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和犹太民族： 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战略报告／ （法） 瓦尔德著；

张倩红， 臧德清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47－7382－2

Ⅰ．①中… Ⅱ．①瓦… ②张… ③臧… Ⅲ．①中华民族—关

系—犹太人—研究报告 Ⅳ．①Ｋ28 ②Ｋ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4）第074757 号

大象学术译丛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战略报告）

［法］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 著

张倩红 臧德清 译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孙 波

责任校对 牛志远 裴红燕

封面设计 付锬锬

出版发行 （郑州市开元路16 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新乡市电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ｍｍ×1092ｍｍ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4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6 月第1 版 2014 年6 月第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新乡市荣校路195 号

邮政编码 453003  电话 0373－37135593712457

大象学术译丛

中国和犹太民族：

新时代中的古文明

（战略报告）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STRATEGY PAPER

[法]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著

张倩红臧德清译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Table of Contents

译序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综合报告

1.中国的崛起

2.中国与犹太人：评价当前状况

3.新的挑战

4.犹太政策回应

政策推介

第1章 背景和目标

1.本报告的缘起和目的

2.犹太民族政策的目标

3.文化政策——一种加强联系的手段

第2章 新篇章：中国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

1.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文化力量

2.保持大国地位的长效条件：知识经济

第3章 21世纪中国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影响着犹太民族

1.中国能源安全及中东石油[1]

2.中国穆斯林

3.中美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

4.中以两国关系的演变

第4章 中国人初识犹太民族

1.概述：犹太人与中国不期而遇

2. 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对犹太民族的认识

第5章 当前中国犹太学术研究及其影响

1.学术基础薄弱，但前景广阔

2.为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的人

第6章 当前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认识

1.汉语中的“犹太人”

2.中国人的重要认识

第7章 对新领域的关注与新旧危险的存在

1.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新误解的危险性

2.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3.巴勒斯坦武装起义与中国民众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良印象

4.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反犹主义

第8章中国的两难处境与期望

1.中国政策上的两难处境

2.开封犹太人问题

3.其他政策冲突的反馈

4.中国的期望

第9章 犹太政策面临的挑战

1.对华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

2.中国人的机遇和需要

3.犹太政策的缺陷

附录1 2003年10月和11月在瓦尔德召集的 中国大学研讨会上学生提出的问题

附录2 2003年夏开封河南大学学生提交的 有关犹太历史与文化的论文题目

附录3北京高校学生对犹太问题的理解

附录4 资料来源

附录5 致谢

历史事件附录 关于不同时期犹太人与中国交往的注解

作者简介

译序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是隶属于犹太事务局（the Jewish Agency）[1]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JPPPI）发表的针对中国问题的战略报告。作者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是一位法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哲学和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围绕着欧洲犹太人的中国观、开封犹太人问题在《犹太研究》（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瓦尔德博士还研究以色列的教育科学政策，他撰写的《以色列的工业、科学和大学：一个新成立国家的机遇和问题》曾被以色列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2002年，加入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之后，瓦尔德博士就如何增强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到中国、以色列、美国等国家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正是他的考察与研究成果。该报告出版以后，在以色列以及整个犹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越来越多的群体与个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许多地方的犹太社团邀请他发表有关中国以及犹太人中国战略问题的演讲，2006年4月和2007年4月，他应邀到美国，会晤了美国犹太社团的高级领导人，并两次被基辛格博士约见，双方就中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也成为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发行量最大的战略报告之一。以色列前总理、现任总统西蒙·佩雷斯曾这样评述这一报告：

“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具有‘母性’的民族。两个民族皆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钱用在孩子身上，用在他们的教育上，用在他们的抚养上。正因为如此，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相当多的——尽管事实上两个民族的联系迄今为止还不太密切。这篇关于中国和犹太民族的重要报告，富有成效地指明了启动两个古老文明国度之间发展关系的诸多契机。值得祝贺的是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确定了这种新的战略思维方向——这种思维卓有成效地提出了具有创建性的政策方向，它的实施将会极大地密切两个民族之间的当前联系和未来关系。”

作为一篇战略报告，《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不仅具有很高的前瞻性、指导性与可操作性，而且思路清晰，观点独到，广征博引，体现了学术著作的规范性与严谨性。

一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充分评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报告中指出，中国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而且也正在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以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游刃有余，更热衷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目前，中国的内外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中国的决策者热衷于摄取新的知识，并心胸开阔地迎接外来影响。中国的崛起与地缘政治中心转向亚洲的趋势会为犹太民族提供新的机遇。但是，在犹太世界一直存在着对中国关注不够、回应不够的问题，因此，犹太决策者们必须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大的战略框架内来考虑，世界犹太人要了解中国，要有中国战略。

瓦尔德博士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十分崇尚文化的民族，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比起与之相对应的英文词条有着更为深刻、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含艺术和文学，还包含语言、基本生活特征、行为方式、共有的文献遗产。文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他们常常赋予“文化”以极大的力量，主张“用非军事手段的力量去影响其他国家”，借用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术语来表示的话，“文化”包括所有意义上的“软实力”。基于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观，瓦尔德博士强调，犹太人的中国战略也应该以文化交往为基础，具体包括：在中国设立犹太组织常驻代表团；为中国决策者设立一个高层论坛，商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和双边关系；为中国商界领导人设立一个论坛，探讨企业家职能和技术创新问题；为大学教师设立培训课程；在北京创建一所犹太学术研究中心；对学者、学生和联合学术研讨班给予支持；资助出版物、书籍与翻译工作；建立一个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网站；放映以犹太人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组织犹太电影节；举办公开展览；梳理犹太人对中国的捐款；等等。上述犹太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加强中国和犹太民族的联系，拓宽中国人对犹太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便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当前中东所发生的事件；寻求两个民族间的共同利益基础，协调双方共同关心的地缘政治及全球问题。

瓦尔德博士认为，巴勒斯坦武装起义以及媒体中反复报道的有关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暴力冲突的场面已经损害了犹太人的形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反犹太主义，但作者担心在日本与西方国家流行的反犹主义势力会在今后影响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因此，犹太人中国战略的另一目标则是在中国树立恰如其分的犹太人形象，消除误解，增进友谊。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主要探讨世界犹太人与中国的交往，但中以关系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作者对2003年12月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的改善十分赞赏。在他看来，尽管双方都很珍惜业已结成的伙伴关系，但是，许多客观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使其不得不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保持与阿拉伯产油国的关系，同样，阿拉伯产油国也十分重视在经济实力强大的中国保持其稳定的市场份额。除石油以外，中美关系也一直是制约中以关系的重要因素。

作者指出，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紧张已经使以色列两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色列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并且导致中国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对以色列政权的排斥和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代人时间。发生于2000年的“预警飞机”事件，严重损害了两国通过二十多年的悉心交往而建立的信任。为此，作者特别强调，美国犹太人应该更加关注美国、中国及以色列之间的三角关系，并为改善这一关系而努力，这没有也绝不会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犹太人在与中国交往中占有很多优势，例如中国人普遍知晓并羡慕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力；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持久的对话并经常访问中国；美国犹太汉学家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致力于增强中犹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中犹学院的影响等。

二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用比较大的篇幅梳理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相互认知的历史。作者指出，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与西亚的联系就已经开始了，罗马人和波斯人都知道中国，尤其喜爱中国的丝绸。在早期的拉比文献、塔木德文献和罗马文献中，犹太人既是中国丝绸的加工商又是经销商。犹太人何时涉足中国，一直有多种说法。可信的文献和迹象显示，犹太人最早来中国大约是在8世纪到10世纪之间。当时留下的阿拉伯史料中提到犹太人出现在中国许多城市，并且讲到中世纪犹太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在现代希伯来语中，代表-中国-的这个词Sin或者相同的词条在-加昂-[2]时代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中首次出现。20世纪初期，不同地方发现的希伯来圣经的残片证明了犹太人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生活及其他活动，祈祷文字是写在纸张上的，而那时只有中国才使用纸张。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真正交往大约是在宋朝时期，开封犹太社团的存在为其明证。

瓦尔德博士注意到马纳色·本·以色列和巴鲁赫·斯宾诺莎是最早关注中国的犹太思想家。马纳色因为在1655年调停了犹太人与英国护国公奥利佛·克伦威尔的关系而在犹太世界获得了声誉。他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提到过中国存在着犹太人，并把中国犹太人与传说中的十个部落联系在一起。1670年，斯宾诺莎出版了他的著名论文《政治神学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犹太人的割礼与中国人梳辫子的习俗一样，是民族特性的表现形式，并对比了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经历与命运。

19世纪，犹太旅行家和作家对中国犹太社团给予了新的关注。1900年，马库斯·内森·阿德勒曾在伦敦发表了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演讲，这一演讲很快就被印刷出来。1909年，商人学者S.M.帕尔曼发表了《犹太人在中国》一文。帕尔曼也许是第一位强调古代中国没有歧视犹太人事实的犹太作家。1911年，帕尔曼出版了他的现代希伯来语版的Ha-Sinim（《中国人》）——这大概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希伯来语书籍。第一本关于中国问题的意第绪语作品于1788年在德国出版，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一位渔夫的神话故事。1900年到1939年间出现了更多描述中国文学的意第绪语作品，这些犹太作家们都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

瓦尔德博士还描述了欧洲犹太人对中国艺术的狂热喜爱。19世纪以来，许多德国犹太人收藏中国艺术品，1929年在欧洲柏林举行的首次中国艺术展览会上，所有展出的艺术品中，绝大部分的收藏者是犹太人。此后，美国、法国等地的犹太人也开始热衷于收藏中国艺术品。在讲德语的国家里，中国哲学对犹太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艺术。从1910年起，哲学家马丁·布伯就将道家思想引介给犹太读者。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对道教经典的阐释与翻译。1938年移民到以色列后，他首次出版了《道德经》的现代希伯来语译文本。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还分析了20世纪以来犹太汉学家们在介绍中国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许多犹太学者成为世界级汉学家，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学的价值，呼吁用正确的判断视角来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美国汉学家约瑟夫·莱温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文化持续性问题》、哈佛学者本杰明·施瓦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犹太历史学家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开封、上海、哈尔滨犹太社团的演变上。

瓦尔德博士还用了较大的篇幅就中国对犹太人的认知历史进行了回顾。中国人初次认识犹太人是在19世纪30—40年代，紧随新教传教士和《圣经》的翻译而来。当时中国的旅外人士也报道了犹太人在欧洲备受屈辱与惨遭迫害的事实，因此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犹太人也是白种人的受害者。近代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曾用犹太人的命运来警示国人，陈天华曾在1903年哀叹道：“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康有为在1909年也写道：“有家而无国，处处逐辱艰。”但是随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威尼斯商人》在中国的流行，许多中国人的脑子里也刻下了爱财如命、尖酸刻薄的犹太人形象。

在中国人对犹太民族的认知过程中，上海和哈尔滨犹太社团的历史成为其中很特别的篇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就此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组织了许多研讨会以及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对哈尔滨、上海犹太遗迹所进行的修复与保护更成为两个民族增强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

三

《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还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以及犹太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作者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正把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当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中国却处于上升趋势。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能生产出任何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具竞争力，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国家实力的永久和唯一的基础。从长远观点看，如果中国想在更高层面上赶超先进国家并取得更大成就的话，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经济型的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必须更具有创新性。虽然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信科学技术是未来发展的生产力，但是，中国目前的创新能力仍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近年来高速增长，研究人员的数量现已超过日本，“然而中国的科学技术生产率的增长却不能与这一巨大努力成正比。拿专利指标来说，它是科技创新的最佳衡量标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中国的创新表现或者研发产量无法与研发的投入成比例”（参见本书）。瓦尔德博士认为造成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其最新的研究开发中获取效益，知识产权保护的匮乏，依赖于国有企业和行政任命企业负责人的计划经济的严重后遗症，工业、高校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脱节，等等。

瓦尔德博士指出，目前的中国十分关注贫困现象，关注民生问题。中国民众虽然羡慕犹太富人，但是他们并不了解犹太人获得财富的深层次根源。中国的在校大学生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都在重复着那些曾经流行于西方的陈词滥调：犹太人占有股市、拥有银行、操纵世界贸易等等，这显然是对犹太人理财智慧的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的解读。他们恰恰忽略了这样的重要事实：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依靠本民族国际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对世界经济的敏感观察和对世界市场的驾驭能力等。犹太人在知识进步与科技创新方面的出色表现引人注目，他们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只有少数国家才能与之相媲美。作者建议高科技领域的犹太企业家、经营管理人员、技术创新者要利用自己在全球的经验为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不仅仅是在帮助中国，因为犹太人最终会从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中获益。

瓦尔德博士高度评价了当今中国的犹太学术研究，充分肯定了数量有限的中国学者多年来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以求，在传播犹太学知识、奠定学术基础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认同了犹太学研究的广阔的学术前景，但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犹太学研究现有学术基础的薄弱性，具体表现为：专职研究人员少；成果缺乏深度和原创性；资料缺少，资金匮乏；研究人员外语功力不够，缺乏与国际接轨；等等。

总之，《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这部篇幅不大的战略发展报告，对了解犹太人与中国之间的历史交往，发展两个古老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者力图构建两个古老民族之间心灵互通、智慧相融的桥梁。报告中所体现的丰富的信息量以及犹太人独特的思维视角值得我们去探讨、去思考。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犹太民族针对中国的文化战略，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他山之石。

另外，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书的中文版版权由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授予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因原著中有几处不符合中国的出版法规，征得作者同意，译稿中作了删改；有几处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出入，翻译过程中仍尽可能保持原著风貌，但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也有个别地方以-译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中文版本的文责由翻译者承担，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与作者本人不承担中文版的连带责任。

这篇报告的翻译是集体合作的结晶，在读博士生臧德清承担了大量的翻译任务；五位硕士研究生也分担了附录部分的翻译工作，他们分别是：马丹静、贾延宾、杨校敏、姚宇兰、郭艳花。目前他们有的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还跋涉在漫漫的求学路上。这本小书也是他们硕士学习期间刻苦努力的一个明证。作为导师，我和他们一样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缘，想借此机会对他们致以谢意，也衷心祝愿他们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没有他对于学术的热忱与执着，没有他的理解与鼎力相助，这本命运多舛的小书依然无缘与中国读者谋面。犹太传统中有这样一种理念：一个人若穷其智力潜心学习或倾其所有成就了学问，那他不仅敬畏了神圣，而且营造了一个向善的世界。此时此刻，特别想把这段话送给王刘纯先生。感谢编辑室的郭运庆先生与孙波女士，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同样付出了心血。特别是责任编辑孙波女士一字一句仔细核对，精心斧正，她一丝不苟的精神与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格外感动。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的同仁张礼刚、刘百陆、胡浩等也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在此一并致谢。

张倩红

2011年12月2日

[1] 中国犹太学者将“the Jewish Agency”也翻译为“犹太代办处”，也有国外的犹太学者主张译为“犹太社”。

[2] “加昂”，亦称“加翁”，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为“卓越，荣耀”，是对犹太学院首脑的一种尊称。7世纪至11世纪，在巴比伦和巴勒斯坦涌现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加昂”。11世纪以后，随着巴比伦犹太中心地位的丧失，“加昂”时代宣告结束。

中文版序言

为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和犹太民族：新时代中的古文明》一书中文版作序，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该书由位于耶路撒冷市的这一研究所于2004年用英文出版、2005年用希伯来文出版。已经过去十年了！十年时间是短暂还是漫长？十年时间是否验证了2004年该书中的分析有效还是无效？

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与我们不同。2003年为撰写该书在中国收集资料而进行采访的过程中，我拜访了一位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中国政策顾问、前任驻外大使。我问他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中国与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关系，因为令人遗憾的“预警飞机”事件发生后三年时间，双方之间的种种关系举步维艰。这位政策顾问回答道：“慢慢来，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你就会看到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改善。我们这两种文明都有四千年的历史，未来的路还长。中国人有句古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么，从现在开始吧！”

似乎以色列和犹太组织都听到了这位前大使的忠告，他们正在尽力逐步改善对华关系，也在中国找到了“援助之手”。该书本身就成了这些“跬步”之一，它的希伯来文版被送到一些以色列领导人手中，也被呈献给以色列议会——克奈塞特（Knesseth）所属的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会场，而且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美国，那些重要的全国性犹太组织的领导人得到了这本书，许多人推荐它。我应邀在纽约、华盛顿和费城就该书向犹太民众进行了公开演讲。在中国，该书的影响是比想象中的更难以表述。它的英文版被中国的犹太学者、中东问题专家们、政策决策者及顾问们广泛阅读，他们中的一位是来自南京大学格莱泽犹太研究所（Glazer 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的宋立宏博士，他发表了论文《中国犹太研究之我见》（Some Observations on Chinese Jewish Studies），在文中他称赞该书是“高度敏感和富有启发性的战略报告”。在上述“援助之手”中，有张倩红教授，她是最有耐心、最有毅力的学者，作为中国犹太研究的先驱者和撰写了被广泛阅读的犹太历史与文化书籍的多产作者，她竭尽全力推介该书使之广为人知。许多其他“援助之手”也应该在此提及，他们是徐新教授、潘光教授、傅有德教授、肖宪教授、殷罡研究员、陈贻绎教授、金灿荣教授等。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该书也引起了阿拉伯观察家们的兴趣。阿拉伯人和伊朗人早于西方许多人之前就确信，中国正再度行进在大国复兴之路上，因此对中国的中东政策更加关注。2013年11月8日沙特阿拉伯吉达的学者穆罕默德·吐尔基·苏达利（Mohammed Turki al-Sudari）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透过游说集团看中以关系”（“Israel-Sino Relations through the Prism of Advocacy Groups”），该文章收录于《谢赫·纳赛尔·穆罕默德·萨巴赫出版物系列丛书》（HH Sheikh Nasser al-Mohammad al-Sabah Publication Series）（科威特发行）。作者不仅广泛讨论该书，而且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文章，他称这本著作是一部“拥护以色列”的范例。他也分析了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的其他活动。吐尔基·苏达利的评论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且相当客观。

那么该书的影响有哪些呢？决策者们很少承认他们是从政策专家和智囊团那里得到的建议，那些负有责任的政治家和管理者们想让人们看到是他们自己在做决定，而不是采纳他人的建议。但是，我注意到许多新奇的事情，决策者们似乎实施了该书中的一些政策建议，如召开专家联合会议，建立一个中文版犹太文化网站，中文电视节目播放有关犹太文化的电影，以色列在中国农村地区创建并资助一所高级中文学校。该书的政策建议影响了这些决定吗？我们不得而知，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重要。该书最重要的政策建议聚焦于大学和大学教师。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今天就坐在大学里面，给他们机会来了解更多的犹太和以色列历史与文化，也就是说在中国开设这些课程是很必要的，也是我们投入并加强中国与以色列和犹太民族未来关系的长期投资中最好的一项。许多犹太组织已经接受这个建议，其中一些机构业已认可这样的事实：正是由于这本书使他们受到鼓舞并付诸实践。在以色列，SIGNAL（Sino-Israel Global Network & Academic Leadership，中以学术交流促进会）的“以色列研究项目”已经创设并且正在资助若干中国大学的以色列研究中心。

该书主要关注历史、地缘政治和政策方面，尽管撰写于2004年的许多建言和研究结论依然有效，但也有许多其他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依然有效的内容包括：中国、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历史背景，犹太民族和以色列接触中国的原因，犹太民族给予中国的评价，针对未来会遇到的问题和障碍的告诫及许多政策理念。已经变化的方面表现在驱动中国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的各项因素的比重发生了改变。2004年我在这本书中列举了四个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序：对中东石油的需求，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中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以关系。到2014年我不得不添加两个因素，这两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方面，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

1）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2004年该书认为中国经济的连续性增长和社会稳定毋庸置疑，这是经过审慎考虑之后才提出的推断。也不否认，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迟缓。其实，1976年以来，一旦出自中国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困境方面的消息被报道，西方就有媒体和专家推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即将停止，或者预言中国社会内部的稳定面临危险。从短期来看，这种预测或对或错，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危机皆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多种业已推动中国经济提升的潜在因素可能再度被激活。对以色列来说，全球权力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为其提供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机遇。

2）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和自信力。这是自2004年以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在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余波中，中国已经作为一个实质性参与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几乎不存在中国未参与或施加影响的国际事务，随之而来的是北京日益增长的自信意识和外交政策地位上的提升。中国需要在国际这一大舞台上被平等地对待。这样，中国在中东地区就能够担负起独立的、更加重要的作用。

3）与美国的紧张关系。2004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该书乐观地描述为-中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四个因素中的第三个，推动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今天，中国对美国的关注似乎将会成为这四个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过去的十年，两国关系方面并未确立“日益相互信赖”这一主题，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是遏制中国的一种手段，他们正在采取反遏制措施，包括在中东地区。但从最深层探究，中国与伊朗保持长久联系的原因不是石油。以色列不愿意成为中美竞争中的-附带受害者”，尽管这种竞争对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来说处在了两难之地，但是以色列别无选择。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对以色列生存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或愿意取代这种支持。

4）石油因素。十年前，石油是推动中国进入中东地区的主要原因，这被看作是石油全球分配比例的调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中东地区变得依赖起来。从那时起，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和进口量已经产生了剧增。中东石油出口总量的至少70%流向亚洲，主要是中国。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大约20%来自沙特阿拉伯，将近15%来自安哥拉，大约12%来自伊朗，这些数字正是中国在石油问题上奉行机敏外交的结果，也暴露出该国对石油依赖的负面性。中国鼓励中东产油国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如果中国需要中东石油的话，这些产油国需要更多来自中国更大、更稳定、不附加政治条件且不可替代的市场，它们也需要那些石油输出带来的大规模经济和投资联系。这种中国与中东石油国家之间的依赖性是互相的，因此不一定对以色列利益构成威胁。

5）争取穆斯林世界。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关系也没有影响到以色列同中国的关系。伊斯兰教依然是中国中东地区政策中一项主要但并不占主导地位的驱动力。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人向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阐明立场：他们希望与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不允许一方干涉中国同另一方的关系。在中国穆斯林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率不到3%，尽管中国政府慎重地对待其境内的穆斯林，但这并没有对中以关系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中国渴望与联合国成员国中56个穆斯林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6）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中以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上述五个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关系有它自己的内驱力。2004年后的几年中，尽管两国之间有一些官方互访，但是双边关系没有从根本上升温。从2010年至2011年两国关系加速发展。当观察到伴随-阿拉伯之春-而来的动荡时，中国明显开始关注以色列。越来越多的来自两国的中东问题专家、决策者和智囊们互访频繁。在2011年中，这些访问包括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访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访以，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对以色列的研究、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中国宣布愿意与以方共同出资修建一条从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到红海沿岸港口城市埃拉特的铁路，与苏伊士运河并行——就像媒体所称的那样，这是一项“战略决定”。笔者在此不可能列出所有关于访问、谈判和交易方面的新闻。在过去的五年左右，以色列人的一项重要的心理变化开始发生了：他们日益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伴随着对中国的认可，以色列开始认识到由于自身的错误，他们在与中国的联系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以色列对中国缺乏连贯的高水平政策，对中国的外交方面人员不足（可能现在仍是这样）；商人们正在寻求的是短期获利而不是建立在扎实的市场调研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长期联系。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中国正式访问——也是六年来以色列总理的第一次访华——发出了以色列和中国相互洞察的一种变化的信号。这次访问主要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被双方认为是成功的。

1963年以色列还是一个贫穷、孤立的国家之时，以色列伟大的远见卓识者、国父、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就曾预言：“毫无疑问，不久的将来亚洲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尚未完全达到这一境界，然而，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仍有必要行动起来——假使有一天本-古里安的预言成真的话——不要疏远与中国的任何传统纽带和友谊。中国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传统，犹太人和以色列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享有相当强的“软实力”。今天，当我们观察到犹太民族、犹太国家在穆斯林世界和欧洲所遭遇的“去合法性”趋势时，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绝对不能忽略中国的作用。

沙拉姆·所罗门·瓦尔德博士

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4年5月19日

前言

几乎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一个强国，不仅在亚洲地区，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正在崛起。当今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对国际市场影响巨大，她在未来的岁月中对石油资源的需求会日益增强。正如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在他这篇著名的报告中所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与中东事务休戚相关。

然而，这篇出自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的报告，不单单讲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它关注的是犹太民族与中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历史。报告指出，在中国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传统形式上的反犹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尔德得出这样的观点：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强，随着贸易摩擦潜在地加剧，有一种危险信号——“犹太世界阴谋的旧谎言”可能重新出现并渗透到中国。但事实上这种信号至今尚未出现。与之相反，瓦尔德注意到多数中国人喜欢把犹太人当作自己历史的一面镜子，他们羡慕犹太人的财富与成功，他们尊重犹太人对西方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常常以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为例），他们认为自己和犹太民族是代表“两个古老而又鲜活的文明”的民族。

瓦尔德也注意到“大屠杀”（Shoah）在中国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并因此对犹太民族产生同情之心。但是，与这一系列积极因素相反，也有“因提法达”（Intifada，即“巴勒斯坦起义”）的讯息弥漫中国，并已经开始影响到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在中国的良好形象。穆斯林人口的增长或许会加重这种趋势。根据这篇报告的研究，犹太人作为“日常暴力”的形象正在“惹恼许多中国人”。

随着中国地位的日益提高，这篇具有战略意义的报告为更多的犹太人如何与中国交往以及中国如何从这种交往中获益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遵循其建议意义确实重大。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会使犹太人受益良多，否则，就会丧失很多利益。这篇报告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性推介，包括设立一个常驻机构代表“世界犹太人”同中国人民进行持续交流，为中国决策者设立一个高层论坛来商讨全球问题和双边关系等。

不管人们是否接受所有这些建议，这项研究已经清楚地触及到了这个以前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并为犹太民族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预测。衡量政策规划的标准不仅仅在于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降到最低限度，而且还要利用一切潜在的机遇，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的这篇报告确实达到了这一标准。

丹尼斯·罗斯

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理事会与专业指导委员会主席

综合报告

1.中国的崛起

为什么是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中国的对内政策和对外关系正在形成之中，中国的精英们正如饥似渴地摄取新知识，并心胸开阔地迎接外来影响。接触中国的时候到了。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犹太人的历史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支配：直到1939年，近90％的犹太人居住在欧洲和美洲，那时这两个大洲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尽管“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这两件大事很快改变了犹太人的地域分布，但是地缘政治权力的重心正在逐渐移向亚洲。这些变化在犹太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开启了不容错失的新机遇。

为什么中国的国策会影响到犹太民族的未来？

中国将首次直接影响犹太人的命运。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是来自犹太人，但会影响到犹太人。犹太人的决策者们必须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大的战略框架内考虑；中国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的态度对犹太民族至关重要。

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同时，世界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对中国市场也有依赖性。目前的这种以石油为基础的全球战略平衡趋势十年之内会被打破。中东的稳定对中国而言，势必成为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

其次，中国穆斯林与中国境内的主体民族（汉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应该被关注。

再次，中美之间存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性，但同时也有潜在的紧张与不稳定因素。美国犹太社团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最后，中国与以色列的各种关系——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中以关系本身很重要，这种关系受前三种因素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着前三种因素。

2.中国与犹太人：评价当前状况

“犹太人”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犹太人邂逅一个伟大的文明，这种文明既非圣经犹太教所创造，也非它的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创造。中国人能用一种没有受基督徒或者穆斯林影响的思维来看待犹太人。在汉语中，“犹太”这个词与早先出现的相同意义上的对应词汇都没有圣书中的贬义，这就是中国开封的犹太人社区能够繁荣昌盛的原因——开封曾经是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都城，中国的犹太人从12世纪到19世纪没有遭受到任何宗教歧视或政治歧视。这也正是20世纪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为了逃避沙皇俄国的迫害和纳粹德国的屠杀来到哈尔滨和上海，并将这两座城市作为他们的避难所的原因。

中国人和犹太人何时觉察到彼此的存在？

近代中国人意识到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的存在是在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圣经》翻译在中国的出现而出现的。随后，中国人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犹太人像中国人一样遭受“白种人”的迫害。20世纪20年代初期，凭借着两个民族之间的这一相似性，中华民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孙中山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反映出两个民族之间的亲和力。

在20世纪，犹太学者为西方国家更广泛地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然而犹太领导人却忽略了中国，只有大卫·本-古里安例外。他注意到了犹太人与亚洲伟大的文明国家尤其是中国关系的重要性。

当今是谁把犹太人和犹太教介绍给中国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一代的中国犹太学者着手介绍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以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求知欲。虽然这些学者数量极少，分布仅限于几所高校和学术研究中心，但却极为活跃。他们研究的领域广阔，在形式上采用授课、举办研讨会、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举办展览等途径介绍犹太人和以色列。就犹太和中东事务，学者们还为中国领导人提供咨询，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当前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这些研究工作受到多种限制，要么是经费不足，要么是缺乏国内外的合作，要么是政治上的制约。大多数中国公民通过电视、电影和不断普及的中国互联网了解犹太人和以色列，他们中的很多人把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看作一种替代性资源——尽管互联网上的内容经过删剪，论调上与官方媒体不尽相同，也不太受官方媒体的限制。

