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目 录

- 写在前面

- 战乱的城（1）

- 战乱的城（2）

- 战乱的城（3）

- 战乱的城（4）

- 战乱的城（5）

- 战乱的城（6）

- 战乱的城（7）

- 战乱的城（8）

- 共和的城（1）

- 共和的城（2）

- 共和的城（3）

- 共和的城（4）

- 共和的城（5）

- 共和的城（6）

- 共和的城（7）

- 动荡的城（1）

- 动荡的城（2）

- 动荡的城（3）

- 动荡的城（4）

- 动荡的城（5）

- 动荡的城（6）

- 动荡的城（7）

- 动荡的城（8）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是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的历史纪录片《子年北京》的全文字版，同时选配2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比电视内容更加丰富、完整。选取了1900年以来的十个子年作为切入点，聚焦北京城的沧桑巨变，是一幅浓缩的北京百年变迁的历史画卷，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标本、一个缩影。

中国的农历子年一定是奥运会举办年，奥运会成为本书写作的另一个参照物，这就把北京的发展变化置身于世界天平上来对比、衡量。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办的5个月，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北京烧杀抢掠的五个月； 1912年奥运会，当五大洲运动员首次团聚在五环旗下时，北京城在迎共和，男人们忙着剪辫子；1936年奥运会前夕，北京的爱国青年则在抓紧军训，备战城外日本人的军事入侵；直到1984年这个子年，中国军团才隆重亮相奥运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回顾上述9个子年的历史，方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之不易啊！

本书文稿先后增删润色20余次，笔端蕴含感情。

目 录

目 录

写在前面

1900年（农历庚子年） 战乱的城

1912年（农历壬子年） 共和的城

1924年（农历甲子年） 动荡的城

1936年（农历丙子年） 危难的城

1948年（农历戊子年） 拂晓的城

1960年（农历庚子年） 新生的城

1972年（农历壬子年） 回暖的城

1984年（农历甲子年） 复兴的城

1996年（农历丙子年） 火热的城

2008年（农历戊子年） 奥运的城

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

本书的文稿来源于北京电视台出品的十集历史纪录片《子年北京》的原始解说词。这部纪录片是有感于北京举办奥运会而作，原计划在2009年初（农历戊子年）播出，但由于2008年的北京承载的内容太丰富，表现得太精彩，一时难以收笔提炼，因此拖至2009年新中国60华诞之后才与观众见面，本书也才得以问世。也好，一箭双雕，这部作品既是有感于北京奥运会而作，也算是献给新中国60华诞的一片心意。

纪录片《子年北京》的创意来源于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创作的历史纪录片《世纪龙年》 。公元2000年是中国农历庚辰龙年，算下来，20世纪经历了九个龙年，我们就以这九个龙年为切入点（1904年、1916年、1928年、1940年、1952年、1964年、1976年、1988年、2000年），相应地用“流泪的龙”、“苏醒的龙”、“危难的龙”、“抗争的龙”、“抬头的龙”、“崛起的龙”、“悲怆的龙”、“振兴的龙”、“跨世纪的龙”为题，展现了一个世纪中华巨龙腾飞的历史。而《子年北京》则以自1900年至2008年108年以来十个子年为切入点，镜头、笔锋凝聚在北京城，展现给观众和读者的是一幅北京百年变迁的历史画卷。

仔细品味，发现中国农历子年和现代奥运有不解之缘，中国农历纪年十二年一轮回，现代奥运会四年一举办，因此，中国的农历子年一定是奥运会举办年。2008年，就是中国的农历戊子年，于是，我们有了不仅以中国农历子年为故事的切入点，而且将奥运会作为参照物，把北京的发展变化置身于世界天平上来对比、衡量，这让我们发现，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办的5个月，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北京烧杀抢掠的五个月，在那届奥运会上争夺各项比赛金牌的运动员大部分来自于这些国家；之后的1912年奥运会，当五大洲运动员首次团聚在五环旗下时，北京城在迎共和，男人们忙着剪辫子；1936年奥运会前夕，当各国运动员忙着备战奥运会时，北京的爱国青年则在抓紧军训，备战城外日本人的军事入侵；直到1984年这个子年，中国军团才隆重亮相奥运会，首次在奥运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而北京国庆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您好”这幅最具时代特色的横幅。2008年，尽管发生了那么多坎坷，北京照样举办了一届空前盛大、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回顾过去108年，北京城经历的十个子年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十个子年，因此我们和出版社将本书的名字定为《北京百年往事－－不寻常的十个子年》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一个好的创意仅仅是一个开端，接下来的18个月是艰辛的，我和节目创作班子的所有成员埋头于北京百年历史的纷繁资料之中，大量地阅览，仔细地品味，精心地提炼，认真地核对，每个人读的书都有十几本、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对于制作电视纪录片，文字脚本只是完成了整个创作的一小部分，接下来更艰难的任务是完成视觉、听觉的电视表现。有时，为寻找一个镜头、一幅照片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求助于国外的朋友和同仁。本书中使用的很多照片就鲜为人知，甚至是第一次披露。很有时代感。

18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盼到了品尝成果滋味的时候了。这部纪录片和这本书的问世，有我们创作组每个成员的贡献，也饱含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社科院、北京电视台和社会上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的关心、信任和支持。在此，我代表创作组全体成员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特别向在创作的重要环节给予我们宝贵支持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中华书局、首都图书馆、北京档案馆、北京晨报等单位和著名演员王刚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怀着一颗为社会、为读者、为观众尽点力、做点事的虔诚之心，我们对作品的创作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如果读者能开卷有益，我们将不胜欣慰；但限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作品中难免有失误之处，欢迎读者指正，敬请谅解。

总撰稿 陈虎

战乱的城（1）

战乱的城

1900年5月，埃菲尔铁塔下的巴黎城热闹非凡，在已经开始了一个月的巴黎世博会上，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制作的电影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人们用惊喜的目光关注着博览会上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类历史上第二届现代奥运会，也正在巴黎同时进行着…从5月20日到10月28日，以当时西方国家为主的运动员，为86个奖项角逐了五个月之久，而就在这五个月，八个西方列强国家的军队对当时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首都　北京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劫掠。这一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

190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此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挥洒完了封建王朝最后的光辉，此后，内忧外患便接踵而至，大清帝国在步履蹒跚中苟延着最后的岁月。

1900年的一期《星期日邮报》上曾有这样两幅讽刺漫画。一幅是：一个身穿清朝官员服饰的人端着一个巨大的蛋糕，不同国家的军队正来争抢中国这块蛋糕，而蛋糕上的文字写着“正当的国际权利”；另一幅画的是列强各国围成一圈，将一个身穿清朝服饰的巨人抛向空中，漫画配发的文字是“再来一下，巨人就要散架了”。

尽管，古老帝国陷入的巨大危机让这个家天下的实际家长-慈禧皇太后对“洋帝国”的巧取豪夺又恨又怕，但1900年1月31日这一天，农历庚子年的春节，据“升平署”的档案记载，慈禧皇太后照例在看戏，剧目照例是《跳灵官》、《连升三级》、《白门楼》、《蝴蝶梦》、《万寿无疆》等。

光绪皇帝自戊戌政变之后，就离开了他长住的乾清宫和养心殿，一直住在南海的瀛台。他很少出门，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摆弄着满屋子的钟表，时不时传出来的咳嗽声，很让人担忧他的健康。

太后、皇上住的地方叫做宫城，也叫紫禁城。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其他三座城门分别是北面的神武门，东面的东华门，西面的西华门。紫禁城的外面是皇城，皇城以内被称为宫禁，是不允许平民进出的。四座皇城大门　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显示出皇家禁地的森严。

皇城外是内城，有九座城门。北边是德胜门、安定门，西边是西直门、阜城门，东边是东直门、朝阳门，南边中间是正阳门，两边是宣武门和崇文门。当时的北京，内城住的都是旗人，人数大约在40万到50万之间，汉人只有不到5万人，多是旗人家庭的奴仆。从顺治皇帝时起，八旗的驻地就是这样分布的：镶黄旗驻在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在德胜门内，正白旗驻在东直门内，镶白旗驻在朝阳门内，正红旗驻在西直门内，镶红旗驻在阜城门内，正蓝旗驻在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在宣武门内。内城取缔了一切商业街区，严禁开设戏园、旅店及娱乐场所，目的是分列八旗，拱卫皇城，确保紫禁城的绝对安全。

战乱的城（2）

外城在内城的南边，有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等七座城门。外城是非旗人居住区不仅有名士显宦，也有商贾匠作、贩夫走卒。正阳门外大街是全北京最繁华的集商业、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业街区。前门大街以东是“商贾匠作之地”，大街以西是“旅店、商贩、优伶丛集之所”。前门的南面还依次排列着花市、米市、珠宝市、骡马市等街市。宣武门外则居住着大批汉族文人仕宦，并形成一条文化街　琉璃厂。

