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繁星的唐朝著作中，本文有什么特点呢？

一、所有重要事件全部配置从卫星拍摄的地面图片予以描述

卫星图片有什么特点：一是真实感强，读者就仿佛是坐在飞机上收看现场直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二是细节描述特别清晰，哪里是山脉，哪里是河流，读者看上去非常直观，也更容易理解历史人物在其特定环境下的战略战术。

下面以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卫星图片与普通地图的区别：

上面这幅图记载了一件历史真实故事：当年，李渊在进军关中途中，曾因大雨受困贾胡堡，后勤物资也无法运到。后来，雨停后，李渊兵团继续行军，并从东南方向向霍邑郡发起攻击。如上图黑色虚线框内容所示。

但是，如果此事再深究一下，就会出现疑问：一、为什么一下雨，李渊就走不动了呢？路就这么难走吗？二、贾胡堡明明在霍邑西北，为什么李渊却从东南方向发起进攻呢？

不知读者能否从上图得出答案？反正我是看不出来。

但是，当我们一看卫星图片，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从卫星图片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贾胡堡位于一条山间小路的中段，没有其他路可走。这种路，只要一下雨，肯定寸步难行。怎么样？够直观真实吧？

至于第二个问题，再看下图就清晰了：

从途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另有一条道路存在。没错，李渊就走的这条路，所以绕到霍邑东南去了。怎么样？有点意思了吧？

再看一幅：

这是突厥围困杨广于雁门的图片。从这幅图中，你甚至能欣赏五台山的风光。好玩吧？

再来一个：

这是李密依靠声东击西计策，智取回洛仓的情景。尽管策略稍显复杂，但有了卫星地图，整个过程也就一望即知了。

请记住：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

二、挖掘事实真相，拒绝模棱两可，拒绝盲从传统观念

此文是正说历史，非戏说（否则就失去了参考价值）。所以本文主要以《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为依据。

尽管如此，本文并非史书的简单重复，而是尽可能在摒弃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去挖掘事物的内在真相。

三、通俗易懂

从可看性的角度出发，希望行文能轻松有趣，尽可能像标题一样，做到“趣话”二字。

好了，请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系紧安全带，让我们开始这段隋唐空中之旅吧！

主题词

念奴娇*中原古战场

悠悠古道，

满葱绿，

昨夜似听风雨。

洛水孤独天莽莽，

不见渔舟曾聚。

雁啸东边，

扬州渺渺，

万柳应犹碧。

长安依旧，

嗟何车驾匆去？

烟尘落定中原，

城台烽火，

何处寻痕迹？

铁马金戈悲血海，

荒野羌笛吹起。

济世安民，

征途艰远，

父子难相叙。

念之有泪，

人生多少追忆？

第一章 杨广夺嫡

1、是非错对

史书上的杨广，大概是集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有的缺点：弑父杀兄，荒淫好色，狡诈少德，只顾自己享受哪管他人死活。总之，古代帝王该有的缺点他都有了，不该有的缺点也有了。或许唯一能跟他有一拼的，就只剩下商朝的纣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杨广的“光辉事迹”完全是由他的竞争对手撰写的。作为靠“劝退”隋炀帝、“踢走”隋恭帝而发家致富的李渊父子，他能把杨广塑造的像施瓦辛格一样高大威猛吗？出于政治需要，义务为对手编点黑材料，搜集点花边新闻，再弄个“拉链门”、“水门”什么的，即便在今天也是件稀疏平常的小事。更何况，唐朝史官写书那阵儿，隋王朝早已宣告破产，也不用担心有人会起诉他侵犯名誉权。所以，对于史书内容，万万不可尽信。

但是，完全不信史书的观点也有问题。想一想，为什么隋王朝没亡在杨坚手上，却亡在杨广手上？为什么隋末英雄那么多，就只有李渊父子笑到了最后？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失败者之所以失败，肯定有他的原因。或许，史书对杨广的记载有夸张的成分，有诋毁的成分，甚至有虚构的成分。但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李渊（指使下属）对杨广写了什么，而在于他获得了写的权利。这种权利，只有竞争中的最后胜利者才能获得。

一旦你成为胜利者，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评价失败者，这就是中国历史亘古不衰的游戏规则。永远不要忘记：胜利在前，评价在后。

而本文之目的，就在于从史书的记载中，去分析、推导、发现：成功者是如何成功的？他的经验有何可取之处？失败者是如何失败的？他的策略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只有这些关键问题搞清楚了，历史对于今天的读者才有价值。

下面就回到正题，从声名狼藉的杨广开始说起。

2、宠儿

杨广又叫杨英，小名阿摐，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的第二个儿子。

史载，少年时代的杨广拥有三大优点：第一、在所有皇子中外貌最漂亮，天资最聪颖（上美姿仪，少敏慧）。第二、勤奋好学，尤其擅长写作（上好学，善属文）；第三、行事稳重，令人信赖（沉深严重，朝野属望）。

如此优秀的一个“三好学生”，当然得到了父母最大的宠爱（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

据说，隋文帝曾秘密请来一个据称是半仙的算命先生来和，来跟几个儿子看相。来和眯缝着小眼，逐一看了一圈众王爷后，说杨广的面相最好，“晋王眉上双骨隆起，不得了，贵不可言！”（杨广被封为晋王）

什么意思？潜台词就是杨广将来要当皇帝！由于杨广大哥杨勇是现任皇太子，这话来和自然不敢明讲。

半仙领完赏钱走了，文帝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杨坚虽然极富雄才大略，但其实却非常迷信（否则，也不至于花钱请人看相）。据说，杨坚从小在佛院长大，自认为是佛家某某某某神转世。当他失意之时，可能为了寻求精神安慰，便经常找人帮自己看相，其中就有上面这个来和。说来也怪，每次看相的结果都是他要当某某某某皇帝。后来，他还真当了某某某某皇帝！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杨广的面相对杨坚有怎样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杨坚对杨广的苦心栽培。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也就是杨坚称帝的一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

在隋代，柱国、上柱国既是武官官名，又可像勋爵那样世袭，所以不太好跟今天的官职相对应。为便于读者理解，勉强把柱国对应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委员，上柱国对应于中央军委常委。而并州（以今天山西太原为中心）总管则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十三岁的杨广相当于当了中央军委委员兼山西军区司令。

杨广得到任命后，欢欢喜喜到并州上任。第二年，杨坚为了加强中央对地区的控制，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将地区的行政、军事权力都统一收归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尚书令管辖。在总管位置上还没坐热的杨广又被封为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相当于当了中央军委常委兼山西省省长、山西军区司令。

很难想象，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屁孩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他不过挂个名而已，该玩竹蜻蜓还玩竹蜻蜓去。至于地区军政要务，自是由一帮忠心耿耿的帝国大臣来操控。

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十八岁的杨广平调到淮南道行台省任尚书令。相当于安徽省省长兼军区司令。

同年，他又调任雍州牧、内史令。这两个职务都非同小可，雍州是紧靠首都京师（长安）的重要地区，后来改称京兆郡。雍州牧就相当于清朝的直隶总督。而内史令则是宰相之职。

此时的杨广，已经权重一时，又兼深的父母宠爱，就渐渐对皇太子之位产生了点想法。

他有这种心思并不奇怪。其父杨坚原为北周宰相，靠着欺负孤儿寡母才建立隋朝。既然杨坚能抢夺北周皇子的继承权，他杨广为什么就不能抢夺杨勇的继承权呢？

况且，比起大哥杨勇来，杨广还有以下优势：

一、外貌比杨勇漂亮，更容易讨人喜欢。

二、文章比杨勇写的好，才华更出众。

三、性格比杨勇稳重，做事更叫人放心。

四、面相比杨勇更好。

需要讲明的是，这些因素可以使杨广比杨勇更得父母宠爱。但如果说，仅靠它们就能去竞争太子，那简直要叫人笑掉大牙。

不分析不知道，一分析吓一跳，竞争太子的难度大着呢：

其一、太子是国家根本。既然已经确立，按理没有过失就不能随便更换。你是皇子，人家杨勇也是皇子。对皇上、皇后来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能说撤就能撤啊？

其二、废长立幼乃天下之大不祥。鉴于前代袁绍、刘表同志的沉痛教训，皇上不到万一得已，不会轻易下这个决心。

其三、皇太子在位时间很长，身边的朋党仿佛山间的野花一般，开的遍地都是。这些人一定会力宝杨勇不倒。

在杨勇的朋党当中，最坚挺的人物当属高颎。此人有三大特点：

第一、他是辅佐杨坚建立隋王朝的元老，深得皇上器重，权倾朝野。

第二、此人门生故吏众多，宛如一棵参天大树，根基极为牢固。隋朝几大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得以为朝廷所用。

第三、高颎儿子高表仁娶了杨勇女儿为妻（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也就是说，高颎这个政坛巨无霸跟皇太子其实是穿着同一条连裆裤。

如果说，目标有如月球一般遥远，那么杨广的野心就好比嫦娥一号。尽管要经历三次地球同步变轨，尽管很可能会因捕捉不到月球而永远迷失在浩瀚的星空，但杨广也准备冒险一试。因为杨广的词典跟拿破仑的是同一版本：绝不会收录“不可能”三个字。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煞费苦心，一步步迈向权力巅峰的？

3、步步为营

第一步、与皇上、皇后的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

隋文帝有什么价值观？崇文、尚武、发扬节俭。

之所以形成这一价值观，倒非毫无原因：第一、崇文就是讲究管理，国家大了，没有管理不行。第二、尚武的背后是国家还没完全统一，需要军队出来做事。第三、中原刚刚经历战乱，国库空虚，提倡节俭的目的在于减小开支。

如此价值观，恰好是文帝雄才大略的折射。

比较而言，独孤皇后的价值观则显得极富女权主义色彩：她推崇专一爱情，痛恨男人纳妾，更痛恨男人跟妾室生下儿子。

杨广很清楚，自己既喜欢享受，又贪图女色。这些业余爱好，如果不加掩饰的张扬出去，一定会死的非常难看。尽管他个人觉得，父、母的价值观比较怪异，甚至有些荒诞不经。但目前的关键不在于价值观具体是什么，而在于持有价值观的人是谁。这点非常重要。为了夺取继承人之位，他只得当起两面派，搞起了形象包装。

据说，有一次皇上、皇后驾临晋王府，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屋内家具全部是朴素的廉价次品，连蚊帐都素色的（屏帐改用缣素）。古筝、二胡等乐器虽然仍摆在案上，但不光琴弦断了，而且灰尘积起一寸来厚，明显很久没有用过（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接待的女佣全部又老又丑，服装也穿的简单（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给事左右）。

目睹此景，皇上非常高兴，认为杨广既简朴又用功，跟自己价值观比较符合（上见之，以为不好声色）。

皇后犹不放心，故意漫不经心的问道：“广广啊，你平时晚上都睡哪里啊？”

杨广早有准备：“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你永远搞不清楚明晚该去哪张床。所以，孩儿只跟老婆萧妃睡。”（唯与萧妃居处）

独孤氏这才喜笑颜开，心想：不错，这孩子跟老娘的价值观也比较符合（后由是数称广贤）。

如此一来，杨广自然得到了父、母双方的高度认可。

不过，令皇上、皇后没想到的是，所见的一切，全是杨广精心安排过的：

一、 家具是刻意搞旧的。

二、 琴弦是故意剪断的，灰尘是故意留下的（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

三、 丑女佣只是装点门面的工具，美女全藏起来了（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

四、更离奇的是，对于小妾生的小孩，杨广从不养育（后庭有子皆不育）。可见此人心肠之毒！

第二步：扩大人际关系网

在通过弄虚作假搞定父母之后，杨广决定扩大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为夺权打好群众基础。

针对掌权的大臣：杨广都全心全意的去和他们交往，以搞好和权贵们的关系。让这些人在杨坚面前多为他美言几句（大臣用事者，广皆倾心与交）。

针对皇帝和皇后身边的人：只要他们到杨广府邸来，不管这些人高低贵贱如何，杨广和萧妃一定放下架子，恭敬的到大门口迎接，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临走还送一份厚礼。这些人被伺候的舒舒服服，想不讲好话都难（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广所，无贵贱，广必与萧妃迎门接引，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

甚至是对普通的基层士兵，杨广也同样重视。有一次，他出门打猎，正好天不作美，飘起蒙蒙细雨。身边的随从拍马屁，给他送上一件雨衣。杨广却一把将雨衣推开，大义凛然的说道：“弟兄们都湿了，我怎么还好意思干着。”（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

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杨广几乎把上（皇帝皇后）、中（权臣）、下（皇帝皇后身边的下人、基层士兵）全搞定了。形势一片大好。

第三步、勇于承担责任

尽管前期运作比较成功，但杨广心里非常清楚：良好的声誉还不足以撼动太子的基础。要想成功，没有实实在在的成绩支撑是不行的。

而要想干出成绩，就得勇于承担责任。

机会很快就来了：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冬季，隋文帝杨坚决定了一件大事：集结全国军队，对偏安江南的陈朝发动灭国性攻击。

二十岁的杨广参与竞聘成功，被委任为讨陈部队元帅，领军出征。不过，由于他嘴上毛太少，杨坚不放心，又安排高颎作为元帅长史（首席副官）一起出征。

从表面看，杨广是领导，高颎是下属。但实际上，三军所有大事都由高颎一人独断，杨广只不过是个做做场面工作的甩手掌柜而已（晋王广大举伐陈，以颎为元帅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

次年，在隋军锐不可当的攻击下，内忧外患的陈帝国很快土崩瓦解。

入建康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后，杨广与高颎合作，将祸害陈朝的一干奸臣全部斩首，封上府库，不取一物，与民秋毫无犯，顿时天下称贤（及陈平，执陈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

当处置到陈后主宠姬张丽华时，杨广心软了。他想：如此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就这么砍了，未免有点不解风情。别人都说红颜祸水，我偏不这么看。陈后主亡国灭种，是他咎由自取，跟女人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得了肥胖病，难道要怪饭太好吃不成？大家讲道理嘛。

所以，杨广就动了收编张丽华的心思。不过，这事儿不能蛮干，万一高颎捅到独孤皇后那里，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办？通过高颎的儿子高德弘去沟通。

杨广确实非常“精明”：如果高颎同意，一切都没问题；如果高颎反对，就来个死不认账，反正也没证据。况且，此事涉及高颎儿子，也不怕他敢到独孤皇后那里去来“阴”的。

当高德弘把意思通报后，高颎说道：“以前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现在我们灭陈，也不能留张丽华。”竟将美女宰了，颇不给杨广面子。（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

高颎是个贤臣，但也有个毛病：性格比较清高，说话做事，不大注意别人感受（下文便可看到，连独孤皇后他也敢说）。

杨广碰个大钉子，心中老大不快，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强咽一口气，到梦里去与美人相会。

待大军班师回朝后，杨广因灭陈有功（当然，真正的主角是高颎），晋位太尉，成为全国的三军总司令。至此，他已经拥有了令人眩目的成绩。

就在杨广意气风发之时，刚刚归附的江南（原陈朝地域）又起烽烟：一些地方豪族趁着改朝换代，隋势力还没站稳脚跟的机会，举旗造反，建立自治政府。

为加强对江南的控制，杨坚命才“指挥”过灭陈战役的杨广长期坐镇扬州，统一把握大局，每年只准回来一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

如果实话实说，杨广是不愿去的。因为离开时间太久，肯定会与皇上、皇后疏远，容易导致朝中谗言滋生，不利于竞争皇太子之位。

但皇命在上，他也别无选择，只能从好的方面来看问题：第一、皇上目前最担心江南局势，此行便是为皇上分忧。要想竞争太子一位，他还得继续承担责任；第二、此行既可进一步锻炼自己军事方面的能力，又可多立军功；第三、此行也可把刚归附隋王朝的江南发展为自己的根据地。

所以，杨广犹豫半天，最终还是出发了，开始一门心思经营江南。

4、杨勇其人

接下来，该说说杨广的竞争对手——杨勇了。

杨勇这个人，史书评价是好学，会写诗词歌赋，性格宽和厚道，有什么说什么，“率意任情”，不刻意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拿今天的说法，就是一个性情中人。

最开始，隋文帝还是让杨勇掌握了一些权力，也有意培养过他。杨勇自己还算努力，经常对军国大事发表发表自己意见。不过，这些意见可能多半出自其幕僚之手。因为从史书后来记载看，杨勇实在是一个稀泥扶不上墙的人物。他的小脑瓜，不太可能生产出非常精辟的见解。这一点，相信杨坚心里还是有数的。

史载，杨勇最开始惹杨坚不愉快，是因为在蜀人所做的精美盔甲上又加上纹饰。杨坚素来节俭，很看不顺眼，就送了杨勇几件旧衣服、一把旧刀、一罐腌菜、一罐豆瓣，奉劝杨大公子要居安思危，忆苦思甜，不要瞎搞。

另一件更严重的事则发生在某年冬至。当天，文武百官突然一窝蜂跑到杨勇官邸去朝贺。杨勇则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与下属同乐。

杨坚听到此事后酸溜溜的，问左右道：“听说冬至那天，百官都到东宫（太子宫）去朝见太子，这是什么礼仪？”（高祖知之，问朝臣曰：“近闻至节，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是何礼也？”）

负责礼仪的官员答道：“回皇上，官员见太子只能叫‘贺’，见皇帝才能称‘朝’。”（太常少卿辛亶对曰：“于东宫是贺，不得言朝。”）

杨坚阴阳怪气的说道：“是吗？如果是‘贺’，需要那么多官员吗？需要搞歌舞晚会吗？这不是‘朝’是什么？我看，比‘朝’还要气派！”

隋文帝皇位是从后周夺取的。他做了亏心事，难免疑神疑鬼，老担心人家要夺他位子。所以，杨勇此举实则大大犯了杨坚忌讳，结果自然不会好（自此恩宠始衰，渐生疑阻）。

父亲这边，杨勇渐受猜忌。那么在母亲那边，又如何呢？

很不幸，杨勇生活作风不怎么正派，是个好色之徒，又不知检点，后宫佳丽多的不可胜数。跟一个叫云昭训的女子尤其打的火热，对原配夫人完全不理不问。可能闹得太过火，他的夫人元氏竟被气得心脏病发作而死。更糟糕的是，元氏是独孤皇后亲自帮他娶的。这个宝贝儿子的所作所为，把崇尚专一的独孤皇后气得七窍生烟（她怀疑元氏是被杨勇害死的）。另外，独孤皇后最讨厌别人妾室生儿子，她认为这是一个人荒淫的铁证。而杨勇的妾室们竟给他生了一大串的儿子，你就可以想象独孤皇后心情该有多么糟糕。

可见，杨勇这个人实在很不聪明，他根本没搞清楚父、母倒底有怎样的价值观。硬要伸长脖子去碰高压线，能不被电的浑身冒烟吗？

一比较，大哥与二哥的差距就出来了：

第一、杨广为人“低调”，杨勇却极为张扬。

第二、杨广“完全符合”父母的价值观；杨勇却总是反着干。

第三、杨广在前方东征西讨，处处为杨坚分忧；杨勇却在后方想抢班夺权（至少杨坚这么认为）。

再联系杨广的其他优点，别说杨坚，恐怕任何一个领导都想把杨勇换下来吧。

实际上，文帝已经试探性的问过上仪同三司（不是三司（司徒、司马、司空）但参照三司待遇）韦鼎了：“在我的几个儿子中，哪一个能够继承帝位呢？”这话问的够绝！在皇太子已经确立的情况下，还问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显然另有深意。韦鼎是个老江湖，哪里品位不出弦外之音？不过他也怕得罪太子党，回答的颇为油滑：“皇上和皇后最喜欢的儿子，可以继承帝位。但臣实在是不知道是谁。”话已经很明白了：该让谁当，全听您老人家作主。

5、皇后的表态

一年之后，杨广自江都（扬州治所，今江苏省扬州市）返回长安（大兴）汇报工作。

为了包装自己，他特意把车马侍从搞得比较简单。在接待大臣时，礼数也周到之极。再加上江南又被治理的井井有条，顿时受到了满朝文武的称赞（其后晋王来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甚至连一向挑剔的杨坚，对儿子表现也都连连点头。认为他居功不傲，艰苦朴素，是个值得托付重任的人。

一段时间之后，杨广将要返回扬州。临行前，他入宫去向母亲独孤氏辞行，说道：“在扬州之时，经常挂念母亲。好容易见了面，却又不得不离开。明早即将远行，只恐再会之日杳杳无期了。” （因进言曰：“臣镇守有限，方违颜色，臣子之恋，实结于心。一辞阶闼，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未日。”）

说完，不由哽咽起来。

独孤皇后也不禁潸然泪下：“你常年远在外地，我年纪也老了。今日一别，还不知我们娘俩能不能再见面？”（皇后亦曰：“汝在方镇，我又年老，今者之别，有切常离。”）

母子俩相对而泣，歔欷不已。此为人之常情，不消细说。

杨广哭了半天，又说道：“儿臣虽然愚笨，但一向看重兄弟之间的情谊。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太子，让他非常恨我，总想找茬陷害我。谎言重复千遍即会成为真理。我真是担心下次不能活着回来见母亲啊！”

杨广此话中可能稍含矫情成分（所谓的看重兄弟情谊），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其一、匹夫无罪，怀璧无罪。杨广远在外地，又手握重兵。朝廷自然会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

其二、老爹杨坚性格向来多疑。他既能猜忌杨勇，又凭什么不能猜忌杨广？

其三、晋王、太子明争暗斗多年，谁敢保证太子党不会趁杨广不在时向多疑的皇帝进上谗言（杨广在扬州呆了一年，大概后方的谗言已经堆积了一箩筐）？

以上三点，正是杨广所担心的。他之所以点明，可能也是想请独孤氏能够在必要时帮他澄清一下。

比较起政治纠纷来，皇后似乎对太子的私生活更为关心：“这个杨勇，我辛辛苦苦帮他娶了媳妇元氏，哪知他根本不领情，反而和云昭训这个小姘头打的火热。元氏本来好好一个人，突然暴病而死，不是被人投了毒是什么？早知这样，我还不如把她嫁给猪狗。这事我没找杨勇算帐也就罢了，想不到他又来整你了。我活着尚且如此，要我死了，他还不把你们吃了？等他将来当上皇帝，你们弟兄几个岂不还要去向云昭训叩头？这事我一想就痛苦！”（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渐不可耐，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本无病痛，忽尔暴亡，遣人投药，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穷治，何因复于汝处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兒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邪！”

此话鲜明表达了独孤皇后的立场：

第一、对杨勇极度不满。

第二、由于跟云昭训已经闹翻，所以她担心将来云昭训一旦成为皇后，自己要受气（此话独孤氏虽没有明说，但一眼就能看出）。这已经涉及到她自身的利益。

杨广虽知道母亲不喜杨勇，但没想到竟恨的如此之深。饶是他颇有城府，也不表露出来，只是陪着痛哭而已。

6、发展政治盟友

返回扬州之后，杨广倒没有得意忘形。

皇后虽然已明确表态，但她毕竟不属于国家管理团队，最多侧面影响一下皇上，公开场合却不好指指点点。

皇上高深莫测。他的态度如何，杨广不敢猜，也猜不透。

杨广本人又远在扬州，鞭长莫及，更不好开展行动。

想来想去，杨广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朝中，一定要发展一个重量级的大臣帮自己说话。否则，事情就无法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发展谁，谁去发展却又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为此，他特地将心腹——时任安州（四川剑阁）总管的宇文述从大西南调到身边，一起商量对策。

宇文述头脑活络，处世圆滑，跟朝中许多大臣都有往来。杨广把他调到身边，看中的就是他的关系网。

当杨广把话挑明后，极善钻营宇文述一眼便看出蕴含其中的巨大利益，遂痛快的说道：“从声望、功劳来看，杨勇跟王爷简直没法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现在，包括皇上、皇后在内的全国人民都支持您，形势很好。不过，废立太子毕竟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这是要离间国家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一般人搞不好会弄砸。目前，朝中有两人权力最大，一个是高颎，一个是杨素。如果能得到其中任何一个的帮助，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高颎是太子党，咱没法指望。唯一可能发展的对象就是杨素。”

杨广道：“杨素雄才大略，深得父皇器重。如能把他发展为盟友当然最好。只是，还不知他底牌如何？愿不愿意为我出力？”

宇文述道：“杨素不属于太子党，我是知道的。要发展他，存在可行性。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尽快寻找一条与他沟通的途径。我跟他的弟弟杨约关系很好。此人贪财好赌，容易搞定。咱们不妨就以他为突破口。只是，嘿嘿……”

杨广当即心领神会，马上拿出一大笔资金，让宇文述赶快去办。

到达长安后，宇文述便以赌博为由，经常到杨约家串门。当然，每次打牌，肯定都是宇文述输的多（每佯不胜，所赍金宝尽输之）。

等杨约赢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宇文述才神秘的龇牙一笑，说道：“这些钱是晋王让我输给你的。”（述因曰：“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

杨约闻言后脸色煞白：“为什么？”（约大惊曰：“何为者？”）

他心想：晋王可是权顷天下的人物，他的钱岂是随便敢拿的？

宇文述准备再打击一下杨约，好让他有点危机感，便道：“你的哥哥杨素，虽然现在很威风，深得皇上信任。但听说他跟皇太子关系不好，颇受太子嫉恨。如果有朝一日，皇帝突然仙去，皇太子上台，不知你哥哥会有何好处？”

杨约沉默很久，方道：“那宇文兄有何见教呢？”

宇文述道：“现在天下人都知道晋王比太子强。皇上皇后早有废立之意。不过废立太子毕竟是件大事，皇上不好主动开口。如果下面有人主动提出，皇上就好办多了……”

杨约有些犹豫：“这废长立幼可是有悖人伦呀，如果我们提……”

宇文述摆手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道理固然应该遵守，但出来混，适当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方能永保富贵。如果你们能够让晋王成为太子，他难道会忘了你们？”

杨约觉得宇文述说得有理，自己又收人这么多钱，再加上事情对自己似乎也无坏处，就答应去找哥哥杨素商量。

杨素这个人，除了军事能力出众之外，察言观色、投机取巧的本领也非常高明。如何不知道皇上、皇后喜杨广、厌杨勇的态度？所以杨约一把主意告诉杨素，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能在其中捞到如何的好处。

杨约最后提醒到：“听宇文述讲，此事独孤皇后已经表态……大哥不妨先去见见皇后。”

杨素微微一笑，他自然清楚，杨坚这个人是最怕老婆的。想到这里，杨素不禁回忆起一桩往事：

由于独孤皇后喜欢感情专一的人，要约束的第一对象当然是老公杨坚。约束到什么程度？后宫佳丽竟没一个敢去亲热皇上！

有一次，杨坚偶然看到一个妃子很有姿色，就忍不住偷了回腥，悄悄宠幸了她。皇后知道此事后，顿时妒火中烧，乘杨坚上朝的机会，竟派人把这个妃子给做了。

等杨坚兴冲冲的下班回家，才惊恐的发现小蜜早已香消玉殒。估计杨坚也是一时气昏了头，又不敢去找老婆闹，一番垂足顿胸之后，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史载他“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可以看出，他骑马离家，完全是在山里面慌不择路的乱跑。史书没有记载他当时想跑去哪里，不过，从杨坚在佛院长大的经历看，说不定想出家当和尚也是有的。

本准备大闹一场的独孤皇后万万没料到老公居然选择了不辞而别，登时傻了眼，匆匆找高颎、杨素两人去追。

二人赶了半天路，才在一个山谷发现杨坚。他们连忙抓住皇上的马缰绳，说什么也不放他走。

杨坚拼命反抗，无奈始终摆脱不了二人纠缠，只得仰天长叹道：“想不到我贵为天子，居然也没有恋爱的自由！”

高颎流泪道：“皇上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妇人（一般认为是指独孤皇后）而不要天下呢？”

三人就这样在山谷间僵持了很久。冷静下来的杨坚可能也觉得自己闹得过了，才调转马头，慢慢的开始回宫。

独孤皇后哪里睡得着？一直在房间中守候。等老公一到，马上哭拜在地。高颎、杨素也在一旁不停说好话，打了不少圆场。不知为什么，一看到独孤皇后，杨坚就涌出满腔柔情，想生气也生不起来，也乐得找个台阶下。当晚，居然又喝酒作乐起来。

数日后，杨素利用一次进宫赴宴的机会，见到了独孤皇后。三杯下肚，杨素漫不经心的夸赞了晋王几句，说晋王最象皇上，借此来试探皇后态度。

这话算是说到皇后心坎上了。独孤氏当下就表态说太子如何如何不好，晋王如何如何好。

杨素也不含糊，马上就攻击了太子很多不是，申明了自己立场。

皇后见杨素亮出了底牌，也乐的增加了如此一个强力同盟，便密令他回去多加准备，帮助皇帝完成废立太子的大业。

7、废黜高颎

尽管受到皇后、杨素的双重怂恿，尽管杨坚本人也早就对杨勇不满，但废立太子之事过于重大，行事老辣的隋文帝仍没敢轻举妄动。

他需要评估：一旦废立之事公之于众，会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什么？需要提前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将风险控制到最小？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杨坚心中就没有底。

其时，最让文帝头痛的还不是杨勇，而是高颎。因为在杨坚王朝，高颎的地位实在太特殊了。

当杨坚还是宰相时，高颎就追随着他，是帮助他完成以隋代周的最大功臣。

隋王朝建立后，高颎不光为杨坚推荐了杨素、苏威、贺若弼、韩擒虎等股肱重臣，更是对内搞管理，对外掌征伐，鞍前马后忙个不停。甚至连建国以来最为重要的平陈战役，都是由他来亲自指挥的。

以上事实，既可看出高颎的能力，也可看出杨坚对高颎的器重与信任。

为了褒奖高颎的丰功伟绩，也为了拉近君臣距离，杨坚特意让高颎儿子娶了杨勇女儿。这本是一件好事，但隋文帝万万没想到，一旦要涉及废立太子，此事反成了障碍。

考虑良久，文帝决定还是跟高颎沟通一下。毕竟高身为当朝宰相，绕是绕不过的。至于措辞，文帝采用了第三人称，以表明并非自己观点：“晋王妃子梦见神仙对她说，晋王必得天下。你怎么看？”（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

很明显，无论于公于私，高颎都不可能赞成此事，遂长跪着说道：“长幼有序，万万不可废！”（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

皇上闻言后沉默不语，就此结束了沟通（上默然而止）。

如果说，“长幼有序”这个理由还算冠冕堂皇，不足以断定高颎是太子党的话。那么，下面一件事就更明显了。

不久后，文帝选拔了一帮高官子弟，想全部充作禁宫侍卫。

高颎跑过来说，如果皇上把强壮的人都选走了，东宫（太子宫）那边恐怕就没人可选了（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

杨坚很不高兴：“我经常走动，侍卫不强壮不行。太子要那么多强壮的人干嘛？况且，父子都是一家人，分什么皇宫，东宫？”

高颎真是多事！皇上自家的保镖安排关你屁事？你倒是一心为太子着想，但你要牺牲皇上利益，杨坚他能高兴吗？能不怀疑你是太子党吗（盖疑高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

高大人的所作所为，独孤皇后了解的清清楚楚。她明白：此人不可能被言语说服，要废掉太子，必须要先废掉他（独孤皇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

由于担心杨坚不忍下手，皇后便寻找一切可能机会向皇上吹枕边风，以离间其君臣关系。

当她听说高颎夫人去世的消息时，立即心生一计，对皇上道：“高颎年纪大了，不能没有夫人，皇上为何不替他再娶一个？”

皇后的心思，当然是想以续弦为名，在高颎身边安个耳目。

皇上不明就里，以为皇后一片好意，立即就找来高颎商量。

不料高颎却痛哭流涕的说道：“臣年纪大了，退朝以后，唯有斋居念佛聊以度日。至于续弦一事，感谢陛下关心，但实在对不起，臣现在没这个心思。”（颎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

杨坚看高颍不乐意，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高颎的爱妾生了一个男孩。皇上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皇后却非常不悦（至是，颎爱妾产男，上闻之极欢，后甚不悦）。

皇上觉得奇怪，就问皇后原因。

皇后答道：“上次皇上想为高颎续弦时，他不是说终日在斋居念佛吗？既然斋居念佛，又怎会生下儿子？我看，他是因为喜欢小妾，当面对皇上撒了谎。您还能相信他吗？”（后曰：“陛下当复信高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

“哎呀，可不是吗！皇后不说，我差点忘了！”皇上立即由喜转怒。

杨坚虽然雄才大略，却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偏信夫人之言，二是生性多疑猜忌。皇后的高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由是疏颎）。

又有一次，志在四方的隋文帝准备讨伐高丽国。高颎认为时机不成熟而力谏不可。但皇上不仅没听从，还命他作为元帅长史，辅佐汉王杨谅（杨坚第五子）出征。

这次安排跟上次伐陈时如出一辙：三军名义的主帅是杨谅，但实际发号施令的却是高颎（上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于颎）。

很遗憾，由于天气恶劣和疫病流行，大军最终无功而返。更糟糕的是，高颎因为心怀至公，办事不避嫌，对杨谅的很多建议都没有采纳（大概高颎觉得杨谅的观点比较幼稚），把这位名义上的主帅搞的很恼火（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甚衔之）。

回来后，杨谅便对独孤皇后哭诉道：“孩儿差点就被高颎杀了。”（及还，谅泣言于后曰：“兒幸免高颎所杀。”）

皇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加油添醋对皇上道：“高颎本来就不想去，只是迫于皇上压力，才勉强为之。他心中有情绪，自然不能成功。你看看，你儿子已经被他整的颠三倒四了。”（后言于上曰：“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

皇上勃然大怒，终于有了废黜高颎的意思。

而接下来的王世积事件则为皇上提供了借口。

王世积是朝廷另一重臣，时任凉州总管，官拜上柱国。当时，王世积一个旧下属因为有罪，想到王世积处避难，但未被接纳。于是，该下属便向皇上揭发，说王世积讲过几句想谋反的话。

杨坚立即把王世积抓起来，进行审讯。在严刑拷打之下，王世积又招供，说高颎曾经告诉过他一些皇宫内的密闻（宫廷黄色笑话？）。如此一来，不光王世积被诛杀，高颎也因此被免职了。

以上过程见于正史记载。

但此事若深究起来，疑点不少：

其一、皇上怎么会因为一个有罪之人的一面之辞（明显是空口无凭），就轻易诛杀朝廷重臣？

其二、王世积有什么必要要把高颎牵扯进来？

其三、废黜高颎的理由更是荒唐，居然是泄漏了皇宫中的密闻。似乎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

不过，如果我们对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就会发现隋文帝此举其实另有深意。

王世积出自北周名门，因为高颎的推荐，在杨坚篡位之后，转而为隋朝效力。

但王世积却并不领杨坚的情，曾私下向高颎说道：“我们都是周朝臣子。现在国家灭亡了，该怎么办？”（尝密谓颎曰：“吾辈俱周之臣子，社稷沦灭，其若之何？”）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两点：

其一、王世积与高颎关系非同寻常。

其二、王世积不服杨坚。

因为心中对杨坚不满，王世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拒不参与朝廷之事（由是纵酒，不与执政言及时事）。

老谋深算的杨坚看出王世积有消极对抗情绪，心中恼火。便故意说王患有“酒病”，把他招进宫中居住，让太医为其“治病”（上以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医者疗之）。

皇上这么做，其实是在委婉的警告王：你如果继续以喝酒为名消极对抗，我就一直关你在宫中。

王世积看有麻烦，便谎称“病”好了，这才得以脱身（世积诡称疾愈，始得就第）。

此事之后，皇上难免对王有了些看法。

征高丽之时，王世积与汉王杨谅同为行军元帅。也就是说，师出无功，他也有很大责任。再加上王与高颎关系非同一般，皇上难保不会浮想联翩：会不会是因为高颎与王世积勾结起来，消极怠工（王世积曾有以喝酒为名而消极怠工的不良记录），才导致征高丽失败？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王世积事件的实质：杨坚是在追究征高丽时，高颎、王世积消极怠工的责任。所谓的“谋反”、“宫禁之事”等等，纯属罗织罪名。

当然，高颎之所以下课，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在皇位继承人的争斗中，陷的太深了。

8、如愿以偿

最大靠山的倒下，让皇太子深深感到了兔死狐悲的寒意。再加上耳目们频频送来的各种紧急密报，国家的二把手终于意识到大祸即将来临。

接下来该怎么办？有谁能够帮忙？

母亲是指望不上了，但他尚对城府极深还未公开表态的父亲抱有一丝幻想。

杨广那小子有什么本事？不就是会装穷卖乖吗？奶奶的，你大哥我也会！

杨勇说干就干，连夜叫人在自家后院盖了一些茅草房，铺起草席，自己穿着粗布衣服就睡在上面，也来装穷。这是明招。

此外，杨勇又找了一个神汉，搞一些木偶巫毒什么的，来咒一帮希望他下台的人。这是阴招。

从以上举措看，杨勇行为真可称得上可笑了。但就在这些看似幼稚可笑的举措后面，却隐藏着一颗惶恐到极点的心！

杨勇的装穷自然瞒不过老谋深算的杨坚。他一眼就看出如此反常的举动，表明太子已经获知了对他非常不利的消息（高祖知其不安）。此时的隋文帝，在皇后和杨素的双重鼓动下，已经断然下了更立太子的决心。他现在操心的不是废不废太子的问题，而是废立太子时会不会出什么变故的问题。因为杨勇二十年的太子生涯，自然培育了不少朋党。虽然高颎已被免职，但谁又清楚还有多少人会跟着太子走呢？

于是，当时住在避暑行宫仁寿宫（位于今宝鸡市麟游县）的杨坚让倒太子派的积极分子杨素回京师（长安）去探视太子，其用意不言自明。杨素自然摸准了杨坚的脉，也算是“不辱使命”，故意坐在太子门口而不进去。让太子在客厅傻等。时间一久，太子耐心给磨没了，见到杨素什么粗话脏话都出来了。回去后，杨素禀报道：“杨勇脸色非常怨恨，说不定会有什么变故，望陛下多加提防。”

“说不定会有什么变故”，一语道穿了杨坚心病。皇上不得不当机立断：事情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搞不好太子要起兵谋反。

应该说，作为老一辈政治家杨坚，他的担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消息走漏，局势实际上已经非常紧急了。就算杨勇没有胆子造反，难保他手下的人不为自己利益而铤而走险。

于是，皇上出手了：

第一、他派出大批人员对太子进行“监视”。名为监视，实为控制。

第二、太子府中的人，凡是职位在侍官以上的，全部调走。

第三、把太子党的中坚人物苏孝慈调到浙州当刺史。

这一系列的举动，连傻瓜都看出太子已经失势，皇位继承权马上要易主了。此时，太史令（管天文历法的官制）袁充跳了出来，说：“臣夜观天象，皇太子应该被废掉。”杨坚很不屑的答道：“天象很早就出来了，只不过群臣不敢说罢了。”言外之意无非两点：其一、你老兄反应也太慢了吧；其二、以前不敢说的群臣们，现在你们尽管大胆的说。

这阵儿，太子已被牢牢控制，想反反不了，想走走不脱。要废掉他，只需要一个罪名即可。

杨广也不失时机的出招了，他重金收买了杨勇最信任的近臣姬威。姬威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太子有什么过错，就马上报出来。一时间，京师天天都流传着各种版本关于太子缺点的传闻。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然后，杨广又威胁姬威写了一封书面告发信。这样，太子的罪名也就有了。

杨坚算准太子差不多已被搞臭，就从度假的仁寿宫回到京师，朝会群臣，并故意说道：“我刚刚回到京师，本该喜气洋洋才对，怎么却反而闷闷不乐。”这时，杨坚也不肯主动提及此事，希望群臣能够自己报上来。

吏部尚书牛弘是个正直的人，回答道：“都是为臣的不是，让皇上担心了。”

牛弘的回答显然驴唇不对马嘴。杨坚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对太子府的官员道：“我每次回京师，都很没有安全感。昨晚上拉肚子，本来想住在后院靠厕所近的地方。但又怕有紧急的事情（指担心太子府的人造反）发生，所以又转移到前殿。难道你们非要把国家搞垮才甘休吗？”

于是喝令左右，将太子府一干人马统统拿下。又让杨素把太子的过错对大臣们加油添醋宣讲了一番。

之后，杨坚作总结性发言：“我很早就看出这个儿子不是块当皇帝的料（现在明白他为什么要重点栽培杨广了吧），皇后常常劝我废掉他（把责任先推到皇后身上）。我因为他是我在平民时生的，排行又最大，一直希望他能渐渐改过，所以容忍到了今天（显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听说杨勇曾经指着皇后的侍女告诉别人说这些早晚都会属于我（多半是独孤皇后的诬陷）……”之后，杨坚又娓娓道出一大段杨勇坏话，最后下结论，废掉太子是为了安定天下。

此话既出，就在政治上彻底宣判了杨勇死刑。

此时，只有一个叫元旻的大臣站出来，说：“废立太子是件大事，旨意一下，就不能改了。关于太子的坏话，为臣觉得疑点太多，恐怕是诬陷，请皇上详查。”

皇上并不回答，只把姬威叫出，让这个小人当众将杨勇的“罪状”讲了一遍。

百官再没人敢吱声，案子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值得一提的是，唯一一个站出来为太子说话的元旻后来又被杨素罗织罪名下了狱。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一月，“众望所归”的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被册封为皇太子。

9、评说

杨广为了当上太子，可谓处心积虑，有时甚至不惜弄虚作假，逢迎帝、后。这可能也是他成为历史笑柄的一大原因。

不过，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总有他的原因。

除去弄虚作假的因素外，杨广还是有些可取之处：

其一、勇于承担责任。

其二、军功显赫。

其三、不摆王爷架子，与各阶层人士倾心结交，所以人际关系网庞大。

其四、比他哥哥更冷静，更认的清楚形势，这点最重要。

第二章、玄感作乱

1、杨坚之死

关于杨坚之死，《隋书*文帝纪》是这样记载的：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正月，杨坚到仁寿宫避暑，并将大小事务都托付给皇太子杨广处理（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四月，皇上病倒。七月十日，杨坚病重，与群臣一一握手诀别（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三日后，一代开国之主，雄才大略的杨坚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享年六十四岁。

此段读来，颇令人唏嘘。

然而对于文帝死因，在《隋书*杨素传》和《资治通鉴》中，却有一段骇人听闻的记载。

据说杨坚病重时，招了杨素、柳述、元岩三个心腹大臣在寝宫的卧榻旁伺候（入阁侍疾）。而杨广则居住在大宝殿，不能随时见到杨坚。但杨广又想知道老爸的病情进展，以便做好应变措施，就写了一些问讯情况的话，用信封封好，托人送到皇帝身边的杨素手中。杨素则将皇帝一天吃了几顿，拉了几次，气色如何，用药药量等情况用流水帐记下，再封入信封，托人回送给杨广。结果送信之人却阴差阳错的把信送到了杨坚手上。杨坚看后立即龙颜大怒。

另外，还有一件事更让杨坚气急败坏：杨坚的一个妃子陈夫人当时也在皇帝身边侍疾。陈夫人在一次出外更衣（可能是对上厕所的委婉称呼）时，与杨广不期而遇，结果惨遭杨广非礼。亏得陈夫人拼死抵抗，才没有被……。但陈夫人回到杨坚身边后神色却不大正常。在皇帝一番追问之下，陈夫人才哭哭啼啼的说道：“太子非礼我！”

隋文帝当即表态：“这个小色狼！怎么能够托付大事？都是被他妈（独孤皇后）害的！”并立马把柳述、元岩找来，急匆匆地说：“快！快去叫我儿子！”柳述、元岩还以为是要叫杨广。杨坚连忙补充道：“是叫杨勇！叫杨勇！”

杨素很快得到消息，赶忙找杨广紧急磋商。二人见事已至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乘手上还有禁卫军兵权，把柳述、元岩在半路上给截获了，送到大理寺下狱。同时派出太子府的侍从官张衡到皇帝寝宫“侍疾”。张衡进寝宫后，把里面的妃子、太监、宫女统统赶了出来。过了一会，就传来杨坚驾崩的消息！（天知道张衡一个人在寝宫是如何侍疾的！）

据说陈夫人和一干宫女太监获知皇上驾崩后，顿时吓的浑身发抖，以为会被太子灭口。没多久，杨广就派使者送来一个亲笔签名封好的小金盒给陈夫人。陈夫人认定盒中装有毒酒，迟迟不敢打开。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之下，她才战战兢兢的揭开封条，发现里面居然是几个红绳子编成的同心结！

旁边的宫女太监一见同心结，纷纷转惊为喜：“这回我们死不了了！”

陈夫人却又羞又恼，心想：老爸尸骨未寒，这当儿子的居然就打起了后妈主意，未免也过于色胆包天了吧！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但此时，旁边的宫女太监们已经迅速变换了角色，转而逼迫陈夫人接受太子“好意”。

陈夫人一个弱女子又能有什么办法？哭哭啼啼半天，没奈何，只得从了。

以上内容俱为正史记载，不敢一笔否定。但仔细推敲，还是存在一些疑点。

其一：《隋书》与《资治通鉴》均记载文帝驾崩于大宝殿，这说明文帝临死前的病榻就放置于大宝殿（除非文帝是故意走到大宝殿来死的）。但是后面又记载说杨广也居住在大宝殿。既然都在大宝殿，杨广又何必要靠杨素的信来了解文帝病情？

其二：就算杨广与文帝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杨广作为皇位继承人，地位自然在杨素、柳述、元岩之上。怎么可能杨素等人能随时见到皇帝，而身为最宠爱儿子的杨广反而见不到？分析一下一个将死老人的心理，这可能吗？

其三：就算前面两点都成立，那我们再分析一下杨素给杨广的回信。杨素在什么时间写信最妥当？在皇帝寝宫内写，热炒热卖？要知道，寝宫里不光有一干妃子、宫人，还有身为杨素政敌的柳述、元岩。杨素根本没有“作案”时间。那么，出寝宫来写信成吗？如果杨素出了寝宫，还必要写信吗？当面跟杨广嘀咕几句也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留个文字罪证。

其四：就算杨素真写了回信，他当然知道此信非同小可，自会找一个心腹之人千叮零万嘱咐，怎么可能送错了对象，交到最不该收到信的人手中？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送错信一事绝不可能是由杨素和杨广干的。

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

一是唐代史官捕风捉影编造的蹩脚故事。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柳述、元岩的杰作！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

2、权力之争

柳述字业隆，既是隋文帝第五个女儿兰陵公主的老公，又是权倾一时的重臣，甚得文帝喜爱。其风头最劲时，连大权臣杨素都不放在眼里。

据说，本来就颇受文帝器重的杨素在扳倒太子党后，声望功劳都一时无双。朝中其他大臣没一个对他不是又敬又畏。只有柳述依仗着文帝宠爱，敢于当面凌辱斥责杨素，十分坚挺。还经常在文帝面前打杨素小报告，说杨权力太大又非常嚣张，如果再不进行制约，只怕会干点什么事情出来云云。搞到最后，居然成功离间了文帝和杨素关系，让多疑的杨坚对杨素也猜忌起来。当时，杨坚发了一道敕令给杨素，说：“杨爱卿身为宰相，尚书省的一些琐事就不必管的太细，三五天去一趟意思意思就行了。”

这等于在实际上剥夺了杨素对尚书省的控制权。搞得他灰头土脸，非常郁闷。而柳述却成为这场人事调整的最大受益者，不但牢牢占据着原先的吏部尚书一职，又乘机兼任了兵部尚书，把人事权和军权都抓到手里，成为文帝晚年时期又一颗政坛明星。

从上面的事情可以看出，柳述与杨素之间，完全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那么，柳述与新太子杨广的关系又如何呢？据说，杨坚原本说好将兰陵公主下嫁给杨广老婆萧妃的弟弟萧旸，后来又突然反悔，把公主嫁给了柳述。搞得杨广在老婆面前很没面子。所以，柳述与杨广的关系也不怎样。

上面讲那么多，只想说明一个事实：时任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柳述其实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皇位最终由杨广、杨素一派继承，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

所以，对于“送错信”一事，虽无确凿证据说是柳述所为。但有三点可以肯定：一、扳倒杨广、杨素，符合柳述的利益。二、从柳述一贯打杨素小报告的经历看，做这种事也符合他性格。三、柳述在客观上具备“作案”的条件。身为三大侍疾重臣之一，杨素所能见到的事情他也同时见到了。也就是说，他完全能够仿造杨素笔迹写出一封文帝病情的回信。

因此，“送错信”一事是由柳述幕后导演的可能性还不小。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人不得不怀疑“陈夫人遭调戏”一事的背后是否也有猫腻：

其一、陈夫人为杨广夺嫡出过不少力，是典型的晋王党人士，两人关系本来就有点暧昧（晋王广之在籓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陈夫人有什么理由要在杨广即将登基时去拆台？

其二、杨广忍了那么多年，眼看登基在即，怎么可能就这几天都忍不了？

其三、如果陈夫人真整了杨广，后者为什么又若无其事的将她迎娶过门？

其四、杨坚死后，杨广确实娶了陈夫人，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杨广的母亲独孤氏属于鲜卑族，一贯就有父死，子娶后母；或兄死，弟娶嫂的风俗。就当时看来，杨广迎娶后妈陈夫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李渊一脉也有鲜卑血统，所以李治也娶了后妈武则天）。

其五、陈夫人死后，杨广还伤心的写了一篇《神伤赋》，证明两人感情是真挚的。

排除各种站不住脚的因素后，我们不妨再来大胆设想一下当时的紧急情况。

第一种情况：柳述通过导演“送错信”、“陈夫人遭调戏”等事，成功离间了杨坚与杨广关系，就如同以前离间杨坚与杨素关系一样。并在杨坚的授意下，回京师急召杨勇，企图在最后时刻改变皇位继承人。但杨素动作更快，在半路截住了他们，并一不做二不休，把已经对他们失去信任的杨坚也一并除去了。

第二种情况：“送错信”、“陈夫人遭调戏”等事纯属后人编造。当时杨坚自然病逝。柳述、元岩火速向京师（西安）赶去，欲乘杨广还在仁寿宫（宝鸡）之机，利用自己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的权力和原杨勇一派力量，先控制京师。然后再假托杨坚遗命，拥立杨勇为帝，讨伐杨广。就像近代慈禧先肃顺一步回到北京，再讨伐肃顺一样。不过，在老谋深算的杨素面前，年轻的柳述还是没能笑到最后。

3、大业施政

杨广在杨素的帮助下，剪除了最后一股敌对势力——柳述后，终于如愿以偿，在仁寿四年（公元六零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登上皇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

公元六零五年正月，杨广改年号为大业，立萧妃为皇后，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时代。

作为一个在掌声和鲜花中成长起来的继承人，杨广形成了非常自信（或许是自大）的性格特点。但是，由于父、母过于强势，杨广又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个性，时时小心，步步在意，变的敏感和神经质（或者说是多疑）。如今，他终于当上了皇帝，失去了所有约束，压抑多年的个性终于一古脑的爆发出来了。

新皇帝上任伊始，便命杨素和建筑大师宇文恺在东都洛阳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殿显仁宫。

显仁宫建筑面积很大（南接皁涧，北跨洛滨），用的都是名贵建材（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装修更是奢侈（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光有住的还不够，杨广又搞了一个围长两百里的度假村，叫做西苑。西苑内部挖了一个围长十几里的人工湖，修了三座人造假山，名之为“蓬莱”、“方丈”、“瀛洲”。假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亭台阁榭样样俱全。苑内遍植大树，大树如果在冬天枯了，就剪彩带为树叶的形状挂在树上，装饰出四季常青的样子。然后再修筑十六个庭院，每个庭院都充实美女于其间。皇帝到了这里，常常是带着数千名（请注意这个数字）宫女，一边骑马游园，一边听乐曲演奏，十分逍遥快活。

此外，炀帝又在扬州等许多地方修建高规格的行宫，把大量美女安置在内，供自己随时享乐。

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把杨广讲排场、好美色的本质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

不过，尽管“生活作风不太严肃”，但炀帝仍可算得上是个极富雄心壮志与浪漫主义色彩的皇帝。

在他眼里，秦始皇修的水渠简直就是小阴沟。他策划的，是挖一条横贯中国的大运河。他认为：这条河一旦建成，不光能促进民间经济往来，还能加强帝国对江南的控制，可收一箭双雕之效。

就他看来，汉武帝西征匈奴简直就是小把戏。他梦想的，是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全线扩张，开创一个万国来朝的日不落盛世。

更重要的是，他不光想想就算了，他还来真的：大运河他挖好了。除高丽之外，西方的土谷浑（今青海、宁夏一带）、东方的流求（今澎湖列岛）、南方的林邑（今越南），他都打下来了。很难想象，一个不浪漫、不怀雄心壮志的皇帝能干成这么大的事业。

但是，在开创大业（其年号就叫“大业”）过程中，杨广的心态出了点问题：他太急于求成了。为了办成事情，他根本不考虑代价，甚至赔本赚吆喝。

其中有何弊端呢？下面仅举一个例子来略作说明。

当年，隋炀帝为讨伐高丽，专门建立了一条山东（泛指今天的山东、河北一带）至辽东的后勤补给线。

军需品（如粮草）在山东被收集后，由强征而来的民夫凭手推车（每两人推一车、三石米）徒步运送至辽东的泸河（今辽宁锦州市）、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两镇囤积。

《孙子兵法*作战篇》曾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战略家的眼光就是深远，此话用到当时山东真是太贴切不过：

其一、粮草大量被官府征用，留给民间的余粮自然不多。

其二、共有六十多万劳动力被征召去搞运输，导致土地大面积荒芜，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其三、正好发生天灾（洪涝、干旱什么的），收成更少。

以上三因素造成民间粮食的供需关系严重失衡，通货急剧膨胀（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词语，叫做生产可能性边缘。意思是：社会可能达到的最大生产效率。当一个社会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缘时，它如果想要增加某种物品的产量，就必须以降低另一种物品的产量为代价。

尽管炀帝挖运河的初衷是为了促进贸易、促进稳定；四处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疆域。但隋王朝的劳动力是有限的，壮丁去挖运河了，去打战了，谁又来种田呢？由于运河工程量和一系列战争的规模都极其巨大，需要投入无数的劳动力，所以，隋王朝粮食产量的下降是惊人的。

另一方面，浩大的工程和浩大的战争又会消耗掉大量的资源（通过征税）。

老百姓受到欠收和重税的双重打击，根本生活不下去，很多老老实实的“良民”都被活活饿死（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而起来造反的反而能凭借抢来的食物生存下去，所以“强盗”越来越多（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其实，炀帝只需要多多关注一下老百姓的饭碗，再控制住发展进度，以上问题不是不能够避免。

这方面，杨坚就比杨广老道许多。尽管文帝统治时期，隋王朝也打了很多次仗，老百姓也因战争而疲惫不堪，但杨坚却通过把握进度（如最主要的灭陈战争是在登基八年后才进行的）和提倡节俭等手段，一直牢牢控制住局势。

杨广为什么做不到？他已经被自己的“宏图大业”冲昏了头脑，完全迷失了方向。

有个叫裴矩的人摸准了杨广好大喜功的心思，告诉皇帝说，有个办法可以不打仗就能征服外国：其实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对咱中国有好感。只要我们派使者给他们送去大笔钱财，他们派使者来我们都一一热情接待。长此以往，各个国家都会因跟我们交往有好处而归属于我国。陛下不用打仗就能得到天下。

杨广认为裴矩的话太诱人了，就拿了很多钱和货物让他去办这事。政策施行下去后，外国人见有好处可捞，自然都象苍蝇一样飞到中国来。结果老外越来越多，光接待费就已经打不住了（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对于这个政策，高颎认为非常劳民伤财，就站出来发牢骚。前面讲了，高颎在文帝时因为反对废立太子，被革了职。杨广即位后，大概是为了拉拢原太子党，又重新启用高颎为太常卿。也算是不念旧恶，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高颎的牢骚显然让立志于超越秦皇汉武的杨广非常不满，认为他是在诽谤国政，居然一时恼怒，把高颎给做了（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徙边）。

更离谱的是，杨广还大言不惭的对臣下说：“我最不喜欢别人提出批评意见。如果位高权重的人还希望用向皇帝提意见来获取名声，我是很看不惯的。如果是地位低的人提意见，虽然可以稍微原谅，但最终也不会放过他。”（帝从容谓秘书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杨广刚愎自用的性格，使得他在开创大业的过程中，不能从臣僚的忠告里意识到潜在风险（大事业常常是伴随大风险的），未能在政策出现偏差后及时调整，导致越走越远，最终酿成大错。

而杨玄感的反叛，则拉开了隋王朝走向灭亡的序幕。

4、杨素之死

杨玄感便是大权臣杨素的宝贝儿子。这个备受皇恩的高干子弟为什么会起兵反抗杨广呢？这还要花点笔墨，聊聊他的老爸杨素。

应该说，杨素及其兄弟杨约为杨广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还是费了不少心思的，鞍前马后，十分卖力。

杨广刚一登基，杨约就昼夜兼程赶到长安，假称杨坚遗命，把废太子杨勇绞死，替杨广卸掉了心中一块大石头。

至于杨素，更是身先士卒，亲自领兵出征，剿灭了大业初年的第一场叛乱——汉王杨谅反叛。

杨谅是杨坚的小儿子，为人勇悍，手握精兵，坐镇一方。见大哥杨勇被二哥杨广杀了，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清洗对象，便索性利用手中还有点人马余粮，兴兵造反。

杨素拜帅后，每次打仗前都计划好击败敌军的日期。结果实际情况与他预料的完全一样，可见其算路之精（素将行，计日破贼，皆如所量）。没过多久，就以数万兵马击破叛军十余万众，生擒杨谅，大获全胜。

杨素虽立下大功，但为人自负，在与杨广打交道时多少有些不谦虚，犯了自信而多疑的杨广忌讳。再加上他能力实在太强，炀帝深怕其一旦存有异心，将无法控制，所以渐渐动了杀心。

当时，掌管天文的官员夜观天象说，隋朝的境内将会发生一次大的丧事。迷信的杨广认为机会来了，就将杨素封为楚公。用意是，楚和隋在天象上的映射一致，希望大丧的预兆能够应验到杨素身上（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乃徙素为楚公，意言楚与隋同分，欲以厌之）。不知是不是天象起了作用，杨素到楚国赴任后，还真生了大病。炀帝表面上派遣很多名医去为其治病，但暗地里却不断询问医生，杨素病情如何，生怕他死不了（素寝疾，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者，恒恐不死）。杨广的“美意”，杨素自然心知肚明。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杨素也就很“识趣”的不吃药、不调养（素亦自知名位已极，不肯饵药，亦不将慎，谓弟约曰：“我岂须更活邪！”），终于于大业二年（公元六零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病逝。

看杨素翘了辫子，杨广才大大松了口气。他告诉身边的大臣，说杨爱卿还算聪明，如果他硬撑着不死，老子一定会诛他九族（及素薨，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夷族。”）！

所以，“功臣之后”杨玄感的反叛说到底还是被炀帝逼出来的。

5、杨玄感起兵

杨玄感这个人，从外貌讲，长得身高体壮，长须飘飘，容貌不凡。从素质上讲，其人喜好读书，善于骑射，文武功夫都不错。从性格上讲，他虽然跟杨素一样有点自负，但对待英豪人物却非常客气，再加上老爸贵为天下第一权臣，门第显赫，所以收纳了不少人才。此情此景，跟三国时的袁绍倒比较类似。

杨玄感因为沾父亲的光，小小年纪就被杨坚任命为柱国（军委委员），跟他爸一样都是二品官员，在上朝时竟跟父亲并排站在一起。后来估计杨坚也觉得别扭，就把杨玄感降衔一等，站在他老爸后面，这样大概顺眼一些。杨玄感谢恩道：“还是陛下体谅为臣，让我在朝堂上也可以表达对父亲的敬意。”

最初，杨玄感被杨坚任命为郢州（后改名为鄂州，今湖北武汉一带）刺史。其上任伊始，就到处布下耳目，充分了解各官员底细。哪些能干，哪些贪污，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然后对症下药，把整个鄂州官场搞得服服帖帖。可见其还是很有办事能力。

杨素去世后，杨玄感去职，回家丁忧。一年多以后，继承了父亲楚国公爵位，官拜礼部尚书。不过，此时这位新科礼部尚书的心态跟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父亲被杨广逼死，杨玄感自己也搞不清楚他这个楚国公兼礼部尚书的小脑袋瓜还能保得多久，所以有心造反。再加上朝中文武很多都是杨素门生，势力很大，客观上似乎也具备条件。杨玄感就经常关起门来，与哥几个秘密商量，准备废掉杨广，拥立秦王杨浩（杨广之弟杨俊的儿子）为帝。

有一次，杨玄感跟随杨广讨伐土谷浑，经过大斗拔谷（今扁都口，位于祁连山脉中段，是一个贯通南北的险要峰口）时，队伍走的很艰难。当时杨玄感就有些把持不住，认为机会来了，想要直接进攻炀帝车驾。叔叔杨约慌忙将玄感拦住：“现在皇帝尚受到百官支持，时机未到，万不可轻举妄动。”杨玄感这才住了手。

