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内容提要

总前言

前言

序

1　中国城市的产生与先秦时期的城市

1.1　原始居民点的形成及其特征

1.2　中国城市的产生

1.3　中国城市的形成

1.4　西周城市的发展与城建制度的出现

1.5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蓬勃发展与变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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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2　秦汉时期的城市

2.1　城市较快发展的背景与特点

2.2　西汉时期的城市经济区

2.3　秦汉都城的建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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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3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

3.1　城市发展的特点（一）

3.2　城市发展的特点（二）

3.3　城市发展的特点（三）

3.4　城市建设的特点

3.5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曹魏邺城

3.6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六朝都城建康城

3.7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北魏洛阳城

3.8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隋唐长安城

3.9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隋唐洛阳城

3.10　隋唐时期的地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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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4　五代宋元时期的城市

4.1　城市发展背景

4.2　城市发展和建设特点

4.3　北宋都城开封建设布局

4.4　南宋临安城建设布局

4.5　宋代苏州、泉州和广州的建设布局

4.6　辽、夏、金地区的城市

4.7　元大都城的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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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5　明清（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城市

5.1　经济和城市发展背景

5.2　城市发展和建设特点

5.3　明代的南京城

5.4　明清时代的北京城

5.5　明清时期地区中心城市——西安、成都

5.6　明代的边防重镇——大同、宣府

5.7　清代皇家园林城市——承德

5.8　明清时期工商业、手工业城市——扬州、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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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6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总结

6.1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总结

6.2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总结

6.3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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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7　中国近代城市

7.1　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7.2　近代城市发展变化的类型与阶段

7.3　近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一）

7.4　近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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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8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

8.1　城市发展根本要素的改变与国际宏观政治背景

8.2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8.3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8.4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

8.5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发展

8.6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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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插图目录及采录书目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从古迄今共分八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从中国城市的产生、形成一直阐述至新中国成立后50年（20世纪毕），分别对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背景、特点，重要和典型城市的建设布局、功能演变等作了较详尽的归纳与揭示，尤其对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城市规划与建设等作了较全面的阐明，最后还对中国城市今后的发展作了展望。

本书为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建筑设计以及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有关专业人员的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庄林德等编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5

（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系列教材/顾朝林主编）

ISBN7-81050-960-8

Ⅰ．中…　Ⅱ．①顾…②庄…　Ⅲ．城市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Ⅳ．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0702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京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8.75　字数：357千字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5.00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发行科调换。电话：025-3792327）

总　前　言

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功能与结构日趋复杂，产生了近代城市规划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规划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从以建筑规划为主发展到多学科交叉。建筑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环境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口学家、法学家、甚至政治家等都相继加入城市规划的行列，目的在于研究城市、参与规划、创造优美的人居环境。

综观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教育的道路，走过了以工程学或以建筑学为基础的本科生教育为主的阶段后，开始转向主要招收文、理、工等多学科交叉的以攻读城市规划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主的阶段。从国际城市规划学科发展潮流看，规划理论与方法、社会经济分析、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规划分析技术与方法以及市政建筑工程等成为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五大支柱学科。

在我国，有关城市规划的科学起源于建筑学。据文字记载，我国自夏代开始营建城邑，历经商、周两代到春秋晚期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邑建设制度——营国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等级制度下，这套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城邑建设体制、礼制营建制度和城邑规划制度，从而严重束缚了我国城市规划学的发展。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外国资本输入，一批殖民地城市如青岛、广州、哈尔滨、旅大（今大连），租界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今武汉）等才开始进行近代的城市规划。然而，我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建设才顺应国际潮流，从以建筑规划为主向多学科交叉发展。

一个城市的规划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城市发展的未来，也是城市规划师技术、文化、政策、国际视野等能力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说，城市规划教育必须涉及现代城市规划的自然、技术（工程）、经济等多门类学科，在知识结构上包含基础理论、应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方法）等基本方面。与此同时，城市规划还是一门立足于实践的学问，通俗地说，它要培养学生具备真正能动手的能力。

城市规划是一门新型的交叉科学，对提高人类居住生活水平、可持续利用自然和空间资源、充分发挥城市设施效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新编城市规划系列教材应该涉及建筑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艺术、工程技术、法律、甚至政治学等多门类学科。本套系列教材力图全面反映新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对规划师知识的增长要求，在原有的工科城市规划教材的基础上，增加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技术、法律、甚至政治等多方面内容，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地方化对我国城市规划师提出的挑战。

建设部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顾朝林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教授、系主任

2002年4月16日

前　言

中国是个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又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国家，城市数量、类型众多且历史久远。从古迄今，古人、前人、今人有关城市和城市史的专著、论文、研究册本不可谓不多，用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来形容并非过分。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一本将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建设史系统地糅合融会起来的文献。

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结晶和空间投影，任何时期、任何一座城市的建设都离不开具体的时空背景，从而留下深深的地区特征与时代烙印。因此研究城市的建设史，必须要基于对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深刻考察；而研究城市的发展史，又必须通过具体而可见的城市建设行为予以佐证与推绎，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又是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的。本书正是从这一思维理念和价值取向出发，既讲发展史，也讲建设史，两者紧紧相扣、脉络相通，使读者从中得到两方面内容的兼顾，达到推因及果的目的。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对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总体“特点”给出了较详尽的归纳提炼，进而围绕这些特点对史实或形成条件加以揭示，以给人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

全书以史期为序共分8章，从中国城市的起源论述到解放前的近代城市，再到建国后50年的新中国城市，并对中国古代、现代城市发展、规划建设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每章开篇首先介绍相应历史时期的总体社会经济背景，及全国、大区域城市发育、发展宏观时空格局，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建设的总体特点予以论述，并在随后的内容中分别以多个具体、典型的城市进行实证说明。但是中国地域广阔而影响城市发展的动因繁多，某个时期城市建设的总体特征和主导类型状况并不能涵盖城市发展的全部境况。为了弥补由此可能造成的缺陷，本书中在相应章节还注意了对有关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类型典型城市规划建设的介绍。

由于时空跨度很大，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古人、前人、今人有关城市的专著、论文、册本又是如此丰厚浩瀚，限于作者的学识水平，难免有疏漏错谬不当之处，恳请读者赐正。

最后需要说及的是，本书插图除引自公开出版的有关书刊外，还引用了多幅董鉴泓先生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一书中的图件，罗震东同志帮助整理、清绘了全书的插图，方倩同志帮助收集、整理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老一代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宋家泰先生在耄耋之年详细审阅了全书书稿，并亲自作序，在此也表示衷心感谢。

庄林德　张京祥

2002年2月于南京大学

序

21世纪开局之年，南京大学同仁庄林德、张京祥两同志拟将其从事多年在教学、科研特别是城市规划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研究成果付梓，并承嘱为之写一《序言》，余既欣然，且又有所顾虑。欣然者，余细读全书，深感其内容之丰富，精当笃实，颇得城市发展建设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治史之旨；顾虑者，又深恐立言分寸失当，不得要领，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令人读之生厌。无已，还是率然命笔，作为一个引读而已。

首先，容我谈一下个人对“中国城市发展、建设史”治史内容或主旨的基本认识：

城市发展建设史者，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和一定的地理节点上（一个或多个的具体城市），在从其产生的历史时期起，经过从古到今，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历史背景下，其所兴衰演替的过程也；按此，中国城市发展建设史，是指这个拥有“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平方公）里”的长期历史和广袤版图的大国的数量众多、职能多样、类型复杂、分布广泛的城市发展建设及其演变过程也。很显然，这是一项极具异常丰富内容、高度综合性的专史。这一专史的研究主旨应该将这一复杂过程阐述得脉络厘然，规律昭揭，使人能得到和进入心存万宇、思接千古的至尚情趣和境界。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莅止，是可望而且可及的。

那么，《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的核心内容及其落实载体究竟何在？

——城市发展史，可以因不同的学科和对城市的不同方面，或者是不同的目的，实具有不同的写法，但其基本的内容框架似应是大同小异的。这就是：它一定要按照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划分出一个合乎实际的发展历史时期（全国的、区域的以至某一个城市应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充分阐明各个时期城市发展具体内涵的基本特征。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具体内涵”，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落实载体其指的究竟是什么？窃以为这应该是指最具有反映城市发展核心内涵的城市结构体系（或系列）——职能性质结构、等级规模结构、地域空间结构以至整个的网络结构等。那么这样一来，一部城市发展建设史，是否会变成一部城市体系发展史？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作进一步探讨。但窃以为，作为一项为今天城市建设、规划服务的历史研究课题，主要应该是落实在这一方面的。

——“城市发展建设史”的研究主旨，似应体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治史要求。古为今用，是一切治史的原则，城市发展史研究也概莫能外。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为今用就应当厚今薄古；这只是说，城市发展史的研究，主要是为今日、以至未来城市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依据，而研究篇幅的分量以至研究的主体自然还是历史部分；当然，作为“画龙点睛”（不是“画蛇添足”）之笔，也可以是研列专章，对所谓“借鉴”、“依据”等等，作出明确的启示和交代，而落实到可以预见的发展前景上，恐怕还是必要的。

应该说，就上面个人感到的这几点，该著作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是我对该书的一个基本感受。

以下，拟从引读的角度，再不嫌冗烦地对该书提出几点具体的看法。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详细占有材料、取精用宏。这是该书显著的特点之一。它除吸取了多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外，特别是尽最大努力、较充分地发掘了我国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原始资料，尤其是对我国考古界所公开问世的发掘成果（截止1998年），作出了全面的证引和吸取。如对我国史前古城址发掘的实地材料和引用，从城市方面，也足以说明了我国是具有五千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占有历史文献和地上、地下考古文物资源材料，这是治史的首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据此梳理成文，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从而可以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2．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建设史相结合，将其统一于一个时空系统中。这是一个很有创新意义的尝试。可以看出，著作史本身，就是发展与建设并重。发展范围广泛，而建设则很具体，将两者很好地糅合融会在一个时空系统中，可以达到推因及果的效果，从而可以更好地为城市建设和规划服务；该书十分强调城市发展历史的宏观区域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总体格局，这就为各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对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一般规律、一般模式及分异现象作了全面的历史阐明。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时空跨度大，城市演替的动因非常复杂，城市规划建设的方式也是丰富多彩。因此，作者一方面在注意梳理各个时期城市发展建设总体特征的同时，还尽量描述了其他情况与类型，使个别与一般相结合，可以使人得到“真情实感”之效，免于空泛粗疏之弊。

4．十分强调据史立论、古为今用的治史主旨和目标。这充分体现在书中的第6章到第8章中。第6章着重对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尤其是对规划建设作出了必要的总结；继之第7章，对我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规划与建设，给予足够的分量，其所阐述的内容，应该说是十分饱满的，是一份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富于实践意义的篇章；第八章，专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20世纪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详尽总结。这虽然是在本人建议下添写的，其能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也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当然，本书也不乏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之处。

第一，是城市发展史中的规划思想史问题。尽管如上所述，本书对其是足够重视的，但终因格于框架的局限，未能从古到今作出一个完整（哪怕是纲领式）的叙述。但规划史毕竟是规划史，是城市发展中具有独特性质的专史，责备求全，也未必是确当的。

第二，建议能否在既成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编制各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相应的“城市区域图”？我以为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借鉴来说，古人或近代人都有可以指出的范例。例如，司马迁在2000多年以前就为我们描述了第一份截至汉初的全国城市（都会）分布图（尽管未划区成型）；列宁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成果中，水到渠成地编制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区域图”；上世纪初冀朝鼎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域与水利事业发展》一书，就是在大量搜集了我国历代史志文献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很有历史学术价值的专著……于此，我以为我们也应该有多幅性系列的“中国城市发展历史区域图”，这些图应当是建立在足够材料基础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城市—区域”、时空结合的理论观点，所形成的具有高度科学性的成果，这一成果将是更富于实践意义的。

未知然否，率然写来，未敢言《序》，谅之谅之！

2002年春节前半个月

1　中国城市的产生与先秦时期的城市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从其产生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是在原始居民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原始居民点又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对城市发展和建设史的研究，首先需要从原始居民点着手。

1.1　原始居民点的形成及其特征

1.1.1　原始居民点的形成

人类居住的形式由流动的原始群落发展到固定的居民点，其间经历了数十万年的岁月。

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完全依附于自然的采集流动生活。他们以狩猎、采集树果为主要食物，树巢、洞穴是他们栖身和躲避风雨之处。著名的北京猿人所居住的岩洞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根据目前已发现的人类化石的层位，北京猿人从50多万年前便开始生活在那里，前后经历约30万年。他们以狩猎为生，群居于洞穴，使用的工具是制作粗糙的石器和骨器，过着极低水平的原始生活。类似的岩洞在我国贵州、广东、浙江、湖北、辽宁等地均有发现，可见天然洞穴是当时被用作住所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也曾记载有巢居的传说，如《庄子·盗跖》中说：“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意即地势卑下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人们多采用巢居方式；地势高亢地区多采用“营窟”方式。

大约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广大地区都已进入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人们的经济生活有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磨制石器的广泛使用和陶器的发明，我国农业已较为发展，开始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耕农业和畜牧业，即农业从狩猎、牧业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有了较为可靠的物质基础，组成氏族公社的先民们便开始聚族而居，修建房屋，从而形成固定的居民聚居点——村落。

1.1.2　原始居民点的特点

目前我国发掘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点已很多，全国南北各地均有发现，总数达1千余处。归结当时的居民点，大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1）位置

原始居民点选址的位置，一般都选在背山面水的高爽地段，靠近河流的多选在二级阶地上，这样既便于取水，又防备水患。如西安附近沣河中游长约20公里的河岸上，分布的原始居民点有13处之多。

2）规模

原始居民点规模大小不等，一般范围较大，分布和居住也比较密集。如甘肃渭河台地沿岸70公里范围内就发现村落69处，最大的遗址达20多万平方米。内蒙古赤峰东八家石城遗址，东西约140米，南北约160米（面积2.24万平方米），分布有80多处居民遗址。

3）由成群成片的房屋建筑组合而成

这一时期，原始居民已普遍建筑房屋，并且比较密集，成群成片。由于全国南北各地气候、地形、材料等不同，房屋建造方式也多种多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木骨泥墙房屋，一种是干栏式桩上建筑。前者主要分布在北方黄河流域，这里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在原始社会晚期，穴居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以后随着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取代。如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现的遗址中，早期有大量的半地穴式的建筑，后期多为地面建筑。后者干栏式建筑多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是其代表。所谓干栏式建筑是在横直成排的木桩上搭木板，再于其上建房。这与我国南方气候高温多雨，地面潮湿有关，直到目前我国西南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存有这种建筑。有人认为，这种建筑是由原始的巢居发展而来。

4）开始形成一定的功能分区

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尚简单，因而分区也很简单。对人来说，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当然是生与死的区别，因而居民点中首先有住址及墓葬地的区分。当时最普通的生产是手工制陶器，相应的便有窑地。从西安半坡村遗址就可以看到这种简单的分区（图1.1）。半坡村遗址已发掘面积南北300余米，东西200余米，分为三个区域：南面是居住区，发掘有46座房屋；西北部是墓葬区，有墓葬250多个；东北面是烧制陶器的窑场。居住区和窑场、墓地之间有一道濠沟隔开。仰韶村遗址布局和半坡村大体相似，东面为墓葬区，西面为居住区，居住区的住房共分为五组，每组都以一栋大房子为核心（氏族成员公共活动场所），各种小房子围绕大房子作环形布置。原始社会时期的固定居民点不同于城市，也并不是必然会发展为城市，但是可以从中探索到城市的最初形态。城市最基本的表现在于集中，这些固定居民点即初步具有集中的特征：人口集中，建筑物集中，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集中等。由于定居生活和村庄、聚落的出现，才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部分居民点成为城市的基础，如郑州、安阳、成都、南京等古老城市均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居民聚居点的遗址。

图1.1　半坡村原始村落示意图

1.2　中国城市的产生

1.2.1　中国城市产生的时期

根据现有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我国最早的城市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即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考古文化上说，大体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从我国历史上说，相当于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朝前期，其间经历数百年之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国古书中已经有了关于这个时期部落首领建都的记载和筑城的记载，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也确实发掘到了属于这个时期为数不少的城址。

1）史书记载

在《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中，都有关于三皇五帝建都的片断记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对其作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

《通志·都邑略》录三皇之都云：

“伏牺都陈（今河南陈县）；神农都鲁（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河南新郑〉，又迁涿鹿。”

五帝之都为：“少昊都穷桑（曲阜）；颛（顼）帝都高阳（河南濮阳）；帝喾都亳（河南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山西临汾〉；舜始封于虞（河南虞城），即帝位都蒲坂（山西薄州）。”

关于部落首领筑城的记载史书也不乏其例。《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经》：“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世本·作篇》：“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太平御览》卷192引《博物志》曰：“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等等。

三皇、鲧禹虽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人，但他们都是原始社会末期杰出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首领，都处于我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正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中所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1〕既然持续数百年之久，因此，把上述自三皇至鲧禹视作一个时期是恰当的，也即是我国最早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是恰当的。

2）考古发掘

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一座用夯土筑的古城遗址，城墙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呈长方形，住房多在城内，据C^14测定，其年代当为公元前2035年±115年至公元前2405年±170年。以后在河南安阳洹水之滨的后岗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有与城子崖相类似的一座古城，周围有板筑的围墙，据C^14测定，其年代当为公元前2155年±120年至公元前2590年±135年。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随着对探索夏文化等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等四大区域先后都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城市遗址。〔2〕如：

黄河中游地区河南郑州西山城址，淮阳县平粮台城址，登封县王城岗城址，辉县孟庄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安阳后岗城址等；

黄河下游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章丘城子崖城址，城子崖以东各相距约50公里的邹平丁公、淄博田旺、寿光边线王三座城址，以及鲁西平原阳谷县景阳岗城址等；

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地区有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鸡叫城城址，江陵阴湘城址，石首走马岭城址，荆门马家垸城址等；

长江上游四川成都平原有新津宝墩城址、温江鱼凫城址、郫县梓路城址、都江堰市芒城址等；

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石城聚落群先后发现有18座古城址。

截至目前为止（1998年），我国共发现史前时期的古城址有50座左右，形成方国林立的局面。这些城址兴筑的时间大都集中在公元前二三千年的一段时间，有的甚至更早。如郑州西山城址属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类型，始建和使用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300—前2800年间，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为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史前城址，城墙约从公元前4000年的大溪文化早期到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中期经过四次筑造。因此可以确认，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后期，我国就已经产生了最早一批的城市。

诚然，作为刚开始时产生的城市，其规模一般都还不够大，内部设施也很不完善，远不能与今天意义的城市相提并论。如华北地区发现的20余处城址中，最大的面积也只有40万平方米，半数以上的面积是4万平方米及其以下，有的只有1万多平方米。如王城岗东、西两座城址面积合起来只有1.6万平方米左右，还不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城堡而已。但是以后发展的城市，以至今天现代意义的城市，正是在这些最原始的城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不妨把这一萌芽时期产生的城市称为“雏形城市”。

如果我们把上述我国最早城市产生的时间与国外城市相比较，也是差不多的，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谈到国外最早城市产生的时期时这样写道：“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中。”又说“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大部分都起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推后移不多的几个世纪。”〔3〕

1.2.2　中国城市产生的条件

我国上古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所以能产生城市，这不是偶然的。它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大分工，导致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和私有制出现，以及社会成员大分化、精神文化的发展和掠夺性战争的频繁发生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城市得以产生的基础。古书记载说，黄帝发明衣服、舟、车；炎帝（神农氏）发明了古代耕地的农具——耒耜，并且教天下人使用；太昊氏（伏牺氏）发明网罟，又作八卦（可能是一种比结绳为进步的记事方法）；据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

另据考古发现，在河南王城岗、平粮台、临汝煤山、郑州牛寨、陕西临潼姜寨等数处城址中，发现铜器碎片、炼渣或铜矿石，说明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生产力又有了质的飞跃，由这之前的石器时代进到了青铜时代。青铜业的产生和青铜工具的使用虽然还不能完全替代石器工具，但无论在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业生产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促使手工业和农业进一步发展和分离。

考古还发现，这一时期，在北方农业上已经使用了水井，田间出现了用于灌溉和排水的水沟，说明这一时期灌溉农业已经出现。

古书中还记载了禹时出现了酒。《世本·作篇》中说：“帝女令仪狄作酒醪，变五味。”考古工作者在龙山文化中、晚期发现了不少酒器，如杯、盉等，说明当时粮食已有了一定的剩余。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发展并与农业相分离，发生了社会第二次大分工。这时不但出现了青铜业、酿酒，还能制作精美的玉器和陶器等。纺织业也日益发达，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陶、石、骨质的纺轮和骨针等纺织工具。

其次是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成员的阶级分化。这是城市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上述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两次社会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以外，开始有了剩余，产品的交换也就日益频繁和扩大，于是产生了私有制。

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现象也就出现了。一些公社成员，特别是公社首领，利用自己的职权，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于是逐渐成为富人，而许多公社成员，则成了穷人。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生产的发展也可以养活更多的劳动力，剥削他人的劳动也就成为可能。起初这种“他人”是在战争中被捉到的俘虏，以后本公社里贫困的成员也常常沦为奴隶，而一些公社里的首领则成为奴隶主。于是社会分化成为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对立的阶级，最终导致奴隶制国家的出现。财富占有不均和社会成员分化的情况，从氏族墓葬的规模大小不同和随葬品数量悬殊等情况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

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些公社的首领们为了保护自己人身及财产安全，就在他们居住地的周围建筑专门的防卫设施——城郭沟池，于是产生了城市。

关于这一历史过程，我国古籍《礼记·礼运》中有如下记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这段话清楚的记载了城市产生的根源以及当时城的功能和作用。而在这之前的大同之世即原始社会的情形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第三，精神文化相应地繁荣发展起来，特别是成组文字和新颖的宗教，以及反映社会等级制度核心的礼仪制度的出现对城市的产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使城市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

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屡有符号和徽记发现。以后，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吴县澄湖及美国萨克勒博物馆收藏的贯耳壶等多件陶器上，多个符号刻在一起，已超越了单体符号孤立存在的形式，其中大多数的笔划结构工整规则，已属于较定型的早期文字，并当用来简单记事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地，均发现一批单体陶符，合计不少于9种约二三十例，同种符形相当一致，或许属于象形类的文字范围。这些刻符都固定刻于大陶尊上腹处，有的还涂以朱彩，颇显庄重和神圣，说明当时祭祀或礼仪方面已初步形成一定的制度。其他在中原龙山文化的王城岗、煤山、陶寺等地，石家河文化的石家河、青龙泉遗址，也都有零星陶文或陶符发现。总之，作为文明重要因素的文字，在我国几个发达地区的早期文明阶段已经问世。

原始宗教以虚幻的内容和膜拜的形式，除继续在维系族群关系中发挥精神纽带作用之外，随着阶级的出现和阶级统治的需要，宗教便与政治权力结合一体，用来维护和推动政治统治。良渚文化高规格的祭坛与大墓建在一起即可看出这种结合。大墓中普遍随葬有宗教用的玉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流行卜骨，反映出宗教意识和占卜习俗的流行与趋同的一面。早期城市的统治者当然也掌握着那些重要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生活中，以礼制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也逐步形成并日益发挥作用，以至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支配社会生活的准则。在考古发现中，特别是墓葬材料较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礼仪制度的状况。〔4〕

第四，频繁的战争也是促使这一时期城市产生的原因之一。恩格斯在论述国外城市产生时说：“他们是野蛮人：……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5〕我国在原始社会后期，部落及部落联盟的领袖、贵族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为了争夺王权，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战争，如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在河北涿鹿就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结果蚩尤被杀就是一例。由于频繁的战争，也促使防御工事城墙沟池的产生，从而促进城市的产生。

此外，夯筑技术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城池建设也有很大的影响。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夯筑技术就已有了萌芽（建筑房屋将柱洞中的填土加以夯实以使柱子稳固的作法），发展至龙山文化中晚期夯筑技术已普遍得到应用，这也为中国早期城市（城墙）的产生奠定了不可缺少的技术基础。

城市产生以后，人类的聚落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城市逐渐形成一定地域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以外的广大聚落逐渐转化为乡村，人类社会从此出现了城乡差别。在城乡矛盾之中，城市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6〕

1.3　中国城市的形成

我国早期城市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产生以后，但还不能认为其就此已经形成。城市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发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根据考古界新近研究成果，我国城市经过夏朝中前期300年左右的发展，大体至夏朝后期已基本形成。

1.3.1　城市形成评判标准

评判我国早期城市是否形成，需要确立一定的标准以作界定。城市作为与乡村对立而言的地域实体，应该而且必须具有和广大乡村聚落不同的形态要素和特征。这里提出如下五条标准：

（1）城市需具有一定的规模——正如同我国今天设市、设镇需具有一定规模的标准一样。

（2）需具有一定的永久性大型建筑，如大型宫殿、宗庙、祭祀建筑——以行使一定的政治和文化职能。

（3）需具有一定的手工生产场所和交换贸易场所，或至少提供用于交换贸易的实物见证——以体现城市经济中心的职能。

（4）需具有一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如道路、给水、排水设施，以及供防卫用的城墙、壕沟等。

（5）有比较密集的居民居址——这是和第1条标准相联系的评判标准。

上述五条标准，第一条是前提，第二、三条是实质，第四、五条是基础和保证。不具备一定的人口或用地规模，形同村落，自然称不上城市的形成；不具备一定的大型建筑，生产场所和贸易功能，就不能成为一定地域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失去了城市形成的意义；没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和住所，居住在城里的人便无法生活，安全也无保障。

当然，上述五条标准及其要素并非要求在一个城市中同时具备才认为是城市形成了，但主要的要素必须拥有，如宫殿等大型公共建筑、生产场所、贸易功能、居民住宅、基本的基础设施等。

用上述五条标准来衡量我国史前时期和夏朝中前期所出现的城市，那时城市规模都很小，显然还不具备一般城市所具有的规模和所拥有的基本物质要素。

1.3.2　夏朝后期城市形成实例

夏朝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前16世纪，历经14世17个王。在夏朝中、后期，中国的城市有一定的发展，主要有二里头古城、阳城、平阳、安阳、原城、河洛等城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为河南偃师市二里头村古城。它是我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标志。

二里头城址位于洛阳市区东20公里，偃师市区西南9公里，伊水和洛水交汇处附近。1957年发现，1959年开始经过数次发掘。遗址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2.5公里，总面积3.75平方公里。这表明城市有了一定规模。地下湮埋着许多夯土建筑遗存，已经完整地揭露出两座宏伟的宫殿（宗庙）基址，1960年发现的宫殿基址，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被认为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座宫殿遗址。宫殿坐落在整个遗址中部的台基上，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所组成（图1.2）；其堂是一座面宽8间、进深3间、四坡出檐的大房子，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宽敞的大门，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从而组成一座十分壮观的宫殿建筑。1980年代又在东北部发现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估计可能是宗庙建筑，可以看到更为规整的廊院式建筑群（图1.3）。表明兴建这两座大型建筑时，已有较成熟的规划设计。

图1.2　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

图1.3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

遗址中还发掘到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一些祭祀性遗迹和数百座墓葬；还有规模很大的铸铜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出土陶器仅完整和复原器已达3000余件。出土的玉器、漆器种类也很多，漆器上绘有繁缛的图案纹饰。还出土了有青铜器、工具、牌饰和我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铜器与玉器、漆器及某些陶器配组成反映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群。交通和贸易方面，遗址中除出土有玉器外，还有贝、绿松石等物，这些均非本地所产，应该是通过交换和贸易得来的。二里头城址总体布局大体是：宫殿区位于遗址中部，南部为冶铸青铜器的作坊区，东部为制骨器的作坊区，并有大道与宫殿区相连。凡此都说明我国城市自二里头城址始已经基本形成。

1.3.3　商朝城市（公元前16—前11世纪）

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大发展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较夏朝又向前跨进一步。在商朝，我国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发现的记载当时史实的甲骨卜辞已有十余万片。大量的商朝青铜礼器、生活用具、兵器和生产工具，反映了青铜工艺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手工业专业化分工已很明显，城市也因之而发展。目前已发掘的商朝城市遗址主要有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等。

1）偃师尸乡沟商城

偃师尸乡沟商城是商代早期的城市，1983年发现。有部分考古学家认为是汤都西亳所在。位于洛阳市东30公里，西南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现已探明城址共有三道城墙，最外面一道是大城，大城之中有小城，小城之中有宫城（图1.4），这是我国考古一次重大发现。

大城西、南两面较直，北垣东段向东南斜收，为避开城址东南一个陂池，东垣南段的墙体又向西南折收，使城址平面略呈刀形。城墙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最宽1200余米，南端仅宽740米，城周长近5500米，全都用土夯筑而成，墙底一般宽17～20米。城址总面积200万平方米。

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其南墙、西墙和东墙的南段与大城城墙重合，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40米，面积80万平方米。小城修建在先，大城是后来扩建的。宫城在小城纵向轴线偏南部位，大体呈正方形，面积4万平方米，四周有2米宽的宫墙。宫城内有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如2号宫殿的主殿台基面宽有90余米，是已知商代早期规模最大的宫殿单体建筑之一。宫城内还有多座水井和较完善的排水设施。在大城中部和北部，发现有多处中、小型建筑、窖穴、水井、灰坑，估计是中下层居民居住区，并有数座陶窑作集中分布的制陶作坊，在大城东北隅则发现商代早期的铸铜遗址。此外，在大城西南隅的“二号建筑群基址”，面积4万多平方米，四周也有围墙，推测是属库府一类建筑。从偃师商城的规模和布局来看，它决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据点，而是具一国政治中心性质的都城遗址，并且开创了以后历代都城都建有多重城墙和“宫城居中”的先河。

图1.4　偃师商城平面示意图

2）郑州商城

郑州商城也是商朝的都城之一，大约建于3500年前，为商朝中期的代表性城市，专家们认为，有可能是商朝中期仲丁的隞都。位于今郑州市区内。该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北城墙长约1690米，西城墙长约1700米，南墙和东墙均长约1870米，均为夯土筑成，周长将近7公里，城垣内面积约有3.4平方公里，包括城外郊区手工业作坊等文化遗存，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图1.5）。

图1.5　郑州商城平面图

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宫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已经发掘出三座大型宫殿基址，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城外散布着制造陶器、骨器、冶铜和酿酒作坊，其中城北有制骨作坊、冶铜作坊，城西有制陶作坊，城南也有一处冶铜作坊，酿酒作坊位于城的东南角外，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嗜酒成风的恶习。此外还有许多奴隶们居住的半穴居窝棚，以及窖穴、墓葬等。

郑州商城内还出土有鲟鱼甲、海贝、玉石及铜和锡的原料、黄金、绿松石和象牙等，这些都是当地不出产的，其中有一些是远方进贡来的，另有一些则是和远方交换来的。同时还发现了货币——贝币，在郑州白家庄商代墓内随葬有460多枚穿孔贝。货币的出现，标志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和兴盛。商代人经商，已远达千里之外。

和郑州商城大体同期的，还有在湖北黄陂县盘龙城发现的商代城池和宫殿的遗址，规模比郑州商城小得多（面积约290米×260米），此处略。

3）殷墟

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角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自商王盘庚迁殷至纣王，历时达273年（公元前1395—前1123年）。城市沿今洹水两岸分布（图1.6），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5公里，成带状连片发展。由于殷墟作为商朝都城近300年，故文化遗存相当多。自北宋以来，就不断有商代文物出土，先后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遗迹和遗物：包括商王住的许多宫殿建筑遗址，王宫的防御设施，大型的商王陵墓，中小奴隶主、平民的住处、墓葬，奴隶们住的地穴，规模宏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水井、道路、排水管道等遗迹，成千上万件生产工具、兵器、手工艺品和记载着多种史实的甲骨文字等等历史文物。整个城市用地面积达24平方公里以上，和郑州商城面积大体相当。仅王宫建筑基址即发现有53座，均建在厚实的夯土台基上；出土的甲骨文已达十多万件（共有文字4643字）；在铁路苗圃北发现的一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在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贝、玉石、大龟甲，以及鲸鱼骨、海蚌等“舶来品”。城市布局情况是：中部紧靠洹水曲折处为王宫区，南面和西面各有一处铸铜作坊区，再西面有一处制骨作坊区，东部下游南岸为贵族墓葬区；河北西北部为王陵区，东北部为普通墓葬区。居民则散布在西南、东南与洹水以东的地段，但墓葬区也散布着居民和作坊遗址，宫殿区也有作坊和墓葬发现，似乎并无严格的功能区划。王宫本体分为北、中、南三区（图1.7）。北区有基址15处，大体作东西向平行布置，推测是王室居住区；中区基址作庭院式布置，轴线最后有一座中心建筑，推测这里是商王朝廷、宗庙部分；南区规模较小，作轴线对称布置，像是王室的祭祀场所。由于殷墟（安阳）的地位和价值极为重要，今天已被确定为我国著名七大古都之一。

图1.6　安阳殷墟位置及主要遗址分布

图1.7　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平面

1.4　西周城市的发展与城建制度的出现

1.4.1　西周城市的发展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制度更为发展和健全的朝代，也是我国城市得到较快发展、形成历史上第一次建设高潮的朝代。

促成西周城市发展较快的原因主要是分封诸侯。周初，为了巩固和稳定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实施一项重要举措即是“分诸侯，建蕃卫”。周王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划分封给诸侯，各建邦国。各诸侯国对周王室要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赋、朝觐述职等义务，还要随时准备率领军队武士，接受周天子调遣，参加战争。同样，诸侯也把土地和人民（奴隶）分封给同宗贵族卿大夫、士，卿大夫、士对诸侯也要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这是建立在宗法血缘与政治相结合基础上的一种统治方法。据史书记载，周初先后共封七十一国。所谓周公“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

在西周所封的七十一国中，最重要的有齐、鲁、宋、卫、晋、燕等六国。齐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国，都营邱（疑是今山东淄博市临淄）；鲁是周公长子伯禽封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宋是纣王庶兄微子启（归顺于周的商贵族）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卫是武王弟叔康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晋和燕分别是成王弟叔虞和周贵族召公奭封国，前者都唐（今山西翼城，后虞的儿子燮改称为晋），后者召公奭都蓟（今北京市）。

由于分封制的结果，便在全国建立起许多统治和防卫的中心，也就是出现了许多城市。这对当时尤其是以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大量兴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周的统治地位也由此大大地巩固起来了。

促成西周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周王朝自身也在寻求适中的位置加强都城的建设。按周人都城本在岐邑（今陕西岐山一带），至文王时为了东上，在灭了沣水流域的崇国之后，先在沣水河畔建立了丰京；武王时在沣水东岸又建立了镐京，通称丰镐，又称宗周。因丰镐偏于西土，对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特别是商朝的中心地区不便统治，以武庚（纣王子）为首的商贵族残余还串通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部发动过大规模叛乱，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必须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基地，故至成王时又命周公在今洛阳附近营建洛邑以作陪都，用以监视殷商“顽民”和控制刚刚被征服的关东地区。

洛邑的建设，除了加强东方统治的政治作用外，在经济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史记·周本纪》记述营建洛邑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正由于洛邑在政治、经济上地位重要，在西周末年平王东迁时，能迅速在这里建立起东周政权，使周王朝又能得以延续五百年之久。此后还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定都于此，史称九朝故都。

据《汉书·地理志》载，周初营建的洛邑分王城和成周两部分。王城在西（涧水东，今洛阳西工区一带），成周城在东（今白马寺东侧），东西相距约20公里。王城为周王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地方，方圆约15平方公里。解放后，为了保护古城遗址，在这里开辟了一座王城公园。成周城又名下都，其规模与王城相仿，是监视殷商贵族俘虏和防范东夷与淮夷的主要军事据点，周王朝派兵8师（每师2500人）驻守这里。

1.4.2　西周的城建制度及其影响

西周时我国城市不仅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城市建设上还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在春秋战国时写成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这一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7〕见图1.8。意思即为：建筑师营建城市（主要指都城），呈方形，每边长为九里，〔8〕每边各开三门，城中有九条直街，九条横街，也可能是有三条南北向、三条东西向的主要干道，每条干道由三条并列的道路组成；经涂九轨指道路的宽度为车轨的九倍；〔9〕城中间为朝寝之地，即王宫，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后面为商业市场；“市”与“朝”各占地一百亩。这一规划的主导思想是突出天子为中心，强调都城方正、对称，宫城居中。

图1.8　周王城想象复原图

《考工记》中还记载：“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宽度有分级，市内宽，环城窄，城郊更窄。还规定：“环涂以为诸侯（城）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即诸侯城的经纬涂宽度只相当于王城的环涂宽度（道宽为五丈六尺，约12.8米），而卿大夫采邑“都”的经纬涂宽度再降一等，仅相当王城野涂的宽度（道宽为四丈，约9.2米）。说明按封建等级，都城有大小，其中道路宽度也不同；等等。

上述文献记载的周代城市规划制度及其建设布局，虽然还未为考古发掘完全证实，但从后来我国古代一些城市建设布局尤其是都城建设布局的实例来看，其影响是颇为深远的。如旁三门，宫城居中，左祖右社等，在唐长安、宋汴梁、元大都、明北京等的实例中，表现尤为明显。

归结西周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特点主要有：

（1）城市数量较前增加，分布范围扩大，但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度，推动了周代筑城高潮的兴起。各地诸侯纷纷大兴土木，筑城修室，使中国城市数量大增。除中原地区外，在山东、河北及长江流域等地的诸侯方国也纷纷建城。然而由于城邑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城市规模普遍较小。

（2）形成三级城邑网。即周天子所居王都—诸侯国国都—卿大夫都（采邑城）三级。

（3）城市的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经济功能不强。

（4）建设城市有了一定的规制，并对我国后来的城市尤其是国都的建设布局产生较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筑材料也有了发展。周人发明了瓦，从西周中晚期陕西扶风县召陈村遗址的大量瓦片堆来看，当时周王宫殿的屋顶可能已全部铺了屋瓦，从而使西周建筑脱离了“茅茨土阶”的简陋状况。

1.5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蓬勃发展与变革思想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的55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生产力飞跃发展，引起社会制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早期城市得到大发展的时期。

1.5.1　城市蓬勃发展的背景

本期以铁工具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大大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业上牛耕、施肥、灌溉等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已在不断推广，关中地区、成都平原、江淮、汉水流域以及北方的漳、济等地都出现了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土地大量被开垦。手工业已有了冶金、木工、陶工、漆工、皮革工、煮盐和纺织等。城市里除官办的手工业作坊外，还出现了许多私营手工业，这是由于解放了的奴隶变成了较自由的小生产者的缘故。商业也繁盛起来，“工商食官”制度瓦解，商人日渐增多，尤其在交通方便，经济繁荣的三晋、周、鲁等地居民中以商贩为业者占有相当的比例，著名的大商人如范蠡、子贡、白圭、弦高、吕不韦等都是当时的名商巨贾。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等社会制度一系列大变革。原来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时已岌岌可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汉书·货殖传》载：“周室衰，礼法堕，……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这一时期，思想也极为活跃，各种学术思想应时而生，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特别是周初分封诸侯的结果，到这时各诸侯国都纷纷强大起来，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各大国都在努力争霸，相互攻伐，争城掠地，各国都很重视城池建设，纷纷筑城自卫。为了争霸，各国都在努力发展经济，发展水陆交通运输，如吴国开凿邗沟，联结江淮，通粮运兵；魏国开凿鸿沟，沟通黄淮颍济等水系。

正是在上述经济大发展、政治大变革、频繁战争和水陆交通发展等的背景下，促成本期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数量之多、分布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战国后期赵将赵奢所形容的那样：“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10〕这虽不免有些夸张，也有述实之意。

1.5.2　城市发展和建设特点

具体说，本期城市发展和建设，具有下列诸特点：

1）城市数量激增，分布地域扩大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统治者都纷纷兴建城市，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城市数量空前增多。据《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活动即达68次，除5次重修外，共筑城63座。据今人对春秋时期35个国家的统计，其时共有城邑600个，其中晋91个，楚88个，鲁69个，郑61个，周50个，齐46个，宋35个，卫30个，营16个，秦14个，吴10个。如果再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其时城邑当在千个以上。〔11〕虽然大部分城邑规模较小，功能简单，只具城堡性质，但其中仍然有不少城市规模较大，功能较齐全，这类城市数量有近百座。到战国时期这类城市则达一百多座。城镇的地理分布也更加广泛了，如在长江流域出现了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下游吴、会稽（绍兴）、上游巴（重庆）、成都等；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别出现了齐国临淄，鲁国曲阜，燕国上都蓟，下都武阳，赵国邯郸、晋阳，秦国咸阳等名都，范围广及黄河、长江两大主要流域。

2）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盈实

在奴隶社会时期，我国虽然出现了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较大规模城市，但这只是个别现象，且主要是指用地规模，城内外还有不少农田空地。到本期城市人口规模都急速增长。如战国时七大诸侯国都城（齐临淄、楚郢、燕下都、秦咸阳、赵邯郸、魏大梁、韩国郑）人口都达万户以上，用地规模一般都达到10平方公里以上，其中临淄人口更高达七万户，用地面积达18平方公里，成为当时最大的城市。

3）工商业繁荣发达，城市经济职能增强，市民生活也丰富多样

这是手工业、商业贸易发展的结果。当时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陶（今山东定陶）、临淄、邯郸、宛（河南南阳）、洛阳、大梁、安邑（山西夏县）、吴、郢等，不下二三十个。其中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史记·货殖列传》）实为全国性经济中心；邯郸、宛为冶铁业著名地点，安邑为煮造池盐著名产地。临淄不仅城市工商业繁荣发达，市民生活也很丰富，《战国策》说齐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城市繁荣和市民生活内容丰富可见一斑。

4）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出现了新的比较科学的理论

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中。《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里讲到选择城址应该注意的条件，强调了城市的供水、排水、防洪，要求城市布局要因地制宜，善于利用地形地势，形态不必方方正正，道路不必横平竖直。《管子·大匡》又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这种对城市讲求实际的功能分区至今还为城市规划建设所遵循。以上这些观点和原则与《周礼·考工记》所记述奴隶主建城思想及模式显然有许多突破。

5）列国都城一般都由大、小两城组成，并呈现多种组合形式

根据考古资料，这一时期各国都城建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一般都有大小两个城池，即有“城”与“郭”之分，如齐临淄、赵邯郸、韩新郑、燕下都等（图1.9）。大城主要是工商业者、平民、农民居住的地方，以及商市的集中地，间有一部分贵族宅第。小城是君王的宫城，城内有建造在高大夯土台基上的豪华宫殿。至于各种手工作坊，有的位于小城里，有的分布于大城内，说明当时的王室直接掌握有各种官府手工业。

其次，大小两城的组合形式和整个城市的形态也发生有很大变革。有的小城是镶嵌在大城的一角，如齐临淄（图1.10）；有的为内外两重，如鲁国曲阜（图1.11）；有的与大城并联，如燕下都、韩新郑；有的则与大城相隔一段距离，独立成城，如赵邯郸。并非都是宫城居中。在城市形态上也并非都呈方形，大多很不规整，城墙和道路并不很直，而是根据地形、河流等自然条件灵活掌握，设计建造。典型的如临淄城东城墙，它根据当时敌对势力来自东方，将城墙建在河流西岸，但不是南北尽量取直，而是根据淄河河床的弯曲向着相反的方向凹凸，即在河床向西摆动的部位（冲刷岸），城墙则紧逼河岸建造，造成陡峻的峭壁，高可数米、使敌人难于攀登；河床向东摆动的部位，情形恰好相反，城墙则向内（向西）凹入，离开河滩地一段距离再修筑城墙，使敌人在越过河漫滩时目标明显，这样既便于从城墙上瞭望敌人的活动，也便于伺机杀伤敌人，使敌人无法接近城下。这一设计所显示的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充分体现了“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的思想。

图1.9　东周列国都城遗址平面

1．燕下都平面图　2．赵都邯郸平面图　3．魏都安邑平面图

4．周王城平面图　5．郑韩故城平面图　6．楚纪南城平面图

（1．河北易县　2．河北邯郸　3．山西夏县　4．河南洛阳　5．河南新郑　6．湖北江陵出土）

图1.10　齐临淄故城遗址平面

本期城市规划建设、布局形式、城市形态等所以能打破《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建城模式，主要由于这一时期处于分裂割据和社会大变革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封建社会的建城制度，各国还处于纷争抗衡阶段，各种学术思想包括建城思想也异常活跃所致。

图1.11　曲阜鲁城遗址平面

阅读参考文献

1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5

3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1）

4　袁广阔．试论夏商文化的分界．考古，1998，（10）

5　高炜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的分界．考古，1998，（1）

6　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7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4）

8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1）

9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2）

10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1）

11　钱书林．战国时期的七国都城．历史教学问题，1982，（2）

12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13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4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复习思考题

1．试述我国城市是如何产生的（包括产生的时期、基础及产生的条件）？

2．你对中国城市形成的时期及其形成评判的标准有何看法？

3．促成西周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4．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建设制度出现于何时、何书中？并阐述书中规定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5．试述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建设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6．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在城市规划上为何能出现新的比较科学的理论？并阐述这一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

注释

〔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9

〔2〕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1）

〔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4〕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1）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夫为古代计量单位，一夫约合今天的一百亩。

〔8〕相当于3.1公里。

〔9〕轨即车辙，二辙之间宽，周制为八尺，九轨即七丈二尺，约合16.56米。

〔10〕《战国策·赵策》。

〔11〕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21

2　秦汉时期的城市

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始至公元220年魏、蜀、吴三国鼎足之势形成，是为中国史上秦汉王朝时期，历时共440年。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及其走上定型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城市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

2.1　城市较快发展的背景与特点

2.1.1　城市发展背景

本期在政治上首先秦始皇结束了长达500余年的纷争割据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幅员辽阔的封建统一国家。其疆域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和辽东。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伟大事业。接着秦始皇又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治的措施，如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秦先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征服南方百越后又增置南海、桂林、象和闽中郡，又增辟了胶东、济北、广阳等郡，除内史，共46郡，县400多个），这就把全国置于统一的政区管辖之下，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为以后历代的行政区划打下了基础；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大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并实行“车同轨”，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交通联系；整齐制度，除车同轨以外，还实行税同率、币同值、书同文、度同长短、量同大小、衡同轻重等。这就消除了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地区差异，有利于全国的商品流通；派驻重兵加强北方戍守，防止匈奴入侵，同时把战国时北境几国修筑的长城连结起来，筑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屹辽东的“万里”长城。此外，还把六国富豪12万户迁到咸阳，使咸阳人口迅速增加等等。

汉代秦后，在行政区划建制上汉承秦制，除实行部分封王外，沿用郡县制不改。在经济上面对战争破坏，则长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业，屡劝农桑，兴修水利，奖励增殖人口，同时鼓励和提倡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冶铁、冶铜和铜铁器制作，纺织、漆器、煮盐、制陶、造船、造车、酿造等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了前代。商业上则是开关废禁，任其流通，《史记》记载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国家便出现一片兴旺繁荣景象，府库充实，人口增多，疆域扩大；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即有郡（国）103，县（邑、侯国、道）1587，人口达5959.5万人。（《汉书·地理志》）东汉建都洛阳，由于首都东迁，长江、珠江流域与中原的商业交通联系更加密切。凡此种种，都大大促进了秦汉时期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2.1.2　城市发展和建设的主要特点

归结起来，其特点主要有：

1）郡县制推行，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是县城镇得到大量发展

如上所述，秦代时全国已设郡40多个，汉代达到103个，县则由400多个增加到1587个，郡县级城市（镇）合计达到1690个（注：郡县同城的未单独计算）。与郡县制推行和郡、县设置相适应，必然形成有相应的郡治和县治中心，也就是有了一定规模和以行政职能为主的城镇。如以西汉时将近1600个县与我国今天全国22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盟等）相比较，只相差600多个，在两千年前，全国只有5900多万人口的情况下，设县如此之多，并且这些县很多都被保留下来，可见县城镇得到大量发展，从中也可看出它的深远影响。

不仅如此，由于郡县制推行，还使我国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城市体系，即首都—郡城—县城。

2）城市分布地域大为扩展

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疆域扩大，凡在国家政治势力所及范围都有相应的郡、县设置，因而在我国广大南方、北方和东北地区也开始广泛分布了城市。如秦代时南方闽中郡东冶（今福州市）、南海郡番禺（今广州）、桂林郡桂林（今广西桂平西）、象郡临尘（今广西崇左）等；在内蒙出现了九原郡九原（今包头市），东北出现辽东郡襄平（今辽阳市）、辽西郡阳乐（今辽宁义县西），以及甘肃陇西郡狄道（今临洮南）和四川蜀郡成都等。汉代特别是汉武帝广开三边以后，扩展范围更广（图2.1）。

3）众多商业中心城市兴起，并以商业贸易联系为纽带，形成了若干城市经济区域

这是由于交通线路开辟，整齐划一制度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结果。秦代除了开辟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按汉代贾山的追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外，在岭南还修筑了“新道”；在巴蜀修筑了“栈道”（分南、北两条，北栈道又名“褒斜道”）；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一带修筑了“五尺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直至九原郡的“直道”等。在水运方面，不仅疏浚了鸿沟，将河、济、睢、淮四水连通起来，形成当时北方主要水运干线，而且在长江流域吴、楚、蜀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以兴行船、灌溉之利。即使在岭南地区也开辟了“灵渠”，以沟通湘江、漓江之水运。汉代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这样，一个全国性水陆交通干道网基本形成，大大方便了全国的交通联系和商品流通，因而在国内主要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城市。如京师长安既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商业中心；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合称五都）是全国性大地区一级商业中心；燕（今北京）、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东南）、江陵、寿春、合肥、吴、番禺等，都是一方重要经济都会。据《盐铁论》载，至宣帝时：“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天下之名都也。”

图2.1　汉代中国城市、县城分布图

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在西汉时期已形成了以商业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若干经济区域，司马迁按照当时商品流向和商业经济联系实际，将全国划分为8大经济区域（详见下节所述）。

4）国际贸易城市也有了发展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广开三边之后，由于国力强盛，对外贸易也发达起来了，因而国际贸易城市也有了发展。西汉时的国际贸易可分陆、海两途，以陆为主。陆途即所谓“丝绸之路”。先是汉武帝打败匈奴之后，于河西走廊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合称“河西四郡”，并徙内地之民以实之，从此这里产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较大城市。当时国际贸易的商人由长安出发，他们都必须经过河西四郡，由武威、张掖、酒泉而至敦煌。西域内属后，汉于西域境内置西域都护府以统之，国际商路进一步打通，因而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也出现了一系列国际性贸易城市，如南道的扜泥（今若羌）、且末（今且末县南）、精绝（今民丰县北）、扜弥（今于田县东北）、西城（今和田西南）、莎车、疏勒（今喀什市）；北道的尉犁（今库尔勒市东北）、乌垒、轮台（均在今轮台东部，前者为西域都护府治）、延城（今库车）、南城（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等（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海上贸易主要在南方，重要港口有番禺、徐闻、合浦以及位于今越南境内的龙编（今河内附近）等。

此外，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以后，北方沿边一带军队驻扎的地方，为了供应军队日用之需，也往往成为商人逐利之场。在这些地方，往往也形成一些小市镇，谓之“军市”。它们一般也都筑有城墙，并有屯田及演兵场等。

5）城市建设方面

城区居民住宅开始按闾里制修建，都城实行的是多宫制，并且占据城市很大空间。详见本章2.3所述。

2.2　西汉时期的城市经济区

城市经济区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经济密切联系为特征而划分的各个地域单元。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范围大小取决于城市经济辐射力和吸引力的大小。从历史上看，中心城市首先是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贸易中心。到了现代，中心城市一般还必须是工业中心。没有一定的或强大的工业，单靠商品贸易是形不成大的综合经济中心的。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到西汉时期，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都达到了一定水平，故形成了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若干经济区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正是按照这一特征将全国划分为8大经济区域：

1）关中区域

这是西汉时全国经济、商业最发达的区域。当时的关中，是指今日陕西全境和四川巴、蜀地区及甘肃东部一部分。这个区域，特别是陕西中部渭水流域一带，是周秦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地。在这里，不仅“膏壤沃野千里”，且分布有许多古代的城市。如在周代，“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在秦代，“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始皇、二世都咸阳。这些古代城市，并不因为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薙废，所以到了西汉时代，仍能成为都城所在地，“因以汉都”。

四川巴、蜀一带，也是沃野之地。这里盛产丹砂、铜、铁、竹木之器，并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故召来大批商人，他们南贾滇僰，西贾邛笮，“以所多易所鲜”。主要中心城市有临邛（今邛崃）、广汉（今梓潼）、成都、江州（今重庆）。其中临邛为重工业中心，广汉为贵金属和其他手工业生产中心，成都、江州分别为蜀郡、巴郡治所。

其西北部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一带，这里是中国与匈奴及诸羌交错之地，畜牧业发达，皮毛和牲畜为其主要交易商品。

正因为关中区域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商业联系腹地，加以这里又是首都长安所在地，大批贵族官僚、豪富大贾皆麇集于此，故形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用极精练的语言概括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2）三河区域

三河即河东、河内、河南之总称。以今日地理言之，河东即今山西西南部，而河内、河南并为今之河南北部。这一区域也是我国古代文明之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由于这一带居天下之中，而又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故能控制和联系东西南北，成为中原商业的枢纽。

这一带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山西的有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陈。这些城市，因为邻接陕西、迫近匈奴，所以这里的商人“西贾秦、翟，北贾种、代”。

在河南北部的有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县南）。温、轵在黄河以北，故“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在河南西北的有洛阳。洛阳为关中与中原商业要站，这里的商人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3）燕、赵区域

燕在今日河北北部，赵在其南部。赵的最大城市为邯郸。邯郸在漳河之南，黄河之北，为故赵国都城。这里“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西邻三晋，东近梁、鲁，居于四通八达之地。在战国时代，即为富商大贾麇集之地，到西汉则更为发达，故成为漳、河之间一大都会。在其北部者为燕。“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接近匈奴与东夷，而又濒临渤海，“有鱼盐枣栗之饶”，主要是经营鱼盐枣栗之类的买卖。这里的人口较稀少，但性情“雕捍少虑”，不怕危险，他们往往长途与北部乌桓、夫余和东部秽貉、朝鲜、真番交易，从中取利。

4）齐、鲁区域

齐、鲁即今日山东，“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国襟山带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从事纺织、刺绣等手工业。且地濒渤海，有鱼盐之利。这里最大的城市是临淄。战国时代，临淄已有居民7万户，到西汉时，更大有发展，《汉书·高五王传》引主父偃语曰：“临淄10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由此可知，到汉武帝时，临淄市的人口，已增至10万户，以每户5口计，当有50万人，实成为黄河流域与首都长安并列的两大城市。

