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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引子　“挂旗！”“是，挂旗！”

第一章　这里的“生活”静悄悄

普通人的一天胜过所有哲学

卢梭的疼痛与吴虞的悲凉

所有生命是在一起，但每个人都是分散的

占卜与算命——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第二章　民国初年文人群体概述

——以浙籍文人为个案之研究

“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潮”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蔡元培与“某籍某系”

第三章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民国初年文人日常交往研究

“夜饮于广和居”

——周氏兄弟在京交往圈子

从挚友到对手

——对胡适与梅光迪“文学革命”争论的再评价

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第四章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民国初年鲁迅日常生活研究

“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第五章　“转益多师是吾师”

——民国文人门派传承个案研究

从两位洋老师及其中国弟子说起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书信中的陈寅恪与西方汉学家交往考察

近代以来文人门派传承之负面影响

从三次“谢本师”风波看现代文人之门派传承

第六章　“一刹那中”显现之静安一生

——从书信往来看王国维最后十年日常生活

刹那与永恒的困惑

徘徊于学术与世俗之间

何处是归宿

第七章　“双城记”（上）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徘徊于都市与山水之间

鲁迅眼里的杭州与上海

西湖最惹文人恋

“飞鸿雪爪”与“刹那主义”

第八章　“双城记”（下）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著书都为稻粱谋”

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人穷返里”与“铩羽归来”

第九章　“人生岁月白驹过，应事牢骚记咏哦”

——徐志摩、胡适日记中的日常生活

府中时期徐志摩的学习生活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日常交往

徐志摩、胡适与杭州

第十章　“雨巷诗人”戴望舒与杭州

“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忽然来不及”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刘克敌

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已出版著作有：《陈寅恪与中国文化》《梁漱溟的最后39年》《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网络文学新论》《章太炎及其弟子》等。

主要关注学术领域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等。

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号：10YJA751044）

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2010年课题

（项目号：10JDMG02YB）

困窘的潇洒

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

刘克敌／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刘克敌　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495-3427-2

Ⅰ．①困…　Ⅱ．①刘…　Ⅲ．①文化史—研究—中国—民国　Ⅳ．①K25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3060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周　丹　黄　越

装帧设计：储　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15号　邮政编码：101102）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9.5　　　　字数：300千字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子　“挂旗！”“是，挂旗！”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参议院通过决议将武昌首义日定为国庆节，于是10月10日那天北京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大会主持者是宋教仁，这自然算是民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刚到北京不久的鲁迅也和几位好友参加了大会，并于当晚在广和居一起痛饮——日后人们会发现，鲁迅还会去这个广和居很多次。至于这次的饮酒，我们尚不能确定是否和庆祝国庆有关，因为鲁迅在日记中明确写道，那天“特冷”：

十日　国庆日休息。上午同许铭伯、季市、诗荃、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纪念会，但有数彩坊，而人多如蚁子，不可久驻，遂出。予取名刺，并以二元购《前后汉纪》一部而归。晚饮于广和居，同席五人，如往留黎厂者。今日特冷。钞补《经典释文》两叶。

鲁迅写日记用字一向十分准确谨慎，十月的北京天气如果不是特别冷，鲁迅是不会用一个“特”字的，所以他们当晚的饮酒可能仅仅与御寒有关。此外，那时的鲁迅显然还处于“呐喊”之前的蛰伏期，所以对民国的第一个国庆日，不会有太多热情，因此也没有影响他照旧买古书和抄古籍。鲁迅在其作品中曾数次出现对“挂旗”细节的描述，从中亦可见他对“双十节”的态度。如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就借N先生之口，以嘲讽的语气描写民国时期北京纪念国庆节的情景：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

自然，鲁迅对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生活状况的失望其实来源于他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也与其内心的灰暗绝望有关，对此他在作品中有很清楚的表现和批判。鲁迅后来还写过一篇《双十怀古》（收入《准风月谈》），以隐晦的手法对双十节予以嘲讽。此文写得十分巧妙：鲁迅先是摘抄了1930年10月初上海各种报刊的新闻报道题目，其中就有“举国欢腾庆祝双十”、“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这样耐人寻味的标题。在罗列很多新闻题目后，鲁迅仅仅写了一句发人深思的结语：“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至于周作人，1912年还在绍兴，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相关的记录。

这一天，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那位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对于这个节日似乎也没有反应，至少在其日记中没有相关记录——按照吴虞连柴米油盐生活琐事都写入日记的习惯，如果他愿意写，这样的节日是不会忘记的。

而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显然对这一天极为敏感，在日记中称之为“大革命周年之纪念”，虽然限于当时的通讯水平，胡适还不太可能知道国民政府已经确定该日为国庆节：

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而且，胡适显然具有很好的联想能力：

今日Montcncgro王国与土耳其宣战，巴尔干半岛风云又起矣。世界和平之声犹在耳边，而战歌杀声亦与相间而起，东亚革命之周年纪念，乃与巴尔干战云相映，亦一奇也。〔1〕

现存钱玄同日记中缺少1912年10月的内容，我们无法得知这位五四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对这第一个国庆节的态度。不过，从其1912年9月6日日记，可以看出钱玄同对民国采用公历持认可态度。这一天是旧历7月25日，是钱玄同生日。但他认为既然民国已经用公历纪年，则他的生日也应为公历的9月12日，并决定以后自己的生日都按照公历来计算。

最后自然要说说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对“双十节”的态度，虽然他没有相应的日记或书信，不过可以从他后来所写文章间接发现他的意见。在写于1920年10月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陈独秀还是对“双十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过去的纪念象黄花岗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2〕自然，此时已经将注意力转向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也指出了中国共和制度的失败原因并深信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再看被世人认为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方。首先是吴宓，从其1911年10月日记，可以推测出他对日后新生之民国的态度：

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逃驻汉口，提督张彪已被捉杀。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1911年10月12日）

近日国中多事，独吾陕景象尚号太平，毫无诸种动作。呜呼，国社危灭，恐桑梓亦只燕巢幕上，庆旦夕之安而已。（10月13日）

今日中国大乱，四海鼎沸，桑梓夫岂能独安？吾家三原，想不至有他虑欤。吾尝读历史及诸种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今乃亲得闻之，吾他日或亦目睹而身受之乎？他年结果，此时殊难见端倪也。（10月26日）

作为吴宓的好友，陈寅恪一如既往，很少对社会现状直接发表议论，自然没有对民国第一个国庆节的评价，但多年之后却有对民国社会状况的感叹。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他就这样写道：

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3〕

不过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节日，陈寅恪依然抱有感情，特别是每逢七夕、中秋，陈氏几乎每年都有诗作，现存陈氏诗歌中仅以“七夕”为题者就多达14首。但对于政府所定节日，陈寅恪却没有作诗之兴趣，此中奥妙颇耐人寻味。

而作为遗老代表的郑孝胥，则在其日记中毫不掩饰他对“双十节”这个节日的轻蔑：

九月朔（10月10日）　过女景，长尾雨山来，还所题二卷。应子云来。是日，革命党以为起事纪念日，市人多休业。〔4〕

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黄侃，其日记中这一天则没有任何国庆的信息：

九月十一日（新十月十日　金曜）阴，以玉检诗寄通一。〔5〕

无论怎样，民国初年的文人欢迎也好反对也好，他们都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民国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皇帝，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既然已是民国，就意味着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不再是旧时代的文人，无论他们穿的是长衫还是西装。

说到这穿衣，显然是民国初年文人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继续穿长衫还是改换西装，此外还有刚刚问世的中山装可供选择。一时间，穿什么样式的衣服成为判别一个人开明还是保守的标志。至于是否留辫子，彼时倒不是问题，因为早在清室灭亡前，很多革命志士和留日学生就已纷纷剪掉辫子以示其革命决心了。且说这西装传入中国，当在清代晚期。据《清史·西洋记》中记载，第一个穿西服的是严复的大公子。他曾做过一个英国外交官的翻译，这位外交官见他穿长袍短褂，觉得出入不方便就送了他一套西装。而严公子也很开放，剪掉辫子，穿起西装，走上街头。至于国人自己制作的第一套西装，据说是“红帮裁缝”为大革命家徐锡麟制作的。徐锡麟1903年在日本大阪与正在日本学习西装制作工艺的宁波裁缝王睿谟相识，次年徐锡麟回国，就在上海王睿谟开设的王荣泰西服店定制西服。王睿谟花了三天三夜，全部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出了第一套国产西装。那个时代一般穿西装者，思想之开放甚至激进，自不待言。

穿什么样式的衣服，对那些自称或被世人称为“遗老”或“遗少”者本不是问题，他们继续穿长衫就是了，前者如陈三立、章太炎、王国维等，后者如陈三立之子陈寅恪、怪教授刘文典等。对他们而言，长衫基本是唯一选择，如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就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1949年后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今人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曾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想想其貌不扬的刘文典身穿这样的长衫“慢移莲步”，该是有些滑稽的吧。

其实真正在穿衣方面有些纠结的是那些曾经出国留洋又返回国内者，他们有时穿西装，有时又改换长衫，其改变的理由既与特定场合有关，更与其心境有关。自然很多人对此也不是特别在意，鲁迅留学日本时穿西装，回国后就改穿长衫，晚年更是全着长衫。而他的弟子殷夫、柔石等，虽然是比较激进的“左联”成员，又是在上海居住，倒也是以穿长衫为主。至于留学欧美者如胡适、吴宓，也都只是在国外穿西装，回国即改换长衫，虽然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截然对立。

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民国时期的文人，一般年龄大一些或者所谓的文人气质重一些者，在公众场合都是穿长衫者居多，真正西装革履者反而不多见，无论其政见和文学观念如何。例如笔者曾见到鲁迅和胡兰成分别与日本友人的合影，在西装革履的日本人中间，两位都是长衫打扮。而在鲁迅笔下，那位可笑的孔乙己都穷困到和短衣帮为伍的地步了，却还是不愿脱掉长衫，成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固守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那所谓的读书人身份。从这也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更认可“长衫”作为民国时代文人的符号。而西服洋装更多是作为留洋阔少、买办和风流公子的符号出现在社交场合和文艺作品中。由此“长衫”和“西服洋装”也反过来成为判定公众人物思想特征的符号。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来自鲁迅，他对穿西装者似乎总不太喜欢。如1928年7月2日赵景深、徐霞村等为约稿到鲁迅家中拜访，行前徐霞村发现不妥，因为他那天刚好穿的是最时髦的西装。果然，他们的拜访遭到鲁迅的冷遇。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这样记载：“午，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一个“突”字把鲁迅的不快显露无遗。此外，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一段话，几乎等于判定那个时代穿西装者大都是洋场恶少、文坛流氓了：

去年的有一天，有一位名人（指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即“叛徒”之意）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由于鲁迅和当时的“左联”领导者有矛盾，他以杂文笔法这样描述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让人们更“目瞪口呆”的还在后面。数十年后，鲁迅这段带有调侃讽刺口吻的话在十年“文革”中变成夏衍等人打击迫害鲁迅的罪名，他们也因为“四条汉子”这个称号而惨遭迫害，直至“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看来，这文人的穿衣戴帽还真不是小事，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大祸。在这方面，同样是风流倜傥的徐志摩似乎就比较注意。当年泰戈尔来华访问，他与林徽因陪同，大都是身着长衫，两人一左一右陪伴在泰戈尔身边，被称为金童玉女，一时传为美谈。

说到各类节日，民国后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对来自西方各种节日的接受，这其中最重要者一个是元旦，另一个是圣诞节。前者由于采用公历纪元，自然逐渐成为重大节日。后者则完全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扩大，以致文人在创作和日常交往中也对其开始关注，如钱玄同在写给周氏兄弟的信中就幽默地称圣诞节为“大秦之蛤蜊屎马屎（英语Christmas的音译）节”。不过，整体而言，民国时代文人对于圣诞节之类来自西方的节日，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不怎么关注的，至于文学作品中的有关描述，则另当别论。

就鲁迅而言，他对各种节日一直不太热心，对于元旦也是如此。他曾经说：“……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且看1913年的元旦，也即鲁迅到京后的第一个元旦，他是如何度过的。在日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一日，晴，暖。上午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午后同季市游先农坛，但人多耳。回看杨仲和，未遇。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

而据鲁迅日记，在前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鲁迅也不过是和许寿裳等人一起上街购物，吃饭饮酒而已。

这一年元旦是官方所定之“共和大纪念日”，当时的内务部设在先农坛的文物保存所免费开放，酷爱收藏的鲁迅当然不会错过，和好友许寿裳一起去看。但鲁迅最难度过的还是夜晚，更何况是节日之夜，所以尽管是元旦，鲁迅还是以校对古籍来打发这寒夜中无边的寂寞。

再看鲁迅笔下的春节。1917年1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是怎样度过大年三十的：“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相对他在小说《祝福》中所写的旧历除夕的热闹，这差异真是巨大：“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我们可以想见的是，1917年的北京，除夕之夜也同样会爆竹声声，不知听到这声音的鲁迅，是如何依赖抄碑度过那漫漫长夜的？好在半年之后钱玄同就开始经常到鲁迅这里鼓动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鲁迅的寂寞不会太久了。

那么1917年1月22日的钱玄同又在想些什么呢？看看他这一天的日记吧：“今日为阴历除夕日。自袁政府制定以阴历元旦为春节以来，学校中至今遵行。……前此用阴历之日改用世界通用之阳历，此阴历便当废弃。……民间习惯沿用已久，一时旧习殊难尽除。”

看来钱玄同对于传统力量的顽固还是很清楚的，虽然他后来特别偏激。而据他该日日记，他自己在除夕之夜也还是要去哥哥那里团聚，不但一起吃年夜饭，而且还要拜祭祖先。从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北京期间每逢长兄钱恂和长嫂单士厘生日，都必去看望，有时还要请他们吃饭。对于长兄所组织的大家族或亲戚之间的聚会，他也总是参加。长兄去世后，钱玄同也还是按照传统礼仪穿了孝衣。就这一点来说，他和鲁迅，甚至吴宓、梅光迪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者一样，都有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在骨子里他们都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为其很多方面的内容所深深陶醉，其内心深处对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的眷恋就是证明。

注释

〔1〕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二》，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56—57页。

〔2〕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4页。

〔3〕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9—150页。

〔4〕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1437页。

〔5〕　黄侃：《黄侃日记（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15页。

第一章　这里的“生活”静悄悄

普通人的一天胜过所有哲学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令人叹惋不息、惆怅万分的诗，所传达的其实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你旧地重游，希冀寻找一些往日的印痕，为你今天苍白而枯燥的生活增添几许亮色、几分温暖。可现实却是那样无情而残忍，在你面前的，要么是人事已非，要么诗意的时空早已沦为庸俗的场景，脑海中往事的美丽记忆也已不复存在。实事求是地说，诗人在这首诗歌中所展示给读者的还是过于美好，其实不过是诗人的幻想而已。自然，这就是文学的美丽所在，诗人凭借自己的天才为我们提供了开启诗意之门的钥匙，而把真实人生的无聊与痛苦悄悄隐藏起来。

恐怕很多人都不得不认同，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更多的是痛苦、单调、庸俗和无聊。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间轮回中，我们无可挽回地走向万劫不复的终点。即便现代科技给我们提供了迅速改变生活空间的可能，甚至借助网络我们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开始自己的第二人生，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当下的生活，无论它是多么无聊和庸俗；我们更不可能摆脱我们正在走向死亡的事实，无论我们的精神力量有多么强大。

自然，无可否认，日常生活中也有诗意的瞬间和幸福的场景，只是它们过于稀少和过于短暂。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忍受生活中的无聊和痛苦，特别是这种无聊和痛苦以一种无比强大的轮回、循环状态出现，逼迫我们无法不对它们俯首称臣。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正昭示出人类当下之无聊日常生活的困境？倘若要举例说明，则每年学校和军队中的迎新送旧不就是如此？

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以及其周而复始，是我们感到日常生活无聊与痛苦的最直接原因。时间与空间的无限轮回，带给人们的就是无比的单调和重复。本来借助空间，人们似乎可以有限度地摆脱时间对我们诗意想象力的侵蚀，但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却使得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还保有原来的独特与唯一性。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大同小异，甚至你可以在不同的旅游景点买到完全一样的纪念品，让你怀疑花费大把的时间金钱来此旅游是否还有意义。

由此，似乎有必要检视一下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中，那些极为稀有的诗意的产生方式。

那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远远多于常人的诗意瞬间的？这究竟更多依赖于他们的天赋，还是由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实潜藏有更多诗意的种子？

1936年8月23日，鲁迅去世前不到两个月，他写了一篇《“这也是生活”》的短文，其中有些话很有意思，至少和平日人们看到的鲁迅文章大不相同。一段是鲁迅说自己大病一场、有所好转后的言行：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另一段则是鲁迅的感慨和议论：

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应该承认，我们的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把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对文本和文人创作、学术活动和相关心理活动的研究上面，这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文人除了创作和学术研究，他还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一些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活动，因为他也是普通人，也要吃饭、睡觉、与亲友交往，也要恋爱、结婚、成家立业。这些活动对其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难道就没有一点影响？它们之间就没有一点关联？显然鲁迅不这样认为，带着病中对人生的新的理解，他说出这样充满感慨的话：“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其实，20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不过，和前一时期学界热衷鼓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同，我以为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它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按照《日常生活》一书作者赫勒的说法，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最为关切的往往是他在直接的共同体（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家庭以及他所成长于其中的家族或团体的生活空间）中的生存，他对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和建立往往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也就会特别注意培养那些有助于他在给定的环境中生存的特性与素质，这些特性包括特殊的禀赋、排他主义观点、动机与情感。〔1〕显然，如果要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这些日常生活活动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其写作、研究的关系更加密切，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对其创作和学术的影响也就表现得更加深刻复杂。

赫勒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本身具有抑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倾向，即具有一种抵御改变的惰性。显然，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人更加重要，特别是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往往和其写作等创造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一惰性也就必然对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等产生更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去改造现存的日常生活结构，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由“自在存在”转为“自为存在”，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实现由自发向自由、自觉的提升，是人类在面对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所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文人群体，作为一向以超越现实生活为目标并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对做出这样的转变负有更大的责任。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20世纪，不仅经历了最为动荡的社会变动，更是经历了西方知识分子数百年才经历的精神历程。因此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遭遇，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一切痛苦与欢乐、喜悦与悲伤，都自有他们独特的感受。这些感受并通过他们各自喜爱和习惯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而言，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特别是很多文人在其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中所披露的历史真相和他们当时的心理状况，更是弥足珍贵。本书的写作，就基本上建立在对这些私人记录材料的使用之上，并适当采用其他材料以资对照。某些材料鉴于来源可能不够信实，甚至某些回忆由于时间的变迁也有可能会产生错误，使用这些材料在专家看来是不够严谨的。但笔者还是以为，面对这些生动、形象的历史记录，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学术性而抛弃其中的细节，特别是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何况我们研究的本就是日常生活，自然该对这些生活细节给予格外的关注。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研究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状况必须同研究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动状况特别是政治经济变动状况结合起来，才不至于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在我看来，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富有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也能够不断地提升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认识，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认识。最终——虽然这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理想：达到对人类社会变革和文明演变进程的新的认识。面对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面对一个越来越依靠技术和金钱力量的世界，人类的精神空间正在被挤压得越来越狭隘，以至于有走向枯萎乃至坍塌的可能，而首当其冲承受这种变化者，就是文人群体。如果说，连这个群体都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迷失了自我，面对庸俗放弃抵抗的话，则我们很难对人类的光明未来报以乐观的期待——即便有对所谓的人类辉煌的鼓吹，我知道那也不过是最具欺骗性的海市蜃楼，消失之后必然会使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黑暗！

卢梭的疼痛与吴虞的悲凉

法国大文豪卢梭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但他却不善言辞。一次他经过一个小镇时，受到一个市民十分粗鲁的对待，并且引来很多人围观。粗鲁市民的亢奋让围观者兴高采烈，他们无一例外地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着卢梭遭受羞辱。卢梭当时极为难堪，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反驳，只好逃之夭夭。更让他难过的是，当他想出足以反驳对方的话语时，他离开这个小镇已经很远。无独有偶，鲁迅在途经香港时也曾遭到海关检察人员的无理搜查，他随身携带的书箱被翻得一塌糊涂。更令鲁迅气愤的是船上的茶房将这野蛮的检查归咎于鲁迅，说鲁迅太瘦了，所以他们怀疑鲁迅是贩鸦片的。而鲁迅对此也无可奈何，也只有事后写一篇杂文发发牢骚而已。

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确实常常发生，俗语“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基本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我们又能怎么办？是的，你可以愤怒，可以体会到那种刺痛你尊严、伤害你人格的羞辱感，只是你没有机会反抗：不仅因为它很快就会消失，而且因为新的羞辱和烦恼会又一次发生。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一直在意这样的羞辱，因为它太短暂太平淡也太频繁。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只不过是在其无聊和单调的生活中激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只不过是像被蚊虫叮咬一口那样短暂的疼痛。在我们内心深处，几乎感觉不到它曾经发生过，因为太多这样的羞辱已经让我们麻木。

当然，也许它不会完全消失，如果你真是对这样的羞辱特别敏感的话。可是，如果我们对所有这样的羞辱都敏感都在意都无法忍受，我们又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像一个“人”一样地活下去。

事实上，受到羞辱的感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对方没有把我们当做人，而只是当做一个物！是这样，受到羞辱的感觉就是被变成物的感觉：当你被公交司机大声呵斥着挤进拥挤不堪的车厢时，当你仅仅是迟到几分钟却受到上司的辱骂而不得不忍气吞声时，当你被强权驱赶出本属于你的家园时，你难道没有感到你只是一个“物”而不是一个“人”？在更为常见的情况下，很多人只有选择忍受羞辱，才能“生活”下去，似乎人们越是能够忍受羞辱，就越是能够体验生活。很奇怪的是，那些最能忍辱负重者，似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最幸福。

可是，卢梭不能！他的疼痛不会消失，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疼痛，而且是全人类的疼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伤害他侮辱他的那些人。诚如鲁迅评价宝玉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贾宝玉的悲凉，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幸与死亡。而卢梭的疼痛，也正如此。他知道肉体的死亡诚然令人悲伤，而精神的麻木愚昧却更可怕。

其实，一切天才而敏感的人们，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时感受到这样的疼痛与悲伤。

1912年，处于内外交困之境的吴虞，在日记中写下如此伤感的文字：

余自去岁归来，诉讼忧劳，罕有宁日。稍得寸晷，读书作报，冀获微资，精力渐衰，疲倦思睡。而社会之倾陷排斥，家人之污蔑凌藉，初无已时。〔2〕

彼时的吴虞，内有与被他称之为“恶魔”的父亲的财产诉讼，外有四川教育界对他的排斥。与父亲的财产纠纷，虽然以吴虞胜出为结局，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舆论却一致认为吴虞“不忠不孝”，并导致四川教育界公会作出决议，禁止吴虞从事教育工作长达八年之久。那时的吴虞还没有喊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却已经亲身经历了儒家传统思想给他带来的身心之痛：偌大一个四川，似乎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就在吴虞处此窘境的时候，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中，鲁迅的心境也只有“孤寂”一词可以形容。1912年5月，鲁迅独自来到北京任教育部职员，在该年日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文字：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苦望二弟信不得。

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彼时的鲁迅，距离“呐喊”之日还有很多年，他还是需要凭借“时时看之”来减轻内心的寂寞，驱除那弥漫在他四周的无边的悲凉。好在，有一点他比同时代的吴虞幸运，那就是鲁迅尚可从家庭中获得一些温暖——与二弟周作人的通信成为支撑鲁迅继续教育部枯燥单调生活的强大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维持在每月写给对方7—12封的水平，这个数字在邮政速度缓慢的一百年前是惊人的。其实这多少有些悲哀，早已结婚成家的鲁迅盼望的该是妻子朱安的信才对。可惜朱安不识字，更重要的是两人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鲁迅日记中曾经记录有收到朱安来信，鲁迅的评价只有两个字“颇谬”。夫妻之间的感情联系如果到了给予“颇谬”评价的地步，就不说也罢了。

当然，吴虞也好，鲁迅也好，民国初年的他们也还都在正常地“讨生活”——既为养家，也为自己，所以他们都很忙碌：忙着上班或者忙着给人写诉状。

让我们好奇的是，看他们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写下的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再看看他们在日记或写给亲友书信中那样情绪低落的感伤文字，真有些令人不能相信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只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文字都是他们思想情感的真实记录与表现，只是维系这两种文字之间的纤细脉络，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忽略了。其实，民国初年的文人，在被时代裹挟着进入新时代的时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受的一切变故，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文人生涯产生巨大影响。吴虞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约而同发出的对吃人礼教的控诉，正是他们在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爆发这几年日常生活中一直受到压抑的必然结果。对吴虞和鲁迅而言，他们不需要长久的却是无聊的人生，而是需要一个伟大的爆发、一个辉煌的瞬间，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不过，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潜藏已久的激情抒发出来，又如何在激情之后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的无聊与单调之中，是否“曾经沧海”就必然“难为水”？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的“彷徨”告诉我们，如果无法摆脱日常生活沉重的束缚，则即便有了伟大的爆发，也有可能被日常生活的河流吞没。因为日常生活的实质就是引导人们不断走向绝望，而尽头就是死亡——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悄无声息的死亡，只是没有痛苦——真的没有么？

所有生命是在一起，但每个人都是分散的

1912年，算是整个中国社会真正进入民国时代的一年。

不过，那些在几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钱玄同和鲁迅等等，以及被后人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者的吴宓、梅光迪等等，这一年的生活其实极其平凡而单调。在他们的日记或书信中，似乎我们还看不到那些可以判定他们何以日后会赞同或者会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明显迹象，也许蛛丝马迹已经存在，潜在的种子已经植入土中，但它们何时发芽生长以及如何生长其实谁都说不清楚。只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就是他们对他们所身处其中的民国时代，其实还很不适应——可能胡适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身处异国他乡。而且，他们对正在进行的学习或从事的工作的意义，都会时时产生一种困惑。

1912年2月18日，是旧历的春节，正在北京求学的吴宓，以连续四天与同学打麻将的方式，度过了这个传统的节日。按照吴宓自己的说法，“此亦新年之常例”。

这一年的中秋节，按公历是9月25日，鲁迅与好友许寿裳等一起饮酒聊天，直至十点方归，“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引自鲁迅该日日记），其思乡之情显而易见，与其后来对故乡的冷漠乃至对故乡人们的嘲讽形成鲜明对比——鲁迅对小说中以故乡人物为原型创作出来的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似乎没有一个是给以正面肯定和赞颂的，即便是闰土和祥林嫂亦然，更遑论其他如阿Q之流。

而远在四川且被剥夺教书资格，只能以为他人写判词为生的吴虞，也不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肃杀之气弥漫周围：“夜半约四鼓，闻呜呜之声甚久。或曰鬼声？或曰非也。”（引自该年9月12日吴虞日记）

1912年10月12日，大洋彼岸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得家书（11号），知二哥新丧爱妾，所遗子女数人，无人抚养。我兄此时处境当有非人所能堪者，作书慰之，并劝其归。写至“羁人游子，百不称意时，当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个家在”一语，不禁凄然欲绝者久之。〔3〕

显而易见，仅仅看这些文字，我们根本无从断定日后他们谁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谁会成为所谓的“保守派”。这些进入民国时代的文人，尽管其处境和个人经历有很大差异，但骨子里散发出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悲天悯人和感时伤怀的气息，却是惊人一致的。在他们的日记中，似乎很少能感觉到民国与之前那个逝去朝代的巨大差异，似乎时光的流水一刻也没有中断，而一个王朝的灭亡所产生的巨大震荡，也好像并没有真正造成他们对人生意义何在的困惑与怅惘。

自然，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们都该算是民国时代的新知识分子——只因他们大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极少数没有出国者也对西方文化有较多的接触与了解，这与晚清时代的旧文人如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等已经截然不同。〔4〕

那么，决定他们日后走上不同道路并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对立两派的，又是什么？困居于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与在成都每日编写判词的吴虞，又为何日后会在控诉“吃人礼教”方面达到惊人的一致？更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其日记中明确指出，梅光迪对其白话改革实践一开始是持赞同态度的，只是在胡适尝试用白话创作诗歌后，梅光迪才坚决反对。而胡适的写白话诗之动因，其实源于他们几个同学的一次游玩经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梅光迪在那种境况下，也很有可能用白话写一首打油诗出来，而胡适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梅氏此举给予嘲讽（从其日记中可知，在此之前胡适一直是写文言古诗，甚至有时为自己写得太少而惋惜），如此则白话诗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可能会很不一样。另一位“学衡派”的大将吴宓，也在日后发出过类似的感叹，并把所有这些归因于命运：

然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1918—1919学年，仍留勿吉尼亚大学，而不来到波士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君在美国末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成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5〕

看来，每个生命或者历史事件（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过程）在其成长历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偶然因素，决定着、影响着它们的发展道路。每个生命就其本质而言，其实都是一样。在最初的开始，它们各自分散于世界的一隅，互不相识。而偶然事件的发生，促使它们从不同的地点会合到一起，然后或者再次各奔东西，或者永不分离。至于哪些属于日常生活中令人激动的微光，哪些属于人生历程中漫长而无聊的日子，本来冥冥中自有定数，其实是说不清楚也不必清楚的。

可是，一旦这些与文人，与他们的写作活动结合在一起，那就大不一样，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因为文人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可以随时从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反观自身及其所处的生活，并把它们提升到诗意的层次，给无聊的生活增添几分亮色。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正是日常生活蕴藏有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因为正是在日常生活那些最熟悉的事物中蕴含有诗意的种子，只是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为世俗的所谓常识所屏蔽了而已。〔6〕因此，对于不甘心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确立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可以进行反思的“距离感”，一种可以把自己从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暂时剥离出来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那些最伟大和最敏感的人们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才可以把日常生活的无数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富有诗意的艺术杰作。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的文人其实很幸运，因为时代赋予他们可以从新旧生活巨大变化中体察一切细节的机会，至于如何成就其文学的或者学术的成就以及其观念的形成和转变，那自然需要更加复杂的因素或契机，甚至需要一些神秘的力量。

占卜与算命——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民国时期的文人，精神生活相对而言是丰富的，特别那些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者，频繁的师友之间的日常交往及各类社交活动往往能充实他们的生活。但对于一些不善交往者，社会的动荡以及个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则会使得他们不时陷入迷惘和绝望，有时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梁漱溟之父梁济和王国维的先后投水自尽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好在文人总有借助外力摆脱内心迷惘或绝望的方式，自己占卜或者请人算命就是颇为“有效”的手段。

说起来，这占卜算命，本就是文人的专利，当年孔子就多利用占卜方式来排解困难，提高弟子对其崇拜的程度。如当年鲁国欲伐越，占得“鼎折足”，子贡认为出师折足是战败之象，并且鼎折足本来就是一种凶相，从解卦来说没有错。但孔子的高明在于他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因此卜象大吉。结果果然不出孔子所料，鲁国战胜了越国。

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吴宓、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和钱穆等文化名人，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有关占卜算命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反映出的文人内心世界。

早在1920年2月，有件颇有意思的事情引起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注意，即宋瞎子算命灵验一事。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7〕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罗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由于其人推算准确，所以罗振玉不免“思之令人悚然”。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王国维却没有罗振玉那样迷信，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性，在谈到宋瞽预测时局时王国维如此分析：

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8〕

“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这里其实反映出王国维对于时局，甚至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不可预知的惆怅感。罗振玉之所以去算命，只是想要在生活中寻找一份安慰。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尝试算命而结果不如预料时他们半信半疑以至鄙斥，而结果命运祥和且偶合其意时他们深信不疑的原因。实际上推命之事，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看来都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说明人们对未来确实抱有不可预知的惶恐。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请他送之于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而宋瞽算命之结果如何呢？罗振玉回函中之：

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9〕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现在看来多少也令人惋惜！竟然十年未到便已是形骸消亡。所以只有“惟命中刑克稍重”，这一句才吻合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离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也是不能大富大贵的了。

再说吴宓和陈寅恪。作为曾留学哈佛的大学者，他们自然不迷信，但颇为有趣的是他们却对占卜一事很感兴趣，并且还很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

早在1910年，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动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当时的吴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语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来美国已经两年有余，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表现，才对卦语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意识到此卦的要点应当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这样的处世态度，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中、和为教，也即西儒所谓的“在两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又西人有以骑马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致掉下马来，才能驭马飞驰。吴宓为此感叹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看来吴宓并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释此卦，而是把它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起来，把它与自己的处世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而且吴宓还以自己儿时见到的一副对联为补正：

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

吴宓以为此联虽然宣扬一种自私思想，但处于乱世之中，这也不失为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所谓独善其身，看似容易，实际做到很难。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非绝大意愿、绝大才力不能做到。吴宓的这种态度，可以他翻译的柏拉图《共和国》（Republic）中的一节来说明：

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众为恶，而亦难凭只手，挽既倒于狂澜。自知生无裨于国，无济于友，而率尔一死，则又轻如鸿毛，人我两无所益。故惟淡泊宁静，以义命自安，孤行独往。如此之人，譬犹风洞尘昏、飞沙扬石之际，自栖身岩墙之下，暂为屏蔽，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而若吾身能独善，德行终无所玷，易箦之时，心平气和，欢舒无既，则亦丝毫无所憾矣。〔10〕

应当说，吴宓之好友陈寅恪在其一生中是更多采取此种人生态度的，而吴宓虽然也对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吴宓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从事一些世俗事务的，对此恐怕也不好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问题是吴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摆脱而不能，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剧（例如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吴宓有时显然对于占卜之事将信将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变。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陈伯澜去世，消息传来，吴宓大为悲痛，因为陈伯澜多年来对吴宓学业上的指教以及精神上的鼓励与指导是很多的，吴宓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吴宓内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别是吴宓自回国后忙于结婚和筹办《学衡》，竟未能抽出时间去拜见姑丈一次，自然内心非常内疚。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于梦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悲伤。据吴宓日记，陈伯澜去世后约一月，某天正是中秋节，吴宓夜里忽然梦见自己从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陈伯澜，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复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为“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此后梦境又多有变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吴宓等家人扶持来到保定之莲花寺，众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层。就在这里，其姑丈口授遗嘱，然后去世，则神示得以应验。吴宓见姑丈去世，放声大哭，终于从梦中惊醒。清醒后的吴宓才想到所谓梦中的神示之句，其实是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诗句。看来吴宓自己因姑丈逝世过于伤心，方才有此梦。又因他以为姑丈这样的人去世应当有预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应当不同寻常，所以才在梦中将自己读过的诗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对此类事也颇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北京，并准备占领之，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此时吴宓、陈寅恪均在北京，对时局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极为担忧。当天，吴宓以《易经》占卜，得“解”卦，其辞为：“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文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大概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专门请教了陈寅恪，但陈寅恪并未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儿再打电话给吴宓，看来陈寅恪对此也很慎重。他告诉吴宓此是吉卦，于是吴宓才舒了一口气，和衣而卧，静待天命。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来不能这样认为，首先卦辞中所谓“利西南，无所往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解释为他们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联大等处任教。结果是吴宓为谋生计多次四处奔波，陈寅恪更是因战乱导致双目失明，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沦落敌手，吴宓、陈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军不久即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过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为了民族存亡，他们可以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来为祖国分忧，同时也为自己鼓劲。因此陈寅恪他们即使知道占卜之类是不科学的，但只要能借此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时此种活动就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了。

大概吴宓对此卦吉利将信将疑吧，或者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经》占卜，得“晋”卦之六二，其文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吴宓在日记中未言明是凶是吉，不过按照一般的解释，应当也是吉卦。吴宓卜得此卦，大概与其读过《儿女英雄传》有关，因为此小说中男主人公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其父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结果果然高中第三名。吴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对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说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样解释总是与占卜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它曲折地表现了占卜者的内心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事物发展之不可预测而产生的困惑及可能发生灾祸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一切占卜不过是一种心理测试而已。至于人们之相信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位文化大师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则记述了他和梁漱溟、熊十力以及汤锡予等请相士为他们相面之事。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时，有相士专门从四川来为他相面，梁漱溟为此特意请钱穆等到他家，请相士一一为众人相面，后又到钱穆住处再为他们相面。据钱穆所言，相士说熊十力有“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意思是不会直接参政过问红尘之事。而说梁漱溟则是“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意思是晚年恐有劫难。对于钱穆本人则说他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后当能先后如一”，意思是钱穆的一生当能始终坚持治学为业且能善终。综合来看，不能不惊叹这位相士的预言。熊十力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其民间学者的身份，1949前后也不过是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协委员而已。不过其晚年看到“文革”劫难，却只能发出“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这样的哀叹，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而梁漱溟晚年确实因直言当政者之弊而惨遭批判多年。不过其临终前数年重新赢得政府与民间的高度敬仰，并最终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不知是否还算是收场不好？至于钱穆本人，则可以算是中国式的“寿终正寝”的范例，他一生始终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使命，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后在台北任教，最后以九十五岁高龄西归道山。其人不仅高寿，而且今天业已赢得海峡两岸人们共同的赞美与景仰，确实是一个“先后如一”的结局。人生一世，如类钱穆，则无憾矣。

而且，对于此类占卜相面之术，钱穆等人并不简单地斥为迷信。因为钱穆一生曾多次遇到此类事情，大都有所应验。对此他的解释是：大凡流行人间者，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因此不可轻易以不科学否定之。钱穆此说，颇类似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中西文化之思想，大概很多还是相通的吧。不过，马克思对黑格尔这句话的解释值得注意。马克思认为，其实这个命题暗含着革命的意义，因为由它还可以推论出“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样非常革命的论断。看来，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造反有理”邪说，其鼻祖竟然是那老黑格尔呢。不过话要说回来，其实从历史上看，最要命的问题在于：该由谁而又是根据什么判定哪些事物属于合理的存在，哪些事物属于不合理的存在？

其实，对于这些文化大师来说，请人算命也好，自己占卜也好，无非是调剂日常生活和减轻内心苦闷的手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保佑支撑他们继续其创作或学术生涯的精神力量。有这些预兆或预言的陪伴，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就会走得更加从容和坚定。

最后说说胡适，1908年夏天其母催促他回家完婚，胡适于当年7月写信给母亲，提出三条理由推迟。一个是自己毕业时间是在12月不是8月，一个是学校不能请假，一个是家中经济状况无力完婚。胡适也知道这三条理由都十分牵强，所以最后就怪罪到算命先生那里。他认为母亲之所以催促完婚，完全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所以他在信中大骂算命者是“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简直是有些气急败坏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也就决定胡适此后不会相信什么占卜算命之类。他与吴宓等人在这件事上的差异，是否也多少说明为何他们各自的文化立场会截然不同？

注释

〔1〕［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中译者序言》。

〔2〕吴虞：《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3〕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二》，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4〕其实就是这些文人，也对一些新生事物持开明态度，例如郑孝胥在其日记中明确对改用公历持欢迎态度：“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1376—1377页。

〔5〕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76页。

〔6〕参看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68—369页中有关论述。

〔7〕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致王国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89页。

〔8〕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王国维致罗振玉》，《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0页。

〔9〕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致王国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

〔10〕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6页。

第二章　民国初年文人群体概述

——以浙籍文人为个案之研究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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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

作为小标题的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国内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交融汇聚的中心，同时作为很多浙籍文人墨客的故乡或生活地点，杭州以及浙江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雷峰塔下、西子湖畔，不知演绎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也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慨叹的悲欢离合故事。杭州地处江南繁华之地，与上海这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近在咫尺，以致很多浙籍和非浙籍文人与杭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如果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和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必然要对杭州这个城市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首先，中国历代文人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已开始对江南产生浓郁的情结，而杭州在文人的心目中更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文人对于杭州，总有一种特殊的留恋与热爱：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长期以来，白居易和苏轼的诗词就被视为讴歌西湖的绝唱，因为他们几乎写出了中国历代文人对杭州、对西湖的全部思念、挚爱和眷恋。这种情感历经千年，不但没有消散，反而在20世纪中国文人那里得到更加有力的回应：

你假如问我在二三月间看西湖上的微雨是什么色，那我可立刻答复你：“是淡青色的。”你休要笑我误会了，你也休要急急的改正我说：“你是错了，我问的是那时候雨的颜色，不是在问山水的颜色。”我其实并没错误，二三月间的西湖山水是深青色黛色乃至是紫霭色的，然而微雨蒙蒙中的西湖却是极准确的淡青色。这个淡青色，你还愿意称它是山水之色呢还是雨之色？在万花零乱的花丛中，红的白的是花，绿的是叶，青的是天。此时霏霏的降下了一番柔雨，却做了个研颜色的化工，你此时设或在小亭中闲眺，你还能辨别得出那里是红那里是白那里是绿么？你静静的领略，岂不是只觉得如晚烟似的一阵阵忽然泛红忽然转青的紫色么？

这是施蛰存所写之《雨的滋味》，除了语言改用白话外，字里行间所洋溢的对杭州对西湖的爱，其实与千年之前的白居易、苏轼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也是在西子湖畔的烟霞洞，与“小表妹”曹诚英度过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段浪漫生活。即便是一向对杭州没有多少好感的鲁迅，在与许广平补度“蜜月”时，也选择了杭州。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

自然，当历史的车轮终于驶进20世纪的时候，杭州也和整个中国一样，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所以我们的论述，就从19、20世纪之交的1900年开始：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企图用立“大阿哥”即皇储的办法迫使光绪帝退位。她以光绪名义颁诏，称因不能生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诏书下后舆论哗然，上海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并号召各省抗争。各国公使也提出警告，此项计划被迫搁置。

这年的1月25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创刊，报名为孙中山亲定，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报纸公开鼓吹民族革命，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报道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曾全文刊登章太炎写的纪念会宣言，还发表了要国人警惕俄国侵吞国土的文章《中外关系论》等，一时影响极大，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2月14日，清政府悬赏十万白银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禁民众购买和阅读其所办报刊。

也是在1900年，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于年初（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予该校首届毕业生、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开始步入收获季节。

1900年7月12日，住在莫高窟的当家道士王圆篆无意间在洞窟中发现了大批经卷、文书、绘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之后藏经洞经历了多次外国侵略者的掠夺，直到1909年清朝政府才将藏经洞所剩八千余件文物运往北京，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1900年8月14日，著名的《马氏文通》作者、语言学家马建忠去世。

同一天，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至于这一年和浙籍文人有关的大事，似乎可以列出这样几件：

1900年，浙江图书馆创建。这可以视为杭州乃至浙江步入现代的标志。

1900年夏，章太炎著《訄书》初刻本出版刊行。《訄书》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反映了章太炎20世纪初的思想状况，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有很大影响。

1900年9月，由浙籍文人杜亚泉编辑出版的《亚泉杂志》在上海创刊。《亚泉杂志》为半月刊，内容介绍近代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中文科学期刊。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杜亚泉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是如何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大战一场的。

1900年，33岁的蔡元培在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之后原本感情不和的他们逐渐关系和睦，可惜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人世。

1900年6月11日，沙孟海出生。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出生。

1900年10月30日，夏衍出生。

而在欧洲，1900年6月29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瑞典于1900年6月29日专门成立了诺贝尔基金会，并由其董事会管理和发放奖金。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是位杰出的化学家，他一生中有许多发明，最为重要的是安全炸药。这项发明使他获得了“炸药大王”的称号，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原希望他的发明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但炸药却被广泛地用于战争，使他深感失望和痛苦。诺贝尔在逝世前立下遗嘱，把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和学者。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注定要在日后的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浙籍文人群体，从美丽的西子湖畔，迈出了他们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浙江潮”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浙江潮》发刊词

江南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区。近代以来，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江浙一带又是最早得以接触了解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以龚自珍为杰出代表的浙江文人，更是直接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以及江南文人特有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品行，使得浙江文化与文学在与外来文化与文学发生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可以迅速获得新的活力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晚清至近代，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是新式学堂的建立抑或新型传媒的出现，浙江文人都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鲁迅在接受科举教育后转而入西式学堂就是一个例证。之后，大批浙江文人或出洋学习，或进入西式学堂，他们互相呼应、互相提携，最终在20世纪中国史上，出现了浙籍文人群体占据民国时期文化与文学发展制高点的状况。以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周氏兄弟、马一浮、马叙伦、蒋方震、陈望道、沈钧儒、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蒋梦麟、马寅初、沈尹默、钱玄同、许寿裳、毛子水、茅盾、俞平伯、丰子恺、徐志摩、郁达夫、艾青、戴望舒、施蛰存、夏衍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使民国时期的浙江，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杰出文人群体的汇聚地。一部民国文化发展史，几乎就是浙江文人叱咤风云的历史。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佛学、经学、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军事学、修辞学、语言文字学，话剧、电影以及文学中的白话小说、新诗、小品文、杂文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浙籍文人或以开拓者的身份引领潮流，或以成就最高者身份占据其制高点。

那么，这样一个成就辉煌的浙籍文人群体，又是如何诞生和发展壮大的呢？除却“偶然”这一历史进程中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因素外，还有哪些内在和外在因素可供讨论？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又在种种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且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伟大的辛亥革命时期。看看辛亥革命对浙江尤其是对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看看这些影响如何促使新一代文人群体的兴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武昌起义后，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多次集会聚议研讨浙江起义事宜，最后定于11月4日晚举事。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五日）晨二时，杭州新军发动起义攻占省抚署，俘巡抚增韫及眷属等，陆军包围旗营。6日，杭州旗营投降，杭州全城光复，杭州知府英霖潜逃，仁和县知事、钱塘县知事均逃逸。当天上午杭州各界开会商议，推举汤寿潜任浙江都督，汪嶔为杭州民事长（即杭州知府）。军政府设参议会，推莫永贞为议长，陶成章、张恭、顾乃斌、吴思豫、黄元秀等为参议员。杭州光复后，全省各地闻风响应，旗兵先后归附。11月底，全省光复。

11月12日，浙江军政府通过会议决定派朱瑞为援宁浙军支队长，率军三千多人，与苏军沪军会合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并于11月30日攻克南京。

1912年1月22日，仁和、钱塘二县合并称杭县，杭州民事长改称杭县知事，由汪嶔担任。同月，同盟会会员徐自华等募资重建秋社，并建风雨亭于西泠桥畔。

同年4月24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更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招生六百名，设体操、师范、简易师范三科，后增设图画、手工、音乐等专修科。关于这所学校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其实值得大书特书，此为后话。

同年5月5日，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开始其长达数年的单调苦闷的抄古书生活。

7月19日，秋社同人在风林寺召开追悼秋瑾烈士成仁纪念日大会，到会一千余人。主席徐寄尘报告烈士历史及建专祠、风雨亭经过。

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筹办“函夏考文苑”，此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西方现代学术意义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其成立的初衷，就是以法兰西学院为榜样，树立其无上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遗憾的是此事夭折于摇篮之中，不然，相比今天人数已达两千的两院院士，入选“考文苑”的区区四十位学者理应更加受到国人的景仰。

1912年12月8日—13日，孙中山莅杭。8日下午他乘专车抵抗，朱瑞都督率众迎接，在行辕略微休息后，即赴马坡巷法政学堂出席国民党召开的欢迎大会，发表演说；9日上午，至风林寺前凭吊秋瑾先烈，在风雨亭书写“巾帼英雄”四字匾额及“江户矢丹忱，多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来吊侠女魂”楹联，并游览了西湖名胜；10日上午，赴江干考察铁路线，并去之江大学视察，游六和塔，下午赴拱宸桥参观商场；11日出游三天竺、灵隐诸名胜；13日，乘专车返沪。

1912年12月，位于西湖孤山的浙江公立图书馆落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移藏于此。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浙江文化也开始了其新的发展历程。

杭州之有报纸，始于1897年日人发行的《杭报》〔1〕。之后很多爱国人士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纷纷创办报刊，以介绍西方文化、鼓吹维新或革命。至辛亥革命前夕，杭州报纸已近二十种，但大都发行量小，发行时间短暂。辛亥革命之后，杭州报纸数量激增，仅仅在1912年就新发行十二种，且影响日益扩大。其中革命后最早创办的报纸是《汉民日报》，是在原《浙江白话报》基础上创办的，由著名报人邵飘萍任主笔。该报于1911年11月18日正式出版，但因批判锋芒过于外露，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办了。寿命较长的是《之江日报》，这也是民国时期历时最久的民营报纸。1913年创刊，直到1937年才停刊。总之，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刊物的出现，从客观上为浙籍文人的兴起提供了阵地。而浙籍文人更大的表演舞台，则还是在北京和上海，对此后面有专章论述，此处不赘。

说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浙江文人绝对功不可没，其中最值得关注者自然是章太炎。如果说孙中山称得上是中华民国的“国父”，那么章太炎绝对称得上是“国师”。章太炎在20世纪初为中华民国的诞生所做的一切，学术界早有定论，此处只说他单单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所下的论证之功。

首先，必须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17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和获得文化上的正统性。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在1936年写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他并没有说“最早”，而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不将他创建的共和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而取名为“中华民国”呢？我们还是看他自己的解释吧。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行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更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农民起义领导人之处，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的民主革命。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的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此，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说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有“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对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感，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笔者以为，在确证“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粤人孙中山和浙人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了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有着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为此设计和奋斗一生者，理应得到后世永久的纪念。

不过，章太炎最大的功绩，还是他培养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弟子，为民国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章门弟子”这个称号以及它所指代的文人群体，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而研究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浙籍文人，他们的聚合离分和日常交往，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兴旺与否，很多时候都与其时文人群体是否繁荣壮大有关，而中国文人长期以来，也极为看重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所以，在研究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彼时中国文化发展状况时，对原籍浙江或者长期生活于浙江的文人群体之活动状况，必然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在研究浙籍文人群体之前，笔者有意先简单绍介一下康有为及其弟子所构成的文人群体，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革进程和康有为及其弟子有着极大的关联。

据有关研究统计〔2〕，康有为有受业弟子120人，拜门弟子15人，私淑弟子10人。在受业弟子中，自然以梁启超最为世人所熟悉。不过，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有为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已经获取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一方面说明梁启超非同一般的见识和勇气，一方面也说明康有为自有非凡的吸引力。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康有为为师：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梁启超初见康有为，就一下被康有为的过人胆识和天才学说给迷住了，自此决定了他与康有为一生的师生缘分。不过说起来陈通甫才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因为他比梁启超入门更早，也更得康有为的赏识，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可惜天妒英才，不幸早逝，之后“大弟子”的头衔自然落到梁启超身上。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号，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再到流亡海外，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后来师徒二人政见虽有不合，但梁启超在视康有为为师这一点上，是没有变化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他是第一个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前期参加革命，后期全力从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成就斐然。再就是麦仲华，他先是成为康门弟子，后成为康氏之婿，其弟麦鼎华也随之拜入康门。

在康有为的拜门弟子中，政治方面有唐才常，艺术方面有大画家刘海粟和徐悲鸿；在私淑弟子中，有谭嗣同、吴锡龙等民国名人。

显而易见，康门弟子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演变进程，产生过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主要发生于清末民初阶段，之后，其在文化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便逐渐让位于了以章太炎为核心的浙籍文人群体。而浙籍文人群体的兴起，除了与章太炎这个文人领袖有关，还与另一位为辛亥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浙籍文人有关，他就是蔡元培。从近代以来对浙籍文人群体兴起的作用角度来说，蔡元培居功至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的辉煌。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与章太炎和蔡元培有直接关系，对此学术界是早已认同的。章太炎从学术上给众弟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蔡元培则因自己在教育界的特殊地位，为浙籍文人进入北大以及高教界提供了宝贵机会，也就等于从发展空间上保证了浙江文人群体的持续发展与壮大。

蔡元培与“某籍某系”

民国时期的浙江文人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北大等著名高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巨大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甚至妒忌，所用称呼就成了“某籍某系”。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不过，在浙江文人内部，也还是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小群体来，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浙籍章门弟子外，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人群体以及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等。

在这里我们即以蔡元培如何从浙江进入北京的文人圈子，以及他如何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以他和章太炎为领袖人物的浙籍文人群体为个案，来评述浙籍文人在民国期间占据中国文坛主流地位的过程及其特点。

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元培也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决心通过科举道路进入上流社会的，只不过相对于众多的失意者，他属于少数幸运者中的一员。1872年，虚岁六岁的蔡元培进入私塾学习，这一年他正式使用“蔡元培”之名。尽管因为家境不好，蔡元培的求学之路较为坎坷，但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相比，其科举应试之路倒是较为顺利。17岁那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具备了进入更高层次竞争的资格。这一时期，蔡元培无论所读之书还是所接触之文人，基本还是限于传统文化范围之内，但他已开始对主张变通的今文经学产生兴趣。1889年，在两次乡试失败后，蔡元培终于考中浙江省举人，不仅博得主考大人李文田的赏识，而且其风格奇特的“怪八股”也引来很多学子的模仿。在北京做高官的浙籍文人李慈铭在查阅该年浙籍文人举人榜单时，曾特意将蔡元培的名字录入日记，说明蔡元培已经引起京城乃至国内第一流学者的关注，这也为蔡氏进入第一流文人圈子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1890年，蔡元培入京参加会试，又顺利考中贡士，并在1892年考取进士。如此，短短四年间蔡元培就完成了很多文人需要很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乡试、会试成功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功自会引起京城文人领袖的关注，最好的例证就是翁同龢在蔡元培登门拜访后，特意将其名姓、籍贯和简历记入日记，且给予“隽才也”这样的佳评。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有如此评价，也为蔡元培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多少铺平了道路。

也就是在科举顺利之后，蔡元培有机会游历国内各处，对晚清时国内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廖平和康有为的著作，也对其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1894年，蔡元培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并应同乡李慈铭的邀请担任其家庭教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代，担任名人高官的家庭教师，往往能获得进入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乡因素对于蔡氏获得此种机会的作用，以后这种因素还会继续产生影响，不但促使蔡元培被迅速接纳为最优秀文人群体的一员，而且也在蔡元培形成自己的文人圈子时起到了类似作用，许寿裳、鲁迅和周作人等浙籍文人之被蔡氏纳入麾下，就是例证。

之后数年，蔡元培得以结识晚清重臣张之洞、浙籍同乡张元济以及一些赞同维新变法的人士，并在好友刘树屏影响下学习日语。受这些友人的影响以及在翻译日文著作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蔡元培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以极大的打击，多位参与变法好友的受迫害，使蔡元培对京官生活极为失望，也令他对政治改革丧失了信心，决定回家乡绍兴兴办教育，走艰苦的教育救国道路。但毫无疑问的是，数年的京官生活已经使蔡元培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圈子，他所结识的文人对其之后的事业乃至日常生活，都将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3〕

据蔡元培1898年在京时日记，可以大致看出蔡元培此年与京城文人交往的基本情况。

在该年正月八日日记中，蔡元培特意将“己丑、庚寅、壬辰乡、会、殿试同年生及浙江同乡住址单”录入，说明他此时对建构自己的同学、同乡关系网络已有明确的意识。

也是从这个月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蔡元培特意“进城贺年数十家，皆附致乙斋刺，城外百余家，皆托乙斋投刺”。“乙斋”是沈曾植的号，沈曾植生于1850年，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晚号寐叟，卒于1922年。他是浙江嘉兴人，当然算蔡元培的老乡。沈氏当时在京城早已是名流，且与张之洞等人往来密切，所以蔡元培借沈氏之名结识京城文人，联络情感，自然可以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他自己那时在京城也已算是小有名气之人物了。

此外，从该年日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一直热衷于参加同乡和同年举行的各种活动。仅在正月和二月，蔡元培就参加了“同乡京官公宴”一次和壬辰、庚寅、己丑“同年团拜”各一次，前面所述之蔡氏日记中所录同乡、同年资料看来马上就有了实际应用。显而易见，这样的聚会对于蔡元培建立自己的师友交往圈子极为重要。当然，对于沈曾植这样浙籍文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更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仅在该年二月份的日记中，有关“乙斋”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两人之间交往的内容就出现了八次之多。对于另一位浙籍名流李慈铭，蔡元培也早就与他密切交往（其日记中出现与李氏交往的时间为1894年6月，但显然应该更早，不过蔡氏日记从该年起始，所以无法找到更直接的证明）。有一点可以断定，蔡元培在京城期间，已然有意无意地借助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在1894年和文廷式等人联名上奏时以及甲午之战结束之后，蔡元培与张之洞等也有所交往，这表明当时他已经进入中国文人最高层次的群体。虽然蔡氏建立自己的师友关系网络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无非是那个时代所有文人差不多都会做的事情。但由于蔡氏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对其科举中式后的师友关系之建立过程和具体情况，应该给予格外的关注。可惜，由于蔡氏这一时期日记往往不全，所以很难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不过，仅仅就现有材料也可看出，蔡氏对于建立师友交往网络一事，还是比较自觉的。这对于蔡元培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教育领域中作出重大贡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1898年之前，蔡元培所建构的师友关系主要还是以传统文人和在京任职者为主的话，则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氏回到家乡绍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他与那些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立志教育救国之新式文人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较之与传统文人的交往，这对他以后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掌管北大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影响。在目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逐渐坚定了“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在回绍兴仅仅一个半月后，随即就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邀请，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校长一职。熊再莘思想较为开明，同情变法维新人士。徐树兰是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授兵部郎中，后因母病告归。曾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不过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1897年中西学堂成立后，他自任校董。学堂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科，可谓中西之学兼具。此后他又捐银33960余两，于1902年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并将历年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书籍共7万余卷，全部捐入，同时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在中西学堂的教师中，值得一提的是杜亚泉、马用锡等人。据蔡元培自传年谱，“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其中尤其以杜亚泉更为重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派之间所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战，曾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1900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然最终没有结果，却因此结识了很多浙江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养正书塾的教师林白水、陈介石、陈叔通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两人对于蔡氏掌管北大以及在北大的从政方针等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结识了章太炎并登门拜访。1901年，蔡元培又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担任教员。在此期间他结识的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这些人均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而蔡氏与他们的交往，也对其此后的事业产生了影响。例如胡仁源不仅与蔡氏同为绍兴老乡，且在蔡氏之前担任北大校长，则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决定是否让蔡氏入主北大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蔡元培在入主北大后，更是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直接受到浙籍同乡的影响。请看蔡氏自己的回忆：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4〕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活，于当年12月返回祖国。正是由于蔡元培早年与孙中山的交往，使得后者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在多位候选人中最终选定蔡元培。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将许寿裳、周树人等浙籍老乡聘为教育部职员。而蔡氏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虽然仅有半年多，却对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有积极影响。1912年4月，蔡元培担任唐绍仪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力邀湘人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本来他们两位的教育理念有很多不同，如在兴办教育的重点为何方面，蔡氏坚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范氏以为应先发展初等教育。范源濂的理由是：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不过，教育理念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真诚合作，而且，范源濂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后，就力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在其任职北大期间给予坚定的支持，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的辉煌也有范源濂的一份功劳。当然，在蔡氏出任北大校长一事方面，蔡氏当年在浙江兴办教育时所结识的浙籍老乡陈介石、马叙伦等人的推荐也起到很大作用。

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和壮大，除了和蔡元培、章太炎等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有关外，也与浙籍文人对当时报刊等新兴媒体的掌控以及在北大国文系占据的统治地位有关。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之所以得以传播并迅速扩大影响，得益于当时相对发达的现代传媒，特别是应归功于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正是通过这些传播媒介，新文学的“为人生”和干预社会才成为可能。就当时来讲，主要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北大和《新青年》，它们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和阵地，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而那时北大和《新青年》的主导力量基本上是浙江文人，由此建构的人际网络对以后“浙江潮”的出现和新文学的发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新青年》及五四时期的北大与新文学的关系，人们已经比较熟悉，因此这里我们重点看辛亥革命前后的北大，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刚刚改称“北京大学”后的那个阶段。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便是一位浙江籍校长——何燏时。