后来，杨玄感见炀帝喜欢四处用兵，想趁机多捞一些兵权，便对炀帝说：“玄感世受国恩，愿意在军事上多为陛下分忧。”

杨广没料到杨玄感不怀好意，反而认为他很忠心，笑道：“人言将门无虎子，果然如此。”

当杨广亲征高丽之时，还真让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负责至关重要的粮草补给等后勤运输工作。待隋军主力开到高丽后，杨玄感就利用手中职权使坏，故意克扣粮草，好让杨广的军队饿肚子。皇上派人来催，他就答复说路上盗贼很多，一时半会运不到。

大业九年六月，杨玄感估计杨广那边已经饿得快不行了，就谎称有贼兵要来攻打黎阳，要求附近郡县都派军队来支援。待人家兵马来齐后，杨玄感就把队伍统统控制起来（跟三国时刘表统一荆州的手段非常相似），然后彻底撕下面纱，正式宣布讨伐炀帝。

6、李密三策

杨玄感将各路人马凑集起来，大概有一万来人，准备趁隋军不备，偷袭距离黎阳（河南浚县）较近的东都（河南洛阳）。

当时有一个将领叫做唐帏，本是兴冲冲跑到黎阳来参加讨贼的。呆了几天才发现不对劲，自己居然成了贼兵。这个玩笑显然开大了！于是，他就趁玄感不注意开了小差，偷偷溜到东都，把叛军要偷袭东都之事告诉了守备于此的越王杨侗（杨广的孙子）和民部尚书樊子盖。

结果，杨玄感兵马未动，机密倒先泄露了。面对新的情况，他必须要做出选择：是继续攻打洛阳，还是另作他途？

此时，隋军的兵力分布如下：杨广正帅隋军主力远在高丽，而国内兵力非常空虚。重镇洛阳当时兵力如何未见史书确切记载，应在数万人左右。京师长安的兵力最多也在十万以内（后来分兵四万增援洛阳）。其它地方兵力则非常稀少。

虽然洛阳、长安兵力记载不太确切，但总的来说，形势有以下特点：

一、隋军主力短期内无法返回。

二、重镇洛阳、长安军力虽不甚多，但在数量上肯定要优于杨玄感此时的一万多人。

三、除洛阳、长安之外，其它地方杨玄感都相对容易拿下。

怎么根据敌军兵力情况来制定作战计划呢？一个人向杨玄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人便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魏公，历时上大名鼎鼎的李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祖籍辽东襄平（今辽阳）。其父李宽在隋代官拜上柱国、蒲山郡公。

李密少年时在宫中担任千牛备身（侍卫官），这一般是高干子弟们在迈向仕途之前的历练过程（唐高祖李渊也曾担任过此职）。炀帝看李密目光如炬，神态异常，大概觉得放此人在身边心中不踏实，就叫大臣把他打发回家了。李密回家后，也没什么事可干，便经常出去放牛（以其高干子弟的身份来看，估计也就图个好玩）。他喜欢读书，骑牛时，常把书挂于牛角。一边放牛，一边看书，十分会自娱自乐。说来也巧，杨素有一次正好在路上碰到他，觉得很奇怪，心想：咦！这个牧童倒有点意思，居然放牛时都还在学习！好奇心一起，就下马悄悄跟在他身后打量。李密大概读书入了神，对身后之事浑然不觉。杨素跟了一段时间，终于忍不住了，笑呵呵的问道：“什么书啊，看的如此用功？”对于杨素这个大名人，李密自然认得，慌忙下马叩拜道：“晚辈读的是《汉书*项羽传》。”杨素一听更为吃惊，心想：我还以为他读的不过就是《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没想到居然读的还是史书，就问他：“你说说看，都讲些什么啊？”李密就把自己的见解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他越说，杨素越惊讶：哎呀呀！不简单！这个小伙子虽然个子矮小！却是个真正的人才！回家后，杨素便在儿子杨玄感面前狠狠夸了李密一通。就这样，杨玄感、李密二人成了朋友。

杨玄感起兵后，李密秘密赶到黎阳，为叛军搞了一次战略庙算。

庙算就是今天的策划。意思大概是，在行动之前，事先选择一个最可能导致成功的方案。

在千古奇书《孙子兵法》中，作者孙武把《计篇》放在最重要的首位，称为“始计第一”。文中详细讲述了策划的意义：“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意思讲的很清楚：不论什么工作，你在做之前，都得先有个思路。想得越清楚，考虑的越全面，就越可能成功。如果谁只是走一步，看一步，想瞎猫撞死耗子的碰运气，那么对不起，他必然会输得很惨。

一般而言，庙算过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对敌、我实力及周围环境作出通盘分析。这一环节的关键点是情报搜集要尽可能的全面精确。

第二步：通过分析，得出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这一环节的关键点是要考虑清楚各种实施方案本身的利弊，所以要求策划者的思路必须缜密、全面。

第三步：从所有备选方案中，得出最优方案。这一环节的关键点是要对各种方案进行横向综合比较，然后作出选择，所以要求策划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判断力。

隋唐有句著名的话，叫做“房谋杜断”。意思是：房玄龄擅长谋划，杜如晦擅长判断。从此话或可看出，房在第二步比较强，杜在第三步比较强。二者搭配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决策链。

李密在分析完形势（第一步）后，提出了上、中、下三种可能的对策（第二步）供杨玄感选择。

无独有偶，当初刘备取西川时，庞统也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抛开沿途诸城不打，直捣成都。中策为稳扎稳打，沿途一个城一个城的拿，慢慢打到成都。下策为先回荆州，然后徐图再取。

结果，刘备认为上策太急，下策太缓，中策正好，于是选用了中策。

那么，李密三策又如何呢？其上策是直接打隋军主力，中策是打较远的京师长安（约十万人），下策是打较近的洛阳（数万人）。

觉得奇怪吧。乍一看，似乎不合常理。因为自古用兵，一般都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所谓“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就是讲用兵要避实击虚的道理。比如毛泽东在领导一、二、三次反围剿时，都是先在山里打圈圈，等敌人兵力被拉开后，再专门找一些弱旅开刀，此策屡试不爽，可谓百战百胜。

李密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对此，李密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上策：先打杨广主力。李密认为，杨广的主力远在高丽，距离幽州都还有一千多里。南面有大海，北面有胡族，中间只有一条道路，行军十分艰难。如果杨玄感带领军队，长驱直入蓟县（今天津蓟县），占据咽喉险要之道，扼住杨广归途。这样，杨广打高丽打不下，回又回不来，不出十天半月，其粮草耗尽，军心必乱，可不战而胜。

中策：先打较远的京师长安。李密认为，关中易守难攻，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秦皇汉祖都在此定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根据地。虽现在有人把守，但并不值得担忧。可直取长安，然后派人把守险关。这样，杨广即使回来也拿我莫奈何。我们则可以依托关中，再慢慢图谋天下。

下策：先打较近的东都洛阳。李密认为，本来用偷袭的方式可以打下洛阳。但是由于唐帏告密，城中已经设备，恐怕不好攻打。如果久攻不下，杨广的军队又赶了回来，我们就很难办了。

李密三策非常有名，在《隋书》、《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中都用了大量篇幅记载。值得我们花时间来逐一分析一下，看看其中优劣。

首先来看看先打强敌的上策。

尽管兵法有避实击虚的说法，但是行军打仗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死读兵法不如不读兵法。将领用兵，先打强敌后打弱敌的事情其实也是有的，不过那一般都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选择。

有三个战例可供参考：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当时红军军权由朱德、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就建议二人先打最强大的陈诚部队。二人觉得奇怪，便问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我们都先打弱旅，为何此次倒要先碰强敌？毛泽东说，情况不同了，这次敌人的部队分为蒋氏嫡系部队和旁系部队两部分。其中，陈诚的嫡系部队求战欲望很强，旁系则求战欲望弱。打嫡系，旁系未必支援，打旁系，嫡系肯定要来帮忙。我们即使打败旁系，嫡系仍然要来打我们。而如果我们打败嫡系，则旁系肯定撤退。再加上嫡系十分骄狂，经常轻兵冒进，我们集中兵力是有可能将其逐一歼灭的。结果朱、周二人采用此策，果然获得全胜。

再远一点的例子出现在北伐战争中。当时北伐军对于先打吴佩孚还是孙传芳很伤脑筋。论实力，吴强孙弱。但是论性格，孙为人只求自保，眼光放不长远。如果先打吴佩孚，则孙传芳隔岸观火的可能性极大。而如果先打孙传芳，则以吴佩孚之精明，很可能意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派兵来援助孙传芳。所以北伐军采取稳住孙传芳，先打吴佩孚的策略而获得了成功。

更远一点的例子出现在元末。当时朱元璋也为先打陈友谅还是张士诚而举棋不定。虽然陈强张弱，但刘伯温分析完双方性格后，认为张士诚只求自保，如果先打陈友谅，张士诚必定不会出兵。反之，则很难说。结果果如其所料。

从上述战例看，先打强敌后打弱敌虽然也有先例，但作为特殊情况存在，要求战势至少满足三点：一、我方有实力在与强敌的单独较量中取胜。二、我方在与强敌的较量中，弱敌不会帮助强敌。三、我方在与弱敌较量时，强敌肯定会插手。

如果不能满足这三点，还是先打弱敌为好。

对于上策，李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以消灭炀帝的有生力量为主。当然出发点是好的。也有具体实施的策略，似乎可行。但李密只看到了有利一面，没看到不利一面：

其一、叛军是靠坑蒙拐骗临时组建的，实乃一群乌合之众，如果不能及时安定下来，很可能会发生兵变。从河南打到天津，路途就很遥远，等赶到战场还不知剩有多少人，有多少战斗力？

其二、杨玄感在黎阳倒是囤了不少粮草。但部队远征天津，漫长的补给线如何保证？

其三、如果杨玄感远征天津，则洛阳、长安压力自解。倘若隋军关内势力组织一支精兵，决断杨玄感粮道，再与外面的杨广一起夹击杨玄感，则被消灭的有生力量就不知是谁了。

所以笔者个人认为，李密上策实不可取。

那么，先打长安的中策如何呢？中策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先打一块根据地，再跟杨广耗下去。

关中易守难攻，的确是好地方。而且杨玄感的旗号是废杨广立秦王杨浩。如果打下长安，这个目标就能自动实现。对于杨玄感来讲，如此也比他自己称帝在政治上有优势。所以，从必要性上讲，打长安是不错的。在讲如何打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李密的下策。

下策，先打洛阳。洛阳这个地方虽然距离黎阳最近，但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城池，不易防守。就算当时攻下来了，也无法面对杨广主力回援后的威胁。从必要性上讲，就根本没有打的价值。更何况，由于唐帏已经告密，其城防已备，打的难度增大了。

所以，比较长安与洛阳，还是先打长安为妥。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易守难攻的关中好不好打，能不能够拿下呢？由于历史没能上演杨玄感打长安一幕，所以也不好妄下论断。

但从军事上讲，至少应考虑两点：一、具体如何打？二、打不下怎么办？

一、具体如何打？从当时情况看，可将兵马分为两路。一路为主力，星夜衔枚，自小路直逼长安。一路为疑兵，虚布旌旗，佯攻洛阳。因为此时唐帏已经告密，隋军已了解杨玄感要进攻洛阳的消息。索性将计就计，把攻洛阳这处戏演得逼真一点。一方面，可以牵制洛阳军队，使其不至西援长安。一方面，可以吸引长安之军东援。实际上，叛乱发生后，长安很快就派了四万人马东援。从这个角度讲，更应该把戏演好，能拖一点时间算一点时间。

二、打不下怎么办？如果关中巩固，短期内无法打下。杨玄感不妨暂时收兵，退回楚国。理由如下：

其一、杨氏经营楚国已久，根基牢固。

其二、黎阳距离楚国较近，可在黎阳出兵前，就派自己的弟弟或叔叔领支人马回到楚地，依靠以前的关系，扎好根基。

其三、楚国外有长江天堑，内有高山峻岭，也是一块立足的地方。

其四、从当时国内形势看，平民对杨广穷兵黩武、滥挖运河的做法早已怨声载道，民心思变。杨玄感更应该尽量避免与杨广尚属强大的主力决战。只要守住楚地，保全自己，坐等杨广王朝的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综上所述，杨玄感最好的策略似乎该是：佯攻洛阳，真攻长安。如果长安不下，则转守楚国。

那么，杨玄感本人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7、用兵之地

杨玄感对于李密的建议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首攻洛阳。

从上文的描述来看，杨玄感绝非一个心脑简单的人。他为什么要选择“下策”呢？

对此，杨玄感提出了自己看法：一、黎阳距离洛阳较近，打洛阳在时间进度和粮草补给上都是最优选择。二、现在百官家属都在洛阳。如果以这些人作为人质，可以让杨广手下的文武大臣们投鼠忌器。三、洛阳地处中原腹心，道路四通八达，有利于号令天下，快速汇集四方涌来的义勇军。

另外，李密之所以把打洛阳列为下策，也不是他认为没必要打，而是因为唐帏告密，洛阳城防已固，不太好打。是从可行性上分析的。这个理由反而更加激发了杨玄感的好胜心。杨大帅认为，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基于以上考虑，杨玄感最终确定了先打洛阳的战略主攻方向。

所谓事物无绝对之理，即便在洛阳（或附近）这样一个四通八达，难守易攻的地盘，历史上也仍然有人成就过霸业。

较远一个是光武帝刘秀，较近的一个是魏武帝曹操（许都位置与洛阳相近，特点相似）。

刘秀在辅佐更始帝定都洛阳之前，曾以区区数千人马在昆阳与王莽百万大军进行了战略决战。昆阳一役的胜利，固然跟刘秀的雄才大略有关，但王莽军统帅实在太菜恐怕才是问题所在。这一战的胜利，侥幸的成分太大，慎勿效仿。不过，刘秀在当时也没什么更好的选择，人家已经兵临城下，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出来招呼一下。没想到，还真给他捡到个金元宝。昆阳大战后，形势就变得很明朗：王莽军基本上已经无法对刘秀形成威胁，其余各地虽仍有一些割据势力，但威胁洛阳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在可以确保洛阳安全的情况下，更始帝定都于洛阳。后来则被刘秀取代。

而曹操经略许都时，天下已经分裂。刘表、孙策、袁术、刘璋等都只求自保，吕布、刘备虽然闹了一下，但力量太小，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即便势力强大的袁绍，也因为优柔寡断而迟迟没有出兵（官渡之战时，曹操已将南方袁术、吕布扫灭，剪除了后顾之忧，根基已固）。正因为周围势力的“不思进取”，曹操才能在一个四面受敌的许都渐渐巩固下来，并最终成就霸业。

洛阳（许都）的优势是四通八达，缺点也是四通八达。如果己强敌弱，我处攻势，则交通的便利可以保障己方的人马和粮草的快速运输。反之，如果己弱敌强，我处守势，交通的便利同样会帮敌军的大忙。

刘秀（曹操）之所以能够在洛阳（许都）成就霸业，正是既发挥了自己地形的优势，又没有让其劣势被对手利用到。

如果拿球队风格来类比，洛阳就好比一支攻击力强防守力弱的球队，而长安则好比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在这两种类型的球队交锋中，攻守均衡的球队获胜的可能性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在长安建都的王朝要比在洛阳的多得多的原因。

也许，杨玄感占据洛阳的思路多少有点受到刘秀、曹操的影响。但此一时彼一时，交通的便利固然有利于各地反隋大军汇合。但同样不会拒绝正在火速回防的杨广主力铁蹄。

就算杨玄感能够顺利占领洛阳，但面对杨广的百万大军，他真有把握象刘秀一样侥幸打胜一场隋朝的昆阳大战吗？恐怕杨玄感自己也不敢打这个包票吧？

在叛军的整个庙算过程中，第一步（李密分析形势）和第二步（李密提出三种可选方案）都没大的问题。问题主要出在第三步，即杨玄感对可能方案的选择上（虽然不敢说杨玄感一定会失败，但这个选择肯定不是最优的）。

8、大军压城

洛阳位于黎阳西南，杨玄感出征时，一路向西南行军，到达偃师（今河南省偃师县）后，将大军分为了两路：

一路为偏师，三千人，由弟弟杨积善率领，折头向南渡过洛水，并沿洛水南岸向西进军。从西面威胁洛阳。

一路为主力，继续向西，到邙山后再翻山南下，从北面威胁洛阳。主力兵团又分前后两军。前军一千多人由弟弟杨玄挺率领，作为先锋。后军三千多人，由杨玄感亲自率领。

两路大军各逞一方，互为犄角，企图分进合击，会师于洛阳。

这时，洛阳方面也没闲着。针对三千多人的杨积善兵团，他们派出一个叫做达奚善意的将领率五千人进行抵挡。针对杨玄感军主力——南进兵团，他们调遣一个叫做裴弘策的将军率八千人前来交锋。

单从人数上讲，在两个方向的战场上，隋军都占据绝对优势。那么，交战结果又如何呢？

抵挡杨玄感的八千隋军一战即溃，裴弘策逃回洛阳城时身边只剩十几人。虽然如此，好歹打了个照面。而抵挡杨积善的五千隋军则更糟，不战自溃，连敌人长啥样都不知道。

两路隋军除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外，还给敌军送去大量精良的武器和盔甲，极大提高了叛队的装备水平。真正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正规军尚且如此，地方小城的守备水平也就可想而知。结果杨玄感、杨积善一路高歌猛进，仗越打越顺，人越打越多。

六月十四日，主力兵团前军杨玄挺部即抵达洛阳城太阳门外，杨玄感则将大军主力驻扎在上春门（洛阳北门）外，与洛阳城内守军形成对峙。此时，距杨玄感六月初三起事仅十一天。

在上春门外，杨玄感当众发表战斗宣言。他说道：“我身为上柱国（中央军委常委），家中金银不可胜数，功名利禄已至极点。按理说应该别无所求了，但今天为什么宁肯冒着诛九族的风险，也要举旗造反呢？因为杨广倒行逆施，穷兵黩武，天下黎民早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起兵非为自己，实为天下人解除危难。”

此话得到了士兵和百姓的热烈欢迎。父老乡亲争着拿出酒肉来犒军。而报名入伍的青年，每天都有上千人。（众皆悦。父老争献牛酒，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

可见杨广有多么不得人心！

我们再来看看洛阳城的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守备东都洛阳的隋军主帅为越王杨侗（杨广的孙子）和民部尚书樊子盖。由于杨侗少年初成，不习军事，守军的统治大权其实由樊子盖一人独揽。

樊子盖，字华宗，庐江（今安徽庐江）人。此人阅历颇丰，在北周武帝（宇文邕）平齐时，就因军功，官拜仪同三司兼郢州（湖北武汉一带）刺史。在杨坚以隋代周后，又因为在灭陈之役中，军功显赫，加封上开府仪同三司，赐爵上蔡县伯（伯爵）。

北周武帝、大隋文帝都是一代明君。而樊子盖能够屡以军功被明君赏识，可见其于军旅之事绝非庸碌之辈。

另外，此人为官清廉，而且能主动承担艰难之事，就连多疑而挑剔的隋炀帝也对他十分器重。

他曾经上奏隋炀帝，说：“我长年在外，已经习惯了行军征战的戎马生涯，舒坦日子反而过不自在。所以，希望能够替陛下到塞外边疆驻防抗敌，虽万死无憾。”（子盖言于帝曰：“臣一居岭表，十载于兹，犬马之情，不胜恋恋。愿趋走阙庭，万死无恨。”）

赤胆忠心，令人感慨！

史籍评论他：虽然少于谋略，但老成持重，所以极少失败。办事能够明察秋毫，下属没人敢欺骗他。但是为人苛刻，经常轻易杀人。据说临死前，曾看到无数的断头鬼前来向他索命（子盖无他权略，在军持重，未尝负败，临民明察，下莫敢欺。然严酷少恩，果于杀戮，临终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沓为之厉云）。

通过史书各个角度的描述，樊子盖形象变得比较丰满。拿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位稳重而严厉的长者。

由于樊的忠心耿耿和老成持重，隋炀帝在征伐高丽之前，特意选定他作为托付重任的两位大臣（另外一位大臣卫文升留守京师长安）。

当洛阳被杨玄感包围后，城内众将普遍蔓延着两种心理：一是首战失利后的畏敌恐慌心理，二是对主帅的轻慢心理。

畏敌恐慌心理不难理解：隋军两次战役均以完败告终，将卒锐气尽失。再加杨玄感已完成对洛阳的合围，而且人马越来越多，洛阳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至于轻慢心理，说到底还是一种地域歧视。虽然樊大帅手握重权，但由于刚从外地调回京城不久，其他京官同僚都认为他不过就一乡巴佬，不太看的起他。甚至有些军事问题都不向他请示。

比如前面讲到的裴弘策（就是那个带八千人出去只带十几人逃回的草包），在返回洛阳后，樊子盖让他再带兵马出去打，他竟然断然拒绝。裴弘策的抗命可能畏敌和轻慢两种心理兼而有之。樊大帅也没啰嗦，立马将其拖出帐外斩首示众（子盖命引出斩之以徇）。不想到战场上去是吧？行，那你就去天堂。临阵畏缩，抗命不遵，搁了谁也得杀他。

另有一人叫做杨汪，因为稍稍有些不恭敬，樊大帅又要拿他杀鸡儆猴，亏的杨汪叩头如捣蒜，方得幸免。这次杀人（未遂）就多少有些显得夸张。“稍稍有些不恭敬”怎么说也不至于死。

不过樊子盖自有他的逻辑：大敌兵临城下，城中诸将如继续不服从管理、上下异心，难免落个城破人亡的惨剧。杨汪虽然只是“稍稍有些不恭敬”，但这多少代表了城内诸将的态度。此风不刹，何以为战。杀他？谁说我杀他，我只不过吓唬吓唬他。

如果说，杀裴弘策是彻底断绝了城内众将苟且偷生的侥幸心理的话，那么吓杨汪则完全树立了樊大帅说一不二的权威。

从结果来看，通过这一杀一吓，城内蔓延的两种不利心理都得到了很好的遏制。樊子盖终于可以一心一意的考虑如何对付杨玄感了。

此时，守在洛阳城外的杨大帅大概还是比较春风得意的：

其一、天下响应杨玄感的人马越来越多，攻洛军团短期内由原先的不足一万人激增到五万多人。

其二、一些达官子弟，本来是到洛阳参加保卫战的。但一听说裴弘策被樊子盖杀了，心里就很不踏实。可能担心樊子盖为人严厉，自己万一被他拿到什么错处，也成刀下之鬼那就冤枉了。所以临时改变主意，投到了杨玄感这边。

其三、又收编了两个将领：一个是从战俘中投诚过来的将军——韦福嗣，一个是从牢房里面逃出的囚犯——李子雄。

总之，人是越来越多。分析而言，杨玄感兵团的人员组成大致分为四类：

一、杨玄感坚定的政治盟友。如杨氏兄弟、李密、李子雄等人。这些人都是杨玄感集团的高层人物，他们与杨的利益紧密绑在了一起。

二、为求翻身而战的底层人民。他们往往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百姓，受到杨玄感“反暴政、倡民主”宣言的感召，前来踊跃参军。这些人组成了集团的中层和基层，占人数绝大部分。如果杨玄感为天下人打仗，他们就支持杨玄感。反之，他们就可能将其抛弃。

三、投机分子。如主动投诚来的一帮达官子弟。这些人大多出身名门，是隋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们对隋王朝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失去了信心，希望借参与杨玄感叛乱来保障自己的利益（新政权建立后照样当官）。如果杨玄感越强大，他们就越支持杨玄感。否则，这些人随时会脱离队伍。

四、被逼无奈的人。比如被杨玄感俘虏的韦福嗣，纯属为势所迫。这类人参加队伍非其本意，能否一直跟着杨玄感比较难说。

虽然队伍变大，但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也增大了管理的难度。如果安置不妥，很可能会为将来作战埋下隐患。这个问题在历朝历代队伍中都会遇到，也不能算是新问题。但要解决此问题，要求统帅既要具备鉴人识人的洞察力，又要具备改造他人思想的影响力。所以真正处理起来，难度不小，工作量不少。

但是杨大帅不仅没有冷静的去解决可能的隐患，反而在看似有利的形势面前，变得有些飘飘然。

当时，李子雄建议杨玄感称帝，先过把瘾再说。杨玄感居然非常动心，又去找李密商量。李密一眼就看出杨大帅心态上已经出了点问题，又不好直接点明，只得委婉的说，张耳因为劝阻陈胜称王而被调到外地；荀彧因为劝阻曹操称帝而被逼死。如果我李密也来劝阻你，担心会跟以上两人一样倒霉。但是说好话，拍马屁，又不是我的本意。虽然目前形势不错，但洛阳未下，而且隋军主力正在火速赶来。我看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打关中。当不当皇帝，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

从杨玄感相当皇帝的心理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犯了两个错误：

一、不清楚自己军队的人员组成中，大部分都是为“反暴政、倡民主”而来的。如果他们发现杨玄感反隋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自己当皇帝，不知道会怎么想？这表明他的洞察力还有所欠缺，还不完全了解自己手下人（特别是占多数的“反暴政、倡民主”派）追随他的目的所在。

二、忘乎所以，盲目乐观。认为现在已经很不错，革命任务已完成的差不多，可以谈谈地位待遇了。而对最大的敌人（隋军主力）的威胁视而不见。这充分表明了他易于满足于现状的小农思想。

虽然称帝之事由于李密阻止而最终未得施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杨玄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错误。

另外还有一事：前面曾说到一个被逼投降的韦福嗣。此人归顺后，被杨玄感当作心腹，甚至跟李密一起共同参谋军政大计（得韦福嗣，委以心膂，不复专任李密）。但韦某人在出谋划计时却总是说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不错，没有一个自己的倾向性。后来，杨玄感请他做一篇伐隋檄文，他也坚决不肯。李密认为韦福嗣做事不尽心，是个两面派，要求杨玄感将其诛杀（密揣其情，因谓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必为所误，请斩之以谢众，方可安辑。”）。杨玄感予以了拒绝。

李密没有看错，韦福嗣确实没有尽心帮助杨玄感。后来韦兄瞅着机会，果然就从杨玄感营中逃出，去向隋军投案自首。

不过如果我们站在韦福嗣的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他所做的一切：身为隋朝之臣，失身于贼，也够郁闷。怎么办？咱也没那杀身成仁的勇气，只好委屈委屈，在杨玄感营中周旋一下，先保命要紧。让我参谋军事？行。我就跟他说这也可以，那也不错，这从效果来看基本上就等于什么都没说，也不算帮助贼军。说不定，还可以扰乱一下杨玄感这厮的视听，也算立了功劳。日后回去，搞不好还可将功赎罪。写檄文骂皇帝？做梦！那岂不是自断归途？我韦福嗣能有这么傻？

韦福嗣的心情可以理解，杨玄感任用降将的宽大气魄也值得肯定。但问题在于，以韦福嗣当时的心态就根本不适合委任这么重要一个职务。要重用韦福嗣可以，但你得有耐心，得等他转变过来，不能太急。

所以说，杨玄感在用人上也有问题。前面讲了，杨玄感缺乏洞察力。其实缺乏洞察力就会在识人方面吃亏，识不了人又怎么谈得上正确用人。几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曹操原来嘲笑袁绍，说他能聚人而不能用之。恐怕杨玄感也属于此类。

李密说，杨玄感热衷造反却又不想取得胜利，我们都要成为俘虏。

杨玄感怎么会不想取得胜利？只不过在某些能力上有所欠缺罢了。

其实，杨玄感倒不妨学习一下通用前总裁杰克*韦尔奇，搞一个三百六度人才评估机制。干部的任用，不光要接受上级的考评，还要接受平级和下级的考评。如此一来，韦福嗣在李密等平级那边就过去，也就谈不上什么扰乱军务了。这种机制，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领导者的主观失误。

隋军那边，樊子盖原先的作战方针是趁杨玄感人数不多时，予以主动出击，企图在星火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前，将其扑灭，把叛军扼杀于摇篮之中。但一则由于初期交战即净亏一万三千兵马，二则由于杨玄感人马越来越多，再勉强出战已无成算，便将大军囤积于城墙之上，实行坚壁自守。

壁守不战除畏敌不敢战外（樊子盖显然不属此类），大多以两种目的为主：一是以消耗对手粮草为目的。二是以坚守待援为目的。

由于杨玄感起事的黎阳是隋朝的大粮仓，叛军粮草充足，所以樊子盖坚壁不战所能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拖住叛军，等待增援。

杨玄感则出动大部精锐，全力攻城。但一来唐帏告密，洛阳城防预先进行了紧急加固；二来樊子盖有手腕，指挥得法，将士用命。所以洛阳虽然危急，却还是苦苦支撑着。

此时，樊子盖苦苦等待的援军如何呢？

9、帝国的反击

在主力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下，隋王朝于洛阳较近区域唯一可调动的机动部队就是长安留守兵团。

长安方面的实际军事统帅是刑部尚书卫玄（字文升）。他面对洛阳告急的战况，大概还是考虑了一下：是迅速出兵，增援洛阳？还是坚守长安，稳固京师？如果出兵洛阳，那长安方面将更为空虚，一旦杨玄感攻打，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固守长安，则洛阳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将更容易被攻破。总之，两种选择皆有其弊。

史书虽未记载卫文升当时的分析决策过程，不过笔者个人认为，卫文升可能作了如下考虑：

其一、如果屯兵长安不动，则杨玄感拿下洛阳后，万一继续西进。以目前长安的兵力，可能还是守不住。也就是说，屯兵长安就等于给了杨玄感对洛阳、长安各个击破的机会。

其二、如果出兵洛阳，与樊子盖里外呼应，在洛阳将杨玄感拖住的概率就更大。等到主力一回，主动权就可重回隋军手中。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卫文升和樊子盖的军队在洛阳被杨玄感一起全歼，然后杨玄感再挥师西进，占领空虚的长安城。

不过，任何事情总会存在风险。最终，卫文升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率领了四万兵马，火速东援。

关于卫文升兵力，史书所载不一。《资治通鉴》载：“代王侑使刑部尚书卫文升帅兵四万救东都”，而《隋书*卫玄传》载：“会杨玄感围逼东都，玄率步骑七万援之”。但以后来作战情况看，四万可能更符合事实。

卫在路过杨素之墓时，特意停下来把他一把烂骨头挖出来焚烧成灰，以示必死之心（如此一来，一旦他被杨玄感抓住，就自然活不了）。

部队开出潼关后，又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经崤山、函谷关，从陆路走。一条是经陕县沿流而下，从水路走。

对于走哪条路的问题，部队内部出现争论。虽然从时间进度看，陆路要快于水路。但是陆路上的崤、函为自古险要之处，有人担心叛军一旦在此设伏就危险了。

卫文升认为杨玄感有勇无谋，不会考虑的这么细，就毅然选择了陆路。结果，部队在崤、函果然没遇到什么阻拦，顺利推进至瀍水（洛阳城北面）北岸的金谷驻扎（他对杨玄感的性格倒还吃的很准）

此时，杨大帅手中人马已经激增到十几万人。长安部队在人数上显然处于绝对劣势。

卫文升在渡河（瀍水）作战前，拜祭隋文帝杨坚，说了一段千古不朽的名言：“刑部尚书、京兆内史臣卫文升，敬告高祖文皇帝之灵：自我大隋建立，三十余载，文成武德，泽被四海。杨玄感世受皇恩，不思图报，反生逆心，兴兵作乱，犯我天威。老臣蒙皇上厚爱，受托重任，今当率王师以赴难。假若社稷有灵，请保佑我大隋江山得全。倘天命已去，就请让老臣先走一步吧。”

其祭言高亢悲怆，三军闻之，莫不慨然泪下。

之后，卫文升仅带着两万兵马，渡过瀍水，寻找杨玄感军队作战。从其人马调度来看，老卫渡河并非想与杨玄感进行战略决战（如果真想决战，自然应该将力量完全集结），其目的还是以骚扰叛军，分散他们攻城的精力，拖延时间等待主力回援为主。留一半军马在河北岸，省得一招不慎全报销了。

卫文升渡河后，面对杨玄感的优势兵力，大概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

对于杨玄感而言，尽管卫老兄兵力不多，却非常讨厌：你不理他，他就来骚扰你。你如果调兵去打他，他又溜的飞快。反正让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这时候，正确的策略仍然是：放弃洛阳，以主力迅速向长安推进，控制空虚的关中地区。卫文升固然油滑，但其一路在河北岸，一路在河南岸，相互之间无法照应。这种部署，逃跑有余，攻击不足。如果杨玄感突然进军长安，为难的人就会变成卫兄：去阻止吧，力量不够；不阻止吧，长安又空虚。

但是，杨玄感当时仍将主攻方向定在洛阳，这就给了卫文升充分表演的舞台。他领着人马，在杨玄感眼皮底下左冲右突，十分嚣张。当杨玄感出兵去打他时，他又且战且走。从表面上看，双方进行了多次战斗，杨玄感大获全胜，卫文升损失惨重。但每次失败后没多久，卫总是厚着脸皮又来挑衅，仿佛冤魂一般，死死缠住杨玄感不放。

尽管非常艰难，卫文升还是把游击战争坚持了下来，有力配合了洛阳城内樊子盖的防守。

现在，该说说隋军主力的动向了。

隋炀帝在辽东听说杨玄感叛乱的消息后，十分慌张，对纳言（相当于副总理，肯德基红豆蛋挞广告中曾提到过）苏威说：“这个小兔崽子很聪明，恐怕要坏大事。”

苏威说道：“只有能够计轻重、权成败者，才能称的上聪明。杨玄感为人大而化之，不求甚解，一定会失败。臣只担心他造成的混乱局面会成为其他变乱的根源。”

右侯卫将军屈突通被任命为先锋官，率轻骑开道，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替杨广跑官，向杨素弟弟杨约行贿的宇文述）紧随其后。二将领着大队人马，先炀帝一步，跑去救火。杨广自己也不敢耽搁，匆匆忙忙起驾，跟着往回赶。

高丽远征军中，除了从辽东走陆路的主力部队外，还有一支独立的海军陆战队，由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今山东省莱州市）出海走水路。当叛乱发生时，已到东莱的来护儿立即要求手下随他援洛。众将都道：“我们本来奉命打高丽，将军却想调头。按照军法，必须要接到皇上命令才能如此。”但东莱距离辽东很远，那时又没电话，杨广命令显然很难及时传达到。不过死等下去也不是会事儿，来护儿毅然道：“打不下高丽只是肌肤之痒，洛阳失守却是心腹大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诸位只管跟着我。要是皇上怪罪下来，一切后果与你们无干。再有阻挠议论者，斩！”

此言一出，再无人敢吱声。于是，来护儿一面将部队向洛阳开去，一面派出儿子来弘、来整向皇上汇报动向。杨广听完汇报后，非常高兴，赐来护儿玺书说：“你起兵援洛的日子正好是我向你下达命令的日子。我们君臣真是心意相通。”

七月中旬，屈突通的轻骑部队赶到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在黄河北岸，距离洛阳很近）。杨玄感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隋军主力迫近，洛阳仍未攻下，该如何是好？

他慌忙找李子雄询问对策。李子雄说：“屈突通深通兵法，能征善战。如果让他渡过黄河，那就不好办了。不如分兵抵抗，不让他渡河。”

李子雄这次考虑问题过于简单，纯属走一步看一步。分兵抵抗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馊主意，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的“分兵防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想法如出一辙。采用此计，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按住不动，好让对方优势兵力瞄准了再打。

很奇怪，杨玄感当时为什么不去咨询李密呢？笔者估计，杨玄感也许问过李密，但李密还是坚持认为应该放弃洛阳，此点显然不合其心意。

一门心思要拿下洛阳的杨玄感最终还是采取了分兵拒敌的对策。

他这边刚要出发，就被樊子盖知道了。樊大帅赶快派兵前来骚扰，拖住叛军不放。杨大帅根本分不开身，只得吹胡子瞪眼，眼睁睁看着屈突通顺利南渡黄河。

屈突通过河后，在东面对叛军形成威胁。卫文升继续在西面保持压力。樊子盖则在南面虎视眈眈。三路军马仿佛三英战吕布一般，围着叛军轮番厮杀。杨大帅终于抵挡不住，破天荒的开始连吃败仗。

对隋军而言，战争也正式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进攻。主动权重回帝国手中。

此时，就连李子雄也看出继续死撑不是办法，转而建议杨玄感放弃洛阳，西取关中（估计此君也是受到了李密的影响）。

杨玄感迫于形势，又加上李密也持相同观点，只得强吞口气，放弃了自己的既定战略。

七月二十一日，叛军解除对洛阳的围困，转而挥师西进。从六月十四日开始算起，他们已在此逗留了三十八天。

10、功败垂成

有意思的是，杨玄感率大军西退时，隋军并没有马上追击。

为什么？

笔者分析：问题可能出在樊子盖这边（从史书描述看，隋军追击军团中，没有提到樊子盖）。樊大帅受命坚守洛阳，保卫百官家属，这是他的本职工作。虽然杨玄感主力已走，但周围并不太平，万一突然冒出几股蟊贼来打洛阳的主意可不是闹着玩的。以樊子盖老成持重的性格，他坚持要把自己的人马留在驻地，也可以理解。

如果樊大帅不愿跑腿，这边卫文升、屈突通的兵力可能就有所不足，追击无必胜把握。而且，虽说杨玄感吃了几次败仗，但并没伤到元气。天知道他突然引军向西是出于什么考虑。说不定设个套：先把你引过来，再埋伏人马给你两下子。所以，在力量不足，又不明确杨玄感目的的情况下，卫、屈二人让部队在洛阳歇了几天，直到宇文述、来护儿的兵团赶到，才又继续启程，追击叛军。

不管原因如何，这等于又给了杨玄感几天时间。此时，如果他能直捣长安，并在无人把守的崤、函（以前面卫文升的描述看，隋军并没有在崤、函部署兵力）留下足够人马（以崤、函之险，并不需要太多），便可把隋军主力抵挡一阵，对攻取秦川之地将大为有利。

至于具体行军问题，李密认为：由于隋军主力随时会追来，所以叛军动作重点在快。以目前形势看，像推土机一样见谁灭谁的打过去耗时太多，不现实。兵者，诡道也。这次咱不打了，咱靠骗。怎么骗呢？这事也好办。随同征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因为跟杨大帅关系不清不楚，担心被杨广治罪，叛逃到高丽去了。现在，斛斯政的亲戚元弘嗣在弘化（今甘肃庆阳市）带兵，我们就诬陷他造反，而且派了使者来迎接我们入关。这样就可以欺骗众人。

李密的话有点模糊：为什么说元弘嗣迎接他们就可以欺骗众人？这么做对他们到底有何好处？

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解释：

一、欺骗自己人。告诉大家：我们放弃洛阳不打不是因为打不下，而是因为关中有人接我们去做客。以避免动摇自己军心。

二、欺骗沿途隋军。关中已失，表明隋王朝根基已去，以动摇沿途隋军军心。

杨玄感不光采纳了李密的建议，一边跑，一边散布谣言，甚至还加油添醋的说，就连洛阳都被他攻下了。反正吹牛皮也不需缴税。

当部队路过弘农宫（位于今河南陕县）时，本地父老拦住杨玄感，说宫城空虚，粮草又多，很容易打下来。

杨玄感动心了，便带着人马往弘农宫而去。

弘农太守、蔡王杨智积对手下说：“杨玄感定是因为洛阳不下，转而西图关中。如果让他成功，就难办了。必须用计牵制住他，能把他留几天算几天。”

从杨智积的话语看，那些建议杨玄感攻打弘农宫的“父老”身份还真值得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杨智积放出去的诱饵。

可能觉得光有利诱还不够，叛军兵临城下后，杨智积还亲自登上城楼辱骂杨玄感，想再激一激他。

一诱加一激，杨玄感果然沉不住气，马上指挥部队攻城。

李密慌忙劝解：“将军，我们必须尽快入关中，千万停不得。一旦隋军主力追上，麻烦就大了。这座城池，不打也罢。”

杨玄感根本不听，一连攻了三天，看实在打不下，才又带兵向西。

三天时间的耽搁，使叛军走到皇天原（今河南灵宝县西北）即被由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率领的隋军主力追上。杨玄感仓促勒转马头，被迫与对方优势兵力火并。

数十万人马在方圆五十多里的地域，展开了一场自隋朝建立以来，中原范围内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最终，隋王朝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将叛军全歼，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杨玄感仅带着十几名骑兵逃离战场，但其到达上洛（今陕西商县）时即被追兵赶上。杨玄感自度无法生还，绝望之下，让跟随他的弟弟杨积善亲手把他杀死了。

杨积善则被生擒，并和韦福嗣（此君虽投案自首，但未获宽大处理）一起，被施以车裂之刑。

11、评说

前面已讲到：杨玄感之所以叛变，完全是隋炀帝逼迫的结果。之所以能够叛变，一是因为民心思变，二是因为中原兵力空虚。

从其叛变的策划来看，杨玄感还是有一定头脑的，其起事的时间、地点都选择的比较理想。

时间：选择隋军主力远离中原时进行。

地点：选择黎阳。其一、黎阳是天下粮仓，粮草充足；其二、黎阳位于河南境内，距洛阳很近，离长安也不远。叛军可以在短期内威胁两大重镇。

另外，杨玄感的性格中还是有一些优点，特别是能够宽厚待人，使得他得到了李密等一大批人的支持。

但是，由于其致命缺点，杨玄感最终没有取得成功。

虽然李密多次提出了相对较好的建议，但杨玄感并没有采纳。这从表面上看是其固执。但实际上，是由于过于自信，盲目看高自己能力，对困难料想不充分所致：

一、认为在洛阳可以号令天下，却没注意洛阳不好守卫的缺点。或许，以杨玄感的自信，他就没想过会守不住。

二、在弘农宫时，又因为一时气愤，前去攻打城池，结果丢掉了最后一线生机。这从根本上讲，还是其对自己能力过于自信的表现。

苏威说，只有能够计轻重、权成败者，才能称作聪明。

所谓计轻重，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自己几斤几两，对手能力如何，客观评估，而不是盲目乐观。

只有做到计轻重，才能够对一件事能成能败做出合理的推断。也即所谓权成败。

苏威说杨玄感不聪明，真是一语中的。

第三章 天下大乱

1、乱兵竞起

在辽东时，苏威曾对炀帝说，他不认为杨玄感最终能成事，但担心其会成为变乱的根源。

在杨玄感起事之前，由于炀帝穷兵黩武和基础建设过热，隋王朝民众生活已经非常困窘，到处都闹饥荒。民间普遍蔓延着对当政者的不满情绪。

经杨玄感这么一折腾，一是浩大的兵祸让普通老百姓更无法生存下去；二是挑头者的出现，也让一些破产者找到了新的出路；三是杨玄感的起兵，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隋王朝的整体军力。四是隋王朝由于平乱而进行的兵马调度，也造成了地方上守备力量的空虚。

前两点进一步增强了平民造反的意愿，而后两点则进一步降低了造反的难度系数。所以，杨玄感之乱虽然被扑灭，但是各地民众的造反劲头却是越来越强烈。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仅在杨玄感之乱的一个多月内，就有梁郡（今河南商丘一带）平民韩相国（率十余万人）、余杭（今浙江境内杭山一带）平民刘元进（率数万人）起兵响应。

在杨玄感失败之后的同一年（大业九年，公元六一三年）：

八月，吴郡（今江苏苏州）的朱燮、晋陵（今江苏无锡）的管崇率徒众十余万在江左（今江苏一带）起事。

九月，平民彭孝才率徒众数万人在东海郡（今江苏北部沿海）起事。

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佛转世，借以聚集徒众（人数不详，应有数万人）起事。

扶风（今陕西咸阳一带）僧人向海明，也自称是弥勒佛转世（看来还是弥勒佛比较受欢迎），聚集徒众数万人起事。

大业十年：

二月，扶风人唐弼拥立李弘芝为天子，有徒众十余万。

五月，延安人刘迦论自立为皇王，有众十余万。

十一月，离石（今山西离石）的胡人刘苗王自立为天子，徒众数万人。

同月，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王德仁反，拥徒众数万人。

……

起义军之多，无必要一一细述。总之，一个词可以概括：前仆后继。

２、隋王朝对策

面对天下混乱不堪的局面，隋炀帝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一个字：杀！

在杨玄感失败后，隋王朝即着手清算叛乱参与者。杨广此时对大臣裴蕴说：“杨玄感振臂一呼，从者十余万。这说明天下人不能够太多，太多就要造反。如果不把这些造反的人全部杀光，就无以惩诫后人。”（帝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圣谕下达后，隋王朝的国家机器立即开始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杀戮。

结果，共有三万多被称为“杨玄感党羽”的人死于屠刀之下（大部分是冤假错案），六千多人被流放（所杀三万馀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馀人）。

杨玄感在围困洛阳时，曾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凡是接受过米的人，此次一律活埋（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对其他造反者，隋王朝同样没有手软。

对于唐县人宋子贤的叛乱，隋王朝一共杀了一千余家人。

对于余杭刘元进的叛乱，隋王朝以诱降的方式，获得徒众三万余人，全部活埋。

对于彭城张大虎的叛乱，隋王朝杀了万余人。

对于延安刘迦论的叛乱，隋王朝杀了万余人。

……

一时间，东到浙江，西至甘肃，各地都在杀人。无数的人头仿佛西瓜一般在鲜血汇成的河流上四处漂浮，时隐时现。

的确，在某些特殊时期，统治者为了国家政权的稳固，被迫杀几个人是难免的，这便是“乱世用重典”的来历。

历史上，曹操就是一个善于用严刑峻法的统治者。郭嘉在比较曹操和袁绍高下时，曾说过，汉朝政策弊端在于过分宽松，导致官民都比较自由散漫。袁绍的解决办法却是放任自流，这显然不解决问题。而曹操刚猛的政策，正好是对症下药的良方，效果很不错。诸葛亮治蜀时，针对刘璋以前施政过松的问题，采用的也是味猛药。

与之相反，面对秦王朝的暴政，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采用的则是宽松政策，结果也很好。

所以说，“乱世用重典”有其合理性，但不是绝对的。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站左了，往右纠；站右了，往左纠。用什么政策，关键看面对什么局面。

就隋朝当时局面而言，苛税苦役，明显失之于严。隋炀帝以严纠严，不亦谬乎？

就算抛开“乱世用重典”政策的合理性不论，杨广那句话也实在没有像他那样的讲法。什么叫“天下人不能够太多，太多就要造反”？重典再重，杀人再多，也只能是手段，而非目的。而杨广的说法，简直就是要以消灭人类为最终目的。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天生变态，就是考虑问题过于简单。

由于杨广没有过心理咨询的记录，不能判断他是否真的存在精神问题，姑且认为他是想法简单吧。

从其话可以看出，面对混乱局面，杨广并没有意识到叛乱的深层原因是民不聊生，是自己政策出了问题，反而天真的认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果人一多，就总会有人天生变态，以造反为乐。所以，人越少越好。

他的这种想法，注定了隋王朝的对策是治标不治本。

3、以不变应万变

面对混乱局面，杨广虽然也在手忙脚乱的四处围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经略四方的雄心壮志有任何过错。我为中华开拓疆域扩大版图，为天下人修筑运河方便运输，每天起早睡晚四处奔波，我容易吗？

不就是饿了几天肚子干了几天苦活。造反！你们是不是有病？

想让我改变国策？绝对没门！一切都得按既定方针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在杨玄感之乱的次年（大业十年）二月初三，杨广又召集文武百官，重新讨论征伐高丽的问题（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诸位爱卿，去年本来在高丽打的正开心，可惜被杨玄感这厮扫了兴。但是高丽不下，朕始终觉得不痛快。今天，你们都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恐怕站在殿上的百官多数觉得奇怪：皇上今儿是怎么了？去年征高丽，出了杨玄感这事，搞得天下大乱。如今四海狼烟滚滚，他不考虑平息祸乱、与民休息，却在这里提什么征伐高丽。这不是典型的不吸取教训吗？

但皇上兴致高昂，大家又不好扫他的兴，只得沉默不语。就连最会拍马屁的一干谄谀之臣，这次也没敢贸然恭维（数日，无敢言者）。

虽然无人赞成，但皇上要做的事情，谁能挡得住？炀帝于二月二十日，诏令天下兵马，再次讨伐高丽。

七月，皇上车驾到达怀远镇（今沈阳市辽中县），停在这里坐镇指挥。其时，由于天下已乱，各地兵马往往都没能按时到达（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而高丽国由于屡次应付隋王朝的征伐，也早已疲惫不堪。

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司令）率兵到达毕奢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与高丽军展开激战，大获全胜。正当来护儿准备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平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皇上竟然派使者来召来护儿收兵！

原来，高丽国王高元在被来护儿打败后，自度不能取胜，便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他一方面派使向炀帝请求投降，俯首称臣；一方面把上次叛逃而来的原隋朝兵部侍郎斛斯政（因为跟杨玄感有牵连而叛逃）遣送回去，以表达诚意。

炀帝很高兴，认为目的基本已经达到，就遣使召来护儿收兵。

而一贯奉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来护儿这次竟不买炀帝的帐（这也是来兄的性格使然，跟上次私自从东莱调转枪口如出一辙）。他坚持认为，高丽大势已去，其城池指日可下。说宁可因为抗命被责，也一定要活捉高元。

长史崔君肃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来将军真的“乱来”，上头怪罪下来吃不消，就去挖来护儿的墙角：告诉队伍中其他中高层将领，说撤兵是皇上的命令，你们到底是跟皇上走呢还是跟来将军走？

话说得这么透了，试问众将又有谁敢继续作战？就这样，在麾下倒戈的情况下，万般无奈的来护儿才不得不郁闷的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对于炀帝收兵的命令，还真的不能一棍子打死。

分析而言，杨广可能有以下考虑：

其一、当初征高丽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桀骜不臣，如今他们俯首称臣了，任务也算完成的差不多了。

其二、孙子不是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吗？如今我们不战而胜，难道不是孙子所说的上胜吗？这不挺好吗？

其三、如果打下高丽后，要重新扶持一个新的君主，以实现以夷制夷的战略。那么，这里已经有个现成的高元，何苦要再折腾一下。效果不一样吗？

其四、当年孔明南征孟获时，由于少留兵无益，多留兵无谓，所以根本就没留兵，实行的是攻心为上的安抚策略。如今我们在高丽达到的效果不跟当年孔明一样吗？

其五、人家送来了叛徒斛斯政，已经非常有诚意了，我泱泱大国，何苦失信于人。

其六、高丽一投降，我天朝便既往不咎，予以善待。对于其他尚未臣服的边远小国而言，岂不是等于树立了一个榜样？这对于经略四海的宏图大业而言，显然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对于以上考虑，很难说完全没有道理。

笔者个人认为，当时应不应该打，取决于如何定位高丽在隋王朝的位置。

如果只是把高丽定位于一个类似联邦制的自治体，就算打下也不派兵驻扎，而是扶持一个新的高丽本地人当统治者。那么，既然高丽已经称臣，则不打胜于打。

如果说把高丽定位于一个中央集权制下面的郡县，则一定要打。而且打了之后需要派官员和相当军队驻守。

这两种定位都各有利弊。

如果定位于自治体，其弊在于中央的控制力很弱，随时可能反水，其利在于可以大量节省驻军的开支。如孔明之于孟获，汉朝之于赵佗。

如果定位于郡县，则利弊正好相反。这时候，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如韩信之于齐国。

若杨广仅满足于把高丽作为一个独立的藩国，则他不打也符合其初衷。

杨广得胜班师回到长安后，立即将叛徒斛斯政杀了，用来告祭太庙。不过奇怪的是，他居然把陪同过来表达诚意的高丽使者也一起宰了当祭祀品！

这就非常让人想不通：既然不打是为了安抚，那么杀使者算是安抚的几条几款？

他后来又想把高丽国王高元招进京。可以想象，使者都被杀了，国王怎么可能傻到还来？

结果杨广又想起兵讨伐高丽，但最后未能成行。

从这里看出，杨广虽然选择了不打（即选择安抚之路），但并没有真心诚意的把这条路走下去。杀高丽使者更是与其策略自相矛盾。

可以说，对于安抚之策，杨广是善始不善终，得其形而未能得其神。

上面就事论事的比较了安抚和占领两种策略的利弊。不过话说回来，不管采取什么策略，都需要视当时隋王朝的能力而定。

对于占领而言，固然需要派兵驻扎。但即便是安抚，如果只有温柔的语言（而隋炀帝就连这点也没做到），而没有强大的军力相威慑，则“安抚”易流于空谈。

所以，这两种策略的顺利实施都需要依托于枪杆子。只不过，一个是明枪，一个是暗枪。

那么，隋王朝当时的情况如何呢？很不好：天下大乱，自顾不暇。

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占领的策略：一是空耗军费，二是会削弱内陆的平乱兵力（显然平乱比占领高丽更重要）。

就算采取安抚的策略，诚心相待（假设隋炀帝没杀高丽使者）。就隋王朝当时的乱局看，如果高丽突然不听招呼（事实上就发生了），隋军还真不好办：一是路途遥远；二是受累于各地“盗贼”。打一仗很不容易，其威慑力自然也大打折扣。

所以，以隋王朝的处境看，经略高丽的时机并不成熟，不管采用占领或者安抚，结果都不太好。杨广就算要搞五湖四海，也应该先把自家屋子打扫干净再说。

由于高丽王高元的持远不朝，杨广在高丽的征伐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飞机上面读笑话——空欢喜。

但他不仅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策略的一系列失误，把精力放到国内平叛及赈济灾民上，反而在大业十年十二月（八月份才从高丽回来）又要从长安出发，巡辛东都。

当时隋王朝的正都在京师长安，杨广为什么屁股没坐热，又想去东都洛阳呢？主要是洛阳有富丽堂皇的显仁宫和不计其数的宫女！

所以杨广这次提出要去洛阳，百官心里都清楚：皇上又想出去玩玩了。

这时，太史令庾质“不合时宜”的站了出来：“这些年由于讨伐高丽，征战不断，百姓疲惫不堪。陛下应该安抚关内，让百姓种田织布，等个三五年，天下人不愁温饱后，陛下再出长安巡视，这样比较合适。”言外之意无非是，天下这么乱，您老人家还是留在长安好好工作，别光想着休闲娱乐了。

一向不喜欢听取批评意见的杨广面对庾质的话自然很不高兴。偏巧庾质又坚持己见，不肯让步。以庾质的资历，不可能不知道杨广刚愎自用的性格，如果不是事情过于重要，他也不可能如此让杨广下不了台。结果，此人被盛怒之下的杨广投入大狱，屈死狱中。

就常理而言，庾质想让一贯贪图享乐的杨广三、五年内闷在长安，这多少有些不现实。其忠心固然可嘉，但提出的策略可操作性不强，以皇帝的性格不太可能接受。不如跟随其到洛阳后，再从侧面劝劝，效果可能更好些。

但话说回来，不管庾质所言是否合适，其采取的行为是否过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忠心是没有假的。而隋炀帝竟凭自己意气，将谏臣下狱，此已为亡国之兆。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大多翻译为：在有道之邦，正直的说话（危言），正直的做事（危行）；在无道之邦，正直的做事（危行），谨慎的说话（言孙［逊］）。这是孔圣人告诫我们的处世之道。

但笔者个人认为，这句话还可如此理解：在有道之邦，如果错误的策略出台（危行），就总会有批评的声音出现（危言）来纠正错误；在无道之邦，如果错误的策略出台（危行），则往往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言孙［逊］）。

皇上也是人，难免会犯错误，之所以设立谏官，就是为了替皇上查漏补缺。同样，对于谏官，他也是人，他的意见建议也不可能保证总是对的。如果皇上因为自己一时愤恨，而随意囚禁杀戮谏官，就会造成：一、正直者就算有好的建议，但顾虑皇上情绪而不敢再言，前车之鉴已在那里，何苦再去触霉头；二、投其所好的谄谀者大行其道，这些人往往根据皇上脸色行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此一来，该说的不说，说出的全是屁话，言路自然也就断了。

所以说，就算庾质采取的谏议方式再不合适，也最多不理睬，让他退下就行了。还搞什么下狱？毕竟处罚一个人事小，阻塞言路事大。

这方面做的好的有曹操：当年他征乌桓前，有人谏诤不可。曹操打了胜仗后回来，却把这些阻止他出征的人一一重赏，说此仗胜的侥幸，当时你们谏诤的对。希望以后继续多提宝贵意见，千万不要保留。这就是意识到了保护言路的重要性。

而做的不好的往往都是一些亡国之君：如纣王之杀比干，汉灵帝之杀陈耽、刘陶，袁绍之杀田丰。炀帝这边也可凑个数。

杨广在搞定庾质后，不同的意见果然少了，耳风也顺了，可以率意性情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炀帝进入洛阳。

次年（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三月十七日，炀帝旅游到太原。四月，到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县一带）避暑度假。

八月，杨广出了趟远门，巡行北部边塞。不曾想到，这次巡行让他吃了一个大亏。

4、雁门事变

要说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需要简单交待一下隋朝的一个邻居——东突厥汗国背景。

传说突厥的祖先曾建国于西海（可能是指里海）之上。后来，国家为邻国所灭，除一小孩外，国中之人统统被杀。而那小孩，也被敌军砍去手足，抛弃于荒郊野外。

敌军走后，奇事发生了：小孩居然被一只母狼收养，不光逐渐长大成人，还与母狼结为了夫妻。

邻国国君听到消息，又派人前去追杀。使者杀死了不能行走的人，却没能杀死已怀孕的母狼。母狼逃脱后，一路向东跑至金山（今新疆境内阿尔泰山）之上，产下十个儿子。因金山形似兜鍪（头盔），而兜鍪在当地的发音为“突厥”，其称呼也因此而来。

十个儿子中，其中一个姓“阿史那”的最为贤能，成为了突厥汗国的创始人。为纪念母狼，阿史那氏遂以狼为图腾，竖起狼头纛（即绘有狼头的旗帜）。

经过不断的扩张、兼并，阿史那氏逐渐建立起一个“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幅员极其辽阔的大帝国。

至隋朝建立以后，突厥汗国的几个实力集团因为继承权问题谈不拢，进而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

仁寿元年（公元六零一年），隋文帝为了经略北方，派杨素用枪杆子征服内乱之中的东突厥，并亲手将亲隋的阿史那染干扶持为东突厥的启民大可汗。出于亲上加亲的考虑（或者也是为了监视需要），文帝还将宗室女安义公主嫁给可汗做可贺敦（可贺敦，指可汗的老婆），在安义公主死后，又把义成公主嫁给他续弦。作为回报，启民大可汗在有生之年一直对隋王朝俯首称臣。杨广登基后，一旦巡游北部边塞，启民可汗都会前来迎接款待。大业五年（公元六零九年），启民可汗去世。杨广为他罢朝默哀三日，并册立他的儿子阿史那咄吉为始毕大可汗。同时，按照突厥的风俗，将义成公主（原启民可汗的老婆，始毕可汗的后妈）改嫁给始毕可汗作为老婆。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隋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一个愿君，一个愿臣。

不过，东突厥的定位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加盟共和国。隋王朝虽然为了控制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一、军力威慑；二、扶持可汗；三、和亲。但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这种控制力实际上比较弱。特别是，如果一旦失去军力威慑，控制力就更为苍白。

而饱经战乱的东突厥通过启民可汗与始毕可汗两代人的经营，人口逐渐增多，军力也慢慢变得强盛起来。

面对日渐崛起的东突厥，负责北方少数民族外交事务的裴矩（前面曾提到）向炀帝建议：将东突厥一分为二，再扶持一个领导人，如此一来可让其互相牵制，二来两个领导人将兵马一分，军力自然也就弱了。

想法非常不错，但关键是：依靠什么手段去保证实施？如果另立一个新君，原君主不反对自然最好（恐怕概率很小）。但如果原君主反对呢？这种情况就非出兵不能解决问题（若当年没有杨素的铁蹄，很难想象启民可汗能坐稳位子）。如果没有足够兵力以确保成功，此事最好提都别提。

但是，隋王朝只是口头上要把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叱吉”并非名字，而是封号，比如“恭亲王”的“恭”字。“设”指尊位，相当于亲王。“叱吉设”就是“叱吉亲王”，可类比“恭亲王”一称）拜为南面可汗，而没有实际的行动作支撑。其结果可想而知：不光光杆司令叱吉设不敢答应，还把始毕可汗搞得很恼火。

裴矩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发现东突厥的大臣史蜀胡悉足智多谋，担心其成为心腹大患，就把此人骗过来杀了。杀死史蜀胡悉后，又派人去告之始毕可汗，说：“史蜀胡悉背叛了您，前来向我投降，我已经帮您把他宰了。”