位于内城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西洋建筑是当年北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英国公使馆建在使馆区的西北边，占地三英亩多，有许多建筑群和花园。使馆里有座英国圣公会的小教堂，方便使馆成员去做礼拜；里面还有一座宽敞的剧院，使馆官员还可以在使馆中骑马、骑自行车、打草地网球和保龄球。

使馆区有外国人开的商店，出售最新潮的欧洲商品。美国人赫兰德在他的《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中提到一家丹麦人开的商店，他说就连光绪皇帝也是这家商店的主顾。光绪皇帝幼年时的一些玩具，如音乐盒、音乐车、汽车、轮船、会打点的钟表、瑞士手表等，都是太监们从这家商店里买的。

洋人自己还有银行，甚至还有一家北京旅馆，老板是35岁的瑞士人沙孟和他的美国妻子安妮。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　澳大利亚人莫理循这一年在北京安顿下来，他花了153英镑在汉人居住区买了一座大房子，共有26个房间，兼做办公室。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他的住处：“我住在一套中式房子里，但我把它改造成了欧式风格。我一个人住，只有书和我作伴，到使馆区需要走过好几条肮脏的街道。我有一辆马车，养了两匹马，雇了一个马车夫（月薪2英镑）。另外我还雇了一个男仆（月薪1英镑）、一个主厨（月薪1英镑）、一个小厨（月薪12先令，由主厨付）、一个小工（月薪14先令）和两个马夫（月薪共3英镑）。”

电话，在当时被叫做“德律风”。北京当时有丹麦人架设的电话线，也有盛宣怀主持的中国自营的官电局。但莫理循不是通过电话口述而是使用电报略语来写新闻报道的，然后通过北京外城的电报局把稿件发送回英国。

莫理循在发回的报道中这样记述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驮着蒙古兽皮和皮毛的骆驼长队；戴着手铐脚镣、脖子上还套着木枷的犯人；头上盘着辫子、挑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重担的苦力；衣衫褴褛、提着老式武器的士兵；还有小商小贩、魔术师和缠着“三寸金莲”的姑娘；在外城的店铺、茶馆、剧院都挂着许多颜色靓丽的广告牌和旗子来吸引满族显贵。

战乱的城（3）

确实如莫理循描绘的那样，不管皇族百官还是士绅耆老，不论行商坐贾还是平民百姓，辫子，是当时中国男人最为显著的特征，而长袍马褂则被外国人看作是中国人的国服。清代女子与别国女子最大的不同之处不在头上，而在于“脚”。1900年的北京，不仅汉人妇女缠足非常普遍，就连旗人女子也有缠足的。

此时，听戏已经融入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皇城里的慈禧皇太后酷爱京剧，经常召戏班子进宫演戏；内城中的王公仕宦也私蓄戏班，时常张宴摆戏；剩下众多的满汉闲民、八旗子弟只能留连于建在外城的广和楼、太平园、中和园、裕和园等戏园子中，捧角儿玩儿票。

茶馆是富人和穷人都喜欢光顾的地方，相声、大鼓，各式各样的说唱演出没有间歇，富人品好茶、吸纸烟，“哈德门”、“红锡包”、“土耳其”、“大英牌”，只要招个手，立刻就有卖洋烟卷儿的小贩送到手边；穷人喝不起茶叶，来一壶高碎也能歇歇脚儿。茶馆的旁边就有打麻将的地方，鸦片馆就开在胡同边上，大小妓院集中在宣武门外的八大胡同，生意十分火爆。

照相留影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消遣。内宫里有酷爱照相的珍妃娘娘，她甚至还拍摄了大量的男装照片。不过，此时的珍主子已经没有拍照的自由了，她只能在冷宫中凄凉地打发着已经不多的岁月。开在外城中的北京丰泰照相馆、和平摄影社却生意繁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喜欢西洋影戏、西式跑马的，也有热衷于买彩票的。天子脚下的臣民们勤勉地奔波着，也悠闲地消遣着，没有人意识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

春节这一天，是一个雪后放晴的日子，京师的“内九外七皇城四”那些高大巍峨的城墙、壁垒森严的城门沐浴在雪后的阳光下，宛如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甲胄，宽阔的护城河在阳光下也显示出固若金汤的威仪。从清晨到傍晚，钟鼓楼的钟鼓声和内外城门上的点声，像往常一样相互呼应着，回荡在北京城里，苍凉而悠远。

没有人知道，此时沐浴在京城上空的这层金色光芒将是这些拱卫京师近五百年的城门和城墙最后的回光返照；没有人知道，宽和、散漫的北京人此时正在享受的是他们这个世纪里最后的悠闲时光；也没有人知道，此时宛如牧歌般宁静的北京城将在一场惨痛的浩劫中送别19世纪这个最后的“子年”。

震动首先来自大内皇城。春节前的1月24日，一道上谕宣布，15岁的溥被立为大阿哥，也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这个意在废除光绪帝的讯号，引起了中外舆论的普遍关注。各国使馆照会清政府，他们只承认光绪皇帝的清朝政府。外国人对光绪帝的力挺让慈禧皇太后很不舒服，她觉得，说到底，大清国的家还得由她来当，她的决定连宗室贵戚、封疆大吏都没有二话，哪里轮得到洋鬼子说三道四。

而在民间，由于中国北方遭遇巨大旱情，风行于山东和河北的义和团发出揭帖，称：“不下雨，地发干，都因教堂遮住天。”这支以贫苦农民和社会底层民众为主组成的义和团，把鸦片战争以来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归咎于洋人、洋教、洋货，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洋人被杀、教堂被攻击的事时有发生。

战乱的城（4）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雨水的稀少是造成危险的原因。在中国人看来，正是因为外国人破坏了风水，才使老天不下雨。”

时任奥匈帝国驻北京公使的阿图尔·冯·讷色恩则见解不同。《庚子闻见录-奥匈使团驻华纪实》一书中披露了讷色恩对于义和团兴起原因的重要观点，他认为第一个原因是，欧洲人企图瓜分中国；第二个原因在于，用条约强加给中国人的，而且有时是用炮舰推行的传教士的活动。他还认为另外的原因在于几个敌视外国的宫廷顾问身上，部分也在于实际上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本人身上。讷色恩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中国人，就当义和团！”

清政府在对义和团是“ 剿” 还是“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而朝廷中的保守派势力欲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洋人。就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下，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很快席卷山东、河北，并逐渐进入京畿。

4月，北京城内出现义和团的活动。

5月，当巴黎的奥运会上首次出现女运动员简约着装的身影时，北京的许多十三四岁的少女也大胆地穿上了红色的束身剑袖装，自称“红灯照”。

平时就处心积虑要用武力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借机发难，他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为借口，强行出兵中国。

6月的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的是击剑比赛。参赛国中的六个国家－－英、法、德、意、奥、美和沙俄、日本的军队在中国的天津集结，6月10日，他们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向北京进发。

此时，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北京城守军打开城门，义和团开始大批进入北京城。一夜之间，京师内外住满了义和团，民众也纷纷参加，端郡王府、庄亲王府都成了义和团的总部，庄亲王载勋本人及其家属都成了义和团的一员。

进了城的义和团把仇恨都集中到“洋”字上。义和团将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街，令人各处宣传，写条粘贴各巷。在仲芳氏所著的《庚子纪事》的记载中，义和团不仅在北京砸了所有带“洋”字的东西，还攻击了他们认为宣传邪教的教堂。

而前方的战事也更加吃紧，增援的八国联军军队攻陷大沽口炮台，再次威胁京城。

6月21日，慈禧皇太后颁布诏书向各国宣战，宣战上谕写得慷慨激昂：列强30年来“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上谕表明要招抚义和团，称义和团“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撑干戈以卫社稷”。

随后，清兵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各国在北京的驻华使馆，在京的外交官和所有的外国人都集中到了东交民巷的英国公使馆，这个昔日被称为江米巷的地方成为一个奇特的两军前沿阵地。

战乱的城（5）

7月中旬，当巴黎奥运会田径比赛进入决赛阶段的时候，重新集结的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8月，当本届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在波涛汹涌的塞纳河中进行时，八国联军2万人再次向北京进发。

意大利记者阿德里亚诺·马达罗根据当时意大利驻中国公使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的日记撰写的《1900年的北京》，详细地记录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每一个细节：

“8月10日，下午，天津派来一个送信人，送来了两封信：一封是英国将军盖斯利的，另一封是日本将军福岛安正的。信中说，强大的部队即将到来。日本将军告知，如果不出现意外的情况，我们将在13日或14日到达北京。”