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看法主要有哪些？

中国人常常把犹太人的经历看作是自身历史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体味到他们自身的苦难遭遇、梦想和愿望。首先，多数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印象是犹太人拥有财富和成功，他们羡慕犹太人，也想努力效仿犹太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念不太符合实际。其次，中国人注意到犹太人对西方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经常援引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作为例证。再次，这样一句话常常被人提及——中国人和犹太人代表着两个-最为古老而鲜活的文明”，这一比较显示出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历史传承性的尊重。最后是“大屠杀”已成为犹太民族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无数中国人观看过《辛德勒名单》（Schinder’s List）这部电影或与之相关的影片。

3.新的挑战

21世纪的曙光刚刚到来，在中国对于犹太人与犹太教研究的新领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尤其是犹太教与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圣经》故事和基督教教义似乎日益风行，有些年轻的中国人问及许多有关耶稣的问题，并追问犹太人为何不承认耶稣。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当今事件的影响，人们对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关系和当今两者对抗的根源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

另一种挑战可能源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正是这种情况，外部的反犹主义会以各种各样的新旧面孔渗透到这个国家中来。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紧张或者中东敌对局面的出现，可能使-犹太人的世界阴谋-这一旧谎言在中国抬头，正如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情形一样。

巴勒斯坦武装起义不断给中国民众带来阴影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巴勒斯坦武装起义已经开始影响到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的正面形象。人们第一次问这样的问题：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吗？中国政府正式公开的立场是同情、支持阿拉伯事业，媒体也反映出这种立场，政府掌控的电视台经常播放中东地区的冲突。这种整日充满暴力的场面正在使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穆斯林感到忧虑。

中国政策的两难选择

像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政府竭尽全力扭转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在国际上，既要顾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第三世界国家，还要顾及美国；在国内，需要兼顾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中国政策的两难之处体现在对待犹太人、以色列和中东事务上的犹豫彷徨与严格谨慎。部分官员和一些幕僚们渴望与犹太人和以色列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持审慎的或者反对的态度。无论如何，大多数民众对此事件无疑是感兴趣的，而且更渴望获取更多更好的相关信息，以满足需要。

中国人期望从犹太人那里得到什么？

尽管没有列出正式的“清单”，但多数中国人似乎愿意相信犹太人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因为犹太人对全球的影响有目共睹并具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人最常表达的愿望是犹太人能够帮助中国理顺并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一直羡慕并渴望获得以色列的先进技术。

中东地区稳定与否以及以色列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一直是中国人挂在心头的事情。

一些中国人想了解和仿效犹太人在经商方面的成功，也想知道犹太人在科学、技术以及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力及表现。

中国人期待着更多犹太人支持犹太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出版发行。

部分中国人认为，犹太人自身的现代化以及他们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为中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4.犹太政策回应

为什么犹太人的政策回应不够充分？

犹太人的政策对中国现有的机遇和兴趣一直回应不够充分，这种情况表现为缺乏远见、信息不畅、协调不力和资金不足等问题。不错，犹太人有许多需要紧急处理的短期问题，而犹太民族也确实缺乏长远的战略视点，总体来讲没有什么长远政策。此外，犹太人从整体上看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复杂的、跨国的、自发组织的民族，是一个既富有合作精神，又具有竞争力的团体和支派。

像中国人一样，犹太人也会面临政策方面的冲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有悖于美国国策——这种情况过去曾经发生过。

犹太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以上那些潜在的问题不会阻碍犹太人对实现自己政策目标的追求。这些目标是：

加强中国和犹太民族的联系，拓宽中国人对犹太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范围，以便使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

反驳来自国外的对犹太人不良形象的错误的传统观念。

强调中国和犹太两个民族间的共同利益和观点，包括那些共同关心的地缘政治和全球问题。

政策推介[1]

没有任何单项政策能够应对所有这些目标，只有靠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才能做到。这些政策包括拉近与决策者的关系，与学者们和未来的社会精英——学生们的交流，当然，也包括广泛的公众交流。很显然，得到中国政府和专家们的赞同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明确，这一切需要长期努力，不能一蹴而就，但马上就付诸行动也很重要，至少有必要采纳以下建议：

1）（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设立一个犹太组织常驻代表团，代表大多数犹太人说话

在中国因为没有土生土长的犹太社区，所以，没有一个中国公民能够代表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站出来说话；与此相反，中国穆斯林和中国基督徒就能站出来为自己说话。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不能够也更谈不上代表整个犹太民族。设立世界犹太人的常驻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各机关及各部门保持适当关系，应该有助于改善中国与更广泛的犹太世界的信息交流，也能够促进相互间的理解与合作。而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于犹太组织与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大洲之中。

2）为中国决策者设立一个高层论坛，商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和双边关系

近三年，中国领导人和犹太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次数比以往要少得多，因此，举行高层次论坛，商讨变化中的世界局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共同利益就显得很有必要。为促成这种对话，不但需要双方进行高层访问，更需要一个由决策者、幕僚们和专家共同发起的合作论坛。如果一个论坛得以成功举办的话，更多的论坛就能应运而生，可重点讨论正在出现的全球问题以及与中国、犹太两个民族利益相关的其他议题。

3）为中国商界领导人设立一个论坛，探讨企业家职能和技术创新问题

除了中以两国间的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以外，在中国可能引起与会者兴趣的还有世界犹太人之间的国际联系，犹太人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发展-知识型-经济方面的经验等。

4）为大学教师设立培训课程

为大学教师和历史教材的编纂者开设的犹太文化课程，已经大大加深了学生们对犹太学的了解，不过还应努力使大学教师更加熟悉犹太文化和基本史实。

5）在北京创建一所犹太学术研究中心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在其首都没有设立犹太学术研究机构的国家，其主要的犹太研究机构都分布在各省份中，所以，在其政治权力中心设立一个犹太研究机构越来越有必要。

6）对学者、学生与合作学术研讨班给予资助

最普遍的学术合作方式是帮助学者们和学生们，让他们有机会参加短期的或长期的学习访问，资助开办研讨班。这里特别予以强调的事情是，必须帮助一部分年轻的中国人在犹太学术领域达到国际水平，就是说，使他们达到熟练使用古希伯来语或现代希伯来语的程度。

7）资助出版物、书籍与翻译工作

中国需要大量犹太人、犹太教、以色列和中东方面的文本信息。相关书籍的撰写和翻译应当更好地得到基金的资助，以便使出版物能广为人知；五百多本有待翻译成汉语的犹太学基本知识的书籍应该被拟订出来。另外，鼓励那些受大众欢迎的中国杂志发表有关犹太主题的文章。

8）建立一个关于犹太历史与文化的网站

将一个有关犹太历史与文化的中文网站保存在中国各主要搜索引擎的索引网页中。对于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来说，网站的创立，就意味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年轻人中间，这项推介最受欢迎。另一项与电脑有关的推介是制作或者帮助发行犹太主题的DVD光碟。

9）电视纪录片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喜欢看电视纪录片。我们应当播放更多犹太主题的片子，新拍摄的纪录片要适应中国观众的口味。例如，一个很受欢迎的主题是来自以色列的新农业技术。

10）组织犹太电影节

一年一度在香港举办的犹太电影节非常成功，应当将主办地扩展到北京和其他城市。

11）举办公开展览

最近（2004年——译者注）有人提议要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博物馆举办犹太文化展览，此项提议获得了积极的回应。

12）梳理犹太人捐款

推出一份宣传册，内容包括纪念性事件和近年来世界犹太人给中国的捐款，这最有可能成为犹太人对中国在20世纪收留他们并建立安全避难所的一种感恩方式。

13）增进犹太民族对中国的了解

加强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这篇报告考察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加深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如何增进犹太人对中国的了解。第二个方面也同样重要，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1] 在此作者概括性地提出了13项政策方面的建议，下一节对每一项政策的立论基础及实施方法作了进一步论述。

政策推介

下列推介作为本篇报告思考的结果，它们不仅包括了对现行政策需要的回应以及对其存在不足之处的反馈，而且还提出了新方案。

孔子的一位弟子曾经请教他的老师：“如何用一个词来定义您教育思想的精髓？-孔子回答说：“教学相长。”如果必须用一个词来概括如何加强中国与犹太民族关系的政策性建议的话，那就是：交流，更好地交流。为了更好地交流，也为了努力获得中国的认同与合作，仅靠更多的访问和金钱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种眼光和长远的政策战略，而这正是犹太民族所少有的。

对中国的长远政策战略将至少分三步走：

明确定义犹太民族政策与以色列国家政策之间的不同之处。显然，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虽然有时二者几近一致，甚至常常雷同，但是本篇报告讲述的是犹太民族的政策。

明确表述犹太民族主要常设分支机构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犹太人显然至为重要（见第3章第3节），美国犹太人能够取得任何其他犹太民族的分支都无法取得的成就。

建立一项优先设定机制，或者至少签订大事优先设定协议，这是一个困难的步骤。优先设定和与政策推介相对应的成本—利益分析，对出台一项理性的政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又是敏感的，常常因政治因素而变得不可能或者不相干，因为独立的决策者和基金来源渠道要做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尽管单项政策不会满足所有的既定需求和机遇，但一系列综合政策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这些推介能够促成媒体、研究机构与重要的过往事件之间达成共识。它们的有效性和政治上的实际可行性已经与中国专家和犹太专家们讨论过。各种各样带有建议性的推介也有先前成功的经验作指导。毕竟许多建议已经在中国尝试过并得以实施。这些推介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民众而言的，按时效性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短期性政策推介，针对那些高层人士或决策者，如第一、第二、第三项。

中期性政策推介，针对更大的群体，包括普通民众，如第一、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项。

长期性政策推介，针对中国未来的精英们，如第一、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项。

总体上讲，这些推介的成本效应可能很高，然而中国人的工资和消费，包括内地的飞机票价格仍然很低。几乎所有这些推介在今后5—10年的时段内是很有可能得到实施的，加上现有的其他方面的开支，一年的预算费用大约就是100万美元。除第一项之外，所有的推介都需要国际资金。

最为困难的工作是如何选择不同的活动来争取有限的资源。没有客观的、理性的方式可供选择，例如，短期性针对高层的政治举措和针对中国未来精英们的长期努力之间的选择就是如此。请两三个犹太主要决策者来华访问几日，与中国高级官员商讨有关事宜，不是一件更有成效的事情吗？或者选出三本重要的犹太方面的书籍让中国学者和学生翻译并出版，发行3000—5000册，不也是一项富有成效的举措吗？这两种选择，同样需要资金投入——大约要用2万—3万美元。然而，把这两种选择放在一起作对比有意义吗？谁又能说出哪一项将产生更为持久的效果呢？

必须清楚，这是一项长期的努力，不是每一项举措都能够同时或在短期内完成。但重要的是现在就要付诸行动，并且要确定那些不能立即执行的中期和长期政策推介的议程。如果考虑预算或政治因素，需要初步限制范围的话，以下四条举措应该首先实施，它们最为重要（尽管其他专家可能有不同的优先考虑）：为决策者设立一个高层论坛（第一项）；建立一个新网站（第八项）；为大学教师设立培训课程（第四项）；资助发行出版物、书籍、译著（第七项）。

无论何种举措，都应让中国方面知晓并理解，要与中国研究机构和专家们共同完成。

推介1（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设立一个犹太组织常驻代表团，代表大多数犹太人说话

立论基础

中国一些专家指出他们倾向于积极主动加强中国和包括以色列国在内的整个犹太民族的联系，而不是只关注以色列。总体而言，“世界犹太人”比仅仅一个以色列国家的影响大。犹太民族不同的支派有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政策互不相关，但完全能够作为合作互补的团体展开行动。

中国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情形，这个国家对犹太人没有仇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在中国不存在被认可的土生土长的能代表犹太民族的犹太社团，这就留下了一片空白。中国不能像其他地方如美洲、欧洲、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的犹太社团那样作为犹太民族的代表去反击其对手。中国人包括穆斯林、基督教徒可以自由地发表他们的看法、观点，假如他们想批判犹太文化，就没有来自犹太官方的声音能够回应他们。例如，中国的一些穆斯林认为自己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代表，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代表。如果有些学术性刊物的文章涉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关系问题，并被穆斯林神职权威人士认为不可容忍，他们的抗议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在中国的外国犹太人不能做出回应，以免有违反中国法律的嫌疑，因为中国法律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播宗教。一些怀有善意的犹太访问者希望填补这一空白，他们在决策者那里要为自己的民族极力争取一些可以看得到的好处，这些干预应该是一系列被认可的战略决策的一部分。

途径和方法

有人提议，国际犹太组织应当着手协调政策并探讨在中国设立一个能有效地代表犹太人说话的小规模的常驻办事机构，当然设立这样一个办事机构必须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它应该和中国政府保持半官方的关系，或者应当有合适的官方协会与机构，以消除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政治障碍。对犹太人来说，必须澄清的是，这样的办事机构不是具有独立职能的新的政治团体，而是一个与其他国家和各大洲有联系的业已存在的各犹太组织的分支机构。对中国来讲，必须澄清的是，这样的机构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非官方组织，而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地位并至少替部分世界犹太人说话的办事机构。这个机构必须与当地犹太社团（北京、上海、香港）保持联系，相互交流信息，并确保它从事的工作不影响居住在北京的犹太人与政府间业已达成的协议，还应当与中国的犹太学者密切接触。它的责任和公文报道方式需要考虑并征得中国政府同意。这一办事机构应当担负如下工作任务：

加强中国政府和广泛的犹太世界之间业已存在的信息交流和协调。主要是就文化方面与地缘政治方面以及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利益问题进行交流与协调。

加强中国和广泛的犹太世界之间的文化与学术联系。

追踪中国有关犹太民族的媒体报道、出版物、学生教材；向中国政府和犹太世界报告那些影响整个犹太民族形象的新旧错误观念以及对犹太民族的偏见或敌意。尤其是对那些明显来源于中国之外的影响，更要予以重视。

追踪大众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态度，尽量给予评价。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民意调查，中国为商业目的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民意调查。

与新闻工作者和媒体评论员保持联系。

推介2 为中国决策者设立一个高层论坛，商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和双边关系

立论基础

2000年以来中国与犹太的决策者们互访的频率比以往少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的政界人事变动频繁，犹太世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就意味着现在彼此的了解不如以前。中国和犹太领导人都意识到，在错综复杂而又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双方都面临着严峻的、长期的抉择。这些抉择不仅与政治、安全因素息息相关，而且与经济、环境、文化因素休戚相关。这就需要双方的决策者和幕僚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观点，尤其在双边关系或全球事务方面更是如此。

途径和方法

提议为中国高层决策者、幕僚和专家们组织一个论坛，并邀请犹太世界中那些具有对等身份的人来参加。这个论坛应包括经过遴选的少数参与者，持续召开2—5天的时间，并且保持非官方性。这样一个论坛应涵盖如下主题：21世纪不断变换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和犹太民族的作用、中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以及未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论坛的设立还能为双方商讨各自关心的事务提供机会。

这样的论坛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随后的系列论坛就可能接踵而至，也许可以集中讨论与中国人和犹太人不太相关的更广泛的全球问题，或者讨论与中国人和犹太人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比如说讨论如何使古老的文明现代化的问题。

此外，还应当鼓励和资助中国官员和政策幕僚们去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包括以色列参观学习。

推介3 为中国商界领导人设立一个论坛，探讨企业家职能和技术创新问题

立论基础

“犹太文化”中包含着经济因素，正如在汉语中它所包含的广泛意义一样（参见第1章第3节）。经济因素在当今形势下是重要的，多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长期考虑的且最迫切的事情仍然是经济问题：他们关注贫困现象，关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中国民众虽然羡慕犹太富人，但是他们并不了解犹太人获得财富的根源，他们重复着西方那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犹太人占有股市、拥有银行等等（参见第7章第4节）。知识分子也不见得对此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历史上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依靠本民族国际间的联系、敢于冒险、知识与科技手段。在数个国家的高科技领域中，犹太人的领先地位众所周知。最近，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们对以色列在高科技领域创新能力的赞赏。2004年6月，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正式访问以色列工贸和劳工部时说，中国“致力于与以色列建立一种长期的互利合作关系，以促使中国在风险行业经营中具有国际竞争力，并锻炼自己的能力”[1]。尽管国与国之间在技术、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不是本篇报告的课题，但这里还是建议高科技领域的犹太企业家、经营管理人员、技术创新者利用自己在全球的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因为中国可能对这些经验和建议感兴趣。至少动员一些以色列以外的重要犹太企业家为了这一利益与合作关系来从事上述工作，这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这一提议是试验性的，具体怎样实施有待于进一步商讨。

途径和方法

探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从犹太企业家的国际经验中获益，尤其是犹太人在知识经济运作中的经验，这就需要为中国的商业管理人员、公共官员、关注经济领域的记者组织一场公开的论坛，并邀请合适的犹太人参加。举办此类论坛的正面影响在于能够更正那些普遍流传的对于犹太财富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

建立一个常驻机构以便于中国人与犹太人不断对话，在两个民族间构建更好的人际关系网；如果可能的话，设立一个中犹商业和技术咨询委员会。

推介4 为大学教师设立培训课程

立论基础

许多中国人是通过教科书和教师的讲解首先了解外国和外国文化的，因此长时期内一些流行的有关外国和外国文化的正面或者负面的观念正是通过课本与教师来传递给大众的。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几乎不讲授西方历史，更没有涉及有关犹太人的事情——这一信息是由中国学者提供的。[2]但是，大学教材尤其是有关历史或宗教方面的教材，确确实实提到过犹太人，不过并非全是正面形象（参见第7章第1节）。一条更有效的惠及大多数学生的途径是为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设立培训课程。过去几年里，南京大学开设了三门这样的课程，上海早些时候也开设了几门相关课程。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是在一周内集中上课，参加学习的大学教师多达百人以上。这些课程的开设获得了成功，同时也激发了其他高校教师的兴趣，由此促使历史教科书的参编者对历史教材有所改动，删除了那些对犹太人错误的、不友善的评论，添加了犹太历史的新段落或章节。

途径和方法

培训教师的课程必须持续开设并加强。其要点在于：

找到多种可靠的年度基金来源渠道；

在一大批高校开设这样的课程。

推介5 在北京创建一个犹太学术研究中心

立论基础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主要的犹太学术机构分布在部分省份，而不在首都。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在北京设立一个犹太学术研究中心。在地理位置和人员配置上靠近政治权力和决策中心常常能增强学者和幕僚们的学术影响力。创立这样一个中心就需要在中国寻找一个官方的合作伙伴。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兴趣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并正在寻找犹太合作伙伴，其他学术机构也表示对此感兴趣。

途径和方法

帮助在北京的中国研究机构创立一所犹太学术研究中心，并使美国、欧洲、以色列（或者各国联合协作）的犹太学术机构平等地参与进来，这是犹太政策的一项目标。犹太代表们应该与中国政府协商选定最适合的地点，首要的目标是应该在北京创建一座综合性的犹太图书馆。

另一种更长久的学术合作形式就是设立一项两个民族或两种文化之间的基金会，由中国和犹太组织共同出资，以色列学术机构参与。这种形式可以称作-中犹基金会”，其职能类似于国家间（如美国和以色列）业已设立的两国基金会。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还可以尝试其他模式。

推介6  对学者、学生与合作学术研讨班给予资助

立论基础

设立奖学金、进行学生间的交流、游学、联合举办学术研讨班，是文化学术合作的基本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里不再赘述，因为所有这四项政策我们已经资助多年，涉及中国、以色列以及其他对中犹关系感兴趣的国家（关于中国与犹太人的国际性研讨班在美国、德国都已经举办过）。决策者们很清楚这些政策的重要性。

但是，一些特殊的需要和机遇还必须予以特别考虑：

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培训中国下一代的犹太学者。中国仅有一两个包括基督教牧师在内的屈指可数的学者通晓古、今希伯来文。令人质疑的是，是否确实有超过一两位的中国学者在掌握圣经语言的程度方面可与当今西方犹太学者相媲美。然而，一少部分在中国、以色列或其他西方国家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如果他们有时间和资金资助的话，是能够达到这一水平的。

其次，需要新的方法吸引中国大学本科生学习犹太课题。举办有关犹太历史与文化的论文大奖赛特别能够引起大学生们的兴趣。在中国开封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迄今已经举办过两届关于犹太历史与文化的大奖赛（2003年夏季和2004年春季），以此鼓励中国学生从事犹太研究工作。给予那些优秀论文的作者适度奖励（一小部分奖金或一本书作为奖品），并将他们的姓名连同论文题目一起刊登在大学校报上。2003年全校（不仅局限于犹太研究所）提交论文40篇，其中30篇获奖；2004年参与人数上升到98人（详情参见附录2）。这种情形反映出犹太课题已受到中国年轻学子的持续欢迎。

再次，有必要优先资助那些由当今事件引发的令学术界感兴趣的项目，比如对犹太—穆斯林关系史的研究，或者反犹主义根源和历史的研究。除了独立的学术研究，也可以联合举办学术研讨班讨论这些问题及其他事宜。如何使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走向现代化也可作为一个问题列入其中，即使这一问题不能引起决策者和幕僚们的兴趣（参见推介2），至少也可以成为联合举办学术项目的主题。另一问题是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侨的关系，这一问题可以同以色列与散居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做对比研究。诚然，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经历有使人感兴趣的相同之处，但也有其独特之处。

途径和方法

继续加大对学者、学生、联合学术研讨班的资助力度，优先资助那些能够给予当今事件更好的历史性解释的研究（项目）。

帮助一些优秀的中国学生和高级学者在希伯来语研究和犹太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学术水平，使他们成为中国下一代犹太学者中的中流砥柱。

开封市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成功举办的关于犹太历史与文化的论文大奖赛每年继续进行，这种做法也应该被引进到其他大学。在中国其他高校与研究机构同样存在对犹太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学生群体。

推介7 资助出版物、书籍与翻译工作

立论基础

对这项推介的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因为它主要针对中国未来从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工作的精英们。中国目前仍然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崇尚阅读的国度。在过去20年时间里，数百本有关犹太人和以色列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出版、发表，但公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一直未能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出版经营的规模太小，公众不了解这些书籍或者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它们（参见第8章第3节、第9章第2节）。尽管翻译外文书籍特别重要，但是没有人制订全盘的翻译计划，也没有针对中国人的优先翻译的书目。因此为中国大众提供更多的相关书籍，并且使公众广泛了解这些书籍的购买途径是有必要的。

以此为目标，特别需要一些学术性书籍介绍有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它们起初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后来又相互走向对立的客观情况。伊斯兰教统治时期的犹太人历史、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根源、西方反犹主义的历史都是与当今发生的事件相关的课题，而且都能引起大多数中国读者的兴趣。此外，另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是犹太人在西方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最近一个被中国女大学生（多数中国大学里女生占多数）更多关注的问题——妇女在犹太教和犹太历史中的地位。中国犹太人过去和当代的历史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应该让中国人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西方国家用多种语言出版过这方面的书籍，但只有少数被翻译成了中文。

途径和方法

下列方案应该被考虑在内：

1）请一部分公认的犹太学者和中国学者选择一批大约有500本的犹太学必读书籍，或把它们翻译成汉语，或者用中文再版，仅这一书目就能对中国学者和出版商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步，列出一个书目清单，内容是关于犹太话题的中文书籍和文章，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翻译作品，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有半成品和待出版的书目，但这些书目必须予以鉴别、整理、更新。这是一项长期的且越来越重要的任务。

2）撰写或翻译一些有关犹太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内容的简短却受欢迎的介绍性文章；同时与学术性著作相对应的简单易读的通俗读物也有着极大的需求量。

3）提供少量资金以鼓励从事犹太学著书的作者，并给出版商提供版前资金，因为如果没有预先的资金保障，他们通常不太愿意出版此类新书。

4）发布新书出版的消息，并在犹太文化和历史的网站上告知人们去哪里可以买到这些出版物。（参见推介8）

5）尽管很难或者不可能把有关犹太话题的文章登载在中国的日报上，但有很多普及性杂志对关于国外事件和文化的短文感兴趣。在这样的杂志上刊登那些信息性强的关于犹太人以及反映犹太历史和文化的文章是极有可能的。

推介8 建立一个有关犹太历史与文化的网站

立论基础

互联网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强，它将成为一种最主要的信息资源。对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尤其是学生们来说，互联网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在中国大约有8000万互联网用户（统计于2004年中期），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至少30％的速度增长。每天大约有1000万到2000万的用户访问中国主要的网站。已经有一些有关犹太人或以色列的网站，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常常设置在局域网中，很难广为人知。建立一个全国知名的以犹太历史和文化为内容的中文网站是及时的又颇受欢迎的举措——在与中国学生的讨论中，我们发现这项推介工作最受欢迎。中国政策的幕僚们和专家们也会在网站上搜索有关犹太人和中东地区的信息。

途径和方法

内存有犹太话题资料的服务器必须设在中国。在现有汉语出版物中找到有关犹太话题的材料不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发动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自愿给网站撰写或翻译文章也并非难事。

应遵循如下步骤：

1）寻找一个中文网站作为合作伙伴，有三个最重要的中文搜索引擎可供选择：新浪、搜狐和中华网。这个合作伙伴必须把“犹太历史与文化”这个网站的网址放在搜索结果的首页，这样可以提高这个网站的知名度。

2）可以与搜索引擎的经营者讨论资金和政治条件（如果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网站就有可能免费维持），要让经营者完全了解可能存在的限制。

3）招募一些中国志愿者，让他们创建这个新网站，并定期予以维护和升级。

4）邀请一些中国学者或研究所人员定期撰稿；扫描一些书籍和文章，再把它们发布在网站上。

5）先期提供二三十个网页，其中一个网页向人们推介有关犹太话题的中文新书，并提供购书信息。（参见推介7）

6）必须有一个网页，提供年轻的犹太人希望在中国交笔友的信息，因为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些犹太研究中心的学生愿意交犹太人笔友，但又苦于不知道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

推介9 电视纪录片

立论基础

电视纪录片在中国很受欢迎，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截止到2004年4月，已经有13个中央频道，更不用说数百个地方频道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国中央电视台中CCTV-1频道覆盖范围最广，遍及全国各地；CCTV-10是科教频道；CCTV-7是军事农业频道；还有一个新增的少儿频道。《走遍中国》和《二战中的美国》这样的纪录片似乎颇受欢迎，还有其他的一些（纪录片）也是如此。许多中国人是通过电视了解“大屠杀”的，据说中国中央电视台缺少配有汉语解说或中文字幕的犹太纪录片。

多数大学生在自己的电脑上观看DVD光碟。对他们而言，看DVD片比看电视更重要。

途径和方法

应该尽最大努力使中国人看到更多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纪录片，看到反映犹太人对中国贡献的纪录片。中国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甄别、筛选一些适合中国观众口味的犹太纪录片方面接受帮助。能够引起中国领导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巨大兴趣的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农业技术方面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包括滴灌技术、太阳能技术和更多其他技术。许多中国农民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感谢那些来自以色列的创新技术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也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中国领导人心中明白8亿农民身上所蕴含的政治力量，并关注他们的心声。

再强调一下，对于刚刚所推荐的网站，一定要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管人员协商播放纪录片的资金条件和政治条件。

有关犹太主题的DVD片和电视纪录片应该在广大学生中得到普及。

推介10 组织犹太电影节

立论基础

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的香港犹太社团已经举办了四届一年一度的犹太电影节，[3]第五届电影节计划在2004年11月举办。与电影节同时举办的还有观众奖、新闻发布会、电视电话采访。电影节的赞助人及其影响都大大超出了香港犹太社团的范围。电影节的赞助者包括个人捐赠、从事工业的公司和那些犹太电影出产国的领事馆，如奥地利、加拿大、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波兰、美国等。

途径和方法

香港犹太电影节获得了支持，也值得推广。它的成功经验应该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尤其在北京市。当然在北京会受到方方面面政治、现实条件的制约，比如说必须通过文化部或北京市市长的批准。

推介11 举办公开展览

立论基础

在犹太文化向中国扩展的过程中，展览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已经举办过的展览有“大屠杀”、巴以冲突、以色列设计、以色列个人画展、开封犹太人以及其他方面。几乎所有展览都在地方上举办，时间很短，没有引起全国反响，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中国专家认为在地方上举办展览成本与收益不对称，这些展览总体上说是费时、费力又耗财；举办流动展览可以扩大影响，但费用可能更高。举办公开展览能让部分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犹太历史和文化，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可以替代影视、网络和书籍的作用。

途径和方法

1）2004年春季，中国某机构拟举办一次有以色列方参与的犹太文化展览。由于这次展览是在北京一座重要的国家级博物馆举办，就有可能成为不同于一般级别的大事件，它潜在的影响比先前多次举办的展览要大得多。

2）要扩大这次展览的范围以及其他展览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让中国地方媒体和国家级媒体尤其是电视台报道这些事件——毕竟在过去，中国媒体很少涉及展览这样的事情。

推介12 梳理犹太人捐款

立论基础

北京和上海的学者曾经建议犹太人应该在中国做些慈善的活动，以承认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很多犹太人曾避难于此的事实，据说这样会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那种认为犹太人在中国从未做过慈善贡献的观念是错误的，而中国人对此表示失望也是毫无根据的。香港、上海一直都有犹太人在进行捐赠活动。在广东省的一个农村地区，一位犹太人捐资兴建了一栋宿舍楼并配备了相关设施，为当地贫困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同时接济他们食物，并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障。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捐款，因为一些捐赠人喜欢保持谨慎的态度而不愿意公开炫耀自己的慷慨大方。

途径和方法

回顾一下20世纪犹太人给中国人的捐款与慈善活动是很有必要的。调查结果可以公布在一本宣传册中，并在里面注明中国哪些地方需要新的慈善捐助。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比如美国犹太人给非犹太人实质上的慈善捐助要比给犹太人自己事业的捐赠多得多。