裴矩的这次杀人：如果侥幸满天过海，也算他小赚了一笔。而一旦事情败露，其后果之严重，不消笔者细述。评价而言：这是一次收益有限而风险极大的买卖。

实际情况是，始毕可汗很快知道了真相。这次事件也导致他彻底撕毁了所有盟约，不再买隋王朝的账。

裴矩的两个策略：一个策略只考虑目的，不考虑实施手段；一个策略则弄巧成拙，因小失大。此人真是很难称之为贤能。

大业十一年，杨广的巡行北方，便发生在两国关系交恶之后。

当时的情况是：八月初五，杨广巡行至雁门外边塞。八月初八，始毕可汗率骑兵数十万，前来偷袭杨广御驾。

始毕这次之所以出兵，报复隋王朝固然是目的之一，不过更主要的还在于：一、炀帝骄横自大，没把突厥放在眼里，这次巡视所带兵力不多（史书虽未明载，估计也就十万左右）。突厥以多打少，胜算很大。二、隋王朝境内已乱，如果此次能够擒贼擒王，则可顺利挥师问鼎中原，效南北朝时五胡乱中华故事。三、炀帝根本没有想到突厥会偷袭，心理准备不足，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始毕真的成功了，后来还有没有唐朝不敢说，但中国历史肯定要大大的改写。

幸好，杨广死去的老爹在这个时候帮了他一把。被杨坚嫁到突厥的义成公主获悉消息后，火速派使者赶在始毕大军之前来通风报信。

闻讯后，杨广当即被这个天大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调转马头就开始逃跑。

八月十二日，炀帝车驾跌跌撞撞狼狈不堪的驶入雁门城。

八月十三日（就差一天），突厥大军即已追至雁门，并完成了合围。虽然事态仍然危急，但由于义成公主告密，突厥的偷袭计划好歹没有成功，这已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我们再来看看雁门城内炀帝的情况如何：城内士兵加百姓一共只有十五万，而且由于事发过于突然，携带的粮食一共只够维持二十天。面对突厥的进攻，由于没有足够的防御工具，他们只好将民屋上的木料、石块卸下，凑合着使用。

而突厥大军则展开了疯狂的进攻。雁门地区一共有四十一座城，突厥很快攻下了其中三十九座。只剩下皇帝所在的雁门城和齐王杨暕防守的崞县还在负隅顽抗着。

当城外的箭飞蝗般射到炀帝面前时，杨广的心理防线顷刻间完全崩溃：他竟然抱着赵王杨杲失声痛哭，直到把眼睛完全哭肿（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

面对危急局面，皇上早已失魂落魄，无法指望。那么，帝国的一帮元老重臣们意见如何呢？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的想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而今之计，不如选出几千精锐骑兵，护送炀帝突围而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帝简精锐数千骑溃围而出）。

他的意见遭到了纳言苏威的强烈反对。苏威的看法是：现在雁门暂时还能守一段时间，呆在城里相对安全。带骑兵突围逃跑？跑的掉吗？突厥是吃什么长大的？人家从小到大可都是在马背上摸爬滚打过来的。跟突厥拼骑速，这岂不是在跟刘翔比跨栏？皇上乃万乘之主，怎么能轻易冒这个险？（纳言苏威曰：“城守则我有馀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

老成持重的民部尚书樊子盖（就是前年杨玄感之乱时，洛阳城的主帅）赞同苏威意见，不光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计划：“陛下出城突围，风险太大。一旦出什么意外，后悔都来不及。我看还是坚守城池以挫其锐气，然后诏告天下兵马前来增援为好。而要守住城池，就必须先坚定士兵们守城的决心。我看，陛下不如亲自到守城一线岗位去慰问慰问，讲讲话，动员动员，做做思想工作。当然，光整虚的肯定不行，还得再来点实在的：第一、承诺以后不再讨伐高丽（连年征伐高丽，隋军早已疲惫不堪，怨声载道），第二、以高官厚禄作为此次守城战的奖赏。有这两大实质利好的刺激，士兵们必定奋勇争先，何患失败！”（民部尚书樊子盖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狈，悔之何及！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陛下亲抚循士卒，谕以不复征辽，厚为勋格，必人人自奋，何忧不济！”）

固守待援是樊子盖当年在洛阳的看家手段，想不到此时又派上了用场。

内史侍郎萧瑀（萧皇后的弟弟，杨广的小舅子）认为樊子盖的意见很好，他除了再次强调“承诺不征高丽”的重要性外，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按照突厥风俗，可贺敦（即可汗的妻子，当时为隋王朝嫁过去的义成公主）是要参与国家军政大计的。义成公主虽然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但如果隋王朝越强盛，她在那边的地位也越稳固（就算隋、突目前处于敌对状态，但始毕可汗如果以后想要与隋王朝进行谋和等外交动作，公主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而如果隋亡了，义成公主对于突厥的意义就小多了，能否保住可贺敦之位都很难说。所以，义成公主与隋王朝是有共同利益的）。不如派一个使者去告诉公主目前皇上的处境。看看她有何办法？”（内史侍郎萧瑀以为：“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

宠臣虞世基也赞同承诺停征高丽和重赏士兵的建议。

众大臣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半天，渐渐形成了一致意见：

一、 鄙视逃跑，死守雁门。

二、 诏令天下兵马，速来增援。

三、 对军方承诺：放弃讨伐高丽。

四、 高官厚禄，重赏勇夫。

五、 派人到义成公主那里去串亲戚，走后门。

看大家不乱，炀帝这边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对于以上五条，他一概予以采纳（至少口头上采纳了）。

对于第四条，炀帝甚至公布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守城有功而无官衔者，直接升为六品，赐丝绸一百段。六品以上者，晋升一级。”

此言一出，三军士气大振（樊子盖确实非常老辣）。顿时人人争先守城，个个奋勇杀敌，以异常惨重的死伤为代价，确保了雁门不失（于是众皆踊跃，昼夜拒战，死伤甚众）。

八月二十四日，皇上诏令天下兵马火速救援雁门（甲申，诏天下募兵）。此时距离突厥初围雁门的时间（八月十三日）已经过了十一天。诏令之所以拖延这么久，可能以下两种原因都有：一是传达命令的使者迟迟无法突围。二是使者将命令送到隋王朝的政令传达体系也需一定时间。

圣旨一颁布，除驻守洛阳的中央军团马不停蹄开赴前线外，各地方的守备力量也积极响应（守令竞来赴难），大伙儿一起赶去救火。

时年十六岁，后来成为唐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的李世民也应征参军，隶属于卫将军云定兴兵团。由于老爸李渊在朝为官，身为高干子弟的李世民大概没有下到基层，而是被直接分配到指挥部，留在云定兴身边。

不曾想到，初出茅庐的李世民人小鬼大，针对突厥的心理，他竟然向顶头上司云定兴提出了一条疑兵之计：“始毕可汗之所以敢围困圣驾，肯定是认为皇帝身边兵少，而援军又因路远不能及时到达。所以我们要把声势搞大点：白天四处虚布旌旗，晚上一起敲锣打鼓。总之，一定要让他以为我们的援军已经大量赶到。这样或许能将其吓跑。否则，靠我们这点人马肯定不是对手。”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居然已经知道如何料敌应变了！

在隋王朝人马不断增援的同时，走后门的使者也偷偷溜进突厥老巢，向义成公主汇报了情况。公主还算仗义，答应帮忙。只是怎么个帮法，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她咬着指头琢磨半天，心想：要正面说服夫君撤兵恐怕不太现实，看看从侧面入手，换个别的什么理由把他调走行不行？嗯，有了！雁门在突厥的南面，我就跟他说北面危急（搞远点），看他去不去？（帝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

夫人的谎报军情让始毕可汗一时摸不着头脑（估计半信半疑），又兼东都和天下的兵马此时已到达忻口（忻口与雁门都位于今山西省忻州市一带，距离非常近），马上即可驰驱战场。可汗无奈之下，终于于九月十五日引军退去。

而隋炀帝此时还不敢相信突厥的撤退是真的，又小心翼翼的派人出去侦察，直到确信没有问题后，才如释重负的坐上车驾，赶紧开溜。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九月十八日，虚惊一场的杨广从雁门回到太原。再往前走，面临岔路：一条通长安，一条通洛阳。是去长安呢，还是去洛阳？

纳言苏威建议：“如今四海盗贼蜂起，军队疲惫。陛下应该速回长安，深根固本，图谋社稷。”

就杨广内心而言，恐怕还是想去洛阳：一来距离近，二来设施全。

但他刚在雁门受困时，幸亏苏威等人勉力支撑，才保得全身而退。如果现在拒绝苏威建议，可能有些拉不下面子。另外，当初就是因为没听庾质的话，四处游荡，结果惹出了雁门事件。现在新伤犹在，苏威讲的道理，他可能多少听进去一些。

所以，纵有一百个不愿意，炀帝还是答应了苏威。

善于察颜观色的宇文述一眼就看透了炀帝的矛盾心情，马屁拍的恰到好处：“陛下，臣以为，长安当然要回。但是目前百官家属（后宫佳丽就不必提了）都在洛阳，不如顺路过去看看，然后再从潼关回长安。”（宇文述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宜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

炀帝精神一振：顺路过去？哎呀！这个建议真好！好！就这么办！

就这样，杨广一行又往洛阳赶去。

十月初三，杨广进入东都洛阳。

在洛阳街道上，杨广突然发现这里人丁兴旺，心中很不高兴：“怎么这里人还是这么多？”言外之意是，当初清算杨玄感余党时杀的人太少（帝至东都，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意谓向日平杨玄感，杀人尚少故也）。这样的话，也许连与之齐名的纣王都没有说出过（如果不是唐代史官编造）。

炀帝进东都宫殿后，考虑到大伙儿在雁门的辛苦，开始论功行赏，表示表示。

对于苏威这样的大功臣，估计在雁门时就已承诺过要赏什么。但现在要兑现，炀帝又认为赏的太重，想反悔（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盖据理力争，认为承诺过的事情不宜改变。

炀帝心想：樊子盖这老家伙倒好，他办招待，寡人买单。便酸溜溜的说道：“你想收买人心吗？”（帝曰：“公欲收物情邪！”）

樊子盖没料到炀帝会冒出这句，当即吓得汗流满面，再不敢多嘴。

对于那些奋勇杀敌的将士，炀帝曾允诺直接升为六品。到了兑现的时候，炀帝又开始开动起他的小脑筋，在六品官衔上做起手脚：为了节省赏金俸禄开支，他把六品官衔砍为许多段，其中建节尉为正六品，然后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依次降一阶。这些呈等差数列排列的尉都属于六品，无论赏士兵哪个尉都不算失信。既然这样，那就从最低的立信尉赏起吧。当然，不同的尉俸禄肯定有差别。

其中有什么玄机呢？这就好比一个老板在开发一个项目前答应员工，项目成功之后涨工资一级。假设在这个老板承诺的当时，一级工资相当于一百元。那么这个员工当时肯定认为，涨一级工资就是增加一百元收入。但项目成功后，老板后悔了，认为一百元给多了，不给又失信，怎么办呢？他就把一级工资按甲、乙、丙分为几个档次：一级（甲）：涨一百元；一级（乙）：涨五十元；一级（丙）：涨二十元。然后，给你涨一级（丙）工资。老板没有失信，他的确给你涨了一级工资（因为按他的规定，一级（丙）也是一级工资）。但是你所增加的收入，却由最初期望的一百元变为了二十元。炀帝的算盘就在这里。

尽管在官衔上做了不少手脚，但得到赏赐的士兵仍然不多。当时，在回来的士兵中，参与雁门守卫战的共有一万七千人，但沾光受勋的只有一千五百人。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至是，得勋者才千五百人）。

这还不算完，在朝堂之上，杨广居然出尔反尔，又要讨论征伐高丽的问题。

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他失尽了军心（将士无不愤怨）。

很奇怪，从他进入洛阳开始，居然就没有一件事办对过。

5、忠良尽失

穷兵黩武，苛税苦役，使杨广失掉了民心。

有功吝赏，不恤士卒，使他失掉了军心。

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下，朝中仍有一帮忠心耿耿的大臣在勉励辅佐，苦苦支撑乱局。

雁门守卫战时，共有五位大臣发表了意见。分别是：宇文述，苏威，樊子盖，萧瑀，虞世基。

如果除去出馊主意的宇文述和随大流的虞世基，苏威、樊子盖、萧瑀三人的意见都对炀帝的成功脱险发挥了作用。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三人的遭遇如何。

三人中，最先倒霉的是萧瑀（萧皇后的弟弟）。他以外戚身份参政，担任内史侍郎。虽然有靠裙带关系的嫌疑，但此人能力还是不错，作风也正派，工作比较称职（从其在雁门的谋划看，确实有一定眼光）。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原则性太强，不会察言观色，经常让杨广下不了台。

据《资治通鉴》记载：从雁门回来后，炀帝马上过河拆桥，对群臣说：“突厥乃野蛮部落，能闹出什么事？在雁门时，萧瑀竟被吓的战战兢兢，有失大臣体统，绝对不能原谅。” （帝谓群臣曰：“突厥狂悖，势何能为！少时未散，萧瑀遽相恐动，情不可恕！”）

如果联想起杨广自己在雁门抱头痛哭的熊样，他这么说真可谓厚颜无耻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而非真正原因。那么，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按《资治通鉴》原文理解，杨广之所以贬抑萧瑀是因为记恨过去。

但如此理解就有些讲不通：其一、杨广刚从雁门脱险回来，对共度难关的大臣多少还是有些感激（尽管很吝啬，但毕竟赏了一点）。其二、萧瑀在雁门有立功表现。其三、萧瑀虽然以前得罪炀帝不少，但杨广在论功行赏，心情不错时，不太可能为这些旧事而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旧唐书*萧瑀传》中对此事的描述比《资治通鉴》多了一句话：“炀帝又将伐辽东（高丽）”。（炀帝又将伐辽东，谓群臣曰：“突厥狂悖为寇，势何能为？以其少时未散，萧瑀遂相恐动，情不可恕。”）

多出的这句话泄露了天机！虽然史书再无更多记载，也已可据此推断出当时情景：炀帝在朝堂再次议征高丽，遭到群臣激烈反对。以众人在雁门的言谈看，樊子盖、萧瑀都是坚定的反对派。为了让征伐高丽的国策顺利实施，炀帝认为必须杀一儆百，以剪除阻力。杀谁呢？樊子盖劳苦功高，不能轻易动。那就拿萧瑀这个宝贝小舅子开刀吧。一来这小子平时太不懂事，经常惹朕生气；二来也让百官看看，我连小舅子都敢动，看你们谁还敢反对？当然，看在皇后的面上，我也不杀他。随便找个地方把他打发出去得了。

于是，炀帝将萧瑀贬为地方上的河池郡守，而且限他当天就走（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

靠着老姐的关系，萧瑀好歹还保住了一官半职，遭遇算是好的了。

比较而言，苏威的下场就没这么走运。

苏威，字无畏，京兆武功（今陕西咸阳市武功县）人。在唐人所做的《隋书》中，苏威与高颎都写在《列传第六》。史官写史，一般喜欢把同类型的人归结在一起写。能够与号称隋代第一贤臣的高颎并列入同一传，这本身就是唐人对苏威极高度的肯定。

苏威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苏绰为西魏的度支尚书），史载他小时就有“至性”（极高的天赋）。在他五岁那年，父亲去世，年幼的苏威哀悼父亲的各种举止竟如成年人一般（威少有至性，五岁丧父，哀毁有若成人）。

成年之后，北周（其时北周已代西魏）大权臣宇文护由于对其大为赏识，不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还邀他出朝为官。面对诱人的荣华富贵，苏威非常冷静。他看出宇文护专权跋扈又无大略，必败无疑。便毅然拒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请，躲进山中，以读书为乐（宇文护后来果然被杀。从此事看出，苏威既有眼光，又非常谨慎）。

北周武帝时，多次许官以招他入朝，苏威都辞官不去（良禽择木而栖）。

杨坚在北周掌权后，因高颎引荐，与苏威见了一面。一番谈话之后，他立即对苏威大为赏识（及至，引入卧内，与语大悦）。

苏威大概也认为杨坚是个很好的领导，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过了一个多月，当苏威听说杨坚等人正在谋划禅让事宜（即以隋代周）时，便悄悄回了老家。高颎建议把他追回来。杨坚笑道：“他只是不想搀和进此事（禅让），暂且由他去吧。”（这里可以看出苏威为人的谨慎）

杨坚称帝后，拜苏威为太子少保，兼纳言和民部尚书。可能苏威觉得皇恩过重，就上表辞让，说敝人才疏学浅，如何值得陛下如此厚爱。杨坚道：“大船装重货，骏马跑远路。爱卿既然有并行处理多项工作的能力，就多给你安排了几个岗位，希望不要推辞。”（可见杨坚对其的器重，也可看出苏威能干的一面）

当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当度支尚书（管国家财政）时，因为国库空虚，所以制订了比较重的收税法则。由于此举大大加剧了平民负担，苏绰自己也很感慨，说：“这么做就好象是把弓拉满（指加剧平民负担），终非长远之计。不知道后世之人，有谁能再把弓弦松下来？” 苏威听到父亲当年讲的话后，就一直把减轻平民负担视为己任：他向隋文帝进献了一系列减赋税、轻徭役的政策，都得以实施（这是苏威心系平民的一面）。

苏威虽为人比较谨慎，但在原则问题上，他还是不会含糊：有一次，隋文帝想杀一个人，苏威力谏不可。但文帝当时非常生气，不仅不听，还要亲自出去杀。结果苏威就挡在皇帝面前不让他走。皇帝移动脚步想绕开他，他又上前挡住。气的隋文帝拂袖而去（上怒甚，将自出斩之，威当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

但杨坚毕竟为一代雄主，气消后，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马上向苏威道歉说：“如果你能一直这样纠正我的错误，我就可高枕无忧了。”（这方面，确实比他儿子杨广强多了）。并赏赐苏威马两匹，钱十万，以示嘉奖（此事既可看出苏威原则性强的一面，也可看出杨坚善于为人的一面）。

不久，由于文帝的赏识，苏威在身任纳言和民部尚书的基础上，又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一人负责五个岗位。

治书侍御史梁毗上书弹劾苏威。他认为：五个岗位的工作量很大，苏威不应该事必躬亲样样都管，而应该多向国家推荐人才来分管。言外之意是苏威贪恋权位。

梁毗的话，笔者同意一半。

同意之处为：苏威的这种工作方法可能真值得商榷，跟诸葛亮当年治蜀的风格很相近。以他这种位置，可能让每个部门的副官分管具体事务，自己统筹安排、把握大局更好一些。

不同意之处为：指责苏威贪恋权位有些过分。苏威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兢兢业业为皇帝办事。由于追求完美，对他人又不放心，所以难免事必躬亲，管的太细。自己过多的参与，手下人自然也难以成长起来。不过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虽然管的太细，但只要他能够管的过来，似乎也不必过于苛求。

老谋深算的杨坚当然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打个哈哈，圆了圆场，说：“苏威的出发点是好的，辛勤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举贤荐能也是要的。但是不用太急，再给他点时间嘛。”

为了避免苏威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文帝又当着朝中所有大臣的面说：“如果苏威不遇到我，他的才能就无法施展。如果我不得到苏威，又凭借谁来实施妥当的政策？杨素虽然能力和口才都天下无双，但苏威才是能够帮助我实现长治久安的人。”

以上描述可以充分看出苏威的特点：眼光长远，为人谨慎，原则性强，心系平民，工作兢兢业业（虽然有时候管的太细）。这几乎就是一个诸葛亮在隋朝的拷贝版！

杨广上台后，苏威仍然受到器重，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一起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当然，比起在文帝时的风光来，要逊色不少了。

上面简要交待了一下苏威的背景。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诸葛亮一般的能臣是如何倒霉的。

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春正月，按惯例，隋王朝在首都长安召开全国政府工作会议。但由于“反贼”挡道，竟有二十多个郡的人缺席。炀帝则一边下令剿匪，一边命令地方官调动军队在毘陵（今江苏常州一带）修建十六处行宫。

三月，强盗头子张金称攻陷平恩（今河北曲周），一个早晨就杀了一万多平民。炀帝此时却在洛阳的度假村——西苑，饮酒赏曲。

四月，“反贼”甄翟儿率十余万众攻太原，隋军守将潘长文战死。炀帝却在四处收集萤火虫，然后在晚上游山时放飞，十分浪漫。

面对乱局，相信苏威心中非常矛盾。他的政治理想本来是象诸葛亮一样平治天下，造福万民。但炀帝总是一意孤行的胡来，搞得民不聊生，社稷动荡。这显然不是他想看到的。那么，他为什么还不走呢？从其以前屡次辟官不仕的经历看，走，可能更符合其性格（苏威对领导是比较挑剔的，杨广显然离他心目中的标准差的太远）。

贪恋权位？可能性不大。否则，何以迟迟隐居不出？

分析而言，他可能有以下考虑：

一、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

二、对炀帝尚抱有一丝幻想：炀帝之所以讨厌纳谏，或许只是纳谏的方式有问题。如果陈词委婉一些，巧妙一些，多尊重一下他的感受，效果可能会好点。

三、受文帝杨坚的洪恩太重，不好在困难时期甩开杨广不管。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的揣测。但不管怎么说，苏威毕竟留了下来，而且希望能以他特有的忠心和谨慎，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可能的纠正炀帝错误。

他的行为，真有点像是在走钢丝。可惜的是，炀帝这根钢丝实在太细了。

大概四月底五月初时，炀帝在四处玩过瘾后，突然想起“反贼”的问题，就问群臣目前情况如何。

宇文述摆手道：“没事了，反贼越来越少了，陛下放心好了。”（帝问侍臣盗贼，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曰：“渐少。”）此君明显在睁眼说瞎话。不过，以皇上的脾气，又有谁敢说多？

皇上还挺认真，想了解的更详细些，又追问道：“真的？比以前少了多少？”（帝曰：“比从来少几何？”）

是啊，比以前少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少了多少，因为它就从来没少过。但皇上问起，总的回答啊。宇文述装模作样扳着指头数了数，说：“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对曰：“不能什一。”）

皇上闻听此言后，非常高兴，心想：很好，朕终于可以放心玩了。

宇文述的信口开河让苏威完全看不下去，但出于谨慎，他并没有直接给炀帝泼冷水，而是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挪动身子，躲在宫殿的柱子后面（纳言苏威引身隐柱）。

这显然是在故意引起炀帝注意。如果他不想说话，只消站在原地低头即可。

炀帝果然觉得奇怪，就把他叫过来，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苏威小心翼翼的说：“臣不是具体主管，不知道确切数目，但是臣觉得忧患越来越近了。”（对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

皇上一愣：“这话怎么讲？”

苏威说：“以前反贼只在长白山（指今山东省邹平县一带，不是东北那个长白山）一带活动，现在却近在汜水（河南一带）。以前曾有很多纳税户口，但现在这些人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难道不是变成盗匪了吗？如果盗匪数目都不按实情上报，朝廷又怎么能够及时采取行动？还有，雁门受围时，陛下曾亲口答应停征高丽。而现在又要征调军队出征，反贼又怎么可能少呢？”

苏威的话不可谓不委婉了，但杨广仍然很不高兴，当即退朝离去。

不久，五月五日端午节时，百官都向杨广进献珍宝拍马屁，苏威却只送了一本《尚书》。这仍然是委婉的劝谏皇上要心系百姓，关心政事。有人因此事打小报告说：“陛下，苏威送《尚书》，居心大大的坏。《尚书》里面有一篇《五字之歌》，说夏朝的君主太康爱四处旅游，结果导致丧国……这是在咒您哪！”

皇帝一听，心想：对呀，寡人不就爱四处游荡吗？苏威未免太过分了！

过了几天，皇上又提起征伐高丽的事情。

苏威想让皇帝知道天下“盗贼”究竟有多么的多，就拐着弯的说：“陛下，我看这次征高丽，我们根本不需要派自己的军队出马。只需要赦免天下的盗贼，就可以轻松得到几十万人。打败高丽，不在话下。”

以苏威谨慎的性格，他能够这么说，恐怕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再不说，杨广真的去打高丽，也许隋朝马上就要“亡国灭种”了。

等苏威下朝后，御史大夫裴蕴在皇上耳边嘀咕起来：“苏威真是太放肆了，天下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盗贼？”

杨广终于忍无可忍（到底没能理解苏威的苦心），阴阴的说道：“他就是想阻止我征伐高丽，所以故意说天下盗贼很多，想威胁我。嘿嘿，老子也不是吃素的。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善于拍马屁的裴蕴看出了杨广的杀机，马上行动起来，一番折腾以后，发现了苏威曾经乱授官职的“罪证”（一看就知道太假了，当初苏威正是由于太负责任而事必躬亲，又怎么可能乱授官职？）。

但皇上哪管那么多？把柄在手，看我怎么收拾你。传圣旨：将苏威削职为民，永不录用。

如果你觉得这么做，隋炀帝已经解气，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多月后，裴蕴又找到了苏威勾结突厥，图谋不轨的“罪证”（如果真是如此，不知道雁门时他怎么那么尽心保护皇上？）。叛国罪绝对可以够得上诛九族，裴蕴显然是要把苏威往死里整（当然，杨广才是幕后的真正黑手）。（复有奏威与突厥阴图不轨者，事下裴蕴推之，蕴处威死）

在“证据”确凿，有口难辩的情况下，这个为大隋帝国耗尽毕生心血的两朝元老，这个心系黎民图谋社稷的耿耿忠臣，这个眼光深远能力出众的天下奇才，最后竟落到一个在朝堂上叩头谢罪，鲜血染面的地步（威无以自明，但摧谢而已）。

不知什么原因，杨广在拿起屠刀的最后一刻心软了。算了，他都这么老了，还是让他走吧。

老迈的苏威终于死里逃生，带着一同被革去官职的子孙三代，坐上牛车，缓缓向久别的家乡驶去。

也许，大隋王朝的灵魂，也在这一刻，随着庶民苏威的蹒跚车轮，一道远去了。

两个月后，另一位元老重臣樊子盖因病去世。对于樊子盖而言，他是幸运的，他毕竟能够在保住爵位的情况下（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子孙），死在自家的病榻上。但对于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又少了一根擎天支柱。

6、奸臣当道

上面曾提到，隋炀帝时有五大权臣：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被时人称为“五贵”

大业十二年，苏威被削职为民后，“五贵”变成了“四贵”。

现在，我们再把这四位执掌朝柄的大“贵人”拉出来遛遛，看看究竟是骡子是马？

宇文述在前面叙述的较多，先后共提到五次：

一、替杨广跑官走后门，向杨素弟弟杨约行贿。

二、从高丽回防，讨伐杨玄感。

三、在雁门出馊主意，建议杨广骑马逃跑。

四、从雁门回来后，拍皇上马屁，建议杨广先到洛阳玩玩。

五、在朝堂之上公然撒谎骗皇上，说反贼越来越少，不到原来十分之一。

关于此君，除以上五件事外，还有两件事情不得不提：

第一件：大业八年（公元六一二年）五月，宇文述领大军（三十万五千人）渡鸭绿江征高丽。面对优势兵力的隋军，高丽大臣乙支文德先是采取诈败之计，让宇文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以骄其志；然后待宇文述入境已深后，又献表诈降，以怠其心。就在宇文述以为大功告成，心情放松的班师回国时，高丽人突然集结重兵发动猛攻，把毫无准备的隋人打的溃不成军。结果，等长腿将军宇文述一日一夜跑了四百五十里路，逃回辽东城时，身边竟只剩两千七百人（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

第二件：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就在这一年，苏威被废，樊子盖去世）七月，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宇文述却建议杨广到江都（扬州）去划船（龙舟）散心。炀帝欣然同意：既然盗贼越来越少，为什么不去呢？面对宇文述、杨广无视国难的荒唐行为，虽然朝中已无苏、樊二人，但仍有人冒死谏诤：右候卫大将军赵才挺身而出：“现在四海疲弊，国库空虚，盗贼蜂起。陛下应该早回关中，以安社稷。”炀帝当即将其下狱，处拘留十天。建节尉任宗上书谏诤，被炀帝杖击至死。奉信郎崔民上书谏诤，被炀帝先砍掉下巴（谁叫这张臭嘴胡说八道），再行斩首。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然皇上的心已经飞到了扬州，又有谁能拦得住呢？当然，杨广去扬州之后的结局大家都清楚：他再没回来过。

而对于宇文述，其忠奸不言自明。

负责少数民族外交事务的裴矩前面曾提到过两次：

一次是劝炀帝用钱去收买外国人的心，结果几乎把国库耗空。

一次是对突厥瞎搞，结果酿成雁门事变。

此人前面已做过评价，这里不再赘述。

御史大夫裴蕴在上节也曾提到。此人在陷害苏威时，跳上跑下，十分卖力。

史载他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如果皇帝想整哪个人，他就能凭空捏造罪名，让这个人倒大霉（整苏威时已经见识过了）。反之，如果皇帝想宽恕哪个罪人（当然，是在皇帝不便出面的情况下），他又会四处翻阅典籍，找个轻的处理方法来解决。总之，绝对包你（皇上）满意。（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

评价而言：这就是一个隋朝的来俊臣。

对于内史侍郎虞世基，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

据说此人从外表上看非常稳重，言谈举止都恰到好处的让炀帝满意，所以成为继宇文述之后的又一个大宠臣。

他深知杨广不喜欢听到“反贼”多的消息。当各地派使者来向皇帝告急时，他要么隐瞒不报，要么就把情况轻描淡写的向皇上叙述一番。杨广信任虞世基，反认为求救的人是大惊小怪，胡言乱语。隋朝末期，好不容易出了个能打胜仗的将领——杨义臣，他又对炀帝说，反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杨义臣（握有军权），万一他造反怎么办？应该削掉他的兵权。

虞世基把持朝政后，不光自己中饱私囊，一帮亲戚朋友也全部飞黄腾达。这些人四处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把整个隋王朝的吏治搞得乌烟瘴气。

也正是他，搞掉了隋王朝的最后一点家底。

从上面叙述来看，权倾天下的四大“贵人”，恐怕都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奸臣定义。

归结而言，这些奸臣都具备以下特点：

其一、绝顶聪明。尤其擅长揣摩领导心思。

其二、口才出众。否则何以拍对马屁？

其三、原则性不强。在明知领导不对的情况下，不仅不予以纠正，反而齐声附和。

其四、权位和利益至上。这是奸臣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上面三点只是他们采取的手段。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奸臣，但炀帝时奸臣何以如此之多（五大权力顶天的权贵竟有四个是奸臣，而唯一一个忠臣还差点被杀）？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笔者想起达尔文的一句话：物竞天候，适者生存。

这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法则：

在戈壁滩上，只有骆驼刺等为数不多的植物能够生存下来。为什么？第一、这种植物耐盐碱；第二、这种植物耐干旱。

在北极，只有北极熊等少数动物才能生存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动物身上具有深厚的脂肪，而脂肪可以抵御严寒。

那么，这个法则跟奸臣有什么关系呢？

就人的本性而言，四个字可以概括：趋利避害。趋利，以获取生存下去的资源。避害，以保全自身免受危害。

因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人性最主要的弱点表现为两个方面：贪婪（以趋利），恐惧（以避害）。

对于众大臣而言，隋炀帝就是他们生存的环境。

隋炀帝有什么特点呢？

喜好：好大喜功，爱听奉承话。如果有人能够满足他的爱好，就能够获取到利益。从“四贵”的特点可以看出，这些人无一例外的擅长于拍杨广马屁。他们之所以要迎合杨广，正是人性贪婪（趋利）的弱点使然。

厌恶：拒绝一切批评，甚至不能提“反贼”多。如果有人触犯到他的逆鳞，轻则治罪，重则处死。“四贵”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正是因为他们牢记不能越雷池一步（都异口同声的说“反贼”少）。这么做，则是出于人性恐惧（避害）的弱点使然。

其实虞世基最开始也并不是象后来那样。他在雁门时曾支持过停征高丽和重赏士卒（虞世基亦劝帝重为赏格，下诏停辽东之役）；也曾因为“反贼”多，建议炀帝多派兵把守洛口仓（世基以盗贼日盛，请发兵屯洛口仓，以备不虞）。结果要么遭到斥责，要么遭到嘲笑（帝不从，但答云：“卿是书生，定犹恇怯。”）。出于趋利避害的需要，他才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处世原则。否则，其项上人头也不一定能保存那么久。

所以说，奸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试问，有谁的理想是想当一个奸臣？）。所谓什么样的土地长出什么样的庄稼。说到底，奸臣还是环境（皇帝）造就的结果。

如果皇帝喜听谏言，则直臣自多。如果皇帝爱好人才，则能臣自多。如果皇帝心系黎民，则贤臣自多。

反之，如果皇帝不好虚荣，则谗徒自少。如果皇帝拒绝愚蠢，则庸人自少。如果皇帝反对残暴，则酷吏自少。

而隋王朝奸臣如此之多，难道不是炀帝的错吗？

6、自古兴衰皆有道

炀帝一系列不计后果的政策和决定，使他民心尽失，军心尽丧，臣心尽伤。把一个好端端的大隋王朝，搞到了天下大乱难以收拾的地步。

李密这样评价杨广：说砍遍南山的竹子（指直接把竹片当作纸用。需要说明一点，造纸术其时早已发明），都书写不完他的罪状，决出东海的波涛，都冲洗不尽他的恶行。（密使其幕府移檄郡县，数炀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确实，杨广犯下的错误太多太多，笔者没必要再耗笔墨一一重复。

留下的问题是：他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或者说，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出于什么动机？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笔者个人认为，杨广最致命的错误在于没搞清楚王道与霸道的关系。

什么是王道？王道持德，在于行教化，施仁义，以儒家为代表。

什么是霸道？霸道持力，在于行惩戒，施威慑，以法家为代表。

王道至柔。施道时，其教化方面工作固然要靠笔杆子来完成（行教化），但更重要的是以实际利益（如减赋税、轻徭役）来惠及万民（施仁义）。

霸道至刚。施道时，要靠枪杆子。对于有不良企图者，可以起到警告的作用（施威慑）。对于以实际行动对抗者，可以起到打击消灭的作用（行惩戒）。

那么，二者之间有何关系呢？此处以电影《疯狂的石头》中情节来举例说明：

在电影中，一块珍贵的翡翠（指代利益）被放在展厅，让游人前来观赏。面对价值连城的珠宝，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伸手去拿？

就心态而言，没有伸手的人分为两类：

一类人不屑为之。为什么？因为受到的教育告诉他们：这样不对。在这里，教育就代表了王道的一个方面：劝人向善（施教化）。

一类人不敢为之。为什么？因为现场有保安，外面有警察，抓到了会坐牢。这是霸道的威慑起了作用。

除开没有伸手的人外，还是有几个蟊贼铤而走险，顶风作案。这时候，就需要警察将其绳之以法。而这需要靠霸道的惩戒作用。

从这个案例中，大概可以看出王霸之道相互依存的关系。

再拿为人的案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待人和气（王道），但不会应变（霸道），就有可能受人欺负。反之，如果一个人飞扬跋扈（霸道），却不会善待别人（王道），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朋友。就我们的生活经验而言，以上两种做人方式都不值得提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行王道废霸道，则国家容易因一些恶势力（王道可能让多数人行善，但不能保证让所有人行善）的捣乱而动荡不安，甚至崩溃。

例：宋代兴文（王道）厌武（霸道），希望靠王道通吃天下。但由于未曾把宣传工作做到外国，导致国家经常受到异邦欺辱。

如果行霸道废王道，则国内各阶层的关系易趋于紧张，压力一旦积蓄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发生可怕的爆动。

例：秦代用严刑峻法治天下，虽然苛税苦役已经让百姓非常困苦，但皇上仍寄希望于用霸道（威慑、惩戒）来维持其统治。结果到秦二世时，平民就因为不堪重负而起兵反抗，使暴秦很快灭亡。

上面两个都是走极端的反面案例。

我们再来看一个正面案例：康熙大帝的施政。

在王道方面，康熙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一、为缓和民族矛盾，推崇汉学，遵奉儒术。建设学校，推广教育。（思想上行王道）

二、重视农桑，保证让老百姓丰衣足食。（物质上行王道）

在霸道方面，他曾做过的事情有：

一、重视法制，以维护社会治安。

二、剪除鳌拜，以巩固皇权。

三、剿灭葛尔丹、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统一国家。

从其执政生涯来看，康熙大帝深谙王霸之道相辅相成的意义，文治武功，十分了得。

既然王霸之道相辅相成，那么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行王道的代表），为什么迟迟到西汉才得以同霸道结合呢？

其一、春秋时期，烽烟四起，大家各据一方，靠实力打天下。诸侯最关注的问题是自身如何在与邻邦的武力竞争中生存下去的问题。

其二、霸道强调控制力，强调军事，强调权谋，强调方法论，能够直接解决春秋时军事竞争中存在的问题。而王道则强调吸引力，强调道德，强调内政，强调风尚。这也并非不重要，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渐进式的。如果以武学作比较，霸道就好比是高超招式，王道就好比是上乘内功。比较而言，王道的作用反而没有霸道那么容易显现出来。

其三、一方面，诸侯受到的竞争压力很大；另一方面，霸道的作用又明显直接。所以那时候很多诸侯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选择了霸道。而对于作用相对并不明显的王道，认为需求不迫切而弃用。

其四、秦始皇因为使用霸道而成功（统一天下），所以对霸道有一种非理性的推崇心理。认为仅仅靠力量就可以继续包治百病（其焚书坑儒更是荒唐），这种指导思想一直延续到秦朝灭亡。

其五、秦灭后，由于有了霸道失败的经验，西汉政治家们对霸道（代表力量）的评价变得相对客观：不光意识到其利，还意识到了其弊。这也是人们在实践经验中不断学习改进的结果。于是，有人开始注意到了王道（以儒家为代表）的重要作用，认为王道柔恰好可以弥补霸道刚的缺陷。这时候，儒家才开始正式跨入政治舞台。

其六、到宋代后又矫枉过正：儒家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霸道也被贬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春秋时还只有孔孟两个圣人，这个朝代倒出了一朱二程三个。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但正如一句俗语所云：“过刚易脆，过柔易弱”。没有刚猛的霸道相辅，柔软的王道在北方铁蹄面前显得弱不禁风，终于闹了个国破家亡的惨剧。

其七、王道、霸道的施行需要讲究一个“度”字。所谓度，即合适。怎么才能叫合适？关键是要了解王霸之道能够解决什么问题，现在存在什么问题，采取的策略能否对症下药。比如，如果尚有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如秦末），那一定是王道不足。如果尚有军事问题没有解决（如宋代的北方威胁），则一定为霸道不足。解决办法为：缺哪里补哪里。

其八、有人说，王霸殊途。的确，两种策略所采用的手段有很大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安定繁荣，人民生活富足。

现在再回到本节最初的话题：为什么说杨广没有搞清楚王霸之道的关系呢？

跟秦始皇一样，隋炀帝杨广的问题在于过分相信霸道的威力：

一、 以军队的威慑力来压迫平民。

二、 以军法的威慑力来压迫军队。

三、 以皇帝的威慑力来压迫大臣。

他认为，只要上层的力量足够，这个一层压一层的体制就是完美无缺的。但由于不施

王道，结果造成：

一、 平民无以为生、四处暴动，军队压无可压。

二、 不恤士卒、有功吝赏，士兵忍无可忍。

三、 昏庸残暴、刚愎自用，忠臣损失殆尽。

以上三条因素，最终导致了隋王朝天下大乱的局面。

聊完王霸之道后，再谈谈一个时下流传颇广的词语：“厚黑”。

据称，这个词为民国“厚黑大师”李宗吾发明。他认为，古代伟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脸皮厚，心子黑（即所谓厚黑）。按他的理论，厚黑程度越高，成功的概率越大。

这种“学说”，如果只是茶余饭后读一读，轻松轻松，也还不错。但就世人反应来看，居然跟风者大有人在：一时间，各类推荐厚黑的书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泛滥于世。

为避免涉世未深者出于一直半解，盲目效颦，以致贻误终身。笔者此处正好借着王霸之道的论述，出言纠之，以正其谬。

首先，“厚黑”教唆人要脸皮厚，心子黑，是要人违背向善的本性，格调本身就比较低俗。

但为什么介绍“厚黑”的书籍却如此盛行？究其原因，不外乎总有人想要找到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而“厚黑”之书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种需求。

那么，笔者要说的是，就算有人想要飞黄腾达而不择手段，“厚黑”学也照样满足不了他。

为什么？因为这种学说看问题太肤浅，只注意表面不究其实质。

杨广脸皮够厚了吧？心子够黑了吧？符合“厚黑”学的楷模了吧？

但按照李宗吾先生的高论，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杨广的遭遇：一直“厚黑”的杨广为什么能够顺利上台却不能顺利完成执政？为什么同样的“厚黑”却导致迥异的结局？

实在没法解释。

康熙除鳌拜，杨广除苏威，都是剪除异己，心肠都一样黑吧？但为什么结果截然不同呢？

实在没法解释。

“厚黑”的支持者们可以先思考一下。

接下来，笔者帮李宗吾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同样“厚黑”的杨广两个阶段遭遇不同。

夺嫡阶段：杨广是摸准了杨坚和独孤皇后的心理，采用欺骗的手段得到了信任。摸准了主上心思，借以获取利益才是实质，所谓“厚黑”只是形式而已。

君王阶段：杨广一味相信暴力的威力，四处乱杀，结果民心、军心、臣心三心皆失。“厚黑”在这里可是帮了大倒忙。还能信吗？

另外一个例子：

一、康熙之所以要除鳌拜，是因为鳌拜已经严重威胁到其皇权，甚至性命不保，在没有别的选择下，才使用暴力。目的在于维护皇权。

二、杨广之所以要除苏威，是因为苏威的谏诤损害到了他的虚荣，目的在于报复。

目的不同，结果自然迥异，岂能简单以“厚黑”论之？

刘备成功是因为“厚黑”吗？非也，善于视人用人团结人才是关键。

曹操成功是因为“厚黑”吗？非也，唯才是举、善于用兵才是关键。

司马懿成功是因为“厚黑”吗？非也，行事谨慎、积极任事才是关键。

即便是杨广，也不是仅靠“厚黑”就能上台。辉煌的战绩、广泛的人脉、清醒的头脑才是问题所在。

李宗吾当年阅读史书时，可能是从历史政治家们的霸道中看出了一点权谋的影子。就把这个影子（霸道）看作是天下不二的成功法宝，而对王道置之不理。

这还不算更糟。可惜的是，他就连霸道的精髓都未能领悟，既不知道霸道的意义在于保障王道的实施，也没去总结霸道的具体操作运作规律。反而以偏概全，浮于表面，总结出个脸皮厚、心子黑，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歪理出来。

也许此人也觉得无法自圆其说，还把“厚黑”分为了几个阶段，几个层面。

可惜效尤者就为难了。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局面，什么时候该厚？什么时候该黑？厚到什么程度最适合？黑到什么程度最妥当？有谁知道答案？

更荒谬的是，李宗吾把“厚黑”的最高境界叫做“无形无色”。

都“无形无色”了，还“厚黑”个屁！（请原谅这里说了句粗语）

第四章 李密发迹

1、落魄江湖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在金戈铁马的乱世，涌现出一大批翻云覆雨的英雄。他们以铁作笔，化血成墨，视神州九万里大地为汗青，用灿烂的生命，书写起属于他们的时代。

本章就从一位曾经在隋末乱世风光无限的大人物——李密讲起。

当初，李密在杨玄感兵败皇天原后，设法成功自战场脱逃。然而很不走运，大概是他太有名了，没跑多远就被人家巡捕房的认出来，抓了个现行（密乃间行入关，为捕者所获）。

捞到条大鱼（李密在叛军中担任总参谋长），隋军显然非常兴奋，还专门把他和其他一干高级将领用囚车装起来，准备运到皇帝当时所在的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一带）去邀功请赏。

李密在路上跟难兄难弟们商量：“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如果真被运到高阳，大家脑袋上免不了要吃颗花生米。为今之计，不如在半路上越狱。”（谓其徒曰：“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俎醢。今在道中，犹可为计，安得行就鼎镬，不规逃避也！”）

其他人心想：这都是废话！要能越狱我早越了，还消你说。但还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知李老大有何见教？”

李密微微一笑，似乎胸有成竹：“大家都把身上的钱给我，反正你们暂时也用不上。我李某人自有办法。”

他将钱收集起来，去找押运官勾兑：“我们有点小票票，可惜不能带到阴间。难得几位大人辛辛苦苦陪着我们，不容易。大家也算有缘，不如交个朋友，路上一起用这钱潇洒潇洒。不光报答了各位大人陪伴之恩，我们人生最后一段路也算没了遗憾。倘有用不完的，就留给各位回家买些酒喝吧。”（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

押运官觉得此事对他们并无坏处，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应允下来。

就这样，押运官和一干人犯一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好不逍遥，防范也渐渐松懈下来（及出关外，防禁渐弛，密请市酒食，每夜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

等到了邯郸，李密终于抓到机会（将押运官灌醉），和众兄弟一起穿墙脱逃，成功越狱。（行至邯郸，密等七人穿墙而遁）

尽管恢复了自由，但李密城镇不能呆，老家不能回，他只好跑到土匪头子郝孝德那里去暂避风头，但人家显然没给他好脸色看。又转到另一个土匪头子王薄旗下，也不如意，只好又跑出来。由于无处落脚，他不得不躲在郊外，饿了时，甚至削树皮来吃（密困乏，至削树皮而食之）。

逃到淮阳（今河南淮阳）后，他隐名埋姓，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聚集起一帮徒众布道授课。过了几月，又觉得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心中郁闷，写诗一首，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对李密而言，写诗的目的就跟现在唱卡拉OK差不多，基本上是为了发泄。据称他完成作品后，竟然伤心的哭了（诗成而泣下数行）。

有人看他行为古怪，又觉其诗隐隐含有反意，就悄悄去向太守赵佗检举。好在李密有帮徒众，消息灵通，听到点风声，慌忙赶在兵丁来之前又逃掉了（不知施老先生写到宋江题反诗时是否参考了这一段？）。

离开淮阳后，走投无路的李密跑到了他妹夫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丘君明家里。丘妹夫哪里敢收留如此一个重犯？但碍于亲戚情面，倒底帮了点忙，把他介绍给一个朋友王秀才。王秀才名字虽然文弱，但为人却非常仗义，又敬李密是条汉子，不光接纳了他，还收他做了女婿。然而人倒霉时喝开水都塞牙，不想到丘妹夫的侄子竟把这事儿向当局捅了出去，官府很快派兵将王秀才家团团包围。不幸中之大幸为，李密当时正好不在家，又逃过一劫。可惜的是，王秀才和丘妹夫却赔上了性命。

对于高干子弟出身的李密来说，这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也许从没有过。但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被逼到绝境的李密终于意识到，他必须要改变继续亡命天涯的思路，转守为攻，化被动逃跑为主动反击。

但问题是，怎么反击呢？

当初杨玄感在黎阳起兵时，虽然兵也不多，但好歹有些权力，又有黎阳的粮草钱财作本钱。

而如今的李密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无人，二无权，三无钱。如何做到白手起家，挖到第一桶金呢？

2、纵横之术

缺人、缺权、缺钱是李密的三大劣势，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走霉运的小李子也有三大优势：

一、名气。杨玄感之役虽然失败，但李密的名声却在白道（负面）黑道（正面）打响了。

二、才能。前面已经充分展示，此处不再赘述。

三、姓氏。当时有句著名的童谣为“杨花谢，李花开”，天下人都认为上天要安排李氏王朝来取代杨氏王朝。而李密的姓比较讨巧。

我们且看看，他是如何充分利用自己优势，完成称霸第一步的。

李密自雍丘脱逃后，来到今河南滑县附近。其方圆一带，盘踞着五股占山为王的土匪势力。分别是瓦岗（今河南滑县南）翟让、外黄（今河南民权县）王当仁、济阳（今河南兰考县）王伯当、韦城（今河南滑县）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李公逸。

按《隋书》、《旧唐书》记载，李密是直接跑到了翟让旗下。翟老大手下人因李密曾是杨玄感部将，劝翟让杀他。幸好王伯当从中周旋，李密才幸免于难。后来，他就留在瓦岗，帮翟让四处打仗。因为能力实在太出众，最后反而成了翟让的老大。

笔者不敢贸然说以上两本史书记错了，但按此理解，以下几点根本解释不通。

一、杨玄感也是反贼，跟翟让是同道中人。李密曾经的身份不应成为翟让要杀他的理由。

二、王伯当是另一个山头的老大，为什么跑过来劝翟让不要杀他自己的手下人（干涉翟让内政）？而更奇怪的是，翟让居然还给了王伯当面子。

三、李密再能干，都只是翟让的手下。在那个时代，手下人再强，也还是老大说了算。又有哪个老大肯心甘情愿的让位？

而《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载要详尽的多，虽然与以上两本史书有很大出入，但逻辑却讲的通，故此处行文以《通鉴》为准。

李密到滑县一带的目的并非要投靠某一个山大王，而是要把这些山贼们统统收编到自己帐下，成为他问鼎中原的资本。

为达到此目的，他进行了非常周密的策划，一步步的付诸实施。

第一步：确定初期工作方向

首先，他需要分析这五位山大王的实力如何。一般而言，实力越强的人腰板越硬，越不容易依附别人，要收编他们的难度系数也越大。反之，则相对容易。

基于此考虑，李密把山大王们归结为强弱两派：强：瓦岗的翟让；弱：其余四个。

他决定先向弱派采取行动。

第二步：联合第一批盟友

之后，他频繁出入四个山头，向匪首们进行说服教育。

灌输的主题无非两点：

一、劝其避害：各个山头实力都不强，如果继续各自为战，一旦遇到强敌将无以自保。因此，大家必须联合。

二、劝其趋利：如果大家联合，不光可以自保，还能发展壮大，甚至逐鹿中原。闹不好，各位黑哥们儿的身份都能得以“漂白”，成为一代开国功臣，名垂青史。

一开始，说服工作并不顺利，当惯了土匪的四位大王哪有如此雄心？但这些困难李密早考虑到了，他很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利害关系。渐渐的，土匪中出现了分化，有人（如王伯当）开始相信李密。这些人又帮着李密去说服其他人，最终，大家都统一了认识：联合才能干大事。（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

那么，联合起来后谁当头呢？

除了倡议者身份外，李密名气、才能、姓氏三大优势也发挥了作用，众人都心甘情愿听从他的指挥。

第三步：做翟让的工作

首战告捷后，李密立即把主攻方向转向最强的瓦岗翟让势力。

在介绍李密具体行动前，我们先谈谈翟让的背景。

翟让，韦城人（祖籍，韦城靠近瓦岗），曾在洛阳当过法曹（负责通讯方面的邮政和驿站），后因犯死罪入狱。

狱吏黄君汉“奇其骁勇”，深夜里跑到死囚房对他说：“翟法司，今天下大乱，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机，怎能守死监狱？”（从这里看，翟让大概还是有些英雄气度）

翟让听出话中有话，惊喜万分的叩头说道：“我翟让就是关在猪圈里的一头猪，生死全凭黄大人处置。”

黄君汉马上将翟让身上枷锁打开，带他逃了出来。

临走时，翟让对黄君汉的救命之恩感激涕零，流泪说道：“黄大人救命之恩末齿难忘，只是我走了，您怎么办？”

不料黄君汉突然怒道：“我看你是个英雄，可以救万民于水火，所以才冒着杀头的风险放你出来。想不到你这个人却婆婆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只管干你的事，我这边不用操心。”

（无独有偶，曹操在逃亡时也曾遇到类似经历）

翟让脱险后，回到老家附近的瓦岗，占山为王，干起劫富济贫的勾当。由于会来事儿，徒众越来越多，一些豪杰（如单雄信、徐世绩等）也归顺过来。

按《通鉴》记载，李密在已经归附他的王伯当引荐下，会见了翟让（密察诸帅唯翟让最强，乃因王伯当以见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李密当时身份（受群雄敬重）和王伯当面子，翟让既不可能一开始就要杀他（对自己没好处，又得罪人太多），也不至于把他当做自己的手下看待。（所以《隋书》、《旧唐书》中的记载值得斟酌）

对于翟让的思想工作，李密非常谨慎，一开始话说的很客气，是来瓦岗帮助翟大王的（刚见面，也不可能直接提收编他们的问题）。然后又真为翟让拉了一帮人马过来（实际上，拉过来的人都是冲李密来的）。翟让很高兴，就和李密渐渐亲近起来。当然，李密在翟让营中的身份是客人，人格上和翟大王平等（仍为游客，处于让营）。

等混熟了，李密瞅着机会，向翟让提出一个宏伟蓝图，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刘邦、项羽都出身平民，却成就一番伟业。如今四海纷乱，大王何不兴兵问鼎中原？”（李密显然是想分两步走：第一步、先鼓动起翟让的积极性，第二步、时机成熟后再收编其兵团）

理想太大了，翟让有点准备不足，连连摆手，说我们这些粗人，哪里成的了如此伟业？

面对翟让的消极态度，李密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以迫使其就范：

（一）进一步神化自己

此时，一个叫李玄英的人“恰到好处”的出现了。此人其他什么事也不干，就在河南一带的土匪窝乱跑，到处找李密，说李密会成为天子。

别人问为什么。他就说有首《桃李章》的歌词这样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所谓“桃李子”就是逃亡的“李”氏之子；“皇后”是指皇上和皇后；“宛转花园里”指天子在扬州回不来，“莫浪语，谁道许”的意思是保“密”。整句意思是：“李”“密”会取代大隋江山。

笔者估计，这个李玄英可能就是李密当初在淮阳的徒众之一。往来群匪间，托名找李密，实则打广告。不过李密也太狠了，嫌只有姓氏还不够（“桃花谢，李花开”），直接把自己全名报上了。

（二）借势扩充实力

经李玄英这么一宣传，李密名声又大了许多。他便和一帮徒众下瓦岗四处游说，吸引了很多土匪入伙，实力大大增强。

（三）委托翟让信任的说客

翟让是瓦岗一把手，来瓦岗的人马越来越多本是件好事。但尴尬的是，人家都是冲李密来的，要拥立李密当天子干大事，自己这个瓦岗原主人反而被晾在一边。

偏偏李密又像块牛皮糖一样，厚着脸皮赖在瓦岗不走。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面对渐渐强大的李密系人马，翟让必须作出选择：一、加入李密一伙，一起干大事。但如此一来，自己难保老大位置。二、送走瘟神，安守瓦岗。而这么做，就只能当一辈子土匪。

翟让的矛盾心情可见一斑。此时，一个叫贾雄的人影响了他的决定。

贾雄在瓦岗担任军师，此人善于算命占卜，很得翟大王信任。李密了解到他的作用后，经常找他阐述自己的宏图大略，希望他能帮帮忙，从侧面做做翟让工作。贾雄大概也对李密佩服的五体投地，认为只有跟着真龙天子才能成大事，也就一口应允下来。

当翟让找到贾雄，卜能不能起兵时，贾雄装模作样的掐指算了算，说：“唉呀，上上大吉，贵不可言，”稍后又说，“不过这事儿你不能单干，必须要跟着李密才成。”（会让召雄，告以密所言，问其可否，对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无不济。”）

估计翟让对自己也不怎么自信，但他好歹还是现任一把手，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反驳道：“按你这么说，蒲山公（指李密，曾承袭其父蒲山公之爵）就应该自己单干，为什么要跑到我的地盘来呢？”

贾雄反应也快，从玄学的角度回答道：“将军姓翟，翟指水泽。蒲山公的蒲必须要在水泽中才能生存，所以他才来找你。”

就这样，翟让被李密三个方向的组合拳彻底打蒙了，虽然他口头仍不肯正式称李密为大哥，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被李密拉下了水。

身无分文的李密终于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整个过程，李密的思路非常严密，通过一步步合适的手段，最终达到了目的。他所使用的手法，便是著名的纵横之术。

纵横术为合纵（联合）连横（分拆）术之简称，据称为战国时鬼谷子发明，是一门从趋利避害角度，研究利益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

在利益体（比如大大小小的公司）林立的今天，这门学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本节不妨再花些笔墨，对其做进一步的剖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李密应用纵横术所依托的道理。

第一阶段、合纵弱派阶段

李密之所以能够在此阶段取得成功，以下三点原因至关重要：

其一、前提条件。对于弱派的四个山大王而言，由于实力弱小，生存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联合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存概率。避害需要是可以实施合纵的前提条件。

其二、为什么弱派之间不能自己联合？因为之前缺乏一个合适的领导人。四个山大王实力相当，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相互间形成牵制。即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喝。

其三、身无分文的李密为什么可以成为他们的领导人？这是因为李密具有潜力极大的无形资产（名气、才能、姓氏），而这些无形资产让山大王们看到了希望（趋利需要）。拿今天的例子来说，李密就好比是技术入股，其他山大王好比是小资本入股。虽然李密并未出一分钱，但其无形资产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他人小资本的价值，所以他成为控股的大股东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阶段、瓦岗受挫阶段

李密刚上山不久时，翟让为什么会拒绝其建议？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翟让避害动机不够。瓦岗实力雄厚，生存压力相对要小一些。

其二、翟让趋利思路比较保守。按翟让的回答，他当时的目标就是把土匪进行到底。这显然与李密的发展理念相背离。双方缺乏一个合并的切入点（即共同利益）。

其三、翟让在控股权问题上比较矛盾。翟让虽然有相对雄厚的物质资产，但仅靠这部分资产和他个人声望，守住瓦岗可以，要去竞争天下则远远不够。如果要搞大事，必须与李密合并。但以李密的声望，翟让对合并后能否竞争到控股权没有信心。

其四、翟让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李密价值。原因有三：第一、李密对自己无形资产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第二、李密的有形资产还比较少，第三、对于刚上山不久的李密，翟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阶段、翟让妥协阶段

翟让之所以在后来妥协，分析而言，原因如下：

其一、李密无形资产增值。通过李玄英大面积广告轰炸，李密无形资产价值大幅度攀升。

其二、李密有形资产增值。大批粉丝来瓦岗投奔李密后，其实力逐渐雄厚。

其三、翟让意识到李密价值。李密的广告宣传和群雄趋之若鹜的现状，使得翟让客观认识到李密价值。从他的角度考虑，如果用现有资本与李密合并，以李密的影响力，这些原始股在后期都会产生大幅度升值，收益可观。其趋利心理开始变得明确而强烈，这在一定程度降低了他对控股权的欲望。

其四、翟让集团内部的分化。瓦岗集团有不少人也意识到跟李密会赚大钱，对合并表示欢迎。其军师级人物贾雄倒戈就是一例。

其五、避害的压力。如果翟让继续抗拒，则会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原瓦岗内部的压力，二是各地涌来的李密粉丝的压力。从避害角度考虑，翟让需要合并。

总结而言：

第一阶段，各利益体趋利避害心理比较清晰，纵横术成功的相对轻松。

第二阶段，翟让避害心理不够，趋利心理又不明确，纵横术受挫。

第三阶段，李密通过一系列工作，使翟让对合并的趋利避害心理大大加强，从而最终达到目的。

从李密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纵横术使用的成功概率，取决于利益体趋利避害心理的强弱程度（这由利益体自身实力和周围环境决定）。当纵横术受挫时，一方面要着力于改进自身策略，另一方面则要着力于改变影响对方趋利避害心理的主客观因素。

纵横术作为一种方法而言，本来不存在好坏之分（就如同一把刀，既可杀人，也可救人）。不过其名声却一直不是很好，这主要是由于一小撮纵横家们不择手段造成的。

比如张仪，他在连横楚国时，曾许商於之地六百里，之后又赖的一干二净。这种毫无信誉的做法，实非长久之计。张仪后来在秦国混不下去，固然有秦王换届的因素，但重要的是他的做法激起了众怒：不光招致众诸侯怨恨，甚至秦国群臣也说：“无信，左右卖国以取荣。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

故纵横术之应用虽然多变，却也不可不讲究原则。

三国时也有两个著名案例：

一、合纵案例。

赤壁之战前，刘备派诸葛亮出使东吴，从共同抗曹的避害角度，与孙权实现合纵。即所谓“东联孙吴，北拒曹操”。

二、连横案例。

孙刘虽然是盟军，但在荆州主权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议。司马懿洞悉玄机，在关羽战于樊城时，（通过曹操）让孙权去袭击荆州（帝谏曰：“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结果孙权果然出兵。

当孙权将关羽人头送到魏都时，曹操又将其厚葬。这是在告诉刘备：一、杀关羽跟我没关系，要打你打孙权；二、你只管往死里打，我不会帮孙权。

在魏国连横术的促使下，原本合纵的刘孙两方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夷陵之战（也有说彝陵之战的，此处以《三国志》说法为准）。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荆州问题是其矛盾起源。

关于纵横术，最后再说一个人物：郦食其。

此人跟随刘邦起事，常被冠以“竖儒”之名。但就《史记》的记载看，他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纵横家，而且有一定的口才见识（能说服齐王合纵就是一例）。

不过，本文不想细述他的能力，而是想通过他引出一件非常著名的战略争论（载于《史记*留侯世家》）。

汉三年时，项羽围攻刘邦于荥阳。刘邦非常忧惧，与郦食其商量对策。郦食其说：“以前，商汤王伐夏桀王后，把夏的后代封在杞地。周武王伐商纣王后，把商的后代封在宋地。现在秦失德失义，不光占领了各国诸侯领土，还把诸侯后代完全消灭，一点地也不给他们。如果陛下能够重新册立六国后人，给他们印信，让他们统率其国，则天下人都会对您感恩戴德，并心甘情愿听从您的指挥。当德义光照天下后，项羽必定也会向您臣服。”

刘邦觉得有道理，就说：“好，赶快刻印，先生拿着去办。”

