中国纪年：洪武三年

大　事：定科举法。命徐达、李文忠等分道北征。大封功臣。

公元纪年：1371年

中国纪年：洪武四年

大　事：明朝出军四川，明升降，夏亡。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

公元纪年：1372年

中国纪年：洪武五年

大　事：命徐达带兵出雁门关，趋和林，北征蒙古。

公元纪年：1373年

中国纪年：洪武六年

大　事：颁布《大明律》。

公元纪年：1376年

中国纪年：洪武九年

大　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颁布《建言格式》。

公元纪年：1377年

中国纪年：洪武十年

大　事：因吐蕃梗阻乌斯藏贡道，派将攻吐蕃，大破之。置通政使司。

公元纪年：1379年

中国纪年：洪武十二年

大　事：颁行《案牍减繁式》，命各衙门切实奉行。

公元纪年：1380年

中国纪年：洪武十三年

大　事：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同党受诛者甚众。废中书省，罢设丞相，提高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赦天下。

公元纪年：1381年

中国纪年：洪武十四年

大　事：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兵败自杀。造黄册，编里甲，查田亩。

公元纪年：1382年

中国纪年：洪武十五年

大　事：平定云南。置殿阁大学士。设锦衣卫，掌侍卫、缉捕，专司诏狱。马皇后病逝。

公元纪年：1384年

中国纪年：洪武十七年

大　事：禁宦官预外事，并禁诸司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公元纪年：1385年

中国纪年：洪武十八年

大　事：“空印案”发，事连各省官吏数万人，多为冤枉。颁《大诰》于天下。

公元纪年：1387年

中国纪年：洪武二十年

大　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征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降，辽东平。命国子监生分行浙东州县，查粮定区，编鱼鳞图册。

公元纪年：1390年

中国纪年：洪武二十三年

大　事：韩国公李善长以助胡惟庸谋逆罪被诛，同案牵连死者甚多。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公元纪年：1392年

中国纪年：洪武二十五年

大　事：皇太子朱标死，立皇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公元纪年：1393年

中国纪年：洪武二十六年

大　事：凉国公蓝玉被诛，同案受诛的功臣宿将及其他人达一万五千人。

公元纪年：1395年

中国纪年：洪武二十八年

大　事：颁《皇明祖训条章》。汤和卒。

公元纪年：1398年

中国纪年：洪武三十一年

大　事：朱元璋病亡，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开始削藩，周王朱被废为庶人，徙云南。

公元纪年：1399年

中国纪年：建文元年

大　事：废齐、代、岷三王，湘王自焚。燕王朱棣举兵反抗朝廷，“靖难之役”开始。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兵伐燕，败绩；代之以李景隆，再败。

公元纪年：1400年

中国纪年：建文二年

大　事：都督盛庸、山东参政铁铉败燕兵于济南。罗贯中卒。

公元纪年：1401年

中国纪年：建文三年

大　事：燕兵与朝廷军大战于河北、山东等地，互有胜负。

公元纪年：1402年

中国纪年：建文四年

大　事：燕王率兵直趋南京。六月，南京破，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其他不附者甚众。大封靖难功臣。

公元纪年：1403年

中国纪年：永乐元年

大　事：复周、齐、代、岷旧封，继又开始削诸王护卫。明朝遣行人邢枢往谕奴儿干，海西、建州、野人等女真三部酋长及部众归附。

公元纪年：1405年

中国纪年：永乐三年

大　事：六月，郑和率舟师首次出使西洋诸国，至永乐五年九月还。

公元纪年：1406年

中国纪年：永乐四年

大　事：讨安南。始议营建北京。

公元纪年：1407年

中国纪年：永乐五年

大　事：安南平，置交趾布政司。《永乐大典》修成。

公元纪年：1408年

中国纪年：永乐六年

大　事：九月，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至永乐九年六月还。

公元纪年：1409年

中国纪年：永乐七年

大　事：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明使郭骥，丘福率明军征讨，败于胪朐河。明朝派内官亦失哈到黑龙江出海口建奴儿干都司。