8月13日，联军开拔到了北京城东面约三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攻城。13日的半夜，狂风大作，暴雨来袭，沙俄军队抢先向离英国公使馆最近的东便门发起了猛烈攻击，并用两门大炮把城门轰开了一个洞口。

日本军队凭借兵力优势，集中所有44门大炮，先后向齐化门（朝阳门）发射了1000多发炮弹，整个城门、箭楼变成了一片废墟。

美军士兵沿着东便门与沙窝门（广渠门）之间的一段有裂缝的城墙攀越而上，迅即向北推进。

英国军队直到14日中午才投入战斗，用两门大炮轰开沙窝门的城门之后，长驱直入。从哈德门（崇文门）下面幽暗的水门穿过，进入英国公使馆。

美国军队在攻下正阳门之后，于15日清晨，在炮兵的掩护下通过大清门，并强行推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架起两门炮，近距离对东侧门进行了连续的轰击，试图打开一条通往紫禁城的道路。然而，包了铁皮的厚实大门在炮火轰击下竟然岿然不动。最后，是紫禁城东面的日军工兵送来了云梯，美军才得以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在那儿升起了星条旗。

1900年8月的北京，枪声、杀声、哭叫声打破了城市上空的寂静，曾经沐浴在金色阳光下似乎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在炮火声中如幻象般坍塌。8月15日凌晨，城将破之时，一身汉族农妇装扮的慈禧从神武门出宫，踏上了流亡之路。那是一个雨天，官道上泥泞难行，一位皇太后、一位皇上、一位皇后，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仓皇西逃。大雨中，神武门外景山前的牌楼上“弘佑天民”四个大字在北京刚刚装上不久的路灯灯光映照下格外醒目，但坐在轿内的皇太后已经无心留意这一幕，留在京师的天朝子民也只能在这万劫不复的时刻听天由命了。

正当英、法、美、德、意、奥的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的游泳、划船比赛中激战犹酣的时候，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也展开了烧杀抢掠的竞赛。京城内几乎每一家商铺都遭到彻底的抢劫，尤其是珠宝店和钱庄，还有当铺。据统计，京城200多家当铺没有遭到洋人抢掠的仅有4家。

战乱的城（6）

如果说抢掠商家大多还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而抢劫官府、王府、皇室就是各国“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了”。在户部尚书立山家里，价值40多万两银子的珠宝和价值350多万两银子的各种古玩被联军全部运往法国使馆；从军机大臣宝鋆家的水井里，日本人发现了3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还迅速准确地在户部衙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下银库，把里面数千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也许是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似”。

在占领颐和园的50天时间里，沙俄军队雇用民间的大车，昼夜不停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拉运财宝。英国军队的司令部设在天坛，“每天都有装载珍品的车辆运出天坛，上面是丝织品、皮货、白银和玉饰、绣花衣服等”。英军还把天坛内大清帝国皇室祖先的牌位全部运回国内，至今依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

8月17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上说：“北京现在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控制下。列强军队有组织地进行抢劫。法国和俄国的国旗飘扬在皇城最好的地段。据说，那里埋有许多皇宫的珍宝。日本人挖到一个密窖，据传里面藏有50万两白银。”

在北京的外国人都承认“所有官兵都参与了抢劫”。一个俄国中将，离开北京时带走了整整十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从皇宫里掠夺来的奇珍异宝。英国公使窦纳尔的夫人“非常热心掠夺”。尽管莫理循和其他人都在谴责窦纳尔爵士和夫人疯狂的掠夺行为－－至少有185箱，但他自己在8月28日随同联军部队进入紫禁城时，也捞到了一块精美的镶金玉佛手，他还通过杜卡特上校弄到了“全北京最好的玉”，并以200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别人。

9月24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俄国人洗劫颐和园的行动已经完成，所有贵重物品都已包装好并贴上标签。”

对北京天文台的劫掠应该说是有预谋的，德军元帅瓦德西在6月10日时就曾说过，北京城破之日，“注意力要集中在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城市，它的宫殿、宝塔、庙宇等名胜古迹以及古代天文仪器”。8月14日，德国军队首先占领了观象台。10月17日，刚刚来到北京的瓦德西在见到这些仪器后赞叹不已，他下令要将他的“战利品”运回德国。12月2日，德、法两国侵略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将这些仪器拆散，运到了德、法公使馆内。

莫理循为此给《泰晤士报》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强烈谴责掠夺北京天文台举世闻名仪器的野蛮行为。他在电报中说：“令人遗憾的是，法、德两国都想把天文台中的珍贵仪器据为己有。在瓦德西伯爵批准下，两国将领下令从北京天文台的墙上剥下这些超级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最初是耶稣会的神父安装在天文台里的，200多年来，一直是北京的主要荣耀之一。这些仪器制作精美，巧夺天工。它们一半被送往柏林。其实，德国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获得这些珍品，只因为瓦德西伯爵当上了联军司令，他们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另一半送往巴黎。这种破坏公共财产的野蛮行径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战乱的城（7）

而瓦德西在回忆录中却这样写道：“各国都在互相指责掠夺行为，但是实际上各国都在疯狂地大肆掠夺。”不过，他也承认掠夺造成的破坏难以估计。

清朝皇室档案中官员的奏折虽大多语焉不详，但仍能够看出当时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宗室溥良上奏说，八国联军把大清银库里的钱、绸缎库里的绸缎全部拉走，颜料库也被他们抢劫一空，抢完户部之后，又放火烧毁了户部衙门。军机处寄留京办事大臣昆冈等上奏：“诸王贝勒贝子公府第暨大小官员住宅多为洋兵占据，劫掠一空。”庆亲王奕上奏说，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八国联军占据，34颗官印除了一颗还在其余全部丢失，所存档案也全部被焚毁。兵部尚书裕德也说，兵部马厩里的马匹和马车“自洋兵进城，均被抢掠一空，难以备差”，不得已只能雇人步行传送公文。御医张仲元等也上奏说，从八国联军进城开始，商铺和民居多半被抢劫后放火烧毁，他们自己的车马衣物被抢掠一空，就连身上的散碎银两也让洋鬼子搜走了。他们还报告说，同仁堂药铺已经被烧毁，人也都离开京城出去逃难了，现在京城里能用的药品很少，就连御药房也被洋人派兵把守，库存的药品能不能运出来还不知道。

不但皇宫和官衙遭到了洗劫，据齐如山先生的遗稿，北京城所有的买卖全部被抢，无一幸存。当铺和米粮店门前扔下的衣服和洒落的粮食堆成了小山；最特别的是抢酒店，有用盆盛的，有用壶灌的，有用桶担的，洒得满街酒香，十里以外都能闻得见。抢劫过后，满大街都是卖衣服的，一块钱能买两件两截大衫；四件绸缎夹袍，每件还不到一块钱；几身皮袄，九成新以上，每件也不过三四块钱。

劫难中的北京，不知有多少男子遭到八国联军的屠杀，多少女子遭到八国联军的蹂躏。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居民不堪凌辱，投井、跳河、上吊、自焚、服药自尽的比比皆是。

前吉林将军延茂全家十二口自焚殉节；国子监祭酒王熙元一家三口服药自尽；宗室恩煦族人九口自缢身亡；前国子监祭酒、京都团练大臣王懿荣写下“君辱臣死”的遗言后，自缢身亡，他的妻子、儿媳随后投井自尽。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30多户，自杀总人数近2000人。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自杀的王公贵族遭遇的苦难足以说明，这个帝国的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会纷纷全家自杀。户部尚书崇绮是大清帝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蒙古族状元，他还是同治皇帝的老丈人，城破之时他已逃到了保定，他的家人全部落入了联军之手。崇绮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都被联军关在天坛，遭到联军官兵的肆意侮辱－－“数十人轮奸之”。被释放回家之后，崇绮的儿子崇葆公爵“愤恨无地”，在自家府邸的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先把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们活埋了，然后又为自己挖了个坑，“自缢身死”。其他的人在崇绮之妻瓜尔佳氏的带领下，全部自杀。得到消息的崇绮大哭一场后，自己也搓了根草绳吊死在保定莲池书院满是灰尘的房梁上。

战乱的城（8）

莫理循的传记中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姐姐遭到俄国士兵轮奸，他们全家七口人在烧掉房子后，全部吞鸦片自尽。齐如山先生在遗稿中，也写了西直门外的村庄里，多是从城内逃难出来的人，其中十几岁的姑娘为了保住贞节在衣服上、脸上涂满了粪便。