正巧没多久，张良来见刘邦，知道此事后，认为不可。他的理由有八条（此处不再一一细述），其最核心的有两条：

一、 如果分封六国，则目前刘邦军中的一部分人会跟着去，这会削弱刘邦实力。

二、 六国成立后，万一不跟刘邦跟项羽怎么办？

正因为张良的这次反驳，使得郦食其迂腐的“竖儒”形象深入人心。

是否郦食其的建议真的一点道理都没有呢？

其实按他的思路，分封六国除了道德上的意义外，还有一层含义：六国成立后，与刘邦合纵，组成一个联邦制的利益体，共同向项羽开战。这是纵横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郦食其与张良的争论，归结而言还是联邦合纵制与中央集权制两条路的选择。

按今天的认识，这两条路都各有其利弊，但只要思路连贯，都能够行得通。

联邦合纵制之利为：各分支利益体（六国）能够因地制宜的进行发展。之弊为：中央的控制力相对松散。

而中央集权制则正好相反。

基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也可以对张良的理由进行反驳：

一、“如果分封六国，则目前刘邦军中的一部分人会跟着去，这会削弱刘邦实力。”

反驳：想走的留不住，不想走的赶不走。就算刘邦这里真有一部分人走，那项羽一方也会分流一部分人，对双方是均等的。况且，刘邦分流的人仍然留在联邦合纵体内，而项羽的人却是加入这个敌对的合纵体。从这个角度讲，反而对项羽不利。

二、“六国成立后，万一不跟刘邦跟项羽怎么办？”

反驳：这确实是联邦体中控制力弱的弊端。但可设法予以抑制：其一、项羽不得诸候之心，六国跟他的概率较小。其二、六国册立人由刘邦选定，在其人事军队安排上可进行一定制约。

除了以上反驳理由外，分封六国还可以有一个好处：六国后人可以比刘邦更好的动员六国本地人参战，有利于快速提高联邦体的战斗力。

笔者在这里并非想替郦食其“平反”，只是想说明，张良的理由不是绝对的。到底走哪条路，取决于统帅通盘的考虑（但必需是连贯的，不能自相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楚汉战争打到后面，除刘邦、项羽外，相对独立的利益体还是出现了：韩信集团、英布集团、彭越集团。其中韩信集团的实力大到可与楚汉鼎立。

从《史记》记载看，刘邦对此三个集团的控制力比较弱，四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合纵体的关系。既然是这样，我们又为什么能够肯定：如果当初郦食其分封六国后，刘邦一定会失败呢？

3、大战张须陁

尽管有了贾雄建议，翟让内心还是有点矛盾：一方面非常想跟着李密干大事，另一方面又有些舍不得自己的控股权。

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他虽然已经把李密视作依靠对象，但却迟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精明的李密非常清楚翟让想法：毕竟，要一个人一下子从老大转变为老二，中间心理落差太大，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曾经实力雄厚的老大）。而如果要进一步提高他加入联合政权的积极性，就不能只耍嘴皮子，还得再来点更为实际的东西。

于是，李密先从粮草补给角度，向翟让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天下很乱，四处庄稼荒芜。将军虽然人马众多，粮食库存却不够。目前瓦岗采集粮食的唯一途径是四处去抢，但各地都闹饥荒，又能抢到多少？如果缺粮状况延续下去，再加敌人大兵压境，将军何以自保？”（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禀，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

翟让一听：“唉呀！还真是这样！那依先生高见，我们该咋办呢？”

李密的建议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根据地：“不如先取荥阳，作为根据地。利用那里的囤粮来补给部队，待兵强马壮后再去逐鹿中原。”（未若先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

翟让合计了一下，觉得很好（确实可以取得很大利益），就调动瓦岗本部人马，跟着李密一起杀下山来。

部队一开始比较顺利，把荥阳周围的县城拿下不少，正兴高采烈的向荥阳本部推进时，却遇到了一个狠角色——张须陁。（庚戌，须陁引兵击让）

张须陁，弘农阌乡（今河南灵宝西）人。性格刚烈，有勇有谋，为隋军名将。大业年间，曾为齐郡（今山东济南）郡丞。

当时，山东闹饥荒，米价高昂，身为郡丞的张须陁毅然决定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同僚都劝他：“开仓放粮须有皇命，怎么能私自行动呢？”

张慨然道：“皇帝远在千里之外，若派人前去请示命令，一来一往，不知要耽搁多少时间？如今百姓生命危在旦夕，如果仍要等待皇命到达，岂非荼毒生灵？倘因此被治罪，我死而无憾！”（须陀曰：“今帝在远，遣使往来，必淹岁序。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

言罢，即开仓放粮，然后再派使者向炀帝汇报。杨广知道后，也没责怪他。

第二年，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县南，不是东北那个长白山）大王王薄集结数万徒众，四处窃掠。官兵曾与其多次交锋，皆遭败绩。

张须陁受命平叛。此时，王薄正好转攻鲁郡（今山东曲阜）。张领兵追之，在岱山赶上王薄，并乘其不备展开突袭，大破王军，斩首数千人。

王薄吃了苦头，不敢再与张争锋，便挥师北渡黄河，想暂避风头。张则不予其丝毫喘息之机，继续追击，在黄河北岸的临邑（今山东德州市临邑县）再破王军，斩首五千余人。

王薄连吃两个大亏，心中恼怒，遂联合豆子卤亢（地名，位于今山东滨州惠民）的山大王孙宣雅、石秪阇、郝孝德等人，合兵十余万，转头来攻打张须陁驻扎的章丘（今山东济南章丘），想报一箭之仇。

豆子卤亢在黄河北岸，章丘在黄河南岸，王薄等人是从北向南打，中间要过黄河。张须陁一面派水师在黄河切断其后勤补给线，一面亲领两万精兵，待敌南渡黄河后展开突袭，大破敌军。王薄溃退之众北归时，路过黄河上的渡桥，又被预先埋伏在此的隋军水师截击。前堵后追，所杀不可胜数（须陀遣舟师断其津济，亲率马步二万袭击，大破之，贼徒散走。既至津梁，复为舟师所拒，前后狼狈，获其家累辎重不可胜计，露布以闻）。

经此数役，张须陁威名远扬，令山大王们闻之丧胆。此人不光有勇有谋，还能对士卒倾心相待，颇得军心。炀帝听到他的事迹后，龙颜大悦，除了厚赏之外，还特命使者画其外貌呈送上来，想看看这个大英雄到底长啥模样（帝大悦，优诏褒扬，令使者图画其形容而奏之）。

当年，有一股两万多人的“土匪”势力突然出现在张须陁城下，四处抢劫。仓促之间，张未来得及集结兵力，只带着身边五名骁勇骑兵（五人中可能有秦叔宝和罗士信），就去和两万大军群殴（其年，贼裴长才、石子河等众二万，奄至城下，纵兵大掠。须陀未暇集兵，亲率五骑与战）。“土匪”们看他人少，都争着要来杀他，包围圈竟达到了一百多层（贼竞赴之，围百余重）。张毫不畏惧，身上创伤虽越来越多，胆气却越打越烈，眼越杀越红。一直坚持到城中援军赶到，终于大败“匪军”。

几十天后，“匪军”头目帅秦君弘、郭方预等合军围北海（今山东青州），兵锋甚锐。张须陁对下属说：“土匪们认为我距离远，不会很快到达，所以骄傲不备。如我军速至，破之必也！”于是急点精兵，备道兼行，果大破其众，斩首数万人，获辎重三千辆（此役所胜的原理与司马懿当年备道兼行，速破孟达相似）。

大业十年，山大王左孝友拥徒众十万，屯于蹲狗山（今山东招远东北）。面对十万敌军，估计是考虑到左孝友粮草不够，张须陁采用了步步为营，扼守各处要害，将敌军困在山上的策略（须陀列八风营以逼之，复分兵扼其要害）。最终不战而胜，左孝友面缚来降（此役获胜原理与司马懿在街亭围困马谡相似）。

打了无数胜仗后，张须陁因战功迁齐郡（今山东临淄）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

翟让以前曾与张须陁前前后后打过三十余仗，无一胜绩（寻将兵拒东郡贼翟让，前后三十余战，每破走之）。这次一听克星来了，当即吓的失魂落魄，调转马头就要开溜（让向数为须陁所败，闻其来，大惧，将避之）。

也难怪，以张须陁的威名和翟让所吃的苦头，如何不怕？

李密倒是非常冷静，虽然张须陁是块硬骨头，但要成大事，这道坎就非过不可。他看翟让想跑，慌忙将其拦住，非常镇定的说：“张须陁屡次获胜（指战胜翟让），必有轻敌之心。将军只管按我的计划办，我们一定能够获胜。”

为打此仗，李密作了以下部署：

一、 由翟让领一队人马去跟张须陁正面交锋。

二、 由李密领一队人马在距离战场十几里的地方埋伏。

三、 翟让与张须陁交锋后，佯装不敌，将敌诱至埋伏圈内再以优势兵力围歼。

李密预计，由于张须陁轻视翟让，不会怀疑翟败退真伪，也不会带太多兵马，一定会乖乖入套。

战斗打响后，翟让依计行事。张须陁果然上当（赢了他三十多次，估计都赢麻木了，这次没料到情况有异），紧紧跟在翟让屁股后面，一路穷追不舍。待张进入口袋阵后，突然伏兵四起，李密、翟让、徐世绩、王伯当以四路人马把张须陁团团围住，要一口将其吞下（密与让及徐世绩、王伯当合军围之）。

深陷重围，须陁恍悟上当。但他这种场面见多了（曾带着五人就与两万大军群殴），也不慌张，抄起家伙就与四路大军轮番厮杀起来。以他非凡身手，瓦岗军人数虽众，居然近他不得。张须陁顺利突围后，见左右仍被困在里面，又纵马入包围圈内营救。来来回回进出多次，跟买菜差不多。

不过，隋军并非人人都如张须陁般骁勇，在瓦岗军优势兵力猛攻之下，死伤不可胜数。

张须陁发现人越救越少后，终于放弃了努力，仰天怆然道：“兵败如此，有何面目再见天子？”于是下马战死，时年五十二岁。（密与让合军围之，须陀溃围辄出，左右不能尽出，须陀跃马入救之。来往数四，众皆败散，乃仰天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乃下马战死。时年五十二）

张须陁其人，骁勇匹于吕布；武略堪比韩信；义气有如田横；悲壮不下项羽。

悲呼！惜呼！一代战神，一代帅才，一代义士，一代霸王，就此陨落了！

张须陁余部闻听主帅阵亡后，就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和兄长，昼夜悲泣，数日不止（其所部兵，尽夜号哭，数日不止）。

后世钓雪人有诗祭曰：

岱宗苍莽起风云，

吹灭狼烟无迹寻。

孤胆驱驰悲马啸。

大河奔涌赤涛鸣。

天兵备道雄关定，

穷寇依山奇阵平。

慨问黄天厚土地，

何方拜祭有英灵？

张须陁之陨，在于过分重义轻死。其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败后收拾残军，卷土重来，为兄弟们报仇，岂不胜于就此永诀？

而造成张之死的起因是李密的诱兵之计。

接下来，就讨论一下此计的应用和破解之法。

温带的深海中，生活着一种叫做鮟鱇的鱼。鱼的背鳍很长，象一个鱼竿。背鳍的尖端能够发光，很多小鱼看到这个发光的“东西”后，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去啄食。鮟鱇就用这个发光物把小鱼吸引到嘴边，然后一口将其吞下。

诱兵之计的原理与此相似：首先在预定地点埋伏大量兵力（鱼的大口），然后派出小股部队（诱饵）去吸引敌军，将敌军引至埋伏圈后，再一口将其吞下。

张须陁并非一个无谋之人，他之所以上当，是自以为跟翟让打过多次交道，已了解其能力。但他万万没料到的是，这次翟让的背后，还藏着一个可怕的李密。

判断敌军是否为诱兵的办法大概如下：

一、如果敌方兵力弱小，却又主动来骚扰明显强大的我军，则为诱兵的可能性较大（明显有恃无恐）。

二、如果敌军阵容不乱，又未战先退或小战即退（不合常理），则为诱兵的可能性较大。

对于诱兵，食之无味。如果实在觉得讨厌，以相对应的兵力击之即可，万不可轻易以主力压上。孙子兵法云：“小敌怯”，即是告诉我们要当心诱兵。兵法又云：“饵兵勿食”，更是告诉我们轻易不要追击诱兵。

那么，怎么区别真败与假败呢？一般而言，战场上敌军越多，战斗越惨烈，真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投入产出的关系使然：对于想诱敌的一方，如果在诱饵上的代价过于惨重，就不合算了。

瓦岗军在荥阳打了一个大胜仗，不光清除了强敌张须陁的威胁，而且拿下了一个粮草充足的根据地，威名震动四方。

经此一役，翟让算是对李密口服心服了，终于做了一个实质性的动作：让李密把他的所有粉丝组织起来，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称为蒲山公营。

此时，翟让与李密也正式由名义上的主客关系变成了强强联手关系。

但在荥阳住了一段时间后，翟让又跟李密说：“现在粮草充足，我想要回瓦岗。如果先

生不想去，也随便你，我们就此别过了。”（让谓密曰：“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

翟让此话的意思就好比是：我要回家了，你跟不跟我去？不去就算了，我先走了。

所以，他话虽然客气，但实际上表明了要与李密分道扬镳的态度。

翟让为什么又反悔了呢？

分析而言，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 还是觉得跟人吃大锅饭（实际上是李密说了算），不如自己开小灶好（有控股权）。

二、 对打天下这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没有信心，还是当土匪实在。

三、瓦岗的土匪寨子住惯了，恋家。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李密看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又是游说，又是拉人，又是帮忙搞粮草）后，翟让还是不想干，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深深叹口气，叫一声翟兄弟保重，然后目送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

然而故事还没完，翟让回瓦岗没住几天，又反悔了，觉得还是跟李密干有前途，便厚着脸皮带着队伍又来找李密（让寻悔，复引兵从密）。

为什么？

笔者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只是觉得，翟让这人其实满可爱的。

4、经略洛口

人常说，小别胜新婚。翟让的去而复返，让李翟这对政治鸳鸯的感情又深了一步。

对于李密而言，尽管这次是翟让来投奔自己（主客关系已经颠倒），但他对翟让还是非常尊敬和客气的，并没有得意忘形（毕竟以前也麻烦过人家翟让不少）。

休整一段时间后，他对翟让说：“现在东都洛阳空虚，军队战斗力不强；越王杨侗（东都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年纪尚小（十三岁），留守的官员也不咋的。段达、元文都（洛阳掌权的大臣）这两人更是一对蠢才。依在下估计，他们都不是将军（指翟让）对手。如果将军能够按我的计划行事，天下唾手可得。”（密谓让曰：“今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越王冲幼，留守诸官政令不壹，士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暗而无谋。以仆料之，彼非将军之敌。若将军能用仆计，天下可指麾而定也。”）

此话怎么看都有拍马屁之嫌，但可能也只好这么说：翟让对干大事没信心，不说的容易点，他难免会有畏难情绪（从此话也可看出，李密不仅完全摸透了翟让犹犹豫豫的心理，而且能够对症下药）。

估计翟让也没完全搞懂自己到底比洛阳的人强在哪里。不过既然李密说可以打洛阳，那应该问题不大（自击败张须陁后，他已经对李密佩服的五体投地）。行，你说咋办就咋办。

李密便派一个叫裴叔方的人先到洛阳去打探虚实。好笑的是，洛阳守备居然发现了他的探视行为（也不知是怎么暴露的？难道当土匪的真长得与众不同？），不光加强了防御力量，而且派人火速向时在江都（扬州）的杨广告急。（乃遣其党裴叔方觇东都虚实，留守官司觉之，始为守御之备，且驰表告江都）

大军未动，消息先走漏了，已不可能达到偷袭目的（跟以前杨玄感的情况很像）。接下来该怎么办？洛阳城中兵力有好几万，而李翟兵团只有一万多人。是霸王硬上弓的强打还是另寻良策？

李密在权衡各种方案利弊后，提出一条一箭四雕之策：主攻离洛阳一百多里的隋军囤粮重地——洛口仓。

按李密分析，如果打下洛口仓，则可以有四个好处（四雕）：

其一、我军可得到大量粮草补给。

其二、可以切断洛阳至洛口仓一线的补给，对于洛阳守军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其三、通过洛口仓粮草赈济灾民，有利于吸引更多人加入队伍。为将来打天下积累资本。

其四、以洛口仓为诱饵，调动洛阳守军出城增援。有利于在运动战中消灭其有生力量。如此明显比在城墙下硬拼好。

对于打洛口仓的可行性及具体操作方案，李密也考虑好了。他认为：目前洛阳虽已得到消息，但其工作还仅限于加固自身城防，暂时没有兼顾到洛口仓。如果部队马上行军，展开偷袭，一方面洛口仓没准备，另一方面洛阳的救兵又不能及时赶到（有一百多里路），可一举而下。

（密谓让曰：“事势如此，不可不发。兵法曰：‘先则制于己，后则制于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馀，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

这个作战方案不光构思精奇卓绝，而且通盘考虑缜密无漏！

高！实在是高！李密之雄才大略不能不让人佩服！

听完李密的一番雄论后，翟让大概眼睛都直了，心想：天哪！太有才了（见过有才的，但没见过这么有才的）！俺跟定你了！

马上表态：“只有真英雄才能图谋如此大略，俺自愧不如。一句话，你当老大，俺听你的。你唱主角，俺跑龙套。”（让曰：“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

于是李翟率精兵七千，火速偷袭目标。结局果如李密所料：一举而下！（庚寅，密、让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浴仓，破之）

之后，李密马上开仓放粮，赈济四方灾民（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

当洛口仓出事的消息传到东都后，洛阳方面的普遍看法是：一、这群土匪真不咋的，本以为他们狗胆包天要来攻洛阳，谁想到却只敢打小小一个洛口仓，太叫人失望。二、想必这群土匪是饿疯了，才去抢粮仓。三、洛口仓乃囤粮重地，必须马上夺回。四、从一群饿鬼手中夺回洛口仓的难度不大。

既然行动很容易，一帮权贵的公子哥儿、亲戚朋友、甚至国子三馆的学士，都唯恐白白浪费一个捡大便宜立大功的好机会。他们拿着精致昂贵的装备，穿着光鲜华丽的时装，带上平整崭新的旗帜，托关系走后门，挤破头的来随军出征。（时东都人皆以密为饥贼盗米，乌合易破，争来应募，国子三馆学士及贵胜亲戚皆来从军，器械修整，衣服鲜华，旌旗钲鼓甚盛）

受大伙儿高度参与的热情刺激，洛阳很快就凑集了一支两万五千人的部队，在虎贲郎将刘长恭（主帅）、光禄少卿房崱（副帅）的率领下，敲着锣，打着鼓，得意洋洋的向洛口仓方向开去。

洛口仓位于今河南巩县东北（洛阳的东面），对于行军路线，主帅刘长恭决定采取东西夹击的方案：一路为主力，由他自己率领，自洛阳出发，从西向东打；一路为偏师，由河南讨捕使裴仁基率领，自虎牢关（在洛口仓东面）出发，自东向西打。并约定，两路人马在某时某地集结后，再统一发起总攻。（长恭等当其前，使河南讨捕使裴仁基等将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后，约十一日会于仓城南）

由于李密已料到隋军迟早会来，所以一直密切关注着洛阳及周围城镇动向。这边刘长恭刚出城门，那边探马就忙不迭的来回跑着通风报信。及时准确的情报，为李密的作战策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己方仅七千人，人家却有数万人（加上裴仁基的虎牢军团），这一仗到底该怎么打？

由于敌众我寡，正常的思路往往是先集中兵力，以机动作战的方式将敌军各个击破。即：趁刘、裴未会师前，先向东打较弱的裴部，然后再回师向西打较强的刘部。

但李密没有采取这一策略。可能他担心：如果集中火力先打东线裴部，一旦不能在短时间内取胜，空虚的洛口仓就容易落入西线刘长恭之手。而万一这刘长恭固守洛口仓防御工事不出，自己一来兵比他少，二来攻坚不易，倘久攻不下，粮草耗尽，将必败无疑。

所以，李密的作战方针是要在确保洛口仓的安全下，再考虑进一步计划。为此，他决定冒点险，分兵拒敌：一路六个纵队，打刘长恭；一路四个纵队，打裴仁基。

通常意义下，弱势兵力一方采取两面出击，与优势敌军正面抗衡的思路为兵家之大忌。不过李密也没什么其他选择，洛口仓他实在丢不起。

虽行动有些冒险，但李密也有可以凭借的优势：一、隋军成分鱼龙混杂，本身战斗力要打折扣。二、隋军骄傲轻敌，对困难料想不足，容易入圈套。三、敌军远来疲惫，我军以逸待劳，战斗力彼消己长。四、我军虽两面出击，但都先敌一步，有选择预定战场的权利（即我方可事先占据有利地形）。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何地作为战场最优？

对于偏师的裴仁基一路，李密选择了在其必经之地的横岭（今河南巩县东）埋伏。依山设伏历来为兵家优选方案，其中好处一看即明，不消赘述。

对于主力的刘长恭一部，则相对麻烦一些。大概其行军路线上没有合适的山脉（最优地点）可供选择，所以李密选了一个次优地点——石子河（今河南巩县东南，在横岭南面）东岸。

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比较考究：其一、石子河东面没有阻拦，西面却是洛水，刘长恭自西而来，必须要先过洛水。其二、刘长恭过洛水后，便夹在两河之间（东有石子河，西有洛水），进退都比较麻烦。其三、我军在石子河东面列阵，诱使刘长恭过河来打。由于石子河阻拦，敌方很难一下子全过来。如此不利于敌方集结兵力。其四、如果我方战胜，则跨石子河追击敌军时，因西有洛水阻拦，敌军很难完全逃掉。其五、万一我方战局不利，则由于石子河东面无阻拦，可迅速实施撤退。

（密、让选骁雄，分为十队，令四队伏横岭下以待仁基，以六队陈于石子河东）

计划完毕后，李密立即调兵遣将，分头行事，静候隋军大驾光临。

因距离较短，洛阳隋军主力很快便赶到了洛水西岸，并住了一晚。次日清晨，刘长恭接探马来报，说发现贼兵在不远的石子河东岸列阵，耀武扬威，十分嚣张。

“贼兵有多少？”

“咳！没多少。”

“靠！没多少还敢在俺面前摆谱。马上出发，灭了他。”

“大帅，这么急？还没开饭呢。”

“开饭？开什么饭。贼兵这么少能消耗多少能量？等收复洛口仓后咱们早饭午饭一块吃。这叫灭此朝食。”

于是，隋军在刘长恭风风火火的率领下，连早饭都没顾得上，饿着肚皮就渡过洛水，在石子河西岸布下阵来（东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长恭等驱之渡洛水，陈于石子河西）。

按《资治通鉴》记载，刘长恭军队的一部分东渡石子河后，与翟让先交火。翟让撑不住时，李密再率生力军上。因为隋军没吃早饭，又一下子连过两条河，又累又饿，所以被一举击溃。（长恭等见密兵少，轻之。让先接战，不利，密帅麾下横冲之。隋兵饥疲，遂大败）

不过，此处描写仍有太简单之嫌。史书只说了李密的六个纵队在石子河西列阵，但没说具体如何部署的：到底是六个纵队一开始都亮给刘长恭看；还是只亮翟让部，李密部先隐藏起来？

笔者个人估计，后一种的可能更大（这一招效果更好。以李密性格，也喜欢使这招）。如果此细节确认后，整个作战过程就完整了：

李密先让翟让以一队人马（兵越少，隋军轻敌心理越重）作为诱饵（翟让好像老干这事儿），站在石子河东岸展览，以吸引刘长恭冒进渡河。自己则率一队人马埋伏起来。

刘长恭渡河时，翟让暂时先招呼着。既不能不让其渡河（太少达不到消灭对手的目的），又不能让其渡过的太多（太多则打不赢）。

待时机成熟后（可能是半渡而击），突然鼓声大作，旌旗乱舞，李密部队仿佛飞将军从天而降，向毫无准备的隋军冲去。隋军既闹不懂此军从何冒出，又搞不清其数目多少，兼之又累又饿，心理防线瞬间坍塌，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

关于此战的具体结果，《资治通鉴》记载是隋军死伤十之五六（士卒死者什五六）。而《隋书*李密传》的记载是“仅以身免”（似乎是被全歼了）。

虽然记载略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李密大获全胜，声威震动天下（原先只是在河南小有名气）。

经过此役（史称石子河之战），李密地位在集团内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群雄正式拥立李密为领袖，称魏公（让于是推密为王，上密号为魏公）。于公元六一七年二月十九日，设祭坛，即位，建元年，大赦天下（当然，隋朝监狱里的囚犯管不到）。

此时的李密，一来军威大盛，二来应了真龙天子之谶言，三来有洛口仓的丰厚粮草。天下英雄自然趋之若鹜。徒众积蓄到后来竟达几十万之多（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

于是，李密让护军田茂广在附近建造了一座方圆四十里的洛口城。并以此为跳板，将东面的大部分河南郡县都握入手中（乃命其护军田茂广筑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彦藻将兵东略地，取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河南郡县多陷于密）。

魏公，这是曹操曾经的尊号。如今，李密也许想要效当年魏武之壮举，依靠滚滚铁蹄，创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吧。

至于翟让，李密当然没有忘记。这位昔日的瓦岗土匪头子如今也鸡犬飞升，不光官拜上柱国、司徒、东郡公，而且拥有一班相对独立的幕僚人马（原瓦岗系）。就好像是在李密这个母公司下面又开了一个全资子公司。

5、收纳英豪

上文提到，洛阳进攻李密的军队分为两路：一路为刘长恭率领的主力，一路为裴仁基率领的偏师。在主力刘长恭被歼灭后，作为偏师的裴仁基命运如何呢？

裴仁基，字德本，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此人为将门之后，少年便骁勇异常，弓马娴熟，曾担任过隋文帝的贴身侍卫，先后参与过平陈之役，土谷浑之战，高丽之征，以军功显赫晋光禄大夫。

在中原乱世时，裴被炀帝任命为河南道讨捕大使，镇守虎牢，与群豪对峙。虽然裴劳苦功高，但却一直生活在炀帝的猜忌之中（不过，连樊子盖、苏威都被猜忌，又何况是他）。其坐镇虎牢时，身边还跟了一个监军御史萧怀静，就是专门监视他的。

萧怀静大概属于那种鼠目寸光又十分阴险之辈（不过，这种人往往会炀帝信任）。他像阴魂一样死死缠住裴，处处干涉其军务：以前，裴仁基见兄弟们实在辛苦，每得到什么财物、战利品都会全部分赏给部下。但萧怀静来了之后，他一方面担心裴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想中饱私囊，所以总是从中作梗，搞得军士们人人愤怒（这里也可看出，受炀帝信任的萧怀静在裴面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裴根本不敢得罪他）。这还不算，萧还是一个心胸狭窄之辈，也不知道裴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此人经常隔三差五的向炀帝打小报告。把裴搞得成天神经兮兮，惶惶不安（裴仁基每破贼，得军资，悉以赏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不许，士卒怨之；怀静又屡求仁基长短，劾奏之）。

石子河之役，裴仁基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战场。当他听到刘长恭已大败的消息后，内心十分恐慌：如果继续前行，可能就是送死；如果退回虎牢，则有可能被萧怀静治延误军机的大罪。可谓进退两难。怎么办？裴无奈之下，就地（百花谷）驻扎部队，坚壁自守起来（仁基失期不至，闻刘长恭等败，惧不敢进，屯百花谷，固垒自守，又巩获罪于朝）。

李密了解到裴的尴尬处境后，立即遣说客到百花谷去做其思想工作：不光陈述利害关系，指出降李才是唯一出路，而且许以高官厚禄（李密知其狼狈，使人说之，啖以厚利。贾务本之子闰甫在军中，劝仁基降密）。

裴仁基本来就处于骑虎难下之势（总不能一辈子都呆在百花谷吧），再加上平时又被萧怀静搞得很郁闷，所以就有了投降之意。但他对萧还心有余悸，对说客说：“萧御史那边怎么办？”

说客道：“此人就是一只鸡。如果他不从，一把刀就能解决问题。”（闰甫曰：“萧君如栖上鸡，若不知机变，在明公一刀耳。”）

裴仁基想通了，也不继续在百花谷空耗，收拾行装回到虎牢，准备起事。

萧怀静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又获悉内情，立即写信向皇上告密。然而，他的信不幸被裴仁基截获了。裴此时已无退路，只得立即将萧灭口，正式率虎牢驻军前去投奔李密，并被封为上柱国，河东公。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可能是《隋唐演义》中小将裴元庆的原型）跟乃父一样骁勇善战，也被李密封为上柱国、绛郡公。父子二人都得到李密重用。

这段时间，李密除收纳裴仁基外，还收纳了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孟让。

孟让，齐郡（今山东济南）人，在大业九年（公元六一三年）时，因山东民不聊生（其中原因，下章会详细讲述），率众起事。先曾与另一首领王薄合兵一处，占据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县南，不是东北那个长白山）。后来山白山军被隋猛将张须驼击败，王薄向北逃窜，孟让则向南另寻出路。

孟南进至都梁宫（江苏盱眙）后，重新设立据点，拥徒众十几万人。隋王朝派时任江都（扬州）郡丞的王世充前去破敌。

孟让依仗自己人多，又看隋军主帅是个郡丞（文官），更是轻敌。（让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将兵！吾今生缚取，鼓行入江都耳！”）

王世充利用了孟让的轻敌心理，故意示弱，以骄其心，待其懈怠时，再出兵击敌，一举获胜。孟让仅带着十几名骑兵逃走。

在李密称魏公后，孟让率手下归附，被李密封为总管，齐郡公。

除了收纳裴仁基、孟让两个大哥级的人物外，李密还得到了数名勇冠三军的猛将：秦琼、程知节、罗士信。

至此，李密集团主要有以下四大势力构成：

一股是由原蒲山公营为基础的嫡系势力，以王伯当为代表。

一股是原瓦岗系势力，以翟让为代表。

一股是投诚过来的隋军势力，以裴仁基为代表。

一股则是后期归附的其他山大王势力，以孟让为代表。

队伍成分确实够复杂。

6、再袭回洛仓

洛口仓是李密起家的资本，此仓有窖三千，每窖容粮八千石，总容量两千四百万石，号称“天下第一粮仓”。得到此仓，一方面，李密可以凭此收纳天下英豪；另一方面，也切断了洛阳最大的一条粮草补给线。

尝到甜头后，李密又将目光盯向了洛阳附近的另一粮仓——回洛仓（洛阳城北七里，有窖三百，容量为洛口仓的十分之一）。

如果再下此仓，则可进一步掐掉洛阳食道，让其守军因粮草问题而无以为继，从而达到不战自胜的目的。

不过，攻打回洛仓的难度要大于洛口仓：洛口仓距洛阳一百多里，洛阳不容易接应。但回洛仓距洛阳仅七里，完全在洛阳控制范围之内。

为实现攻占回洛仓的目的，李密采取了声东击西之策：

第一步：示形于敌

当时，洛阳外城横跨洛水两岸（皇城为内城，在洛水之北），中间有数座桥梁相通（其中一座为天津桥）。在洛水南岸的外城中，有一个大集市叫做丰都市。

公元六一七年四月九日夜，李密遣孟让率步骑兵两千人，进入洛水南岸的东都外城，大肆抢掠，并放火焚烧丰都市（己丑夜，让帅步骑二千入东都外郭，烧掠丰都市，比晓而去）。

此次抢掠并非一般性的砍杀，其主要目的是将隋军注意力吸引到洛水南岸，并增加此处驻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洛水北岸的防御力量。

第二步：声东击西

四月十三日（五天后），李密正式实施回洛仓攻略，他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为主力，约三万人，由自己亲自率领；一路为偏师，两万人，由裴仁基、孟让率领。

行动开始后，裴、孟军团先攻击回洛仓，得手后，再南进烧毁位于洛水上的天津桥，并大肆抢掠。洛阳方面派兵击之，裴仁基等败退。（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让帅二万余人袭回洛东仓，破之；遂烧天津桥，纵兵大掠。东都出兵击之，仁基等败走）

既然李密的目的是拿下回洛仓，裴仁基等为什么在打下回洛仓后不守，却要向南去烧洛水上的天津桥呢？

理由只有一个：吸引隋军注意力。

因为李密军攻打回洛仓的响动必然很大，洛阳方面不可能不知道。为避免其大队人马来援，裴等打下回洛仓后立即南进，并在南边故意搞出很大响动，是想让隋军产生以下错觉：

其一、土匪们在回洛仓只是随便打一打，打完就往南方跑了。所以，回洛仓方面不必派大队人马支援。

其二、这伙土匪上次就是到洛水南岸抢劫，这次行动也符合其习惯。

所以，隋军所谓的对裴、孟的胜利，实际上是在被李密牵着鼻子走。就在裴、孟被隋军“击败”的同时，李密已率领主力占据了回洛仓（密自帅众屯回洛仓）。

不过，虽然李密利用声东击西之计而首战告捷，但其胜利并不巩固：

一、回洛仓距离根据地太远，中间还隔着隋军占据的偃师、金墉两城，相互不太容易接应。

二、隋军早晚会发现上当，而此时的洛阳方面军尚有二十余万（东都兵尚二十馀万人），不容小觑。

四月十五日，在强攻偃师、金墉不下的情况下，李密主动领兵退回根据地——洛口。

此时的洛阳城，粮食已经非常紧缺（东都城内乏粮），李密突袭回洛仓着实让隋军出了一身冷汗。为避免揭不开锅的惨剧发生，洛阳名义上的一把手——越王杨侗派人火速将回洛仓的粮食往城内运（越王侗使人运回洛仓米入城）。

如果等回洛仓的粮食运完了，再取此仓已无任何意义。四月十九日，还没休息两天的李密只得再辛苦一下，领着三万人马，又去攻打回洛仓。得手后，立即大肆修建防御工事，以应付隋军即将来临的进攻（己亥，密帅众三万复据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

洛阳方面派段达领兵七万，与李密在洛口仓北面交火。可能是防御工事起了作用，会战结果以李密大获全胜而告终。

自此之后，在中原大地，李密之声势已全面压过隋王朝。

7、评说

上瓦岗之前，李密四处流浪，饱受冷眼，仿佛丧家之犬。上瓦岗之后，他却突然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成为左右天下大势的英雄。

同一个人，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难道瓦岗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上文，就不难找到答案。

在山下时，李密有一个举动耐人寻味：写诗流泪。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他满腹愁肠、自怨自艾，感叹上天的不公。可惜的是，命运偏偏不相信眼泪，你越抱怨，坏事越找上门。

等到被逼上绝境，无路可退后，李密方才恍然大悟：继续逃避将是死路一条！既然命运不能帮助自己，那就只能自己帮助自己！通过苦难的磨练，李密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心理、侥幸心理、悲观心理，将一切置之度外，实现了伟大的涅磐。

一个能够战胜自我的人不会惧怕任何困难、任何挑战。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能够锲而不舍的游说翟让？为什么能够毫不畏惧的面对张须陁？为什么能够以区区数千人马击溃数万强敌？为什么仅仅率领一帮土匪就能够把二十余万洛阳正规军打的找不着北？

的确，李密之才华千古绝伦。但决定他成功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他有一颗勇敢的心！

第五章 窦建德之兴

1、混世魔王

隋末乱世，群雄并立，李密集团只是其中之一。为扩大视野，下面暂且将春风得意的魏公按下不表，看看其他反政府武装情况如何。

这里先聊聊一个另类的农民暴动代表--张金称。

尽管史书对其描述甚少（似乎不屑为之），但从有限记载看，此人经历有特别之处，作为一类典型，值得花些笔墨。

张金称，清河鄃县（今山东省夏津县）人，于大业七年（公元六一一年）起事。从出道时间看，他甚至比杨玄感还要早两年，是个老江湖。

大业七年，山东发生饥荒，平民没有饭吃，纷纷起来造反。张金称就是于此背景下，在河曲聚众起事的。

就起事动机而言，张大王是为了生存，有值得同情之处。所以有一些现代学者冠之为"义军"，也许出于此角度的考虑。

但就此人后来的所作所为看，实在找不出丝毫"义军"的影子。

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他先后攻克了平恩（今河北省丘县西）、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钜鹿（今河北省钜鹿县）、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等地。胜利后，张金称的兴趣就是杀人。不管男女老少，从来没有活口。在陷平恩时，他只用了短短一个早晨，就屠杀了一万多人（己丑，张金称陷平恩，一朝杀男女万馀口；又陷武安、钜鹿、清河诸县。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孑遗）。

以上是《通鉴》正式的记载。

更离谱的是，甚至有传言说他以吃人为乐：把被杀的人作为食物，不光自己吃的津津有味，还分给手下人当军粮。如果属实，张部恐怕不仅不能算义军，甚至连禽兽都不如（有多少禽兽会食同类之肉？）。

对于以上传言，笔者曾多处翻阅正史，可惜未能找到相关记载，不敢确认。不过仅滥杀无辜一条，他就无法得到原谅。

隋王朝派太仆卿杨义臣去讨伐他。杨义臣逼近张的大本营（平恩东北）后，没有直接进攻，而是在距敌军大营四十里的永济渠东岸临清，依河为营（永济渠相当于半条护城河），修起城堡，坚壁不战（金称营于平恩东北，义臣引兵直进抵临清之西，据永济渠为营，去金称营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战）。

见隋军不出，张金称就主动带手下跑过去骚扰。但任凭他如何挑衅，杨义臣就是不战（金称日引兵至义臣营西，义臣勒兵擐甲，约与之战，既而不出）。

咦？这倒奇了怪了。这隋军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总不会就为了当个缩头乌龟吧？

张金称有些摸不着头脑。

算了，明天再来。

就这样，他来来回回跑了一个多月，杨义臣还是不出战（日暮，金称还营，明旦，复来；如是月馀，义臣竟不出）。

有没搞错？到底打不打了？明白了，这隋军统帅是个胆小鬼，窝囊废，不敢出来。

"小的们，给我骂，狠狠的骂。侮辱侮辱他，看他脸往哪儿搁？"

待张金称愈发轻敌后，杨义臣终于露面："谁说我不敢出来？今天时间太晚了，有种你明天再来。我们战场上分高下。"

张金称信以为真，就带着人马回到驻地，早早休息，准备明日决战。

当晚，杨义臣搞了个小动作：派两千骑兵沿永济渠南下，自馆陶偷偷渡河，在敌营附近埋伏下来。第二天一早，等张金称如约出征后，这队伏兵立即把他的大本营给端了。

张听说本部失守，哪里还顾得上杨义臣？立即引兵回防。而杨义臣则顺势跟在他屁股后面掩杀过去。张又急又慌，无法组织有效抵抗，顿时被杀的大败，只与几个左右随员侥幸脱逃。

然而仅过了一个多月，这条漏网之鱼就被隋军抓获。官府把他摆成一个"大"字，挂在木头上。让那些憎恨他的人，用小刀一刀一刀活割他的肉吃（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

据说这张金称被割肉时，一直在高声唱歌。直到失血过多而死，他的歌声方才断绝（未死间，歌讴不辍）。

有学者说这是英勇牺牲。不知从何谈起？表面上看，此人是不怕死。但就其一贯表现来看，此人根本就是视生命如草芥。不仅对别人，也包括对他自己。

张金称其人，代表着另类的反政府武装。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情况下，像他这样做事不计后果的人，肯定不是个例。所以本节视为一类特殊典型，予以提述。

2、窦建德上山

大业七年的山东大饥荒（范围覆盖今山东、河北一带），使很多平民迫于生计，走上占山为王，四处劫掠的道路。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不光催生了张金称之流的混世魔王，也成就了一位后来叱咤风云、威风八面的英雄——窦建德。

窦建德祖籍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一带），世代为农，自称是西汉窦太后（汉景帝之母）之父安成侯窦充（也有史书记载为窦青）的苗家后裔（自言汉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

这种说法倒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其一、窦建德与窦充同姓。其二、窦充于秦末时，曾在清河观津（今河北衡水东）居住过很长时间，从地理上看，贝州漳南与清河关津靠的非常近。窦建德与窦充有存在亲戚关系的可能。

但由于窦建德未能拿出除此之外的确凿证据（如家谱），笔者也未敢全信。不过，就如同刘备一样，从八辈子祖宗里找个光鲜人物出来，是出于提升个人品牌的需要。

所以，此言是真是假我们也不必深究。还是把关注点投在窦建德的个人素质上。

据史书载，此人身材高大，武力卓绝，胆量过人。

一天晚上，有一伙强盗到他家去抢窃。他察觉到动静，便提着刀，站在自家院内等侯。只要翻墙进来一人，就杀一人。

一连杀了三人后，外面强盗害怕了，喊话道：“英雄，我们有眼不视泰山，不知道这是您老人家的宅第。我们找错人了，我们不对，我们这就走。里面被杀的是我们的兄弟，能不能请英雄把他们的尸体还给我们，也好安葬一下。”

窦建德说：“行啊，你们把绳子从外面扔进来。等我绑好后，再拉出去。”

“好，好，好。多谢英雄。谁有绳子？快拿绳子来，快点。”

没多久，一根麻绳从墙外飞了进来。意想不到的是，窦建德没绑尸体，却将自己绑好，说：“可以了，拉吧。”

等强盗将他拉出后，他提着刀便向强盗扑去，又砍翻几个。其他人则全都吓得抱头鼠窜。窦建德的威名也从此传遍乡里。

这是他“勇”的素质。

难能可贵的是，此人不光有“勇”，还表现出了重义轻利的侠者之气。

乡里有人去世，但其家太过清贫，根本无钱下葬。窦建德正要去田里耕作，听到此消息，叹息数声后，马上把自家耕牛（他自己吃饭用的工具）作为丧葬费送给了那户穷人。

所谓投桃报李，他自己父亲去世时，乡里共有一千多人前来送葬。对于这些人赠送的东西（对窦建德平时照顾的感谢），窦建德全都予以了婉言谢绝。

这是他“义”的素质。

大业七年，杨广为讨伐高丽，在各地郡县选拔骁勇之士，以壮军力。窦建德被选中，补二百人长。正当他收拾好行囊，准备离家入伍时，却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名曰孙安祖，同县（漳南县）人。此次招兵，他也在备选之列。由于他推辞不去，县令要对他用笞刑。结果，孙安祖一怒之下，杀死县令后逃跑，并来投奔窦建德。

孙之所以造访，显然是看重窦的义气。不过他的出现却着实考验了窦建德一下：为今之计，何去何从？

一、 继续从军计划，将孙安祖弃之不管？有悖于一向原则。

二、 收留孙安祖，拒绝从军？官府不答应。

那该怎么办？相信窦建德曾做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在权衡各方面利弊后，他决定铤而走险，与孙安祖共同上山落草。

他是这样分析的：

一、隋文帝杨坚时，天下殷富，四海平安。在当时情况下，发百万雄师，攻打高丽，仍然失败。证明打高丽难度很大。

二、如今，人民饥困，军士疲惫，杨广还要勉强行事，其前途可想而知。从军打高丽很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不能去。

三、如果拒绝从军，必遭官府责问，需要另寻避身之处。而附近的高鸡泊方圆数百里，地形复杂，可以打游击。

四、天下渐乱。如果现在以高鸡泊为根据地，发展壮大武装割据势力，将来可作为逐鹿中原的资本。

（是岁，山东大饥，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

由此看出，窦建德不仅有勇有义，而且有非常长远的眼光和见识。这一系列优秀的素质，为他将来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窦建德后来也为此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于上山落草的提议，孙安祖（通缉重犯，无处容身）当然是一拍即合。但要干大事，只靠两个光杆司令肯定不行。为壮大实力，窦建德立即四处活动。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其实孙安祖能跑来投奔他，就证明此人有让人信赖的魅力），一共拉了几百名逃兵和流浪汉下水。一伙人打点行李，按计划上山落了草。

窦建德与孙安祖的关系比较微妙。按史书的记载，上山之前，是窦建德“令”孙安祖率领人马，好像窦建德是老大。但是上山后，孙安祖自称“将军”，似乎他才是高鸡泊正式的“一哥”。对于中间过程，史书并未明述，有些让人费解。

笔者个人分析是：窦建德当时虽然已上山，但其妻子等一干亲戚还留在乡里，尚不敢名目张胆称老大，以免连累家人。而孙安祖则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让他挑头比较合适。

不论原因如何，对窦建德而言，也许成大事才是最重要的，暂时的地位问题实在没必要过多计较。尽管直接手下只有区区一、两百人，但也比当初单枪匹马杀强盗时强出不少了。

就这样，两个山大王以高鸡泊为据点，干起了四处打家劫舍的生意。不曾料到的是，生意没做多久，一场惨祸就扑面袭来。

那时候，在清河一带共有三股土匪势力：一股是高鸡泊的孙、窦势力，一股是前面提到过的平恩张金称势力，一股是平原郡的高士达势力。

据史书记载：这些土匪光顾漳南时基本上是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奇怪的是唯独不入窦建德家门（时诸盗往来漳南者，所过皆杀掠居人，焚烧舍宅，独不入建德之闾）。

官府一看，觉得纳闷：到处哀声一片，此户世外桃源？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对劲！肯定不对劲！太反常了！窦建德这家人一定有问题！对了，这小子逃避兵役后就不见了踪影。去哪儿了？这“世外桃源”就是答案：去当土匪了！这还了得！来人，将这家人统统抓起来，不管男女老少，杀！（由是郡县意建德与贼徒交结，收系家属，无少长皆杀之）

窦建德其时正在河间打秋风，闻听此讯后，犹如晴空霹雳。更出人意料的是，他马上领着手下的二百人投靠了清河的另一股土匪势力：高士达。

为什么不回高鸡泊却去投奔高士达？（孙安祖势力当时还在，如此等于与孙分道扬镳）

两唐书的解释都只有两个字：“亡归”。（建德至河间，闻家屠灭，即率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

由于此决定实在过于奇怪和重大，单单“亡归”二字显然不能解释清楚。下面深入分析一下其中动机。

第一种可能：因高鸡泊势力弱小，投奔高士达是为了寻求庇护（即所谓亡归），免遭官府捉拿？

这个理由根本讲不通。

其一、窦建德是重义之人，轻易不会背叛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孙安祖）。

其二、窦建德当初选定高鸡泊，就是因为其地形复杂，便于与官府周旋。没必要易地再战。

其三、高鸡泊势力并不比高士达弱。

第二种可能：跟高士达比在高鸡泊更有发展潜力？

也讲不通。

其一、窦建德重义的性格决定他不会这么做。

其二、高鸡泊由窦建德选定，而且从其前面话语中也可看出，他对此地很有信心。

第三种可能：认为当初跟孙安祖上山是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没有孙安祖，灭门惨祸也不会发生。此时迁怒孙安祖，再不想去见他。

还是讲不通。

其一、上山是窦建德提出的，孙安祖是附和者。要说责任，他自己应付首要责任。

其二、以窦建德的见识，不致如此气量狭小。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孙安祖是窦建德灭门惨案的准直接制造者（去窦建德村烧杀抢掠的正是孙安祖）。

笔者分析，这种可能的概率最大，理由如下：

其一、窦建德的决定是在灭门后立即做出的，证明灭门跟此决定有直接关系。

其二、事发时，窦建德在河间（没和孙安祖在一起），孙安祖有可能背着窦建德干此事。

其三、其他二大王（张金称、高士达）不一定认识窦建德家门，而孙安祖却是去过的。

其四、以窦建德的性格，只有极度的愤怒（而不是恐惧或贪小利）才可能促使他与孙断绝关系。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事件的前因后果：

窦建德上山后，肯定告诫过孙安祖不要去骚扰自己的乡里人（从前文可以看出，窦建德与乡人的关系非常好）。但窦建德外出期间，孙安祖却因为贪婪，背着他干了此事（当然，顾及窦老兄面子，没敢进窦家的门）。也正因为此人的见利忘义之举，导致了窦家灭门惨祸。

如果真是这样，孙安祖手下很多人是窦建德招来的，一定有人跑到河间告诉窦实际情况。

窦建德与孙安祖的决裂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 灭门惨祸由孙一手导致。

二、 乡里人多是窦平时好友，恐怕死在孙之手的不在少数。即便从这个角度讲，窦也无法原谅孙。

三、 窦建德的直系手下难保有同乡人，这些人也无法原谅孙。

四、 孙安祖违背承诺，见利忘义，不可与图大事。

窦建德投奔高士达后，被任命为司兵，参与军队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孙安祖在与张金称的火并中被杀，留下的数千人马全部来投奔窦建德。这部分兵力和高士达原有力量合在一起，超过了万人。高、窦集团也由此变得强盛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窦建德带兵时，从来都是与士卒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待遇。由于他的赤诚待人，手下人都愿意为之效死力（每倾身接物，与士卒均执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

此人确实很有人格魅力！

3、诈降计

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涿郡（今河北涿县一带）通守郭绚领兵万余，攻打高士达。紧迫关头，高士达立即晋升窦建德为军司马，让他掌管三军军权，统一指挥御敌事务。

高士达之所以做出此决定的原因有三：

一、高自认才能谋略不及窦，让窦统一指挥是为了资源优化，此为主观原因；

二、窦系高鸡泊势力在高、窦集团中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本身权力不小，此为客观原因；

三、窦在整个集团中的威望很高，高系军团也对其敬仰有加，让他统一指挥有利于两系军力的协调调度，此为提高执行力的需要。

虽喜获晋升，但窦所临考验也为空前。从史书记载看，他之前还从未打过如此大规模战役，生死存亡关头，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窦建德心里也清楚，要成大事，岂有畏难之理，这道坎无论如何要迈过。如果此仗告胜，一来可以提高三军士卒对打大战的信心，二来可以提高集团内部对自己的信心，增强团队凝聚力。

临危受命之后，他请高士达在家把守粮草辎重，自己则挑选七千精兵，下山去款待郭绚。

考虑到敌强我弱，窦建德使出诈降之计。他向郭绚修书一封，说因为山寨两派人员合不拢，自己跟高士达闹崩了，希望能投降官府，并约了一个地方与郭绚汇合。郭绚将信将疑，派了几个探子混入山寨，得到的消息是：高、窦果然已翻脸，窦建德之妻被杀（实际上是一个女俘虏），窦已出走。

郭绚这才对窦建德之言信以为真，并兴冲冲跑去与窦汇师。却不防伏兵四起，遭到窦军全歼。

山寨军之所以取胜，很大程度在于对手的轻信诈降。那么，如果当时我们处在郭绚的角度，又该怎么办？

如果不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恐怕处理起来还是很棘手：拒绝，恐错怪好人；纳降，恐落入圈套。如之奈何？

在分析此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案例。

曹操一生东征西战，纳降无数，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五个：一为起家时，受降黄巾军；二为官渡之战前夕，受降张绣；三为官渡之战时，受降许攸；四为官渡之战时，受降张郃、高览；五为赤壁之战时，受降黄盖。

历史证明，上面五次投降，除黄盖一次外，其余四次均为真降。曹操为何前四次判断正确，后一次却判断失误了呢？我们一一来看看。

一、黄巾军投降

分析：一、黄巾军被曹操逼上绝路，投降是为了活命，不得已。二、黄巾军以士卒或低级将领的身份被打乱改编，被曹操控制的很牢，不易反复。

判断：黄巾军一来没有其他选择，二来投降后没有捣乱的可能。

二、张绣投降（指张绣的第二次投降）

分析：一、曹操暂时没有攻打张绣，张绣不需要靠诈降来攻击曹操。二、张绣不属于袁绍军团，似乎缺乏靠诈降来帮袁绍的动机。三、张绣上次投降时，因曹操侮辱他婶婶，杀了曹操长子和爱将典韦，与曹操有很大仇怨。按常理讲，如果袁绍真要派人去诈降，也不会选中他（似乎很难被信任）。四、如果不是因为曹操乱来，张绣上次是真投降。从此点讲，曹操恐怕也心中有愧。五、张绣是处在曹操、袁绍中间的弱小势力，必须要倒向一边以自保。

判断：张绣投降曹操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必须在曹操、袁绍之间做出选择）。而他的此时投靠，一方面是看准曹操能成事，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曹操力量薄弱时帮他一把，以消除双方之间的仇怨。

三、许攸投降

单纯就当时背景而言（袁绍元气未伤），许攸的突然投降的确有让人怀疑的地方。但仔细推敲，其实不然。

分析：一、许攸单枪匹马而来，如果是诈降，其目的无法要将魏军骗入伏击圈，予以歼灭。二、许攸曾向袁绍建议：一手与曹操抗衡，一手派人迎天子（许攸肯定当面向曹操透露过这条计策）。此计如果实施，恐怕比他自己来诈降好。三、许攸知曹操粮尽，这种时候，袁军只消坚壁自守，曹操不久自溃，没必要诈降跑来告诉曹操，袁绍的粮仓在乌巢。四、许攸留在曹营中，如果乌巢真有伏兵，许攸难免要被杀。这种死间，非舍身成仁者不能为之。而恰好曹操对他很了解：此人为贪利忘义之辈，不会干此“傻事”。

判断：以许攸性格，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靠舍身诈降来帮助袁绍。

四、张郃、高览投降

分析：一、此时曹操已完成对乌巢的袭击，袁绍军心浮动，即将崩溃，这是大环境。二、张郃、高览是在攻打曹营失败后投降的，本身有一定被迫性。

判断：张郃、高览带兵而来，因形势所迫而真投降的可能性极大。就算二人有异心，曹操也希望通过厚待等手段将其留下，借以分化瓦解袁军。

五、黄盖投降

曹操接受黄盖投降，还是有原因的：一、曹操新破刘琮，大兵压境，孙权集团确有不少人主张投降，如张昭等。二、按黄盖所述，黄与周瑜的矛盾是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理解。三、收降黄盖，有利于为东吴其他投降派指明一条道路。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不能以简单断言曹操的决定为愚蠢。

但也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东吴的最高领导要打，主战派占据江东集团主流；二、双方尚未开打，江东集团元气未伤。黄盖作为跟随孙氏多年的元老，身经百战从未言弃，似乎此时投降的理由不充分。

所以，黄盖的投降可能是真降，也可能是诈降，无法判定。曹操的做法应是：指定其到一个地方投诚，不能任由其选择，以防有诈。倘黄盖违反规定，如后来将硫磺船靠近曹操战舰群，则视为违约予以攻击。

经以上五个案例，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

一、投降为不得已之计。受降方需仔细推断，投降一方所处的局面是否足以逼迫他做出此决定。如黄巾军之降，张郃、高览之降。

二、如投降一方没有以诈降谋利的可能，则真投降的概率极大。比如张绣，他没有必要为袁绍诈降。

三、如果对方有比诈降更好的计策不用，却来投降（诈降有风险），则真投降的可能性极大。如许攸。

四、如果对方来投降的人不是舍生取义之人（此点建立在受降方了解此人的基础上），则其行死间的可能性很小，是真投降。如许攸。

五、如果对方主流为主战派，且元气未伤，则对其投降之人需要防备，谨防诈降。

我们再来看郭绚一例，虽然他接受窦建德投降的态度本身没问题，但一来高、窦元气未伤；二来不管高、窦矛盾的理由如何充分，表象如何真实，但其发生时间太巧；三来以郭绚的兵力还不致于让窦拱手就擒（就算高、窦闹崩，窦建德也不见得就要投降官府）。

所以，无论如何要防诈降。最妥当的办法是：指定一个地点（预设兵力，以防可能反抗），让窦建德放下武器，去接受改编。如窦建德抗拒不去，必为诈降无疑。

4、善败不乱

高、窦大败郭绚之日，正是杨义臣痛扁张金称之时。一边山贼得胜，一侧王师逞威。由于两个阵营的胜利者地理上时间上都靠的太近，这就注定了其中一个不可能开心的太久。

朝廷得知郭绚失利后，立即令刚立大功的杨义臣火速开赴平原郡，再战高、窦联军。

然而在此时，身为土匪集团最高领导的高士达，却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收回了窦建德的军权，要亲自下山与杨义臣唱对台戏。

之所以说奇怪，是对比郭绚初到时高的心态：当时高自认才能不及窦，才把军权交给后者。而此时更强的杨（杨的战绩几乎是百战百胜）来了，自己反要迎难而上。

为什么？虽史书未明确交待，但我们也可很容易猜出，高实有难言之隐：窦建德本身实力不弱，又大胜强敌，已有功高震主之嫌。这次再让他打，如果他又胜了，我高士达这个一把手该往哪儿摆？再说，郭绚那么强，不是很轻松就干掉了吗？证明隋军也不咋的。我为什么不能试试？

基于立功自固的心理，高士达披挂整齐，准备亲征。

窦建德当然知道高的目的所在，也清楚这位仁兄几斤几两。所以，窦也不好再坚持自己去，只得好言劝道：“隋将中，杨义臣最会用兵。如今他新破张金称，其锋不可挡。应该坚壁不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方为稳妥之计，”顿了顿，终于说出了实话，“如果现在去打……嗯……恐怕高大哥……打不赢。”（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

可惜史书没有文字描绘高士达的表情，不过笔者估计，闻听此话后，心中打小算盘的高大王也许脸都红到了脖子：“有这么厉害吗？我不信！我偏要去！”

话说到这份儿上，也不好再深入了。窦建德只得留下把守本部，目送着高与一帮兄弟浩浩荡荡的挥师下山。

史书虽对于高与杨的初战交待只有三字：“战小胜”（高获胜），但恐怕这“战小胜”之中大有文章。

如果大家有印象，应该还能记得当初杨义臣是如何收拾张金称的：先缩起来一个多月，让张以为他胆小（骄兵之计），然后在张轻敌不设备时，予以偷袭，一举定乾坤。

所以，就杨的惯用套路看，为引高入圈套，先故意输点小钱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高士达果然很开心：咦？没想到还真赚了！谁说我赢不了杨义臣？放屁！窦建德是因为丢了兵权在吃醋。来人，多搞点酒，高大王要和众位兄弟庆祝庆祝（战小胜，而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

高士达把酒问青天的消息传到山寨后，窦建德顿生不祥之感：高刚取得点小成绩就骄傲自满，只怕早晚要落入杨义臣圈套。如隋军获胜，必长驱直入，恐山寨不保。（建德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隋兵乘胜，必长驱至此，人心惊骇，吾恐不全。”）

为此，他留下一部分人把守大本营，自己则调遣百余名精锐把守险要之处，以防不测。

短短五天后，噩耗便传来了：杨义臣果然大破“匪军”，斩高士达之首（后五日，义臣果大破士达，于阵斩之），并乘胜追击，直捣山寨而来。所谓兵败如山倒，听说高大王战死，山寨一帮喽啰大多吓的失魂落魄，纷纷从工作岗位逃离。窦建德见强守已不可能，只得领身边一百多骑兵暂且退去。

杨义臣既斩高士达，又大破“匪军”，认为已大功告成，便没再关心窦建德下落（认为是枝节问题），就放把火将寨子烧了，再押着一干俘虏，喜气洋洋的班师回营。

窦建德撤离后，一路向北，直道攻下守备空虚的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后才暂歇下来。并四处收纳残兵败将，渐渐聚集了三千多人。等风声过去后，他又领着人马回到已成废墟的山寨，埋葬故友，再兴土木，重振旗鼓。

经一段时间养精蓄锐，山寨终于恢复了元气。时机成熟后，窦建德便带着这支队伍四面出击，以扩大根据地范围。对于抓获的隋军官僚，他一律奉为上宾，给以优待（其它土匪都是见官就杀），所以也吸引了一些城池主动归降。土匪们在他的领导下，地盘越搞越大，人员越滚越多，军力渐渐达到了十几万之盛（军容益盛，胜兵十余万人）。此时的窦建德，也由昔日的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叱咤风云的将军，真正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回头再看，史书的这段记载充分体现了窦建德性格中其它优秀之处：

一、对杨义臣能力估计的非常充分，并提出了避敌锋芒、击其惰归之策。这是其明于料敌，善于应变的一面。

二、在高士达表现出轻敌情绪后，他马上便知大事不好。这是其冷静的一面。

三、窦先是防守关卡，以备不测。在关卡不可守后，又有序撤离，并以饶阳作为立足点，收纳败兵，图谋东山再起。这是其处变不惊、善败不乱的一面。

四、优待隋军官吏。这是其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一面。

好一个窦建德！笔者倒愿意拿他跟另一个好汉——李密比一比：

历史上，李密的声名要压过窦建德。究其原因，除了全盛时的李势力要大过窦外，更重要的是：李密成功的手段有些讨巧（拉广告、施纵横、行谋略），而窦建德却几乎是一步步硬打（如果不算郭绚一役）过来的。

用现代眼光看：李密是空手套白狼，玩的是资本运作；窦建德是稳健发展型，靠的是省吃俭用。所以，大概李密走捷径的发展思路更对一些懒人（懒惰为人之本性）口胃。

但事物总有其两面性：李密的发展速度虽快，但公司扩张过速后难免不消化，容易在内部出问题。而窦建德的发展速度虽慢，内部却相对比较稳固。其中利弊，自由诸君评述。

就个人而言：李密高干子弟，学识渊博，容易被文化人推崇。窦建德世代农耕，草莽英雄，比较受老百姓喜爱。李密翩翩公子，窦建德虬髯大汉。李密吟诗作赋，窦建德行侠仗义。李密性格偏柔，窦建德性格偏刚。李密才干绝伦，令人敬畏；窦建德有情有义兼有智，令人喜爱。