公元纪年：1410年

中国纪年：永乐八年

大　事：明成祖率师首征漠北，于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

公元纪年：1411年

中国纪年：永乐九年

倭寇掠浙江盘石卫。因倭寇屡扰沿海，遣官告谕日本剿捕。

公元纪年：1412年

中国纪年：永乐十年

大　事：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三年七月还朝。

公元纪年：1413年

中国纪年：永乐十一年

大　事：开设贵州布政司，改土归流。明宦官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儿干及库页岛巡视，并于这年秋建永宁寺。

公元纪年：1414年

中国纪年：永乐十二年

大　事：明成祖第二次征漠北，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马哈木。

公元纪年：1416年

中国纪年：永乐十四年

大　事：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命郑和等偕往，此系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七年七月还朝。

公元纪年：1417年

中国纪年：永乐十五年

大　事：四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州县学。

公元纪年：1420年

中国纪年：永乐十八年

大　事：唐赛儿起义于山东益都，为明军所镇压。始设东厂。

公元纪年：1421年

中国纪年：永乐十九年

大　事：定北京为首都，改南京为陪都。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至明年八月还。

公元纪年：1422年

中国纪年：永乐二十年

大　事：明成祖第三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

公元纪年：1423年

中国纪年：永乐二十一年

大　事：明成祖第四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

公元纪年：1424年

中国纪年：永乐二十二年

大　事：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同年还。明成祖第五次出征漠北，归途中病死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

公元纪年：1425年

中国纪年：洪熙元年

大　事：仁宗卒，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始设巡抚。

公元纪年：1426年

中国纪年：宣德元年

大　事：明宗室汉王朱高煦反，宣宗亲征，朱高煦降。

公元纪年：1427年

中国纪年：宣德二年

大　事：罢交趾布政司。

公元纪年：1428年

中国纪年：宣德三年

大　事：宣宗巡边，击兀良哈部于宽河。

公元纪年：1430年

中国纪年：宣德五年

大　事：诏命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郑和于宣德六年正月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碑》，十一月至福建长乐，于南山寺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明年始扬帆出洋，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公元纪年：1432年

中国纪年：宣德七年

大　事：亦失哈率官军第十次到奴儿干巡视，于第二年重修永宁寺。

公元纪年：1435年

中国纪年：宣德十年

大　事：正月，宣宗卒，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九月，王振入掌司礼监。王振招权纳贿，为明代宦官乱政之始。

公元纪年：1441年

中国纪年：正统六年

大　事：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发兵击麓川思任发。

公元纪年：1442年

中国纪年：正统七年

大　事：太皇太后张氏卒，王振专权更甚。广西大藤峡地区瑶、壮族人民起义。

公元纪年：1447年

中国纪年：正统十二年

大　事：叶宗留于福建政和领导矿工起义。

公元纪年：1448年

中国纪年：正统十三年

大　事：邓茂七在福建沙县领导农民起义，称“铲平王”。尤溪炉主蒋福成响应邓茂七起义，与茂七军会合。明朝遣将镇压叶、邓起义军。叶宗留中流矢牺牲，余部由叶希八领导，继续斗争。

公元纪年：1449年

中国纪年：正统十四年

大　事：二月，邓茂七率众攻延平，中伏，茂七中流矢牺牲，侄邓伯孙率余部继续斗争至三月被俘牺牲，福建义军失败。五月，叶希八等受朝廷招安。湖广、贵州苗民起义。七月，也先率瓦剌兵扰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八月，英宗还至土木堡被瓦剌所俘。郕王祁钰监国，九月即帝位，是为景帝。十月，也先率兵围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领导军民抗击瓦剌，保住北京城。

公元纪年：1450年

中国纪年：景泰元年

大　事：瓦剌数扰边镇，被明军击败。英宗回北京，幽居南宫。

公元纪年：1452年

中国纪年：景泰三年

大　事：废英宗长子、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景帝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始于京师立团营，以于谦总其事。

