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永远不能被取代

温儒敏

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大师美文品读书系”选收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老舍、冰心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经典散文名篇，可以作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选本。类似的作品选很多，这一本是专为中小学生选的，在篇目选取上充分考虑了学生的接受程度，每一篇还附有导读，帮助小读者进入阅读状态，找到欣赏作品的方法与途径。同学们可以把这本书作为课外读本，也可以和课堂阅读教学结合起来，作为课堂阅读的延伸部分。希望这套书能引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帮助他们养成读书的习惯，促进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我乐意向年轻的读者推荐这套书。

和以往相比，现今中小学生的阅读趋向已大不相同，很多同学感兴趣的可能是当下流行的读物，包括某些靠商业运作包装起来的明星作家的著作。我能理解，这些作品贴近你们的生活，往往能畅快地说出你们想说的话，幽默，调侃，有可读性。读这样的作品会感到很“酷”，很放松，难怪年轻的读者都喜欢。就像在夏天吃冰淇淋，多痛快呀！流行读物大都像是冰淇淋，给人娱乐和刺激，适当读一些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益的。如果完全不让孩子们读，会把读书搞得很功利，也会扼杀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另外，流行文化的适当消费，也有利于青年人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要求年轻人不去接触这些流行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应当给孩子们一点自主选择的阅读空间，容许他们读一些包括流行读物在内的“闲书”。

但这应当是适度的“消费”，毕竟冰淇淋代替不了主食，不能拿冰淇淋当饭吃，流行时尚的阅读也不能代替高雅的经典的阅读。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既要接触时尚，又要尽量把持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卷进流行文化，才能逐步培养纯正的阅读口味和习惯。读书还是要读经典和格调高雅的作品为主。

同学们会说，现在干扰实在太多，静下心来读书不容易。其实读书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不断滋养人生提升精神的方式。只不过国人太过忙乱，太过浮躁，缺少读书的氛围。记得早些年我旅居欧洲时，时常坐地铁或者火车，很多人一上车就非常安静地掏出书本来读，很少有人大声谈话或者打手机的，和咱们这里的情况很不一样。这是习惯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素质问题。读书是需要氛围的，学校里老师让大家读书，可是很多同学回到家里，氛围就不太好，家人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孩子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还真的需要有些“定力”。我们是在一个看电视打麻将打手机成风成瘾的国度里提倡阅读风尚的，谈何容易？但作为个人，只要有毅力，就能尽量想办法营造一个可以读书的氛围。关键是要珍惜时间，把读书当作一种持之有恒的生活内容，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我常为某些年轻人的虚掷光阴感到可惜。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个群租的院落，夏天晚上，总见到许多青年人坐在院子里，各自埋头玩手机游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休息时玩点游戏可以放松身心，无可非议。但乐此不疲，太沉迷了，又对身心不利，而且也太可惜了时间。何不利用这大好光阴给自己充电，学好本事？还有，很多中学生抱怨课业重，时间少，可是一上网就下不来，读书要是有这份痴迷劲，那就不得了了。看来不能全抱怨环境，自己能珍惜时间，有意识培养读书的心境，就很好，也很重要。

还有的同学已经不习惯看书，他们可能认为，现在是影视时代、网络时代、图像时代，看电视上网读图也是学习，这是时代的变化。的确，影视、网络和图像扩大了人们接受各种信息的渠道，但不要忘了，这些都不能取代文字书的阅读，尤其是文学的阅读。比起其他接受方式，读书可能更有选择性、也更个人化，更需要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的介入。就拿电视来说，虽然可以选择频道和节目，但欣赏过程一般都是比较被动的，你不可能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可以或慢或快，甚至可以停下来或翻回去边读边做思考。读书所能获得的文字的感觉，也是一般影视所没有的。同样，上网和读图，也较难获得书本阅读的那种独有的效果。（网上读书也是一种文字阅读，另当别论）所以影视网络再发达，也仍然需要阅读。

就学生而言，养成阅读的兴趣与习惯，是发掘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最重要的途径，这可能就是终生受益的好的品味，一种可以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生活方式。读书的兴趣需要长期培养，需要磨性子，是一个漫长的涵养过程。现在的情况是，小学生读书的兴趣很浓，刚上初中也还可以，可是上到初三，特别是高中，就很少时间读书，全都在应付中考和高考了。许多“90后”、“〇〇后”读书的兴趣用得上“每况愈下”这个词。这也不全怪青少年，语文教学也有责任。本来语文这门课应该是能养成阅读兴趣的，人文的、感性的、审美的内容，都会在个性化的阅读中唤起灵性和兴味；但现在语文课教得太琐碎，太技术化，太功利，就是瞄准中考与高考，成了技能性的培训，甚至连课外阅读也全都纳入考试的目标，哪里还谈得上读书兴趣？面对这种状况，同学们也有些无奈。怎么办？光唱“高调”恐怕不行，我建议兼顾一点，除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己的爱好与潜力在相对宽松的个性化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书读得多了，思维活跃，语感增强，语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所以我很赞成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那句话：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我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大师美文品读书系”这套鉴赏性质的书的出版，是符合新课标的精神与要求的。

这套书所选的大都是现代文学经典名篇，我还想说说经典问题。我知道很多同学不太喜欢读经典，这并不奇怪，甚至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经典和你们有历史距离，语言和形式可能隔膜，当然也有年龄因素，你们的生活经验与理解力限制了对经典的了解。加上你们比较好奇，有叛逆性，学校与老师求你们“分内”要读的经典，你们就可能越不喜欢，反而青睐那些“恶搞”的“无厘头式”的作品。特别在网上，自由发表不受拘束，调侃、嘲弄和颠覆的言论方式可以大行其是；视频技术的出现，更使得“糟改”和“恶搞”经典作品成为时髦的风尚，这些也都可能影响到青少年的思维与表达。

如何拉近学生和经典的距离，让同学们能以更加生动亲切的方式（包括网络和影视等等）来接近经典，是教育者包括负责任的媒体与文化商家应当考虑的课题。

我在大学教书，发现许多同学在中学阶段除了应对考试，读书其实很少，对经典作品接触相当有限，即使有所接触，也不见得是经典原作，可能也就是上网读一些好玩的轻松的东西，包括前面说的那些“恶搞”的文字，这很容易受到那种价值消解、相对主义甚至游戏人生的思想影响，而且把阅读品味也败坏了，这真有“终生受损”的危险。当今许多人都在抱怨风气不好，物质上虽然比较富足了，可是整个生活品质未见得提高，虚无、玩世、粗鄙的空气弥漫周遭。那些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的垃圾出版物和传媒作品，在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方面难辞其咎。

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作品积淀了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这也是经典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传世的原因。正因为经典能不断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的阐释，所以能成为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显示某种文化价值的存在。没有自己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经过经典熏陶的人生是可惜的，因为有了经典，人们才更感觉到文化的存在与分量，更富于智慧。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存在物对于民族精神建构有极端重要性。当然，经典都是在某一特定时代产生的，会带有她特定的时代烙印，甚至可能有局限性，有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当今社会的部分，应当采取批判的眼光，但那也是同情的理解，我们主要是吸纳经典中那些体现人类智慧的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大师美文品读书系”这套书选收的是现代经典名篇，那么让我们珍惜、尊重，并从中获取智慧吧。

2011年8月8日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级召集人、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山东大学一级特聘教授。

目录

我梦中的小翠鸟

绵绵土

葡萄月令

乌篷船

梧桐树

我梦中的小翠鸟

冰心小传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现代著名女作家。冰心祖籍福建长乐，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父亲谢葆璋是清政府海军军官，曾任巡洋舰副舰长。母亲杨福慈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父母、冰心和三个弟弟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

1903年，谢葆璋担任山东烟台海军练营营长，后来又担任海军学校校长，全家随之迁往烟台。在美丽的大海之滨，冰心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为此她终生热爱大海、热爱自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这份真挚的情感。

1911年，冰心父亲从烟台离任，全家回到故乡福州。冰心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就读。1913年，冰心父亲就任中华民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全家随之迁往北京定居。冰心从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毕业后，进入协和女子大学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她积极参与革命宣传活动，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是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随后她陆续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小说，以揭露、探讨社会和人生问题为主要内容，被称为“问题小说”，引起了较大的社会轰动与文学反响。

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协和女子大学于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刚入学不久，她就因肺部血管旧病复发，先后到圣卜生疗养院、沙穰青山疗养院治疗休养近八个月之久，恢复健康后回校继续学业。1926年，冰心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这番生活经历真实记录在《寄小读者》中。《寄小读者》是冰心1923年至1926年在美国留学期间陆续为小读者写作的通信体散文，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为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回国后，冰心任教于燕京大学国文系，1929年和社会学家吴文藻博士结婚，之后陆续执教于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冰心举家离开北平，先是去云南，后又赴重庆。在重庆期间，她以“男士”为笔名，发表了“关于女人”系列散文。抗战胜利后，冰心一家于1946年回到北平。不久她又前往日本，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课程，1951年回国。回国后，她一边创作，一边担任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职务。晚年她撰写了许多回忆性散文，还有《空巢》、《万般皆上品……》等力作问世。1999年2月28日，冰心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九岁。

从五四后登上文坛，直至九十多岁仍笔耕不辍，冰心的创作之路漫长，文学作品丰富。代表作有散文《寄小读者》、《往事》，诗歌《繁星》、《春水》，小说《超人》、《去国》等。她的作品被翻译成日、英、德、法等多国文字出版。冰心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曾翻译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纪伯伦的《先知》等诸多文学作品。

冰心崇尚“爱的哲学”，她的作品经常表现对母亲的爱、对儿童的爱和对自然的爱，情感深挚、细腻动人，因此这些作品从问世起，便赢得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的喜爱，至今魅力不衰，诚如学者阿英在《〈谢冰心小品〉序》中所言：“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超过冰心。”

冰心创作的各种文体中，散文又比小说、诗歌更为著名。一方面，她的散文内容纯净，情蕴深致，正如她自己所评述的那样，“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别具一番委婉动人的情调。另一方面，她的散文文字优美，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自然。冰心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为此她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个人文笔兼具古典文学的凝练和外国文学的浅白。这种独特的散文风格被称为“冰心体”。

笑

导读：

本文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1月第12卷第1号。文章开始描绘了一幅极富诗情画意的景象：雨后、月下，“我”转身回望，看到画中的安琪儿（天使）抱着花儿，向“我”微笑……这笑容使我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联想到五年前的一幅景象：雨后、月下的村边古道，“我”无意中回头一看，看到一个孩子抱着花儿，向“我”微笑……由这景象，我再次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联想起了更早五年的景象：不同的环境，类似的雨后、月下的美景，“我”回过头来，看到一位老妇人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我”微笑……

《笑》的情节非常别致。它描写了三次微笑、三个画面，微笑的主角分别是天使、孩子和老妇人。众所周知，冰心爱孩子,爱母亲，并且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孩子、老妇人、天使成为她笔下的主人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孩子、老妇人和天使这三者之间，贯穿着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爱”。孩子的爱、老妇人的爱、天使的爱，分别以“笑”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倍感温暖。此外作品还别有意味地设计了三个场景中的共同环境因素，即雨后、月下，这既将三个不同的场景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表现了冰心本人对自然的深深的爱。《笑》堪称冰心“爱的哲学”的集中体现。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上，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一九二〇年

梦

导读：

本文发表于《燕大周刊》1923年3月10日第3期，是一篇描写童年生活的作品。与一般女孩不同，冰心曾有一段男孩般的童年生活。她的父亲是海军军官，在父亲的熏陶下，她常常穿着男孩的服装，骑马打枪，敲鼓吹号，犹如一个“矫健的小军人”。直到回到故乡福州，和家族姊妹们生活在一起，才逐渐耳濡目染，“学到了女儿情性”。尽管如此，她常常怀念那段男孩式的生活。那段生活欢乐自由、无拘无束，不像女孩生活“琐碎烦腻”、限制众多。冰心本人的性格既有女性的温柔细腻，又有男性的勇敢坚强，主要得益于这段经历。

《梦》的成功不仅在于描绘了难忘的童年生活，更在于真切表现作者对于这段生活的复杂感情。她非常怀恋做“小军人”的日子，对于它的逝去感到悲伤，甚至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同时她又感到深深的无奈，时光如流水一去不返，童年再美好，也终将结束，换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成长，因此文中一再强调“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梦》既是写童年的，更是写成长、写人生的，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儿，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

她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别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点都不爱。这也难怪她，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影下，旗影下，两排儿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锵锵的声里，整齐严肃地一同举起杯来，祝中国万岁的时候，这光景，是怎样地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的眼泪呢？

她这梦也应当到了醒觉的时候了！人生就是一梦么？

十岁回到故乡去，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性：五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一照的；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带点娇贵的样子的。

这也是很新颖，很能造就她的环境——但她父亲送给她的一把佩刀，还长日挂在窗前。拔出鞘来，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马呵，海岸呵，荷枪的军人呵……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姊妹们在窗外唤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几点无聊的眼泪。

她后悔么？也许是，但有谁知道呢！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黄昏时营幕里吹出来的笳声，不更是抑扬凄婉么？世界上软款温柔的境地，难道只有女孩儿可以占有么？海上的月夜，星夜，眺台独立倚枪翘首的时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静了，海也浓睡了，——“海天以外的家！”这时的情怀，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呵！

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还有甚么？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儿般的循环，或者便从“将来”，又走向“过去”的道上去，但这也是无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遗留于她现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矫强的性质了——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听那悲壮的军笳。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喜欢听，不如说她是怕看，怕听罢。

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她，原都是一个人，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

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

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

山中杂感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1年6月25日北京《晨报》。1921年夏天，冰心和大学同学们一起，到北京郊外的西山游览。此行使她生发出诸多感受，于是创作了《山中杂感》。《晨报》编辑孙伏园在编发此文时，特意加了一段附注，称“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本文正是这样一篇极富诗情画意的美文。

作品共描写了山中四个具体场景，每个场景都清丽迷人，引发出作者不同的人生感悟。第一个场景是夜晚，水边、月下，万籁俱寂，只有“我”和好友倾谈，这优美的瞬间使“我”倍感珍惜。第二个场景是夕阳西下、牛羊下山，“万有都笼盖在寂寞里”。由这郊外宁静、安详的一刻，“我”联想起北京城里的世事喧嚣，对山中生活生发出深切的依恋之情。第三个场景是早晨的深谷，“岩石点头，草花欢笑”，犹如人与自然和谐对话。第四个场景是“我”在峭壁之上俯视山下，联想到宇宙的博大和人类思想的超越性。

本文细腻描写了山中景象，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精美的自然画卷，同时抒发了作者丰富的人生感悟，寓理于景，生机盎然。

溶溶的水月，螭头上只有她和我。树影里对面水边，隐隐的听见水声和笑语。我们微微地谈着，恐怕惊醒了这浓睡的世界。——万籁无声，月光下只有深碧的池水，玲珑雪白的衣裳。这也只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顷!然而无限之生中，哪里容易得这样的一刹那顷!

夕照里，牛羊下山了，小蚁般缘走在青岩上。绿树丛颠的嫩黄叶子，也衬在红墙边。——这时节，万有都笼盖在寂寞里，可曾想到北京城里的新闻纸上，花花绿绿的都载的是什么事？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可以和自然对语。计划定了，岩石点头，草花欢笑。造物者呵!我们星驰的前途，路站上，请你再遥遥地安置下几个早晨的深谷!

陡绝的岩上，树根盘结里，只有我俯视一切。——无限的宇宙里，人和物质的山，水，远村，云树，又如何比得起？然而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到太空里去，它们却永远只在地面上。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在西山

宇宙的爱

导读：

本文写于1921年夏天冰心在北京西山游览期间，发表于同年6月23日北京《晨报》。四年之前，她曾经到此一游，四年之后故地重游，生发出许多新的感受。在她看来，这些熟悉的绿叶、碧水、白云看似毫无变化，实则经历了生命的更新与成长。这种更新与成长，正得益于宇宙的爱。冰心信仰“爱的哲学”，认为世界是宇宙之爱的产物，正如小说《悟》所描绘的那样：“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水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纡徐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运行了！”

本文就是一篇通过描写自然来表现“爱的哲学”的作品。通过西山自然景物的变迁、自己四年间的成长成熟，她生动感受到爱力的造化，对宇宙之爱生发出崇敬之情。作品结尾对弟弟们的忆念，更透露出她内心涌动的一腔爱意。总而言之，《宇宙的爱》是一部形象表现爱、书写爱的作品，这正是它最为动人之处。

四年前的今晨，也清早起来在这池旁坐地。

依旧是这青绿的叶，碧澄的水。依旧是水里穿着树影来去的白云。依旧是四年前的我。

这些青绿的叶，可是四年前的那些青绿的叶？水可是四年前的水？云可是四年前的云？——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它们依旧是叶儿、水儿、云儿，也依旧只是四年前的叶儿、水儿、云儿。——然而它们却经过了几番宇宙的爱化，从新的生命里欣欣地长着，活活地流着，自由地停留着。

它们依旧是四年前的，只是渗透了宇宙的爱，化出了新的生命。——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四年前的它们，只觉得憨嬉活泼，现在为何换成一片的微妙庄严？——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抬头望月，何如水中看月！一样的天光云影，还添上树枝儿荡漾，圆月儿飘浮，和一个独俯清流的我。

白线般的长墙，横拖在青绿的山上。在这浩浩的太空里，阻不了阳光照临，也阻不了风儿来去，——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何用劳苦工夫，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

坐对着起伏的山，起立的塔，无边的村落平原，只抱着膝儿凝想。朝阳照到发上了，——想着东边隐隐的城围里，有几个没来的孩子，初回家的冰仲，抱病的冰叔，和昨天独自睡在树下的小弟弟，怎得他们也在这儿……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在西山

往事（一）(节选)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导读：

本文题为“往事”，是冰心对青少年生活的回忆，发表于《小说月报》1922年10月第13卷第10期。作品采用了截取生活画面的方式，将全文共分成二十节，分别描绘了二十个具体的生活画面，以表现过去的“生命历史”。本文节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

第一节可视作全文的概括，表现了她对过去生活的留恋。第三、七、一〇节都与母爱有关。第三节讲述了她夜晚企盼母亲回家的故事。第七节以荷叶、红莲作比喻，歌咏了母亲对自己的无私关爱。第一〇节通过母亲的回忆，展现了对母爱、对寂寞生活的深切感受。第四、八、一五节都与自然风景有关。第四节描绘月下的雪景，第一五节刻画雨后的清晨，第八节表现了多年后观海的物是人非的感慨。此外姐弟三人讨论大海的第一四节，表现童年骑马经历的第一七节，展示夜半澄静心态的第九节，以及描绘春天清晨、夏日黄昏的第一一、一八节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往事》（一）是冰心早年的优秀之作，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挚的感情，透露着淡淡的忧伤，别具一番韵味。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地斩断了，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地拾起来看；含泪地看，微笑地看，口里吹着短歌地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憨嬉的图画，寂寞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罢，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荫；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荫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荫，朝雾的绿荫，繁星下指点着的绿荫，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荫！

感谢这曲曲屏山！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荫，是什么？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亲还不回来呵！”

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说：“莹哥儿！不要尽着问我，你自己上楼去，在阑边望一望，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母亲便快来到了。”

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黑暗中上了楼——望着，望着，无有消息。

绕过那边阑旁，正对着深黑的大海，和闪烁的灯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时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数到第十八次。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

“人生！灯一般的明灭，飘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

生命之灯燃着了，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地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地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地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甍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地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地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

倾斜的土道，缓缓地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地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地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得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时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天色不早了。采了些野花，也有黄的，也有紫的，夹在书里。无聊地走上坡去——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都收在篮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他们原和我当日一般，再来时，他们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么？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时候，半意识的状态之中，那种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婴儿一样的。——每一种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渐渐地，清澈地，侵入光明的意识界里。

一个冬夜，只觉得心灵从渺冥黑暗中渐渐地清醒了来。

雪白的墙上，哪来些粉霞的颜色，那光辉还不住地跳动——是月夜么？比它清明。是朝阳么？比它稳定。欠身看时，却是薄帘外熊熊的炉火。是谁临睡时将它添得这样旺！

这时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个世界里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画；白日的事，一些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只静静的……

回过头来，床边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晕红着脸，好像浅笑着对我说：“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时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领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边的梅花对语。

看守我的安琪儿呵！在我无知的浓睡之中，都将你们辜负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静着——我意识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只梅花，渐渐地扩大起来了。但那时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珑的石子般，浸在水里，历历可数。

一会儿渐渐地又沉到无意识界中去了——我感谢睡神，他用梦的帘儿，将光雾般的一夜，和尘嚣的白日分开了，使我能完全地留一个清绝的记忆！

一○

晚餐的时候。灯光之下，母亲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说：“从前在海边住的时候，我闷极了，午后睡了一觉，醒来遍处找不见你。”

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我只不言语，我忆起我五岁时的事情了。

弟弟们都问：“往后呢？”

母亲笑着看着我说：“找到大门前，她正呆呆地自己坐在石阶上，对着大海呢！我睡了三点钟，她也坐了三点钟了。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呵！你们看她小时已经是这样的沉默了——我连忙上前去，珍重地将她揽在怀里……”

母亲眼里满了欢喜慈怜的珠泪。

父亲也微笑了。——弟弟们更是笑着看我。

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

一一

忘记了是哪一个春天的早晨——

手里拿着几朵玫瑰，站在廊上——马莲遍地开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绿叶中颤动。

她们两个在院子里缓步，微微的互视的谈着。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涉——朝阳照着她们，和风吹着她们；她们的友情在朝阳下酝酿，她们的衣裙在和风中整齐地飘扬。

春浸透了这一切——浸透了花儿和青草……

上帝呵！独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

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夜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地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地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地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地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地守着楫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地寻味——思想。

一五

黄昏时下雨，睡得极早，破晓听见钟声续续地敲着。

这钟声不知是哪个寺里的，起得稍早，便能听见——尤其是冬日——但我从来未曾数过，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得披衣整发，还是四无人声，只闻啼鸟。开门出去，立在阑外，润湿的晓风吹来，觉得春寒还重。

地下都潮润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晓烟里笼盖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压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会得枝头渐绿，墙内外的桃花，一番雨过，都零落了——

忆起断句“落尽桃花澹天地”，临风独立，不觉悠然！

一七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 ：“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地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地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地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地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的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地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作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上去！”

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地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

渐渐地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地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看了海面的黄昏——

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仪，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时使人惆怅而烦闷。

无聊地洗了手脸，天色已黄昏了，到门外园院小立，抬头望见了一天金黄色的云彩。——世间只有云霞最难用文字描写，心里融会得到，笔下却写不出。因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云霞却是最灵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唤奈何！

回身进到院里，隔窗唤涵递出一本书来，又到门外去读。云彩又变了，半圆的月，渐渐地没入云里去了。低头看了一会子的书。听得笑声，从圆形的缘满豆叶的棚下望过去，杰和文正并坐在秋千上；往返地荡摇着，好像一幅活动的影片，——光也从圆片上出现了，在后面替他们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许多，但短发拂额，仍掩不了她的憨态。

我想随处可写，随时可写，时间和空间里开满了空灵清艳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撷，可惜慧心人写不出！

天色更暗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见。云色又变了，从金黄色到了暗灰色。轻风吹着纱衫，已是太凉了，月儿又不知哪里去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

往事（二）

导读：

1923年，冰心前往美国留学。这是她第一次离开亲人，独自漂泊异国，因此“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到美国后不久，她便因患病被迫中断学业，到沙穰青山疗养院长期疗养，病中她对亲人、对家乡的思念达到了高潮。本文便是她在疗养院中所作，发表于《小说月报》1924年7月第15卷第7号。和《往事》（一）一样，本文也是追忆往事之作，可看作《往事》（一）的续篇。

全文共分为十节，细致描绘了她赴美前后的十个生活瞬间。如表现离家时依依惜别情景的第二、九节，刻画赴美途中乘船经历、人生感想的第五、八节，描绘在美国期间深入骨髓的乡愁的第六、一〇节，叙述病中所见所感的第三、四、七节等。第一节提示了创作动机，可视作全文的介绍。第一〇节则将一直充溢笔端的思念家乡、想念亲人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可视作全文的总结。

和《往事》（一）相比，本文情绪更加饱满，通篇洋溢着浓郁的乡愁。另外，随着作者人生经历的丰富，本文流露出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悟。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

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一

那天大雪，郁郁黄昏之中，送一个朋友出山而去。绒绒的雪上，极整齐分明地镌着我们偕行的足印。独自归来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见洁白匀整的雪花，只这一瞬间，已又轻轻地掩盖了我们去时的踪迹。——白茫茫的大地上，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个同行，有个送别？

我的心因觉悟而沉沉地浸入悲哀！

苏东坡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

那几句还未曾说到尽头处，岂但鸿飞不复计东西？连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它如迎面吹来的朔风，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砭骨劲寒；它又匆匆吹过，飒飒地散到树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

原也是无聊，而薄纸存留的时候，或者比时晴的快雪长久些——今日不乐，松涛细响之中，四面风来的山亭上，又提笔来写《往事》。生命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渐渐翻近中叶，页页佳妙，图画的色彩也加倍的鲜明，动摇了我的心灵与眼目。这几幅是造物者的手迹。他轻描淡写了，又展开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两笔点缀。

点缀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经得起追写几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于把笔之顷……

这时青山的春雨已洒到松梢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七日   青山

二

哪有心肠？然而竟被友人约去话别——

回来已是暮色沉沉。今夜没有电光，中堂燃着两支蜡烛，闪闪的光影，从竹帘里透出，觉得凄清。

走到院子里，已听见母亲同涵和杰断断续续地说话。等我进去时，帘子响处，声音都寂。母亲只低着头做针线，涵和杰惘然地站了起来，却没有话说，只扶着椅背，对着闪闪的烛光呆望。

我怀疑着，一面向母亲说着今天饯别的光景，他们两个竟不来搭话，我也不问。

母亲进去了，我才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涵不言语，杰叹了一口气，半晌说：“母亲说……她舍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愿意让你知道……”

几个月来，我们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软心酸，不敢揭破这一层纸。然而今夜我听到了这意中的言语，我竟呆了。

忽然涵望着杰沉重地说：“母亲吩咐不对莹哥说，你又来多事做什么？”

暂时沉默——这时电灯灿然地亮了，明光里照见他们两个的脸都红着。

杰嗫嚅着说：“我想……我想不要紧的……”

涵截住他：“不，我不许你说！”声音更严厉了。

这时杰真急了，觉得过分地受哥哥的呵斥。他也大声地说 ：“瞒别人，难道要瞒自己的姊姊？”他负固地抵抗着。

我已丧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地、无心地吹灭了蜡烛，正要勉强地说一两句话——

涵的声音凄然了：“正是不瞒别人，只瞒自己的姊姊呢！”

两对辛酸的眼光相触，如同刚卸下的琴弦一般，两个人同时无力地低下头去。

我神魂失据地站在他们中间。

电灯又灭了，感谢这一霎时消失的光明！我们只觉得温热颤动的手，紧紧地互握着，却看不见彼此盈盈的泪眼！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夜   北京

三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佛万一，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

流动的光辉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几乎不容凝视，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决不宜于将军夜猎——那丛骑杂沓，传叫风生，会踏毁了这平整匀纤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铁甲，会缭乱了静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哗欢笑，杯盘狼藉，会惊起树上稳栖的禽鸟；踏月归去，数里相和的歌声，会叫破了这如怨如慕的诗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爱友话别，叮咛细语——凄意已足，语音已微；而抑郁缠绵、作茧自缚的情绪，总是太“人间的”了，对不上这晶莹的雪月，空阔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纵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寻，有佳音可赏，而一片光雾凄迷之中，只容意念回旋，不容人物点缀。

我倚枕百般回肠凝想，忽然一念回转，黯然神伤……

今夜的青山只宜于这些女孩子，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飞身月中下视，依山上下曲折的长廊，雪色侵围阑外，月光浸着雪净的衾裯，逼着玲珑的眉宇。这一带长廊之中：万籁俱绝，万缘俱断，有如水的客愁，有如丝的乡梦，有幽感，有彻悟，有祈祷，有忏悔，有万千种话……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叠到千百回，世事从头减去，感悟逐渐侵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这时纵是顽石钝根，也要思量万事，何况这些思深善怀的女子？

往者如观流水——月下的乡魂旅思，或在罗马故宫，颓垣废柱之旁；或在万里长城，缺堞断阶之上；或在约旦河边，或在麦加城里；或超渡莱因河，或飞越落玑山；有多少魂销目断，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来者如仰高山——久久地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许明日，也许今年，就揭卸病的细网，轻轻地试叩死的铁门！

天国泥犁，任她幻拟：是泛入七宝莲池？是参谒白玉帝座？是欢悦？是惊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间的留恋，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将实而仍虚的愿望；岂但为我？牵及众生，大哉生命！

这一切，融合着无限之生一刹那顷，此时此地的，宇宙中流动的光辉，是幽忧，是彻悟，都已宛宛氤氲，超凡入圣——

万能的上帝，我诚何福？我又何辜？……

一九二四年二月三十日夜   沙穰

四

心血来潮，如听精灵呼唤，从昏迷的睡中，旋风般翻身起坐——

铃声响后，屋门开了，接着床前一阵惨默的忙乱。

狂潮渐退——医生凝立视我无语。护士捧着磁盘，眼光中带着未尽的惊惶。我精神全隳，心里是彻底的死去般的空虚。颊上流着的清泪，只是眼眶里的一种压迫，不是从七情中的任一情来的。

最后仿佛的寻见了我自己是坐着，半缚半围地拥倚在床阑上，胸前系着一个大冰囊。注射过的右臂，麻木隐痛到不能转动，然而我也没有转动的意想。

心血果然凝而不流，飘忽的灵魂，觉出了躯壳的重量。这重量层层下沉，躯壳压在床阑上，床阑压在楼屋上，楼屋又压在大地上。

凝结沉重之中，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人们已退尽。床侧的灯光，是调节到只能看见室内一切的模糊轮廓为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只剩一个轮廓！

我连闭目的力量都没有——然而我竟极无端地见了一个梦。

我在层层的殿阁中缓缓行走，却总不得踏着实地，软绵绵地在云雾中行。

不知走了多远，到了最末层；猛抬头看见四个大字的金匾，是“得大自在”，似乎因此觉悟了这是京西卧佛寺的大殿。

不由自主地还是往上走，两庑下忽然加深，黑沉沉的，两边忽然奏起音乐，却看不见一个乐人。那声音如敲繁钟，如吹急管，天风吹送着，十分的错落凄紧！我梦中停足倾耳，自然赞叹，“这是‘十番’，究竟还是东方的古乐动人！”

更向里走，殿中更加沉黑，如漆如墨，摸索着愈走愈深。忽然如同揭开殿顶，射下一道光明来，殿中洞然，不见了那卧佛的大像，后壁上却高高地挂着一幅大白绫子，缀着青绒的大字，明白的是：“只因天上最高枝，开向人……”光梢只闪到“人”字，便砉然地掣了回去。我惊退，如雾，如电，不断的乐音中，我倏然地坠下无底深渊去……

无限的下坠之中，灵魂又寻到了躯壳：耳中还听见“十番”，室中仍只是几堆模糊的轮廓，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闪耀着——

我定一定神，我又微笑，周身仍是沉重冰结，心灵中却来了一缕凉意，是知识来复后的第一个感觉。

天还未明，刚在右臂药力消散之后，我挣扎着探身取了铅笔，将梦中所见的十个字，欹斜地写在一张小纸上，塞在浴衣的袋里。

病到不知西东的时候，冻结的心魂，还有能力飞扬！——光影又只砉然地一闪，“开向人……”之下，竟不知是些什么，无论何时回忆起，都觉得有些惋惜。原也只是许多字形在梦中的观念的再现，而上句“只因天上最高枝”这七个字，连缀得已似乎不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　圣卜生疗养院

五

“风浪要来了，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稳的！”

这两句话不知甚时，也不知是从哪一个侍者口中说出来的，一瞬时便在这几百个青年中间传播开了。大家不住地记念着，又报告佳音似的彼此谈说着。在这好奇而活泼的心绪里，与其说是防备着，不如说是希望着罢。

于是大家心里先晕眩了，分外地凝注着海洋。依然的无边闪烁的波涛，似乎渐渐地摇荡起来，定神看时，却又不见得。

我——更有无名的喜悦，暗地里从容地笑着——

晚餐的时候，灯光依旧灿然，广厅上杯光衣影、盈盈笑语之中，忽然看见那些白衣的侍者，托着盘子，欹斜地从许多圆桌中间掠走了过来，海洋是在动荡了！大家暂时地停了刀叉，相顾一笑，眼珠都流动着，好像相告说：“风浪来了！”——这时都觉出了船身左右的摇摆。

我没有言语，又满意地一笑。

餐后回到房里——今夜原有一个谈话会——我徐徐地换着衣服，对镜微讴，看见了自己镜中惊喜的神情，如同准备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请去对酌的一个夜宴；又如同磨剑赴敌，对手是一个闻名的健者，而自己却有几分胜利的把握。

预定夜深才下舱来，便将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门一笑，厅中几个女伴斜坐在大沙发上，灯光下娇惰地谈笑着，笑声中已带晕意。

一路上去，遇见许多挟着毡子，笑着下舱来的同伴，笑声中也有些晕意。

我微笑着走上舱面去。琴旁坐着站着还围有许多人，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玲的旁边。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说：“风浪来了！”

弹琴的人左右倾欹的双腕仍是弹奏着，唱歌的人，手扶着琴台笑着唱着，忽然身不由主一溜地从琴的这端滑到那端去。

大家都笑了，笑声里似都不想再支持，于是渐渐地四散了。

我转入交际室，谈话会的人都已在里面了，大家团团地坐下。屋里似乎很郁闷。我觉得有些人面色很无主，掩着口蹙然地坐着——大家都觉得在同一的高度中，和室内一切，一齐地反侧欹斜。

似乎都很勉强，许多人的精神，都用到晕眩上了！仿佛中谈起爱海来，华问我为何爱海？如何爱海？——我渐渐地觉得快乐充溢，怡然地笑了。并非喜欢这问题，是喜欢我这时心身上直接自海得来的感觉，我笑说：“爱海是这么一点一分地积渐地爱起来的……”

未及说完，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地走了出去。

大家又都笑了。笑声中，也似乎说：“我们散了罢！”却又都不好意思走，断断续续地仍旧谈着。我心神已完全地飞越，似乎水宫赴宴的时间，已一分一分地临近；比试的对手，已一步一步地仗着剑向着我走来，——但我还天一句地一句地说着“文艺批评”。

又是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地走了出去——于是两个，三个……

我知道是我说话的时候了，我笑说：“我们散了罢，别为着我大家拘束着！”一面先站了起来。

大家笑着散开了。出到舱外，灯影下竟无一人，阑外只听得涛声。全船想都睡下了，我一笑走上最高层去。

迎着海风，掠一掠鬓发，模糊摇撼之中，我走到阑旁，放倒一个救生圈，抱膝坐在上面，遥对着高竖的烟囱与桅樯。我看见船尾的阑干，与暗灰色的天末的水平线，互相重叠起落，高度相去有五六尺。

我凝神听着四面的海潮音。仰望高空，桅尖指处，只一两颗大星露见。——我的心魂由激扬而宁静，由快乐而感到庄严。海的母亲，在洪涛上轻轻地簸动这大摇篮。几百个婴儿之中，我也许是个独醒者……

我想到母亲，我想到父亲，忆起行前父亲曾笑对我说：“这番横渡太平洋，你若晕船，不配作我的女儿！”

我寄父亲的信中，曾说了这几句：“我已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是父亲的女儿。”

其实这又何足道？这次的航程，海平如镜，天天是轻风习习，那夜仅是五六尺上下的震荡。侍者口中夸说的风浪，和青年心中希冀惊笑的风浪，比海洋中的实况，大得多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夜　太平洋舟中

六

从来未曾感到的，这三夜来感到了，尤其是今夜！——与其说“感”不如说“刺”——今夜感到的，我恳颤地希望这一生再也不感到！

阴历八月十四夜，晚餐后同一位朋友上楼来，从塔窗中，她忽然赞赏地唤我看月。撩开幔子，我看见一轮明月，高悬在远远的塔尖。地上是水银泻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觉还散漫模糊，只惘然地也赞美了一句，便回到屋里，放下两重帘子来睡了。

早起一边理发，忽又惘惘地忆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归思，晓起开笼放白鹇”这两句来。如有白鹇可放，我昨夜一定开笼了，然而她纵有双飞翼，也怎生飞渡这浩浩万里的太平洋？我连替白鹇设想的希望都绝了的时候，我觉得到了最无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慑，仪又欢笑地告诉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这是沿例，旧同学年年此夜请新同学荡舟赏月，我如何敢言语？

黄昏良来召唤我时，天竟阴了，我一边和她走着，说不出心里的感谢。

我们七人，坐了三只小舟，一篙儿点开，缓缓从桥下穿过，已到湖上。

四顾廓然，湖光满眼。环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翠得很凄然。水底看见黑云浮动，湖岸上的秋叶，一丛丛的红意迎人，几座楼台在远处，旋转的次第入望。

我们荡到湖心，又转入水枝低亚处，错落地谈着，不时地仰望云翳的天空。云彩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买不了她这一刻的隐藏！”我说不出的心里的感谢。

云影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渐渐逼人，湖光渐隐。几片黑云，又横曳过湖东的丛树上，大家都怅惘，说：“无望了！我们回去罢！”

归棹中我看见舟尾的秋。她在桨声里，似吟似叹地说：“月呵！怎么不做美呵！”她很轻巧地又笑了，我也报她一笑。——这是“释然”，她哪儿知道我的心绪？

到岸后，还是堤边留连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怜——中秋夜居然逃过了！”人人怅惘的归途中，我有说不尽的心里的感谢。

十六夜便不防备，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却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楼东一个朋友的室门，她正灭了灯在窗前坐着。月光满室！我一惊，要缩回也来不及了，只能听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来。

有一点缺憾！月儿圆满光明到十二分。我默然，我咬起唇儿，我几乎要迸出一两句诅咒的话！

假如她知道我这时心中的感伤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这般的用双臂围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惨默无声，我已拼着鼓勇去领略。正如立近万丈的悬崖，下临无际的酸水的海。与其徘徊着惊悸亡魂，不如索性纵身一跃，死心地去感觉那没顶切肤的辛酸的感觉。

我神摇目夺地凝望着：近如方院，远如天文台，以及周围的高高下下的树，都逼射得看出了红、蓝、黄的颜色。三个绿半球针竿高指的圆顶下，不断的白圆穹门，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线画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绿绒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这样的分明呵，何况这一切都浸透在这万里迷蒙的光影里……

我开始的诅咒了！

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苦痛，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地辞了她，回到屋里来。匆匆地用手绢蒙起了桌上嵌着父亲和母亲相片的银框。匆匆地拿起一本很厚的书来，扶着头苦读——茫然地翻了几十页，我实在没有气力再敷衍了，推开书，退到床上，万念俱灰地起了呜咽。

我病了——

那夜的惊和感，如夏空的急电，奔腾闪掣到了最高尖。过后回思，使我怃然叹异，而且不自信！如今反复地感着乡愁的心，已不能再飙起。无数的月夜都过去了，有时竟是整夜地看着，情感方面，却至多也不过“惘然”。

痛定思痛，我觉悟了明月为何千万年来，伤了无数的客心！静夜的无限光明之中，将四围衬映得清晰浮动，使她彻底地知道，一身不是梦，是明明白白的去国客游。一切离愁别恨，都不是淡荡的，犹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湿的。

对于这事，我守了半年的缄默；只在今春与友人通讯之间，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后，我写：“呜呼！赏鉴好文学，领略人生，竟须付若大代价耶？”

至于代价如何，“呜呼”两字之后，藏有若干的伤感，我竟没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曾问起。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夜   闭璧楼

七

我当然喜爱花草！

在国内时，我的屋里虽然不断地供养着香花，而剪叶添水的事，我却不常做。父亲或母亲走了进来，用手指按一按盆土，就啧啧地说：“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里来，就是她们的末日到了！”

假如他二位老人家，说完这话就算了时，我自然不能再懒惰，至少也须敷衍敷衍；然而他们说完之后，提水瓶的提水瓶，拿剪刀的拿剪刀；若供的是水仙花，更是不但花根，连盆连石子都洗了。

我决不是不爱花，也决不是懒惰。一来我知道我收拾的万不及他们的齐整，——我十分相信收拾花卉是一种艺术——二来我每每喜欢得个题目，引得父亲和母亲和我纠缠。但看去国后，我从未忘了替屋里的花添水！我案头的水仙花，在别人和我同时养起的，还未萌茁的时候，就已怒放。一剪一剪繁密的花朵，将花管带得沉沉下垂，我用细绳将她们轻轻地束起。

花未开尽，我已病到医院里去，自此便隔绝了！只在一个朋友的小启中，提了一句：“你的花，我已替你浇水了。”以后再无人提，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但我在病榻上时时想起人去楼空，她自己在室中当然寂静。闭璧楼夜间整齐灿烂的光明中，缺了一点，便是我黑暗的窗户，暗室中再无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

入山之后一日，开了朋友们替我收拾了送来的箱子，水仙花的绿盆赫然在内。我知道她在我卧病二十日之中，残落已尽，更无从“托微波以通词”，我怅然——良久！

第三天，得了一个匣子，剪开束绳，白纸外一张片子，写着：

无尽的爱，安娜。

纸内包卷着一束猩红的玫瑰。珍重地插在瓶内，黄昏时浓香袭人。

只过了一夜，我早起进来，看见花朵都低垂了，瓣儿憔悴得黑绒剪成的一般！才惊悟到这屋里太冷，后面瑛的小楼上是有暖炉的，她需要花的慰安，她也配受香花供养，我连忙托人带去赠了她。——听说一夜的工夫，花魂又回转了过来。

此后陆续又得了许多花，玫瑰也有，水仙也有，我都不忍留住。送客走后，便自己捧到瑛的楼里。

想起圣卜生医院室中不断的繁花，我不胜神往。然而到了花我不能两全的时候，我宁可刻苦了自己。我寂寞清寒地过了六十天，不曾牺牲一个花朵！

二月十六日，又有友人赠我六朵石竹花，三朵红的，三朵白的，间以几枝凤尾草。那天稍暖，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插好便放在屋里的玻璃几上。

夜中见着瑛，我说：“又有一瓶花送你了！”她笑着谢了我。

回来欹在枕上，等着出到了廊外之时，忽然看见了几上的几朵石竹花，那三朵白的，倒不觉得怎样，只那三朵红的，红得异样的可怜！

灿然的灯下，红绒般的瓣儿，重叠细碎的光艳照眼，加以花旁几枝凤尾草的细绿的叶围绕着，交辉中竟有（歹带）（tì）人的意味。

这时不知是“花”可怜，还是“红”可怜，我心中所起的爱的感觉，很模糊而浓烈……

“我不想再做傻子！周围都是白的，周围都是冷的，看不见一点红艳与生意，这般地过了六十天，何自苦如此？”

我决定留下她！

第二天早起，瑛问我：“花呢？”我笑而不答。

今日风雪。我拥毡坐在廊上，回头看见这几朵花，在门窗洞开的室中，玻璃几上，迎着朔风瑟瑟而动，我不语。

进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又到廊上。翻开书页，觉得连纸张都是冰冻的。我抬起头来望着那几朵寒颤的花——我又不语。

晚上，这几朵已憔悴损伤，瓣边已焦黄了！悼惜已来不及，我已牺牲了她。

偶然拿起笔来，不知是吊慰她，还是为自己文过，写了几行：

……

几曾愿挥麾开去？

雪冷风寒——

不忍挽柔弱的花枝，

来陪我禁受。

顾惜了她们

逼得我忘怀自己。

真是何苦来？

石竹花！

无情的朋友，又打发了

秾艳的你们

来依傍冷幽的我！

拼却瓶碎花凝，

也做一回残忍的事罢！

山中两月，

彻骨的清寒，

不能再……

到此意尽，笔儿自然地放下，只扶头看着残花出神。

以后也曾重写了三五次，只是整凑不起来。花已死去，过也不必文，至今那张稿纸，还随便地夹在一本书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沙穰

八

是除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室里。父亲看书，我也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双手支颐，半倚在几上，我唤：“爹爹！”父亲抬起头来。“我想看守灯塔去。”

父亲笑了一笑，说：“也好，整年整月地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说完仍看他的书。

我又说：“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亲放下书说：“真的便怎样？”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我说：“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地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避世’！”

父亲笑着点头。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

我勇敢地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地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的接触。除了骀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抛却‘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中边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地起了回忆。

“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地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象，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一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

我郑重地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父亲敛容，沉思地抚着书角，半天，说：“我无有不赞成，我无有不为力。为着去国离家，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我忍心舍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岛山上点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台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强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得很！”

我不言语。坐了一会，便掀开帘子出去。

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掷，欢呼声中，偶然有一两支掷到我身上来，我只笑避——实在没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

回到卧室，黑沉沉地歪在床上。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万一能梦见，也是慰情聊胜无。我一念至诚地要入梦，幻想中画出环境，暗灰色的波涛，岿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后，禁绝思虑，又十年不见灯塔，我心不乱。

这半个月来，海上瞥见了六七次，过眼时只悄然微叹。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我竟极奋迅地起了悲哀！

丝雨濛濛里，我走上最高层，倚着船阑，忽然见天幕下，四塞的雾点之中，夹岸两嶂淡墨画成似的岛山上，各有一点星光闪烁——

船身微微地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地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

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凭吟啸的海风，带这两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下——

从兹了结！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永不做灯塔的梦，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

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青！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冠的帝王，只对他们，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太平洋舟中

九

只这般昏昏的，匆匆的别去，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头一天午时，我就没有上桌吃饭，弟弟们唤我，我躺在床上装睡。听见母亲在外间说：“罢了，不要惹她。”

伤了一会子的心——下午弟弟们的几个小朋友来了，玩得闹烘烘的。大家环着院子里一个大莲花缸跑，彼此泼水为戏，连我也弄湿了衣襟。母亲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边去了，却吩咐厨房里替我煮了一碗面。

黄昏时又静了下来，我开了琴旁的灯弹琴，好几年不学琴了，指法都错乱，我只心不在焉地反复地按着。最后不知何时已停了弹，只倚在琴台上，看起琴谱来。

父亲走到琴边，说：“今晚请你的几个朋友来谈谈也好，就请她们来晚餐。”我答应着，想了一想，许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虽远些，还在西城。我就走到电话匣旁，摘下耳机来，找到她，请她多带几个弟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说晚了，如来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罢。那时已入夜，平常是星从我家归去的时候了。

舅母走过来，潜也从家里来了。我们都很欢喜，今夜最怕是只有家人相对！潜说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学生的笑话，我们听得很热闹。

厨丁在两个院子之间，不住地走来走去，又自言自语地说：“九点了！”我从帘子里听见，便笑对母亲说：“简直叫他们开饭罢，厨师父在院子里急得转磨呢！——星一时未必来得了。”母亲说：“你既请了她，何妨再等一会？”和我说着，眼却看着父亲。父亲说：“开来也好，就请舅母和潜在这里吃罢。我们家里按时惯了，偶然一两次晚些，就这样的鸡犬不宁！”

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吃饭，如今有舅母和潜在这里，和星来一样，于是大家都说好——纷纭语笑之中，我好好吃了一顿晚饭。

饭后好一会，星才来到，还同着宪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进入客室。

话别最好在行前八九天，临时是“话”不出来的。不是轻重颠倒，就是无话可说。所以我们只是东拉西扯，比平时的更淡漠，更无头绪，我一句也记不得了。

只记得一句，还不是我们说的。

我和星、宜在内间，楫陪着宪在外间，只隔着一层窗纱，小孩子谈得更热闹。

星忽然摇手，听了一会，笑对我说：“你听你小弟弟和宪说的是什么？”我问：“是什么？”她笑道：“他说，‘我姊姊走了，我们家里，如同丢了一颗明珠一般！’”她说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觉脸红起来。

——我们姊弟平日互相封赠的徽号多极了！什么剑客、诗人、哲学家、女神等等，彼此混谥着。哪里是好意？三分亲爱，七分嘲笑，有时竟等于怨谤，一点经纬都没有的！比如说父亲或母亲偶然吩咐传递一件东西，我们争着答应，自然有一个捷足先得，偶然得了夸奖，其余三个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远处，点头赞叹地说：“孝子！真孝顺！‘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结果又引起一番争论。

这些事只好在家里通行，而童子无知，每每在大庭广众之间，也弄假成真地说着，总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一笑，遮掩开去。

舅母和潜都走了，我们便移到中堂来。时已夜午，我觉得心中烦热，竟剖开了一个大西瓜。

弟弟们零零落落地都进去了，再也不出来。宪没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说：“走罢，远得很呢，明天车站上送你！”说着有些凄然。——岂知明天车站上并没有送着，反是半个月后送到海舟上来，这已是我大梦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们，走入中间，弟弟们都睡了。进入内室，只父亲一人在灯下，我问妈妈呢，父亲说睡下了。然而我听见母亲在床上转侧，又轻轻地咳嗽，我知道她不愿意和我说话，也就不去揭帐。

默然片晌，——父亲先说些闲话，以后慢慢地说：“我十七岁离家的时候，祖父嘱咐我说：‘出外只守着三个字：勤，慎，……’”

没有说完，我低头按着胸口——父亲皱眉看着我，问：“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有一点心痛……”

父亲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说：“不早了，你睡去罢，已是一点钟了。”

回到屋里，抚着枕头也起了恋恋，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饭是独自吃的，告诉过母亲到佟府和女青年会几个朋友那里辞行，便出门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才回来。

入门已觉得凄切！在院子里，弟弟们拦住我，替我摄了几张快影。照完我径入己室，扶着书架，泪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来了，说：“小因来请姑姑了，到我们那边吃饺子去！”我连忙强笑着出来，接过小因，偎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泪眼——便跟着舅母过来。

也没有吃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万倍于蘸饺子的姜醋，父亲踱了过来，一面逗小因说笑，却注意我吃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泪落在碗里，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泪只管让着，我不顾地站了起来……

回家去，中堂里正撤着午餐。母亲坐在中间屋里，看见我，眼泪便滚了下来。我那时方寸已乱！一会恐怕有人来送我，与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在人前哭的，不如现在哭。我叫了一声“妈妈”，挨坐了下去。我们冰凉颤动的手，紧紧地互握着臂腕，呜咽不成声！——半年来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无数的忍泪吞声，都积攒了来，有今日恣情的一恸！

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来劝，恐怕是要劝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释了手，卧在床上，泪已流尽，闭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觉得廓然。外面人报潜来了，母亲便走了出去。小朋友们也陆续地来了，我起来洗了脸，也出去和他们从容地谈起话来。

外面门环响，说：“马车来了。”小朋友们都手忙脚乱地先推出自行车去，潜拿着帽子，站在堂门边。

我竟微笑了！我说：“走了！”向空发言似的，这语声又似是从空中来，入耳使我惊慑。我不看着任一个人，便掀开帘子出去。

极迅疾地！我只一转身，看见涵站在窗前，只在我这一转身之顷，他极酸恻地瞥了我一眼，便回过头去！可怜的孩子！他从昨日起未曾和我说话，他今天连出大门来送我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无限的别话，我都领会了！别离造成了今日异样懂事的一个他！今天还是他的生日呢，无情的姊姊连寿面都不吃，就走了！……

走到门外，只觉得车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来了。我却不曾看见母亲。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隐在人后，或是她没有出来。我看见舅母、嫂嫂，都含着泪。连站在后面的白和张，说了一声“一路平安！”，声音都哽咽着，眼圈儿也红了。

坐车、骑车的小孩子，都启行了。我带着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上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马一扬鬣，车轮已经转动。只几个转动，街角的墙影，便将我亲爱的人们和我的，相互的视线隔断了……

我又微笑着向后一倚。自此入梦！此后的都是梦境了！

只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这昏昏的匆匆的一别，便把我别到如云的梦中来！九个月来悬在云雾里，眼前飞掠的只是梦幻泡影，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很异样，很麻木，很飘浮。我挣扎把握，也撮不到一点真实！

这种感觉不是全然于我无益的，九个月来，不免有时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宛转、无可奈何的时节，我就茫然四顾地说：“不管它罢，这一切原都在梦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乡愁，也这样迷迷糊糊地让它过去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   北京

一○

只是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然而前天我追写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得比笔尖移动得还快！亭中寂寂，浓密的松枝外，好鸟时鸣，嫣红姹紫开遍；而我除了膝上的纸笔，和一方湿透的纱巾外，看不见别的！

我写时不须思索，没有着力，而回忆如大河泛决，奔越四流。我恨不能百管齐下，同时描述了每一段时间，每一个人，每一端思念！

我写时因呜咽而中断了好几次，归结只写了顾一失百的那一篇，而那一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无尽，每一小段都能演绎到千万言！

文艺既凭借着主观的欣赏，我写时如雨的眼泪，未必能普遍地感动了世间一切有情。但因着字字真切的本地风光，在那篇中提名的人，决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忆，而终于坠泪，第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远道寄回这几篇去，我不能伴她同读，引动她的伤感后，不能有即时笑语的慰藉，我诚何心？

然而不须感伤，我至爱的母亲！我灵魂是躯壳的主宰，别离之前，虽不知离愁深刻到如斯，而未尝不知别离之苦。我要推却别离，没有别离敢来挽我。为着人生，我曾自愿不住地挥着别泪，作此“弱游”！

别的都不说，只这昏昏的匆匆的一别，先在世上绝对地承认了一个“我”的存在，为幸已多！

乡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证实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确有个感受痛苦的心灵与躯壳故！

既承认了“我”，就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无量数的“他”，更不能不承认了包罗一切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一切。

我既绝对承认了生命，我便愿低头去领略。我便愿遍尝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贽，推开了生命的宫门。

我曾说：

“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和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还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放心走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

“她已渐远渐杳，我虽没有留她的意思，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觉得有些凄恋。我起来试走，我的躯体轻健；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谢病与别离。二十余年来，我第一次认识了生命。”

所以，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凭着血与泪，我已推开了生命神秘的宫门。因着巨大的代价，我从此要领受人生，享乐人生。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悲哀只是一霎时，我的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日来渐惯了单寒羁旅，离愁已浅，病缘已断；只往事忽忽追忆，难得当日哀乐纵横，贻我以抒写时的洒落与回味！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往事的追写，决不会摧耗了我的精神，有把笔的可能，总未到悲哀的极致。母亲寄我的信中曾有：

“除夕我因你不在，十分难过，就想写信，提起笔来，心中一阵难受，又放下了笔，不能再写……”可知到了悲极，决无能力把笔！我只洒洒落落写来，写完心释。投笔之后，就让它从此成为“往事”，不予以多一刻的留连！

往事愿都撇在一边！——现在我收了纸笔，要在斜阳中下了山亭。春光真明媚！芊芊无际的山坡上，开了万树不知名的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花，内中我只认得樱花已开，丁香已含苞，杨柳的嫩黄，与松枝的深绿，衬以知更雀的红胸，真是异样的鲜明！此行循着紫罗兰路，也许采些野花归去。

愿上帝祝福母亲！

愿上帝祝福母亲！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   青山

附注：每篇末的日月，是那段“往事”发生的时期与地点，和写作的时地，是不相干的。

寄小读者（节选）

导读：

《寄小读者》是冰心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她艺术成就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和小朋友的二十九篇通信，讲述了她赴美留学期间的经历和感悟，陆续发表于1923年7月至1926年9月《晨报副镌》。《寄小读者》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为此她又陆续创作了《再寄小读者》和《三寄小读者》。

冰心在《〈寄小读者〉四版自序》中写道：“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只有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寄小读者》之所以广受欢迎，和它“最自由，最不思索”地抒发作者情感有关。例如“通讯十”对母爱的深切感悟和淋漓尽致的描绘，带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又如“通讯二”对自己伤害无辜生命的由衷忏悔、“通讯二十七”对生病前后个人情绪变化的深入描绘等，都使读者感同身受，仿佛与作者息息相通。就思想内容而言，作品纯净而又深邃，例如“通讯十七”由观赏蒲公英联想到众生的平等、通讯七对慰冰湖发自内心的爱恋等，都充分表现了冰心的“爱的哲学”。与其他散文不同，本文采取和小朋友通信的方式，娓娓道来，亲切自然，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

通讯一

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

我以抱病又将远行之身，此三两月内，自分已和文字绝缘；因为昨天看见《晨报》副刊上已特辟了“儿童世界”一栏，欣喜之下，便借着软弱的手腕，生疏的笔墨，来和可爱的小朋友，作第一次的通讯。

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信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

小朋友，我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十分地喜欢有这次的远行，因为或者可以从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后的通讯里，能告诉你们些略为新奇的事情。——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边。我有三个弟弟，最小的十三岁了。他念过地理，知道地球是圆的。他开玩笑地和我说：“姊姊，你走了，我们想你的时候，可以拿一条很长的竹竿子，从我们的院子里，直穿到对面你们的院子去，穿成一个孔穴。我们从那孔穴里，可以彼此看见。我看看你别后是否胖了，或是瘦了。”小朋友想这是可能的事情么？——我又有一个小朋友，今年四岁了。他有一天问我说：“姊姊，你去的地方，是比前门还远么？”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边远呢，还是前门远呢？

我走了——要离开父母兄弟，一切亲爱的人。虽然是时期很短，我也已觉得很难过。倘若你们在风晨雨夕，在父亲母亲的膝下怀前，姊妹弟兄的行间队里，快乐甜柔的时光之中，能联想到海外万里有一个热情忠实的朋友，独在恼人凄清的天气中，不能享得这般浓福，则你们一瞥时的天真的怜念，从宇宙之灵中，已遥遥地付与我以极大无量的快乐与慰安！

小朋友，但凡我有工夫，一定不使这通讯有长期间的间断。若是间断的时候长了些，也请你们饶恕我。因为我若不是在童心来复的一刹那顷拿起笔来，我决不敢以成人烦杂之心，来写这通讯。这一层是要请你们体恤怜悯的。

这信该收束了，我心中莫可名状，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冰    心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通讯二

小朋友们：

我极不愿在第二次的通讯里，便劈头告诉你们一件伤心的事情。然而这件事，从去年起，使我的灵魂受了隐痛，直到现在，不容我不在纯洁的小朋友面前忏悔。

去年的一个春夜——很清闲的一夜，已过了九点钟了，弟弟们都已去睡觉，只我的父亲和母亲对坐在圆桌旁边，看书，吃果点，谈话。我自己也拿着一本书，倚在椅背上站着看。那时一切都很和柔，很安静的。

一只小鼠，悄悄地从桌子底下出来，慢慢地吃着地上的饼屑。这鼠小得很，它无猜地，坦然地，一边吃着，一边抬头看看我——我惊悦地唤起来，母亲和父亲都向下注视了。四面眼光之中，它仍是怡然地不走，灯影下照见它很小很小，浅灰色的嫩毛，灵便的小身体，一双闪烁的明亮的小眼睛。

小朋友们，请容我忏悔！一刹那顷我神经错乱地俯将下去，拿着手里的书，轻轻地将它盖上。——上帝！它竟然不走。隔着书页，我觉得它柔软的小身体，无抵抗地蜷伏在地上。

这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了！我按着它的手，方在微颤——母亲已连忙说：“何苦来！这么驯良有趣的一个小活物……”话犹未了，小狗虎儿从帘外跳将进来，父亲也连忙说：“快放手，虎儿要得着它了！”我又神经错乱地拿起书来；可恨呵！它仍是怡然地不动。——一声喜悦的微吼，虎儿已扑着它，不容我唤住，已衔着它从帘隙里又钻了出去。出到门外，只听得它在虎儿口里微弱凄苦地啾啾地叫了几声，此后便没有了声息。——前后不到一分钟，这温柔的小活物，使我心上飕的着了一箭！

我从惊惶中长吁了一口气。母亲慢慢也放下手里的书，抬头看着我说：“我看它实在小得很，无机得很。否则一定跑了。初次出来觅食，不见回来，它母亲在窝里，不定怎样的想望呢。”

小朋友，我堕落了，我实在堕落了！我若是和你们一般年纪的时候，听得这话，一定要慢慢地挪过去，突然地扑在母亲怀中痛哭。然而我那时……小朋友们恕我！我只装作不介意地笑了一笑。

安息的时候到了，我回到卧室里去。勉强地笑，增加了我的罪孽，我徘徊了半天，心里不知怎样才好——我没有换衣服，只倚在床沿，伏在枕上，在这种状态之下，静默了有十五分钟——我至终流下泪来。

至今已是一年多了，有时读书至夜深，再看见有鼠子出来，我总觉得忧愧，几乎要避开。我总想是那只小鼠的母亲，含着伤心之泪，夜夜出来找它，要带它回去。

不但这个，看见虎儿时想起，夜坐时也想起，这印象在我心中时时作痛。有一次禁受不住，便对一个成人的朋友，说了出来；我拼着受她一场责备，好减除我些痛苦。不想她却失笑着说：“你真是越来越孩子气了，针尖大的事，也值得说说！”她漠然的笑容，竟将我以下的话，拦了回去。从那时起，我灰心绝望，我没有向第二个成人，再提起这针尖大的事！

我小时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时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但如今堕落了……

今天都在你们面前陈诉承认了，严正的小朋友，请你们裁判罢！

冰    心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北京

通讯七

亲爱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约克逊号邮船无数的窗眼里，飞出五色飘扬的纸带，远远地抛到岸上，任凭送别的人牵住的时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飞扬而凄恻！

痴绝的无数的送别者，在最远的江岸，仅仅牵着这终于断绝的纸条儿，放这庞然大物，载着最重的离愁，飘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泼。除了三餐外，只是随意游戏散步。海上的头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抛沙袋，乐此不疲，过后又绝然不玩了。后来自己回想很奇怪，无他，海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海波声中，童心和游伴都跳跃到我脑中来。我十分地恨这次舟中没有几个小孩子，使我童心来复的三天中，有无猜畅好的游戏！

我自少住在海滨，却没有看见过海平如镜。这次出了吴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凉风习习，舟如在冰上行。到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阑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地漾开了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双星渡河之夕。晚餐后独倚阑旁，凉风吹衣。银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远远听得楼阑下人声笑语，忽然感到家乡渐远。繁星闪烁着，海波吟啸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怅。

十九日黄昏，已近神户，两岸青山，不时地有渔舟往来。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圆扁的，大家说笑，便道是“馒头山”。这馒头山沿途点缀，直到夜里，远望灯光灿然，已抵神户。船徐徐停住，便有许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层上，初次看见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灯光，无声相映。不时地还有一串光明从山上横飞过，想是火车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没有海潮音，静极心绪忽起：“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里……”我极清晰地忆起北京来，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写了。

冰    心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神户

朝阳下转过一碧无际的草坡，穿过深林，已觉得湖上风来，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样子了。——悄然地坐在湖岸上，伸开纸，拿起笔，抬起头来，四围红叶中，四面水声里，我要开始写信给我久违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水面闪烁着点点的银光，对岸意大利花园里亭亭层列的松树，都证明我已在万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曾寄过一字，说是对不起呢，我又不愿！

我平时写作，喜在人静的时候。船上却处处是公共的地方，舱面阑边，人人可以来到。海景极好，心胸却难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间绝早，船面无人时，随意写几个字，堆积至今，总不能整理，也不愿草草整理，便迟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谅我！

许多话不知从哪里说起，而一声声打击湖岸的微波，一层层地没上杂立的潮石，直到我蔽膝的毡边来，似乎要求我将她介绍给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地形容介绍她！她现在横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月明和落日，湖上的浓阴和微雨，我都见过了，真是仪态万千。小朋友，我的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便只有她——海的女儿，能慰安我了。Lake Waban，谐音会意，我便唤她做“慰冰”。每日黄昏的游泛，舟轻如羽，水柔如不胜桨。岸上四围的树叶，绿的，红的，黄的，白的，一丛一丛地倒影到水中来，覆盖了半湖秋水。夕阳下极其艳冶，极其柔媚。将落的金光，到了树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雾中，低低地嘱咐它，带我的爱和慰安，一同和它到远东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过半月了，若问我爱哪一个更甚，这却难说。——海好像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是现在。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湖是红叶绿枝，有许多衬托，她的爱是温和妩媚的，我对她的爱是清淡相照的。这也许太抽象，然而我没有别的话来形容了！

小朋友，两月之别，你们自己写了多少，母亲怀中的乐趣，可以说来让我听听么？——这便算是沿途书信的小序，此后仍将那写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旧，“弱游”的我，如何自太平洋东岸的上海绕到大西洋东岸的波士顿来，这些信中说得很清楚，请在那里看罢！

不知这几百个字，何时方达到你们那里，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    心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慰冰湖畔　威尔斯利

通讯十

亲爱的小朋友：

我常喜欢挨坐在母亲的旁边，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说我幼年的事。

母亲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说：

“不过有三个月罢了，偏已是这般多病。听见端药杯的人的脚步声，已知道惊怕啼哭。许多人围在床前，乞怜的眼光，不望着别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经从人群里认识了你的母亲！”

这时眼泪已湿了我们两个人的眼角！

“你的弥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子，抱出到厅堂前。因看你丰满红润的面庞，使我在姊妹妯娌群中，起了骄傲。

“只有七个月，我们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阑旁。海波声中，你已会呼唤‘妈妈’和‘姊姊’。”

对于这件事，父亲和母亲还不时地起争论。父亲说世上没有七个月会说话的孩子。母亲坚执说是的。在我们家庭历史中，这事至今是件疑案。

“浓睡之中猛然听得丐妇求乞的声音，以为母亲已被她们带去了。冷汗被面地惊坐起来，脸和唇都青了，呜咽不能成声。我从后屋连忙进来，珍重地揽住，经过了无数的解释和安慰。自此后，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轻易地离开你的床前。”

这一节，我仿佛记得，我听时写时都重新起了呜咽！

“有一次你病得重极了。地上铺着席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亲又不在家。你断断续续说的几句话，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所能够说的。因着你奇异的智慧，增加了我无名的恐怖。我打电报给你父亲，说我身体和灵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阵大风雨，深忧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地睡了一大觉。这一番风雨，把你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接了过来。”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亲以智慧的眼光，看万物都是智慧的，何况她的唯一挚爱的女儿？

“头发又短，又没有一刻肯安静。早晨这左右两个小辫子，总是梳不起来。没有法子，父亲就来帮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亲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两个小辫子，好容易天天这样的将就的编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亲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

“陈妈的女儿宝姐，是你的好朋友。她来了，我就关你们两个人在屋里，我自己睡午觉。等我醒来，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马，都当做船，漂浮在脸盆的水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宝姐是我一个神秘的朋友，我自始至终不记得、不认识她。然而从母亲口里，我深深地爱了她。

“已经三岁了，或者快四岁了。父亲带你到他的兵舰上去，大家匆匆地替你换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小木鹿，放在小靴子里。到船上只要父亲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时，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脱下靴子，发现了小木鹿。父亲和他的许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么不会说？”

母亲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地笑了。——回想起来，她的质问，和我的羞愧，都是一点理由没有的。十几年前事，提起当面前事说，真是无谓。然而那时我们中间弥漫了痴和爱！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么缘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地呆了一呆，你就过来呼唤我，摇撼我，说：‘妈妈，你的眼睛怎么不动了？’我有时喜欢你来抱住我，便故意地凝神不动。”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母亲凝神，多是忧愁的时候，我要搅乱她的思路，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这是个隐谜！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吃着饭，呆呆地望着壁上的字画、桌上的钟和花瓶，一碗饭数米粒似的，吃了好几点钟。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开。”

这件事我记得，而且很清楚，因为独坐沉思的脾气至今不改。

当她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总是脸上堆着笑，眼里满了泪，听完了用她的衣袖来印我的眼角，静静地伏在她的膝上。这时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这是如何可惊喜的事，从母亲口中，逐渐地发现了、完成了我自己！她从最初已知道我，认识我，喜爱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认世界上有个我的时候，她已爱了我了。我从三岁上，才慢慢地在宇宙中寻到了自己，爱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过是母亲意念中的百分之一，千万分之一。

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千百倍地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地爱她，而且死心塌地地容她爱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说：“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地、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4444”这四个字，从她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总之，她的爱，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层层地麾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原素，而直接地来爱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后，将我二十年的历史和一切都更变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纵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儿，她就仍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响。海波如山一般的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她，投到她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更变！

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世界便是这样地建造起来的”！

世界上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头上的两根丝发，也不能一般长短。然而——请小朋友们和我同声赞美！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小朋友！我敢说，也敢信，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敢来驳我这句话。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涌到最高度，我知道于我的病体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写的都不出乎你们的智慧范围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紧一阵慢一阵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气，也正无声地赞美她们的“自然母亲”的爱！

我现在不在母亲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爱没有一刻离开我，她自己也如此说！——暂时无从再打听关于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会写信给我的母亲。我说：“亲爱的母亲，请你将我所不知道的关于我的事，随时记下寄来给我。我现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从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秘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们正在母亲的怀里。——小朋友！我教给你，你看完了这一封信，放下报纸，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亲——若是她出去了，就去坐在门槛上，静静地等她回来——不论在屋里或是院中，把她寻见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亲她的脸，你说：“母亲！若是你有工夫，请你将我小时候的事情，说给我听！”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听得见她心脉和缓的跳动，你仰着脸，会有无数关于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从她口里天乐一般地唱将出来！

然后，——小朋友！我愿你告诉我，她对你所说的都是什么事。

我现在正病着，没有母亲坐在旁边，小朋友一定怜念我，然而我有说不尽的感谢！造物者将我交付给我母亲的时候，竟赋予了我以记忆的心才；现在又从忙碌的课程中替我匀出七日夜来，回想母亲的爱。我病中光阴，因着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谈罢，致我的爱与你们的母亲！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晨　圣卜生疗养院　威尔斯利

通讯十七

小朋友：

健康来复的路上，不幸多歧，这几十天来懒得很；雨后偶然看见几朵浓黄的蒲公英，在匀整的草坡上闪烁，不禁又忆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后浓阴的天。我早起游山，忽然在积雪中，看见了七八朵大开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里，——真不知这平凡的草卉，竟与梅菊一样的耐寒。我回到楼上，用条黄丝带将这几朵缀将起来，编成王冠的形式。人家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要为我的女王加冕。”说着就随便地给一个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欢笑声中，我只无言地卧在床上——我不是为女王加冕，竟是为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虽是我最熟识的一种草花，但从来是被人轻忽，从来是不上美人头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却，我竟让她在美人头上，照耀了几点钟。

蒲公英是黄色、叠瓣的花，很带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不曾偏爱她。我对于花卉是普遍的爱怜。虽有时不免喜欢玫瑰的浓郁，和桂花的清远，而在我忧来无方的时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样的成粪土。在我心情怡悦的一刹那顷，高贵清华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来占夺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虹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即使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爱憎而生灭，只恐到了满山满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时候，菊花的价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价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憎。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

书到此，高天萧然，楼上风紧得很，再谈了，我的小朋友!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　沙穰疗养院

通讯二十七

小读者：

无端应了惠登大学(Wheaton College)之招，前天下午到梦野(Mansfield)去。

到了车站，看了车表，才知从波士顿到梦野是要经过沙穰的，我忽然起了无名的怅惘!

我离院后回到沙穰去看病友已有两次。每次都是很惘然，心中很怯，静默中强作微笑。看见道旁的落叶与枯枝，似乎一枝一叶都予我以“转战”的回忆!这次不直到沙穰去，态度似乎较客观些，而感喟仍是不免!我记得以前从医院的廊上，遥遥的能看见从林隙中穿过的白烟一线的火车。我记住地点，凝神远望，果然看见雪白的楼瓦，斜阳中映衬得如同琼宫玉宇一般……

清晨七时从梦野回来，车上又瞥见了!早春的天气，朝阳正暖，候鸟初来。我记得前年此日，山路上我的飘扬的春衣!那时是怎样的止水停云般的心情呵!

小朋友!一病算得什么？便值得这样的惊心？我常常这般地问着自己。然而我的多年不见的朋友，都说我改了。虽说不出不同处在哪里，而病前病后却是迥若两人。假如这是真的呢？是幸还是不幸，似乎还值得低徊罢!

昨天回来后，休息之余，心中只怅怅的，念不下书去。夜中灯下翻出病中和你们的通讯来看。小朋友，我以一身兼作了得胜者与失败者，两重悲哀之中，我觉得我禁不住有许多欲说的话!

看见过力士搏狮么？当他屏息负隅，张空拳于狰狞的爪牙之下的时候，他虽有震恐，虽有狂傲，但他决不暇有萧瑟与悲哀。等到一阵神力用过，倏忽中掷此百兽之王于死的铁门之内以后，他神志昏聩地抱头颓坐。在春雷般的欢呼声中，他无力地抬起眼来，看见了在他身旁鬣毛森张、似余残喘的巨物。我信他必忽然起了一阵难禁的战栗，他的全身没在微弱与寂寞的海里!

一败涂地的拿破仑，重过滑铁卢，不必说他有无限的忿激、太息与激昂!然而他的激感，是狂涌而不是深微，是一个人都可抵挡得住。而建了不世之功，退老闲居的惠灵吞，日暮出游，驱车到此战争旧地，他也有一番激感!他仿佛中起了苍茫的怅惘，无主的伤神。斜阳下独立，这白发盈头的老将，在百番转战之后，竟受不住这闲却健儿身手的无边萧瑟!悲哀，得胜者的悲哀呵!

小朋友，与病魔奋战期中的我，是怎样的勇敢与喜乐!我作小孩子，我作Eskimo，我“足踏枯枝，静听着树叶微语”，我“试揭自然的帘幕，蹑足走入仙宫”。如今呢，往事都成陈迹!我“终日矜持”，我“低头学绣”，我“如同缓流的水，半年来无有声响”。是的呵，“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来”!虽然我曾应许“我至爱的母亲”说：“我既绝对的认了生命，我便愿低头去领略。我便愿遍尝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贽，推开了生命的宫门。”我又应许小朋友说：“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它针针见血!……来日方长，我所能告诉小朋友的，将来或不止此。”而针针见血的生命中之各趣，是须用一片一片天真的童心去换来的。互相叠积传递之间，我还不知要预备下多少怯弱与惊惶的代价!我改了，为了小朋友与我至爱的母亲，我十分情愿屈服于生命的权威之下。然而我愿小朋友倾耳听一听这弱者、失败者的悲哀!

在我热情忠实的小朋友面前，略消了我胸中块垒之后，我愿报告小朋友一个大家欢喜的消息。这时我的母亲正在东半球数着月亮呢!再经过四次月圆，我又可在母亲怀里，便是小朋友也不必耐心地读我一月前、明日黄花的手书了!我是如何的喜欢呵!

小朋友，我觉得对不起!我又以悱恻的思想，贡献给你们。然而我的“诗的女神”只是一个“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就让她这样地抒写也好。

敬祝你们的喜乐与健康!

冰　心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娜安辟迦楼

再寄小读者(节选)

导读：

1942年底，冰心开始写作《再寄小读者》，共四篇通讯，陆续发表于1943年至1944年重庆《大公报》。这时距《寄小读者》的写作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二十年间，她经历了工作、结婚、生子等人生事件，生活经验大为丰富。她在通讯一中写道：“希望因着更多的经验，我所能贡献给小朋友的，比从前可以更宽广深刻一些。”和《寄小读者》相比，《再寄小读者》的思想内容的确“更宽广深刻”，如果说前者像富有童心的少女向小朋友娓娓道来，后者则像一位中年母亲对小朋友的谆谆教诲。

本书节选了其中的两篇通讯。“通讯二”讲述了友谊的意义、交友的艺术等，体现了冰心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对交友问题的丰富感悟，表达了和小朋友成为永远的好朋友的愿望。“通讯四”谈论的是更加深奥的生命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略显抽象的话题，作者采用比喻的方式，分别用一江春水和一棵小树来比喻生命，用春水奔流、最终江流入海，和小树成长、最终叶落归根来表现生命的发展、衰亡过程，极为生动。结尾向小朋友们表达了克服困难、成就生命的希望，显示了冰心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坚忍不拔的精神。

通讯二

小朋友：

今天让我们来谈“友谊”。

友谊是人我关系中最可宝贵的一段因缘——朋友虽列于五伦之末，而朋友的范围却包括得最广，你的君、臣(现在可以说是领袖、上司)、父、子、兄、弟、夫、妇，同时都可以是你的朋友。

朋友是不分国籍，不限年龄，不拘性别的；只要理想相同，兴趣相近，情感相洽，意气相投的人，都可以很坚固地联结在一起。世界上有多少崇高理想的实现，艰巨事业的创立，伟大艺术的产生，都是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相互切磋的结果。这种例子，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是到处可以找到的。

同时，不但相似相同的人格，容易成为朋友，而朋友往往还是你空虚的填满，缺憾的补足，心灵的加深——你自己率直豪爽，你更佩服你朋友的谦退深沉；你自己热情好动，你更欣赏你朋友的冲淡静默；你自己多愁善病，你更羡慕你朋友的健硕欢欣。各种不同的人格，如同琴瑟上不同的弦子，和谐合奏，就能发出天乐般悦耳的共鸣。

交友是一种艺术。

热情、活泼而富于同情心的人，常常能吸引许多朋友，而磁石只吸引着钢铁，月亮只吸引着海潮。

你能择友，则你的朋友将加倍地宝贵你的友情。

不要只想你能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也要想你的朋友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肯耕种的才有收获，能贡献的才配接受。

友谊是宁神药，是兴奋剂。

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

友谊是大海中的灯塔，沙漠里的绿洲。

当你的心帆漂流于“理”“欲”的三叉江口，波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光，来照临，来指引。当你颠顿在人生枯燥炎热的旅途上，你的辛劳，你的担负，得不到一些酬报和支持的时候，你要奔憩在你朋友的亭亭绿荫之下，就饮于荡涤烦秽的甘泉。

古人有句说“最难风雨故人来”，——不但气候上有风雨，心灵上也有风雨!

你的心灵曾否走失于空山荒野之中，风吹雨打，四顾茫茫，忽然有你的朋友，开启了“同情”的柴扉，延请你进入他“爱”的茅庐，卸去你劳苦的蓑衣，拭去你脸上的泪雨，而把你推坐在“友情”的温暖炉火之前。

同时你也常常开着同情的心门，生起友爱的炉火，在屋前瞭望。

友谊中只有快乐，只有慰安，只有奋兴，只有联结。

友谊中虽然也有痛苦，古人的诗文中，不少伤逝惜别之句，然而友谊是不死的，友谊是不因离别而断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得一知己，可以无恨”，这痛苦里是没有“寂寞”的，因为我们已经享有了那些朋友的友情!“寂寞”——心灵上的孤独，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小朋友，在人生路上，我们虽然是孤身启程，而沿途却逐渐加入了许多同行的好伴，形成了一个整齐的队伍，并肩携手，载欣载奔，使我们克服了世路的险峻崎岖，忘却了长行的疲乏劳顿，我们要如何感谢人世间有这一种关系，这一段因缘？

愿你们永远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配，就请你们也让我做你们的好朋友。

冰　心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重庆

通讯四

亲爱的小朋友：

一位从军的小朋友，要我谈生命，这问题很费我思索。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

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岩削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挟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乐着它所遭遇的一切——

有时候它遇到巉岩前阻，它愤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地起伏催逼，直到它涌过了，冲倒了这危崖，它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

有时候它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它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

有时候它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它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它，大雨击打着它，它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只加给它许多新生的力量。

有时候它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它照耀，向它投影，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这时它只想憩息，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它向前走……

终于有一天，它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呵!它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它屏息，使它低头。她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流入她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

也许有一天，它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

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里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伸，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中、城墙里，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呵，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荫遮，也许受着大树的覆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

它过着骄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清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嗥。

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

秋风起了，将它的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的怡悦!

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手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她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

也许有一天，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严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

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也有它自己的使命!

要知道：生命的象征是活动，是生长，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

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

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

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到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

世界、国家和个人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小朋友，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成功后快乐的回忆，就是这位诗人所谓之“美丽的黄昏”？

祝福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雨夜　歌乐山

记萨镇冰先生

导读：

冰心曾经创作过多篇以塑造人物为主的文章，如《我的母亲》、《我的祖父》、《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等。这些作品多从小处着手刻画人物，通过一些具体、感性的生活事件，表现主人公崇高的人格。《记萨镇冰先生》也是这样的作品。它发表于《青年界》1936年6月第10卷第1号，主要描写了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的嘉言懿行。例如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官兵的体恤、爱护，为官的清廉、方正，生活习惯的简朴、自律，待人接物的热情、大方等。这些生动形象的生活细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堪为表率的海军将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本文末尾作者还直接点明了赞美萨镇冰先生崇高人格的目的：给那些与贪污奋斗的朋友们以支持。对萨镇冰先生的赞美，从侧面反映了冰心对世风、人情的不满，如开头对“儿时敬仰的人物”所产生的幻灭感，结尾对贪污腐化已成社会风气的批评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冰心专门著文记述、歌颂萨镇冰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体现了她高远的社会抱负和人文理想。

萨镇冰先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从那时起，我总是注意听受他的一言一行，我所耳闻目见的关于他的一切，无不加增我对他的敬慕。时至今日，虽然有许多儿时敬仰的人物，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而每一想到他，就保留了我对于人类的信心，鼓励了我向上生活的勇气。

底下所记的关于萨先生的嘉言懿行，大半是从父亲谈话中得来的。——事实的年月，我只约略推算，将来对于他的生平材料搜集得比较完全时，我想再详细地替他写一本传记。——在此我感谢我的父亲，他知道往青年人脑里灌注的，应当是哪一种的印象。

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大名是鼎铭，福建闽侯人，一八六○年(？)生，十二岁入福州马尾船政学校，作第二班学生。十七八岁出洋，入英国格林海军大学(GreenWich College)，回国后在天津管轮学堂任正教习。那时父亲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的学生，自此和他相识。

在管轮学堂时候，他的卧室里用的是特制的一张又仄又小的木床，和船上的床铺相似，他的理由是，“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在岸上也应当和在海上一样。”他授课最认真，对于功课好的学生，常以私物奖赏，如时表之类，有的时候，小的贵重点的物品用完了，连自己屋里的藤椅，也搬了去。课外常常教学生用锹铲在操场上挖筑炮台。那时管轮学堂在南边，水师学堂在北边，当中隔个操场。学堂总办吴仲翔住在水师学堂。吴总办是个文人，不大喜欢学生做“粗事”。所以在学生们踊跃动手、锹铲齐下的时候，萨先生总在操场边替他们巡风，以备吴总办的突来视察。

父亲和萨先生相熟，是从同在“海圻”军舰服务时起(一九○○年左右)，那时他是海军副统领，兼“海圻”船主，父亲是副船主。

庚子之变，海军正统领叶祖珪，驻海容舰，被困于大沽口。鱼雷艇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已被联军舰队所掳。那时北洋舰队中的海圻、海琛、海筹、海天等舰，都泊山东庙岛，山东巡抚袁世凯，移书请各舰驶入长江，以避敌锋，于是各船纷纷南下，只海圻坚泊不动。在山东义和团杀害侨民的时候，萨先生请蓬莱一带的教士侨民悉数下船，殷勤招待，乱事过后，方送上岸。那时正有美国大巡洋舰阿利干号(Oregan)在庙岛附近触礁，海圻又驶往救护，美国国会闻讯，立即驰函道谢，阿利干舰长申谢之余，也恳劝萨先生南下，于是海圻才开入江阴。

在他舰南开，海圻孤泊的时候，军心很摇动，许多士兵称病上岸就医，乘间逃走，最后是群情惶遽，聚众请愿，要南下避敌。舱面上万声嘈杂，不可制止，在父亲竭力向大家劝说的时候，萨先生忽然拿把军刀，从舱里走出，喝说着：“有再说要南下的，就杀却!”他素来慈蔼，忽发威怒，大家无不失色惊散，海圻卒以泊定。——事后有一天萨先生悄然地递给父亲一张签纸，是他家人在不得海圻消息时，在福州吕祖庙里求的，上面写着：“有剑开神路，无妖敢犯邪。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两人大笑不止。

萨先生所在的兵舰上，纪律清洁，总是全军之冠。他常常捐款修理公物，常笑对父亲说：“人家做船主，都打金镯子送太太戴，我的金镯子是戴在我的船上。”有一次船上练习打靶，枪炮副不慎，将一尊船边炮的炮膛，划伤一痕。(开空炮时空弹中也装水，以补足火药的分量，弹后的铁孔，应用铁塞的，炮手误用木塞，以致施放时炮弹爆裂，碎弹划破炮膛而出。)炮值二万余元，萨先生自己捐出月饷，分期赔偿。后来事闻于叶祖珪，又传于直隶总督袁世凯，袁立即寄款代偿，所以如今海圻船上有一尊船边炮是袁世凯购换的。

他在船上，特别是在练船上，如威远、康济、通济等舰常常教学生荡舢舨、泅水、打靶，以此为日课，也以此为娱乐。驾驶时也专用学生，不请船户。(那时别的船上，都有船户领港，闽语所谓之“曲蹄”，即以舟为家的疍（dàn）民。)叶统领常常皱眉说：“鼎铭太肯冒险了，专爱用些年轻人!”而海上的数十年，他所在的军舰，从来没有失事过。

他又爱才如命，对于官员士兵的体恤爱护，无微不至。上岸公出，有风时舢舨上就使帆，以省兵力。上岸拜会，也不带船上仆役，必要时就向岸上的朋友借用。历任要职数十年，如海军副大臣、海军总长、福建省长等，也不曾用过一个亲戚。亲戚远道来投，必酌给川资，或做买卖的本钱，劝他们回去，说：“你们没有受过海上训练，不能占海军人员的位置。”——如今在刘公岛有个东海春铺子，就是他的亲戚某君开的，专卖烟酒汽水之类，做海军人的生意——只有他的妻舅陈君，曾做过通济练船的文案，因为文案本用的是文人的缘故。

萨先生和他的太太陈夫人，伉俪甚笃。有一次他在烟台卧病，陈夫人从威海卫赶来视疾，被他辞了回去，人都说他不近人情。而自他三十六岁，夫人去世后，就将子女寄养岳家，鳏居终身。人问他为何不续弦，他说：“天下若再有一个女子，和我太太一样的我就娶。”——(按萨公子即今铁道部司长萨福钧先生，女公子适陈氏。)

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清简，洋服从来没有上过身，也从未穿过皮棉衣服，平常总是布鞋布袜，呢袍呢马褂。自奉极薄，一生没有做过寿，也不受人的礼。没有一切的嗜好，打牌是千载难逢的事，万不得已坐下时，输赢也都用铜子。

他住屋子，总是租那很破敝的，自己替房东来修理，栽花草，铺双重砖地，开门辟户。屋中陈设也极简单，环堵萧然。他做海军副大臣时，在北平西城曾买了一所小房，南下后就把这所小房送给了一位同学。在福建省长任内，住前清总督衙门，地方极大，他只留下几间办公室，其余的连箭道一并拆掉，通成一条大街，至今人称肃威路，因为他是肃威将军。

“肃威”两字，不足为萨先生的考语，他实是一个极风趣极洒脱的人。生平喜欢小宴会，三五个朋友吃便饭，他最高兴。所以遇有任何团体公请他，他总是零碎地还礼，他说：“客人太多时，主人不容易应酬得周到，不如小宴会，倒能宾主尽欢。”请客时一切肴馔设备，总是自己检点，务要整齐清洁。也喜欢宴请西国朋友。屋中陈设虽然简单，却常常改换式样。自己的一切用物文玩，知道别人喜欢，立刻就送了人，送礼的时候，也是自己登门去送，从来不用仆役。

他写信极其详细周到，月日地址，每信都有，字迹秀楷，也喜作诗，与父亲常有唱和之作。他平常主张海军学校不请汉文教员，理由是文人颓放，不可使青年军人，沾染上腐败的习气。他说：“我从十二岁就入军校，可是汉文也够用的，文字贵在自修，不在乎学作八股式的无性灵的文章。”我还能背诵他的一首在平汉车上作的七绝，是：“晓发襄江尚未寒，夜过荥泽觉衣单，黄河桥上轻车渡，月照中流好共看”。我觉得末两句真是充分地表现了他那清洁超绝的人格!

我有二十多年没有看见他了，至今记忆中还有几件不能磨灭的事：在我五六岁时候，他到烟台视察，住海军练营，一天下午父亲请他来家吃晚饭，约定是七时，到六时五十五分，父亲便带我到门口去等，说：“萨军门是谨守时刻的，他常是早几分钟到主人门口，到时候才进来，我们不可使他久候。”我们走了出去，果然看见他穿着青呢袍，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

他又非常的温恭周到，有一次到我们家里来谈公事，里面端出点心来，是母亲自己做的，父亲无意中告诉了他。谈完公事，走到门口，又回来殷勤地说：“请你谢谢你的太太，今天的点心真是好吃。”

父亲的客厅里，字画向来很少，因为他不是鉴赏家，相片也很少，因为他的朋友不多。而南下北上搬了几次家，客厅总挂有萨先生的相片，和他写赠的一副对联，是“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

听说他老人家现在福州居住，卖字作公益事业。灾区的放赈，总是他的事，因为在闽省赤区中，别人走不过的，只有他能通行无阻。在福州下渡，他用海军界的捐款，办了一个模范村，村民爱他如父母，为他建了一亭，逢时过节，都来拜访，腊八节，大家也给他熬些腊八粥，送到家去。

此外还有许多从朋友处听来的关于萨先生的事，都是极可珍贵的材料。夜深人倦，恕我不再记述了，横竖我是想写他的传记的，许多事不妨留在后来写。在此我只要说我的感想：前些日子看到行政院“澄清贪污”的命令，使我矍然地觉出今日的贪污官吏之多，擅用公物，虽贤者不免，因为这已是微之又微的常事了!最使我失望的是我们的朋友中间，与公家发生关系者，也有的以占公家的便宜为能事，互相标榜夸说，这种风气已经养成，我们凋敝绝顶的邦家，更何堪这大小零碎的剥削!

我不愿提出我所耳闻目击的无数种种的贪污事实，我只愿高捧出一个清廉高峻的人格，使我们那些与贪污奋斗的朋友们，抬头望时，不生寂寞之感……

在此我敬谨遥祝他老人家长寿安康。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夜

我的故乡

导读：

本文发表于《福建文艺》1979年第4、5期合刊，主要描写了“我”青少年时期在故乡福州的生活，可以和作者的其他回忆性散文如《我的童年》等联系起来进行阅读。

文章先是讲述“我”的家族渊源，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父亲。文中充满了生动、有趣的生活细节，如对福州住所的回忆、对屋中对联的欣赏、母亲对父亲安危的担忧等，这些细节丰富了作品内容，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情趣。接下来作者用简短的篇幅讲述了“我”在福州学校就读的生活。冰心1911年从山东烟台来到福建福州，只在当地学校里就读了很短时间，随即因为父亲工作变动，跟随家人一起前往北京生活。这部分内容在《我到了北京》一文中有详细记述。文章的第三部分抒发了个人创作回忆性散文的感受。冰心一生经历丰富，将这些经历付诸笔端，成为一种自然的创作冲动。这部分内容也可视作她晚年写作一系列回忆性散文的内心剖白。

本文在平淡简练的文字中寄予着深切的感情，显示了她晚年对于故乡、对于青少年生活的怀念之情。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父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来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羁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又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

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

我的童年

导读：

本文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朝花》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此前曾经写过一篇《我的童年》，发表于1942年4月《妇女新运》第4卷第4 期。这两篇文章名称相同，都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具体内容并不一样。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我”从出生到11岁的生活，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3岁之前在上海的生活。因为当时年龄过小，“我”对这段生活的记忆、描述并不太多。文章的第二部分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是“我”从1903年至1911年在山东烟台的生活。这段生活她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提及，本文是记述较为详细的一篇，具体回忆了“我”在烟台的居住、生活、读书、交友等情况。关于这段生活对自己的影响，她在1942年发表的《我的童年》中有所表述：一、塑造了“我”严肃的人生态度。二、培养了“我”对空阔高远的自然环境的爱好。三、形成了“我”朴素、大气的审美趣味。四、养成了“我”爽快、坦白的性格。五、使“我”一生都尊敬军人。不难看出，快乐的童年生活，特别是与军人频繁接触的海滨生活，扩展了冰心的眼界，完善了她的性格，对她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生下来七个月，也就是一九○一年的五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着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衣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父亲四岁丧母，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时，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可见她在我们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她说上海夏天很热，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说我背上的那块蓝“记”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沿着黑色烤绸的边，看去既凉爽又醒目。母亲说她太费心了，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就是太素淡了。的确，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我又因为从小男装，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现在，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两三年中，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母亲谈到夏天夜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亲回到家来，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总是亲昵地称他为“萨统”。（“统”就是“统领”的意思，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朱总”、“彭总”、“贺总”差不多。）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记得有一次，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他笑说：“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问：“谁叫打？用什么打？”他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说：“绳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划着说：“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我着急地问：“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他摇头笑说：“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我问：“那就不疼了吧？”他说：“那就好多了……”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妹妹，不几天就夭折了。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爬上床去亲她的小脸，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我问妹妹哪里去了，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

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之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我们搬到烟台，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们到了烟台，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这一副对联，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篇课文！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问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吗？”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集龚”的对联，是：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谢天谢地，因为这副很短小的对联，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四人帮”横行，我家被抄的时候，它竟没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

现在再回来说这所海军医院。它的东厢房是病房，西厢房是诊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门房里还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大概是退伍军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炉旁边，和他攀谈。西厢房的后面有个大院子，有许多花果树，还种着满地的花，还养着好几箱的蜜蜂，花放时热闹得很。我就因为常去摘花，被蜜蜂螫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给我上的药，他还告诫我：花是蜜蜂的粮食，好孩子是不抢人的粮食的。

这时，认字读书已成了我的日课，母亲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师，母亲教我认“字片”，舅舅教我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从“天地日月”学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动场地，我对于认字，就没有了兴趣，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冰心全集》自序中，曾有过这一段，就是以海军医院为背景的：

……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我的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不久，我们又翻过山坡，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盖在山坡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是个四合院，住着筹备海军学校的职员们。这座练营里已住进了一批新招来的海军学生，但也住有一营（？）的练勇（大概那时父亲也兼任练营的营长）。我常常跑到营门口去和站岗的练勇谈话。他们不像兵舰上的水兵那样穿白色军装。他们的军装是蓝布包头，身上穿的也是蓝色衣裤，胸前有白线绣的“海军练勇”字样。当我跟着父亲走到营门口，他们举枪立正之后，父亲进去了就挥手叫我回来。我等父亲走远了，却拉那位练勇蹲了下来，一面摸他的枪，一面问：“你也打过海战吧？”他摇头说：“没有。”我说：“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他站了起来，扛起枪，用手拍着枪托子，说：“我知道，你父亲打仗的时候，我还没当兵呢。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的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这几句带着很浓厚山东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回想起来，住在海军练营旁边的时候，是我在烟台八年之中，离海最近的一段。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鱼雷，说是“海天”舰沉后捞上来的。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我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习，我非常尊敬而且羡慕那位乐队指挥！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渐渐地进入了角色！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我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夜曾写过一篇叫做《海恋》的散文，里面有：

……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布景……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由浓黑而银灰，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就在这个期间，一九○六年，我的大弟谢为涵出世了。他比我小得多，在家塾里的表哥哥和堂哥哥们又比我大得多；他们和我玩不到一块儿，这就造成了我在山巅水涯独往独来的性格。这时我和父亲同在的时间特别多。白天我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念一点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也从营里回来，他就教我打枪、骑马、划船，夜里就指点我看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

一九○八年，我的二弟谢为杰出世了，我们又搬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来。

这所房子有东西两个院子，西院一排五间是我们和舅舅一家合住的。我们住的一边，父亲又在尽东头面海的一间屋子上添盖了一间楼房，上楼就望见大海。我在《海恋》中有过这么一段描写，就是在这楼上所望见的一切：

右边是一座屏幛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

在这时期，我上学的时间长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主要的还是因为离海远些了，父亲也忙些了，我好些日子才到海滩上去一次，我记得这海滩上有一座小小的龙王庙，庙门上的对联是：

群生被泽

四海安澜

因为少到海滩上去，那间望海的楼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这房间算是客房，但是客人很少来住，父亲和母亲想要习静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

这时，我们家塾里来了一位女同学，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伴，她是父亲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儿名叫李梅修的，她比我只大两岁，母亲说她比我稳静得多。她的书桌和我的摆在一起，我们十分要好。这时，我开始学会了“过家家”，我们轮流在自己“家”里“做饭”，互相邀请，吃些小糖小饼之类。一九一一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父亲得到李伯伯从上海的来信，说是李梅修病故了，我们都很难过，我还写了一篇《祭亡友李梅修文》寄到上海去。

我和李梅修谈话或做游戏的地方，就在楼房的廊上，一来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们的干扰，二来可以赏玩海景和园景。从楼廊上往前看是大海，往下看就是东院那个客厅和书斋的五彩缤纷的大院子。父亲公余喜欢栽树种花，这院子里种有许多果树和各种的花。花畦是父亲自己画的种种几何形的图案，花径是从海滩上挑来的大卵石铺成的，我们清晨起来，常常在这里活动。我记得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那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肄业，夏天就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他从烟台回校后，曾寄来一首长诗，头几句我忘了，后几句是：

……

忆昔夏日来芝罘，

照眼繁花簇小楼。

清晨微步惬情赏，

向晚琼筵勤劝酬。

欢娱苦短不逾月，

别来倏忽惊残秋。

花自凋零吾不见,

共怜福份几生修。

小舅舅是我们这一代最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还拉我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组织赛诗会，就是：在开会时大家议定了题目，限了韵，各人分头做诗，传观后评定等次，也预备了一些奖品，如扇子、笺纸之类。赛诗会总是晚上在我们书斋里举行，我们都坐在一边旁听。现在我只记得父亲做的《咏蟋蟀》一首，还不完全：

庭前……正花黄，

床下高吟际小阳。

笑尔专寻同种斗，

争来名誉亦何香。

还有《咏茅屋》一首，也只记得两句：

……

久处不须忧瓦解，

雨余还得草根香。

我记住了这些句子，还是因为小舅舅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做诗也解脱不了军人的本色。父亲也笑说：“诗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用词赶不上你们那么文雅了。”但是我体会到小舅舅的确很喜欢父亲的“军人本色”，我的舅舅们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们在赛诗会后，往往还谈到深夜。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我们就越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偷来看时，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我们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赶紧送回原处。

一九一○年我的三弟谢为楫出世了。就在这之后不久，海军学校发生了风潮！

大概在这一年之前，那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到烟台海军学校视察过一次，回到北京，便从北京贵胄学堂派来了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学习。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着争夺一项锦标，一两年中蕴积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这一场风潮闹得很凶，北京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员郑汝成，来查办这个案件。他也是父亲的同学。他背地里告诉父亲，说是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亲是“乱党”，并举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员——其中就有萨镇冰老先生的侄子（？）萨福昌……而且学校图书室订阅的，都是《民呼报》之类，替同盟会宣传的报纸为证等等，他劝我父亲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父亲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递了辞呈。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

这里，应该写上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在这年的十月十日发生了！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清晨

我到了北京

导读：

从3岁到11岁，冰心一直生活在山东烟台，辽阔的海滨景色给她带来了许多欢乐。接下来她在故乡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充分感受到了大家族生活的热闹、温馨。随着父亲工作调动，13岁时她又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本文所描写的就是她初到北京时的生活，发表于《收获》1981年第6期。虽然写作这篇作品时，冰心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它出自一位老人之手，相反处处感受到浓郁的童真、童趣。作品充分还原了儿童视角，表现了“我”当年的所见所闻，如新颖的住宅、热情的邻居、美丽的花园、热闹的市场等，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此外，作品还真切抒发了“我”当年的感受：初到北京的陌生、家庭生活的冷清、参观市场时的兴奋……刚到北京的生活，是冰心人生重要的转折阶段。正如作品结尾所描写的那样，这段时间她的生活视野从辽阔的天地转向狭小的家庭，心情也由无忧无虑变得沉重、烦闷。她第一次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黑暗隧道”，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成熟了。

本文刻画细腻，感情深厚，是一篇感人的回忆性散文。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

飘然高唱入层云，

风急天高（？）忽断闻。

难解乱丝唯勿理，

善存余焰不教焚。

事当路口三叉误，

人便江头九派分。

今日始知吾左计，

枉亲书剑负耕耘。

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奶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髻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蹬高底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门！）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在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心头打颤，使我彷徨而烦闷！

写到这里，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糊糊的隧道，以后当然也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我的中学时代

导读：

中学时代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光，对冰心来说也是如此。她晚年回忆了在北京贝满女子中学就读的经历，根据它写成了《我的中学时代》一文，发表于《少年之友》1983年第4期。作品由一封中学同学的信开头，引起了对中学时光的深情回忆，概括了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的深远意义。具体说来，文章先是叙述了我进入中学时的生活背景，表现了我刚从乡野走入都市、投入集体生活时的新奇、不安的心态。接下来重点描绘了我的同班同学，形象刻画了她们热情、刻苦、严谨的性格，表现了她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人情味。作品结尾回忆了同学们毕业后的生活，表达了对四年中学时光的深深眷恋之情，进而将同学友谊与社会使命、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但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我们惊喜地遇见，共同回忆起中学时代这一段生活时，我们总会互相询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由此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因为整理信件，忽然翻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七十年代给我写的末一封信。她写：

小谢：

记忆力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你的声音笑貌和我们中学时代的一切，在我病榻上的回忆中，都是那样出奇地活跃而清晰……

这几句话又使我十分激动，思潮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的确的，在我十几年海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也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度过的（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十四岁的年纪，正是感情最丰富，思想最活泼，好奇心最强，模仿力和可塑性也最强的时候。我以一个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野孩子，一下子投入到大城市集体学习的生活中来，就如同穿上一件既好看又紧仄的新衣一样，觉得高兴也感到束缚。我用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盯着陌生环境中的一切：高大的校舍，新鲜的课程，如音乐、体操，和不同的男女教师……

但是我最注意的还是和我同班的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是梳髻穿裙，很拘谨，守纪律，学习尤其刻苦。一同上了几天课，她们就渐渐地和我熟悉起来。因为我从小听的说的都是山东话，在课堂上听讲和答问都有困难。她们就争着教我说北京话。（那个头一个叫我“小谢”的同学，是满族人，语音尤其纯正。）我们也开始互相谈着自己的家庭和过去的一切。她们大多数是天津、通县、保定等处的小学升上来的（她们都是寄宿生），数学基础比我好，在国文上我又比她们多读了一些，就这样我们开始互帮互学，我觉得我有了学习和竞赛的对象。那时我是走读生，放学到家打开书包，就埋头做功课，一切“闲书”都顾不得看了。

就这样紧张而规律地过了四年中学时代。我体会到了“切磋琢磨”的好处，也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四年之末，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才有十八个人。毕业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我们约定大家都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还尽量保持联系。此后的年月里，我们风流云散，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我们惊喜地遇见，共同回忆起中学时代这一段生活时，我们总会互相询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

我的父亲

导读：

冰心一生热爱父亲。她的父亲是海军军官，她童年一直跟随父亲在烟台海军军营旁边长大，因此对父亲的海军事业非常了解、尊重。诗集《繁星》曾有形象的描绘：“父亲呵！/我怎样的爱你，/也怎样爱你的海。”（第一一三首）“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第七十五首）“澎湃的海涛，/沉黑的山影——/夜已深了，/不出去罢。/看呵！/一星灯火里，/军人的父亲，/独立在旗台上。”（第一二八首）本文就是一篇歌颂父亲和他的海军事业的作品，最早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

因为此前曾经多次在作品中描写过父亲，因此本文并未全面、详细地描写父亲，而是重点抓住了父亲的海军生活经历。作品首先引用父亲朋友的诗，来说明父亲早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勇猛作战的经历。然后通过一封信件，表现了父亲在海上服役时，和母亲深切的相思之情。一诗、一信，从侧面表现了父亲勇敢、艰辛的海军生涯，显示了父亲强烈、真挚的爱国情怀，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对父亲、对祖国深深的爱。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

……

东沟决战甘前敌，

威海逃生岂惜身。

人到穷时方见节，

岁当寒后始回春。

而今乐得英才育，

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

乌衣门第旧冠裳，

想见阶前玉树芳。

希逸有才工月赋，

惠连入梦忆池塘。

出为霖雨东山望，

坐对棋枰别墅光。

莫道假年方学易，

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来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目笑存之。”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的，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民间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晓发××尚未寒，

夜过荥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清晨

我的祖父

导读：

20世纪40年代，冰心曾经创作过作品集《关于女人》，其中收录了多篇她写作身边女性的作品，如《我的母亲》、《我的奶娘》、《我的同班》等。四十年后，她又写了《关于男人》，其中的人物都是她周围的男性，如《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老伴——吴文藻》等。本文即是散文集《关于男人》中的一篇，最早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冰心深情回忆了自己的祖父。本文对祖父的回忆、描述，是通过一些具体、生动的生活片段来实现的。正如她在《关于男人》序言中所言：“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含泪的微笑。这里记下的都是真人真事，也许都是凡人小事。（也许会有些伟人大事！）但这些小事、轶事，总使我永志不忘。”

本文正是通过一些“凡人小事”表现了祖父令人崇敬的人格。比如描写祖父从来不坐轿子，由此见出他的勤劳、平易。他步行遇到坐轿的晚辈时转身躲避，防止晚辈下轿致敬，表现了他的善解人意、平和谦逊。两次破例坐轿更别有意味：捧书坐轿显示了他对孔子的尊重，表现了传统的儒家人格；抱狗坐轿则见出他的灵活应变、毫不迂腐。冰心除了描写祖父为人处世的风范之外，还专门记述了自己与祖父的交往，如“吸水烟事件”、“打麻将事件”等。通过这些生活琐事，表现了祖父对孙女的关怀、宽容，显示了老人的慈爱，以及他的人格魅力。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熏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熏鸭店名。这熏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召离家的时候，我因为要读完女子师范的第二个学期，便暂留了下来，母亲怕我们家里的人会娇惯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会让我的奶娘（那时她在祖父那里做短工）去叫我。她说：“莹官，你爷爷让你回去吃龙眼。他留给你吃的那一把龙眼，挂在电灯下面的，都烂掉得差不多了！”那时正好我的三堂兄良官，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从兵舰上回家探亲，我就和他还有二伯母屋里的四堂兄枢官，以及三姐，在夜里九点祖父睡下之后，由我出面向四叔母要出那副麻将牌来，在西院的后厅打了起来。打着打着，我忽然拼够了好几副对子，和了一副“对对和”！我高兴得拍案叫了起来。这时四叔母从她的后房急急地走了出来，低声地喝道：“你们胆子比天还大！四妹，别以为爷爷宠你，让他听见了，不但从此不疼你了，连我也有了不是，快快收起来吧！”我们吓得喏喏连声，赶紧把牌收到盒子里送了回去。这些事，现在一想起来就很内疚，我不是祖父想象里的那个乖孩子，离了他的眼，我就是一个既淘气又不守法的“小家伙”。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导读：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也是散文集《关于男人》其中的一篇，最早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文章详细描绘了她的大学老师管叶羽先生。她之所以在众多老师中，唯独选择管老师，因为“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作品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充分表现了管老师的认真、敬业，如他注意个人仪表、认真备课、严格而启发式地教育学生等。特别是一次化学试验，使她切身感受到管老师的慈爱。时隔多年之后，管老师对冰心母女的关怀还使她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冰心描写起老师来尤其细腻，这和她的教师身份有关。她曾在高校任教多年，是一位口碑甚佳的好老师。文中所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忠诚于教育事业”等，也是她的教育理想、职业操守的形象体现。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室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的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的，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撅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上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出国留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贯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

我的母亲

导读：

众所周知，冰心最爱她的母亲，母爱是她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爱的哲学”的核心内容。从《寄小读者》表现异国远游、思念母亲的痛苦，到《南归》叙述母亲过世给自己造成的沉重打击，再到《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中对母亲高贵品格的深情回忆，母亲是冰心永久热爱、忆念的对象。在八十七岁高龄时，冰心还专门写作本文并发表于1988年3月8日《人民政协报》。

因为此前在很多作品中写到了母亲，因此本文侧重对一些具体生活事件的补充叙述。例如母亲劝父亲拜访落难的黎元洪，显示出她善良、悲悯、毫不趋炎附势的品格。她从不私拆子女信件、对用人和颜悦色等，表现了她宽以待人、温柔敦厚的一面。她喜爱整洁、精于手工等，则体现了她作为贤妻良母勤俭持家的良好品德。通过这些叙述，我们真切体味到冰心母亲的人格魅力和冰心对母亲深深的爱。除此之外，文中明确指出自己以母亲为榜样，认真学习母亲的品格，这就超越了本能的母子之爱，显示了崇高人格的感染、示范作用，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关于我的母亲，我写的不少了。二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写《寄小读者》时写了她；三十年代初期，她逝世后，我在《南归》中写了她；四十年代初期，我以“男士”的笔名写的《关于女人》这本书中写了她；同时在那时候，应《大公报》之约，再写《儿童通讯》，在“通讯三”中又写了她。这些文章在《冰心文集》中都可以找到，也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位母亲。

我想，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母亲离开我已经五十七年了，这半个世纪之中，我不但自己做了母亲，连我的女儿们也做了母亲。我总觉得不但我们自己，也还有许多现代的母亲们，能够像我母亲那样得到儿女的敬爱。

关于母亲的许多大事，我都写过了。现在从头忆起，还觉得有许多微末细小的事，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记得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时，黎元洪伯伯是副总统，住在东厂胡同(黎伯伯同我父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黎伯伯学的是管轮，父亲学的是驾驶)。父亲却没有去拜访过。等到袁世凯称帝，一面把黎伯伯封为武义亲王，一面却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这时父亲反常到瀛台去陪他下棋谈话。我总听见母亲提醒父亲说：“你又该去看看黎先生了。”她听父亲说瀛台比我们家里还冷，也提醒父亲说：“别忘了多穿点衣服。”

母亲从来不开拆我们收到的信件，也从来不盘问我们和同学朋友之间的往来。因为她表示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反而不惮其烦地把每封信都给她看，每件事都同她说。

她从来不积攒什么稀奇珍贵的东西。她得到的礼物，随时收下，随时又送给别人。

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尤其是对佣人们，总是微笑地、和言悦色地嘱咐指挥着一切。

她喜爱整洁，别人做得不周到时，她就悄悄地自己动手。我看见过她跪在铺着报纸的砖地上，去扫除床下的灰尘。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她自己更是十分勤俭，我们姐弟的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年轻时连一家大小过年时穿的绸衣，也是自己来做。祖父十分喜欢母亲的针线，特别送她一副刀尺，这是别个儿媳所没有的。她做衣服还做得很快，我的三个在中学的弟弟，都是一米六七的个子，母亲能够一天给他们做出一件长衫。那时当然没有缝纫机!

她是个最“无我”的人!我一直努力想以她为榜样，学些处世做人的道理，但我没有做到……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晨

忆读书

导读：

本文写于1989年9月，发表于同年第11期《散文世界》，是冰心晚年回忆自己读书生涯的作品。

冰心一生饱读诗书，她的文学创作多受益于此。在《忆读书》中，她首先回忆了自己开始读书的契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年幼时大人所讲的《三国演义》故事唤起了她了解故事下文、进行独立阅读的兴趣，由此开始了对古典名著的陆续阅读。这些作品增长了她的见识，磨炼了她的文笔。此外她很早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作品，为她后来学习英国文学、翻译大量外国名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作品讲述了阅读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无论是青年时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还是晚年行动不便时的生活消遣，读书都堪称冰心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书读得多了，也会进行比较、鉴别，文中对不同作品的评价显示了冰心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较高的欣赏品位。作品结尾的寄语颇有意味，“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一位老作家、老读者终其一生的阅读经验，对广大读者深有启发意义。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中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迫民反”的《水浒传》尤其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勉强强地写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得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一九八六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榜》，看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已!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清晨

国际扫盲日　中国教师节前夕

到青龙桥去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2年10月26日《晨报副镌》，主要描写了作者到青龙桥旅行的经历。但是作品表现的重点却不在于当地的自然景色，而在于旅途中所遇到的几个军人及由此生发出的复杂感受。

冰心的父亲是海军将领，她童年跟随父亲在海军军营边长大，因此她对军人怀有特殊的感情，对军人满怀尊敬。她在1942年创作的《我的童年》中写道：“军人在我心中是高尚、勇敢、纪律的结晶。关系军队的一切，我也都感到兴趣。”正是缘于这样的心态，当她发现一般人对军人印象不佳时，感到颇为不平。她在作品中描绘了军人悲惨的生活状态，批评了文学家的歪曲描写及其所造成的社会误解。在赴青龙桥的列车中发生的事件深化了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车上的军警稽查查处了四名无票乘车的士兵，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稽查，还是被查的士兵，都举止得体，显示出良好的职业意识。冰心为军人的表现赞叹不已，也为事件过程中自己对士兵的恶意揣测深感惭愧。作品结尾“我”抵达目的地，却无心观景，陷入对军人、对人们偏见的深深思索中……

本文将叙述与议论融为一体，显示出作者深入的思考能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如火如荼的国庆日，却远远地避开北京城，到青龙桥去。

车慢慢地开动了，只是无际的苍黄色的平野，和连接不断的天末的远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风般从车前飞过。不时有很浅的浓绿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树的叶子，经了秋风，已经零落了，只剩有几个青色半熟的柿子挂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风，一片地和山偃动，如同一领极大的毛毡一般。

“原也是很伟秀的，然而江南……”我无聊地倚着空冷的铁炉站着。

她们都聚在窗口谈笑，我眼光穿过她们的肩上，凝望着那边角里坐着的几个军人。

“军人!”也许潜藏在我的天性中罢，我在人群中常常不自觉地注意军人。

世人呵!饶恕我!我的阅历太浅薄了，真是太浅薄了!我的阅历这样地告诉我，我也只能这样忠诚而勇敢地告诉世人，说：“我有生以来，未曾看见过像我在书报上所看的，那种兽性的、沉沦的、罪恶的军人!”

也许阅历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却不敢欺哄世人!

一个朋友和我说，——那时我们正在院里，远远地看我们军人的同学盘杠子——“我每逢看见灰黄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种憎嫌和恐怖的战栗。”我看着她郑重地说：“我从来不这样想，我看见他们，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经过兵祸罢!”我说：“你呢？”她道：“我也没有，不过我常常从书报上，看见关于恶虐的兵士们的故事……”

我深深地悲哀了!在我心中，数年来潜在的隐伏着不能言说的怜悯和抑屈!文学家呵!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

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天中，没有光明之日了!