何燏时（1878—1961）字夑侯，浙江诸暨人。他1897年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书院第一届学生。1898年被选派赴日留学，1906年春回国，历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民国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2年11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任首任校长。

正是在何燏时任校长时期（1913年），桐城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被迫去职，与他一并离职的还有另一位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永概。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以章氏门人为代表的浙江文人排挤桐城派文人的历史。关于这次去职，林纾在家信中即声言何燏时是要“思用其乡人”，而在另一封《与姚叔节书》中，更直接讨伐了“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巨子”，还斥“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姚氏”，以求“昌其师说”并“挠蔑正宗”。〔5〕林纾这里所影射的何校长之“乡人”即是章太炎。何、章同是浙江人，鉴于章太炎“国学大师”的显赫声名，何燏时自然“舍林取章”。之后，章太炎虽然没有到北大，但他的弟子却大批涌进北大任教，如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黄侃、刘师培、钱玄同、周作人和鲁迅等。这些人多数都是章太炎东京讲学时的弟子，后来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说章太炎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出现“浙江潮”现象的重要原因，当不过分。

至于两派水火不容的原因，则是在文学观念的差异。

桐城派古文尚唐宋，认为韩柳欧苏的文章才是正统，重视“义理、考据、词章”，而以章太炎为首的文选派推崇的是魏晋六朝古文。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样阐述此次“文派之争”：“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弟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得以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衰。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6〕其实，除了人事方面的原因外，文选派能挤走桐城派，还因为六朝古文从文章风格、意旨等方面与当时文人接触到的西方文学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如周作人就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五四白话散文（美文）的成功是来自于西方的随笔和六朝小品文共同影响的结果。

章氏门人在北大排挤桐城派文人，实际上导致了后来浙江文人独霸北大长达十年的事实。对此，让我们听听当事人的回忆：

大约在一九一二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

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7〕

到1914年6月，更有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桐城派由此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时间，北大文科就一直是章门弟子的天下。直到1922年，随着归国英美留学生的增多，同时蔡元培也可能意识到对章门弟子不可过分依仗，遂于1922年4月25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由此开启了英美留学生在北大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1918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其中文科学长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中，教授共有二十九人，其中浙江籍就有十三人，而章氏门人占了十人。这还不包括像鲁迅这样的兼职教师。不过鲁迅虽然是兼职，但由于其在新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在北大文科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此外各个系的系主任，有一半多也都是浙江人。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和物理系主任夏元粟都是杭州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其中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当时北大最具影响的自然是中文系，而中文系，又是“三沈二马”的天下。“三沈”指的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指的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鄞县人。这里我们看一个“三沈二马”影响力的例子：

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8〕

而陈独秀虽为安徽人，却也曾经在1898年考入求实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因此说他与浙江有缘也不过分。至于胡适虽为安徽人，但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他与桐城派不可能结为联盟，而只能和浙江文人走到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有助于浙江文人势力影响的扩大。此外，陈独秀进北大，与蔡元培个人在教育部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更与蔡元培的极力推荐有关。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上任，11日即致函教育部，请求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敬启者，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詧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9〕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附上陈独秀的一份简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但是，据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庄森考证，陈独秀并没有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没有担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只因蔡元培求才心切，一心想聘陈独秀，才不得不伪造陈氏的学历和任职经历。蔡元培如此看重陈独秀，则陈独秀对于蔡元培有意重用浙籍文人也就不好说什么。加之陈独秀与浙籍文人如钱玄同等在倡导白话方面有着共同语言，也就使得陈独秀自然而然与浙籍文人形成了同盟。

此外，如果我们考察鲁迅进入文坛的过程，可以发现以浙江地域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虽不能说起到关键作用，但至少为鲁迅提供了得以进入教育部和进入文坛的历史机缘。其中蔡元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鲁迅于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由于周作人结婚，家庭经济紧张，他“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于是经浙江老乡许寿裳向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举荐，得以“一荐成功”。1912年2月初，又经许寿裳向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浙江老乡蔡元培推荐，鲁迅得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蔡元培北上，在北京教育部就职。许寿裳是在1902年由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时在弘文学院结识鲁迅的，后来又同鲁迅一起求学于章太炎，与之结下了深厚友谊。而蔡元培在德国留学读到《域外小说集》时，才知鲁迅是其同乡，从此一直留意鲁迅的行踪。至于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的，也是他的浙江老乡钱玄同。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期间，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许寿裳、蔡元培、钱玄同等浙江同乡人际关系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鲁迅至少不会在新文学的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浙江潮”可能因此不会那么早就出现，或者无法形成后来那样浩大的声势。

当代学者王晓明指出，“1919年以前，《新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唯一倡言新文化的大型的文化学术杂志”，当时人们的看法“都只能通过《新青年》才能够变成铅字”“它既是一条通道，使一些人的看法对读者发生影响，也是一种限制，把另一些人的看法——至少是暂时地——排除在读者视野之外。《新前年》的个性逐渐扩散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个性，它所刊登的文字，也就构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话语体系”。〔10〕同样，新文化的另一阵地北大也具有这种“通道”和“限制”的性质。据陈万雄先生统计，在1917年3月至1920年这段时间内，《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中，浙江人占近一半以上，并且都是以后新文学和新文化领域中的领袖人物，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等。当时的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出掌，在北大的教授中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浙籍人均占三分之二以上，特别是在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起风向标作用的文学院里，可以说浙籍人占据了统治地位。〔11〕从这一层面上看，浙江文人几乎掌控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权，这种从运动初期得到的话语权，以及继而树立的权威意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有意无意中排斥着异己，这也就为浙江人进入文化界和文坛提供了一个比别人更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相对历史不长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这种状况极大影响了不同地区文学的发展。

鲁迅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浙江文人在京的人际关系网络，得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在他成为偶像和权威之后，作为浙江人际网络中的关键性人物，也成为其他想进入文化界或文坛的浙江人所依傍的渠道。例如许钦文，考察他进入文坛的踪迹，我们发现这与鲁迅等浙籍文人的提携同样不无关系。鲁迅于1920年首次在报纸上看到许钦文的名字，即问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钦文是谁”，孙伏园说是许小姐的哥哥，因为许钦文的四妹是鲁迅三弟的学生，鲁迅早就认识。而孙伏园也是浙江人，是他见许钦文生活窘迫，提议许向《晨报》副刊投稿，鲁迅才得以在报上看到其名字的。后来鲁迅即开始指导许钦文创作，在1926年还直接命许钦文作一篇小说投到《莽原》上，才有了《石宕》最后被《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录的结果，由此奠定了许钦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柔石则是另一个极为类似的例证，后面我们还会详述。

再看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从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十二人名单来看，有五人是浙江人氏，此外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代表人物的郑振铎也出生于浙江温州，并且在浙江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因此也可算为浙江的一员。这样，发起人中浙江人氏就占了一半。当代学者王晓明曾经说他在一个由青年人发起的文学社团的发起名单上看到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等“头面人物”时感到意外，因为三人不仅均为浙江人，而且蒋百里其实是军界人物及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不过联系到其中“浙江老乡”这一因素，一种借此来提携之的目的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意外也就不算为意外了。而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作为上世纪20年代初唯一倡导新文学的纯文学月刊，它之所以在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21年其第十二卷由茅盾接手并进行全面的改革。笔者对茅盾任主编的1921年和1922年的第十二卷、第十三卷《小说月报》的目录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发现在这两年中发表文章排在前几位的分别为茅盾（沈雁冰）、沈泽民、郑振铎、耿济之、周作人、王统照、鲁迅、叶圣陶、耿式之、许地山、徐雉等，从中可以发现浙江籍人氏6位，占一半以上，其中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鲁迅等在新文学发展史上都是领袖人物。此外，这两年《小说月报》每一号的文章中，浙江作家的文章几乎都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二分之一以上，更有甚者如在1921年的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的文章，差不多全为浙籍文人所写。

至此，可以断言，在新文学发生期，正是当时已经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浙江地域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浙籍文人在新文学发生时期掌控了新文学进入公共领域的“唯一”渠道，为浙江人进入文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最终为“浙江潮”的涌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一说为《经世报》，就时间言《经世报》更早，但它是旬刊且内容重言论轻信息，《浙江新闻史》以故未把它确定为杭州第一张近代报纸，本文取此义。

〔2〕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实际上康有为的弟子数量应该更多，只是其早年所收弟子因缺少资料无法准确统计。

〔3〕以上参看蔡元培的《孑民自述》《蔡元培年谱》和张晓维的《蔡元培评传》中有关内容。

〔4〕蔡元培：《我在北大的经历》，转引自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5〕参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177页。

〔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177页。

〔7〕沈尹默：《我和北大》，转引自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140—142页。

〔8〕沈尹默：《我和北大》，转引自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144—145页。

〔9〕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6、327页。

〔10〕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11〕参看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章有关内容。

第三章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民国初年文人日常交往研究

“夜饮于广和居”

——周氏兄弟在京交往圈子

读《鲁迅日记》及民国初年其他在京文人如郑孝胥、李慈铭等的日记，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夜饮于广和居。”据《郑孝胥日记》，仅1911年3月，他应邀赴广和居就达九次之多，而所接触之人也都是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或政坛要人。而根据鲁迅的日记，他1912年5月5日到北京，5月7日即“夜饮于广和居”。之后他自己或者和朋友去广和居吃饭喝酒的频率大概是每月三到四次，其中和他同行最多者当为许季上和许寿裳。

原来，清末民初时北京有两处文人聚会的地方，一是法源寺，一是广和居。如果是比较大型的聚会一般在法源寺，日常三五好友聚会就去广和居。这广和居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是“与绍兴县馆相近的一家饭馆”，似乎仅仅是一家普通饭馆，其实却大有来历。据崇彝所著之《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武门）南士大夫设也。”当时在北京做京官的南方人居多。广和居以菜肴清淡精致取胜，所以才会吸引郑孝胥、李慈铭及鲁迅这样来自南方文人的频繁光顾。夏枝巢所写之《旧京琐记》则谓：“士大夫好集于北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之洞）在京提倡最力，菜之著名者为蒸山鱼。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者，创自曾侯（曾国藩）；曰吴鱼片，始自吴闺生。”鲁迅日记中就有在广和居吃鱼的记载，可惜不知道他吃的是“潘鱼”还是“曾鱼”。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二十九日则云：“定子招同尗子、卣芗饮广和居，室隘，日昃热燥不可堪，晡归。”旧历三月北京还是初春，而李慈铭在广和居已经是“热燥不可堪”，据此可以想见那时广和居的热闹。此外，翁同龢每次逛琉璃厂，也要到广和居就餐。戊戌变法之际，一些变法人士如谭嗣同、刘葆真等，也常到广和居聚会。一家饭馆吸引如此之多的名人，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饭菜口味符合南人习惯，距离绍兴会馆又近，无怪乎鲁迅会如此频繁地去光顾了。

而且，当年广和居还提供送餐服务，可以派伙计把菜肴送到主顾住处。据周作人的《补树书屋旧事》：“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沙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所以，如果把到店堂吃和叫餐的次数加在一起，那鲁迅每月吃广和居的次数应该比日记上写的更多。

据此可以认为，这广和居绝非一般吃饭场所，它其实也是清末民初文人的一个公共空间，承担了文人之间交流信息、联络情感的功能。民国初年刚到北京的鲁迅，自然也要在这个空间找自己的同道，或者借这个空间与同乡同门一起互通有无，宣泄排解游子的思乡之情，平复内心苦闷或者干脆借酒浇愁。

从民国元年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到1918年鲁迅写《狂人日记》，这几年可以看作鲁迅的“蛰伏”期，也就是鲁迅称之为闷在“铁屋子”内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鲁迅的日常交往活动特别是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交往圈子，无疑对探讨他后来何以能够如火山喷发一般，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并迅速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和书信，可以把他的交往圈子分为三层：核心层以许寿裳、许季上和齐寿山为代表，算是至交好友；其次是鲁迅的同门即章门弟子；再次是陈师曾等谈得来的教育部同事。后面我们重点评述前两层。

在鲁迅最好的几个朋友中，一般读者比较熟悉许寿裳，他和鲁迅是真正的绍兴同乡，又是和鲁迅同年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友谊。在鲁迅由教育部职员周树人成为文学家鲁迅的过程中，可以说许寿裳当初向蔡元培的推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外，他在鲁迅的日常生活中还扮演了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当鲁迅需要向人诉说自己的苦闷或者烦恼时，许寿裳是最好的对象，因为他从来不会对鲁迅说“不”，更不会对鲁迅的观点提出质疑或反对。在两人的交往中，许寿裳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对性格倔强的鲁迅来说自然再好不过。不过，其为人过于忠厚在那个时代也不是好事，鲁迅就以为许寿裳“老实有余，机变不足”，所以他最终遇刺身亡多少也与其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有关。且说在民国初年，他和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有过两次成功的合作值得一提。一个是在1912年8月，他与钱稻孙、鲁迅三位中华民国教育部荐任科长，被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指定研拟国徽图案，结果于8月28日完成。他们三人合作设计图样，由钱稻孙画出图例，再由鲁迅执笔文字说明，最后于1913年2月发表。再一个是1913年，他与鲁迅、钱稻孙等代表教育部参与审定国语字音，并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稻孙、鲁迅共同提议“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将会中审定字音暂用的“记音字母”通过为正式使用的“注音字母”。此事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建立影响巨大而深远。

再说许季上（1891—1953），出生于钱塘（今杭州市）名门世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学者。他19岁毕业于复旦公学哲学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学。1912年至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成为鲁迅同事。由于两人都爱好古籍与佛学，因此成为挚友。《鲁迅日记》中，从1912年至1928年间，记载有两人交往的地方达252处。在教育部同事期间（1912—1920），两人经常互访，叙谈，共饭，互借钱款、书籍，一同阅书、买书，同游名胜古迹、博物馆和街市，并互赠书籍、食物和土特产。尤其是在许季上母亲做寿、儿子满月、夫人去世等特殊时期，鲁迅都曾前往贺喜或吊唁。1917年10月至1918年1月许季上生病时，鲁迅前去探望多达14次。鲁迅于1914年出资刻印《百喻经》，也是由许季上促成的事情。许季上于1921年去天津工作，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鲁迅则于1926年8月南下厦门，后转广州，于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这样两人的交往逐步减少。1949年后许季上受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于1953年春病逝。

齐寿山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并非如许寿裳和许季上是鲁迅的浙江老乡，两人成为至交完全由于“投脾气”。齐寿山（1852—1965），名宗颐，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是我国著名戏曲艺术家齐如山的弟弟。他早年曾与蔡元培共赴德国留学，归国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从此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全集》曾两百多次提到齐寿山。〔1〕鲁迅在北京期间和齐寿山相交14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常生活中，两人多有礼品往来。经济上齐寿山更是鲁迅的坚强后盾，曾多次借钱给鲁迅。此外，两人还合作翻译过荷兰作家拂来特力克·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而且，由于脾气性格相投，齐寿山有时甚至成了医疗鲁迅疾病的“灵丹妙药”，如在鲁迅1912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

在其著名的《马上日记》中，鲁迅曾有一段绝妙的文字，记述他拜访刘半农而未果，只想了十秒钟就转而拜访齐寿山的过程。这件事发生在1926年6月28日，在其日记中仅仅寥寥十几字：“……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借此我们可以窥见他与齐寿山的友谊以及后者对其思想和创作上的影响：

又想了十秒钟，只好决计去访C君，仍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这回总算一路无阻，到了。打门一问，来开门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领我进客厅，C君也跑出来。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余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2〕

不过，虽然上述三人是鲁迅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的至交好友，但如果要说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事业的影响，则他们不如钱玄同。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正是在钱玄同的不断鼓励下，鲁迅才开始了白话小说创作。从此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为新文学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之后由于多种因素，钱玄同与鲁迅开始疏远而与周作人继续保持密切往来。鲁迅对钱玄同，既有由衷的赞美，也有偏激的嘲讽。至于周作人，对于钱玄同的评价则一直比较正面。钱玄同对周氏兄弟的巨大影响，大约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没有钱玄同的登门劝说，就没有作为新文学大师的鲁迅；而如果不是钱玄同去世过早，周作人也许就不会“下水”当汉奸。如果要证明文人之同乡和同门关系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变革方向和进程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则周氏兄弟和钱玄同的交往史便是最好的例证。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第五天，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交往后，谈了自己对鲁迅的看法。他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一、治学最为谨严；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为此，他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药》和《随感录》为例，说这种文章如良医开方，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同时，他也指出鲁迅的弱点有三：一、性格多疑，“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实事求是地说，钱氏的概括一针见血，如果不是对鲁迅有深刻了解，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

当代学者卢毅，对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有专门研究，对于二人从同乡到同门再到战友最后却反目成仇的历史，有过细致考察。他认为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对他们交往历史的评述，“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基本上真实反映了二人关系变化的轨迹。具体说来，他们最初相识于东京时的《民报》社听讲，但当时关系尚不亲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时期，他们才在思想上产生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而这当中钱玄同往往是主动者。根据《鲁迅日记》和《钱玄同日记》，钱玄同当时几乎每隔几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交谈，往往一谈就是半夜。对此，鲁迅在其《呐喊自序》中有这样生动的记叙：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之“一六六”中，也对此事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通过他们的日常交往，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最终成功地动员了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结果，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第五号。此外，即便是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对于钱玄同在新文学运动中作出的巨大贡献，鲁迅给予高度赞扬：“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得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3〕其中虽然不乏戏谑的成分，但也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初期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查看这一时期两人日记和书信，可以发现他们的联系相当密切，在书信中也多有幽默诙谐之语，且看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鄙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其如此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4〕

而钱玄同，也总是在写给周氏兄弟的信中，袒露其幽默风趣的一面。例如下面这封，与鲁迅的信如出一辙，不仅反封建之思想内容一致，而且连文字风格都极为相似：

写这信时，外面爆竹之声不绝于耳。顷从香厂洗澡回来，看见一家人家屋顶上火光炎炎，据说并非祝融氏来税驾。又见琉璃厂有两家门口在那里放火，不知烧什么东西。总而言之，真旧而已。国故万岁！昏蛋万岁！！KOSO万岁！！！……要睡了，不高兴多说废话了。〔5〕

然而“五四”之后，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却日益恶化，甚至到了互相抨击的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关于鲁迅与钱玄同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周维强在其《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中是这样描述的：“1929年5月，鲁迅回到北平省亲。有一天在孔德学校，偶然遇到钱玄同，两位章门弟子，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从此竟断了往来！”但从两位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述来看，他们在孔德学校只是话不投机，确切的证据是1929年5月25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其中说道：“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原稿作“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对此，钱玄同的说法是：“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是月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见《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而作为他们共同朋友的沈尹默是这样描述的：“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问题在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后来发表了，也就等于将鲁迅对钱玄同的苛刻评价公之于世了，对此钱玄同自然气愤。还是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钱玄同这样反驳鲁迅：“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由于毕竟是为鲁迅逝世而写的文字，钱玄同没有过分表示对鲁迅上述评价的反感，但字里行间的不以为然还是可以体会得到。

不过，尽管两人关系发生改变，在《两地书》出版前，鲁迅并没有像攻击“第三种人”那样公开抨击钱玄同，而多是私下议论。譬如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钱玄同“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1933年12月27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又说钱玄同“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而钱玄同也在此时日记中多次提及：“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他更声明：“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可以说二人关系至此已彻底破裂。最后，由于《两地书》的出版，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被公之于众，他们的关系也就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潮过后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无疑是在对胡适、钱玄同等人“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表示不满。与此相对应，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钱玄同也对鲁迅的日益“向左转”不满，多次讽刺鲁迅是“左翼公”“左公”，并提出要针对鲁迅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实行“鸣金收兵”“坚壁清野”的措施，以示不予合作。

其次，除了思想分歧之外，二人的人际交往原则不同和交际圈子不同也是他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1929年6月1日，鲁迅第一次到北平探亲时曾写信给许广平，其中就有这样的评论：“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给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1932年他第二次北游探亲时不忘同门情谊，拜访了马幼渔、沈兼士等人。事实上马、沈等人当时都已远离政治成为纯粹学者，但这并未妨碍鲁迅与他们来往。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与钱玄同有分歧，并不是因为钱玄同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专心学术，而更多是由于二人在交际圈子和待人接物方面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钱玄同一直与某些“正人君子”保持友好往来，而这些人却是鲁迅最反感的文人。

所谓“正人君子”指的就是胡适、陈源等人，钱玄同与他们关系很好，自然会使鲁迅不快。对此，钱玄同曾评价鲁迅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客观看来，钱氏此言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鲁迅性格中真实的一面。而鲁迅对钱氏也是早生不满。早在1924年，鲁迅便写文章说：“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这显然是怀疑钱玄同在“正人君子”面前议论他。

此外，两人对顾颉刚的态度是导致其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鲁迅对顾氏向无好感，不仅写文讽刺顾氏，甚至要诉诸公堂。而钱玄同则极为赞同顾颉刚的“疑古”之说，对顾氏的学术研究评价极高，为此他甚至还改名为“疑古玄同”，这自然也会影响他与鲁迅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钱玄同仍然和周作人继续交往，这当然也会引起鲁迅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周作人1934年五十岁时发表所谓的《五秩自寿诗》时达到顶点，因为很多人都写诗唱和，其中就有钱玄同。

周作人的诗当时由林语堂发表在《人间世》杂志创刊号上，共有两首：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分明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吃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苦茶。

其诗一出，和者众多，其中钱玄同的和诗如下：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显而易见，已经和周作人失和的鲁迅看到众人如此热捧周作人，心理上自然会不平衡。而鲁迅对所谓“看客”的憎恶程度一向是超过对“杀人凶手”的，所以就此事而言，与其说鲁迅反感的是周作人，还不如说是那些唱和者。他在当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之后，鲁迅在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再次谈到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以及所引起的风波：“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晦瞒，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鲁迅的深刻在于，他认为周作人之诗“诚有讽世之意”，是“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其实并不是像当时上海某些左翼批评家所说的“堕落”“颓废”。鲁迅认为其实诗本身倒无大碍，关键是“群公相和”，大都“吹擂太过”“多近于肉麻”。此外，鲁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要当心有人会利用这场“风波”，将“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应该说，鲁迅对其弟弟的理解之深远超他人，所以当周作人日后从《鲁迅书简》中读到这两封信时，觉得鲁迅“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看来兄弟之情虽然淡去，但他们之间相互了解之深，仍是旁人无法达到的。

回过来再说钱玄同，鲁迅对他也没有完全否定。1935年，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即是对钱玄同当年提出这一口号之功绩的肯定。自然，钱玄同也没有因鲁迅对他的反感而诋毁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也极力称赞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之心理。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不仅文字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并夸奖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此外，钱玄同还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最后，他还总结说：“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

鲁迅与钱玄同由同门而成为好友，最终却关系破裂，如今思来确实令人叹息。不过，钱玄同与周作人的交往却一直很密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钱玄同对周氏兄弟采取了不同的交往态度？是否是周氏兄弟的不同个性使然？

周作人与钱玄同结识于他们留学日本时期。同为章门弟子，钱玄同因爱讲话和爱动而被同窗们送以“话匣子”“爬来爬去”的绰号，而周作人则给人以“甚是高傲，像只鹤似的”印象。仅此一点，似乎两人不能成为好友，但事实上他们却保持长达数十年的友谊，直到钱玄同去世。相对于和鲁迅，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来往。钱理群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钱玄同和周作人不仅在很多社会及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心有灵犀，而且在私人情趣上也保持了高度的契合。他们相识的三十余年中，信函往来不断，可称挚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文人都因到日本留学，而迷恋日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周氏兄弟就是如此。尽管理智上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予强烈的批判，但在情感上却又为日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特别是周作人，他一踏上日本国土便为日本的风土人情所陶醉，一些在当时中国早已消失的汉唐古风，他竟然还能在日本找到，使他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怀古之感对于文人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此外，他的老师章太炎所宣扬的复古情绪，也促使他更热衷于各种所谓的“复古”试验。例如此时他和鲁迅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故意使用很多古字，还曾尝试使用非常古奥的古文来翻译《圣经》和《伊索寓言》，这种做法与钱玄同可谓异曲同工。

也因此，同样热衷复古的钱玄同之言行，自然就会引起周作人的共鸣。例如钱玄同不仅有“我以为保有国粹底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后，当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愈古愈好”的说法，而且更有日后身穿自己设计之汉服上班让同事笑话的“喜剧经历”。

按说，当时周氏兄弟同在日本留学且生活在一起，他们和钱玄同的关系应一样密切。不过，在日本时周作人和钱玄同的关系似乎不如鲁迅与钱玄同亲密，这大概和鲁迅是兄长而周作人此时多以大哥的意见为是有关。钱玄同在回忆留学日本这段时期时说：“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之心理。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遣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不仅文字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

从日本回国后，周作人和钱玄同在1917年前后来到北京。同年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见钱玄同君”的记载，此后其日记中，“钱玄同（君）来”就成为常见的字眼。此时，章太炎的众多弟子，有的在教育部工作，有的进入北大等高校任教，更有如鲁迅这样的兼任者。诚如周作人后来回忆：“那时章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沈钧儒）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来做教育司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到京后的周作人与钱玄同再度成为同事，共同服务于北大及后来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从这时期起周作人与钱玄同的关系逐渐升温，在周氏兄弟居住的绍兴会馆中，就常常可以听到钱玄同的笑声了。有意思的是，当时周氏兄弟常常做东请客或邀同门到会馆来吃饭聊天，发出邀请的居然不是做哥哥的鲁迅，而是周作人，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1920年，因为钱玄同的趋于沉默，引起陈独秀的担忧，还曾经让周作人转达他的意见，即希望钱玄同能和周氏兄弟一样，继续多写一些战斗性很强的随想录一类的文字。有趣的是陈独秀也没有通过鲁迅而同样是让周作人代传信息的。也许在《新青年》同人看来，周氏兄弟两人，还是弟弟比哥哥更给人以容易打交道的感觉罢。

此时的钱玄同已经在“反省”自己的战斗业绩，对过去那些过激言辞和与刘半农一起“唱双簧”的行为表示出否定之意。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他就这样认为：“……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实事求是而言，钱玄同的这种看法其实更为深刻和全面，对过去进行反思也是有益的，但这在更为激进的陈独秀看来却是一种退步，所以他才会担忧，而让周作人传递信息。此外，陈独秀可能也已知道，表面通达平和的周作人，内心深处其实是不通达也不平和的吧。

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说法，周作人与钱玄同“五四”之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在《语丝》上的两次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在周作人、刘半农和钱玄同之间。其开端是1924年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等说法，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这些观点得到刘半农的赞同，而且刘半农不仅指出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容抹杀，甚至为自己当年攻击林纾而感到后悔。但钱玄同对周作人和刘半农的观点却坚决反对，钱玄同不仅赞同鲁迅的“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观点，而且提出他所爱的中国就是“欧化的中国”等。他们之间的这次论争虽然没有继续深入，但因涉及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以及如何看待东西文化的问题，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东西文化论战这个大背景，他们的分歧和论争就更加值得被关注——因为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和参与者，由他们之间或微妙或明显的差异，自可看出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学术之争和政治之争。尽管在关于“国粹与欧化”的讨论中，钱玄同与周作人观点相左，但在坚持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传统的观点上，他们还是一致的。此外，在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与鲁迅等站在一起，对杨荫榆侮辱学生的行为大加“讨伐”，也值得赞美。

也是在1925年，周作人与钱玄同之间又发生了关于“国民文学”的论争。这一年的3月，《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周作人、穆木天、郑伯奇等人的通信，讨论的主题就是要发扬民族主义，建立“国民文学”，显示出一种在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复古”情绪。不过，周作人的意见比较全面，他一方面认为“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民族的一针兴奋剂”，一方面又提醒人们注意防止封建复古主义的乘机复活。对此，钱玄同依然坚持“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而将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全盘承受”。此时的钱玄同还是坚信“进化”论，认为既然社会是进化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那么不管哪个国家的旧文化，就都应该予以抛弃。显然两人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方面还是有着分歧，只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人交往。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朋友都劝仍在北平的周作人一起南下，但他却不愿离开。当时钱玄同因患病不得不滞留北平，而周作人则是由于贪图安逸，此为二人的关键差异。在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上，两人也开始出现重大分歧。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了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举立即招致中国文化界很多人的严厉斥责。而同样留京的钱玄同却表现出坚决不与日寇合作的态度。1938年春，钱玄同恢复旧名“钱夏”，以示自己心向故国决不变夏为夷之志。此外他还多次写信给友人，表示决不做汉奸。钱玄同的态度对周作人自然有很大影响，1938年“座谈会事件”之后，周作人拒绝了数次敌伪的邀请与任命，尽管所用方式是“婉辞”。孰知人算不如天算，之后的周作人遇刺事件，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钱玄同获知消息后先派长子钱秉雄去周家探视，之后又抱病亲自看望。他本打算借此机会劝诫周作人不要“下水”，可惜因周作人家里客人不断，他们没有能够深入交流。于是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聘，正式“下水”。得知此事的钱玄同，在1月15日即去世前两日再次写信给周作人，可惜此信今已不见。不过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讲：“信中间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很有价值有意思，却也就不能发表。”由此可以推测，钱玄同对于老友的立场转变，肯定表示了不满。令人遗憾的是，两天之后钱玄同就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失去“畏友”的周作人大概觉得不用再顾忌老友的监督，于是“下水”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还是要问：如果钱玄同没有过早去世，周作人能继续保持清白，坚持不“下水”么？

其实，钱玄同之死应该说也与周作人遇刺有一定关系。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钱氏本来血压就高，且有些神经过敏，所以很有可能是受周作人遇刺之刺激而导致了病发。此外，周作人还讲了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钱玄同本不相信命运，但恰好在去世前一年时，从其旧书中发现一张批好的“八字”。虽不知是何年何月发生之事，他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偏偏在此时又被看到，而上面所写恰恰是说他只能活到52岁，正好是他去世时的年龄。周作人认为，无论钱玄同怎样不相信迷信，这多少还是在其心理上留下了一些阴影。

在审美趣味和治学趣味方面，周作人和钱玄同也确实有很相近之处。如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很多人以为有特色，但却很难进入其境界。特别是周作人写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后期散文，差不多就是等同于“抄书”，他自己亦以《夜读抄》名其集。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无法接受，但钱玄同却能体会到其妙处，并能从文体创新的角度给予赞扬。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这里所说的“文抄”，即是指“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最多中间加上一两句说明议论文字。这类“文抄公”的文体，人们一般认为不是自己的创见，所以评价不高，周作人的老友林语堂就批评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但周作人却对此自视甚高，认为抄书实际上比自己写还要辛苦难得，因为要从古人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找到符合自己想法和心情的文字，其难度绝对超过自己写作。他说：“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所以，他直到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起此事仍流露不满，以为林语堂之“眼光也只是皮毛”。在周作人看来，“抄书”即是“寻友”，如同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即一方面用自己的思路和眼界去“发现”古人，另一面又通过这种发现反过来肯定充实自己。“抄书”的过程，就是“物我回响交流”的过程，就是通过与古人（即想象的友人）的“结缘”，实现古今沟通，最终获得精神愉悦与思想深化的过程。其实，在周作人的这类文章中，他所抄引的古人文字与自己的评点议论，都已融为一体，完全可以当作周作人自己的文字来读，而不可简单地视为“抄书”之作。自然，这类文章如果把握不好，容易流于泛泛之谈甚至堕落为抄袭之作，没有足够的积累和胸襟，不可轻易写作此类文章。所以，周作人曾经告诫后学说：“学我者病，来者方多。”不妨看他此类抄书体的一则例文：

一岁货声

从友人处借来闲步庵所藏一册抄本，名曰《一岁货声》，有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序，盖近人所编，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共分十八节，首列除夕与元旦，次为二月至十二月，次为通年与不时，末为商贩工艺铺肆。序文自署“闲园鞠农偶志于延秋山馆”，其文亦颇有意思，今录于后：

“虫鸣于秋，鸟鸣于春，发其天籁，不择好音，耳遇之而成声，非有所爱憎于人也。而闻鹊则喜，闻鸦则唾，各适其适，于物何有，是人之聪明日凿而自多其好恶者也。朝逐于名利之场，暮夺于声色之境，智昏气馁，而每好择好音自居，是其去天之愈远而不知也。嗟乎，雨怪风盲，惊心溅泪，诗亡而礼坏，亦何处寻些天籁耶？然而天籁亦未尝无也，而观夫以其所蕴，陡然而发，自成音节，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岁之货声乎。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

凡例六则。其一云：“凡一岁货声注重门前，其铺肆设摊工艺赶集之类，皆附入以补不足。”其二云：“凡货声率分三类，其门前货物者统称货郎，其修作者为工艺，换物者为商贩，货郎之常见者与一人之特卖者声色又皆不同。”其四云：“凡同人所闻见者，仅自咸同年后，去故生新，风景不待十年而已变，至今则已数变矣。往事凄凉，他年寤寐，声犹在耳，留赠后人。”说明货声的时代及范围种类已甚明了，其纪录方法亦甚精细，其五则云：“凡货声之从口旁诸字者，用以叶其土音助语而已，其字下叠点者，是重其音，像其长声与馀韵耳。”如五月中卖桃的唱曰：

“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即其一例。又如卖硬面饽饽者，书中记其唱声曰：

“硬面唵，饽啊饽……”，则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抚然，有百感交集之概。卖花生者曰：

“脆瓤儿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空儿的——多给。”这种呼声至今也时常听到，特别是单卖那所谓半空儿的……大约因为应允多给的缘故罢，永远为小儿女辈所爱好。昔有今无，固可叹慨，若今昔同然，亦未尝无今昔之感，正不必待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也。

自来纪风物者大都止于描写形状，差不多是谱录一类，不大有注意社会生活，讲到店头担上的情形者。《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有这几句话：

“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很有破天荒的神气，《帝京景物略》及《陶庵梦忆》亦尚未能注意及此。清光绪中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于六月中记冰胡儿曰：

“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又七月下记菱角鸡头曰：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但其所记亦遂只此二事，若此书则专记货声，描模维肖，又多附以详注，斯为难得耳。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

我看了这些货声又想到一件事，这是歌唱与吆喝的问题。中国现在似乎已没有歌诗与唱曲的技术，山野间男女的唱和，妓女的小调，或者还是唱曲罢，但在读书人中间总可以说不曾歌唱了，每逢无论什么聚会在馀兴里只听见有人高唱皮簧或是昆腔，决没有鼓起咙来吟一段什么的了。现在的文人只会读诗词歌赋，会听或哼几句戏文，想去创出新格调的新诗，那是十分难能的难事。中国的诗仿佛总是不能不重韵律，可是这从哪里去找新的根苗，那些戏文老是那么叫唤，我从前生怕那戏子会回不过气来真是“气闭”而死，即使不然也总很不卫生的，假如新诗要那样的唱才好，亦难乎其为诗人矣哉。卖东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内的人知道，声音非很响亮不可，可是并不至于不自然，发声遣词都有特殊的地方，我们不能说这里有诗歌发生的可能，总之比戏文却要更与歌唱相近一点罢。卖晚香玉的道：

“嗳……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一个大钱十五朵。”什么“来”的句调本来甚多，这是顶特别的一例。又七月中卖枣者唱曰：

“枣儿来，糖的咯哒喽，尝一个再买来哎，一个光板喽。”此颇有儿歌的意味，其形容枣子的甜曰糖的咯哒亦质朴而新颖。卷末铺肆一门中仅列粥铺所唱一则，词尤佳妙，可以称为掉尾大观也，其词曰：

“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脆咧焦咧，像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来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的菉豆的粥咧。”

此书因系传抄本，故颇多错误，下半注解亦似稍略，且时代变迁虑其间更不少异同，倘得有熟悉北京社会今昔情形如于君闲人者为之订补，刊印行世，不特存录一方风物可以作志乘之一部分，抑亦间接有益于艺文，当不在刘同人之《景物略》下也。

（二十三年一月）〔6〕

至于鲁迅的弟子，也就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一般读者多已熟悉，此类研究成果也很多，此处不赘，只简单介绍一下周作人的弟子。一般认为周作人有四大弟子：俞平伯、江绍原、冯文炳（废名）、沈启无（原名沈杨）。1934年8月，周作人访日期间，在回答日本记者井上红梅的问题时，说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只两三个”，首先举出来的，就是时任“清华教授的俞平伯”和“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的确，一般我们也是将俞平伯与废名视为周作人之真正“传人”的。

按照董桥先生的说法，俞平伯与周作人的相识始于1917年。当时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算是周作人的学生，所以他写信总是称周作人为“知堂师”“启明师”“岂明师”，自称弟子、学生，而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则多称其为“平伯兄”。不过，他们真正在思想上“相识”则要到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俞平伯认为新诗应当走平民化的道路，所谓的贵族气息应该是后有的，所以通俗是诗歌的本质。周作人则认为文学家不必在自己的创作中迁就群众。当年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说道：“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这一分歧显示出俞平伯的战斗精神，相对应的则是周作人的逐渐失去“五四”时所主张的启蒙精神及隐士情结的抬头。不过从另一层面来说，倒是周作人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更尊重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再看周作人与其另一位弟子废名的交往。据周作人回忆：“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1920年末1921年初）吧。”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蛰居苦雨斋内，立志“闭户读书”，不问世事，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弟子的交往却日益密切。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在周作人周围有一个以写精致的小品文为特征的文人圈子，对此阿英在1933年所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里有精彩的分析：“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派别。这派别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在新旧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阿英虽然过于强调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共同思想倾向，多少忽略了文体自身的“一致性”，但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和文学创作特征。

抗战爆发使得三人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废名南下隐居，俞平伯虽与周作人一起困居北京城，却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节操，唯有作为老师的周作人不光彩地“下了水”。学生毕竟是学生，不好过分责备老师的过错，相反他们两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周作人这一段不光彩的往事。1945年冬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后，俞平伯曾写给胡适一封信，请他出面援救周作人。信中俞平伯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劝谏老师的责任：“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1946年，北平十五位教授呈文国民党政府法院为周作人说情，列名者中也有俞平伯。学生做到这份上，也就可以了。至于废名，后来放弃文学，转而倾心佛学，即使对老师“下水”心有不满，大约也只能腹诽了吧。

总之，俞平伯和废名两人对周作人始终是尊敬有加的，这可从废名所写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看出。他说自己和俞平伯谈到知堂老人之为人，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进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确实，周作人没有一点做作和虚伪，完全出于自然的和本性的为人和风度，是他人所无法学习更无法模仿的——就像他的抄书体无法被模仿复制一样。

沈启无虽也曾师从周作人，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出过两个选本即《近代散文钞》与《大学国文》，却不被承认为弟子。周作人本人有过这样的说法：“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贡献，怎能以师自居。惟独沈杨（即沈启无），他只继承了我的贫弱的文学意见之一部分，以及若干讲义，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样所以非称为徒弟不可，而且破门也可以应用……。”这里的“破门”源自日语，指的即是逐出师门。至于破门的原因，是因为沈启无稍有名气后便对周作人不敬，搞若干小动作。周作人非常生气，遂于1944年3月15日公开发表声明将他逐出弟子之列，其《破门声明》（原载《中华日报》1944年3月23日）云：“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之后周作人又写过好几篇文章谈到与“破门”有关的种种情况，一时颇引人注目。

据当代学者黄开发《沈启无——人和事》一文的考证，其实在这场破门风波中，沈启无多少是有些委屈的。他祖籍浙江吴兴，但出生于江苏淮阴，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25年转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中文专业，因此得以认识他非常崇拜的周作人。1932年至1936年间，沈启无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37年7月北平沦陷，当时周作人不愿意离开北平，并劝沈也不要离开北平。1939年秋，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沈启无当中文系主任。

由上文可见，沈启无和周作人的关系本来就极为密切，而且当周作人落水当汉奸后，沈启无也继续为周作人出谋划策，还四处活动，为周作人当上“伪国府委员”及“伪华北政委会委员”立下功劳。按照沈启无的如意算盘，是指望自己的如此卖力，能够博得周作人的赏识，提拔他当上伪教育总署的秘书长，或者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然而周作人碍于各种矛盾，最后只任命沈启无为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这让沈启无大失所望以至开始对周作人萌生恶意，终有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之事。不料周作人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出此文出自沈启无之手，大为愤怒，当即将沈启无逐出师门，并多次在报刊发表文章，一定要置后者于死地。而沈启无当时尚未真正在文坛立足，自然毫无还手之力。不过，他还是写了一首诗为自己开脱，此诗发表在《中国文学》第五号上：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

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之后，被逐出师门的沈启无无奈之下去投奔另一个汉奸文人胡兰成，后又辗转于国内一些学校任教。1949年后，他在国内高校任教，后虽曾被打成右派，倒还能继续从事教学。十年“文革”期间，沈启无的经历自然会招致批斗，于1969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而在此之前，周作人也已被迫害致死，但愿九泉之下，这师徒二人终能“一笑泯恩仇”吧。

从挚友到对手

——对胡适与梅光迪“文学革命”争论的再评价

胡适与梅光迪，这两个安徽老乡、留美同学本是知己，却因在提倡白话诗方面意见针锋相对，终于渐成陌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梅光迪坚决和持续的反对促成了胡适逐渐坚定用白话创作诗歌的决心并最终付诸实践。那篇使得胡适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那本《尝试集》就是这样问世的。自然，在胡适萌生用白话创作诗歌的想法的过程中，他的其他几个朋友如任叔永、杨杏佛和陈衡哲等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陪衬人”的作用，他们或反对或赞同，最终成就了胡适的一世英名。不过，胡适自己承认，还是梅光迪的反对最为重要。在此我们仅就他们二人民国初年的交往历史特别是在美国留学时的交往情况进行梳理，以说明这种同学老乡兼好友关系的日常交往活动，是如何深刻制约和影响文人的文学观念及文学实践的。

胡适与梅光迪的最初相识，按照梅光迪的说法，当是在1909年的上海，其居间介绍者是他们共同的安徽老乡胡绍庭：“自余寄迹吴淞江上，同游中颇与绩溪胡绍庭意相得。绍庭数为余言其宗友适之负异才，能文章。余心至之而未有一识其面也。去秋，适之过淞视绍庭，时余与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由绍庭以介于适之。今年仲夏，余约一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遇适之于舟中，彼此惊喜过望。由是，议论渐畅洽，而交益以密。”〔7〕梅光迪此处所说的“今年”就是1910年。可惜梅光迪此次考试落榜，而胡适却考取并于同年赴美，两人失去了同年出国留学的机会。好在梅光迪次年即1911年考取了清华教会学校官费留学生，胡适得知消息后极为兴奋：“见北京清华学堂榜，知觐庄（梅光迪）与钟英皆来美矣，为之狂喜不已。”〔8〕这时是1911年的8月18日。

梅光迪等好友的赴美留学之所以令胡适兴奋，是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到来可以有助于自己的学业，有利于他们一起就共同关注的中国文化命运问题进行思考。按照当代学者段怀清的说法，此时的胡适与梅光迪，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诚然在1915年之前，胡、梅二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现代阐释上存在分歧，甚至在不少方面分歧还很严重，但这些分歧基本上还是局限于思想学术，没有直接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对于胡适的思想才华与学术见识，梅光迪很早就发现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中人在此者不下三十余，求其狂妄如足下万一者，竟不可得，正所谓梦梦我思之者也。”又说：“足下论阴阳极透彻，论打通小康亦详尽，谓孔子不论来生，以为诚实不欺，尤令吾叹赏。”

这一时期，胡适留学日记中涉及梅光迪处也很多：

梅觐庄月前致书，亦言女子陶冶之势力。余答觐庄书，尚戏之，规以莫堕情障。觐庄以为庄语，颇以为忤。今觐庄将东来，当以此记示之，不知觐庄其谓之何？（1914年6月8日）

发起一会曰读书会，会员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每周之末日相聚讨论一次。会员不多，其名如下：

任鸿隽　梅光迪　张耘　郭荫棠　胡适（1914年7月18日）

今夜同人有“社会改良会”之议，君倡之，和之者任叔永、梅觐庄、陈晋侯、杨杏佛、胡明复、胡适之也。（1914年8月14日）

梅觐庄携有上海石印之《白香山诗集》，乃仿歙县汪西亭康熙壬午年本，极精。共十二册，两函。有汪撰年谱，及宋陈直撰年谱。汪名立名，吾徽清初学者。（1915年8月3日）

梅光迪此时没有日记留存，但从其回复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比较自负，好胜好强，尤其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与胡适争辩清楚，这无形中也埋下了他日后与胡适在白话写诗问题上一争到底的种子。且看此时他致胡适信中的几段：

来书所言极是，足下既以为吾两人所争非重要，自此可不必争矣。然迪仍有数语欲贡诸左右，非敢言争也。寸衷之所执，欲就有道君子以商可否耳。〔9〕

迪一生大病，全在气盛。气盛则不能下人，而忌者中伤之术乘隙以售，一生吃亏全在于此。〔10〕

看来梅光迪对于自己的毛病也很清楚，但性格使其不能不好胜好辩。就上面所引第一段而言，既然梅光迪已经坦承“可不必争矣”，就该打住不再多论，但接着他还是用该信的绝大多数篇幅为自己做了辩护。第二信更是如此，彼时梅光迪与一留美同学争吵乃至动手，为怕胡适误解自己动手打人，梅光迪此信有上千字几乎都是在解释和辩解，同时不忘攻击那位与他起争执的同学。所以后来他与胡适因对白话写诗意见不一致而起争论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好胜心太强，都是必欲战胜对方而后快之人。

就胡适而言，他承认是在自己明确要以白话创作诗歌后，才遭到梅光迪坚决反对的。之后两人的友谊也随之逐渐淡漠，由亲密变为客气，随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后，他们的关系更是日渐恶化。后来胡适先于梅光迪回到北大任教，曾致信梅光迪邀他也到北大，但被梅光迪拒绝，原因即在他对胡适以及《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持反对态度：

足下所主张无弟赞一辞之余地，故年来已未敢再事哓哓。盖知无益也……足下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澜……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11〕

不过梅光迪并未完全断绝去北大任教念头，毕竟这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学府，而且当时他对胡适也没有完全绝望，表示倘能摒弃学术观点的不同，仍愿去北大任教：

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所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自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12〕

恰在此时东南大学的文科正由梅光迪的留美好友刘伯明主持，其文学见解与梅光迪接近，所以梅光迪回国后决定任教东南大学。根据吴宓日记中的说法，梅光迪决定召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办刊物写文章，与胡适大战一场，为此力邀尚在美国留学的吴宓提前回国参战。吴宓接到邀请后几乎没有犹豫，即放弃在北京高校任职的机会，而毅然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一起创办《学衡》，为此甚至不惜接受很低的报酬。之后，梅光迪与胡适自然还有交往，但已沦为客气乃至生分了。对于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成功，梅光迪给出了很有见地的评价：“（胡适）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如此评价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是出于妒忌。

胡适晚年曾对唐德刚说，正是由于梅光迪的不断反对，才把他“逼上梁山”开始白话诗歌创作试验的。〔13〕胡适与梅光迪两人1916年的书信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胡适萌发以白话作诗念头并付诸实践的整个过程，以及他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因梅光迪的反对而不断完善观点并最终成为白话诗和文学革命的首倡者的。其中特别值得关注者，是在这一阶段胡适对包括梅光迪在内友人意见的态度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受一些日常小事刺激所导致的有关心理变化。

查胡适留学日记，可知他由思考中国语言的改革问题转而思考“文学革命”问题并最终尝试写白话诗，实在是出于偶然。〔14〕但偶然的背后又有很多必然，例如胡适的性格抱负决定了他不愿继续学习农科最终转攻哲学，并拜在实用主义大师杜威门下，等等。

首先，就胡适个人在1915年下半年和1916年的留学生活而言，笔者以为有这样一些“小事”值得注意：

（1915年）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下划线为引者所加）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这一年秋天，梅光迪从美国的西北大学转到哈佛求学，胡适在9月17日写了一首长诗送他，诗中第一次出现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誓不容坐视。〔15〕

请注意加下划线的部分，当笔者反复考察胡适与梅光迪两人的这场重要争辩后，开始逐渐认识到这场争辩的发生和结果，与其说和两人的文学观念有关，不如说和他们同样不服输和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只是胡适相比于多少更趋于空谈的梅光迪，更愿意深入思考也更愿意做一些具体的实践也即尝试写白话诗，所以辩论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可想而知了。

吾国古谚曰：“死马当活马医。”言明知其无望，而不忍决绝之，故尽心力而为之是也。吾欲易之曰：“活马作死马医。”活马虽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若以其尚活也，而不忍痛治之，而不敢痛治之，则姑息苟安，终于必死而已矣。（1916年1月4日）〔16〕

此段话已隐约可见胡适对文言之态度，那就是“活马作死马医”。其实之后他与梅光迪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文言，而这种“拔本清源”“斩草除根”的主张显然是无法被梅光迪接受的。

我们为什么要在意“别人”对我们之看法呢？如何准确地评价我们自己（如果不是更行的话），我们不是和他们一样能行吗？（1916年1月27日）

此段见于胡适写给美国的H.S.W.太太的信，被胡适收入日记，可见他对此信的重视，由此段话亦可以看出胡适的自负和抱负所在。

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而张先生甚不喜之，以为“不像诗”。适虽不谓然，而未能有以折服其心，奈何？（1916年1月29日）

这一段也极为重要，说明胡适已经有意无意地在作诗过程中追求通俗易懂了，只是暂时得不到他人的理解而已。如果有了合适的契机，胡适当然就会把自己用白话写诗的力量释放出来——胡适是幸运的，因为此时他离这个契机已经不远了。

这一年的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与梅光迪讨论“诗界革命”，主要就语言问题展开，也就是所谓的“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参阅梅光迪的回信，可知二人对诗歌的语言问题已经有不同意见。其分歧的关键在于梅光迪认为文学中的“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截然不同，而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梅光迪这样的看法“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胡适在同日就翻译外国名著事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提出了如果要创造中国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先让本国作家模仿，“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的建议。〔17〕如此种种迹象，说明胡适已经“蠢蠢欲动”，内心潜藏的“以白话入诗”的念头就要付诸实施了。

自然，胡适写白话诗还需要一个契机。在契机未到之前，他仍要继续积攒力量，同时经受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刺激。此处笔者根据胡适日记，仅把比较重要者列在下面并加以简单分析：

1916年2月29日，胡适收到母亲来信，得知其大哥大姐竟然于两日之内先后去世，胡适极为悲痛，发出“吾家骨肉凋零尽矣！独二哥与吾犹漂泊天涯一事无成耳”的感慨。显然，胡适对自己留学在外多年彼时尚一事无成极为羞愧，因为他一向自负且极自信。这自然会触动他去寻找可以尽快获得成功的机会，他后来不顾同学朋友的反对坚持写白话诗，这应该也是一个内在的原因。对此可以从胡适不久之后的日记中找到证据。在同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胡适记述了自己将过去所写一首诗赠与一日本留美学生的事。诗中有“词人慢说柳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之句，该日本同学看后说日本有谚语“雪压不断杨柳条”，正与胡适诗句之意相同。胡适“大喜”，将此事记入日记。这句诗似乎表明，胡适冥冥中已经意识到他不久后要从事的白话诗创作，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而对此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而在这种对文学革命的“心理准备”上，胡适与梅光迪在一开始似乎是一致的：

1916年3月间，我曾写信给梅觐庄，略说我的新见解。指出宋元的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觐庄究竟是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赞成我的意见。他说：

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3月19日）

这封信真叫我高兴，梅觐庄也成了“我辈”了！〔18〕

有些文学史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段所传达的信息，其实无论是梅光迪的原信还是胡适的复述都很清楚，那就是梅光迪赞同来一场“文学革命”，这革命必须是从“民间文学”入手，必须提倡“俚俗文学”，而且梅光迪已经做好了迎接保守派“讪笑攻击”的准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梅光迪是完全有可能与胡适一起走到历史的前台，去提倡白话，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而非反对者的。那么，是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他由胡适的同道者变为反对者的呢？我们还是先看胡适的有关日记，再看梅光迪的相关回应。

在1916年4月5日日记中，胡适用大量篇幅，就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文学革命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得出了“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的结论。显而易见，胡适是在为自己即将从事的白话诗试验从历史角度谋求支持。

该年4月13日，胡适第一次将《沁园春·誓诗》记入日记，其中有“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句子，俨然是一副拯救中国文学救世主的姿态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首词，胡适竟然修改了五次，且每次都记入日记，对比一下他修改的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初稿中的“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在第二次修改稿中还有，但后面三次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语必由衷，言须有物”，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其次，胡适的几次修改都似乎是在自我激励，强调“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但求似我，何效人为”，可见当时他似乎还是有些底气不足，所以才要如此自己鼓励自己吧？

接下来，胡适日记中还有一些内容值得注意。在此，我们不仅关注这些内容本身与胡适后来的白话诗试验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关注胡适将这些内容写入日记的原因，以及它们折射出的胡适内心的想法。

该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中他认为是“活文学”的例子，主要摘取了一些元杂剧和话本小说的段落。该年6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又为马君武感到遗憾，认为他“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过如此”一词以及为马君武遗憾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指责他人没有做好某事，那么他自己为了避免也受到他人的指责，则必定会倾全力于某事并务求其成功才是，从这个角度看，此时的胡适显然已经决心要为社会国家做一件大事了。

几十年后，胡适在其《胡适口述自传》中对这几个月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关于白话诗的问题有这样的评述：

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19〕

不过，胡适尽管有了这样的想法，但还是需要一个契机来引发他的实际行动。就胡适与梅光迪而言，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很多意见还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看待文言上有所分歧。而不想1916年7月8日发生的一件小事竟然成了他们开始持续论争的导火索。事后看来，这件事甚至不值得当事人回忆，其促成胡适尝试写白话诗实属偶然。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中，确孕育有触发或成为历史事件的种子。

这一年的7月8日，胡适的几个好朋友任鸿隽、莎菲（陈衡哲）、梅光迪和杨铨等人在绮色佳的凯约嘉湖上划船游玩，突然黑云密布暴雨将至，他们急忙划向岸边，情急之中几乎将船弄翻，最终还是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事后任鸿隽就写了一首题为《泛湖即事》的小诗并寄给胡适请求批评。胡适看了这首四言古诗后大为不满，认为诗中所使用的一些句子如“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等都是一些陈腐的表述，是“三千年前之死语”，所以回信指责任氏，说他写得不好。任鸿隽不服遂与胡适展开辩论。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许就不了了之了。然而，两人的辩论引起了梅光迪的兴趣，他当即加入论争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任鸿隽一边，很快他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反驳胡适。于是，20世纪文学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好友之间的论争正式拉开帷幕。此时胡适与梅光迪两人或许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往来书信，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史料，而白话诗的创作也将随着他们论争的不断深入而最终由胡适付诸实施。当胡适冠以“尝试”之名的白话诗集问世后，他们两人其实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成功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

就梅光迪此封信的主张而言，应该强调的有两点：第一，梅光迪是赞同文学革命的，只是责怪胡适“言之过激”；其次，梅光迪认为胡适把改革文字看得过于容易了，文字改革远非将古代文字看做死文字，将白话俗语看做活文字那样简单，因为文字是世间最保守的事物，对其进行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何况胡适要改革的还是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更有特殊的要求。对于梅光迪的信，胡适毫不掩饰其不满，从收入《梅光迪文集》的此信中可以看到胡适很多的眉批，其意见十分尖锐，与梅光迪的对立极其鲜明且不可调和。此外，胡适还写了一首长达一百句的白话诗来嘲笑梅光迪，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后者的不满，使论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多少令胡适感到有些灰心的是，他的主张在他这些最好的朋友那里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反对，只有莎菲一人表示支持，并用创作白话小说的方式给予胡适最大的支援。胡适在留学生朋友那里得不到支持，自然转而在国内谋求同道，于是他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新青年》就是顺理成章的行为了。

而与梅光迪之间的每一次论争也刺激和激励着胡适，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尝试成功，用事实来回击对方。且看梅光迪信中的一些多少有些意气用事的表述以及不够冷静的嘲讽之语，读者可以据此揣度胡适看到这些话后的反应：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做作文”。迪颇不以为然。……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鄙意“诗之文字”问题，久经古人论定，铁案如山，至今实无讨论之余地。然足下欲翻此案，驾诗界革命第一大家Wordworth而上之（因此老欲翻案而未成功）。迪方惊骇不知所措，又何从赞一词。

读来书，甚喜足下之辩才，惟足下亦恐犯“无的放矢”之病耳。弟虽顽固，岂如足下所推测者。……以深知我如足下乃误会如是，殊可浩叹。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忝于知交之列，故不辞厌烦再披愚忠，此为最后忠告。

读致叔永书，知足下疑我欲与足下绝，甚以为异。足下前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为“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耳。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20〕

再看胡适日记中有关文字，但日期不一定逐一对应：

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

我最恨“耳食”之谈，故于觐庄来书论“新潮流”之语痛加攻击。

觐庄有长书来挑战，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觐庄闻吾病，曰，“莫不气病了？”〔21〕

从一开始针对对方观点反驳的直言不讳，到最后大肆攻击乃至嘲讽，梅胡二人在白话诗问题上针锋相对，双方毫不退让，多年友情因此几乎破裂。我们这些后人在为他们如此伤害情感之辩论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们为捍卫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和事业而不惜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在胡适看来，既然梅光迪等人集中攻击白话可以入诗的观点，既然双方的立场最后已绝无调和的可能，那么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最该做的是抓紧试验，用成功来让对方的观点不攻自破。所以在1916年8月4日，胡适这样回答任叔永：“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22〕

之后数月，胡适果然集中精力创作白话诗，其中包括一些打油诗。至于水平如何，文学史早有定论。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自己的白话诗虽然不能算写得成功，白话新诗至今也许也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成功，但他所开启的白话诗运动——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而言，确实是成功了。至于由此引发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更是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这一点上说胡适是成功者，毫无问题。至于站在胡适对立面的以梅光迪为首的一些胡适留美的朋友，也不好简单地称他们是失败者。其实，正是他们不断的而且是有很高水准的反对意见，才迫使胡适以“逼上梁山”的勇气和毅力深入思考白话如何取代文言之问题并坚持“尝试”写“白话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梅光迪等人就值得我们尊敬。更何况他们的很多反对意见不仅在当时确实击中了胡适的要害，即便在今天看，也还是很有价值。只是历史老人让胡适站在了引领时代和社会潮流前进的方向，而梅光迪等则沦为了逆流而动者。但我们已经看到在他们最终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时，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因素可能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点滴小事以及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枝末节。时过境迁之后，看看影响他们当年立场的那些生活细节，读者也许会对当年的那场论争有新的感悟吧。

最后，有两点还需一说。其一，就胡适而言，这极为重要的一年他确实极为忙碌，这既值得赞美，也令人惋惜。他到哈佛这一年，精力超群，学业之外，又积极参与了很多学生社团活动与社区活动，还一边思考白话诗问题一边拼命作诗。此外，其交往颇多，书信往来更是惊人。据胡适日记统计，1915年9月至1916年9月一年间，他收到来信999封，写信874封，无怪乎他要发出“甚矣，无谓酬应之多也”〔23〕的感慨了。而且，在促成其尝试写白话诗的过程中，如果说梅光迪是从反对角度刺激了他，则陈衡哲、韦莲司等人的鼓励就给了他正面动力，而任叔永（任鸿隽）等人后来偶尔写写白话诗，也让胡适感到欣慰。所以胡适说自己是孤身一人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自然，我们这里主要考察的是胡适与梅光迪的交往，所以没有对这些情况多加讨论。