5）梁、宋区域

《货殖列传》曰：“自鸿沟以东，芒荡以北，属巨野，此梁、宋地。”以今日地理言之，即豫之东北部，鲁之西南部和苏、皖西北一部分。这一区域无山川之饶，但人民“好稼穑”，农产品丰富。主要城市有陶（今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货殖列传》曰：“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6）颍川、南阳区域

其地域范围相当今之河南中部和西南部，古为夏人活动之地，其中心城市为颍川和宛。颍川即战国时的阳翟，是商货往来的集散地。宛是南阳地区著名的都会，战国时即为重工业（冶铁）中心。这两个城市因为接近汉中、鄂北和皖西，所以这里的商人多半西入武关、郧关，与汉中的商人交易，而东南则与汉江、江淮一带的商人进行买卖。

7）三楚区域

三楚即西楚、东楚、南楚之合称。《货殖列传》曰：“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这是一个地域范围极广大的区域，包括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因为战国时这一区域先后都属于楚国范围，故称“三楚”地区。这一区域较大城市，在淮河流域主要有：陈、彭城与寿春。陈在今河南东南部（今淮阳县），地处“楚夏之交”，南达江、淮，“通鱼盐之货”，故“其民多贾”；彭城曾为项羽的都城；而寿春在战国末年曾为楚国的都城，故也成为一都会。此外，还有徐（今江苏泗洪南）、僮（今安徽泗县东北）、取虑（江苏睢宁西南），以及地处江淮之间的合肥等，它们并为商业荟萃之地。

其在长江流域下游主要有吴，中游主要有江陵、豫章、长沙。吴即今天苏州市，自春秋末年吴国阖庐以来即为名都，及至西汉，为吴王刘濞封都之地。这里不但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历为铸金、煮海者之所麇集，而且有三江五湖之利，陆可资车，水可资舟，为大江南北商路之绾纽，固而成为江东一大都会。中游江陵为故郢楚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这几个城市，都是长江流域商业繁荣之地。

8）南越区域

即珠江流域。本为百越旧壤。这一区域中心城市主要是番禺。自秦代开辟岭南、打通五岭以后，番禺遂成为越人与汉人往来贸易的中心地；加之地近南海，为我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故成为岭南“一都会也”。

城市经济区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以上所述，至少可以看出西汉时下列三点史实：

（1）全国区域经济地理大致情况。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概括说：“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而沂水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2）全国城市分布情况。《货殖列传》中共列出36个大中城市名称（不含地名），其中位于黄河流域者有19个之多，位于淮河流域者为10，位于长江流域者为5，位于珠江、海河流域者各1。可见，当时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当时全国地域开发、人口、经济分布等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3）全国商业都会分布和商品经济联系情况。司马迁在写各个区域主要城市时，都特地点出其商业都会名称，其中共举出九大商业都会，它们分别是：长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它们各自都有其商业腹地范围，以及商品流向、贸易品种等。这从以上介绍中大体已可知晓。

2.3　秦汉都城的建设布局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国都也就由此之前的分散状态变为统一设立。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此外，汉代封国梁国都城商丘也是当时有名的城市，这里一并介绍之。

2.3.1　秦咸阳

秦是通过几次迁都以后至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才定都咸阳的（今咸阳市东约20公里处，长陵车站附近）。咸阳位于关中地区的中心，是一富庶之区。同时关中地势险要，四周有山塞险关，易守难攻。另外，这里北依高原，南临渭水，是关中东西交通的枢纽。渭水在其附近折向东北，正好是关中东西大路的分界点，自古以来人们东去西往必从这里渡渭；城市用水也便于解决，故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继续选作都城。咸阳作为秦都，凡144年。

秦咸阳在孝公初建时，本建在渭水北岸上，削山坡为土台，主要以咸阳宫为主（图2.2）。大约至迟到秦昭王时，在渭南建有一处兴乐宫。《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咸阳真正得到大发展还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的十多年内。《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始皇又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使咸阳人口骤增。渭河以北用地不够，便向渭南发展。秦始皇说：“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于是，“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朝宫即有名的阿房宫，这是一组庞大的宫殿群，殿基夯土台地东西广约2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想规模之大。其他离宫别馆，庙宇楼阁也都建在渭南，直抵终南山。至于咸阳究竟有多大规模，史无确载。《三辅黄图校证·三辅沿革》载：“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雩、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长安志》卷一引古本《三辅黄图》说：“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元和郡县图志》说：“咸阳其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总之，有一点大体可以肯定，秦咸阳是一座规模很大、但在布局上又比较松散、绵延地域很广的城市。其人口规模，武伯纶先生估计有七八十万人，也有人推断将近百万人。可惜，这样一座豪华都城，被项羽一把火烧掉了，“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目前只留下部分残破的宫殿遗址。

图2.2　秦咸阳城市平面示意图

2.3.2　汉长安

汉定天下，围绕建都洛阳还是建都长安的问题曾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刘邦听取了张良的意见，才决定定都长安。汉长安位于渭水之南（北距渭水南岸约2公里，今西安市西北约8公里），龙首原高地之北，与秦咸阳毗连，并利用秦一处离宫（兴乐宫）建设起来的。所以司马迁说：“长安故咸阳也。”见图2.3。秦咸阳既毁，长安附近又“被山带河”，“沃野千里”和“有四塞之固”，如果东面的割据势力反叛，可以利用渭水顺流东下去征服他们。长安附近的这一地理形势，诚如张良所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这就是被刘邦和以后隋、唐等朝代选作都城的主要原因。

图2.3　西安地区历史城址变迁示意图

汉长安城是逐步建设起来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汉高帝时，先将秦代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后在长乐宫的西面建未央宫，又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建武库。汉惠帝时筑长安城墙，并建东市和西市。汉武帝时，在长乐宫的北面建明光宫，在未央宫的北面建桂宫、北宫，并在西面城外建一规模宏大的建章宫，至此，都城规模大备（图2.4）。长乐宫又称东宫，是汉初皇帝视朝的地方，惠帝以后改为太后所居。据勘探，宫的周围筑有围墙，全长约1万米，全宫面积约6平方公里，宫内建有前殿、临华殿、长信宫、长秋殿等建筑。未央宫又称西宫，常为皇帝朝会之处，四周也筑有围墙，全宫面积约5平方公里，宫内也建有前殿、宣室殿等殿台楼阁。长乐、未央宫均位于全城南部，龙首原高地上，这样既便于控制全城，还可观察渭北动静。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当时萧何把未央宫建造得异常富丽堂皇，刘邦东征回来，见太过分了，还狠狠责备了萧何一番。〔1〕汉长安城垣始筑于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五年（公元前190年）完成。据《三辅黄图》记载，城墙高三丈五尺，下宽一丈五尺，上宽九尺，周围共开十二座城门，城周60里余（约合今25.1公里），面积36平方公里。平面形状成一不甚规则的正方形。除东墙为端直外，其他南、北、西三面均有曲折，尤其西北角，向内收缩较多。这是由于宫殿建在先，城墙筑在后和受渭河影响所致。

图2.4　汉长安城平面图

汉武帝建的建章宫位于城西直城门外的上林苑内，是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所兴建的离宫。这也是一组庞大的宫殿群，宫周达30里，殿宇台阁林立，大小宫殿达26座，号称“千门万户”。宫中还建有太液池、唐中池等水体设施。

汉长安城除上述主要建筑和设施外，据《三辅黄图校证》载，还有“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九市都分布在城西北部，靠近横门和雍门一带。三市在道东（横门大街东），称东市；六市在道西，称西市。经探测，在这一带地面上散布很多钱币和陶俑，说明除商肆外，手工业作坊也分布在这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汉长安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大一统帝国新建的第一个都城（秦咸阳基本是战国时秦国都城的延续），其规划布局已同战国时都城有很大不同：它改变了战国时都城两城相依的旧章，也不同于秦咸阳松散状的布局，而将宫殿、官署、市场、居民区置于同一大城之内。其次，从长安城的总的形制和布局来看，它多少有些附会《周礼·考工记》的规制。主要表现在：城的平面形状虽不甚规整，但基本近于正方形；十二个城门平均分布在四面，每面各三个城门；长乐和未央等主要宫殿位于城的南部，东市和西市位于城的北部，这也与“面朝后市”相符。第三，长安城在规划建设上还有一个较显著的特点——宫殿占据了城市的很大空间。仅长乐、未央两宫就占了全城面积的1/3，加上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合占全城总面积的1/2以上。由于长安城宫殿占据很大用地，且集中在城的中南部，因此，广大平民和部分官吏就只能居住在城的东北部靠近宣平门的地区，以及城外靠近城门的地区和各宫殿之间。居住区共有160个闾里。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长安的官方户籍有80800户，人口246200，加上王宫、贵族、奴仆，估计全城人口不下40万人。

2.3.3　东汉都城洛阳

东汉洛阳城是在西周洛邑（成周）和西汉雒阳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位于今洛阳市区东面白马寺东侧，北靠邙山，南临洛水。不仅有天然的屏障，而且是交通要冲，所以早在西周时，便选择在这里建成周城，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西汉时的洛阳城，也就是成周城的旧址。东汉的洛阳城，是在西汉洛阳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全城周长约13000米，合汉代约31里，城内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城的平面形状不甚规整，但大体上近于长方形（图2.5）。由于自南至北的长度约为当时的九里，自东至西宽度约为六里，所以又称为“九六城”。共开十二城门，但不是平均分布在四周，而是东、西两面各开三个，南面四个，北面两个。城内的大道，都通向城门，共有二十四条（段）街道。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它们在西汉时即已存在，东汉时加以大规模的扩建和重建。汉光武帝时，主要是经营南宫。汉明帝时，又营建北宫，大约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南宫范围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3平方公里。北宫范围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平方公里，比南宫更为广大。两宫相距约1里，之间有复道相连，以保证皇帝往来时的方便与安全。除了南宫和北宫外，位于北宫的东面建有永安宫，在北宫的西北，建有濯龙园，也是皇家的宫苑。总之，以南宫和北宫为主的宫殿占洛阳全城总面积1/3以上，这与西汉长安城宫殿占全城总面积1/2以上的情形是相似的。此外，在北宫的东北部城角，是太仓和武库所在。在南宫的东南部，靠近耗门和开阳门，是太尉府、司空府和司徒府等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所在。至于居住区，达官贵族主要住在城的东部，如步广里、永和里；一般的平民，则可能多住在城外。工商业有金市、马市和南市。马市和南市分布在东郊和南郊，只有金市在城内西部。

如将东汉洛阳城和西汉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城门的分布、宫殿和市场的位置等几方面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东汉洛阳城的建设布局已不拘泥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

图2.5　东汉洛阳城平面图

2.3.4　梁国国都商丘

商丘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县城几度成为我国名都大邑，广大县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这里曾为黄帝的曾孙帝喾高辛氏（五帝之一）部落领地（都今商丘县境南部高辛集附近）。夏商时为商始都之地（今县境坞墙集附近）。西周时为宋国国都，是微子启的封国。秦代商丘称睢阳县，属砀郡，是砀郡治。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于此设置梁国，商丘为梁国国都（其城址位置在今商丘县城南2里许）。后汉因之。商丘在汉代城市得到了很大发展。据《商丘县志》转引《北征记》称：“城方三十七里，南临睢水，凡二十四门。”至梁孝王刘武继任王位时，其梁国范围之广及城池、园林建设更臻一时之盛。据《商丘县志》及《史记》中记载：“当是时，则北界泰山，西至高阳，中四十余城，多大县……幅员广大，无逾此者。”尤其是在景帝平吴、楚七国之乱后，“王自负有功，又太后、帝最爱幸，而又大国也，于是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出入警跸，延四方豪杰，珠玉宝器，富于京师”。东苑即梁园，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家林苑，在今商丘县城东郊一带。梁园不仅规模宏大，且宫室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园中亭台楼榭、奇果佳树、珍禽异兽，靡不毕备。梁孝王还招揽四方名士，如羊胜、枚乘、公孙乘、邹阳以及司马相如等，常宴游园中，成为当时举国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

阅读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　班固．汉书·地理志

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5

4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5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6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8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5）

9　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10　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复习思考题

1．试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了哪些具有地理意义的措施？并阐明这些措施对当时及以后的深远影响。

2．试述秦汉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建设及分布上的主要特点，并阐明分布特点形成的原因（联系本章2.2）。

3．我国在西汉时形成了哪些城市经济区？并阐明各经济区包括的地域范围及它们的主要中心城市名称。

4．试述秦咸阳建设布局的主要特点。

5．试述西汉长安城规划建设的主要特点。

注释

〔1〕见《史记》卷八《高祖纪》。高祖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月，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

3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

魏晋至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的长时期分裂和又一次大一统帝国的形成时期。从公元220年魏、蜀、吴三鼎局面形成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历时687年。其间先后经历了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和唐朝等朝代，其中分裂时期占了一半以上的时间。

这个时期，在政治上虽然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分裂后到隋唐统一，但经济上却在不断向前发展，是我国封建经济逐步走上鼎盛的时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广大地域国土得到了开发，人口增多，至南朝时已形成与黄河流域并重的局面。至唐朝时东南地区已形成为我国重要财赋之区，国力较秦汉时有了明显的增强。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多方位的拓展；城市发展和分布重心明显南移；在城市规模上，由于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变动和行政区划的调整等原因，也明显发生了变化，府、州一级城市数量显著增多，并出现了三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在城市物质要素中，寺庙等建筑大量增加。在城市建设方面，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化和对我国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我国传统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十分典型的时期。因此，本期城市无论在发展抑或建设方面，都表现出了与以前时期诸多不同的特点。由于特点和形成的原因较多，兹分四节述之如下。

3.1　城市发展的特点（一）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发展，一个首要特点是发展和分布重心南移——发展上呈“南升北降”的态势，分布上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据《后汉书·郡国志》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我国在东汉中期（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全国共有县城数为1181个。其中分布情况为：位于北方黄河流域者（包括司隶校尉部、冀、兖、青、并五州）共有449个，位于淮河流域者（豫州、徐州）161个，位于海河流域者（幽州及其延及东北部分）90个，三者合计达70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59.3％；而位于长江流域者（包括扬、荆、益三州）共为327个，珠江流域（交州）56个，两者合计383个，仅占32.4％；此外还有98个（8.3％）分布于西北的凉州地区。经过6个多世纪的发展，至唐朝中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其时全国15道共辖有县1639个（书中总数记为1573个），其中位于黄淮海河流域者（包括关内、京畿、河南、都畿、河东、河北六道，河北道包括东北地区）降为615个，占县城总数亦降为37.5％；而位于南方长江、珠江等流域的则增至964个，较东汉时净增581个，其所占比重由东汉时的32.4％，上升到58.8％，基本上成了“倒四六开”。另外还有60个则属于西北地区陇右道领辖（表3.1）。

表3.1　中唐与东汉时期县级城市发展分布变化

说明：由于行政区划变动较大，本表比较仅为相对数。

形成我国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和分布重心在地域上如此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从东汉末年开始直到隋朝统一，在这将近400年的时间内，北方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的状态，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人口大量外迁，他们或走辽西，或走陇右，但是最大量的还是渡江南徙。尤其是西晋末年，由于“八王”之乱，“五胡”入侵，晋室南渡，南迁的人口更多。史书记载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晋书·刘弘传》）。据谭其骧先生统计，自晋怀帝永嘉至南朝宋文帝元嘉一百多年间（公元307—453年），北方南移人口即达90万，其中侨寓山东的21万，四川及汉中地区的15万，两湖地区及河南地区的10万，江苏、安徽、江西的40万。〔1〕也有人估计总数不下百万。很多城市也在战乱中破坏殆尽，史书记载说，在董卓及其部将们的劫掠下，汉代全国精华所在的东、西二京及其附近的河南、三辅地区是：“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原来设置的很多郡、县，这时多半废弃或裁并。北方只是在不同时期个别城市得到了一定恢复和发展，如曹魏经营的邺都、许都、北魏都城洛阳等。

相反，南方在政局相对安定和北方人口大量涌入下，在南、北方农民的结合和技术交流下，加上水利灌溉自来比较方便，使这一地域国土逐渐被开发起来，至南朝时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土地得到了开垦，农业更发达，史载“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稽）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值一金，鄠（今陕西户县）、杜（今西安市南）之间不能比也”。〔2〕这就是说太湖地区已赶上和超过了西汉时农业最发达的关中平原。在三吴以外的扬州是：“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3〕荆州则是“荆城跨南楚之富”，〔4〕说明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著起来。故史臣曰：“江南之为国盛矣”，〔5〕这里是“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对照《货殖列传》中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不难看出两者的巨大变化。

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南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突出的如位居长江下、中、上游的建康、江陵和成都。建康（今南京）由于六朝都城的设立，一跃发展成为南方最大的都会。江陵北通襄阳，南通湘广，是中南商品运转的一个枢纽。成都地处“沃野天府”之中，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之地，不但是与西南各民族交换的重要市场，而且还吸引了不少资货数百万的远方商贾以至西域商人。

当时南方的重要都会，还有京口（今镇江市）、广陵（今扬州市）、寿春、襄阳和番禺等。京口是首都建康东面的屏障，南有水道与吴会相通，北与广陵隔江相对，地势冲要。广陵濒临长江，由邗沟北上，沟通淮南，为南北交通要冲，也是建康和京口的屏蔽。寿春濒临淮河，淮河在长时期内为南朝与北朝的分界线，位于淮河岸边的寿春也就成为南北贸易的城市以及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襄阳濒临沔水（汉水），地当荆湘北上冲要之地，也是荆襄北面屏障所在，故发展成为汉水沿岸最大交通、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至于番禺仍是南海的区域市场和海外贸易中心，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之说，〔6〕这虽是夸张之词，但也可见商税之多。

隋唐统一后，政治中心虽然又移回中原地区，但在东吴、东晋、南朝业已得到开发的基础上，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则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特别是中唐安史乱后，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更加促进了南方人口、经济、城市的发展，形成了“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和“扬一益二”之说。唐初还相当寥落的杭州，这时已“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等等。

3.2　城市发展的特点（二）

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发展和地域分布除了南升北降、重心南移之外，还具有下列特点：即沿大运河、沿长江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

3.2.1　沿大运河发展轴线

六朝时期，江南尤其东南地区经济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隋朝立国后，由于政治中心又移回关中，而这时关中地区农业的地位已远不如前，所产粮食和物品不敷皇家和军队耗用，为了解决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分离的矛盾，从隋文帝开始便着手开凿大运河，修成西起长安、东至潼关、衔接黄河的一段运河名曰广通渠。后隋炀帝继承文帝未尽之志，终于开成南迄杭州、西北至洛阳、长安，北至涿郡的“卧人”字型大运河。大运河的贯通，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重心的长江流域与仍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黄河流域以通畅便捷的水运联结起来，成为我国商品流通主要通道和经济发展命脉。不只对隋代，对以后唐宋帝国几百年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沿河两岸，一方面因其腹地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商品流通便捷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遂使一些通都大邑由此兴旺起来。沿岸的楚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在当时并称四大都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北、今沉入洪泽湖底）、润州（镇江）、常州也渐次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此外，在沿线水陆要道或津渡之地还兴起了一批县城（28个）和重要集镇（表3.2），从而使我国第一条南北向城市发展轴线开始出现。

表3.2　中唐时期运河沿岸城镇分布表

资料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1989

这里特别要说到唐代扬州城市的繁荣发达。扬州城市产生于春秋末年。吴国为了北上争霸中原，于此开邗沟、筑邗城。秦置广陵县，汉代为刘姓王、侯封国（广陵国、江都国）；六朝时已成为文化发达的名城，地域经济得到了开发，但城市规模还不够大，仅限于今西北郊“蜀岗”上。自隋开南北大运河后，因其正处于大运河与长江天然航道的交汇点上，南连江、海达湖广，北接淮、汴抵二京，成为南北水路交通与运输的枢纽和财货的集散地，因而促成扬州在隋唐两代特别是唐朝后期能够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其地位形同今日之上海。

促成当时扬州城市繁荣发达的因素除水陆交通便利外，具体还有：

（1）漕粮运输。唐代宗年间（762—779年），刘晏改革漕运制度，行用分段转运法，使江南漕粮运积扬州以后，“岁转粟百一十万石”。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增江淮之运，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米亦百二十万石”。〔7〕以至扬州舟樯栉比、浮河而上。

（2）淮盐集散。淮盐从汉初刘濞时就得到开发。唐王朝为了收取盐税，补充国库收入，一直采取鼓励发展政策。唐时海盐产地主要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大场，共设海陵、盐城、嘉兴等十监，均在江淮地区，所产淮盐多在扬州集散。唐时盐铁转运使就驻在扬州，洪迈云：“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8〕

（3）茶叶和其他物资的集散。唐时饮茶之风大盛，北方茶叶多自江淮而来，南茶北运多在扬州中转。其他如豫章诸县所出的良材，四川的“蜀锦”、药材，越窑的瓷器等多运到扬州集散。

（4）本地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手工业。唐代扬州不仅地域经济基础好，且手工业极为发达，门类多、分工细、制作精良，其中尤以青铜镜最有名。“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张籍诗），向为主要贡品。其他如金银制作、丝织、制帽、皮革、制糖、造纸、造船、木器家具，以及珠宝、首饰、玩具、玉石雕刻等都很有名，远销国内外各地，《新唐书·地理志》所列扬州贡品即达二十四种之多。从鉴真和尚第一次东渡日本时（天宝二年即公元743年）所带八十五名各种“工手”（其中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的名单也可看出扬州手工业人才齐全、分工细致的梗概。凡此都促成扬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发达。当时还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人特别是“胡商”前来经商。

由于商贾云集和工商业发展，城市出现了住房拥挤、用地紧张从而不得不扩大城市规模的情况。“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9〕据雍正《扬州府志》及嘉庆《扬州府志》载，唐时扬州城市规模有了很大扩展：“唐为扬州，城又加大，有大城，又有子城。”见图3.1。子城即仍建在西北郊蜀岗上，而大城，目前一般认为是，自蜀岗下向南抵渡江桥略北一线，也就是解放前扬州城的南垣，东墙近高桥南北一线，西墙则在观音山（迷楼）向南的延长线上。大城亦称罗城，是工商业主要聚集区。

3.2.2　沿长江发展轴线

长江自古即为我国东西向一条天然大水道，两岸还有赣江、汉水、湘江等多条支流，腹地深广。魏晋至隋唐时期，随着长江流域广大地域经济得到开发，人口增多，其岸带自然也就为城市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依托条件。据统计，至唐代中期，除了前述的下游有南京、扬州、润州（镇江），中游江陵和上游成都以外，沿江还有江洲、鄂州、沔州、岳州、峡州、归州、夔州、万州、涪州、渝州、泸州等10多座州城和江阴、江宁、当涂、武昌等20座县城，以及一部分小城镇（详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从而我国东西向一条城市发展轴线也初具雏形。

图3.1　唐代扬州城市总体结构示意图

3.3　城市发展的特点（三）

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发展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3.3.1　东南沿海港市兴起

我国沿海对外贸易港口在秦汉时期主要在南方交趾（今越南境内河内附近），其次是广州（秦汉时对外贸易多由陆道，主陆不主海）。六朝时广州地位渐次上升，以至有前述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之说。当时东部沿海除具有一些军事意义的小港口之外，史不多闻。历史发展至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国力强盛，声誉远及海外，同时因这一时期通往西亚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梗阻，加之唐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了一条开放和保护外商的政策，故海上丝路勃兴，吸引了众多外商从海路前来经商贸易。史载唐文宗（827—840年）时曾对当时几个主要港口下过这样一道上谕：“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瑕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0〕当时前来贸易的国家：西方有罗马，东方有大食、波斯、印度、南洋、日本和朝鲜等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东部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

当时兴起的港市在长江以南者除交州、广州之外，有广东的潮州，福建的泉州、福州，浙江的温州、明州（宁波）；长江以北者有：扬州，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北部的登州（蓬莱）与莱州（掖县），渤海湾北部的平州（河北卢龙），以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今旅顺附近）。其中以交、广、扬、泉最重要，称四大港市；次一等的为明州与登莱，其他地位较轻，均属于小港口。

广州是我国南方历史久远的一大港市，唐代又增加一个新的促进因素，即由于中外贸易的扩大，促成大庾岭道的开辟。使大庾岭原来“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山岭小径，成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道。有了这条通路，大大扩大了广州港市腹地范围。外商来华贸易，不必再由陆道西域而至长安，也比经西道（由韶关出发，越过骑田岭，经彬、衡、潭、岳、襄、邓过蓝关至长安）要便利得多。从此广州成为南方入国的大门。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船深六、七丈”。唐代宗李豫大历五年（770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时，海舶岁至四千余艘。由于对外贸易发达，唐时广州已有市舶司设置。

唐代扬州不仅是我国最大、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我国最主要的海外贸易港市之一，这从唐文宗上谕中特地提到“扬州”一名已可看出。唐代扬州能够成为主要港市的原因：

（1）距江、距海较近。唐代扬州东去大海仅二百里路左右航程（“扬州东至海陵是九十八里，又自海陵东至海一百七十里。”《资治通鉴》卷203《唐记》），南距长江津要之地扬子津在唐初仅20里，有隋氏运河可通；后江滨积沙，虽南淤至瓜洲，则有齐擀从扬子津至瓜洲开了伊娄河（又名新河）25里，使扬州仍可与长江保持方便的进出联系。

（2）大庚岭道的开辟。唐代开通大庚岭道后，不只扩大了广州港市的腹地范围，也为扬州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外商在广州登陆后，凡北上逐利者即可溯北江而上，取道大瘐岭，沿赣江、顺长江一帆风顺下至扬州。

（3）当时我国中部沿海其他港口城市尚未兴起。其时港口分布大势是：交、广远在南方；泉州尚未达及鼎盛时期；明州三江口刚形成，且腹地狭小；登莱不仅位置偏北，且贸易对方有限；其他港口尤其是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华亭、太仓、江阴、南通等尚未形成，这就决定了位居沿海中点、且水陆交通方便的扬州要作为一个大港而出现。

早在唐代中前期，即有大食、波斯等国的胡商来扬州经营珠宝业。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和尚最后一次东渡，随行的二十四个弟子中即有胡国艺术工匠，可见当时扬州西域人已不少。

安史乱后，丝路陆上交通梗阻，胡商取海道经广州、大庚岭前来扬州经商贸易者更多。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年），刘展叛乱，扬州长史兼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引田神功助讨，“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11〕这些还不包括死里逃生的人数。

唐代扬州和日本、朝鲜也有交通贸易往来。日本在唐代遣唐使团前后就派来十九次之多，还派来留学生、学问僧等多起，他们多取道扬州。天宝十二年我国高僧鉴真赴日，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园仁和尚入唐求法，均经自扬州出入。尤其在唐代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风气候的特点和日本来唐路线转取南路后，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愈益频繁。他们带来彩帛、香药、珍宝，带回乐器、书籍、经卷、佛像等，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3.3.2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有了调整，其规模差距拉大，中间府、州级城市数量明显著增多

魏晋至隋唐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区划建制的调整，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城市规模上，大小差距加大，向上、向下两级都有了扩展延伸，上级开始出现三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下级在县城以下小城镇开始出现；在中间等级上，府、州一级即地区中心一级城市数量明显增多。

三个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首先是六朝都城建康达到这一规模。建康从孙吴开始，经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东晋初年（317年）全城约有居民4万户，每户以5人计，人口规模不过20万左右；经过一百年左右时间的发展，至梁武帝时（502—548年）：“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12〕每户即使以4人计，总人口亦愈百万，成为我国人口规模最早突破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其次是隋唐都城长安和洛阳，它们的人口规模在隋唐时也都达到百万之众。

县城以下小城镇开始出现，从上面表3.1已可以看出，在长江沿线及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这是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适应地方商品经济交换需要而出现的。但本期只是开始阶段，其数量还不多。

本期城市规模等级的调整，突出表现在地区一级城市数量增多。据《新唐书·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共有府、州328个，去掉13个附郭道驻所，府、州级城市也达315个，比西汉时103个郡（国）级城市多出212个，比东汉时105个郡级城市多出210个。如果加上唐代在西南、西北等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置的856个羁縻府、羁縻州，〔13〕则唐代府、州级城市总数达到千个以上。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一方面与行政区划建制调整有关（州的数量越来越多，所辖范围越来越小），更与全国地域经济较普遍得到开发密切相关。

3.3.3　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镇”

这里所说的“镇”，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县城以下小城镇是指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适应地方商品流通的需要，在商品集散地或水陆交通方便处自发形成的集镇性质的小城镇。它以经济职能为主，在行政上并非作为一级建制。而这里所说的镇指的是“建制镇”，它是作为国家一级行政建制而设立的，镇的性质也不完全同于今天所设立的各个镇的性质，它主要是军事防务和行政管理。我国最早出现的镇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先是魏明元帝时（公元416—423年）为了防御北方的柔然，于423年修筑长城2000余里（东起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魏太武帝拓跋焘时（424—451年）为进一步防御柔然，〔14〕又在长城以外及陕北、宁夏、甘肃的要害处设镇，各镇均辖有一定地域范围，置镇将镇守，统管镇辖区的军事行政事务，这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镇。其时所设的镇，在今河北境内的有御夷镇（镇治今赤城县）、怀荒镇（镇治今张北县）、柔玄镇（镇治今尚义县），在今内蒙古境内的有抚冥镇（镇治今四王子旗）、武川镇（镇治今武川县）、怀朔镇（镇治今固阳县）、沃野镇（治今乌拉特前旗南），在今陕西境内的有统万镇（治统万城，今陕西横县西），在今宁夏境内的有薄骨律镇、高平镇（前者治今灵武县南，后者治今固原县），在今甘肃境内的有敦煌镇（治今敦煌市）。

3.4　城市建设的特点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城市除了上述的在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诸项特点外，在建设方面，这一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化，也表现出了与以往许多不同的特点。突出的体现在：城市空间结构在紧凑中追求统一，尊卑有别的礼制风格由逐步形成到十分成熟严谨，是我国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十分典型的时期。具体体现在下面5点：

3.4.1　中轴线由局部发展到全城，形成纵贯全城严谨对称布局的空间形态

这一发展过程以曹操营建的邺城为界标，在此以前，我国城市的中轴线只存在于一组建筑群或城市局部地区，并未形成严格的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如二里头二号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宫的中区和南区，著名的燕下都和赵邯郸故城等，都只是在宫殿区隐约地显现出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并未发展到全城。秦汉时，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重视礼制建筑群的设立，如西汉末年，在长安城南以及其后的洛阳城南兴建了一组包括祭坛、明堂、辟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群。但在这一时期，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重天子之威”思想相适应，秦和汉初都只重视都城中的宫室建制与布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也未形成。而从曹魏邺城开始，包括其后的“六朝”都城建康，北魏孝文帝营建的洛阳城，以及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等，中轴线不仅发展到纵贯全城，并且十分谨严对称（详见下节）。

3.4.2　宫城由多宫制演变为单一的宫城，并且位置北移居中，形成了由宫城、皇城、外郭城（大城）组成的三重环套结构形态

秦汉时实行的是多宫制，“咸阳其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西汉长安城内有五宫，加上城外建章宫为六宫，面积占据全城2/3以上；东汉减少为三宫（南宫、北宫、永安宫），面积也减占全城1/2以上。从中可以看出城市空间在紧凑中追求统一的一面，但至东汉末仍未“统一”得了。这一统一过程同样以曹魏邺城为界标，以后便实行一宫制，并将宫城位移至城中北部，居中布置；宫城外围以皇城，皇城外再绕以大城。这样既充分体现了天子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礼制等级思想，又可利用皇城与大城将官府机构、居民区、一般生产区与宫苑隔开，改变以往宫城与坊里相参，为坊里所包围的格局。同时以宫殿尊位为主座，面南背北布置，按照阴阳五行观念，南方属火，火属光明，人君面南视朝，明若观火，而这正是历代帝王和各级统治者所需要的颂扬，所以自本期起我国历代都城建设中宫城都是位于城中或城北正中。相应的中轴线也就成南北向，并将官衙、宅第、市坊、庙社等例都尊卑有序，按礼制沿轴线各就其位。至于地方城市，其规格一般低于都城，但也都以官署、楼阁或学宫置于城市中心或轴线主座，轴线由北向南展开，文武庙布置东西有别。这些都足见本朝儒家思想的强化及其对我国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4.3　道路网由简单的、不甚严格的方格状演变为复杂的、十分完善的棋盘状结构，“坊”的排列也随之从不规整发展为整齐划一的形态

我国城市道路网，尽管从二里头城址始已经有了纵横交错的大道与宫殿区或城门相连，但并未形成严格的方格网状。到了邺城始特别是隋唐长安、洛阳城已达到十分完善的地步。由于道路网的规整，市坊和里坊的布置也就呈十分整齐划一的形态（均见下节实例）。

3.4.4　市场位置从城北移迁到城南，形成“前市后朝”的布置格局

如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六朝”建康城，隋唐长安城等市场都布置在宫城的南部。这一变化与宫城位置北移相关。

3.4.5　城市物质要素中，寺庙建筑尤其是佛寺建筑大量增加

这是和儒家思想彼此渗透相通所出现的结果。佛教大约在东汉初期即已正式传来中国。最早见于我国史籍的佛教建筑，是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建于洛阳的白马寺。发展至本期，由于统治阶级极力推崇提倡，因而城市中寺庙一类建筑（包括殿阁、佛塔、经幢、石窟、雕刻、塑像、壁画等）大量增加。如北魏时洛阳城内外寺院多达1300余所，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即大多完成于北魏时期；南朝建康一地，在梁武帝时亦有寺庙500余处之多，著名的如栖霞寺、同泰寺（鸡鸣寺）迄今仍香火缭绕。唐长安城中寺观达150余所，保留至今的唐代慈恩寺大雁塔和荐福寺中的小雁塔，都是唐长安城佛教盛行的历史见证。

3.5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曹魏邺城

曹魏邺城是东汉末年汉相曹操所营建的魏王城。就汉代的政治等级体制而言，邺城不是帝都，而是属于诸侯王的封国都城。

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12.5公里处，漳河沿岸，邯郸之南，洛阳之北，魏国的中心。该城本是春秋时齐桓公所筑，汉代置魏郡于此，作为都城则始于曹操。今天除了位于城西北角的铜雀台、金虎台尚有遗址外，城址大部分已为漳河冲毁。

3.5.1　建城背景

曹操是个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当时正值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群雄纷争割据，三足鼎立之势正在形成过程中；而曹操凭借汉相身份，以挟天子令诸侯之势，东征西讨，谋求统一天下，取代汉室，邺城就是在曹操打败了袁绍、统一了混乱的北方之后，为了加强其后方根据地，而于公元204年兴建的。此其一。

其二，当时长安，洛阳两座汉代帝都先后被董卓及其部将所破坏，而邺城一带基础较好。早在战国时西门豹就在那里大兴水利，以引漳河水灌田闻名于世，这是太行山东麓开发水利最早而又最著成效的地方；东汉末年，袁绍又在那里经营多年，经济有较好基础。

3.5.2　城市规模

城之平面呈横长方形。根据《水经注》记载，邺城为“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今天考古实测东西为2400米，南北1500米（面积3.6平方公里）。规模次于当时帝都洛阳“九六”城。这种差别，体现了诸侯王都与帝都规模的礼制等级差别，是合乎《周礼·考工记》中营国制度都邑建设体制的。

《水经注》还记载说：“饰表以砖，百步一楼。”这是我国城建史上见到的第一个砖城。

3.5.3　城市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城市中间有一条通向东西主要城门的干道，将城市分成南北两半部，北半部全为统治阶级专用地区（政治活动区），南半部为居住和经济活动区。如按城郭之制分，北半部可视为城，南半部可视为郭（图3.2）。在北半部政治活动区中，正中为宫殿区，宫殿区又分东西两组，西组居北部全城正中，前面为宫廷广场，广场东西两边建有钟鼓楼，后面为正殿文昌殿，是大朝之所（举行封建大典地方）。东组前面是官署，后面是曹操的宫室，按“前朝后寝”之制布局（前面听政殿乃魏王日常处理政事地方，后面为寝宫即后宫）。宫殿区之东为戚里，是贵族居住区。宫城西面是铜雀园，为王室专用园林。靠近西城为粮食武器库。西墙北端还筑有三个高台，即有名的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各有正桥相连，每台上各建有100多间的房子，内有储藏用的水井、石炭、粮食和盐等物资。高台平时是统治者游宴和检阅兵马演习的地方，战时作为制高点，瞭望指挥。

图3.2　曹魏邺城复原想象图

邺城的南半部，为居民的居住区，划分为若干规整的坊里，其中宫城的南部，大都是显贵的宅第。内有3市，还有手工业作坊。

3.5.4　道路系统

城市道路采用传统的经纬涂制，分布颇为均衡，呈方格网形。东西向主干道通向西城门金明门和东城门迎春门。南北向主干道有三条：中间一条是全城中轴线，由南门雍阳门通向宫门及宫殿建筑群，以北城墙正中的齐斗楼（北阙）为终点。考古实测，此道至宫门前长730米，宽17米；西面一条干道，由铜雀园大门通至凤阳门；东面一条干道，由军政中心的司马门通至广阳门，两旁也有一些官署。全城共开7个城门（南3、北2、东西各1）。

3.5.5　水系及园林

城中的水系是在城西北引漳河水，由三台下流入铜雀园及宫殿区，分流一部分到坊里区，由东门附近流出城外。园林也较多，除铜雀园外，城西有玄武苑，北城外有芳林苑，其东有灵芝苑等。

从上述邺城的规划布局不难看出，城市空间结构与以往城市已有了很大不同：城市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区，宫城由多宫变成单一宫城，且位于城北正中，中轴线纵贯全城呈对称布置，方格网状的道路系统和宫城与坊里“不复相参”的规整的坊里等。凡此都说明儒家的礼制思想，从邺城始在城市建设中的强化和运用。

3.6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六朝都城建康城

建康（今南京）作为都城始自东吴孙权。其后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在这里建都，史称“六朝”古都。在此之前，先有春秋末年越国在今中华门外筑的越城，后有战国年间楚国在今清凉山（时称石头山）上筑的金陵邑城，但城池规模都不大（前者城周只有2里80步，后者城周7里100步），均属城堡性质。

3.6.1　建城背景与条件

东吴初都吴（今苏州市），后迁京口（今镇江市），公元208年赤壁曹操战败后，魏、蜀、吴三分天下局面形成。东吴为了就近与曹魏、刘蜀抗争，而南京东有钟山龙蟠，西有石头虎踞，前有秦淮河，后有玄武湖，同时西北有长江作屏障，东南有富庶的“三吴”作后方，诸项条件均很优越，于是孙权于公元211年（东汉建安十六年）自京口迁都秣陵（南京在汉代称秣陵县）。但孙权当时尚未称帝，也未下决心建都秣陵，所以其时并未筑城，只是次年（212年）在长江边原楚国金陵邑的旧址上建一石头城，周“七里一百步”，作为水军的江防要塞。而孙权自己则住在今珠江路西口、鱼市街一带的原“讨逆将军”孙策的府第里，并改秣陵为建业。公元220年，孙权迁都于鄂（今湖北鄂州市，迁后改名武昌）。229年在武昌称帝，并于同年又迁都建业，这时才于石头城东建了一座新城——建业，一直到280年吴亡为止。

3.6.2　城的形制与规模

孙吴肇基南京后建立的建业都城，位于今南京市中部玄武湖之南，北依覆舟山、鸡笼山，南近秦淮河（距秦淮河五里），东凭钟山西麓，西隔五台山与石头城相望。城的规模“周围二十里十九步，东晋、南朝因之”，平面呈正方形。平均每边长约五里，规模不大，都是土墙篱门。至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才改立为砖城。

3.6.3　城市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建业宫城居城中偏北（图3.3），孙吴时主要宫殿有太初宫和昭明宫。太初宫是利用原“讨逆将军”孙策的府第改扩建而成的，周边长度约1200米，面积约9万平方米。其位置东界约在今进香河路，利用进香河作为护城河；南界约到今珠江路南侧，利用今北门桥下的水道（干河沿）作为护城河；西面靠今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经楼一带。太初宫的正殿称为“神龙殿”，地点大约在今鱼市街口一带。昭明宫是东吴的后主孙皓所建。他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穷奢极欲的皇帝，喜爱华丽的宫室，公元267年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了一座更为宏伟的宫室即“昭明宫”。包括大小殿堂几十处，正殿叫做“赤乌殿”。其位置约在今成贤街南段一带，东界珍珠河，西界是进香河，南界是珠江路浮桥下的水道。

除了太初宫和昭明宫，孙吴的宫苑建筑还有苑城、南宫和西苑。苑城位于太初宫的北面和东面，是孙吴的皇家园林和皇宫卫队的营地。皇家园林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纳三千多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的北部有一座仓苑，是最重要的皇家仓库，并在城内开凿了一条名为“运渎”的小运河，以便运送物资。南宫是太子宫。西苑是专供太子用的花园（位置约在今南京大学南园一带）。整个宫城约占据都城1/4的面积。

从宫门南出2里，为都城的正门宣阳门（约在今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南出至秦淮河岸的朱雀门5里长街为“苑路”，也就是东吴的“御街”，是全城的中轴线。轴线两边分布有大小官署和驻军的营房。苑路南端的秦淮河两岸，是商业和居民密集区，当时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这里（今长干桥南的偏西巷中）。

在建业城的外围，有一系列的城堡拱卫着都城，其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即是石头城。它既是东吴水军的总部所在，也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东吴在城内设有“石头仓”和“石头库”，用以储存军械、粮食和其他物资。除石头城外，在北部和长江边有金城、白马城，在西南方和东南方分别有冶城和丹阳郡城。此外，为了加强防守，东吴时沿秦淮河两岸都竖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图3.3　南京六朝都城平面示意图

（虚线为明代城垣）

西晋统一中国后，改建业为建邺。西晋末年为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又改建邺为建康。

东晋南朝时的建康城，是在东吴建业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主要是大造宫室，在原东吴苑城和昭明宫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建康宫”，正殿都位于中轴线上，这座新宫就是后世所称的台城，周围8里，呈长方形，其中心约在今成贤街四牌楼一带。起先是两重宫墙，到梁朝时，改为三重宫墙，并改筑为砖城。新宫内外大小殿宇达3500间。正殿是12开间的“太极殿”。宫城南面正中为大司马门，也称章门，凡是给皇帝上奏章的人，要跪拜在那里听候回音。

在宫城东门外，有东宫。宫城以北是苑囿区。东晋时在鸡笼山一带修华林园，覆舟山有北郊坛和药园。刘宋时在玄武湖立方丈、蓬莱、瀛州三神山等。

建康都城的大小和范围，同东吴建业城一样，城周仍为20里19步。东晋中期时曾经重修。共开有9门，除正南面的宣阳门外，还有南偏东的津阳门，南偏西的广阳门，东面的清阳门和建阳门，西面的西明门、阊阖门以及北面的玄武门和广莫门。

都城内总体布局大体也和建业城相似。主要商肆仍在城南秦淮河一带，史载“淮水之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从宫城大司马门南出2里经都城的南门宣阳门至秦淮河畔的朱雀门总长7里仍为御道，是全城的中轴线。两侧为官署和居民区，如东晋的军政要员王导、谢安的住宅就在御街东部的秦淮河畔，即著名的“乌衣巷”。这时西面的石头城仍为重要的防守要地。此外，从东晋起，又在都城西南角加修西州城（冶城包括在内），曾先后作为扬州刺史的治所和诸王的住所；再建东府城于丹阳郡城之北，秦淮河北岸（城周3里90步），作为宰相的治所。从西南至东南有四重城堡拱卫建康都城。

3.6.4　人口及其地位

从东晋建都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很快——“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沿长江和秦淮河的码头上经常停靠着来自“三吴”、长江中上游、闽粤以及海外的大量商船，有时多达万艘以上。在思想文化方面建康城也占有重要地位。当时设有文学馆、史学馆、儒学馆、玄学馆等。江南的文人学士云集于此。史学家范晔著的《后汉书》，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范缜的《神灭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是在建康编写完成的。还有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等，也主要是在建康成就的。

建康城也是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梁武帝还把佛教作为国教。建康城内外有几百座佛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15〕著名的江南古刹栖霞寺、灵谷寺，以及同泰寺（今鸡鸣寺）就是南朝时开辟的。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诗），正是这个史实的写照。

3.7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北魏洛阳城

洛阳自东汉至曹魏、西晋均为都城（在此之前还有东周）。三国至西晋时虽然屡次遭到战争的破坏，但战后均经过修复，城基无大变动，在城的形制和布局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城的平面仍然呈竖长方形，实行的仍然是南、北两宫制。惟一突出的变化是，魏明帝曹睿时效仿他祖父曹操在邺城的西北角筑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三台”的经验，在洛阳城的西北角也建造了由北、中、南三个小城堡组成的名为“金墉城”。洛阳城的规模、形制和布局的变化主要是在北魏时期。

3.7.1　建都背景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公元386—534年），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但平城偏处北方，常有风沙雨雪，这对于想统一中原的拓跋氏当然是不利的。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时，为更便于统治全国及进一步学习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决定将国都南迁洛阳。太和十九年（495年）新的洛阳城基本建成（图3.4）。事实证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重大决策，使此后北魏的经济得以空前繁荣，四十多年间，洛阳又一次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图3.4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3.7.2　总体布局与城建特点

和前代相比，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宫殿方面废除了东汉以来分为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而略为偏西，是在东汉和魏晋的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它的平面呈一规整的长方形，四面筑围墙，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660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占洛阳全城总面积约1/10。

城市的总体布局，除居中偏北的宫城以外，在宫城的北面为皇家专用的园林名华林园。在宫城的南面，正对宫门阊阖门的铜驼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两侧分布着当时的司徒府、太尉府等高级官署和太庙、太社等寺庙坛社，最有名的佛寺——永宁寺就分布在铜驼街西侧。宫城之外为洛阳城。洛阳城共开13座城门，南面和西面各4门，东面3门，北面2门，城内主要道路都和城门相通，道路成方格形。

魏明帝时在城西北角建的金墉城这时仍被保留延用。随着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第七年，又发动数万人夫在洛阳城的外围新筑郭城，是即外城。原先的洛阳城便称为内城。外郭城东西20里，南北15里，呈东西横长方形。在整个外郭城的范围内，划分为323个“里”（一说320个“里”），各有名称。每个“里”的平面都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边长300步，即当时的一里，划分得十分整齐和严密。居民们居住在各个“里”内，他们受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图3.5）。

图3.5　北魏洛阳外郭平面图

外郭城中除了主要作为居民居住的坊里以外，作为工商业区的“市”也设在外郭城中。文献提到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其中“大市”在内城以西的西郭，“小市”在内城以东的东郭，“四通市”在洛水之南的南郭，伊洛之鱼多在此出售。南郭中还专门建有金陵、扶桑等四馆和归正、归德等四里，用来安置南朝、柔然以及东北、西北各族的降人和西域的商人。

北魏洛阳城市建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宗教发达，全城寺院林立。据《洛阳伽蓝记》载，“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个别坊内，有十所佛寺，在城市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前面说到的铜驼街西侧永宁寺，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东汉时建的白马寺，在北魏时仍是重要寺院。南郭外的伊阙，有北魏时开始开凿的龙门石窟。原来东汉和魏晋时建在内城中的“金市”这时也被废弃，而在其地建佛寺等等。

3.8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隋唐长安城

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以宏大的规模、棋盘式的街道、规整的坊里、左右严谨对称的轴线布置，不但是中国中世纪城市的典型，也影响了当时邻近其他国家都城的形制。

3.8.1　城址选择

隋唐长安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位置即今西安市区所在地，西北距汉长安城十三里。是一座新建的帝王都城。撇开旧城另建新都的原因主要有：汉长安城规模较小，且北靠渭河，已无发展余地；自西周以来800年间一直是周、秦、汉诸朝的都城所在，地下水位很深，水质咸苦，供水困难；汉长安城缺乏整体规划，宫殿、官署、民居和商业市场的布局比较杂乱，又久经战火破坏，加以北朝旧贵族的势力也比较浓厚。因此，当南北统一的形势已经大定之后，有抱负的隋文帝便决心废弃旧城，在其东南六条冈阜（当时称为“六坡”）上另建新都，公元583年工竣，改名大兴城。唐朝继续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长安。经过数次充实扩建，终成我国封建社会建成的最大城市，也是全世界在封建社会建成的最大城市。

3.8.2　城市规划特点

隋唐长安城是按照规划图纸进行建设的。它的设计方案主要是参考了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即废弃了汉代的多宫制和宫殿区偏在南面，且与民居相杂的情况，把宫苑区和官署区集中到城的北部，而以宫门南出的大道（朱雀大街）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在城的中部和南部的居民区，则实行了一种整齐划一的里坊制度（共109坊），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商市区（都会市和利人市，即唐代东市和西市）。负责建城工程的，在隋代是宇文恺，在唐代是阎立德，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

3.8.3　总体布局

长安城的遗址，已全部湮埋地下。经勘查实测，城市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成（图3.6）。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正中，平面成规整的长方形，“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即高）三丈五尺”。今实测东西为2820米，南北1492米，周长为8.6公里，面积约4.2平方公里。四周的城墙均是版筑的夯土墙。宫城内有太极宫、东宫、掖庭宫三宫。太极宫位于宫城的中央，本为隋之大兴宫。宫内有16座大殿，其正殿名太极殿，是唐初政治的中枢所在。太极宫东边为太子居住的东宫，西边是宫女居住的掖庭宫。掖庭宫的北部为太仓所在。宫城北面设三门，南面设五门，其正门承天门北对太极殿，南临“横街”。横街宽三百步（合今441米），是当时在承天门前举行重大庆典的广场。

图3.6　隋唐长安城图

皇城在宫城之南，平面亦成规整的长方形，“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今实测南北为1843米，东西与宫城同，周围9.2公里，面积5.2平方公里；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隔。皇城内有东西向街5条，南北向街7条，其间分布着中央高级衙署和太庙、社稷。皇城共设7门，南面3门，东西各2门。皇城的所有大门均与城内大街相通。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与宫城的承天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在南北一条直线上。这条南北直线就是承天门大街（亦称天街）和朱雀大街，也就是全城的中轴线。

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宫城与皇城，是居民和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平面形状为规整的长方形，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9.7公里，周围共36.7公里，面积为84平方公里（包括宫城与皇城面积）。城墙皆为版筑的土墙，仅在城门两侧的墙表面砌有砖。墙的厚度为9～12米，城高一丈八尺，合今5米多。城外有壕沟。

在外郭城的东面城墙外，有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复墙。这道复墙就是开元十四年（726年）所筑的“夹城”。两墙之间称为复道，宽约50米。是供皇帝由兴庆宫从复道中北去大明宫，南去芙蓉园，往来潜行，不为外人知而建。

外郭城共设13个门，各门均建有高大的门楼。城的东、西、南三面，每面各3个城门，位置匀称。明德门是城的南面正门，共有5个门道，显得最为隆重、庄严。城的北面为4个城门，3个在宫城以西，仅1个在宫城之东。后者本来是通向禁苑的北门，唐代建大明宫后，则成为大明宫南面的5门之一。

3.8.4　对外交通与城市道路

长安有4条通往全国重要城市的陆路交通干道：一是东路经洛阳至汴（今河南开封市）、宋（今河南商丘县）；二是西路经岐州（今陕西凤翔县）达成都；三是北路渡河至太原，出娘子关达范阳（今北京市）；四是南路至荆襄（今湖北襄樊市和荆州市），再入长沙达广州。四路中以东路最为繁忙和重要。水路交通则从漕渠至潼关入黄河，从洛阳经通济渠、大运河，以扬州为中心，由长江上达潭州（今长沙市）、益州，又经洪州（今南昌市）入赣江，越大庾岭连广东北江达广州。

长安城内道路共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其中贯穿于城门之间的3条南北向和3条东西向大街是主干道，号称“六街”。各条大街都笔直端正，长而宽广。朱雀大街最宽，达150米。东边西边和南边的顺城街最窄，各宽仅25米。其余大街的宽度介于130～40米不等（大体可分为130米、120米、110米、70米、60米、50米、40米）。在各条大街的两侧，都设有整齐的水沟，宽3米，深2米多，并植有槐树和榆树。25条大街纵横交错，将全城划分为109个坊和两个市（本应为110个坊，由于城的东南角有曲江池，城墙作直角形曲折内收，故少1坊）。长安城的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当时的诗人白居易曾将这种城市规划描绘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皇城南面的朱雀大街，既是全城的中轴线，也是长安、万年二县管辖的分界线。它将全城划分为两半，东半54坊和东市属万年县管辖，西半55坊和西市归长安县统领。

3.8.5　坊里

长安城中的坊，各有坊名。各坊的面积大小不等，总的来说，宫城和皇城两侧的坊面积较大，皇城以南的坊面积较小，朱雀大街两侧的坊面积最小。具体可分有下列五种类型：

（1）朱雀大街两侧18个坊各为350步×350步，相当于515米×515米，约合26.7公顷；

（2）朱雀大街两侧第二排的18个坊各为350步×450步，相当于515米662米，约合34公顷；

（3）西墙金光门至东墙春明门大街以南的其他47个坊各为350步×630步，相当于515米×955米，约合49.2公顷；

（4）西墙开远门至东墙通化门之间的大街以北即宫城东西两侧的12坊各为400步×650步，相当于588米×955米，约合52.2公顷；

（5）开远门、通化门之间的大街以南即皇城东西两侧的12坊各为550步650步，相当于797米×955米，约合76.1公顷。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宫城、皇城的东面12坊和西面的12坊，原是整齐划一、东西对称的，面积是相等的。但是，由于后来建大明宫时开辟丹凤门大街，“翊善”、“永昌”二坊被从中分开，各分为两坊。其南则因扩建兴庆宫，又缩小了“永嘉”和“胜业”两坊用地。所以从平面布局上看，宫城、皇城以东的坊和以西的坊不甚对称，坊的数目也由原来的107坊增加到109个坊。

坊里面积如此之大，在古代中国城市中是空前绝后的。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坊里的划分完全由干道网决定的；二是为了便于统治管理，坊里数目太多，不便于管理。

坊的平面形状，基本可分为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皇城以南的36坊基本都成正方形，其余各坊均成长方形。坊的四周都筑有坊墙。除皇城以南的36坊只在东面和西面各开1门、在坊中只设1条东西街以外，其余所有的坊都在四面各开1门，坊内设十字街，街宽均15米。皇城以南诸坊靠近宫阙，不开南北门，是为了避免“泄气”，破坏“风水”。坊门均启闭有时，每夜街鼓鸣后大街上即空空荡荡。

3.8.6　商业市场

长安城中的商业区，分别设在皇城的东南方和西南方，即东市和西市。东市就是隋代的“都会市”，西市就是隋代的“利人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两市的形制相同，平面呈方形，面积约1平方公里。市的周围也筑有围墙，四面各开2门，内设16米宽的南北向和东西向街各2条，交叉成井字形，将市内划分为9区。每区四面临街，各种行业的店铺均临街而设。两市各有220个行业，店肆更为繁多。商业除集中在东市和西市外，围绕东西市和交通要道旁也还有不少小商贩和手工业作坊存在。如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业，崇仁坊造乐器，延寿坊造玉器，而通化门是东出的重要通道，车匠多在此营生。