公元纪年：1453年

中国纪年：景泰四年

大　事：皇太子朱见济卒。瓦剌也先自立为可汗。

公元纪年：1454年

中国纪年：景泰五年

大　事：发生立太子之议，请复朱见深为太子的官员被下狱。

公元纪年：1457年

中国纪年：景泰八年天顺元年

大　事：石亨、徐有贞为首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帝被废为郕王，死于西宫。于谦被害，其他被杀害、贬谪的所谓于谦同党甚多。

公元纪年：1461年

中国纪年：天顺五年

大　事：太监曹吉祥及其嗣子曹钦谋反，被镇压。

公元纪年：1462年

中国纪年：天顺六年

大　事：蒙古毛里孩等入据河套。

公元纪年：1464年

中国纪年：天顺八年

大　事：正月，英宗卒，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始置皇庄。

公元纪年：1465年

中国纪年：成化元年

大　事：荆襄流民起义爆发。大藤峡瑶民起义被残酷镇压，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命将率兵镇压荆襄流民。

公元纪年：1466年

中国纪年：成化二年

大　事：荆襄流民领袖刘通、石龙先后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公元纪年：1470年

中国纪年：成化六年

大　事：李原领导荆襄流民再度起义，称太平王。

公元纪年：1471年

中国纪年：成化七年

大　事：项忠残酷镇压荆襄流民，起义失败。

公元纪年：1473年

中国纪年：成化九年

大　事：明军在河套取胜，鞑靼渡河北去。

公元纪年：1476年

中国纪年：成化十二年

大　事：流民复屯聚荆襄山区，明政府设置郧阳府，抚治荆襄流民。

公元纪年：1477年

中国纪年：成化十三年

大　事：置西厂，以太监汪直提督之。

公元纪年：1482年

中国纪年：成化十八年

大　事：罢西厂。

公元纪年：1487年

中国纪年：成化二十三年

大　事：宪宗卒，皇太子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

公元纪年：1495年

中国纪年：弘治八年

蒙古复拥众入据河套。

公元纪年：1505年

中国纪年：弘治十八年

大　事：孝宗卒，皇太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

公元纪年：1506年

中国纪年：正德元年

大　事：太监刘瑾入掌司礼监，专权乱政。复置西厂。

公元纪年：1508年

中国纪年：正德三年

大　事：立内行厂，刘瑾亲自掌领，其残暴更甚于东西二厂。

公元纪年：1509年

中国纪年：正德四年

大　事：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地爆发农民起义。

公元纪年：1510年

中国纪年：正德五年

大　事：明宗室安化王朱寘潘反，被执至北京，叛乱平定。刘瑾被诛。西厂、内行厂同罢。

公元纪年：1511年

中国纪年：正德六年

大　事：朱寘鐇伏诛。杨虎、刘六、刘七领导河北农民起义。义军攻打畿南州县，京师曾因之戒严。十一月，杨虎战死。

公元纪年：1512年

中国纪年：正德七年

大　事：闰五月，刘六战死于湖广。七月，刘七牺牲于狼山，起义失败。

公元纪年：1514年

中国纪年：正德九年

大　事：葡萄牙商船首次到达中国，不得登陆，脱售商品而归。

公元纪年：1516年

中国纪年：正德十一年

大　事：葡萄牙驻满剌加总督遣使来华，此为官方之首次接触。

公元纪年：1517年

中国纪年：正德十二年

大　事：武宗以巡边为名，出游至宣府、大同，亲督军击蒙古小王子。王守仁提督南赣、汀、漳军务，镇压赣南农民起义。

公元纪年：1518年

中国纪年：正德十三年

大　事：武宗复出游至宣府、大同、榆林、太原等地。葡萄牙以国王名义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并进京见明朝皇帝。九月，葡舰队侵占我屯门岛。

公元纪年：1519年

中国纪年：正德十四年

大　事：朝臣因谏阻武宗南巡被廷杖者一百四十六人，杖死者十一人。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反，武宗借口讨宸濠，南游至扬州、南京。副都御史王守仁擒朱宸濠，叛乱平。

公元纪年：1521年

中国纪年：正德十六年

大　事：武宗卒，无嗣，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是为世宗。武宗佞臣江彬、钱宁伏诛。“大礼议”之争开始。