其二，就梅光迪而言，如果不是他性格的过于好强和极端自负，他本来是有可能站在胡适一边，成为鼓吹白话之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的，如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也将完全不同。那么，是否是因为胡适已经早于他自己提出了“文学革命”和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使得一向不甘人后的梅光迪既然不能做提倡白话的第一人，索性就做了反对的第一人？加之胡适的不断反驳，才使梅光迪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当时是胡适写了一首文言诗，梅光迪是否会转过来加以嘲讽，从而使得他们的立场来一个对换？

笔者思考了很久，也许这种情况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早在1915年之前，胡适的思想立场就已确立，特别是在受到杜威的哲学思想影响后，他已经不可能再接受保守的观念了。美国学者周明之注意到，胡适曾多次引用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一段写于1915年的有关“提倡新文学”的论述。彼时黄远庸在美国的旧金山，胡适可能在当时就已知晓此人的观点。〔24〕但梅光迪倒真的是有与胡适一起提倡文学革命之可能性的，可惜他自己的性格使他宁愿走向反面。

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章太炎及其弟子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群体。而在章门弟子中，以钱玄同、周氏兄弟、许寿裳和曹聚仁等浙籍弟子为核心构成的一些较小的文人群体，以及最终被整合在“章门弟子”名下的大群体，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人群体自有其较为固定的形成、传承模式，但这种模式自19世纪末叶以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后，必然发生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文人在进入某个群体或者群体自身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外来学说以及更具体的如何对待“洋教师”——无论是西洋老师还是东洋老师的问题。就章太炎及其弟子这个文人群体而言，其中很多人都曾经留学日本，那么日本文化以及留日这一经历对于其群体的形成以及该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的作用又有怎样的影响？章太炎与其弟子的交往是否因为他们曾留学国外而产生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变化？此外，受地域文化和同乡因素影响，浙籍弟子作为所谓的“嫡系”自然会受到章氏青睐。也许外省弟子中唯一受到章太炎看重的就是一个黄侃，不过这基本可以看做例外，因为黄侃本人的学问已经和章太炎不相上下——史称“章黄之学”，章太炎自然不能轻视之。

章太炎的浙籍弟子中，名气最大者当属周氏兄弟，其次就是钱玄同。因此本章重点讨论章太炎与这几位赫赫有名的弟子及这些弟子之间交往的情形。

周氏兄弟拜到章太炎门下，是在其东京留学之时。在众多章门弟子中，周氏兄弟不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至少不属于所谓的“五大天王”〔25〕。在章太炎心目中，周氏兄弟大概也不是最被看重的弟子。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章太炎晚年所列的“弟子录”中，只有周作人而没有鲁迅，他人问起时，章太炎的回答是仅凭记忆，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在内。章太炎的回答恐怕有问题——那时鲁迅的名气之大，其实已经和他这位老师差不多，何况他们周氏兄弟是一起拜在章太炎门下的，他怎么会只记得弟弟而忘记哥哥呢？不过，有意思的是偏偏是他所记得的周作人，却写过《谢本师》，要与章氏断绝师生关系。而一向被认为是激进的反封建斗士鲁迅虽曾撰文指责过章太炎“拉倒车”，反而未做出“谢师”这样决绝的举动。兄弟两人为何如此不同，确实耐人寻味。不过，章太炎对周氏兄弟似乎也并无多少偏见，反过来周氏兄弟对老师也没有真正不敬的举动——即便周作人写了《谢本师》，章太炎到北京时他还是和其他章门弟子一起招待老师，而章太炎也没有表示出任何不快情绪。其实，学术界一般认为，在精神气质、文学趣味和作品风格方面，周氏兄弟其实最得章太炎真传，例如他们对魏晋文学的认同以及对道家思想的高度评价等。

对于周氏兄弟何时和怎样开始和章太炎交往，太炎先生之孙著名学者章念驰曾特意撰文叙述此事：〔26〕

鲁迅与太炎相见，是1906年之后的事。当时太炎因“苏报案”刑满释放，七月初抵达日本，他作为“革命党之骁将”，在留学生心目中具有英雄形象，受到热烈欢迎，七千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倾听了他著名的革命演说。当时，鲁迅刚刚从国内完婚后返日，他有没有去参加欢迎会或聆听太炎演讲，难以确知，但王士菁在他的《鲁迅·章太炎·尊师重道》一文中说，“鲁迅作为激进爱国、胸怀兴亡感的青年留学生，很可能也参加了这个七千人的大会”。如果鲁迅确曾参加了这欢迎会，那么，这就是鲁迅第一次见到了太炎。太炎抵日本后，投入了繁忙的革命活动之中，主持《民报》，宣传革命，而鲁迅是《民报》忠实的读者，他不仅爱读《民报》，而且还把它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他当时虽然知道太炎创办国学会事，但他正彷徨于“医学救国”与“提倡新文艺来改良社会”这样一条“治人”还是“治国”的十字路口，所以他没有立刻成为太炎讲学的第一批学生。次年，鲁迅移居东京本乡东竹町中越馆，弃医从文，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未生、陈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频，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而“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太炎寓所，“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太炎）座上客”（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上海文史资料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出版），这期间太炎与鲁迅之间有这么多共同朋友，必然会导致相识与交往，但真正从学拜师太炎却是1908年去《民报》社听课时候的事。

此外，周氏兄弟和章太炎还曾有过共同学习梵文的经历，那也是在主办《民报》期间，章太炎计划翻译佛学著作，为此决定学习梵文。待老师找好后，章太炎认为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弟子来听讲，就写信给学生要求他们来学习梵文。他给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的信是这样写的：

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月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27〕

谁知上课那天竟然只有章太炎和周作人两人，鲁迅因为要回国缺席，而其他弟子居然也一个未到。由于这位老师教学过于死板，内容又枯燥乏味，周作人学了两次就不愿再去，不久章太炎也因经济负担过重而放弃学习梵文。

总之，东京期间，周氏兄弟与章太炎往来还是频繁的。如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时，就得到章太炎的鼓励支持。周氏兄弟翻译俄国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章太炎不仅为其修改，还将其译作登在自己主编的《民报》上。

而作为弟子的一方，鲁迅对老师也是极为尊重并多次出手相助。1908年10月《民报》遭日本政府查封，并处以罚款一百五十元，日本法院故意宣布如果不能按时交纳罚金，身为编辑人兼发行人的章太炎就要被罚做苦役。当时章太炎根本没有能力支付罚金，于是日本政府将章太炎抓捕准备处以劳役。鲁迅得知此事后即与许寿裳等商议，替老师缴纳了罚金，使章太炎在被关押一天之后即获释放。

此外，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时，鲁迅也时常去探望，其日记中即有七次探望记录，春节时更是去给章太炎拜年。对此章太炎自然也很感动，曾亲书庄子的一段话赠给鲁迅，条幅内容为“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为量”。〔28〕

对于章太炎给予早期鲁迅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著名学者章念驰是这样评价的：

1908年8月至12月，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是他早年两篇思想代表作，如果将这两篇论著，与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著作，以及当时发表于《民报》上一系列文字相对照，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点如出一辙，简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由此可见他当时多么全面接受了太炎在《民报》上的主张。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发表这两篇代表作之时，正是他在《民报》社听太炎讲《说文》期间，正是他从师太炎，交往最密期间。可见，他不单单是去听太炎讲古老的汉学，而是如他自己所述“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去《民报》社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鲁迅从太炎那里所接受的主要影响，也是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思想，从而影响了一生的选择，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选择了以文学为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反封建的主将。他以文学为武器，源自太炎先生“用国粹激动种性”，他一生致力国民性的改造，源于太炎先生“增进国民的道德”说。只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他渐感单纯依靠宗教、国粹，是增进不了国民的道德和爱国热肠的，这止不过是“高妙的幻想”，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29〕

章念驰还关注章太炎和鲁迅在魏晋文学与文风方面的共同爱好和趣味，认为后者的喜爱魏晋与章太炎有很大关系：

太炎文风，总的来讲，尚质，讲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重形式、轻内容、刻意模拟，或无病呻吟，反对雕琢、浮华、颓败、陈腐的旧文风，他说：“文不论骈散，要以文骨为主”，他认为文风可见国势的盛衰和民气的刚柔，反之，国势与民气又需要文风的改革，在众多文学流派中，他特别赞扬和推崇魏晋文风，称之“可以为百世师矣”（章太炎：《国学论衡》上卷，1906年出版）。……

鲁迅正是继承了太炎文风，尚崇魏晋文风，不尚空言，长于辩理，精于用词，文风峻利，用词典雅，嬉怒哀骂，皆成文章，师生可谓一脉相传。〔30〕

鲁迅好友刘半农曾为鲁迅撰联一幅，称他“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即是说鲁迅思想上曾迷恋尼采学说，崇尚浪漫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则汲取魏晋文体之长，尚崇反抗和叛逆精神，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鲁迅另一位同门好友曹聚仁曾说：“章师（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黄）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得魏晋的神理。’他（鲁迅）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31〕鲁迅逝世后，他在东京时的另一位同门马幼渔写了一幅挽联，称鲁迅“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菿汉”是太炎先生号）。将鲁迅的为人与文风与章太炎并论，也是看出了他们思想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一致。从刘半农、曹聚仁、马幼渔的评价，都可证明鲁迅确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从魏晋到章太炎的文风与精神。

1927年，鲁迅在广州有一次讲演，就是那篇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鲁迅对魏晋文人及其文学风格的意见，从中很能看出他受章太炎影响的痕迹。此处仅摘录两段，供读者欣赏：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

那么，周作人在留学东京时，又是怎样看待章太炎的呢？周作人认为：“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

在周作人看来，章太炎是一位“儒佛兼收，佛里边也兼收婆罗门”的学者，这是章太炎“最为可贵”之处。周作人说：“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不过，后来周作人对于章太炎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转变。

1926年周作人在《语丝》发表《谢本师》，公开反对章太炎，这在有着悠久尊师传统的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

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

周作人为何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呢？原来，1925年至周作人写此文时之1926年8月间，章太炎屡屡发表反赤演说与通电，且任上海反赤大同盟主席兼理事、反共救国大联合干事会主席。周作人称所见到的第三个电报，即1926年8月13日所发《章炳麟通电》，载于同年是月15日的《申报》。通电反对北伐，斥蒋介石“尊事赤俄”“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希望他所致电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一串南北军阀做曾国藩，谓“昔卢循必待刘裕而后灭，洪、杨必待曾国藩而后破，……今之世虽无刘裕，而曾国藩为老生逮见之人，非不可勉而企也”。对此周作人认为章太炎的做法是错误的，以至于写出了《谢本师》。

不过，周作人并未真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后来章太炎思想变化，周作人的态度也就改变了。据《知堂回想录》，章太炎1932年春北游讲学，周作人不但两次去北大听讲，还参与了章门弟子几次宴请老师的聚会。并且他自己还设家宴款待章太炎，不仅让马幼渔以汽车迎接，还请同门钱玄同等陪宴。〔32〕据《知堂回想录》，周作人之所以写《谢本师》，是因为太炎主张把北方交给张作霖，南方交给吴佩孚，在《谢本师》中“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振常按：文中并未写到李鸿章，此是周误记）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章太炎逝世后，周作人特意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作纪念。

在章太炎一方，其实也并未视周作人为外人，如章氏晚年让弟子刊行《同门录》，鲁迅、许寿裳均未被列入，而周作人“大名赫然在焉”。据钱玄同告周作人，《同门录》名单，全凭章太炎记忆所及，所以才漏了好些人，然而周作人却依然入选，可见当年“谢师”之事没有影响他们的师生之谊。

总之，“谢师”归“谢师”，章太炎与周作人两人的师生之谊，似乎还是一如既往，毫无变化。而且，抗战时期，当周作人“下水”当汉奸后，还曾借去南京的机会，顺便去苏州访问章太炎的故居，并去章太炎墓前祭拜。后来他写了一篇《苏州的回忆》，说俞樾、章太炎两人晚年“不约而同的定住苏州”“是非偶然的偶然”。那么，由俞樾与章太炎的关联，周作人是否也在暗示读者，他与章太炎之交往，也当属于“非偶然的偶然”呢？

至于鲁迅，在现实生活中他对章太炎是严守尊师之道的，那么，他笔下的章太炎又是怎样形象呢？在其《华盖集》里的《补白》有一段相当有趣的文字：

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即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注销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注销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尽管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章太炎晚年的复古倒退有所批评，但尊师态度始终未变。在鲁迅晚年写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表白：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鲁迅：〔33〕

至于今天，该如何看章太炎与周氏兄弟关系，网络上有一署名为“资产重组”的帖子，也许可以反映当代读者对鲁迅与章太炎关系的态度，特别是对鲁迅评价章太炎的有关看法的认识：〔34〕

鲁迅说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这里恐怕就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所谓“既离民众”，应该是指章太炎对后来无论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一概不感兴趣，甚至有时还骂两句赤化，嘲笑一下孙中山。所谓“渐入颓唐”，则重组（作者）不得其解，大概以为章太炎后来对北洋旧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频仍，苛政虐民少有鸣控，而只是谈论学术。重组认为这里是鲁迅还没有真正了解章太炎，太炎先生以复兴古道为己任，对激烈的民族内部革命难以接受，并非不可理解，用这点批评老先生有失厚道。其实像章士钊他们那样的老先生，积极参与革命勉为其难。再说，革命激烈异常，利弊互现，当时传言四布，非血热气盛之少年，踊跃参与的也确实不多。至于，军阀内战，特务横行，民不聊生，败政殃民，章太炎先生闭口不言，并不是“颓唐”，而是像他自己在私信里说的“不仁者不可与言”。他认为以蒋氏为首的国民政府，属于“不仁者”，跟他们说，纯属浪费时间。实际也可想而知，以蒋氏、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辈的醉心内战争权，视部下之生死、百姓之疾苦如浮云过目而无动于心，章太炎先生纵日日发电作文以规劝呵斥讽刺，言之平和他们充耳不闻，言之激烈他们反而恼羞成怒，章太炎先生纵不自惜其身，却哪里能使得这些人幡然悔过也哉？所以不言，惜其言，正深贱不仁者之人而已矣。但太炎先生并不就是缄口不言，后来“九一八”事变，日人占我东北，章太炎道：有如此总司令、如此副总司令，欲国土之不丧，其可得乎？愤然发电，指斥“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其大声疾呼、声色俱厉固不让当年之直斥袁世凯也。

“参与投壶”，恐怕指章太炎后来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交往。这个重组认为也情有可原。北洋军阀里的人物，多假托古道，虽然有些言不由衷，毕竟与章太炎先生有臭味之投。而且，北洋军阀虽然误国殃民，其中却多有耿直者。他们承认自己内战误国，对举国责骂不敢反驳，失败后基本上都安于失败，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结党护私，割据一块地皮，仰赖洋人的鼻息与中华为敌。孙传芳死于非命而行凶者无罪，吴佩孚身困北平而意气自如，张学良毅然易帜而成就统一，这三位都有可劝可怜、可歌可泣者。不要说他们任内并未割土赔款，就是众口指责的内战，北洋军阀时期的内战，往往持续不过数天，最多几周，一分胜负，失败者自然下野，其毒民伤兵的危害比起后来国民党内部的内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一定要说，恐怕民国时期只有北洋军阀时期算是比较太平的。尤其比起国民党战败之后，割据台湾，投靠洋人，与中华为敌，则其人格高下，判然可见。我想当时“论者”所不满的“北洋余孽”较之他们当时盛赞的蒋氏还是光明磊落的，章太炎与他们交往又岂足病哉？

鲁迅说章太炎“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这点应该说是双方意见不同之处。我本人并不认为章太炎的主张是“高妙的幻想”，恰恰是中华之急图。以重组看来，鲁迅在文笔犀利语言尖刻方面固然似乎青出于蓝，但学问则不如章太炎深广，胸怀不如其博大，眼光似不如其长远，而浩然之勇气亦未必有其豪壮。以鲁迅之论为盖棺定论，重组期期以为不可。

话虽然多少有些偏激和片面，但不能不说，该作者对鲁迅的理解比较深刻，在如何看待章太炎之政治与学术关系方面，很多观点还是值得思考的。

此外，有一点颇为耐人寻味，就是一向给人以偏激之感的鲁迅虽然也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却至死也没有“谢本师”之举，倒是一向让人们觉得平和中庸的周作人对章太炎做出了“谢本师”的举动，是否骨子里周作人的偏激其实超过鲁迅？他平时所表现出的为人处世方面的平和中庸以及冲淡自然的文风难道仅仅是一个假象？

注释

〔1〕有关两人交往情况可参看姜德明：《鲁迅与齐如山》，《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四期。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4〕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1页。

〔5〕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6〕原载1934年1月17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7〕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9〕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2页。

〔10〕同上，第510页。

〔11〕同上，第550页。

〔12〕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1页。

〔13〕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0—141页。

〔14〕即钟文鳌寄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传单给胡适，引发胡适写信嘲讽事。对此胡适有很多论述，可参看其留学时期日记、后来所作之《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等。

〔15〕胡适：《逼上梁山》，《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16〕此处所引用资料来自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

〔17〕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96—197页。以下有关胡适日记内容均出自该书。

〔18〕胡适：《逼上梁山》：《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19〕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20〕此处引文见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5—542页。

〔21〕此处引文见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卷十三、十四中有关部分。

〔22〕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

〔23〕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24〕参看［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75—176页。

〔25〕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这五人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领域中，均是大师级的人物，后来，我国文史界的不少重要人物都分别出自于他们的门下。

〔26〕引自章念驰：《论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3—301页。

〔27〕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28〕阿毛：《章太炎与鲁迅的师生情结和文化传承》，网络资源，http://www.yhsz.gov.cn/newsshow.

〔29〕章念驰：《论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3—301页。

〔30〕章念驰：《论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3—301页。

〔31〕参看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8—429页。

〔32〕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549—553页。

〔33〕《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

〔34〕网络资源，参见http://text.k12zy.com/jiaoan/html/2005/342772.html。

第四章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民国初年鲁迅日常生活研究

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年至1919年间中国社会各区域的差别将能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况，其中甚至会有一些是属于积极的进步事件。然而，在多数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眼睛里，这个阶段的全部景象无非是堕落、残破、腐败和野蛮。在中国，进化的洪流似乎总是要陷入令人沮丧的泥沼之中。〔1〕

“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

学术界通常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鲁迅，精神上陷入由失望导致的空虚乃至绝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夕，至他投入新文学创作开始“呐喊”才大致结束。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以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夕长达七八年的精神上的压抑、苦闷以及极度的空虚与绝望心态为前提的。这一时期，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尚在孕育之中，人们看到和接触的只是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前者因为对现实生活感到极度失望和痛苦，经常有“无事”可做的无聊之感，而后者因为还要在世俗生活中为谋生而奔波，倒是经常处于忙忙碌碌的状态。而且，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对于这样的忙碌生活似乎并不怎样厌倦，相反有时还感到比较满足。那么，“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这两者是如何既矛盾又统一地栖居在它们所共同依赖的同一“肉身”之中的呢？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对于以后鲁迅开始其伟大的文学历程又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

对此，笔者试图从这一时期鲁迅的私人记录，主要是日记中，从对鲁迅之日常交往活动与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内容及形式的分析中，获得进入鲁迅复杂深邃之内心世界的密码。在讨论日记对于了解鲁迅心态的重要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日记这种对于作家而言属于“准”文学的写作形式稍作说明。有别于一般的文学叙事，人们记日记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们回忆历史和了解自身，特别是记录和了解自身的心理以及具体的思想过程等等。现代医学专家认为，写日记具有某种医疗作用，类似于一种“写作疗法”，借此可以实现人与自我之间的对话。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其实就等于“对自我说话”，可以帮助人们进入自我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层次。因此，有时连日记的写作者本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书写内容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最后，日记所构成的文本与自传不同，前者形成于正在经过的时间之中，而后者是在时过境迁后根据回忆写成。自传的写作往往以最基本的时间流逝为线索，但这种线索明显表现为主人公的成长历程。而日记的写作虽然也依赖时间，但仅仅表现为时间的流逝，日记的记录者在写作时无意按照预设的思路进行文字组织，也就是说日记中通常并没有作者有意突出的一些事件线索。〔2〕鲁迅的日记，虽然主要是出于备忘目的而写，内容简单，基本上算是纯粹的记事体，但其中的内容乃至书写方式，仍然为我们了解鲁迅内心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对此学术界早已认同。当然，鲁迅自己对于其日记的看法是首先值得注意的：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马上日记》）

因此，作为鲁迅长达二十余年基本没有间断之日记的开端，这1912年5月5日第一天的日记显然具有特殊意义。虽然已被多次引用，但为了更好地把握刚刚来到京城之鲁迅的心理，还是再引用如下：

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3〕

看来北方单调的景色给来自南方的鲁迅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加之次日搬入绍兴会馆后即受到臭虫的“热情接待”以及来后不久就“微觉发热，似冒寒也”的身体状况，离家千里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之外地工作的境遇等，可以想见此时的鲁迅心情不会好到哪里。于是在5月10日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记述其无聊、无趣心态的文字：“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社会教育司是教育部的一个新设机构，在清朝学部时代是没有这一分科项目的。依其工作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属于社会文化工作外加自然科学方面的一部分工作，例如它所规定的工作内容是：

第一科：

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

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

第二科：

关于厘正通俗礼仪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及宣讲会事项。

关于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库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之编辑、调查、规划等事项。

其他有关通俗教育的事项。

而鲁迅就是第一科的科长。

初到北京的鲁迅，为了摆脱人地两生的状况，尽快适应北方的生活和教育部的工作，自然会设法与自己的朋友同乡等建立联系。因此这个月的日记中，有大量鲁迅拜访友人、在京的同乡，以及他们来会馆看望鲁迅的记录。与此相应的是，鲁迅与家乡亲人之间的书信联系极为密切，这主要表现为与周作人的书信往来：仅仅二十几天时间，鲁迅给周作人写信六封，后者回复五封。此后数年，周氏兄弟大致以每月书信往来六七封的频率联系，如果加上他们不时互寄书籍等物品，则联系更为频繁。单身在外且正品尝包办婚姻苦果的鲁迅，对周作人来信的渴望自然格外迫切，以致当月日记中出现“苦望二弟信不得”的字样。同时，关于书信往来的记录构成了该月以及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鲁迅日记》的重要内容，甚至其中很多天日记的内容，全部是对书信往来的记载。

然而，家乡亲人的书信以及与在京友人同乡的往来，并不能抚平鲁迅那因教育部工作的单调乏味而倍感空虚无聊的内心。于是该月29日的日记，居然第一次简单到只有“无事”二字，鲁迅似乎连最基本的天气状况也懒得写下了。学术界早已注意到，“无事”字样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次数之多，已经到了令人诧异的程度。

按照鲁迅对可以写入日记之事件的一般标准，个人的牙痛、胃痛，当天的天气状况、一日三餐吃的什么等极琐碎之事都可以成为日记的内容，则鲁迅在书写“无事”那天绝非真正的无事可记，而是感到生活的无聊、无趣以至于不再认为有任何写的必要。此外应当说明的是，日记中的“无事”与“休息”“休（病）假”等有明显的区别，绝不能等同，因此这“无事”二字，只能是反映了那时的鲁迅，内心是何等地空虚与绝望。为了谋生、为了挣钱养家，他不得不做那些无聊的工作；但在外人看来，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又是一个忠于职守，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操劳的忙碌者。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5月29日这天是星期三，是鲁迅的上班工作日，他却记载“无事”。显然，在鲁迅看来这样的日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若非为了养家，他绝不会将生命耗费于此。然而，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难道也无聊到了被视为“无事”的程度，难道与亲人书信往来、与友人的交往以及研究古籍等等也全部毫无意义？既然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则活着岂非已经没有必要？

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没有完全被这样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或者说“五四”之前的鲁迅，尽管还没有找到以文学创作来摆脱无聊空虚状态的途径，但早已意识到自我这种心理状态的可怕，如果不能摆脱或者至少在意识层面上意识到应该摆脱，则后果必然极其危险和严重：要么走上自杀或发疯之路，要么完全堕落，以混迹于红尘且以追求功名利禄为唯一生存目的。那么，此时的鲁迅，所找到的唯一合乎逻辑且能刺激和挽救自己免于坠入黑暗的途径，就是以对空虚的感受填补空虚，以对无聊的反感对抗无聊。

且看之后鲁迅日记内容中仅仅出现“无事”二字的次数和频率。

1912年自5月至年底，八个月的时间出现了12次，最多的一个月有4次。1913年则大致与1912年相同，“无事”之记载每月出现1到2次，全年为20次。1914年为22次，1915年为20次，1916年为19次，1917年为35次，1918年为40次。从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夕，前几年出现的次数和频率比较平稳，但从1917年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且开始出现连续三天均以“无事”为日记内容的情况，其内心中增长的空虚与苦闷可见一斑。

如前所述，鲁迅写日记不过是为了和自我对话——因为他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也许与二弟周作人的书信往来可以多少弥补这个缺憾却又不能完全弥补，而本应成为其最佳倾诉对象的妻子朱安早已被判定为永久的“不在场”者，这本身带给鲁迅精神上的伤害是致命的。尽管鲁迅认为自己写日记主要是为记事，但事实上，对于虽然已婚却以单身状态在外工作的鲁迅，写日记的过程就是被迫不断讲故事给自己听的过程，就是一种关于庸俗无聊单调重复生活的叙事。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单调”和“重复”：鲁迅被迫每天做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例行公事，这样的多次“重复”正是日常生活的本质，甚至连放假休息也因为是有规律的“重复”而变得毫无新意。尽管鲁迅可以尝试去做不同的事情，但连这尝试本身也不过是“单调”的“重复”。换句话说，被鲁迅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这些有关个人日常生活的叙事绝不会令人兴奋，因为毫无惊险和刺激可言，它们只能给读者，也给鲁迅自己带来更多的无聊与空虚之感。更重要的是，按照“西马”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看似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其实具有意识形态性，但由于是以神秘且常不为主体所感知的状态出现和持续，因此会控制主体的思想并削弱主体的正常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使人们在满足的轮回中坠入世俗深渊的真相反而被掩盖了。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当他独自经历像鲁迅这时期的生活很多年后，还能保持精神上的正常状态。即便是像鲁迅这样意志坚强者，如果不甘于被这种日常生活所控制并免于堕落的命运，也必要寻求一些外力以获得支援，这也正是我们从其日记中所看到的。

在真正投入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我们看到鲁迅所指望和尝试获得的支援力量其实是以畸形方式出现的：一个是早已被很多学者指出的“抄古书”，一个是和好友一起逛旧书店购书、购古玩等，此处不再赘述；还有一个就是被多次记入日记的“病”。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疾病给人带来的除却身体上的不适和痛苦外，也更多地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如果疾病更多地发生在一个本来就陷入精神危机且又极为敏感者如鲁迅身上，则这些痛苦就会以成倍放大的方式产生影响。且看这一时期《鲁迅日记》中的几个例子。

在鲁迅刚到北京的1912年，短短八个月时间，其日记中关于身体不舒服乃至患病服药的记录就多达19次，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最多者为胃痛，其次是感冒。显然，这既与鲁迅单身在外地工作没有人照料有关，也与他初到北方水土不服有关。之后，其症状又多了一个“牙痛”，于是到医院治牙也多次被记入日记。1913年，有关上述症状的记录为20次（包括一次得病多日服药休息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这些症状的出现，似乎既比较看重又有些不以为然，例如有时明明胃痛发作，却还与好友不加节制地饮酒，多少带有以疾病自我折磨以求早死的心态，也即学术界早已认同的“等死（俟堂）”意识。但问题似乎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我们从日记中也看到鲁迅对这样庸俗乏味甚至充满痛苦的日常生活，有时居然还相当满足和留恋。1912年12月1日，其日记中破天荒出现了对北方自然景观的赞叹：“风而日光甚美。”这一天，鲁迅不但给周作人寄信寄物，又与友人会面且互赠礼物。当天晚上，他又接到周作人的来信。是否这些活动使得鲁迅的心情轻松，以致对当天的自然景色敏感起来，并认为有必要记入日记呢？当月26日之日记，再次出现对天气状况的较为详细的描述：“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向午雪霁，有日光。”不仅如此，在12月31日日记中，连对所吃菜肴也有了正面的评判之词：“肴质而旨，有乡味也”，以至要与好友“谈良久归”。自然，这种对世俗生活的留恋与其说是发自文学家“鲁迅”，不如说是来自教育部职员“周树人”的，因为此时那个为我们熟悉的文学家“鲁迅”尚未出现或者说还在孕育之中。就在当日所记该年书帐的最后，出现了这样感慨的文字：“今人处事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鲁迅”与“周树人”，至此合二为一，回归对生活的清醒判断。正因清醒如是，则精神上之痛苦亦更为深切。

读鲁迅早期日记，常会发现鲁迅日记中经常提到一个叫“小市”的地方。这主要是指民国年间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小市。从1912年5月13日开始到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一直居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从这里到教育部要经过菜市口、宣武门这很长一条街道，大约有三里（1.5千米）路。鲁迅来北京的头几年，参加社会活动很少，几乎每天都是按时到教育部上班，虽然没有多少公事可办。无论上班下班，都要从这市口经过，就可以顺便到里面买一些日用品，有时也可以在处理旧货的小摊上买到一些古玩。纵观这时期的《鲁迅日记》，他去得最多的要算是琉璃厂和几个“小市”，主要目的是买书、买纸，修书和搜集碑帖拓片等等，而他经常光顾的有这些店铺：

直隶官书局：购买过丛书，金石志，文字学及其他史料书籍。

神州国光社：购买过汇刊，画册，诗类，经券等。

有正书局：购买过诗稿，画册，佛经，墓志等等。

文明书局：购买过山水画册，墨宝，佛经之类。

中华书局：购买过考古及艺术方面的丛刊等书。

商务印书馆：购买过碑考，秘籍及外文书籍。

德古斋：购买过石刻、造像拓片，墓志拓本等等。

仿古斋：购买过石刻、造像拓片片及砖拓等等。

李竹斋：购买过古钱之类。

敦古谊：购买过墓志造像拓本。

松筠阁；购买过土偶及拓片。

富华阁：购买过画像拓本等等。

从日记中可知，鲁迅除了为维持其日常生活，不得不光顾一些商店餐馆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大都消磨于上述这些书店、古玩店内，而很少外出游览自然景点。这与其性格爱好有极大关系，同时也和其结交的一些朋友的爱好有关，例如鲁迅当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大画家陈衡恪就常与鲁迅一起逛古玩店，两人并经常互赠物品，这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录。

马克思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民国初年的鲁迅，精神上处于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也必然表现在日记的写作之中。既然从正处于“破茧待出”、即将“呐喊”阶段的“鲁迅”看来，民国初年的日常生活是极度无聊和没有意义的，以至可以用“无事”可做进行概括；那么，从一个普通教育部职员的角度，那个以“周树人”之名与外界打交道的鲁迅，感觉生活忙忙碌碌、十分充实，也非常自然。

首先，作为教育部的高级职员，鲁迅的工作有很多方面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很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这期间，鲁迅为京师图书馆的筹建做过很多具体工作，终于使该馆在由教育部接管后，于1912年的8月27日开馆；又如鲁迅和许寿裳、钱稻孙一起负责草拟国徽图案，钱稻孙绘图，鲁迅则负责撰写文字说明；还有为求课程改革，教育部曾邀请专家讨论大学专门课程的改进办法，鲁迅也作为部内专家出席等，这些工作都不能说没有意义。不错，鲁迅当时在教育部有很多时间确实处于无事可做或者所做之事毫无意义的状态，由此引起鲁迅的厌恶和厌倦之感当很自然。不过，我们应该在双重意义上看待“工作”这个概念：一方面它指的是特定类型的日常活动，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指的是直接的类活动，因为它是类本质的对象化。按照马克思的界定，他把一般的日常活动称为“劳动”，而用“工作”专指类本质范畴。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工作的类本质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无论怎样，工作所完成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需要，不然就不能称为是“工作”，而仅仅是“劳动”——也许是“无效”和“浪费”人力物力的劳动。〔5〕由此，在讨论工作的“意义”时，我们有必要辨析“我们必须做某事”和“我们被迫做某事”的差别。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工作都多少带有使工作者被“异化”的倾向，但有些工作，由于工作者意识到其工作的价值或者意义，即便他知道自己多少已经成为工作的奴隶或者工具的奴隶，他还是会感到乐在其中；相反，他将因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而感到极度痛苦。

就鲁迅而言，当所做“工作”在他看来多少有些意义时，他其实是并不拒绝甚至乐于去做的，例如他先后四次到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办的“夏期讲演会”讲演《美术略论》，虽然有一次讲演开始时仅有一名听众，最后也不过十名听众，但鲁迅仍然坚持讲演。这样的事鲁迅不仅每次都记入日记，且讲演时间、地点和听众人数也全部记下，在其惜墨如金的日记中尤显突出，说明他对此事极为看重。这一时期的鲁迅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似乎也不讨厌，就在教育部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那天，也就是1912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出现了“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的文字，显然这与其被任命有直接关系。又据1913年12月26日日记，鲁迅获“（教育）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虽然这样的人事变迁让鲁迅发出“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的感慨，对官场之黑暗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但无论怎样，自己可以照旧工作赚钱养家，还是值得庆幸的，不然就不必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入日记了。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鲁迅是否就总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的呢？似乎也不是。而且，在其业余时间我们发现鲁迅或者说那个教育部职员“周树人”总是很忙：忙着外出见朋友和在住处接待朋友，忙着“得病”和看病，忙着和朋友一起逛街、饮酒、喝茶、购物，忙着给亲友写信特别是写给周作人，忙着寄书寄东西给家人……

且看那个以“周树人”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的鲁迅的人际交往活动。

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的鲁迅，其与亲友、同事的日常交往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间接方式主要是书信，其中最主要的书信往来对象是周作人。笔者根据其日记统计，1912年5月到当年年底八个月间，鲁迅写给周作人的信件多达76封，后者的回件数也大致相同。如果说这是由于鲁迅初到北方有些不习惯的话，则此后数年，他们二人仍然维持这样的书信往来频率，就只能说明周作人在很长时间内充当了鲁迅精神苦闷的唯一倾诉对象：1913年是76封，1914年83封，1915年97封，1916年则为106封，1917年前三个月是24封，之后因周作人来京，书信自然中断。按照那时的邮政投递速度，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书信往来频率是惊人的，这还不包括两人经常会有的互相寄书寄物等交往活动。相比之下，鲁迅该年以书信方式与当年留学时的日本友人、其他同学、亲友进行联系的频率就比较一般。以1913年为例，这年鲁迅写给亲友（不含写给周作人）、同学、同乡等的书信仅为78封，且往来对象相对固定，人数也不多，说明鲁迅与他们保持书信交往的意愿不强。而且较为奇怪的是，对于同一个交往者，鲁迅常常是上午已经寄信寄物，当天下午又去邮局寄信寄物，似乎并不担心在此事上浪费时间。

至于直接交往，则主要体现为与朋友、同事、同乡等一起饮酒吃饭、喝茶、逛旧书店、购物、互赠礼品、游览景点和看望朋友等。我们以1913年为例，因为这一年年初鲁迅到京已半年，其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应该已经趋于稳定。这一年鲁迅外出次数为294次（含一日内多次外出，但不包括去邮局寄信寄物寄钱这样的活动），朋友同事同乡等来访209次，最多者一日内有5次。其中外出次数最多者为3月份，是34次，平均每天超过一次。来访者最多次数为24次，最少9次，整体上少于其外出次数。无论如何，这样的交往活动是相当频繁甚至是相当忙碌的。不过，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似乎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厌倦，证据是几乎所有的邀请他都参加，似乎只有一次因身体不佳谢绝，还有一次因喝酒时间过长，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他才设法中途“逃出”。

一般而言，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形式有习惯性交往、组织性交往、偶然或随机性交往以及依恋性交往等，当然它们常常是混合而非孤立地出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其中依恋性交往在促进交往者思想情感交流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一交往不仅要求交往者双方或者多方都处于持续的、充满强烈情感的状态，而且这一交往必须基于对情感契约的共同参与。〔6〕显而易见，这样的交往更容易发生于至亲好友之间，且常常以直接交往形式出现。根据上述对鲁迅与之交往的亲友同乡等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的交际圈子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固定为有限的几个人：书信交往是与周作人，直接且密切交往者则是许寿裳、许季上、钱稻孙、齐寿山、陈衡恪等，大致不超过十人，其余则都是偶尔来往的泛泛之交。对此我们也可以从日记中找到一些证据。例如一次鲁迅在与许寿裳等人吃饭归来时，当是心情不错，日记中出现了“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7〕的描述，可谓罕见。又如在寄出写给二弟、三弟的信后，鲁迅竟然发现北方的雪景十分美丽：“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雪而时见日光。上午寄二弟信。晚雪止，夜复降，已而月出。”〔8〕

自然，在鲁迅日记中，这样有“亮色”的记录较少，人们比较熟悉的还是那些表现其内心苦闷和绝望的文字，但其实那些文字也不多见。鲁迅更多情况下是用极为简练的文字甚至只用“无事”二字来表现其内心对世俗生活的失望与苦闷。值得庆幸的是，鲁迅既没有被这种绝望所摧垮，也没有被世俗生活所带来的短暂愉悦所麻痹，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对现实给予批判的心态——尽管这等同于无法消弭的精神上的痛苦。马尔库塞曾经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引用过本雅明的一句话，我以为可以用来概括鲁迅在民国初年的精神世界：“仅仅是为了那些绝望的人们的缘故，希望才给了我们。”〔9〕没有经历民国初年至“五四”长达数年的精神煎熬，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巨人鲁迅就不会出现。

总之，阅读民国初年的鲁迅日记，不仅让我们对那时鲁迅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让我们对其日常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蕴含的意义能有所把握。长期以来，我们对文人的日常生活总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很少能意识到在这样看似乏味、单调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蕴含着了解文人精神世界的丰富线索。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对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对其采取批判性分析态度的“距离感”，培养我们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看似无聊活动的敏感性，以深入发掘其潜在的意蕴，帮助我们了解那些真正的文化巨人在成为巨人之前所经历的长期阵痛。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远在美国的吴宓和徐志摩在各自的日记中，对此事都有很多记录和评论，可见此事对中国留学生的冲击之大。鲁迅虽然此时早已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以自己的白话小说创作，与胡适等人的白话诗一起，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篇章，但他当年5月和6月的日记中却只字未提发生在身边的这个运动，只有一次提到和周作人一起去看胡适所写的话剧《终身大事》的演出，才多少让人感到有一丝新文化运动的气息。不过，考虑到鲁迅的日记本来就是纯粹个人杂事的记录，他不在日记中提及五四运动也属自然。

创作白话小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一帮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按说这些都应该使鲁迅兴奋起来，那种挥之不去的无聊和苦闷即便不能消除，至少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笼罩在鲁迅心头了罢。可是，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兴奋似乎只维持了很短时间，鲁迅就又回到民国初年那样的“无事”可做的境遇之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其日记中“无事”的记录又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并迅速增加到令人震撼的程度：1920年的7月，“无事”记录出现12次，8、9两个月，出现“无事”的次数达到15和16次！而其他各日的记录也极为简单，整整一个月的日记内容不足两页（以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排版为准），7月份每日字数达两行的仅有七天，8月份每日字数达两行的仅有五天，9月份达两行的则仅有三天。相比之前其日记每月内容往往长达四五页，每天内容记录多达五六行者很多的状况，这种变化是惊人的。阅读这一阶段的鲁迅日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鲁迅已经连日记也懒得写了，之所以还有这样简单的记录仅仅是为了维持日记的连续性。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年底，至次年年初才稍稍好转（日记中“无事”字样在10月为13次，11月为10次，12月为10次）。

我们不禁要问，这一阶段鲁迅怎么了？其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其思想上有什么变化，才导致其日记出现如此状况，这个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战士的“鲁迅”，怎么又感到“无事”可做了呢？

也许，了解鲁迅此时心态变化的一个角度就是书信。可惜，鲁迅在1920年所写书信至今被收入《鲁迅全集》者仅有该年5月4日写给宋崇义的一封。不过，就是这一封我们也可以发现鲁迅当年心态变化的些许蛛丝马迹：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10〕

显而易见，鲁迅这里所评述的就是刚刚过去一年的五四运动，不过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却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态度，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似乎都不入鲁迅的法眼。在鲁迅看来，那样一次伟大的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对于中国的未来，鲁迅更是绝对失望：“但有一塌糊涂而已。”请注意“而已”一词在鲁迅笔下绝非简单的语气助词，而是有深刻意蕴的特殊词汇，只要想想他后来那本有名的《而已集》就能明白。

像鲁迅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如果连“五四”这样的伟大运动都不能使他改变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态度，那么即便是继续从事刚使他获得世俗名声的白话文学，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于是我们看到，在书信中，因为毕竟还是对外人讲话，鲁迅还是尽量表现出一些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至于日记，因为是纯粹私人的记录，则鲁迅本来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其中宣泄自己所有的绝望情绪。不过由于鲁迅记日记一向采取较为简约的记事形式且已形成习惯，也就不会因为暂时的个人情绪变化而更改其形式。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看来，其实任何试图宣泄悲观绝望的企图已不再必要，因为自己既然还要忍受枯燥漫长的现实生活，则书写本身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能书写的形式“而已”，那么“写什么”和“怎么写”也就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还在“写”——借“记日记”这个活动证明自己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和勇气。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鲁迅这几个月过于简略的日记，看看透过这些极为简略的文字，是否能够窥见鲁迅那时的内心世界。先看“无事”出现第二多的8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车耕南信。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舲假泉廿。

三日　晴。无事。

四日　昙，下午雨。无事。

五日　晴。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小说一篇至夜写讫。

六日　晴。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得李遐卿信。

七日　晴。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午前往铭伯先生寓。

八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昙。夜写《苏鲁支序言》讫，计二十枚。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午前访章子青先生，取泉卅，由心梅叔汇来。

十四日　晴。上午徐吉轩泉十五。下午昙。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六日　晴。晨访蔡先生，未遇。晚寄汤尔和信。

十七日　晴。上午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　晴，下午昙，风。无事。

十九日　小雨。无事。

二十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下午雨。晚得蔡先生信。

二十一日　昙。下午宋子佩来。寄蔡先生信。晚李遐卿来并送平水新茗一包。

二十二日　昙。星期休息。午后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假泉十二。夜雨。

二十四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得李遐卿信。寄朱孝荃信。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李遐卿信，即复，并假来泉八。傍晚雨一陈。得高等师范学校信。夜寄毛子龙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雨一陈，夜大雨。无事。

二十八日　昙，午后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整理书籍。

三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买鞋一双。

三十一日　晴。无事。

从日记中数次出现“星期休息，无事”字样看，显然休息仅指这一天不用上班，而无事指的是鲁迅个人的状态，既包括形式上的无事可做，更表示心理上的无聊与寂寞。然后这一个月中，鲁迅记入日记的内容有：

关于写作事2次、书信往来11次、看病取药1次、外出购物1次、看朋友及朋友来10次，其中书信及与友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借钱与还钱，次数多达8次（对此下文会分析）。除此外就是那些触目惊心的“无事”了，如果不是还有一两个关于当日天气情况的词汇，则出现在日记中那一排排整齐的“无事”将更加引人注目。大概鲁迅也觉得那些会使得日记太惨不忍睹，才又增添上一些反映天气的词汇吧。

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年从7月到12月，鲁迅逛琉璃厂的次数明显减少到只有5次，购买古书等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与以前每月前往数次且每次购入甚多形成强烈对比。而从7月到12月日记中竟然没有任何与好友外出吃饭的记录，也是反常的情况。这如果不是鲁迅有意不记录，就与其情绪不佳或者是经济上出现问题有直接关系。可能影响到鲁迅心情的事件还有家人的病，其中以沛（鲁迅三弟之子，当时仅一岁）的病最为严重，住院时间长达两个月，之后又是鲁迅母亲患病。这两次家人之病显然会严重影响鲁迅的心情，且直接导致鲁迅为看病借钱多次。本来按照鲁迅的正常收入，应付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方面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大量欠薪，导致鲁迅实际收入大减；另一方面是周作人一家来京后，其妻子大肆挥霍，使得入不敷出，鲁迅为维持家庭正常生活不得不借债。据1920年的日记，当年鲁迅就借债20多次，总计近千元。也许，被迫借债的鲁迅又会联想起当年为父亲医病而不得不来往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日子，如此，鲁迅的心情又怎么会好呢？

“西马”著名代表人物、20世纪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其意义就是要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深处发现历史的无穷希望与可能性，就是寻求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永恒的轮回性与瞬间超越性的统一。〔11〕日常生活就其单调乏味的循环过程而言，确实无法给人带来希望，似乎也没有任何值得欣喜之处。但是，它毕竟潜藏着无穷的希望与产生短暂幸福感的可能——谁知道那人生的辉煌何时会大放异彩呢？问题在于，为了等待那短暂的辉煌却要忍受漫长的无聊而空虚的时光，忍受极大的身心方面的痛苦，对于一般人而言，也许代价过于昂贵，以至他们宁愿放弃这种可能而混迹于世俗生活，拒绝思考自己的不幸。那么，似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级人物，是否就一定心存不甘而拒绝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否就必然会去寻求免于堕落的一切机会与可能呢？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本来是鲁迅借此摆脱个人苦闷与痛苦的极好机会，也几乎是唯一机会。可惜，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20年，领导者与参与者之间却发生了分裂，对此鲁迅有一段有名的话给予总结：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12〕

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句：“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显然，已经拿起笔来的鲁迅在取得重大成就后，已经无法停止文学创作的脚步，但此时他所寄予希望的新文化运动者们却开始分道扬镳，让鲁迅一时无所适从。继续创作是必然的，但再听谁的“将令”呢？“新的战友在那（哪）里呢？”所谓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是鲁迅此时心境的最确切概括。

关于新青年同人此时的分裂情况，学术界已有论述，此处仅从影响鲁迅心态的角度分析。《新青年》从1918年一月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开始，即具有同人杂志的形式，鲁迅也从第四卷开始写稿。到1919年第六卷，《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宣布此后各期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六人分期主编，鲁迅没有担任过主编但却参与过编委会的工作。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新青年》诸同人之间的辩论，可以看成是其分裂前的信号。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七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已在上海居住的陈独秀接触到一些共产国际的思想，《新青年》的办刊思想逐渐政治化。而胡适却是个不喜欢谈政治的人，《新青年》的编辑内部出现分裂。结果，《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于1920年9月1日在上海出版，其中刊登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驳斥胡适等人“不谈政治”的主张，分裂自此公开化。不过，陈独秀还是于当年12月给胡适、高一涵去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人“多做文章”。但对于胡适的意见，陈独秀却又不能接受。当时，陈独秀曾经让胡适提出意见，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办。胡适于是提了三个意见，其一是将《新青年》撤回北京，编辑同人们共同刊发一则声明，说明不谈政治，只做文章；其二，让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来办《新青年》，大家另起炉灶，再办一份其他的刊物；其三，停办《新青年》。陈独秀得到这封信十分生气，给《新青年》的编辑同人们回信，专门驳斥了胡适提出的这三个解决方案。关于不谈政治这个问题的回复，陈独秀措辞坚决，写道：“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不赞成第二条办法。”钱玄同见信后十分感慨，“初不料陈、胡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并认为胡适“所主张者较为近是。……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13〕

鲁迅和钱玄同当时关系还很友好，后者当然会将这些消息告知鲁迅。而鲁迅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同意胡适说的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由北京同人发表声明，此后刊物重点在学术思想文学方面，但鲁迅不同意一定要声明“不谈政治”，理由是一则“不愿示人以弱”——这是典型的鲁迅性格；一则是“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14〕但此后显然，陈独秀没有听取北京同人的意见，《新青年》此后迅速脱离了与鲁迅、钱玄同等的关系，这大概就是使得鲁迅失望的原因。那么此后，鲁迅是否又要回到抄古书的道路上去？他自然不愿意如此，但连参与新文化运动都落得一个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么还会有什么值得他再去尝试？鲁迅是真的害怕再次掉进希望——失望——再希望——最终更加失望乃至绝望的恶性循环之中了呢。

值得注意的信号再次出现：一个是鲁迅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中国小说史》，虽说是为了上课的需要，但这毕竟显示出鲁迅的一种姿态，他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可做之事了；一个是他重新开始校《嵇康集》，这个就更加明确是要回到原先的老路。此外，在1920年年末用日文写给青木正儿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未来极为绝望：“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成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鲁迅又说：“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吧。”此外，对于《新青年》的掉头转向政治，鲁迅也表示出担忧：“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15〕

现实生活确实对鲁迅过于严酷，在刚刚给鲁迅提供了一些希望的“新芽”后，就要无情地摧毁它们。不过，鲁迅既然已经体验过可以借世俗生活中的某些看似有意义的活动（文学创作）来摆脱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无聊与空虚之感，就不想再次回到“绍兴会馆”那单调乏味的抄古碑之中。在其稍后创作的《故乡》中，那著名的结尾虽然有些吞吞吐吐，但还是表达出他寻求走出一条拯救自我之路的渴望。《新青年》的改弦易辙以及和一些战友的分道扬镳，固然给鲁迅带来莫大的打击，但其他的尝试还是可以进行。鲁迅至少找到了两个维持世俗日常活动的出路：一个是到北京的高校教书，这个效果极为明显，后来他与许广平开始交往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是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虽然限于其教育部职员身份，鲁迅不能直接参加，但借助于周作人，鲁迅实际上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时的鲁迅，尽管有意无意有回到旧生活轨道的倾向，但内心深处渴望新生活、寻求新的拯救之路的愿望更加强烈。日常生活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没有意义的简单重复，特别是对于鲁迅这样思想深刻而又对现实格外敏感者。但是，也只有继续这种简单的重复，才有可能于无数的重复之后获得瞬间的对人生的美好感受，这就类似于浮士德的一生及其幸福的结局。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看似永恒轮回的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深处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生活的希望——尽管这希望只是短暂的“灵光一现”，还是值得我们为此等待大半生乃至一生。作为普通人，也许只能被动等待而已，但像鲁迅这样的哲人贤者，就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去主动谋求“灵光一现”的尽快到来和更多出现。

然而，对于鲁迅这样的人物，日常生活中那些短暂的有意义的瞬间毕竟太过短暂，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时候的无聊的日常活动，该如何打发才不至于重新陷入苦闷与“无事”可做的状态之中呢？唯一的可能出路就是把这种日常生活给予“节日化想象”，就是谋求日常生活的“狂欢化”，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鲁迅对尼采、对“酒神精神”为何会给予高度评价和推崇了。本来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对尼采学说很有研究，1920年在《新青年》面临分裂之时，他还是要从尼采那里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一年的8月10日，鲁迅完成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作《译后附记》。鲁迅在对此序内容和一些术语进行说明的同时，也隐隐显现出自己的心境态度：

第七节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第九节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 kun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16〕

其中那“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一句不就是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心境的最好写照吗？此外，那蛇所象征的“永远轮回”一词也值得注意，是否鲁迅从中悟到一些日常生活对“超人”的影响以及“超人”试图挣脱之努力了呢？

看鲁迅1921年的日记，的确有所变化。首先是日记篇幅重新开始拉长，对有关事项的记录变得详尽起来，出入琉璃厂的次数也变得多起来。1921年的书账为137.19元，虽然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确实有了很大增加，原因就是鲁迅这年拿到了一些欠薪，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心情自然也会变好。其次当然是那触目惊心的“无事”出现的次数明显减少：1921年1月还是10次，到2月就减为4次，到4、5月份已经各只有2次了。1921年其全年日记中出现“无事”的次数为59次，仅为1920年117次的一半，减少幅度之大也说明鲁迅的心态有所变化，对自己所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已经逐步减轻了那种无聊与苦闷之感。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鲁迅的心情确实开始好起来了，那就是这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多日，后又移居西山疗养，为此鲁迅不仅在经济上再次承受压力，时间精力等也都付出很多，但从其日记的字里行间，却很少流露那种民国初年初到教育部上班时的无聊、寂寞与空虚之感，此时的鲁迅似乎变“俗”了。也许，以精神上的“俗”之一面应对世俗生活，就是“五四”之后鲁迅所能找到的新的救赎之路。自然，在灵魂深处，他对此采取的是不屑的态度，但鲁迅懂得，如果自己不想回到民国初年那种枯坐终日抄古碑的状态，就必须暂时忘却这所谓的世俗之“俗”，甚至还要带有热情地投身其中才是。

在当年9月11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对热衷于表现派戏剧创作的浙江老乡宋春舫给予这样的讽刺：“表现派剧，我以为本近儿戏，而某公一接脚，自然更难了然。”〔17〕被鲁迅如此讽刺的那个剧本名为《只有一条狗》，是宋春舫翻译的意大利著名剧作家弗朗西斯科·坎基洛（Francesco Cangiullo）的作品，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剧本只有三句：

登场人物？？？……

一条街；黑夜。冷极了，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狗慢慢跑过了这条街。（幕下）

实事求是地讲，这剧本虽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确是很有内涵的，至少不像鲁迅所讽刺的那样。鲁迅之还要讽刺，是否意味着他不想再看到这样荒寒冷寂的场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心灵深处？

对于鲁迅在“五四”退潮后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和复杂心态，也许可以用“西马”中以研究日常生活知名的阿格妮丝·赫勒的一段话进行概括：“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为我们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持续地得到更新，我们是在过有意义的生活。过有意义的生活的个体，并非是一个封闭实体，而是一个在新挑战面前不畏缩，在迎接挑战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的实体。这是一个对它而言只有死亡才能确定期限的过程。这一个体不压抑自己的个性，不给自己的个性强加期限，而是‘同宇宙较量’。在对他开放的可能性中，他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世界——他与之较量的宇宙。”［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是的，既然作为战士和新文学家的“鲁迅”已经诞生，既然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已经“退居二线”，那就没有理由停止对命运的反抗。无论鲁迅的友人如何高升和退隐，无论鲁迅自己的内心是否滋生有退回到黑暗的危险念头，鲁迅其实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仅仅是为了他那时所不得不品尝也就是还不能抛弃的日常生活，他也必须继续从开始呐喊以来的战斗，而不能过多地陷入彷徨之中。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这彷徨是使得鲁迅暂时免于退回黑暗绝望之内心的第一步，接下来鲁迅就要以对日常生活更大的关注来驱散这彷徨的心态，无论是采取哪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或态度。与此同时，在文学活动以及其他方面，鲁迅也必然迫使自己更加投入，对此学术界亦有深入研究。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鲁迅在“五四”之后，对于围绕其身边日常生活的精力的投入，似乎更应值得人们关注。从这个角度观照鲁迅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以及他与周作人的反目，还有他为何决心开始与许广平的爱情，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吧。

注释

〔1〕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5—446页。

〔2〕［美］阿瑟·阿萨·伯格著，姚媛译：《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3〕本章所有引用之鲁迅日记均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相关内容，以下只标明日记日期，不再一一注出。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5〕［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65—66页。

〔6〕此处论述请参看［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36—237页。

〔7〕见鲁迅1912年7月27日日记。

〔8〕见鲁迅1913年1月15日、24日日记。

〔9〕转引自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10〕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9页。

〔11〕此处参看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12〕见鲁迅：《自选集·自序》，本篇最初收入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16页。。

〔14〕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1页。

〔15〕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4页。

〔16〕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0页。

〔17〕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3页。

第五章　“转益多师是吾师”

——民国文人门派传承个案研究

从两位洋老师及其中国弟子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站在历史前台的无疑是陈独秀、胡适和蔡元培以及他们的反对者梅光迪、吴宓和陈寅恪等人，但在其背后其实隐约可见他们各自导师的影子。在胡适，是大名鼎鼎的杜威。在梅光迪和吴宓，则是白璧德。后者在中国名气虽不如杜威，但其学说见解一点不逊于前者。这两位美国“洋老师”也许当初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学说在经由他们的中国学生发扬光大后，竟然会在古老的中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影响至今也没有消失，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提醒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变革或者重大事件时，不应忽视从文人的师承关系角度进行思考。

从历史上看，文人之门派传承在文学变革过程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有关研究却相对薄弱。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个作家之师承或同门关系；或将门派传承问题简单等同于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忽视了二者的差异；或更多关注门派传承与文坛派系之争的关系，过于看重其消极作用，却对门派传承的积极意义关注不够。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很多西方文人的文学观念被其中国弟子以各种方式绍介过来，对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有关研究却相对落后。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门派传承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坛上新老作家共同努力，各种风格流派辈出，营造出的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近年来伴随着很多大师级文化人物的逝去，有个性的门派日渐衰落，门派传承关系也被有意无意淡忘忽视，导致有特色有明确文学主张的文学流派日益减少，具有鲜明风格的作家群体呈衰落态势，理论研究方面更是缺少有特殊个性的学派。这显然不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本章试图从文人的门派传承角度，论述这一因素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研究门派传承在今天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并重点以在近代以来至1949年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章太炎及其弟子、胡适及其弟子等文人群体为主要论述对象。

在中国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文化对维系“学统”和“道统”的强调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思想和过于看重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有关；与长期以来传统对文人个性、个体意识的压抑和过于强调继承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想有关；也与文学和教育在历史上一直保持密切互动关系，强调“尊师重教”的优良学风有关。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变革进程中，就有从曾国藩到俞樾、从俞樾到章太炎、从章太炎到鲁迅、再从鲁迅到孙伏园、胡风、黄源、萧军、萧红、柔石等一批文人这样一条清晰的师承关系线索，它几乎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历史同步，堪称奇迹。与此类似的著名门派传承关系还有很多，例如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梁启超再到蔡锷、杨树达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胡适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及“学衡”派文人群体等。据《康门弟子述略》的不完全统计，〔1〕康有为的受业弟子多达120人，并有拜门弟子15人，私淑弟子10人，其中如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唐才常、马君武等都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这一门派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政治文化领域，除梁启超外他人对文学变革的影响相对较弱，本章不予具体论述。此外，近代以来门派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门派之间界限有时分明，有时又相对模糊，对此这里也无意做梳理工作，而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对门派传承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关系进行阐释，这是要首先予以说明的。

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对于维系文化与文学传统有极为自觉的意识。在《圣哲画像记》中，针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曾国藩从维系中国文化“道统”和“学统”之延续性角度，列举了上至文、周、孔、孟，下至顾、秦、姚、王等历代三十二位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并把他们视为门派传承关系中的重要链条。自然，曾国藩本人也是维系中华民族“道统”与“学统”中的重要一环，并与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进程。此外，门派传承中的另一现象——同门关系也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方面的好例就是章（太炎）门弟子以及胡（适）门弟子，他们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文人群体，其成就与其同门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密切呼应有直接关系。正是这种源远流长、脉络清晰的门派传承关系，使得文人群体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从事理论研究时，都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强调“师承”与维护“同门”利益的特点，而当维系师说与坚持个性独立方面难以两全时，他们也都表现出了矛盾和困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方文化的进入，传统的门派传承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其具体表现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文人丧失借助师承和同门等关系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迫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立足之地。〔2〕新式教育的出现和西式学堂的成立，在开启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文人之门派传承脉络日渐模糊淡化。随着传统的“座主”与“门生”以及“同年”关系不复存在，产生了基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新型同学关系。从师承方面说，由于学生受教育层次增加、所学习专业范围扩大，则可被其认可为“老师”的人数亦大大增加。如被俞平伯认可为自己老师者就多达近十人，而钱玄同更是既拜章太炎又拜崔适为师，全不顾两位老师学说的截然对立。虽然有不少个案说明近代以来师生关系仍类似于古人的“师徒如父子”，但从整体看，师生关系日趋淡薄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伴随西方文化的进入，“洋”（西洋和东洋）老师开始活跃在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他们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培养出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杜威之于胡适，白璧德之于梅光迪、陈寅恪、吴宓和梁实秋等；或者作为现代中国文人的精神导师，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批评甚至日常生活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罗素〔3〕、泰戈尔、罗曼·罗兰、萧伯纳等。整体上看，现代中国文人对于这些“洋”老师的态度以及对其文学观念的阐释，不仅较之对待“本土老师”有较大差异，且心态也较为复杂。一方面有崇洋与守旧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又受传统尊师情结影响，对“洋师”（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基本以尊重为主。在吴宓日记中，即有很多对白璧德以及吴宓所景仰之穆尔等美国学者的评述，不仅赞赏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观念，也有对他们高尚人格和魅力的赞美。〔4〕而白璧德对陈寅恪、梅光迪和吴宓等中国弟子也寄予希望，愿他们回国后能有所成就。〔5〕至于“学衡派”诸子如何走向白璧德，以及白璧德如何期望其中国弟子将其学说发扬光大，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6〕不过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吴宓等人日记中觅得一些材料，考察吴宓等成为白璧德忠诚之中国弟子的偶然与必然。