3.8.7　大明宫与兴庆宫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及街道、坊市等的布局，都属隋代初建大兴城时所设计和修建，唐代除对外郭城曾作过修筑外，其他没有多大的改变。唐代的变化，主要是太宗和高宗时新建了大明宫，玄宗时又增修了兴庆宫。

大明宫位于太极宫东北面禁苑内的龙首原高地上（图3.7），本名永安宫，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634年）为其父李渊避暑养老而修建的宫殿，未建成时因李渊去世而停工。高宗龙朔二年（662年），高宗李治因患风湿病，恶太极宫地低潮湿，又复建大明宫，终于取代了太极宫，成为以后唐代的主要宫廷，称为北内（太极宫称西内，兴庆宫称南内，大明宫称北内，合称三大内）。

大明宫的平面形状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东墙向西偏斜因受龙首原地形限制），周围共7.6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在东、西、北三面，都有与宫墙平行的夹城。宫城共有11个城门。南面5个门，以居中的丹凤门为正门，门南有丹凤门大街，宽约176米；北面3个门，中间的玄武门与北面夹城上的重玄门对直。另外3个门为东面的左银台门和西面的右银台门与九仙门。宫内正殿为含元殿，建在丹凤门正北龙首原的南坡上，可以由此俯视长安城，重大的庆典和朝会，多在此举行。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和紫宸殿，它们与含元殿同在整个宫城的中轴线上。宣政殿是常朝之处，紫宸殿则是内朝的正殿。在大明宫的西部，另有一个重要的大殿名麟德殿。它分前、中、后三大殿，以中殿为主殿，是当时宫内举行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之处。在大明宫的北部中央，龙首原的北坡之下，有著名的太液池，池内有蓬莱山。从池北直至宫城北面的玄武门，为大明宫的风景园林区。总计大明宫内有殿堂、楼阁30余所，穷极华丽，比太极宫有过之而无不及。

图3.7　唐长安大明宫布局示意图

兴庆宫在长安城的东部，因在兴庆坊内而得名。兴庆坊是唐玄宗为临淄郡王时的旧居，开元二年（714年）开始兴建为宫。宫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80米，面积约1.35平方公里。四面开门，西面的兴庆门是正门。宫的南部有龙池。池北为宫殿区，池南为皇帝游宴的园林区。兴庆宫建成后，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爱妃杨玉环长期居住在这里，唐朝的政治中枢也从大明宫移到兴庆宫，曾盛极一时，留下了许多遗闻轶事。

3.8.8　供水与园林

隋唐长安城的供水水源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城内生活用水，主要渠道有三（图3.8）：一称龙首渠，自城东南浐河上游开渠引水，至城东北分为二支，一渠北流入苑，一经通化门兴庆宫自皇城入太极宫；二为城西南永安渠，导洨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称清明渠，引谲水，自大安坊东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极宫。

图3.8　唐长安附近渠道河流示意图

第二类为运河。这有两条，一条是为解决都城粮食和其他物资转运而开凿的，主要的路线为位于城东北，引灞河水西南流，在广运潭（即今石碑寨附近）停泊。第二条漕河是运南山的材木薪炭，解决都城燃料和建筑材料供应。主要线路是引谲水从城西入金光门，在西市西街设置停船码头，贮运来的材木。

第三类为供市民游玩休息风景区的水源，主要是城东南导义谷水，为灌注曲江池而开凿的黄渠。至曲江北出，又分两支：一支西北流往进昌坊慈恩寺；一支东北流往升道坊龙尼寺。

长安城中的风景园林，除供封建统治者游乐的、太极宫中的四大海和山水池，大明宫中的太液池，兴庆宫中的龙池，以及城北“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的禁苑外，主要是位于城东南隅的曲江池和芙蓉园。曲江在秦汉时即略具林园之胜，有地下泉水作为水源，秦汉王朝在这里修有离宫别馆。隋初宇文恺利用这个基础开辟为曲江池和芙蓉园，除原有的泉源外，又开凿了一条黄渠以扩大曲江水源，曲江自此面貌大变。经勘察，曲江池和芙蓉园四周筑有围墙，周围约7公里。曲江池在园的西部，周围约4公里。这里地势高亢，烟水明媚，风景秀丽，是长安城中著名的游览胜地。

3.8.9　宗教建筑

利用宗教进行统治，也是隋大兴城设计、布局上的一大特点。“文帝初移都，便立寺额120枚于朝堂，下制文：有能修造，便任取之。”见《新唐书·地理志》。并且还敕令大兴、长安两县各置县寺一座。在隋唐王朝大力宣扬、指导之下，长安城内寺院林立，多达百余座。据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载，唐长安有“僧寺八十一，尼寺二十八，道士观三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袄祠四”。遗留到今天的大雁塔和小雁塔便是隋唐长安城中佛教盛行的历史见证。

3.8.10　人口

根据《长安志》记载，当时长安，万年二县共领户八万余，推算长安城及其郊区的人口大约在四五十万之众。如若再加上皇族、兵士、奴仆闲杂、佛道僧尼、外国客人和少数民族等，推测长安城中的人口可达百万左右。

3.8.11　长安城市规划的特点和缺点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仍是继承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传统，由于完全是新建，这种传统的布局方式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有所发展。它的这种方正宏大、宫城居中、对称严谨、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坊里匀称的规划格局，把我国传统城市的空间结构推到十分典型的阶段，不仅影响到当时国内其他城市的建设格局，对当时的日本、朝鲜等都城的建设也发生很大影响。但是，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一是规划的面积太大，周长达36.7公里，城内面积达84平方公里，超过实际需要很大，以致城南一带里坊空有其名，很少有人居住。由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太大，使道路宽度、坊里面积也都大得惊人，处处以大来反映当时大一统的强大威力，企图超越前代。二是根据长安城的具体形势，东西大道应成为主要的干道（东至关东，西至成都、河西、新疆），但由于强调了南北中轴线，设计了以朱雀大街为中心的9条宽广的南北大道，而东西的14条街道除南半部1条以外都比较窄，以致对城内交通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三是盛唐时改用东北部的大明宫作为政治中心，玄宗李隆基时又以更偏东的兴庆宫为中心，这样就打乱了原有规划，使城市人口大量流向东北部，造成这一地区的交通紧张和居住拥挤的特别状况。

3.8.12　隋唐长安城的破坏

长安城自建成到彻底破坏，共历322年。其后期多次遭受战乱的摧残：安史之乱时，吐蕃兵于公元763年乘机进入长安，大烧大杀，一度使长安变成一座空城。公元883年，李克用进攻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李军进入长安，又是一番烧杀掠夺。最为严重的还是公元904年，朱全忠胁迫唐昭宗李晔和百官以及居民百姓迁往洛阳，并强迫居民挨门按户拆毁房屋，自渭浮河而下。这是对长安城的一次最大浩劫，使三百年帝都顿成废墟。这可从此后不久诗人韦庄写的《长安旧里》一诗看出：“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随着唐王朝的灭亡，长安从此也就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城市开始逐渐衰落下来。

3.9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隋唐洛阳城

隋唐两代定都长安的同时，都把洛阳定为陪都，称东都或东京。

3.9.1　建城原因及位置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初年，这是与当时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的。

自汉末以后，国家多事、连年战争，关中地区农业遭到很大破坏。同时，自两晋南北朝以来，江淮地区开发起来。这一地区和河北平原、黄河下游一道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隋唐建国后，都城人口大量增加，单靠关中地区生产，很难维持下去，需要大量依靠从东方运进粮食和各种消费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开辟了南北大运河。每年将东南各省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自扬州经大运河运至汴州入黄河。经三门峡运至长安，但运距过远，且有三门险关，隋唐两代多次企图改建这一段河道，都没有成功。粮食物资运到这里只好上岸走一段陆路再下船，费用浩大，大量粮食不得不堆积在洛阳。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运交通的发达，位于西北的长安愈来愈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新形势。同时，隋炀帝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正如隋炀帝所说“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隋书·炀帝纪》卷三）。而洛阳虽也迭经战争的破坏，但它处于全国中心，比长安更接近经济重心，交通运输安全便捷。“水际通，贡赋等。”以洛阳为中心，政治上最便于控制全国，交通上最便利各地运送贡赋。于是在他即位第二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便下令杨素、宇文恺等人营建洛阳城，“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不到一年时间，到606年正月便基本建成。

隋代建的洛阳城位于周代王城与汉魏洛阳城之间偏西，“前直伊阙之口，后依邙山之塞，东出□水之东，西倚涧水之西，洛水贯其中”（《读史方舆纪要》），地理形势与长安很不相同。

3.9.2　城市规划布局

洛阳城由外郭城、皇城、宫城、圆壁城、含嘉仓城等重要部分组成（图3.9）。

外郭城的平面南宽北窄，东北城角成锐角，形制不如长安城规整。据实测，东垣长7312米，南垣长7290米，北垣长6138米，西垣比较迂曲，长6776米，城周共27.5公里，面积约为47平方公里。和长安城一样，城墙都是版筑的夯土墙。外郭城西面未设城门，其余南、东、北三面共设8个城门，南面3个，东面3个，北面2个。南面中央的定鼎门是正门，北对皇城的端门和宫城的应天门。外郭城西北部为宫城、皇城等所在的中央政治区和仓储区，其以东部分和洛水以南部分为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市场。

宫城、皇城、圆壁城、含嘉仓城等位于都城的西北隅。宫城平面近正方形，南墙中部向南略微凸出，四周均有版筑围墙，厚约16米，内外均包以砖。宫内正殿为含元殿。皇帝常朝之所为宣政殿，其位置在含元殿之西。宫城之北有陶光园、曜仪城和圆壁城，在宫城的东北隅和西北隅还各有一小隔城。

皇城在宫城之南，围绕着宫城的南、西、东三面，其墙垣也内外砌砖。紧邻皇城的东面为东城，东城平面呈南北长方形。皇城和东城为各衙署驻地。

含嘉仓城在东城之北，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600余米，面积约42公顷。含嘉仓是为了储藏各地运来的粮食和布帛等，以供应都城众多人口和庞大的官僚机关、军队需用。隋炀帝不仅下令在洛阳城内建含嘉仓，在洛阳北沿黄河还建有洛口仓、回洛仓等。含嘉仓城内发现粮窑200余座，排列整齐，从中可以看出隋唐漕仓储粮的情况。

图3.9　隋唐洛阳城市复原示意图

3.9.3　道路系统

洛阳的街道，在洛水以南有南北向街14条，但目前只探得12条，东西向街只探得6条。洛水以北只探得南北向街4条，东西向街3条。从已探得的路网情况看，洛阳城的道路系统和长安城相似，也是横平竖直成方格形路网。其中正对宫城主要城门的南北大街是全城的主干道，以对着各个城门的道路为干道，构成全城的路网骨架，和划分坊里的一般道路共同构成方格形路网。但由于整个城市布局不对称，使道路网也不像长安城那样完全规整对称。

道路宽度也比长安要小，最宽的主轴线定鼎门大街宽121米（长安朱雀大街宽150米），其余干道宽度为60～40米不等，一般道路宽度在30米以下。这可能是吸取了长安城道路过宽的经验，使城市布局更为紧凑。

3.9.4　坊里

洛阳的里坊数，文献记载颇不一致，《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等记是103坊，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经对比文献和探查情况，复原为109坊。坊的平面大多呈方形，或矩形。大小也不尽相同，一般长、宽各在460～580米之间。坊的形制，也是周围筑墙，四面各开一门，内设南北和东西向的街各一条，交叉成十字形，街宽14米。

3.9.5　商业市场

洛阳城里共设有三个集中的市。最大的南市（隋代丰都市）在洛河南岸，占地两坊；北市（隋代通远市）在洛河北岸，坊里中央，占地一坊；西市在城市西南隅，厚载门内，也占地一坊。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交通比较方便。其他诸坊尤其是洛河以北邻近洛河的几个坊后期商业也较繁荣。

3.9.6　园林

洛阳的园林主要是位于宫城之西的皇家禁苑，隋称会通苑，又称上林苑，唐高祖李渊改名芳华苑，武则天又改称神都苑。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周长达200里。苑内沿龙麟渠建有16所宫苑，栽养有各地征集来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苑内凿有大池，称之为海，周10余里，海中建有蓬莱、方丈、瀛州诸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建有台观殿阁，穷极华丽。

上述洛阳城的规模、形制的总体布局，大都在隋代已经奠定，唐代比较重要的变革是在皇城的西南面、禁苑的东部建筑了一处极其华丽的上阳宫。“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唐代诗人王建的这些诗句，足以说明上阳宫壮丽优美。高宗晚年常居此宫听政。此后，上阳宫便成为东都的主要宫殿，代替了原来的宫城。这和长安建大明宫的情形是相似的。

洛阳城和长安城同为宇文恺等所设计，其形制和布局总的来说与长安城是相似的。但是，和长安城相比，洛阳城在规模，宫城、皇城位置，坊的面积与形状，道路宽度以及商业市场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宫城不是位于城北正中，也不是居中而是西偏，中轴线左右不对称。这主要是受地理条件制约所决定的。因为□水由北向南流入洛水，正从城中穿过，故宫城、皇城的位置不得不西移，中轴线只好偏在西部。

唐末朱温建立的梁朝，即以隋唐洛阳城为都城。五代时，在此建过都的还有后唐，但为时都很短。从此，洛阳也就失去了都城的地位而开始衰落。

3.10　隋唐时期的地方城市

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因此许多地方城市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3.10.1　隋唐时期的商业城市

隋唐代实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海外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在一些交通条件优越的地方，产生、发展了一大批商业城市。国内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有三个：一为南方的海港城市——广州（番禺），一为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会处的扬州（江都、广陵），还有一处是大运河与黄河的转运中心汴州（开封）。此外四川的益州（成都）、江西的洪州（南昌）等地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当时扬州是国内商业最为繁华的城市，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州城市的发展、规划建设详见本章3.2）。

3.10.2　隋唐代的一般地方城市

隋唐代的一般州县城市很多，但大多在后世进行了重建或改建，基本上能保持当时格局的并不太多。这里以山西新绛为例（图3.10）。

新绛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今侯马市西），唐代为绛州州治所在，当时为由太原向西南至稷山再渡过黄河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上，商旅较发达。新绛的城垣建设“自隋开皇三年，由王壁徒此，始建”。“西北正与姑射山相对，最居城北上，西连庆门台楼，东北可周览人家，依峰壑列屋”，这些描述与目前的城市格局相似。城内主要建筑州衙在城市北部的山上，地势雄伟，可以俯瞰及控制全城。由于北半部为山丘，城南有临汾河，城市平面形状并不规则，充分结合了地形。主要干道为南北向。在布局中虽未采用以道路为对景的手法突出州衙，但却以地形位置突出州衙，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城内的主要道路将全城划分为正平、孝义、桂林、安元四坊。

3.10.3　隋唐时代边远城市及少数民族城市

南北朝时期，国内经历了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边远地区尤其是北方边远地区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吸收了汉民族较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逐渐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一批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根据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这些地方也兴建了一些城市，都吸收了汉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经验。

图3.10　山西新绛城市图

唐代西域地区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建设了不少城市，丝绸之路上由于经济贸易的需要，更是如此。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中亚、西亚一带城市建设的经验，同时也受到汉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影响。其中一些城市由于后来商路断绝，或由于水系改道、枯竭，或沙漠侵蚀等原因，城市都先后放弃，由于干旱少雨的气候，使得一些城址比较完整地得以保留。

1）唐代的高昌城

高昌古称西昌，在今新疆天山南麓吐鲁番东约25公里处，胜金口流出的木头沟水经过二堡流入城中。汉代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在此设校尉，进行屯垦，自晋及魏常设太守统之。晋咸和二年（公元323年），前凉王张骏在此设高昌郡，北凉时期曾定为国都，唐代并入称高昌（图3.11），为唐西州治所。

图3.11　唐高昌故城平面图

高昌城分为外城、内城及北面的宫城三个部分。外城大略呈正方形，长宽各约1500米，四面有呈弧线形的城垣，西北角内凹，东墙北半部向外突出，城垣基址厚达12米左右，至今残存部分尚高达11.5米。城墙外筑马面，夯土筑成，其北端一门还设有曲折的瓮城。城市的西南角有很大的寺院和“坊”的遗址。内城在外城中间，城正中偏北有一不规则的圆形小堡垒，内西北有高台，台上有一高达15米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越过内城墙与宫城中轴线上的大殿相对直。宫城在全城的北部，成长方形。宫城的北墙即为外城的北城垣，宫城南墙为内城的北城垣，宫城内遍筑宫殿。从宫城布局来看，其宫城在北、内城在南的格局，与唐长安宫城和皇城的位置相似。城市西北角的寺院和东南的坊市，也与唐长安的集中的市类似，外城也是一般居民的集中居住区。

2）渤海国上京龙泉府

渤海国是满族人的先世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698年建都于今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城。渤海国全盛时疆域南达朝鲜北部，东到日本海，包括东北大陆和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全部、伯力边区的大部，存在了200多年。公元713年归顺唐朝，“渤海”成为唐朝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州。公元755年迁都到今黑龙江宁安市的上京龙泉府。

上京龙泉府（图3.12）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东西宽4400米，南北长3400米，面积近15平方公里，四面共开有10个城门。中央大街（朱雀大街）将城市分为左、右两半，中央大街宽达88米，还有四条大街纵横交错，各宽50米。在五条道路之间是划分坊里的次要道路。内城在外城北部中间，周长9华里，呈长方形。宫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周长5华里多，也是长方形。宫城城墙用玄武岩筑成，宏伟壮观，城东是禁苑。上京龙泉府是仿造唐长安建造的，形制极其相仿，连出土的雕花文饰也与唐大明宫的相同。

图3.12　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平面图

3）丝绸之路上的城市——锁阳

锁阳城位于祁连山北麓甘肃省的戈壁荒漠之中（图3.13），是唐瓜州的治所，相当繁荣。唐高宗武德五年以后设督府于此，辖肃州、瓜州、沙州三州，屯兵5000，是丝绸之路上的军政重地。

图3.13　锁阳城城垣遗迹示意图

城市平面大致呈正方形，南北长470米，东西宽430米，城墙基础厚约5～6米，城墙残迹高9米，顶宽3～4米。城墙四周有马面，还有四个瓮城。分内外两城，外城居东，内城居西成并列状。内外隔墙东侧有五个马面，城西北角有一瞭望楼，高约9米。城北墙外还有一道城垣遗迹，没有马面。城外西北不远处还有两个土堡，据传是当年关押战俘的地方。

4）北庭城

北庭城位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约12公里处，南依天山，北望沙漠，扼守东西交通要冲，与天山南麓的高昌、交河相遥望。北庭城现存形制基本形成于隋唐至宋元时期。隋唐时期是北庭都护府所在，宋代则是高昌回鹘民族的陪都（图3.14）。

图3.14　北庭古城平面图

北庭城分宫城、内城、外城三重，除宫城外，内外两城均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北，宫城位于内城东部偏北。外城周长4596米，占地110公顷，内城周长3003米。内外两城的四隅有角楼，城墙外面筑有密集的马面和敌台，城外有护城的壕沟，外城以北还有一座羊马城。内、外及宫城在构筑方法上有明显的区别。外城包括羊马城属于一个系统，主要为唐代修筑。内城、宫城和建筑是一个系统，主要为高昌回鹘时期修筑。外城的形制反映出强烈的军事性，说明唐北庭及其以前时期，北庭城偏重于政治、军事中心的职能。内城与宫城的形制反映出高昌回鹘时期陪都的性质，一度拥有城容壮丽、市肆繁华的景象。城市布局受地形限制，不拘泥于方正的平面，而在城市内部尽力寻求规整。内、外城四面开门，以宽直的大街相连，有一条明显的中轴贯通宫城、内城和外城，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规划手法。内城、宫城的皇家园林，因地制宜，结合水面条件，反映出规划上的适应性。

5）南诏国都城太和城、羊苴咩城和陪都拓东城

唐朝时在我国今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建立有一个南诏国，先定都太和城，后迁都羊苴咩城，并在今云南东部昆明市滇池边建一陪都拓东城。

我国云南大理一带，即苍山之麓，洱海之滨，向为洱河蛮（白族）所居。到公元7世纪时，在其周边巍山、漾濞、宾川、洱源、鹤庆、剑川等地，则逐渐形成了彝族、纳西族为主体的六个部落，史称六诏，诏是当地民族“王”或“首领”的意思。唐开元年间，地居南面魏山县的蒙舍族（南诏）逐渐强大起来，其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于公元738年（唐开元26年）六诏终为南诏所统一，建立了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国，并于次年（739年）把政治中心从蒙舍川迁到了太和城（今大理市太和村西）。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太和城位于大理市下关与大理旧城之间的太和村，今遗址尚存。由于西为险峻的苍山，东为宽阔的洱海，故太和城只筑南、北两道城墙。北墙西起佛顶山峰，南墙西起五指山麓，两墙蜿蜒而东，直至洱海边。北墙长约2公里，南墙长约1.5公里。当时的城市街道，唐人樊绰所著的《蛮书》曾有记载：“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城内中部有一方约百平方米的平地，可能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公元747年，又在太和城西的佛顶峰上建筑一小城，称金刚城（因唐僧送金刚经至此，故名）。金刚城是皇室的又一居址。太和城中部宫门外，有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的一块巨碑——南诏德化碑。碑文记录了南诏强盛时的疆域、军政设施、与唐的关系及境内各族生活习俗等，为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资料。

南诏在太和城建都40年后，至唐代宗十四年（779年）阁逻凤孙异牟寻将国都迁至羊苴咩城。羊苴咩城意即羔羊城，羊一作阳。位于太和城之北，即今之大理旧城。该城始建于764年，后来不断扩建，形成“延袤十五里”的壮丽大城。南北城门之间，有一条通衢大道相连。城内主要有南诏王宫和高级官吏的住宅。后来，南诏还建有一座接待西南各部落酋长的宾馆——五华楼，周长5里，高100多尺，可以居住万人。又在大理城西北苍山与洱海地形交接险要处（上关）建一便于扼守的要塞龙口城，在距大理城南13公里处的龙尾关（下关）建一龙尾城，两城南北对峙，作为羊苴咩城的外围屏障。

羊苴咩城作为南诏国都城，历时123年，直至902年（唐天复二年）南诏灭亡止。其后经过三个过渡王朝（郑氏、赵氏、杨氏），到973年（五代后晋天福二年），白族人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国均以羊苴咩城为王都，直到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征云南，破大理城为止，前后长达474年之久。

南诏国定都太和城时期，还于云南东部今昆明市滇池北端东岸建一拓东城，作为二诏（陪都）。“拓东”即开拓东境的意思。拓东城建于赞普钟十四年（765年）。东至兀儿朵（五里多），西至得胜桥盘龙江岸，南至南天台、石虎关一带，北至五华山、大德山麓（南麓为今昆明华山路）。建城以后，曾几次迁四方之民充实城市。城中并建有高150尺和高80尺的东西两寺塔，成为南诏精神信仰和地方经济实力的体现。781年，改拓东城为鄯阐城，809年定为东京，860年又上升为上都，成为仅次于首都的第二政治中心。

6）吐蕃国逻些城（今拉萨）

逻些，或作逻娑，是唐代藏文的音译。公元7世纪初期，藏族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当时的拉萨名曰卧马塘，尚是一片柳林、灌木和杂草丛生的沼泽地，属苏毗部落的辖地。在距其一百多公里地的南部雅隆河谷，有一个强盛的部落吐蕃。他们渡过雅鲁藏布江，攻克苏毗部落，占领了卧马塘。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继位，征服了西藏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吐蕃国。633年，松赞干布选定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卧马塘作为首都，并在红山（今布达拉山）上开始兴建宫室。

为了加强与内地的通商和友好关系，634年，藏王松赞干布派使臣去长安，献给唐太宗黄金5000两，珍宝数百件，请求联姻。641年（唐贞观15年），富有远见的唐太宗答应藏王请求，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同年，文成公主入蕃。为迎娶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新唐书．吐蕃传》），这宫室即是早期的布达拉宫，〔16〕城则取名为“逻些城”或“逻娑城”。文成公主入吐蕃后，积极协助松赞干布治理西藏，同时创建了小昭寺，用以安置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珍贵的释迦牟尼十二岁时等身紫金像，并根据文成公主的建议，利用白山羊驮土填平卧马错（湖），就地兴建佛寺。647年建成“惹萨珠囊”，意为“白山羊驮土幻显寺”，即著名的大昭寺。以后又围绕大昭寺四周进行了一系列扩建工程，形成了庞大的建筑群。继文成公主以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又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联姻。致力于唐、蕃和好，屡促和盟，导致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蕃在赤岭划界立碑互市。昔日卧马塘的名字，自松赞干布建城以后，则逐渐被逻些城或逻娑城之名所取代。到9世纪前期，“惹萨”一词又演变为“拉萨”，意为“佛地”、“佛土”。

至9世纪中赞普达磨死后，统治集团分裂，奴隶、属民起义，最终导致了公元842年吐蕃王朝的崩溃，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城市不但没有建设，而且原有的一些宫寺也毁于战火。

阅读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郡国志

2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

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4，5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5

4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5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第3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7　叶骁军主编．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2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8　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9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10　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得志．唐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6）

12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复习思考题

1．我国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发展有哪些特点？并扼要阐明各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2．我国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建设有哪些特点？其原因主要是什么？

3．唐代扬州为什么能空前繁荣发达并能发展成我国重要的海外贸易大港？

4．试述曹魏邺城规划布局的特点及其意义。

5．六朝都城建康（建业）商市布置在何处？为什么不布置在建康城内？

6．试述隋唐长安城的规模及其规划布局的特点。

注释

〔1〕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5）

〔2〕《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语。

〔3〕《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语。

〔4〕《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语。

〔5〕《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语。

〔6〕《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

〔7〕《唐会要》卷八四《杂录》。

〔8〕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9〕《旧唐书·杜亚传》卷一四六。

〔10〕《全唐文》卷七十五唐文宗太和八年上谕。

〔11〕《新唐书·邓景山传》卷一四一。

〔12〕《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

〔13〕唐代羁縻府、州设置情况是：属关内道府29、州90；河北道府14、州46；陇右道府51、州198；剑南道州261；江南道州51；岭南道州93；党项州（不知隶属）24。大凡府州856。详见《新唐书·地理志》。

〔14〕北魏时柔然族建立的政权，原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游牧，北魏时进居阴山一带。

〔15〕《南史》卷七十《循吏郭祖深传》。

〔16〕早期的布达拉宫已毁于雷击和兵燹，仅剩“曲吉卓布”和“帕巴拉康”佛堂两处。今布达拉宫主要为17世纪中叶以后清代所建。

4　五代宋元时期的城市

五代宋元时期尤其是宋代，是我国多方面都发生相当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就在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大转折。同期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城市也颇具特色。元代虽然充满了矛盾和危机，但在开凿大运河，建制了以“省”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以及城市发展方面，却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　城市发展背景

唐末由于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我国又出现了一个短期分裂局面。在五十余年的分裂中，黄河流域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而其他地区先后有十个地方割据的政权，史称“五代十国”。公元960年，北宋赵匡胤又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宋太祖没有继承周世宗的事业，乘胜北征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党项族（羌族的一支）所建立的西夏国也还统治着陕北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因此，北宋王朝从一开始建立就缺乏隋唐那种高度统一的政治局面。待到松花江流域上的女真族兴起灭辽之后，北宋又一直受着金人的威胁。公元1127年，金人终于灭了北宋占据了北方大片国土，高宗退守江南，形成了一百多年间南北对峙的局面。至13世纪初，蒙古族又兴起于漠北，不仅攻灭了南宋，而且征服了中亚、西南亚和欧洲东部，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元朝大帝国。因此，这一时期，政治上是我国中古短期分裂和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但在经济上仍然有所发展，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时期。

本期还在五代十国时，南方9国由于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战祸，因此，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形成了7个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基本以它们国都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它们分别是：吴和南唐两个小国以扬州、金陵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吴越国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经济区；前蜀和后蜀两个蜀国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经济区；南汉国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经济区；王审知建立的闽王国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建经济区；以马殷为王的楚国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经济区；由高季兴建立的南平国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南经济区。以上9个国家，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经济和城市均有一定的发展。

本期封建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以至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1）农业

宋代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耕地面积扩大。北宋时农民开辟了许多新农田（长江下游的圩田，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开辟的山田等）。据当代学者研究，到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全国实际耕地面积达1470多万顷，是盛唐时耕地总面积的2倍。

（2）水利事业大发展。宋代大兴水利事业，尤其是南方，仅江苏、浙江、福建三地的水利工程就达817项，是唐代三个地区水利工程总数（91项）的7.9倍。这样大大提高了水田耕种区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推广优良稻种和扩大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宋代从越南引进了成熟快、耐干旱的占城稻，这样就使南方一些地区有可能一年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宋代许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比以前扩大。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大半个中国，棉花在闽广一带也开始大面积种植，并向东南和西北地区迅速传播。此外甘蔗、果树、蚕桑、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有较大的发展。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的提高，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丰富的食品，扩大了手工业原料来源，也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2）手工业

宋代的手工业进步相当显著。主要表现在采矿、冶炼、制瓷、纺织、造纸和印刷、造船业等方面，并出现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

在采矿业中值得首先提出的是煤炭的大量开采。河东境内的居民全部都用煤作燃料，北宋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也全都用煤作燃料。江西萍乡、丰城的煤炭，河南鹤壁的煤炭也被开采。其次是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徐州利国等地，都发现有宋代的冶铁遗址。用煤冶铁加上木风箱的发明，火力强，风力大，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这对于改善农具所起的作用很大。

纺织业制作技术更有提高，特别是缂丝和刺绣，已经达到极其精致的程度。纺织品的种类很多，仅绢就有50多种，绫有27种。四川是纺织业的主要产地，仅官办的成都锦院就拥有117间房子，154台织机，585名工人，生产的蜀锦达数十余种，产量占全国织锦总数的20％左右。江浙一带的纺织业也很兴盛，宋神宗时年贡帛达98万匹，等等。

宋代瓷器制造，不论在产量和制作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的提高。烧造瓷器的窑户，当时已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河北定州的定窑（今河北定县），河南汝州汝窑（今河南临汝县），浙江处州的龙泉窑（今浙江丽水），江西景德镇瓷窑以及郑州柴窑等。据说郑州柴窑从五代末年柴荣兴建以来就已能够烧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瓷器成为当时重要的出口物资。

造纸业和印刷业也有很大提高。福建的建阳、安徽的徽州、四川的成都以及江浙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已成为纸的著名产地。开封、成都、婺州（今浙江金华）、杭州等地都是当时刻板印刷最发达的地方。在刻板印刷的基础上，北宋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印刷业中的一次革命，大大加快了印刷速度，使宋代书籍出版既多且快，也大大有利于公、私图书的收藏，这是宋代书籍流传下来较多的重要原因。

造船业在宋代也很发达。指南针的发明并应用于航海，既扩大了海上的贸易往来，也推动了造船业更加发展。福、泉、明、温、雷等州是当时主要造船中心。北宋哲宗时，全国官营造船场每年造船数额达2900多艘（包括内河船和海船），其中温州和明州各600艘，居全国第一位。宋徽宗宣和年间出使高丽所建造的神舟，长约40丈，深约9丈，阔为7.5丈，在江海上“巍如山岳”。

此外，宋代还发明了火药和火器，相应地推动了工业和经济的进步。凡此都标志着宋代手工业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3）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商业也比前代繁荣发达，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在商品流通上，开始产生了纸币（当时称交子）；

（2）在政府财政收入上，开始在大小城市和大小市镇征收商税；

（3）南北农村中，出现了许多定期的集市；

（4）在城市中商业既突破了以前“市”的限制，商业可以随街布置；也突破了时间限制，店主可以昼夜营业；

（5）在商业和手工业中，行会组织增加。行会组织是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唐代时已出现按同行业组织的行会，并通过行会组织展开活动，行会一般都有行头或行首，行会的主要职责和活动是协助政府管理市场，交纳赋税，平抑物价，限制本行业经营规模及产品质量；对同行业的技术规定等。宋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行会有所增加。唐代长安商业行数为220行，洛阳为120行，宋代则达到300多行。

蒙古族兴起建立的元朝，起初对于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还缺少认识，后在汉民族和中原、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影响下，不得不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方式，开始重视农业。元朝的江南已盛种棉花，元政府还在这一带地方设置木棉提举司。松江地区由于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带来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工具，所织棉布，已成为名扬远近的商品。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的管理，元朝在上都、大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立了织造局。商业也有发展，当时的大都、杭州、泉州都是闻名于世的大商业都市；并再一次打通了中西的通路，对于国际商业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元朝统治期间，一项重要措施是行中书省的设立，即以后省制的先声。元朝政府将中国本土以外疆土划为钦察、窝阔台、伊利等四个汗国统治外，在中国本土则以国都所在地区（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划为“中书省”（也称“腹里”），其他地方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十一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我国行政区划代有变更，但以“省”为最高一级区划单位，实起于元代，至今未有改变。

元代定都北京。这是我国首都选择在地理位置上的一大变化。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代一改隋唐时所开的东南西北向大运河，而开辟了南北向大运河（主要是通惠和惠通两条运河），虽然水浅岸窄，不能负重，大部分漕粮不得不取道海上运至北京，但为以后明代大运河的畅通开了先声，也为大运河沿线的城市特别是天津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2　城市发展和建设特点

在上述经济社会背景下，五代宋元时期城市发展和建设又表现出了和以前诸时期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4.2.1　南方城市继续发展，数量增多，而北方城市仍在减少，城市发展和分布“南升北降”态势犹在延续

现以南方今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省和北方中原核心地区河南省为例。隋代南方四省有郡城21，县城85（均包括附郭县城，下同）；唐代南方四省有州城35，县城170；至宋代时南方四省则有府州军城48，县城达243。宋代与唐代相比，州级城市净增13，县城则净增73。如与隋代相比，则增加更多，州城净增27，县城净增158。相反，北方河南省，在隋代有郡城15，县城135；唐代有州城18，县城减为132；至宋代时有府州军城17，县城则减为99。宋代与隋唐相比，州级城市数大体相同，而县城数净减少30多个（比隋少36，比唐少33），详见表4.1所列。

表4.1　隋唐宋今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省与河南省州县数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统计。

南方长江三角洲东部的城市增长尤快。隋代这里仅设一吴郡；唐时分为苏州、湖州；北宋时又新增一秀州（南宋时改为嘉兴府）。经南宋一代的发展，到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将秀州华亭县又升置为府，次年改为松江府，从而奠定了今日上海、苏州、嘉兴、湖州四个城市的基础。县建置方面，隋代本区仅设有5县，唐代增加到12个县，宋代则增加到16个县。州、县（城）数均在急速增长。另外，还值得提到的是上海自北宋后期起，逐渐形成聚落，并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成镇，称为上海镇。

形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南方政局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快于北方所致。这从以上自五代十国起南北方所处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即可以看出。

4.2.2　兴起了许多大的商业都会和许多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市镇

宋代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许多大的商业都会。仅据《宋史·地理志》载：“（京东路）睢阳当漕舟之路，定陶乃东运之冲”；“营丘东道之雄，号称富衍，物产尤盛。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京西路）襄阳为汴南巨镇”；“（河北路）镇、魏、中山皆为雄镇”；“（河东路）太原……犹为重镇”；“（淮南路）扬、寿皆为巨镇，而真州当运路之要”；“（荆湖南北路）江陵国南巨镇，当荆江上游，西控巴楚。潭州为湘、岭要剧，鄂、岳处江、湖之都会”。此外，首都东京开封和三个陪都，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城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和杭州、苏州、江宁（南京）、广州、成都、长安等城市的商业更为繁荣，规模也更大。

宋代除出现上述列数的许多大商业都会外，在县城以下还出现了许多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市镇，包括“镇”和“集市”两个层次，统称小城镇。

我国的镇最早起源于北魏，是为防御当时北方柔然族建立的政权南侵而设立的。唐安史之乱后，随着各地节度使的不断设立，由节度使统辖的镇也大量出现，其目的是形成与政权系统相对立的藩镇系统，以架空或分割县级治所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宋代出现的镇则与以往的镇不同，首先，宋代出现的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以经济职能为主。宋王朝规定：“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这表明，设镇的标准与税收多少、人口规模大小有关，这与以往封建统治者只根据军事需要建镇有本质的区别。其次，宋代设置的镇均为“建制镇”，是宋代基层行政单位，属于城市性质，被看做是城市型聚落。据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成书的《元丰九域志》载：全国有县1135个，有镇1664个。这些镇，有的是以前节度使的治所，在节度使成为虚衔以后还保留经济功能；有的是因为手工业、商业、交通等经济因素的发达而新设置的，如全国出名的景德镇即设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镇一般都设有“场务”，收取商税。在地域分布上，这些镇大多设于交通要道、水陆码头、沿海口岸和大城市周围。如东京开封府有31镇，西京河南府有22镇，南京应天府有13镇，北京大名府有20镇，杭州府有12镇，成都府有19镇等。在运河沿岸、长江下游、汴河、淮河沿岸以及沿海地带也都分布有许多个镇。

在宋代，南北各地的农村中，还出现了许多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统称为坊场。凡属于粮食、蔬菜、水果、柴、炭、陶瓷用具、竹木什器、布匹、丝绸、衣服、鞋帽、猪、马、牛、羊等等都在坊场买卖。苏轼的诗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可见，其时集市已很普遍。这些集市与镇不同，它属于农村性质，是农村聚落的一部分。当它的规模逐渐扩大后，也可以升置为镇乃至县。宋代农村若干集市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在农村中的表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人口集中、水陆交通方便处迫切需要出现许多新的小范围、近距离的集市以供交换贸易。宋政府同样在这些市集中收取商税，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

4.2.3　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东部沿海港口城市兴起既多且盛

本期宋元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续有发展，比唐代的极盛时期还更繁荣发达。这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

（1）国内商业、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商品数量多，特别是茶、丝及丝织品、瓷器，是当时主要出口物资；

（2）造船技术水平的提高；

（3）指南针的发明并用于航海；

（4）宋元两代都把对外贸易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而实行一条对外开放的政策。

宋朝立国后，很重视国内商业互市，也很重视海外贸易。为了招徕外商贸易，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特地派遣使臣前往南海诸藩国“勾招进奉”。宋神宗也认为：“昔钱、刘窃居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法也。”见《续资治通鉴具编拾补》卷五。这些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北宋政府对外贸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思想。

南宋偏安江南，版图不及北宋的2/3，朝廷的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为了应付向辽、金纳贡的需要和对付辽、金的军费支出，也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正如顾炎武所说：“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故不少。”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高宗本人也说过：“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

元朝地跨亚欧大陆，疆域范围之广，亘古未有，这为元帝国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元政府不但允许外国人“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对宗教活动特别支持，无论是何种教徒来华，在税收和进出境上都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所以终元一代，是东西海陆畅通。

正由于宋元两代政府的提倡和鼓励，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和沿海港口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北宋时，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印度，西南到波斯、阿拉伯，远达非洲，都有海上贸易往来，兴起的港市多而又盛。这从市舶司（司舶务、司舶坊）设置的处所远较唐代增多和各港口都很繁盛可以得到说明。

唐代我国设置市舶司有史可稽的只有广州一处，北宋时则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今青岛市前身），以及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共计有6处；南宋虽只半壁河山，但又新设温州、江阴军、秀州海盐县澉浦3处；元代则有7处之多：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此外，太仓刘河港也在这一时期兴起，虽未于此置市舶管理机构，但是元朝漕运重要下海口，是时海外诸藩亦俱集此贸易，有“六国码头”之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

本期港市不仅兴起个数多，而且兴旺繁盛。例如杭州：杭州自东汉时移钱塘县于今杭州城内，从此城市得以诞生。但在隋代以前，由于其地成陆不久，地近江海，“水泉咸苦”，城市发展一直缓慢。隋唐时随着大运河开通和居民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城市才日趋繁荣，不过比起当时苏州其地位仍然居下，所谓“雅亚吴郡”。经过五代吴越的发展，到了北宋，杭州已是“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盖十余万家”。海运上其时则是“江帆海舶，蜀商闽贾，水浮陆趋”。南宋定都后，繁盛更是达到顶点，人口达到近百万人。

又如明州（宁波），自唐代形成海港城市之后，由于水占姚、奉、甬三江之便，地有浙东平原之饶，到两宋时期，其以丝、瓷、造船、海运为特色的港口经济也相当繁荣，所谓“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船往来，物货丰衍”。（《乾道四明志》卷一）见图4.1。

图4.1　北宋明州市舶遗址示意图

温州在北宋时是：“城脚千家具舟楫。”（北宋赵汴诗）

江阴黄田港景象是：“黄田港口水连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虾不论钱。”（王安石诗）

至于广州和泉州港自不用说。特别是泉州港，自唐朝后期兴起后，至南宋时由于首都南迁，泉州较由广州去杭州为近，有些外商往首都贸易，就不必绕道广州而直接由泉州登陆，其繁盛已凌驾广州之上，历宋、元两代，均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和东西方交通最大港口，“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号为天下最。”类似的记述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拔都的游记中也可见到，他们也一致称它为“东方第一大港”、“世界第一大港”。

值得提到的是，唐代繁盛至极的扬州及扬州港本期衰落了。其原因主要是：

（1）唐末和五代时军阀战争破坏；

（2）入宋之后，其国内贸易的部分为真州（今仪征市）所取代，而国外贸易则分别被附近新兴起的杭州、上海、江阴等港口所取代。

4.2.4　以省会为中心的省级城市体系开始形成

这一特点主要是对元朝而言。

我国地方的城市体系向来与行政区划并行。秦置郡、县，形成郡一县两级地方城市体系。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行政区划进一步细化，从东汉后期开始向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转变，相应地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城市体系。唐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为道，宋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为路，道、路之下分别辖若干府、州，府、州之下分别辖若干县，大体仍为三级城市体系（不包括县下镇一级区划单位）。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实行以省制为中心的行政区划体系，开创了以“省”作为我国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单位的先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元代在省以下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比较复杂。据《元史·地理志》载，省以下“有路、府、州、县四等，大率以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其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尽管元代行政区划很复杂，但以省统路或府，路、府统州或县三级最为普遍。另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代有路185，府33，州359，县1127，另外还有军4，安抚司15。

考虑到元代行省面积过大，行省驻地的数量因此而较少，不能真正反映省级行政中心的发展，因此用肃正廉访司道驻所更能反映省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肃政廉访司是元代的监察机构，其巡视地区称之为“道”。元代全国共设有22道，这就较行省更接近于今天的省级行政区划了。表4.2列出了元代行省、肃政廉访司道的名称及其驻所。从表中可见，今日关内省会在元时或为省驻所，或为肃政廉访司道驻所的有济南、太原、合肥、成都、昆明、杭州、福州、南昌、广州、武汉、长沙等11个。此外，集庆（今南京）为江南行台驻所（辖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10个肃政廉访司道），贵州为八番顺元宣慰司驻所（隶湖广行省）。这样，除新中国建国后新设的宁夏、海南两省区及台湾省外，今天关内各省区省会与元代不一致的仅有河北、河南、广西、甘肃4省区，从而开始形成了我国以省会为中心的省级城市体系。〔1〕

表4.2　元代行省、肃政廉访司道名称及驻所

资料来源：《元史·地理志》。

4.2.5　核心城市（都城）在地理位置上转移比较频繁

本期是我国封建都城变迁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时期，即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转移过程，并且初步确立了北京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地位。

本期五代时除后唐定都洛阳外，其余梁、晋、汉、周四朝都定都开封（后梁后期又迁洛阳）。北宋立国后，仍以开封为都城。和隋唐相比，其都城在地理位置上显然发生了由西向东转移，即由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向西京洛阳—东京开封转移。南宋退守江南，都城也随之由北方开封南迁到杭州。元灭南宋，定都大都（北京），都城徙移北京。如果联系到明、清两代，便不难看出，北京最终被确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地位。

本期都城在地理位置上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变化，而由西向东转移，主要是经济原因。这就是前述的自魏晋以来，我国经济重心由北方黄河流域逐渐转到了南方长江流域，特别是东南地区；而开封虽位于平原，形胜远不及关中险要，但开封更接近东南经济重心，东南漕粮及财赋通过大运河较之运到长安、洛阳更为便捷。实际上，隋唐两代建都长安的同时，还要建洛阳为陪都，甚至形成两都并重的局面，已经有了这个因素。至于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转移，以及北京城市能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其原因主要的已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军事）因素，关于这一点，下一章将有述及。

4.2.6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封闭的“坊”“市”制度解体，开放型空间结构开始形成

这是本期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在唐代以前，除了春秋战国年间临淄城曾出现过商业街和“六朝”时建康城商业市场布置在秦淮河一带以外，其余历朝历代坊里和市场都是严格分开布置，整个城市由方格状道路系统划分成若干个封闭的居住小区和几个特定的商业市场，管理也很严格，坊有坊墙、坊门，市有市墙、市门，有专人看守，早开晚闭。这种情况，虽然到唐代晚期在个别城市有所打破，如扬州出现“十里长街市井连”和“夜市千灯照碧云”的情况，但这只是个别城市。到宋朝时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数量增多，从商人员增多，商业活动不再在特定的地点集中设市，而是工商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营业需要来选择适当的地点，从而形成许多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同时营业也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出现了商业可以随街布置，店主可以昼夜营业的局面。整个城市商业面貌逐渐向近现代型转变。

坊里制度也被打破，变成由街道划分的街巷制，坊里只作为地名标志，已没有坊墙、坊门。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形式，宋王朝开始在城市坊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管理机制，设立“厢”一级的管理机构，如开封城分为10厢121坊，内城4厢46坊，外城6厢75坊。每厢都设有若干厢吏来进行管理。

宋代开始的“坊”、“市”制度崩溃，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由这之前的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美国学者施坚雅在其主编的巨著《晚清中国城市》一书中，将此称之为“中世纪中国的城市革命”。

4.2.7　城市建设特点

宋代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坊、市制度的崩溃，反映在城市建设方面也具有其自身特点：

（1）都城建设方面，主体部分虽然继续保持着南北朝以来以宫城为中心的传统礼制和“前朝后寝”格局，但在城市坊市制和城厢制上已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由于商业发达，大街小巷，店肆林立，酒楼、饭店、茶坊、商店等商业类建筑显著增多，有的城市还出现了侵街现象；另一方面，城门外沿河、沿路地段出现了很多民居、店肆和手工作坊，形成了“关厢”。

（2）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自由度的提高，更多市民参与到城市文化娱乐活动中，因此，城市中出现了很多固定、非固定的文化娱乐演出场所，称为瓦子、勾栏。同时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望火楼等消防报警系统。

（3）在中小城市和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的众多中小市镇中，由于受经济因素的明显支配，城镇形状和道路系统已不甚规整，大多具有自发生长的结构特征，逐渐改变了隋唐时期城市方正严谨结构一统天下的局面。

元朝城市建设的特点：

元朝作为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已进入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其城市规划建设又具有和宋代不尽相同的特点：一方面，从宋朝开始崩溃的坊、市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另一方面从城市的规划和营造上，又有一个明显地向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传统的礼制观念和风格复归的举动，《周礼·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再一次得到较充分的体现，如旁三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不只是元朝，包括其后的明、清两代都有这一举动。（详见后文关于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建设）

4.3　北宋都城开封建设布局

4.3.1　北宋都城开封的选择

宋朝建国后，以汴梁（开封）为都城，汴梁地处平原，四面无山塞可守，黄河虽可作屏障，但河行地上，一旦溃决，就有淹没的危险。宋太祖也认识到汴梁的这些弱点，很想把都城西迁洛阳或长安，但终未迁了。主要还是西迁之后几十万禁卫军和大批政府官吏的食粮无法解决，而汴梁位于大运河与黄河交汇点，靠近东南富庶之区；同时长安、洛阳经五代十国战乱，都已残破。加上自唐代以来，汴梁商业已很繁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五代时除了后唐外，梁、晋、汉、周四代都以此为都城，已经发展成“屋宇交连，衢街狭隘”的商业城市。为此，后周柴荣不得不对汴梁城加以改建扩建、疏通了一些必要的干道和顺着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关建造外罗城，至此，城市已经具有相当基础。故北宋立国后，继续选择开封作为都城。

4.3.2　城市总体布局

开封城由宫城、里城、外城三重城组成（图4.2）。

图4.2　宋东京（开封）复原想象图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又称皇城，紫禁城，即大内。周围五里，城外有护城河。宫城原是唐代宣武节度使署所在，后梁时改建成宫城，名建昌宫，后晋称大宁宫。后周曾经修缮，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因宫城位居城市中心，故四面开有城门，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南面开三个城门，南正门为乾元门（又称宣德门、宣德楼），是北宋帝王重大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建筑威严壮丽，“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镌镂龙凤飞云状”。乾元门是城市中轴线的起点。宫城内仍按“前朝后寝”之制布局。乾元门内正殿曰大庆殿，在大庆殿的西北是文德殿，文德殿东北是紫宸殿，紫宸殿西北为垂拱殿，以及集英殿等，均是“前朝”殿廷。前朝以北是后宫，即内廷，是皇帝、后妃生活起居之所。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春，在宫城北拱宸门外，修建比宫城略小的新宫，名延福宫，号称延福五位（区）。据《宋史·地理志》载，延福宫东西长度同大内，南北稍短。东到景龙门，西到天波门。这时，宫城加上延福宫，周长达“九里十八步”。其后，又跨旧城修了延福六位。城外浚濠，水深三尺，又建二桥，东为景龙，西为天波，二桥之下垒石为固，引舟相通，名曰景龙江。后又继续开辟，东至封丘门，夹岸植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

里城又称内城，旧城，周长20里155步，即唐代汴州城，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李勉所筑。五代、北宋多次加以修葺，其形状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略长于东西。四面共设10门，各城门皆建有瓮城，城外也有护城河。里城是开封城精华之所在。除分布着中央行政官署和开封府的衙署外，再就是商店、酒楼、寺观及贵族和平民的住宅。开封城里的商业街主要就分布在里城内。

外城又称新城、罗城，原为周世宗柴荣扩建开封城时所筑，“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北宋时，又多次增修，使周长达到“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城高4丈，每百步均设有马面、战棚、团敌，密置女墙，比过去的城垣更加宏伟、坚实。城外环濠，称护龙河，阔十余丈，深1.5丈。

外城共开13个城门，南、东、西三面各3门，北面4门。其中南正门名南薰门，正对宫城南正门乾元门，为全城中轴线。城门命名多半与通往地区有关，含有交通地理意义，很有科学性，反映出与当时附近州、县、镇密切的交通联系。如出曹门可达曹州（今山东菏泽南），宋门可抵宋州，郑门可通郑州等等。各城门皆筑有瓮城三道，屈曲开门，惟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两重，盖因此四门为正门，皆留御路之故。外城还有7座水门。

开封城三道城墙，三道护城河，坚固的城墙及完善的作战设施，反映出对京城防御的重视，也是对京城地处平原的缺陷所采取的重要弥补措施。

4.3.3　道路及河道系统

开封城内的道路系统以宫城为中心，干道正对各城门，形成井字型方格网状，其他道路及巷道也多成方格形，也有丁字相交的，另有数条斜街。因城市是逐步扩建而成的，故道路系统不像唐长安、洛阳那样规整端直。主要街道有“御路”四条：从宫城乾元门南出至南薰门；从乾元门东出至土市子，向北至永泰门（新封丘门）；从州桥向东经旧宋门至新宋门；从州桥向西经旧郑门至新郑门。

街道宽窄不一。以乾元门至州桥一段最为宽畅，宽度200余步，达300多米，实际上是一个宫廷前广场。中间的御路不许人马来往，御路两旁各安立黑漆杈子作为标志，行人可在两旁通行。路边是水沟，种植莲荷，沟旁栽种桃、杏、梨等果树，杂花相间。在当时，有专用的御路、人行道、水沟、绿化带的道路断面，确是一种创造。

其他街道则比较窄，一般在25～50步之间。著名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所画的一段街道，估计也不过20米宽，它反映了当时熙熙攘攘的街市状况。

开封城内河道较多，有“四水贯都”之称，四条河为：汴河、蔡河（惠民河）、广济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通过护城河相互连通，其中以汴河最为重要。汴河横贯城东西，连接南北大运河，通江淮之漕，每年经汴河运往开封的粮食达五六百万石，是宋王朝和开封城市的交通生命线。蔡河呈弯弓型流经外城南部，广济河从城西北角入城流经外城北部，此两河也为漕运的主要交通线。金水河由西城北部入城，通往宫城，为皇宫及沿河居民的主要生活水源。四条河及三条护城河纵横连通，对城市的布局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河道两岸一些地段成为繁华的街市，不少的商业街和市场沿河布置，一般河道码头是热闹的商业街区，甚至沿城东南角扬州城门外汴河两岸七八里的地段也是著名的繁盛街市。由于河道多，桥梁也多，城内外达30座。桥梁所在地点也成为商业节点及城市景色的一部分。

4.3.4　市肆街道面貌

开封城的市肆街道分布和长安、洛阳显著不同，市肆不再是限定在“市”内，而是分布在全城，与居住区相混杂，沿街、沿河开设各种店铺，形成熙熙攘攘的商业街。

最热闹、最著名的商业街是里城的潘楼街、马行街、土市子、州桥、汴河大街及州桥以南的御街，在这里集中了许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业。相同的行业多是在一条街道上，如潘楼南街多是珍珠、匹帛、香药铺席；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马行街北，多医官药铺，两边民户铺席，也比比皆是。大小商贩人等日夜在此进行交易，因此有晓市、夜市和“鬼市”等名称。开封城中除常设的商店和货摊外，还有定期的庙会，《东京梦华录》说，相国寺每月要开五次庙会，开放时是万姓交易，各种珍禽异兽、日用什物无所不有。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它物者，必由于此”。

由于开封商业繁荣，各种商业税收也很多，列全国第一位。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开封每年的商税、酒税都达40万贯以上，元丰八年（1085年），更增加至55万贯以上。官府直接经营的其他工商业收入还不在其内。

开封城中还出现一种娱乐场所名叫瓦子、勾栏。瓦子、勾栏集中着各种演唱、杂耍、游艺表演，同时汇集了许多茶楼、酒楼、饭店及妓院等。

开封的文化也很发达。皇室有国史馆，掌管编修国史；有集贤馆，掌管刊辑书籍；有昭文馆，掌管校理图书典籍和教授贵族子弟。最高学府是太学，崇宁年间（1102—1106年）有学生3800人。此外，还有国子学、小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等学校。

宋徽宗迷信道教，开封城里有很多重要寺庙建筑。佛寺有相国寺、开宝寺等50余处，道观有朝元万寿宫等也达50余处，庙、庵等有60余处。可惜由于北宋后几次大水漫灌，除开宝寺铁塔外，均已不存。