公元纪年：1522年

中国纪年：嘉靖元年

大　事：明军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屯门岛。

公元纪年：1523年

中国纪年：嘉靖二年

大　事：“争贡之役”发生。画家唐寅卒。

公元纪年：1524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年

大　事：因“大礼议”之争，廷杖大臣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大同五堡兵变，杀巡抚、参将。

公元纪年：1527年

中国纪年：嘉靖六年

大　事：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镇压田州少数民族起义。兴“李福达之狱”，牵连四十余人，死者十余人，其余削藩、戍边。

公元纪年：1533年

中国纪年：嘉靖十二年

大　事：大同戍卒叛，杀总兵李瑾。

公元纪年：1535年

中国纪年：嘉靖十四年

大　事：葡萄牙商人买通明朝指挥黄庆，将原设在广州，后移至电白的通商市场移到濠镜（澳门），这是阴谋占据澳门的开始。

公元纪年：1542年

中国纪年：嘉靖二十一年

大　事：鞑靼可汗俺答犯朔州、太原。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公元纪年：1543年

中国纪年：嘉靖二十二年

大　事：俺答屡入塞侵扰。

公元纪年：1546年

中国纪年：嘉靖二十五年

大　事：俺答自河套进犯延安、庆阳等地，杀掠甚众。首辅夏言、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