至于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与杜威交往的多次记录及对杜威的评价，表明胡适从杜威那里不仅学到了实验主义理论，还继承了其对公共事务的介入和人文关怀。〔7〕此外，胡适日记中还有很多对其他“洋师”的评述，以及美国学者谈大学对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之内容的记录，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何胡适会来到北大及终生与北大有不解之缘。〔8〕值得注意的是，留美时的胡适尽管乐意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但在评价培根和爱默生这两位文化大师时，却还是用中国传统的“道德文章”标准。胡适对前者明显流露出不屑而对后者表示敬意，就是因为培根的“有学而无行”，与爱默生相比简直有“霄壤之别”。后来胡适果然专门写了一篇《友谊论》，以“中人眼光东方思想评培根一生行迹，颇有苛词，不知西方之人谓之何”。〔9〕

研究中国留学生与外国老师的关系，以往人们多从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或碰撞角度，其实如果换为从门派传承角度分析可能更有意义。这方面的文人个案还有傅雷、梁宗岱与罗曼·罗兰、瓦雷里等。另外文人对待其洋老师和本土老师的不同态度，也值得研究，如吴宓和钱钟书之间的关系，胡适、陈独秀等评价杜威，以及钱玄同、鲁迅等评价章太炎的态度与观点的变化等〔10〕当然还可以分析东洋老师与西洋老师对中国学生的不同影响，以及留学东洋与西洋者各自回国后的不同出路和成就等，如此才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英美学派”与“法日学派”之明争暗斗的来龙去脉。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恪及吴宓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了杜威的信徒，陈、吴等《学衡》派却成为白璧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此处笔者试图以陈寅恪和吴宓等《学衡》派人物在其书信和日记中对杜威以及胡适的评价为切入点，进行简单分析，以求对20世纪那些“洋导师”何以能在中国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原因，给予新的解释。

虽然陈寅恪和吴宓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璧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去美国留学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分析。陈寅恪虽然没有直接对杜威的评价，但可以从他对胡适的评价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他的观点。当然陈寅恪基本上也没有公开地、直接地对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胡适提出过批判，而是常常采取“潜对话”的方式〔11〕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据《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陈寅恪与吴宓有一番极为重要的谈话，在涉及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评价时，曾表达对当时方兴未艾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他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而“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评价，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12〕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述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入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莅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轾，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13〕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吴宓、陈寅恪等“学衡派”一方，形成了激烈的有关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向的论争。这种论争不但早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而且在他们先后归国后继续展开，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璧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陈、吴等人对杜威学说没有兴趣甚至反感，转过来却将白璧德学说奉为真理？

先看胡适本人是如何走向杜威的。根据其自述，这与其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自己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14〕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本人从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15〕

而吴宓等人对白璧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也有很多记述。〔16〕

此外，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角度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会选择以白璧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对抗的学术立足点。于是，梅光迪本人在结识吴宓后，也就自然会绍介吴宓投奔于白璧德门下了。而陈寅恪的走向白璧德，除却他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宓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白璧德这方面，则他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之重新崛起的期望，其学说中蕴含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近的因素使得吴宓等对其学说天然有一种亲切感，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宓、梅光迪和陈寅恪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但一向为人们所忽视，就是白璧德夫人与中国的关系，她的父亲曾在中国海关任职，所以其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一点可能使吴宓等人对白璧德更增加了一层亲切感。

自然，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根本原因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恪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17〕此外，陈寅恪和吴宓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于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恪和吴宓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尽管杜威以“实验主义”取代了“实用主义”的提法，但实际上还是前者更加为国人所熟知）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而杜威学说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举动，以及胡适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的简单化的概括，更是激起了陈、吴等人的反对。对学生言行的反感也导致了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由是而定。（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宓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白话诗创作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之处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负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宓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恪和吴宓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事实上，吴宓回国后在京期间曾在公开场合如宴会上与胡适同席，虽然胡适对他人很是客气，但吴宓在日记中依然对胡适不无微辞，就是一个例证。

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陈、吴等人对白壁德的钟爱和对杜威的漠视。也许，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其实也一直在关注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陈寅恪在谈到宋代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时，曾经提出了“避名取实、取珠还椟”式的接受方式，即只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抛弃其外在形式，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应采取此种态度。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过于实用的倾向，则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无论是作为“珠”还是“椟”，均无学习接受之必要，而白璧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倒是值得学习引进（作为精神之救药，更是急切之事）。

陈寅恪和吴宓对杜威之学说的冷落和反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于胡适提出的治学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方针的质疑和反感。在20世纪初叶，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颇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胡适本人曾经承认，他的这个治学“十字方针”，来自于杜威有关人之系统思想形成需要五个阶段的论述。〔18〕但显然，胡适的“十字方针”与杜威的五阶段，是有着重大不同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陈寅恪等人提出的治学中的“暗合”说、“说有容易说无难”说、“同情之理解”说和对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的肯定。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例如在政治上就另有抉择）？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有精神上的亲近感，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璧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偶然结果？一般认为，白璧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也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那些可以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璧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遭冷落。其次，白璧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宓等人不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翻译，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其实就是死板）。对此白璧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璧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19〕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的是，吴宓、陈寅恪等人批判胡适及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极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宓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了“一战”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啻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20〕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胡适本人，也有对于杜威学说的误解和曲解，这有些是他本人当时确实没有理解，有些却很可能是故意进行曲解，由于其实用主义的应用态度所致。例如，余英时就认为胡适仅仅从杜威那里学到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却对其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内容知之甚少。〔21〕美籍学者周明之也认为，实际上，杜威和胡适之间的（学术）关系是暧昧的，因为早年的胡适多次坦承杜威对自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影响，但到晚年却试图给予否认或者说是采取回避态度。〔22〕周明之对此的解释是，在胡适看来，既然社会改良是胡适那一代人所要承担的必然使命〔23〕则杜威的学说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但从根本上说，胡适实际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实用和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接触到杜威时“一见钟情”。〔24〕对此，尽管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胡适的这些误解和曲解，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杜威思想？如果胡适真正理解了杜威的思想，他还会提倡白话诗和倡导新文化运动吗？

还有几个疑问：白璧德的学说如果被更早和更广泛地介绍到中国，那么，它是否也能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武器，至少是其中之一呢？白璧德学说和杜威学说，除却它们的很多分歧外，是否也具有某些一致性？自然，我们可以探讨两者理论渊源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看到，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很大认同——尽管这种认同的出发点和具体认同程度及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但这种一致本身，是否可能使得白璧德和杜威的学说，在被引进和应用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时，产生殊途同归的实际效果？

今天，随着欧美学术界对杜威学说的不断再发现和再研究，随着杜威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再次被重视和充分研究，随着对“实用主义”这种学说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日益深入，也许我们有必要对其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给予重新研究和定位。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研究其学说在今天，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是否还具有建设性的影响。例如杜威对主客体的一致性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说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学说中有着天然的与中国文化可以化合的因子？杜威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了直接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对其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学说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其回国后所作的《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杜威不仅对五四运动有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居然还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25〕

一个被冠以“实用主义”大师之名的学者，居然指责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的急功近利倾向，这本身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最后，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也导致他们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忠心耿耿，绝不背叛其学说。吴宓等“学衡派”对待白璧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相对于古代较为固定和简单的师承关系，近代以来文人之师承关系较为松散也较易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弃旧求新”倾向，对恪守旧说的老师不再盲目崇拜，而能在思想上与其划清界限。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章太炎与其师俞樾的思想分歧，最终导致章太炎写《谢本师》公开与其决裂。自然，在情感上两人并没有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太炎对俞樾如此，以后周作人之所以写《谢本师》批评章太炎，也是因为认为章氏思想上落伍。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同样是着眼于其学术上的成就以及思想上的退步，基本思路还是看重求新和守旧的关系。另一个学术界著名的例子就是1890年梁启超第一次见康有为后，立刻被其新思想震撼，从此尽抛旧学，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弟子。还有钱玄同，本来已经拜章太炎为师，却并不影响他再拜崔适为师。章太炎与崔适，一为古文经学大师，一为今文经学泰斗，两人治学思路截然不同。但钱玄同却看重崔适思想中强烈的“疑古”意识和古为今用治学方式，其实反映出钱玄同对一味求新的时代趋势之适应和迷恋。

其次就继承思想来源和文化资源方面，近代以来的文人师承关系更多地表现出“弃传统尊西洋”的倾向，也就是在寻求振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时，更看重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对“洋师”“洋学说”的认同和崇拜程度远远超过对本土老师的。这一方面体现为近代以来出现的留学热潮，一方面体现为对来华访问讲学之洋老师的尊崇，这种尊崇甚至到了盲目崇拜的程度。这方面的例证就是杜威和罗素的来华讲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文化界最具影响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文人对他们的崇拜，堪称空前绝后。此外，泰戈尔和萧伯纳作为纯粹的文学家来华访问，也先后激起中国文学界极大的反响。

第三个特点似可概括为“以传统反传统”。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师教、师承观念，任何背叛师门的言行即便到20世纪也还常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恪守尊师之道却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这就逼迫文人在思想启蒙与实施社会变革中遭受重大压力时，不得不利用传统的师生关系、利用老师的保护伞来保护自己，如钱玄同等章门弟子鼓吹白话文学时就利用了章太炎的有关学说并得到其师的默许和支持。自然这一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发展，随着社会舆论对新思想和新学说的容忍度提高，以及对新型师生关系的认可，而逐渐趋于淡化并呈现为另一种形式的“以传统反传统”。例如常以“恶”的传统反对“美”的传统，以洋传统反对本土传统，以追求真理代替忠于师说。后两点不用解释，第一点则表现为传统师承关系中那种温情脉脉的师生情感，以及弟子对师说只能唯唯诺诺的现象日趋减少，而代之以敢于向老师挑战、论争的师生关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等说法的受到普遍认同就是例证。正是在这一点上似乎可以概括为“恶”，究其实质，就是反对传统的一味恪守师说、因循守旧的师承关系，而更强调“抽象式继承”其师辈学说中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更注重对师说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现代性转换。如此从形式上看似乎还是坚持传统，本质上却是以传统反传统。不过，也有部分文人，早年行事多体现为离经叛道，晚年反而逐渐保守，在门派传承方面亦然，最终从所谓的反传统又回归传统。

至于近代以来文人之同门关系，则可分为这样几种。一是关系密切友好型。此类又可分为双方地位平等、既相互尊重又相互帮助者，如钱玄同与周氏兄弟在新文学运动时期的交往。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双方关系极好，但因某一方处于强势导致另一方甘愿服从和尊重对方，鲁迅与许寿裳之间就是如此。鲁迅常常自豪地说：“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26〕这个“无条件”就说明虽为同门，但鲁迅绝对占据支配地位。二是关系平淡型。双方交往不多但比较客气，观点虽不尽一致但始终没有公开争论，甚至能够在公开场合为维护同门利益而给予褒赞。应该说此类所占比例最大，例证比比皆是。三是因文学观念不同及其他原因导致形同陌路甚至决裂型。如钱玄同与黄侃、钱玄同与鲁迅后期等。四是“亦师亦友”型。本来同门之间关系当为平等，但因入师门时间早晚不一，或因各人成就大小不同甚至仅仅因为个性、性格等方面因素，导致同门之间也有甘愿认师兄、师弟为“师”的情形出现。或者名义上不称师，但实际以师相待。最后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同门关系，它与其成员的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更加牢固的交往关系，这与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深受家族文化影响有关，康门弟子中的麦孟华及其兄弟、章门弟子中的周氏兄弟等即为此类。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次文学论争，究其实质，除却政治因素的制约影响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外，有些论争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门派之争。只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进行宏大叙事式的概括，习惯于将发生的一切都简单归因于政治与文化观念的冲突，导致了他们对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的忽视。他们忽略了文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如师承、同门甚至同乡关系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因素，可以在心理与情感层面，在看似平淡乏味的日常交往过程中，暗暗影响甚至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文学变革的方向。自然，强调门派传承的影响，并非否认政治经济等因素对文学变革的根本制约作用，而是要指出，任何一次文学变革都有其复杂的动因，而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整体看，新文化运动萌芽期和发生期胡适和梅光迪、吴宓等人的分道扬镳，确实与他们文学观念上的分歧以及个性差异有关，但他们受到各自师承学说的重大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原因。此外，章太炎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可以视为门派传承关系影响文学变革进程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在胡适、陈独秀倡导新文学之初，章门弟子中除却钱玄同公开表示赞同外，其他人都持沉默态度。那么，在对待钱玄同的鼓吹白话文方面，是否章太炎的赞同或至少是默认最终引起了其他弟子的态度转变呢？1918年，章太炎在写给弟子吴承仕的信中，对当时正被提倡的新文学运动，发表了这样的意见：“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27〕这里章太炎把胡适、钱玄同等人称之为“浮薄子”，其不以为然的态度显而易见。不过这毕竟是师生之间的书信，在公开场合章太炎对钱玄同参与新文学运动没有确实表示反对意见。学术界通常认为，从章太炎的学术观和文学观来看，在表面的尊崇“古文”、严守家法之外，其实蕴含有反叛陈规、张扬个性的种子，其不拘一格甚至有些狂放的个性以及对魏晋文风的偏爱更是决定了章太炎治学的基本路向就是以国学为革命目的服务。加之章太炎早年的革命传奇经历以及他为宣传革命曾使用白话的文学实践等等，都使得章氏当其弟子赞同新文学革命时不太可能持反对态度，至多有些不以为然。而章氏这种不以为然，多半在于他看重自己的“老师”身份和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觉得自己无论是支持弟子鼓吹白话文学还是持反对态度，可能都有损于其大学者的声誉。而且钱玄同一开始就将靶子定位在“桐城谬种”的代表人物林纾和在北大的其他桐城派教授身上，恰好也符合章氏对林纾等人一向的轻视心理。对此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有深刻论述，眼光也很独到。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钱玄同后来在回顾这一时期自己那些偏激的白话文主张时，也明确指出其思想资源来源于章太炎：“章先生于一九〇八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就是现代的话，现在所谓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语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致，言文一致。’这在现在看，虽然觉得他的话不能通行，然而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代的白话文。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章先生在浙江教育会上演说，他曾说过：教育部对于小学校删除读经，固然很对。但外国语修身亦应删去。历史宜注意。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我对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植根于那个时候，大都是受太炎先生的影响。”〔28〕

从同门关系看，则钱玄同对周氏兄弟和朱希祖的影响极为重要，此处只说后者。根据当代学者杨琥的考证，朱希祖在《新青年》北迁之初，其文学观念力主“骈散不分”而不赞同钱玄同、陈独秀等人的白话文学主张。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的价值》和《非“折中派”的文学》等文，公开赞成白话文运动，而内在原因，就是作为章门弟子，当绝大多数在北大任教的同门（坚决反对者大概只有黄侃，而他最后也被迫离开北大）都已表态支持白话文时，朱希祖迫于来自同门钱玄同等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立立场而公开站在新文学倡导者一边。〔29〕从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很多钱玄同如何动员其同门周氏兄弟、朱希祖等支持他们新文学运动的记录。〔30〕一般而言，同门之间关系是平等的，但不能否认那些入门较早或者具有强势地位者，会对其他同门施加压力，虽然不一定表现为强制形式，例如钱玄同对于鲁迅就是采取多次登门游说的方式。此外，作为章门弟子中的老大，黄侃对钱玄同等鼓吹新文学一直不以为然且私下多次给予嘲讽，但却没有撰文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说明黄侃还是能够从大局出发，注重维护整个章门群体的利益的。

一般而言，弟子对老师之说大都持赞同意见，中国文人对于违背师说的做法一向都极为谨慎，章门弟子如此，胡适及其门下诸生亦然。胡适从杜威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实用主义和相关研究方法，其弟子自然也沿着他开启的道路前进，深化和发展他的学说。1917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学生中佼佼者如罗家伦、傅斯年等，其国学功底并不下于胡适，他所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胡适承继杜威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哲学源流不明渊源者截断，直接从春秋讲起，并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很快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本来傅斯年进北大后，受到北大教师中章门弟子的青睐，被视为最有可能继承章氏衣钵者。但他受到胡适影响，由信服章氏学说改投胡适门下。之后傅斯年更是创办《新潮》，与胡适一起鼓吹新文学。改换门庭的傅斯年很快开始了对章太炎学说和对章门弟子的批判攻击，并通过对马叙伦著作《庄子札记》的批评表现出对章门弟子把持北大及学术界的不满和挑战。傅斯年指责马叙伦行为不端，其《庄子札记》只是将他人的学术见解拿来作为己有。而被马氏拿来的恰恰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身就很有些意思。〔31〕考虑到马叙伦当时为北大名教授又是章太炎的高足，而傅斯年其时不过是北大学生，却对马氏给予如此苛评，其中的门派之争显而易见。在1934年写给蒋梦麟的信中，傅斯年更是提醒后者，一定要把另一位章门弟子马幼渔彻底打倒。信中傅斯年对马幼渔直斥为北大的“祸根”“罪魁”以至“恶贯满盈”，请蒋梦麟要当机立断除之。〔32〕其实胡适和马幼渔的私交倒相当不错，在这一点上弟子确实比老师更加激进。此外，傅斯年和其老师胡适之间，还有相互促进帮助的很多实例。〔33〕

而朱自清由创作转向学术则说明了师承与同门关系对文人之影响可以深刻到何种程度。1927年朱自清在老师胡适和好友俞平伯的推荐下来到清华，由中学教师变为大学教授，他自然感到压力巨大甚至在梦中也为此担心。〔34〕直到1938年11月1日，朱自清在日记中依然敦促自己：“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朱自清的担忧居然困扰其一生，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当时教育界对创作的轻视和对学术研究的过于看重。又如当时人们常常以“闻朱”并称，实际在学术上多看重闻一多而轻视朱自清，对此后者显然极为敏感。在1942年4月10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晚饭时，闻的孩子和他父亲坐在上座，这已经是第二次。闻的孩子曾说闻是我的老师，这当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对我的评价。孩子的评价尽管不必认真，但过于尖刻了。应该加紧用功……”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合一，大牌学者教授云集，主要从事新文学创作者更容易受到轻视，这些自然会对朱自清产生强烈刺激。

此外，在文学创作的题材、体裁、风格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均可以看到门派传承关系对文人的重大影响。以鲁迅为例，他所开创的乡土小说、散文诗和杂文等多种体裁，都直接引其弟子追随仿效，至于其冷峻、幽默和冷嘲热讽的语言风格，更是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杂文发展繁荣的语体基础。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既继承了周作人的冲淡幽远，更学到了废名的禅意哲理，而他自己则更强调对人性至美的表现和诗情画意的描述。这些风格特色在其弟子汪曾祺等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造就了文学史上很有特色的一个小说流派。

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之间以及他们与外国学生之间的交往也对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学习阶段，由于文化背景（特别是与外国同学相比较）、知识储备和兴趣爱好的差异，那些处于相对强势或者性格更趋活泼的，对其他同学的影响会超过他人对自己的影响。就胡适而言，正是那些来自同学特别是梅光迪的刺激和论争，促使他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并最终运用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这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师承与同门关系影响文学变革进程的经典案例。此外，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视等也与他和一些外国留学生的交往有关，在其日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俄国同学与其交谈使他产生震撼之感的记录。〔35〕类似的记录在吴宓、徐志摩等人日记中也可发现。二是在毕业之后，建立一个联系密切的同学网（其具体形式为各种“同学会”），对文人拓展人脉以支持个人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同学会和另一类强调地域的“同乡会”一起，对很多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学衡派”的论争，无论双方怎样以真理的代表自居，都无法否认其背后要维护他们各自“洋师”之理论和为同门辩护的潜在目的。单就“学衡派”而言，在其与胡适的论争中确实有意气用事成分，包括对胡适等把持提倡“新文学运动”话语权的不满，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也有详尽记录。〔36〕

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见诸史册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否还暗含着另一条发展脉络？它更多反映的是师承、同门等关系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可能难以在公开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被表述出来，而更多地隐藏于文人的日记、书信、自传等私人记录中，但也正因为其私密性，它们对当事人的意义，可能较之在公开场合所言的理由，更加深刻和重大。作为一条现代文学发展的复线或副线，或作为研究现代文人心态的极有价值的资料，这些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按照“西马”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任何学术研究实际上都可以被还原成日常的生活实践，被还原成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的积极作为。师生之间及同门之间的交往，其实就是一种介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文人的社会性活动，如此，考察和研究文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特别是师友交往等就有其独特的价值。从性质上看，这些交往属于文人的“文学活动”，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但从形式上看，却常常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出现且贯穿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自然与文人这一特殊职业有关：创作也好，理论研究也好，实质上都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师友交往活动常常就贯穿于其写作过程之中，其日记、书信既是私人化的记录，同时又是具有开放性的文本，如《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以及鲁迅的《两地书》等。由于日常生活具有单调性和重复性，习惯想象和幻想的文人必然无法感到满足，而希望借助于文人之间的交往，老师和同门之间的鼓励刺激甚至论争，进行更有意义的文学活动，以便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过程中体现个体的独特价值，并在创作成功和理论研究获得成果的瞬间体验幸福感与成就感，以反抗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在这个过程中，老师的某些启示教诲和同门的告诫建议，常常成为促使文人进入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催化剂——例如钱玄同对于鲁迅、王国维对于胡适和陈寅恪、章太炎对于黄侃和钱玄同、鲁迅对于萧军、萧红等。另一方面，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界限常常模糊不清，文人与师友、同门之间的交往既属于其日常交往部分，同时具有非日常交往性质。在这样的日常交往过程中，那些属于特定团体（同一师门）的文人自然会把他所在的团体看作他自身的延伸和拓展，从而不但把自己的活动而且把同门的活动都视为“为我们”的活动。〔37〕按照“西马”代表人物之一阿格妮丝·赫勒的说法，这种“为我们”的意识不是立足于理性的王国之中，而主要是建立在尘世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既然个人不过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体的胜利，反之整体的胜利就是个人的胜利。当整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壮大，则富有个性的个体也必然随之茂盛。〔38〕赫勒的论断很值得注意，当我们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变迁时，不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政治、经济因素，而更多地关注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他所在的文人群体之关系时，也许会发现，很多时候文人之间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对一些文学观念的论争，其立场并不是先验地被规定好的，假以适当的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凑合在一起的话，原本观点对立的双方完全可以走到一起，甚至有可能角色对调。何况就文学发展而言，也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即如“学衡”派而论，其理论的深刻和超前，直到20世纪末叶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理论建构和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门派传承关系的深刻影响。章太炎对魏晋文学的推崇以及他对“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就直接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对此学术界早有定论，不赘。而胡适终其一生，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一直没有改变，甚至声称自己的全部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方法论问题。胡适常常把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明确承认这十个字是来自杜威。胡适发现，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竟然与杜威的思路极为相似，只是清儒不够自觉而已。正是在胡适这种方法论的影响下，其弟子顾颉刚才能大胆疑古，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对此，顾颉刚在《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等论著中有详尽的叙述。正是由于同门罗家伦的推荐和其师胡适的热情相助，顾颉刚才得以在1920年谋到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胡适的治学方法更是直接影响了顾颉刚，胡适不仅给顾颉刚提供了新的材料，还带他与北大的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交往，而钱玄同的大力支持以及与顾氏的几次书信往来，也是顾颉刚提出“疑古”学说之最核心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直接动因。

书信中的陈寅恪与西方汉学家交往考察

1902年春天，陈寅恪随其兄陈衡恪经由上海赴日本留学，在上海见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用汉语对他们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此事当对陈寅恪影响很大，以致多年后还在其诗中被提及。〔39〕这一年陈寅恪不过13岁，却已开始他多年留学海外之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他接触和学习“西洋”和“东洋”汉学的开始。

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伴随着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来华以及中国留学生大量出国，很多“洋师”（无论“东洋”还是“西洋”）对中国文化、文学与教育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陈寅恪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影响。在此我们不妨来看看陈寅恪在书信中披露的他与一些著名西方汉学家之交往情况，以再次验证文人之间日常交往过程中非学术性活动与学术性活动的双向互动影响。至于陈寅恪在留学期间如留德时期与洋师的交往情况已有很多文献资料〔40〕发表，此处不赘。

对于陈寅恪与钢和泰的交往以及后者对陈氏的评价，在王启龙编著的《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41〕中有较多记载。从该年谱中可知，陈寅恪与古斯塔夫、坎伯、林藜光等人，长期（1926—1935）和定期参加在钢和泰家中举办的梵文研讨班，一般是每周四到八个小时。年谱中提及研讨的具体内容很多，如他们利用梵、藏、汉各种文本，对《妙法莲华经》《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等佛教经典进行对照性解读，并辅之以大量释论，这些释论按照钢和泰的说法，是西方学者从未研究过的东西。〔42〕同时他们也利用这些研讨聚会时间，对一些很有价值的佛教文献或经典进行鉴定，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43〕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类研讨班讨论的地点不是在学校或研究机构，而是在学者的家中。显然地点的不同营造出的研究气氛也不同，家庭特有的环境会使得他们的意见交流更加轻松而自由。其次，从年谱中可知，他们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直以非常认真之态度坚持这种极为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的，这里的“艰苦”一个是指他们的研究很少或者不能持续地获得资金上的支持特别是官方的支持，有些数据也因此难以获得，陈寅恪就曾在书信中多次表达过这种遗憾与感慨，详见下文。至于陈寅恪本人，更是长期且没有报酬地参与这种研究。〔44〕另一层含义则是指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当时还经常受到质疑，用“年谱”中的说法就是“毁誉参半”，但显然外界的评价并未影响他们的研究热情。

至于钢和泰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可以从以下他写给欧洲汉学界的书信中可知，整体而言他对陈氏的评价很高。如：

事实上，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进行大量高级的中印研究训练，并且有如陈寅恪、雷兴等大学者参与，就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声誉。〔45〕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来源是陈寅恪教授，我本人和哈佛燕京学社从来没有给他薪酬，但他自1926年以来一直参加我的“家庭研讨班”，只有1928—1929我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例外。他被中国人视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美国（哈佛）和欧洲游学的年月里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46〕

那么，陈寅恪对钢和泰的印象怎样？对其学术研究又有何评价呢？鉴于上引钢和泰对陈寅恪的评价都来自他写给西方汉学家的信中，我们也以陈寅恪书信中相应评价作对比。大概是在1935年前后，陈氏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钢和泰赴美讲学事，其中谈到自己从钢和泰处获益不少：“弟年来居京，获其教益不少。”至于钢和泰的学术水平，陈氏所说虽只有寥寥八字，评价却很高：“学问不博，然而甚精。”〔47〕又《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有一处陈寅恪在提及一部巴利文经典时，也有对钢和泰的语言能力的评价：“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指该部巴利文经典）。”〔48〕此外1929年12月27日陈氏写给陈垣的信，主要内容就是代钢和泰邀请陈垣吃饭之事，由此也可见陈氏对钢和泰的敬重。

再看陈氏对日本汉学界及其一些代表人物的评价。在1928年8月12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要求傅氏购一些日本书的内容，从所购书名看，陈氏对当时日本汉学界情况和研究成果比较熟悉，例如滨田青陵的《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对于陈寅恪的要求，傅斯年立刻写信给胡适，同时也在信中表达了对钢和泰的尊重：

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学者。陈又云，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何如使来广州，他可以带助手带学生。我们让他任意买书，薪水亦决不低，盼先生劝之。〔49〕

在致陈述的信中，陈寅恪对当时名声很大的白鸟库吉有明确评价：

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

公今日着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50〕

至于白鸟对陈氏评价，蒋天枢所编辑之《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较为详细记录〔51〕不过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都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石田氏1917至1934年间曾任东洋文库主任，如果陈寅恪和白鸟有过密切交往，石田当了解，所以此事尚不能确定。

1934年4月6日陈寅恪写信给陈垣，评价日本所做佛教研究：“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渺矣）。”〔52〕陈寅恪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中，曾对日本学者西本龙山君影印《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并附以解说事给予高度评价，评为“广征博引，至为精审。盖芘奈耶比较学之佳著也”〔53〕

又陈寅恪曾在学生面前如此评价日本的汉学：“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弱点为只研究佛教材料如大藏经，而不涉及其他文史典籍，只在佛教史中打圈子；或研究唐史而不注意佛教史，因此都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哲学史、文化史绝非与社会无关者，此一观念必先具备。”〔54〕另陈氏在其诗中也有对日本汉学评价。

陈氏书信中评价高本汉很少，现存书信中仅有一封，系推荐一篇绍介高本汉学术之文，不过仍可看出陈氏意见：

弟以为高本汉之音韵学风靡一世，评论其书之文尚不多见，似宜介绍于中国学术界。〔55〕

对于德国汉学界，陈寅恪自然比较熟悉。一般认为陈寅恪与德国汉学较为密切的接触在20世纪20年代，即1921至1925年。关于此情况可参看张国刚的有关文章。〔56〕在陈寅恪的书信中也有对于西门的评价，认为其人国学根底甚浅：“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国学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耳。”〔57〕

1936年11月13日陈寅恪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德人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估计是傅斯年欲邀请此人来华，抑或其他，引起陈氏的担忧：“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58〕话语之中，陈寅恪似乎对该氏的中国史研究评价不高。至于陈寅恪学术资源中的德国元素，陈寅恪研究界早有很多成果，不赘。另李雪涛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一书对此也有一定介绍。〔59〕

关于陈寅恪与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的交往及相关评价，今人桑兵在其《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外，在陈氏书信中有这样几条值得注意：首先是陈寅恪为浦江清拜访伯希和，写介绍信给后者。〔60〕在与陈垣的书信往来中陈寅恪也有数次提及伯希和，其中明确说明当年曾经在巴黎见过伯希和，语气同样充满敬重。陈氏还将伯希和在巴黎的住址开列给陈垣。〔61〕至于伯希和之同门马伯乐，陈氏似乎与其没有什么交往，而马伯乐也不熟悉陈氏之研究。证据就是1931年吴宓借学术假访问欧洲时，曾在英国见到马伯乐，颇惊讶马伯乐竟然不知道陈寅恪，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载。

陈寅恪受伯希和影响甚多，其撰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就是一例。历史上的法成是西藏人，他把梵文或藏文著作译成汉文，演讲过瑜伽师地论（Yogacarya-bhumi-sastra），并编辑过稻芊经的中文讲义。他的著作活动时期约在公元830到860年左右。陈寅恪在1927年所写此文中，利用自己掌握的蒙、藏、梵语，考证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翻译者也就是唐代吐蕃沙门“法成”的名字，而“法成”，则是他的中文意译之名。这个法成，在他看来，和玄奘一样，在中外交通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62〕此文中陈氏明确使用了伯希和的材料。

陈氏在其前期即清华国学院时期，与王国维治学路数几近，故特别注意资料的搜集整理。关于陈寅恪慨叹汉学资料难以获得之事，在其1929年某月（月份不详）24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具体体现。该信谈及欲购买一部有关蒙文奇书的事，当时于道泉在德人住处见到欲卖此书之人，此书为乾隆时续藏时（？）〔63〕之一册，陈氏云：“此书今所知者，只库伦一部。然此书在北京印行（今绝不见踪迹），诚世界之瑰宝也。”由此陈寅恪谈到佛经研究的校勘之法，就是要“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细亚出土之零篇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此信还谈到美国哈佛邀请其赴美讲学，被陈氏谢绝事。而所讲内容就是“华梵比较之学”，可见陈氏之成就已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特别是美国汉学界所了解。〔64〕不过多少有些令人不解的是，“陈学”研究界一直津津乐道于陈氏当年被牛津聘为汉学教授事，却很少关注哈佛之邀请事，如此厚此薄彼，不知为何？

从陈寅恪该书信集中，可以确认他对当时国际汉学界的最新学术发现都较为熟悉，且对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来源很熟悉，常常无私提供给有关研究者如胡适、陈垣等，如1930年10月19日写给陈垣信中有“近见西文本两种，似皆有可参考之价值者，谨于别纸录上，乞察览”。此二书，一为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本为俄语，新译为英语。一为印度时刻第二册（贵霜时代），作者为挪威人，但用英语写作。陈氏特别指出“此书有叙论一篇，综述西人关于月支塞种问题之研究”。〔65〕

对于国人介绍当时西方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陈寅恪总是给予及时的关注并尽力帮助。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时期，陈寅恪本人也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却在写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信中热情推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颜虚心先生复撰成论文一篇，题曰《法国东方学之西亚古代地理学》，为介绍西人研究东方学术之作。弟读之觉其叙述简明而能得其要领，殊为钦佩，特乐为介绍于贵馆之东方杂志。”〔66〕

英人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在介绍当时有关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人物时，第一个提到的是内藤湖南，第二个就是陈寅恪，并坦承该卷书的编写受陈氏影响极大。〔67〕笔者以为，陈寅恪和内藤湖南不仅在一些重要学术见解上有极为相似的看法，而且在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上也很类似，例如他们都对《通典》等特别重视。内藤湖南的《支那史学史》1947年出版，其中就对《通典》一书特别肯定，他将《通典》《文献通考》《史通》和《文史通义》作为建构中国史学的基础，对此似乎可以与陈寅恪的相关观点比较。〔68〕内藤湖南1912年出版了《清朝衰亡论》，很有预见性地分析了清朝必然灭亡的原因，对此可以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比较。笔者曾经撰有《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但没有就此展开讨论，是一失误。1978年，剑桥版《剑桥中国史（第十卷晚清卷）》上卷出版，1980年，下卷出版，这是代表美国汉学界特别是费正清学派观点的清代通史著作，也可以将之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及有关论著诗词等进行比较。

此外，当代学者刘正认为：“日本汉学家的隋唐史研究，大多以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蓝本，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陈寅恪先生以婚姻关系来研究李唐政治集团的观点、陈寅恪先生的隋唐政治制度渊源论等，都是国际汉学界进行隋唐史研究的定论。”〔69〕日本20世纪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受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影响很大，而陈寅恪对该书极为不满，曾数次撰文给予批判，并以考试出对对子的行动予以纠正。这不仅说明陈氏的语言观较之当时中国语言学界有很大不同，而且也反映出陈寅恪对当时国际汉学界在研究汉语时一些方法和见解的异议。

从整体上看，在陈寅恪早年所写《与妹书》中，已可看出他深受当时西方汉学界研究方法影响，特别注意从语言研究入手进入学术前沿：“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不过这并非陈氏目的：“然此非我所注意也。”〔70〕之后陈氏明言所关注者一是历史一是佛教，语言研究在陈氏看来不过是研究中西文化异同的手段或方法，此为陈氏过人之处。这可以视为陈寅恪所受西方汉学界影响之第一层次。至1930年代在论述“对对子”问题时，陈氏已把语言问题上升为中西文化差异问题，将语言研究提高到理解民族精神内核的高度，眼界早已超出当时语言学界认识，其旨意怕已是要去发现中西文化之共同本质。陈寅恪所受西方汉学影响之第二层次，某种意义上看，恰恰促使其放弃了当时西方汉学界的研究热点，转而研究中古历史文学，其时间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个中缘由，按照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则既有他回国后与西方汉学界联系不够，无法保证其研究与当时汉学界一流成果同步的原因，也与当时国际汉学界权威如伯希和等人对其研究成果评价不高有关，对此今人桑兵之评述较为全面。〔71〕至于研究资料匮乏，笔者以为当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与此相关者，则是前面提及的他对当时国内学术界研究状况之总结，以及对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呼唤，其立论出发点显然还是建立在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原则之上。而陈寅恪所受西方汉学界影响之第三层次，则是在其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动荡之后，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对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西文化大交流进程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做出的种种尝试必须给予深入的检讨，对一切外来文化影响（包括西方汉学家之研究）必须认真审视，并由此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72〕对陈氏上述观点，学术界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于陈氏何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似乎还探讨不够。笔者以为，陈氏有此精到见解，固然与其个人思想境界高远有关，但也与其长期所受西方汉学界潜移默化影响有一定关联。

近代以来文人门派传承之负面影响

无可否认，门派传承关系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

从文学史上看，文人之间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仅是有感而发，更是对文学史上一些不健康的文人关系的深刻揭露。至于文学史上因门派之见导致文人之间发生争斗、攻击乃至水火不容者更是屡见不鲜，导致健康的文学流派与学派之论争异化为单纯的门户之争。究其实质，这些争斗的目的无非是争名夺利，特别是为了夺取文坛的统治权和话语权。至于近代以来的文人之门派传承，由于受到来自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更是呈现出一些令人不安乃至痛心的状况。

首先，就是少数文人学者为了忠于师说和维护本门派的利益，常常对持不同文学观念者进行压制和排斥，影响了文学发展的正常进程。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章门弟子眼看陈独秀声望日高，而其安徽同乡胡适的学术地位在北大也已确立并已威胁到浙籍文人的地位，终于不能忍受而迫使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一职南下上海，最终导致“新青年”同人的严重分裂。虽然陈独秀的转向政治另有他故，但来自章门弟子的压力和排斥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7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胡适与“学衡”派诸子的争论以及后来“京派”诸子与吴宓就《大公报》之《文学副刊》主办权而进行的争夺等，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都有极为详尽的记录。

其次，就是当这种门派之争沦为仅仅对本门利益的维护时，就容易导致在文坛上占据有利地位的一方，对不同于己方的一切文学流派和理论见解的抹杀，从而导致文坛上其他风格创作流派的减少甚至消失。文学史上早就有过打着所谓的“现实主义”旗号，压制甚至批判其他创作方法和文学风格，从而导致文学创作的单调、乏味和教条化的事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对施蛰存、刘呐鸥和穆时英等人的现代派小说以及40年代对张爱玲小说的评价或争论，除却政治见解分歧之因素外，也明显带有门派之争的痕迹。更严重的是，当这种门派之争与不正常的政治运动结合一起，就会对文人产生致命伤害，使文坛一派萧条。延安文艺界当年对丁玲、萧军等人的批判以及王实味的被杀，就是令人沉痛的个案。

此外，门派内部的恶性争斗甚至由此导致的分裂，也会对文学变革的正常进程产生负面影响，而那些在文坛举足轻重的门派内部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争斗和矛盾激化，则对文学健康发展的冲击更大，如“学衡派”后期的名存实亡除了与新文化运动的迅速胜利有关外，也与其内部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梅光迪与其他人矛盾的公开化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当文人个体有意识地归附于某一门派之后，该文人群体也会对其产生种种有形无形的制约和影响，文人个体通常乐于接受这种制约，因为被贴上属于某种门派的标签可以给他进入文坛和在文坛获取更大利益提供方便。但一方面文人所特有的散漫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会不时导致文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另一方面个体有时也同时从属于不同的门派或者游弋于不同门派之间，这些行为都会对其文学活动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本来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诸子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但作为鲁迅的老乡，他与鲁迅在文学创作、生活经验甚至人生见解方面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虽然郭沫若说他与郁达夫是“孤竹君之二子”，但两人却发生过几次很严重的争论甚至公然反目，直至郁达夫退出创造社，转而与鲁迅一起合编《奔流》月刊。虽然郁达夫与鲁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是鲁迅为数不多的密友，但退出创造社的郁达夫也没有因此与创造社诸人彻底反目，反而在合适的场合特意撰写文章缓和他们与鲁迅的矛盾。〔74〕由此可以想见，面对鲁、郭二人及其所代表门派之间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个人恩怨之争，郁达夫的态度都会比较复杂。他的退出左联和后来移居杭州，除却政治因素外，也不排除他有脱离上海文坛是非漩涡的考虑。但毫无疑问，移家杭州后的郁达夫无论是创作内容还是风格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游记之类的作品增多，风格上也趋于闲适等等，其在文学创作成就上受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许多情况下，某一时期的门派之争最初可能暂时看不出是非曲直，或者说双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往往由于当事双方的不能冷静客观地看问题，无法深入交流，使得本来可以正常讨论的学术论争发展为互相攻击甚至沦为谩骂。显然这不但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反而会对其造成伤害。当年鲁迅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如此。1936年，周扬大力提倡“国防文学”，鲁迅则让弟子胡风撰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后双方就两个口号孰优孰劣展开一场大论战，出现了本是自家人却互相攻击的不正常状况。其实这场论争只是出于文人的门派之见，本来就不该发生。又如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其实如果从学术角度出发来探讨北京和上海两个大都市的特殊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不同影响，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当论战双方带有门户之见进行论争时，就不能免俗地走到“文人相轻”的老路上去了。至于1949年后因受极左思潮影响，正常的门派传承关系日益被扭曲和异化，弟子举报老师、老师检举学生等等导致师生反目成仇者比比皆是，文学上的师承与创新当然更是无从谈起，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伤害也在“文革”期间达到顶点。

此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在创作风格、艺术手法和题材上的相似性与继承性，对有关学术研究过程中一些观点和方法论的论争，如果引进门派传承关系，往往更容易进行解释。如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及其弟子，他们的创作都比较注重诗情的抒写，注重对人性美的表现。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间，由于受到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同时也受到来自文学内部具有话语权的门派的压制，废名一派的文字创作长时间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新时期以来才获得发出声音的机会并逐渐得到公正的评判。

从章太炎与胡适对王国维的不同评价中，我们也可看出一味看重门派之争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章太炎和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不相上下，但章氏因早年参与革命，名声自然大于王国维，至于胡适之学术，则一直就受到章太炎的轻视。“整理国故”运动开始后，这一本为胡适和章门弟子联合提倡的运动，很快因双方见解不一出现分歧，门户之见是其内在原因，也因此胡适、傅斯年等开始有意扬王抑章。如傅斯年于1928年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公开批评章太炎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这里说的“新材料”，就是当时发现不久的甲骨文。傅斯年对章太炎报以轻视，却大力赞美王国维，特别是对其善于利用新出土之新材料，利用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傅斯年给予极高的评价：“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75〕至于章太炎，众所周知他对甲骨文表示怀疑，由此对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评。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晚年对胡适及其疑古派主将顾颉刚颇为不满，与王国维趋于一致，似乎表明他对甲骨文的态度有所改变。其实从根本上看，在胡适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之间，章太炎自然更看重王国维，认为后者的研究才是真学问。而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针对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他们疑古太过，也可以视为是对章太炎之学说的暗暗呼应。1933年3月15日，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演讲《历史之重要》，批驳胡适等人学说，认为“讲西洋科学，尚有一定之规范，决不能故为荒谬之说。其足以乱中国者，乃在讲哲学讲史学，而恣为新奇之议论”。并直斥疑古派为“魔道”：“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与胡适相比，王国维对材料的重视似乎超过对方法的重视，他所使用的方法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是20世纪“发现之学”（黄侃语）兴盛的根基所在。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被学术界承认，也就在事实上证明“古史辨”派确实有过分疑古的弊病。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胡适一派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长期占据文坛的支配地位，其所受杜威之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在白话诗发展过程中，因过于追求通俗和实用而导致诗性的淡化，以及语言的粗鄙化和形式的过度自由化。而中国现代整个文学变革进程中体现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除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外，也与胡适等人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利用有关，对此“学衡”派和陈寅恪等人早在五四时期就有深刻的预见和批判。可惜他们的意见一方面没有进入当时国内文化学术界的关注范围，另一方面即便在“五四”之后，也由于被简单地视为门派之争，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三次“谢本师”风波看现代文人之门派传承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曾发生过三次有名的“谢本师”，即章太炎“谢”俞樾，周作人“谢”章太炎以及沈启无“谢”周作人。由于这三次恰恰发生于以俞樾为太师爷的同一门派内部，而格外引人注目，几代人之间的“冤冤相报”在当时都曾成为文坛大事。中国文化传统特别讲究“师道尊严”，所以声明“谢本师”，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谢”是“辞谢”、“谢绝”，“本师”是指正式投拜的师尊，有别于一般说的老师。关于这三次“谢本师”，民国文人张慧剑写有《三〈谢本师〉》一文：

章太炎初为俞曲园弟子，后既向心革命，对学术之认识亦一变，遂作《谢本师》之文，否认此一重师弟关系，文载《章氏文钞》中，谲丽可诵。

周树人、作人旅东京时，从太炎学古文，崇拜先生甚至，作人以古文译欧人名作甚多，即系受太炎之影响，后虽参加陈（独秀）、胡（适之）文学革命之壁营，渐与其师异趣，然师生之谊未绝也。迨太炎依附孙传芳，投壶复古，作人乃仿太炎谢俞氏之例，亦作《谢本师》文，载《语丝》周刊，大诋太炎。

抗战发动以后，北平群鬼幢幢，作人亦被累于日妇，不能自襮其清白，舆论甚不恕之，于是北大某生尝从作人习文艺者，亦作《谢本师》之文，以作人施于太炎者施之作人焉。

四十年间，读此师生三代之《谢本师》文，佛说“不可说”“不可说”，吾惟深叹中国文人之脆薄易折而已。

对于这三次“谢本师”学界早有各种评论，在此只想引出一个话题，那就是在当代中国文学逐渐被边缘化、被市场化，在当代中国文学急切呼唤大师出现的今天，强调文坛呈现一个健康、生动和富有活力的门派传承局面是很有必要的。文学的发展繁荣既需要创新，也需要传承，任何文学大师的诞生都离不开对前人文学成就的吸收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很多文学新人一味标榜自己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创新性和独创性，以为单凭自己的想象力就可以创作出杰作，这在某些网络文学的创作中尤为突出。很多刚刚开始从事网络文学创作者以此作为拒绝学习前人的理由，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殊不知真正的创新并非如此简单，很多人自以为是的所谓“创新”，其实不过是对前人成果的改头换面而已。另一方面，以往我们对模仿的理解也有偏颇，否定的一面过多。其实，真正能够模仿好并不容易。从文学的历时性角度看，模仿就是对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而好的模仿难度不下于创新，或者可能就是一种创新。陈寅恪当年在研究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歌时就曾指出：“故微之之拟古，实创新也。意实创新而形则袭古，以视新题乐府之形实俱为一致，体裁较为简单者，似更难作。”〔76〕

文学传承不仅需要有名师更需要有高徒，二者不可或缺。文人之师生关系，究其本质，今日之老师，无非昨日之弟子也；今日之弟子，则明日之老师也。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学史上弟子成就超过老师者也屡见不鲜。师生之角色本就是这样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任何为师者，其身份都带有“来自过去”的印迹，而这个“过去”其实又带有更早的“过去”的印迹，文化传统因此得以延续。作为弟子，也必然带有“走向明天”的因子，因为他们的希望在于拥有未来，而他们的弟子又必然拥有更遥远的未来，他们是中国文学走向辉煌之真正的希望所在。于是，文学的师承关系，在历时层面体现为比较明晰的代代相传状况，而在共时层面则体现为过去与未来在现在、在当下的碰撞与交融。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有首先解决好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才能获得繁荣。

在今天，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就是师承与同门关系日渐淡薄和异化，具体表现为：文学创作上无流派，学术研究上无学派。一方面是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缺失，师生关系日益功利化和淡化；另一方面是同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变成为生存、为争夺所谓的学术制高点和话语权的明争暗斗。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强调对健康师承、同门关系的关注，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陈寅恪早就指出：“凡学问上之大争端，无世无之。邪正之分，表里粗精短长之辨，初无或殊。中国程朱、陆王之争，非仅门户之见，实关系重要。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陆、王者，正即西国Sophists，Stoics，Berkeley，以及今Bergson皆是也。一则教人磨砺修勤，而裨益久远；一则顺水推舟，纵性偷懒，而群俗常喜之。”〔77〕姑且不论陈寅恪对程朱陆王的评价是否正确，单他认为门派与学派之争还是利大于弊这一点，应该还是有道理的。自然，门派与流派、学派紧密关联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健康发展的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而不是基于小团体利益、党同伐异的门派。从促进文学繁荣角度说，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中，如果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必然需要出现更多的流派和学派，需要更多具有鲜明风格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进程中的师承与同门关系，确实很有必要。

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大众文化的迅速繁荣，纯文学已经日渐“边缘化”，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纯文学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打击，健康而有影响的文学流派更是近于绝迹。为此更有必要强调建设新型师承与同门关系，以抵抗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至于如何建设新型的门派传承关系，笔者以为可以从“老师”和“弟子”两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是“为师者”的态度，对此不妨看看一向被视为青年导师的鲁迅与胡适的看法。1925年5月11日，鲁迅作《导师》一文，后发在5月15日的《莽原》周刊第四期。一般认为，此文是针对胡适等有“导师”癖好者而写的，讽刺意味甚为明显。鲁迅指出：“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78〕不过，鲁迅虽然对胡适冷嘲热讽，但实际上他自己也“好为人师”，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至于胡适，则不仅不拒绝做青年的导师，还自认为是一种责任。胡适晚年最引以为豪的就是罗尔纲所写的《师门五年记》，以至他常常把此书作为送给朋友的最佳礼物。其实胡适愿意做导师的想法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已出现，1914年夏天，一美国友人问胡适对美国传教士的看法，胡适回答说：“吾前此颇反对此举，以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英文所谓Proselyting者是也。年来颇觉传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事淑世也，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79〕胡适知道自己治学好博而难专精，却并不因此否定自己可以为师——“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其所以如此，“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自己还没有毕业，居然就准备着要做导师，这也就不奇怪胡适回国后，为什么会以青年导师自居，并决定“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80〕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最后一批文化大师的离去，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面临着求名师而不能的尴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还是需要胡适的“好为人师”，而且这样的老师越多越好。

其次，就“弟子”而言，如何继承师说又同时坚持真理，如何维系与同门的关系而不用担心在文学观和学术观方面开展的争论会伤害到其利益，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西哲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可以将此作为判定师生之间、同门之间发生论争时的是非标准。虽然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判定十分困难，如当年发生在章氏门人之间的三次“谢本师”事件。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在解决此类问题时不能带有狭隘的帮派意识和营私的企图。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对师承与同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发展规律，因势利导，促进不同文人群体之间和同一群体内部同门之间的良性竞争，就有可能可以促进不同风格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在今天，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广泛应用，文人之间出现了借助电子信息交往的新形式。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和短信的使用等取代了传统的书信和电话往来，并直接导致文人面对面交往机会的减少。这些变化对文人之日常生活和门派传承产生了怎样具体深刻的影响，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的研究。

不过研究师承和同门关系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通过它来促进对中外文学遗产继承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恢复和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的“学统”和“道统”，恢复和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从而重塑中国当代文人的文学观和价值观。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学统，在西方，虽说是希腊精神的传统，虽说是源远流长，然从文化生命之发展方面说，究非西方所可独占。一切学术文化，从文化生命发展方面说，都是心灵的表现，心灵之创造。学统之成是心灵之智用之转为知性形态以成系统的知识（此即学之为学）所发展成。自知性形态以成系统知识言，这是无国界，无颜色的。故科学就其成为科学言，是无国界无颜色的。这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应视为固有的本分事。”〔81〕在这里，我们把“学统”理解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系统，这个系统曾经在20世纪被人为中断和妖魔化了，如今正需要恢复其本来面目。至于“道统”，一般理解为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在这里我们借用它来指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系统以及知识分子群体所认同的价值系统。毋庸置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悠久的文化传统，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中国文人群体近年来逐渐丧失了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更不要说发出有独特风格特色的声音了。当代文学的媚俗现象日益严重，文人正常和健康的门派传承关系受到来自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强大干涉和扭曲。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在一味强调反传统的同时，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是否也被一并破坏了？笔者认为，文人之健康门派传承关系的被忽略或者被异化，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人门派传承的演变及其在今天的特点和意义，呼唤建设新型的师生关系和师承与同门关系，必将有利于催生更多的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最终有利于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民国时期大学中的例子，看看当时的文人是如何尊师重教的。那是1938年，大半个中国已经陷于日军的铁蹄践踏之下，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时任校长的竺可桢先生率领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短短数年竟成为当时在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并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梅光迪彼时任教于浙江大学，后又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随学校一起颠沛流离，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均有生动详尽的记录。此处要说的是他对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柳诒徵的印象。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Kao-shih），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56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82〕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抗战的爆发，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避难途中，应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之邀，第一次出山讲学。对于这次讲学，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宜山会语·引端》）可见他把对学生的爱国教育，贯穿在了这些讲座之中。其实，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

马一浮离开浙江西行，本属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本来是从杭州避居开化，但日军占领杭州又逼近富阳后，他知道开化也非安居之地，才希望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以避难又可以讲学的地方。于是，1938年2月，马一浮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在其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大。迪生及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与当年3月29日来到浙大。从1938年的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在浙大讲学近一年，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此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

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详细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给他的优厚待遇，梅光迪在其书信中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生活上也极力优待，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例如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就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字里行间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

在介绍了浙江大学给予马一浮的高规格接待后，梅光迪如此评价马一浮：“他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典型，同时又明了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其中很多他都不赞成。我们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评价由于是来自梅光迪写给家人的书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也许是觉得浙江大学在战时能够拥有马一浮这样的大师的确难得，梅光迪多少有些得意地写道：“他的到来使我们倍感荣幸，他的到来表明他认为我们值得他的相伴，由于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完全是艰难时刻的万幸。这也会让其他大学嫉妒我们，因为他们即使努力过，也没有请到他。”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做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的时候，必须有一壶茶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他还专门为马一浮准备了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定（在今天这些规定依然值得我们借鉴）。这些规定是：当马一浮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听众不得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会被立刻赶出教室；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起，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后，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多少有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遵守了。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至于，马一浮先生的个人魅力，在今天是否还能让我们的“90后”入迷，我就不知道。面对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马一浮老先生倘若健在，又会说些什么呢？

当然，梅光迪会如此推崇马一浮，也和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有关，其他不说，就对儒家的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先看马一浮的评价。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的人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他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恻，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一浮之后，有幸享受过与他同样待遇的还有一人，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根据梅光迪的书信，柳诒徵和马一浮同为当时被聘为浙江大学的特别讲习，他也只需要每周做一次讲座，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梅光迪以为“他们两人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今天，对于马一浮和柳诒征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已经没有人怀疑，但在那时，梅光迪有如此评价，不能不说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得到了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赞同。抗战时期的浙大与西南联大一样，先后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这与校长竺可桢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求贤若渴、欲揽人才于浙大的雄心很有关系。人们时常津津乐道的他对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关怀就是又一个好例。竺可桢1936年任浙大校长，抗战爆发后学校被迫内迁。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1937年浙大搬迁到建德时，他已有五个小孩。当浙大从建德再迁到广西宜山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就把妻儿送回老家温州。后来浙大又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等到稳定下来，竺可桢就让苏步青把家眷接过来。苏步青担心费用不菲，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并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他写一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因为苏步青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很可能会被中国老百姓打死。幸亏竺可桢想得这么周到，才使得苏步青一家安全到达贵州。此后，竺可桢还在生活方面给予了他们多方面的关照，对此苏步青日后多次在回忆文字中提及。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学大师，钱穆和熊十力却没有在竺可桢那里得到好评。据《竺可桢日记》，1946年初，浙大的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欲聘钱宾四（钱穆）、贺麟，余均赞同。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待遇”。此外，1948年上半年，浙大哲学系曾拟聘熊十力来校任教，不料也遭到了竺可桢的反对：“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也”。不仅如此，竺可桢甚至对熊十力冠以“龙钟不堪”之名：“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竺可桢对马一浮和柳诒徵尊重在前，却对钱穆和熊十力持不屑态度，何以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对此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期间的傲慢和其讲座的过于艰深晦涩，使得竺可桢认为请这些国学大师徒有虚名，且劳心费力。也有学者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所致。不过，笔者以为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时间因素：抗战胜利之后，无论浙江大学还是整个社会，在对国学大师的精神需求方面，早已不像抗战初期那样迫切了，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看重自然使得他们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至于这是喜是悲，倒还是属于难以言说之列。

至于梅光迪，我们不必介绍其对钱穆和熊十力的态度，其实读者也可以猜到。这里且引用他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后一种中国人（指从孔子到曾国藩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也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因为他们拥有纯洁、高尚的品格，他们的观点明确而合理且迄今基本未变。他们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杰出的代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这一类人才能担当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哪怕要通过仿效西方来完成这项任务；只有这一类人才知道该如何模仿西方，因为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没有民族特色的人，或者至多成为欧美的二流翻版；他们会在本质上保持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特色，尽管他们都接受过现代化的训练，都持有现代派的观点。”〔83〕梅光迪的话，在今天听起来不是依然发人深省吗？

注释

〔1〕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实际上康有为的弟子数量应该更多，只是其早年所收弟子因缺少资料无法准确统计而已。

〔2〕参看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三期。该文称20世纪初比较知名的48位报刊主笔、编辑中，就有42人拥有功名，本属于士人阶层，但在废除科举后不得不进入新闻界。

〔3〕例如章太炎晚年弟子曹聚仁就坦承他的思想一半受章氏影响，一半来自罗素。参看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第96页。仅就个人生活而言，罗素身为有妇之夫却携其刚结识的女友一起来华，确实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很大震动，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发模仿“罗素式婚姻”的热潮，可参看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63页。

〔4〕不过吴宓后来对此有新的见解，认为若仅仅从耳濡目染白璧德的风采角度，其实一个学期时间足矣，没有必要转学到哈佛学习三年，更重要的是学习白璧德的学说。参看其《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75页。

〔5〕此类内容很多，可参看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8、91、196、212页等。

〔6〕此类成果很多，如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单篇论文更多，不赘。

〔7〕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九》，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此页日记记载胡适正在室中读书，突然发现杜威竟资助和直接参与一妇女集会活动，胡适不禁大惊，以为“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

〔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九》，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9〕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一》，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10〕胡适对章太炎的评价有些复杂，早期留学美国时对章氏多取不屑态度，如“又有《章谭合钞》，取其《太炎文钞》读之，中有《诸子学略说》，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何也”。见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六》，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249页。但回国后特别是在提倡“整理国故”后，胡适对章氏学说评价甚高，但也只是归于旧学殿军而已。。

〔11〕笔者对这种“潜对话”形成的原因和表现方式等有过详细的分析，可参看拙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有关论述。

〔12〕如吴宓在其1920年10月25日日记中，即有“学生之说陈说，无非杜威之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激恣睢之气”的评价，引自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3〕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原载《学衡》，1922年12月第12期。

〔14〕以上胡适的观点，来自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2—93页。

〔15〕刘作芹：《浅析胡适走近杜威实验主义的原因》，《科教文汇》，2008年第七期。

〔16〕对此可以参看吴宓：《吴宓日记（卷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7〕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234页。

〔18〕胡适有关此类论述，学术界早已熟知，此处不赘，可参看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6—97页。

〔19〕梁实秋：《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20〕刘伯明：《杜威论中国思想》，原载《学衡》，1922年5月第五期。