虽然阅历决然毅然地这般告诉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学家所写的是真确的。军人的群众也和别的群众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坏人。然而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地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也讲一讲人道罢!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地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地起来守更走队，在悲笳声中度生活。家里的信来了：“我们要吃饭!”回信说：“没有钱，我们欠饷七个月了!”——可怜的中华民国的青年男子呵!山穷水尽的途上，哪里是你们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时无限制地升起。无数的观念奔凑，然而时间只不过一瞬。

车门开了，走进三个穿军服的人。第一个，头上是粉红色的帽箍，穿着深黄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后面两个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黄色军服，鱼贯地从人丛中，经过我们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几个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们略不注意地仍旧看着窗外，或相对谈笑。我却静默地，眼光凝滞地随着他们。

那边一个兵丁站起来了。两块红色的领章，围住瘦长的脖子，显得他的脸更黑了。脸上微微的有点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来，只到那稽查的肩际。

粉红色帽箍的那个稽查，这时正侧面对着我们。我看得真切：圆圆的脸，短短的眉毛，肩膊很宽，细细的一条皮带，束在腰上，两手背握着。白绒的手套已经微污了，臂上缠的一块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写着“察哈尔总站，军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们看不见了。

他沉声静气地问：“你是哪里的？要往哪里去？”那个兵丁笔直地站着，听问便连忙解开外面军衣的钮扣，从里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和护照来，无言地递上。——也许曾说了几句话，但声音很低，我听不见。稽查凝视着他，说：“好，但是我们公事公办，就是大总统的片子，也当不了车票呵!而且这护照也只能坐慢车。弟兄!到站等着去罢，只差一点钟工夫!”

军人们!饶恕我那时不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个很大的争闹，不觉地退后了，更靠近窗户，好像要躲开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将片子放在自己的袋里——那个兵丁低头地站着，微麻的脸上，充满了彷徨、无主、可怜。侧面只看见他很长的睫毛，不住地上下瞬动。

火车仍旧风驰电掣地走着。他至终无言地坐下，呆呆地望着窗外。背后看去，只有那戴着军帽、剪得很短头发的头，和我们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动摇。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却立时起了一种极异样的感觉!

到了站了!他无力地站起，提着包儿，往外就走。对面来了一个女人，他侧身恭敬地让过。经过稽查面前，点点头就下车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个兵丁问答。这个兵丁较老一点，很瘦的脸，眉目间处处显出困倦无力。这时却也很直地站着，声音很颤动，说：“我是在……陈副官公馆里，他差我到……去。”一面也郑重地呈上一张片子。稽查的脸仍旧紧张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见有丝毫情感的表现，他仍旧凝重地说：“我知道现在军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们留一线之路。但是一张片子，公事上说不过去。陈副官既是军事机关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车上的规矩——你也下去罢!”

老兵丁无言地也下车去了。

稽查转过身来，那边两个很年轻的兵丁，连忙站起，先说：“我们到西苑去。”稽查看了护照，笑了笑说：“好，你们也坐慢车罢!看你们的服章，军界里可有你们这样不整齐的？国家的体面，哪里去了？车上这许多外国人，你们也不怕他们笑话!”随在稽查后面的两个军人，微笑地上前，将他们带着线头、拖在肩上的两块领章扶起。那两个少年兵丁，惭愧地低头无语。

稽查开了门，带着两个助手，到前面车上去了。

车门很响地关了，我如梦方醒，周身起了一种细微的战栗。——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回想，呀!竟是最深的惭愧与赞美!

一共是七个人：这般凝重，这般温柔，这样的服从无抵抗!我不信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前面……

登上万里长城了!乱山中的城头上，暗淡飘忽的日光下，迎风独立。四周充满了寂寞与荒凉。除了浅黄色一串的骆驼，从深黄色的山脚下，徐徐走过之外，一切都是单调的!看她们头上白色的丝巾，三三两两的，在城上更远更高处拂拂吹动。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数千年前伟大建筑物的长城上，呆呆地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没有起!

只那几个军人严肃而温柔的神情，平和而庄重的言语，和他们所不自知的、在人们心中无明不白的厌恶：这些事，都重重地压在我弱小的灵魂上——受着天风，我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我没有!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夜

摆龙门阵——从昆明到重庆

导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冰心举家离开北京，前往云南，1940年又迁往重庆，直至1946年才离开。本文发表于1940年1月《妇女新运通讯》第2卷第1期，表现的正是从昆明到重庆的这段生活经历。作品以轻松幽默的聊天方式细细写来，所以取名为“摆龙门阵”，“摆龙门阵”在方言中即“聊天”之意。

作品先是讲述在昆明的生活。南迁而来的大学教授们虽然生活清苦，却精神富足，“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作品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写，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广大人民在抗战过程中坚韧不拔的精神。

接下来作品重点描绘了在重庆的生活。一方面作为战时首都，重庆饱受日军轰炸，城市破败不堪，人们生活贫困，使人颇有“寒碜”之感。另一方面，人们“瘦老而不是颓倦”、“痛苦却不悲哀”，充满了战斗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从昆明到重庆，冰心越发清晰地感受到人们的坚强斗志，她为此对战争前景充满了信心，作品结尾正是信心的充分体现。这一思想内容使得作品超越了随意的“摆龙门阵”，显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地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哄哄的人来人往。近日楼前就是花市，早晨带一两块钱出去，随便你挑，茶花、杜鹃花、菊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热带的鲜艳的花。抱着一大捆回来，可以把几间屋子摆满。昆明还有些朋友，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一杯白酒，抵掌论天下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的回到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腐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得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会给防空壕门口贴上“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春联。他们自比为落难的公子，曾给自己刻上一颗“小姐赠金”的图章。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昆明还有个西山，也有个黑龙潭，还有很大的寺院，如太华寺、华林寺等。周末和朋友们出去走走，坐船坐车，都可到山边水侧。总之昆明生活，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当然轰炸以后又不同一点了。

一种因缘，我从昆明又到了重庆。

从昆明机场起飞，整个机身浴在阳光里，下面是山村水郭，一小簇一小簇的结聚在绕烟之下。过不多时，下面就只见一片云海，白茫茫的，飞过了可爱的云南。

钻过了云海，机身不住地下沉，淡雾里看见两条大江，围抱住一片山地，这是重庆了，我觉得有点兴奋。“战时的首都，支持了三年的抗战，而又被敌机残忍地狂炸过的。”倚窗下望，我看见林立的颓垣破壁，上上下下地夹立在马路的两旁，我几乎以为是重游了罗马的废墟。这是敌人残暴与国人英勇的最好的纪录。

飞机着了地，踏过了沙滩上的大石子，迎头遇见了来接的友人。

我的朋友们都瘦了，都老了，然而他们是瘦老而不是颓倦。他们都很快乐，很兴奋，争着报告我以种种可安慰的消息。他们说忙，说躲警报，说找不着房子住，说看不见太阳，说话的态度却仍是幽默，而不是悲伤。在这里我又看见一种力量，就是支持了三年多的骆驼般的力量。

如今我们也是挤住在这断井颓垣中间。今年据说天气算好，有几天淡淡的日影，人们已有无限的感谢，这使我们这些久住北平而又住过昆明的人，觉得“寒伧”。然而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太阳，光明灿烂是别处所不及的，昆明较淡，北平就几乎没有了。

重庆是忙，看在淡雾里奔来跑去的行人车轿。重庆是挤，看床上架床的屋子。重庆是兴奋，看那新年的大游行，童子军的健壮活泼和龙灯舞手的兴高采烈。

我渐渐地爱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哀，我们沉静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庆祝的一天，将要来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

默庐试笔

导读：

1938年，冰心离开沦陷的北平，前往云南，期间曾在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任校。本文所描写的即是这段在云南呈贡的日子，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40年2月28日。

作品第一部分用极富诗意的文字描绘了在呈贡的幸福生活。对深爱自然的冰心来说，呈贡是她最理想的居住地。这里风景极佳，“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尽管如此，冰心潜意识里仍然“苦恋着北平”，作品第二部分便将视点转向了北平。她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留下了无数的记忆，付出了深深的感情。但是令她痛心的是，她无法回去，因为“北平死去了”！这里所说的“死去”指的是北平被日本人所占领。冰心曾经在1936年翻译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的诗《古老的北京》，表达对北平不战而降的深深的失望。在《默庐试笔》中，她再次谴责北平“不挣扎不抵抗”。为此结尾描绘了“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的意象，表达了她内心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战斗精神。

《默庐试笔》处处充满了对比，如呈贡与北平的对比，北平沦陷前后的对比，前半部分的清丽笔调与后半部分的悲壮笔调的对比等，显示了作者精巧的创作构思。

一

我为什么潜意识地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不必苦恋着北平，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我的寓楼，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雉堞蜿蜒，松影深青，霁天空阔。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下楼出门转向东北，松林下参差地长着荇菜，菜穗正红，而红穗颜色，又分深浅，在灰墙、黄土、绿树之间，带映得十分悦目。出荆门北上斜坡，便到川台寺东首，栗树成林，林外隐见湖影和山光，林间有一片广场，这时已在城墙之上，登墙，外望，高岗起伏，远村隐约。我最爱早起在林中携书独坐，淡云来往，秋阳暖背，爽风拂面，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两个小女儿，穿着桔黄水红的绒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宇宙，显得十分流动、鲜明。

我的寓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窗前景物在第一段已经描写过，一百二十日夜之中，变化无穷，使人忘倦。出门南向，出正面荆门，西边是昆明西山。北边山上是三台寺。走到山坡尽处，有个平台，松柏丛绕，上有石礅和石块，可以坐立，登此下望，可见城内居舍，在树影中，错落参差。南望城外又可见三景，是龙街子山上之“龙山花坞”，罗藏山之“梁峰兆雨”，和城南印心亭下之“河洲月渚”。其余两景是白龙潭之“彩洞亭鱼”，和黑龙潭之“碧潭异石”，这两景非走到潭边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对于默庐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没有遗憾。

平台的石礅上，客来常在那边坐地，四顾风景全收。年轻些的朋友来，就欢喜在台前松柏阴下的草坡上，纵横坐卧，不到饭时，不肯进来。平台上四无屏障，山风稍劲。入秋以来，我独在时，常走出后门北上，到寺侧林中，一来较静，二来较暖。

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国外的如伍岛(Five Islands)白岭(White Mountains)山水不能两全，而且都是异国风光，没有亲切的意味。国内如山东之芝罘，如北平之海甸，芝罘山太高，海太深，自己那时也太小，时常迷茫消失于旷大寥阔之中，觉得一身是客，是奴，凄然怔忡，不能自主。海甸楼窗，只能看见西山、玉泉山塔，和西苑兵营整齐的灰瓦，以及颐和园内之排云殿和佛香阁。湖水是被围墙全遮，不能望见。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

二

在这里住得妥帖、快乐、安稳，而旧友来到，欣赏默庐之外，谈锋又往往引到北平。

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火神庙隆福寺，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糖葫芦炒栗子，我说我也想。而在谈话之时，我的心灵时刻地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

我口说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离开北平以后，从未梦见过北平，足见我控制得相当之决绝——

而且我试笔之顷，意马奔驰，在我自己惊觉之先，我已在纸上写出我是在苦恋着北平。

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最后我看见了景山最高顶，“明思宗殉国处”的方亭阑干上，有灯彩扎成的六个大字，是“庆祝徐州陷落”！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早晨，十六架日机，在晓光熹微中悠悠地低飞而来；投了三十二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色。海甸被砍死了九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当做了散兵、游击队，有砍死刺死的危险。

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

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地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卐字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了青天白日旗。

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街道上死一般的静寂，只三三两两褴褛趑趄（zījū）的人，在仰首围读着“香月入城司令”的通告。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着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行列，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跟随着。

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地从神户横滨运来，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地飞走。东兴楼、东来顺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

故宫北海颐和园看不见一个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只听见橐（tuó）橐的军靴声、木屐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了，恨得溜走了。

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木门，挂上布帘，无线电机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

我想起东京神户，想起大连沈阳……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恹然地死去了。

我恨了这美丽尊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丢不掉的珍宝

导读：

本文发表于《妇女月刊》1947年7月第6卷第2期，集中体现了冰心对战争、对人类的反思。本文重点讲述了她最珍爱的书籍、日记、书画等在抗日战争中遗失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冰心全家离开北京，临走前她将自己和丈夫最宝贵的文化艺术材料尽数保存于燕京大学。战争结束后，她痛心地发现它们全被日军洗劫一空。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打击。这些“珍宝”一旦“丢掉”，便再也补不回来了。

作品并没有止步于对个人遭遇的哀痛，而是由此生发开去，引发对战争的深入思索和批判。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对人类感到失望，而是深信人类终将实现“最高的理智的觉悟”，彻底消灭战争。“战争夺去了毁灭了我的一部分的珍宝，但它增加了我的最宝贵的、丢不掉的珍宝，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信心！”

本文构思别致。“珍宝”一词语义双关，一方面指在战火中遗失的个人物品，另一方面指人类的“正义和真理”，后者才是“丢不掉的珍宝”。将丈夫买书的事件置于开头、结尾，既首尾呼应，又起到了引入正文的效果，显示了较高的创作技巧。

文藻从外面笑嘻嘻地回来，胁下夹着一大厚册的《中国名画集》。是他刚从旧书铺里买的，花了六百日圆!

看他在灯下反复翻阅赏玩的样子，我没有出声，只坐在书斋的一角，静默地凝视着他。没有记性的可爱的读书人，他忘掉了他的伤心故事了!

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买书，尤其是文藻。在他做学生时代，在美国，常常在一月之末，他的用费便因着恣意买书而枯竭了。他总是欢欢喜喜地以面包和冷水充饥，他觉得精神食粮比物质的食粮还要紧。在我们做朋友的时代，他赠送给我的，不是香花糖果或其他的珍品，乃是各种的善本书籍，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不朽的杰作。

我们结婚以后，小小的新房子里，客厅和书斋，真是“满壁琳琅”。墙上也都是相当名贵的字画。

十年以后，书籍越来越多了，自己买的，朋友送的，平均每月总有十本左右，杂志和各种学术刊物还不在内。我们客厅内，半圆雕花的红木桌上的新书，差不多每星期便换过一次。朋友和学生们来的时候，总是先跑到这半圆桌前面，站立翻阅。

同时，十年之中我们也旅行了不少地方，照了许多有艺术性的相片，买了许多古董名画，以及其他纪念品。我们在自己和朋友们赞叹赏玩之后，便珍重地将这些珍贵的东西，择起挂起或是收起。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我们从欧洲，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东三省，进了山海关，回到北平。到车站来迎接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学生，总有几十人，到家以后，他们争着替我们打开行李，抢着看我们远道带回的东西。

七月七日，芦沟桥上，燃起了战争之火……为着要争取正义与和平，我们决定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尽我们一分绵薄的力量。但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宗黎还未诞生，同时要维持燕京大学的开学，我们在北平又住了一学年。这一学年之中，我们无一日不作离开北平的准备：一切陈设家具，送人的送人，捐的捐了，卖的卖了，只剩下一些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不舍得让它与我们一同去流亡冒险的，我们就珍重地装起寄存在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那就是文藻从在清华做学起，几十年的日记；和我在美国三年的日记；我们两人整齐冗长六年的通信；我的母亲和朋友，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小读者”的来信，其中有许许多多，可以拿来当诗和散文读的；还有我的父亲年轻在海上时代，给母亲写的信和诗，母亲死后，由我保存的。此外还有作者签名送我的书籍，如泰戈尔《新月集》及其他；Virginia Woolf的To the Light House及其他；鲁迅，周作人，老舍，巴金，丁玲，雪林，淑华，茅盾……一起差不多在一百本以上。其次便是大大小小的相片，小孩子的相片，以及旅行的照片。再就是各种善本书，各种画集、笺谱，各种字画，以及许许多多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收集起来，装了十五只大木箱。文藻十五年来所编的、几十布匣的笔记教材，还不在内!

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男女学生帮忙，有人登记，有人包裹，有人装箱。……我们坐在地上忙碌地工作，累了就在地上休息吃茶谈话。我们都痛恨了战争!战争摧残了文化，毁灭了艺术作品，夺去了我们读书人研究写作的时间，这些损失是多少物质上的获得，都不能换取补偿的，何况侵略争夺，决不能有永久的获得!

在这些年轻人叹恨纵谈的时候，我每每因着疲倦而沉默着。这时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横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穷困……充分的描写呈露了战争期中，文化人的末路!

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以文物惨痛的损失，来换取人类最高的理智的觉悟，还是一件值得的事!

话虽如此说，我总不能忘情于我留在北平的“珍宝”。今年七月，在我得到第一次飞回北平的机会，我就赶紧回到燕京大学去。在那里，我发现校景外观，一点没有改变，经过了半年的修缮，仍旧是富丽堂皇；树木比以前更葱郁了，湖水依旧涟漪!走到我的住宅院中，那一架香溢四邻的紫藤花，连架子都不在了，廊前的红月季与白玫瑰，也一株无存!走上阁楼，四壁是空的，文藻几十盒的笔记教材都不见了!

我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空洞无着，默然地站了一会，就转身下来。

遇到了当年的工友，提起当年我们的房子，在日美宣战、燕大被封以后，就成了日本宪兵的驻在所，文藻的书室，就是拷问教授们的地方。那些笔记匣子，被日本兵运走了，不知去向。

两天以后，我才满怀着虚怯的心情，走上存放我们书箱的大楼顶阁上去——果然像我所想到的，那一间小屋是敞开的，捻开电灯一看，只是空洞的四壁!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我的书籍，我的……一切都丧失了!

白发的工友，拿着钥匙站在门口，看见我无言的惨默，悄悄地走了过来，抱歉似的安慰我说：“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八月，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不过……我真高兴……这几年您倒还健康。”

我谢了他，眼泪忽然落了下来，转身便走下楼去。

迂缓地穿过翠绿的山坡，走到湖畔。远望岛亭畔的石船，我绕着湖走了两周，心里渐渐从荒凉寂寞，变成觉悟与欢喜。

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不知道有多少人，占有过比我多上几百倍几千倍的珍宝。这些珍宝，毁灭的不必说了，未毁灭的，也不知已经换过几个主人!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描写叙述当年当地的经过与心情的，当然可贵，但是，正如那老工友所说的，我还健在!我还能叙述，我还能描写，我还能传播我的哲学!

战争夺去了毁灭了我的一部分的珍宝，但它增加了我的最宝贵的、丢不掉的珍宝，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信心!

人类是进步的、高尚的，他会从无数的错误歪曲的小路上，慢慢地走回康庄平坦的大道上来。总会有一天，全世界的学校里又住满了健康活泼的学生，教授们的书室里又垒着满满的书，他们攻读，他们研究，为全人类谋求福利。

人类也是善忘的，几年战争的惨痛，不能打消几十年的爱好。这次到了日本，我在各风景区旅行，对于照相和收集纪念品，都淡然不感兴趣，而我的书呆子的丈夫，却已经超过自己经济能力地，开始买他的书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　于东京

观舞记——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导读：

本文最早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4月6日，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舞蹈艺术的欣赏，二是对印度文化、中印友谊的赞扬。

顾名思义，“观舞记”主要记述一次观赏舞蹈的经历。作品前半部分主要描述了观赏舞蹈的过程和感受。一般说来，用文学作品来描述舞蹈是不容易的，很难准确表现舞蹈的动感和韵味。但是冰心克服了这一障碍。她细致描绘了舞者的动作、姿态、神情，让人如同身临其境。她还细腻表现了自己观舞的感受，如作品一开头连续使用“假如我是个……，我就要……”的排比，想象神奇，笔调浪漫，显示了非凡的创作能力。卡拉玛姐妹的舞蹈精彩，冰心的文学描绘同样精彩。

冰心一生与印度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她翻译了泰戈尔、安·波利塔、萨·奈都等多位印度作家的作品，还曾多次访问印度，对印度和印度文化非常熟悉。作品的后半部便由观赏舞蹈延伸到对印度文化、对中印友谊的赞美，这些内容提升了作品的内涵和深度。

我应当怎样地来形容印度卡拉玛姐妹的舞蹈？

假如我是个诗人，我就要写出一首长诗，来描绘她们的变幻多姿的旋舞。

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用各种的彩色，渲点出她们的清扬的眉宇，和绚丽的服装。

假如我是个作曲家，我就要用音符来传达出她们轻捷的舞步，和细响的铃声。

假如我是个雕刻家，我就要在玉石上模拟出她们的充满了活力的苗条灵动的身形。

然而我什么都不是!我只能用我自己贫乏的文字，来描写这惊人的舞蹈艺术。

如同一个婴儿，看到了朝阳下一朵耀眼的红莲，深林中一只旋舞的孔雀，他想叫出他心中的惊喜，但是除了咿哑之外，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但是，朋友，难道我就能忍住满心的欢喜和激动，不向你吐出我心中的“咿哑”？

我不敢冒充研究印度舞蹈的学者，来阐述印度舞蹈的历史和派别，来说明她们所表演的婆罗多舞是印度舞蹈的正宗。我也不敢像舞蹈家一般，内行地赞美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是怎样的“出色当行”。

我只是一个欣赏者，但是我愿意努力地说出我心中所感受的飞动的“美”!

朋友，在一个难忘的夜晚——

帘幕慢慢地拉开，台中间小桌上供养着一尊湿婆天的舞像，两旁是燃着的两盏高脚铜灯，舞台上的气氛是静穆庄严的。

卡拉玛·拉克希曼出来了。真是光艳的一闪!她向观众深深地低头合掌，抬起头来，她亮出了她的秀丽的面庞，和那能说出万千种话的一对长眉，一双眼睛。

她端凝地站立着。

笛子吹起，小鼓敲起，歌声唱起，卡拉玛开始舞蹈了。

她用她的长眉、妙目、手指、腰肢；用她髻上的花朵，腰间的褶裙；用她细碎的舞步，繁响的铃声，轻云般慢移，旋风般疾转，舞蹈出诗句里的离合悲欢。

我们虽然不晓得故事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情感，却能随着她的动作，起了共鸣!我们看她忽而双眉颦蹙，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忽而笑颊粲然，表现出无边的喜乐；忽而侧身垂睫，表现出低回宛转的娇羞；忽而张目嗔视，表现出叱咤风云的盛怒；忽而轻柔地点额抚臂，画眼描眉，表演着细腻妥帖的梳妆；忽而挺身屹立，按箭引弓，使人几乎听得见铮铮的弦响!像湿婆天一样，在舞蹈的狂欢中，她忘怀了观众，也忘怀了自己。她只顾使出浑身解数，用她灵活熟练的四肢五官，来讲说着印度古代的优美的诗歌故事!

一段一段的舞蹈表演过(小妹妹拉达，有时单独舞蹈，有时和姐姐配合，她是一只雏凤!形容尚小而工夫已深，将来的成就也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发现她们不但是表现神和人，就是草木禽兽：如莲花的花开瓣颤，小鹿的疾走惊跃，孔雀的高视阔步，都能形容尽致，尽态极妍!最精彩的是“蛇舞”，颈的轻摇，肩的微颤：一阵一阵的柔韧的蠕动，从右手的指尖，一直传到左手的指尖!我实在描写不出，只能借用白居易的两句诗：“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来包括了。

看了卡拉玛姐妹的舞蹈，使人深深地体会到印度的优美悠久的文化艺术：舞蹈、音乐、雕刻、图画……都如同一条条的大榕树上的树枝，枝枝下垂，入地生根。这许多树枝在大地里面，息息相通、吸收着大地母亲给予它的食粮的供养，而这大地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

卡拉玛和拉达还只是这棵大榕树上的两条柔枝。虽然卡拉玛以她的二十二年华，已过了十七年的舞台生活；十二岁的拉达也已经有了四年的演出经验，但是我们知道印度的伟大的大地母亲，还会不断地给她们以滋润培养的。

最使人惆怅的是她们刚显示给中国人民以她们“游龙”般的舞姿，因着她们祖国广大人民的需求，她们又将在两三天内“惊鸿”般地飞了回去!

北京的早春，找不到像她们的南印故乡那样的丰满芬芳的花朵，我们只能学她们的伟大诗人泰戈尔的充满诗意的说法：让我们将我们一颗颗的赞叹感谢的心，像一朵朵的红花似的穿成花串，献给她们挂在胸前，带回到印度人民那里去，感谢他们的友谊和热情，感谢他们把拉克希曼姐妹暂时送来的盛意!

樱花赞

导读：

20世纪50、60年代，冰心频繁出访国外进行文化交流，先后访问了印度、日本、埃及、意大利、英国、乌兹别克等国家，并根据这些经历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樱花赞》就是其中的一篇，记载了作者出访日本期间一段难忘的经历，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6月号。

作品题目为“樱花赞”，重点描绘的对象就是樱花。文章一开始讲述了樱花之于日本的重要意义和作者在日本丰富的赏樱经历，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最难忘的一次赏樱经历，即在金泽所看到的樱花。这里的樱花固然美丽，但是最令作者心醉的并不是樱花本身，而是在赏樱同时所感受到的真挚情感。当地的出租汽车司机为了送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车站，专门推迟了罢工时间，由此体现的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令作者感动不已。在这种情境下，作者看到道路两侧灿烂盛开的樱花，也觉得更美了。

和直接赞扬中日友谊的作品相比，本文寓情于物，情景结合，用美丽的樱花来象征中日两国美好的友谊，显得形象、生动，极富韵味。

樱花是日本的骄傲。到日本去的人，未到之前，首先要想起樱花；到了之后，首先要谈到樱花。你若是在夏秋之间到达的，日本朋友们会很惋惜地说：“你错过了樱花季节了!”你若是冬天到达的，他们会挽留你说：“多呆些日子，等看过樱花再走吧!”总而言之，樱花和“瑞雪灵峰”的富士山一样，成了日本的象征。

我看樱花，往少里说，也有几十次了。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看，上野公园看，千鸟渊看……；在京都看，奈良看……；雨里看，雾中看，月下看……日本到处都有樱花，有的是几百棵花树拥在一起，有的是一两棵花树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弥漫的樱花气息里!

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樱花一共有三百多种，最多的是山樱、吉野樱和八重樱。山樱和吉野樱不像桃花那样地白中透红，也不像梨花那样地白中透绿，它是莲灰色的。八重樱就丰满红润一些，近乎北京城里春天的海棠。此外还有浅黄色的郁金樱，花枝低垂的枝垂樱，“春分”时节最早开花的彼岸樱，花瓣多到三百余片的菊樱……掩映重叠，争妍斗艳。清代诗人黄遵宪的《樱花歌》中有：

……

墨江泼绿水微波，

万花掩映江之沱。

倾城看花奈花何，

人人同唱樱花歌。

……

花光照海影如潮，

游侠聚作萃渊薮。

……

十日之游举国狂，

岁岁欢虞朝复暮。

……

这首歌写尽了日本人春天看樱花的举国若狂的胜况。“十日之游”是短促的，连阴之后，春阳暴暖，樱花就漫山遍地地开了起来，一阵风雨，就又迅速地凋谢了，漫山遍地又是一片落英!日本的文人因此写出许多“人生短促”的凄凉感喟的诗歌，据说樱花的特点也在“早开早落”上面。

也许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对于樱花的联想，不是那么灰黯。虽然我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第一次看樱花的时候，墓地里尽是些阴郁的低头扫墓的人，间以喝多了酒引吭悲歌的醉客，当我穿过圆穹似的莲灰色的繁花覆盖的甬道的时候，也曾使我起了一阵低沉的感觉。

今年春天我到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到处都看了樱花，在东京、大阪、京都、箱根、镰仓……但是四月十三日我在金泽萝香山上所看到的樱花，却是我所看过的最璀璨、最庄严的华光四射的樱花!

四月十二日，下着大雨，我们到离金泽市不远的内滩渔村去访问。路上偶然听说明天是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人罢工的日子。金泽市有十二家出租汽车公司，有汽车二百五十辆，雇用着几百名的司机和工人。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已经进行过五次罢工了，还没有达到目的，明天的罢工将是第六次。

那个下午，我们在大雨的海滩上和内滩农民的家里，听到了许多工农群众为反对美军侵占农田作打靶场，奋起斗争终于胜利的种种可泣可歌的事迹。晚上又参加了一个情况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大家都兴奋得睡不好觉，第二天早起，匆匆地整装出发，我根本就把今天汽车司机罢工的事情，忘在九霄云外了。

早晨八点四十分，我们从旅馆出来，十一辆汽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我们分别上了车，徐徐地沿着山路，曲折而下。天气晴明，和煦的东风吹着，灿烂的阳光晃着我们的眼睛……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今天不是汽车司机们罢工的日子么？他们罢工的时间不是从早晨八时开始么？为着送我们上车，不是耽误了他们的罢工时刻么？我连忙向前面和司机同坐的日本朋友询问究竟。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微微地笑说：“为着要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昨夜开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罢工时间改为从早晨九点开始了!”我正激动着要说一两句道谢的话的时候，那位端详稳静、目光注视着前面的司机，稍稍地侧着头，谦和地说：“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呵!”

我的心猛然地跳了一下，像点着的焰火一样，从心灵深处喷出了感激的漫天灿烂的火花……

清晨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车辆，只有我们这十一辆汽车，沙沙地飞驰。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好像云海似的，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像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凌驾着骀荡的东风，两舷溅起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

下了山，到了市中心，街上仍没有看到其他的行驶的车辆，只看到街旁许多的汽车行里，大门敞开着，门内排列着大小的汽车，门口插着大面的红旗，汽车工人们整齐地站在门边，微笑着目送我们这一行车辆走过。

到了车站，我们下了车，以满腔沸腾的热情紧紧地握着司机们的手，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并祝他们斗争的胜利。

热烈的惜别场面过去了，火车开了好久，窗前拂过的是连绵的雪山和奔流的春水，但是我的眼前仍旧辉映着这一片我所从未见过的奇丽的樱花!

我回过头来，问着同行的日本朋友：“樱花不消说是美丽的，但是从日本人看来，到底樱花美在哪里？”他搔了搔头，笑着说：“世界上没有不美的花朵……至于对某一种花的喜爱，却是由于各人心中的感触。日本文人从美而易落的樱花里，感到人生的短暂，武士们就联想到捐躯的壮烈。至于一般人民，他们喜欢樱花，就是因为它在凄厉的冬天之后，首先给人民带来了兴奋喜乐的春天的消息。在日本，樱花就是多!山上、水边、街旁、院里，到处都是。积雪还没有消融，冬服还没有去身，幽暗的房间里还是春寒料峭，只要远远地一丝东风吹来，天上露出了阳光，这樱花就漫山遍地地开起!不管是山樱也好，吉野樱也好，八重樱也好……向它旁边的日本三岛上的人民，报告了春天的振奋蓬勃的消息。”

这番话，给我讲明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樱花开遍了蓬莱三岛，是日本人民自己的花，它永远给日本人民以春天的兴奋与鼓舞；一个是：看花人的心理活动，形成了对于某些花卉的特别喜爱。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地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让友谊的轻舟，激箭似的，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

深夜回忆，暖意盈怀，欣然提笔作《樱花赞》。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导读：

冰心的思想、创作深受泰戈尔影响。早在1920年，她刚刚登上文坛之际，就创作了《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感谢“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对她的巨大启示：“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半个多世纪之后，1979年4月，正值泰戈尔诞辰一百一十八周年之际，冰心又写作了《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向他献上我的最诚敬的怀念”。作品先是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艺术创作，叙述了自己对泰戈尔著作的接触过程，肯定泰戈尔对自己创作的积极影响。然后细致描绘了泰戈尔著作展示印度文化、反映印度民生的特征，称赞他是“属于印度人民”的诗人。接下来冰心讲述了泰戈尔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介绍了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和自己对他作品的翻译工作。作品最终以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临行时依依不舍作为结尾，再次表现了泰戈尔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

本文是冰心全面介绍和纪念泰戈尔的文章，从中我们能够了解泰戈尔对冰心思想创作的深远影响，更能体会到冰心对人民的热爱、对国际友谊的珍视。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是印度文化的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的热情诚挚的朋友。在他诞生一一八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民，作为他的敬慕的读者，和他的部分诗文的翻译者，我向他献上我的最诚敬的怀念！

泰戈尔的艺术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写有诗集五十本以上，长篇和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剧本二十余种，此外还有文学、哲学、政治论文、回忆录、游记、书简等著作，为数极多，同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和画家。

我接触泰戈尔的著作，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我在一九二一年以后写的所谓“短诗”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着他的《离群之鸟》（The Stray Bird）这本短诗集的启发。

从他的著作中（虽然我没有全部读过），我深深地认识到他是印度人民最崇拜最热爱的诗人。他参加领导了印度文艺复兴运动，他排除了他周围的纷乱窒息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他们的疾苦，听取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有时也自己用英文译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散文和诗歌。

从他的散文、小说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印度作家是怎样热爱着自己的、有着悠久的优美文化的国家；热爱着这个国家里的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着这个国家的雄伟美丽的山川。从这些诗文的行间字里，我们看见了提灯顶罐、巾帔飘扬、神情抑郁的印度妇女，田间路上流汗辛苦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和波涛一同跳跃喧笑的印度孩子，以及热带地方的郁雷急雨、丛树繁花……我们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新中国成立后，我作为中印友协的理事，曾三次访问过印度，我还到过泰戈尔的故居，寂乡（Santineiketan）的国际大学。瞻仰之余，我更深深地觉得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素朴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因此他的诗在印度是“家弦户诵”，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

中国人民对他是感谢和怀念的。一八八一年他写过一篇《死亡的贸易》，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一九一六年他在日本曾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行动。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又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诗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并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一九六一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他对于发扬印度文化和争取民族独立、对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曾编译出版过十卷《泰戈尔作品集》。我曾根据英文译本，翻译了他的诗集《吉檀迦利》（Gitanjali）和《园丁集》（The Gardener），剧本《齐德拉》（Chitra）；以及几十首的诗，和几篇短篇小说。我参加这项工作，不但是为了表示我对他的敬慕，也为了要更深入地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写作的艺术。

我没有会见过泰戈尔，一九二四年他访华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学习。回国后，听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说：“在泰戈尔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很留恋。在车子离开旅馆之前，我的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Anything left？）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Nothing but my heart!）”

多么深情而有诗意的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也在这里献上我们对他的一颗敬慕的心！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霞

导读：

本文最初发表于“万叶散文丛刊”第三辑《霞》，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写作这篇作品时，冰心已经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年纪，对人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感悟，这些感悟通过《霞》得以抒发出来。

《霞》写的是“我的老朋友”霞。傍晚的霞光虽然美丽，但它是由众多云彩衬托出来的。没有了云翳，也就突显不出霞光的美丽。在这里冰心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晚霞，更是人生。“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只有经历了生命的痛苦，才能真正体味人生的欢乐。作品充分显示了冰心经历复杂人生之后对于痛苦、欢乐的深刻理解。文章结尾还进一步引申开去，表达了个人对于生命的达观态度。虽然冰心已年近“黄昏”，但是并不因此悲哀，而是认识到“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显示了她对于狭小的个人生命观的超越，体现了广阔、博大的胸怀。

《霞》虽然篇幅不长，却是一篇思想深刻、蕴涵丰富的作品，值得人品味再三。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曾看到英文《读者文摘》上，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是：

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

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其实，这个sunset应当译成“落照”或“落霞”。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边、在山上，她是我的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早上好”或“明天见”。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体会到云彩更多，霞光才愈美丽。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

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一个生命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晨

当教师的快乐

导读：

冰心曾经写过《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通过对管叶羽先生言行的描绘，表现了她心中理想的教师形象——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亲切关爱。她不但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教师的快乐》一文就是对她的教师生涯的记述。本文发表于1986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

正如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本文的关键词在于“快乐”。对冰心而言，当教师是快乐、难忘的经历。无论是初任教师时的青涩，还是与学生刚结识时的热闹；无论是精心安排教学内容、收到理想效果的欣慰，还是与学生成为知心朋友的愉悦……这些极富感染力的文字使人充分感受到一位好老师对职业、对学生的热爱。在她的笔下，看不到师生之间界限分明的身份划分，看不到对学生过于严格的要求和严厉的批评；相反，看到的是对每个学生的深入了解，对如何调动学生兴趣的积极思索，和学生们真诚热烈的促膝长谈……文章结尾“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点明了作品的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冰心一向秉持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的“爱的哲学”。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Faculty Baby(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与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更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别致，又很活泼可喜。

回忆起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者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这时我眼前忽然涌现出好几对美满的夫妻，如郑林庄和关瑞梧，林耀华和饶毓苏，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完婚仪式，有的是由我出面宴请双方的家长，为他们撮合。说起来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中有过半数的人已先我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写到这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我应该停笔了，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之晨

我梦中的小翠鸟

导读：

本文是一篇记述梦境的作品。梦中的“我”手上立着一只美丽的小翠鸟，它颜色鲜艳，叫声响亮，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醒来后还久久难以忘怀。

单纯就情节而言，本文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涵着丰富的韵味。首先，梦境本身充满了神奇色彩，无论是无端出现的汽车和小鸟，还是小翠鸟那异常迷人却又“毫不相称”的声音和躯体，都使人感受到一种奇异而神秘的美，使人充分感受到梦境的奇幻性。其次，这一梦境寄予了作者丰富的人生感悟。本文发表于《星火》1990年第12期，写作这篇作品时冰心已经整整九十岁了。虽然她已走入人生暮年，但是她的心并没有苍老，相反她对青春有着清晰的记忆和深切的爱恋。文中的小翠鸟美丽、活泼，充满生命力，无疑是青春年华的象征。对小翠鸟的梦想和热爱，充分体现了冰心旺盛的生命活力。这个“翠绿的梦”正象征了冰心那颗永远年轻的心。

六月十五夜，在我两次醒来之后，大约是清晨五时半吧，我又睡着了，而且做了一个使我永不忘怀的梦。

我梦见：我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着的车里，这车不知道是火车？是大面包车？还是小轿车？但这些车的坐垫和四壁都是深红色的。我伸着左掌，掌上立着一只极其纤小的翠鸟。

这只小翠鸟绿得夺目，绿得醉人!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那高亢的歌声和它纤小的身躯，毫不相称。

我在梦中自己也知道这是个梦。我对自己说，醒后我一定把这个神奇的梦，和这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中的小翠鸟写下来……这时窗外啼鸟的声音把我从双重的梦中唤醒了，而我的眼中还闪烁着那不可逼视、翠绿的光，耳边还缭绕着那动人的吟唱。

做梦总有个来由吧？是什么时候、什么回忆、什么所想，使我做了这么一个翠绿的梦？我想不出来了。

一九九○年六月十六日响晴之晨

我的家在哪里？

导读：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1992年第6期，这时冰心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是人心中最深沉的思念，特别对一位耄耋老人而言，家，尤其是青少年时候的家，是她“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对过去的家的回忆，触动了她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1913年，年仅13岁的冰心跟随家人从福建来到北京，定居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的时光，度过了她最美好的青少年时期。正如她在《我到了北京》所描述的那样，“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这些回忆点点滴滴堆积在心底，以至于80年后午夜梦回，仍然是童年的“我”坐上洋车，辗转寻找着回家的路。骤然从梦里惊醒，看到的却是已故丈夫的遗像，惊觉岁月苍茫，再也回不到过去。

作品名为“我的家在哪里？”，实际上寻找的不光是旧时的家，更是过去的时光、一去不返的青春，因此“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沧海桑田之感满溢心头。

作为冰心暮年的心血之作，《我的家在哪里？》感情极为浓厚，使人深受感动。

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呀？”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呵走呵，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

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中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玙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

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圆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

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绵绵土

牛汉小传

牛汉（1923—　），原名史成汉，蒙古族，山西定襄人，我国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出版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牛汉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在农村长大，谙熟乡土生活的所有细节。所以他在散文里往往自称很“土”，经常强调自己与乡土世界的那种无法割舍的精神联系。实际上，这里的“土”不是贬义，而是已经上升到审美的层面了，“乡土”着实化入了他的灵魂深处。

牛汉虽然很“土”，但他的父亲却很 “洋”。牛汉的老乡，包括牛汉的母亲和他自己，在晋北那种恶劣的生态条件下，都养成了坚韧、强悍的性格。但牛汉的父亲史步蟾却大不一样。他从山西本地的中专学校毕业后，曾经到北京大学旁听过两年，后来回乡，种地、教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染，使史步蟾带上了比较浓厚的艺术气质。比如说，一样都是干农活，跑到地里给父亲送水的牛汉，总是看到种高粱的父亲在野外最高的地方孤独地坐着，俯瞰高高低低的火红的高粱；入夜以后，油灯下，牛汉常常看到父亲读郭沫若或者徐志摩的诗，有时候还写写画画，好像在尝试创作；一般人家教育孩子的方式是打打骂骂，可是牛汉的父亲却不，儿子不争气，他不过是叹气连连，极有耐性；还有，父亲对音乐和美术的爱好与虔诚会把他深深地推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在农村，这样的做派不能不说是很“另类”的。不光村里人不理解，年少的儿子也备感困惑。不过，牛汉后来认定，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父亲对他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逼近牛汉的老家，在隆隆炮声中，牛汉随父亲一起被迫离乡流亡。不难想象，流亡的生活是艰难而且危险的。他跟父亲一起冒着耳边不断响着的子弹的呼啸声，扒火车、呛寒风，狼狈不堪。过黄河的时候，因为船翻了，他落入冰冷浑浊的河水中，一气被冲到下游十几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死里逃生的儿子和父亲劫后重逢，只有无言相对，涕泪横流。千辛万苦到达西安后，为了谋生，牛汉还卖过报纸。尽管生活颠沛流离，牛汉还是辗转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其间还进学校学过画画，老师里面有艾青等文化名人。

牛汉在1939年开始诗歌写作，1942年《鄂尔多斯草原》的发表为他在诗坛赢得了最初的名声。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小组，后来因为组织被破坏，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基本可以认为，牛汉的文学生活与他的革命生活是同步的。牛汉接近共产党与他的共产党员舅舅有关，也和那个时代有关。那是一个战斗的年代，一个血与火的年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无不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牛汉也不例外，他是怀着一腔的国仇家恨投身革命活动的。因此，对他来说，文学就不是书斋里的小摆设，而是个人战斗情怀的一种表达。他所进行的诗歌活动，也是革命斗争的一种形式。相应的，他的诗歌作品慷慨浓烈、高亢激昂，是那个时代的典型。

虽然当时已经国共合作，但是在国民党政权之下，与共产党的接近还是给牛汉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拒绝在毕业典礼上集体加入国民党，全省会考第二名的他没有获得高中文凭；因为不愿加入青年军，他又在大学里被取消了公费待遇。1946年，参与组织学生运动的牛汉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出狱后，他重新入党，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此遭到反动势力的追捕。险恶的斗争生活没有让牛汉中断写作，他的文学活动始终与政治活动相伴而行，他的诗名，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

1948年，牛汉进入解放区，到华北大学学习。建国后，他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先后在学校、军队中待过，成长为教育、文化战线上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作者。1953年转业后，牛汉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株连，牛汉被关押、被批斗、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劳动，历尽种种磨难。逆境中，他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而是写出了《半棵树》、《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巨大的根块》、《麂子》等诗。这些诗正式发表后，传诵一时，脍炙人口，引发了大批相同遭遇的人的强烈共鸣。这些作品流露出来的坚忍的生活态度，以及在特殊环境下写作这些作品的行为本身，堪称那一代知识分子抗争和奋斗的精神自画像。

复出以后，牛汉参与了《新文学史料》的创刊，并任主编。《新文学史料》刊载了许多现代作家的回忆录、书信等，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读者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作为老作家，牛汉对新生代诗人多有奖掖，北岛、舒婷、江河等青年诗人，都得到过他的扶植和提携。在从事着繁忙的编辑工作的同时，步入老年的牛汉又一次迸发出强大的创作能量，他的单篇作品和诗集曾多次获奖。

随后，老诗人又开始积极尝试散文写作。以“童年牧歌”系列为代表，他回到了自己童年的世界之中。牛汉的散文风格朴素而清新，恳切且不乏幽默，情感真挚，娓娓道来，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饱含乡土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很受读者欢迎。

牛汉的作品结集为《牛汉诗文集》五卷，另有诗集、散文集多种。

绵绵土

导读：

“绵绵土”，第一眼见到这个词，你会想起什么？很可能是绵延无尽的大地吧。比如电影《黄土地》里的黄土高原，裸露的土地充塞了整个镜头，猛烈、肆意、无边无际，仿佛充满了生机，却又让人感到巨大的重压……

《绵绵土》的开头，就制造了这样矛盾的感觉：“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扯天扯地的灰，很压抑，但是，它“纯净”，绵绵不绝。那么，文章要写的是沙漠吧：“空旷得没有边沿”，那不就是“绵绵”么？

沙尘暴讨厌，地球人都知道。黄沙漫漫，遮天蔽日，仿佛沙漠正一天一天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不过，让人吃惊的是，作者竟然把沙漠看成了家，以至于第一次相见就“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作者牛汉是蒙古族人，这个古老的民族自古就逐水草而居，与沙漠为伴。流淌着蒙古族人血液的牛汉，继承了祖先的基因密码，“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

继续往下读，等等，沙漠还不是“绵绵土”。花了好大篇幅描述沙漠之后，作者终于告诉我们，“绵绵土”实际是他老家接生孩子的、极细柔的沙土。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用“绵绵土”温暖身体，用“绵绵土”擦拭干净。好奇怪的习俗啊！然而，又是多么浪漫啊！千万年来，人类就是一代又一代地诞生在脚下这片绵延无尽的土地上。土地母亲给人类生命，给人类呵护，让人类繁衍生息。呱呱坠地的我们都是土地上结出来的“谷穗”。让孩子诞生在“绵绵土”上，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它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守护神。

奇怪的不是“绵绵土”的习俗，奇怪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多久没有亲近脚下的土地了，有多久忘记了我们的根脉了呢？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词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词：“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扑棱棱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骡王爷

导读：

《骡王爷》写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神秘联系。

小孩子总爱做淘气的事。他们狂跑、摔跤、戏水，充溢的生命力让他们像得了多动症一般不肯沉静下来。这一回，七岁的“我”钻到了大车底下。谁能想到，一尺多深的车辙竟然是避寒圣地。作者和小伙伴在“热热的厚厚的细土”里沉入了“黑甜的真正的泥土梦的深处”。睡在细土里，做着泥土梦，这些孩子真是“地之子”。文章一开始的语气是舒缓的。

在车辙里沉睡毕竟危险。要不是骡子及时地收住脚步，三个孩子就会永远沉睡在泥土里了。作者用了两个很长的段落来讲他们获救的经过。一段是他们自己在现场的所见所闻，另一段是村里人事后的讲述。一开始是赶车老汉的挥鞭、骡子的止步、小孩子的飞跑，事情发生得极快。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最后定格为这样的一幅画面：骡子“让人胆寒的严厉的”目光、呆呆站在土坡上的孩子和又惊又怕的赶车老汉。画面再次动起来，就是老汉的怒斥和三个孩子的下跪。这是两段镜头感非常强的文字，节奏的变化恰如其分，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

骡子的表现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它严厉的目光，它鼻孔响亮地喷出的热气，它不停捣动的蹄子，都在诉说着什么。虽然它不能说话，但它是多么通人性的动物啊。

我的故乡，也可以说是我的童年世界里，把天上地下的神都叫做爷爷!老天爷，土地爷，财神爷，关老爷，灶王爷(不叫奶奶)，牛王爷，马王爷，多得数不过来。祖母讲过一个骡子成不了神仙的故事，情节都忘了，只隐约记得一点，说：骡子的相貌和蹄腿都生得很威武气派，而且很能干活，但不算是正经牲口，它非驴非马，非公非母，命定是个苦命的奴才。神仙们有的骑马，有的骑驴，还有骑老虎狮子的，没见过一个骑骡子的。可是我从七岁那年起，就把骡子尊为神仙，叫它爷爷。我对祖母讲过我把骡子叫做爷爷的理由，祖母高兴地说：“该叫，该叫。”我一直不敢对母亲说。母亲不信鬼神，也不信什么命运，所以她才敢怀里揣着菜刀，单身冒险去谋杀阎锡山。我四十年代写过一首诗赞美母亲的英雄行径。在家里，我只在心里叫骡子为爷爷，不敢声张，它只是我的骡王爷。

下面说说我为什么要把骡子尊为神，叫它爷爷。得仔细地讲，否则大家莫名其妙，以为我是荣格说的那种迷恋童年的精神病患者，在痴情地说着梦话或鬼话。

我的故乡地处高寒的晋东北半山区，离雁门关和五台山都不远。一到深秋，太阳在天上像一个熟透的大红柿子滚落到山那边，晚霞正如一摊烂柿子泥。冷风立刻吹得人直打哆嗦。但在野地里玩耍成性的男孩子们，不肯穿上衣裳，仍赤条条地跑去跑来，或者在五道庙门口的空场上，连喊带叫地摔跤。人一旦静止下来，便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去暖暖身子。

每年的这个季节，寒节与中秋节之间，孩子们都晓得有个地方异常地暖和，那是个十分隐秘的地方，而且要冒着风险，它就是村边官道上被大车碾压成的一段深深的车道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车辙。由于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一段夏天常聚成一汪水，有时变成烂泥坑，秋天之后，泥坑才渐渐干涸，被车轱轳碾成绵细的泥土，有一尺多深，枯夏旱天赤脚蹚过去，脚心烧得生疼。

五六十年之后的今天，仍记得清清楚楚：七岁那年，入秋之后，在滹沱河游了最后一回水，一上岸，浑身冷嗖嗖的，我和二蛮、元贞几个小伙伴一阵风跑向官道，钻进上面说的那个温暖的绵细的土窝窝里。让一个小孩子瞭哨，看见有大车过来，喊叫一声，我们立马钻出来让车过去。车沟里的土固然绵细如粉末，但颜色黑灰，还有一股熏人的牲口粪尿味。对我们来说，牲口粪不算臭，尿味却直熏得人憋气。然而这一点点气味，只要挨过一会就香臭不分，全闻不见了，仿佛我们也变成一摊臭泥。这时只有一窝热热的厚厚的细土，让我们裸赤的肌体里里外外地得到享受。太阳下山好久，天暗了下来，这个暖和的土窝窝，一时仍冷却不了，小身子深深地埋伏在里面，连心肝五脏都透热透热的了。这时人常常迷迷糊糊地陷入一个黑甜的真正的泥土梦的深处。

人像溶化成梦似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梦境天崩地裂!浑身火辣辣地被什么抽打得痛醒过来。一个赶大车的老汉，叭叭地挥着牛筋鞭子，朝我们几个狠狠抽下来，身子疼得钻心，我们飞跑到路边一个土坡上，这才看明白，为我们瞭哨的小孩儿不知到哪里去了。大车停在离我们只有一步远的地方。一匹高大的棕红色的骡子兀立着，吁喘着白气，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朝我们射来让人胆寒的严厉的光芒。赶车的老汉把我们痛骂了好一顿，他说要找我们的爹妈去告状，“不是我这匹老骡子眼明心善，你们这几个早已叫车轱轳碾成肉饼，去见阎王爷了。”赶车的一定惊吓坏了，他坐在路边抽了好几袋烟。他真是个好老汉，几次走近那匹骡子跟前，用手抚摩骡子汗湿的光亮的颈部，回头大声朝我们喊：“还不给骡子跪下来，是它救了你们的命!”我们三个一齐跪了下来，我不由地叫了一声“骡王爷”!

当天晚上，才晓得骡子救我们的详细经过。

村里人说，天快暗下来，那拉炭的老汉想尽快回家，叭叭叭地一路扬鞭，一路吆喝，车走得很快，当大车赶到了我们的温暖的土窝窝的一瞬间，骡子猛然收住蹄腿，一动不动，同时咴咴地仰天长啸起来，显然是想唤醒面前的几个沉睡的生命。老汉一鞭一鞭地抽打骡子，那骡子死也不肯迈步，耳朵被抽出血，还是不动，赶车的老汉坐在车上，感到有些怪，朝前朝下看看，什么也没有发现。想想看，我们几个孩子只把脸露在土外面，脸上蒙了一层土，灰灰的一片，天又有些昏暗，真分不出是人还是土。但长“夜眼”的骡子眼尖，看见有一个孩子在车道沟里蠕动了一下，也许闻到了人的气息，骡子仰起头朝后稳住了车。只要骡子再迈一步，我们几个必定死在车轮之下，世界上就不再有我了。

我们从地上爬起来，一起拥到骡子那里，摸摸它汗涔涔的头部，哇哇地都哭了起来，仿佛生命又一次得到诞生。

骡子既然晓得救人，它一定有一颗仁慈的心灵，当我们跪在它面前，抚摩它的颈部，它心里不知想些什么？我只听见它的鼻孔很响亮地喷着白色的热气，还看见它的蹄子不停地捣动着，它一定是在跟我们说话哩，说什么不知道，但大意我明白，它说：“我很高兴。”

那个夏天，我用胶泥塑造了许多动物，我想塑一匹骡子。我到东古城挖了一篮子胶泥，那里荒芜的树丛中有一个洞穴，里面的胶泥质地异常好，棕红透亮，正好塑那匹棕红的骡子。这里的胶泥，父亲说，城里的孔夫子、财神爷，还有许多庙里的神都是取的这里的胶泥塑的。我心里想，用塑神的胶泥塑这匹有灵性的骡子，一定能塑出一个真神。现在，我写这篇散文，词语为什么这么土，因为我总想着必须用胶泥塑骡王爷!

六十多年过去了，许多神都已死亡，骡王爷却神一样地活在我心里。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

——追念死去的第一个朋友

导读：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很吸引人：孔夫子的心怎么能偷到呢？读了文章之后我们才知道，“我”偷的是孔夫子神像肚子里的一面铜镜。在笃信鬼神的小孩子的想象中，这面铜镜就是孔夫子的心——它会在人的怀里“跳动”。于是，两个小学生被搅得寝食不安，心神不宁。“上课时，我把铜镜揣在怀里，不但安不下心来听课，心慌得咚咚直响，总觉得孔夫子的心也在一块儿跳动。”作者利用“心”字做了绕口令。表面上是他们偷了孔夫子的“心”，实际上不如说是孔夫子偷走了他们的“心”。负罪感打破了他们心灵的宁静。闯祸的小孩子战战兢兢的心情，被作者写得非常传神。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我们接着读到了王恒德的死。根据作者的理解，王恒德是替罪羊。偷走孔夫子“心”的负罪感被牵连好友的负罪感所取代，那是一种更大的负罪感。它作为“一种永恒的沉重”，让作者记挂终生。

从当年的顽劣行径，作者获得了深刻的人生感悟：“人的一生就是这么过的，悔恨常常比生命还不易消亡。”这是点题的话。大概只有“心”被偷了，才会知道真正萦绕于心、徘徊不去的是什么吧。文章最后在平淡中升华，句子明白如话，连忧伤也是淡淡的，却饱含了沧桑。

童年时，我是全村公认的顽童，爬墙上树，四处撒野，实纳帮子的布鞋顶多穿半个月光景，身上挂的伤从没有断过一天。直到考入城里高级小学(正榜无名，列为不光彩的备取生)，必须住校，管教得又非常严，才不得不规矩点。穿上操衣(制服)，戴上鳖壳帽(圆形带檐的)，祖母笑着说：“这才像个人的样儿。”

高小的校址是文庙，大成殿修得像北京城的太和殿，十分有气派。殿里塑着孔夫子的坐像，一年四季门窗关得死死的，麻雀勉强可以从窗眼里钻进钻出。殿里面黑洞洞的，只有孔夫子的琉璃眼珠子是亮的，一闪一闪，异常可怕。五四运动那一阵子，城里城外庙里的神像几乎都被捣毁了，只留下三个神没敢动手：这三个神是财神、关老爷，还有孔夫子。因此，孔夫子仍能稳稳地坐在大成殿里。我总想进殿去摸摸这个圣人，就是进不去。

校长赵良璧，外号赵驴头，这是由于他的面孔又丑又长，说话时声音特别洪亮的缘故，其实他是个很正直很热忱的人。1937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占了县城，赵校长高唱《满江红》忧愤而死。当年，每天早晨，他高高地站在大成殿前面的祭礼台上，带领全校学生练“八段锦”；晚自习的中间，领着大家唱《月明之夜》和《可怜的秋香》。还唱《满江红》，这首歌赵校长唱得最最动情，沉郁悲壮如洪钟。我们的歌声常常把大成殿里的麻雀惊得吱吱乱叫。

有一年的旧历七月的一天，赵校长说文庙将要有个隆重集会，大成殿的里里外外必须打扫干净。我们全班学生整整花了一个上午才把殿里厚厚的尘埃和麻雀粪清扫完毕。不安分的我，想摸摸孔夫子的面孔，对赵校长说：“禀告赵校长，孔夫子一脸的尘土，我爬上去给他老人家擦一擦吧!”赵校长摸摸我的头，夸了我一句：“好噢，小心点，不要伤了神像。”我的鞋后跟有两个蘑菇铁钉，脱下来让好朋友白面书生王恒德替我搁起来，连布袜子都拔掉，生恐臭味熏了圣人孔夫子。我赤脚攀登而上，立在孔夫子的膝盖上，把圣人的眼珠子用汗湿的手掌抹了又抹，果然亮得更见神采。又用鸡毛掸子把孔夫子浑身上下的尘埃和雀粪挥扫了一遍。我突然发现孔夫子背后中央有孔圆圆的洞，想伸进手去摸摸里面有什么，王恒德对我呼叫：“成汉，里面说不定有蛇和蚰蜒，小心!”他递给我一根小棍，我在洞里搅动了好一阵，听见当的一声，碰到个硬东西，手伸进去，没有摸着，只摸到一把腥臭的羽毛，“麻雀在圣人肚子里作窠孵小鸟了!”我对恒德说，还抓到一条完整的透明的蛇蜕，赶紧扔回去。我深信里面还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藏着，心里想：从古到今，受人膜拜的大圣人，难道肚子就如此的空空洞洞，连心肝五脏都没有？但是赵校长在殿里走来走去，监视着我们，只好爬下来。我顽性不改，悄悄把大殿后窗户一个窗闩拨了，思谋着有朝一日找机会跳进殿里，在圣人肚子里仔细摸个清楚。这点鬼心眼让恒德瞅在眼里，他没有声张。回到寝室(我和恒德同炕睡，而且挨着)，我把准备掏孔夫子肚子的秘密告诉了恒德，一向谨慎的恒德这一回竟然同意跟我一块干，他不无忧虑地对我说：“一个人干不行，我为你瞭哨。”他做事一向仔细，诚心要保护我。

星期日下午的半后晌，我和恒德提前返校，一块儿来到大成殿背后。我敏捷地推开那扇虚掩着的窗户，像一只猫，轻手轻脚钻了进去，随手把窗户又掩上。我飞快地攀登到孔夫子后身，在洞里摸了好几遍，终于摸到了那个能当当响的硬东西，好不容易才把它掏出来，定睛一看，是一面古老的锈迹斑斑的铜镜，正面平滑，我照见自己发白的变得陌生了的面孔，心里一阵恐怖。镜子背面有葡萄花饰，十分好看。我家也有这样一面铜镜，背面也是两束葡萄，搁在母亲的针线笸箩里，母亲做活时，不时在铜镜上面磨一下针尖，夜里还能爆出一闪一闪的火星星。我把沉甸甸的铜镜揣在怀里，心跳得咚咚直响，仿佛多了一颗心，仿佛铜镜会跳动似的，我顿然悟知这铜镜端的是孔夫子的心，否则它如何会跳动!常说“心明如镜”，真是这么回事。恒德也说铜镜一定是孔夫子的心。他主张当天送回去，否则大家来祭礼，圣人的心却被掏空了，实在是桩不可饶恕的罪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返校的同学越来越多，我只好把铜镜带回寝室藏匿起来。

当年我和王恒德都笃信鬼神，以为这面铜镜既然是孔夫子的心，一定有神灵附在上面。

晚上，当寝室的油灯吹灭之后，我和恒德把铜镜搁在热的胸脯上，摸来摸去，冥冥中以为这颗圣人的心能感到我们对它的抚爱，因而它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上课时，我把铜镜揣在怀里，不但安不下心来听课，心慌得咚咚直响，总觉得孔夫子的心也在一块儿跳动。由于上课思想不集中，非但没有得到神灵帮助变得聪明起来，成绩反而下降了许多。这时我才觉得孔夫子在惩罚我哩!恨不得立刻把铜镜还回去。王恒德虽然没有揣过铜镜上课，由于心不在焉，功课也有些下降，他本来是全班的优秀生。那几天，他的眼神有些恍惚，像生了病一样。

总找不到机会把铜镜送还孔夫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提前返校再说了。再不敢在夜里悄悄地摸弄孔夫子的心了。铜镜成了我和恒德的一块心病。

我家在县城的西关，路走得少，我早早地返回学校。恒德家在很远的西乡，左等右等，不见他返校，心里十分焦急，我又不敢独自跳窗户送还铜镜。因为恒德一再叮咛：“一定等我返校后再一块干。”他深知我是个冒失鬼，难免会出什么差错。我不可失信。

但是直到天黑之后，恒德还没有返校。

我一整夜几乎没有入睡，像平时那样，我把他的被窝铺好，夜里还迷迷糊糊不断用手摸摸，希望被窝鼓鼓囊囊的，恒德真的已躺在炕上了。

天亮了，仍不见恒德的人影……

上午上完一节课，休息一刻钟。我小跑回到寝室，一推开门，不见恒德回来，却看见一个大人，半坐半立地呆在恒德的铺位前，他的圆圆的面孔白得发冷，两只眼红红的，用低微的声音对我说：“我是王恒德的爹，你是成汉？”我说是。我已预感到有什么天大的灾难袭来了，焦急地问：“恒德生病了？”恒德爹两眼的泪大河决堤似的流淌下来，一句话不答，走了过来，紧紧抓着我的手，“恒德昨天耍水淹死了……”耍水就是游泳，恒德今年刚学游泳。我哇哇地哭了起来。

赵校长来了。恒德的父亲把儿子的铺盖打点好，卷起来，还有课本和文具，都收拾到一条牛毛口袋里。

真想把偷铜镜的事对恒德的父亲坦白出来，但赵校长一直陪着，与恒德父亲不停地说话，当时我心里只翻腾着一句话：“我把恒德害了!”我偷了孔夫子的心，却让恒德替我的罪了。

当天夜里，熄灯铃摇过不久，我摸黑走到大成殿背后，一心把铜镜放回孔夫子的肚腔里，但那扇窗户早被闩起来，推了几次推不开，我站在那里愣怔了半天，不知怎么办才好。这面铜镜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身边了，送不回去，也不该随便扔了，那更加造孽，我慌乱得哭了起来。我想返回寝室。在朦胧的月光下，看见明伦堂前面的一棵杜仲树，枝叶在夜风中瑟瑟地响着，前天下午我和恒德为它才浇过水，“啊，何不把铜镜先埋在杜仲树下面，总比揣在身上要心安一些。”我把铜镜深深地埋在树下面。没有遇见一个人。我哭着回到寝室。一夜没有合眼，手不停地抚摸着恒德的已经空了的铺位。我知道我已失去了朝夕相伴的好朋友王恒德，再也见不到他那温厚的微笑和文静的身姿了。我和他同岁，他在人世上只活了不足十一个年头。

那面铜镜，我一直找不到机会送回孔夫子的肚腔里。孔夫子失去了心怎么办？人没有心活不成，这谁都明白，然而圣人或神没有心却仍能活着，仍能泥塑木雕地巍巍然坐在那里，受人膜拜，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这不仅使当年的我感到困惑不安，而且愚昧的心里竟然还十分同情他们，甚至有几分怜悯，否则我和恒德就不会那么恐慌，怕圣人暗中惩罚我们了。

那面铜镜我最终未能送还给孔夫子。五十八年之后的今天，它是不是仍埋在那棵杜仲树的下面？

回想起来，我当年对于孔夫子的死活其实并没有一点真的伤感，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愚昧和好奇而已。令我一生懊悔不已的是王恒德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他的死与我当年的愚蠢行为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铜镜的事才使得王恒德为我而忧虑重重，坐立不安，他在滹沱河里游水的时候一定思想不集中，心里想着第二天返校之后与我一块儿送还孔夫子的心的事。而且那几天他明显地消瘦了许多，连睡觉也很不安稳，半夜醒来一再小声地叮咛我：“以后可不能冒冒失失了。”这句话我一生没有忘记，检点自己一生的经历，更觉得悔恨不已，十分对不住死去的王恒德。

王恒德是我失去的第一个朋友。他的短促的一生是很渺小而平凡的，世界上有几个人现在仍能记得起他？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之中也早已十分的模糊了，就像浮现在天边的一抹烟一般渺茫的风景。这风景很快将与我一同消亡。但是他的死却已成为一种永恒的沉重，压在我的心头上，这沉重的内涵就是无法消失的悔恨，我一直不能忘记他，就是由于他的死；如若他当年没有死，还活到了今天，没有这个悔恨，也许我早已把他忘却了。人的一生就是这么过的，悔恨常常比生命还不易消亡。

灯笼红

导读：

灯笼红不是灯笼，也不是颜色，而是一种香瓜。在文章里，它成为了作者的曾祖母的象征。曾祖母“隽永而仁慈的美好性灵”，被作者比作又红又甜的瓜瓤。那是生命成熟之后的珍贵收获。

文章回忆曾祖母，却从她的死写起，然后才写到她对作者的疼爱：她称曾孙小名“汉子”，全然不顾这个称呼的歧义；她半个身子埋进麦秸里给曾孙掏“灯笼红”；她从宽大的袖口给曾孙摸出零食；她念咒语一样地祝愿曾孙长大……都是小事情，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些甚至没有更为完整的情节，可是我们已经能够充分感受到这样一位老人对后代的浓得化不开的慈爱。

真情最感人。我们发现，作者调动了他的感官，模糊的故事情节因为有他细腻的感官体验而清晰起来。比如被子外的新绣花鞋，比如“灯笼红”散发的阳光味儿，比如曾祖母微微颤动的、干涩的手掌……这些只与身体有关的记忆，烘托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道尽了两代人之间的血肉亲情。

文章最后结束于死，照应了开头。但是因为中间行文所讲到的曾祖母的一切，这儿的死才是一种“完成”：曾祖母 “像收完了庄稼的一块田地，安静地等着大雪深深地封盖住它”。后代子孙将肩负着她的“完成”而前行。多么平凡而又伟大的生命！

我们家乡有一种香瓜叫做“灯笼红”。这瓜熟透了以后，瓤儿红得像点亮的灯笼。我的曾祖母就像熟透了的灯笼红。她面孔黧黑，布满老树皮般的皱纹，可是心灵却如瓜瓤那样又红又甜。我的童年时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老人，他们经历了艰难的一生，最后在生命的内部酿出并积聚起隽永而仁慈的美好性灵。

曾祖母至少活到八十岁以上，我四岁那年，她无疾而终。我跟她在一盘大炕上挨着睡，她死的那天晚上，把我的被褥铺好，像往常那样，如打坐的僧人，久久不动地盘腿坐在上面，为的是把被窝焐得暖暖和和的。我光身子一出溜钻进被窝，曾祖母隔着被子抚拍我好半天，直到入睡为止。那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当我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梦的时候，曾祖母在我身边平静地向人生告别了。

我睡得死，醒来时天大亮。平时曾祖母早已起床下地，坐在圈椅里跟祖母说话，今天为甚仍稳睡着？侧脸一瞧，一双绣花的新鞋露在曾祖母的被头外面，不是过大年，为甚穿新鞋？还有，她怎么头朝里睡？我愣怔地坐起来，看见姐姐立在门口嘤嘤地哭泣，屋里有几个大人靠躺柜立着。我坐起来。刚喊了声“老娘娘”  (家乡对曾祖母这么叫，第一个“娘”读入声)，就被一双有力的手臂连被窝一块抱走，送到父母住的屋子里。我哭着，我并不晓得曾祖母已死，喊着“老娘娘……”这时我才听见我的几个姐妹也都哭喊着“老娘娘”。

我家的大门口平放着一扇废弃的石磨，夏日黄昏，曾祖母常常坐在上面。我从远远的街角一露面，她就可着嗓门喊我：“汉子，汉子，快过来!”我们家乡女人把丈夫才叫“汉子”。曾祖母“汉子汉子”地叫我，引得过路的人狂笑不止。这个细节一直没有忘记。我跑到她身边，她牵着我的手走进大门。一进大门，有一间堆放麦秸的没门没窗的房子，麦秸经过碌碡压过以后很柔软，我们叫“麦滑”。当年的麦秸都有股浓馥的太阳味儿，我自小觉得凡太阳晒过的东西都有一股暖暖的甜味儿。在收割季节的庄稼叶子上能闻到，地里的土坷垃上能闻到，熟透的“灯笼红”香瓜散发出的太阳味儿最浓。

曾祖母叮咛我：“你看着，不要让人来。”我心里全明白，假装着懵懵懂懂，隔着麦秸，我早闻到了诱人的灯笼红的香味。曾祖母跪在麦秸上，双手往里掏，掏得很深，半个身子几乎埋进麦秸里，麦秸里沉聚的芬芳的太阳味儿被扬了起来，刺得鼻孔直痒痒。她终于掏出三五个“灯笼红”，逐个闻一闻，挑出其中最熟的一个递给我，把剩下那几个又深深地寄在麦秸里面。家乡话中的“寄”是藏匿的意思。甜瓜寄在麦秸里两三天，能把半熟的瓜酿得全熟，浓浓的香味溢出了瓜皮。香味正如同灯放射出的光芒，只不过不像灯光能看得见。其实跟看得见也差不多，一闻到香味就等于看见红烁烁的瓜瓤了。我们回到大门口磨盘上坐着，曾祖母眼瞅着我一口口地把瓜吃完。

我连曾祖母的姓和名字都不知道。她留给我的只有上面说的一些梦一般的事迹。隐约地记得她个子很矮小，穿的袄肥而长，宽大的袖口卷起半尺来高，里面总寄放些小东西，她会从里面给我掏出几个醉枣或麦芽糖。对曾祖母的手我还有记忆。她总用干涩的手抚摸我的面孔，晚上当我钻进被窝，她的手伸进被窝久久地缓慢地抚摸着我，从胸口直抚摸到脚心，口里念念有词：“长啊，长啊!”我现在仍能隐隐感触到她的手微微颤动着，在我的生命的里里外外……别的，关于她，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她早已隐没进了无法忆念的像大地一般深厚的历史的内腔之中了。

听说曾祖母年轻时性子很刚烈，说一不二，村里有个姓王的武举人是全县有名的摔跤场的评判，都怕她三分。到了晚年，她却异常地温厚，像收完了庄稼的一块田地，安静地等着大雪深深地封盖住它。她从人世间隐没了，回归到了生养她的浑然无觉的大自然。大自然因他们无以数计的生命的灵秀和甜美而更加富有生育的能力。

祖母的呼唤

导读：

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呼唤》一诗中写道：

就像小的时候

在屋后那一片菜花田里

一直玩到天黑

太阳下山，汗已吹冷

总似乎听见，远远

母亲喊我吃晚饭的声音

可以想见晚年

太阳下山，汗已吹冷

五千年深的古屋里就亮起一盏灯

就传来一声呼叫

比小时更安慰，动人

远远，喊我回家去

哪一个玩得昏天黑地的淘气孩子没有听到过亲人这样的呼唤？这声音里充溢着亲人殷切的关爱。

牛汉写祖母的呼唤，抓住了两点。

第一是声音的“清晰”：“她的声音最细最弱，但不论在河边，在树林里，还是在村里哪个角落，我一下子就能在几十个声调不同的呼唤声中分辨出来。她的声音发颤，发抖，但并不沙哑，听起来很清晰。”以至于她单独的呼唤“声音格外高，像扩大了几十倍，小河、树林、小草都帮着她喊”。这里拟人的修辞法活化了“我”当时的幻觉，给人的感觉是，他被祖母的声音包围，也被祖母的慈爱包裹。在作者细致的描写中，门框和门边都留下了这种呼唤的痕迹。不是年长日久，不是舐犊情深，何以至此呢？

第二是声音中关于“狼”的警告：“旷野上走路，千万不能回头！”这句话本来是因为真的有狼，后来却成为作者人生的座右铭。亲人的生命，在他身上延续。

这样，牛汉的回忆就带上了自己的特点。

文中的比喻手法也值得注意。比如开篇，作者把耳朵里的声音比喻成水珠或者水线，就非常精彩。

在一篇文章里，我说过“鼻子有记忆”的话，现在仍确信无疑。我还认为耳朵也能记忆，具体说，耳朵深深的洞穴里，天然地贮存着许多经久不灭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不是心灵的忆念，更不是什么幻听，它是直接从耳朵秘密的深处飘响出来的，就像幽谷的峰峦缝隙处渗出的一丝一滴叮咚作响的水，这水珠或水线永不枯竭，常常就是一条河的源头。耳朵幽深的洞穴是童年牧歌的一个源头。

我十四岁离开家乡以后，有几年十分想家，常在睡梦中被故乡的声音唤醒，有母亲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有祖母深夜在炕头因胃痛发出的压抑的呻吟。几十年之后，在生命承受着不断的寂闷与苦难时，常常能听见祖母殷切的呼唤。她的呼唤似乎可以穿透几千里的风尘与云雾，越过时间的沟壑与迷障：

“成汉，快快回家，狼下山了!”

我本姓史，成汉是我的本名。

童年时，每当黄昏，特别是冬天，天昏黑得很突然，随着田野上冷峭的风，从我们村许多家的门口，响起呼唤儿孙回家吃饭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极少，总是母亲或祖母的声音。喊我回家的是我的祖母。祖母身体病弱，在许多呼唤声中，她的声音最细最弱，但不论在河边，在树林里，还是在村里哪个角落，我一下子就能在几十个声调不同的呼唤声中分辨出来。她的声音发颤，发抖，但并不沙哑，听起来很清晰。

有时候，我在很远很远的田野上和一群孩子们逮田鼠，追兔子，用锹挖甜根苗(甘草)，祖母喊出第一声，只凭感觉，我就能听见，立刻回一声：“奶奶，我听见了。”挖甜根苗，常常挖到一米深，挖完后还要填起来，否则大人要追查，因为甜根苗多半长在地边上。时间耽误一会儿，祖母又喊了起来：“狼下山了，狼过河了，成汉，快回来!”偶然有几次，听到母亲急促而愤怒的呼吼：“你再不回来，不准进门!”祖母的声音拉得很长，充满韧性，就像她擀的杂面条那么细那么有弹力。有时全村的呼唤声都停息了，只有耍野成性的我还没回去，祖母焦急地一声接一声喊我，声音格外高，像扩大了几十倍，小河、树林、小草都帮着她喊。

大人们喊孩子们回家，不是没有道理。我们那一带，狼叼走孩子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前几年，从家乡来的妹妹告诉我，我离家后，我们家大门口，大白天，狼就叼走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狼叼孩子非常狡猾，它从隐秘的远处一颠一颠不出一点声息地跑来，据说它有一只前爪总是贴着肚皮不让沾地，以保存这个趾爪的锐利，所以人们叫它瘸腿狼。狼奔跑时背部就像波浪似的一起一伏，远远望去，异常恐怖。它悄悄在你背后停下来，你几乎没有感觉。它像人一般站立起来，用一只前爪轻轻拍拍你的后背，你以为是熟人跟你打招呼，一回头，狼就用保存得很好的那个趾爪深深刺入你的喉部。因此，祖母常常警戒我：在野地走路，有谁拍你的背，千万不能回头。

祖母最后的呼唤声，带着担忧和焦急，我听得出来，她是一边吁喘，一边使尽力气在呼唤我啊!她的脚缠得很小，个子又瘦又高，总在一米七以上，走路时颤颤巍巍的，她只有托着我家的大门框才能站稳。久而久之，我家大门的一边门框，由于她几乎天天呼唤我回家，手托着的那个部位变得光滑而发暗。祖母如果不用手托着门框，不仅站不稳，呼唤声也无法持久。天寒地冻，为了不至于冻坏，祖母奇小的双脚不时在原地蹬踏，她站立的那地方渐渐形成两块凹处，像牛皮鼓面的中央，因不断敲击而出现的斑驳痕迹。

我风风火火地一到大门口，祖母的手便离开门框扶着我的肩头。她从不骂我，至多说一句：“你也不知道肚子饿。”

半个世纪来，或许是命运对我的赐予，我仍在风风雨雨的旷野上奔跑着，求索着；写诗，依我的体验，跟童年时入迷地逮田鼠、兔子，挖掘甜根苗的心态异常的相似。

祖母离开人世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了，但她那立在家门口焦急而担忧地呼唤我的声音，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远方飘荡着：

“成汉，快回家来，狼下山了……”

我仿佛听见了狼的凄厉的嗥叫声。

由于童年时心灵上感触到的对狼的那种恐怖，在人生道路上跋涉时我从不回头，生怕有一个趾爪轻轻地拍我的后背。

“旷野上走路，千万不能回头!”祖母对我的这句叮咛，像警钟在我的心灵上响着。

我的第一本书

导读：

表面上，《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国语》课本，实际上不如说写的是同学之情。

作者首先说他的童年“没有幽默”，实际上我们还是会读到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全班一共三个学生，“我”考到第二名，只比一个不会数数的同学好。好笑的是，不知情的父亲一开始还夸奖了“我”。更好笑的是，“我”之所以只考了第二名，是因为写错了名字。作者天天带着两条狗去上学，课本的第一个字也是“狗”。好笑的是，他有意让两只听话的狗扰乱课堂秩序，遭到了老师的训斥。更好笑的是，老师后来还夸狗很聪明。

但是，在整篇文章里，好笑的场面是穿插，好笑背后还有苦涩。为了每人一本课本，两个孩子别出心裁地把书割成两半。穷苦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两人相濡以沫的温情，都很让人感动。

从乔元贞对求学的渴望和二黄毛勇敢的抗战生涯看，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的作者，回忆起当年的同学，是不免无常之感的。

这篇文章，交替渲染着欢乐和苦涩，又把两种情绪糅合在一起，最后，欢乐和苦涩难分彼此了。结尾呼应开头，点出了“人不能忘本”的主题。

前几天诗人蔡其矫来访，看见我在稿纸上写的这个题目，以为是写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说：“不是，是六十年前小学一年级的国语课本。”他笑着说：“课本有什么好写的？”我向他解释说：“可是这一本却让我一生难以忘怀，它酷似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中的一组画，不过看了很难笑起来。”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间感应到的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幻梦。

我们家有不少的书，那是父亲的，不属于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带回一箱子书和一大麻袋红薯。书和红薯在我们村里都是稀奇东西。父亲的藏书里有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还有《新青年》、《语丝》、《北新》、《新月》等杂志。我常常好奇地翻看，不认字，认画。祖母嘲笑我，说：“你这叫做瞎狗看星星。”那些本头大的杂志里面，夹着我们全家人的“鞋样子”和花花绿绿的窗花。书里有很多奇妙的东西。我父亲在离我家十几里地的崔家庄教小学，不常回家。

我是开春上的小学，放暑假的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我正在院子里看着晾晒的小麦，不停地轰赶麻雀，祖母最讨厌麦子里掺和上麻雀粪。新打的小麦经阳光晒透得发出甜蜜蜜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催梦。父亲把我喊醒，我见他用手翻着金黄的麦粒，回过头问我，“你考的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摸摸我额头上的“马鬃”，欣慰地夸奖了我一句：“不错。”祖母在房子里听着我们说话，大声说：“他们班一共才三个学生。”父亲问：“第三名是谁？”我低头不语，祖母替我回答：“第三名是二黄毛。”二黄毛一只手几个指头都说不上来，村里人谁都知道。父亲板起了面孔，对我说：“把书本拿来，我考考你。”他就地坐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拿，背书认字难不住我，我怕他看见那本凄惨的课本生气。父亲是一个十分温厚的人，我以为可以赖过去。他觉出其中有什么奥秘，逼我立即拿来，我只好进家屋把书拿了出来。父亲看着我拿来的所谓小学一年级《国语》第一册，他愣了半天，翻来覆去地看。我垂头立在他的面前。

我的课本哪里还像本书!简直是一团纸。书是拦腰断的，只有下半部分，没有封面，没有头尾。我以为父亲要揍我了，没有。他愁苦地望着我泪水盈眶的眼睛，问：“那一半呢？”我说：“那一半送给乔元贞了。”父亲问：“为什么送给他？”我回答说：“他们家买不起书，教师规定，每人要有一本，而且得摆在课桌上，我只好把书用刀砍成两半，他一半我一半。”父亲问我：“你两人怎么读书？”我说：“我早已把书从头到尾背熟了。乔元贞所以考第一，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把‘史承汉’的‘承’字中间少写了一横。”父亲深深叹着气。他很了解乔元贞家的苦楚，说：“元贞比你有出息。”为了好写，后来父亲把我的名字中的“承”改作“成”。

父亲让我背书，我一口气背完了。“狗，大狗，小狗，大狗跳，小狗也跳，大狗叫，小狗也叫……”背得一字不差。

父亲跟乔元贞他爹乔海自小是好朋友，乔家极贫穷，乔海隔两三年从静乐县回家住一阵子，他在静乐县的山沟里当塾师，脸又黑又皱，脊背弓得像个“驮灯狮子”(陶瓷灯具)。

父亲对我说：“你从元贞那里把那半本书拿来。”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送给人家的书怎么好意思要回来？元贞把半本书交给我时，哭着说：“我妈不让我上学了。”

晚上，我看见父亲在昏黄的麻油灯下裁了好多白纸。第二天早晨，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子里，把两本装订成册的课本递给我。父亲的手真巧，他居然把两半本书修修补补，装订成了两本完完整整的书，补写的字跟印上去的一样好看。父亲把两本课本用牛皮纸包了皮，在封皮上写上名字。元贞不再上学了，但我还是把父亲补全的装订好的课本送给他。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对于元贞来说，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本书。

父亲这次回家给我带回一个书包，还买了石板石笔。临到开学时，父亲跟我妈妈商量，觉得我们村里的书房不是个念书的地方。老师“弄不成”(本名冯百成，因为他干什么事都办不成，村里给他取了这个外号)，我父亲很清楚，他，人忠厚却没有本事。父亲让我随他到崔家庄小学念书。我把这本完整的不同寻常的课本带了去。到崔家庄之后，才知道除了《国语》之外，本来还应该有《算术》和《常识》，因为“弄不成”弄不到这两本书，我们就只念一本《国语》。

还应当回过头来说说我的第一本书，我真应当为它写一本比它还厚的书，它值得我用崇敬的心灵去赞美。

我们那里管“上学”叫“上书房”。每天上书房，我家的两条狗(一大一小)跟着我。课本上的第一个字是“狗”，我有意把狗带上。两条狗小学生一般规规矩矩地在教室的窗户外面等我。我早已经把狗调教好了，当我说“大狗叫”，大狗就汪汪叫几声；当我说“小狗叫”，小狗也立即叫几声。“弄不成”在教室里朗读课文时，我的狗却不叫，它们听不惯“弄不成”的声调，拖得很长，而且沙哑。我提醒我的狗，轻轻喊一声“大狗”，它就在窗外叫了起来。我们是四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引得哄堂大笑。课没法上了。下课后，“弄不成”把我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看在你那知书识礼的父亲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打你手板了。”他罚我立在院当中背书，我大声地从头到尾地背了出来。两只狗蹲在我的身边，陪我背书，汪汪地叫着。后来老师“弄不成”还夸我的狗聪明，说比二黄毛会念书。

抗日战争期间，二黄毛打仗不怕死，负了几回伤。他其实并不真傻，只是心眼有点死，前几年去世了。他的一生受到乡里几代人的尊敬。听说乔元贞现在还活着，他一辈子挎着篮子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叫卖纸烟、花生、火柴等小东西。

诗人蔡其矫再来我这里时，一定请他看看这篇小文，我将对他说：“现在你该理解我的心情了吧!”我的第一本书实在应当写写，如果不写，我就枉读了这几十年的书，更枉写了这几十年的诗。人不能忘本。

打枣的季节

导读：

文章第一段总写了打枣的季节、人物和大致的场景，以“打枣捡枣都十分有趣”作结，同时引起下文，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接下来的段落，作者先交代了家里枣树的分布情况，然后分别描述了正式打枣前的采摘和醉枣的制作，正式打枣的快乐，以及祖母在打枣时的感慨，层次分明、清晰。

作者描述时并不是面面俱到，他善于使用精巧的比喻抓住整体的气氛。他写醉枣的香气，是“仿佛绽开了一朵奇异的香喷喷的仙花”。无声无形的气味的扩散，用开花来形容，一下子就真实可感，如在目前。他写“光芒四射”的枣子落在人身上，会“朝四面八方溅射”，把打枣人变成“能发光的神话里的人物”。那么，枣子就好比是倾斜而下的瀑布、辉耀四方的太阳。这是多么细腻、敏锐的感受力！

这就是诗。与诗性大发的祖母一样，枣子被作者也看做了通灵的东西。于是，文章收尾部分自然而然地揣想到枣树也是快活的。“听到枣子溅落到地的声音，光芒四射地从树身上飞溅出去，晶亮如飞虹，那情景，那声音，那光彩，枣树能不感到快活吗？”是啊，快活的不光是人，也有树。树与人，合为一体，无比美妙。

麦熟一晌，从收割到净场，不过三五天工夫。打枣也有个季节，记得是在农历的八月中旬，也不过三五天，全村的枣树差不多就打光了。打枣多半是在半前晌，多由女人和娃娃们操持和尽情享受；是的，打枣确是一种使心灵快活的享受，可惜一年只能有一回。那几天，整个村庄此起彼落地爆响着一阵阵的欢腾声：先听到成千的枣子在地上蹦蹦跳跳的声音，接着就响起了孩子们噢噢的欢呼。熟透的红枣，在阳光的照耀下，忽闪忽闪地瀑布般溅落下来，在院子里滚来滚去，总有那么几颗跑到谁也难以找到的角落躲起来。打枣捡枣都十分有趣。

我家有两个院子，地势高的上头院有四棵枣树，下头院只有一棵。下头院的一棵不大结枣，它弯腰驼背，老态龙钟，有半边树干没有皮。下头院早年有个牲口圈，曾祖父在世时，我家还趁一套大车和一匹骡子。这棵枣树的皮就是被那匹骡子蹭痒蹭掉的，这是曾祖母对我说的。这棵伤残的枣树没有人管，枣子刚见点红圈儿，就被孩子们摘去大半，实际上扔的比吃的多。我不吃这棵树的枣子，我总是摘上头院挨门的那棵树的枣子，它汁多，核小，又大又甜。我们家收枣，实际上只有两棵树上有枣可打，一棵在羊圈的门口，一棵紧靠父母住的房子。这两棵树的枣子我和弟妹们都不大敢摘。

打枣前个把月，已经摘过一回，是由我攀到树上一颗颗地摘的。拣个儿大五六成熟的，满满地摘一大篮子。母亲把它们洗净装在瓷罐里做醉枣。村里做醉枣的人家不是很多。醉枣的坛子严严地封着，搁在父母房里的条桌上，开坛的一瞬间，孩子们都屏着气团团围着母亲，坛盖一开，一股浓烈的酒香枣香喷发了出来，正在院子里的祖母立刻便可闻到，笑笑说：“醉得正合适。”要是醉得酒味压倒了枣味，就不算合适。开坛时，醉枣的香气隔几家院子都能闻到，仿佛绽开了一朵奇异的香喷喷的仙花。开坛的当天，金祥大娘照例来我家要一碗醉枣，回去给当屠夫的大伯下酒。我家收枣时节，父亲从不插手，宁神静气地在屋里看他的书，炕桌上摆一碟刚刚出坛的红艳艳的胖胖的醉枣。看几页书，吃一颗醉枣。

打枣的事由我祖母主持，先命令我把整个院子扫净，一粒羊粪蛋都不能留。打枣前，我早已高举竹竿，威风凛凛站在树下听候发令。祖母再三叮咛我，切不可使劲太大，下手要轻。当枣子噗拉拉坠落，击打在我的头上、肩头上、手臂上，不但不感到疼，还有一种酥痒的快感。而且凡是落在人身上的枣子，弹跳得格外远。很小的时候，看到祖母和母亲打枣，千百颗枣子从她们身上朝四面八方溅射着，映着秋天浓艳的阳光，那种梦境般的情景，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光芒四射的红枣坠落下来，从祖母和母亲身上溅射出去，祖母和母亲变成了两个能发光的神话里的人物。如果我四十多年前把画学成，早已把这情景画了出来。

我自小认为，我的祖母是个内心灵秀的女人，她常常说出一些极有诗意的话。打枣时，她似乎诗兴大发，说，“树上的枣子不能打得一干二净，要留十颗八颗。到下雪时，这几颗留下的枣子会出奇的红，出奇的透亮。”祖母指着树尖上的那几颗晶红的枣，又说，“一来看着喜气，二来冰天雪地时，为守村的鸟雀度饥荒。”老人们说，一个村子，总会有几只不愿飞走，忍饥挨饿死守着村子过冬的鸟雀。树上的枣很难打尽，树梢的枣大都是后结的“老生子”，最后的果实往往不会成熟，枣树总是格外地护着它们，有时使着劲儿打，它们像焊在树枝上一样牢固。祖母对我说：“老生子不能打，再打，枣树会生气，明年不结枣子，或者结出来的也是苦的。”

打枣，不但女人和娃娃们快活，枣树何尝不快活!听到枣子溅落到地的声音，光芒四射地从树身上飞溅出去，晶亮如飞虹，那情景，那声音，那光彩，枣树能不感到快活吗？祖母深信不疑，我也信。

心灵的呼吸

导读：

这篇文章回忆了童年时跟音乐的接触，主要写到了两种乐器：笙和箫。

音乐是很难写的——文字的优势在于描述情境，而不是描摹声音。

高明的作者没有浪费文字去表现箫和笙的声音，他努力展现的，是两种乐器和人的不同关系。箫是只属于父亲的，是父亲的独语。因为，箫的“很轻飘的、跟夜雾融成一气的声音”，“仿佛是从父亲深奥的体腔内部流泻出来的”。这时候，父子之间忽然出现了距离，但这种距离不正是真正理解的开始？笙是吹给别人听的。虽然“所有的曲调都是很苍凉的”，传达了艰辛的生活体验，但演奏的毕竟是一个“自乐班”，场合也是五道庙前的人群之中。这样来描述两种乐器与两种情境的对应关系，音乐就不再只是没有生命的声响，而是人的精神生活的象征。

作者还详细讲解了父亲在吹奏乐器之前的准备工作，或者静候天黑，或者熏起檀香，或者清洁手脸。在尘土漫天的乡村生涯里，这种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凸显了音乐作为精神活动的高贵和纯洁，乡村生涯也因这种生活而被诗化。

除了物质生活，重要的还有精神生活。无论是音乐，还是诗，无论你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是如此。这是这篇文章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音乐，在我的童年生活里，是沉重而苍凉的存在。它也是一个世界，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并不理解，更没有真正清醒地走进它的领域。直到现在，对于音乐的理论，甚至普通常识，可以说我都不懂。但是童年时，我听到了许多真诚而朴实的响器的演奏和歌声，它像土地、阳光、露珠、微风那样的真实，强烈地感染了我。我觉得人世间确有一些美好的声音使你无法忘却，它渗透了你的生命，它沉重如种子落在你的心上，永远留在那里，生了根。童年时，我觉得音乐都是沉重的，没有使我感到过有轻的音乐。既然能够影响最难以感化的心灵，它当然是很强大的力量。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一直留在家乡，我或许能成为一个民间的自得其乐的画匠与吹鼓手，也许还是一个能捏泥人的快乐的手艺人。父亲说过我是一个可以加工的粗坯子。

父亲有两船笙，一船是黄铜的，从我能记事时起，它就摆在父亲的桌上，我觉得它很好看，竖立的竹管如张开的翅羽，知道它能发出奇异的声音，就更对它生出崇敬的感情。我十岁以后，父亲置买了一船白铜的，他特别珍爱这白铜的。但我还是喜欢那黄的，我觉得白的发冷，有如寺庙里菩萨的面孔。我母亲请人给这两船笙做了布套，把它们整个包藏起来，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除去父亲，谁也不能动它们。父亲屋里的墙上，挂着一管竹箫，我只听他吹过一次。村里的老人都说父亲箫吹得很好。他年轻时常吹，但后来不吹了。只有一次，一个秋天的黄昏，我已近十岁光景，父亲独自到房顶上，背靠着烟囱，手拄着箫，箫像是他生命的支点。我以为他要吹，等了又等，他还是不吹。我坐在房顶的一个角落，离我父亲好远，我的心灵感到一片空茫，隐隐地觉出父亲是孤独而哀伤的。第一次感到不理解他。天渐渐地暗黑下来，父亲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父亲似乎专等着天暗黑下来。我相信父亲要吹箫，我没有听过箫声，我期待着。不是听见，是感觉到了有一种很轻飘的、跟夜雾融成一气的声音，幽幽的，静穆的，一缕一丝地降落到我的心上。吹的什么曲调，我不知道，是从来未听过的声音。那箫声仿佛是从父亲深奥的体腔内部流泻出来的，像黑暗中的小溪流，你不用心去感觉，就什么也听不到。父亲什么时候不吹了，我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互相没有说一句话。箫不吹了，但那个由声音显示的情境还在，人和箫声都不愿意分离。以后我再没听见父亲吹箫了。从童年起，我觉得箫声是很神秘很沉重的，箫是接通心灵与遥远世界的甬道，就像微细的血管与心脏相通那样相依为命的关系。抗日战争以后，父亲和我流落到了比家乡还要苍凉寂寞的陇南山区，父亲又有了一管箫，但我还是没听他吹过。他一定吹过，只是不晓得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吹，真难以遇到。回想起来，我当年在陇山山沟里学着写诗，就是想找一管接通遥远世界的箫，或与箫相似的让心灵能呼吸的气管。

箫只属于我父亲个人，他只为自己吹，不要听众。笙和管子父亲经常吹，不是独自吹，是跟村里“自乐班”的人一块吹，总是在黄昏以后吹。深秋农闲以后，他们几乎天天在五道庙前的人场里闹闹哄哄地吹奏。全村人都能听到。在这个意义上说，“自乐班”真正是全村的自乐班，演奏的声音，如当空月亮，照遍了每个角落。父亲用白铜的笙吹，得到他的允许，我怀抱着黄铜的笙坐在一边学着吹，没有谁专门教过我。父亲在家里偶然对我说过几句：指头按眼，不能按得太死，声音都憋死了，音调要像呼吸那么自然才好，呼吸是随曲调的命脉而呼吸。他讲的大意是这样，因比喻特殊，我一生未忘记。我从父亲吹笙前的严肃的准备动作和神情，开始向他学习，他瘦削的双手端着笙座，嘴唇跟笙的嘴一旦接触，笙跟他的生命就在冥冥之中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没有笙，就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也就没有笙。只有这时，我才从各种响器的作用和它们的配合中悟通了一些道理。它们构成了一片如自然界那么自然的情境。“自乐班”的人大都是从口外回来的，年纪都不小了，他们受够了苦，需要解闷，当他们在一起合奏的时候，似乎忘掉了一切。所有的曲调都是很苍凉的，在苍茫之中，他们的心像雁群一般飞越过寒冷的冬天，飞越过苦难的人生。

我父亲记得很多古老的乐谱，他有一本书写奇怪的竖写的曲谱，我看不懂，全是什么“工尺……”。父亲常常一整天在琢磨它，指头轻轻地在炕桌上敲着。“自乐班”的其他人都不懂曲谱。但父亲说，他的曲谱，大都是记录了几代人流传下来的曲子，有一些是很古的北曲。解放以后，听说父亲整理出一部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请他演奏过不少次。这是我听三弟说的，父亲可从来没有向我谈过这事。

“先得摸透每个笙管的个性，”父亲对我说，他让我一个音一个音地认识笙。黄昏时，我坐在屋顶上学着吹，如果父亲正好在家，他总认真地听我吹，很少指点，最多说一句“用心好好琢磨”。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吹奏时感到很振奋。整个的生命都感触到了美妙的节奏。可以说，我对节奏的理解，就是从吹笙开始的。心灵的吐诉需要节奏，节奏能把内心的各种情感调动起来，凝聚成实实在在的音响世界，任何一个音节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不是孤立的。

童年时半夜醒来，听到沉郁的驼铃声在空旷的夜里一声声地响着，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音乐，一种长途跋涉的沉缓而坚毅的节奏。拉骆驼的老汉和一匹匹骆驼需要这苍凉而庄重的声音伴随着。村里“自乐班”演奏的声音与天空的月亮、凝重的夜雾融在一起的混沌的氛围，成为乐曲的一部分。父亲在城里一个中学教课，为了跟“自乐班”一块演奏，天天回村，第二天一早赶到城里去上课，从没有间断过。父亲这种执迷的气质我很难全部学到。

为了寻求曲谱，父亲带着笙、管、笛等和他在朔县农业学校时期的老同学马致远去五台山一趟，五台山离我家乡百十里地，马致远是五台人，跟庙里管事的僧侣认识，他俩在台怀镇住了十天半月。马致远对佛学和佛乐有很深的造诣，各种响器都能吹奏。父亲说他有一个出家人的性子。他们跟僧侣们一块儿通宵达旦地吹奏着。返回家里时，父亲抄回一厚本曲谱，庙里那个管事的送给他一个宣德铜香炉，很名贵。还带回一大块沉甸甸的檀香木。从此以后，父亲不论研读曲谱，或者独自吹奏乐器，事前先要把檀香切成一条条，在宣德香炉里熏起来，那烟在昏暗的屋子里呈乳白色。父亲全身心地沉湎其中。记得父亲由五台山回家不久，把两船笙拆卸开来，把一个个竹管擦洗得一尘不染，管簧都重新点过。整修过的笙吹起来声音特别的爽利。我吹笙时，父亲一再告诫：“把手洗净。”我是用祖母收集的麻雀粪(谁要不信，请试试，就知我说的不假)把手上的脏污搓洗干净的，一般的肥皂洗不动厚厚的积垢。父亲跟我一块吹，总要检查我的手和脸是否干净。仿佛不只是吹吹笙，是带我去一处远远的精神的净界，比走亲戚还要郑重几分。父亲和我端端地坐在炕上，面对面地吹，中间隔着一张炕桌。我当时觉得这一切的细节确有必要，它表现了一种虔诚的气氛和心境。父亲没有让我吹过管子，说我人还小，容易伤了心肺。笙主要起和声作用，是柔性子，它的圆浑的声音天然地跟檀香的烟雾相投合，而管子的声音是峻拔的，像忽上忽下飞翔在笙声的云雾中鸣唱的鸟。我隐约记得练过《得胜还朝》，是一个悲壮的曲子，曲谱早已忘了，只在心灵里感到了沉沉的深深的旋律。父亲说，“这种曲子，两个人吹奏不出气势来。”父亲夸奖我吹奏的流畅，说我的指感不笨不木。我父亲本来是有肺病的，可能是祖父传染给他的，祖父三十六岁从呼和浩特病回来，吐血死了。祖父也吹笙管。父亲说，“吹笙得法，对心肺是个锻炼。”又说，“吹笙可磨炼人的脾气。”我的性子像母亲，发躁，笙声像流水能把我的粗砺性子磨洗得光洁起来。父亲吹管子时，脸憋得通红，胸间的气似乎聚集起来朝上冲，拼命朝高高的顶峰飞越。管子是用硬木镂空制作的，握在手里很沉重，还镶着一圈圈的白铜。我父亲的嘴异常灵活地吹奏着，声音的高低强弱很难控制，每个音节，稍一不慎，松懈一下，就可能从高入云霄的顶峰摔了下来，把乐曲摔得粉身碎骨。但是非常令人奇怪的是，笙和管两种气质不同的声音竟然能奏得那么和谐，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到现在我还有一种看法，吹奏时，曲谱固然重要，但吹奏者的心境与情绪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是不可分的。黄昏后，村里的“自乐班”在五道庙前热热闹闹地演奏时的那情景、那气氛，表面上很混乱，尘土飞扬，还免不了有孩子们的哭闹声，可是一旦演奏起来，杂乱的一切都融和了。即使吹奏技术很粗俗，也一点儿感觉不出来。

如果我有一点对音乐的素养的话，那也是很原始的，主要就是从这些充满了热汗味和烟尘气的场合感受来的。我没有听见我父亲唱民歌，他性格很内向，歌儿都在心里唱。跟父亲同龄的庄稼人或者走口外回来的牧人，都经常在田野上小巷里吼唱。在这一点上我不像父亲，比父亲外露，我常常与村里的大人们一块吼唱。这些民间歌手们唱的曲子，有的有故事情节，夹着对话，有的没有词，只凭着声音宣泄几代人内心的苦闷与悲伤。我的姐妹都能唱，我们一家人就可以演唱各种的秧歌。现在这些童年时唱的民歌谣曲还能记得十个八个曲调。由于我在童年少年时期，形成对乡土音乐的迷恋，特别是父亲的音乐气质的熏陶，使我这一辈子也无法背离这深入骨髓的乡土气。

离开家乡以后，我跟音乐就没有童年时的那种全身心的接触了。作为一个世界，音乐真正的离我很遥远了。也可以说，我一生并没有进入这一个世界，只在童年那一段梦一般的时间，曾经感受到了从这个世界飘流出来的一些云朵和飞鸟似的音韵。我的父亲，我认为他是深深地走进去了。但仅仅这一点童年时得到的音乐“素养”，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诗的气质。故乡古老的音乐和谣曲养育过我稚小的心灵，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即使不去想它，它也不怪怨我，这也就是所有故乡的性格吧!

月夜和风筝

导读：

文章开头，先渲染了父亲的深沉：“在我童稚的心里，父亲很深沉，与父亲的生命得以融合的月夜和风筝也很深沉。”这等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父亲的深沉跟月夜和风筝有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个疑问往下读，我们首先惊讶地发现，作者的父亲是在夜里放风筝的。他甚至连月亮和星星都不喜欢，因为他说：“天黑透了，天才能安静下来，风筝在天上才自在。天空只有风筝和灯，只有海琴的歌，一个完美的世界。”

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作者的父亲是放风筝的高手。他振动双臂就可以把风筝送上高空，送入月光的怀抱；他放起风筝就坐在人群里抽烟，让风筝自己在天上飞翔。先是“风吹着，月光抚摩着‘天官’的彩衣，发出瑟瑟的声音”，加上灯笼以后，又是“天空出现了一颗与众不同的红色的星，摇摇晃晃的星，会歌唱的星”。都是极其美妙的画面。

只要完成了这些动作，“父亲就不停地抽烟，很少跟谁说话，他仿佛很深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这样我们才明白，父亲的深沉跟风筝的关系：他“希望风筝带着灯笼的光亮和海琴的歌，也带着他的心灵，升向高高的空旷的夜空”。作者的父亲放飞的，不仅是风筝，还有自己的希望和心灵。在现实生活中，他不免苦闷，于是高高飘扬的风筝便是一种补偿。

难怪有了风筝的月夜会“变得温暖起来”，因为这里有作者父亲深沉的期盼。作者从放风筝这件事深入了父亲的精神世界，文章因此而显得韵味绵长。

在我童稚的心里，父亲很深沉，与父亲的生命得以融合的月夜和风筝也很深沉。深沉，意味着识不透底蕴。对于月夜和风筝，父亲有许多自己的哲学和具有哲理的玄想。他当年不到三十岁，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人显得有点苍老。我正在童年，对父亲困惑不解。经过五六十年心灵的反刍，现在才渐渐地有些理解了：父亲当时精神上很困厄，活得不舒展。

父亲从来不在白天放风筝。祖母说他的风筝是属蝙蝠的。父亲说：“白天不需要风筝，白白亮亮的天空，要风筝干什么？”父亲总是当天地黑透了之后才去放风筝。奇怪的是，白天没有风，黄昏以后，常常不知不觉地来了微风，似乎不是从别处刮来的，风就藏在我们村子里一个角落，它觉得应该醒了，站直身子，轻飘飘地跑起来。有时候，白天风刮得很狂，一到黄昏便安生些，仿佛事先与父亲和风筝有过默契。

放风筝在春二月，天日渐长起来。天暗下来时，不用父亲唤我，我会跟在他后面，帮着把风筝从我家的东屋弄出来。丈把高的人形的“天官”风筝由父亲自己扛，我用双臂抱着放风筝的麻绳，缠得很紧，足有西瓜那么大那么沉。父亲悠然地看看天，说：“又是个月明的天!”只有我知道，他并不是赞美月夜，他希望的是没有月亮和星星的黑夜，“没有月亮多好。”父亲慨叹一声。实际上黑透了的夜极少。我对父亲说：“有月亮放风筝才好。”我想，天黑会闷人，有月亮能看见升天的风筝，看见红灯笼与星星在一块闪烁，还能望见海琴震颤的翅羽。父亲不答理我。到得街上，他说：“没有月亮和星星，天是囫囵的，完完整整的。”“为什么？”我问。父亲回答：“天黑透了，天才能安静下来，风筝在天上才自在。天空只有风筝和灯，只有海琴的歌，一个完美的世界。”父亲像是在吟诗。我当时还是喜欢在月明的夜放风筝，我喜欢望着朦胧的天，它越看越深，越看越高，风筝飘带上的月光跳来跳去，还能看见变化莫测的飞云。红灯摇摇晃晃，比所有的星星快活得多。如果天全是黑的，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天也看不见我们。父亲摇摇头不作解释，他清楚他那套玄想无法让我理解，而我也有我自己童稚的玄想。

父亲年轻时喜欢写诗、吹箫。他有时自言自语，以为我听不懂，听到我的某一句问话以后，他惊愕地回过头来望一望我，似乎我不应该听懂他的话。

总有一群小孩跟在我们后面吵吵嚷嚷，如果我和父亲不放风筝，这些孩子都不会到街上来，家里老人不放心他们在月亮地里跑动。我和父亲照例在一个小的广场上停下来。这里实际上是村里的一个十字路口，没有车马，就成为一处注满月光的开阔的地方。靠北边，有个高坡，父亲站在上头就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去，不需要助跑，他让我把风筝直立在丈把远的地方，在背后扶着风筝。父亲高高扬起双臂，猛地向上一拽，风筝抖动一下，被惊吓得跳起来。父亲手中的绳子一抖一拽地就把风筝逗到了空中。风筝显得很高兴，它和父亲配合得很好。一会儿风筝就升高了。风吹着，月光抚摩着“天官”的彩衣，发出瑟瑟的声音。

一到春天，村里的枣树上，总有风筝挂在树上，都是孩子们的瓦片风筝，父亲的风筝从来没有挂在树上过。我们村家家院子里，多半有几棵枣树，枣树是长不高的，风筝很容易就能越过。等到风筝放得很高以后，父亲横着身子一步一步地移到五道庙前。五道庙有结实的栅栏，父亲把绳子放尽，手里只剩下一根光滑的木棒，他把木棒横别在栅栏上。

五道庙前是个热闹的人场，这时父亲掏出烟锅，抽着后，就坐进人群里去，似乎风筝跟他无关了。这时我感到风筝只归我所有了。我担心天上风大，风筝会倒栽下来。我不时用手摸摸绳子，如果绳子绷得太紧，发出嘎吱的声响，我就对父亲说，“绳子怕要断。”“没事。”父亲对我说，“你快回去把灯笼和海琴拿来。”

这时才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跑得飞快，幸亏有月亮，看得清路，身后跟着一串孩子，仿佛我是风筝，身后的一长串孩子是风筝的飘带。“成汉哥，今天的海琴让我拿!”“成汉哥，灯笼由我拿!”