4.3.5　居住区与人口

开封的居住区，由于沿街开设各种店铺，唐代棋盘式的坊里制度已被废弃，坊墙先后被拆除，开始按街巷分地段组织居住，其前面沿街开设各种店铺，后面建造院落式的住宅，形成院落式的街巷制。《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密集的屋顶，就是这种院子，这时的“坊”只作为地段的名称或行政管理的单位，有的则在街巷入口处将坊名列于过街楼或牌楼上。为了便于管理，宋王朝开始在坊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管理机制，设立厢一级管理机构。宋真宗时，将新旧城区由原8厢重新划定为10厢121坊，其中内城4厢46坊，外城6厢75坊。此外，因开封城市发展已突破了城墙的范围，故开封城外还设有9厢4坊。据《宋会要》载：厢“每五百户以上置所由四人，街子三人，行官四人，厢典一名；五百户以下置所由三人，街子二人，行官四人，厢典一名。”说明厢的规模大小不等，但都配备有专人——厢吏管理。另外，禁军巡检司还设有厢巡检，负责各厢的治安和纠察不法之事。此后厢制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州县城市。

开封城市人口，史书没有确切统计数字。宋真宗时（998—1022年），将新旧城区划定为10厢121坊，计人口97750户，〔2〕这是开封城内人口（不包括皇族、禁军、僧尼等）最可靠的官方统计数字。按每户5口计，约为50万人。若再加上皇室、禁军（最多时有40万，一般为10多万）、僧尼及城外9厢14坊人口，估计总人口达到100万以上。不仅是我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

4.3.6　城市园林与公共设施

北宋帝王为了享乐，在汴京城修建了多达9处帝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徽宗时在皇城东北角所建的艮岳，又名万岁山。为了建造这座宫殿园林，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派专官在苏杭设立“应奉局”，强行搜刮江浙一带民间奇花异石，然后用船运到开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石纲”事件（每十只船编成一队叫一纲），曾激起了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万岁山周围10余里，分南北二岭，上有界亭，山势嵯峨，峰峦迭嶂；谷中则飞瀑悬注，山麓则清溪环流。后金兵破城后，曾把不少太湖石运到金中都（北京）建造宫殿园林。除艮岳外，位于城西的金明池和琼林苑也较著名。金明池在北，琼林苑在南，大门相对，中间隔一条通郑州的大道。金明池周长9里30步，内有许多亭台楼榭。

开封因地势低下，有完善的排水系统。

开封由于城小人众，人烟稠密，最怕发生火灾。关于这一点，早在周世宗扩建开封时就已注意到了，“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入夏有暑湿之苦，冬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所以宋代开封主要街道均设有望火楼，上有人探望，每隔300步，楼下置有官屋，经常屯住救火军士百余人，备有水桶、钩锯、梯索等救火器具；在坊巷中，又有一军巡铺，住有铺兵5人，专门负责夜间巡视报警。这是我国城市最早的消防报警系统。

4.4　南宋临安城建设布局

临安即杭州。自南宋定都（称行在）后改称临安。从字面上即可看出，具有临时的苟且偷安之意。

和以前的唐、宋都城相比，乃至和其后的元明清都城相比，临安在城市规划布局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其区别主要在于：

（1）城市形状一改过去的方形或长方形，而是建成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的宽带形，状若腰鼓，俗称“腰鼓城”（图4.3）；

（2）城内只建有宫城和大城，而无皇城和内城，与北宋开封城具有三套城墙、三道护城河截然不同；

（3）宫城布局位置也不同，不是位于城北正中或是城市中心，而是偏于城市南端，外形也不规整等。形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形条件、历史基础、时局匆乱以及苟且偷安等都是其主要因素。

临安地处我国南方，位居山川环错之地。东临钱塘江，西就明圣湖（西湖），北近宝石山，南为凤凰山，城内还有吴山（今城隍山）。地形与以前地处北方平原地区的都城显著不同，特别是左临钱塘，右接西湖，使城市东西用地受到限制，故城市只能向南北发展，终成腰鼓状。

图4.3　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

杭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秦汉时已设县治（钱塘县）。隋代开始修筑城池，周36里0步。此后随江南运河开辟，城市繁衍之渐。五代时，杭州成为吴越国都城。因吴越王钱□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同时在隋代城垣的基础上大规模的扩建罗城，周长达“七十里许”（吴越制），称西府城。经过吴越国70年的经营，吴越国经济迅速发展，杭州也因此而一跃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北宋时期，杭州为州治所在，经济和城市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的商税达17.38万贯，仅次于开封列全国第二位。杭州西湖在唐代的白居易、吴越钱氏治理的基础上，又经北宋苏轼的疏浚，景色更加秀美。南宋定都后，临安都城即是在这一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南宋时临安城市建设，主要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增筑内城及东南部之外城，以及增辟道路、增设街市等。外城向东南部扩大了一些。内城亦称皇城、宫城、大内，在吴越时称为牙城或子城，位于杭州城南部凤凰山东侧。众所周知，南宋王朝是在金人追赶、高宗南逃中，因金人骑兵不习舟船，无法下海追袭，才于杭州仓促安顿下来的。故在宫城选址上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利用原有的、基础较好的吴越时子城作为宫城。杭州改名为临安也包含有此意。经过增建后的宫城，周长9里，四周筑有城墙，外形不规整，四面各开1门：南丽正，北和宁，东西各名东西华门。宫内宫殿较北宋开封宫殿数量少，规模也小，但更为精巧秀丽，穷极奢华。主要宫殿为大庆殿和垂拱殿。另有延和、勤政等10殿。基本按“前朝后寝”之制布局。高宗引退后即居住在北部寝宫中。宫城之北是官署以及达官显贵的住宅。自宫城北门和宁门北出，有一条一直通向城北的御街，又称“天街”（今中山路），均用石板铺成，是城市中一条最主要大街。

和北宋开封城一样，南宋临安城工商业很发达。主要有三个商业区，都位于纵贯全城的御街上。南部商业区，靠近宫城和官僚的居住区，店铺多出售高档消费品和时令鲜活产品，还有豪华的酒楼。御街中段的商业区，是唐代以来即已形成的老的商业中心，也是全城最大的商业中心，货物齐全，诸行百市，样样俱有。据《梦粱录》载，有名可考的商店，即达120余家。御街北段的商业区，和城南商业区一样，也是后兴起的，是临安主要的娱乐场所，它的附近，有最大的民间游乐场所——北瓦子。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也设在此区。每逢科举考试时，赶考人数达10万人。因此，这里多各种服务行业，如酒楼、茶坊、书铺和旅店，全城2/3书铺集中于此。

除以上三大商业中心外，临安大街小巷也都布满商店，“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商店营业时间也很长，“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至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见《梦粱录》卷十三。

由于杭州是大运河终点，城市居民的消费品多从大运河而来。大运河在北门外，因此，较大的仓库也都靠近北门。

南宋定都临安后，北方的官僚、地主、商人、僧尼以及劳动人民大量流入杭州，因而杭州人口激增。南宋中期宁宗（1195—1224年）初，“都城居民以户计者十一万二千有奇。”以每户4口计，城内11万余户，人口约40万人。若再加上皇室、军队、僧尼及城外四厢人口（四厢人口约10万人），估计全城人口达70～80万之多，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

由于城市人口增多，而原有城市范围太小，因此，临安如同开封一样，城市建成区突破城郭的限制，在城外形成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为此宋政府将城外的居民又编为城南左、城北右、城西、城东四厢。同时，随着商业及水陆交通的发展，在临安城周围还形成不少市镇，如南场、安溪、西溪、临平、范浦、江涨桥、赤岸等等。

临安濒临西湖，清波涟漪，群山拥翠，湖光山色，交相辉映，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因而整天沉湎于“山外青山”、“西湖歌舞”中的南宋皇室、官僚、贵族、富商、地主纷纷在西湖沿岸修建皇家及私家园林，使城市建成区进一步向外延伸。

4.5　宋代苏州、泉州和广州的建设布局

宋代一般地区性的城市规划布局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形成新的时代特色。其代表性城市有苏州和泉州。

4.5.1　苏州

苏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春秋时代即为吴国的都城。秦、汉至隋、唐以来，都是东南沿海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重要城市之一。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通了由京口到余杭的大运河，苏州更成为该地区的航运中心。两宋年间，由于北方受到辽、金的侵扰，南方相对安定，又近临安都城，苏州的工商业和航运业更加发展和繁荣，享有人间“天堂”之称。

苏州城市布局从今天还保存着的《平江图》中可以得到清楚反映（图4.4）。《平江图》是南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刻在石碑上的一幅图，它把当时苏州（苏州在南宋时称平江府）城市范围、城池、道路、河道、桥梁以及重要建筑物等都相当准确而形象地刻绘在上面，是我国最早的一幅城市规划地图，为我们今天研究宋代苏州城市建设乃至整个古代城市建设保留了可贵又可靠的资料。

城市平面为南北长、东西较短的长方形，东西3公里多，南北4公里多，城墙略有屈曲，共开五门，其中有些门的名字如阊门、娄门、葑门等至今沿用不废，城门旁都有水门，可通船只，城墙外有宽广的护城河。

图4.4　南宋平江府城图（江苏苏州）

（根据碑拓简画）

城内有一子城，是府治所在，位于城市中央略偏东南。其内主要建筑物都布置在一条明显的轴线上。子城周围建有城墙。

城市道路成方格形，以正对城门的几条比较重要，城内河道密集，与街道一样都是南北、东西的平行直线，常是前街后河（图4.5）。

图4.5　南宋平江府城图

宋代佛、道两教并崇，因而苏州这类建筑很多。在《平江图》上记载有一百多个寺观，较大的寺观还建有高塔。如城外西北角的虎丘云严寺塔、城北的报恩寺塔（今北寺塔）等。这些寺观在城市占据很大用地，位置都在主要道路旁或尽端，反映宗教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由于这些高耸建筑物的位置选择恰当，与城市道路和河道配合良好，形成很好的城市景观，并构成多变的城市立体轮廓。

苏州城内集中居住着官僚、大地主及商人。因此大型宅院和园林也很多，至今沧浪亭仍为名园之一。以后元、明、清代有佳作，形成独具风格的苏州古典园林建筑艺术。

4.5.2　泉州

泉州是著名的海港城市，宋代时与广州、明州（宁波）并列为我国三大对外贸易中心，到宋末、元初，泉州因地处广、杭之间，港口条件良好，晋江流域又是茶、丝、瓷器主要产地之一，成为执全国港市牛耳者，地位超过广州，并成为国际著名大港（图4.6）。

图4.6　泉州城附近港口分布图

泉州城由子城、衙城、罗城三部分构成（图4.7）。子城筑造最早，传为唐天佑三年（906年）节度使王审知时筑，位于城市中央，平面外形呈方形，周围3里160步，四面各开1门。子城北偏西有衙城，传为南唐时节度使留从效时筑，以后即成为泉州政权机构所在地，其位置即今泉州市人民体育场范围。子城、衙城之外为罗城，相传亦为留从效时所筑。与筑城同时，环城皆植刺桐，故泉州又名刺桐城。罗城周长20里，共开7门。由于受地形、晋江河流等影响，城市平面形状极不规则。城市主要街道以子城为中心，正对四个城门，形成十字形街，并一直延伸到罗城的四个城门，其中从子城南门通向罗城南门（镇南门）的大街为全城中轴线。另外，从罗城西南的临漳门到东南的通淮门也筑有一条干道，并与南北中轴干道相交，从而形成“两横一纵”干道骨架，其他街道则成为不规则的方格网状。码头、商市以及外国人居留地主要分布在城市东南部及南部，因为晋江从城西北经城南斜向流入东南部泉州湾，城市主要依托晋江和海运发展所致。唐末以来不断有外国商人及传教士来泉州，有的定居下来，宋之后更多，他们多集中在城东南一带，称为“蕃坊”，这一情况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是很突出的。

图4.7　宋元时代泉州城市轮廓图

4.5.3　广州

广州是我国历史上对外通商最早的古城，也是历史上惟一经久不衰的通商口岸。秦始皇时在番禺县（今广州）设郡治，汉代即是重要的进出口货物集散地，三国至南北朝时北方与江浙一带战乱频繁，岭南则相对安定，加上大批汉人南迁，更是促进了广州的发展。唐代的繁荣昌盛，通过广州与海外贸易，使其与扬州、泉州当时一起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和贸易城市。唐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则更为发达。宋元时期由于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海上贸易愈加发达，公元971年率先在广州设立了市泊司（图4.8）。

图4.8　广州历代城址图

广州港地处东、西、北三江汇合点，是海港兼河港码头。唐代广州港已经有内港与外港之分。外港主要有屯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波罗庙（今黄埔南岗庙头村）两地。屯门扼珠江口要冲，大屿山是其天然屏障，形成避风良港，外国船只来广州必先集于屯门。波罗庙是出海口、船舶进出广州停泊的最佳地，宋元两代仍然是广州的外港。内港有光塔码头和兰湖码头，是唐代对外贸易的中心区，也是主要的码头区。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繁盛，外贸收入是国家重要的税源，元代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内、外港又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至唐代的广州城只有古越城的西半部，商业区多在城外。宋代三百多年间，广州曾扩建和修缮了十余次。公元1044年修筑了子城（又称中城），周长5公里。公元1070年在古越城东部的基础上修筑东城，西接子城，与子城合一。公元1071年增筑西城，东与中城隔一西湖。西城周长13余里，规模最大，主要作用是保护商业区。公元1259年又在城南筑东西燕翅城直达海边。元初曾毁灭所有城垣。明初又把宋代的三城合一，并向北、向东发展。广州城很早就有外国人居住，隋唐时尤甚。宋时官府设“蕃坊”，建造房屋供外国人居住，并设判官（蕃长）一职，负责外侨管理和接待工作，蕃坊内修建有伊斯兰寺院。“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旧唐书》）据有关资料记载，公元787年黄巢进城时，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商人有12万之多。

4.6　辽、夏、金地区的城市

辽、夏、金分别是我国北方三个游牧民族契丹、党项和女真族所建立的国家，长期与两宋王朝对峙，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三个国家先后建立的过程中，均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了若干个城市，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不可忽视的一个地域。

4.6.1　辽朝的城市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公元946年底耶律德光率兵攻陷开封灭后晋，次年改国号为辽，至1125年被金国亡，立国达218年，是比北宋王朝建国时间还要长的一个国家。

契丹原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据《辽史·百官志》：“辽之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后逐渐接受汉文化，经济逐渐发展，政权逐渐走上封建化的道路。

辽的疆域辽广，“幅员万里”。行政区划建制大体仿用唐制，实行道、州（府）、县三级区划制度。据《辽史·地理志》，辽共设有“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另辖有“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估计有城市200～300座。大部分都位于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地区及辽宁省境内；另外，今内蒙古东南部及松花江流域分布也较多。辽王朝实行五京制。在全国200多个城市中，以“五京”最主要，即首都上京及中京、东京、西京、南京。后四京均作陪都。五京也是辽国五个道驻所，从而形成五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辽的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面，是辽的创业之地。此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即在此修城池，建宫殿，称皇都。其后辽太宗又加以修筑完善，至此，上京城市基本定型。

图4.9　辽上京城址图

上京城周长27里，城墙高2丈。城分南北两城（图4.9），北城为皇城，南城谓之汉城。北城略呈方形，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2200米，城墙高3丈，四面各开1门。北城为双重套城结构，内有大内，即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大内的主要建筑为开皇、安德、五銮三大殿，皆太祖阿保机时所建。另有楼阁建筑群。大内之外的皇城为辽朝的官衙机构、寺院及官办手工业作坊和仓库所在地。正对宫城南门的正南街为皇城的中轴线，将皇城分为东、西二区，东设临潢县，西设长泰县，颇似模仿唐长安的制度。皇城之南的汉城，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与皇城相近（2200米），北墙即皇城的南墙，其他三墙较皇城低窄。汉城居住的主要是被俘的汉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城内还有商业市场。按《辽史·地理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这种楼叫看楼，是作监视之用的堡垒。

辽中京大定府城，其地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乡。中京城从辽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开始修建，由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组成。外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15.4公里。内城位于外城正中偏北处，东西城垣各长2000米，南北城垣各长1500米，周长7000米。皇城位于内城正中偏北处，平面呈正方形，边长各约1000米（图4.10）。城内也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街道多为南北向纵街和东西向横街。中京建成后，常为辽帝驻跸之所，城内建有不同驿馆，专供接待宋、夏、新罗等国使臣。

辽南京析津府城（位于今北京市宣武门西部）是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在唐代幽州城的基础上加以重修改建而成的。城墙高3丈，宽1.5丈，幅员36里，面积9平方公里，是五京中最大的城。城的西南隅为宫城，城北是商业区。辽南京后来成为金朝国都中都城，对北京日后成为全国的首都具有重要意义。

图4.10　辽中京城址图

辽东京辽阳府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其地大部分是渤海国的故地，那里“地衍、土沃”，适于农耕，且有“木铁渔盐之利”。辽灭勃海国后“葺辽阳故城”，城高三丈，周长30里。城东北隅建有宫城，城高3丈。南部外城为汉城，贸易场所有南市、北市。城内居民多渤海人和汉人。

辽西京大同府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府城在秦汉时为平阳县治，北魏时曾为都城，唐代为云州治所，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大同府，建号西京，原为军事重镇，城周长20里。虽号为西京，但未建有宫城。

4.6.2　西夏的城市

西夏是以羌族的一支党项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党项族原住在今四川省西部边境内外。由于受到吐蕃的侵逼，在八、九世纪内就逐渐向今甘肃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陕西北部一带迁移。至唐末，已占据河套以南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因地处西部，故史称西夏。

西夏建设的最重要城市为其都城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府于1020年始建，当时名为兴州。1032年李元昊继任夏王后，接着于1033年又扩建宫城，营造殿宇，并升兴州为兴庆府。兴庆府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18里，“东西倍于南北”，四面各开一门，城垣外有宽深的护城河。城内的道路系统为方格形，纵横9条，街坊20余处。西夏王朝规定，“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复之以瓦”。因此兴庆城内一般居民住房多为简陋的土屋或覆土、覆毛毡片的木板屋，形成西北边塞城市建设特色。城内正中偏北处是宫城。宫城内宫殿建筑宽敞宏大，砖墙瓦顶，陈设富丽豪华，与宫外民居形成鲜明对比。宫城内除宫殿楼阁外，还有中央机构的官署及官办手工业作坊。李元昊还仿唐长安兴庆宫的建筑风格，在兴庆城西北部建了风景优美的避暑宫，周围数里，亭榭台池，极尽其胜。此外，又在城外大兴离宫、寺院、帝王陵墓等。随着兴庆作为西夏的政治中心，城市不断扩建，经济、文化也得到发展，城市人口最盛时军民达20余万人。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军攻亡，兴庆府遭到毁灭性破坏。

4.6.3　金国的城市

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原住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麓，社会发展水平极低。11世纪中后叶至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落开始强大起来。公元1114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发动反辽战争。次年阿骨打称帝建元，正式建立了金国，国号大金。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南）。1125年，金灭辽国。接着发动侵宋战争，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北宋亡。南宋退守江南，形成宋、金南北对峙局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234年，金国被蒙古族灭亡为止。

随着金国灭辽和灭北宋，疆域范围空前扩大，其统治区域东达鄂霍次克海，北抵外兴安岭，西及陕北横山、甘肃东部，南达秦岭、淮河一线，成为疆域辽阔的北方大国。为了统治这一广大区域，金国袭用辽制，除国都外，在全国又设有上、东、北、西、南五京作为陪都。即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即辽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开封府。全国行政区划建制则承袭宋制，全国最高一级区划单位为路，路以下为府、州与县。府又有京府、总管府、闲散府之分，州有节度、防御、刺史之分。大体仍为路领府州，府州领县三级制。据《金史·地理志》载：“（金）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闲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城、寨、堡、关百二十二，镇四百八十八。”据此，金之全国有州级以上城市为179个（包括附郭府州城），县级以上城市为862个，若加上镇，则全国有城镇1350个之多（不包括城寨堡关）。

同时，由于金国统治范围空前扩大，偏处东北的首都上京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金王朝于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年）决定将都城由上京迁到辽南京，1153年正式迁来，改称中都。这也是北京城在历史上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开始。

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扩建而成的。改建前，曾派画工至汴梁，测绘了北宋都城及建筑的图样，参照它的形制进行规划建设。扩建后的中都城由大城和宫城二重套城组成（参见图4.11）。大城只保留了辽南京的北墙，东、西、南三面向外都有了展拓。周长今实测达18.69公里，面积达22平方公里，比辽南京面积扩大了1倍多，相当于今北京市宣武区的大半部。平面近正方形，城墙由夯土筑成，四面各开三门。大城中部略偏西为宫城，周长9里余，平面呈南北长、东西较窄的长方形，四面各开1门。宫城南面的中轴线长达2公里，沿轴线两旁布置官府寺庙。宫城前有千步廊及石桥，经过笔直的御路及千步廊，进入宫城至大殿深达800米。大殿主要有皇帝举行盛大庆典的大安殿和皇帝听政的仁政殿等9座，均建在很高的台基上。宫城北面，大城以内，则是全城最大的市场，“海陆百货，聚于其中”。

图4.11　金中都及大宁宫位置示意图

中都城的扩建，工程十分浩大，建筑材料十分豪华，曾动用辽汉人夫工匠80万人，士兵40万人。不仅扩建了中都城，还在城外东北部不远处建造了一处十分豪华的离宫，起名叫大宁宫，后来又改称寿安宫和万宁宫（图4.11）。中都城东北原是一片湖沼，建城时，将其开凿成人工湖，湖内堆筑成岛，名琼华岛，岛上建广寒殿，湖四周则建有大宁宫、宁德宫等宫殿。金章宗还令将汴梁城艮岳的太湖石都搬运来装饰宫殿园林，使这一带成为中都风景最佳之处，这就是今日的北海及中海一带，琼华岛即今日北京城里北海公园的白塔山。

中都城自1153年建成金王朝迁都来这里之后，至完颜珣贞祐二年（1214年）为逃避蒙古军的频频威胁而迁都汴梁，其间作为金朝的国都仅60余年。

4.7　元大都城的规划与建设〔2〕

元大都城是今日北京城的前身，它的城址的选择和城市的平面设计，直接影响到日后北京城的城市建设。因此它在北京城的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建设的一个典型。

4.7.1　大都城城址的选择

在没有具体述及元大都城城址的选择之前，有必要回溯一下北京城的发展历史和周围宏观的地理环境。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古城，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周初以前这里就出现了由最初的居民点而发展成的城镇，它是随着地方生产力发展而自然生长的一个奴隶国家燕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国时期，这里是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称为蓟城。从秦汉到隋唐，蓟城是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心，为北方一大都会，也是军事重镇。晚唐以后，由于东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兴起，先后被辽、金占领。

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称辽南京或燕京）和金国的国都，以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又在此建都，称为大都。自元代以后的六百多年中，北京便取代了长安、洛阳和开封的都城地位，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首都。北京这一城址的奠定和发展，是与它所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伟险要的地形密切相关的。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北端的北京小平原上，自古就是从中原至北方的交通要冲，是华北大平原通向蒙古高原和松辽大平原几条大路的交会点。同时，北京背后三面环山，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元代建造的大都城是在辽代的南京城和金代的中都城城址东北方平地起家新建起来的（图4.12）。和辽南京与金中都城址相比，其位置发生了一定移动。

移动的原因主要有二：

（1）金朝的中都城在蒙古骑兵南下时（公元1215年，即金朝将都城南迁汴梁城的第二年）被破坏了，而位于中都城东北郊金代所兴建的一座规模十分可观的离宫——大宁宫，在元人入侵时，由于位于郊外，幸得保全；

图4.12　金中都城和元大都城址位置图

1.元大都宫城　2.兴圣宫　3.隆福宫

4.太庙　5.社稷坛　6.中心之台　7.通惠河

（2）更重要的是与东北郊外有丰沛的水源有关。原来辽、金的都城都是建立在莲花池水系的基础上，而莲花池水量有限，不敷元代建一个比辽、金更大的都城用水的需要，而琼华岛一带有玉泉山——高梁河（今西直门外长河）水系通过。这不仅解决了城市给水、排水问题，还为新城的水运提供了有利条件。

4.7.2　元大都的城市规划

元大都城是在事先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地形测量，然后根据中国传统的规制，结合自然地形的特点，拟定了一个全城的总体规划，并在未进行地面建筑之前，先在地下埋设了全城的下水道，然后才在地面上根据分区布局的原则建设起来的，它的主要设计人是曾经为元朝设计过上都的汉人刘秉忠。

大都城的形制为三套方城，分宫城、皇城、大城三部分（图4.13）。其中，宫城和皇城是其主体部分。

图4.13　元大都城平面示意图

如前所述，大都城城址的选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在中都城东北方有一处风景优美的湖泊及离宫，因此，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与建设首先是以湖泊为中心的宫殿建筑开始的。

具体说，当时曾把大小不等的宫殿分别组成三组大的建筑群，然后以琼华岛和周围湖泊（今北海和中海）作为布局中心，把三组宫殿环列在湖泊的东西两岸，在湖东以南的是皇宫。即宫城，这是最主要的一组，安排在全城设计的中轴线上；皇宫以北为御苑；湖西南、北两组各为隆福宫和兴圣宫，分别为皇室所居。东西穿过湖泊用大木桥（今北海大石桥前身）相连。这样，宫殿、湖泊、琼华岛便构成相互辉映的一个整体核心。围绕这个核心，从外围又加筑了一道周长为20里的皇城，再外面才是大城，从而构成一座完整的大都城。

宫城成长方形，“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城墙是用砖砌的。宫城共开六门，其中南面三门，正门叫崇天门，约当今故宫太和殿址。东、西墙和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宫城四角都建有角楼。宫城内主要的建筑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均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图4.14），大明殿是举行重大仪式的殿，如皇帝即位、元旦、庆寿等等。延春阁是元朝统治者举行佛事和道教祠醮仪式的场所，有时也在这里举行宴会。宫城内除上述主要宫殿外，还有其他一些宫殿及附属建筑，布局都很严谨，给人以庄严宏伟的感觉。

图4.14　元大都宫城平面示意图

1.厚载门　2.山字门　3.内浴室　4.舞台　5.观星台　6.宸庆殿

7.西香殿　8.东香殿　9.玉德殿　10.清宁宫　11.明仁殿　12.寝殿

13.慈福殿　14.柱廊　15.延春阁　16.清灏门　17.鼓楼　18.嘉则门

19.延春门　20.懿范门　21.钟楼　22.景耀门　23.景福门　24.宝云殿

25.嘉庆门　26.紫檀殿　27.文思殿　28.寝殿　29.柱廊　30.大明殿

31.月华门　32.大明门　33.日精门　34.麟瑞门　35.鼓楼　36.钟楼

37.凤仪门　38.周庑　39.庖人之室　40.酒人之室　41.内藏库

42.云从门　43.崇天门　44.星拱门　45.西华门　46.东华门

皇城在大都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呈一东西较长、南北较窄的长方形，皇城的设计是以琼华岛为中心，它将宫城、御苑、太液池及隆福宫、圣兴宫均包在其内，周长20里。皇城南墙正中的门叫灵星门，其位置大致在今故宫午门附近。它的南面，就是大都城的丽正门。在丽正门与灵星门之间，是宫廷广场，东西两侧，有长达700步的千步廊。

大都城的大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东西6635米，南北7400米，面积将近50平方公里。其南城墙即在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墙在今德胜门与安定门北5里，东墙与西墙分别在今东直门与西直门一线。城墙全部用夯土筑城，墙基宽达24米。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大城共开11个城门，除北面只开两个城门外，其余三面各开3个城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皇城设计的中心，并不是大城设计的中心，因为皇城偏在大城南部的西半。而大城的设计，显然是以太液池东岸的宫城为中心开始的。宫城中心恰好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这就十分有力地突出了宫城在全城的中心地位。宫城的位置既已确定，然后沿宫城的中心线向北延伸，在太液池上游名叫积水潭的东北岸，选定了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这个中心点名叫中心台，并树立了一个石刻的测量标志，题为“中心之台”。中心台是全城的真正中心。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

在中心台东15步，约合23米处，建立了一座中心阁（陈列着元成宗皇后指定的几尊铜铸佛像）。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则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上有壶漏、鼓、角”。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鼓、角是报时的工具。鼓楼之北，是钟楼，与鼓楼南北相对屹立。但当时的钟、鼓楼，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这是和后代不同的地方。元代的中心阁和钟、鼓楼，构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区。

从中心台向南采取了恰好包括皇城在内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南北两面城墙的位置。同时又从中心台向西恰好包括了积水潭在内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东西两面城墙的位置，只是由于东墙位置上遇有低洼地带，不宜筑墙，这才向内稍加收缩作为东墙墙址。因此，大都城的东墙去中心台的距离较西墙为近，这一点除非经过仔细比较，是不容易察觉的。

由于上述布局的结果，大都城的宫城虽然是建立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却又偏在大城的南部。这在我国历代封建都城的设计中，是别具一格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湖泊与河流，这也说明了对城市水源的重视。

大都城的街道很整齐，由于中心点、外郭城四至及11个城门的位置已经确定，这些对于整个城市街道乃至坊巷的布局，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每个城门之间都建有一条笔直的干道连通，两座城门之间，除少数例外，也都加辟一条干道，这样，连同顺城街在内，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而以南北向干道占主导地位。这些干道，纵横交错，形同棋盘。在这些干道所分割的地区，又都是纵横排列的街巷，在划分这些街巷时尽量以东西向的横街为主，并使横街之间的距离较近，这样既可阻挡严寒北风的侵袭，又便于布置四合院式房屋，使住户有较好的采光条件，进出街巷也方便。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城市南部中央有皇城，城的北墙只有两个门，加上积水潭（当时名海子）在城市中西部占了较大一块地方，故城内道路出现不少丁字街，在海子东北岸，还出现了一条斜街。

和唐长安与北宋汴梁城相比，元大都街道并不宽，于道宽度约为25米，街巷（胡同）宽度只有6～7米。

大都城内（皇城以外）的居住区，被道路划分成50个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但不建坊墙，而是以街道作为界限，是开敞的布局，这与唐以前的坊制名同实异。

大都城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商业市场也主要取决于街道的布局和交通条件。商业分布于全城，但主要集中在三处：一是在皇城北部积水潭东北岸斜街，就叫做斜街市。因积水潭是当时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水运方便，所以这里是全城最大最主要的商业中心。另两处分别在皇城西部和东部，即今西四（牌楼）和东四（牌楼）一带，前者叫羊角市，后者叫旧枢密院角市。

在大城之内、皇城之外，东西两面对称地布置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建筑。至于官府衙署的布置，则较分散，不像唐宋都城那样集中。

大都城的水利工程巨大，为了解决城市供水和漕粮运输，从城西北郊外导引了玉泉山、神山（今凤凰山）下白浮泉等多条流泉入城。当时主要供水河道有两条：一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漕运系统；一条是金水河、太液池构成宫苑内用水系统。城内居民用水，则主要依靠井水。高梁河上承神山下白浮泉，通过开凿的白浮堰流入瓮山泊（今昆明湖），通过瓮山泊流入高梁河，自西城墙和义门入城，汇成积水潭，为了使南方的漕运直运大都城内，开挖了164里的通惠河（东至通州高丽庄入北运河），并置闸节水。来往的船只停泊在积水潭内，使积水潭东北岸、钟鼓楼一带成为商旅繁华地区。

大都城的排水工程做得很好，主要大街两旁都有用条石砌的明渠，排水渠通向城外经过城墙时，筑有石砌的涵洞，这是夯筑城墙时事先构筑好的。

大都城的北部正中建筑遗址甚少；可能是驻骑兵或毡帐的地区。

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到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全部建成，历时共18年。由于它巨大的规模、对称的布置、宽直的大街和豪华的建筑，而成为13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城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大都长期逗留后，写出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对元大都的描述，曾激起西方人对中国大都的羡慕与向往。明朝利用元大都南半部加以增建，逐步发展成明清两代的北京城。

4.7.3　元大都城规划的特点

元大都是自唐长安以后，平地起家新建的最大的都城，它继承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优秀传统，至今存留下来。北京城虽然是明代以后的规模，但它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它具有不少成功的方面，它的特点可归结为：

（1）它把宏伟宫殿建筑群的布置和风景优美的自然景物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北京的气候特点和街巷的划分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也使元大都在我国都城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继续发展了唐宋以来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优秀传统手法——三套方城、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布局，并使三套方城整齐规则地相套，中轴线对称也更加突出，这样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地位更加显示出来。

（3）元大都的规划建设有一个明显地向封建社会前期城市传统的儒家礼制观念和风格复归的举动，《《周礼·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如“国中九经九纬”、“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在大都城中都有充分体现。不仅如此，还把道家思想融入到城市建设之中，如全城只开11个城门，并非都是“旁三门”，北墙正中不开门，只设两门，这是严格按照道家的风水观，避免破了龙脉正脊之气；主要的中央官署也是参照道家推崇的风水理论的“星位”来配置的。〔4〕

阅读参考文献

1　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

2　孟元老（南宋）．东京梦华录．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3　吴自牧（南宋）．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　顾祖禹（清）．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5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7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5

6　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7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8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　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西泠印社，1986

11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2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复习思考题

1．我国五代宋元时期城市发展和建设有哪些主要特点？

2．我国从宋代开始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试述这一变化的主要表现和主要原因。

3．和唐、宋都城相比，南宋临安城在规划布局方面有何特点？和哪些因素有关？

4．元大都城规划设计和建设首先从何处开始？大城的设计以何为中心开始？考虑的因素各是什么？并综述元大都城规划的成功之处及主要特点。

注释

〔1〕《元史·地理志》并参见宁越敏等著．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2〕《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

〔3〕本节参见和吸收了：侯仁之．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研究成果．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5　明清（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城市

明清时期（公元1368—18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其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我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商品流通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全国大中小城市及众多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而且由于本期城墙营筑已广泛采用砖石修筑或土垣包砖，其防御能力和经受风雨侵蚀能力比此前的夯土版筑城垣大大提高，因此，其中尚有不少城墙乃至重要的建筑一直遗存至今天。

5.1　经济和城市发展背景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政权后，一开始就采取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如改变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构。在中央机构中，废去元代的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六部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以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掌刑狱，使其互相牵制，一切兵刑大权也都总揽于皇帝。在地方机构中，废去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在全国设十三个布政使司（俗称省），并把各省的兵、民、钱、谷等事分别设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管理，布政使掌民政，按察使掌刑，都指挥使掌兵，叫做“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代皇帝外出巡察。另在全国各地进行户口调查，编制成黄册；通过普遍丈量土地，编制成鱼鳞册，以此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进行赋税徭役的剥削。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侄孙分封到全国各地，监察地方官吏等。〔1〕这是从政治上来加强统治。另一方面，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凋敝景象，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废除元代的奴隶制残余，取消限制工商业发展的苛捐杂税，大兴屯田，大力提倡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等。通过这些措施，从永乐中期开始，农业和手工业便走向全面发展，耕地面积扩大（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面积达8507623顷，比元末增长四倍多），农产增加；官营的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甚至土木建筑等，在质量上均超过了前代。南京龙江造船厂、遵化铁厂、北京军器局、苏州的染织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立的工场都有细致的分工，生产进一步趋向商品化。商业活动也更加频繁，永乐时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北京不仅成为全国的首都，还是一个最大的商业城市。海外贸易也有发展，闻名中外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是在明初出现的。

自明中叶以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并超过了前代。宋代传入我国的占城稻，这时北方已普遍种植，棉花已推广到两淮、山东、河北等地，太湖地区的蚕桑业比以前更加发达，江南、闽、广地区的甘蔗、蓝靛、杉漆以及各种油料作物的产量也都有相应的提高，明朝还从国外引进和推广了高产作物甘薯和玉蜀黍，对解决粮食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烟草自明中叶以后，也从吕宋传入我国，并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日益扩大，不仅使一些荒废的土地被充分利用，而且更直接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在手工业方面，冶炼、铸铁和制瓷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其时出现了脚踏纺车和装脚的搅车）和织造技术的提高，表现最为发达，仅在松江一地，每人每天即可织布一匹，汇积起来，就能够“日出万匹”。所以明朝人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在嘉善县）纱”之谣。不仅如此，农业地域性分工和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也日益明显，特别在江南地区，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大手工业的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这些部门已开始出现了私营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雇佣劳动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萌芽，如景德镇的制瓷业的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商业资本更加活跃，白银成为更广泛使用的通货，地方性和行业性的会馆纷纷设立等等。凡此，都大大促进了大中小城市和地方小城镇的发展。

清朝立国后，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和求得封建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招民垦荒、“更名田”、治河（黄河、淮河、永定河、江浙的海塘等）、“圣世滋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滋丁，不再多征）、“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等。通过这些措施，从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农业生产便逐渐从恢复走向发展，除东北地区作为禁区外，其他地区大量的荒地均被垦种，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桑、茶、棉花、甘蔗、蓝靛、烟草等都成为当时极重要的商品化的农产品，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为清王朝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城市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至康乾时期，许多城市便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荣，有些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和汉口等，则较明代更加发展。长江沿岸的无锡是著名的“布码头”，汉口是“船码头”，镇江是“银码头”。佛山虽是一个小镇，但在乾嘉之间，商店、市集、作坊如林，共有622条大小的街巷，繁盛至极。

明清之际，下列事件对城市也曾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南侵，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线万里，派驻重兵，设立了辽东（总兵府驻今辽宁省辽阳市，后迁北镇县）、蓟州（总兵府驻蓟州，今河北遵化东的三屯营）、宣府（即今河北宣化县）、大同、太原（总兵府驻偏头关，即今山西偏关县城）、榆林（又称延绥镇，总兵府驻榆林城）、宁夏（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甘肃（总兵府驻今甘肃张掖）、固原（今宁夏固原县城）等九个重镇，叫做“九边”；并在沿线修缮长城。在国内也兴起了一个筑城高潮，各大中小城市，普遍改造或加固城垣。为适应当时火炮技术下的防守要求，有些城垣普遍用砖砌筑。今天保留下来的不少城垣就是明代改建或新建的，著名的如南京城、襄阳城、西安城、荆州城、商丘县城等。

明初，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明太祖创设了卫所制度。明中叶后，由于沿海地区经常遭受日本倭寇的侵扰，便加强了沿海几十处卫所的修建。今天辽宁的金州卫、山东的威海卫、上海的金山卫、浙江的定海卫和乍浦所等城镇，就是从那时的海防卫所发展而来的等。

5.2　城市发展和建设特点

在上述背景下，本期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主要具有下列诸特点：

5.2.1　城市数量和类型增多

据《明史·地理志》载：“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湖广、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其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由此可知，明代有府级城市140，州级城市193，县级城市1138，合计为1471个。与宋代相比（宋代有府30，州254，县1234，合计1518），虽然城市总数并不比宋代多，甚至略有减少（这里未计入明代羁縻府州县数，若计入，则明代城市总数较宋代为多），但明代大中城市数量比宋代明显增多了，明代的府、州级城市达到333个，而宋代只有284个；其中府级城市宋代只有30个，而明代增至140个，是宋代的4.6倍。明代还出现了许多规模甚大、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发达的城市，这从明王朝宣德四年（1429年）明令在下列城市中增加课税可以看出。它们是：顺天（北京）、应天（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福建福州、建宁，湖广武昌、荆州，江西南昌、吉安、临江、清江镇，广东广州，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广西桂林，山西太原、平阳、蒲州，四川成都、重庆、泸州，共33个（《明宣宗实录》卷五十）。这虽是明王朝加重对人民勒索的一面，从中也可看出明代城市发展水平明显超过了前代。

明代城市类型也比前代增多。大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政治型城市：南京、北京、开封；

（2）工商业型城市：上述所列33个城市都在其内，其中尤以杭州、苏州、扬州、淮安、临清、济宁等城市工商业最为发达；

（3）对外贸易港口型城市：广州、泉州、宁波、太仓黄渡；

（4）边防军事重镇，主要在北方边境地带：即前述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宁夏（银川）、太原、榆林、固原、甘肃（张掖）等。

在工商业型城市中还可以细分，有纺织业及其中心：南京、杭州、苏州、松江；粮食业中心：开封、济南、常州、芜湖、荆州、南昌、成都；南北商业及交易中心：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直沽（天津）；印刷及文具交易中心：徽州、池州、湖州、徐州；边地及各族茶马互市中心：雅安、打箭炉、大同、开原、抚顺、广宁等。清代无论城市数量和类型则又超过了明代。

5.2.2　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特点

这是由于农业商品化和城乡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所致。

明清时期，我国商品性农业和城乡商品经济较之宋元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棉、麻、桑、茶、蔗、烟等商品性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而促成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得到大面积推广种植的原因主要是：

（1）明政府提倡。“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2〕后来在赋税中规定夏税秋粮按地亩征收棉花、棉花绒及棉布，这就促成“棉花种遍天下”。

（2）这些经济作物较粮食收益高。“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州），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20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藀雍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其利倍之。”〔3〕

（3）实物地租货币化。从明中叶以后，一向以实物缴纳的赋税、杂税、盐课、丁徭等一律改为征银，名为“一条鞭法”，到万历（1573—1620年）时“乃尽行之”。〔4〕

清朝入关之后，同样沿用明法：“悉复明万历间之旧计。”〔5〕因此，清代各种经济作物同样得到了大力推广普及。由此围绕着棉、麻、丝等为原料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以其产品为贸易对象的商业也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各地城市店肆林立，会馆纷纷设立，白银成为广泛使用的通货，商品流通以至一些富商大贾的长途贩运也异常活跃起来。

正是在上述几乎一切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商品化的条件下，形成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上出现相互密切联系的特点。农民所生产的物品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生产可以在市场上容易出卖、容易换取货币的商品，而又以出卖商品所得的货币买回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以至生产资料，形成在商品供求上城市互补、城乡互补、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情状。这是宋元及其以前各个时期从不具备的一大发展。

5.2.3　众多小城镇特别是江南地区市镇蓬勃兴起

本期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加上清代农村人口的急速增长，原来在唐宋时期形成的为数有限的农村市镇已远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期我国农村小城镇有了大量发展。我国今天农村有众多的小城镇，大多是兴于明而繁于清。特别是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由于棉、丝等纺织业发达，小城镇更是蓬勃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震泽，松江的枫泾、朱泾，湖州的双林、南浔、菱湖，嘉兴的濮院、王江泾等等，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成为我国最初的处于雏形状态的城镇化地区。本区不仅城镇数量急速增多，市镇规模也迅速扩大，并根据所处区位和专业化分工的不同，形成了棉纺织与贸易中心、蚕丝及丝织业贸易中心、米粮贸易中心、盐业中心及港口城镇等许多专业性市镇。其他地区的小城镇也有较快的发展，著名的如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都是当时著名的城镇，号称“四大镇”。

5.2.4　沿江、沿运城市发展轴线进一步增强〔6〕

长江、大运河历来是我国东西、南北两条交通大动脉。明清时期由于全国各地城乡商品经济发展，货物流通量增多，加之这一时期沿海各大、中港口的开放关闭不一，因而河港城市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遂使唐代以来形成的沿江、沿运河（淮河以北线路走向有所不同）两条城市发展轴线得到进一步加强。

（1）长江轴线。明清两代，长江流域得到了全面开发，不仅成为我国商品粮重要的生产基地和棉、麻、桑、茶等经济作物主要产区，而且手工纺织业也极为发达，从而促进了沿线商业、手工业和交通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其时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镇江以及浒墅关等都是著名的城市，沿江的江宁（南京）、芜湖、安庆、汉口以及重庆等也发展成为重要商埠城市。据史料记载，其时镇江是“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扬州不仅是淮南盐业集散中心，而且是江北商业中心，“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芜湖是“市廛鳞次，百物翔集，布帛鱼盐，镪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汉口则是兴于明而繁于清，为“九省通衢”之地，是长江中游地区粮食、食盐、棉布、木材、药材等的主要集散中心，“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

（2）大运河轴线。由于明清两代都是建都北京，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再次分离，大运河遂又成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主要命脉，每年皇家需要的江南三四百万石漕粮全都仰赖大运河运送，并且明清两代规定，每艘漕船准予携带二成“土宜”（土特产品），任船工沿途自由贩卖，因而促成沿线城市经济无不繁荣发达，两岸大邑林立。如通州、天津、德州、临清、聊城、济宁、韩庄、淮阴、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均是市肆繁荣、商贾云集，以人物殷阜著称于世。其时德州为“水陆所交，轮帆毕集，人烟稠密，商货纷纭”；临清“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华萃止，两河则万艘安流”；清江浦（淮阴）则是明、清两代中兴起来的大运河河运枢纽，乾隆年间，漕船多达一万二千多艘，漕军12万人，总人口达50万余人，所谓“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廛栉比数十里不绝”；淮安更是“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户寄居不下数十万”等等。可见这一时期沿运河城市是相当发达的。

5.2.5　边陲地区的城镇分布地域有了较大扩展

明清时期由于政局相对安定，对边疆地区实行移民、屯田等政策，使边疆地区地域经济得到了开发，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在这种情势下，全国城镇分布的地域空间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图5.1），主要有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等。

图5.1　清代新城市（包括县城）分布示意图

注：本图以中国现代版图为限。

（1）西南地区。明清两代随着政区的不断向外推进，在云、贵、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平定了土司叛乱后又广建府、县治所，发展民族经济，使这一地区城镇也有了较大发展。如云南的东川、武定等府，因地产锡、银、铅等有色金属，其时“商贾辐辏，烟火繁稠”；又如贵州的“毕节，为黔滇两省铜运总汇处，市集甚盛”。即使在西藏高原，其时拉萨也成为西藏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少寺庙也成为重要的贸易市集。四川打箭炉（康定）为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俗有“小成都”之称等等。

（2）西北地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首先打退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同时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上层分裂势力的叛乱后，各族人民在新的安定统一局面下，聚族而居者日益加繁，各地出现了许多商业贸易城市。如迪化（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哈密、阿克苏、西宁以及归绥（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库伦（乌兰巴托）等，都成为内地商人、外蕃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的城镇。

（3）东北地区。就我国地域开发时序言，东北可称是开发最为晚迟的一个地区。直到明代中叶为了抵御后金重兵压境，才开始在“切肤要镇”沈阳修筑城池，加强军事防卫。其时为了沟通关内外经济，吸引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参加贸易，又在开原、抚顺和广宁（北镇）设三大马市。明末时后金将首都自东京（辽阳）迁至沈阳，从此沈阳一举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嗣后，奉天地区的辽阳、海城、锦州、铁岭、昌图；吉林地区的吉林、宁古塔、长春、珲春；黑龙江地区的瑗珲、齐齐哈尔、布特哈、呼伦贝尔、呼兰等城镇分别兴起各种手工业作坊，商号商铺林立，商贾云集。但其后，因满清入关之后，视东北为祖宗发祥之地，禁止汉人出关开垦，人口骤减。尽管盛京仍定为留都，而城镇的发展则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中。

此外，台湾地区的城镇自清代起也开始兴起。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郑成功后，翌年设一府三县，府治台湾（今台南市），三县即凤山（今高雄县）、嘉义、彰化。

5.2.6　沿海大中港口城市停滞与衰落，地方小港口城镇兴起与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在我国，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在西方，正值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发展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发展海洋航运的客观条件是有利的，在明初也确实出现过杰出的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历经亚非30多个国家的壮举，并先后在太仓黄渡、宁波、泉州、广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黄渡不久即罢）。但自明中叶起一直到清鸦片战争，明清朝廷都采取闭关锁国、厉行海禁的政策，致使我国海洋航运业在明初达到高峰之后，便跌落下来，海港城市便多处于停滞或衰落状态。

造成明朝实行闭关和海禁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倭寇之患”。“倭患”在明初就比较严重，北自山东，南至广东，濒海之地均常受其劫掠骚扰，所以明政府从一开始一方面在沿海地区大量设置“营、卫、所、寨”等军事据点，另一方面对海外贸易就多加限制，除禁止本国人民出洋贸易外，对外国仅允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并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贸易。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倭寇更为猖獗，明政府便撤销了宁波、泉州市舶司，是时连捕鱼的船只也禁止下海。二是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当时统称佛郎机人），后是荷兰、英国、法国等，他们打着通商、传教的幌子，对我国东南沿海大肆劫夺，甚至用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于是明政府于嘉靖二年（1523年）便封闭了全部通商口岸。

清朝入关，对西方殖民者早存戒心，加之清廷要镇压郑成功在台湾的抗清运动，对海禁更严，曾禁令不许片板入海，并在沿海实行“迁界”，自然更不敢开放口岸。以后随着台湾平定，禁令稍弛，准许外商贸易，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江苏云台山（后移上海）、浙江宁波、福建漳州（后改厦门）和广东澳门（后改广州）分别设立江海、浙海、闽海和粤海四大海关，但多加限制。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政府遂又关闭了厦门、宁波等口岸，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因此，自明嘉靖二年（1523年）至清鸦片战争，凡300年间，基本都是闭关时期，致使我国沿海大中港口城市发展停滞不前，有的则由于长期封闭，港湾淤塞，从此衰落下去。其时惟有地处江海之交的上海，自清代设置江海关后，日渐上升，至鸦片战争前，已发展成一座拥有20万人口的海港城市。

明清时期，虽然我国官方贸易和大中港口城市有所衰落，但众多小型港口城镇却有了兴起和发展，这主要由下列两个原因所致：一是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各地的商品货币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又善于航海，很多人即以此为生计，在政府实行海禁时，由于正常的贸易途径已不可能，许多海商便转而从事“非法”的走私贸易，他们一般不在大港口停泊，多在僻静的小港口交易。二是清朝设立四大海关时，在各个海关管辖的范围内，其下又设有许多小口岸，这样就使很多小港口在“合法”条件下得到发展，从而促成众多的地方小型港口城镇兴起，如江海关下设有浏河、黄田港、福山、七丫、白茆、徐六经、吕泗等22处；浙海关下设有镇海、象山、大关、古窑、乍浦、澉浦、瑞安等17处。

5.2.7　北京最终被确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地位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元、明（明初除外）、清三代都是定都北京，彻底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城的地位。北京这一最终都城地位的确立决不是偶然的。综观我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城位置的选择，它们主要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

（1）政治上可以控制广大地区；

（2）经济上可称繁庶地区；

（3）军事上有险可守；

（4）交通上往来便利；

（5）接近统治王朝的根据地。

而北京这座我国北方重要的古城和军事重镇，除了具备或基本具备前四点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具备第五方面的因素。原来我国自晚唐以后，北方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相继有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兴起，使北京这个地方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这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北京实成为其必经的门户和据点，又距它们的后方基地不远，所以在它们取得政权之后，便先后都以北京为都城（辽朝建为陪都，金朝、元朝建为国都）。而明代却和这些王朝相反，由于元朝虽然灭亡，然而有生力量并未被消灭，其后裔依然存在且较强大，加强北方的防御实为明朝当时不可忽视的急务，迁都北京，有利于抗击从北边袭来的蒙古骑兵的威胁，又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这对于巩固边防以及维护全国的统一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加之北京是明成祖未即帝位之前燕王的封地，自有一番势力，所以明成祖便把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满清入关，建立清朝，同样是基于接近统治者根据地的因素（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故仍然选择北京为国都，从而最终确立了北京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地位。

5.2.8　城市建设的特点

归纳明清时期城市建设方面的特点主要有以下4点：

（1）城市主体结构上礼制规划手法仍占据主导地位并有所发展。

上一章曾述及过，我国元朝时城市建设有一个明显的向礼制复归的举动，明清时这一举动表现更为明显，明清北京城可以说是严格按照《周礼》等儒家思想规划布局的。如宫城居中、中轴对称、左祖右社、文职机构在左、武职机构在右等。并且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把太庙和社稷坛移到宫廷前两侧，使之居于更突出的地位；并加建天、地、日、月四坛，扩建孔庙，延长中轴线长达8公里，中间通过多重城门、桥梁、华表，两侧建筑物和过渡性广场尺度、形体、闭合的变化，使中轴线虽长而不单调，相反，显得更加突出而又富于变化等。在地方府州县级城市中，基本也是按照这一思想进行规划建设。

（2）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增加，在城门外形成关厢的现象比较普遍，城市中商业会馆建筑显著增多。

我国发展至明清时期，城市往往突破城垣的限制而“溢出”城外，在城门外交通要冲形成新的市区，这种情况很普遍，如北京前门外大栅栏一带，苏州阊门外一带，扬州东部新城一带等。这些地区开始时并无城垣，以后因为不断扩大，为了防护和管理，有的在外围加筑城垣，形成外城或新城。城市内部，由于商业经济发展，地方性和行业性的会馆建筑也显著增多，如北京多达50余所，其他如南京、苏州、扬州、成都等城市都有数量不等的会馆。

（3）城市普遍用砖修筑城垣，城市军事防御设施体系更加坚固与完善。

元代，蒙古统治者害怕汉人反抗，除都城等外禁止筑城。朱元璋听从朱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立国后，为了防御外来侵略和农民起义，在全国掀起一个筑城高潮，各大中小城市普遍改造、加固或新建城垣。为了适应当时火炮技术下的防守要求，对城墙构筑更加讲究，并形成一整套防御设施体系。主要特点有：

①在筑城材料上普遍采用砖头砌筑；

②在胶结材料上采用石灰、桐油、糯米汁（或粘高粱），以替代以往的三合土，使其更加坚固；

③加大城墙高度、厚度，以防敌人逾越、撞坏或挖洞穿孔；

④重视城池纵深配置，一是增加城墙道数，二是加宽加深护城河；

⑤重视城墙的作战设施配置与建设，如在城门上建城楼，在城墙上建城垛，每隔一段距离配置马面，在城墙顶上设置战棚，在城墙便于出击的部位修建暗门等；

⑥加强城墙重点部位的设防，如在城门处设置瓮城并置闸门，在城的四角或城墙转折处建角楼，在水门处，多在城墙下跨水道地方设置水关，装上一个铁闸门等。总之，我国城市军事防御设施体系经过历朝历代的改进和提高，至明清时已发展到更加坚固与完善的地步。

（4）园林建设在一些城市中大量增加并达到相当水平。

我国园林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但是过去多限于为帝王及少数贵族所有。历史发展至明清时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局相对稳定，统治阶级和一些大地主、大盐商、大富商和退休官员等，为了追求豪华和生活享受，都在不遗余力地经营园林建设，可分皇家与私人两类。皇家园林典型的如清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造的“三山五园”（圆明园，畅春园，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万寿山的清漪园），和在承德建造的避暑山庄。私人园林在江南地区最为集中，其中以苏州、扬州等地最为著名。苏州在清末时有大小园林达二百多处；瘦西湖两岸十里楼台一路相接；南京在明末有园林36处，绍兴城内外则多达192处等等，迄今苏州的拙政园、扬州的个园、无锡的寄畅园及南京的瞻园等仍都是江南的名园。这些园林在理水、叠山、绿化、建筑以及陈设、装修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给人以美的享受。