占领之后的杀戮普遍发生于京城的每个角落。在庄亲王的府邸，尸体有1700具之多。联军“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数十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至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

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阿德里亚诺·马达罗的采访时，原意大利驻京公使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说：“在一个城区，我听说妇女和儿童被杀害了，那就是哈德门大街的西边，西打磨厂和观象台之间，最初由俄国人占领的地区。……我去了那儿，看到小孩被劈开了脑袋，妇女被脱光了衣服、被残杀，还可能先是被强奸了。我真希望我能够否认一切，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1900年8月28日，当慈禧皇太后在崇山峻岭间逃难的时候，北京的天色一片晴朗，天安门前，联军官兵集合完毕，准备在紫禁城内阅兵。从史料上分析，联军八国联军穿越紫禁城的仪式阅兵的线路是：自金水桥往北，从天安门中央门洞进入，过午门，进入紫禁城，然后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进太和门，经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进乾清门，经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再从坤宁门进入御花园，然后出贞顺门。也就是说，外国军队以武装示威的方式，从南到北穿过帝国皇家最核心的禁区。一个跟随联军阅兵队伍进入紫禁城里的外国记者写道：“进皇宫的行动实现了，洋鬼子在两秒钟之内亵渎了帝国天朝保持了五百年的圣地。”

耀武扬威的八国联军将军队开进了紫禁城，皇帝的后宫，变成了各国的武器库与兵营。早晨，美国军队举行阅兵式；下午，法兰西官兵开始打马球。冬天，德国军队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游行，炫耀军威。

对义和团的搜捕从进城伊始就开始了，数以万计的义和团民被虐杀，从世纪初留下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残忍的手段。而慈禧皇太后又一次选择牺牲国家的尊严、牺牲她的臣民，保全自己的性命与富贵。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结束的前夕，10月11日，作为清政府的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来到北京。这个自诩为“裱糊匠”的朝廷重臣，再也无力为这个破败的江山继续堵漏补缺了，1901年9月7日，他最后一次在屈辱的和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两个月后他死在了北京贤良寺的病床上。这个条约被称为《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将向列强赔偿高达4.5亿两的白银，按当时的人口合每人一两银子，而当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两白银。

1901年2月18日，当20世纪的曙光已经点亮整个世界的时候，北京等到了19世纪最后一个庚子年的除夕夜。夜色掩盖了烟熏火燎的王府废墟，掩盖了一座座城墙上残留的血迹，城墙上被炸出的缺口和洋人们为了把铁路铺设到使馆区而扒开的城墙豁口在黑暗中黑黢黢的，显出一副怪异的模样。正阳门已经第二次毁于大火，前门楼子前的衰败景象、残破的城楼上架设的枪炮、持枪巡视的美国士兵都让京城的老百姓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共和的城（1）

共和的城

1912年是中国农历壬子年，经过一个十二年的轮回，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摆脱了附属于世界博览会的地位，独立于世。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五届奥运会，举办了奥运历史上第一场开幕式，从此成为奥运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埃及、日本等国首次参加奥运会，五大洲运动员第一次齐聚在五环旗下。中国运动员虽然没有出现在这个赛场上，但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掠夺下的中国，正经历着一次凤凰涅磐般的重生，长达五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共和的理想正在实现，作为中华帝国都城的北京，将亲眼目睹这场历史巨变。

俯瞰1912年的北京，内、外城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但曾经固若金汤的城池，此时已经肢体破损。在飞檐斗拱间，几组西洋建筑突兀地跃入眼帘，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和谐：天安门东南侧的东交民巷地区，云集着鸦片战争以来侵华各列强国家修建的公使馆和兵营，是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的“国中之国”；正阳门外，十一年前为运送八国联军侵华物资而延伸过来的铁路终点处，建起了带着钟楼的正阳门车站，天子身边的这些西洋建筑，无声地记录着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任人宰割的屈辱。

1912年2月18日，是农历壬子年正月初一，紫禁城里最为高大的建筑－－太和殿，寂静异常。本该在此时出现在太和殿里的皇帝溥仪，已经无权踏入这座宫殿。六天前，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封建帝王对中国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目睹了包括帝王登基等一系列宫廷庆典的太和殿，此时剥离了和皇权的联系，在北方风沙的打磨下，渐渐失掉了皇家的气度。

上个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与入侵者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更为高涨，末代皇帝溥仪在成年后阅读自己登基前的清史档案时，得到了这样的印象：“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的字样，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就是当时那些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这场被溥仪称为“风暴”的斗争，以1911年10月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革命为高潮，摧枯拉朽般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前清大臣绍英等记录了清帝退位后的一幕场景：“袁世凯早朝，言民国对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圆。并泣曰：‘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日。’太后回宫，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你看他哭的那样。又给我们争优待费。’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官服整素，等待早朝，直等至十点钟，太后不能耐，说：‘今日军机大臣等什么时候，还不上来？’回答说：‘袁世凯昨日临行时言语，从此不来矣。’太后闻言，目瞪口呆多时，急曰：‘难道大清国我把它断送耶？’由此就饮食减少，疾病缠身了。”

共和的城（2）

北京城大小王府里，人心惶惶，这个年是没心思过了。满族贵族极其恐慌，生怕改朝换代后一家大小的性命不保。一些王公贵族开始把家里收藏的古玩陈设拿到外国人开的拍卖行变现，然后把财产转往天津、青岛等地。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退位诏颁布后王公贵族的反应：“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此时的溥仪，只能和他的小朝廷暂时蜗居在紫禁城的后廷部分，待日后搬往其他地方，昔日皇权的象征－－太和殿，则挂起了民国国旗，收归共和政府所有。而此时仍保留着皇帝称号的溥仪，虽然还穿着龙袍，却也只能够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进出出了。清帝退位后，仍有少数昔日的王公大臣出入紫禁城，但是过去的排场是没有了，溥仪回忆道：“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便衣，进（紫禁）城再换上朝服袍褂。”

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清帝退位后的家族生活时说：“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穿戴清朝袍褂，带着护卫、听差，大摇大摆走在街上。”“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

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则过了个冷冷清清的旧历年。冷清到什么程度呢？想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做身过年穿的新衣服都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北京的大户人家就纷纷外逃，而北京城里革命党人暗杀满清贵族和政府高官的案件发生了好几起，暗杀者最倚重的武器－－炸弹则随处可见。曾有一洋车夫在北城一条胡同里，捡到遗失的炸弹一枚，还有人把一枚炸弹误扔到西城一家小学堂里，幸好这两枚炸弹都没有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时局如此动荡，使得前门外的那些绸布店老板很是惊恐，纷纷把自己店里的贵重布料运往东交民巷，请那里的外国保险公司代为保管。于是旧历年前，前门外的绸缎店里，空空如也。

北京人过年，喜欢走亲戚看朋友，时鲜苹果是拜年时必备的礼物，有祝福人家“来年平平安安”的意思。那时没有现代的冷藏设备，秋天收获的苹果，被放到冰窖里保存，而冰窖里用的是冬天从河里凿开的冰，这个工程费时费力，因而冬储苹果的工本费不低。1912年的旧历年，因为时局动荡，大家连年都不敢过，礼尚往来的拜年应酬就不约而同地取消了。鲜果店老板没有料到这个变化，他们按往年习惯早早进了时鲜苹果，等着卖高价呢，哪知道赶上这个局势，苹果就是贱卖也没人买，于是各鲜果店老板，在共和的第一个新年，做了笔亏本买卖。

共和的城（3）

在清帝退位前后这几天，对新事物感觉最为敏锐的报馆，在为一件看起来不重要的小事犯难：那就是如何在报纸上刊载日期呢？在有皇帝的日子里，这事儿很好办，纪年方式已经沿用了几千年，就是国号加年号再加上阴历的月份和日期，皇帝突然没了可怎么办？在北京编辑、出版的《顺天时报》，在日期的记载上就留下了这样慌乱的一笔：在刊发皇帝退位诏书的报纸上，印着清朝的纪年方式　“大清宣统三年十二月廿六日”，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办报的老板匆忙把报首的日期改写做“大中华辛亥十二月廿七日”，用了“中华民国”的前两个字眼代替原来的国号“大清”，用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方法代替了皇帝的年号； 从腊月二十八起直到旧历年的大年初五，《顺天时报》报馆放假，除了在正月初一出版了一份号外之外， 一直没有出报纸，不知这几天报馆的老板在干些什么，反正到大年初六这一天，《顺天时报》的老板仍不知怎么处理紫禁城外有总统、紫禁城内有皇帝的局面，于是正月初六的报纸上还是印着“大中华壬子正月初六日”的字样，到了大年初七，日期的写法又变了，成了“大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廿四日”，用的是新的国号和公历的纪年方法。