父亲的海琴和灯笼搁在东房的供桌上，蜡，我得向祖母要，蜡不能随便放，搁在供桌上，一会儿就会被老鼠吃光。我和孩子们又是一阵小跑，我当然地跑在前头，同伴们有的拿蜡，有的提灯笼。海琴由我拿，我从不让别人碰的。

父亲站起来，用手摸摸风筝的绳子，如果绳子绷得不够紧，海琴常常放不上去。父亲放海琴和灯笼不让别人插手，他先把海琴连到绳子上，再把灯笼挂在海琴下边。他总是当风筝稳定到最佳状态时，才小心地把灯笼点亮。我和孩子们鸦雀无声，等待着海琴和灯笼开始升起的一刹那，父亲异常专心，眼睛也明亮起来，不住地看天、看灯笼和海琴，只听孩子们一声喊：“海琴动了，动了!”海琴在一片欢呼声中沿着琴弦似的绳索嗡嗡地歌唱着升了上去，越升越快。我把耳朵贴着绳子谛听，真能听到远方大海的声音，嘿，大海的声音原来像一群蜜蜂在飞。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海琴和灯笼升到风筝那里。

天空出现了一颗与众不同的红色的星，摇摇晃晃的星，会歌唱的星。灯，在天空，也不过亮半个钟头。灯灭了以后，放风筝的高潮便结束。孩子们纷纷回家。我仍忠实地守望着天上的风筝。失去灯，风筝看去更明显些，它摇曳着，隐约能听到飘带噗瑟瑟的声音。灯笼和海琴也像我一样陪伴着风筝，还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直等到半夜，父亲和广场上的人都立起身来，父亲才和几个大人把风筝收了下来。如果大人们的“自乐班”还忘我地吹奏响器，何时收场就难说了。风筝在天上多半很安生，只有几次，忽然起风，父亲提早收下风筝来。风筝靠墙立着，我守着它，还守着灯笼和海琴。大人们仍吹吹打打，不愿散场。

父亲年年都要放风筝。每年都认真地把风筝修补一番，重新染一次颜色。村里放风筝的人有好多家，都没有我父亲放风筝那样虔诚和认真。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流行一个谚语：“史桂林的风筝头一份儿。”卖豆腐的老汉夸自己的豆腐说：“我的豆腐是史桂林的风筝。”父亲的风筝挂上灯笼之后，三五里内的几个村庄都看得见。

这放风筝的一套技能父亲是怎么学来的？可能是我们家乡自古传下来的，也可能是他从北京城学来的。但是，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见过有人夜里放风筝，更没见过挂海琴和灯笼的风筝？真感到奇怪和遗憾。

父亲为什么总在月明的夜放风筝，而且特别喜欢在黑夜挂灯笼和海琴，我此刻真有点理解了。如果我现在放风筝，我也一定在黑夜放，而且一定挂上灯笼和海琴。

当风筝放稳了之后，父亲就不停地抽烟，很少跟谁说话，他仿佛很深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放风筝跟他吹箫的神情很相近。他有自己放风筝的哲学，希望风筝带着灯笼的光亮和海琴的歌，也带着他的心灵，升向高高的空旷的夜空。

后来，到了四十年代，我知道，父亲在家乡那些年写过不少的诗，有旧诗，也有新诗，从来没有发表过，他似乎没有想到过要发表。

还有，父亲一生嗜酒。他放风筝之前，喜欢先喝点我祖母酿的黄酒。我们家乡的春二月，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夜间是很冷的，有月光的夜更加清冷清冷。

似乎一旦风筝连同海琴和灯笼升到天上，月夜就变得温暖起来。至少我父亲的感觉是这样。

海  琴

导读：

生活中很少有人见到过“海琴”这种东西。看到题目，读者都不免猜想：海琴是什么琴呢？

可是作者没有一上来就解释海琴是什么东西，他制造了一派悬疑故事的气氛：月黑、风高、兀立的枣树、掠过的乌鸦、张望和谛听的人   影……这就给海琴的出场做好了铺垫。

接下来三段，文章分别讲了海琴的用途、构造和原理，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叫琴？为什么不叫蝴蝶琴，而叫海琴？”。读者被作者带进了文章所展示的神奇场景中，跟作者一起困惑着。

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海琴是根据它发出的声音命名的。文章对声音的描写很生动：“仿佛是一群炸窠的蜜蜂，嗡嗡地护着蜂王，在天空旋飞。又仿佛觉得不是一根绳索在弹奏，而是弹着无数根弦子。”灯笼的红光与琴声相伴，一颗星在黑夜的天空中摇曳，坐在房子里的人都能隐隐听到海琴的演奏。经过一番悬疑、铺垫、展示，谜底揭开，至此，文章达到高潮。

红光熄灭，只剩下海琴“寂寞的叹息”。这里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法，文章于是也进入尾声。作者又补叙了海琴声音清亮的原因，以及他对海琴的深切怀念。

末尾只有一句话：“真希望海琴不要失传。”简洁，凝练，饱蘸深情。

春二月，刚吃过晚饭，天就暗黑暗黑的了，星星出的还不全。风不大，可冷冷的很有气势。祖母手扶羊圈门口那棵老枣树，兀立着，面朝南边的天，她不住地在张望和谛听。乌鸦从头顶掠过去，只听哇的一声，却看不见飞的影子。但我心里知道，祖母正在张望着什么，谛听着什么，因为我也正朝那个方向痴痴地望着听着。

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这个时刻，我父亲在五道庙前，要把海琴和点亮的灯笼，一块向已经稳在高空的风筝送上去。点亮的灯笼，红光闪烁，如果与风筝一块升空，肯定当下就着了起来，不但灯笼烧光，怕还得祸及风筝。因而只能等风筝升在空中，稳定了之后，才有可能送上去。可是怎样把点着的灯笼送到高高的风筝那里去呢？这就得靠海琴。

海琴，形状似展开双翅的蝴蝶，是用纸和竹制作成的，上面描绘着彩色的图案。为什么叫琴？为什么不叫蝴蝶琴，而叫海琴？最初我都不明白。问过父亲，他回答说：“你只要看过听过海琴升到风筝那里一回，你就全明白了。”

海琴的上端，在两翼之间，有一个铁丝做的环套，可以连在风筝的绳索上，海琴的下端挂着灯笼。一旦灯笼里的蜡烛点着了，热气上升，从灯笼顶部的空洞冲冒出去，直冲着海琴的两翼，产生出浮力，海琴带着红灯笼，便沿着绳索，歌唱着向上升去。

父亲对我说：“把耳朵贴着绳子。”

我把耳朵赶紧贴向绷得像弓弦的绳子，果然便听见海琴抚着绳索，奏出了非常奇妙的大海的音乐，不同于板胡，不同于笙。仿佛是一群炸窠的蜜蜂，嗡嗡地护着蜂王，在天空旋飞。又仿佛觉得不是一根绳索在弹奏，而是弹着无数根弦子。可能上边风紧的缘故，声音越听越响。等到海琴和灯笼升到风筝那里就停下来，变成一颗红的星悬在空中，漆黑的夜空上，只有这一颗星微微地在摇动。琴声并未消失，还在不停地演奏着，只是没有上升时那么洪亮罢了。

其实，耳朵不贴着绳索，也能听到海琴演奏的音乐，全村的人坐在房子里都能隐隐地听到，就像滨海的人都可以听见海韵。

“看，送海琴和灯笼了!”孩子们在小巷里嚷嚷着。

祖母望着天空摇动着的红灯笼说：“今天的灯动荡得厉害，恐怕风筝不好收下来 。”她担心儿子的胳膊又要疼几天。

假如风大，收风筝时需要几个男人的力气，才能把风筝拽下来。

灯笼里的蜡烛一旦烧尽，红亮的星星就殒灭了，只听到海琴的寂寞的叹息。

父亲扎的风筝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是人形的“天官”风筝，足有丈把高。用的绳子是麻的，浸过蜂蜡，这是为了让海琴能快捷地上升，并且演奏出的声音清亮一些。

童年时，我没有见过海，但我从海琴声中听到了大海美妙的旋律。后来，我见到大海，大海的涛声当然比海琴的声音要雄浑得多，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我童年的海琴，即使是交响乐，也淹没不了海琴声音：

嗡嗡，嗡嗡……铮铮，铮铮……

令人遗憾的是，离开故乡之后，再没有看到有人在夜里放风筝，并且把海琴和红灯笼从地上升到天空。

真希望海琴不要失传。

塑造梦的泥土

导读：

这篇文章由两个部分构成：模子的故事和泥土的故事。说到底，模子的故事也和泥土有关。

我们先是读到了一个为脱模子而忙活的少年的形象。作者写他怎样往青石上摔掷黄泥，怎样期待黄泥“醒”过来；写他怎样跑到各处去脱模子，不辞辛苦；写他的模子作品怎样逼真，怎样得到小伙伴的欢迎；写模子上的指纹留给祖母的思念……模子反映了作者年轻时候的梦。他用泥土创造着各种梦。

是泥土孕育了作者的梦。他写完模子的故事紧接着说：“我自小就觉得泥土不脏，相信泥土是很神圣的。”这就转入了泥土的故事，他认为家乡的一块黄土脉“是可以塑造梦的泥土”。模子的创作正是一种“塑造”，因而模子的故事转入泥土的故事就显得比较自然。

文章详细讲述了土脉被戏剧性地发现的过程，这块土脉的神圣和“灵气”就突出出来了。作者始终有意无意地把它写成有生命的。它的颜色是深红的，“好像充满血脉的皮肤”；用舌头舔一下，“有温热的感觉”；拿镐头挖，还成片地落下，“快活地绽成一片片花瓣”。泥土对人来说就不是冷冰冰的东西，而是亲密的伙伴，乃至仁慈的母亲。

从模子的故事进入泥土的故事，文章的感情已经开始升腾。最后作者用两段简洁的文字直抒胸臆，再次点题。

几年前，年过六旬的妹妹从老家来看我，回忆久远的往事时，她说，五十年前，我离家逃难后，我家东屋内的墙角，有我留下的许许多多捏弄的泥东西，还有一大堆从野地里挖回来的黄土。祖母盖上一领席子，怕积灰尘和麻雀粪。我在家的时候，这墙角是一块禁地，妹妹和两个年龄更小的弟弟，都不敢闯入。

那些泥东西是我用了两三年工夫捏弄出的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是脱的各种模子：有十二生肖、有树木、有古代的文臣武将。这些模子是我在寺庙里脱的。我们县城隍庙的神鬼，大革命那阵子让念书人(其中有我的父亲)用套车的缰绳全部扳倒了，只庙门口的石栏杆上还残留着很精美的雕刻。我几乎把它们都脱成为模子。晾干的模子敲起来当当作响，如钟声。

脱模子可是件大事，我几天前就得把泥和好，我把面团似的黄泥用手不停地向一块方形青石(我祖母捶衣服用的)上面重重地摔掷，直到黄泥好像出了油汗，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的，才算和好。然后用湿的破布盖起来，让它“醒”几天。泥土真的醒了过来，它容光焕发。

记得有一年，阴历七月十五到神山去赶庙会。神山又叫遗山，诗人元好问晚年的别业所在地。元好问读书楼的门窗上全是雕刻。还有雕刻在青石上的。这一带的石匠远近闻名，五台山上最有名的石牌楼就是神山附近青石村的石匠雕的。我不去看戏，只顾脱模子，脱好的模子，装在篮子里，用湿手巾盖严。游客以为我是卖吃食的小贩，“卖甚？”我掀开湿布让他们看看，有人晓得是什么，有人没见过，好奇地问半天。除去用黄泥脱模子外，神山庙会的摔跤场地也使我着迷。我想学点诀窍，长大当个受人敬仰的摔跤手。那天有忻州著名的摔跤手外号“毛猴”的出场，人又瘦又小，却会向对方借力，摔倒了几个门神似的大汉，我挎着沉甸甸的篮子，挤在人堆里，在牧马河边的场地上看摔跤，一直看到第二天黎明。手臂上挎的篮子把手压得发木也未放下来一次。

为了脱模子，最远的一次，我到过河边村(离我家四十里)。阎锡山葬他父亲的那几天，比赶庙会还热闹。听说这个老太爷死的前几年，把附近最好的石工找来修墓地，石碑、石牌坊、石桌，雕刻得比五台山上的庙还精巧，我偷偷地脱了一些模子回来。

我脱的模子有成百个之多，摆在成年不见阳光的东屋里(囤粮食、祭祖先的清静地方)，晾了满地，有了模子，我就用“醒”过来的泥，用模子一个个地脱出来。我们那里把儿女长相酷似父母，叫做“活脱没有二样”，我脱的泥东西也像“活脱”的一样。我买了颜料，有的涂成彩色的，有的我觉得不上色料倒更美气些。我自己也学着捏，捏一些简朴的东西，如鸡兔之类。我的这些泥塑，在村里孩子们中引起很大兴趣。比庙会上卖的那些泥玩艺儿不差池一点。他们向我要，有时就送给他们，有时我要“报酬”，他们用香瓜、桃和甜杏核换。

我离家以后，祖母不让弟妹们动它们，说，“那是你哥哥的命，他回家看少了几个，饶不过你们。”

祖母一九四二年去世之前，这些泥东西一直堆在那里，祖母思念我时，就掀开席子看看，说，“泥胎上有成汉的手印。”是哪个手指头的指纹，她都认得出来。

我自小就觉得泥土不脏，相信泥土是很神圣的。小时候，我们孩子问大人，“我是怎么有的？”回答总是说：“河滩上捡来的。”再问：“河滩怎么会生出我呢？”大人们笑笑说：“是用泥捏的。”我坚信不疑，泥土具有生育能力，它不但能生出人，还能生出五谷杂粮，生出各种花木。没有土，神鬼也无法生存。

我们家乡是黄土地带，黄土有黏性大的，也有黏性小的，有的金黄透亮，显得有生气，有的灰暗，无精打采。东古城有一块土脉很特别，颜色金黄之中透出微红，如孩子的脸腮，用手摸摸那土似有知觉一般，微微地颤动着。我偶然发现了这块土脉，像发现一个梦境。假如梦境也有泥土，那土一定如此美好。几十年之后，我一见到梵高画的泥土，立即想到了这堆家乡的土脉，它是可以塑造梦的泥土。

有一年，我不过五六岁，父亲带着我去东古城逮红脯鸟，东古城早已没有了城墙，但地势隆起，像是拱起的人的脊背。这里长满了浓密的矮树丛，以酸枣、枸杞为最多。我们是春天去的，酸枣枸杞的枝枝蔓蔓上，还残留着一粒粒血红的果实。父亲把几副逮鸟的夹子安好以后，对我说：“躲远点，不能出声。”父亲到一个向阳背风的地方去抽烟，他紧闭双目，谛听着周围的动静。我独自采摘酸枣，手指尖被枣刺扎得血淋淋的。

我发现了一块上上好的黄土脉。有一个很深的洞，不像人住过的，多半是掏獾子挖的。我猫腰钻了进去，发现土脉闪闪发光，颜色深红，好像充满血脉的皮肤。我发疯似的，用手去挖，哪里挖得动，我用舌头舔舔，有温热的感觉，断定不是石头。我对父亲说，“这块黄土真好，真特别。”我父亲对我说：“据说当年修文庙时，塑孔夫子像的泥就是从东古城挖的。”我当时相信一定是从这洞里挖的。我想，能塑孔夫子像的土，一定有些“灵气”。方圆几十里全是黄土，为什么只选中了这里的？

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镐头和篮子来挖。这个秘密，我从来不告诉任何人。我虔诚地跪在洞里，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能用镐头挖下一点，挖下的土不是散的，酥的，是成片成片的，像花瓣儿似的会卷了起来。我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真的，不但像花，闻一闻还有些沁人心脾的奶汁的气味。以后，我隔几天悄悄来挖一次。这种土，质地为什么这样的奇特？大概含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否则为什么能透出光彩，还有着天然的可塑性？人还没有去用它去雕塑什么，它自己已快活地绽成一片片花瓣。

我当年在家乡做梦似的捏弄出那么多的泥东西，得到同伴们的喜爱，绝不是由于我的心灵手巧，而是因为那方土脉本身有灵气，那片古老的纯净的黄土地渴望着把自身塑成最美的生命。

泥土有做不完的梦，我的童年和少年也有做不完的梦。泥土并不哑默，对于它不存在寂寞和孤独，它只有献身的静穆和渴望的天性。

泥土是我的另一个母亲，我从泥土学到心灵的语言，它的词语是奇特的，充满了激情和幻梦。

喂养小雀儿

导读：

这篇文章的记叙手法很特别。故事开始的时候作者已经捉住小雀儿，然后才补叙掏小雀儿的诀窍，接下来再回到喂养小雀儿的故事。这是一条主线。在这条主线之外，文章还安排了一条辅线，那就是父亲逮红脯鸟的故事。使用倒叙方式的高明之处是，这样处理能比较好地同时照顾两条线索。

两条线索形成了很好的对照。父亲和儿子，红脯鸟和小雀儿，鸟笼子和点心匣，听叫声和看成长，各具情态，但都反映了人和动物之间和谐的关系。人不是为了伤害动物才去捕捉它们，而是尊重它们、欣赏它们、享受它们。

更好玩的是，作者还做着“小雀儿的梦”：“白天我注视着关切着小雀儿的神奇的翅膀在变幻，夜里我就梦见自己在飞翔。”当我们看到文中小雀儿抖动初生的羽毛，第一次扑扇翅膀的描写，都会喜欢上这种小动物吧。要想到，作者把自己想象成小雀儿，那么，小雀儿的成长也是少年作者成长的写照。喂养小雀儿，实际上“是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心灵的追求”。

人和自然，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了一起。能注视着，并且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好神奇啊。能放飞自己的梦想，好幸福啊。

小雀儿，不是名贵而矫情的在笼中养的那类小鸟儿。我的家乡把麻雀叫做“小雀儿”，大概是因为它体形小，或者是身价微不足道，才这么叫的。

我家东房有两个鸟笼，制作很精致。从我记事时起，它就被废弃不用，搁置在墙角。我父亲过去可能养过鸟，也许我祖父养过。我见过祖父的照片，长袍马褂，眼睛很美，是县里的一名廪生，他会是一个玩鸟的人。

父亲带我到东古城逮过几回红脯鸟，说是要给我逮一只养在祖传的鸟笼里，但是从没有逮着过。我们只入迷地听着好多会唱的鸟在灌木丛中飞来飞去。父亲把捕鸟的夹子安好以后，坐到一边抽烟沉思，鸟儿逮着逮不着，他并不在意，他似乎不是带我来逮鸟，而是来听鸟唱的。

我问父亲，“为什么总逮不着一只呢？”父亲不回答我。我明白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他一定认为这不成为一个问题，至少不必认真对待。我感到跟父亲一块逮鸟受拘束，不能任着性子跑动，我对他说，“回家吧。”已经听鸟叫听了多半晌，尽管鸟唱得有趣，但是我惦记着家里养的那两只小雀儿，该到喂的时候了。

我逮了几十只肉多的蚂蚱，用草茎把它们串起来。小虫没有死，还在挣扎，嘴里吐着泡沫。我急着想回家，我要喂小雀儿活食。父亲对我说，“逮鸟并不一定真的要逮着鸟。能逮着当然好，逮不着，坐在这里听听鸟唱也是一种享受。”是的，那些飞鸟唱得真自由自在，它们仿佛一会儿在说着有趣的话，一会儿在尽情地嬉笑，一会儿又相对唱恋歌，跟我们村里人场上的情景差不多。回家的路上，两个捕鸟夹子一前一后搭在父亲的肩上，他似乎比逮着鸟还要舒心。他真有点像住在荒废的磨坊里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怪脾气。

我们家那两只鸟笼总在空着。城里有不少卖鸟的，八哥、百灵都有，父亲就是不买。

五六月间，麦子发黄，正是小雀儿从窠里出飞的时候。我在村里的小巷常常转悠。我晓得哪一个房檐下有小雀儿的窠，从小雀儿在窠里发出的声音，我能断定到不到掏的时候。

刚生的小雀儿是粉红的小肉球，吱吱地细声细气地叫。这时千万不可掏，养不活。我养过这种肉蛋蛋，成天张着嫩黄的大嘴要吃，不住地喂它去掉头去掉腿的小虫，让它吃最软的食，可不到两天，肚子撑得圆鼓鼓地胀死了。小雀儿死时，它痛苦，我也痛苦；它眼睛慢慢地闭起来，没毛的肉翅和腿脚抖动个不停。小雀儿死了以后，身子还是热呼呼的，这使我最为伤心。我从此就不掏刚出生的小雀儿了。

要是听到窠里的叫声变粗，而且不知疲倦地在啾唧，就是小雀儿长大了。但仍很难断定该不该掏。如果掏出来的小雀儿已经长出会扑扇的小翅膀，嫩黄的嘴尖变成褐色，就是把它抓到手，也无法管束它，养不出感情来了。它要么吃得很多，要么干脆气得不吃。这种鸟只能用绳子拴起来。它疯狂地反抗，叫得刺耳，养它干什么？但是你真的把它放生到院子里去，说，“你飞吧!”它拼命地向上蹿，但终究因翅膀还没完全长硬长全，只能贴地皮飞，一会儿撞到墙上，一会儿栽到地上。常常有几只老的雀儿，从房檐或树上嗖地落到挣扎的小雀儿的身边，去搭救它。这老的雀儿多半就是它的生身父母。我祖母一看这情景，就骂我：“造孽，下辈子也让你变个小雀儿。”有几次，我把掏出的这种小雀儿又送回到窠里。

一般说，我能从小雀儿的叫声的粗细和声调，断定正是好喂养的时候：它的肉翅上刚刚生出一点儿羽毛芽子，已能够站着走动，从眼神看出它似乎懂得了一点什么。这种小雀儿可以喂养得很恋人。但即使它长到成年，我也不会把它养在笼子里。我不用笼子养鸟，养在笼子里，为的是听鸟唱。我不是为了听才养鸟。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诗，题目是《飞翔的梦》，说的是我童年时常常梦到自己凌空飞翔。祖母对我说，“梦见自己飞，是长筋骨的好兆头。”回想起来，我常做飞翔梦的那几年，正是我入迷地喂养小雀儿的时候。

我喂养小雀儿决不是为了把它养大，让它唱好听的歌给自己解闷。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有什么好听的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把一只小雀儿养到它会唧唧喳喳叫的时候。

我把小雀儿养在点心匣子里，匣盖上钻几个窟窿，匣子里铺上些旧棉花，有时候干脆在掏小雀儿时连窠端来。我天天观看小雀儿全身上下发生的细微变化。从肉里长羽毛的时候，那小雀儿一定浑身发痒，它总在不停地抖动着，在盒子上磨蹭着从肉里扎出来的一根根很醒目的羽毛。我想小雀儿一定也在做飞翔的梦。我和小雀儿的生命形态实际上处于同一个阶段。喂养小雀儿正是喂养一个飞翔的梦。用手抚摸小雀儿柔软的初生的羽毛，会感到生命的喜悦和快感。小雀儿第一次扑扇着翅膀的神态十分的动人。也就在此时，它的叫声变得宽阔起来，欢快起来。我想，它一定想唱什么。

喂养小雀儿，我全神贯注，处处为它着想。开始喂养时，不喂粮食颗粒，我到野地里逮昆虫，还到房檐下捅下马蜂窠，掏出白生生的蜂儿子(蛹)。当小雀儿张开大嘴，翅膀抖动着，我的嘴里叽叽有声地逗着它时，这一切仿佛都是生命天然的契合。喂养小雀儿能给生命以乐趣，能激发我生出许多的幻梦。小雀儿的翅膀一天一天变硬时，这种喜悦是最纯净无私的。我和小雀儿相依为命。白天我注视着关切着小雀儿的神奇的翅膀在变幻，夜里我就梦见自己在飞翔。

我的梦也是小雀儿的梦。小雀儿或许不会做梦，我替它做梦。

童年的梦里梦到自己生长翅膀飞翔的那几年，痴迷地喂养着小雀儿，是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心灵的追求。我现在才有点明白其中的奥秘。写诗的痴迷，很像童年喂养小雀儿的痴迷，有些诗，就是从心灵里飞出去的小雀儿。

掏甜根苗

导读：

注意这里的动词。掏小雀儿是“掏”，掏甜根苗也是“掏”。第三段里有点题的句子：“掏甜根苗是虔诚地求索和发现的过程，切切实实地感到是在‘套’一个难以猎取的神秘的活物。”

作者掏取壁立土坡上甜根苗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它长在很陡很高的土坡上，叠罗汉都够不到，需要动用梯子。第二，它很好看，“姿态出奇”。第三，它有灵性，得悄悄挖，否则就会跑掉。第四，它很深，刨了很深都见不到它的头颅。最后，它的头和身子一样粗。总之，是很神奇的一棵甜根苗。

有了这些神奇，它的味道才足：“它的表皮是黄褐的，用指甲去掐，像碰到石头，但它不是石头，用舌头舔舔，味儿真浓。”这不仅是因为这棵甜根苗生长年月多，更是因为经过一番艰辛的劳作，那来之不易的成果享受起来也会特别甜蜜。不过，正像文章开头说的，这时的甜蜜不是“只有甜，咀嚼不出别的什么滋味”，而是混合了索取过程的苦味。掏甜根苗的故事证实了作者开篇的议论。

结论也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一根甜根苗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和智慧才能把它从神秘的深处掏出来。”付出这么大代价得到的东西，怎么能不是甜的呢？

我自小喜欢那种自自然然的甜，带着自身本来气味的甜；不愿吃死甜死甜的东西，只有甜，咀嚼不出别的什么滋味。祖母蒸新鲜玉米时，从锅盖里蒸发出的味，用一个“甜”字不足以说明它的特点。我常常独自坐在远远的角落闻，尽情地呼吸着它。所以我不大买甜腻腻的麦芽糖吃。以甜为特点的食品，只想吃“甜根苗”，就是大家熟悉的甘草，不过，不是指枯干了的，或者切成片在中药房能买到的那种。我说的是刚从地里掏出来的湿润的充满原有汁液和气息的甜根苗。

学着大人们那种吃法，含在嘴角吮吸着。大人们干裂的嘴唇含着一节金黄的甜根苗，不用牙齿咀嚼，只咝溜咝溜地吮吸，从嘴角挂下黄色的涎水，我望着特别的馋。后来知道甜根苗是地里野长的，不用钱买，带个小锄头就能掏到。现在我已不记得是谁领我第一次去掏甜根苗了。从我两三岁到离开家，这十年光景，每年深秋，我都要起早搭黑地掏一阵子甜根苗。这不仅是因为想尝到一点甜，掏甜根苗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它给我以极大的乐趣。掏甜根苗越掏越有瘾，自己掏，自己吃，是真正的享受，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家乡把掏甜根苗的“掏”字念成去声，跟套马套车的“套”是一个音。掏甜根苗是虔诚地求索和发现的过程，切切实实地感到是在“套”一个难以猎取的神秘的活物。甜根苗深深地藏匿在土层的深处，比套马套车还要难得多，你看不见它，它仿佛老躲着你，不让你发现。据说在东北深山老林里挖人参也有这种令人心神迷乱的感觉。

我多半跟乔元贞做伴去掏甜根苗。元贞是我最忠实的伙伴，他土地般沉默着，多半天不说一句话。但他的左耳垂上挂着一只小铜铃铛，总在摇响着。乔海大娘没有闺女，只有他这一个儿子，说是如果夜里妖魔来偷元贞，铃铛一响，赶紧去拦阻，万一被诱惑走了，只要听见铃铛声，总可以把元贞找回来。我父亲对我说，耳垂上挂铃铛，不能简单地说是迷信，是人对幼小生命的祝福。铃铛是人世间一个好东西，不论挂在哪里都能发出悦耳的声音。我喜欢跟元贞在一起，默默地掏甜根苗，他的耳垂上的铃铛声可以打破沉重的寂闷。东古城太远，我俩不敢去，总到西古城去，这块地方离我家祖坟很近。西古城不像东古城那样的荒凉，是一道略略隆起的土坡，灌木丛不多。一到秋天，这里可以摘到野果，酸的苦的多，甜的少。但这里到处能找到甜根苗，我一眼就能从葳蕤的杂草之中认出它来。我跟元贞各自悄悄地掏，他一向比我掏得多，元贞总是在默默地耐心地掏，而我爱出声，一会儿骂，一会儿笑的。甜根苗仿佛是我的老相识，我一心想找一根长的粗的，成了精的。因此，我多在陡峭的土壁的缝隙里找，心想：“我要是甜根苗，我就躲在这里，让谁也攀登不上来。”我仰望着一道道风雨侵蚀的缝隙，那里滋生出来的甜根苗的枝叶特别茂盛，但土坡壁立，很难爬上去。我蹬在元贞的肩头上，举起锄头，仍然够不到，元贞说，“算了。”我说，“它躲在高处，专气我们，一定得挖下来。”折腾了一上午，也没够着那根甜根苗。

下午，我把家里的梯子扛来。临走时，祖母问我，“又掏麻雀？”我说，“不是，去西古城去掏甜根苗。”祖母担忧地说，“那里蛇可多，小心别挖到蛇洞里去。”听说曾祖父与曾祖母合葬时，在墓穴里就有一窠蛇，有几十条。西古城一带，常常看见在野草的枝茎上挂着飘飘扬扬引魂幡似的苍白的蛇蜕，阴森森怪怕人的。终于登着梯子接近了那一棵姿态出奇的甜根苗。还是由我爬上去，元贞说：“悄悄挖，不要出声，免得把甜根苗惊跑了。”我先用手把小树丛般的甜根苗揪一揪，如果根扎得浅，揪一下，土就松动起来。可这棵甜根苗，我一揪，就知道扎得很深，我把枝叶砍掉，觉得去掉了它的枝枝叶叶，甜根苗就失去了腿脚，更容易擒拿住它。土很硬实，锄太小，累得我浑身冒汗，刨了很深，还没找到甜根苗的“头颅”。甜根苗都有一颗头颅，有的小，有的大。头颅越大越好。牛很喜欢吃甜根苗，所以苗总长不高。它年年滋生，年年让牛啃，它只能气鼓鼓地憋着往下长，这种被牛年年啃的甜根苗，根总是憋得很粗。正如我在一首叫《巨大的根块》的诗写的那样，这首诗的根，深深扎在我心灵里，它的意象萌生于家乡这些甜根苗。这棵甜根苗从来没有被牛啃过，这是我没想到的。牛无法啃到它，它自由自在地生长着，也许已活了几十年了，比我还大。终于挖到了，它的头颅小得奇怪，我真有点失望。我让元贞上来看看，元贞说，没见过这样的小头甜根苗。我们决心把它挖出来，看看它究竟成不成器。“成不成器”是我父亲的口头语。在平地上的甜根苗，头颅往往很大，但根并不很粗。这一根真正特别，头跟身子一样粗，几乎有锹把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粗的。我们村里孩子把甜根苗晒干了，一捆一捆到中药铺去卖，大指头粗的就算上品，越粗越贵。这一根甜根苗我们当然不卖，当时我甚至想，“它太神了，怎么忍心吃它呢？”西古城的土是夯筑过的，经历了千百年(听说是隋朝建的)，还是那么结实。甜根苗怎么扎进去的，真是难以想象。它哪来的那钻劲，到现在我仍觉得不可理解。但是它扎了进去，而土城下边并没有什么泉水，它多半是为了躲藏，只能有这个解释。我们掏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它掏出来。根掏不到底，太深了，我们掏到的甜根苗已有三尺长，只好把它砍断。让留下的那段根去逃命吧。它的表皮是黄褐的，用指甲去掐，像碰到石头，但它不是石头，用舌头舔舔，味儿真浓。

回家后，用刀砍成两半，我和元贞平分。我这段甜根苗，每天用刀砍下一小段，去掉皮，塞在嘴里，满屯屯的，感到满足。也像大人似的，我一边走，一边咝溜，咝溜累了，把它吐出来，搁在口袋里，不知为什么，满嘴更觉甜滋滋的。这种滋味，没有经过炮制，是大自然的精气。有一点近似新鲜的玉米汁的味，但又比它浓烈十倍，我这一辈子吃过千百种味，哪种滋味都不能代替它。

掏甜根苗自始至终是一种带有探险的和神秘的经历。它不像割羊草挖甜苣菜那么简便。一根甜根苗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和智慧才能把它从神秘的深处掏出来。现在回忆起来，掏甜根苗的整个过程确是一种心灵的锻炼和享受。

去摘金针菜的路上

导读：

文字的力量很强大。在《去摘金针菜的路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前后两种非常不同的氛围。一个阴风阵阵，令人惊悚；一个欢声笑语，令人神往。

“总觉得世上处处隐藏着鬼怪和神秘的事物”，哪个小孩子没有过和年轻的“我”类似的恐惧呢？“一路走，一路唱歌，好壮胆子”，为了克服恐惧，哪个小孩子没有这样做过呢？虽然这一部分的整体情境是阴森可怖的，但作者讲述了我们相近的感受，相通的经历使我们读文章时觉得很亲切。

随着眼前开阔洼地的出现，去摘金针菜的那段幽暗的路就被抛在身后了，我们进入了金针菜、野蒜和蘑菇的清新气息所环抱的大自然之中。我们读到，金针花像在燃烧，是火焰的结晶；野蒜的气味，呛起了树上的鸟儿；蘑菇拱松了沙土，露着灰白的眼睛朝外窥望。大自然到处都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小生物，再也没有什么神秘、沉重的东西了。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之前有些紧张的心情便会放松下来。

这就是大自然。我们既能遇到可怕的苦水井、狐狸穴，也能享受美妙的金针菜、野蒜和蘑菇。这些东西都是大自然多样性的体现，缺了任何一种，大自然都会不够完整。摘一次金针菜就能体验到大自然的这种多样性，那自然是一番“美的享受”。

麦收那几天，祖母起得特别早，她对我说：“乘天凉快，你去摘一篮子金针菜回来。”临走时，祖母又叮咛我一句，“带上小铲子，捎带挖点野蒜。”

我又高兴又发怵。高兴的是，可以到河滩去玩耍半晌，那里有大片杨树林，村里娃娃们大都在那里放牛。使我发怵的是，去摘金针菜的路上有几处可怕的地方。祖母不让我带小铲子的话，我自己也会带的。有了铲子，胆子壮点。

当时我不过五六岁，胆子很小，总觉得世上处处隐藏着鬼怪和神秘的事物。这多半是因为天天晚上听大人坐在炕上讲述各种神鬼的故事而形成的幻觉和心态。比如说，朝北一出村，首先碰到一眼苦水井，井水苦涩得人不能喝，牲口都嫌。以前不止一个女人在这里跳过井。一年前一个黄昏，家里找不着祖母的人影，母亲对我说，“你到苦水井那里去找找。”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恐怖，跌跌跄跄往那里跑，狗跟着我一块跑，远远地就听到祖母低抑的哭声。我跑到苦水井那里，祖母好像没看见我似的，仍然念念有词，双目紧闭，抽噎地哭泣着。我靠着祖母坐下来，也禁不住哭了，不知道为了什么，只感到一种与黄昏同样苍凉的气氛越来越沉重，只有自己听着自己哭，才可解脱困境。过了好一阵，天黑下来，祖母停止哭泣，对我说，“咱们回去吧!”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我死了多年的叔父的祭日。但村里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到苦水井边去哭，后来我也弄明白了，因为那儿正当十字路口。孩子病得昏迷不醒时，大人们总要到这里叫魂，手里端着一盏油灯，还拿着一块红布和什么别的，多半由妈妈边走边喊孩子的名字，据说真能听见孩子的回应声。黑沉沉的夜里，井边的灯光晃摇不定，显得格外神秘。我陪母亲叫过弟弟的魂，母亲用哭腔呼唤着，声音拖得很长，生恐灵魂迷失远方的孩子听不见，井口附近好像是一处阴阳交界。

使我很害怕这一块儿地方，还有另一个缘故。从苦水井往东，有一条深深的沟，两边是几丈高的黄土坡，沟里是一条大车无法回头的官道，深夜常听到骆驼队通过，沉闷的驼铃声一到沟里，突然地响亮了起来，而且回声缕缕不绝，一到冬天，几乎天天听到驼铃声。拉骆驼的老汉总爱在沟里扯着嗓子吼唱。我从来没有从这沟里通过一回，我望都不敢望它，它似乎要吮吸人的灵魂，但这是一处必经之地，因此我非常地怵它。

另外往北还有一处，更阴森可怖，那里耸立着一段黑黝黝的古城墙，有点像南京的台城，不过没有砖石，全是黄土夯筑的，上面长满了灌木和酸枣丛。人们把这段古城墙叫做“关头”，大概早年是一个城门或者要塞的关隘。关于这一带，流传着很多鬼怪的故事。当时我觉得那些故事都没有成为过去，故事里的情景永远也不会消失。说有些深不可测的洞穴，住着一家一家的狐狸，有的老狐狸修成了精，坐在路边，两眼一眨一眨地盯着行人，吱吱地笑。如果你被它迷住了，就性命难保，把你的魂勾到洞里。希腊神话里有一种人首鸟身的女妖，在海边岩石上唱歌，能使航海的人因惑乱而溺毙，要想不被迷惑，得用蜡塞住耳朵。而我们也有制伏狐狸精的法子，它吱吱笑时，你就大声唱，狐狸最怕人唱。说是我们唱时，狐狸看到我们嘴里吐出的是火焰。这一处也是必经之路，我如何不怵？其实，从村边去长金针菜的地头那里，不过一里来路，这两块怵人的地方，不过半里地而已，当时却觉得路十分长。噩梦里才走这种路：看着近，拼命跑却跑不到尽头，只有梦醒了路才消失。一经过这里，我既不敢闭着眼睛，也不敢跑。

麦收这几天，路上断不了有人，因此，这一回，我一路上无忧无虑。从村边到关头全是坡地，一色绿茵茵的谷子地，眼界很宽。能听到官道上赶车人的吆喝声。说起来也怪，每次去摘金针菜的路上，很少碰见人。我只好一路走，一路唱歌，好壮胆子。唱什么呢？唱我从姐姐和村里女人们那里学会的秧歌。我最喜欢唱的是“水刮西包头”。刮是冲的意思。唱这支歌，嗓音须拉得很长，提得很高，几乎成为吼叫，必须把胸腔的气唱得一丝不留，只觉得把胸腔唱空了，连心肝肺都唱飞了，唱得才叫痛快呀!孩子唱得好坏就看谁一口气唱得最长。现在我还记得清楚头几句：“当天……一格朵朵云……，哦……哦……，水刮那西包头……”这歌，唱时为什么最凄惨不过？因为村里世世代代走包头的人很多，有不少死在那里。村里有好多穷人娶不起老婆，便到包头带一个老婆回家，据说是白给。我们村里有几个这么来的包头女人，眼下我家下头院就住着一个包头女人，是侯四的媳妇，人瘦小得可怜。所以不论谁一唱这歌，便可以牵动多少家人的心。我自小喜欢吼唱这支歌。我听见过几个中年妇女唱，其中有我的奶伯伯（父亲奶妈的儿子）乔宝的老婆，我叫她宝大娘。乔宝多年走包头，三五年不回家一趟。她们唱的当然不合什么唱法，她们唱的是自己的命运，唱的是她们共同的痛苦，她们真正在尽情地哭号，唱过之后，她们心里才能平静几天。我唱这首歌时，也莫名其妙地会哭喊起来。听人说，我唱的腔调很像宝大娘的哭声，说唱得既悲伤，又好听。

一过这个“关头”，我就好像走出了地狱。现在想一想，童年时的胆怯主要是对世界的不可知和神秘感引起的，也说不上是迷信或者愚昧。它反映出童稚的心态，最初接触人生和大自然时的好奇和梦幻。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当时并没有吓破我的胆子，还给予我许多神奇的梦境。

眼前是一大片开阔的低洼地，远处是白茫茫的滹沱河，没有水，河床全是沙石，在阳光下闪射出雪白的亮光。河边的一片杨树林最诱惑人，我家的地垅上生满金针菜的“三尖子”（这块地的名字）就离这片树林很近。只有到这时，我才突然听到关头那里树丛中有许多小鸟在唱。这里有不少的画眉鸟。我小跑似的直奔“三尖子”地。

路上碰到赶车的大人，都笑着问我，“是摘金针的吧？早该去摘，你家的金针长得最好。”金针菜应该隔几天摘一次，而且越摘越多。一个夏天我家最多去摘三五次，大部分让别人摘了。

“三尖子”这一带全是水浇地，庄稼长得格外葱郁，连空气都很湿润。一到“三尖子”地，嚯，金针花正开得金黄金黄，什么黄颜色都比不上金针花黄得好看，它像在燃烧，是火焰的结晶。我一朵一朵地掐，把没有绽开的留下。金针花的露水都是香的，我忍不住用嘴去吮吸那一珠一珠的会滚动的露水，黄色的花粉吸得满嘴，腮帮上也沾满了花粉。我把金黄的花一朵一朵地摆在篮子里，一会儿工夫就摘满蓬蓬松松一篮子。篮子里装不下，我就把肚兜脱下来再包一包。随后我把它们寄放在地边荫凉处，带着小铲子朝河边的树林走去。

到了林子里，才看到不但有一伙放牛的，全是本村的，还有三五成群的小闺女们在挖野蒜。在这里，偶然能采到一窝窝的蘑菇。野蒜遍地都是，要多少有多少。其实用不着铲子，手揪着那细长的青苗苗，往上一提，就提出一颗圆溜溜的雪白的蒜头，拇指头大小，我们叫它小蒜。一股辣味带着清香和根部的泥土味，让你越拔越兴奋。拔出一堆以后，把小蒜挽成一辫一辫的。树上的鸟儿飞来飞去，叫个不停，可能是被蒜味呛的，也兴奋了起来。

采蘑菇最奇妙不过，看见有一处拱松了的土，仿佛下面有什么活东西朝上顶，仔细瞧，有的已经露出了灰白的头。不是头，是蘑菇的眼睛（灰白的眼睛也是眼睛），它正朝外面窥望哩，清香的味儿一缕一缕地向上冒。千万不能粗鲁地去刨挖，你只能用手轻轻地把沙土抚摸掉，慢慢地就能露出一个一个蘑菇。下面的根很长，有一两寸，用小铲往下挖很深，然后向上一扬，整个蘑菇就刨了出来，白嫩白嫩的，真是喜人。我赶忙到附近地里扯几片南瓜叶子，把它们小心谨慎地包起来。这时候，我才开始和同村孩子们滚在一块打闹。

娃娃们全都是赤条条的，本来都穿着鞋，全脱掉了，汗热的脚掌在林子里湿润的沙土走动，实在舒坦，从脚心一直凉到了心上。我来之前，他们已摔了好一阵跤，有几处践踏得坑坑洼洼的。沙土上摔跤顶有趣，第一，摔不痛，第二，人身上沾满了沙粒，抖落时浑身有痒酥酥的感觉。张蛮比我大两岁，是全村的孩子里数一数二的摔跤手，在这儿，他当然为王。他摔跤异常机灵，最会扳人的腿脚，他两只手臂挥动起来如鹰翅一般，在对方的眼前不停地晃动，把对方的眼晃花了，仿佛看到有几十双手臂（我就看到过），用手猛推对方的胸脯，对方只要趔趄一下，他就乘势把对方的脚踝扳起来，只听到咕咚一声，人早已仰面朝天摔倒了。我在这一群孩子里从来地位很特殊，人家把我看做念书人家的孩子，经不起摔打，我在他们中间显出几分文静，一眼望上去，皮肤也远没有他们晒得那么油黑。

张蛮提醒我该回家了，他把他采的蘑菇全送给我。这时我发现闺女们早走光了，我赶紧往回走，放牛的孩子到正晌午才回家。因此我还是一个人上路。我把“三尖子”地寄放的篮子取上，这时太阳已明晃晃地升得很高。地里收麦子的人、拾麦子的人到处都是。当我走近“关头”时，我看见三五个闺女们正钻在树丛里玩，大概是找什么东西。她们怎么一点不怕狐狸精呢？

回到家里，祖母看见我篮子里的金针花，还有蘑菇，夸奖我几句。金针菜大部分晒起来了。午饭时，祖母照例为我蒸了一碗金针和蘑菇。我吃现蒸的金针菜和蘑菇跟全家人都不同，他们要蘸上调料（不过是一点醋和盐），我却喜欢白口吃。蒸蘑菇和金针菜时，老远老远就可闻到，好像藏在蘑菇和金针里面的味儿热得熬不住了，从锅盖缝里都跑了出来。我就喜欢闻这种鲜活味。每次摘金针菜，采蘑菇，直到放到锅里蒸煮，我的心灵都得到一番美的享受和大自然的熏陶。

羊群回村的时候

导读：

放羊的老汉和傻二狗都是很神奇的人。他们一个能准确地判断落雪的时间，一个能远远地感受到羊群的脚步。他们有什么诀窍？放羊的老汉靠看蚂蚁进窝，傻二狗靠闻青草气息。人与自然之间，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密切联系。

讲故事需要有角度。从描写两个神奇的人开始的羊群回村的故事，是一种很巧妙的结构，它一下子就能把读者带进故事的情境中。文字简洁，但很能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文章对场面的描写也很生动：“羊咩咩地鸣叫着，鞭子叭叭响着，挂在狗脖子上的铃铛不停地摇响，加上孩子们的欢叫，使全村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感觉人不是在迎接羊，倒是在迎接自己的亲人回家。

平均的场面描写中也有重点，那就是放羊老汉。在“我”小小的心里，他的羊皮袄、羊肚子手巾和温顺的羊眼，都使他跟羊结为一体了，像羊神一样。

“我”对放羊老汉是崇敬的，但“我”的表现其实也不错。全家人只有“我”能认清自家的所有羊，还能一眼就看出黑脸羊怀着大肚子。

此时再思考文章的题目——羊群回村的时候，我们知道，羊群回的不仅是人的村子，也是它们自己的村子。它们回村，就像人回家一样自然。这是一篇凝练、隽永的好文章。

十月的天，灰沉沉的，化不开，已经酿了几天雪，不见有一星星的雪落下来。

放羊的老汉不识字，却懂得天文，每年不迟不早，准在第一场雪下来的前几天，把羊群从十几里外的南山赶回村里。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两天后下雪？”他笑笑说：“蚂蚁知道，蚂蚁都进窝了。”

羊群进村的时候，多半在后半晌。

羊群里有我家的十四头羊，我早已盼着羊回来。

“羊进村了!羊进村了！”

还没有望见羊的影子，村西头的那个叫傻二狗的孩子(比我大两岁)，就大呼大喊起来：“喂，各家快出来认羊!”他从村的西头一直喊叫到村里的一个空场上。

“羊回来了!”孩子们一眨眼工夫聚到了空场上。还有几个大人，他们怕孩子认不出自己家的羊。

没有见羊的影子……

孩子们冲着傻二狗问：“你哄人？”

傻二狗反问：“我什么时候哄过人？”

他的确从没哄人。

从村西头那个高高的过街门楼下面，浩浩荡荡地涌来了雪白发亮的羊群，一条猎狗汪汪地吠叫着，使劲摇着尾巴，跑在羊群的前头。满街扬起了团团的尘雾，只有娶媳妇才会有这个欢腾气氛，就差没有响器班子奏起《得胜还朝》的曲子了。

我从家里跑到空场上，等着认领我家的十四头羊，全家人只有我认得清它们。我问傻二狗：“羊还没进村，你怎么晓得？你一定在村外演武厅上的高坡瞭见了羊！”

傻二狗笑笑说：“我坐在炕上闻见的。”

“闻见的？闻见了什么？”

“羊味。”

“羊毛味？羊粪蛋儿味？”我不信，疑疑惑惑地问他。

傻二狗朝我温厚地笑笑(多么像他爹的笑，他爹是走草地的汉子)：“我闻到了青草气。”

“青草气”三个字顿时让我清醒过来，仿佛真的闻到了刚回村的那些羊身上的气味，那气味，不是难闻的羊膻味。青草气特别浓，苦中带甜。几天前我到滹沱河边割过几回羊草，草的液汁几乎稠得流不起来，在镰刀刃上粘了厚厚的一层。这气味牲口都喜欢闻。我回过味来了。从南山回村的羊群，当然带着满身的青草气。青草气老远就能闻到，它生性会飞。

不过，傻二狗的鼻子真灵。他家不养羊，他给村里开杀房      (屠宰场)的赵毛放牛，他天天割草，对青草气特别敏感。

刚回村的羊，个个毛色白净发光，它们在南山深深的山谷里，神仙一般度过了半年多时光。南山一带有许多泉水，是全县唯一能产大米的水乡。南山上还有几十里松树坡(出名的风景区)，传说霍去病曾选中了这块丰美的草野屯军。在这里放牧的羊群怎么能不带青草气？连那些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风里雪里走好几百里路，身上的牲口味和草腥气还死死地恋在他们的身上。

放羊的老汉，个子不高，面孔红扑扑的，他在羊群里前前后后扬着响鞭，并非为了驱赶羊群，而是要显一显他和他的羊群的气势。羊咩咩地鸣叫着，鞭子叭叭响着，挂在狗脖子上的铃铛不停地摇响，加上孩子们的欢叫，使全村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样的情景，一年只有这么一回。放羊老汉披着翻羊皮袄(毛在外)，头上罩着羊肚子手巾，活像一头站着行走的带头老羊，连他的黄褐色的眼珠和平静的眼神，都闪着羊眼的那种宿命的温顺。

我们那里的民间传说，羊遇到危难的关头，会突然站立起来，两只尖尖的角冒着火焰，比狼还高大，比狼还凶猛，狼从来没见过站立的羊，于是被吓退了。牧羊人把会站立的羊看做羊神，几百头羊里或许才能有一头，叫做“头羊”。我相信这个传说。

放羊的老汉就是羊神，每只羊都信奉他。

当我把十五头羊赶进我家的大门，狗摇着尾巴扑上来欢迎我和羊。今年又多了一头小羊。还有一头黑脸羊，怀着大肚子，我一眼就看了出来。

秧歌进村

导读：

文章开篇交代了“秧歌进村”的背景。时间是从正月初五到元宵节，参与者有下西关、上西关、北关、王进村，各怀绝技，各显神通。这是一幅全民狂欢的画面。这样一个背景介绍，在行文上是从面到点，显得井然有序。

在写秧歌进到村子里之前，作者又把注意力放到观众那里。先写观众，自然首先是因为秧歌队伍还远，占据舞台中心的本来就是观众。而在文章脉络上，却也进一步为引出秧歌队进行了一次铺垫。

作者对观众的描写还很有次序。先是震天雷响，配合着传入观众耳鼓的悠扬的吹奏声；继之以上树的孩子，配合着映入他们眼帘的鲜花和响器；最后是立在大门口的祖母，远远地看，静静地听。这三组图像，正如摄像镜头慢慢摇过人群所呈示出来的一般，一丝不乱。

秧歌队伍的表演，这么繁复的局面，作者主要篇幅都给了主持人老汉，写他的个子、动作、声音、唱词、临场发挥……这等于是来了一个特写镜头，把秧歌表演最有特色的东西置于聚光灯下。比起平均用力，特写是能够突出重点、给读者更鲜明的印象的。抓住重点和特色，这就是剪裁。

如此剪裁的原因还在于“我”对主持人老汉的羡慕。有了老汉这个中介，秧歌进村的故事才与“我”密切相关，“我”对故乡的思念，才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和对象。那么，感情的抒发就不会流于空泛。

每年从“破五”到元宵节期间，是我们那里乡间一年之中最消闲与欢快的时候。大地和人都在休养生息。村村有一代一代形成和流传下来的表演节目，我们下西关闹的社火，是武行，与下西关的粗野民性相符，我是其中的一个不显眼的成员，因为我气色灰暗。上西关耍绿毛狮子，北关表演大脑袋李翠姐。离我们村十来里的王进村的秧歌全县出名，行头鲜亮，唱得有味，演员大半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在省城见过大世面，他们不害羞，敢表演。王进村秧歌队到下西关表演的那天招引的人最多，男女老少一两百号人，早已热热闹闹聚在关帝庙前的空场上。王进村的秧歌队还没有离开北关的无梁殿，村里的社首赵毛就派人在村口放了三响铁炮，比“震天雷”(响声最大的鞭炮)还震人，震得全村的麻雀都逃到了天上。远远地传来了响器班子悠悠扬扬的吹奏声。我们的社火队正好没出去，我跟几个调皮鬼爬到了孤零零的一棵槐树的枝杈上。秧歌队蹬着高跷，老远老远就瞭见了他们像一丛丛高挺的鲜花。响器在前边开道。不出家门的祖母，一听说王进村的秧歌进村，也面带笑容地立在大门口，祖母年轻时是个唱秧歌的好手。祖母年年都站在我家的大门口，远远地看，静静地听，她在回味自己逝去的青春。

秧歌队在关帝庙前的条凳上歇了一袋烟工夫。全班人马站起来在空场上转圈，亮相，响器吹成一片翻腾的音响的海洋。这时，派秧歌的老汉(就是当今演唱会主持人的那个角色)穿戴得很气派，他个子不高，声音很亮，听说是兵工厂造大炮的工人，他慢慢地走到空场中央，很权威地朝响器班子一挥手，吹奏立时就哑默，他笑着朝人圈拱拱手，高声地唱道：

秧歌本是男人扮，

哄得女人绕街转。

上关撵到下关看，

把绣花鞋磨成稀巴巴烂。

六十多年过去了，老汉唱的开场白，我仍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还会唱(此刻，我停下笔，闭起眼睛唱了起来)，我现在的年纪比当年派秧歌的那个老汉要老得多，仍能像童年时不走调地学着他的腔调唱。前三句唱词儿声音拉得很长，末一句词儿不是唱，是快嘴说，带着调侃的情趣，引得全场人咯咯地笑了起来。他是个很智慧的人，他的开场白音调相同，但到什么村编什么词儿，决不重复。

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已无法改变我的一生的命运了。如果我一直活在家乡，我不可能写什么诗，倒可能成为一个会逗人喜欢的民间派秧歌的老汉，而且我一定能编出一套套的唱词儿。

扫霁人儿

导读：

“霁”的意思是雨雪停止，天放晴。“扫霁人儿”就是把云扫走，让雨雪停止，天放晴的人。这个称呼来自作者老家的一种习俗。每当暴雨倾盆，发大水的时候，人们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小人儿，挂在屋檐下，期盼这个小人儿能扫去云彩，止住大雨。

有意思的是，从形象上推测，扫霁人儿是个女的，很漂亮。你看她“穿花袄花裤，头戴一顶玉米皮剪制的草帽，手里拿一把扫帚”。看来，为了扫霁，她还全副武装。作者只就衣服、帽子和装备三点去描写她，没有多余的笔墨，而她可爱的样子仿佛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还有，挂在屋檐下的扫霁人儿在空中还摇摇摆摆的，很像一个“活泼泼的精灵”。我们不由得也喜欢上了她。

作者因为很喜欢她，所以做梦梦到帮助她去扫霁。这个梦也写得很有波澜。刚上来，他的努力很有成效，黑云被扫落下界，有星星露出笑脸。可接着就是一个炸雷。他翻了几个跟头，看清了雷电的奥秘。虽然他继续努力，黑云不断坠落，可云还是密不透缝地扑过来。他远远地发现了扫霁人儿，似乎看到了胜利，可还是被一个炸雷炸得粉碎……这个一波三折、屡败屡战的过程，是很清晰的。我们由此感受到了作者的勇气和韧性。

在最后，作者把童年的记忆扩大了，他要“把梦中和梦外的黑沉沉的云天扫霁”。我们都要佩服他的勇气和韧性！

我是个多梦的人，梦醒之后什么也记不得，因此我绝对不是个擅长说梦的人。然而，有三两个童年的梦，几十年来却不断地梦了又梦，而且梦境越来越完美，仿佛我有第二个生命活在梦中。弗洛伊德把这种梦叫做“经年重复的梦”。有一个不朽的童年的梦，异常的神奇，也许全人类只我一个人做过这个梦。在这个梦中，我变成一个扫霁人儿，在乌云密布、骚动着雷电暴雨的天地间，不停地挥动一把扫帚：我——扫霁人儿，要把天空清扫得明明净净的。

我的故乡在雁门关内的滹沱河上游地带，那里三五年多半要遭一回旱灾。可是，一旦阴雨连绵或下几场暴雨，野性的滹沱河便从云中山脉滔滔而下，我家租的那几亩河滩官地(多半种高粱)，就被冲得颗粒不收。祖母只要听见滹沱河从远方呼吼而来，便立即在昏黄的油灯下(奇怪，洪水多半深夜来)，制作一个小小的扫霁人儿。她把我从梦中喊醒，大声说：“大河发水了!”我光身子登上梯子，把扫霁人儿悬挂在房檐下。也许由于有风，也许因为我的手抖动不已，我觉得那个扫霁人儿真的是个活泼泼的精灵。因此我深信她能够把天扫霁。我当年以为她既然穿的是花衣裳，一定是个女的。

扫霁人儿像城里开当铺人家的媳妇，穿花袄花裤，头戴一顶玉米皮剪制的草帽，手里拿一把扫帚(只有松鼠尾巴那么大小)，样子十分的可爱。在闪电劈来的一瞬间，我看见那扫霁人儿在空中摇摇摆摆，真的像是在不停地扫着什么。祖母双手合十，喃喃地祷告着：“扫霁人儿，扫霁人儿，快快升上天去扫云，使坏了扫帚再给你换一把新的!”

尽管扫霁人儿在空中摇摇摆摆地扫云，雨仍在哗哗地下。我觉得扫霁人儿虽是个精灵，毕竟是个秀秀气气的女的，她扫得太苦太累。夜里，我清醒地做起了梦，我变成扫霁人儿，忽忽悠悠地飞进了黑咕隆咚的天空深处，我使出了全身的力量，不停地用我家扫场院的那把大扫帚，向黑的云天挥扫着。我看见又黑又重的云，一块一块被我扫落到下界。嚯，我居然扫出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我更加信心十足地挥扫着。突然一个炸雷轰得我翻了几个跟头，我死死地握着扫帚不松手。我相信云一定怕扫帚。我终于把虚张声势的一群雷扫走了。原来雷是几大块黑油油的石头在互相撞击，撞出的火星就是下界看到的闪亮闪亮的闪电。我不停地挥扫着。在我面前，黑云一块块地坠落下去。但是我觉得云还是那么密不透缝，还是那么森森严严。云像是千万匹黑色的野兽向我扑过来，如果没有扫帚挥动，我早已被云一口吞吃了。我毕竟扫出越来越多的星星，还有几处天空透出了一点微微笑的蓝色。远远地我看见那个穿花袄花裤的扫霁人儿正在远远的天边横扫着云，黑黑的云块在她身边向下坠落着。我想朝她喊一声，却喊不出声音。一个炸雷击中了我，我觉得我被炸得粉粉碎。人已粉碎，我居然还能看见我手里的扫帚被电火烧着，如彗星般划过天空，我呜呜地哭了起来……

祖母把我推醒，说：“你哭什么？”我说：“我把扫霁的扫帚丢了!”祖母知道我做梦，笑着说：“你又不是扫霁人儿，丢了就丢了吧!”我说：“我梦见我变成了扫霁人儿，我还要去扫霁!”我哭得更伤心。窗外，雷还在狂暴而示威地轰响，雨还在哗哗地下。我对祖母哭诉着：“我还要回到梦里去!和扫霁人儿一起扫霁去!”后来，每当阴雨天气，我就在梦里变成扫霁人儿。

这个扫霁人儿的梦，我还没有做完，说不清哪天夜里，我还要进入这个神奇的童年的梦境。这个梦之所以做不完，是因为它深深地潜埋在我的心灵深处，让我不断地去梦它，亲近它，把梦中和梦外的黑沉沉的云天扫霁。

南  山

导读：

这是一篇很有示范意义的文章，脉络清晰、文字平实，值得认真揣摩、借鉴。

作者一连五个自然段，极力渲染了自己对南山的向往。南山与草地一样令人向往，它是莽莽苍苍的庞然大物，那里雪夜会下来豹子，那里有酸酸甜甜的小果子，那里是羊群和放养老汉的圣地。“哦，总是那个南山！”是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南山与诗人心有所会，而作者笔下的那个南山，却是令作者悠然神往的。

有意思的是，南山究竟是什么样子，文章始终没有一个近距离的描述。“我”与它的关系，始终止于远远地看。

没能靠近，这是事实，而文章妙就妙在这里——所谓雾里看花，愈见其美。

作者重点写的是一次火把游行。“数不清的红色的星星闪烁着”，“每一颗红星星都在活动，一摇一晃地向上浮动着，仿佛千百只风筝正挂着海琴和灯笼朝天上默默地升了上去，只是听不见海琴吹奏出的声音”。很壮观的一幅画面。关键是作者的感受：“我觉得平常那个莽莽苍苍一动不动的南山变了，灯火给山染上了神秘的颜色，整个山仿佛动了起来。”细腻而不乏真实。站到山顶，能获得这样的感受吗？

作者还特意分出笔墨补充了祖母的故事。这一转看似闲笔，实则大有深意。文章点题的话，就不动声色地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出来：“她的心灵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爱美。她的世界，最远的边沿就是南山。”最后一段不过是这一意思的延伸。文章所写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梦。这个梦的名字叫做“美”。

当童稚无邪的年代，我莫名其妙地向往两个地方：一处是口外的草地，一处是南山。口外的草地太远太冷，我做梦都梦不到那个野茫茫的地方去，果真梦到那里也会把我冻醒的。南山虽说近，立在我家的院当中，不必抬头，用眼一瞟就能望见，但对我来说，它同样是陌生的，可望而不可即。

到我长大点能在院子里跑动时，听说第一天就指着南边莽莽苍苍一动不动的那个庞然大物问：“那是甚？”“南山。”是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回答的，“为甚叫它山？”“山就是山……”姐姐去过一回南山，她当然知道什么是山了，可我还是不晓得山是什么。

一个落雪的夜。两只猫毛毛爪爪的猛地钻进我的被窝，把我折腾醒了，就在同时听见房顶上咚咚地响了几下，我问祖母：“谁在上面走动？”祖母小声说：“不要嚷，从南山下来的豹子。”“豹子，它为甚下山？”“大雪封了山，豹子饿得前心贴后心，它们下山来找吃食。”

有一天，父亲的最好的朋友佩珍伯伯送给我一枝酸刺子，金黄的豆粒大小的果子挤成了堆。我头回吃，酸透的嘴过一小会儿却甜起来。我问佩珍伯伯：“酸刺子长在哪里？”“南山。”

还有一回，放羊的老汉把我家十几只羊赶进圈，祖母对我说：“今年添了两只羊羔。”我向这个面孔红得像醉枣的老汉问：“这么长时间，你跟羊去了哪里？是去了口外的草地？”老汉笑笑，说：“全村拢总这么点羊，不值得去口外。我们去的是南山。”他提到南山时，声音变得异常柔和。他说的“我们”，是指他和他放牧的几十只羊，并没有另外一个人。

哦，总是那个南山!

我天天好奇地望着南山，天晴朗时，山上的树都看得见，有时云天雾罩的，感到几分怕人。我相信南山那里一定跟草地一样，什么都有。如果草地没有珍宝，我家祖祖辈辈为甚总有人去那里？在我家东房墙角的杂物堆里，我已经不断地发现了不少稀奇而有趣的东西：乌黑的树叉一般的鹿角，转圈镶着花边的尖顶毡帽，重得像石头似的马鞍……祖母和母亲不准我乱翻，说这些东西是上几代的老祖宗从草地辛辛苦苦带回来的。毡帽是我没见过面的祖父戴过的。这些宝贝的颜色都显得发暗，发着一股刺鼻的汗腥气和牲口气味，有点像骆驼的气味：汗加土加盐的气味。我当时已见过两回骆驼，跟牛的羊的狗的气味全不同。我还不晓得马身上发着什么气味。我的嗅觉自小十分的灵敏。几十年后，我的有些诗就是凭着嗅觉触动的灵感而写出来的，我能闻到远远的地方飘来的气味，从天上的飞云能闻到雷的气味，童年时我跟祖母说过，她不信，说：“你又不是雷公!”

童年的南山和草地多么神秘啊!

记得是一个秋夜，我刚钻进了被窝，祖母在院子里大声喊我：“成汉，快来看!”祖母向来不哄人，她的话全是真的。我翻身下炕，一出家门就看见祖母和姐姐已经站在东房顶上了，她们是两个黑影，祖母比姐姐高半个头。祖母因脚缠得特别小，平常难得上一回房，这回居然摸黑上了房，一定望到了什么迷人的远景。母亲正带吃奶的娃娃。听见我慌慌张张上梯子的动静，从她房子里冲我吼了一声：“不要上房乱跑!”我看见祖母在平坦的房顶上盘腿坐着(她因脚小，站立不稳)，“成汉，朝南山那儿看!”

我看见了，正是南山那儿，数不清的红色的星星闪烁着，仔  细一瞅，每一颗红星星都在活动，一摇一晃地向上浮动着，仿佛千百只风筝正挂着海琴和灯笼朝天上默默地升了上去，只是听不见海琴吹奏出的声音。

天上星光灿烂。虽然因天太黑十里外的南山连影子都瞧不见，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会动的红星星，南山离我们显得近了，觉得它就近在眼前。

祖母对我说：“今天是七月一日，南山七岩寺有庙会，会已散了，大人们正举着灯笼火把，领着女人和孩子翻过南山回家，山上的豹子和狼怕灯火，要不它们会伤人。”她又说：“夜里翻山不仅要举灯笼火把，男人还得带上铁齿禾叉。”七岩寺是县里的名刹，有北魏石刻，还有唐代诗人王维的读书楼。我上小学后去过。

我以为那一溜一串的灯火，升到高头就让风吹灭了。祖母对我说：“不是风吹灭的，是翻山的人到山顶了，再走，就下山，灯笼火把到了山的那一边了。”

我觉得平常那个莽莽苍苍一动不动的南山变了，灯火给山染上了神秘的颜色，整个山仿佛动了起来。

我们看了足有两顿饭的工夫，南山的灯火还不见稀少。祖母真有耐心，比我还看得入迷。后来我知道，祖母自从嫁到史家来，就不大出家门，至多在村子里走走。她的一生像一棵树生了根，又像南山那样，一动不动守着自己的命运。她只去南山赶过一回庙会，那还是她当闺女的年代。祖母家姓刘，是南关有名的会做面食的，在我们村子里，天天听到有人喊：“热包子啊!”那叫卖的人就是祖母的弟弟。庙会期间，他们全家去山下的留晖村卖肉包子。祖母因脚小，走不了山路，是搭别人家的大车去的，男人们早两天就得去搭棚安灶。女人们忙得连上山的工夫都没有。自从来我家，每年的这一天，祖母总要上房久久地观望南山的灯火。她的心灵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爱美。她的世界，最远的边沿就是南山。

第二天我一醒来就到院子里看南山。南山看去一点没变样，仍像过去那样静穆地立在那里。可我总觉得它的神气与往日不同了。我想到，昨天夜里我们观望南山灯火的那个时候，山上的豹子和狼，都远远地伏在丛林里，望着不断的灯火从它们眼前走过去，它们的心里不知想些什么，快活，还是惧怕？它们与我们坐在房顶上观看南山灯火的心情是绝对不一样的。今夜我如在南山，一定想法看一看华丽的豹子。我讨厌狼，祖母说：“狼浑身发着臊臭。”它们伤不伤人，我并不怕。

沙  漠

导读：

《沙漠》是作者十七岁时的作品。因为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作者和父亲离乡逃难，经多方辗转，此时在天水的国立五中（高中）就读。虽然只有十七岁，但这段经历显然使他身负对侵略者的仇恨。

作为蒙古族的后裔，作者还对沙漠充满感情。蒙古人世世代代都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沙漠既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威胁，也锻炼了这个民族坚韧不拔的强大意志。对于这个民族而言，沙漠是敌人和对手，也是亲人和朋友。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作者笔下沙漠的形象，因为国仇家恨和遥远的民族记忆而焕发着独特的神采。它确实很恐怖，但是，作者更想发掘的，是它那“原始的生命力”。于是，我们读到的整篇文章都浓烈地散发着慷慨、昂扬的气息。中华民族，这一老大民族，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原始的生命力”，粗野、荒蛮，但是无比坚韧，无比雄壮。

所以，作品中人与沙漠上风沙的斗争，是现实中民族战争的投影。作品中士气高昂的牧民身上，寄托了作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是沙漠孕育了这样的希望，它虽然古老，但是依旧可以从地下涌出勃勃生机。

伟大的沙漠，不也是中华大地的象征吗？

沙漠，像一个漠远而荒古的梦，用恐怖的灰色的翅帷，压盖着人们底心，永远不敢去掘发，让它的灵魂在孤寂里生锈。

沙漠是多么沉默，静穆，粗野，而又纯洁……

沙漠是世界圣洁的面容。

——永远奔扬着原始的生命力！

沙漠，大地原始的衣。而今，古老得已失去温暖，草莽像囚犯头上蓬蓬的长发，沙窝，如老年人干涸的深陷的眼瞳，贮满阴郁与困厄，用疲倦失色的光泽探寻着生命的泉流。而沙漠，多少年代生命寄托给干涸的河流，希望，永远在寂寞的岁月中埋葬着。

这寒寂的沙漠，干涸的河流，在悠悠的世代里也曾哺乳民族的婴儿，文化的硕果；在寒冷的风沙里燃着希望的热情，在蒙蒙中幽暗中瞅见上帝描绘出未来；河流也会激荡出洪波，像理想的眼睛，翩翩地穿着风沙，洒向行人，而又呼啸着耀向太阳；沙漠用先驱的步伐，领着祖先们仁慈的精灵，喂养出无尽的希望和生命的花朵。它涨滚着，用壮阔的波涛把整个民族涌起，胜利而骄傲地站着，把生命交给人类和土地，于是人类的文化像野花开放在田边，而它却渐渐地衰老了……

沙漠，民族的衰老的母亲!

它，连结着人类的心，燃着原始的爱。

当沉重的天色坠到耳边，夕阳滚下沙野，斜晖用未来派的红色抹出希望，牧民以落日唤回牛羊，纯洁的歌声让风卷向天野，像海鸥的轻歌掠过海波——

伊呵朗，沙漠!

贝伦河边草茫茫，

钻风涉水牧牛羊，

肩扛着太阳和月亮。

沙漠，我的亲娘!

撒下欢乐的种子

在这土地上——

唔啊，姑娘，

让野火在寒夜

点燃起热情高涨；

歌吧!姑娘!

火焰的金箭穿过太阳；

同听着的冰河欢唱，

翘望那红云追着黄风变幻

唔呵，沙漠我的亲娘……

沙漠上，没有路，也没有足迹，路有如灾难的流星飘落在天野；只有自己才会走出路痕……

赶驼人坐在驼背上吹出沙哑的歌声：

金钉铛，银钉铛，

钉钉铛铛过天山，

炒米赛不过伊犁河的芙蓉香。

狐皮裳，软马鞍，

格啊登凯，鼻烟杆

嗨呼嗨呼伊里朗……

黄昏，帐幕前的草地上，少女用灼热的胸膛，亲切地贴着大地，静静地谛听着牛羊的归来，老人们呷着奶茶拉着低哑的声调，像一支彩笔，那淳朴的语句，构出沙漠的光彩，悲哀，希望和生命的线索。

几千年来，战争的野火在沙漠上点起又熄灭，祖先们用自己的血写红沙野，而又被风沙淹没了，多少次，草原变成生的斗争的战场，留下毁灭后的荒凉，战士们将战马套上耕犁拓荒。

当长夜在沙野睁开睡眼，朝暾在山冈撕去睡衣，牧民们又蠕动在漠漠的风里，山歌，羊鸣，马啸，铎声，谱一曲沙漠的新歌……

而今，沙漠的灵魂并没有锈成泥，抗日的炮火敲碎那远古的长梦。

毒的火舌，挟着血色的烟云，像风沙驰遍沙野，它，燃起久埋在沙地的烽火，烧醒久睡的沙漠的号手。

牧民们，荷一支短铳，骑着马，迎着扑面的风火，让铁蹄牙扣着沙野，那声息是怨尤，是愤怒，是希望。

牧民的心永远连着沙漠，系着牛羊……

风沙埋去烧毁的篷帐，埋去火的鞭痕，烙印……

烧毁旧的便是新的呵!

牧民睨视那沙海连着天宇的线痕，跨上战马，在战斗里踏出一条生的血路，拾起苏醒的历史。

当春风吹起黄沙香，当雪山流下山洪，当白雪埋葬的冬日，在每分每秒的时刻中溶化，那棕色的人，棕色的马，棕色的沙漠在战斗里成长着……新的生命在阴寒里出芽，在风沙里开花。

沙漠没有老，春草，野花偎依着它。

沙漠醉了，从来没经过这般的快乐，然而它没有昏迷，它要比往日清醒得多。

沙漠，在亚细亚的大地上站起来了！

它最高……

后记

上面的散文诗《沙漠》，是我十七岁时在天水写的，我并没有去过沙漠。当时由于活得寂闷，常常梦想到一个广阔的没有樊篱的境界去解脱自己的心灵，我想象中的沙漠在冥冥中为我展开了生命可以驰骋的天地。几乎是同时，还写了一首长诗《草原牧歌》。《沙漠》里片片断断的情景早在童年时就闪现在我多梦的头脑之中了。两曲民谣，是我编写的。其中的有些词语，不做解释读者是无法理解的。“炒米”是我的家乡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时带的粮食，把小米炒熟，饿了就抓一把吃，或者泡在奶茶里当饭。也有把小米与少量的面粉和在一起，做成饼状，用刀切成小方块，在锅里焙干，闻起来油香油香的，叫做“炒刺”。“格啊登凯”是蒙语长统毡靴，我的译音可能不准确，我故乡的家里就有这种毡靴，是曾祖父穿过的。还有，我为什么突然写了伊犁河？记得我们村里有走伊犁的穷人，也有走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一辈子只跑一趟，至少去十年八年光景。家乡人把迪化叫红庙，不知有何根据。1986年我到乌鲁木齐，询问过“红庙”这个称谓，都说不大清楚，只知道乌鲁木齐河畔有一座红山，山上有寺庙，可能当时有人叫它“红庙”。我远远地望见了那个庙，但没有上去看看。现在真有点懊悔。伊犁河是我童年梦的世界里最远的地方，因而也最有魅惑力。

1986年夏天，我从伊犁河捞了几块晶莹的小石头，夜里能发光。

《沙漠》写得散乱，粗糙。但我不作修改，仍保留原先的幼稚本色，也算是童年牧歌中的一曲。

这篇散文诗，发表在西安谢冰莹编的《黄河》上，笔名牧滹。

秃手伯

导读：

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写秃手伯的故事，却从炕头的冷热说起。借串门的妇女之口，初步交代了王六老汉的大儿子的故事。秃手伯迟迟没有亮相。这很容易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实际上，作者当时也惦念得不得了，好几次晚上做梦都梦见两只手在天上飞，暗暗替秃手伯担心，“没有手，怎么活呢？”

当人们的目光完全集中到秃手伯的种种传说上时，秃手伯才真的出现在人们面前，作者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手”，听到了他的准确的故事。

但是秃手伯现身之后，我们还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小孩子都替他的生活担心，秃手伯本人是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他的遭遇的呢？我们不知道。新的悬念出现了。

读完整篇文章，不难发现，作者没有正面解决这个悬念。他只是写秃手伯一大早起来唱歌，写秃手伯用套环打水，写秃手伯敲鼓，自称也能写书……秃手伯究竟心里是怎样想的，文章没有正面告诉我们。

没有正面表现才是更好的表现。如果仔细体会，上面的一些事，已经很好地反映了秃手伯的深沉和坚强。他没有因为自己不幸的遭遇而痛不欲生，他只是坚强地、平常地活着。即使没有了手，这种人生态度，也使他“完美”。在这样的人面前，难怪作者“深深地垂下了头颅”。那是对秃手伯人格的由衷敬佩。

入冬以后，每天晚上，我们家的炕头上断不了有两三个妇女谈天说地。左邻右舍，五六家的十几盘炕，数我祖母烧的最热。这决不是夸口，是坐遍了全村几十家炕头的金祥大娘讲的，那还有差错吗？曾祖母在世时，睡在后炕，冬夜，祖母隔一个时辰就在灶膛里加一铲煤，怕老人睡不暖和。曾祖母过世后，炕还是暖和如昔，因为满炕睡着孩子。我大约四五岁时，听见乔海大娘对祖母说：“王六老汉的大儿子，从草地捎回来一双手。”祖母迷惑不解，笑笑问：“人不回来，手怎么能捎回来？”“手冻掉了。”……“两只？”“两只。”“手捎回来怎么办？”乔海大娘说：“是用一张狼皮包扎好托人捎回来的。王六老汉抱着黑糊糊的手，哭了好几天。几天以后，老汉把儿子的一双手，埋在他们家祖坟的边上，堆起一个小小的坟，没用棺材，说不吉利。”关于这一双手，炕头上坐的妇女谈了好多天。我睡在曾祖母生前睡的地方，她们谈的话我全听到了。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两只手，乌黑的，像两只张开的翅膀，忽扇忽扇地在天上飞着，不住地盘旋，突然朝下栽，正好落在了我的胸脯上。我被砸醒过来，吓得冒出一身冷汗。我对祖母讲了梦中的情景，祖母沉吟了好久，说：“这梦不该你梦见。”我问：“那该谁梦呢？”祖母说：“该由没有了手的王六的大小子去梦。”(真是怪事，祖母不识一个字，但她的话，却很符合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两只手像翅膀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梦，我恍恍惚惚梦见过好几回。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大家不谈论它了，我才再没有梦到。有一回，我路过王六家的坟地，见王六老婆的坟旁边，的确多了个小小的土堆，坟堆顶上压一块石头，我心想，这一定是为了把那两只手镇住，不让它飞出来。否则，我还得梦到它。那几年，我常常替那个远在几千里外草地的没见过面的伯伯发愁，他没有手，怎么活呢？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村里人高兴地说，王六的大小子回来了。就是那个没有了手的，论辈分，我该叫他伯伯。不幸的是，王六已死了一年。没手的伯伯初回来那一阵子，人们都去看望他，看他的“手”。很少迈出家门的祖母也去看过他。有一天，在五道庙街上，我看见一个大人，瘦高个子，挑一担水，两只袖口空荡荡的，就像戏台上的孔明穿的那号宽大衣服，看不见手。他用没有手的“手”摸摸我的头，笑着问，“你是四季老人的孙子吗？”村里人都叫我祖母“四季老人”，“四季”是我祖父的奶名。我仰起面孔说：“是，你怎么认出来的？”“你那皱眉头的神气跟你爹没有活脱二样。”我跟着他走了好远，总想看看他那没有手的……我说不上那该叫什么。没有手怎么能把水从井里打上来？他回村不久，天不亮，给村里十几家人挑水，挑水在我们村跟放羊一样，能挣口饭吃。放羊的老汉把村里这家三只那家五只的羊集在一块，赶到滹沱河边放牧，还得有点经验，挑水是简单的力气活，不用学。

这位没手的伯伯开始给我们家挑水，我们家人口不算很多，用的是五担瓮，一趟一趟，至少得挑三五回，过去挑水的人每挑一担便在挂在门框上的“志子”(劈成半拉的高粱箭秆)上，用指甲掐一道印子。他呢，两只秃手把“志子”夹起来，用牙咬一个印。我们家是他送水的最后一家，祖母让他歇一歇。正是收枣的时节，祖母把鲜红的醉枣端出一碗给他吃，这时我才仔仔细细地看清了这位伯伯的“手”。没有手，我总觉得那里应该有手。他的手是从手腕处齐楂楂地断掉的。断头处是乌黑的，像烧焦的木头。他在我祖母面前把袖子捋起来，让我们看看，祖母用粗糙的手在他的断手处抚摩了半天，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他一边吃枣，一边把他断手的经过讲了一遍。据说，这件事许多人问他，他都闭口不谈，他只跟少数跟他爹妈要好的人谈。如今他的爹妈都不在了，他是怀着向他爹妈诉说的心情向这些乡亲父老们谈的。他每谈一次，心里就轻松一点。

那一年冬天，他在离大库伦不远的一个硝皮子的作坊里当伙计，有一次他去远地办事，喝醉了酒，倒在雪地里，一只狼(“天哪，幸亏是一只。”祖母一边叫，一边嘟囔着)突然扑上来，两只爪子猛抓他的胸脯，想破膛吃喝一顿，狼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疼醒了，迷迷糊糊看见狼的眼睛瞪着他，他感到狼的毛茸茸的嘴，冰凉冰凉的，触到了他的喉部，醉酒后，喉部发热，充血，特别的敏感。当年他还不到二十岁，浑身是劲，他用两只手扼住狼的颈部，死死地扼着。他跟狼眼对眼瞪着。人们说，狼的眼睛是绿的，不对，他说，狼的眼睛是血红的。狼的爪子穿透他厚厚的皮袄，把他的胸脯撕得血淋淋的，但是，他扼着狼的脖子的两只手不松，狼活活地被他扼死了，是一只很瘦的正带崽的母狼。他当时并不晓得狼被他扼死了。他在雪地上昏厥了过去，一是因为酒劲没过，二是他跟狼搏斗时受了惊吓。他所以没在雪地里冻死，是因为他的受伤的胸膛紧贴着狼的又厚又茸的皮毛，死去的狼全身还像篝火般燥热。他醒过来一会儿，只渴得要命，手摸到狼的奶子，想挤点儿出来解渴，但奶子已冻得岩石一样硬了。过了不知多久，天亮了，人们发现了他，把他用马驮回硝皮作坊，手已经完全冻坏了，两只脚因为穿着毡靴，才得以保住。冻坏的两只手，医治不好，只能剁下来，否则会烂到胳膊，伤及生命。他不愿扔掉他的两只手，用那张狼皮包扎好，托人捎回家。只有捎回家，埋进祖坟，他才觉得自己的手还在。

我自小比别的孩子瞌睡少。冬天，天不亮我就醒了。隐约听见村里什么地方有人在悠悠地唱，听不清词儿，但知道唱的都是西口调，比我们家乡的秧歌要粗犷、高亢。这个时候，公鸡正此起彼落地打鸣，还有小栽根儿吆喝着卖黄酒的声音，他人小，声洪，音调暖呼呼的，我常常躺在炕上跟着哼唱。祖母说：“不要在炕上唱，你要唱，就出去跟你秃手伯去干嚎。”我才知道天天早上唱的人是秃手伯。唉，他一定很寂闷。

秃手伯把水挑到我家时，我对他说：“我跟你一块去。”他说：“你跟我作甚？”我说：“井口一定冻得快封口了，我带个镐头替你敲敲冰。”秃手伯说：“今天的井口已经敲大了，你要想帮我，赶明儿起个大早。”我问他：“什么时候在井口跟你会面？”他说：“我一出家门，就唱，你会听见，如果你睡得死，听不见，你奶奶总会听见。”第二天天刚明，我真的听见秃手伯在唱，我第一次听清了他唱的词儿：“阳婆上来照山红，担上担子就起身……”我们家乡把太阳叫阳婆，太阳是女性，我觉得叫阳婆比叫太阳亲切。赶到井边时，秃手伯已经在那里，他正用嘴哈着他的秃手，对我笑笑，说：“我知道你不会失信。”果然，井口几乎封死了，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像喘气似的袅袅地吐出一缕雪白的水汽。我挥动镐头用尽力气才把井口刨开。我问秃手伯：“前几天，你怎样把井口的冰砸开的？”他说：“是阁儿(村口的一个门楼)里的老汉帮我砸的。你来，他就不来了。”我来的目的本是想悄悄地看看他究竟怎样打水。我发现秃手伯的井绳上绾着五六个套环，就如套鸟的扣子一样，我全明白了。秃手伯把秃手伸进套环里面，三下两下就把水提了上来。他的手臂早已勒得树皮一样粗糙。也许他想在我面前表现技巧的熟练，有一回(我每天来帮他砸井口的冰)，我看见他的手臂没有伸进套环里，结果，水桶扑通一声掉下去了。我问他：“怎么啦？”他难为情地笑笑说，“我迷糊了一下，我常常以为手还在，能抓住绳子。真的，我清清楚楚看见了我的手。”后来，他告诉我，早几年，他还在草地，有多少次看见自己手还在，他用一只“手”去抓另一只“手”，扑了空，才清醒过来。掌柜的认为他快疯了，就把他打发回老家了。因为冬天天天来井口，我跟着秃手伯学了不少西口调，现在全淡忘了。秃手伯有手时，拉一手好马头琴，手没了，当然就拉不成了。每年冬闲时节，村里的“自乐班”聚在一起吹吹打打，秃手伯总在，他不是听众，他用他的秃手当鼓槌敲鼓，敲得十分灵活，而且带有特别的颤味，他不仅凭听觉确定音的轻重，还凭着他秃手的触觉。我父亲说秃手伯鼓敲得有味道，“水上飘”戏班子的鼓手比不上他。父亲是“自乐班”的班主，样样响器都能来，除去吹笙，还吹难度更大的管子。我也总混在中间，十岁之后，笙吹得已经很好了，成为“自乐班”的成员，当然这是后话。我看见秃手伯用秃手敲鼓的神情最为专注，眼睛微微闭着，头不住地晃动着。他们一直吹吹打打到后半夜，多半是我父亲请大家吃小栽根儿的黄酒。吃完黄酒各自回家。炕头上说话的女人们听见男人们的唱声、喊叫声，说：“他们散场了，我们也该回家。”这时，夜真正安静了下来。不，还有官道上过路的一串骆驼的铃铎声在飘响，沉沉的，闷闷的，并不扰人心灵。祖母说，后半夜全村只有一个人唱，就是秃手伯。他常常领着过路的运盐的骆驼队到井边去饮水。骆驼围成圈儿卧着，他与拉骆驼的老汉们坐在中间，既可避风，又有骆驼的热气熏着，他们哼哼哟哟唱一阵子草地上的牧歌，之后分手。我敢说，他们——这些淳朴的人，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的深秋，父亲和我匆忙离开了家乡，半个世纪悠悠地过去，我再没有回过家乡，当然，也不可能见到秃手伯了。我和秃手伯相处了六七年，比起秃手伯和那些拉骆驼的老汉们夜里欢聚的时间要长得多，秃手伯给我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友情。五十年代初，母亲来看我，提到过秃手伯，秃手伯听说我是“写书”的人，他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手如果不冻掉，也能写书。”我绝对相信。听母亲说，秃手伯晚年懊恼地说，当年真不该掐死那只带崽的母狼，几只崽子一定都饿死了。而他活下来也不过多受些罪而已。秃手伯有手时，他是草原上套马的好汉，硝皮子的能手，能吹(笛)会拉(琴)，手掉了之后，他还像有手似的顽强地活着。他比我父亲大三五岁，如果活着的话，是年过九十的人了。我默默地祝福他。不管他现在活着，还是已经死去，我清楚，当他回到大地时，埋进了西古城，他将与他的手欢聚成一个完美的人。

我深深地垂下了头颅，——秃手伯用手抚摸过的那一颗好做梦的头颅!

活着的伤疤

导读：

伤疤的故事更深地反映了秃手伯的内心世界。

作者有意从颜色和形象两方面强化秃手伯伤疤的吓人。血淋淋的胸脯，像红珊瑚，坚硬的皮肤像蚯蚓，仿佛在蠕动，让人感觉“一条条隆起的弯曲的伤疤里，似乎都生出了自己的筋骨，自己的血管，自己的神经，自己的记忆”。

带着这一身伤疤的人是多么痛苦呀！可是，我们没有见到秃手伯因这种痛苦而呻吟、哭泣、悲哀。文章里写秃手伯谈到他的伤疤，只有三个形容性的描述：“很平静”、“叹了口气”、“皱着眉头”。一边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伤疤，一边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平静。作者提供的鲜明对比，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秃手伯为什么那么平静？关于伤疤，他有自己的见解：“伤疤千万不能露给别人看，不能让人为自己承当痛苦，更不愿让谁可怜。”把个人的悲欢独自承担起来，不退缩，也不炫耀，接着“吼唱西口调”就是了。这是强大无比的人性的力量。因为平静，才更打动人。

伤疤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的一面镜子。活着的是伤疤，更是永不磨灭的人格。

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身上多半带着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疤。如果伤在手上脸上，谁都看得见，而有些伤是很难看见的。首先，他就不愿让谁看见，而有些伤，即使让你看，你也看不见。这些伤，痛在骨头里，深深地藏在倔强而沉默的心灵里，只能从他们艰难的步态(并非由于衰老，他们大都不过三十几岁的人)和深重的哮喘声中，猜想到他们曾经遭受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病痛，小灾小病难不倒他们。

秃手伯失去双手，一目了然，他无法瞒过谁，但是他那满胸脯的伤，却从来不让人看。

我也只见过一回。

有一年夏天，他一个人在河里洗身子，我悄悄地游到他身边，想帮他擦擦后背，才第一次窥见他胸脯的伤疤(只听说狼差点把他的胸脯子撕开)，不见则已，一见真让我吓得目瞪口呆。这哪里是伤疤？我心想，他回来已有两三年，再重的伤也早该结疤，但现在看见的却是血淋淋的一个胸脯，我觉得血还不住地在流，映着夕阳的光辉，秃手伯的满胸脯伤疤，像多年之后我见到的红珊瑚，从形象到颜色，都十分相像。

我惊奇地对秃手伯说：“伤口还在流血，可不能见水!”

秃手伯很平静地说：“不碍事，早已不见血了，这叫红疤，很不吉利。”

“为什么不吉利？”

秃手伯用手抚摩着自己多难的胸口，叹了口气，说：“红疤，就是说这伤还没有死。”

“还没死？”伤还有不死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的，没有死，伤还活着，天阴下雨时它不让我安生，整个心口还像那只狼在咬我撕我。”

我禁不住想去摸摸秃手伯痛苦的血红的胸脯，他没有阻拦我，但我不敢用手摸，生怕血冒了出来。

“愿意摸就摸摸，不碍事。”

“疼吗？”

“不疼。”

是的。伤疤显然没有死。我觉得它还在折磨他，哪有不疼的伤？尤其这红疤，还活着的伤疤，更不能轻信它。

几乎没有摸到一点光滑的好皮肤，蚯蚓似的隆起的密密的伤疤，仿佛在蠕动着，它们比好皮肤还要硬得多。

一条条隆起的弯曲的伤疤里，似乎都生出了自己的筋骨，自己的血管，自己的神经，自己的记忆，难怪它不死!

几十年过后，我才知道伤疤也是一种生命。看得见的伤疤，有许多一直活着，看不见的伤疤，有的也一直不死。

记得过了好多天，我问秃手伯：“你胸脯上的那些伤疤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看见？”

他皱着眉头说：“伤疤千万不能露给别人看，不能让人为自己承当痛苦，更不愿让谁可怜。”

以后我再不向他提伤疤的事。我跟他常常一起吼唱西口调。

……

有关伤疤的道理，半个多世纪之前，秃手伯就对我讲过，当时我并不理解。直到我的身上心灵上，带上了许多伤疤，也很大，也很深，而且有的到我死后，可能仍然活着不死，我才真正地悟知了伤疤这个活东西。

一斗绿豆

导读：

这是一篇很有特点的散文，讲述了“我”从姥姥家背一斗绿豆回家的故事，充满了生活气息。

周作人在《莫须有先生传·序》中说过：“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一评价，移用到《一斗绿豆》上，也很合适。

明明题目是“一斗绿豆”，可是作者先大讲了一套收集绵绵土、请回石狮子等产前准备活动，然后又说到祖母擀面条的事情，一边讲，一边还不停地补充说明这些做法的来历、讲究、道理。好容易讲到背绿豆了，穿插进来的，还有被狗吓到的小悲剧，二姨吝啬的小典故。虽然是由背绿豆的过程引发的，但从篇幅上看，这两段穿插都快赶上正面讲述的背绿豆的故事了。

这种写法很别致，也很危险。可是作者处理得很好。实际上，加上这些穿插，整个背绿豆的故事才更有情趣。

故事的喜剧结局终于回到绿豆上。“亲戚们当作笑话谈了好几年”，文章就这样结束了。没有要灌输什么大道理给读者，就是一幅很纯净的乡村生活图画。“灌注潆洄一番”，“披拂抚弄一下”，趣味就在其中了。

我生日的第二天，旧历九月十五日，母亲生下我的三弟。几天前，家里就忙碌了起来，如我在《绵绵土》里写过的，祖母让我收集一罐子圣洁的绵绵土，还要我搬梯子去五道庙附近一堵山墙上请石狮子回家来。这石狮子一尺来高，搁在墙高处的小窑洞里，谁家生孩子，便把它请走，放在婴儿的旁边守护着，满月过后送回原处。这个习俗怎么传下来的，长大以后，父亲对我解释过，说是先民游牧生活的遗迹。

为了给我母亲准备坐月子吃的杂面条，祖母把门扇大小的案板放在炕上，用锹把那么粗那么长的擀面杖，咚咚咚地擀了整整半天。祖母是我们村擀杂面条的好手，谁家有坐月子的，大都请她去帮忙两三天，她擀的面条软硬厚薄粗细都有讲究。祖母对家里人说，绿豆面不够，还差三五升，她很犯愁。母亲对祖母说，“让成汉到姥姥家要五升来，早已讲好了的。”当时我八九岁光景，父亲在太原上学，只能由我这半大男子去把绿豆背回来。有了绿豆，还得把它磨成面。祖母叮咛我：“记住，你要先给姥姥报个喜。”上路的时候，祖母煮了两个鸡蛋让我在路上吃。

去待阳村姥姥家要走三四里路，进村的时候，已是半前晌，我正要跨进姥姥家的大门坎，两条狗猛地迎了上来，爪子扑到我的肩头和胸脯上，狗认识我，本来是表示亲热，可我低着头走路，被这突然的“袭击”弄蒙了，惊慌失措，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姥姥正好在院里经过大门，听到我的哭声，赶忙跑了出来，问我，“成汉，怎么啦，你妈怎么啦？”我结结巴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妈……我妈……”姥姥一听之下，以为我母亲生孩子出了事，顿时号哭起来。走进院子以后，我揪揪姥姥的衣襟，说：“没事，没事，是喜事，我妈生了个三小子。”姥姥这才大喘了口气，把我搂在怀里说，“差点把我吓死。”听到姥姥的哭声，家里人都来到院子里，晓得刚才发生的一场虚惊，都笑了起来，对我说：“个子老大了，胆子还这么小，这点可不像你妈。”我自小神经异常的敏感，几乎有点病态。当狗扑到我的胸前那一瞬间，我真以为是狐狸精的爪子在抓我。

姥姥知道我的来意后，亲自带我到存粮食的南房。我对姥姥说：“杂面条还差半个多月的。”姥姥问我：“你能背多少？”我说：“一斗。”姥姥睁大眼冲我说：“一斗绿豆可比一斗小米沉得多。”我说：“背得动，背得动。”姥姥就用牛毛口袋满满地装了一斗。姥姥劝我说：“你分两次来拿不好吗？累着了不好。”我说：“一次背，没事。”我当时心想，这次不全背走，下次说不定就没有了，我还想到，背一斗绿豆回去，家里一定会喜出望外的。我自小不喜欢吃杂面条，我嫌它噎得慌。但我却喜欢看祖母跪在炕上精神抖擞地擀杂面条的情景，咚咚的有节奏的声音特别的悦耳。

我真没想到绿豆竟有这么沉。但既然夸了口，就决不反悔。一大袋绿豆压在瘦削的肩上，死沉死沉的。姥姥把我送到大门口，说：“路上背累了，多歇几回，路过你二姨家，好好歇一歇。”我说，“我不进她家门。”我怕二姨从口袋里挖走几升绿豆。

绿豆口袋压在肩上，越背越沉，牛毛像钢针似的扎透了夹袄，扎得皮肤生疼。夹袄几乎汗湿透了。路过二姨的村子，已经半后晌了。我拿定主意不进她家，但我刚呼哧呼哧进龙虎街，二姨就看见了我，问我背的什么，我说背的是绿豆，我妈生了三小子，杂面条不够吃。我二姨说：“坐个月子，还要一斗绿豆？”我跟她说，“你没生过孩子，怎么晓得够不够吃？”我故意气二姨。她快四十了，还没开怀。我一向认定二姨吝啬，过春节，姥姥家团圆，我们孩子们给大人们一个个地磕头，端端正正坐在炕上的大人，递一个红纸包给我们，总有十个八个大铜板，唯独给二姨磕头时，都不信她真给。我给她磕头前，回头看看，大声说，“二姨，我给你磕头了，你的红包呢？我怎么没看见。”二姨说，“你先磕了头再说。”我磕过头，伸手向她要红包，她说，“你们家孩子太多了，给不起。”我就跟她吵起来了。我大姨心善，说，“我替你二姨给。”我死也不要大姨给的，就要二姨的。那个春节，二姨到了没给我们一个铜板。我二姨有一只眼斜视，看人时，白的比黑的多，孩子们都没拿到她的磕头钱，跟她闹，还说，“你那斜眼是瞅钱瞅斜的。”二姨家的资产比大姨家差点，来娘家拜年，大姨坐的是两套骡子包绒布的轿车，一路上串铃响得好气派。二姨坐的是席篷车，是一头一走三摇晃的老骡子驾着。我们一家是嘻嘻哈哈走来的。我二姨从来不让我们搭她的车，怕把她的牲口累坏了。所以二姨一再让我去她家，还说，“我不要你一颗绿豆。”我还是没去。为了这件事，二姨一直气恨我，说我心眼儿太多。

我好容易把一袋绿豆背到家，祖母立在门口等候我好久了，说再不回来就要我姐姐去找我。家里人担心我背不动半斗绿豆，因为路途太长，而且上上下下的很难走。当祖母晓得我背回的是一斗绿豆时，又看看我的衣服都汗湿透了，面孔涨得通红。她不但不夸奖我，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一个大人也只能背这么多，你怎么不怕把你的骨头压坏？”我把绿豆放在大门口，祖母提了提，哪里提得动。我准备背回屋子，祖母说什么也不让我背。正好我姐姐出来了，我和姐姐两人几步一歇才把绿豆抬回屋里。

背一斗绿豆的事，亲戚们当作笑话谈了好几年，越谈我越觉得羞愧，因为我这个嘴硬骨头软的半大男子汉第二天就发起高烧，骨头痛，一直躺了十多天。杂面条几乎让我吃了一半。

附记

本文完稿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下午五时，我的三弟史昭汉因病于甘肃天水逝世，活了五十八岁。我写本文时，他正在咽气。呜呼，人世间竟有如此奇巧的悲剧!这几句“附记”，已历史地成为《一斗绿豆》无法修改的结尾。

滹沱河和我

导读：

怎样把文章写得引人入胜，作者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他不停地制造悬念，然后解开悬念；在解开悬念的同时，又制造新的悬念。整篇文章一波三折，紧紧抓住了读者。

《滹沱河和我》的第一个悬念是，“为甚要把我跟滹沱河一块说”。小孩子还没见过滹沱河，头脑中没有任何概念，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这个悬念在作者见到滹沱河之后解开了，原来，滹沱河“是灰灰的沙滩，无知无觉地躺在那里，除去沙土之外，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他很失望。这样就紧接着产生了第二个悬念：“我怎么会像眼前的这个喊不应打不醒的滹沱河？”即便有姐姐的解释，他还是将信将疑，保留着这个悬念。

因为突发大水，第二个悬念就要解开了。作者“感到了一种大到似乎听不见的声音”，“天和地因有它而变得异常地寂静了”。这种声音向作者显示了滹沱河的真正威力。他拔腿就往门外跑，却被祖母拦住。这样就紧接着产生了第三个悬念，滹沱河的声音我们知道了，那么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跑过关口，谜底最终揭晓了：“它不像水在流动，是一大块深褐色的土地在整个地蠕动。看不见飞溅的明亮的水花，是千千万万匹野兽弓起了脊背在飞奔，它们由于飞奔，一伸一缩的身躯拉长了多少倍，形成了异常宽广的和谐的节奏。滹沱河分成了明显的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凝重的水的大地，上面是飞奔的密密匝匝一色的野兽，它们仿佛空悬地飞奔在水的大地上。”这是一幅宏壮阔大的景象。在它面前，人显得微不足道。

文章几收几放，文笔摇曳。我们可以读到作者对事物真相的执著探求。探求不一定立刻有结果，但是那种“深深地藏在心里”的渴望，“随时能走出来”，震惊世界。

从我三四岁时起，祖母常两眼定定的，对着我叹气，说：“你这脾气，真是个小滹沱河。”每当我淘气得出了奇，母亲和姐姐也这么说我。但从她们的话音里，我并听不出是在骂我，似乎还带着点赞美；可她们那严正的眼神和口气，却分明有着告诫的意思。我真不明白，为甚要把我跟滹沱河一块说。

滹沱河离我们村庄只一里路光景，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过滹沱河。什么是河，我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概念。只晓得这个滹沱河很野，很难管束。真想去见见它，看我究竟和它有什么相同之处。我想它多半也是一个人，比我长得强大，或许只有他能管住我。

过了不多久，记得是个春天，我随着姐姐和宝大娘带着竹篮和小锄到滹沱河边挖野蒜，野蒜长在沙性的土里。宝大娘是我父亲奶哥哥乔宝的老婆，就住在我家院子里一间小屋。宝伯伯在口外草地，隔三五年回来一次，我还没见过。一路上宝大娘手牵着我，她没有孩子，特别喜欢娃娃们。我问宝大娘和姐姐：“滹沱河是个什么模样？见了它我怎么喊它？”她们说 ：“不用喊，它又不是人。到那儿以后，你就晓得了。”她们的回答我还是弄不清楚。说真的，我长大之后，有谁如问我这个问题，我也难以回答。

当我们走向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旷野，宝大娘朝远远的前面指给我看：“那就是滹沱河。”但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哪里有滹沱河呀？那里什么都没有。那是灰灰的沙滩，无知无觉地躺在那里，除去沙土之外，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原先说的滹沱河是横冲直撞的大水，眼前却一点水都见不到。我感到异常的失望，滹沱河啊，你丢尽我的人了!我怎么会像眼前的这个喊不应打不醒的滹沱河？

姐姐和宝大娘说说笑笑地在岸上的树林子里低着头挑野蒜，我怀着满腔的悲伤向她们说的滹沱河走去。我找寻我那个失落的梦，在滹沱河那里寻找我心中的滹沱河。

我刚从岸上走下河滩，姐姐大声地喊我：“不要去那里，快上岸来。”我莫名其妙，不懂得岸是什么，沙土和石头有什么可怕？我还是只顾往里走。姐姐风一般跑下来，不由分说把我拽到树林子里，说：“就在岸上待着，不要下去，大水会把你冲走。”我瞪起眼睛问姐姐：“哪里有大水？”姐姐对我说 ：“有，说来就来。”姐姐向我解释：“几年前，有人从河这岸到河那岸去，在沙滩上走，突然看见滹沱河来了。它高高立起，冲了过来，还没来得及转身，那人就被冲得没影儿了。”

姐姐这番话说得我头发都格巴格巴地奓起来了。我怀着真正的恐怖朝着几步以外的滹沱河望去，它真的说来就来吗？从远远的左边望到远远的右边，那灰灰的沙和灰灰的石头似乎都滚动了起来，看不到头尾，我恍惚觉得滹沱河是一条其大无比正在飞动的蛇，这沙滩是它蜕下来的皮，那数不清的石头是皮的鳞。这时我才感觉到这没有一点生气的皮(不管它是蛇的，还是河的)跟在草丛里曲曲折折飞动的蛇一样的可怕。我知道，蛇说来就来，你还没瞅得清，它早已从草上蹿走，滹沱河也一定能。

我没见到滹沱河，但我真的已被它镇住了。回家的路上，宝大娘牵着我的手，说，“啊哟，你的手这么冰？”我不吭声。她们没有想到我是被那个没见过一面的滹沱河吓的。不仅手冰，心都冰了，我自己知道。

回到家里，我第一句话就问祖母：“我怎么能像滹沱河？”祖母笑笑说，“你见到滹沱河了吗？滹沱河是甚样子你说说看。”祖母心里一定晓得现在是看不到真正的滹沱河的。我说：“滹沱河是干石头干沙。”“那不是河。”“河在哪儿呢？”“河还没有来哩。”“那什么时候来？”“就像你的坏脾气，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清，怕你自己也说不清。”祖母说的竟然与姐姐说的完全相同。现在我才明白她们为什么说我是个小滹沱河。

算起来是1929年的秋天，我已在村里小学校读一年级。一天，窗户才透亮，我梦醒似的睁开了眼，仿佛被谁猛推一下，我首先感到了一种大到似乎听不见的声音，它应当是声音，但天和地因有它而变得异常地寂静了：一切已知的和熟悉的声音都被它吞没了。我问祖母：“这是甚动静？”祖母小声说：“大河发水了。”大河就是滹沱河。我一骨碌从炕上下到地上，衣服不穿，拔腿朝门外跑，一边跑，一边喊：“为什么不叫醒我？”“它半夜来的，它来谁也不知道。”这时，我似乎听见全村的几百条狗都在呻吟，哪里是叫!我家的两条狗正仰着脖子，但我没有听到叫声，它们的声音被滹沱河吞没了。狗也觉得奇怪，不叫了，缩着脖子伏在地上，两只耳朵直竖了起来。它们并没有见过滹沱河。那声音，不，那滹沱河一会儿像是从深深的地下喷出来的，一会儿又觉得天空在打闷雷，像是从天上降落下来的。祖母又一次对我说：“这就是滹沱河。”这时，我虽还没有见到滹沱河，却真的已感到它来了。这一片呻吟般的狗吠声，村里人远远近近的呼唤声，平常谁的声音我都能听出来，此刻全分辨不出来了。还有，充满整个空间的胸部感触到的动荡不安的气氛……这就是滹沱河来了的气势。

祖母双手伸开，拦着不让我去。她哪里能拦阻得住我，我不是个小滹沱河吗？滹沱河的声息越来越大，大水仿佛淹没了我们的村子。我听见有谁立在房顶上闷声闷气地喊，“后生们，快堵水去，带上铁锹，带上四齿铁耙!”我当然是个小后生，照吩咐的扛上锹，跑向大门外，人们全都朝大河那里跑，我融进了人流之中……

前几天，不断下暴雨，今天并没有云，天却令人感到是黑沉沉的，而且很低。我不歇气地随着大人们跑着，一过关头(一段古城墙)，赫然地望见了滹沱河，它不像水在流动，是一大块深褐色的土地在整个地蠕动。看不见飞溅的明亮的水花，是千千万万匹野兽弓起了脊背在飞奔，它们由于飞奔，一伸一缩的身躯拉长了多少倍，形成了异常宽广的和谐的节奏。滹沱河分成了明显的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凝重的水的大地，上面是飞奔的密密匝匝一色的野兽，它们仿佛空悬地飞奔在水的大地上。我所听到的那淹没一切的声音，正是这千千万万匹野兽的狂吼，还有它们践踏的水的大地的喘息声。

姐姐和宝大娘挑野蒜的那片树林子已不见了，引起过我伤感和惶恐的灰灰的沙和石头全都不见了，显然都被滹沱河活活吞没。我现在才明白姐姐说的岸是什么，岸是河时刻想吞噬的战栗不安的大地，岸并不安稳。大后生们不准我和别的小后生们走向岸边，但我还是钻过了赤裸的与滹沱河同色的脊梁和腿脚的栅栏，走到河的跟前。我觉得脚下的地似乎不由自主地扑向河，我伸手到混浊的河里，我想摸摸滹沱河，它几乎要把我揪到了它的怀抱，我感触到了它强有力的手掌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有一个汉子把我提起来，扔到人群的后面。

姐姐来寻找我，她并没有强迫我回家，死死地抓着我的手，立在一块高地上，这高地我上回来时记得还有一个高粱秆搭的瓜棚。越过人群，我看见岸边的河，水上浮着一层木屑般的泡沫，这里是一个弯曲处，许多勇敢的汉子从河里用四齿耙捞起整棵的树、淹死的羊、木椽、窗户、门扇，还有衣裳……但没有人下到河水里。

来到滹沱河跟前，我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连大人们的喊叫都听不见，只看见他们张大的嘴和翕动的鼻孔，河的声音变成为整个凝固不动的空间。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啊!