公元纪年：1547年

中国纪年：嘉靖二十六年

大　事：曾铣率兵出塞击鞑靼，获胜。

公元纪年：1548年

中国纪年：嘉靖二十七年

大　事：严嵩攻讦夏言、曾铣轻开边衅，误国家大计。夏言、曾铣被杀害。严嵩夺得首辅地位。

公元纪年：1550年

中国纪年：嘉靖二十九年

大　事：俺答大举入寇，围攻北京。北京戒严，召各镇勤王。俺答掳掠人畜金帛，满载而去，是为“庚戌之变”。兵部尚书丁汝夔被诛。

公元纪年：1552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十一年

大　事：倭寇大举骚扰浙江，命山东巡抚都御史王忬巡视浙江，备倭。

公元纪年：1553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十二年

大　事：俺答入寇。王直勾倭掠江浙。

公元纪年：1554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十三年

大　事：倭寇骚扰江、浙等地，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讨倭。

公元纪年：1555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十四年

大　事：张经、俞大猷大败倭寇于浙江王江泾。张经因严嵩党羽赵文华陷害，被逮下狱，遇害。

公元纪年：1556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十五年

大　事：胡宗宪破倭于乍浦，擒杀徐海。

公元纪年：1557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十六年

大　事：葡萄牙殖民者私自扩大在澳门的居住地，筑炮台，建城垣，设官管理。明朝仅向其收取租金。

公元纪年：1559年

中国纪年：嘉靖三十八年

大　事：倭寇犯通州、福州、淮安等地。清太祖努尔哈赤生。

公元纪年：1561年

中国纪年：嘉靖四十年

大　事：戚继光大破倭寇于台州。

公元纪年：1562年

中国纪年：嘉靖四十一年

大　事：浙东倭患平息。倭寇大举侵扰福建，戚继光入闽抗倭。严嵩败，子严世蕃谪戍。重录《永乐大典》。

公元纪年：1563年

中国纪年：嘉靖四十二年

大　事：俞大猷、戚继光大败倭寇于福建。

公元纪年：1564年

中国纪年：嘉靖四十三年

大　事：戚继光破倭于仙游，福建倭患平息。倭犯广东。

公元纪年：1565年

中国纪年：嘉靖四十四年

大　事：戚继光、俞大猷合歼广东残倭，沿海倭乱基本平定。严世蕃伏诛。

公元纪年：1566年

中国纪年：嘉靖四十五年

大　事：世宗卒，子裕王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海瑞上《治安疏》。

公元纪年：1567年

中国纪年：隆庆元年

大　事：张居正入阁预机务。俺答犯大同，掠交城、文水。鞑靼土蛮部犯蓟镇，掠昌黎、卢龙、滦河，京师戒严。调谭纶、戚继光北上防边。

公元纪年：1570年

中国纪年：隆庆四年

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俺答遣使请封贡。

公元纪年：1571年

中国纪年：隆庆五年

大　事：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设贡市，北面及西北边境暂宁。

公元纪年：1572年

中国纪年：隆庆六年

大　事：穆宗卒，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高拱罢，张居正晋升为内阁首辅。

公元纪年：1575年

中国纪年：万历三年

大　事：黄河决高邮、锡山。西班牙殖民者自马尼拉来中国，袭用吕宋名号与中国通商。

公元纪年：1576年

中国纪年：万历四年

大　事：黄河决崔镇。

公元纪年：1577年

中国纪年：万历五年

大　事：张居正丁父忧，“夺情”留位，朝臣有纠劾者多被杖责、谪戍。

公元纪年：1578年

中国纪年：万历六年

大　事：张居正起用潘季训治河。丈量天下田亩，限三载竣事。李时珍《本草纲目》修成。

公元纪年：1580年

中国纪年：万历八年

大　事：黄、淮二河治理工程完成。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到扬州。

公元纪年：1581年

中国纪年：万历九年

大　事：裁各省冗官，核徭赋，汰诸司冒滥冗费。通令全国行“一条鞭法”。

公元纪年：1582年

中国纪年：万历十年

大　事：张居正卒。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吴承恩卒。

公元纪年：1583年

中国纪年：万历十一年

大　事：追夺张居正官阶。凡张居正所举用的官员，斥削殆尽。努尔哈赤以父祖仇起兵攻尼堪外兰。明使努尔哈赤袭都指挥使。

公元纪年：1584年

中国纪年：万历十二年

大　事：籍没张居正家，榜其罪于天下，家属戍边。

公元纪年：1585年

中国纪年：万历十三年

大　事：四川建武所兵变。海瑞复官。

公元纪年：1588年

中国纪年：万历十六年

大　事：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

公元纪年：1589年

中国纪年：万历十七年

大　事：刘汝国在太湖等地起义，遭镇压，失败。自这年始，神宗不上朝。明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

公元纪年：1590年

中国纪年：万历十八年

大　事：群臣请立太子，“争国本”事起。

公元纪年：1592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年

大　事：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反，讨平之。倭寇犯朝鲜，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李如松为总兵官，率兵援朝鲜。

公元纪年：1593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一年

大　事：李如松战倭于朝鲜平壤，克之；进攻王京，败于碧蹄馆。倭弃王京遁。召宋应昌、李如松还。努尔哈赤击败叶赫等九部联军。李时珍卒。

公元纪年：1594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二年

大　事：山东、河南、徐、淮等地遭灾，人民纷纷起义。

公元纪年：1595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三年

大　事：明朝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明遣使往日本，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

公元纪年：1596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四年

大　事：遣宦官分赴各地开矿、榷税。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

公元纪年：1597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五年

大　事：任麻贵为总兵、杨镐为经略、邢玠为总督，援朝抗倭。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反，掠合江、綦江。

公元纪年：1598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六年

大　事：援朝诸将败倭，朝鲜平。

公元纪年：1599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七年

大　事：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官署，杀其参随三十四人。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杨应龙陷綦江。

公元纪年：1600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八年

大　事：李化龙率师讨杨应龙。杨应龙自缢死，播州平。两畿各省灾伤、饥荒，人民起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至京献方物。

公元纪年：1601年

中国纪年：万历二十九年

大　事：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之参随多人，焚巡抚公署。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之参随数人。立朱常洛为太子。

公元纪年：1602年

中国纪年：万历三十年

大　事：腾越民变，杀税监委官。思想家李贽自刎。

公元纪年：1603年

中国纪年：万历三十一年

大　事：努尔哈赤统领部下自呼兰哈达移居赫图阿拉。

公元纪年：1605年

中国纪年：万历三十三年

大　事：诏罢天下开矿，以税务归有司。

公元纪年：1606年

中国纪年：万历三十四年

大　事：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

公元纪年：1610年

中国纪年：万历三十八年

大　事：西方历法始入中国。《金瓶梅》问世。

公元纪年：1615年

中国纪年：万历四十三年

大　事：“梃击案”发生。

公元纪年：1616年

中国纪年：万历四十四年

大　事：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建元天命，国号“大金”。戏曲家汤显祖卒。

公元纪年：1618年

中国纪年：万历四十六年

大　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攻占抚顺、清河堡。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加派“辽饷”。