推介13 增进犹太民族对中国的了解

立论基础

加强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这篇报告讨论的是一个方面，即增进中国人对犹太人的了解方式。而另一个方面——如何增进犹太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同样重要，并且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在这里，我们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这篇报告后面的-历史事件附录-中表明犹太人曾经在几个世纪里与中国文化有过几次短暂接触，导致了20世纪犹太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文明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对近现代中国的遭遇深表同情。

途径和方法

给以色列方面提政策性的建议要比给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提建议容易。2004年，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大学中有五六百名学生在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相对以色列的总人口而言，这个数字相当惊人。2001年，中国艺术品在以色列博物馆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次展览也是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引起了大众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但在以色列的学校教育中，亚洲历史仍然是一片空白——这一状况理应得到纠正。可通过把中国书籍翻译成希伯来文、举行演讲、举办展览和组织电影节的方法来鼓励犹太大众对中国的兴趣。

评价目前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对中国感兴趣的程度是十分困难的。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犹太领导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中国感兴趣的程度可能要比欧洲高得多。美国犹太学者和作家已就中国这一话题撰写出大量专业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和论文。犹太人应该更广泛地认识到，需要更加努力、寻求更多机会加强中国与犹太民族之间的联系，这似乎仍然是他们所缺失的。

[1] 见《中华工商时报》，转引自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站之一新浪网，2004年6月23日。

[2] 此种说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译者注

[3] 参见www.hkjewishfilmfest.org。

第1章 背景和目标

1.本报告的缘起和目的

中国的未来为什么会影响到犹太民族的未来呢？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犹太人的命运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支配：直到1939年，将近90％的犹太人居住在欧洲和美洲，而这两块大陆主宰着世界现代史以及犹太人的历史。但是，随着大部分欧洲犹太人被消灭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这一数字下降到了不足60％。除了以色列之外，犹太人的目光仍在关注着欧洲和美洲以及这两大洲的文化与政策。现在人们迫切需要承认这样的现实：“全球性的权力转移正在形成中。”

全球权力中心正快速地从西方转向东方，并且不久就会给当今国际形势带来剧变，同时也为东西方自身带来挑战。西方国家中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亚洲力量的增长……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正使它成为影响力更大的政治军事权力中心。[1]

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正在重新崛起为一大强国，因此犹太人应该更加关注对华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自信，不仅表现在与其周边国家的相处中，更表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战略家们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位越来越趋同于其他强国，而非第三世界国家。引用中国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共同“承担全球义务”。[2]自2000年以来，犹太决策者们已开始反思：犹太人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几个新崛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显得至关重要。地缘政治中心转向亚洲这种趋势可能是犹太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将会为犹太民族提供机遇以改善未来的命运。相对于这些机遇来说，几乎不存在什么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和利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犹太决策者们过去对中国不够关注。许多犹太人都知道，二战期间上海变成了两万多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家园，但是几乎无人知晓这样的事实：假如当时犹太人知道上海确实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的话，假如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尽最大努力把犹太人带到上海，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犹太人在上海得救。可悲的是，少数犹太领袖做的恰恰相反，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提供帮助，而仅仅是因为中国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之外，不属于他们所认可的“文明”国家。今天更令人愤恨不已的事情是，我们发现那些犹太领袖故意阻止犹太人从中欧移居到上海，其实当时展开营救活动原本还是有可能的。读一读当时一位高级委员会成员、纳粹帝国时期的犹太代表（Reichsvertret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的话就会知道这一切。他在1938年至1939年间还抵制把更多受迫害的犹太人转运到上海的要求，尽管他们已经无处可去。他这样写道：

以烈士之躯死在中欧远比客死上海更加荣耀。[3]

犹太决策者们和犹太公众必须抓住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现在就抓住它，而不是等到20年之后。为此，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必须加深相互了解，互通信息。

2.犹太民族政策的目标

就中国而言，犹太民族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主要目标是加强中国和犹太民族的联系，提高犹太民族的地位和与之相应的善意，普及犹太历史和文化知识，以便使中国人更能理解当今所发生的事件。这样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作为犹太民族家园的以色列，理解以色列的目标和困境。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更便捷地得到有关犹太历史和文化的信息渠道，比如通过教学与研究、出版书籍、播放电影电视片、建立中文网站、举办展览等满足中国公众的兴趣。

2）作为上述目标的一部分，应该让人们知道：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关系是历史悠久的；犹太人至少在唐朝时期（618—907年）和平而友好地来到中国；河南省开封市的犹太社区在此后长达8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应该进一步鼓励中国人民增强对20世纪上海、哈尔滨的犹太社区的兴趣。

3）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对犹太人有一些模式化的旧观念。这些观念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不友善的。所有这些观念都来自西方国家、穆斯林世界，或者来自日本。纠正并且有可能的话消弭这些负面观念是犹太政策的又一目标。

4）从长远看，中国将会在全球事务中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因此一项更为长远的目标是让中国人认识到犹太民族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区域性威胁，让中国人认识到犹太人和中国人可以共同承担国际间和地区间的有关地缘政治的重要责任，中国对这一责任意识的阐述可能产生更强的地缘政治影响。

3.文化政策——一种加强联系的手段

这篇报告主张以文化政策为出发点作为整体上加强与中国的未来关系的主要手段。中国人一向十分尊崇文化，这个词在汉语里的含义非常广。“文化”在中国人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比起与之相对应的英文词条有着更为深刻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含艺术和文学，还包含语言、基本生活特征、行为方式、共有的文献遗产。中国人传统上赋予“文化”极大的力量，尤其是“用非军事手段的力量去影响其他国家”[4]。换句时髦的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讲，“文化”包括所有意义上的“软实力”。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喜欢强调他们是这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保护者，甚至在20世纪，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创伤的动荡也被冠以“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之名，尽管这场革命的起源和目的具有政治色彩。

以文化的形式介绍犹太民族意味着承认文化和智力活动在中国历史和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一项-文化政策-可能为中犹两个民族之间开启多扇大门，增加信息流通，强化对双方民族历史的相互了解、创建团结意识与共担双方关切之事的意识。文化政策能够绕过短期的政治困境为业已改善的长期关系——包括政治领域的关系奠定基础吗？这种主张对中国有效吗？中国人确确实实将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区分得很清楚。尽管他们会宽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表现形式，但是一旦宗教活动牵涉到政治时，他们就会起疑心。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犹太专家们一直心存疑虑：文化是中国政府政策的一种手段——文化自身不能独立地改进两个民族的关系。有一些中国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疑虑，或者对全面改善两个民族关系的努力有抵触情绪。可是，大多数中国专家支持这种基本设想，即文化关系总体来说在构建两国未来关系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与教授们相比，在犹太研究的学术领域内那些莘莘学子们则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在发展未来关系时，要吸引那些支持增进双边关系的人以及可能的反对者，参与到进一步的对话当中。

从广义上讲，文化政策最核心的群体，很显然是那些“精英们”——知识分子、舆论主导者、决策者、教师、学生等。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更广大的民众，因为中国有很多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听说过犹太人或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不仅给那些精英们传播更多的知识，而且要通过一些途径和方式尽可能地传播更多的犹太知识给每一个人。许多媒介可以用来传播信息，但最为重要的是传递某种情绪，即同情什么，厌恶什么。媒介形式包括演讲、研讨班、新闻报刊、书籍、影视、DVD光碟、收音机、互联网、展览、卡通片等等；有流行歌曲，包括很受欢迎的抒情作品与摇滚乐队，这些歌曲在中国年轻人中很受欢迎；在清真寺、教堂、寺庙里有很多布道活动，还有使用扩音器面对人群的公共演说……手段不一而足。无论如何，传播信息的方法变化很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收音机，现在似乎正逐步淡出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新闻报纸与过去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很少有学生阅读中国的日报。摇滚乐队30年前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的信息和情感是在五一劳动节游行中通过高音喇叭传递给人们的。但今天，人们很少能见到这种情况了，因此，文化交流的方式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本篇报告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专家、学者及一些大学。学者们能够创造知识并把知识传递给那些掌权的精英们，学术界的教师们和其他资料提供者一样相对容易接近这项计划。详细的资料来源参见附录4。这篇报告，尤其是其中的政策性推介，大大超出了教学与教材的内容，它所提出的文化政策深深根植于更为宽泛的政策背景中并与之相互作用。

第2章 新篇章：中国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

1.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文化力量

中国一直是文化、政治、经济上的大国，她比其他任何现存文明都要悠久得多。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她对远近国家都有着持续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国都属于泱泱大国，可与任何西方国家相媲美。中国曾是一个有着近3亿人口且充满自信的中央集权制帝国，而同时期的法国、英国和北美，分别仅有2000万、1000万和600万人口。中国的军队曾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国内经济繁荣稳定，伟大的艺术也不断革新，新儒学哲学家对经典著作不断注解，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出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尽管早些时期中国取得了科学和技术上的伟大成就，但中国近代科技的落伍导致了这个古国在18、19世纪停滞不前，从而最终加速了旧中国的衰败和没落。此后，历史学家就开始探讨造成这一重大失败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原因。但就中国的悠久历史而言，早些时期帝国的辉煌和实力与现今的间隔是很短暂的。

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区别何在？一个方面是其历史悠久性以及历史连续性，另一个方面就是王朝更替的周期循环。过去2000年里的主要朝代，如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都见证了中国的盛世，经过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强盛之后就开始衰落，通常会遭到外族入侵和内部叛乱的蹂躏，但经过一段衰弱和分裂之后又重新强大。

第三个不同与文化及非物质基础的实力相关，同时也解释了前两个不同。中国的悠久历史没有依赖中央政权，因为它总是处于不稳固状态，也不依赖执政王朝，因为所有王朝几乎都没有完全统一，其对全部领土的控制也是在有限的时期，并且没有形成可靠的地方实力基础。当然，中国也不能仅仅依靠军队，因为没有任何军队能保证一个像中国那样辽阔的国家得以永久统一。最杰出的汉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互补的方法来解释中华文明连贯性的原因。J.费正清（J.Fairbank）以及M.戈德曼（M.Goldman）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稳固的社会现象”[5]。这些社会制度及行为模式正是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化”的必需部分，这些是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也正是这些方略使得中国能够治理这样一个就人口数量和国家疆域而言在人类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国家。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在解释为什么“中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鲜活文明”时，这样说道：中国“独特的连贯性”是基于一种“中国思想中对于过去的膜拜”和一种完全以精神记忆、语言以及文字为基础，而不是以几乎完全被毁掉多次又得以重建过的物质纪念物为基础的历史感。中国有别于他国之处在于其“昔日的精神存在和物质缺失”。里克曼斯进一步补充了与这份报告紧密相关的评论：

唯有犹太传统可能呈现出与这一精神连贯性现象相类似的情形，这也正是我在这里所要研究的内容。[6]

很少有西方人注意到两个民族在-精神连贯性-方面的相似性，但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他们对犹太民族感兴趣的原因（参见第4章第2节，第6章第2节）。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的未来演变是难以预测的，就如同迄今为止一直有助于维持其精神连贯性的“行为模式”一样无法预测。虽然西方化正浸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许多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仍囿于儒家以及其他古老的传统。然而，儒家以及其他传统却不能再融入那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之中，就像传统的犹太教或伊斯兰教那样。中国以其古老而伟大的文化自豪，但不可能恢复古老的东西，而且至今也尚未创建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2.保持大国地位的长效条件：知识经济

中国正重新赢得200多年前所失去的大国地位。然而，当前中国重新崛起的环境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未有过的。经济全球化正在把中国变成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并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1990—2002年工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42%上升到52%，这是前所未有的趋向，[7]而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正急剧下降。专家们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期的还要惊人。2003年5月法国一个智库就曾预测大约到2050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从22%下降到12%，而中国的份额将会升至25%，[8]当然这仍然低于18世纪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据推测那时曾达到38%。然而，国际问题专家和中国专家认为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将给其对内政策带来巨大挑战，并给政治性决策带来难度。[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经济原动力正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规模崛起，这将打开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也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不少压力，它们必须痛苦地调整自己以应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新形势。中国会在全球经济中引起连锁反应，欢迎外国公司进驻中国、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的利益所在，这会缓和但不能消除调整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有可能导致一定时期内西方国家政治中的排华反应。政治家们将不得不应付这些影响，因为在以中国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的欧美，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2003年，中国超过墨西哥占美国进口的11.4%，而同美国的贸易顺差已达1240亿美元。痛苦的调整过程虽然是过去150年世界经济史的标志，但是这些调整要么是工业国家强加给不发达的农业殖民地经济，要么发生在工业国家之间。1840年针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便是将骇人的调整强加给经济弱小国家的例子。相反，一战前德国的经济扩张和二战后日本的经济扩张则是工业世界内部主要调整的例子。中国是第一个将大规模的调整强加给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自身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但却日渐成为最大原料进口国之一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这样的发展是全球市场力量所导致而并非权力政治的结果，而且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由海外跨国公司所左右，那么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2003年，外资企业已占中国出口份额的55%。我们没有历史模式来预测这种必要的全球调整将会如何收场。

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在于其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跨国公司所利用，这种经济实力能生产出任何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并比其他国家都具有竞争力，但这不能永远成为该国家实力的唯一基础。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想在别的领域赶超先进国家并取得成就，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就必须更具有创新性。中国也必须成为一个知识经济型国家。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信科学技术是未来发展的驱动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在1991年到2002年期间会以每年15.2%的比率高速增长。中国研究人员数量现已超过日本（分别为811000人与676000人），虽然两个国家在界定上有差别，然而中国的科学技术生产率的增长却不能与这一巨大努力成正比。拿专利指标来说，它是科技创新的最佳衡量标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中国的创新表现或者研发产量无法与研发的投入成比例。1999年，中国所有专利权在世界专利权领域所占份额还不到0.2%（其中的一半为外国公司和个人拥有或联合拥有），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共占据了世界总量的90%以上。[10]

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其最新的研究开发中获取效益；此外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匮乏，依赖于国有企业和行政任命企业负责人的计划经济的严重后遗症，工业、高校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脱节。

一些中国科学家和一些华裔科学家已经开始批判地分析中国-在世界科学舞台上的低迷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尊重习俗和等级制的儒家传统”，-政治上的顺从-以及-对权威和现存范例的尊崇”，它们是科学突破的主要障碍。[11]这些科学家有在美国研究的经历，他们懂得，在西方科学和技术创新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个社会容许独立思考和自由观念传播。然而，问题是在不危及这个大国的稳定、团结的前提下，西方的这些特征能否不受阻碍地引入中国。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也颇有成效的集权国家-[12]，但是对新事物经常持怀疑态度。从19世纪以来，历时三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深思-现代化-是否必须意味着-西方化-这一问题。许多年轻的城市居民认为现代化的确是一种西方化，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文化模式是西方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全方位地——从东方到西方——寻找现代化的模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一样拥有后儒家思想的一些特征，但它们建立了一种有秩序的社会。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已经形成引人注目的创新能力。但是中国并不是只依赖外国模式，鉴于国内对现代化的探讨，-中国有能力从自己的过去中寻求理念，甚至是答案-[13]。

中国关于现代化的探讨类似于100年前欧洲犹太人的现代化——它起始于犹太启蒙运动。当时的犹太人不得不面对西方思想和文明带来的压力，而这种思想和文明后来也势不可挡地、汹涌澎湃地涌入了中国，影响了中国人。20世纪，这些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争论成果在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其他学者解释了犹太人对20世纪的科技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原因在于他们受-创造性怀疑论-（creative skepticism）传统的影响。这种情况与现在中国科学家所批判的-对权威和现存榜样的尊崇-恰好相反。

但是，这种批判可能显示着中国正在向一种新的中国式的-创造性怀疑论-靠近，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质，也可能预示着改革即将到来。

[1]James F.Hoge，-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Is the United States Read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p.2.

[2] 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3，p.32.

[3] Avraham Altman and Irene Eber，-Flight to Shanghai 1938—1940：The Larger Setting”，Yad Vashem Studies XXVⅢ，Jerusalem，2000，p.53.

[4] W.J.Peterson，A.H.Plaks，et al.，eds.，The Power of Culture—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Hong Kong，1994，Introduction.

[5]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China—A New History，enlarged edition，Cambridge，MA/London，1998，p.18.

[6] Pierre Ryckmans，“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9，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March 1989，pp.1，2，7，13，footnote 1.

[7] Martin Schaaper，An Emerging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China？Indicators From OECD Database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STI/DOC（2004）4，22 March 2004.

[8] John Vinocur，“A European Doomsday Scenario—French Research Group Paints a Gloomy Economic Picture”，New York Herald Tribune，14 May 2003.

[9]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2002.

[10] Schaaper，op.cit.，pp.52—57.

[11] Mu-ming Poo，-Cultural reflections”，and seven other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and American-Chinese scientists，in-China-Messages to China from the West”，Supplement to Nature—International Weekly Journal of Science，11 March 2004，pp.203—222.

这篇文章2003年底首先在中国发表。

[12] Fairbank-Goldman，op.cit.，p.1.

[13] Orville Schell，-China’s Hidden Democratic Legac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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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21世纪中国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影响着犹太民族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分量导致中国政策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其中一些挑战是全新的，犹太政策决策者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些挑战。犹太民族的政策不可能改变中国基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不必与中国核心利益产生冲突。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将会面临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不是来自犹太民族，也与犹太人没有关联，但是，中国的政策将对犹太人的利益产生深远影响，而了解这些挑战，分析犹太政策是否能够至少间接影响中国的政策或反应，或者说犹太人是否能够应对中国的这些政策和反应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犹太政策决策者们要有长期的战略思考并将犹太政策并入到重大的战略框架之中。

在与犹太人相关的领域中，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对中国政策起决定性作用：

快速增强的——在未来20年将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依赖将开始打乱当今以石油为基础的全球战略平衡；

伊斯兰的特点以及中国内陆穆斯林与汉族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科技和战略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犹太势力对这种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以及未来贸易及军事紧张危险的存在；

中国与以色列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关系的未来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前三个因素，当然，这也依赖于以色列和犹太人关于中国的政策和信息方面所做的积极主动的努力。

1.中国能源安全及中东石油[1]

石油正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石油进口的快速增长。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平均每天550万桶石油（2004年初使用600万桶），仅次于美国的2000多万桶。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对石油依赖性的持续增长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如此，如今的中国仍是一个小型的石油消费国（仅占全球石油消费的7%），因为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量非常低（例如，仅是韩国人均石油消费量的1/10）。但是中国庞大的经济对石油的渴求将是巨大的，在不考虑中国经济会遭遇暂时冷却的情况下，据预测，中国长期的石油需求会随着快速的运输、发电、石化生产的发展而急剧增长。就2003年中国石油消费量来看，每天的555万桶中的200万桶是进口的。由于国内石油产量不会增加，消费量的迅速增长必将完全依靠进口。2004年2月中国石油需求量比2003年3月的需求量增加了33%，其原油进口则比2003年3月增加了60%，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在2020年后将会接近美国。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总需求的75%将依赖进口，而这其中的90%将会来自中东。[2]在未来几年里，能源构成变化和更大的能源利用率对整体局势影响甚微，因为石油仅占中国不足7%的发电量，仅占不足19.5%（2002年）的能源原料总量，而煤炭则占发电量的69%和全部主要能源提供的58%。[3]如果期望新能源技术在未来20年里从本质上改变能源失衡的状况，新能源技术就必须得到发展并很快具有竞争力，这将需要庞大的国际研究和发展成果，但不幸的是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是沙特阿拉伯，其次为伊朗，再次为西非。中国对沙特石油依赖性的增强将无法避免，因为仅沙特一个国家就被视为拥有中国所需的石油储备并具备满足中国石油需求的能力。石油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将其石油供应国多元化的近乎狂热的努力，只会导致对这种依赖性的微弱减少而不是明显的减少。[4]

对于中东产油国而言，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是逆向的，但却同样引人注目。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不仅仅是他们最大的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石油公司在亚洲售出的石油价格高于别的任何地区），而且也可以成为对石油生产国政治社会稳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中国在未来20年中很有可能继续维持每年以最大速度增长的石油市场。沙特需要这一市场，因此小心翼翼地对待中国，并且尽力确保最大可能的中国市场份额，这一点是发人深省的。中国对石油的新依赖，不同于欧洲传统的脆弱性与依赖性，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如今，石油生产国之间互相竞争，他们更清楚他们在何等程度上需要消费者的投资、需要长期的市场安全以及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保护——至少他们明白消费者对于生产商是多么重要。中国知道自己在交易中处于强势，也明白石油生产国会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他们最重要的消费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沙特或伊朗等国家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领事馆或组织-文化周-的请求持限制态度。如果美国仍坚持对中东施加民主压力，那么中东专制政权在中国寻求安全市场和保护的进程很可能会加速。然而中国的相对优势地位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石油安全问题，无论是从供应安全还是从供应途径上看，都已成为困扰中国的根源。

世界地缘政治的某些平衡将会被打破或被一些仍不可清晰预见的新生势力所取代。例如，中东与东亚的互相依赖性要比中东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依赖性高。中国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中国新的能源平衡将会越来越影响中东的政治、经济动态以及中东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声称对中东有着优先性的、历史性的-特权-关系，而中国，也可能是日本或韩国对此提出质疑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专家们认为基本数据是无可辩驳的，但变化如此之快会使大多数国家公众和政客都跟不上变化的步伐。中国的中央决策者和党内官员早就清楚，如果中国想保持高的发展速度，能源独立这一理想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依赖性会增长得如此之快，范围会如此之大，驱动这一变化的是市场力量而不是政策干预这一因素。据了解，公众很少讨论的这一新形势已在中国政界引起相当大的忧虑。逐渐增强的依赖性蕴含的政策含义正慢慢被充分意识到。中国的顾问团和智库正在探讨中国长期的经济、环境、地区、技术、国防和对外政策上的选择，而正是后两项对于我们有特殊重要性。

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其能源安全。中国有几种选择，但是没有一个是很轻松就能实现的或是注定会成功的。一种选择是走单边路线，即尝试从石油富有国家获取优先待遇，当然，这要通过支持这些国家的所有政治、军事目标，包括恢复过去的武器交易来实现。但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说，这是最不具有吸引力，也是最不可能的选择。这种选择非但不能确保安全与稳定，反而会引起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剧增，会使中国陷入中东石油生产国的谋略与对抗的谜团之中。然而，如果与美国紧张局势剧增是缘于其他原因，那这种单边策略又会变得更具吸引力。第二种选择则恰好相反：紧密配合美国试图稳定中东的外交安全策略，而这是对当前中国官方立场的一种难以想象的改变，尽管中国不能忽视美国海军已经确保了从中东到远东石油长途运输的安全，这一局势在未来很多年内是不会改变的。就中长期而言，如果中国的关键利益得不到多国合作更好的保护时，与美国合作的选择将越来越不可避免。就眼下来看，后一个选择对于中国不无裨益。一位重要的中国能源专家与政府顾问最近提出一种革新性的、出乎预料的多国行动的说法。他建议中国向-东亚能源安全合作组织-靠拢，这个组织包括韩国、日本。东亚（中国、日本、韩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地区，几乎占全球需求量的30%。在中国带领下，这一组织将很快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势力的代表：

随着在中东建立稳定的石油市场和政治局面这一共同利益的增长，东亚国家应该具备针对此地区的共同战略，包括针对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宗教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战略。[5]

2003年11月，北京发出声明，声称中国、韩国与日本正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能源市场”，这是趋向能源安全合作的第一步。但目前这一合作却因中日对正处于建设中的俄罗斯石油运输管道的优先使用权的激烈争夺而受阻。[6]

中东的长期不稳定正快速成为对中国及东亚经济成功的威胁，甚至有一天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自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再没有来自中东的任何事件影响过中国的重大利益。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直至近期，中国仍在不危及自身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调和性政策，其内容包括对阿拉伯的声援（适度的物质及军事支援）以支持阿拉伯的事业；与以色列在一些领域维持密切的相互利益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所面临的新形势必定促使其对主要政策进行重新评估。中国将不得不面对那些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和外交层面上的而是已经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曾萦绕在西方人心头：是否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引用一位以色列前总理的话）阿以矛盾，而后开创一个长期和平与繁荣的时期？或是只有可能更好地控制这一冲突？究竟构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什么样的关系、何种形式的巴勒斯坦才会促成稳定？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演变潜力将怎样影响它的邻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在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情况下，中国一些政策专家预测的在未来20年或更多年内，沙特仍将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石油出口国，并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这个预测是否能够实现？如果不能实现，中国会有怎样的选择？

如果以色列被视为对中东稳定有贡献而不是有危害的国家的话，那么，对于犹太民族而言，中国石油依赖性的意义并非消极的。在涉及中东方面问题时，中国并未拿定主意，中国的精英们仍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国自身对这些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分析潜力虽然在增强，但仍是有限的。在中国，有些涉及伊斯兰教、中东以及沙特阿拉伯的有重大价值的西方出版物要么是没有，要么是不容易获取，甚至一些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也都不知晓。但一些中国学者以强烈的历史感来看待这些问题，这有可能开阔了他们当前和未来研究的视野。一位中国专家评论说，中国人必须比以往更为深刻地学习犹太历史和文化，这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2003年10月30日我们必须运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否则，就形不成我们自己独到的中东政策——你不可能总是借用别人的（政策）。[7]

2.中国穆斯林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有着令人自豪的文化上的丰富性和政治上的复杂性。在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阿拉伯人就以和平商人的身份进入中国的海岸城市，甚至很有可能也进入到了北方城市。公元751年，穆斯林军队侵入中亚，正是在这一年阿拉伯—穆斯林军事联盟在怛罗斯（Talas River）一战中打败了唐玄宗的军队。中国军队的这次战败是亚洲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也成为佛教在中亚、阿富汗及今天的巴基斯坦衰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中国激起了很多早期阿拉伯和波斯学者与旅行家的好奇心。正是从9世纪和10世纪阿拉伯史学家那里我们获得了有关中国犹太人的首次详细记述。[8]

数世纪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经历了平静期和对抗期。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时期，许多中亚穆斯林在中国定居，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起着特殊作用。在明朝，他们也同样拥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在与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同时，17世纪的中国穆斯林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和复兴，许多穆斯林融入到了中华文明中去，其清真寺采用传统的中国寺庙建筑风格便是体现，但是他们并没有摒弃其传统宗教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相比之下，19世纪中国的一些地区则出现了穆斯林起义，但都被平息下去。例如，一位中国穆斯林阿訇在云南省发动了一次反叛，于1856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政权，并维持了将近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竭力与少数民族建立和平共处关系，尤其是满足穆斯林对社会经济和许多宗教渴望的要求。

穆斯林的足迹遍布中国的所有区域，但任何局外人能对当前中国与伊斯兰教在这一广阔疆域内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敏感并很少被报道过，即使中国政府也不能对此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从官方资料来看，中国13.4亿总人口中，穆斯林多于2000万，而其中的1100万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另有未经证实的非官方数字显示，中国有3500万穆斯林甚至更多。然而，与亚洲其他地区、非洲或欧洲等其他任何地方相比，中国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很少（不到3%）。

根据官方有关穆斯林的统计数据，如今的中国有45000个阿訇，35000座清真寺和26000名研读《古兰经》的学生，其中绝大多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很少有其他宗教敢夸口有如此之大的数字。此外，还有一些数量不明的中国穆斯林在中国伊斯兰教机构的鼓励下到伊朗、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教学校学习，而且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在提及上述国家时这样说道：在那些国家学习的年轻人将会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未来领导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献给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第1350周年”的官方白皮书中强调了伊斯兰教教育高于一切，并用文字和画面展示了中国伊斯兰领导人与伊朗、沙特、利比亚、巴解组织及其他组织来访领导人的相互支持。[9]作者谈到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跟30个登记在册的女性伊玛目的会面，他推荐说这是阿拉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能够从中国学到的更具有启迪意义的事情之一。中国领导人与精英人物希望他们的国家能与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与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和平共处，而且中国穆斯林机构中的官方人员也很支持这一愿望。

中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可能影响到中国对中东和犹太民族的政策。中国可能会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给巴勒斯坦方面更多的声援及其他支持。用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讽刺性话语来说就是“西方人有意给那些穆斯林的委屈以极大的关注，但是他们希望的是别人付出代价来安抚这些委屈”。[10]

相对于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而言，中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没有被长期的冲突与反抗所负荷。古代的中国，对宗教差异是宽容的或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偶尔发生的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对抗，穆斯林可以信仰其宗教并可以参与到公众生活当中去。当然在中国古代也可以发现一些不喜欢伊斯兰文化的措辞，例如，对穆斯林禁食猪肉的鄙视，但这与欧洲人对穆斯林的敌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与西方人和蒙古人不同，中国从未威胁过或在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即中东（虽然18世纪时清朝重新占领过中亚穆斯林的一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而实际情况是伊斯兰教渗透到中国，并试图使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而且有时还取得了成功。

因此，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在安抚-穆斯林的委屈-时较少有被迫的感觉。中国甚至有可能意识到他们与犹太人面临着相同的地缘战略问题，或许双方都能从其相互的经验中获益。而这一因素可能促成未来中国在中东扮演和平支持者的角色。（第3章第4节）中国的决策者与专家正在关注以色列和那些与穆斯林世界相关的重要国家的关系。中国政策专家，也可能包括领导人，仍视印度为一个潜在的敌手，并显然对2003年以色列与印度公开展示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感到震惊。印度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尽管它拥有1.5亿—2亿穆斯林人口，而这一数字是中国的数倍之多。中国将密切关注以色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2004年春印度大选之后——在这次选举中国大党组成的新政府执掌了政权。