报纸上印制什么样的日期，令新闻界同仁大费周折，而另一件事情，则让全城人都踏实不下来，那就是在共和的国体之下，北京有可能失去一国之都的地位。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3日，清帝退位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2月15日，经临时参议院选举通过，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应该到南京去就职。袁世凯本人，发家在北方、势力在北方，并不喜欢跑到南京去做官，但是，2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迎接他南下的使团到了北京，看样子袁世凯不走是不行的了。

为了迎接南京来的代表，正阳门北边的“国门”－－大清门被改称“中华门”，以示和清王朝的决裂。只是大清门上的匾额，来不及更换，只好仍旧挂着，谁也看不出和前朝有什么区别。北京的商铺则都挂起了五色国旗，胡同里的院门口也挂上了五色旗，不过有些老百姓家境贫寒，买不起布制的国旗，就用五色纸做成了国旗，虽然看着不那么雅观，可是代表着老百姓欢迎共和的诚意。

袁世凯公开答应要跟随南京来使离开北京，使团成员蔡元培等人认为自己定能不辱使命。谁知，北京城里很快就发生了一场变故，让南京来的使团成员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主张。2月29日，也就是正月十二的晚上，几位特使参加的晚宴刚要开始，窗外就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接着是四处的火光，火中夹杂着叫喊声：“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抢啊！”“宫保”说的就是袁世凯，听上去，这些放火开枪的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士兵。《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当时正住在北京王府井的一条胡同里，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街道西边我住所北侧的大杂院着火了，整个街道布满了士兵，而所有的警察都不见踪影……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但似乎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

共和的城（4）

士兵们放的大火，很快就吞噬了东安商场一带的商铺、戏馆和饭馆，并直接把皇城的东安门给烧了个精光。东安门外的商业设施刚刚兴办没有几年。从清帝入主北京开始，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北京城实行满汉分治。内城一带，按不同方位，驻扎着八旗官兵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满族籍的王公贵族，汉族人则统统住在正阳门外的外城地区，所有的商业娱乐设施、甚至连同旅馆业等，都只能在外城开办。《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威信日益衰落，内外城之禁也就日渐松弛，东安门外的东安市场等商业设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可这生意做了没几年，就被当兵的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前门外的店铺虽然没有像十二年前一样，被大火烧了，可是也没能逃脱被抢的命运，绸缎庄首当其冲。他们刚刚从东交民巷把自己保存在那里的货品拿回店里，准备给顾客做春装挣点钱，谁知布料摆在店里没几天，就赶上了这次兵变，贵重布匹多数被抢了去，于是各店又赶紧把剩下的一点料子装上车，运回东交民巷。碰上这样的世道，做买卖的人能保住性命已属万幸，就别指望着挣钱了。

有人这样描述兵变发生时北京的情景：“变兵四起各处焚掠日有所闻商民愁的要死；八旗素日贫苦无米无饷旗下老哥们饿的要死；变兵既得饱掠金银满载得意还乡乐的要死；亲贵富翁藏无可藏避无可避当时吓的要死；各部院官吏津贴既停领告贷又无门穷的要死。”

当时正要去拜访蔡元培的齐如山先生，则目睹了这场滑稽的兵变经过。刚从法国回来的齐如山，那晚正好穿了一身西服。当时，北京城里很少有中国人穿西服，那些参加哄抢的士兵，就把齐如山当做了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当兵的抢来了东西，就请齐如山鉴定一下价值。有的士兵从冥衣铺抢来了所谓的书法作品， 经齐如山鉴定为是办丧事用的挽联，就大呼倒霉，扔掉挽联去别的店铺抢值钱的东西。第二天早晨，齐如山放心不下老朋友蔡元培，去他们下榻的六国饭店探望，没想到在街上碰到了狼狈不堪的蔡元培等人，原来这几位特使昨夜被迫从吃饭的地方逃出来，躲在皇城根儿底下熬了一夜。蔡元培对齐如山讲：“一切计划，都成过去了。”于是，以北方局势不稳为名，袁世凯留在了北京。弥漫在壬子年最初几日关于何处定都的争执，至此告一段落，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

1912年3月10日，昔日帝王登基的庆典之地　太和殿，悬挂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五色旗，袁世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莫理循目睹了袁世凯宣誓就职的全过程：“所有的与会代表都身穿礼服，赞礼官宣布就职典礼开始，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不再有磕头之礼，袁世凯与所有代表一一握手，不再有辫子……”

从当时的图片上可以看到，与会代表身上的礼服并没有统一的样式。关于新国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礼服，意见纷纭，有人主张立西服为国服，表现新国家新气象，有人则主张用丝绸做礼服，理由是这样可以保护中国的民族产业－－丝绸业。袁世凯等人觉得礼服一事事关重大，因此决定等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再商讨此事。所以，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没有统一的制服样式。

当春风一天天强劲，北京城开始感受到一个新国家的活力。

3月初，原本没有悬挂五色国旗的各城门，纷纷挂上了象征共和的新国旗。

3月8日，兵变中被乱兵剪断的电话线和电灯线，被修整连接，北京城的电话和电灯恢复正常。

3月16日，新政府重申要严禁鸦片，对贩卖、出售和吸食鸦片的人重罚。

4月1日，袁世凯将旧日象坊桥资政院的地址，改做了北京参议院会场，等待各省参议员到京后召开参议院会议，商讨国是。

4月2日，《顺天时报》在第二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论女子参政之可否”的社论，对妇女参政问题进行讨论。

共和的城（5）

4月4日，国务各总长提议要将旧日官僚裁撤，改聘留学归国或在新学堂接受新教育的毕业人员充任政府各部门官员。

5月初，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原大学堂总监督的官职，被更具现代气息的“大学校校长”所代替，而“分科大学监督”则被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充满封建官僚味道的旧名称被一一革除，仅仅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这座国内最早建成的国立大学，正在逐渐摆脱封建官办学堂的陋习，向着一个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迈进。

关于学校教育的新章程则不停刊发，提倡鼓励兴办小学以普及教育，又对学生毕业成绩进行了统一规定，毕业成绩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丁为不及格，两次毕业成绩为丁者，令该生退学，希望借此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为了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教育部严令京师各学校重视体育锻炼，按照政府的规定，开设体操课，并督促学生按要求操练。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成为当时教育的一个重点，北京的小学校里不仅开设了算术课程，高小的学生还要学习相关的理科知识、史地知识。大部分小学校还开设了英文课程，保守的人虽然认为从小学英文，会搅乱人的脑筋，可对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现代西方式教育则举双手赞成。人们把对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这个万象更新的子年，能够培养出具有新风貌的中国人，借此缩短和现代文明的距离，使整个民族从落后挨打的耻辱中彻底解放出来，走向富强和幸福。

仿效西方的司法体系也建立起来。律师需持职业资格证书，不是法律专科学校毕业的人不允许从事律师工作；司法部门工作的其他人员也要经过现代司法理论考试，考试不合格者一律被裁撤；而高等及地方审判厅则宣布公开审理案件，老百姓可以自愿旁听审判过程，并将欢迎老百姓旁听的告示贴在了审判厅的大门口。

盛夏时，有的人力车夫图凉快，会脱光了膀子在街上跑。市政府认为此举是不文明的陋习，要求全体人力车夫工作时必须穿上号坎儿。

当时北京贫困人口很多，尤其是城南一带。政府就在外城收容贫民组成了清道队，每天清理街道，确保市容环境的整齐清洁。后来又组建了一支沟工队，将北京外城各区内的地沟逐一挖开，把堵在下水道里的垃圾等物清除出来，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在设兵巡防查禁鸦片的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劝诫老百姓戒除纸烟。政府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考虑，认为由于中国人吸纸烟，钱就被外国的纸烟厂商赚走了，而当时中国的关税完全不能自主，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希望国民戒烟。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则出于对民族体魄的考虑，认为纸烟之害不亚于鸦片，说吸纸烟会伤害人的头部，所以由民间发起，在京师成立了戒烟会，并拟订戒烟章程若干条，上报内务部申请备案。

袁世凯宣誓就任总统后，南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纷纷北上。这中间，就有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周树人。1912年5月5日，当斯德哥尔摩运动会启动的第一天，年轻的周树人从正阳门火车站走出来，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并将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他的笔名－－鲁迅，开始他拯救民族灵魂的文学之路，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导师。在那段时间，阳光下闪耀着光泽的正阳门车站钟楼，目睹了太多像鲁迅一样，年轻又活跃的思想者。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宛如一股清新的风，为这个古老的帝王之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而北京则在集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粹后，成为新思潮的源泉和集散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封建专制和列强侵略的思想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嘹亮的呼声之一，辐射全国、激荡人心。