几天以后，洪水消退，我去看了一次滹沱河，岸又显出来了，石头又露出来，滹沱河似乎没有远走，像是整个地陷落进了深深的大地的内部，它随时能走出来。

滹沱河是我的本命河，它大，我小，我永远长不到它那么大。但是，我又能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包括它那深褐色的像蠕动的大地似的河水，那战栗不安的岸，还有它那充满天地之间的吼声和气氛。几十年来，每当濒于绝望时，我常常被它的呼吼声惊醒过来。

小栽根儿和我

导读：

这篇文章写的与其说是“小栽根儿和我”的故事，不如说是“小栽根儿的声音和我”的故事。以小栽根儿的声音为叙事线索，文章穿起了一串友情，一段思乡之情。

在“我”跟小栽根儿的声音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只需远远飘来的小栽根儿的吆喝，就能把无论如何昏睡的“我”立刻唤醒。村里的孩子都学小栽根儿吆喝，可只有“我”学得最像，有时候“我”直接替他吆喝。躺在病床上的“我”要给小栽根儿画像，也要一边吆喝一边画。文章总是围绕小栽根儿的声音展开，文笔非常集中，丝毫不乱。

除“我”之外，全村人也生活在小栽根儿的声音中。虽然他被不幸炸死，可是每到一早一晚，全村人总还能习惯性地听到他的声音。那也是人们对以前的安定生活的想念吧。因此，小栽根儿的声音，不仅仅是一组简单的吆喝，它已成了那种生活的象征，它给人们带来温暖。

文章写到这儿，寓意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能像小栽根儿那样给人们带来温暖，是令人羡慕的——“我”写诗的目的不就和小栽根儿吆喝一样吗？

文章写小栽根儿吆喝的样子很特别，“他戴着油腻腻的毡耳帽，系一条很宽的黑布腰带，吆喝时高高地仰起尖瘦的面孔，眼睛眯成一条缝，脖颈涨得又粗又红，鼓起的青筋不停地跳动着。”几下淡笔勾勒，神态毕现。

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寒冬腊月，尤其除夕前几个夜里，不管当时我处于何种境况，总要油然地回忆起故乡那个叫卖黄酒的小栽根儿，他的吆喝声，令童稚的我异常着迷。如今我年届七十，小栽根儿死了已有五十多年之久，但我一生不会忘记他，他那叫卖黄酒的温甜的声音已成为我心中不朽的乡曲。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学着他吆喝，只是声音已苍老不堪了。

小栽根儿姓什么早已忘记，栽根是他的名。祖母说，他爹娘拨溜打练地生的娃娃全是女的，最后才生下他这个后生。取名“栽根”是企望他为他们家族栽根立后。他戴着油腻腻的毡耳帽，系一条很宽的黑布腰带，吆喝时高高地仰起尖瘦的面孔，眼睛眯成一条缝，脖颈涨得又粗又红，鼓起的青筋不停地跳动着。他在小巷里边走边吆喝：“黄酒噢，黄酒噢啊……”寒冷的夜和寒冷的心需要他的酒和他温甜的声音。

让祖母惊愕不已的是，即使我早已睡得如死猪一般，只要小栽根儿的吆喝声远远地随风飘来，祖母还没有听到，我就突然地醒过来，并且随着小栽根儿的声音，忽高忽低地也吆喝了起来，我的声音与小栽根儿的声音融成了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河。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学小栽根儿吆喝，但只有我学得最像，几乎让人分不清真假。小栽根儿当年少说已有三十多岁，个子小得出奇，佩珍伯伯(全村个子最高)说他“比炕沿高一点比躺柜低一点”，可他的吆喝声却是那么地洪亮而清脆；真的，就凭他这口好听的腔调，谁都会相信他的黄酒一定是甜而浓的。叫卖黄酒赚的钱，养活一家人很难。村里有句谚语：“人小声洪，一辈子受穷。”指的就是他。他的吆喝声，大人无法学，也耻于学，说是女声女气的。只有童音才学得像。小栽根儿知道我学他学得像，经过我家墙外，总有意多吆喝几声。我家从不买他的黄酒，我祖母每年冬天酿一瓮子黄酒，酿得极醇，能当药引子，村里人都来我家讨要。

有一年，我得了副伤寒，在炕上躺了八个月，病好了之后，每天清晨，用粪叉在肩头挑一只柳条筐，到官道上去拾牲口粪。我一整个冬天，能拾一大车粪。天麻麻亮，在小巷里我常常碰见小栽根儿，把粪筐搁在墙根儿，我与他一条声地吆喝。有几回，他抽烟，我替他吆喝。有人问他：“今早晨，你的声音为甚那么大？”小栽根儿说：“成汉（我的名字）替我吆喝的。”谁都不信。我现在还记得一件事，我怕粪筐臭，熏了他的黄酒，把粪筐搁得远远的，小栽根儿说：“不碍事，吃草的牲口粪不臭，只有猫狗的粪臭。”我问：“为甚？”他说：“它们跟人吃一样的，人要只吃草，人屎也不臭。”这是我第一回晓得小栽根儿很聪明。也就是在炕上生病养病的那一年，我天天学画。我画的小栽根儿很像，而且是一边学他吆喝一边画，长长地吆喝一声，画也就与吆喝一气呵成了。我画到他那豪放的大嘴巴时，正是吆喝到最大音量的一瞬间，因而嘴巴画得特别有神。我这些年由于怀念他，常常画他，还是一边吆喝一边画，当年我没有把画给小栽根儿，觉得画得太丑，现在真有点后悔。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打进了雁门关，父亲带着我逃离家乡。几十年来我以为小栽根儿还活着。前几年姊姊从故乡来看我，说起小栽根儿和黄酒，我还为姊姊像小时候那样吆喝了几声，姊姊说，很像，就是那小栽根儿的音调。我十分高兴。我问小栽根儿如今的情况，她说，我在家时，小栽根儿已有三四个娃娃，日子过得还好，不幸的是，我离开家乡那年冬天，日本飞机的一颗炸弹正好捣蒜似的砸在他的房顶上，全家老小六口都炸死了。就在当天的清早，他还在村里叫卖过黄酒。小栽根儿起早搭黑在我们村里吆喝了一辈子黄酒，一旦听不到他的吆喝声，全村顿时觉得天地哑默了。但是姊姊说，奇怪的事发生了，小栽根儿被炸死好久，但每逢早晚，村里人都还能听见他的吆喝声：“黄酒噢，黄酒噢啊……”声音真真的。一个人听见或许还信(由于幻听)，全村人都听见，真不好理解。村里人说：“要是成汉在家，那准是成汉在吆喝，如今成汉不在，哪来的这吆喝声？”村里人迷信，认为是小栽根儿的冤魂不散。半年一年之后，吆喝声才渐渐地消失了，像是飘到了远远的另一个世界。姊姊说，直到今天，村里的老人还在讲述这段神奇故事，它已经成为故乡的民间传说了。我姊姊并不聪明，她说当年为什么大家都听见了小栽根儿的吆喝声，“那多半是全村人想他想得入迷了。”我觉得姊姊说的很有意思。

我想，如果我现在回到故乡，当除夕的深夜，学小栽根儿吆喝几声，村里的老人们听到了，一定以为小栽根儿的魂又回来了。其实，把我说成是小栽根儿的魂也未尝不可，我写诗还不是为了给人间一些黄酒般的温甜吗？

一窠八哥的谜

导读：

读这篇文章，我们就跟着作者进行了一次探险。

在小孩子眼里，一切不能得到的东西都是神奇的、魔幻的，带有无限的吸引力。只能远远望见的小八哥，“四五张鲜红的小嘴正张着”，就“像一束喇叭花悬挂在崖畔上，好看极了”。其实，真把小鸟放到眼前，倒未必有那么“好看”。

见猎心喜，于是“我”就费劲心机地想掏这窠八哥。想想这个孩子一气苦练一二十天的攀登，还屡次遭到鸟粪和脏土的袭击，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让人忍俊不禁，想笑出声来。同时我们不由得为小八哥担心，担心它们真的落到“我”的手里。

仿佛怕我们担心得还不够，文章并不一下子告诉我们结果，而是专门拿出一段来增加紧张气氛：“小八哥抖动着茸茸的羽毛，我闻到了奇异的鸟的气味，再往上攀登三五尺，就够着了八哥。”我们的心为小八哥的命运揪紧。作者很会控制文章的步点。

八哥忽然消失了。我们松了一口气。想到竟然是大八哥把小八哥背着飞走，我们对它们的顽强又平添了一份敬意。更让人吃惊的是，小八哥也有可能是在灾难面前一下子长硬了翅膀。这一点给了作者极大的震动，使他联想到了自己的经历。

从鸟说到人，作者从简单的故事里悟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我不是个养鸟的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养什么鸟？

小时候，只喂养过家乡叫做“小雀儿”的鸟，就是麻雀。会唱的鸟没有养过一只。也许是受我祖母和父亲的影响，他们说，天上的鸟飞着唱才好听，养在笼子里的鸟，唱得再好也听着难过。但愚顽的我总还想逮一只会唱歌的鸟。

天上过境的大雁，盘旋于高空的老鹰，它们那凄厉而缥缈的声音也许就是它们的歌，不管是悲的还是喜的，由于太高远，我听不懂。它们不是人类豢养的鸟类，只管自己唱，不是唱给人听的。绕着村子低飞的鸟，都不会唱，比如鸽子、麻雀，还有喜鹊，只会吱吱喳喳，可能是离人间太近，都想学人话。这种鸟，以为自己会唱，唱给人听，讨人喜欢，绝不是真正的鸟歌。

我不会养鸟，却有探险和猎取神秘事物的野性。有一年的麦收季节，听说城墙上出现了一窠八哥，我在城墙下绕来绕去寻找。果然，听到了一丝儿很稚嫩而清脆的声音，似出壳不久的雏鸡的叫声。顺着细微的声音找去，终于望见了在高高的城墙上一孔洞穴里，四五张鲜红的小嘴正张着，像一束喇叭花悬挂在崖畔上，好看极了。我当下就想把它们掏下来。但壁立的城墙太高太陡，无法攀登。八哥的窠在城墙的上方，用梯子够不着，从城上用绳子缒下来一定可以掏着，但我不敢。我只能立在城墙跟前，仰起头望着那一窠神秘的八哥。

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县城墙最早是隋朝时筑的土城，明朝时包的青砖。墙面上已经有一些砖朽烂成窟窿，很有点像现在北京故宫东北角的那一段城墙，但比故宫的城墙似乎要高些。我异想天开，想攀登上去掏这窠八哥。

全村的孩子中，我最会爬墙上树，我相信自己会手扣着脚蹬着那些孔洞往上攀登，总有一天能把这窠八哥掏到手。

我天天练攀登，苦练了一二十天，一天比一天攀登得高。小八哥的爹妈从天空嗖地一声回到窠里喂食，翅膀又黑又亮，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随后从窠里伸出头，朝下望着我，吱吱地叫，我知道它们在咒骂我。有几次，头发上落了雨点似的鸟粪，还有脏土。我心里明白，这是大八哥在对我进行反抗。

小八哥抖动着茸茸的羽毛，我闻到了奇异的鸟的气味，再往上攀登三五尺，就够着了八哥。

一天清早，我来到城墙下，感到有点异样，没有听到小八哥的声息。前几天，我已听出小八哥的声音变得洪亮了起来，不再是嗷嗷待哺，而是牙牙学语，已经很像歌唱。八哥的歌，一定不同于鸽子那种柔媚而混浊的声音，更不是麻雀粗糙的吵叫，也不同于村里八音会上的任何一种乐器声。

整个城墙显得铁青铁青，千疮百孔，像死了一样。我顿然明白，八哥一家已经飞走了，已经移居到不可知的远方。

叫卖黄酒的小栽根儿告诉我，他看见天亮前后，有一朵黑亮的云彩，向滹沱河那个方向飞走了，那一定就是八哥一家。我伤心地趴在城墙上哭了半天。我知道小八哥还没长到该出飞的时候，它们如何在大鸟翅羽的扶托下逃到了远方，真是一个猜不透的谜。我为它们担忧。

我曾在村子上空看见过成千上万只蜜蜂嗡嗡叫着，扶托着它们不会飞的蜂王，像金黄色的云朵从天空飞过，后来落在我家院子的老槐树上，父亲用涂了蜜的大笊篱，把抱成团儿的蜂，小心地收了下来，于是我家有了一窠蜜蜂，养在西房的屋顶上。

我想连那么小的蜜蜂都能扶着蜂王飞，那窠小八哥一定能够让自己的父母扶托着飞走。但是我不大相信它们能飞得很远。我在村里村外到处寻找，也没有发现八哥的踪影。它们究竟飞到什么地方，难道真的飞越过了滹沱河，飞到了二十里以远的北山上？是的，一定飞到了那个郁郁葱葱的鸟的世界。

过了好多天，在村边碰到小栽根儿，他问我：“找到了吗？”我说：“还没有。”我请教他：“那三四只小八哥，翅膀还没长成，怎么能飞走？”小栽根儿毫不迟疑地说：“两只大八哥背着孩子飞走的。”我惊奇地问：“怎么个背法？”他说：“小八哥紧紧咬着它们爹妈的背，不能咬翅膀。只能是这个背法。”他仿佛亲眼看见似的。我还是半信半疑。原来这几天，小栽根儿也在村里村外找这一窠八哥，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我才找。他对我说：“你找得太诚心了。”

我这一辈子不会忘记这窠小八哥。而且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它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刻，如何能神奇地飞到了远方？

前几年，有一个诗人听我讲述这个故事，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是小鸟自己飞的，在灾难面前，翅膀一下子就会长大长硬。”

我有点相信这个解释了。

真的，是小八哥自己飞走的。我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

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也曾有过这种突然之间从生命深处爆发出神力的经历。

小张老师（节选）

导读：

写人要想写好，关键是得抓住人的特点。不需面面俱到，只要把特点突出出来，这个人物就能跃然纸上。

这篇文章对小张老师的描写，突出的就是他的“冷”。面孔冷、走路静、衣服干净，不声不响地走到人背后，让人难以察觉，小张老师总体上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幽灵。寥寥几笔，读者就能获得很鲜明的印象。

为了进一步落实这种印象，作者又精心挑选了背书和值班这两个事件进行细致的讲述。背书时，小张老师似乎在沉睡，实际上却非常清醒；值班时，小张老师只点起一个香头，也能使学生不敢造次。他仿佛一直都是缺席的，但事实上始终在场——他没有温度，他以缺席的形式在场，这正是小张老师使人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老张老师与小张老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次要人物的陪衬，文章中主要人物的形象也能更加突出。这篇文章引入比较的角度，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老张老师的相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读到他专注的神态、洪亮的声音和抖动的胡子，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对待调皮学生的态度，不是一打了之，而是诉诸谆谆教诲。指导“我”临摹颜体字，更是拳拳之意可感。老张老师的“有情”，很好地衬托了小张老师的“无情”。

我上山西定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时，有两位张老师，一位是老张老师，一位是小张老师：大家都这么叫。我得先说说老张老师，然后集中忆述小张老师，这篇回忆主要是写后者的。

老张老师本名张梦九，是我祖父的同窗好友，就因为这点关系，他待我特别的亲切。生我那年，祖父已死了六年。老张老师教书法和国语，国语只承担一部分任务，他教我们学普通话。正式课文由小张老师讲。现在还记得老张老师教普通话时专注的神态和洪亮的音调，有一段普通话他宣读得异常有韵味：“盆儿呀，罐儿呀，我的老婆伴儿呀。”每当他抖动着胡子念到这一段，学生们就哄堂大笑。我是班上最顽皮的学生之一，老张老师有一只手有六个指头，家乡人叫他“六指”，在大姆指的一侧，多出一个小型的指头。他在黑板写字时，“六指”总是颤颤摇摇的，十分活泼。有一次，老张老师在教室里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他的“六指”。老张老师回过头来，我已装作没事人似的端坐着。但老张老师看看身后几个学生，断定是我干的恶作剧。他对着我说：“史焕文的孙子，站起来!你又在胡日鬼。”我乖乖地站起来，低头默认了。老张老师让我说说为什么对他的“六指”发生兴趣，我说：“我以为它没有知觉。”“没有知觉就该作弄它？”我说：“我常常摸我奶奶的脖子后面的两个瘊子，奶奶说没知觉。”引得同学们又笑了一阵。老张老师让我坐下。他回到讲台上，对大家说：“记住，嘲笑人的生理缺陷最没出息。”父亲后来听说我干的恶作剧，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领着我到老张老师家当面赔罪。老张老师让我临颜体字，说：“你祖父喜欢颜真卿的字。他说写颜体字，能使人的性子稳重点。”老张老师一眼看出了我缺乏这种气质。

现在我来说说小张老师。小张老师总是板着冷冰冰的面孔，他的面孔仿佛是琉璃的，挂不住任何表情，也刻不出皱纹。人瘦小，但很精干，走路不出一点声音。他立在人的背后，好半天，你都觉察不到。穿着一身家做的布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他讲语文课，要求每个学生绝对会背，每天早自习期间，全班学生轮流到他的住处背课文，每天有十来个学生。小张老师头朝外躺在被窝里，谁都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真睡着。他仰面朝天，两只耳朵支棱着，让人感到他即使沉入梦乡，耳朵也是醒着的。过早谢顶的发光的头颅冲着学生，像一个没有五官的脸，油亮油亮的，比他那有五官的面孔还要可怖。枕头旁边有一盒印泥，还有一枚用粗石笔刻的“图章”，背完之后，由学生自己在课文题目上面盖上章，谁也看不清上面刻的什么，因此谁也无法仿制。有一次，一个学生只背了课文的头尾，正准备离开，小张老师咳嗽一声，说：“站到一边去!”有时候，他轻轻地打着呼噜，学生以为他睡得很沉，背完后，拿起“图章”多盖了几个章，小张教师突然从被窝中伸出手来，把学生的手抓住，说：“站到一边去!”每天早晨总有两三个“站到一边”的学生，看着小张老师慢腾腾地起床、穿衣服、洗脸、漱口，然后小张老师坐在椅子上抽水烟，一袋、两袋、三袋，一句话不说，之后，他拿起戒尺，让这几个学生伸出手，一个个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他挥起戒尺往下抽打，不过两三下，学生不但手心红肿起来，手背关节处也被打出了血。打完以后，小张老师一句话不说，一挥手让学生离开。我被他这样惩罚过一回，手至少痛一个礼拜。记得我伸出右手，小张老师说：“换成左手。”他知道，挨过打的手几天不能握笔写字。他似乎还有几分人性。每天晚上两节自习中间，老师轮流带领学生在院子里唱《月明之夜》、《麻雀与小孩》等流行歌曲，老师站在大成殿前的祭礼台上跟大家一块唱，一百多个学生清脆细嫩的歌声特别动听，夜深人静，全城(城周只有三里十八步)都能听见。小张老师值班时，从来没有看见他站在大成殿前面一次，他总在学生队列的后面，悄无声息地走着，照例咳嗽几声，发挥他的震慑作用。有时他根本不到场，叫老校役点一根香头，放在西厢房的窗台上，让人相信，他正站在这里抽水烟，学生们一看见点着的香头，真觉得香火头旁边有一个憧憧的人影，便规规矩矩，不敢造次。我高小毕业的那年，小张老师到太原兵工厂干事去了。兵工厂厂长张书田是他本家，他们都是神山村(诗人元好问晚年的别墅所在地，神山又名遗山)的人。

买年画出丑记

导读：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它表面上写的是“出丑”，其实写的是“出彩”。

文章所谓的“出丑”，其实是“我”在年画大集上，弄脏了过年的新衣。但是作者之所以仰面摔倒，是因为看年画太入神；之所以弄脏新衣，是因为为了保护手中的年画，采取了“鲤鱼打挺”的起身方法。看作者写得多么生动：“肚皮朝上一挺，双脚先伸后收，脚前掌使劲朝地面一蹬，身子随着就挺直了。”我们眼前仿佛跃动着这样的一幅画面。

为什么“我”宁愿弄脏衣服，也不愿弄脏年画？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就发现文章的第二段不是闲笔。作者仔细写了父亲对年画的痴迷和特殊的审美趣味，看上去跟“我”的出丑并无密切关系。而看到了“我”出丑的原因，我们就知道，没有父亲对美的喜爱，也就没有儿子舍弃新衣保护年画的“壮举”。这一段的描写，既表达了对父亲的怀念，也使故事带有历史的深度。

历史的深度也与作者个人的思考有关。文章最后，作者又把“出丑”事件放到自己的整个人生中加以审视。值得庆幸的，是他始终拥有鲤鱼打挺的手段，“只不过身上脸上沾了点灰而已，最多留下一两个疤痕，一点没有伤筋动骨，人好好的，心灵还好好的”。因为他宁愿弄脏衣服而仍要保护的，就是一颗爱美的心灵。

城里有一处叫画市的地方，并没有一家画铺，每年的腊月间，才形成一处卖年画的集市，其他三百二十多天与画毫无关系，但平时人们还叫它画市。画市以一个十字路口为中心，在文庙不远的南面，不是个商业区，比较清静和开阔。

父亲年年在腊月二十几的一个晌午，带我来买年画，还置办别的年货。父亲自小喜欢画画，他选购年画时看了又看，挑了又挑，很少有他真的欣赏的画。他一边观看一边给我小声地评论着画的技艺。他偏爱自然风景，但他总要买几张胖娃娃画，专给祖母和我们孩子们住的大屋贴。他和母亲住的屋子多半只贴一张风景或复制的国画山水。祖母说，那不是年画，不热闹，过于雅静，贴到和尚庙合适，还说我祖父也是这个不懂过年要吉利的歪脾气。父亲很爱窗花，每年都买厚厚的一叠，还分一些贴到他在县立中学堂的那间住房的窗户上。父亲从1934年起，在这所中学教语文和地理，之前他一直在乡村教小学。他绘制的风筝全县出名。

记得有一年我在画市出过一回丑，一辈子忘不了。当时我只有十岁光景，只顾看悬挂在墙上的年画，没有留心坎坷泥滑的脚下。腊月天气还很严寒，地面本来结着一层冰雪，被看画的人们踏得泥泞不堪。我正好在十字路的中央，画市人最多的场合，仰面朝天滑倒。我双手高高举着年画，大声喊我父亲快来搀扶我起来。可我父亲遇见了一个熟人，在离我较远的地方神聊，我接连喊了十几声，仍不见父亲来，急得流出了泪水。我知道要爬起身，双手必须得托地，手里的画一定会弄脏了。我一筹莫展，傻乎乎地，高高地举着画。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我想何不来个“鲤鱼打挺”，手不沾地蹦起来？我真的蹦了起来。这个本事，我才练成不过两个月，居然能肚皮朝上一挺，双脚先伸后收，脚前掌使劲朝地面一蹬，身子随着就挺直了。手里的年画好好的，后背和后脑勺却沾满了湿漉漉的污泥，我穿的又是过大年的新衣，心里非常难过。但看画的人为我久久地喝彩。这时父亲朝我过来，说：“没有摔坏吧？”我说：“画没摔坏，衣裳弄脏了。”父亲望着我的窘相，说：“人家并不是欣赏你的鲤鱼打挺才喝彩，是看到你这副泥猴似的样子才叫好哩!”我想父亲说的也许有道理。那天全画市只有我一个人看画发呆，摔成了这个丑样子。

我一生在众目睽睽下现的丑相不知有多少回，后来的许多回，比起小时候在画市上摔跤的窘相来，真不知要“轰动”多少倍，但每一回，我都以鲤鱼打挺的姿态蹦了起来，只不过身上脸上沾了点灰而已，最多留下一两个疤痕，一点没有伤筋动骨，人好好的，心灵还好好的，像一张崭新的年画似的，挂在一堵历史的大墙上面。

接  羔

导读：

这篇文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环环相扣地铺陈开来。第一部分以一个问题开头：“羊羔，多半在黑夜出生，不知什么缘故。”用一个对照展开：“羊跟人一样，生孩子也多半在黑夜。”结论是：“不论人，还是什么生物，在黑夜出生，比白天要平安些；一个生命从母腹出世，就该是悄悄地，决不可声张。”

由这个结论就转入了第二部分。作者把人的出生和羊羔的出生并列起来，用落雪的安静和祖母的郑重烘托生命降临的庄严。结论是：“下雪安静，生命出生需要安静。”

由这个结论又转入了第三部分。作者依次写了祖母的守候、母羊的期待和自己的胡思乱想。等他一觉醒来，谜底已然摆在他面前：“羊羔雪白雪白，怔怔地望着陌生的我。”结论是：“这庄严，静静地，默默地，来自祖母，来自黑头母羊，来自大自然的圣洁的心灵。”是啊，每个生命都是大自然神圣的馈赠。面对这种馈赠，人怎么可以不存敬畏之心？

“羊，跟人一样，生命是庄严而美丽的。”文章最后正面表达了这种敬畏。这是一篇情深意切、结构精巧的好文章。

羊羔，多半在黑夜出生，不知什么缘故。我问过祖母几回，她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不理睬我，从她庄重的神情使我感到似乎她说了我也不会明白。

有一次，我清完了羊圈，垫上干土，把要生羔的黑头羊安顿在一个比较干爽的角落。祖母夸奖了我，才含含糊糊地自言自语：“羊跟人一样，生孩子也多半在黑夜。”祖母没有说“生羊”，说的是“生孩子”，我觉得应当这么说。祖母说得自自然然，却很有道理。

不论人，还是什么生物，在黑夜出生，比白天要平安些；一个生命从母腹出世，就该是悄悄地，决不可声张。

听家里人说，我是后半夜出生的，几个弟弟也都出生在黑夜。四弟红汉出生的那个夜晚，正当三更天，我记得清楚。大雪在窗外静静地落着，没灯的屋里，显得微微泛白，仿佛黎明时的光景。祖母穿着齐齐楚楚，进进出出，没有一点响声，由于夜深寒冻，祖母清癯的面孔上泛出罕见的一点红润。我不敢出声，在半醒半睡中，隐约听到了隔壁母亲屋里四弟落到绵绵土上时哇哇的哭喊声。

雪落了一夜。那一夜，我睡得异常深沉，仿佛被光洁的雪深深埋没。一醒来，看见祖母像一尊神一般坐在炕头上。她已经把一个生命接到了人世上。我走到她身边，她睁眼，望望我笑了，笑得十分美好。

祖母的话说得真准，黑头羊生羔也在半夜，而且那一夜雪下得很大。下雪安静，生命出生需要安静。

祖母早几天已经令我抱了几抱麦秸搁在我们的房子里。那几天，她让我干什么，我乖乖地干什么。我特别听话。祖母比平常说的话更少，不断地去羊圈观看母羊的情况。那几天，她夜里没有进被窝睡，像生四弟时那样穿着齐齐楚楚，坐在炕头上，宁神静气地谛听着羊圈那里的动静。严寒的冬夜，圈里的羊咩咩地叫得很凄惨，很像人的哭声，饥寒总是相连着。夜里须喂一顿夜草，都是祖母起来喂的。

生羔的母羊，夜再寒冻，它也决不咩咩地哭喊，像怀孕期的女人那么安宁那么充满信心地在期待着。我一个人悄悄地去看过待产的黑头母羊，它安生地卧在那个角落，用湿润的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我，它认得我。我们家的猫狗都认得我。

我不敢对祖母说，我要帮她一块儿接羔。夜那么寒冻，祖母身体一向很瘦弱，有严重的胃病，她能承受住这么多的家务吗？我夜里醒过来时，听见祖母忍受疼痛发出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声音很微弱，她生怕惊醒了安睡的孩子们。

那个夜晚，预感到母羊要生羔了，我跟祖母一样清楚，但我晓得我不能插手，只能安安生生地钻进热被窝里佯装着已经入睡，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睁着两眼，谛听着神秘的生命诞生的动静。我真想听听羔羊出生时的第一声哭叫，它出生后的那一刻，眼睛是怎么睁开的，是它自己睁开的，还是像大狗那样用舌头舐开小狗的眼睛？它是怎么站起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母亲的奶头？我在期待中入睡，仍然像被埋没在光洁的深深的雪地里。醒来时，我看见屋里的地上，母羊在麦秸上卧着。小羊偎在母羊的怀里，祖母为它们从灶膛里掏出的一堆热柴灰还没冷却。

黑头母羊和它的孩子在屋里整整地休息了一天。羊羔雪白雪白，怔怔地望着陌生的我。我真想去摸摸它，但我没有去摸，不是不敢，是觉得不该摸它。几天来，我被一种庄严厚重的气氛所震慑。这庄严，静静地，默默地，来自祖母，来自黑头母羊，来自大自然的圣洁的心灵。

羊，跟人一样，生命是庄严而美丽的。

玉米浆饼

导读：

作者写玉米浆饼，却先夸奖了故乡的土豆和玉米棒子。而且，还是借一位日本学者之口进行的夸奖。欲扬先抑，由此引入玉米浆饼这种食物。他声称，玉米浆饼比玉米棒子要更有特点，“天下第一”。第一段就弄出了很多玄虚。读者都期待玉米浆饼的登场。

可是，实际登场的是高粱面。颜色怎么变的，质地怎么硬的，“我”又是怎么抱怨的，写得有滋有味。作为一个对比，到第二段结尾，好歹出现了玉米棒子。玉米棒子还不是玉米浆饼，第三段的一大段又把玉米棒子解释了一番。

到第四段，玉米浆饼终于登场了，而文章已经进行了一半。作为重头戏，玉米浆饼的描写当然要很出色才行。我们读到了奶汁般的浆、薄薄的雪白的玉米衣、手心窝儿一样翻着的边儿，那味道，自然一定是原生的香气和土里吮吸来的灵气并存的了。这段末尾部分非常新奇的拟人手法，更是全篇的亮点——我们看到，玉米竟然会“醒悟”，会“报复”，它真是可爱的精灵。

作者是一个抖包袱的高手。一层层抖开，最亮丽的东西才展露在我们面前。

去年八月间，日本诗人秋吉久纪夫教授冒着暑热，到我的故乡走了一趟。他对中国现代诗很有研究，已译过冯至、艾青等人的诗集。他正在译我的诗，他想看看我的出生地，看看野性的滹沱河。故乡的县领导热忱地款待了他和他的文静的夫人。他回到北京后，在一个集会上我见到了他，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定襄的玉米土豆太好吃了!”他特别欣赏我家乡的玉米，“有生以来还没有尝到过如此香的金黄透亮的玉米棒子。”我对他说，我家乡的玉米棒子当然值得赞美，但还有一种玉米浆饼比玉米棒子更有特点，我在别的任何地方没有见过，可以说“天下第一”。

童年时，我的故乡主食是高粱面。高粱窝窝出笼的当天，色泽红得鲜亮，第二天就变成深褐色的，苍蝇落在上面看不出来。我吃够了，但无可奈何，常常用筷子敲得窝窝头梆梆响，并且调侃地笑唱着：“茭子窝窝，我疼爱你，我真不忍心吃了你!”见到新煮的玉米棒子，我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恨你，恨不得一口一口把你咬碎了吞到肚子里。”逗得全家人快活地笑了。

回想起来，祖母在院子里柴锅上煮一大锅新掰的玉米棒子，满院子飘溢着香喷喷的气味，一窝孩子们坐在槐树荫里眼巴巴地等着揭锅，那情景至今令人神往。但是玉米还有另一种做法，我更爱吃，由于制作起来麻烦，一年只吃一回。新收的玉米棒子堆在院子里，大致可分成三类：颗粒掐不动的搁到一边，晒干磨面；七成熟的，粒儿掐着有弹性，煮着吃；剩下的一类是一掐一包水的。这最后一类数量不多，制作浆饼，蒸着吃。

浆饼制作起来挺麻烦，先把嫩嫩的粒儿小心剥下来，盛在缸里，祖母坐在院子里，用小磨磨成稠稠的奶汁般的浆。我们孩子们早已把选好的玉米衣（最里层的那一片）送给祖母，这薄薄的雪白的玉米衣，边儿像手心窝儿似的翻着，又像芥子园画谱里水边的小舟，我们用手掌心托着一片玉米衣，祖母用勺子把玉米浆一勺一勺盛在里面，我们屏着气，像端着什么宝贝，轻轻地把它摆在锅里的箅子上。大火只蒸一会儿就熟。孩子们小手托着烫手的玉米浆饼，大口大口地趁热吃着，比玉米棒子要鲜嫩得多，不用狠嚼，它自自然然地顺流到了嗓子眼儿，玉米的全部原生的香气，以及从土地里吮吸来的灵性一点没有变异。这浆饼蒸好当下就吃才痛快，隔一天便发僵了，走味了。玉米被活活磨成浆，又活活地被我们飞快地吞吃，玉米还没有醒悟过来，第二天它明白之后，就实行报复，香味逃走了大半，变得十分僵硬，让人咽得非常的困难。因此，祖母一再叮咛：“快吃，敞开肚子吃!”祖母有胃痛病，不能多吃甜食，在玉米浆饼里加些盐和葱，我一口不吃。

玉米浆饼城里或集市上没有卖的，只能在自己家里即兴地一气呵成地制作。真像写一首抒情诗。离开家之后，再没有吃过玉米浆饼了。

玉米浆，大地的稠稠的奶汁啊!

柳芽，春的清香

导读：

文章开头写得非常好，短短的两段，立刻就把读者带入了柳芽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绿色“像雾一样在流动”，同时还散发着淡淡的、带着苦味的清香——色、香、味，占全了。

作者下面就是紧扣这三条做文章。柳芽的色，在树上是嫩黄，染到手指上，是青青，泡到水里，是淡绿。但它的香气和苦味，始终不变。它的香气和地气一样，预示着天气即将转暖。它的苦味既是柳树愤怒的抗议，也是享用它时必需的代价。而且，苦味总是和香气相伴，弥漫在空气中、院子里、唇齿间。

更重要的是，柳芽带来了春的消息。秃手伯声称要闻够了再吃，父亲喜欢调味前就吃。家乡人把吃柳芽当成了不可或缺的风俗，只有“吃了柳芽儿菜，憋闷了一个冬天的心身才觉得爽快了起来”；只要吃了柳芽儿菜，“严寒的冬天就结束了”。它的功能和迎春花一样，它的色、香、味，也是春天的色、香、味。

作者对柳芽的苦味情有独钟。滑腻的榆钱莜面，他不喜欢，除非拌上野蒜。但那就是辛辣的东西了。这些地方，很能看出作者的性格。春天，不光是清香的，也应该带点苦味。

我的家乡没有迎春花，也没有别的花报春，是柳芽的清香送来了春的讯息。

滹沱河边有几棵柳树，绿得最早，那绿像雾一样在流动，远远地能闻到淡淡的芽叶的清香，有一点点苦味。家乡的春天不是甜的。

一过大年，秀生伯伯说地气有点变暖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闻到了。”“闻到了什么？”他嘿嘿地笑笑，说：“你到地里去摸摸土坷垃，仔细闻一闻就知道了。”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我真的到地里摸了摸土坷垃，有一点儿发潮，但却闻不出什么地气。村里人把我闻土坷垃的事当笑话说了好久。我相信秀生伯伯一定闻到了一种气味，从大地发出来的。父亲一定也能闻到。我为什么闻不到？唉！我只能闻到空旷的田野上飘流的柳芽的香气。

祖母对我说：“柳树出芽了，赶快去揪一篮子柳芽儿回来。”迟一天去揪，柳芽就变成柳叶了。我家年年吃一回柳芽儿菜。柳芽的味儿非常特别，跟什么味都不一样。吃柳芽菜并不是为了吃香，它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风俗。

我跑到滹沱河边，爬上一棵柳树，河岸上的树多半是歪歪倒倒的，很好攀登。柳芽儿刚刚长出了一两片还没有张开的嫩黄的芽叶，不能用手捋，只能一个一个地揪。不要看它那么柔嫩，那么幼小，指头使点劲儿才能把它揪下来。最好用指甲掐，手指头染得青青的，发出浓烈的刺鼻的苦味。闻到这味儿，真不想吃柳芽菜了。这苦味儿一定就是柳树的语言，在不停地咒骂我。每揪下一个嫩芽，树枝就苦痛地颤动一下。柳树毕竟是个弱者，如果它能伸出拳头，必定要猛击我的头颅。我不住手地揪，整个树冠都颤动起来，发出瑟瑟的哀鸣。我整整地揪满了一竹篮。记得有一年吃柳芽菜的时候，父亲说过一句话：“柳芽儿还应该更苦些，那人就不敢吃它了。”父亲总是说些古怪的话。我有点领悟了。

祖母把柳芽立刻浸泡在瓦盆里，一夜过去，盆里的水变成淡绿色的，必须不断地换水，接连浸泡两天，盆里的水才变清。秃手伯晓得我家做柳芽菜，特地多挑了两担水。我帮着祖母换水，淡绿的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异常地光采，泼到院子里，整个院子充满了柳芽儿的苦香味。祖母把柳芽儿在大锅滚开的水里焯一下，捞出来晾一会儿，调上些盐和醋就可以吃了。祖母让我送一小碗拌好的柳芽菜给后街的秃手伯。秃手伯正蹲在家门口刺溜刺溜地喝稀粥，他高兴地说：“扣在我的稀粥碗里。”秃手伯把鼻子凑近柳芽菜闻了好久，说：“我闻够了再吃它。”

村里人说我的父亲是个怪人，吃东西都跟别人不同，还没有等祖母把柳芽菜调上盐和醋，他就抓一把放在嘴里，嚼得津津有味。我吃惊地问父亲，“苦不苦？”父亲快活地说，“不是苦，是香。”等我长到七八岁时，我也学会了白口吃柳芽，当然是浸泡了两天之后的。是的，第一口有点苦味，等吃两口之后，便满口是清香，再感不到什么苦味了。加上醋和盐，吃起来还是满嘴柳芽儿的清香，什么调料都压不倒柳芽的香味。

家乡人每年春天不吃几顿柳芽儿菜，就仿佛过大年没吃饺子。吃了柳芽儿菜，憋闷了一个冬天的心身才觉得爽快了起来。吃柳芽菜之后不久，每年还吃几次榆钱，拌上莜面，在锅里蒸熟，我们家乡叫“傀儡”，我不喜欢吃，觉得太滑腻，只有拌上野蒜我才吃，父亲不拌上野蒜他也不吃。

离开家乡已经半个多世纪。每到春天，我总要想到柳芽儿菜。柳芽有着春的清香，吃了柳芽菜，严寒的冬天就结束了。

你吃过柳芽儿菜吗？不妨尝一尝。

送牢饭和公鸡打鸣

导读：

这篇文章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公鸡打鸣的部分。

作者对公鸡鸣叫时的形象的观察很仔细。鸡冠、羽翎、颈部的羽毛各自的表现，都被他捕捉到了。难得的是，他还注意到了公鸡的趾爪，“有力地向下抓着，不论泥土或岩石，都能够感触到公鸡鸣唱时极度的躁动”。没有身体各部分的协调配合，公鸡的鸣叫就不会那么高亢嘹亮；同样的，没有认真细致的观察，作者对公鸡的描写就不会这么到位，他对公鸡打鸣的模仿也就不会那么逼真。我们看，他也要“扬起脖颈，使出全身的力气”，“脸红得像关公”，让心肺、喉咙、四肢都兴奋起来。所谓“气有浩然”，只有对身体的全方位调整，才会有这种“生命整体的合唱”。

更重要的是，学公鸡打鸣的三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三舅学公鸡打鸣的作者后来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于是，公鸡打鸣就带有了深刻的寓意。为什么像公鸡那样鸣唱时还迸出眼泪？文章最后反问道：“你敢说在黑沉沉的黎明之前，打鸣的公鸡鸣唱时难道不流泪？”

那种仰天长鸣的姿态，不正是革命者充满希冀地呼唤黎明的生动写照吗？

1935年，已记不清是什么季节，三舅牛佩琮在我们家乡被捕，是被当时北平当政的头头何应钦派来的密探在定襄县汽车站抓的。那天姥姥有事去忻县，三舅去送，没有料到早有人盯上了他。三舅当时是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很活跃的学生，《清华周刊》的主编，中共地下党员。由于他受到进步教授的掩护，何应钦在北平几次要抓他都没有抓到。三舅在朱自清先生家的楼上躲了几天，逃到了日本，几个月之后，潜回家乡，在东力村大姨家里平平安安地住着。

我当时在城里高小读书。数学老师齐雨亭是三舅的岳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异常冷静地对我说：“你三舅昨天被捕了，不知是不是已解往北平，还是暂时关押在定襄的监牢，我不好去打听，你赶紧找你父亲去问问，回来把情况告诉我。”我立即请假到县立中学去找父亲。县中在旧晋昌书院，离高小不远，我一路飞跑着，刚爬上高高的台阶来到县中大门，就碰到了父亲，一块回到他的寝室，父亲不像齐老师那么沉着，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就当着我的面哭了。

我平时很爱哭，三舅又是我崇拜的长辈，却没有跟着父亲哭，主要因为我年纪小，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父亲说：“昨天早晨我已有预感，上厕所把裤腰带掉进了粪坑。”父亲说几天前三舅托人送来一包书让他收藏起来，其中有英文版的《资本论》，父亲当天就把书带回西关家里，藏在黑娘住过的那间黑洞洞的屋子里，埋在煤堆的下面。

齐老师是个很古板的人，父亲比他消息灵通，知道三舅羁押在县看守所，不会过多久，就得解到北平去。当时我的老爷(外公)还活着，是县税务稽征局的局长，一个很有权势的绅士，他当天就花了钱，买通了看守所和北平来的密探，使三舅免受皮肉之苦。

三舅在县里关了不到一个礼拜，那几天，我请假，回到家里住，为的是给三舅天天送两顿饭。看守所的饭不如猪狗吃的(十年之后，1946年在汉中牢里，我也领教过)。母亲让我在城里肉铺割了几斤羊肉，祖母擀了白面面条。羊肉臊子汤面，盛在一个黑色的有提手的瓷罐里，我小心地提着。临走时，祖母一再叮咛我：“千万不能跑，稳着脚步走，小心洒了。”可我的性子急躁，稳不住脚步，一路小跑，我觉得跑得已经够稳了。幸亏瓷罐口扣了一个碗，没有洒得太多，但还是从罐口荡出了不少油汤，把裤子弄脏了一片。祖母埋怨我：“为什么要跑？”我说：“不能慢慢走，羊肉汤一凉，就不好吃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看守所的大门，立在门口，我大声喊叫：“我是来送饭的!”一个老头认得我，因我常到稽征局看望老爷，稽征局在看守所斜对面。老头儿很客气，立刻把三舅叫了出来，三舅从深深的里院默默地走来，没有上镣，面色显得发黯，听母亲说，在车站被捕时，他与几个探子厮打了一阵，被绑了起来。三舅身体本来异常得结实，是清华大学的足球队队员，如今他笑得都不似以往那么爽朗了。他对我说，他头天里没睡觉，被跳蚤咬的，第二天换了一间干净点的牢房。

第三天，母亲跟我一起送牢饭。母亲怕我又把羊肉汤洒了出去，饭罐由她提着，可她比我还性急，一路走，一路洒。我在后面直提醒她，她似乎没有听见。母亲让我跑着去南门甕城里买五个油酥烧饼，家乡叫做“油馍馍”。我买到新出炉的，飞一般地跑到看守所，油馍馍一点没凉。我见了三舅，说：“先吃油馍馍。”三舅一连吃了三个，说：“真好吃，押到北平，就吃不上了。”

母亲在看守所门口一见到北平来的探子(看穿戴就知道不是家乡人)，冲着他们破口大骂：“我这个三弟弟，是世上心最好的人，你们来抓他，造大孽，这辈子都不得好死!”探子并没有生气，笑着说：“我们是奉命办公事，下辈子变猫变狗也由不得自己。”母亲要进看守所里，看看住的条件，几个探子拦着她不让进，她跟他们吵了一顿。我直催母亲：“不要吵了，羊肉面条凉了。”三舅说他已经吃饱了，羊肉面条让我们带回家自己吃。我们当然不肯。三舅端起罐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浓浓的羊肉汤。这点细节我一直没有忘记。还有一个细节我也一直记在心里，三舅摸摸我的头，突然说：“成汉，再为三舅学一次公鸡打鸣。”我毫不迟疑，仰起脖颈，使出全身的力气，像真正的公鸡似的鸣唱了起来。我学得非常像，接连鸣唱了几遍。最后一遍，三舅跟我一块鸣唱，鸣唱得十分尽兴，三舅鸣唱得流出了眼泪。

后来，三舅关在太原监牢时，听说常常为同屋的犯人们学公鸡打鸣。三舅一定是带着企盼黎明的心情学公鸡打鸣的。

我自小为什么喜欢学公鸡打鸣？我想得很单纯，第一，公鸡叫得好听，有气势，鸭、鸽子、麻雀的叫声，都不能和公鸡高唱时的激情与声音相比。第二，学公鸡打鸣，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行，不论心肺，还是喉咙，甚至四肢，都得一块兴奋起来，是一次生命整体的合唱，而不是仅仅从喉管发出的声音。学公鸡打鸣，浑身感到痛快。我看见公鸡鸣叫时，鸡冠充血，发着红光，羽翎一根一根地直竖起来，并且抖颤不已，连颈部细密的羽毛也向四周威武地伸展开来，让抑止不住的激情充分地、不受阻挡地发泄着，这样声音才能传播到远远的地方。如果你心细，还能看见公鸡的趾爪有力地向下抓着，不论泥土或岩石，都能够感触到公鸡鸣唱时极度的躁动。我学公鸡打鸣时，三舅说我的脸红得像关公，两眼直冒火。回忆起来，这些感悟，童年时，只能直觉地感受到一些，直到后来，我痴迷地写起诗，才更深地理解了公鸡鸣唱时的激情和深厚的内涵。

三舅被押解到太原，关进牢里不几天，母亲跟着也去了。母亲为三舅天天送牢饭，还缝了上镣的囚犯穿的裤子，因为睡觉不能下镣，裤腿必须分成两片，睡觉时可以脱下来，白天用带子把两片裤腿紧紧系着。三舅离开定襄看守所时，我正在学校，没有能送他。也许是悄悄地被押走的，谁也无法知道他是怎样离开自己的故乡的。

十年之后，我因参加民主学运被捕，囚在陕南汉中省立第二监狱，有一个定襄籍的老乡为我送过几回牢饭：一海碗肉丝炒榨菜，够我吃好几天。母亲穿着一身黑布衣裳，从天水来汉中探监，本是来收尸的，她听说我的脑袋被砸烂，人当然活不成了。一见我还活着，母亲隔着两道铁栅栏，望着我咯咯咯地笑了好一阵。我跟她一块笑。我们母子一直没有哭一声。当时我写了一首诗《在牢狱》，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场面。

1946年春天，三舅在晋东南根据地，我想他多半会在《解放日报》看到了我被捕的那条消息。他当然不可能为我送牢饭，但肯定想过我当年为他送牢饭的事。不知他是不是想到我在狱里还学不学公鸡打鸣？我真的在阴湿的牢里，学过几回公鸡打鸣。鸣唱得比童年时更为嘹亮，每天当黎明时候，我像真正的公鸡，站立在黑洞洞的牢门内，使出全身的气力鸣唱。我也像三舅那样动情，鸣唱得流出了眼泪。公鸡打鸣有时也会激动得流出眼泪，我相信。曾听人说过，鸟类不能流泪，公鸡当然不会流泪。但是你敢说在黑沉沉的黎明之前，打鸣的公鸡鸣唱时难道不流泪？

离别故乡

导读：

离别故乡的人是什么心情？作者的回答是，沉重。正是这种心情，使文中所写的种种往事有机地统一起来。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应该是深刻的、牢固的。然而在作者的记忆中，童年却变得模糊不清，他能够写出的，只有童年在心灵上留下的重量和一束束光芒。文章开始就奠定了沉重的基调。

送别儿孙的祖母，是心情沉重的——她一边烙饼，一边默默流泪；恨不能让儿子把四季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的母亲，是心情沉重的——她特意在儿子的棉裤裆里，“一块一块地”缝进银元。虽然要离家远行的不是她们，但她们的心早就随着即将离别的亲人走远。就要离开故乡的父亲，是心情沉重的——他近来总是异常沉默；连远远的炮声也仿佛很沉重——“闷闷地响着，仿佛不是从空中传来的，是从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来的”。

只有不谙世事的“我”，未曾想到生离死别的分量，大声告别。但是，当年的愚稚后来化为深深的悔恨，悔恨也是沉重的。

父子两人就这样沉重地走了，他们在路上备尝艰苦却幸存下来。是狗皮褥子暗暗保佑着他们。而装褥子的包袱，“我”刚一提起，就觉得很沉。祖母的爱是厚重的，也是沉重的。

让人动容的还有父亲的眼泪。这泪水“把雪烧出了密密的深深的黑洞”。是啊，“泪居然有那么大的重量和穿透的力量”，因为它也带着父亲对故乡沉重的眷恋。

基调的统一使这篇文章形散而神不散，带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一向以为，童年活在心灵中，不管想不想它，绝不会弃离自己，它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随时可以全身心地融入它的境界。可是这一次，主意要好生写写自己的童年，却引起我无限的伤感。童年与我之间，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茫茫的距离。这里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上的可以丈量的含义，它近似疏远或淡化，是一种心灵上茫茫然的感觉。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自己的影像，我向它走去，怀着虔诚和信任，可是，不是越走距离它越近，而是越走越远了，它远出了淡出了我的记忆。童年像一个灿烂的星座，黄昏(“黄昏”之前，我有意略去“生命”二字)之后，本该它出现，却无声地陨落了，就落在自己的心灵上。感到了它以往的重量和光芒，却很难从心灵上再升起那个完整而美丽的星座，照亮自己的生命。因此我至多只能写出童年在我心灵上留下的重量和一束束光芒。是的，连1937年10月末，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别家乡和亲人的情形，我都无法详尽而清晰地录写出来了，这还不令人伤感吗？

那个晚上，全家人只有我和两个弟弟跟平时一样睡觉，其他人都整夜没有合眼。祖母为父亲和我出远门准备干粮，用文火烙了七八个有油盐的厚厚的白面饼，有点像西北高原的“锅盔”，只是略小点薄点。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都是带着这种经吃经饿的饼。祖父年轻时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祖母也是烙的这种饼，够十天半月吃。我还从来没吃过这种干粮，它的特点就是“干”。揉进油盐才有点发酥，否则难以咬动。穷人家烙的饼，只有盐，没有油，怕咬不动，烙之前，就把生饼虚切得棋盘似的，吃时掰一块下来，正好塞满嘴巴，噙好一会儿，口水泡软才能嚼碎，因此十分耐吃。

祖母那天烙了一夜饼，十岁的妹妹帮着她。多少年后，妹妹告诉我，那天晚上，祖母一边烙饼，一边默默地流泪，可能想起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已经有多少年没烙过这种干粮。那天祖母烙饼时，油用得很多，隔壁金祥大娘闻到了油香气。第二天上午，她来我家，一进院就嚷嚷：“哎呀，你家有甚喜事？”听说我母亲把她狠狠剋了一顿。两个不懂事的弟弟晓得家里烙了油盐饼，向祖母哭闹着要，但祖母没有留一张饼下来。

母亲为父亲和我准备行囊，她在我上路穿的棉裤裆里，一块一块地缝进十四块银元。听说我三舅父牛佩琮在太原坐牢时，母亲为他缝囚犯专用的带着脚镣能脱能穿的那号棉裤时，就絮进了几块银元，以备急用。

后半夜，祖母叩我的门，她用戴顶针的指头叩击门框的声音特别响(烙饼的同时，祖母还缝补一条狗皮褥子，所以戴着顶针)。上初中以后，我就住在与羊圈为邻的半间小屋，一向睡得很死，祖母喊我半天才醒过来，“成汉，快起来，你听，炮响得越来越近啦。”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大炮声，坐起来，感到一种很闷的声音，像远方的雷朝这里滚动，炕有些颤动。

我走到院里，远方有密集的枪声，响得很脆，格外令人恐怖，仿佛老天在做噩梦咬牙。父亲正兀立在院子里听动静。他说：“还远着哩，多半在忻口一带，诗人元好问的老家离那儿不远。”不久之前，父亲为我讲过元好问的诗。

母亲让我换上远行的衣裳，恨不得四季衣服全让我一层层地穿上。穿棉裤时，母亲才对我说：“裤裆里絮了十四块银元，万一你和父亲被冲散了，你就一块一块拆下来花。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母亲这番话也是说给父亲听的。父亲嗜酒如命，花钱多。

父亲说：“天一亮就动身。晚了，村里人见到要问长问短。”

当时，全家人或许只有父亲一个人心里明白，这一走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在县立初中教史地和语文，天天看报，当然晓得这一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国内军阀混战，那最多不过几个月，这一回，谁也难以预测。父亲近来常常默不作声，主要由于心情的沉重。

当时，我的头脑简单，不理解人世间还有生离死别这种事。我心想，跟父亲出去走走，去大地方开开眼界，起码能进省城太原转转，到一个地方躲一阵子就可回来。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永远地分离。

那几天天气晴朗，凌晨有点寒意，墙角的蟋蟀叫声开始沙哑。父亲没有穿平常穿的长袍，换成了对襟棉袄，看上去有些陌生，像城里公义生油盐店掌柜的老头。父亲右肩头背着包袱，挺大，我一只手拎着干粮。中秋节才过了一个多月，家里存的月饼全让我们带上了。隔着包袱都闻到“五油四糖”的月饼味，一斤面粉揉进五两油四两糖(当时一斤为十六两)。月饼是我母亲亲手制作的，她舍得多放油和糖。祖母可从不做这么贵重的吃食，她平时只想尽办法把活命的高粱面做得有滋有味，用油是一滴一滴用的。

全家人默默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口。祖母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棉裤，说：“薄了点。”母亲说：“等到穿厚棉裤那时，人还不回来？”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质问父亲和我。

父亲常出远门，一家人过去也就是在大门口分手的。什么美好的祝福的话都没说，全家人面对面地比平时多站了一会儿。父亲在前面走，我习惯地在他后面跟着。我憋不住回过头

睒了睒眼睛，对妹妹说：“后天我可就在省城了!”要是平时，我这么说，妹妹总要回嘴：“臭闺女不值钱，你和爹是全家的命根子，谁能比!”今天，妹妹仿佛突然长大了，什么话没说，两眼泪汪汪的，她也许在心里还为我能出去走走高兴哩。

街巷里没有一个行人。远方的炮声还在闷闷地响着，仿佛不是从空中传来的，是从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来的。当父亲和我快拐弯走进另一条街时，听见妹妹飞快地跑到我跟前，对我说：“祖母让你回去一下。”我随着妹妹踅回到大门口，父亲立在街口等着，默默地望着立在大门口的母亲和妻子。我看见祖母眼里噙着满盈盈的泪，但并没有哭出声，她的眼窝很深，泪水聚着不易流下来。祖母的眼睛年轻时又大又亮。她用粗糙的手习惯地在我面颊上抚摩一下，说：“快到大屋去，把炕头上一 个包袱带上。”我心里奇怪，为什么刚才不带？回到大屋，靠窗口的炕头，放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我一摸，知道包的是狗皮褥子。其实不用摸也闻得出来。如果是现在，我是绝不会拿的。当时我只觉得祖母生怕我们在路上睡在露天的地里受了风寒。我回到大门口，祖母指指狗皮褥子对我说：“出村之前，不要对你爸说。”她怕儿子不肯带。这张狗皮是我家前几年老死的那条狗的，让村里刘春毛家鞣制过，毛长绒厚。祖母腰腿患有严重的风湿痛，她每年的冬春秋三季都离不开这张狗皮褥子，只有暑热天才不用它。包袱提在手里觉得很沉，我感到了祖母的厚重的爱。

回到街口，父亲可能沉溺在悲伤之中，并没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拐弯时，父亲还是没有回头。他一回头，一定哭出声来，他怕伤了母亲与妻子的心。我可知道父亲的这个脾气，他的心不硬。要是母亲带我远行，将是另一番情形。我回过头，朝祖母和母亲大声地喊 ：“我走了，我走了!”声音里没有一点儿真正的悲伤，没有就是没有，我不会作假。半个世纪之后，我才深深悔恨自己那种今生不能原谅的愚稚的行为。祖母和母亲站在家门口，像平常一样，没有招手，没有祝福。母亲的嗓门大，用哭腔冲着父亲和我的背影喊了一声：“过大年时一定回来!”我回过头喊了一声：“一定回来!”父亲不敢回头，只把头低低地垂下来，脚步放慢些。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没有返回家乡。这原因，本来想不说，考虑再三，还是应当说几句。五十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成了“反革命”，还是不回去为妥；八十年代，父母早故去，家乡几乎无亲人了，老屋成了废墟，不愿回去凭吊历史，今生只想在记忆中保持心灵的平衡。父亲建国以后从西北高原回去过两回，见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却没有能再见到他挚爱的母亲。祖母已于1943年病逝。

离开故乡后，父亲和狗皮褥子没有分开过，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绒毛早已磨损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乡的极困难的日子里，它仍能给父亲以难以比拟的温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亲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荒寒的陇山上背了两年石头，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后，人已瘦成一把骨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埋在陇山的一个山坡上，狗皮褥子仍铺在他的身子下面。葬埋父亲的地方，隔着藉河正对着北山坡上的李广墓和杜甫游历过的南郭寺。这个风水地方是父亲生前选定的。

在刚离家那一年，每到一个住处，父亲总是把狗皮褥子横着铺上，这样两个人的腰部都能贴着暖暖的毛皮，不容易受风寒。从介休县到风陵渡，是坐的太原兵工厂拆迁机器的没篷的敞口火车，父亲和我夹在机器缝隙中间。父亲说：“天冷，千万不要把脸和手贴着机器，会把皮粘下来的。”我摸摸机器，的确有点粘手，不，简直是在咬人!感到异常恐怖。天黄昏时，火车正经过韩侯岭，行驶得慢，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追着火车朝下不停地扫射。枪弹打在机器上的响声格外地凄厉，四处溅着火星星，我不敢睁眼，父亲死死搂着我。后来听说那是架侦察机，如扔下几颗炸弹，我们坐的火车必定遭到毁灭。那天后半夜里，下起大雪，冷得睡不着，也不敢入睡，时刻担心日本飞机来轰炸。人夹在机器中间无法活动，冻得脸腮木木的，父亲打开行李，把狗皮褥子取出来，裹着两个人的肩头，才感到一点暖意。就在那天夜里，在机器缝里真冻死了几个人。天亮了，我看见人们把几具尸体抬下列车，冻死的人是蜷曲的，脸和手被机器“舐”得血糊糊的。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祖母的狗皮褥子被枪弹(也许是四溅的火星)穿了一个洞，父亲和我却奇迹似的毫发无损。父亲说他当时闻到了一股燎毛的气味。

从风陵渡过黄河时，父亲和我没有能挤到同一条船上，我坐的船小一点，那天有风，滔滔东去的黄河浪很高，我坐的船快到岸时翻了。幸亏我自小会游泳，还能在浊浪中挣扎着。我被恶浪劈头盖脸地打入了浪的底层，穿着厚厚的棉衣，浑身动作不灵，几次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生命几乎永远地沉没了。当我浮到水面时，看见波浪翻滚的河流上，有一道道弯弯曲曲的血的斑纹，是溺死的人从心肺里呕出来的鲜血。后来，我被一个老水手救上了岸。我一口气跑上了一个很陡的山坡，看见一个夯土的拱门，门楣上赫然有三个大字：“第一关”。恍惚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真的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关口？！当时正是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正如艾青在《北方》那首诗里写的寒冷。(艾青的这首诗，正是写在我渡黄河的那个月的潼关。)上岸后，穿着湿透了的棉衣裳，走了几个钟头才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父亲，我被黄河向下游冲了十几里远，他以为我多半被淹死了，父亲和我都哭了。结了冰的衣裳外面硬得嚓嚓作响，走起来十分困难。贴着身体的那一面，却又融化成水，顺着前胸后背和腿部不停地朝下流淌着。就这样不停地走了几十里路，父亲说不能停，一停下人要冻坏。到了潼关，住在一间民房里，我还是挺不过去，发高烧好几天，父亲日夜守护着我。最后出了一身汗才好了起来，身子下面的狗皮褥子被我的汗湿透了。我难过地说：“我祖母的狗皮褥子淹坏了……”

十四块银元还缝在棉裤裆里。

1938年春天，父亲去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名。后来听说教画的先生中有诗人艾青。我哪里晓得，那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只记得老师中有一位叫段干青，因为他是山西老乡故记住了。不久我徒步到了天水上学，又从裤裆里拆下两块银元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剩下的十块银元我全拆下来交给父亲收着。

没过黄河之前，总觉得脚下的地与家乡连着，每条路都能通到我家的大门口。渡过黄河，有一天与父亲坐在潼关积雪的城墙上，隐隐望见河北岸赭黄色的隆起的大地，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黄河把一切与故乡的真实的联系都隔断了。父亲哭了很久，热泪滴在积雪上，把雪烧出了密密的深深的黑洞，泪居然有那么大的重量和穿透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能听见父亲的热泪落在积雪上的沉重的响声。黄河虽然没有把我的生命吞没，可是我的童年从此结束了，黄河横隔在我面前，再也回不到童年的家乡。童年，永远隐没在遥远的彼岸了。

苦香的，柳笛声声

导读：

这是一篇诗情浓郁的散文，也许可以说是一篇散文诗。

题目首先就很优美。苦香、柳笛，都是散发着诗歌气息的词汇。而且，本来苦香的是柳笛，不是柳笛的声音。可是从字面搭配上看，作者使用了通感的手法，直接用苦香来形容柳笛的声音。这种别出心裁的手法，给人特别的美感。

文中形容词的大量运用值得注意。我们看到了很多叠音词：长长、幽幽、缥缥缈缈、凉滋滋……这些叠音词点缀在文章里，仿佛声声柳笛缭绕不绝，仿佛苦香味道始终留在唇齿间。作者在用词上好像是有意与题目里的“声声”和苦香相对应似的。

文中还有许多比喻。作者把柳笛声比作鸟，“张着强大的翅翼，穿越时空不息地飞翔着”；比作花开，“此起彼落的声声柳笛像纯白的杏花似的绽开在空旷的荒原上”；看作人的创作，“是孩子们借着柳枝的细管吹出生命的青春的气韵”。柳笛的声音，由此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与人的生命产生了牢固的联系。

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深情归结为文章的最后一句话：“真的，写诗太像吹柳笛。”是的，《苦香的，柳笛声声》证明了这一点，它是作者模仿声声柳笛而写就的一首诗。

我的家新搬来这个少有闹声的远郊区，心境顿然趋于宁静了。这几天深深地陶醉在西班牙散文大家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的明净而带有一些寂寥的乡情之中。沉醉的同时，不知何故，油然地使我想起失落久远的故乡和童年，而且想到了凄清的柳笛声。在耳朵里，不，在心灵里，梦一般飘来了柳笛长长的声息。此刻它正在幽幽地响，在心灵里撩动。这几乎忘却了的乡音，听起来似乎很遥远，又很近，越听越响亮。它显得异常欢欣，因为飘荡过千山万水之后，才找到了我这颗它一直眷念着的心灵。

柳笛或许是人世间最简单的笛声，只有一个音调，一个不变的节奏，但它又是人世间最纯净而富有魅惑力的声音。童年时，它让我迷恋，半个多世纪骚响地过去了，各种声响敢说都听到过，但只一个音调的柳笛，幽幽的雾一般缥缥缈缈的声音却是我一生忘不掉的一些声音中最奇特的一种。它张着强大的翅翼，穿越时空不息地飞翔着。

我的故乡在苦寒的雁门关内，春天是寂寞的。但到了农历三月天，滹沱河边的柳枝变软变绿时，就能听到此起彼落的声声柳笛像纯白的杏花似的绽开在空旷的荒原上。笛音因柳枝粗细而有低沉与尖细之分。不论尖细与深沉，那声音都散发着苦香。当你把柳笛抿在两唇间，舌尖顿觉凉滋滋，清爽极了。从柳枝沁出的碧绿的有黏性的液汁使你的口腔充满了苦味的清香。这苦香味只属于柳笛。那就鼓起胸膛吹吧。吹柳笛必须使出全生命的力气，而且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变成了一管细长的柳笛。笛音只不过是孩子们借着柳枝的细管吹出生命的青春的气韵而已。于是笛声浸透了少年的血热与柳枝的苦香。

最使我难忘的是，当我把柳笛吹裂，笛音变哑了，只好恋恋地把它弃掉，但是唇舌上留下的苦香味仍依依不舍，半天不会消失。这一天你不论说话，不论哭笑，不论唱小曲，你的声音都带着柳笛的苦香味。柳笛多情。

柳笛的苦香而带有黏性的声音，半个世纪过去了，仍幽幽地飘响在我的心灵上。它的附着力特强，如故乡的胶泥地。真希望我的生命再变成一管细长的柳笛，布满裂缝的生命，即使吹不出圆润的笛声，也能向人世间吐出些生命的热血气与柳笛的单调的苦香味。

真的，写诗太像吹柳笛。

含羞草的冤屈

导读：

用文字准确地捕捉个人情绪的转变是很难的。《含羞草的冤屈》对个人情绪转变的刻画细腻、紧凑，令人印象深刻。看作者遇到含羞草地之后的表现，从“狂奋地奔去”，到“本能地仰面躺了下来”，到“顿时惶恐不安”，到“着了魔似的向含羞草的腹地跑去”，情绪上有一系列剧烈的波动。这一组变故眼花缭乱，不光作者本人，读者也几乎没反应过来。作者把注意力完全投注在这种波动和变故上，文字不分段，一气连下来。密集的节奏逼真地再现了作者当时的感受，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等文章的节奏缓和下来，我们和作者一起看到了草地上“一个个洞穴似的踪迹”和“一个大大的人形”。一系列的情绪波动在这幅画面上定格，作者的动作也在此时戛然而止。

接下来，作者沉入了理性的思考。动作停止了，思考却没有停止。“我”深深地为自己对圣洁草地造成的伤害而羞愧，同时也为含羞草抗争命运的精神而钦佩不已。含羞草收敛叶片，正是它在侵略者面前保护自己的独特方式，人们没有权利嘲笑它。尊重自然，尊敬生命，这是文章所要陈述的观点。

由剧烈的情绪波动到冷静的理性思考，从文章的整体节奏上说，这就是张弛有度。

必须先说明白，这篇文字，不是童话或寓言，也不是借题发挥的杂感，是根据我的一次经历写的。其中有一些玄想，也许超越了物质世界，现成的语言难以规范它的不定型的内涵，只能如实地记下当时的感悟。

十年前，正值亚热带火辣辣的夏季，我有过一回海南岛之行。我忘情地徜徉于五指山下，无意中闯入了一大片(事后估计面积有一平方里)野生的含羞草。本来是想越过它到远远望见的一条溪流去冲冲凉，万万没有料到竟侵入了一个属于圣洁生命的世界。事后人们对我说，我践踏了含羞草。由于受生物学命名的影响，我一向莫名其妙地把含羞草归入生物界的女性类。因此，冒犯了含羞草使我真正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一生不能原谅自己。

当时，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一色茸茸的青草地，它的袒露而静穆的、非人间的气度，一下子将我镇住。我感到它似乎不仅只是一片葱郁的草野，而是我求索多年的幻梦中的境界。我禁不住地朝它狂奋地奔去，恨不得立即匍匐在它神秘的胸怀之中。而那条在远远的前面用明亮的眼瞳召引人的溪流，我已完全忘在脑后。当我踏上这陌生的境界的第一步的刹那间，觉得脚下有异常的动感，近于蠕动或震颤。“这草地会动!”我几乎喊叫起来，身子不由自主地晃悠着，像是触及到什么动物的有弹性的肌肤。为了不致使躯体和心灵失去平衡，我本能地仰面躺了下来，并且舒适地把四肢伸展开。我高声地叹了口气，甚至想唱一支山歌。但是我的沉重的头颅、肩背、腰身，以及体内的所有器官，特别是心脏，有着微微向下沉落的感触，我顿时惶恐不安，正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的，想摆脱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我想立即站起来，当时以为站着比躺着要安全。可是挣扎几回都未成功。草并不高，脚底却踏不到实处。这种异常的感触，我曾经历过一回，那还是七十年代初，深夜在向阳湖的草丛中走着，陷入一片隐秘的沼泽地，几乎送了命。遇到这类危难，只能猛跑，一站定人就陷落下去。我终于从含羞草不平静的胸怀里站立起来，我头脑发蒙，不是朝外踅返，而是着了魔似的向含羞草的腹地跑去，跑了很远，仍没有摆脱掉脚下的沉落感。偶尔回过头望望，在我刚走过的梦境般的草地上，赫然地出现一个个洞穴似的踪迹，有如凹印上去的，再往前看，我躺过的地方，深深地还躺着一个大大的人形，仿佛我将自己的躯壳留在那里。确切地说，它是我的生命的轮廓。我居然有那么庞大!我恍惚沉迷在梦游中。几十年来，我一直患有顽固性梦游症，我下意识地感到可能又犯病了。我在含羞草的领域一定奔跑了很久很久。

当地一个牧童把我喊叫了出来。他指着面前的被我践踏得千疮百孔的草地说：“这地方不好随便进去，连牛都不肯进去。”他的口气十分严肃，他又解释道：“牛低头想吃它，用舌头怎么也卷不上来，草叶从牛的嘴边鬼一样溜了!”难怪附近的旷野上只有这一大片草地既平坦又丰美，像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

我的脚踪，我的人形，过了几个钟头仍烙印般地呈现在含羞草的肌肤上。我羞愧地垂下头，我的罪恶的踪迹对这一片圣洁的草地的伤害有多么的深重啊!草叶的眼睑仍闭合着，不愿意看见我这个丑陋的粗人，嫩绿的草茎仍朝下坚韧地弯曲着，忍受着我给予它的伤痛。我羞愧得抬不起头。

含羞草在风险丛生的大自然界，抗争命运的坚毅不屈的精神，令我无比的钦佩。含羞草哪里会在侵犯者的面前现出丝毫的含羞的表情？“含羞”是人文世界的语言，跟认定的含羞草毫无干系！含羞草的历史是悲壮的，它的生命是智慧而不容侮辱的。

那一年我对含羞草(姑且沿用这个名字)作了深入的思考，想写一首诗献给它，终未完成。我的自然知识有限，上中学时生物老师说，含羞草为什么会“含羞”？因为它的叶片一旦受到外界的侵扰，叶脉中流动的水分就会回流到茎部，叶片因失水而萎缩地闭合起来，是含羞草生存的本能。这说法是否合理我无法判断。不久前我的外孙女对我解释过含羞草的奥秘，我觉得也有道理，可以补充上面的说法。她说，含羞草本是热带植物，热带多雨，亿万年来，这种平凡的草类由于经常遭到暴雨的袭击，叶片被击打得残缺不全，影响了它的生存。经过无数次教训后，产生了对暴风雨抗争的本能，叶片的闭合成为它生存的本能了。动物有条件反射的本能，植物似乎也有，我相信。

现在，回到我写这篇文字的初衷，我是怀着愧疚的心情而为含羞草辩诬的。“含羞草”这个名字固然美妙，使侵犯者的罪过不但得到解脱，而且还可从弱者的苦痛之中得到意外的美感，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经科学家的证实，含羞草并不含羞，为什么不能为它更换一个符合它本性的名字？我真不理解。

童  心

导读：

《童心》讲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跟着作者的笔墨，我们追随老画家走过十字路口，拐进左边的一个小胡同，跪在一排平房前的水泥地上，吹掉尘土寻找一幅画：一个穿裙子的小女孩在跳舞，两条辫子飞扬得老高，眼睛异常有神。老画家年过八十，身体好像不太好，走路已经有点晃晃悠悠，也不能久蹲，可他费那么大的劲，竟然只是为了找这么一幅小孩子的画作。

为什么老画家会看重这样的一幅画？文章最后告诉我们，老画家认为“画漫画，必须有一颗童心”。可是，从老画家的行为，我们不是已经感到他的童心了吗？看到他对艺术的执著，读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读完全文，我们忽然想到，关于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老艺术家的相貌，文章一句都没有交代。文章时时刻刻抓住的，只有他的眼睛。作者一开始就提到了老画家的“亮眼睛爷爷”的称呼。说话时看着“我”的口形的，是这双圆睁的眼睛；盯着地面的，是这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发现画面被破坏而感到失望的，是这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画面的，是这双眯缝着的眼睛；感叹自己童心不再时涌出热泪的，还是这双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何必再写其他的相貌呢？以貌取神更高明。

去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准备去附近公园散步，一出门，看见邻居老画家在前面急匆匆地走着。他还穿着冬天的棉袄，好久好久没见到他了。一入冬，他就很少迈出家门，他已年过八十，比他的好朋友叶浅予只小一岁。

我走快了几步，习惯地轻轻拍一下他的肩头，表示问候，因为他耳聋。他少年时得过一场热病，从此就完全失去了听觉。他回过头，看见是我，憨憨地笑笑。他的眼睛又大又亮，很有神。他与世界的联系，主要靠这一双眼睛。我的外孙女就叫他“亮眼睛爷爷”。

我用手在空中画了个问号，问他干什么去，他揪揪我的衣袖，用他自己听不到的声音说：“跟我一块儿去走走吧。”我很愿意陪他走走。

在这个住宅区，能够和他对话的人不多，除他的老伴之外，只有我还可以和他谈谈心。他操着童年时的苏州土语，我只能猜着个大概。我说话时，他圆睁着眼睛，看着我的口形。他实在不懂，我在自己的手心写一两个字，他就全可明白。

我心想他一定是带我去一个僻静地方散散步。他走在前面引着我，我紧紧跟随着，也有护着他的意思，最近几年他走路时姿态有点晃晃悠悠了。我心里也有几分好奇，这老头儿一定发现了一个什么好去处。我们都是新搬来的住户，附近有许多地方都没有去过。

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停了下来，向四处张望，像是在找寻一个标志。我心里更加好奇，他带我来干什么？显然不是来散步，更不是找个僻静处跟我谈心。这时他似乎醒悟到什么，拉着我朝左边一个小胡同快步走去。当走到一排平房的前面，他站定，弯下腰在房檐下的水泥地上找寻着。

几个小孩走上来问：“老爷爷，丢了什么东西了？我替您找。”孩子不晓得他耳聋，问了几遍，他没有一点反应。孩子们以为我明白他找什么东西，问我，我说，“我也不晓得。”

我们的身边聚集了十多个小学生，都弯下腰来找。有几个孩子说：“大概丢了钱了吧。”孩子们眼睛尖，地上什么也没有。我莫名其妙地也跟老画家深深地弯下腰在地上寻觅着那个“东西”。

老画家蹲了下来，用嘴使劲地吹水泥地上的尘土，孩子们都围过来帮他吹。大概由于腿蹲着难受，他索性跪在地上，又大又亮的眼睛死死盯着地面。我用手比画着问他：“找到了？”他仰起脸来，两眼泪汪汪地说：“找到了，但看不清楚了。”

我看清楚了。在我们的面前，隐隐约约现出一个用粉笔画的女孩儿的像，模糊的线条，有点像远古的岩画。

老画家激动地对我说，他昨天下午在这里看到一个小女孩画画，画得非常快，画的是一个穿裙子的小女孩跳舞，两条辫子飞扬得老高，眼睛画得异常有神。画完以后，那小画家就跑着走了。他立在那里入迷地看了好半天。晚上回到家里，一直想着这个画。天一亮就爬起来，衣兜里装上速写本，他要把这张画临摹下来。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可惜可惜”。

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地上的画，两条辫子有如小鸟的翅膀在飞，稚拙的线条的确有魅力。老画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速写本，一边眯缝起眼睛凝视着画，一边用铅笔敲着自己的脑袋，对我说：“昨天下午就该来。”他在速写本上只用了一两分钟就勾画出那个跳着舞仿佛已经走远了的小女孩的形象。他接连画了两三张。不停地说：“画得不像，抓不住那个形象了，她走了……”

许多小孩子围过来看他的画，我指着地上的画的痕迹问面前的孩子：“是谁画的？”他们七嘴八舌地在议论着究竟谁是这幅画的作者。他们似乎都认得她。孩子们对老画家发生了兴趣，问我 ：“他画她干什么？”我说：“这老头儿是位画家，他要把地上的被脚步踩坏的画重新画出来。”一个孩子说：“他真是个有意思的老头儿。”

在回家的路上，老画家不时地在摇头，不说一句话。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昨夜没睡好，就担心画会被扫街的人扫掉了。半夜想去临摹，老伴不让去，说路灯暗，什么也看不清。唉，只怪起太晚了……”他说得很快，我还是都听明白了。

——我说的是漫画家陆志庠。年纪大的上海人会知道他的。

过了几天，我遇到了他，他难过地对我说：“我老了，画不了漫画了。画漫画，必须有一颗童心。”我在手心写了“童心”两个字，望着他，指着他的胸前，说：“你有，你有!”他从我的口形已能明白我说的话，摇着头，眼睛里涌出了热泪。

高粱情

导读：

大地因为有高粱的点缀而激情似火，人们因为有高粱的哺育而生生不息。文章对高粱的颜色和根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高粱穗是红色的。有的深红，有的粉红，从高处俯瞰，“有的高粱地就如鲜血的河流自上而下地泻下来”，仿佛还交织着雄浑的呐喊。

高粱根是强劲的。条条气根，像“流泻的晶体”，像鹰爪，深深地扎进大地，任风暴也无法撼动。

红色的高粱穗正如鲜血一样，作者从高粱地里感受到一种血性之美。在那样苦寒的气候下，贫瘠的土地上，它能耐得住大自然的折磨，这种强悍的性格就是血性的表现。

结实的高粱根正如摔跤手一样，稳稳地站在地上，等待对手的攻击。事实上，连最有力气的小伙子都很难拔动高粱。

作者写高粱，也是写人。被高粱所养育的人，自然继承了它的一切。高粱的种种特性，正是人的身体和性格的象征。父亲说高粱的血就流动在人们身上。作者说在他的“骨骼里、肌肉里、血液里、眼泪里，直至粗硬的头发里，都蕴涵有高粱的魂魄”。

我们还读到，在高粱的气息里，在《高粱情》的字里行间，到处都闪烁着作者父亲的身影。他种高粱、看高粱、尊重高粱，连笔筒里也插着通红的高粱。高粱是父亲的化身。他们一样伟大！

一

从我想写童年的那一刻起，就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到了高粱，想写高粱。但高粱对于我来说太巨大了，我不敢轻易触及它，生怕亵渎了它。早应当写一首诗献给高粱。童年时，高粱是庄稼，是粮食，是童年的世界，六十年之后，高粱成为一种超自然的净化心灵的力量。

我好好坏坏写过几百首诗，为什么没有一首是写高粱的？并不是我对它爱得不深，我忘记了它，绝不是。我总觉得，直到今天为止，我的诗仍弱小，还写不出可与它相匹配的大诗。在赤忱的高粱面前，我惭愧之余，只能写下这些零碎的高粱米似的文字。

人世间有许多与人永远同在的美好生命，对它们的记忆和感念，都不足以说明我们与它们关系的深刻性，它们与我的亲生父母和故乡同样神圣。高粱在我的心灵里就有着这种地位。一想到高粱，眼前就现出了它正直的茎干，硕大的血红的穗头，紧紧抓着土地的鹰爪般的根部，以及它那火的、酒的、美的品性。如果有现代图腾，高粱就是我的故乡和祖先最真实而永恒的象征。它能引起强烈的膜拜的情绪，“膜拜”这个词或许太旧了，不该用。

十四岁那年我离开故乡之前，一年四季，顿顿饭离不开高粱。可以这么说，自从我断奶之后，高粱就代替了母亲的白色的乳汁。它塑造了我的体躯和生命，骨骼里、肌肉里、血液里、眼泪里，直至粗硬的头发里，都蕴涵有高粱的魂魄。高粱能酿酒，酿醋（我的祖母是酿醋的能手)，是战马出征前的饲料，高粱也酿出我童年的牧歌。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祖母如果今天还活着，她也会理解，不要以为她没有文化，不懂诗文。我记得她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命是高粱面捏的，黑茁茁的，有火劲儿。”

二

我的家乡在苦寒的雁门关下，土地灰茫茫的，十分的贫瘠，有一条暴躁的滹沱河，完全不能灌溉干渴的七沟八梁的田地，它缺乏能体贴大地的那种滋润的气质，它只能激化家乡人的犟脾气。雨水少，土地苦苦挣扎。能够种麦子的地极少，只有耐得住大自然折磨的强悍的高粱好养种。千百年来，大地、人、高粱只能相依为命，成为苦难与命运的悲壮的契合。

是的，我是吃高粱长大的，就像牛一生只吃草。鲜嫩的带着露水和晨光的草叶，以及它那苦香的青色而有黏性的汁液，养育出了一个个高大壮实的牛的生命；草叶的一滴滴汁液，神奇地化为甜的奶汁，化为威武的牛角，化为宽阔的充满了爱的鸣叫声。这些，我自小就能理会到。萨特说，童年最接近自然。童年的我，一口一口地吃高粱长成的骨架、血液，跟吃别的粮食长出来的骨架和血液，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高粱酿的酒最醇香，一点就着，会腾一下升起清莹的火焰。高粱和它的魂魄所显示出的个性，在我的生命里无处不在，因而我也有了它那一点就着的火性子。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吃高粱了，但我不可能忘记它。对高粱的记忆不只是依靠心灵和梦，我的肺，我的手指和皮肤，也有着永不消褪的记忆。夏天的清晨，从高粱地里升起的凝重的雾与滹沱河上翻腾的雾，色泽和气味都不同。高粱地的雾是近乎湿润的液体，仿佛是从人的胸腔蒸发出来的，带着热汗气息。字典里，我们的语言里，真找不出能够贴切地说明高粱气息的那个词。高粱的热气与人身上的热气十分相似。当高粱长得高过人头，高粱地成为“青纱帐”(唉，我暂且借用青纱帐这个词，我觉得它太轻柔，纱和帐在我的感觉上跟高粱联系不起来，高粱是绝对的男性的)。每天清晨，我的手腕上挎着竹篮，到我家仅有的一亩水地的田边摘金针菜。金针菜刚刚绽开一点头，还没开成花。当我摘下来，有的竟然在篮子里开了起来。我常常不走大道，执意地穿过一片一片的高粱地，高粱叶的浓重的清香气息里开始带出丝丝甜味，不用抬头看，就可知道高粱穗子正在由青转红。凉凉的有弹性的叶片，轻轻划过我的面颊和敞开的胸脯，觉得高粱伸长了手来抚摩我，痒酥酥地在胸前留下了淡淡的像成熟的玉米缨穗的痕迹，毫无疼痛感，过一会就如朝霞一样地消失了。阳光正升起，看不见远方的日出，但能感觉到一天最初的阳光的那派鲜亮与生气，身上落下了闪闪烁烁跳跃的光斑，它们在皮肤上弹跳时，有一点快感和亲吻的重量。从一株株挺拔的高粱秆的缝隙中，人摇摇晃晃地穿行，就像梦中游走，浑身浸濡在高粱的人性般的神采之中。高粱一定晓得我爱它，在微风中笑出清脆的声音。我甚至听懂了高粱的奇异的语言，它的语言是以气味、声息和颜色脉脉地传播向大自然的。

三

所有的庄稼地，不论是麦田或谷子地，对于我都不存在诱惑力，它们矮小、稠密，只能是蚂蚁和小虫的极乐世界。童年时，高粱地才是一个真正广阔迷人的境界，可以深深地置身其中，隐藏在它的荫庇里。高粱拔节时期，不时能听见锄地的庄稼汉们拉长嗓子吼唱粗犷的情歌。我和同伴，多半是乔元贞，入秋后，常常躺在高粱的丛林里，比在河边的树林里还令人自在；人们即使知道我们在里面，可谁也找不到，我们消失在另一个世界。总有几处因缺苗而空间大点，我们就安逸地躺在这里。每块高粱地里又常有几棵野生的香瓜蔓，挂着几个长不大长不熟的瓜，它们绿得寂寞，闻着有青草气，咬一口苦得令人咋舌，我们勇敢地蹙着眉头连皮带瓤吞进了肚里。嘿，它好歹也是个香瓜，我们怜爱它，也理解它，它和我们都是苦的。我们家乡人说，半大的儿童，跟枣子、桃、杏和瓜一样，都有一段发苦的成长期。苦，是生命渴望成熟和酿出甜味的前奏。我们的生命需要味道，愈强烈愈好。苦得钻心更能满足无名的饥渴，对于生命来说，苦似乎也有营养。

周围安静极了，有风的时候，最为舒畅，风在高粱林里变得很柔和，像被篦子梳过一样，把沙粒、尘埃等全都梳掉了。风，摇撼着沉沉欲睡的空气；风，携带着遍野昆虫的歌，草花的香气和高粱的温馨，爱抚地浸泡着我们，肺里、血液里全都充满了昆虫的歌和柔润的高粱味的风……从颤动的高粱叶片上筛落下的露珠，装饰着我们赤裸的躯体，我们不知不觉地沉入了无底的绚丽的梦中。高粱晒米的时节，高粱穗像一颗颗青春的心脏在膨胀和搏动着，生发出浓郁的热气，我们仿佛被这千万颗热烈的心拥抱着烘烤着，浑身汗涔涔的。我和元贞肤色鲜红，正像两穗红高粱。隐约地听到我的姐姐和海大娘(元贞妈)在高粱地的某一处呼唤我们，她们找半天才找到了烂睡如泥已经与大地融为一体的两个地之子。哦，地之子，这个词创造得多美多神。天之子，应当是鹰或星星，绝不是皇帝；而地之子，却只能是我们，还有高粱。六十年之后，我仍感到幸福。

一大群乌鸦常常在高粱地上空低低地旋，飞，哇哇的噪叫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们仰天张望，乌鸦黑压压的羽翼扑扇着，闻到了一股霉湿的鸟窠的臊味，宁静的天空被搅得破碎了。当乌鸦拍击着羽翼落下来，在高粱穗上啄食。我们愤怒地立起身，齐声呐喊，用土块轰击它们，乌鸦哇地飞向高空，高粱丛林又恢复了宁静和原有的风采。但那股鸦臊味久久地留在空气里，使人非常厌恶。我们从深深的高粱丛林走出来，有梦醒的感觉。我们像告别亲人似的说：“高粱地，明天见了！”

四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从北京回到家乡，虔诚地种了七年地，也就是说，种了七年高粱。他和别的庄稼人不同，他不仅养种高粱，而且欣赏和敬重高粱。有几次，我为他送水到地里，看见他坐在野外最高的那个地方：一截古代的土城，村里人叫它“大墙”，总有近两丈高，像陡峭的山峰，父亲独自坐在上面抽烟，好半天好半天不下来。村里人说他坐在上面是“心里编曲儿哩”。

每天黄昏后，他带领村里的“自乐班”又拉又唱，直到半夜才收场。回到家里，我问他：“爸爸，你坐在大墙上面干甚？”父亲笑着说：“我在看远远近近的高粱地。”我又问：“高粱地有甚好看的？”他说：“高粱在庄稼里最有血性，我和你都不如它。”我虽不理解父亲的话，但也能多少体味出他话里的意思，父亲有沉重和疚愧的心情，那些年他活得苦闷，有点消沉。“高粱也有血？”“有。”“它的血在哪里？”“在我们身上。”“爸爸，你说的我不懂。”“长大之后，你就会明白。”六十年之后我才明白了。高粱的血的确还湍激地流在我的生命里，我有感觉。父亲的血管里，到死也一定有高粱的血性。正如下游的河水里蕴涵着千里以远的源头的水。

父亲从北京回来已有好几年，他的打扮跟本村的庄稼人已没有两样，但他的面孔却又黑又瘦，没有别人那么结实红润。他的目光显得有些重浊，不像其他庄稼人的目光单纯透明。谁也不会想到，他常常深夜在油灯下诵读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他有时也伏在炕桌上写什么，我相信他多半在写高粱。他把几穗通红的高粱插在笔筒里，摆在炕桌上。不过我始终没有看到他写的什么。如果他写高粱，一定比我现在写得真挚，写得深沉。父亲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他不会完成他心中的诗了。如今我来写高粱，苍茫的心灵感到惭愧，有愧于哺育我童年的高粱，也有愧于热诚地养种过高粱的父亲。

只有一次，学父亲的样，我爬到“大墙”上面，看遍野的高粱地，正是仲秋季节，高粱穗全都泛红，有的呈深红，有的呈粉红，在阳光下真正有着热烈的扑面而来的血性!因为地势高低不平，有的高粱地就如鲜血的河流自上而下地泻下来，我仿佛听到了雄浑的呐喊声，父亲也一定听到过。我被面前的景象所震慑。以前，只是钻在高粱的丛林里，闻高粱气味，做黑甜的梦。第一次看到如此壮丽而惊心动魄的高粱地，不，是高粱的世界!整个空间，从天上到地下，都充满了高粱耀眼的光辉。过去我只知道白天的亮光来自天上的太阳，但高粱红的季节，火焰的高粱地，使白天格外地亮丽，天地间似乎多了另一种光，比阳光还要浓艳。一年四季里只有这一段时间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确，如果仅仅有平常的阳光是酿绘不出真正的秋日和秋色的。面前的高粱的血性的大地，不是由于你形容它修饰它，它才不朽和有了光彩，应当像养种高粱那样，创造新的只属于高粱的词语，让高粱雄伟地耸立在人世间。我写这篇文章，最终就是为了要找到这些词语，它不属于古旧的词典，只属于新鲜的有血性的诗。

五

高粱的根，最使我敬佩，它是我的家乡所有庄稼中最强劲有力的根，而且很美。

高粱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具有个性和力度。当然，最宝贵的是它的穗儿和连着穗儿的那一段箭秆。穗儿就是粮食，箭秆皮可编炕席。高粱的挺拔而粗壮的茎秆，给人以自信和力量。使我惊异的是高粱的根，它不但在看不见的地下扎得很深很深，而且在高粱秆的下端离地尺把高的关节处，向下长出了许多气根，有点像榕树的根，看上去是流泻的晶体，但用手摸摸，又是那么地坚韧，像鹰爪一样，它们不几天就强有力地抓住了地，仿佛擒拿住一个庞大的活物。我问父亲，为什么高粱下边长了这么多爪子？曾在朔县农业学校读过书的父亲告诉我，不要以为草木、庄稼都不如人，都无知无觉。不对，这是人类的偏见。庄稼都很聪明，它们对大自然的感觉，有些比人类还要敏锐。它们有的爬蔓，紧紧贴着大地，有的树一般地站着，都是为了生存，争得阳光和空间，延续自己的生命。高粱秆下部的气根是最不可缺少的，高粱很有预见性，是经受过千万次的灾难后才获得的。夏天暴风雨来临之前，就迅速地生出气根，深深地扎进地里，风暴才无法撼动它，就像一个摔跤手，脚跟稳稳定在地上，等着对手向他扑来。

父亲说：“高粱的根最苦，所有的虫子都不敢咬它，根是它的命。”高粱“意识”到了这点。父亲掐了一小截，他自己先尝，让我用舌头舐了一下，啊呀，那个苦劲儿到现在我还记得。

麦子、豆秧能用手连根拔，但是再有力气的后生都很难拔动高粱。我小时练摔跤时，教我的佩珍伯伯说：“站得像高粱一样，要有它那抓地的根，要练到根从脚脖子上生出来。”他还说：“我摔跤时脚定在地上，觉得我不是有两只脚，我有几十只!”高粱就有几十只脚，而且只只脚入地三尺。

我这一辈子练不出高粱的鹰爪般的根了。我只能靠两只赤裸的脚，艰难地立着，跋涉着……

六

高粱的根是好燃料。七十年代，我在湖北咸宁写过一首诗，题目是《巨大的根块》。当时我就想到了高粱的根。我们家乡叫茬子，准确地说是指带点庄稼秆的根。家乡人用煤烧饭，高粱茬子是好引火柴。高粱秆有大用途，人们舍不得用它烧饭。我家的地很少，引火柴不够，一到收割高粱的那一阵子(十天八天)，我和村里的孩子，肩头挂个小镐头，到地里去刨高粱茬子。这是一种很累的活儿，须在收割的当天刨，当天不去刨，第二天就被别人刨光，而且晒几天后地也硬得刨不动了。因此，那几天人再累再累也得去刨。我们家乡把这种活儿叫“砍茬子”。不但砍高粱的，还砍谷子的。

我们总是成帮去，除去镐，每人还带一根煞绳(较粗的一种麻绳)，到得地头，立即头不抬地刨了起来。有的地主家刻薄，开割前告诫长工“茬子留低点”。刨这种茬子，手没法拽着，很吃力。但是收割的长工们还是留的不算短，都是本村人，他们明白，不能让贫穷的人家没有引火的柴。刨完一块地，就把刨起的茬子归成堆，一边归堆，一边把上面的土磕打干净，这样便于晾干，背着也省劲。一天两趟，晌午一趟，黄昏一趟。我们把高粱茬子堆砌得像一堵夯实的墙。茬子咬茬子，十分的齐整。最后用绳子把它煞紧，留两个活扣儿正好卡着尖瘦的肩膀头。当时我们不过十岁光景，茬子垛的重量远远超过自身的体重。三五个孩子背着茬子垛艰难地走着，从后边看不见我们的头，只看到两条细瘦的脚脖子在动。背茬子垛须弯着腰，汗顺着披在前额的“马鬃” (儿童的一种发式)一滴滴地洒一路。我们的茬子垛一样大小，码垛之前谁刨的少，大家匀一点给他。乔元贞一向手脚慢，抢时间的活儿，他不如我快捷，而他们家却最穷，连一分地都没有。背进村子，乔海大娘立在门口夸奖儿子：“看我们元贞真能干。”元贞极老实，说：“我们刨好了平分的。”

背到院子里，茬子还得再晒两天。祖母能从茬子的高矮认出是从谁家的地里刨来的，姓安的地主家茬子最短，不足三寸。茬子干透以后，我把它们码在窗台下边。祖母看着我码好的高粱茬垛子，摸着我瘦削的肩头上一道道血印，心疼地说：“明天去带上我的罩头的布垫着。”我怎么忍心用她的罩头布，她只有一块，只在磨面时才用。我后来学背炭的大人，在肩头上垫上柔软的茅草或青高粱叶子。

我家为什么日子过得那么窘迫？因为父亲那几年到太原进教育学院读书，家里只我这个半大的孩子还算是个劳力。我不干，祖母做饭没有引火柴，我小小的心已懂得疼她。祖母最喜欢用高粱茬子引火，高粱茬子在灶膛里毕剥爆响的声音听着畅快，不像麦子谷子的茬子既不耐烧，又缺乏火焰。高粱茬子有酒的火性，烧成灰烬半天半天不冷。夜里常常看见灶膛的热灰里，有一闪一闪的小火星在游动，祖母说，是“七寸人”(民间传说中的矮人)打着灯笼去赶集。我痴痴地望着灶膛，觉得“七寸人”一定也是高粱养育大的，跟我一样。他们白天隐身在高粱茬子里。有一回，我埋了三个山药蛋在灶膛的热灰里，掏出来吃的时候，只剩两个，我诬说是妹妹偷吃了。祖母笑着说：“不是二妮子吃了，是七寸人吃的，一个山药蛋够七寸人全家吃好几顿。”祖母说的一点不神秘，像谈邻居的家常小事。当时我相信是真的。世界太神妙了!

七

高粱收割完后，在我的心灵上，没有收获的欢快，也不觉得田野因此而轻松与开阔，我的天地被破坏了，火焰的大地突然熄灭，变成灰烬般的废墟。小小的心灵伤感好久好久才能习惯，再也没有那个美好的境界去深深隐藏自己了。

茬子一刨尽，显露出久违的甜根苗，小小的野花野果，还有祖先的坟墓。我们必须赶在翻地之前，挖几天甜根苗。常常带着狗一块下地，狗在空旷的田地里奔跑、耍欢，到处闻来闻去，用爪子刨田里的地鼠，追赶啄食的成群的乌鸦。大人们嫌我们挖甜根苗，把地弄得坑坑洼洼，他们远远地喊叫、威吓。田野的空气变得陌生与空虚了。疲累至极的土地卸去了沉重的负担，舒畅地喘着气，远远望去，田野笼罩着一层混沌的尘雾。田野上高粱的气息还恋恋地凝聚不散，这是因为到处遗留着高粱多彩的叶子，血红的，黄的，更多的是青的。风吹卷着它们，飒飒有声，如羽毛似的飘动着，飘得很高很远。滹沱河带着它们流向东山那边。大道和曲折的小径上，村里街巷的角落，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它们仿佛是高粱的多彩的词语，热诚地跟世界对话，依依地告别。

田野一旦失去了高粱，就失去了热烈的气氛，突然地变得苍凉和冷寂了。酸枣丛千万颗晶莹的红果，成为田野上仅有的光彩；一直到白雪封盖住苦寒的大地，酸枣还火种似的红着。家乡的传说中，酸枣是高粱坚贞的情人，她总是守望在高粱地的近旁，用犀利的尖刺护卫着高粱。养种高粱的庄稼人从来不忍心砍伐地边的酸枣丛。高粱的故事，祖母能讲很多，关于高粱的曲子村里的年轻人都会唱不少。我也可以唱。

八

养种过高粱和诗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间三十年了。我知道他心里埋藏着许多未完成的诗，其中最沉重的几首里，有一首一定是感念高粱的。他去世前从西北高原回过故乡两次，最后一次带回一小袋家乡的高粱。当时是1961年，他想把它们一粒粒地播种在子孙们的心上。在我的心上也播种了几粒。我此刻写高粱，真正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握笔书写，我一个人撼动不了写高粱的这支笔。高粱最难养种，最难触动它，它的鹰爪般的根，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灵里。要撼动它，非得带出我的心血不可。我感到父亲默默地立在我的身后，正如童年时我练着吹笙，他总是站在不远的地方，仔细谛听着每个音律。我觉得父亲正看着我此刻写下的每一个字，我感到了他的温热的目光和呼吸。这不是幻觉，也不荒诞。我写高粱只能凭借父亲对高粱那种虔诚的心境与情感去写。我握着的笔，本来应该由父亲握的，我只配当他的助手。我们家那么多美好的传说，那么多纯情的牧歌，从来说不清是由谁写的编的，它们是一代一代的人传说传唱下来的。高粱情也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一个人是没有力量把它写尽的。

此刻是深夜，故乡的高粱正开始拔节，我听见了……

葡萄月令

汪曾祺小传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尤其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被称为“京派小说的传人”。小说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1989年 3月，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将此书的简介别致地印在了封面上，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汪曾祺的散文特色：“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散文家是汪曾祺先生的重要身份。这可以从他的家学、师法寻找到一些渊源。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亲汪菊生精通金石书画，能习各类乐器。祖父与父亲曾聘本地名流张仲陶、韦子廉二位先生分别教汪曾祺读《史记》，修桐城派古文及书法。“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戴名世和刘大櫆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汪曾祺非常推崇“桐城义法”：讲究文章的提、放、断、连、疾、徐、顿、挫，讲“文气”。他把“文气”与中国画讲的“气韵生动”会通起来领悟，认为“文气”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两栖杂述》）。

散文把汪曾祺带入文学世界，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并影响和奠定了他的创作气质。“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谈风格》）其中，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长河》、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契诃夫的《恐惧》、阿左林的《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都被汪曾祺归入散文化小说，且认为“散文化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一种）趋势”（《小说的散文化》）。

汪曾祺读中学时，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打了邻县。汪曾祺“逃难”到乡下，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翻来覆去地看”。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到小说家沈从文的亲自指点，断言“将来必有大成就”（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写给施蛰存的信）。1943年肄业后，汪曾祺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出版小说集《邂逅集》。

找到一种合适的写作方式、一两种最上手的体裁，接下来就需要个人性情、生活阅历，慢慢渗入，充实于其中，锤炼为文。而每遇人生困顿的时刻，写作又会支撑起生活的信念与力量。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几近崩溃，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提醒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1958年秋，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不要放下笔。“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正常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工作，永远是不可能持久众生的。”“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汪曾祺一直没有搁笔，虽然“文革”让他前后中断了二十多年写作，但他从未放弃。做《民间文学》编辑的时候，觉得“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搞京剧的时候，认为“写小说的也是可以从戏曲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而最终，什么样的生活也会锻造出什么样的写作风格。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写作，他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高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写作，强调真实”，“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七十抒怀》）

1980年以后，汪曾祺进入创作的高潮期，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孤蒲深处》、《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四卷）等。汪曾祺于1997年在北京病逝，有《汪曾祺全集》（八卷）。

汪曾祺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坛引起震动。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我很难过……像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一辈人已是不多了。”

花  园

导读：

《花园》写于1945年，是汪曾祺先生最早的散文作品之一。这一年，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肄业，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在客居异乡、独自谋生的处境中，这位25岁的年轻人开始感受到生活的淡淡哀愁。他回忆起了童年家中那个生机盎然的小花园。于是，伴随着清凉芬芳的花草香气、婉转悠扬的鸟虫啼叫，那个恬静温馨的童年生活苏醒了。“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绿色的巴根草、带点腥味的虎耳草、温文尔雅的天牛、(音qū)叫的蟋蟀、蠢头蠢脑的土蜂、被玳瑁猫吞掉的心爱小鸟、照在槐树上的青色闪电……这些各具特色的事物在汪曾祺从容淡雅的叙述中陆续到来又飘然而逝。看似信笔写来，散漫无章，实则有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情感和时间的变化。“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它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通过这些细腻精妙的转折句，自然事物的流变与作者童年岁月的流逝以及心灵感受的变化，不露痕迹地表达了出来。

在文章末尾，“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童年岁月结束，文章戛然而止。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致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裆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它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巳时将尽，它唱一会，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廊到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呵？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纠在一起。

“巴根草，绿阴阴，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甚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

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上的云。

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拈。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儿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都溜”(一种蝉，叫的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循它的声音找着时，拍，得了。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想想我捉过多少“都溜”！

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

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它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底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

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济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喂哪，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它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摊水了。

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瓣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决不偏斜转弯。

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阴，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

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谷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甚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

它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故乡的鸟呵。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有时一只鸟冒冒失失飞进那个花厅里，于是大家赶紧关门，关窗子，吆喝，拍手，用书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可怜的东西这一来完全没了主意，只是横冲直撞地乱飞，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网，最后大概都是从两椽之间空隙脱走。

园子里时时晒米粉，晒灶饭，晒碗儿糕。怕鸟来吃，都放一片红纸。为了这个警告，鸟儿照例就不来，我有时把红纸拿掉让它们大吃一阵，到觉得它们太不知足时，便大喝一声赶去。

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花。也不知从甚么人处得来的，欢喜的了不得，把父亲不用的细篾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它住，配一个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个荸荠，安了两根风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挂在紫藤架下。正是花开的时候，我想那是全园最好的地方了。一切弄得妥妥当当后，还独自欣赏了好半天，我上学去了。一放学，急急回来，带着书便去看我的鸟。笼子掉在地下，碎了，雀碗里还有半碗水，“我的鸟，我的鸟呐！”父亲正在给碧桃花接枝，听见我的声音，忙走过来，把笼子拿起来看看，说：“你挂得太低了，鸟在大伯的玳瑁猫肚子里了。”哇的一声，我哭了。父亲推着我的头回去，一面说：“不害羞，这么大人了。”

有一年，园里忽然来了许多夜哇子。这是一种鹭鹜属的鸟，灰白色，据说它们头上那根毛能破天风。所以有那么一种名，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如此吧。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我见它们吃吃喳喳做窠了，我去告诉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话。我想起它们来了，也有一天会像来了一样又去了的。我尽想，从来处来，从去处去，一路走，一路望着祖母的脸。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甚么。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磁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学。我穿花时，服伺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

我们那里有这么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坐车。她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看，有甚么花开的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在海棠树上，梅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哎，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喏，哎，对了对了！”冒一点险，用一点力，总给办到。有时我也贡献一点意见，以为某枝已经盛开，不两天就全落在台布上了，某枝花虽不多，样子却好，有时我陪花跟她们一道回去，路上看见有人看过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兴。碰到熟人同学，路上也会分一点给她们。

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东西。那时候我们在一处玩，从来只叫名字，不叫姑姑。只有时写字条时如此称呼，而且写到这两个字时心里颇有种近于滑稽的感觉。我轻轻揭开门帘，她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这两样东西了。太阳照进来，令人明白感觉到花在吸着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乐。我可以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随便找一本书看看，找一张纸写点甚么，或有心无意地画一个枕头花样，把一切再恢复原来样子不留甚么痕迹，又自去了。但她大都能发觉谁来过了。那第二天碰到，必指着手说“还当我不知道呢。你在我绷子上戳了两针，我要拆下重来了！”那自然是吓人的话。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一点一点地开，在我看书做事时，它会无声地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绣球花可由人工着色。在瓶里加一点颜色，它便会吸到花瓣里。除了大红的之外，别种颜色看上去都极自然。我们常以骗人说是新得的异种。这只是一种游戏，姑姑房里常供的仍是白的。为甚么我把花跟拖鞋画在一起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经嫁了，听说日子极不如意。绣球快开花了，昆明渐渐暖起来。

花园里旧有一间花房，由一个花匠管理。那个花匠仿佛姓夏。关于他的机伶促狭，和女人方面的恩怨，有些故事常为旧日佣仆谈起，但我只看到他常来要钱，样子十分狼狈，局局促促，躲避人的眼睛，尤其是说他的故事的人的。花匠离去后，花房也跟着改造园内房屋而拆掉了。那时我认识花名极少，只记得黄昏时，夹竹桃特别红，我忽然又害怕起来，急急走回去。

我爱逗弄含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偷眼瞧它一片片的开张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有甚么不好呢。

荷花像是清明栽种。我们吃吃螺蛳，抹抹柳球，便可看佃户把马粪倒在几口大缸里盘上藕秧，再盖上河泥。我们在泥里找蚬子，小虾，觉得这些东西搬了这么一次家，是非常奇怪有趣的事。缸里泥晒干了，便加点水，一次又一次，有一天，紫红色的小觜子冒出来了水面，夏天就来了。赞美第一朵花。荷叶上哗啦哗响了，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莲子会给我送去。

大雨忽然来了。一个青色的闪照在槐树上，我赶紧跑到柴草房里去。那是距我所在处最近的房屋。我爬到堆近屋顶的芦柴上，听水从高处流下来，响极了，訇——，空心的老桑树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来越黑了，雨点在我头上乱跳。忽然一转身，墙角两个碧绿的东西在发光！哦，那是我常看见的老猫。老猫又生了一群小猫了。原来它每次生养都在这里。我看它们攒着吃奶，听着雨，雨慢慢小了。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处，知道哪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那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椽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忧郁，别的花是飘下，香椽花是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大伯母掐了枝珠兰戴上，回去了。大伯母的女儿，堂姐姐看金鱼，看见了自己。石榴花开，玉兰花开，祖母来了，“莫掐了，回去看看，瓶里是甚么？”“我下来了，下来扶您。”

槐树种在土山上，坐在树上可看见隔壁佛院。看不见房子，看到的是关着的那两扇门，关在门外的一片田园。门里是甚么岁月呢？钟鼓整日敲，那么悠徐，那么单调，门开时，小尼姑来抱一捆草，打两桶水，随即又关上了。水咚咚地滴回井里。那边有人看我，我忙把书放在眼前。

家里宴客，晚上小方厅和花厅有人吃酒打牌。我记得有个人吹得极好的笛子。灯光照到花上，树上，令人极欢喜也十分忧郁。点一个纱灯，从家里到园里，又从园里到家里，我一晚上总不知走了无数趟。有亲戚来去，多是我照路，说哪里高，哪里低，哪里上阶，哪里下坎。若是姑妈舅母，则多是扶着我肩膀走。人影人声都如在梦中。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平日夜晚园子是锁上的。

小时候胆小害怕，黑魆魆的，树影风声，令人却步。而且相信园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子”，一个土地花神，晚上会出来，在那个土山后面，花树下，冉冉地转圈子，见人也不避让。

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尾，但又似无须了。便这样吧，日后再 说。逝者如斯。

葡萄月令

导读：

汪曾祺先生曾作《关于葡萄》，分为三题：《葡萄和爬山虎》、《葡萄的来历》、《葡萄月令》，载于1981年第12期《安徽文学》。

《葡萄月令》按月份记载葡萄的生长情况，是为葡萄作的小传。在这里，作家将自己的生产劳动经验与诗意的文字表达相结合，既客观描述了葡萄的生长规律，又传递出了浓浓的人情味，展现了人和植物之间素有的美好情缘。

汪曾祺先生怀着深厚的感情讲述葡萄的一举一动。比如“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它已经等不及了”，“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

作为大自然的成员，我们原本就和各种植物同根同源。作家运思精炼，文字简约，且常常运用富有颜色张力、动作感强的文字，给出足够的留白，邀请读者一起参与到自然的世界中。比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葡萄园光秃秃”。

最后，“十一月下旬，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周而复始，生命又开始新的轮回。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葡萄出窖。

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

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

不大一会，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绿了。

三月，葡萄上架。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

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摽紧。然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地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

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

四月，浇水。

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脾。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云：“根苗中空相通。圃人将货之，欲得厚利，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涨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

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工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

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地喝。

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

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工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是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啪啪，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地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

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

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

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

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纽子。硬的。

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食心虫；梨，梨有梨食心虫。葡萄不用疏虫果。——果园每年疏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疏”掉。

七月，葡萄“膨大”了。

掐须、打条、喷药，大大地浇一次水。

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

汉朝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汉朝没有硫铵。

八月，葡萄“着色”。

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实、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纷纷、白糊糊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

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

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瘪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咣里咣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

葡萄装上车，走了。

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

我们还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

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

十一月。葡萄下架。

把葡萄架拆下来。检查一下，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糟朽了的，只好烧火。立柱、横梁、小棍，分别堆垛起来。

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

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

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竹笤帚扫成一堆，装走了。

葡萄园光秃秃。

十一月下旬，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

这是个重活。把老本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不能马虎。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记工。

葡萄窖，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风一吹，土色发了白。

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眼界空阔，一览无余，只剩下发白的黄土。

下雪了。我们踏着碎玻璃碴似的雪，检查葡萄窖，扛着铁锹。

一到冬天，要检查几次。不是怕别的，怕老鼠打了洞。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

老舍先生

导读：

《老舍先生》写于1984年3月30日，发表在1984年第5期《北京文学》上。正如汪曾祺先生其他散文一样，本文看似朴实无华，平淡浅易，但在字里行间隐藏着深沉的情感，需要读者从细节处去细细体会。

汪曾祺选取老舍先生生活中的几件小事，如精心养花、喜好喝茶、收藏画作、待客会友、爱护下属、关心盲艺人等，真实展现了老舍先生富有生活情趣、真诚待人、热爱艺术、慷慨好客、正直处事、同情弱者的性情。汪曾祺的叙述从容散淡，如清泉潺潺流淌，在某些不经意的细节处又精心雕琢，百转千回，使文章产生一种丰富的层次感。如叙述客人在等待老舍先生时可以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此情此景如在眼前，读者也在无形间感受到老舍先生温和雅致的人格魅力。于平易处见真情，这正是汪曾祺记人散文的独到之处。

北京东城遒兹府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亲自莳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yàn）。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作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作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

《当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一九五四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翠湖心影

导读：

本文作于1984年5月9日，载于1984年第8期《滇池》，写的是40多年前昆明的旧景往事。

翠湖是昆明城中的湖，汪曾祺先生认为“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它是“昆明的眼睛”。“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翠湖美景悦目怡心：“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

围绕着翠湖，往事一一浮现。1939年夏天，汪曾祺先生常去翠湖图书馆看书。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上班来了，就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拨到8点；下班走人，再把钟拨到12点。这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深深地留存在了汪曾祺脑海中。翠湖也是年轻人的好去处，年轻人凑在一起，在翠湖中半岛上的楼阁里喝茶，吹着夏日的凉风。傍晚，在翠湖边“穷遛”，高谈阔论，一路豪情。

一处景致能让我们留恋，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美，而在于恰好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我们拥有生命中比较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让我们对生活更有感觉、更敏锐，人、事、物都现出了独特的活力与色彩。当然，如果景致也优美，我们就更加对它念念不忘了，正如汪曾祺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很想念翠湖的。”

有一位姑娘，牙长得好。有人问她：

“姑娘，你多大了？”

“十七。”

“住在哪里？”

“翠湖西。”

“爱吃什么？”

“辣子鸡。”

过了两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门牙。有人问她：

“姑娘多大了？”

“十五。”

“住在哪里？”

“翠湖。”

“爱吃什么？”

“麻婆豆腐。”

这是我在四十四年前听到的一个笑话。当时觉得很无聊(是在一个座谈会上听一个本地才子说的)。现在想起来觉得很亲切。因为它让我想起翠湖。

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几乎就挨着市中心。城市有湖，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说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非常贴切。

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城中有湖，并不妨碍交通。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府甬道，到华山南道、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否则就要走翠湖东路或翠湖西路，那就绕远多了。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来的游子，对翠湖充满感激。

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好像要滴下来。湖水极清。我的印象里翠湖似没有蚊子。夏天的夜晚，我们在湖中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湖水常年盈满。我在昆明住了七年，没有看见过翠湖干得见了底。偶尔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湖水涨了，湖中的大路也被淹没，不能通过了。但这样的时候很少。翠湖的水不深。浅处没膝，深处也不过齐腰。因此没有人到这里来自杀。我们有一个广东籍的同学，因为失恋，曾投过翠湖。但是他下湖在水里走了一截，又爬上来了。因为他大概还不太想死，而且翠湖里也淹不死人。翠湖不种荷花，但是有许多水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我是在翠湖才认识这种水生植物的。我以后再也没看到过这样大片大片的水浮莲。湖中多红鱼，很大，都有一尺多长。这些鱼已经习惯于人声脚步，见人不惊，整天只是安安静静地、悠然地浮沉游动着。有时夜晚从湖中大路上过，会忽然拨剌一声，从湖心跃起一条极大的大鱼，吓你一跳。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到昆明来考大学，寄住在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宿舍里，几乎每天都要到翠湖。学校已经发了榜，还没有开学，我们除了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就是到翠湖图书馆去看书。这是我这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咔啦啦”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咔啦啦”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书管理员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翠湖的好处是建筑物少。我最怕风景区挤满了亭台楼阁。除了翠湖图书馆，有一簇洋房，是法国人开的翠湖饭店。这所饭店似乎是终年空着的。大门虽开着，但我从未见过有人进去，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此外，大路之东，有几间黑瓦朱栏的平房，狭长的，按形制似应该叫做“轩”。也许里面是有一方题作什么轩的横匾的，但是我记不得了。也许根本没有。轩里有一阵曾有人卖过面点，大概因为生意不好，停歇了。轩内空荡荡的，没有桌椅。只在廊下有一个卖“糠虾”的老婆婆。“糠虾”是只有皮壳没有肉的小虾。晒干了，卖给游人喂鱼。花极少的钱，便可从老婆婆手里买半碗，一把一把撒在水里，一尺多长的红鱼就很兴奋地游过来，抢食水面的糠虾，唼喋（shà zhá）有声。糠虾喂完，人鱼俱散，轩中又是空荡荡的，剩下老婆婆一个人寂然地坐在那里。

路东伸进湖水，有一个半岛。半岛上有一个两层的楼阁。阁上是个茶馆。茶馆的地势很好，四面有窗，入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阁子上喝茶，很凉快。这家茶馆，夏天，是到了晚上还卖茶的(昆明的茶馆都是这样，收市很晚)，我们有时会一直坐到十点多钟。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装在一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昆明的茶馆计账的方法有点特别：瓜子、花生，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喝完了茶，“收茶钱！”堂倌走过来，数一数碟子，就报出了钱数。我们的同学有时临窗饮茶，嗑完一碟瓜子，随手把铁皮碟往外一扔，“ｐｉā——”，碟子就落进了水里。堂倌算账，还是照碟算。这些堂倌们晚上清点时，自然会发现碟子少了，并且也一定会知道这些碟子上哪里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收茶钱时因此和顾客吵起来过；并且在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续水时也从不拿眼睛“贼”着客人。把瓜子碟扔进水里，自然是不大道德。不过堂倌不那么斤斤计较的风度却是很可佩服的。

除了到翠湖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遛”。这“穷遛”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园日涉以成趣”，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踏着斑驳的月光树影，可以在湖里一遛遛好几圈。一面走，一面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要说，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我现在一句都记不得了！

我是一九四六年离开昆明的。一别翠湖，已经三十八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我是很想念翠湖的。

前几年，听说因为搞什么“建设”，挖断了水脉，翠湖没有水了，我听了，觉得怅然，而且，愤怒了。这是怎么搞的！谁搞的？翠湖会成了什么样子呢？那些树呢？那些水浮莲呢？那些鱼呢？

最近听说，翠湖又有水了，我高兴！我当然会想到这是三中全会带来的好处。这是拨乱反正。

但是我又听说，翠湖现在很热闹，经常举办“蛇展”什么的，我又有点担心。这又会成了什么样子呢？我不反对翠湖游人多，甚至可以有游艇，甚至可以设立摊棚卖破酥包子、焖鸡米线、冰激凌、雪糕，但是最好不要搞“蛇展”。我希望还我一个明爽安静的翠湖。我想这也是很多昆明人的希望。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

昆明的雨

导读：

从1939年夏考入西南联大算起，再加上肄业后在昆明执教的两年，至1946年秋离开昆明奔赴上海，汪曾祺先生一共在昆明待了七个年头。他说:“除了高邮、北京，在这里的时间最长，按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

1984年5月19日，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时隔多年，旧日的情怀，阔别的滋味，在记忆的昆明雨中如莲花般，大朵大朵地开放。开头部分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结尾又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刻骨铭心的记忆回响在时间的山谷中，温馨又深情。在“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浓绿的”昆明雨季里，各类鲜美的菌子恣意生长，乒乓球那样大的、颜色黑红黑红的“火炭梅”胜过其他各处的杨梅，带着雨珠的缅桂花满树怒放、满街飘香。又有跳下火车再赶紧两步爬火车捡鸡菌的人；有卖杨梅的苗家女孩，戴小花帽，穿扳尖的满帮绣花的布鞋，坐在阶石一角，声音娇娇地吆唤；有房东母女，搭梯子摘缅桂花拿到花市上去卖，“也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在雨天的小酒店里，与同伴浊酒一杯，檐下几只鸡静静安立，木香花白花半开，景致里全是人情味儿。

汪曾祺说：“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这篇文章正具有这样的特点。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音zōng)，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他跳下去把鸡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工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作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

跑警报

导读：

《跑警报》写于1984年12月6日，发表在1985年第3期《滇池》上。汪曾祺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联大师生和昆明市民躲避日本飞机空袭而“跑警报”的往事。汪曾祺在解释这个奇特的词语时说，“‘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这个幽默的说明也点出了本篇散文的题旨。通过记述形形色色的人对警报的不同态度，“跑警报”的不同方式，展现出当时联大师生和昆明市民的性格风貌，同时折射出中华民族在面对忧患灾难时特定的“不在乎”的精神。

《跑警报》同样体现出汪曾祺散文的一个共同特点：于平凡事中见不平凡。“跑警报”是件紧急的事，汪曾祺却着重写那些看似“悠闲”的事，如马尾松林里的松脂气味和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吃“丁丁糖”和松子的感觉，给女同学送伞的浪漫侯生，捡到金戒指的哲学系学生，带着情书“跑警报”的哲学教师，还有不“跑警报”而去洗头发、煮莲子的女生男生。这些看似和空袭极不相称的琐事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受到一个艰难时代里真正鲜活的人性，从而产生更为真切的理解与感动。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连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区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待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揳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崩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纪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儿，“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生  机

导读：

《生机》发表在1985年第8期《丑小鸭》上。全文由三个彼此独立又一脉相通的短篇构成——《芋头》、《豆芽》、《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三个短篇说的是不同时代的人与事，包括汪曾祺自己青年时代的人生遭遇，相同的是在身处绝境时看到的顽强的“生机”。

煤块里长出的芋头绿叶，在石头下发芽顶起石头的豆子，把勒紧树干的铁蒺藜长进树皮里的柳树，这三个神奇的现象带给人以希望和感动。汪曾祺在叙述时保持着他特有的冲淡自然，采用不露声色的表达方式，然而读者总是能够对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产生思考，感到震撼。“行人从堤上过，总不禁要向钓鱼台看两眼，心里想：那里头现在在干什么呢？”这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

散文的结尾“这棵柳树将带着一圈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继续往上长，长得很大，很高”，把文章的立意引向更为深远的意境，同时也照应了“生机”这一主题。

芋   头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经很敝旧了，墙壁多半没有粉刷过。住客是开机帆船的水手，跑澳门做鱿鱼、蠔油生意的小商人，准备到南洋开饭馆的厨师，还有一些说不清是什么身份的角色。这里吃住都是很便宜的。住，很简单，有一条席子，随便哪里都能躺一夜。每天两顿饭，米很白。菜是一碟炒通菜、一碟在开水里焯过的墨斗鱼脚，顿顿如此。墨斗鱼脚，我倒爱吃，因为这是海味。——我在昆明七年，很少吃到海味。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没有，真是前途渺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在这里又是举目无亲，连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整天无所事事，除了到皇后道、德辅道去瞎逛，就是踅到走廊上去看水手、小商人、厨师打麻将。真是无聊呀。

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奇迹，一棵芋头！楼上的一侧，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上堆着一堆煤块，煤块里竟然长出一棵芋头！大概不知是谁把一个不中吃的芋头随手扔在煤堆里，它竟然活了。没有土壤，更没有肥料，仅仅靠了一点雨水，它，长出了几片翠绿肥厚的大叶子，在微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在寂寞的羁旅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

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并且，并不夸张地说，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

豆   芽

秦老九去点豆子。所有的田埂都点到了。——豆子一般都点在田埂的两侧，叫做“豆埂”，很少占用好地的。豆子不需要精心管理，任其自由生长。谚云：“懒媳妇种豆。”还剩下一把，秦老九懒得把这豆子带回去。就掀开路旁一块石头，把豆子撒到石头下面，又把石头放下了。

过了一阵，过了谷雨，立夏了，秦老九到田头去干活，路过这块石头，他的眼睛瞪得像铃铛，石头升高了！他趴下来看看！豆子发了芽，一群豆芽把石头顶起来了。

“咦！”

刹那之间，秦老九成了一个哲学家。

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

玉渊潭当中有一条南北的长堤，把玉渊潭隔成了东湖和西湖。堤中间有一水闸，东西两湖之水可通。东湖挨近钓鱼台。“四人帮”横行时期，沿东湖岸边拦了铁丝网。附近的老居民把铁丝网叫做铁蒺藜。铁丝网就缠在湖边的柳树干上，绕一个圈，用钉子钉死。东湖被圈禁起来了。湖里长满了水草，有成群的野鸭凫游，没有人。湖中的堤上还可以通过，也可以散散步，但是最好不要停留太久，更不能拍照。我的孩子有一次带了一个照相机，举起来对着钓鱼台方向比了比，马上走过来一个解放军，很严肃地说：“不许拍照！”行人从堤上过，总不禁要向钓鱼台看两眼，心里想：那里头现在在干什么呢？

“四人帮”粉碎后，铁丝网拆掉了。东湖解放了。岸上有人散步，遛鸟，湖里有了游船，还有人划着轮胎内带扎成的筏子撒网捕鱼，有人弹吉他、吹口琴、唱歌。住在附近的老人每天在固定的地方聚会闲谈。他们谈柴米油盐、男婚女嫁、玉渊潭的变迁……

但是铁蒺藜并没有拆净。有一棵柳树上还留着一圈。铁蒺藜勒得紧，柳树长大了，把铁蒺藜长进树皮里去了。兜着铁蒺藜的树皮愈合了。鼓出了一圈，外面还露着一截铁的毛刺。

有人问：“这棵树怎么啦？”

一个老人说：“铁蒺藜勒的！”

这棵柳树将带着一圈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继续往上长，长得很大，很高。

玉渊潭的传说

导读：

本文载于1986年第5期《北京文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86年1月13日），汪曾祺先生已经66岁了，也许他在思考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应该如何度过，表面上是在写玉渊潭，实际上在写在玉渊潭遛弯的老人们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态度。

在汪曾祺先生看来，玉渊潭“就是那么一片水，好些树”。湖边钓鱼，湖内撒网，堤上遛鸟，玉渊潭是个休闲的好地方。常来遛弯的几位老人都已经八十上下了，他们早晨遛弯，白天放羊、侍弄菜地、摘猪儿草，晚饭后天南海北地聊天。

玉渊潭的传说，就是汪曾祺先生从他们那里得知的。他根据传说，追溯了老北京人做供的风俗，及分期付款的订供方式，最后他从老人们把传说当真事儿的态度里，体会到他们的生活哲理。“他们都顺天而知命，与世无争，不作非分之想。他们勤劳了一辈子，恬淡寡欲，心平气和。因此，他们都长寿。”

在写作这件事上，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是题材，全看我们有没有发现的能力。在获得生命启示这个问题上，全看我们是否愿意留意周围的人，走入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心思，感受他们身上的品质。

玉渊潭公园范围很大。东接钓鱼台，西到三环路，北靠白堆子、马神庙，南通军事博物馆。这个公园的好处是自然，到现在为止，还不大像个公园，——将来可不敢说了。没有亭台楼阁、假山花圃。就是那么一片水，好些树。绕湖边长堤，转一圈得一个多小时。湖中有堤，贯通南北，把玉渊潭分为西湖和东湖。西湖可游泳，东湖可划船。湖边有很多人钓鱼，湖里有人坐了汽车内胎扎成的筏子撒网。堤上有人遛鸟。有两三处是鸟友们“会鸟”的地方。画眉、百灵，叫成一片。有人打拳、做鹤翔桩、跑步。更多的人是遛弯儿的。遛弯有几条路线，所见所闻不同。常遛的人都深有体会。有一位每天来遛的常客，以为从某处经某处，然后出玉渊潭，最有意思。他说：“遛个弯儿不错。”

每天遛弯儿，总可遇见几位老人。常见，面熟了，见到总要点点头：“遛遛？”——“吃啦？”——“今儿天不错，——没风！”……

几位老人都已经八十上下了。他们是玉渊潭的老住户，有的已经住了几辈子。他们原来都是种地的，退休了。身子骨都挺硬朗。早晨，他们都绕长堤遛弯儿。白天，放放奶羊、莳弄莳弄巴掌大的一块菜地、摘一点喂鸡的猪儿草。晚饭后大都聚在湖北岸水闸旁边聊天。尤其是夏天，常常聊到很晚。这地方凉快。

我听他们聊，不免问问玉渊潭过去的事。

他们说玉渊潭原本是一片荒地，没有什么人来。只有每年秋天，热闹几天。城里很多人到玉渊潭来吃烤肉，——北京人不是讲究“贴秋膘”吗？各处架起烤肉炙子，烧着柴火，烤肉的香味顺风飘得老远……

秋高气爽，到野地里吃烤肉，瞧瞧湖水，闻着野花野草的清香，确实是一件乐事。我倒愿意这种风气能够恢复。不过，很难了！

老人们说：这玉渊潭原本是私人的产业，是张X X的  (他们把这个姓张的名字叫得很真凿，我曾经记住，后来忘了)。那会儿玉渊潭就是当中有一条陆地，种稻子。土肥水好，每年收成不错，玉渊潭一带的人，种的都是张家的地。

他们说：不但玉渊潭，由打阜成门，一直到现在的三环路，都是张X X的，他一个人的。

这可能么？

这张X X是怎么发的家呢？他是做“供”的。早年间北京人订供，不是一次给钱，而是分期给，按时给，从正月给到腊月，年底下就能捧回去一盘供。这张X X收了很多家的钱，全花了。到了年根，要面没面，要油没油，拿什么给人家呀！他着急呀，睡不着觉。迷迷糊糊地，着了。做了一个梦。梦里听见有人跟他说：张X X，哪儿哪儿有你的油，你的面，你去拉吧！他醒来，到了那儿，有一所房，里面有油，有面。他就赶着车往外拉。怎么拉也拉不完。怎么拉，也拉不完。起那儿，他就发了大财了！