5.3　明代的南京城

南京是明初洪武至永乐间53年中全国都城的所在（洪武元年至永乐十八年）。明代的南京城是在六朝都城建康城城址和南唐都城江宁府城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由于它的巨大规模和独特的不规则的城墙走向和城市布局，而在我国都城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5.3.1　明代以前南京城概况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曾下令将建康的城邑和宫殿全部拆毁，改作耕地（“诏并平荡耕垦”），以免被他人占领继续称帝，只在石头城置一小小的蒋州，管辖江宁、溧水和当涂三县。唐代同样采取抑低金陵的政策，只是在旧蒋州城东南，建一规模也很小的升州，管辖上元、句容、溧阳、溧水四县，并将扬州大都督府迁到江都（扬州），有一个时期，甚至取消了州一级的设置。五代时藩镇割据，南京先成为杨行密的吴国的重要据点，后成为南唐的国都。杨吴时丞相徐温的养子李□（当时叫徐知诰）任升州刺史，李□于914年开始在南京兴建城池，城市位置较六朝故城南移很多，南跨秦淮，西带长江，至920年，新城完工。932年又再一次扩建。937年，徐知诰灭吴，自行称帝，即以新城（名江宁府城）为都城，是为南唐王朝。经过新建、扩建后的南唐都城，周长25里，其范围东至今大中桥、逸仙桥、竺桥；西至水西门、汉中门一带；南包内秦淮两岸的商业和居民区，另在南城外开护城河，即今之外秦淮；北至珠江路南侧干河沿。城内有一宫城，位于城中（约在今洪武路一带），周4里，其南门外有虹桥，即今内桥。南京作为南唐都城共39年（公元937—975年），市容渐复六朝盛况。

南唐灭亡后，北宋在此设立江宁府治，南宋又改称建康，作为行都139年。元朝时称集庆路，城郭规模依旧，但在手工业方面特别是纺织业却续有上升。当时设有东西两所织造局，各拥有匠户3000，织机150余张，为明清时期南京高度发达的织造业打下了基础。

5.3.2　明代南京城的建设布局

公元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克集庆路，改称应天府，以此为根据地东开西拓，南进北上，统一全国称帝后，即以应天府为都，并改应天府为南京，这是“南京”一名之始。

从1366年开始，朱元璋对南京城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新建，至1386年才基本完工，前后共花21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次建设对南京城意义重大，它所建的城垣和所圈定的范围就奠定了今天南京古城的格局和风貌。

和以往唐长安、洛阳、元大都等都城不同，南京地处江湖山丘交会之处，地形复杂，同时南京是在旧城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所以在皇宫位置选择、整个城市形态上都不甚规整，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旧城的利用和对自然地形的顺应，形成南京独特的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态。

明代南京城由大城（应天府城）、皇城、宫城和外郭城四重城组成。整个工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钟山的西南麓新建皇城、宫城和改筑南唐以来的旧金陵城；第二阶段是沿玄武湖南缘和西缘向北扩展旧城直到神策门与狮子山东西一线（狮子山包括在内）；第三阶段是建筑各主要城门（城楼）和各主要街道；第四阶段是建造外面的外郭城。

应天府城即现存的南京城（今存21.3公里城墙），开始筑于1366年。城的范围东连钟山，西踞石头，南及秦淮，北带后湖（玄武湖），把六朝的建康都城和东府城，以及南唐的金陵城（包括石头城、冶城和西州城）全部包入在内（图5.2），依山傍水，逶迤曲折，成一南北狭长、东西略窄的不规则形状，南北长20里，东西宽11里以上，计周长67.3里，面积约43平方公里。城墙高度一般在14～21米，宽度城基在14米左右，顶部在4～9米之间。它完全是根据南京实际的地理形势和防守的需要而设计的，是南京历史上集各代城池之大成的一座名城，也是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大砖城。

南京城的建设，可以说是明初长江中下游各省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当时，朱元璋为了建造坚固的都城，曾下令长江中下游两湖、江西、安徽、江苏五省一百几十个府、州、县的人民，按照一定的规格烧制城砖，砖上还打印着造砖的府、县，监造官员和造砖工匠的姓名。每块城砖规格为40厘米×20厘米×10厘米，重达15～20公斤。为了增加城墙的牢固程度，它以花岗岩条石为墙基，在城墙的砖缝里还灌有用石灰、桐油和糯米汁合成的夹浆，所以经久不坏，迄今已600余年。

应天府城共开13座城门：正南为聚宝门（今中华门）、通济门、正阳门（今光华门）；东为朝阳门（今中山门稍南）；北为太平门、神策门（今中央门）、金川门、钟阜门、仪凤门（今兴中门）；西为定淮、清凉、石城（今汉中门稍南的汉西门）、三山（今水西门）四门。各城门的上部，都建有高耸的城楼，而以聚宝门最为雄伟。聚宝、三山和通济三门各有城墙四道，三道瓮城，成“目”字形。每道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里面一道是木质再加铁皮包成的两扇大门。在聚宝门最外一层瓮城内侧，还设有“藏兵洞”的特殊设施，分上下两层，共有23个藏兵洞，每洞可藏纳兵士百人以上，共可藏兵达3000人以上。此外，在各城门之间的城垣上均修筑有垛口（雉堞），共计13616个；有窝棚200个等。

皇城偏在应天府城的东南隅。这里原是燕雀湖（前湖，今南京城墙东侧仍有一部分）所在，但这里是位于钟山龙蟠的“龙头”位置，北倚富贵山，南有秦淮河，且地势平坦，是一片背山面水的吉地，而且西边紧靠市区，便于利用旧城的原有设施，所以精通勘舆术的刘基卜地于此后，朱元璋不惜花费巨大民力以填平大半个燕雀湖为代价来取得一个完整的皇宫基地。

皇城以北部富贵山作为中轴线的基准点而向南展开。分内外两重城垣，外一道是皇城，南北5里，东西4里。内为宫城，见方约2里。皇城的正南门为承天门，相当于今北京的天安门。门前为外五龙桥，再前面为一“T”字形广场，广场中间为一纵贯南北的宽广御道，直抵南端的南门洪武门和都城正阳门。在御道的东面，分布着吏、户、礼、兵、工等中央高级行政机构（只有刑部在太平门外）。在御道的西面则是最高的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的所在地。在承天门北部有一端门，在端门北部即是宫城的正南门午门（今统称为午朝门，主要部分仍矗立在御道街的北端）。在承天门至午门一线以东，即宫城左前方，建有太庙；此线以西，即宫城右前方，建有社稷坛，是标准的“左祖右社”格局。

图5.2　明南京城图（复原）

1.洪武门　2.承天门　3.端门　4.午门　5.东华门　6.西华门　7.玄武门　8.东安门　9.西安门　10.北安门　11.太庙　12.社稷坛　13.翰林院　14.太医院　15.通政司　16.钦天监　17.鸿胪寺　18.会同馆、乌蛮驿　19.吴王庙　20.应天府学　21.酒楼　22.大报恩寺

宫城内按“前朝后寝”之制布局。正殿为奉天殿。奉天殿前是奉天门，后面是华盖殿和谨身殿，是为“外朝”三大殿。谨身殿后是乾清门，门内有乾清殿、省躬殿、坤宁宫及奉先殿、柔仪殿、春和殿等宫殿和西北角的御花园等，是为“后寝”部分。另在“前朝”三大殿以东建有文华殿，以西建有武英殿，还有左右对称的文楼和武楼。宫城内主要宫殿都建在南北中轴线上，北对富贵山，南抵洪武门和正阳门。宫城开四门：南正门午门（午门内有五龙桥，今仍存），北玄武门，东西各为东、西华门（今东华门仍存）。城外有护城河（图5.3）。明代南京皇宫这种对称严谨布置大部分为以后的北京城所沿用，甚至城门和宫殿名称亦未改变。

图5.3　明代南京皇城图

宫城、皇城、大城建好以后，朱元璋发现皇宫距离钟山太近，而且还有一些制高点，如南面的雨花台、北面的幕府山以及东面的钟山本身都留在城外，很不利于防守，于是朱元璋又于1390年下令建造外郭城。其范围西北直达江边，东包钟山，南过聚宝山（雨花台），周长达120里，在险要地段筑有16座城门（图5.4）。今仙鹤门、其林门、安德门、江东门等都是当时城门所遗留名称。

图5.4　明代南京城简图

南京城内总体布局情况大体是：城东南为皇宫所在的政治区；中南部原江宁府城部分主要为手工业、商业和居民区，三山街一带是当时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最为集中的地方，明朝功臣的王府也多分布在此区，如今日常府街（常遇春开平王府）、信府街（信国公汤和东欧王府）、邓府巷（宁河王邓愈王府）、马府街（郑和王府）以及瞻园（徐达的中山王府东花园）等都是明代的王府遗迹；东北部为军队的营房和仓库，是军事区；在三大区之间即都城的中心高岗位置上建造了报时和报警的钟、鼓楼。在北部鸡笼山南侧多分布为学校和寺庙，是文化区，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就分布在今东南大学一带，最多时学生达9000人。另在西南部冶城遗址，建了朝天宫，为臣下练习朝贺礼仪的地方；在鸡笼山上建立了观测天文、气象的观象台；城西秦淮河一带为粮食、禽畜、竹木市场；在城外西北部秦淮河入江口今三汊河附近建了一规模很大的造船厂，名“龙江宝船厂”，我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所乘用的大船大都是这里建造的；南部聚宝山（雨花台）西首则设有专门烧造高级建筑材料——琉璃的窑厂。

在明代南京城市建设中，有一处建筑值得提及，即在南部聚宝门外的古长干里，有明成祖朱棣名义上为纪念明太祖和马皇后，实为报他生母蚆妃（高丽即今朝鲜人）的恩德而建的大报恩寺（俗称报恩寺）。这是一组按照皇宫殿宇的规格建造的大型寺庙建筑群。工程极为浩大，参加施工的军役匠夫达10万人，历时达19年之久（永乐十年即1412年元月始建，到宣德六年即1431年8月竣工）。寺内除建有大雄宝殿和天王殿主体建筑外，还建有佛殿、观音殿、祖师堂、法堂、库房等殿宇楼阁20多座，画廊118处，经房38间。寺内有和尚500余人。大雄宝殿和天王殿均用白石砌成台基，精工刻镂成精细花纹。殿宇斗拱彩绘，飞檐翘角，如鸟展翼。其中蚆妃殿（即大雄宝殿）更同皇宫一般。在蚆妃殿后面，还建有一座高32丈9尺、9层8面、外壁用白瓷砖砌成的大报恩寺塔。该塔也是辉煌无比。塔壁上的佛像均用十余块瓷砖拼接而成，拼时斗榫合缝，不露痕迹。底层八面开四拱门，两拱门间嵌白石刻成的四大天王像。拱门用五色琉璃构件拼接而成，上刻五色琉璃飞天、飞羊、狮子、象、人面蛇身神像等，神态生动逼真。塔顶有2000两黄金制成的宝顶。下面有9级相轮，相轮下是直径为12尺、重达4500斤的承盘，承盘外镀黄金厚达1寸、俗称“金球”。从塔顶下悬铁索8条，每条各挂有风铃9只，共72只。每层飞檐下挂有风铃计80只。塔内放置长明灯116盏，昼夜长明。《白下琐言》载：“报恩寺琉璃塔高出云表，数十里外可望见。”金轮耸云，华灯耀月。可惜大报恩寺和大报恩塔这样一组宏伟建筑均毁于清咸丰年间兵火。

南京的街道在旧城区仍沿袭于元集庆路，由于受地形和历史影响，城内道路多呈不规则的东西、南北向，也有弧形和斜街的形式。

南京的人口，在明初为70万人左右（洪武二十四年，南京有473000多人，加上军队约20万人）。至明代中叶，发展到120万人左右。明初和明朝中叶，南京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明代迁都北京后，南京退为留都，宫殿官署仍一直保留。清灭明后，改南京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城郭仍明之旧，但宫殿多有损毁，并废皇城为八旗兵驻防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称作天京，亡后南京复称江宁府，为两江总督驻地，仍为一个大地区的封建统治中心，织造手工业则更加发达。

5.4　明清时代的北京城〔7〕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造扩建而成的，其改造扩建的方案基本是以明南京为蓝本，并且有所发展。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政权后，同年明兵攻进北京城。为了利于防守，同时考虑到大都城北部比较荒凉，大将徐达“缩其城之北五里”，即将北城墙南移到今北京城北墙位置（西北部利用积水潭最窄处向内斜收），城内面积较元时缩小约1/3（图5.5）。北墙仍然只设两门，东曰安定，西曰德胜；同时将元大都内宫殿尽行拆除，以消灭所谓“王气”。燕王朱棣即位决定迁都北京后，才开始有计划地营建北京城，营建工作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历时14年，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完成，次年正式迁都北京。营建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图5.5　明代北京城图

（1）营建紫禁城。紫禁城即宫城，亦即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是明代皇帝的主要宫殿区。宫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仍然建在元代太液池东侧，基址沿用元朝宫城的旧址而稍向南移，南墙向南推移近400米，北墙向南推移近500米，即推移至元代的平则门和齐化门一线。宫殿仍采取“前朝后寝”之制布局，前朝三大殿：奉天殿（即皇极殿，清代改称太和殿）、华盖殿（即中极殿，清代改称中和殿）、谨身殿（即建极殿，清代改称保和殿）。三大殿后是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图5.6）。内廷三宫其位置正在元宫城大明殿的旧址上，再后为御花园。这六大殿都布置在南北一条轴线上，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在六大殿两侧还有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官等多组（个）宫殿台阁，也都严格地遵守着左右对称的排列方式，这种规划设计明显是依照南京宫殿的制度布局的，甚至宫门和宫殿名称也沿用，只是它的规模更加宏伟，布局更加严谨。每一座大殿，都建在高大的汉白玉平台上，屋顶覆盖着金光灿烂的琉璃瓦，珍贵的木料来自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

图5.6　北京明、清故宫总平面图

1.太和殿　2.文华殿　3.武英殿　4.乾清宫　5.钦安殿　6.皇极殿、养心殿、乾隆花园　7.景山　8.太庙　9.社稷坛　10.南海11.中海　12.北海

宫城开四门：南曰午门，北叫玄武门（清代避圣祖玄烨讳，改称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四角各建有华丽的角楼，同时在周围又开挖了一道护城河，全部用条石砌岸，俗称筒子河。

（2）开拓南城。将皇城和大城的南墙依次南移，并移建太庙、社稷坛于宫城左、右前方。元朝宫城的前方本来空间就有限，明朝营建时又将宫城位置向南作了推移，这样宫城前方已无空间。于是把大城的南墙从今天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所在的地方，推移到今天前门所在的东西一条线上，向南推移约1里；同时相应地拓展了皇城的南墙，南移到元大都南墙的位置，原来元朝的丽正门（大城正南门）成为皇城承天门的位置。这样就使紫禁城和皇城之间出现了一片空地，而这里又是宫城前面极重要的位置，于是把元朝时皇城东面的太庙和西面的社稷坛两组互不联系的建筑群，分别迁移到空地上的左右两方，这样不但加强了这两组建筑和宫城之间的联系，也突出了宫城到承天门（天安门）之间的御路和宫城门前的气势。这种典型的“左祖右社”布置，显然也是以南京为蓝本的。除此之外，在元太液池南端还开凿了南海。

（3）开辟天安门前宫廷广场。和明南京一样，明北京也在皇城前开辟一个广场，广场也是“T”字形，并在东、西、南三面修建宫墙，把广场封闭起来，中间为御路，直抵皇城的前门大明门（清代改称大清门）。在广场两侧的宫墙以外，同样集中布置了直接为封建王朝行使权力的官署，同样遵从“左文右武”制度，东侧为文职六部及宗人府、鸿胪寺、钦天监等，西侧为武职五府等（图5.7）。

图5.7　清代天安门图

（4）在紫禁城北面堆筑景山。由于营建紫禁城时将其位置南移，这样在紫禁城北面便空出一块空间，同时因开挖护城河有许多泥土可资利用，于是在紫禁城北部堆筑了一座人工土山，高14丈7尺，名为万岁山，俗称煤山，清初改称景山（今景山公园）。山上五峰并峙，峰顶各建一亭。建造这座土山的目的和其位置选择富有多重深刻含义：它既是全城的制高点，又处在宫城的中轴线上，登临其上，足以俯瞰全城；而五峰中正中主峰所在处，又正是元朝后宫延春阁的位置，以山镇之，含有压胜前朝之意，所以又叫“镇山”，其寓意十分深刻，诚谓匠心独具。

（5）在城北原元代中心阁的位置上，分别建造了鼓楼和钟楼，南北相望，作为中轴线的新顶点。另外又在正阳门外以南东西两方相对称的位置，建造了天坛（东）和山川坛（西，最初也叫地坛，后又改称先农坛）；同时把土城改为砖城。

以上为明初营建北京城时的主要工程项目。

明中叶以后，由于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日益增长，同时明初改建北京城时，将城内河道截断，大运河漕运不再入城，大量人口和商业向城南集聚，在前门外自发形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而其时蒙古骑兵多次南侵，甚至迫近北京，为加强防守，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南墙外加筑了一道城墙，称外城，原来的大城便称为内城。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950米，南北长3100米，由于当时财力不足，只把城南天坛、先农坛及稠密的居民区包围进来，而东、西、北三面的外城没有继续修筑，使北京城终成一个凸字形。

明代北京城是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和宫殿建筑的杰出代表。它继承了历代都城规划的优良传统，规划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整个城市以宫城为中心，按中轴线对称的原则设计，并且有所发展。从外城南正门永定门开始，经过天坛和山川坛之间，内城正阳门，皇城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宫城午门及六大宫殿，宫城北门玄武门、景山，直到北端的鼓楼和钟楼，全长几乎达8公里，这在以前的城市规划中是绝无仅有的；并且在中轴线上还布置了牌坊、华表、桥梁和各种形体、尺度不同的广场，使中轴线虽长而不单调；相反，使城市布局重点突出，主次分明，既加强了宫殿庄严气氛，造成宏伟壮丽的景象，又显示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威。

明代北京城也是严格按照“左祖右社”的礼制布局的，并且又有新的发展。除了将太庙和社稷坛移到宫城前面左右两方、加重皇宫气氛以外，还在城南左右两方分别建天坛和山川坛，在内城外东、西、北三面分别建日、月、地坛，供皇帝祭祀祖先和天地诸神。

明代北京内城的街道坊巷仍沿用元大都的规划系统。由于皇城梗立于城市中央，又有南北向的什刹海和西苑阻碍了东西之间的直接联系，故内城干道以平行于城市中轴线的左右两条大街为主，街巷系统都与这两条大干道联系在一起，但东西方向交通不便，当时，平民东西来往，必须南绕大明门或向北绕地安门而行，反映了封建帝都为帝王服务的特点。与干道相垂直而通向居住区的仍是胡同，宽度6～7米，其间距约在55～57米，这也是元大都时留下来的尺度。居民区共划分为37坊，也是开放式布局。据《明实录》载，成化五年（1469年），“京师居民不下数十百万”。

至于清代，除对部分宫殿进行重修外，整个城市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图5.8）。重点是放在西北郊的几处离宫和园林修建上。从康熙开始，历雍乾两代，前后130多年，相继在这里营建皇家园林，即所谓“三山五园”（图5.9）。除此之外的变化即是：

图5.8　旧北京城平面图

1.宫殿　2.太庙　3.社稷坛　4.天坛　5.地坛　6.日坛　7.月坛　8.先农坛　9.西苑　10.景山　11.文庙　12.国子监　13.诸王府公主府　14.衙门　15.仓库16.佛寺　17.道观　18.伊斯兰教礼拜寺　19.贡院　20.钟鼓楼　21.象房　22.天主教堂　23.营房

图5.9　北京西郊清代苑园分布图

（1）清初由于火灾及地震，宫殿多有损坏，在康熙时进行重修。

（2）调整部分居住地段，将内城一般居民迁出至外城，让内城驻守八旗兵及修建营房，同时建了许多王亲贵族的府第。

（3）由于西北郊建了大片园林宫殿，皇帝多住在园中，很少去宫城，皇亲贵族为便于上朝，府第多建在西城；而大运河在城东通至通州，一些富商大贾及商业会馆多集聚此区，因此有“贵西城、富东城”之谚。

（4）清代为维护蒙、藏等民族团结，崇尚喇嘛教，因此清北京除原有的佛、道教寺院建筑外，又增建了一些喇嘛庙，最有代表性的如城东北的雍和宫以及将北海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拆除，建成形式美观、色彩素雅的喇嘛塔——白塔等。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也是基于同样目的而修建的。

明清北京城，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向以她的雄伟、壮观、美丽著称于世，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杰出成就。

5.5　明清时期地区中心城市——西安、成都

明清时期，地区中心城市较多，西安和成都即是其中的两个。明代西安和成都城内都建有藩封王府，清代王府都改为八旗驻防城。

5.5.1　西安

西安自唐末失去都城地位以后，五代时战乱不已，城市停滞不前；北宋时经常受到西夏国的威胁，也难以发展。元代改西安（长安）为安西，是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刺封王（安西王）的驻地，后因安西王阿难答叛反被诛，改安西为奉元，意为尊奉大元。元朝的安西路和奉元路均是陕西行省的治所，地位非常重要。明朝，西安是藩封重地，又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军事、交通方面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朱元璋认为：“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并把他的次子封为秦王，镇守西安。城市建设又一度出现新的高峰。今天保留下来的西安城就是明初奠定的。

明朝的西安城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唐末，长安城屡遭破坏，城大人少，匡国节度使韩建不得不缩小城池，韩建放弃了唐长安城的外郭城和宫城，只在原皇城的基础上重修子城，是为“新城”，亦即五代、两宋的长安城、元代的安西路城。明初，太祖朱元璋将次子册封为秦王后，藩封、府治同在一城（元朝安西王府在浐河之西，不在城内），因而需要对原有的城池加以扩建。扩建工程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完工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根据当时北、东两面地势较高的具体地理形势，城垣主要向北、东两面扩展，面积约扩大了1/4，西、南两面则依韩建所建新城的位置（参见图2.3、图3.6）。

扩建后的西安城非常高大、坚固。根据实测，城垣周长11.9公里，高12米，平均厚度16.5米，城内面积近12平方公里。四面辟门，每门外设有箭楼，内建城楼。两楼之间建有瓮城。城墙内面建有马道6处，作为兵马登城之用，外面建有敌台（又称马面），城外护城河宽20余米，深10余米。洪武十三年和十七年，先后修建了现在的鼓楼和钟楼。钟楼原址在西大街中段北侧，明万历十年（1582年）迁在现址。从此，以钟楼为中心，构成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主要格局。今东大街大体就是唐皇城的景风门街，南大街就是唐皇城的安上门街。秦王府则位于城的东北部，挨着秦王府的南门建筑了“宫城”，是秦王府下属机关所在地。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城墙上夯土外包砖；崇祯年间（1628—1644年），又增筑了东、西、南、北四关“郭城”，至此，今西安城的规模已完全具备。

清代，把西安城的东北部划为满族居住区，修了一座满族驻防城。满城的面积约占全城的1/3。并拆除了秦王府内的建筑，改为八旗军校场，驻骑兵五千，连同他们的眷属，人口约在2万人左右，借以防范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抗（图5.10）。

图5.10　清代西安城区示意图

5.5.2　成都

成都位于川西平原的东南部，地处富饶的冲积平原。自公元前250年左右秦国蜀郡守李冰带领人民修建了都江堰后，从此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号称陆海”的天府之国（《益州记》），唐代更有“扬一益二”之说，是当时国内仅次于扬州的第二大经济中心。

成都在西周末年就成为蜀王开明氏后世的都城。战国时，秦国在成都已置成都县。秦统一全国后，成都县属蜀郡。后汉末设益州。三国时蜀汉建都于此。西晋仍属益州。隋改益州为蜀郡。唐升蜀郡为成都府，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曾一度避难于此。五代时王建、孟之祥先后在此割据，建立前、后蜀国。元代设成都路。明清皆为成都府。从元代正式建置省制开始，元、明、清三代成都都是省治地。

成都在历史上先后数次筑过城池，城的名称常有改异，城池规模也常有减扩，但城址位置却少有变动。如秦汉建的成都城位于今成都城内西南部，周长12里，分为太（大）城与少（小）城两部分，因城形若乌龟，故又称龟城（图5.11）。后来西汉、隋唐、五代、两宋代有兴筑。明代成都城就是在宋、元土城的基础上建筑的。洪武四年（1371年），蜀平，李文忠修筑城池，其后都指挥使赵清包砌砖石。基广2.5丈，高3.4丈，周20里余。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朱椿在成都大城内筑蜀王府城，周长5里，高3.9丈，外又环以萧墙，周长9里，高1.5丈。蜀王府城又称皇城，极为富丽堂皇。于是成都城内形成内、中、外三重的套城结构。

图5.11　成都秦城清城位置示意图

明末成都外城多已毁坏，清康熙初年巡抚张德地重修罗城，高3丈，周长22里，东西9.3里，南北7.7里，旧称三十六大街、七十二小巷。较之明城，东垣有所外移，逼临江水。这次重修正式奠定了今日成都的外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分西南隅为满城，亦称少城，周长4.5里，有五城门四城楼，八条大街和三十二小巷，专为旗军和家属住地。

成都城建筑一个重要特点是皇城与外城方向错置，外城方向并非正南北，而是东北、西南向，因此街道也不是南北向，而是带有一定的斜度，城形也并不很规则，这是由于明初筑城时，是顺随两江环抱的河道流向修建的。因为成都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河道都由西北流向东南，这种建筑设计，更利于城区内街道的排水，是十分科学的。而皇城则是按传统的城制建造的，方正规则，因而与整个城市平面及道路布局成一角度（图5.12）。这也说明外城是原有城址重建，而皇城则是以后新建。这一格局被以后清代延续下来。

图5.12　四川成都城图（1955年）

城内除北部及西南部外，东南部大都为商业繁华地区。该地区临近当时水陆交通线，附近锦江经岷江由宜宾转长江，陆路由此通内江，因此商旅贸易、商店等均集中在这一带。城东南的东门外为两江交汇处，由于商业交通的发达，形成城外一大块关厢区。其他北、南、西门外，也都沿着对外交通道路形成长条形的市区。

成都城内的道路网布局也很有特点，可分大城、皇城与少城三个系统。前已述及，大城是结合倾斜的古城势而成的方格网系统；皇城是以明蜀王府为中心的正南北向道路系统；而西部少城则是鱼脊式的道路系统。民居也有其特色，多以轻巧的穿斗木架、白墙青瓦组成四合院，幽静灵活，临街多建骑楼、重檐，丰富多变。

5.6　明代的边防重镇——大同、宣府

明代，为了加强对北方亡元势力的防守，于北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边重镇”，负责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军事防务。这些城市因多处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经济一般都不发达，城市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需要，当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大同和宣府就是“九边”中的两处重镇。

5.6.1　大同

大同又名云中、平城，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座名城。这里地处晋北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南、北、西三面环山，东面有御河自北而南流过，注入桑乾河。形势冲要，既是晋北的门户，燕京的屏藩，又是蒙汉族频繁接触的处所。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时大同属赵国云中郡，赵武灵王在此筑城屯兵。秦统一全国后属雁门郡，为平城县治地。汉初，匈奴南犯，汉高祖亲率大军北征，后又派其兄刘喜为代王驻此，平城便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

魏晋南北朝时，鲜卑族兴起。北魏拓跋珪于公元398年将都城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于此，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止，其间作为都城96年，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就是这时期开凿的。

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大同划归契丹。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大同府，建号西京，是辽“五京”之一，金袭辽制，仍建为西京。辽、金两代，大同作为陪都达二百多年。

元代改西京为大同路，路县同治大同城。

明代的大同城是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徐达在辽、金旧的土城垣基础上修筑的，外包以砖石。城内驻有大同总兵，负责边墙（长城）的防务，防务范围东起今山西天镇县东北镇口台，西达偏关县东北的鸦角山，长647里。

为加强防御，朱元璋还将其已封为豫王的第十三子朱桂，改封为代王，驻守大同。永乐时（1403—1424年），在此设巡抚与副总兵，天顺间（1457—1464年），添设分巡按察司粮储户部仓场，嘉、隆间（1522—1572年），又添设游兵、神机等营。另设山西行都司管辖东、西二路十五卫所等。这里驻扎军队也多，最多时达13.5万多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1/12，有马骡达51000多匹。当时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足见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为了保证驻军粮料服装与汉蒙人民生活的需要，这里聚集了很多客商，其中有些是座商，他们世世代代在此居住经商，数量最多的是山西人。有些则是行商。另外，明王朝为适应汉蒙各族人民的贸易要求，自正统三年（1438年）始，开设了马市，允许军民平价市马骡。隆庆和议之后，贸易更是盛况空前。

图5.13　山西大同城图

大同城为正方形，周围总长13里，高4.2丈，设城门四，东西南北各一。明代中叶，为抵御瓦剌、鞑靼的不断南侵，景泰间（1450—1457年），巡抚年富于城北筑一小城，周长六里。天顺间巡抚韩雍续建东小城、南小城，周长各5里，壕深1.5丈，以加强对主城的防御，并对城垣又一再加高加厚（图5.13）。

城内主要干道正对四个城门，形成十字形干道骨架。其余为一般街巷，呈方格状。代王府位于城中偏北，西邻南北大街。代王府前有一著名的照壁（九龙壁）。壁长45.5米，高8米，厚2.02米，由壁座、壁身、屋顶三部分构成，壁前有一倒影池，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座琉璃龙壁，其雕刻艺术可与北京北海公园的九龙壁相媲美，至今尚存。代王府北端有一高台，上有元武庙。在南街正中建有鼓楼，平面近似方形，高20余米，底层十字穿心辟门，以通马车和行人。鼓楼西面建有钟楼。城内还有一些官府衙门、仓储、孔庙、关帝庙及辽、金时代建的华严寺、善化寺等大型建筑物。

清代大同仍为大同府治，成为与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中心。

5.6.2　宣府

宣府即今宣化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秦、汉时为上谷郡，唐、宋时为山后州，元为宣德府，明初改为宣府镇。这里紫荆关控其南，长城控其北，居庸关左峙，云中右屏，形势冲要，为北京西北方门户，明代“九边”之一。负责长城的防守区域东起居庸关的四海冶，西达今山西东北部阳高县的西洋河，全长1023里。

为了加强防守，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封其十九子为谷王，驻守宣府城内。三十六年，置宣府左、右、前三卫，同治宣府城。永乐七年（1409年），在此置镇守总兵官，正统三年（1438年），于此设巡抚都御史管理屯垦。天顺元年（1457年），又置户部督饷郎中。此外，兵备、副、参、游、守等官，也配置齐全，应有尽有。因为是京师门户，所置兵力很强，驻守此处的军队最多时达15.1万人，马骡55000多匹。

宣府城为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所筑，初为土城，正统五年（1440年）砌以砖。隆庆二年（1568年）又进行加修，城周长24里，高3.5丈，另筑有南关方四里，城池规模比大同城大。设城门七：东西各一门、北面二门、南面三门。南北门和东西门相连形成“两纵一横”的主要街道，城内开设有许多店铺，除出卖土产外，更多的是来自各地的手工业产品。为了满足汉蒙广大人民的需要，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起，在此开设马市；又于隆庆五年（1571年），在其北部张家口开设了“民市”。

谷王府位于城北正中。成祖即位后谷王移贬长沙，城市规模缩减，将北面偏西的高远门、南面正中的宣德门及西边的承安门封闭，因而城内只有偏东的一条南北主要街道比较繁华。在此街道上有建于正统五年的镇塑楼（鼓楼），建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的清远楼（钟楼）以及四牌楼，与南北二城门形成一条轴线（图5.14）。

图5.14　河北宣府城图

明末驻兵减少，又加灾荒，城内房屋多有拆毁，变成菜园，城市逐渐荒废，尤其城北部一带，原来多为军队驻地，此时荒废更甚。

清代于宣化设宣化府，成为与蒙古地区进行茶马交易的重要商市。

5.7　清代皇家园林城市——承德

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西南距北京230公里，是首都东北方的门户。原名热河，因热河（今武烈河）沿途汇积有温泉，寒冬不冻得名。

承德因清代康、乾皇帝在此兴建著名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而著称于世，城市也由此兴起。

元代这里为蒙古族的牧马场地。明代先为兴州五卫，后并入诺音卫。清朝由于发迹东北，承德地理位置变得重要起来，深得统治者重视。清世祖福临不断到北方巡视。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王朝在南方平定“三藩之乱”〔8〕后，便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在古北口外设置围场，以训练满、蒙八旗军。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始，先后沿北京至承德〔9〕、承德至围场的途中修建了八处行宫，到了乾隆中期时口外共有十四处行宫。其中热河行宫即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处。

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七年基本完成。此处原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有两个居民点，即热河上营和热河下营。热河行宫即位于热河上营北面。康熙在这座行营建成后不久，亲题了“避暑山庄”的匾额，故热河行宫又称避暑山庄。从康熙四十七年避暑山庄基本建成起，热河行宫就成为康熙和乾隆历年在这一带巡行的中心。康熙在《芝径云堤》诗中写道：“万几少暇出丹阙，乐山乐水好难歇。避暑漠北土脉肥，访问村老寻石碣。众云蒙古牧马场，并乏人家无枯骨。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意即热河上营北面蒙古牧马场这块地方，既没有人家居住，也没有坟茔墓地。草木茂盛，又没有蚊蝎一类的虫害，而且还有泉水，水质好，人喝了很少得病。一切天造地就，自然成趣。于是遂决定在此兴建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规模宏大。自康熙四十七年基本建成，以后不断修建，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才最后竣工。园内建有宫殿、庭院、寺庙及管理等建筑物达120处。山庄内没有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建筑，而是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的本色，吸取江南塞北的风光，形成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占地面积达564公顷，是北京颐和园面积的2倍；周围绕以虎皮石墙，随地势而起伏，长达10公里。上加雉堞（即女墙），如紫禁之制。有丽正门（南面正门）、德汇门、碧峰门等大小10个门出入。园内布局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宫殿区在山庄的南部，布局严谨有序。苑景区又分为东南部湖区、中部平原区和西北部山峦三个景区。整个布局是左湖右山（图5.15）。其内还有许多楼、台、殿、阁、亭、寺、观、庵等建筑。布局灵巧，形式多样。不但是清朝皇帝和后妃们及一些王公大臣的避暑胜地，也是当时中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清政府在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如接受当时我国漠南、漠北、青海、新疆、西藏、四川等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朝觐，接待邻国朝鲜、安南（越南）、老挝、缅甸等国的使节以至国王等，客观上起了巩固国内统一和防御外来侵略的效果。

图5.15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略图

外八庙布列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坡台地上，如众星拱月环列周边，是康、乾两朝利用避暑山庄进行政治活动的产物。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原有十一座寺庙，因其中八座寺庙有朝廷派驻的喇嘛，由理藩院发放银饷，且在京师（北京）之外，故称“外八庙”。现尚存七座：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庙、殊象寺（另溥善寺已经不存）。外八庙建筑形式在汉族传统的基础上，吸取了藏族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外八庙的兴建，顺应了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对西藏佛教的信仰，密切了他们同中央政府的联系。

随着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兴建，承德在热河上营的基础上也就逐渐发展起来，地方行政机构和八旗驻防机构相继建立，同时清政府明令这里放垦，允许关内农民前来耕作，于是人口激增。乾隆曾写道：“热河自皇祖建立山庄以来，迄今六十余年，户口日滋，耕桑益辟，俨然一大都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人口已增至46万，到道光七年（1827年）时又增至78万余（图5.16）。

图5.16　承德市城市发展示意图

5.8　明清时期工商业、手工业城市——扬州、景德镇

明清时期工商业城市主要分布在水陆要冲，尤以大运河沿线居多。其中有些是省城、府城或州城，这里有官署和军队，但其最大特征则是工商业非常繁荣，扬州即是其代表之一。同时明清时期手工业城镇也很发达，著名的有“四大镇”，兹以景德镇为代表。

5.8.1　扬州

扬州在唐代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工商业已繁盛至极，故有“扬一益二”之谚。但从唐末、五代开始，由于毕师铎、杨行密等军阀连年混战，迭攻迭守；国内外贸易又分别被真州（仪征）和华亭、江阴等港口取代，从此便跌入低谷，经济不振、城池缩小。历宋、元两代，元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北宋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道：“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及唐之什一。”欧阳修诗也说：“扬州无复似当年。”直到明清，由于大运河畅通和淮盐在此集散，城市又再度繁荣起来，发展成为我国东南经济、文化中心。

元末（1357年）朱元璋取得扬州时，城中人口很少。据《明太祖洪武实录》：“按籍城中，仅余十八家。”朱元璋命元帅张德林守扬，“德林以旧城虚旷难守，乃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这里所说的“旧城”，是指宋朝的大城。原来宋代扬州先后共筑有三城：即南部宋大城，北部蜀岗上的宝佑城和中间的夹城。宋大城筑于南宋初年（建炎元年即1127年），时值金兵南下，由知州郭棣修筑，周长2280丈（约合15.3里，其前身是北宋初年镇守扬州的李重进在唐代罗城南部加以改筑，城周13里，叫“州城”）。宝佑城筑于南宋末年，当时蒙古军压境，由时任两淮宣抚使贾似道所筑，周长1700丈（11.3里）。因城筑于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故称宝佑城。夹城则是为了使两城之间方便联系而筑。

明初张德林截旧城西南隅所筑的扬州城，周长1757丈（约合12里），辟城门五，城之四周有壕，南北各有一水门。其所以截取宋大城西南隅筑城，是因宋大城西部有一南北向的市河（即今汶河路）相通。就近筑城，既利于居民用水，又利于商品及物资的运输。明城的位置比宋大城已略南移，这就是后来扬州的旧城。

至明中叶，扬州因商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且溢出城外，在城东至大运河边已形成一片新市区。嘉靖时，倭寇屡犯扬州，为了加强防守，知府吴桂芳于嘉庆三十四年（1555年）在扬州城东的商业区又筑一道城墙，称新城，又称东城。新城与旧城相合，南、北、东三面共长八里，计1542丈，设城门七，门上各有城楼。东面与南面以运河为城河，北面挖壕与旧城的城壕及东面运河相通。新城的位置相当于宋大城的东南隅（图5.17）。

扬州新、旧城池是一个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总面积5平方公里。清朝及民国时期袭用不改，直至1916年才拆除了新、旧城之间的隔墙；1951年扬州市才拆除了全部城墙，筑为环城马路。

明清时期，大运河从扬州城东和城南流过。大运河是明清两代的生命线，每年通过大运河输送京师的漕粮，明代一直在200～300万石之间，清代更多达324.44万石，占全国漕运量的81％。这些漕粮均需经扬州转运北上，扬州成为当时漕运中枢。并且作为对漕运军士的优恤，明清政府特许他们携带附载二成土宜（土特产品），可自由在沿途贩卖，免征税钞。这样既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也能繁荣沿岸城镇经济，由此促进扬州经济的繁荣。

明清时期，扬州也是淮盐的集散地，两朝都设有巡盐御史驻所。尤其在清代，扬州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的基地。乾隆鼎盛时期，集散数量达到顶峰。清代盐税收入达四千余万，十倍于明，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所谓“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扬州成为盐商的集中地，“扬州繁华以盐盛”。因为盐商盈利很大，均极富有，在城内建了很多豪华的住宅和园林，如保留至今的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即是清代盐商两淮商总黄应泰所建；乾隆年间，为了接待乾隆南巡，盐商不惜挥洒万金，大兴土木，增荣饰观，先后改虹桥为石桥，在瘦西湖上建五亭桥，重修莲性寺（今法海寺）白塔，屹立云表，桥塔掩映；又开莲花埂新河直抵平山，沿湖设景，两岸皆建名园，景点共有二十四处之多等。

图5.17　扬州城址变迁示意图

扬州的手工业历来很有基础，明清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锦缎、绢匹等高档丝织品，酱菜、玉器、漆器、香料、雕刻、刺绣、绒花等都负有盛名。

正是由于漕运、盐业和本身手工业的发达，带来了扬州商业的繁盛。这里聚集了很多富商巨贾。商人最初以徽商居多，其后湖广、山陕、浙绍、嘉湖和粤商等也接踵而来。为了商业的竞争，各省纷纷在扬州设立会馆，如南河下的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花园巷的安徽会馆，新城仓巷的岭南会馆，达士巷的浙绍会馆，东关街的山陕会馆等等。由于交换的需要，以牙侩为生的人也很多。早在万历时《扬州府志》即记载：“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侩最多……扬州、瓜（州）、仪（征）经纪不下万数。”其贸易之盛，由此可见。一些地主、退休官僚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也纷纷集中在扬州，为他们服务的各种行业，如绸缎店、酒楼、花肆等比比皆是；青楼、茶社、浴池、书场、剧苑等都适时而兴，应有尽有。乾隆六次下江南，多次到扬州，这一方面也说明“广陵繁华今胜昔”，另一方面又更加促进了扬州的繁华。

由于大运河从城东和城南流过，这一带就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区。在小东门、钞关、河下街、东关街一带最为繁荣，集中着许多码头、堆栈、旅店、饭店和会馆。大商人和大官僚也多在这一带居住，如李鸿章公馆即位于南河下街。这一带建有许多大型的庭院式住宅，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多为楠木、柏木、杉木，极其华贵。住宅大多附有私家园林，如保留至今的何园（寄啸山庄）、片石山房、小盘古等。

扬州城内的道路系统，除较笔直的东关街至西门桥、南门街至北门街外，其他皆为蛛网式小巷，大巷接小巷，街巷相通，连成一片。东部新城区尤为明显，因多系自发形成。内中还有一条明显的斜街（湾子街），本为明代驿站报马所经的捷径（图5.18），明中叶筑新城时，此路已形成，便被保留下来。

分布于街巷中的住宅，可分大、中、小三类，如盐商宅第、名人故居以及商业会馆，多属大类格局，占地约达10亩。砌房造屋数十间不等，屋宇齐全、密闭，一般五至七进，为多进穿堂式。中型住宅，正屋二至五进，可分门房过道、厨房杂屋，每进有天井，屋后有小院，或前进为厅堂，后进为住房，旁接套房。小型住宅，占地半亩，常为三间两厢，进大门有过道，屋前有天井，单门独院。在建筑风格上各有千秋，一般多为砖刻门楼；技术上多采用框架式结构，按平面展开，富有多层次特点，思想体系上表现出尊卑有序，尊者置于中央，卑者从属则列后或旁侧的地位。

城内还有很多大的宗教建筑。清代扬州有八大名刹，其中天宁寺为八大名刹之首。此外还有保留至今的伊斯兰教寺院仙鹤寺、史公（史可法）祠、文峰塔、文昌阁、四望亭等祠、塔、阁、亭建筑。一些高大建筑的布置，与河道及街道的布置上常有良好的配合，如文昌阁跨河建造，四望亭正值西门街口，均形成街道对景；城南文峰塔，其位置也与弯曲的运河相配合，成为扬州城的标志。

清末以后，由于水陆交通的变化，西有津浦铁路通车，东有海运兴起，扬州运河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海势东迁，盐田被垦，扬州又再次陷入低谷。

图5.18　扬州城图（1949年）

5.8.2　景德镇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著名的瓷都。古称昌南镇，因以制陶为业，又称陶阳镇。东晋时荆州刺史陶侃曾“擒江东寇于昌南”，改称新平镇，意为新近平定之地。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宋真宗命该地烧制“御器”，器底皆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之名著，而昌南镇之名遂微。

景德镇位于赣东北，地处丘陵地带，东北稍高，西南较低，境内多熔岩地貌。西部有昌江由北向南流过，市区位于昌江河谷。由于附近出产大量的优质制瓷原料高岭土和制釉的各种原料，故陶瓷业发展的历史悠久。据《浮梁县志》载：“新平冶陶，始于汉兴。”据此，景德镇已有两千余年烧制陶器的历史。南北朝时已能烧制瓷器，宋代景德镇成为南方的制瓷中心，元代在此设置“浮梁瓷局”和官办“枢府”窑，民窑也随之增多，瓷窑林立，逐渐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明清两代是景德镇的全盛时期，清更盛于明。明代在此设立规模宏大的御窑厂，置官督造精美的瓷器以供御用。制瓷工艺已十分娴熟精湛，已能烧制出清新高雅的青花瓷和雍容华贵的釉里红瓷器，以及各种光洁美妙的高温色釉瓷器。制瓷工序很多，分工细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由于制瓷需要大量劳动力，当时景德镇的雇工很多。万历时“镇上用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万人”。〔10〕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为瓷器生产鼎盛时期，有官窑作坊23个，“窑五十八座”；有“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十余万，靡不借瓷资生”。〔11〕所产瓷器种类繁多，有缸、盆、盂、尊、坛、瓶、罐、碗、碟、钟、盏等等。有斗彩、古彩、粉彩、珐琅等丰富的釉上装饰瓷，使制瓷工艺进入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阶段。

图5.19　清乾隆年间景德镇示意图

景德镇瓷器的兴盛，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使其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以制瓷业生产和输出为主要职能的专业化手工业城镇。古代这里就有“江南雄镇”之称，明代已经发展成为“袤延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12〕的大镇。到了清代，市区又有了新的扩展，逐渐南移，以就近昌江下游的原料产地。人口约20万，其中工商业人口所占比例达70％。

作为手工业中心的景德镇，与封建社会的一般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布局不是严整规则的，建筑的布置也无一定的规则，往往是窑在城区内分布，与居住地区混杂；没有形成以官府楼阁为中心，而是围绕分散的窑区和昌江谷地形成南北狭长的带状城区；城内主要街道也是顺随昌江流势成南北向自然伸曲。城市原来也未筑城，后虽加修了城墙，也成不规则形等（图5.19、图5.20）。

图5.20　江西景德镇图（1956年）

阅读参考文献

1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　宋家泰，庄林德．江南地区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4）

5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　蒋赞初．南京史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8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9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10　文化部文物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11　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复习思考题

1．综述明清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的主要特点，并阐明众多小城镇得到兴起的原因。

2．北京为什么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

3．试述明代南京城（应天府城）建设的特点及其意义，并阐明南京城内总体布局的基本特征。

4．明代永乐迁都北京，对北京城主要进行了哪些营建工程？并阐明在紫禁城北面堆筑景山的位置及其用意。

5．清代为什么要选择在承德建避暑山庄？并阐明避暑山庄建设的特色。

注释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3〕《吴兴掌故集》卷十三，明嘉靖39年刊本。

〔4〕《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5〕《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

〔6〕第4及第5特点参见：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0～125

〔7〕本节参见了：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的研究成果．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指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先后起兵反清，吴三桂起兵云南，尚之信起兵广东，耿精忠起兵福建，史称“三藩之乱”。

〔9〕“承德”二字的命名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康熙时尚称热河上营。

〔10〕康熙《江西志》卷一四六，艺文。

〔11〕唐英：《陶冶图说》，载清道光年间所修《浮梁县志》卷八。

〔12〕《浮梁县志》卷一。

6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总结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地域载体和最为直观的空间景观表现。由于受政治社会体制及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地域与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演化的，因此古代的城市最能反映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历程和典型的文化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发展、规划与建设既有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体现，成为遗存至今而魅力犹在的宝贵财富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也有因封建愚昧意识和固步自封造成的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在随后而来的帝国主义入侵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在这里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建设进行一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6.1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总结

6.1.1　政治、军事因素是城市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后期城市功能趋于多元化

世界各地早期城市的产生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经济力量来集聚人口，从而形成城市；一种是以政治、军事实体为基础，以法律、宗教、行政的或暴力的等强制手段来实现人口的聚集。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大多是属于后一种类型。总体而言，在明清以前中国农业社会的主要经济生产场所是在农村，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军事的统治堡垒和消费的场所，城市中有限的工商手工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城市建立、发展的首要原因是统治者的政治与军事需要，这不但表现在中国古代国都的选址方面，而且在以下层次的各种城市中都有明确的反映。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筑城高潮，都与当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对民众的统治，以及进行战争关系密切。宋代开始中国城市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这在“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北宋汴梁开封景观有典型的表现。这种变化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及规划建设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一方面，在随后的历朝历代中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不断出现因为经济要素集聚原因而产生、发展、繁荣的城市（最为代表的是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再如苏州、上海等城市职能向商业化的明显转变）；另一方面，经济职能的发展也导致了城市社会结构不断多元化，城市中的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市民主体不断壮大；最后，城市的空间结构也不断适应相应的社会经济职能转变，如一些城市的不规则城址形态的出现、唐代以后城市中坊里制的解体、市肆的广泛分布、街道尺度的变化、新兴无城墙市镇的出现等等。不少城市向以政治功能为主的综合性多功能城市发展。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城市职能由政治、军事向经济生产的转换是缓慢而不彻底的，基本也没有受到统治者的明确推动，主要还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因而中国城市的经济职能大多是畸形、不完善和脆弱的，往往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重大的动荡，甚至一蹶不振。

6.1.2　城市的发展受到社会周期性危机演化的影响，呈波浪型曲线向前发展的轨迹

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每当社会繁荣、稳定时，城市就获得大的发展；而当社会发生动乱时，城市就遭到破坏。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发生分裂和动乱，残酷、激烈的战争造成社会的大破坏，而城市是破坏的首要目标，毁地屠城的记载不绝于书，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城市都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不少城市变成废墟，发展中断，即使幸存的城市也是残破不全。因此，中国古代城市虽然多次出现辉煌的发展，但是都不能持久地保持，而是受到社会周期性危机演化的影响，随王朝的兴亡而兴盛衰落。多数新王朝初建时期的城市不是在以往城市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而是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重新起步。发展—衰落—破坏—恢复—发展—衰落—破坏，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成为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从春秋战国直至明清就始终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应当说，其间还是有所向前发展的。从宋代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消防报警系统的出现，到明清时期城市数量和类型的增多，城市与城乡相互联系的密切，关厢现象的普遍出现以及城市军事防御设施的坚固完善和园林建设的大量增多等，都得以证明。只不过总体而言，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城市发展的步伐缓慢而已。

6.1.3　城市分布和发展极不平衡，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逐渐分离（呈分离状态）

秦汉时期，中国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方的中原地区，占到全国城市总数的3/5，而广大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的城市数量较少（图6.1）。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发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战乱，社会生产力的生机被斩断，城市遭到严重的破坏，大量人口死亡、流散，有相当部分南迁，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一带等地区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图6.2）。此期新增加的城市绝大多数在长江以南，其中位于长江东南部的占1/2，长江西南部占1/3，并出现了不少繁华的大都市。随着运河的开凿和漕运的兴起，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城市。明清时期，南方的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远远超过了北方，商品经济也较为繁荣，区域性的市场和全国性的商路网基本形成，内河和海上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东南地区的城市越来越多，西部和北部的城市则逐渐减少，城市分布的不均衡性日趋严重。

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中心总体是在北方。自夏商以来，都城位置随着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早期集中在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特别是长安、洛阳一线；中期由于少数民族的数度南侵、国家分裂，在东晋南北朝和金、南宋时出现过南北两个并列的都城，但国家统一时，都城仍在长安、洛阳和开封一线；后期则以定都北京为主，惟明初数十年间曾定都于南京。然而从隋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向江淮及江南一带转移，由此产生了我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相分离的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由于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相隔较远，因此必须在两者之间修建交通干道（最具代表的是大运河），从而带动了一批沿线城市的兴起。

图6.1　南北朝前城市分布示意图

图6.2　南北朝后城市分布示意图

6.1.4　城市数量众多、规模宏大

中国历代王朝并无关于设市标准的具体规定，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建有县治以上的城邑作为城市。随着历代疆域的变迁、人口的增减、经济的兴衰、行政区划的调整等，城市的数量有较大的变化。秦代有近400多个县，汉代为1500余个，隋代为1200余个，唐代又增加至1500余个，北宋为1200多个，明代为1100多个，清代又增为1500多个。若加上县治以上的郡、府、州治所，则城市的数量还要多出一些，详见表6.1。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城市数量除秦朝以外，其余各朝代大体是浮动于1200～1700个之间，清代更超过2000个以上，其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表6.1　我国历代郡、县设置数目　　（单位：个）

资料来源：秦代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其余朝代根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统计整理。〔1〕

在我国古代大中城市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目前国内学者比较认同的看法是南朝时代的建康、唐代的长安与洛阳、两宋的开封与临安、明初的南京和清代的北京都曾达到百万之多。尽管我国古代产生过的百万人口大都市数量不多，但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仍然有过数次领先的地位。美国学者钱德勒在《城市发展4000年》一书中例举了不同历史时期35个世界最大的城市，其中中国有5个城市先后8次位居世界第一（表6.2）。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中国大城市的数量居于世界第一位。

表6.2　历史上的世界最大城市

资料来源：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与城市人口规模相适应，中国古代城市的用地规模也较大。府城的占地面积通常有数平方公里；省城的面积往往超过十平方公里；至于都城的面积则高达数十平方公里。如隋大兴、唐长安达到84平方公里。汉长安（内城）35平方公里，北宋东京40平方公里，元大都49平方公里，明南京43平方公里，都位居世界前列。对比国外古代的城市，其占地规模一般都比我国的相应城市要小得多。

6.1.5　大一统体系中城市的有限变化

总体而言，中国经历了长达2300余年的封建社会，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生产力虽然在不断进步，生产关系也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改朝换代，但生产力发展是缓慢的，封建生产关系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生产方式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都是封建社会型的城市，城市有变化及发展，也有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发展方式上没有根本剧烈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的发展有两大类型，一为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图，从政治军事统治的要求出发而兴建的城市，一般多有整体规划的意图，布局方正规则；一是主要由于经济地位的原因而在原地不断发展扩建的城市，布局有一定的自发性。这两类城市是同时并存同时发展变化的。总体来看，按政治军事要求兴建的城市、规则型的城市、采用集中市及坊里制的城市在古代前期多一些；比较自发成长的城市、不规则型的、采用街巷制及商业街形式的城市在后期多一些。在同一个城市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影响。

6.2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总结〔2〕

中国的城市规划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极高城市规划价值的历史城市，也是世界城市规划建设艺术的瑰宝。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并无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也无这方面的论著。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治制度很完善，有一套城市规划建设的制度，这集中反映在《周礼·考工记》中。另外，风水、阴阳五行等概念也逐渐系统化，两者结合起来也形成一些城市规划的思想，对城市布局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传统的规划制度及规划思想，有一些是封建、迷信的糟粕，也有一些是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总结，是优秀规划手法的汇总。有一些是反映古代高度文化及与唯物主义自然观有密切关系的建筑空间艺术的思想，有些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图，也有一些是城市发展中客观规律与经验的积累。总体而言，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社会形态或文化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下面五个方面。