共和的城（6）

在新政府机关纷纷落户北京的过程中，原来以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为主要居民的内城，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八旗制度彻底消失，八旗人士因为各种原因迁往他乡，汉族人口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满族人口数量。同时，西长安街一带出现了大量新的政府工作部门，商业娱乐设施也随之出现在西城一带，繁华的西长安街一带，开始和东安市场、前门大栅栏地区鼎足而立，成为京城商业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壬子夏末北京的气氛，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异常热烈起来，他就是被视为共和之父的孙中山。1912年8月24日，数万人云集前门火车站，等待瞻仰伟人的风采。孙中山在北京停留二十余天，为宣传民主共和理想而奔走，并对新的国家寄予希望：“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

10月9日，“大清门”的匾额摘了下来，“中华门”三个崭新的大字使这座国门焕发了青春。中华门前，则设黄亭一座，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悬挂其内，供老百姓观赏。10月10日国庆节当天，中华门前聚集了各界群众，庆祝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节；袁世凯则在总统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各国使节都受邀出席。

但是，刚刚由帝王之都变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北京，由于肩负着屈辱与落后的历史包袱，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难免步履蹒跚。

7月22日，到北京不久的鲁迅，和友人一道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饯行。蔡元培主张现代的教育理念，并提出在教育界废除祀孔读经的传统，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则群起而攻之，深感失望的蔡元培于7月10日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作为蔡元培志同道合的战友，鲁迅看到袁世凯政府拒绝接受蔡元培的主张之后，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蔡元培离去之后，仍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苦闷异常。

11月，关于女子能否参政的问题讨论了将近一年，不仅没有结果，新政府反而颁布法令，允许男人纳妾。娶小老婆的封建恶习在共和的旗帜下为现代法律所认可，无疑是对共和理想的一种嘲弄。两位同盟会的女会员立即拿出了实际行动：唐群英女士认为实现女子参政的目标，需要从提高女人学识入手，于是开创了女子白话旬刊，宣传女子教育问题；沈佩贞女士则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妇女生计会，希望通过办实业，帮助妇女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从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1912年7月20日，当第五届奥运会进入尾声的时候，顺治门（即宣武门）外，有人手持剪刀为大家义务剪辫，以响应新政府剪辫易服令，并当众宣称：“愿剪发者，赠洋一元。”但并没有多少人买账，两天的工夫，才剪了三十多条辫子。民国政府一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改革旧习俗，限期剪辫便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于是，在旧势力强大的北京，男人们纷纷为自己的头发发起愁来。

共和的城（7）

8月，大理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到财政部递公文，受到了冷遇，手里的文书被留下，人则被财政部的接待员哄了出去，因为他脑袋后面还拖着条辫子。大理院的这位办事员受了刺激，回去就把辫子剪了。一天，他又来财政部办事，财政部那位接待人员见他把辫子剪了，态度转了180度，不仅请他到屋子里就坐，还端茶倒水，招待极为殷勤。另外一位剪了辫子的男士，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清国史馆的一位录事，人很新潮，不仅痛痛快快把辫子剪了，还穿上了西服。这一天，蒙皇帝召见，录事大人匆匆赶往紫禁城，一到门口就被守门人给拦下了，他急忙解释是奉了皇帝的旨意来的，哪知守门的说了：“既剪发当为民国所重用，奈何不舍亡清区区之微禄。”旁边有人跟着起哄，录事大人只好灰溜溜掉头走了。

1912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总统府秘书的顾维钧来到北京，记录了自己的观感：“我到过许多国家的首都，北京在某些方面可谓与众不同。北京由紫禁城、东交民巷和民国首都三部分组成。首先，它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总统、内阁和政府各部门在这里治理国家，为全国各省制定法律和向全国颁布法令。同时，在北京的中心还保留着在废帝宣统管辖之下的紫禁城，城内仍沿用皇帝年号的历法，按照官方公布的全国通用历法，1912年是民国元年，而在紫禁城内却称为宣统四年。东交民巷内的行政管理、交通规则完全由外交团掌握。它有自己的警察，北京的警察未经允许不得入内。逃至东交民巷的中国罪犯，中国警察未经东交民巷警察当局许可不得入内拘捕。”

溥仪的老师　英国人庄士敦则这样记述自己初进紫禁城的感受：“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一个是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王朝，时间和空间就这样奇异地被撕裂开。”“有虚名的皇帝和有实权的大总统比邻而居，这种有趣的现民象恐怕在全球历史上也不多见，但在中国却存在了13年之久。”

壬子年年底，有人感慨于国家进步的缓慢，为北京写下这样的城市素描：“北方的人顶着豚尾在街上看着还是横占大多数；通衢大路乞儿载道逢人便讨哀怜之声不绝于耳；亡清各满族的羸眷还是耷拉翅厚底靴坐着咧呀咧的大马车颜不止；共和政体官吏是公仆近来各告示还用专制压力的官样文章。”

但是，那毕竟是一个新生国家的开端，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能传递出春的信息。

1913年1月1日，在中华民国庆祝第二个公历新年的时候，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同时打开，昔日只有皇亲国戚和文武官员才能出入的禁地，从此成为老百姓自由出入的场所。

1913年1月24日的下午，北京城古老的胡同沐浴在冬日的余晖中，东城府学胡同公立第二十八小学的校园里，走出一队队放学回家的孩子，他们穿着整齐的校服，不苟言笑、秩序井然，分手时则互相鞠躬告辞。街头的行人，无不停下匆忙的脚步，欣赏着自己不曾有过的如此健康如此新鲜的童年。也许，古老的北京将像这些新生的力量一样，很快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是那个冬天的北京留给人们的记忆和希望。

动荡的城（1）

动荡的城

1924年，中国农历甲子年，经过一个十二年的轮回，人类社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继续前行，奥林匹克盛会也从十二年前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路颠簸，于这个子年再度来到法国首都巴黎。巴黎人在战胜种种困难后，举办了一届规模更为盛大的奥运会。奥林匹克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正是通过这届奥运会而唱响全球。而中国的三名网球运动员则首次亮相奥运会，当他们置身于“更快、更高、更强”的赛场氛围时，他们背后的祖国都城北京在经历着什么样的磨难呢？

上个子年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清新气象，已经因军阀连年混战而荡然无存，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北京则残破不堪、了无生气。1923年7月，借口北京政府法律废弛、财政紊乱、地方势力割据、盗匪横行，各国驻北京外交团竟商议由国际共管中国，此言论一出，举国震惊。甲子年的北京，在黑暗中摸索着通向光明的出路；甲子年的中国，在绝望中寻找着重生的希望。

1924年2月4日，是旧历甲子新年的除夕，《顺天时报》发表了一篇除夕感言，对六十一轮回的甲子年进行了一番回顾：“屈指六十年前的甲子年，就是前清同治三年，当时正在长发余党作乱之际，国家元气大为沮丧，外患亦从此日盛一日。民国成立，遂由专制政体变为共和政体，气象为之一新，宛似国家的气运转过了一般。不料项城秉国，帝王思想又起，以致西南起义，干戈频仍，群雄割据，到今天还是南归南北归北，不知何时方能统一。照以上看过去，六十年间的国运简直是一步恶运。”

甲子年的正月初一，公历2月5日，在北京生活的几个外国人格外开心，因为他们获准在这一天进入神秘的紫禁城，参加宫廷里的元旦盛典，而向皇帝溥仪举荐这些外国人的，正是他的外国老师－－庄士敦。

在庄士敦看来， 正月初一举行的元旦盛典是这个小朝廷每年最重要的两个庆典之一。获准进入紫禁城的，有一位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波斯富·兰敦先生，那一天的典礼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整个紫禁城辉煌宫殿的映衬下，在漫天弥漫的音乐声中，我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欢愉，战争为整个中国带来了动乱，而居于政治中心的紫禁城想要长久保持住这份安宁简直是不可能的。在黑暗的日子即将到来前，我有一种感觉－－这将是紫禁城最后的辉煌了。”历史果真被这个外国记者言中了，这是末代皇帝溥仪最后一次在紫禁城里庆祝旧历新年，而战争的阴云则在这一年的夏末，重新笼罩了北京这座古城。

动荡的城（2）

大年初一头一天，北京城里的生意人没有几个不唉声叹气的。旧时做买卖可以赊账，到年底一块儿算。可是从阴历腊月二十起，各店家就开始和主顾们结账，一直到除夕，很多店家收回来的欠款不及两成半，因为多数机关几个月没发薪水，大家没钱还账。