公元纪年：1619年

中国纪年：万历四十七年

大　事：发生萨尔浒战役，杜松、刘战死，明军大败。后金兵克开原，马林败没。熊廷弼经略辽东，杨镐下狱。再加天下田赋。

公元纪年：1620年

中国纪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

大　事：复加天下田赋。明神宗卒，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二十九天而卒，“红丸案”起。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移宫案”起。封熹宗奶妈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入司礼监为秉笔太监，客魏之祸自此始。罢熊廷弼，以袁应泰代之。

公元纪年：1621年

中国纪年：天启元年

大　事：后金兵克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死之。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为广宁巡抚。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据重庆，围成都，派将讨之。

公元纪年：1622年

中国纪年：天启二年

大　事：后金兵克西平堡、广宁。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蓟辽，命袁崇焕筑宁远城。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陷毕节、安顺等城，围贵阳。山东白莲教徒徐鸿儒起义，失败。

公元纪年：1623年

中国纪年：天启三年

大　事：荷兰侵略者占据澎湖。奢崇明败走龙场，与安邦彦合。魏忠贤总督东厂。

公元纪年：1624年

中国纪年：天启四年

大　事：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南北诸臣劾魏忠贤者相继。杨涟、左光斗等被罢官。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南部。

公元纪年：1625年

中国纪年：天启五年

大　事：后金兵克旅顺。阉党逮杨涟等“前六君子”下狱，皆死于狱中。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榜东林党人姓名，颁示天下。熊廷弼被诛。后金迁都沈阳，是为盛京。

公元纪年：1626年

中国纪年：天启六年

大　事：袁崇焕败努尔哈赤于宁远，努尔哈赤受重伤，半年后病亡，子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以明年为天聪元年。阉党逮周起元等“后七君子”，皆遭害死。修《三朝要典》。各地建魏阉生祠。陕西农民起义爆发。苏州民变。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基隆。

公元纪年：1627年

中国纪年：天启七年

大　事：陕西澄城农民起义，杀知县张斗耀。后金兵围锦州，攻宁远，袁崇焕大败之。熹宗卒，其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是为思宗。谪魏忠贤于凤阳，魏阉自缢死。

公元纪年：1628年

中国纪年：崇祯元年

大　事：毁《三朝要典》，诛许显纯。郑芝龙受抚。陕西饥民苦于加派，纷纷反抗，高迎祥、王嘉胤率众起义。

公元纪年：1629年

中国纪年：崇祯二年

大　事：定逆案。斩奢崇明、安邦彦，水西叛乱平。后金兵入塞，围攻北京，皇太极使反间计，思宗逮袁崇焕下狱。

公元纪年：1630年

中国纪年：崇祯三年

大　事：东调勤王兵之延绥、甘肃兵士哗变。李自成投奔起义军。后金兵大掠畿辅后东归。张献忠于米脂县起义。加田赋充饷。袁崇焕被明政府杀害。

公元纪年：1631年

中国纪年：崇祯四年

大　事：起义军领袖王嘉胤牺牲。后金兵围大凌河城。孔有德反，连陷陵县、临邑等城。

公元纪年：1632年

中国纪年：崇祯五年

大　事：孔有德陷登州、黄县。陕西义军入山西，连陷大宁、泽州、寿阳。

公元纪年：1633年

中国纪年：崇祯六年

大　事：命曹文诏、左良玉在山西、河南镇压义军。孔有德及耿仲明航海降于后金。后金兵克旅顺。义军渡河，陷渑池、伊阳、卢氏，逼湖广。科学家徐光启卒。

公元纪年：1634年

中国纪年：崇祯七年

大　事：尚可喜降后金。设河南、山、陕、川、湖广五省总督负责镇压义军。义军在湖广、四川一带转战。高迎祥、李自成误入兴安县车箱峡，以伪降计脱险。后金兵进犯宣府等地。

公元纪年：1635年

中国纪年：崇祯八年

大　事：起义军大会荥阳。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义军克凤阳。

公元纪年：1636年

中国纪年：崇祯九年

大　事：高迎祥被擒，牺牲。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清兵入塞，连下近畿州县。清帝亲攻朝鲜。