这个传说当然不可信，情节也比较一般化。不过也还有点意思。从这个传说让我了解了几件事。

第一，北京人家过年，家家都要有一盘供。南方人也许不知道什么是“供”。供，就是面擀成指头粗的条，在油里炸透，蘸了蜂蜜，堆成宝塔形，供在神案上的一种甜食。这大概本来是佛教敬奉释迦牟尼的东西，而且本来可能是庙里制作的。《红楼梦》第一回写葫芦庙中炸供，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造成火灾，可为旁证。不过《红楼梦》  写炸供是在三月十五，而北京人家摆供则在大年初一，季节不同。到后来，就不只是敬给释迦牟尼了，天上地下，各教神仙都有份。似乎一切神佛都爱吃甜东西。其实爱  吃这种甜食的是孩子。北京的孩子大概都曾乘大人看不见的时候，偷偷地掰过供尖吃。到了撤供的时候，一盘供就会矮了一截。现在过年的时候，没有人家摆供了，不过点心铺里还有“蜜供”卖，只是不复堆成宝塔形，而是一疙瘩一块的。很甜，有一点蜜香。

第二，我这才知道，北京人家订供，用的是这种“分期付款”的办法。分期付款，我原以为是外国传来的，殊不知中国，北京，古已有之。所不同的，现在的分期付款是先取了东西，再陆续付钱，订供则是先钱后货。小户人家，到年底一次拿出一笔钱来办供，有些费劲，这样零揪着按月交钱，就轻松多了；做供的呢，也可以攒了本钱，从容备料。买主卖主，两得其便。这办法不错！

第三，这几位老人对这传说毫不怀疑。他们是当真事儿说的。他们说张X X实有其人，他们说他就住在三环路的南边。他们说北京人有一句话：“你有钱！—— 你有钱能比得了张X X吗？”这几位老人都相信：人要发财，这是天意，这是命。因此，他们都顺天而知命，与世无争，不作非分之想。他们勤劳了一辈子，恬淡寡欲，心平气和。因此，他们都长寿。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

灵通麻雀

导读：

本文载于1986年7月28日《北京晚报》。“灵通麻雀”的“灵通”这两个字，并不是说这只麻雀能够创造神迹，而是它似乎通了人性，具有一般麻雀所没有的“灵光”。作家朋友的妻子曾经救过一只受伤的麻雀，伤好之后，麻雀就在这户人家里定居下来。主人家“不给它预备鸟食。人吃什么它吃什么”。他们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这只鸟，就连生病发烧，也服用与人一样的药。似乎由此开始，这只鸟就“灵通”了。

是善良的女主人救了它，因此它也对女主人特别“灵通”。不论去哪儿玩，只要女主人“在窗口喊一声：‘鸟——’，它呼的一声就飞回来”。它为女主人看护绣花的活，主人不在，“谁也不许动”。男主人领了工资，它会把钞票叼出送到女主人的面前。甚至它的寿命也比一般的麻雀长，“麻雀的寿命一般是两年”，它却活过了四年多，依旧健在。

作家只是平实地记录了生活的现象，未加任何评论。文章结尾借用鸟类学家表达出的疑问，体现了对科学的理性探索。作家的深意也许不限于此。人文学者关注的始终是人性，人性在一只麻雀身上得以表现也许正说明了人性的伟大力量。麻雀是被人类的爱心拯救的，它对人类似乎也正是以爱心的方式进行报答。生命是奇特的，麻雀也懂得爱吗？正如作家所说：“天地间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新的探索。”

闵兆华家有过一只很怪的麻雀。

这只麻雀跌在地上，折了一条腿(大概是小孩子拿弹弓打的)，兆华的爱人捡了起来，给它上了一点消炎粉，用纱布裹巴裹巴，麻雀好了。好了，它就不走了。兆华有一顶旧棉帽子，挂在墙上，就成了它的窝。棉帽子里朝外，晚上，它钻进去，兆华的爱人把帽子翻了过来，它就在帽里睡一夜。天亮了，棉帽子往外一翻，它就忒楞楞楞要出来了。兆华家不给它预备鸟食。人吃什么它吃什么。吃饭的时候，它落在兆华爱人的肩上，兆华爱人随时喂它一口。它生了病——发烧，给它吃了一点四环素之类的药，也就好了。它每天就出去玩，但只要兆华爱人在窗口喊一声：“鸟——”，它呼的一声就飞回来。

兆华爱人绣花。有时因事走开，麻雀就看着桌上的绣活，谁也不许动。你动一下，它就鹐你！

兆华领回了工资，放在大衣口袋里，麻雀会把钞票一张一张地叼出来，送到兆华爱人——它的主人的面前！

我知道这只麻雀的时候，它已经活了四年多，毛色变得很深，发黑了。

有一位鸟类学专家曾特地到兆华家去看过这只麻雀。他认为有两点不可解：

一、麻雀的寿命一般是两年，这只麻雀怎么能活了四年多呢？

二、鸟类一般是没有思维的。这只麻雀能看绣花，叼钞票，这算什么呢？能够说是思维么？

天地间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新的探索。

张大千和毕加索

导读：

文章作于1986年12月3日，刊载于1987年第2期的《北京文学》，是作者阅读《张大千传》有感而发。张大千与毕加索，一位是中国的艺术大师，一位是西方的艺术大师，传记对于他们会面情景的精彩描绘，“使人激动”。

作为西方的艺术家，毕加索在与张大千见面时抱出来的却是他学习齐白石水墨画的习作。张大千当仁不让，畅说了中国画的艺术真谛。张大千论“运笔用墨”的一段话，是中国书画艺术所言“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绝佳注脚。“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毕加索的话，也可以说的确领悟到了中国画神奇的真谛。文章表面说的是两位艺术大师的友谊与交流，说的是人；但深层里讲述的是人背后的文化及文化精神。毕加索没有展现自己的创作，因为他渴望的是学习、是真诚的对话；张大千“有点不客气”，因为他对自己民族艺术的自信自豪与热爱无法自已。文化交流中的虚心学习、诚恳披露，才是真正“使人激动”的事。

作家通篇都在引用别人讲述的故事，最后才提出自己的感想：“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这就把故事的意义加以提升，使整篇文章变得意味隽永、绵绵不尽。

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互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毕加索提出：

“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

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枝笔，送了毕加索两枝。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在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

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

“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第二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化，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张先生，我感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什么好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

故乡的食物

导读：

本文载于1986年第5期《雨花》，是一篇长文。全文由六个短篇组成，从家常小吃到腌制食品、水产品，从天上飞的、到地里生长的，所介绍的高邮食物实在不少。许多食物都在作家的小说里提过。这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是什么昂贵之物。

炒米，是“暖老温贫之具”，“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焦屑，就是“煳锅巴磨成碎末”，“可以急就的食品”。兵荒马乱的日子，它们是逃难的干粮。高邮是水乡，“鸭多，鸭蛋也多。……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虎头鲨、昂嗤鱼等，都是这类食物。作家的叙述不厌其详，其实他要讲的是故乡的历史与人们的生计。“民以食为天”，从一个地方的饮食风俗也能看出那里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与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壳，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饮食中还有童年的快乐记忆，端午的鸭蛋“是孩子心爱的饰物”，“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最终，这些都归结为对家乡的怀念：“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我不食砗螯四十五年矣”。柴米油盐酱醋茶，饮食里其实包含了五味人生。

炒米和焦屑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持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用人偷了。这女用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煳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这很有点像古代行军用的“糒”。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与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端午的鸭蛋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么？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咸菜慈姑汤

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雪天买不到青菜？那也不见得。除非大雪三日，卖菜的出不了门，否则他们总还会上市卖菜的。这大概只是一种习惯。一早起来，看见飘雪花了，我就知道：今天中午是咸菜汤！

咸菜是青菜腌的。我们那里过去不种白菜，偶有卖的，叫做“黄芽菜”，是外地运去的，很名贵。一盘黄芽菜炒肉丝，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得多。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地买来，洗净，晾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

咸菜汤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气，咸菜已经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经发酸。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

咸菜汤里有时加了慈姑片，那就是咸菜慈姑汤。或者叫慈姑咸菜汤，都可以。

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慈姑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慈姑，而且是不去慈姑的嘴子的，真难吃。

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慈姑，并不想。

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慈姑肉片。沈先生吃了两片慈姑，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慈姑、土豆。

因为久违，我对慈姑有了感情。前几年，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慈姑的。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所有的慈姑，都由我一个人“包圆儿”了。

北方人不识慈姑。我买慈姑，总要有人问我：“这是什么？”——“慈姑。”——“慈姑是什么？”这可不好回答。

北京的慈姑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虎头鲨·昂嗤鱼·砗（chē）螯·螺蛳蚬子（xiǎn）

苏州人特重塘鳢（lǐ）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

塘鳢鱼亦称土步鱼。《随园食单》：“杭州以土步鱼为上品，而金陵人贱之，目为虎头蛇，可发一笑。”虎头蛇即虎头鲨。这种鱼样子不好看，而且有点凶恶。浑身紫褐色，有细碎黑斑，头大而多骨，鳍如蝶翅。这种鱼在我们那里也是贱鱼，是不能上席的。苏州人做塘鳢鱼有清炒、椒盐多法。我们家乡通常的吃法是汆汤，加醋、胡椒。虎头鲨汆汤，鱼肉极细嫩，松而不散，汤味极鲜，开胃。

昂嗤鱼的样子也很怪，头扁嘴阔，有点像鲇鱼，无鳞，皮色黄，有浅黑色的不规整的大斑。无背鳍。而背上有一根很硬的尖锐的骨刺。用手捏起这根骨刺，它就发出昂嗤昂嗤小小的声音。这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一直没弄明白。这种鱼是由这种声音得名的。它的学名是什么，只有去问鱼类学专家了。这种鱼没有很大的，七八寸长的，就算难得的了。这种鱼也很贱，连乡下人也看不起。我的一个亲戚在农村插队，见到昂嗤鱼，买了一些，农民都笑他：“买这种鱼干什么！”昂嗤鱼其实是很好吃的。昂嗤鱼通常也是汆汤。虎头鲨是醋汤，昂嗤鱼不加醋，汤白如牛乳，是所谓“奶汤”。昂嗤鱼也极细嫩，鳃边的两块蒜瓣肉有大拇指大，堪称至味。有一年，北京一家鱼店不知从哪里运来一些昂嗤鱼，无人问津。顾客都不识这是啥鱼。有一位卖鱼的老师傅倒知道：“这是昂嗤。”我看到，高兴极了，买了十来条。回家一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昂嗤要吃活的(虎头鲨也是活杀)。长途转运，又在冷库里冰了一些日子，肉质变硬，鲜味全失，一点意思都没有！

砗螯我的家乡叫馋螯，砗螯是扬州人的叫法。我在大连见到花蛤，我以为这是砗螯。不是。形状很相似，入口全不同。花蛤肉粗而硬，咬不动。砗螯极柔软细嫩。砗螯好像是淡水里产的，但味道却似海鲜。有点像蛎黄，但比蛎黄味道清爽。比青蛤、蚶子味厚。砗螯可清炒，烧豆腐，或与咸肉同煮。砗螯烧乌青菜(江南人叫塌苦菜)，风味绝佳。乌青菜如是经霜而现拔的，尤美。我不食砗螯四十五年矣。

砗螯壳稍呈三角形，质坚，白如细瓷，而有各种颜色的弧形花斑，有浅紫的，有暗红的，有赭石、墨蓝的，很好看。家里买了砗螯，挖出砗螯肉，我们就从一堆砗螯壳里去挑选，挑到好的，洗净了留起来玩。砗螯壳的铰合部有两个突出的尖嘴子，把尖嘴子在糙石上磨磨，不一会就磨出两个小圆洞，含在嘴里吹，呜呜地响，且有细细颤音，如风吹窗纸。

螺蛳处处有之。我们家乡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孩子吃了螺蛳，用小竹弓把螺蛳壳射到屋顶上，咔啦咔啦地响。夏天“检漏”，瓦匠总要扫下好些螺蛳壳。这种小弓不作别的用处，就叫做螺蛳弓，我在小说《戴车匠》里对螺蛳弓有较详细的描写。

蚬子是我所见过的贝类里最小的了，只有一粒瓜子大。蚬子是剥了壳卖的。剥蚬子的人家附近堆了好多蚬子壳，像一个坟头。蚬子炒韭菜，很下饭。这种东西非常便宜，为小户人家的恩物。

有一年修运河堤。按工程规定，有一段堤面应铺碎石，包工的贪污了款子，在堤面铺了一层蚬子壳。前来检收的委员，坐在汽车里，向外一看，白花花的一片，还抽着雪茄烟，连说：“很好！很好！”

我的家乡富水产。鱼中之名贵的是鳊鱼、白鱼(尤重翘嘴白)、ji花鱼(即鳜鱼)，谓之“鳊、白、ji”。虾有青虾、白虾。蟹极肥。以无特点，故不及。

野鸭·鹌鹑·斑鸠·鵽

过去我们那里野鸭子很多。水乡，野鸭子自然多。秋冬之际，天上有时“过”野鸭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在地上可以听到它们鼓翅的声音，呼呼的，好像刮大风。野鸭子是枪打的(野鸭肉里常常有很细的铁砂子，吃时要小心)，但打野鸭子的人自己不进城来卖。卖野鸭子有专门的摊子。有时卖鱼的也卖野鸭子，把一个养活鱼的木盆翻过来，野鸭一对一对地摆在盆底，卖野鸭子是不用秤约的，都是一对一对地卖。野鸭子是有一定分量的。依分量大小，有一定的名称，如“对鸭”、“八鸭”。哪一种有多大分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卖野鸭子都是带毛的。卖野鸭子的可以代客当场去毛，拔野鸭毛是不能用开水烫的。野鸭子皮薄，一烫，皮就破了。干拔。卖野鸭子的把一只鸭子放入一个麻袋里，一手提鸭，一手拔毛，一会儿就拔净了。——放在麻袋里拔，是防止鸭毛飞散。代客拔毛，不另收费，卖野鸭子的只要那一点鸭毛。——野鸭毛是值钱的。

野鸭的吃法通常是切块红烧。清炖大概也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野鸭子肉的特点是：细、“酥”，不像家鸭每每肉老。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里的家常菜。里面的咸菜尤其是佐粥的妙品。

现在我们那里的野鸭子很少了。前几年我回乡一次，偶有，卖得很贵。原因据说是因为县里对各乡水利作了全面综合治理，过去的水荡子、荒滩少了，野鸭子无处栖息。而且，野鸭子过去是吃收割后遗撒在田里的谷粒的，现在收割得很干净，颗粒归仓，野鸭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不来了。

鹌鹑是网捕的。我们那里吃鹌鹑的人家少，因为这东西只有由乡下的亲戚送来，市面上没有卖的。鹌鹑大都是用五香卤了吃。也有用油炸了的。鹌鹑能斗，但我们那里无斗鹌鹑的风气。

我看见过猎人打斑鸠。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午饭后，我到学校后面的野地里去玩。野地里有小河，有野蔷薇，有金黄色的茼蒿花，有苍耳(苍耳子有小钩刺，能挂在衣裤上，我们管它叫“万把钩”)，有才抽穗的芦荻。在一片树林里，我发现一个猎人。我们那里猎人很少，我从来没有见过猎人，但是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一个猎人。这个猎人给我一个非常猛厉的印象。他穿了一身黑，下面却缠了鲜红的绑腿。他很瘦。他的眼睛黑，且冷。他握着枪。他在干什么？树林上面飞过一只斑鸠。他在追逐这只斑鸠。斑鸠分明已经发现猎人了。它想逃脱。斑鸠飞到北面，在树上落一落，猎人一步一步往北走。斑鸠连忙往南面飞，猎人扬头看了一眼，斑鸠落定了，猎人又一步一步往南走，非常冷静。这是一场无声的，然而非常紧张的、坚持的较量。斑鸠来回飞，猎人来回走。我很奇怪，为什么斑鸠不往树林外面飞。这样几个来回，斑鸠慌了神了，它飞得不稳了，歪歪倒倒的，失去了原来均匀的节奏。忽然，砰，——枪声一响，斑鸠应声而落。猎人走过去，拾起斑鸠，看了看，装在猎袋里。他的眼睛很黑，很冷。

我在小说《异秉》里提到王二的熏烧摊子上，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鵽这种东西我在别处没看见过。“鵽”这个字很多人也不认得。多数字典里不收。《辞海》里倒有这个字，标音为“duò又读zhuā”。zhuā与我乡读音较近，但我们那里是读入声的，这只有用国际音标才标得出来。即使用国际音标标出，在不知道“短促急收藏”的北方人也是读不出来的。《辞海》“鵽”字条下注云：“见鵽鸠”，似以为“鵽”即“鵽鸠”。而在“鵽鸠”条下注云：“鸟名。雉属。即‘沙鸡’。”这就不对了。沙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内蒙、张家口多出沙鸡。《尔雅·释鸟》郭璞注：“出北方沙漠地。”不错。北京冬季偶尔也有卖的。沙鸡嘴短而红，腿也短。我们那里的鵽却是水鸟，嘴长，腿也长。鵽的滋味和沙鸡有天渊之别。沙鸡肉较粗，略带酸味；鵽肉极细，非常香。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鵽更香的野味。

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

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tái）子’，加肉炒食极清香 。……”蒌蒿的蒌字，我小时不知怎么写，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什么书，才知道的。这个字音“吕”。我小学有一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蒌蒿薹子”(蒌蒿薹子家开了一爿糖坊，小学毕业后未升学，我们看见他坐在糖坊里当小老板，觉得很滑稽)。但我查了几本字典，“蒌”都音“楼”，我有点恍惚了。“楼”、“吕”一声之转。许多从“娄”的字都读“吕”，如“屡”、“缕”、“褛”……这本来无所谓，读“楼”读“吕”，关系不大。但字典上都说蒌蒿是蒿之一种，即白蒿，我却有点不以为然了。我小说里写的蒌蒿和蒿其实不相干。读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蒌蒿生于水边，与芦芽为伴，分明是我的家乡人所吃的蒌蒿，非白蒿。或者“即白蒿”的蒌蒿别是一种，未可知矣。深望懂诗、懂植物学，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我的小说注文中所说的“极清香”，很不具体。嗅觉和味觉是很难比方，无法具体的。昔人以为荔枝味似软枣，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这是实话，并非故作玄言。

枸杞到处都有。开花后结长圆形的小浆果，即枸杞子。我们叫它“狗奶子”，形状颇像。本地产的枸杞子没有入药的，大概不如宁夏产的好。枸杞是多年生植物。春天，冒出嫩叶，即枸杞头。枸杞头是容易采到的。偶尔也有近城的乡村的女孩子采了，放在竹篮里叫卖：“枸杞头来！……”枸杞头可下油盐炒食；或用开水焯了，切碎，加香油、酱油、醋，凉拌了吃。那滋味，也只能说“极清香”。春天吃枸杞头，云可以清火，如北方人吃苣荬菜一样。

“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俗谓是日以荠菜花置灶上，则蚂蚁不上锅台。

北京也偶有荠菜卖。菜市上卖的是园子里种的，茎白叶大，颜色较野生者浅淡，无香气。农贸市场间有南方的老太太挑了野生的来卖，则又过于细瘦，如一团乱发，制熟后强硬扎嘴。总不如南方野生的有味。

江南人惯用荠菜包春卷，包馄饨，甚佳。我们家乡有用来包春卷的，用来包馄饨的没有，——我们家乡没有“菜肉馄饨”。一般是凉拌。荠菜焯熟剁碎，界首茶干切细丁，入虾米，同拌。这道菜是可以上酒席做凉菜的。酒席上的凉拌荠菜都用手抟成一座尖塔，临吃推倒。

马齿苋现在很少有人吃。古代这是相当重要的菜蔬。苋分人苋、马苋。人苋即今苋菜，马苋即马齿苋。我们祖母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齿苋晾干，过年时做馅包包子。她是吃长斋的，这种包子只有她一个人吃。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蘸了香油吃，挺香。马齿苋有点淡淡的酸味。

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就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

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张家口沙岭子吃过不少马齿苋。那时候，这是宝物！

腊梅花

导读：

此文写于1987年2月18日，载于1987年第6期《作家》。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自己的创作受过废名的影响，尤其是“追随流动的意识”，认为废名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一点，从《腊梅花》中可窥见一斑。

腊梅花由小孙女唱的儿歌引出来，“雪花、冰花、腊梅花……”，声音旋即转为作家自己画在纸上的腊梅花形象，又跃入周紫芝《竹坡诗话》一书的字里行间，“东南之有腊梅，盖自近时始。……”再转入颐和园藻鉴堂的大花盆中，“绿叶披纷，没有人注意”。紧接着，有关腊梅花的种种，徐徐沉入到记忆深处，小时候家里后园的四棵大腊梅：腊月里折腊梅放在瓷瓶里养；大年初一选摘全是骨朵的腊梅，用铜丝穿珠花，送给长辈们戴在头上。最后，猛然回到眼下：“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腊梅花是叙事的线索，是它促成了“流动的意识”，写成一篇意趣盎然的小品文。

“雪花、冰花、腊梅花……”我的小孙女这一阵老是唱这首儿歌。其实她没有见过真的腊梅花，只是从我画的画上见过。

周紫芝《竹坡诗话》云：

东南之有腊梅，盖自近时始。余为儿童时，犹未之见。元祐间，鲁直诸公方有诗，前此未尝有赋此诗者。政和间，李端叔在姑溪，元夕见之僧舍中，尝作两绝，其后篇云：“程氏园当尺五天，千金争赏凭朱栏。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寻常两等看。”观端叔此诗，可以知前日之未尝有也。

看他的意思，腊梅是从北方传到南方去的。但是据我的印象，现在倒是南方多，北方少见，尤其难见到长成大树的。我在颐和园藻鉴堂见过一棵，种在大花盆里，放在楼梯拐角处。因为不是开花的时候，绿叶披纷，没有人注意。和我一起住在藻鉴堂的几个搞剧本的同志，都不认识这是什么。

我的家乡有腊梅花的人家不少。我家的后园有四棵很大的腊梅。这四棵腊梅，从我记事的时候，就已经是那样大了。很可能是我的曾祖父在世的时候种的。这样大的腊梅，我以后在别处没有见过。主干有汤碗口粗细，并排种在一个砖砌的花台上。这四棵腊梅的花心是紫褐色的，按说这是名种，即所谓“檀心磬口”。腊梅有两种，一种是檀心的，一种是白心的。我的家乡偏重白心的，美其名曰“冰心腊梅”，而将檀心的贬为“狗心腊梅”。腊梅和狗有什么关系呢？真是毫无道理！  因为它是狗心的，我们也就不大看得起它。

不过凭良心说，腊梅是很好看的。其特点是花极多——这也是我们不太珍惜它的原因。物稀则贵，这样多的花，就没有什么稀罕了。每个枝条上都是花，无一空枝。而且长得很密，一朵挨着一朵，挤成了一串。这样大的四棵大腊梅，满树繁花，黄灿灿地吐向冬日的晴空，那样的热热闹闹，而又那样的安安静静，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不过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每年都有一回。

每年腊月，我们都要折腊梅花。上树是我的事。腊梅木质疏松，枝条脆弱，上树是有点危险的。不过腊梅多枝杈，便于登踏，而且我年幼身轻，正是“一日上树能千回”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掉下来过。我的姐姐在下面指点着：“这枝，这枝！——哎，对了，对了！”我们要的是横斜旁出的几枝，这样的不蠢；要的是几朵半开，多数是骨朵的，这样可以在瓷瓶里养好几天——如果是全开的，几天就谢了。

下雪了，过年了。大年初一，我早早就起来，到后园选摘几枝全是骨朵的腊梅，把骨朵都剥下来，用极细的铜丝——这种铜丝是穿珠花用的，就叫做“花丝”，把这些骨朵穿成插鬓的花。我们县北门的城门口有一家穿珠花的铺子，我放学回家路过，总要钻进去看几个女工怎洋穿珠花，我就用她们的办法穿成各式各样的腊梅珠花。我在这些腊梅珠子花当中嵌了几粒天竺果——我家后园的一角有一棵天竺。黄腊梅、红天竺，我到现在还很得意：那是真很好看的。我把这些腊梅珠花送给我的祖母，送给大伯母，送给我的继母。她们梳了头，就插戴起来。然后，互相拜年。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金岳霖先生

导读：

《金岳霖先生》写于1987年2月23日，发表在1987年第5期《读书》上。汪曾祺先生回忆了西南联大著名的哲学教授金岳霖。文章抓住了金岳霖的一个特点“怪”，传神地写出了一位性格独特、学问渊深、可敬可爱的学者形象。

文章开篇就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然后用类似素描的笔法勾勒出金岳霖的外貌神情，顺便写及闻一多、朱自清等西南联大教授群像，把我们带入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文章接着写金岳霖的授课场景，体现出他严谨又不失幽默的个性。然后谈及金岳霖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看到这位大学者天真有趣的一面。通过记叙金岳霖的交游圈子，又引出西南联大时期学者云集的盛况。最后笔锋一转，带出金岳霖晚年的一件趣事。80岁的金岳霖为了“接触社会”，每天让一个三轮车夫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圈。在淡淡的笔调中，我们感觉到了生命的沧桑之感。

在文章末尾，汪曾祺说“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这样就把文章的意蕴从金岳霖一人提升到整个西南联大，令人对那个思想才学彼此碰撞、自由交流的联大岁月悠然神往。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拉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猴王的罗曼史

导读：

“猴王的罗曼史”，望文生义，还以为是印度神猴哈奴曼或者花果山美猴王的故事呢！“猴王”，就挺神气的；加上“罗曼史”，更是锦上添花，令人情不自禁地渴欲一读。

一读之下，却不免失望沮丧。“哪一只公猴子把其他的公猴都打败了，他就是猴王。”“猴群里所有的母猴名义上都是猴王的姬妾，但是猴王有一个固定的大老婆，即猴后。”猴王要统治猴群，猴后自然应当母仪猴族，故此不许搞婚外恋。终于是由于一次婚外恋事件，猴后被“逐到山里去了”。然而故事并不完。“这猴后到山里跟另一猴群的二王结了婚，还生了个猴太子。”前猴王驾崩，猴后回原猴群摄政，竟将第二任丈夫“招婿上门，当了这群猴的猴王”。“猴王”倒是货真价实，但未免太真，以至于没有新奇感。“罗曼史”又在哪里呢？

这种文章有时令人费解，作者的意图何在？文章又美在何处呢？汪曾祺在《语言是本质的东西》一文中说：“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这篇文章最具特色之处在以诙谐风趣的语言来谈论猴群的世界。这种手法拉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使陌生的猴子世界变得像人类世界一样可亲可爱，充满喜怒哀乐，如在眼前。当然，还有作家幽默的人生态度，会心处令人莞尔一笑。

游索溪峪，陪同我的老万说，有一处山坳里养着一群猴子，看猴子的人会唱猴歌，通猴语，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看，我说：有！

看猴的五十多岁了，独臂，他说他家五代都在山里捉猴子。他说猴有猴群，“人”数不等，二三十只到近百只的都有，猴群有王。正是打出来的。每年都要打一次。哪一只公猴子把其他的公猴都打败了(母猴不参加)，他就是猴王。猴王一到，所有的猴子都站在两边。除了大王，还有二王、三王。

这里的这群猴原来是山里的野猴，有一年下大雪，山里没吃的，猴群跑到这里来，他撒一点包谷喂喂他们，这群猴就在这里定居了。

猴群里所有的母猴名义上都是猴王的姬妾，但是猴王有一个固定的大老婆，即猴后。别的母猴和其他公猴“做爱”，猴王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正室大夫人绝对不许乱搞。这群猴的猴后和别的公猴乱搞，被原先的猴王发现，他就把猴后痛打一顿，逐到山里去了。这猴后到山里跟另一猴群的二王结了婚，还生了个猴太子。后来这群猴的猴王死了，猴后回来看了看，就把她的第二个丈夫迎了来，招婿上门，当了这群猴的猴王。

谁是猴王？  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比别的猴子要魁伟得多，毛色金黄发亮。脸型也有点特别，下腭不尖而方。双目炯炯，样子很威严，的确有点帝王气象。跟他贴身坐着的，想必即是猴后，也很像一位命妇。

猴王是有权的。两只猴子吵起来，甚至扭打起来，他会出面仲裁，大声呵叱，或予痛责。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尊贵。小猴子手里的食物他照样抢过来吃。

我们问这位独臂老汉：“你是通猴语么？”他说猴子有语言，有五十几个“字”，即能发出五十几种声音，每一种声音表示一定的意思。

有几个外地来的青年工人和猴子玩了半天，喂猴吃东西，还和猴子一起照了很多相。他们站起身来要走了，猴王猴后并肩坐在铁笼里吭吭地叫了几声，神情似颇庄重。我问看猴人：“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走了，再见！”这几个青年走上山坡，将要拐弯，猴王猴后又吭吭了几声。我问看猴老汉：“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说：慢走。”

我不大相信。可是等我和老万向看猴老汉告辞的时候，猴王猴后又复并肩而坐，吭吭几声；等我们走上山坡，他们又是同样地吭吭叫了几声。我不得不相信这位朴朴实实的独臂看猴老汉所说的一切。

我向老汉建议：应当把猴语的五十几个单音字录下来，由他加以解释，留一份资料。他说管理处的小张已经录了。

老万告我：这老汉会唱猴歌。他一唱猴歌，山里的猴子就会奔来。我问他：“你会唱猴歌吗？”他说：“猴歌啊？……”笑而不答，不置可否。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追记

泰山拾零

导读：

1987年3月24日，汪曾祺作《泰山拾零》，追忆了十几年前游泰山的一些趣事，分为十题记述，即《陈庙长》、《经石峪》、《快活三里》、《讨钱》、《泰山老奶奶》、《绣球花》、《山顶夜宴》、《看日出》、《耙和尚》、《莱芜讴》，刊于《文学家》1987年第1卷第2期。收入《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虽然是一些小事，但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却还能记得，足见小事不小，也足见汪曾祺先生惜人惜物的美好情怀。在“拾零”的闲适心境中，随意挥洒，信手拈来，把那些在泰山邂逅的人、事、物，巧妙地经营在文字里，充满了如诗的闲适和意趣。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自己的气质“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确实如此。

汪曾祺这位“抒情诗人”是个有心人，他耐心地观察每个人物，每个群体，善于搜集和整合零散而琐碎的印象，从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揭示人物、群体背后丰富的意味。为什么陈主任被叫做陈庙长？陈庙长换上一身毛料中山装意味着什么？（《陈庙长》）这些山上的讨钱人为什么穿戴整齐，不出声？（《讨钱》）“抒情诗人”还是一个考据家，总习惯追问一下每个名称的来历，并引出背后的小故事，比如《快活三里》、《泰山老奶奶》、《耙和尚》、《莱芜讴》等。当然，“抒情诗人”最擅长的还是抒发自己的真情，《泰山拾零》中随处可见作者真情的表露，充满灵动和趣味。

游过泰山的人很多，关于泰山的书籍、文章、导游的小册子也很多。凡别人已经记过的，不欲再记。且我往游泰山，距今已十几年，印象淡忘，难以追忆。只记一些现在还记得的小事，少留鸿印尔。

陈庙长

泰山管理处设在岱庙，主任姓陈。但是当地人都不叫他陈主任，而叫他陈庙长，因为他在庙里办公，在庙里住。陈庙长对泰山非常熟悉，有重要一点的客人来，都由他接待。陈庙长有一套讲究的衣服，毛料的中山装。有外宾来，他就换上这身衣服。当地人一看陈庙长走在街上，就互相传告：“今天有外国人来，陈庙长换衣服了！”这是一个很幽默健谈的人，他向我们介绍了泰山概况，背了几首咏泰山的诗，最后还背了韩复榘的大作。

韩复榘是国民党时期山东省政府主席，是个没有文化的军阀，有许多关于他的笑话。流传得最广的是，蒋介石规定行人靠左走，韩复榘说：“蒋委员长提倡的事我都赞成，就是这一点不行。大家都靠左走，右边谁走呢？”

韩复榘咏泰山诗如下：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边细来下边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边细来上边粗。

这是咏泰山诗的压卷之作！

韩复榘还有一首咏济南趵突泉的诗，也不错：

趵突泉，

泉趵突，

三个泉眼一般粗，

咕嘟咕嘟又咕嘟。

陈庙长在陪我们游山途中还讲了一些韩复榘的轶事，因与泰山无关，不录。当然，韩复榘的故事和诗，都是别人编出来的。

经石峪

泰山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石峪。

在半山的巉（chán）岩间忽然有一片巨大的石板，石色微黄，是一整块，极平，略有倾斜，上面刻了一部金刚经，字大径斗，笔势雄浑厚重，大巧若拙，字体微扁，非隶非魏。郭沫若断为齐梁人所书，有人有不同意见。经石峪成为中国书法里的独特的字体。龚定庵谓：南书无过瘗（yì）鹤铭，北书无过金刚经。瘗鹤铭在镇江焦山，金刚经即指泰山经石峪。

为什么在这里刻了一部经？积雨之后，山水下注，流过石面，淙淙作响，有如梵唱，流水念经，亦是功德。

快活三里

登泰山，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十八” 指的是十八里还是十八盘，未详。反正爬完三个十八，就到南天门了。三个十八，爬起来都很累人。当中忽有一段平路，名曰“快活三里”。这名字起得好！若在原隰（xí），三里平路，有何稀奇！但在陡峻的山路上，爬得上气不接下气，忽遇坦途，可以直起身来，均匀地呼吸，放脚走去，汗收体爽，真是快活。人生道路，亦犹如此。

讨  钱

泰山山道旁，有不少人家以讨钱为生。讨钱的大都是老婆婆和小孩子。她们坐在路边，并不出声，进香的善男信女，就自动把钱丢进她们面前的瓢里。小孩子有时缠着奶奶：“奶奶，我今天跟你去讨钱！”——“不叫你去！”——“要去嘛，要去嘛！”这些孩子不觉得讨钱有什么羞耻，他要跟奶奶去讨钱，就跟要跟奶奶去逛庙会或上街买东西一样。这些人家的日子过得不错。每年香期，收入很可观。讨钱是山上居民的专利，山下乞丐不能分享。  她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并不故作褴褛。

泰山老奶奶

泰山是道教的山。中国的山不是属于佛教就是属于道教。天下名山僧占多。峨嵋、五台、普陀、九华山，是佛教的四大名山，各为普贤、文殊、观音、地藏的道场。青城、武当是道教的山。泰山的主神似为碧霞元君。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但据陈庙长告诉我，当地老乡不知道什么碧霞元君，都叫她泰山老奶奶。不知道为什么，元君的塑像不是一个窈窕的少女，却是一个很富态的半老的宫妆的命妇，秉笏端正，毫无表情。碧霞元君祠长年锁闭，参拜的人只能从窗格的窟窿间看一眼。善男信女，只能从窟窿里把奉献的香钱丢进去。  一年下来，祠内堆满了钱。每年打开祠门，清点一次。明清以来有定制，这钱是皇后嫔妃的脂粉钱，别人不得擅用。

绣球花

泰山五大夫松附近有一家茶馆。爬了一气山，进去喝了壶热茶，太好了。水好，茶叶不错，房屋净洁，座位也舒服。

茶馆有一个院子，院里的石条上放了十多盆绣球花。这里的绣球的花头比我在别处看过的小。别处的绣球一球有一个脑袋大，这里的只比拳头略大一点。花瓣不像别处的是纯白的，是豆绿色的。花瓣较小而略厚。干不高，不到二尺；枝多横生。枝干皆老，如盆景。叶深墨绿色，甚整齐，无一叶残败。这些绣球显出一种充足而又极能自制的生命力。我不知道这样的豆绿色的绣球是泰山的水土使然，还是别是一种。茶馆的主人以茶客喝剩的茶水浇之，盆面积了颇厚的茶叶。这几盆绣球真美，美得使人感动。我坐在花前，谛视良久，恋恋不忍即去。别之已十几年，犹未忘。

山顶夜宴

游泰山的，大都在山顶住一夜，等着第二天看日出。山顶有招待所。招待所供应晚餐，煮挂面，陈庙长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顿正式的晚餐。在泰山绝顶，这样的晚餐算是非常丰盛的了：烧鸡、卤肉、炒鸡蛋、炸花生米，还有炒棍儿扁豆。这棍豆是山上出的，照上海人的说法，真是“嫩得不得了”！我平生吃过的棍豆，以泰山顶上的最为鲜嫩。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菜，油炸的绿叶。陈庙长说这是藿香，泰山的特产。颜色碧绿，入口酥脆而有清香，嚼之下酒，真是妙绝。这顿夜宴，不知费了几许人力，惭愧惭愧。

把青菜的叶子油炸了吃，这是山东特有的吃法，我后来在别处还吃过油炸菠菜，也很好吃。山东菜谱中皆未载此种做法。

看日出

游泰山的最大希望在看日出。很多人看不到，因为天气不好。

等着看日出，要受一点罪。山顶上夜里很冷，风大。招待所床位已经全部租出，有人只能裹了一件潮乎乎的棉大衣在庙下蜷缩一夜。

夜里下了雨。

次日拂晓，雨停了。有几个青年大叫：“天晴了！快去！快去！”

天气还不很好，但总算看到日出了。但是并不像许多传文里所描写过的，气势磅礴，灿烂辉煌，红黄赤白，瞬息万变，使人目眩神移，欢喜赞叹。下山后有人问我：“看到日出了么？怎么样？”我只能说：“看到了，还不错。”这样的日出，我在别处也看见过。在井冈山黄洋界看到日出，所得印象即比在泰山看到的要深，因为是无意中看到的，更令人惊奇不已，想要高歌大叫。

世间事物，宣传太过，即使真的了不起，也很难使人满足。

耙和尚

泰山是道教的山，但后山山脚却有一座佛寺，寺名今忘(好像是叫宝庆寺)。寺里的罗汉塑得很好。据说这寺里的罗汉和苏州紫金庵的、昆明筇（qióng）竹寺的鼎足而三，可以齐名。那两处的我都看过。紫金庵的比较小，罗汉神态安详，是坐像。筇竹寺门的罗汉有的踞坐，有的靠墙，有的向前探头，有的侧卧着，姿态各异，而彼此之间互相顾盼，有所交流，是一组有联系的，带一点戏剧性的群像。这寺里的罗汉是立像，各各站在一个龛里，比常人稍高大。塑像的确不错，眉目如生，肌肉似有弹性，衣纹繁复而流畅，涂色精细但不琐碎。龛面罩了玻璃，保存得很好。

寺后有一片庄稼地。陈庙长告诉我们，这有一段故事，寺里的和尚很霸道，强占了很多民田。这里的庄户人和和尚打了多年官司，一直打到皇帝那里。皇帝看了呈子，说“罢了吧”。“罢了吧”意思是算了吧，不要再打官司了。庄户人一听，圣旨下来了，就把寺里的和尚都活埋在地里，只露出一个个和尚脑袋，用耙地的耙都给耙了。这当然只是个故事，不过当地人说确实有过那么回事，他们这么说，咱就听着，不抬杠。

莱芜讴

我们顺便到莱芜看了看。莱芜有中国最大的淡水养鱼湖，据说湖的面积有三个西湖大。坐了汽艇在湖里游了一圈，确实很大。有几只船在捕鱼，鱼都很大。

午饭、晚饭都上了鳜鱼，鳜鱼有七八斤重，而且不止一条。可惜煮治不甚得法，太淡。凡做鱼，宁偏咸，毋偏淡。厨师口诀云：“咸鱼淡肉”，——肉淡一点不妨。这样大的鱼，宜做松鼠鱼，红烧白煮皆不易入味。

晚上看了莱芜梆子。莱芜梆子的特别处是每逢尾腔都倒吸气，发出“讴——”的声音，所以叫做“莱芜讴”。倒吸气，向里唱，怎么能出声音呢？我试了试，不行。这种唱法不知是怎么形成的，别的剧种从无这样的唱法。由“莱芜讴”我想到“赵代秦楚之讴”会不会也是这种唱法？“讴歌”，讴和歌应该是有区别的。“讴”，会不会是吸气发声？这当然是瞎想，毫无佐证。不过我在内蒙确曾遇到一个蒙古人，他的说话方式很特别，一句话的上半句是呼气说出的，下半句却是吸着气说的。说不定古代曾有过吸气而讴的讴法，后来失传了。

一九八七年三月廿四日

林肯的鼻子

导读：

此文是一篇游记，也是作家的一段心路历程。文章1987年10月1日写于美国爱荷华，载于1988年第4期的《散文世界》。

作家参观有关林肯的历史遗迹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崇敬、雄伟与庄严肃穆。参观林肯故居时，作介绍的中年女士“说了一些与林肯无关的话”，仿佛她真正在意的并不是林肯。“一个林肯旧邻的后代”也说了很多，却有点莫名其妙。最后是一位“印花布女士”说：“林肯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在生活上是个无赖。”林肯墓前的升旗仪式，“既不威武雄壮，也并不怎么庄严肃穆”。失望之余，作家意味深长地提到了林肯墓与中山陵的区别。在中国古代，平的是“墓”，像山峰一样高高隆起的是“陵”。“陵”象征着崇高、庄严与肃穆。这是作家在林肯故居认为应该看到而没有看到的。林肯头像的鼻子被好些人摸得很亮，以祈求好运。作家摇摇头表示不赞同。

归途中，作家又参观了诗人艾德加·李·马斯特与桑德堡的故居，一个与林肯的关系不好，一个是林肯的赞成者，他们一样地得到纪念，于是作家似乎对“美国的民主”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

回到住处，作家终于悟得：“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的。”现在的中国，很需要倡导这种生来平等的精神。“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的鼻子，也让别人摸。”

我们到伊里诺明州斯勃凌菲尔德市参观林肯故居。林肯居住过的房子正在修复。街道和几家邻居的住宅倒都已经修好了。街道上铺的是木板。几家邻居的房子也是木结构，样子差不多。一位穿了林肯时代服装(白洋布印黑色小碎花的膨起的长裙，同样颜色短袄，戴无指手套，手上还套一个线结的钱袋)的中年女士给我们作介绍。她的声音有点尖厉，话说得比较快，说得很多，滔滔不绝。也许林肯时代的妇女就是这样说话的。她说了一些与林肯无关的话，老是说她们姊妹的事。有一个林肯旧邻的后代也出来作了介绍。他也穿了林肯时代的服装，本色毛布的长过膝盖的外套，皮靴也是牛皮本色的，不上油。领口系了一条绿色的丝带。此人的话也很多，一边说，一边老是向右侧扬起脑袋，有点兴奋，又像有点愤世嫉俗。他说了一气，最后说：“我是学过心理学的，我一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日安！”用一句北京话来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此人道罢日安，翩然而去，由印花布女士继续介绍。她最后说：“林肯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在生活上是个无赖。”我真有点怀疑我的耳朵。

第二天上午，参观林肯墓，墓的地点很好，很空旷，墓前是一片草坪，更前是很多高大的树。

这天步兵一一四旅特地给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表演了升旗仪式。两个穿了当年的蓝色薄呢制服的队长模样的军人在旗杆前等着。其中一个挎了红缎子的值星带，佩指挥刀。在军鼓和小号声中走来一队士兵，也都穿蓝呢子制服。所谓一队，其实只有七个人。前面两个，一个打着美国国旗，一个打着州旗。当中三个背着长枪。最后两个，一个打鼓，一个吹号。走得很有节拍，但是轻轻松松的。立定之后，向左转，架好长枪。喊口令的就是那个吹小号的，他的军帽后边露着雪白的头发，大概岁数不小了。口令声音很轻，并不大声怒喝。——中国军队大声喊口令，大概是受了日本或德国的影响。口令是要练的。我在昆明时，每天清晨听见第五军校的学生练口令，那么多人一同怒吼，真是惊天动地。一声“升旗”后，老兵自己吹了号，号音有点像中国的“三环号”。那两个队长举手敬礼，国旗和州旗升上去。一会儿工夫，仪式就完了，士兵列队走去，小号吹起来，吹的是“光荣光荣哈里鲁亚”。打鼓的这回不是打的鼓面，只是用两根鼓棒敲着鼓边。这个升旗仪式既不威武雄壮，也并不怎么庄严肃穆。说是形同儿戏，那倒也不是。只能说这是美国式的仪式，比较随便。

林肯墓是一座白花岗石的方塔形的建筑，墓前有林肯的立像。两侧各有一组内战英雄的群像。一组在举旗挺进；一组有扬蹄的战马。墓基前数步，石座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铜铸的林肯的头像。

我觉得林肯墓是好看的，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一位法国作家说他到过南京，看过中山陵，说林肯墓和中山陵不能相比。——中山陵有气魄。我说：“不同的风格。”——“对，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不知道林肯墓是“墓”，中山陵是“陵”呀。

我们到墓里看一圈。这里葬着林肯、林肯的夫人，还有他的三个儿子。正中还有一个林肯坐在椅子里的铜像。他的三个儿子都有一个铜像，但较小。林肯的儿子极像林肯。纪念林肯，同时纪念他的家属，这也是一种美国式的思想。——这里倒没有林肯的“亲密战友”的任何名字和形象。

走出墓道，看到好些人去摸林肯的鼻子——头像的鼻子。有带着孩子的，把孩子举起来，孩子就高高兴兴地去摸。林肯的头像外面原来是镀了一层黑颜色的，他的鼻子被摸得多了，露出里面的黄铜，锃亮锃亮的。为什么要去摸林肯的鼻子？我想原来只是因为林肯的鼻子很突出，后来就成了一种迷信，说是摸了会有好运气。好几位作家握着林肯的鼻子照了相。他们叫我也照一张，我笑了笑，摇摇头。

归途中路过诗人艾德加·李·马斯特的故居。马斯特对林肯的一些观点是不同意的。我问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士：马斯特究竟不同意林肯的哪些观点，她说她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关系不好。我说：“你们不管他们观点有什么分歧，都一样地纪念，是不是？”她说：“只要是对人类文化有过贡献的，我们都纪念，不管他们的关系好不好。”我说：“这大概就是美国的民主。”她说：“你说得很好。”我说：“我不赞成大家去摸林肯的鼻子。”她说：“我也不赞成！”

途次又经桑德堡故居。对桑德堡，中国的读者比较熟悉，他的短诗《雾》是传诵很广的。桑德堡写过长诗《林肯——在战争年代》。他是赞成林肯观点的。

回到住处，我想：摸林肯的鼻子，到底要得要不得？最后的结论是：这还是要得的。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的。林肯有一句名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我还想到，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在中国，现在，很需要倡导这种“created equal”的精神。

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的鼻子，也让别人摸。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    爱荷华

美国短简

导读：

《美国短简》发表于1988年第8期《上海文学》，由六篇小文章组成。这是汪曾祺1987年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六篇小文章如同六个风格各异的画面，共同构成一幅温馨有趣的美国风土人情画。

值得读者注意的是，汪曾祺在写作中并非简单记叙，而是带有文化观察和比较的意味，从看似平淡的琐事中看出中美两国民族精神气质的差异。如写《美国旗》，点出爱荷华市不论什么人死了，都要下半旗，不像中国要死了大人物才下半旗，由此看出两国价值观念的差别。《夜光马竿》则侧重说明美国人对残疾人的尊重与中国人对残疾人的怜悯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花草树》、《公园》则比较了中美两国审美趣味的不同，指出中国艺术精神的独特与珍贵。《Graffiti》和《怀旧》两篇则如实记叙了美国平民文化的特点，写出了美国人的心态和生活观。

美国旗

美国人很爱插国旗。爱荷华市不少人家门外的草地上立着一根不高的旗杆，上面是一面星条旗。人家关着门，星条旗安安静静的，轻轻地飘动着。应该说这也表现了一点爱国情绪，但更多的似是当做装饰。国旗每天都可以挂，不像中国要到“五一”、“十一”才挂，显得过于隆重。大抵中国人对于国旗有一种崇拜心理，美国人则更多的是亲切。美国可以把星条图案印在体操女运动员的紧身露腿的运动衣上，这在中国大概不行，一定会有人认为这是对于国旗的亵渎。

美国各州都有州旗，州旗大都是白地子，上面画(印)了花里胡哨的图案，照中国人看，简直是儿童趣味。国旗、州旗升在州政府的金色圆顶的旗杆上，国旗在上，州旗在下。——美国州政府的建筑大都是一个金色的圆顶，上面矗立着旗杆。爱荷华州治已经移到邻近一个市，但爱荷华市还保留着老州政府，每天也都升旗。爱荷华市有一个人死了，那天就要下半旗，不论死的是什么人，一视同仁，不像中国要死了大人物才下半旗。这一点看出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别的州、市有没有这样的风俗，就不知道了。

夜光马竿

美国也有马竿。我在爱荷华街头看到一个盲人。是个年轻人，穿得很干净，白运动衫裤，白运动鞋。步履轻松，走得和平常人一样的快。他手执一根马竿探路。这根马竿是铝制的，很轻便，样子也很好看。马竿着地的一端有一个小轮子。马竿左右移动，轮子灵活地转动着。马竿不离地面，不像中国盲人的竹马竿，得不停地戳戳戳戳点在地上。因此，这个青年给人的印象是很健康，不像中国盲人总让人觉得有些悲惨。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岁数大的盲人，用的也是一种马竿。据台湾诗人蒋勋告诉我，这种马竿是夜光的——夜晚发光。这样在黑地里走，别人会给盲人让路。这种马竿，中国似可引进，造价我想不会很贵。

美国对残疾人是很尊重的。到处是画了白色简笔轮椅图案的蓝色的长方形的牌子。有这种蓝牌子的门，是专供残疾人进出的；有这种蓝牌子的停车场，非残疾人停车，要罚款。很多有台阶的商店，都在台阶边另铺设了一道斜坡，供残疾人的轮椅上下。爱荷华大学有专供残疾人连同轮椅上楼下楼的铁笼子。街上常见到残疾人，他们的神态都很开朗，毫不压抑。博物馆里总有一些残疾人坐着轮椅，悠然地观赏伦布朗的画，亨利·摩尔的雕塑。

中国近年也颇重视对残疾人的工作。但我觉得中国人对残疾人的态度总带有怜悯色彩，“恻隐之心”。这跟儒家思想有些关系。美国人对残疾人则是尊重。这是不同的态度。怜悯在某种意义上是侮辱。

花草树

美国真花像假花，假花像真花。看见一丛花，常常要用手摸摸叶子，才能断定是真花，是假花。旅美多年的美籍华人也是这样，摸摸，凭手感，说是“真的！真的！”美国人家大都种花。美国的私人住宅是没有围墙的，一家一家也不挨着，彼此有一段距离，门外有空地，空地多栽花。常见的是黄色的延寿菊。美国的延寿菊和中国的没有两样。还有一种通红的，不知是什么花。我在诗人桑德堡故居外小花圃中发现两棵凤仙花，觉得很亲切，问一位美国女士：“这是什么花？”她不知道。美国人家种花大都是随便撒一点花籽，不甚设计。有一种设计则不敢领教：在草地上画出一个正圆的圆圈，沿着圆圈等距离地栽了一撮一撮鲜艳的花。这种布置实在是滑稽。美国人家室内大都有绿色植物，如中国的天门冬、吊兰之类，栽在一个锃亮的黄铜的半球里，挂着。这种趣味我也不敢领教。美国人家多插花，常见的是菊花，短瓣，紫红的、白的。我在美国没有见过管瓣、卷瓣、长瓣的菊花。即便有，也不会有“麒麟角”、“狮子头”、“懒梳妆”之类的名目。美国人插花只是取其多，有颜色，一大把，插在一个玻璃瓶子里。美国人不懂中国插花讲究姿态，要高低映照，欹侧横斜，瓶和花要相称。美国静物画里的花也是这样，乱哄哄的一瓶。美国人不会理解中国画的折枝花卉。美国画里没有墨竹，没有兰草。中国各项艺术都与书法相通。要一个美国人学会欣赏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是永远办不到的。美国也有荷花，但未见入画，美国人不会用宣纸、毛笔、水墨。即画，却绝不可能有石涛、“八大”那样的效果。有荷花，当然有莲蓬。美国人大概不会吃冰糖莲子。他们让莲蓬结老了，晒得干干的，插瓶，这倒也别致，大概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形状很怪。有的人家插的莲蓬是染得通红的，这简直是恶作剧，不敢领教！美国人用芦花插瓶，这颇可取。在德国移民村阿玛纳看见一个铺子里有芦花卖，五十美分一把。

美国年轻，树也年轻。自爱荷华至斯勃凌菲尔德高速公路两旁的树看起来像灌木。阿玛纳有一棵橡树，大概是当初移民来的德国人种的，有上百年的历史，用木栅围着，是罕见的老树了。像北京中山公园、天坛那样的五百年以上的柏树，是找不出来的。美国多阔叶树，少针叶树。最常见的是橡树。松树也有，少。林肯墓前、马克·吐温家乡有几棵松树。美国松树也像美国人一样，非常健康，很高，很直，很绿。美国没有苏州“清、奇、古、怪”那样的松树，没有黄山松，没有泰山的五大夫松。中国松树多姿态，这种姿态往往是灾难造成的，风、雪、雷、火。松之奇者，大都伤痕累累。中国松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所形成的。中国松是按照中国画的样子长起来的。

美国草和中国草差不多。狗尾巴草的穗子比中国的小，颜色发红。“五月花”公寓对面有一片很大的草地。蒲公英吐絮时，如一片银色的薄雾。羊胡子草之间长了很多草苜蓿。这种草的嫩头是可以炒了吃的。上海人叫做“草头”或“金花菜”，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很好吃，美国人不知道这能吃。知道了，也没用，美国人不会炒菜。

Graffiti

这是一个意大利字，意思是在墙上乱画。台湾翻成“涂鸦”，我看不如干脆翻成“鬼画符”。纽约、芝加哥，很多城市地铁的墙上，比较破旧的建筑物的墙上，桥洞里，画得一塌糊涂。这是青少年干的。他们不是用笔画，而是用喷枪喷，嗞——一会儿就喷一大片。照美国的法律，这不犯法，无法禁止。有一些，有一点意思。我在爱荷华大学附近的桥下，看到：“中央情报局＝谋杀”，这可以说是一条政治标语。有的是一些字母，不知是什么意思。还有些则是莫名其妙的圆圈、曲线、弧线。为什么美国的青少年要干这种事呢？——据说他们还有一个松散的组织，类似协会什么的。听说美国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这问题，大体认为这是青少年对现状不满的表现。这样到处乱画，我觉得总不大好，希望中国不发生这种事。

怀    旧

正因为美国历史短，美国人特别爱怀旧。

爱荷华市的河边有一家饭馆，菜很好，星期天的自助餐尤其好，有多种沙拉、水果，各种味道调料。这原是一个老机器厂，停业了，饭馆老板买了下来，不加改造，房顶、墙壁上保留了漆成暗红色的拐来拐去的粗大的铁管道，很粗的铁链。顾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临窗而坐，喝加了苏打的金酒，吃烤牛肉、炸土豆条，觉得别有情调。

阿玛纳原来是一个德国移民村。据说这个村原来是保留老的生活习惯的：不用汽车，用马车。现在不得不改变了，村里办了很大的制冷机厂和微波炉厂。不过因为曾是古村，每逢假日，还是有不少人来参观。“古”在哪里呢？不大看得出来。我们在一个饭店吃饭，饭店门外悬着一副牛轭，作为标志，唔，这有点古。饭店的墙上挂着一排长长短短的老式的木匠工具，也许这原是一个木匠作坊。这也古。点的灯是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我问接待我们的小姐：“这是煤油灯？”她笑了：“假的。”是做成煤油灯状的电灯。这位小姐不是德国血统，祖上是英国人，一听她的姓就不禁叫人肃然起敬：莎士比亚。她承认是莎士比亚的后代。她和我聊了几句，不知道为什么说起她不打算结婚，认为女人结婚不好。这是不是也是古风？阿玛纳有一个博物馆，陈列着当年的摇床、木椅。有一个“文物店”。卖的东西的“年份”都是百年以内的，但标价颇昂，一个祖母用过的极其一般的铜碟子，五十美金。这样的村子在中国到处都可以找得出来，这样的“文物”嘛，中国的废品收购站里多的是。阿玛纳卖“农民”自酿的葡萄酒，有好几家。买酒之前每种可以尝一小杯。我尝了两三杯，没有买，因为我对葡萄酒实在是外行，喝不出所以然。

江·迪尔是一家很现代化的大农机厂，厂部大楼是有名的建筑，全部用钢材和玻璃建成，利用钢材的天然锈色和透亮的玻璃的对比造成极稳定坚实而又明净疏朗的效果。在一口小湖的中心小岛上安置了亨利·摩尔的青铜的抽象化的雕塑。但是在另一侧，完好地保存了曾祖父老迪尔的作坊。这是江·迪尔厂史的第一页。

全美保险公司是一个很大的企业。我们参观了爱荷华州的分公司。大办公室上百张桌子，每个桌上一台电脑。这家公司收藏了很多现代艺术作品，接待室里，走廊上，到处都是。每个单人办公的小办公室里也有好几件抽象派的绘画和雕塑。我很奇怪：这家公司的经理这样喜欢现代艺术？后来知道，原来美国政府有规定，企业凡购买当代艺术作品的，所付的钱可于应付税款中扣除，免缴一部分税。那么，这些艺术品等于是白得的。用企业养艺术，这政策不错！

上午参观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司，看了数不清的现代派的艺术作品，下午参观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活历史农庄”。这里保持着一百年前的样子。我们坐了用老式拖拉机拉着的有几排座位的大车逛了一圈，看了原来印第安人住的小窝棚，在橡树林里的坷坎起伏的小路上钻了半天。有一家打铁的作坊，一位铁匠在打铁。他这打铁完全是表演，烧烟煤碎块，拉着皮老虎似的老式风箱。有一家杂货店，卖的都是旧货。一个店主用老式的办法介绍一些货品的特点，口若悬河。他介绍的货品中竟有一件是中国的笙。他介绍得很准确：“这是一件中国的乐器，叫做‘笙’。”这家杂货店卖一百年前美国人戴的黑色的粗呢帽(是新制的)，卖本地传统制法的果子露饮料。

我们各处转了一圈，回来看看那位铁匠，他已经用熟铁打出了一件艺术品，一条可以插蜡烛的小蛇，头在下，尾在上，蛇身盘扭。

参观了林肯年轻时居住过的镇。这个镇尽量保持当年模样。土路，木屋。林肯旧居犹在，他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邮局也在。有一个老妈妈在光线很不充足的木屋里用不同颜色的碎布拼缀一条百衲被。一个师傅在露地里用棉线心蘸蜡烛，一排一排晾在木架上(这种蜡烛北京现在还有，叫做“洋蜡”)。林肯故居檐下有一位很肥白壮硕的少妇在编篮子。她穿着林肯时代的白色衣裙，赤着林肯时代的大白脚，一边编篮子，一边与过路人应答。老妈妈、蜡烛师傅、赤着白脚的壮硕妇人，当然都是演员。他们是领工资的。白天在这里表演，下班驾车回家吃饭，喝可口可乐，看电视。

公    园

美国的公园和中国的公园完全不同，这是两个概念。美国公园只是一大片草地，很多树，不像北京的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颐和园，也不像苏州园林。没有亭台楼阁，回廊幽径，曲沼流泉，兰畦药圃。中国的造园讲究隔断、曲折、借景，在不大的天地中布置成各种情趣的小环境，美国公园没有这一套，一览无余。我在美国没有见过假山，没有扬州平山堂那样人造峭壁似的假山，也没有苏州狮子林那样人造峰峦似的假山。美国人不懂欣赏石头。对美国人讲石头要瘦、皱、透，他一定莫名其妙。颐和园一进门的两块高大而玲珑的太湖石，花很多银子从米万钟的勺园移来的一块横卧的大石头，以及开封相国寺传为艮岳遗石的石头，美国人都绝不会对之下拜。美国有风景画，但没有中国的“山水画”。公园，在中国是供人休息、漫步、啜茗、闲谈、沉思、觅句的地方。美国人在公园里扔橄榄球，掷飞碟，男人脱了上衣、女人穿了比基尼晒太阳。美国公园大都有一些铁架子，是供野餐的人烤肉用的。

夏天的昆虫

导读：

文章刊于1987年第9期的《北京文学》，此时作者已近古稀之年了。文字平淡，心境却深远。作家在一丝不苟的描述中深藏着对童年与故乡的怀念，想来还有彼时彼处的夏天。

蝈蝈、蝉、蜻蜓、刀螂是作家记忆里夏天的昆虫。对于四种昆虫，作家分别从它们的性情、声音、颜色、形体美几个方面来加以描写。

蝈蝈，写其性情。“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这东西就是会呱呱地叫。” 蝉，写它们的声音。“海溜”、“嘟溜”、“叽溜”都是因为蝉的不同叫声给予它们的不同命名。这些命名在文章中，因为其地域口语特点富有生活感，也因为谐音而有一种语言的韵律感。蜻蜓，主要因颜色区分。浓绿有黑环的“绿豆钢”、常见的“灰蓝色和绿色”、还有“红蜻蜓”、“纯黑的蜻蜓”。刀螂，具有其他昆虫难以匹敌的形态的美。

关于昆虫的记忆来自作家童年的生活经验。对蝈蝈，“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谎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竿，……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大约也是作家儿时的亲身经历吧。玩玩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这种童趣是“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长大”的孩子所不能体会的。

蝈    蝈

蝈蝈我们那里叫做“叫蛐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侉”字，叫做“侉叫蛐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地叫。有时赚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 ：“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谎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蓖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

另有一种“秋叫蛐子”，较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轻脆。秋叫蛐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叫蛐子价钱比侉叫蛐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

叫蛐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就熟了。味极似虾。

蝉

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嘟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叽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

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画“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

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竿，——竹竿头上涂了粘胶。 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粘。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

佝偻丈人承蜩tiáo），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

蜻    蜓

家乡的蜻蜓有三种。

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革质的小圆片，叫做“绿豆钢”。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嚓嚓地响。或捉之置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

一种即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草的穗子飞了。

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

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也叫“寡妇”。

刀    螂

刀螂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

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现在的孩子大都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长大，未必是好事。

多年父子成兄弟

导读：

文章其实写了两代父子的关系：儿时的作家与自己的父亲，已为人父的作家与自己的孩子。

作家采用了情理兼施的笔法，文章的前半部分讲述作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理中含情，情中蕴理。对父亲情感的表达，并不用太多煽情的语言，而是以生活情境中看似琐碎的细节描述展开。父亲才华横溢，富于生活情趣，对生活的品质要求不假手他人；对自己妻子的深情厚爱；对孩子的爱心与他自己的童心；对待孩子平等、民主的态度……这些都通过生活细节来体现。父亲待孩子之理，孩子与父亲之情，都隐含在娓娓的叙事之中。

后半部分写作家与自己儿子的关系，说理多但也有深情在。“文革”期间，作家被打成“黑帮”后回家，孩子们对他依旧很亲热，没有和爸爸“划清界限”，这是感人之情。“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这是文章末尾点题式的说理。

通过这种寓理于情、说理达情的方式，文章很好地把父子之间的情理关系统一起来。作家运用巧妙的文学笔法，使读者明白：父子间存在着亲爱如一体的情感，同时也深含着平等如兄弟的道理。读者在读完文章后，自然觉得“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说法是合情合理，令人欣然接受的。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的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骂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群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刚从幼儿园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一九九〇年九月一日

人间草木

导读：

此文写于1990年，刊载于同年第3期的《散文》上。执笔之时，作家已是古稀之年，笔下的文字，也蕴藉着对生命的关照。

“草木”前面加上“人间”二字，既平添了一种诗意，又耐人寻味。山丹丹、枸杞、槐花，都是生活中习见的草木。山丹丹“大青山到处是”，“枸杞到处都有”，玉渊潭的洋槐花之繁多，盛开时竟是“白得耀眼”。因为平常，自然也不引人注目，但在汪曾祺眼中，这些寻常草木却充满了意趣。

一棵山丹丹花开得异乎寻常地多，山里的“老堡垒户”一看就知道有十三年了。因为“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生命是有记忆的，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作歌的人，唱歌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真理，然而山里人知道。因为大青山的人与大青山的花，他（它）们的生命一样“能活”、“皮实”。

一对老夫妻在山边草丛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因为他们有未泯的童心，懂得“从生活中寻找乐趣”。

槐花开放的日子，养蜂人夫妇来了；槐花落了，他们也走了。然而在作家的眼中，这种东南西北的生活，自有“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

汪曾祺在《散文应是精品》中说：“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这篇散文正是最好的范例。

山丹丹

我在大青山挖到一棵山丹丹。这棵山丹丹的花真多。招待我们的老堡垒户看了看，说：“这棵山丹丹有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咋知道？”

“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你看，十三朵。”

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

我本想把这棵山丹丹带回呼和浩特，想了想，找了把铁锹，在老堡垒户的开满了蓝色党参花的土台上刨了个坑，把这棵山丹丹种上了。问老堡垒户：

“能活？”

“能活。这东西，皮实。”

大青山到处是山丹丹，开七朵花、八朵花的，多的是。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一年又一年……

这支流行歌曲的作者未必知道，山丹丹过一年多开一朵花。唱歌的歌星就更不会知道了。

枸    杞

枸杞到处都有。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皆极清香。夏末秋初，开淡紫色小花，谁也不注意。随即结出小小的红色的卵形浆果，即枸杞子。我的家乡叫做狗奶子。

我在玉渊潭散步，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弯着腰在找什么。他们一边走，一边搜索。走几步，停一停，弯腰。

“您二位找什么？”

“枸杞子。”

“有吗？”

老同志把手里一个罐头玻璃瓶举起来给我看，已经有半瓶了。

“不少！”

“不少！”

他解嘲似的哈哈笑了几声。

“您慢慢捡着！”

“慢慢捡着！”

看样子这对老夫妻是离休干部，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很好。

他们捡枸杞子干什么？是配药？泡酒？看来都不完全是。真要是需要，可以托熟人从宁夏捎一点或寄一点来。——听口音，老同志是西北人，那边肯定会有熟人。

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

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看来，这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

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路西，有一家的门头上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秋天结了很多枸杞子，通红通红的，礼花似的，喷泉似的垂挂下来，一个珊瑚珠穿成的华盖，好看极了。这丛枸杞可以拿到花会上去展览。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

槐    花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堰，上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作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

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不像个农民，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他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地方，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广西、贵州。到了春暖，再往北翻。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他说是荆条花的蜜最好。这很出乎我的意外。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荆条开花，想不到荆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也落不下多少：蜂具，路费；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它糖。

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有那么简单？也许她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她觉得这种放蜂生活，东南西北到处跑，好耍？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不后悔。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他说：回去过一次，一个人，他让她带了两千块钱，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

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她到哪里去了。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

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她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服，买鞋，买饼干，买冰糖葫芦。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她靠着被窝用勾针给他勾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她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过了几天，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我的家乡

导读：

《我的家乡》作于1991年6月20日，发表于1991年第10期《作家》。文章一开篇没有直接进入对家乡的描述，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由此自然而然点出：“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

自此，文章顺流而下：“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站在运河堤上俯瞰高邮，一幅水乡风俗画卷生机勃勃地展开。弄船的，“极精壮，浑身作古铜色”，“因为长年注视着滚动的水”，“目光清明坚定”。船老板的娘子，一边扳舵，一边喂哺婴孩儿，“态度悠然”。竹竿上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打鱼的，多用鱼鹰。“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

由水而及湖，上溯沈括的《梦溪笔谈》，引出“秦邮八景”之一，下迄湖上的“紫色的长天”与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来吃晚饭来……”

河是悬河，湖是悬湖，文章写到这里，风声水起，记述了亲身经历的一场大水灾，惊心动魄，“高邮成了泽国”。

水退了，作家行文也似涓涓细流。遥忆那些每天都看河水的日子，水乡的水产，咸鸭蛋，名胜古迹，最后琢磨起“高邮”这个称谓，文章像水流一样，渐渐消逝在天际。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行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的家乡把运河堤叫“上河堆”或“上河埫”。“埫”字一般字典上没有，可能是家乡人造出来的字，音淌。“堆”当是“堤”的声转)。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我们那里对姑妈有个很奇怪的叫法，叫“摆摆”，别处我从未听过有此叫法)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名“御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据说御码头夏天没有蚊子)。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

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篙。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欻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作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长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扳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枝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

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它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有的就叼一条鳜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鳜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鳜鱼扔进船舱，奖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鳜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

远远地听见砰砰砰砰的响声，那是在修船造船。砰砰的声音是斧头往船板里敲钉。船体是空的，故声音传得很远。待修的船翻扣过来，底朝上。这只船辛苦了很久，它累了，它正在休息。一只新船造好了，油了桐油，过两天就要下水了。看看崭新的船，叫人心里高兴——生活是充满希望的。船场附近照例有打船钉的铁匠炉，丁丁当当。有碾石粉的碾子，石粉是填船缝用的。有卖牛杂碎的摊子。卖牛杂碎的是山东人。这种摊子上还卖锅盔(一种很厚很大的面饼)。

有时我们到西堤去玩。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很奇怪，我竟没有在湖上坐过一次船。西湖还有一些村镇。我知道一个地名，菱塘桥，想必是个大镇子。我喜欢菱塘桥这个地名，这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菱塘桥是什么样子。湖东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东大街上，那几天就不断有成队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过。牛过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屎。听说湖西凉快，而且湖西有茭草，牛吃了会消除劳乏，恢复健壮。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碧绿的茭草。

高邮湖中，曾有神珠。沈括《梦溪笔谈》载：

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射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掌。灿烂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月。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

这就是“秦邮八景”的第一景“甓射珠光”。沈括是很严肃的学者，所言凿凿，又生动细致，似乎不容怀疑。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颗大珠子？嘉祐到现在也才九百多年，已经不可究诘了。高邮湖亦称珠湖，以此。我小时学刻图章，第一块刻的就是“珠湖人”，是一块肉红色的长方形图章。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淼淼(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

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

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

“二丫头……回来吃晚饭来……”

像我的老师沈从文常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高邮湖是悬湖。湖面，甚至有的地方的湖底，比运河东面的地面都高。

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都在大水的威胁之中。翻开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水灾，是民国二十年。

这次水灾是全国性的。事前已经有了很多征兆。连降大雨，西湖水位增高，运河水平了槽，坐在河堤上可以“踢水洗脚”。有很多瘆人的、不祥的现象。天王寺前，虾蟆爬在柳树顶上叫。老人们说：虾蟆在多高的地方叫，大水就会涨得多高。我们在家里的天井里躺在竹床上乘凉，忽然拨剌一声，从阴沟里蹦出一条大鱼！运河堤上，龙王庙里香烛昼夜不熄。七公殿也是这样。大风雨的黑夜里，人们说是看见“耿庙神灯”了。耿七公是有这个人的，生前为人治病施药，风雨之夜，他就在家门前高旗杆上挂起一串红灯，在黑暗的湖里打转的船，奋力向红灯划去，就能平安到岸。他死后，红灯还常在浓云密雨中出现，这就是“耿庙神灯”——“秦邮八景”中的一景。耿七公是渔民和船民的保护神，渔民称之为“七公老爷”。渔民每年要做会，谓之“七公会”。神灯是美丽的，但同时也给人一种神秘恐怖感。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竹柄，一头用火烧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断。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石工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看来堤是保不住了。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记错)，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倒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了泽国。

我们家住进了竺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同时搬到茶馆楼上的还有几家)，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箱箱柜柜、死猪死羊。“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很多人家爬在屋顶上、树上)。

约一星期后，水退了。

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高及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致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慈姑汤，很难吃。比慈姑汤还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日本人爱喝芋梗汤，真不可理解。大水之后，百物皆一时生长不出，惟有慈姑芋头却是丰收！我在小学教务处的地上发现几个特大的蚂蟥，缩成一团，有拳头大，怎么踩也踩不破！

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过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出我家所在的巷口的南头，是越塘。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淖。我在小说《异秉》中所写的老朱，每天要到大淖去挑水，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老朱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我很敬重他。他下水把水桶弄满(他两腿都是“筋疙瘩”——静脉曲张)，我就拣选平薄的瓦片打水漂。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到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庵赵庄去，也是坐船。我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轮船。

水乡极富水产。鱼之类，乡人所重者为鳊、白、鯚(鯚花鱼即鳜鱼)。虾有青白两种。青虾宜炒虾仁，呛虾(活虾酒醉生吃)则用白虾。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小鱼有名“罗汉狗子”、“猫杀子”者很好吃。高邮湖蟹甚佳，以作醉蟹，尤美。高邮的大麻鸭是名种。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馈送节礼必有公母鸭成对。大麻鸭很能生蛋。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邮咸蛋”。高邮鸭蛋双黄者甚多。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邮，多肃然起敬，曰：“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

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

县里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莘老、王定国文酒游会之所。台基在东山(一座土山)上，登台四望，眼界空阔。我小时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着半截，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动，觉得非常美。有一座镇国寺塔，是个唐塔，方形。这座塔原在陆上，运河拓宽后，为了保存这座塔，留下塔的周围的土地，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镇国寺我小时还去玩过，是个不大的寺。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制照壁，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照壁上刻着海水，故名“海水照壁”。寺内还有一尊肉身菩萨的坐像，是一个和尚坐化后漆成的。寺不知毁于何时。另外还有一座净土寺塔，明代修建。我们小时候记不住什么镇国寺、净土寺，因其一在西门，名之为“西门宝塔”；一在东门，便叫它“东门宝塔”。老百姓都是这么叫的。

全国以邮字为地名的，应只高邮一县。为什么叫高邮？因为秦始皇曾在高处建邮亭。高邮是秦王子婴的封地，至今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旧有子婴庙，今不存。高邮为秦代始建，故亦名秦邮，外地人或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没有。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

录音压鸟

导读：

《录音压鸟》写于1991年11月5日。那时候，汪曾祺先生71岁，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依然保持着对周遭世界的关注与好奇，保持着“思想的年轻”。在《却老》一文中，他说，“人总是要老的，要尽量使自己老得慢一些”，“要使自己老得慢一点，首先要保持思想的年轻，不要僵化”。

“光棍好苦”、“咕咕，咕咕”，两种不合时宜的鸟叫声吸引了作家的注意，询问之后，才发现是他们那座楼八层的小伙子在放录音“压鸟”。“压鸟”就是培训画眉学习各种鸣声。随后，又听见母鸡下蛋的“咯咯”声，小猫的“喵呜，喵呜”。

作家由此追溯了养鸟人“压鸟”的生活，认为画眉可能天生就有学习各种声音的习性，所以“不反对画眉学别的鸟或别的什么东西的声音”，但还是希望“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

几声鸟叫，引出一段思考，汪曾祺先生说：“用思想，最好的办法是写文章。平常想一些事情，想想也就过去了。倘要落笔写成文章，就得再多想想，使自己的思想合逻辑，有条理，同时也会发现这件事所蕴藏的更丰富的意义。”（《却老》）

听到一种鸟声：“光棍好苦。”奇怪！这一带都是楼房，怎么会飞来一只“光棍好苦”呢？鸟声使我想起南方的初夏、雨声、绿。“光棍好苦”也叫“割麦插禾”、“媳妇好苦”。这种鸟的学名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也许是“四声杜鹃”吧。接着又听见鸽子的声音：“咕咕，咕咕。”唔？我明白了：这是谁家把这两种鸟的鸣声录了音，在屋里放着玩哩，——季节也不对，九十月不是“光棍好苦”的时候。听听鸟叫录音，也不错，不像摇滚乐那样吵人。不过他一天要放好多遍。一天下楼，又听见。我问邻居：

“这是谁家老放‘光棍好苦’？”

“八层！养了一只画眉，‘压’他那只鸟哪！”

过了几天，八层的录音又添了一段，母鸡下蛋：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嗒……

又过了几天，又续了一段：喵呜，喵呜。小猫。

我于是肯定，邻居的话不错。

培训画眉学习鸣声，北京叫做“压”鸟。“压”亦写作“押”。

北京人养画眉，讲究有“口”。有的画眉能有十三或十四套口，即能学十三四种叫声。比较一般的是苇咋子(一种小水鸟)、山喜鹊(蓝灰色)、大喜鹊，还有“伏天儿”(蝉之一种)，鸣声如“伏天伏天……”。我一天和女儿在玉渊潭堤上散步，听见一只画眉学猫叫，学得真像，我女儿不禁笑出声来：“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听说有一只画眉能学“麻雀争风”：两只麻雀，本来挺好，叫得很亲热；来了个第三者，跟母麻雀调情，公麻雀生气了，和第三者打了起来；结果是第三者胜利了，公麻雀被打得落荒而逃，母麻雀和第三者要好了，在一处叫得很亲热。一只画眉学三只鸟叫，还叫出了情节，我真有点不相信。可是养鸟的行家都说这是真事。听行家们说，压鸟得让画眉听真鸟，学山喜鹊就让它听山喜鹊，学苇咋子就听真苇咋子；其次，就是向别的有“口”的画眉学。北京养画眉的每天集中在一起，谓之“会鸟”，目的之一就是让画眉互相学习。靠听录音，是压不出来的！玉渊潭有一年飞来了一只“光棍好苦”，一只鸽子，有一位，每天拿着录音机，追踪这两只鸟。我问养鸟的行家：“他这是干什么？”——“想录下来，让画眉学，——瞎掰！”

北京养画眉的大概有不少人想让画眉学会“光棍好苦”和布谷。不过成功的希望很少。我还没听到一只画眉有这一套“口”的。那位不辞辛苦跟踪录音的“主儿”也是不得已。“光棍好苦”和鸽子北京极少来，来了，叫两天就飞走了。让画眉跟真的“光棍好苦”和鸽子学，“没门儿！”

我们楼八层的小伙子(我无端地觉得这个养画眉的是个年轻人，一个生手)录的这四套“学习资料”，大概是跟别人转录来的。他看来急于求成，一天不知放多少遍录音。一天到晚，老听他的“光棍好苦”、“咕咕”、“咯咯咯咯嗒”、“喵呜”，不免有点叫人厌烦。好在，我有点幸灾乐祸地想，这套录音大概听不了几天了，他这只画眉是只“生鸟”，“压”不出来的。

我不反对画眉学别的鸟或别的什么东西的声音(有的画眉能学旧日北京推水的独轮小车吱吱扭扭的声音；有一阵北京抓社会治安，不少画眉学会了警车的尖利的叫声，这种不上“谱”的叫声，谓之“脏口”，养画眉的会一把抓出来，把它摔死)。也许画眉天生就有学这些声音的习性。不过，我认为还是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五日

遥寄爱荷华

——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

导读：

《遥寄爱荷华》写于1991年12月20日，发表在1992年第2期《中华儿女》上。汪曾祺追忆了1987年9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到爱荷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多次在安格尔夫妇家聚会交游，结成深情厚谊。

文章采用汪曾祺特有的白描写法，众多的人与事散淡道来，舒展自如，在看似不经意处细腻铺排，拨动人心。如写安格尔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中国也有萤火虫吗？”然后悄然一笔：“我忽然非常感动。我真想给他捉两个中国的萤火虫带到美国去。”这样就把两国作家之间的美好友情提升到心灵交流的层面，使文章的气韵风度更为灵动。如写聂华苓的好客和热情，在叙述她对中国朋友的精心接待之后，转折一笔，说“聂华苓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提到她一次在和好友欢聚，酒阑人散之际失声痛哭的情景，就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真切、感人。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爱荷华去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认识了他们夫妇，成了好朋友。安格尔是爱荷华人。他是爱荷华城的骄傲。爱荷华的第一国家银行是本城最大的银行，和“写作计划”的关系很密切(“国际写作计划”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银行开户)，每一届“国际写作计划”，第一银行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会。第一银行的墙壁上挂了一些美国伟人的照片或图像。酒会那天，银行特意把安格尔的巨幅淡彩铅笔图像也摆了出来，画像画得很像，很能表现安格尔的神情：爽朗，幽默，机智。安格尔拉了我站在这张画像的前边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拿到照相人给我加印的一张。

江迪尔是一家很大的农机厂。这家厂里请亨利·摩尔做了一个很大的抽象的铜像，特意在一口湖当中造了一个小岛，把铜像放在岛上。江迪尔农机厂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赞助者之一，每年要招待国际作家一次午宴。在宴会上，经理致辞，说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我只读过一本他的诗集《中国印象》，是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写的，很有感情。他的诗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国也有萤火虫吗？

我忽然非常感动。

我真想给他捉两个中国的萤火虫带到美国去。

我三天两头就要上聂华苓家里去，有时甚至天天去。有两天没有去，聂华苓估计我大概一个人在屋里，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住在五月花公寓，离聂华苓家很近，五分钟就到了。

聂华苓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半麓。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安寓”。这大概是聂华苓的主意。这是一所比较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买了已经有些年了。木结构。美国的民居很多是木结构，没有围墙，一家一家不挨着。这种木结构的房子也是不能挨着，挨在一起，一家着火，会烧成一片。我在美国看了几处遭了火灾的房子，都不殃及邻舍。和邻舍保持一段距离，这也反映出美国人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美国人不愿意别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讲什么“处街坊”，不讲“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除非得到邀请，美国人不随便上人家“串门儿”。

是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聂华苓的书房，有几张中国字画。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第二天她就挂在书桌的左侧，以示对我的尊重。

楼上是卧室、厨房、客厅。一上楼梯，对面的墙上在一块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挂满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色各样的面具，是安格尔搜集来的。安格尔特别喜爱这些玩意。他的书架上、壁炉上，到处都是这一类东西(包括一个黄铜敲成的狗头鸟脚的非洲神像，一些东南亚的皮影戏人形……)。

餐厅的一壁横挂了一柄船桨，上面写满了字，想是安格尔在大学划船比赛获奖的纪念。

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南面和西面的墙顶牵满了绿萝。美国很多人家都种这种植物，有的店铺里也种。这玩意只要一点土，一点水，就能陆续抽出很长的条，不断生出心形的浓绿肥厚的叶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发是可以移动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时也可以拉过来，在小圆桌周围围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台湾诗人蒋勋好像特爱坐在地毯上。

客厅的一角散放着报纸、刊物、画册。

这是一个舒适、随便的环境，谁到这里都会觉得无拘无束。美国有的人家过于整洁，进门就要脱鞋，又不能抽烟，真是别扭。

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爱荷华是个安静、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万，其中三万是大学生)，没有夜生活。夜间无事，因此，家庭聚会就比较多。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没错！”

美国的习惯是先喝酒，后吃饭。大概六点来钟，就开始喝。安格尔很爱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苏格兰威士忌或伯尔本(美国威士忌)。伯尔本有一点苦味，别具特色。

每次都是吃开心果就酒。聂华苓不知买了多少开心果，随时待客，源源不断。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我在安格尔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辈子没有喝过那样多威士忌。有两次，聂华苓说我喝得说话舌头都直了！临离爱荷华前一晚，聂华苓还在我的外面包着羊皮的不锈钢扁酒壶里灌了一壶酒。

晚饭烤牛排的时候多。我爱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聂华苓说 ：“下次来，我给你一块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过一次核桃树枝烤的牛肉。核桃树枝是从后面小山上捡的。

美国火锅吃起来很简便。一个长方形的锅子，各人自己涮鸡片、鱼片、肉片……

聂华苓表演了一次豆腐丸子。这是湖北菜。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她有个弟弟也在美国，我听到她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

有一次中国作家聚会，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聂华苓是抗战后到台湾的，她会唱相当多这样的救亡歌曲。台湾小说家陈映真、诗人蒋勋，包括年轻的小说家李昂也会唱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聂华苓热泪盈眶。

聂华苓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华人友好欢聚，在将近酒阑人散(有人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她忽然感伤起来，失声痛哭，招得几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气。

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一天的汽车，特意到爱荷华来看望中国作家。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最早介绍鲁迅的学人之一。老先生对祖国怀了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成为台湾“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听了，一时非常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陪着我们流泪，一面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我跟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原来叫我“汪老”，有一天，对我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说：“好！”不过似乎以后她还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安格尔在家时衣着很随便，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紫色睡袍，软底的便鞋，跑来跑去，一会儿回他的卧室，一会儿又到客厅里来。我说他是个无事忙。聂华苓说：“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杂木林里，是野生的，经常到他的后窗外来做客。鹿有时两三只，有时七八只；浣熊一来十好几只，他得为它们准备吃的。鹿吃玉米粒。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头吃玉米粒，忽然又扬起头来很警惕地向窗户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头憨脑，长得有点像熊猫，胆小，但是在它们专心吃面包片时，就不顾一切了，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深情地注视窗外，一面伸出指头示意：不许做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猎人，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爱的经过：他在台北举行酒会，聂华苓在酒会上没有和他说话。聂华苓要走了，安格尔问她：“你为什么不理我？”聂华苓说：“你是主人，你不主动找我说话，我怎么理你？”后来，安格尔约聂华苓一同到日本去，聂华苓心想：一个外国人，约我到日本去？她还是同意了。到了日本，又到了新加坡、菲律宾……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 more！ No 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正是爱荷华的红叶最好的时候，橡树、元宝树、日本枫……层层叠叠，如火如荼。

回到爱荷华，红叶已经落光，这么快！

我是年底回国的。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爱荷华一点声音没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了大陆一次。作协外联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个主意，不在外面宴请他们，让我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我说：“行！”聂华苓在美国时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过一次炸酱面)，这回如愿以偿了。我给他们做了几个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碗扬州煮干丝、一个炝瓜皮，大概还有一盘干煸牛肉丝，其余的，想不起来了。那天是蒋勋和他们一起来的。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安格尔那天也很高兴，因为我还有一瓶伯尔本，他到大陆，老是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我给他斟酒时，他又找到机会亮了他的唯一的一句中国话：

“够了！太够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个亲戚到爱荷华去(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和老伴请他带两件礼物给聂华苓，一个仿楚器云纹朱红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纯棉衣料。她非常喜欢，对安格尔说 ：“这真是汪曾祺！”

安格尔因心脏病突发，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花

导读：

《花》写于1993年1月29日，发表于1993年第4期《收获》。

这篇散文分作五题：《荷花》、《报春花·勿忘我》、《绣球花》、《杜鹃花》、《木香花》，分别记述了各种花的特征，更深层次的是，描摹了与花相关的人、事、物。

《荷花》，荷花历来是一种雅物，在作家笔下却呈现出“雅俗共赏”的气质。 “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好吃。”“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两相参差，韵味无穷。

《报春花·勿忘我》，描述勿忘我时，作家说，昆明人将其称为“狗屎花”，同一种花，称谓的不同，一下子显示了文化意义上的差异。作家幽默地说，“这叫西方的诗人知道，将谓大煞风景”。作家还善于运用自己的国画知识，来达到描述的精准，他说勿忘我，“蓝得很正，就像国画颜色中的‘三蓝’”。

《绣球花》，透过绣球花，作家插入了堂房小姑妈的生活片段。“绣球花开的时候，她就折了几大球，插在一个白瓷瓶里，她在花下面写小字。”以花怀人，眼前景致顿时明亮起来。

《杜鹃花》，由一首写及杜鹃花的歌起笔，追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认为他们是“两个通身都是书卷气的搞艺术的人”，令人怀念和向往。

《木香花》，讲述了年轻时美好的时光，年轻时的朋友，年轻时的豪情，木香花在旁边作证。

花是媒介，印证着人们的心情，勾连起人们的记忆。

荷    花

我们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做“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马粪，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倒进多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坼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沿。过个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

荷花到晚上要收朵。轻轻地合成一个大骨朵。第二天一早，又放开，荷花收了朵，就该吃晚饭了。

下雨了。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地响。雨停了，荷叶面上的雨水水银似的摇晃。一阵大风，荷叶倾侧，雨水流泻下来。

荷叶的叶面为什么不沾水呢？

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好吃。

荷叶枯了。

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

报春花·勿忘我

昆明报春花到处都有。圆圆的小叶子，柔软的细梗子，淡淡的紫红色的成簇的小花。田埂的两侧开得满满的，谁也不把它当做“花”。连根挖起来，种在浅盆里，能活。这就是翻译小说里常常提到的樱草。

偶然在北京的花店里看到十多盆报春花，种在青花盆里，标价相当贵，不禁失笑。昆明人如果看到，会说：这也卖？

Forget-me-not——勿忘我，名字很有诗意，花实在并不好看。草本，矮棵，几乎是贴地而生的。抽条颇多，一丛一丛的。灰绿色的布做的似的皱皱的叶子。花甚小，附茎而开，颜色正蓝。蓝得很正，就像国画颜色中的“三蓝”，花里头像这样纯正的蓝色的还很少见——一般蓝色的花都带点紫。

为什么西方人把这种花叫做forget-me-not呢？是不是思念是蓝色的。

昆明人不管它什么勿忘我，什么forget-me-not，叫它“狗屎花”！

这叫西方的诗人知道，将谓大煞风景。

绣    球

绣球，周天民编绘的《花卉画谱》上说：

绣球虎儿草科，落叶灌木，高达一、二丈，干皮带皱。叶大椭圆形，边缘有锯齿。春月开花，百朵成簇，如球状而肥大。小花五出深裂，瓣端圆，有短柄，其色有淡紫、红、白。百株成族，俨如玉屏。

我始终没有分清绣球花的小花到底是几瓣，只觉得是分不清瓣的一个大花球。我偶尔画绣球，也是以意为之地画了很多簇在一起的花瓣，哪一瓣属于哪一朵小花，不管它！

绣球花是很好养的，不需要施肥，也不要浇水，不用修枝，也不长虫，到时候就开出一球一球很大的花，白得像雪，非常灿烂。这花是不耐细看的，只是赫然地在你眼前轻轻摇晃。

我以前看过的绣球都是白的。

我有个堂房的小姑妈——她比我才大一岁。绣球花开的时候，她就折了几大球，插在一个白瓷瓶里，她在花下面写小字。

她是订过婚的。

听说她婚后的生活很不幸，我那位姑父竟至动手打她。

前年听说，她还在，胖得不得了。

绣球花云南叫做“粉团花”。民歌里有用粉团花来形容女郎长得好看的。用粉团花来形容女孩子，别处的民歌里似还没有见过。

我看过的最好的绣球是在泰山。泰山人养绣球是一种风气。一个茶馆里的院子里的石凳上放着十来盆绣球，开得极好。盆面一层厚厚的喝剩的茶叶。是不是绣球宜浇残茶？泰山盆栽的绣球花头较小，花瓣较厚，瓣作豆绿色。这样的绣球是可以细看的。

杜鹃花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美丽哦，

乡村家的小姑娘，

乡村家的小姑娘。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昆明的小学生很爱唱的一首歌。董林肯词，徐守廉曲。这是一首曲调明快的抒情歌，很好听。不单小学生爱唱，中学生也爱唱，大学生也有爱唱的，因为一听就记住了。

董林肯和徐守廉是同济大学的学生，原来都是育才中学毕业的。育才中学是全面培养学生才能的，而且是实行天才教育的学校。学生多半有艺术修养。董林肯、徐守廉都是学工的(同济大学是工科大学)，但都对艺术有很虔诚的兴趣，因此能写词谱曲。

我是怎么认识他们俩的呢？因为董林肯主办了班台莱夫的《表》的演出，约我去给演员化装，我到同济大学的宿舍里去见他们，认识了。那时在昆明，只要有艺术上的共同爱好，有人一介绍，就会熟起来的。

董林肯为什么要主持《表》的演出？我想是由于在昆明当时没有给孩子看的戏。他组织这次演出是很辛苦的，而且演戏总有些叫人头疼的事，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不图什么，只是因为有一颗班台莱夫一样的爱孩子的心。

我记得这个戏的导演是劳元干。演员里我记得演监狱看守的，是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的弟弟，他叫施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个身材魁梧的胖子。我管化装，主要是给他贴一个大仁丹胡子。有当时有中国秀兰·邓波儿之称的小明星，长大后曾参与搜集整理《阿诗玛》，现在写小说、散文的女作家刘绮。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剧团内部闹了意见，戏几乎开不了场，刘绮在后台大哭。刘绮一哭，事情就解决了。

刘绮，有这回事么？

前几年我重到昆明，见到刘绮。她还能看出一点小时候的模样。不过，听说已经当了奶奶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还会想起董林肯和徐守廉。我觉得这是两个对艺术的态度极其纯真，像我前面所说的，虔诚的人。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明星气、流氓气。这是两个通身都是书卷气的搞艺术的人。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木香花

我的舅舅家有一架木香花。木香花开，我们就揪下几撮，——木香柄长，似海棠，梗蒂着枝，一揪，可揪下一撮，养在浅口瓶里，可经数日。

木香亦称“锦栅儿”，枝条甚长。从运河的御码头上船，到快近车逻，有一段，两岸全是木香，枝条伸向河上，搭成了一个长约一里的花棚。小轮船从花棚下开过，如同仙境。

前几年我回故乡一次，说起这一段运河两岸的木香花棚，谁也不知道。我有点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

昆明木香花极多。观音寺南面，有一道水渠，渠的两沿，密密地长了木香。

我和朱德熙曾于大雨少歇之际，到莲花池闲步。雨又下起来了，我们赶快到一个小酒馆避雨。要了两杯市酒(昆明的绿陶高杯，可容三两)，一碟猪头肉，坐了很久。连日下雨，墙脚积苔甚厚。檐下的几只鸡都缩着一脚站着，天井里有很大的一棚木香花，把整个天井都盖满了。木香的花、叶、花骨朵，都被雨水湿透，都极肥壮。

四十年后，我写了一首诗，用一张毛边纸写成一个斗方，寄给德熙：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德熙很喜欢这幅字，叫他的儿子托了托，配一个框子，挂在他的书房里。

德熙在美国病逝快半年了，这幅字还挂在他在北京的书房里。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昆虫备忘录

导读：

文章写于1993年2月2日，载于1994年第1期《大家》。当时作家虽然已经年过古稀，我们在文章里却看到了他那一颗不老的童心。

“从小学三年级‘自然’教科书上知道蜻蜓是复眼，就一直琢磨复眼是怎么回事。”作家观察到，“凡是复眼的昆虫，视觉都很灵敏”。于是想象如果人长了一对复眼会怎样呢？“蚂蚱头尖，徐文长曾觉得它的头可以蘸了墨写字画画”。第三题《花大姐》，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瓢虫款款地落下来了，摺好它的黑绸衬裙——膜翅，顺顺溜溜：收拢硬翅，严丝合缝。瓢虫是做得最精致的昆虫。”先是一段典雅舒缓的叙述，像用小提琴拉开的一段前奏。笔锋一转，写了一个超短篇小说：瓢虫是上帝“做”给外孙女儿玩的，漂亮的瓢虫因此被称为“花大姐”。这其实是人间祖孙亲情的另一种表现。独角牛力气很大，却常常在笨拙的飞行中把自己摔晕。磕头虫磕头的技艺竟不亚于体操队员的空翻。蝇虎捕捉苍蝇神速，还很勇敢，“苍蝇虎子不怕人”。而狗蝇则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

这是汪曾祺的《昆虫记》，也许缺乏法布尔那细致严谨的科学眼光，却有着更多人情世态的圆融表达。草木、昆虫常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是他偏爱的题材。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这些自然的生命都具有了个性与人情。

复    眼

我从小学三年级“自然”教科书上知道蜻蜓是复眼，就一直琢磨复眼是怎么回事。“复眼”，想必是好多小眼睛合成一个大眼睛。那它怎么看呢？是每个小眼睛都看到一个小形象，合成一个大形象？还是每个小眼睛看到形象的一部分，合成一个完整形象？捉摸不出来。

凡是复眼的昆虫，视觉都很灵敏。麻苍蝇也是复眼，你走近蜻蜓和麻苍蝇，还有一段距离，它就发现了，噌——，飞了。

我曾经想过:如果人长了一对复眼？

还是不要！那成什么样子！

蚂    蚱

河北人把尖头绿蚂蚱叫“挂大扁儿”。西河大鼓里唱道：“挂大扁儿甩子在那荞麦叶儿上。”这句唱词有很浓的季节感。为什么叫“挂大扁儿”呢？我怪喜欢“挂大扁儿”这个名字。

我们那里只是简单地叫它蚂蚱。一说蚂蚱，就知道是指尖头绿蚂蚱。蚂蚱头尖，徐文长曾觉得它的头可以蘸了墨写字画画，可谓异想天开。

尖头蚂蚱是国画家很喜欢画的，画草虫的很少没有画过蚂蚱。齐白石、王雪涛都画过。我小时也画过不少张，只为它的形态很好掌握，很好画，——画纺织娘，画蝈蝈，就比较费事。我大了以后，就没有画过蚂蚱，前年给一个年轻的牙科医生画了一套册页，有一开里画了一只蚂蚱。

蚂蚱飞起来会格格作响，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这种声音的。蚂蚱有鞘翅，鞘翅里有膜翅。膜翅是淡淡的桃红色的，很好看。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土蚂蚱”，身体粗短，方头，色黑如泥土，翅上有黑斑，这种蚂蚱，捉住它，它就吐出一泡褐色的口水，很讨厌。

天津人所说的“蚂蚱”，实是蝗虫。天津的“烙饼卷蚂蚱”，卷的是焙干了的蝗虫肚子，河北省人嘲笑农民谈吐不文雅，说是“蚂蚱打喷嚏——满嘴的庄稼气”，说的也是蝗虫。蚂蚱还会打喷嚏？这真是“遭改”庄稼人！

小蝗虫名蝻。有一年，我的家乡闹蝗虫，当时，大街上一街蝗蝻乱蹦，看着真是不祥。

花大姐

瓢虫款款地落下来了，摺好它的黑绸衬裙——膜翅，顺顺溜溜：收拢硬翅，严丝合缝。瓢虫是做得最精致的昆虫。

“做”的？谁做的？

上帝。

上帝？

上帝做了一些小玩意儿，给他的小外孙女儿玩。

上帝的外孙女儿？

对。上帝说：“给你！好看吗？”

“好看！”

上帝的外孙女儿？

对！

瓢虫是昆虫里面最漂亮的。

北京人叫瓢虫为“花大姐”，好名字！

瓢虫，朱红的，瓷漆似的硬翅，上有黑色的小圆点。圆点是有定数的，不能瞎点。黑色，叫做“星”。有七星瓢虫、十四星瓢虫……星点不同，瓢虫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吃蚜虫的，是益虫；一类是吃马铃薯的嫩叶的，是害虫。我说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吗？

独角牛

吃晚饭的时候，呜——扑！飞来一只独角牛，摔在灯下。它摔得很重，摔晕了。轻轻一捏，就捏住了。

独角牛是硬甲壳虫，在甲虫里可能是最大的，从头到脚，约有二寸。甲壳铁黑色，很硬，头部尖端有一只犀牛一样的角。这家伙，是昆虫里的霸王。

独角牛的力气很大。北京隆福寺过去有独角牛卖。给它套上一辆泥制的小车，它就拉着走。北京管这个大力士好像也叫做独角牛。学名叫什么，不知道。

磕头虫

我抓到一只磕头虫，北京也有磕头虫？我觉得很惊奇。我拿给我的孩子看，以为他们不认识。

“磕头虫，我们小时候玩过。”

哦！

磕头虫的脖子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大的劲，把它的肩背按在桌面上，它就吧嗒吧嗒地不停地磕头。把它仰面朝天放着，它运一会儿气，脖子一挺，就反弹得老高，空中转体，正面落地。

蝇    虎

蝇虎，我们那里叫做苍蝇虎子，形状略似蜘蛛而长，短脚，灰黑色，有细毛，趴在砖墙上，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蝇虎的动作很快，苍蝇落在它面前，还没有站隐，已经被它捕获，来不及嘤地叫一声，就进了苍蝇虎子的口了。蝇虎的食量惊人，一只苍蝇，眨眼之间就吃得只剩一张空皮了。

苍蝇是很讨厌的东西，因此人对蝇虎有好感，不伤害它。

捉一只大金苍蝇喂苍蝇虎子，看着它吃下去，是很解气的。苍蝇虎子对送到它面前的苍蝇从来不拒绝。苍蝇虎子不怕人。

狗  蝇

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是狗蝇。狗蝇钻在狗毛里叮狗，叮得狗又疼又痒，烦躁不堪，发疯似地乱蹦，乱转，乱骂人，——叫。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

胡同文化

——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

导读：

《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作的序，写于1993年3月15日。

北京城方方正正，胡同大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一目了然。胡同各有名字，各有来历。胡同连接着四合院，穿过胡同走进四合院，居住形态决定文化形态，北京城的胡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所以房子破得不像样了，也不挪窝儿。四合院的彼此相连的构造，也让北京人讲究“处街坊”，婚丧嫁娶“随”个“份子”，但是日常生活里也仅限于下棋、喝酒、会鸟等一般性的往来，最终各回各家，各管各事。

“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窝头、腌萝卜,臭豆腐上滴几滴香油，就很好了。“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这是最典型的北京市民的内心状态。

汪曾祺先生对胡同文化是持有批判态度的，但是他对平民生活与风情习俗，又抱有认同和理解的心态。随着胡同的消失，和胡同联系在一起的胡同文化也不见了。汪曾祺先生伤感与怅望的不是胡同本身，而是那些“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胡同人和胡同文化的消逝。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狗尾巴、羊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儿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声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着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惘低徊。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

晚  年

导读：

《晚年》载于1993年《美文》创刊号，写三位老人的日常生活。汪曾祺先生和他们同住一座楼，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并在文字中尽情地描写他们。

副食店的墙根像一座舞台，每日里，三个人都差不多同时上场，中午回家吃饭去，下午两点来钟，又纷纷在场上出现。但是“彼此都不说话”，默片一般。汪曾祺先生猜测，“大概人总得有个伴，即使一句话也不说”。

三位老人，老佟、老辛和老许。老佟“眼色总是平静的”，老辛“神情很怪”，老许“两手戴了几个戒指，一看就是黄铜的，然而他告诉人是金的”。岁月的沉淀，每个人背后都能挖出层出不穷的故事，汪曾祺先生看着他们，看到多少，记下多少，并不打扰他们，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是故弄玄虚。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言：“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搅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

汪曾祺先生像他们的家人一样，记录着他们生活中的大事：老辛得过一次小中风，老佟摔了一跤；也关注着他们的将来：老许看样子还能活不少年。这就是沈从文先生说的“要贴到人物上写”的意思吧。

我们楼下随时有三个人坐着。他们都是住在这座楼里的。每天一早，吃罢早饭，他们各人提了马扎，来了。他们并没有约好，但是时间都差不多，前后差不了几分钟。他们在副食店墙根下坐下，挨得很近。坐到快中午了，回家吃饭。下午两点来钟，又来坐着，一直坐到副食店关门了，回家吃晚饭。只要不是刮大风，下雨，下雪，他们都在这里坐着。

一个是老佟。和我住一层楼，是近邻。有时在电梯口见着，也寒暄两句：“吃啦？”“上街买莱？”解放前他在国民党一个什么机关当过小职员，解放后拉过几年排子车，早退休了。现在过得还可以。一个孙女已经读大学三年级了。他八十三岁了。他的相貌举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脑袋很圆，面色微黑，有几块很大的老人斑。眼色总是平静的。他除了坐着，有时也遛个小弯，提着他的马扎，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一个是老辛。老辛的样子有点奇特。块头很大，肩背又宽又厚，身体结实如牛。脸色紫红紫红的。他的眉毛很浓，不是两道，而是两丛。他的头发、胡子都长得很快。刚剃了头没几天，就又是一头乌黑的头发，满腮乌黑的短胡子。好像他的眉毛也在不断往外长。他的眼珠子是乌黑的。他的神情很怪。坐得很直，脑袋稍向后仰，蹙着浓眉，双眼直视路上行人，嘴唇啜着，好像在往里用力地吸气。好像愤愤不平，又像藐视众生，看不惯一切，心里在想：你们是什么东西！我问过同楼住的街坊：他怎么总是这样的神情？街坊说：他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听说他原来是一个机关食堂煮猪头肉、猪蹄、猪下水的。那么他是不会怒视这个世界，蔑视谁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不想？他岁数不大，六十刚刚出头，退休还不到两年。

一个是老许。他最大，八十七了。他面色苍黑，有几颗麻子，看不出有八十七了——看不出有多大年龄。这老头怪有意思。他有两串数珠，——说“数珠”不大对，因为他并不信佛，也不“掐”它。一串是核桃的，一串是山桃核的。有时他把两串都带下来，绕在腕子上。有时只带一串山桃核的，因为核桃的太大，也沉。山桃核有年头了，已经叫他的腕子磨得很光润。他不时将他的数珠改装一次，拆散了，加几个原来是钉在小孩子帽子上的小银铃铛之类的东西，再穿好。有一次是加了十个算盘珠。过路人有的停下来看看他的数珠，他就把袖子向上提提，叫数珠露出更多。他两手戴了几个戒指，一看就是黄铜的，然而他告诉人是金的。他用一个钥匙链，一头拴在纽扣上，一头拖出来。塞在左边的上衣口袋里，就像早年间戴怀表一样。他自己感觉，这就是怀表。他在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枝塑料圆珠笔的空壳——是他的孙女用剩下的，一枝白色的，一枝粉红的。我问老佟：“他怎么爱搞这些？”老佟说：“弄好些零碎！”他年轻时“跑”过“腿”，做过买卖。我很想跟他聊聊。问他话，他只是冲我笑笑。老佟说：“他是个聋子。”

这三个在一处一坐坐半天，彼此都不说话。既然不说话，为什么坐得挨得这样近呢？大概人总得有个伴，即使一句话也不说。

老辛得过一次小中风，(他这样结实的身体怎么会中风呢？)但是没多少时候就好了。现在走起路来脚步还有一点沉。不过他原来脚步就很重。

老佟摔了一跤，骨折了，在家里躺着，起不来。因此在楼下坐着的，暂时只有两个人，不过老佟的骨折会好的，我想。

老许看样子还能活不少年。

栗  子

导读：

一种简单的食物，既可以勾勒出我们的生活路线，又可以连缀我们遇到的人与事，还可以让我们的平淡无奇的日子鲜活起来，这便是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栗子。《栗子》刊载于1993年第8期《家庭》。

以栗子为线索，汪曾祺先生一生待过的很多重要地方都带出来了。家乡的冬天里，用铜火盆的炭火烤栗子，“砰的一声，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昆明呢，大锅支在店铺门外，“用大如玉米豆的粗砂炒，不时往锅里倒一碗糖水”；北京的糖炒栗子不放糖，良乡的栗子“壳薄，炒熟后个个裂开，轻轻一捏，壳就破了”；河北的山区缺粮食，乡民们以栗子代粮。

栗子亦可怀人：汪曾祺回忆起父亲用白糖煨栗子，“加桂花，甚美”；广交会结识的日本商人开炒栗子店发了财，每年来中国买栗子。

眼前的栗子，还勾连出民俗中的记载。《红楼梦》里怡红院檐下挂着一篮“风栗子”；西方有“火中取栗”的寓言；宋代笔记中就有糖炒栗子的记载了。

汪曾祺描述的栗子，是有出处的栗子，各处有各的味道；是和人紧密相连的栗子，各怀各的情感；是传递文化的栗子，各有各的说法。

栗子的形状很奇怪，像一个小刺猬。栗有“斗”，斗外长了长长的硬刺，很扎手。栗子在斗里围着长了一圈，一颗一颗紧挨着，很团结。当中有一颗是扁的，叫做脐栗。脐栗的味道和其他栗子没有什么两样。坚果的外面大都有保护层，松子有鳞瓣，核桃、白果都有苦涩的外皮，这大概都是为了对付松鼠而长出来的。

新摘的生栗子很好吃，脆嫩，只是栗壳很不好剥，里面的内皮尤其不好去。

把栗子放在竹篮里，挂在通风的地方吹几天，就成了“风栗子”。风栗子肉微有皱纹，微软，吃起来更为细腻有韧性。不像吃生栗子会弄得满嘴都是碎粒，而且更甜。贾宝玉为一件事生了气，袭人给他打岔，说：“我想吃风栗子了。你给我取去。”怡红院的檐下是挂了一篮风栗子的。风栗子入《红楼梦》，身价就高起来，雅了。这栗子是什么来头，是贾蓉送来的？刘姥姥送来的？还是宝玉自己在外面买的？不知道，书中并未交待。

栗子熟食的较多。我的家乡原来没有炒栗子，只是放在火里烤。冬天，生一个铜火盆，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一会儿，砰的一声，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抓起来，在手里来回倒，连连吹气使冷，剥壳入口，香甜无比，是雪天的乐事。不过烤栗子要小心，弄不好会炸伤眼睛。烤栗子外国也有，西方有“火中取栗”的寓言，这栗子大概是烤的。

北京的糖炒栗子，过去讲究栗子是要良乡出产的。良乡栗子比较小，壳薄，炒熟后个个裂开，轻轻一捏，壳就破了，内皮一搓就掉，不“护皮”。据说良乡栗子原是进贡的，是西太后吃的(北方许多好吃的东西都说是给西太后进过贡)。

北京的糖炒栗子其实是不放糖的，昆明的糖炒栗子真的放糖。昆明栗子大，炒栗子的大锅都支在店铺门外，用大如玉米豆的粗砂炒，不时往锅里倒一碗糖水。昆明炒栗子的外壳是粘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必须洗手。栗肉为糖汁沁透，很甜。

炒栗子宋朝就有。笔记里提到的“煼栗”，我想就是炒栗子。汴京有个叫李和儿的，煼栗有名。南宋时有一使臣(偶忘其名姓)出使，有人遮道献煼栗一囊，即汴京李和儿也。一囊煼栗，寄托了故国之思，也很感人。

日本人爱吃栗子，但原来日本没有中国的炒栗子。有一年我在广交会的座谈会上认识一个日本商人，他是来买栗子的(每年都来买)。他在天津曾开过一家炒栗子的店，回国后还卖炒栗子，而且把他在天津开的炒栗子店铺的招牌也带到日本去，一直在东京的炒栗子店里挂着。他现在发了财，很感谢中国的炒栗子。

北京的小酒铺过去卖煮栗子。栗子用刀切破小口，加水，入花椒大料煮透，是极好的下酒物。现在不见有卖的了。

栗子可以做菜。栗子鸡是名菜，也很好做，鸡切块，栗子去皮壳，加葱、姜、酱油，加水淹没鸡块，鸡块熟后，下绵白糖，小火焖二十分钟即得。鸡须是当年小公鸡，栗须完整不碎。罗汉斋亦可加栗子。

我父亲曾用白糖煨栗子，加桂花，甚美。

北京东安市场原来有一家卖西式蛋糕、冰点心的铺子卖奶油栗子粉。栗子粉上浇稀奶油，吃起来很过瘾。当然，价钱是很贵的。这家铺子现在没有了。

羊羹的主料是栗子面。“羊羹”是日本话，其实只是潮湿的栗子面压成长方形的糕，与羊毫无关系。

河北的山区缺粮食，山里多栗树，乡民以栗子代粮。栗子当零食吃是很好吃的，但当粮食吃恐怕胃里不大好受。

长城漫忆

导读：

1958年，汪曾祺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出了长城，来到塞外。《长城漫忆》写于1994年4月21日，载于1995年第1期《长城》，所忆的便是当时当地的情形，可以称为塞外地理人文小品。

文章忆及长城外的气候，包括它的气温与风。关外比关里温度低，零下三十九度就是奇寒了，再降下去就有要冻死人了。风很大，石鸡子“被狂风刮得晕头转向”，撞死在水泥电线杆上。也下雹子，“雹子云黑压压齐齐地来了”，把已经熟透的葡萄“打得稀烂”。文章还忆及塞外的农作物、牲畜、饮食、水果等，层层叠叠铺排了一整幅塞外民俗风情画卷。

从塞外恶劣的气候条件，可知当时下放的艰辛，但是汪曾祺先生却没有苦涩的表达。这和他随遇而安的个人气质有关，他说自己“没有那么多失望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并始终认为，“生活，是很好玩的”。尽管当时与写作隔绝，还是“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长城漫忆》便是其中一例。

我的家乡是苏北，和长城距离很远，但是我小时候即对长城很有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常唱李叔同填词的那首歌：

长城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长城给我一个很悲凉的印象。

到北京后曾参观了八达岭长城。这一段长城是新修过的，砖石过于整齐，使我觉得是一个假古董。长城变成了游览区，非复本来面目。

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这可真是出了长城了。

张家口一带农民把长城叫做“边墙”。我很喜欢这两个字。“边墙”者，防边之墙也。

长城内外各种方面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那样截然不同。

长城外的平均气温比关里要低几度。我们冬天在沙岭子野外劳动，那天降温到零下三十九度，生产队长敲钟叫大家赶快回去，再降下去要冻死人的。零下三十九度在坝上不算什么，但在边墙附近可就是奇寒了。长城外昼夜温差大，当地人说：“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这本是西北很多地方都有的俗谚，但是张家口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这样。

再就是风大。有一天刮了一夜大风，山呼海啸。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果园去劳动，在地下捡了二三十只石鸡子。这些石鸡子是在水泥电线杆上撞死的。它们被狂风刮得晕头转向、乱扑乱撞，想必以为落到电线杆上就可以安全了。这一带还爱下雹子。“蛋打一条线”(张家口一带把雹子叫做“冷蛋”)，远远看见雹子云黑压压齐齐地来了，不到一会儿：砰里叭啦，劈里卜碌！有一场雹子，把我们的已经熟透的葡萄打得稀烂。一年的辛苦，全部泡汤(真是泡了汤)！沽源有一天下了一个雹子，有马大！

塞外无霜期短，但关里的农作物这里大都也能生长：稻粱菽麦黍稷。因为雨少，种麦多为“干寄子”，即把麦种先期下到地里等雨——“寄”字甚妙。为了争季节，有些地方种春小麦。春小麦可不好吃，蒸出馒头来发黏。坝下种莜麦的地方不多，坝上则主要的作物是莜麦。坝上土层薄，地块大，广种薄收。无水利灌溉，靠天收。如果一年有一点雨，打的莜麦可供河北省吃一年，故有人称坝上是“中国的乌克兰”。坝上的地块有多大？说是有一个农民牵了一头牛去耕地，耕了一趟，回来时母牛带回一个小牛犊子，已经三岁了！

马牛羊鸡犬豕都有。坝上有的地方是半农半牧区。张北的张北马、短角牛都是有名的。长城外各村都养羊。一是为了吃肉，二是要羊皮。塞外人没有一件白茬老羊皮袄是过不了冬的。狗皮主要是为了做帽子。没有狐狸皮帽子的，戴了狗皮遮耳大三块瓦皮帽，也能顶得住无情的狂风。