3.中美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

对于中国来说，第三个政策问题极其重要也更为复杂，它的未来进展也较之前述两个更难以预测。然而这也正是犹太人可以真正施加影响的地方，犹太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制定具体而有说服力的政策方案。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远大于两国的意愿。中国需要美国作为其商品的销售市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30%是进入美国这个唯一的最大市场），中国需要美国作为其科学、技术的通道（有42%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中国需要美国与之合作解决朝鲜、中国台湾、中亚、中东甚至更多的问题。相应地，美国也因一系列经济、贸易、金融等原因需要中国，也需要中国在上述提到的诸如朝鲜等问题上与之合作。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也成为维持美国人生活水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虽然美国公众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从日常生活用品到精密的电脑零部件，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可以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制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大批量产品运往美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确保中东石油供应的安全、伊斯兰军事力量、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将迫使中美继续寻找利益的契合点，正如他们从2001年“9·11”事件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但这一趋势也可能会被台湾、朝鲜或中国自身的突发事件所严重干扰。

美国政客与专家们正在进行一场针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激烈的公开辩论，在讨论中对双方关系的未来预测有很大的分歧。一些人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现行体制将会对美国形成长期的战略和经济威胁，他们运用传统的大国政治模式来分析中美关系，推测两国之间主要的军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也可以找到这种悲观主义论调的反映（第9章第1节）。这两种平行的观点很可能会互相强化。另一方面，一些人则争辩说在当今世界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已经过时，他们断言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大国政治游戏中的陈规，日益增强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冲突在中美两国间更有可能出现。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中国专家引用中国对外技术依赖性来为第二种观点辩护说：

美国正以特别的方式从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中收获其战略利益……中美之间正在发展的经济关系类型正是长久以来美国战略中一直寻求创建的……作为一个经济开放和进口大国，中国将可能在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许多领域中成为美国的盟友。[11]

美国的犹太政客和专家们是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所设想的犹太事业的支持者来参与这些讨论的。一般而言，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传统的政治态度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国家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许多犹太领导人意识到制定对中国长期战略的重要性，但却很少关注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紧张的华盛顿—北京—耶路撒冷之间的三角关系。美国犹太人对中国的兴趣有几个来源，首先是出于对以色列的关心和对中国在中东地位的关注，除此以外，还有对中国古代犹太人历史和20世纪上海犹太人问题所产生的极大兴趣、对中国特别是二战期间的抗争行为的同情以及对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敌对犹太人现象的感激。

犹太人有充足的理由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反对新的紧张局势的产生。然而，这种动机必须服从于给予他们公民权的国家所特别关切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问题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中美关系紧张已经使以色列两次付出沉痛的代价。以色列与尚没有敌意的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因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而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并且这也导致中国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对以色列政权的反感和对阿拉伯极权主义的支持，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代人时间。2000年，美国政府迫使以色列取消为中国建造两架侦察机的合法协约（即“预警飞机”事件），这严重损害了自中国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之后，两国通过20多年的悉心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中国与以色列在2003年的协议开辟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但旧有的伤痕仍依稀可见，“预警飞机”事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

美国犹太人在与中国交往中有很多优势：

中国人普遍知晓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和势力。

犹太组织领导人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心，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持久的对话并经常访问中国。

美国犹太汉学家的影响。中国人知道犹太人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有影响力的传播者（见-历史事件附录-第4部分）。

位于加利福尼亚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致力于增强中犹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中犹学院（Sino-Judaic Institute）[12]的影响。

既然美国犹太社团是犹太民族对华政策的两大主要支柱之一，那么美国犹太人对于中国理应做些什么呢？美国犹太社团的选择权和贡献在第8章第4节和第9章第1节中进行了讨论。然而有些问题是需要美国犹太人独自发挥作用的。首先，美国犹太人应该更为关注美国、中国及以色列之间的三角关系。这没有也绝不会有悖于美国的首要而公认的国家利益。其次，中国与美国华裔社团一直担心美国人所保持的歪曲而偏颇的中国观念。他们估计美国议会中有80%的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对中国持消极看法，这也反映了美国的民意。2001年的研究已显示了对中国以及美国华裔公民的偏见是紧密相联的，而且，“反对中国”的表述与现今以及以往的“反犹”表述是基本一致的。[13]全美有2/3的人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持悲观观点，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的威胁（这一研究是2001年“9·11”之前完成的，今天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1/3的人相信美国华裔公民对中国的忠诚大于对美国的忠诚。美国有一种重要的模式化观念，即美国华人实力太强，影响太大，并且他们在商业中是排外而不诚实的，美国犹太人也是此种相似论调的牺牲品。美国华人联合会已与美国犹太联合会建立了联系以探讨共同的经历和道路。对于美国犹太人而言，帮助美国华人反击这种偏见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也曾长时间遭受过这种偏见，且这种偏见会间接加大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

毋庸置疑，美国犹太社团是除以色列之外所有犹太人社团中最强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犹太社团不可能或者不应该在加强中犹关系中担当更具影响力的角色。英国犹太机构已经对中犹研究和中犹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强的兴趣，中国的邻邦俄罗斯的犹太人也已对中国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欧洲和澳大利亚也有充满活力的犹太社团，他们可能不像美国犹太人那样有影响力，但他们却与中国有许多学术和商业联系，这对加强中犹关系是有益的。

4.中以两国关系的演变

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国家关系并不是本报告的主题，但却与主题紧密相联，因为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上述的对与犹太民族有关的三个中国政策挑战的讨论，也显示出其中任何一个挑战都有可能与-以色列因素-相关。这特别适用于美国犹太人同中国的关系，不管直接或间接，情愿或不情愿，以色列都会出现在中国对其石油供应问题和穆斯林问题的考虑当中。中以关系有着久远的历史，比1991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要早十多年（中以两国在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译者注）。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两国最初的关系是由于中国对以色列军事和农业前沿技术的欣赏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军事和农业领域的合作关系。虽然“预警飞机”事件曾对两国关系产生过严重的挫折性影响，但双方在科技、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关系仍持续向前发展。以色列可以依靠中国国防、农业和学术领域中的朋友。有意思的是，以色列科技对中国军事和农业领域的贡献似乎已为人所知，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两国领导层的想象，这些贡献在城市大学生间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出来，甚至在中国农村，朴素的农民对以色列农业技术成果的了解程度也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农民。就政治与外交层面而言，两国关系是友好的，但“预警飞机”事件和“巴勒斯坦起义”发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但现在似乎有所好转，这从以色列总统卡察夫（Katzav）2003年12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事中可以反映出来。

中国政界对以色列的看法也不一致，既有积极的倾向也有消极的倾向。对阿以冲突的公开声明总是在不损害中以务实关系的前提下，对阿拉伯尤其是巴勒斯坦方面给予慷慨支持，在联合国投票中亦是如此。然而，中国媒体对于“巴勒斯坦起义”的突出的、片面的表述，已经损害了以色列的公众声誉，如果这一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犹太民族整体的声誉，第7章第3节将讨论这一情况给犹太民族政策带来的挑战。

在这一复杂情况下为犹太政策决策者提供政策性建议显然不是件易事。当然，许多中国人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好奇心以及愿意对其进行研究的事实（第4、5、6章）更显示了在各项对华政策中制定长期的文化政策的必要性，这也正是本报告所主张的。但也有必要更为清晰地界定以色列国家和犹太民族对华政策的区别与联系。以色列国家的政策和犹太民族的政策不是同一个政策，即使有相同之处，在诸多方面也是彼此独立的，一些有关中以关系的内容就不属于犹太民族政策的范畴。然而，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当犹太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遭遇真正的危险或者当犹太民族整体受到影响时，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的政策即便是不完全一样，也必定是紧密联系的。

在考察中以关系及其怎样与其他因素——石油、穆斯林世界及美国政策——相联系时，必须提及以下两点。首先，中以关系有很多跨越国界的影响，因为如此多的国家正在注视着中国日渐增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并且想将自己定位在日益变化的全球实力组合之中。反之亦然，中国也将注视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中国对以印关系演变的关注已在上文中提到过。当然，印度也将给中以关系同等的关注。对于那些与中国或以色列或者与两个国家都有着重要外交关系的其他国家来说这一情形也不例外，譬如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以及俄罗斯、土耳其、欧洲国家等。中以两国关系的间接影响力远远超出两国的直接利益。

其次，中国对中东地区稳定与否的担心前面已有所提及（第3章第1节）。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与顾问们正在考虑中国将如何促成这一稳定。中国专家学者曾对中国是否作为独立势力加入中东会谈进行过讨论，一些人建议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以色列也许应该仔细考虑中国将怎样卷入中东和平进程之中，在精确的计划制定出来之前，任何可能导致积极或消极影响的行动都必须仔细评估。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开始考虑未来可能的选择已不算为时过早，毕竟中国决策者们已经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了。

[1] Figures and projections of this subchapter were reviewed by Mr.Antoine Halff，Oil Industry and Markets Division，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Paris.

[2] Oil Market Report，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Paris，13 November 2003，pp.4—9；-China’s Growing Thirst for Oil Remakes the Global Marke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3 December 2003，pp.1—5.

[3] These data，prov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Paris，are approximate.

[4] Nawaf E.Obaid et al.，The Sino-Saudi Energy Rapprochement：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The Gracia Group，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Department of Defense，Washington D.C.，8 January 2002；-Sino-Saudi Crude Trade Expands”，Petroleum Argus，Vol.XXXⅢ，48，8 December 2003.

[5] 吴磊：《东亚能源安全和中东石油》，《中东经济环视》，2002年12月，第2—6页。这篇中文文章为中国高层决策者所赞赏。

[6] 《中国、韩国和日本计划建立统一的能源市场》，《中国石油报道》，第47期，北京，2003年，第1—2页。

[7]2003年10月30日与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的访谈，天津。

[8] Donald D.Leslie，Jews and Judaism in Traditional China—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Sankt Augustin，Nettetal，1998，pp.49—51.On Arab historians see also Historic Appendix section 1.

[9] Wang Tai Peng，“Islam in China”，Asian Eye，Asia Inc，April 2004，p.11.

[10] Bernard Lewis，op.cit.，p.92.

[11]George J.Gilboy，-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pp.33，35，37.

[12] 这是一个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的从事中国犹太人历史研究的机构，并且支持中国犹太学术发展，包括翻译作品、举办展览等活动。每隔几个月，研究院会出版一部时事通讯，Points East。

[13]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Americans and Asian Americans，A-Committee of 100-Survey，Committee of 100，New York，2001，pp.8，11，13.

第4章 中国人初识犹太民族

1.概述：犹太人与中国不期而遇

在讨论中国人初识犹太人之前，有必要对犹太人了解中国作一个简短的阐述，尽管这份报告强调的主题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犹太人和中国人有不断回顾历史、以史为鉴的传统，目的是建立连接“断裂时期的桥梁”[1]。犹太决策者们应该记住以往中国人和犹太人多次相遇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文化交流、互相认知的历史，但事实上这些事实很少为人所知。中犹之间的不期而遇是一种巧合，尽管常常被时空和历史性的灾难所打断，但从来不是敌对的。21世纪以前，这些相遇没有影响到两个民族的命运。19世纪晚期近代犹太人开始关注中国，并持续到整个20世纪。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的领域。犹太人的关注常常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及其人民所遭受苦难的同情，尊重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并公认中国从来没有虐待过犹太人（后面的历史附录中有更详细的历史概述）。

犹太人对中国感兴趣体现了他们自己对犹太人和犹太教可能存在的更大环境的认知，这远远超出了众所周知的古代世界、基督教或穆斯林世界的范围。犹太人已经准备超越自我，把犹太人自身与一种最古老的文化联系起来。因此在改善中犹关系问题上，双方有着超出-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良好的历史基础。以色列建国之父也是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深信中国人和犹太人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话语。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就诚心诚意地试图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他的关注已超越了-现实政治”，在不同的场合他忠告以色列和犹太人要关注中国（和印度）。对犹太民族而言，寻找与亚洲伟大的古老文明国家之间的精神与文化联系是非常重要的。铭记本-古里安的忠告仍然是21世纪犹太决策者们所面临的挑战。

2. 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对犹太民族的认识

近代史上中国人初次认识到犹太人是在19世纪30—40年代，紧随新教传教士和《圣经》翻译而来。“犹太人”，无论如何界定，都成了知识分子和政客们讨论的话题，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客受西方舶来品新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851—1864年横扫中国并试图推翻清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曾指责“犹太”人拒绝承认耶稣基督——这是太平军早期传教的痕迹。

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当时的犹太人。1850年，第一部犹太简史（徐继畲著）还是基督教史中的一个章节。早期访问西方的游历学者们也提到犹太人。一些至今仍在中国人头脑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关于犹太人的固定观念开始形成：犹太人有特殊才能，尤其善于经商，一些人欺瞒不实（太平天国也曾指责过这一点），人们看到他们在美国财政及其他领域实力雄厚（这已经是1903年了）。

中国历史学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现开封犹太人。最初，他们认为犹太人只不过是中国数量众多的外来宗教派别之一。在中国较早涉及犹太人与犹太民族命运的著述中，很少谈到开封犹太人，至于当今，仍然较少有著作去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并不鼓励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详见第8章2节）[2]

19世纪中国旅外人士也报道了一些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关于犹太人在西方常常备受屈辱和在俄国惨遭迫害杀戮的事实。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犹太人作为白种人中的-受害者-仍然保留有极具忍耐力的形象，大屠杀之后这种认识更加强化。因此，犹太人的形象也与中国内部的斗争和恐惧相关联，那些响彻西方人耳畔的反犹指控常常和这些斗争联系起来。莎士比亚戏剧中《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成为翻译频率最高的作品。该作品虽然助长了犹太人守财奴形象的形成，但也促成了犹太人反抗西方迫害和屈辱的形象的确立，这第二种形象使犹太人成为遭受痛苦和剥削的中国人的-兄弟-。夏洛克的形象也曾被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大加宣传。

对那些看到犹太人与自己有着共同命运的中国人而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念的天平开始向前者倾斜了。中国报纸曾就1903年臭名昭著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事件猛烈抨击沙俄，在那里，许多犹太人受到伤害甚至被杀。他们把这场大屠杀和先前俄军野蛮杀戮中国人民的暴行相提并论。犹太人没有国家的悲剧对处于世纪转折点正经历自己国家被肢解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警告。一位爱国作家忧心忡忡地写道：“犹太之过去乃今日之中国，犹太之今日乃中国之未来。”[3]诗人陈天华在1903年哀叹道：“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著名改革家康有为于1898年就曾当面告知年轻的光绪帝，中国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关于犹太人，他在1909年写道：“有家而无国，处处逐辱艰。”[4]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支持复国主义作为一种解决犹太人无国状态的最佳办法就无可厚非了，他们的赞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孙逸仙，中华民国伟大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就深受这一影响。对他而言，犹太人古老的历史、现代犹太人的悲剧同复国主义纲领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中国人和犹太人有着相似的命运。他比较两个民族的方式和250年前斯宾诺莎的用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On Spinoza，see Historic Appendix at the end of this report.

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消灭，本来因为是亡国，因为被外国人（满族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文中无括号中内容，此为作者所加。——译者注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国人，犹太人也是亡国。……犹太的国虽然灭亡，犹太的民族至今还在。……（复国主义）乃当今最伟大的运动之一，世上爱民主之人都禁不住全心支持……此运动以图恢复尔等民族历史之辉煌；尔等民族为世界文明贡献之多，理应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之中占有一席光荣之地。[5]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犹太民族的争论又一次与中国国内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一些人攻击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犹太人这一群体激起了中国的改革家和倡导现代化的精英们的兴趣，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1918年应为1919年。——译者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这些人将犹太教视为古老而迷信的东西，认为应像儒家思想一样加以摈弃。20世纪20年代晚期，欧洲反犹主义开始渗入中国，中文版的《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时也随之出现。1937年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译者注爆发后，中国报纸开始翻译和发表日文的反犹文章，这些文章都强调所谓的犹太人的财力威胁。[6]和太平天国如出一辙，这些舶来品想方设法进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据传蒋介石的同僚包括他的妻子（她想取悦其美国上流社会的反犹朋友）也曾发表了一些反犹言论，如今几乎没有人再附和这些陈词滥调了。

这一时期，犹太文化首次广泛而直接地影响了中华文化。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40多部意第绪语短篇小说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对意第绪语作家的接纳加剧了对语言改革必要性的激烈讨论。语言改革家们提出将意第绪语这一普通民众的语言同时也是伟大文学的语言作为中国效仿的对象。这显然是一个吸引人的观念，因为中国的文言文已不再被人们用来交流、阅读和理解了。

同样重要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之间犹太《圣经》对中国小说和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视《圣经》为诗歌，将它同中国古文相比较，盛赞其文学价值，或者从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曾遭受毁灭性的侵略中找到相似性。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茅盾，在逃离日本占领区之前引用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可怕预言并将其应用到中国当时的环境之中。他于1942年写的《参孙复仇》（Samson’s  Revenge）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描述了以色列的圣经英雄——参孙推倒神庙，砸死折磨他的外邦人，成为中国在外族占领下遭受痛苦的一种象征。从中国其他作家的小说中也可以找到《圣经》的痕迹，中文《圣经》对汉语和通俗文学有着独特的影响。

但是中国人对犹太《圣经》的兴趣并不仅限于它的文学价值。19世纪的一位学者刘畅兴（音译，1876年）已经在寻找摩西十诫与儒家伦理的密切关系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作家林语堂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他在1938年新版《孔子的智慧》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于同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导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包括宗教的法律，也包括生活的规范，并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7]

这听起来像穿越数世纪的回音，是中国人对刻在1489年开封犹太碑上的碑文的一个迟到的回应：“儒教和本教（犹太教）……大同小异。”但是现在世易时移，1489年中国人眼里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连犹太人都愿意接受它，而1938年中华文化的确定优势已经丧失。当时，西方文化被视为一种标准，但是，林语堂运用犹太教作为高标准，在动荡不安的中国提高中华文化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因为他的基督教式教育使他视犹太教为西方文明的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圣经》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失去了它在中国文学和政治话语中的显著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犹太研究不再延续，甚至不能公开提及。但是随着战后美国伟大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伊萨克·巴塞维斯·辛格）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犹太文学的影响再度兴起。”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些翻译作品的出现成为可能，此后关于以色列的书籍也陆续出版。紧随1991年中以外交关系的建立，[8]希伯来诗歌和文学作品被大批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人对犹太民族的现代认知过程中，有一特别的篇章，那就是二战以前及其间哈尔滨和上海犹太难民社团的历史。两个社团在这两座城市留下它们的印记，而它们的文化贡献（例如音乐上的贡献）已经被研究并保存下来。少数几个上海出生的后来身居要职的中国高层人士早年就曾在这座城市不止一次听说或见过犹太人。前些年，反对城市快速发展规划的呼声与日俱增，他们要求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反对把中国所有城市变成西方城市模型的复制品。这种普遍的文化上的关注与中国人和犹太人对复兴往昔上海和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兴趣巧合在一起。两市的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省、市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遗留下来的犹太建筑及其景物的文化和旅游价值，他们不仅鼓励恢复建筑原貌，而且还保存相关的历史记忆。出版书籍、召开研讨会、制定研究计划、举行纪念活动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犹太人尤其是曾在上海和哈尔滨定居过的犹太人也全力参与和帮助这些地方发展经济。[9]长久可见的历史遗址、遗迹是保存中犹交往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我们更希望看到，这不会影响其他同样可取的途径和基于此目的的文化交流。

[1] Vera Schwarcz，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New Haven and London，1998.

[2] 相反，至少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和印度的犹太人就热衷于开封犹太人问题的研究，参阅Michael Pollak，Mandarins，Jews and Missionaries—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1st ed.1980，1st Weatherhill ed.New York-Tokyo，1998，pp.113—130。

[3] Zhou Xun，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Jews-and Judaism.A History of the Youtai，Richmond/Surrey，2001，p.51.

[4] Li Changlin，-The Present Day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Jews”，Points East，Newsletter，Vol.12，No.3，November 1997，p.11.

[5] The quotes were made at different times，the first（until-to this day-） was written in 1924，see Xiao Xian，“An Overview of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Jews before 1949”，The Jews of China，Vol.2，A Source Book and Research Guide，ed.Jonathan Goldstein，New York-London，1999，p.38；the second was written in 1920，see Zhou Xun，op.cit.，p.57.

[6] Irene Eber，“Chinese and Jews：Mutual Perceptions in Literary and Related Sources”，East-West Dialogue，Vol.IV，No.2/Vol.V，No.1，June 2000，p.217.

[7]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纽约，1938年，第43—44页。

[8] 中以两国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译者注

[9] See Edward Cody，-Shanghai Aims to Preserve Part of Its Jewish Legacy—Booming City is Likely to Save at Least Part of Neighbourhood  Once Home to European Refugees”，The Washington Post，5 September 2004.This article，and others on a gathering of former Jewish residents in Harbin on 2 September 2004 have appeared in general and Jewish newspapers.

第5章 当前中国犹太学术研究及其影响

1.学术基础薄弱，但前景广阔

在中国这个拥有13.4亿多人口的大国里，研究犹太—以色列历史、文化和希伯来语的专家、学者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然而，他们在过去20年中所做的工作被普遍公认，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今日中国有八九个规模不等、相对活跃的犹太—以色列学术研究中心，还有少数研究机构曾经或重新对这一领域感兴趣，只是目前不那么活跃罢了。不超过20名中国学者（可能15名）和他们的30—40个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犹太研究之中，也可能有将近200名学者和为数更多的大学生也在涉及犹太研究。上海、南京、开封的三所高校可授予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位，另一所济南的高校也可以授予犹太哲学方面的学位，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还可授予中东研究方面的学位。经过25年的长足发展，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犹太研究的学术群体得以建立，并取代了更早阶段单个的、孤立的研究状况。位于南京大学的犹太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也可能是以色列之外亚洲最大的犹太图书馆，拥有藏书7000册。其他的学术机构有规模稍小的图书馆，但很难查阅。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也有一个小型图书室和阅览室。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有现代希伯来语学习班，有12名学生在那里进行为期四年的本科学习，截至2003年已有30名中国学生毕业。在上海和其他高校里也有短期希伯来语基础课程。很多中国人（近100人）正在学习圣经希伯来语。南京协和神学院，是一个培养未来新教牧师的教师培训学院，有许多学生在那里学习。全中国可能有两三个人通晓圣经希伯来语（在以色列的中国人也许突破了这一数字）。

从每年中国出版物的数量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中国学者们的著述量。中国每年出版3万—4万种新书，其中包括大量的翻译书籍（法国2002年的图书出版量达43000种）。每年出版的新书中绝大多数是专业性、文学性的或其他休闲类图书，仅有1000—1500种是关于历史、外国及文化方面的严谨书籍。而这些书籍中每年有10—20种是以犹太—以色列为主题的（包括译著），这一数量正在缓慢增长。多数情况下，这些图书印刷3000册或5000册，个别情况下印刷10000册或再版（这些数字是中国专业学术书籍中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与犹太主题有关的图书再次出现在中国，有200—300种得以付诸出版。它们中有许多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还有一些是通俗的、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中国的学者们认为，相对于许多其他的文化，这样的数字已经相当高了。当犹太研究在-文革-之后成为可能时，中国学者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首先翻译了西方关于以色列和犹太史的著作，然后相继出版了相同主题以及关于以色列政治结构、对外关系和以色列经济及农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中文书籍。从那时至今，以色列的摩萨德一直是人们偏爱的主题，已有十余本关于摩萨德英雄事迹的书籍被著述或翻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忠实读者。犹太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书籍出版较晚，因为这些主题对没有宗教经历的中国读者而言比犹太历史理解起来还要困难。最近出版的书籍内容包括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建国的犹太通史或诸如古犹太王国、18世纪犹太教现代化、大屠杀、追捕纳粹战犯、以色列的诞生及成长、阿以冲突以及有关犹太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1995年之后的数年间，深奥玄妙的古今犹太哲学和宗教经典被大量翻译，包括2003年出版的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迷途指津》（Guide of the Perplexed），拉比时期及塔木德的经典《先贤箴言》（Says of the Fathers）及其附录《论和平》（-Chapter on Peace-）。总的来看，犹太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一般性介绍到更多专著出版的转变过程。

然而，很少有中国学者仅专注于犹太历史的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大部分专家的作品内容涉及诸如从古犹太史到新生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及文化，也有关于犹太宗教和以色列经济、阿以冲突、中国宋元时期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这种状况既有其优势的一面，也暴露了其缺点。优点在于反映了中国人通过回顾历史来诠释当今时事的传统，其缺点是缺乏深度和原创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要么是由于难以读懂原文材料；要么是出版商和读者对深刻的分析缺乏兴趣，他们只追求快速便捷的信息；要么是大学内的学术研究在方向上有所限制。纵观1980年至今研究犹太—以色列的中国专家学者，可以看出许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人物已经风光不再了，除了个别几个之外，至今还没有一个强大而又稳定并具有长期发展规划的犹太学术群体（缺乏长期的学术研究人员可能是主要的问题）。

2000年以来，“因提法达”引起了犹太学术研究的新问题。10—15年前选择当时的热点——犹太和以色列作为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似乎正承受着巴以冲突的压力。他们现在可能会质问自己：就自身的声望与职业而言，犹太—以色列问题是否依旧是最有前途的课题？这也可能导致他们要表达对以色列及其现行政策的不满。对犹太民族而言，重要的是避免过度依赖有限的老朋友，而要去寻找和结交新的朋友。

1992年中国一位著名的犹太专家曾严厉批评本国的学术研究：

“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看，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对于中国犹太社团不间断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可以自夸在国际上处于较先进地位的唯一领域。”[1]

然而，这些冷静的话语肯定彰显了中国犹太学者的长处，但也并不掩盖中国犹太学者必须同自身困境做斗争的事实，而中国学者所要面临的困难是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学者很少碰到的。这些专家学者深受最古老而又鲜活的文明的熏陶，而这种文明和古老的犹太文明一样悠久，而且直到19世纪才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他们没有犹太家庭背景，青春年少时也不知道犹太人，即使有可能的话，他们也是很少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切身的联系。他们都经历了中国最为激进的革命，而在那个时期研究犹太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从中国各地涌现出来，在不同的场合、抱着不同的目的-找寻-犹太人。对有些中国学者来说，犹太研究只是增加他们高校职业阅历的一时爱好或者至多是种新奇的事物罢了；而对于有些人来说，犹太研究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倾注其心血的行为。

依据当今苛刻的标准，这些犹太专家学者们还缺乏进行原创性研究的语言技巧（和19世纪以前的欧洲犹太学术研究有诸多相似），但是他们为犹太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独立的路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学者们的研究没有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反犹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传统的熏陶，或者不会被这些传统所迷惑。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很难得到国际评价，因为除一些摘录外无人能把他们的作品由中文翻译成其他语言。可能许多人重复使用西方的资料，但也有可能有些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对犹太历史提出了新的见解。犹太人可以从中国的观点中学到某些东西，犹太人有兴趣去认识中国独特、独立的视角，尤其是对中国文字、传说、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时这些方面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至少有一位受人尊敬的思想家——耶路撒冷的拉比埃丁·斯坦萨尔茨（Adin Stainsaltz）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他所遇到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巨大学术兴趣作了这样的评论：

问题是他们从犹太教中找到的东西，绝大多数犹太人却看不到，我们需要把这些忽略的东西带回我们的传统之中，这样它们就能重塑往日的辉煌。[2]

一些中国人的见解虽然朴素但却令人震撼。伟大的作家茅盾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描述成“有政治动机的对良知囚犯的谋杀”[3]。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占领中国时期血腥的政治谋杀，对每一个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中国人而言，这并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注意到公元1世纪的犹地亚也曾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这并不是西方基督教作家所期待的评论。年轻的学生们对犹太人是没有偏见的，我们可以从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找到他们真正的看法。2003年底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做了一项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问卷调查，具体情况详见附录3的“调查结果分析”。[4]接下来的几段话是学生们的回答，一字不差，未曾改动。按照严格的统计学来说，几段话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恰恰说明了中犹观察家们早已注意到的舆论走向，并且这种舆论走向也反映在书籍和文章之中。学生们被问及的问题是：你对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知道些什么？

A.我认为犹太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肯定和上帝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上帝是他们创造的（这不是个玩笑）。

B.犹太人有着长期遭受压迫的历史，他们有很强的家庭和朋友观念。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不改信其他宗教。

C.历史上犹太民族一次次地遭到镇压，结果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非常珍爱知识，因为知识是唯一不能被别人掠夺走的东西……

很难评估中国犹太学研究所能达到的程度。近20年来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已出版和发行的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呢？这些著述对那些精英人物和决策者们产生影响了吗？前面提到的问卷调查，有240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参加，其中145人做了回答，他们是从书本中获得有关犹太人的知识；而这145人当中又有20人则更多地是从《圣经》中获得的。考虑到学生们被要求读很多书，145这样的数字就已经很高了，因为犹太学并不是他们课堂学习的一部分。中国仍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国度，但是不能单凭已出版的书籍来衡量中国犹太学者们的成果。他们中为数不多的人数年来教育了数以千计的年轻学者，帮助组织各种各样的展览，这些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一些人通过电视向亿万中国观众发表演讲；还有少许人为重要的舆论媒体单位和政府领导人提供审慎的建议，他们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2.为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的人

许多人都把外交部的研究中心看作全球热点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一渠道也常常被看作最具有专业性、最富有经验的信息来源。那么，这些机构又怎样与中国学术界融洽相处呢？中国的学术专家，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学者一样，抱怨政府对他们的意见没有足够重视。为了增加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研究中东、犹太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几个团体同意展开合作，并多次组织召开邀请政府参加的封闭型会议。会议的主题包括阿以冲突、世界犹太人、伊拉克冲突和中国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等。政府的代表来自外交部西亚司和国务院（内阁）的研究中心。没有人知道高层决策者们是否读过会后的总结材料，是否受到影响，然而，中国高层领导人肯定至少偶尔读过公开发表的直接涉及国家利益以及与中东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章。有这样的迹象表明，2003年撰写这方面文章的一位省立大学的作者就收到了一封国务委员的私人贺信。犹太决策者们必须征求中国政府的建议来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找到对话与合作的理想伙伴。

中国呈现出来的关于犹太研究的问题在其他任何重要的友好国家中并不存在：大部分中国犹太学专家的生活和教学都远离国家权力中心——首都。北京是需要增强的“虚弱一环”。

书籍是影响舆论主导者和决策者的重要工具吗？对此有几种观点。一些自己动笔写了许多书的人相信他们的重要性；一些人怀疑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读这些书，读了多少；还有一些人甚至质疑他们的政策建言人是否读书。更为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召开内部高层研讨会等方式把建议直接陈述到决策者那里去。不管怎样，熟知美国并在中国享有政策建议权的中国学者们坚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要比美国同僚们大得多。建议犹太决策者们要注意中国的犹太和中东学术研究，很显然，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将越来越重视倾听专家学者们的建议。

[1] Pan Guang，“The Development of Jewish and Israel Studies in China”，The Harry S.Trum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Occasional Papers No.2，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Spring 1992，pp.5—6.