就能力而言，李密稍强。就性格而言，笔者更欣赏窦建德：有血性，是个爷们儿！

第六章 群雄并起

1、引言

隋末乱世，群雄并起，本章就来逐一讲讲除李密、窦建德外的其他三位大枭雄：薛举、李轨、刘武周。

2、西秦霸王

薛举，祖籍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据称，薛爸爸在薛举年幼之时，即举家自山西迁往兰州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定居。

为什么迁过去？史书没有明述。但从薛家迅速致富，家产累积“巨万”来看（殖产巨万），薛爸爸十有八九是去经商。又联系到兰州素为丝绸之路重镇，估计他搞丝绸贸易的可能性最大。

作为富甲一方的丝绸巨亨，薛爸爸既需要勾兑白道上的各级官员，又需要摆平黑道上的各路大王。否则，人家一见你有钱，什么关税啊，竹杠啊，打劫啊统统都来了，生意就没法做了。反正薛爸爸有的是钱，也不介意分一部分去搞人情投资。

经长期经营，薛爸爸不光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也建立了一个极为广泛的关系网，成为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豪族。

薛举长大后，薛爸爸并没有让他经商，而是通过个人关系把他送到官府，捞了一个校尉（武官）之职。理由非常简单：如果官府中有自己人，生意就更好做了。

据史书载，薛举身材伟岸，能骑善射，武艺绝伦，有万夫不挡之勇，所以颇得领导赏识。不过，这个家庭条件极其优越的富商子弟并没全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他喜欢四处交际，跟父亲一样，黑白两道通吃。再加上他性格强悍、为人豪爽、讲究义气、出手大方，久而久之，在当地的影响力竟比父亲还大（举容貌瑰伟，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

大业末年，甘肃一带造反的人很多。金城地方长官郝瑗为维持辖区治安，募集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准备去附近讨平叛乱。部队的实际执行长官，就选定为薛举（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馁，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

按道理，薛举的校尉官衔仅为正六品，相当于今天的上尉连长，不应该带这么多兵。但郝瑗之所以选中他，也有自己的道理：

其一、薛举能力出众，有万夫不挡之勇。

其二、薛举关系网很野，让他带兵，说不定不用打仗就能将事情摆平。

其三、薛举有钱。如果部队缺饷，可以顺便让他家捐点。

从郝瑗的角度讲，他大概还认为如此选择非常明智。但令其没料到的是，薛举对于形势却另有一番看法：

第一、隋王朝民心尽失，“盗贼”蜂起，仅仅几千军队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由于社会秩序极其混乱，当地豪族迫切需要一个比金城当局更强有力的政府来维持稳定。说的更透彻点，就是希望成立一个能够代表当地豪强势力利益的统治集团。

第三、薛举自己在个人能力，人脉基础，财力物力等各方面都足以成就一番事业。

第四、这次带兵，乃是上天赐予他的最好机会。薛举正好利用这些兵马发动政变。

第五、郝瑗虽是金城最高长官，但在当地豪强势力中间却不及薛举有影响力。一旦政变发动，不愁下面不支持。

第六、天下大乱，隋王朝自顾不暇。割据政权生存的几率很大。

决心一下后，薛举立即召集一帮心腹进行密谋，制定出一份极为详细的行动计划。

发兵前夕，豪不知情的郝瑗召集全郡官吏，搞了一个盛大宴会，为出征将士饯行，意思意思。就在此时，政变发生了：薛举及其儿子薛仁杲等十三名军方人士突然出手将郝瑗等一干官吏悉数放倒（诈称收捕反贼），一举获得了金城统治权（授甲于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飨士。举与其子仁杲及同谋者十三人，于座中劫瑗，矫称收捕反者，因发兵囚郡县官）。

之后，薛举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以稳定政局：

第一、开仓放粮，以求得平民支持（开仓以赈贫乏）。

第二、吸纳豪强，以壮大军力。割据政权成立后，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由于他的财力和影响力巨大，很快就有一个叫宗罗睺（估计是薛的老朋友）的土匪头子领一帮喽罗来入伙。薛举立即赐予此人公爵头衔（义兴公），算是为其他尚处观望的土匪兄弟树了个样板。

第三、宽待郝瑗等隋朝旧官，以笼络士人。

搞定金城后，为进一步扩张地盘，薛举在实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仅带两千人马，就去攻打金城西南的枹罕郡（今甘肃临夏县）。

枹罕由将军皇甫绾驻守，拥一万雄兵。有意思的是：大概皇甫绾看薛举兵少，没搞什么坚壁不战，高高兴兴就来赴约。而薛举人数虽处绝对劣势，也不使什么“阴谋诡计”，一大一小两队人马就这样硬碰硬的在黄河岸边（赤岸）对上了。

据史书记载，两军在赤岸对垒时，突然风雨倾盆。最开始，风往薛举一边吹，皇甫绾没有进攻。等一会，风又倒过来往皇甫绾一边吹，隋军扰乱，薛举立即抓住机会向敌军突击，一举将皇甫绾击溃。

分析此案例，粗看起来，薛举之获胜在于运气，但仔细推敲，其实不然：

第一、为什么隋军在顺风时没有进攻？这说明皇甫绾行事优柔寡断。

第二、为什么秦军在以一敌五且被风逆吹时没有乱？这说明薛举治军有方。

第三、为什么隋军一逆风就乱？这说明他们军心不稳。

第四、为什么薛举敢于果断压上？这说明他善于捕捉战机。

所以，在一场看似偶然（暴风雨）的胜仗背后，包含着很多必然因素。

攻陷枹罕后，薛举兵威大振。连岷山羌族首领钟利俗都率着二万兵马前来归顺。没多久，其人马便达到了十三万之多，陇西（指今甘肃省东部）全部地区也尽陷其手。

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薛于兰州正式称帝，以其妻鞠氏为皇后，其子薛仁杲为太子。

称帝后的薛举同时派出三路大军，全面进行扩张：

一路由太子薛仁杲率领，往西南略秦州（天水）。

一路由晋王薛仁越（仁杲之弟）率领，往南攻剑口（今四川剑阁）。

一路由大将常仲兴率领，西渡黄河，去打武威郡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

然而，令常仲兴没想到的是，他的秦军刚过黄河不久，便遭遇到武威郡李轨兵团的凶猛阻击。

李轨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对秦军的进攻早有准备？

3、河西大凉王

李轨，字处则，武威郡姑臧县人（世代居住于此）。据称，此人学识渊博，口才出众，又兼家庭殷富，经常仗义疏财，所以在姑臧享有极高的威望（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大业末年，作为当地汉族豪强的代表人物，李轨在鹰扬府谋了个司马之职，共同参与武威的管理。

武威就是以前的凉州（又称西凉），这个地方的管理有何特点呢？

根据《三国志》中记载的两件事情，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一是董卓依靠西凉兵马，进京发动政变；二是马超率领着以羌族为主体的凉州军团（马超本人也为羌族），与曹操对抗。

以上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凉州很早就由中央政府管辖，二是凉州的少数民族人口非常可观。

实际上，这就是武威郡的现状：汉族、少数民族杂居，政权由朝廷任命的官员与当地各民族代表共同把持。

比如，当时武威的两个最高长官为虎贲郎将（武官官衔）谢统师和郡丞（郡的副官）韦士政。二人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利益。李轨作为地方豪强参政，代表着当地豪族的利益。

当薛举在金城发动政变并迅速攻下枹罕的消息传到武威后，立即引起了李轨的极度不安。他认为：武威与金城距离很近，一旦勇猛善战的秦军大举压来，靠懦弱的谢统师与韦士政这两个“外人”根本不能抵挡。到那时，他二人说不定就脚底抹油溜回中央了，倒霉的永远都是跑不掉的当地人。

怎么办？李轨召集了一帮朋友（同郡的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商量对策。考虑到武威居民的特性，李轨不光叫来了汉族朋友，也叫来了少数民族兄弟。如与会的安修仁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势力的少数民族首脑。

在向大家讲明危机之后，李轨认为：为今之计，只有实行紧急政变，夺取武威的控制权，建立一个由当地人主持的政府，先万众一心，保住河右（即今甘肃省黄河西岸大片土地），然后再图谋大计。

就李轨的建议看，此人还是表现出了深谋远虑的一面：

一、 事先预见到危机即将来临，而且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二、趁薛举势力尚在黄河东岸徘徊时，先行出兵抢占黄河西岸空虚的大片土地，并以此为根基实现自保。

三、下一步再考虑逐鹿中原。需要注意的是，薛举的陇西势力（甘肃省黄河东岸大片土地）是挡在河右与关中之间的拦路虎，李轨若要进一步向中原发展，不消灭薛举是不行的。

与会众人非常赞同李轨意见，但要干如此大事，必须要有一个带头大哥。谁呢？

你来？不行，我不行。还是你来？不行，我也不行。众人皆尽推辞（包括李轨），那谁来？（乃谋共举兵，皆相让，莫肯为主）

曹珍是李轨的好朋友，他深知李轨有以下优势：一、为人深谋远虑；二、有仁义之名（经常周济穷困）；三、家财万贯；四、地位不低（兵府副官），五、起事的倡议者、谋划者。

似乎除李轨之外，也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曹珍心里嘀咕：其他人推辞是因为有自知之明，而李轨推辞，可能客气的成分更多一些。就帮他说：“现在有图谶说‘李氏当王’。而轨兄姓李，莫非是天意？”（曹珍曰：“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

其实这条理由有点漏洞，因为在场的李赟也姓李。但大家都清楚怎么会事，也没再深究，就一起将李轨推到上座，拥他为主。

领头羊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动手了。

客观的讲，李轨起事条件不如薛举好：手里既没有几千军队，也没有借长官饯行时动手的良机。

不论难度如何，李轨都认为此事不宜久拖，否则下一步行动（抢在薛举之前攻占河右）的时间就不够。一番计议之后，他选择了趁夜武力突袭武威指挥中枢的方案。

落实此方案最关键的环节是要有足够的人力作保障。人从哪里来呢？既然官府没给兵权，李轨只能自力更生：他一方面拉了一帮地方上的豪杰，一方面则联络了一些少数民族势力（以安修仁为代表）。

起事当夜，李轨将人马分为两队：一队为少数民族兵组成，由安修仁率领，突袭武威内苑城（内城），得手后立即四面树旗大声喊叫，以动摇守军军心。另一队为地方豪杰组成，由李轨率领，等待安修仁成事后，他们立即趁混乱攻击武威主要指挥人员官邸，生擒尚一头雾水的谢统师和韦士政。由于李轨本身就是地方军队高管（兵府副官），再加上声势造得很大，被搞得晕头转向的城防军也没怎么抵抗，就乖乖的听命于他。（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

首战告捷后，李轨在武威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并仿照隋文帝时的组织架构，设置文武百官。

对于被俘隋臣的处置问题，众说不一。有人认为，应该先把他们杀了，再分他们的钱财（关谨等欲尽杀隋官，分其家赀）。李轨认为：如此杀人越货的行为跟强盗无异，要成大事，不取得士人集团的支持是不行的。（轨曰：“诸人既逼以为主，当禀其号令。今兴义兵以救生民，乃杀人取货，此群盗耳，将何以济！”）

李轨毕竟还是博览群书之人，此问题的处理表现了很强的大局观。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两个原武威主要领导人的位置安排得比较有意思：

一、谢统师被封为太仆卿，掌管御用交通工具，韦士政被封为太府卿，掌管宫廷内府收支。两个官职都是九卿之一，地位尊崇。

二、两个官职都跟李轨关系很近，这也是李轨表达信任的一种方式。

三、两个官职都是肥缺，油水不少。

四、两个官职都是文官，没有兵权，他们想闹也闹不出什么事。

这次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李轨对于原隋官员既拉拢又防范的态度。

4、双雄对峙

仔细分析薛举、李轨二人，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

其一、都居住在甘肃。

其二、都为地方豪强，家庭都非常富有。

其三、都当了个不大不小的武官：薛举是金城府校尉，李轨是武威地方兵府的司马。都有点小权力，但又都受制于地方官。

其四、二人政变的实质，都是地方豪强势力对于中央政权的取代。

当然，二人还是有一些个性上的差异：薛举性格强悍，武力卓绝，崇尚霸道。李轨性格宽和，知书达理，崇尚王道。

不知这两个人打起来，会有什么结果？

当常仲兴部西渡黄河后，李轨与大将李赟共同领兵出征，与秦军会于昌松（今甘肃古浪西）。此役结果，凉军大破秦军，俘虏不少士卒。

出人意料的是，李轨却要将这些俘虏全放了。

李赟很不理解：“好不容易才抓来的战俘，这么轻松就放了，岂不是回头又来打我们？还不如活埋！”（轨欲纵遣之，赟曰：“力战获俘，复纵以资敌，将焉用之！不如尽坑之。”）

李轨道：“如果上天保佑我，让我擒获薛举，这些人放回去将来也是我的。如果我没成功，这些人留下也没用。”（轨曰：“天若祚我，当擒其主，此属终为我有；若其无成，留此何益！”）

李轨的话听上去很漂亮，但恐怕内心深处另有一番考虑。薛举的战略是同时向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发展。其中，东南有薛仁杲、薛仁越两路大军展开攻略，西路军则仅有常仲兴一部。

李轨估计：一方面，薛举如想四面开花，其兵力难免不足；另一方面，薛在两线发展上，不可能没有一个重点，从其兵力配置看，东线似乎要重于西线。

所以李轨的策略是，通过战争，让薛举明白攻略西线的难度，使其知难而退。然后，再通过释放俘虏示好，让其不要关注和担忧西线（李不会主动打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到东线去。

总结而言，李轨对于东面强邻采取的是既打又拉，以战谋和的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此后史书中再未见到凉秦交战的记载，李轨的策略似乎达到了目的。

在击退秦军后，李轨抓紧时间发展自身实力，很快就悉数拥有了河西五郡（未几，攻陷张掖、燉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以战谋和之策常见于处守势处劣势一方。“战”是手段，“和”是目的。“战”在于告诉处攻势处优势一方进攻的难度性，但能否达成“和”，还要看攻方是否有其他考虑。本案例中，薛举的主攻方向在东面，似乎也不想在西线陷得太深，所以李轨“和”的目的能够达到。

另有一个著名案例载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在应付张学良进攻时，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这六个字充分说明了战只是手段）的原则，既打又拉，希望以战谋和。而张学良这边，他的心思也在东北，跑到西北来打仗完全不是自己初衷。所以，双方最终能达到“和”的目的。

但是，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以战谋和之策就容易失败：一、守方力量太弱，小战都不胜；二、攻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守方，困难再大也要打。

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老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延安势力，所以双方和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是重庆谈判，也最多只是将战争推迟，而不可能最终避免。

再来看薛举在东线两路大军的发展情况：

晋王薛仁越在南进至河池（陕西省凤县）时，遭遇太守萧瑀（萧皇后的弟弟，炀帝的小舅子。他因反对征高丽，被炀帝一直晾在河池晒太阳）抵抗，无功而返。

太子薛仁杲却一路高奏凯歌，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秦州（天水）。

薛仁杲其人力量巨大，射术高超，有万夫不挡之勇（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不过为人残暴，凶狠嗜杀（然所至多杀人）：攻陷秦州后，他为了勒索钱财，居然将城中所有富人倒挂起来，一会用醋灌他们的鼻子，一会用木桩戳他们的“下窍”（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又有一次，他俘获一人，因此人不肯投降，他便将其肢解后放于火上烧烤，烤熟后再分与部下食用（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此人可谓又一代混世魔王。

面对东西两线战局态势，薛举决定迁都秦州（仁杲克秦州，举往都之）。此举有三个原因：

其一、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可能事先就已将秦州规划为首都。

其二、秦州比兰州更靠东，更有利于实施今后的东进战略。

其三、兰州离李轨势力太近，虽然李已经主动示和，但薛举到底有些不放心。秦州则相对安全一些。

至此，双雄于西北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5、刘武周起兵

讲完西北局势之后，我们再将目光东移，去看一个山西的枭雄——刘武周。

刘武周，祖籍河间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后来随其父刘匡，迁居马邑（山西朔县）。（史书并未明确说明：刘匡是先有儿子，再搬到马邑；还是先搬到马邑，再有儿子。本文取前一种情况）

据说在刘武周出生前，有一天晚上，刘匡和妻子赵氏正坐在院内闲聊，忽然夜空中冒出一个外形酷似雄鸡的不明飞行物，发着眩目的光芒，“嗖”的一下飞进赵氏怀里。赵氏吓的跳了起来，却又发现身上什么都没有。之后她就怀了孕，生了刘武周。（匡尝与妻赵氏夜坐庭中，忽见一物，状如雄鸡，流光烛地，飞入赵氏怀，振衣无所见，因而有娠，遂生武周）

对于这种怪异的自然现象（如果不是刘武周或史官虚构），笔者估计，有以下两种可能：

一、 如果只是赵氏有反应，而刘匡什么都没看见，则很可能是赵氏的幻觉（看花眼了）。

二、如果赵氏、刘匡都看见了，则不明飞行物为球形闪电的可能性极大。据现代理论：如果土壤被雷电击中，可能会向大气中释放含硅的纳米微粒。这些纳米微粒中可以储存一定能量，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纳米微粒会氧化并将能量释放出来，形成球形闪电。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球形闪电能量太大，赵氏顷刻间就会被烧为灰烬。所以，雄鸡闪电的能量应该比较微小。如果笔者猜测成立，这很可能是发生在隋代的，有文字记载的，一次球形闪电劈人事件（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尽管上述分析有不解风情之嫌，但作为一个唯物论者，也大概只能如此。

不知是不是怪异现象的原因，刘武周后来长得身高体壮，骁勇善射，性格也粗犷，喜欢结交四方豪杰（估计有很多人是道上混的）。

他哥哥认为他关系网过于复杂，经常训斥他：“你尽结交些不误正业的狐朋狗友，将来出了事，会连累到家人。”刘武周被他哥哥说烦了，一怒之下，离家参军，投到杨义臣帐下，并参加了高丽战争，因军功晋建节校尉（六品军衔）。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从中央军回到马邑，在地方部队任职（鹰扬府校尉）。（虞世基见杨义臣风光太盛，建议炀帝收回杨的兵权，并解散其部队。刘武周可能就是在这次裁军中，被遣返回乡的）

马邑太守王仁恭因刘武周交际面广，又见过大世面，所以对他尤为亲爱，经常让他在呆在自家院内候命。谁料刘武周竟利用工作之便搞出一段风流韵事：与王太守的侍妾有了私情（与仁恭侍兒私通）。

他一方面怕事情传扬出去遭到上司打击报复，一方面又想跟小美人儿长相厮守，更兼此人胸怀大志，见天下已乱，想自己成事，就决定先发制人，干掉王仁恭（可怜的王太守，错信歹人，无异于引狼入室）。

怎么干？偷偷提刀动手？客观的讲，作为王的亲信，刘应该有这种机会。但偷偷杀人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成功脱逃，跟情人远走高飞；二、逃不掉，被王的其他侍卫杀死。

前一种结果当然更好一些，以刘的武艺和人脉关系，也未必做不到。不过刘远非普通小白脸可比。他的胃口，可不光是一个如花似玉的漂亮妹妹，还包括整整一个马邑郡。而自己一旦成为一个被通缉的丧家之犬，入主马邑的雄图就无从谈起。

所以，刘武周认为，好的解决办法要能做到一箭三雕：避祸、夺美、收一郡之权。

此人大概为该问题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他想到了一条毒辣，但能成事之计：预先将王仁恭妖魔化，将他放到与大众对立的地位。时机成熟后，自己再出手“为民除害”。如此一来，他就由一个心怀叵测的通奸者变成一个一心为公的“大英雄”。而如果依靠自己“英雄”的声望和朋友圈子，再夺取群龙无首的郡权就要容易许多。

此人确实比较毒！

计议妥当后，刘武周立即动身，四下去讲王的坏话：“现在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饿死人，王太守却紧锁粮仓，他管过老百姓死活吗？”（乃宣言于郡中曰：“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

刘武周的话，得到了饥民们的共鸣。此言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发泄愤怒的途径：狗官王仁恭应该对饥荒负全部责任。

客观的讲，没有皇命任何人不得开仓放粮，这是大隋法律。闭仓不恤一事要全怪在王仁恭身上可能多少有些冤枉。不过王身为一郡之长，面对百姓饥荒，一点变通办法都没想（比如与皇上协商解决，或暂时先偷偷放粮，以后再补回），似乎也不能算明智（乱世之中，循规蹈矩往往会坏事）。

在王成为众矢之的后不久，一些地方豪杰又得到另一个消息：刘武周生病了！（武周知众心摇动，因称疾不起）

等豪杰们跑到他家去探望，又发现他身体似乎并无异样。也不知在搞什么古怪？

群雄道：“咋了？究竟什么病？”

刘武周道：“什么病？心病！我看到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我心里憋得慌。”

群雄又道：“理解，这还不是王仁恭那厮干的好事。外面都这么说。”

刘武周看时机成熟，马上叫家人摆上酒席，与众人痛饮数碗后，突然高声吼道：“方今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壮士如果仍然循规蹈矩，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现在府库充盈，谁能与我取之？”（遂椎牛纵酒大言曰：“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

史书载，众人都点头答应。不过在当时环境，谁又敢说不字（必遭灭口）？

于是，刘武周领着同郡的张万岁等十几人去找王仁恭。当时刘先进门，刚给王仁恭打声招呼，刘身后张万岁突然窜出，猛的挥刀将毫无防备的王斩首。事成后，这帮人提着太守头颅四处游行。一郡之众，居然在刘的“凛然正气”下无人敢动（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武周上谒，万岁自后而入，斩仁恭于郡，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

掌握控制权的刘武周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穷困，并派使者在马邑境内发布起义檄文。结果郡内属城皆尽归之，得兵马万余人。（于是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

6、扩张之路

由于马邑郡为隋突（东突厥）交接之地，刘武周割据势力成立之初，即面临两大强邻威胁（隋朝这边自然是想致刘于死地，东突厥方面则尚未表态）。为避免腹背受敌（更重要的是想借突厥之力保全自己），刘采取了北联突厥，南敌大隋的外交策略，很快遣使向雄霸北方的始毕大可汗请表称臣（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史书虽未提及始毕可汗对于刘武周依附一事的真实想法（估计史官也没途径了解），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东突厥与隋王朝为敌对关系；二、始毕可汗对中原有点想法。（此两点在杨广雁门遭袭时已提到过）

基于以上两点，可以排除始毕可汗杀刘武周向隋朝邀功请赏的动机。但即便如此，突厥仍有一种选择：将弱小的马邑郡据为己有。

然而始毕可汗最终没这样做，估计有以下考虑：

一、认为正面进攻隋王朝的时机尚不成熟，暂时将刘武周作为马头卒，投石问路。

二、东突厥当时经略中原的政策，似乎是以扶持代理人为主。（《隋书*突厥传》载：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

所以，始毕可汗接受了刘的投诚，答应帮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始毕可汗的老爸启民可汗正是杨坚在东突厥扶持的代理人）

对于始毕可汗此人，笔者的评价是：沽名钓誉，眼光短浅。（以下分析，笔者只是就事论事分析其战略。绝对没有其他意思，希望民族主义者千万不要误会）

为什么这么说？

在隋末的大乱局中，拥有数十万雄兵的始毕可汗除了得到一个大可汗的虚名和在边境打点秋风外，居然毫无其他作为。这不能不让笔者有此论。

或许，他的考虑是以北方突厥政权作为核心，建立一个由中原各集团组成的联邦合纵制国家。

但要实现此目的需要三个前提：

其一、突厥的武力足以威慑各分支集团，让其不致擅自脱离联邦体。即霸道的威慑力必须充足。

其二、各利益集团之间要互相牵制，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状态。如果状态失衡，出现另一个可与东突厥争锋的超级政权，联盟就可能解体。

其三、各利益集团真心拥戴他，即折服于其王道。此点虽非必要条件，但如果各利益集团心怀异心，联盟的稳定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三个前提的满足程度如何：

其一、始毕可汗就喜欢在隋突边境一带活动，从来不敢过于深入。其武力威慑程度如何，不言自明。

其二、中原各利益集团处在相互兼并状态，一个新的超级政权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其三、各利益集团臣服于东突厥的原因一般有两方面原因：一、不想得罪突厥；二、想借用突厥力量保全自己。归结而言，是为势所迫，并非出于欣赏。一旦形势有变，这些人随时可能开溜。

所以，就始毕可汗的策略而言，其“联盟统帅”地位实际上很不巩固。说这是一个虚名，并不过分。

笔者个人认为，始毕可汗的正确做法应是立即挥师南下。南下有三大优势：

一、 军事优势。数十万雄兵再加突厥骑兵的战斗力，谁敢小视？

二、政治优势。中原豪杰大都对其俯首称臣，始毕出兵能够以保护联盟体利益为借口。

三、时机优势。中原局面混乱不堪，各利益集团实力都不太强，容易吞并。

如果始毕可汗能在充分发挥三大优势的基础上，再做好安抚百姓和善待士人的工作，在中原腹地站稳脚跟也并非不可能。

可惜的是，此人被四处传来的称臣声彻底冲晕了头脑，把入主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葬送。这方面，他真应该跟多尔衮好好学学。（再次重申，此处只是就事论事的讨论战略，不涉及民族倾向）

也许有人会说，始毕之所以不进兵中原过深是因为义成公主（始毕的老婆，大隋公主）的影响。但笔者不敢苟同：如果义成公主真有影响力，当初始毕又为什么至于在雁门偷袭杨广呢？说到底，还是眼光问题。

刘武周刚投靠突厥不久，危机很快就向他逼近：位于马邑南面的邻居雁门郡火速调动军队，由郡丞陈孝意和虎贲郎将王智辩统领，气势汹汹压境而来，要将刘氏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雁门郡丞河东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讨刘武周）。

关于刘隋两军交战经过，《旧唐书*刘武周传》这样记载：隋军先是将刘武周围困在桑干镇（今山西山阴县南），然后突厥援军赶来，与刘武周一起共同打败了隋军（围其桑乾镇。会突厥大至，与武周共击智辩，隋师败绩）。

《资治通鉴》则额外提到了此战结果：隋将王智辩被杀，陈孝意逃回雁门（武周与突厥合兵击智辩，杀之；孝意奔还雁门）。

但不管怎样，两书对此战的描述都过于简单。有两个疑点没有解释清楚：

一、 刘武周为什么会在桑干镇被围？

二、突厥援军为什么会来的这么巧？

为解答以上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细节。

既然刘武周是在桑干镇被围，而并非被围在郡城之中，证明他是主动领兵出击的。以其杀王仁恭的经过和联突抗隋的策略来看，此人考虑问题非常周密老辣，如果没有把握，应该不会贸然出击。那么，他又为什么会被人家包围呢？要知道，战场上被敌军围攻实为兵家之大忌。参加过多次战争的刘为什么会犯如此一个低级错误？

可能一：隋军以诱兵将刘诱入桑干镇（预定伏击圈），然后对其围击。

判断：不成立。理由：一、对隋军而言，桑干镇（有房子可做防御工事用）不是设伏的好地点。如果放在山谷，甚至是平原都比此处要好。二、刘中诱兵之计的一个前提是他轻敌冒进。但从刘忍气吞声投靠突厥的事情看，此人至少在当时是非常冷静的。

可能二：刘武周在桑干镇驻扎时，隋军趁其不注意，突然偷袭，完成合围。

判断：不成立。理由：一、刘武周既然出兵，就表明他知道隋军动向。不可能不知道什么距离是安全距离。二、刘是精细之人，不可能如此大意。

可能三：刘武周先与隋军交锋，不利，退守桑干镇。隋军乘胜追击，完成对其合围。

判断：不成立。理由：一、以刘的谨慎性格，明知打不赢的情况下，不会贸然与隋军交锋。二、如果这种情况成立，则桑干镇必为一个慌乱之中选定的地点。突厥又怎么会如此及时，如此精确的赶到该地呢？三、既然突厥援军来得这么快，刘武周为什么不能稍微再等两天，待两军力量集结后再行作战，岂不更好？

在排除以上三种可能后，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被困桑干镇是刘自己主动选择的作战方略。

联系到刘谨慎的性格和及时赶到的突厥援军，笔者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刘武周预先与突厥商定，以桑干镇为诱饵，吸引隋军攻击。在顶住隋军一阵后（主要是为了消耗其锐气），再由驻扎在预定地点的突厥大军收拾残局，一下子把没有心理准备的隋军吃掉。

可能读者会有疑问：既然桑干镇被围是为了吸引隋军，那刘武周缩在郡城里吸引隋军来攻，效果不一样吗？这样岂不比桑干镇安全？

的确，从风险性来说，采用桑干镇作战场比采用郡城作战场风险更大。

但除去风险之外，另有两大因素也需要考虑：

一、万一隋军一开始并不来攻城，而是采用蚕食政策，先把郡城外的据点一一攻下，对刘武周而言岂不是未赚先赔？而且，这会多拖延一段时间。其他相邻隋郡则可利用这段时间加固自身城防。

二、由于桑干镇防御力明显低于郡城，更能够吸引隋军现身来攻打（攻打难度相对较低）。如此有利于快速解决隋军，为攻打其他郡县争取时间。

所以，对刘武周而言，如果他的目的是向外发展，选择桑干镇的方案更好。如果他只求自保，则缩守郡城为佳。

从刘后来的举动看，他的目的显然是前者。此人与突厥合力在桑干镇歼灭隋军，杀死王智辩后，立即南进再破楼烦、定襄两郡，并攻下位于今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隋炀帝行宫——汾阳宫。为报答突厥“恩情”，他将俘来的绝色宫女作为礼物献于了突厥。始毕可汗似乎非常高兴，很快就回赠了一批马匹。（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

不久后，刘武周又出兵攻下雁门郡。至此，刘已基本将整个山西北部收入囊中，并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授狼头纛（狼头旗）。

当刘武周基本完成对山西北部的统一后，时任太原（山西中部）郡守的李渊就成为一只刘继续南下的绊脚石。

那么，李渊实力究竟如何？面对乱局，他又有怎样的考虑呢？

第七章 李渊起兵

1、集团组成

当时，太原郡的组织结构如下：

太守：唐国公李渊。太原郡行政和军事的一把手。

郡丞：王威。李渊行政工作上的副手。

虎牙郎将：高君雅。李渊军事工作上的副手。

以上三人为朝廷正式委派的太原郡高层管理人员。不过，李渊与自己两个副手的关系非常一般。因为王、高二人是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

与李渊关系最好的是时任晋阳宫副监（李渊兼任正宫兼）的裴寂。

三个儿子也是李渊可以信任的人。他们分别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三子李玄霸幼年夭折）。

此外，还有一个为李渊集团后来发展出过大力的人——刘文静。论与李渊关系的紧密度，刘不如裴寂。但刘跟李世民的关系却非常好，是李世民心腹之人。

以上所提数人，除王威、高君雅外，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在讲述李渊集团对乱局的应对策略之前，有必要先交待一下各人的背景、性格。

1、李渊其人

李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东）人。其直系亲属祖谱如下：

七世祖李皓（旧唐书中记载为李暠）。晋末时，曾经在秦、凉二州（秦州为今甘肃天水一带，凉州为今甘肃武威一带）建立武装割据势力，自号凉武昭王。

六世祖李歆（李皓之子）。他继承凉王位后，被匈奴人沮渠蒙逊（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中北凉之创建者）所灭。

五世祖李重耳（李歆之子）。为北魏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太守。

四世祖李熙（李重耳之子）。为北魏武将。

三世祖李天赐（李熙之子）。为北魏幢主（武将）。

祖父李虎（李天赐之子）。西魏（北魏后来分裂为东、西两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封柱国。死后，追封唐国公。

父亲李昺（李虎之子）。袭唐国公爵位。任隋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其妻独孤氏（鲜卑族）与隋文帝时的独孤皇后是同胞姐妹。（独孤姐妹之间，共出了三个不同朝代的皇后。大姐为北周明敬皇后；四姐即李昺之妻，后被李渊追封为大唐元贞皇后；七妹即杨坚之妻，为大隋文献皇后。这三姐妹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总结而言，李渊的七世祖李皓是一个开拓者，在甘肃靠枪杆子打出了一片江山。但是六世祖李歆在强敌面前没守住基业，宣告破产。后来，无处落脚的李氏家族寄人篱下，依附于北魏政权，当了几代不大不小的武官。到祖父李虎这代人时，因辅佐宇文泰以周代魏而立下大功，成为北周八大元老重臣之一，进入权力核心。

在杨坚以隋代周后，李氏家族又依靠与独孤皇后的关系及自身实力，得以继续挤身政坛。

李渊生于公元566年（比表弟杨广年长三岁），七岁时，父亲去世，袭封唐国公爵位。因为七姨妈（隋独孤皇后）的关系，经常与姨父杨坚见面。可能在杨坚眼中，一来觉得李渊这孩子幼年丧父，怪可怜的；二来他的年龄也和杨勇、杨广等相差不大，所以对他特别怜爱（文帝与高祖相亲爱）。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时，李渊刚好十五岁，还是一个少年。文帝将他招进宫中，担任带刀侍卫（这一般是高干子弟们走上仕途之前历练过程）。此后，他因文帝的信任，而历任岐州刺史、荥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史载李渊性格为：风流倜傥，率性真诚，谈吐幽默，乐观豁达，心胸宽广，是一个提得起、放得下的潇洒汉子（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要论隋唐最可爱的人，恐怕非他莫属。

大业年间，李渊被小表弟杨广任命为右骁卫将军，领太原道安抚大使，全权负责太原事务。

此次上任，李潇洒异乎寻常的高兴。为啥？相传，太原一带原来为大尧王（就是尧、舜、禹的尧，称陶唐氏）封地（唐国），而李渊又恰好是唐国公。

“这岂不是上天要我重铸唐尧之辉煌吗？”李渊野心的确够大！（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除性格好之外，还有三大优点：

一是胸怀谋略，志向高远（帝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

二是能屈能伸，善于做人（无贵贱咸得其欢心）。

三是记忆力超强。只要是他愿意交往的人，无论贵贱，只要见一面，十几年都不会忘记。山川险要，他只消看一眼，便能印上心头。（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

的确不是个一般人！

刚到太原，李潇洒便立即深入地方，挨个安抚百姓，四处递送人情，以便让自己能在唐国牢牢生根。这套把戏，跟昔年刘玄德入蜀时的策略倒也如出一辙。

可惜在太原没呆多久，炀帝就以突厥闹事为由，调李渊到山西北部，汇同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共同守卫边境。

在李渊心目中，太原（唐国）才是自己的“龙兴之地”，守在这里才有前途。而到边境那个不毛之地去跟强大的突厥作对，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李渊非常不想去。但皇命在上，又不得不去（帝不得已而行）。

一路上，他对心腹悄悄说道：“北方少数民族进犯边境，自古就有。秦、汉也好，魏、晋也罢，还从没听说谁能把他们彻底消灭干净。现在，皇上远在扬州，中原混乱不堪，靠这种状况去打突厥，如何搞的定？我看，还不如想个办法，跟他们讲和为妙。”

的确，与突厥讲和可能是李渊当时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他才能及早抽身。否则，一旦战火蔓延，想潇洒都难。

但问题是，打仗不比下棋。李渊加上王仁恭也不足五千人（帝与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突厥兵却是数都数不清。如此强弱鲜明的对比，岂是想讲和就讲的成的？就算是下棋，如果你只有两个过河兵，人家军马炮士相全，你倒试试看，他究竟愿不愿意和？

事情非常棘手！不过，李渊自有主意。他对王仁恭道：“突厥的特点，我是晓得的。他们从来都是四处游荡，打哪儿，住哪儿，饿了便以羊马为食，没个固定居所。打仗目的也很单纯，就是抢钱。打赢了便抢，打输了也不脸红。要对付他们，招搬中原那套肯定行不通。我看，倒不如选两千名箭术好的兄弟，穿起羊皮袄，戴上狼皮帽，完全按突厥人的装束打扮。饮食起居，也一概模仿。如此一来，他根本搞不清我们底细，要打仗自然也会先掂量掂量。”

就当时社会看，这套策略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不过，王仁恭一来看李渊是皇室近亲、地位尊崇，二来他自己也没思路，也就点头同意了。

全新包装后，李渊便领着众人在草原上大摇大摆的打猎、放牧，俨然是一支突厥部队。如果遇上真的突厥兵，他也旁若无人的忙自己事情，丝毫不予理睬。

如此举止，倒把货真价实的突厥人搞晕了。

“咦？你看，这些人是干嘛的？”

“不认识。好像是咱突厥人。但是，怎么以前一点印象都没有呢？你见过吗？”

“想不起来，是挺像的。算了，我们还是走我们的吧。”

靠着伪装，李渊居然能够在大多数时候蒙混过关（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似其所为，疑其部落）。对于少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打的突厥兵，李渊则施以凶猛还击，从来没让对方占到便宜。

等部队渐渐有了对突厥作战的信心后，李渊才带着大家放手打了一次大胜仗，使自己威名传遍了边境。从此，突厥人再不敢轻举妄动。

大业末年，有一个叫魏刀儿的山大王，号称历山飞，拥徒众数万，在太原以南的西河、上党一带活动，把一帮地方官打的满地找牙，十分嚣张。

炀帝看李渊在北部边境实在闲的无聊，便下道命令，恢复其太原留守之职，让他赶紧回去解决火烧眉毛的问题。并派出心腹王威、高君雅来协同办公。这两个人，名为李渊副手，实为炀帝耳目。

尽管又接到笔棘手的生意，李渊仍忍不住的窃喜：“奶奶的，我李潇洒终于还是回来了。太原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天予不取，必受其祸。只是历山飞不破，突厥人不和，咱大事就没法办。”

回太原之后，李渊仅做短暂休息，便领着部队一路向南，去会历山飞。

两军于雀鼠谷（汾河河谷，位于山西中南部）口相遇。当时，历山飞共有人马两万余人。对仅有五、六千人的李渊来说，必须得来场一打四的群殴。

面对强敌，王威等人皆尽失色。李渊却笑嘻嘻的说道：“这帮山寨军，就知道抢钱。他们自以为前面打了不少胜仗，就天下无敌了。似这等骄兵，只需略施小计，便可搞定。不怕他来打，就怕他不来。”

于是，李渊令王威领着老弱残兵和许多辎重车辆走在中间，自己则率精锐伏于两旁，静待历山飞飞过来。

过不多时，山寨兵便发起猛攻。王威的老弱残兵如何是对手？顿时被冲的七零八落，溃不成军。隋军跑散后，辎重车辆没人收拾，散的满地都是。就在山寨兵为战利品争的不可开交之时，李渊突然率伏兵发起猛攻，一举获得大胜。

这种策略，曹操也曾用过。当年，在面对文丑追击时，曹操故意丢下不少辎重，引诱敌军来抢。待对方阵形混乱后，他才纵兵攻击。结果以六百骑大破六千骑，创造出以一胜十的光辉范例。

李渊这边风头出够了，炀帝那边就坐不住了。李渊既会收买人心，又善于用兵，还符合“李氏当王”图谶。炀帝能不猜忌吗？

一次，杨广有事情召见李渊，正巧李渊生病，没及时赶到。炀帝就去问李渊在后宫当妃子的外甥女王氏：“你舅舅怎么回事？”

王氏答：“病了。”

“病了？”杨广哼了一声，“会不会死？”（炀帝多以猜忌杀戮大臣。尝以事召高祖，高祖遇疾，不时谒。高祖有甥王氏在后宫，炀帝问之，王氏对以疾，炀帝曰：“可得死否？”）

估计王氏当时就被杨广的话吓呆了，回头赶紧托人告诉舅舅情况，提醒他：你是不是什么事情得罪皇帝了？

如果读者还有印像，应该记得当初杨素生病时，杨广也是偷偷问太医，杨素会不会死。杨素听到消息后，连病都不敢治，活活被吓死了。

论功劳论地位论与皇帝的亲密关系，李渊哪一点都赶不上杨素。如今，同样的话又问候到自己，他当时的恐慌可想而知。（高祖闻之益惧）

李渊还是聪明的，很快就知道了症结所在：自己太得人心，以致触了杨广猜忌的霉头。行，你怕我太厉害我就装孙子。我天天喝酒，醉生梦死，总行了吧？当然，光装孙子还不够，还得送礼。送啥？喜欢啥就送啥？杨广爱好鹰鸟犬马，就送他鹰鸟犬马（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在炀帝心腹王威、高君雅的监视下，一贯潇洒的李渊不得不过起压抑的生活。也够他郁闷的了。

2、李世民其人

李世民为李渊次子。据称其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四岁时，有一不知名的书生到李渊府上拜访，自称会看相，对李渊说：“先生面相为贵人。而且必有贵子。”过一会，看到幼年的李世民，又说：“此子有帝王之相。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等书生离去后，李渊怕其泄露天机，又使人追杀，书生却突然不见了。李渊认为这个访客不是凡人，就取了他说的“济世安民”之意，为儿子命名世民。

按史书记载，李世民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刚烈、倔强，不太习惯妥协。这个特点，如果往好的方面讲，叫做原则性强。如果往坏的方面讲，叫做灵活性不够。

这是可能是他与父亲差异最大的地方。

举几个例子：

一、在面对困难时，李渊总考虑怎么立于不败之地，而李世民却老想着如何战而胜之。如在处理东突厥的问题上，李渊认为敌强我弱，就得谋和。虽然面子上吃点亏，却是务实之策。李世民则认为，东突厥欺人太甚。虽然他强大，但咱们气势上也决不能输。与其瓦全，不如玉碎。

就此点来看，你可以认为李渊实际一些，李世民理想一些；李渊保守一些，李世民激进一些；李渊中庸一些，李世民极端一些。

二、在待人接物时，父子俩一般都能折节下士，甚至宽恕敌对阵营的将领。

不过，两人也都因私仇报复过已归顺自己的将领。如李渊之于李靖，李世民之于单雄信。当然，这是无压力的场合，稍稍使点性子，问题也不大。

但在有压力的场合下，区别就出来了。李渊总是懂得什么时候该忍气吞声，不逞一时之强。特别是面对强大的突厥、李密时，他很能克制自己。李世民却经常因张扬的个性而为自己制造出不少麻烦。如武德末年，他把齐王元吉、李渊宠姬等人悉数得罪就很没必要。当然，这也跟各人社会阅历有关。李世民少年初成，血气方刚，难免有些争强好胜。而李渊老道的经验大概也是吃亏吃出来的。

不过，李世民身为一代天骄，肯定有他的长处。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李世民从小便聪明睿智，眼光长远，处事果断，不拘小节，时人不能测度（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似乎在考虑问题的深远上，在处理问题的快刀斩乱麻上，世民要强于父亲。另外，他在碰了钉子（高层关系被动）之后，也意识到问题所在，立即派长孙氏入宫去收买人心，就是知错能改的表现。

总结而言，李渊、李世民性格还是有些差异。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可能李世民性格继承母亲比继承父亲更多一些。

据《旧唐书＊后妃传》载，李世民生母窦氏来历不一般：其父为北周驸马窦毅，其母为北周武帝的姐姐长公主（后母，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

因窦氏自小聪明伶俐，很受舅舅周武帝宠爱，经常在宫中居住（周武帝特爱重之，养于宫中）。

当时，周武帝出于政治需要，与突厥联姻，纳一突厥女子为后，但却很少宠幸她。年幼的窦氏居然告诫皇帝道：“四方未平，突厥尚强，希望舅舅能够以苍生为念，暂时放下个人好恶，对突厥舅母多加抚慰。只要能够得到突厥的帮助，则江南、关东不足为患。”（时武帝纳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尚幼，窃言于帝曰：“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

周武帝万万没料到此深谋远虑之言居然出自一幼女之口，惊讶之余，欣然采纳。

父亲窦毅听到此事后，觉得自己女儿非同一般，便对其母长公主道：“这个闺女才貌竟然如此俊秀！万万不可轻易嫁人，须得挑一个贤能的夫婿！”

等窦氏长大后，窦毅便在自家门后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有前来求婚的高干子弟，都给他们两只箭，让他们射孔雀。

至于如何射，射哪里，窦毅却不作声，让这些公子们自由发挥。前前后后有几十人射过了，竟没一人让窦毅满意。等李渊到来后，二话没说，嗖嗖两箭，各中孔雀一只眼睛。窦毅这才笑了。原来，他心中早就暗暗许了愿：射中孔雀眼睛之人，便是窦氏之夫！

李渊能够与佳人接下婚约，除了其自身射术高超外，还不能不感谢命运。要知道，万一窦毅的暗号是射孔雀嘴巴，历史上就不会再有李世民了！

杨坚受禅代周之时，窦氏尚未过门。她听到消息后，在家中痛苦流涕的说道：“我真恨自己不是男子，不能救国家之难。”（隋文帝受禅，后闻而流涕，自投于床曰：“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

吓得窦毅和长公主慌忙将其口捂住：“千万别瞎说，会遭满门抄斩的！”

窦氏出嫁后，靠着聪明贤惠，把李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跟丈夫李渊的感情也非常好。

大业年间，李渊任扶风（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太守。当时，他得到几匹好马，想留着自己玩玩。窦氏劝道：“皇上（杨广）喜欢鹰马，你是知道的。这些东西应该进贡，不可久留。如果有人因此说闲话，恐怕会招致祸端。希望你能仔细考虑一下。”（常言于高祖曰：“上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

就在李渊犹豫未决之时，居然真因此事遭到皇上处罚。

窦氏眼光之长远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如此聪明女子在不久后即英年早逝，终年四十五岁（未几，后崩于涿郡，时年四十五）。

李渊遵循妻子遗言，四方搜集鹰犬进贡，果然不久后又重获高升——受封将军（高祖追思后言，方为自安之计，数求鹰犬以进之，俄而擢拜将军）。

崭新的乌纱帽更加勾起了李渊对亡妻的思念。有一次，他曾流着泪对儿子们说道：“我如果早听你母亲的话，当此官已经很久了。”

上面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足以勾勒窦氏的性格特征：

其一、劝谏周武帝、李渊的两件事情，体现了她眼光长远，善于分析的一面。

其二、北周灭亡时的激愤之言，则体现了她性格刚烈的一面。

而这两方面的特点，又跟李世民何其相似！

再玩的玄乎一点（权当做个游戏），可能李渊血型为O型。

O型血有什么特征？

1、人生观豁达，容易直接表露内心世界（李渊率性真诚，豁怀大度）。

2、比较现实，注重实际（李渊能屈能伸）。

3、注意力集中（李渊看一眼山川险阻，便立即能记上心头），目的性强，办事能抓住重点（李渊智退突厥，智败历山飞），但较粗放，一旦失去目标即会堕落（这个特点在武德后期比较明显）。

4、有理智，平时情绪稳定，压力太大时会突然自暴自弃（确实曾出现过，后文有述）。

5、思维判断逻辑性强，表达问题清楚，虽有信念，但看法现实，利害关系明确，观察力强，能够抓住重点，胆大直截了当，有时较简单（例如养马一事）。

窦氏则可能是B型血。根据遗传学规律，O型血的父亲与B型血的母亲所生的小孩大多为B型。所以，李世民为B型血的可能性较大。

B型血有什么特征？

1、人生观较为达观，喜欢按照个人兴趣生活，追求生活趣味，热爱有趣的工作（李世民很热爱造反这个职业）。

2、喜欢自由，向往流动性的生活，不拘泥于环境和社会习惯（李世民不拘小节）。

3、不受限制和约束，对任何事都自有主张，不顾忌周围环境，敢于标新立异（符合李世民一贯固执，总有自己想法的特点），但有些粗枝大叶（有时候的确有这种缺点，后文会述）。

4、富于谋略，思路深远，行为果断（这正是李世民的长处）。

5、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李世民一度对高层关系没处理好）。

6、感情起伏小，比较理智客观，爱流眼泪（史书曾有三次李世民流泪的记录，不能算少）。

血型一事，权作娱乐，读者不必较真（关于各个血型的描述，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算两人是同一血型，其性格也未必一样）。上文之目的只在于进一步勾勒李渊与李世民的形象。

至于李建成、李元吉，后文另有描述。

3、裴寂、刘文静其人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裴融做过司本大夫（可能是北周时为官，至于什么司本，史书未明述），父亲裴瑜，做过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刺史。

不幸的是，父母在其幼年时即去世，小裴寂是在兄长们的养育下长大的（寂少孤，为诸兄之所鞠养）。

十四岁时，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的裴寂即成为绛州主簿（年十四，补州主簿）。

主簿一般负责粮税、户籍等事务。作为小小一个少年，能担任如此一个繁重职务，可能得益于其父生前的关系网。不过，裴寂既能胜任此职，也至少体现了他两方面的特点：其一、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其二、为人老成细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这可能也跟其父母早亡有关。

年龄稍长后，裴寂被选入宫中，作为隋文帝的侍卫（隋开皇中，为左亲卫）。史书说，李渊与裴寂有旧交情。笔者估计，二人的交情可能就是在一起当侍卫时建立的（李渊其时也在宫中）。两个孩子都有幼年丧亲的相似遭遇，又都在少年时就出来磨炼，这种因相互同情、相互理解进而发展到相互惺惺相惜的友情，往往非常牢固。

据称，裴寂因为经济拮据，经常徒步从山西家中走到长安。路过华山华岳庙时，曾拜祭山神说：“穷困至此，诚心叩拜。如果山神有灵，请告知我未来命运。倘日后真能富贵，请托吉梦于我。”

当夜，即梦到一个白头老头对他说：“你三十之后才能得志，终会位极人臣。”（夜梦白头翁谓寂曰：“卿年三十已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耳。”）

杨广当政后，裴寂历任侍御史、驾部承务郎，后来又转到晋阳宫担任副监。当时，李渊正好为太原郡守。此两人倒真是有缘，这时又凑到了一起，便经常一块吃饭、下棋，以致通宵达旦，不知疲倦。要说两人友情深厚，用穿连裆裤形容也不为过。

刘文静，字肇仁，自称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曾以此为都），迁居在京兆武功（今陕西西安市武功县西北）。父亲刘韶，在隋朝为将时战死沙场，追授上仪同三司。刘文静少年时即以烈士之子身份，承袭了父亲上仪同三司之位。

据称，刘文静其人，风流倜傥，谋略出众，是一个有能力之人。在隋朝末年，担任晋阳县县令，正好裴寂为晋阳宫副监，两人同地为官，因而相互结交。

有一天，二人住在一起。裴寂看到城上的烽火（估计又有强盗作乱），仰天长叹道：“卑贱之际，家中贫穷，又遇乱世，又如何能够成事？”（夜与同宿，寂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曰：“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

刘文静笑道：“世道已经这样，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如果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共展宏图，又何患于贫贱？”（文静笑曰：“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

这个小故事体现了二人的一个共同点：都心怀大志。所不同的只是态度：裴寂感叹壮志难酬，刘文静却认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分析而言，二人性格有以下差异：

裴偏向于忧郁性，刘偏向于乐观性。裴多愁善感，刘积极进取。裴性格中被动的成分多一些，刘性格中主动的成分多一些。如果以西汉名臣来类比：裴的性格有点象萧何，为人细致（不过，若论心胸宽广、鉴人视人，裴不如萧）；刘的性格则有点象张良，为人潇洒。

4、刘文静的“隆中对”

刘文静在晋阳当县令时，即察觉出李渊有雄图大志，因而也倾心与其结交。（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

待刘文静看到李世民时，感到非常惊讶钦佩，对裴寂说，李世民不得了，太有才了。可惜裴寂并不认同（寂未谓然）。

后来，刘文静因与李密联姻的关系（“反贼”亲属），被捕下狱。

李世民当时观天下已乱，也有心造反，只愁找不到同谋者（造反是要诛九族的大罪，也确实不太好找同谋者），就偷偷来狱中探视刘文静（秦王顾它无可与计者，私入视之）。

李为什么看中刘？笔者估计，可能一来觉得刘是个人才，能够帮的上忙；二来刘已经因“反贼”姻亲身份而下狱，应该对现实有不满情绪，可以发展发展。

刘文静何等精明之人，对李世民来意大概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心中窃喜，有意挑逗说：“天下方乱，非商汤、周武、汉祖、光武这样的英雄不能平定。”（文静喜，挑言曰：“丧乱方剡，非汤、武、高、光不能定。”）

李世民是个爽快人，见刘文静直入正题，也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怎么知道现在就没有这个英雄？我今天来，不单单为了嘘寒问暖。改朝换代将至，想跟你共同干一番大事，请为我合计合计。”（王曰：“安知无其人哉？今过此，非儿女子姁姁相忧者。世道将革，直欲共大计，试为我言之。”）

两人互亮底牌后，也就没什么可避讳的了。此时的刘文静，就仿佛三国时的诸葛亮一般，对时局进行了一番全面冷静的分析，提出一个兴唐的“隆中对”。为提炼其思维过程，此处采用刘文静、诸葛亮对比分析方式：

一、首先分析现实情况：

刘指出：李密盘踞中原，虎觑洛阳；炀帝偏安扬州，天下失控；盗贼蜂起，不可胜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

诸葛则指出：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割据势力不可胜数。曹操雄霸北方，拥兵百万；孙权割据江东，兵强马壮。

二、明确军事主攻方向

两人通过对现实的分析，都提出了避实击虚的军事主攻策略。

刘认为：杨广在扬州，带走了隋军主力的一部分。李密在河南，又牵制住隋军主力的另一部分。所以，关中地区实际上非常空虚。目前最好的策略应为暂且避开强大的李密、杨广，先挥师直捣长安。再以此为根本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天下可定。（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

诸葛认为：曹操势大，不可与之争锋；孙权雄厚，可交而不可图。当务之急，应该先占据弱小的荆、益，并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壮大。待时机成熟后，再问鼎中原。

三、提出政治策略

刘认为：政治上要打“义”旗。而今民不聊生，如能顺应民心思治的大势，则夺取天下如探囊取物。（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

诸葛认为：政治上要打“汉”旗。即刘备应以兴复汉室的名义，收揽天下雄才。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刘文静与诸葛亮的思维过程惊人的相似！英雄所见略同，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李世民听了刘文静分析后，笑道：“此言甚合我意！”便偷偷将刘放出，二人共同做起了造反的准备工作。

5、两个版本

关于起兵的讨论，史书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以下为两唐书、《资治通鉴》版本：

对于李世民、刘文静小团队而言，要实现起事目的，必须先解决一个关键环节：做通太原集团一把手——李渊的思想工作（按以上史书记载，李渊当时还不想造反）。

考虑到裴寂与李渊的特殊关系，二人觉得如能先拉裴入伙，对说服李渊将大有帮助。怎么拉裴寂入伙呢？刘文静认为：裴寂经常哭穷，表明他缺钱花，如果能投其所好，应该不难搞定。

于是，刘便凭借自己与裴的交情，首先介绍李世民与裴认识。李则按计划找人与裴赌博，故意输钱给他。裴得了好处，果然十分高兴，跟李的关系也逐渐融洽起来。时机成熟后，李便将自己计划和盘托出。裴寂也没推辞，一口应承下来。

而裴帮李世民的第一步，就是用晋阳宫的宫女来侍候李渊（一旦事情败露，李渊想不反都不成）。

之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父亲摊牌。

没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找到了机会：突厥派兵入侵马邑郡（刘武周起事前），李渊派自己的军事副手高君雅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抗敌。但高、王联军作战不利，吃了败仗。李渊担心就此被炀帝治罪。

李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一方面，心怀猜忌的杨广早就想寻机向李下手；另一方面，败将受严惩的先例也实在太多了。

李世民抓住父亲恐慌的心态，为李渊作了一番分析：

一、首先指出现状：如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到处都在打仗。

二、接着阐明因循守旧的后果：下面的盗贼要打你，上面的皇帝要罚你，这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

三、最后得出结论：只有顺应民心，倡举义兵，才能转祸为福。

（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非常吃惊：“胡说八道！大逆不道！老子我现在就把你送交官府！”并取来纸笔，好像要写告发信。

李世民并不慌张，缓缓说道：“我是看大势所趋，所以才有此论。如果父亲一定要告发我，大不了脑袋上吃颗花生米。”

李渊看李世民态度坚决，这才说了点实话：“我怎么会告发你，只是怕你乱讲话。”（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摸底之后，估计李世民回头又和刘文静商量了一下，觉得有戏：老头子不是不想干，只是有其他顾虑。

于是，李世民第二天再次登堂拜访，进一步为李渊作了分析：

其一、盗贼太多。就太原郡这点力量，猴年马月才能消灭干净？所以，获罪只是迟早之事。

其二、因“李氏将王”的图谶，姓李之人备受猜忌。就算李渊能够将盗贼讨灭干净，也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

其三、再次强调：只有起兵才是唯一出路。

这次李渊终于没有再打太极拳：“我一晚上都在考虑你昨天的话，也很有道理。一旦起兵，不论成败，都是由你所致。”（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向李世民表明态度后，李渊又去找裴寂喝酒。当然，他的目的自然是想拉这个老哥们儿入伙。而裴寂这边，可能事先已得到李世民消息，喝了一会酒后，便直入正题：“你的宝贝儿子偷偷养军马，想干大事。另外，我以晋阳宫宫女侍候你，害怕事情败露后，被株连九族。我也想干。你看该怎么着？”

裴寂能主动表态，李渊当然求之不得，立即顺口说道：“是啊。我儿子是有这种想法。事已至此，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跟着他干了。”

不久后，炀帝果然派来一个使者，说因为李渊在马邑吃了败仗，要捉拿他到扬州问罪。

李世民、裴寂等人见事情紧迫，立即催促李渊起事，并把主攻关中的计划告诉了他。

李渊同意了，偷偷着手调动部队，准备马上行动。但奇怪的是，炀帝很快又派来使者，赦免了李渊之罪，让他官复原职。

虚惊一场后，李渊的计划暂时推缓了。毕竟，如果准备的更充分一点，起事成功的概率更大。

但是，如果再看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录》，就会发现还有另外的版本。

据《起居录》载：李渊因为自己姓氏入了图谶（李氏当王），又因为太原这地方有帝王之气，害怕被杨广猜忌，所以一直韬光隐晦（这一点，两唐书也曾讲到）。

大业末年，杨广埋怨李渊抗突厥不利，要拿他去扬州问罪（上一版本的最后也曾提到）。

当时，李渊被关进太原大牢，对来探视他的儿子李世民（其他儿子基本都在河东郡）说道：“杨氏将灭，李氏当兴。我之所以迟迟不起兵，全因为你的兄弟们还未到齐。现在，皇上要拿我问罪，而且此事很可能还会牵连到家里人。我走之后，你们兄弟几个只管起兵，不要顾忌我。否则，我们全家都会有灭顶之灾。”（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李世民哭道：“不如砍破牢笼，学当年的刘邦，先到山上落草，静观时变。”（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

李渊道：“或许我命中注定该有此一劫。即使可以跑出去，但仅靠咱父子俩，能够干些什么？如果天命真在太原，我自当渡过难关，又何须逃跑？”（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以上几句对白，可能有粉饰之嫌：要让李渊乖乖跟使者去扬州，那肯定不现实。马上跟隋王朝撕破脸皮这种可能，估计李渊早就想到了。但他认为，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尚可以再等等。这正是他能够沉的住气的地方。

果然，几天之后，炀帝赦免的使者就赶到了太原。后面记载同上一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起居注》中，并没提到李世民曲折劝谏李渊之事。在《通鉴》等书中，也未提到李渊在牢中与世民的对话。

这几乎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按《起居注》理解，起兵完全是李渊的计划；而按《通鉴》等书理解，起兵则完全是李世民的主张。

到底哪个是真？

关于这一点，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说，《起居注》有美化李渊之嫌，也有人说，《通鉴》等书纯粹是李世民的宣传工具。反正死无对证，怎么说都行。

但只要稍稍对照一下史书，就会发现至少以下两点没有争议：

其一、李渊在主观上具备起兵动机。这一点，甚至连刘文静都看出来了（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

其二、李渊不想在准备不充分时贸然起兵。这一点，两个版本记载是一致的。《起居注》中还讲了原因：一是李渊担心河东郡的家眷；二是李渊怕贸然起兵后没人跟随，想继续打着合法的旗帜干。

如果这两点能够确定，则《通鉴》版本与《起居注》版本就能合二为一：

李渊当然想起兵，但因准备不充分，所以迟迟不动作。眼看炀帝要拿父亲问罪，李世民急了，前去催父亲，您老人家还等什么呀？大祸就要临头，赶快动手啊（其实，《起居注》也记载，李世民曾劝父亲上山落草）！李渊却仍然沉着，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小不忍则乱大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获释之后，李渊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动作。

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渊，但李世民确实对事情有促进作用。这才是事实真相！

在正史中，出于宣传太宗皇帝的需要，房玄龄等人将事件的其他内容都砍了，光秃秃抽出李世民劝谏的部分（你也不能说他虚构），造成千古误解，则多少有些不厚道。

6、太原事变

为确保起兵成功，李渊等人进行了周密谋划，并一步步付诸实施。

第一步：激起众怒。

为了创造反隋的良好氛围，李渊让刘文静伪造文书，说要将太原、西河(治今山西汾阳县)、雁门、马邑四郡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男子全部拉来当兵，统统送到辽东去打高丽。假文书一发，果然人人不满，个个骂娘。