没钱还账，就更没钱买新东西。厂甸庙会上做小买卖的摊主，则个个“愁眉泪眼”。大年初一，天格外冷，来逛庙会的人少；第二天，雪花纷纷，来的人更少；好不容易盼到第三天，雪停了，结果道路泥泞，还是没什么人来；等到第四天又是雪花；第五天则刮起了大风，人更稀少。本打算趁着过年在庙会上挣几个钱的小商贩没了办法，来这里做小买卖的，多数是靠借高利贷来租摊位、添货品，回去可怎么交代？

正值隆冬，寒风呼啸间，北京街头的乞丐比往年多了几倍。往年北京城有不少人做善事，一到冬季就开粥厂、施舍棉衣、接济乞丐和赤贫家庭。这一年，上自政府下到一般百姓，收入锐减，办善事的人少了，街上冻死饿死的人比往年多了许多。

与十二年前的壬子年相比，北京的城市轮廓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城和紫禁城之间的皇城城墙，被拆了三面，南皇城城墙开辟了两个拱形券门，连通两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南长街和南池子。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右门被打开了，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条贯通北京东西城的街道，也就是今天长安街的前身。前清时代的官署－－中华门内的东西千步廊，早在1914年已经被拆除，天安门和中华门前出现了一个天然的广场，常有游行请愿的队伍出现在这里。据说，当局发现天安门前的这个空场有了这样一个功效后，曾在此摆放盆花等装饰物占据空间，希望以此减少广场对游行集会的吸引力，然而收效甚微。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里发生并蔓延到全国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曾在这里向青年们发出了伟大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年代时局动荡，这里更是活跃的民众不断。

北京内城城墙此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轮廓，它们不动声色地站立在北方辽阔的苍穹下已经将近600年，如今，却和最现代化的铁路比邻而居。此时的北京，拥有了一条环城铁路，火车的汽笛在这些城门下鸣响，这标志着北京已成为全国一个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

然而城市面孔的这些变化，多半发生在民国初期的几年，1924年的北京城，早已没有能力进行什么城市建设了。

动荡的城（3）

甲子年的正月还没有过完，报纸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做官为生者之末路”。国务院制定了裁员标准，管理国家钱袋子的财政部则在酝酿着二次裁员，而它三个月前刚辞退了一批人。京师二十个区的警察，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领到警饷，不但警察无力养家，警局食堂里也已经有过几次断炊的危险，政府连这点伙食费都拨不下来，各区警署只能自己想办法，出售辖区境内的空地，以维持日常办公支出。

内务部因为办公费用无着落，已经想尽了办法，能卖的都卖了，政府的财政拨款还是遥遥无期。一进入甲子年，内务部便派人去丈量前清贡院的围墙，准备公开出售。根据丈量数据，东、西、北三面围墙共计304丈，因砖大且厚、质量上佳，于是定价每丈墙不低于15元出售，东南和西南墙角系碎砖垒成，定价便宜，每丈6元。这个明清两代全国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场所，无数学子在此以笔墨证明自己的才气、并进而出人头地的地方，哪里料到会因为自己的围墙而受到民国政府的器重。

财政部则在裁员之余，寻找政府银根吃紧的原因，认定十年前财政部从户部街搬到西长安街的决定是个错误，因为现在的办公地点风水不好，“散而不聚，已非积财之象，加以东边过空，穷象益露”。要想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就应该把财政部迁回户部街。连续三任财政部长均有此“重大发现”，并屡屡向政府提出搬迁的建议。

财政的吃紧，当然不是因为风水不好。英国人庄士敦1919年来到北京担任溥仪的老师，他对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有这样的认识：“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名存实亡。军阀轮流把持着北京政府，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他们常年内战，根本不顾民众死活。政局十分不稳定，全中国人民都陷入极端的恐慌中。”此时率部进驻北京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则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和北京当政的大人先生们往还久了，使人更进一层认识了他们的面目。他们三五个聚会一块，多无一言涉及国计民生。大家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谈着的，不是昨晚打牌输赢了多少，明晚梅兰芳的什么戏牌，便是某某女戏子怎样风骚，谁家姨太太怎样标致，再不，就是商议着如何卖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墙、卖砖瓦一类的勾当。使人只见目前漆黑一团简直闷得透不过气来。”这样的政府，如何能治理好国家？

1924年的第八届奥运会，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早在1911年，国际奥委会就已开始注意到中国。1922年，王正廷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奥运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和奥运会建立了诸多联系之后，不派人参加第八届奥运会好像有点说不过去。1924年2月，报上登出了这样的消息，北京政府决定派选手参加当时被称为“万国运动会”的奥运会，因为资金紧张，政府决定仅选派几位网球队员参加奥运会。但是，当巴黎奥运会开幕时，政府似乎还没有凑出这笔钱来，开幕式上并没有看到中国代表团的身影。不过，有三位中国选手自行参加了本届奥运会的网球比赛，也许是自己出资成行的吧，北京的报刊对此并没有多少报道。虽然这几位网球运动员在预赛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但这毕竟是中国人在奥运赛场上的第一次亮相。

动荡的城（4）

动荡的城（4）

7月17日，巴黎奥运会在一片赞扬声中闭幕，这一天的北京则在久雨的盛夏，一片险情。“交通破坏，房屋多坍……粮价已飞涨，东城电话全坏或占线不通，电灯之出火者到处多有……至小民房屋，则坍毁尤多，近畿灾民蜂拥而来。”这一天，有市民代表上街请愿并上书国会，反对政府关于向老百姓和商家征收警税的计划，希望政府能够认真执行财政预算，向警察按期发放警饷，不要再把危机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1924年9月13日晚，黑云压境、星月黯然，夜色下的北京城，一片沉寂。这一天是中秋节，按照民间的习俗，当晚应该家人团聚、对月共饮，然而，中秋节发生的太多事情，让这一晚的北京人没了这份雅兴。

8月份，在各机关、学校依旧发不出薪水、不断裁员的情形下，北京爆发了金融危机，铜圆价格忽上忽下，政府公债忽然暴跌，北京的证券交易所8月26日宣布暂时停市，各大银行门前则纷纷出现了挤兑的人群。8月27日当天，有两家小银号宣布倒闭；9月4日，有多家银行停止兑现，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慌。

祸不单行。8月份，战争的危险也临近北京。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两派军阀兵戎相见，上海与北京之间的邮政往来彻底中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已经向山海关一带靠拢，直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吴佩孚则在北京备好刀枪，向山海关开拔；北京东部的通州地区，商铺纷纷关闭，曹锟已经指挥手下在通州一带布好炸药，准备与张作霖决一死战。中秋节前日，京奉铁路中断，张作霖扣押火车，运送军队到前线。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于是，中秋之夜，有人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月到中秋分外光此次分外黑，岂非天公愁中国之内乱乎，抑亦大祸将降之兆乎？此吾人不得不为国家忧虑。”

当口袋里拿不出钱来为孩子买回果腹的粮食，当战争的炮火即将打碎四合院的宁静，北京的仁人志士忧虑的，却是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前途。连年战乱、经济凋敝，做了民国十二年首都的北京，此时已经喂不饱肚子，却一直未敢舍弃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仍然为国家寻找出路。这里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最早最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地之一，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构想，也是在这里萌发出来的。在新旧思潮的激烈交锋中，最古老的都城产生着最先进最革命的思想，北京就在这种碰撞中痛苦着、成长着。

动荡的城（5）

1924年3月的一天，西城太仆寺罗圈胡同的一个大宅子里，发出一声惊呼，女儿离家出走了。一对夫妇在女儿书房里发现了这样一张信笺：“专制……顽固……人何以堪，突遭重责，尤觉今生无趣，自誓不返，剪发为尼……”写下这段文字的是个女学生，叫做佩秋，刚与父亲发生了冲突。佩秋平时常向各报刊杂志投稿，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她的父亲对此并不知情。这一天，做父亲的无意间看到女儿在杂志上发表的主张妇女解放的文章，立时怒不可遏，大骂女儿不守闺训、败坏家风。于是，佩秋离家出走了，父母焦急地四处寻找。

从对当时电影的评论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新旧思潮的冲突。设备最先进、装潢最现代的真光电影院，是那时年轻人喜欢光顾的地方。这一年3月，真光电影院选择前一阵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赖婚》重新放映，仍然观者如潮。《顺天时报》这样分析该电影受欢迎的原因：“该片探讨社交公开、婚姻选择、两性恋爱、法律道德诸端，均为当今急待解决之急要问题。”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平安电影院正在上演另一部反映新女性婚恋观的电影《自由女忍痛青丝学自由》，在电影院刊登的广告上，则有这样两行注释：“误解自由几乎失身丧节，奉劝女士保誉行藏自珍”。