[2]“Talmudist Meets Puzzled Jews in Russia’s Far East”，Forward，New York，28 June 2002，p.1.

[3] Lewis S.Robinson，“The Bible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in Irene Eber，ed.，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LⅢ，Sankt Augustin，1999，p.253.

[4] Ms.Lauren Katz，an American student in Beijing，conducted this survey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2003.The author followed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her research and has been authorised to use and quote the results as appropriate.

第6章 当前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认识

1.汉语中的“犹太人”

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在称呼另一国家或另一文明的成员时，所用的词汇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汉语中“犹太人”这个词，数世纪以来几经变动。中国学者正在争论古老的编年史中用来称呼-非中国人-的某些词语是否指的是犹太人或者别的什么群体。在所有基督徒和穆斯林世界的语言中，“犹太人”这个词明显带有情感上的甚至是挑衅性的色彩，这种色彩在这两个宗教的创始经文《新约全书》和《古兰经》中有着深深的烙印。而汉语中“犹太人”这个词没有这种含义。在中国官方文献中，没有争议的、也是已知最早关于犹太人的记载出现在元朝，当时是蒙古人统治中国（1279—1368年）。开封的犹太人怎样称呼自己呢？在元朝以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自称“以色列”（Israel），而没有用“犹太人”（Jew）一词，这一点正如当时一些西方耶稣会士（Jesuit）来访者所兴致勃勃地报道的那样。

用来称呼犹太人的现代汉语词语——“犹太”（youtai），很有可能是在19世纪30年代新教的《圣经》翻译版本中首次采用的，这个词也有可能来源于几乎完全一致的用于表示“犹太”的日语词——这一问题尚未定论。汉字-犹-与动物有着根本的联系，它用来指所有的外来民族时，可能带有贬义，但是，它也作为一个古老的中国姓氏存在。有人提议说“犹太”的本义是贬义的，特别是在新约译本中的使用，但这一点还没有被证实。即使这个汉字在汉语中曾有过贬义的意味，那也是很久以前的含义了。

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犹太”指的是什么？“犹太”一词被用在各种不同的组合当中。

犹太教

“教”这个词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史学家用来称呼开封犹太人的术语，它是中国众多教派中的一个派别。如今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人们不怎么尊崇宗教，作为某个教派中的一员，在公众的舆论中是没有声望的。被相当数目的中国公民信奉了很长时间的某些宗教，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某种承认，其中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另外，从信奉的人数方面看，很多人数较少的地方宗教，尤其是如果那些宗教被认可为本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时，可以较为自由地信奉并且不必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如今“教”这个词和中国“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按照目前被认可的任何关于犹太教的定义，或者中国政府对犹太教的定义，中国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犹太民族

中国有56个被正式承认的民族，但是不包括犹太人，这种处境跟一些民族身份不太明确的群体的处境很相似。1953年，中国官方拒绝了河南省地方政府给予开封犹太人后裔民族身份的要求，原因在第8章第2节给予解释。通常情况下，-民族-这个词不是用来指中国的“犹太人”，而是用来指国外的犹太少数民族群体，有时候它被译成-种族”，这种译法赋予该词语一种当今汉语中所不具有的而在西方国家中显示-晦气-的含义。

犹太人

这是日常用语中最常使用的词，它也是不带贬义而又比较合适的用语。

犹太国

人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指代以色列国家。

犹太文化

“文化”是一个相当好的词，但是不像文明那样包罗万象，文化只是文明的一部分。

犹太文明

文明是所有词汇中最高级的词语。明的意思是-光辉--明亮”，明代就是-光辉的朝代-。被称作文明就是把犹太人放到了与中国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人喜欢称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中华文明-。

对于“谁是犹太人”的问题，中国人从来没有过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这一点与西方人相比相差甚远。所以中国有像《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杨曼苏著，1992年版）或者《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肖宪著，2000年版）等诸如此类的汉语书籍，就绝非偶然现象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在中国，很难把犹太学研究——包括犹太教、犹太民族、犹太人、犹太国、犹太文化、犹太文明等诸如此类的方面，归类到业已存在的学术体系中去。直到2003年，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还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创立人最初是美国现代文学的教授。尔后，它被并入宗教系。相比之下，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隶属于历史文化学院；另外，同是在河南大学还有一个圣经文学研究所，然而这个研究所却是赫赫有名的文学院的一部分。济南的山东大学犹太研究所是哲学系的一部分，其他涉及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研究中心都隶属于国际关系学院。

摩迪凯·卡普兰（Mordechai Kaplan）的《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Judaism as a Civilization）193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书中论证了启蒙运动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把犹太教仅仅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把它视为反映犹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和文明。这本列入翻译计划的书于1995年被译成了汉语（山东大学译），题目中使用了“文明”一词。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犹太研究中心的地理布局反映了中国人对犹太文明观念的认可远没有对“谜一般的民族”这类继续令人困惑的问题关注得多。而这种困惑在西方国家或者即使犹太人自身也时有发生。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著名的中国专家这样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他的文章2000年在一本英文版的文集中发表）：

由于犹太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Judaism这个词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它的基本含义是-所有的犹太人”，然而事实上它包含所有的犹太文明。因此Judaism不仅仅指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而且还是犹太民族文化的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所以，Judaism经常被用来表示普遍性的犹太文化或犹太文化的核心。Judaism的这一点和中国的儒家学说很相似。实际上，儒家学说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核心。此外，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犹太思想、犹太精神、犹太信仰和犹太文化——犹太民族的方方面面已经被凝结在一起，而且很难把它们分割开。[1]

自2000年以来，巴勒斯坦起义给这些老问题的解释增添了新的迷惑：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一样吗？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吗？以色列代表所有的犹太人吗？犹太人的-神秘性-仍然没有得以阐明。

2.中国人的重要认识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关于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问题，还没有进行过抽样民意测验。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关于此话题无从论起。这一部分主要用到了四个相关的信息资料，这些资料是整个报告的基础（见附录4）。信息来源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对中犹专家学者的访谈、在中国学生中进行的答疑座谈会（见附录1），还有已经提到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关于犹太知识的书面调查。

除了一些将被指出来的分歧外，这四种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印证的。相关的一致性尽管不能证明我们已有的结论与印象，但至少能提供一些依据。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前两个材料可能会被认为有点片面——从事犹太研究的中国学者可能更希望听到的和报道的主要是对犹太人的正面反映，他们自然更希望他们探索的学术问题能受到普遍的欢迎并具有吸引力。然而听取了犹太文化讲座、出席了座谈会的学子们以及那些参与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书面调查的学生们都无所顾忌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们的回答和其他材料紧密相联，然而，显然未受其他资料的影响。要想作出一个关于认识倾向方面的更加科学严格的评定，还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借助于中国以营利为目的的调查机构或者通过网上民意调查能够做到这一点。

见过犹太人或者意识到见过犹太人的中国人与中国总人口相比，数目少得可怜。就连在中国大学里选修犹太学的学生，除了见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外国来访者之外，也几乎没有见过犹太人。仅仅在中国上层集团的掌权人物中和有过外国经历的知识分子、学者、商界人士和技术人员中，可能有一定数目的人曾经见过以色列、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尽管近来一些中国领导人对犹太人表示出了友好关注，然而那些统治精英们对犹太人的总体看法，几乎是一无所知。

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眼下许多对犹太人的认知起源于民族民主革命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正如第4章第2节所概述的那样。当代的中国学者有时会追溯到早期有重大意义的各种陈述和声明，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总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一个经常被忽略却很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阻挠更没有试图消除这些早期的认识倾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待犹太人的个人态度迥然不同于苏联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欧洲伙伴。也许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犹太人是无足轻重的，也有一些有文件记录的声明和态度，例如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2]的相关资料，显示出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相当的同情而不是反感。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足为怪了，少数犹太人参加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朋友，后来又成为中国公民，他们至今仍深受中国人的敬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犹太人不需要改变他们的犹太姓名或者隐瞒他们的身世，这和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在中国也被斥责为美帝国主义的盟友等等，但这些从未和苏联式的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可以从这份报告所依托的四个方面的材料中反映出来，主要方面可分为四大类：

（1）犹太人的财富、成功和实力，包括最近在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

（2）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科技与犹太现代化的关系。

（3）犹太民族的持久性。

（4）犹太人长期所遭受的迫害，尤其在大屠杀期间。

在少数人中，一种新近出现的负面观念可能正在形成：把犹太人看成是弱者和无辜者的-侵略者-和-凶手-。除非制定一项适当的犹太信息资讯政策，否则只有等时间去证明这种老生常谈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是一种只在一部分公众中间和对政治感兴趣的精英阶层中间产生持久效应的现象。

犹太文化和宗教中的其他一些重要特点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除了极个别犹太学者外，一个没有引起很大关注的主题是犹太伦理学，包括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努力奋斗并为之献身的价值和准则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价值观对中国有现实意义吗？显然还没有人撰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也没有几个学生问到关于犹太教从创始之初就存在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观问题，比如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宗教意义上人人平等的神圣要求、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义务等。与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相呼应，中国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将犹太人视为老于世故和成功的典范。

财富和实力

犹太富人的形象在中国已经存在100多年了，成功形象和权力形象都与财富相关联。犹太人受到羡慕也可能被嫉妒，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每个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国家渴望拥有的一切——金钱、成功和权力。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随之而来的经济飞速增长，-如何致富--如何找到好工作-以及-如何在工作、恋爱和其他领域成功-成了很多中国人痴迷的问题。关于成功和财富堆积如山的流行读物在街上的每一个书摊上都能看到，关于-如何成功-的研讨会经常在大城市的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举办。中国人认为犹太人和这三个梦想——金钱、成功和权力密不可分。如何解释犹太人的财富与成功？如何成为一个“犹太人”或者与犹太人相似？对犹太人和金钱的解释，以及对犹太人在商业、银行业、股票交易和世界经济等领域所谓的支配地位的解释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中国曾出现过的极少数的反犹措辞与欧洲对犹太人的敌意态度相似，尤其在一些提及以前上海的犹太富人的传记作品中。但大体上看，中国人对待金钱和财富的传统与犹太人类似，但是与基督教对财富一贯维持的道德上的忌讳不同。[3]中国人和犹太人都赞美世上的财富、成功和康乐，而不是贫穷。因此，当中国作家很羡慕地提到犹太人《圣经》里的“商业意识”或者“犹太人对金钱有特殊感觉”时，就不能被看作是西方偏见的反映，尽管二者听起来很相似。在西方国家，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实力经常被夸大，如同在西方的反犹文献中所反映的一样。然而，在中国这种政治经济实力通常不是作为威胁，而是作为尊重和羡慕的理由被提出，作为一种中国人想要奋力追赶的成就而被提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例外。一个特殊的事例是中国人对以色列的军事情报能力和成就由衷地羡慕。这种羡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国家也能看到，但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在中国，这种羡慕不但在各种书籍中出现，而且在中国的网站上也有所显示。

在学生中间，对犹太话题先前有兴趣或了解一些基本知识的人与没有任何兴趣或知识背景的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前一组学生几乎无人重复关于犹太人财富和商业成功的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然而，后一组的大部分学生都提到了这种情况。对那些真正对犹太传统和历史感兴趣的学生而言，财富显然不再是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

对世界文明和现代化的贡献

差不多和犹太财富一样被普遍提及的另一种中国人的陈词滥调是犹太人对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羡慕中也夹杂着一些妒意，但毫无敌意。犹太人被中国人看作是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贡献者，他们也被视为促进世界变革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的贡献者。人们经常提到爱因斯坦。当问起中国的年轻人20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人物是谁时，他们通常会回答“爱因斯坦”，另外还有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耶稣。关于犹太名人有好几本中文书籍，其中一本名为《犹太名人传》（1995年版），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书里有90多篇传记，每篇传记三四页。也许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一些癖好，尽管就单个出版物而言做出这样的概括是很危险的。书中收录的最早的犹太人是斯宾诺莎，接着是海涅和马克思。孤陋寡闻的读者怎么也想不到17世纪之前就有犹太人，还想不到20世纪之前有许多显赫的犹太人。然而有趣的是，人数最多的一组是犹太小说家和诗人（23人），然后是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12人），还有画家（5人），这是非同寻常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都学习人文学科，而不是理科或工科）频频提到犹太科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但几乎无人提起作家和艺术家。收录于书中的还有17位科学家和数学家，另外有6位经济学家和其他的人文学者。有没有值得提起的犹太政治家？只有两个：列奥·托洛茨基（Leo Trotsky）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后（这一点在西方的书籍中亦可见到）读者可以看到几处错误的“多余人物”——不是犹太人的名人传记——如勒内·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塞谬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帕布洛·毕加索（Pablo Picasso）。

中国人的疑问是：人数如此少的犹太人怎么为世界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犹太人到底拥有什么？中国人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到犹太人的教育上，因为中国人对学问高度重视。犹太人的成就真的是靠教育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靠什么教育呢？2003年底，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的学生按要求自由选择犹太历史或文化方面的题目写一篇小论文，入选的30名参与者中有4名写了以-犹太教育-或-犹太科学-为题目的论文。入选的其他26篇中还有好几个题目也与教育有关（见附录2）。犹太人的教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书面调查中出现得也同样频繁（见附录3）。在中国人心目中，犹太人重视教育似乎成了一种被广为认同的观点。

所以，哈斯卡拉（Haskalah）——犹太启蒙运动的历史正引起一些犹太学者的关注就不是偶然现象了。这些学者想知道犹太人对现代化做出贡献的神秘根源是否存在于这一时期。犹太启蒙运动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新旧观念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争论从未停止过。这场争论不像中国采取的立竿见影的剧烈变革那样得到解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旧价值观、旧信仰和旧社会结构被彻底摧毁。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如何实现现代化？犹太民族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相比有什么异同？他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相同吗？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核心问题。2003年中国世界宗教方面重要的学术期刊刊登了一位学者撰写的关于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一篇论文，同一作者同时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犹太启蒙运动的书。[4]另一位学者对现代启蒙运动后的犹太哲学家——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利奥·拜客（Leo Baeck）、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和摩迪凯·卡普兰的一些经典文章做出评论并将其翻译成汉语。[5]中国学者提出的关于犹太文化中新旧之争的问题，似乎是在重复犹太汉学家早先提出的关于旧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的启蒙运动、儒学的存活等问题（见历史事件附录）。[6]有关犹太人的其他问题也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如妇女在犹太传统中的地位等问题，在中国这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在犹太民族的现代化中妇女起了什么作用？犹太人和犹太教知道性别歧视吗？

犹太民族的持久性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特别指出“中国文化中史学思维的至关重要性”[7]。这一点说明了许多中国学者被犹太人3000多年历史的持久性和连续性所吸引的缘由，而且也解释了中国人喜欢把犹太历史与他们自己的悠久历史相比较的原因。在一次中国传统礼仪的展示中，有些人对犹太参观者说犹太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这一点使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拥有一种亲密感，这种亲密感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分享，甚至有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代表团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秘密谈判中惠及了外交政策。中国谈判代表提到了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拥有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这在他们看来是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充分的理由。当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真正原因是和地缘政治有关的，而不是一些浪漫的说法。然而参与谈判的以色列外交官们仍然感到惊诧的是：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这种强烈兴趣经过动荡和变革的年代仍然存在，毛泽东时期外交官员们表现出来的兴趣再度彰显。[8]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中，犹太人的持久性从未得到羡慕，反而经常被否定，或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当前这种否定的政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2003年底，拥有众多读者的《纽约图书评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刊登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抨击文章——不是针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是针对以色列的存在。作者是出生于欧洲的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犹太国家是一种-时代错误”，应该被废除，因为犹太国诞生于19世纪所谓的欧洲思想体系中。任何了解自己古老的历史并把它与犹太人悠久历史相比较的中国人，无论对以色列的政策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都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一本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书籍——《耶路撒冷——3000年的历史和艺术》（Jerusalem—3000 Years of History and Art），它的汉译本于2003年中期出版，第一次印刷的5000册仅在几个月之内便销售一空。随着犹太人的敌对者否认犹太历史的呼声持续增强，犹太人将对中国人关于犹太历史的这种无偏见的看法不胜感激。这种看法也会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力。总的来说，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悠久历史有很大兴趣，拥有许多观众的流行电视剧，很多都是以中国遥远的过去为背景的。此外，关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书籍也很畅销，因为过去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错综复杂的现在。

解释犹太人的持久性很困难。中国人弄不明白：那些长期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是怎么存活下来的？他们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对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深刻理解。撰写过关于犹太人的好几本书籍的一个学究式的作者有点不太恰当地解释了中国人对犹太文化不感兴趣——因为中国人自己有卓越的文化——而仅仅对犹太历史感兴趣。革命时期之前的知识分子赞赏地指出：尽管受到欺压和迫害，犹太民族还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的-奇特性”，这一点是对持久性合理但不充分的解释。然而对于犹太民族持久性关注的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把犹太民族在历史上的幸存——不但作为一个民族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从而忽视了犹太人对自我存在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对以色列和犹太政治造成的负面影响。

“大屠杀”

就像在第4章第2节提到的那样，19世纪末中国人了解到犹太人的同时，他们也看到西方国家和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同情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看到犹太人的经历与他们自己的屈辱经历有极其相似之处。中国人关注犹太人被“白人”不公正对待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质疑了西方国家声称的道德上的优越性，而傲慢的西方世界又把这种优越性添加到其业已稳固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中。这些原因已经根植在中国人心中，又被纳粹大屠杀大大加强。如今，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遭屠杀应该说是犹太历史中最广为人知的事实。当书面调查北京外国语大学214名年轻学子对犹太人的看法时——没有一个是学犹太史或其他历史专业的学生——他们中的188名学生知道大屠杀，一些人能记起从电影中、书上或者学校课堂上获得的确切事实。没有其他问题会像大屠杀这样出现如此高比例的正确答案（见附录3）。中国的一些犹太学者听说大屠杀时，首先就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有人撰写了与大屠杀相关的书籍，一些人组织或策划了大屠杀展览。很多中国人看过《辛得勒名单》（Schindler’s List）、《钢琴家》（The Pianist）或与大屠杀有关的电视纪录片，他们往往把大屠杀和他们自己被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经历相联系。为了纪念这一时期的悲惨经历，一个最重要的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陈列设计元素上借鉴了类似的犹太纪念馆——耶路撒冷的亚德·维西姆（Yad Vashem）犹太英烈纪念中心。因此一些中国人注意到了当前欧洲反犹主义的复苏，并向欧洲的犹太参观者提出类似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很少意识到传统的西方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而且好像也从未被告知新的反犹主义浪潮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色彩。

[1] Xu Xin，“Some Thoughts On Our Policy Towards the Jewish Religion—Including A Discussion Of Our Policy Toward the Kaifeng Jews”，in Roman Malek，ed.，Jews in China.From Kaifeng…to Shanghai，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LVI，Nettetal，2000，p.673.

[2] 关于毛泽东，参见第85页注释2。周恩来在对波兰进行的一次正式访问期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当时这位中国总理公开表示了他对那个国家的共产党和政府日益上升的反犹主义的不满。参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一个犹太人在中国：一本个人回忆录》，《中国犹太人》第2卷，第96页。

[3] 佛教和僧侣生活的引进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方式，但是僧侣生活在中国所涉及的永远都只是一小部分人。

[4] 张倩红：《试论摩西·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倩红：《困顿与再生》，2003年汉语版。

[5] 傅有德教授，山东大学，济南。

[6] The works of Paul Cohen，Irene Eber，Merle Goldman，Jonathan Goldstein，Donald Leslie，Joseph Levenson，Benjamin Schwartz，and Vera Schwarcz，among others，address many of these questions.

[7] 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Berkeley LA，1958，p.91.

[8] Moshe Yeagar，“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in China and Israel—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ed.Jonathan Goldstein，Westpoint/London，1999，p.128.

第7章 对新领域的关注与新旧危险的存在

1.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新误解的危险性

关于犹太人，中国人感兴趣的新领域或者更新的领域之一，是犹太教和它的-女儿-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首先说基督教。的确，中国人从19世纪初就知道《圣经》以及它的犹太起源及重要意义，然而，如今中国人对《圣经》的关注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常识性的持续认识，而似乎带有对宗教和社会根源的探讨。对于《圣经》重要性的看法在当今中国分歧很大，有些中国专家认为只是少部分基督徒和少数学者对《圣经》有兴趣，而其他人则没有任何兴趣。有些学者指出，带插图的圣经故事明显普及，几乎在所有的大书店确实都能看到。此外，中国印刷并销售了3000万本《圣经》（新、旧约合订本），与得到官方承认的中国有1200万基督徒的数目相比，是个相当大的数字。随着许多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受到外国影响的增强，精神层面的关注和信仰问题可能会越来越重要。另外，也出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和地下教堂飞速扩张的可信的传言。

历史已表明基督教对中国犹太人地位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19世纪传教士的消极影响可以在太平天国领导人充满敌意的评论中找到，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客观上对犹太人也有积极的影响。犹太人的两个著名的中国朋友——孙中山总统和伟大作家林语堂就是通过聆听基督教教育第一次听说犹太人的。据说当今的中国基督徒——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态度都是很友好的。

然而，尚不清楚是否所有的年轻读者都认为《圣经》是对犹太民族历史的叙述。对于来中国的犹太参观者来说，学生问的最出乎意料的问题是犹太人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在与中国学生的座谈中，这个问题被提到过好几次。有些人认为犹太人信仰耶稣，而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耶稣就是犹太人，更不知道是犹太人写了大部分《新约全书》。当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生接受测验时，一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耶稣是犹太人。[1]关于耶稣的问题没有显示出对犹太教的武断的敌意，同时对耶稣的兴趣也很少导致正式皈依基督教。然而，中国的文献或知识中几乎没有涉及基督教是如何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内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早期敌对以及上述两种宗教的根本区别，而这些好像都是能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兴趣的事情。

假如来中国的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没有以失败告终，而是成功地实现了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目标，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可能就迥然不同了。已知的第一次提到犹太人的汉语文献是7、8世纪的聂斯脱利派信徒（Nestorian，叙利亚基督徒[2]）的卷轴，它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该文献以辩论的风格叙述了耶稣的生死，解释了福音书（Gospel）中更为反犹的一些篇章。[3]然而基督教的教堂、耶稣的箴言以及传教士的活动在841—845年间，因为政治上引发的灭佛运动而消失了，尔后在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中国正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允许基督教教派进入中国，正如唐代做的那样，允许聂斯脱利教教徒进入这个国家。犹太人有可能继续被问起有关耶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确实是出于好奇，而不是针对皈依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对自己的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的知识都充足到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当然，犹太人现在肯定已经注意到基督徒在中国所传授的和撰写的东西了。并非一切都是乐观的，比如说，被北京外国语大学用作教材的最重要的英文《圣经》课本，在记述犹太民族的历史时，部分使用恭敬的措辞，而部分使用鄙视的和歪曲的话语。除了其他的词句以外，许许多多的中国年轻学生已经读过而且将重复学习下面的措辞：

我们了解他们（犹太历史学家）怎样滥用真理来增加自己种族的荣耀和辉煌……自大流散以来，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坚决要求居住在外国。他们在埃及和希腊的城市里要幸福得多……在那些地方，生意红火，金钱滚滚而来……学识渊博的抄写员喜欢掩饰希伯来句子里存在的大量赘语的意思，从而给这些句子造成了一种博学的感觉。不……耶稣说：“你应该全心全意地爱主——你的上帝，全心全意地……”而且，仔细想想很可怕，摩西律法的所有复杂的结构将在〔耶稣的〕这一可怕的新口号——-爱你的邻居-面前分崩离析。[4]

2.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中国人对伊斯兰教与犹太人及犹太教关系的兴趣同早些时期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的兴趣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在中国早期历史中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记。从8世纪起，伊斯兰教在中国就有强大的影响和不间断的存在。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人数相对少得多的开封犹太人的关系至少从16世纪开始就已极其不好，这一点我们从耶稣会士来访者的报告中可以得知，但是这一点在中国鲜为人知，也与中国没有关系。

如今，对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兴趣，这种兴趣在中国以往的神学讨论或历史论述中没有被提及。中国学者和部分民众对阿以冲突的起因越来越关注，新闻中充斥着这类事件（见第3章第2节）。中国的阿拉伯学者和伊斯兰教学者对此也表现出了日益增加的关注，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相比，他们经常对犹太人或以色列不怀敌意。他们认为冲突不仅仅是针对边界线和定居点，而应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起源。关于犹太教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影响方面的书籍，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学主题论文已列入计划或正在策划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位伊斯兰教学者说：“不了解犹太教的学者是没有资格研究伊斯兰教的。”[5]与中国外交界紧密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想知道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起源-——正如一部分人想要明白的一样——是把二者分得更远还是把二者拉得更近？重要的是一些中国学者愿意涉足他们西方国家的同行仍然不敢涉足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所做出的任何真正的学术上的努力都应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份努力迟早会为中国提供阿以冲突起因的独立观点，并且也许还能提供冲突是否能得以解决或如何解决的独立观点。

3.巴勒斯坦武装起义与中国民众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良印象

巴勒斯坦武装起义给中国人同情犹太人的传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是自1991年中国和以色列缔结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人看到的第一次阿以战争。尔后，在马德里会议（Madrid Conference）期间，阿以和平仿佛近在咫尺。在早期中东战争时期，以色列似乎很遥远，它只是处于敌对状态的西方世界的很小部分，但是现在看来似乎越来越近了。

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纷争，经常是中国电视和日报的头条国际新闻。每隔几个晚上，关于“因提法达”的新闻就会出现在千千万万个中国寻常人家的起居室里和餐馆里。

中国电视观众经常会给出一两种解释：首先，据说中国人总是同情弱者，在整个事件中，巴勒斯坦人是弱者；其次，据说因为中国驻中东训练有素的新闻记者人数不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的电视报道，而外国的报道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其中提到了CNN）。

官方公告和媒体新闻报道对公众看法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一些学生所提问的问题中得以证明（见附录1），还可以从另外一些学生写的评论中得到证明（见附录3）。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反对、忧虑、困惑的情绪。还有在少数事件中，新近出现了一种敌对情绪，如果说它不是针对犹太人的话，那么便是针对以色列的。非以色列的犹太访问者来中国，无论他怎么重复强调自己不是以色列人，并且来访的目的并不具有政治意义，也很少有人能避开巴勒斯坦问题。冲突，或者确切地说是官方对冲突的回应，使许多问题成为焦点。这些问题包括：谁是犹太人？谁是以色列人？二者之间有何联系？……这也引出了在2000年之前想象不到的问题：曾经饱受迫害的犹太人自身怎么也变成了“迫害者”和“凶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见附录3）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能把犹太民族与以色列政治区分开来吗？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以下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一字不差地抄下来）说明了在当今中国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倾向。

1.不能把二者分开，我听说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

2.应该把二者分开，他们截然不同。犹太人确实相当友好和仁慈，然而政治就是政治，因此，“以色列人”给人的印象就不那么好了。

中国很多研究犹太教的学者和他们的学生设法消除犹太来访者的疑虑，安慰他们说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同情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另外的证据并不总能证实这种乐观的说法。巴勒斯坦人武装起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损害犹太人在中国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已经开始受损。确实，学生的批判来自少数人，但是这种咄咄逼人之势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再没有听到过的。

然而情况不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中国的中东问题专家可以出版阿以冲突的调查分析，[6]还可以在公开的电视辩论中发表看法，这些辩论都是关于学术方面的，对以色列毫无敌意。巴勒斯坦的自杀性人体炸弹事件在中国被广泛报道，而且也遭到了中国官方的严厉谴责，因为死伤者中有居住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更重要的是最近中国互联网上私人在线论坛的大量涌现。自2000—2001年以来，很多这样的论坛或“聊天室”开始谈论以色列和阿以冲突。中国学者密切观注着这些论坛，这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洞察很多中国年轻人真实想法的平台。这个聊天室被看作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在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公开言论的表现。所有受到咨询的学者都一致同意：网上论坛发表的看法都是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而经常批判阿拉伯世界，这与官方媒体对阿以冲突所持的立场不一致。

4.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反犹主义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从西方和日本偶尔输入到中国的反犹主义在本书的第4章第2节已经被提及。许多年轻的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向往和价值观的模仿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再次出现一些西方模式的反犹主义。至少一本最近出版的关于犹太经济实力方面颇受欢迎的中文书籍就改变了以往常用的赞赏语气，而是采用了很多经典的反犹用语。除此以外，一本名为《揭开犹太人非凡智慧的秘密》（Unraveling the Secret of the Exceptional Intelligence of Jews，1995年版）的书这样告诉读者：

不了解犹太人就不了解世界！犹太人在家打个喷嚏，世界上所有的银行都将连锁感冒；三个犹太人凑在一起，便能控制整个世界的股票市场。[7]

这种文体可能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复发的反犹主义的影响——甚至与近些年的一些日文书的标题听起来惊人地相似，例如西藤·荣三郎（Saito Eisaburo）的《改变世界的犹太经济实力的秘密》（The Secret of Jewish Power that Moves the World，1984年版）[8]。但是2002年和2003年香港的犹太居民披露了另外一些更令人作呕的反犹表现。这件事牵涉到一个酒吧的主人，他在自己的酒吧里陈列着一张纳粹集中营里被谋杀的犹太人的照片——可能是为了煽情或者为了使顾客震惊。尽管犹太人抗议，然而酒吧主人起初拒绝拿走这类照片。香港比中国其他重要城市受西方的影响更长久，也许这一点可以解释这一特殊事件。的确，这些事件都是个例，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大多数中国人的认识倾向方面造成任何影响。不过，完全忽视这些异常行为也是错误的。

必须制定一项犹太政策，通过这项政策，尽力向中国人展现关于犹太人经济状况和成功的恰如其分的形象，以及其他人能从这种成功中学到什么样的建议。

[1] 2003年11月24日与王锁劳教授的访谈，北京。

[2] 聂斯脱利教派是基督教在今叙利亚等地的一个支派，这一教派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景教。——译者注

[3] 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2nd edition，Tokyo，1951.See particularly the“Jesus Messiah Sutra”，pp.223—224.