第二步：募集兵马

要实现起事目的，自然需要充足兵力。但按照大隋律令，要征兵，就非得到皇帝批准不可。

李渊显然没打算专门遣人跑趟扬州。但征兵不比传销，不是偷偷摸摸发展几十个下线，再关在黑屋子里唱唱歌就成的。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涌来，无需广告就能家喻户晓，哪里瞒的过去？到时，难保副手王威（郡丞，李渊的行政副手）、高君雅（虎牙郎将，李渊的军事副手）不会跳出来说三道四。此二人是炀帝安插在太原的耳目。对他们的意见，你还不能置之不理。闹不好，事情给你捅到上头，那就被动了。

就此问题，李渊与其幕僚谋划良久，决定精心设个套，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

其时，马邑郡的刘武周已经起事，并南下攻取了汾阳宫。李渊便召集郡里一帮臣僚开会，

忧心忡忡的说道：“刘武周占据汾阳行宫，抢走了所有的宝贝和宫女。我们居然拿他莫奈何。这可是皇上的奇耻大辱啊！按律……大家都要……都要诛九族。该如何是好？”

说完，目光射向王威、高君雅。且看二人有何反应。

王、高顿时慌了神：是啊，这么大的事情，要依着炀帝脾气，何止诛九族啊！唐公（李渊承袭父亲唐国公之爵）跟皇上是亲戚，谅过关不难。到时候，当替罪羊的，还不都是我们这些下面人。

二人沉默半晌，流了一身汗，才想起问话：“不知唐公有何办法？”

“办法？”李渊“嘿嘿”苦笑两声，“我能有什么办法？现在行军调度，动不动都要上头批准。刘武周离我们只有几百里，皇上（扬州）离我们却有三千里。再加上沿途强盗不少，鬼才知道报信的人能不能活着来回。自己的手脚都捆死了，还玩个屁？”

王、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唐公话中有话，这是在暗示我们，现有制度已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违背法律固然有错，但怎么也错不过丢掉汾阳宫。再说了，现今兵荒马乱，因循守旧那就等于坐以待毙。张须陁不是还私开过粮仓吗？也没见皇上把他咋的。

于是，王、高表态道：“如果所有事情都要来回通报，确实太罗嗦。唐公本来就是皇亲国戚（皇表哥），也没什么可避讳的。只要能够消灭土匪……唐公您就看着办吧。”

李渊故意摆手道：“那怎么行？那岂不是叫我犯法？使不得，使不得。”

王、高还以为李渊怕承担责任，心想：你是老大，你不出头谁出头？连忙劝道：“怎么使不得？使得，使得。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请唐公千万不要推辞。”

李渊又假意犹豫一会，才叹口气，说道：“行吧。既如此，我们就先征一些兵马吧。”

摆平王、高后，李渊立即令李世民及心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四处征集兵马（结果，短短几天就召了万余人。可能曾允诺，此时参军就可不去高丽）。又派人火速去将河东(今山西永济县)的李建成、李元吉，长安的女婿柴绍召回太原。

第三步：剪除亲隋势力

随着李渊兵马的越招越多，被蒙在鼓里的王、高二人才渐渐察觉出事情有些不对劲：

一、兵招的太多了，有必要招这么多兵吗？

二、新兵为何不划入鹰扬府（地方兵府），却交给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李世民作为李渊家人，倒也罢了。那两个叫什么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根本就不属于军官编制，不合常理呀。虽说要临机独断，但这独断的未免也太离谱了吧。

满腹狐疑的王、高慌忙派心腹去摸长孙顺德与刘弘基的底细。调查结果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冷气：两个“编制外”长官居然都是高丽战争时的逃兵，属于按律当斩的重刑犯。

这下子，王、高坐不住了，想去当面质问李渊，又怕伤了和气，便寻了一个叫做武士彠的人问话：“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在逃案犯，他二人怎么能够带兵呢？不行，我们要把他们抓起来。”

武士彠（就是武则天的老爸）原本是个商人，处世圆滑，擅长交际，与郡内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很好。并因为李渊的保荐，在太原也混了个行军司铠参军的位置。

王、高之所以找到八面玲珑的武士彠，自然是想让他当个中间人，去李渊那边试探一下。至于抓长孙、刘的话，显然是说给李渊听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老李是明知故犯还是毫不知情。

岂料武士彠不仅没流露出惊讶的神态（明显事先已经知情），反而直接回答道：“哦，这两个人啊……嗯……他们可都是唐公的座上客。你们如果将他俩抓了，岂不是很不给唐公面子？”

闻听此言，王、高心中的惶恐自然又凭空加剧了几分。

李渊接到武士彠汇报后，也是坐卧难安。纸毕竟包不住火，王、高既已起疑，就难保不会有什么变故。为今之计，该何去何从？是干脆向王、高摊牌，拉其入伙呢？还是另寻良策？李渊思前顾后，一时难以决断。

仅仅几天之后，晋阳乡长刘世龙又送来密信：“王威、高君雅准备借在晋祠求雨的机会，对大人图谋不轨。”

如此一来，就不允许再迟疑了！既然联合王、高已不可能，李渊唯一的选择就是先发制人，立即动手。

公元六一七年五月四日夜，李渊让李世民预先埋伏军马于晋阳宫城外（五月，癸亥夜，渊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准备起事。

选择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

其一、晋阳宫是裴寂（时任晋阳宫副宫监，名义上的正宫监为李渊）地盘。在这个地方动手，就算王、高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会。

其二、行宫为重禁之地。王、高不好多带随从入内，也易于制服。

次日大早，李渊便以欢度端午节为由，约王、高去晋阳宫游玩。一行人刚刚在裴寂的陪同下落了座，就见刘文静突然领着开阳府司马胙城刘政会闯进来，称有密状。

乍见刘文静，王、高又是一惊：这不是已经犯罪下狱的原晋阳县令吗？怎么也跑出来了？还畅通无阻进了晋阳行宫？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李渊则不动声色的示意王、高先去看密状。

哪知刘政会却道：“告的就是郡丞等人，密状只能给唐公看。”

李渊装出一副非常吃惊的样子：“会有这种事？”起身将密状拿过来，端详好一刻，才说道，“王威、高君雅里通突厥，引兵入境！”

高君雅最先反应过来，将袖子捋起，挥舞拳头对李渊吼说：“这是污蔑！你为了造反，要先杀我！”（君雅攘袂大诟曰：“此乃反者欲杀我耳！”）

左右武士则不由分说，立即将二人拿下。

同时，二人在宫外的亲信也被李世民预先埋伏的大军迅速制服。

至此，太原事变顺利成功。

7、空城计

然而，李渊等人还没得意两天，就接小校来报：“报告，一支突厥大军突然兵临城下。”

“什么？”李渊心想，妈的，弄假成真了，却仍镇定自若的问道，“有多少人啊？”

“报告，黑压压的一片，没法一一数清，大概有好几万人。”

“好几万人！”裴寂皱皱眉头，“虽说目前我们有些人马，但大多都是新手，连向左向右转都搞不清方向，如何去跟虎狼之师争锋？”

此话的确不假：要让这帮新兵去打突厥，那就基本等于把肉包子丢进狗嘴里。

众人沉默半晌，却听刘文静问道：“有没有刘武周的部队参与？”

裴寂插话道：“有关系吗？”

刘文静道：“当然有关系。突厥素以游掠抄劫为目的，打一枪换个地方，行动计划性不强；刘武周却是以攻城掠地为目的，一旦出手了，嘿嘿，不破城池是不会轻易收兵的。”

小校挠挠头皮：“好像没看到刘武周的定杨旗。”

“如果真的只有突厥骑兵，我倒有个主意，”李渊嘿嘿一笑，“打开城门，摆出空城计！”

空城计！众人皆尽惊呼！虽说三十六计确有空城计这么一说，但成功案例似乎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人家数万大军已经兵临城外，你还真敢开门？不错，当年司马懿是被孔明吓走了。但你李渊毕竟不是诸葛亮啊！就算你李渊是诸葛亮，万一他突厥人不配合，偏要傻乎乎的往里冲，不就等于玩火自焚吗？

“不行，风险太大了！”裴寂连连摆手，“一旦失败就全完了。”

李渊笑道：“我跟突厥人打交道多了。刚刚刘大人也曾讲到，突厥素以游掠抄劫为目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贪利！贪利之人往往惜身，不会以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毕竟，钱是带不到阎王殿的。而一个人一旦有惜身心理，就会自然而然变得多疑，会对潜在危险比较敏感。我断言，只要我们使用打开城门的超常战法，突厥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不过，学诸葛亮弹琴就免了吧，反正俺弹的也不好。”说完，他一面命裴寂领兵在城内做好巷战准备，以防万一；一面命人将四门打开，且看突厥有何反应？

城下的突厥主帅正准备指挥攻城，忽见对方主动将四门洞开却又迟迟不派兵出来，顿时就被搞的一头雾水。

旁边有副将问道：“大帅，现今对方城门大开。我们是按原计划用云梯从城墙上去呢，还是直接走城门进去？”

“废话！当然是从城门进去！”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副将窘的满脸通红，“卑职的意思是，如果直接从城门进去，会不会中对方埋伏？他既然敢开城门，想必是有恃无恐……”

主帅低头沉默片刻，突然高声说道：“传令，三军原地待命，不得轻举妄动！”

太原城内，众人见突厥大军已被吓住，不由喜出望外，纷纷称赞这空城计用的好，用的妙，用的贴切。李渊则不失时机的将王威、高君雅斩首示众，反正这会大家都以为城外兵马就是二人招来的（众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渊于是斩威、君雅以徇）。

就在众人认定突厥会像司马懿一样不战自退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沉寂良久的突厥军阵突然躁动起来，紧接着，一队队士兵伴随着隆隆的马蹄声，如潮水般的自太原北门涌入城中。

“什么！突厥人进城了！”裴寂的心脏顿时跳到了嗓子眼，“完了，完蛋了。空城计被人视穿了！”

李渊却笑嘻嘻的说道：“不急。对方都是轻装骑兵，不是来打仗的，是来试探虚实的。只要我军按兵不动，他们就会不战自退。”

果然，这批突厥轻骑兵在城内如蜻蜓点水般的虚晃一枪后，又从东门退出去了（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

城外，突厥副将向其主帅报告道：“报告，城内毫无动静，我军要不要撤退？”

“撤退？”主帅微微摇了摇头，“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传令，三军就地扎营，明日再探！”

只要突厥大军没被吓走，太原方面便不得不面对一道新的难题：因为空城计的原理就是利用敌军主帅一时的判断失误来蒙混过关。还从没听说过，有人可以靠空城计打持久战的先例。毕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一长，狐狸尾巴难免会露出来。

为度过难关，李渊又附加使用一条疑兵之策：晚上派军队乔装出城，白天再大张旗鼓的开进来。对外就说是援军，看突厥人还敢不敢久留。（渊夜遣军潜出城，旦则张旗鸣鼓自他道来，如援军者）

在太原兵众乐此不疲的跑了两天后，突厥人终于被彻底搞晕了。他们在城外随便抢了些东西后，便仓皇而退（突厥终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空城计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应用。就此计本身而言，其成功的关键，建立在对敌军心理（特别是多疑心理）的准确把握上。如诸葛亮之于司马懿，李世民（《通鉴》载为李渊）之于突厥。

总结以上两个案例，空城计实施的前提是自己空虚。但如何操作，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故意把自己缺点暴露出来，即示敌以虚；一种是故意把自己实力夸大，即示敌以实。

什么情况示虚，什么情况示实，取决于敌军心理状态。

诸葛亮案例为示虚。其合理性为，在司马懿眼中，孔明素为小心之人，从不冒险。今朝竟然敢把城门大开，其中必然有诈。

李渊案例中，先打开城门，是示虚。然后又虚张旗鼓，是示实。前者的目的是让突厥疑惑，后者的目的则是让突厥胆怯。

一般而言，对于胆小的敌军，示实的成功概率大一些。但如果敌军主帅为勇武多谋之人，示虚往往也可收出奇不意之效。

第八章 关中攻略（上）

1、形势各异

李渊集团连过两大难关之后，终于有了点闲暇工夫。现在，大家该讨论讨论刘文静的唐版“隆重对”了。

其实，关中优势并非刘文静所独见。昔年，李密也曾向杨玄感提过此策。只是由于杨大帅过于婆婆妈妈，分不清主次矛盾，以致丧尽战机。

有意思的是，正当李渊集团为关中攻略争吵的唾沫横飞之时，在遥远的洛口仓城，一个叫柴孝和的人居然也和李密商量着相同问题。

柴孝和道：“关中险要之地，秦、汉立国之基。不如让翟让守洛口仓，裴仁基守回洛仓。将军自率精锐长驱而入，直捣长安。然后因之为业，发展壮大。等个一两年，再来向东横扫，则天下虽大，不足定也！方今世道大乱，群雄并起，如不及早行动，只恐为人捷足先登！”

李密道：“这的确是好计，我也考虑了很久。但炀帝尚在，跟随他的兵还很多。我的部下都是山东（指崤山以东）人，见洛阳未下，谁又肯随我西略关中？另外，帐内诸将大多出自土匪。如果我真走了，他们势必相互争斗。如此一来，大事去也。”

而当年，杨玄感是这样回答的：“百官家属都在洛阳，一旦打下来，足以动摇隋军军心。如果遇城不打，何以显示我的威风？”

从字面上看，李密与杨玄感的答复有一点是相同的：西略关中之前，死也要把洛阳吃掉。

那么，在对待关中的问题上，是不是聪明绝顶的魏公又跟杨大帅一样犯糊涂了呢？有很多学者（甚至包括唐代史官）似乎也认为，李密最大的失策就是没取关中。这其实是以后来李渊的成功逆推出来的结果，带有很大事后诸葛亮成分。按这些人的逻辑，似乎关中就等于胜利女神，谁取得它谁就能成功。以此类推，王莽、董卓也取了关中，为什么这哥俩就那么倒霉？

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占据关中固然是李渊成功的因素之一，但绝非全部（还是人的因素更大一些）。就李密当时的处境而言，先取洛阳实为上策。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历史的微妙非简单模仿者所能揣度。

此时李密与当时杨玄感相比，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

其一、自身兵力不同。杨玄感离开洛阳时，兵力最多十来万。而李密其时已号称拥百万雄兵（虽然掺点水分，但数十万绝无问题）。

其二、对方兵力不同。杨玄感之时，隋军用于洛阳城防的兵力虽不太多（大概数万人），但外面却有一支人数庞大的主力部队。即便杨大帅打下洛阳，守住的概率也很小。李密之时，洛阳城守军虽高达二十来万（比杨玄感之时要多），但外面却难调动起大规模的增援。也就是说，李密打下洛阳后，守住的概率很大。

其三、对方物力不同。杨玄感之时，洛阳粮草充足，足够打持久战。李密之时，已占据洛口、回洛两仓，牢牢卡住了洛阳生命线。而且经长期消耗对峙，洛阳城内粮仓将尽，二十余万守军随时可能断炊。

其四、通过攻打洛阳，可以歼灭二十余万隋军有生力量。只要把这支军队吞下，整个中原就将彻底沦为李密囊中之物。到那时，再挥师东进，威逼扬州，则统一天下指日可待。

以上四点中，前三点是攻打洛阳的有利条件，第四点则是打下洛阳后所能收获的利益。又有谁敢贸然说，李密的考虑毫无道理呢？

当然，对于李密而言，同时拿下洛阳、长安自然最佳。但他通过分析，认为在洛阳未下的情况下，又主动挑起关中战争的策略不妥：

其一、集团势必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以魏国目前的实力，能否支撑这么大的物质消耗将是个大问题。拿破仑、希特勒的惨痛教训就摆在那里。

其二、就算不考虑两线作战的困难，又有多少人愿意跟着去？正如李密所言，其部下大多是山东人，洛阳未下，有谁敢放心大胆的投入西线作战（怕把老家丢了）。

其三、李密集团人员组成非常复杂：翟让的原瓦岗系向来都以老大哥自居；裴仁基的原隋军系也多少有点“正规军”的高傲；孟让等外来势力又鱼龙混杂，高深莫测。一旦李密西征，这些相互瞧不起的势力之间发生矛盾的概率很大。到那时，一个矛盾重重的集团真能承受的住二十余万洛阳隋军的冲击吗？

所以，柴孝和提出的两线作战方案实不可取。很可能导致两线溃败。

从技术上讲，李密要打关中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军队全线压上（当然，对山东人的思想工作肯定要多做做）。只有这种方案，才能既保证成功又能做到内部团结。

不过，该方案的代价也极其惨重，那就是必须放弃中原战场所取得的一切。

对于李密而言，在即将吞并洛阳，又有志于东略扬州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这么画蛇添足的来一下吗？

柴孝和看李密难下决心，便提出一个试探方案：由自己随便带点人马，先去做做铺垫工作。（孝和曰：“然则大军既未可西上，仆请间行观衅。”）

此方案成本投入不大，李密当然没理由反对。

于是，柴孝和仅带着数十骑就出发了。一开始，行动颇为顺利：当他们到达陕县（今河南陕县，靠近三门峡市）时，便靠着李密的威名，吸收了一万多人入伙。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他们准备继续西进之时，突然从后方传来了李密丢掉回洛仓的消息。

这就意味着，西征军的后勤补给线被切断了！

结果，柴孝和的部众很快溃散（柴孝和之众闻密退，各散去）。这次试探性的关中攻略，也就宣布无疾而终。

2、两面讨好

李渊不比李密。

李密有中原可以发展，后期甚至还能向江南进军，放弃关中问题不大。

但李渊处境就大为不同：北面有咄咄逼人的东突厥和虎视眈眈的刘武周，东面有威震天下的李密和仍然吓人的二十余万洛阳隋军，唯一可能的发展方向就是往西南去长安。

所以，对于李渊集团而言，不管喜欢还是讨厌，关中都由不得不去。

尽管李密当时已经退出关中竞争，为李渊减轻了不少压力，但摆在唐国公面前的道路并非平平坦坦。其中，尤以以下四个问题最为棘手：

其一、北方强敌一直对太原虎视眈眈。如果唐军师出关中，空虚的太原怎么保证安全？总不能老玩空城计吧。

其二、新兵太多，战斗力较差。

其三、缺乏军马。战乱时代，人好招，兵器好造（大不了拿把锄头），马在仓促间却不容易得到。

其四、虽已杀掉王威、高君雅，顺利起事，但一切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外界并不知情。目前，绝大部分太原军人都还天真的以为自己仍然在隋朝领工资。不错，前一阶段瞒天过海的手段是比较高明，但一直瞒下去总不是回事儿。因为当初招兵的名义是为了对付北方的刘武周和突厥，如果现在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拉着他们向西南往长安跑，岂不成了货真价实的南辕北辙？对此行动，该如何解释呢？总不可能告诉他们地球是圆的吧？

且看李渊集团是如何一一解决这些问题的。

对于北方强敌的问题，李文静献上连横之策：北联突厥，钳制刘武周。

当时，三大集团的位置为：李渊最南，刘武周夹在中间，突厥最北。

根据位置关系的不同，刘文静仔细分析了策略的合理性：

第一、要经略关中，太原就不能留太多兵。只能智守，不能力敌。

第二、刘武周向来以攻城略地，扩张版图为己任，又与李渊靠的太近。所以，刘、李之间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联刘不具备可行性。

第三、突厥距离太原较远。从常理讲，始毕可汗越过刘武周来吃掉太原的可能性不大。况且，李渊与突厥也不存在深仇大怨，联合具备可行性。

第四、突厥喜欢扶持代理人，既然能接受近在咫尺的刘，又为什么不能接受利害冲突更小（距离更远）的李呢？

第五、突厥并不希望作为邻居的刘武周过于强大，如能维持李、刘制衡的局面，未尝不是好事。

第六、如果联合突厥成功，就等于在刘武周背后放了一把刀。只要这把刀存在一天，刘武周就不敢轻易南下。如此，太原才能高枕无忧。

至于联合的手段，刘文静认为：始毕可汗有两大爱好，一是虚荣，二是贪财。所以，能够采用的最优手段有两个：一是拍马屁，二是行贿赂。

李渊对刘文静的建议深表赞同，立即准备了一份厚礼，和一封言辞谦卑的书信，托人试探性的送给始毕。其信曰：“方今天下大乱，皇上受困扬州。我想发动军队，将皇上接回京师。并与突厥和亲，如文帝故事。如可汗愿与我一起南下，希望不要骚扰百姓；如果只愿意和亲，我也会把战利品给您送来。具体怎么做，任由可汗选择。”

李渊此信，虽只简短数句，但其中大有深意：首先，李渊联合突厥的目的在巩固后方，并不希望突厥大军真的南下（引狼入室）。基于如此考虑，他才对始毕可汗说，自己起兵是为了迎接炀帝（当然，这只是一个名义）。

其中有何玄机？始毕可汗与杨广完全水火不容。如果李渊真要迎接炀帝，那始毕可汗出兵的目的岂不是迎回仇人？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李渊料定，始毕一定对出兵兴趣不大。所以，他又提了另一个解决方案：如果突厥同意和睦相处，即使不出兵，也能坐收渔利（李渊的礼物）。这个方案算是摸准了始毕贪财的心理。

待信件送出后，李渊立即着手解决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训练士兵，搜集军马。

过了一段时间，使者带回了可汗的话：“杨广的为人，我是晓得的。如果真把这个魔头接回来，那还得了！肯定是把我和唐公来个一锅端。如果唐公能够自立为天子，我就不辞辛劳，以兵马相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

可汗态度非常鲜明：只要李渊称帝（不仅不同意接回炀帝，而且要李渊与隋朝决裂），就可以结盟！否则，一切免谈！

李渊听完回话后，沉默半晌，最终没能接受。

裴寂、刘文静等人急了：“虽然我们有些兵丁，但战马却很缺乏。突厥兵不是必须的，突厥马却不能不要。如果推辞，恐怕可汗会反悔。”

李渊却不以为然，意味深长的说了句：“各位再考虑考虑。”

其实，裴、刘等人虽注意到第三个问题（缺乏军马），却忽略了第四个问题（怎样对大家解释起事目的）。

如果向大家提出，进军关中的目的是为了安定隋室，终结战争，去除苛政，可能还容易被接受。这么讲，行动也算名正言顺。而一旦告诉大家，起事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当皇帝，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着走了。李渊不接受称帝并非为了客气。

当然，裴寂、刘文静等人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如果不答应可汗条件，谈判势必陷入僵局。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选择：要讨好众人，就得亲隋；要讨好可汗，就得反隋。如之奈何？

集团幕僚考虑良久，终于勉勉强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第一、在众人面前，仍要喊出亲隋口号，以避免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具体做法是：李渊不称帝，另立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

第二、在始毕可汗面前，要同隋朝划清界限。具体做法是：放弃迎回杨广（遥尊为太上皇，让其提前下课）。同时，改变旗帜，表示和现在的隋军是不同的。

（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对这套不伦不类的方案，李渊自己也感到好笑，说是“掩耳盗铃”，但为了两面讨好，也只得如此（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

于是，他便派人将方案报与可汗，等待审批。

3、样板行动

在得到始毕可汗正式确认之前，李渊尚不敢乱来。不过，一直就这么傻等也没意思。集团幕僚认为：虽然目前已经把“安隋室”的口号喊出去了，但那毕竟是大道理，虚的很。

比方说，部队从太原走到长安，路上会遇到很多隋军。尽管集团对外宣称“安隋室”，但那只是李渊一厢情愿的口号。在隋军看来，唐军就是货真价实的反贼。到时候，万一双方谈不拢，肯定要大打出手。但如此一来，就成了“安隋室”的人在挖隋室墙角，岂不自相矛盾？

集团幕僚考虑再三，得出的意见是：光讲大道理远远不够，还得再来点实质性的东西作铺垫。既然与隋军的战争不可避免，倒不如趁大军出发之前，先针对西河郡（今山西省汾阳市）搞一次小规模的样板军事行动。争取通过实际行动，把老百姓半信半疑，自己人稀里糊涂的问题都基本解释清楚。

之所以选择首攻西河，出于以下考虑：

其一、从太原去长安的最佳路线是沿汾河向南推进至晋南，再渡黄河向西。而西河郡紧靠太原西南，本身就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其二、西河兵马不多，容易拿下。

其三、由于距离较近，行动万一有个闪失，太原大本营也好照应。

其四、西河郡最高领导人高德儒是个反面人物。此人曾为炀帝侍卫。有一次，他看到两只孔雀飞到朝堂之前，便去向炀帝谎报说发现鸾鸟（吉兆）。等炀帝兴冲冲跑去观赏时，孔雀早已飞走，也搞不清真伪。尽管如此，兴高采烈的杨广还是重赏了高德儒，并于孔雀落脚处修建了一座仪鸾殿来纪念。这便是成语“指鸟为鸾”的来历。高德儒也因此成为靠谎报“军情”来升官发财的典型。

有高德儒的存在，李渊集团便可把攻打西河郡顺理成章的包装成剿除奸臣。这样，才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安隋室”的人要打隋军：因为对方已经被奸臣控制。只有把奸臣剿除了，国家才能安定，老百姓才能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除奸臣”一直是一顶非常迷人的幌子，曾被很多暂时不方便否定皇帝的造反者拿来掩人耳目。如西汉时，吴楚七国就以“清君侧”为名行造反之实。明初时，燕王朱棣也克隆过相同手段。

主攻目标选定后，李渊又确定本次行动的总指挥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

考虑到主帅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又派了一位老成持重的人物——太原县令温大有陪同前去，以匡补缺漏。

经简短准备，“样板行动队”于公元六一七年六月初五（距离太原起事整一个月）集结完毕，誓师出征。

临行前，李渊还特意交待了一番军纪：要求大家务必做到与民秋毫无犯。如此，才能得到老百姓支持。

不过，由于队伍新兵太多，尽管李渊曾对纪律三令五申，但在实际行军中，还是出了点问题。

当时，在大道两旁有不少老百姓摆摊设点卖水果，想做做军队生意。结果，有的士兵没给钱就把人家东西拿走，吃了霸王餐。

回顾曹操当年，践踏庄稼都要斩首。吃霸王餐的影响显然比误践庄稼更为恶劣，如果要从严治军，是绝对够得上杀头的。

李氏兄弟知情后，对于受损摊主，立即予以经济补偿。但对于违纪士兵，不仅没有杀头，甚至连责备一声也没有（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什么考虑？难道就不怕军法沦为虚设吗？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案例：

新桂系刚起兵之时，己弱敌强，军心不太稳固。有一次，部队还未打仗就发生哗变。作为长官的白崇禧只是苦口婆心将逃兵劝回，并不加以责备。待发展一段时间，军力渐强后，又发生了哗变。这一次，白却将逃兵悉数枪决。

有人问他，为什么两次对待逃兵，手段完全不同？

白回答：第一次哗变时，队伍刚组建不久，自身凝聚力存在问题，杀人只会进一步加速队伍瓦解。而第二次哗变时，部队已经相对稳定，这个时候，宽容就等于纵容。

此案例似乎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在李氏兄弟一例中，他们之所以不责备逃兵，也有自己的苦衷：

其一、新兵刚入伍不久，纪律观念比较淡薄。还需要进一步苦口婆心的教育。

其二、这些人随军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安定天下”，初衷是好的。如果刚出发就杀自己人，势必会打击大家积极性。

其三、李渊集团刚刚起事，自身根基不牢。这些人愿意卖命，已属难得。

其四、责备也不合适。因为一旦责备士兵，就表明知道他吃了霸王餐。对于这种按律当斩的行为，仅仅责备几句同样是违法的。既如此，倒不如装糊涂。就好比对一个杀人犯，要么不抓他，要抓他就不能只判两年。

其五、老百姓的损失已得到及时补偿，并没造成恶劣影响。

尽管李氏兄弟的做法并不适合大多数场合，但却可能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对策。结果，犯错的士兵既惭愧又感激（这些人本身并不坏），队伍的凝聚力反而提高了（军士及民皆感悦）。

就这样，唐军样板行动队在内部的团结下，在外部（老百姓）的支持下，气势如虹的推进至西河郡，并很快攻陷城池。

入城后，李世民立即命人将高德儒抓起来，痛斥他指鸾为鸟欺骗皇上的罪行。并慎重申明，太原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诛杀他们这样的奸臣。

将高德儒斩首后，李世民再不滥杀一人。这个时候，队伍的纪律意识也逐渐增强，真正做到了与民秋毫无犯。令“远近闻之大悦”。

六月十四日，样板行动队凯旋返回太原，前后竟只用了九天时间（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

通过这次样板行动，李渊集团非常形象直观的向内外阐述清楚了起兵的宗旨，为后来的大军出动造就了非常有利的声势。

也难怪，当李渊听完两个儿子的汇报后，即大喜过望的说道：“如此用兵，足以纵横天下！”

4、挥师出征

样板行动将眼球吸引之后，集团又放出了更厉害的后招——开仓放粮。这下太原算是炸开锅了：四方慕名而来的老百姓顿时骆绎不绝，相望于道。

借着群众高涨的积极性，李渊趁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扩军，使集团实力得以大幅攀升。

这时候，他才光明正大的建立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首席副官），刘文静为司马（次于长史）。

又封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次子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有意思的是，陇西、敦煌两地都属秦凉（先祖凉武昭王李皓的地盘）。这似乎在暗示，李渊时刻没忘光复祖业。

其余核心成员如长孙顺德、刘弘基、温大有、刘政会、武士彠等人也都皆尽封赏，各司其职。

六月十八日，等待已久的突厥使者康鞘利到达太原，并受到李渊极其隆重的欢迎。

双方客套一番后，康鞘利直入正题：“可汗对唐公的新方案基本还是认可的。为了表达两国兄弟般的友谊，可汗特地让我带了一千匹战马过来。价格嘛，自然是按最优惠的谈。至于借兵之事，也可商量。数目全凭唐公定夺。”

听到可汗的回话，李渊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恭恭敬敬的接过了可汗书信，又差人轮番陪康鞘利喝酒吃饭，把这个得罪不起的突厥大使伺候的舒舒服服。

至于大使带来的战马，李渊却只买了一半，并没照单全收（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

有人觉得奇怪，去问李渊：“战马是稀缺之物，一千匹根本不算多。再说，突厥人大老远的带过来也不容易，唐公为何不全部买下呢？如果手头实在吃紧，哥儿几个可以帮您意思意思。”

李渊笑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康鞘利虽说价格优惠，但始毕可汗的东西，你敢要求打折吗？如果我们照单全收，他见有利可图，肯定还会再送下一批来。突厥的马多的去了，如何买的完？我这次之所以只消费一半，就是要给他手头紧的印象。让他别报太高期望。”（渊曰：“虏饶马而贪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

六月下旬，康鞘利见事已办妥，也就不再耽搁，告辞北还。

李渊则命刘文静陪同大使一块回去，商量借兵一事。

临行之前，李渊私下特意嘱咐刘文静：“突厥人咱不好管理。如果他们大量进入中国，必将祸害百姓。但是为了制衡刘武周，又不能不借兵。你这次去，随便搞个几百人，马马虎虎造造个势就成了。借多了也没啥用。”（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

刘文静到突厥后，不光请了兵，还向可汗开出了价钱：“如果进入长安，土地百姓归唐公；金银珠宝归突厥。”（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

所谓“有钱能使磨推鬼”，始毕可汗闻言后果然乐不可支。他心想，我才出投入多大成本？区区几百名士兵（李渊包食宿、工资），再加五百匹马（还是卖的，并非白送），居然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少说也有几百万两白银吧）！难道天上真的会自己掉下馅饼来？

于是，可汗赶紧应允下来。他在士兵出发之前，甚至还派出大臣级失特勒专程跑到前头去通知李渊一声，以展示突厥的积极性（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

要说可汗短视真是一点不假。他也不想想，要是他自己出兵长安，好处岂止区区一个府库所能度量？

七月初四，李渊任命四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全权负责大军离去后的太原防务。

至此，万事俱备。

再来回顾一下李渊的行动日程：瞒天招兵，剿除异党，北联突厥，样板攻击，政治造势，开仓放粮，趁势扩军，买马借兵。一步步，一阶阶，环环相扣，丝丝入理，极富节奏感。

七月初五，酬躇满志的李渊终于在一干文武幕僚的簇拥下，领着三万精兵，浩浩荡荡的挥师出征了。

5、书信往来

部队马不停蹄走了三天，于七月初八抵达西河郡。

唐军刚到城门口，却见不少当地官民早已候着，又是敲锣打鼓，又是牛酒相待，十分热情。

李渊慌忙下马，将几位年长父老掺住，一番感谢之辞自然少不了。又与众人聊了半天油盐酱醋之事，将城中生活水平摸了个大概，这才在官民簇拥之下，缓缓进驻衙门。

所谓打天下靠霸道，治天下靠王道。且看李渊对西河这个样板点是如何操作的。

他甫一升堂，便将载有户籍、田亩、收支的账册仔细审阅半天，又与裴寂等幕僚认真商量一番，最终确定出两项重量级政策：

一、老人七十以上者，一律由官府公费赡养（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

二、家庭收入在某个水平以下者，可到官府吃低保（赈赡穷乏）。

社会保障制度一建立，老百姓自然感激涕零，道不尽的千恩万谢。

之后，李渊又命人贴出告示：诚征各界有识之士加盟官府，共辅社稷。

由于宣传工作到位，李渊估计，应聘之人必定不少。尽管有所心理准备，但招聘会现场的火爆程度还是让他大吃一惊：首日就有千余人跑来报到。

目睹此景，裴寂忧心忡忡的说道：“虽然我们已赶制了一批官服、官印，但哪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咋整？要不要搞个差额录取？”

李渊摇头道：“人多是好事，表明大家对我们认可。差额录取？差谁？人家兴致高昂的跑来报国，却被咱一笔差掉，搁谁都想不通。我看，就全部录用吧！”

“全部录用？！”裴寂愕然道，“官服、官印都不够啊！”

李渊沉吟半晌，突然噗嗤一笑：“我自有主意。”

两人商量完毕，径直到公堂入座。

李渊唤上一人，问道：“先生姓甚名谁？有何特长？想做什么？”

那人答道：“小的叫张三，会算账写字，想做文职方面的工作。”

“好，先生就当个记事吧，”李渊拿张纸，写上“记事”二字，又盖个官印，递与张三，“先打个白条，委任状以后再发。你明天就可来上班。”

“谢大人。”张三领过白条，欢天喜地的去了。

“下一个。”

“小的叫李四，从小习武，能开三石弓，愿意在部队尽点绵薄之力。”

“好，先生就当个校尉吧。”唐公又开出一张白条。

就这样，李渊依靠打白条的方式，一天之内居然封了千余官员，真正做到了来者不拒，皆大欢喜。（其馀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馀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

一行人等在西河住了数日，将各方关系打点妥当，正准备启程，突接小校来报：“报告，几人等在门口，说是魏公李密的使者，有书信要面呈唐公。”

“魏公李密！”众人神色顿时严峻起来，这可是惹不起的狠角！

当初太原兴兵之时，李渊曾向各地送去檄文，李密那边也打了声招呼。不想魏公居然专程遣人递来回信，未知有何见教？柴孝和的事情，太原也有所风闻。李密这次该不会是想阻止唐军入关，由他自己吃独食吧？

沉默半天后，李渊方道：“唤他进来。”

来使把书信呈入。李渊将其展开，却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唐公兄：

见信好！

闻讯兄台已于太原成功起事，弟不胜欣慰，并在此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弟与兄台虽属不同阵营，但有两点是相同是：一是都姓李，五百年前为本家；二是都反隋，有共同利益。所以，大家应该加强合作。

弟才疏学浅，侥幸于洛口立业，虚名讹传中原，忝为四海英雄拥戴。虽然有些成绩，但昏君仍在，隋兵犹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故想与兄台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共济大事。执子婴（指时在长安的代王杨侑）于咸阳，斩纣王（指时在扬州的杨广）于牧野，岂不壮哉？

若兄台有意，望率步骑数千趋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斩白马立誓，结秦晋之盟。如何？

盼复。

你的

忠诚的朋友

魏公密上

某年某月某日

”

（使祖君彦复书曰：“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且欲使渊以步骑数千自至河内，面结盟约。）

屏退使者后，李渊不禁呵呵大笑起来：李密居然想收编自己，这简直就是在开国际玩笑。

有人认为：李密大概搞错了。太原起兵后，集团一直在打尊隋旗帜。他却要我们帮着杀杨广、抓杨侑，岂不与集团发展思路背道而驰？双方着眼点都不同，如何谈的拢？不如置之不理，或者干脆回绝。

李渊与幕僚商量再三，认为沉默或回绝均不妥：唐军目前的战略重点是挺进关中，万事都应围绕此中心进行。李密虽然傲慢，但并未阻止唐军入关，已属不易。如果此时跟他闹翻，就等于为自己培养了个强敌，使关中攻略徒生变数。

不过，河内会盟就免了。因为集团不可能承诺跟着他一起反隋，去了也没意思。

根据大家讨论结果，李渊令人写了封回信，既拍了李密一番马屁，又保留了自己观点。其信曰：

“亲爱的魏公弟：

来信已收到。

不想贤弟百忙之中还对愚兄如此关心，真乃感激之至。

兄虽庸劣，但幸承皇恩，高官厚禄，未曾缺失。方今天下大乱，四海蒙尘。危而不扶，非人臣之道。故大会义兵，北连突厥，共匡天下，初衷在于尊隋。

不过，天生万民，必有司牧。当今之牧，舍君其谁？老夫年逾五十，不敢有此妄念。唯愿拥戴贤弟，攀鳞附翼。也望贤弟能早应图谶，安定社稷，使日月得以复明。到那时候，老夫只想回到属地，依旧当我的唐国公，享受开国功臣的荣耀就够了。

至于斩纣王于牧野，我不忍心。执子婴于咸阳，恕难从命。现在山西不太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河东相会。还望海涵。

你的

忠诚的朋友

唐公渊上

某年某月某日

”

（乃使温大雅复书曰：“吾虽庸劣，幸承馀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信送到洛口仓后，李密阅之大喜：“有唐公推举我，天下不足定也！”

于是，魏唐之间从此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6、大雨阻征程

李渊在太原、西河这边忙的热火朝天，长安方面也没闲着。为加强山西南部的防御力量，代王杨侑速遣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一带）、虎牙郎将宋老生驻霍邑（今山西霍州市一带）。两大战略军团各带了数万关中精锐，一南一北，踞城固守。

前方消息传到西河后，唐军集团再也笑不出来。大隋中央军非高德儒地方部队可比：不光装备精良，而且身经百战，又兼尽得地势险要，如何是轻易可以打败的？但要进军关中，两块硬骨头还非啃不可：人家就蹲在要道上，想回避肯定不行。

唉！该咋整？

集团幕僚凑一块合计半天，大概商量出了两条建议：

其一、俗话道，无棋自补。不管前方形势如何严峻，先把根据地巩固好总没有错。前一阶段，我们顺利拿下西河郡，并制造了有利的声势，很好！但是，仅仅占据西河郡还远远不够，最少要再吃进一个离石郡（今山西吕梁地区离石县，位于西河郡西面），后方才算基本牢靠。

其二、虽然屈突通、宋老生的确够难缠，但目前的最优方案，嘿嘿，恐怕还是只有硬着头皮上。为啥？你不能光看他优势，还得看他劣势：第一、屈、宋刚从长安调来山西，地皮肯定还没踩熟，这叫立足未稳。从此角度看，虽然他们已占据险要之地，但未必就能尽得险要之利（一时半会，他不一定搞得清楚地形该咋用）。第二、屈、宋各占一城，看似气势汹汹，其实有点小问题。什么问题？河东、霍邑之间有点距离，他们分兵把守，不就等于给了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吗？第三、过了屈、宋这道坎，关中之路就是一条坦途。为啥？大家都学过小学加减法。杨侑那小子一共有多少兵马？屈、宋又带出了多少兵马？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代王居然把大部分家底都押到山西来了！所以，咱还得抓紧时间，要不然，长安那边又招新兵了。

李渊对建议全部采纳。一方面，他派出手下将领张纶，向西进攻离石郡，以巩固根据地；另一方面，他自己亲率唐军主力，马不停蹄向驻扎霍邑的宋老生军团压来。

张纶一路很快传来捷报：七月十七日，义军破离石郡，杀太守杨子崇，取得梦幻般的胜利。

比较而言，主力军团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当大军于七月十四日向南推进至贾胡堡（霍邑西北五十里外，今山西灵石县境内）时，突然天不作美，下起罕见暴雨。

贾胡堡位于西河到霍邑的必经之路——雀鼠谷中。雀鼠谷为汾河河谷，夹于山间。河之两畔有狭窄小道，于旱季本可行走。但在此刻，因暴雨过大，造成山洪四泄，汾河暴涨，满眼都是波涛，连路都看不到，又如何谈得上通行？

李渊没奈何，只得下令大军就地驻扎，等这场要命的暴雨先停下再说。

但意外的是，暴雨居然没完没了的连下十几天，完全没有停的迹象。

至七月底，大军粮草已快耗尽，而后勤部队的辎重车辆又无法通过泥泞难行的雀鼠谷运抵贾胡堡。

更要命的是，还有人送来情报，说突厥和刘武周要联合进攻太原（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晋阳）。由于出使突厥的刘文静仍未返回，没人敢确定消息是真是假。

这下子，原本信心十足的唐军内部出现了分化。什么乱七八糟的泄气话、埋怨话都有人开始讲了。

李渊也觉形势不妙，遂举行紧急会议，召集众幕僚商量对策。

首席幕僚裴寂最先发言：“嗯，我来说两句。这个……大雨的问题，我们事先没预料到。没想到大军会陷入如此艰难的处境。作为幕僚，我们要检讨。但话说回来，现在粮草已断，前方无路，继续在贾胡堡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死撑也不是会事儿。且不说我们没粮食，根本撑不下去。就算有粮食，这里也不是打持久战的地方。有那功夫，还不如回去干点正事。你们说屈、宋没踩熟地皮。我看，等到这雨停的时候，他都该踩熟好几遍了。你们说屈、宋布点有问题，容易被各个击破。现在我们过都过不去，怎么击破？你们还说，长安的兵力大部分都押到山西了。我就想问一句，长安兵力多少，你们怎么知道的？兵力数目可是核心机密。要是你们都搞清楚了，他还能叫机密吗？就算长安兵力都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没有扩军？还有，我们虽已和李密联合。但柴孝和的事情，大家是晓得的。我们同他合作，等于与虎谋皮。最关键的是，现在到处都在传言说刘武周要打太原。我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太原失守，那玩笑就开大了。话说这么多，只想表明一个态度：撤军才是硬道理！” （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

李渊沉吟半晌，又问有无不同观点。

其他原本支持南进的幕僚，见形势至此，全都低头闷声不语。整个中军帐变得出奇的安静。

就在李渊将要宣布撤军之时，忽见李世民挺身而出，陈述了自己观点：“不行！大军万万不能撤！裴大人的分析有不妥之处。其一、李密为什么不打关中？他可不是讲客气，而是洛阳那边分不开身。否则，前些日子也不会只派柴孝和这么点人去。其二、始毕可汗不太可能现在出兵打太原。我们开的价码够高了，他有什么理由拒绝？就算他接受不了，也总该还个价出来吧？何须杀鸡取卵，急着动手？而只要突厥不动，刘武周就一定不敢乱来。其三、粮草一事，也好解决。现在七、八月份，正是麦熟之际，到处都能收割，大不了出点钱向村民买。其四、屈突通虽然厉害，但宋老生却好对付。此人脾气毛糙是出了名的，不会搞什么方案、谋略，一次战斗就可解决问题。其五、我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毕竟只有一郡兵力，先天不足。能打速决战，打不起持久战。为今之计，应趁着当前气势，迅速进军关中，以号令天下。遇到小困难就打退堂鼓，只会让天下失望，使军心涣散。而且，一旦拖延时日，我军底子薄的缺陷就会暴露无遗。”（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优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

李世民的意见，得到了左三军统帅李建成的支持。

李渊想了想，又问裴寂：“裴大人有何高见？”

裴寂沉默片刻，说道：“二公子所言甚是有理！我只问一句，万一我军现有粮食撑不到雨停那天该怎么办？到时候，恐怕连撤退都晚了。”

李世民不是神仙，如何知道雨哪天停？自然答不上来。

李渊和集团幕僚又讨论一番，综合各方意见，最终形成决议：由于无法估计雨停之日，逗留风险太大，决定撤兵！

7、峰回路转

为避免朝令夕改，使部队无所适从，通常而言，会议决议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一经颁布，就绝不会轻易变动。

眼看着李建成的左三军人马都在打点包裹，作为少数派的李世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郁郁回到自己的右三军大帐，独自坐在木椅上出起神来。

右三军第一副官柴绍（李渊女婿，李世民姐姐的老公）见小舅子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免心中焦急：“我说二郎（李世民小名），现在大哥那边忙的不亦乐乎，我们这边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不错，我知道你个人反对撤兵。但决议已下，军令如山倒，你靠拖延战术来蒙混过关是不成的。”

李世民突然“霍”的站起身来：“不行！这事儿我还得再找父亲去！”

李渊正在帐中收拾行李，突接门卫来报：“报告，右领军大都督敦煌公李将军有事求见。”

李渊一愣，心想：二郎不好好指挥他的部队撤退，跑到我这里来干嘛？

“问他有什么事？”

“报告，说是此刻万万不能撤兵！”

“问题不是都讨论过了吗？”李渊眉头一皱，“这二郎也真是，我都忙死了，他还老这么没完没了的纠缠。告诉他，赶快回去办他的正事，就不要进来啰嗦了。”（世民不得入）

过不多时，门卫来报：“报告，大都督不肯走，还……还哭起来了。”（号哭于外，声闻帐中）

“呀嗬！他多大岁数了，还跟我玩耍赖这套？”李渊只觉头皮一阵发麻，“算了，你叫他进来吧。”

待李世民入帐，李渊问道：“有话好好说，你哭什么呀？”

李世民道：“兵以义动，进则克捷，退则溃散。若我们不战自退，宋老生又跟在屁股后面掩杀过来，大难即将临头，所以在此哭泣。” （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

李渊道：“此话跟你会上所讲大同小异。虽然有些道理，但大雨之事，如何解决？”

李世民道：“再等等！我看，大雨已连下了十几天，它总不能接着再下一个月吧，天上也没那么多水。我军无论如何应再坚持一段时间！再挺一挺！至于粮食，实在不行了，杀马也成。”

李渊沉默半晌后道：“可是部队都已经出发了，怎么办？”

李世民道：“没关系！我统率的右三军还没走。左三军虽已出发，但未走远。请让我马上去把他们追回来。”

李渊笑道：“你什么事情都包干了，还要我说什么？”（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

李潇洒性格幽默风趣，这不过是句玩笑话，并不代表他没主见。

于是，李世民与李建成分头去追回左三军，终于阻止了这次撤退。

平心而论，受困贾胡堡是唐军自起兵以来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后方根基不牢，前有劲敌当道，偏偏还深陷泥泽粮草不济，似乎所有不利因素都一股脑的集中涌现出来。此时，集团内部也只有李世民还在热切盼望进攻。

这就是李世民有性格的地方：只要他看准的事情，无论存在多大困难、遇到多大阻力，都会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干下去。太原起兵时是这样，受困贾胡堡时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不过，尽管撤军行动已被及时制止，但问题远没解决：不光雨仍在下，而且士兵经来回折腾，军心更加动荡不安。左三军一些兄弟逢人便倒苦水：“下午说撤军，大家辛苦半天，好不容易才搞好行李。刚出发没多久，又说不撤了。这阵儿，还得重新扎营。搞什么搞嘛？这不拿大家寻开心吗？”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白衣老者来到唐营门口，对守门士兵道：“我为霍山山神使者，有话传与大唐皇帝：‘八月，大雨将止，路在霍邑东南。到时，我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

这下子可不得了，整个军营顿时炸开了锅。

“小四儿，快出来看神仙！”

“神仙都说雨要停，它就得停！”

“对了，神仙说见谁来着？大唐皇帝！这就是说，咱唐公要当天子！我们终于有盼头了！”

正当大家兴奋之际，李渊却将老者叫入，调侃道：“听说神无形无色，我怎么能够看得见你？”（帝戏谓之曰：“神本不测，卿何得见。”）

老者答道：“我的确不是神。这些话是在一个山祠中听到的。”（野老对曰：“某事山祠，山中闻语。”）

巧合的是，时间刚入八月（初一），瓢泼大雨便嘎然而止。如此一来，大家对神仙之言自然更加深信不疑。

正巧这时，突厥跑来报信的使者级失特勒赶到了。

李渊心情不错的又调侃了一句：“贾胡堡，贾胡堡。‘假’（贾）者，借也。胡者，突厥也。这是上天要假吾此胡人，以成王业。”（帝曰：“地名贾胡，知胡将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业也。”）

初二，李渊让士兵趁着红火大太阳，赶快晒晒铠甲、行装什么的。

初三，天刚放晓，李渊传令，大军出征。部队在贾胡堡以南折头向东，由事先探好的山间小道迂回，自东南方向直逼霍邑。

唐军终于要碰大隋中央军了！

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即将拉开帷幕！

8、霍邑之战

现在，该说说霍邑郡方面的情况了。

霍邑位于山西中南部（今山西省霍州市附近），地处汾河河谷南段。其城依山靠水，虎觑南北，就仿佛一扇千钧铁闸，牢牢锁住险道咽喉。

除尽得地利之外，城中更有重兵囤积。至于具体兵力，《通鉴》一本书中就提到两个数目。最初说有两万关中精锐随主将宋老生进驻霍邑；但在后来，又说有三万隋军参战，似乎前后矛盾。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三万隋军中包含了一部分地方守备力量（跟关中军团相区别）。

不过，两万人也好，三万人也罢，由宋老生这个角色来统领都有些不合常理。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简单交待一下隋朝的军事编制。

在隋代，一个郡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普通太守（郡守）为正四品，将他等价于地师级干部应该没太大疑问（重要郡太守为从三品，相当于副省级干部；也有小郡太守为从四品，相当于副市级干部。为避免问题复杂化，对这两种情况不予讨论）。

太守既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长官，要负责带兵。兵力多少呢？一万左右。没错，等价于今天一个师，这就对上号了。

当郡内太守空缺时，其职位也有由武官兼任的。如李轨在武威起事时，抓获的最高长官是虎贲郎将（唐代为避李虎之讳，改为武贲郎将）谢统师。虎贲郎将官衔也为正四品，与太守平级，相当于今天的少将师长，

当时，全国共设立十二个大军区，称十二卫。卫的最高军事长官称大将军，相当于今天的上将大军区司令员。如驻守河东郡的左骁卫（左骁卫为十二卫之一）大将军屈突通。

每卫又为大将军设置两个副官，称将军，相当于今天的中将大军区副司令员或中将军长。而虎贲郎将（少将师长）则是将军的副官，每卫设四个。

以官员配置推算，一个卫（大军区）的满编制兵力大概为四个师（当然，也不绝对。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通鉴》载，屈突通领数万骁果屯驻河东郡。就屈的身份（上将）看，带个几万人是符合常理的。那么，为什么说，宋老生带三万人就反常了呢？

因为宋的官衔为虎牙郎将，从四品，只是虎贲郎将副官，充其量相当于今天的上校团长（或旅长），却带了足足一个军以上的兵力！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很多卫的大将军、将军、虎贲郎将都跟炀帝跑到扬州去了，关中乏人；也可能是因为宋老生的骁勇善战受到了长安朝廷青睐（当然，裙带关系也多少有点），并被破格任用。

总之，原因多种多样，就不一一深究了。

上面之所以讲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个事实：身为上校团长的宋老生以前压根就没带过这么多兵（不论出于什么考虑，让宋出马都只是长安方面的权益之计）！

这就是问题所在！

团长要负责的工作跟军长截然不同：团长只需考虑如何冲锋陷阵，如何把战术搞好就成（如《亮剑》前几集中，李云龙所干的那些事）；军长却需考虑长期规划、主攻方向、各部协同调度等战略问题。

让一个军长去冲锋陷阵不合适；同样，让一个团长去做战略规划也是勉为其难。

尽管历史上也存在无名小卒一步登天后干出事业的案例（如韩信、陆逊等人），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不具普遍意义。至少，宋老生就不属此例。

宋有什么特点？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异常骁勇善战，仿佛猛张飞，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砍一双。这种性格，当一个冲锋陷阵的团长是合适的。要论谋篇布局、运筹帷幄，此人完全是门外汉，根本不能胜任主帅工作。不过，这似乎也不能全怪他，长安方面在用人上不慎重才是问题根源。

本来，霍邑军团在地形、劳逸、补给等方面都占据优势，兵力也跟唐军基本持平，赢面很大。但由于主帅不专业，情况就复杂化了。

当李渊逼近霍邑时，最担心的一种情况就是宋老生据城固守，坚壁不战（渊恐宋老生不出）。

为啥？

其一、三万多隋军把守的坚城本身就很不好啃。

其二、唐军为了从崎岖山路通行，把一切重装备都扔了，现在手上根本没有攻城武器。

其三、唐军与大本营之间的正道被霍邑割断（唐军如果走正道，应该出现在霍邑北面），粮草运不过来（唐军实际行走的山路更无法通过辎重车辆），打不起持久战。

李世民、李建成倒有把握，说父亲大人不必担心，宋老生有勇无谋，考虑不了那么长远。只消我军以诱兵一挑逗，他就没有理由不出来。如果他真不出来，我们就诬陷他与我军串通。他怕被左右打小报告，不敢不出来。（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脱其固守，则诬以贰于我。彼恐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

这个主意够坏：前一方案吃透了宋老生性格（此处不再赘述），后一方案则完全摸准了他的心态！

宋有什么心态？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小团长，乍一下被托付如此重任，受宠若惊之余，难免战战兢兢，瞻前顾后；另一方面，长安政府对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放心，一些监视、考核的尾巴自然少不了。宋承受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可能还真经不起风吹草动。

听儿子们这么一说，李渊信心大增：“对头！当初我们在贾胡堡那么困难，他居然也没想到落井下石。此人水平的确不咋的！”（渊曰：“汝测之善，老生不能逆战贾胡，吾知其无能为也！”）

决战之前，唐军对排兵布阵作了周密安排：

其一、以李建成的左三军为正兵，在霍邑东面预定战场驻扎，负责抗衡隋军正面冲击。

其二、以李世民的右三军为奇兵，于霍邑南面高地埋伏，负责冲击隋军侧翼。

其三、李渊随正兵行动，统一掌控大局。

待部队各就各位之后，建成、世民仅带数十轻骑，径往霍邑郡城邀战。

此刻，宋老生正在办公大厅与众幕僚商议防御方案。忽接城楼哨兵来报：“报告！城外发现唐军！”

“奶奶的，倒底出现了！”宋老生怒目圆睁，钢须倒立，慨然说道，“弟兄们，为国尽忠的机会来了！快！所有人都跟我上城楼！你，叫你呢，磨磨蹭蹭的干嘛？”

“大帅！对不起……唐军在这边！”

“什么？东南方向？”宋老生一头雾水，“西河郡不是在北面吗？他咋能出现在东南捏？”

上得城楼，却见城下只有区区数十唐兵，正在张牙舞爪、破口大骂。为首一人，竟还是个嘴上无毛的小年轻。（使建成、世民将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

这都叫什么世道？就那几个毛人，居然也敢挑衅？

宋老生只觉血气上涌：“传令！点齐大军！出城把他们灭了！”

旁边幕僚劝道：“大帅，唐军人数虽少，但明显有恃无恐。卑职觉得，此为诱兵无疑！”

“老子带兵打仗多年，从来都是横冲直撞，何曾示弱于人？我军又骁勇善战，更兼阵容庞大，怕他个屁？”

就这样，宋老生领着他的三万精兵，浩浩荡荡冲出城来。

世民、建成见目的达到，回马即走，将隋军一路向东引入预定战场。

李渊领大军候个正着，不由分说，抄家伙便大打出手。双方共四、五个师的兵力就这样昏天黑地的厮杀起来。

由于宋老生的确生猛，又兼隋军人数要多过现场唐军，过不多时，李渊、李建成率领的左三军抵挡不住，开始退却（渊、建成战小却）。

就在宋老生追击之时，已悄悄潜回阵地的李世民突然领着一个多师的兵力自南面高地向北俯冲而下，仿佛一柄锐利无比的宝剑，从侧翼将狭长的隋军队形斩为两段。（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冲老生陈，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

这种背后放冷枪的阴招，让注意力都集中在东面的隋军猝不及防，阵形完全被搞乱。而一直退却的李渊左军此刻也突然象打了一记强心针，精神大振，又从正面向隋军逆杀回来，并大声呼叫：“活捉宋老生啦！”。（渊兵复振，因传呼曰：“已获老生矣！”）

在李渊父子的凶狠夹击之下，心理准备严重不足的隋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始了大规模溃退。

唐军得势不饶人，继续穷追猛打，并先敌一步趋至霍邑城下，将对方退路牢牢堵死。（渊兵先趣其门，门闭）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没法进城的宋老生情急智生，居然一个猛子扎入护城河中，想游泳过河。可惜被紧随其后刘弘基追上，一刀斩首。（老生下马投堑，刘弘基就斩之）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李渊乘着大胜之势，让士兵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对霍邑城发起总攻，当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日已暮，渊即命登城，时无攻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霍邑之战遂告结束。

不过，唐军此战能赢，与其说自己神勇，倒不如讲对方失策：

其一、隋军在山西的战略安排有问题。宋老生、屈突通合兵一处，至少有六、七个师（唐军只有三个师），却各自拥城被动呆守，不去联合主动出击，使李渊压力大减。这是隋军错失的第一个良机。

其二、雀鼠谷道路奇险，历来为用兵之地。宋老生居然视而不见，放任唐军通过险地。这是隋军错失的第二个良机。

其三、李渊兵临城下之时，如果宋老生能拥城固守，将唐军拖住十天半月，再联合南面的屈突通前来夹击，则李渊很难全身而退（最后一个良机）。但是，宋老生居然在事先毫不了解敌情的状况下就轻率出击，结果中人埋伏，落了个兵败身亡的惨剧。

这么好的一副牌，隋军也打输了。除了怪自己，还能怪谁？

无独有偶，历史上还有一案例与之类似：当年韩信攻赵国时，赵国谋臣李左车曾建议军事统帅陈馀在半路设伏。因此计未被陈馀采纳，韩信竟得以平安越过太行山。在韩信上门挑衅后，陈馀又轻率出击（跟宋老生何其相似），最终落入韩信圈套，被一举歼灭。

进驻霍邑，李渊开始论功行赏。由于李渊军队的组成中，有人原来的身份是奴仆。这些人担心自己所受的赏赐会比普通人要低，李渊便专门说道：“冲锋陷阵，亲冒矢石，众人尚不分贵贱。岂有论功行赏时再分等级之理？任何人都将一视同仁！”

此话一出，大家参战参军的热情立即得到极大提高。

除此之外，李渊把西河搞的那一套又搬到了霍邑：慰问官民，大肆封官。有人看封官实在太滥，忍不住出言谏阻。

李渊却认为：隋炀帝就因为吝惜赏赐（其自雁门回洛阳时已经提及），失掉了人心。我为什么要向他学习？况且，以官位收揽人心，从而不战而胜，难道不比出兵硬打更强吗？（渊曰：“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感觉李渊的性格、能力和成长环境，都很像周文王：两人都因领导的猜忌而不得不小心谨慎，但在收揽人心方面，又都有一整套。

第九章 关中攻略（下）

1、大帅屈突通

侥幸吃掉隋军两大战略兵团之一的霍邑兵团后，摆在唐军面前的是一大片空虚薄弱地带。李渊遂马不停蹄沿汾河一路向南高歌猛进：八月初八，下临汾郡（今山西临汾市一带）；八月十三日，克绛郡（今山西新绛县一带）；八月十五日，抵龙门（今山西河津市，黄河与汾河在河津市之西南面汇合）。

这时候，若再往南走，就必然要同隋军另一战略兵团——河东兵团遭遇了。

由于隋军主帅屈突通是个人物，此处不妨略作交待。

屈突氏（出自鲜卑）祖籍原在昌黎（今河北昌黎县一带），后来迁居长安。隋文帝时，屈突通习军旅之事，并以战功迁虎贲郎将（少将师长）。

据称，屈突通为官期间，一向以清正廉明，执法如山著称。犯事者就算是亲戚，也照样严惩不怠。

当时，长安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打油诗，叫做：“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屈突通的弟弟，也以刚正著称）；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意思是，如果犯了什么错事，可千万别被屈突兄弟抓住，否则会倒大霉！其威严竟至于此！

考虑到屈突通原则性强，文帝曾委任他去陇西核查畜牧业情况。他到任后，并没有简简单单走过场，而是派人到牧区仔仔细细的清点。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居然查出足足两万匹马没有上报朝廷（文帝命覆陇西牧簿，得隐马二万匹）。两万！这可不是小数目！要知道，对于志在四方的隋文帝来说，战马基本上就等于命根子！