6.2.1　早期的耕作制度

我国早期的城市总体形态受到以井田制为代表的早期农耕制度的影响。所谓井田即“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形成以后，其方格网的特征很快为早期城市所采用。贺业矩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把城市视为一大块井田，利用井田阡陌的经纬涂，构成道路网；按照井田制，将它划分成若干等面积的方块底盘，充作城市营建用地；同时规定，以井田的单位——‘夫’作为城市用地的单位。”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城市方格网状城市空间格局的总体特征（图6.3）。

6.2.2　传统的营建技法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深受传统营建技法的广泛影响。首先表现在通过单体建筑的布局规划和筑城材料及施工技术等对方形城郭和方格路网形成的主导影响。中国古代早期的城市主要出现在北方，由于气候的原因，建筑讲求面南背北、背风向阳，这种单体建筑的普遍向南布置，又往往导致道路系统形成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院墙的文化也很自然地形成了外围高大而同样较为方正的封闭式城墙形制。此外，由于中国古代城墙多为夯土板筑，因此方形直线状的城垣营建方式在施工中较为方便。第三，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建筑群体布局手法也深刻地影响城市的内部布局。土木结构建筑相应地在平面方向上伸展灵活自如，并利于运用轴线对称的方式进行建筑群体的空间组织和布局，从而进一步影响城市的总体格局。

图6.3　早期的井田制和城市用地的方田划分手法

6.2.3　特有的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对城市规划具有深层次的影响，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个普遍的事实。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文化观念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显著的，并成为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因素所在。具体到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观念，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天人感应”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的核心；二是“易”学说，主要提供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共同性的思想方式；三是“相土、形胜、风水说”，是对传统文化思想核心和思想方式结合具体环境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者共同构成了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完整的理论体系。

1）天圆地方说和天人感应的思想

天圆地方说是中国早期特有的对宇宙万物空间形态的基本感知，此中“方属地”的认识已经被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意义，并成为人们居住空间的理想模式，反映到城市的形制上，从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方形城市”的思想基础。

天人感应思想是认为天的意志通过天象来表达，从而感应人事，“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董仲舒）。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它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许多形与数的表达方式，将天人、天地之间的契合引申到城市空间的象征性布局中，强调天空中的星宿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许多城市、城市中的物质要素、建筑群的命名及位置摆布等，都具有与天耦合的强烈象征意义。

2）五行、阴阳思想和易学说

五行、阴阳和易，都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思辩上的基本范畴。五行思想是对世界构成物质及万物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阴阳思想是揭示万物运动过程中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易学说是在较多吸收五行、阴阳思想基础上，由原始的占卜术发展而来的系统的归纳、解释世界观的理论。五行、阴阳和易对古代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些学说以观物取象的思辩过程，将天人感应这一核心思想“信实”地反映到现实世界的物质形态上，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中极有特色的“象天法地”的基本思想。如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营建苏州城、越国范蠡营建会稽城时，都“象天法地，建成大城”、“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这些象天法地的思想一直贯彻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始终。第二，易学说等还将卦数之律应用于城市的规划，形成了古代中国城市布局讲求用数的基本特征。尤其是都城中的各种物质实体数目多采用六、九之数，就是因为在周易象数中它们代表了“壮大”、“成熟”、“丰裕”、“圆满”之意。第三，五行、阴阳和易思想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群体建筑构图的哲学基础，“万物皆有其耦”、“物极必反”，在城市规划布局中多讲究“择中”、“对称”、“对偶”等手法，通过明确的轴线统领整个城市的基本布局形态。

3）相土、形胜与风水说

相土、形胜与风水说，是从中国古代文化尊重天地山川环境的传统出发，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关于城市选址和布局的一系列思想与学说。相土思想指各种营建活动对地址的比选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审势，“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汉书·晁错传》）。形胜思想强调山川环境，将城市选址、建设与地理环境的观察进一步扩大到宏观的山川形势，并强调形与意的契合境界，对风水说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对南京形胜的描述：“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充分反映了形胜思想中形、意、理相互关联的丰富内涵。我国古代大城市的选址，大都是依乎山水平原，选择自然条件合宜、协调的处所。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就总结道：“凡立国都，非于大川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和相土、形胜思想相比，风水说对山川形势所蕴涵的“气”的考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概念和技法体系，其思想上也更为成熟。它通过推测不同方位的“吉凶”来强调城市布局方位要和命相结合，对城市的选址和布局有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内部建筑的设置中，也强调通过一定的建筑设施的摆布，以弥补地方风水的不足，“城市之地，其正穴多为衙署诸基用，余者不论东南西北，四周总以高地为吉，低处为界水，不可居”。城墙除了防卫功能以外，也是重要的风水手段。城墙环抱、四面设门，门内设神守卫，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布局模式。

6.2.4　封建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城市的型制受到以礼制为核心的封建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礼的基本思想是“天意”不可违，君臣、长幼等尊卑有序。表现在城市的规划布局中，特别强调“辨正方位”，并借助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对数、方位等的尊卑高下内涵，以界定礼制的等级位序，“建国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城市内部的建筑尊位多被理解为城市的中心，故多“择中而立宫”，其他建筑按礼制沿轴线各行其位，如“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文左武右”。在地方城市中，其规格一般低于都城，但也都以官署、楼阁或学宫等置于城市中心或轴线的主座上（图6.4）。封建礼制还进一步追求礼与乐的和谐和对城市整体布局的精心安排，“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序，故群物皆别；和，故百物皆化”（《礼语·乐记》）。城市的轴线既有形成尊卑分别的功能，也是一种谐和各类建筑布局的组织手段。封建政治制度的内涵，直接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较为突出的有序感、整体感和较为统一的礼制规划风格。

图6.4　南通城的礼制布局

6.2.5　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诸因素的集中体现，社会经济形态是影响城市规划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中国古代城市由早期的附城建郭，到中期的套城制和严整的坊里体现，再进一步发展到后期的城厢制和较为自由的街巷体系，这个过程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对城市规划布局贯穿始终的根本性影响。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城市一般严格遵循方形的营建形制，但事实上城市内部的用地开发次序并不一致，如唐长安虽然城址规模宏大，但限于人口与经济力量的制约，南部许多坊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城市方正的形式不断被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冲破，甚至出现了城小厢大、城小关大的城市格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还推动了城市中除礼制因素作用以外的城市功能分区的形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商者近市”的分区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功能要素的不断丰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已经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功能分区。如杭州老城近西湖，为官绅居住区和衙署分布区，元末又新辟以平民居住区和手工作坊为主的东城区，从而呈现城市南北向轴线两侧“西官东工”的功能分区形态（图6.5）。

最后有必要指出，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往往也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共同起作用的。对于某个具体城市、某个具体时段，可能有某一种或集中主导因素的作用，但综观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是在复杂而综合的规划思想、理念作用下的综合演化结果，是具体条件下多种因素相互耦合的产物。

图6.5　社会经济因素促成的杭州城市功能分区

6.3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总结

6.3.1　城市建设模式可分为规范型、次规范型、非规范型三大类

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模式受到自然地理条件、政治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因而表现出规范型、次规范型、非规范型三大类。规范型城市主要出现在我国的北方平原地区，规范型系列传统城市是中国传统城市建设模式中最为典型的一类——城郭方正，街衢井然，轴线清晰，礼制建筑居中等等，以唐长安、明清北京等为代表。次规范型城市是中国传统规范型建设模式在不断适应不同地理环境、文化风俗、历史条件和城市某些特定功能的要求中，有所变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形成背景总体上的一致性，其空间结构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异，但基本模式中追求方正的传统却一直贯彻其中，如斜方正型（榆林）、外曲内方型（海州）、方正错落型（太原、合肥）、叠合型（南京、广州）等。非规范型城市是中国传统城市建设模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这一系列的城市，可根据其主导影响因素和空间结构特征的不同，主要分为工商经济主导影响型（樊城）、山水条件主导影响型（重庆）、少数民族文化主导影响型（拉萨）等。

6.3.2　城市从封闭型向开放型演变

城市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据点，为了保证统治者的安全和加强对城市的控制，唐代以前，中国城市内部实行的是封闭的坊市制，即城市中居民区和市场被划分为若干小矩形的单位，四周建有围墙，即“坊”。城市中不同的居住类别形成严格的功能分区，“宫室与坊里不复相参”。居住区称为“里坊”，市场称为“市坊”。坊设坊门，定时启闭，朝开晚闭，并实行宵禁，每坊都有政府指定的专人进行管理，居民受到强制性的隔离和管制，甚至在一个坊里实行犯罪处罚“连坐制”。工商业的发展和人们的活动空间、时间受到很大的限制，给城市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唐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在部分城市中出现了夜市和临街设店、坊内设店的现象。到宋代，经济进一步发展，使坊市制发生全面的危机，最后终于被彻底废除，坊墙、市墙取消，城市内部形成开放式的街道布局，夜市和临街设店取得合法地位，人们的生活和行动较过去自由，中国城市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城市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有所减少，从而为宋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到封建社会中后期，虽然城市空间由封闭型向开放型演变，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演变还是很不彻底的，仍然是处于“开”而不“放”的阶段。其涵义主要指：

（1）整个封建制度仍然存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依然是决定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的城建模式仍然未变，具有封闭意义的城墙仍未拆除，明代反而有所加强，整个城市与广大农村仍然被高深的城墙隔开；

（2）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工业仍然是手工作坊性的，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并未分开，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宅式的生产、居住、销售合一的结构形态仍然是主要的；

（3）由于城市经济的相对脆弱，交通方式的落后和城市防守的需要，城市用地向外扩展仅局限于城门外或沿着水路单一的方向向外延伸。我国城市空间真正由封闭转到开放，应当说还是到近代工业、交通等新兴产业和新的物质要素出现以后的事。

6.3.3　道路功能由礼制占首转变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

道路的主要功能是交通。但在中国古代城市中，道路往往还是构成城市礼制风格的重要元素。《考工记》中记载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的宽度因交通量的大小而不同。“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说明按城市的等级不同，道路的宽度也不同。但事实上在唐以前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中，道路尺度往往是巨大的，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礼制的需要。如唐长安的中轴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多米，丹凤大街宽达180米，一般城市干道在100米左右，最窄的也在60多米，远远超过了交通的实际需要。都城中有皇帝专用的御道，一般覆以特殊的材质（如黄沙）、标记（如红漆杈子），比一般道路标高要高。到了唐洛阳规划时，道路的宽度就普遍缩小了。宋开封城市道路除了交通功能外，两旁还分布着各种店铺，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并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宽度也大为缩小，一般也只有30～50米。这种趋势到宋以后的城市愈加明显，有些城市的道路只达到10米左右或更窄。而城门是城市内外交通的结合点，往往形成城乡交流的集市、车马店、栈房等，即关厢地区，有的关厢地区形成商业中心。城市道路系统的形式及道路的分级与城市的性质规模有关，也直接与城门的数目有关。

古代城市道路表面多是土路，在一些重要的地段覆盖有砂石或石板。城市道路两旁也种植树木，唐长安及宋开封都有沿街植树、树种要求、管理办法等方面的记载。道路两旁有排水沟，有的是明沟，有的是暗沟。水乡城镇的道路系统与河道系统形成一个互相密切配合的系统，以苏州最为典型。

6.3.4　城墙的防御功能不断强化

城墙是城市最重要的防御性构筑物。最早的城市的城墙有的是用木建的栅栏，有的是石头垒成或土夯成的墙，有的是挖一条深沟。宋以前的城墙很少包砖及用砖砌成，宋以后一些重要的城市，在城墙上某些防御的重点地段包砖，主要是火药的发明并广泛用于攻城，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明代以后城墙加砖砌更为普遍，有的城墙先用砖砌，中间填土夯实，有的先夯土筑城，再在外侧加砖，少数城市整体或城门地段则内外均加砖。砌城墙的黏合材料也非常讲究，如明代南京砌城墙时就使用了高强度的黏合剂。城墙的高与宽，与城市的大小、防御的重要性等有所不同，城墙上有垛与城楼，其大小尺度及数目，也因城市的等级而不同。一些城墙上还有棱堡形的突出部分，主要是为了形成两边夹击消灭敌人的有利地形。为了加强防卫职能，一些重要的城市还建有瓮城，如南京中华门有四道城墙、三重瓮城，每重内有暗堡，以便对攻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围歼。此外城墙上一般都有排水设施，包括伸出较远的滴水，或在城墙内侧设置顺城墙的排水沟。这里我们不妨介绍一个宋元时期的地方要塞，其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在中国古代要塞型城市中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钓鱼城（图6.6）始筑于南宋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位于四川合川县东北10里处的钓鱼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面环流其下，形成一个环抱的钳形江流，地势险峻，是重庆的守护屏障，在抵御蒙古兵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墙分内外两重，沿山凭险而修筑，高二三丈不等，全为石砌，总长约8000米，城内总面积约360公顷。城垣间建有城门8道，皆双砌拱门，门上建楼。城中山势起伏很大，修有皇城，位于城中居北处。皇城东南处为居民及驻军的住房，街道顺山势而展开。城中山巅建有护国寺，寺庙前有水池与水井，以供城中军民食用。钓鱼城曾凭借险要的地势和坚固的城垣，抵御蒙古军达36年之久，可惜在元初被拆毁。

图6.6　宋钓鱼城城址图

6.3.5　对城市园林绿化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文化对自然、美有独到而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必然寓意到城市建设中来，一个突出的表现手段是城市园林的建设。中国古代的城市园林历史悠久，在世界园林史上享有盛名。周代都城丰镐的灵囿、灵沼、灵台是最早的宫廷园林，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从那时起，中国的都城和地方著名城市，无不建造园林。历代都城都建有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一般称为禁囿），着重是借用真山真水，并辅建有皇家规制的各种离宫行苑等建筑，集游憩、娱乐、行政办公职能为一体。这些皇家园林不仅是重要的景观汇集场所，而且也对调节城市小气候环境产生重要的作用，而更有一些园林的水系则直通漕运河道，成为加强皇家宫廷地域安全防卫的重要手段。除皇家园林以外，一般的地方城市也普遍建有各种公、私园林。除承德避暑山庄皇家园林外，其他都是因势利导而建，其基本特征是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小巧玲珑、风景独秀，假山、人工湖多为主景色。尤其是明清的江南私家园林更是融造园、诗画、意境于一体，步移景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移天缩地在君怀”。江南私家园林的建设有其外在的环境因素和内在的文化原因：从外在因素来讲，一般是因为城市规模不大而难以展开大规模的自然山水园林建设；从内在文化原因看，除了由于江南文化的精致、含蓄、内揽影响以外，江南私家园林的主人大多是退隐家乡的封建士大夫，往往以园林表达一种失意或超脱的精神意境。

6.3.6　居住形态及建设总体反映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代以前的城市结构很松散，城垣围护的面积主要是以王宫、宗庙为核心的宫城性质的地区，一般的住宅则大多在城垣外呈散片状分布。到了周代依附王城而建的郭城内，出现了大型的集中市场和手工作坊，商贾、手工业者和农耕者的居住密度也有较大的提高，并初步形成了“仕者近宫，工贾近市，不仕与耕者近门”的居住分异格局。而在魏晋、隋唐时期则形成了严格的居住坊里制度，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空间结构中礼制风格的成熟。隋唐以后城市封闭的城垣形态获得了较大的突破，随着城市经济职能的发展，严整的坊里制逐渐解体。到了明清时期，一般州县城中，官宦府第和平民住宅往往交错分布，手工业作坊和商业铺面也相互混杂；但在较大的府、州城中，官宦大族集中居住的府第多就近官府衙门，环境优美，建筑也多为带有大小天井的院落式府第，质量较好，其周围景致较好的地段还往往辟建为私宅园林；而平民区多就近城市商业贸易活跃地段，常形成城内、城厢两大片密集的平房建筑群，沿街民居更多呈“前店后坊”或“下工上居”的基本格局，反映出传统城市空间布局中，手工作坊、商业店肆和平民居住区不相分离的总体特征。“院落＋对称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建筑的基本组合模式，这种内聚、围合的居住形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敛性的总体特征和宗教礼法的基本理念，从皇宫建筑到一般民居基本是一脉相承的。而居住建筑主要是木结构，这一材料与结构特征造就了中国古代居住建筑形式的飘逸与柔美特征。

在本章的最后还有必要指出，尽管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但是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城市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长期受到封建王权、礼教思想的束缚，城市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政治和军事职能的载体，城市规划建设中过于追求礼制风格和象征意义，往往导致城市布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相脱节。例如王宫是国都规划建设的核心内容，“王城居中”的营建模式造成城市其他功能分区的不合理。即使在地方城市中，主要的政治与礼教建筑物也是主导一个城市规划布局的中心，类似的现象具体而微；在中国古代城市中，道路网的布局及道路尺度基本是考虑哲理或象征意义的需要，而与交通的实际需求并不匹配；在宋代以前中国城市中一直存在着居住坊里制度和对市场布局、经营的严格约束，这些都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城市，中国古代城市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广场与公共场所，反映了民主思想的淡漠与封建集权的强大；再比如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中，虽然很注重城市的山水布局、城市中的皇家与私家园林建设，但城市的公共绿化却一直是非常落后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只有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与不足，才能去伪存真，弃其糟粕，扬其精华，为今所用。

阅读参考文献

1　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2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3　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4　武进．中国城市形态．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5　周干峙．中国城市传统理念初析．城市规划，1997，（6）

6　汪德华．略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城市规划汇刊，1992，（2）

7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8　丁俊清．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受五行、阴阳、象数之学的影响．城市规划汇刊，1990，（4）

9　庄林德．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南京大学学报（地理学版），1991

10　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复习思考题

1　结合本章6.1和参考文献，试回答我国古代城市发展有哪些规律性？

2　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并阐明封建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3　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模式可以分为哪几类？各举一个城市为例加以说明。

4　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存在什么缺陷？

注释

〔1〕清代行政区划较复杂，计有府204，直隶州73，州104，直隶厅43，厅105，散州13，散厅2，属州7，合计551。

〔2〕本节参见了：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7　中国近代城市

中国近代城市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过来的。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乾隆（公元1736—1795年）末年以后便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显著地下降了。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迅速成长，并不断向外掠夺。中国处在这样败坏的情况下，便遭到他们的强烈冲击。1840年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1842年，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了，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自此，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洞开，中国出现了由条约规定的而不是自由开放的商埠城市。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中，上海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殖民者对我国最主要的侵略基地。184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和清政府议定，将黄浦江边一块地段划为英国人租借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占有“租界”的开端。接着，美国、法国也各取得了一块地盘。他们在“租界”内建立殖民地式的统治。香港被英国侵占后，迅速殖民地化。葡萄牙也企图把澳门变为殖民地。这样，中国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的城市出现了。

自此以后的几十年中，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又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允许日本资本家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为商埠。这是继《南京条约》以后又一奇耻大辱的卖国条约。大块设省地区被割去了；过去外国在中国设立工厂还不算“合法”，现在则可以公开在中国投资制造，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了，而且免纳海关进口税。《马关条约》开了端，接着就是割地狂潮和投资竞争，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更加迫切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实际上中国已经处于各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对我国的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很多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7.1　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变化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

7.1.1　部分城市性质改变，出现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

包括受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的城市、一国或几国占有的“租界”城市和由条约规定的而不是自由开放的商埠城市三类。

1）受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的城市

其中又包括：

（1）割让地，如香港（1842年英国）、澳门（1887年葡萄牙）、九龙（1860年英国）以及甲午战后台湾的所有城市（1895年日本）；

（2）租借地，如九龙“新界”（1898年英国）、青岛（1898年德国、1914年日本）、威海（1898年英国）、旅顺及大连（1898年俄国、1905年日本）、广州湾湛江（1899年法国）等；

（3）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城市，前者如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等（1896年俄国），后者包括奉天、长春、营口、安东等（1905年日本）；

（4）占领地——云南勐乌、乌得（1895年法国），以及1931年以后日本占领东北全境的所有城市。

受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主要是，这类城市多半原来并无基础或基础较差，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在列强占领以后被选定发展起来的。由于帝国主义有明确的侵略意图，城市一般都是按它们的侵略意图通过规划进行建设，显得较有条理，但其布置手法和建筑形式，都是当时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流行形式的移植，整个城市反映出明显的殖民地色彩。

2）租界城市

所谓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在某些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

前已述及，我国租界城市最早出现于上海。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最主要的侵略基地。但仅仅限于通商贸易已不能满足其侵略野心，于是驻上海领事巴府尔（G.Bastour）于1845年1月和苏松太道道台宫慕久议定，将南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东到黄浦江、北到李家庄（今北京东路），面积为830亩的一块地方划为英国人租借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占有“租界”的开端。1848年，美国人利用《望厦条约》占据虹口一带为美租界。至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并不断扩大其面积。至1915年公共租界总面积达54793亩，约36平方公里。

法国在《天津条约》之后，也在上海强占租界，最初在洋泾浜以南到护城河（今人民路）一带，以后也不断向外扩大，至1914年面积达15225亩，约10平方公里（图7.1）。

图7.1　上海租界示意图

我国典型的租界城市除上海外，还有天津和汉口。天津计有英、美、法、德、俄、奥、意、比、日等9国租界（1901年美租界让与英国，通称为8国租界），占据了整个海河两岸（日、法、英、美、德占河西，奥、意、俄、比占河东，图7.2），形成老虎钳形的格局，面积达23350.5亩，约15.5平方公里，相当于当时天津旧城区面积（2940亩）的8倍，天津旧城被约束在西北隅而得不到发展。它们不仅把持了天津的航运要道，而且扼制了从海河口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汉口则有英、俄、法、德、日5国租界，彼此相接，控制着长江北岸要地，面积计达2928亩，将近2平方公里（图7.3）。

其他租界城市还有广州、厦门、福州、杭州、苏州、镇江、九江、沙市，连同上海、天津、汉口，总计有12个城市，共设立了30个租界，涉及到英、美、法、德、日、俄、意、比、奥等9个国家（表7.1）。

图7.2天津租界示意图

表7.1　近代列强在我国设立租界表

续表7.1

资料来源：上海、天津等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图7.3　汉口租界示意图

租界城市，特别是在几个列强占领下的，如上海、天津、汉口等，这些城市原来都是中国较大工商业及交通中心，经帝国主义侵占和经营后，一方面使城市人口规模急剧膨胀；另一方面使旧城区和新辟的租界区之间呈现出强烈的对比。同时各租界区之间也均森严壁垒，道路与管线互不联系，房屋建筑形式和风格互不统一，整个城市形成极不协调的画面。

3）约开商埠城市

数量很多，差不多遍布全国各地，除沿海、沿江地区的口岸城市如福州、宁波、烟台及南京、芜湖、沙市、重庆等城市悉数开放外，英法和沙俄还强迫清政府开放西南、西北及华北广大内陆和边疆地区的陆埠；日本也不甘落后，仅在1905年日俄战后，一次就强迫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增开凤凰城、辽阳、铁岭等16处。总计我国近代被迫开放的港埠、陆埠城市共达70余处（不包括我国自行开放的32处）。约开商埠最多的国家为英、日两国，其中英国30处，日本29处（表7.2）。

表7.2　我国近代约开商埠表

续表7.2

资料来源：上海、天津等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杨大辛整理）

约开商埠城市虽然使我国经济与世界商品市场取得了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口岸源源不断地抽走了我国大地的大量血液。在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方面，其特征往往是在城市近旁水陆交通方便处形成畸形繁荣的商业街区，出现了港口、码头、车站、仓库等基础设施，典型的如南京下关、中山码头一带。与原有的旧城亦形成截然不同的格局和面貌。

7.1.2　工业、矿业发展，近代工矿业城市出现

1）近代工业城市的出现

我国近代工业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首先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

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也震动了当时国内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士，被迫兴起了所谓“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和发展工业。在他们的倡导下，自1865年至1895年三十年间，先后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前身）、金陵机器制造局（今南京晨光厂前身）、福州船政局（厂址今福州马尾）、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汉阳枪炮厂等20个大小军事工厂。他们在“求强”的同时，也着手经营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采矿、冶铁、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电讯等交通运输业。这一时期，他们除了先后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在唐山兴办了“开平矿务局”，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外，还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厂址设在杨树浦），从此，开始了我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嗣后，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资的商办企业在上海、天津、宁波、广东南海和汕头等地也随之兴起。

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由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可以直接输入中国，我国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一定发展，因为清政府既然允许外国人投资，也就不能禁止人民办厂。自此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到抗日战争前，在我国南方除形成了上海、广州、武汉三大工业中心外，在长江三角洲则出现了具有典型的民族工业城市，如无锡、南通等；在北方沿海地区则形成了天津、青岛两大工业中心，东北大连、沈阳以及山东济南的新兴加工业，长江中下游的芜湖、九江、安庆、长沙以及石家庄、郑州、宝坻等城市的轻纺工业都有了发展，基本上奠定了抗战前旧中国加工工业城市地域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

例如无锡。无锡是近代发展的工业城市中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它地处富饶的太湖三角洲的中心，有丰富的资源和大运河等优越的交通条件，又有历史悠久的工商业传统，接近上海可以得到有关的技术支撑等，因而无锡的轻纺工业在清末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1897年无锡业勤纱厂、1902年茂新面粉厂、1904年裕昌丝厂、1906年振兴纱厂、1917年广勤纺织有限公司等相继开工投产，到1932年城市共有工厂171家，工人44562人。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由古典的囿于城内的椭圆型形态，迅速突破城墙的限制，沿大运河与1908年建成的沪宁铁路伸展（图7.4、图7.5）。但城市中工业、居住混杂，大量的烟尘与废水导致城市环境恶化，带来了许多矛盾。1929年国民政府曾经对无锡进行了都市规划，搬用了当时国外流行的分区方法和田园城市的理论，将整个城市划分为行政区、工业区、银行区、住宅区、田园区、风景区。但这些规划由于脱离实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整个城市的结构是很混乱的，虽然是近代的工业城市，但仍保留了旧封建城市的特征，街道狭窄弯曲、房屋密集凌乱、缺乏现代化的公共设施，基本没有城市绿化。

2）近代矿工城市（镇）的出现

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开始，由于对煤、铁、铜、铅、锡等金属、非金属的需求，特别是中日甲午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取得在中国直接投资和利用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的机会，胁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出卖矿山开采权的条约和“矿务”合同，从此中国矿产逐渐得到采用新法开采。首先得到大量开采的是煤，如唐山开平，河北临城、井陉、峰峰，河南焦作，山西阳泉、大同、晋城，山东枣庄，徐州贾汪，江西萍乡，以及东北抚顺、本溪，黑龙江鹤岗等地煤矿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以前先后都得到开采，从而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与此同时，金属矿产特别是与军事工业、交通运输、通讯相联系的铁、铜、铅、锌、锡等矿产也得到开采。如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1908年与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公司），湖南新化锡矿山锑矿，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江西大庾钨矿，安徽铜陵铜矿，云南个旧锡矿，山东招远金矿，以及东北地区辽阳、鞍山、本溪一带的铁矿等先后也都得到开采，从而形成直到今天仍为我国重要的一批矿工业城市（镇）。

图7.4　无锡城市平面图（1948年）

图7.5　无锡市分区及河道计划图（1929年）

唐山是我国近代因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等企业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图7.6），是一般资本主义城市自发、畸形发展的典型。唐山古时为荒场，直到1417年才开始编屯置村。清末在“洋务”、“新政”的口号下发展了一些工矿企业。1877年李鸿章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开办了开平煤矿，1881年修筑了唐胥铁路，唐山进入了发展时期。1896年唐胥铁路通至山海关并进而通达天津。1906年中国资本家开办启新洋灰公司，在煤矿附近又建设了相关配套设施。由于工矿及交通业的迅速发展，人口增加很快。在工矿附近，原有几个自然村扩大相连形成城市，城市围绕矿场向外扩展。矿场西部为窑厂和职工住宅，西北部为外国人居住区。城市在矿场北部沿铁路车站附近发展，1910年车站南迁后，城市又向南发展。原先唐山市区位于铁路与矿场之间，由于土地不够用，便越过铁路向东部的自然村发展，形成了铁路穿越、分割市区的局面。这种城市自发盲目发展，造成了城市景观与环境的极端恶化。唐山西北部地势较高，风景优美，是外国人的居住区，与城市东部及东南部贫民窟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7.6　唐山市区发展图

1919—1937年

1.德胜窑业厂　2.启新修械厂

3.华新纺织厂　4.启新水泥厂

5.启新老厂（今唐山陶瓷厂）

6.开滦唐山矿　7.铁路工厂

1937—1949年

1.唐山发电厂　2.德胜窑业厂　3.唐山钢厂

4.华新纺织厂　5.启新机械修理厂

6.启新水泥厂（包括唐山陶瓷厂）

7.开滦唐山矿　8.铁路工厂

7.1.3　铁路、公路建设，近代交通型城市兴起

在门户洞开、沿海沿江航运大权逐渐丧失和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亟须运送煤、铁等原料的背景下，我国近代陆路交通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自1876年第一条铁路——沪淞铁路建设，到1913年第一条公路——长（沙）湘（潭）公路建设，为我国近代陆路交通开始之时。

在我国土地上最先出现的铁路是1876年修筑的沪淞铁路。但这不是我国自己修建的，而是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的英国资本集团擅自修建的（长15公里，为一条窄轨轻便铁路）。到了次年（1877年），即由清政府备款赎回，并随即予以拆除了。清政府赎回的意思，并不是因为利权的关系，而只是对于这种科学怪物感到骇异，发生了火车轧死人的事件。

5年以后即1881年，在洋务派主持下，创建了唐山至胥格庄（今河北丰南市）一段铁路（称唐胥铁路），这才是中国人自建铁路之始。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把唐山的煤运到最近的海口，然后装船运出到天津机器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自此以后，我国铁路在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时断时续、时快时慢艰难地向前发展着。清朝结束之前，总共建成的铁路为9100公里。其中主要的如京奉、京汉、胶济、沪宁、正太、京张、沪杭甬、汴洛、滇越（河口—昆明）、津浦以及东北地区的东清、南满等铁路干线陆续建成。入民国后，在1912—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先后又修筑了陇海、粤汉、京绥以及东北的吉长等干支线，总计里程近4000公里。从1928年国民党执政时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总共建成铁路13000公里，其中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当局修建6400公里，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修建5700公里，在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修建有900公里，总计我国从1876年修建第一条沪淞铁路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陆共修建了26200公里铁路，扣除被拆除的3600公里，这样，在1949年大陆共有铁路为22600公里（台湾在1945年回归祖国时有铁路900多公里未计入）。〔1〕

由于铁路这一近代先进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一改以前我国陆路交通向来以驿道为主要交通线路和以车、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运输状况，对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基本可分为三种情况：

（1）由于铁路修建，形成了一批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徐州、石家庄、蚌埠、沈阳、哈尔滨等；

（2）由于铁路通过而促进了原有城市的发展，这类城市很多，如北京、天津、济南、南京、南昌、汉口等；

（3）由于铁路建设，改变了区域原有交通线路货物的流量和流向，使原来位于交通沿线的城市变得停滞或衰落，典型的如位于大运河沿线的扬州、淮阴、临清以及河北正定、陕西凤翔等。

蚌埠是由于铁路修筑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图7.7）。蚌埠原是位于安徽北部淮河中游的一个小镇，只有500户人家，以盛产河蚌得名，太平天国前是私盐集散地，曾一度繁荣而后毁于兵灾。1908年津浦铁路通车，蚌埠位于铁路与淮河的交会点上，便迅速发展繁荣起来，1914年人口已增至10万人，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人口已接近20万。蚌埠的发展完全反映了铁路的主导作用。市区首先在河岸车站以西发展，以后又在铁路站线以西发展，并且成为市中心地区。铁路将城市分为两个部分。市内主要道路建有跨线桥，其他道路与铁路平交，正常通行受到很大的妨碍。淮河两岸的码头在城南较集中，沿河两岸均为仓库堆栈。

图7.7　蚌埠城市发展图（1940—1948年）

淮阴历史上是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城市，远在隋唐时代就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繁荣的“淮、扬、苏、杭”四大城市之一。南宋时期黄河改道而流经此处，淮阴更成为大运河、黄河、淮河三大河流的集中地，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南船北马之地”。清代大运河实行分段通航，所有南北航运都要在淮阴调换车船，商旅云集，城市十分繁荣，乾隆时人口曾多达50余万（图7.8）。但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间，东有廉价的海运代替了落后的运河运输，给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带来严重的打击；西有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中国南北以铁路为主的陆路运输替代了大部分的水路运输，作为运河沿岸重镇的淮阴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加之1855年黄河改道由山东利津入海，淮河也因为黄河的南徙导致河床抬高而不再流经淮阴城，原先作为三水汇流之地的淮阴，从此城市地位一落千丈，商业衰退、人口减少、街景萧条，成为衰落城市的典型。

图7.8　淮阴县城厢图（1927年）

和铁路、水运相比，我国公路建设比较晚迟，同时由于公路运力、运量较小，故对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影响相对也小些，主要是对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产生了促进作用，如陕西的宝鸡、双石铺，甘肃的天水、华家岭，四川的广元，云南腾冲等。

由于上述工业、矿业、新式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使我国城市职能在近代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比较单一的行政（军事）职能为主、经济为辅，变为行政、经济双重职能并重；同时也使我国城市类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工业型、矿业型、交通枢纽型及海港、河港等类型城市。

7.1.4　城市规模上大城市与小城镇两极化发展

我国近代在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约开商埠、租界设立以及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发展等因素作用下，城市规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重要表现即是大城市与小城镇两极化发展。

1）大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据统计，至1936年抗日战争前，我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与特大城市共有10个，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5个：即上海（370万）、北平（157万）、天津（123万）、广州（116万）和南京（101万）；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有5个：即汉口（78万）、杭州（58万）、沈阳（53万）、青岛（53万）以及香港。上述10个大城市中，除北平、南京、广州和杭州4个为我国原有的老的大城市以外，其余6个基本都是近代新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发展最为急速：

上海在1840年开埠前夕人口只有20万，1843年辟为商埠后，帝国主义国家陆续侵入，强行设立租界，1857年他们又取得了长江航运权，自此上海便取代了广州而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贸易港口城市。此后又由于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为我国最大的城市和首屈一指的经济都会。其人口规模从1840年的20万人至1852年达54.5万人，1908年100万人，1928年280万人，1933年340万人，至1949年达545.5万人。在短短的109年间人口增长26倍多。

天津在1840年人口亦为20万人，1860年开埠前夕增至30万人，至1900年达60万，1920年达85万，1936年达120万，至建国前夕已达190万人，一跃成为华北最大的经济中心。

青岛原来为一荒僻渔村，在1897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时还只是一交通闭塞的村镇。德国占领后，把它作为侵占中国的基地和据点，迅速加以发展，至1914年日本占领时，人口达16.5万人，至1922年增至29万人，1937年达53万人，至1949年达60万人。

除上述三大急速发展的城市外，我国发展很快或较快的城市还有：沿海地带的广州、徐州、济南，沿江地带的南京、长沙，西南地区的昆明，东北地区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其人口规模也都有了显著的扩大，基本都进入了大、中城市的行列（参见表7.3）。

近代我国大城市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其原因主要是：

（1）利益主体多元化，从而使投资行为多元化。这些城市大多是被迫通商的口岸城市，或者是租界城市，或者是被帝国主义国家侵占的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他们有明确的侵略意图，就是要把这些地方的城市建设成为侵略中国的据点，所以当他们的意图一旦得逞，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投资建设。〔2〕

表7.3　1843—1949年间中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率

（以1843年人口数为100，新出现而难以计算人口增长率的城市，如大连、哈尔滨等未列入）

①为1930年统计数据。②为1943年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60

（2）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所决定的。大城市由于生产、生活等各项设施配套，同时就业岗位多，因此对周围区域的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有强大的吸引力。

（3）在帝国主义入侵条件下，广大农村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盲目流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这也是原因之一。

2）小城镇普遍发展

这一时期小城镇也普遍得到了发展。这个时期全国究竟有多少个小城镇，尚无统计数字。但仅据我国东部地区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含上海）、浙江和广东7省36个州县地方志不完全统计，道光及道光前（1850年前）共有市镇630个，而到抗日战争时，市镇数增加到1106个，几乎增长了一倍。〔3〕

近代小城镇所以能得到普遍发展，原因主要有两点：

（1）近代工业、矿业和近代交通的发展，在铁路起迄地、交会处及采矿点和工业布点地方形成了一批小城镇（小城市）；

（2）在帝国主义入侵下，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产，一部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衣食所需和日常什用不能不仰赖市场，因而在农村和城市周围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小城镇，以此为立脚地进行谋生。

7.1.5　城市地域分布上沿海与内地不平衡发展加剧

城市的地域分布受着地形、交通、资源、人口等诸多地理条件的影响。我国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远比西部地区较为优越，故从六朝开始，城市已有从西北逐渐向东南转移的趋势，直至明清，其在地域分布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不平衡。近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帝国主义多从东方海上入侵进来，并在此建立一系列规模大小不等的基地，加之中国本身也多在这一带投资建设，从而导致我国城市在空间分布上沿海与内地不平衡发展加剧。具体表现在：

1）东北城市集聚区的形成

前一章曾有述及，东北地区是我国地域经济开发最迟，城市兴起最晚的地区，但自从19世纪末俄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先后侵入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迅速形成，从而促成东北城市密集区的迅速形成。

东北城市集聚区的形成主要是从1898年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开始。先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这对俄国独霸我国东北构成直接威胁，于是联合法、德两国出面干涉，要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俄国就利用退还辽东半岛有功的机会，胁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要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与俄国，租期二十五年。并要求允许中东铁路公司修筑一条支线把中东铁路和旅顺口、大连湾连接起来，即南满铁路（今哈大铁路）。第二年，俄国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设首席长官管理行政，这样，俄国不仅攫取了辽东半岛的所有特权，东北全境也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在俄国占领下，东北城市特别是旅顺、大连（分别作军港和商港）迅速得到发展。与此同时，东北铁路也不断得到修筑：1894—1903年，沟通关内外的京奉铁路通车，1902—1903年东省铁路（洲绥铁路）和1900—1903年南满铁路（今哈大铁路）建成；大豆、柞蚕丝以及煤、铁、金等农矿产资源也随之得到开发和外运，这样便加快了东北城市的发展。1904—1905年日俄战后，帝俄势力退居“北满”（长春以北），日帝又以大连为据点，大肆进行南部地区矿产的开发和资源掠夺，于是本溪（1915年）、鞍山（1917年）钢铁工业开始发展，抚顺、本溪煤矿扩大开采。俄国则以北部哈尔滨为据点，对北部的资源进行开采和掠夺，这样持续了20多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便占领了全东北，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长春，工业中心沈阳，掠夺东北资源的港口大连，军事基地旅顺、牡丹江，扩建了钢铁工业中心鞍山、本溪和煤炭中心抚顺等，使其都变为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沈阳的加工工业，辽阳、金州、安东（丹东）的轻纺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这样，在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一个以辽中沈阳（包括抚顺、鞍山、本溪等）为核心、哈大铁路为纵轴，滨绥铁路和沿海港口城市为两翼，以重工业为主体，兼有部分轻工业为特点的东北城市密集区基本形成。到日本侵占东北的后期，东北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有4个，其中沈阳95万，长春82万，大连70万，哈尔滨60万。而在1907年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2个：沈阳、营口。

2）沿海城市带的兴起

我国东部沿海具有天然的航行水道和优良的港址、港湾，在封建社会时期，先后就形成了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扬州、天津等港口城市，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其规模都还不够大，资源开发利用远不充分，青岛、大连以及香港等今天十分重要的海港城市还未兴起，就是在已兴起的港口城市中，多属于河口性的海港城市，地域分布上也比较零散，整个地带尚处于“孤岛式”发展时期，中间存在大量空间地带。鸦片战争后，从五口通商开始，帝国主义直接侵占的城市、租界城市、约开商埠的城市，以及近代工商业、交通等发展多集中在这一地带，遂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带新城市不断崛起，老城市不断扩大。1936年时，我国近代1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9个（除汉口）分布在这一地域，由此可以看出，其中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都达到百万以上，上海更达到300多万，这样就加重了沿海地区城市的分量。在18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有10个（福州、温州、宁波、苏州、无锡、镇江、济南、保定、周口店、大连）位于这一地区；20万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兴起和发展的更多。从而形成东北辽中南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城市群；华北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城市群；山东半岛以青岛、烟台、威海为中心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锡、常、通、杭、嘉、湖、宁、绍在内的城市群区；东南沿海包括温州、福州、漳州、厦门、泉州的沿海城市带；以及广东沿海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城市群区等，从北至南一个比较完整的沿海城市绵延地带显然形成。

3）沿江城市轴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在我国历史上的通航地位和对城市发展的集聚作用，自隋唐开始已经显现（轴线初见端倪）。由于其源远流长，腹地深广，流域资源丰富，近代西方殖民者入侵以后，自然成为他们的掠夺对象，强迫开辟通商口岸，设立租界等，致使沿江地带城市轴线进一步发展。其时沿线的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岳阳、沙市、宜昌、万县、重庆等12个先后都是约开商埠的城市，其中上海、镇江、九江、汉口、沙市、重庆等还有外国的租界，各种洋货的输入，粮食、棉花、蚕丝、茶叶、木材、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和输出，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设施的建立和方便的交通条件，都在促使沿线城市的发展，形成沿海轴线以外的又一条城市发展轴线。

此外，台湾地区的城市在日帝占领下也有了很快发展。自1920—1940年先后设立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基隆、新竹、嘉义、屏东、宜兰、花莲等11个城市。其中台北盆地和台南平原发展成台湾南北两大城镇密集地区，高雄、基隆成为全岛两个最大港口城市。

而近代我国广大内地城市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有的反而衰落了。如著名古都西安，1930年代初全市仅有12.5万人，不到1843年时人口的一半。同期内，太原为13万人，兰州为9.5万人，成都为35万人，贵阳为8.8万人，乌鲁木齐为4.5万人，都仅相当于或略高于1843年的水平〔4〕（表7.4）。

表7.4　1843—1933年中国西部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率

（以1843年为100）

7.1.6　城市物质要素增多，功能结构复杂化

我国近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城市物质要素和功能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所谓功能是指城市中各个地块（段）连同其上的建筑（构筑）物在整个城市中所起的作用。所谓功能结构是指各功能地段相互位置及其比例关系。近代城市物质要素和功能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区和交通站场的出现

我国原有的工业主要是手工业，生产场所往往是前店后坊式的手工作坊；它和居民住宅区是混杂在一起的。近代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由于它的生产规模比较大，占地较多，原有的居民区显然容纳不下，同时它的污染也较严重，于是在很多城市中特别是沿海、沿江及东北地区的大中城市外围形成了以近代工业为主的、比较集中的工业区（片、点），如沈阳的大东、铁西工业区，青岛的四方、仓口工业区，上海的沪东、沪西工业区，天津的南部与河东，北京的南口与长辛店，无锡的沿铁路与沿运河一带，常州西门外与东部运河沿岸地段等，都是近代工业集中的地区。其占地规模和专业化程度都是以前手工作坊所无法比拟的。与此同时，随着铁路、公路、轮船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在很多城市中产生和出现了诸如车站、港口、码头、调车场、仓库、货场、修理工厂等一系列为近代交通运输服务的设施和集中地段，如南京下关—中山码头一带及江北浦口地带。这是近代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使我国城市功能变得复杂化。

2）公共设施（以前叫公共建筑）内容增多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与这种变化相伴随，在很多城市中陆续出现和发展了许多新型的公共设施，如行政办公大楼、商业、餐饮、文化娱乐、教育、体卫、金融、邮电、大会堂、博物馆等等。虽然这些建筑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同封建社会为数有限的几样公共建筑相比，毕竟为城市增添了不少新因素，为城市生活多样化提供了物质条件。

3）市政公用设施发展

我国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在城市建设中铺砌有较高水平的排水和路面设施，但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市政公用设施始终未能超脱手工业的状态和较低的水平。近代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先进的市政公用设施如自来水、煤气、卫生设备、下水道与污水处理，电灯、电话、电报、电车、公共汽车、新式道路等先后在各通商口岸城市陆续修建设置起来。这些设施较之原来简陋的土路、石板路、油灯、马车、人工取水等显然是一大进步，它构成了城市近代化和城市文明的物质基础。

4）资本主义商业街区和新的市中心出现

由于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商品市场逐渐被他们和中国自己兴起的资本主义商业市场所排挤，于是，适应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和销售需要的洋行、商场、银行、市场和各种服务性建筑在各通商口岸城市也陆续建造起来。它们一般不在老城区建设，而是在城市近旁新的地段内形成为新的商业街或新的市中心，如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北京的前门、王府井，天津的劝业场，南京的大行宫、新街口，广州的旧十三行、长堤等。这些商业街区或市中心都是当时乃至今天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它基本或完全取代了封建旧城狭窄的商业街区和以官府衙门、庙宇楼阁为中心的功能结构。

这里需要指出，以上这些城市新物质要素的出现和功能结构的改变，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需要。它们在主观上并非是为了实现中国城市近（现）代化，只是在客观上使我国部分城市的物质内容和城市面貌发生了一定改变。而广大劳动人民依然在破旧低矮、狭窄拥挤的条件下生活，城市中充满了民族和阶级矛盾，消费性和寄生性并存，这一点必须明确。

7.1.7　城市空间结构由过去的“开”而不“放”型向开放型转变，大多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特有的“多区拼贴”的空间结构特征

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各物质要素在城市地域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和变化位移的特点。我国传统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自宋代坊、市制度的解体已开始向开放型的结构形态转变。但由于受封建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一转变很不彻底，始终处于“开”而不“放”的状态，其主要表现在前章已经述及。近代由于工业、交通等新兴产业的出现，才真正打破了这一结构状态：大工业（区、片、点）的出现（多布置在城外），就使生产者和生产场所在空间上发生了分离，大大改变了过去那种生产、生活空间合一的状况；近代铁路、公路的出现，就使城市出现了新的多向延伸发展轴；同时，不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内部交通系统为了适应机动化的要求，在原有方格网上增加了放射形道路，也使城市更具有向外放射发展的可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近代随着工业、仓储、交通等发展，过去延续几千年的、具有封闭意义的城墙便成为城内外联系的一种阻碍，从这一时期起也陆续被拆除，改建为城市道路或环城马路，如北京、扬州等城市。

在城市空间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城市在从封建社会型向近代资本主义型演进的过程中，其演化的动力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完全殖民地国家（我国部分被帝国主义直接侵占的城市除外），前者属于自发演进型，城市结构形式一般新的与老的衔接比较自然，风格也较一致；后者也基本完全是西方化的，表现出完全殖民地的色彩。而我国是历史悠久（城市也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城市在演进过程中受到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势力、新生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以及外来多国殖民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相应受到了较大的抵触和制衡，表现为较不彻底。因而在城市建设和空间结构上，便表现出几个分别由不同势力所引发和促动的城市地块，从而形成“多区拼贴”的空间结构特征（图7.9）。〔5〕

依据其形成背景和结构特征的不同，大体可将其划分为以下四大块地区：

（1）老城区及关厢区。老城区及关厢区是历史上形成发展的城市原有核心，但在近代资本主义输入影响下，一般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在原有传统城市空间内部，出现了一些经销各类商品的新式商业街区和洋式店面。

图7.9　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

A．传统商业中心　B．西式新中心C．新市区行政商业中心

（2）商埠区或租界区。这是在殖民势力侵占下新发展起来的城市建成区，常位于城市河流下游，或城关要道附近，其空间上多具有明显的商业中心、娱乐服务区、高级住宅区和港埠工业区等分异，一般建筑质量较高，市政设施齐全，布局上也自成一体。

（3）自发形成的工业、居住混合区。混合区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和商埠区（租界区）的深刻影响与刺激下，由近代民族资本带动起来的，一般在老城区或商埠区（租界区）的周边，沿河流、铁路等地带自发扩展形成，区内工厂、商店和棚屋住宅等相互混杂，拥挤零乱。

（4）有规划的新市区。新市区是地方市政当局有计划开辟的新的城市地域，多具有近代城市规划的色彩，路网设计较为规范，功能分区明确且自成一体，新的行政、商业、住宅和工业区配置有序，基本体现了近代城市发展在空间结构上的诸项要求。

以上为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但需要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受多种政治经济势力的多元化影响，加上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在各地区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因而，在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实际发展上，也相应呈现出突出的多种类型特征：从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完全殖民地型城市，至资本主义影响甚微的内陆封建型城市都有。依据促动城市发展不同（资本）动力因素的影响强弱，并以A、B、C、D分别代表上述的四大块地区，〔6〕那么，其空间结构特征具体可划分为：

（1）完全殖民资本促动型的城市，城市主体以B型区为主，A、C、D型区不发育，如香港、澳门、青岛、大连、哈尔滨等；

（2）殖民资本和民族资本双重促动型城市，城市结构中A、B、C、D型区均有发育，如上海、天津、福州、宁波、济南、汉口等；

（3）民族资本显著促动型的城市，城市主体多为C型区，A、D型局部发育，如无锡、南通、郑州、石家庄、南京、重庆等；

（4）民族资本局部影响型的城市，城市主体为A型区，局部发育若干C、D型区，如北京、西安、成都、淮阴、襄樊等。

7.1.8　城市型行政区得以诞生和确立，城市行政管理由过去的城乡合治到城乡分治

中国近代在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上也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数千年的城乡合治变为城乡分治，也即在法律上承认市、镇是一种独立的地方行政建制。但这有一个从发生到基本完善比较长的过程。

中国城市型行政区开始产生于清末民初。这主要由下列因素促成：

（1）近代随着封建型城市向资本主义型城市的转化，城市经济职能有了加强，城市已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与乡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市事务的繁杂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城市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必然带来城市管理体制的变化；

（2）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租界内成立具有政府性质的市政管理机构，如1854年，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的租界中成立的“工部局”，1862年法国自三国联合设置的工部局中分出，单独成立的“公董局”，它们在市政管理上确有先进性；

（3）清末，严重的存亡危机迫使清政府进行包括城市和城镇建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于是在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章程规定，凡府、州、县治所在地的城厢地方称为“城”，其余地方人口满5万的称为“镇”。城和镇都可以与府、州、县等地域型政区一样，单独设立自治机构。但章程同时规定，城和镇的自治机构的级别只是与地域型政区系统中的“乡”平级，而且其职能主要是管理城、镇境内的教育、卫生、救济、市政工程、工商管理及其他城市公共事业。尽管这份章程用现代城市管理的标准来衡量还极不完备，但它毕竟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城镇区域和乡村区域区分开来，可以实行自治了。

依照章程，全国各地的城市区域自治或快或慢，都有所进展。进展较快的是四川、湖北两省，至1911年2月，四川的城市自治会已成立了100多个。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本是为城市管理体制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在袁世凯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却踌躇不决；同时由于政局不稳，各地制度不能统一，北洋政府也没有能力在全国推行新的城市管理体制，故仍然处于迂回曲折发展的过程之中。在此期间，惟有广州设立了较为完整的市政制度。1918年，南方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设立了市政公所，1920年改为市政厅，并于1921年2月公布了《广州市暂行条例》。按条例规定，市政厅设市长1人，由民选；市政厅下设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各局，每局设局长1人，由市长荐请省长委任。市长下设总务科、主管文牍、编辑、庶务等项；设秘书2人，掌管机要事务和审核文稿。市长和各局长组成市行政委员会。另设参事会为代议、审议机关。市设审计处，置处长1人，由省长委任，其地位与市长平行，直接对省长负责。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广州市政厅已成为独立的一级行政权力机关，并形成了自己内部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市、县分立，城乡分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之后，1921年，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市自治制》和《市自治制施行细则》。规定人口达1万人以上的地方即可设市；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特别市地位相当于县，与县同隶属于省；普通市则受县管辖。随后，于1922年先后确定公布了京都（今北京）和青岛两市为特别市。在北洋政府实际控制区域之外，浙江省于1921年1月公布了《浙江省宪法》，湖南省于1922年11月制定了《湖南省宪法》，都对本省的设市条件作了规定。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沿途攻克的各大城市，一般都建立了市政管理机构。截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之前，全国设置有专门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城市共有24个（表7.5）。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有鉴于以前设置的城市标准多为各地自定，市行政建制标准十分混乱的情况，为了统一标准和加强对城市的管治，于1928年7月颁布了《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按两法规定，将城市分为“特别”和“普通”两种。设特别市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①中华民国京都；②人口百万以上之都市；③其他有特殊情形之都市。设普通市的只规定了一个条件，即人口要满20万的城市。特别市直辖于国民政府，不划入省、县行政范围；普通市直隶于省政府，不划入县行政范围。这样就对设市条件作出了统一而明确的规定，是对城市型行政区模式的第一次有效的规范。两法颁布以后，即对以前设置的城市进行了调整，一些未达到设市标准的建制市被撤废，同时一些符合或基本符合标准的城市设立了市建制。至1930年5月新的《市组织法》颁布以前，其置废变化于下：

表7.5　国民政府时期全国城市管理机构设置

1928年设万县、西安市政府；设南宁市政筹备处；汕头市政厅、苏州市政筹备处均改为市政府；撤销柳州市政筹备处。

1929年设青岛特别市，设兰州、济南、重庆市；九江市由设市政厅改设市政府；汉口特别市改为武汉市，遂又改为武汉特别市，不久又改为汉口特别市；无锡市政局降为市政筹备处，开封市政筹备处升为市政府。

1930年5月前，设成都市、烟台市；改广州为特别市；撤销苏州、无锡、万县3市。

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废止上面两法，另行颁布《市组织法》。新的《市组织法》取消“特别”和“普通”两种市名称，但市的地位仍然分为“直隶于行政院”和“隶属于省政府”两种。直隶于行政院的市为：①首都；②人口在百万以上者；③在政治上、经济有特殊情形者。很明显，这三项条件和原来的特别市条件相同，这类城市只有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岛5城市符合（汉口特别市于1931年改为湖北省辖市，另抗战初增加重庆为院辖市）。但隶属于省政府的市标准更为严格了：①人口在30万以上者；②人口在20万以上、其所收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者。依照这一标准，蚌埠、安庆、芜湖、烟台、郑州、开封、南京、梧州、九江、西安、江门、海口、梅薽、宁波、南昌等15座城市先后都被撤销市建制（西安、九江、南昌后又恢复），广州、汉口二市降为省辖市，新增加的只有长沙市政府、武昌市政处和包头、连云港二市政筹备处，连同原有的杭州、济南、兰州、成都、昆明、汕头、厦门等，共计不到20座城市。另按新法规定，市划分为区、坊、闾、邻。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10坊为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市政权体制采取的是独任制，即设市长1人，由国民政府中央或省任命，指挥、监督所属职员，其下设处、局、科分管具体事务。除设秘书处、社会局、公安局、财政局、工务局外，根据不同市的情况，可以增加教育、卫生、公用、土地等局。