[4] Hendrik Willem Van Loon，The Story of the Bible，Beijing，1999，pp.7，179，182，183，184.Needless to say，the two quotations attributed to Jesus are quotes from the Jewish Bible.They are core principles of Rabbinic Judaism and one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daily prayers.

[5] 2003年11月23日与周燮藩教授的访谈。

[6] 例如，参见殷罡《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 年版。本书出版后迅速售完。

[7] Chiara Betta，“Myth and Memory.Chinese Portrayal of Silas Aaron Hardoon，Luo Jialing and the Aili Garden between 1924 and 1995”，Jews in China.From Kaifeng…to Shanghai，op.cit.，p.398.

[8] David G.Goodman and Masanori Miyazawa，Jews in the Japanese Mind —The History and Use of a Cultural Stereotype，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2000，pp.220 ff.

第8章中国的两难处境与期望

1.中国政策上的两难处境

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不得不与相抵触的政策目标作斗争。在过去短短的25年中，中国已经以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实体形象显露于世，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有着多重联系，并且已经开始应对由这些变化产生的对国际国内政策的挑战。大部分挑战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并且是有威慑性的。中国的领导人迄今为止已经比许多外国观察家的预言更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犹太人关于提高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和加强与中国联系的政策目标正在贯穿于对华的几大策略之中。犹太人的目标直接或间接地触动了中国的政策目标，并且把二者之间的一些相抵触的内容展示出来。

更紧密的中犹联系能对中国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犹太人的主要同盟）之间的关系带来有益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共同点，美国一直在尽力说服中国更公开地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这也和许多犹太人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然而，与美国安全互利的关系是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一个必需的前提。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想要解决它最紧迫的国内问题的话，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存在着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与贫穷的中西部省份之间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还需要为超过1亿的农民工创造工作机会。除此之外，中国关于犹太宗教及其后裔的政策也被国内事务所困扰，例如，需要考虑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群体预想不到的要求，还需要顾及外国教派的影响。中国政策的彷徨与矛盾正是由于这两难处境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2.开封犹太人问题

开封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开封犹太人后裔的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矛盾政策目标的一个典型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百名犹太后裔（他们的确切人数尚不清楚）要求重新承认其犹太血统和身份，这种情况已经对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政策问题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这个在1605年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所发现的、在所有犹太社区中最为孤立的社团，已经使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它着迷了很长时间，也得到了中国学者们的关注。这个社团和它的会堂至少自12世纪以来就存在，在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瓦解了。

官方的立场是犹太后裔已经彻底被同化为汉民族了，已经确定消失了。中国政府在1953年颁布一项决议，该决议在1980年又被重申了一次。为赋予境内所有的民族以平等权利和政治身份，中央政府下大力气开展民族认定工作，并为之制定适宜的认定标准，在此之前还没有文件涉及各个民族的认定与民族居住区域划定问题。开封市政府选送了两名犹太家庭后裔到北京陈述他们的情况，然而，结果是依据对所有民族适用的标准，犹太后裔身份并没有获得承认。中央政府的这个决议文件最近更广为人知并且在2003年被翻译成英语，该文件一如既往地陈述了政府的理由：[1]

四月三日关于开封犹太人的电报阅悉。

从你们的电报来看，散居开封的犹太人不仅在经济上彼此分散，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已完全和汉人糅合在一起，而且在其他方面已没有什么独具的特点，这就是说，对于他们，已基本没有什么需要作为一个民族来对待的特殊问题，他们不复构成为一个民族了。

其次，散居我国境内的犹太人，除开封以外，上海有无国籍的犹太人，其他大中城市亦可能有很少数的犹太人散居，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我们承认了开封犹太人，还可能引起其他麻烦，使我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你们以历史材料为主要依据，只看见他们与汉人某些微小次要的不同的方面，看不见他们和汉人基本相同的方面，提出承认开封犹太人为散居的民族成分的意见是错误的（去年国庆节在《人民日报》曾登载犹太民族的消息，这是中央民族……[原文不清]）。应该承认他们是汉人的一部分，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要有意识地在各种工作中多注意照顾他们，并向当地汉民群众进行教育，说明不得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污辱，这样来逐渐消除残存在他们心理感情上的某些和汉人的差别。

中央统战部

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2]

这个决议被当时中国最核心的四位领导人审阅和批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就使它事实上变得不可更改，至少在一定的时段内是这样的。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必须承认的是文件原文明显带有敏感性和公平性，这在犹太民族与共产主义运动长期敌对的关系史上是不寻常的。过去二者的关系被马克思摇摆不定的言论、反犹太复国主义、列宁的反犹太教、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及种族灭绝计划所动摇，在1951—1953年苏联及其卫星国大规模的公众反犹主义及对犹太人的侮辱、歧视和迫害达到顶峰时，中国不仅完全不存在反犹的暗流，而且不允许污辱和歧视（犹太人）的警告确实引人注目。[3]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开封犹太后裔的关于受到冒犯的抱怨，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有意表现出他们与莫斯科、华沙、布拉格的反犹主义“同志们”的区别。

今天，中国关注的不是鼓励其他一些团体去要求少数民族的身份。河南是一个相对贫穷和落后的省份，在开封市的90万居民中，大约有15万人是穆斯林。实际上，开封产生的政策矛盾不仅针对中国人，同样也针对犹太人。除了一少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外，开封以外的中国人没有听说过开封犹太人后裔和他们的历史，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兴趣并不集中在中国的犹太人身上，而是整个犹太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展开的中国学生对犹太文化认知的调查中，第3个问题问道：“你对中国犹太人的历史知道些什么？”（见附录3）非常吃惊的是214名学生中仅有8名谈到了开封，但是大部分学生知道一些关于犹太人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受迫害的历史。开封与之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迫害发生，这本应该成为他们自豪的资本，但是他们却从未被告知此事。

一个独特的事实是认识和研究从12世纪到19世纪古老的中国犹太人的历史，这不仅是犹太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但却被犹太人长期忽略（参见历史事件附录）。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犹太人的政策应该是鼓励研究悠久的中国犹太人历史并促进更多的中国人关注这个问题，不仅仅由于学术原因，而且因为这段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非常悠久的历史联系。而且，犹太后裔的当代历史，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他们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等都值得社会学研究者去探索。在2003年德国美因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inz）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对这些方向和其他问题做出了有意义的学术探讨。

3.其他政策冲突的反馈

也有另外一些类型的政策冲突。以色列的文化政策，特别是资助关于犹太文化和历史的中文书籍的出版，用一位中国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的话来说，“已经使阿拉伯大使们深感不安”。不同于那些多疑的犹太观察家，阿拉伯国家毫不怀疑文化政策对于中国的潜在影响，并且已经对以色列代表团和访问者表示出了不满。那些需要和双方都维持友好关系的中国学者也暗示有时候对他们来说与国际犹太人接触比接待以色列来访者更容易一些。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犹太学者之间缺乏信息的沟通和协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犹太学者的协会，还有一个定期的期刊和每年一次的会议等等，这样的时机将来可能会成熟，学者们非常关注这种需要。目前的障碍部分是由于资金问题，因为期刊和会议的组织都需要资金，还有与犹太研究不相关的其他一些政治问题。而且，对犹太人的政策有利益贯穿在其中，并且有与其他中国政策的优先权相冲突的风险。

一个阻碍犹太文化与信息政策影响力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图书市场缺乏透明度。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它影响到中国学者的出版物和许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在这里提到这些，虽然无法判断相比其他类型的书籍来说，犹太类的书籍情形是更好还是更坏，或者说这是否为一种类型的政策冲突，或仅仅是中国的不同文化传统的结果。许多关于犹太主题的书十分畅销，但是不知道谁买走了它们，这本来是可获得的信息，而且在哪儿能买到它们，除了浏览那些大城市的大书店外几乎不可能知道哪些书已售完或即将售完。中国没有一个像亚马逊公司那样的商业组织，即使在上海最大的书店也仅仅有它们自己目前库存的信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抱怨，就是他们找不到关于犹太或中东的书，或者说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相关书籍。撰写犹太主题的作者同样抱怨其作品在中国出版非常困难，而且他们的出版商不想再版那些已经全部售罄的书——即使它们仍旧有市场需求，这是由缺乏透明度、经济支持或者市场体制的其他的缺陷所造成，或是由于政府当局特意地瞄准犹太和中东主题的限制性干涉呢？在后一种情况里，这又涉及了政策的两难境地。宣传新书的典型方法是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评论，但是在中国，类似的评论是非常少见的。然而，在一些大城市里有定期的图书展览会，在那里关于犹太主题的书能被陈列出来。

4.中国的期望

中国会尝试着减少源于他们与犹太人关系的潜在的政策冲突，并且会十分自然地利用这些关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政策目标服务。犹太人的政策目标，如这篇报告开头所描述的，一定是关注中国从犹太人那里期望得到什么，这些期望是否被官方提出过。因为中国人相信犹太人有势力、有影响，他们也相信犹太人会给予他们许多帮助。这种期望在高校专家和学生的评论中都有所提及。令人十分吃惊的是在接受采访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214名学生中几乎有50人谈到犹太人在中国“很重要”或者“非常重要”，虽然说没有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仅有很少的外国犹太人生活在中国（见附录3）。成功的犹太政策就是要确认犹太人在哪些方面能回应中国人的期望，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国人希望在处理和促进极其重要但又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时能得到美国犹太社团的支持。确实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中国人——政府官员、教授、学生——都确信美国犹太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国防上非常有势力。在中国人眼里，-犹太势力-已经接近神秘的领域，见多识广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们表达了这种希望，即犹太人将会帮助处理中美之间的困难关系。2003年11月上海的一个研究生问道：著名的“犹太院外集团”（famous Jewish lobby groups）在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们是支持中国还是反对中国？（见附录1）在他脑海里犹太人在与其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许多中国人愿意去理解“犹太院外集团”怎样成为美国政治中明显的最有影响力的集团，接着也会去考虑所谓的“台湾院外集团”（Taiwan lobby）。[4]一个稳定的、更为友好与有益的中美关系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弥补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中所产生的摩擦。美国犹太人怎样能提供帮助的例子在第3章第3节被提到——通过与那些美籍华人之间的合作，后者与犹太人一样不得不经常与怀有敌意的旧观念作斗争。驻美的中国代表正在寻求与犹太组织之间的联系，他们在向美国犹太人表示友好，这能给后者起到一些策略性的杠杆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以色列也正在向中国示好——虽然形势并不完全相同。

第二，中国想持续地得到以色列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在与农业、电信和防务等相关的领域。许多中国人尊敬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农业、滴灌和太阳能技术对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以“犹太文化”或“文化的创造性”[5]的表达方式来看待这些贡献。一部分中国人也认同以色列帮助中国提升了军事实力。

第三，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和对中国穆斯林问题的考虑，阿以冲突正在成为一个不断被关注的话题。胡锦涛主席2003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时说：“巴以问题已经被悬置了半个多世纪，给双方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6]他表达了中国人对此担忧的程度。中国人希望以色列的政策不要消极影响到中国的敏感利益，有时他们认为犹太来访者是一个合适的、额外的渠道，通过这一渠道可以传递他们对以色列的关注与希望。

第四，中国人把犹太人定性为所有民族中在经济领域最成功和最富有的民族，这自然会导致一些人希望犹太人对中国的发展做出直接贡献。犹太商人和一些在跨国公司中担任重要位置的犹太人确实正在向中国投资。然而，也有一些例外，一些投资不是以“犹太人”的名义出现，因为这些投资是按国家而非宗教文化渊源来界定的。中国并不缺乏投资资金。除了以色列的技术，中国从犹太人那里寻求更多的也许是他们的国际联系和对世界经济更好的理解。一个研究美国犹太人经济实力的中国学者对他不能找到有关这个课题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材料而感到失望。[7]

第五，中国的学术机构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致力于犹太教的教学、研究和出版活动。按照中国人对犹太金融势力的看法，中国人期望犹太人能资助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许多国家正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中的辛勤学者们提供资金帮助。例如，阿拉伯世界正在对那些从事阿拉伯语言和中东问题研究的中国学术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已经不是秘密了。

第六，令人有点吃惊的是，有这样一些呼吁，即主张犹太人的慷慨行为不要与资助中国的犹太学术或在中国的经济投资连在一起。这些呼吁起源于这样一种感觉：中国人期望从犹太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承认，因为他们允许许多犹太难民在上海和哈尔滨找到新的家园，而当时很少有西方国家这样做。一个中国的政策顾问不喜欢那些反映上海犹太人的纪录影片，因为影片中没有提到中国人。实际上，犹太人必须理解“知恩图报”的观念在中国人的传统和行为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种观念是双向的。一位官员指出中国“直到今天”一直感激以色列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时间要早得多，中国的公众和知识分子们可能不太关注个别犹太人在中国所做的慈善性的捐赠。

第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一些中国人可能想从犹太人那里学习的并不仅仅是怎样发家致富。当一些官员或同事询问研究犹太的学者们的工作，呼吁他们应扩大兴趣并且不应被中国的现实问题所束缚时，他们回答说：犹太人的生存和成功之道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研究犹太历史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一个学者举出了200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会议上的声明。声明要求进一步努力“繁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和文化”。这个学者补充说为了重建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必须学习犹太人的经验，因为犹太人已经展示了成功地与外国文化相融合的方式。中国学生经常问到中国人应该从犹太人那里学习些什么，这些想法当然不是以金钱为依据的。（见附录1和附录3）

[1] 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南局统战部的，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圈阅，刘格平、邓小平签发。——译者注

[2]Xu Xin，“Chinese Policy Towards Judaism”，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Youtai—Presence and Perception of Jews and Judaism in China，Schoo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19—23 September 2003，pp.6，7，11，12；reprinted in Points East，Newsletter，Vol.19，March 2004，pp.1，3—7.

[3] 毛泽东早期的一些评论是没有敌对态度的，他不仅没有受反犹主义的影响，而且承认犹太人以及“犹太民族解放运动”。See Stuart R.Schramm et al.，eds.，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Armonk，NY，1992，Vol.1，pp.337，544；Vol.2，p.382.

[4] 倪世雄教授，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11月13日采访。

[5] 2003年10月28日与林真大使的访谈，北京。

[6] 引自新华社消息。

[7] 王建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2003年11月17日。

第9章 犹太政策面临的挑战

1.对华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

前文所述的中国人的期望对犹太人来说正是政策上的挑战，犹太人的积极反应会有助于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共同的基础是存在的，这正是为什么在本篇报告的开头提出那么多政策性推介的原因，也是犹太人对中国人期望的回应。中国人和犹太人将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他们常常倾向于在不同的时限考虑问题。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时限长，犹太人的时限短，这会导致期望值的不协调。出于对其政策两难处境的考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比犹太人反应慢一些，并且在做重要决定时非常慎重。他们会按照-自古以来-的中国传统和-观望-的态度，避免突然的改变。相反，犹太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们普遍希望看到迅速的结果和成功。中国首任驻以色列大使对犹太人和他们的问题了解得非常清楚，他提出了一个好的建议：

未来很漫长，我们两个文明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一步一步走，不要匆忙，要相信你们自己…… [1]

不错，一个局限于-务实的渐进-的政策会促进其在某些领域的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但是未必会消除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或未来政策方面的不和谐因素。这些方面不能被忽略，一个战略性的、长期的犹太民族政策必须及时提上议事日程。

每当中美关系严重恶化时，中国人对美国犹太势力的信念就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和严重失望的根源，尤其是当关系的恶化显示出犹太势力的局限性或犹太人不愿意帮助中国时，上述情况就更为明显。发生一场危机，甚至长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好像还比较遥远，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被公开地讨论过，包括电视脱口秀——在美国也是如此（第3章第3节）。

一旦美国或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台湾问题，甚至中美之间短期的军事冲突都可能成为不可调和的一个领域。一种说法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美国迫使以色列中断与中国签订的“预警飞机”合同的原因（第3章第3节）。虽然和美国之间也保持着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但犹太人在台湾没有历史兴趣和利害关系。当以色列政府先于大多数国家于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这在看待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已定下了一个基调，任何犹太领导人都没有改变过这个论调。不过，当台湾竭力游说以取得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时，美国的犹太领导人必须记住他们的支持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并且希望加强犹太民族与中国的联系，假如他们在政治上支持了台湾，那么就会与这一政策目标发生冲突。

人权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障碍之一，这不可避免地涉及犹太人的政策立场。犹太组织在世界任何地方对反犹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得到美国的支持，犹太人的斗争通常是和一般的人权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犹太人不能也不会放弃人权问题。然而，在中国的人权讨论中，犹太人可以做出一些原创性的贡献。许多现代人权观念起源于犹太人的圣经传统，起源于人类生命观念中的神圣性，塔木德和拉比律法发展了人权观念，应用了对规范犹太教来说必要的内容，但是和现代国际上的人权公约不尽相同。中国人为他们自己作过同样的声明：中国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丰富和独立的人权著述，这种情况是众所周知的。[2]基于自己的文明史，犹太人能够接受在人权问题上可能有不止一个观念，坚持不同观念之间的交流并信任它们的普遍价值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除了开封的问题（第8章第2节），一些犹太人希望中国以某种官方形式承认犹太教，另一部分犹太人极不赞成将这种行为作为犹太政策目标。在中国有一些尊奉正统派习俗的犹太人，他们被作为一般外国人对待。正统派犹太人的习俗在中国没有受到限制，是非常自由的，包括在拉比监督下的屠宰仪式、割礼、犹太人的私人教育等等。在承认这一问题方面可能存在着政策上的不协调性，然而在犹太社区内部的分歧远远超过了中国和绝大多数犹太人之间的分歧。

2.中国人的机遇和需要

前文所述中国人期望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许多中国人想从犹太人那里学习更多、了解更多（第8章），如犹太人拥有的技术（例如以色列的技术、犹太人的经济技能）以及犹太人怎样获得他们的技能和成功（美国的犹太势力、犹太现代化），诸如此类的知识非常吸引人。中国人的兴趣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契机，但犹太人的反应不够充分。在1997—1998年，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犹太学者非常不满意地描述了当时的信息情况：

……关于犹太历史、文化、教义、道德、神秘主义、哲学以及当今思潮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翻译作品以及论文仍旧非常缺乏。为了使犹太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投入，需要更多专门机构和研究人员。[3]

尽管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步，但是目前情形仍然有待努力。被调查的许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214名中的107名）说他们渴望学到更多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知识（见附录3），但是一些人也非常苦恼地意识到了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没有资料”。[4]

这份报告中的讨论显示了研究机构、学者和学生们都在寻求关于犹太主题的更多信息。不只一个学术机构想建一个犹太文化或历史中心，或者中东研究中心，还有几个机构想扩大在这些领域内现有的学术活动。大部分都在寻求与犹太人或其他方面的联系与支持，许多人在同国外同行建立联系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一些学者计划出版一些犹太主题的书，另外一些学者计划举办一些展览（关于大屠杀等等）、专题研讨会、学习班、犹太文化周、犹太电影和戏剧的演出。更多学生希望，如果现在条件许可，愿意学习希伯来语。在2003年，有100名学生申请北大（北京大学）的现代希伯来语班，但是仅仅有12名学生入选。其他一些大学，如在上海和济南等都希望建立或扩大希伯来语班，但是同样十分缺乏胜任的教师和其他教育资源。许多研究犹太问题的学者和学生都希望结识犹太人或访问以色列，也有一些人诉说了他们遇到的困难。

关于犹太人和中东冲突的缘起，中国的决策者和舆论领袖知道多少？他们认识到需要学习更多知识吗？过去做的一项努力就是用间接的手段澄清这个问题，但是从这篇报告所进行的采访中还无法得出全面的观点，除了中国学者作为政策顾问的重要性可能提高之外（第5章第2节），犹太研究中的兴趣是否满足政治高层的需要？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与政策标准相关联的舆论主导者对犹太人非常熟悉，但是其他人却很陌生，还有一些人甚至在中国犹太人的问题上时不时地被误导。一些中国专家确实需要更多的准确信息，但是他们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则另当别论了。对犹太政策的决策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鼓励和资助中国学者、学生和政府官员到以色列、美国或其他的国家去游学、访问，目的是让他们熟悉更多的犹太话题。

总的来说，在中国很少需要去激发关于犹太问题的更多兴趣，兴趣有了，问题在于怎样去回应。

3.犹太政策的缺陷

对于中国的一些机遇和需要，犹太政策做出了回应，但并不包括其他方面。这一缺陷首先起因于“犹太民族”既非一个国家也非一个完整实体这一事实。犹太民族既没有一个政府也没有议会，而是一个复杂的、跨国界的、既合作又相互竞争的自我组织实体。这样一个多角色的民族能有自己的政策吗？它能确定和执行一种被许多犹太人支持的统一政策吗？或者说它只能有不同的、相抵触的政策吗？过去的几百年已经证明了单一的和复合的政策都是可行的。今天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各种团体都有自己的政策，这些政策很少完全相同，多数情况下相互协调，但仍有区别。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群体之间，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甚至在美国国内的犹太人群体之间都没有足够的信息协调与合作，犹太人利益的多样性和主动性验证了犹太人生活的活力。这种规避不了的多样性使得犹太人在与一个协调得力、有长期的政治目标的等级制国家打交道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犹太民族历史上要多少次才能形成一种长远观点、预测事件的发生并为未来做准备呢？一位研究犹太历史、眼光敏锐的中国观察家、圣经学者丘自华在1990年评价-犹太民族精神-的总体特征时，虽然没有用-政策-这个词，但他的推论也相当于说犹太人从不擅长政策制定：

犹太民族长于忍耐而且有一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性格，但是在涉足商业方面，上述性格往往是消极的，并且经常不能积极主动地处理周围的挑战。[5]

关于中国，以色列在1950年有前瞻性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古里安努力与这个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建立联系。除了这些早期的充满远见的时刻之外，犹太民族机构的政策大多是短期的和实用主义的，这显然与他们经常处于持续不断的危险和威胁的环境有关。这些政策只是关注犹太人生存的环境、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危险，而不顾及与那些遥远大国交往所拥有的长期的战略意义——现在这种情况似乎正在改变，虽然比较缓慢。和应对机遇一样，应对威胁所需要的连贯性的长期政策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形成。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犹太领导人和大部分犹太人仍旧没有完全意识到中国人在犹太问题上有相当大的兴趣。

信息的匮乏是政策缺陷的一部分和结果之一，同样还包括资金的短缺。从实际需要出发，尽力传播更多中国犹太研究和教学的信息并筹集更多的资金，这将是十分诱人的。但从长期来看，这却不是一个好方法。一个综合性的全新尝试是从政策开始的，而不是信息和金钱，因为一个连贯的政策会自动增加信息的流动，也便于筹集更多的资金。那些为促进中犹关系而筹集资金的犹太学者已经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有实力的机构能就此问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策报告的话，将会得到更多的资金。[6]资金显然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有了更多的钱，许多期望将会得到满足，更多优秀项目将会被付诸行动。除了中国的学术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之外，犹太学术研究的资金和信息来源主要来自犹太人。基金除来自以色列政府、工业部门以及私人组织——“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Igud Yotzei Sin）外，也有来自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私人基金。德国是一个重要的非犹太资金来源，曾资助了几次关于-犹太人与中国-的国际研讨会。犹太人政策中的一项长期任务是增加资助基金的数目，其中包括更多的国际非犹太基金机构以及中国的实业部门。

目前所面临的部分问题是以色列的文化政策在中国的削弱，这种现象自2001年起就可以觉察到。原则上讲，这篇报告并不负责评论以色列的政策。然而以色列的文化活动曾经是犹太人在中国最出名和最响亮的声音，因此不能将其从犹太民族的政策框架内删除。以色列把文化当作一种媒介来强化中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但是文化政策一直受政策优先权的变化影响，以及在困难的经济和安全形势压力下不得不削减预算的影响。资金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以色列对翻译书籍的出版、年度学术研究以及其他努力的支持仍然得到高度的赞赏，但是更多中国偏远省份的一些犹太研究中心仍在寻求着犹太人的建议、联系和来访，这些活动自2003年起就不常见了。以色列目前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连贯的、长期的文化政策吗？这个政策包含有犹太人的内容和目的吗？或者说这个政策和优先考虑权被留给个人以及不断变更的外交家来决断吗？考虑到中国人对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观念，在中国展览当代以色列艺术是不是出于“犹太”优先的考虑呢？

上述问题与其他问题是这篇报告几次提到的一个关键性的政策评估和长期的政策策略的一部分。它们理应促成实用的、可行的政策推介，即使它们中的一部分，正如报告开头所讲的那样，可能过于苛刻。

[1]2003年10月28日与林真大使的访谈，北京。

[2] 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Enquiry，Cambridge UK，2002，pp.250—258.

[3] 黄陵渝：《中国犹太文化研究》，Jews in China.From Kaifeng…to Shanghai，op.cit.，p.669。

[4] 多数中国学生可能会买一本对他们的学业没有什么直接用处的书，假如书价不高于10元（1美元约合8元人民币）的话。一本书价格一旦超过15元（或近2美元），就很难向学生推销出去。

[5] 梁工：《中国圣经文献研究二十年（1976—1996）》，Bible in Modern China，op.cit.，p.395。

[6] Prof.Al Dien，President of the Sino-Judaic Institute，Menlo Park，2003年3月31日在纽约采访。

附录1 2003年10月和11月在瓦尔德召集的 中国大学研讨会上学生提出的问题

这篇报告的作者曾在中国六所大学举行了关于犹太文化的研讨会，下面引述的问题是在问答环节由中国学生提出来的。学生们的兴趣空前地强烈，他们想提出更多的问题，但是时间不允许。这些中国年轻人很少遇到过犹太人，在接触犹太信息和犹太文献的机会方面也无法与西方学生相比。然而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既具有探究性又深邃。巴以冲突吸引了中国青年，许多人表示同情，有的持批评态度，也有一部分人公开表示抗议。许多参加研讨会的学生是犹太专业的，也有来自其他专业的学生。这些问题提供了这些年轻人——中国未来的精英阶层——简短有趣的思想快照。

A.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希伯来语班。2003年10月24日。老师：王宇博士等，15名学生和老师参与。

研讨会主题：“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的计划和目标”

1.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去以色列学习的途径？

2.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以色列人交朋友?