这下子漏子捅大了！杨坚龙颜震怒之下，将主管畜牧业的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太仆卿慕容悉达及属下官吏一千五百余人全部办了渎职罪，要一律斩首示众（帝怒，收太仆卿慕容悉达、监牧官史千五百人，将悉殊死）。

看皇上正在气头上，百官哪敢多言？倒是主查官屈突通挺身而出，为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同僚求情：“陛下，人命关天啊！脑袋一旦砍掉，它就再也长不回来。况且，而今正是陛下以仁义教化四海之际，怎能因为区区畜牲就夺走一千五百条人命哪？陛下！”

杨坚哪里肯听？大声喝令退下。

谁知屈突通心一横，忽然“扑通”一声拜伏在地，流泪说道：“陛下！如果陛下不愿收回圣命，就请先斩为臣吧！陛下！陛下！”（帝叱之，通进顿首曰：“臣愿身就戮，以延众死。”）

其实，要论心狠手辣、猜忌多疑，杨坚并不输于杨广。但文帝跟儿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总是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极少办糊涂事。此刻，看一向以严厉著称的屈突通都说处罚过当，他不可能一点触动都没有。

过了半天，冷静下来的杨坚也意识到问题所在，遂改口说道：“是朕不对！既如此，就免去他们死罪吧！”

事情过后，屈突通官升一级，被提拔为左武卫将军（中将军长）。

杨广继位之初，因为担心驻扎并州（山西太原一带）的汉王杨谅（杨广弟弟）造反，想以文帝名义将他招来长安（文帝虽死，但仍未发丧）。为避免节外生枝，杨广希望物色一个对方不易起疑的大臣去办事。这个时候，素以原则性强、不偏不倚而著称的屈突通就成了理想人选。

常言道：计划不如变化。杨广虽在征召杨谅一事上煞费苦心，却不知汉王与文帝之间早就预设了“达芬奇密码”：如果玺书上的“敕”字有额外一点，便为真书；否则，就是赝品。

这个细节，杨广自然不知道。结果屈突通刚把圣旨递给杨谅，西洋镜就被戳穿了。面对汉王劈头盖脑的盘问，屈突通脸不红心不跳，撒谎无需草稿。一番口若悬河的讲演之后，他居然创造了全身而退的奇迹（及是，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屈，竟得归长安）。

从此事又可看出，我们的屈突将军能混到他那个位置，绝不只原则性强那么简单。

虽然并州之行很难称的上不辱使命，但屈突通却意外收获了比办事成功更具价值的东西——炀帝的信任。杨广要坐稳位子，自然需要一帮心腹之臣。而屈突通同志能够临危不屈，表明他在政治上是经得起考验的。至于事情搞砸，那是情报部门工作失误，怪不到屈突通头上。

由于领导认可，屈突通很快便挤身权力核心，开始一门心思为新主子卖力（不过，他也没有其他选择）。

大业九年（公元六一三年），杨玄感兴兵作乱。身在辽东的屈突通率领轻骑部队，马不停蹄最先跑回洛阳，并与樊子盖、卫文升密切配合，硬生生逼走了叛军。此后，他又协同宇文述、来护儿等将领，向西一路穷追猛打，最终取得皇天原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踩着十余万叛军血淋淋的尸体，屈突通中将军长无限光荣的晋升为上将大军区司令员。

至于屈突上将新的官职，两唐书与《通鉴》所述不一：前者说是当了左骁卫大将军（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而后者却说是当了左武候大将军（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以拒渊）。不知哪个有理？不过按《隋书*志第二十三》的记载，似乎左右武候府在杨广上任后就已经改名了（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通鉴》记载似乎有点问题（本文不去深究）。

大业十年（公元六一四年），安定郡（今甘肃泾川一带）人刘迦论在雕阴（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北）造反，拥徒众十余万。

屈突上将受命平叛。他率大军逼近敌境后，即就地驻扎，玩起了坚壁不战。对此行为，很多隋军弟兄不理解：老头子是不是心虚了（初不与战，军中意其怯）？否则怎么老不进攻。都急死人了！

听到下面人议论，屈突通不仅不恼火，反而在守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下达了班师回朝的命令。

这下子，一些更难听的话就有人讲了，说什么屈突大帅没别的本事，就会浪费差旅费云云。

估摸着消息已传到对方耳中，屈突通这才发起雷霆一击，将事先毫无准备的敌军全部歼灭！

杨广下扬州之后，深受朝廷信任的屈突通被委以重任，全权负责关中防务（炀帝幸江都，令通镇长安）。

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为了应付咄咄逼人的太原军团，年逾花甲（虚岁六十一）的屈突老爷子不得不领军出征，屯驻河东。

关于河东军团的兵力，没一本史书讲清楚了。不过，有两点大概可以肯定：

一、其兵力不会弱于霍邑。

二、其兵力也不会比霍邑多太多。

基于以上两点，《通鉴》推断为“数万”人，应该是可信的。再明确点，三到五万！

另外，《通鉴》还明确指出，屈突通带到河东的全是骁果武士。

要解释清楚什么是骁果武士，还得再侃侃隋代军事编制。

当时，全国虽设立了十二个大军区（十二卫），但军区司令平时都集中在首都，并不带兵（或者说带兵较少）。

兵都到哪里去了？回到各自的鹰扬府中。鹰扬府就是地方兵府，分散在全国各地。每府大概1000人左右，相当于现在两个营的兵力。鹰扬府最高长官称鹰扬郎将，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中校营长（或副团长）。

平时，鹰扬府驻扎在属地，负责地方守备。只有在战争爆发时，兵府士卒才集结成大兵团，供军区司令统一调遣。

朝廷之所以这么搞，主要是为了防止军区司令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不过，任何事物必有两面性：虽然该机制能够有效限制住司令权力，但由于鹰扬府平时分散在各地，相互间沟通不多，要是乍一下走到一起，协同作战能力肯定存在问题。

就好比现在的足球运动员：虽然平时在俱乐部还踢得凑合，但一到国家队就配合不起来。为啥？在一起的训练时间太少了。

为解决府兵制存在的弊端，提高作战能力，隋炀帝在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那一年）出征高丽之前，开始从关中大量招募新军，称为骁果武士。骁果武士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高大威猛，单兵作战能力极强。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平时也集中训练，不回地方（跟鹰扬府兵完全不同），所以团队战斗力也很强。如果说，海军陆战队是美国的特种部队；那么，骁果武士兵团便是隋朝的特种部队。

屈突通把数万之众的骁果兵团带到了河东。这等于在宣布：我把关中的赌注都押上了！

2、黄河防线

尽管精锐的骁果兵团已进至河东，但屈突通却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北上太原，以致霍邑军团被李渊全部吃进。这可能是造成隋军在前一阶段极其被动的重要根源。

但屈突老爷子自有他的苦衷：关中反政府割据势力太多，本身很不太平。万一这些土匪头子趁大军北上时把长安端了，可怎么向皇上交待啊？

就屈突通一贯谨慎细致的性格（点马都是一匹一匹的数）看，他可能很难做出风险性强的决择（当然，如果是来护儿就该另当别论）。

既然不能跑远，那么进驻河东郡就是目前的最优方案：

其一、河东郡西面有黄河天险，东面有崇山峻岭，绝对是易守难攻。

其二、郡城蒲坂与身后潼关配合，可构筑一条纵深达四十公里的立体防线。

其三、黄河西岸自北而南有韩城（今陕西韩城）、郃阳（今陕西合阳）、冯翊郡城（今陕西大荔一带）三大城池，可构筑三点一线的河西防线。

其四、蒲坂西面架有蒲津桥，屈突通可以比较方便的穿梭黄河两岸。

其五、所有防御点距离囤粮重地永丰仓(隋朝的大粮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渭河与黄河交汇处)都很近，足够支持打持久战。

其六、蒲坂距离长安的直线距离仅为160公里。万一大本营有什么风吹草动，屈突通当天就可赶回。

概括的讲，屈突通的总体思路就是以大粮仓为根本，以三城池作配合，东依雄山，西靠大河，南托险关，北拒李渊。

这种思路，不可谓不周密。这条防线，不可谓不牢固。李渊集团所面临的考验，也不可谓不严峻。

唐军在龙门休整了三天，正巧这时，出使北方的刘文静带着五百突厥兵和两千战马赶来了。对于刘的姗姗来迟，李渊不怒反喜（渊喜其来缓），说道：“我已到达黄河边，突厥兵才来，而且兵少马多，都是你的功劳。”

此话与他的既定策略相符：借兵纯属做秀，目的在于稳住突厥和刘武周。突厥兵来的越晚，去老百姓家捣乱的机会就越少。

面对相当烫手的隋军黄河防线，一个叫薛大鼎的人向李渊建议：蒲坂是块难啃的骨头，最好不要去碰。为今之计，不如从龙门西渡黄河，直捣永丰仓。然后再传檄远近，则关中必定望风而降（汾阳薛大鼎说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

这套方案基本分析清楚了隋黄河防线的特点：由屈突通和骁果军团坐镇的蒲坂城是防线的坚硬环节，而由地方官和鹰扬府兵坐镇的河西三城是防线的薄弱环节。要突破防线，自然应寻找薄弱环节入手。永丰仓是关中生存之本。一旦拿下次此仓，必能对隋军收釜底抽薪之效。

薛大鼎的方案的确有些道理。不过，其思路中也有一个明显漏洞：那就是只对问题作了静态分析，没考虑隋军可能的应对。不错，隋军的确是东强西弱，但这个特点屈突通比他更了解。一旦唐军全力以赴对河西动手，没有压力的蒲坂兵团可能袖手旁观吗？

其实，对于老谋深算的屈突通而言，可供选择的手段至少有两个：

一是沿黄河东岸北上，对渡河唐军进行追击。

二是先到河西，再对唐军进行截击。如果屈突通要过河，可不是向南从潼关绕，而是直接走蒲坂城西的黄河大桥（蒲津桥，是一座浮桥）。有了这座桥，屈突通据守东岸就只是表面现象。他的有效打击半径，实际上完全覆盖了河西三城。

遗憾的是，对于隋军的这两种可能手段，薛并没有考虑周全。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唐军将领都反对至蒲坂于不顾的原因（诸将请先攻河东）。

另一个叫任瑰的人则更为务实的阐述了自己意见：

第一、唐军主力仍然南逼蒲坂，但不妨分点兵出来，先行西渡黄河，作低成本投入。

第二、渡河唐兵数目少没有关系。河西有不少地方割据势力，跟隋朝作对。如果能拉他们入伙，就不愁站不稳脚跟。我在冯翊郡（韩城、郃阳、冯翊郡城等三个县级城均属地级的冯翊郡管辖）多年，跟这些人比较熟，愿意帮忙去办理此事。

第三、过河兵与地方势力合在一起，足以威胁河西三城。到时，我再出面去与冯翊郡太守（地级市长）萧造谈判。萧造是个白面书生，一定会望风而降。

第四、夺取三城后，再趁机攻占永丰仓，则关中将为囊中之物。

（河东县户曹任瑰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瑰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指韩城，逼郃阳。萧造文吏，必望尘请服。孙华之徒，皆当远迎，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在今陕西大荔县境)。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

李渊闻言大喜，立即封任瑰为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副部级），去着手办理招抚一事。

至此，唐军的战略方针基本明确下来：

一、调集重兵主攻屈突通所在的蒲坂城。

二、利用屈突通分不开身的机会，分兵掠河西。

三、考虑到过河兵抽不出太多，必须采用巧妙的借力打力策略经营河西：第一步、先招抚地方割据势力，壮大自己；第二步、实力壮大后，再去招抚隋三城守将；第三步、拿下三城后，再进占永丰仓。

这才是一个相对周全的方案！

八月十八日，唐军进至汾阴(今山西万荣南)驻扎。在这里，李渊亲笔写招抚信一封，托任瑰送与冯翊郡最大的土匪头子孙华。

接下来，《通鉴》记载了一件事情：八月二十一日，李渊进军至壶口，设置水军（己亥，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乃置水军）。

如果文中的壶口指今天的壶口瀑布，就有些不合常理：因为李渊自龙门出发后，向南走了大概四十公里，才到达汾阴。而壶口瀑布却位于今山西吉县境内，去龙门以北七十公里。明显是南辕北撤。另外，此事也未见两唐书有述。

如果《通鉴》记载非虚，就只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壶口便是壶口瀑布。李渊领大部队向南走到汾阴驻扎后，自己再带一队人马往北赶110公里路，去壶口瀑布拜祭河神什么的，完了再回前线。

二、壶口并非指今天的壶口瀑布，而是指龙门附近的黄河开口处（黄河于这里由窄变宽，形状上也象水壶的口）。李渊在汾阴收到孙华积极回应后，便开始着手经营渡河事宜。龙门是早就预定的渡河地点，他离开大部队，回到这里来考察考察，准备准备渡船，似乎也更合情合理。

八月二十四日，冯翊豪杰孙华自郃阳东渡黄河，前来晋见李渊。唐国公设下隆重欢迎宴会，大献了一番殷勤。又封孙为左光禄大夫（正二品勋衔），武乡县公（从一品勋衔），并承诺把整个冯翊郡都交给他管辖（领冯翊太守）。对孙的手下骨干，也都尽皆封赏，一个不漏。

待众人兴致高昂之后，李渊才笑眯眯的切入正题，请他们先回河西驻地，准备接应。

送走了孙华，李渊立即从唐军中拨出六千人马，作为西进先遣队，由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柰率领，先大军一步自龙门山西渡黄河，在河西扎下营垒。（继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柰将步骑六千自梁山济，营于河西以待大军）

在先遣队出击之前，李渊对王长谐等人特意做了叮嘱：

一、 屈突通兵力不少，但跟我军相距五十里却不敢邀战，证明他内部有点问题。

二、就常理看，如果你们到河西，他担心关中有失，应该不会坐视不理。

三、若他渡黄河去打你们，则我就率主力去端蒲坂。

四、倘他真固守蒲坂，你们就摧毁蒲津桥，断其归路。如此一来，屈突通前有我军主力逼压，后有你们捣乱，他腹背受敌，必然撑不了多久。

（渊谓长谐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馀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拊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

众人计议妥当，立即分头行动：唐军主力南进蒲坂，先遣队西渡黄河。

3、乾坤大挪移

先遣队过河后，与孙华等割据势力结为一体，立即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唐军的威慑下，在关中民众的拥护下，在大使任瑰的斡旋下，三城之一的韩城很快便宣布倒戈。这使得屈突通苦心经营的河西防线顷刻间变得摇摇欲坠。

为拯救西岸，屈突上将密遣虎牙郎将桑显和领精兵数千，于九月初七夜自蒲津桥西渡黄河，对唐军河西大营发起偷袭。王长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形势一度不利。所幸孙华领骑兵及时增援，唐军才终于转败为胜，将隋军又赶回了河东。由于担心西岸唐军夹击蒲坂，桑显和过河后竟然把蒲津桥都砍断了（显和脱走入城，仍自绝河梁）。这下子，屈突通想要再援助西岸就只能走潼关绕了。

桑显和大败，蒲津桥被自己人砍断，这对河西隋军的士气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九月初八，冯翊郡太守萧造即率领全郡向唐军投降（丙辰，冯翊大守萧造降于李渊）。永丰仓宣告易主。整个河西防线完全崩溃！

坐镇蒲坂的屈突上将没料到西岸局势恶化如此之快。可能在他的算计中，如果唐军不出主力，是绝不可能于河西立足的。

屈突通是军事家，却不是政治家。虽然他在构筑黄河防御体系时，对许多军事问题都进行了周密考虑，但对两个军事外因素却没想到：一是唐军受关中民众欢迎的程度没想到（唐军前期的样板宣传非常到位，民众翘首以盼），二是李渊受关中豪杰拥护的程度没想到（听说孙华当了高官，其他人也都趋之若鹜）。

忽略了以上两点，屈突通自然就不可能对唐军每日以千激增的兵力状况作出正确判断！

不过，事情既到了这一步，再找原因已没有任何意义。最关键的问题是，下面该怎么办？

如果亲率大队人马拯救西岸，则蒲坂势必不能抵御东岸的唐军主力。如果仅派部分人马过去，又很难力挽狂澜。如之奈何？

这是一道痛苦的选择题：要河东，还是要河西？

但如果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问题远没有二选一那么简单：倘若丢了河西，再守河东已无任何意义；倘若丢了河东，就等于失去一道最牢固的屏障，河西也将陷入无险可守的境地。

表面上看是选择题，但实际上根本没得选：要么都要，要么都不要。

这就是屈突通左右为难的地方！

可惜李渊根本没给对方过多的考虑时间：九月初十，唐军主力即已抵达蒲坂，将城池围了个水泄不通（戊午，渊帅诸军围河东）。

参与作战的唐军具体兵力有多少？虽然史书未曾明述，但李渊既然敢围攻，没个七、八万是不行的。

然而，唐军才刚刚发动攻击，就有人站出来唱反调：“我说，这个西岸形势这么好，咱们还有必要在河东郡多浪费时间吗？”

对此声音，首席幕僚裴寂持反对态度：“怎么没必要？如果我们不干掉河东，就总会留下后顾之忧。到时，万一长安没打下来，河东又跟在后面捣乱，那麻烦就大了！”

李世民却从打河东、打长安两种方案的投入、收益和风险上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分析，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方案一、继续进攻河东郡。

投入：人力成本为唐军大部主力。时间成本则无法估计（可能会很长）。

收益：先获得河东郡（现金），再取长安（期权）。

风险：如果时间拖久了，一是大军锐气受挫，二是关中隋军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防御工程建设，三是关中造反的豪杰蜂起，如不即时招归麾下，可能生变（有人可能会坐大）。

方案二、迅速进军长安

投入：人力成本为唐军大部主力。对于时间成本，李世民认为，以大军连获胜仗的锐气，如果直捣长安，一定会很快成功。

收益：先获得整个关中地盘和大量的关中豪杰（现金），再取河东郡（期权）。

风险：如果长安不下，河东郡的确有点麻烦。但一来以目前形势看，长安不下的可能性极小；二来屈突通只求自保，不会构成太大威胁。

通过比较，李世民认为，方案一最大的缺点就在于时间点难以把握，一旦拖延时日，将会产生很大的风险。而方案二的时间点则易于把握，风险也小，并且其现金收益要比方案一大很多。所以，李世民认为，舍河东取长安更优。

（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附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

李渊道：“世民的想法很好，不过，完全不考虑屈突通也有问题。我的意见是，今日夜里，大军主力先偷偷撤离战场，西渡黄河，去关中发展。剩下的兄弟嘛，继续敲你们的锣，打你们的鼓，分散开来驻扎，尽量不要让蒲坂看出我们人少了。趁隋军一门心思守城的空当，我们再派人从西岸火速绕到潼关南面，截断他们归途。嘿嘿，屈突通想用潼关拦我们，却不想反成了我们的阵地。这叫什么？这就叫乾坤大挪移！”

4、取长安

九月十二日（距围蒲坂时间仅仅两天），李渊率主力西渡黄河（庚申，李渊帅诸军济河）。九月十六日，大军到达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住宿于长春宫（今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争先前来归附。

九月十八日，李渊做作最高指示：

一、以李建成、刘文静率领的左三军主力为阻击兵团。部队屯驻永丰仓，从南面进攻潼关，断绝屈突通归途。

二、以李世民率领的右三军主力为攻击兵团。部队沿渭河北岸向西发展，直逼长安（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

李渊在河西正忙得不可开交，蒲坂方面才察觉大事不妙：好容易搞了半天城防，人家却早就跑了。

这下子，屈突上将彻底慌了：要是长安有失，蒲坂就算能守一万年又有什么意思？

他赶紧留下鹰扬郎将（中校）尧君素把守蒲坂，自己领着数万精兵，向南往潼关飞驰而去，想抢在关中全盘崩溃之前赶回长安救火。

与此同时，唐军阻击兵团也已自永丰仓出发，正马不停蹄直趋潼关。

双方隔着黄河，展开了一场速度竞赛！谁先到达潼关，谁就能占得先机！

当时，潼关共有南北两城，相互间有些距离。屈突通刚刚走出北城，即与刘文静的先头部队遭遇。历史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两军几乎同时到达！

就在骁果兵团被阻挡的这一小会儿功夫，王长谐已经抢先攻破潼关南城。屈突通无奈之下，只得暂回北城固守。

至此，双方对峙的局面已不可逆转！隋军主力被唐军硬生生困在了潼关！

再回顾一下此战全过程：

屈突通领着关中大部主力，并苦心经营了黄河防线，想困住李渊。

针对隋军防线东强西弱的特点，李渊采取了进攻蒲坂为主，发展河西为辅的对策。此为战役的第一阶段。

然而，河西形势发展之好，既超出了隋军的预料，也超出了唐军的预料。面对新局面，李渊及时将策略调整为：以发展河西为主，以牵制蒲坂为辅。为避免节外生枝，唐军仍留下部分人马佯攻蒲坂，迷惑屈突通，成功实施金蝉脱壳之计。此为战役的第二阶段。

在唐军渡河后，又迅速派出阻击兵团，从南面（潼关）截住隋军归途。本来是隋军用于阻拦唐军的潼关，却戏剧性的成为唐军阻拦隋军的阵地，这叫做乾坤大挪移。此为战役的第三阶段，也是决定性阶段。

屈突通行棋过于谨慎，最终自食其果！而一旦他的骁果兵团回不去，关中之战就基本失去了悬念。

九月二十二日，犹不放心的李渊还跑到永丰仓来观察了一下，当确信屈突通已不可能突围之后，他才一身轻松的返回长春宫，顺便刷了对方一下：“两员大将，一个宋老生，一个屈突通。老生，老生，也就是个不老练的生手。屈突，屈突，从来就没给过我曲折突兀的感觉。”（笑曰：“亿兆离心，此何为也。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胆薄，尝无曲突之虑。”注：曲突之虑出自成语曲突徙薪，表示防患于未然）

此后，唐国公可以毫无顾虑把其他主力都砸向西线了。

九月二十四日，李渊大军喝完壮行酒，自长春宫誓师出发，一路向西推进至冯翊郡城。

当时，在整个关中战场，唐军的战略机动兵团共分三路：

第一路的李世民右三军主力走在最前面。右军的既定路线为由渭河北岸一路向西，迂回至长安西面，与活跃于此处的李神通、李氏敌后部队汇合，从西线对长安形成威胁。

关于李神通、李氏敌后部队，此处略微交待一下：当初（太原起义），李渊把女婿柴绍自长安召回太原时，柴绍的老婆李氏（李渊的女儿）并没有随老公同归，而是留在了李家鄠县（今陕西省户县北，在西安西面，距西安约一百余里）老宅。这李氏非寻找女子，她与李渊的堂弟李神通联合起来，四处召集豪杰，组织了一支军队，并连续打下鄠县、盩厔、武功、始平（此四县均在长安西面不远处）等地，在长安西面站稳脚跟，队伍发展到七万人之盛。

当李世民西进至泾阳（位于长安正北方，略偏西）时，李氏娘子亲领万余精兵，与世民胜利会师（李氏将精兵万馀会世民于渭北）。

之后，李世民部继续西进，破扶风（长安西面）、下司竹（今陕西周至县司竹镇，在长安西面），将长安西面大部城池悉数荡平。九月二十七日，李世民在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向李渊手书一封，说西线迂回战略已获成功，请父亲速引军西行，共击长安（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渊，请期日赴长安）。此时，李世民的兵力已达十三万之众（一路归顺人员不少，又兼合并了李神通、李氏部队）！

第二路为李渊本部。李渊在收到世民西线已平的消息后，于九月二十八日，从冯翊郡出发，领兵向长安推进（丙子，渊引军西行）。

第三路为李建成左军一部（与刘文静一起，在潼关和屈突通对峙）。当时，李渊认为屈突通已不足为虑，便令李建成在唐军阻击兵团中挑选骁勇之士，火速出发，自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直驱长乐宫（今陕西长安县西北）。

十月初四，李渊到达长安城外，在长乐宫驻扎。此时，唐军总兵力已至二十万（十月辛巳，次长乐宫，有众二十万）。

兵力集结后，李渊并没有马上发起攻击，而是派人向长安城内德高望重的老臣卫文升（当年曾参与过讨灭杨玄感之乱）等送去书信，声明自己是来尊隋的，不是来灭隋的（屡遣使至城下谕卫文升等以欲尊隋之意）。

在迟迟未得到隋王朝任何回复的情况下，李渊于十月十四日，才下令让大军压上，对长安城完成合围（辛卯，命诸军进围城）。

十月二十七日，在向军士严令交待进城不得侵犯隋王朝宗庙和皇室成员后，李渊终于下达了总攻命令。（甲辰，李渊命诸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

十一月初九，唐军克长安（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

是役，冯翊豪杰孙华战死（孙华中流矢卒）。

城破后，隋长安最高统帅——代王杨侑尚留在东宫，左右皆已逃散，身边只有侍读姚思廉一人。时唐军士兵已涌至殿外，姚思廉厉声喝止道：“唐公是举义兵，匡帝室，尔等不得无礼！”（由于李渊在围城前曾多次向城内申明自己目的，估计姚已有所闻，故出此言）

唐兵闻听此言，果然再不敢轻举妄动（李渊也曾交待士兵不得侵犯代王，否则夷三族）。一面守住大门，一面派人向李渊报信。

李渊很快赶到现场，恭恭敬敬的将杨侑自东宫请出，送到大兴殿（皇城正殿），居住于顺阳阁（皇上起居的地方）。此举的目的，无疑是为立杨侑为帝作铺垫（当然只是名义上的）。

见局势已被牢牢控制之后，李渊这才回到城外的长乐宫暂且休息。他效仿当年汉高祖约法三章的典故，与民仅约法十二条，对于隋王朝的其他严刑峻法皆悉数废止（渊还，舍于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对于战犯，李渊也采取了只惩首恶，其余不办的策略：仅杀了十几名领头守城的隋将（城破之前，老臣卫文升已经辞世）。

很明显，针对隋王朝施政过严的弊病，李渊选择了与民休息。

十一月十五日，李渊拥立代王杨侑（时年十三岁）称帝（史称隋恭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义宁，尊杨广为太上皇。（壬戌，李渊备法驾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时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炀帝为太上皇）

十一月十七日，李渊被隋恭帝封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授唐王，入住丞相府邸。

李建成为唐国世子。

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

李元吉为齐公。

裴寂、刘文静分别为丞相府长史、司马。

一个新的政府班子宣告成立。

至此，李渊的关中攻略大获成功！

5、屈突通归唐

长安这边已经风平浪尽，潼关那边仍是烽火连天。李建成引部分军力西去后，唐阻击兵团的最高统帅变成了刘文静。对于刘而言，只要能挡住屈突通，就算完成任务。

时间一天天度过，眼看关中战局越发不利，屈突通恨不能插翅飞回长安。但该死的刘文静却拦住道路让他不能前进半步，屈的焦急心情也就可想而知。在明招不奏效的情况下，屈决定来阴的：派遣部将桑显和深夜偷袭唐军大营（屈突通与刘文静相持月馀，通复使桑显和夜袭其营）。

可惜刘文静早有准备，结果屈偷鸡不成折把米：桑显和败走，余众被悉数俘虏。

这下更没招了，有人干脆劝他投降算了。他流着泪答道：“我先后侍奉文帝、炀帝两朝天子，深受皇恩。如果要抛弃国难而不顾，我断然难以做到！”（或说通降，通泣曰：“吾历事两主，恩顾甚厚。食人之禄而违其难，吾不为也！”）

大概是觉得终难免一败，屈又经常摸着自己脖子说：“早晚要为国家挨一刀。”（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一刀！”）

军中将士闻之，无不潸然泪下。

李渊攻克长安后，屈突通家属全部成为俘虏。一个家僮奉李渊之命，专程跑到潼关，向屈传达两个消息：一是长安已经沦陷，二是李渊想接纳他。

屈闻言后火冒三丈，当即将家僮斩首（丞相渊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斩之）。

当然，忠心为国是要的。但长安既已失陷，再在潼关这么干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就算能冲破刘文静阻挠，又有什么意义？黄花菜都凉了。

斟酌再三，屈突通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放弃西进：他留下桑显和继续留守潼关，自己率主力东去，想入洛阳与越王杨侗汇合（及闻长安不守，家属悉为渊所虏，乃留显和镇潼关，引兵东出，将趣洛阳）。

屈突通前脚刚走，桑显和立马向刘文静缴械投降（通适去，显和即以城降文静）。也是，主帅都卷铺盖拜拜了，他桑显和还能玩啥？

刘文静获知屈突上将没跑太远，立即令部将窦琮和桑显和率轻骑穷追不舍。在到达稠桑（河南灵宝市北）时，终于将屈突通追上。

窦琮又让屈突通的儿子屈寿前去劝降（李渊的又一张牌）。屈突通大骂道：“你这小畜生。今天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随即下令左右开弓引箭，要射死儿子。（窦琮遣通子寿往谕之。通骂曰：“此贼何来！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射之）

左右面面相觑，不知主将是否出于真心，一时不敢动手。

桑显和慌忙对其他隋军将士说道：“现在京城已经沦陷。你们都是关中人士，能跑到哪里去？”（显和谓其众曰：“今京城已陷，汝辈皆关中人，去欲何之！”）

此言杀伤力可谓巨大，众人闻言后纷纷放下武器，愿意归降（众皆释仗而降）。

屈突通见大势已去，自认难逃一死，遂下马向东南方向（炀帝所在的扬州方向）数次叩拜后，凄然说道：“臣已无力回天，非敢辜负国家。皇天后土，可以为证！”（通知不免，下马，东南再拜号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神袛实知之！”）

刘文静命人将其押送至长安。李渊当然没有杀他。不光不杀他，还要重用他。屈突上将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蒋国公，兼秦公（李世民）元帅府长史（军人执通送长安，渊以为兵部尚书，赐爵蒋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

当时，李世民的元帅府基本掌控了唐军大半军权。元帅府长史（副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权职位。李渊倒是相当看得起他。

屈突通投唐后，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河东郡，招降隋守将尧君素（尧曾经是屈的老部下。当初，屈突通领兵进逼潼关时，将尧留下代守郡城）。

两位昔日战友一个在城墙上，一个在城墙下，远远对望着，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或许痛惜京师失陷、山河破碎，大隋王朝即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又或许感慨久别重逢竟以如此形式出现。两人都不由悲从心起，热泪沾襟（渊遣通至河东城下招谕尧君素，君素见通，歔欷不自胜，通亦泣下沾衿）。

沉默很长时间后，屈突通艰难开口道：“关中沦陷，我军已败。义旗所指，无不响应。事势如此，君素不如早降。”（因谓君素曰：“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

尧君素皱眉道：“屈公为国家重臣。皇上将关中重任委派于您，代王将宗庙社稷托付于您。您怎么能投降敌人，还进一步替人当说客呢？先生的马都是代王亲自赐予的，您又有何面目骑在它背上呢？”（君素曰：“公为国大臣，主上委公以关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负国生降，乃更为人作说客邪！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

屈突通长叹一声：“唉——，君素，我已经尽了最后一份力！”（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

尧君素板起面孔：“我的力尚未用尽，请不要再说。”（君素曰：“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

屈突通惭愧满脸通红，低着头默默走了（通惭而退）。

平心而论，屈突通算个忠义之人，也确实尽力了。对于隋朝日渐衰败的局面，他不可能不感到痛惜。大唐让他做说客，还真有点难为了他。

不过，尽管此时河东郡仍在负隅顽抗，但对于已经成为新政府大丞相的李渊来说，早已无足轻重了。

6、点评

李渊之所以成功，分析而言，大概有以下因素：

其一、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此为时势使然。

其二、废苛政、诛奸臣，此为民心所向。

其三、甘做臣下，结盟突（突厥）、魏（李密），此为能屈能伸。

其四、避实（杨广、李密）击虚（关中），长驱直入，此为策略得当。

其五、屋内隋旗不倒，屋外义旗飘飘，此为明智之举（跟其他“土匪”区别开来）。

其六、世代贵族（关陇贵族），人脉广博，此为根基雄厚。

其七、不念旧恶，重用隋臣，此为气度宽广。

以上七大因素，导致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第十章 中原战局

1、增援兵团

谈完关中局势后，我们再将目光东移至洛阳，接着关注李密方面的战局进展。

前面讲到，李密对于洛阳二十余万守军采用的是釜底抽薪战略。即出兵占据洛口、回洛两仓，切断隋军粮食补给线，期望用饥饿这个武器让隋军非战斗减员，从而不战自胜。

对于距离洛阳较远（一百多里）的洛口仓，李密守的较稳。但对于距离洛阳较近（仅七里）的回洛仓，双方争夺却异常惨烈。战局就仿佛是在玩跷跷板游戏：一会你上来，一会我下去。

公元六一七年四月十三日，李密采用声东击西战术，乘虚占据回洛仓，但由于身后城池未下，不久自退。

四月十九日，李密又领兵三万，重新占据回洛，并于回洛之北，大败洛阳守将段达部七万人。

五月二十八日夜，段达领兵偷袭回洛，因李密是役为流箭所伤，魏军大败，退保洛口。隋军随即收复回洛仓。

六月十七日，养好伤的李密卷土重来，大破隋军，重新收复回洛仓。又断了隋军口粮。

眼看中原战事吃紧，时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钦点了五路大军，火速增援洛阳。

第一路由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一带）出发，主帅为左御卫大将军兼涿郡留守薛世雄，领燕地精兵三万。

第二路由江都（今江苏扬州）出发，主帅为江都通守王世充。

第三路由邛黄（从《通鉴》称其兵丁为“蛮”来看，邛黄应在南方，因古人称南方少数民族为蛮。又根据炀帝时在江都的线索推断，邛黄可能在江淮之南的浙江、福建一带）出发，主帅为将军王隆（将军王隆帅邛黄蛮）。

第四路由河北出发，主帅为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

第五路由河南出发，主帅为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

炀帝谕旨：五路大军统一由薛世雄节制，路上如遇“盗贼”，一律格杀勿论（命王世充等诸将皆受世雄节度，军所过盗贼随便诛剪）。

然而，让炀帝意外的是，身为援军总指挥的薛世雄才走到河间郡（今河北河间），就出了大事。

河间郡其时为山东豪杰窦建德地盘。当初，窦建德在高鸡泊(今河北固城县西南)的势力壮大后，地盘也向北发展了一段，占据了河间郡。

薛世雄的进军计划本是直趋洛阳，但当其到达河间时，似乎又接到炀帝的另一个命令——顺便消灭窦建德。

就这样，薛一路进至河间郡城南面的七里井，并扎下大营，准备先干掉窦建德再说。

当初，窦建德在消灭原涿郡守备郭绚时，采用的是诈降计，先令郭绚失去警惕性，再出兵突袭，从而一举获胜。

现在，窦又想出一个诈逃计（可能再搞诈降已没人信了）：他预先在薛世雄的营寨附近埋伏好数千精兵，然后将大军自城内撤去，佯称要逃入豆子卤亢（今山东惠民）中。（建德闻世雄至，选精兵数千人伏河间南界泽中，悉拔诸城伪遁，云亡入豆子中）

诈逃计跟诈降计比较起来，初看手段不同，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目的都是为了让隋军放松警惕，为自己的突袭创造条件。也有人把此类计策都归结为“扮猪吃虎”计，即先当孙子，再做爷爷。

薛世雄还真信以为真，认为全靠自己英明神武，才使得“匪军”闻风而逃，警惕性顿时松懈了不少。他也不想想，窦建德拥徒众十余万（河间郡城守军至少有数万人），又兼有城防之固，如何会不战自逃？

待薛世雄被假象麻痹后，窦建德亲率一千人的敢死队，突袭隋军营寨（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袭击世雄）。当时，大雾弥漫，隋军视线受阻（会天大雾，人咫尺不相辨），被窦军这么一冲击，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少敌人，顿时军心动摇，阵脚大乱。士兵们恐慌之下，纷纷象刘翔一样飞身跨过营寨边的栅栏逃窜（世雄士卒大乱，皆腾栅走）。薛世雄无法制止溃散，只得带着数十骑逃回涿郡。他回家后即因羞怒惊惧而成疾，很快一命呜呼（惭恚发病卒）。

此役之后，隋军五路援军不光减为了四路，还活生生报销掉一个总指挥。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祸害从来不单行。

2、经略黎阳

就在隋军其余四路增援兵团还在路上时，李密这边又传来了好消息。

武阳（今河北大名县一带）郡丞元宝藏率全郡前来投诚。在元宝藏起事时，史书还交待了一段故事。

武阳郡内有一个县叫贵乡县，贵乡县有个县长叫魏德深。魏德深为官清廉，善待百姓，不用苛政，却把全县治理的井井有条。当初，因辽东战事，官府对百姓征税颇重，导致很多平民破产。但唯独贵乡县的百姓通过互相帮助，共同纳税，能够安然无事（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者旁午，责成郡县，民不堪命，唯贵乡闾里不扰，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

后来，郡丞元宝藏奉命讨伐叛乱，要求各县官僚征调百姓，就地修建城防工事。其他县官尽管对平民又是监督，又是惩罚，却迟迟难以完成任务。而魏德深则任由老百姓自己去修，不仅不搞强迫手段，还告诫手下人，说不需要搞得比其他县城好太多，以免使老百姓受累。魏县长爱民之心如此殷切，百姓又岂能不知？他不想麻烦百姓，百姓也不想使他为难。所以，贵乡县的老百姓出工时总是竭尽全力，在没有外力逼迫的情况下，反而比其他县城做的都好。（元宝藏受诏捕贼，数调器械，动以军法从事。其邻城营造，皆聚于听事，官吏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济。德深听随便修营，官府寂然，恒若无事，唯戒吏以不须过胜馀县，使百姓劳苦；然民各自竭心，常为诸县之最，县民爱之如父母）

由于魏县长太得民心，所以深受其顶头上司——武阳郡丞元宝藏之嫉恨。元宝藏要投降李密，别人不怕，就怕魏县长出来反对。所以，在他兴兵反隋之前，还特意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以救援东都的名义，把魏和他的本县人马调去洛阳（宝藏深害其能，遣将千兵赴东都）。

等魏县长和他的一千多兵丁到达洛阳后，才发现不对劲：整个武阳郡已经改头换面，姓李不姓杨了。

据史书载，魏德深带去的这些贵乡县子弟兵，因为思念家乡的亲人（已成敌国，不能复返），经常走出洛阳的城门，向东面（贵乡县所在方向）痛哭。有人看他们实在太伤心，就劝他们干脆投降李密好了（当时洛阳军心不稳，天天都有人投降李密）。这些士兵却都流着泪说道：“我们与魏大人一起前来，如何能够舍他而去！”（所领兵闻宝藏降密，思其亲戚，辄出都门，东向恸哭而返；或劝之降密，皆泣曰：“我与魏明府同来，何忍弃去！”）

仁哉！魏德深！

义哉！贵乡百姓！

此段今日读来，犹令人感慨不已。

李密对于元宝藏的投降，明显大喜过望。这是继他上次收降裴仁基后，又一次大规模收降整编制的隋军部队（而且还附带诺大一个武阳郡地盘）。高兴之余，李密立即封元宝藏为上柱国，赐爵武阳公。

元宝藏则派遣其幕僚——巨鹿人魏征为使者，前去向李密答谢，并小心翼翼的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条建议：请求将武阳郡改为魏州（请改武阳为魏州）。

元之所以提出此建议，出于三点考虑：

其一、拍马屁。因为李密的尊号是魏公。改武阳郡为魏州有尊奉李密之意。

其二、为自己考虑。改郡为州（州的范围比郡大）有利于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在天下鹿死谁手尚难预料时，什么上柱国，什么武阳公，统统都是空头支票。只有乘机扩大自己地盘才是硬道理。

其三、有据可依。因武阳郡以前就属于魏州。后来，隋炀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州置郡，魏州其时也被废去。

第二条建议：请求李密批准他领本部人马西取魏郡（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又请帅所部西取魏郡）

这条建议是上一条建议的进一步落实：元宝藏想当魏州总管，扩大势力范围，总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西取魏郡就是其付诸行动的一步。此外，元宝藏还特意强调了领本部人马（所部）这一环节。毕竟自己规划的地盘，又岂容他人染指？

当然，元宝藏之所以敢于向李密提出独占魏郡的要求，自有他的道理：

其一、魏郡原来属于旧魏州地盘。

其二、元率武阳全郡投降李密，李不可能一点实质性的好处也不给。

其三、魏郡其时也不在李密控制范围之内，元宝藏获得魏郡，并没有直接触及李密利益。

第三条建议：请李密批准他与其他将领一起攻打黎阳仓（南会诸将取黎阳仓）。

元宝藏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建议？又为什么说要跟李密的其他将领一起干（而不是自己单干）？

分析而言，原因如下：

其一、夺取黎阳仓符合李密利益。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为天下的大粮仓，其容量几乎可与洛口仓并驾齐驱。

其二、夺取黎阳仓与李密的既定战略吻合。李密的一贯指导思想就是占据粮仓，收纳群豪，然后再逐鹿中原。

其三、夺取黎阳仓符合元宝藏自身利益。他自己要在魏州站稳脚跟，没有充足的粮食补给是不行的。

其四、之所以要提出与李密共同出兵攻打，出于三方面考虑：一、元宝藏可能对自己单独打黎阳仓缺乏信心。二、黎阳仓位于李密势力的北面，元宝藏势力的南面，其位置几乎就在两大势力的中间点上。双方共同出兵，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有利于提高攻打的胜率。三、黎阳仓这么重要一个地方，元宝藏如果提出单独打，恐惹李密猜忌。

总结而言，攻打黎阳仓基本可以看作是李、元双方的共赢建议。如果再从打下黎阳仓后，李拿大头，元拿小头（辛苦费）的角度看，也可认为此举是元对李的一种帮助。毕竟，元已加封了魏州总管，又扩大了自己地盘，如果不以实际行动回馈一下，也未免有点太不好意思。

以李密之精明，如何不明白元宝藏的心意？对于前两点建议（实际上是要求），他慨然应允：行，你要发展就让你发展，只要不闹得太过分，问题不大。

而对于第三点建议，李密也不可能不动心。毕竟黎阳仓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无独有偶，魏集团内部的一员大将——徐世绩也几乎在同时建议李密攻打黎阳。

徐世绩，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隋末时，其家搬迁至滑州卫南（今河南濮阳西南）居住。

据史载，徐家不仅非常殷富，而且徐父乐善好施，经常救济贫困。

富裕的家庭，让徐世绩从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兼小徐自身就天资过人，这使得成年后的他变得知识渊博，足智多谋（智商高）。而父亲的乐善好施，则诱导他养成了任侠好义的性格（情商高）。

智商、情商两方面的卓尔不群，是徐世绩后来能成就一番功业的最大资本。

小说《隋唐演义》里有个徐茂功，其原型就是徐世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徐茂功被塑造成了一个羽扇纶巾的文人形象（形象上有点类似诸葛亮）。而历史中的徐世绩却是文武双全，不光能出谋划策，还能身先士卒，领兵攻城拔寨（形象上有点类似岳飞）。

瓦岗位于今河南滑县东南，距离徐家很近。当翟让起事时，年仅十七岁的小徐居然也跑到瓦岗去当了土匪（大业末，韦城人翟让聚众为盗，勣往从之，时年十七）。

别人上山是因为被逼无奈，他上山似乎就有点奇怪了。为什么不好好呆在家里享福，却要去过颠簸流离的草莽生活？

难道真是一时糊涂？

非也！从小徐后来的行为看，他之所以有此决定，其实是想在隋末乱世的大环境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此人颇有些远志。

因为在李密上瓦岗之后，徐世绩曾与王伯当一起游说翟让，让翟奉李密为主（伯当共勣说翟让奉密为主），所以徐世绩在李密集团的地位比较特殊：一方面，他是原瓦岗系的核心人物，深得翟让信任；另一方面，他又因为拥戴李密出了不少力，同样受李密的青睐。

当李密与洛阳对峙之时，河南、山东发生大面积的水灾，死者近半（时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隋炀帝下令开黎阳仓赈济灾民，但由于隋朝政令系统已陷于半瘫痪状态，黎阳仓并没有按时打开，导致每天因饥饿而死的人有数万之众（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开仓赈给。时政教已紊，仓司不时赈给，死者日数万人）。

在这种局面下，徐世绩对李密说道：“天下之所以大乱，根本原因是饥荒。如果我们能够拿下黎阳仓，则大事可成也！”（勣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

他的话与元宝藏的建议不谋而合。面对新旧下属们对于攻取黎阳仓的热情，李密也下了最后的决心：让徐世绩率麾下五千人马，与元宝藏等人展开联合行动，共击黎阳，并很快得手。

攻下黎阳后，李密即下令开仓放粮，让饥民们任意就食。短短的时间内，就招纳了二十余万兵马（浃旬间，得胜兵二十馀万）。

此时的李密，已迈向了其事业的巅峰期。不光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等郡相继归降，就连窦建德、硃粲（活跃于江南一带）等大型势力也向其俯首称臣，成为当时号令天下的最大英雄（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窦建德、硃粲之徒亦遣使附密）。

3、既生瑜，何生亮？

在李密占据黎阳仓之后，隋军王世充（来自江都）、韦霁（来自河北）、王辩（来自河南）等三路增援兵团终于赶到了洛阳。邛黄的王隆大概因路途遥远，此时还未赶到。

因原统帅薛世雄已经一命呜呼，炀帝改令王世充作为各路增援兵团（外来人马）的新统帅（炀帝诏诸军皆受世充节度）。考虑到外来兵团的力量仍嫌不足，洛阳方面又拨了一批本地人马给王，使他的总兵力达到十余万（越王侗使虎贲郎将刘长恭等帅留守兵，宠玉等帅偃师兵，与世充等合十馀万众）。

这是一支独立于洛阳守军之外的战略机动部队，也是东都最后一丝转守为攻的希望。

关于部队的新统帅王世充，前面曾略有提及，由于这个人实在不简单，这里再详细交待一下其背景。

王世充，字行满，本为支姓，祖籍西域，少数民族裔。他的祖父支颓耨早死，祖母带着儿子支收（王世充父亲）改嫁霸城（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王粲为庶妻。支收因继父的关系，改姓为王，后来步入官场，历任怀（河南沁阳）、汴（河南开封）二州长史。

据《新唐书*王世充传》载，王世充出生后的体貌特征为“豺声卷发”。卷发是西域少数民族的典型形象；至于豺声（史官明显带有政治倾向），应该是指说话声调偏尖。

小王长大后，特别喜欢兵书战策，擅长推理，术数（涉书传，喜兵法，通龟策、推步）。

另外，他的口才也特别出众，别人跟他辩驳，虽明知他不对，也不能驳倒他。

从以上记载看，王世充的智商应该非常高。不过明知自己有错也要强词夺理又显示了他不聪明的一面，这多少会给人以不谦虚的印象。如果一言以概之，可谓术有余而道不足。

他这种类型的人，大概跟同僚关系处的不怎么好。但其在官场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在担任江都郡丞之时，总是想方设法与炀帝接近，又是送礼物，又是拍马屁，把炀帝伺候的舒舒贴贴，所以深得皇上信任。

当炀帝受困雁门之时，他悉发江都兵马前去救援。据称其一路“蓬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表演的非常充分。炀帝知道后，越发认为他忠心可嘉。

但王世充的内心又是如何想的呢？

史载，他发现隋朝大厦将倾之时，早已另有一番打算，并四处结交豪杰，收揽人心。有被捕下狱的人，只要被他看中，就会枉法将其放出，收归己用。

此人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历史对他评价不高，可能也在于此：过于阴险，人品不咋地。

当然，王世充也并非一无是处。从其带兵履历看，真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个货真价实的将才，军事天赋出众。

杨玄感起兵时，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在江南响应，拥兵十余万。在官府其他人都拿他们没办法的情况下，作为偏将的王世充仅依靠新募的万余人，却能对硃、管屡战屡胜。

孟让据守盱眙时，有众十余万。王世充以故意示弱于敌的办法，让孟放松了警惕，然后一举将孟全歼。斩首万余，俘虏十余万。

大业十二年，王世充领兵扫荡豆子卤亢，所战大获全胜。

中原战事吃紧之时，既受炀帝信任，又军功显赫的王世充自然也就成了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顺理成章的被派去挽救这座即将倾覆的大厦。

自此，李密在中原的主要对手也就变成了王世充，这是一个难缠的角色。

王世充到洛阳后，史书虽未提及回洛仓的情况，但据后来的记载看，李密应当是已经放弃了此地（回洛仓较小，估计粮食已搬的差不多了），有意识的将兵力缩回洛口，想把隋军引出来玩玩。

针对李密的退防，王世充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于公元六一七年十月十一日，领大军与李密隔洛水而阵。其对阵的位置应该在洛口西面靠近堰师的地方。王世充在洛水北岸，李密在洛水南岸。

十月二十五日夜，王世充搞了一个奇怪的军事行动：乘夜色南渡洛水，在黑石（今河南巩县西南，在洛水之南）扎下营寨。次日，王留下一部分人马守住黑石营，自己又带精兵北渡洛水，象往日一样在北岸列阵。（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营于黑石，明日，分兵守营，自将精兵陈于洛北）

王世充究竟在搞什么把戏？分析而言：

一、晚上偷偷渡水扎营，自然是不想被人发现。

二、次日又回到北岸，装的跟没事儿似的，目的就是要把李密的注意力吸引到北岸，好让南岸的黑石兵马能够寻找机会放冷箭。

也确实够阴险的。

不过，令王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瞒天过海的举动早已被李密掌握（洛口可是李密地盘，岂能没有耳目）。

估计李密看到王忙活了一晚上没休息，次日早上又来上班的辛苦劲后，有些暗暗好笑。此时，他已针对隋军分兵两岸的部署，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破敌之策。

第一步：李密假装不知道黑石的情况，带领大军自南岸北渡洛水，先行与北岸的王世充交锋（李密闻之，引兵渡洛逆战）。

第二步：李密假装不敌，魏军自洛水北岸向东面退却（密兵大败），目的是将王世充北岸之军向东边引去。

第三步：魏军在东退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密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突然南渡洛水，回到南岸；另一路则继续向东走，进入月城(今河南巩县西北)，以保持对王世充的吸引力（密帅麾下精骑渡洛南，馀众东走月城，世充追围之）。王世充的错就犯在这一步：他以为自己已经大获全胜，所以毫无顾忌的进行追击。却没想到，自己追击的只是人家的诱兵，真正的李密主力早已在半道上突然蒸发了。

第四步：李密的精锐骑兵在过河后，即马不停蹄的向西急行，向南岸的隋军黑石大营发起闪电袭击。结果，营中惊惧，连放六道狼烟（密自洛南策马直趣黑石，营中惧，连举六烽）。这说明什么？其一、李密早就知道黑石的所在地，前面一系列的举动全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其二、黑石守军根本没想到：自己昨晚才偷偷搬来，今天李密就杀到。其恐慌可想而知，以至燃起六道烽火。

第五步：王世充看到黑石狼烟后，明白阴谋败露（怎么败露的？估计他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已落入了人家圈套。慌忙领兵南渡洛水，去解黑石之急。

第六步：守候已久的李密大军以逸待劳，对仓皇而来的王世充军展开盛情款待，大破其众，斩首二千余人（世充释月城之围，狼狈自救；密还与战，大破之，斩首二千馀级）。

这一仗非常精彩：先是王夜渡洛水，想搞点小阴谋。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的如意算盘早落入人家算计之中。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当了一回彻彻底底的冤大头。

此仗之败，明显让一贯百战百胜的王世充深受打击。也许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此领军西归，闭门思过，再不敢出（王世充自洛北之败，坚壁不出）。越王杨侗看他总呆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几十万兵丁每天要吃饭，长此耗下去，本来就让人头痛的粮食供应将会大成问题，于是就赶紧派遣使者去“慰劳”他（越王侗遣使劳之）。

名义上是慰劳，实际上是催王立即干活。王世充怕李密（远在洛口），但更怕越王治罪（近在咫尺），没奈何，只得又重新请战，再会魏军（世充惭惧，请战于密）。

十一月初九，王世充引兵复来，与魏军对阵于石子河（今河南巩县东南）两岸。这一次，李密又玩起上回对付刘长恭的把戏。他让翟让先把王世充引过河，然后假装不敌，领兵败退。就在王世充乘胜追击时，突然冲出王伯当、裴仁基两部人马截断隋军后路。形成对隋军的前后夹击之势。就在隋军惊疑未定之际，李密的中军又从天而降，从侧翼猛烈冲击隋军阵形。四路大军围攻之下，王世充哪里抵挡的住？再次品尝了失败苦果（翟让先与世充战，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当、裴仁基从旁横断其后，密勒中军击之，世充大败，西走）。

平心而论，王世充算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可惜遇到了更加聪明的李密……

既生瑜，何生亮？

4、弥天大错

就在李密两破强敌，春风得意之际，其集团内部突然出了一件大事。

前面讲到，李密集团的构成非常复杂，其主流包括：以蒲山公营为基础的李密嫡系部队，以原瓦岗军为基础的翟让系部队，以裴仁基、元宝藏等为代表的隋军投降部队，以孟让等为代表的五湖四海部队。

四股势力中，李密嫡系部队自然是整个集团的中坚。除此之外，瓦岗系由于起事初期对李密的巨大帮助，所以在集团也一直处于显赫的位置。

瓦岗系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个：

上柱国、司徒、东郡公翟让：原瓦岗一把手，因拥戴李密大功，成为整个集团的二把手（仅次于李密）。

左武侯大将军单雄信：其人骁勇善战，有“飞将”（汉名将李广之号）之名。

右武侯大将军徐世绩：智勇双全之将，在攻打黎阳仓时立下大功。

翟让这个人，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一度就控股权问题矛盾不已，后来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才下定决心支持李密。

单雄信、徐世绩均为翟让嫡系将领，与翟的关系自然都不错。不过，徐世绩比单雄信更得李密信任。

不论亲疏如何，李密为了照顾瓦岗系的情绪，都让二人身居要职。

但在集团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瓦岗系在集团的位置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后期战争中，李密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裴仁基、孟让等新势力，原瓦岗势力基本上就守在家里不出来（徐世绩由于与李的特殊关系，其主持黎阳大战算是一个特例）。

李密之所以这样做，大概出于以下考虑：

其一、瓦岗系依仗资历老，又对李密有恩，不少人存在骄傲情绪（以翟让为代表），不大服从集团统一管理。

其二、李密需要多培养几个新手下，以便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至少是名义上的）的翟让形成制衡。

其三、新入势力为了表现自己，打战更有热情。

但李的这种安排，也造成了以下后果：

一、 看到他人频频立功受赏，身为集团元老的瓦岗系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二、裴仁基、孟让等实力派的崛起，抢走了翟让不少实权。

面对“残酷”的现实，一贯盛气凌人的瓦岗系，大概产生了颇为巨大的心理落差。

在此背景下，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翟让自己当大冢宰，“总统众务”，把李密架空（翟让司马王儒信劝让自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权）。

当然，王儒信这个建议无疑于痴人说梦。集团的老大是谁？李密！翟让要当大冢宰，这么大的人事动作，能不经过李密同意吗？以李密之聪明，能看不出其中的花招吗？

所以这个建议刚提出就被翟让否决了（让不从）。

但是，我们也应该深思一下，王儒信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这么建议？很简单，大权旁落，心态失衡。至于其建议，则有病急乱投医之嫌。

翟让的哥哥，柱国、荥阳公翟弘是个心直口快的大老粗（让兄柱国荥阳公弘，粗愚人也）。看到翟让这副尴尬处境，很为他鸣不平：“天子是要自己当的，怎么能够让给他人？你如果实在不想当，我就来当！”（谓让曰：“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

翟弘这话的潜台词是：谁叫你以前把老大位置让给李密，看现在没好果子吃了吧！

翟让对他的话也就笑笑，并不已为意（让但大笑，不以为意）。确实，事已至此，翟让除了笑笑还有什么办法？

不想的是，这话却被李密听到了。造成的结果是：魏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密闻而恶之）。

此事之后，又发生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一个叫崔世枢的人来投靠李密，翟让竟把此人囚禁起来。为什么？想索取贿赂。崔世枢百般设法，也没有搞到翟要求的数目。结果，翟恼怒之下，居然要对其动刑（总管崔世枢自鄢陵初附于密，让囚之私府，责其货，世枢营求未办，遽欲加刑）。此事一方面说明翟没有大局观（打击归附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翟的确不怎么顾忌李密面子。

第二件事、翟让召元帅府记室（搞搞写写记记的文官）邢义期来赌博。邢因为迟迟不到，扫了翟大王的兴，被重打八十大板（让召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元帅府记室可是李密帐下的人员，翟让怎么能够轻易打？更何况，也就是打打牌这么点屁事，至于吗？

第三件事、翟让对左长史房彦藻说：“你以前攻占汝南时，得了很多钱，都给了魏公，我一点份儿都没有。魏公以前就是我拥立的，以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不知道呢。”（让谓左长史房彦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房彦藻为元帅府左长史，是李密帐下的人。如果翟让真有心要取李密而代之，绝不可能如此讲话。估计也就为了吓吓房，想图点钱财罢了。

但翟让未想到的是，最后一件事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

房彦藻回到元帅府后，把翟让的话原汁原味的告诉了李密（彦藻惧，以状告密），并和左司马郑颋一起劝说李密：“翟让为人暴戾、贪图钱财，又从来不把大王放在眼里，应该尽早收拾他。”（因与左司马郑颋共说密曰：“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

李密一开始并不同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就自相残杀，将如何收纳天下英豪？”（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

郑颋通过对比的手法，进一步阐述了自己观点：“毒蛇咬到手，壮士就把手砍了。为什么？为了保全性命。如果翟让到时真的乱来，我们后悔就晚了。”（颋曰：“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

此话非常毒辣：郑颋看准了李密对翟让极度不满，又顾虑（杀翟让）影响不好的这种犹豫心态，所以其话中就把“影响不好”比作手。指出，要避免更大的危害，就只有舍弃这支手。

李密竟被他说服了（密乃从之）！

十一月十一日，李密摆下鸿门宴，邀翟让把酒言欢。

与会人员中，有座位的除了李密、翟让外，还有翟弘、裴仁基、郝孝德（与孟让一样，是个投靠过来的山大王）。单雄信、徐世绩等人则站在一旁（密与让、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单雄信等皆立侍）。

房彦藻、郑颋两人则跑上跑下，忙着招呼摆菜递茶（房彦藻、郑颋往来检校）。

宴会开始后，李密说道：“今日与各位高官共饮，人不需要太多。左右只需要留几个使唤的人就行了。” 他的目的，显然是要把翟让身边之人调开。

此言一出，李密左右都立即退了下去。但翟让身边之人却一个没少。

房彦藻脑袋转的快，当着翟让对李密说道：“今天天气很冷，翟司徒的左右，也请赐予酒食。”

李密故意答道：“还是看看翟司徒的意思。”

翟让毫无戒备，不知是计，欣然应道：“好啊！还是小房考虑的周到。”于是就把左右侍卫都退下去了。其身边跟他相关的大概就只有翟弘、翟弘儿子翟摩侯、王儒信、单雄信、徐世绩等缪缪数人。

此时，屋内带刀的卫士只剩下李密系的蔡建德。

筷子还没动，李密突然取出一把好弓来，交给翟让把玩。翟让刚把弓拉开（行动暗号），蔡建德突然从后面挥刀，将其砍倒。之后，又把翟弘、翟摩侯、王儒信等三人一起杀了（食未进，密出良弓，与让习射，让方引满，建德自后斫之，踣于床前，声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杀之）。

这四个人，是李密计划中要除去的对象。而对于单雄信、徐世绩二人，他应该是准备留的。所以单雄信叩头请求饶命时，李密立即予以了宽恕（单雄信叩头请命，密释之）。但徐世绩不知道，以为连自己也要杀，情急之下，慌忙就向外跑去。守门的人看徐跑出来，也没多想，下意识的就去砍他，伤及其颈（好险！再深一点脑袋就掉下来了）。幸好王伯当及时予以了喝止，徐才捡回一条命。

事后，李密好言抚慰了单雄信、徐世绩（亲自为徐敷伤口）等人一番，并单骑跑到翟让营中，对其属下说：“翟让贪婪暴虐，欺凌同僚，目无尊长，今日只杀他一家，与诸君无干。”

由于翟让平时确实也过于任性贪婪，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士兵们听李密这么一说，也没产生太大情绪。兼之李密仍令单雄信、徐世绩、王伯当等老领导管辖他们，瓦岗系军队并没有出现兵变。

如果仅仅就处理过程而言，李密策划的还是比较周密：

其一、他将翟让超级亲信（翟让一家及王儒信等人）与其他亲信（单雄信、徐世绩）严格区别开来，避免了打击面过大的问题。

其二、事发后，李密单骑跑到瓦岗系营中慰问，释去了众人疑虑。

其三、瓦岗系仍由原瓦岗将领管理，除翟让等人外，人事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动，其营中的中下级领导得以心安。

从表面看来，李密似乎已将此事的损失控制到了最小限度。但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或许，李密之杀翟让，出于如下考虑：