《市组织法》颁布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中国市制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市政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41年，6个院辖市除重庆外，均已沦陷；省辖市也大部分沦陷。因此，1942年，国民政府又修订《市组织法》，降低设市标准，规定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城市均可设市：①人口在20万以上者；②人口在10万以上而地位重要者；③省政府所在地，无论人口多少均可设市。新规定颁布后，省辖市数量比以前增多。对市内行政体制也作了较大改变，废除了旧的区、坊、闾、邻等层级，采用保甲制度，市下设镇，镇下设保甲。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市制变化不大。主要工作是重建光复城市市制和增加新设市制城市。到1947年，国统区的建制市共达69个，其中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西安、重庆、广州、沈阳等12个城市为院辖市；徐州、杭州、福州、昆明、开封、成都、南昌、连云港等57个城市为省辖市，基本上近代新兴工商业城市、地区中心城市都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和县以上一级地方政权，中国近代市建制基本形成。

7.2　近代城市发展变化的类型与阶段

7.2.1　近代城市发展变化的类型

上面就我国近代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方面作了阐述，共有8个方面，或者说具有8个特点。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域辽广，城市数量很大，加之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不可能占领全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也不可能覆盖所有城市，因此，反映在城市发展变化的程度上便存在着很大差异。依据城市发展变化的程度，我国近代城市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变化程度很大的城市

这类城市主要是一些被帝国主义列强直接侵占的城市，一国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占领的租界城市，以及本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开办的新兴工矿城市。前者如香港、澳门、青岛、大连、哈尔滨、上海、天津、汉口以及台湾地区的城市，后者如河北唐山、河南焦作、湖北大冶、江苏无锡、南通等城市。这些城市无论在城市性质、人口和用地规模、功能结构、空间结构、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2）局部发生变化的城市

这类城市一般都是中国原有的封建城市，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使城市局部地段发生了变化。这类城市较多，主要包括两类城市：

（1）约开商埠的城市，如福州、宁波、烟台、芜湖、沙市、宜昌等。这些城市一般多在城市近旁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形成畸形繁荣的商业区，市区范围稍有扩大，但一般仍较多地保留了旧城基础。

（2）各级封建统治中心城市，如北京、南京、徐州、安庆、长沙、太原、昆明、重庆等。这些一般多为省级以上中心城市，城市规模较大，由于近代工业、铁路交通等兴起而使城市局部发生变化，典型的如南京下关及浦口一带，徐州东部地带等。北京则是由于外国使馆的集中设立，而使东郊民巷一带发生了显著变化。

3）基本没有变化的城市

主要是位于内地和虽位于沿海但交通不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难于达到的一些城市。

4）变得衰落的城市

这类城市主要是由于交通线路的兴替所引起的。最明显的就是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近代由于东有海运（大轮船）的兴起，西有津浦、沪宁铁路的出现，分流了原来大运河的客货运流向流量，从而使沿线城市都一落千丈衰落下来。

7.2.2　近代城市发展变化的阶段

我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变化，是和不同时期国际、国内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自1840—1949年这109年间，按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大体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1）从1840—1895年，即从鸦片战争爆发一中日《马关条约》签订（55年）

这个时期首先是帝国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攫取了大量的在华特权。这些条约，涉及到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开设租界、领事裁判权、有利于外国的关税协定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其中与城市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是割地、开辟通商口岸和开设租界。据统计，自《南京条约》起，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前夕，各不平等条约规定开辟的通商口岸达43个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通商口岸，除《南京条约》开辟的五口之外，尚有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南京、镇江、九江、汉口、天津、潮州、琼州等。他们取得这些通商口岸贸易权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同时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九江、厦门等城市开始出现了租界；香港则在《南京条约》中即割让给英国。这是我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从此，在我国的大地上开始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它们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中国古代城市及其体系的结构，也使一部分城市中的某些地区畸形发展起来，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也吸取了教训，从1865年开始，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福州、武汉等地开办了一些军事工业，一些官办的民用工厂也随之兴起，这些对我国城市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2）从1895—1931年，即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九·一八”事变爆发（36年）

1895年日本胁迫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不仅又侵占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得到了大量赔款，而且取得了在我国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等权利，使西方各国对我国的经济侵略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时期，可以直接对我国进行投资和资源掠夺。

这一时期，国内官办的和民办的工商业、工矿业发展也有所加快，尤其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更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我国城市发展比较快，除了商埠城市、租界城市有所发展外，还兴起了一批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兴起了一批矿业城市，如唐山、井径、焦作、萍乡、大冶、抚顺、本溪等；兴起了一些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徐州、蚌埠、石家庄等；兴起了一些民族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但这期间也是大运河沿线城市衰落的主要时期。

3）从1931—1937年，即从“九·一八”事变一“七·七”卢沟桥事变（7年）

这个时期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东北，并成立了一个“满洲国”，把东北作为侵略全中国的基地，因此，是东北城市集聚区形成的重要时期。

4）从1937—1949年，即从“七·七”卢沟桥事变—新中国成立（12年）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8年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使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不得不将东部沿海大批居民和工业向大西南、大西北迁移、撤退，国民党并将首都由南京迁到重庆。由于这一暂时因素的刺激，使西部地区原先一些偏僻的城市得到迅速发展，如重庆在1937年人口不过27万，到1945年竟达100万，工厂增至1500家，为战前的16倍；成都1939年人口为30.9万，至1945年达71万；宝鸡由7～8千人增至11万；昆明由10多万增至40多万；湖南衡阳也由10万人增至50万人等等。

以上这些城市发展因素多是暂时的，抗战胜利后，有的工厂、人员又迁回原地，很多城市的发展又跌落下来。

至于三年内战时期，城市谈不上什么建设，有的还在战争中受到破坏。

总之，近百年来，是我国城市由古代封建社会型向近现代型转变的一个时期，无论在城市的性质、规模、地区分布、城市物质要素和城市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一变化主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的原因而引起的，因此，这一变化就其性质来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的变化，而并不是帝国主义主观愿望上要帮助中国实现城市近（现）代化。

7.3　近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一）

城市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计划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我国城市规划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城市规划体系，这集中反映在《周礼·考工记》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这套体系传统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因之，历代名城辈出，如汉长安、曹魏邺城、六朝古都南京、隋唐长安与洛阳、北宋开封、元大都、明清北京等城市，都是世人称颂的名城。但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总结和继承，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当时所流行的规划思想和手法的输入；即使是中国人所作的规划，也往往是生硬地移植和搬用外国的一套，反而将自己的规划传统中断、丢弃了。

我国近代城市规划始于19世纪后半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外国侵略者所制定的城市规划，一类是由中国人所制定的城市规划。

由外国侵略者所制定的城市规划，大体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

1）只对城市部分地区制定规划图，局部地区按规划进行了一些建设

这类城市多是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城市和被迫通商的商埠城市，其所规划的地区仅限于“租界”和“商埠区”部分，如上海、天津、汉口的租界，济南的商埠区，以及沈阳、长春的铁路附属地等。其所制定的规划只是进行简单的路网划分，定出建筑“红线”，制定出一些用地和建筑管理办法等，内容比较简单。例如上海，在租界开辟之初，为了便于修路，只在租界地内划分成若干个方块，对道路、桥梁、码头等作了一些规划。以后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大，对原有的规划不得不进行调整，但由于受帝国主义分割统治，对整个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长远发展规划，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各自为政、自成一区的建设，因此造成租界与租界之间、租界与城市其他部分都没有很好的联系，对外交通、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仓库码头等极为紊乱，与旧城区的布局风格也格格不入。这种情况在天津、汉口同样存在。

2）有明确的城市总体规划意图和较为完整的规划图纸，城市大部分或局部地区按照规划图建设

这类城市多是由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新建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长春等。

（1）青岛城市规划

1897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占领青岛后，于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胁迫清政府以99年之期将胶州湾租给德国。由于德国在青岛有长期打算，因此在1900年和1910年先后两次编制城市规划图，按规划对城市进行建设（图7.10）。其规划的主要内容与当时欧洲国家的一些城市相类似。19世纪后半叶，欧洲一些城市发展较快，城市的主要矛盾是由工业区及铁路、港口的修建而引起的，因此，青岛的城市规划重点是解决港口与铁路的布局。将港口和铁路布置于城市的一侧（西侧），港口设在胶州湾内，铁路及编组站布置在其背后。这样既使港口与铁路很好地衔接起来，也不妨碍城市的发展，不分割城市，而且以尽端式的客运站深入市内接近市中心区及海滩，方便乘客集散。市中心布置在南部临海的德国提督公署一带，背靠观海山，前对海湾，采用建筑群广场的布置手法，有数条道路由此向外放射，以突出这一主要建筑物。对道路及给排水等市政工程也作了全面的规划。道路采用方格状，但配合地形又成不规则状。道路网密度很高，其间距一般只有80～100米，目的是增加租金较高的商业店面。道路与建筑物的布置一般都考虑对景，如江苏路正对海面的小青岛，中山路正对栈桥上的回澜阁，不少道路正对着高地上教堂的尖塔等。道路与绿化结合得也比较好，绿化布置以灌木及花坛为主，不采用大片的乔木，目的是为显露建筑物，直接观看海面，并能吹入海风。

总之，德国人所制定的青岛城市规划，有不少成功的方面。但它毕竟是德国侵略者所作的规划，对中国人有明显的歧视思想和举动。如1900年所作的规划中，在用地分区上将城市划分为德国区和中国区，二者严格分开，德国区布置在南部沿海环境优美的地段，中国区布置在北部，远离海面；德国区住宅均是独立式花园洋房，建筑密度低，绿化多，而中国区是居住、工业、商业混杂；德国区道路较宽（20～25米），标准也较高，全为高级路面，上下水管网采用环式，下水采用分流制，而中国区道路宽度只有10～12米，上下水管网及绿化很不配套等。

图7.10德帝国主义占领时制定的青岛市规划（1910年）

（2）大连城市规划

大连城市规划先由沙俄入侵者制定，后由日本入侵者制定。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沙俄利用因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机会，于1898年以25年之期强租大连，1904年日俄战争后为日本侵占，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收回。

沙俄强租大连后，于1900年即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沙俄强租大连的目的是为了在东方寻找出海口，以便在东方进行扩张，因而将地形优越的旅顺开辟为军港，岸线和水深条件优良的大连建为商港，企图将大连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和中东铁路的出海口，所以进行海港和铁路建设是城市规划的重点，二者都占据突出的位置（图7.11）。自1899—1905年日本占领时，7年中建设了水深4.6～5.5米、长240米的码头及岸壁，建地上仓库10500平方米，铁路也已基本建成。除海港和铁路外，市区分为三大区，即欧罗巴区、中国区、行政区。其中欧罗巴区又分为商业区、宅邸区、市民区。整个城市的规划构图受当时彼得堡规划和间接的巴黎规划的影响，以环形广场及放射性道路形成骨架，位于市中心的“尼古拉”广场，直径达213米，周围有10条放射干道，规划在其周围修建行政、商业、金融、邮电、文化娱乐等大型公共建筑。但10条放射型干道，除了通向火车站、行政区及中国区以外，其余的目的性均不够明确，反映出明显的古典形式主义的色彩。中国区的规划图，形式主义更为严重，道路组成八卦形，但后来未按规划实现。由于放射路多，街坊显得很零碎。到1905年日本占领时，当时规划范围内的道路及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建成。

日本占领后，开始了对大连长达40年的统治，在这期间日本将市区分为军事用地、日本人居住区及原来的中国区。日本人居住区系原来的欧罗巴区及行政区组成。军事用地于1906年后即开放，逐渐变成工业、仓库、商业和住宅的混合区。出于经济掠夺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修建并完成了大连港的建设。当时大连港的4个突堤式码头以及煤、石油等其他专业码头，可同时停泊4000吨级海轮40余条。随着港口的扩建，大连的工业和城市建设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原有工业的基础上，新建和扩建了铁路车辆制造厂、修船厂、榨油厂等一批工厂。与此同时，城市建设也初具规模。到日本投降前夕，建成区人口由1903年的4万余人，增加到70万人，其中日本人20余万，用地面积由4.25平方公里扩展到45平方公里。这期间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占领全东北后，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编制了城市规划图，规划人口以122万为目标，面积达416平方公里。规划城市用地主要向西发展，新发展地区道路网比较不规则，在地形平坦地区，多为棋盘式（图7.12）。

图7.11　大连城市规划图（1900年）

图7.12　大连城市平面图（1924年）

1．码头　2．油厂　3．福昌公司工人宿舍　4．大连　5．税关　6．俄国领事馆　7．市场　8．陆军厅　9．弥生高等女校　10．满铁分馆、图书馆　11．满铁本部12．大连医院　13．实业学校　14．明神高等女校　15．大连神社　16．西本愿社　17．逢坂町游廓　18．女科医院　19．车夫收容所　20．满铁社宅　21．女子商业学校　22．大连市劳动所　23．大和旅馆　24．英国领事馆　25.警察署　26．朝鲜银行　27．关东邮政局　28．橫滨正金银行　29．商工会议所　30．中央邮政局　31．大连车站　32．满洲资源馆　33．电气公园　34．中央公园　35．水厂水池　36．工业专门学校　37．满铁中央试验所　38．关东厅　39．地方法院　40．西岗子市场　41．露天市场　42．“支那”游廓　43．大连工业会社　44．满洲制麻会社　45．小岗子站　46．预留公园川地　47．沙河口车辆工厂　48．沙河口神社　49．工人收容所　50．第二发电厂　51．农业试验场　52．卫生研究所

（3）长春城市规划

长春主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清乾隆年间，长春还是伊通河流域的一个村落。1825年清政府在此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长春厅”。1865年建筑了城堡。城墙周长约10公里。1902年帝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通过这里，并在旧城西北5公里处的二道沟建了宽城子火车站，以及仓库、给排水设施和俄国人居住区，占地约4平方公里，地位日渐重要。

1906年日俄战争以后，帝俄将中东铁路南段及大连港转让给日本，从此长春范围的权益基本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取代。190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头道沟建设“满铁附属地”，修建了长春火车站和街区，形成了以站前广场为中心的六条放射状干道系统，同时，发展了建材、轻工等36个工厂。1910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开辟商埠地条约，1912年吉长铁路通车，促使在旧城以北、“满铁附属地”之南建设了商埠地，其中心街道为南北向的大马路。通过这条街道，把“满铁附属地”和旧城连接为一个整体，旧城的繁华景象从此移到大马路。这时的城区由旧城、宽城子、“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联结而成（图7.13）。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将长春选定为伪“满洲国国都”，并改名为“新京”。次年设立了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并制定了伪国都建设计划。计划市区面积为200平方公里，计划实施面积为1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的旧城、宽城子、商埠地、“满铁附属地”等共占地21平方公里，实际计划实施面积为79平方公里。城市用地主要向西及西南部扩展。计划以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为中心，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兴安大路（今西安大路）为纵横轴线，组成方格网加对角线的道路系统。道路按性质分工，宽度较大（在38～60米之间），有很宽的绿化带，道路系统中还设置有几个很大的环形广场。市行政中心位于大同大街与连京铁路之间，由伪“皇宫”及伪“满洲国”政府机构，即“八大部”的办公楼组成，南起“安民广场”（今新民广场），北至“皇宫”，长约1.2公里，宽约550米。铁路以西为伪“皇宫”备用地及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等，为统治阶级的娱乐区和赌博场所。市区东北部布置为重工业区，北部为轻工业区，东南部为学校区及运动场，无线电台、机场等军事用地分布于城市外围，以环形干道联系（图7.14、图7.15）。到1945年日寇投降前，新市区建成60余平方公里，加上日伪前形成的21平方公里旧市区，长春的建成区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人口达81.7万，其中日本人20万左右，成为东北仅次于沈阳的第二大城市。

除长春、大连以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很多城市如沈阳、吉林、哈尔滨、图们、佳木斯、鞍山、四平、齐齐哈尔等都作了城市规划（图7.16）。

图7.13　长春城市平面图（1932年）

综观外国侵略者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大都是对古典的形式主义及早期资本主义规划特点的搬用及模仿，具有明显的侵略意图和殖民主义色彩。但由于有比较完整的、长期的统一规划，城市内各项物质要素的安排比较合理，城市的面貌风格也有一定的统一性。在一些具体的规划技术上也有相当的可取之处。如青岛城市布局充分利用地形，注意城市轮廓造成丰富的城市风貌，青岛、大连、长春等城市规划都注意绿化及绿化的细部处理，以及市政工程中的某些技术问题等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图7.14　“新京”（长春）都市计划用地分布图（1932年）

图7.15　伪“满洲国国都”（长春）建设计划图（1932年）

7.4　近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二）

我国近代城市规划除了一部分由外国侵略者制定的以外，还有一些城市的规划为中国人自己所制定。

我国近代自己所作的城市规划当推汕头市为最早，开始于1922年。汕头原是粤东海边的一小港埠，自1861年正式开埠以后，由于密切了与国内外的联系，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美国、挪威等国相继在汕头设立了领事馆，开办洋行、货栈、码头等进行经济掠夺。国内招商局也在汕头设立分局从事海运，本地潮州、澄海、饶平、潮阳、普宁和揭阳等六县商人也建起“六邑会馆”作为交易集会场所。海外华侨在“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也开始在汕头投资兴办交通运输、商业和日用工业，由此带来了商贸活跃、工业兴起，城市发展很快。但由于没有进行规划，城市由以前的小港埠自发地向西南方向环海滨放射扩展，路网密度很大，且不成系统（图7.17）。1921年汕头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汕头市政当局于1922年即编制了“市政改造计划”。该计划结合自然地形，对城市道路网进行了梳理，采用圆圈式、放射线、方格形三种形式布置路网，并借鉴花园城的规划理念，将城市划分为商业、工业、住宅、行政等功能区（图7.18）。这一计划并报广东省政府审批后，于1926年正式颁布实施。实践证明，这一计划做得是好的，后来在执行中除了行政区位置有所变化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按规划实施的（图7.19）。

图7.16　哈尔滨城市平面图（1937年）

图7.17　1921年前的汕头城市平面图

图7.18　1922年汕头的“市政改造计划图”

图7.19　按“市政改造计划”建设的汕头城市平面图

我国近代自己所作的城市规划开展较多的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市建制，为了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于是一些城市当局便开始着手进行城市规划编制。先后进行过城市规划的城市有南京、上海、重庆、杭州、成都、南昌、长沙、武昌、芜湖等。其中南京、上海两城市规划较重要，现简介如下：

7.4.1　南京的城市规划——“首都计划”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拟订城市规划。1928年2月南京成立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并于次年12月公布了“首都计划”（图7.20）。该计划共分28个部分，从今后百年人口预测、用地功能分区、道路系统规划、对外交通、住宅、教育、工业、浦口计划，直到城市设计、技术规定、实施之程序、款项之筹集等都作了规划。文件中还附有59幅插图。由于内容繁多，兹择其要者述之如下：

1）城市分区

“首都计划”对南京城市用地进行了功能划分，共分为六大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及住宅区（图7.21）。其中以中央政治区为重点，当时曾选择紫金山南麓、明故宫和紫竹林三地，通过正负多方面分析比较，终以紫金山南麓为最佳适宜地。其理由主要是：“盖其地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北部地面居高临下，俯瞰可尽全城，气象尊严，无逾此者”；“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查世界各国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有鼎新革故之意”。除了这些效法封建和模仿外国的做法之外，还有军事上的理由：“紫金山峙立境北，形势险要，一建炮台，实具建瓴之势，军用工厂、机场实在其南，兵营又相接近，调遣灵活。”见图7.22。至于紫竹林、明故宫两地：紫竹林地方，全部几尽平坦，此等地面，建筑布置，实难具有美观，且地在城之北，与南京发展方向未能相同，而东北地方最适于住宅之用。明故宫地方，作为中央政治区有其优点，如位置适中，地多空旷，易于规划等，但遍览南京各地，火车站最宜建于明故宫之北，而总站之南，为商业最良之地。故此两地均被弃而不选。实践证明，这种离开旧城，另建新区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后来并没有按此计划实施，大量的党、政、军机关仍在旧城内沿主要城市干道，特别是中山路（包括中山北路、中山东路）两侧分散建设。

市行政区选择在大钟亭（包括傅厚岗）和五台山两处。理由主要是：

（1）面积较大，用地敷足；

（2）交通方便，尤其是大钟亭，中山马路即从附近通过；

（3）两地地势皆较高，建筑物容易望见，可增加市府之尊严及引起市民之注意。

图7.20　1929年的南京“首都计划”城市总图

图7.21　“首都计划”中的南京分区图

1．中央政治区　2．市行政区　3．工业区　4．商业区5．文教区　6．居住区　7．火车站　8．飞机场

图7.22　“首都计划”中的南京中央政治区图

在具体分工上，大钟亭一处，将来是市民集中地方，最适于建筑市政府及各局等与市民日常多所接触的机关；五台山一处，内有一天然的椭圆形运动场所，所有公共运动场、公共会所、图书馆、博物院及各种文化机关，皆可建筑其处。“计划”中对大钟亭（傅厚岗）的行政区还拟了一个详细规划方案，建筑物全部采用中国固有的大屋顶形式——“以崇宏壮丽为重”。商业区拟布置在明故宫旧址。理由是符合城市向东发展方向，面积广大且地点适合，位于中央政治区和居民区之间，更重要的是“该地现价甚低，大半又属官有，一成为商业区域，地价必倍增加，政府收入因亦大进”。这实际含有土地投机的成分。

工业区拟设在长江南北两岸，江南除下关外，另将下关以南由夹江至城墙一带划入；江北主要选在浦口车站的南部和北部，凡笨重工业、含有毒质或危险性质的工业以及不宜在下关和南京城内经营的工业，皆在浦口发展。

教育区布置在旧城中心市行政区之南，当时也拟借鉴国外经验“每将大学校址聚集于一隅，成为教育区域”。但鉴于南京当时三所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由东向西相间排列的现况，“欲将三校划成一区殊有所难”，实际上是承认已有现状。

住宅区分布较散，除旧城区已有住宅原封不动地加以保留外，计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为统治阶级高等住宅区，位于山西路、颐和路一带；第二等为一般公务人员住宅区；第三等工人或最低级职员住宅区，位于距市区较远且较偏僻的市郊（玄武湖东北及中央政治区东、西、南三面）。

2）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中的道路系统设计采用当时美国很流行的方格网加对角线的形式，在明故宫商业区内尤为明显。道路拟分为干道、次要道路、环城大道、林阴大道四种（图7.23）。干道宽度为28米，两边各筑5米为人行道，中间18米为6条行车道。次要道路为每一个区域内互相连通的道路。环城大道拟利用南京古城墙改建，上面行驶汽车，并对修建它的必要性作了论述：“凡优良之都市，多筑环城大道，贯通主要地点，一方使市民往来不致必经市中心，免避拥挤；一方亦使当地风景，来往者随时得有尝玩之机会，南京四周，既具无限风景，故环城大道，自有设置之必要。”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一因南京遗留下来的古城墙并不连续，二因城墙两旁砖石风化严重，中间填土，不能沉重。计划林阴大道有两条，其一沿秦淮河而建筑，其二沿城内边而建筑。宽度前者为14～17米，后者最少22米。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是秦淮河两岸和城墙内边多已为单位或居民所占用。

图7.23　“首都计划”中的林阴大道系统图

3）关于交通设施

“首都计划”规划两处飞机场，一处设在西南方沙洲圩，一处设在东南方的大校场，两处离城市都很近。在明故宫北和光华门外设两个铁路枢纽，设计了几条对外交通干线，还环绕城东、城南设立了两条几乎平行的外环公路，其西、北两端直达江边。

“首都计划”是我国近代城市规划史上一部正规的规划文件。但设计者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手法，而基本是搬用当时欧美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脱离了南京旧城的实际，因此缺乏实施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不过规划中所提出的“分区”思想，对我国城市规划仍有启迪作用。

7.4.2　南京的城市建设工作

南京作为国民党的首都，在其22年的统治中，对南京的城市建设也还是作了一些工作，主要有：

1）建成了“总理陵园”——中山陵

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钟山）南坡。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生前葬在钟山的遗愿，从1926年1月动工兴建中山陵，1929年春建成，同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自北京碧云寺运来南京，安葬于此，当时称为“总理陵园”。

陵墓由我国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施工。建筑平面形象“木铎”，取“木铎警世”之意（图7.24）。以我国传统风格为主，融合西方建筑精髓，简朴、浑厚、坚固、美观。

陵墓坐北朝南，占地8万平方米。由南向北，主要建筑依次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墓室等。墓室海拔158米，比陵墓入口处高出70米，从墓道口上达墓室，平面距离700米，共有10段石道，计392级台阶。牌坊前为半圆形广场，南端有中山大学师生敬献的大铜鼎和孙中山先生铜像。牌坊高11米，宽17米，三进门楹，上刻有“博爱”二字，故称“博爱坊”。墓道长达375米，阔40米。陵门为拱形三洞，蓝色琉璃瓦顶，门额为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进门为碑亭，中立丰碑，上刻有谭延闿颜体楷书“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越碑亭有石阶8段，再上为太平台，有华表两座。后为祭堂和墓室。

中山陵附近还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如音乐台、光化亭、流徽榭、藏经楼、碑廊、桂林石屋、永慕庐和正气亭、美龄宫等。中山陵东侧有谭延闿墓、阵亡将士公墓和革命纪念塔（今名灵谷塔），西侧有总理纪念植物园（中山植物园）和廖仲恺墓（后何香凝逝世后合葬于此）。附近还有明孝陵、孙权墓、灵谷寺等名胜古迹多处。整个中山陵园面积3000多公顷，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人工园林。

以中山陵为中心的中山风景区，绿树成阴，清嶂叠翠、湖山相映、风景秀丽，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图7.25）。

图7.24　中山陵总体平面图

图7.25　中山陵附近平面略图

2）开辟道路

这是“首都计划”中实现最多的、工程也较大的一项建设。南京的第一条沥青马路是于1928年动工，1929年完成的中山路和陵园路。这是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柩南下，以安葬到中山陵而修筑的。中山路北起下关中山码头，经鼓楼、新街口，然后折而向东至中山门，全长12公里（1929年完工时，仅修筑成中间快车道，宽度10～20米，后陆续扩至40米）。1930年后又陆续修筑了热河路、朱雀路、太平路、白下路、玄武路、中华路，以及专为国民党军政机关而修筑的国府路（今长江路）、黄埔路（今解放路）和中央党部路（今湖南路）。市内交通还有从下关车站至建康路的“京市铁路”。这些道路基本上是按照“首都计划”规划的道路系统修筑的。

3）兴建了一批大型公共建筑

首推的为党政军机关办公大楼。从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先后兴建有所谓国民政府（即俗称总统府，利用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国民党中央党部（今湖南路10号省军区司令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含铁道部、粮食部，今中山北路252～256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立法院、监察院（均在中山北路105号，即今军人俱乐部）、司法院（今中山路269号南京供电局）、最高法院（今中山北路101号和103号省商业厅等单位）、外交部（今中山北路86号省人大）、交通部（今中山北路303～307号政治学院教学区）、考试院（今北京东路市政府）、内政部（瞻园路）、财政部（中山东路近洪武路）、教育部（成贤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今解放路顶端）、国际联欢社（今中山北路259号南京饭店）、励志社（今中山东路307号钟山饭店）、美军军事顾问团公寓（俗称AB大楼）等党政军机关办公大楼及大院，还另建有国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馆、中央医院、中央博物院、党史陈列馆、中国国货银行等公共建筑（图7.26）。这些建筑一般体量都较大，质量较高，建筑结构由传统的砖木结构发展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木结构，采用近代建筑技术，既有中国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又有中西合璧的新民族形式建筑和现代派建筑，形成独具特色的南京民国时期建筑形式风格，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使明清以来的南京城市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4）建设了山西路、颐和路花园住宅区

自国民党建都南京后，由于党政军机关云集，人口大增，住宅问题日益严重。按照“首都计划”，第一住宅区位于山西路以西、草场门内西康路以东一带。自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在这里陆续集中建设了数百幢达官贵人的高级住宅。根据规划，这里建有宽阔的沥青马路，整齐的行道树，完善的供排水系统，而单体建筑则由房主按各自的爱好造成不同的西式样式，每户都有宽大的花园绿地、车库、警卫室等，水、电、卫、气设施齐全。平均每户用地面积达两亩左右，每户用房面积达400平方米以上。除了集中建成的这一片高级住宅区外，另在斗鸡闸、傅厚岗、鸡鸣寺、五台山、东郊中山陵园等风景较好的地区也都建设有精巧豪华的别墅。这些高级住宅（区）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南京旧城的面貌。当然，在解放前的旧中国，贫富差距巨大，市内广大贫民只能住在城墙脚下、长江岸边、池塘周围等的所谓“棚户区”，尤其以下关及汉中门外一带最为集中。

5）新街口广场和商业中心形成

南京原来的商业中心在城南秦淮河、夫子庙一带，近代通商以后，在城北下关一带也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自中山路辟建后，新街口因接近政权机关和居民住宅区，位处城市中心，因而迅速形成新的商业中心。这里集中了银行、影剧院、百货公司和商场、中西餐馆、酒楼、舞厅等。另外，山西路广场、鼓楼广场在解放前也初具雏形，从而形成今日南京城市广场的框架。

图7.26　旧南京城市平面图

1．英国领事馆　2．美国领事馆　3．德国领事馆　4．日本领事馆　5．国民党中央党部　6．国民党国民政府　7．外交部　8．司法院　9．考试院　10．交通部　11．教育部　12．铁道部　13．财政部　14．立法院　15．监察院　16．前中央大学　17．前中国银行　18．监狱　19．劝业会场　20．火车站21．飞机场

7.4.3　上海的城市规划

上海也是我国近代编制城市规划较早的城市之一。1927年上海成立了特别市，同年即建立了设计委员会，于1929年提出了“上海新市区及中心区规划”。该规划鉴于当时无力收回租界，遂决定避开旧城区，在东北部江湾翔殷路一带另建新市区（图7.27）。新市区内分为行政区、商业区、居住区。道路网采用小方格与放射路相结合的方式，以便增加沿街高价地块的面积。中心群采用中国传统的轴线对称的手法。在吴淞口建港，东部虬江口建码头，修建真如至蕴藻浜的铁路，并与虬江码头相接，还拟修建南站、北站和江湾总站。该规划有美国市政专家作为顾问，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将中西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到抗日战争前，新市区按规划先后修建了市政府大楼、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体育馆、游泳池及数条道路等。由于抗战爆发，该规划中断实施。

抗战胜利后，鉴于上海人口已经增至500多万，居住、交通等问题和矛盾异常严重，上海市政府便再次组织人员编制上海的城市规划（日本占领时期也曾作过规划，此处从略），先后制定了三稿上海的都市计划。第一稿于1946年完成。这时租界已经收回，故一稿内容包括了新旧城区在内的大上海区域计划及上海市土地使用与干道系统规划两种。该规划充分运用了一些新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带回来的“卫星城镇”、“邻里单位”、“有机疏散”、“快速干道”等最新的城市规划理论，规划人口规模为1000万，布局结构为在现有市区外作一绿化及农田环形地带，在其外发展新区，新区按分散的卫星城的方式布置；居住区以4000人为小单位（即邻里单位），多个小单位组成中级单位，多个中级单位组成市镇单位，若干市镇单位组成市区单位，全市即由若干市区单位组成。同时扩大中心区的范围，以疏散原来中心地区过分拥挤的状况。道路按功能加以分类，分为区域公路、环路、干路、辅助干路等（图7.28）。

第二稿于1947年在一稿基础上修改完成。与一稿相比，城市人口规模又大有增加，订出50年后人口将达到1500万人；为避免城区范围过大，规划提高了人口密度；对铁路、港口等技术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设想在市区内建高架道路；同时对改建闸北西区作了详细规划（图7.29）。

第三稿在前两稿的基础上于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完成。三稿中又进一步研究了疏散市区人口、降低人口密度、提高绿地的比重（占到全市用地的28％）；研究了工业区的分布，并提出在工业区附近建立居住区，以减少人流；拟定了南北快速干道及环路系统；对外交通方面，拟在吴淞蕴藻浜建集中的引入式港口，将铁路尽量与港口及工业区直接联系，并拟在何家湾设新的编组站（图7.30）。

图7.27　1929年的上海市中心区规划道路系统图

图7.28　1946年的“上海都市计划”（一稿）

“上海都市计划”一、二、三稿在内容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些规划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上海的城市建设工作不可能有实际的效果。但三次规划积累了不少历史资料，对交通等技术问题研究比较细致，对近代新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图7.29　1947年的“上海都市计划”（二稿）

图7.30　1949年的“上海都市计划”（三稿）

阅读参考文献

1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印．南京“首都计划”，（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

2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上海、天津等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4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5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7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8　阮仪三．中国近代的殖民地城市（1）（2）．城市规划汇刊，1985，（2）（3）

9　张仲礼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0　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册1985，下册1987

11　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

复习思考题

1　我国近代城市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过来的？和古代城市相比较，我国近代城市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2　我国近代城市在职能方面、功能结构方面、地域空间结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3　我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是什么？并阐明城市空间结构为什么能由过去的“开”而不“放”型向开放型转变？为什么大多数形成“多区拼贴”的结构特征？

4　我国近代城市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发展的特征是怎样的？

5　近代南京“首都计划”将城市用地分为几个功能区？并阐明中央政治区和商业区选址考虑的因素。

6　1946年完成的上海都市计划运用了哪些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其规划结构如何？

注释

〔1〕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

〔2〕以上海和东北为例：1902年，外国对华投资总额中，上海一地占21.7％，东北占43.1％；1914年则分别为27.7％和33.3％，合计都在60％以上。（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238）

〔3〕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胡涣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58

〔5〕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88～89

〔6〕A型区代表老城区及关厢区；B型区代表商埠区或租界区；C型区代表自由发展的工商居住混合区；D型区代表新市区。

8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

以上各章分别对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情况作出了基本的揭示，本章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情况作一阐明。其历时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但城市发展的内容却异常丰富，其发展的条件也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可比拟的。本章将分以下六节分别阐述之。

8.1　城市发展根本要素的改变与国际宏观政治背景

8.1.1　城市发展根本要素的改变

我国经济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宋家泰先生曾在其《论城市发展的区域经济基础》一文中指出：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的要素，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即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的根本要素和基本要素。“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的根本要素，总的来说，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这就是说，历史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根本上制约着城市的发展；而具体到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政治形势与国民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的要求。”〔1〕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即进入了一个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条件对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来说，它促使了我国城市发展要素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过去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从而也影响和制约了城市发展的性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我国的城市毫无例外地由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消费性城市，逐渐改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性城市（或其他性质的城市）；其反映在城乡关系上，则由几千年剥削社会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城乡结合，这是其一。其次，建国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不断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建设发展，全国新城市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原有的大量老城市普遍得到了改造，全国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很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国家一定的政治经济要求，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

但是人们也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来，尤其是在前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我国城市的发展并非完全是在健康的状态下发展过来的，而是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究其原因，这与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路线和政策的选择以及对城市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建国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路线和政策的选择等，又是和这一时期国际宏观政治背景密切联系着的。这就是说，建国后我国城市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和制约，以下拟对此做必要的论述。

8.1.2　城市发展国际宏观政治背景

回顾过去50年来，国际宏观背景对我国政治经济从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949—1960年，中苏友好结盟时期

建国初期，新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公开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1950年2月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在当时条件下，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又明智的政治选择。因为从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已划分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在国内，还存在着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严重斗争。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拒绝承认中国，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进行包围。这就迫使我国政府放弃中立的立场，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并与苏联结盟。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我国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巩固了远东和平。

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在这一期间，虽然爆发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但由于中央及时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国防开支放在第一位，对经济建设则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进的方针，所以到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便得到了全面恢复，工农业各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达到或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城市也得到了良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发展。例如到1952年，城市数由1949年的136个增加到153个（扣除撤销城市16个），城市人口达到4238万，全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

接着，从1953年起，我国便开始执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的开始。当时围绕着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限额”以上的共694个建设项目）〔2〕，这是工业建设的中心，在苏联政府的大力帮助下，以及“一五”计划强调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注意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所以实施很顺利。到1956年，我国便完成了其规定的主要指标，到1957年便全面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这一期间是我国城市健康发展的时期，到195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由1952年的153个增加到176个；城镇人口达到9949万人，年增长率为7.06％；城市化水平由1952年的12.5％上升到1957年的15.4％。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不仅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使我国生产力布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一五”计划围绕156项工程以及为其配套项目的建设，我国工业布局随即在广大地域范围内展开，当时在这些项目的宏观布局和具体厂址选择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主要遵循4条原则：

（1）要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这种情况不能适应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予以改变。

（2）资源因素。“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或重点）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要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料生产基地附近。

（3）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一个重点项目，可以带动所在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城市建设，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

（4）国防和安全因素。项目计划开始编制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台湾蒋介石集团还企图反攻大陆，因此不得不把许多新建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布置在后方地区。〔3〕由于考虑这些因素，因而使我国内地的工业和城市得到了很大发展。如武汉、包头、兰州、洛阳、西安、长春、哈尔滨、富拉尔基以及鞍山等地都是新兴的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但也应当指出，由于当时考虑这些原则，特别是国防和安全因素，致使我国从有计划的工业化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战略的选择空间，使以外向经济为导向的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大大地降低了，其城市发展只能采取充分利用、合理改造的方针。

2）1960—1979年中苏关系恶化和美苏大国对抗时期

这19年是我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最为严峻的时期。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中苏两党在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和政策上出现了分歧以后，当中共据理力争，不作无原则让步时，苏共领导便蓄意恶化两国关系，撕毁了数百个合同，中止对华援助，追逼债款等，1960年又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从此中国被迫面对一个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

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迫使我国将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这期间，我国先后进行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和国民经济调整、大小“三线”建设以及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等一系列大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总的来说，都是和当时的国际局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大跃进为例，1958—1960年的所谓“三年大跃进”，由于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导致我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之中，为此，中央又不得不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等诸方面进行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一时期在城市工作方针上，也出台了《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等政策。但是，当时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我国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当时那种被动的、在国际上无权的状况。大跃进也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再以“文化大革命”为例，这也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因为1960年代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动荡，美国介入了越南战争并不断扩大升级，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以大军压境相威胁，中国面临着来自美苏两国同时夹击的态势，存在着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这种局势对我国国内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影响，它增加了党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估量，最后终于爆发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评价，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必须从总体上对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给以彻底的否定。

由于处在上述严峻的国际局势和国内非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便不能不受其深刻的影响，即导致了在这近20年中先后出现了大起大落和停滞不前的情况。在三年大跃进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3000万，到1961年，城镇人口达到12317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8.4％；设市的城市数达到339个，远远超过当时国家所能承受的能力。到1964年，全国城镇人口便又减少至9885万，比1961年减少2432万，城市化水平则由1961年的18.4％降至1964年的14％。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被下放劳动，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大量小城镇日益衰败；巨资投入的大小“三线”建设执行“山、散、洞”方针，很少形成有规模的城镇；城市建设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各方面欠账很多；城镇建制工作基本停滞，新设市极少；建制镇减少；城镇人口长期徘徊在1.0～1.1亿之间，城市非农业人口仅增加180万人。

3）1979年以来，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和中国走向对外开放时期

进入19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其军事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其次，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加强军事部署，而且支持和鼓励越南侵柬反华，并出兵占领阿富汗。到1970年代末，苏联基本上形成了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的一种军事进攻和军事威胁的态势。针对这一重大变化，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即打破中美两国持续20年之久的僵局，缓和关系。美国深知中国在世界这一“大棋局”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于是在接到中方发出的信息后，立即派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接着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并签订了上海《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其间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也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从此中国有了更为广阔的国际活动舞台，不少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此时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威胁虽然不减，但在“中美和解”面前，不得不进入既对抗又对话的阶段。其间双方就边界问题多次举行谈判；1979年，双方又举行第一轮国家关系谈判；1989年，在东欧剧变、苏联面临解体之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前来我国访问，并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中苏关系终于也实现了正常化。

重要的还是在国内。在国际局势逐渐缓和的大环境下，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12月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先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着手，极大地调动了占人口80％左右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接着从1984年开始，进行城市体制改革，使我国城市经济进一步增强了活力；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又实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发展开始了新的一轮高速增长，经济特区、开发区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异军突起，对城市建设的投资力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沿海到内陆地区不断扩大。凡此都大大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我国城市（镇）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阶段。

8.2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城镇化），是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乡村变成城市的一种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表现为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还有城市质量的提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各类城市结构的调整，包括工作、居住、交通、通信、休憩等各种功能的增强，以及效率的提高、环境的改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资源的集约和合理使用，还包括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等等。很显然，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过程，是城市总体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离开城市发展也就无所谓城市化。因此，下文拟重点阐述一下我国五十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状况。

8.2.1　城市化发展的总体特征

概括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有以下5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城市化过程经历了大起大落阶段以后，实现了持续增长，并进入了加速和健康发展阶段

1978年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至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3.98亿人，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31.87％，20年中提高了13.95百分点，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前30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2.5倍；设市城市达到663个（1978年为193个），建制镇总数则由1978年的2173个增加到19780个（表8.1）。

按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历程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城市化即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据此推测，我国正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2）城市化发展的区域重点经历了由西向东的转移过程，近20年来东部快于中西部，南方快于北方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在前30年中，城市化重点是在中西部地区：1949—1957年，西部地区城市数量年均增长速度为2.13个，中部地区为2.88个，而东部地区年均增长只有0.5个，东部地区尚不到西部地区的1/4，不到中部地区的1/5；1958—1978年，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总体上呈负增长。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重点由西部移向东部，从而使城市化发展的区域重点也明显由西向东转移。在全国各地城市数量增长速度普遍加快的同时，东部地区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年均增长达到12.2个，而中部地区为8.5个，西部地区只有4.3个。这些都是与前述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联的。如以淮河—秦岭—白龙江为我国南北分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数量的增长是北方略快于南方，而1978年以后，则是南方（年均增长14个）明显快于北方（年均增长11个）。

表8.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建设部城乡规划司“2000年设市城市统计资料”

3）在各级城市普遍得到发展的同时，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大城市

从1980—2000年，大城市（含特大城市，下同）从45个增加到94个，增长108％；中等城市从70个增加到217个，增长210％；小城市从108个增加到352个，增长226％。大城市人口（按常住非农业人口计，下同）从5743万增加到12288万，增长114％；中等城市人口从2128万增加到6552万，增长208％；小城市人口从1187万增加到4239万，增长257％。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中小城市无论是城市数量、人口数量，在全国城市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

4）小城镇迅速崛起，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搞活，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人数大增，使小城镇迅速崛起。1980年，我国小城镇（指建制镇）仅为2800多个，而至2000年，其数量已达1.98万个之多。小城镇已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1.98万个建制镇吸纳的非农业人口达13530万人，占到全国城镇人口的33.9％，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25％、外贸出口的33％、工业产值的近50％。尽管目前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环境质量还参差不齐，总体水平不高，但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全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截留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接受中心城市辐射，对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加速农村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仍将得到继续的发展。

5）部分城市正逐步走向国际化

国际化城市多指其辐射力和影响力超越了地域与国家的界线，并在国际交往中具有某种或综合的突出功能，从而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它一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很高的经济开放度和广泛的国际经济贸易联系，在国际交往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以某一方面或综合的功能突出地服务于国际社会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中国国际城市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已稳定在40％左右，说明我国经济与世界体系的融合正在快速进行。根据我国城市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多项指标来看，除了香港已经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城市外，如北京、上海、广州（包括深圳）是可能最先进入国际城市行列的。沿海各大港口城市如大连、天津、青岛、宁波以至厦门等，以及内陆的城市如武汉、郑州、南京等，也有相对较高的国际化成分，有些是具有单一功能（如旅游）的国际性城市。这从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在这些城市设立的办事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实际利用外资数额、每周所发出的国际航班，以及每年接待外国旅游者的人数等都有所体现。2001年中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中国的国际交往将更加频繁，中国的开放度将更高，少数超大城市进入国际城市的行列以及不少城市进入某些单一功能性质的国际性城市，将不是久远之事了。

8.2.2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就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演变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两大阶段，这与前述的基本内容是相一致的。

1）改革开放前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总体速度缓慢，1949—1978年的29年中城市化水平只上升7.3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只有0.25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机制不足、动力单一。相反，却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农业的制约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化发展受到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农产品尤其是商品粮的制约。中国人口众多、粮食需求量巨大，1952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为1893斤，1979年才达2230斤，粮食的商品率很低。这是中国采取严格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政策和城市化速度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2）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

与前面因素相联系，1980年代以前，我国的城市化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这种二元结构反映在多方面：国家向城市居民提供福利性基本住房；城市居民享受低价定量供应的粮油和副食品；城市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和退休保险；城市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国家投资，质量较高；在婚姻和子女问题上，城乡居民极少通婚，即使通婚，若女方是农民，则女方和所生子女也不能进入城市定居；等等。与城市居民的待遇相比，农民完全是另一种状况。维护这种二元结构的关键是户籍制度。界线分明的“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犹如一道壁垒横亘在城乡之间，难以逾越。除了国家建设的大型项目需要从农村招工等少数原因外，农民不可能迁移进镇、进城。这是导致我国长期低度城市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3）工业化模式的选择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不同，与拉美和亚洲若干国家也不相同，英美等发达国家工业化是从轻纺工业为主导展开的，拉美和亚洲若干国家把城镇一开始就建立在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基础之上。而我国则同前苏联一样，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由于重工业技术构成较高，所需资本投入量大，属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一定数量的资本对工业劳动力的吸纳力就相对较低，这也使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减慢，并使城镇化的发展逐渐滞后于工业化。

（4）国防安全因素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我国一直处于准战争状态，军工建设和国防安全丝毫不容忽视，在有限的建设资金中，必要的国防开支必须予以保证。

（5）文化与价值观因素

文化与价值观因素是植根于人们心灵的一种无形的潜在力量，巨大而持久。中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熏陶，以农为本，奉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一贯重农轻商。而城市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极为缓慢。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思想依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在人民公社期间，商品经济更难以发展。凡此都决定了我国在前30年中城市化不可能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是由政府推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省、市政府既是城市建设的组织主体，又是城市发展的投资主体，二者基本是一致的。即由政府根据建设的需要和财力的可能，先编制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经过综合平衡，然后根据年度计划所列入的项目由政府进行财政拨款，交由项目所在的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凡未列入计划的项目则无财政经费拨付。这是一种典型的一元的“自上而下型”城市化。

2）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机制：

（1）推动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除了国家这一推动主体外，还出现了集体、个体、企业、外力推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组合的多种类型的推动主体。城市化模式也不再是只有“自上而下型”一种，而是出现了“自下而上型”、“内联型”、“外联型”以及它们之间组合的“自上内联型”、“自下内联型”、“自上外联型”、“自下外联型”、“上下结合内联型”和“上下结合外联型”等多种。如深圳市由改革开放前的小渔村一跃发展成拥有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就是多种动力机制综合作用的城市化表现。多元的城市化为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机遇，突破了过去只有国家投资项目的地方城市化才能得以发展的旧模式。

（2）国家一系列制度向市场化体制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向市场化体制转变的制度，重要者如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制度以及取消各种城市补贴的改革等。这些制度的改革都从不同方面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户籍制度：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落户务工经商，并下发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近年来各地又在试验推行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镇和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使符合条件的农民正式成为城镇或城市的户口。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对城市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开征城市土地税，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出租、转让，逐步形成了土地市场。这样就改变了19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城市土地实行国家所有、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制度，克服了以往城市土地得不到优化利用，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国家土地收益大量流失的弊端。同时对城市土地进行分等定级，地价的不同导致城市土地功能的空间置换，从而深刻改变并优化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住房制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对城市居民住房制度也实行了改革，取消了以往福利分房制度，而是将住房推向市场，实行货币化买房，从而大大促进了城市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3）设市设镇模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化的行政机制方面也发生了变化。1984年，我国撤销了人民公社，恢复了乡作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同年国务院在颁布新的设镇标准（即镇政府所在地应该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非农业人口和自理口粮常住人口聚居）的同时，规定要实行“整乡设镇”和“镇管村”的体制。1986年公布了新的设市标准，同时也全面推行“整县设市”和“市管县”的体制。这样就从行政建制方面打破了以往城乡分离而形成城乡一体的领导体制，对促进城乡人口合理组合流动，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带来了新的行政机制。

8.3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如同城市化也称城镇化一样，城市体系也称城镇体系，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或国家中，由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联系密切、互相依存的一组城镇的集合。它以一个区域内的城镇群体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把一座城市当做一个区域系统来研究。它和所有“系统”一样，具有整体性、等级性或层次性、动态性等特征。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城镇体系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三大方面：

8.3.1　城市（镇）性质及其职能结构的变化

如前所述，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城市（镇）大多是作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压榨人民的据点，城乡严重对立，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属于消费性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镇）首先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域中心，城市的经济职能逐步由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变，由剥削农村的据点转变为支援农业现代化的基地，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50年发展，城市类型显著增多，城市职能明显加强。目前，我国工业产出的5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国家财政税收的近80％，以及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是由城市创造和提供的。它们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体系职能结构的变化主要有：

1）行政中心城市进一步加强

这类城市大多是历史的延续。我国从秦汉开始，就形成一整套封建社会自上而下的各级行政管理中心。由于其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它们的发展一般都远超过其他城市（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注重工业化建设，一般都依托这些城市进行布局；加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建设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为便于就近管理等原因，也往往通过计划列项将项目安排在政府所在的城市建设。所谓行政中心城市职能的加强，主要是指经济职能的加强；此外，随着政府管理机构的不断完善和充实，其行政职能也得到加强，从而形成了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融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镇）。从中央直辖市—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地级市—县级市都属这类城市。

2）工矿业、加工业新城市发展

我国工矿业和加工业城市自清末李鸿章办洋务开始，已经陆续有了发展，但直到建国前其规模都较小，数量也不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量大增，因而在煤、铁、石油、有色金属、木材以及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先后建成了许多新城市，原有的工矿城市一般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有的已进入了大中城市行列。就地区分布言，这类城市主要分布在辽宁、河南、山西、黑龙江、山东、内蒙古等北方省区，南方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典型的如大庆、淄博、六盘水等等。与此同时，随着大型骨干项目的建设，新的一批加工工业城市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如西安、洛阳、咸阳、石家庄、郑州、湘潭、株洲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锡、常、通等诸多城市。

3）新型交通港口城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铁路、高等级公路、内河和海运、航空以及管道五种运输方式构成的全国综合运输体系。至200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5.8万公里，公路128万公里，内河11.1万公里，民航152万公里（其中国际民航50.5万公里），管道运输2.4万公里，从而形成许多交通枢纽和港口城市。按各种运输方式的组合，可将其分为：五种方式兼备型、水陆空运型、陆空管运型、水陆管运型、陆空运型、水陆运型、水空运型、陆空运型等八种类型。类型组合显然是与建国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国今天所有大中城市乃至很多小城市基本都具备上述八种类型中的最少一种。交通运输功能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交通运输方式的不断完善、等级的提高、类型组合的增多，表明我国交通港口城市有了新发展。

4）边境口岸和经济特区城市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城市，海南全岛设经济特区后，岛内的海口、三亚、通什、琼海、儋州等市亦均具有特区城市的性质。经济特区城市连同沿海对外开放的许多城市，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近年来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又在内地边境地带相继设立了一些对外开放的边境口岸城市，如吉林省珲春市，黑龙江省黑河市，内蒙古满洲里、二连浩特市，新疆伊宁、喀什市，云南瑞丽市，广西东兴市、凭祥市等等。边境口岸城市在我国早已有之，但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被迫开放的，其性质与今天的主动开放有本质的区别。

5）历史文化名城的确立和风景旅游城市的兴起

我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内涵及其遗存极为丰富。自1982年以来，国务院已先后三次公布了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风景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全国各地壮丽的山河自然风景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古迹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具有自然、人文特色和风格的旅游区、旅游城市、旅游点系统。自1984年我国首设黑龙江省五大连池为旅游城市以来，已先后设置了黄山、井冈山、韶山、峨嵋山、武夷山、张家界等一系列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以及其他诸多类型的旅游城市。旅游业已形成为我国方兴未艾、前景广阔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

8.3.2　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中小各级城市普遍获得了重大发展。但在不同时期，各规模等级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增长情况不同，基本可以分成两大时期：

1）改革开放前：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增长与小城市发展速度减弱

改革开放前，我国由于受到财力和计划体制的限制，城市发展和建设一般都是依托原来较有基础的老城市，因而使一部分原有的中等城市晋升为大城市，原有的小城市晋升为中等城市，而小城镇在这个时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正常发展，相反，还有所萎缩。故在1980年以前，我国大、中城市数量和人口所占比重都有所上升，而小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表8.2）。

表8.2　我国不同时期各规模等级城市数量和人口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新中国城市5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建设部城乡规划司“2000年设市城市统计资料”

2）改革开放后：大城市发展速度减弱与中小城市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推动城市化一系列新机制的建立，以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方针的贯彻实施等，我国大城市（含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已得到一定控制，其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63.4％下降到2000年的53.2％，下降了10.2个百分点（其中特大城市下降0.7个百分点，大城市下降9.5个百分点）；而中等城市人口比重由23.5％上升到28.4％，小城市人口比重由13.1％上升到18.4％，分别上升4.9个和5.3个百分点（参见表8.2）。若加上全国1.98万个小城镇的13530万非农业人口，则我国城镇体系的人口规模结构是呈哑葫芦型，两头粗中间细，特大城市和小城镇人口比重大，中等城市人口居中，而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人口数量偏少。

目前，我国城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形成了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纽带、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系统。按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和辐射范围，正在形成由五个等级的中心城市构成的社会经济网络。

（1）全国性并兼具国际意义的中心城市—北京、上海等；

（2）跨省区的中心城市—重庆、广州、武汉、南京、西安等；

（3）省域中心城市—一般为省、自治区首府城市，也包括个别省内的其他重要城市，如山东的青岛市、福建的厦门市、浙江的宁波市等；

（4）地区中心城市—一般为地级市，是省（自治区）域内的地方经济中心；

（5）县域中心城市—主要是县级市和县城。

围绕这些中心城市正在形成不同规模和不同特点的城市经济区，带动其所辐射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特大城市的弊端。

8.3.3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变化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状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分布、交通条件、历史基础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更受到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制约。我国由于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多山地高原，东部多低丘、河盆地带和沿海三角洲、平原，从而形成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分布、交通条件、城市发展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建国前1947年城市分布为例，当时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9个，其中台湾9个，大陆部分60个。当时大连、旅顺和汉口、武昌分别设市，按今天可比口径计，大陆实际为58个设市城市。数量之少暂可不论，就是这60个城市分布也极不均衡，有29个城市（占城市比重48.3％）分布在仅占国土面积14.2％的东部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同时出于对国防安全的考虑，以及资源因素等，国家长时期把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因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表8.3分别给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数及其比重的变化值。

表8.3　中国城市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分布变化

资料来源：新中国城市5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1947年数字取自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说明：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等12省区市（未包括台、港、澳地区）；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省区；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10省区市。