〔21〕可参看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有关内容，收入《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周明之：《胡适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23〕胡适在1914年1月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同上，第188页。，

〔24〕同上，第186页。

〔25〕杜威的原话是“这场运动，在我看来，感情的成分多于思想的成分。其中还伴随着夸张和混乱，未能消化掉的智慧与荒谬的杂合，等等。一切都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但是，我们决不应该“讥笑整个运动，讥笑它不够成熟，不够深刻，讥笑它多多少少不过是把一些不相关的观点、把一些乱七八糟的西方科学和思想瞎胡拼凑在一块”。不成熟、不深刻、偏于感情，是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初创阶段难免的现象，只要给予必要的引导，完全可以使运动由不成熟、不深刻走向成熟、深刻，由一时的感情偏执，走向长久的理性建构。因此之故，杜威深信“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块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础”。转引自［美］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6〕许广平：《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收入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27〕姚奠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28〕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语文问题的讲话》，载《文化与教育》第二十七期，转引自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0—361页。

〔29〕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一期。

〔30〕例如关于朱希祖的一条：“为我等之说所动，四时顷逖先来。逖先也劝半农从事文学，逖先自己拟明秋赴法，也是研究文学。但此二人所学虽同，而将来应用则大不相同。半农专在辞章一方面，逖先则辞章之外尚须绍介文学。逖先问我究竟怎样的态度，我本来神经衰弱，精神委顿……向上之心虽未消灭，而进行之象毫无表现。然平生未尝不有一种打算，万一身子渐渐好起来，则必渐渐施行。今日即以此志愿告逖先。”此段摘自钱氏1919年1月24日日记。显然朱希祖被打动，不久即公开发表文章支持新文学运动。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日记（第四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39—1740页。

〔31〕马叙伦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著作不够过硬，遂后将书名改为《庄子义证》，但还是没有逃脱傅斯年的法眼：“书名《义证》者，桂未谷之《说文解字义证》为最著名。此书但求容纳，极抄书匠之能事；世人公认其为无意识之作矣。今马先生步武其名，读者恐以为从其实也。”见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马叙伦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著作不够过硬，遂后将书名改为《庄子义证》，但还是没有逃脱傅斯年的法眼：“书名《义证》者，桂未谷之《说文解字义证》为最著名。此书但求容纳，极抄书匠之能事；世人公认其为无意识之作矣。今马先生步武其名，读者恐以为从其实也。”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32〕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33〕如在1920年傅氏写给胡适的信中，就直言不讳地建议胡适不要为名声所累，希望胡适“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派中备一席”。见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34〕如在1931年12月5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在1932年1月11日日记中又提及此事。参看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35〕如“夜有俄国学生Gahnkin造访，与谈甚久。……君语我，谓俄国学制非读其国诸大文豪之诗文者，不得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君又言，凡人能爱其国之文学，未有不爱其国者也。此言甚可念。”见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三》，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83—84页。

〔36〕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可参看该册第59、90—91、105、114—115、129、144等页。

〔37〕如沈尹默在回忆章氏门人驱逐桐城派、占领北大过程时说，他那时虽不是章门弟子，但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见沈尹默：《我与北大》，收入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3—34页。

〔38〕［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39〕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40〕如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其中就有陈氏留学哈佛期间哈佛教授蓝曼写给校长的一封信，该信对陈寅恪大加赞赏。蓝曼在信中称许陈寅恪和汤用彤是“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深信“他们两人都对中国的前途会有卓越的贡献”，这大概是陈寅恪最早获得的外人的高度褒扬。

〔41〕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

〔42〕以上内容参看前注所引用“年谱”之第139、152—153、154、169、191—192、216、245等页。

〔43〕出处同前注，第103—104页。

〔44〕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第245页。

〔45〕同上，第154页。

〔46〕同上，第245页。

〔47〕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5页。

〔48〕同上，第122页。

〔49〕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50〕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3页。

〔5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52〕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0页。

〔5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8页。。

〔54〕石泉、李涵著：《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

〔55〕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页。此信缘由在清华研究院学生朱芳圃翻译一篇日人评论高本汉所写之中国音韵学一文的文章，请陈氏代为推荐到燕京学报，陈氏即写给容庚此信。

〔56〕胡守为编：《陈寅恪与20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所收录张文题目为《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

〔57〕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1—172页。这里的“西门”当指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德国语言学家）。

〔5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3页。

〔59〕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60〕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170页。

〔61〕同前注，第125、131页。

〔6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5页。

〔63〕原文如此。

〔64〕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页。

〔65〕同上，第124页。

〔66〕同上，第234页。

〔67〕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68〕如陈氏曾云：“唐代诸封建文，取通典及柳文合观可知其大概。”参见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又该书第96页等也有对通典的高度评价，陈氏在他处亦有类似评价。

〔69〕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70〕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

〔71〕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143页。

〔7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73〕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74〕如1941年10月24日，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文章《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试图为归国抗战的郭沫若改变当年与鲁迅不睦的形象：“创造社的许多青年，在当时曾经向鲁迅下过总攻击，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赞成的，因为郭氏对鲁迅的尊敬，我知道他并不逊于他人。这只从他称颂鲁迅的‘大哉鲁迅’一语中就可以看出。”

〔75〕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7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2页。

〔77〕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4页。

〔78〕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56页。

〔79〕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五》，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

〔80〕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九》，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73页。

〔81〕牟宗三：《略论道统、学统、政统》，《生命的学问》，三民文库，1997年3月第八版，第60—71页。

〔82〕此处及以下梅氏引文均出自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有关书信部分。

〔83〕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第六章　“一刹那中”显现之静安一生

——从书信往来看王国维最后十年日常生活

刹那与永恒的困惑

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王国维对叔本华的一生有这样评价：“更有可注意者，叔氏一生之生活是也。彼生于富豪之家，虽中更衰落，尚得维持其索居之生活。彼送其一生于哲学之考察，虽一为大学讲师，然未几即罢，又非以著述为生活者也，故其著书之数，于近世哲学家中为最少，然书之价值之贵重有如彼者乎？”据王氏此言，我们在研究学者之治学及学说时，也不能忽视其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也因此，本章以评述王国维的日常生活为基本内容，试图以此发现其深邃的内心世界。

我们所关注的，首先是王国维投水自杀的原因，以及这个念头萌生于他头脑之中的时间。对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目前较被认可的说法有罗振玉之“殉清说”、陈寅恪之“殉文化信念说”、郭沫若之“罗振玉逼债说”和“性格悲剧说”等。然而，王国维之死带给我们的沉思并不仅仅停留于此。王国维实属于理智极强智慧极高之人，他的自杀应当不是纯粹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王国维的自杀如果不发生于1927年6月2日，也必定发生于另一个时间，因为他对自杀之事早已做出决定。而其生平中所经历和听闻他人之死亡事，也必然对其有着诸多暗示作用。

与鲁迅、钱玄同等人不同，王国维现存日记很少，所以其生平之情况大多只能通过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来了解。在现存王国维书信中，他与罗振玉往来的书信最多也最有研究价值。第一封值得关注的信，是王国维1916年12月20日致罗振玉函，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明年拟作《说文古文考》，此书恐须百页方能了之。黄件中，其周之恒画大士像，有曹倦圃书《心经》并一长跋。跋中纪其受流贼拷掠昏绝中状态，谓一生所读之书、所历之境、所作之事，皆现于一刹那中，此与西洋心理学家言人溺水垂死时情状略同，此跋甚有味也。〔1〕

写此信之时，王国维撰写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已始脱稿并将编入《观堂集林》中。而这期间罗振玉远在日本，王国维在与其通信中除了讨论学问和时局状况外，还有替罗振玉物色书画文物内容。此信中提及书画是王国维在前清旧家黄再同遗孀出售的书画中发现的，王国维一时兴奋，遂致信罗氏。这篇跋文出自清初文人曹倦圃（1613—1685），据考证，曹氏曾被李自成部下严刑拷掠，才在此文中描述了他被拷掠后绝望的心理状况。而王国维一句“此跋甚有味也”的感叹以及“溺水垂死”一语，让人不禁联想到十年后王氏自沉昆明湖的情状。

通常王国维极少在书信中探究宗教经义，而这篇《心经》跋文却被王氏在书信中特意提及，实在不能不说毫无原因。王氏的清华弟子、著名学者浦江清在《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开篇第一卷即评介了王静安（王国维）先生之自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

“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2〕

可见，王国维在其生命中最后十年间当与友人或弟子讲述过这篇跋文，也曾有试图探疑的想法。

不过罗振玉回复此信时，却没有关于这篇跋文的任何回应。1916年12月21日，罗氏回复王氏两函，第一函开始便提及黄画一事，罗的回应是：“黄画事，私意必售，惟东币改算中币，不知价落几许。”〔3〕另外，罗氏又提起“此间近红叶大佳”“恨不获与先生同赏也”，可谓兴致大好。但两函中均未有回应溺死前一刹那之感的内容，这与王国维的“甚有味也”大相径庭，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人的性格境界实在有所不同。

其实，比此信更早一些，即1916年2月9日，王国维在由日本返回上海途中，其船上就有一人跳海自杀。此事给王国维刺激极大，以致他在《丙辰日记》中特意记录此事：

早十时起船已至平户岛。十时余将入长崎口。船内三等客中有一人蹈海自尽。闻其人年二十余，浪费主人千余金，因谋自杀。昨日作遗书数通，旁人知其事，因监视之，竟以小疏脱身投海。船因停驶，下舢板寻觅，卒不可得。〔4〕

这里之所以要提及王国维书信以及日记中所记录的这两件自杀事，并不是因为王国维一生仅仅对这两件死亡事有深刻印象——其长子之死显然对他刺激更大，而是因为他所记的这两事均为投水自杀。其次，重要的还在于王国维不仅将这两件事记录下来，而且还愿意和好友及弟子分享，这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的困惑以及对自己如此迷恋这样事件的担心或者说——恐惧。

当然他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想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散去或者看淡此类想法，这才是他欲与他人分享此类事件的原因。可惜，他的诉求没有得到认真的回应，于是这种念头继续潜藏其内心深处，直至他最后的纵身一跳。

自然，对于通过治学或者学术的转向获得心灵的解脱，王国维一直没有放弃。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曾坦言：“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5〕王氏青年致力于哲学，中年青睐文学，而晚年又转向经史之考证学，从如此曲折的求学之路不难看出，王氏是个理智与感情都极高之人，一直探求最适合自己调试又最能解决内心困惑的学术领域。浦江清曾有言：“人之禀赋，有极强之理智，必有极强之感情；有极强之感情必有极强之理智。有其一而不备其二者，则必非真理智真感情。”〔6〕王国维感情之浓烈全然倾注于文学诗词及相关研究之中，至《人间词话》达到高峰；理智之深邃则表现于其对西方哲学的阐释和对甲骨金文、敦煌文字等的考据之中。可以说，在王国维的一生中理智与感情相互促进，而非此消彼长。

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曾谈及意志论问题，他认为意志样式有两种：“一种是生命冲动的意志，它规定了人的日常生活旨趣；另一种是精神的意志，它阻止生命冲动的盲目力量。”〔7〕而这两种样式则分别指向感情与理智。人的生命有机体必然包含“身体”与“心灵”这两个部分，而感情与理智则同样散布于此二者中。以此来看，王国维属于感情与理智都“极强”之人，在导致其自杀的诸种原因之中，恐怕同时触动感情与理智者当源于其生活中的日积月累，而王氏与友人的书信就是我们洞察其日常生活状况以及情感变化最真实的资料。

现存的王国维书信主要集中于《王国维全集·书信》和《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最后十年的日常生活（包括其日常人际交往、他与家人的身体素质状况、家庭经济收支等情况）颇为复杂，很多事件都表明，他最后走向自杀绝非偶然。舍勒在《论悲剧性现象》中曾着重分析了自杀这一现象。他认为自杀的发生要基于三个条件：在生存时间中发生的个体性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生存的价值关系之中；随之，在生存的价值关系中，某一个体性事件导致某一价值的必然性毁灭时，悲剧性现象就出现了。〔8〕王国维的悲剧既有其殉文化信念的一面，又有其日常世俗性的一面，日积月累的量变最终导致了自杀这一具有历史性的质变的发生。

通常书信记录的是至少两人之间的言语，它是一种对话，是并非一个人支配的对话，是“在创造一种公共的语言”（伽达默尔语）。但私人信件也可以有很多极具私人性的内容，并且书信大都有确切的写信与收信日期，绝大多数真实性程度还是值得信任的。有鉴于此，在王国维基本上没有日记的情况下，书信可以说是他日常生活的记录。根据《王国维全集·书信》〔9〕笔者发现他写于1916年的信件最多，有90封，而这一年（民国五年丙辰）正是王国维40岁之年。王国维30岁之前致力于哲学，30岁之后则转向文学，于晚年（略相当于不惑之年）专于经史之考证学，而1916年之后十年便是王国维人生最后十年。

那么，这十年间究竟是哪些日常生活事件影响或者促成他最后走向了自杀呢？

1916年至1917年王国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甚至到了每三四日一书信的程度。此时罗振玉主要活动于日本，而王国维则在上海。根据他们回信的时间和当时邮政投递的速度可以推断，当时他们常常是一收到对方来信就立刻回复并尽快寄出的。

王国维写于1917年3月期间的几封信件记录了他的一项比较重要的行程，即他接待他和罗振玉的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及高桥、稻叶、富冈谦藏等来上海的情况。3月17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王国维致函刘翰怡：

旧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虎次郎，顷以调查学术至沪，与其弟子议员高桥君及稻叶君俱，内藤君系日本汉学大家，稻叶君亦专门研究本朝史事者，久仰收藏之富，欲一观插架，拟于明日午后三、四时奉诣，乞为介绍。〔10〕

三日后即3月20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他又致函徐乃昌：

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撝（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一观。〔11〕

待一切安排妥当，王国维3月23日（闰月朔月）致函罗振玉：

富冈君到后因语言不便，将一切介绍事尽由维办理，已与之同访乙老及艺风，昨日并观徐积馀藏镜及铜器。〔12〕

此前，3月10日罗振玉曾致函王国维：

富冈不日赴沪，将访公。弟意似宜以酒食答之，主客各一人可耳。前请公绍介诸人，弟已各致小物，以尊名赠之矣。〔13〕

罗氏信中嘱咐王氏“宜以酒食答之”，而且只需要“主客各一人”即可看出他们与日本友人之间绝非泛泛之交。再者，在3月28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信中曾有一言：“君撝到沪晤乙老，归来又增骂东儒之材料矣。”信末有罗氏后人罗继祖按语：“富冈君撝恨不为中国人而甚鄙视其本国人，故公札云‘归来又增骂东儒之材料’。”〔14〕富冈宁做中国人也不做日本人，如此可知富冈对中国感情之深非同寻常。

好友来访，王国维自然高兴，但内心深处也会有些委屈，这委屈不为其他，应该是来自罗振玉“过于”周到细致的安排。原来，考虑到王国维经济收入较差，罗振玉事先已经为日本友人准备好礼物，且是以王国维的名义赠送——“弟已各致小物，以尊名赠之矣。”按理富冈、内藤来沪，作为东道主赠之小礼理所当然，这一点罗振玉考虑得十分周全。但在王国维看来，赠送的礼物却是他人舍予之物，其内心恐怕是不舒服的，其自尊心的受到伤害可以想见。更关键的是，王国维的这种委屈还不可以表露出来：罗振玉毕竟是为自己考虑呢！

事实上，从王国维当年在上海受到罗振玉赏识开始，他除了学术上受到罗振玉帮助外，经济上也一直依靠罗氏，因为他自己治学也好，做其他事也好，其经济收入是无法支持家庭的。如他1913年初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润笔每千字三元，共五万余字，不过得二百元”。〔15〕当然，王国维并不在乎生活水平要多高，他对罗氏也始终心怀感激。然而他自觉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这“理想”一旦掉入社会之现实生活中时，往往就造成文人的一种“自卑感”。王国维此时已是不惑之年，却依然要接受罗振玉的经济帮助，内心的坎坷与复杂可想而知。

“志学以来，十有馀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王国维在1907年所作《自序》中坦言其自小身体素质的不堪对其治学的影响。依王国维自述之生辰八字（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来看，他生于清德宗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即1877年12月3日。然而两岁多时生母病逝，缺乏母爱的王国维从此排遣不去对母爱的渴望，也在他内心埋下抹不去的忧郁种子。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而一个人忧郁成性，则他的所有记忆都会带有忧郁的色彩。“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也只有夜深人静时，他的忧郁之情才能够被自然地遣散出来。再加上王国维家境清贫，“体素羸弱”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在1906年所作《原命》一文中论述道：

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在于现在，必存在于过去；不存在于意识，必存在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

人的一切行为均不能为自己所选择，而只能被意识或无意识中的原因所决定，这是王国维人生观中潜在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实际上也反映出他对人的自为能力的悲观情愫，它既来自于其所受文化的影响，又缘于其内心形成的自卑感。尽管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感，且此种自卑之感往往是内心想要寻求改进的，然而失恃（失母）的自卑情结却是很难找到改进之办法，甚至说是无法被改进的，这也造成了王国维一生挥之不去的忧郁性情。观看他的古今体诗，更多的都是自我沉郁之情的流露，如“飘风自北来，吹我中庭树。鸟乌覆其巢，向晦归何处”（《杂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杂诗》）；“南国秋深可奈何，手持红豆几摩挲。累累本是无情物，谁把闲愁付与他”（《红豆词》）；“门外青骢郭外舟，人生无奈是离愁。不辞苦向东风祝，到处人间作石尤”（《红豆词》）。

据笔者统计，王国维一生疾病不断，最后十年里，不仅他个人疾病缠身，其家人也是病患不断。这里的“病患”除了一些日常病症外，还有家人殇逝的情况。其实，早在1898年7月间，王国维青年时期，足疾即开始困扰他的生活：

贱恙仍不见松，寸步不能行走，医者或云风湿，或云虚弱，几于无所适从。拟俟天稍雨，河水可通，或至省城大英医院医治，大约不能骤愈，甚恨。……卧病久不阅报，近事一无所闻，甚闷。（1898年7月25日）〔16〕

弟患足疾甚剧，至寸步不能行动。（1898年7月下旬）〔17〕

此间新延一医诊治，据云系鹤膝风，因三阴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乃虚劳之报。原据云连针灸七次（五日一针），当可能行，现两腿渐瘦，所云鹤膝风似为不谬，颇为焦虑。（1898年7月31日、8月1日）〔18〕

贱恙近延一医针灸，据云系鹤膝风，知念附闻。（1898年8月2日）〔19〕

此四信均系王国维足疾一事。王国维之足疾并非现今之“脚气病”，而是程度严重得多，如诊断无误当为鹤膝风。鹤膝风是由禀赋体虚，调摄失宜，而致使足三阴亏损，风邪外袭，阴寒凝滞引起。王国维自幼体格瘦弱，素质不佳，再加上江南一带本就多水多雨，夏间更是有黄梅天气，闷热潮湿，患上此病也就不奇怪了。此时王国维仅22岁，患此慢性病可以说十分煎熬，且此种病虽然发于膝关节局部，但若病变往往会影响全身，中晚期如诊治不当则更为严重。王乃誉得知独子患此病，也愁苦万分：“静（儿）沪回，人极狼狈，腿病，竟不得起立。”王国维自己也颇为担忧，8月11日致函许同蔺道：“弟现在苦不能用心，又归后终日偃卧，久不握笔，心神难以收束。”且8月中下旬致函许同蔺时又说：“贱恙稍愈，近又患感冒，今已稍痊，知念付闻。”在患病之后三个多月间，王国维几乎都是卧病在床，针灸数次后才得以在室中“扶持而行”，实在是“颇焦闷也”！更让王国维意想不到的是，此足疾一直困扰他一生，在他中年甚至晚年也有复发。如1920年在致函狩野直喜信中他还提到足疾：“去岁弟患脚气，转地至津，一月而愈。”这里所说的“去岁”实际上是指1919年9月间复发的足疾：

维足疾虽不进，亦不见退，服药四五日尚未见效，尚拟觅他医决定何病，如系脚气，或须作津沽一行，藉图良晤。

……

维亦病足，今年何足疾之多也！维之足疾甚与戊戌年相似，是年初至上海，盖是一种地方病，盖已二十余年乃重发耶？深思一至津，然未能定之，总须俟医生诊断决之耳。

“今年何足疾之多也”，王国维如此感慨是有根据的，此次足疾与戊戌年（即1898年）相似，自然会猜想是否为二十年前的旧病复发。果然，此次足疾之苦竟持续将近四个月，其症状之重甚至超过二十年前。

回过头去看1898年王国维足疾期间的诗稿便可以发现，这时期的大多诗稿基调十分沉郁，《杂诗》三首便是此时所做：

西山扬颓光，须臾复霾雾。翛翛长夜间，漫漫不知曙。

（《杂诗》一，节选）

神光互离合，咫尺不得攀。惜哉此瑰宝，久弃巾箱间。

（《杂诗》二，节选）

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

（《杂诗》三，节选）

“西山”总用来意指理想之仙境，而理想之地却也是阴霾绵绵，连昔日辉煌的阳光也疲软无力。“翛翛长夜”无穷无止，究竟何时才能重见“曙光”？有道是“中道失所养”，王国维在苦痛之中又燃起了对生母的思念，此等无助谁能理解，此等“幽怨”又如何是好呢？然而，足疾只是导致王国维“性复忧郁”的一个方面，在最后的十年里，他个人与其家人之疾病状况更是令人惋惜。

据笔者统计，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详细谈及王国维及其家人疾病的书信多达19封，几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续时间很久甚至长达数月才得以痊愈，如王氏的伤风感冒、肠胃不佳，妻子的牙痛、神经痛，孩子的发热、疥疮等等。1917年3月间，即王国维接待日本友人之时，他正罹患肠胃疾病，且症状不轻：

维近十日内肠胃亦不佳（按：此间罗振玉也正逢胃疾，亦是严重不堪），近日饭减三分之一，而大便犹稀薄，日三四次，维以为运动太少之故，而家人中亦有数人同患此者，不可解也。（1917年3月10日）〔20〕

维十数日肠胃觉不适，初疑为伏案太多不运动之故。近数日大便乃多，且觉有异，昨晚乃发现红色物（今日亦同），与前年所患无异，他种症候亦一一相同。因思沪上日本医生不可恃，而宝隆医院等虽佳，万一治法有异，决不能听人调度。乃以前年患病历史并治法药名作一详函告西医林洞省（乃培老与少泉所常用者，其人能从人言），询以有无此种药，如有即请于下午来诊。渠谓此药须购之，现尚未来，既有此药则即日可愈。（1917年3月12日）〔21〕

维针后大便三次，唯一次有红色物，今晨尚未下，殆可不见红色矣。（1917年3月13日）〔22〕

维肠病注射三次后，已不见红色。后复注射一次，现一切已复常，惟饮食尚须加甚耳。（1917年3月23日）〔23〕

肠胃不好则牵制全身，苦痛亦是连通至心脑。王国维在函告罗振玉时曾劝道：“公疾渐快，然亦不宜急于望其全愈，总以使心与病相忘为宜耳。”〔24〕王国维认为想要使疾病排出，最关键的在于令自我忘却疾病之苦痛。但这一点他自己也很难做到。王国维比较相信西医，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开明的，但看西医所需费用在那个时代极为昂贵，无形中增加了他的经济压力，而经济压力又反过来导致其精神压力增大。

诚然，肠胃病确实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小到人们往往不屑一顾，但小事却常常能引发大事。的确，“日常”是每个人的事，它不带有任何的褒贬色彩，当每个人将日常作为生存之基础时，会发现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很平凡，又都潜藏哲理。但人们同样会发现，往往那些最不经意的日常现象，才是导致我们人生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以往的哲学研究忽视或轻视日常的价值，以为那些形而下的层面没有被研究的价值。但现在，我们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观察这个社会的运行，必须将“日常生活”纳入哲学范畴之中。亨利·列斐伏尔是倡导日常生活哲学化的学者之一，他试图使“日常”这个生活化的术语被哲学家所认同，使它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格奥尔格·西美尔在1896年的一篇论文中也谈到了日常的美学。这是一个激进的纲领，他这样说：“即使是最低等的、内在地丑陋的现象也可以消融于色彩和形式、情感与经验的语境中，这些语境为它提供意义。”〔25〕无可否认的是，日常生活不再如过去那样被学界忽视，而且它的价值和影响正逐渐得到彰显。而疾病，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作为正常人身体出现的不正常状况，其对人们身心的影响，尤其值得被关注。

以下笔者大致列举王国维及其家人最后十年间（1916—1927年）的疾病状况，资料来源为《王国维全集·书信》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日期则为书信中日期：

1916年（丙辰）——

7月4日，季英太夫人病危；

7月30日，维（王国维）患伤风，“人不甚适”；

9月30日，维患伤风，“自初一起伤风咳嗽，三日未出”；

10月28日，维患疥疮，“虽癣疥之疾无妨，然甚讨厌，以普通药肆中所谓一扫光者敷之，亦不能除根，殊可厌也”；

11月6日，维牙肿不能饭，“疥疮已找西医，云十日内可除根”；

12月15日，内人患病，亦发热，似虐，“体颇羸劣，饮食亦不佳”；

1917年（丁巳）——

1月13日，维患伤风，前晚发热一次；

2月16日，维“伤风已愈，而尚有痰”；

3月10日，维近十日内肠胃不佳，“近日饭减三分之一”；

8月23日，维牙痛；

10月4日，内人产子，母子均健，但受风；

12月25日，两小儿与一使女发热，内人则牙痛；

12月28日，舍间五人生病，腹泻等；

12月31日，家中病人尚未退热；

1918年（戊午）——

1月1日，小儿退热，内人胃疾已愈；

1月7日，内人牙痛未断根，已持续个把月；

1月11日，内人头部充血；

2月8日，内人自中旬末发寒热二次；

5月27日，维患伤风，胸膈疼痛；

6月5日，维病未愈，仍有咳嗽及骨痛；

6月21日，维的第五个小儿患感冒；

1919年（己未）——

3月10日，维处一外甥一次儿一女均患流行性感冒，后日“增小女儿二人，女仆一人”，维“咳嗽恶寒似有欲作之势，然已不作”；

8月17日，维戚潘君月初病十余日不退寒热，第四儿亦发热数十天，“不能饮食”，与温病相似；

9月10日，四小儿伤寒又复甚重，维“心绪甚劣”；

9月16日，四小儿伤寒复发，“又热一星期余”，至十八九方退；

9月30日，维患足疾，“与戊戌年相似”；

1920年（庚申）——

8月7日，王潜明之妻“热日减，未能净尽”，脚下生一疮，溃决出脓；

8月，维去岁所患之脚气病，“转地至津，一月而愈”；

1921年（辛酉）——

2月6日，维眼疾，“病目已十余日，尚未全愈”；

1923年（癸亥）——

5月23日，维患伤风，有发热；

6月7日，维患感冒；

7月17日，维上体小有不适，系肝家不和；

8月上旬，维患阿弥巴赤痢，由西医注射两次而愈；

1924年（甲子）——

1月27日，小孙女殇去；

3月11日，维患感冒七八日；

7月31日，维患感冒数日；

1925年（乙丑）——

1月31日，维连日感冒，近已愈，但不敢出门；

3月7日，小孙女忽有惊风征兆，有热度，饮乳呕吐；

3月22日，小孙女热度高至三十九度以上；

1926年（丙寅）——

10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卒于上海；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没有将王国维好友之健康状况列出，尤其是至交罗振玉、沈曾植等人，尽管从书信往来中可知他们身体状况并不如意，尽管有些友人之死对其震动很大，如罗振玉之子的去世等，但是对王国维个人身心影响最大当然还是自身及其亲人的病。自然，这些数据只是我们了解他和家人身体状况的一个途径，因为书信不能涵盖全部生活信息，加上部分书信遗失更会造成统计的不完全。但仅就这部分书信记录来看，也能窥见王国维一生的健康状况，以及这对他的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

早在1920年王国维足疾复发时，他就频频感叹人生之愁苦无奈：

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26〕

人至中年，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伴随而来的是心理上的压抑与惶恐，总觉得一切都渐渐远离自己，开始有杞人忧天之念，而这其实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王国维的至交罗振玉（1866—1940）、乙老沈曾植（1850—1922）等都比王国维年长得多，他的人际圈也都是以长辈为多，师友一个个生老病死，生性忧郁的王国维有如此感慨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死生聚散”实属无奈。

王国维治病通常采用西医方法，大概与他留学日本被西化不无关系。1916年7月间，刘季英太夫人患病且病情严重（季英是刘鹗四子，与罗振玉王国维故交），但她坚决不肯采用西医而执意中医，王国维如此记录道：

惟病者不信西医，必服中医之药，而中药乃用珠粉，羚羊等味，久服恐非宜也。（1916年7月11日）

季缨堂上之病仍如故，恐亦中药石之害，否则无此理也。（1916年7月17日）

季英太夫人病势依旧无进退。病者不信西医，坚不肯服西药，前已延过乙老家常用之西医林洞省，乃既到而不肯使之诊视，此种坚僻，季英亦无可如何。又中药每剂须四五元，用珠粉、洋参、羚羊角，故病费每日需十元左右。（1916年7月18日）

季英太夫人之病前晚往候，已稍轻减，看来势虽凶险尚无妨（前病者因苦痛思自尽，幸被觉防之），好在现在不杂投医药，唯服木村之药，即有不测，现已略有布置，请放心为荷。（1916年8月7日）〔27〕

这些叙述都反映出王国维对西医的信任。而在民国初年，西医属于刚引进之技术，并没有在社会上被普遍接受。但王国维与家人患病一般都请西医治疗，这点倒是可以看出王国维是个十分“西化”的学者，思维亦不僵化刻板。

王国维生性敏感，所以家人患病，也给他平添很多烦恼。1917年末王夫人因产子后身体过劳而患下牙痛病，就令王国维很长时间心神不宁：

内人产后一月，患牙痛，服熟地、石膏过多（维初知服一、二剂，后乃知服石膏至百数十剂）。后则牙痛牵连头部，面部颇似神经痛。林洞省以为血浊，服其药，亦无甚效。近又屡发，服洋参，颇有效，发时身冷，且有时头与唇部麻木，觉头大唇厚，恐是神经痛，愈时则起居如常。（1917年12月21日）

内人之头牙痛，据医生林洞省云系有数虫齿为祟，一切神经及温度变化悉由此起，须俟不痛后拔去病齿可以无事。其言有理，尚非神经痛，此殊可喜也。（1917年12月25日）〔28〕

此次王夫人之头牙痛持续将近三个月，因涉及神经，罗振玉回函建议务须谨慎，尽可能不要拔牙。此后罗氏详问过日本的木村医生，木村意为三叉神经痛。此时的王国维本就身心俱惫，不料其夫人之牙痛病竟又牵连出他的胃病：

前因家人多病不发，近又小发，每晚恶寒，确系由牙痛兼触胃病而然。前此虽有似神经之处，如头部上唇有时麻木，然其痛本右鄂上齿引起，渐牵动耳际上及头部，而发时肩颈二部大血管均不适，可证是充血而非神经矣。（1918年1月11日）

嫂夫人复诊，非肺炎，家人欢慰，但果系神经衰弱与偻麻窒斯二病，则毫无关系于性命，真善于浴温泉处暖地，否则须久延时局。……神经衰弱病以静养为宜，弟意此病殆得于诸郎之病时，卒然得之，似不难速愈（痛风春和自愈），请放心为荷。（1918年1月26日）

内人之疾承府上垂念，甚感。现服佐佐木药已十日，小寒已不复作，身体疼痛亦愈，胃亦渐佳，不久当可全愈，尚拟往复一次。此病殆为痛风为主，而身体因之衰弱，主病既去，恢复自易矣。（1918年1月28日）〔29〕

此间两位一流大学者的书信往来，竟然大多围绕着王夫人之病！只因平日家里很多琐细家务都由王夫人掌管，而王夫人刚产一子又需要哺乳照顾，哺乳之事“医生本谓不宜，而乳汁亦自缺乏之至”，所以只得让冯友之妻替代，再加上此段时间几个孩子均患病发热，家中琐细事务都得由王国维一人照应，治学之事只得搁置一边，也难怪他会感叹“无一事可作，至为闷损”“百事俱废”！

徘徊于学术与世俗之间

先看一个细节：王国维赴颐和园自沉的那天，向同事借了五元纸币以备坐车之用，可见平日里他要么没有带钱的习惯，要么那时的王国维经济拮据。关于学术与世俗的关系问题，其实早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已经意识到文学功利性的一面，并认为“餔餟的文学，绝非文学也”。然而，事实上特别是在中年以后，他在看到社会发展大趋势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在日本治学四年回国后，王国维曾致函罗振玉抒发生存之感慨：

吾辈此数年中作理想上之生活，一入社会便到处扞格，然如某君亦社会中所仅见者，其学校亦奇甚，且所延教习月脩三十五元以下，又须住堂食素，人苟在下中以上，谁肯应之！其程度亦可知矣。〔30〕

此时王国维已是四十不惑之年，正在打理迁屋之事，更要为儿子做读书等打算：“小儿等读书拟令入青年会，学费每年六十余元，午膳三元，若住堂则年需一百六七十元。”〔31〕可以说王氏尽管很想潜心治学，却实在无法摆脱家务繁琐之事。然而，王国维终究一介书生，成不了像罗振玉那样精明的儒商。1916年从日本回国的王国维看着周围朋友一个个都下了海，便也有了投资的念头。他在8月10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道：

维之商务股单已售出，并今年利，约近成数。本拟暂存银行，而出入均须改算银数，吃亏殊甚，因思购书画数件，以作将来预备，而苦于眼力，未敢出手。……此款公如有用处，则可行暂用，如将来尊驾抵沪则为代购书画，此校自购为稳当也。〔32〕

信中所及之“商务股单”在1917年末也曾被提及（1917年12月25日，王国维致函罗氏言及乙老开年要嫁一侄女，欲将商务股单出售，“得此款，足以过去矣”），可见王氏曾将买股票作为一种投资。且宁愿经商也不愿“暂存银行”，说明王氏也不无经济头脑，只是欠缺经商之“眼力”。而王国维拟以此款做书画交易，应当是长期帮忙罗氏投资之后而有的打算。之后，罗振玉回函为王氏分析投资之道，信中是这样说的：

公商务股票已售出，甚善，欲以此资购书画，为异日之地，亦至善。……弟意购书画，须购有价值之品（比弟数十年来之经验），其廉者终不可期，其精善若培老之唐卷，亦十年间不可遇一二者耳。……佳品往往不忍售，此亦吾人一痴性，愿公暂捐此意，展转营运二三次后，即可以所赢之款充营运之用，其本金可收回，以后再有佳品，可以酌留以自娱矣。……缘以购画为后备，不能急切，俟用时方谋售也。〔33〕

在此信中罗氏将经营之道告知王氏，可以说是王氏从商经营之指导者。也正是这段时间，王国维自言“近成绩不佳”，想必是心思被日常世俗之事物扰乱之故。期间（1916年9月16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信中作有一诗耐人寻味，诗如下：

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颠倒作寒温。

人喧小港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

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

眼前凡楚存亡意，待与蒙庄子细论。〔34〕

此诗传至罗振玉手中，罗氏回信言：“‘蟪蛄腐草’句，读之且哭且叹。”尽管王国维在回信中谈到此诗有感政界之意，但是无论如何也排斥不去他胸中的无奈和感伤！这无奈中大概正有世俗与理想二者矛盾之感慨！

王国维的日常生活大多依靠罗振玉的资助，甚至除购置书画等事务外，一些赚钱的文字工作都得之于罗振玉的帮助。10月1日，关于其生活费用的问题，罗振玉即致函王国维：

公之生活费，请不必虑及，弟昨函询公在沪用费者，即为此也。以后用度，以今年为比例，则千八百元足也，此款在书画盈余内，足可得之。……公在沪，以长年之日力，研究所愿修之学术，弟之所甚望也。〔35〕

罗振玉远在日本，且年岁已大，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愈来愈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日，在信中感叹：“弟三十年以前，日日在病中，然未尝一日辍业，今小病即废读，吾哀叹也。”〔36〕因此，罗振玉将很大的希望都寄托在王国维身上，十分赏识和器重王国维。罗振玉曾经坦言：“有书言沪上无可共语，精神亦不能服，此言诚然。弟一年以来，亦同此苦。所谓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者，此亦安可长久如是哉！故深盼公能来此，为白头之邻，二千之岁费，甚易致也。”〔37〕罗氏为王氏生计悉心谋虑，王国维自然十分感激。10月3日王国维在回函中如此写道：

前后二函，承询沪上用费，并代筹明年之计，此非言语所能谢。今年用费，虽不必定及所入之数，然以有此馆之故，故恐亦适如其数。盖食住零用等项目虽不过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费与衣服器用亦颇不赀，故上半年仅余百元，至付下半年学费而尽。又以外甥赴美留学，助费六十元，故下半年如有所余，亦只得明春学费。全年购书亦无多，只四五十元而已。明年若无馆，自可稍省，学费如不增加，大约千五百元已足。〔38〕

罗继祖在此信最后按：“公（即罗振玉）为王先生筹全家生计，为人谋可谓忠矣，王先生感谢不遑。后得解决，故公谋未用。”此时罗振玉依旧在日本治学，多次致函并邀请王国维来日本做“寓公”。王国维当然愿意，但是如果要举家漂洋过海迁至日本恐怕有难度，因此，他在10月14日回信中与罗振玉商量将来之长计：

公函中言再往东作寓公之说，维所极愿。若全眷浮海，恐不能行。现维拟二种办法，一归海宁，一仍住上海。若归海宁，则以大儿入青年会寄宿舍，年费二百余元，次儿或送嘉兴，则所费不多。若全家用度则月五六十元，岁费约千元左右，比之寓沪可省三分之一。维则每年往东一次，与公同行，暂则住一月，久则数月亦可，每年研究均以家所有书为根本，而至东则参考诸书以成之，此最为妥办法。若寓沪则所需较多，一年或需两度赴东，而所驻之期均不能过久，好在今年决不能作归计，尚可从容定计也。〔39〕

是回海宁老家还是仍住上海，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原本不该是问题，但是经济上的窘迫使得王国维不能不慎重。若是不必整日为支持家庭担忧，无需因油盐酱醋而心乱，王国维应能在学术上更有成就。学者与普通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现代性比较发达的国家，日常交往关系日益被经济关系、金钱关系所渗透；在前现代国家，日常交往关系主要被等级关系、权利关系所支配。”〔40〕可以说在王国维的时代，经济关系或是金钱关系已逐渐渗透进人际交往之中。王国维的生活圈子并不狭窄，应该说交往圈中大致为上层文人和社会名流。王氏早年被介绍进入《时务报》馆，后在“哈园”任教多年，之后接受北京大学邀请担任“通讯导师”，最后又被清华研究院聘任为导师，如此受人瞩目的地位该是令人羡慕的。与王氏所交往的都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在当时极为有名的人物，经济上与之往来的如蒋榖孙、罗振玉、哈同夫妇等人也都是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物。然而如此“显赫”的交际圈中，唯独王国维既没有参与政界的权利欲求，经济状况也只能算是温饱小康而已，两面皆不适的境遇令王国维陷入了困境。

且看王国维1918年2月8日致罗振玉信中的一声感慨：“此二月仅校得《方言》一书，他无可数。”王氏心绪低迷以至对此间治学成绩自觉不满，再者“今年杂志停办，转觉空无所事”，而家人患病、物价昂贵等内容逐渐占据其书信的大部分篇幅。在2月5日致函罗振玉信中他就曾这样发牢骚道：

近来物价日贵，人口益增，去岁所入仅能勉敷所出，而冬间因内人等患病，将前年预备之不动费，尽行用罄，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债。〔41〕

物价之贵是在书信往来中王国维时常提及的，在3月14日致函罗振玉信中他又说：“此间米价已每日八元有半，若更遇战局，又入粮食同盟，则不知贵至何底。”〔42〕到1920年6月，米价更是愈涨愈烈，“南方米贵至每石十元，想北方早在十元以外”。〔43〕这几年，王国维频频致函罗振玉“诉苦”：“今年在此，亦不甚外出，用钱至慎。”同上。这“用钱”二字竟出自对中国文化有大贡献的王国维之口，不禁让人痛惜！好在深切惦记王国维的罗振玉，在接到手书之后立马回函慰问他：

公在沪所入不敷，甚以为念。此间帐上尚存一千五百余元东币，寄沪用甚不合算，然较生利为便宜，前席款中除付陈清泉八百五十元外，尚存三千一百五十元，公如需用，祈在此内动用为荷，弟赴沪再携补苴。此刻该款无用也（乃拟携北振用）。〔44〕

1920年1月23日，44岁的王国维给长子潜明去了一封家信，信中道及家庭经济情况：

家中用度本可稍省，而汝三弟赴镇治装等共六十余元，又高明衣服亦须略须预备，故此数月用度仍多。幸浙江通志局送八十元，故得还汝岳五十元，已交季英矣。年底略可敷衍，然须透用正月中薪数十元耳。〔45〕

此时王家已是将近十口人之大户，所有开支还是只靠王国维一人支持。1920年，王国维已经在“哈园”担任编辑许久，月薪为150元，之后转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收入当会增加，但是家中“数月用度仍多”，不仅积蓄全无，甚至过年也只能提前预支“敷衍”过去。

好在不久之后，王国维要奉溥仪之“旨”上京，这对于“忠清”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一个好消息，试想清朝遗老能够奉“旨”入朝且充任“南书房行走”，荣耀之感无可言语。并且令王氏欣喜的是，溥仪还能按月分发王国维“五品俸”，如此王国维的俸禄已经不低于后来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月薪四百元”了。〔46〕只是入朝充任文职之后，王国维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宫内”，而治学方面则相对欠缺。1923年7月29日在信中他也略带抱怨地自言：“现定每六日入内一次，他无所事，故往往有三日不出者，然却不见有甚成绩也。”〔47〕在此之前，他也曾在致唐兰的信中流露一丝不快：“弟北上在下月上旬，现在书籍行装尚未整理，应酬尤为频繁，不敢有劳玉趾，因恐无畅谈学问之暇也。”〔48〕尽管学术事务暂时耽搁，但实际上王国维还是乐此不疲，那是出于他对于清朝的一份忠诚。中国之文人大多以“为君师”而自得，王国维也逃不脱这般命运，因此他不仅郑重其事地为上京“接旨”“入值”忙碌，甚至因为进京“衣冠必须备冬日，（入）值须貂服”而张罗奔波。

话说回来，王国维在溥仪身边做事时，其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彻底好转，且看1923年8月上旬他致函蒋汝藻一信：

兹有恳者，顷接沪上家信，知哈园五月份薪水至此月十三四尚未送至敝寓（本以此月上旬送），拟请托欣木先生代为一询，此款固是交情上事，未便催询。但弟行时已计入预算中，现京寓亦无款可以寄家，故拟托欣木一探，如送薪至六月之说并未改变，则请其早送最好。〔49〕

王国维的措辞十分委婉诚恳，哈园与他的交情也算是多年了，但涉及生计问题也不得不如此催询。王氏将此款计入在沪家庭之日常生活开支，且“京庽亦无款可以寄家”，多少也暗示了此时王国维生活之窘困与艰难。其实，直至王国维任清华研究院期间，即便是每月400元的高薪，也还是要为全家衣食住行操劳。彼时其长子潜明已与罗振玉小女成家，次子高明也已成家立业，但王国维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尤其希望孩子都入海关、邮政、铁路这些“铁饭碗”的部门。这也说明了王国维多年以来被经济困扰，考虑问题的眼光已经不得不“世俗”起来了。

何处是归宿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竟然病逝，这等于逼迫一直悲观的王国维又向死亡走近了一大步！潜明之病缘于“痛泻甚剧”，现在看来应当是急性肠炎。在潜明病逝之后一些时日，王国维痛楚万分，抱怨都是自己之过：“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此段时间王国维一直在料理长子的后事，在致际彪信中提及“去岁（1926年）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可见他经济状况不好，甚至到了借款之地步。更令王国维想不到的是，其长子之死导致他与罗振玉关系破裂，也直接将他引至了投水自尽的结局。

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对贾宝玉下过这样真切的判词：“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50〕鲁迅说宝玉能“看见”，则鲁迅自己也是能“看见”的：不但看见了宝玉的“看见”，而且看见了宝玉“看见”的那许多死亡。且看鲁迅是如何描述他所看见的宝玉“看见”的死亡的：“（贾府）虽煊赫，而……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51〕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看见”宝玉看见的“死亡”，同时也“看见”那尘世间的“死亡”者并不多，鲁迅的同乡王国维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王国维的“境界”说，知道他的《宋元戏曲史》，知道他的投水结局，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国维一生中究竟“看见”了多少亲人的死亡。请看下面的名单：

1880年：王国维年仅4岁，生母凌氏病逝。

1887年：王国维11岁，祖父去世。

1898年：王国维22岁，其长女出生三个月即殇，甚至还未来得及取名。

1906年：王国维父亲乃誉病逝，年刚满60岁，而王国维年仅33岁。

1907年：王国维原配夫人去世，年仅34岁。

1908年：王国维继母叶孺人去世。

1910年：王国维与继室潘氏所生长女明珠殇，年仅半岁。

1921年：5月王国维四女儿通明殇，年仅半岁。

10月罗振玉三子君楚亡，年仅26岁（才华横溢，与王氏感情极笃）。

1923年：4月王国维岳母潘太夫人病逝。

5月王国维侄子阿福病殇。

5月王国维女儿端明殇，年仅9个月。

1924年：王国维长孙女令嘉殇，年仅2岁半。

1925年：王国维另一孙女令臧殇，年仅3岁。

1926年：王国维长子潜明病逝，年仅28岁。

这真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单。王国维仅仅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五十年，却经历了十五个亲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他五个孩子的夭亡！尽管从其现存的文字中很少看到他对这些早夭子女的悲悯与哀叹，但王国维既然坦言自己是生性敏感且总是充满忧郁之人，则这些子女之殇对其刺激之深之大也便可想而知。根据这个名单，我们可以把王国维对亲人死亡的“看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除其幼年丧母外，从1887年到1910年的十几年间，王国维先后经历了祖父、父亲、妻子、女儿等数位家庭中最重要成员的死亡，这对于尚处青年时代的王国维打击自然极大，直接加深了其本来就十分明显的悲观忧郁气质；一个是从1921年到1926年，短短6年间，王国维竟一连经历了八位亲人的死亡，其所体验的“死亡意识”密度之大和刺激之强烈，恐怕在20世纪中国文人中也极为罕见，这大概亦是刺激他最终走向死亡的因素之一吧。

人们对死亡的体验，是死亡意识得以产生的感性基础。常人很少会有死亡体验，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不过，借助他人的死亡或者借助自己的濒死体验，人类却可以对死亡产生一种经验，活着的人在面对亲友和他人死亡时通过对自己死亡的假设性想象会产生类似的感受。根据上面的统计，王国维的死亡体验已经不是多与少的问题，可以说，死亡体验如同弥天大雾，一直笼罩着王国维的整个人生之旅，使其无法摆脱。没有人愿意经历和体验这样的情感过程，但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旦发生就无法逃避的现实。

值得关注的还有王国维那篇《红楼梦评论》。此文一开头就为人生多忧患劳苦而感叹万分：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

正如存在主义大师加缪所言，在经历过太多的死亡后，剩下的就只有命运，它的唯一出路就是必然带来的不幸。除了死亡这唯一的命定之物外，一切所谓的快乐或者幸福，都不是自由。世界仍然存在，人也还是自己生命唯一的主人，不过联系他与未来的，只是他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

加缪指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加缪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自杀案例。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人们告诉加缪，因为那人失去女儿已经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化很大，正是这事“毁了他”。加缪说：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其实是没有多少责任的。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里寻找它。这不过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这样的一个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沉寂的心灵中酝酿着的，而当事人也不知道。直到最后有一天，他开枪了，他投水了，于是一切暂时归于静寂，但世界照样运行。这个世界过于匆忙，以至于人们很少会关注身边的死亡——某某死了么？死了。那就死了罢。

加缪告诉我们，那些自杀者、那些急于摆脱困境的人，其实都可以看作伟大的思想者，因为甚至连他们当中那些最卑微的人，也曾经到达了人类思想的最边缘之处或者说思想摇摆的最后一个拐弯处——那些极为荒凉干涸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出路，于是决定放弃他们最为宝贵的生命。加缪自然不知道王国维，王国维也不会知道在他之后会有一个加缪。然而，加缪所说的每一句，似乎都是特意说给王国维听的，王氏如果仍在，当引加缪为唯一知音吧。也许是心有灵犀，也许是惺惺相惜，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自杀者和自杀行为的分析和评价，似乎就是写给几十年后的加缪的：

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而柳湘莲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于金钏。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如鸳鸯之死，彼故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则惜春、紫鹃之事，固亦其所优为者也。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王国维认为解脱之道不存于自杀，为何他还是自杀了？一般的解释是因为王国维自己也没有能够从世俗的痛苦中“走出来”。其实，在上述一段的后面，王国维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即判断一个人解脱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有无生活之欲，如果已经没有生活之欲，即便因不得已之境遇而自杀，也符合解脱之道；反之，有生活之欲望而出世，其实还是没有获得解脱。于是，王国维的自杀就是可以被解释的了，他在精神上已经从生活之欲中走出，因此一旦遭遇不得已的境遇，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考虑所有可能的解脱之道，当除自杀外没有其他选择时，自杀自然就成了他获得解脱的唯一手段。

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以及当时文人一般心态时特别注意到一些特别的例子，例如那些对当时席卷一切之激进主义潮流感到忧心忡忡者，其中一个就是王国维：“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阅历使他认为，有很多人对民族强盛和政治救亡学说只是一知半解，他对这些论调不以为然。他觉察到，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于特殊情况下的生活苦难，当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之后，他发现他的这种彻悟得到了来自西方的确证。很明显，尼采和实证主义使他最终坚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终究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能使人从生活的痛苦中解脱。此后，他终于以从事哲学化的文学批评（如他对《红楼梦》的解释）来聊慰心怀。他把希望寄托在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中，致力把清朝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融为一体。”〔52〕

确实，王国维对社会的变化是敏感的，不能说他是不问世事之人，因为在与罗振玉的书信往来中他们不止一次讨论过时局问题，但大都以深切的忧虑作结，似乎看不出时局之发展会有什么好的出路：

俄、德过激党事，英、法俱有戒心，恐日本亦未必不然，然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乙老谓威尔逊恐有与德过激党有密约，故不能致讨，理或有之。然对此种人食言而肥有何不可？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长此以往，则全世界将受其祸。前日致凤老一书言之，次日又作一函致同乡之某说以利害事，恐未必有效，如此则大祸不远矣。魏人（即倭人，原书注）之中恐怀此主义者甚多，中国报纸亦复阴赞其说，我生不辰，如何如何！（1917年末，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

观法总理之被刺，则前致敬仲书之所虑将不幸而中，彼昏不知，即令知之防之，亦正无益，世无神禹，岂能抑洪水之祸耶！智虑短浅，人才乏绝，恐各国皆然，《诗》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沦胥”之语，似为我辈设。

……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919年3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

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中，可以找到极好的例证。可是，他们除了发些“清议”，还能做些什么？往往文人一旦介入政治，马上就糊涂得不可收拾，“老实得象一块木头”（鲁迅语）的王国维如此，一向被视为精明练达的罗振玉也是如此。

在《人间词话》第25则中，王国维特意分辨了诗人的两种表达，即“忧生”与“忧世”：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忧生”所举两例，一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一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忧世”之例则一为陶渊明之《饮酒》第20首，一为冯延巳之《鹊踏枝》。概言之，“忧生”者，叹生之艰难，人生乐少苦多，立足于个人的境遇之苦；“忧世”者，则感慨世事艰险、天下无道，立足于为众多百姓命运一叹。虽然后者似乎境界更高，但其实前者才更深刻，而即便是要忧世，也要以忧生为基础。为国家与社会忧是忧世，为人生问题忧是忧生，而文人常常是忧生又兼忧世。这也是王国维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1920年王国维在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对世界政局之变化甚为忧惧：“前日奉手教，并竹添先生《毛诗会笺》首册，敬悉一切，又审先生近抱鼓盆之戚，殊深惋叹。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其实，这样的人生之叹在其《红楼梦评论》中就已不止一次了：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

我们之所以大段引用王氏之文，是因为这一段对理解王氏最后的投水自杀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认为是王国维为自己将来的自杀结局所进行的辩护之辞。如果说写《红楼梦评论》时的王国维，仅仅有对于自杀的同情和感慨的话，则当时间走到1927年时，王国维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可以结束了。

对于王国维之自杀，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我们这里只根据其晚年书信和一些活动，简要给予分析。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之长子潜明在上海病卒，年仅28岁。王国维闻其病危时曾即乘车抵沪，然已不治。“先生久历世变，境况寥落，至是又有丧子之痛，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自此情绪郁闷。”〔53〕毫无疑问，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是导致王氏走向自杀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就是与罗振玉的失和。我们先看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失和的几封信。

1926年10月24日，长子潜明病逝后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壻，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10月31日，再致罗振玉信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太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嫒。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对于王国维的态度，罗振玉显然无法接受，在1926年11月3日的回信中，罗振玉不仅驳斥了他的请求，而且还用自己当年发现提携王氏一事表白自己的功劳，显然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至此两人失和已是无法挽回。不过最终罗振玉还是收下此款，也算是没有完全堵死两人的交往之路。罗振玉收下此款后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其实，王国维内心对于儿子的死，一直是有看法的。在1926年12月1日写给马衡的信中，王国维有这样明确的表述：“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能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54〕

1927年1月15日，王国维在写给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再次流露出因丧子导致的心情不佳尚未好转：“弟秋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55〕

此外，1927年初至王国维逝世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动荡。北京高校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所差异：“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56〕就在梁启超想到要出京躲避的一两天后，王国维果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得知此事的梁启超对此评价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57〕

让我们看看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两天的行踪和活动：

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

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向他人借款五元，乘黄包车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

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写个家人的遗书，也是他写给世人的最后一封信：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毫无疑问，遗书中透出的只有悲凉和绝望，只有对世俗生活的彻底厌倦。加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自杀只不过是承认活着并不“值得”。虽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要活下去，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加缪指出，如果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生活充满了荒谬的时候，活着就已经没有了意义，对虚无的渴望就会占上风。总之，人不能无意义地生活，于是自杀就应该成为一种选择——最后的选择。自然，我不赞成自杀，但对那些走向自杀的知识分子，我一直抱有最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理解之心，并为之深深叹息：就这样走了么，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种近乎严冬的荒寒人生！我们这些苟活者，如果还愿意活下去，又该如何继续苟活的路程？

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和吴宓，在其投水自尽后，即要面对这样的拷问：如果还要活下去，意义何在？又该如何活着？在王国维自尽次日的日记中，吴宓在悲痛之余，曾立下这样的誓言：

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典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以吴宓之性格和思想特征，可以肯定，假如日后面对与王国维同样的状况时，他是能够实现自己的诺言的（吴宓日记中即有多次有关想要自杀的记载）。不过数日之后，在吴宓6月10日的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

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而所志又如彼，且思热诚奋身以赴之，不肯稍自宽假，不肯丝毫退缩。其前途之黑暗，志与境之不相并容，较王静安先生实远过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虽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宓当竭力奋斗，以行宓志，鞠躬尽瘁，百折不挠。至筋疲力尽，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丧，弗克振作之时，则从容就死。或老或少，或远或近，迥不计也。宓道力虽浅，然于生死一关业已勘破。不特不视死而畏怯，且不以趋死而虚骄。死之于我，淡焉漠焉。死既非苦，亦非乐。特吾之体力心力志力耗尽之时，则自然归于绝灭而已。

很难说吴宓是否已经看破生死，但陈寅恪给他指出了另外的出路。就是在6月10日，陈寅恪告诉吴宓，如今他们（若不自杀）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为理想而奋斗，而不自以为苦”；一是“抛弃所有理想事业，自寻快乐”。若不肯为后者，则只有勉强选择前者。至于内心与现实的矛盾该如何调节，陈寅恪建议效法曾国藩，“以黄老治心，以申韩治兵”。说说自然容易，真正实行很难。面对当时的局势他们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必要时即辞去教职另谋生活，并相约决不加入任何政党。此后的事情已经不用多说，我们只想追问，他们之后在经历连自杀也已没有意义（任何自杀都会被加以“与人民对抗”的罪名）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当年王国维的自尽？是否会羡慕他至少走得了无牵挂？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说说另一位投水自杀的文人梁巨川（梁济）先生，他的投水自尽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梁巨川是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父亲，他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混乱，在1918年11月，自己生日前三天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当时，其家人正准备为梁巨川做寿而打扫房间，梁巨川遂以此为借口说去亲戚处借住几天，生日那天会自己回来——其实他已经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不留下遗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就是他告别尘世的时候。临行之前，梁巨川先生与梁漱溟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应当让我们永远铭记：

父亲：这世界还会好吗？

儿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然后梁巨川出门而去，不知那一刻，他对他所面对的世界，是留恋还是绝望？记住他投水自尽的那一天吧：1918年11月10日。

对于其自杀原因，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绝笔《敬告世人书》中写下了这样沉痛的文字：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灭亡总有人为之殉生，唯独清亡却无一人以殉。这是道德水准下降的表现，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责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愿意替他们做这件事。关于清朝倾覆之际，清朝官员无人殉清一事，当时以及事后确实引起了很多文人的注意。如郑孝胥就在其日记中特意将一位官员的殉清消息写入日记，后他又注明这是讹传，言语中似乎颇为惋惜。又郑孝胥曾听到一位朋友向他诉说，说当初想死没有死成，如今再想死已经晚了，意思是已经没有意义。郑孝胥回答：既然如此，你就不妨把自己当已死之人看，当做一个游魂不也很快乐么？〔58〕

我们再看梁济之死，从表面看他是殉清而死，实际上他是殉中国传统文化之衰亡而死，不忍心看到那样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境况发生。自然作为中国人，他也希望民国昌盛。梁巨川请自己的好友千万将这封《敬告世人书》发表在报纸上，以便警醒世人，并再三说明，他并不是简单地殉清，而是不忍看到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的衰亡。难以置信的是他在写遗书时，极为细致地安排好了所有身后的细节，例如交待他的遗体用门板抬回家即可，不要有官派作风；甚至非常周到地提醒说，大柳根一带道路泥泞，请来吊唁的朋友下车步行前往并为此表示歉意。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赴死之际，还会如此地从容和镇定。这和王国维赴死前的言行又是多么地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巨川和王国维，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良心和勇气。冯友兰先生曾经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下这样沉痛的文字，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梁济先生的行为：“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出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主动求死毕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从容而优雅地赴死。当年那决定投水后的梁济和王国维，在纵身一跃跳入水中的刹那，又会想到些什么？这一切都已不可回答。

关于濒临死亡时人的特殊体验，学术界有许多研究，以下是一个经抢救后生还者有关当时状况的记录：“我感到思维特别清晰，过去的某些生活场景镜头画面似的一一从头脑中迅速闪过。有小时候受奖的镜头，也有结婚时兴奋的镜头，就像生活的‘全景回忆’。”“那时我不害怕，也不痛苦，也不思念亲人，就像情感丧失了一般。”国内外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内容有所差异，但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广泛的超常内容。研究报告指出，通常这个时候，当事人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当亲历者用时间短语来描述它时，都是一幕接着一幕，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移动的，甚至伴随着画面，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也会借此得以重现。难道这就是造物主对走向死亡者的一个奖励？让他们在离开人世的瞬间再最后一次回顾自己的红尘经历，然后毫无遗憾地走向彼岸？