庄士敦对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这样描述：“北京城中有上百万的人口，他们都在努力着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崭新的社会。”“这个城市的教育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它有一所非常棒的大学，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用以批判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的部分。”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北京石驸马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立刻聚拢了几个年轻人，商议在北京举行追悼列宁的仪式。2月3日，在政法大学第十教室里，京城男女600多人济济一堂，向列宁遗像行礼。由于李大钊等人对俄国革命的宣传，列宁的名字早已为北京的青年人所熟知。3月，北京大学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参与调查的各界人士中，认为俄国是中国之友的占到了59%。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李大钊等人对俄国革命的宣传，为黑暗中的北京带来了新生的希望。而此时北京已经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已开展起来。北京大学教授、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此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的负责人，他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了团结进步学生、追求革命真理的前沿阵地。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着手进行北伐革命。1924年初，不断有青年学生辍学，到广东参加革命军，北京的保守势力则将广州的革命势力污蔑为“青年学生的魔星”。张国焘记录了北京青年对时局的看法：“我的朋友们，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动荡的城（6）

5月，北京军警当局拟订了一张即将逮捕100多人的黑名单，第二名是李大钊，第三名是张国焘，他们当时都是共产党员。5月21日被捕入狱的张国焘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李大钊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

二十三年前的9月7日，作为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成果，11个西方列强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天被人们视为“国耻日”。1924年8月，北京学生联合会号召各大中院校学生，于9月7日在天安门前集会，呼吁政府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学生们商定了统一的标语口号和宣传单，规定了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准备用这样一个游行示威活动，“激愤国民之自振心”。当局闻知，大为恐慌，采取严厉措施，取消了学生的游行聚会。但9月7日这天，学生们仍然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向老百姓进行宣传。岗哨严密、中国人不得随便出入的东交民巷，也出现了英文传单，向列强宣告：“中国不能再忍耐帝国主义各国之积暴与凌辱。”

遗憾的是，当权者此时的心中，哪有这些家国之恨，大总统曹锟想到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战胜自己的老对头－－张作霖。9月16日，即将开战的两军统帅吴佩孚和张作霖，不约而同地找大仙算了一卦，吴得了一支上上签，将大胜，张作霖得一卦，却也并非大败的凶卦。两军对垒有人大胜却无人大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而答案即将公布，没有参加抽签的大总统曹锟却不幸中了下下签。

当曹锟忙着四处搜刮银两备战张作霖时，有一双愤怒的眼睛在冷冷注视着总统府。曹锟手下的大将、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此时也在思索着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大战即将爆发，军队即将奔赴前线，冯玉祥的部下，却在忍受着缺粮缺饷缺弹药的困扰。而比物资短缺更令冯玉祥气愤的，是渗透在政府各个环节的贪污腐败。

在紧锣密鼓准备和张作霖打仗的时候，冯玉祥得到曹锟的恩准，可以领枪支弹药了，可冯玉祥的手下去军火库领枪时，几次三番领不出来。冯玉祥急得冒火，旁边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凑十万元钱去行贿。

冯玉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十万元凑齐了，下午四点钟送钱去的人回来。当日六点钟便接到李六的电话，叫派人领器械弹药去，我在隔室听着电话，恨得我牙齿咬得格格响。第二天曹锟在居仁堂召集会议，我到的时候，别人都还未到。曹见了我，笑嘻嘻地从台阶上迎了下来，说：‘焕章，你这么苦，还给我送钱，我实在太过意不去了。’我才知道得钱的不只李六一人，这混账总统也得了。大总统左右全是这类狐群狗党，公开地大干卑鄙龌龊的勾当，而恬不知耻。”

冯玉祥愤怒了，这样的政府，如何救民于水火？然而出路又在何方？

10月份，曹锟和张作霖正式开战，吴佩孚的军队一马当先，杀奔山海关，冯玉祥则被派往古北口。冯玉祥出了北京城，并没有大步流星地往前开拔，而是驻扎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他另有计划。冯玉祥和两个同盟会的老会员　孙中山的追随者结成了同盟，而这两个人则被曹锟任命为主管北京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当冯玉祥离开北京的时候，他知道，北京的城门是随时向他敞开的。

动荡的城（7）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庄士敦仍然担任着溥仪的老师，他见证了如下的历史：“兵变发生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是10月23日清晨。当时我刚刚起床，一个仆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告诉我，北京城发生了兵变。听完这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皇上打电话，但是拨了几次也没有拨通。当时北京城内的情况相当混乱，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忙着囤积粮食。那些有钱人则忙着把家眷转入使馆区避难。严格说来，那次北京事变不能算是兵变，冯玉祥十分聪明，在没有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就达到了政治目的。”冯玉祥的军队在那天夜里，迅速占领了交通、通信要地，将曹锟囚禁起来。政变发动成功后，冯玉祥立刻发电请孙中山北上，正在天津当寓公的段祺瑞也接到邀请，来北京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

共和的旗帜下还保留着一个小朝廷，这在冯玉祥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于是，冯玉祥在兵变成功后，就派部下鹿钟麟去接管紫禁城。

民国成立十二年来，军阀混战不断，虽然还没有人打破紫禁城的宁静，但溥仪早已有了不安的感觉：“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何况这时又有某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可以维持，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

清朝小朝廷内部也一直矛盾重重，溥仪说：“紫禁城在表面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窃、火警，以及行凶事件。”太监和内务府人员上下串通，盗卖宫内财产、贪污钱财。1923年6月，建福宫一把大火，使溥仪原定要抽查存放在该处财产的计划落空。溥仪认为这把大火是太监们为掩盖自己盗卖宝物而施放的，于是下令，将紫禁城内1500多名太监逐出宫去。“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人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经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更加荒唐，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一面责怪内务府开支太大，一面又挥霍无度。”在上自溥仪下至太监的共同参与下，溥仪的内务府开支，竟超过了西太后时内务府开支的最高记录。

兵变后一直有不祥预感的溥仪，11月5日这一天，等来了自己在紫禁城最后的日子。溥仪这样记录着那段经历：“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鹿[钟麟]和我握了握手，问我：‘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张璧还说：‘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十年后，从紫禁城神武门出宫做平民的溥仪，出任“伪满州国”皇帝，但是他再也没有真正地坐回皇帝的宝座上，只不过是充当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傀儡。而紫禁城则在1925年初改名为故宫博物院，以五角一票的价格对公众开放。

动荡的城（8）

北京政变之后，北京政府再易其主，临时执政段祺瑞成为实际上的总统，直奉大战也就此停火。但是北京城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糟。

甲子年的深冬，北风凛冽，北京街头的乞丐，用瑟瑟发抖的声音讨要着吃的。冻死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寒风拍打着四合院的墙壁，一丝丝寒意渗透进来，而普通人家的炉子里，却常常无法透出暖活气儿，此时的北京城“煤大告缺乏，而煤价亦因而飞涨”。社会上不太平，兵患匪患时有发生，运往北京的煤经常在半路上就被当兵的劫走扣押，很难运到北京来。而运到北京的煤，往往又被不法商贩囤积起来，好抬高价格出售，因而煤成了紧俏物资。北京城则市面冷清、商业萧条。北京政变发生后，各路军人云集北京，骗财索物，甚至抢劫杀人，社会秩序大乱，人民不堪其苦，军阀统治的恶果可见一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北京的出路又在哪里？

北京政变发生后，冯玉祥释放了监狱里的政治犯，张国焘因而出狱，他记录了段祺瑞当政后的时局：“段氏上台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

12月31日，10万人经过天安门前的空场，来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人们把改变政局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共和之父身上。但是，欢迎的人群不曾想到，此时的孙中山已经病入膏肓，他正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继续他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925年3月，当农历甲子年刚刚过去，这位伟人在北京辞世，在这个既是封建势力云集又是新思想不断萌动的地方，孙中山留下了这样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4年年底，寒风萧瑟的北京街头，有轨电车第一次开通，它从前门出发，开往西直门，为北京带来些许现代化的气息。电车旁则游走着各类为生计奔波的人们，衣衫褴褛的卖报生和乞丐争着吸引过路人的注意。这是那个甲子年年尾北京城内的一个街景，而国家的富强，则仍然遥不可期。

Table of Contents

内容简介

目 录

写在前面

战乱的城（1）

战乱的城（2）

战乱的城（3）

战乱的城（4）

战乱的城（5）

战乱的城（6）

战乱的城（7）

战乱的城（8）

共和的城（1）

共和的城（2）

共和的城（3）

共和的城（4）

共和的城（5）

共和的城（6）

共和的城（7）

动荡的城（1）

动荡的城（2）

动荡的城（3）

动荡的城（4）

动荡的城（5）

动荡的城（6）

动荡的城（7）

动荡的城（8）