3.我们怎样交犹太笔友？

B.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开封。2003年10月31日。老师：张倩红教授等，30名学生和老师参与。

研讨会主题：“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的计划和目标”

1.今天的基布兹（Kibbutz）怎么样？与中国的相似经历相比基布兹状况如何？

2.圣经学者（指的是梁工教授）：我们致力于犹太教和圣经文学研究很长时间了，但是仍旧处于孤立的状态，如何才能使我们所做的工作为更多人所知？

3.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是什么？

4.为什么犹太文明和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下来，而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却不能？

5.犹太教与儒家思想之间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6.你觉得巴勒斯坦怎么样？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巴勒斯坦国？

7.犹太民族比其他许多民族富有和聪明，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您能给我一些实际性建议使我能够对犹太人了解得更多吗？

C.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昆明。2003年11月4日。老师：肖宪教授等，30名学生和老师参与。

研讨会主题：“以色列与散居时期的犹太教——历史和目前的趋势”

1.法国犹太人对沙龙政府领导下的以色列政策的态度是什么？

2.你个人对以色列的非法定居活动的态度是什么？

3.你觉得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欧洲更多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4.沙龙在一次对欧洲来访者的演讲中说，他想把超过100万的犹太人带到以色列，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在领土上建更多的定居点？

5.以色列为什么在军事装备上帮助印度？为什么以色列和印度有同盟关系？

6.你持双重忠诚态度吗？你觉得自己更多的是法国人、欧洲人，还是以色列人？

7.今天法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怎么样？

8.过去，以色列与非洲关系非常好，现在以色列是否仍然在非洲的发展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9.你在你的报告中说今天犹太人可能比过去更为强大，从哪些方面来说他们更强大了？

D.山东大学犹太研究所，济南。2003年11月7日。老师：傅有德教授等，15名学生和老师参与。

研讨会主题：“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的计划和目标”

1.大屠杀对今天犹太人信念的影响如何？

2.你能界定犹太伦理道德的精髓吗？

3.犹太礼仪的精髓是什么？礼仪可能不是非常重要——礼仪的背后是什么？

4.犹太教核心信仰和外在礼仪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5.为什么中国人在过去的历史中对待犹太人比那些欧洲人要好，并允许他们在朝为官？

6.今天的欧洲犹太人的形象怎么样？今天的欧洲犹太人是怎样界定自己的身份和认识他们自己的？

7.如果你不信上帝，但做善事，那么你是否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犹太人？

8.因为都拒绝接受口传律法，卡拉派（Karaites）和撒都该派（Sadducees）之间有没有什么精神联系？

E.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2003年11月11日。老师：潘光教授等，30—40名学生和老师参与。

研讨会主题：“美国犹太教的历史和政治势力”

1.2001年“9·11”事件后，可以做些什么来遏制欧洲和美国的反犹主义增长？

2.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穆罕穆德（Mahathir Mohammed）说犹太人控制了世界。当一个犹太人追求权力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还是仅仅因为他喜欢权力？

3.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尤其是-中东路线图-计划有什么影响？

4.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力非常出名，中美贸易关系中常常伴随着的是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压，犹太院外集团在中美贸易争端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支持中国还是反对中国？

5.犹太人以他们对犹太事业的慷慨捐赠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给了许多犹太人一个避难所，为他们做了很多，但是犹太人从没有给上海什么捐赠。这是为什么？

F.南京大学，所有院系。2003年11月13日。老师：徐新教授等，超过400名学生和老师参与。

研讨会主题：“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之间的跨文化比较”

1.你提到了犹太人受难的历史，犹太人从他们自己的苦难中学习到了什么？他们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吗？（不少学生发出嘘声和尖叫声）

2.耶稣说过：如果你相信我是你的救世主，你就不再需要土地了——你会把它珍藏在心里。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会与阿拉伯人因为土地一直冲突？（不少学生再次发出嘘声和尖叫声）

3.中国人能从犹太历史中学到什么？反过来，犹太人又能从中国历史中学到什么？

4.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对此后百余年的犹太历史有什么影响？

5.你提到了当宋王朝和明王朝被推翻后在蒙古族和满族人统治之下中国人的苦难。对你来说，-中国人-指的是谁？仅仅是汉民族？有没有其他的中国人？（实际上，今天中国把蒙古族和满族都看作是和主体的汉民族平等的中国公民）

6.对你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经济或是宗教？（这名女学生已经看了演说者的简历，注意到了他有经济学和宗教历史学博士学位）

7.你能解释在所有知识领域里获得光辉成就的犹太人数量之巨的原因吗？

8.为什么你总是谈到“犹太文明”而从不提宗教？犹太教的主要特征是只信奉一个神灵，而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与不同的神，这些差异对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影响是什么？

9.如果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开封的犹太人会消失呢？

G.南京大学研究生（历史、文学、宗教专业）。2003年11月14日。老师：徐新教授等，大约60名学生和老师参与。

研讨会主题：“犹太教：文明还是宗教？”

1.许多伟大的人物是犹太人——我们非常尊敬犹太人。但是中国人热爱和平，那么何种情况下能促使发生在以色列的战争尽快结束，这样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将会进一步加深呢？

2.犹太人的智慧或智力与他们信仰的犹太教有关吗？

3.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令人敬畏的-民族（用英语提问），是虔诚的、自尊的和坚持不懈的，但是你们的存在是一个悖论。以你们的智慧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你们的国家应该是保护你们的文明的主要手段——但是以色列仍旧处在危险中。我是第一个在这儿发言的女性，我的问题是：女性对犹太文明特别是对其现代化的贡献是什么？

4.我们不知道犹太人对中国的看法，当我们想到犹太人时，主要指的是美国犹太人。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犹太人会支持哪一方？

5.基督是历史上给人印象最深的犹太人。当佛陀（Buddha）在印度出现时，婆罗门（Brahmans）阶层拒绝接受他，就像犹太人拒绝耶稣一样。但是后来，印度教最终接受了佛陀是梵天神的化身。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打个比方）是亚伯拉罕的化身呢？

6.“选民-的概念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在现代是否有所演变？

7.中国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没有影响？表现在哪里？

8.中国能从犹太教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长期冲突中得出什么教训？

9.犹太教对犹太人经济活动和成就的影响是什么？

10.你怎样看待纳粹主义的历史？

11.宗教和文化对中东冲突的影响是什么？

12.为什么会在波斯人统治中东时出现《托拉》的圣化？两者有联系吗？

13.反犹主义是一种文化冲突吗？

14.大国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5.犹太教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什么？

附录2 2003年夏开封河南大学学生提交的 有关犹太历史与文化的论文题目

以下这些论文是开封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所长张倩红教授于2003年夏举办的一次论文比赛的获奖文章，该犹太研究所创办于2002年。华裔加拿大人丘才廉（Len Hew）先生担任研究所名誉所长，并提供资助。所有的学生，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所，均可受邀参赛，条件是提交一篇有关犹太历史或文化的论文，不得少于3000字。参赛同学都可使用该所的犹太图书馆（拥有近1000册图书）以查阅资料。优秀论文可获得奖品。短时间内就有40篇论文上交，所选题目和所写内容均不含恶意。10篇被淘汰，其余30篇获奖。第一、二、三等奖包含奖金；荣誉奖奖品是一本关于犹太文化的书。从获奖文章中择其10篇较优者全文刊登于校刊，所有获奖者的名单及其30篇论文的题目也随之刊出。首次成功举办之后，为了鼓励更多青年学生从事犹太研究，2004年1月犹太研究所又发出了第二次征文通知。这次征文比赛于2004年4月举办，共收到98篇论文，参加人数几乎是2003年的3倍。

重温2003年的获奖论文，就会发现它们展示出这些中国青年惊人的独创性、同情心、思辨才能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这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不发达的中国内陆城市的期望，而这仅仅是在第一个犹太研究所成立一年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生的兴趣并未受到开封历史上著名犹太社团存在的影响，仅有一人例外，学生中没有该社团成员的后裔。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1.赵光贵：《试析选民观与反犹主义》

2.闫萌：《祸兮？福兮？——初探犹太历史轨迹》

3.任艳荣：《浅谈希腊文明对犹太文明的影响及表现》

4.李永、王大凯：《试析俄国犹太人一战前在锡安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三等奖：

5.徐振江：《散居中成长的文明》

6.霍晓玲：《不竭源泉现代启示》

7.彭晓明：《犹太文学：站于历史文学枝头微笑》

8.化曼：《从文化摇篮到荒原》

9.楚秀红：《从夏洛克的命运看犹太人的遭遇》

10.李自清：《从扉洛到保罗：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最终分道扬镳》

11.刘同丽：《现世中的乌托邦——小议以色列的基布兹》

优秀奖：

12.秦荣清：《犹太医学浅析》

13.郭莹莹：《中国人和犹太人传统教育之对比》

14.王冬梅：《简析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几点原因》

15.张娜娜：《犹太人与金钱：一个怪圈》

16.孟婕：《开封犹太人同化原因之我见》

17.王焕新：《纳粹猖狂，犹太遭殃，何也？空前劫难，死而后生，亦何也？》

18.何淑洁：《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19.冯丽霞：《浅议以色列教育》

20.刘俊霞：《二战中上海的辛德勒》

21.李刚：《论反犹主义之根源》

22.王顺晓：《对犹太民族历史命运多舛的思考》

23.潘喜颜：《浅论犹太民族的-族内婚制-》

24.侯亮亮：《以色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美国态度探视》

25.张春彦：《浅谈犹太黑人之来源》

26.张富：《犹太文化形成浅析》

27.杨帆：《犹太民族集体主义的典范——基布兹微探》

28.陈志全：《流而不亡的犹太人》

29.马媛：《勇敢智慧的犹太人》

30.谢春生：《“犹太人”的定义》

附录3北京高校学生对犹太问题的理解

下面的调查报告由2003年在北京学习的美国人劳伦·卡茨（Lauren Katz）撰写，该报告基于她2003年10月到12月设计并实施的一项针对中国学生的调查，大部分受调查者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该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外语类大学，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这所大学和其他几所顶尖大学目前正为中国培养前沿外语专业和政治领域里的精英人才。没有一个学生学习过犹太教及任何其他宗教或历史，可能也没有人遇到过犹太人。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次关于中国人对犹太人认知的调查，它不是一种量化统计的-抽样”，而是一种质的评估，为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该报告饶有兴致地洞察了许多北京的学生对犹太人的所思和所言，但它不能作为任何专业论文的论据。

问卷共提出8个问题；他们的回答被完整地引用，其中的语法错误也未加更改。

参加调查的学生总人数：214人

性别：男，60人；女，147人；不详，7人

年龄：17岁（4），18岁（29），19岁（23），20岁（35），21岁（6），22岁（27），23岁（5），24岁（3），25岁（1），26岁（1），27岁（1），34岁（1），35岁（1）（34岁和35岁者为教授）

宗教：不详：63人[1]；无信仰者：128人；马克思主义者：2人；儒教：2人；佛教徒：5人；伊斯兰教徒：2人；基督教徒：3人；二元论者：1人；哲学：1人；汉族：1人[2]

1.研究方法

这一调查的宗旨是为了了解中国大学生如何认识犹太人和他们对犹太教的了解程度。问卷分发给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角等非正式集会场所以及校园内的学生。[3]问卷用英文书写，学生们必须掌握英语才能回答问题，收回的214份问卷中有13份用中文回答，必须翻译成英语。调查的结果可能显示出-开明的-倾向，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一所比其他中国大学有着更多国际学生的外语类大学，该校很可能一直在鼓励中国学生要更加开放，这也意味着这些学生在中国下一代中可能担当重要角色。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她又做了包括查阅北外学生们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等方面的进一步相关研究。

2.调查结果分析

问题1：你对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知道些什么？

有代表性的回答：

“抱歉，我对犹太人知之甚少。听说犹太人聪明，善于经商。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谋生。德国人痛恨犹太人（我想），杀了许多犹太人。”

熟练的回答：（该例证显示了对犹太宗教和文化的理解）

“犹太人有着长期遭受压迫的历史。他们有很强的家庭和朋友观念。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不劝他人皈依犹太教。”

显示出准确历史知识的回答：

·“《圣经》中的《旧约》来源于犹太历史。”

·“犹太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基督以前的时期。”

·“犹太人有一个节日叫光明节（Hanukkah），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

·“起源于希伯来人，大卫王建立了伟大的王国，管理和保护她免受外敌入侵。先知对犹太国是很重要的。”

·“犹太人笃信上帝。”

·“我从《圣经》中得知一些犹太人的历史，知道在古代他们就拥有巴勒斯坦地区，后来被赶出来，二战之后他们又成功重建自己的国家，但是对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我知之甚少。”

·“我从《圣经》中得知一些犹太人的历史。我读过一本名叫《伟大的犹太民族》的书，从那本书中我知道他们特别注重教育，他们历史上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哲学家。”

·“据说犹太民族注重他们子女的教育。倘若有了知识你就可以获得世界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数千年前犹太人就居住在耶路撒冷，但后来他们被驱逐出去，所以今天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然而他们又一次重聚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国。那真是一个奇迹！我想他们的宗教是犹太教。”

·“犹太民族来源于中东，他们在历史上多次被包括埃及、罗马帝国、纳粹德国在内的国家压迫过。”

·“犹太人的祖先是曾经居住在今天中东地区的希伯来人，公元2世纪之前他们离开那里，1948年以色列建国，他们非常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似乎非常聪明。”

·“从历史上看：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从文化上看：犹太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犹太《圣经》已成为基督教《圣经》中重要的一部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者都出自犹太人的宗教。宗教：犹太教。”

·“犹太人有着痛苦而悲惨的历史，他们总是备受驱逐和指责的民族，例如有名的大流散历史。”

·“哭墙。”

·“犹太教要求教徒只信他们独一的神。”

·“犹太人是最早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的民族。”

·“因为一些宗教教义和耶稣的死，他们被某些宗教看作敌人。”

·“犹太人创立了基督教。”

·“他们信仰耶和华。”

·“犹太人和基督徒崇拜同一个神。”

·“我认为他们肯定和上帝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发明了上帝。这不是开玩笑。”

· 9人提到了爱因斯坦，2人提到了马克思，1人提到了基辛格，1人提到摩西，还有1人提到——贝多芬！

带有明显错误的回答：

·“他们信仰耶稣。”

·“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可能是基督教。”

·“宗教：基督（教）。”

·“犹太人起源于欧洲。”

·“他们中的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

·“犹太历史很悲惨。犹太文化曾经不是独立的体系，但据我所知由于经济全球化，他们与西方世界的伙伴没有明显的区别。”

·“犹太文化来源于《圣经》，上帝之子耶稣允诺犹太人以富饶之地。这被称作渴望已久的定居。”

·“我知道他们曾经被美国白人虐待过，关于他们的文化我知道有一本犹太教版的《圣经》。他们崇拜许多不同的神。”

结论：

很明显学生们对犹太教的细节知之甚少。值得注意的是，57个学生回答-我不知道”，或者类似的答案。不过，在资源有限、与犹太人接触有限的情况下，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不管这些知识对西方人，尤其是犹太人来说如何浅显。很有意义的是，一些学生明白犹太人来源于今天以色列所在的中东，因为这是犹太民族要求回归以色列的历史基础。绝大多数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学生，还是运用中国人所熟悉的那一种老套的回答，即犹太人“聪明”“善于经商”。一份回答甚至认为有研究证明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种族-。有几份回答还明显自豪地比较了犹太人和中国人的特征。尽管答卷显现出他们缺乏详细的认识，但还是对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表达了深切的敬意，对犹太人悲惨的历史表示同情。一些学生听到过犹太人非常重视教育。一些答卷更喜欢清楚地去定义犹太人的特征和历史遗产，而不愿解析犹太教。对宗教知识缺乏了解和不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部分学生没有宗教信仰，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但是关于犹太教的资料却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对犹太教的兴趣也呈增长趋势。

问题2：什么/谁是你们获得犹太知识的信息来源？

大部分学生提到不止一个信息来源，重复或者混合的地方在此不再注明。

（1）电视：46人

（2）电影：49人

（3）书籍：125人[4]

（4）老师：30人[5]

（5）其他人：21人[6]

（6）《圣经》：20人

（7）互联网：18人

（8）报纸：18人

（9）广播电台：7人

（10）杂志：15人

结论：

大多数学生从书籍中获得他们的认识，这些书包括历史课本、英文书籍、宗教文化类的读本和小说。中国文化一直高度重视文献，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开放，可利用的资源显然越来越多，不过这些资源主要提供了著名犹太知识分子和大屠杀时期犹太人遭遇的信息。

多少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仅30个答案提到了老师，但是许多学生回答的-书-有可能是老师们推荐的或指定的，至于老师们是如何介绍犹太人的尚不清楚。有同样数量的人提到电影和电视，许多学生都能说出他们看过的电影，如《钢琴师》《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中国学生喜欢看外国电影，美国电影比欧洲电影更受欢迎，这反映了中国大学生热衷于学习英语和美国文化的现实。

46个学生回答电视是他们的信息来源渠道。一个学生提到：电视教学节目如《发现》（Discovery）是他的知识来源渠道。可以设想大部分的电视节目是纪录片，内容涉及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经历。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肯定在进入大学之前看过这些节目，因为大部分中国大学生在学校里没有电视，他们宁愿在自己电脑上看DVD或VCD。尽管如此，电视还是日益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因为电视的数量在持续增长。中国人对视频教育的偏爱使教学节目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知识传播手段。

值得关注的是，20个学生回答《圣经》是他们了解犹太人的来源，但是仅有3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有2人承认自己是穆斯林；《圣经》已成为学习某些欧洲文化与宗教课程的必需之物。大学生读过《圣经》的人数较多，可能因为《圣经》是他们英语语言课程的一部分。然而据说基督教是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阅读《圣经》对改宗者和无神论者来说将会更加普遍。

互联网是社会上可利用的最新媒介，它明确无误地取代了广播电台。值得注意的是仅有7个学生回答他们的信息来源是广播电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众依赖电台收听消息。这次调查显示电台正迅速变得过时，报纸和互联网一样受到学生们欢迎，尽管在犹太问题上作为一种信息来源它们还没有电视那么普及。在对于报纸的地位得出更深刻的结论之前，有必要进行一项关于有多少学生经常看报纸及有多少关于犹太问题的报道的详细调查。杂志逐渐成为另一种信息来源，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然而他们读哪些杂志，杂志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问题3：你对中国犹太人的历史知道些什么？

接下来的回答显示了学生们认为犹太人居住在中国哪些地方。一提到上海和何凤山总是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不知道：145人

（2）上海/二战移民：31人

（3）开封：8人

a.“中国河南省有一些犹太人，我从一本关于犹太文化的书中得知的。”

b.“大部分犹太人现在居住在开封。开封是中国犹太人的最大聚居区。”

c.“在河南省开封市有一群人自称犹太人后裔。宋代时犹太人定居开封，受到当地政府礼遇。”

（4）宋朝：1人

“据说曾有一犹太部族在宋代时到达中国，由于与异族通婚，现今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

（5）何凤山：1人

“二战期间一个叫何凤山的中国人拯救了许多犹太人，自那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永久定居中国。”

（6）隋朝：1人

“他们隋代以前就来中国，之后就留了下来。”

（7）贵州：1人

“我对中国犹太人历史不很熟悉，但是我知道还有些中国犹太人居住在像贵州这样的一些偏远地区。”

（8）利玛窦先生：1人

“几百年前西方人来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利玛窦先生首次把犹太人带入中国。”

（9）唐朝：3人

a.“据说唐代首批犹太人来华。他们和中国人做生意并且传经布道。”

b.“唐朝时他们来到中国。”

c.“中国唐代，可能是西安，当时叫长安。”

（10）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移民：1人

“19世纪40年代犹太人第一次来到中国。”

（11）元朝：1人

“他们元朝时来到中国。”

（12）唐朝：1人

“我猜在唐代犹太人有可能来到中国，因为那时唐朝的首都——长安城是世界的商业中心。”

（13）山东：1人

“好像很久以前山东省有个村子是犹太人建的。”

（14）山西：1人

“我知道山西省有一些犹太人。”

结论：

绝大多数学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或者答案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对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和中国历史的混淆。二战前，中国犹太人的历史还是与外界隔绝的、很少为外人所知的小规模社团的历史。31个人的回答表明他们对上海犹太人经历的认识是准确的，因为中国人知道二战时期的细节，他们一直为战争期间帮助过逃亡的犹太人感到自豪。可以肯定那几个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来自上海或上海附近地区。

问题4：你对二战期间犹太人的经历知道些什么？你从哪儿得知这些的？

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学生（214名中的188名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大屠杀”的历史。

（1）书本：117人

（2）电影：80人

（3）电视：26人

（4）老师：22人

（5）杂志：7人

（6）报纸：5人

（7）从别人那儿听说的：5人

（8）互联网：4人

（9）参观德国纽伦堡的纳粹旧址：1人

（10）和平饭店：1人[7]

结论：

这些大学生知道很多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悲惨经历。由简单的回答到具体而带有感情色彩的解答，每个回答都充满了对犹太人的同情，然而有两个学生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他们对艾里尔·沙龙（Ariel Sharon）政策的不满。如果把这些数据和问题2收集到的数据相比较，可以得出有趣的结论。在问题2和问题4中，通过书本了解犹太人的人数是相近的；然而，在对问题2的回答中，教科书是最常被提及的，但是在对问题4的回答中有几个人还谈到了文献。电影的作用引起了一个更有趣的对比。在对问题2的回答中仅有49个学生看过有关犹太主题的电影，但是在对问题4的回答中，有80个学生看过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肯定是在问题4中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另外31人回想起他们确实看过关于战争时期的犹太人的影片。外国电影给予学生对大屠杀的视觉理解，恰恰是书本所不能做到的；这些电影一直是中国人了解和感受大屠杀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几个学生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人的经历等同于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历。一个学生还提到了专有术语-最终解决-。尽管知道犹太人的惨剧，但他们不了解欧洲发生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他们认为只有德国人应该对此负责，不知道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或应该为此罪行负间接责任。然而，一个表现出有更多历史知识的学生回答道：“他们在集中营中被德国人杀死，其他国家，甚至美国和加拿大都拒绝帮助他们。基督徒和犹太人应该团结起来，和平相处。严禁种族歧视。”两个学生还说在《少女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中读到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故事。

问题5：你认为犹太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起什么作用？

这些中国学生在中国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犹太人，也不知道有少量的犹太人目前正居住在中国，因此这个反问式的回答最好地概括了学生们的主要看法：“中国有犹太人吗？-

（1）我不知道：112人

（2）没有：23人

（3）商业/技术：20人

（4）政治：11人

（5）和所有其他的外国人一样：8人

（6）非常重要：7人

（7）文化：3人

（8）和中国人一样：2人

（9）因二战而受到同情：2人

（10）教育：1人

（11）从属的角色：1人

结论：

考虑到学生们没有亲身接触过犹太人，甚至对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也没有间接了解。难以置信他们中有20人断言犹太人在中国商业和技术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7人甚至相信犹太人“非常重要”。这与中国人普遍相信所有犹太人都-巧于经商，善于经商-的观念是一致的。有11人发表了一些有趣的政治评论，例如基辛格在改善中美关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色列对中国军事的贡献等。一个学生写道：“中以关系非常好。”另一个学生则相反：“上次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拒绝向中国出售预警机。”还有一个学生暗示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进行太多合作，中国政府对犹太人也不多谈。”有9人提到犹太人和中国人应该是-朋友-。没有人对犹太民族提出尖锐的批评或者提出那些负面的陈词滥调，两个民族之间没有明显的负面历史记忆。

问题6：你认为犹太人在世界舞台上起什么样的作用？

当问到犹太人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时，没有提到政治领域，其回答符合广为流传的老一套观念。

（1）商业/经济：51人

（2）不知道：37人

（3）总体上很重要：30人

（4）科技：29人

（5）政治（有作用，但并不是消极的作用）：27人

（6）因为政治原因而具有反面印象：21人

（7）和其他人一样：10人

（8）不重要：7人

结论：

中国学生相信犹太人在世界经济和科学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学生总结了大家的回答：“犹太人在世界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他们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的进步。爱因斯坦、奥尔布赖特、基辛格、沙龙都是杰出的例子。”然而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负面回答也是非常强烈的：“犹太人富有侵略性，我认为他们引发了许多战争。”一个学生提交了一份较主动而具有外交辞令的声明：“无论何时我听到以色列的爆炸声，我都感到悲伤，这是人类之间的互相残杀。尽管冲突难以解决，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将来某一天和平再次降临。对于杰出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尽管对以色列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但大多数学生选择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强调犹太人对世界的积极贡献。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和支持犹太人的学生数量稍微高于那些持否定回答的人数，然而，下一个问题更直接谈到了政治领域，激起了一些较刺耳的回答。

问题7：你认为能把犹太民族与以色列政治区分开来吗？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

总结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有点问题。由于误解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定义，一些人的回答不合逻辑或毫无关联，而其他一些回答则模糊不清。下面的结果是值得注意的：

（1）“不能，因为以色列代表所有犹太人”：42人

（2）“不能，因为犹太人一贯支持他们的政府”：2人

（3）“不能”，原因多样，大部分回答不明确：26人

（4）“能，政府和民众是相分离的”：22人

（5）“能”，由于各种不明确的原因：6人

（6）“能，并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2人

（7）“能，民众不能因为不可避免的政治环境而受到责备”——对以色列没有敌意：2人

（8）不知道：87人

结论：

大约有一半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肯定或不知道。大部分不能把以色列政治和犹太民族区分开的学生表述了下面的一些不同看法：“我基本上不能。原因很简单，以色列是一个仅由犹太人构成的国家。”一些学生更多地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声称：“不能，实际上我无法区分。我认为许多和平问题与犹太人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不能”的回答缺乏理性上的判断：“实际上我真不能，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仅此而已。”令人吃惊的是，仅22个学生说他们可以明确区分，“因为一个政府和它的民众是相分离的”。中国人总是能清楚地区别出政府和它的民众，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可能认为绝大多数犹太人是一个完全团结一致的民族，因此以色列政府和犹太民众没有什么区别，正如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

一个学生区分道：“能，因为我认为以色列的政治特别是目前沙龙政府领导的以色列政坛仅是政客们的游戏罢了。每个普通的犹太人都希望过上和平的生活。”因此，政府和人民是不同的，政府某种程度上是邪恶的，但犹太人还维持着作为一个爱好和平而又是历史上受害民族的形象。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学生写道：“不能，我们（不）理解这两个种族集团的杀戮。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论他们主张什么。”少数学生感到在以色列政治中美国扮演的角色应该为目前的状况负责。

一个学生暗示了一些中国人是如何得到信息的：“他们（以色列政府和犹太人）是一样的，我从报纸上知道的。”考虑到中以两国直到1991年才建立外交关系，[8]学生们对以色列人的知识及对他们的同情（尽管不是以色列政府），还是令人敬畏的。有个经过深思熟虑但并非十分确信的回答是：“可以区分。美国部分地控制着以色列政治，但是中东冲突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涉及历史和文化方面。”这个学生陈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而他的同龄人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表达清楚。

问题8：作为一种文化或者宗教，你想对犹太教有更多的了解吗?