其一、翟为人素来反反复复，变来变去，李密已被他彻底耗尽了耐心。

其二、翟以功自居，不守纪律，难以管理。

其三、翟目无尊长，经常不给李密面子，让李下不了台。甚至口出狂言，要取李而代之。

其四、房彦藻等人壮士断腕的话，促使李下了最后的决定。

对于以上四点，我们一一予以分析：

其一、的确，翟为人是有点反复。但翟自融入李密集团后（受封司徒），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反悔行为。况且，李密作为一个领袖，绝不能被情绪所左右。耐心这种东西，不应该成为理由。

其二、翟让因为有功，难免会有骄傲情绪。如果能够沟通解决最好。如果沟通无效，限制其权力即可。

其三、翟让是有点嚣张，但又何尝不是李密惯的（想当初，李密可是翟将军长，翟将军短的叫个没完）。如果李密能够采取一些讲策略的手段，应该能够让他稍微收敛。至于翟让取而代之的话，完全是为了贪财，当不得真。

其四、房彦藻等人断腕之言，虽然形象，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腕的分量有多重。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腕的分量如何：

其一、如果杀了翟让，瓦岗系的将领就会有心理包袱：翟司徒当初帮了李密大忙，结果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我们继续帮他能图个什么？

其二、如果杀了翟让，裴仁基、孟让等将领会有心理包袱：翟让这么老资格的人都被杀了，我们这些新来的更是够呛。

其三、如果杀了翟让，李密系的将领会有心理包袱：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翟让？

李密集团中，谁都可以杀，唯独翟让不能杀。此人位置实在过于特殊，既是李密的大恩人，又是瓦岗支柱势力的巨头。杀了他，李密就一定会背上过河拆桥的骂名，一定会让众人背上心理包袱。无形损失何其大也！

洪秀全最大的败笔就是先杀杨秀清，后杀韦昌辉，把好端端的前景断送掉了。

比较而言，翟对李的威胁远没有杨对洪的威胁大，杨对洪的大恩也远没有翟对李的深，所以李密犯下的错误比洪秀全更甚。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事后诸葛亮。如果不杀翟让，说不定他真反了。

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可以采用相应办法予以避免：

一、 翟让的性格是贪财、好面子，如果能够照顾到他这些爱好，就很容易和他相处。

二、尽量以法律的名义（而不是以李密权威）来约束他，这样显的有理些。

三、李密扶持其他势力制衡瓦岗的策略已取得成效，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

四、对于瓦岗系不能一味的打压，应该一碗水端平。

五、实在不行，就把翟让调走。

五、再不行，就索性等他先反，再考虑抓住他（最好也不要杀他）。

因杀此人所造成的后果实在太大，说这是一个弥天大错一点不为过。

史书记载是：此事之后，李密的将佐们心中都不安了（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这种不安心态如同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条件具备，就将发生毁灭性爆炸。

李密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一般有两个主要特质：其一、敏感；其二、分析能力强。

敏感特质可以让聪明人获得大量的外界信息。分析能力则有利于聪明人根据这些信息制定相应的对策（趋利避害）。

一般情况下，聪明人可以依靠这两大特质在现实生活中获取很大的利益。

但万事有其利必有其弊，敏感的特质，让聪明人在接受外界好的信息同时，也接受到了大量不好的信息。

对于一些不好的信息，聪明人由于分析能力出众，往往会推导出一些不好的结果。出于避害的需要，很多聪明人往往会在坏结果产生之前，就出手干预，希望消灭祸害于襁褓之中。所谓君子防微杜渐，就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习惯也可能会导致两个不好的结果：

其一、使聪明人变得多疑。这会导致难以信任别人。难以信任别人则无法凝聚人心。无法凝聚人心则难成大事。

其二、使聪明人过分关注细节。过于关注细节则容易纠缠于眼前问题，纠缠眼前问题则容易忽略隐藏于背后的更大祸害。

李密对于翟让，由敏感到多疑，由多疑到愤恨，由愤恨到失去理智。

难道他不知道杀翟让的害处吗？非也。理智一失，大错即成！

王世充本寄希望于李、翟火并，但听说翟让被杀后十分失望，大发了一番感慨，认为李密将变得更难对付（始，王世充知让与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图，得从而乘之。及闻让死，大失望，叹曰：“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固不可测也！”）。

这说明什么？说明王也认为李密杀翟让是对的。他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因为此人也是一个既聪明又心胸狭窄之人。

两个人性格特点还挺像，错都错的一样。

5、洛口仓绞肉机

粮仓全部落入李密之手，王世充的战略机动部队又连遭败绩（没抢到米），洛阳的日子越发难过了：一方面，米的稀缺让其价格高涨；另一方面，饿死者不计其数（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什二三）。

十二月二十四日，有部分王世充的兵丁为混口饭吃，私自向李密投降。

李密问他们：“世充同志现在都干些什么呀？”（密问：“世充军中何所为？”）

逃兵回答：“就看到他在大肆招兵，大肆让将士们用餐，不知道搞什么名堂。”（军士曰：“比见益募兵，再飨将士，不知其故。”）

闻听此言，李密暗暗纳闷：洛阳粮食这么缺乏，王世充不光大量招人（多个人多张嘴），还要让这些人大吃特吃，莫非嫌米太多？不合常理！

寻思半晌，他突然一拍大腿，对裴仁基说道：“不好！我几乎上了王世充一个大当！由于我们坚壁不出，采用消耗战术。王世充求战不得，更兼军粮耗尽，所以一定会想其他办法解决问题。近来，他不惜大量消耗粮食的反常举动，预示着将要有所动作（出征前的飨士行为）。很可能要来偷袭仓城（为了抢米，仓城指李密依靠回洛仓筑的城）。我们必须有所防备。”

于是，李密速遣手下大将去仓城附近设伏。

半夜时分，王世充果然到来。可惜魏军早有防备，王再次偷鸡不成折把米。

要论聪明，李密真是无可挑剔。他的问题，不在智商方面。

王世充回去后，越王杨侗问他为何屡战屡败。王不可能讲自己水平不行（讲了也不解决问题），就找个原因说全怪兵太少了（世充屡与密战，不胜，越王侗遣使劳之，世充诉以兵少，数战疲弊）。

杨侗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洛阳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王身上（客观的讲，王在洛阳隋将中间水平还是最高的）。于是，隋东都政府便又从洛阳守军中拨了七万人给王，把家底全压上了。

王世充补充新鲜血液后，再次领兵出征。

其实，如果从稳妥的角度考虑，王世充不该这么急着出兵：

第一、隋军屡遭败绩，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战斗力不高。

第二、尽管新划入了七万人，但这些人跟王的原有部队连个磨合期都没有，就匆匆忙忙跑出来，如何能够很好的协同作战？

所以，就当时情况看，王世充还是应该等一等，先把军心稳住，把不同部队磨合充分一些，再行出征，如此胜率更高。

但是，洛阳政府不可能给王世充太多时间。饭都没得吃了，还磨合个屁？

平心而论，王实在不容易：洛阳安危系于一身，压力可想而知。只可惜粮食不如人家，兵力不如人家，能力不如人家。这仗还怎么玩？虽屡战屡败，却还不得不屡败屡战，这么多人等着吃饭，哪有时间去喘息啊？

所以，尽管困难重重，王世充还是咬紧牙关、硬着头皮上阵了。

历史上，可能很少有人会喜欢王世充，但他有一点还是叫人佩服的：每到关键时刻、危急时刻，他总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站出来，哪怕会冒兵败身亡的风险。这可能就是他能够成为一代枭雄的主要原因。

公元六一八年正月，王世充与李密于洛口仓附近的洛水北岸进行了一次接触战。从是役结果来看，李密吃了败仗，并向南渡过洛水，回到了洛口仓城。王世充则于洛水北岸扎下连营，与李密隔水相望（王世充既得东都兵，进击李密于洛北，败之，遂屯巩北）。

从当时局面推断，李密此役诈败的可能性极大，目的有二：

其一、让隋军产生轻敌情绪。

其二、隋军有了轻敌情绪后，才可能放心大胆的把营扎在洛水北岸。

把营扎在洛水北岸有什么不妥呢？读者只需要翻阅一下河南地图，就很容易找到答案：洛口仓位于洛水到黄河的入口处（洛口其名也因此而来）。当地地貌有点像个“厂”字：黄河好比“厂”字的一横，洛水好比“厂”字的一撇（一横与一撇的内角大约为150度），洛口仓则建设在厂字内部。

王世充的连营在哪里呢？在“厂”字一撇的左边和一横向左延伸线的下边（两条河形成30度的夹角）。这样有什么不好？北面有黄河阻隔，东面、南面有洛水挡道，进退都不方便，只有西面可以出入。由此可以看出，王世充的处境，跟当年刘长恭的处境（夹在洛水与石子河之间）非常相似，都不便于大部队撤退。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李密战败是假，把王世充留在险地是真。

公元六一八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天，刚刚打了“胜仗”的王世充命令各部兵马自建浮桥，过河攻击李密城池。谁先造好桥，谁就先进攻，不必到南岸后再行集结（辛酉，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击密，桥先成者先进，前后不一）。

这个命令本身很正常：在河对岸有守军的情况下，你就是想在那边集结也难。

问题出在王世充的决策上：他根本没有摸清李密底细，就想当然的“趁胜”渡河，未免也过于轻率了？

李密则不动声色的领着一千骑兵去骚扰隋军渡河（密与千骑拒之）。当时，王世充总兵力有十来万，参与渡河作战的兵力至少超过一半。面对这么多的敌军，李密只出动了一千人，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呢？

目的只有一个，欢迎隋军渡河，这是典型的诱兵圈套。果然，李密仅虚晃一枪后，又领兵退去了（不利而退）。

王世充过了河，立即向洛口仓城发起攻击（世充因薄其城下）。城内守兵则使出浑身解数，拼死抵抗。两军昏天黑地的杀了一日，未分胜负。就在隋军精疲力竭之时，忽见不计其数的魏军主力不知自何方杀出，就仿佛飞将军从天而降，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早已疲惫不堪的隋军发起了致命的打击。这才是李密的王牌！

王世充哪里抵挡的住，慌忙下令向洛水北岸退却。结果，本来就磨合不够的隋军顿时大乱，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抢浮桥，你挤我，我挤你，落水而死者竟达万余人（争桥溺死者万馀人）。

魏军完全不依不饶，跟着北渡洛水，对拥挤在狭窄空间中（夹于两河之间）的隋军进行围剿。很快，十余万之众的隋军便彻底崩溃（洛北诸军皆溃）。

王世充吃了大败仗，不敢回洛阳，带着残部北渡黄河去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当天晚上，天寒地冻，军士在渡黄河时全身皆湿。结果道路上又活活冻死了几万人（世充不敢入东都，北趣河阳。是夜，疾风寒雨，军士涉水沾湿，道路冻死者又以万数）。

到达河阳时，隋军仅剩下几千人马（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这一战损失的真是到家了！

王世充自知罪孽深重，便主动将自己关进河阳大牢，请求杨侗治罪。

他这么做，显然是在演戏：如果真心是想认罪伏法，就应该直接回洛阳，犯得着费那么大劲，北渡黄河去河阳吗？之所以要演这处戏，无非想试探一下洛阳态度：如果宽恕他，就回去；不然，反正还隔条大河，再跑也来的及。

对于洛阳而言，事已至此，再治王的罪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况且，王已在洛阳控制范围之外，真要把他逼急了，还不知会出什么变故。所以，洛阳方面做出了高姿态：不光派使者去赦免了他，把他召回洛阳；还赐予他金帛、美女，安慰安慰他（越王侗遣使赦之，召还东都，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

王这时才稍微放下心来，又收集了万余溃散人员，灰头土脸回到洛阳，屯住在含嘉城（含嘉城在洛阳皇城东北角）里，再不敢出去（世充收合亡散，得万馀人，屯含嘉城，不敢复出）。

李密则乘大胜之势，挥师西进，攻下金墉城（金墉城位于洛阳东北），并将城内的房屋装修了一下，在此住了下来。由于金墉城与洛阳皇城靠的太近，李密在这边敲锣打鼓，洛阳那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密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钲鼓之声，闻于东都）。

没过多久，李密就在洛阳城北集结了三十余万重兵，依北邙山（洛阳城北之山）而阵，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未几，拥兵三十馀万，陈于北邙，南逼上春门）。

此时，洛阳城内的境况如何呢？

一、粮食奇缺。由于李密的封锁，洛阳粮食问题几乎已到无以为继的地步。当时，为了减少作战人员的粮食消耗，洛阳被逼无奈，发布了一个通告：说谁谁谁只要参与守城又不吃公家粮食的，就直接晋升二品官衔（当然是没有实权的闲官）。之后就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商人（家中有余粮）上朝为官的壮观景象。（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二、兵力不足。史书虽未记载此时洛阳兵力具体数目，但我们可以根据战势进程大致估算一下：王世充来之前，洛阳共有守军二十余万（折中算作二十五万）。王来之后，组建了一支总数十来万（折中算作十五万）的战略机动部队。这支机动部队中，从外地带来的人马最多也就五万，洛阳至少是拨出了十万人。后来，王作战失利，洛阳又拨了七万给他。两次总计拨出的人马至少有十七万。但王把这十七万人外加各地增援人马败的只剩一万多人。也就是说，王来之后，竟导致洛阳总兵力净亏十六万。当李密兵压北邙之时，洛阳城内兵力已不足十万人。

不过，拥雄兵三十多万的李密，面对一个粮食缺乏，兵力缺乏，人心惶惶的洛阳，却没有选择直接进攻。而是按兵不动，采取了观望态度。或许他的考虑是，反正洛阳粮食将尽，不如再耗一段时间，可以进一步导致洛阳非战斗减员，从而不战自胜。

正月十九日，为打破魏军囚笼政策，洛阳派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两人带兵前来迎击（乙丑，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拒之）。段达在前面提到过，他曾领兵与李密在回洛仓附近交过数次手，是王世充到洛阳之前的隋军主要将领。现在，此人重新出山，似乎意味着洛阳对王已失去信心。

但段达个人能力实际上还不如王。他见李密人马实在太多，仗还没打，就先行退却（达望见密兵盛，惧而先还）。李密则乘势出兵击之，大破隋军，隋民部尚书韦津战死（密纵兵乘之，军遂溃，韦津死）。

见洛阳大势已去，东都周围城池的隋军守将纷纷率众向魏军投降，颇有树倒猢狲散之势（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举所部降于密）。

此时的隋东都政府，当真是危若累卵。

6、久围不打

就一般意义而言，李密困锁洛阳，待其粮尽自败的战略有一定合理性。

这种作战策略，另有两个案例可以借鉴：

一是司马懿征辽东公孙渊之役：当年，司马懿把公孙渊逼入襄平城后，看其兵多粮少，也采取了困锁敌军，消耗其粮草的策略。

二是淮海战役：解放军在陈官庄围住杜聿明三十万人马后，也是围而不打，待其粮草将尽，军心动摇后，再出兵攻击，一举获胜。

但是，也需要注意两个案例的特殊性：

其一、司马懿打公孙渊时，因后方稳固，没有后顾之忧。

其二、淮海战役时，毛泽东对杜聿明围而不打，除了消耗其粮食外，还有稳住北平傅作义的因素在内。

其三、两个案例虽然都是围而不打，但都没围太长时间（一个多月）。

对于李密而言，采用围城之策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以当时局面看，可以围一段时间，但不能围的太久。太久则面临以下风险：

其一、己方也有三十余万人，也需要大量消耗粮食。

其二、如果拖得太久，己方的锐气难免会被消磨殆尽，即所谓师老兵疲。

其三、最重要的是，当时李密所面临的敌人绝不仅洛阳一处。东面有隋炀帝，西面有李渊。如果拖的太久，容易有他方力量介入。其实，就在正月二十二日，李渊已派李建成、李世民领十余万精兵前去救援洛阳（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孙子兵法》云：“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此言虽不一定绝对正确（有时候可以根据战局适当拖一拖），但无限制的迟下去，肯定存在问题。

不知李密出于什么考虑，一拖再拖，迟迟不发动总攻。难道他想等洛阳投降？既然有一战获胜的选择，又何必冒久拖生变的风险？

四月初（已拖了三个月），建成、世民所领的唐军终于赶到了洛阳城外，并派出使者与东都政府接触。

李渊这次出兵，名义上是来帮助洛阳，实际上却是怕李密取得洛阳后，在东面对自己形成威胁。

可惜的是，洛阳方面拒不承认长安政权的合法性，对李渊的一片“好心”并不领情，紧闭城门，不让唐军入内（东都闭门不出）。对于唐军派去表达“诚意”的使者，洛阳也恕不接见（遣人招谕，不应）。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场面：李密要打洛阳，建成、世民要救洛阳，双方在城外打起架来（李密出军争之，小战，各引去）。洛阳方面却两不相帮，置身事外，坐看狗咬狗的好戏。

洛阳城内有很多人想帮助唐军，向建成、世民提出愿作内应（城中多欲为内应者）。

李世民在综合考虑当前局势后，婉言谢绝了。

估计他的分析是：

一、如果靠偷袭取洛阳，难免会跟隋军发生冲突，大量消耗自身实力，让李密渔翁得利。

二、洛阳粮食缺乏。即使取得洛阳，物资供应也成问题。

三、自己只有十来万人，又不能融合现有的十来万隋军守军，搞不过李密的三十余万众。

（赵公世民曰：“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因此，四月初四，唐军选择了从洛阳撤军（戊寅，引军还）。

总体感觉，李渊这次出兵非常盲目。可能他的本意是让唐军与洛阳守军合兵一处，共击李密。但他也不想想，洛阳真有那么天真，为会了对付一只狼，而将另一只狼引进屋？真要这么干，岂不屋内一只狼，屋外一只狼？

段达看唐军退却后，领军出城追逐，却中了李世民埋伏。结果隋军又吃败仗，被斩首四千余人，投机不成反折把米。

眼看长安沦陷、洛阳危急，时在江都的炀帝又有什么考虑呢？

第十一章 扬州事变

1、迁都之议

尽管天下已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隋炀帝在扬州的生活标准没有丝毫的降低：体现为两个不少：

一、美女不少。他在扬州行宫中划出一百多间房，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美女，天天换着住（宫中为百馀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

二、美酒不少。炀帝经常同萧后及一千多美女召开宴会，共饮美酒，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馀人亦常醉）。

杨广一生，大概从不缺少酒色。以往穷奢极欲，是自信天下尽在掌握。而现在的彻夜狂欢，则多少有些出于对无奈现实的逃避。

据称，天下大乱的局面让杨广内心极度恐慌。退朝后，他经常拄根拐杖，到宫中的亭台阁榭间四处乱转，目光痴痴的望着各处景色，生怕看不够，直到夜色降临才回来（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实际上，迷信的杨广已经想到了可能结局（天象不吉）。他经常用吴语对皇后说：“外面有很多人打侬（我）主意。但侬不失为长城公，爱卿不失为沈后。怕什么？只管喝我们的酒。”（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

长城公就是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沈后是陈叔宝的老婆。陈朝灭亡后，陈叔宝被杨坚封为长城公，以富家翁的身份，在洛阳了却残生。

陈叔宝虽然郁闷，犹能保得性命。杨广甚至还想到了更坏结果：他曾经对着镜子，端详片刻后，感叹说：“好头颈，谁当斫（砍）之？”（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

萧后大为吃惊，问何出此言。

杨广笑了笑：“贵贱苦乐，交替为之，又有什么可伤心的？”（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炀帝连出不祥之言，标明他昔日经略四海的雄心壮志，此刻已彻底消失殆尽。

对于中原乱局，他没心思也没力量去收拾。惹不起躲得起，为苟延残喘更长时间，他想把都城由扬州（长江北岸）进一步南迁丹杨（长江南岸，今江苏省南京市），以便依靠长江天险，退保江南，效南北朝故事。并让众臣讨论此计（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杨，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

大宠臣、马屁精虞世基当然知道杨广迁都目的是出于恐慌，也不说破，只是一口称善（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

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力反对，建议炀帝车驾速还长安，并在朝堂上跟虞世基激烈的争吵起来。一怒之下，居然拂袖而去（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

门下录事（官职名，从七品）李桐客也说：“江东地势低洼，潮气很重。皇宫、军队所需的开支很大，恐怕老百姓无力承担，会造成变乱。”（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恐亦将散乱耳。”）

见七品芝麻官也敢滥发言论，御史干脆直接弹劾他诽谤朝政（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

李才、李桐客之言代表了中原籍人士想法。这部分人客居扬州，思乡心切，想早一点打道回府。如果炀帝迁都江南（等于放弃江北），回归故土就将遥遥无期。

所以，迁都之争实际上是中原派与江南派（包括炀帝）之间的矛盾。

但中原派虽然强烈表达了回归愿望，其观点却没说到点子上：李才建议炀帝速回长安。怎么回去？没有提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长安被李渊占据，洛阳被李密控制，要回长安就先要解决这两个瘟神。怎么解决？李才说不出。李桐客说定都江东如何如何不好，但哪里更好，他也不知道。

客观的讲，炀帝退保丹杨，依长江之险稳固江东的想法，虽比较窝囊，但具有可操作性，比较现实。

所以庭议结果，以江南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乃命治丹杨宫，将徙都之）。

其实，炀帝的问题在于心态，不在都城具体位置：

一、自暴自弃。一会儿对中原忧心忡忡，一会儿又对自己结局患得患失，毫无解决问题的主动性。

二、穷奢极欲。如果能把花掉的钱用在士兵、百姓身上，可能下面人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

以上两种心态，使得他忽略了对中原派的安抚、沟通工作。在中原派仍怀有强烈抵触情绪的现状下，就贸然下令迁都，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而对炀帝决定最为不满的，当属堪称王牌军的骁果武士（大多来自关中）。

南迁令颁布后，骁果认定回归希望渺茫，就纷纷合计着开小差，要自费返乡（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

渐渐的，人越跑越多，并最终由两三人一组的个别行为演变为整编制的团队行动：郎将窦贤率所部兵马也开跑了（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炀帝虽派军追上其部，并以斩首严惩（帝遣骑追斩之），但逃跑之势却丝毫未减（而亡者犹不止）。

被逃亡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炀帝做出一个决定：他把左右备身府的一万骁果武士全部交由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驻扎东城（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

要说清楚左右备身府的地位，得再谈谈隋军军事编制。

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十二卫外，中央还额外设置四府：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府。四府与十二卫平行，所不同的是：四府只负责皇帝安全工作，不负责统领鹰扬府军队。

在安全工作的分工上，十二卫负责皇城外围，左右备身府主要负责皇城内部（御前带刀侍卫隶属于备身府），监门府则负责皇宫大门。

两监门府的主要组织架构为：

监门郎将（正四品），一人，监门府的最高长官。

监门直阁（正五品），六人，监门郎将的下属。

两备身府的主要组织架构为：

备身郎将（正四品），一人，备身府的最高长官。

直斋（正四品），二人，备身郎将的副官。

统千牛左右（正六品），十六人，所部为千牛刀宿卫（御前带刀侍卫）。

司射左右（正六品），十六人，所部为御弓箭（御前弓箭侍卫）。

折冲郎将（正四品），三人，负责掌管骁果武士。

果毅郎将（从四品），三人，折冲郎将的副官。

从上文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出，左右备身府是离皇上最近的机构。所属的骁果武士原本应由六位折冲郎将分别统领（可以相互牵制）。而炀帝只让司马德戡一人负责，这就基本等于把自己命脉交到了后者手中（骁果武士人数远远超过御前侍卫）。

当然，炀帝这个选择也有他的考虑：

第一、聚众逃跑的窦贤可能就是一个折冲郎将。此事之后，炀帝再不敢让其他折冲郎将继续统兵。

第二、司马德戡职位仅为虎贲郎将，在朝中威望不高，不太担心他会造反（服不了众）。

第二、司马德戡跟随杨广多年，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

从这里又可看出，炀帝还是没搞清楚主次矛盾所在。

面对紧急局势，正确的策略应该是：

一、马上与中原派代表人士沟通，向他们陈述自己要回归中原的愿望。退守江南只是权宜之计，将来还是要回去的。

二、如果中原派人士仍然抵触，可暂缓迁都，等众怒平息后，再议此事。

三、慰劳士卒。

四、对中原派主要官僚以一定补偿，以平衡他们的心态。

五、宽待逃跑士兵。只惩主谋，其余不办。

总之，此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军心问题，而不是都城归属地问题。

炀帝自以为派了一个能干的、信的过的人就能解决问题。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问题恰恰出在貌似忠诚能干的司马德戡身上。

2、反谋

司马德戡，扶风雍（今陕西扶风雍县）人，自幼丧父，以杀猪为生（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给）。一个法号叫释粲的僧人因与其母和氏私通，所以也教了司马德戡一些文化知识（有桑门释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抚教之，因解书计）。

文帝年间，司马德戡曾跟从杨素四处征战。凭着出众的口才和奸猾的大脑，他很容易就得到了杨素的信任。

杨广即位后，司马德戡积极参与了历次高丽战争，因有军功，进位正议大夫，迁武贲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虎贲郎将）。由于他的特长（口才和狡猾）也对杨广胃口，所以在炀帝这边照样吃的开（炀帝甚昵之）。杨广能够把骁果全交给他，自然是出于高度信任。

不过，此人在看到骁果叛逃趋势已控无可控时，开始为自己考虑退路。他找到平日的铁哥们虎贲郎将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商量：“皇上要南迁丹杨，肯定不会北归了。现在中原人士个个都想跑，我如果把实情报上去，只怕皇上会先在我脖子上来一刀。如果瞒着不说，等人都跑光了，我因为把事办砸，还是会挨一刀。上报是个死，不报也是个死，该咋整？”（共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闻陛下欲筑宫丹杨，势不还矣。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耦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进退为戮，将如之何？”）

裴虔通是杨广当晋王时的老牌亲信（炀帝为晋王，以亲信从），其官职监门直阁主要负责宫城大门的安全工作。他听司马德戡这么一说，点头道：“确实是这样，还真为你担心。”（虔通曰：“上实尔，诚为公忧之。”）

司马德戡又说：“我听说关中沦陷（于李渊），李孝长因为率华阴县（今陕西华阴）投降，他两个在扬州的弟弟都被皇上抓了起来，准备斩首。现在大家的亲属都在关中，万一有人投靠李渊，岂不玩完了？”（德戡谓两人曰：“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二弟，将尽杀之。吾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也！”）

司马德戡此人的确不负口才出众、狡猾过人之称号。他先把大局和自身处境抛出，以吸引元、裴二人的注意力。然后才亮出重量级的武器：别以为倒霉的只有我，二位大爷也有萧墙之忧。

果然，裴虔通心慌了：“我的小辈们都长大了（指在中原的亲属），要真干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来，我肯定惨了。那你说，咋整？”（虔通曰：“我子弟已壮，诚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诛，计无所出。”）

“咋整？嘿嘿。到时如果大家都跑，我们就跟着跑，不烦了。” 司马德戡的主意其实也无甚新意。（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

元、裴二人都点头道：“为了活命，也只好这样。”（虔通等曰：“诚如公言，求生之计，无以易此。”）

就这样，司马德戡将元、裴拉下了水。

一番计议后，三人就分头找朋友同行，也好路上有个照应，提高逃跑成功概率。通过关系网，他们一口气拉了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士杨士览等人入伙。

这一大帮子人凑在一起，日夜谋划，逃跑热情空前高涨。搞到后来，竟然还召开会议，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探讨逃跑方案，全无隐晦畏惧之意（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无所畏避）。

有宫女得到消息，向萧皇后禀报：“外面人人都想造反。”（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

萧皇后道：“报不报皇上，你自己看着办吧。”

之所以讲这么句奇怪的话，大概有以下考虑：

一、如果真是“人人欲反”，炀帝也无法解决。报不报结果都一样。

二、从后宫向皇上报告外面情况，不是正常渠道。要报也应该由炀帝的情报机构操作。

三、萧后不清楚宫女的消息真伪，不好确定该不该报。

四、萧后清楚炀帝喜好，报了可能会招致恶果。否则，她自己就报了，又何必让宫女去。

五、萧后当时可能也不好说不报，就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故萧后此言，实则意味深长。

可惜该宫女没有领会清楚萧后意思，真向炀帝汇报了。结果皇上勃然大怒，认为她是在妖言惑众，扰乱军心，立即将其斩首（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

后来又有宫女向萧后汇报同一情况。这次萧后为救人性命，再没敢说模糊话：“局势已经糟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报告也没用。只会让皇上空担心而已。”此后，再没人敢说一个“反”字（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

炀帝的不作为，自然让下面人的动作越来越大。

就在司马德戡热衷于策划逃跑之际，宇文智及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众人初衷。

宇文智及是大权臣宇文述的第二子，为纨绔子弟的代表人物。史载他生性“顽凶”，好打群架。跟他混在一起的，都是一帮狐朋狗友，什么斗鸡啊，鹰犬啦，啥好玩玩啥（智及幼顽凶，好与人群斗，所共游处，皆不逞之徒，相聚斗鸡，习放鹰狗）。

按史书的记载，此人是吃喝嫖赌玩，一个也不能少（蒸淫丑秽，无所不为）。他老婆长孙氏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的一干丑事都抖活给了公公宇文述。宇文述虽为一代奸臣，但他能混到如此高位，大道理还是懂的。看宝贝儿子这么不成器，嘴上虽不多说，心中却着实恼怒。搞到后来，他只要抓到智及一点小错，便会借题发挥，皮鞭相向（其妻长孙，妒而告述，述虽为隐，而大忿之，纤芥之愆，必加鞭箠）。可见其恨有多切！

而智及的弟弟士及因为娶了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身居驸马之位，也非常瞧不起这个泼皮二哥（弟士及恃尚主，又轻忽之）。

与父亲、弟弟的态度相反，大哥化及却对智及爱护有加。有几次，智及闹的太过分，宇文述甚至都动了杀机，亏的化及苦苦相劝，才保的他一条小命。智及也因此与大哥关系亲密起来（唯化及每事营护，父再三欲杀，辄救免之，由是颇相亲昵）。

当时，隋朝与外邦的贸易渠道都控制在政府手中，严禁私人介入，违者斩。但出于对暴利的追逐，智及竟劝化及冒着天大的风险，派人频繁往返于隋厥边境，从事走私活动。结果事情败露，论罪当斩（遂劝化及遣人入蕃，私为交易。事发，当诛）。

在确凿证据面前，宇文述虽为权倾天下之重臣，也无法为儿子彻底漂白。他索性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智及身上，只请皇上放过化及（述独证智及罪恶，而为化及请命）。反正老二这个泼皮早已看不顺眼，正好死了干净。

但炀帝终究还是念及宇文述面子，把两人都放了（帝因两释）。

宇文述临死前，还专门向杨广打个招呼，说老二智及为人凶悖，将来必会破家（述将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

他话中有两个意思：

其一、这儿子实在不成器，请皇上重点关注，不要启用。

其二、我已事先打了招呼，如果此儿真闹出什么事，请皇上宽恕我一家其他老小。

此言与赵括母亲的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长平之战前，赵王执意要用赵括。括母说此儿不行，如果大王一定要用他，就请先宽恕我一家老小）。

所谓知子莫若父，宇文述此言可谓用心良苦。

但后来杨广因为想念宇文述，还是照顾智及，让其当了将作少监（帝后思述，授智及将作少监）。

可能炀帝心想，将作少监主管手工业，也无甚实权。就算智及悖逆，谅他也闹不出什么事来。

然而炀帝没想到，他已经就此种下了祸根。

当时，在司马德戡的策划集团中，有两个人与宇文智及关系密切。

一个是虎牙郎将赵行枢，此人是智及的好友。一个是勋士杨士览，此人是智及的外甥。因为两人的通风报信，司马德戡这边一有风吹草动，智及总是能够了若指掌（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

智及的性格特点是：无所顾忌，贪婪忘义，头脑简单。他听说众人想逃跑的消息后，竟然贪心不足蛇吞象，打起了皇上的主意。

此人让赵行枢、杨士览从中牵线搭桥，将司马德戡等一干逃跑主义分子召集起来，煽动道：“皇上虽然昏庸暴戾，但是还有点权力。如果你们逃跑，搞不好会跟窦贤（前面所讲带头整编制逃跑的将领，后被炀帝派兵追上斩首）一样，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现在天灭隋朝，群雄并起，一起想叛变逃跑的已达数万人。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共行大事（指联合起来干掉杨广），则帝业可成！”（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

智及以逃跑可能被杀的风险和反抗所能获利的诱惑，终于说动了司马德戡等人（德戡等然之）。

对于挑头人，与智及关系很铁的赵行枢等推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的大哥）来担当（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

之所以选择化及，出于以下考虑：

其一、化及时任右屯卫将军（右屯卫的两个副官之一，从三品），官职和威望都高于司马德戡等人。

其二、宇文一家经过多年经营，朝中势力不小。

待计议妥当后，众人才把决定告诉事先不知情的宇文化及。

从史书描述的几件事情上，大概可以看出宇文化及的性格：

一、他能数次劝阻父亲杀智及，证明此人还是受到父亲信任，为人没有智及那么无所顾忌，相对要检点一些。

二、听从智及建议，冒险与突厥通商。一方面证明此人比较贪婪；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没什么主见（没看到风险有多大）。

三、此人曾因受贿数次被免官（数以受纳货贿，再三免官）。再次证明其非常贪婪。

四、此人是杨广太子时的亲信，跟杨广关系很好，所以每次被撤职后不久又能官复原职（太子嬖昵之，俄而复职）。证明他比较会拍马屁，有点小聪明（没点小聪明，如何能讨好杨广）。

归结而言，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贪婪、无主见，但比智及稍微要谨慎一些。

当宇文化及听到众人要他牵头干掉皇帝，行大逆不道之事时，顿时被吓的面色惨白，浑身流汗（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不过，智及既然能劝大哥冒死走私，相信也有办法劝他冒死造反。在一番威逼利诱下，贪婪又无主见的化及终于还是答应下来（既而从之）。

至此，谋反集团的组织架构已基本确定：

老大：宇文化及

老二：宇文智及

总执行官：司马德戡

核心成员：虎贲郎将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士杨士览。

3、暗战

正式行动之前，叛乱集团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讨起事细节。

宇文化及最先发言：“各位，事情既进展到这个份儿上，退路肯定是没有了。成功，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失败嘛，不多说了。下面请司马郎将谈谈具体计划。”

“谢谢，”司马德戡向众人点了点头，“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旦行动开始，无论成败与否，我们都不会拥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这次会议上，我们必须要想清楚每一种可能，每一个细节，绝对不能遗漏。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说到这里，停顿下来，鹰一般锐利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遍其余同伙。

众人也不说话，只默默点头，整个议事大厅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片刻之后，司马德戡指着事先铺于桌面的地图，打破了沉默：“这是整个江都的城防分布图。皇上住在宫城，宫城之外是皇城，皇城之外又是外城。在皇城与外城之间，由十二卫统率的骁果武士和鹰扬府兵驻守。在紧靠皇城的东城内，驻扎着我的一万备身府骁果武士。监门府的人掌管着皇城与宫城城门。而备身府的御前侍卫，则分布在皇城与宫城之间。”

宇文智及插嘴道：“司马郎将手下的一万人愿意跟我们铤而走险吗？”

“很难讲，”司马德戡在房间内来回踱了几步，“尽管东城中很多人都对政策不满，想逃跑。但要让他们去攻击皇帝，恐怕仍需要一个过程。我考虑了很久，这事儿，还得请许弘仁和张恺两位良医帮忙。”

许弘仁和张恺道：“司马郎将只管吩咐。”

司马德戡道：“麻烦两位去一趟东城。只要有认识的骁果武士，就告诉他们：‘皇上听说骁果要逃跑，准备了很多毒酒，计划趁宴会时毒死大家，只与南方人留在此地’。由于你们是医生，他们对此话一定深信不疑。只要众怒一起，后面就好调动了。”

宇文化及默默点了点头，继续问道：“江都军队共有十余万。就算东城的人肯起事，我们兵力也仍然处于绝对劣势。不知司马郎将有何考虑？”

司马德戡道：“从兵力对比看，我们无疑处于劣势。但是，只要毒酒的消息从东城扩散到外城，对方就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会加入我们；一部分人会保持中立。而剩下来需要我们对付的，相信就不会太多了。”

宇文化及道：“如此最好。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不能不考虑最坏的情况：万一对方兵力仍占据优势该怎么办？”

司马德戡道：“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不过，就算对方兵力再多，如果无人统一指挥，就始终是一团散沙。”

宇文化及一愣：“能说的再清楚些吗？”

司马德戡指着地图说道：“别忘了，裴虔通大人是监门直阁，唐奉义是城门郎。只要他们当班，皇宫门禁就在我们手中。我们完全有可能据此掐断十二卫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你想想，没有皇帝的虎符，他们可能统一行动吗？”

宇文化及点了点头：“有道理。这么一来，我们就必须要等裴大人和小唐都值班时才能动手。不知裴大人这边有何困难？”

裴虔通沉吟片刻后道：“我想了一下，大概有三个困难：一、监门府的侍卫大多来自官宦子弟，他们主观上反对皇帝的意愿不强。这方面，跟大多来自普通百姓的骁果武士不同。二、我的官职是监门直阁，仅为监门府六个副官之一，对下属的控制力没有司马郎将想象的强。我的意思是，我所下达的命令必须要合乎常理才可能被执行。三、玄武门不光有监门府的人，还驻扎着不在十二卫四府管辖范围之内的‘给使’营。当初，皇上为了确保自身安全，选拔了数百个健壮的男性宫奴蹲在玄武门，称为‘给使’。这些人待遇非常优厚，甚至还被赐予宫女，所以对皇帝也就异常忠心。一旦起事，他们很可能会影响到我对门禁的控制力。”

宇文化及道：“‘给使’营属于禁宫管辖。由于司宫（相当于大内总管）魏氏是我们的人，所以这个困难不难解决。到时，叫魏氏把他们调走就行了。”

司马德戡接着说道：“等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分一部分人马给你。但是在此之前，裴大人必须要想尽各种办法坚持住。”

宇文智及插嘴道：“我大概能搞到一两千人，可以配合司马郎将。”

司马德戡道：“很好。讨论了半天，我就来说说具体的计划吧：行动当日，化及大人负责守在城外，总揽大局。我负责主攻外城内的十二卫首脑人物，得手后，由智及大人负责接管。裴大人的工作就是死死控制住皇宫门禁，绝对不能让皇帝的命令传出。等扫清完外围势力，我们再合力攻打皇宫。基本就是这样。”

宇文化及道：“如果大家没有疑问，就请分头准备吧。我再重申一点，此次谈话内容决不许泄露给不在场的任何一人。”

公元六一八年三月初十是叛军预定的行动日期。

当日白昼，天色阴沉，大风呼啸，乌云蔽天。司马德戡将旗下骁果武士召集一堂，告知了行动计划。众人皆答：“唯将军马首是瞻！”（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皆曰：“唯将军命！”）

晡后（晡时为下午三点至五点，晡后指下午五点之后），司马德戡指挥手下把御厩内的马盗出，并让叛乱参与者将各自兵刃磨利（晡后，德戡盗御厩马，潜厉兵刃）。

不久，裴虔通与唐奉义像往常一样进入岗位，开始当班。

宇文化及等人则悄悄撤出了城外。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然而，就在叛乱即将发生之际，江阳（属于江都郡，位于今江苏扬州市内）县令张惠绍截获了相当确切的情报。震惊之余，他飞骑直趋御史大夫（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裴蕴（就是前面讲的陷害苏威的酷吏，为“五贵”之一）官邸，据实告知。

裴蕴闻言后呆了半晌，方道：“消息确切吗？”

张惠绍喘着粗气，断断续续的说道：“据……据线人报，司马德戡的东城骁果已经……已经全副武装，裴虔通已经进驻了监门府，宇文化及也……也已调本部出了城。卑职以为，叛乱不光属实，而且马上……马上就要发生了。”

裴蕴浑身一软，瘫坐于椅上：“我早料到了会出事，但没料到给我们的时间竟会如此之短！”

张惠绍颤声道：“大人！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裴蕴将头埋入双手之中，做了几次深呼吸，突然咬牙说道：“绝不能束手待毙！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忠于皇上的军队，镇压叛乱！”

张惠绍渐渐调匀了呼吸：“调动军队需要虎符，大人现在要入宫见皇上吗？”

裴蕴摇了摇头：“时间过于紧迫，一旦皇上那边讲不清楚，事情就全完了。再说，裴虔通正守在玄武门，我们赤手空拳，也未必进的去。”

张惠绍道：“但是，没有皇上的虎符，我们根本调动不了军队。”

裴蕴沉吟片刻：“如果仅为局部调动，而不是出征，圣旨应该也可以。”

张惠绍压低声音问道：“裴大人的意思是矫旨？”

裴蕴轻轻点了点头：“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集结军队的目的就行。但是，光有军队仍然不够，还需要一位大将军站出来统一指挥。这个人必须是德高望重、能力过人，而且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决断。”

张惠绍道：“卑职以为，荣国公来护儿大将军最为合适。只要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以他的性格，必定不会推辞。”

裴蕴道：“目前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来将军身上了。我的计划是，来将军领着大部分人马，去攻打司马德戡和宇文化及；我们则领着另外一部分人马，直逼玄武门，捉拿裴虔通，增援皇上。”

张惠绍道：“既如此，我们就需要赶快派人去通知来将军。但是，圣旨一事该如何落实？时间这么紧，就算伪造也来不及了。”

裴蕴道：“内史侍郎虞世基负责为皇上撰写诏书，家中工具齐全。你马上就去找他，请他顺手写一份，再带到我府上来。”

（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兒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

“哎呀，不是我不愿意写，”虞世基在家中接见了张惠绍，“谁敢担保叛乱一定会在今晚发生呢？”

“虞大人，我以脑袋担保，此事千真万确。”张惠绍急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旦叛乱发生，我们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话不能这么说，”虞世基略带嘲讽的说道，“一旦叛乱不发生，我就将死无葬身之地！写假圣旨可是要诛九族的！要不，我派人再去打探一下。”

张惠绍差点哭出声来：“虞大人，来不及了！”

虞世基勃然变色道：“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能要我怎样？事前也不打个招呼，就突然跑过来叫我写假圣旨，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到时候皇上追究责任，你一张嘴赖的干干净净，我的白纸黑字可是证据确凿。”

张惠绍沉默片刻后道：“要不，虞大人给一张空白诏书，我们自己写。”

虞世基道：“那也不成。咱俩还是再耐心等等，等我打探消息的人回来再说。”

虞世基没料到，他这一等，就等掉了江都王朝最后一线生机！

（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

4、逼宫

三更时分（夜里十一点至次日凌晨一点），司马德戡点起火把，示意各部队行动开始（举火与城外相应）。

守在城外的宇文智及看到信号后，立即率所部突袭劫持隶属侯卫的虎贲郎将冯普乐，并分兵控制部分交通要道（劫候卫虎贲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

后宫的炀帝听到外面人声喧哗，又看到东城火光大作，便问值班的裴虔通等发生何事。

“回皇上，草坊失火了，大家正在抢救。”这是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由于皇、宫城门禁已被裴等控制，保皇派里外不能相通，消息断绝，皇上也就信以为真。（帝望见火，且闻外喧嚣，问何事。虔通对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 时内外隔绝，帝以为然）

住在皇城内宫城外的燕王杨倓（杨广之孙）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向宫城跑去，想向炀帝通风报信。赶到玄武门时，即被裴等阻止。杨倓谎称：“我突患中风，性命危在旦夕，希望能在临死前见皇上最后一面。”（燕王倓觉有变，夜，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面辞。”）

裴也不回答，直接命士兵将其拿下。

次日凌晨，司马德戡分出部分兵力，增援裴虔通，让他先替换掉手下的监门卫士，确保对城门的控制（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

裴补充了新鲜血液，即带着数百骑骁果，试探性的进入成象殿（宫城主殿）。当他听到御前侍卫大呼有贼后，又吓的缩了回去（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从此处记载看，裴当时应该还是非常紧张，毕竟这种事儿是头一次干。

裴退回监门值班处后，即紧闭各宫门（防止外面的保皇派入宫），只开东门，并派人告知殿内侍卫已发生大规模兵变，要想活命的立即从此门而出（闭诸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

宫内侍卫闻此消息，居然大部分人都不战自溃，纷纷丢盔弃甲，夺路而逃（皆投仗而走）。

这时候，右屯卫将军（右屯卫除宇文化及外的另一副官）独孤盛带着十几人跑来向驻扎在宫门口的裴询问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好像不大对头。”（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形势太异！”）

从独孤盛身边只带十几人来看：其一、他并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其二、他还不清楚裴已参与叛乱。故毫无戒备。

右屯卫将军已经自投罗网，裴虔通自然不可能将之轻易放过（放回去必然会领大队人马再来捣乱），便半客气半威胁的说道：“事已至此，不关将军的事，请将军不要轻举妄动。”（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毋动！”）

言外之意是：阁下已经被控制了，如果老实呆着，就不会有事。

独孤盛这才回过神来，破口大骂道：“老匹夫，这叫什么话？”（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

仓促之间，他连盔甲都来不及穿上，就率领十几人与裴的骁果干上了。但因寡不敌众，终为乱兵所杀（不及被甲，与左右十馀人拒战，为乱兵所杀）。

此时，宫城之内，还有小股侍卫队伍没有出去。他们在千牛备身（侍卫官）独孤开远的率领下，跑到玄览门（联系上下文，应该是皇上寝宫的外门）外，叩门请命：“现在我军未伤元气，仍能破贼。陛下如果亲自督战，众心必安。否则，回天无力了！”（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览门，叩阁请曰：“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

在阁内迟迟无人响应的情况下，独孤开远手下的一部分人开始溃散，他本人也被叛军俘虏。后来，叛军因钦佩其义气，又将他释放了。（竟无应者，军士稍散。贼执开远，义而释之）

玄武门本来有“给使”营驻扎，兵变这天，司宫魏氏在宇文化及的授意下让“给使”们集体放假，把这帮人全调出去了。关键时刻，炀帝精心准备的亲兵卫队竟没发生任何作用。

司马德戡扫清皇城外围后，即带着主力人马进至玄武门（宫城北外门），与等候于此的裴虔通汇兵一处，开始逼宫（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至此，大局已定，保皇派已回天无力了。

裴虔通因为地形熟，带着队伍先行到达左阁（有门通往寝宫。古时的左指东面，右指西面。如河右指河西，江左指江东。此处左阁指寝宫东面靠外的阁楼）。接应于此的魏氏打开了左阁大门，将叛军放入永巷（寝宫内小巷，住后宫佳丽的地方）。（虔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魏氏启之，遂入永巷）

叛军进来后，即大声喊道：“陛下安在？”

此时，杨广已获知变乱发生，正乔装躲藏在西阁（也为后宫一处建筑）。在众人喊叫声、脚步声越来越近后，估计他的呼吸也已经暂时停止，一颗心脏则如兔子般蹦个不停。（帝闻乱，易服逃西阁）

就在叛军欲展开地毯式搜索时，一位佳丽自屋内走出，用手指着西阁，悄悄向众人示意炀帝下落（有美人出，指之）。

顷刻功夫，西阁就被叛军围个水泄不通。在喊话不得响应的情况下，一个叫令狐行达的校尉拔出腰刀，率先破门而入。

他“咚咚咚”上到二楼，发现皇上立在窗前背对着他，冷冷说道：“你要杀我吗？”（帝映窗扉谓行达曰：“汝欲杀我邪？”）

杨广能有如此举动和反问，表明他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否则，应该喊点饶命之类的软话）。

大概他见退路已断、生望已绝，反而将悬着之心放下，其谈吐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尊严。或许，这样的结局他早已猜到了：好头颈，谁当斫之？

在皇上的威严面前，方才还杀气腾腾的令狐行达此刻竟变得有些战战兢兢：“臣不敢，只是想奉陛下西还故土。”（对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

接着，他半客气半威胁的将杨广从西阁扶了下来（因扶帝下阁）。

杨广出门后，看到带头造反的居然是裴虔通（此人是他在晋王时候的亲信），吃惊的问道：“你不是我的故人吗？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怨恨，至于造反？”（虔通，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帝见之，谓曰：“卿非我敌人乎！何恨而反？”）

不知杨广说此话时究竟是何心情：诧异？愤怒？失望？悲伤？

而裴虔通其时又是什么心情呢：羞愧？恐惧？慨叹？还是无动于衷？

不过他的答复与令狐行达类似，可能事先已统一了口径：“臣不敢反，只是因为将士人人思归，想奉陛下西还京师。”（对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

皇上叹了口气：“我也想回去。只是因为上游的运米船还没到，所以才拖延了一些时间。现在就跟你们一起动身。”（帝曰：“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

裴虔通的理由，无非是想先稳住皇上，以免徒生变数。以他对杨广的了解，又岂能不知炀帝脱险之日便是自己丧命之时。所以就此派兵将其看住，也不再多说（虔通因勒兵守之）。

5、缢帝

天明后，一夜喧嚣的江都城又如昨日早晨一般重新平静下来。只是大街小巷上多出许多全副武装、神情肃穆的士兵。

与宇文智及一起负责街区控制的孟秉带着铁骑去迎接驻扎在皇城外的宇文化及。这个紫禁城的新主人因过度惶恐，居然浑身战栗，说出不话来。一路上，如果有人向其拜谒，他也只是低头骑马，连称罪过而已（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俯首据鞍称罪过）。

到达皇城大门时，司马德戡等已恭候在此。众人簇拥着化及一起进入朝堂，奉为丞相（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

时在后宫看守炀帝的裴虔通听说化及已至朝堂后，想把炀帝带出，以听处置。便对杨广说：“现在百官已在朝堂，陛下应该亲自出去慰劳。”

说完，牵过随从的马，逼杨广骑上（进其从骑，逼帝乘之）。

杨广嫌其马鞍破旧，让裴虔通换了一副，才骑了上去（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

有人说，此事暴露了杨广一贯奢侈的生活作风。

的确，杨广一贯奢侈，无需否认。但其换鞍之举，却非出于奢侈：杨广身为天子，竟被臣下逼着骑马，这口气如何能够咽下？要求换鞍，无非是求得心理平衡。

裴虔通一手提刀，一手牵着炀帝马缰，趾高气扬出了宫门（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这哪里是在侍奉皇帝？分明是在炫耀战利品。

一路之上，叛军士兵皆喜不自胜，山呼震地（贼徒喜噪动地）。

至朝堂时，令得意扬扬的裴虔通始料不及的是，宇文化及一看到杨广便陡然色变（心虚），大声喊道：“带这个东西出来干什么？还不赶快送回去干掉！”（化及扬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

或许按化及的计划，炀帝应该昨晚上就死了。却不想正当自己春风得意之时，最不该出现之人居然不合时宜的出现了，这不是让他难堪吗？气急败坏之下，搞出这么句不伦不类的话来。

要说宇文化及此人没有头脑，果真一点不假。

且先不论炀帝该不该杀，就算要杀，也没这么个说法。

宇文化及在一路上说了什么？罪过！

现在说什么？这个东西！（此物）

身为当朝丞相，总揽全局，居然是两副嘴脸。就算两副嘴脸，闷在肚里也就罢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还肆无忌惮的表现出来，岂不是自己狠狠扇了自己两记耳光？

其次，真要杀炀帝，也没有如此草率之理。妥当的做法是先将其软禁，让百官议论，待明确罪责后，再光明正大的按法律进行处置。炀帝之罪不可谓不多，让其死的其所，无话可说，岂非比偷偷摸摸的动手强？如此气急败坏反而显得宇文化及自己心虚：一副要杀人灭口的样子。

再次，像他这种杀法，可谓古今少有。就算是穷凶极恶的枭雄董卓，对于汉少帝刘辩也都是偷偷摸摸动手，尚不敢象他这么不顾影响：朝堂之上名目张胆的说要干掉皇上。

最后，就算别人能这么说，宇文化及也不能。他爸是谁？宇文述——杨广最大的宠臣。杨广因为宇文述的面子，一直都待化及、智及不薄。如此说话，颇有过河拆桥之意。

对于宇文化及也许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愚蠢！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对于宇文化及而言，杀炀帝是否有利？

分析而言，杀炀帝之利，有以下几点：

其一、炀帝罪恶滔天，杀之可平民愤、兵愤（可惜宇文化及杀的方法不对）。

其二、杀掉炀帝，可以断绝保皇派余党营救的希望（类似于伊拉克处决萨达姆）。

而不杀炀帝之利，也有以下几点：

其一、不担弑帝之名。

其二、仍可借炀帝之名，调动部分隋朝势力。

其三、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受到其他隋军或割据势力的攻击。减少新政权面临的风险。

其四、留炀帝，则奉御西归可作为一面政治旗帜。

其五、让隋军保皇势力投鼠忌器。

通过对以上利弊关系的反复权衡，炀帝最好不杀！

其一、民愤、兵愤产生的原因在于炀帝暴虐的政策。如果改变其政策（不一定非杀掉炀帝不可），则民愤、兵愤自平。

其二、如果杀掉炀帝，虽然会断绝保皇派营救的希望，但又会勾起保皇派报仇的希望（比如伊拉克，杀了萨达姆，问题还是不断）。还是有问题。

当时应该采取的正确方法是：

一、传檄天下，将此次兵变的性质定为清君侧、除奸臣、还故土。如此有四大好处：其一、政治上摆脱篡逆之名；其二、可安扬州的中原籍将士之心；其三、可以振奋中原隋城守军士气；其四、沿途可以收纳隋军入伙，壮大实力。

二、对于炀帝，可以尊为太上皇，并另立新君。

三、减赋税，轻徭役，除苛政，以安百姓之心。

四、将南方隋军系数集结于扬州，以准备北伐。

五、派使者向洛阳传达回归意思。

六、先同洛阳联合，共击李密。然后再复长安。

总的来说，指导思想就是奉天子以令诸侯。

如果策略得当，剿抚并用，甚至可以吸纳一部分保皇派入伙。李渊在长安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可惜昏庸的宇文化及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白白错过了！

听了宇文述宝贝儿子的高论，大概杨广之心已凉到极点。朝堂之上，他只问了一句话：“虞世基何在？”（帝问：“世基何在？”）

这么问，无法有三点愿望：

其一、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已沦为孤家寡人？宇文述之后最大的宠臣虞世基是否也背叛了自己？

其二、如果虞世基在场，看能否帮自己说点好话。

其三、可能还想质问一下，掌握大权的虞世基何以失职到让局势如此？

一个叫马文举（职位不详，从其敢在朝堂上肆无忌惮的发言看，可能是宇文化及的心腹）的人答道：“已经被砍了头！”（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

杨广沉默了。

一方面，可能他已经稍觉慰籍（认为虞到死还是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也彻底断绝了求生之念（再没人帮自己讲话了）。

胜利者宇文化及没容炀帝再啰嗦，遣一干人等又把他押回了寝宫。

临刑前，炀帝望着裴虔通、司马德戡手中的森森白刃，叹道：“我何罪至此？”（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

马文举说道：“陛下远离宗庙，四处游荡不止。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欲。让男人战死沙场，令妇孺抛尸荒郊。百姓流离，盗贼蜂起，奸臣当道，文过饰非，怎能称之无罪？”（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

此话算是击中了要害，句句都是证据确凿。

“我确实有负黎民，”事实面前，炀帝自己也没法辩驳，但他还有些不服气，“但是你们……你们这些人，可谓享尽了荣华富贵。我一贯待你们不薄，你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我？今天之事，谁是带头人？”（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

要论带头人，应该算两个：叛逃的带头人——司马德戡，造反的带头人——宇文智及。至于宇文化及，完全是在其弟弟威逼利诱下参与的。炀帝这么问，可能也是觉得化及为庸碌无能之辈，应该没有带头的胆量（杨广也许认为牵头的人是他的儿子。后文有解释）。

两大带头人之一—司马德戡答道：“普天同怨，人神共愤，牵头的何止一人？”（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此时，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来陈述炀帝之罪。封德彝原为虞世基亲信，靠着虞的庇护，卖官鬻禄，肆意妄为，不知发了多少横财。现在，此人已经改换门庭，成了化及口舌。

就在封刚说出几条罪行后，炀帝气不过（心想：以前真不知让此人得了多少好处），直接将其打断：“你是士人，为什么也要做这个？”（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

此言直把封德彝羞的满脸通红，悻悻而退（德彝赧然而退）。

至此，兴师问罪已彻底演变为一场闹剧。也难怪，这些问罪的人以前都在炀帝手下捞足了好处。化及、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封德彝，哪个是省油的灯？

裴虔通终于不耐烦了，看炀帝爱子——十二岁的赵王杨杲正在旁边啼哭，索性一挥刀，先将其斩首。小孩子的鲜血仿佛箭一般的喷射而出，溅满了炀帝一身（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

杀了杨杲后，叛军又想以刀弑帝（贼欲弑帝）。

炀帝道：“天子有天子的死法，怎能加以锋刃？取毒酒来！”（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

马文举拒绝了炀帝要求，让令狐行达（首闯西阁之人）将皇上按着坐下。炀帝解开自己的白色头巾，交与行达。行达以此作绞索，缢杀之。（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注：练指白色，练巾就是白色的头巾）

大隋皇帝就此客死他乡，终年五十岁。

因事发突然，宫中未及准备棺材。萧后便与宫女们将几张床板拆开，钉了两口小棺材，将炀帝及杨杲收殓，殡于西院流珠堂。

或许生前穷奢极欲的炀帝未曾料到：他的死竟如此潦草。

归结而言，造成杨广之死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穷兵黩武：导致士兵疲惫，百姓贫穷。

二是建设过度：进一步疲惫军民。

前面从王霸之道的角度讨论过主观原因。此处再从性格的角度予以补充。

杨广性格最主要的缺陷是什么？自大。

该缺陷主要导致了三大恶果：

其一、习惯看到事前利益，而容易忽略事后风险（总觉得自己能够控制）。行战事、抓建设本身没有错，但不能过度（过犹不及）。杨广明显只见其利不见其害，反而导致最终结果与期望背道而驰。

其二、因为自大，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导致：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认为别人水平都比自己臭）；嫉贤妒能，看不得别人厉害。这使得他一再错过可以纠正错误的建议和人才。

其三、过度自信的人在遭遇巨大打击后，往往会陷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带来挫折的现实是错的（体现于他一再杀死说形势不好的人）。另一方面，在无法逃避的现实面前，他搞不清楚错在哪里，又容易对自己全盘否定，失去面对困难的勇气（这体现在他后期对事情的消极应对上）。也就是说，他一会儿认为自己全对，现实全错；一会儿又认为现实全对，自己全错。左右摇摆，两头走极端，这种状态其实已接近精神分裂。

这三大恶果导致一个现实：中原局势失控，杨广无意也无力西归。

该现实又引起了中原籍人士的愤怒和绝望，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逃亡。

司马德戡出现后，逃亡产生了两个新特征：一是具有了更为严密的组织性；二是有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参与。

两大新特征使得逃亡集团开始具备破坏力，这就为宇文集团的政治投机提供了条件：他们利用了这股力量，使之转向杨广。

此为造成炀帝之死的直接原因。

虽然杨广的确罪大恶极，但历史对宇文集团的评价一向很低。为什么？

其一、这伙人基本都是靠拍炀帝马屁上去的，大多为其亲信。天下乱局，这些人也有责任。

其二、这伙人杀炀帝的目的并非为了人民，而是为了私欲。

从此角度讲，殒于亲信之手的炀帝又多少有些死不瞑目。

6、后记

炀帝之死，标志着隋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尽管洛阳还在苟延残喘）。

在旧时代缓缓谢幕的同时，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Table of Contents

特色说明

主题词

第一章 杨广夺嫡

1、是非错对

2、宠儿

3、步步为营

4、杨勇其人

5、皇后的表态

6、发展政治盟友

7、废黜高颎

8、如愿以偿

9、评说

第二章 玄感作乱

1、杨坚之死

2、权力之争

3、大业施政

4、杨素之死

5、杨玄感起兵

6、李密三策

7、用兵之地

8、大军压城

9、帝国的反击

10、功败垂成

11、评说

第三章 天下大乱

1、乱兵竞起

2、隋王朝对策

3、以不变应万变

4、雁门事变

5、忠良尽失

6、奸臣当道

7、自古兴衰皆有道

第四章 李密发迹

1、落魄江湖

2、纵横之术

3、大战张须陁

4、经略洛口

5、收纳英豪

6、再袭回洛仓

7、评说

第五章 窦建德之兴

1、混世魔王

2、窦建德上山

3、诈降计

4、善败不乱

第六章 群雄并起

1、引言

2、西秦霸王

3、河西大凉王

4、双雄对峙

5、刘武周起兵

6、扩张之路

第七章 李渊起兵

1、集团组成

2、李世民其人

3、裴寂、刘文静其人

4、刘文静的“隆中对”

5、两个版本

6、太原事变

7、空城计

第八章 关中攻略（上）

1、形势各异

2、两面讨好

3、样板行动

4、挥师出征

5、书信往来

6、大雨阻征程

7、峰回路转

8、霍邑之战

第九章 关中攻略（下）

1、大帅屈突通

2、黄河防线

3、乾坤大挪移

4、取长安

5、屈突通归唐

6、点评

第十章 中原战局

1、增援兵团

2、经略黎阳

3、既生瑜，何生亮？

4、弥天大错

5、洛口仓绞肉机

6、久围不打

第十一章 扬州事变

1、迁都之议

2、反谋

3、暗战

4、逼宫

5、缢帝

6、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