塞外人的饮食结构和关里不同的是爱吃糕，吃莜面。“糕”是黄米面拍成烧饼大小的饼子，在涂了胡麻油的铛上烙熟。口外认为这是食物中的上品，经饿，“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的白面饿断腰”。过去地主请工锄地，必要吃糕：“锄地不吃糕，锄了大大留小小！”张家口一带人吃莜面和山西雁北不同。雁北吃莜面只是蘸酸菜汤，加一点凉菜，张家口人则是蘸热的菜汤吃。锅里下一点油，把菜——山药(土豆)、西葫芦、疙瘩白(圆白菜)切成块，哗啦一声倒在油锅里，这叫“下搭油”，盖盖儿闷熟后，再在菜面上浇一点油，叫做“上搭油”。这一带人做菜用油很省。有农民见一个下放干部炒菜，往锅里倒了半碗油，说：“你用这么多的油，炒石子儿也是好吃的！”在烩菜里放几块羊肉，那就是过年了！

他们也知道吃野味。“天鹅、地、鸽子肉、黄鼠”，这是人间美味。石鸡子、伯劳，是很容易捉到手，但是，虽然他们也说：“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他们对石鸡子之类的兴趣其实并不是很大，远不如来一碗口蘑炖羊肉“解恨”。

长城内外不缺水果。杏树很多，果大而味浓。宣化葡萄，历史最久，味道最佳。

长城对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边防的屏障，对于抵御北方民族入侵，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中国完成统一，对民族心理凝聚力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也有人说这使得我们的民族形成一种盲目的自大心理，造成文化的封闭乃至停滞，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我对这样深奥的问题没有研究过，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它是伟大的。

一个美国的航天飞机的飞行员(忘其名)说过：在月球能看见的地球上的事物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那么长城是了不起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员领着一班初一的学生去游长城，回来让学生都写一篇游记，一个学生只写了一句：

长城啊，

真他妈的长！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下大雨

导读：

这是一篇小文，描述了下大雨的情境。文章载于1998年第1期《收获》，发表时，作者已于前一年去世了。

在这里，汪曾祺先生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下大雨的时候，饶有兴趣地看雨和听雨，体会自然的美妙。雨下得很大，“起了烟”，又“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他“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我们或许都这样做过，但没有写下来，汪曾祺先生把我们带回了童年，还有童年时的好奇和活泼。

他关注着雨中的植物和昆虫：荷花缸里的荷叶怎样了？紫薇花上采蜜的大黑蜂在做什么？麻雀呢？蜻蜓呢？在雨里，他还看到了自己养的小乌龟，它不见了，这时候又出现了。他描写它的情态，“昂起脑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汪曾祺先生是一个诗意的观察者，饱含深情看待雨中的一切。

汪曾祺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我用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叶东倒西歪。

在紫薇花上采蜜的大黑蜂钻进了它的家。它的家是在椽子上用嘴咬出来的圆洞，很深。大黑蜂是一个“人”过的。

紫薇花湿透了，然而并不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麻雀躲在檐下，歪着小脑袋。

蜻蜓倒吊在树叶的背面。

哈，你还在呀！一只乌龟。这只乌龟是我养的。我在龟甲边上钻了一个洞，用麻绳系住了它，拴在柜橱脚上。有一天，不见了。它不知怎么跑出去了。原来它藏在老墙下面一块断砖的洞里。下大雨，它出来了。它昂起脑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

豆汁儿

导读：

文章起始就制造了一种悬念，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紧接着是作家老同学的再次渲染：“你敢不敢喝豆汁儿？”“喝不了，就别喝。”烘云托月的文学手法，激起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也禁不住要像作家最初那样疑问：豆汁儿是何物？“有什么不‘敢’？”

接下来，谜底揭开了一半，“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但豆汁儿的滋味究竟如何，以至于有人“不敢”呢？于是好奇的读者只得被作家牵着鼻子走，欲罢不能。然而作家又开始“王顾左右而言他”，卖生豆汁儿的如何、《豆汁记》如何、卖熟豆汁儿的如何、豆汁儿摊上的咸菜如何、常喝豆汁儿又如何如何，不厌其烦，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等得好不心焦！作家把“欲擒故纵”的笔法发挥到了极致。谜底最终揭晓：“豆汁儿是什么味儿？这可真没法说。这东西是绿豆发了酵的，有股子酸味。不爱喝的说是像泔水，酸臭。爱喝的说：别的东西不能有这个味儿——酸香。”

汪曾祺写过许多关于饮食的文章，往往并不仅仅写饮食而已。犹如他写草木、昆虫，饮食有时也不过是一个寄托。就像庄子的“寓言”，言在此而意在彼。但是这言外之“意”，却是要人们去细细品味的。豆汁儿实在是穷人喝的，这“酸臭”、“酸香”之辨，就包含着一种生活的观念和态度。

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

小时看京剧《豆汁记》(即《鸿鸾禧》，又名《金玉奴》，一名《棒打薄情郎》)，不知“豆汁”为何物，以为即是豆腐浆。

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他带我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警告我说：“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我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学问：“怎么样？”我说：“再来一碗。”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过去卖生豆汁儿的，用小车推一个有盖的木桶，串背街、胡同。不用“唤头”(招徕顾客的响器)，也不吆唤。因为每天串到哪里，大都有准时候。到时候，就有女人提了一个什么容器出来买。有了豆汁儿，这天吃窝头就可以不用熬稀粥了。这是贫民食物。《豆汁记》的金玉奴的父亲金松是“杆儿上的”(叫花头)，所以家里有吃剩的豆汁儿，可以给莫稽盛一碗。

卖熟豆汁儿的，在街边支一个摊子。一口铜锅，锅里一锅豆汁，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懈”了。豆汁儿摊上备有辣咸菜丝——水疙瘩切细丝浇辣椒油、烧饼、焦圈——类似油条，但做成圆圈，焦脆。卖力气的，走到摊边坐下，要几套烧饼焦圈，来两碗豆汁儿，就一点辣咸菜，就是一顿饭。

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有保定老乡坐下，掏出两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碗”，卖豆汁儿的告诉他，“咸菜呢？”——“咸菜不要钱。”——“那给我来一碟咸菜。”

常喝豆汁儿，会上瘾。北京的穷人喝豆汁儿，有的阔人家也爱喝。梅兰芳家有一个时候，每天下午到外面端一锅豆汁儿，全家大小，一人喝一碗。豆汁儿是什么味儿？这可真没法说。这东西是绿豆发了酵的，有股子酸味。不爱喝的说是像泔水，酸臭。爱喝的说：别的东西不能有这个味儿——酸香！这就跟臭豆腐和启司一样，有人爱，有人不爱。

豆汁儿沉底，干糊糊的，是麻豆腐。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加几个青豆嘴儿(刚出芽的青豆)，极香。这家这天炒麻豆腐，煮饭时得多量一碗米，——每人的胃口都开了。

八月十六日

果园杂记

导读：

这篇散文没有标明写作时间，根据其中所描述的事情推测，应该是汪曾祺当时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时的一些情景，当发生在1959年秋到1961年冬之间；从行文中所透露的时间状态来看，如“后来我到果园干了两年活”，再如“去年，有一个朋友到法国去”，这显然不是当时的随记，而是日后的回忆。

汪曾祺先生分了三个小标题来写果园里的事儿，它们是《涂白》、《粉蝶》、《波尔多液》，平淡中见生动，叙事中加点染：解困惑、忆旧梦、聊掌故，将果园中硬邦邦的科学知识描摹得充满了人世的温情与灵动。说涂白后的树木是“穿了各种颜色的棉衣”的男女；说用DDT喷杀菜青虫，“是很残忍的”；说波尔多液是天蓝色的，“喷了一夏天的波尔多液，我的所有的衬衫都变成浅蓝色的了”。

只有在当时扎扎实实地生活着的人，回忆起来才会如此真切，有质感。实际上，在果园工作的两年，是汪曾祺先生作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的两年，身心的磨难可想而知，然而时过境迁，经由时间的沉淀、岁月的萃取，汪曾祺先生对往昔却投以宽和的目光，清风淡云一般，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言：“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1962年10月沈从文致程流金的信）

涂    白

一个孩子问我：干吗把树涂白了？

我从前也非常反对把树涂白了，以为很难看。

后来我到果园干了两年活，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树木过冬。

把牛油、石灰在一个大铁锅里熬得稠稠的，这就是涂白剂。我们拿了棕刷，担了一桶一桶的涂白剂，给果树涂白。要涂得很仔细，特别是树皮有伤损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要涂到，而且要涂得厚厚的，免得来年存留雨水，窝藏虫蚁。

涂白都是在冬日的晴天。男的、女的，穿了各种颜色的棉衣，在脱尽了树叶的果林里劳动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开朗，很高兴。

涂白是果园一年最后的农活了。涂完白，我们就很少到果园里来了。这以后，雪就落下来了。果园一冬天埋在雪里。

从此，我就不反对涂白了。

粉    蝶

我曾经做梦一样在一片盛开的茼蒿花上看见成千上万的粉蝶——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么多的粉蝶，在深绿的蒿叶和金黄的花瓣上乱纷纷地飞着，看得我想叫，想把这些粉蝶放在嘴里嚼，我醉了。

后来我知道这是一场灾难。

我知道粉蝶是菜青虫变的。

菜青虫吃我们的圆白菜。那么多的菜青虫！而且它们的胃口那么好，食量那么大。它们贪婪地、迫不及待地、不停地吃，吃得菜地里沙沙地响。一上午的工夫，一地的圆白菜就叫它们咬得全是窟窿。

我们用DDT喷它们，使劲地喷它们。DDT的激流猛烈地射在菜青虫身上，它们滚了几滚，僵直了，噗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们的心里痛快极了。我们是很残忍的，充满了杀机。

但是粉蝶还是挺好看的。在散步的时候，草丛里飞着两个粉蝶，我现在还时常要停下来看它们半天。我也不反对国画家用它们来点缀画面。

波尔多液

喷了一夏天的波尔多液，我的所有的衬衫都变成浅蓝色的了。

硫酸铜、石灰，加一定比例的水，这就是波尔多液。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呈天蓝色。过去有一种浅蓝的阴丹士林布，就是那种颜色。这是一个果园的看家的农药，一年不知道要喷多少次。不喷波尔多液，就不成其为果园。波尔多液防病，能保证水果的丰收。果农都知道，喷波尔多液虽然费钱，却是划得来的。

这是个细致的活。把喷头绑在竹竿上，把药水压下去，喷在梨树叶子上、苹果树叶子上、葡萄叶子上。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这活不重，但是干完了，眼睛、脖颈，都是酸的。

我是个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大家叫我总结经验。我说：一、我干不了重活，这活我能胜任；二、我觉得这活有诗意。

为什么叫个“波尔多液”呢？——中国的老果农说这个外国名字已经说得很顺口了。这有个故事。

波尔多是法国的一个小城，出马铃薯。有一年，法国的马铃薯都得了晚疫病——晚疫病很厉害，得了病的薯地像火烧过一样，只有波尔多的马铃薯却安然无恙。大伙琢磨，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波尔多城外有一个铜矿，有一条小河从矿里流出来，河床是石灰石的。这水蓝蓝的，是不能吃的，农民用它来浇地。莫非就是这条河，使波尔多的马铃薯不得疫病？

于是世界上就有了波尔多液。

中国的老农现在说这个法国名字也说得很顺口了。

去年，有一个朋友到法国去，我问他到过什么地方，他很得意地说：波尔多！

我也到过波尔多，在中国。

乌篷船

周作人小传

周作人（1885—1967），号知堂，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一生经历过现代文化史上很多大事，有人认为在他身上浓缩着新文化史的一半篇幅（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1901年，16岁的周作人来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开始接触新思潮，对西洋文学产生兴趣。1906年，周作人前往日本留学，在此期间博览群书，跟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和鲁迅一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奠定一生学问志趣的方向。周作人的求学步伐正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求索西方文明的身影。

1911年，周作人回到绍兴，在家乡教育界任职，编辑《绍兴教育会月刊》，关注儿童教育理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此时他的文学主张与随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出的观点颇多相似。1917年，应蔡元培邀请，周作人到北大任职，从此定居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利器。苏雪林曾称赞周作人是思想家，认为他给予五四青年思想上的影响力，和胡适、陈独秀不相上下（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弟子废名则用“唯物论者”与“躬行君子”来形容他眼中的知堂先生，认为他的很多文章仿佛是“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废名《知堂先生》），往往能依据近代科学精神，直击寻常生活表层下的荒诞之处。要理解废名的这个说法并不困难，本书所收录的《祖先崇拜》、《人与虫》、《蝉的寓言》等篇便明显体现了周作人的这一特点。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也指出了周作人与鲁迅的相似之处：作品的出发点“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现感慨”，其作品的“特点在写对一问题的看法，近人情而合道理”（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

思想启蒙之外，对于现代散文艺术的经营，也是周作人作品耐读的一个原因。胡适早在1922年便认定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是五四散文中“最可注意的发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周作人对于“美文”的倡导和实践，则使他的散文有着对自然光色与人生动静的描绘，“如一派澄清的涧水，静静的从心中流出”，堪称现代散文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家（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有关这方面的成就，在本书所收的《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名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四一二”事变之后，深受震动的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浮躁凌厉的杂文批判现实，并以“闭户读书”的姿态找寻时事与历史的关联。1930年与“左翼文学”的论争，则使他聚拢起一批友朋弟子，与“左翼文学”、“海派文学”隐约对峙而成“京派文学”，三派互相批评的竞生状态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茂盛景象。这一时期周作人开始考虑散文体式的转变，收于本书的《金鱼》、《虱子》等篇即属于周作人这一时期著名的“草木虫鱼”系列散文。此后大量读书杂记与“文抄公”文体的写作，是其重新选择言说方式的结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作人在天下人惊异的眼光中附逆投敌，此后对此事亦无太多辩解，其间的心路历程与深层动因，至今仍是现代文化史上的难解之谜。进入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继续笔耕不辍，创作量几乎占他一生文字的一半，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翻译作品等。风烛残年的周作人虽承担着繁重的译稿任务，但到了人生晚境能有机会完成多年来的翻译心愿，让他深感欣慰。

周作人的散文常给人一种知识渊博、见解通达的印象，原因在于作者同时涉足人文学科诸多领域，如他自己的谦虚说法：“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蒐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时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虽然周作人只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跑龙套之举，但纵观现代学术史中民俗学、儿童文学、翻译等不同领域，他当年的“打杂”不仅有筚路蓝缕之功，且成就鲜有后者超越。如同他在《章太炎的法律》一文中所说，很少有弟子能在总体上达到章太炎的成就，而周作人的成就也是综合性的，或许这一点正是这代知识分子经得起细读的风神所在吧。

祖先崇拜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19年2月23日的《每周评论》，后收入《谈虎集》。这一篇五四初期的思想小品，不妨与鲁迅先生的一篇议论性散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读，两文观点很相似，谈论的都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建立新型父子关系。

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父母养育儿女多出于施恩放债的旧观念，周作人指出，子女对于父母不存在所谓还债的关系；反倒是父母生育了子女，便要对他们尽到养育的责任，这才是一种真的“还债”。所谓“债”，即父母作为生物学链条上某一环节的应尽义务。合理的父子关系，应当是出于天性之爱的终身相互亲善的情谊。这一思想，对于当时提倡孝道、单方面地讲求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却极少反思怎样才算做合格的父母，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在文章中，周作人还表现出一种对民间信仰的关注，并以此为理论视角来解剖祖先崇拜的深层原因。周作人后来成为了现代民俗学的重要提倡者之一，而支撑他的正是他对民俗学的兴趣，以及对思想启蒙命题的寻根探源的冲动。此文中有一段名言：“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也成了周作人后来在文章中数次引用的名句，可见作者对早年观点的坚定不移。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上的理由，是说“报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想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自己的园地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2年1月22日的《晨报副镌》，后收入文艺批评集《自己的园地》。这是一篇阐发自身文艺观的文章，“耕种自己的园地”后来也成了周作人广为人知的一个口号。作为一个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周作人在1922年开始专注于经营文艺园地，这是他对现实世界失望后，深感自身力量渺小、思想色调转向晦暗的表现。

此文强调了两个观念：一是园地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都没什么要紧。周作人认为，园地中种果蔬、种药材、种蔷薇地丁，只有种类不同，价值却是相等的。因为人们需要蔷薇地丁，就如同迫切需要果蔬药材一样，不能因为果蔬药材“有用”而蔷薇地丁“无用”就蔑视后者的存在。这实际上是在说明社会上从事不同行业、经营不同园地的人，只要本着个人的自觉选择而努力劳动，即是报答社会了，不能以暂时的功利目的来评判个人选择的对错与劳作价值的大小。

二是周作人认为艺术与人生密不可分，而当时盛行的两个文学口号：“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都有偏颇之处。“为艺术”派把个人当成了艺术的工匠，而“为人生”派却视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理想的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应当是：个人为了表现情思而不为其他任何功利目的创造艺术品，而他人则在艺术品中获得美的陶冶，丰富了精神生活，使人生更加充实完善。人生的艺术，便在于“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国的福禄特尔作了一本小说《亢迭特》(Candide)，叙述人世的苦难，嘲笑“全舌博士”的乐天哲学。亢迭特与他的老师全舌博士经了许多忧患，终于在土耳其的一角里住下，种园过活，才能得到安住。亢迭特对于全舌博士的始终不渝的乐天说，下结论道：“这些都是很好，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这句格言现在已经是“脍炙人口”，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么注脚。但是我现在把他抄来，却有一点别的意义。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尽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这平淡无奇的谈话中间，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与种果蔬药材，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

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这是要在先声明的。我并非鄙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实在是小半由于没有这样的才能，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但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并不惭愧地面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了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的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

有人说道，据你所说，那么你所主张的文艺，一定是人生派的艺术了。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

《雨天的书》自序一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3年11月10日的《晨报副镌》，后收入《雨天的书》、《泽泻集》和《苦雨斋序跋文》。在周作人的散文世界中，雨是一种常见的意象。周作人是绍兴人，江南水乡多雨的景象成为作家心头特别深刻的少年记忆，而成年后久居少雨的北京，尤其是冬天，雨更加不常见。因此，一开头写到“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时，不难寻绎出作者被唤醒了对多雨的故乡那层潜藏的亲切感。但1923年经历了一系列时代与个人生活风波后，周作人的心境也的确如雨天般阴沉，雨天仿佛成了低沉心境的象征，这也是“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的意蕴所在了。

面对这个难得的多雨的冬天，作者的审美态度有两层：一是用阴沉的天气呼应生命中的失落与沉重，咀嚼人生的苦味；二是将雨天外化为独有的审美体验，沉潜其间并品尝雨的韵味。后者便是序中的名句了，“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面对人生的种种情境，周作人总能保持审美的态度，这使他缺少鲁迅直逼灵魂深处给人的震撼感，却也由此提供了现代社会中如何建构艺术化的现实人生的范例。

附朱光潜：《〈雨天的书〉》（节选）

这书（指《雨天的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在《苍蝇》篇里，作者引了小林一茶的一句诗：“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作者接着说：“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谈到这个缺憾，他归咎于气质境地……我们读周先生这一番话，固然不敢插嘴，但是总嫌他过于谦虚，小林一茶的那种闲情逸趣，周先生虽还不能比拟，而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如今天下文人学者都在那儿著书或整理演讲集，谁有心思去理会苍蝇搓手搓脚！……让我人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地啜着清茗，看着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   在北京

北京的茶食

导读：

提起周作人散文，《北京的茶食》几乎成了肯定会被提到的名篇。此文发表于1924年3月18日的《晨报副镌》，后又被作者收入了散文集《雨天的书》和《泽泻集》。

表面看来，作者选取了茶食、点心这种小到不能再小的题材，但实际上，一个城市茶点的美味与否，代表的却是是否具备与历史积淀相连的文化生活情调，有以管窥豹的效果。绍兴人周作人当时已在文化古城北京客居多年，却没寻觅到什么精美的茶点，这在他看来是个很大的遗憾。因为这不仅与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地位不相匹配，还标志着此城人的生活品质有越渐粗糙的趋势，这让一直注视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特质的作者感到担忧。

文章先以日本人的书为引子，由东京的茶食自然引出正题北京的茶食，后面又提及异馥斋的招牌总能让人大发思古之悠情，诸种闲笔占据了相当分量，但读来却又有种若即若离中始终不离不弃的韵味。这样的笔法，值得我们细加体会。

本文从北京的茶食引申到如何建立理想生活状态的话题，这便是文末那段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在作者看来，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是让生活变得“有意思”的必需品。对于重构现代人理想的精神世界，周作人提供了这一独特的方案。可见得短文章要能经得住时间考验，须得有一种阔大的思想背景，外加足够摇曳多姿的灵动笔法。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兴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十三年二月

故乡的野菜

导读：

这又是一篇印上了鲜明周氏散文标记的美文。此文发表于1924年4月5日的《晨报副镌》，后又被作者三次收入文集《雨天的书》、《泽泻集》和《知堂文集》，可见作者对它的重视与喜爱。

这是一篇在春天写作的散文，身在北京的作者回忆了三种故乡春天的野菜：荠菜、黄花麦果与草紫。无论是浙东妇女儿童挑荠菜的趣味劳动，还是清明时节上坟船头露出的那些紫云英花束，或者，就是那首赞美黄花麦果的童谣，读者大概都能咀嚼出一种浮动在字里行间的对家乡风物的熟稔和眷恋。

但有意思的是，作者明明通篇都以追忆浙东风物来抒写思乡之情，但开头一段文字却又明白宣布“我”对故乡没什么“特别的情分”，好像要故意显得与浙东老家有些生分似的。

实际上，这便是周作人散文的一种抒情技巧。作者一上来先用一段自我表述，有意将对故乡的态度与情感淡化，接下来则用主要篇幅叙写故乡的野菜以及潜存在记忆中的各种相关场景与细节，从而委婉传达出浓郁的乡邦之情。如此一来，全文的情感调配得当且浓淡适中，整体叙述的部分具有明显的抒情功效，而抒情部分则流于平和淡然，抒情与叙述之间出现了一种有意味的疏离。

然而，究竟是什么魔力让这些再普通不过的野菜，能从作者的童年穿越时空，在某个成年后的时间点上突然栩栩如画？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三种野菜都围绕着清明这一时令节气，而扫墓上坟则是清明时节的特定民俗。对童年周作人来说，清明扫墓是一件让他特别感兴趣的大事。其间与乡野自然的亲密接触，不仅使他结识了众多野菜与乡间植物，更成为他日后大量杂览古代笔记、广泛涉猎东洋风物的原因与印证材料，由此形成他一生的学术趣味模式。故乡的野菜既是铺展不尽的童年生活的生动画图，也是解析周作人文学与民俗学志向的小小密码。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

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yuè）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十三年二月

济南道中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4年6月5日的《晨报副镌》，后收入《雨天的书》与《周作人书信》。这篇散文很像是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因为开篇便出现了“伏园兄”，好像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与朋友孙伏园在纸上聊天一样。周作人不少散文都有书信体的痕迹，他甚至编了一本《周作人书信》，专门收录这类文字。然而，为什么要用写信的形式来构筑散文呢？这其实是周作人的一种独特的文体观念。在他看来，信类似于古人的“尺牍”，是一种私人化的写作，并不打算拿来发表，长度或许只有“寥寥数句”，抒情、叙述都无不可，而也正因为是私人谈话，反倒能在只言片语之间窥见说话人的真性情。

此文由作者坐在北京到济南的火车上受触发而起笔，眼下的旅行，让作者一下子回忆起了少年时代坐夜航船的经验，以及早年坐火车去北京，乃至在日本旅行的往事。有意思的是，作者特别难忘的，不仅是舟行水上的那种缓慢中的牧歌情调，更是当年在埠头饭店品尝到的几种想来特别亲切的家常小菜，当年在火车窗口买到的可以“乱吃”一气的“土俗品”，日本的精致团子与便当。这番对昔日旅行中吃食的津津有味的描述，简直把一个充满平民趣味，甚至有点“馋”的说话者面目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既然是与朋友谈天，内容也不妨自由散漫些：谈完了小吃，又开始讲同车厢的洋行老板和他的狗，以及对于洋人对待动物的看法。末了还扯到有关鬼的话题上去，但作者却不认为这是什么上不得台面的话题，反而认为这才是“正经大道理”。实际上，谈鬼正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朋友间闲聊牵涉到其一贯的思想命题，或许说话者自己也未曾料到，但这也正是书信体散文在散漫行文中别具一种丰厚包容力的表现吧。

伏园兄，你应该还记得“夜航船”的趣味吧？这个趣味里的确包含有些不很优雅的非趣味，但如一切过去的记忆一样，我们所记住的大抵只是一些经过时间熔化变了形的东西，所以想起来还是很好的趣味。我平素由绍兴往杭州总从城里动身(这是二十年前的话了)，有一回同几个朋友从乡间乘船，这九十里的一站路足足走了半天一夜；下午开船，傍晚才到西郭门外，于是停泊，大家上岸吃酒饭。这很有牧歌的趣味，值得田园画家的描写。第二天早晨到了西兴，埠头的饭店主人很殷勤地留客，点头说“吃了饭去”，进去坐在里面(斯文人当然不在柜台边和“短衣帮”并排着坐，)破板桌边，便端出烤虾小炒腌鸭蛋等“家常便饭”来，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可惜我好久好久不曾吃了。

今天我坐在特别快车内从北京往济南去，不禁忽然的想起旧事来。火车里吃的是大菜，车站上的小贩又都关出在木栅栏外，不容易买到土俗品来吃。先前却不是如此，一九〇六年我们乘京汉车往北京应练兵处(那时的大臣是水竹村人)的考试的时候，还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如一个铜子一只的大雅梨(即“鸭梨”)，十五个铜子一只的烧鸡之类；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大家便觉得恶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在日本旅行，于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现在对于日本的事只好“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半句，不然恐要蹈邓先生的覆辙)，却仍保存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我在东海道中买过一箱“日本第一的吉备团子”，虽然不能证明是桃太郎的遗制，口味却真不坏，可惜都被小孩们分吃，我只尝到一两颗，而且又小得可恨。还有平常的“便当”，在形式内容上也总是美术的，味道也好，虽在吃惯肥鱼大肉的大人先生们自然有点不配胃口。“文明”一点的有“冰激凌”装在一只麦粉做的杯子里，末了也一同咽下去。——我坐在这铁甲快车内，肚子有点饿了，颇想吃一点小食，如孟代故事中王子所吃的，然而现在实属没有法子，只好往餐堂车中去吃洋饭。

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虽然要吃，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还有一层，在中国旅行的洋人的确太无礼仪，即使并无什么暴行，也总是放肆讨厌的。即如在我这一间房里的一个怡和洋行的老板，带了一只小狗，说是在天津花了四十块钱买来的；他一上车就高卧不起，让小狗在房内撒尿，忙得车侍三次拿布来擦地板，又不喂饱，任它东张西望，呜呜的哭叫。我不是虐待动物者，但见人家昵爱动物，搂抱猫狗坐车坐船，妨害别人，也是很嫌恶的；我觉得那样的昵爱正与虐待同样地是有点兽性的。洋人中当然也有真文明人，不过商人大抵不行，如中国的商人一样。中国近来新起一种“打鬼”——便是打“玄学鬼”与“直脚鬼”——的倾向，我大体上也觉得赞成，只是对于他们的态度有点不能附和。我们要把一切的鬼或神全数打出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更无论他们只是拍令牌，念退鬼咒，当然毫无功效，只足以表明中国人术士气之十足，或者更留下一点恶因。我们所能做，所以做的，是如何使玄学鬼或直脚鬼不能为害。我相信，一切的鬼都是为害的，倘若被放纵着，便是我们自己“曲脚鬼”也何尝不如此。……人家说，谈天谈到末了，一定要讲到下作的话去，现在我却反对地谈起这样正经大道理来，也似乎不大合适，可以不再写下去了吧。

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津浦车中

苍  蝇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4年7月13日的《晨报副镌》，后收入《雨天的书》、《泽泻集》与《知堂文集》。十年之后，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现代散文的题材不妨开阔，“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或许是因为此文在前，所以林氏有感而发。尽管这一提法后来引起了争论，但《苍蝇》的影响深广却是无疑的。

然而，要把一只微不足道的苍蝇写好，要比写宇宙之大更难。但赋予寻常事物一种悠长的文学意味却是周作人所长。除了开篇提及小时候戏弄苍蝇的旧事外，文章主要篇幅是在讲述“文学中的苍蝇”。古希腊神话与传说、《诗经》、日本俳句、西洋科学名著、绍兴小儿谜语等均成为旁征博引的对象，读来虽然目不暇接，却并无堆砌之感。作者从记忆中摘出这些雅俗并存的材料，却并非为了炫耀知识，而是拣出最精炼的一两句，将例证与主旨融合无间。虽然对读者来说，本文看似题材平实，实则容量很大，需要相当的储备才能真正步入作者的世界。但无论如何，经过周作人的点铁成金，苍蝇已从让人厌烦的小虫，摇身变成让人低徊不已的文学题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苍蝇》一文实在是个题材示范。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他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标题云“苍蝇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也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下，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思(Lukianos)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

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后半云：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和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但是实际上最可恶的还是他的别一种坏癖气，便是喜欢在人家的颜面手脚上乱爬乱舔，古人虽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极不愉快的事。希腊有一篇传说说明这个缘起，颇有趣味。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处女，名叫默亚(Muia)，很是美丽，不过太喜欢说话。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dymion)，当他睡着的时候，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发怒，使她变成苍蝇。以后她还是纪念着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欢搅扰年青的人。

苍蝇的固执与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赞叹。诃美洛思(Homeros).在史诗中尝比勇士于苍蝇，他说，虽然你赶他去，他总不肯离开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又有诗人云，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渴欲饮血，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真可羞了。我们侥幸不大遇见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来舐我们的头的却常常遇到。法勃耳(Febre)的《昆虫记》里说有一种蝇，乘土蜂负虫入穴之时，下卵于虫内，后来蝇卵先出，把死虫和蜂卵一并吃下去。他说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但是他的慓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倘使希腊人知道，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us)一流的狡狯英雄罢。

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似乎没有什么反感。《诗经》里说：“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又云：“非鸡则鸣，苍蝇之声。”据陆农师说，青蝇善乱色，苍蝇善乱声，所以是这样说法。传说里的苍蝇，即使不是特殊良善，总之决不比别的昆虫更为卑恶。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但很能表现出温暖热闹的境界。小林一茶更为奇特，他同圣芳济一样，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检阅他的俳句选集，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多，今举两首以见一斑。一云：

笠上的苍蝇，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

这诗有题曰《归庵》。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埤雅》云：“蝇好交其前足，有绞绳之象……亦好交其后足。”这个描写正可作前句的注解。又绍兴小儿谜语歌云：“像乌豇豆格乌，像乌豇豆格粗，堂前当中央，坐得拉胡须。”也是指这个现象。(“格”犹云“的”，“坐得”即“坐着”之意。)

据路吉亚诺思说，古代有一个女诗人，慧而美，名叫默亚，又有一个名妓也以此为名，所以滑稽诗人有句云：“默亚咬他直达他的心房。”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诨名而已。

十三年七月

苦  雨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4年7月22日的《晨报副镌》，后收入《雨天的书》、《泽泻集》与《周作人书信》。通过友人间的絮语，来谈点故乡的事情以及个人体会等等，这是周作人擅长的笔法。《苦雨》就是这样一篇书信体散文，通过给友人孙伏园写信的形式，吐纳自己由雨所触发的一切情思。或许，收信人是否为孙伏园也不再重要，作者所需的不过是一方让他感觉放松自如的言说空间，用来承载个人独有的细腻体验。这种“尺牍情缘”本身，就是一种自觉而独特的文体意识。

文章开头先谈到在乌篷船中听雨的“梦似的诗境”，令读者心惊胆战的舟中遇暴风雨，在作者那里却成了虽然危险却极为愉快的经历。原因正在于周作人所言的自己那种水乡人对水感到格外亲切的脾气。然而水乡人久居沙漠似的北京城，即使碰上连续几天下雨，情形也会变得荒腔走板。北方房屋欠缺防雨考虑，一周大雨下来已将周家西墙淋坍，书房也淹了水。但小孩们却在院子里蹚水蹚得兴致正高，花条虾蟆们的叫声也由平常的一至三声，变成了一口气的十二三声，可见小孩和虾蟆是多么高兴下雨。

读到此处，读者大概都能看出本文虽题为“苦雨”，却正透露出一个成人心中那点无法退去的关于雨的童趣。童年的夜行船、童年听过的蛙声，都成了饶有兴味的趣事，影响了作者成年以后的审美情调，而周作人散文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少年经验进行重写与艺术化表达。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也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佢（qú）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佢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清除“佢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里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锳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是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的很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虾蟆。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虾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吧，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虾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深恶而痛绝之。大有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虾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虾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吧。

十三年七月十七日   在京城书

喝  茶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语丝》周刊，后收入《雨天的书》和《泽泻集》（收入后者时改名为《吃茶》）。周作人写过多篇与茶有关的文字，还曾自号“苦茶庵老人”，尽管他说自己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特别讲究喝茶的人，但他的确给人一种深谙茶道的印象，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篇散文。

《喝茶》一文笔调自然流转，通读全篇，几乎寻不到做文章的痕迹，仿佛是兴之所至的随意挥洒：以徐志摩演讲作引子，紧接着开宗明义地概括了“茶道”的含义；随即对葛辛《草堂随笔》（今译吉辛《四季随笔》）中所述英国下午茶不以为然，只因其与喝茶主旨不合。作者接下来便以精妙的文字描绘了喝茶的理想情境，“瓦屋纸窗”下“可抵十年的尘梦”的名句也是周作人散文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段落。文章行至一半，却突然近乎走题地写起了茶食，回忆了南京求学时吃过的干丝，甚至提到吃干丝如何避免堂倌厌恶的逸闻。正当读者感觉这实属旁逸斜出的闲笔时，作者干脆把绍兴的豆腐干也一并写入，甚至详述了小贩的叫卖词，最后以比较中日茶淘饭的饮食习惯来结束全文。

虽然文章看上去随心所欲，但作者始终围绕着喝茶中所体现的生活理想这一主旨，所有闲笔与“跑题”都与此主旨有着或明或暗的映衬关系。如红茶配吐司的下午茶，意在疗饥止渴而非赏鉴，与茶韵相去太远；干丝与豆腐干被推为好茶食，则因其质朴滋味；甚至极简朴的茶淘饭，也与从清茶淡饭中寻出原味这一追求生活的艺术的愿望息息相关。《喝茶》既体现了作者文学与人生的观念，又展现出现代散文写法上自由舒展的可能。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百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适，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

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唯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葡，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十三年十二月

日记与尺牍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5年3月9日的《语丝》周刊，后收入《雨天的书》。统观周作人的作品，会发现并不像他在此文中所说的那样“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实际上周作人几乎写了一辈子日记，书信体散文更是他运转自如的文类，而写作中的践行正与观念上的深刻认同关系密切。周作人对日记和尺牍相当偏爱，在他看来，写作者的性情声口通过这两种文体，流露得格外自然真切。五四时期周作人曾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影响很大。此文再次表彰真性情的抒发，与作者的文艺主张显系一脉相承。

日记与尺牍这一别致的视角，让不少写作者的个性在读者眼中变得丰富而多元。《全晋文》中收入的王羲之杂帖，留下了大书法家的日常生活气息，抱怨、率真、略显性急的性格都显露无遗；松尾芭蕉的书信则活脱脱地显现出这位俳句诗人绝无矫情的率性而为；契诃夫写给妹妹的信，留存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小说巨匠眼中的中国人剪影。

有些日记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史与风俗史的绝好资料，但周作人从文章角度着眼，指出日记那种简约却富于暗示力量的文句风格，本身便是饱含诗意的高度真实。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因此反动地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许多愉快。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全晋文》中录王羲之杂帖，有这两章：

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dàn），而犹有劳务，甚劣劣。

不审复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我觉得这要比“奉橘三百颗”还有意思。日本诗人芭蕉（Basho）有这样一封向他的门人借钱的信，在寥寥数语中画出一个飘逸的俳人来。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此系勒借，容当奉还。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

去来君

芭蕉

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近阅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项下有这几句话：

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

同五十九年（1794）项下又云：

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这都是经济史的好材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lssa）的日记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发见刊行的为《一茶旅日记》，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记事云；

二十七日阴，买锅。

二十九日雨，买酱。

十几个字里贫穷之状表现无遗。同年五月项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桥下。

此外还多同类的记事，年月从略。

九日晴，南风。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桥被人窃去。

二十五日雨。所余板桥被窃。

这些不成章节的文句却含着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们读了恍忽想见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过于所作的俳句。我喜欢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爱他的日记，虽然除了吟咏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纪事，我却觉得他尽有文艺的趣味。

在外国文人的日记尺牍中有一两节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博读书之一粲。倘若读者不笑而发怒，那是介绍者的不好，我愿意赔不是，只请不要见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记，明治四十二年（1909）：

七月三日

晨六时地震。夜有支那人来，站在栅门前说把这个开了。问是谁，来干什么，答说我你家里的事都听见，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块钱。完全象(同“像”)个疯子。我说你走罢也仍不回去，说还不走要交给警察了，答说我是钦差，随出去了。是个荒谬的东西。

以上据《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译出，后面是从英译《契诃夫书简集》中抄译的一封信。

契诃夫与妹书：

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轮船上。

我的舱里流星纷飞——这是有光的甲虫，好象是电气的火光。白昼里野羊游泳过黑龙江。这里的苍蝇很大。我和一个契丹人同舱，名叫宋路理，他屡次告诉我，在契丹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头落地”。昨夜他吸鸦片烟醉了，睡梦中只是讲话，使我不能睡觉。二十七日我在契丹瑷珲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渐渐的走进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去了。轮船簸动，不好写字。

明天我将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现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写的诗了。

十四年三月

鸟  声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5年4月6日的《语丝》周刊，后收入《雨天的书》与《知堂文集》。正如开篇所言“以鸟鸣春”，《鸟声》可以归入周作人散文中“北平的春天”系列，以倾听北京城的鸟鸣来寻觅此间的春之踪迹。

在作家的耳朵里，北平的春天倒真有点寂寞，鸟儿种类并不丰富，无非是麻雀的啾啁和啄木鸟的干笑，还有每天都能听到、不知道他是哪一季的乌老鸦的聒噪。然而鸟鸣带来的毕竟是春气，作者反感的是那些违反自然形态的鸟，鸡鸭被他称作“家奴”，鸽子也被封为“熟番”，只有聆听枝头飞鸣自在的小鸟的谈笑，才是属于春天的功课。

这类自然随笔是知堂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颇受五四以来输入的英国散文（Essay）的影响，但周作人写来却自有一番纯熟套路。文章分三段，典型显现出知堂散文中“三段论”的推演方式：先写眼前景，概述京城的鸟声种类，继而从英人诗选与随笔、清代笔记等中西古今文人作品中拣出几条切题的记载，并以幽默的笔法评点连缀，最后再来观照眼前景，将其放到艺术与人生的交融背景中加以提升，制造出余音不绝的阅读效果。这既是《鸟声》的层次，也可由此透视知堂文章的奥秘一二。只不过，这种写作模式照搬起来难度很大。如何在浩瀚书海中披沙拣金就是一门大学问，而保持住散文家的纯正感觉，不因学问渊博而流露出知识者的优越，更是看似浑不费力、实则需要分外小心的过程。

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不必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四时八节的了。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

英国诗人那许(Nash)有一首诗，被录在所谓《名诗选》(Golden Treasury)的卷首。他说，春天来了，百花开放，姑娘们跳舞着，天气温和，好鸟都歌唱起来，他列举四样鸟声：

Cuekoo, jug-jug, pee-wee, to-witta-woo!

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我却总不敢译，因为怕一则译不好，二则要译错。现在只抄出一行来，看那四样是什么鸟。第一种是勃姑，书名鸤鸠，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无疑了。第二种是夜莺，就是那林间的“发痴的鸟”，古希腊女诗人称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莺”，他的名贵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与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吃小鸟，而且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第三种则不大明了，有人说是蚊母鸟，或云是田凫，但据斯密士的《鸟的生活与故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倘若是真的，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鹰，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鸮还是流离之子，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几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有的恍若连呼“掘洼”(dzhuehuoang)，俗云不祥主有死丧，所以闻者多极懊恼，大约此风古已有之，查检观颒道人的《小演雅》，所录古今禽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然而仔细回想，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比任何风声箫声鸟声更为有趣，如诗人谢勒(Shelley)所说。

现在，就北京来说，这几样鸣声都没有，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老鸹，乡间称云乌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同“哪”)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啾唽，啾唽!”

“嘎嘎!”

十四年四月

若子的病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5年5月4日的《语丝》周刊，后收入《雨天的书》。这一年春天，周作人的小女儿若子得了脑膜炎，一度相当凶险。其女病愈后，周作人写作此文记述若子从生病至脱险的详细经过。在人们印象中，苦雨斋中的知堂先生是一位面容平静、轻易不动声色的智者，但在《若子的病》中，作者却罕见地表现出凡人的大悲大喜。周作人最反对迷信，但读到若子文章的描写竟与四弟夭折前的追问惊人相似时，也忍不住脊背冰凉；待到女儿病情平稳，周作人又说如果自己是宗教信徒，心中的感激便有所归。一位普通父亲为女儿的病担忧、焦虑、发狂，以及病情好转后谢天谢地的狂喜跃然纸上。

周作人笔下的若子乖巧可人，她卧在病床上伸出两只手来唱歌，几句话便能让父母破涕为笑。作为散文大师，周作人的父爱表达得极为平和、诗意，但当他感叹若子生病时桃杏已然零落，却又很满足“能够留住了别个一去将不复来的春光”时，可见若子在他心中比什么样的春光都要宝贵，浓厚炽烈的怜女之心展露无遗。

可爱的若子并没能陪伴父母多久：四年后，她因盲肠炎未能及时确诊，耽误了医治而夭折。痛心的父亲又接连写了《若子的死》等数篇文章，怒斥医生延误时机，甚至公开呈文要求吊销医生的执照。如果回溯到《若子的病》中的一番深情，周作人后来一反常态的言辞激烈也就不足为怪了。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于四月十一日出版，载有两篇儿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儿写的。

晚上的月亮

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也一定高兴。”

但是这张旬刊从邮局寄到的时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状态了。她的母亲望着摊在席上的报纸又看昏沉的病人，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来——做一个将来决不再寓目的纪念品。我读了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岁时死亡的四弟椿寿，他于得急性肺炎的前两三天，也是固执地向着佣妇追问天上的情形，我自己知道这都是迷信，却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发生冰冷的奇感。

十一日的夜中，她就发起热来，继之以大吐，恰巧小儿用的摄氏体温表给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土步君正出着第二次种的牛痘，把华氏的一具拿去应用，我们房里没有体温表了，所以不能测量热度，到了黎明从间壁房中拿表来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八时左右起了痉挛，妻抱住了她，只喊说：“阿玉惊了，阿玉惊了!”弟妇(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边叫内弟起来，说：“阿玉死了!”他惊起不觉坠落床下。这时候医生已到来了，诊察的结果说疑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虽然征候还未全具，总之是脑的故障，危险很大。十二时又复痉挛，这回脑的方面倒少在其次了，心脏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肤现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还不回复。这一日里，院长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护妇永井君白君，前后都到，山本先生自来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帮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乱中过去了，次日病人虽不见变坏，可是一昼夜以来每两小时一回的樟脑注射毫不见效，心脏还是衰弱，虽然热度已减至三八至九度之间，这天下午因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赶往哈达门去买，路上时时为不祥的幻想所侵袭，直到回家看见毫无动静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曜日，勉强往学校去，下午三点半正要上课，听说家里有电话来叫，赶紧又告假回来，幸而这回只是梦呓，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夜中十二时山本先生诊后，始宣言性命可以无虑。十二日以来，经了两次的食盐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脑注射，身上拥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时之末总算已离开了死之国土，这真是万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后来告诉川岛君说，那日火曜日他以为一定不行的了。大约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妇的房里躲着下泪，她也觉得这小朋友怕要为了什么而辞去这个家庭了。但是这病人竟从万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医呢，药呢，她自己或别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没有医药及大家的救护，她总是早已不存了。我若得一种宗派的信徒，我的感谢便有所归，而且当初的惊怖或者也可减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对于未知之力有时或感着惊异，却还没有致感谢的那么深密的接触。我现在所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谢山本先生与永井君的热心的帮助，虽然我也还不曾忘记四年前给我医治肋膜炎的劳苦。川岛斐君二君每日殷勤的访问，也是应该致谢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脑部已经渐好，可以移动，遂于十九日午前搬往医院，她的母亲和“姊姊”陪伴着，因为心脏尚须疗治，住在院里较为便利，省得医生早晚两次赶来诊察。现在温度复原，脉搏亦渐恢复，她卧在我曾经住过两个月的病室的床上，只靠着一个冰枕，胸前放着一个小冰囊，伸出两只手来，在那里唱歌。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妹十岁的时候，都花过十来块钱，分给用人并吃点东西当作纪念，去年因为筹不出这笔款，所以没有这样办，这回病好之后，须得设法来补做并以祝贺病愈。她听懂了这会话的意思，便反对说：“这样办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岁，那么明年岂不还是十一岁么？”我们听了不禁破颜一笑。唉，这个小小的情景，我们在一星期前哪里敢梦想到呢!

紧张透了的心一时殊不容易松放开来。今日已是若子病后的第十一日，下午因为稍觉头痛告假在家，在院子里散步，这才见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开，山桃烂熳得开始憔悴了，东边路旁爱罗先珂君回俄国前手植作为纪念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有好些绿蒂隐藏嫩叶的底下。春天过去了，在我们彷徨惊恐的几天里，北京这好像敷衍人似的短促的春光早已偷偷地走过去了。这或者未免可惜，我们今年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会开的，春天明年也会再来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们今年幸而能够留住了别个一去将不复来的春光，我们也就够满足了。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够写出这篇东西来，可见我的凌乱的头脑也略略静定了，这也是一件高兴的事。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雨夜

十字街头的塔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5年2月23日的《语丝》周刊，后收入《雨天的书》。这是一篇周作人的思想小品，主要描述了五四退潮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这样一对近似矛盾的生存方式时的抉择。

面对时事，周作人这样的知识者无法做到置身事外且无动于衷，他们常想发表些个人见解，这便是文中所说的“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要保留专属自我的、独立的思考空间，以及那方喧闹中的“安全地”，这便是文中所形容的“想掇个凳子坐了默想一会”，不能像那些人一样“长站在路旁”。于是，建造一座“十字街头的塔”便成了一种富有象征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了。

但周作人又很警觉地预见到：这种生存方式恐怕又是“最不上算”的，因为很容易对大众和绅士阶层两边都不讨好。大众看见的是一座“象牙之塔”，会觉得这是知识阶层脱离民众的表现；而绅士们则看见的是塔建在“十字街头”，会认为这是知识阶层不安分守己、想要运动群众的明证。事实上，周作人的预言不幸成真了，后人在解读周作人（包括一些与之相似的现代作家）的思想世界时，不大注重知识分子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而多将其作为一个躲进个人园地、写一些平和冲淡的小品文的作家进行单面相的解读。而由误读走向正解的过程其实也十分简单：即不仅要关注到文中的“塔”，更要明确此“塔”建在了“十字街头”。明确了此“塔”的独特位置，便不难理解周作人除了小品文作家的身份外，像《谈虎集》里那样强烈的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的讽刺力度从何而来了。

与周作人散文一贯“散漫”的风格一样，本文以引述少年印象中的街景开篇，行文中又不时闪现趣语与闲笔，从而为其涉及的重大主旨调配上一层浓淡适宜的色调。

厨川白村著有两本论文集，一本名《出了象牙之塔》，又有一本名为《往十字街头》，表示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我现在模仿他说，我是在十字街头的塔里。

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我的故里是华东的西朋坊口，十字街的拐角有四家店铺，一个麻花摊，一爿（pán）矮癞鬍所开的泰山堂药店，一家德兴酒店，一间水果店，我们都称这店主人为华佗，因为他的水果奇贵有如仙丹。以后我从这条街搬到那条街，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从前祖父也骂我这是下贱之相。话虽如此，我自认是引车卖浆之徒，却是要乱想的一种，有时想掇个凳子坐了默想一会，不能像那些“看看灯的”人们长站在路旁，所以我的卜居不得不在十字街头的塔里了。

说起塔来，我第一想到的是故乡的怪山上的应天塔。据说瑯琊郡的东武山，一夕飞来，百姓怪之，故曰怪山，后来怕它又要飞去，便在上边造了一座塔。开了前楼窗一望，东南角的一幢塔影最先映到眼里来，中元前后塔上满点着老太婆们好意捐助去照地狱的灯笼，夜里望去更是好看。可惜在宣统年间塔竟因此失了火，烧得只剩了一个空壳，不能再容老太婆上去点灯笼了。十年前我曾同一个朋友去到塔下徘徊过一番，拾了一块断砖，砖端有阳文楷书六字曰“护国禅师月江”……终于也没有查出这位和尚是什么人。

但是我所说的塔，并不是那“窣堵波”，或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的那件东西，实在是像望台角楼之类，在西国称   作——用了大众欢迎的习见的音义译写出来——“塔围”的便是；非是异端的，乃是帝国主义的塔。浮图里静坐默想本颇适宜，现在又什么都正在佛化，住在塔里也很时髦，不过我的默想一半却是口实，我实是想在喧闹中得到安全地，有如前门的珠宝店之预备着铁门，虽然廊房头条的大楼别有禳灾的象征物。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欧洲中古的民间传说，木板画上表现出哈多主教逃避怨鬼所化的鼠妖，躲在荒岛上好像大烟筒似的砖塔内，露出头戴僧冠的上半身在那里着急，一大队老鼠都渡水过来，有几只大老鼠已经爬上塔顶去了，——后来这位主教据说终于被老鼠们吃下肚去。你看，可怕不可怕？这样说来，似乎那种角楼又不很可靠了。但老鼠可进，人则不可进，反正我不去结怨于老鼠，也就没有什么要紧。我再想到前门外铁栅门之安全，觉得我这塔也可以对付，倘若照雍涛先生的格言亭那样建造，自然更是牢固了。

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是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所以我这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不过这个名称是由我替他所取的罢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

乌篷船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26年11月27日的《语丝》周刊，后收入《泽泻集》与《周作人书信》。周作人自己很喜欢这篇散文，他曾对朋友李小峰说：如果文集中能有两三篇稍微好点的文章，如《乌篷船》这样，那就很满足了。实际上，这篇大名鼎鼎的作品，仍然采取的是书信体的形式；只不过，这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收信人“子荣君”是周作人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

那么，周作人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给自己的信呢？

原来，信中周作人流露了一种浓郁却又故作平淡的思乡之情。他认为故乡的风土人情是“写不尽的”，只需以一件事物——船为例，便已经很有趣了。说起乌篷船的种类与构造，周作人可谓是不厌其细，再谈及舟中见闻，更是一派如画景色。

模拟一种向友人介绍家乡风物的口吻，似乎特别容易将文章写得亲切有味。这种促膝谈心不摆架子的文体，是这篇散文获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写到末了，周作人似乎也真的为不能陪伴这位虚拟的朋友子荣回乡坐夜船、谈闲天而颇感惆怅了。然而写作的过程或许就是一趟精神还乡之旅，写封信给那个可以随时返乡的“子荣君”（即另一个自己），谈谈乌篷船及其所承载的故乡情境，不啻可以安慰一下客居北方的南来游子的寂寞心灵。

子荣君：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罗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麻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罢？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吧。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偁（chēng）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    于北京

麻醉礼赞

导读：

本文作于1929年，发表于1929年12月5日的《益世报》。这一年，周作人的创作量很少。在周作人散文中，《麻醉礼赞》属于那种以玩笑话传达苦涩命题的散文类型。经历了“四一二”清党事件之后，周作人目睹了太多的血腥，精神上一度幻灭，陷入“怎么说才好”的表达困惑。他礼赞麻醉、哑吧等生活中的非正常现象，是在生僻题材中开拓写作路径的新颖尝试。在周作人心目中，最佩服的是那些哥萨克勇士，“对于人生细细尝味，如啜苦酒，一点都不含胡，其坚苦卓绝盖不可及”。与之相比，周作人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凡人。凡人虽然对于人生的苦味都能清醒地看见、听见，但又无法像哥萨克勇士那样高声大喊。实在无处排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才会想到去礼赞麻醉，幻想能够暂时逃离人生的窒息。

然而这种沉重的意蕴，偏偏又用通篇的玩笑话传达出来。例如文末作者直言：“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醉生梦死”恰恰并非作者本意，此处明显是一种对丑恶现实的独特抵制。至于以饮酒来自我麻醉，周作人则认为能将人引往童话的国土，他的两位族叔曾醉到拿黑狗当棉鞋，正是外人无法理解的神圣乐趣，而我辈平时要保持拿棉鞋当棉鞋的清醒，实际上却是一种不幸。对于这类逸趣横生的地方，是读文章时要仔细辨析的。

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在本文中也表现出对于纯粹的麻醉之乐的欣赏。这是将麻醉当作人生艺术之一种来探讨了，与周作人对人生与艺术关系的关注是息息相关的。

麻醉，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文明。书上虽然说，斑鸠食桑葚则醉，或云，猫食薄荷则醉，但这都是偶然的事，好像是人错吃了笑菌，笑得个一塌胡涂，并不是成心去吃了好玩的。成心去找麻醉，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一种特色，假如没有这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麻醉有种种的方法。在中国最普通的一种是抽大烟。西洋听说也有文人爱好这件东西，一位散文家的杰作便是烟盘旁边的回忆，另一诗人的一篇《忽不列汗》的诗也是从芙蓉城的醉梦中得来的。中国人的抽大烟则是平民化的，并不为某一阶级所专享，大家一样地吱吱的抽吸，共享麻醉的洪福，是一件值得称扬的事。鸦片的趣味何在，我因为没有入过黑籍，不能知道，但总是麻苏苏地很有趣罢。我曾见一位烟户，穷得可以，真不愧为鹑衣百结，但头戴一顶瓜皮帽，前面顶边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去的，于此即可想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近代传闻孙馨帅有一队烟兵，在烟瘾抽足的时候冲锋最为得力，则已失了麻醉的意义，至少在我以为总是不足为训的了。

中国古已有之的国粹的麻醉法，大约可以说是饮酒。刘伶的“死便埋我”，可以算是最彻底了，陶渊明的诗也总是三句不离酒，如云“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又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又云“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都是很好的例。酒，我是颇喜欢的，不过曾经声明过，殊不甚了解陶然之趣，只是乱喝一番罢了。但是在别人的确有麻醉的力量，它能引人着胜地，就是所谓童话之国土。我有两个族叔，尤是这样幸福的国土里的住民。有一回冬夜，他们沈醉回来，走过一乘吾乡所很多的石桥，哥哥刚一抬脚，棉鞋掉了，兄弟给他在地上乱摸，说道，“哥哥棉鞋有了。”用脚一踹，却又没有，哥哥道，“兄弟，棉鞋汪的一声又不见了!”原来这乃是一只黑小狗，被兄弟当作棉鞋捧了来了。我们听了或者要笑，但他们那时神圣的乐趣我辈外人那里能知道呢？的确，黑狗当棉鞋的世界于我们真是太远了，我们将棉鞋当棉鞋，自己说是清醒，其实却是极大的不幸，何为可惜十二文钱，不买一提黄汤，灌得倒醉以入此乐土乎。

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或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恋爱要算是最好了，无论何人都有此可能，而且犹如采补求道，一举两得，尤为可喜。不过此事至难，第一须有对手，不比别的只要一灯一盏即可过瘾，所以即使不说是奢侈，至少也总是一种费事的麻醉罢。至于失恋以至反目，事属寻常，正如酒徒呕吐，烟客脾泄，不足为病，所当从头承认者也。末后说到死。死这东西，有些人以为还好，有些人以为很坏，但如当作麻醉品去看时，这似乎倒也不坏。伊壁鸠鲁说过，死不足怕，因为死与我辈没有关系，我们在时尚未有死，死来时我们已没有了。快乐派是相信原子说的，这种唯物的说法可以消除死的恐怖，但由我们看来，死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麻醉得使我们没有，这样乐趣恐非醇酒妇人所可比拟的罢？所难者是怎样才能如此麻醉、快乐？这个我想是另一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谈论的了。

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然而也有人不愿意这样。普通外科手术总用全身或局部的麻醉，唯偶有英雄独破此例，如关云长刮骨疗毒，为世人所佩服，固其宜也。盖世间所有唯辱与苦，茹苦忍辱，斯乃得度。画廊派哲人(Stoics)之勇于自杀，自成宗派，若彼得洛纽思(Petroncus)听歌饮酒，切脉以死，虽稍贵族的，故自可喜。达拉思布耳巴(Taras Bulba)长子为敌所获，毒刑致死，临死曰，“父亲，你都看见么？”达拉思匿观众中大呼曰，“儿子，我都看见!”此则哥萨克之勇士，北方之强也。此等人对于人生细细尝味，如啜苦酒，一点都不含胡，其坚苦卓绝盖不可及，但是我们凡人也就无从追踪了。话又说了回来，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所苦者我只会喝几口酒，而又不能麻醉，还是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实为无可如何者耳。

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金  鱼

导读：

本文最初发表于1930年4月17日的《益世报副刊》，次年4月30日又发表于《青年界》，后收入《看云集》中的一组总题为“草木虫鱼”的散文中。

本文以《金鱼》为题，但作者首先明白宣布他其实是很不喜欢金鱼的。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周作人的另一篇散文《北平的春天》：在花费了大半篇幅去写故乡的春天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大承认北平有春天，篇末还更为离题地抛出了“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这不禁让我们产生好奇：不喜欢的理由究竟何在？

原来，作者不喜欢金鱼的原因，是因为金鱼的形态让他联想到了缠足的女子。早在1921年，作者便写过一篇《天足》，讲述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新青年”每每因为缠足女子的存在，而“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的离奇故事。几乎十年后，写于1930年的《金鱼》，对“缠足”进行反感和反思，与《天足》仿佛是一席谈话的上下篇。

“缠足”是作者深恶痛绝的“野蛮习气”，出于这一原因，长相凑巧有些像“小脚女人”的金鱼成了周作人借题发挥的对象，招致了这位猛烈抨击过缠足现象的作者的不喜。虽然时代前进，但“野蛮”世界似乎并未离作者远去，反倒让他常有“故鬼重来”的恐惧感。对封建阴影时刻缠绕的警惕成为这位五四思想家时常面对的终身命题，这也成为《金鱼》中的电石火光，使得此篇层次简单的散文，有着看似不切题却又紧紧扣题的魅力。

虽然有着沉甸甸的思想含量，但《金鱼》同时也充满了戏拟手法，例如对于与金鱼颇为相似的绯鲤的尽情调侃，对于叭儿狗与鹦鹉的形容等，使文章妙趣横生，读来相当愉快。

我觉得天下文章共有两种，一种是有题目的，一种是没有题目的。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意思，却没有一定的题目，等到意思写出了之后，再把全篇总结一下，将题目补上。这种文章里边似乎容易出些佳作，因为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虽然后写题目是一件难事，有时竟比写本文还要难些。但也有时候，思想散乱不能集中，不知道写什么好，那么先定下一个题目，再做文章，也未始没有好处，不过这有点近于赋得，很有做出试帖诗来的危险罢了。偶然读英国密伦（A.A. Milne）的小品文集，有一处曾这样说，有时排字房来催稿，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写，只好听天由命，翻开字典，随手抓到的就是题目。有一回抓到金鱼，结果果然有一篇金鱼收在集里。我想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也就来一下子，写一篇金鱼试试看，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大道理，要尽先发表，那么来做赋得的咏物诗也是无妨，虽然并没有排字房催稿的事情。

说到金鱼，我其时是很不喜欢金鱼的，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我所不喜欢的，依着不喜欢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儿狗，金鱼，鹦鹉。鹦鹉身上穿着大红大绿，满口怪声，很有野蛮气，叭儿狗的身体固然太小，还比不上一只猫(小学教科书上却还在说，猫比狗小，狗比猫大！)，而鼻子尤其耸得难过。我平常不大喜欢耸鼻子的人，虽然那是人为的，暂时的，把鼻子耸动，并没有永久的将它缩作一堆。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这种嘴脸只好放到影戏里去，反正与我没有关系，因为二十年来我不曾看电影。然而金鱼恰好兼有叭儿狗与鹦鹉二者的特点，它只是不用长绳子牵了在贵夫人的裙边跑，所以减等发落，不然这第一名恐怕准定是它了。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最怕看真的，或是类似的小脚。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小文曰《天足》，起头第一句云：“我最喜欢看见女人的天足。”曾蒙友人某君所赏识，因为他也是反对“务必脚小”的人，我倒并不是怕做野蛮，现在的世界正如美国洛威教授的一本书名，谁都有“我们是文明么”的疑问，何况我们这道统国，剐呀割呀都是常事，无论个人怎么努力，这个野蛮的头衔休想去掉，实在凡是稍有自知之明，不是夸大狂的人，恐怕也就不大有想去掉的这种野心与妄想。小脚女人所引起的另一种感想乃是残废，这是极不愉快的事，正如驼背或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瘤，假如这是天然的，我们不能说是嫌恶，但总之至少不喜欢看总是确实的了。有谁会赏鉴驼背或大瘤呢？金鱼突出眼睛，便是这一类的现象。另外有叫做绯鲤的，大约是它的表兄弟罢，一样的穿着大红棉袄，只是不开衩，眼睛也是平平地装在脑袋瓜儿里边，并不比平常的鱼更为鼓出，因此可见金鱼的眼睛是一种残疾，无论碰在水草上时容易戳瞎乌珠，就是平常也一定近视的了不得，要吃馒头末屑也不大方便罢。照中国人喜欢小脚的常例推去，金鱼之爱可以说宜乎众矣，但在不佞实在是两者都不敢爱，我所爱的还只是平常的鱼而已。

想象有一个大池，——池非大不可，须有活水，池底有种种水草才行，如从前碧云寺的那个石池，虽然老实说起来，人造的死海似的水洼都没有多大意思，就是三海也是俗气寒伧气，无论这是哪一个大皇帝所造，因为皇帝压根儿就非俗恶粗暴不可，假如他有点儿懂得风趣，那就得亡国完事，至于那些俗恶的朋友也会亡国，那是另一回事。如今话又说回来，一个大池，里边如养着鱼，那最好是天空或水的颜色的，如鲫鱼，其次是鲤鱼。我这样的分等级，好像是以肉的味道为标准，其实不然。我想水里游泳着的鱼应当是暗黑色的才好，身体又不可太大，人家从水上看下去，窥探好久，才看见隐隐的一条在那里，有时或者简直就在你的鼻子前面，等一忽儿却又不见了，这比一件红冬冬的东西渐渐地近摆来，好像望那西湖里的广告船(据说是点着红灯笼，打着鼓)，随后又渐渐地远开去，更为有趣得多。鲫鱼便具备这种资格，鲤鱼未免个儿太大一点，但他是要跳龙门去的，这又难怪他。此外有些白鲦，细长银白的身体，游来游去，仿佛是东南海边的泥龙船，有时候不知为什么事出了惊，拨刺地翻身即逝，银光照眼，也能增加水界的活气。在这样地方，无论是金鱼，就是平眼的绯鲤，也是不适宜的。红袄裤的新嫁娘，如其脚是小的，那只好就请她在炕上爬或坐着，即使不然，也还是坐在房中，在油漆气芸香或花露水气中，比较地可以得到一种调和，所以金鱼的去处还是富贵人家的绣房，浸在五彩的磁缸中，或是玻璃的圆球里，去和叭儿狗与鹦鹉做伴侣罢了。

几个月没有写文章，天下的形势似乎已经大变了，有志要做新文学的人，非多讲某一套话不容易出色。我本来不是文人，这些时式(同“时势”)的变迁，好歹于我无干，但以旁观者的地位看去，我倒是觉得可以赞成的。为什么呢？文学上永久有两种潮流，言志与载道。二者之中，则载道易而言志难。我写这篇赋得金鱼，原是有题目的文章，与帖括有点相近，盖已少言志而多载道欤。我虽未敢自附于新文学之末，但自己觉得颇有时新的意味，故附记于此，以志作风之转变云耳。

十九年三月十日

虱  子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30年4月30日的《未名》，后收入《看云集》与《知堂文集》。在常人看来，虱子总与不洁相连，因而避之唯恐不及。本文却从反面立意，着力钩沉虱子在中西文化史上风雅的一页。

中国古代，扪虱而谈往往成为名士风度的表象；十八世纪西洋贵妇的厚重发饰常常招来满头虱子，结果却只发明出象牙钩钗来搔痒，而并非由此改进清洁习惯；贵人清客们以齿毙虱，甚至商讨生吃还是熟食好；好友间以相互捉虱为消遣，并以请对方吃虱子来增进亲密……

作者为我们罗列出一则则让人乍读惊愕、继而大笑的材料，以文言笔记与西洋近著为主，似乎又是一篇博学之文。然而，读者不难注意到作者引用了美国人类学教授洛威的著作《我们是文明么》。周作人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提及此书，恐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思路与周作人质询古国文明的目的颇为相合。此文不厌其烦地搜罗排列与虱子有关的文献资料，正是要有意指点人们注意人类素来颇为自豪的文明历程中那些其实禁不起推敲的野蛮暗角与荒诞之处。

从题材上看，《虱子》与《苍蝇》一样故意选择微物落笔，不乏轻松戏谑的成分，但其深层含义却从属于作者的正经命题。文章后半段又援引了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咏虱名作，以余音袅袅的俳句为此番探讨笼罩上一层文学的轻纱，有心读者自能从所谓的考证与辨析中解出其间真意。

偶读罗素所著的《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我记起我们东方文明的选手故辜鸿铭先生来了，他曾经礼赞过不洁，说过相仿的话，虽然我不能知道他有没有把虱子包括在内，或者特别提出来过。但是，即是辜先生不曾有什么颂词，虱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位置也并不低，不过这似乎只是名流的装饰，关于古圣先贤还没有文献上的证明罢了。晋朝的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他的捉虱子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二十世之初，梁任公先生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那时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员，名叫扪虱谈虎客，可见这个还很时髦，无论他身上是否真有那晋朝的小动物。

洛威（R.H.Lowie）博士是旧金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近著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书《我们是文明么》，其中有好些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第十章讲衣服与时装，他说起十八世纪时妇女梳了很高的髻，有些矮的女子，她的下巴颏儿正在头顶到脚尖的中间。在下文又说道：

宫里的女官坐车时只可跪在台板上，把头伸在窗外，她们跳着舞，总怕头碰了挂灯。重重扑粉厚厚衬垫的三角塔终于满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欧的时风并不就废止这种时装。结果发明了一种象牙钩钗，拿来搔痒，算是很漂亮的。

第二十一章讲卫生与医药，又说到“十八世纪的太太们的头上成群的养着虱子”。又举例说明道：

一三九三年，一个法国著者教给他美丽的读者六个方法，治她们的丈夫的跳蚤，一五三九年出版的一本书列有奇效方，可以除灭跳蚤，虱子，虱卵，以及臭虫。

照这样看来，不但证明“西洋也有臭虫”，更可见贵夫人的青丝上也满生过虱子。在中国，这自然更要普遍了，褚人获编《坚瓠集》丙集卷三有一篇《须虱颂》，其文曰：

王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见虱自介甫襦领直缘其须，上顾而笑，介甫不知也。朝退，介甫问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愿颂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众大笑。

我们的荆公是不修边幅的，有一个半个小虫在胡须上爬，原算不得是什么奇事，但这却令我想起别一件轶事来，据说徽宗在五国城，写信给旧臣道，“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照常人的推想，皇帝不认识虱子，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这样传说，幽默与悲感混在一起，也颇有意思，但是参照上文，似乎有点不大妥帖了。宋神宗见了虱子是认得的，到了徽宗反而退步，如果属实，可谓不克绳其祖武了。《坚瓠集》中又有一条《恒言》，内分两节如下：

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鲳鱼鳇鱼。庖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齿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清客以齿毙虱有声，妓哂之。顷妓亦得虱，以添香置炉中而爆。客顾曰，熟了。妓曰，愈于生吃。

这一条笔记是很重要的虱之文献，因为他在说明贵人清客妓女都有扪虱的韵致外，还告诉我们毙虱的方法。《我们是文明么》第二十一章中说：

正如老鼠离开将沉的船，虱子也会离开将死的人，依照冰地的学说。所以一个没有虱子的爱斯吉摩人是很不安的。这是多么愉快而且适意的事，两个好友互捉头上的虱以为消遣，而且随复庄重的将它们送到所有者的嘴里去。在野蛮世界，这种交互的服务实在是很有趣的游戏。黑龙江边的民族不知道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可以表示夫妇的爱情与朋友的交谊。在亚尔泰山及南西伯利亚的突厥人也同样的爱好这个玩艺儿。他们的皮衣里满生着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远在那里搜查这些生物，捉到了的时候，咂一咂嘴儿把它们都吃下去。拉得洛夫博士亲自计算过，他的向导在一分钟内捉到八九十匹。在原始民间故事里多讲到这个普遍而且有益的习俗，原是无怪的。

由此可见普通一般毙虱法都是同徐文贞公一样，就是所谓“生吃”的，只可惜“有礼节的欧洲人是否吞咽他们的寄生物查不出证据”，但是我想这总也可以假定是如此罢，因为世上恐怕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不过史有阙文，洛威博士不敢轻易断定罢了。

但世间万事都有例外，这里自然也不能免。佛教反对杀生，杀人是四重罪之一，犯者波罗夷不共住，就是杀畜生也犯波逸提罪，他们还注意到水中土中几乎看不出的小虫，那么对于虱子自然也不肯忽略过去。《四分律》卷五十《房舍犍度法》中云：

于多人住处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尔。彼上座老病比丘数数起弃虱，疲极，佛言听以器，若毳，若劫贝，若敝物，若绵，拾著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彼用宝作筒，佛言不应用宝作筒，听用角牙，若骨，若铁，若铜，若铅锡，若竿蔗草，若竹，若苇，若木，作筒，虱若出，应作盖塞。彼宝作塞，佛言不应用宝作塞，应用牙骨乃至木作，无安处，应以缕系着床脚里。

小林一茶(1763—1827)是日本近代的诗人，又是佛教徒，对于动物同圣芳济一样，几乎有兄弟之爱，他的咏虱的诗句据我所见就有好几句，其中有这样的一首，曾译录在《雨天的书》中，其词曰：

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它舍在门外，让它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的东西，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注：日本传说，佛降伏鬼子母，给与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实味酸甜似人肉云。据《鬼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为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这样的待遇在一茶可谓仁至义尽，但虱子恐怕有点觉得不合式（同“合适”），因为像和尚那么吃净素它是不见得很喜欢的。但是，在许多虱的本事之中，这些算是最有风趣了。佛教虽然也重圣贫，一面也还讲究——这称作清洁未必妥当，或者总叫作“威仪”罢。因此有些法则很是细密有趣，关于虱的处分即其一例，至于一茶则更是浪漫化了一点罢了。中国扪虱的名士无论如何不能到这个境界，也决做不出像一茶那样的许多诗句来，例如——

喂，虱子呵，爬罢爬罢，向着春天的去向。

实在译不好，就此打住罢。——今天是清明节，野哭之声犹在于耳，回家写这小文，聊以消遣，觉得这倒是颇有意义的事。

民国十九年四月五日   于北平

附记

友人指示，周密《齐东野语》中有材料可取，于卷十七查得《嚼虱》一则，今补录于下：

余负日茅檐，分渔樵半席，时见山翁野媪扪身得虱，则致之口中，若将甘心焉，意甚恶之。然揆之于古，亦有说焉。应侯谓秦王曰，得宛临，流阳夏，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王莽校尉韩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陈思王著论亦曰：“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三人皆当时贵人，其言乃尔，则野老劘虱亦自有典故，可发一笑。

我当推究嚼虱的原因，觉得并不由于“若将甘心”的意思，其实只因虱子肥白可口，臭虫固然气味不佳，蚤又太小一点了，而且放在嘴里跳来跳去，似乎不大容易咬着。今见韩校尉的话，仿佛基督同时的中国人曾两者兼嚼，到得后来才人心不古，取大而舍小，不过我想这个证据未必怎么可靠，恐怕这单是文字上的支配，那么跳蚤原来也是一时的陪绑罢了。

四月十三日又记

体  罚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31年4月10日的《新学生》，后收入《看云集》和《知堂文集》。“体罚”这个词，立刻让人联想到古代私塾先生手中的毛竹板子和戒尺，几乎成为东方古国儿童的梦魇。然而在十六世纪的西洋，却有种奇特的习俗：儿童要亲吻一根棍子，而这根棍子正是平常用来责罚他的；不仅如此，还要念叨一首顺口溜：“亲爱的棍子，忠实的棍子，没有你老，我哪能变好。”这样看来，中国那句广为流传的俗话“棍棒底下出孝子”竟是东西方所见略同的至理名言了。

文章谈到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体罚逸闻：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即位后仍免不了被打；光绪皇帝试图逃出宫时曾被揪着辫子拉回去；大思想家卢梭小时候被老师打过屁股，长大后却在名著《爱弥儿》中提出要对儿童进行严厉的处置。成人总能迅速忘记当小孩时的苦楚，亲手筑就了与儿童之间的鸿沟，即便大思想家也没能免俗。表面上，作者对东西方体罚儿童的历史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却在比较中自有褒贬：西方只在一段时期内把儿童看做“小野蛮”，而中国则从来都只将人当魔鬼看，这才出现了种种对人的价值的漠视。就这样，周作人把谈儿童的话题又归了他最关心的“人”的命题上去。

近来随便读斯替文生(R．L． Stevenson)的论文《儿童的游戏》，首节说儿时的过去未必怎么可惜，因为长大了也有好处，譬如不必再上学校了，即使另外须得工作，也是一样的苦工，但总之无须天天再怕被责罚，就是极大的便宜，我看了不禁微笑，心想他老先生（虽然他死时只有四十四岁）小时候大约很打过些手心罢？美国人类学家洛威（R.H.Lowie）在所著《我们是文明么》第十七章论教育的一章内说，“直到近时为止，欧洲的小学教师常用皮鞭打七岁的小儿，以致终身带着伤痕。在十七八世纪，年幼的公侯以至国王都被他们的师傅所凶殴。”譬如亨利第四命令太子的保姆要着实地打他的儿子，因为“世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于他更为有益”。太子的被打详明地记在账上，例如——

一六○三年十月九日，八时醒，很不听话，初次挨打。

(附注:太子生于一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六○四年三月四日，十一时想吃饭。饭拿来时，命搬出去，又叫拿来。麻烦，被痛打。

到了一六一○年五月正式即位，却还不免于被打。王曾曰，朕宁可不要这些朝拜和恭敬，只要他们不再打朕。”但是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罗素的《教育论》第九章论刑罚，开首即云，“在以前直到很近的时代，儿童和少年男女的刑罚认为当然的事，而且一般以为在教育上是必要的。”西洋俗语有云，“省了棍子，坏了孩子”，就是这个意思。据丹麦尼洛普（C.Ny- rop）教授的《接吻与其历史》第五章说：

不但表示恭敬，而且表示改悔，儿童在古时常命在被打过的棍子上亲吻。凯撒堡(Geilor von Kaiserberg)在十六世纪时曾这样说过：儿童被打的时候，他们和棍子亲吻，说道：“亲爱的棍子，忠实的棍子，没有你老，我哪能变好。”

他们和棍子亲吻，而且从上边跳过。是的，而且从上边蹦过。

这个教育上的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上古直到近代，大约是一律通行，毫无疑问的。听说琼生博士（Samuel Johnson）很称赞一个先生，因为从前打他打得透而且多。卢梭小时候被教师的小姐打过几次屁股，记在《忏悔录》里，后来写《爱弥儿》，提倡自由教育，却也有时主张要用严厉的处置,——我颇怀疑他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对于被打者没有什么恶意，也未可知。据罗素说，安诺德博士（即是那个大批评家的先德）对于改革英国教育很有功绩。他减少体罚，但仍用于较幼的学生，且以道德的犯罪为限，例如说诳，喝酒，以及习惯的偷懒。有一杂志说体罚使人堕落，不如全废，安诺德博士愤然拒绝，回答说：“我很知道这些话的意思，这是根据于个人独立之傲慢的意见，这是既非合理，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根本地野蛮的思想。”他的意思是要养成青年精神的单纯，清醒谦卑，罗素却批注了一句道，由他训练出来的学生那么很自然地相信应该痛打印度人了，在他们缺少谦卑的精神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看中国是怎样呢？棒头出孝子这句俗语是大家都晓得的，在父为子纲的中国厉行扑作教刑，原是无疑的事，不过太子和小皇帝是否也同西国的受教训，那是不明罢了。我只听说光绪皇帝想逃出宫，被太监拦住，拔住御辫拉了回来，略有点儿相近，至于拉回宫去之后有否痛打仍是未详。现在暂且把高贤的方面搁起，单就平民的书房来找材料，亦可以见一斑。材料里最切实可靠的当然是自己的经验，不过不知怎的，大约因为我是稳健派的缘故罢，虽然从过好几个先生，却不曾被打过一下，所以没有什么可说，那么自然只能去找间接的，也就是次等的材料了。

普通在私塾的宪法上规定的官刑计有两种。 一是打头，一是打手心。有些考究的先生有两块戒方，即刑具，各长尺许，宽约—寸，一薄一厚。厚的约可五分，用以敲头，在书背不出的时候，落在头角上，嘣然一声，可以振动迟钝的脑筋，发生速力，似专作提撕之用，不必以刑罚论。薄的一块则性质似乎官厅之杖，以扑犯人之掌，因板厚仅二三分，故其声清脆可听。 通例，犯小罪，则扑十下，每手各五，重者递加。我的那位先生是通达的人，那两块戒尺是紫檀的，处罚也很宽，但是别的塾师便大抵只有一块毛竹的板子，而且有些凶残好杀的也特别打得厉害，或以桌角抵住手背，以左手提其指力向后拗，令手心突出而拼命打之。此外还有类似非刑的责法，如跪钱板或螺蛳壳上等皆是。传闻曾祖辈中有人，因学生背书不熟，以其耳夹门缝中，推门使阖，又一叔辈用竹枝鞭学生血出，取擦牙盐涂其上，结果二人皆被辞退。此则塾师内的酷吏传的人物，在现今青天白日的中国总未必再会有的罢。

可是，这个我也不大能够担保。我不知道现在社会上的一切体罚是否都已废止？笞杖枷号的确久已不见了，但是此外侦查审问时的拷打，就是所谓“做”呢？这个我不知道。普通总是官厅里的苦刑先废，其次才是学校，至于家庭恐怕是在最后，——而且也不知到底废得成否，特别是这永久“伦理化”的民国。在西洋有一个时候把儿童当作小魔鬼，种种的想法克服他，中国则自古至今将人都作魔鬼看，不知闹到何时才肯罢休。我回想斯替文生的话，觉得他真舒服极了。因为他不去上学校之后总可以无须天天再怕被责罚了。

十九年五月

志摩纪念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32年8月1日的《新月》，后收入《看云集》。这是一篇纪念亡友徐志摩的文章。如何表现生离死别这样强烈的情感，周作人有自己的一套观念：他认为真正“至欢极悲”的情感是写不出来的，而那种写得出来的文章大多是可有可无的。他心目中理想的文章境界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因此，我们在文章开篇，能读到周作人写在徐志摩诗作《猛虎集》上的几行文字，透露的是他与志摩的最后一次见面与谈话。志摩说话的口吻声调仿佛就在眼前，但转瞬之间便永远云游去了，只留下友朋面对他的精妙文章发出“人琴俱亡”的叹息。这样的叙述很像是《世说新语》中的某个故事，而周作人就是要用这种带有魏晋风度的讲述，以轻灵的态度暗示出对这位才华横溢的朋友英年早逝的痛惜。

接下来，对现代作品的评断往往具有一锤定音效果的周作人，高度评价了老友在中国新诗与现代散文等方面的成绩，而实际上后世文学史在追述徐志摩的贡献时经常要借用的也是周作人这几句经典的评说。

谈完了文章，再谈为人。周作人特别欣赏志摩的诚实。有感于社会上充斥着说诳的风气，作者忍不住要帮老友辩护几句，而他的立论点，则是一贯的对于假道学的反感。假道学家们仿佛自己洁白如鸽子，站在一种道德的至高点上对世人进行裁判，但实际上自身往往言行不符。而像志摩这样有缺点但诚实的凡人要比心口不一的所谓“君子们”可爱得多。

附废名：《知堂先生》（节选）

我常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间，至情乃为尽礼。

面前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就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有些是旧有的，有些给小孩们拿去看丢了，重新买来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衬页上写了这几行字：“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kū）矻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象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地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而在这壮年，尤其是在这艺术地“复活”的时期中途凋丧，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象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同“稀有”）的奇人了。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那里道得出一分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于北京

《论语》小记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35年1月10日的《水星》，后收入《苦茶随笔》。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曾提出“打倒孔家店”，三十年代中期却又喊出“读经”救国论。作为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五四知识分子，周作人此时再来重读《论语》，与复杂变动着的时代思潮显然有着微妙的呼应。

周作人用“平淡无奇”来概括此番重读《论语》的感受，但这样是为了打破对“儒教圣书”的迷信；他同时又肯定《论语》中有很多“好思想”，因其讲了很多做人处世的道理，但如果将其拔高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上就太虚幻了，若只是给“常识完具”的青年作参考，则完全可以一读。破除了这层千百年挥之不去的迷雾之后，周作人开始寻觅《论语》中的有趣之处，从平实的篇章中咀嚼“诗趣”，尤其是那些最能体现个人面目与性情的段落，无论是孔子、子路，还是荷蓧丈人，都个性十足，从文字间呼之欲出。

曾有论者将周作人比做陶渊明，不难发现，二者确有某些类似之处，如周作人坦言很喜欢《论语》中的隐逸者。他更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入世的孔子还是出世的隐者，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只是认清了社会浑浊之后的态度有异：一个还要为，一个不想再为。因此《论语》中的这两种人倒是惺惺相惜的。读《论语》而读出了隐者的曲折心情，不仅印证了个人在取舍经典之间往往显现的是自身面貌，同时又可以说是隐居在苦雨斋的周作人的内心写照。

近来拿出《论语》来读，这或者由于听见南方读经之喊声甚高的缘故，或者不是，都难说。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至少《大》、《中》、《论》、《孟》、《易》、《书》、《诗》这几部都曾经背诵过，前后总有八年天天与圣经贤传为伍，现今来清算一下，到底于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我恐怕要使得热诚的儒教徒听了失望，实在没有什么。现在只说《论语》。

我把《论语》白文重读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无奇四字。这四个字好像是一个盾，有他的两面，一面凸的是切实，一面凹的是空虚。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平淡无奇，我凭了这个觉得《论语》仍可一读，足供常识完具的青年之参考，至于以为圣书则可不必，太阳底下本无圣书，非我之单看不起《论语》也。

一部《论语》中有好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所喜欢的是这几节，其一是《为政》第二的一章：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其二是《阳货》第十七的一章：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太炎先生《广论语骈枝》引《释文》，鲁读天为夫，“言夫者即斥四时行百物生为言，不设主宰，义似更远。”无论如何，这一章的意思我总觉得是很好的。又《公冶长》第五云：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我喜欢这一章，与其说是因为思想还不如说因为它的境界好。师弟三人闲居述志，并不像后来文人的说大话，动不动就是揽辔澄清，现在却只是老老实实地说说自己的愿望，虽有大小广狭之不同，其志在博施济众则无异，而说得那么质素，又各有分寸，恰如其人，此正是妙文也。我以为此一章可以见孔门的真气象，至为难得，如《先进》末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那一章便不能及。此外有两章，我读了觉得颇有诗趣，其一《述而》第七云：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其二《子罕》第九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本来这种文章如《庄子》等别的书里，并不算希奇，但是在《论语》中却不可多得了。朱注已忘记，大家说他此段注得好，但其中仿佛说什么道体之本然，这个我就不懂，所以不敢恭维了。《微子》第十八中又有一章很特别的文章云：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在小时候读《论语》读到这一章，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仿佛是大观园末期，贾母死后，一班女人都风流云散了的样子。这回重读，仍旧有那么样的一种印象，我前后读《论语》相去将有四十年之谱，当初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大约就只这一点了罢。其次那时我所感到兴趣的记隐逸的那几节，如《宪问》第十四云：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曰？”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又《微子》第十八云：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在这几节里我觉得末了一节顶好玩，把子路写得很可笑。遇见丈人，便脱头脱脑地问他有没有看见我的老师，难怪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忽然十分恭敬起来，站了足足半天之后，跟了去寄宿一夜。第二天奉了老师的命再去看，丈人已经走了，大约是往田里去了吧，未必便搬家躲过，子路却在他的空屋里大发其牢骚，仿佛是戏台上的独白，更有点儿滑稽，令人想起夫子的“由也喭”这句话来。所说的话也夸张无实，大约是子路自己想的，不像孔子所教，下一章里孔子品评夷齐等一班人，“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发中权”，虽然后边说我则异于是，对于他们隐居放言的人别无责备的意思，子路却说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何等言重，几乎有孟子与人争辩时的口气了。孔子自己对他们却颇客气，与接舆周旋一节最可看，一个下堂欲与之言，一个趋避不得与之言，一个狂，一个中，都可佩服，而文章也写得恰好，长沮桀溺一章则其次也。

我对于这些隐者向来觉得喜欢，现在也仍是这样，他们所说的话大抵都不错。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最能说出自家的态度。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最能说出孔子的态度。说到底，二者还是一个源流，因为都知道不可，不过一个还要为，一个不想再为罢了。周朝以后一千年，只出过两个人，似乎可以代表这两派，即诸葛孔明与陶渊明，而人家多把他们看错作一姓的忠臣，令人闷损。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上面各人的言动虽然冷热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没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孔子的应付也是如此，这是颇有意思的事。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这与中国的截不相同，他们独居沙漠中，绝食苦祷，或牛皮裹身，或革带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故其热狂实在与在都市中指挥君民焚烧异端之大主教无以异也。二者相比，似积极与消极大有高下，我却并不一定这样想。对于自救灵魂我不敢赞一辞，若是不惜用强硬手段要去救人家的灵魂，那大可不必，反不如去荷蒉植杖之无害于人了。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这恐怕也是出于读经救国论者“意表之外”的罢？

二十三年十二月

北平的春天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36年3月16日的《宇宙风》，后收入《风雨谈》。虽然以“北平的春天”为题，但在作者心间，故乡绍兴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为了讲述这番春天经验的形成，周作人从少年时代的日记中抄出了一些段落：有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时的诗作，也有记录扫墓情景的短文。当然，文比诗写得有意思得多，作者似乎很早便显示出后来写散文的才气。

在绍兴水乡度过了少年时代，作者早已把水气视作春天的必要背景，北平却正好缺了这种必不可少的悦乐成分，于是春光打了折扣。与此同时，作者也在北平居住了多年，古都四季的节奏韵律早已熟习。作为读书写字的人，周作人认为北平的冬天最为可爱。屋子里不苦寒，可以像平常一样每日功课。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化，昔日的春游少年已然变为书斋中的渊博作者，这听上去好像不那么有趣，但作者自己认为冬读可以替代春游之乐，也算是找到了离开生命原点之后的补偿形态。但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审美经验的形成仍然是两回事：春天总是故乡的好，写一篇北平的春天，是通过凝视眼前的城市，钩沉那些烟波微茫的旧时情思。原来美的历程总是早早地在少年时代已经开启，即使隔着许多时空，也已决定一个人漫漫人生途中的体悟模式。

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大觉得。立春已过了十天，现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头了，布衲摊在两肩，穷人该有欣欣向荣之意。光绪甲辰即一九○四年小除那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曾作一诗云：

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

百岁良悠悠，白日催人尽。

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

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

但是第二天除夕我又作了这样一首云：

东风三月烟花好，凉意千山云树幽。

冬最无情今归去，明朝又得及春游。

这诗是一样的不成东西，不过可以表示我总是很爱春天的。春天有什么好呢，要讲他的力量及其道德的意义，最好去查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抒情诗的演说，那篇世界语原稿是由我笔录，译本也是我写的，所以约略都还记得，但是这里誊录自然也更可不必了。春天的是官能的美，是要去直接领略的，关门歌颂一无是处，所以这里抽象的话暂且割爱。

且说我自己的关于春的经验，都是与游有相关的。古人虽说以鸟鸣春，但我觉得还是在别方面更感到春的印象，即是水与花木。迂阔的说一句，或者这正是活物的根本的缘故罢。小时候，在春天总有些出游的机会，扫墓与香市是主要的两件事，而通行只有水路，所在又多是山上野外，那么这水与花木自然就不会缺少的。香市是公众的行事，禹庙南镇香炉峰为其代表，扫墓是私家的，会稽的乌石头调马场等地方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是一种代表的春景。庚子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云：

晨坐船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绕门山，今称东湖，为陶心云先生所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及女贞子各树，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轿过市行三里许，越岭，约千余级。山上映山红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数株，着花蔚蓝色，状如豆花，结实即刀豆也，可入药。路旁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于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忽闻有声如鸡鸣，阁阁然，山谷皆响，问之轿夫，云系雉鸡叫也。又二里许过一溪，阔数丈，水没及骭（gàn），舁者乱流而渡，水中圆石颗颗，大如鹅卵，整洁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夹道，颇称闳壮。方祭时，小雨簌簌落衣袂间，幸即晴霁。下山午餐，下午开船。将进城门，忽天色如墨，雷电并作，大雨倾注，至家不息。

旧事重提，本来没有多大意思，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我春游的观念而已。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平常对于水不觉得怎么新奇，要去临流赏玩一番，可是生平与水太相习了，自有一种情分，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我非不喜欢禽虫，但他总离不了草木，不但是吃食，也实是必要的寄托，盖即使以鸟鸣春，这鸣也得在枝头或草原上才好，若是雕笼金锁，无论怎样的鸣得起劲，总使人听了索然兴尽也。

话休烦絮。到底北平的春天怎么样了呢。老实说，我住在北京和北平已将二十年，不可谓不久矣，对于春游却并无什么经验。妙峰山虽热闹，尚无暇瞻仰，清明郊游只有野哭可听耳。北平缺少水气，使春天减了成色，而气候变化稍剧，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袷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不过这春的季候自然还是有的。第一，冬之后明明是春，且不说节气上的立春也已过了。第二，生物的发生当然是春的证据，牛山和尚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是也。人在春天却只是懒散，雅人称曰春困，这似乎是别一种表示。所以北平到底还是有他的春天，不过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叫人有时来不及尝他的味儿，有时尝了觉得稍枯燥了，虽然名字还叫作春天，但是实在就把他当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头，反正这两者在表面上虽差得远，实际上对于不大承认他是春天原是一样的。

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虽然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至于冬天，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故乡的冬天我也不喜欢：那些手脚生冻瘃（zhú），半夜里醒过来像是悬空挂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气的感觉，很不好受，在北平的纸糊过的屋子里就不会有的。在屋里不苦寒，冬天便有一种好处，可以让人家作事：手不僵冻，不必炙砚呵笔，于我们写文章的人大有利益。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

廿五年二月十四日

结缘豆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36年10月10日的《谈风》，后收入《瓜豆集》。这是一篇由谈南北寺庙中“结缘豆”的习俗而转向谈自身创作的散文。其行文有两个特点：

一是旁征博引。开篇先摘录三本典籍中有关“结缘豆”的记载，而在行文中，日本俳句、俄国小说、古典笔记均成为随意征引的对象。作者仿佛总能在浩瀚书海中寻到那一两句极贴切地代我立言的句子，作者曾称自己读书成瘾，恐怕若不是读上了瘾，也不可能具备这等举重若轻的功力。

二是趣味性强。文章中仍可剖析出周作人散文中那种以少年味觉体验勾连成年后思想命题的结构方式，而这种勾连方式往往显得特别生动可爱。当读到作者描述他小时候吃过的那种极小的小烧饼时，读者怕都要为其间的淳朴趣味感染得会心一笑吧。

作者很欣赏佛教中的两个观念：业和缘。但前者太沉重了，后者则温和得多。结缘是为了排遣人生中无法解除的寂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的人都是写给别人看的，其本身便是不甘寂寞的表现：写作与念佛拈豆在结缘这一点上竟是相通的了。

一旦建立起了这层虽然隐晦却富有诗意的关联之后，周作人继续为他重点要表达的意旨做了精彩发挥。他说自己的文章并非纯然“为我”，但也够不上什么“兼爱”的大目的。其实，他在内心深处是极愿自己的作品流到后世，也能有今人读古人佳作时的那份“欣然有同感”的知遇感，以文章来供替煮豆与后世读者结点缘分。这个目标看起来谦卑，其实极为宏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周作人开始陷入了自我选择的困境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中，《结缘豆》一文强调写作应于结缘之外无复所求，可谓是传达作者内心孤寂兼婉转批评文坛现象的重要作品。

附苏雪林：《周作人先生介绍》（节选）

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自从五四运动后我就爱读他的作品，除了他清涩幽默的作风学不来以外，我对神话童话民俗学等等兴趣的特别浓厚，大都是由他启示的。虽然我对于这几项学问只能浅尝，无法去作专门的研究。

范寅《越谚》卷中风俗门云：

结缘，各寺庙佛生日散钱与丐，送饼与人，名此。

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舍缘豆”一条云：

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拈毕煮熟，散之市人，谓之舍缘豆，预结来世缘也。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

刘玉书《常谈》卷一云：

都南北多名刹，春夏之交，士女云集，寺僧之青头白面而年少者着鲜衣华履，托朱漆盘，贮五色香花豆，蹀躞（dié  xiè）于妇女襟袖之间以献之，名曰结缘，妇女亦多嬉取者。适一僧至少妇前奉之甚殷，妇慨然大言曰，良家妇不愿与寺僧结缘。左右皆失笑，群妇赧然缩手而退。

就上边所引的话看来，这结缘的风俗在南北都有，虽然情形略有不同。小时候在会稽家中常吃到很小的小烧饼，说是结缘分来的，范啸风所说的饼就是这个。这种小烧饼与“洞里火烧”的烧饼不同，大约直径一寸高约五分，馅用椒盐，以小皋步的为最有名，平常二文钱一个，底有两个窟窿，结缘用的只有一孔，还要小得多，恐怕还不到一文钱吧。北京用豆，再加上念佛，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二十年来不曾见过有人拿了盐煮豆沿路邀吃，也不听说浴佛日寺庙中有此种情事，或者现已废止亦未可知，至于小烧饼如何，则我因离乡里已久不能知道，据我推想或尚在分送，盖主其事者多系老太婆们，而老太婆者乃是天下之最有闲而富于保守性者也。

结缘的意义何在？大约是从佛教进来以后，中国人很看重缘，有时候还至于说得很有点神秘，几乎近于命数。如俗语云，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又小说中狐鬼往来，末了必云缘尽矣，乃去。敦礼臣所云预结来世缘，即是此意。其实说得浅淡一点，或更有意思，例如唐伯虎之三笑，才是很好的缘，不必于冥冥中去找红绳缚脚也。我很喜欢佛教里的两个字，曰业曰缘，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仿佛与遗传及环境相似，却更带一点儿诗意。日本无名氏诗句云：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这业的观念太是冷而且沉重，我平常笑禅宗和尚那么超脱，却还挂念腊月二十八，觉得生死事大也不必那么操心，可是听见知了在树上喳喳地叫，不禁心里发沉，真感得这件事恐怕非是涅槃是没有救的了。缘的意思便比较的温和得多，虽不是三笑那么圆满也总是有人情的，即使如库普林在《晚间的来客》所说，偶然在路上看见一只黑眼睛，以至梦想颠倒，究竟逃不出是春叫猫儿猫叫春的圈套，却也还好玩些。此所以人家虽怕造业而不惜作缘欤？若结缘者又买烧饼煮黄豆，逢人便邀，则更十分积极矣，我觉得很有兴趣者盖以此故也。

为什么这样的要结缘的呢？我想，这或者由于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吧。富贵子嗣是大众的愿望，不过这都有地方可以去求，如财神送子娘娘等处，然而此外还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是上文所说的人生的孤寂。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念佛号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会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还要深切吧，想用什么仪式来施行祓除，列位莫笑他们这几颗豆或小烧饼，有点近似小孩们的“办人家”，实在却是圣餐的面包葡萄酒似的一种象征，很寄存着深重的情意呢。我们的确彼此太缺少缘分，假如可能实有多结之必要，因此我对于那些好善者着实同情，而且大有加入的意思，虽然青头白面的和尚我与刘青园同样的讨厌，觉得不必与他们去结缘，而朱漆盘中的五色香花豆盖亦本来不是献给我辈者也。

我现在去念佛拈豆，这自然是可以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我写文章，平常自己怀疑，这是为什么的：为公乎，为私乎？一时也有点说不上来。钱振锽《名山小言》卷七有一节云：

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虽无第二人解，亦何伤哉，老子古简，庄生诡诞，皆是也。兼爱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于天下，语不尽不止，孟子详明，墨子重复，是也。《论语》多弟子所记，故语意亦简，孔子诲人不倦，其语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以为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于兼爱者也。诗亦有之，王孟闲适，意取含蓄，乐天讽谕，不妨尽言。

这一节话说得很好，可是想拿来应用却不很容易，我自己写文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说兼爱固然够不上，为我也未必然，似乎这里有点儿缠夹，而结缘的豆乃仿佛似之，岂不奇哉。写文章本来是为自己，但他同时要一个看的对手，这就不能完全与人无关系，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不过对于他没有过大的要求，即不必要他来做喽啰而已。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赏，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我却觉得很是满足，此外不能有所希求，而且过此也就有点不大妥当，假如想以文艺为手段去达别的目的，那又是和尚之流矣，夫求女人的爱亦自有道，何为舍正路而不由，乃托一盘豆以图之，此则深为不佞所不能赞同者耳。

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北平

谈教小学生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36年12月6日的《世界日报》。周作人认为小学生的教育极为重要，他开篇开了个玩笑：很侥幸自己不是小学教员，只需教些较大的学生，这样责任仿佛就轻多了。这其实是在以幽默的方式强调小学教师责任重大。

要在孩子们如同一张白纸的头脑中描绘出人生的颜色，非有极高尚的道德与极高明的智慧无法完成。然而当时的社会事实却仿佛总给教员们出难题：辛辛苦苦向孩子们讲了许多高尚的思想，却禁不起一件社会新闻把这理想击碎。

然而，究竟是课堂上讲的道理正确还是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合理？究竟是让孩子们认准道理，从而“以诚而逆”呢，还是让孩子们抛弃道理，从而“以伪而顺”呢？这不单单是摆到教育者面前的课题，更是由教育这扇窗口透视社会，进而拷问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尖锐的社会话题。

从这一角度看，周作人再次提出小学教员的工作关乎国家前途与青年未来，从教育者的良知角度，既不忍见到受教育对象坚持道理从而四处碰壁，又不能让受教育对象变得伪善乃至真恶，并美其名曰“适应社会”。究竟该何去何从，恐怕只有从根本上改造当时不合理的社会，让其变得表里如一起来，教育才有了依托之根本。

我真真觉得侥幸，没有做小学教员。教着较大的学生，心里便可能假设他们的思想反正都已经确定了，好歹与我没有多少关系，也就可以少负责任。对于小学生则不能如此，这一张白纸上染上什么颜色去，教员是不能不负责任的。

可是，我们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他教好呢？尽有高尚的思想，在教室中教了十日，却禁不住社会上的一件事实，不但把它打得粉碎，而且还可以引导他到正反对的方面去。古人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种矛盾的事情古今中外没有改变，假如遇见小孩追问，简直没法应付。要说这是不对的呢，合于道理而违反事实，是教儿童以诚而逆也。说是对的，合于事实而违反道理，是教儿童以伪而顺也。

我看义人口中的文化与公理，日本报上的王道与和平，亦常不禁肌肤起栗，又代为设想不知何以教其儿童，其结果岂非亦是一大堆的谎语乎。不佞因此得到一个结论，凡道德家必被世间指为不道德，而欲免被世间指为不道德，则至少必须是假道学家，即使不至于谄媚也总须得顺从耳。教诲青年使懂道理有道德，即不啻强迫他去到处碰壁，困顿一世，如欲叫他得意，便似乎非教他能伪善以至真恶不可。有指导青年之职者何去何从，真是困难煞人，而讲到底则二者的结果都是“误人子弟”，有如一样的把人淹死了，不过一个是投入清流，一个是送进毛厕坑去而已。

我替小学教员诸君设想，实是万分同情，他们不但食少事繁，还有这样的难问题要对付，而其事之影响于全国青年与民族的前途乃又非常重大也。

《书房一角》原序

导读：

本文作于1940年2月26日，收入《书房一角》。1921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短小而有名的《美文》，其中讲到古文中有一类“序、记与说等”，可以归入美文的范畴，但新文学的作者们却尝试得不多。统观周作人散文，会发现序、跋、小引、记等占据了一定比例。从他早年的提倡来看，这类文章的写作是有意为之的文体实验。

本文以序言形式自叙写作经历、读书趣味。文章仍以玩笑话开头，说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怕被看去了心思，但自己却只能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会客，所有的书都在客人的目光下一览无余，未免有些惶恐。

周作人读书范围很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读书甚杂”，“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他把这种爱好形容得很谦卑：说是拿“旧书当纸烟消遣”。这种说法看似平淡，但仔细思量，会发现真正做到有难度，因为这需要一种最纯粹的求知心态。而所谓“闲事”，其实正贯彻了他自五四以来持续关注的话题。

周作人自1932年以后多写看书偶记，讲自己所读的书，这样等于是把书房的一角公开在世人面前。而他最爱读的并且读得最多的则是旧笔记，《书房一角》中所收的读书录也以中国旧书为主。周作人比较自信地认为自己对本国的思想与文章还知道一点，而这种杂览之力是不可忽视的。

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我自己很不凑巧，既无书斋，亦无客厅，平常只可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放了几把椅子，接见来客，有时自己觉得像是小市的旧书摊的掌柜，未免有点惶恐。本来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极熟的几个朋友，但亦不无例外，有些熟人介绍同来的，自然不能不见。《儒林外史》里高翰林说马纯上杂览，我的杂览过于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还有许多正统派听了要摇头，于我却极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部道德的书，其力量过于多少册的性理，使我稍有觉悟，立定平常而真实的人生观。可是，偶然女客枉顾，特别是女作家，我看对她的玻璃书橱中立着奥国医师鲍耶尔的著书，名曰《女人你是什么》，便也觉得有点失败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欢。这时候，我就深信前人的话不错，书房的确不该开放，虽然这里我所顾虑的别人的不高兴，并不是为了自己出丑之故，因为在这一点我是向来不大介意的。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同“得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有不利，但这第三期为尤甚，因为在这里差不多都讲自己所读的书，把书房的一角公开给人家看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那么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自白，虽然如章实斋所说，自具枷杖供状，被人看出破绽，也实在是没有法子。其实这些文章不写也可以，本来于自己大抵是无益有损的，现在却还是写下去，难道真是有瘾，像打马将(同“麻将”)似的么？

这未必然，近几年来只以旧书当纸烟消遣，此外无他嗜好，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最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说艺术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传或道德的教训，若是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虽未必能真有好处，亦总当如是想，否则浪费纸墨何为，诚不如去及时放风筝之为 愈矣。

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只有医学史这一项，虽然我很有偏好，英国胜家与日本富士川的书十年来总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机会让我作一两回文抄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

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这是书房的另一角，恐怕比从前要显得更寒伧了罢。这当然是的，却是未必全是。以前所写较长一点，内容乃是点滴零碎的，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书房本来没有几个角落，逐渐拿来披露，除了医学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远虑，不过我想这样的暴露还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书章句》底下放着一册《金瓶梅》，给学徒看破，总要好一点，盖《金瓶梅》与《四书章句》一样的都看过，但不曾把谁隐藏在谁的底下也。

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梦想之一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44年2月5日，后收入《苦口甘口》。这是一篇谈梦想的文章，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做过哪些梦，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听周作人谈梦想，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他的梦不但缺乏梦应有的那种飘逸感，反而显得过于平实。

他提出要建设现代中国的国民心理，就得诚实面对人类道德源于生物本能的事实，不做违反自然的事。《孟子》的名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一般人的理解多是人禽差异虽然微小，但却相距甚远，而周作人却指出这种距离似远实近。人类道德的缺失一方面在于讳言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过于“爬高走远”；另一方面却在于人类往往做出连生物界都不曾有的水平线以下的事，非但没能绽放出莲根上的荷花，反倒坠入污泥。

周作人果真是一个只会讲常识，连梦都不会做的书生吗？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周作人的“梦想之一”，不幸正是时代的“现实一种”，他写过许多文章反思现代中国种种违背自然、堕入禽道以下之怪现状，都可视作本文注脚。这个平淡无奇的梦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炫目，但它却能照进作者所生活的年代，让许多难解的问题清晰明白起来。

鄙人平常写些小文章，有朋友办刊物的时候也就常被叫去帮忙，这本来是应该出力的。可是写文章这件事正如俗语所说是难似易的，写得出来固然是容容易易，写不出时却实在也是烦烦难难。《笑倒》中有一篇笑话云：

一士人赴试作文，艰于构思。其仆往候于试门，见纳卷而出者纷纷矣，日且暮，甲仆问乙仆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约有多少字。”乙仆曰：“想来不过五六百字。”甲仆曰：“五六百字难道胸中没有，到此时尚未出来。”乙仆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六百字虽在肚里，只是一时凑不起耳。”

这里所说的凑不起实在也不一定是笑话，文字凑不起是其一，意思凑不起是其二。其一对于士人很是一种挖苦，若是其二则普通常常有之，我自己也屡次感到，有交不出卷子之苦。这里又可以分作两种情形，甲是所写的文章里的意思本身安排不好，乙是有着种种的意思，而所写的文章有一种对象或性质上的限制，不能安排的恰好。有如我平时随意写作，并无一定的对象，只是用心把我想说的意思写成文字，意思是诚实的，文字也还通达，在我这边的事就算完了，看的是些男女老幼，或是看了喜欢不喜欢，我都可以不管。若是预定要给老年或是女人看的，那么这就没有这样简单，至少是有了对象的限制，我们总不能说的太是文不对题，虽然也不必要揣摩讨好，却是不能没有什么顾忌。我常想要修小乘的阿罗汉果并不大难，难的是学大乘菩萨，不但是誓愿众生无边度，便是应以长者居士长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这一节，也就迥不能及，只好心向往之而已。这回写文章便深感到这种困难，踌躇好久，觉得不能再拖延了，才勉强凑合从平时想过的意思中间挑了一个，略为敷陈，聊以塞责，其不会写得好那是当然的了。

在不久以前曾写小文，说起现代中国心理建设很是切要，这有两个要点，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现在这里所想说明几句的就是这第一点。我在《螟蛉与萤火》一文中说过：

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去把他和人事连接在一起。最显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或枭食母，都一一加以伦理的附会。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蠃，腐草化为萤，这恰似仙人变形，与六道轮回又自不同。

说起来真是奇怪，中国人似乎对于自然没有什么兴趣，近日听几位有经验的中学国文教员说，青年学生对于这类教材不感趣味，这无疑的是的确的事实，虽然不能明白其原因何在。我个人却很看重所谓自然研究，觉得不但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平常我很不满意于从来的学者与思想家，因为他们于此太是怠惰了，若是现代人尤其是青年，当然责望要更为深切一点。我只看见孙仲容先生，在《籀庼述林》的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中，有好些很是明达的话，如云：

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唯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伦，摭拾浮浅，同诸自郐。……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纪尤疏略，非徒《山海经》、《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果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中土所传云龙风虎休征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

这里假如当作现代的常识看去，那原是极普通的当然的话，但孙先生如健在该是九十七岁了，却能如此说 ，正是极可佩服的事。现今已是民国甲申，民国的青年比孙先生至少要更年轻六十年以上，大部分也都经过高小初中出来，希望关于博物或生物也有他那样的知识，完全理解上边所引的话，那么这便已有了五分光，因为既不相信腐草为萤那一类疏阔的传说，也就同样的可以明了，羔羊非跪下不能饮乳(羊是否以跪为敬，自是别一问题)，乌鸦无家庭，无从反哺，凡自然界之教训化的故事其原意虽亦可体谅，但其并非事实也明白的可以知道了。我说五分光，因为还有五分，这便是反面的一节，即是上文所提的伦理之自然化也。

我很喜欢《孟子》里的一句话，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句话向来也为道学家们所传道，可是解说截不相同。他们以为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但是二者之间距离极远，人若逾此一线堕入禽界，有如从三十三天落到十八层地狱，这远才真叫得是远。我也承认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不过二者之间距离却很近，仿佛是窗户里外只隔着一张纸，实在乃是近似远也。我最喜欢焦理堂先生的一节，屡经引用，其文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我曾加以说明云：

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顾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的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

这人类的生存的道德之基本在中国即谓之仁，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儒与墨的思想差不多就包含在这里，平易健全，为其最大特色，虽云人类所独有，而实未尝与生物的意志断离，却正是其崇高的生长，有如荷花从莲根出，透过水面的一线，开出美丽的花，古人称其出淤泥而不染，殆是最好的赞语也。

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古人虽然直觉的建立了这些健全的生存的道德，但因当时社会与时代的限制，后人的误解与利用种种原因，无意或有意的发生变化，与现代多有龃龉的地方，这样便会对于社会不但无益且将有害。比较笼统的说一句，大概其缘因出于与自然多有违反之故。人类摈绝强食弱肉，雌雄杂居之类的禽道，固是绝好的事，但以前凭了君父之名也做出好些坏事，如宗教战争，思想文字狱，人身卖买，宰白鸭与卖淫等，也都是生物界所未有的，可以说是落到禽道以下去了。我们没有力量来改正道德，可是不可没有正当的认识与判断，我们应当根据了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对于这类事情随时加以检讨，务要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这种运动不是短时期与少数人可以做得成的，何况现在又在乱世，但是俗语说得好，人落在水里的时候第一是救出自己要紧，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最要紧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这是我现今仅存的一点梦想，至今还乱写文章，也即是为此梦想所眩惑也。

民国甲申立春节

雨的感想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44年10月1日的《天地》，后收入《立春以前》。引发这篇感想的，是夏秋之间北京的雨。周作人说自己对北京的雨没有好感：雨量少而集中，又常常漫过台阶,侵袭书房，“苦雨斋”便由此得名。月是故乡明，雨也是绍兴的好，作者表明了对北京的雨与对南方的雨的不同态度后，没兜太大的圈子，便又回到作者文心诗魂的萦绕地——绍兴老家了。

与北京少雨却总给人带来不便不同，绍兴虽然多雨，但设计合理的石板路使得街道排水通畅，不至闹水灾，更没有雨水倒灌进屋里的担忧；下雨与出行不便也没有必然联系。虽然多雨对于怕漏的南方房屋结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阵雨也让钉鞋穿着时显麻烦、时而多余，但这些不愉快和雨的风情相比，就变成可有可无了。书室中听夜雨，如同钓舟中听雨一般，有种特别的情趣；而雨中一蓑一笠的舟子，在散文家眼中也比陆行的车夫少了拖泥带水之感，多了几分画意。

全文的感想由这个“到处有河流，满街是石板路”的浙东小城生发。现代文学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位作家像周作人这样，在不同的年龄反复书写心中的绍兴记忆，家乡的四时八景在他笔底永久熠熠生辉,不会褪色。

今年夏秋之间北京的雨下的不太多，虽然在田地里并不旱干，城市中也不怎么苦雨，这是很好的事。北京一年间的雨量本来颇少，可是下得很有点特别，他把全年份的三分之二强在六七八月中间落了，而七月的雨又几乎要占这三个月份总数的一半。照这个情形说来，夏秋的苦雨是很难免的。在民国十三年和二十七年，院子里的雨水上了阶沿，进到西书房里去，证实了我的苦雨斋的名称，这都是在七月中下旬，那种雨势与雨声想起来也还是很讨嫌，因此对于北京的雨我没有什么好感，像今年的雨量不多，虽是小事，但在我看来自然是很可感谢的了。

不过讲到雨，也不是可以一口抹杀，以为一定是可嫌恶的。这须得分别言之，与其说时令，还不如说要看地方而定。在有些地方，雨并不可嫌恶，即使不必说是可喜。囫囵的说一句南方，恐怕不能得要领，我想不如具体的说明，在到处有河流，满街是石板路的地方，雨是不觉得讨厌的，那里即使会涨大水，成水灾，也总不至于使人有苦雨之感。我的故乡在浙东的绍兴，便是这样的一个好例。在城里，每条路差不多有一条小河平行着，其结果是街道上桥很多，交通利用大小船只，民间饮食洗濯依赖河水，大家才有自用井，蓄雨水为饮料。河岸大抵高四五尺，下雨虽多尽可容纳，只有上游水发，而闸门淤塞，下流不通，成为水灾，但也是田野乡村多受其害，城里河水是不至于上岸的。因此住在城里的人遇见长雨，也总不必担心水会灌进屋子里来，因为雨水都流入河里，河固然不会得满，而水能一直流去，不至停住在院子或街上者，则又全是石板路的关系。我们不曾听说有下水沟渠的名称，但是石板路的构造仿佛是包含有下水计划在内的，大概石板底下都用石条架着，无论多少雨水全由石缝流下，一总到河里去。人家里边的通路以及院子即所谓明堂也无不是石板，室内才用大方砖砌地，俗名曰地平。在老家里有一个长方的院子，承受南北两面楼房的雨水，即使下到四十八小时以上，也不见他停留一寸半寸的水，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是特别。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上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萧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总之不会得使人忧虑的。吾家濂溪先生有一首《夜雨书窗》的诗云：

秋风扫暑尽，半夜雨淋漓。

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

恰似钓鱼船，篷底睡觉时。

这诗里所写的不是浙东的事，但是情景大抵近似，总之说是南方的夜雨是可以的吧。在这里便很有一种情趣，觉得在书室听雨如睡钓鱼船中，倒是很好玩似的。下雨无论久暂，道路不会泥泞，院落不会积水，用不着什么忧虑，所有的唯一的忧虑只是怕漏。大雨急雨从瓦缝中倒灌而入，长雨则瓦都湿透了，可以浸润缘入，若屋顶破损，更不必说，所以雨中搬动面盆水桶，罗列满地，承接屋漏，是常见的事。民间故事说不怕老虎只怕漏，生出偷儿和老虎猴子的纠纷来，日本也有虎狼古屋漏的传说，可见此怕漏的心理分布得很是广远也。