答案充满了巨大的热情和好奇，大部分学生表达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是的，兴趣浓厚：107人

（2）出言不逊：2人

a.“我真想知道，犹太人是不是上帝从其他星球上送到地球上的外星人。”

b.“我得说几句。过去我一直认为犹太民族聪明、爱好和平，对他们在二战期间的遭遇也深为同情。目前情况下，我改变了看法，我反对他们过去和现在对阿拉伯民族的所作所为。犹太人的行为表明他们妄自尊大和侵略成性。”

（3）没有兴趣：21人

（4）不知道：27人

3.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

（1）教育：“我认为这是犹太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的关键原因。”许多学生对犹太人的教育感兴趣。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批判他们自己国家的教育制度。

（2）-为什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不断？-他们想知道两个民族的历史和其他相关的客观信息。

（3）许多人表达了对犹太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兴趣。

（4）一些学生想更好地理解这个宗教，要求一份明晰的关于犹太教主要教义的摘要。一些人还想知道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那么在何种程度上犹太人信仰基督教?-

（5）一个学生提了三个问题：

a.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在美国政坛）为什么如此成功？

b.为什么二战时期美国犹太人遗弃欧洲犹太人，让他们饱受痛苦和不幸？

c.犹太人满足于他们目前在世界上的成就吗？

（6）“犹太会堂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从没有进过犹太会堂，犹太人的宗教被描述为“神秘的”：宗教。

（7）犹太教的历史以及犹太教是怎样影响其他民族的。

（8）“所有的犹太人都信犹太教吗？”“所有的犹太人都信仰上帝吗？”

（9）“犹太教的独特性是什么？”

（10）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犹太民族那么成功、那么有智慧、那么精明、那么善于经商。

（11）一些人的回答简单明了：“因为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无所不知！”

（12）“犹太人现在怎样？”

（13）“事实上，我对犹太教知之甚少，对它不感兴趣。但因为你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想知道关于犹太教的一切。”

（14）“今天犹太人还受歧视吗？”

（15）“上海人与犹太人的异同。”

（16）几个学生想知道-犹太人的未来如何”。

（17）一个学生-想认识犹太人，甚至想和他（她）交朋友”。

（18）“我想知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现在对沙龙的言行有何感触。我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更加相互了解对方，甚至尽可能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

（19）一个学生建议犹太人：“依我看，犹太教是非常神秘的宗教，但大部分人非常不了解它，也许犹太人应该多做些宣传！”

（20）“文化！我知道一点。下次你愿意在英语角告诉我们吗？”

（21）几个女生想知道女性在犹太宗教中的角色。她们更关注性别歧视。

（22）“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是什么？”

（23）一个学生想了解犹太音乐和艺术。

（24）“我希望我能明白犹太教怎样教导犹太人忠于家庭和保持自我意识的。”

（25）一个男生买了一本关于犹太名人的书，计划在春节期间读，他渴望-了解一切”。

（26）一个关于有限资料的回答，代表了许多学生的要求：“非常（想知道），但是我没有信息来源。”

（27）“他们怎样评价德国人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

（28）“为什么犹太教徒必须接受割礼作为他们身份的标志？为什么不选用既引人注目而又无痛苦的方式如文身呢？”

（29）“我想知道些关于中国犹太人的事儿。”

4.最终结论

考虑到中国学生与犹太文化和宗教的隔绝，他们的回答充满了肯定与好奇，尽管有许多不可避免的语言上的误解，然而十之八九的学生交流还是很顺畅的。和国外的学生相比，这些中国学生做得非常好。假如关于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和二战经历的类似问题呈现在美国大学生面前，他们的回答不一定会更深入。中国大学生正努力了解外部世界，他们尤其对美国和其他的西方文化感兴趣。中国人把犹太人看作西方世界中非常特殊而又有趣的一部分，中国的年轻人将前所未有地接受与以色列、犹太民族和犹太教有关的更多信息。

[1] 这些学生大多可能没有宗教信仰。

[2] 当然，哲学和汉族不是宗教。

[3] 北京外国语大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所外国语言大学和最好的大学之一。它开设22种外语课程，最为流行的当属英语。不开设希伯来语，但有阿拉伯语课程。

[4] 这些书包括所有种类，也包括教科书。

[5] “老师”一条中包括学生回答的“来自课堂”。

[6] 这些包括家庭和朋友。

[7] 和平饭店是上海一家很有历史的犹太饭店。

[8] 中以两国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译者注

附录4 资料来源

该报告的依据基于以下四种主要的资料来源：

1.20多年来中国学者、犹太学者和其他学者出版的涉及中犹关系和涉及中国犹太人历史的文章和书籍；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专业文献，还有关于当代中国问题和政策事务的专业出版物。用到的很多书面材料在脚注中已经提到。

2.与中国和犹太（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学者、专家和政策顾问的近百次访谈主要在2002年11月到2003年11月间进行，尽管直到2004年10月还与其中的一些人继续接触。在中国，访谈主要在专门研究犹太、中东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中心进行，这些研究中心主要位于北京、天津、开封、济南、昆明、上海和南京等地。此外，还咨询了一些宗教领袖、外交官和媒体人士。犹太汉学家也给予帮助并提供了信息，主要有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大学的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安娜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卫斯理大学和西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汉学家。此外，还会见了犹太政策制定者、外交官以及与中国有商业联系的人士，另外还安排了对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英国专家的访谈。”附录5-的-致谢-部分已将他们的名字按字母顺序列出。

3.由研究犹太文化和历史或者其他领域的中国年轻学子参加的提问和答疑研讨会，主要在中国不同地区（北京、上海、南京、开封、济南和昆明）的六所大学举行。为撰写这份报告，我们在2003年10月到11月期间组织了这些会议。”附录1-列举了大多数被问到的问题。

4.从2003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的一位美国留学生劳伦·卡茨设计和完成了一份关于北京高校学生对犹太问题的理解方面的书面调查。”附录3-给出了调查结果的大量综述。

附录5 致谢

来自中国、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批专家、学者、决策者和商业人士为本篇报告提供了很大帮助。2002年11月到2004年10月间，很多人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并接受了长时间的采访。其中有些人帮助作者沟通采访，或者牺牲大量的宝贵时间与作者商讨文稿。一些人值得特别感谢，如果说对他们的名字强调不够的话，那是为了避免冒犯他人。没有这些人的不吝赐教，本篇报告是不会付梓的。即便如此，舛误也在所难免，对此，由作者负全部责任。对于所有曾经提供过帮助的人，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美国斯坦福大学，温迪·亚伯拉罕；香港，罗伯特·E.阿林森；上海，埃立亚夫·本杰明；美国纽约，让·贝里斯；耶路撒冷，里夫卡·比特曼；耶路撒冷，曹坚；美国康伯里奇，保罗·科恩；北京，让·科恩；南京，从丛；伦敦，保罗·克鲁克；美国斯坦福，艾伯特·E.迪安；耶路撒冷，艾琳·埃贝尔；北京，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北京，希蒙·弗罗因德利希；北京，傅波；济南，傅有德；北京，高秋福；上海，沙洛姆·迪娜·格林伯格；美国华盛顿特区，舍伍德·戈德堡；美国康伯里奇，梅尔·戈德曼；美国卡洛尔顿，乔纳森·戈尔茨坦；上海，龚方震；美国辛辛那提，阿尔弗雷德·戈特沙尔克；巴黎，安托万·阿尔夫；美国纽约，马尔科姆·I.霍恩莱恩；南京，洪银兴；济南，黄福武；美国纽约，肯尼斯·雅各布森；昆明，张健生；北京，金灿荣；北京，金泽；美国纽约，塞思·卡普兰；美国华盛顿特区/北京，劳伦·卡茨；耶路撒冷，什洛米·科夫曼；德国梅茵茨，彼得·库普费尔；耶路撒冷，艾茜·莱布勒；澳大利亚堪培拉，唐纳德·D.莱斯利；美国彻斯特尔顿，丹尼斯·A.利文撒尔；美国康伯里奇，希勒尔·莱文；天津，李莉；上海，李伟建；开封，梁工；美国安亚伯，肯尼斯·利伯索尔；北京，林真；北京，罗伯塔·利普森；济南，刘新利；昆明，叶丽；美国纽约，哈丽雅特·曼德尔；美国华盛顿特区，丹尼尔·S.玛丽亚斯琴；巴黎，米歇尔·马森；上海，梅俊杰；北京，孟正华；伦敦，梅西·J.迈耶；北京，苗宪；美国纽约，哈丽雅特·穆奇里-韦斯；北京，穆罕默德·赛义德·马云富；上海，倪世雄；上海，潘光；美国普林斯顿，安德鲁·普拉克斯；美国达拉斯，米海尔·波拉克；北京，伊亚尔·普罗佩尔；美国华盛顿特区，亚瑟·H.罗森；康斯坦察/巴黎，沃特尔·罗森鲍姆；美国纽约，梅纳赫姆·施梅尔策；美国米德尔顿，薇拉·施瓦茨；特拉维夫，阿隆·沙伊；耶路撒冷，伊扎克·舍列夫；海法，伊扎克·希霍尔；美国纽约，理查德·A.西格尔；北京，爱丽泽·贝丝·西尔弗伯格；巴黎，乔治娅·史密斯；北京，王锁牢；美国纽约，亨利·唐；美国大尼克，马文·托卡耶尔；以色列贝尔谢巴，诺姆·乌尔巴赫；巴黎，让-雅克·瓦尔；上海，王德华；北京，王浩强；上海，王建；上海，王建平；天津，王立新；北京，王晓莉；上海，王晓淑；北京，王宇；德国梅茵茨，魏纳新；上海，赵伟明；昆明，吴磊；巴黎，安德鲁·威科夫；昆明，肖宪；南京，许鼎新；昆明，徐枫；南京，徐新；伦敦，周迅；伦敦，米海尔·亚胡达；巴黎，阿姆农·亚以什；开封，杨海军；昆明，杨军；北京，殷罡；北京，于家夫；北京，张凡；开封，张礼刚；特拉维夫，张平；开封，张倩红；开封，郑邦山；济南，郑倩；北京，周燮藩；上海，朱威烈。

另外，还要感谢丹尼斯·罗斯大使，作为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理事会主席，他的支持与建议尤为可贵；还要感谢理事会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耶路撒冷的耶海兹克尔·德罗尔教授，也就是这一研究所的缔造者，他的不吝赐教和殷切关怀至为重要。我还要感谢研究所的所有同事们，他们不但通读了本篇报告，而且给出了宝贵的评述。他们是阿维诺姆·巴-约瑟夫、赛尔希奥·德拉佩尔格拉教授、纳夫塔利·以利梅勒克、阿维·吉尔、沙龙·帕尔多、米海尔·韦尔和阿哈瓦·扎雷波斯基。

计划中在以色列、美国和中国的旅程、参观、采访应该是一件纷繁复杂又耗时的工作，但几位好心的朋友为我安排得完美无缺、周到详尽。总体协调工作由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的伊塔-阿尔卡雷女士负责，并且我在以色列的访问事宜也是由她安排的；在美国的访问活动由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的阿迪娜·卡伊女士安排；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鲁建先生和驻地在北京的中国国际交流教育协会的傅博女士以及她的同事们安排。在此，对以上人士致以由衷的感谢！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要特别感谢我北京的朋友兼翻译王浩强（菲利普·王）先生，他一直陪同我在中国参观访问，并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和这个国家深奥的文化；还要特别感谢巴黎我以前的同事迈丽阿姆·柯林女士，她帮助我以严谨的格式完成了这篇报告。

历史事件附录 关于不同时期犹太人与中国交往的注解

1.最早迹象：早期拉比时期和-加昂-时代

中国这个名称一定很早就出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要比一般人认为的时间早得多。犹太人何时知道中国的，他们第一次知道中国的时间在历史上记载不详。如果不是在后圣经时代的话，那一定是在早期拉比时代（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那个时候中国与西亚的联系已经真正开始了，犹太人也曾积极参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占领下的巴比伦的文明进程和经济发展。罗马人和波斯人了解中国，因为他们十分喜爱中国的丝绸，但是与中国商人的丝绸贸易并不是直接进行的，大部分丝绸在中东地区的作坊里再加工。从早期拉比文献、塔木德文献和罗马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犹太人在贸易中非常活跃，他们既是丝绸的制造商又是经销商。拉比文献中就有关于丝绸的文字记载，并附有许多旁注，从而显示出这种丝织品在古犹太人中深受欢迎并广泛使用。[1]犹太人也一定与他们的罗马和波斯统治者以及他们的近邻们一样，听说过这个以盛产丝绸而闻名的国度。有人说shirajin这个在塔木德中代表-丝绸-的阿拉姆语（Aramaic）单词，从语言学角度讲，来源不清，可能与汉语“丝绸”这个词的“si”有联系。

犹太人什么时候首次来到中国，一直有几种说法。开封犹太人声称其先民汉朝时（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就来到了中国，如果这种说法确凿的话，就碰巧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难民到达印度的时间相一致。但是，多数历史学家赞同犹太人首次来中国的时间应更晚。显示犹太人在中国存在的可信的文献和踪迹差不多同时出现在8到10世纪之间，即唐朝统治时期。那个时候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们（尤其是伊本-卡尔达比赫，Ibn-Kordadbeh）讲到犹太人出现在中国许多城市中，并且讲到中世纪犹太商人所起的作用。当时的“拉唐人”（Radanites）是一群独特的犹太商人，他们把货物（伴随着科技知识）由陆路和海路从西班牙和法国经过中东转运到中国，并经由相同的路线把其他货物转运回来。

现代希伯来语中，代表“中国”的这个词Sin，或者相同的词条在“加昂”时代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中首次出现。一个名为伊尔达·哈-达尼（Eldad Ha-Dani）的希伯来作家擅长描写浪漫神奇的旅游故事，他生活的时代是在9世纪。他声称自己曾被绑架到中国——当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相信这个故事。一位比较严肃的卡拉派作家阿尔-柯奇萨尼（Al-Qirqisani）、当时最伟大的智者萨亚迪亚·加昂（Saadia Gaon，10世纪）谈道：马索列提克的《圣经》读本中的-巴比伦篇章”，远至中国边境的犹太人也能阅读。[2]这些不经意间在犹太传说中和学者们的眼光中对中国的旁注，显示出中国的存在，也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在那里或其附近生活过。那时候的犹太作家也一定知道这些实情。实际上，20世纪初期，不同地方发现的《圣经》的两页内容证明了犹太人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生活和其他活动。两份文件都写在纸张上，那时只有中国才使用纸张，而这两份文件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8世纪或9世纪。一页希伯来文的祈祷词是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发现的。这些在已知世界另一端祈祷的犹太人，他们的祈祷词来自《圣经》中有关先知的内容和《诗篇》，这些祈祷词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悦耳：

召集起你离散的臣民吧！荡尽那犹大的罪孽吧！授予一面旗帜集合你的臣民吧！啊，耶路撒冷的缔造者……[3]

2.开封犹太人：12世纪到19世纪

上面提到的早期资料并不能证明文化上的相遇（encounters），只是显示了接触或存在的事实，但不是对话。中犹之间文化上的碰撞，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亲和感，首次出现在开封犹太人的文字记录中。

1120年之前，北宋（960—1127年）都城（今河南开封）的一个小犹太社团非常兴旺繁荣，其成员至少部分来源于波斯。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该社团里的有识之士刻石立碑强调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和犹太教的信条、习俗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在会堂和其他地方放置许多这样的石碑，标有日期的就有1489年、1512年、1663年和1679年。其碑文在犹太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就曾看到和报道过；1942年被加拿大圣公会怀特主教（Bishop White）全文翻译成英文并第一次公开发表。

1489年碑的碑文记载了亚伯拉罕是犹太教的创立者，坚决反对偶像崇拜。1512年碑的碑文又重申了这些内容：

不塑于形象，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1489]

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1512][4]

这些内容符合拉比传统中所叙述的亚伯拉罕破坏他父亲的石头偶像的事情，也与儒家精英们不支持中国人普遍流行的偶像崇拜哲学相一致。这些护教内容想要展示的是，犹太人很容易与正在建立文化标准的中国人找到共同点。我们找不到书面汉语对这些碑文的反应，但是可以确知官方的态度是友好的，因为从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的明朝统治时期，对犹太人来说是个-黄金时期-。他们中的少数人通过极其严格的科举考试，作为文官和武将进入了上层社会。这在犹太人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在基督教和穆斯林国家里，仅11世纪的西班牙是个例外，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没有受过洗礼的犹太人还一直被严格禁止担任高官和重要的公职，尤其是禁止服兵役。

3.欧洲的启蒙时代：马纳色·本·以色列与巴鲁赫·斯宾诺莎

马纳色·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和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sh Spinoza）是西方两个划时代的犹太思想家，他们首次翘望中国背景下的犹太人，或者反过来说，犹太背景下的中国人。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他们一直在犹太人和中国人中享有盛誉。他们可能从未遇到过中国人，当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著书时，他们并不知道开封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达到了顶点。马纳色通过在1655年调停与英国护国公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关系而在犹太历史上享有声誉，他恳求克伦威尔废除英国1290年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在他动身访问伦敦前，他以法文出版了他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Hope of Israel），随后又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在此书中他指出中国存在着犹太人，这些人是传说中的-十部落-的后裔，以此来支持他的观点：犹太人应该被允许生活在英国。[5]

巴鲁赫·斯宾诺莎明显地对犹太人感兴趣，但是不包括中国犹太人，虽然他可能知道马纳色这个人并读过他的书。在1670年，也就是马纳色的《以色列的希望》出版20年后，斯宾诺莎出版了使他扬名的反传统著作《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a-Politicus），在这部书中，他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比较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的命运：

我认为割礼的标志，就它自身而言是保持民族持久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确实，如果割礼并不是因为犹太教的根本原则使男人丧失男子气概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假如某一天机遇来临——人类的事物充满了变数——犹太民族会重新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上帝也会再次选择他们。中国人给了我们一个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很好的例子。他们也非常虔诚地遵守留辫子的习俗，这使他们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区分开来，并且他们数千年来一直使自己保持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在这一方面他们远远超过其他古代国家。他们不是总能维持他们的独立性，但是他们会在失去之后重新恢复。当鞑靼人的精神风貌被奢侈的生活和懒惰削弱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恢复这种独立性。[6]

这种比较是非同寻常的。只有在1948—1949年以色列和新中国诞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斯宾诺莎的远见。他懂得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悠久的文明有可能会在某一天从失败和被占领的状态中重新崛起并赢得独立，因为他们都十分顽强地维持着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斯宾诺莎对两个民族外部身体特征差异的强调超过了对文化记忆和语言的强调，这是不妥当的，但这并不降低他主要论断的力量。他是第一个理解这种相似的历史法则可能同样适用于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人。马纳色和斯宾诺莎之后，没有犹太或其他民族的继任者对这两个民族进行思索。仅仅在19世纪晚期中国人和犹太人才相互发现他们拥有的两种独特文化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只有在20世纪两个民族之间真诚和持续的相遇才成为可能。

4.现代犹太人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的犹太认知如何开始，又始于何时呢？答案显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群体性以及犹太人如何在100年或更早以前就察觉到了这些群体性。但相对于中国人如何意识到犹太人存在的问题（第4章第2节）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更有难度。难度源于犹太人在地理上的广泛分布，语言上的多样性，以及二战中遭受的毁灭。被毁灭的不仅仅是大多数的欧洲犹太人，还有他们的文化记录和生活记忆。直至19世纪末期，涉及中国的犹太出版物最成功的是关于中国犹太人的。犹太参访者和作家对曾经一度辉煌而眼下贫困潦倒的犹太社团的遗迹给予了新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由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把它作为增强宗教和民族团结情感的一部分。1900年，英帝国一位首席拉比的儿子马库斯·内森·阿德勒（Marcus Nathan Adler），在伦敦发表了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演讲，这一演讲稿很快就被印刷出来。1909年，一位商人学者S.M.帕尔曼（S.M.Perlman）发表了《犹太人在中国》这一论文。尽管两位作者都将焦点放在开封犹太人问题上，但他们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显示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并进行了比较。阿德勒说：

中国人和犹太人都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但中国人同时又是最孤立的、拘谨的民族，而犹太人则可以被认为是分布最广泛且散居的民族。[7]

帕尔曼——也许是第一位这样做的犹太作家——强调了古代中国没有歧视犹太人的事实，这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对比显示出了犹太人的例外——不同于欧洲帝国主义在其鼎盛时期所表现的对中国的普遍蔑视。1911年，帕尔曼出版了他的现代希伯来语版的Ha-Sinim（《中国人》）——这可以确定是用犹太民族正在复活的既古老又崭新的语言写就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籍。[8]在犹太世界，阿德勒和帕尔曼的著述意义非同寻常。阿德勒的讲稿很快被译成德语、俄语和希伯来语；帕尔曼的书被译成俄语和希伯来语，两者都多次以英文再版，或是精简版，或是扩充版。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能在绝大多数犹太人中广为传播。这一切被证实是犹太世界对中国和中国犹太人产生热情的开始，但这种兴趣很快受到抑制，原因是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即去帮助俄国犹太难民、去实施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随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一个巨大的未被探究的问题是1900年至1939年间使用意第绪语撰写的中国文献。[9]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意第绪语著作于1788年在德国出版，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一位渔夫的神话故事。一战前后描述中国的几本流行的意第绪语书籍相继出版。其中一本是《中国哲学与诗》（Chinese Philosophy and Poetry），是A.阿尔米（A.Almi）于192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作品。作者用生动的意第绪语批评了犹太人对认知中国兴趣的缺失，其话语至今仍可用到一些犹太人身上：

通常我会听到这种奇怪的论调，“为什么突然会是中国人？多写些犹太人的事情吧！”好像整个世界，中国人或者鞑靼人与我们毫无关联。诸如此类的争论颇具自负和地方狭隘主义。我们为我们自己建造了“隔离中国的犹太樊篱”。至多，我们会偶尔感受到柏林或是巴黎的气息，但这已经是我们视野的边界了。”什么——中国，印度？你简直是彻底疯了！[10]

犹太人对中国认知的另一线索表现在对中国艺术的狂热——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最普遍的表述。19世纪初，德国犹太人的捐赠对于形成德国对东亚艺术的公共收藏局面是不可或缺的；犹太人对东亚艺术的捐赠构成了极大的组成部分。直到1914年前后，德国没有公共资金是用于中国艺术的。1901年德国皇家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谈到德皇威廉二世时，抱怨说：“哎呀！国王陛下对黄种人的厌恶也同样延续到他们的艺术上。”[11]不同于德国皇帝的种族厌恶，犹太人对中国艺术极为推崇。1929年在欧洲柏林举行的首次中国艺术品综合展览会上，所有1272件展品中，绝大部分的收藏者是犹太人。[12]自那时起或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国家的犹太人，尤其是美国，还有法国，也收藏了中国的艺术品。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显示了他们对中国的情感——在2001年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一次中国艺术品特别展会上即可感受到。[13]也许犹太人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是基于强调色泽、形式及山水画所传达的“无声的诗”[14]的抽象美，而这种美感超越了人体之美，这种艺术并不涵盖基督教的含义或象征。

在讲德语的国家里，中国哲学与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艺术。从1910年起，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就将道家思想介绍给犹太读者以及更多的德国观众。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对道教的阐释与翻译，这些成果非常受欢迎。1938年移民到以色列后，他首次用现代希伯来语出版了老子的《道德经》的主要内容。自15世纪、16世纪开封犹太人寻求儒家思想与犹太教宗教上的相似点以来，马丁·布伯向世人展示了犹太人为寻求犹太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所共有的宗教—哲学观点而付出的最具影响的努力。但他的兴趣在于道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在老子的经典著作与传说中，布伯发现儒家思想与18世纪在东欧犹太人中广泛传播的神秘运动——哈西德运动有着相似性。在这两种神秘文化中，这个犹太哲学家着迷的是世俗生活中那些自然现象与超自然现象的并立，神与人的交流，仿佛自然与超自然都是不言自明、显而易见的。

二战之后的几十年，犹太汉学家的贡献开始在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和文化欣赏中产生影响。从世纪之初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历史学家已经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他们从介绍一些被人遗忘的社团和遥远的中华帝国的小册子的编写者变为世界级的汉学家，正如在其他学术领域一样，犹太人已在汉学领域突显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源自他们自己民族的观点、视角和情感应用到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实中来。

中国人与犹太人都有着古老的文明，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都努力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中犹民族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早已使伟大的美国汉学家约瑟夫·莱温森（Joseph Levenson）着了迷。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版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文化持续性问题》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主导了整整一代汉学家的学术探讨。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显赫的哈佛学者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 Schwartz）的后期作品，尤其是他里程碑式的作品《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年）。莱温森和施瓦兹都承认，他们对现代中国及其古老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与他们对自身的犹太过去的关注是紧密联系的。在施瓦兹的一篇随笔中，他赞颂了早逝的朋友莱温森，他在文中提到他自己和莱温森的犹太性是两人与中国产生深刻的情感相通的关键性因素：

他对现代中国及其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他毫不掩饰地关注犹太人的过去是紧密联系的。这是我和他共有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与他特别接近。保留他的客观性，我认为正是这种关注给予他的思想以诚实和真实性，而这种诚实和真实性在那些自负地认为自己已超脱了自己的工作并自以为是客观的学者的作品中还未找到。[15]

犹太汉学家已开始对一些陈腐观点进行挑战。保罗·科恩（Paul Cohen）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施瓦兹的同事，他于1984年出版了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攻击了那些研究中国的“高智商的美国历史学家的帝国主义思想”和他们的“西方中心论”。[16]不用说科恩这本书的译本在中国很畅销。中国学者间接指出，科恩的犹太出身使他能对中国持一种远离主流的态度，并能提出新的独特的观点。在其他学者已将关注点转向中国文学和诗歌、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国当代文化史、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人权、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中国的军事以及其他当代问题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与此同时，犹太历史学家也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开封犹太社团保存下来的古老文献上，或者集中在20世纪上海、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上。这些学者想研究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真实的历史交往。他们考虑通过真实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共同经历来研究两大文明的共性。

会出现同样尽职的新一代的犹太汉学家吗？这一答案比学术兴趣更重要。这将不仅仅影响中犹之间未来的文化交往，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彼此的理解和赏识。

[1] These references are in the Mishnah and Tossefta（both completed in the second century C.E.but containing much earlier material），the Sifra and Pesikta（early and late Midrash），and also in the Babylonian and the Jerusalem Talmud.A useful and extensive compilation of these sources in Samuel Kraus，Talmudische Altertümer，Leipzig，1910，pp.140—141，543—544.

[2] Moshe Gil，A History of Palestine，634—1099，Cambridge，New York，Port Chester，Melbourne，Sydney，1992，p.503.

[3] Ph.Berger and M.Schwab，“Le plus ancien manuscrit Hébreu”，Journal Asiatique，Onzième Série，TomeⅡ，Paris，1913，p.165.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4] William Charles White，Chinese Jews，2nd ed.，reprint，Toronto，1966，pp.8，45.

[5] Salomon Wald，Chinese Jews in European Thought，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Youtai—Presence and Perception of Jews and Judaism in China”，Schoo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19—23 September 2003，pp.8—10.

[6]Spinoza，“The Theological-Political Tractate”，Complete Works with translations by S.Shirley，ed.and Michael L.Morgan，Indianapolis/Cambridge，2002，p.425.

[7] Marcus N.Adler，“Chinese Jews”，London，1900，Jews in Old China—Some Western Views，ed.Hyman Kublin，New York，1971，p.94.

For Perlman，see S.M.Perlman，“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ina”，London，1909，ibid.p.167 ff.

[8] Irene Eber，-A Critical Surve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Hebrew”，One Into Many—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ed.Leo Tak-hung Chan，Amsterdam-New York，2003，p.303.

[9] Irene Eber，Sinim ve’Yehudim，Mifgashim ben Tarbuyoth（-Chinese and Jews—Encounters Between Cultures-），Jerusalem，2002.

最近，埃贝尔（Eber）教授从二战前波兰的意第绪语报纸上发现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无名作者翻译的中国诗歌（口头交流）。讲意第绪语的公众对中国的兴趣必须考虑到。

[10] Chang Shoou-Huey，“China und Jiddisch-Jiddische Kultur in China，Chinesische Literatur auf Jiddisch”，Jews in China.From Kaifeng…to Shanghai，op.cit.，p.487.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11] Cella-Margaretha Girardet，Jüdische Mazene für die Preussischen Museen zu Berlin，Engelsbach/Frankfurt/Washington，1997，p.101.

[12] Ausstellung Chinesischer Kunst，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und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Künste，Berlin，1929.

[13] Rebecca Bitterman，ed.，China：One Hundred Treasures，Jerusalem，2001.

[14] The painter Shen Hao（circa 1630—1650）gave this title to an album of his landscape paintings.Museum Rietberg，Tausend Gipfel und Zehntausend Taler-Chinesische Malerei aus der Sammlung C.A.Drenowatz，Zürich，1983，Fig.21.

[15] Benjamin I.Schwartz，-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Maurice Meissner and Roads Murphy，eds.，The Mozartian Historian，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Levenson，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76，p.101.

[16] 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1984，pp.150—151.

作者简介

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1936年生于意大利米兰，成长于瑞士巴塞尔，并在那里跟随卡尔·贾斯帕斯（Karl Jaspers）学习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他于1962年毕业，获得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宗教史的博士学位。

1964年，瓦尔德加入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OECD）并在那儿一直工作到2001年。他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部门的职业生涯中涵盖了教育、革新和科技政策，这种职业生涯使他得以与政府官员和OECD成员国的政策咨询员工密切接触。在研究了希腊和奥地利的教育政策后，他调查了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革新以及工业部门和大学之间的联系。1973—1974年的国际石油危机之后，瓦尔德负责一项有关能源研究和开发的全面而科学的政策报告。1980年他和一个同事一起创办了OECD下属的生物技术小组，它后来成为DSTI生物技术小组的领头人。通过调查研究和召开国际研讨会，他探讨了生物科技在经济、农业、食物、水和环境方面的应用，以及这项新技术所需的知识财产的必要条件。支持他工作的国家有加拿大、欧洲委员会、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瓦尔德撰写了很多有关OECD的文章和报告，其中大部分已经出版。

此外他还就以色列科学政策研究问题撰写文章，其中《以色列的工业、科学和大学：一个年轻国家的机遇和问题》一文于1972年由直属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国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出版。

瓦尔德于2002年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JPPPI）创建之初就加入该组织并考察如何增强中国和犹太民族的联系——这是他对中国艺术、哲学和历史的具有经久不衰的兴趣的巅峰。他目前在JPPPI的科研项目是：在未来几十年，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可能会怎样影响犹太人。沙洛姆·所罗门·瓦尔德现居于巴黎。

Table of Contents

译序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综合报告

1.中国的崛起

2.中国与犹太人：评价当前状况

3.新的挑战

4.犹太政策回应

政策推介

第1章 背景和目标

1.本报告的缘起和目的

2.犹太民族政策的目标

3.文化政策——一种加强联系的手段

第2章 新篇章：中国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

1.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文化力量

2.保持大国地位的长效条件：知识经济

第3章 21世纪中国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影响着犹太民族

1.中国能源安全及中东石油[1]

2.中国穆斯林

3.中美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

4.中以两国关系的演变

第4章 中国人初识犹太民族

1.概述：犹太人与中国不期而遇

2. 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对犹太民族的认识

第5章 当前中国犹太学术研究及其影响

1.学术基础薄弱，但前景广阔

2.为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的人

第6章 当前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认识

1.汉语中的“犹太人”

2.中国人的重要认识

第7章 对新领域的关注与新旧危险的存在

1.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新误解的危险性

2.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3.巴勒斯坦武装起义与中国民众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良印象

4.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反犹主义

第8章中国的两难处境与期望

1.中国政策上的两难处境

2.开封犹太人问题

3.其他政策冲突的反馈

4.中国的期望

第9章 犹太政策面临的挑战

1.对华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

2.中国人的机遇和需要

3.犹太政策的缺陷

附录1 2003年10月和11月在瓦尔德召集的 中国大学研讨会上学生提出的问题

附录2 2003年夏开封河南大学学生提交的 有关犹太历史与文化的论文题目

附录3北京高校学生对犹太问题的理解

附录4 资料来源

附录5 致谢

历史事件附录 关于不同时期犹太人与中国交往的注解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