如此看来，无论梁济还是王国维，他们在走向死亡时也许都能露出那“胜利的微笑”了吧。

注释

〔1〕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

〔2〕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页。

〔3〕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4〕转引自虞坤林编：《王国维在一九一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

〔5〕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文集·下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

〔6〕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7〕刘小枫：《舍勒论负罪之在与信仰之在》，《罪与欠》，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8〕同上，第30页。

〔9〕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10〕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11〕王国维：《致徐乃昌》，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5页。

〔12〕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13〕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14〕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15〕王国维：《致缪荃孙》，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

〔16〕王国维：《致汪诒年》，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17〕王国维：《致许同蔺》，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

〔18〕王国维：《致汪康年汪诒年》，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

〔19〕王国维：《致许同蔺》，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页。

〔20〕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21〕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3页。

〔22〕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页。

〔23〕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6页。

〔24〕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25〕［英］本·海默尔著，周宪、许钧主编：《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8页。

〔26〕王国维：《致狩野直喜》，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11页。

〔27〕以上皆引自《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28〕以上皆引自《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29〕以上皆引自《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30〕王国维：《致罗振玉》，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52页。

〔31〕同上，第53页。

〔32〕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33〕……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34〕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35〕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36〕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37〕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38〕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

〔39〕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40〕王晓东：《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41〕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41页。

〔42〕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

〔43〕王国维：《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9页。

〔44〕罗振玉：《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45〕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46〕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7页，脚注。

〔47〕王国维：《致蒋汝藻》，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0页。

〔48〕王国维：《致唐兰》，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0页。

〔49〕王国维：《致蒋汝藻》，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62页。

〔50〕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

〔51〕同上，第231页。

〔5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4—445页。

〔53〕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83页。

〔54〕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448页。

〔55〕同上，第450页。

〔56〕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丛论》，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5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5—1146页。

〔58〕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1、1452页。

第七章　“双城记”（上）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徘徊于都市与山水之间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子夜》）

读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文载《我们的六月》）以后，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

以下自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啊！”（见《忆》的跋）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您如聪明的，必觉得我的话虽娓娓可听，却还有未尽然者；我其时家于杭州呢。在上海做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当街灯乍黄时，身在六路圆路的电车上，安得不动“归欤”之思？于是一个手提包，一把破伞，又匆促地搬到三等车厢里去。火车奔腾于夜的原野，喘吁吁地驮着我回家。

（俞平伯《城站》）

这是原籍浙江的几个作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和杭州的描写：一条充满喧嚣和躁动的黄浦江，一个美丽却慵懒的西子湖。显然，一提到上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浦江，是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而提到杭州，则他们眼前浮现的是西子湖，是令人们流连忘返的湖光山色。

原因似乎很简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相对于另一个文化中心兼政治中心北京，上海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可能更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看来，上海是天堂——如果你已成名；上海也是地狱——如果你无法出人头地。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来自一位浙籍作家穆时英：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而杭州，虽号称“人间天堂”，在这些文人眼里却只是一个休闲隐居的胜地，一个被视为上海后花园的城市。中国士大夫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在民国时代的文人身上，前者就是去上海；而回杭州，则往往是为了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民国时期浙籍文人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往返史，就是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心灵史。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文人，这些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才子、浪子和游子，每每把在上海拼搏后的疲惫和绝望、失意和消沉，轻轻放在西子湖畔，然后带着从青山绿水中汲取的灵感和力量，重新回到那喧嚣而富有活力的黄浦江边。而生命，就在这短暂却无尽的旅途中渐渐消逝。且听徐志摩的《沪杭车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也许，对于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浙籍文人，时间的流逝更易激起他们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吧。而且，对于那些在事业上失意的文人，倘若想从爱情中得到安慰，则杭州就是最好的可以找到爱情并使爱情成熟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是出身书香门第的黄仲玉，是蔡元培自己的选择。

1918年5月，集诗僧与情僧于一身的苏曼殊去世，年仅35岁。这位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的诗人，曾经为西湖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例如那首《住西湖白云禅院》：“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后来孙中山出资将其葬于西湖的孤山之阴，与其遥遥相对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另一位姓苏的女子——美丽的苏小小的坟墓。诗人若有知，也当感到欣慰吧。

1923年，胡适在杭州邂逅与其二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曹诚英，后者曾在6年前胡适的婚礼上充当伴娘，给胡适以深刻印象。二人在西子湖畔品尝了自由恋爱的甜蜜滋味，被胡适在其日记中形容为“烟霞山月里的神仙生活”。可惜胡适生性胆小，没有与发妻离婚，致使曹诚英一直为其守节，最后感到绝望，才萌生上峨眉山出家的念头。

1928年2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被柳亚子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也是在1928年，一向不怎么喜欢杭州的鲁迅，竟然答应和许广平同去杭州休息数日，算是补度蜜月。这一次杭州游历成为他一生中少有的轻松甜蜜的记忆。

1947年，金庸在杭州邂逅了年仅17岁的杜治芬，两人双双坠入爱河。次年，金庸在南下香港之前，匆匆赶到杭州向杜治芬求婚，杜氏从而成了金庸的第一任太太。

……

大诗人徐志摩，民国时期有一个阶段要经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两个城市给予他感觉上的巨大反差可以从他以下这段日记中看出：

首次在沪杭道上看见黄熟的稻田与错落的村舍在一碧无际的天空下静着，不由的思想上感着一种解放：何妨赤了足，做个乡下人去，我自己想。但这暂时是做不到的，将来也许真有“退隐”的那一天。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

文人到了上海自然要去咖啡馆，但上海对文人的诱惑绝非只有咖啡。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这些现代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所，也是文人经常涉足之处。如“新感觉派”大将施蛰存先生就曾回忆，当年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泡咖啡馆，而当时还有杂志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就是他的丈母家”。对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下的都市摩登男女，穆时英更是十分熟悉，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就是当时上海滩的一位时髦舞女。

而到了杭州，自然是要喝茶。也只有喝茶，才能品出杭州的味道。当然，这里所说的喝茶，最好是在龙井、虎跑或梅家坞那样的地方，泡一杯明前龙井，在湖光山色间消磨半天时光。对此周作人在其名作《喝茶》有极好的描述：“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

自然，杭州最吸引文人的还是西湖美景。1920年初夏，汪静之第一次游览西湖时，便陶醉了。彼时，他和诗友们漫步在苏堤之上，吟哦于桃红柳绿之间。1922年4月4日，他与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一起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上，有“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的题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西湖而是在上海滩，恐怕只能写出波德莱尔《恶之花》那样的诗篇了吧。

生活在杭州，就要和杭州人打交道，对此郁达夫的观察和分析很有意思：“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这些，虽然是中国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来看去，我总觉得以杭州人为尤甚。所以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人还要厉害。但其实呢，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俭的杭州人，反以为勤俭是倒霉的事情，是贫困的暴露，是与面子有关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他们游惰过日，摆大少爷的架子。等空壳大少爷的架子学成，父母年老，财产荡尽的时候，这些大少爷们在白天，还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长衫来穿穿，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跪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倒满不在乎，因为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与面子还是无关，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1〕

鲁迅眼里的杭州与上海

杭州西湖，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美丽妖娆的自然风光，本来就是文人墨客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和师友交往的胜地。作为一个极富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民国时期的杭州西湖实际上承担了多种功能。

首先，作为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西湖的自然风光和当地特有的风俗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茶文化等等，特别有利于文人从事各种创作活动，文学史上很多名作佳篇就是在西子湖畔诞生的。不过，过于秀丽的风光和过于休闲的生活方式，也会使得文人墨客在陶醉之余，容易变得精神懈怠、意志消沉，影响其从事严肃的文化创造活动，更不用说从事更加艰辛的政治变革活动了。当年郁达夫一心想移家杭州，鲁迅善意地予以劝阻，其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化身，西湖所显现出的那种雍容恬淡又美丽妖娆的自然之美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之美，容易使民国时期在杭文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情感上的留恋，即便在其理性上很容易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日趋衰落。对此也可以从他们的创作中找到很多例证。

第三，作为自然景观的西湖，其所蕴含的种种文化意象和历史传说如白蛇传、济公传说和林逋的梅妻鹤子故事等，容易使得那些本就爱好老庄和禅宗思想的文人产生厌世思想，从而萌发归隐避世之意。1923年胡适携其妻妹曹诚英来杭州度假养病，住在西湖之畔的烟霞洞，身处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有佳丽相伴在侧，胡适竟然乐不思蜀，甚至连其推崇的新文学也可以不怎么去关注了。

说到民国文人与上海和杭州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要提提鲁迅，不过鲁迅对上海和杭州似乎都没有多少好印象。

从1927年10月3日到上海，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鲁迅在上海整整居住了十年。那么他为何选择定居上海，上海在他眼中又是怎样一个城市呢？通常人们都知道他对上海没有好印象，从其文章中也容易找到很多例证。2007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了一个“纪念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单独为一位作家定居一座城市而召开学术会议，并把主题设定为探讨鲁迅选择这座城市的原因。从这样的会议主题可以看出，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文人日常生活如居住环境等因素与其学术、创作的关系。〔2〕在此次会议上，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认为，上海在鲁迅心目中并不可爱，“鲁迅只是把上海作为暂时落脚的码头，而一时无处可去，上海倒也显现出吸引力”。他指出，鲁迅眼中的上海，城市色调是白中带红，城市的味道是咸咸的海风味。“这白和红，不是绅士的白手套与血色的红酒，而是弥漫全城的白色恐怖和街头偶现的红色标语；至于咸咸的海风味，则是上海深具海的包容和动荡的人文气息。”复旦大学哈九增教授，则把定居上海视作鲁迅的慎重选择：“定居后，他曾多次表达对当时上海政治环境、经济生活和文化氛围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却始终没有迁离上海的打算。鲁迅并不认为上海可爱，却又选择定居在此，是因为这座城市‘别有生气’，能接触到不少进步的文化人士，还有大量进步的青年作家涌现出来。上海可说是从事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最佳之处。”

笔者以为，鲁迅之所以选择寓居上海，除了因为上海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外，更多还是出于生活上的考虑。作为浙江文人，鲁迅因为对杭州的政治文化环境不满意而放弃在杭州居住后，上海几乎就成了鲁迅唯一的选择——毕竟上海的气候、物产、方言和风俗人情都与浙江相近，至少对之鲁迅不会感到陌生。此外，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生活条件自然更加优越方便。例如鲁迅喜欢看电影，其日记中对此有很多记录〔3〕。而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亚洲当时最繁华的都市，很多电影都是国内第一时间放映，可以最大限度满足鲁迅这不多的文化消费需求。许广平说过，鲁迅在上海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王璐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一共看了149部电影，而他在定居上海的十年间就看了142部之多。据王璐考证，鲁迅看电影比较挑剔，虽然他平均每月看一部电影，但常看的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外国电影，尤以好莱坞影片为主，国产片子他从来不看。看电影在鲁迅那个时代，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娱乐项目，而鲁迅从来都是去上海最好的电影院，买最好的票，并且一定要坐汽车去。他的理由是既然要娱乐享受，就要享受得舒服。所以看电影就要最好的视觉效果，看后也要很舒服地回家，挤公共汽车回去不就丧失所有看电影带来的快感了么？而且鲁迅看电影并非只是自己一家人去，常常请周建人夫妇或其他朋友一起观看，当然就要花费更多。当时的电影票普通座位的价格为每人二或三角，包厢则要每人一到两元。鲁迅一家连同其弟弟周建人一家至少五六口人，加上来回坐汽车费用，每次就要花数元大洋甚至更多，这几乎是当时上海平民一家三口半个多月的生活费，确实是比较昂贵的消费。无怪乎连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也非常羡慕鲁迅这样的娱乐活动呢。

鲁迅在上海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下馆子，几乎当时上海最好的餐馆鲁迅都去吃过。他的观点和看电影差不多，就是要么不下馆子，要去就去最好的。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就是这样表述的：“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4〕当然，这和鲁迅的收入较高有关。据今人陈明远的研究，鲁迅晚年到上海直至逝世期间，总收入为七万八千多元，平均每月七百多大洋，毫无疑问是文人中的高收入者。〔5〕这些收入其实就是鲁迅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不依附于任何政党，而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最坚实的经济基础。而鲁迅的这些收入，也只有在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才有可能获得，这是鲁迅选择上海居住的深层原因。

不过，鲁迅虽然得益于上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播条件，却始终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排挤，特别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些文人的人身攻击，而鲁迅自己也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反击。例如他对“海派”的讽刺批判以及对国民党文化政策和御用文人的批判。此外，也有他对以“四条汉子”为代表之左派文人的讽刺和批判。

总之，鲁迅对上海的情感是爱恨交织的，假如不是为了谋生，鲁迅恐怕不会选择上海。不过，如果说鲁迅不喜欢上海确有理由的话，则作为浙江文人，鲁迅对杭州没有多少好印象就有些奇怪。

1909年初春，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因经济状况窘困，由欧洲返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此时周作人准备结婚，因此鲁迅的母亲希望鲁迅能够在经济上多帮助家庭。鲁迅只好迅速回国。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他这样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6〕这次通信后，鲁迅被许寿裳举荐进入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教授化学和生理学，这是他一生中在杭州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待了整整一年。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一年中鲁迅很少游览西湖。许寿裳曾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7〕如果说鲁迅是因为习惯于大都市的繁华热闹才对西湖评价不高的话，则鲁迅从小生长在江南小镇绍兴，对于山水之美应当喜爱，那么西湖怎么会令他产生不过如此的印象呢？也许，鲁迅弟子川岛在日后所写《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中的一段话，多少可以解释这一困惑：“鲁迅先生在杭州住了四日，虽是那么难得的高兴，在后来见面时说起来也总不忘此行。但说到杭州时，以为杭州的市容，学上海洋场的样子，总显得小家小气，气派不大。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再看鲁迅仅有的关于西湖的两篇杂感——《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甚至在《论雷峰塔的倒掉》文末鲁迅仅用“活该”两字来作结尾，个人感情色彩极为浓郁。〔8〕在鲁迅的童年记忆中，对雷峰塔和白娘子的传说显然有深刻印象。然而，鲁迅为何认为雷峰塔“破破烂烂”，当另有原因。在另一篇《再论》中鲁迅也表示出同样“幸灾乐祸”的心情：“这消息（指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9〕事实上，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经常带学生去西湖一带采集标本，做些植物学研究。〔10〕不可能看不到西湖的美丽风景。如此说来，也许鲁迅对自然风光确实缺少欣赏的兴趣，他后来在上海居住多年，居然就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虹口公园，就是明证。此外鲁迅在杭州任教时，竟然误认为雷峰塔就是保俶塔，也说明他对自然风景不够敏感。不过，对此笔者一直有疑问：鲁迅到过杭州多次，又曾在杭州任教一年，难道真的不知道西湖边上这最有名的两座塔？因为它们一南一北隔湖相望，雷峰塔如老翁，保俶塔如美人，一胖一瘦，是绝不可能弄错的。假如不是，那又说明什么？不过，鲁迅也许仅仅是不欣赏人工痕迹过于明显的风景，因为他笔下的江南水乡，还是被描述得极为秀丽迷人的，如小说《社戏》中的那些经典段落。

此外，鲁迅对杭州的印象不佳，可能与童年时他祖父周福清犯下行贿案被关押在杭州狱中，而他作为长房长孙不得不定期到杭州探望有关，那时的他又怎会有心情欣赏西湖美景？尽管八年之后祖父被释放出狱，但多年的打点行贿已经令周家衰败，这样的童年自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杭州成了鲁迅内心深处的疮疤，每一次到杭州都会唤起他内心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如此景色再美又有何用？

对于鲁迅与许广平在结合之后的游杭州，《鲁迅日记》1928年7月12日有记载：“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有关这次杭州之行的具体情况，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以及郑祖樵所写《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记家父郑奠教授生前谈话》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前者较为人熟知，此处特将后者的文章引在下面：

1928年7月12日深夜，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由许钦文先生陪同，从上海乘火车到达杭州。事前，许广平有信来，说鲁迅先生受到两面夹攻，心情不太好。家父见信后，当晚就与同在杭州的章川岛、许钦文商量，大家的意见是邀请鲁迅夫妇来杭州住几天，换一下环境，或许心情能舒畅一些，许广平游杭州西湖的多年愿望也能实现了。家父提议先由川岛和钦文赴上海邀请，川岛提前一天回杭州，预订好清泰第二旅馆的床位。后来根据鲁迅先生的意见，订了三个床位，其中—个是给钦文睡的。鲁迅先生曾对家父和川岛说起，在火车上亏得钦文机头灵，那天，突然间四个丘八（兵）冲进车厢来，来势汹汹，说要捉拿通缉犯。他们手里拿着木壳枪，凶狠的眼光扫视着每个旅客。鲁迅心里吓一跳，这不是害怕，怕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钦文对丘八笑脸相迎，说他（指鲁迅）有传染病，去杭州看病的。这伙兵听说传染病，赶快就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家父到达清泰第二旅馆，鲁迅先生和广平还没有起床。广平听到外面有谈话声，就问钦文，谁来了？钦文回答说：郑奠来拜访了。广平不好意思地说：请他坐坐，请你泡杯茶。不一会，广平就出来了。家父是她的老师，所以她就说：老师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家父说：昨天晚上家里来了三位同学谈文学理论，所以昨晚没有来拜访，失礼、失礼。鲁迅先生在里面大声地说，你有事，何况是学生请教老师的事，应当的。接着，章川岛也来了。鲁迅先生对大家说：下午去西泠印社好吗？家父赞同说：好的，我邀请鲁迅先生、广平、川岛、钦文同往楼外楼午餐。饭后，就直接去西泠印社。鲁迅先生微笑着说：介石（郑奠字介石），你抢先了，真是捷足先登。我想在楼外楼表示一下答谢。10点钟，他们乘车去楼外楼。走进楼外楼，广平就急忙地问侍应生，西湖醋鱼有几种？侍应生答道：只有一种，但有大、中、小之分。鲁迅先生吃了几块醋鱼肉就说：鱼肉很嫩，味道鲜美。真是美食何处有，天堂算一家。鲁迅先生对家父说：真想不到，一个姓蒋的介石通缉我；一个姓郑的介石请我上楼外楼，还让我坐上席。一字之差，相差何其之大。鲁迅先生的话，引得大家笑开了。饭后，家父拉开皮包，拿出一条高档香烟。鲁迅先生见了说：你买介高档的烟，太破费了，其实，我是吸普通烟的人，高档烟我买不起，也吃不惯，犹如牛吃薄荷不知其味。饭后，他们去西泠印社。路上，川岛对广平说：你看荷花多漂亮，西湖荷花有名气，红荷花鲜艳，白荷花纯洁，还有那些红白两色的杂交荷花，更是非常美丽。荷花浑身是宝，它的根就是藕，可制作藕粉，是滋补品。果实就是莲子，营养价值很高。西湖藕粉是杭州特产之一，销路甚广。在西泠印社茗谈了二个多小时。广平坐下来就问家父：老师，西泠印社的创始人、首任社长是吴昌硕先生吗？他是我国近代著名金石书画家，也有人称他是我国近代著名艺术大师。西泠印社是1903年正式成立的。对吗？吴昌硕先生家境贫寒，家庭靠耕耘度日，可是他幼年喜爱读书，中过秀才，后来他绝意科举，专心艺术活动，刻苦学习金石篆刻，他自己曾谦虚地说：“三十岁学诗，五十岁学画。”他画过一幅《钟馗图》，讽刺当时“人少鬼多”、群魔乱舞的社会。这幅图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先生曾说过，吴昌硕的“钟馗图”是精品，画得很好，好就好在他敢于讽刺、战斗性很强。我十分欣赏。家父听后说：广平，你对西泠印社了如指掌，是否看过有关吴昌硕先生的生平介绍和西泠印社的历史资料？还是先生（指鲁迅）给你上过课？广平羞答答地说：我看过吴昌硕艺术大师的生平介绍和西泠印社的历史资料，也听过夫君的课。广平一语失天机，引得大家大笑。鲁迅先生高兴地说：西泠印社好书多，我们去看看。大家陪着他看书、买书，鲁迅先生买了四本书（即汉画象拓本、《侯愔墓志》、《贯休画罗汉石刻象》、《摹刻雷峰塔砖中经》）。鲁迅先生和广平各自捧着二本书，鲁迅先生问介石：你买了几本？介石答道：买了四本。鲁迅先生哈哈大笑说：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真兄弟也！此行收获不少。

14日，应许钦文之邀，鲁迅先生、广平、川岛等人同往三义楼午餐。席间，广平问郑奠教授：杭州有一首壁诗，我念出来，请老师评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郑奠说：这是林升写在一家杭州旅店墙上的诗，当时南宋统治集团被金兵赶到江南，在杭州临安立都。他们忘掉国难，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壁诗勇敢地讽刺南宋统治者这种腐朽生活。四句诗采用写景、写情的交错手法，表达了作者沉痛悲愤的心情。15日，鲁迅先生邀请介石、川岛、钦文、小燕、星微等人在楼外楼午餐。鲁迅先生高兴地对大家说：五十多天前，我和广平结婚了。今天请大家吃饭，虽非喜酒，但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大家热烈鼓掌，郑奠站起来说：我代表大家向鲁迅先生和广平祝贺，祝你们永远幸福，早得贵子！饭后大家一起去虎跑泉。广平感到很新鲜，问这问那，忽然好像想起什么说：美术大师李叔同先生是在这里出家的吗？家父告诉她：听说，是这样。我们浙大的丰子恺教授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多次到虎跑恳切请求老师还俗，可是，李叔同先生决断地说：“出家容易，回家难。我已落发，回不了家。”边说边流泪，直至泣不成声。看来，他出家是痛苦的。还说最对不起的人是日本夫人。这些传言没有考证，所以，只能局限于小范围内谈谈，不能书传。许广平不断点头，鲁迅先生也听得出神。大家的心情也很沉重。为了让大家玩得高兴一点，钦文问广平：虎跑泉的水有满头，不外溢，何故？广平答道，矿物质多，对吗？川岛说：对的。钦文当老师吃瘪了。

家父告诉我：16日，因学校召开科系主任会议，他没有陪鲁迅先生游杭州。17日晨，鲁迅先生和广平回上海，大家托许钦文送行。告别时，许钦文代表大家祝鲁迅先生和广平一路顺风。

2004年5月

从上文对鲁迅此次去杭州的回忆看，至少这一次鲁迅对杭州还是有很好印象的，这既体现在他对杭州的风景之美的赞美与欣赏（特别是虎跑之游）上，也体现在他对杭州的美食、文化（逛西泠印社、抱经堂书店）、特长等方面的赞美上。自然，这和是蜜月之游心情愉快有关，无论怎样，鲁迅以这种方式宣告了和许广平的结合，迈出了人生路上的关键一步，当然值得纪念。

西湖最惹文人恋

不过，浙籍文人群体中除鲁迅以外很少有人会不喜爱西湖，尽管具体评价不同，但都不吝赞美之辞。出生在钱塘江上游的郁达夫对西湖更是怜爱有加，只因为他在杭州度过了他的青春时代。

郁达夫的故乡是富阳，以富春江而著名。郁达夫曾自述对故乡的记忆：“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俄国作家的作品里，曾经看到过一段写一个小村落的文字，他说：‘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条富春江，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这一段文字来形容。”〔11〕为了求知，郁达夫和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必须离开故乡。1910年，郁达夫考入杭州府中学堂，据他说杭州府中是当时中学堂中最难考的一个。在等待发榜之前，初来杭州的郁达夫自然“落得去游游山玩玩水”，也就在那个时候，西湖给他留下了“消魂之窟”的大好印象。以至于三十年后，他回忆起杭州的景物频频感叹，“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对于杭州，郁达夫也有他独到的见解：“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如此一来，杭州成了郁达夫的第二故乡。在他的集子里有《杭州》《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还乡记》《还乡后记》《说杭州人》和《移家琐记》等大量杭州题材的佳作，从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杭州对西湖的无限热爱：“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而且，郁达夫最爱秋后的西湖：

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初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浑同碧海，教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这中间若再添上几声络纬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刻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棹响，那湖上的清秋静境，就可以使你感味到点滴都无余滓的地步。（《里西湖的一角落》）〔12〕

恐怕西湖之秋，也只有在郁达夫的笔下才能如此娇媚而有灵韵。沐浴在秋日的夕阳中，坐在临水的阁楼上，望望湖水，喝喝清茶，抽几口烟，喝几壶酒，怕就是人生的极致了吧。

1933年至1937年，郁达夫一直留住在杭州，既为逃避政治迫害也为养家糊口。郁达夫初到杭州，寓居在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一幢朝西的中式楼房里，离西湖实在不远，也使得他有更多的诗文情怀奉献给西湖。郁达夫善于写小说，然而也以散文见长，在他笔下杭州的青山、秀水与人群都值得细细品嚼。郁达夫向喜独处，吴山最是他喜爱之地。“一到顶上，掉头四顾，却可以看得见沧海的日出，钱塘江江上的帆行，西兴的烟树，城里的人家；西湖只像一面圆镜，到城隍山上去俯看下来，却不见得有趣，不见得娇美了。”〔13〕西湖遇上吴山，在郁达夫看来便也黯然失色了。郁达夫对于吴山如此钟情，恐怕还在于吴山颇为僻静，与他习惯孤独的性情相合吧：

自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城里的吴山》）〔14〕

郁达夫属于不爱热闹之人，因为独自想要僻静，“连元旦应该去拜年的几家亲戚人家都懒得去”，自然这幽幽空山是他独爱之地。平日里，城隍山算是走得顶多的石山了，然而杭州石山众多，玉皇山、花坞、皋亭山（半山）也都是他经常踏青的地方。一次晴秋的午后，郁达夫与友人上山吃茶，一边谈着一边走着，竟觉着四周的山和脚下的水“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走到山间停步歇脚吃茶时，这山中的清气浑然与他融为一体：

大约是山中的清气，和十几里路的步行的结果罢，那一碗看起来似鼻涕，吃起来似泥沙的藕粉，竟使我们嚼出了一种意外的鲜味。等那壶龙井芽茶，冲得已无茶味，而我身边带着的一封绞盘牌也只剩了两枝的时节，觉得今天是行得特别快的那轮秋日，早就在西面的峰旁躲去了。谷里虽掩下了一天阴影，而对面东首的山头，还映得金黄浅碧，似乎是山灵在预备去赴夜宴而铺陈着浓妆的样子。（《半日的游程》）〔15〕

曾被郁达夫喻为“素朴天真，沉静幽娴的少女”的花坞也需值得一提。花坞在西溪，尽管“幽深清绝”，却也因道路坎坷、过于偏僻而少有人去探访，唯独郁达夫喜爱这花坞：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花坞》）〔16〕

清代诗人吴本泰曾隐居杭州西溪，有花坞词一首《菩萨蛮·花坞》：“停舟蹑磴寻花坞，娟娟戏蝶迎人舞。花艳却深藏，千松与万篁。蜂窠禅舍密，咫尺遥相隔。才见几枝花，林钟催暮霞。”郁达夫笔下的花坞更似一处世外桃源，虽清隽幽绝却是意蕴绵长，淡雅淳美。

在郁达夫的散文、小说和日记中，不仅处处可见对杭州风景的赞美，也可明显看出自然风景对于他创作过程以及创作心理的深刻而微妙的影响：

秋后的西湖，自中秋节起，到十月朝的前后，有时候也竟可以一直延长到阴历十一月的初头，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里西湖的一角落》）

前月二十八日，早晨和映霞坐车来杭，半为养病，半为逃命，到今朝已经有五天了。梦里的光阴，过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痴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药一帖，天气也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这几天的生活，总算是安乐极了。（1927年6月1日日记）

午后天略放晴，有孙氏夫人来访，三点后和王母、映霞及保童等出游西湖。先至三潭印月，后过西泠印社平湖秋月。天上淡云微雨，时弄游人。傍晚归来，看见东北半天晴色。淡似虾背明蓝，保俶塔直立在这明蓝的画里，美不可以言喻，至湖滨后，雇车到金刚寺巷，已经是野寺钟声齐动的时候了。（1927年6月18日日记）

午前，收拾在杭州所买书籍，装满两筠篮，还觉搁不起，大约共计买书数十元，因为是中国书，所以有如此之多。

访前在北京时所授徒，伊等已在杭州抢得一个地位了，谈了半天，自伤老大。

天气很好，热而不闷。且时有和煦之风吹来。午饭时饮酒一壶，饭后洗澡睡午觉，五点钟醒。仰视青天，颇有天下虽大，我欲何之之感。在杭州住将一月，明日早车即去禾，大约在嘉兴游鸳湖一周，将附夜车到上海，客杭日记一卷，尽于今日。（1927年6月24日日记）

至于下面郁达夫这篇短文，更值得研究作家创作心理者特别关注：

寂寞的春朝

大约是年龄大了一点的缘故吧，近来简直不想行动，只爱在南窗下坐着晒晒太阳，看看旧籍，吃点容易消化的点心。今年春暖，不到废历的正月，梅花早已开谢，盆里的水仙花，也已经香到了十分之八了。因为自家想避静，连元旦应该去拜年的几家亲戚人家都懒得去。饭后瞌睡一醒，自然只好翻翻书架，检出几本正当一点的书来阅读。顺手一抽，却抽着了一部退补斋刻的陈龙川的文集。一册一册的翻阅下去，觉得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叠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从前有人吊岳飞说：“怜他绝代英雄将，争不迟生付孝宗！”但是陈同甫的《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的《三书》，毕竟又有点什么影响？

读读古书，比比现代，在我原是消磨春昼的最上法门。但是且读且想，想到了后来，自家对自家，也觉得起了反感。在这样好的春日，又当这样有为的壮年，我难道也只能同陈龙川一样，做点悲歌慷慨的空文，就算了结了么？但是一上书不报，再上，三上书也不报的时候，究竟一条独本，也支不起大厦来的。为免去精神的浪费，为避掉亲友的来扰，我还是拖着双脚，走上城隍山去看热闹去。

自从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真对我发生了绝大的威力。心中不快的时候，闲散无聊的时候，大家热闹的时候，风雨晦冥的时候，我的唯一的逃避之所就是这一堆看去也并不高大的石山。去年旧历的元旦，我是上此地来过的；今年虽则年岁很荒，国事更坏，但山上的香烟热闹，绿女红男，还是同去年一样。对花溅泪，怕要惹得旁人说煞风景，不得已我只好于背着手走下山来的途中，哼它两句旧诗：

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

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

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

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

走到了寓所，连题目都想好了，是《乙亥元日，读陈龙川集，有感时事》〔17〕

1935年2月4日

之所以说此文值得研究文人创作心理过程者给予格外的关注，是因为它把文人与自然风景之间那种俨然心心相印、“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关系和整个过程描述得十分细致。综上所述，可以说郁达夫是最懂得欣赏大自然之美的文人之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郁达夫身上似乎较之鲁迅有更多陶渊明式的“隐士”之风。

而且，郁达夫对于自然之美与文人创作和传播的关系，也有极为透彻的理解，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是下面这首小诗：

楼外楼头雨似酥，

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

堤柳而今尚姓苏。

再看另一位浙籍文人俞平伯。他是浙江德清人，却出生在苏州，后一直在北京治学并参与新文学运动，1920年初与傅斯年同往英国留学，同年四月回国后至1924年，一直住在杭州，他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湖楼小撷》《清河坊》《雪晚归船》等散文即为此间所作。俞平伯的文字舒展柔媚、情景交融：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犹满缀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绯赤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集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它的去时，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怅惜绯红的妖冶尽成虚掷了呢。谁都得感怅惘与珍重之两无是处。只是山后桃花似乎没有觉得，冒着肥雨欣然半开了。我独瞅着这一树绯桃，在方棂内彷徨着。（《湖楼小撷》）〔18〕

这雨是“肥雨”，这春光亦是“翩翩而集”，在俞平伯看来，西湖的一切都是温文尔雅，不多一分矫情也不少半点婀娜的。此外，俞平伯既然对南京和杭州都极为熟悉，自然免不了将两处美景做几番比较：

西湖的画舫不如秦淮河的美丽；只今宵一律妆点以温明的灯饰，嘹亮的声歌，在群山互拥，孤月中天，上下莹澈，四顾空灵的湖上，这样的穿梭走动，也觉别具丰致，决不弱于她的姊妹们。用老旧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风”，秦淮河的是“闺房之秀”。何况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风雨来时还不免虚度了。（《西湖的六月十八夜》）〔19〕

朱自清曾以为西湖的夏夜是热蓬蓬的，湖水像是“沸着一般”，然而秦淮河的水却是“冷冷地绿着”，似乎与俞平伯的“林下之风”和“闺房之秀”有些矛盾。其实西湖有她的秀美与空灵，春丽、夏热、秋静、冬寂，四季各有其独特之美；秦淮河却似一位小家碧玉，来不得半点躁动与不安，多的是她的妩媚与多情。

浙籍文人中还有一位施蛰存，他对杭州也始终有一种美丽的记忆，且看其1922年日记中的片断：

（阴历）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后无课，天气极好。在江边读《园丁集》。

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视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

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几及一、二里，大是奇观。遂与程君同下山，在操场前江岸边了望，方知是夜渔也。欻忽间，渔舟绕成圆阵，灯火亦旋作阛形。皓月适照江心，如金刚圈绕水晶镜也。须臾，忽闻江上沙沙有声，则数百张网一齐撒下矣。波摇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见此景也。

今天未进城。上午睡觉。下午携《渐西村人诗集》一册到徐村江边大石矶上坐读，颇艰涩，不数页即废辍。

今日课毕后，从图书馆中借到拜伦诗一本，携至山下石桥上读之。尽花生米五十文。

显然，只有对杭州真心热爱且有深刻了解者，才能写下如此富有诗意的文字。

说到杭州对文人的吸引力，则不能不提杭州的美食。杭州菜名为“杭帮菜”，其实该算是浙菜。民国时期，杭州的饮食业已经逐渐兴盛，杭州菜也逐渐分为两大流派，一种以楼外楼、天外天等西湖名胜古迹景点的名菜馆为代表；另一种则是服务大众的平民菜。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宋嫂鱼羹、清蒸鲥鱼、叫花童鸡、西湖莼菜汤等等都是远近闻名的特色菜。俞平伯曾在杭州四年，吃遍杭州美食当不在话下。且看他笔下的杭州美食：

莼鲈齐名，词中“乳莼新翠不须油”句说到莼菜，在江南是极普通的。苏州所吃是太湖莼。杭州所吃大都出绍兴湘湖，西湖亦有之而量较少。莼羹自古有名。“乳莼”言其滑腻，“新翠”言其秀色，“不须油”者是清汤，连上“烹鲜”（醋鱼）亦不须油。此二者固皆可餐也。

醋鱼以外更有醉虾，亦叫炝虾，以活酒醉，加酱油等作料拌之。鲜虾的来源，或亦竹笼中物。及送上醉虾来，一碟之上更覆一碟，且要待一忽儿吃，不然，虾就要迸起来了，开盖时亦不免。

醋鱼之外如响铃儿，其制法以豆腐皮卷肉馅，露出两头，长约一寸，略带圆形如铃，用油炸脆了，吃起来花花作响，故名“响铃儿”。“儿”字重读，杭音也。……即如“响铃儿”，家仿者黑小而紧，市售者肥白而松，盖其油多而火旺，家庖无此条件。（《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20〕

丰子恺是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群体中较为特殊的一位，是文学、绘画、音乐和翻译全能的艺术家。他曾经请俞平伯为自己的《子恺漫画》作跋文，从未见过丰子恺的俞平伯仅凭前者的文字就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不曾见过您，但是仿佛认识您的，我早已有缘拜识您那微妙的心灵了。”俞平伯的感叹是中肯的，丰子恺性情温雅，为人朴实沉稳，在杭州许多年，也结交了众多文人墨客。丰子恺自言他与杭州的交情：“老家在离开杭州约一百里的地方，然而我少年时代就到杭州读书，中年时代又在杭州作‘寓公’，因此杭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丰子恺写过许多关于西湖的散文，也经常在西湖边饮茶、写生，畅游心神：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爱画画，特别喜欢画人物，画的时候一定要写生，写生的大部分是杭州的人物。我常常带了速写簿到湖滨去坐茶馆，一定要坐在靠窗的栏杆边，这才可以看了马路上的人物而写生。湖山喜雨台最常去，因为楼低路广，望到马路上同平视差不多。西园少去，因为楼高路狭，望下来看见的有些鸟瞰形，不宜于写生。茶楼上写生的主要好处，就是被写的人不得知，因而姿态很自然，可以入画。马路上的人，谁仰起头来看我呢？（《杭州写生》）〔21〕

丰子恺师从文化大师李叔同，二人既为师生又是至交，丰子恺对于艺术的执念也是源自于恩师的感染，弹钢琴、画素描，甚至还爱上了篆刻。丰子恺喜爱写生，在自传中也反省自己中学时期的最后两年里，“时常托故请假赴西湖写生”，如此一来，学业是将近荒芜了，只是这难能可贵的兴趣被保留了下来。

丰子恺不仅擅长画画，其散文也是篇篇绝妙。他的文章内蕴真实动人，毫无半点虚浮与华丽，如《杨柳》《山中避雨》《西湖船》《湖畔夜饮》所表现的西湖，正如他的素描一般干净透明、真实自然：

我赞美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其样子可恶……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杨柳》）〔22〕

丰子恺为人谦逊和气，没有多余的修饰。他的朋友圈极为广泛，几乎与他接触过的同代人都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缘”也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丰子恺受李叔同影响很大，曾这样评价后者：“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23〕由此可见李叔同在学生丰子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当李叔同出家皈依佛门众人不解之时，只有丰子恺表示出对此的理解，且由此感悟出生活之三层境界：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第一层次无须多谈。他将“专心学术文艺”的人归属于第二层，比如“智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全身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与欣赏，填补暂时欲求的虚空，他也将自己放在这一层。然而第三层是“探求人生的究竟”，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此种欲求属于宗教的领地，他认为李叔同已经站在了这一层。

也许是艺术家的眼光和我们不同的缘故吧，丰子恺对于西湖美丽风光自有其特殊的看法。他曾写过一篇《实行的悲哀》，其中特意在结尾处由对西湖风景的“近看不如远观”，联想和生发出对于人生社会的感慨，极为精彩：

人事万端，无从一一细说。忽忆从前游西湖时的一件小事，可以旁证一切。前年早秋，有一个风清日丽的下午，我与两位友人从湖滨泛舟，向白堤方面荡漾而进。俯仰顾盼，水天如镜，风景如画，为之心旷神怡。行近白堤，远远望见平湖秋月突出湖中，几与湖水相平。旁边围着玲珑的栏杆，上面覆着参差的杨柳。杨柳在日光中映成金色，清风摇摆它们的垂条，时时拂着树下游人的头。游人三三两两，分列在树下的茶桌旁，有相对言笑者，有凭栏共眺者，有翘首遐观者，意甚自得。我们从船中望去，觉得这些人尽是画中人，这地方正是仙源。我们原定绕湖兜一圈子的，但看见了这般光景，大家眼热起来，痴心欲身入这仙源中去做画中人了。就命舟人靠平湖秋月停泊，登岸选择坐位。以前翘首遐观的那个人就跟过来，垂手侍立在侧，叩问“先生，红的？绿的？”我们命他泡三杯绿茶。其人受命而去。不久茶来，一只苍蝇浮死在茶杯中，先给我们一个不快。邻座相对言笑的人大谈麻雀经，又给我们一种罗唣。凭栏共眺的一男一女鬼鬼祟祟，又使我们感到肉麻。最后金色的垂柳上落下几个毛虫来，就把我们赶走。匆匆下船回湖滨，连绕湖兜圈子的兴趣也消失了。在归舟中相与谈论，大家认为风景只宜远看，不宜身入其中。现在回想，世事都同风景一样。世事之乐不在于实行而在于希望，犹似风景之美不在其中而在其外。身入其中，不但美即消失，还要生受苍蝇、毛虫、罗唣，与肉麻的不快。世间苦的根本就在于此。

事实上，丰子恺在将人生对宗教的获得放在最高层面这一点上，与王国维欲求之人生最彻底解脱是相通的。丰子恺曾经翻译过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后来才知道鲁迅同时期也翻译过此书，想必这两位留学过日本的学者都曾关注过厨川白村此人。与鲁迅不同的是，丰子恺选择翻译此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认为译者与作者的心灵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默契。丰子恺指出：“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这话如果对的，那么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24〕这二重人格指的是成人具有的世俗的虚伪、冷酷、实利与天真、热情、不通世故的双面性格。实际上，他认为这种二重性格正是每个平凡人心理的折射，然而他的反省却是高于众人，因为他意识到现实的苦闷可以发泄于文艺创作之中，因此，丰子恺骨子里暗含着厨川白村式的压抑。这在他的《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一文中是有所反映的。只是丰子恺对于苦闷的发泄乃至心神存有某种“佛性”的理解，是与王国维的欲求之解脱存在差异的。王国维将人生苦痛之根源归咎于叔本华之钟摆理论下的欲念，此欲念似乎只有通过皈依佛门（即出家）这一道路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才能得到解脱。丰子恺则不同，他认为人生苦闷的根源在于童年时期自由奔放的性情长大之后受世智的压抑而未能发展。在他看来，成人的一切行为都在泯灭过去的童性，因而在他笔下时常出现各种儿童的至真至诚的性情，他的漫画也都时常选择儿童作为表现对象。

在杭州期间，另一位对丰子恺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夏丏尊。《子恺漫画》是丰子恺一部潜心之作，在卷首语中他回忆起夏丏尊先生对他的鼓励：“有一次，住在我隔壁的夏丏尊先生偶然吃饱了老酒，叫着‘子恺！子恺！’踱进我家来，看了墙上的画，嘘地一笑，‘好！再画！再画！’我心中私下欢喜，以后描的时候就觉得更胆大了。”〔25〕夏丏尊是教授国文的，丰子恺坦言：“以往我每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在丰子恺读师范时，校长还是经亨颐。之后夏丏尊离开师范回到他的老家上虞，决心投身教育事业，创办一所一流的中学，在多位人士的热忱帮助下，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顺利筹建了起来。经亨颐任校长，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等文化界的名人也都被聘请过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丰子恺。这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常在一块聚会，朱光潜曾经回忆起这段往事：“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以及丰子恺都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26〕这里我们看到文人聚会交往对其文学活动深刻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对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对于文人来说，这也制约着他们在相同或相近的创作或学术道路上前进。

“飞鸿雪爪”与“刹那主义”

文人因其特殊的敏感，可以因一些日常琐事获得创作的灵感，而这些琐事在普通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普通也太常见，以至于人们早已对它们熟视无睹。其实，相对于成人，儿童反倒容易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丽和诗意。朱自清与丰子恺各自写过一篇名为《儿女》的散文，虽然作为父亲他们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然而有一点他们都认同：保留孩子的童心。丰子恺在《儿女》中顿悟：儿童“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们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们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27〕丰子恺意识到，孩子有着独具一格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正是成人日后被逐渐消磨去的纯真与趣味。朱自清也感慨道，孩子的将来怎样，那都是将来的事情，目前所能够做的只是培养孩子的基本力量——胸襟与眼光。未来的事，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孩子们各尽各的力去。〔28〕两位父亲的肺腑之言，都是他们自己所未能完全做到而寄望于子女的吧。

当朱自清1920年5月到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对人生的彷徨之感是他的主基调。然而一年后的5月，西湖里荷花争艳时，朱自清的长女采芷降临在杭州，自此，他的新诗与散文中增添了许多温暖色彩。新诗《人间》表达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感受，《湖上》则描写了西湖上少女给诗人带来的喜悦和满足：

白衣的平和女神们

随意地厮并着——

柔绿的水波只兢兢兢兢地将她们载了。

舷边颤也颤的红花，

是的，白汪汪映着的一枝小红花呵。

……

白云依依地停着；云雀痴痴地转着；

水波轻轻地汩着；歌声只是袅袅娜娜着；

人们呢，早被融化了在她们歌喉里。

……〔29〕

如此欢愉与平和的心态，只有尽享天伦之乐者才会自然流露。

朱自清在杭州的几年，时常与友人泛舟湖上，畅谈人生。1921年夏，曾任杭州《民国日报》编辑的章廷谦因事转到杭州，正是朱自清帮助其日常生活：“一九二一年的一个夏天，那时他已经毕业离校，在杭州师范教书，我因事从北平到杭州去。我虽是一个浙江人，却是头一回到杭州，连住客栈也不晓得住在那里，我住在钱塘江边南星的一个类似过塘行的小客栈里。他劝我搬，同我去搬到旗下就是西湖边的一所旅馆里来。他照料我，指导我，既细致，又体贴。他领我逛西湖，他帮我解决问题，他和我上天下地的谈；我离开杭州到别处去了，他还替我转信。”〔30〕

同年10月，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杭州的一批学生发起组织了晨光文学社，并邀请朱自清和叶圣陶担任顾问。冯雪峰回忆说，“活动是常常在星期日到西湖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相互观摩各人的习作，有时也讨论国内外的文学名著”“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31〕其中，发起人汪静之是文学社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部诗歌集《蕙的风》就请朱自清为其作序，朱自清也确实在很多方面给予其赞美和指导，显示出朱自清不拘一格培养学生的教育方法。

在朱自清笔下，西湖永远都是意蕴丰富的。它若完美，只因看湖人的心境完美；若不完美，则是源自看湖人的心思颓废。一个冬日，他与叶圣陶等人夜游西湖，对此他在《冬天》里回忆说：

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32〕

十多年了，当年那月色的美依旧令他怦然心动，多少与他那时愉悦的心境有关。1922年6月间，朱自清与俞平伯等人畅游西湖三日，此次畅游却不同于往日里心情的宁静，之后他写出了长诗《毁灭》。在前言中，朱自清这样叙说《毁灭》写作的缘由：“六月间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33〕究竟是什么令他在黑夜里踟蹰不前，做一番痛苦不堪的思想斗争呢？在11月7日朱自清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实际上做了自我剖白：

我自今夏与兄等作湖上之游后，极感到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我从前不曾深切地感着过这些，这回却碰着机会了。我一面感到这些，一面却也感到同程度的怅惘。因怅惘而感到空虚，在还有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34〕

只有“转向”才能使自己安心，朱自清终于找到了心里郁结的原因。他的“怅惘”以及怅惘之后引起的“空虚”，全然都是因为没有注重眼前，而只追求茫然远大的事业（或者说面对“五四”的落潮，如何将新文学发展下去），“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却不曾作正经的工夫”，因此，只有将这种念头泯灭，才能重新找到自己踏实的落脚点——

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些牵连是绵延无尽的！我们只顾“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35〕

《毁灭》引发了诗人的一连串思维，从怅惘转向空虚再转向务实，以致最后悟出了“刹那主义”的生活态度。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实行，是对过去与未来的否定，注重眼前，并尽可能地使这一时刻的作用力发挥至最大。因此，他主张在行为上实行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此外，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俄国作家蒲宁的“永恒的刹那”。在某种意义上，刹那也是永恒，只是它们所承载的价值立足于两个层面。蒲宁的“刹那”是指短暂的瞬间所展现的永恒的生命感觉，而朱自清的“刹那”则是一种务实的行为，一种做人的处事方式，更多是针对“五四”落潮后智识分子怅惘心态的一种反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答复。

或许，生活在杭州西湖，本身就是消磨人的意志力与上进心的。郁达夫迁居杭州后，曾致信上海的杜衡述说在杭州的心境：“自到杭州之后，习于疏懒，什么都写不出来，不知是否因为少了刺激。”〔36〕郁达夫的自省不是没有道理，与上海的车水马龙相比，西湖的山水人文似乎都停留在宁静的时空中，和谐安谧。当年徐志摩陪伴访华的泰戈尔一路来到杭州，畅游西湖时，竟然在一处海棠花底下通宵达旦地作起诗来，以至于梁启超作了一首联句：“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徐志摩对西湖很是熟悉，“与曼（指陆小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陆小曼喜爱交游，一到了山间便欣悦至极，“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曼不禁狂喜，急呼采采。迈步上坡，踬亦弗顾，卒集得一大束，插戴满头，抵理安天已阴黑，楠林深郁，高插云天，到此吐纳自清，胸襟解豁”。〔37〕

另一位浙籍大才子陈布雷夫妇于1932年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住在西湖边宝石山东南的小莲庄，雅号“坚匏别墅”。此地依山傍水，尽得湖山之美景。陈布雷对此居所十分满意，与家人游山赏水之余，还去北山街上的西湖电影院看电影。之后几年里，他偶尔回到杭州休养身体，也不忘走入这青山秀水中去，《畏垒室日记》里这样记载：〔38〕

以天时晴美，允默（指陈布雷之妻）提议往游玉皇山，视时计已将十时，恐来往路远归来在午餐后，乃改计率幼侄思佛登宝石山。出门遇任天来访，遂与同游，在塔下休憩多时，购果物分食之。任天以出处询予意见，劝其安心任事，不汲汲求功，旋即别去。予等乃向西行，拟往初阳台，以初晴积雪未融，道阻不可行，乃改从东道经疗养院下山。复循山下小径出石塔儿头，遣思佛随训清先归，予等再经白堤绕道孤山而归。望兄适下值，相遇于断桥之侧，遂同游焉。一时回寓午餐。（1936年1月4日）

傍晚寒甚，无聊，约黎叔、贞柯等，往清和坊顺兴饭店小饮，吃鱼头豆腐。允默近来不多饮酒，今晚亦勉尽三爵焉。（1936年1月7日）

阴雨七日，今日天竟放晴，晨起依楼眺望，南山犹在烟雾笼罩下，日光耀激，景色甚丽。十时后。云渐散，红日满湖，晴窗独坐，畅然恰适。……午后，子翰来寓，旋黎叔、酉生亦来，以天时晴朗，约游灵峰看梅花，本约贞柯、四弟同往，以史地学会开成立会无暇。余等二时三十分以汽车抵玉泉，望兄同游，舍车而步行，四十五分钟抵灵峰寺，坐补梅庵甚久。寺内外梅花均未放，萼亦未绽也，而游人独多。（1936年1月12日）

午后二时三十分，偕允默，挈细、怜两儿出游湖滨，眺望雪景，登孤山，循西泠桥回。在西泠桥侧远眺南山残雪，其景状最幽美，惜孤山梅花尚未放也。五时，赴市理发。旋应祖望诸君约，晚饭于三义楼，左湖先生来会饮，九时归。（1936年1月16日）

偕允默，携怜儿、积皑出外散步，到苏堤，眺望金沙港，残雪披之，景极幽美。花港观鱼处，有电影演员一队，拍摄外景，雇一舟作敲冰之戏，间有一二人携碎冰向凝冰之湖面抛掷之，冰随碎随溜，至五、六丈以外者戛然作金声，极可听。至净慈寺附近，觉腿倦，即雇车归寓，已十二时三十分矣。（1936年1月18日）

上述日记是陈布雷1936年1月的其中几则，此时他患有脑病，每日由西湖医院医师注射药物一针以维持精神，其妻允默身体也不见佳。二人选择在杭州休养，除去政治因素外，闲适安宁的生活环境和西湖秀丽的自然风光也是一大因素。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陈布雷的心境无不与气候有密切关系，天容阴沉则使其病体难痊，晴空万里则令他心神舒宁，这也反映出文人偏向感性的情状。这休假的十多天里，谈政之余的陈布雷偕同家人或是朋友出游西湖数次，兴致袭来则是饮酒谈梅，无不乐乎，无聊时则约同几位友人去往饭馆，闲适的日常生活实在给予了这位国民党“文胆”无尽的灵感。

最后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如果陈布雷晚年退出政坛定居杭州的话，那么他还会自杀么？

注释

〔1〕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2〕本段以下内容请参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中有关论文。

〔3〕对此可参看叶忠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其附录中关于鲁迅在上海期间看电影情况的统计。

〔4〕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5〕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9页。

〔7〕同上，第31页。

〔8〕鲁迅：《鲁迅杂感选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9〕同上，第25页。

〔10〕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1881—1936）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11〕郁达夫著，曾华鹏编：《郁达夫自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2〕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5—66页。

〔13〕同上，第4页。

〔14〕同上，第4页。

〔15〕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16〕同上，第17页。

〔17〕选自郁达夫：《闲书》，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18〕俞平伯著，陆钧撰：《与俞平伯忆西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19〕俞平伯著，陆钧撰：《与俞平伯忆西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20〕俞平伯著，陆钧撰：《与俞平伯忆西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38—143页。

〔21〕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394页。

〔22〕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23〕丰华瞻、殷琦编：《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24〕丰华瞻、殷琦编：《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

〔25〕丰子恺：《丰子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26〕陈星：《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28页。

〔27〕丰子恺：《丰子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28〕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集》，西苑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29〕朱自清：《桨声灯影》，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30〕姜建：《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31〕同上，第29页。

〔32〕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集》，西苑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33〕姜建：《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34〕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35〕同上，第125页。

〔36〕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1936年，第138页。

〔37〕郁林选编：《徐志摩爱眉书简》，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49—150页。

〔38〕陈布雷：《陈布雷日记选》，原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88年第一期。

第八章　“双城记”（下）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著书都为稻粱谋”

阅读民国文人如梁启超、鲁迅、吴虞、梅光迪和吴宓等的日记或书信，常会令人对充斥其中的经济开支账目感到吃惊，似乎那时的文人不仅不羞于谈论金钱，而且对个人的收入如稿费等还斤斤计较，有时甚至到了要与人打官司的地步，最典型者如鲁迅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版税之争。这在一些读者看来，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在当时，对鲁迅为了版税不惜与合作多年好友打官司的做法也有人不以为然，其中就有鲁迅的好友林语堂。本来，这场官司最后以庭外调解结束，也算是双方最后又重归于好。于是在庭外调解达成协议之后的1929年8月28日，鲁迅做东宴请李小峰，并请好友郁达夫、章依萍和林语堂夫妇等人作陪，却不料他与林语堂当场翻脸。查这一天的《鲁迅日记》，有“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执，鄙相悉现”之语，林语堂所嘲讽的正是鲁迅索要版税一事。连大文豪鲁迅都极为看重稿费收入，说明自20世纪初现代稿费制度出现后，文人确实可以仅凭写作维持生存，但要生活得舒服，也并不容易。

民国时期文人，一部分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或兼职，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职业的全职写作者，或者说是职业作家，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的鲁迅就是典型的代表。鉴于学术界对于鲁迅的稿酬收入以及其他经济收入等已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本书不再赘述。这里我们将以浙籍文人中有代表性的施蛰存、柔石、戴望舒和郁达夫为例，看看创作收入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首先看施蛰存在民国时期的工资收入情况：

1927年（二十三岁）十月，任松江联合中学国文教师，工资四十元。

1928年九月，改任松江县立中学教师，工资四十八元。

1937年（三十三岁）在云南大学文学系任教员，薪水一百四十元。

1938年（三十四岁）在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升任副教授，薪水二百二十元。

1945年（四十一岁）三月，赴福建三元，改任江苏学院文史系教授，薪水四百元。

1946年（四十二岁）九月，在上海应暨南大学之聘，任中文系教授，薪水四百八十元。

1947年（四十三岁）在暨南大学任教，薪水五百元。同时，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兼职任教。

1948年（四十四岁）在暨南大学任教，薪水五百二十元，仍兼职上海师范专科学校。〔1〕

此外，因为施蛰存当时还在编辑一些文学期刊，所以也有一些编辑费之类的收入。当时（1932年）担任编辑的施蛰存月薪是100元（约合37美金）。再加上他在这个杂志上的文章并译文稿费100元，他的200元月收入足以使他支付房租（16元一个月，后来1938年，当他和家人迁入愚园路上的一幢西式楼房的第三层楼后，房租为50元一个月）。〔2〕不过，这个相对宽裕的收入并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其实也是当时很多作家的共同状况。

再看看施蛰存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自己收入的叙述：

至于我个人的经济，只剩了《现代》每期编辑费50元，其余收入毫无，实在是窘不可言了。（1934年3月16日）

我的《梅雨之夕》已卖与新中国，因我要向“现代”预支版税一百五十元，未能如愿，而我又急用，遂一怒而去新中国。（1932年11月18日）

直到四月二十三号钱歌川送来二百元，说是预支《Disi－ple》的稿费，我方才加上《现代》三卷一期稿费四十元，及我自己的六十元，电汇了一千五百法郎给你。

惟现代书局方面只能每本支一百元版税耳。（1933年5月29日）

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1934年7月2日）〔3〕

在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大作家，但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能单纯依靠稿酬在上海过相对稳定和舒适的生活，甚至连及时支取自己稿酬的权利都不能保证，以至他发出“这是如何不景气的出版界啊”这样的感慨。不过，相对于那些刚刚踏上文坛的青年作家来说，施蛰存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

另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从浙江走向上海而获得某种程度成功的作家，是柔石。柔石虽然早在1921年就在杭州开始了其新文学创作活动，但始终没有得到文学界的承认。直到1928年他到上海经朋友介绍拜见鲁迅并得到后者支持后，才算是正式进入文坛，标志之一就是他的作品此时第一次有了版权和版税收入。有意思的是，在去上海之前，柔石曾经在北京寻找过自己的文学之梦，却是以破灭告终。1925年2月中旬柔石去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两科，也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这应该是他最早认识鲁迅的时期，但两人当时没有直接交往。此时柔石生活极为困顿潦倒，有时竟然窘迫到了“没有早餐的钱”，只好打一些短工以补生活之用。在北京时的柔石，曾有冯雪峰、潘漠华、王鲁彦、姚蓬子等一批共同奋斗、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曾创作了不少小说、诗歌等，却始终没有引起文坛的注意。除却个人的文学才华和经济因素外，这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紧张和文坛之封闭不开放也不无关系。在失望之余，柔石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流露出对北京的绝望和对上海的向往：

黄昏落日如苦油，空中满是烟雾气。

榨我身如泥，挖我心如腊，

苦闷的北京城，苦闷的世界。

我去、我去，那绿色的海滨。（《我去》）

穷困再加疾病，使他极为悲观绝望，甚至在他写给好友陈昌标的信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话：“自己时想投北海以自决者。”最终，1926年春天，柔石离开“苦闷的北京”来到那“绿色的海滨”——上海，但这一次他只待了很短时间，因为他尚未找到开启上海文坛的钥匙，只好转到杭州参与创办私立中学。后又回到家乡，一边养病一边读书。可以说这段时间（包括其病愈后参与教育工作的时间）为柔石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如果柔石只是留在浙江而没有去上海的话，则其文学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在那个时代，除却北京，只有上海才能为一个无名作家提供最大的可能和机会。而此时已在上海定居的鲁迅，作为在上海的浙江文人，已成为上海文坛和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如果柔石能够得到他的认可，也就意味着在上海文坛有了立足之地。

柔石是幸运的——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鲁迅的好感，除却两人是老乡和当年在北京的师生关系因素外，柔石的诚恳和质朴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已没有人能够知道鲁迅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柔石时的内心活动，也许当时他的心情很好，也许柔石给他的第一感觉很不错，也许他当时正渴望有一个来自家乡的年轻人和他谈天……看似偶然的背后有很多必然的东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在上海，才会有柔石的机会和最后的成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当时中国几乎有一半文学杂志在上海发行。据说从19世纪末到1956年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转化时，上海先后共有各类出版社约六百家。民国时期的上海聚集了中国最多最有名气的文人，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落脚之地。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郑孝胥急急忙忙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就是很好的例证。整个民国时期，在中国再也没有一座城市像上海那样出版自由、文化繁荣。许多浙籍文人来到上海后，其中的名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仅凭稿酬收入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例如郁达夫当时的版税收入每月就有200大洋，鲁迅自然更多。当时一名熟练工人的月收入仅仅30元左右，而这些收入已经足够养活一家人。自然，鲁迅等属于作家中经济状况较好的，而那些刚刚来到上海的青年文人如柔石、殷夫等，因没有名气，其写稿收入可能还不如一名技术熟练的工人，因此他们只能居住在上海弄堂的亭子间里。