下雨与交通不便本是很相关的，但在上边所说的地方也并不一定如此。一般交通既然多用船只，下雨时照样的可以行驶，不过篷窗不能推开，坐船的人看不到山水村庄的景色，或者未免气闷，但是闭窗坐听急雨打篷，如周濂溪所说，也未始不是有趣味的事。再说舟子，他无论遇见如何的雨和雪，总只是一蓑一笠，站在后艄摇他的橹，这不要说什么诗味画趣，却是看去总毫不难看，只觉得辛劳质朴，没有车夫的那种拖泥带水之感。还有一层，雨中水行同平常一样的平稳，不会像陆行的多危险，因为河水固然一时不能骤增，即使增涨了，如俗语所云，水涨船高，别无什么害处，其唯一可能的影响乃是桥门低了，大船难以通行，若是一人两桨的小船，还是往来自如。水行的危险盖在于遇风，春夏间往往于晴明的午后陡起风暴，中小船只在河港阔大处，又值舟子缺少经验，易于失事，若是雨则一点都不要紧也。坐船以外的交通方法还有步行。雨中步行，在一般人想来总很是困难的吧，至少也不大愉快。在铺着石板路的地方，这情形略有不同。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既不积水，亦不泥泞，行路困难已经几乎没有，余下的事只须防湿便好，这有雨具就可济事了。从前的人出门必带钉鞋雨伞，即是为此，只要有了雨具，又有脚力，在雨中要走多少里都可随意，反正地面都是石板，城坊无须说了，就是乡村间其通行大道至少有一块石板宽的路可走，除非走入小路岔道，并没有泥泞难行的地方。本来防湿的方法最好是不怕湿，赤脚穿草鞋，无往不便利平安，可是上策总难实行，常人还只好穿上钉鞋，撑了雨伞，然后安心的走到雨中去。我有过好多回这样的在大雨中间行走，到大街里去买吃食的东西，往返就要花两小时的工夫，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最讨厌的还是夏天的阵雨，出去时大雨如注，石板上一片流水，很高的钉鞋齿踏在上边，有如低板桥一般，倒也颇有意思，可是不久云收雨散，石板上的水经太阳一晒，随即干涸，我们走回来时把钉鞋踹在石板路上嘎哴嘎哴的响，自己也觉得怪寒伧的，街头的野孩子见了又要起哄，说是旱地乌龟来了。这是夏日雨中出门的人常有的经验，或者可以说是关于钉鞋雨伞的一件顶不愉快的事情吧。

以上是我对于雨的感想，因了今年北京夏天不大下雨而引起来的。但是我所说的地方的情形也还是民国初年的事，现今一定很有变更，至少路上石板未必保存得住，大抵已改成蹩脚的马路了吧。那么雨中步行的事便有点不行了，假如河中还可以行船，屋下水沟没有闭塞，在篷底窗下可以平安的听雨，那就已经是很可喜幸的了。

民国甲申   八月处暑节

《十堂笔谈》小引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44年12月18日的《新民声》，后收入《立春以前》。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岁末，周作人快到六十岁了，写下了这组总题为《十堂笔谈》的文章，包含了十篇小文，目的要为青年人完善自身知识结构指点努力的方向。“小引”之后列出的汉字、国文、外国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和风土志等方面，正是周作人自己相当擅长或长期关注的领域。

为了尽量避免让人生厌的说教口吻，周作人一开始便引用陶诗来破解交流的坚冰：“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周作人颇费苦心地试图建立长者与青年的合理关系。他阐明自己曾经也是不爱听长者喋喋不休的张狂青年，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自己也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老者了，但相信此时自己的观点要比上一代的老辈稍微好一点，把几十年来跋山涉水的人生历程说给还要在人生路上继续前进的青年人听听，也未必全无用处。

在有关人生经验的话题上，长者与青年应当是说的说、听的听。其实，周作人花了不少笔墨，只指出了长者不必强迫少年人坐而恭听。他或许更想表达的意思是另一层：青年人也应当给长者说的权利。而这也正是周作人为何在此文中以自己的知识谱系为底本，为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勾勒知识蓝图的主要理由和动力吧。

陶渊明所作《杂诗》之六有句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种经验大抵各人都曾有过，只是没有人写出来，而且说的这么亲切。其实这也本来是当然的，年岁有距离，意见也自然不能没有若干的间隔。王筠《教童子法》中有一则云：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

这两句话我很喜欢。古人说，狂者进取，少年时代不可无此精神，若如世间所称的一味的少年老成，有似春行秋令，倒反不是正当的事。照同样的道理说来，壮年老年也各有他当然的责务，须得分头去做，不要说陶公诗中的五十，就是六七十也罢，反正都还有事该做，没有可以休息的日子，庄子曰，息我以死，所以唯年寿尽才有休息。但是，说老当益壮，已经到了相当的年纪，却从新纳妾成家，固然是不成话，就是跟着青年跑，说时髦话，也可以不必。譬如走路，青年正在出发，壮年爬山过水已走了若干程，老年走的更多了，这条路是无穷尽的，看看是终于不能走到，但还得走下去。他走了这一辈子，结果恐怕也还是一无所得，他所得的只有关于这路的知识，说没有用也就没有用，不过对于这条路上的行人未必全然无用，多少可以做参考，不要听也别无妨碍。老年人根据自己的经历，略略讲给别人听，固不能把前途说得怎么好，有什么黄金屋或颜如玉，也不至于像火焰山那么的多魔难，只是就可以供旅行者的参考的地方，想得到时告知一点，这也可说是他们的义务。我们自己有过少年时代，记起来有不少可笑的事，在学堂的六年中总有过一两回几乎除了名，那时正是二十前后，照例不免有点狂，不过回想起当时犯过都为了公，不是私人的名利问题，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当时也听了不少的长者的教训，也照例如陶公所云掩耳不喜，这其实是无怪的，因为那些教训大抵就只是诲人谄耳，不听倒是对的，在此刻还历之年想起四十年前长老的话，觉得不大有什么值得记忆，更不必说共鸣了。这样看来，五十之年也是今昔很有不同，并不是一定到了什么年龄便总是那么的想的。一个人自以为是，本来是难免的，总之不能说是对，现在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或者可以比上一代的老辈稍好一点，并不是特别有什么地方更是聪明了，只是有一种反省，自己从前也有过青年时期，未曾完全忘记，其次是现今因年岁阅历的关系，有些意见很有改变了，这颇有可供后人参考的地方，但并没有一种约束力，叫人非如此不可。因为根据这个态度说话，说的人虽然觉得他有说的义务，听的人单只有听的权利，不听也是随意，可以免去掩耳之烦，盖唯有长者咶咶而谈，强迫少年人坐而恭听，那时才有掩耳之必要也。昔冯定远著《家戒》二卷，卷首题词中有云：

少年性快，老年谆谆之言，非所乐闻，不至头触屏风而睡，亦已足矣，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

冯君写家戒，说的是这么明达，我们对青年朋友说话，自然还该客气，仔细想来，其实与平辈朋友说话也无什么不同，大抵只是话题有点选择而已，至于需要诚实坦白本是一样，说的繁简或须分别，但是那也只是论理当如是，却亦不能一定做到也。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十堂自记

风的话

导读：

本文作于1945年5月11日，后收入《知堂乙酉文编》。周作人写过不少关于北京城四季的散文，可算是古城一位细心的观察者与素描家。但和老舍先生作为“老北京”的描绘视角不一样，越郡周作人笔下的北京城，与其说是被正面呈现的对象，不如说是他在追忆绍兴老家时的陪衬物。周作人的文章往往只在开头与结尾处涉及主旨，大半篇幅都在“离题万里”的情况绝非偶然，《风的话》就是如此。

文章开宗明义宣称此文专讲“北京多风”，但读至全文三分之二处，会发现作者讲了大半天的倒是绍兴水乡大风天里行舟的危险，几则主要例证都改写自旧日记，少年日记某种程度上成了后来周作人散文的母题宝库。而习惯了作者这种行文风格的读者，也不觉得突兀，而是自然而然地为其牵引，神游在千里之外的东南小城。直至文章马上要结尾了，作者好像才“突然”记起主题，在北京城呼呼有声的大风，以及白杨树叶如同下雨的瑟瑟声中结束全文。

由绍兴水乡出发而感知自然人情，周作人的北京体验充满跨越南北的时空纵横感。全文虽然外表上谈天（象）说地（域），但内里却有一种对人世哲理的曲折传达，如首段所引老子关于风雨的话，接下来记述大姑母因小船遇风浪倾覆溺亡的旧事，言辞间神色淡然，仿佛自然与人世的风雨都不足畏，只待日后的读者且听风吟。

北京多风，时常想写一篇小文章讲讲他。但是一拿起笔第一想到的便是大块噫气这些话，不觉索然兴尽，又只好将笔搁下。近日北京大刮其风，不但三日两头的刮，而且一刮往往三天不停，看看妙峰山的香市将到了，照例这半个月里是不大有什么好天气的，恐怕书桌上沙泥粒屑，一天里非得擦几回不可的日子还要暂时继续，对于风不能毫无感觉，不管是好是坏，决意写了下来。说风的感想，重要的还是在南方，特别是小时候在绍兴所经历的为本，虽然觉得风颇有点可畏，却并没有什么可以嫌恶的地方。绍兴是水乡，到处是河港，交通全用船，道路铺的是石板，在二三十年前还是没有马路。因为这个缘故，绍兴的风也就有他的特色。这假如说是地理的，此外也有一点天文的关系。绍兴在夏秋之间时常有一种龙风，这是在北京所没有见过的。时间大抵在午后，往往是很好的天气，忽然一朵乌云上来，霎时天色昏黑，风暴大作，在城里说不上飞沙走石，总之是竹木摧折，屋瓦整叠的揭去，哗喇喇的掉在地下，所谓把井吹出篱笆外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若是在外江内河，正坐在船里的人，那自然是危险了，不过撑疍（dàn）船的老大们大概多是有经验的，他们懂得占候，会看风色，能够预先防备，受害或者不很大。龙风本不是年年常有，就是发生也只是短时间，不久即过去了，记得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话说得很好，此本是自然的纪律，虽然应用于人类的道德也是适合。下龙风一二等的大风却是随时多有，大中船不成问题，在小船也还不免危险。我说小船，这是指所谓踏桨船，从前在《乌篷船》那篇小文中有云：

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掌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稍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

陈昼卿《海角行吟》中有诗题曰《踏桨船》，小注云，“船长丈许，广三尺，坐卧容一身，一人坐船尾，以足踏桨行如飞，向惟越人用以狎潮渡江，今江淮人并用之以代急足。”这里说明船的大小，可以作为补足，但还得添一句，即舟人用一桨一楫，无舵，以楫代之。船的容量虽小，但其危险却并不在这小的一点上，因为还有一种划划船，更窄而浅，没有船篷，不怕遇风倾覆，所以这小船的危险乃是因有篷而船身较高之故。在庚子的前一年，我往东浦去吊先君的保姆之丧，坐小船过大树港，适值大风，望见水面波浪如白鹅乱窜，船在浪上颠簸起落，如走游木，舟人竭力支撑，驶入汊港，始得平定，据说如再颠一刻，不倾没也将破散了。这种事情是常会有的，约十年后我的大姑母来家拜忌日，午后回吴融村去，小船遇风浪倾覆，遂以溺死。我想越人古来断发文身，入水与蛟龙斗，干惯了这些事，活在水上，死在水里，本来是觉悟的，俗语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是也。我们这班人有的是中途从别处迁移去的，有的虽是土著，经过二千余年的岁月，未必能多少保存长颈鸟喙的气象，可是在这地域内住了好久，如范少伯所说，“鼋鼍（yuán  tuó）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陼”，自然也就与水相习，养成了这一种态度。辛丑以后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前后六年不曾学过游泳，本来在鱼雷学堂的旁边有一个池，因为有两个年幼的学生不慎淹死在里边，学堂总办就把池填平了，等我进校的时候那地方已经改造了三间关帝庙，住着一个老更夫，据说是打长毛立过功的都司。我年假回乡时遇见人问，你在水师当然是会游水吧。我答说，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是在船上时有用，若是落了水就不行了，还用得着游泳么。这回答一半是滑稽，一半是实话，没有这个觉悟怎么能去坐那小船呢。

上边我说在家乡就只怕坐小船遇风，可是如今又似乎翻船并不在乎，那么这风也不甚么可畏了。其实这并不尽然。风总还是可怕的，不过水乡的人既要以船为车，就不大顾得淹死与否，所以看得不严重罢了。除此以外，风在绍兴就不见得有什么讨人嫌的地方，因为他并不扬尘，街上以至门内院子里都是石板，刮上一天风也吹不起尘土来，白天只听得邻家的淡竹林的摩戛声，夜里北面楼窗的板门格答格答的作响，表示风的力量，小时候熟悉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倒还觉得有点有趣。后来离开家乡，在东京随后在北京居住，才感觉对于风的不喜欢。本乡三处的住宅都有板廊，夏天总是那么沙泥粒屑，便是给风刮来的，赤脚踏上去觉得很不愉快，桌子上也是如此，伸纸摊书之前非得用手摸一下不可，这种经验在北京还是继续着，所以成了习惯，就是在不刮风的日子也会这样做，北京还有那种蒙古风，仿佛与南边的所谓落黄沙相似，刮得满地满屋的黄土，这土又是特别的细，不但无孔不入，便是用本地高丽纸糊好的门窗格子也挡不住，似乎能够从那帘纹的地方穿透过去。平常大风的时候，空中呼呼有声，古人云“春风狂似虎”，或者也把风声说在内，听了觉得不很愉快。古诗有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这萧萧的声音我却是欢喜，在北京所听的风声中要算是最好的。在前院的绿门外边，西边种了一棵柏树，东边种了一棵白杨，或者严格的说是青杨，如今十足过了廿五个年头，柏树才只拱把，白杨却已长得合抱了。前者是长青树，冬天看了也好看，后者每年落叶，到得春季长出成千万的碧绿大叶，整天的在摇动着，书本上说他无风自摇，其实也有微风，不过别的树叶子尚未吹动，白杨叶柄特别细，所以就颤动起来了。戊寅以前老友饼斋常来寒斋夜谈，听见墙外瑟瑟之声，辄惊问曰，下雨了吧，但不等回答，立即省悟，又为白杨所骗了。戊寅春初饼斋下世，以后不复有深夜谈天的事，但白杨的风声还是照旧可听，从窗里望见一大片的绿叶也觉得很好看。关于风的话现在可说的就只是这一点，大概风如不和水在一起这固无可畏，却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阴历三月末日

石板路

导读：

本文写于1945年12月2日，收入《过去的工作》。到了20世纪50年代，此文又被截成《石板路》、《石板路二》、《路旁水果摊》与《桥与天灯》四篇，发表在1950年6月2、3、4、6日的《亦报》上。

一篇文章能分成数则发表，其中既有作者1950年至1951年专栏写作量大、交稿时限严格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文章本身容量丰厚、层次分明。写作的由头，亦是因京城罕见石路引起，绍兴的石板路随即顺势成为文章主角。有些特别的是，此趟精神返乡之旅，作者平日的书斋阅读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还乡指南”，《会稽续志》、《绍兴府志》、清代笑话、乾嘉浙籍文人作品等方志、笔记、诗歌均被采择援引，同时也指引着作者以多年后的眼光再次打量儿时那片“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绍兴老街。

《绍兴府志》中清代“天下绍兴街之谣”的记载，配合着“石板两头翘”的儿歌记忆，让悠长的历史在饶有童趣的唱诵中定格，一座采石业盛行、几乎由石板铺就的小城也渐渐映入眼帘。向来耽于味觉体验的作者竟对街旁水果摊，甚至卖秋白梨大汉的叫卖声都记得清楚，精心点缀的《老虎诗》笑话则使文章谐趣倍增，早年谙熟的市井气息与后天培植的雅趣被作者调配得节奏均齐。

作者不止一次地说出他对石板路会变成马路的担心，生怕石桥、天灯这类江南才有的风景，有朝一日只能到诗文中寻觅。今天，作者的担心成了真，但我们相信，或许童年那条独一无二的石板路总会在某个时刻进入我们的心间。

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衢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衖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坦夷如砥，井里嘉叹。

《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阛阓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廛，初联接飞檐，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霁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遝（tà），在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蹑，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

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道。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旰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似的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旧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遝仍如旧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连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傍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傍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

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是特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的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子算了。俗语云：挜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联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这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板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灯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杆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龛，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翟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七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

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

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

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   时正闻驴鸣

写文章之难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49年4月7日的《自由论坛晚报》。周作人在本文中表达了他今后的文章理想：写那种五六百字的小文章，选择一点简单的意思，并尽可能简单地表述出来。而纵观作者1950年以后的散文，尤其是《亦报》随笔，五六百字的文章数量极多，可以说实践了此处提出的理想文章的标准。字数的限制固然有报纸专栏的客观因素，另外作者抱有这种自觉的追求，也是1950年以后形成他的创作面貌的重要原因。

1949年以后，周作人结束了三年多的阶下囚生涯，出狱并重新开始发表作品。对于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周作人感到生疏与隔膜，这使他思考如何采取恰当的表达方式。他认为多写浅显易懂的小文章，是进入这一新的文化空气的合适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又提到要把文章写得像与朋友谈话似的，这其实又和他五四时期强调的写文章要不摆架子、要像与友人围炉闲话般地亲切随和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时过境迁，这位五四时期的散文大家仍然秉承着自己一贯的文章理念。

实际上，作者感叹的所谓写文章之难，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作文之艰难，尽管他引用的笑话不无自我调侃的意味，但实际强调的是如何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把自己一贯的思想深入浅出地传达清楚，还要尽量为最大范围的读者群所领会。这种大雅须得大俗的要求，才使得作者发出如此感叹，恐怕并非作者自谦，而且也只有散文艺术步入炉火纯青境界的周作人才能勉力做到。

既不是职业，又不是游戏，我也有时候写几篇文章。可是写文章实在不是好玩的事，写出来总是不如意，要写得长点的时候，结果还是拉不长，显得很局促，假如想写一篇小文，这又往往不知不觉的说的罗嗦了，比原定的标准超过了一倍。这不禁令人记起《一夕话》里所收的一则笑话来，原本是文言的，现在照抄在这里。

一士人赴试作文，艰于构思。其仆候于试门，见纳卷而出者纷纷矣，日且暮，甲仆问乙仆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约有多少字。”乙仆曰：“想来不过五六百字。”甲仆曰：“五六百字难道胸中没有，到此时尚未出来。”乙仆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六百字虽在肚里，只是一时凑不起耳。”

这里挖苦秀才以及文人是很深刻的，这比较说士人做文章比女人生产还要难，因为他是肚子里本来没有的，更是缺德。不过五六百字凑不起是一件事，而凑起来时超过数目，又是别一件困难的事。乡下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只好画一个圈了事，但是这圆圈却也并不容易画，不是抖抖擞擞画不齐全，便是刚刚两头合拢的时候收不住笔，一下子又往左边冲了出去，圈上多了一个柄，有似一只铁勺了。个人的经验，要凑几百个字似乎还不难，难的是把握不住，十回有八九过了这关，一不小心便写到千字以上，说也奇怪，愈是字数多也愈是不得要领，结果弄成缠夹二先生的说话，自己看了也不高兴，只好潦草的结束，可是不很便宜的稿纸已经两张糟塌掉了。我的理想是五六百字写一篇小文字，简单的一点意思简单地说出来，并不想这于世道人心有什么用处，只是有如同朋友谈话，能够表现出我的意见，叫他听了明白，不觉得烦琐讨厌，那就好了。这个本领至今没有学好，只要看这篇文字，写到这里已经有了六百字，还是说不清楚，若是再要说下去，势必又要加添二三百字，而其说不清楚还是一样，所以赶紧停住。不过实行虽然还很困难，知道文章是简要的好，想写五六百字的文章，这意见总是对的。太史公说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是这样的想。

章太炎的法律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49年12月29日的《亦报》。回忆旧时人物是周作人的“《亦报》随笔”专栏，包括晚年写作的一项重要主题，而这也是这位知堂老人的独家资源：无论是谈谈有关鲁迅的逸闻，还是勾勒几幅五四前后著名人物的素描小像，皆是信手拈来，当时与他在阅历与见闻方面旗鼓相当的作者并不多。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早年曾在东京听过章太炎的课。太炎先生对于周氏兄弟影响很深，兄弟俩多年之后仍对先生非常敬仰。鲁迅到了1933年在给朋友曹聚仁的信中，还提到如果以后见到太炎先生“仍当执礼甚恭”，可见鲁迅对老师的感情之深。甚至鲁迅在去世前不久还写文章回忆章太炎，说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与本文所说的“老夫子的伟大第一是在于反满清，其二是有学问”极其相似，周氏兄弟对于一些问题看法的一致可见一斑。

作为一则五百来字的随笔，本文重心在前半部分，表达了作者对太炎先生的怀念，而后半部分提及的太炎先生对法律的见解一段则是闲笔，是为了解这位大学问家的内心与思想提供的生动可感的细节。

周作人把对太炎先生的崇敬之情隐藏得很深，但仔细体会也不难看出这份深情。如开篇所言“他的弟子现在还有好些健在，但所传的多是他的一部分的学问，特别是文字学，至于整个得到他的传统的那是没有了”。早年东京听讲的几位学生后来都有所建树，有好几位都已是某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但在周作人看来，包括自己在内的弟子们都没能在总体上达到先生的学术高度。此句既标举了章太炎在近代学术史上空谷足音的地位，同时也表达了说话者那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寂寥心情。

章太炎先生是中国朴学家的最后的一个，他的弟子现在还有好些健在，但所传的多是他的一部分的学问，特别是文字学，至于整个得到他的传统的那是没有了。大家都很佩服他的汉学，他二次三番地被门人请出来讲学，可是他老先生并不高兴，曾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我所长的是在谈政治。弟子们对于他这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发表在《民报》上的，都热心地读过，也没有什么反对，不过心里还是觉得老夫子的伟大第一是在于反满清，其二是有学问。太炎对弟子讲到他的法律的意见，都很有意思。其中有关于小偷的一节，据他说旧刑律对于窃盗罪的判罪以所偷多少为标准，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只是为富人的利益着想，于道理上也说不通。所以他主张论赃应当以失主的财产为比例，假如他只有一百块钱，被偷了五十便是损失百分之五十；但是有百万家财的被偷去一万元，那只是百分之一，比偷五十元的罪要轻得很多。大家听了这话觉得很有理，却不知道是否真是行得通，因为这些都不是学政法的，所以不能赞一辞了。他后来写了一篇《五朝法律索隐》，举出好些古代法律的好处，大概这一节话也说在里边，仿佛那一朝有过类似的规定，只是一时来不及查《章氏丛书》，现在不能确说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打狗之道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50年6月19日的《亦报》。1950年至1951年，周作人进入了生命中又一个写作高峰，他在《亦报》这份新中国的小报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随笔。较之于早年文章，《亦报》随笔的篇幅很短，题材极为广泛，语言通俗，照顾了普通市民的阅读需要。然而，尽管写的是通俗文章，作者在其间所体现的精英意识与独特气度却未能变易。

即以本文为例，以五百来字的篇幅谈论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话题：路上遇到狗向自己吠叫或攻击该如何应对，但作者接下来引述的却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阿迭修斯遇到此等窘境时的办法，接着又举出亚列士多德与普利尼乌斯对此问题的见解。这种写法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任举一个极平常的写作主题，便要能从古往今来的文学、思想宝库中勾连出相关记载与表述，同时又得在行文中力避“掉书袋”嫌疑，在自如变换中紧扣主题。这不仅需要极渊博的知识，更有赖于纯熟的文章技巧。

周作人很喜欢西洋古典文学，这与他晚年对希腊神话集的翻译与推崇密切相关。然而谈完了阿迭修斯与亚列士多德之后，又能自然过渡到乡村乞丐手中的那根打狗棒上，恐怕很少有人能像作者这样如此轻松地跨度时空与雅俗之界吧。

假如你遇着狗对你叫，最好的方法是对他作一个揖，他就会走了。这句话我只听见人说，不知道书上有没有过，但我相信当是古已有之的。

西洋古代的荷马史诗是中国周召共和时代的作品，里边说到英雄阿迭修斯回乡，遇见牧场的狗叫着奔来，他很狡狯的蹲到地上，放下手里的行杖。亚列士多德与普利尼乌斯都说，狗不攻击蹲着的人。为什么呢？亚列士多德说的很妙，他说对于卑屈的人怒气自息，狗也不能咬蹲坐的人。这样说来，也正可以表明作揖之有效，就只是把狗看得太高了，大概于事实未必能相合。有些人解释，以为狗怕人屈下身子去捡石头，因为狗对于人家的扔石头总是不大欢迎的，我听人讲作揖的理由就是如此说，事实上在阿迭修斯的时候也是由牧人赶出来，用石头把狗轰走才给他解了围的。但是又有人说，狗所怕的不是捡石头，乃是因为伏下去，像是动物预备争斗的样子，说不一定一下子就扑过去，所以那边也不得不踌躇了。或云，直立的人忽然蹲倒，狗的意识因情景的变换而移转，愤怒减退，成为惊异，这也是很可能的事。

我想这些说法都有可取，不妨择一作为说明，不过那对付的方法，不论蹲下或是作揖，我总觉得不见得好，我们只要看乡村的讨饭的，他们与狗要算顶有经验的了，他们大抵带着一根打狗棒，可见除此以外没有好的办法，这可以说是事实的证明吧。

人与虫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50年6月27日的《亦报》。周作人的博物学兴趣，使他对于草木虫鱼有着独特的考察，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自然观念（尤其是动物学知识）的讨论更是其中亮点。

在他看来，古往今来流传着许多奇特的“怪话”，一方面是科学常识严重缺乏，例如认为雀入大水为蛤、萤火虫由腐草所化等；另一方面则是想象出类似于羔羊跪乳之类的“伦理化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念虽然略显荒谬，然而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这篇1950年的随笔仍延续了周作人此前的观察结论，尤其对于“伦理化的自然观”有着持续探讨。相对于把人类社会的伦理强加到动物身上，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残杀与荒唐，其实都是人类有着比虫更加不合理行为的明证。

作者明确提出：“讲些不必要的理，结局反是不合理。”动物的行为“不讲理”，却因为顺应了自然，所以更合理。人类往往违反自然天性，还往往为不合理的事情找寻借口，以至于多做出禽兽不为之事。这便是此篇《人与虫》的微旨所在。

文末作者讲到曾问过爱罗先珂俄国新旧教派纷争的原因，顿时将这篇小文章引进一条颇具历史纵深感的长廊中。

爱罗先珂是五四时期来到中国的俄国盲诗人，曾在周氏兄弟家中住过，是周氏兄弟的朋友，参与过五四的文学活动。这样轻描淡写的一笔却仿佛在提醒我们，这位到了1950年还继续笔耕不辍的老人，其实是从五四走来的，他的笔下虽然讲着浅显的话题，却自有着一股源自五四的独特气息。

雪窗近来看到西儒的讲人与虫、本能与理性的一篇论文，其中有云，虫的行动有时比人更合理，唯其并不讲理，故更合理。他在信里抄来给我看，说亦妙语也，我也觉得确是名言。人与虫的样子的确差得很多，一个人连手带脚只得四只，标准的昆虫就有六只，若说其体，吴公更要多出几倍，尤其是那好多对的复眼，不知看出来这世界是何形状，叫人无从设想。可是其生活的根本条件，却是与人并没有多少差异的。个人与种族的生存是两大主干，世尊知道这个症结，想要用涅？来求解决，可是没有用，后来和尚们也娶妻吃肉，他们自己又由讲理而复归于合理了。但讲理而讲得不通，以至行动不合理，将为动物所笑的，在人间也并不少，如中外过去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神圣裁判，文字狱，三纲主义，卖淫制度等，都是人所独有的坏事。

从前我问过爱罗先珂，俄国新旧教派互相嫉视以至残害，其不同之点何在。他是无神论者，所以也不很明白，说只知圣书译本新旧不同，又画十字时一派用三个手指，一派只用两个，至于哪一派是两个手指的，他记不清楚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值得那么的闹，他笑说道，我也是这样想。这正是很好的例。讲些不必要的理，结局反是不合理，宗教礼教便多是这一类的东西，须得从他解放出来，这才可以简单正当的生活。虽然人类并不一定是万物之灵，但如有比虫更不合理的行为，总是可以惭愧的。

鲁迅的笑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56年10月11日的《陕西日报》，后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写作这篇文章时，鲁迅已经去世二十年了。晚年的周作人写了很多回忆鲁迅的文章，大部分收在《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三本书中。

鲁迅去世后，对他的纪念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而在非常了解鲁迅生平与思想的二弟周作人看来，后人对鲁迅形象的刻画总有种“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的缺憾，例如有关鲁迅的画像极少有表现鲁迅的笑的。实际上，鲁迅对待敌人固然呈现出战斗的严厉，但对待友人，尤其是对待青年、儿童往往是亲切和气的。

和鲁迅相处过的青年大多对他的和善印象较深，小时候曾与伯父鲁迅一起生活过的周作人长女周静子，也写过《回忆伯父鲁迅》，记叙了伯父性格和蔼的特点。不难想象，正因为鲁迅自己保持着一颗童心，因此与孩子相处才毫无障碍，并且特别能够理解孩子。通过此文，周作人意在强调，只有全面地理解鲁迅，不仅赞颂他紧张战斗的一面，也刻画他开朗和蔼的笑容，才能够把握这位伟大人物的全貌。

鲁迅去世已满二十年了，一直受到人民的景仰，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可计算，绘画雕像就照相所见，也已不少。这些固然是极好的纪念，但是据个人的感想来说，还有一个角落，似乎表现得不够充分，这便不能显出鲁迅的全部面貌来。这好比是个盾，它有着两面，虽然很有点不同，可是互相为用，不可偏废的。鲁迅最是一个敌我分明的人，他对于敌人丝毫不留情，如果是要咬人的叭儿狗，就是落了水，他也还是不客气地要打。他的文学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的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面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sì）皮的大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的。他的战斗是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的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的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鲁迅为了摧毁反革命势力——降魔——而战斗，这伟大的工作，和相随而来的愤怒相，我们应该尊重，但是同时也不可忘记他的别一方面，对于友人特别是青年和儿童那和善的笑容。

我曾见过些鲁迅的画像，大都是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可能是鲁迅的照相大多数由于摄影时的矜持，显得紧张一点，第二点则是画家不曾和他亲近过，凭了他的文字的印象，得到的是战斗的气氛为多，这也可以说是难怪的事。偶然画一张轩眉怒目，正要动手写反击“正人君子”的文章时的像，那也是好的，但如果多是紧张严肃的这一类的画像，便未免有单面之嫌了。大凡与他生前相识的友人，在学校听过讲的学生，和他共同工作，做过文艺运动的人，我想都会体会到他的和善的一面，多少有过些经验。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那时他一定回答得很郑重，可是我们猜想在他嘴边一定有一点笑影给予大家很大的亲和之感。他的文章上也多有滑稽讽刺成分，这落在敌人身上，是一种鞭打，但在友人方面看去，却能引起若干快感。我们不想强调这一方面，只是说明也不可以忽略罢了。本来这两者的成分也并不是平均的，平常表现出来还是严肃这一面为多。我对于美术全是门外汉，只觉得在鲁迅生前，陶元庆给他画过一张像，觉得很不差，鲁迅自己当时也很满意，仿佛是适中的表现出了鲁迅的精神。

向日葵的神话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64年4月7日香港《新晚报》。写作此文时，周作人已经虚八十岁了，而文章贯彻的依旧是他早年提出的“伦理之自然化”的观点，思想启蒙是这位八旬老翁念念不忘的主题。先前对“伦理之自然化”的探讨与追寻，往往选取动物界现象，晚年文章中则发掘出古人对植物的曲解附会，触角更为细窄，而读来却更为浅易。

向日葵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植物，如何把一篇关于它的故事乃至神话说得动听，作者有两件法宝。一是让琐屑枯燥的考证贴近日常经验，给人以陌生化的新奇感。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准确回答出宋元以前人们餐桌上的蔬菜种类；可吃的葵究竟叫什么名字；向日葵是本土植物还是舶来品等，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则要到阮元的《葵考》、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王象晋的《群芳谱》、陈昊子的《秘传花镜》等典籍中找寻。在周作人这位老者的带领下，我们穿梭于那些墨香清芬的书架间，只见他随意抽取几册，挑出几句来略加点评，而读者恐怕早已服膺于这种信手拈来间将知识化作无形的功力。

二是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古书的缺失，既把古书读到烂熟，又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力。古人概括出葵的两种品格：一是葵能卫足，二是倾向光明，前者于《左传》及杜预注中有明确记载；后者则流传更广，在《淮南子》、陆机、姚孝锡的咏葵诗都有反复渲染。周作人提出，诗人随手写下的作品把几种葵张冠李戴了，并且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随意赋予一种普通植物以倾向光明、慕道之诚等品格也实在根据不足。

看来生活中的这位老朋友——形态高大的向日葵，似乎并不需要我们再来拔高它了。

在好多年以前我曾经有过一句口号，提倡伦理之自然化，因为封建道德有许多是歪曲的，不合于自然的正理。而且他们一半也因为观察不正确，反而竭力的把有些生物的自然现象拿去伦理化了，硬说是禽兽也知道行孝，所以羔羊跪乳，乌鸟反哺，又因为自己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将果蠃捕青虫去当幼虫的食粮的事，说是背了去做儿子的。这已经是够可笑了，可以收录到《荒唐的博物学》里去，他们还推广了到植物界去，那尤其是匪夷所思了。草木到底是无情之物，要歪曲它也不是容易，所以说得不多，据见到的只有两件，却都是指的一样东西，那即是“葵”是也。

为什么那葵独有这种名誉的呢？说穿了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古人所吃的五种菜蔬之一，也只取其习见易知罢了。古时平民最普通的菜蔬便是葵藿，像现今说白菜豆腐一样，但是宋元以后没有人吃了，所以后人提起来，已经不大有人晓得。前清嘉庆年间阮元曾著一篇《葵考》，想证明古人所吃的即是锦葵亦名钱葵，自己还加以实验，“予尝锄地半亩，种金钱紫花之葵，剪其叶，以油烹而食之，滑而肥，味甚美。”但是可吃的葵实在乃是所谓冬葵，这在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已曾说明，云湖南称作葵菜亦曰冬寒菜，至今还有人吃。因为这葵菜在古代是最普通的菜蔬，所以就有很多人知道它的习性，因此便生出关于葵的神话来了。

这所谓习性是什么呢？这因为它有一种向日性，就发生了两种俗说。一是说葵能卫足。《左传》成公十七年刖鲍牵，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杜预注：“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言鲍牵居乱不能危行。”二是说它知倾向光明。《淮南子·说林训》云，“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虽不能与终始哉，其乡之诚也。”这两种说法都是从同一的源流出来的，即是说它倾叶蔽根，但是意义有了纷歧(同“分歧”)，不很好说到一块来。由前者的说法，是它知道卫生，竭力防止太阳来晒它的根，而由后者则又是倾向太阳，全然出于慕道之诚了。而且葵的向阳据上文看来明明是指它的叶子，后来诗文乃转变说是花了。晋朝的陆机与杜预相去不远，乃在他咏园葵的诗里，有“朝葵东北倾，夕颖西南唏”之句，到得宋朝的姚孝锡咏蜀葵云，“倾心知向日”。这更是文人学士写诗作文，随手写下便算，哪里知道向日的是叶是花，自然更不会知道可吃的冬葵与观赏用的蜀葵秋葵不是一样的东西了。

因为有人想对于这可吃可做菜的冬葵和观赏用的别种表示区别，所以特别给冬葵起一个名字曰向日葵。但是这名称只见于《本经逢原》上面，别的书里不见引用，而向日葵的名称却被北美洲进来的一种怪异植物所抢了去了。这即是现在所谓的向日葵，它的葵花子可以榨油也可以炒了吃，用处是很大的。这是属于菊科的植物，与葵不是同科，高达七八尺，开黄花大如盘，明末才输入中国，所以王象晋的《群芳谱》上称之曰丈菊，一名迎阳花，此花向阳，俗遂呼为向日葵。清初陈昊子的《秘传花镜》里也说，向日葵一名西番葵。当初是把它当作观赏植物用的吧，所以王尔德手持一枝，漫步市上，画家果诃也画过许多幅，它的金黄色的刺激力的确是很大的。但是到了现在，它的实用性发挥出来确实远在艺术性之上，中国向来就把它的种子当瓜子吃，近来更当作油料植物，十分看重它，如今北京院子里闲地上所栽种的，除了蓖麻子外便要算它了。它的名字也就永久确定了，再没有原来的主人能够来抢它回去，虽然它既不是葵，因为生得太高，即使叶能倾阳也盖不到它的根，那盘大的花也不曾见它团团回转，像陆机所说那样，大有张冠李戴的意思，不是十分妥帖的名字。但查它的学名，乃是“太阳花”的意义，不过这或者只能说它的七八寸大的花堂堂照人，有点像是太阳吧，至于它并不随日旋转，日本的植物学者牧野富太郎已经证明，那当然是没有可疑的了。

蝉的寓言

导读：

本文是作者的一篇未刊稿，从文中的用语习惯可以推断是1949年以后的作品。由于自然知识的匮乏，人们对于动物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有“自然之伦理化”的倾向。中国古人将蝉（知了）和蚯蚓（曲蟮）都比做高洁之士，西洋《伊索寓言》中却说蝉很懒惰，而所有说法在现代科学之光的烛照下，都显出荒唐的一面。蝉（包括一切生物）并非不能承载人类浪漫的文学想象，如同松尾芭蕉的俳句一样；但如果歪曲事实，把人类古怪的思想附会到动物的生活中，则需要反省了。

晚年的周作人开始在一种更宽阔的视野中思考科学与迷信的关系，指出东西方的寓言、儿歌等，其实都蕴涵着大量教训的成分，而这也正是儿童读物的重要特点。以蝉的生活话题为例，倒是法布尔的科学小品说得最为公允。可以发现，周作人既赞赏那些在鸟兽草木中寄寓了无穷韵味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指出要切实了解历经科学检验的自然常识，这也是周作人提出的未来年轻人读书的两种门径吧。

动物界的生活现象到了现代才开始为人所了解所研究，虽然还未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了解它们自有一种规律，和人类未必全是相同，所以古来的那一套“自然之伦理化”的曲解总之是可以没有了。古代一切都是为宗教和封建道德服务，所以利用所有材料都向这一方面努力，从动物生活里也得到许多教训，做我们的鉴戒。现在已值夏末秋初，南窗太阳渐上窗来，外边院子里老槐上面依然蝉鸣嘒嘒，因此便将蝉作为资料，把它来说上一番吧。

蝉我们平常叫它作“知了”，是夏天极普通的东西，但是它的名誉极好，古人称它“高洁”，仿佛可以和曲蟮相比。《孟子》里曾将蚯蚓比古时的廉士，说“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后来的人便跟着他说，晋朝杨泉《物理论》里便有“检身止欲，莫过于蚓，此志士所不及也”。蝉虽是得不到圣贤的品评，但是事实上很看重它，汉侍中冠加金珰，附蝉，取其居高食洁，所以晋朝郭璞赞语云：

虫之清洁，可贵惟蝉。潜蜕弃秽，饮露恒鲜。

唐朝的骆宾王《在狱闻蝉》诗的小序中就发挥此意，诗末联云：“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很有感慨。在日本文人中间它的名声也还不错，虽然并不怎么称赞，或者嫌它吵闹一点，比之于秋末的阵雨，不过那也还是事实。在十八世纪中有一个名叫横井也有的，著有一部俳文集《鹑衣》，里边有《百虫谱》，曾有一段是说蝉的：

蝉也只是五月的晴天初次听见时为佳，到了盛夏大叫的时节，仿佛是逼得人流汗。那么我们不曾听说什么初蝶初蛙，却只是此物名叫初蝉，这就是它很大的劳绩了。芭蕉翁有句云：“不大像就要死似的蝉声，对于此物一语尽之矣。”

芭蕉的俳句实在是很得要领，它原来还有一个题目，乃是一句佛教的成语， 叫做“无常迅速”，他这样说与无名氏的一句诗：“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意思有点相近，不过两者的说法显有不同罢了。

可是到了西洋，蝉的名誉似乎便不大好。不，或者不是蝉，而是同类的蚱蜢，替它背了黑锅，大概是西洋不大有知了吧，即使有也不像这边的普遍，所以小孩们不很熟习吧，所以大抵把知了说做蚱蜢。便是神话里也是这样说，英雄帖托诺斯为晨光女神所爱，为他请求大神给予不死，虽得许可而忘记乞求不老，所以逐渐老衰而终不死，乃闭诸一室，不复能动作，唯唠叨说话不绝，或谓其化为一蝉，唯在英文中说是蚱蜢。我有一册很好的给儿童看的《伊索寓言》，英国约瑟雅各编著，有哈威的插画，亦极有趣味，其中复述《蝉与蚂蚁》一则，便说是蚱蜢，画作蚱蜢直立，有如人穿着礼服，站在蚂蚁的门口，脱帽乞食。这寓言说明，人对于一切事情不可疏忽，以免遇到苦难与危险。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提倡勤劳，警戒游惰，对于现在也有意义的，只是取材有点不妥当，因为它与事实不合，他将自然现象和动物生活弄错了，所以要算是违反真实。本来寓言故事是离奇不经的，要来辨别真假，无异痴人说梦，有些事实上所决没有的；如鸟兽草木都能说话，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假如把它的生活太歪曲了，那就不能不加以指出，至于为蚱蜢或蝉的名誉起见，予以订正，那还在其次了。

中国古语有云，夏虫不可与语冰。所谓夏虫，不但是苍蝇蚊子之类，便是知了马蚻也都包括在内，——其实是蚊子苍蝇在屋里的，倒还有一两个躲在角落，侥幸得以过冬，若是在野的那就没有幸免的了。北京民歌有云：

一阵秋风一阵凉，

马蚻死在秋草上。

这说明它们没有等到冬天，到蚂蚁窝里去乞食的运气。再说蚂蚁自己，到了冬天虽然不死，也都已冬眠，不再能等到太阳出来晒它们的谷子了。至于讲到吃的东西，蝉这一方面是不谷食的，中国古时它餐风饮露，固然说的太神秘一点，事实上它是靠树液为生，在它一面奏着乐(希腊人说它是在吹箫)的时候，正用它的嘴管插入树皮，喝那树汁哩。蚂蚁乃是杂食的东西，谷粒以及虫类的碎片无不收罗，所以即使它们大发慈悲，将一颗米粒布施给蝉，实在它也是没福消受的。而且照那法国做那二十卷的《昆虫记》的法勃耳的说法，当蝉在喝着树液的时候，他却发见有些大胆的蚂蚁在它的嘴边“掠夺”那流出来的液体，那么这蚂蚁的勤劳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一生与昆虫为缘，故知道它们的习性甚深，因为寓言很替蝉抱不平，曾有一文详记其事，虽然稍杀风景，亦是公平的话。

重勤劳戒游惰的教训，在民歌中多有之，却又凑巧与蝉有关系的。绍兴儿歌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旰觉。

石板者铺地的石头，两头翘(读悄去声)言天气酷热，石板有如木材，也因热而翘起。困旰觉即睡午觉，称为女客状似客气实含讥讽，现今午觉已成法定，从前则视为懒惰，于此亦可以见今昔风俗不同之一斑。古语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乡间闻蟋蟀鸣，亦有儿歌云：

浆浆洗洗，钮攀倚倚。

倚倚俗言钉上，盖模仿其鸣声，言寒衣应当及早整理，亦是奖励勤劳之意。

访问（译文）

导读：

这是一篇译文，是1916年作者翻译瑞士心理学家、文学家查理波都安的《心的发生》（The Birth of Psyche）的第二章。近十年后，周作人又加了一段很长的“译后记”，一并发表在1925年8月24日的《语丝》上。这篇译文后来又被收入他的散文集《永日集》中。

本文透过一双儿童的眼睛，呈现了成人世界中的社交活动。在大人忙着串门、访问之际，往往忽视了身边小孩的感受，殊不知儿童正用一种最锐利不过的目光来打量成人世界的一切，并有着他们自己的判断。儿童的感觉方式非常敏感独特，他们好奇心十足，也非常感性。他们对于十二月的傍晚、急速暗下来的天色会有光阴耗费的苦痛；而冬天的感觉，是靠空心糖的香气、钻进鞋中的湿冷存留在记忆中的。他们接受糖果，但鄙视那个给了他们糖果，却消耗他们时间的人。

大人往往认为儿童是要去俯身迁就的，比如跟小孩说话时，大人爱模仿儿童的口吻，认为这样能拉近与儿童的距离，但在儿童看来，这恰恰是一种缺少诚意、极端做作的沟通方法。成人与儿童的隔膜，在于大人并没有将孩子真正当做独特的、独立的个人来看待；刚刚脱离儿童的世界没多久，就对儿童心灵丰富的容量忽视起来。周作人极欣赏原作者以抒情诗的笔调发表的观点，这也是他将这篇译文收入自己文集的主要原因。

别一个复合的回忆，也以雪为背景的，是用了我初次的新年访问的经验所造成，那时拉了我的手去看她儿时的朋友，或是拜会近地的几个贵夫人。母亲已将近五十岁了，她的朋友自然也都是差不多相像的年纪。倘若她们做过母亲，她们的子女早已离家，她们的丈夫死了或是……走了，她们自己是老了，而且孤独。我们所访问的夫人们在两点上都是相像。我们又去访问两个老的亲戚，她们住在一起，年纪呢，比别的几个总加起来还要老点。她们是属于一个远的——不可思议地远的世界的人，她们住在市镇的尽头，还在税关那边，我们必须走过好些无穷尽的不熟识的街道，才走到她们家的大的双扇门前，即此似乎更足以证明她们的远隔了。她们的名字是提古太太和乏纳叶太太，这两位太太，特别是那两位的名字令我想起什么褪色的(法语云乏纳) 干瘪而且老的东西来， 这更增加我对于她们的年老与远路的感觉。提古太太总是讲她的湿疹，她指点那些斑痕给我们看，使我大受感动。这东西遍生她的身上，“到处在那里爬。”她说。我想象这病是一件活物，可厌的东西，在她的皮肤上爬着，吸她的鲜血。但是我并不别过头去，见了这个景象反而入迷了。我安静地坐在椅子里，不再乱踢我的脚，只是张着嘴出神，眼珠从那仃疤的臂膊滚到她的嘴边，等她说出话来，说明那为人间疾苦的奇异东西。

这些访问并不使我厌倦；这好像是在窥探一个未知的世界，倒还颇有兴趣；这引起我对于伤创的一种研究心，一种好奇心，略有点不健全，或者性质上还带点残酷及其他害狂的，虽然这在儿童是很锐敏而活泼。这两个女人年纪虽老，却都很丰富地享受过人生。乏纳叶太太更特别像那一种可爱的老太太，令人想起一个干瘪的黄苹果(借用一句略为平庸却很有意思的成语)，她的每条皴纹都似乎戏笑着，乐得几乎要绽裂了。

但是别一方面在有些夫人的面前，虽然并没有那么老而且身体很好，我却觉得厌倦得要死：就是在母亲拉铃之先，我站在半融的雪地等着开门的时候，就已感到这种感觉，这种门前的等候在我几乎觉得是无穷尽的长久，因为这些访问在还未起头之先就已很是烦厌。为什么她不早点开门，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早点出门呢？

可是这些夫人们，她们的家里我不喜去，却同别人一样或者更多地给我许多糖果吃。她们说各种好话，只令我不舒服，觉得讨厌，凡儿童们觉得大人们故意做出小孩似的痴呆的态度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感觉。那些糖果我享用了，因为我喜欢吃这个；对于给我糖果的人我却一点都不觉得感激。我赶紧的拿过来，也不管它有点像贪馋，使得那给我糖果时的好话可以少说几句，我又含胡地说一声强迫的“谢谢”，一面吮着空心糖的蜜汁，也不管这有点像——或者真是——无礼。到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我的反感与厌倦是由于我直觉地感到那些贵夫人们的缺点：感情的缺乏、精神的衰老与心灵的干瘪。我觉得她们不曾把握着人生的意义。乏纳叶太太比她们是更可爱得多了，这只是她的脸上露出干瘪的样子。在别人面前，我似乎是呼吸着一种与我本性相反的空气，密闭而气闷。

我求母亲不要再带我去访问。她答应缩短访问的时间，因为她总是践约的，所以我也就让步了。但是即使那缩短的访问也还是觉得很长。有一回我特别记得，在一个急速地暗下来的十二月的傍晚，我们坐在一间小客室里。刻刻增加的阴暗使我心里深刻地感到光阴耗费的苦痛。因为这阴暗占据了我的全心，所以我觉得那天色比实际更为暗黑了；后来觉得天已全黑，我碰母亲的脚或肘，提醒她的预约，使她知道我们应该走了，一面想着那主人一定不会猜出我的意思。但是她猜着了，而且还说了出来，可怜这小孩困了倦了，给她一个糖果教他忍耐一点。我那时真想把这个糖果丢在她的脸上！但是(这是因为贪嘴，还是因为怕难为情不好拒绝呢？)，我收受了，不敢看她的脸。我是气她，也气着自己；我是气忿而且羞愧。

这样子，我们一家一家的走。每当我们走进堂屋的时候．每当临街大门在雪风前大开的时候，我觉得我这小身子从冷里到暖里，从暖里到冷里，受到锐利的快感，至为喜悦。纯白的雪景，钻进鞋来的冰冷的湿气，回到街上紧扯住了母亲的时候的寒颤，末了是那空心糖和科科糖的漂浮的香味：这是我儿时几个冬天的下午的余留的记忆。

一九一六年作

周作人译后记：

查理波都安(L.Charles—Bandonin)在心里分析学上以《暗示与自己暗示》等书著名，但他又是诗人，作有诗集戏剧评论多种。这一篇是他的《心的发生》(The Birth of Psyche)第二章，今据洛士威耳英译本译出。全书凡二十四章，以科学家的手与诗人的心写出儿童时代的回忆，为近代希有之作。他的自序中有这一节话，说及在教育上的用处，中国怀疑文学有何实用的人可以参考，虽然我翻译此篇并非出于什么实用主义的见地，不过因为我觉得喜欢罢了。

在心理学家或教育家，他将从这些篇幅里找出一条线索，可以帮助他更多地理解那向来少有人知道的儿童的心灵。倘若这话是真的，艺术家是一个在某方面还保存童心的人，那么他正好给我们做向导去找那新国，——这样地近而又这样地远的，儿童的国土，在那里每一举步都可以有新发见。托尔斯泰，斯比德勒，罗曼罗阑一流人所做的关于儿童生活的观察记录即是一种显著的尝试，想去测量这永远逃避我们认识的多方面的世界，著者并没有这样自大想去和那些大家相比，但是他也觉得喜欢，预想这些幼时的回忆或能帮助他的几个同类去更明白地了解在儿童的心灵里存着多少的情感，神秘与苦痛。

二十四章中，我所最喜欢的除此篇外是第十一章《人们多么蠢呀》，及末章《恩爱的痛苦》。第十一章中有这样的一段：

“公鸭母鸭”是我所爱的一种游戏：用几片纸照了母亲所教的样子摺成方形及尖角当作嘴及两脚，直立在地上。我最喜欢摺叠鸭子：很大的用杂货店的纸袋做，小的用电车票。随后我把它们放在地板上，照着大小接连排着。这种行列按着各房的长短安排，通过两三头门。父亲他是喜欢在房中踱来踱去的，有时不耐烦地给它们一踢。但是，大抵对于这我所自负鸭群都表示相当的敬意。偶然有些人，或是小孩们，他们能够别样的做，摺成纸船。这略略使我不高兴，大约是一点嫉妒：但是想起那些不能叠鸭的人的蠢笨，只觉得可怜，那不高兴也就消灭了。哼，他们好像以为不能叠这个也不打紧的呢！又有那些人想来敷衍我，称赞我的鸭子道：“呀，这许多好看的小鸡儿！”这更使我十分不舒服。我心里想，他们多么蠢呀，不知道这是鸭子，却叫它这样可笑的名字“小鸡儿”！有时候——因了说话的人的身份——我不敢回答，但在别的时候我便没有什么顾忌，气忿忿地说道：“这不是小鸡儿，这是鸭子！”然而，他们都不把这件事情看得怎么重要。

我记得什么人（已忘其名，并且不知道是那一国，总之似乎不是中国人），论童话，说儿童最不喜欢大人们特地为他们而写的书，因为那些故意地“小孩似的痴呆的”态度与口气儿童们觉得是无诚意，认为侮辱他们。看波都安书中所说都可以证明这话的确实，这实在是讲儿童文学的人以及父师们的一个大教训。

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儿童的世界（译文）

导读：

本文是周作人翻译日本柳泽健的论文集《现代的诗与诗人》中的“论童谣”一篇，发表于1922年1月1日的《诗》月刊。文章主要谈了“儿童的世界”与“童谣”之间的关系。

儿童决不是“小大人”。在大人的世界以外，有一个属于儿童自己的、大人或许无从理解的独立世界。文中列举的几首小学三四年级的儿童所作的诗歌，看似毫无意思，但无意思当中却自有一股天籁的纯净与特殊的色彩，这或许是自信的儿童文学家们怎么都写不出来的。

“译后记”中，周作人指出了大人所作的儿童文学常常犯两种错误：一种是教育家所主张的偏于教训的儿童文学，另一种是诗人所主张的偏于艺术的儿童文学，说到底，都是不承认存在着一个“儿童的世界”。就像大人无法再变回儿童一样，童谣、儿歌也不是大人说作就能作的。原作者提出“妇女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是“试炼”“古文明”的重要成果，这一观点正好呼应了周作人当时所主张的“女性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以输入异域思潮来涤荡本土风气，这是五四时期儿童学的倡导者周作人的重要贡献。

儿童是未长成的大人么？还是同大人有别，独自住于别个世界里的么？——这个问题从学问上讲来，可以说是已有定论了。即如那刑法学者列斯忒非议加于儿童的刑罚，以为儿童占有着独自的世界，因此将加于大人的刑罚等，照样的加于儿童，不是合理的议论；这一件事也可以当作（上边所说的)定论的一个表现。

儿童决不是未成熟未长成的大人，正如女人不是未成熟未长成的男人一样。儿童与大人，恰似女人与男人的关系，立于相对的地位。他们各自占有着别个的独自的世界。这个世界里自然有或一程度的相互理解之可能性，但或一程度的理解之不可能确也存在。仿佛男女之间有不绝的谜一般，在儿童与大人之间，也存着不绝的谜。

我曾在高岛米峰或是这一类的人的书里，看见一节话。在东京的一个小学校里通学的儿童，有一天从学校回家，急忙的很正经的告诉父母道，“今天登了富士山来了。”从这个实例想起来，倘若依了大人的世界的判断，这个儿童确是说了可耻的诳话了；但是——原书的著者也这样说——儿童决不将这句话当做诳话。儿童在他的确信里，确是登了富士山了。在儿童的世界里，东京小学校通学的途中攀登富士山的事，决不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问题。这两个世界的差异，——或是谜，——实在是这样的根本的(不同的)。

今年二月中旬，在姬路左近加古川镇当小学教师的糟谷信司君，特地来访我，又将他的学生们所作的许多诗歌拿给我看。我一面听着他的说明，将诗一篇一篇的读下去。在素朴，或真情流露，或天真烂漫等的意味以外，我的心里觉得有一种大人所没有的世界的情景，很明显的现出来了。这许多的诗与歌，真是儿童的世界里所独具的色彩、音响与光线。我从这里边且抽出几首来。

雨

今天早上天阴了，雨下了。

才下了，雨又停住在松树上边，

闪闪的落了下去，

一刹间，(钻到)沙里边去了。

掘起来看时——

什么都没有。

梦

晚上做了一个梦，海燕呀，

深红的脚的海燕。

或者来了罢，沙山外，

出去看时，只是风呀，

只是拂林的风，

纯青的，纯青的，

只是冬天的天空。

金边眼镜

金呵金呵，

发光的金边眼镜，

什么人戴了，都会发光。

金呵金呵，发光的金边眼镜。

婴儿

从肚皮里噗地（落地)，

呱，呱，呱。

乳汁什么，

想喝一口呀!

萝卜

被挂在屋檐下，

孤另另的，

萝卜，寂寞的晒干萝卜。

明天以后要变成小菜了。

冰

冰呵冰呵，冷呀，

我的身体是温的，

我的身体是白的，

你的身体里有垃圾。

雨天

雨接连的下，

不断的接连的下，

只是雨下着，

晴天总不来。

这些诗都是初等小学三四年级的儿童所作。我们倾听着这些纯真之声的时候，不同的感到一种近于虔敬之念的深的感动，觉得在大人的世界里所不能有的美与力，正从那里放射出来。

许多的人现在将不复踌躇，承认女人与男人的世界的差异，又承认将长久隶属于男人治下的女人解放出来，使返于伊们本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之一。但是这件事，对于儿童岂不也是一样应该做的么？近代的文明实在只是从女人除外的男人的世界所成立，而这男人的世界又只是从儿童除外的大人的世界所成立的。

现在这古文明正放在试炼之上了。女人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这二重的解放，岂不是非从试炼之中产生出来不可么？

大人的世界与儿童的世界的对立。从这事实说来，大人在本质上不能再还原为儿童，是当然的了。所以如北原白秋说明他作童谣时的用心，说完全变成了儿童的心而作歌这样的话，也只可看作一种绮语罢了。大人所见的儿童的世界必不会是儿童所见的儿童的世界。这样的纯粹的儿童的世界的事情，只一切交与儿童的睿智与灵性便好了；大人没有阑入其间的必要，也没有这个资格。大人对于儿童应做的事，并不是去完全变成儿童，却在于生出在儿童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的那边的“第三之世界”。

童谣，与一切的别的诗一样，有生出那边的世界的债务。如不能感到这个债务，童谣这样的东西，不能说是以艺术家自任的人们的所可染指的工作。

周作人译后记：

这一篇是从论文集《现代的诗与诗人》(1920)中译出的，题下原注“论童谣”一行小字，但他实在只说诗人的童谣，未及童谣的全体。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前者，诗人多属后者；其实两者都是不对，因为他们都不承认儿童的世界。这篇小文里很有许多精当的话，可以供欲做儿歌者参考。柳泽生于一八八八年，原是法学士，但又是一个诗人。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梧桐树

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我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翻译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和音乐教育家。丰子恺的父亲丰璜，1902年乡试时中举人。中举后不久，丰子恺的祖母去世。当时讲究孝道，按照规矩，丰璜必须为母亲守丧三年。三年期满，才允许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三年之后，当丰举人期待再进一步之时，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被清政府彻底废除，他的仕进之路就此断绝。好在丰家还开着一座染坊，生意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丰璜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洒脱的人，得失并不放在心上，淡然处世，无欲无求。这种生活态度，对丰子恺有相当的影响。

丰子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7岁入私塾读书，12岁转入新学堂。1914年小学毕业，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这个学校很不一般，在五四运动时代，北有北京大学，南有浙江一师，两所学校遥相呼应，互为犄角，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浙江一师的四位国文教师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号称“四大金刚”，都是热衷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教师。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则是当地颇孚众望的老教育家，思想开通，清明持重。丰子恺入学时，五四运动虽然还没发生，但他已经开始感受到弥漫在校园里的新文化气息。

浙江一师的任课教师中，使丰子恺受启悟较多的是教图画和音乐的李叔同先生以及教国文的夏丏尊先生。两位老师，一个朴质刚正，一个亲切敦厚，但他们温润的人格、诚挚的风范都在丰子恺日后的回忆文章中有生动的呈现。因为有师徒之缘，丰子恺一直对李叔同极为敬重。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法号弘一。一僧一俗的不同并没有将两人隔离，相反，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至老师去世。而弘一大师的佛教思想与处世哲学，在丰子恺的精神世界中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26年8月，弘一大师到上海，借住在丰子恺家，弟子趁机请老师为其寓所取一个称呼。老师建议，将平时喜欢的字写在纸片上，随意抓取，然后组合为寓所名。弟子遵命照办，竟连续抓得两个“缘”字，于是名其寓所为“缘缘堂”。

丰子恺从小时起就对美术很感兴趣，在浙江一师读书期间，有了图画课李先生的热切鼓励和悉心指导，他在美术方面的造诣获得长足提高。自浙江一师毕业以后，丰子恺到上海与友人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自己担任图画教师。这所学校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等科目的艺术师范。为了继续提高美术修养，丰子恺还于1921年到日本东京游学。1922年，在春晖中学任教的丰子恺开始画一种叫做“漫画”的东西。他最初的名声，就是来源于此。1925年，他的漫画作品以《子恺漫画》结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漫画集。丰子恺自然便成了中国漫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漫画，流传极广，影响极大，至今仍广受读者喜爱。画家绘图不事雕琢，用笔简净，直取对象神韵，寥寥数笔，一个完满、生动、隽永蕴藉的艺术世界就跃然纸上了——不消多说，这是很高的艺术境界，非艺术大师不能为也。

丰子恺的文字生涯是从翻译开始的。从英文转译屠格涅夫的《初恋》，被丰子恺看做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他翻译过许多文学和文学理论作品——比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屠格涅夫的《初恋》、《猎人笔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等等。他翻译过的艺术类书籍数量更大。这位日语、英语、俄语俱佳的翻译家，可谓著、译作等身。

193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等散文集问世。憨态可掬的儿女、云卷云舒的季候、童年记忆、游学生涯、社会风俗、人生百态……都被他一一写进文中。他的散文跟他的漫画一样，都带有鲜明的丰氏风格：朴素纯净，恬静从容，取材不强求重大，语言不羡慕华丽，而是力图营造言近旨远、冲淡平和的艺术境界。画如其人，文如其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缘缘堂毁于日军炮火，丰子恺带领家人一路逃难。他于这时候写下的文字，有一股强烈的战斗气息，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祖国人民终将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一直居住在上海，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也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和作家协会的重要成员，同时笔耕不辍。“文革”期间，他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0年，因为病重，丰子恺返回上海治病。病愈以后，他留在了上海。从1971年起，他又开始偷偷地作画、翻译。利用每天的凌晨时分，丰子恺共写下了33篇散文，后来总称“缘缘堂续笔”。这些散文写的都是丰子恺自己的往年见闻，跟当时社会的滔天巨浪没有什么关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艺术家深深地陷入回忆之中，文字的干净和韵味的绵长，都让人叹服。1973年，《缘缘堂续笔》定稿。不久，丰子恺再次遭到批斗，两年后病逝。于是，这批文字就成了他的“天鹅的绝唱”。

丰子恺一生著、译作有一百多部，他的散文由后人辑为《丰子恺散文全编》（上下卷）。这些散文连同其他作品，后又收入《丰子恺文集》。

渐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28年6月《一般》杂志第5卷第2号。

朱自清在散文《匆匆》中写道：“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作者仿佛感觉受到了欺骗，于是，面对这无从拉住的“匆匆”，“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丰子恺也意识到时间是“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不过，他对时间的定性却是“渐”：“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将无形的时间体验转为有形的空间体验，使其具体可感，这是这篇《渐》的成功之处。

其实，无论是“匆匆”，还是“渐”，时间在人们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它只是流过，流过，人们始终拿它没有办法。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心理的调适去直面它。作者说，“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与永恒拔河，得大自在。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个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一九二八年芒种

给我的孩子们

导读：

本文原为《子恺画集》（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代序。

在儿女面前，父亲大约都是严厉、权威的吧。作为一个“大人”，他自然是比“小孩”懂得更多的“知识”和“道理”。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却读到了一个向小孩子的世界深深地俯下身去，甚至顶礼膜拜的父亲。

因为作者在儿女那里看到了“真”字。这个“真”，就是真率、自然、热情，就是不沉默、不含蓄、不深刻，就是“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

作者在儿女那里还看到了强盛的创作力。无论什么事情，在他们想来，绝对没有做不到，而只有爸爸妈妈不愿做或者不愿他们做。这也是一种“真”。

作者对儿女的赞美不是虚假的，在文章里他列举了无数的实例加以说明。即便不是为了赞美的目的，对小孩子的世界如此谙熟，这本身即已告诉我们，作者有一颗永远的童心。作者对成人世界的默默批判，也就包含在这颗童心里了。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 heart，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的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刬（chǎn）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龌龊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罢！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罢！

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教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教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

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子恺画集》代序，一九二六年耶诞节

忆儿时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27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6号。

文章写了儿时的三件事：养蚕、中秋赏月和钓鱼。

作者写养蚕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先是“蚕落地铺”，然后是“蚕上山”，最后是“采茧，做丝”。中间穿插了“我”在每个环节的表现：先是跟着采叶的蒋五伯去吃桑葚，回来在屋子里“走跳板”，然后是沉闷地守护蚕上山，最后是凑热闹吃小点心。种种童趣跃然纸上。

作者写中秋赏月是以吃蟹为中心，突出的是吃蟹的氛围。平时与吃蟹的父亲为伴的，是“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中秋时与吃蟹人为伴的，是一轮圆月和一家老小。于是吃蟹便成了一种艺术。

作者写钓鱼，渲染了友情。在王囡囡对“我”的种种关照中，教“我”钓鱼仅是其中之一。作者怀念故乡的心绪里，未必不渗透着他对这种友情的怀念。

作者用一种忏悔生灵杀虐的基调把三件事贯通起来。也许，正因为有了忏悔，记忆才更加深刻吧。

一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

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地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要蚀本，然而她欢喜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地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诸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饲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

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采茧，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取食。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糕，这又是乐事。

七娘娘做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近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轧脱的。她又说：“小囝囝不可走近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糕。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哩！”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诸姐不要吃的原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堂窗、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匾、缸；又不断地公然地可以吃小食。

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

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诸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做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所谓饲蚕，是养犯人；所谓缫丝，是施炮烙！原来当时这种欢乐与幸福的背景，是生灵的虐杀！早知如此，我决计不要吃他们的桑葚，枇杷，和软糕了。近来读《西青散记》，看到里面有两句仙人的诗句：“自织藕丝衫子嫩，可怜辛苦赦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赦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件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二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

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欢喜用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欢喜。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这印象在我脑中非常深，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欢喜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六个姊妹兄弟，都欢喜吃，也是为了父亲欢喜吃的原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欢喜吃肉，而不欢喜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刺刺开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干净，父亲常常说她是外行。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即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里的缸里。经常总养着五六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候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得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谈笑，看月，他们——父亲和诸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诸姐不分而散。

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馀，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馀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是好！自父亲死了以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茹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

然而这一剧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当时我们一家团栾之乐的背景，是杀生。我曾经做了杀生者的一分子，以承父亲的欢娱。血食，原是数千年来一般人的习惯，然而残杀生灵，尤其是残杀生灵来养自己的生命，快自己的口腹，反求诸人类的初心，总是不自然的，不应该的。文人有赞咏吃蟹的，例如什么“右手持螯，左手持杯”，什么“秋深蟹正肥”，作者读者，均囚于习惯，赞叹其风雅。倘质诸初心，杀蟹而持其螯，见蟹肥而起杀心，有什么美，而值得在诗文中赞咏呢？

因此这件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三

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囝囝的交游，而这交游的中心，在于钓鱼。

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囝囝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赴市，必须经过他家的豆腐店的门口，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 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谊，故他家的人对于我特别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伴侣中，王囝囝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气力比我好，生活比我丰富，我们一道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谈笑，有时相偕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囝囝好好看侍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囝囝照应我。

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囝囝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木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钩住鱼的颚，鱼就逃不脱。”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

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欢喜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

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囝囝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

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工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羊裘钓叟”，什么“渔樵度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高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煽惑，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确是雅的，我的故乡，确是我的游钓之地，确是可怀的故乡”。

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王囝囝所照应我的，是教我杀米虫，杀苍蝇，以诱杀许多的鱼。所谓“羊裘钓叟”，其实是一个穿羊裘的鱼的诱杀者；所谓“游钓之地”，其实就是小时候谋杀鱼的地方，想起了应使人寒栗，还有什么高雅，什么可恋呢？

“杀”，不拘杀什么，总是不祥的。我相信，人的吃荤腥，都是掩耳盗铃。如果眼看见猪的受屠，一定咽不下一筷肉丝。

杀人的五卅事件足以动人的公愤，而杀蚕，杀蟹，杀鱼反可有助人的欢娱，同为生灵的人与蚕蟹鱼的生命的价值相去何远呢？

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

一九二七年梅雨时节

华瞻的日记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27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6号。

这两篇“日记”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小孩子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个小孩子有自己的“同志的朋友”，相处得非常愉快。可让他万分困惑的是，他的愉快总是被大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地粗暴打断。让他困惑的事情还有很多：他对玩具和花篮的要求总是得不到满足，他和邻居小朋友的交往总是被大家取笑，他的爸爸有时候会被一个陌生的麻子欺负……在他小小的心看来，这都是不可解的现象，而且大家好像根本都没有要跟他解释一下的意愿。所以他感到了寂寞，他只能用哭来表达对这个复杂的世界的抗议。可是，仔细想想，该困惑的究竟是这个世界里的大人，还是这个小孩子呢？

华瞻是丰子恺的儿子的名字，很显然这两篇有趣的日记是父亲代儿子写成的。一个大人竟然能把小孩子的心理揣摩得这样逼真。《孟子》中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意思是能成就大事的人，都保持着像孩童一样纯真的心。如丰子恺者，可谓“大人”也矣。

一

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这人真好！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一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和她一同骑竹马了。两人同骑一枝竹马，我想转弯了，她也同意；我想走远一点，她也欢喜；她说让马儿吃点草，我也高兴；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我也觉得有理。我们真是同志和朋友！兴味正好的时候，妈妈出来拉住我的手，叫我去吃饭。我说：“不高兴。”妈妈说：“郑德菱也要去吃饭了！”果然郑德菱的哥哥叫着：“德菱！”也走出来拉住郑德菱的手去了。我只得跟了妈妈进去。当我们将走进各自的门口的时候，她回头向我一看，我也回头向她一看，各自进去，不见了。

我实在无心吃饭。我晓得她一定也无心吃饭。不然，何以分别的时候她不对我笑，而且脸上很不高兴呢？我同她在一块，真是说不出的有趣。吃饭何必急急？即使要吃，尽可在空的时候吃。其实照我想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块吃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么？

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大人们的无理，近来我常常感到，不止这一端：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小脚踏车，这分明是我们小孩子用的；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给我拿一部回家，让它许多空摆在那里。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许多汽车停在路旁；我要坐，爸爸一定不给我坐，让它们空停在路旁。又有一次，娘姨抱我到街里去，一个掮着许多小花篮胸老太婆，口中吹着笛子，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篮，向我看，把手中的花篮递给我；然而娘姨一定不要，急忙抱我走开去。这种小花篮，原是小孩子玩的，况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愿意给我，娘姨何以一定叫我不要接呢？娘姨也无理，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

我最欢喜郑德菱。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样高，走路也一样快，心情志趣都完全投合。宝姐姐或郑德菱的哥哥，有些不近情的态度，我看他们不懂。大概是他们身体长大，稍近于大人，所以心情也稍像大人的无理了。宝姐姐常常要说我“痴”。我对爸爸说，要天不下雨，好让郑德菱出来，宝姐姐就用指点着我，说：“瞻瞻痴”怎么叫“痴”？你每天不来同我玩耍，夹了书包到学校里去，难道不是“痴”么？爸爸整天坐在桌子前，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地填字，难道不是“痴”么？天下雨，不能出去玩，不是讨厌的么？我要天不要下雨，正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我每天晚快听见你要爸爸开电灯，爸爸给你开了，满房间就明亮；现在我也要爸爸叫天不下雨，爸爸给我做了，晴天岂不也爽快呢？你何以说我“痴”？郑德菱的哥哥虽然没有说我什么，然而我总讨厌他。我们玩耍的时候，他常常板起脸，来拉郑德菱，说：“赤了脚到人家家里，不怕难为情！”又说：“吃人家的面包，不怕难为情！”立刻拉了她去。“难为情”是大人们惯说的话，大人们常常不怕厌气，端坐在椅子里，点头，弯腰，说什么“请，请”，“对不起”，“难为情”一类的无聊的话。他们都有点像大人了！

啊！我很少知己！我很寂寞！母亲常常说我“会哭”，我哪得不哭呢？

二

今天我看见一种奇怪的现状：

吃过糖粥，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我看见爸爸身上披一块大白布，垂头丧气地朝外坐在椅子上，一个穿黑长衫的麻脸的陌生人，拿一把闪亮的小刀，竟在爸爸后头颈里用劲地割。啊哟！这是何等奇怪的现状！大人们的所为，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爸爸何以甘心被这麻脸的陌生人割呢？痛不痛呢？

更可怪的，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她明明也看见这爸爸被割的骇人的现状。然而她竟毫不介意，同没有看见一样。宝姐姐夹了书包从天井里走进来，我想她见了一定要哭。谁知她只叫一声“爸爸”，向那可怕的麻子一看，就全不经意地到房间里去挂书包了。前天爸爸自己把手指割开了，他不是大叫“妈妈”，立刻去拿棉花和纱布来么？今天这可怕的麻子咬紧了牙齿割爸爸的头，何以妈妈和宝姐姐都不管呢？我真不解了。可恶的，是那麻子。他耳朵上还夹着一支香烟，同爸爸夹铅笔一样。他一定是没有铅笔的人，一定是坏人。

后来爸爸挺起眼睛叫我：“华瞻，你也来剃头，好否？”

爸爸叫过之后，那麻子就抬起头来，向我一看，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齿来。我不懂爸爸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真怕极了。我忍不住抱住妈妈的项颈而哭了。这时候妈妈、爸爸和那个麻子说了许多话，我都听不清楚，又不懂。只听见“剃头”、“剃头”，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哭了，妈妈就抱我由天井里走出门外。走到门边的时候，我偷眼向里边一望，从窗缝窥见那麻子又咬紧牙齿，在割爸爸的耳朵了。

门外有学生在抛球，有兵在体操，有火车开去。妈妈叫我不要哭，叫我看火车。我悬念着门内的怪事，没心情去看风景，只是凭在妈妈的肩上。

我恨那麻子，这一定不是好人。我想对妈妈说，拿棒去打他。然而我终于不说。因为据我的经验，大人们的意见往往与我相左。他们往往不讲道理，硬要我吃最不好吃的“药”，硬要我做最难当的“洗脸”，或坚不许我弄最有趣的水、最好看的火。今天的怪事，他们对之都漠然，意见一定又是与我相左的。我若提议去打，一定不被赞成。横竖拗不过他们，算了吧。我只有哭！最可怪的，平常同情于我的弄水弄火的宝姐姐，今天也跳出门来笑我，跟了妈妈说我“痴子”。我只有独自哭！有谁同情于我的哭呢？

到妈妈抱了我回来的时候，我才仰起头，预备再看一看，这怪事怎么样了？那可恶的麻子还在否？谁知一跨进墙门槛，就听见“拍，拍”的声音。走进吃饭间，我看见那麻子正用拳头打爸爸的背。“拍，拍”的声音，正是打的声音。可见他一定是用力打的，爸爸一定很痛。然而爸爸何以任他打呢？妈妈何以又不管呢？我又哭。妈妈急急地抱我到房间里，对娘姨讲些话，两人都笑起来，都对我讲了许多话。然而我还听见隔壁打人的“拍，拍”的声音，无心去听她们的话。

爸爸不是说过“打人是最不好的事”么？那一天软软不肯给我香烟牌子，我打了她一掌，爸爸曾经骂我，说我不好；还有那一天我打碎了寒暑表，妈妈打了我一下屁股，爸爸立刻抱我，对妈妈说“打不行”。何以今天那麻子在打爸爸，大家不管呢？我继续哭，我在妈妈的怀里睡去了。

我醒来，看见爸爸坐在披雅娜(音译，即钢琴)旁边，似乎无伤，耳朵也没有割去，不过头很光白，像和尚了。我见了爸爸，立刻想起了睡前的怪事，然而他们─—爸爸、妈妈等─—仍是毫不介意，绝不谈起。我一回想，心中非常恐怖又疑惑。明明是爸爸被割项颈，割耳朵，又被用拳头打，大家却置之不问，任我一个人恐怖又疑惑。唉！有谁同情于我的恐怖？有谁为我解释这疑惑呢？

一九二七年初夏

竹  影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36年5月25日《新少年》第1卷第10期。

写小孩子的世界是丰子恺的专长。在《竹影》里，我们再次见识了他这方面的水平。

首先，这篇文章是用小孩子的口气写的。从小孩子的视角去看其他小孩子，给文章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也让故事更好玩，更有趣味。读者读到小孩子们“打电报”的情节，蹲在地上看人影头上烟气的情节，是无法不破颜一笑的。

但小孩子的注意力是很分散的，他们很自然就转向了描地上竹影的活动。这时爸爸恰好出现了，他发表了一大段关于中国画的议论。这是一个艺术教育的瞬间，它亲密无间地揳入了小孩子的游戏之中，以至于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这样的爸爸真不愧是伟大的艺术教育家。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个小孩子坐等华明的场面。作者写天黑，“那光一跳一跳地沉下去，非常微细，但又非常迅速而不可挽救”；写月亮出现以后，“院子里的光景已由暖色变成寒色”；写华明的出现，“门口一个黑影出现，好像一只立起的青蛙儿，向我们跳将过来”。这里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文字技巧。

几个小伙伴，借着月光画竹影，你一笔，我一画，参参差差，明明暗暗，竟然有几分中国画的意味。也许，艺术和美就蕴含在孩子的童稚活动中。你是否有过类似的体验呢？

吃过晚饭后，天气还是闷热。窗子完全打开了，房间里还坐不牢。太阳虽已落山，天还没有黑。一种幽暗的光弥漫在窗际，仿佛电影中的一幕。我和弟弟就搬了藤椅子，到屋后的院子里去乘凉。

天空好像一盏乏了油的灯，红光渐渐地减弱。我把眼睛守定西天看了一会，看见那光一跳一跳地沉下去，非常微细，但又非常迅速而不可挽救。正在看得出神，似觉眼梢头另有一种微光，渐渐地在那里强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月亮已在东天的竹叶中间放出她的清光。院子里的光景已由暖色变成寒色，由长音阶（大音阶）变成短音阶（小音阶）了。门口一个黑影出现，好像一只立起的青蛙，向我们跳将过来。来的是弟弟的同学华明。

“唉，你们惬意得很！这椅子给我坐的？”他不待我们回答，一屁股坐在藤椅上，剧烈地摇他的两脚。椅子背所靠的那根竹，跟了他的动作而发抖，上面的竹叶作出萧萧的声音来。这引起了三人的注意，大家仰起头来向天空看。月亮已经升得很高，隐在一丛竹叶中。竹叶的摇动把她切成许多不规则的小块，闪烁地映入我们的眼中。大家赞美了一番之后，我说：“我们今晚干些什么呢？”弟弟说：“我们谈天吧。我先有一个问题给你们猜：细看月亮光底下的人影，头上出烟气。这是什么道理？”我和华明都不相信，于是大家走出竹林外，蹲下来看水门汀上的人影。我看了好久，果然看见头上有一缕一缕的细烟，好像漫画里所描写的动怒的人。“是口里的热气吧？”“是头上的汗水在那里蒸发吧？”大家蹲在地上争论了一会，没有解决。华明的注意力却转向了别处，他从身边摸出一枝半寸长的铅笔来，在水门汀上热心地描写自己的影。描好了，立起来一看，真像一只青蛙，他自己看了也要笑。徘徊之间，我们同时发现了映在水门汀上的竹叶的影子，同声地叫起来：“啊！好看啊！中国画！”华明就拿半寸长的铅笔去描。弟弟手痒起来，连忙跑进屋里去拿铅笔。我学他的口头禅喊他：“对起，对起，给我也带一枝来！”不久他拿了一把木炭来分送我们。华明就收藏了他那半寸长的法宝，改用木炭来描。大家蹲下去，用木炭在水门汀上参参差差地描出许多竹叶来。一面谈着：“这一枝很像校长先生房间里的横幅呢！”“这一丛很像我家堂前的立轴呢！”“这是《芥子园画谱》里的！”“这是吴昌硕的！”忽然一个大人的声音在我们头上慢慢地响出来：“这是管夫人的！”大家吃了一惊，立起身来，看见爸爸反背着手立在水门汀旁的草地上看我们描竹，他明明是来得很久了。华明难为情似的站了起来，把拿木炭的手藏在背后，似乎害怕爸爸责备他弄脏了我家的水门汀。爸爸似乎很理解他的意思，立刻对着他说道：“谁想出来的？这画法真好玩呢！我也来描几瓣看。”弟弟连忙拣木炭给他。爸爸也蹲在地上描竹叶了，这时候华明方才放心，我们也更加高兴，一边描，一边拿许多话问爸爸：

“管夫人是谁？”“她是一位善于画竹的女画家。她的丈夫名叫赵子昂，是一位善于画马的男画家。他们是元朝人，是中国很有名的两大夫妻画家。”

“马的确难画，竹有什么难画呢？照我们现在这种描法，岂不很容易又很好看吗？”“容易固然容易；但是这么‘依样画葫芦’，终究缺乏画意，不过好玩罢了。画竹不是照真竹一样描，须经过选择和布置。画家选择竹的最好看的姿态，巧妙地布置在纸上，然后成为竹的名画。这选择和布置很困难，并不比画马容易。画马的困难在于马本身上，画竹的困难在于竹叶的结合上。粗看竹画，好像只是墨笔的乱撇，其实竹叶的方向、疏密、浓淡、肥瘦，以及集合的形体，都要讲究。所以在中国画法上，竹是一专门部分。平生专门研究画竹的画家也有。”

“竹为什么不用绿颜料来画，而常用墨笔来画呢？用绿颜料撇竹叶，不更像吗？”“中国画不注重‘像不像’，不像西洋画那样画得同真物一样。凡画一物，只要能表现出像我们闭目回想时所见的一种神气，就是佳作了。所以西洋画像照相，中国画像符号。符号只要用墨笔就够了。原来墨是很好的一种颜料，它是红黄蓝三原色等量混合而成的。故墨画中看似只有一色，其实包罗三原色，即包罗世界上所有的颜色。故墨画在中国画中是很高贵的一种画法。故用墨来画竹，是最正当的。倘然用了绿颜料，就因为太像实物，反而失却神气。所以中国画家不喜欢用绿颜料画竹；反之，却喜欢用与绿相反的红色来画竹。这叫做‘朱竹’，是用笔蘸了朱砂来撇的。你想，世界上哪有红色的竹？但这时候画家所描的，实在已经不是竹，而是竹的一种美的姿势，一种活的神气，所以不妨用红色来描。”爸爸说到这里，丢了手中的木炭，立起身来结束说：“中国画大都如此。我们对中国画应该都取这样的看法。”

月亮渐渐升高了，竹影渐渐与地上描着的木炭线相分离，现出参差不齐的样子来，好像脱了版的印刷。夜渐深了，华明就告辞。“明天白天来看这地上描着的影子，一定更好看。但希望天不要落雨，洗去了我们的‘墨竹’，大家明天会！”他说着就出去了。我们送他出门。

我回到堂前，看见中堂挂着的立轴——吴昌硕描的墨竹，似觉更有意味。那些竹叶的方向、疏密、浓淡、肥瘦，以及集合的形体，似乎都有意义，表现着一种美的姿态，一种活的神气。

我的苦学经验

导读：

文章中作者有意突出了学习的“苦”味。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而教书，是“苦”的；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而留学，是“苦”的；没有充足的时间一一研习感兴趣的学问，也是“苦”的。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作者在师范毕业以后十年的时间里，仅获得了十个月正式求学的机会。难怪他要羡慕学校里闲适的学生了。

但是，羡慕之余，他又不免怀疑。因为说到底，学习是要吃“苦”的。他分别介绍了学外国语和知识学科的方法，而都归结为“笨功”。既然要用“笨功”，那应该也是“苦”的了。

其实，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自学，“苦”字都是最好的告诫。表面是“苦”，内里是甘之如饴。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著名的漫画家、美术教育家和音乐教育家。听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文艺大师给我们讲述学习经验，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

我于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的时候，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学校是初级师范。我在故乡的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这学校，在那里肄业五年而毕业。故这学校的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校，不过是以养成小学教师为目的的。

但我于暑假时在这初级师范毕业后，既不做小学教师，也不升学，却就在同年的秋季，来上海创办专门学校，而做专门科的教师了。这种事情，现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觉得可笑。但当时自有种种的因缘，使我走到这条路上。因缘者何？因为我是偶然入师范学校的，并不是抱了做小学教师的目的而入师范学校的。（关于我的偶然入师范，现在属于题外，不便详述。异日拟另写一文，以供青年们投考的参考。）故我在校中只是埋头攻学，并不注意于教育。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兴味忽然集中在图画上了。甚至抛弃其他一切课业而专习图画，或托事请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风景写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几年，学期考试的成绩屡列第一名，而毕业时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毕业之后，当然无意于做小学教师，而希望发挥自己所热衷的图画。但我的家境不许我升学而专修绘画。正在踌躇之际，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君，和新从日本研究音乐而归国的旧同学刘质平君，计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养成图画音乐手工教员的学校，名曰专科师范学校。他们正在招求同人。刘君知道我热衷于图画而又无法升学，就来拉我去帮办。我也不自量力，贸然地答允了他。于是我就做了专科师范的创办人之一，而在这学校之中教授西洋画等课了。这当然是很勉强的事。我所有关于绘画的学识，不过在初级师范时偷闲画了几幅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又在晚上请校内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师范学校的藏书楼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从其中窥得一些陈腐的绘画知识而已。我犹记得，这时候我因为自己只有一点对于石膏模型写生的兴味，故竭力主张“忠实写生”的画法，以为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又向学生演说，谓中国画的不忠于写实，为其最大的缺点；自然中含有无穷的美，唯能忠实于自然模写者，方能发见其美。就拿自己在师范学校时放弃了晚间的自修课而私下在图画教室中费了十七小时而描成的Venus头像的木炭画揭示学生，以鼓励他们的忠实写生。当一九二○年的时代，而我在上海的绘画专门学校中励行这样的画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闭门造车。然而当时的环境，颇能容纳我这种教法。因为当时中国宣传西洋画的机关绝少，上海只有一所美术专门学校，专科师范是第二个兴起者。当时社会上人士，大半尚未知道西洋画为何物，或以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或以为香烟牌子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来我虽然是闭门造车，但在中国之内，我这种教法大可卖野人头呢。但野人头终于不能常卖，后来我渐渐觉得自己的教法陈腐而有破绽了，因为上海宣传西洋画的机关日渐多起来，从东西洋留学归国的西洋画家也时有所闻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书店内购得了几册美术杂志，从中窥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画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术界的盛况，觉得从前在《正则洋画讲义》中所得的西洋画知识，实在太陈腐而狭小了。虽然别的绘画学校并不见有比我更新的教法，归国的美术家也并没有什么发表，但我对于自己的信用已渐渐丧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扬眉瞬目而卖野人头了。我懊悔自己冒昧地当了这教师。我在布置静物写生标本的时候，曾为了一只青皮的橘子而起自伤之念，以为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我想窥见西洋画的全豹，我也想到东西洋去留学，做了美术家而归国。但是我的境遇不许我留学。况且我这时候已经有了妻子。做教师所得的钱，赡养家庭尚且不够，哪里来留学的钱呢？经过了许久烦恼的日月，终于决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专科师范中当了一年半的教师，在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块钱（这笔钱我才于二三年前还他。我很感谢他第一个惠我的同情），就抛弃了家庭，独自冒险地到东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至少，我用完了这四百块钱而回国，总得看一看东京美术界的状况了。

但到了东京之后，就有许多关切的亲戚朋友，设法接济我的经济。我的岳父给我约了一个一千元的会，按期寄洋钱给我，专科师范的同人吴刘二君，亦各以金钱相遗赠，结果我一共得了约二千块钱，在东京维持了足足十个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尽而返国。这一去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成了三不像的东西。同时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这十个月内，前五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本文。后五个月废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去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看opera，以及游玩名胜，钻旧书店，跑夜摊（Yomise）。因为这时候我已觉悟了各种学问的深广，我只有区区十个月的求学时间，决不济事。不如走马看花，吸呼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而回国吧。幸而我对于日本文，在国内时已约略懂得一点，会话也早已学得了几声。到东京后，旅舍中唤茶、商店中买物等事，勉强能够对付。我初到东京的时候，随了众同国人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读了几个礼拜就辍学。自己异想天开，为了学习日本语的目的，向一个英语学校的初级班报名，每日去听讲两小时。他们是从a boy，a dog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与开明第一英文读本程度相同。对于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听这位日本先生怎样地用日本语来解说我所已懂得的英文，便在这时候偷取日本语会话的诀窍，这异想天开的办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语学校里听了一个月讲，果然于日语会话及听讲上获得了很多的进步。同时看书的能力也进步起来。本来我只能看《正则洋画讲义》一类的刻板的叙述体文字，现在连《不如归》和《金色夜叉》（日本旧时很著名的两部小说）都会读了。我的对于文学的兴味，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以后我就为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语学校。我报名入最高的一班，他们教我读伊尔文的Sketch Book。这时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这许多难记的生字（我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只读到《天方夜谭》）。兴味一浓，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后来在旧书店里找到了一册Sketch Book讲义录，内有详细的注解和日译文，我确信这可以自修，便辍了学，每晚伏在东京的旅舍中自修Sketch Book。我自己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此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只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数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诵，Sketch Book全部都会读，而读起别的英语小说来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见英语学校的同学，询知道他们只教了全书的几分之一，我心中觉得非常得意。从此我对于学问相信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识这样东西，要其能够于应用，分量原是有限的。我们要获得一种知识，可以先定一个范围，立一个预算，每日学习若干，则若干日可以学毕，然后每日切实地实行，非大故不准间断，如同吃饭一样。照我当时的求学的勇气预算起来，要得各种学问都不难：东西洋知名的几册文学大作品，我可以克日读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赖各种自修书而在最短时期内学得读书的能力；提琴教则本《Homahmn》五册，我能每日练习四小时而在一年之内学毕；除了绘画不能硬要进步以外，其余的学问，在我都可以用机械的用功方法来探求其门径。然而这都是梦想，我的正式求学的时间只有十个月，能学得几许的学问呢？我回国之后，回想在东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个月的木炭画，拉完了三本《Homahmn》，此外又带了一些读日本文和读英文的能力而回国。回国之后，我为了生活和还债，非操职业不可。没有别的职业可操，只得仍旧做教师。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来我不断地在各处的学校中做图画音乐或艺术理论的教师。一场重大的伤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师的生活。现在蛰居在嘉兴的穷巷老屋中，伴着了药炉茶灶而写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学以后，正式求学的时期只有可怜的十个月。此后都是非正式的求学，即在教课的余暇读几册书而已。但我的绘画音乐的技术，从此日渐荒废了。因为技术不比别的学问，需要种种的设备，又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时间。研究绘画须有画室，研究音乐须有乐器，设备不周就无从用功。停止了几天，笔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师的人，居处无定，时间又无定，教课准备又忙碌，虽有利用课余以研究艺术的梦想，但每每不能实行。日久荒废更甚。我的油画箱和提琴，久已高搁在书橱的最高层，其上积着寸多厚的灰尘了。手痒的时候，拿毛笔在废纸上涂抹，偶然成了那种漫画。口痒的时候，在口琴上吹奏简单的旋律，令家里的孩子们和着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对于音乐的嗜好。世间与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艺术的青年们，听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吧！

但我幸而还有一种可以自慰的事，这便是读书。我的正式求学的十个月，给了我一些阅读外国文的能力。读书不像研究绘画音乐地需要设备，也不像研究绘画音乐地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只要有钱买书，空的时候便可阅读。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学期中读了几册关于绘画、音乐艺术等的书籍，知道了世间的一些些事。我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自己所读过的书译述出来，给学生们做讲义。后来有朋友开书店，我乘机把这些讲义稿子交他刊印为书籍，不期地走到了译著的一条路上。现在我还是以读书和译著为生活。回顾我的正式求学时代，初级师范的五年只给我一个学业的基础，东京的十个月间的绘画音乐的技术练习已付诸东流。独有非正式求学时代的读书，十年来一直随伴着我，慰藉我的寂寥，扶持我的生活。这真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偶然的结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师范学校，偶然欢喜绘画音乐，偶然读书，偶然译著，此后正不知还要逢到何种偶然的机缘呢。

读我这篇自述的青年诸君！你们也许以为我的读书生活是幸运而快乐的；其实不然，我的读书是很苦的。你们都是正式求学，正式求学可以堂堂皇皇地读书，这才是幸运而快乐的。但我是非正式求学，我只能伺候教课的余暇而偷偷隐隐地读书。做教师的人，上课的时候当然不能读书，开议会的时候不能读书，监督自修的时候也不能读书，学生课外来问难的时候又不能读书，要预备明天的教授的时候又不能读书。担任了它一小时的功课，便是这学校的先生，便有参加议会、监督自修、解答问难、预备教授的义务；不复为自由的身体，不能随了读书的兴味而读书了。我们读书常被教务所打断，常被教务所分心，决不能像正式求学的诸君的专一。所以我的读书，不得不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学校中，每每看见用功的青年们，闲坐在校园里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手执一卷而用功。我羡慕他们，真像潇洒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们，拥着绵被高枕而卧在寝室里的眠床中，手执一卷而用功。我也羡慕他们，真像耽书的大学问家！有时我走近他们去，借问他们所读为何书，原来是英文数学或史地理化，他们是在预备明天的考试。这使我更加要羡慕煞了。他们能用这样轻快闲适的态度而研究这类知识科学的书，岂真有所谓“过目不忘”的神力么？要是我读这种书，我非吃苦不可。我须得埋头在案上，行种种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以硬求记诵。诸君倘要听我的笨话，我愿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说给你们听。

在我，只有诗歌、小说、文艺，可以闲坐在草上花下或偃卧在眠床中阅读。要我读外国语或知识学科的书，我必须用笨功。请就这两种分述之。

第一，我以为要通一国的国语，须学得三种要素，即构成其国语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语言的腔调。材料就是“单语”，方法就是“文法”，腔调就是“会话”。我要学得这三种要素，都非行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单语”是一国语的根底。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力，不记单语决不能读外国文的书，学生们对于学科要求伴着趣味，但谙记生字极少有趣味可伴，只得劳你费点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读Sketch Book，先把Sketch Book中所有的生字写成纸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来记诵一遍。记牢了的纸牌放在一边，记不牢的纸牌放在另一边，以便明天再记。每天温习已经记牢的字，勿使忘记。等到全部记诵了，然后读书，那时候便觉得痛快流畅，其趣味颇足以抵偿摸纸牌时的辛苦。我想熟读英文字典，曾统计字典上的字数，预算每天记诵二十个字，若干时日可以记完。但终于未曾实行。倘能假我数年正式求学的日月，我一定已经实行这计划了。因为我曾仔细考虑过，要自由阅读一切的英语书籍，只有熟读字典是最根本的善法。后来我向日本购买一册《和英根底一万语》，假如其中一半是我所已知的，则每天记二十个字，不到一年就可记完，但这计划实行之后，终于半途而废。阻碍我的实行的，都是教课。记诵《和英根底一万语》的计划，现在我还保留在心中，等候实行的机会呢。我的学习日本语，也是用机械的硬记法。在师范学校时，就在晚上请校中的先生教日语。后来我买了一厚册的《日语完璧》，把后面所附的分类单语，用前述的方法一一记诵。当时只是硬记，不能应用，且发音也不正确；后来我到了日本，从日本人的口中听到我以前所硬记的单语，实证之后，我脑际的印象便特别鲜明，不易忘记。这时候的愉快也很可以抵偿我在国内硬记时的辛苦。这种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记的辛苦，又使我始终确信硬记单语是学外国语的最根本的善法。

关于学习“文法”，我也用机械的笨法子。我不读文法教科书，我的机械的方法是“对读”。例如拿一册英文圣书和一册中文圣书并列在案头，一句一句地对读。积起经验来，便可实际理解英语的构造和各种词句的腔调。圣书之外，他种英文名著和名译，我亦常拿来对读。日本有种种英和对译丛书，左页是英文，右页是日译，下方附以注解。我曾从这种丛书得到不少的便利。文法原是本于论理的，只要论理的观念明白，便不学文法，不分noun与verb亦可以读通英文。但对读的态度当然是要非常认真。须要一句一字地对勘，不解的地方不可轻轻通过，必须明白了全句的组织，然后前进。我相信认真地对读几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学校中数年英文教科。——这也可说是无福享受正式求学的人的自慰的话；能入学校中受先生教导，当然比自修更为幸福。我也知道入学是幸福的，但我真犯贱，嫌它过于幸福了。自己不费钻研而袖手听讲，由先生拖长了时日而慢慢地教去，幸福固然幸福了，但求学心切的人怎能耐烦呢？求学的兴味怎能不被打断呢？学一种外国语要拖长许久的时日，我们的人生有几回可供拖长呢？语言文字，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久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拖长了时日而学外国语，真是俗语所谓“拉得被头直，天亮了！”。我固然无福消受入校正式求学的幸福；但因了这个理由，我也不愿消受这种幸福，而宁愿独自来用笨功。

关于“会话”，即关于言语的腔调的学习，我又喜用笨法子。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与外国人对晤当然须通会话，但自己读书也非通会话不可。因为不通会话，不能体会语言的腔调；腔调是语言的神情所寄托的地方，不能体会腔调，便不能彻底理解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精神。故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能与外国人共处，当然最便于学会话。但我不幸而没有这种机会，我未曾到过西洋，我又是未到东京时先在国内自习会话的。我的学习会话，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读”。我选定了一册良好而完全的会话书，每日熟读一课，克期读完。熟读的方法更笨，说来也许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课新书，规定读十遍。计算遍数，用选举开票的方法，每读一遍，用铅笔在书的下端画一笔，便凑成一个字。不过所凑成的不是选举开票用的“正”字，而是一个“读”字。例如第一天读第一课，读十遍，每读一遍画一笔，便在第一课下面画了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第二天读第二课，亦读十遍，亦在第二课下面画一个“言”字和一个“士”字，继续又把昨天所读的第一课温习五遍，即在第一课的下面加了一个“四”字。第三天在第三课下画一“言”字和“士”字，继续温习昨日的第二课，在第二课下面加一 “四”字，又继续温习前日的第一课，在第一课下面再加了一个“目”字。第四天在第四课下面画一“言”字和一“士”字，继续在第三课下加一“四”字，第二课下加一“目”字，第一课下加一“八”字，到了第四天而第一课下面的“读”字方始完成。这样下去，每课下面的“读”字，逐一完成。“读”字共有二十二笔，故每课共读二十二遍，即生书读十遍，第二天温五遍，第三天又温五遍，第四天再温二遍。故我的旧书中，都有铅笔画成的“读”字，每课下面有了一个完全的“读” 字，即表示已经熟读了。这办法有些好处：分四天温习，屡次反复，容易读熟。我完全信托这机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经一般地笨读。但如法读下去，前面的各课自会逐渐地从我的唇间背诵出来，这在我又感得一种愉快，这愉快也足可抵偿笨读的辛苦，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会话熟读的效果，我于英语尚未得到实证的机会，但于日本语我已经实证了。我在国内时只是笨读，虽然发音和语调都不正确，但会话的资料已经完备了。故一听到日本人的说话，就不难就自己所已有的资料而改正其发音和语调，比较到了日本而从头学起来的，进步快速得多。不但会话，我又常从对读的名著中选择几篇自己所最爱读的短文，把它分为数段，而用前述的笨法子按日熟读。例如Stevenson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所最喜熟读的材料。我的对于外国语的理解，和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因了这熟读的方法而增进一些。这益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了。——以上是我对于外国语的学习法。

第二，对于知识学科的书的读法，我也有一种见地：知识学科的书，其目的主要在于事实的报告；我们读史地理化等书，亦无非欲知道事实。凡一种事实，必有一个系统。分门别类，源源本本，然后成为一册知识学科的书。读这种书的第一要点，是把握其事实的系统。即读者也须源源本本地谙记其事实的系统，却不可从局部着手。例如研究地理，必须源源本本地探求世界共分几大洲，每大洲有几国，每国有何种山川形胜等。则读毕之后，你的头脑中就摄取了地理的全部学问的梗概，虽然未曾详知各国各地的细情，但地理是什么样一种学问，我们已经知道了。反之，若不从大处着眼，而孜孜从事于局部的记忆，即使你能背诵喜马拉雅山高几尺，尼罗河长几里，也只算一种零星的知识，却不是研究地理。故把握系统，是读知识学科的书籍的第一要点。头脑清楚而记忆力强大的人，凡读一书，能处处注意其系统，而在自己的头脑中分门别类，作成井然的条理；虽未看到书中详叙细事的地方，亦能知道这详叙位在全系统中哪一门哪一类哪一条之下，及其在全部中重要程度如何。这仿佛在读者的头脑中画出全书的一览表，我认为这是知识书籍的最良的读法。

但我的头脑没有这样清楚，我的记忆力没有这样强大。我的头脑中地位狭窄，画不起一览表来。倘教我闲坐在草上花下或偃卧在眠床中而读知识学科的书，我读到后面便忘记前面。终于弄得条理不分，心烦意乱，而读书的趣味完全灭杀了。所以我又不得不用笨法子。我可用一本note book来代替我的头脑，在note book中画出全书的一览表。所以我读书非常吃苦，我必须准备了note book和笔，埋头在案上阅读。读到纲领的地方，就在note book 上列表，读到重要的地方，就在note book上摘要。读到后面，又须时时翻阅前面的摘记，以明此章此节在全体中的位置。读完之后，我便抛开书籍，把 note book上的一览表温习数次。再从这一览表中摘要，而在自己的头脑中画出一个极简单的一览表。于是这部书总算读过了。我凡读知识学科的书，必须用 note book摘录其内容的一览表。所以十年以来，积了许多的note book，经过了几次迁居损失之后，现在的废书架上还留剩着半尺多高的一堆 note book呢。

我没有正式求学的福分，我所知道于世间的一些些事，都是从自己读书而得来的；而我的读书，都须用上述的机械的笨法子。所以看见闲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而读英文数学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或拥着绵被高枕而卧在眠床中读史地理化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我羡慕得真要怀疑！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嘉兴

学画回忆

导读：

文中“我”偷着画画的场面，让人想起鲁迅的名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看来那个年代的私塾里，不少小画家都背着老师做类似的勾当。

作者学画的过程非常有趣，尤其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文章对小孩子心理的描写。比如当年描摹柳柳州画像的心理：“大概是为了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好像父亲打呵欠的模样，所以特别感兴味吧。”比如他被先生预约作画，开始是“受宠若惊”，继而“心头一阵发闷”，装上了“一肚皮心事”。还有面对老妈子的重托，“心中却有些儿着慌”，然后去偷师学艺。一方面是声誉渐高，一方面是心中打鼓，却又要硬撑场面，这是特别滑稽、可爱的。

作者涉笔成趣，谁能说虚荣心不是向上的车轮呢？

我七八岁时入私塾，先读《三字经》，后来又续《千家诗》。《千家诗》每页上端有一幅木板画，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那里耕田，后来我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但当时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意思，只觉得看上端的画，比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我家开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但那书的纸不是道林纸，而是很薄的中国纸，颜色涂在上面的纸上，渗透了下面好几层。我的颜料笔又吸得饱，透得更深。等得着好色，翻开书来一看，下面七八页上，都有一只红象、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手心；被母亲不知大姐劝住了，终于没有打。我哭了一顿，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父亲上鸦片馆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盅子，叫红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灯底下描色彩画。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子……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便是红英。后来母亲和诸姐也看到了，她们都说“好”；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防恐挨骂。

后来，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部人物画谱，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给红英看。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亏得红英想工好，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了描。记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像。当时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结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渗透了墨水，弄得很龌龊，曾经受大姐的责骂。这本书至今还存在，我晒旧书时候还翻出这个弄龌龊了的柳柳州像来看：穿着很长的袍子，两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头作大笑状。但周身都是斑斓的墨点，便是我当日印上去的。回思我当日首先就印这幅画的原因，大概是为了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好像父亲打呵欠的模样，所以特别感兴味吧。后来，我的“印画”的技术渐渐进步。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我在另一私塾读书了），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着色所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我自己会配出各种间色来，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大家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问我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当作新年里买的“花纸儿”。

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同在现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是不敢公开的。我好像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吸的，同学们好像是上了瘾的鸦片鬼，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先生在馆的时候，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书。等到下午，照例一个大块头来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们便拿出来弄画。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同学们便像看病时向医生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的画。得画的人对我有一种报酬，但不是稿费或润笔，而是过种玩意儿：金铃子一对连纸匣；挖空老菱壳一只，可以加上绳子去当作陀螺抽的；“云”字顺治铜钱一枚（有的顺治铜钱，后面有一个字，字共二十种。我们儿时听大人说，积得了一套，用绳编成宝剑形状，挂在床上，夜间一切鬼都不敢走近来。但其中，好像是“云”字，最不易得；往往为缺少此一字而编不成宝剑。故这种铜钱在当时的我们之间是一种贵重的赠品）；或者铜管子（就是当时炮船上用的后膛枪子弹的壳）一个。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意见冲突，相打起来，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审问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为画；追求画的来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厉声喊我走过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头不睬，但觉得手心里火热了。终于先生走过来了。我已吓得魂不附体；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并不拉我的手，却问我：“这画是不是你画的？”我回答一个“是”字，预备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体拉开。抽开我的抽斗，搜查起来。我的画谱、颜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画，就都被他搜出。我以为这些东西全被没收了：结果不然，他但把画谱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地观赏起来。过了好一会，先生旋转头来叱一声：“读！”大家朗朗地读：“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件案子便停顿了。我偷眼看先生，见他把画谱一张一张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时候我挟了书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个揖，他换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语气对我说：“这书明天给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能照这样子画一个大的么？”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其实我向来只是“印”，不能“放大”。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闷，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说“好”。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惊奇和羡慕的脸色，对着我看。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时我挟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向大姐商量。大姐教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页中间。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大姐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她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画法。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现在回想大姐所教我的画法，其聪明实在值得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勾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死了挂在灵前，也沾些风光。”我在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成了一个小画家。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枪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色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姐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有“依样画葫芦”。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且置之不答，先把画缴给先生去。先生看了点头。次日画就粘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散学，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每天来访先生的那个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天，先生呼我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来，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黄布上画一条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龙一样。”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姐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黄、蓝各种颜色。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黄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fresco画法相似。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此后我的“画家”名誉更高；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我再向大姐商量。她说二姐丈会画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关子”。我到二姐丈家，果然看见他们有种种特别的画具：玻璃九宫格、擦笔、 Conté、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姐丈请教了些画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姐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蓝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暑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学画的人作借镜吧。

一九三四年二月

伯豪之死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29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1号。

作者是带着一种惭愧的口吻悼念好友伯豪的。他说：“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所以文章在回忆两人交往时，时刻不忘拿自己来和好友对比，而不是只泛泛地讲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样作者选择事例就有了一个标准，而文章也就有了一个主线。不掩人善，这也说明作者的谦虚。

但是伯豪的求学之路还是终止了。作者惋惜自己“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但是伯豪在社会上过得并不如意。他为生活奔波，英年早逝。在文章结尾处，作者将他在学校的感叹推广到人世，这样，伯豪的死尤显沉痛。

伯豪是我十六岁时在杭州师范学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这师范学校。这一年取入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为甲乙两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缘，我与他被同编在甲班。那学校全体学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监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编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的各班学生都含有。这是根据了联络感情，切磋学问等教育方针而施行的办法。

我初入学校，颇有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之慨。我的领域限于一个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尽在一只抽斗内。此外都是不见惯的情形与不相识的同学——多数是先进山门的老学生。他们在纵谈，大笑，或吃饼饵。有时用奇妙的眼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所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觉得很不自然。望见斜对面有一个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样也是新生。我就开始和他说话，他是我最初相识的一个同学，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杨家隽，他是余姚人。

自修室的楼上是寝室。自修室每间容二十四人，寝室每间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顺序相同。这结果，犹如甲乙丙丁的天干与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渐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寝室。我与伯豪便是如此，我们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墙壁。当时我们对于眠床的关系，差不多只限于睡觉的期间。因为寝室的规则，每晚九点半钟开了总门，十点钟就熄灯。学生一进寝室，须得立刻钻进眠床中。明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着警笛，往来于长廊中，把一切学生从眠床中吹出，立刻锁闭总门。自此至晚间九点半的整日间，我们的归宿之处，只有半只书桌（自修室里两人合用一书桌）和一只板椅子的座位。所以我们对于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觉得很可恋；睡前虽然只有几分钟的光明，我们不肯立刻钻进眠床中，而总是凑集几个朋友来坐在床沿上谈笑一回，宁可暗中就寝。我与伯豪不幸隔断了一堵墙壁，不能联榻谈话，我们常常走到房门外面的长廊中，靠在窗沿上谈话。有时一直谈到熄灯之后，周围的沉默显著地衬出了我们的谈话声的时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众人皆睡，而我们独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寝。

伯豪的年龄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记不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攀交伯豪，并不是能赏识他的器量，仅为了他是我最初认识的同学。他的不弃我，想来也是为了最初相识的原故，决不是有所许于我——至多他看我是一个本色的小孩子，还肯用功，所以欢喜和我谈话而已。

这些谈话使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切起来了。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个师范学校。”他问我：“为什么考了三个？”我率然地说道：“因为我胆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学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到这种大学校里来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还好，我在商业取第一名，中学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为什么终于进了这里？”“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伯豪对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觉得很得意。后来他微微表示轻蔑的神气，说道：“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我没有回答。实际，当时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师训，校规；此外全然不曾梦到什么自己的宗旨，诚意，志向。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我究竟已是一个应该自觉的少年了。他的话促成了我的自悟。从这一天开始，我对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对于学校所指定而全体学生所服从的宿舍规则，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又当晚上九点半钟，许多学生挤在寝室总门口等候寝室总长来开门的时候，他常常说：“放犯人了！”但当时我们对于寝室的启闭，电灯的开关，都视同天的晓夜一般，是绝对不容超越的定律；寝室总长犹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权，谁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这种话，不但在我只当作笑话，就是公布于全体四五百同学中，也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尤其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好学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发冷，似乎要发疟了。但这是寝室总门严闭的时候，我心中连“取衣服”的念头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询知了我的情形，问我：“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寝室总门关着！”他说：“哪有此理！这里又不真果是牢狱！”他就代我去请求寝室总长开门，给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调养室去睡。在路上他对我说：“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我们认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课，先生点名，叫到“杨家隽”，下面没有人应到，变成一个休止符。先生问级长：“杨家隽为什么又不到？”级长说：“不知。”先生怒气冲冲地说：“他又要无故缺课了，你去叫他。”级长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人了。我们全体四十余人肃静地端坐着，先生脸上保住了怒气，反绑了手，立在讲台上，满堂肃静地等候着要犯的拿到。不久，级长空手回来说：“他不肯来。”四十几对眼睛一时射集于先生的脸上，先生但从鼻孔中落出一个“哼”字，拿铅笔在点名册上恨恨地一圈，就翻开书，开始授课。我们间的空气愈加严肃，似乎大家在猜虑这“哼”字中含有什么法宝。

下课以后，好事者都拥向我们的自修室来看杨伯豪。大家带着好奇的又怜悯的眼光，问他：“为什么不上课？”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选》，笑而不答。有一个人真心地忠告他：“你为什么不说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选》回答道：“我并不生病，哪里可以说诳。”大家都一笑走开了。后来我去泡茶，途中看见有一簇人包围着我们的级长，在听他说什么话。我走近人丛旁边，听见级长正在说：“点名册上一个很大的圈饼……”又说：“学监差人来叫他去……”有几个听者伸一伸舌头。后来我听见又有人说：“将来……留级，说不定开除……”另一个声音说：“还要追缴学费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么作用，大圈饼有什么作用，但看了这舆论纷纷的情状，心中颇为伯豪担忧。

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长廊中的窗沿上说话了。我为他担了一天心，恳意地劝他：“你为什么不肯上课？听说点名册上你的名下画了一个大圈饼。说不定要留级，开除，追缴学费呢！”他从容地说道：“那先生的课，我实在不要上了。其实他们都是怕点名册上的圈饼和学业分数操行分数而勉强去上课的，我不会干这种事。由他什么都不要紧。”“你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个！”“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

“……”

杨家隽的无故缺课，不久名震于全校，大家认为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师中也个个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监学监的召唤和训叱。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唤，他就决然而往，笑嘻嘻地回来。只管向藏书楼去借《史记》、《汉书》等，凝神地诵读。只有我常常替他担心，不久，年假到了。学校对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惩罚。

第二学期，伯豪依旧来校，但看他初到时似乎很不高兴。我们在杭州地方已渐渐熟悉。时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间去游玩。他的游兴很好，而且办法也特别。他说：“我们游西湖，应该无目的地漫游，不必指定地点。疲倦了就休息。”又说：“游西湖一定要到无名的地方！众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领我到保俶塔旁边的山巅上，雷峰塔后面的荒野中。我们坐在无人迹的地方，一面看云，一面嚼面包。临去的时候，他拿出两个铜板来放在一块大岩石上，说下次来取它。过了两三星期，我们重游其地，看见铜板已经发青，照原状放在石头上，我们何等喜欢赞叹！他对我说：“这里是我们的钱库，我们以天地为室庐。”我当时虽然仍是一个庸愚无知的小学生，自己没有一点的创见，但对于他这种奇特，新颖而卓拔不群的举止言语，亦颇有鉴赏的眼识，觉得他的一举一动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觉地倾向他，追随他。然而命运已不肯再延长我们的交游了。

我们的体操先生似乎是一个军界出身的人，我们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枪。负了这种枪而上兵式体操课，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恶的事。关于这兵式体操，我现在回想起来背脊上还可以出汗。特别因为我的腿构造异常，臀部不能坐在脚踵上，跪击时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还有寸许，——后来我到东京时，也曾吃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时不能照日本人的礼仪，非箕踞不可。——那体操先生虽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颇能原谅我，不过对我说：“你必须常常练习，跪击是很重要的。”后来他请了一个助教来，这人完全是一个兵，把我们都当作兵看待。说话都是命令的口气，而且凶得很。他见我跪击时比别人高出一段，就不问情由，走到我后面，用腿垫住了我的背部，用两手在我的肩上尽力按下去。我痛得当不住，连枪连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举枪”，我正在出神想什么事，忘记听了号令，并不举枪。他厉声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听了这叱声，最初的冲动想拿这老毛瑟枪的柄去打脱这兵的头；其次想抛弃了枪跑走；但最后终于举了枪。“第十三”这称呼我已觉得讨厌，“耳朵不生？”更是粗恶可憎。但是照当时的形势，假如我认真打了他的头或投枪而去，他一定和我对打，或用武力拦阻我，而同学中一定不会有人来帮我。因为这虽然是一个兵，但也是我们的师长，对于我们也有扣分，记过，开除，追缴学费等权柄。这样太平的世界，谁肯为了我个人的事而犯上作乱，冒自己的险呢！我充分看出了这形势，终于忍气吞声地举了枪，幸而伯豪这时候已久不上体操课了，没有讨着这兵的气。