从表中可见，1980年以前，尽管我国东部地区城市仍然在发展，其数量由1947年的29个增加到78个，但其比重却在不断下降，1980年与1947年相比，共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城市发展最为迅速，数量由1947年的24个增加到1980年的118个，净增74个，比重由40％上升到52.9％，提升了12.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市数也由7个增加到27个。

198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随着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东部沿海地区首先对外开放，东部地区城市又得到较快的发展，其城市数量及其比重较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目前，我国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总体呈现出如下4个基本特点：

1）城镇分布自东向西呈现出高度集中—一般集中—比较稀疏的基本形态

中国现状城市分布地域差异明显，在东、西部之间表现尤为突出。可以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为例：在东部沿海地区，面积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2％，集中分布了全国45％以上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将近45％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乃至小城镇；设市城市密度达到每10万平方公里22.1个，是全国城市平均密度的2倍以上；城市化水平达到38.9％，高出全国城市化水平7个百分点（表8.4）。

表8.4　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分布情况（200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建设部城乡规划司“2000年设市城市统计资料”。

中部地区城镇分布也比较集中。全国有37％左右的城市分布在这一地区，特别是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其数量和比重都与东部沿海地区相近，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已近1/3或占1/3以上。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城市数量则较少，规模也相对较小，是中国城市分布比较稀疏的地区。中国城市分布这一基本特点，一方面固然是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深刻影响。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由于其拥有多方面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它始终将是全国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且多以城市组群形态出现。中国中部地区，也拥有其一定的地理优势条件和经济基础，今后在国家实施中、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方针下，这一地区的城市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将形成为全国第二个城市集中区。西部地区的城市也将会得到发展，但由于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其发展仍将受到一定限制。

2）交通指向分布为主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交通条件密切相关。我国现状城市分布具有沿海、沿江和沿线（铁路或公路）的特征。这种空间格局是城市分布的交通指向的结果。据统计，我国约有70％左右的城市的区位由交通指向决定，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和发展的城市大多与铁路、港口的建设相关联，其中京沪—沪杭甬铁路、京广铁路、京沈—哈大铁路、胶济—兰烟铁路、陇海—兰新铁路、浙赣—湘黔铁路、滨州—绥滨铁路、襄渝—成渝铁路、焦枝铁路等沿线，长江、珠江、大运河沿岸，以及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带，是城市串珠状分布的主要地区。

3）资源指向分布明显

我国还有不少资源开发型城市，它们主要分布于资源赋存地。如山西全省有半数以上的城市以开采煤炭为支柱产业。西北、西南地区有些城市也是由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形成的，如白银市、库尔勒市、六盘水市、攀枝花市等。桂林、黄山、张家界、武夷山、井冈山等旅游城市，则都是依赖风景旅游资源开发而逐渐兴起的。

4）多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和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地区正在形成

多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聚集着若干个大、中、小相结合的城镇群体，形成为一个城市集聚区。这是在一定的地理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是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高级形式。我国目前这类城市密集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大体有以下6个：辽中南城市密集区、京津唐城市密集区、山东半岛城市密集区、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闽东南沿海城市密集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是全国地域范围最大、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包含城市（镇）数量最多的一个密集区。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就是以一个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结合其周围若干个中、小城市（镇），以形成为一个城市群体结构类型。这一类型目前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属于省会城市。当前已形成和待形成的如：武汉、长沙、成都、重庆、西安、兰州、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和乌鲁木齐等等。在中国实行市管县体制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结构同样是一种富于生命力的地域结构类型。它们之中有的今后有可能形成发展为前一种多中心城市密集区类型。

8.4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

8.4.1　城市规划事业法制化的发展

1）城市规划事业发展—停滞—复苏—大发展的历程

新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已走过了50多年的风风雨雨，总体而言，先后历经了建国初期的振兴和发展，196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的挫折和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复苏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发展。城市规划的命运始终是和城市化、城市发展的状况紧密联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1949—1957年是城市化短暂的健康发展阶段；1958—1978年是长达20年的大起大落阶段，总体上发展不正常，表现为前四年大跃进期间的过度城市化和后十几年的困难时期、文革期间的两次反向城市化；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的区域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东部快于西部，南方快于北方。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也与之相对应。

种种的变故与考验，使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逐渐从起步时期的照搬苏联模式，发展到了今天有自身的一套相对完整和合理的体系，标志着今天中国城市规划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和更为光明的宏伟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工作部门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下设的基本建设处。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工程部，主管全国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设工作。1953年3月，国家建工部内成立了城市建设局。建国之初，中国的大中城市不够发育，小城市的比重较高。因此，“一五”期间国家有计划的建设重点城市，这时期的城市规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一五”时期重点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许多城市至今还得益于有此良好的起步。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城市规划刚刚起步，缺乏经验，从规划理论、规划程序、规划方法以及技术标准等都全面学习苏联，所以有其诸多不足之处：如没有以区域规划为依托，多是就城市论城市；而就城市来说，对经济和社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又缺乏分析研究，多是在用地和建筑方面做文章，出现了“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四过”问题；加之又以“长官意志”为转移，在规划的编制和管理上，往往难以达到科学的标准；特别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建设计划强调“生产性建设”，只重视工业投资，把市政公用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一概视为“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得不到保证，所以城市规划就难以得到全面有效的实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正常运转。

总体来讲，1950—1957年，是中国城市规划的起步阶段，采用由外部引进苏联模式的规划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安排项目建设的空间布局为主导，城市建设和住宅建设实行同步配套进行。如为配合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及时地对一些城市进行了总体规划和近期工业区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苏联模式是一种理想蓝图式的规划，具有“国民经济计划延续”实施的保证作用，它遵循《雅典宪章》提出的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原则，带有强烈的工业文化的理性主义色彩，缺乏人情化，其片面性为今人所批评。但是不可否认，1950年代中国正处于大规模物质建设的特定环境，这种规划富有实际意义，也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

1958年中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期间由于迅速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对一切事情盲目乐观，造成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严重失控，“四过”问题远远超过了“一五”时期。1958年在青岛召开的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用城市建设的大跃进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和“快速规划”的方法，导致许多地方盲目的追求发展大城市。1960年在桂林召开的城市规划座谈会上，提出“在10～15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中国的城市基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城市”。这些提法显然也是脱离实际的。两次会议出现的冒进错误，都是在“大跃进”的大气候下产生的。

1960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中，批评了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四过”问题，于是极端地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1年，国家计委根据中央“调整发展速度的决定”，压缩建设规模，对一些工业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指示大力压缩城市规划人员。这导致人们对城市规划的认识产生了混乱，各地的城市规划机构被大量精简直至撤销，规划队伍大为削弱，对城市规划工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是城市规划工作走下坡路的开端。

1963年10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大中城市都应编制城市的近期建设计划，并修改现有的总体规划”，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工作可以“解冻”了。但是1964年4月，中央决定将基本建设工作转由国家经委领导，经委设立了基本建设办公室，城市局即从国家计委转归国家经委基建办公室领导，改称城市规划局。同时撤销了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领导干部和一部分技术骨干补充到城市规划局，大部分技术人员则被分配到有建设任务的其他部门工作。这次变动使得城市规划的力量大为削弱。1965年4月，第三届国家建委成立，城市规划局再次划归建委领导，100人的编制被压缩为30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城市规划局被取消，全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

1960年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这一“停”远不是“三年”。1972年国务院曾发文指出“城市的新建和改建要作好规划，经过批准，纳入国家计划”的指示，但实际上城市规划是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渐恢复走上正轨的。1973年月，国家城建局在合肥市召开城市规划座谈会，到会代表众多，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意见》、《关于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的暂时规定》和《城市规划居住区用地规划指标》等3个文件。这是城市规划工作停滞14年来的一次启动。1974年底，在石家庄召开了“培训城市规划人员”的座谈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开展城市规划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培训专业人才，主张有关院校积极开设城市规划的专业学科。但当时的城市规划还没有跳出“国民经济具体化”的框子，学习上教条、理论上颠倒、实践上失衡，把工业等直接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列为生产性建设，把城市基础建设和住宅等列为非生产性建设，支持生产性建设，抑制非生产性建设，致使城市“骨头”与“肉”的关系长期失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城市规划建设也迅速受到了重视。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了“认真搞好城市规划工作”的决定，会后颁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同年8月，成立了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当时共有委员87人，代表着当时的城市规划界及相关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城市规划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1979年5月成立了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总局设置了城市规划局。到“文革”结束后第十年的1986年，全国城市规划的队伍已发展到15000多人，专业队伍的壮大，使城市规划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1979—2000年，是中国城市规划迅速发展阶段。中国建国以来城市的发展虽然经过多次大起大落，坎坷年代几乎占到了50年的过半，而真正从曲折道路上挣扎出来不过是改革开放的20年时间，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200年历史来说，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2）由城市规划编制条例——城市规划法

（1）规划法制基本空白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全面进行，城市规划工作随之逐步展开。一开始中国的城市规划的编制办法就沿用了苏联的一套做法。经过两年左右的实践，城市规划无论从内容上、进度上都难以完全适应当时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此，国家建设委员会决定组织力量研究提出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1955年冬，国家建设委员会组织了相关人员进行规划编制的研究工作，拟定了《城市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的大纲草稿，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反复讨论和征求各方面意见，终于在1956年下半年修改定稿。该办法原定名为《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1956年7月经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式批准，以《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的名称颁布实行。《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共分7章44条和1个附件，约2万余字，分别对城市规划的任务和要求、规划设计基础资料、规划设计阶段及其内容、规划设计文件的编订以及规划设计文件的协议等等作了一般规定。

（2）法制的行政指令化阶段（1970年代末—1980年代末）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城市规划工作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此后，国家又相继制定过两次城市规划编制办法。1980年12月第三届国家建设委员会再一次颁发了《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1980年发布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纪要》对十年动乱之后的城市建设恢复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在特定的时期，行政指令比法制更为适应需求。这些文件较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完善。

（3）城市规划法制的真正开端（1980年代末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结构和功能日趋多元化，城市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关系日趋复杂，城市土地开发和各项建设活动日趋频繁，城市规划滞后于建设发展，不按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城市的做法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通过法律手段来提高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确立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已势在必行。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对城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发展的方针、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实施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要求尽快建立中国的城市规划法制。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是1990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雏形和基础。这个草案经修改后，国务院先将其作为行政法规于1984年1月5日颁布实施，定名为《城市规划条例》。

1986年8月，当国务院颁布的《城市规划条例》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时候，《城市规划法》的制定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国务院法制局作了大量工作，形成《城市规划法》草案。1989年12月26日，修改过的《城市规划法》草案获得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于是国家颁布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第一部法律，即6章46条的《城市规划法》，决定从1990年4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部法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政策原则和规范依据，为中国城市规划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深化落实《城市规划法》的有关内容，随后建设部又公布了《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以及《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等，为推动中国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4.2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发展

1）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总体演变

1984年以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城市规划也提出许多新的课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育，特别是城市的流通职能进一步突出，城市多功能作用日益加强。这些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城市规划的内容和范围也更加广泛。加上住宅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兴起，特别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对城市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工作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城市规划的依据不能再完全靠国民经济计划，而必须改变静态的计划经济观念，树立动态的市场经济观念；城市规划的内容，不能局限于物质空间布局，而要树立全面研究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综合观念；城市规划的实践，不能光集中在市区本身，更要树立从一定地区范围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观念。

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城市规划的程序、内容有所变化，形成了新的规划系列。一是普遍开展了区域（主要是省、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目的是为了能更科学地确定城市的性质、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并统筹安排区域性生产力布局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协调解决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用地矛盾。按照《城市规划法》等法规文件的要求，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必须组成部分。二是大中城市较普遍地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开展分区规划，在编制详细规划之前增加了一个新的工作层次。分区规划上与总体规划相承，下与详细规划相接，有利于城市规划逐步深化，从而有效地指导建设和管理。三是详细规划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适应综合开发和土地有偿使用、招标批租的需要，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这是从1983年开始，首先在桂林、广州、上海等地开展了一种类似国外区划法（zoning）的新型规划。另一类是在确定了建设项目的前提下，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2）城镇体系规划地位的确立

“一五”和“二五”时期，城市规划积极配合国家重点工业建设项目的选址与建设，首次涉及区域性城镇布局的规划。1956—1957年，在广东茂名、甘肃兰州等几个地区进行了区域规划试点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批区域规划工作试点。但是此项工作刚开始不久就被中断了，未能做出一定成果。第二批区域规划试点，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的。在“大跃进”高潮中由于大量的工业建设，全国的城市数量增加得很快，于是区域规划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9年，首先是工业企业比较集中的辽宁省提出要求，选择了朝阳地区作为试点。试点工作组工作历时三四个月，除编制出规划文件以外，还结合试点工作经验，修订了《区域规划编制暂行办法（草案）》。后又在郑州地区和徐州地区进行了区域规划试点。

1960年代初国家建委委托南京大学宋家泰教授等进行了“徐州区域规划”的试点工作。这一时期的区域规划试点工作，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期间进行的，规划内容基本上是工业“大跃进”高指标的反映，对城市发展要求也过急，故难以付诸实施。但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孤立地“就城市论城市”的弊端，从而接受了以“区域—城市”的观点来认识城市的做法。后来从较长期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还应该从更大的区域城镇群体（或城镇体系）的角度来认识城市，这就是后来开展的区域城镇发展布局规划（或区域城镇体系规划）。1960年代进行了一些省的区域规划工作，规划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力均衡布局原则。

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打破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封闭式的城市经济管理体制，代之以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不同网络型的经济区。此外，随着“市带县”体制的推行，以城带乡、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步建立。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广泛开展了城镇体系规划，从区域范围来研究安排城镇的发展和布局，这是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重大发展。这一时期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主要成绩有：

（1）将城市总体规划内容视野扩大到市域范围，要求同时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2）要求编制县域、镇域城镇布局规划；

（3）1980年代中期编制了全国城镇布局规划纲要、上海经济区城镇布局规划等；

（4）1990年代要求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了陇海线经济区等城镇布局规划。

3）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土地从无偿使用逐渐向有偿使用转化，房地产开发发展迅速，外商投资建设项目越来越多，旧的详细规划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形势，详细规划工作必须更新观念，改进方法，加强科学性和法规性，把详细规划的成果转化为可以对城市用地建设实施具体指导、控制的法规性文件，按照批准后法规文件的规定进行规划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一方面适应外商、开发商投资建设的国际惯例的要求；一方面又有利于杜绝领导干部和规划管理人员任意更改规划的不正之风，加强规划管理部门的廉政建设。中国规划工作者借鉴国外业已成熟的区划法，在原有详细规划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而开展了一种新的规划工作类型—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了与旧的详细规划方法相区分，强调该类型规划对用地建设的控制性，故定名“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在城市功能性研究的基础上，对用地建设实施“定位、定性、定量”的功能性控制，同时在对城市建筑空间环境研究的基础上对用地建设实施“定环境”的艺术性控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方法的提出，对于城市规划技术的科学化是一个进步。控制性详细规划从出现经过几年的探索以后，由于其具有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明显价值，遂被正式写入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而成为一个法定的规划层次。目前，“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国内城市用来指导城市建设和进行规划管理的主要手段。

4）法定图则的探索

当前，全国已有不少城市都在探索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真正走上城市规划法制化道路，而深圳则是其中进展较为明显的城市之一，1990年代末颁布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标志着深圳市城市规划无论从编制到实施都进入法制化时代。《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在如何解决规划设计与规划实施相脱节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有效的途径，那就是：在涉及城市规划设计和实施的结合点——“法定图则”阶段，把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建筑容积率）和公共及市政配套设施三大要素以法律的手段固定下来，以保证其规划成果的公开、公平、公正。

法定图则的制定对于中国规划界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作过类似的工作，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规划所处的体制不同，所以与中国的法定图则相比还是有一定差别。例如，在深圳市的实践过程中，就出现了法定图则与上层次规划以及以往行政行为的矛盾；以企业行为进行法定图则草案编制的缺陷日渐显现；法定图则控制指标中是否必须反映开发强度等问题。因此在解决中国自身的规划问题时，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法律体制出发，才能够找出真正切实有效的办法。

5）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概念规划）的出现

“概念规划”是新加坡的提法，实际上它与英国的“结构规划”、香港的“全港发展策略规划”等，基本是属于同一种规划类型。2000年6月，广州市编制完成了“广州总体发展概念规划”，首开了国内概念规划的先河。作为一种全新的规划类型及其所表现出的新颖理念，随即在中国城市规划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随着广州城市发展概念规划的成功，南京、宁波、杭州等特大城市也相继展开并业已完成了概念规划工作。概念规划在中国的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不仅一些特大城市、副省级城市在开展，甚至许多地级市、中等城市也在积极地进行实践。

概念规划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面：

（1）城市—区域发展的紧密一体化，大都市区的出现与成长，需要有战略性、宏观性的规划来补充。

（2）现有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缺陷。目前我国既有的规划类型中没有一种能够解决上述城市密集地区的问题。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研究的是诸多城市的关系，对具体城市的研究不够深入，而且内容程式化、空泛化，缺乏明确的实施主体；而城市总体规划内容庞杂，杂而不精、杂而不专，其复杂的编制程序和无休止的“协调”，早已不能保证它的客观科学性和犀利的视角、冷静的判断。既具战略性又具有极大超脱性的概念规划，正是填补了这个真空地带。

（3）现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空间布局规划存在着较大的不整合，而战略规划可以将社会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紧密结合在一起制定城市发展战略。

（4）特定时期城市发展问题的集中化、尖锐化，需要用一种不受既有僵化体制约束的规划形式，来作出尽可能科学的判断和对策。

由于顺应了中国城市规划改革的主体方向和中国大都市区、大中城市发展的需求，概念规划迅速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界研究、实践的热门课题。但是概念规划的做法尚没有统一的形式，其是否应该成为我国法定的一种规划层次，尚存在很大争议。

8.4.3　城市规划发展的总体特征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主要表现为5个特征：

（1）由技术型规划逐步走向综合型规划。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城市规划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空间营造行为，不是建筑学或工程学所能囊括的范围。它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加强规划研究，利用更加综合化的手段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由单个城市规划视角逐步走向区域规划视角。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日益紧密关系，使得城市规划的视野必须越过单个城市本身，而投射到城市以外的区域大环境中。进入1990年代以后，区域性的规划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各种新的规划类型不断出现，它已经不再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装饰性帽子，其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正在被愈来愈深刻地认识。

（3）由终极蓝图逐步走向动态规划。由静态规划转向动态规划，城市规划不是描绘一个城市发展的终极蓝图，而是一个通过规划手段调控，实现向理想目标趋近的持续的、动态的过程。

（4）由计划型刚性规划逐步走向市场型弹性规划。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传统以“计划色彩”为主体的规划编制、实施、管理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规划越来越重视对“刚性”与“弹性”的研究，例如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是一个积极的探索。

（5）由精英型规划逐步走向社会性规划。随着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规划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的作品。由于其具有对社会利益平衡的巨大调节作用，公众对城市规划具有越来越大的参与热情和制约作用。注重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性，注重群众对规划成果的反馈，以便及时的修改，使得规划能够为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8.5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发展

8.5.1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1）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一系列新的因素作用条件下，中国现代城市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城市建设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1）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有计划建设时期（1949—1957年）

这段时期，中国现代城市是处于一个恢复和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改善劳动人民基本生活环境，安定人民生活；有计划的大规模工业重点建设，重视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合理配置工业生产力。城市建设的方针和思想是“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城市要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引入苏联城市建设和规划思想，强调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发展。

城市建设方面则大力整治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的环境，改善市政设施和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原有城市配合工业建设进行了扩建，主要依托旧城，填空补缺，出现了少量城市边缘工业新区和工人新村；围绕156项援建项目，重点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工业城市，形成了功能合理分区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图8.1）。

（2）“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4年）

图8.1　无锡市1950年代城市空间结构

这是一段中国现代城市建设大起大落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用城市建设上的“大跃进”适应工业建设上的“大跃进”，倡导“快速规划”；开展“设计革命化”运动；压缩规划标准，停止城市规划，提出“不搞集中的城市”。这些城市建设的方针思想，直接造成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大量城市工业片（区）和居住新村向周围蔓延，城市市政设施获得了大规模改造；“五小”工厂遍地开花，使得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日趋混乱，若干城市开始发展工业卫星城（图8.2）。

图8.2　1960年代的重庆市布局形态

（3）“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5—1977年）

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和城市建设发展处于大动荡的状态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经济建设上推进农村工业化，鼓励工农合作和城乡结合；从国防战略考虑，工业建设重点转向内地，开展“大三线”、“小三线”建设。而城市建设上则强调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城市要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倡导“干打垒”精神、“先生产、后生活”思想和“见缝插针”布局原则等。

这一切造成了城市用地扩展缓慢，主要在城市外围出现了布局分散的工业点（片）；城市内部项目布局“见缝插针”，单位所有制的“独立大院”星罗棋布，城市空间结构更为混乱（图8.3）。

图8.3　三线建设时期的攀枝花城市布局形态

（4）改革开放后的新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现代城市进入了一个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时期。

国家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深入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上来。城市建设的方针思想由“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充分发挥城市的生产、流通等多种功能和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开放式、网络型经济区；城市规划是城市政府为确立和实现城市经济、社会战略和目标，指导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城市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城市用地扩展迅速，大批成片居住区、工业开发区在边缘崛起；结合房地产开发，城市内部出现了大量现代化的商务机构和商贸娱乐地区，空间结构趋向多元化；城市市政设施现代化步伐加快，旧城成片改造；城市卫星城镇发展迅速。

2）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总体上对中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把城市视作一个个完整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单元，以及强调工业建设在城市建设中的支配（主导）地位的建设思想和实践，并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城市较显著的以工业用地为主导、各功能要素实行计划配置的总体结构特征。具体表现是：

（1）实行城市工业用地和生活居住、交通、游憩用地合理的功能分区；

（2）生活居住区等和工业区就近配套布置，以形成比较均衡分散、相对自成体系的生产—生活综合单元；

（3）集中组织全市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心；

（4）在城市外围区域建立农副食品基地以及工业卫星城镇等。

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的性质及其规模大小；二是城市所在地具体的区域基础和地理条件。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由三类要素构成：城市中心区、外围各种功能区（包括工业区、居住区和以文化教育区为典型代表的独立单位密集区等）、周边卫星城镇。依据这三类城市基本组成部分的各自发育程度的不同及其空间相互配置关系的特点，大体上可将中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划分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图8.4）：

（1）集中块状结构类型：城市中心区和外围功能区组成单块集中紧凑用地，卫星城镇相对较不发育；

（2）连片放射状结构类型：外围各种功能区围绕中心区呈不均等连片集结，若干方向较为发育，若干方向较不发育，总体呈放射状；

（3）连片带状结构类型：城市中心区和外围功能区连片向两侧拉长，卫星城镇和其他方向的外围功能区均不发育；

（4）双城结构类型：城市中心区分置于两块独立地块，各自形成了特定的外围功能区；

（5）分散型城镇结构类型：集中的城市中心区为分散的若干核心城镇所替代，各类外围功能区也分置于各自的核心城镇和卫星城镇中；

（6）一城多镇结构类型：城市中心区和部分外围功能区形成中心城区，另一部分外围功能区配置在相应的卫星城镇中；

（7）带卫星城的大城市结构类型：城市中心区和外围功能区高度集中发育，并在城市周边地区逐渐形成较为发育的卫星城镇。

3）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历程总结

中国绝大多数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是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等制度条件下，从对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工业布点建设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按功能分区原则来组织要素布局，并由其相互结合，形成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基本格局。

当今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时期，经历着一场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城市的布局结构形态必然要与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实际上，在当前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发展，以及城市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也大为繁荣的条件下，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工业为主导的、有计划配置的城市布局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亟待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为大力推进和有效引导之，必须迅速建立较为完善的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理论、政策和方法，以在当今城市急速扩展和大规模改造之中，推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格局的形成。

图8.4　中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基本模式

Ⅰ．集中块状结构类型　Ⅱ．连片放射状结构类型　Ⅲ．连片带状结构类型　Ⅳ．双城结构类型　Ⅴ．分散型城镇结构类型　Ⅵ．一城多镇结构类型　Ⅶ．带卫星城的大城市结构类型

8.5.2　城市的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

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先生产、后生活”思想的主导，中国城市的旧城改造力度是非常小的，而所谓的“新区”开发基本上是以工业区的建设为主要内容。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的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进入了一个剧烈展开的时期，而且这两者在时序、要素转移等方面又是紧密联系的。

1）旧城改造

改革开放后，城市旧区的基础设施不健全、土地利用率低下、布局混乱、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旧城区功能与环境急剧衰落的现象。为了保证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城市旧区进行有计划的改造。而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处在一种“转轨”时期，在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的折衷下，旧城改造表现出诸多“中国特色”：

（1）198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合适的空间。而中国旧城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处于城市的地理核心位置，是第三产业用地的首选地段。

（2）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对旧城基础设施匮乏、居住拥挤、建筑破败现象日益不满，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兴建市政基础设施，提高居住水平等，也迫切需要改造旧城，使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3）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阶段，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也需要相应的容纳空间。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加强了耕地保护，使房地产开发重点转向对旧城区现有存量土地的盘活。

（4）随着城市土地从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土地市场逐步形成，开始遵循价值规律，土地的投资价值凸现。旧城区一般位于城市核心区，升值潜力巨大，对开发商有极大吸引力，成为投资开发热点。

（5）1990年代后，大规模的新区建设为旧城区更新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旧城区有可能重新进行功能定位，转移工业并疏散中心区过密的人口。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旧城更新一般采用“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政策，无论是规划，还是实施，大都带有某些探索、研究、试验的性质，规模较小。1990年代开始，各地旧城更新的动向引起学术界重视。为了强化规划对城市发展的控制，便于指导土地开发，控制性详细规划被广泛应用于旧城更新中。

中国的旧城改造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重视再开发，忽视修复与保护；重视城市土地利用，忽视城市环境；重视城市景观，忽视城市功能。在规划设计与管理上形成的简单化的做法，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常常是一次性的大规模推倒重建，往往是“简单庞大的商厦＋排排坐的单元楼”的固定套路。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转轨带动城市高速发展，各地掀起了旧城更新的高潮，在房地产开发短期高额利润的驱动下，旧城更新规划设计、实施上的简单化倾向愈发严重。

2）新区开发

中国大规模的新区开发是在1992年以后，以“开发区”这种特殊的空间类型为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加大了开放的步伐，明确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地城市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高涨。而当时城市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吸引外资，尤其是适应了全球正在进行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的势态（当时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展开），在小城镇则主要是依靠乡镇企业。所有这些都对土地空间有大量的需求，出于思维认识局限、旧城空间狭小、现有城市软硬件环境较差等诸多原因的考虑，多是采取抛开老城区而单独设立工业开发区的形式。

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大多功能单一的开发区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土地市场的逐步成熟，都使得旧城改造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地方政府和规划设计人员都认识到：新区的开发必须与城市的整体发展、功能转换结合起来。对大多数城市而言，必须变单一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为城市综合新区，才有发展的前途。许多城市正是通过了综合新区的开发，带动了城市总体结构的改善和功能的提升，如上海、青岛、大连、广州、苏州、深圳等都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图8.5、图8.6）。

新区开发为中国许多城市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善、空间结构的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严峻的问题：

（1）数量过多、恶性竞争，发展质量不高。在1992年开始的连续几年席卷全国的开发大潮中，许多城市都过高地估计了外部发展形势和自身的发展条件，而陷入“开发热”中，各种等级（从“国家级”直至“乡镇级”）、各种形式的“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截止1999年初全国共有国家级开发区30个，高新技术开发区52个，保税区13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1个，再加上省级开发区，共计有400～500个。如果将市、县级开发区也包括在内，则有2000多个。这些开发区绝大多数没有适宜的发展条件，不仅造成了政府大量资金的浪费，而且由于部门利益的原因，加剧了对项目的恶性竞争（有时甚至是与老城区争项目、争资源），为此互相压低土地出让金、放宽项目进入管制条件等，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即使是那些许多冠以“高新技术”的开发区，也或是遍地荒草，或是烟囱林立、浓烟滚滚。

（2）功能单一，缺乏持续生长的动力。许多新区都以工业为单一功能，有的新区布局又离城市原有城区较远（甚至达到30公里以上）。如此，新区的发展无法实现和老城区的延续、整合，缺乏人气、设施不配套、缺乏增长后劲，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了新区的发展。例如，设在江北浦口的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但是由于布局失当，偏离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且受到过江通道的制约，至今发展状况也非常不佳。由于无法依托这个地处江北的开发区，南京“新城区”的布局不得不在东、西、南等其他方位上另外寻找空间，造成了新区发展与老区改造两者很难结合的局面。

（3）贪大求洋、圈而不开。或是因为错误的估计，或是为了营建“政绩工程”，许多城市的“新区”占地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实际发展的可能和需要。全国仅在1992—1993年间设立的开发区面积就有1.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600多个设市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许多规划和设施建设贪大求洋，大量的建设资金投入后无法获取回报，甚至就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而一些开发商、企业乘机采用欺诈行为进行“囤积土地”的投机，大量土地被圈占、抛荒。

（4）管理独立、与老城区的矛盾激烈。许多新区、开发区的发展出于招商引资的考虑，采用了独立管理的模式，许多权力由新区、开发区的“管理委员会”独立承担。在这些新区、开发区，实施了不同于老城区的特殊政策，不仅是经济政策，还包括土地和规划政策。这些地域的规划编制、实施、管理权都是独立的，规划编制不与老城区相匹配，规划的实施、管理也不服从城市规划部门的统一安排，形成了“城中之城”的现象。城市的整体发展格局被破坏，城市内部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这已引起了国家、地方政府和学者们的关注。

图8.5　深圳城市结构图

图8.6　苏州以新区拉动发展的城市结构图

8.5.3　城市环境的建设

1）城市环境的变化

中国空前的城市化进程及城市环境的恶化，使城市人居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中国大多数城市已为环境污染、空间拥挤、绿地率低、秩序混乱等严重的城市问题所困扰，城市发展正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目前已有数个大城市被列为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中国70％以上的城市是沿江河湖海分布的，流经城市的河段中78％不适合作为饮用水水源，5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每年产生的城市垃圾量为1亿吨，同时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递增。工业机器噪音、建筑噪音越来越强，大气环境剧烈恶化。空中无形杀手—城市电磁辐射也越来越严重……

2）城市环境的建设

人与环境的和谐既是环境核心规律，又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重要内容。城市是具有最强烈人文与自然的复合系统，人与环境的和谐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加速城市生态建设，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开展城市生态规划，促进城市从高速度、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向社会稳定、生态安全、生态功能健全的发展模式转变；并运用产业生态学原理与技术组织与改造城市产业，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再生，减少废物的排放，保护与培育城市生态服务功能；从城市环境经济和城市环境灾害综合整治入手，制定城市环境经济政策与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是目前中国城市生态建设的主要途径。

3）城市设计及发展

城市环境建设的对象除了自然生态环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规划、设计来改善城市的景观环境，这就是城市设计的任务。现代城市设计实质上，就是在城市环境建设方面降低直至消除技术发展、人类实际需要、人类生理适应能力三者之间的不协调的调节途径。它以提高和改善城市空间环境质量为目标。

事实上，“城市设计”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1940年代末著名建筑和城市规划学家梁思成教授提出的“体形环境设计”，实质上就是城市设计。1950年代学苏时期苏联专家指导的城市构图也是古典的城市建筑艺术设计。近年来，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蓬勃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势头。但对于城市设计的理解、城市设计研究的层次、范围、深度等方面，依然还有很大争论。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对城市景观的重视，城市设计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1997年12月中国建筑学会召开学术年会，提出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工作的七条倡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也专门成立了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开展了诸多研究与实践工作。

短短的十余年，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经历了如下过程：

（1）城市设计最初定位于偏重视觉艺术的布局，实际上是建筑学的方法在城市规划上的使用；随后强调重视情感、文化，讲求文脉的设计手法；进而强调人与环境、社会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2）城市设计的目标从单一目标向多重目标的综合；

（3）城市设计的范畴从单纯的物质空间，到人类活动，到空间与活动等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4）城市设计的具体实践活动从强调固定的空间结果，到强调对于发展建设的组织过程；从专业设计活动到政府行为、商业活动、开发活动以及规划设计的综合；城市设计的成果从形态布局到政策、决策等控制手段。

8.5.4　城市建设体制的转变

中国城市建设体制是与中国的经济体制相对应的。而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极大的不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市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建设公共设施、维持公共秩序、收税和从宏观方面进行适度的调控。政府包括其制定的规划不是市场系统的组成要素，而是置身于市场系统之外的环境要素。1980年代前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其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有效地贯彻管理层的各项方针政策，集中有限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项目，在建国初期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工业体系初步建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活力较为欠缺的系统，它高度集中的特性产生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国民经济极其落后，因而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的使用均要由国家计划安排，受行政指令的约束。在这样的经济体制环境中，城市规划、建设受到约束，无法根据复杂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合理的建设目标，如建国后城市建设的重点是放在了国家156个重点工业项目落户的城市。由于是由国家统一投资，资金比较稳定，在当时新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民间资本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家资源、资金的浪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新的形势下，城市建设资金的来源也趋于多元化，许多城市通过启动民间资金、国外资金、地区外资金等，大力运用城市经营手段，为城市建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市场经济也有许多弊病，如生产盲目性、公共用地和其他公共资源因私有化而不断减少、普遍存在不平等乃至剥削现象、危机较多等。政府出于社会稳定与安全的需要，应该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以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适当干预社会经济，使其稳定有序地运行。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城市的建设体制有了巨大改变，但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与之配套的宏观调控制度还有待改进。学术界已就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国家也正在不断微调其政策施行的手段与内容。这项工作并不会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探索与努力，但是有理由相信前景一定是美好的。

8.6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展望

8.6.1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1）城市体系格局的再造

1980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和城市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这一切正意味着世界资源最优配置的流动和组合。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地域垂直分工越来越趋于成熟，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等级体系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国际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中国亦同样如此。1950年代起中国即确定了控制大城市发展，合理或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虽然在其发展历程中有过小范围的调整，对有的方针有过更加细致的定义，但是大的方向基本未变，就是主要发展“小而全”的中小城市。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90年代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两极分化急剧加速的过程。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实体，沿海的若干大城市会比较快地赶上发达国家，达到很高的实际水平而进入国际性城市的行列。中国未来的国际城市可能更将是以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城市为代表的城市集聚体。中国现行的以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发展方针，已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总目标。

2）城市发展前景的变化

在新的时期，早先所形成的城市—区域关系正在被改变，城市功能已不一定建立在为其所在区域服务的基础上，区域的发展也不一定以区域固有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在分化，中心城市的本质功能已超出了区域范围，区域内城市的中心功能趋于集中到特定节点。等级分明的纵向关系正在被更大范围内的网络关系所取代。在这个新的时期，城市作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的地位并不稳固，历史所形成的区域城市体系功能、等级定位也并非一成不变。

城市的发展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全球城市网络的时代。全球的城市将再一次分工，在正建立起来的全球城市网络系统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扮演其不同的角色。评价城市的发展前景不仅要以拥有多少自然资源、多少劳动力和多少资本为依据，而且更要用能力的概念，关键是看其是否能把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变成现实的经济能力。

未来全球化的空间格局，将是扩散与聚集机遇并存，其机制直接来自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战略部署。这为城市的分散格局创造了条件，又为城市的集中格局奠定基础，即会出现多数小城市的分散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集中发展格局。

中国正处在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挑战。首先，随着发达国家和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将成为传统制造业的接受地，从而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化过程，使绝大多数地区迈入工业化社会，并进而改变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结构；其次，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较大，未来发展潜力难以在同一时期内发挥。因此，中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在一定时期之内，这种发展梯度还可能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其结果，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城市繁荣，使中国的部分城市进入世界城市的行列；第三，由于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完全依附于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而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完整体系，这就是说，中国不仅仅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而且能够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逐步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外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内部。中国城市已从对外开放中获得良益，不应该也不可能退回到封闭状态。

8.6.2　经济市场化对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

1）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是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根据总体的战略部署与安排确定各城市的发展地位、方向与时序，并依此编制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分解、相互衔接的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来指导城市的总体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中，城市发展的动力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间的自由竞争是城市效率与活力的源泉，但无序的竞争和狭隘的利益观也是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转型时期，各种市场约束机制如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等还没有完全地发挥作用，而且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之间还没有达到很好的平衡。即使城市规划为城市的发展确定了大方向，但是在实施与操作上，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离，使得社会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影响城市的正常发展。仅仅听从市场的指导进行城市建设，无疑会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产生不良后果。

2）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市场经济中的城市规划，应该放弃传统的那种按照理想方式为城市量体裁衣的简单做法，而要以实现城市空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为高层次目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实务性的上层建筑，通过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进而对投向这些资源的生产要素进行调控，以创造一个有序竞争、理性决策的中观环境，使得城市在充满变化的外部边界中始终保持活力，获得持续发展，使微观主体的决策与行为符合城市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与利益。

这一切都对城市规划的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规划不仅要顾及国家的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要求，还要考虑微观主体的决策与行为将对城市的发展带来如何的影响。规划不仅仅是“墙上挂挂”而已，而是要真正落实到实际中去，有切实的可行性。规划成果一般的使用年限较长，而几年时间内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都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要保持其适用性能够得到基本的持续，就需要规划工作者在进行规划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确定总体发展远景目标的同时保持足够弹性，使得规划成果能够经受住各项未预见因素的冲击。

3）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如果说在以“短缺”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生产空间，那么，在以“过剩”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中，城市更应是组织消费的中心。中国许多城市人民的生活已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未来的城市将是服务与创新的中心，必然要求在用地功能的数量安排、空间组合、发展质量上给予充分的关注。

从长远来看，城市的用地功能组合中，单纯物质性的生产用地将有所下降，今后的城市建设将偏重于社会公共用地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持续稳定地进行，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要求有足够的空间来满足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教、科、文、卫、体类公用土地，道路、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和第三产业用地比重将相应上升。当然，生产性用地的下降并不代表城市的生产作用就完全消失了，城市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支柱产业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努力仍在继续，而由于技术的革新等原因，有的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不再需要庞大的厂房，所需用地也大大减少。城市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规划工作者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要对此有正确估计。

8.6.3　信息化对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

1990年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全球普遍的信息化浪潮。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国家信息化建设。城市是一定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人口和财富的主要聚集地。因此，城市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战略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城市信息化对于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信息化条件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

进入信息时代，城市功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城市物质生产组织形态从大工厂分散成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小企业，工业生产的空间组合方式以地域上的分散化取代了成片工业区的存在方式。在信息网络的支持下，生产在地域上分散分布打破了大规模集中工业区的概念，使城市的生产活动与城市其他活动不需要再相互隔离。城市居住空间由城区内成片居住区向分散在郊区、乡村的居住社区转型。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兼容性日趋明显，城市的生产功能与流通功能将不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独立领域，而是通过因特网（Internet）融合在一起，功能边界模糊导致城市工业和商业活动土地使用呈现兼容化特征，居住生活与办公生活的融合导致生产用地与居住用地的土地使用兼容化。信息社会企业的小型化、轻型化、清洁化为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的临近从根本上提供了可能，商务办公、工业生产与居住生活的土地使用呈现明显的兼容性……

在信息网络革命的影响下，城市功能的变迁将构成新的土地利用模式，城市的空间区位的影响因素将大为削弱。从总体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网络化、信息化、知识化趋势，城市空间结构将从圈层式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型，多功能社区将成为网络化城市的基本空间载体。中国城市在整体上离信息化、知识经济还很遥远，但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可能率先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参与到世界信息化进程中来。

2）信息化条件下规划、建设理念的变化态势

在工业社会，城市的增长潜力基本上取决于该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总量规模，而城市的规模也决定了该城市在中心地等级结构中的层次；而在信息社会，城市的发展潜力却取决于该城市与全球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同作用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有些城市由于其所处的枢纽地位和新的信息节点，将发展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城市，协调和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活动；而另一些城市则会通过与这些城市的相互作用，发挥自身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些城市则由于远离信息社会而一落千丈沦为衰落的城市。

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中，就一个城市而言，城市功能的变化造成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以及空间制约性的大大降低，将给规划成果的确定带来极大的差别。就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而言，规划工作者就需要有更加广阔的区域视角，从更大的范围，甚至是放到全球的范围中去考虑。在规划、建设中要认真对待这些在过去也许没有太大影响的因素，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

8.6.4　城市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中，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显现出其不适应性。城乡如何协调发展，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城乡一体化”作为各类理论探讨中的一种，1990年代初期被提出。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大系统，城市的现代化绝对不能离开城乡的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主要包括城乡职能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等内容。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是消灭城乡差别，而是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的持续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高级阶段，其明显标志是网络型地域经济系统的生成。

当今中国，许多发达地区已呈现城乡之间经济协作、空间融合的一体化态势，这种城乡分工明确且高度合作的关系，正是规划师所追求的理想的区域形态，亦是21世纪的规划师们必须认真考虑和仔细探求的重要内容。城乡一体化的规划观念是社会趋势的体现和反映。中国许多地区已出现城乡经济分工协作，城乡地域开始融合的城乡一体化态势，树立与之相适应的规划观念，有利于更切合实际地引导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城乡一体化对城市规划的要求是：①加强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即向城乡融合型的经济发展，完善合作型的经济网络；②强调区域空间上的整体性，即在一定地域内的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在保持密集分布的条件下，加强相互间的资源分配和规划布局上的协调，使土地得到合理的使用并保持最大的节约；③强调城乡发展的整体性，即城市与村镇的有机结合，使建设地区和农业、林业、畜牧业等地区以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达成有机结合；④力求阶段发展上的整体性，也就是时空系统的整体性，强调分片发展及建立在开敞空间系统基础上的远近期结合，而不是一哄而起，时序不清；⑤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要实现宏观调控，以达到整体协调。

8.6.5　民主化与法制化对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

民主化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趋势，这一趋势也必将对城市的规划建设产生巨大的促进。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注意公众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参与，今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深，规划编制、实施的全过程都将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此外，在城市规划的管理体系中还应注意各种社会组织、非政府机构的介入。1990年代末西方国家广泛探讨的“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理念，正是民主化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反映。

在法制化模式下，要求规划必须加强对政策的研究。只有对政策进行全面分析，使规划内容体现在政策措施之中，才能使规划树立权威性，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必须建立规划的法制观念，这不仅包括完善规划审批程序，对违反规划法规的人员进行处罚等狭义的法律观，亦包括树立规划执行是行政法授权下的行政行为的观念；与之相适应，规划的编制成果必须经合法授权或纳入法律体系，使之与国家法律体系相匹配才能体现法律上的权威性。完善规划立法的同时，改变规划文本的表述方式和内容是目前的关键问题。表述方式的明确不仅有利于规划符合法规格式，便于操作，同时亦可减少规划管理过程中存在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权钱交易事件的发生。在城市规划的依法行政中，还要充分实现好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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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设部城乡规划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01

复习思考题

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有哪些？

2　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有什么变化？

3　扼要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回答目前我国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有哪些特征？

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在哪些方面有了新发展？其总体特征有哪几方面？

5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建设方面有哪些新发展？当前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中存在什么问题？

6　试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我国城市今后发展建设的影响。

注释

〔1〕宋家泰．城市总体规划．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其中“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150项工程包括：军工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工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3〕“一五”计划最后投入施工150个项目，其中106个民用项目，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工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放在沿海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其中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

结　　语

城市的发展、建设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实体反映。因此我们考察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历史，也是从一个侧面去系统地探寻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演变轨迹，从而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中国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必然规律、普遍模式和独特现象，并进而为今天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

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一是受到中国特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影响非常深刻，尤其是非经济因素的强大作用。对比于西方，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一直不是作为国家的经济生产中心而存在，而其扮演政治、军事堡垒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全国的政治中心长期与经济中心相分离。诸如城市的设置、城市的兴衰、城市的选址、城市内部的布局，凡此种种无不首先是考虑文化理念的表达、象征意义的需要和礼制风格的规范。这种状况一方面塑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城市受到西方生产体系的强烈冲击中就充分表现出来了。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50年的剧烈社会经济波动（包括政治波动）中，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相应显现出的震荡，体现得就更为明显了。

二是中国城市的规划、建设一直遵循着比较稳定的基本范式，虽然结合具体的时空背景出现了许多变异（如次规范型、非规范型模式等），虽然中国历史上时而穿插有少数民族中央政权的建立，虽然朝代的更替常常是以对前朝城市的残酷摧毁为方式，但是传统中华文明的主体内涵及其在城市空间营建模式中的外在表现，却始终得到了完整的保留、继承和发扬。即使一些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受到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但也大多体现出中西合璧的色彩。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国传统城市的内在魅力与无尽的生命力。

作为一部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建设历史的著作，本书一直讲述到20世纪末。但是历史是延续的，是发展的，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21世纪，它必将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如何吸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如何延续历史文脉，传递民族文化的信息；如何以史为鉴，不再重复历史的悲哀。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经济全球化、交流信息化、运作市场化的时代，如何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至于迷失自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确立自己的坐标，体现城市适居性的文化与环境内涵，我们不能不认真地研究、学习中国城市的历史，并在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中予以正确的对待和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妄自尊大的历史沙文主义，要充分、客观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建设历史中的成就与不足，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空间营建技法的精华，摈弃传统文化的糟粕，并适宜地吸收、应用国外城市的有关成功经验；也要避免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只有历史的，才是民族的，只有历史的，才是永远的。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这样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者们说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拥有；你们今天所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拥有”。让我们一起默默地领会其中的涵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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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目录及采录书目

图1.1　半坡村原始村落示意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4页…………3

图1.2　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三版）第6页………………………………………………………………9

图1.3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三版）第7页………………………………………………………………10

图1.4　偃师商城平面示意图　采自：《考古》1998年第10期………………11

图1.5　郑州商城平面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8页…………………12

图1.6　安阳殷墟位置及主要遗址分布　采自：《殷墟》第3页……………13

图1.7　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平面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三版）第9页……14

图1.8　周王城想象复原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筑史》第10页……………16

图1.9　东周列国都城遗址平面　采自：《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1页…………………………………………………………………20

图1.10　齐临淄故城遗址平面　采自：《文物》1972年第5期………………21

图1.11　曲阜鲁城遗址平面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23页………………………………………………………………………22

图2.1　汉代中国城市、县城分布图　采自：《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7页……………………………………………………………26

图2.2　秦咸阳城市平面示意图　采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313页……………………………………………………………………31

图2.3　西安地区历史城址变迁示意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2页……………………………………………………………………33

图2.4　汉长安城平面图　采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322页…………34

图2.5　东汉洛阳城平面图　采自：《考古》1982年第5期…………………36

图3.1　唐代扬州城市总体结构示意图　采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529页……………………………………………………………44

图3.2　曹魏邺城复原想象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8页…………51

图3.3　南京六朝都城平面示意图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47页…………54

图3.4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采自：《考古》1982年第5期…………………56

图3.5　北魏洛阳外郭平面图　采自：《考古》1982年第5期………………57

图3.6　隋唐长安城图　采自：《丰镐-长安-西安》第52页…………………59

图3.7　唐长安大明宫布局示意图　采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483页…………………………………………………………………63

图3.8　唐长安附近渠道河流示意图　采自：《丰镐-长安-西安》第80页………………………………………………………………………64

图3.9　隋唐洛阳城市复原示意图　采自：《考古》1978年第6期…………68

图3.10　山西新绛城市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50页………………71

图3.11　唐高昌故城平面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51页……………72

图3.12　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平面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54页……………………………………………………………………73

图3.13　锁阳城城垣遗迹示意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55页………74

图3.14　北庭古城平面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56页………………75

图4.1　北宋明州市舶遗址示意图　采自：《宁波港史》第47页……………86

图4.2　宋东京（开封）复原想象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60页………………………………………………………………………91

图4.3　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　采自：《中国城市发展史》第264页………96

图4.4　南宋平江府城图（江苏苏州）（碑拓）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69页…………………………………………………………99

图4.5　南宋平江府城图　采自：《中国居住建筑简史》第245页……………100

图4.6　泉州城附近港口分布图　采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649页……………………………………………………………………101

图4.7　宋元时代泉州城市轮廓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77页……102

图4.8　广州历代城址图　采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539页…………103

图4.9　辽上京城址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74页…………………105

图4.10　辽中京城址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81页………………106

图4.11　金中都及大宁宫位置示意图　采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511页……………………………………………………………108

图4.12　金中都城和元大都城址位置图　采自：《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61页………………………………………………………110

图4.13　元大都城平面示意图　采自：《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63页…………………………………………………………………111

图4.14　元大都宫城平面示意图　采自：《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71页………………………………………………112

图5.1　清代新城市（包括县城）分布示意图　采自：《中国城镇体系》第123页…………………………………………………………123

图5.2　明南京城图（复原）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59页……………130

图5.3　明代南京皇城图　采自：《中国都城发展史》第245页…………131

图5.4　明代南京城简图　采自：《南京史话》第111页…………………132

图5.5　明代北京城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01页……………134

图5.6　北京明、清故宫总平面图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71页…………135

图5.7　清代天安门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01页………………136

图5.8　旧北京城平面图　采自：《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96页……138

图5.9　北京西郊清代苑园分布图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154页………139

图5.10　清代西安城区示意图　采自：《丰镐-长安-西安》第103页……141

图5.11　成都秦城清城位置示意图　采自：《中国历史名城》第339页……142

图5.12　四川成都城图（1955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06页……………………………………………………………………143

图5.13　山西大同城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15页……………145

图5.14　河北宣府城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13页………………147

图5.15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略图　采自：《中国历史名城》第39页………149

图5.16　承德市城市发展示意图　采自：《中国历史名城》第35页………150

图5.17　扬州城址变迁示意图　采自：《中国历史名城》第104页…………152

图5.18　扬州城图（1949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48页………154

图5.19　清乾隆年间景德镇示意图　采自：《中国历史名城》第195页……155

图5.20　江西景德镇图（1956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54页………………………………………………………………………156

图6.1　南北朝前城市分布示意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63页………………………………………………………………………160

图6.2　南北朝后城市分布示意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164页………………………………………………………………………160

图6.3　早期的井田制和城市用地的方田划分手法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33页………………………………………………164

图6.4　南通城的礼制布局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40页………………………………………………………166

图6.5　社会经济因素促成的杭州城市功能分区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42页………………………………………………167

图6.6　宋钓鱼城城址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90页………………170

图7.1　上海租界示意图　采自：《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2页………………176

图7.2　天津租界示意图　采自：《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114页……………177

图7.3　汉口租界示意图　采自：《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第189页……………178

图7.4　无锡城市平面图（1948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43页……………………………………………………182

图7.5　无锡市分区及河道计划图（1929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44页…………………………………………………………183

图7.6　唐山市区发展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38页……………184

图7.7　蚌埠城市发展图（1940—1948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47页……………………………………………………………186

图7.8　淮阴县城厢图（1927年）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106页………………………………………………………………187

图7.9　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87页………………………………………………………194

图7.10　德帝国主义占领时制定的青岛市规划（1910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18页………………………………………203

图7.11　大连城市规划图（1900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21页…………………………………………205

图7.12　大连城市平面图（1924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23页………………………………………206

图7.13　长春城市平面图（1932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66页………………………………………………208

图7.14　“新京”（长春）都市计划用地分布图（1932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68页…………………………………………209

图7.15　伪“满洲国国都”（长春）建设计划图（1932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67页…………………………………………210

图7.16　哈尔滨城市平面图（1937年）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26页……………………………………………………………211

图7.17　1921年前的汕头城市平面图　采自：汕头市规划院资料…………212

图7.18　1922年汕头的“市政改造计划图”　采自：汕头市规划院资料………………………………………………212

图7.19　按“市政改造计划”建设的汕头城市平面图　采自：汕头市规划院资料………………………………………………………213

图7.20　1929年的南京“首都计划”城市总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50页……………………………………………………214

图7.21　“首都计划”中的南京分区图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249页……………………………………………………………………215

图7.22　“首都计划”中的南京中央政治区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52页…………………………………………………………215

图7.23　“首都计划”中的林阴大道系统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53页……………………………………………………………217

图7.24　中山陵总体平面图　采自：《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82页…………218

图7.25　中山陵附近平面略图　根据有关资料编绘………………………219

图7.26　旧南京城市平面图　采自：《中国建筑史》第247页………………221

图7.27　1929年的上海市中心区规划道路系统图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04页……………………………………………………223

图7.28　1946年的“上海都市计划”（一稿）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10页……………………………………………………224

图7.29　1947年的“上海都市计划”（二稿）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11页……………………………………………………225

图7.30　1949年的“上海都市计划”（三稿）　采自：《中国城市建设史》第212页……………………………………………………226

图8.1　无锡市1950年代城市空间结构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115页……………………………………………………………254

图8.2　1960年代的重庆市布局形态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147页……………………………………………………………254

图8.3　三线建设时期的攀枝花城市布局形态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153页…………………………………………………255

图8.4　中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基本模式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128页………………………………………………………257

图8.5　深圳城市结构图　采自：《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第142页………………………………………………………………………260

图8.6　苏州以新区拉动发展的城市结构图　采自：《城镇群体空间组合》第165页…………………………………………………………260

Table of Contents

内容提要

总前言

前言

序

1　中国城市的产生与先秦时期的城市

1.1　原始居民点的形成及其特征

1.2　中国城市的产生

1.3　中国城市的形成

1.4　西周城市的发展与城建制度的出现

1.5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蓬勃发展与变革思想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2　秦汉时期的城市

2.1　城市较快发展的背景与特点

2.2　西汉时期的城市经济区

2.3　秦汉都城的建设布局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3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

3.1　城市发展的特点（一）

3.2　城市发展的特点（二）

3.3　城市发展的特点（三）

3.4　城市建设的特点

3.5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曹魏邺城

3.6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六朝都城建康城

3.7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北魏洛阳城

3.8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隋唐长安城

3.9　重要城市建设布局——隋唐洛阳城

3.10　隋唐时期的地方城市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4　五代宋元时期的城市

4.1　城市发展背景

4.2　城市发展和建设特点

4.3　北宋都城开封建设布局

4.4　南宋临安城建设布局

4.5　宋代苏州、泉州和广州的建设布局

4.6　辽、夏、金地区的城市

4.7　元大都城的规划与建设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5　明清（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城市

5.1　经济和城市发展背景

5.2　城市发展和建设特点

5.3　明代的南京城

5.4　明清时代的北京城

5.5　明清时期地区中心城市——西安、成都

5.6　明代的边防重镇——大同、宣府

5.7　清代皇家园林城市——承德

5.8　明清时期工商业、手工业城市——扬州、景德镇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6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总结

6.1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总结

6.2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总结

6.3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总结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7　中国近代城市

7.1　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7.2　近代城市发展变化的类型与阶段

7.3　近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一）

7.4　近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二）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8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

8.1　城市发展根本要素的改变与国际宏观政治背景

8.2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8.3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8.4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

8.5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发展

8.6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展望

阅读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插图目录及采录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