公元纪年：1637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年

大　事：杨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围攻农民军。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攻安庆。李自成入四川，连陷州县，逼成都。加派“剿饷”。宋应星《天工开物》刊行。清封朝鲜。

公元纪年：1638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一年

大　事：张献忠伪降于谷城。李自成在潼关南原中伏，大败。清兵入塞。明督师卢象升战死巨鹿，北京戒严。

公元纪年：1639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二年

大　事：清兵克济南，俘德王，凡深入二千里，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三月，清兵出青山口，北归。五月，张献忠再起于谷城，败左良玉于罗猴山。杨嗣昌出任督师。加派“练饷”。

公元纪年：1640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三年

大　事：张献忠迂回四川。李自成入河南，饥民群起响应。清命亲王大臣带兵更番出扰明松、杏、宁、锦间。

公元纪年：1641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四年

大　事：李自成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两次攻打开封。张献忠入湖广，克襄阳，杀襄王。杨嗣昌自杀。清兵攻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师救援，败于松山。荷兰、西班牙两国殖民主义者为争夺对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地理学家徐霞客卒。

公元纪年：1642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五年

大　事：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献锦州城降清。清兵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八十余州县。李自成三打开封，克襄阳。西班牙战败，荷兰侵占整个台湾岛。

公元纪年：1643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六年

大　事：清兵北归。皇太极病亡，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以明年为顺治元年。张献忠转战湖广、江西，克武昌、长沙、抚州等城。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建百官，继而破潼关，入陕西，克西安。

公元纪年：1644年

中国纪年：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

大　事：李自成克北京，明思宗自缢死，明亡。吴三桂降清，献山海关。李自成受吴三桂与清兵夹击，败于山海关。清摄政王多尔衮统兵入关。李自成退出北京，回师陕西。清兵进北京。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张献忠入四川，克成都，建大西政权。

后　记

本书除主要编写者外，北京师大古籍研究所的朱瑞平、李仲祥、樊善国同志也参加撰写了部分篇目。

作者介绍

高　平　男，1937年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6年起就职于北京教育学院。合著有《中国帝王大词典》、《中国历史词典》及《中国古代军事史选讲》等，另有论文多篇。

王　红　女，1958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为北京教育学院职业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在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北京史学会、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辽金史学会、紫禁城学会等学术研究团体任理事等职，著有《中华古建文化》、《从元大都到明北京的演变和发展》等书。

策　　划：李晓琤

凭　林

统　　筹：刘东成

责任编辑：刘东成

美术设计：田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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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主编介绍

扉页

版权页

前言

编例

明朝建立

明朝统治的强化

刘基辅政

禁冗文浮言

马皇后拒药

制定《大明律》和《大诰》

胡蓝大狱

靖难之役

迁都北京、营建北京

修《永乐大典》

设立奴儿干都司

郑和下西洋

仁宣之治

土木之变

于谦守北京

曹石之乱

闽浙烽火

兀良哈三卫叛服

弘治君臣

武宗嬉游

刘六、刘七起义

宸濠之叛

嘉靖崇信道教

严嵩擅权

海瑞上疏

戚继光抗倭

俺答封贡

安南叛服

张居正改革

潘季驯治河

抗倭援朝战争

反矿税监使

李贽自刎

葡萄牙侵占澳门

魏忠贤乱政

东林朋党

国本之争与三案始末

萨尔浒之战

袁督师蒙冤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徐光启修《农政全书》

汤显祖写“四梦”

小说盛行

徐霞客漫游

谈迁撰《国榷》

宋应星与明代科技

崇祯治乱

晚明民变

附录：大事年表

后记

作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