不但如此，连别的一切他所不欢喜的课都不上了。同学的劝导，先生的查究，学监舍监的训诫，丝毫不能动他。他只管读自己的《史记》、《汉书》。于是全校中盛传“杨家隽神经病了”。窗外经过的人，大都停了足，装着鬼脸，窥探这神经病者的举动。我听了大众的舆论，心中也疑虑，“伯豪不要真果神经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学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归途上突然对我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游玩了。”我惊异地质问这话的由来，才知道他已决心脱离这学校，明天便是我们的离别了。我的心绪非常紊乱：我惊讶他的离去的匆遽，可惜我们的交游的告终，但想起了他在学校里的境遇，又庆幸他从此可以解脱了。

是年秋季开学，校中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先生们少了一个赘累，同学们少了一个笑柄，学校似乎比前安静了些。我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此后十五年间，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学教师。我对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谋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学校里去访问他一二次之外，止于极疏的通信。信中也没有什么话，不过略叙近状，及寻常的问候而已。我知道在这十五年间，伯豪曾经结婚，有子女，为了家庭的负担而在小学教育界奔走求生，辗转任职于余姚各小学校中。中间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钱庄来替他们写信，但不久仍归于小学教师。我二月十二日结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几首贺诗寄送我。我还记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圆月半天。鸳鸯三日后，浑不羡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诗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尔小虫，胡不自量？人能伏龙，尔乃与抗！……”又记得我去访问他的时候，谈话之间，我何等惊叹他的志操的弥坚与风度的弥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层沉着！我心中涌起种种的回想，不期地说出：“想起从前你与我同学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摇着头微笑，后来他叹一口气，说道：“现在何尝不可笑呢；我总是这个我。……”他下课后，陪我去游余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对我说道：“我们再来无目的地漫跑？”他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梦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唤回儿时的心情，装作欢喜赞成。然而这热烈的兴采的出现真不过片刻，过后仍旧只有两条为尘劳所伤的疲乏的躯干，极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脚下的小路上。仿佛一只久已死去而还未完全冷却的鸟，发出一个最后的颤动。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来的一张明片：“子恺兄：杨君伯豪于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时半逝世。特此奉闻。范育初白。”后面又有小字附注：“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佣妇，不料此佣妇已患喉痧在身，辗转传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岁）一子（七岁）相继死亡。伯豪忧伤之余，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战！知兄与彼交好，故为缕述之。又及。”我读了这明片，心绪非常紊乱：我惊讶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们的尘缘的告终；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庆幸他从此可以解脱了。

后来舜五也来信，告诉我伯豪的死耗，并且发起为他在余姚教育会开追悼会，征求我的吊唁。泽民从上海回余姚去办伯豪的追悼会。我准拟托他带一点挽祭的联额去挂在伯豪的追悼会中，以结束我们的交情。但这实在不能把我的这紊乱的心绪整理为韵文或对句而作为伯豪的灵前的装饰品，终于让泽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灵，我想他不会责备我的不吊，也许他嫌恶这追悼会，同他学生时代的嫌恶分数与等第一样。

世间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自然界少了一个赘累，人类界少了一个笑柄，世间似乎比从前安静了些。我少了这个私淑的朋友，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惧与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于缘缘堂

我的母亲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48年9月中国文化馆香港分馆出版的《我的母亲》一书。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这是这篇文章的主旋律。

作者首先详尽地解释了母亲坐在西北角八仙椅子上的原因。这个不安稳，不便利，不清静，不卫生的所在，母亲之所以安之若素，是因为其位置的重要。那么，选择始终坐在这里的母亲，在整个家庭里的位置也就是重要的。

文章接下来是对“严肃的光辉”和“慈爱的笑容”的不断复写。告诫“我”立身处世的道理，询问“我”学业的进展时，她是严肃的；关照“我”的饮食起居，欢迎“我”假期回家时，她是慈爱的。她是慈母，也是严父。她的严肃中饱含慈爱，她的慈爱中不乏严肃。“我”感谢她的慈爱，畏惧她的严肃。抓住慈爱与严肃这两点，不需多么华丽的文字，作者就已把一位伟大的母亲呈现在读者面前。

两个词，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一间是我家。但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原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里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告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我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民国二十六〔1937〕年二月二十八日

怀李叔同.先生

导读：

如所周知，丰子恺是李叔同先生的弟子。如所周知，李叔同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奇人。弟子怀念奇人，却平平无奇——他轻轻拈出“认真”二字，总结了奇人的一生。

文章先展示了一幅温馨的课读图。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李叔同先生“温而厉”的老师的形象。结论是：“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这样就引起了下文。

文章记述了李叔同先生的一生，看似波澜壮阔，而经作者用“认真”加以解释，总是异常贴切，让读者信服。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丰子恺把这样一个奇人老师，讲得这样平平无奇，是因为他自己能穿透世俗的烟尘，直指老师精神的精髓。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令人神往。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的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什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悉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月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一九四三年四月，弘一法师圆寂后

一六七日，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

悼夏丏尊.先生

导读：

文章悼念的夏先生，是作为教育家的夏先生。选择这一角度进行描写，是作者与逝者的关系使然，也是出于作者的精心选择。

作者有意提到了老教育家的诨名——“夏木瓜”，但并无任何不尊敬的意思，因为这个诨名的得来是由于夏先生“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看似严厉，实则大有君子之风。那么，能拥有这个诨号，恰是夏先生的光荣。

文章接着举出了几件故事来充实这一诨号的内涵，还用李叔同先生做对比，这样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李先生的教育是“爸爸的教育”，而夏先生的教育是“妈妈的教育”——也就是“爱的教育”。

由学校扩大到人世，文章又写到了夏先生的“多忧善愁”。因为他是一个热爱朋友、热爱国家、热爱生活的人，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挂心。夏先生的忧愁，是他的“爱的教育”的升华。

夏先生心中有大爱。这种大爱让文章所有琐屑的细节都有了意义。唯其琐屑，才更有意义。这是散文家的功力。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丏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喑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体，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于重庆客寓

蝌  蚪

导读：

几只小蝌蚪在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掀起波澜。孩子们七嘴八舌的提问让他想到，洋瓷面盆里的这些小动物，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它们被抛弃在沙漠里，辗转挣扎，默默死去，就像“某种生活之下的人的灵魂”。由这些蝌蚪得到解放的事，他又想到被他忘在上海旅馆里的另外四只小蝌蚪。它们被抛弃在大都会里，远离了天光云影、青草池塘，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这同样象征着“某种生活之下的人的灵魂”。作者推物及人，而落脚在人。一切众生，都被包容在一颗博大的慈悲心里了。

道理是深刻的，可文字是浅显的。这篇文章跟作者的其他文章一样，好像只是把身边的故事，朴实地表达在纸面上，口气温和，文风平淡。但是，读着读着，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作者带入他所呈现出来的情境中，不自觉地受到感染、熏陶。文字的魔力，真是神奇。

一

每度放笔，凭在楼窗上小憩的时候，望下去看见庭中的花台的边上，许多花盆的旁边，并放着一只印着蓝色图案模样的洋瓷面盆。我起初看见的时候，以为是洗衣物的人偶然寄存着的。在灰色而简素的花台的边上，许多形式朴陋的瓦质的花盆的旁边，配置一个机械制造而施着近代风图案的精巧的洋瓷面盆，绘画地看来，很不调和。假如眼底展开着的是一张画纸，我颇想找块橡皮来揩去它。

一天，二天，三天，洋瓷面盆尽管放在花台的边上。这表示它不是偶然寄存，而负着一种使命。晚快凭窗闲眺的时候，看见放学出来的孩子们聚在墙下拍皮球。我欲知道洋瓷面盆的意义，便提出来问他们，才知道这面盆里养着蝌蚪，是春假中他们向田里捉来的。我久不来庭中细看，全然没有知道我家新近养着这些小动物；又因面盆中那些蓝色的图案，细碎而繁多，蝌蚪混迹于其间，我从楼窗上望下去，全然看不出来。蝌蚪是我儿时爱玩的东西，又是学童时代教科书里最感兴味的东西，说起来可以牵惹种种的回想，我便专诚下楼来看它们。

洋瓷面盆里盛着大半盆清水，瓜子大小的蝌蚪十数个。抖着尾巴，急急忙忙地游来游去，好像在找寻什么东西。孩子们看见我来欣赏他们的作品，大家围集拢来，得意地把关于这作品的种种话告诉我：

“这是从大井头的田里捉来的。”

“是清明那一天捉来的。”

“我们用手捧了来的。”

“我们天天换清水的呀。”

“这好像黑色的金鱼。”

“这比金鱼更可爱！”

“它们为什么不绝地游来游去？”

“它们为什么还不变青蛙？”

他们的疑问把我提醒，我看见眼前这盆玲珑活泼的小动物，忽然变成了一种苦闷的象征。

我见这洋瓷面盆仿佛是蝌蚪的沙漠。它们不绝地游来游去，是为了找寻食物。它们的久不变成青蛙，是为了不得其生活之所。这几天晚上，附近田里蛙鼓的合奏之声，早已传达到我的床里了。这些蝌蚪倘有耳，一定也会听见它们的同类的歌声。听到了一定悲伤，每晚在这洋瓷面盆里哭泣，亦未可知！它们身上有着泥土水草一般的保护色，它们只合在有滋润的泥土、丰肥的青苔的水田里生活滋长。在那里有它们的营养物，有它们的安息所，有它们的游乐处，还有它们的大群的伴侣。现在被这些孩子们捉了来，关在这洋瓷面盆里，四周围着坚硬的洋铁，全身浸着淡薄的白水，所接触的不是同运命的受难者，便是冷酷的珐琅质。任凭它们整 日急急忙忙地游来游去，终于找不到一种保护它们、慰安它们、生息它们的东西。这在它们是一片渡不尽的大沙漠。它们将以幼虫之身，默默地夭死在这洋瓷面盆里，没有成长变化，而在青草池塘中唱歌跳舞的欢乐的希望了。

这是苦闷的象征，这象征着某种生活之下的人的灵魂！

二

我劝告孩子们：“你们只管把蝌蚪养在洋瓷面盆中的清水里，它们不得充分的养料和成长的地方，永远不能变成青蛙，将来统统饿死在这洋瓷面盆里！你们不要当它们金鱼看待！金鱼原是鱼类，可以一辈子长在水里；蝌蚪是两栖类动物的幼虫，它们盼望长大，长大了要上陆，不能长居水里。你看它们急急忙忙的游来游去，找寻食物和泥土，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样子多么可怜！”

孩子们被我这话感动了，颦蹙地向洋瓷面盆里看。有几人便问我：“那么，怎么好呢？”

我说：“最好是送它们回家——拿去倒在田里。过几天你们去探访，它们都已变成青蛙，‘哥哥，哥哥’地叫你们了。”

孩子们都欢喜赞成，就有两人抬着洋瓷面盆，立刻要送它们回家。

我说：“天将晚了，我们再留它们一夜，明天送回去吧。现在走到花台里拿些它们所欢喜的泥来，放在面盆里，可以让它们吃吃，玩玩。也可以让它们知道，我们不再虐待它们，我们先当作客人款待它们一下，明天就护送它们回家。”

孩子们立刻去捧泥，纷纷地把泥投进面盆里去。有的人叫着：“轻轻地，轻轻地！看压伤了它们！”

不久，洋瓷面盆底里的蓝色的图案都被泥土遮掩。那些蝌蚪统统钻进泥里，一只也看不见了。一个孩子寻了好久，锁着眉头说：“不要都压死了？”便伸手到水里拿开一块泥来看。但见四个蝌蚪密集在面盆底上的泥的凹洞里，四个头凑在一起，尾巴向外放射，好像在那里共食什么东西，或者共谈什么话。忽然一个蝌蚪摇动尾巴，急急忙忙地游了开去。游到别的一个泥洞里去一转，带了别的一个蝌蚪出来，回到原处。五个人聚在一起，五根尾巴一齐抖动起来，成为五条放射形的曲线，样子非常美丽。孩子们呀呀地叫将起来。我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附和着他们的声音呀呀地叫了几声。

随后就有几人异口同声地要求：“我们不要送它们回家，我们要养在这里！”我在当时的感情上也有这样的要求；但觉左右为难，一时没有话回答他们，踌躇地微笑着。一个孩子恍然大悟地叫道：“好！我们在墙角里掘一个小池塘，倒满了水，同田里一样，就把它们养在那里。它们大起来变成青蛙，就在墙角里的地上跳来跳去。”大家拍手说：“好！”我也附和着说：“好！”大的孩子立刻找到种花用的小锄头，向墙角的泥地上去垦。不久，垦成了面盆大的一个池塘。大家说：“够大了，够大了！”“拿水来，拿水来！”就有两个孩子扛开水缸的盖，用浇花壶提了一壶水来，倾在新开的小池塘里。起初水满满的，后来被泥土吸收，渐渐地浅起来。大家说：“水不够，水不够。”小的孩子要再去提水，大的孩子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们只要把洋瓷面盆里的水连泥和蝌蚪倒进塘里，就正好了。”大家赞成。蝌蚪的迁居就这样地完成了。

夜色朦胧，屋内已经上灯。许多孩子每人带了一双泥手，欢喜地回进屋里去，回头叫着：“蝌蚪，再会！”“蝌蚪，再会！”

“明天再来看你们！”“明天再来看你们！”一个小的孩子接着说：“明天它们也许变成青蛙了。”

三

洋瓷面盆里的蝌蚪，由孩子们给迁居在墙角里新开的池塘里了。孩子们满怀的希望，等候着它们的变成青蛙。我便怅然地想起了前几天遗弃在上海的旅馆里的四只小蝌蚪。

今年的清明节，我在旅中度送。乡居太久了有些儿厌倦，想调节一下。就在这清明的时节，做了路上的行人。时值春假，一孩子便跟了我走。清明的次日，我们来到上海。十里洋场，我一看就生厌，还是到城隍庙里去坐坐茶店，买买零星玩意，倒有趣味。孩子在市场的一角看中了养在玻璃瓶里的蝌蚪，指着了要买。出十个铜板买了。后来我用拇指按住了瓶上的小孔，坐在黄包车里带它回旅馆去。

回到旅馆，放在电灯底下的桌子上观赏这瓶蝌蚪，觉得很是别致：这真像一瓶金鱼，共有四只。颜色虽不及金鱼的漂亮，但是游泳的姿势比金鱼更为活泼可爱。当它们游在瓶边上时，我们可以察知它们的实际的大小只及半粒瓜子。但当它们游到瓶中央时，玻璃瓶与水的凸镜的作用把它们的形体放大，变化参差地映入我们的眼中，样子很是好看。而在这都会的旅馆的楼上的五十支光电灯底下看这东西，愈加觉得稀奇。这是春日田中很多的东西，要是在乡间，随你要多少，不妨用斗来量。但在这不见自然面影的都会里，不及半粒瓜子大的四只，便已可贵，要装在玻璃瓶内当作金鱼欣赏了，真有些儿可怜。而我们，原是常住在乡间田畔的人，在这清明节离去了乡间而到红尘万丈的中心的洋楼上来鉴赏玻璃瓶里的四只小蝌蚪，自己觉得可笑。这好比富翁舍弃了家里的酒池肉林而加入贫民队里来吃大饼油条；又好比帝王舍弃了上苑三千而到民间来钻穴窥墙。

一天晚上，我正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孩子在桌上玩弄这玻璃瓶，一个失手，把它打破了。水泛滥在桌子上，里面带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蝌蚪躺在桌上的水痕中蠕动，好似涸辙之鱼，演成不可收拾的光景，归我来办善后。善后之法，第一要救命。我先拿一只茶杯，去茶房那里要些冷水来，把桌上的四个蝌蚪轻轻地掇进茶杯中，供在镜台上了。然后一一拾去玻璃的碎片，揩干桌子。约费了半小时的扰攘，好容易把善后办完了。去镜台上看看茶杯里的四只蝌蚪，身体都无恙，依然是不绝地游来游去，但形体好像小了些，似乎不是原来的蝌蚪了。以前养在玻璃瓶中的时候，因有凸镜的作用，其形状忽大忽小，变化百出，好看得多。现在倒在茶杯里一看，觉得就只是寻常乡间田里的四只蝌蚪，全不足观。都会真是枪花繁多的地方，寻常之物，一到都会里就了不起。这十里洋场的繁华世界，恐怕也全靠着玻璃瓶的凸镜的作用映成如此光怪陆离。一旦失手把玻璃瓶打破了，恐怕也只是寻常乡间田里的四只蝌蚪罢了。

过了几天，家里又有人来玩上海。我们的房间嫌小了，就改赁大房间。大人，孩子，加以茶房，七手八脚地把衣物搬迁。搬迁之后立刻出去看上海。为经济时间计，一天到晚跑在外面，乘车，买物，访友，游玩，少有在旅馆里坐的时候，竟把小房间里镜台上的茶杯里的四只小蝌蚪完全忘却了；直到回家后数天，看到花台边上洋瓷面盆里的蝌蚪的时候，方然忆及。现在孩子们给洋瓷面盆里的蝌蚪迁居在墙角里新开的小池塘里，满怀的希望，等候着它们的变成青蛙。我更怅然地想起了遗弃在上海的旅馆里的四只蝌蚪。不知它们的结果如何？

大约它们已被茶房妙生倒在痰盂里，枯死在垃圾桶里了？  妙生欢喜金铃子，去年曾经想把两对金铃子养过冬，我每次到这旅馆时，他总拿出他的牛筋盒子来给我看，为我谈种种关于金铃子的话。也许他能把对金铃子的爱推移到这四只蝌蚪身上，代我们养着，现在世间还有这四只蝌蚪的小性命的存在，亦未可知。

然而我希望它们不存在。倘还存在，想起了越是可哀！它们不是金鱼，不愿住在玻璃瓶里供人观赏。它们指望着生长，发展，变成了青蛙而在大自然的怀中唱歌跳舞。它们所憧憬的故乡，是水草丰足、春泥粘润的田畴间，是映着天光云影的青草池塘。如今把它们关在这商业大都市的中央，石路的旁边，铁筋建筑的楼上，水门汀砌的房笼内，瓷制的小茶杯里，除了从自来水龙头上放出来的一勺之水以外，周围都是磁，砖，石，铁，钢，玻璃，电线，和煤烟，都是不适于它们的生活而足以致它们死命的东西。世间的凄凉，残酷，和悲惨，无过于此。这是苦闷的象征，这象征着某种生活之下的人的灵魂。

假如有谁来报告我这四只蝌蚪的确还存在于那旅馆中，为了象征的意义，我准拟立刻动身，专赴那旅馆中去救它们出来，放乎青草池塘之中。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蜜  蜂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35年4月《文饭小品》第3期。

“嗡嗡”、“得得”……作者听到耳边有这样的声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想从玻璃窗飞出去的蜜蜂，它屡次撞在玻璃上制造出了音响。我们很多人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看到不过看到而已，又怎么样呢？

作者不光看到了，他还想了很多。他想到：“求生活真不容易，只做一只小小的蜜蜂，为了生活也须碰到这许多钉子。”他还想到：“求生活在从前容易得多，不但人类社会如此，连虫类社会也如此。”

想到这里，他要动手放蜜蜂出去。可这事很不容易。跟它说话，它不懂；硬捉出去，它会蜇人；要开窗子，却因为窗外堆了很多重物，需要别人帮忙才能挪开。

作者终于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而等他有事出去一趟再回来，蜜蜂已经不见了，“不知道是飞去了，被救了，还是撞杀了”。怅惘之情，显而易见。

一件小事，我们读出了作者的慈悲心。

正在写稿的时候，耳朵近旁觉得有“嗡嗡”之声，间以“得得”之声。因为文思正畅快，只管看着笔底下，无暇抬头来探究这是什么声音。然而“嗡嗡”、“得得”，也只管在我耳旁继续作声，不稍间断。过了几分钟之后，它们已把我的耳鼓刺得麻木，在我似觉这是写稿时耳旁应有的声音，或者一种天籁，无须去探究了。

等到文章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照例伸手向罐中取香烟的时候，我才举头看见这“嗡嗡”、“得得”之声的来源。原来有一只蜜蜂，向我案旁的玻璃窗上求出路，正在那里乱撞乱叫。

我以前只管自己的工作，不起来为它谋出路，任它乱撞乱叫到这许久时光，心中觉得有些抱歉。然而已经挨到现在，况且一时我也想不出怎样可以使它钻得出去的方法，也就再停一会，等到点着了香烟再说。

我一边点香烟，一边旁观它的乱撞乱叫。我看它每一次钻，先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然后直冲过去，把它的小头在玻璃上“得，得”地撞两下，然后沿着玻璃“嗡嗡”地向四处飞鸣。其意思是想在那里找一个出身的洞。也许不是找洞，为的是玻璃上很光滑，使它立脚不住，只得向四处乱舞。乱舞了一回之后，大概它悟到了此路不通，于是再飞开去，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重整旗鼓，向玻璃的另一处地方直撞过去。因此“嗡嗡”、“得得”，一直继续到现在。

我看了这模样，觉得非常可怜。求生活真不容易，只做一只小小的蜜蜂，为了生活也须碰到这许多钉子。我诅咒那玻璃，它一面使它清楚地看见窗外花台里含着许多蜜汁的花，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类，一面又周密地拦阻它，永远使它可望而不可即。这真是何等恶毒的东西！它又仿佛是一个骗子，把窗外的广大的天地和灿烂的春色给蜜蜂看，诱它飞来。等到它飞来了，却用一种无形的阻力拦住它，永不使它出头，或竟可使它撞死在这种阻力之下。

因了诅咒玻璃，我又羨慕起物质文明未兴时的幼年生活的诗趣来。我家祖母年年养蚕。每当蚕宝宝上山的时候，堂前装纸窗以防风。为了一双燕子常要出入，特地在纸窗上开一个碗来大的洞，当作燕子的门，那双燕子似乎通人意的，来去时自会把翼稍稍敛住，穿过这洞。这般情景，现在回想了使我何等憧憬！假如我案旁的窗不用玻璃而换了从前的纸窗，我们这蜜蜂总可钻得出去。即使撞两下，也是软软的，没有什么痛苦。求生活在从前容易得多，不但人类社会如此，连虫类社会也如此。

我点着了香烟之后就开始为它谋出路。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叫它不要在这里钻，应该回头来从门里出去，它听不懂我的话。用手硬把它捉住了到门外去放，它一定误会我要害它，会用螫反害我。使我的手肿痛得不能工作。除非给它开窗；但是这扇窗不容易开，窗外堆叠着许多笨重的东西，须得先把这些东西除去，方可开窗。这些笨重的东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的。

于是我起身来请同室的人帮忙，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东西，好把窗开了，让我们这蜜蜂得到出路。但是同室的人大家不肯，他们说：“我们做工都很疲倦了，哪有余力去搬重物而救蜜蜂呢？”我顿觉自己也很疲倦，没有搬这些重物的余力。救蜜蜂的事就成了问题。

忽然门里走进一个人来和我说话。为了不能避免的事，我立刻被他拉了一同出门去，就把蜜蜂的事忘却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这蜜蜂已不见。不知道是飞去了，被救了，还是撞杀了。

二十四〔1935〕年三月七日于杭州

白  鹅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46年8月1日《导报》月刊第1卷第1期。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不管有没有真的见过这种伟大的家禽，中国无数的小孩子是伴着这样的吟哦声开始学习之路的。鹅在中国的地位，很不一般。

鹅在丰子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相当不一般。他发现这是一种傲慢的动物。文章依次介绍了它的头的形状，它的叫声、步态和吃相，尤以吃相最为详尽。我们读到了鹅的烦琐的吃饭（注意，是“吃饭”，而不是“吃食”）程序，和因这程序而与狗和鸡爆发的斗争。我们真要佩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文笔的活泼。

鹅的孤芳自赏放到作者当时的生活环境中就变得别具意味了，所以作者花了不小的篇幅描述自己简陋的居住条件。在荒凉岑寂的心境中，是鹅的庞大的身体、雪白的颜色、雄壮的叫声、轩昂的态度、高傲的脾气和可笑的行为，给了作者精神上莫大的慰藉。

先详细写鹅，再详细写人，文章最后感叹：“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我们知道，无论写鹅，还是写人，都不是闲笔。

抗战胜利后八个月零十天，我卖脱了三年前在重庆沙坪坝庙湾地方自建的小屋，迁居城中去等候归舟。

除了托庇三年的情感以外，我对这小屋实在毫无留恋。因为这屋太简陋了，这环境太荒凉了；我去屋如弃敝屣。倒是屋里养的一只白鹅，使我恋恋不忘。

这白鹅，是一位将要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朋友住在北碚，特地从北碚把这鹅带到重庆来送给我，我亲自抱了这雪白的大鸟回家，放在院子内。它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我一看这姿态，想道：“好一个高傲的动物！”凡动物，头是最主要部分。这部分的形状，最能表明动物的性格。例如狮子、老虎，头都是大的，表示其力强。麒麟、骆驼，头都是高的，表示其高超。狼、狐、狗等，头都是尖的，表示其刁奸猥鄙。猪猡、乌龟等，头都是缩的，表示其冥顽愚蠢。鹅的头在比例上比骆驼更高，与麒麟相似，正是高超的性格的表示。而在它的叫声、步态、吃相中，更表示出一种傲慢之气。

鹅的叫声，与鸭的叫声大体相似，都是“轧轧”然的。但音调上大不相同。鸭的“轧轧”，其音调琐碎而愉快，有小心翼翼的意味；鹅的“轧轧”，其音调严肃郑重，有似厉声呵斥。它的旧主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它也能看守门户。后来我看到果然：凡有生客进来，鹅必然厉声叫嚣；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路，也要它引吭大叫，其叫声的严厉，不亚于狗的狂吠。狗的狂吠，是专对生客或宵小用的；见了主人，狗会摇头摆尾，呜呜地乞怜。鹅则对无论何人，都是厉声呵斥；要求饲食时的叫声，也好像大爷嫌饭迟而怒骂小使一样。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这在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京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的性格的表现。我们走近鸡或鸭，这鸡或鸭一定让步逃走。这是表示对人惧怕。所以我们要捉住鸡或鸭，颇不容易。那鹅就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这表示它不怕人，看不起人。但这傲慢终归是狂妄的。我们一伸手，就可一把抓住它的项颈，而任意处置它。家畜之中，最傲人的无过于鹅，同时最容易捉住的也无过于鹅。

鹅的吃饭，常常使我们发笑。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一日三餐。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一样是水，一样是泥，一样是草。先吃一口冷饭，次吃一口水，然后再到某地方去吃一口泥及草。这地方是它自己选定的，选的目标，我们做人的无法知道。大约泥和草也有各种滋味，它是依着它的胃口而选定的。这食料并不奢侈；但它的吃法，三眼一板，丝毫不苟。譬如吃了一口饭，倘水盆偶然放在远处，它一定从容不迫地踏大步走上前去，饮水一口。再踏大步走到一定的地方去吃泥、吃草。吃过泥和草再回来吃饭。这样从容不迫的吃饭，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像饭馆里的侍者一样。因为附近的狗，都知道我们这位鹅老爷的脾气，每逢它吃饭的时候，狗就躲在篱边窥伺。等它吃过一口饭，踱着方步去吃水、吃泥、吃草的当儿，狗就敏捷地跑上来，努力地吃它的饭。没有吃完，鹅老爷偶然早归，伸颈去咬狗，并且厉声叫骂，狗立刻逃往篱边，蹲着静候；看它再吃了一口饭，再走开去吃水、吃草、吃泥的时候，狗又敏捷地跑上来，这回就把它的饭吃完，扬长而去了。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饭罐已经空空如也。鹅便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人们供养不周。这时我们便替它添饭，并且站着侍候。因为邻近狗很多，一狗方去，一狗又来蹲着窥伺了。邻近的鸡也很多，也常蹑手蹑脚地来偷鹅的饭吃。我们不胜其烦，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免得它走远去，让鸡、狗偷饭吃。然而它所必须的盛馔泥和草，所在的地点远近无定。为了找这盛馔，它仍是要走远去的。因此鹅的吃饭，非有一人侍候不可。真是架子十足的！

鹅，不拘它如何高傲，我们始终要养它，直到房子卖脱为止。因为它对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贡献，使主母和主人都欢喜它。物质上的贡献，是生蛋。它每天或隔天生一个蛋，篱边特设一堆稻草，鹅蹲伏在稻草中了，便是要生蛋了。家里的小孩子更兴奋，站在它旁边等候。它分娩毕，就起身，大踏步走进屋里去，大声叫开饭。这时候孩子们把蛋热热地捡起，藏在背后拿进屋子来，说是怕鹅看见了要生气。鹅蛋真是大，有鸡蛋的四倍呢！主母的蛋篓子内积得多了，就拿来制盐蛋，炖一个盐鹅蛋，一家人吃不了的！工友上街买菜回来说：“今天菜市上有卖鹅蛋的，要四百元一个，我们的鹅每天挣四百元，一个月挣一万二，比我们做工还好呢。哈哈哈哈。”我们也陪他一个“哈哈哈哈。”望望那鹅，它正吃饱了饭，昂胸凸肚地，在院子里踱方步，看野景，似乎更加神气活现了。但我觉得，比吃鹅蛋更好的，还是它的精神的贡献。因为我们这屋实在太简陋，环境实在太荒凉，生活实在太岑寂了。赖有这一只白鹅，点缀庭院，增加生气，慰我寂寥。

且说我这屋子，真是简陋极了：篱笆之内，地皮二十方丈，屋所占的只六方丈，其余算是庭院。这六方丈上，建着三间“抗建式”平屋，每间前后划分为二室，共得六室，每室平均一方丈。中央一间，前室特别大些，约有一方丈半弱，算是食堂兼客堂；后室就只有半方丈强，比公共汽车还小，作为家人的卧室。西边一间，平均划分为二，算是厨房及工友室。东边一间，也平均划分为二，后室也是家人的卧室，前室便是我的书房兼卧房。三年以来，我坐卧写作，都在这一方丈内。归熙甫《项脊轩记》中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又说：“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我只有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得自己满足。我的屋虽不上漏，可是墙是竹制的，单薄得很。夏天九点钟以后，东墙上炙手可热，室内好比开放了热水汀。这时候反教人希望警报，可到六七丈深的地下室去凉快一下呢。

竹篱之内的院子，薄薄的泥层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芭蕉之类，却不能种树木。竹篱之外，坡岩起伏，尽是荒郊。因此这小屋赤裸裸的，孤零零的，毫无依蔽；远远望来，正像一个亭子。我长年坐守其中，就好比一个亭长。这地点离街约有里许，小径迂回，不易寻找，来客极稀。杜诗“幽栖地僻经过少”一句，这屋可以受之无愧。风雨之日，泥泞载途，狗也懒得走过，环境荒凉更甚。这些日子的岑寂的滋味，至今回想还觉得可怕。

自从这小屋落成之后，我就辞绝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闲居生活。我对外间绝少往来，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必须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如今在抗战期，在荒村里，这幸福就伴着一种苦闷——岑寂。为避免这苦闷，我便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子里种豆，种菜，养鸽，养鹅。而鹅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身体，那么雪白的颜色，那么雄壮的叫声，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岑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唯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

我的小屋易主的前几天，我把这鹅送给住在小龙坎的朋友人家。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就好比为一个永诀的朋友立传，写照。

这鹅的旧主人姓夏名宗禹，现在与我邻居着。

三十五〔1946〕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重庆

杨  柳

导读：

古往今来，赞美杨柳的文章很多，丰子恺的这篇应该是比较独特的一篇。

作者在第一段就否认了他对杨柳的偏爱，将他与杨柳的结缘归结为纯粹的偶然。在第二和第三段，他又否认了古人赞美杨柳和其他花木的种种理由，认为这种种理由过于做作，与实际不符。

这些话，乍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大道理。但是仔细品味一下，还是能感觉到作者朴素、诚恳的人生态度。

那么，作者是不愿赞美杨柳的了？却又不然。朴素、诚恳的人看待杨柳，自有朴素、诚恳的人的角度。作者赞美杨柳，看重的是一个“贱”字，能下而不忘根本。对人，它并无索求；对己，它时时回顾泥土中的根本。所以，杨柳的“贱”，只是一种谦虚、低调的表现。大概也只有朴素、诚恳的人才会赏识这一点吧。

但是作者又说，他的赞美是“一时兴起的感想”，并不想就此顶礼膜拜下去。是的，这才是真正的朴素、诚恳、谦虚、低调。空谷幽兰自在开，需要什么赞美呢？

因为我的画中多杨柳树，就有人说我欢喜杨柳树；因为有人说我欢喜杨柳树，我似觉自己真与杨柳树有缘。但我也曾问心，为什么欢喜杨柳树？到底与杨柳树有什么深缘？其答案了不可得。原来这完全是偶然的：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小杨柳屋”，因此常取见惯的杨柳为画材，因此就有人说我欢喜杨柳，因此我自己似觉与杨柳有缘。假如当时人们在湖边种荆棘，也许我会给屋取名为“小荆棘屋”，而专画荆棘，成为与荆棘有缘，亦未可知。天下事往往如此。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杨柳结缘，就不说上面的话，而可以附会种种的理由上去。或者说我爱它的鹅黄嫩绿，或者说我爱它的如醉如舞，或者说我爱它像小蛮的腰，或者说我爱它是陶渊明的宅边所种，或者还可引援“客舍青青”的诗，“树犹如此”的话，以及“王恭之貌”、“张绪之神”等种种古典来，作为自己爱柳的理由。即使要找三百个冠冕堂皇、高雅深刻的理由，也是很容易的。天下事又往往如此。

也许我曾经对人说过“我爱杨柳”的话。但这话也是随缘的。仿佛我偶然买一双黑袜穿在脚上，逢人问我“为什么穿黑袜”时，就对他说“我欢喜穿黑袜”一样。实际，我向来对于花木无所爱好；即有之，亦无所执着。这是因为我生长穷乡，只见桑麻，禾黍，烟片，棉花，小麦，大豆，不曾亲近过万花如绣的园林。只在几本旧书里看见过“紫薇”，“红杏”，“芍药”，“牡丹”等美丽的名称，但难得亲近这等名称的所有者。并非完全没有见过，只因见时它们往往使我失望，不相信这便是曾对紫薇郎的紫薇花，曾使尚书出名的红杏，曾傍美人醉卧的芍药，或者象征富贵的牡丹。我觉得它们也只是植物中的几种，不过少见而名贵些，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似乎不配在诗词中那样地受人称赞，更不配在花木中占据那样高尚的地位。因此我似觉诗词中所赞叹的名花是另外一种，不是我现在所看见的这种植物。我也曾偶游富丽的花园，但终于不曾见过十足地配称“万花如绣”的景象。

假如我现在要赞美一种植物，我仍是要赞美杨柳。但这与前缘无关，只是我这几天的所感，一时兴到，随便谈谈，也不会像信仰宗教或崇拜主义地毕生皈依它。为的是昨日天气佳，埋头写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边的长椅子里坐了一会。看见湖岸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

听人说，这种植物是最贱的。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一株大杨柳树。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牡丹花要吃猪肚肠，葡萄藤要吃肉汤，许多花木要吃豆饼，但杨柳树不要吃人家的东西，因此人们说它是“贱”的，大概“贵”是要吃的意思。越要吃得多，越要吃得好，就是越“贵”。吃得很多很好而没有用处，只供观赏的，似乎更贵。例如牡丹比葡萄贵，是为了牡丹吃了猪肚肠只供观赏，而葡萄吃了肉汤有结果的原故。杨柳不要吃人的东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被人看作“贱”的。

我赞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其样子可恶；你们是靠他养活的，怎么只管高踞上面，绝不理睬他呢？你们的生命建设在他上面，怎么只管贪图自己的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经被砍，而上面的花叶还是欣欣向荣，在那里作最后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恶而又可怜！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他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旁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自古以来，诗文常以杨柳为春的一种主要题材。写春景曰“万树垂杨”，写春色曰“陌头杨柳”，或竟称春天为“柳条春”。我以为这并非仅为杨柳当春抽条的原故，实因其树有一种特殊的姿态，与和平美丽的春光十分调和的原故。这种姿态的特殊点，便是“下垂”。不然，当春发芽的树木不知凡几，何以专让柳条作春的主人呢？只为别的树木都凭仗了春之力而拼命向上，一味求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杨。

这是我昨天看了西湖边上的杨柳而一时兴起的感想。但我所赞美的不仅是西湖上的杨柳。在这几天的春光之下，乡村处处的杨柳都有这般可赞美的姿态。西湖似乎太高贵了，反而不适于栽植这种“贱”的垂杨呢。

二十四〔1935〕年三月四日于杭州

梧桐树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35年12月16日《宇宙风》第1卷第7期。

作者写梧桐树，重点是写梧桐树的叶子。

初生的梧桐叶，像树灯，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这里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格，虽然不一定更形象，但是很让人觉得亲切。作者说，“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那么梧桐又跟人一样了。

夏天的梧桐叶，层层叠叠，“好像一个大绿障，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单个的叶子，又被作者比喻成猪耳朵。雅俗皆有韵致。

梧桐叶落也别成风景：“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起，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子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动感是十足的。

面对自然的这种艺术杰作，作者想到，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艺术也是不能被占有的。但事实上，作者已经掬起一脉艺术的清波放在他的文章里了。

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它们的主人，对于它们的局部状态也许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全体容貌，恐怕始终没看清楚呢。因为这必须隔着相当的距离方才看见。唐人诗云“山远始为容”，我以为树亦如此。自初夏至今，这几株梧桐树在我面前浓妆淡抹，显示了种种的容貌。

当春尽夏初，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好像一堂树灯，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巧：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其渐，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它们的枝头疏而粗，它们的叶子平而大。叶子一生，全树显然变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见绿叶成荫的光景。那些团扇大的叶片，长得密密层层，望去不留一线空隙，好像一个大绿幛，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叶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无过于梧桐了。芭蕉叶形状虽大，数目不多，那丁香结要过好几天才展开一张叶子来，全树的叶子寥寥可数。梧桐叶虽不及它大，可是数目繁多。那猪耳朵一般的东西，重重叠叠地挂着，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窗前摆了几枝梧桐，我觉得绿意实在太多了。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

一个月以来，我又眼看见梧桐叶落的光景。样子真凄惨呢！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吹，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剩几根枝条，回复了春初的面目。这几天它们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经娶妻生子而今家破人亡了的光棍，样子怪可怜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诗：“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现在倘要搜集它们的一切落叶来，使它们一齐变绿，重还故枝，回复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间一切支配者的势力，尽了世间一切机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黄转绿世间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叶，尤其是梧桐的落叶。落花也曾令人悲哀。但花的寿命短促，犹如婴儿初生即死，我们虽也怜惜他，但因对他关系未久，回忆不多，因之悲哀也不深。叶的寿命比花长得多，尤其是梧桐的叶，自初生至落尽，占有大半年之久，况且这般繁茂，这般盛大！眼前高厚浓重的几堆大绿，一朝化为乌有！“无常”的象征，莫大于此了！

但它们的主人，恐怕没有感到这种悲哀。因为他们虽然种植了它们，所有了它们，但都没有看见上述的种种光景。他们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们的根干，站在阶前仰望它们的枝叶，为它们扫扫落叶而已，何从看见它们的容貌呢？何从感到它们的象征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可知艺术也是不能被占有的。

二十四〔193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

山中避雨

导读：

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小事。作者到山上游玩，偶然遇到大雨，于是跑到一个小茶店避雨；可巧小茶店有人拉胡琴，作者兴之所至，就借过来拉了几支曲子；然后乘路过的黄包车回家，与店里人依依惜别。

事情是够平常的了，有什么好写的呀？在艺术家看来，这里却有不少乐趣。避雨而雨不止，别人烦躁不安，他倒感受到了“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雨早点停固然很好，既然不停，而且我们又没有能力强行让它停下来，那么等一等何妨呢？“慢慢走，欣赏啊！”愿意“慢”下来，所以作者才有心情去拉胡琴。音乐是一种心情。

确实，山中避雨，再没有比胡琴更好的伴奏乐器了。无论是钢琴还是小提琴，都显得太重大，太正式。只有胡琴，刚刚好，茶客大家也都能接受。

雨声，咿咿呀呀的胡琴声，想一想就让人神往。在路边随时都能捡起来的艺术，是美妙的艺术。

前天同了两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我们仓皇奔走，看见前方有一小庙，庙门口有三家村，其中一家是开小茶店而带卖香烟的。我们趋之如归。茶店虽小，茶也要一角钱一壶。但在这时候，即使两角钱一壶，我们也不嫌贵了。

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濛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然而两个女孩子不解这种趣味，她们坐在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闷万状。我无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她们说明，也不愿使她们“大人化”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除雨声外，这是我们当时所闻的唯一的声音。拉的是《梅花三弄》，虽然声音摸得不大正确，拍子还拉得不错。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作广告的。可惜他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两个女孩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拉的？”我就拉给她们看。手法虽生，音阶还摸得准。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请我家邻近的柴主人阿庆教过《梅花三弄》，又请对面弄内一个裁缝司务大汉教过胡琴上的工尺。阿庆的教法很特别，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给你听，却不教你工尺的曲谱。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我对他的拉奏望洋兴叹，始终学他不来。后来知道大汉识字，就请教他。他把小工调、正工调的音阶位置写了一张纸给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门。现在所以能够摸出正确的音阶者，一半由于以前略有摸violin的经验，一半仍是根基于大汉的教授的。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piano伴奏过混声四部合唱，曾经弹过Beethoven的sonata。但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两部空黄包车拉过，被我们雇定了。我付了茶钱，还了胡琴，辞别三家村的青年们，坐上车子。油布遮盖我面前，看不见雨景。我回味刚才的经验，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piano笨重如棺材，violin要数十百元一具，制造虽精，世间有几人能够享用呢？胡琴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violin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虽然音色不比violin优美，装配得法，其发音也还可听。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我离去三家村时，村里的青年们都送我上车，表示惜别。我也觉得有些儿依依。（曾经搪塞他们说：“下星期再来！”其实恐怕我此生不会再到这三家村里去吃茶且拉胡琴了。）若没有胡琴的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一九三五年秋日

庐山游记

导读：

明明是“庐山”游记，可是作者却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写了和庐山无关的事情。这样“跑题”似乎犯了文家大忌。不过，且慢下结论，如果说游庐山是此行的目的，那么之前的准备和行程不也是大幕拉开的必要前奏吗？

更可喜的是，这个前奏写得很好。我们读到了一行人出发前的迫不及待，轮船上的欢欣鼓舞；也读到了作者走马观花所见的南京、芜湖和安庆的风光，九江的人情和手工艺之美。作者是娓娓道来，读者是随着作者架设的镜头，怀着悠闲的心情享受移步换景的乐趣；作者是津津有味，读者是随着作者铺设的文字，感受普通市井景象的强烈的生活气息。

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那个游庐山的人，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欣喜。实际上，作者那个时候已经是老头了啊。

童心永远不会过时，文章的结构是次要的了。

一、江行观感

译完了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三十万字之后，原定全家出门旅行一 次，目的地是庐山。脱稿前一星期已经有点心不在稿；合译者一吟的心恐怕早已上山，每天休息的时候搁下译笔（我们是父女两人逐句协商，由她执笔的），就打电话探问九江船期。 终于在寄出稿件后三天的七月廿六日清晨，父母子女及一外孙一行五人登上了江新轮船。

胜利还乡时全家由陇海路转汉口，在汉口搭轮船返沪之后，十年来不曾乘过江轮。菲君 （外孙）还是初次看见长江。站在船头甲板上的晨曦中和壮丽的上海告别，乘风破浪溯江而上的时候，大家脸上显出欢喜幸福的表情。我们占据两个半房间：一吟和她母亲共一间，菲君和他小娘舅新枚共一间，我和一位铁工厂工程师吴君共一间。这位工程师熟悉上海情形，和我一见如故，替我说明吴淞口一带种种新建设，使我的行色更壮。

江新轮的休息室非常漂亮：四周许多沙发，中间好几副桌椅，上面七八架电风扇，地板上走路要谨防滑跤。我在壁上的照片中看到：这轮船原是初解放时被敌机炸沉，后来捞起重修，不久以前才复航的。一张照片是刚刚捞起的破碎不全的船壳，另一张照片是重修完竣后的崭新的江新轮，就是我现在乘着的江新轮。我感到一种骄傲，替不屈不挠的劳动人民感到骄傲。

新枚和他的捷克制的手风琴，一日也舍不得分离，背着它游庐山。手风琴的音色清朗像竖琴，富丽像钢琴，在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环境中奏起悠扬的曲调来，真有“高山流水”之概。我呷着啤酒听赏了一会，不觉叩舷而歌，歌的是十二三岁时在故乡石门湾小学校里学过的、沈心工先生所作的扬子江歌：

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

源青海兮峡瞿塘，蜿蜒腾蛟蟒。

滚滚下荆扬，千里一泻黄海黄。

润我祖国千秋万岁历史之荣光。

反复唱了几遍，再教手风琴依歌而和之，觉得这歌曲实在很好，今天在这里唱，比半世纪以前在小学校里唱的时候感动更深。这歌词完全是中国风的，句句切题，描写得很扼要；句句叶音，都叶得很自然。新时代的学校唱歌中，这样好的歌曲恐怕不多呢。因此我在甲板上热爱地重温这儿时旧曲。不过在这里奏乐、唱歌，甚至谈话，常常有美中不足之感。你道为何：各处的扩音机声音太响，而且广播的时间太多，差不多终日不息。我的房间门口正好装着一个喇叭，倘使镇日坐在门口，耳朵说不定会震聋。这设备本来很好：报告船行情况，通知开饭时间，招领失物，对旅客都有益。然而报告通知之外不断地大声演奏各种流行唱片，声音压倒一切，强迫大家听赏，这过分的盛意实在难于领受。我常常想向轮船当局提个意见，希望广播轻些，少些。然而不知为什么，大概是生怕多数人喜欢这一套吧，终于没有提。

轮船在沿江好几个码头停泊一二小时。我们上岸散步的有三处：南京、芜湖、安庆。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索系在身上，大家不敢走远去，只在码头附近闲步闲眺，买些食物或纪念品。南京真是一个引人怀古的地方，我踏上它的土地，立刻神往到六朝、三国、春秋吴越的远古，阖闾、夫差、孙权、周郎、梁武帝、陈后主……都闪现在眼前。望见一座青山。啊，这大约就是诸葛亮所望过的龙蟠钟山吧！偶然看见一家店铺的门牌上写着邯郸路，邯郸这两个字又多么引人怀古！我买了一把小刀作为南京纪念，拿回船上，同舟的朋友说这是上海来的。

芜湖轮船码头附近没有市街，沿江一条崎岖不平的马路旁边摆着许多摊头。我在马路尽头的一副担子上吃了一碗豆腐花就回船。安庆的码头附近很热闹。我们上岸，从人丛中挤出，走进一条小街，逶迤曲折地走到了一条大街上，在一爿杂货铺里买了许多纪念品，不管它们是哪里来的。在安庆的小街里许多人家的门前，我看到了一种平生没有见过的家具，这便是婴孩用的坐车。这坐车是圆柱形的，上面一个圆圈，下面一个底盘，四根柱子把圆圈和底盘连接；中间一个座位，婴儿坐在这座位上；底盘下面有四个轮子，便于推动。座位前面有一个特别装置：二三寸阔的一条小板，斜斜地装在座位和底盘上，与底盘成四五十度角， 小板两旁有高起的边，仿佛小人国里的儿童公园里的滑梯。我初见时不解这滑梯的意义，一想就恍然大悟了它的妙用。记得我婴孩时候是站立桶的。这立桶比桌面高，四周是板，中间有一只抽斗，我的手靠在桶口上，脚就站在抽斗里。抽斗底上有桂圆大的许多洞，抽斗下面桶底上放着灰箩，妙用就在这里。然而安庆的坐车比较起我们石门湾的立桶来高明得多。这装置大约是这里的子烦恼的劳动妇女所发明的吧？安庆子烦恼的人大约较多，刚才我挤出码头的时候，就看见许多五六岁甚至三四岁的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大约是从子烦恼的人家溢出到码头上来的。我想起了久不见面的邵力子先生。

轮船里的日子比平居的日子长得多。在轮船里住了三天两夜，胜如平居一年半截，所有的地方都熟悉，外加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然而这还是庐山之游的前奏曲。踏上九江的土地的时候，又感到一种新的兴奋，仿佛在音乐会里听完了一个节目而开始再听另一个新节目似的。

二、九江印象

九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虽然天气热到九十五度，还是可爱。我们一到招待所，听说上山车子挤，要宿两晚才有车。我们有了细看九江的机会。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常常替诗人当模特儿的九江，受了诗的美化，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风韵犹存。街道清洁，市容整齐；遥望岗峦起伏的庐山，仿佛南北高峰；那甘棠湖正是具体而微的西湖。九江居然是一个小杭州。但这还在其次。九江的男男女女，大都仪容端正。极少有奇形怪状的人物。尤其是妇女们，无论群集在甘棠湖边洗衣服的女子，提着筐挑着担在街上赶路的女子，一个个相貌端正，衣衫整洁，其中没有西施，但也没有嫫母。她们好像都是学校里的女学生。但这也还在其次。九江的人态度都很和平，对外来人尤其客气。这一点最为可贵。二十年前我逃难经过江西的时候，有一个逃难伴侣告诉我：“江西人好客。”当时我扶老携幼在萍乡息足一个多月，深深地感到这句话的正确。这并非由于萍乡的地主（这地主是本地人的意思）夫妇都是我的学生的原故，也并非由于“到处儿童识姓名”（马一浮先生赠诗中语）的原故。不管相识不相识，萍乡人一概殷勤招待。如今我到九江，二十年前的旧印象立刻复活起来。我们在九江，大街小巷都跑过，南浔铁路的火车站也到过。我仔细留意，到处都度着和平的生活，绝不闻相打相骂的声音。向人问路，他恨不得把你送到了目的地。我常常惊讶地域区别对风俗人情的影响的伟大。萍乡和九江，相去很远。然而同在江西省的区域之内，其风俗人情就有共通之点。我觉得江西人的“好客”确是一种美德，是值得表扬，值得学习的。我说九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主要点正在于此。

九江街上瓷器店特别多，除了瓷器店之外还有许多瓷器摊头。瓷器之中除了日用瓷器之外还有许多瓷器玩具：猫、狗、鸡、鸭、兔、牛、马、儿童人像、妇女人像、骑马人像、罗汉像、寿星像，各种各样都有，而且大都是上彩釉的。这使我联想起无锡来。无锡惠山等处有许多泥玩具店，也有各种各样的形象，也都是施彩色的。所异者，瓷和泥质地不同而已。在这种玩具中，可以窥见中国手艺工人的智巧。他们都没有进过美术学校雕塑科，都没有学过素描基本练习，都没有学过艺用解剖学，全凭天生的智慧和熟练的技巧，刻画出种种形象来。这些形象大都肖似实物，大多姿态优美，神气活现。而瓷工比较起泥工来，据我猜想，更加复杂困难。因为泥质松脆，只能塑造像坐猫、蹲兔那样团块的形象。而瓷质坚致，马的四只脚也可以塑出。九江瓷器中的八骏，最能显示手艺工人的天才。那些马身高不过一寸半，或俯或仰，或立或行，骨骼都很正确，姿态都很活跃。我们买了许多，拿回寓中，陈列在桌子上仔细欣赏。唐朝的画家韩幹以画马著名于后世。我没有看见过韩幹的真迹，不知道他的平面造型艺术比较起江西手艺工人的立体造型艺术来高明多少。韩幹是在唐明皇的朝廷里做大宫的。那时候唐明皇有一个擅长画马的宫廷画家叫做陈闳。有一天唐明皇命令韩幹向陈闳学习画马。韩幹不奉诏，回答唐明皇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我们江西的手艺工人，正同韩幹一样，没有进美术学校从师，就以民间野外的马为师，他们的技术是全靠平常对活马观察研究而进步起来的。我想唐朝时代民间一定也不乏像江西瓷器手艺工人那样聪明的人，教他们拿起画笔来未必不如韩幹。只因他们没有像韩幹那样做大官，不能获得皇帝的赏识，因此终身沉沦，湮没无闻；而韩幹独侥幸著名于后世。这样想来，社会制度不良的时代的美术史，完全是偶然形成的。

我们每人出一分钱，搭船到甘棠湖里的烟水亭去乘凉。这烟水亭建筑在像杭州西湖湖心亭那样的一个小岛上，四面是水，全靠渡船交通九江大陆。这小岛面积不及湖心亭之半，而树木甚多。树下设竹榻卖茶。我们躺在竹榻上喝茶，四面水光艳艳，风声猎猎，九十度以上的天气也不觉得热。有几个九江女郎也摆渡到这里的树荫底下来洗衣服。每一个女郎所在的岸边的水面上，都以这女郎为圆心而画出层层叠叠的半圆形的水浪纹，好像半张极大的留声机片。这光景真可入画。我躺在竹榻上，无意中举目正好望见庐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概就是这种心境吧。预料明天这时光，一定已经身在山中，也许已经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三、庐山面目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这位唐朝诗人教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竟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九十五度，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七十几度了。赴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容易留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阴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云海；有时一片白云忽然消散，变成了许多楼台。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两百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处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胜计。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访寻也是枉然，所以除了乘便之外，大都没有专诚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寻幽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尘嚣绝迹，凉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看，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面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即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含鄱口左望扬子江，右瞰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话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望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乘便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就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十一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买一瓶酒，跑到小天池，在革命烈士墓前奠了酒，游览了一番，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死不肯给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活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绝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事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候船返沪。我们又互相叙述别后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打湖州白说：“渠被吾吓了一吓，吾也被渠吓了一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叶韵。宋杨万里诗云：“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叶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但”字占一行，一个“不”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叶韵倒也没有什么。

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似乎同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仿佛学校的饭厅。我有四十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有限，若非趁早买票，难免枵（xiāo）腹游山。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二十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里写明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饮食一定便当。岂知山上的菜馆不见得比轮船里好些。我很希望下年这种办法加以改善。为什么呢，这到底是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长年劳动，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饥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供应倘能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呢？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气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岂知开出来同光明啤酒一样，并无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一九五六年九月于上海

黄山印象

导读：

有道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美景，那可是名扬天下。

丰子恺写黄山，重点是看山。低头看山，面面看山，于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国际饭店”的绰号确实好玩，作者说得对，“现实的美感，比古雅更美”，而且这里还有一种调侃的味道。“异常固然可喜，但是正常更为可爱”，这样的感悟很平实，不高深，然而很亲切。

一些小的细节经作者之笔，就平添了波澜。比如写云的这一段：“它们无心出岫，随意来往；有时冉冉而降，似乎要闯进寺里来访问我的样子。我便想起某古人的诗句：‘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僧不送迎。’好诗句啊！然而叫我做这山僧，一定闭门不纳，因为白云这东西是很潮湿的。”先是酿造出诗意，然后一下子下降到现实，好像煞风景，但是不做作，又幽默，作者的文字功夫由此可见。

看山，普通总是仰起头来看的。然而黄山不同，常常要低下头去看。因为黄山是群山，登上一个高峰，就可俯瞰群山。这教人想起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精神为之兴奋，胸襟为之开朗。我在黄山盘桓了十多天，登过紫云峰、立马峰、天都峰、玉屏峰、光明顶、狮子林、眉毛峰等山，常常爬到绝顶，有如苏东坡游赤壁的“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

在黄山中，不但要低头看山，还要面面看山。因为方向一改变，山的样子就不同，有时竟完全两样。例如从玉屏峰望天都峰，看见旁边一个峰顶上有一块石头很像一只松鼠，正在向天都峰跳过去的样子。这景致就叫“松鼠跳天都”。然而爬到天都峰上望去，这松鼠却变成了一双鞋子。又如手掌峰，从某角度望去竟像一个手掌，五根手指很分明。然而峰回路转，这手掌就变成了一个拳头。他如“罗汉拜观音”、“仙人下棋”、“喜鹊登梅”、“梦笔生花”、“鳌鱼驮金龟”等景致，也都随时改样，变幻无定。如果我是个好事者，不难替这些石山新造出几十个名目来，让导游人增加些讲解资料。然而我没有这种雅兴，却听到别人新取了两个很好的名目：有一次我们从西海门凭栏俯瞰，但见无数石山拔地而起，真像万笏朝天；其中有一个石山由许多方形石块堆积起来，竟同玩具中的积木一样，使人不相信是天生的，而疑心是人工的。导游人告诉我：有一个上海来的游客，替这石山取个名目，叫做“国际饭店”。我一看，果然很像上海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有人说这名目太俗气，欠古雅。我却觉得有一种现实的美感，比古雅更美。又有一次，我们登光明顶，望见东海（这海是指云海）上有一个高峰，腰间有一个缺口，缺口里有一块石头，很像一只蹲着的青蛙。气象台里有一个青年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自己替这景致取一个名目，叫做“青蛙跳东海”。我一看，果然很像一只青蛙将要跳到东海里去的样子。这名目取得很适当。

翻山过岭了好几天，最后逶迤下山，到云谷寺投宿。这云谷寺位在群山之间的一个谷中。由此再爬过一个眉毛峰，就可以回到黄山宾馆而结束游程了。我这天傍晚到达了云谷寺，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心情和过去几天完全不同。起初想不出其所以然，后来仔细探索，方才明白原因：原来云谷寺位在较低的山谷中，开门见山，而这山高得很，用“万丈”、“插云”等语来形容似乎还嫌不够，简直可用“凌霄”、“逼天”等字眼。因此我看山必须仰起头来。古语云：“高山仰止”，可见仰起头来看山是正常的，而低下头去看山是异常的。我一到云谷寺就发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便是因为在好几天异常之后突然恢复正常的原故。这时候我觉得异常固然可喜，但是正常更为可爱。我躺在云谷寺宿舍门前的藤椅里，卧看山景，但见一向异常地躺在我脚下的白云，现在正常地浮在我头上了，觉得很自然。它们无心出岫，随意来往；有时冉冉而降，似乎要闯进寺里来访问我的样子。我便想起某古人的诗句：“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僧不送迎。”好诗句啊！然而叫我做这山僧，一定闭门不纳，因为白云这东西是很潮湿的。

此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云谷寺是旧式房子，三开间的楼屋。我们住在楼下左右两间里，中央一间作为客堂；廊下很宽，布设桌椅，可以随意起卧，品茗谈话，饮酒看山，比过去所住的文殊院、北海宾馆、黄山宾馆趣味好得多。文殊院是石造二层楼屋，房间像轮船里的房舱或火车里的卧车：约一方丈大小的房间，中央开门，左右两床相对，中间靠窗设一小桌，每间都是如此。北海宾馆建筑宏壮，房间较大，但也是集体宿舍式的：中央一条走廊，两旁两排房间，间间相似。黄山宾馆建筑尤为富丽堂皇，同上海的国际饭店、锦江饭店等差不多。两宾馆都有同上海一样的卫生设备。这些房屋居住固然舒服，然而太刻板，太洋化；住得长久了，觉得仿佛关在笼子里。云谷寺就没有这种感觉，不像旅馆，却像人家家里，有亲切温暖之感和自然之趣。因此我一到云谷寺就发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云谷寺倘能添置卫生设备，采用些西式建筑的优点：两宾馆的建筑倘能采用中国方式，而加西洋设备，使外为中用，那才是我所理想的旅舍了。

这又使我回想起杭州的一家西菜馆的事，附说在此：此次我游黄山，道经杭州，曾经到一个西菜馆里去吃一餐午饭。这菜馆采用西式的分食办法，但不用刀叉而用中国的筷子。这办法好极。原来中国的合食是不好的办法，各人的唾液都可能由筷子带进菜碗里，拌匀了请大家吃。西洋的分食办法就没有这弊端，很应该采用。然而西洋的刀叉，中国人实在用不惯，我们还是用筷子便当。这西菜馆能采取中西之长，创造新办法，非常合理，很可赞佩。当时我看见座上多半是农民，就恍然大悟：农民最不惯用刀叉，这合理的新办法显然是农民教他们创造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于上海

吃瓜子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34年5月16日《论语》第41期。

瓜子很多人都会吃，而且喜欢吃，可是把吃瓜子写成文章就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了，尤其是像丰子恺一样，写吃瓜子写得那么长。

文章首先小题大做地引用了一种言论：中国人人人都能做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由拿筷子、吹煤头纸到吃瓜子，作者带着戏谑的口吻娓娓道来。

让我们叹服的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嗑瓜子动作，竟然能被作者分解得那么细致。比如他写小姐、太太们吃瓜子，先后用了摘、塞、咬、转、放、拨、抽等一大堆动词。这简直不是吃瓜子，而是演杂技。

作者竟然还分析出了吃瓜子的三点妙处：吃不厌、吃不饱、要剥壳。这简直不是分析吃瓜子，而是探讨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

当然，戏谑之外有沉痛的批判。作者对中国人的“吃瓜子哲学”是不满的，他写吃瓜子，其实是在指责中国人不务实事的国民性，并且深以为忧，所以在文章结尾作者写道：“我本来见瓜子害怕，写到这里，觉得更加害怕了。”这一句点出了文章的主旨。

从前听人说：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

拿筷子，吹煤头纸，吃瓜子，的确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其纯熟深造，想起了可以使人吃惊。这里精通拿筷子法的人，有了一双筷，可抵刀锯叉瓢一切器具之用，爬罗剔抉，无所不精。这两根毛竹仿佛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手指的延长，或者一对取食的触手。用时好像变戏法者的一种演技，熟能生巧，巧极通神。不必说西洋了，就是我们自己看了，也可惊叹。至于精通吹煤头纸法的人，首推几位一天到晚捧水烟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的“要有火”比上帝还容易，只消向煤头纸上轻轻一吹，火便来了。他们不必出数元乃至数十元的代价去买打火机，只要有一张纸，便可临时在膝上卷起煤头纸来，向铜火炉盖的小孔内一插，拔出来一吹，火便来了。我小时候看见我们染坊店里的管帐先生，有种种吹煤头纸的特技。我把煤头纸高举在他的额旁边了，他会把下唇伸出来，使风向上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胸前了，他会把上唇伸出来，使风向下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耳旁了，他会把嘴歪转来，使风向左右吹；我用手按住了他的嘴，他会用鼻孔吹，都是吹一两下就着火的。中国人对于吹煤头纸技术造诣之深，于此可以窥见。所可惜者，自从卷烟和火柴输入中国而盛行之后，水烟这种“国烟”竟被冷落，吹煤头纸这种“国技”也很不发达了。生长在都会里的小孩子，有的竟不会吹，或者连煤头纸这东西也不曾见过。在努力保存国粹的人看来，这也是一种可虑的现象。近来国内有不少人努力于国粹保存。国医、国药、国术、国乐，都有人在那里提倡。也许水烟和煤头纸这种国粹，将来也有人起来提倡，使之复兴。

但我以为这三种技术中最进步最发达的，要算吃瓜子。近来瓜子大王的畅销，便是其老大的证据。据关心此事的人说，瓜子大王一类的装纸袋的瓜子，最近市上流行的有许多牌子。最初是某大药房“用科学方法”创制的，后来有什么“好吃来公司”、“顶好吃公司”……等种种出品陆续产出。到现在差不多无论哪个穷乡僻处的糖食摊上，都有纸袋装的瓜子陈列而倾销着了。现代中国人的精通吃瓜子术，由此盖可想见。我对于此道，一向非常短拙，说出来有伤于中国人的体面，但对自家人不妨谈谈。我从来不曾自动地找求或买瓜子来吃。但到人家作客，受人劝诱时；或者在酒席上、杭州的茶楼上，看见桌上现成放着瓜子盆时，也便拿起来咬。我必须注意选择，选那较大、较厚，而形状平整的瓜子，放进口里，用臼齿“格”地一咬；再吐出来，用手指去剥。幸而咬得恰好，两瓣瓜子壳各向两旁扩张而破裂，瓜仁没有咬碎，剥起来就较为省力。若用力不得其法，两瓣瓜子壳和瓜仁叠在一起而折断了，吐出来的时候我就担忧。那瓜子已纵断为两半，两半瓣的瓜仁紧紧地装塞在两半瓣的瓜子壳中，好像日本版的洋装书，套在很紧的厚纸函中，不容易取它出来。这种洋装书的取出法，现在都已从日本人那里学得，不要把指头塞进厚纸函中去力挖，只要使函口向下，两手扶着函，上下振动数次，洋装书自会脱壳而出。然而半瓣瓜子的形状太小了，不能应用这个方法，我只得用指爪细细地剥取。有时因为练习弹琴，两手的指爪都剪平，和尚头一般的手指对它简直毫无办法。我只得乘人不见把它抛弃了。在痛感困难的时候，我本拟不再吃瓜子了。但抛弃了之后，觉得口中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会引逗我再吃。我便不由地伸起手来，另选一粒，再送交臼齿去咬。不幸而这瓜子太燥，我的用力又太猛，“格”地一响，玉石不分，咬成了无数的碎块，事体就更糟了。我只得把粘着唾液的碎块尽行吐出在手心里，用心挑选，剔去壳的碎块，然后用舌尖舐食瓜仁的碎块。然而这挑选颇不容易，因为壳的碎块的一面也是白色的，与瓜仁无异，我误认为全是瓜仁而舐进口中去嚼，其味虽非嚼蜡，却等于嚼砂。壳的碎片紧紧地嵌进牙齿缝里，找不到牙签就无法取出。碰到这种钉子的时候，我就下个决心，从此戒绝瓜子。戒绝之法，大抵是喝一口茶来漱一漱口，点起一支香烟，或者把瓜子盆推开些，把身体换个方向坐了，以示不再对它发生关系。然而过了几分钟，与别人谈了几句话，不知不觉之间，会跟了别人而伸手向盆中摸瓜子来咬。等到自己觉察破戒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咬过好几粒了。这样，吃了非戒不可，戒了非吃不可；吃而复戒，戒而复吃，我为它受尽苦痛。这使我现在想起了瓜子觉得害怕。

但我看别人，精通此技的很多。我以为中国人的三种博士才能中，咬瓜子的才能最可叹佩。常见闲散的少爷们，一只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一只手握着一把瓜子，且吸且咬，且咬且吃，且吃且谈，且谈且笑。从容自由，真是“交关写意”！他们不须拣选瓜子，也不须用手指去剥。一粒瓜子塞进了口里，只消“格”地一咬，“呸”地一吐，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而在那里嚼食瓜子的肉了。那嘴巴真像一具精巧灵敏的机器，不绝地塞进瓜子去，不绝地“格，“呸”，“格”，“呸”……全不费力，可以永无罢休。女人们、小姐们的咬瓜子，态度尤加来得美妙：她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的，的”两响，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同时头也帮着了微微地一侧，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这吃法不但“的，的”的声音清脆可听，那手和头的转侧的姿势窈窕得很，有些儿妩媚动人。连丢去的瓜子壳也模样姣好，有如朵朵兰花。由此看来，咬瓜子是中国少爷们的专长，而尤其是中国小姐、太太们的拿手戏。

在酒席上、茶楼上，我看见过无数咬瓜子的圣手。近来瓜子大王畅销，我国的小孩子们也都学会了咬瓜子的绝技。我的技术，在国内不如小孩子们远甚，只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记得从前我在赴横滨的轮船中，与一个日本人同舱。偶检行箧，发见亲友所赠的一罐瓜子。旅途寂寥，我就打开来和日本人共吃。这是他平生没有吃过的东西，他觉得非常珍奇。在这时候，我便老实不客气地装出内行的模样，把吃法教导他，并且示范地吃给他看。托祖国的福，这示范没有失败。但看那日本人的练习，真是可怜得很！他如法将瓜子塞进口中，“格”地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完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时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在地上，无处寻找了。他空咽一口唾液，再选一粒来咬。这回他剥时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陈列在舱中的食桌上，俯伏了头，细细地剥，好像修理钟表的样子。约莫一二分钟之后，好容易剥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郑重地塞进口里去吃。我问他滋味如何，他点点头连称umai，umai！（好吃，好吃！）我不禁笑了出来。我看他那阔大的嘴里放进一些瓜仁的碎屑，犹如沧海中投以一粟，亏他辨出umai的滋味来。但我的笑不仅为这点滑稽，半由于骄矜自夸的心理。我想，这毕竟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像我这样对于此道最拙劣的人，也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何况国内无数精通此道的少爷、小姐们呢？

发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消闲”法。要“消磨岁月”，除了抽鸦片以外，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厌，叫做“勿完勿歇”。为了它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能引逗人不断地要吃。想再吃一粒不吃了，但是嚼完吞下之后，口中余香不绝，不由你不再伸手向盆中或纸包里去摸。我们吃东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咸的，往往易于吃厌。只有非甜非咸的，可以久吃不厌。瓜子的百吃不厌，便是为此。有一位老于应酬的朋友告诉我一段吃瓜子的趣话：说他已养成了见瓜子就吃的习惯。有一次同了朋友到戏馆里看戏，坐定之后，看见茶壶的旁边放着一包打开的瓜子，便随手向包里掏取几粒，一面咬着，一面看戏。咬完了再取，取了再咬。如是数次，发见邻席的不相识的观剧者也来掬取，方才想起了这包瓜子的所有权。低声问他的朋友：“这包瓜子是你买来的么？”那朋友说：“不，”他才知道刚才是擅吃了人家的东西，便向邻座的人道歉。邻座的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地把瓜子请客了。由此可知瓜子这样东西，对中国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瓜子就吃。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饱，叫做“吃三日三夜，长个屎尖头。”因为这东西分量微小，无论如何也吃不饱，连吃三日三夜，也不过多排泄一粒屎尖头。为消闲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倘分量大了，一吃就饱，时间就无法消磨。这与赈饥的粮食，目的完全相反。赈饥的粮食求其吃得饱，消闲的粮食求其吃不饱。最好只尝滋味而不吞物质。最好越吃越饿，像罗马亡国之前所流行的“吐剂”一样，则开筵大嚼，醉饱之后，咬一下瓜子可以再来开筵大嚼。一直把时间消磨下去。

要剥壳也是消闲食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倘没有壳，吃起来太便当，容易饱，时间就不能多多消磨了。一定要剥，而且剥的技术要有声有色，使它不像一种苦工，而像一种游戏，方才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生活，可让他们愉快地把时间消磨下去。

具足以上三个利于消磨时间的条件的，在世间一切食物之中，想来想去，只有瓜子。所以我说发明吃瓜子的人是了不起的天才。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粮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我本来见瓜子害怕，写到这里，觉得更加害怕了。

二十三〔1934〕年四月二十日

手  指

导读：

在《手指》这篇文章中，丰子恺把从拇指到小指的五指，分别比为农人、工人、官吏、纨绔儿和弱者。其实，进行这种拟人化的联想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坐实这种联想。没有高超的描写能力和强大的想象力，是不成的。

作者在描述每一根手指时抓住了两点：它的形象和它所承担的责任。他的拟人，是把每一根手指彻头彻尾地想象成一个人。真是幸亏有作者的锦心绣口、生花妙笔，他熟稔而又轻松地把他的人生经历、知识储备调动起来，融入文章。或比喻，或排比，纵横中外，谈古论今，平时看来普通平常的五个手指，立时就像样貌、身形、姿态、性情迥异的五个人一般，从纸上站了起来，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如此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的眼前。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竟然很少这样去感受、体验手指，文中的每个“手指人”就立刻新鲜起来。这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

但作者并非止于谐谑地对人的五个手指作一番联想比喻，如此的话，这篇文章就会仅仅是一篇娱乐闲文。作者行文至结尾处，忽地笔锋一转，点明文章主旨，意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不论工商仕农学，要团结一致，抵御外侮。本文作于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时值日军即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局一片风雨欲来之势，作者于此时作此文，由小及大可见其忧虑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同时，作者做人作文的高度和深度，也由此得见。

已故日本艺术论者上田敏的艺术论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五根手指中，无名指最美。初听这话不易相信，手指头有什么美丑呢？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看见无名指在五指中，形状最为秀美。……”大意如此，原文已不记得了。

我从前读到他这一段话时，觉得很有兴趣。这位艺术论者的感觉真锐敏，趣味真丰富！五根手指也要细细观察而加以美术的批评。但也只对他的感觉与趣味发生兴味，却未能同情于他的无名指最美说。当时我也为此伸出自己的手来仔细看了一会。不知是我的视觉生得不好，还是我的手指生得不好之故，始终看不出无名指的美处。注视了长久，反而觉得恶心起来：那些手指都好像某种蛇虫，而无名指尤其蜿蜒可怕。假如我的视觉与手指没有毛病，上田氏所谓最美，大概就是指这一点罢？

这回我偶然看看自己的手，想起了上田氏的话。我知道了：上田氏的所谓“美”，是唯美的美。借他们的国语说，是onnarashii（女相的）的美，不是otokorashii（男相的）的美。在绘画上说，这是“拉费尔〔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sts）一流的优美，不是赛尚痕〔塞尚〕（Cézanne）以后的健美。在美术潮流上说，这是世纪末的颓废的美，不是新时代感觉的力强的美。

但我仍是佩服上田先生的感觉的锐敏与趣味的丰富。因为他这句话指示了我对于手指的鉴赏。我们除残废者外，大家随时随地随身带着十根手指，永不离身，也可谓相亲相近了；然而难得有人鉴赏它们，批评它们。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疏忽！仔细鉴赏起来，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实在各有不同的姿态，各具不同的性格。现在我想为它们逐一写照：

大指在五指中，是形状最难看的一人。他自惭形秽，常常退居下方，不与其他四者同列。他的身体矮而胖，他的头大而肥，他的构造简单，人家都有两个关节，他只有一个。因此他的姿态丑陋、粗俗、愚蠢、而野蛮，有时看了可怕。记得我小时候，我乡有一个捉狗屎的疯子，名叫顾德金的，看见了我们小孩子，便举起手来，捏一个拳，把大指矗立在上面，而向我们弯动大指的关节。这好像一支手枪正要向我们射发，又好像一个怪物正在向我们点头，我们见了最害怕，立刻逃回家中，依在母亲身旁。屡屡如此，后来母亲就利用“顾德金来了”一句话来作为阻止我们恶戏的法宝了。为有这一段故事，我现在看了大指的姿态愈觉可怕。但不论姿态，想想他的生活看，实在不可怕而可敬。他在五指中是工作最吃苦的工人。凡是享乐的生活，都由别人去做，轮不着他。例如吃香烟，总由中指食指持烟，他只得伏在里面摸摸香烟屁股；又如拉胡琴，总由其他四指按弦，却叫他相帮扶住琴身；又如弹风琴弹洋琴，在十八世纪以前也只用其他四指；后来德国音乐家罢哈〔巴赫〕（Sebastian Bach）总算提拔他，请他也来弹琴；然而按键的机会，他总比别人少。又凡是讨好的生活，也都由别人去做，轮不着他。例如招呼人，都由其他四人上前点头，他只得呆呆地站在一旁；又如搔痒，也由其他四人上前卖力，他只得退在后面。反之，凡是遇着吃力的工作，其他四人就都退避，让他上前去应付。例如水要喷出来，叫他死力抵住；血要流出来，叫他拼命捺住；重东西要翻倒去，叫他用劲扳住；要吃果物了，叫他细细剥皮；要读书了，叫他翻书页；要进门了，叫他揿电铃；天黑了，叫他开电灯；医生打针的时候还要叫他用力把药水注射到血管里去。种种苦工，都归他做，他决不辞劳。其他四人除了享乐的、讨好的事用他不着外，稍微吃力一点的就都要他帮忙。他的地位恰好站在他们的对面，对无论哪个都肯帮忙。他人没有了他的助力，事业都不成功。在这点上看来，他又是五指中最重要、最力强的分子。位列第一，而名之曰“大”，曰“巨”，曰“拇”，诚属无愧。日本人称此指曰“亲指”（coyayubi），又用为“丈夫”的记号；英国人称“受人节制”曰“under one's thumb”，其重要与力强于此盖可想见。用人群作比，我想把大拇指比方农人。

难看，吃苦，重要，力强，都比大拇指稍差，而最常与大拇指合作的，是食指。这根手指在形式上虽与中指，无名指，小指这三个有闲阶级同列，地位看似比劳苦阶级的大拇指高得多，其实他的生活介乎两阶级之间，比大拇指舒服得有限，比其他三指吃力得多！这在他的姿态上就可看出。除了大拇指以外，他最苍老：头团团的，皮肤硬硬的，指爪厚厚的。周身的姿态远不及其他三指的窈窕，都是直直落落的强硬的曲线。有的食指两旁简直成了直线，而且从头至尾一样粗细，犹似一段香肠。因为他实在是个劳动者。他的工作虽不比大拇指的吃力，却比大拇指的复杂。拿笔的时候，全靠他推动笔杆，拇指扶着，中指衬着，写出种种复杂的字来。取物的时候，他出力最多，拇指来助，中指等难得来衬。遇到龌龊的危险的事，都要他独个人上前去试探或冒险。秽物，毒物，烈物，他接触的机会最多；刀伤，烫伤，轧伤，咬伤，他消受的机会最多。难怪他的形骸要苍老了。他的气力虽不及大拇指那么强，然而他具有大拇指所没有的“机敏”。故各种重要工作都少他不得。指挥方向必须请他，打自动电话必须请他，扳枪机也必须请他。此外打算盘、捻螺旋、解纽扣等，虽有大拇指相助，终是要他主干的。总之，手的动作，差不多少他不来，凡事必须请他上前作主。故英人称此指为fore-finger，又称之为index，我想把食指比方工人。

五指中地位最优、相貌最堂皇的，无如中指。他住在中央，左右都有屏藩。他的身体最高，在形式上是众指中的首领人物。他的两个贴身左右，无名指与食指，大小长短均仿佛，好像关公左右的关平与周苍，一文一武，片刻不离地护卫着。他的身体夹在这两个人中间，永远不受外物冲撞，故皮肤秀嫩，颜色红润，曲线优美，处处显示着养尊处优的幸福，名义又最好听，大家称他为“中”，日本人更敬重他，又尊称之为“高高指”（takatakayubi）。但讲到能力，他其实是徒有其形，徒美其名，徒尸其位，而很少用处的人。每逢做事，名义上他总是参加的，实际上他总不出力，譬如攫取一物，他因为身体最长，往往最先碰到物，好像取得这物是他一人的功劳。其实，他一碰到之后就退在一旁，让大拇指和食指这两个人去出力搬运，他只在旁略为扶衬而已。又如推却一物，他因为身体最长，往往与物最先接触，好像推却这物是他一人的功劳。其实，他一接触之后就退在一旁，让大拇指和食指这两个人去出力推开，他只在旁略为助热而已。《左传》中“阖庐伤将指”句下注云：“将指，足大指也。言其将领诸指。足之用力大指居多。手之取物中指为长。故足以大指为将，手以中指为将。”可见中指在众手指中，好比兵士中的一个将官，令兵士们上前杀战，而自己退在后面。名义上他也参加战争，实际上他不必出力。我想把中指比方官吏。

无名指和小指，真的两个宝贝！姿态的优美无过于他们。前者的优美是女性的，后者的优美是儿童的。他们的皮肤都很白嫩，体态都很秀丽，样子都很可爱。然而，能力的薄弱也无过于他们了。无名指本身的用处，只有研脂粉，蘸药末，戴指戒。日本人称他为“红差指”（benisashiyubi），是说研磨胭脂粉用的指头。又称他为“药指”（kusuriyubi），就是说有时靠他研研药末，或者蘸些药末来敷在患处。英国人称他为ring finger，就是为他爱戴指戒的原故。至于小指的本身的用处，更加藐小，只是挖挖耳朵，扒扒鼻涕而已。他们也有被重用的时候：在丝竹管弦上，他们的能力不让于别人。当一个戴金刚钻指戒的女人要在交际社会中显示她的美丽与富有的时候，常用“兰花手指”撮了香烟或酒杯来敬呈她所爱慕的人，这两根手指正是这朵“兰花”中最优美的两瓣。除了这等享乐的光荣的事以外，遇到工作，他们只是其他三指的无力的附庸。我想把无名指比方纨绔儿，把小指比方弱者。

故我不能同情于上田氏的无名指最美说，认为他的所谓美是唯美，是优美，是颓废的美。同时我也无心别唱一说，在五指中另定一根最美的手指。我只觉五指的姿态与性格，有如上之差异，却并无爱憎于其间。我觉得手指的全体，同人群的全体一样。五根手指倘能一致团结，成为一个拳头以抵抗外侮，那就根根有效，根根有力量，不复有善恶强弱之分了。

二十五〔1936〕年三月三十一日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38年5月1日《宇宙风》第67期。

文章写的是一所房子，但作者使用了第二人称，这就造成了一种倾诉的口吻。行文之间，他好像在悼念自己的友人，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

文章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先写命名的缘起，次写总体的装修和设计，然后一一描述四季中花草萦绕、儿女绕膝的难忘生活。一直到此，作者的文字都是温和、愉悦的。

但是，写到“相处的最后一日”，文章的口气开始变得愤怒、悲哀起来。我们也开始读到炸弹的轰鸣、老猫的哀叫、饿狗的低吠、老人的咳嗽和小孩子嚼花生米的“清晰而响亮”的声音……这些音响混合在一起，全然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乱世景象。对缘缘堂的被毁，作者是沉痛的。

两相对比，我们不难感到作者对侵略者的无言的控诉。于是，文章最后一段直抒胸臆的文字，就自然涌出了，汩汩滔滔，不可遏抑。

去年十一月中，我被暴寇所逼，和你分手，离石门湾，经杭州，到桐庐小住。后来暴寇逼杭州，我又离桐庐经衢州、常山、上饶、南昌，到萍乡小住。其间两个多月，一直不得你的消息，我非常挂念。直到今年二月九日，上海裘梦痕写信来，说新闻报上登着：石门湾缘缘堂于一月初全部被毁。噩耗传来，全家为你悼惜。我已写了一篇《还我缘缘堂》为你伸冤（登在《文艺阵线》上），现在离开你的忌辰已有百日，想你死后，一定有知。故今晨虔具清香一支，为你祷祝，并为此文告你在天之灵：

你本来是灵的存在。中华民国十五年，我同弘一法师住在江湾永义里的租房子里，有一天我在小方纸上写许多我所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拿起来的都是“缘”字，就给你命名曰“缘缘堂”。当即请弘一法师给你写一横额，付九华堂装裱，挂在江湾的租屋里。这是你的灵的存在的开始，后来我迁居嘉兴，又迁居上海，你都跟着我走，犹似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

到了中华民国廿二年春，我方才给你赋形，在我的故乡石门湾的梅纱弄里，吾家老屋的后面，建造高楼三楹，于是你就堕地。弘一法师所写的横额太小，我另请马一浮先生为你题名。马先生给你写三个大字，并在后面题一首偈：

能缘所缘本一体，收入鸿蒙入双眦。

画师观此悟无生，架屋安名聊寄耳。

一色一香尽中道，即此××非动止。

不妨彩笔绘虚空，妙用皆从如幻起。

第一句把我给你的无意的命名加了很有意义的解释，我很欢喜，就给你装饰；我办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请雕工把字镌上，制成一匾。堂成的一天，我在这匾上挂了彩球，把它高高地悬在你的中央。这时候想你一定比我更加欢喜。后来我又请弘一法师把《大智度论·十喻赞》写成一堂大屏，托杭州翰墨林装裱了，挂在你的两旁。匾额下面，挂着吴昌硕绘的老梅中堂。中堂旁边，又是弘一法师写的一副大对联，文为《华严经》句：“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大对联的旁边又挂上我自己写的小对联，用杜诗句：“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中央间内，就用以上这几种壁饰，此外毫无别的流俗的琐碎的挂物，堂堂庄严，落落大方，与你的性格很是调和。东面间里，挂的都是沈子培的墨迹，和几幅古画。西面一间是我的书房，四壁图书之外，风琴上又挂着弘一法师写的长对，文曰：“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最近对面又挂着我自己写的小对，用王荆公之妹长安县君的诗句：“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因为我家不装电灯（因为电灯十一时即熄，且无火表。），用火油灯。我的亲戚老友常到我家闲谈平生，清茶之外，佐以小酌，直至上灯不散。油灯的暗淡和平的光度与你的建筑的亲和力，笼罩了座中人的感情，使他们十分安心，谈话娓娓不倦。故我认为油灯是与你全体很调和的。总之，我给你赋形，非常注意你全体的调和，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穿最合理的中国装，使你与环境调和。因为你不穿洋装，所以我不给你配置摩登家具，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记得有一次，上海的友人要买一个木雕的捧茶盘的黑人送我，叫我放在室中的沙发椅子旁边。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这家具与你的全身很不调和，与你的精神更相反对。你的全身简单朴素，坚固合理；这东西却怪异而轻巧。你的精神和平幸福，这东西以黑奴为俑，残忍而非人道。凡类于这东西的东西，皆不容于缘缘堂中。故你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我同你相处虽然只有五年，这五年的生活，真足够使我回想：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

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至理。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千架上常有和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前喊一声：“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来许多兄弟姊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

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间明月照着高楼，楼下的水门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管弦乐合奏。这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的芋头，屋角里摆着两三坛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永远不忘。

你是我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的晚年，我准备在你的正寝里寿终。谁知你的年龄还不满六岁，忽被暴敌所摧残，使我流离失所，从此不得与你再见！

犹记得我同你相处的最后的一日：那是去年十一月六日，初冬的下午，芭蕉还未凋零，长长的叶子要同粉墙争高，把浓重的绿影送到窗前。我坐在你的西室中对着蒋坚忍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面阅读，一面札记，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自明代倭寇扰海岸直至“八一三”的侵略战——一一用漫画写出，编成一册《漫画日本侵华史》，照《护生画集》的办法，以最廉价广销各地，使略识之无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你的小主人们因为杭州的学校都迁移了，没有进学，大家围着窗前的方桌，共同自修几何学。你的主母等正在东室里做她们的缝纫。两点钟光景忽然两架敌机在你的顶上出现。飞得很低，声音很响，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正在石门湾的上空兜圈子。我知道情形不好，立刻起身唤家人一齐站在你的墙下。忽然，砰的一声，你的数百块窗玻璃齐声叫喊起来。这分明是有炸弹投在石门湾的市内了，然我还是犹豫未信。我想，这小市镇内只有四五百份人家，都是无辜的平民，全无抗战的设备。即使暴敌残忍如野兽，炸弹也很费钱，料想他们是不肯滥投的，谁知没有想完，又是更响的两声。轰！轰！你的墙壁全部发抖，你的地板统统跳跃，桌子上的热水瓶和水烟筒一齐翻落地上。这两个炸弹投在你后门口数丈之外！这时候我家十人准备和你同归于尽了。因为你在周围的屋子中，个子特别高大，样子特别惹眼，是一个最大的目标。我们也想离开了你，逃到野外去。然而窗外机关枪声不断，逃出去必然是寻死的。

与其死在野外，不如与你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大家站着不动，幸而炸弹没有光降到你身上。东市南市又继续砰砰地响了好几声。两架敌机在市空盘旋了两个钟头，方才离去。事后我们出门探看，东市烧了房屋，死了十余人，中市毁了凉棚，也死了十余人。你的后门口数丈之外，躺着五个我们的邻人。有的脑浆迸出，早已殒命。有的吟呻叫喊，伸起手来向旁人说：“救救我呀！”公安局统计，这一天当时死三十二人，相继而死者共有一百余人。残生的石门湾人疾首蹙额地互相告曰：“一定是乍浦登陆了，明天还要来呢，我们逃避吧！”是日傍晚，全镇逃避一空。有的背了包裹步行入乡，有的扶老携幼，搭小舟入乡。四五百份人家门户严扃（jiōng），全镇顿成死市。我正求船不得，南沈浜的亲戚蒋氏兄弟一齐赶到并且放了一只船来。我们全家老幼十人就在这一天的灰色的薄暮中和你告别，匆匆入乡。大家以为暂时避乡，将来总得回来的。谁知这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日呢？

我犹记得我同你诀别的最后的一夜，那是十一月十五日，我在南沈浜乡间已经避居九天了。九天之中，敌机常常来袭。我们在乡间望见它们从海边飞来，到达石门湾市空，从容地飞下，公然地投弹。幸而全市已空，他们的炸弹全是白费的。因此，我们白天都不敢出市。到了晚上，大家出去搬取东西。这一天我同了你的小主人陈宝，黑夜出市，回家取书，同时就是和你诀别。我走进你的门，看见芭蕉孤危地矗立着，二十余扇玻璃窗紧紧地闭着，全部寂静，毫无声息。缺月从芭蕉间照着你，作凄凉之色。我跨进堂前，看见一只饿瘦了的黄狗躺在沙发椅子上，被我用电筒一照，突然起身，给我吓了一跳。我走上楼梯，楼门边转出一只饿瘦了的老黑猫来，举头向我注视，发出数声悠长而无力的叫声，并且依依在陈宝的脚边，不肯离去。我们找些冷饭残菜喂了猫狗，然后开始取书。我把我所欢喜的，最近有用的，和重价买来的书选出了两网篮，明天饬人送到乡下。为恐敌机再来投烧夷弹，毁了你的全部。但我竭力把这念头遏住，勿使它明显地浮出到意识上来，因为我不忍让你被毁，不愿和你永诀的！我装好两网篮书，已是十一点钟，肚里略有些饥。开开橱门，发见其中一包花生和半瓶玫瑰烧酒，就拿到堂西的书室里放在“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的对联旁边的酒桌子上，两人共食。我用花生下酒，她吃花生相陪。我发现她嚼花生米的声音特别清晰而响亮，各隆，各隆，各隆，各隆……好像市心里演戏的鼓声。我的酒杯放到桌子上，也戛然地振响，满间屋子发出回声。这使我感到环境的静寂，绝对的静寂，死一般的静寂，为我生以来所未有。我拿起电筒，同陈宝二人走出门去，看一看这异常的环境，我们从东至西，从南到北，穿遍了石门湾的街道，不见半个人影，不见半点火光。但有几条饿瘦了的狗躺在巷口，见了我们，勉强站起来，发出几声凄惨的愤懑的叫声。只有下西弄里一家铺子的楼上，有老年人的咳嗽声，其声为环境的寂静所衬托，异常清楚，异常可怕。我们不久就回家。我们在你的楼上的正寝中睡了半夜。天色黎明，即起身入乡，恐怕敌机一早就来。我出门的时候，回头一看，朱栏映着粉墙，樱桃傍着芭蕉，二十多扇玻璃窗紧紧地关闭着，在黎明中反射出惨淡的光辉。我在心中对你告别：“缘缘堂，再会吧！我们将来再见！”谁知这一瞬间正是我们的永诀，我们永远不得再见了！

以上我说了许多往事，似有不堪回首之悲，其实不然！我今谨告你在天之灵，我们现在虽然不得再见，但这是暂时的，将来我们必有更光荣的团聚。因为你是暴敌的侵略的炮火所摧残的，或是我们的神圣抗战的反攻的炮火所焚毁的。倘属前者，你的在天之灵一定同我一样地愤慨，翘盼着最后的胜利为你复仇，决不会悲哀失望的。倘属后者，你的在天之灵一定同我一样地毫不介意；料想你被焚时一定蓦地成空，让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替你去报仇，也决不会悲哀失望的。不但不会悲哀失望，我又觉得非常光荣。因为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我们为欲歼灭暴敌，以维持世界人类的和平幸福，我们不惜焦土。你做了焦土抗战的先锋，这真是何等光荣的事。最后的胜利快到了！你不久一定会复活！我们不久一定团聚，更光荣的团聚！

一九三八年

佛无灵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38年８月13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4期。

这是一篇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文章。

作者本是信佛、吃素的人，又画过《护生画集》，在佛陀面前做了不少功夫。虽然如此，可他家的房子还是毁于日军的炮火。于是很多人代他埋怨佛陀没有保佑他，抱怨“佛无灵”。

作者批驳了这种观念。因为在他看来，许多人之所以信佛、吃素、放生，不过是为了求得一己的私利，完全等于“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这种信仰从根本上就变味了。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很多。

与此相反，作者认为，信佛无须拘泥于佛，“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摈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吃素、拜佛、不杀生，是很次要的。能够推己及人、民胞物与，是不是信佛，完全不重要。这是作者的通达之处、高明之处。

文章最后表达出来的坚定的民族立场，也让人肃然起敬。

我家的房子——缘缘堂——于去冬吾乡失守时被敌寇的烧夷弹焚毁了。我率全眷避地萍乡，一两个月后才知道这消息。当时避居上海的同乡某君作诗以吊，内有句云：“见语缘缘堂亦毁，众生浩劫佛无灵。”第二句下面注明这是我的老姑母的话。我的老姑母今年七十余岁，我出亡时苦劝她同行，未蒙允许，至今尚在失地中。五年前缘缘堂创造的时候，她老人家镇日拿了史的克在基地上代为擘划，在工场中代为巡视，三寸长的小脚常常遍染了泥污而回到老房子里来吃饭。如今看它被焚，怪不得要伤心，而叹“佛无灵”。最近她有信来 （托人带到上海友人处，转寄到桂林来的），末了说：缘缘堂虽已全毁，但烟囱尚完好，矗立于瓦砾场中。此是火食不断之象，将来还可做人家。

缘缘堂烧了是“佛无灵”之故。这句话出于老姑母之口，入于某君之诗，原也平常。但我却有些反感。不是指摘某君思想不对，也不是批评老姑母话语说错，实在是慨叹一般人对于“佛”的误解，因为某君和老姑母并不信佛，他们是一般按照所谓信佛的人的心理而说这话的。

我十年前曾从弘一法师学佛，并且吃素。于是一般所谓“信佛”的人就称我为居士，引我为同志。因此我得交接不少所谓“信佛”的人。但是，十年以来，这些人我早已看厌了。有时我真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我受先父遗传，平生不吃肉类。故我的吃素半是生理关系。我的儿女中有二人也是生理的吃素，吃下荤腥去要呕吐。但那些人以为我们同他们一样，为求利而吃素。同他们辩，他们还以为客气，真是冤枉。所以我有时懊悔自己吃素，被他们引为同志。）因为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解佛的广大慈悲的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又好比敌国的俘虏背弃了他们的伙伴，向我军官跪喊“老爷饶命”，以求我军的优待一样。

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们平日都吃素、放生、念佛、诵经。但他们吃一天素，希望得到比吃十天鱼肉更大的报酬。他们放一条蛇，希望活一百岁。他们念佛诵经，希望个个字变成金钱。这些人从佛堂里散出来，说的都是果报：某人长年吃素，邻家都烧光了，他家毫无损失。某人念《金刚经》，强盗洗劫时独不抢他的。某人无子，信佛后索得一男。某人痔疮发，念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痔疮立刻断根。……此外没有一句真正关于佛法的话。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这真是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我也曾吃素。但我认为吃素吃荤真是小事，无关大体。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其义见该书马序），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身，故用“仁术”来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所谓吃荤吃素无关大体，意思就在于此。浅见的人，执着小体，斤斤计较：洋蜡烛用兽脂做，故不宜点；猫要吃老鼠，故不宜养；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可以吃得。……这样地钻进牛角尖里去，真是可笑。若不顾小失大，能以爱物之心爱人，原也无妨，让他们钻进牛角尖里去碰钉子吧。但这些人往往自私自利，有我无人；又往往以此做买卖，以此图利，靠此吃饭，亵渎佛法，非常可恶。这些人简直是一种疯子，一种惹人讨嫌的人。所以我瞧他们不起，我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

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不然，就是“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齐宣王。上述这些人，对物则憬憬爱惜，对人间痛痒无关，已经是循流忘源，见小失大，本末颠倒的了。再加之于自己唯利是图，这真是世间一等愚痴的人，不应该称为佛徒，应该称之为“反佛徒”。

因为这种人世间很多，所以我的老姑母看见我的房子被烧了，要说“佛无灵”的话，所以某君要把这话收入诗中。这种人大概是想我曾经吃素，曾经作《护生画集》，这是一笔大本钱！拿这笔大本钱同佛做买卖所获的利，至少应该是别人的房子都烧了而我的房子毫无损失。便宜一点，应该是我不必逃避，而敌人的炸弹会避开我；或竟是我做汉奸发财，再添造几间新房子和妻子享用，正规军都不得罪我。今我没有得到这些利益，只落得家破人亡（流亡也），全家十口飘零在五千里外，在他们看来，这笔生意大蚀其本！这个佛太不讲公平交易，安得不骂“无灵”？

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因为这东西比“生”更为贵重。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付我了。我这买卖岂非大得其利？房子不过是“生”的一种附饰而已，我得了比“生”更贵的货物，失了“生”的一件小小的附饰，有什么可惜呢？我便宜了！佛毕竟是有灵的。

叶圣陶先生的《抗战周年随笔》中说：“……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欢喜。我希望它被我们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而至于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个干干净净。”他的房子，听说建成才两年，而且比我的好。他如此不惜，一定也获得那样比房子更贵重的东西在那里。但他并不吃素，并不作《护生画集》。即他没有下过那种本钱。佛对于没有本钱的人，也把贵重货物交付他。这样看来，对佛买卖这种本钱是没有用的。毕竟，对佛是不可做买卖的。

二十七〔1938〕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桂林

艺术的逃难

导读：

这篇文章记述了作者在抗战中的一段逃难的经历。题目似乎有些歧义：究竟是艺术在逃难，还是逃难本身很艺术？由第一段浙大同事的问话可知，作者所取的是后一种意思。

一开始，我们读到的是一大家子人异常慌乱，却又无法可想的场面。生逢乱世，任何巧遇、错过、绝望都有可能出现，作者都经历过了。而读者借作者的笔，也仿若经历了一遍战乱逃难中的种种紧张、慌乱、焦虑和无奈。

另一方面，在表面的乱糟糟之下，我们也一再读到各地平静的日常生活。作者由此获得温暖，感受古风。战争之下的日常生活，竟显得无比坚韧，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观察。

转机在最绝望的时候出现了，而且又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偶然。这总是让人高兴的事情，难怪作者要饮酒大醉。

但作者的思考没有停止。他由此想到：“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文章的结尾，被推向了哲理的层面。

那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浙大同事某君，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因为我这次逃难，的确受艺术的帮忙。

那时我还在浙江大学任教。因为宜山每天两次警报，不胜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余里外的思恩县的学生家里。自己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为了教课，儿女是为了读书。敌兵在南宁登陆之后，宜山的人，大家忧心忡忡，计划逃难。然因学校当局未有决议，大家莫知所适从。我每天逃两个警报，吃一顿酒，迁延度日。现在回想，真是糊里糊涂！

不久宾阳沦陷了！宜山空气极度紧张。汽车大敲竹杠。“大难临头各自飞”，不管学校如何，大家各自设法向贵州逃。我家分两处，呼应不灵，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代我及其他两家合雇一辆汽车，竹杠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一九三九年的）送到都匀。言定经过离此九十里的德胜站时停一停，让我的老弱六人上车。一方面打长途电话到思恩，叫他们整理行物，在德胜站等候我们的汽车。岂知到了开车的那一天，大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而汽车杳无影踪。等到上午，车还是不来，却挂了一个预报球！行李尽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两把汗。幸而警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直到下午，始知被骗。丢了定洋一百块钱，站了一天公路。这一天真是狼狈之极！

找旅馆住了一夜。第二日我决定办法：叫儿女四人分别携带轻便行李，各自去找车子，以都匀为目的地。谁先到目的地，就在车站及邮局门口贴个字条。说明住处，以便相会。这样，化整为零，较为轻便了。我惦记着在德胜站路旁候我汽车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车先到德胜。找了一个朝晨，找不到。却来了一个警报，我便向德胜的公路上走。息下脚来，已经走了数里。我向来车招手，他们都不睬，管自开过。一看表还只八点钟，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怀远站，然后再找车子到德胜。拔脚迈进，果然走到了怀远。

怀远我曾到过，是很热闹的一个镇。但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长街，店门都关，不见人影。正在纳罕，猛忆“岂非在警报中”？连忙逃出长街，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看见公路旁村下有人卖团子，方才息足。一问，才知道是紧急警报！看表，是下午一点钟。问问吃团子的两个兵，知道此去德胜，还有四十里，他们是要步行赴德胜的。我打听得汽车滑竿都无希望，便再下一个决心，继续步行。我吃了一碗团子，用毛巾填在一只鞋子底里，又脱下头上的毛线帽子来，填在另一只鞋子底里。一个兵送我一根绳，我用绳将鞋和脚扎住，使不脱落。然后跟了这两个兵，再上长途。我准拟在这一天走九十里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记录。路上和两个兵闲谈，知道前面某处常有盗匪路劫。我身上有钞票八百余元（一九三九年的），担起心来。我把八百元整数票子从袋里摸出，用破纸裹好，握在手里。倘遇盗匪，可把钞票抛在草里，过后再回来找。幸而不曾遇见盗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胜。到区公所一问，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伙铺里。我找到伙铺，相见互相惊讶，谈话不尽。此时我两足酸痛，动弹不得。伙铺老板原是熟识的，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窝里，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感到特殊的愉快。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有其温暖的一面。

次日得宜山友人电话，知道我的儿女四人中，三人已于当日找到车子出发。啊！原来在我步行九十里的途中，他们三人就在我身旁驶过的车子里，早已疾行先长者而去了！我这里有七十二岁的老岳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岁的男孩、十岁的女孩，以及一岁多的婴孩，外加十余件行李。这些人物，如何运往贵州呢？到车站问问，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车站，见一车中有浙大学生。蒙他们帮忙，将我老姐及一男孩带走，但不能带行李。于是留在德胜的，还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余件，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车愈加困难。而战事日益逼近，警报每天两次。我的头发便是在这种时光不知不觉地变白的！

在德胜空住了数天，决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觅汽车。这早上来了十二名广西苦力。四乘滑竿，四个脚夫。把人连物，一齐扛走，迤逦而西，晓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风。旧小说中所写的关山行旅之状，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馆也很漂亮。我赁居某旅馆，楼上一室，镜台、痰盂、茶具、蚊帐，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气；但问起向贵州的汽车，他只有摇头。我起个大早，破晓就到车站去找车子，但见仓皇、拥挤、混乱之状，不可向迩，废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晓到车站，我手里拿了一大束钞票而找司机。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钞票，抱歉地说，人满了，搭不上了！有的问我有几个人，我说人三个，行李八件（其实是五个，十二件），他好像吓了一跳，掉头就走。如是者凡数次。我颓唐地回旅馆。站在窗前怅望，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予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太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前途似乎已经绝望。旅馆老板安慰我说：“先生还是暂时不走，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时局稍定再说。”我说：“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万一打到这里来，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说：“我有家在山中，可请先生同去避乱。”我说：“你真是义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为报呢？”他说：“若得先生到乡，趁避乱之暇，写些书画，给我子孙世代宝藏，我便受赐不浅了！”在这样交谈之下，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二三分还想觅车向都匀走。

次日，老板拿出一副大红闪金纸对联来，要我写字。说：“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女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我满口答允。就到楼下客厅中写对。墨早磨好，浓淡恰到好处，我提笔就写。普通庆寿的八言联，文句也不值得记述了。那闪金纸是不吸水的，墨渖堆积，历久不干。门外马路边太阳光作金黄色。他的管帐提议，抬出门外去晒，老板反对，说怕被人踏损了。管帐说：“我坐着看管！”就由茶房帮同，把墨迹淋漓的一副大红对联抬了出去。我写字时，暂时忘怀了逃难。这时候又带了一颗沉重的心，上楼去休息，岂知一线生机，就在这里发现。

老板亲自上楼来，说有一位赵先生要见我。我想下楼，一位穿皮上衣的壮年男子已经走上楼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连称“久仰”，“难得”。我听他的口音，是无锡、常州之类。乡音入耳，分外可亲。就请他在楼上客间里坐谈。他是此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来的不久。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是我写的，而墨迹未干，料想我一定在旅馆内，便来访问。我向他诉说了来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说：“我有办法。也是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子开都匀。尚有空地，让先生运走。”我说：“那么你自己呢？”他说：“我另有办法。况且战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后才走的。”讲完了，他起身就走，说晚上再同司机来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岂知这天晚上，赵君果然带了司机来了。问明人数，点明行李，叮嘱司机之后，他拿出一卷纸来，要我作画。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愿，同时又很苦痛。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作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但在那时，也只得勉强破例，在昏昏灯火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

次日一早，赵君亲来送行，汽车顺利地开走。下午，我们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都匀。汽车站壁上贴着我的老姐及儿女们的住址，他们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离散了十六天之后，在安全地带重行团聚，老幼俱各无恙。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时候，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来。正是“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干杯！”这晚上十一人在中华饭店聚餐，我饮茅台酒大醉。

一个普通平民，要在战事紧张的区域内舒泰地运出老幼五人和十余件行李，确是难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对联的因缘，居然得到了这权利。当时朋友们夸饰为美谈。这就是某君所谓“艺术的逃难”。但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赵君名正民，最近还和我通信。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于重庆

口中剿匪记

导读：

这文章题目就怪，“口中剿匪”？什么意思呢？幸好作者开门见山揭开了谜底——原来是把牙齿拔光。

拔牙就拔牙呗，为什么耸动视听地称之为“剿匪”呢？幸好作者接着就又给出了解释——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他受苦不浅。名之曰“匪”，正是反映了作者对它们的切“齿”痛恨。

不管怎样吧，“剿匪”就要有“剿匪”的架势。作者给我们制造了一幅烟尘滚滚的大战场面。我们看到，敌方是“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方则是忍无可忍，“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道”，并任命牙医师为“剿匪总司令”。十一天战役下来，十七名“悍匪”被连根拔起，满门抄斩。我方大获全胜，从此天下太平。

本文作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正值内战，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祸国殃民。从这样的时代背景出发，就不难理解本文的用意所在了。文中作者把自己的牙齿比作“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的贪官污吏，忍无可忍之下，毅然将其全部剿灭（拔光），以此表现了作者对国民党政府及官员的深恶痛绝；文章末尾作者则表达了期盼国家一换天日、百姓安居乐业的深切希望。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这比喻非常确切，所以我要这样说。

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防的，直称为“匪”。而我的牙齿则不然：它们虽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缉它们，严防它们，反而袒护它们。我天天洗刷它们；我留心保养它们；吃食物的时候我让它们先尝；说话的时候我委屈地迁就它们；我决心不敢冒犯它们。我如此爱护它们，所以我口中这群匪，不是普通所谓“匪”。

怎见得像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我的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讵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戕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因此，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班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经隐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隐忍，还要不断地买黑人牙膏、消治龙牙膏来孝敬它们呢！

我以前反对拔牙，一则怕痛，二则我认为此事违背天命，不近人情。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有文王之至德，宁可让商纣方命虐民，而不肯加以诛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医师的一次劝告，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道了。而且这一次革命，顺利进行，迅速成功。武王伐纣要“血流标杵”，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见血光，不觉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饮水思源，我得感谢许钦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来看我，他满口金牙，欣然地对我说：“我认识一位牙医生，就是易昭雪。我劝你也去请教一下。”那时我还有文王之德，不忍诛暴，便反问他：“装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夫妻从此不讨相骂了。”我不胜赞叹。并非羡慕夫妻不相骂，却是佩服许先生说话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伟大，后来有一天，我居然自动地走进易医师的诊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经过他的检查和忠告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我就下决心，马上任命易医师为口中剿匪总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进攻。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部贪官，从此肃清。我方不伤一兵一卒，全无苦痛，顺利成功。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一九四七年冬于杭州

菊  林

导读：

写《菊林》等一系列文章时，丰子恺已步入暮年。他把笔触伸回到了童年往事之中。虽然身边是“文革”狂潮，但他的文字仍然惊人地保持了生活的琐屑与温情。这种极端年代的写作，仿佛老艺术家留给尘世的遗言一般。

年轻时丰子恺就是一个温厚、单纯的人，到了老年，阅尽沧桑，越发没有烟尘之气了。《菊林》写的是菊林小和尚的故事。每一段讲他的一个方面，他的年轻、他的贪嘴、他的可爱和好心，每一段都不长。

文章的结尾：“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归来，去凭吊劫后的故乡，看见西竺庵一部分还在。我入内瞻眺，在廊柱石凳之间依稀仿佛地看见六岁的菊林向我合掌行礼。庵中的和尚不知去向，屋宇都被尘封。大概他们都在这浩劫中散而之四方矣。但不知菊林下落如何。”这里有牵挂，有伤感，也有喟叹，但是，都付诸清风明月了。

我十三四岁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菊林是一个六岁的小和尚。如果此人现在活着而不还俗，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和尚了。

我们的西溪小学堂办在市梢的西竺庵里，借他们的祖师殿为校舍。我们入学，必须走进山门，通过大殿。因此和和尚们天天见面。西竺庵是个子孙庙，老和尚收徒弟，先进山门为大。菊林虽只六岁，却是先进山门，后来收的十三四岁的本诚，要叫他“师父”。这些小和尚，都是穷苦人家卖出来的，三块钱一岁。像菊林只能卖十八元。菊林年幼，生活全靠徒弟照管。“阿拉师父跌了一跤！”本诚抱他起来。“阿拉师父撒尿出了！”本诚替他换裤子。“阿拉师父困着了！”本诚抱他到楼上去。

僧房的楼窗外挂着许多风肉。这些和尚都爱吃肉，而且堂堂皇皇地挂在窗口。他们除了做生意（即拜忏）时吃素之外，平日都吃荤。而且拜忏结束之时，最后一餐也吃荤。有一次我看见老和尚打菊林的屁股，为的是菊林偷肉吃。

西竺庵里常常拜忏，差不多每月举行一次，每次都有名目：大佛菩萨生日，观音菩萨生日，某祖师生日等等。届时邀请当地信佛的太太们来参加。太太们都很高兴，可以借佛游春。她们每人都送香金。富有的人家送的很重，贫家随缘乐助。每次拜忏，和尚的收入是可观的。和尚请太太们吃素斋，非常丰盛。太太们吃好之后，在碗底下放几个铜钱，叫做洗碗钱。菊林在这一天很出风头。他合掌向每位太太拜揖，口称“阿弥陀佛”。他的面孔像个皮球，声音喃喃呐呐，每个太太都怜爱他，给他糖果或铜板角子。她们调查这小和尚的身世，知道他一出世就父母双亡，阿哥阿嫂生活困难，把他卖做小和尚。菊林心地很好，每次拜忏的收入，铜板角子交给老和尚，糖果和他的徒弟分吃。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归来，去凭吊劫后的故乡，看见西竺庵一部分还在。我入内瞻眺，在廊柱石凳之间依稀仿佛地看见六岁的菊林向我合掌行礼。庵中的和尚不知去向，屋宇都被尘封。大概他们都在这浩劫中散而之四方矣。但不知菊林下落如何。

阿  庆

导读：

本文原载于1983年２月９日《文汇报》。

“柴主人”阿庆，姓名不传，孑然一身。此人每天做完生意，闲下来就拉胡琴，手法纯熟，生曲子听过几次，就能复现。作者感叹：“阿庆孑然一身，无家庭之乐。他的生活乐趣完全寄托在胡琴上。可见音乐感人之深，又可见精神生活有时可以代替物质生活。感悟佛法而出家为僧者，亦犹是也。” 这样的人物要是留给汪曾祺的话，肯定能被写成极为动人的小说。

丰子恺所看重的，是阿庆自得其乐、无欲无求的日常生命状态。因为这种生命状态，他不慕荣利，却返璞归真，真正地寻找到了自由。有意思的正是，越汲汲于功名富贵，就越容易欲壑难填；而越与急功近利无关，生活世界就越丰满、自足。这是艺术家的人生观，无论他是不是真的精通艺术。

说到底，艺术只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的故乡石门湾虽然是一个人口不满一万的小镇，但是附近村落甚多，每日上午，农民出街做买卖，非常热闹，两条大街上肩摩踵接，推一步走一步，真是一个商贾辐辏的市场。我家住在后河，是农民出入的大道之一。多数农民都是乘航船来的，只有卖柴的人，不便乘船，挑着一担柴步行入市。

卖柴，要称斤两，要找买主。农民自己不带秤，又不熟悉哪家要买柴。于是必须有一个“柴主人”。他肩上扛着一支大秤，给每担柴称好分量，然后介绍他去卖给哪一家。柴主人熟悉情况，知道哪家要硬柴，哪家要软柴，分配各得其所。卖得的钱，农民九五扣到手，其余百分之五是柴主人的佣钱。农民情愿九五扣到手，因为方便得多，他得了钱，就好扛着空扁担入市去买物或喝酒了。

我家一带的柴主人，名叫阿庆。此人姓什么，一向不传，人都叫他阿庆。阿庆是一个独身汉，住在大井头的一间小屋里，上午忙着称柴，所得佣钱，足够一人衣食，下午空下来，就拉胡琴。他不喝酒，不吸烟，唯一的嗜好是拉胡琴。他拉胡琴手法纯熟，各种京戏他都会拉。当时留声机还不普遍流行，就有一种人背一架有喇叭的留声机来卖唱，听一出戏，收几个钱。商店里的人下午空闲，出几个钱买些精神享乐，都不吝惜。这是不能独享的，许多人旁听，在出钱的人并无损失。阿庆便是旁听者之一。但他的旁听，不仅是享乐，竟是学习。他听了几遍之后，就会在胡琴上拉出来。足见他在音乐方面，天赋独厚。

夏天晚上，许多人坐在河沿上乘凉。皓月当空，万籁无声。阿庆就在此时大显身手。琴声宛转悠扬，引人入胜。浔阳江头的琵琶，恐怕不及阿庆的胡琴。因为琵琶是弹弦乐器，胡琴是摩擦弦乐器。摩擦弦乐器接近于肉声，容易动人。钢琴不及小提琴好听，就是为此。中国的胡琴，构造比小提琴简单得多。但阿庆演奏起来，效果不亚于小提琴，这完全是心灵手巧之故。有一个青年羡慕阿庆的演奏，请他教授。阿庆只能把内外两弦上的字眼——上尺工凡六五乙仩——教给他。此人按字眼拉奏乐曲，生硬乖异，不成腔调。他怪怨胡琴不好，拿阿庆的胡琴来拉奏，依旧不成腔调，只得废然而罢。记得西洋音乐史上有一段插话：有一个非常高明的小提琴家，在一只皮鞋底上装四根弦线，照样会奏出美妙的音乐。阿庆的胡琴并非特制，他的心手是特制的。

笔者曰：阿庆孑然一身，无家庭之乐。他的生活乐趣完全寄托在胡琴上。可见音乐感人之深，又可见精神生活有时可以代替物质生活。感悟佛法而出家为僧者，亦犹是也。

一九七二年

Table of Contents

我梦中的小翠鸟

绵绵土

葡萄月令

乌篷船

梧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