按照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柔石就是一个刚刚来到上海的文学青年，上海文坛的大门尚未对他打开。幸好在上海他碰上也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江一师同学汪静之，两人才合租了一间小屋，同时寻找谋生机会。此后，柔石和几位老乡曾试图创办一所学校，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转机总算是来临了。1928年9月27日，柔石（赵平复）的名字首次在《鲁迅日记》上出现。这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周建人、许广平、王方仁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柔石也在被邀之列。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答应看柔石的一部长篇。结果鲁迅看后非常满意，称之为“优秀之作”，并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以鲁迅当时的身份，这就等于为柔石进入上海文坛打开了大门。我们很难估量与鲁迅的老乡关系在这件事上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但毫无疑问，乡情、乡音等是促成此事不容忽视的因素。

鲁迅对柔石的推荐自然使得后者生活境况大变，柔石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福（赵平复，原名赵平福）已将小说三册（《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信中还说：“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元，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元，以廿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元，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

此后柔石不但常常见到鲁迅，而且还常到鲁迅家中吃饭。柔石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在鲁迅家吃饭的感受：“好几次，我感觉到自己心底是有所异常的不舒服，也不知为什么，可是在周先生（家）吃了饭，就平静多了。”

1928年10月，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当时上海各书局所订的版税通常为15％—20％）。对于柔石来说，这样有版权又有版税的收入，还是第一次。他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了“卖版权”还是“抽版税”的情况：

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一百本的书，分给你二十元。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元，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元，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元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柔石还把那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报告如下：“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抽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为了维持在上海的生存，显然仅凭一部书的稿酬是不够的，柔石不得不拼命写作。在他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柔石那时的稿酬标准千字2元计算，每日可得国币4元，如能顺利发表，则每月收入可达120元，收入应该基本达到作家中的中等水准了。

柔石与鲁迅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记载有近百次，在不完整的《柔石日记》中，也有一百多次。就连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也看出了鲁迅对柔石的格外关爱，多年后她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据柔石日记，1929年的除夕他是在鲁迅家里过的：“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此刻是夜半后二时，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929年2月9日）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银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但柔石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好在经济拮据时都有鲁迅的帮忙。从《鲁迅日记》中查知，鲁迅曾五次借款给柔石，合计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柔石即使不还，鲁迅也不会开口索还。

我们可以把另一位浙籍文人，同为“左联五烈士”的殷夫与柔石做一个比较。殷夫在上海的生活始终较为窘迫，只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其身为国民党高官的大哥的资助——这资助有前提：就是从共产党一方转投国民党一方。幸好，殷夫也与柔石一样幸运，多少由于同乡的缘故，他也得到鲁迅的青睐，登上文坛的道路也就比较顺利。假如他和柔石没有牺牲的话，则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会比萧军、萧红差多少。

对于殷夫在上海的生活，鲁迅有过生动的描绘，借此可见其日常生活的困窘：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白莽作〈孩儿塔〉序》）

像柔石、殷夫这样的文人在那个时代太多太多，自然不是每人到上海都能成功，也不是每人都能得到鲁迅的帮助。但不去上海，就基本上丧失了成功的机会，这是可以肯定的。时至今日，则依然如故：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是北京和上海。但北京的政治氛围太重，又没有一个像杭州那样的城市相伴（天津——可惜了它的位置），因此作为文人的福地，可能上海还是更好些吧。对于当年那些浙籍青年来说，他们之所以愿意去上海而不愿意到北京，除却上海有更繁荣的出版市场和传媒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上海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与浙江的相近，由此也为他们带来了日常生活上的便利。柔石、殷夫和施蛰存、戴望舒的选择就是明证。

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文人日常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且最主要的是师生以及同门、同乡之间的来往。这类日常活动从交往的性质看既属于日常交往，又往往带有非日常交往的痕迹，甚至这些交往本身就可以引领某些文人进入文坛或者帮助其获得在文坛占据一个有利地位的机会。戴望舒与施蛰存的交往就是这方面的好例。这样的交往自然不仅仅是一日之雅，而是日久情深，甚至说双方达到了如忘形骸的境地也不为过。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之间的这类交往如果伴随着爱情的出现，则友情与爱情的交叉与相互影响，更会对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创作经历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戴望舒与施蛰存的交往，就使得戴望舒有机会结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并开始了一段让戴望舒死去活来的爱情历程。其实，两人在外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不可能成功。当初戴望舒在上海一直寄住在施蛰存家中，而且施蛰存从经济上给他的帮助是无比巨大的，然而因为施绛年后来对他感情的“出卖”，使得戴望舒与施蛰存之间的友谊也产生了裂痕。

为了满足施绛年对他的要求，戴望舒无奈选择出国留学。在这段旅法时期，戴望舒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几乎都要依靠施蛰存来维系。施蛰存的经济也并不十分宽裕，在他们几个友人中只有穆时英是从小衣食无忧的。戴望舒在巴黎的时期，除了日常苦学以外（事实上他时常不去上课，甚至后期毕业证书都拿不到），就是写稿换钱。这些从施蛰存与戴望舒的通信中便能看出：

我很为你的经济担心事，而至今连第一批中华残稿尚未到，甚可危也。现在我这里大概每月上旬以内寄汇七百五十法郎，请你一回也每月寄出这数目的稿子，好象银行往来那样地结算。（1932年12月27日）

你究竟肠病如何？我疑心你是借题发挥，大概你的肠病不会使用到七百五十法郎吧。但我要警告你，以后真病则打电报，否则不要说生病。唬人一跳。电报也还是少打，太花钱了。（1933年1月15日）

再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1933年2月27日）

李健吾的太太将于暑中赴法，我已约她到沪时一晤，我将托她带点午时茶给你，发热时少吃金鸡纳，还是煮一块午时茶，出一身汗为是，中国古法，我是相信的。

你的电报飞机信都不能帮助我的无路可走，你叫我从何处去筹钱呢？我上次信中不是告诉了你吗？我现在天天躲在家里，上月曾回松江去住了二十天，靠慧华的金手镯维持了一个月生活，你总能谅解我的窘了。现在我已在设法，在下月五号以内汇你五百元，我想此款够你旅行西班牙了。（1934年8月18日）〔4〕

看来，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差，收入都是仅够日常支出而已。话说回来，上海毕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处处充斥着诱惑，这与杭州截然不同。正如徐霞村在信中对戴望舒倾诉的那样，“上海好象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小生活在上海的施绛年多少也与生长在杭州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或许这也是两种城市类型下所映射的两种性情吧。

民国时期的上海，确实“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然而它的富丽繁华与妖艳多姿也为诗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更多创作的原动力。当时的上海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地球村，无论是娱乐业、餐饮业还是医疗业、通讯业，可以说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当时上海的电影院和舞台、戏院已经十分前卫，比较著名的舞台有九江路的天蟾舞台、汉口路的大舞台、福州路的丹桂第一台和上海舞台、法租界的共舞台，等等；各种影戏院包括中央大戏院、卡德大戏院、万国大戏院、中华大戏院、世界大戏院、中山大戏院、虹口大戏院、武昌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大光明影戏院、孔雀东华戏院等。各个舞台几乎每天都有夜场，播放的电影也大多以引进的国外片子居多。到1927年，上海共出现过一百多家影片公司。电影的市场化，使得文人们开始在纸质阅读以外摄取新事物，视听觉的新感受令他们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在闲暇交往时也大多泡在电影院，这与杭州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那时在杭州还没有把看电影作为娱乐消遣的习惯，20世纪20年代时杭州的电影院也寥寥无几。

自然，文人爱好电影，其实也是因为电影可以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有益的刺激。1926年11月，刘呐鸥在致戴望舒的书信里，专门谈起了他对文艺电影的认识：

昨天晚上你们走了之后，我一个人无聊得很。听着窗外的微雨，好象深埋在心底里的寂寞一齐流涌出来似的，再也忍不住，我只得戴了帽子，冒着小雨，径往卡尔登戏院那边去了。

他们所映的是《A Waltze Dream》一片，是德国乌发公司的作品。为什么我说出它的公司来呢？你要晓得乌发这个公司是一个专造文艺影片的公司，我从前在东京的时候，看过的好的文艺影片多半是这公司的，——就如《Hiederbery》《追忆》《春流》《Woman Hamlet》《Dr. Galigali》《Du Matin Jusqua minuit》种种。德人和法人一样，是世界上的艺术民族，法国的文艺倘若是眼睛的文艺，德国的文艺可以说是耳的文艺了。〔5〕

刘呐鸥一直保持着对电影的热爱，在1932年他投资的水沫书店被毁后，即转向电影业，不仅自己拍摄电影，而且办起了《现代电影》杂志。他在信中不止是将电影院当作一个文艺娱乐场所，更多时候也把它作为寂寞心灵的归属地，而去看电影更已经成了文人医治“无聊”的解药。

文人交往娱乐，一般都不太去跑马场、跑狗场，或是总会之类，因为赌钱在他们是不寻常的，也是为他们所鄙视的。据说曹聚仁当年以研究输赢概率的名义到赌场去呆了很久，最后也算是赢了钱，却遭到很多文人的嘲讽。他们的日常交往时常是在咖啡馆、书店、茶楼、饭馆和一些私家园林中进行。自然，这样的交往必然要以经济上的巨大付出作为代价。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这样记述他儿童时代去上海的经历：

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的。……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蓬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廊里出风头。……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于夜而不宜于昼的。〔6〕

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由此带来日常生活的极大便利。但凡只要有钱，就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要吃外国菜，就直接去西菜馆，要吃中国菜，更其容易，说明广东菜、云南菜、福建菜、四川菜、徽州菜、北京菜，……等等，由自己任意拣选。并且，预备大吃，可以到大的菜馆里去，预备小吃，可以到小的菜馆里去，预备最低限度的吃，可以到小饭店里去吃。至于大菜馆和小饭店苦乐之悬殊，当然不可同日而语。”〔7〕尤其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大大小小的餐馆更是铺天盖地，文人自然也是“口福”不浅。施蛰存曾经还挨过穆时英的“教训”：“听说你出医院的第二天就在冠生园吃炒广鱿，我真替你担心。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贪嘴！”〔8〕即便是刚出院也不忘记跑去大菜馆饱食一顿，慰藉贫瘠的肠道，文人实在也是生活中人。

上海与杭州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上海的茶楼并不兴盛，但是咖啡馆却十分流行。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多喜欢坐在西式的咖啡馆里畅谈文学诗歌，阳春白雪似乎在咖啡馆里才能够显得更加“洋气”，以至于很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咖啡文化”。留学西方或是日本的文人到上海之后，其日常生活方式即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如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也养成了喝咖啡和进电影院的习惯，他在最后十年间共观看了一百多场电影，出入咖啡馆的次数更是多得无法统计。〔9〕

大抵，民国时的咖啡馆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这在喜欢处处“赶时髦”的上海人心里是心照不宣的。“咖啡店的布置，都趋重于西洋化，清洁而精致，并且选用妙龄女子充当招待，更能投青年人的所好，所以他们的顾客，也以青年为最多。”〔10〕环境清雅，出入的顾客也必然多以着装正式的上流人士居多，这也是文人们愿意选择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那时比较有名的有马尔斯咖啡馆、大光明咖啡馆、马克咖啡馆、霞飞路的DDS咖啡馆等。张绪谔在他的《乱世风华》中记述当年DDS咖啡馆里的情形：

从楼梯上到二楼，才是喝咖啡的地方。由于名气大，位置适中，当时社会中上阶层凡是男女约会、谈生意，多喜欢在此坐坐，尤其文艺界人士喜爱这里别有异国情调的风格，几乎整天都座无虚席。情人间的默默相对、文人的诗情画意，加之楼下玩老虎机的声音，这就是DDS当年面貌的真实写照。……我曾在这里的吃角子老虎机上，中过此生唯一一次的Jackpot大奖，三个西瓜连成一排，一赔三百，真是幸运之极。〔11〕

咖啡馆俨然成为文艺青年的所属地，大有如今所流行的“小资情调”。民国时期上海文人大都是通过写稿换取生活费用，他们自然要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由此，接触各种新事物（如看电影、逛戏院、打回力球、喝咖啡甚至打牌、骑脚踏车等等）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1927年，张若谷在《珈琲座谈》中如此描述当时霞飞路上颇有名气的巴尔干咖啡馆：

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珈琲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者，上海最贵族的Marcel与Fedral二家，倒也进去喝过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

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珈琲，彦长还要来了两碟子似乎油煎肉饺一般的“片莱希基”，因为没有刀叉，我们就用手指夹着向嘴里送，田汉笑道：“像这样野蛮的吃法，同粗糙浓郁味道的食品，真是东方民族的一种特色。”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去。

这样的场景不是例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都有文人和一些所谓“文学青年”研究文艺、谈论时政的身影。

周作人曾说，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的调和。然而物质的欲求也同样徘徊在满足与不足之间。欲求的永无止境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流失。刘呐鸥在致戴望舒信里就对上海生活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要faire des Romances，我要做梦，可是不能了。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濛濛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那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那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Romance，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thrill，carnal intoxication，这就是我说的近代主义，至于thrill和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12〕

显而易见，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文人，必然有着与杭州文人不同的气质，他们笔下所呈现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等就会存在差异。上海不仅是物质之都，也是新闻之都，任何事物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文人眼中，文人生活的多样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也造成了他们作品内容的复杂化和层次化；而长期生活在杭州的文人，则生活节奏的缓慢更多时候是带给他们闲适之感或思维的休憩。二者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他们创作中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施蛰存笔下会出现如此之多“性格女性”的原因，例如《散步》里刘华德太太，给孩子们必须买三友实业社出品的“二一二”牌布料，喝茶习惯将方糖放在红茶里。而在《手帕》一文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手帕对于妇女们的意义。我想，一方手帕之在妇女身上，与其说是一件实用品，毋宁说是一件像臂钏指环一样的装饰品。你没有看见妇女都把手帕栓在右腑下的钮扣间，或是把它折叠成为方胜的样子约束在臂钏中吗？……手帕被妇女们应用的时候，一定很少是抹拭涕洟用的。她们一颦一笑，要用到手帕；她们说一句话，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熟人，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素不相识者，尤其要用到手帕。总之，我们可以说他们善于在每一个动作中利用手帕，而她们的手帕也永远能够不辱使命，帮助他们增添许多妩媚。〔13〕

这里的妇女们显然已不是个别的指称，而是泛指民国时期的上海妇女。原来实用的手帕在现代都市里却俨然成了一种装饰品，并且是妇女出门前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其作用不逊色于胭脂口红之类。这种习惯事实上也是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反映——摩登时代下的女人，前所未有地追求虚荣以满足自我的空虚。

陆小曼当年与徐志摩之所以最后决定驻扎在上海，就是因为这里是“唯一可以吸鸦片的地方”。陆小曼一到上海，“立刻卷入旋涡之中，故态重演，且愈演愈烈。酒宴，舞会，牌桌，戏院，一时间如鱼得水”。〔14〕造成徐志摩最后悲剧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外，过于贪恋于上海的物质生活以及过分纵容陆小曼对都市生活的眷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根本上说，文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学观与人生观的深度与层次，另一方面也极大制约了其创作和学术成就的发展。

“人穷返里”与“铩羽归来”

从另一位浙籍文人郁达夫的经济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期他与上海、杭州及其他城市出版传媒机构的交往关系，可以更切实地把握民国时期文人谋生的艰难及此对他们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的深远影响。

先引几段郁达夫的日记：

晨起就到出版部去，已经将近十点钟了。将那篇小说（《考试》）拿到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编辑处去，卖了四十块钱。（1927年7月18日）

午后去印刷所，谈出周刊事（《民众》），大约每期需印刷费、纸费八十多块。（1927年8月22日）

中饭前出去拿了日本《大调和》杂志寄来的二百五十块钱。（1927年10月4日）

午后去北新拿稿费，共得二十二元。预支百元之版税，北新答应我于二日后去拿，当于八日午后去取。（1928年3月6日）

午后出去上三马路陶乐春定菜，不在中，北新送了日记二版的版税及稿费来。（1928年4月1日）

午前看报，知道全集第五卷《敝帚集》已经印好，就去现代书局去拿了二十本来，并取到一百块钱的版税。（1928年4月24日）

一星期前，算来开明的版税二百多元。（1929年9月8日）

北新账已算来，但尚未对过。据北新说，结清后还欠我千二百多元，存书除外。（1930年1月15日）

李小峰送两百块钱来。（1930年1月27日）（估计是北新书局的稿酬，引者注）

今天北新送稿费二百元来。（1930年3月3日）〔15〕

文人一般羞于公开谈论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日记当然例外，但对于一向极为自负、自视甚高的郁达夫而言，如此频繁地在日记中记录有关经济收入的情况，说明现实生活的压力已经逼迫他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至于鲁迅，更是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录下所有的收入往来情况，此不赘言。根据《鲁迅风》杂志所披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最低的四等作家稿酬标准仅为千字1—2元，而住最差的亭子间也要每月房费10元，大米小菜油盐等伙食费及煤球每月40元（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2千到3千元）。这个等级的有叶紫、柔石等名气不大的作家，常常是苦于作品无处发表，仅靠稿酬难以维持生计。三等作家稿酬标准为千字2—3元，可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15元左右，生活费120元左右（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3千6百元左右）。丁玲、萧红、萧军的收入大致可以算在此类。至于二等作家如夏衍、胡风，已经有了较大名气，稿酬标准可以达到为千字3—5元，这样如在上海居住，可以选择租住有两三个房间的住处，每月房租20多元，生活费约160元。虽然其月收入200元（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6千元左右）是可以维持生活了，但是单靠发文章尚无法生活富足，仍须出书拿版税或者依靠翻译教书等获取报酬作为补贴，夏衍就回忆说他当时每天都要译述2千字挣钱。而像鲁迅、茅盾和郁达夫这些资历深、名气大的，自然是一等大作家，其稿酬标准一般为千字7—8元，除稿酬外还有出书的版税以及其他经济来源。如主编刊物的编辑费通常为100元，丛书编辑费通常为200元。他们一般每月收入400元以上，在那个时代绝对属于高收入了。〔16〕

不过在一等大作家中，郁达夫的例子值得关注。尽管他收入高，但应酬和花费也相当惊人，因为除却日常生活支出外，郁达夫还有谈情说爱的必须花费以及“喝花酒”和赌博的不良习惯。根据郁达夫研究者罗以民先生的说法，郁达夫仅仅在1927年，其年收入就不低于相当2004年的10万元，不能算低了：

据笔者统计，郁达夫在1927年1月至1928年2月结婚前就发表各种文章40余篇，又出版著作6种。计小说5种，《寒灰集》1927年5月6日出版于上海；《奇零集》1927年9月23日出版于上海；《鸡肋集》1927年10月20日出版于上海；《过去集》1927年11月15日出版于上海；《迷羊》1927年11月开始在《北新》半月刊连载至次年1月，1928年1月北新书局同时又出版了单行本；又其《日记九种》为当时畅销书，1927年9月出版，当年即再版，据郁云《郁达夫传》说该书当年发行达3万多册，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据郁达夫1927年日记，可知其同一种书出版是既拿基本稿费，又拿版税（指印数而言）的，这样的稿酬决不会低。因为郁达夫1927年的日记绝大部分是作为《日记九种》公开出版的，因此他未便记载具体数目。但据其1927年7月18日的日记，他花了一天功夫作的一篇小说《考试》（郁达夫说其写小说一天最多5000字），卖给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卖了四十块钱”。

40元钱在当时可维持一个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据王映霞《王映霞自传》第60页说，郁、王同居，郁达夫每月向孙荃和3个孩子提供的生活费为50元。）由此可见郁达夫至少当年收入颇丰。据陈明远《文化人与钱》一书对鲁迅的研究，计算出鲁迅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平均经济收入相当于今天的每月15000元左右。笔者估算郁达夫在1927年的年收入至少不低于今天的100000元。1927年郁达夫仍继续有嫖妓行为，甚至吸鸦片，在日记中记载与自己的“对酌者为‘马妹洛姑’，在上海总算是第一流的日本妓女了”，就不以为耻。郁达夫的这些日记当年就宣示于众，而今也宣示于《郁达夫全集》中，郁达夫生前即愿张扬之，岂有史笔为之隐瞒之理。若为之隐瞒，郁达夫亦不为郁达夫了！至于1927年7月19日，郁达夫陪佐藤春夫在六三花园“征妓喝酒”，属于应酬，可不在“不检点”和浪费之例。又如，1927年3月6日，郁达夫、徐志摩都在刘海粟家打牌。王映霞已经告诫郁达夫戒赌，但郁达夫依然参赌，“输了二十多块钱”。此夜郁达夫宿在周家，居然又赌了一次，“又输了五六块钱”。这样的生活岂能是一个无钱者。〔17〕

中国文人一向自视清高，不屑谈论金钱，但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迫于现实的压力，也不得不对稿酬收入等经济问题给予重视，甚至因此落得一个斤斤计较的“恶名”，鲁迅当年与北新书局的官司就是如此。作为鲁迅的好友，郁达夫在经济问题上也与鲁迅相似，其日记和书信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有时甚至到了令他寝食不安的地步。前面所引都是其日记，再看其书信：

李小峰钱送来了没有？颇以为念。我这一篇短篇的钱，大约可以付得过这十一日来的房饭钱。（1932年10月17日《致王映霞》）

《迟桂花》只能给《现代》，我当另外写一封信给洪锡帆。叫他稿费百余元立时送上……。（1932年10月19日《致王映霞》）

这回《迟桂花》有二万一千字，按理当有一百五元。你若见到施君，可以直接同他说，叫他快点送来。我写给洪老板之信，系告以“施君到此日为止，对我的东西，都在赔钱，这一回因过长，恐他赔贴不出，所以要老板送钱了”云云。（1932年10月20日《致王映霞》）

《现代》的事情如何了？钱有无送来？若他们不来拿，则请送上《东方》徐某处，稿费有七元千字，当有一百四十元左右好拿。（1932年10月24日《致王映霞》）

洪若有信来，则《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1932年11月10日《致王映霞》）

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1932年11月27日《致王映霞》）

出卖印行权，有千元也好，还是弄它几个现钱在手头的好。你可以以此意对楼说。（1932年12月1日《致王映霞》）〔18〕

如果认真阅读郁达夫日记和书信，他对稿酬和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视程度实在是令人诧异，此类内容在其日记和书信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前所说，鲁迅是如此，施蛰存、戴望舒等也是如此，尽管各人重视程度有所差异。看来，对于民国文人来说，伴随着现代稿酬制度的出现以及纯粹依靠稿酬收入生活之文人群体的成长壮大，经济收入必然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逼迫这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

以下再论述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与其移居杭州、与王映霞的爱情波折和后期创作的关系。

说到郁达夫移家的原因，当追溯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创造社的决裂以及对“革命”的反思。他在1927年《谁是我们的同伴者》（发表于《民众》创刊号）中写道：“革命，革命，我们中国十六年来，革命已经革够了。然而总帐一结，我们因革命而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华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又在哪里？……”同年8月15日，郁达夫在《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声明“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当时创造社内部有人认为郁达夫所写的有关抨击蒋介石的文章过火了，因为他们“都还在政府内任职，以为我诽谤朝廷，不该做如此文章”。（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

就在郁达夫与创造社决裂之后，鲁迅和许广平于1927年10月由广州来到上海，自此开始了他们二人的友谊。在个人情感方面，这一年郁达夫开始与王映霞交往，友情和爱情的双丰收给他增添了新的生活动力。郁达夫虽然是文化名人，却对上海文坛的是是非非极为反感。1933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连鲁迅也常常被迫离家避难，郁达夫感到有必要暂避，随即于当年的4月25日移家杭州。他后来在给刘大杰的信中解释道：“意亦在暂时避去普罗嫌疑。”

后来，郁达夫曾借其作品中人物之口解释他移居杭州的原因：

“上海的文坛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搬到这一个死都里来住呢？”

“还不是为了生活！我们是同你刚才说过的一样，都落伍了。无论如何，在这一个暴风雨将吹到来的大时代里，我们所能尽的力量，结局总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们，原也很在努力，但实力总觉得还差一点。像我这样，虽自己明晓得自己的软弱无能，可在有些时候，也还想替他们去服一点点的推进之务。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近来老觉得似乎将要变成他们的障碍物的样子，所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这文笔的战场。仲子，你以为我这计划怎么样？”

“当然是很好。我们虽则都还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来休养休养，虽然或将从此一直的没落下去也说不定。”〔19〕

自然，这毕竟是文学作品，而郁达夫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于移居杭州是这样解释的：

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故乡鱼米较廉，借债亦易，——今年可不敢说，——屋租尤其便宜，铩羽归来，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来住后，岁月匆匆，一眨眼间，也已经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间晓得我的杭州住址者，于春秋佳日，旅游西湖之余，往往肯命高轩来枉顾。我也因独处穷乡，孤寂得可怜，我朋自远方来，自然喜欢和他们谈谈旧事，说说杭州。这么一来，不几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中学生》杂志编者的特地写信来要我写点关于杭州的文章，大约原因总也在于此。〔20〕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移家琐记》）

上述一段值得注意的是“人穷返里”和“铩羽归来”两个表述，是否郁达夫在上海遭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过大，不堪忍受才执意要回杭州呢？

原来，郁达夫和王映霞于1927年6月在杭州订婚，次年2月结婚。不过他们婚后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安宁，一说是由于当时军统头子戴笠对王映霞追求不止，为躲避戴笠，郁达夫与王映霞才不得不移居杭州。据王映霞文章介绍，他们是在1933年春末搬去杭州：“原来我们打算在杭州悄悄住下，除了个别亲戚朋友，不让外界知道。”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刚刚到杭州没几天，就有杭州《东南日报》的记者找上门来。因为《东南日报》总编辑胡健中是郁达夫当年在安徽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所以他派记者来采访，郁达夫不好拒绝。结果没两天《东南日报》副刊上就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如此，郁达夫想不让人知道也不行了。

而第二个因素，就是经济上的压力，上引文第二段郁达夫说得十分清楚，在其他场合他也有过多次类似的表述。

此外，郁达夫的移居杭州与他对时代的悲观绝望有关，也与其性格有关。郁达夫在《住所的话》一文中说：“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也睡不着的枕头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这种落叶归根无心羁留他乡的家园感，在性情恬淡不问政治的王映霞方面则更为强烈。于是夫妇二人便托朋友徐葆炎觅得杭州大学路上一所房子，于1933年4月25日移家杭州，后来又在1935年和1936年间修建了“风雨茅庐”。

郁达夫举家迁移杭州一事并没有事先告诉鲁迅，也许他们认为这纯粹是个人私事，所以后来回上海办事时才告诉鲁迅已经迁移杭州。鲁迅也是在他们移家八个月后，当王映霞索要墨迹时才写了那首带有劝诫之意的律诗。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一书中说：“谈到我们已经搬家的事情时，周先生略略表示了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与郁达夫因移家心切，便也不去十分注意它。”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更明确地道出，鲁迅之所不大赞成他的移家是担心“杭州党政诸人”。的确，当时的杭州连岳飞、林逋都“坟坛冷落”而“梅鹤凄凉”，曾为“左联”要人的郁达夫岂能风平浪静地安度余年呢？且让我们再看鲁迅的那首七律：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原诗本无题，是1934年7月《人间世》第8期发表时，由编辑加上的，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郁达夫后来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鲁迅认为杭州的政治气候并不比上海好，如果仅仅为了政治原因，则移家杭州没有多少意义。此外，鲁迅反对郁达夫移家杭州，也与鲁迅自己对浙江省当局的反感有关，而起因是在1930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鲁迅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由，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

今天看来，鲁迅反对郁达夫移居杭州固然不错，但留在上海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鲁迅等文人在上海的经历已经说明一切。事实上，自从郁达夫移家杭州后，上海当局对进步文人的政治迫害更甚，先是丁玲、潘梓年在1933年5月的被捕，然后是杨杏佛6月18日被暗杀。鲁迅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多次被迫离家暂避。而杭州的政治气候虽然也不好，但比起上海来还是稍稍宽松的。虽然鲁迅被浙江当局通缉，但其实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政治游戏，并不意味着浙江当局一定要置鲁迅于死地，而且鲁迅被通缉也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人在杭州就会危险。另一方面，移家杭州后的郁达夫，也并未完全停止政治活动，他曾与其他作家一起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丁玲、潘梓年，也曾在杨杏佛被暗杀后，写诗悼念。他这一时期的内心状况，可以用他1933年秋天写的一首《无题》来说明：

自来故里，因夏日之可畏，所以不感出头而露面。海上蚊章（小报之西译名），误传此意，谓某某之逃归，全系慑于丁死杨亡之结果。对镜抚背，我真有曳尾泥中之感矣！凑成四十字，聊代万言书。

背脊驼如此，牢骚发渐幽。

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

未老权当老，言愁始欲愁。

看他经国者，叱咤几时休？〔21〕

郁达夫移家杭州后，创作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大写游记，虽然是为了维持生计，也当与其心境变化有关，与杭州的文化氛围、文学格调的相对轻松闲适有关。自1933年到1934年，他多次游览浙江省内风景名胜区，还曾到北方游览，并于1934年出版了第一本游记集《屐痕处处》。也许这时的郁达夫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像一个战士而像一个寄情于山水的隐士。

移家杭州两年后，郁达夫产生了自己造一所房子的想法。他说：“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半夜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亮，每会作尝（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林舍的梦想……”（《住所的话》）1935年，经过半年多的修建，花费了一万余元巨款后，一所按照郁达夫设想建造的新居终于完工，他将其命名为“风雨茅庐”。意味深长的是，在其书房内悬挂着他的老乡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与此同时，郁达夫在创作上的另一变化是他开始写通俗小说，即那篇应《新小说》月刊所作的《唯名论者》。发表时编者的话很有意思：“郁达夫先生久不写小说了，这次特别由杭州带来了这篇《唯名论者》给我们。在这里，他给读者实现了‘名作家写通俗文学’的愿望。这样的作风，在他还算是初次罢。这是编者应该特别表示谢意的。”同时，他也开始参加杭州文学界的活动，在1935年被选为杭州作者协会的理事，并担任《东南揽胜》的编委。

那么，这些变化，是否说明郁达夫已经完全与上海文学界脱离来往而成为一个隐士了呢？其实不是。除却上面所提及的参与营救丁玲等活动外，1936年，鲁迅的逝世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不但立刻到上海参加葬礼，而且写下这样富有激情和思想深度的文字：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论鲁迅》）

笔者以为，仅此一段文字，郁达夫就足以称得上是鲁迅的知音，也足以说明，西湖的湖光山色，并没有消磨掉他内心的活力和激情。后来郁达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最终牺牲的事实，也是有力的佐证。

郁达夫是爱书如命的文人，他在日记里常常无奈地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22〕大概，这就是文人的通性。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文人们不得不通过撰稿给报社来获得日常生活的保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郁达夫在移家杭州后，养家糊口的担子并不见轻。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两浙漫游记》里有过感叹：

两三年来，因为病废的结果，既不能出去做一点事情，又不敢隐遁发一点议论，所以只好闲居为不善，读些最无聊的小说诗文，以娱旦夕。然而蛰居久了，当然也想动一动；不过失业到如今将近十年，连几个酒钱也难办了，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爬山涉水，聊以寄啸傲于虚空。〔23〕

郁达夫当时宁愿撰写游记也不愿屈服于反动派的利诱，确实表达了一种决心与勇气。然而生活究竟是一切之根本，更何况作为一家之主必须多方面考虑，因而“爬山涉水”写游记就成了他的职业。除了游记，郁达夫也一直为报社写作小说，在他的日记里时常可以看到他的无奈：

窗外秋雨滴沥，大有摇落之感，自伤迟暮，倍增凄楚。统计本月内不得不写之稿，有《文学》一篇，《译文》一篇，《现代》一篇，《时事新报》一篇。共五家，要有十万字才应付得了，而《宇宙风》、《论语》等的投稿还不算在内。平均每日若能写五千字，二十天内就不能有一刻闲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谈何容易呢？（1935年9月1日）〔24〕

每日至少需要创作五千字，二十日内不得有一日空闲，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方式实在也只有郁达夫才可以应付得过去呢。他曾笑言：“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下怕又要闹米荒。”郁达夫著，丁言昭编：《郁达夫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9页。再加上文人的创作容易受着客观条件的影响，作家似乎一定程度上都难免沦为生存之奴隶。

在郁达夫移家杭州过程中，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营造“风雨茅庐”。对于此事对郁达夫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深刻复杂影响，其实学术界未给予足够的关注。1935年底，郁达夫夫妇花1700元购下玉皇山后的30亩（2公顷）山地，并在此建造起他的“永久之地”——“风雨茅庐”。直到完工，这幢豪宅里里外外将近花去了一万五六千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郁达夫这样形容造屋的艰苦：

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全无，一半也因为要造这屋的缘故。……所最关心的，就是因造这屋而负在身上的那一笔大债，却非得同巴尔札克或司考得一样，日夜的来做苦工不可。（1935年11月19日）〔25〕

这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债务，对于一个仅靠写作维持生计的文人来说，确实压力很大。然而，“风雨茅庐”的主人毕竟是才子郁达夫，再大的压力对于他来说也能转化为动力，在郁达夫身上，我们看到了对“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最好诠释。

再看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对其创作的影响。1927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陷入热恋。由于王映霞是杭州人，这段时间两人时常往来于上海与杭州，这在郁达夫笔下有生动的描述。4月13日，郁达夫搭上驶往杭州的客船，“晚上独酌白兰地酒，坐到天明”，只待与映霞相会。他在当日致王映霞信中这样吐露：“我们的运气真不好，弄得这一个韶光三月，恋爱成功后的第一个三月，终于不能在一块儿过去。不过自古好事总多魔劫，这一个腐烂的时局也许是试探我们的真情的试金石。映霞，我想我们两人这一回相见的时候，恐怕情热比从前还要猛烈，这是一定的。”〔26〕

在杭州的这一个礼拜，是郁达夫最幸福的时光，他几乎天天都与王映霞行走在西湖的山水之间。既有山水美景，又有美人相伴，不由得使他诗意盎然：

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7〕

一个多月后，郁达夫将他与王映霞的事正式公开，但那时郁达夫的身体已经很差，对此王映霞也很清楚。事实上，郁达夫幼年就体弱多病，成年后又饮食作息极不规律，以至他日记里时常有头痛、胃痛、心散神迷种种记录，在其散文《王二南先生传》里也有这样的记述：

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丝。又因为在上海租界上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里起了异状，胆汁溢满全身，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28〕

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时才三十出头，正该是年富力强的时期。郁达夫自己也很明白，所以不止一次要戒酒养身，他自言：“近来顿觉衰老，不努力，不能作出好作品来的原因，大半在于身体的坏。戒酒戒烟，怕是于身体有益的初阶，以后当勉行之。”〔29〕只是话虽如此，实行起来却不免困难。

移家杭州以后，郁达夫除了照旧为报社写稿谋生之外，还接任杭州作协理事一职以及杭州《东南揽胜》的编委，日常交往自然也频繁起来。加之王映霞也喜欢交际，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访：

午后来客不断，共来八人之多，傍晚相约过湖滨，在天香楼吃夜饭。（1935年9月1日）

傍晚秋原来，与共谈此事，遂偕去湖上，痛饮至九点回寓。（9月3日）

晚上，过湖滨，访友二三人，终日不曾执笔。（9月5日）

晚上刘开渠来，请去吃饭，并上大世界点了女校书的戏，玩到了十二点才回来，曾请挂第一牌的那位女校书吃了一次点心。（9月6日）

午后学生丁女士来访，赠送八月半礼品衣料多件，我以《张黑女志》两拓本回赠了她。晚上在太和园吃饭，曾谈到上旅顺、日本去游历的事情。（9月7日）

晚上月明，十时后去湖上，饮酒一斤。（9月8日）

今晚又有约，丁小姐须来，午后恐又不能写作。（9月9日）

丁小姐去上海，中午与共饮于天香楼，两点正送她上车，回来后小睡。晚上月明如昼，在大同吃夜饭。（9月10日）

约开渠、叶公等来吃晚饭，吃完鸡一只，肉数碗，亦可谓豪矣。……晚上无月，在江干访诗僧，与共饮于邻近人家，酒后成诗一首。（9月12日）

中午有友人来谈，与共饮至三时；写对五副，屏条两张，坑屏一堂。晚上洵美自上海来访，约共去黄山，谢而不去。（9月14日）

晚上在湖上饮，回家时，遇王余杞途中。即偕至寓斋，与共谈别后事，知华北又换一局面。约于明日，去同游西湖。（9月18日）〔30〕

从郁达夫日记中可以看出，短短半个多月里他出门与友人吃饭喝酒次数就多达十多次，还时常独自跑去西湖边饮酒。郁达夫在杭州的这几年里，日常生活一直如此，尽管王映霞也多次劝其戒烟戒酒，但始终未能见效。1935年冬，正是郁达夫四十岁生日，他在日记里回忆说：“今天为我四十生日，回想起十年前此日在广州，十四五年前此日在北京，以之与今日一比，只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人生四十无闻，是亦不足畏矣，孔子确是一位有经验的哲人。”〔31〕然而四十岁生辰时他内心却充满了寂寞与徘徊，应该是多少与他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相关的。

像这样浓艳的暮春的下午，我居然能把放心收得下，坐在这冷清清的案头，记这一条日记，而预排我的日后的课程，总算可以说是我的进步；但反过来说，也未始不是一种衰老现象的表白，人到了中年，兴趣就渐渐杀也。（1936年4月1日）〔32〕

初春浓酣，一直带给他无限的创作灵感与爱情的回忆，然而此时却似有物是人非的惆怅之感，可以说，郁达夫四十之后所写的这段话，实在是他对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

今天，当我们追溯杭州、西湖与民国时期浙籍文人之关系时，会发现每一位文人身后，都铺满了层层历史的痕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为文学创作填充了风花雪月与柴米油盐的真实。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经历着战争与和平的考验，他们肩负着历史转折的重大责任，负担越是沉重也许越是让他们接近朴实的大地，越是让他们接近真实的存在。

此外，笔者以为，民国时期文人对于个人经济收入之所以如此重视，当与当时的社会动荡、物价高企，以及文人职业性质所决定的收入不稳定等因素有关。在浙籍文人群体中，本来在大中学校任教者很多。自民国初年起，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教师在民国时期本应为收入虽然不高，却也不低，且相对稳定的一个职业。但长年的军阀混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统治集团对教育的忽视，使得单纯依靠从教赡养家庭已经不可能，我们注意到当时很多文人都创作有表现民国时期各类教师生活的小说，而政府欠薪导致教师生活艰难往往是此类小说常见的内容。就浙籍文人而言，本书所论述的几个代表文人（除却柔石、殷夫等一切青年作家外）在当时整个文人集团中，大致属于生活相对稳定且比较优裕者。除却动荡时期和战争时期外，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较为从容的，这也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

一般而言，名气稍逊者的或者诗歌类的作品，因为读者面的狭隘，就不太容易出版，例如施蛰存在1934年写给戴望舒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感慨：“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其实就是连鲁迅这样的大家，虽然可以单纯依靠稿酬生活，但也是要相当辛苦才行。因而鲁迅对于蔡元培当年给他支付的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的每月300大洋的津贴，还是极为看重的，虽然自己也认为拿得有些不够光彩。说起来鲁迅还就此事对其老乡蔡元培有过误会：当初蔡元培提出一个初步推荐名单，鲁迅名列其中，所以对蔡元培极为感激。后来此事有些耽搁，鲁迅就以为是蔡氏想法有变，并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大加抱怨。〔33〕好在最后此事得以落实，鲁迅才又对蔡氏改变了态度。这固然与鲁迅性格中的多疑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文人对于经济收入的高度重视，说明在那个时代，文人想从事纯粹的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而又能在生活上比较稳定的困难程度。对此鲁迅在写给友人江绍原的信中就极为坦白：“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

王国维曾说，“职业之文学家”是以文学为生活，文学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手段与途径，是生活的物质来源，然而“专门之文学家”是为文学而生活，将文学作为人生存在的最高追求，生活之欲念都抛却在文学之外，成为其纯粹的独立物。只是生活现实不同于精神的理想，尤其对于智识分子来说，文学所带来的物质现状往往令他们陷入困境。朱自清自言买书和抽烟是他的两大嗜好，然而他时常因为经济窘迫而买不起书，只得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他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拿到当铺，去换了一本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当衣物来买书或是买日常用品，或者是买了书欠着书店书钱，在朱自清看来已是十分寻常的事情，因而他也常常督促自己：“自觉欠债之多，必须早日清理。”这在他的日记里是随处可见的。无独有偶，颠簸于上海与杭州之间的魏金枝，早年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曾致信杜衡感慨生活的所累：

三则过文字生活于我太苦，盖我无钱无饭无烟，即不能下笔，而半年以来，日在穷境中，除衣食之烦恼外，并有各种无谓之新恨与旧愁，如此情形，安能复下一字！……来此以后，委为缮校主任，月薪四十元耳。以汉地物价之高，遂日日手中无钱，欲归亦难，谁复能安心写稿乎！总之，我日有老意，既不能随俗变化以求一己之享乐，又不能奋发有为以与捷足者争先，所谓左右为人难也。〔34〕

自古以来，文人总被冠以“清高”或是“孤傲”的名分，似乎文人就理应不食人间烟火。然而情状恰恰相反，文人以文为生，同时也需以文为活。无可厚非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人类生存所面对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这类生产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而只有通过许多个人的共同交往活动才能够被完成和实现。〔35〕

到了民国后期，文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拮据。与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有密切关系的叶灵凤，在《忘忧草》中就撰文记录了关于作家生活保障的随感，他说：“今日作家提出生活保障的要求，并非如郁达夫先生初期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文人怀才不遇的喊穷；更非张资平之流以低价收进文艺青年的原稿，标上自己名字去换大钱的那种贪欲的谬想。今日作家的生活保障要求，乃是为了要取得写作时心理上必须的安静，乃是为了要充实作品的内容提高作品的水准，乃是为了要加强文艺对抗战建国的服务。”〔36〕诚然，叶灵凤的话语是中肯的。无论在哪个时代，文人作家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温饱，然而现实中作家以文卖钱，却也只能维持基本的日常开支，甚至有时候连米也买不起。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经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以及每年五百磅的收入，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家平静并且客观地思考各种问题。实际上，文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满足自我精神情感领域的需求，文人的精神世界往往比其他人承载着更多的负担，他们的精神情感时常得不到恰当的释放，而物质资料的贫瘠更是造成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如果说伍尔夫必须具备如此的经济条件才能生存且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中国作家又何尝不希望能免于为生存而奔波的命运。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让文人感觉到生存的艰难以至于卖文都难以为生的话，如果那些很有才华的文人学者被迫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创作和研究，而为谋生另寻他路的话，如果很多坚持纯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者不得不向通俗、低俗和庸俗低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陈寅恪当年曾经感慨，如果在高校教书也已不可能的话，则文人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下海经商了。作为浙籍文人，本来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从事“绍兴师爷”那样的职业，为高官达人担任幕僚。这本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当时叫做“门客”。不过，在民国时期，我们发现，浙籍文人中真正可以借此谋生者已经寥寥无几，而下海经商成功者也不多见。文人到最后，恐怕还是要拿起笔来，用自己最熟悉也最有力的方式，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谋生问题，如果能够满足最基本的人生需求，也就姑且如此吧。

注释

〔1〕参看沈建中编：《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中有关内容。

〔2〕［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3〕施蛰存著：《致戴望舒》，《施蛰存70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16—220页。

〔4〕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74—84页。

〔5〕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83页。

〔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1页。

〔7〕徐国槙编著：《上海生活》，1933年，第39页。

〔8〕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

〔9〕同上，第193页。

〔10〕徐国槙编著：《上海生活》，1933年，第45页。

〔11〕张绪谔：《乱世风华：20世纪40年代上海生活与娱乐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12〕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35页。

〔13〕彭军编：《施蛰存作品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14〕高恒文：《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

〔15〕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2卷日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16〕此处资料来源于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页。

〔17〕罗以民：《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著，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54—155页。

〔18〕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1卷书信）》，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19〕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23页。

〔20〕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21〕原载1933年9月出版之《论语》杂志。

〔22〕郁达夫著，丁言昭编：《郁达夫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

〔23〕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

〔24〕郁达夫著，丁言昭编：《郁达夫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9页。

〔25〕同上。

〔26〕郁达夫著，王观泉编：《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65页。

〔27〕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1—162页。

〔28〕郁达夫：《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29〕郁达夫著，丁言昭编：《郁达夫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7页。

〔30〕郁达夫著，丁言昭编：《郁达夫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2—308页。

〔31〕同上，第312页。

〔32〕同上，第342页。

〔33〕关于此事，可参看1927年底鲁迅与江绍原、章廷谦等人的书信，在这些信中，鲁迅明确表示出对蔡氏的不信任乃至攻击。

〔34〕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02页。

〔35〕王晓东：《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2—163页。

〔36〕叶灵凤：《忘忧草——叶灵凤随笔合集之一》，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第九章　“人生岁月白驹过，应事牢骚记咏哦”

——徐志摩、胡适日记中的日常生活

府中时期徐志摩的学习生活

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文人中，徐志摩以其天才的诗歌创作和英年早逝的人生经历，一直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早已蔚为大观。这里笔者仅仅以其日记为资料来源，考察他在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以加深我们对这位天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先引一段现代文学研究大家陈子善先生对徐志摩日记的评价：“考察现有的徐志摩日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徐志摩的日记既是这位中国新诗坛祭酒毫不作假的生活真录，即真实的日记，同时也是优美隽永的散文作品，即上乘的日记文学，两者合而为一，这是十分难得的。”〔1〕

本章所依据的徐志摩日记，是由虞坤林先生整理编辑而成的《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徐志摩日记汇编。由于这部日记首次公开了一度失散的徐志摩的《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可以被认为是在徐志摩日记研究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徐志摩生前极为重视日记的写作，据陆小曼回忆，徐志摩曾对她说：“不要轻看了这两部小小的书（指《爱眉小札》），其中哪一字哪一句不是从我们热血里流出来的。将来我们年纪老了，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发表，你不要怕羞，这种爱的吐露是人生不易轻得的。”（《〈爱眉小札〉序》）这一方面表现了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爱，另一方面也说明徐志摩对日记的重视。据徐志摩1926年12月28日日记，他当天送给陆小曼的新年礼物就是一部“曼殊斐儿的日记”。为说明其意义，徐志摩特别在日记中引用了该书前面的题词：“一本纯粹性灵所产生，亦是为纯粹性灵而产生的书。”按照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徐志摩的日记充分和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的情感经验：“徐志摩的日记，在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日记和日记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相信认真的读者自会细细咀嚼体会。”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此处引文见于该书序言。本章中所引用之徐志摩日记除特别标出外，均出自该书。

确实，相比于周氏兄弟几近单调简略的记事体日记，相比于胡适为了留下历史记录多少有些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体日记，徐志摩日记的抒情性特别明显，这自然与其诗人身份有关。不过，此处我们将不过多关注那些诗意的语言，而是侧重分析他日记中有关日常生活的内容，看看一个极为浪漫的诗人，是如何处理那些单调乏味之日常事件并从中寻求诗意生活的。

在此先看徐志摩日记中记录的他在杭州的中学生活，再看其留美生活。

1911年2月18日，是民国年间浙江最有名的杭州府中学堂开学之日，也是徐志摩的《府中日记》开始记录之日。次日，徐志摩由家乡海宁乘火车赴杭州，在到校缴费报到后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宿舍，只得暂时住在客栈。由于该日日记中有“夜间到清河坊商务印书馆购《学堂日记》并杂记簿各一”的记载，说明其前一天日记中的“今日惟日己未，学堂开学期也”之内容很可能是购买日记册后补记的。在论述徐志摩这一段在府中的学习生活之前，有必要对他所使用的日记册稍稍描述一下。

根据其农历正月廿三日日记影印件，徐志摩所用来记日记的为格式固定之专用日记本，按照每日一页设计，版式为竖排。每页右侧分为三块，上方除有旧历日期、气候外还有公历；日期之下是一则汉译之英国谚语，该日谚语为“一羽示风之方向，一草示流之方向”，据此推测其印刷日期当为20世纪初且距徐志摩购买日期较近；在谚语之下则为预记事件栏。中间自然是用来写日记的，空间为固定的六行，所以徐志摩在内容较多时就不得不将记不下者移入次日，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其日记大都内容长短较为一致了。最左侧为当日所上课之科目及事项，其下方为自修科目栏。

既为学生，则上课为徐志摩此时之主要生活内容。从其课程表可知，他当时所学习科目有算术、英文、国文、历史、地理、读经、讲经、博物、官话、图画等，总计有14门之多。每周上课6天，每天6节。其中以算术、英文课时最多，而纯粹的国文仅有两节，另有读经、讲经四节和作文两节。稍微和当今的政治课有些接近的是“修身”，每周一课时。而每周体育课倒有两节，分为“普操”和“兵操”——前者即今日之体育，后者为军事训练。如此每周36课时，学习负担应该不轻。好在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很多课程教师常常因故不上，所以徐志摩学习起来十分轻松，其日记中有很多外出游玩、购物的内容也就不奇怪了。自然，这也与其性格好动、喜欢游玩有关。

既在杭州读书，则游览西湖必不可少。从日记中可知，徐志摩到杭州后第一个月就游览了五次西湖，另有一次因雨取消。对于西湖之美，徐志摩在日记中多有描述，且看其日记中关于第一次游西湖的文字，时为1911年2月24日下午：

三人同至西湖游顽。乘湖船往游孤山，访林君之遗迹。时值早春，湖光明媚。梅花灿烂，诚仙人之乐地也。既出孤山，至唐庄，复至岳坟瞻仰忠臣之遗范，不觉令人肃然。游兴未赊，而日已将西下，爰即鼓棹而归。

这不就是一篇极为优美的游记么！短短数行，以富有诗意的文字表达对大自然美丽的感悟以及对民族英雄的怀念，其诗人天才在此已经得到表现。

由于家境优越，且杭州离家乡海宁很近，家人常来杭州，因此在徐志摩的日记中看不到有思念家乡亲人的文字。反之，他与几位同窗好友来往密切，一起外出游玩、购物、饮茶，忙得不亦乐乎。其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加之学习压力不大，又怎会有想家之念头呢？

不过，毕竟是年少且在外生活，饮食起居方面不会事事如意，因此我们从其日记中看到徐志摩及其同学不时有身体欠佳的情况。不过大都为感冒发烧和牙痛之类，不是什么大病，所以对其情绪影响不大。倒是杭州的天气时常引得徐志摩不快甚至感到郁闷，且看日记中几条有关记录：

今日为礼拜日，方期践蔡君之约以游西湖，不意天不从人愿，大雨如注。（1911年3月5日）

中夜大雨。……枯坐寓中殊可闷。（3月6日）

饭后回寓拍球为戏，因天雨不止，殊觉闷闷。（3月10日）

三鼓时大雨骤下，至天明不止，而余辈乃懊丧无已，闷坐清斋，直至饭后天始雨霁。（3月12日）

徐志摩自然知道江南春天多雨，但还是心情郁闷，忍不住要在日记中发一番牢骚。天气变化对人们情绪的影响一般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作为诗人，徐志摩对这种变化也许更加敏感。

其实，对于日复一日的学习生活，徐志摩虽然成绩优异，且感到压力不大，还是会流露出厌倦和无聊之感。不过相对于鲁迅在民国初年京城时抄碑的无聊之感来，徐志摩的这种“无聊”也许只能被看作“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春哀愁、成长期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甜蜜哀愁。好在徐志摩对自己的情绪变化比较清醒，每当自己对学习有所厌倦或者过于懒惰之时，他总能及时进行自我剖析，勉励自己要以学业为重。例如以下几条：

竟日除上班外，无所事事……余与赵乃抟、蔡春元戏顽，为学监所见，幸不见责。此后宜加检束，倘被记过，于名誉殊有关碍也。（1911年4月4日）

多日嬉戏无所事，置读书于度外。今日上课反觉倦而不振，闲之为害也。……今考期已近，其将奈何！嗣今以后，苟能攻心于各科学，少事嬉戏，则又何患乎。（4月12日）

竟日除上班外，无所事事。或阅书，或闲谈，暇时尤多，在燕孙病房中看小说。余今日又学得一顽儿法：踢毽子。是课余常与三年级之来君之怡作此戏。（4月18日）

虽然课忙，伪也。笔懒实也。自入校至今，几曾见埋首终日哉。（4月27日）

倏忽间去星期日又五日矣，光阴一去不复回，能不怅怅。……略阅英文，闷极。（5月5日）

迩来笔懒甚，日记必间日作。各科学亦未加温习，仅稍稍读英文，偶演算术三四问而已。思所以愈其堕者，无术也。（5月15日）

上述日记说明，徐志摩在入学之后一个多月，当新鲜感消失，逐渐适应学习生活后，由于学习压力不大，生活较为从容，反而导致其产生无聊与厌倦之感。虽然他也不时对此进行反省，但这种感觉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另一方面，徐志摩入府中读书，不过15岁，正是活泼好动之年纪，加之徐志摩极有天分，学习压力不大，所以爱玩爱动本为自然，其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好友郁达夫于1931年12月11日写的纪念文章《志摩在回忆里》，对此的有关记述可以验证：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的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宿舍里，总是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着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

好在到当年5月中旬，徐志摩的这种“无聊”之感终于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从5月17日开始，其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有关“无所事事”的记载。而标志这种转折者就是这天日记中的一首诗：

人生岁月白驹过，应事牢骚记咏哦。

书剑随身聊复尔，英雄得志又何如。

未能报国心空热，许作平民福已多。

窃叹我庐真自在，闲载花木醉高歌。

这首诗所体现出的人生感慨，可以被视为府中学生时代徐志摩思想情感的缩影。次日徐志摩又写一长诗，题目为《题焚琴怨小说》。《焚琴怨》，据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作者为黄端履，光绪戊申年（1908年）由中国图书公司出版。根据其题目以及徐志摩诗的内容，可以推断该书为言情类悲剧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诗中流露出的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情：“许多绿惨红愁内，总为峨眉诉不平。”接下来的三天，徐志摩日记用几乎全部篇幅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又创作了两首表达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诗歌，当是受时局变化刺激而作。请看那一时期国内发生的大事吧：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72名烈士葬身于黄花岗。

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全国怒潮，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种子。

5月14日，长沙万人集会掀起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5月27、28日，徐志摩接连听了两场大演说家安狄先生的讲演，一为“中国现势之缺点”，一为“将来之希望”。这两场演说对徐志摩的刺激极大：“一时可惊、可警、可耻、可憎之心齐起于脑中。……呜呼，余心碎矣！”

作为学生，徐志摩交往最多者自然是同学，特别是同乡同学。他本生性活泼，爱结交朋友，所以他在府中时与同学交往极为密切，且深受同学爱戴。不过，结交最密切者是他称之为“三知己”的燕孙、叔薇、仕章三人，他们也都是其海宁同乡。据统计，徐志摩《府中日记》共133篇，其中提及与上述三人交往者就有62篇，且很多篇中有较为详尽的交往记录，甚至连好友患病、回家等也被写入日记，可见徐志摩对这些同学的看重。此外徐志摩与其他同学交往也很密切且关系融洽，从《府中日记》可知，他几乎每天都与同学一起外出，或游玩或购物或喝茶，不外出时也是和同学一起下棋、踢球、聊天等。相比之下，徐志摩对于家人安排的活动却不感兴趣。例如据其7月9日日记，其父亲命他到家乡的商会，参与商议开设供学生实习之商店事宜，根据其父亲的说法是为提倡商业、开通风气，但徐志摩显然不以为然：“此事于商业学堂则实有关系，余辈非习商者，则此又何为？”

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并非直接与某个社会阶层相关联，也非以这种直接的关系确认他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而通常是通过与某些特定的与其有更加实际关系者的交往来确认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与同学和同乡的交往，无疑是作为学生的徐志摩最常发生的日常交往活动。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出，由于徐志摩出身富商家庭且其人品为人俱佳，所以自然获得了同学和同乡的尊重，与其来往者也多为家境富裕者。由此在徐志摩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朋友圈子，这个圈子对徐志摩的日常生活模式以及对其个人性格、思想等，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如在其4月4日日记中，徐志摩就提到燕孙等人对他好玩好动的劝诫，认为“斯言诚确论，余其谨志勿忘”。徐志摩极为看重自己的这个朋友圈，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这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几乎其所有的外出活动都有同学同乡等一起参与，他一个人单独外出者寥寥无几。

学生时代的同学、同乡之间的交往活动，是学生所经历的最本质也是最丰富的交往之一，因为它们都是基本建立在平等、自由（非强迫）基础上的交往。自然，这种平等和自由并不意味着交往双方的感情付出具有同等强度。在徐志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的诗人气质决定了在这种交往中，他对同学、同乡所付出的情感强度往往更大、感受也更深刻，如：

今日下午五句钟，赴第一舍与潘君、金君等纵论小说、剧。谈略数千言，甚乐。（1911年2月21日）

此时的徐志摩刚入府中三天，与同学只是刚刚结识，却已能与他们“纵论”，且达“数千言”，有“甚乐”之感了。其实在其同学看来不过是平常的闲聊而已，恐怕他们记日记的话，不会有如此感受和评价吧。限于资料，我们无法对此进行验证。不过，从徐志摩本人角度看，他如此兴奋的原因除却刚刚入学的新鲜感外，还与前一天和当日下午他连续阅读多达三册的小说《新西游记》有关。徐志摩评价该小说为“颇具讽意，此书非无益小说可比，以有言外旨也”。

又如：

同出至清泰站闲步，见脚踏车甚多，往来驰骤于马路，甚自得也。既而至羊市街光华阁饮茶，谈笑甚欢，返寓已五句余钟。（1911年3月3日）

20世纪初，骑自行车在杭州还属于时尚，所以徐志摩注意到那些骑车者的“自得”神色。当然其同学可能也会注意到，但却不大可能记入日记。至于把饮茶时的“谈笑甚欢”也记入日记，就更是只有徐志摩这样情感丰富者才会如此的吧。

作为诗人，此时的徐志摩虽然尚未正式开始诗歌创作，却已具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和情感表达力，除却偶尔的文言诗词创作外，其日记语言也富有诗意，如下文：

是日为礼拜六，七句余钟赴舍。……余辈无聊甚，仅与仕章相击球为乐，拱垣则静坐窗下，悄然以思，一若有重忧者，其人之静可以概见。（1911年3月11日）

闷居小舟，遥观野外风景，当今三春之候，桃柳明媚以争艳于溪滨河畔，诚足为骚人逸士之吟咏料。惜余无大才，愧无以应此佳景。（4月7日）

总之，徐志摩的《府中日记》，为后人了解其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交往情况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作为诗人，徐志摩的眼光往往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生活场景，并能有自己特殊的感受。所以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对于我们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对于我们了解徐志摩后来的诗歌创作和情感生活，都有重要价值。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日常交往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为徐志摩所写挽联

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可惜当年没有日记留存下来。如今我们见到的徐志摩《留美日记》时间是从1919年1月26日到12月21日，且中间缺少甚多，各月日记篇数统计如下：

1月：3篇

7月：10篇

2月：2篇

8月：19篇

3月：5篇

9月：1篇

4月：12篇

10月：8篇（部分系补记）

5月：2篇

11月：27篇（最多一月）

6月：3篇

12月：17篇

日记缺少的原因，要么是日后保管不慎丢失，要么当初徐志摩就没有按时记。不过，从现存日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对写日记有高度评价，且对自己因懒惰导致日记中断颇为懊悔：

日记竟一荒永荒真不应该。人之异于禽兽，以其有智慧，能思想，思想最空淼，亦最奇妙。综前映后，层出不穷。然非讨切记述以杂其缘索，而理其源流，则罔为无所归宿，精金宝石一等烟云有足惜也。惟学问少所臻至，思路必不纯洁，故难于著专篇而宜于著随笔。日记有百利，而无一弊。奈何以懒而废，不智不勇思之憬然。（1919年7月10日）

由于该年度日记缺少过多，因此对徐志摩此间日常交往和生活状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就没有实质性意义了。故此这里仅就现有材料结合其他可以佐证之材料（如同时期也在美国留学且与徐志摩有交往的吴宓之日记），分类考察徐志摩此时在美国留学生活的一般情景及其思想状况。

首先是对徐志摩留美时经济状况的考察。由日记可知，徐志摩留美不是公派，费用全由自己解决。虽然徐志摩家境很好，但他在美期间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有时甚至需要同学好友相助：

这一月内，着实经验了些没有钱用的难处。东拉西扯，借债满身，好不难过，真不自由。真不说虚话，用一分钱，也要掂掂斤量。周太尉入狱，方知狱吏之尊。我今日才晓得钱财之贵。到了昨日，袋中剩了一块多钱，吃饭不够两天，正在迟疑，救星到了。可是暂时的救急星，这还是靠不住。老邱寄来了二十一元三角六分。连前凑足一百五十块。他说月初再寄我五十块，以后要还好想法子。这位仁善的债主，真正难得！（1919年8月1日）

看来徐志摩平日大手大脚惯了，一旦借债度日，就倍感日子难过。为此徐志摩特意设计了一个统计表，实行所谓的“养俭记账法”。结果实行了十几天后，效果仍然不佳。据其11月12日日记：“行此法已十三日。算来共用去九十五元整，其中书籍占六十五元，消耗占六元，应酬赠送占八元奇，实用乃十四元耳。向博泉借款已及一百二十元，现存又不到三十，家款未有到期，说要节省才是。”那么此后又如何，是否真的节省一些了？在12月3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记账三十三日。共用去一百七十元。其中书籍费占七十。百元中五十七元为维持生活所必要，其中四十三则为应酬费、消耗费、馈送费等。”从徐志摩自己的统计可知，首先他买书过多，作为经济上尚未自立的学生，没有必要买很多书，何况徐志摩所买有些并非学习急需。如果买书算不上是缺点的话，则应酬费、消耗费、馈送费过多就是问题了。徐志摩结交广泛，自然这方面开支较大，几乎与其生活必须开支相等，但这也说明徐志摩这方面的控制能力较差。其实此后多年，徐志摩一直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其诗人气质和从小生活优越所养成的挥霍习惯有关。

徐志摩的爱好结交广泛，在其府中日记中已见端倪。一旦来到异国他乡，则他的结交更加广泛和密切，对这些其留美日记都有记录。关于徐志摩这时的交往情况，按不同性质，大致可以从与中国学生和外国师生的交往以及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书信）两个角度来看。就前者看，徐志摩与中国同学的交往次数及涉及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与美国师生的交往。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的情况——限于外语水平较低和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留学生在与外国师生交往时往往比较被动，其交往也常常属于浅层次的日常来往，很少能达到精神层面的交流。相比之下，吴宓日记中所披露的他和陈寅恪、梅光迪等与白璧德的来往就很值得注意，因为他们的交流早已超过普通的日常生活层面，而是就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进行的深层交流。就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方面看，留美时的徐志摩写信的次数和交流对象急剧增加。在不足一年时间且大部分日期没有日记的现存留美日记中，所记录的徐志摩写信就有131封，而收信也有92封（均不包括与其家庭的书信往来，且有时徐志摩仅仅标明是通信没有具体说明是收信还是来信，此种情况一般归为写信），最多者徐志摩一天内会收信五六封然后再写信五六封，可见其通信频率之高、数量之多。

在日记所记载徐志摩与同学好友的日常交往中，最多的交往就是一起外出游览、购物、听演说、开会和吃饭等。在众多的日常活动中，作为诗人，徐志摩记入日记的重点是他对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和评价，特别是对留学生之间恋爱之事的观察和评价。其中，徐志摩对中国女留学生的评价很有意思。在8月18日及此后数日的日记中，徐志摩用很详细的文字一气评价了十位中国女留学生，显示出他对女性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他后来与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爱情故事那样轰轰烈烈，与其骨子里的浪漫情结有关，也与其早年对女性的深刻理解有关。且看他对某中国女留学生的评价：

刘女士尊容，颇为激目。因为他身材是矮而肥，简直直上直下，说句唐突话，像冬瓜那么一段。再加之一颗斗大的头颅。面如满月，眼若铜铃。口阔，眉浓，鼻大，就剩皮肤倒还白皙，否则不堪设想了。（1919年8月18日）

当日之日记，徐志摩居然一口气点评了当时在衣色加的所有十位中国女留学生。在他看来，虽然女性外貌各有不同，长相美丽固然是女性的一大优势，但最重要的还是性格、内在的韵味以及待人接物等方面。他尤其反感的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女性，而喜欢待人真诚自然者。不过，他似乎对那种外貌甜美娇小柔弱者更有怜爱之心，例如他对一位美国女孩的描述：

早餐过径赴博泉家。房主惺忪应门，韵致可怜（房主正当妙年，尝为某画家作画本，语博泉其蝤蛴其柔荑，并擅胜也）。（1919年11月4日）

从上述描述中依稀可见林徽因和陆小曼的影子，也许徐志摩在那时就已在心中刻下理想佳人的模样了吧。留学时的徐志摩正值青春年少，喜欢对异性进行点评，过过口舌之瘾本也自然，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免除思乡之苦的一个手段。青年学子客居国外，特别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从一个封建大国来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尤其表现在男女结交往来方面。中国留学生亲眼目睹美国学生在男女关系方面的开放以及社会上一些文化娱乐场所的情形，所受刺激之大可以想见，偶有动情之时也在所难免，但徐志摩却能对自己的刹那间之“邪念”把握控制得住，倒是十分难得：

昨晚有女子唱极荡亵，心为一动，但立时正襟危坐，只觉得一点性灵，上与明月繁星遥相辉映，这耳目前一派笙歌色相，顿化浮云。（1919年8月6日）

那么徐志摩是怎样抑制和转化自己内心“邪念”的呢？原来他使用了心理自我暗示的方法，首先是告诫自己如果要有所成就，就不能随众逐流，大凡成大器者都是认真对待生活的；其次就是提醒自己要心地光明、意志坚强，方能不被世俗享乐所诱惑。对此，我们不妨参考另一位与徐志摩同时留美的学生吴宓写于同年的日记，看他对这方面的事情是如何评价的：

今身为留学生，而不入秘密兄弟会，而不事交际、而不求干进、纳交于国中之权贵，而不赴年会、登台演说，而不争为《月报》《季报》之主笔，而不争为学生会之会长职员，而不嫖美妓，而不勾引中国女学生，而不事跳舞，而不常看戏，而不胁肩谄笑、口作极无味之应酬语；凡不为以上之事者，则众讥其人为怪癖，为顽愚，为无用，为不热心，为不爱国，为自私自利。呜呼，鹓雏腐鼠，今古同情。〔2〕

虽然归国之后他们二人因文学观与文化观的差异而走上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在不满于当时中国留学生中一些不良风气，有志于为中国文化的再生作出贡献方面却是一致的。浦江清在日记中提到陈寅恪曾说过近代以来祸中国最大者有两件事，一个是袁世凯北洋练兵，一个是派送留美官费生。〔3〕前者容易理解，袁世凯如果没有掌握兵权，就不会有后来的很多变故，特别是不会有其复辟一事。而对于后者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派官费生留学美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好事吗？可是当我们看到徐志摩、胡适、马一浮和吴宓等人留美日记中所记录的中国留学生在美的丑态时，当我们获知陈寅恪、吴宓等人对很多中国留学生沾染的西方陋习表现出的深恶痛绝时，就会理解陈寅恪为何会有如此说法了。

且说徐志摩与吴宓早在1918年就已经相识。徐志摩是1918年8月赴美留学的，开始时攻读银行学，“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美国一位大银行家的名字）”。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徐志摩听说在波士顿中国留学生有“国防会”的组织，便于12月21日与李济等前往波士顿。和徐志摩同来波士顿的向哲浚，是吴宓清华时的同学。而吴宓到波士顿后，与国防会的副会长尹寰枢同居一室，他们的住处就是救国会的会所。如此徐志摩来加入救国会，就与吴宓相识了。徐志摩在8月29日日记中曾提及吴宓当选为国防会编辑部的部长，而徐志摩自己任编辑之事，不过日记中对于吴宓个人没有具体评价。而后来吴宓则对徐志摩及其作品有过深刻评价。在徐志摩去世数年后吴宓所写的《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住在哈佛大学宿舍ThayerHall三十五号室。同房住的，是尹寰枢君（字任先），是中国“国防会”的副会长；我们的住室便是国防会办公和职员会议的地方。我那时十分爱国，日夕劳忙，和郑莱、陈宏振等一般朋友，帮助尹君办理会务；一面又要打电报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一面又要在美国报上写登文章；一面又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事情，讨论某案，弹劾某人，真是忙个不休，十分起劲……就在那时，我初和志摩认识。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济之）；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不久，就听说志摩到欧洲去了。〔4〕

两人回国后，因朋友圈子不同交往不多，用吴宓的话说是“回到中国之后，在南京，在北京，在清华，也曾会过志摩，但是次数不多。在我与志摩之间作联锁的公共朋友，当时是张歆海君”。张是两人同时期留美的同学、朋友，在他们两人的日记中都是常常出现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遇难后吴宓又是写文章又是写诗，对徐志摩及其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于一向反对白话诗的吴宓来说十分难得。其悼诗如下：

挽徐志摩君

牛津花园几径寻，檀德雪莱仰素因。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

曾因琼岛鸳鸯社，忍忆开山火焰尘。

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

也正因为徐志摩抱定了要好好学习以报效祖国的想法，所以他在日记中对那些有志刻苦学习者总是抱有敬意并以他们为自己结交好友的标准。如下面这两条：

老张狠是一个血性的男子，近来格外受了刺激，立意要结合同志，共相砥砺。所以他舍去了吴城，因为不愿意跟有私利少大志的朋友作伴。他同我谈了多时，彼此狠为契合，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又觅到了一个至诚的同志。（1919年8月2日）

郑毓秀女士，革命巨子。曾与汪兆铭谋炸摄政王。其后历经印度、东瀛、留法巴黎大学，新以法律学士卒业，由美回国。……此君浓眉高额，雄喉杀眼，真女丈夫佩真群英之俦匹也。（12月5日）

纵观徐志摩的《留美日记》，可以发现他所结交和看重者，大都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其中很多后来都成为民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兹列举一些出现在徐志摩日记且被给予好评者：李济、张君劢、蒋廷黻、洪煨莲、张鑫海、楼光来、汪懋祖、朱斌奎等。这些人中有很多在徐志摩回国后，还与其保持往来，所以留学时建立的交际关系，对徐志摩回国后的发展依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阿尔弗雷德·许茨是美籍奥地利裔现代哲学家。他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和各个层次的研究，试图探讨生活世界的“哲学”意义，在世俗领域解决主体间性问题。他认为，生活世界不仅是人们共同的世界，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被人们当作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来经验的。就留学生而言，来到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环境，其最容易接近与理解者自然是同样留学在外的来自祖国的同学，其次才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学。从日记中可知，徐志摩与日本留美学生等之间也是有交往活动的，但频率和强度绝对不如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显而易见，从徐志摩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同学好友的世俗生活经验可以被他当作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伴经验，因为作为诗人，徐志摩对理解认知他人几乎有近于直觉的超能。根据许茨的“主体间性”理论，人际交往之所以可能，因为这种交往默认这样的可能性：通过交往我能认识他人的人性，并能像看待我的自我一样看待他人的自我。从而我能像理解我自己一样理解他们，并期望被他们所理解。作为刚到美国不久的学生，徐志摩自然渴望通过适当的人际交往，结交能给他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并期待能与他们一起工作学习，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分留学生活的乐趣、烦恼，人生目标和文化观。

在徐志摩留美日记中，有一篇谈论自己自傲和薄人（轻视他人）心理的日记，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这是青年徐志摩试图对自我和他人自我进行分析的好例子：

自傲与薄人骤看是一事，然却有些分别。自傲是不分皂白，一味看不起人，是混泯的，是无区别的。薄人是有些分寸，是比较的，是观察的，是有标准的。（1919年7月12日）

许茨认为，如何获得有关他人自我之知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理解他人，如何与他人实现理解和沟通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包含着我们如何能形成共同之世界经验的问题。他人的意识与我们的意识的进行过程在时间上是平行的，两者在社会互动中同时发生并交错在一起，这就是主体间关系的本质，也是我们理解他人的基础。在认识他人的内在生活方面我们处于劣势，因为这种认识是间接地和不连续地。但许茨又指出，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了解他人又甚于了解自己，因为当他人的主观经验实际发生时，我们可以观察和感受它们，而我们只有等自己的经验成为过去时后才能对它加以反思性的对待。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完成，我们只能在反思中把握自己的感受。这种把握是对过去的感受的把握，而不是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感受的把握。和我一样，他人也只能观察自己的过去。但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握其他人现时的感受。

在许茨看来，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每个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从而由于行动者各自的视角、人生经历和动机各不相同，使得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互有差异，但生活世界却使我们相信，不同的视角是可以互换的。我可以设身处地地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互换视角，实现对客体及其各个方面的共同理解。如果我们以此来理解留学美国时徐志摩的日常交往，当能从其日记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徐志摩的内心世界。

徐志摩、胡适与杭州

在徐志摩的师友圈子中，如果说他对梁启超近于敬畏与崇拜，而一直维系着师生关系的话，则他与胡适的关系就介于师友之间，相对亲密、自然和自由得多。我们不妨先从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来看看二人之日常交往：

老爷太太：

小可敬禀。托庇鸿福，今天早上回本乡小镇。小可的母亲已于三日前出险。现在只是精神疲乏，饮食太少，危险是已经过去的了。只是她老人家消瘦得不成模样，看看都觉心酸。她上半天照例没有气力多说话。但她第一句话是问谁叫我回来的，路如此远，又有功课，来去多不方便。我只能说，本来是春假，原定是要回家看看的。第二句话，她说她早要写信向胡老爷、胡太太道谢。小可在胡家，她万分放心，知道胡老爷、胡太大是待他如何好，果然这回人也胖了，面色也好看了。她只是过意不去。如此平白地搅扰人家！小可当时回说：“妈，你还不知道，胡老爷、胡太太固然待小可恩至义尽，还有杨妈妈，大爷，小爷，也把小可当小孩儿一般，小心看待，真是舒服得比在自己家好得多多。”小可的妈又说：“可不是吗，你去搅扰人家，反而又叫胡太太费心带东西来送，叫我益发过意不去。”小可当时就把绿葡萄盒打开，捡一颗叫妈妈尝尝。她是吃不下东西，但含了那一颗说：“狠甜。等胃口好了再吃。你得好好向老爷太太道谢。”她叫小可立即写信说病人已稍见松动，弗劳远念。其次是多多道谢。

回南一路福星，又是叨庇老爷、太太，上帝派一位功高德茂望重群生的刘大主教，一路上陪伴着他，东谈西说不叫他寂寞，不让他走邪道。虽大主教自家的鼻子还是照样不狠通顺，说半句话总得咳呛一下，但他自有上帝先生保佑他，也保佑他的鼻子。

小可家里这几日倒颇热闹。儿子在此，另有一家俊小姑娘叫小可“公公”，他两小口子已经早晚提到结婚拜堂的事。这似乎比到祖望和他的大妹妹更来得急进些。“公公”只顾得和儿子媳妇踢小皮球，方才在一刻钟内已经踢丢两个小皮球。儿子慷慨不过，他掏钱，一共六十子儿，小可就此告罪，不多劳神了。就此叩头道谢。

老爷好　大爷好

太太好　小爷好

小可志摩　四月八日

这是1931年4月8日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信，发表于当年11月21日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为《一封最顽皮的信》。其背景是这样的：1930年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教，暂时居住于胡适家中，后因母亲患病，返回硖石看望，此信即写于此时。由所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可见徐志摩与胡适关系之亲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密切友好到了什么地步呢？据说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让胡适在上面作批注。自然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适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

以下我们且选取他们1923年在杭州共同生活过的一个时期，从他们各自的日记中，考察他们对杭州、对西湖的眷恋之情。彼时他们二人都处于恋爱之中，对此其日记中又有哪些明确的记叙或暗示性的记录，是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还将比较一下他们对两人共同参与之日常交往活动的记录有何异同，由此讨论他们的性格差异以及思想差异。

1923年，胡适曾三次到杭州，除却公开的事由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与其妻妹曹诚英见面。对胡适而言，与曹诚英的情感纠葛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而杭州西湖就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曹诚英字珮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小胡适11岁。当年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当伴娘的曹诚英才15岁。曹诚英对胡适一直极为崇拜，两人很早就有书信往来，虽然一开始仅限于亲戚层面的交流。曹诚英后来与胡冠英结婚，婚后丈夫到杭州念书，她也到杭州学习。因此，当胡适有机会到杭州休养时，与时在杭州读书且刚刚离婚的曹诚英见面就是极为自然之事了。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一个研究新学制课程的会议，顺便到杭州一游，其实就是为了见曹诚英。胡适在杭五天，刚离婚不久的曹诚英一直陪伴身边，正是这次见面使得他们的感情发生了质变。从其日记可知，胡适在杭期间，除了曹诚英还有好友任叔永、汪静之等人陪伴。尽管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可能不多，但胡适还是十分快乐。他回到上海后写了《西湖》一诗，借赞美西湖表达对曹诚英的爱慕和思念，其中有些诗句，知情者当一看便知其另有所指：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烟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

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

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

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据《胡适日记》，当年6月8日，胡适再到杭州，主要目的就是决定秋天到杭州养病休养一事。此次胡适住进了西湖边的新新饭店，同游者为高梦旦。胡适先后与蔡元培等人见面商谈，他们都力劝胡适在西湖之滨的烟霞洞休养，并陪伴胡适到烟霞洞实地考察。胡适对此地十分满意，最终决定到此休养。

于是6月24日，胡适住进了烟霞洞，开始了被他称为“神仙般”的生活。这段生活之所以能与“神仙”相比，正是因为在此期间他收获了爱情。以下是胡适当日日记对此事的记录：

廿四日，陈廉斋（名惟俭，军警督察长）在山上请我吃饭；饭后与同来诸客同游南高峰。南高峰高三零二密达（米），可望见西湖全景，可望见钱塘江；天晴明时，可望见海。湖上风景，以此为最壮美。

胡适果然不愧为名人，连军警督察也要请他吃饭。而胡适对西湖风景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似乎他对壮美之风景更加欣赏。接下来的日子，胡适的日常交往颇为繁忙，不是应邀演说，就是出席宴会和会见友人等等。但毫无疑问，他最在意的还是与曹诚英的交往。当时曹诚英已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年龄刚刚二十出头，刚刚离婚。汪静之形容说她“属于那种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既然胡适在烟霞洞养病，曹诚英放暑假刚好前来照顾。在此期间，他们感情日深，烟霞洞遂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地，且看胡适对此的记录：

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香气迎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1923年9月13日）

同佩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我讲莫泊桑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1923年9月14日）

傍晚与娟（即曹诚英，引者注）同下山，住湖滨旅馆。（1923年9月27日）

至于曹诚英是何时开始留宿烟霞洞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7月29日他们同在南高峰看日出之后。〔5〕

不过，再美好的生活也会有尽头，转眼三个月过去，且看胡适的留恋之情：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在月光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923年10月3日）

笔者以为，胡适这一段虽是日记，却写得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实在是要比他那些白话诗好上很多呢。10月初胡适向友人一一辞行，而曹诚英因为开学已经返校。10月5日傍晚，胡适乘火车离开杭州。不过胡适与曹诚英因为无法忍受相思之苦，不久竟然又在杭州相见。请看胡适日记：

我们四个人去游西溪花坞……坐船到开化凉亭附近上岸，步行进花坞。娟（曹诚英）走不动了，我们到一个庵小坐吃茶……（1923年10月21日）

晚上与志摩、经农游湖。到壶春楼吃饭。我戒酒已近十日，今夜心中不快，遂复喝酒。三个人共喝了二斤半。……

到湖心亭，看月。我在石板上仰卧看月，和志摩、经农闲谈。后来又到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1923年10月22日）

志摩昨天做了一首《天宁寺闻礼忏声》的长诗，气魄伟大，我读了很高兴。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我主张“明白”“有力”为主要条件；志摩不尽以为然。他主张massively（雄伟、庄严）是一个要件，但他当时实不能自申其说，不能使我心服。十二日我在上海沧州旅馆时，他带了一首《灰色的人生》来，我读了大赞叹，说“志摩寻着了自己了！”。（1923年10月25日）

徐志摩对胡适与曹诚英的关系，心知肚明，有时不免故意“审问”胡适，且看徐志摩此间日记：

午后为适之拉去沧州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顾忌。（1923年10月11日）

昨写此后即去适之处长谈，自六时至十二时不少休。……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1923年10月13日）

昨下午自硖石到此，与适之经农同寓新新（指西湖边的新新饭店），此来为“做工”，此来为“寻快活”。……我形容北京冬令的西山，寻出一个“钝”字；我形容中秋的西湖，舍不了一个“嫩”字。……昨夜二更时分与适之远眺着静偃的湖与堤与印在波光里的堤影，清绝秀绝媚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妙，也比拟不得的绝色。（1923年10月21日）

昨天（二十二日）是一个纪念日，我们下午三人出去到壶春楼，在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适之对着西山，夕晖留在波面上的余影，一条直长的金链似的，与山后渐次泯灭的琥珀光……

饭后我们到湖心亭去，横卧在湖边石板上，论世间不平事。我愤怒极了，呼啸、诅咒、顿足，都不够发泄。后来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浆破小波声，方才勉强把无名火压了下去。（1923年10月23日）

从上述两人日记中不仅可见他们的友谊之深厚、关系之亲密，而且可以从中体会到他们对西湖那特殊的热爱与眷恋。这种情感由于他们各自陷入情网之中而得到放大，进一步加深了其对西湖之美丽的赞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记录同一天同样事件的日记，就是10月22日他们去湖心亭看月事，虽然胡适是当日即记（其实也可能是事后补记），而徐志摩是次日写下。比较一下二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可以看出微妙的差异。此间当为胡适一生中情感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但相比徐志摩他还是节制很多。在写景方面，徐志摩无疑更胜一筹，对西湖美景的描述更富有诗意。此外，在袒露内心情感方面，胡适一直比较隐晦曲折，而徐志摩就更加坦诚直白，有时甚至达到“疯狂发泄”的程度：“我愤怒极了，呼啸、诅咒、顿足，都不够发泄。”胡适的冷静含蓄和徐志摩的热情奔放，恰成鲜明的对照。

有意思的是，当胡适在烟霞洞与曹诚英过着神仙一样生活的时候，在写给大洋彼岸的韦莲司的信中，他却对此事只字不提，原因很简单，韦莲司也是胡适的心爱之人。且看胡适信中对这一段生活的描述：

我在南方呆了7个多月：有1个月是在病床上，1个月在杭州，4个月在离杭州西湖不远的烟霞洞中，还有1个月在上海。这段长时期的休息对我非常好。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的健康是这两年最佳的。我除了游山玩水，跟小表妹说些故事以外，什么事都没做。我的表妹因为健康不佳，跟我和我的侄子住在一块儿。〔6〕

其中那句“什么事都没做”，是否有些弄巧成拙的嫌疑呢？当然，对于韦莲司这个美国女子而言，她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这种复杂亲属关系，所以胡适如此说她大概也不会想到什么的吧。

在新月派诸人中，胡适当然是领袖，而徐志摩则被称为新月派的灵魂。新月派也是因为有了他们两人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是相互支撑和相互渗透，这样密切而不可分——至少在新月派同人看来是如此。不过，从深层次上讲，胡适给予徐志摩的支持应该更多，因为他的地位和声望在当时远远超过徐志摩。对于胡适给予徐志摩创作和事业的支持以及影响，今人段怀清有这样中肯的评价：“（一九）二三年‘新月社’的成立，以及二四年泰戈尔的访华，再加上受聘北大、参加文学研究会等，是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活动家登上北方文学知识分子舞台并精彩亮相表演的时期，也是徐志摩作为诗人正式走进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期。而在上述活动的背后，都依稀可见胡适的影子在。作为一个诗人，徐志摩所需要的艺术灵感可能来自于他身边或者梦境中的异性，但作为一个需要成就现实人生事业的徐志摩，胡适的存在，无疑让幻想中的徐志摩，还能够不时惦记着现实世界里的果实，让他的每一片思想与情感的落叶，还能够坚持飘落到树根上，或者在空中画出一道飘落的轨迹，或者慢慢地腐烂在树根上，成为肥沃大树的养料。”

可以说，徐志摩有胡适这样的挚友，是他的幸运〔7〕；而胡适结交徐志摩与否，则对其一生影响不是很大。

注释

〔1〕徐志摩著，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此处引文见于该书序言。本章中所引用之徐志摩日记除特别标出外，均出自该书。

〔2〕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

〔3〕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页。

〔4〕原载1931年3月1日《宇宙风》第12期。

〔5〕此处说法参考了李伶伶、王一心著：《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有关评述。

〔6〕周至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7〕徐志摩去世后，胡适为其日记，应林徽因之请所做一切，足以证明。参见李伶伶、王一心著：《日记的胡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第十章　“雨巷诗人”戴望舒与杭州

“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著名的《雨巷》，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白话诗的经典，它的作者就是出生于杭州大塔儿巷的大诗人戴望舒。想当年，《雨巷》发表后，戴望舒一夜成名，不知道有多少读者非常崇拜他。那时的中国诗坛，人们公认有三大诗人，一个徐志摩，一个闻一多，再有一个就是戴望舒。

戴望舒，1905年11月5日出生在杭州大塔儿巷。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优雅。戴家是当地一户富裕人家，父亲戴修甫是银行职员，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戴望舒从小聪慧，天资过人。

1912年，戴望舒随全家迁回杭州，他八岁开始上小学，14岁进了宗文中学。后在上海大学和震旦大学学习，这一期间，他与施蛰存等人共同编辑《现代》杂志，并开始了诗歌的创作。1932年戴望舒赴法国留学，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经典。回国后出版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等，并因创作了传世名作——《雨巷》，而被称为“雨巷诗人”。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后经友人营救方才脱险。

1949年6月，戴望舒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被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诗人的一生本应丰富多彩，戴望舒的一生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上述的叙述显然过于简略。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诗人有如此浪漫而充满忧郁的心灵，是否其日常生活也同样诗意盎然？如若不是，我们要如何解释，那些美丽而忧郁的诗句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因此，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就是诗人心头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忧愁、那丁香一样美丽的忧愁，与戴望舒现实生活的关系。

丁香，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经常出现的典故，其最初的来源，其实是一个哀伤的爱情传说。古时候，有个年轻英俊的书生赴京赶考，投宿在路边一家小店。店家父女二人待人热情周到，书生十分感激就多住了两日。店主女儿看书生人品端正、知书达理，便心生爱慕之情；书生见姑娘容貌秀丽又聪明能干，也十分喜欢。二人月下盟誓，拜过天地，两心相倾。接着，姑娘想考考书生，提出要和书生对对子。书生应诺，稍加思索，便出了上联：“氷（冰）冷酒，一点，二点，三点。”姑娘略想片刻，正要开口说出下联，店主突然来到，见两人私定终身，气愤之极，责骂女儿败坏门风、有辱祖宗。姑娘哭诉两人真心相爱，求老父成全，但店主执意不肯。姑娘性情刚烈，当即气绝身亡。店主后悔莫及，只得遵照女儿临终所嘱，将女儿安葬在后山坡上。书生悲痛欲绝，再也无法求取功名，遂留在店中陪伴老丈人，翁婿二人在悲伤中度日。

不久，后山坡姑娘的坟头上，竟然长满了郁郁葱葱的丁香树，繁花似锦、芬芳四溢。书生惊讶不已，每日上山看丁香，就像见到了姑娘一样。一日，书生见有一白发老翁经过，便拉住老翁，叙说自己与姑娘的坚贞爱情和姑娘临死前尚未对出的对联一事。白发老翁听了书生的话，回身看了看坟上盛开的丁香花，对书生说：“姑娘的对子答出来了。”书生急忙上前问道：“老伯何以知道姑娘答出下联？”老翁捋捋胡子，指着坟上的丁香花说：“这就是下联的对子。”书生仍不解，老翁解释说：“氷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萬头。你看，你的上联‘氷冷酒’，三字的偏旁依次为一点水（氷）、二点水（冷）、三点水（酒）。姑娘变成的‘丁香花’，三字的字首依次为百字头（丁）、千字头（香）、萬（万）字头（花）。不正是前后对应、巧夺天工的一联吗？”书生听罢，连忙施礼拜谢：“多谢老伯指点，学生终生不忘。”老翁说：“难得姑娘对你一片痴情，千金也难买，现在她的心愿已化作美丽的丁香花，你要好生相待，让它世世代代繁花似锦、香飘万里。”话音刚落，老翁即无影无踪。从此，书生每日挑水浇花，从不间断，使得丁香花开得更加美丽。因此，人们便把丁香花视为爱情之花。

自然，在《雨巷》中，戴望舒不仅有对爱情的讴歌与赞美，更有对人类之美好理想常常处于可望而不可即之境地的惆怅，《雨巷》因此成为千古绝唱。戴望舒的情感天地和诗意空间极为广阔，除却爱情，他对人生的一切喜怒哀乐，一切生离死别，都有着特殊的敏感，而最终凭借其天才，化为那些美丽的“纸上烟云”。

生为诗人，戴望舒是幸运的，但又是不幸的，这不幸非他，在于其生理上的缺陷——童年时代的一场天花夺去了他本属英俊的面容，使他的脸上落下瘢痕。生理上的缺陷，常常使他变成别人嘲笑的对象。即便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他还是受到来自朋友的嘲笑。张天翼曾在《北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其中就有对戴望舒生理缺陷的嘲讽。诗人纪弦曾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回忆说，有一次他们在上海的新雅粤菜馆聚会，等到结账时，戴望舒说他没带钱，提议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因为纪弦最高，朋友们都盯着纪弦，纪弦便说，应该是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此时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诗人总是敏感的，可想而知，处于朋友讥讽与嘲笑中的戴望舒，内心该有多么地悲凉。他只有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诗歌上，认为像他这样一个有生理缺陷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是某一方面的强手。

诗人的自卑情结，只有凭借优美的诗歌才能得以宣泄和排解，这既是诗人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不然我们就无法欣赏到诗人奉献给我们的那些感人的诗歌了。且让我们欣赏几段：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

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珍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

迢遥的，寂寞的呜咽，

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印象》）

给什么智慧给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开了空白之页，

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白蝴蝶》）

“寂寞”“寒冷”和“忧郁”，这差不多就是戴望舒诗歌中最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还有《雨巷》中的“寂寥”“愁怨”和“惆怅”。人生多艰、世事无常，诗人的心灵当领会得最为深刻，而对于戴望舒这样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言，就更能从生活的河流中截取最令人怅然的一段，谱写成那些可歌可泣的篇章。

自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能只沉浸于这些悲伤之中，而应指引读者领略世界的广阔和人生的深邃，为人类从而也是为自己寻找一条充满理想的道路——即便它依然不过是梦中的迷离和清醒后的叹息。且看他的另一首小诗：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

是了，这就是参透人生所获得的感悟，这就是那种所谓的于悲观中充满乐观、于无可奈何之中终能抬起头来昂然前行的姿态。没有迷惑了吗？还是有的。庄子都无法否认人生的悲凉结局，我们的诗人又何尝能够？但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诗人已经明白，也期望他的读者能够清醒。是的，该是抓紧有限的人生，为人类也为自己做点事情的时候了。于是，诗人一次次坚定地拿起了笔。

对于戴望舒诗歌的特点与价值，著名学者蓝棣之有精彩的评价，让我们引一段他的评价作为这一部分的结束语：

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消磨”一词，写尽了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如果不想一味地“消磨”人生，则必然寻求生活中有意义的部分。对于戴望舒，除却创作，他还为自己找到了带有“庄严”性质的工作，这就是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于他的译诗，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和陈丙莹撰写的《戴望舒评传》曾辟有专节进行论述。陈丙莹对戴的译诗给予了极高评价，说戴望舒的译诗“以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曲尽西方诗歌（特别是精微的象征派诗）深蕴的内容与繁富的音节，更是成了诗歌翻译学者们学习的范本。”

戴望舒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法国诗歌，仅收录在《戴望舒译诗集》中的就有包括雨果、魏尔伦、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比也尔·核佛尔第、苏佩维艾尔、瓦雷里、阿波里奈尔、爱吕亚、波特莱尔等诗人的诗作75首。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定义诗歌为“一个语言里面不能翻译的那些东西”。戴望舒原来也持这个观点，但他自己用后来的成功否定了弗洛斯特的这个说法。他在1944年写的《诗论零札》写道：“‘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罗。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

因此，戴的译诗特别强调“忠实”，强调传神地体现出原诗的诗味、诗性与诗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波特莱尔《恶之花》的翻译。波特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也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恶之花》是其代表作。“恶”字的法文原意不仅指恶劣和罪恶，也指疾病和痛苦。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直接自法文译出，共24首，占初版《恶之花》的十分之一。在翻译波特莱尔的诗歌时，戴望舒决心把这种翻译作为测试两种语言之间诗意相互传达程度的实验，因此他对自己的翻译要求极为严格。他要看看波特莱尔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为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显然，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不过，戴望舒凭借自己的天才和诗人对诗人的理解，使翻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译作达到了他一生中翻译的最高境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所翻译的波特莱尔的《高举》：

在池塘的上面，在溪谷的上面，

临驾于高山，树林，天云和海洋，

超越过灏气，超越过太阳，

超越过那缀星的天球的界限。

我的心灵啊，你在敏捷地飞翔，

恰如善泳的人沉迷在波浪中，

你欣然犁着深深的广袤无穷，

怀着雄赳赳的狂欢，难以言讲。

远远地从这疾病的瘴气飞脱，

到崇高的大气中去把你洗净，

象一种清醇神明的美酒，你饮

滂渤弥漫在空间的光明的火。

那烦郁和无边的忧伤的沉重

沉甸甸压住笼着雾霭的人世，

幸福的唯有能够高举起健翅，

从它们后面飞向明朗的天空！

幸福的唯有思想如云雀悠闲，

在早晨冲飞到长空，没有挂碍，

——翱翔在人世之上，轻易地了解

那花枝和无言的万物的语言！

此外，他所翻译的魏尔伦诗也极为精彩，请看这首著名的小诗《瓦上长天》：

瓦上长天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天上鸟铃

幽复清

树间小鸟

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

温复淳

低城飘下

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

如何消尽

好青春？

这首小诗意象很美：碧瓦青天、高树清铃，天上静穆、人间温存，然而，如此良宵，诗人依然感到身世飘摇，心中油然升起无端的苦恼忧愁……对此今人陈丙莹评析道：“在经过精心地雕字琢句译成的魏尔伦的诗中，我们会感到年青的戴望舒从这位异国的象征派大师俏丽的伤感的诗句中找到了知音。……诗人在翻译这些跳荡、轻倩的诗句时一定是很激动的。”

最后，在戴望舒翻译的法国诗作中，雨果的《良心》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而据施蛰存说，雨果的《良心》应是戴望舒留存最早的译诗，因此不妨再引其中一段：

携带着他的披着兽皮的儿孙，

苍颜乱发在狂风暴雨里奔行，

该隐从上帝耶和华前面奔逃，

当黑也来时，这哀愁的人来到

山麓边，在那一片浩漫的平芜

他疲乏的妻要和喘息的儿孙说：

“我们现在且躺在地上去入梦。”

唯有该隐不睡，在山边想重重。

猛然问抬头，在凄戚的长天底，

他看见只眼睛，张大在幽暗里，

这眼睛在黑暗中深深地看他。

“太近了”，他震颤着说了这句话。

推醒入睡的儿孙，疲倦的女人，

他又凄切地重在大地上奔行。

他走了三十夜，他走了三十天，

他奔走着，战栗着，苍白又无言，

偷偷摸摸，没有回顾，没有留停，

没有休息，又没有睡眠；他行近

那从亚述始有的国土的海滨，

“停下吧，”他说，“这个地方可安身

留在此地。我们到了大地尽头。”

但他一坐下，就在凄戚的天陬，

看见眼睛在原处，在天涯深处。

……

施蛰存在为《戴望舒诗全编》所写的引言中，对戴望舒的创作和翻译之关系有这样全面的评价：“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戴望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

作为戴望舒最好的朋友，施蛰存的评价，应该是最真诚和最有分量的，戴望舒九泉之下有知，当也会欣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戴望舒的诗歌写得好，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有一大贡献，那就是由他翻译的，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法国学者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梵·第根是法国比较文学大师，他纵论比较文学历史、方法及范畴的专论《比较文学论》是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理论总结，堪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经典文献。1937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发表，译者就是戴望舒。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先看戴望舒的一篇日记，时间大约是1941年的8月28日：

这真使我生气！……我真不相信这人会真真爱过什么人。这种丑恶习惯中养成的人，这种连读书也读不好的人，这种不习上进单靠祖宗吃饭的人，他有资格爱几个女人吗？他会有诚意爱几个女人吗？他自己所招认的事就是一个明证。他可以对一个女人说，我从前过着荒唐的生活，但是那是因为我没有碰到一个爱我而我又爱她的人，现在呢，我已找到我灵魂的寄托，我做人也完全改变了。有经验的女人自然不会相信这种鬼话，但是老实的女人都会受了他的欺骗，心里想：这真是一个多情的人，他一切的荒唐生活都是可以原谅的，第一，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真心爱他的的人，其次，他是要改悔成为一个好人，真心地永远地爱着我，而和我过幸福的生活了。真是多么傻的女人！她不知道这类似的话已对别的女人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如果那一天茶馆出来，碰到的是另一个傻女人，他也就对那另一个傻女人说了！女人真是脆弱易欺的。几句温柔的话，一点虚爱的表示，一点陪买的东西的耐心，几套小戏法，几元请客送礼的钱，几句对于容貌服饰的赞词，如此而已。而老实女人就心鼓胀起来了，以为被人真心地爱着而真心地去爱他了。这一切，这就叫爱吗？这是对于“爱”这一个字的侮辱。如果这样也叫做爱，我宁可说我没有爱过。（二十八日晴）

作为诗人，戴望舒生性浪漫多情，对情感尤其是爱情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爱的方式当然也会与常人有很大差异。他一生曾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著名文学家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遗憾的是，他和这三位女性的爱情都以分手为结局。

1928年，戴望舒深深地爱上了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时年18岁的施绛年活泼开朗，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常人的初恋已是刻骨铭心，诗人的初恋自然更加强烈。戴望舒不善言辞，他对爱的表白只是一首接着一首地写情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我的恋人》：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年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只有借诗表白，而施绛年偏偏笑而不答。对施绛年一往情深的戴望舒在遭到冷遇后，郁闷的心情更加灰暗，他最终以自杀相挟，要求施绛年接受自己的爱。本身就谈不上喜欢戴望舒的施绛年，看戴望舒的态度如此决绝，担心出事只能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让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年的父母起初不同意，但迫于戴望舒的这种状况，加上施蛰存的劝说，也就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对此他的许多朋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望舒虽然赢得了订婚，但敏感的他其实还是感到了某种忧虑。在其诗《三顶礼》中有这样的表述：

给我苦痛的螫的，

苦痛的但是欢乐的螫的，

你小小的红翅的蜜蜂。

我的恋人的唇，

受我怨恨的顶礼。

他的这种预感果真得到应验，婚期被拖延下来，因为施绛年提出了结婚的条件：只有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成果回来且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这使得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年了，面对施绛年提出的条件，他只能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诺言，离沪赴法留学。

原来，施绛年始终不喜欢戴望舒，因为她早就心有所属，只是迫于外部压力和戴望舒的自杀要挟才勉强答应婚事，至于要戴望舒出国则更是一个缓兵之计。果然，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他不相信的传闻终于被证实，施绛年确已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长达七年的恋爱终于以悲剧收场。

不久，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戴望舒的世界，她就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正住在刘呐鸥位于上海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早在青年时代，穆时英就非常崇拜戴望舒，如今两人更有了交往的机会。知道戴望舒的恋爱失败后，为了安慰戴望舒，他对戴望舒说，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他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即将穆丽娟介绍给了戴望舒。穆丽娟本对戴望舒十分崇拜，经过短暂的交往后这种感情更加落实。而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也一下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两人于第二年结婚，幸福的到来如此迅速是戴望舒完全没有料到的。他又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其诗歌也流淌着温馨的旋律，如他此时所写的《小曲》：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没有

诗人却微笑三缄其口：

有什么东西在调和氤氲，

在他心的永恒的宇宙。

但婚后不久，两人年龄（相差12岁）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两人间的感情开始产生危机。特别是在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分歧不断加大，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曾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和回来，我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了。”看来，戴望舒始终存有对初恋的美好记忆，本来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影响之后的家庭生活，就不应该了。

两人的婚姻很快走到尽头，尽管他们已经有了孩子。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了封“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戴望舒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叫杨静。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事后看来，他们的结合过于草率，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加之他们认识时间太短，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因此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终于分手。

纵观中外诗人的爱情与婚姻，似乎幸福的不多，或者那幸福过于短暂而不幸总是伴随他们一生。如果说这就是成为诗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知世间还会有多少人愿意成为诗人！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这是戴望舒的《偶成》，很多读者都很喜欢。戴望舒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极度的敏感，并善于天才的表达，总是流露出诗人所通常具有的淡淡哀愁。也正是基于他对人生的悲凉之感，所以他特别珍惜人间一切真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他在日常生活中和朋友交往的一些细节，以见友谊是如何影响其诗歌创作的。

首先要说的是戴望舒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故事。1933年，法国留学期间，在国内已小有名气、时年28岁的戴望舒，因无处筹措经费，曾向时任常驻里昂大学、统管留学生学业生活的中方负责人刘厚寻求帮助，希望或代请官费资助，或能够进入里昂大学。他在一封信中，述及自己为申请官费资助而请求刘厚代“为舒向中法友谊会关说”、申请资助的情况。他还托一位与刘厚相熟的朋友，代其请求进入里昂大学的机会。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说：“戴君窘涩日加，总以一方能成始得善后。盖戴君有欲归不得之苦。据戴君印象，似乎中法友谊会之费希望不大，是里昂方面为唯一之济舟。其情可悯，必大君子所乐施鼎力者。”但是，由于里昂大学校内生名额有限，虽时而有学生毕业离校腾出空额，可以从校外招考补入，但需按严格的考选程序，经过中法校方管理人员会议讨论方能决定，且主要决定权在法方管理人员，所以这种补入的机会并不易得到。因此里昂大学校方在讨论戴望舒的入校申请时，虽然当时诗人已有译作30余种，可谓成就颇丰，但法方秘书却以其中有不属其专业的作品为由不予批准。戴望舒及其朋友对此均不服气，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为其辩解道：“以三十余种之译述，若少有几种不入系统之作，其情未不可谅，凡此皆书贾之请译者。戴君以现代南欧文学、法国近代文学为主，关于此二项者有三十之数，所余数册，虽少旁涉，皆第一流名作，国人所当知悉者。以戴君之年龄，有若许之著作，岂非一惊人之事乎？”他请求刘厚为之向法人相争，做最后的努力：“生悯其向学之诚，妄求先生为力，敢请下察微情，同俱此心，再施宠惠，为最后一步之努力。”大概是由于刘厚等人的努力争取，戴望舒最终被收为里昂大学校内生。上述材料，见于李长莉的《民国时期留学生爱国感情的生活基础——以留法官费生为例》。作者李长莉在访问里昂时，曾特地到当地档案馆查阅当年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档案，所以该文所举事例当真实可信。

戴望舒与施蛰存的友谊则是文坛的又一段佳话。他们不仅是浙江老乡，而且是同年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刚开始写诗时并未引起反响，而施蛰存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当时刚创刊，从第一期就隆重推出戴望舒的诗，并在诗集《望舒草》的出版广告词中高度评价望舒的诗：“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主编的身份称赞戴望舒，鼓吹“现代诗”，从而掀起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革命，使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风格完全相反的诗歌，戴望舒的名气也随之大振。与此同时，施蛰存还写信鼓励远在巴黎留学的戴望舒坚持学业。原来戴望舒出国不久，就开始后悔，总想早点回到爱人身边，并写信要施绛年去法国。施蛰存为了让戴望舒学而有成，写信叫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习，还劝他不要叫施绛年去法国。因为两人出国的费用是戴望舒及其家庭无法承受的：“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不仅大力支持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和翻译，而且还在国内扮演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个角色。戴望舒给施蛰存的文稿，施蛰存总是非常认真地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然而戴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蛰存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施蛰存有时还会把自己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汇给他，并常给他寄去药品，叫他注意身体。在施蛰存的资助下，中国诗坛出现一个现代派诗人，而戴望舒却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就在戴望舒去法后，施绛年开始和一个冰箱推销员相爱。为了不给戴望舒添烦恼，施蛰存一直将此事隐瞒，直至他回到上海。

至于郁达夫，作为戴望舒的同乡和著名作家，其与后者的交往也值得一说。

郁达夫曾经是戴望舒青年时代所崇拜的作家，因此当郁达夫在20世纪30年代由上海返回杭州居住后，戴望舒即常借回家探亲之便与郁达夫交往，对此《郁达夫日记》中多有记载。特别是在1936年4月，郁达夫精心营造的“风雨茅庐”完工后，戴望舒和好友施蛰存曾专程前去拜访。郁达夫还写给戴望舒一副对联：

夜静星光摇北斗，楼空人语逼天河。

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到香港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即约请郁达夫为其主要的撰稿人。而郁达夫也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在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并在经由香港去新加坡时，在香港和戴望舒重逢。战时，老友兼老乡相见，多有感慨，就在乘船离开香港的时候，郁达夫满怀深情地在写给戴望舒的信中说：

我这决心去万死投荒的活尸——这是托尔斯泰的一本戏剧，内容和我的事情很相像——不知会不会再回来；我的脚向船舱外的甲板踏了几脚，意思是等于西人电影里的投吻。不过西人是手投的，我却用了脚，这是对故国大地的最后一个亲爱诚挚的表示。

果然，到新加坡后的郁达夫，即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和《繁星》副刊，和戴望舒的《星座》副刊遥相呼应，连名字都有关联，为抗战共同呼喊。最后郁达夫不幸被日本宪兵杀害，而戴望舒也在日军占领香港后被关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后经友人营救方才脱险。然而，因为日军占领香港后没有及时离开，戴望舒日后反被人指责有汉奸嫌疑，所幸这种指责被中共在文学界的领导人制止，他才没有蒙受不白之冤。当然此为后话。

“忽然来不及”

1949年初，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北方。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打算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自己的香港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要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程度。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给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了剂量，结果注射后不久，引发心脏跳动异常。他扑在床上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注射的药剂，所以对于他的死有一种传言，说他是自杀。分析戴望舒当时的心理和思想状况，此说似不可信。不过，他在当时的文学界曾遭受某种不公正的对待，却是事实。1949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戴望舒参加的却是美术代表团，总让人多少感觉有些意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所遭受的指责，也许文学界内部还是有人对他不够信任吧！

一生命运坎坷的戴望舒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又不幸过早离世，这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残酷的。所幸的是，诗人去世后得到了应有的对待：《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他逝世的消息，有关领导人沈雁冰、胡乔木等参加了全国文联和国际新闻局联合主持的追悼会，其中胡乔木不仅发表了讲话而且当场背诵了好几首戴望舒的诗歌，给在场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过，最了解戴望舒的还是他的好友卞之琳，他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忽然来不及——对人生我们往往会有此遗憾，卞之琳不愧为诗人，能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感慨。是的，人生一世，谁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来得及哪些来不及，不如发现有值得做的就赶快去做吧。

戴望舒的《雨巷》写的是杭州市区内的大塔儿巷，可今天的大塔儿巷早已没有了当年《雨巷》中那种曲折迷离、朦胧怅惘的美丽，只因它四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小巷本身则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被缩短和改造了很多，且恐怕早晚会彻底消失。为了纪念我们这位杭州人民的优秀诗人，我们是否能为保留大塔儿巷做点事情呢？倘若真能如此，九泉之下的戴望舒，也许会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且引一首诗人的《古神祠前》中的两节，作为本章的结束，也以此表达我们对诗人的敬意：

它飞上去了，

这小小的蜉蝣，

不，是蝴蝶，它翩翩飞舞，

在芦苇间，在红蓼花上；

它高升上去了，

化作一只云雀，

把清音撒到地上……

现在它是鹏鸟了。

在浮动的白云间，

在苍茫的青天上，

它展开翼翅慢慢地，

作九万里的翱翔，

前生和来世的逍遥游。

它盘旋着，孤独地，

在迢遥的云山上，

在人间世的边际；

长久地，固执到可怜。

终于，绝望地

它疾飞回到我心头

在那儿忧愁地蛰伏。

主要参考书目

［1］［奥］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年。

［2］［德］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

［3］［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4］［法］鲁尔·瓦纳格姆著，张新木等译：《日常生活的革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法］朱利安·班达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6］［美］阿瑟·阿萨·伯格著，姚媛译：《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7］［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8］［美］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9］［美］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05年。

［11］［美］迈克尔·施瓦布著，汪丽华译：《生活的暗面：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美］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美］魏斯曼：《金钱与人生》，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

［14］［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

［15］［英］本·海默尔著，周宪、许钧主编：《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

［1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17］鲍昌、邱文治著：《鲁迅年谱（1881—1936）》，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18］蔡灿津、杨楹著：《经济哲学导论》，北京出版社，2001年。

［19］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蔡元培著，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2］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

［23］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25］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26］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

［27］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8］陈星：《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中华书局，2006年。

［29］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30］陈寅恪：《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31］程天良：《钱君匋及其师友别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32］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丰华瞻、殷琦编：《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35］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

［36］丰子恺：《丰子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37］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38］傅斯年：《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9］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0］高恒文、桑农著：《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41］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

［42］耿云志编：《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

［43］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

［44］胡适：《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45］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46］胡宗刚撰：《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47］黄侃著，黄延组重辑：《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

［48］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49］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1936年。

［50］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

［51］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5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

［53］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54］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5］罗以民：《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

［56］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57］牟宗三：《生命的学问》，三民文库，1997年。

［58］潘华琴：《文学言语的私有性》，学林出版社，2008年。

［59］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60］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6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6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64］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65］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66］邱巍：《吴兴钱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67］冉云飞：《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68］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69］柔石著，徐漱渝、李文儒主编，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70］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

［71］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72］沈亦云：《亦云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73］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74］施蛰存著，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75］施蛰存著，彭军编：《施蛰存作品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76］王国维、罗振玉著，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

［77］王国维著，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78］王国维著，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79］王国维著，姚淦明、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80］王嘉良主编：《浙江20世纪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81］王晓东：《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人民出版社，2005年。

［82］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83］王映霞：《王映霞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84］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85］吴宓：《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86］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87］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88］吴虞：《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89］吴虞著，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90］徐国槙编著：《上海生活》，1933年。

［91］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92］徐可、洪烛编选：《烟酒茶食，花鸟虫鱼》，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

［9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94］徐志摩著，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95］徐志摩著，郁林选编：《徐志摩爱眉书简》，华夏出版社，1988年。

［96］姚奠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

［97］叶灵凤著，陈子善编：《忘忧草——叶灵凤随笔合集之一》，文汇出版社，1998年。

［98］叶忠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99］俞平伯著，陆钧撰：《与俞平伯忆西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100］郁达夫：《闲书》，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101］郁达夫：《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102］郁达夫：《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103］郁达夫著，丁言昭编：《郁达夫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4］郁达夫著，王观泉编：《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5］郁达夫著，曾华鹏编：《郁达夫自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6］郁达夫著，曾智中、尤德彦编：《郁达夫说杭州》，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

［107］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8］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9］张若谷：《战争·饮食·男女》，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

［110］张晓维：《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111］张绪谔：《乱世风华：20世纪40年代上海生活与娱乐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2］赵万里编撰：《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113］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4］郑孝胥撰，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

［115］郑振铎：《山中杂记》，开明出版社，1992年。

［116］钟敬文：《湖上散记》，上海明日书店，1930年。

［117］钟敬文：《西湖漫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118］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

［119］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

［12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

［121］周作人著，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

［122］竺可桢：《竺可桢日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

［123］朱自清：《踪迹》，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

［124］朱自清：《朱自清日记》（即《朱自清全集》第9、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125］朱自清：《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126］朱自清：《桨声灯影》，华夏出版社，2003年。

［127］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集》，西苑出版社，2006年。

后　记

本书的写作动机，源于我很长时间以来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以及近年来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所承担使命以及具体表现的困惑。说到我对此最早的关注，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萌生写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的念头，而且已经搜集了很多资料并写好了提纲。后来渐渐有些自知之明后，我觉得这个题目不是自己所能把握，就放下了。但在我内心，则一直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情有独钟。最终，我意识到，以我等才力，是无法如此宏观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倒不如另辟捷径，从一些更具体更小的角度切入。而文人的日常生活，不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角度么？

自然，必须承认，我对民国文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受到了“西马”有关理论，特别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但同时这也和我近年来在阅读一些民国文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过程中的感受有关。因为在阅读那些在常人看来是极端乏味的文人日记、书信时，我确实很有兴致，甚至在我看来，阅读它们时的快乐，一点不比阅读优秀小说时的少。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一直是：那些看起来与普通人们一样经历单调、乏味或者动荡不安之生活的文人，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他们那些感人文字或者是经典学术名著的呢？他们的确是如某些理论家所断言的那样，是试图借此表现对日常生活之重复、单调以及目标的过于实际的反抗么？如果说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话，则这种反抗的意义何在？真的有什么价值么？或者说穿了也不过是玩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而已？

生活和居住在杭州多年，逐渐感觉到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对于文人也许会被成倍放大。这些年来我的很多朋友来过杭州，当陪伴他们行走在西子湖畔的时候，他们都会对西湖之美发出由衷的感叹，也会因此产生对历代文人在杭州生活的诸多评价。由此，我也慢慢产生想要了解这些文人在杭州生活状况的兴趣，特别是那些生活年代距离今天较近的文人——因为他们的故居还在，有的其后代就生活在杭州，他们的音容笑貌似乎还触手可及，他们赞美西湖的声音似乎还在西子湖畔飘荡。

所以，我开始认真考虑，从探讨民国时期文人特别是浙籍文人之日常生活入手，也许我能对那个时代文人群体的精神世界有更加具体深刻的理解；通过触摸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许我能慢慢接近他们的灵魂，甚至最终和他们的心灵沟通——我知道，这也许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愿意尝试。

本书的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给予的出版资助，本书的出版将可能遥遥无期。还要感谢我所任教的杭州师范大学长期以来对我所从事研究工作的支持。此外，作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本书的部分内容已经先期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浙江大学学报》和《书屋》等期刊上发表，在此也向有关刊物的编辑表示谢意。再就是本书的少数内容，曾经被收入我的其他著作，这次从文人日常生活角度，我以为仍然有再被重新认知和分析的必要，所以也就被纳入本书的整体框架之中，自然，我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改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此除在正文中以注释方式说明和在书末列出参考书目外，我也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他们在学术著作出版日渐困难的今天，毅然拍板决定出版此书。本书的责编黄越先生，则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我们的合作一直非常愉快，在此也谨向黄越先生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我的几个研究生如卢建军、苏翔、卢俊颖和朱碧璐等人，也多次为我查找资料，有的还参与了个别章节初稿的写作，也在此感谢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一直喜欢我的文字，在默默地支持我，心灵的能够相通，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所以我对他们亦心存感激。

杭州一向是没有秋天的，常常昨天还是烈日炎炎，今天就冷风嗖嗖，大有初冬景象，这是我对这个城市唯一不满意的一点。今年因为是2012年而格外为世人关注，杭州的气候似乎也有些反常。尽管我不相信什么世界末日的说法，但我也不时在猜想：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如此之多的自然灾害和重大事变后，我们这个世界在剩下的两个月中，还会再发生些什么？我无法想象。但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大自然是没有责任的，应该责怪的是我们人类自身——我们在自认为是世界主宰的时候，是否过于自私、自信和狂妄了呢？如果要等到所谓的末日来临才有所反思的话，那么等待我们的怕就只有“悔之晚矣”这几个字了罢。那么，也就只有感慨了：

这个夜晚注定不能安宁

这个夜晚我们不看夜空

这个夜晚有人感到寒冷

这个夜晚谁的灵魂在疼

窗外的世界一片宁静

静寂中透出几分狰狞

知道明天一切依然如故

唯有那远方有朝霞飞升

看着你看着我看着这静静

一切的一切纳入清风

抛弃吧珍惜吧鄙视吧收藏吧离去吧归来吧消逝吧再见吧，吧，吧，……吧，……吧，……吧

我不知这是怎样的人生

2012年10月底于西子湖畔

困窘的潇洒

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

与普通人一样经历单调、乏味或者动荡不安之生活的文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那些具有感染力的文字的呢？

创作、思辨、论争之于文人，是否是一种对“日常之痛”的超越？

日常的吃喝玩乐、师友交往，又将怎样促成他们思想的突变，怎样在他们心中激起灵感的火焰？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作者简介

扉页

版权页

引子　“挂旗！”“是，挂旗！”

第一章　这里的“生活”静悄悄

普通人的一天胜过所有哲学

卢梭的疼痛与吴虞的悲凉

所有生命是在一起，但每个人都是分散的

占卜与算命——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第二章　民国初年文人群体概述

——以浙籍文人为个案之研究

“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潮”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蔡元培与“某籍某系”

第三章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民国初年文人日常交往研究

“夜饮于广和居”

——周氏兄弟在京交往圈子

从挚友到对手

——对胡适与梅光迪“文学革命”争论的再评价

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第四章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民国初年鲁迅日常生活研究

“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第五章　“转益多师是吾师”

——民国文人门派传承个案研究

从两位洋老师及其中国弟子说起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书信中的陈寅恪与西方汉学家交往考察

近代以来文人门派传承之负面影响

从三次“谢本师”风波看现代文人之门派传承

第六章　“一刹那中”显现之静安一生

——从书信往来看王国维最后十年日常生活

刹那与永恒的困惑

徘徊于学术与世俗之间

何处是归宿

第七章　“双城记”（上）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徘徊于都市与山水之间

鲁迅眼里的杭州与上海

西湖最惹文人恋

“飞鸿雪爪”与“刹那主义”

第八章　“双城记”（下）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著书都为稻粱谋”

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人穷返里”与“铩羽归来”

第九章　“人生岁月白驹过，应事牢骚记咏哦”

——徐志摩、胡适日记中的日常生活

府中时期徐志摩的学习生活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日常交往

徐志摩、胡适与杭州

第十章　“雨巷诗人”戴望舒与杭州

“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忽然来不及”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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